《中国通史》 1 题记《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当时的想法是写三部通史。一部小型的，二十万字。一部中型的，二百万字。一部大型的，六百万字。后来，中型本有了二百五十多万字的草稿，因具体的困难，没有把工作继续下去。小型本，即《中国通史纲要》，于一九八○年六月完稿，约三十万字，同年十一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本、日文本、西班牙文本。大型本，即本书，于一九七九年开始工作。一九八三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定为重点科研项目。同年十月，邀请有关兄弟单位的专家成立编辑委员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报请教育部备案。据目前进行情况来看，全书大约要有一千二百万字，一九八八年开始出书，如工作做得好，可望三年内全部完成。 本书共十二卷，二十二册。第一卷，导论，论述与中国史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第二卷，远古时代，从考古资料探索原始社会的状况。第三卷，上古时代，主要论述有文字记载以来到秦灭六国时的历史。第四卷至第十卷，中古时代，论述自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历史。中古时代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中又有小的分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第十一、十二卷，近代，论述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在体例上，除第一卷、第二卷按照具体情况另作处理外，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本卷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作理论上的全面分析。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一九八一年的提纲，我们认为仍值得参考，现作为附录，附在本卷之后。本卷第一章、第六章和第九章，分别由我、邱汉生同志和刘家和同志撰写。第二章、第三章是由瞿林东同志起草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是分别由崔春华、孙文良、吴怀琪、陈其泰等同志起草的，这六章都经过讨论，由我修改、增删、定稿。刘雪英同志在工作上给我很多协助。全卷文风不能一致，内容难免有重复、粗疏错误，甚至矛盾的地方，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本书的编撰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注，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对我个人来说，还应该感谢牟传珸同志对我在生活上的照顾。 白寿彝北京修改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第一节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古老的传说和记录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远古文化遗存，表明中国境内在那遥远的时代，曾经在不同地区发展着不同系统的文化。先秦的文字记载，从甲骨文、金文、《诗》、《书》、《春秋》经传、《竹书纪年》、诸子书以至《天问》、《山海经》，或叙说当时史事，或追述前人的传说，都在民族方面有所反映。但在这些文字记载中，只有《诗》《书》所记略具首尾，《春秋》经传所记材料较多。 《诗·大雅》、《周颂》、《鲁颂》都有诗史性质的篇章。《生民》，歌咏周人始祖姜嫄及其子后稷的故事。《緜》歌咏古公亶父在周原创业的故事。《大明》歌咏殷周关系的变化。《大明》说，王季、文王都娶了殷商贵族的女儿。文王迎亲时，在渭水上“造舟为梁，不（丕）显其光”，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后来武王奉天命伐殷，大战牧野，军容很盛。这是一篇写得相当有系统的诗。《鲁颂·閟宫》，旧说是颂鲁僖公的功德。诗中，从姜嫄之德和后稷播百谷，说到太王、文王、武王相继，振兴国家，牧野克殷，再说到周公受封，建立鲁邦。诗中还说到鲁侯的武功，“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商颂》五篇，颂商的史事，也是从其始祖有娀氏因“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起。诗中说到，“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殷周始祖各有诞生的奇迹，表明殷周各有自己的族源。荆蛮、淮夷、氐羌，还有玁狁，都是殷周以外的重要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系统。 《书》，主要是收录殷周的官文书，很有史料价值。其《牧誓》一篇，记武王在牧野誓师时的仪态和誓师辞。誓辞的开端说“逖矣西土之人。”这是指来自周土的人。又说“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友邦冢君等是一类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是八个民族的名称，这些民族是又一类人。这可见，武王伐纣的队伍，是一支多民族的联军。对于庸、蜀等八个民族，现在还不能作出完全可信的解释。 《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被称为“春秋外传” 的《国语》，都是政治史性质的书，但记载了大量的民族史材料，这可以说所谓“民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里所下的定义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他说的是近代民族，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但这四种要素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近代民族形成以前，在民族共同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如氏族、部落、部族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都还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民族，也是根据这四种要素来进行分析的，但是，泛称民族共同体的各个发展，而不是专指近代民族。参看杨堃《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见《民族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953年版。 是民族史撰述的正式开始。《春秋》经传记载了周王室和一百四十九个国的史事，记载了他们之间的朝聘、会盟、婚好和战争。他们中，有姬、姜、嬴、■、子、姒、妫、风、姞、熊、偃、己、妘、祁等姓。从他们的姓，可以看出他们是分别属于周族、殷族、夏族和其他古代民族。此外，还有戎、蛮、狄、夷、濮等民族，这在当时是被视为文化水平低的民族，但他们中的某些部分也参加先进集团的会盟、征伐和婚好，他们活动的地区也有跟齐、鲁、晋、卫杂处的。狄人在春秋时比较活跃，有赤狄、白狄之称。赤狄又有东山■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区别。白狄有鲜虞、肥、鼓等区别。夷，有淮夷、介、萊、根牟，而他们的活动见于记载者不多。戎的名号颇为杂乱。蛮称“群蛮”，濮称“百濮”，似都是泛称2。以上这些民族，经过春秋、战国长时期的历史陶冶，其中大量融合为汉族，也有不少成为秦汉以后的少数民族。《春秋》经传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民族史料，但它们都是按编年的形式写的，按史事发生年代的先后进行记载，还不能对这些民族分别作出比较集中的表述。 《国语》，是按王国和侯国的区别汇编的政治史资料。如从民族史的角度去看，却又可说基本上也是民族史的资料。其中的《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都是关于周族宗亲的材料。《齐语》记齐桓公的霸业。齐和周是世为婚姻的。还有《楚语》、《吴lt语》、《越语》，都是关于南方民族的材料。《国语》记事，于各国史事都以发生的先后相次，但于彼此之间很少联续。无论《国语》的哪一部分，都不足以说明某国历史的始末，但保存了重要的史料。如《鲁语》下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金椟，如之。这一段材料，一直为治东北民族史的学者所重视。又如《郑语》记史伯论南方民族的话，说夫成天地之火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姓乎！■姓■越，不足命也。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实与诸姬代相干也。lt这是对于南方民族、对于荆楚的先世和发展趋势的重要史料。所谓八姓是己、董、彭、秃、妘、曹、斟、■，他们差不多又都各有子姓。 近人研究先秦民族，如章炳麟著《序种姓》、王国维著《鬼方昆夷玁狁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2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九，《春秋四裔表》。 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4年版。 考》2、闻一多著《伏羲考》、《龙凤》、《姜嫄履大人迹考》3，徐炳昶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都成绩斐然。但先秦史料究竟过于零碎，研究工作所受到的局限过大。这个缺憾，只有到了秦汉时期才得到改变。 在思想上，由于民族区别的存在，就不免在民族关系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孔子被后世的经学家宣传为“尊周室，攘夷狄”的圣人，好象孔子对于所谓“夷狄”是很严厉的。其实，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理智的。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4这在口气上对夷狄蛮貊，有点不以平等相看，但认为他们和诸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标准，是与一些持狭隘的民族观念的人大不相同的。孔子还认为，夷狄也有长处，有的地方比诸夏还好。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5。对于“夷狄”的一些落后的东西，孔子认为是可以改变的。有一次，他表示要到九夷去，有人说“那地方陋，怎么能住下去啊？”孔子答复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对于夷狄的干扰，孔子是反对的，所以他虽不大赞许管仲之为人，却推重管仲能联合诸侯，保卫诸夏的功绩，而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种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孟子在一次责备楚人陈良的弟子陈相时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2孟子的话，不只是表示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表示了他对其他民族的严重歧视。所谓“南蛮舌”简直就是骂人了。孔孟对民族关系的两种态度，实际上是民族关系史上两种观点上的根本分歧，到了秦汉以后就更为明显了。 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他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都是有卓越成就的史书。它们在民族史方面也都有杰出的撰述。《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2见《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959年版。 3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上海开明书店，948年版。 4这两条，分见《论语·卫灵公》，又《子路》。 5见《论语·八佾》。这句话有不同解释。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谮乱。”这个解释近是。 以上两条分见《论语·子罕》，又《宪问》。 2见《孟子·滕文公上》。 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自战国以来，我们的先民有了解世界的追求。邹衍大九州之说，是这种思想的地理形式。《礼记·中庸》说“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是这种思想的道德形式。《史记》写民族，也许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思想的历史形式。 《匈奴列传》在材料的选择和表述的形式上，都有创始的意义。列传的开头，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这是说匈奴历史的古老、地理的位置和民族的最大特点。下文紧接着就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駃騠、騊駼、■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lt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这两段话把这个游牧民族在生产上的特点，畜牧、狩猎和军事相结合的特点，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的特点以及文化水平，都说到了。这同列传开头的一小段话，概括地勾画出这个民族在几个重要方面的特点，大体上反映了匈奴社会所可能达到的历史发展阶段。 《匈奴列传》，除开头的三段外，可分为三个部份。一个部份，是从夏后氏少康之衰说起，直到冒顿称单于之前，说的是匈奴不断发展及其与汉族先民的关系。冒顿称单于，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他在位三十六年，是匈奴最强盛的时期，也是列传中重点表述的部分。这里写出冒顿的坚毅雄悍，并因写匈奴的强大而同时写出月氏、东胡及一些北方民族的盛衰。冒顿与汉廷曾有书信往来，可见这时已使用文字，但未明说是匈奴自制文字或是汉字。这是关系匈奴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记事。最后一部分，是从老上单于即位之年（前74年）起，写到天汉四年（前97年）。列传写出，在这一时期，因汉降人对匈奴的教唆和汉家将相贪图战功，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复杂化了。列传在写这一时期的双方关系时，很有分寸，透露了作者对双方关系的独到见解。列传还写了在老上单于时，汉降人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这也是关系匈奴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记事。对于这一类好象细小但有历史意义的事，司马迁往往不轻易放过。 匈奴的活动，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后来，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全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也都在这里活动，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特别活跃的地方，因而《匈奴列传》也就越来越加强它在民族史文献上的重要地位。 《匈奴列传》以外的五篇民族史传记，都各有特点，也都在民族史文献上有其重要性。《西南夷列传》的篇幅较少，而在地理范围上包含今云南省、贵州省及四川省西南部，涉及的民族的数目也特别多。传文把这些民族加以简明的叙述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一小段文字，把西南夷区分为四类。田耕邑聚者为一类。随畜牧迁徙，无君长者为一类。或土著、或移徙者为一类。有君长而定居或移徙不明者为一类。每类各有若干族群，各有相当范围内的活动地区。《西南夷列传》，总的说来，材料并不丰富，但提供了一个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古代史的线索，是很可珍贵的。象《西南夷列传》这种按照地区分别表述民族历史的方法，特别对于民族复杂的地区，很适用。这种办法对于后来的民族史撰述有很大的影响。 应该特别指出来，《史记》对汉族的形成，做了很多的工作。学者们习惯于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中国史的一般工作。而从民族史的角度看，这些工作还应该说是对叙述汉族形成过程所做的工作。《史记》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至汉以后的帝纪，它们所表述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汉族形成的不同阶段。《史记》又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这些表是表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又一形式。尽管司马迁还没有“汉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写历史，但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成果还是我们研究汉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献。 《史记》论述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但不斤斤于夷夏之别。 司马迁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是理智的，没有明显的狭隘民族思想。《史记》记“禹兴于西羌”，而为夏后氏之祖。又，秦之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2。又，春秋时，秦以“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3后来秦用商鞅变法，改革了一些戎俗，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史记》记周人历史说，周在夏殷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文化较高的民族4。而周的先世却曾“奔戎狄间”，到古公亶父始“贬戎狄之俗”。又，匈奴在一般人眼中好象是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历史的民族，但它却是“夏后氏之苗裔”。5《吴太伯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山。”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思想，与战国时期的孟子大不同。孟子只承认“用夏变夷”，而不承认夏会“变于夷”。《史记》的这些记载，则是“用夏变夷”者有之，“变于夷”者亦有之。 匈奴问题是汉代尖锐的民族问题。《史记》既反对匈奴对汉边地的侵扰，也反对汉朝对匈奴牧地的侵夺。在关于河南地的争夺上，《史记》肯定了匈奴在当地的主权。所以《匈奴列传》记秦始皇侵占这块土地时是说“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而在记匈奴冒顿单于时事，是说“悉《吏记·六国年表·序》。 2《史记·秦本纪》。 3《史记·六国年表·序》。 4《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5《史记·匈奴列传》。 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 对于汉和匈奴间的战争，《史记》并不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它指出，汉武帝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但自王恢设计诓骗匈奴以后，双方才不断用兵。《史记》指出，汉家对匈奴用兵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平准书》指陈对匈奴战争的严重后果，说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lt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 《匈奴列传》对于汉廷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微婉其词的。所以在列传的结尾，感慨于《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但以《平准书》和《匈奴列传》合观，可见作者对自己的真实思想还是不愿掩盖的。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的悠久岁月中，在汉与匈奴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能象他这样看的。 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继承《史记》，在民族史方面，对前史或续或补，对创兴的新史专立篇目。它们在资料上可说是收集得不少，而见识上要比司马迁差得多。 《汉书》的《匈奴传》，有上、下两卷，收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旧文，增益了李广利降匈奴以后以至更始末年的史事。把《史》、《汉》和《后汉书》的《南匈奴传》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对夏、殷以至东汉末年的匈奴历史具有相当完整的记载。《汉书·西域传》也分上下两卷，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天山南北各民族的情况，对于道里和户口的数字也都有所记载。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资料。《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几乎全是抄录旧史，而所收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所上书，是《史记》所缺略的重要文献。 《后汉书》的民族史部分，收罗繁富，甚见工力。《西域传》、《南匈奴传》接续前史，记录了匈奴和西域在东汉时期的重大变化。《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好象是因袭旧规，而记载翔实，过于前史。西羌问题是东汉时期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乌桓和鲜卑是这时期新兴的民族，而鲜卑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大有影响。《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是《后汉书》新创的篇章。陈寿的《三国志》，一向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而陈书民族史部分很简略，仅有乌丸、鲜卑、东夷传，但也可与《后汉书》有关部分相参证。 在编写体例上，《汉书》和《后汉书》都是按地区对多种民族作综合表述，有时是以一个最占优势的民族为主而连带叙述其他民族的。它们在表述民族史事时，往往穿插着有关的中外关系，使读者可以看到民族地区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这两点，都是继承了《史记》的编纂方法，对后来的民族史撰述很有影响。一直到今天，这两点还是值得采用的。 在观点上，《汉书》不赞成汉对南粤、西南夷及朝鲜的用兵，而称赞汉文帝对赵佗的安抚政策。这种观点还反映了班固对这些民族的鄙视态度，但比起他对待匈奴的态度来，还是温和的。他说，匈奴是“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2。这把匈奴看作天生的劣等民族，是不符合史实的。这种对少数民族极为恶劣的态度，是很不妥当的。《后汉书》对两汉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指陈形势，立论相当概括。在这一点上，《南匈奴传·论》和《乌桓鲜卑传·论》都表现了作者的史才。但《后汉书》忽视民族间的历史友谊，而强调少数民族对中原皇朝的威胁。这种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是远远落后于司马迁的。 《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成就不同，均为中国民族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研究的线索和撰写的方法，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民族重新组合的历史记录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关于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记录，在数量上的丰富是远远超过前代的。 三国时期，匈奴人、氐人、羌人、鲜卑人等入居内地，跟汉人杂居。民族矛盾的机会增多了，民族融合的条件也增多了。此后，经历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战乱、南北朝的对抗、北朝的分裂，经历了北方民族的兴替、南方民族在南朝影响下所起的变化，经历了南诏的兴起和吐蕃的强大。在长时期的历史性的变化中，民族分分合合，使汉族本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更新，一些少数民族得到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提高，全国封建化过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隋唐正是在民族重新组合的基础上建立了兴盛的皇朝。它们的朝廷上有来自少数民族的臣僚，它们的后宫坐着出身少数民族的皇后。 五代时，在五个小朝廷中，就有三个是突厥族的沙陀人所建立的。北宋的北境，契丹占有燕云诸州，西北境有西夏。北宋号称统一，实际上并没有统一起来。在北宋时，契丹继续强大起来，女真也强大起来，蒙古更强大起来。在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因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和婚姻上的原因，不断有大大小小的组合。在葱岭以西的许多民族的成员，也有不少人进入中国，日子久了，变成中国人。这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居民被称为“契丹”，实际上是包含了大量的汉人，其次是女真人和原来的契丹人，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如匈奴人、突厥人、氐人、羯人等。长江以南的人是称为“汉人”，实际上也包含更多民族的人。“契丹”和“汉人”的名称，在当时主要表明政治上的不同身份，但也可见若干不同民族间的区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向淡薄了。据记载，在蒙古人、回回人的家庭中，有时包含几个不同的民族成份。蒙古人当时在政治上是第《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赞》。 2《汉书·匈奴传·赞》。 一等人，但蒙古人也有被卖给回回人、汉人为奴的。当然，这些蒙古人就可能变成回回人或汉人。安西王阿难答部下的蒙古人和唐兀人，因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这些人大量地成为穆斯林，后来可能都成为回族人了。元代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大时代，其深度和广度超过隋唐。在一定范围内，元代的民族重新组合还包含有世界性的因素。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在这一次民族重新组合中，汉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力量继续占有优势，不断地对其他各族人民施加影响。 这两个时期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都有专门的记述。这首先要说到鲜卑族。在所谓“五胡十六国”中，鲜卑族所建之国就有五个，在数量上居于首位。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有一百二卷之多，可惜原书久佚，仅有十六卷节抄本传世。唐房玄龄等所撰《晋书》载记，部分记十六国史事，在今传史书中是比较详备的。南北朝时，鲜卑族拓拔部建立北魏，鲜卑族宇文部建立北周，北齐魏收和唐令狐德棻等为分别撰《魏书》和《周书》。在隋唐时曾一度强盛起来的吐谷浑，也是鲜卑族的一支，但居于青海，自成一个系统。梁沈约所撰《宋书》，和唐魏征等所撰《隋书》、后晋刘昫等所撰《旧唐书》，都有吐谷浑传。其次，契丹族建立辽，女真族建立金，元脱脱等为撰《辽史》、《金史》。党项族，为羌族之一支，建立了西夏。元脱脱等修《宋史》，有夏国传上、下卷，主要记政治大事、夏宋关系，最后记夏之军制。《辽史》以西夏跟高丽合为一卷，称《二国外纪》，主要记夏的风土习俗和辽夏关系。《金史》有关西夏记述有一卷，主要记夏金关系。三书所记互有详略，可能是在撰述时有所规划。契丹人、女真人都有民族文字流传下来，但还没有出现史书。蒙古族建立了蒙古汗国，建立了四大汗国。明宋濂等修撰《元史》，这书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一部颇为芜杂的史书，但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原始材料。蒙古人有自己写的史书，如《蒙古秘史》，还有波斯人写的蒙古历史，如《史集》、《世界征服者传》等，都是有名的撰述。在上述这些民族以外，这两个时期的其他民族，旧史所记名目繁多，又颇杂乱，有待于学者们的逐步清理。相对地说，北方民族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民族，如柔然、赖勒、突厥、黠戛斯、回纥等记载较详，而西南民族中影响较大的民族，如吐蕃、乌蛮、白蛮等次之。这些民族的历史分别见于《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和《宋史》。柔然，或作茹茹、蠕蠕，与鲜卑同源，原役属于鲜卑、北魏，后成为北魏北境上的强敌。突厥跟柔然有密切的关系，有一部分是柔然的锻工。勅勒，在南北朝时曾败于北魏，为所奴役，隋初转为强大。突厥、黠戛斯、回纥都出于勅勒，先后建立了汗国。回纥是今维吾尔族的先民。黠戛斯是今柯尔克孜族的先民。吐蕃是今藏族的先民，在唐代颇为强大，兵力曾一度进入长安。乌蛮建立了南诏，白蛮为助。后来，白蛮又建立了大理政权。乌蛮，是今彝族的先民。白蛮是今白族的先民。 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地区，旧史自《晋书》以下多有记述，一般缺乏伦次，但究竟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唐人樊绰著《蛮书》，为关于西南民族的重要撰述。南方民族，旧史混称为“蛮”，实际上包含了许多民族。《宋史》有“蛮夷”四卷，大致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相毗连的苗、瑶、羌、壮、土家等民族地区。这是关于当时南方民族比较详细的记载。后来清人修《明史》，有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土司，共十卷，对于南方民族，包含西南民族在内，就有比较系统的记述了。 关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资料是相当多的，但真正说得上是民族历史撰述的并不多，系统地记述民族重新组合的书简直就没有了。至于记述民族重新组合中某一过程或某一过程的片断记载是不少的。在这两个时期，汉文撰述以外，用少数民族文字的有关撰述究竟还有些什么，这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 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还是以按地区记述作为主要形式之一，或记一个地区的一些民族，或记述一个地区的主要民族而兼及其他民族。这还是《史记》以来的传统。其次，是以记少数民族政权为主，再及其他有关的史事，如《十六国春秋》、《魏书》、《辽史》、《金史》等。再次，是以时间为主的编年体，如《资治通鉴》记少数民族史事。这种体裁的好处是可以按着时间的发展看出同一时期不同民族的情况；缺点是这种流水账式的纪事方式，难于使人得到要领。再其次，是以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记民族史事。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形式比起前代，要丰富一些。 这两个历史时期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某些人很容易滋长其民族歧视的情绪，对又一些人，也可以开阔其在民族问题上的视野。前者可以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他在晋惠帝时，反对羌氐在内地居住，主张把他们迁出去。他说“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锺，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翫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见、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羌氐一类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解决以及能否解决得好，不是这里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的是江统的思想。他那种不愿羌氐居于沃土，不愿这些民族自身的发展，不愿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的思想，在晋以后地主阶级学者中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态度是开明的。他曾说“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2太宗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和杜佑，在民族问题上都是很有见识的。刘知几在所著《史通·称谓》中，在论到晋人对十六国的态度时说“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这是刘知几从历史家应有的忠于史实的立场来立论的，在当时这是进步的思想。在刘知几以前，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 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朝，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隋书·经籍志》虽有对十六国的某些国家“假名窃号”的批评，但承认他们有“君臣忠义之节”和“经国字民之务”，这是以相当公平的态度待人，跟刘知几对待戎羯的态度不尽相同而大致接近。 杜佑在《通典·边防总序》中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有些鄙风弊俗，汉人和少数民族原来都有。后来汉人把它们丢掉了，而少数民族却没有能加以变革，因而民族间的差距就出现了。把杜佑的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提高了说，这种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之不同。当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朴素的，而在当时却很难得。上引刘知几的看法，是关于历史家治史的态度问题。杜佑的看法，是直接关系到社会历史的本身。但对于同样的鄙风陋俗，为什么有的民族已经加以改变，有的民族却不能改变呢？杜佑没有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杜佑反对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服，他从历史上列举这类活动的危害，说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终以事胡为弊。汉武资文景之积蓄，务恢封略，天下危若缀旒。王莽获元始之全实，志灭匈奴，海内遂至溃叛。隋炀帝承开皇之殷盛，三驾辽左，万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难，知足非易。唯后汉光武深达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宫、马武请殄匈奴。帝报曰“舍近而图远，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于戏！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国之要道欤！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字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戎，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恒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 他强调说“前事之元龟，足为殷监者矣。”但他也只是从大唐政权的利害来说，还不是从少数民族的利害来考虑的。这是由于杜佑之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仅就上述观点而论，杜佑是继承了司马迁而论列了更多的事例，是更有说服力的。 宋元之际，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注《资治通鉴》，往往因解说史事，流露出他的民族情绪，《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监六年，韦叡救锺离，大败魏军于邵阳洲。”胡三省注“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又，卷二百八十五，开运三年“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帝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宫人宦者十余人步从，见者流涕。”胡三省注“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的这些注，实质上表述了他对当时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这种感情是正当的，与一般的狭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发展参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感慨篇》。 明清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纪事本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地理志》和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都著录了一些道，其中有甸氐道、刚氐道，狄道、羌道、僰道、蒲氐道。道是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其职责是“主蛮夷”。象甸氐道等地方，就是氐、羌、僰族等民族聚居的地方。另外，《汉志》和《续汉志》还著录有夜郎、临羌、大夏、旄牛等地方，虽未称道，大概也是民族地方。地志中著录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能就是从两汉书开始的。后来的纪传体史书，有地志者，多循此例著录，也都没有作出具体说明。常璩《华阳国志》、樊绰《蛮书》对西南民族的记载，为学者所重，而内容和体例都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且后继者也甚不易得。宋元时期，地方志的修撰数量渐多，明清时期更趋繁盛。明修甘肃、宁夏、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广西等省地志，现存者约八十余种，其间，有不少民族史料可供检寻。明田汝城著《炎檄纪闻》，是关于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民族史事的重要著述。作者在论及民族纠纷时，说这些纠纷“皆起于抚绥缺状，赏罚无章，不肖者以墨守败绩，贤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情而同弊，卒致干戈相寻，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贻建议之轸忧。”此书作者当然是站在统治阶级方面说话的，但也有相当平实的一面。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巨制不少。民族地方的志，如《西域图志》有五十二卷，《盛京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云南通志》三十卷，《云南通志稿》二百一十九卷；跟少数民族关联较多的地志，《陕西通志》有一百卷，《甘肃通志》有五十卷，《湖广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四川通志》有四十卷。府、州、厅、县的志书记有少数民族史迹者，一时尚难详悉。 纪事本末作为一种记事的体裁，先秦已经有了。以纪事本末作为某种史书的著述体裁，则是开始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袁书中已有了关于少数民族的一些书目。以密切关系少数民族的一次事变或一次战争为记述对象，并以纪事本末的史体勒成专书的，是在明清时期才多起来的。明神宗时，李化龙奉朝命征播州，约经六个年头才把战事结束。播州地居贵州、四川、湖广之间，是苗民聚居地区。事后，李化龙撰《平播全书》十五卷。郭子章也撰《黔中平播始末》三卷，杨寅秋撰《平播录》五卷。此外，马文升的《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王轼的《平蛮录》，也都是用纪事本末体写的书。清代官修有关少数民族的纪事本末书，较明为盛，亦多巨制。举大家所知的书，如《平定朔漠方略》有四十卷，《平定准噶尔方略》有一百七十二卷。《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鸦片战争后，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和民族史事纪事本末书仍在继续。但因时代变了，书的形式虽不变，而意义不同了。 明清时期，封建制已处在衰老的过程中，但还有相当大的能量。它借助于国家机器来阻碍新生力量的发展，企图延续这个制度的生命。新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具备突破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力量。明清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都有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和政策。《明史·土司传》在说到统治西南民族的政策时，一要“额以赋役，听我驱使”，就是要达到使人民群众完粮、纳税、当兵、当差的要求。二要“恩威兼济”，以“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所谓“恩”，是“假我爵禄，宠之名号”，实行对民族上层的收买。“威”，是对敢于抗命的人加以武力镇压。这一政策在清代对其他民族地区也同样照办，不过清代的作法要更具体些。它有一个分别对待的办法，对满蒙关系、满藏关系、满汉关系、满回关系，都有区别对待的措施。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所修官书，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的作品，而地方志则有较多的知识性的记载。但地方志数量相当大，而且又是地域性、专题性的资料汇编，经过去伪存真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它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价值。《明实录》、《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不少，《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大都已经摘录整理，并已有部分出版。明清档案数量更多，其中包括大量民族史料，需要长时期整理才能出版，供人参考。 在民族观点方面，自明初以来数百年间，以民族歧视为特点的大民族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当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期，在民族思想上又有其独特的表现。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民族思想很浓的人。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指朝代的兴替。亡天下，是指民族政权的毁灭，这里实际上是指明亡清兴。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这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是全民族的事。他指斥相率臣于刘聪、石勒的晋朝诸臣，“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是无耻败类。这实际上也是他隐晦其辞地谴责那些在清初乞求富贵的前朝官僚、文人。顾炎武的民族思想是跟反对清对汉族的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顾炎武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少数民族的优点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2他列举契丹、女真、以至匈奴、北魏、回纥的风俗以证其说。他所谓“外国”，按当时的用语，是指中原以外的地方，是指少数民族说的。 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也是与反对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他站得更高一些，还跟反对封建君主密切结合。他的名著《原君》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lt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2《日知录》卷二九，《外国风俗》。 4_002_0从民族思想的角度看，这是作者以史论的形式谴责民族压迫的罪恶。他所指责封建下的种种罪恶活动，无不可理解为作者在指责清初统治者的罪恶。作者批评“小儒”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是揭露那些向清廷乞求一官半职者借口的虚伪可笑。黄宗羲、顾炎武等的民族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人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鸦片战争前夜和战后百余年间，中国民族史撰述上出现了近代化倾向。 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联合反清反封建压迫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官修地方志和纪事本末体的书，数量还是很多的，甚至还超过以前。其中，如《平定云南回匪方略》有五十卷，《平定贵州苗匪方略》有四十卷，《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有三百二十卷。关于回族反清的私人撰述，如《平回志》、《平定关陇纪略》等书，种类更多。这些书，在作者的主观意图上，都是歌颂清统治者镇压民族起义的武功，但它不能不反映这些反抗民族压迫、反抗镇压的过程，同时，也不能不反映少数民族的联合，他们公开打着反清的旗帜以及清军借助于帝国主义的军火以加强其镇压的力量。这些情况包含着过去民族纠纷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因素，这具有新的近代的意义。 第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在这时期有了重大的改变。过去，在民族纠纷中，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威胁中原政权的力量，现在，他们成为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因此，当时有政治**的人，把对国防的重视，跟民族史地研究联系起来。徐松《新疆识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沈垚《新疆私议》、徐鼐霖《筹边刍言》等，都是在这方面有所成就的撰述。把边疆民族史跟边防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进步，它反映了边疆民族在政治地位上的一种变化，也意味着民族史撰述的一种近代化倾向。 第三，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视。清末，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民族问题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他在书中的第二章第一节论说“凡国家之成立，必凭二事以为型范。一外族之逼处，二宗教之熏染是也。此盖为天下万国所公用之例，无国不然，亦无时不然。此二事明，则国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本书所述，亦也发明此二事为宗旨。”下文论到三国两晋晋南北朝时民族的复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族复杂之原，由于前后汉两朝，专以并吞中国四旁之他族为务，北则鲜卑匈奴，西则氐羌，西南则巴赛，几无不遭汉人之吞噬者。中国以是，得成大国，而其致乱，则亦因之。盖汉人每于战胜之后，必虏掠其民，致之内地，漫不加以教养。而县官豪右，皆得奴使之。积怨既久，遂至思乱。若政府无事，尚有所畏。一旦有烽烟之警，则群思脱羁绊矣。及其事起，居腹心之地，掩不备之众，其事比御外尤难。故五胡之乱，垂三百年而后定也。其后河北之地，皆并于北魏。魏人于北边设六镇，配汉人以防边，而自与其大姓居洛阳。久之，则强弱之形，彼此易位，适与两汉时lt相反。于是高欢侯景等，稍稍通显。至隋唐间，天下之健者，无一非汉人矣。此本篇所详种族之大纲也。而其宗教复杂之原，则与种族相表里。两汉所用，纯乎六艺耳。至魏晋时，乃尚老庄。其后渐变为天师道。天师道者，源起于三苗之巫风，而假合以外来之教，故尤与南方之汉族为宜。其时江左之大家，如王谢等，莫不奉天师道。而河洛秦雍诸国，其种人本从西北来，天竺佛教早传于匈奴与西域，至此即随其种人，以入中国。佛教之高深精密，其过天师道，本不可以数记。且孙恩之乱，假天师道以惑众。其后士夫，多不喜言天师道。于是佛教之力，由江北以达江南。久之，与古之巫风合而为一。而儒家不过为学术之一家，士大夫用之，非民所能与也。此二者之变幻，自魏晋以后，五代以前，大率如此。 夏曾佑认为，民族问题既于政权兴替密切相关，又于宗教信仰类型密切相关，他把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还是前所未有的。这显然是跟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关。这是当时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在作者史学思想上的反映。在五四运动前后十余年间，王国维对北方民族的历史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考订工作，对于蒙古史用力尤勤。他根据古籍所记，结合古器物、古文字，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出一些精辟的论断。他是用近代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工作的。他的名著《鬼方昆夷玁狁考》、《西胡考》、《西胡续考》、《黑车子室韦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鞑靼考》、《萌古考》、《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一直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些作品引起了人们对民族史在中国古史中的地位的重视。 第四，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国民族史出现。所谓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脱离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有丰富内容、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梁启超倡之于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吕振羽等相继编写于后。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这是一篇对中国民族发展相当概括的论述。梁启超在书中解释了“民族”一词的函义，把“民族”跟“宗族”、“国民”区别开来。他论述了中国民族的起源，指出了外国学者的中国民族西来说、中国民族南来说没有根据，并以《诗经》中的记载来反证《史记》中关于夏商周始祖之不可信。他认为，中国境内有六个民族，中国古代民族可分为八个组。而汉族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跟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体。他这篇文章，有些话说得很有见识，概括能力也很强，但在对各个民族的分别论述和古今民族的演变上错误很多。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 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的书都称作《中国民族史》。吕振羽的书称作《中国民族简史》。四书对于民族的分类，主要是按照辛亥革命以来的“五族共和”的提法，列出汉、满、蒙、回、藏，加上了苗，还略有其他民族的增益。在取材上，这四种书基本上根据旧史。吕振羽重视调查材料，而调查到的材料也不多。王桐龄书，实际上只是汉族形成发展史，对于其他民族，也只是就其与汉族有关系的史事说了一些。这书的特点是附表多，关于不同民族间杂居、通婚、仕宦，文化上的学习等，这些表可供参考。其它三书，都是就不同民族分别陈述，不能对国内各民族作综合的说明。作为书中主要内容的五族历史，因研究得不够，说法上也有很大的分歧。吕振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解释一些问题，并探索各民族的历史前途。尽管他在具体的史实方面有不少误解，但从书的总体上看，代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从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史撰述是沿着近代化的倾向蹒跚前进的。因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状况很难改变。一直到了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各民族得到了解放，为民族史的调查、研究和撰述提供了便利条件，因而民族史的研究工作才能面目一新。 第五，民族思想的多样化和民族平等思想的出现。鸦片战争发生后的第三年，即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魏源的《圣武记》成书。魏源特别在序文中提到，本书“告成于海夷就欵江宁之日。”作者备陈清自开国以来军事上的得失，申述自己对当前军备的见解。这是一部有爱国思想的书，就针对外国入侵的局势立论的。这是魏源民族思想的主要方面。但《圣武记》中大量地颂扬了镇压少数民族的胜利，这又反映了满汉统治阶层的大民族主义的立场。 在辛亥革命前后，章炳麟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大民族主义者。他所著《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和《讨满洲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当时的革命党人具有类似思想的，颇不乏人。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地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汉民族之统一。”2后来他提倡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其中之一。他主张对外要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对内要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但他把蒙古人和满人都看作是历史上的外国人或被汉人同化了的外国人，认为元、清两朝的统治是中国亡了两次国。这些显然还是大民族主义的论点。 一九四一年，李维汉同志主编的《回回民族问题》出版。这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一部专书。书中讲到回族的来源、回族长期被压迫和斗争的历史，分析了回族跟伊斯兰教的关系，分析了西北伊斯兰各个教派的经济基础，批判了各种有关回族问题的谬论。这是一部富有创见的书，也是为适应当时革命斗争需要的书。这书的名称虽叫《回回民族问题》，实际上，它对开展民族问题的科学研究，包含民族史研究在内，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回回民族问题》出版后八年，吕振羽同志在他的《中国民族简史》中提出“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要解决的国内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问题，一是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由于二十年来革命实践的体现，天才领袖的创造，已成了中国最先进人士熟知的科学；民族问题，我们也有着正确的原则、方针，并早已正式提到行动日程上，不过在全国人民，以至最先进人士里面，大多还不如对于土地问题那样熟悉。现抗战胜利结束，进到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 “中国民族问题，从来还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的用语，是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译来的，马列这个用语的本来意义是‘中华诸民族’或‘中国的民族’。但中国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者，却从大汉族主义的立场来窃用这个神圣的用语。他们颠倒黑白，歪曲历史事实，无耻地只承认汉族是一个民族，说国内其他民族如满、蒙、回、藏、苗等等，都只是所谓‘宗支’或‘宗族’。这不啻是对国内其他民族任意‘侮辱’，并证明了他们毫无科学常识。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法西斯大汉族主义者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敢于那样大胆的武断，不仅在企图避免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且正是臭名万代的希特勒、荒木贞夫的民族优越论的翻版。这和马列主义的民族问题的科学，自然正相反对，而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是不相容的；其对今后见《章氏丛书》，《文录》卷二，浙江图书馆本。 2《孙中山选集》，第90页，人民出版社，98年版。 全国和平民主事业，更十分有害。 “自然，谁也不容否认，汉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众多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四千年光荣的文明历史，过去辉煌灿烂的封建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流，对全人类的文明，也有着伟大贡献，而其主要创造者也是汉族。这回决定全民族命运的伟大抗战事业，主要也由汉族在担当。但同样不容否认，中国境内其他兄弟民族，对过去中国文化的创造也都直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贡献；对这回的民族抗战也都有相当的功绩。” 吕振羽同志的话，说出了民族史的真实情况，也说出了我们历史工作者在民族问题上应持的正确态度。 以上，我们简单而扼要地回顾了新中国创立前，我国多民族历史撰述的一些情况。它们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达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些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编写上的借鉴。那些认为中国史书只记载汉族不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汉族史家生活在中原，在两三千年的漫长时期里，他们接触各地区少数民族的机会比较多，因而汉文在民族史方面的记载比较多，也相当重要。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写下的历史，在不同民族中有根不相同的情况。挖掘、研究民族文字的历史记载，还处在初步阶段。我们急须加紧努力，使汉文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记载得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使我们多民族祖国历史的研究和撰述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 第二节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党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民族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使国内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国内的民族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建国前夕，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条是对各民族的一般性规定，实际上说的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少数民族的条文，《共同纲领》设有“民族政策”专章，即第五十条至第五十三条。条文如下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lt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五十三条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共同纲领》在宪怯产生前有代替宪法的作用。这四条规定，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表述，是关于民族问题的根本。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的《序言》里有这样的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 第一章《总纲》第三条有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这些规定，基本上概括了《共同纲领》中有关民族政策的规定而有所发展。《共同纲领》不把这些规定写入《序说》和《总纲》里，《宪法》却写在《序说》和《总纲》里，这表明民族政策在《宪法》中的地位比起在《仙琉帖吧共同纲领》中的地位有显著的提高。“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在这里是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提出来的。这辩证地规定了多民族和统一国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里的一个重要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在《宪法》里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共有六条之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人民在政治制度上的创造。它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羁縻州、土司制度，不同于一般的行省制度，也不同于苏联式的加盟共和国和美国式的联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宪法》中关于民族政策的规定，更为完善。《序言》的开端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用法典的形式肯定中国各族人民，包含汉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功绩。《序言》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这里又肯定了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绩，提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作为民族政策的高度概括，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是不断发展的进程。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区域自治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这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 从《共同纲领》到一九八二年新宪法、一九八四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民族政策的规定，都集中地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根本性的变化，这是跟各族人民的长期斗争、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的领导紧密相连的。同志曾有多次关于民族政策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他在《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lt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lt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的话，对于民族间团结互助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对于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作了精辟的论述，这是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文献。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分布现状中国的历史长，幅员广，民族多，民族的流动迁徙、交错杂居，在语言、风俗上互相影响，因而有相当多的民族，其民族特点不够显著，不易为人所确认。一九五三年，各地方申报的民族有四百多个。一九六四年进行人口普查，见于登记的民族有一百八十三个。这两次登记的民族名单实际上都很混乱。当时，在民族区别上存在着如下问题.有些汉人迁到少数民族地区，仍保留着汉族的特点，但并不知道自己是汉人，而以当地其他民族用来称呼他们的名称作为自己的民族名称报了上来，被列入少数民族行列中。 2.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有先有后。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与内地隔绝，跟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的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为与先去的汉人有区别，在解放后，要求列入少数民族。 3.有些少数民族在民族压迫下不愿表明与汉人有什么区别。其中有一部分民族上层，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用，统治过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一向被看作是与汉人一样的，在解放后不愿意承认是少数民族。 4.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曾经被强制分散，迁移各地。在迁移过程中，有些人又与汉人接触，受到较深的影响。他们的语言改变了，民族的特点已不显著，在经济上又跟汉人lt分不开，但是受到歧视，居住上不跟汉人相混。别人不认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而他们自认是少数民族。 5.原来同是一个民族的不同部分，迁移到了不同地区，基本上保持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但长期互相隔离，又被其他民族用了不同的名称相称，因而他们报了不同的民族名称. 有的民族分散在不同地区，分别接受了邻近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特点，好象不是一个民族，但他们仍保持共同的语言，并被别族用同一名称相称。 7.有的民族分散在很广的地区，形成一些不相联接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被其他民族用同一名称相称，他们也自认是同一民族。但他们在语言、文化等方面虽有相似处，却又有较大的差别。 8.有的民族内部对于本族是单一民族还是另一民族的一部分，有不同意见。诸如此类的复杂情况，如不认真加以研究，进行科学的民族识别的工作，就不能了解我国民族的真实情况，民族政策就不好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就很难推行，民族史的研究也很难贯通今古。 一九五三年，我国民族识别工作开始。一九五六年，开展了全国性的民族调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共分为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湖南等十六个调查组，每个调查组又分成若干小组，总共动员了一千多人，其中包括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专业工作者，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和文艺工作者，还有其他方面的科学工作者。这次规模浩大的民族调查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出了各民族的简史、简志和民族区域自治材料，共一百余种。 从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五七年初，对需要识别的各民族通过实地调查，明确了十一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份。以后，又陆续明确了九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份。其中有一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是一九七九年才被确认的，这就是基诺族。到目前为止，包括汉族、蒙古族等久经公认的民族在内，经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全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此外，还有台湾、西藏东南部、云南红河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待于识别。 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很细致的，这可以对贵州穿青人的民族成份的识别为例来作一点说明。所谓穿青人，住在贵州西北部，有二十多万人。他们是汉人，但要求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的理由是过去他们有“老辈子话”，是跟当地汉语不同的语言；他们在乡间有一大片村子，形成自己的聚居区；他们有不同于当地汉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特点；他们的妇女有不同于当地汉人的服饰。对于他们的识别工作，首先从语言分析入手。原来他们的语言就是贵州人普遍使用的汉语，是汉语中的一种方言。所谓“老辈子话”，跟早年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是有渊源的。但说汉语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汉族。于是查阅历史材料，证明穿青人的祖先是明初随军迁入贵州的民户，因得不到土地，不得不向当地彝族租地，当彝人的佃户。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但因文化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未被彝族同化，保持了汉族的民族特点。明末，到贵州游宦经商的人渐多，形成了聚居区。这些人社会身份高，看不起先来的汉人，逐渐形成所谓穿青人和穿兰人的对立。解放后，穿兰人登记为汉族，穿青人因怕吃亏，不愿登记为汉族，希望被认为少数民族，从而得到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大民族中，居然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承认自己是汉人，这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经过这次识别，穿青人的识别问题解决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也解决得不少。 在民族识别工作过程中，我们的专业工作者灵活地运用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理论。他们体会到，斯大林所说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等四个特征，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说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并不发达，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资产阶级民族，斯大林的话对于我国的民族状况不完全适用。但这四个特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过程。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这四个特征的发展状态，但也出现了这四个特征的未发展状态或萌芽状态。按照这样的体会，专业工作者正是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状态四个方面来识别民族特点的。他们比较重视民族意识方面的表现，这是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的。各少数民族，也有汉族，当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民族意识的表现总是很显著的。 经过识别和确认的五十六个民族，是汉族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汉族人口，在全国各民族中居于首位。据982年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十亿零三百九十四人，汉族人口是九亿三千六百七十万零三十八人，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汉族分布各地，而主要聚居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东北的松辽平原，居住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汉语和汉文，是全国使用最广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汉语。 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一支。在语音上，每一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在以上关于民族识别的材料，基本上根据费孝通《民族与社会》，人民出版社，98年版。词的构造上，基本上是单音节词根，没有什么附加成份。在语法上，主要是以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和虚词来表达语意。在汉语分布的广大地区，也有方言上的分歧。最近几十年，逐渐形成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经过逐步推广，成为普遍使用的汉语。 汉文，从起源的时候说起，有三千几百年的历史。它起源于象形文字和记事的符号，经过长时期的变化，形成了现在的样子，但一直还不能摆脱这种古老的文字构造的格局。汉文在发展全国文化、交流各地情况、增强全国统一等方面，发挥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汉文的每一个字有一个形体，在辨认、书写和印刷上，都比拼音文字要困难得多。因此，国务院有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设置，研究并试行改革的步骤。 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总的说来，汉族都居于前列。在政治上，汉族的先民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和许多侯国、王国。在汉族形成过程及形成以后，汉族的统治阶级建立了秦、汉、隋、唐、宋、明等几个皇朝，并且帮助蒙古贵族、满族贵族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以汉族人民为主力。近代的民主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汉族人民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分布于北方和南方各地，因需要论述的篇幅较多，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北方民族北方民族，包括居住在东北三省的满族和锡伯族、朝鲜族、赫哲族，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和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居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和居住在甘肃省的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居住在青海省的土族和撒拉族，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他们主要居住的地方，大都在我国北部的边疆地带。他们使用的语言，除朝鲜族的语族未定、回族使用汉语、塔吉克族和俄罗斯族语言属印度欧罗巴语系外，其余都属于阿尔泰语系。 东北地区，很早就有肃慎人在活动。春秋时，相传周武王克商，肃慎献楛矢、石砮，这在本章第一节已说到。在汉代，肃慎被称为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并在唐玄宗时受封号，建立了渤海国。五代以后，靺鞨改称女真，建立了金朝。明末，又改称为满洲，建立了清朝。肃慎原来活动于今松花江、黑龙江一带，后来向南发展。金时的女真遍于中国北部。清时的满洲遍于全国各地。满洲族现简称为满族。 满族有四百二十九万九千人，其中居住在辽宁省的人数近二百万，居住在吉林省的有五十一万多人，居住在黑龙江省的近九十万零九千人。其余，散居在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有十一万多人到三十八万多人，散居在天津市、山东省、河南省、贵州省的有一万人以至二万三、四千人，还有散居在上海市、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多到八千多人，少则不满一百人。满族人主要经营农业，有一部分人以采集人参、蘑菇、木耳等产品为副业。近几年，参加工业生产的人逐渐多起来。满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族的文字是拼音文字。近几十年，满族的语言文字已为汉语汉文所逐渐代替，在民族内部现已很少使用。满族曾普遍信仰萨满教，汉译为巫教。近几十年，这种信仰已逐渐衰落。 锡伯族，有八万三千六百多人，居住在辽宁省的有四万九千多人，居住在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分别有一千多人或两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二万七千多人。新疆设有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是当地锡伯人聚居较为集中的地方。 锡伯人，自称是鲜卑的后裔。在二百多年前，他们是居住在松花江中游和辽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后经清廷多次强迫迁徙，他们遂分散在东北各地，逐渐以农耕为生。乾隆二十五年（74），锡伯人被抽调到伊犁一带驻防，就定居下来开荒修渠，逐渐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在新疆的锡伯人保持的民族特点，比起东北的锡伯人来，还要多些。锡伯族原有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在新疆仍旧使用，在东北就很少使用了。 朝鲜族跟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友谊。明代晚期以来，朝鲜人从朝鲜迁居中国，遂为我国的朝鲜族。现在朝鲜族有一百七十六万三千多人。其中，居住在吉林省的最多，有一百一十万三千多人。其次，居住在黑龙江省的有四十三万一千多人，居住在辽宁省的有十九万八千多人。其余，散居在内地的一些城市。朝鲜族在吉林省建置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延边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还盛产各种药材和山货。所产人参、貂皮和鹿茸，有三宝之称。朝鲜族善于经营水稻，所在地区以“水稻之乡”著称。解放以来，朝鲜族的工人数量有很大的发展。朝鲜族的语言，有人认为属阿尔泰语系，但还不是定论。朝鲜族的文字是用字母拼写，写成方块形。朝鲜族的文化水平相当高，歌舞更为出色。 赫哲族，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的同江、抚远和饶河等县的沿江一带，以捕鱼为主要生产，其次是狩猎，也有少量的农业。赫哲族，因过去以鱼皮为衣，用犬拉雪橇，在汉文史书上有“鱼皮部”和“使犬部”之称。赫哲族在解放前生活困苦，濒于民族灭绝的边缘。解放时，赫哲族只剩下三百多人。解放后，赫哲族的生活和生产设备都得到改善，并于抚远县下八岔建置了民族乡。据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赫哲族人口是七百一十八人。一九八二年普查，是一千四百二十六人，比一九六四年人口加倍地增长，但还是全国内人口最少的一个民族。赫哲族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 内蒙古自治区曾先后出现过几个以强悍著称的民族。秦汉时期有匈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鲜卑。隋唐时期有突厥和回纥。五代以至北宋时期有契丹。成吉思汗崛起后，蒙古族的威力凌驾宇内。成吉思汗的后裔建立了元朝。元亡后，蒙古族在蒙古地区仍继续有所发展。 一九四五年，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这是在党领导下成立最早的一个自治地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早四年。这里，有辽阔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有沃野千里的黄河灌区，有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有煤、铁、铬、锰、钴、锌、金、银、锡等矿藏，有甘草、大黄、知母和鹿茸、熊胆、麝香等药材。蒙古族久以游牧著称。近几十年，已由游牧向定牧转化，而且也发展了农业。随着工业的发展，蒙古族中也出现了不少工人，但蒙古族还是以畜牧业为主。在畜牧业中，又以牛羊为主，马、骆驼次之，并有著名的优良品种。蒙古族能歌善舞，喜欢摔跤、赛马，这也都跟长期的游牧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蒙古族一般信仰喇嘛教。蒙古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它在史学、文学和医学上，都有长期的积累，表现了民族的特色。 蒙古族现有三百四十一万一千多人，主要聚居在自治区，有二百四十八万九千多人；其次，住在辽宁省的有四十二万八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十一万七千多人。此外，还有一部分蒙古人居住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河北、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蒙古族还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别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族，有人推测它是辽代契丹的后裔，但还没有确证。它现有九万一千多人，在嫩江左岸建置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人还分布在内蒙古的其它地方和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城地区。他们兼营农牧，也从事渔、猎、采集。他们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没有文字。鄂温克族，现有一万九千多人。它的族源，与南北朝时期居住在今黑龙江上、中游的室韦，特别是北室韦，有密切的关系。鄂温克人以驯鹿著名，明清时被称为“乘鹿”或“使鹿”的人。现在，鄂温克族有比较多的人居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其余散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和黑龙江省。这个民族内部在经济发展上很不平衡，有的人务农，有的人狩猎，有的人半农半狩，也有一些人还保持着驯鹿的传统。鄂伦春族，现有四千一百多人，以狩猎为生，比较集中地居住在鄂伦春自治旗，其余居住在布特哈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州以及黑龙江省呼玛、爱辉等县。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没有文字。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为党项人所建立的西夏的故地。这里沟渠纵横，形成相当完整的灌溉系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称。枸杞、发菜、滩羊毛皮和池盐是这里著名的特产。 “回族”的“回”，是“回回”的简称，现在有七百二十一万九千多人，居住在自治区的有一百二十二万五千多人，居住在甘肃省的有九十五万多人，居住在河南省的有七十二万七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有五十七万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有四十三万八千多人。在全国的每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相当数量的回族人居住。回族人口分布得如此广泛，这在少数民族中是少有的。回族在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省、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建立了自治州、县。其中，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省的孟村自治县，都是有名的回族聚居地区。 回族主要经营农业。自元代以来，回族在各地开垦，逐渐形成村落。现在回族所在农村，或称“回回屯”、“回回营”，或某家村，这还保留着当年的遗迹。回族还兼营手工业和商业。制香、制药、制革、皮毛加工、矿产、采冶、交通运输以及饮食业，也都是在回族经济活动中常见的。 回族是从元代开始逐渐形成的，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是起过作用的。回族能把多种民族成员联结为一个民族，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是原因之一。我国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共有十个，在回族以外，还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保安和东乡等民族。 回族使用汉语和汉文。在回族的宗教用语和生活用语中，还保留一些阿拉伯语词汇和波斯语词汇，但为数不多。在回族的宗教职业者中，曾用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拼写汉语，这可能己有三、四百年之久。这可说是汉语用字母拼写的最早形式，但未能规范化，而且一直是为很少数的人所使用。回族之普遍地使用汉语汉文，减少了语文上的民族色彩，同时也减少了学习汉族文化的困难。后者对于回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甘肃省河西走廊，是秦汉时大月氏的故地。唐代，回鹘自今蒙古地区西迁时，其中一支留在河西，史称河西回鹘。现河西走廊的中部有裕固族居住，建置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再往南，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有东乡族居住，建置了东乡族自治县。裕固族，自称“尧乎尔”、“西拉玉固尔”或即唐代河西回鹘的后裔。“裕固”是一九五三年群众商定了的正式族名，取其与“尧乎尔”的音近并有富裕、巩固的意思。裕固族有一万零五百多人，以畜牧为主，也从事狩猎。裕固族使用三种语言。居住在自治县西部的人，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裕固语，或称尧乎尔语。居住在自治县东部的人，使用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裕固语，或称恩格尔语。另有居住在酒泉黄泥堡和肃南双海地区的人，使用汉语。这三处的裕固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东乡族，现有二十七万九千多人，半数以上聚居在自治县，其余散居在和政县、临夏县等地。东乡族，以居于临夏东乡而得名。它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跟回族相近，语言跟蒙古语相近，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因此，东乡族过去有“东乡回”和“蒙古回回”之称。这个民族，大概是从元代以后逐渐形成的，生产上以农业为主。 土族，有十五万九千多人，其中十二万多人聚居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关于土族的族源，有不同的说法。土族人自称“蒙古儿”，可能与蒙古族有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土族语和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而土族语仍为本民族的独立语言。土族没有文字，使用汉文。土族原为游牧民族，后来转向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土族人信仰喇嘛教。 撒拉族，有六万九千多人。其中，居住在青海省的有六万零九百多人，居住在甘肃省的有五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近三千人。在青海省设有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在甘肃省设有积石山保安族撒拉族自治县。撒拉族，相传来自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可能是在元代东来的。撒拉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没有文字，使用汉文。撒拉族以农业为主，普遍地兼营园艺，培植果木。撒拉地区还生产大黄、党参、麻黄、麝香等名贵药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最大的行政区，也是一个多民族的辽阔地区，它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维吾尔族有五百九十五万七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五百九十四万九千多人，大部分人居住在天山以南。其余散居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差不多有八千... 2 我国现有5个自治区，3个自治州、9个自治县（旗），共32个自治地方。以下按民族排列北方民族［民族］［自治地方］ 满族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宁岫岩满族自治县宁凤城满族自治县伯族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朝鲜族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古族内蒙古自治区947.5.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958.4.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95.9.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954.0.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斡尔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温克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958.8.鄂伦春内蒙古鄂伦春族自治旗95.0.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北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953.7.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953.7.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海化隆回族自治县954.3.青海大通回族自治县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固族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乡族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土族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拉族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954.3.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955.0.哈萨克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柯尔克孜族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吉克族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南方民族［民族］ 藏族西藏自治区肃甘南藏族自治州953.0.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953.2.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肃天祝藏族自治县950.5.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族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952.0.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川峨边彝族自治县南峨山彝族自治县南路南彝族自治县南南涧彝族自治县云南漾濞彝族自治县南景东彝族自治县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白族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哈尼族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傈僳族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祜族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族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9族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佤族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族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南屏边苗族自治县93.7.侗族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南新晃侗族自治县族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州玉屏侗族自治县族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家族湖北五风土家族自治县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川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族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95.2.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族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93.0.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93.7.仫佬族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族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南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955.0.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9.2.四川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南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982.5.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93.9.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983.2.四川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958.4.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952.7.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林各族自治县城各族自治县958.5.第三节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疆域问题编撰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疆域问题，一个是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再一个是多民族的统一问题。 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 这个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这个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但并不包含某些民族外国成员的活动在内。这是因为有些民族是跨国境的，我们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动。例如，我们要写傣族，但一般不写泰国的傣族。我们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俄罗斯族，但一般不写作为苏联主要民族的俄罗斯族。我们写朝鲜族，但一般不写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朝鲜族。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外国人算作中国人，不能把跨国境的血统关系相同而国籍不同的人都包括到我们的历史范围内。当然，在论述这些民族族源的时候，是不应当受国界限制的。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如匈奴，如突厥，曾经煊赫一时，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不见了。还有一些民族，见于古老的传说和记载，但弄不清楚他们跟现在国内民族的关系。只要有适当的材料，对于这些民族也要写，因为他们都曾在这块广大的国土上生存过，活动过。 在历史上，有些朝代的版图超越现在的国境，有些战争或别的重大的历史活动超越了现在的国境。有时候，有一些外国人进入中国境内从事各种活动，甚至还有外队来侵略。虽然是在国境以外，或是外国人进入我们国境之内，都跟我国历史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内。我们说本国疆域的范围，并不限制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相反，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有到外国去的，有在外国居住好几代的，只要他们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跟祖国的事业、祖国的威信有联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里。关于疆域问题，有一部分历史工作者，还不能完全摆脱皇朝疆域的圈子。他们把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制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要说得是如何地统一和恢廓，把元的版图要说成跨欧亚两洲等等。就殷周史说殷周史，就春秋战国史说春秋战国史，就秦汉隋唐的版图说秦汉隋唐的版图，这都是对的。但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很显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 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在《对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一些意见》里，说“我们需要的苏联历史教科书是，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历史，这是第一，而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不脱离整个欧洲历史，并且一般的也不脱离世界历史，这是第二。”在我们处理历史上祖国疆域问题的时候，象这样的指导原则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 历史的分期历史分期是研究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远古时代是否可以分期，要靠考古学上的材料去解决。自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原地区已进入上古时代，即奴隶制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是上古时代向中古时代的过渡，即奴隶制在中原地区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可以说是封建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的标志。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分期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关于中原地区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我们应当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的范围内考察这个问题，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记载很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也很大。我们也应该重视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近代史距离我们的时代近，跟今天现实关系密切，我们更应该重视近代史的分期。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不平衡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一个民族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我们应当从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性。 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秦汉时期，在中原地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封建等级制，在见《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页。人民出版社，92年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成长起来。皇帝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也是最高的地主。皇帝的下面，是具有世袭特权的皇族、外戚、功臣等不同身分的世家地主，在地主阶级中占有支配地位。此外，还有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他们在财产和社会影响上有相当的实力，但在身分上不属于较高的等级、甚至是等级很低的。世家地主的剥削对象是具有国家户籍的农民，是由封建国家恩赐的。这种农民在当时农民阶级中占最大的数字，他们有私人经济，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比奴隶的境遇要好一些，但仍然是受剥削的。他们之间也是有等级的。他们在国家规定作为世家地主的农户后，并不改变他们在国家户籍上的身分。他们向世家地主交纳的地租也就是国家的赋税，二者是统一的。象上述的生产关系，在秦统治时期已经树立，而在西汉和东汉时期不断加以发展。奴隶制在秦汉时期没有消灭，在官私手工业中仍旧存在。家内供役使的奴隶，在整个封建时代都是存在的。不过，这些都只是奴隶制的残余，在社会生产中是越来越没有地位的。 在政治制度上，秦始皇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但对推行的具体情况，历史记载缺乏。西汉和东汉，都同时施行郡县制和封国制。朝廷的下面有郡和封国，郡和封国的下面有县，县的下面还有地方上的基层行政机构。这是政治制度上的等级制，每一等级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公元三世纪以后，郡县制逐渐排挤了封国制，而郡县制本身也不断地有些变化。但总的说来，朝廷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地方上各级行政机构的权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秦都咸阳，西汉都长安，东汉因长安遭到战争的破坏而东迁洛阳。泾渭、伊洛平原和黄河下游地区是当时最富饶的地区。秦汉的统治范围，大大超越了前代，包括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围绕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相当部分登上历史舞台，而匈奴、羌族特别活跃，有时还给中原皇朝以武力的威胁。但当时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还处在前封建社会阶段。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是经过有关部落和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族的名称，也是跟这一个伟大朝代的名称相一致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在这时期，发生了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发生了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和移居。本来在两汉时期就已开始内迁的匈奴人和羌氐人，现在他们深入内地，并且又有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内迁。结果是无论在北方和南方，民族杂居的地区都扩大了。因而，汉族充实了自己，少数民族提高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久而久之，内迁的少数民族，跟汉人很难区别。这就在新的民族关系的局面出现后，有了民族重新组合的出现，而促进了原来地区封建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前一历史时期的世家地主阶层，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了，代替它的地位的是新兴的门阀地主。门阀地主与世家地主一样，也是有政治身分、世袭特权的地主。但门阀地主是依靠家族的传统地位形成的，这跟世家地主的形成是由于皇家所规定的政治身分是不同的。在土地所有权上，门阀比世家具有更多的家族私有性质。在劳动力方面，门阀地主掌握的，主要是荫附农民。荫附农民是脱离了国家户籍的农民，他们交纳的地租不再具有国家赋税的性质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户籍农民要低些，但对于国家赋税，其中包括繁重的劳役，是可以摆脱的。这种生产关系上的相对变化，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这是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又一标志。 三国时期的魏、西晋和北朝的后魏，都建都洛阳。隋唐都建都长安，而以洛阳为东都。三国时期的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南京。魏晋以后，北方人民的南迁，在劳动力的增强和生产技术的传播上，都为东南方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刺激和推动。南京得以长期地占有显著的政治地位，这跟东南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在向黄河流域的富饶地区看齐，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一个特点。 五代以后，到了元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时期，先有五代十国，继有辽、西夏、金跟北宋、南宋的分立，后有元的统一。广大的边区，从东北的部分地区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汉族与各民族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东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又一重要标志。 前一历史时期的门阀地主阶层，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又瓦解了。在北宋和南宋统治下，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品官地主也有政治身分和特权，但所拥有的世袭特权是很有限度的，他们的土地大量是由购买和侵占得来的。他们占有土地，可以无限地扩大，不会受到法令的限制。他们应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赋税，而他们则向农民征收地租。赋税和地租的区别，是更清楚了。品官地主以外，有豪富的地主，有兼营商业的地主。农民阶级中，也有占有少量土地的，而佃农是大量的，他们在品官地主的土地上劳动，也在其他地主土地上劳动。他们比起前一历史时期的荫附农民，社会地位较高，人身自由较多。他们也有国家的户籍，除向地主交纳地租外，还担负对封建国家的身丁钱，有时也有一些劳役。但他们一般地不会被封建国家指定为某某地主的农户，这是跟西汉和东汉的户籍农民的一个很大区别。无论地主或农民，封建身分性的印记趋向淡化，财产性的土地剥削关系趋向显著，这是两宋时期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 元统一全国后，南宋地主阶级的势力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他们所在的地区是当时封建经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元代有一大批蒙古贵族地主的出现，还规定了形形色色担负封建义务的民户，又扩大了奴隶的数量。但这基本上是北方的情况。在北方出现的这种生产关系，是这一时期局部地区的倒退现象。广大边区的封建化，是元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新气象。 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都在今河南开封市建都。北宋的都城和金的陪都，也在开封。辽的南京、金的中都、元的大都，即今北京。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方重镇，元建为都城后，明清相继建都，今天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的发展，是汉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宋都开封，元都北京，虽离东南富饶地区较远，但也都是要利用沟通南北的运河，以便于南粮北运并聚敛东南的财富。 明朝及清朝大部分的年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明代的农民，自耕农外佃农占很大的数量。从法的观点来看，佃农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又较前代有所减轻，他们可以选择地主，可以不受地主的非分役使。农民中还有雇工的出现，以出售劳动力取得物质报酬。清代的税法，把人头税平均分摊在地亩税内，有田者有税，无田者无税，这就使赋税具有单纯的财产税性质。诸如此类的情况，都说明封建束缚有较多的解除。这并不是由于统治者的恩赐，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劳动人民激烈斗争的结果。但这只是当时社会现象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进行贪婪残暴的掠夺和迫害。明廷是滥用宦官，清廷是加强军事的统治，从而企图保持高度的封建统治。这两个方面好象不相协调，但正是一个问题在不同方面的表现。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并不能显示封建地主阶级的生命力，反而是暴露了它的颓废和虚弱。这两个似乎矛盾的现象，正是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特点。在民族关系上也是这样。一方面，民族间的关系比前一历史时期要密切了，但属于民族性质的封建枷锁却更加沉重了。 前一历史时期的品官地主和他们延续下来的势力，以及蒙古贵族地主，在农民起义重大打击下土崩瓦解了。代替它们的，是新兴的官绅地主。这个阶层，在官员以外，还包括很多获得科举功名的人，其人数是相当多的。这一阶层中富有资财的人，不只广有土地，而且作生意，开当铺，放高利贷。这是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它们在依附于封建势力的情况下反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 明代朝廷有皇庄，直接占有大量土地。这跟它直接派宦官收取商税矿税及大量征储金银一样，暴露了末世朝廷对财富的贪婪、追求。皇族和勋贵的庄田以及皇族的禄米，也是数量巨大，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毒瘤。清代朝廷对此有所觉察，想解决这个问题。它虽然也有皇庄，而远比明代要少。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清廷以东北为禁区，大大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明初，资本主义已有萌芽，明中叶后，出现较多。清初以后有所发展。 但这个芽始终不能茁壮成长，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已经衰老的封建制度突破。从对外关系上说，隋、唐、宋、元都居于主动的地位，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显然逆转了。明初已有倭寇登陆。明廷在沿海设置卫所，进行防御。明中叶以后，倭寇在东南沿海骚扰，为南直、浙、闽各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明清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已在兴起，而中国的封建制依然老态蹒跚，专政者对于世界形势一无所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在十六世纪初已经东来进行殖民活动，并侵及中国领土。此后，沙俄、英、美继来，对中国的野心日益扩大。明初郑和下西洋和清初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反击，这是对外关系上的大事，但从总的形势来看，中国的处境日益被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日益陷入沉重的灾难。 自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是中国史上的近代，是由封建时代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时代。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是这个时代的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是这个时代的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清朝晚期及民国初年近八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成份，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级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封建地主阶级，使其成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分，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各族人民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了不懈的艰苦斗争，但没有找到解放的道路，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成立了，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领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跨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多民族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还是有统一。我们经历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 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主要是由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有时，一个民族遭到重大的挫折，分散了，后来重新组合，形成这个民族内部新的统一。匈奴族原来是一些部落，部落与部落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史记·匈奴列传》说它“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后来头曼单于和冒顿单于在位的时候，有血缘关系的许多部落连合起来，形成了匈奴内部的统一。松赞干布时的吐蕃、阿保机时的契丹、成吉思汗时的蒙古，都有一个统一民族内部的过程，都是由分散的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形成较高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是在金亡后女真各部分散的情况下，把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各部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了女真内部新的统一。汉族是一个民族混合体。它的祖先也必然经历过由部落发展起来的过程，但已难于详考。有的学者设想，传说中的夏禹治水，必须有许多部落参加，可能在这时形成了夏民族，而为汉族来源之一。但这毕竟还是设想，尚无从证实。 多民族的统一，比起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可以说是较高的发展阶段。 说是多民族，当然不限于一个民族，但在多民族中，往往要有一个主体民族。战国七雄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体，它们都各有自己的主体民族，而分别与东方诸夷、西方诸戎、北方诸狄、南方诸蛮以及其它民族统一起来。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也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它们都以汉族为主体，而分别与本地区的少数民族统一起来。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我们习惯上认为它们是汉人的朝廷和鲜卑人的朝廷，实际上它们都是地区性的统一的多民族朝廷。南朝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北朝尽管鲜卑人当权，但这个地区的主体民族仍然是汉族。秦汉、隋唐、元、明、清等时期都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是蒙古贵族，清代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但汉族人民在这两个时期仍然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元、清的政权实质上也是蒙古贵族、满洲贵族跟汉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而在本质上跟历史上的统一又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只有在中国的领导下才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分裂。秦汉以后，出现了魏、蜀、吴的割据。经过西晋暂短的统一，又有五胡十六国之乱及南北朝的分立。在唐与元之间，又有辽、夏、金与宋的对峙。但每经历一次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元比隋唐还要恢廓。在曲折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政权，就全国来说，是割据政权。从它们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些政权的统治范围内，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和统治者谋生存的需要，往往会出现生产力状况的改善。自三国至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是其显明的例证。地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为后来统一局面再度形成后提供了生产发展的一些条件。同时，地方政权往往也能根据本地区的特殊情况，创造和积累了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经验。隋唐的官制、军制和田制，就有不少是继承北朝长期实行的制度。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 汉族和各民族地区幅员之广大，自然条件的差异，生产状况的不齐，如果得到适当的协调，则可转化为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因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交通运输很不发达，交换经济只起社会经济的辅助作用，各民族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基本上停滞于潜在的阶段，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而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但盐铁的贩运，茶马、皮毛、药材的交易，植棉、纺织的推广，河防、水利跟工程和道路的兴修，还是多民族的统一为社会经济带来的进步。在经济制度上，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形成和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步前进的。在这时候，匈奴还处于奴隶制阶段，西南夷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两千多年过去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还有封建所有制，奴隶主所有制、原始共产的残余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多民族在经济制度方面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汉族靠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分别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迈进。 在思想上，统一的想法起源甚早。《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所谓“天下”，究竟是指多大的地方，无从稽考，但总是诗人心目中很广大的地方。他这两句诗，表明了他的天下统一的思想。可能由于诗人对王权崇拜至极，难免有相当多的夸大。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2。这所谓“天下”，意味着极为广大的地区的统一。战国时期，变乱日亟，人心思治。有人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孟子的话比孔子的话要更明白些，他说的是七国的统一。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书的《禹贡》，描画了九州山川物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引邹衍大九州之说，每一大州有九州，共八十一州。中国为赤县神州，是八十一州之一。中国还有九州，即如《禹贡》所说的九州。《禹贡》和邹衍以九州说中国，都是指中国说的，但都还属于地理概念，与孟子所谓“定于一”者不同。到了秦始皇，刻石颂秦功德，把破灭六国的统一，看作空前的大业。汉初，公羊学派借助经典，把大一统的学说涂上神圣的光彩。此后，历代皇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 在分裂的年代里，割据势力往往把自己说成是皇朝的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的方向。三国时期，魏地处中原，把自己说成是汉朝的继续，要恢复全国的统一。蜀以自己姓刘，说自己是汉室宗亲，要恢复汉家的旧业。南北朝时期，北朝说南朝是“岛夷”，南朝说北朝是“索虏”。他们都自居为中国，要灭掉对方，统一全国。辽、宋、金的相峙时期，这三个朝廷也都自命为中国的主人，都设想由自己统治全中国。 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威望，对少数民族是有吸引力的。这可能在形成倾向统一的新的因素上起一定作用。《资治通鉴》卷一零四，晋孝武帝太元七年记载秦王坚锐意欲取江东，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 胡三省注会，要也。言天要中国正朔相传，不归夷狄也。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引《通鉴》和胡注，并加按语，说正朔不归夷狄，乃当时一般公论，不独苻融言之。刘聪卒时，太子粲即位，靳准执而杀之，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此一事也。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竭尽臣节，无为不义。”此又一事也。呜乎！晋泽实浅，何由得此。更可以杨盛见《论语·季氏》。 2见《论语·宪问》。 父子之事观之。《宋书·氐胡传》“晋安帝以杨盛为仇池公，永初三年，封武都王，以长子玄为世子。武都王虽为蕃臣，犹奉义熙之号，子玄乃改奉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为晋臣，汝lt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然则盛之心无所分晋宋也，特以其为中华正统所在而已。如必为晋，则裕之篡，盛当兴师讨逆，否亦当抗颜独立，胡为委顺如此，此皆足与苻融之言相印证者。4_0095_0这里所举的事例足以说明，在少数民族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抱有上述心理，这对于促进统一是有好处的。 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异世之圣骑无敌燃文有争吵。和好，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发展为战争。因此就有人问，民族关系史是以民族友好为主流，还是以民族斗争为主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须作一些分析。第一，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第二，在历史记载中，对于民族友好的记载往往不象记载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即使是暂时性的、自发性的，也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廓清历史上所笼罩的一些迷雾，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是须下一些苦功的。现在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清代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一手拉，一。但清代各族人民在反清、反封建斗争中的联合，声势极为浩大。辛亥革命以后，各族人民的联合更为显著。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各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大大增强了民族间的亲密友好。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很大的发展。在历史上，民族之间曾发生过这样那样不愉快的事情，这基本上是由反动统治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所造成的。我们抚今追昔，应该特别珍重历史的主流。 对我国在历史上的各方面的贡献，各族人民都有份，但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对于汉族是这样，对于少数民族更是这样。比如，火药、罗盘、造纸、印刷等四大发明，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这在有关的历史书里也都写了，但对于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人类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却很少认真地写。至于它们后来在西方各国的发展，为什么会超过中国，这个问题似乎是还没有认真地研究。又比如，对祖国国土的开发，我国各族人民都有他们各自的功劳，但往往对少数民族在这方面的贡献，我们注意得不够。范文澜同志说得好“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各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所以按照汉族今天居住地区看来，似乎中国领土上的极大部分都是汉族所开发的，其实，其中不少地区最先开发者，却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实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事理很显然，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历史悠久，延续不绝，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一位的伟大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 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有不少特出的贡献。举例来说完善的铁器的制造和风箱的使用，是开始出现于有关南方民族的记录上。《荀子·议兵篇》说“楚人宛巨铁鉇，惨如蜂虿”。《史记·范睢传》记秦昭王的话，说“吾斗楚，铁剑利而倡优拙。”这是战国末年的事，楚就是属于“荆蛮”的民族系统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吴人干将铸剑，“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逐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橐就是冶铁用的风箱，干将、莫邪是古传说中很有名的两把利剑。这是春秋末年的事，吴也是属于“蛮夷”的民族系统的。又如棉花和棉布，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主要的衣服材料。棉的种植和织纺，主要从南方海岛上和新疆居住的少数民族推广的。《尚书·禹贡》篇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扬州是指淮河以南，以至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贝就是吉贝、劫贝、古贝的省称，这原是印度以至马来半岛、中南半岛等地对于棉的共同使用的名称，后来广东、福建也使用这个名称。织贝就是用棉作成的织品。《禹贡》是一篇后起的书，但写成的时期总也在战国末年。据此可见南方海岛上居住的少数民族用棉之早。后来又有新疆产的棉，经过很长的时间才逐渐传布到全中国，代替了往日以丝麻作主要服装材料的地位。又如中国的建筑术，梁思成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的结尾，盛赞北京城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建筑杰作的一个整体”，“不但在全世界中古时代所没有，即在现在，用最进步的都市计划理论配合，仍然是保持着最有利条件的。”应该指出来，最初设计这个伟大杰作的工程师，正是一个回回人，他的名字叫作也黑迭儿丁。这是陈垣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已经考实了的。近年以来，北京市的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昔日的北京城在建筑史上的成就还是要肯定的。民族友好的历史发展和多民族统一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发展。但到了今天，这二者是同步前进的。 “一”和“多”，是辩证的统一。“一”存在于“多好了，“一”就会更好。反过来说，“多”要团结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一”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多”，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限制了“多”的发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发展。只有今天，才可能有这样科学的认识。我们知道，每一个指头都各有用处，但把指头团结成拳头，作用就会更大。 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这个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现在作这个工作，还只是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得到有关方面的和教益，使这项工作能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提高。 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三卷期。 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第一节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中国史学家的有关撰述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历史的发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过去中国史学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撰述。 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这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所一向注意的，并从而产生经济区域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此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lt这是把汉朝的统治地方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即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即崤山或华山以东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江南地区，即长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线以北直到汉朝北境的广大地区。从司马迁的这段话来看，他的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明确的，他对经济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从地理条件来考虑的。 司马迁对一些地区的记载，着重记载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以及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在这些记载中，几乎所有有关地理条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气候、森林、矿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与水陆交通状况等等，都涉及到了。司马迁以地理条件、生产状况划分经济区域的思想是明确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首先提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与碣石以北四个经济区域这一总的观念之后，接着又重点论述了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地的自然状况和社会状况。这可见他关于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有全局思想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认识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认识到各经济区域在发展上的种种差别。 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对它加以继承和发展。 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详载全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体现已成为我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人口和地理的关系上，过去中国史学家也有一些认识，这可说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地理条件跟人口分布的关系。他说三河地区因居“天下之中”，又是历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狭小，民人众”；三河北《后汉书·郡国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众”；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齐地，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宽缓阔达”的社会风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邹、鲁一带，也是因为“颇有桑麻之业”，故亦“地小人众”。他讲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过当时全国十分之三。他还注意到有的地区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区则“业多贾”。这些，涉及到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司马迁还看到，关于人口与它的土地面积比较起来，不算是多的，但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很多，以至占了全国财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这个地方，人虽然多，但地理条件不好，社会风气也不好，没有创造出多少财富来。这跟后来以户口增减来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发展的论点，有很大的不同。 自《汉书·地理志》以后，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计十六家，“正史”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况着眼的，这是在封建社会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但也可作为我们考察历史问题的参考。 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过去中国一些史学家感到兴趣的，也是过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兴趣的。汉初，刘邦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建议都长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4_002_0娄敬这段话讲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阳为东周之都）。”刘邦疑而不能决，及至张良也说应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司马迁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但直至唐代中叶，杜佑仍然认为，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这是从历史上来看。同时，他针对唐初有关迁都的议论，强调说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04_002_lt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说明在汉唐时期，关中的地理条件对这两个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统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赞同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据《史记》所记认为“汉祖入关，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户口虚实。厥后受命汜水，定都洛阳，留侯演委辂之谋，田肎贺入关之策，事关兴替，理切安危，举斯而言，断可识矣。”他申明自己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认为中唐以来，“成当今之务，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把地理条件和人们对地理条件的认识和利用看作是“事关兴替，理切安危”的问题，是这位政治家和历史、地理学者的政治经历和学术研究所达到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都城，是历代皇朝政治统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条件历来受到更多的重视，此即所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2。上文所述地理条件跟政治统治的关系，有些就是和都城相关联的。刘知几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3这说明他对于都城在国史编纂内容上的重视。不过刘知几主要还是从政治统治的历史经验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着重于地理条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曾上书言当世事，并从地理条件的得失提出迁都的建议，认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lt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榫粒媸刃沂拧11酰杏滞觯咦妗8谥频慈灰印7蛳濉5酥鳎穆倮铮涠河摺7锪治兀希仗痘非魇粲诤海饔猩下逯厣街眨庇邪籽铝纾诵问ぶ兀盅苤妗h艄憧d钋颂煜轮疲墒勾蠹w怨胖行酥ヒ阉ブ疲臀赐醵酢＝衲涎簦汗馕渌淦鸲赐跻病3际由胶幼忱龃x啵识家咽6ィ岩孕艘眩唤贤帘∷常诵南n崆桑豢梢远迹缓颖蓖梁袼睿诵那裤购蒽澹豢梢远肌n┫濉5耸滴┲性诵闹柿迹デ劐氤撸猩下逦蓿涝兑牡仪珠笾荩私u贾∫病?_004_0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这时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迁都之举可以挽回颓势，足见朱朴在政治上是很迂阔的。但是，他的这些议论透露出，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关中地区已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社会的动乱、政治的，长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气象。这跟中唐时期杜佑、李吉甫对长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朴建议中的这一点启示是不应忽视的。而他的“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的见解，也还包含着辩证的因素，不可完全视为迂阔之见。郑樵在《通志·都邑略·序》里引证了朱朴的迁都议，认为“其论‘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则前此或未有之及矣。”这也是赞成他的“随时制事”的主张。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跟政治统治关系的佳作，他是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发，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作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跟“靖康之难”有直接的关系；（三）他在这篇序论的末尾还提出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采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郑樵的这些论点和其他一些看法并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难”都归结到北宋定都汴京这一点上就是极为片面的。但他从总的地理条件和历代“建邦设都”的历史中，试图总结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的这一意向是很难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体结论，如“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开辟以来皆河南建都”等，对于我们从地理条件方面探讨历史上“建邦《元和郡县图志·序》。 2徐元文《历代宅京记》序。 3《史通·书志》。 设都”的客观规律，也是很有启发性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论议，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 过去中国史学家一方面认为地理条件跟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著名的史论，它表明了对地理的及其它物质的条件的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他指陈了秦占有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地理条件在内，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秦亡汉兴。这是为什么？他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论点，在后来的史学家中也多有之。这可见过去中国史学家对于地区条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当辩证的因素的。 过去，中国史学家关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发展的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还有一个传统的特点，这就是重视它的社会作用。在这方面，顾炎武所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作者自明末崇祯十二年（39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编纂而成的。作者写这部书时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他在序言中讲到了他编纂的目的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他说的“舆地之记”，是指的《肇域志》。他说的“利病之书”，即系《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所坚守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使他的“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的心情带有强烈的时代感。他穷究于地理而着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为经世致用而编纂此书的目的。 作为讲地理的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编次上反映出作者对地理条件认识的三个层次一，全书首卷叙“舆地山川总论”。这是对全国地理条件的概述，是全书的总纲。它从地脉（山脉分布）、形胜（地形特点）、风土（气候差别）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个方面勾勒出全国地理面貌及其特点，所用文字不多，但轮廓却很清晰。二，全书以绝大部分篇幅，分别论述了北直、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地理情况；论述过程中，先内地而后边疆，并专立“边备”、“河套”、“西域”三个卷目，表明作者对边疆地理的重视。三，书末扼要论述了中国跟有关国家的地理关系、贸易关系以及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开阔的视野。这三个层次，反映了作者在认识地理条件的问题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内地和边疆、中国和外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这是他在见识上超过前人的地方。《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各地的自然环境、政区划分、经济状况和戍守形势等，而以记述各地经济状况为主，因而在地理书中独具特色。它记述经济状况的方面很宽广，包含漕渠、仓廒、粮额、马政、草场、盐政、屯田、水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利、赋税、徭役、户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记述土地、赋役、水利最多。关于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制度、占有和使用情况，土地兼并的发展，以及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土地变化和农田建设等等。全书除对各地屯田兴废得失有较多的论述外，还记述了不同地区在区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种种情况，记述江南地区沙田、洲田的情况以及荒田、勋田、僧田等情况2。关于赋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国各地的赋役情况，另一方面则尤瞩目于江南的赋役之重。他重视《大学衍义补》的说法“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3又引证王象恒《东南赋役独重疏》之说“人止知江南钱粮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与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与他处完轻者相等矣。”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2的论点，当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国赋役情况特别是江南赋役情况后得到的结论。此外，作者引证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条鞭法在有的地区“屡行屡止，致使忠实良民田鬻大半，户口尚高，经年累岁，独当各样重差，无息肩之日，苦累不可胜言”3；在另一些地区，已经到了“祖宗划一之规、易简之政，果终不可复哉，果终不可复哉”的地步了4。关于水利，作者征引大量历史文献及前人的有关言论，对全国各地水利事业均有记载，有的着重胪列历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现状，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奏议、调查、记事。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视江南的赋役状况一样，他也十分重视江南的水利状况，故于江南水利论述尤多。这反映了明朝时期，江南在地理条件上的特点和社会经济上的地位。 《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山东、陕西为最多，浙江、广东、四川、湖广次之，福建、云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广西、贵州最少。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辑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区在全国经济、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这跟唐中叶以前人们讲地理、论食货必首推关中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语。 《天下郡国利病书》虽以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于选材、标目、编次之中，亦足以窥见作者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政治见解和经世致用的编纂目的；它虽是一部地理书，但却蕴含着编纂者的丰富的经济、政治思想。 比《天下郡国利病书》稍晚的《读史方舆纪要》，是顾祖禹以二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地理名著。全书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文字浩繁，结构严谨。《读史方舆纪要》的正文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历代州域形势”。这是有关自上古直至元、明的行政区划及其沿革，是历史地理部分。二是分叙全国各地方舆。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为次第，论述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辖范围的地理形势含序论，概述，分论各府、州、县、长官司的山川形势和城、镇、营、寨、堡、关、隘、桥、驿等军事设施。这是政治、军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一、河南三、湖广五。 2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三。 3《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三。 《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六。 2《日知录》卷一○。 3《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五。 4《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四。 事地理部分。三是总叙全国山川分布。这是辑录前人著作中有关文献资料编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附录《舆图要览》有地图数十幅，图前有序，图后有表；其中“九边图”和《黄河图说》、《海运图说》、《漕运图说》等，也反映出作者对于军事的重视。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著。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顾祖禹论江南方舆说“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论河南方舆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二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2论浙江方舆说“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这是用几句话就概括了不同地区的地理形势的轻重、得失，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见解之深。 顾祖禹在论述各地方舆时，注意到结合社会历史的多种因素来评价它们的地位，尤其显示出作者杰出的政治见解和军事思想。例如，他论山东方舆说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胜，则不及雍、梁之险阻；语其封域，则不及荆、扬之旷衍。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貯，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贯于山东，江淮四百万粟，皆取道焉。04_00_这是从漕运与京师的关系来看待山东地理位置的重要。 作者论四川方舆，则认为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04_00_2这是强调险不足恃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作者感叹地说“夫恃其险而坐守之，以至于亡，又岂惟蜀为然哉！” 在讲到陕西方舆时，作者指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蒲洪、姚苌之时，可以用关中矣，而其人非也；诸葛武候之才，足以用关中矣，而其时非也；张浚之时，可以用关中，浚之识亦知关中为可用，而其才非也。04_00_3lt这是一方面讲了关中地理形势的重要，一方面又讲了这种地理形势要发挥作用是跟一定的时机、人的行为和才能有密切的关系。 在讲到湖广方舆时，作者写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4_0_0作者一一分析了这三种不同结论的根据。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考察某地地理条件时，能够紧紧把握住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并按照不同的层次来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 以上这些，都显示了顾祖禹的渊博和卓识。 《读史方舆纪要》历来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人们称赞它“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2《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序》。 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2。说它“不征奇，不探异，网罗放失，于古今成败利钝之际，三致意焉”3。认为“非具上下纵横之识而悠然有所会者，亦何有于是书”4，而其特点则在于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得失成败之迹”5。这些评论，大多还是比较中肯的。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有关论点西方学者对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一问题，也有不少的论述。 近代欧洲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从而具有系统的理论的形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harleslouisdeseodatmotesquieu，89—755）在其所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土壤的性质和地形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体和法律的形式。他认为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这有时就补救了天然的缺陷。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山地、平原、近海三种地形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政体，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在孟德斯鸠看来，居住在不同地形上的居民，在保卫自由的能力和追求自由的热情上有很大的差别，进而造成了他们对政体选择的不同要求。 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地腴瘠的不同，对于人们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他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他还认为，气候的不同，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面貌和命运气候比较好的地区容易受到别的民族的侵扰，如“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暖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鞑靼人的**”；而“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等等。孟德斯鸠从论证“法律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地形、气候、土壤跟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在探讨中所得到的一些具体的结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甚至是极其荒谬的。他把民族的精神的形成和国家的政体的形式，统通归结为地形、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显然是片面的。由于孟德斯鸠没有较多地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认识地理条件的作用，所以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即片面夸大地理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读史方舆纪要》吴兴祚序。 3《读史方舆纪要》熊开元序。 4重刻《读史方舆纪要》黄冕跋。 5《读史方舆纪要》魏禧序。 以上参见张雁深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79—283页，商务印书馆9年第版。在孟德斯鸠后的一个多世纪，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wilhelmfriedrihhegel，770—83）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精辟地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这样写道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末，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lt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地理基础”的总的看法。他把“地理的基础”也看作是他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但他却明确地指出了“地理的基础”跟“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在这里，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的内核，是被他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 黑格尔认为，由于气候条件的差别，各个地 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5—4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4页。 这是恩格斯在一○年八月五日致康·施米特的信里说的话。 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3。斯大林指出，“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段话具体阐明了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学说，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在已经成熟的社会任务的基础上进行。 斯大林说，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2斯大林指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他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3斯大林的这些论述，已经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它是探索社会变革时期哲学思想的阶级性的一盏明灯。 在社会变革时期，思潮的激荡特别强烈。在新旧绝续之际，方生未死之间，旧的、衰颓的要挣扎，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先进的要上升，要登上历史舞台。这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很激烈，很尖锐。即使新的取得了胜利，也还有摧陷廓清的任务，敷陈新义的任务，不是很简单的。斯大林说“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写成于一九五○年，总结了十月革命时期以及苏联建国时期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经验，对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的反作用问题作了极精辟、极深刻的论述，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武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又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当无产阶3《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228页。 《斯大林选集》卷下，第438—439页。 2《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0页。 3《斯大林选集》卷下，第438页。 《斯大林选集》卷下，第50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页及9页。 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革命的理论，就是掌握了战斗的武器，就能够确定方向，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从而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使革命事业一步步地取得胜利。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的未来发展问题。无产阶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掌握了伟大的认识工具，而是运用它来发挥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政治作用，战胜敌人，建立自己的统治，并进行通向的伟大建设。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已经将近一个半世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经过了极其艰辛的历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迄今为止，已有十多亿人口摆脱了被奴役、被剥削的处境，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但是距离事业的全部胜利，路途还遥远，还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巨大的牺牲，才能一步一步地接近那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所向往的光辉的顶点。 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为宗教，为哲学（包括政治法律观点和道德），为文学，为艺术。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压抑、灾难、残酷的折磨，是现代宗教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宗教决不会自行消亡。宗教的消亡需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长期战斗。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中世纪把意识形态中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汉末的黄巾起义、北宋的方腊起义、元朝的红巾军起义、清朝的白莲教起义，都是披上宗教外衣的。德国的农民战争也是如此。 哲学这门学问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变化。旧哲学被称为科学的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9—97页。 学，它包罗着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以自己代替一切科学。各种具体科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结束了旧哲学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的旧哲学不同，它不是站在其他科学之上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学说，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是科学认识和革命改造的武器。政治、法律观点和道德学说也是哲学的内容。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不同，哲学阵营就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凡是主张存在是第一性、思维是第二性的为唯物主义哲学。与此相反的，则为唯心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跟唯心主义哲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哲学是不可能有的。宣传哲学的“无党性”和“全人类性”只能是欺骗。 文学和艺术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艺术包括音乐、书画、雕塑、戏剧、电影。文学和艺术一般是诉诸感情的形象思维的形式。 文学和艺术具有倾向性。马克思说“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2恩格斯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在中国，诗经里的《伐檀》、《硕鼠》，有强烈的倾向性。历代著名的文学家屈原、贾谊、杜甫、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施耐庵、王实甫、吴承恩、曹雪芹都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家。文学和艺术的生命和价值全在它具有为人民的政治倾向性。 为人民的文学和艺术，就是站在人民一边，与人民同患难、共呼吸，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样的文学和艺术就是优秀的文学和艺术，它大量地记录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 在今日，文学和艺术就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宣传进步思想，宣传思想，鼓舞、赞美人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高尚志趣和情操。但是也要注意，做到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不要把“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在不断吸取民间文学和艺术的营养中发展、长大的。诗、词、小说，都是如此。戏剧更是来自民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熔铸着各兄弟民族文化的精魂，这是不容忽视的。 《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8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4页。 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不断地接受外来文学和艺术的影响。例如佛教艺术和讲唱文学就是如此。近代、现代文学和艺术的外来影响更为显著。 第二节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上古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上古哲学思想，指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中国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从殷代后期起，经历了殷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殷周之际是古代思想的起源时期；西周则学在官府；周室东迁前后，官学崩溃，这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一阶段。周王东迁以后的思想，以至春秋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二阶段。孔墨显学，战国百家并鸣之学，周秦之际的思想，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三阶段。对古代哲学思想的这三个阶段，《庄子·天下篇》曾有所论述。 商代后期，以干支相配成的六十甲子明确无误地刻在甲骨上。以六旬为循环的纪日法，是中国历法的基础。历法反映关于人类对天体运行和时间的较精确的计算，它起源甚早。殷代先公上甲微就以十干的日命名，以后■、■、■，都沿袭这种称谓方式。他们是成汤以前的先公。生活在夏朝的商之先公以十干命名，则干支纪日的历法当起源甚早。历法与天体运动的神话相伴随，纪实观念又与禋祀祖先相联结，从中形成了礼。殷代后期，礼器的大量出土，表明当时确实存在着《论语》所提到的殷礼。礼器的多端，以及纹饰的精致，既说明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也说明殷礼已相当繁缛。 殷虚文字，是单字象形。单字，证明其无复杂语言；象形，反映其对周围事物观察的朴素。这种文字，指示出感性的摄取与劳动的接触是特别重要的。卜辞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广泛、复杂，表明殷人以人事诉诸鬼神的宗教意识的浓厚。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对此都作过仔细的归类和分析。王国维根据卜辞而作出的商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西周学在官府。西周王室掌握文化的官职是祝宗卜史。祝代表祭者向神致辞，必须掌握关于神的历史知识。宗管理宗庙祭礼，必须掌握关于氏族宗法的历史知识。卜掌管观兆的宗教事件，必须掌握关于占卜吉凶祸福的知识。史掌管文书，观察天象，必须有关于自然现象及政治历史的知识。所谓“学在官府”的学，就是这班文化官吏所专有的知识，归根结底都与宗教有关。在主要的诸侯国，如宋和鲁以及后来的楚，也有这种掌握文化的官吏。 周人的宗教思想是天命论，至上神是上帝，亦称皇天，有福可怀，有威可畏。人受生于天，曰命。受天之命以统治天下，曰天子。人民疆土乃天子之所有，受自天，亦受自先王。故须敬畏天威，尊法先王，以祖先神与上帝相配合。 周人的道德思想以德与孝为中心，德以对王，孝以对祖。西周的金文及诗书，多涉及孝与德的道德思想。如云“监悊厥德”（《克鼎》），“秉文之德”（《周颂》），“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什》），“克明德慎刑”（《书·康诰》），“乃单文祖德”（《书·洛诰》），如云“显孝于申（神）”（《克鼎》），“祖孝先王”（《宗周钟》），“绥予孝子”（《周颂·雝》），“永言孝思”（《大雅·下武》），“用孝养厥父母”（《书·酒诰》），“惟尔令德孝恭”（《书·君陈》），可见“有孝有德”（《大雅》）是西周的道德纲领。 西周的政治思想，通过颂与诰以宣扬。颂是后王歌颂先王的乐诗。由下而上的崇拜叫做“颂”。周颂用于禋祀先王，多讲武功与农事，称颂先王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诰谓教训，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谕戒叫做之诸诰，如《大诰》、《洛诰》、《召诰》，金文如《盂鼎》，大抵指陈明天命、敬德、治民、营国的道理，训戒子孙与多士、多方，要服膺周先王的统治表率。颂与诰，是用来对下属进行崇拜与服从教育的文字，只有官府才能掌握，所以说“学在官府”。 西周末年，王室逐渐微弱，社会矛盾加剧，平王乃被迫东迁。当时有大量诗歌，暴露现实黑暗，诅咒上天与祖宗，责备上层贵族，这是对统治思想的背叛，具有进步性、人民性。这些诗歌被收集在《诗经》中，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政权下移，王官失守，学术由官府下移，竹帛乃下庶人，西周学术“皆原于一，不离于宗”，向春秋“道术将为天下裂”转化（语见《庄子·天下篇》）。于是，就出现了孔子开创私学，聚徒讲学的新局面。 西周的学术，到了春秋时期，还保留了它的旧形式。残存的官府文化官吏，还抱着西周的学术传统苟延残喘。然而这仅如秋风中的残叶，即将飘散。《庄子·天下篇》说西周学术，到了春秋之世，“其明而在度数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但是毕竟王官失守了，他们所有、所能明的只是仅存躯壳的形式了。春秋时期的诗书礼乐，只是单纯的仪式，而没有内容。西周文化成为死规矩。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学术，就是专门背诵古训的儒者的职业。《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士，犹艺士，娴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习礼乐，所以为相；习射御，所以为将；习书数，所以为宰。此为当时贵族之学，亦懦所以进身于贵族之学。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就是传习诗书的儒者，他们的时代早于孔子。 春秋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散见于《左传》。如云“五行”，或亦曰“五材”，如云“六气”，都是指宇宙间的基本物质。又论及民与神的关系，指出应先成民事而后致力于神。或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或指出，天道远，人道迩。这些，都表明人们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遥远的天道，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春秋末世战国初年，孔子墨子开创了私学，从此开始了诸子百家并鸣的局面。 孔子生长在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接受了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那时候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孔子处身这种文化变革的时代，首先开了私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惟官学失守，乃有私学。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势力的学派。孔子的学术以“仁”和“礼”为中心，仁就是承认人的地位，礼就是讲究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言仁，是革新的。讲礼，是保守的。所以孔子的学术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矛盾。孔子周游列国，当时的诸侯不能用他。他晚年退而著书，编定六经。据说《春秋》是经过他笔削的，《春秋》笔法成为后代史学家的准绳。孔子编定的经书，经过汉朝提倡，成为学术的正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孔子的教育学说很有价值，有些原则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今天还在遵循。孔子死后，弟子散处四方，或者为诸侯师，或者友教士大夫，影响十分巨大。 墨子稍后于孔子，当战国初期。他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乃背弃，而著《非儒》。其书多及生产劳动，多言百工、商贾、宾萌、役夫，反映其为身份微贱的生产者。墨子的主要主张为兼爱、非攻、节葬、非乐，上同、尚贤，天志、明鬼；反对奴隶主贵族依靠骨肉之亲，无功富贵。书中《备城门》以下，是兵书，详言战争防御方术，可见墨家非攻而不反战。墨家也是徒属弟子充满天下的学派，其后学有墨辩，有墨侠。终战国之世，墨家学派传播甚广，其巨子且远至西方的秦国。墨家学派直到汉初才衰落下去。所以孔墨二家，韩非子称为“显学”。孙诒让谓墨学之昌，几埒洙泗。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这里所说墨学的历史兴衰，符合实际。 孔子开创私学，墨家踵兴。从此而后，道、法、名、阴阳各家并兴。与儒、墨合称六家，各以其学术相诘辩，形成战国百家并鸣的局面。奴隶社会崩溃阶段的学术繁荣，在学术思想史上放一异彩。 汉初司马谈以黄老学派立场，论六家要旨。其言虽有所见，要不免偏颇。大抵自孔子而后，战国大儒，言仁义，崇礼乐，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孟子道性善，议井田，衍子思的思想绪余，流于主观唯心主义。荀子言性恶，重视后天的学习，论天行，重视人事的修治；博综各家，非十二子，赫然成为战国末年唯物主义思想的巨擘。 道家称老庄。老子其人，《史记》不能论定其时代。而《道德经》则显系孔墨而后战国时期的思想，非议仁义，批判礼制，要回复到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之治。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万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状，没有物质基础。《道德经》反映着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庄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处昏上乱相之间”，生活贫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贷粟于监河侯。他既不能随时代而前进，又不能把握当前的现实，只能逃离人世，处身于材与不材之间，在矛盾中求得内心的宁谧。所以他齐死生、得丧、小大、多少、贵贱、是非，乘道德而浮游，泯然无累。庄子提出了超越时间、空间的“道”，“道”是不可认识的。这个“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从“道”出发，庄子要求“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不要以人为改变天然。无用是最好的用，越无用就越合于天道。处世的方法是“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在命运面前听凭摆布的败北主义。庄子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名辩思想包括名家与墨辩。名家惠施、公孙龙都逞诡辩。惠施合同异，如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种诡辩，抹杀事物的质的差别，把相异的事物视为同一。公孙龙离坚白，谓“白马非马”，谓“坚白石”不得见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马论的逻辑特征，在于把普遍的概念（马）与个别的事物（白马），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把本质（马）与属性（白），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这是他所以陷于谬误、成为诡辩的原因。坚白论则认为色（白）性（坚）质（石），互不相关，人物感觉（视觉与触觉），各各分离，互不联系。现象不可知，感性认识不可靠，把诡辩推向极端。 墨家后学墨辩，有文字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讲墨学的认识论、逻辑思想、科学思想，在《墨子》书中，自成一组。文字体例，殆如《尔雅》，文辞简约，讹夺过多，至为难读。今举其批驳名家公孙龙诡辩的论题如次。“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小取）。“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经说下》）。一则批驳白马非马，一则批驳坚白石，离。由此可知，墨辩的成书时代，乃有晚于公孙龙者。 法家称管、商、申子》驳杂，非一家之言。《商子》大体出于商鞅的言论，亦有后人依托。《申子》或近于道家。《韩非子》则集法家大成，兼言法、术、势三者。其《解老》、《喻老》，表明法家思想与《道德经》的关系。韩非时代，及于秦王嬴政，已是秦统一的前夜，其思想，为君主政治鼓吹。 阴阳家邹衍、邹奭，著作无传。《管子》书中，或有其绪论，当俟考定。《吕氏春秋·应同篇》保存其五德终始之论。《史记》所载大九州之说，为阴阳家思想的一端，然而非其思想之最重要者。 这里要提出来的，是战国时期诸子书中关于思想统一要求的屡见。《管子》书中已见统一思想的端倪。《商君书》，要求“燔诗书而明法令”，禁绝游学。《荀子·非十二子》，要务息十二子之说，除天下之害，把百家争鸣看成扰乱天下的邪说、奸言。《韩非子》则禁二心私学。所有这些，成为秦统一天下以后“燔诗书百家语”以及“偶语《诗》《书》者弃市”政策的张本。 中古时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从秦汉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中古时期，即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中古时期历时二千年，至一八四○年鸦片战争才进入近代。 中古时期的正宗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但是各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各以其不同的性格与风貌，标志着正宗哲学的历史演化。但是正宗哲学的神学化性质是始终存在的。 中古正宗哲学从董仲舒开始，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也从董仲舒开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六艺之科”的书籍成为经典。汉初的子学余绪，由式微而归于斩绝，经学的统治开始。西汉占统治地位的是今文经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独成为今文经学的大宗。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学神学化的标本。阴阳灾异之说，天人感应之论，人副天数之言，土龙祈雨之术，何莫而非神学。正是这个董仲舒，被称为西汉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绪，其思想学说成为中古哲学的正宗。 西汉今文经学，《诗》、《书》、《礼》、《易》、《春秋》，各立博士。弟子传习，严守师说。而一经有数家之传，是以互异。东汉白虎观会议，旨在统一经说，泯今文经学内部的纷歧。班固以古文学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论》，综合今文诸儒经说，注释名词术语，以神学为指归，遂勒成一代今文经学的神学词典。汉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至此乃臻体系严密，理论周至。这是经学史上的大事。尔后古文经学兴盛，服、贾、马、郑，多以古文经学为儒林大师。而郑玄尤以综罗今古学见称，风尚为之一变。于是古文经学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正宗，但是它有异于今文经学者在于不言灾异，不为谶记，所以其唯物主义思想透过实事求是的学风而显露。这是值得注意的。 魏晋玄学以《易》与《老》、《庄》为三玄。以孔子与老子为“将无同”，以“名教”为出于“自然”，其消融儒言于道家的特点非常明显。何晏注《论语》，王弼注《易》与《老子》，未尝不揭仁义之言加诸道德之上。葛洪外儒术而内神仙，要亦时代风会使然，则玄学作为正字哲学的神学性质固甚分明。 魏晋玄学的统治，时间并不止于魏晋。可以说，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是玄学统治。在玄学统治期间，经学仍在发展，特别在北方，经学未尝中绝。江左也有经学，战乱频繁，人民流散，书籍不易保存，好象经学销歇似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隋唐是佛学各宗派创立、发展的时期。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四大宗派之中，尤以华严宗与禅宗影响为大。它们无疑地具有正宗哲学的性质，而不是传统所说的“异端”。隋唐经学应数《五经正义》，它综合了南北朝经学著作，但更多的是北朝经学的笺注成果。在经学统治下，培养出许多“学究”。 宋明七百年间（包括清初）是理学统治时期。理学以儒家思想面貌出现，骨子里渗透了佛教与道教思想。北宋理学，以周敦颐为开山。《太极图·易说》、《易通》，是理学家不刊的经典，而《太极图》则传自华山道士陈抟，其道教的渊源很明显。二程、张载、邵雍，是北宋理学大家。程颐、张载、邵雍，都深于易学，邵雍独以象数著。明道《识仁》、伊川《易传》、子厚《西铭》，都是理学的经典。司马光虽见许于朱熹，列于六先生，与上述五子并，而后世不以其为理学家。 南宋理学，朱陆为两大派。朱熹传程颐理学之绪，更衍周、张、邵学统，故称理学集大成者。朱学受华严宗影响，也受道教影响。《四书》经二程表章，朱熹集注，取代了经书的地位。朱熹门庭，盛极一时。陆九渊开创心学学派，近于禅。其后学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称甬上四先生，而未能张大其师说。张栻湖湘之学，吕祖谦婺学，与朱学鼎峙，但影响远不如朱学。庆元学禁解除以后，真德秀、魏了翁为南宋朱学殿军，对树立朱学的统治地位有所贡献。 元朝统一南北，有利于理学向全国传播。其时朱学称盛，也有和会朱陆的学者。 明初朱学统治，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都取朱学著作。明中期而后，王阳明心学崛起，挟其功业地位，王学传播几遍寰中。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为世诟病。明末清初，乃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学。颜元、李塨以实学批判理学。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宋明理学作了总结。清初统治者提倡理学，御纂《性理精义》，重用理学大臣，但理学颓波不返，终为乾嘉汉学所代。 理学自以为传孔孟道统，明斥二氏，但阴受二氏影响。七百年的正宗哲学，讲义理心性，阴阳动静，牛毛茧丝，辨析毫芒，在思维发展史上自有较高的地位，但它的神学本质始终存在。 近代西方学说的东来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并把它介绍给中国人民。于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大量翻译过来。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因而也得到传播。 在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中，时代比较早的是李善兰。李善兰译述了欧几里德（eulid，约前330—前275）《几何原本》后九卷，与明末徐光启译的前六卷，凑成全书，完整地介绍了演绎推理的思维方法。他又译了罗密士（eliasloomis，80—899）的《代微积拾》、侯色勒的《谈天》、胡威立（whewell）的《重学》和牛顿（isaaewto，42—727）的《数理》。他对通过数学形式而表现的辩证法思想作了阐发。他说西国莱布尼兹（gottf-riedwilhelmleibitz，4—7）、牛顿二氏，创立微分积分二术，“实发千古未有之奇秘”。“积分逐层分之为无数微分，含无数微分乃为积分。”关于无限性的辩证思维，于是获得了明确的表述。李善兰关于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译述，其所涵哲理，冲破了中古神学的迷信。他说，“为学之要，必尽祛其习闻之虚说，而勤求其新得之实事，万事万物以格致真理解之。”这句话充满了不为成说所囿而勇于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这种思想是唯物主义的。 译述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的巨子是严复（853—92）。严复所译的书，有赫胥黎（thomasheryhuxley，825—895）的《天演论》、亚丹·斯密（damsmith）的《原富》、约翰·穆勒（jamesmill，773—83）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斯宾塞（herbertspeer，820—903）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内容涉及生物学、逻辑、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许多部门。其中《天演论》一书的影响特别巨大。鲁迅自述其在南京求学时阅读《天演论》的情况，谓几至废寝忘食的程度，可见此书当时对读者产生的魅力，在文化学术方面影响之深广。严复译此书，每篇之后，附识自己的议论，字数与原文相等，或且过之。这种译述，非仅字比句次，求无失坠，而乃为一种学说的创造。严复文字雅洁，力追周秦诸子，此尤足以满足学术界好古者的偏嗜，而杜鄙薄新学者的谗口。 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乃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精髓。严复踵斯宾塞、赫胥黎之后，以自然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其理论是谬误的，但在当时帝国主义竞相瓜分中国，我国处于危亡之际，这个学说对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严复在译述逻辑的时候，介绍了归纳法和演绎法。他说，归纳法的要点是“察其曲而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即积累大量的局部的材料而抽出其中普遍的规律。演绎法的要点是“据公理以断众事”，“设定数以逆未然”，即根据普遍规律以推断特殊事例，根据既定法则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是他所译的穆勒《名学》和那芳斯《名学浅说》两部名著所论证的。介绍这两种方法，对我国人掌握形式逻辑以研究事物有很大帮助。严复译述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重在介绍天赋人权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这些思想被当时的顽固派视为洪水猛兽，但是深得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这对当时学术界起了蔑视君权、崇张民权的十分有益的启蒙作用。比严复略早，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郑观应等，都介绍了或赞扬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主张启民智，开议院，兴商务，废科举，办学堂，译西书。但是他们的影响远不如严复的深远。 甲午之战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倡变法图强，于是有戊戌变法运动。 康梁的变法理论来源于西学，所举以为中国变法楷模的是俄国的大彼得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庚子义和团运动，为八国联军所镇压，清朝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了可耻的辛丑和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方针指引下，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者忠实的奴仆。变法云云，已不足取信于国人。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章炳麟的学说成为国人政治理论指导的圭臬。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固取资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民治、民有、民享”，而益之以民族主义与近代经济学说。特别以排满、兴中相号召，富于鼓动力量。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民主革命派立场，同改良派尖锐斗争，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旗帜。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主革命派多次领导武装起义，终于推翻数千年的帝制，建立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它的丰功伟绩。此后，孙中山又反对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军阀混战，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建立。孙中山在中国帮助下，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革命有巨大影响。五四运动前，他在反对改良派和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中，宣传进化论，宣传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知行观，宣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虽然在局部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而革命的、进步的倾向是非常鲜明的。五四运动以后，他提出了民生史观，他的哲学体系又转向二元论或唯心主义。同志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章炳麟深于国故，并治佛学与西学，以其如椽巨笔，发为政论，宣传民主革命，挞伐保皇派的逆潮流的反动谬论，宜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斥责光绪帝为“载湉小丑”，说“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各国立宪，都经“血战”，然后可以得“自由议政之权”。他歌颂革命，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章炳麟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推翻清朝，中国才能实现民主政治。（《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炳麟宣传均配土地。他说，“不亲耕者”不得拥有土地，反对封建剥削，“露田无得佣人”（《定版籍》）。“均配土地，使耕者不为佃奴”，才能实现民主（《五无论》）。章炳麟批判孔教，从历史事实出发，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驳斥康有为的《建立孔教论》。章炳麟鼓吹无神论，认为既没有“天”，又没有“帝”和“鬼神”，否定天命论。但是他提出要建立“无神教”，说佛教就是无神的宗教，这是他的思想的不彻底处。章炳麟晚年，脱离革命，思想渐入保守。鲁迅评论他说太炎先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晚年“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 2《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47页。 当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章太炎，鼓倡革命，黄兴、邹容、陈天华等发表文章或演说，与之相后先，形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洪流，取得了思想界、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而他们的思想理论实质上取资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这一点是十分明白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重大意义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潮是一次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鲜明地揭橥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批判与它不相容的旧思想、旧道德与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与新文化。五四时期新思潮的特点，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在这场运动中，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他们的思想言论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杂志。 五四运动不仅反对封建思想文化，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大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热烈地欢迎俄国代表，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论文《庶民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主编《新青年》时，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的中译本开始出版。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世界观，李大钊、、周恩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俄罗斯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出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日益增多，许多地方还创办了工人夜校，建立工会。许多地方相继成立小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逐渐具备。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事件。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三大敌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九二一年中国的成立，则为这场革命指明了航向。历史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第三节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从先秦时期起，唯物主义思想家代不乏人。战国末年，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荀况，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比荀况略早，则有后期墨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数学思想。东汉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批判了谶纬神学及世俗的虚妄。南北朝时期，有范缜的《神灭论》，批判唯心主义的神不灭论；有何承天从天文学、数学引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写了阐发唯物主义思想的《天论》、《天说》等光辉论文。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安石、张载。王安石的《洪范传》、《老子解》、《诗义》、《熙宁字说》等著作，宣传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张载则宣传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陈亮和叶适。明朝的伟大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廷相，他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明末请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夫之和颜元，王夫之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旧唯物主义的高峰。清朝前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当数戴震，他以疏证《孟子》字义的形式宣传了唯物主义。近代的思想家则往往通过介绍西学而宣传唯物主义。 中国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表现在它确认世界的物质性，确认存在的客观性，确认规律的可知性。从先秦到近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对这些命题，作了可贵的探索与论证，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人类思维史的宝库。无论古代、中世纪、近代，与同时代的欧洲哲学相比，都毫无逊色，在古代和中世纪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国人民值得引以自豪的。 中国的哲学唯物主义往往与政治上的进步倾向相联系。先秦荀子非十二子的思想综合，从思想意识领域的统一，反映了建立统一国家的政治倾向。范缜的《神灭论》，反映了世俗地主对中世纪宗教滥费的谴责。柳宗元、刘禹锡则直接参加了永贞革新而遭到贬斥。王安石推行新法，因而在理论上建立以三经义为中心的新学。王夫之参加抗清斗争，遂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创造。 随着生产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前进，哲学唯物主义也有相应的发展，这种情况体现了哲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这是因为唯物主义往往是生产斗争与自然科学的哲学总结。先秦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孕育了后期墨家及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两汉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王充与张衡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天文学的进步，产生了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宋朝自然科学的进步，产生了王安石与沈括的唯物主义思想。明朝生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宋应星《谈天》、《论气》等唯物主义思想。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显示得比较清楚。 中国的唯物主义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墨辩的唯物主义，在同公孙龙的离坚白唯心主义诡辩论斗争中益显其光辉。荀子的《天论》是在同不可知论的斗争中发展的；范缜的《神灭论》是在同萧子良、萧衍等七十多人的辩论中论定的；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守旧派的斗争中发展的；陈亮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朱熹展开王霸义利之辩中前进的；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颜元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戴震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样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发展的。近代、现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则是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前进的。唯物主义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显出了理论战斗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唯物主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同唯心主义斗争中益加深化，逐步发展。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往往与辩证法的发展互相联系。 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革新进取精神。从孔子开始就十分注意社会政治问题。“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虽是针对季孙而发的议论，亦未始不是他在春秋之世的政治理想。《礼运》出于后儒之手，而托之于孔子对大同与小康的具体论述，当也可看作儒家设计的政治方案。孟子的仁政说，谈及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农村图案，此或尚保留有古先农村公社的遗影。孔孟的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述是很丰富的，其中有若干有价值的思想，如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说法，孟子率兽食人的譬喻，都是对奴隶社会暴政的抨击，具有光辉的民主性。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政治排列，说明三者在国家政治天平上的分量，并不能以之比附近代民权论，但是这种排列也是很有意义的。 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一种“役夫之道”。兼爱、非攻、非命、非乐，反对王公大人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这种思想是奴隶社会的造反理论，必然为奴隶主贵族所不取。但是他的徒属子弟，充满天下，可见信从者之众。墨子弟子为实行其理想，能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则其信从的坚决，尤其可贵。墨子的一些宗教理论，如《天志》、《明鬼》，应视为糟粕。 道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主张奴隶社会向原始社会的逆转。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原始社会的向往。与鸟兽同居，与鹿豕并，则是要退回到草昧未开的洪荒之世。 法家阐述君主理论，既反对奴隶制国家重臣专断，削弱君主集权，又禁二心私学，要求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这实已导秦代政治的先路。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军。他的《礼论》、《王制》诸篇，为封建社会的政教风俗制造理论，又为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设计。 西汉初年贾谊、晁错的政论，东汉末年仲长统的《昌言》、王符的《潜夫论》，都有针砭社会的实际意义。 三国两晋时期，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达了反对封建羁绊，寻求自由乐土的美好愿望。 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对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进行猛烈抨击。《潜书》的议论尤其尖锐。 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往往带有西学的色彩。康有为的《大同书》，以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比附公羊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思想，为未来社会设计蓝图。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时间比《大同书》为早，而也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以经学笺注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这就是说，中国的哲学往往以经籍为源泉。所以中国的哲学思想往往与经籍内容密切联系。这种情况应该注意。 中国的哲人留下了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贯注了珍贵的革新进取精神。人们拍打去其间凝聚着的灰尘，就会露出灿然的金光。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评、抨击，对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寻求，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精魂。要从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旧而新是谋”。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排除主观臆断，又需要剥肤见骨的辩证观点，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宝山在望，唯不辞辛苦地探检者能够不至空手而归。 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古代哲人重视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探讨。先秦思想家孔子就谈到“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道性善。告子言性无善恶，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荀子则主性恶，“其善者伪也，”用后天的教化来“化性起伪”。汉代扬雄言性善恶混。唐韩愈言性三品。宋周敦颐言性有刚、柔、善、恶、中。张载则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为程颐、朱熹所承袭，并进一步发挥。论性而及情，则又有性善情恶之说，又涉及人欲问题，议论十分深广。几千年的人性论，基本上尊崇孟子性善之说。 与人性论相联系，则有极其丰富的道德学说。儒家重视仁与德，提倡孝弟忠恕、《中庸》论知、仁、勇，发挥孔子的思想。《大学》则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归本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孟子言五伦，论四端，对后世有巨大影响。荀子则隆礼，亲师，重视后天修养。汉人明三纲、六纪之说，明道正谊而不计功利，表扬孝弟力田，注重风教。魏晋则以为名教出于自然，放诞任情，但也不是不重礼教。隋唐时期，或崇空宗，或主清虚，二氏之说，与儒学并存。宋明而下，主天理，明本心，致良知，道德学说与心性之说相互渗透，而皆言灭人欲。明末则有“育欲”之说，颇与“寡欲”、“灭欲”之说不同。宋明儒者言“诚”，言“幾”，言“慎独”，言“已发”“未发”，言“中和”，皆根据古训而益发新意，道德问题的讨论与道德规范的践履，更为深细。但是末流则为虚伪，为明识之士所呵斥。 与人性论、道德学说相联系，则有人生观的论述。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关心人生问题。因此，人生哲学十分丰富。庄子以大量文字讨论人生观问题，欲和光同尘，自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老子则以卑弱自牧，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墨子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氏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韩非子为了“利民萌，便众庶”，不避乎“灭亡之害”。这些，是先秦哲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人生哲学。孔孟的人生哲学是入世的，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加以阐发却很不够。例如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大任的态度是高尚的。屈原“虽九死而犹未悔”，舍身精神多么坚决。荀子“锲而不舍”、“驽马十驾”的坚韧态度，树立了不倦地学习的良好楷模。这种对人生持积极态度的论述，是十分宝贵的。中世纪有《列子·杨朱篇》的思想，以为人生的目的在乎声色美厚。佛教东来以后，佛教思想支配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观。而道教的求长生的思想亦为地主阶级中特权者所喜爱。然而真正的勇士，诚如鲁迅所说，敢于面对惨澹的人生，历史上与黑暗势力搏击，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是大量的。执持《春秋》之义，在其他民族的凌侮下，挺身而出，捐躯以报宗国的，宋明之季更是后先相望。他们彪炳史册，流芳百世。这应是中世纪的最宝贵的精魂，为后人所继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心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气度，宏伟阔大，令人钦仰。 人生哲学与人性论相联系，又与道德学说相联系，这是中国古代人性论与道德学说的特点。 第七章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第一节历史理论的探索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历史理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它提出了两个关于历史的重要问题。一个问题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还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伟大人物所创造的？这就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历史本身有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可以认识？这是历史的可知性问题。关于历史理论，虽然还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但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都要取决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好象已成为常识，是不待解说而自然明白的。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神意识观、英雄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曾在西方各国长期流行，中国在这方面也并无二致。甚至在近、现代，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仍有市场。分析这些论点的错误，还须作细致的研究和耐心的工作。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客观性重视得不够，往往把历史研究工作跟历史记录的研究工作等同起来。历史研究工作，是对客观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记录研究工作，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可以涉及到客观历史的本身，但其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整理历史资料，而不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两种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重视这种区别，对于史学发展工作是很不利的。李大钊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譬如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或是日本，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中国或日lt本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中国，说这就是中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日本，说这就是日本。我们要想研究列宁，或是罗素，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列宁或罗素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资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宁传，说这就是列宁；某人所作的罗素传，说这就是罗素。那记载中国或日本的事物的编册外，俨然有个活的中国，活的日本；在那列宁或是罗素的传说以外，俨然有个活的列宁，活的罗素在。准此以推，许多死的记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在。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记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记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是历史。我们当于此类纪录以外，另找真实的历史，活的历史。4_028_0李大钊把客观历史跟历史记录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他这段话发表于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段话仍然不失实效。我们重视这种区别，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也是史学工作中应有的严肃性。 人类历史现象跟自然现象一样，虽然千头万绪，但都有规律可循。不过，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现象更复杂，变化得更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有阶级斗争存在于整个阶级社会以及辩证法则贯穿于各类社会矛盾之中，这都是对历史规律的揭示。 胡适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自然科学上的论断说成是人造的假设。 他举例说“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他，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进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哥白尼（iusoperius，473—543）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恺柏勒（johaeseppler，57—30）、如牛顿（ewto），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的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胡适这段话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同时也否认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说，这还是一种不可知论的说法，胡适把这种观点带到史学工作中，造成很坏影响。 有一种比喻说我们忠实于历史好象照相。可是再好的照相机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对象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由于角度、光线、范围的大小不同，同是一个对象，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样。研究历史要尽量如实反映历史的真相，这里存在着一个主观、客观间的问题。就历史本身讲，是客观的存在，但我们对历史进行的研究、表述，还是主观的东西，是我们历史工作者通过研究工作对于客观历史的理解，是主观同客观的结合。无论多么高明的历史家也很难说能把历史真相完全表述出来，我们只能努力使主观认识尽量符合于客观实际，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实性就越大。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有人认为历史本身是过去的事情，这种看法不一定对。历史上某个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过去的事情对于历史的影响随着时代的不同，会改变它的历史意义。过去的事情对于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意义。秦始皇灭六国在当时是一种意义，在汉初人看是一个意义，今天看又是一个意义。第一次我们对某一问题如何看，第二次我们发现更多的材料，了解了更多的东西，并根据这些修正和补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补充了第二次的看法，这不是说，以前的研究看法没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以上见《胡适文存》卷二，页77～78。 我们的认识越前进一步，就越接近事实的真相，就是我们的进步。这就是客观性同主观性的关系，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这跟不可知论是有区别的，跟机械论是有区别的，是辩证的。 应当强调，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科学，固然要弄清楚一些必要的事实，但最重要的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规律不同于一切的个别历史现象，它贯彻于纷繁的历史现象之中。能否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跟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分歧。列宁说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4_0284_0lt列宁的话阐明了规律的研究在历史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并指出了物质生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给我们指出了探索历史理论的正确道路。 历史理论的探索历史理论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也有许多领域要开拓。做这种探索和开拓的工作，首先必须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并且定为日常的课程，坚持下去，久而弥笃。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紫梦令全文阅读义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起了发矇振聩的作用，推动了史学的革新。有的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预测中国的未来。有的学者，研究远古文字，使沉睡三、四千年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站出来为古史作证。在文献研究上，大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气概。通史的编撰，社会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都有了丰硕的果实。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有公开反对的人，有默默抗拒的人，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破坏的人。这一切都可以说势所难免，却也并不能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 新中国建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人民普遍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大量的出现，史学领域里也提出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比较显著，但由于左倾路线的不断干扰，百家争鸣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这就妨碍了学术上可能取得的成就。因此，就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教条主义，也确实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作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并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真理的发掘是永无止境的，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教条的存在。 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个实际，包含了历史的实际，当前的实际，也可以说，还有未来的实际。一九三八年，他发表了《论持久战》，研究了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和有关方面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抗日必胜的理论，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后来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他这篇著作中的科学预见。一九三九年，他著《中国革命和中国》，特别分析了中国百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中国的领导地位及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是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论分析，也是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的概括。一九四○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特点，申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同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制定革命总任务的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志的这类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光辉典范。我们探索历史理论，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在必要时观察有关的现状和未来，把理论推向前进。 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来说，中国历史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这种宝库的门有很多还没有打开，有的虽然打开了，还基本上是一些宽狭不等的门缝。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争论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有些理论问题，本来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得到解决的，也不必急于求解决。但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还不能步步深入，虽然也有些进展，似乎进展得也不算大。对于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如果能自觉地检查自己在取材和观点上的不足，听取对方不同的意见，把问题放在更多方面去考虑，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这些问题以外，有很多的理论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们应该到新的学术领域里去，研究各种各样问题。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古国”“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些话，听惯了并不在意，如果认真地想一想，这些话都是富有理论性质的。第一，关于封建制的问题。如中国的封建制是简单地从奴隶制转化而来，还是另有来源？中国封建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特点？阶级、等级结构在发展中有什么变化？交换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何等地位？城市的不同类型及其特点等等。第二，关于统一问题。如统一和割据的各种形态，统一的经济基础，统一和封建政体的关系，统一和割据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等。第三，关于民族问题。如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权，汉族在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第四，关于文化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政治经济以外的一切社会现象。形形色色的文化各有它们的发展规律。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如何批判、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历史问题，都有许多理论工作可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探索这些问题，既要博古，又要通今，绝不可割断历史来看问题。本卷对上述的一些问题，也略有论列，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我国旧史曾在一些部门比较集中地提供了历史理论的资料，有的已为人所利用，有的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基本上讲的是国家的职能，但我们很少这样看。八书的《礼书》、《乐书》，是讲教化。《律》今亡。据《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则《律书》即兵书。《礼》、《乐》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国的两种手段。《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有科学知识的内容，但多关于宗教性的记载，跟皇权神化有密切的联系。《河渠书》讲兴修水利，防治水害。《平准书》是讲商品交换和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这八书对于封建国家的主要职能可以说都讲到了。《汉书》的十志，于续补《史记》八书外，特详于《刑法》、《地理》和《艺文》，这也都不出于国家职能的范围。《续汉书》有《百官志》，是记载封建官署，离国家职能的范围略远。杜佑著《通典》，自序称“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部二百卷的巨著，记载了大量关于国家职能的资料、史事，兼及历代议论，有助于理论的探索。后世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虽系汇集史文，便于掇拾之作，然善于采择，也颇有用处。 从中国历史来看，有两个应该在已有的成果上继续探索的重要理论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因全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各地区间在经济、文化上发展得不平衡。这不只是在汉族跟各兄弟民族间发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汉族内部，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也不平衡。从更高的高度把这些不平衡的历史现象概括起来，既要看到各种社会现象中的差异，又要从差异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 第二，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传习力量的顽固性，社会变革往往不彻底。血缘组织本来是氏族社会的特点，但氏族社会为奴隶社会取代后，血缘组织又在新的历史形式下继续发挥作用。奴隶制在奴隶社会结束后的两千多年仍有残余存在。象这一类的历史的传习现象，往往混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视线。第三，社会现象在历史上往往出现某些重复，如治乱兴衰的不断代替，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以类似形式出现等等，都容易造成历史循环的假象，遮盖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对这一类的历史特点，都须透过现象发现本质。 历史理论的探索毕竟离不开历史本身，对客观历史的了解毕竟离不开历史资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的历史工作者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对历史资料掌握得不够丰富；另外一些人熟悉历史资料，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得不够，这就妨碍了对理论探索的顺利进行。这种缺点是应当不断克服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必须在广大的史学领域内进行，具体的事物考订和断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学术价值，但对通史的兴趣应是必不可少的。对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对有关兄弟学科的一定修养，也都是必要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规律，也要探索这种规律跟现实的联系性，用以说明现在，观察未来。 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已经历了半个世纪，成绩是可观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当前须着重探索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史学的发展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史学的效果。 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在社会动乱比较激烈的时候，或是在大动乱的前后，我国总有史学的杰作出现。在经过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到了汉武帝时，统一的局面才巩固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写出了他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变乱、分裂，通过了隋唐时期的稳定，到了唐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就在这个时期，杜佑写出了《通典》。两宋，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郑樵写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险象环生，正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唐甄的《潜书》，虽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时代的脉搏，鞭挞了封建统治的腐朽。象这样的著作，都有丰富的历史观点，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旧的史学著作中，是一部在史学理论上比较丰富的书。以上这些著作的产生，各有其历史原因，把这些原因加以分析概括，是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一项重要工作。 古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不可能高度地理解历史知识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说，要从夏殷衰亡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所谓借鉴，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这说的都是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商鞅变法的时候，当时有两派，一派主张变法，一派反对变法，两派的说法，都有历史的根据。当然，其中总有一派根据是不正确的。秦汉之际，是朝代变换最迅速的时期，汉初时有些人注意到一个问题秦经营了那么长的时期，很不容易，为什么亡得那样快？汉从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过五年，这是为什么？这好象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要求对现实的解答，对汉朝历史的前途的解答。唐在隋朝暂短的统一之后，建立了新的皇朝。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视从隋朝的兴亡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到了宋代，司马光写了那么一大部书，书名索性就叫作《资治通鉴》。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经常碰到的问题。有时，我们回答了，有时，我们回答不上来；有时我们虽然回答了，但从心里缺乏自信。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史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第二节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的特点在史学工作中，理论的指导和探索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掌握和运用也是很必要的。历史理论是对历史现象的概括，历史文献是对历史现象的文字记录。客观的历史跟记录的历史是有区别的，这在上文已有所论述。现在我们就历史和历史文献的相互关系加以补充论述。 历史，指的是客观的历史，即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身。历史文献，是指关于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这种区别本来很明白易懂。但历史本身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主要是依靠历史文献，因而不少的人把二者混淆起来，甚至不少有学问的人也认为研究历史文献就是研究历史。我们说，把文献作为历史资料去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这才是研究历史。如果把研究兴趣只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订，那只能说是研究历史文献，而不能说是研究历史。当然，研究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历史是有所帮助的，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把二者等同起来，既不利于历史研究，也会把历史文献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弄清楚这一点，是很必要的。 历史文献跟历史有区别，但历史的研究又离不开历史文献。从学科关系上说，历史学包含的内容比较多，这首先是历史观点。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一定的史学工作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指导的。在一定的观点的指导下，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综合，可以充实原有的观点或改变原有的观点，而得出新的结论。这是史学工作经常经历的过程。史学的著作总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著作的结构，一个是文字的表述。关于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史书的结构和文字的表述的研究，都属于史学的范围。而历史文献只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 历史资料如汪洋大海，非常繁富。这里有古代文化遗存，其中有远古文化遗址、墓葬和文物，这在没有文字以前，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在有文字以后，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有历史文献，包含一切有文字的材料。一般地说，这是历史研究所需要的主要材料。社会风俗、口头文学，也都有史料的价值。跟人类社会有直接联系的社会现象，如土壤、河流、森林、矿藏等等的状况，也至少可以做为辅助资料来看。 历史文献的含义，现在还没有一致公认的说法。我们认为，凡是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都可以说是历史文献。在具体工作中，可按照工作性质规定历史文献的范围。我们一般的习惯，常说政治文献、经济文献，而没有听说思想文献。但是我们又常说马克思主义文献，其中一大部分是属于思想文献，或者说思想史的文献。象历代的诗词、散文，我们不习惯说它是文献，但对文学史工作来说，其中的重要作品也可以说是文献。我们古代的农书，象《齐民要术》，科技书象《天工开物》，在政治史工作者看来，不能算是什么文献，但对于科学史工作者来说，却是重要的文献。又如《颜氏家训》、《世说新语》等书，还没有听说它们是历史文献，但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也应该说是文献。所以，历史文献的内容，不能说得太死，要看工作的需要而定。历史文献一向被看作是死板的、简单的历史资料，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相当数量的历史文献是有多重性的。多重性这种提法，可能不确切，我们姑且这样说。所谓多重性，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以外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历史文献可以包含两点，历史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少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产生着影响，这是一点。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的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些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这是第二点。 历史文献作为历史资料，还有它的局限性。第一，历史文献资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考古学的资料和民间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解放以来，古文化遗址和历代文物有大量的新发现，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补文献的不足。民族地区的历史、社会和民间文学的调查，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调查，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研究历史，单靠文献资料有时是不够的，要把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反过来说，离开了文献资料，单凭考古学资料，对于有文字记载时期的历史来说，也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文献的不足，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历史文献。第二，文献资料有不少失实的地方。其中，有的是由于史官的有意歪曲，有的是由于记录人的认识不足，有的由于传闻的失误。还有由于多年的传抄、刊刻，文字上的伪误脱衍倒错的也不少。象这样的材料都有待于考订以后，才能使用。第三，不少文献资料是脱了线的。尽管资料内容很多，但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考，都不易利用。第四，在文献资料中有一个传统的毛病，就是记载笼统，有时还多过于夸大。比方说，记载中形容社会凋零景象，爱说“十室九空”，这显然是夸张之词，是不应该轻易置信的。所有这些局限，都需要用历史文献学的工作去解决的。 历史文献学的建立为了促进历史文献研究工作的发展，使其有助于史学工作的发展，现在有必要、也有条件把历史文献学做为一门新的学科建立起来。我们初步的意见认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部分，除上一节已有所论述的几个问题之外，还有历史文献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历史文献本身有各种不同的门类，也就需要分别地同相应的学科发生联系。比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农学知识。《算经十书》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其他如《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书的整理，更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工艺知识。历史文献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种学科，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较多的学科。 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是历史文献研究所要联系的学科，但不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究竟哪些学科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地说，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它们一个是讲时间，一个是讲空间。研究中原文献要精通古汉语、近代汉语，研究兄弟民族历史文献，要学习有关的民族语文。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主要是讲历史文献的发展状况。象很多事物有自己的发展史一样，历史文献也有自己的发展史。一般的看法，好象历史文献都是很死板的东西，只有这一文献跟那一文献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文献跟那一时期的文献不同，而谈不到有什么发展史。这种看法只是看到文献是一个一个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文献自出世以后所经历的长时期的变化。每一历史文献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受前一时期的影响，也不能不影响后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看，它们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而每一历史文献都是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对历史文献必须历史地看，要从各方面的联系中看历史文献，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从有历史文献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记载的只是统治者的具体活动和思想意识。此后，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尚书》、《雅》、《颂》、《易经》等都是官书。《春秋》可说是私人著作的创始。而《春秋》和《左传》也是根据官方材料写成书的。战国时期，私人著述的风气渐盛。这些著作，就一个学派内部说，往往是带有经典性的文献，在我们今天来看，也顶多不过是学术性的文献。如从数量上说，战国时期传留下来一些私人著作，较之当时的官府载籍恐怕是少得可怜。经秦火和项羽烧秦宫室之后，各国载籍多荡然无存，在《史记》里只是略存其踪迹。两汉时期，官家文书记载和档案制度逐渐具备，私人著述的史文辞赋和各种技艺书也多起来。此后，社会生产力有了进步，政权组织扩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纸术发展了，印刷术发明了，公私载籍越来越多了。大体说来，私家载籍在任何时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后，能流传下来的，显然是越来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计现存我国古籍有若干万种，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书。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档案来说，那数量就不知比现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记载经验本身的长期积累，也可以促进公私文献的发展，但陈旧的积习也会顽固地阻碍文献工作的进步。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发展史，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官私文献之不同的特点及其在发展进程中经历的异同，这有助于对它们的认识，并可以从而考虑如何改善对它们的管理和传播，如何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使之为各种有关的建设事业服务。 章学诚曾提出“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他是就史书体裁讲的，但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提法来说明历史文献方面的问题。关于历史的记注，这是历史文献的一大类。大量的官书和一些私人的历史记载，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文献，无论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于反映社会情况。那些有意于作伪的人，也不过是要反映伪造的社会情况。记注如现存的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贵的原始的资料，但有不少弄虚作假的东西。这类文献，总的说来，是没有加过工的资料，其可贵的地方在此，价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要有史识，对于史料的运用，不强调完备，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思想和表述，这是对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后的成果。这一类的文献，其中有时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说，对于读者可能有更多的帮助。它们虽非原始的东西，但往往可能比较集中表述了历史的真象。从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以及其它学术方面的资料方面来看，这类文献提供的比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只有原始资料才是更宝贵的，在发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这是带有片面性的。我们研究历史文献，也要把这两类文献加以区别，分别观察它们的发展史、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史。当然，这两种分类也不是绝对的，要看以哪一类的性质为主。班固的《汉书》是撰述，但带有很浓厚的记注性质。历代官修的史书，多属于记注性质，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这是要具体分析的。 历史文献的发展史，还可以从好几方面来说。这里有历史记录条件在完备程度上的发展，有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还有历史文献研究本身也有它的发展史。 历史记录条件完备程度，指的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等。在甲骨文里，有好多地方的记载是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的。在时间的记载上，有的只记了日，而没有记年月。有的记了年、月、日，是在记载的开头记日，在末尾记月，紧接着再记年。例如《殷虚书契》前编卷三有这样的写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里，如《大盂鼎》在开端写“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开端写“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五祀”。这是先写月，写日，最后写年。还有一种写法是一开头就写出年月日来。如《颂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最后这种写法逐渐成了历史文献中一个固定通用的形式。后来皇帝有了年号，又要用年号去记时间。近代中外关系频繁以后，既要用中国的历法，又要写上西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历就成了我们记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献上有标题，在某些文书上有事由的摘要，这也属于记载条件的范围。记载条件具备的程度，也反映了历史文献的发展水平。 书写工具，最初是用金属工具刻在兽骨、龟甲上，后来雕镂在金石上，再后是写在竹木简上，写在帛上。有了纸，书写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献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后来有了私人的收藏，经过进一步发展，有了私人藏书家的出现。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数量最大的。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学校的图书馆、地方的图书馆以及社会集团的图书馆。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经长期积累产生了许多经验。文献的传播，最初只是极少量的传抄，还有靠口头流传的。造纸术发明了，传抄有了便利。印刷术出现了，传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机、影印术的出现，为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文献的著录是关于文献的登记和说明，为使用文献的人提供检索的方便。文献的考订是对某种文献进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证。我们平常所说的考据学，实际上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附属于各个学科之内的。对文献的考订，就是历史文献学内的考据学。以上这些问题都可进行研究，都有它们的历史内容。至于历史文献研究本身，过去的前辈们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贡献。但有意识地把它树立起来，成立一门学科，这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任务我们应该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部分，也应该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类学应该以目录学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录学。目录学也讲分类，但目是书目，录是解题，一般是就书论书；提高到有系统有理论的“学”的程度的，似没有多少。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这跟一般对目录学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都可以说是属于分类学的范围，但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关于分类学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历史文献学的应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关于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也开始得较早，自宋以后逐渐发展，到了清乾嘉时期，成就甚多。但一直到现在，很少有系统性的总结。从目前史学发展和古籍整理的状况来说，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们这部通史，篇幅较大，处处离不开历史理论，处处离不开历史文献。我们要从理论的探索上，从文献的应用上不断提高水平。 第八章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第一节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史书体裁综合运用的传统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发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发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发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 1 序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思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883年3月7日。 一本卷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它从考古安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上起人类的原始，下与夏商周对接，涉及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诸课题。 近代考古学从十九世纪后半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几十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曾发出过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写续篇的豪言壮语，使后学很受鼓舞。说实在的，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学科刚刚起步，缺乏资料的积累，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现实的。现在不同了，我国考古学和相关的学科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皮前考古和原始社会历史的一批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相信不需要多久，将会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和勇气，来弥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末尾所感到的遗憾，真正完成一部中国的续篇！作者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一块铺路石。 二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到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民族到国家。二者虽都是世界范围的课题，但都与中国远古历史密切相关。自从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明确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884年恩格斯发表《劳动在从猿到入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地论证了猿之所以能变**的根本机制。从那以后，古人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包括中国境内一系列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 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魏敦瑞在仔细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后指出，其体质特征至少有十二项与蒙古人种有联系，铲形门齿就是最显著的一项。现在中国境年发现的人类化石，无论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谋猿人（距今约75万年）和蓝田猿人，还是大体同时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化石，无一例外都是铲形门齿。在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中国人的标本中，铲形门齿占有极高的比率，高于其它任何种族。其它许多体征也有类似的现象。吴汝康在概括地比较了这些体征上的相似性以后写道“上述这些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特高的性状，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恩格斯写道“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干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页注，人民出版社。 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它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自然，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与其邻近地区不断有基因的交流。”所谓发展的连续性或亲缘的继承关系，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和邻近地区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体系，不像是从其它地方的某种远古人类派生出来的。这一体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人们注意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国云南发现过一种较接近人类的腊玛古猿，但欧洲西南部和东非也发现过。最近云南又发现禄丰古猿，吴汝康认为它“可能是接近子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的类型”。既然中国存在着接近于人类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发现，以后的发展更是自成体系，可见中国在人类起源及其发展的问题的研究方面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要彻底究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罢了。 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人类的文化。正如中国的远古人类化石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一样，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而且表现得更为鲜明一些。为纪念北京猿人发现六十周年商编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中国远古人类》的前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多年积累的旧石器材料，已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在不同时期存在反映区域特点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分布于我国南北方的各个文化发展阶段，成为我国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体，使华北是否存在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异同的趋势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这些话很好地表述了中国六十余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二是“华北地区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现象，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问题的研究与古人类化石传统问题的研究相互照应。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拿人类化石来说，从早到晚，属直立人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等，属早期智人的有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等，属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辽宁营口金年山人的地质年代应为更新世中期，此时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虽有一些直立人特征，大部分却与早期智人相象，应是体质特征进化最快的一个代表。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大体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与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应，但各地发展具体道路有所不同。华北的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是出现小石器最旱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带鼻的骨针，可与北京山顶洞人的骨针媲美，而年代却比山顶洞早许多，说明当时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有限。但由于时间长，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细石吴汝康《古人类学》，第20页，文物出版社，989年。 《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山版社，989年。 器，而那里的富林文化却有大量北方风格的细石器，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由于中国东北的旧石器文化有时表现得比较先进（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对周围的影响自然会比较大些，例如朝鲜和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国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人类迁移过去。 三中国的新石器文化是从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果说中国旧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体系，那么中国新石器文化也是这样，只不过内容更加丰富，谱系更加繁复罢了。 整个新石器时代及以后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都涉及到前述的第二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在中国境内是如何从民族发展到国家的。在此我们想从四个方面略述当前的研究成果，即农业的发生与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区系的组合与重组，以及历史的传说与真实，它们也是本卷有关章节的梗概。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中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其特色，这在远古时代便已露其端倪。 我国古藉中有不少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或厉山氏）或炎帝之子名柱的发明了农业，周人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看来黄帝又成了农业的发明者。说法虽不一致，总之都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而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 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驱德康多尔和瓦维诺夫都认为中国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何炳棣更系统地论证了中原是粟、黍等旱地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区。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这些学者是很有见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至前5000年，中国北方已出现一系列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遗址发现了栽培谷物的遗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有许多窖穴中发现粮食朽灰，经灰象鉴定是栗；河南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都发现了炭化的黍，后一处还发现了油菜籽。这些过址所属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工具，其中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 广义的中原大体相当于黄河中下游，这里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年雨量约500—800毫米，集中于夏季高温的七八月份。春秋冬三季都很干旱，且冬季严寒，一月平均气温比地球上同纬度的其它地区低0c以上。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黄土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这两个条件制约了农业起源过程中选择驯化作物品种的方向，即对肥、水要求不高，在幼苗期特别能耐旱而在速生期需要高温多雨的作物。粟和黍正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作物，它们在中原又有大量的野生祖本。在当地史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自然选择了这两种作物进行培植。而且在整个史前时期，二者都是华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许多人认为中国南方应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但具体范围说法不一。 有的主张起源于南岭以南的两广地区，有的主张起源于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或云南——阿萨姆地区，有的则主张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后一种说法是最接近历史实际的。 近年来在长江中游发现了一系列大约相当子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分别称为城背溪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其年代约当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在这两个文化的遗址中，已不止一次地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是用稻壳掺在泥土中抹墙壁，有的是用稻壳碎末掺在泥土中做陶器。往后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中，这种做法更为普遍，已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传统。同属于长江水系的陕西汉中盆地亦发现有较早的稻餐遗存，分别出于西乡李家村和何家湾遗址，属老官台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000年至前5000年。所有这些稻谷遗存的年代都远远早于中国其它地区发现的稻谷遗存，也早于一般认为可能是稻作农业发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所发现的稻谷遗存，所以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稻米有两个基本亚种，一个是籼稻，或称印度稻；一个是粳稻，或称日本稻。现己查明粳稻起源于中国，日本的稻谷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所以有的学者建议将日本稻改称为中国稻。一般认为，粳稻是从釉稻演化出来的，而籼稻的野生祖本是普通野生稻。我国普通野生稻最集中的分布区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长江流域只发现少数几处。为什么长江中下游在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反而比华南重要得多呢？因为华南大部分处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炎热，几乎全年无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资源十分丰富。尽管野生稻到处都有，但因为收获和加工都很麻烦，比起其它食物来也不见得特别好吃，所以人们不一定采集它。即使发现了它的食用价值，因为到处都可以采集到，就不一定考虑进行人工栽培。即使偶尔种植了一些，也没有迫切的需要把它发展成一种继续不断的稻作农业。长江流域就不同了，那里有较长而寒冷的冬季，迫切需要有能够长期储藏以备冬天之需的食物。人们一旦发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和能够长期储藏的优点，自然会加意培植并设法扩大再生产。何况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比较发达，人口较多而野生稻资源又少，就更有进行人工栽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恰巧在长江中下游发现最古老和最发达的稻谷遗存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从而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找到了事实的根据和理论上的说明。 由于在我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往后的发展又都各具特色，从而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而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北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那里首先培育了栗和黍，可能还有大豆，园艺菜蔬有油菜、芥菜或白菜，经济作物有大麻等。养育业是以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形式出现的。先后饲养的家吉有猪、狗、黄牛、山羊、绵羊、猫等，家禽有鸡。以猪的数量为最多，其它几类都很少。本区的农具主要有翻地的石铲，收割用的镰和爪镰以及谷物加工月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本区农业大体经历了以下儿个阶段一、磁山文化时期已有一系列农村，但规模较小；种植谷物有粟和黍，饲养家畜家禽有猪、狗、鸡，翻地用农具主要是舌形石铲，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镰，其中不少是有齿石镰；谷物加工工具主要是大型石磨盘和石磨棒，磁山文化中有乳状足的鞋底形石磨盘，是这个阶段的代表性器物。 二、仰韶文化时期农业村落遗址显著增多，规模扩大。种植谷物除栗、黍外，还从南方引进了水稻。饲养家畜中增加了少量绵羊、山羊和黄牛。翻地用农具仍是石铲，但形态明显地复杂化了，有舌形、心形、梯形、双肩形和鞋底形等，后者主要分布于燕山及其以北的红山文化范围内，有人称之为耜或犁。收割用农具大量增加，但形态一变为两侧带缺口的或长方形的爪镰。石磨盘和石磨棒显著减少，且个体变小，也许这时随稻谷的引进而将加工稻谷的杵臼同时引入华北，部分地代替了磨盘和磨棒的功能。 三、龙山文化时期此时作物种类和家畜品种虽无多大变化，农具却有明显的进步。翻地农具已规范化为梯形或有肩石铲，后者实为商代青铜铲的祖型。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质或蚌质的镰和爪镰，且全为磨制，质量较差的陶质或打制石爪镰都被淘汰了。用碳3方法测定古代人的食谱，得知仰韶文化时期粟、黍类食物只占50％，龙山文化时期则为70％，说明此时粟作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华中、华南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以稻作农业为主，后来从北方引种了部分旱地作物（多在缺水的丘陵地区）。这个地区的家畜家禽主要是猪、狗、水牛和鸡，后来又从北方引进了羊。农具中多骨铲或石铲（或曰锹），用以平整水田，后来出现了石犁破土器等。由于稻谷可直接用手采集，故收割农具不发达。加工粮食则主要用杵和臼。 本区农业也经历了类似华北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一、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农村多在河湖边或沼泽地，种稻，养猪、狗和水牛。用骨铲整治水田，很少见收割用农具，加工粮食用杵臼。二、大溪文化——马家滨文化时期农村遗址显著增加，规模扩大。许多地方己用石铲代替骨铲整治田地。 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农业有较大发展，除种稻外，有的地方从北方引种了栗、黍等旱地作物作为补充。已会养蚕缫丝织绸，家畜中大约从北方引来了羊。农具因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江浙良渚文化中出现了三角形石犁，广东石峡文化则有石钁和石铲等，收割用农具中出现了少量石镰和爪镰。 以上两大农业区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动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并且对邻近国家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出现新的劳动领域，扩大了劳动门类或职业的范围；其二，更新技术，提高效益，生产纵深发展。两者彼此联系，结果是出现和发展了社会劳动分工及其日益专业化。 本卷涉及的时代中的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致男子占据了农业生产领域，妇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务的劳动力。这是一个渐变而又复杂的过程。约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期大坟口文化刘林期的大墩于墓地见到的情况，表明这一过程己步入质变阶段。这里的男性墓才用镞、鱼镖一类渔猎工具随葬，纺轮基本上只见于妇女墓葬中；妇女也用斧、锛随葬，但比例上却少于男子同时，铲、凿只见于男性墓，而且，仅在男性墓中才见到斧、锛、凿这样成套的石质工具。m4和m32两座成年男性墓，在随葬斧、铸、凿同时，还随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牙制品，形象他说明死者生前是手工业匠人。至公元前三千年后半期齐家文化的柳湾墓地，石刀、石斧、石锛、石凿及石钻和纺轮，分别成了男、女各自的专用随葬品。手工业匠人从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现，就规定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只是男性展现才能的专门领域。 在农、工之间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过程中的诸阶段的墓葬，凡使用锛、凿随葬的男性，往往同时也随葬了刀、铲这类农业工具，表明手工业匠人还同时是农人。这反映了当时农、工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还处在较低水平。同时，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 制陶业始终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在技术上，它先后经历贴塑、泥条盘筑及慢轮加工等阶段之后，于公元前四千年前期后段，已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见到了快轮制品。快轮制陶技术经历一逐步发展过程，至龙山时代才在黄河及长江流域普遍推广开来。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从它的下游到中、上游，这一技术推广及发展程度，也存在逐步递减而显得颇不平衡的情形。 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是史前工业技术革命步入一重要阶段的标志。在此之前，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庙底沟文化的陶窑，往往是成群分布的。而随着轮制技术的发展，制陶组织或单位愈益缩小。兰州徐家坪包含十二座窑址的马厂文化窑场，从其被分割成四个由不等数量的陶窑组成的单元来看，当认为这一窑场分属于四个制陶组织，同时，其制陶规模也存在差别。约自公元前三千年前期后段之后，在自陇东以东的黄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陶窑，一是窑室的容量扩大，二是以遗址为单位来看，陶窑的数量减少了，而且，它们往往呈零散分布。例如，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客省庄及三里桥遗址，分别只见到三座和一座陶窑。而且，在客省庄文化中，见到的陶窑成了一房屋附属物的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制陶日益专业化，同时，陶器成了交换中的重要商品。 随着使用快轮制陶之后，制石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制玉和金属制造两种专业。 制石工艺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我们见到了日益增多的那种棱角锐利、体型扁薄且整体抛光的石制品，二是单面穿孔技术的出现并逐步地推广开来。制石成了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职业。 据至今见到的考古资料，可知住居在燕山南北及长江流域的先民，较其它地区的居民更早地从石头中辨识出美石（玉），加工成装饰品，随后在这两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生产和使用玉的传统，并使之发展，至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红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开始的良渚文化，分别出现以猪龙或以琮璧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在此之前，制玉和制石两类工艺混杂不分，自玉礼器出现后，一是因为两类工艺要求原本应有所区别，二是由于玉礼器工艺水平要求超过制石，故出现了从制石人中分化出专门从事制玉的工匠。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对其它地区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是从影响面及影响的深远意义来看，良渚文化超过了红山文化，二是尽管在山西及内蒙中南部见到导源于良渚文化的影响，然而，从迄今为止的材料看，受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影响最直接且有相当深度的则是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至于长江下游和长江中、上游的关系，至良渚文化时期，虽可见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但从整个玉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则比较复杂，至今尚难窥其端倪。由于玉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其它地区出现玉匠的先后，以及是否产生过独立的玉匠问题，当作具体分析。目前的资料情况，使我们对此难以探讨。 见于林家马家窑文化的经过冶炼并由合范浇铸而成的青铜刀子、源涡镇的铜炼渣和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我国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至龙山时期，制铜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从获取矿石，经冶炼到铸造铜器的生产，是一有组织的协作劳动，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这一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分工获得进一步发展，是继快轮制陶之后又一次具有时代性的工业革命，在随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将看到由它引起的社会变革，较快轮制陶更加深刻。 在以农业为基础经济的史前社会，手工业发展规模和程度，最终取决于农业为其可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状况，同时，它在规模和速度两方面增强了人类聚积财富的能力。除了由于它的存在直接产生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外，还要求产生管理人员和沟通社会各部门生产的交换人员。然而，吏前社会分工与分化并未仅在生产领域中停步，基本上与上述社会生产领域分工与分化同时，又产生了巫师与军事领袖。 早已发生的宗教，至公元前三回千年之交，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红山文化的坛、庙、塚和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f4带有地画的大房子，这类宗教性建筑，己表明存在较复杂的宗教礼仪。与之相适应，当已存在某种形式的巫师。巫师是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为宗教礼仪由选举产生的临时性“业余”巫师到专业巫师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公元首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如不计富河文化卜骨的活，甘肃灵台桥村发现的当是属于这时期的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卜骨，大坟口文化的用于祭祀的带有符号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带有墓葬的祭坛，应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阶段的标志。 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具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现象建筑于瑶山山顶，自内而外是用红、灰和黄褐色斑土铺垫而成。附近无同时期的居住遗迹；2祭坛南半部有东——西成行的南、北两列墓葬，墓列分布范围与祭坛面积基本一致3墓葬大小及随葬品数量有别，却都以随葬玉器为主，当不是这文化的普通墓葬；4.玉琮、玉（石）钺只见于南列诸墓，玉璜及纺轮仅见于北列墓葬。推测南列诸墓主人为男性，北列为女性。 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女巫一般无琼，说明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这种琼、钺共为一人的随葬物的现象，和陶寺m305墓主人同时随葬钺和礼乐器的情况，一致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福泉山t23m2有综无钱，以及同地的t27m2钺、纺轮共存而无琮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掌握了神权的人，并不一定都握军权，和某些女性亦能执掌军权。 至此，史前时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已具基本规模。然而，这一变革并未到此止步，但往后的分工与分仁的历程，只是己形成的这一层面的延伸、发展和深化。 五早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北方和南方的文化特征就有所不同；同在北方，也有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和吅印〈逑档那稹2还捎诟鞯乜脊欧11值牟黄胶猓庵智档幕帜延谧既泛腿〉靡恢氯鲜叮叫率魇贝┮捣5螅捎谧匀坏乩砘肪车牟煌纬闪巳鼍薮蟮木梦幕＜椿小11系乃锏咀髋┮稻梦幕焙投蹦喜康暮档厮谧髋┮迪呒梦幕北辈俊20诿晒鸥咴12陆颓嗖馗咴哪圆杉梦幕馐俏幕档牡谝淮沃匦伦楹稀Ⅻbr />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至前5000年期间，即相当于磁山文化的时期，在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地区性的考古学文化。地处中原的河南和河北南部有磁山文化或称磁山裴李岗文化，陕西和甘肃东部有老官台文化，山东有北辛文化，北京地区有上宅文化，内蒙东南和辽西有兴隆洼文化，沈阳地区有新乐下层文化，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北有城背溪文化，湖南有彭头山文化等。 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在一些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液潮，从而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这种现象在甘肃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期的西界仅到陇东天水附近，到庙底沟期便大举西进到甘青边界，马家窑期继续西迸到武威，马厂期更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走廊，再往后的四坝文化已分布到新疆的东界。年蒙古中南部也有类似的情况，那里因为纬度较高（甘肃是因为地势较高），因而气温较低，百量也相对较少，早期农业没有传播到这个地区。到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已有少量农人沿黄河和汾河河谷北上垦荒，到庙底沟期就有更多的农人涌入河套地区，因而在那里出现了一系列与晋、陕庙底沟期遗存十分相似的遗址。在渤海湾，一些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人从山东半岛先后渡海移居到辽东半岛，把山东的史前文化传播到渤海北岸。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至于长江流域本来就有较发达的文化，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当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与黄河流域发生密切的文化交流。上述憎况使考古学文化分布图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重新组合。 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各地前后进入龙山时代，此时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一是铜器的发明，使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冶金；二是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不但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制作蛋壳黑陶那样精致的器物成为可能三是养蚕缫丝和丝织品的出现；四是玉器工艺的大发展。此外还有漆器工业和建筑业的进步，如普遍使用石灰、土坯和夯筑技术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熟练掌握技术的匠人。一种新技术出现后必定有一个推广的过程，这种推广的过程必定伴随着一些匠人的流动和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再者，这些手工业产品既然不是每个人甚至也不是每个公社都能制造的，因而必然会出现较经常的商业交换；有些人不满足于一般性商业交换，干脆用武力去掠夺，所以这时武器有较大的改进，也出现了城墙等防御工事。战争固然会造成破坏，但客观上也可能促进文化的传播。这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图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三次重新组合。当战争的机器进一步发展，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社会向两极分化，文化区系又将重新组合，那已是文明时代的事情了。 六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徐旭生和童书业先生等还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资料进行比照。有一些作者想用考古资料印证传说，又往往牵强附会。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 古代有所谓三皇五帝之说，但具体哪是三皇哪是五帝，则往往有不同的说法。要之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时崔直从《五帝本纪》开始，而于工帝以前的历史则只字不提。 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帝颛项、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也不见得都是虚构。例如黄帝就是打败了炎帝和蚩尤之后声名才显赫起来的，起码当时还有一个炎帝。只走后来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五帝的时代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个时代，现在虽然还无法论定，但也不是毫无边际。以往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初，不少学者以为它就是夏文化；后来觉得仰韶年代太早，又提出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意见，现在也还有一些学者保持这一看法。不过从有关夏纪年的各种说法与碳4年代的比照来看，从夏人活动区域的考订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的比照来看，从夏的文物典章制度与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比照来看，从夷夏关系、夏商关系与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比照来看，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假如这个判断没有大错，那么五帝的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时代。 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五帝本纪》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迂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他先是打败炎帝，接着又擒杀蚩尤。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的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 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先秦儒家言必称尧舜，《尚书》就是从《尧典》开始编纂的。墨家常是虞夏商周连称，把尧舜的历史同三代相连系而与以前的历史相区别。在其余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问题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同考古学文化相对照。前西已经谈到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无论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还是从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等各方面都能看得出来。不过允山时代有五六百年，而尧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继承关系，时间就会短得多。除非不是个人的直接继承关系，而是不同部落祥递掌权，否则难以简单比附。 传说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尧舜的时代或称为唐虞时代。《孟子·万章》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意思是说，唐虞时代实行禅让制度，而夏商周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制度。一禅一继，把两个时代区分得非常清楚。所谓“其义一也”是说二者又有联系，都是合乎天意即时代的要求。《尧典》中谈到那时除帝尧、帝舜外，还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有以司主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士（类似后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部门官员的行政组织；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剂、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有军队并有显赫的战功。这已经是一种雏形的国家了。当然，《尧典》系后人追述，难免有记不准确而把作者当时的某些情况附丽增饰进去的地方，但也不会是向壁虚构。只要看看龙山时代已有很大的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城内面积就达20多万平方米），就知当时一定有了城乡的分化，有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两椁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贵族，制铜、制玉和蛋壳黑陶等当时的高技术产业很可能有工官管理。而当时普遍出现的乱葬坑，死者身首异处或肢体残乱，当是酷刑的牺牲者。如果我们能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的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好地衔接起来，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进程及其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那时我们将有理由说我们所作的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 苏秉琦99年4月于北京题记本卷论述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是由苏秉琦教授主编，张忠培教授、严文明教授共同撰写的。李伊萍、朱延平、朱永刚、许永杰、赵辉、戴向明、吴贤龙、刘雪英等同志也都参与了与本卷撰写有关的一些工作。 苏秉琦教授，生于909年0月，河北高阳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952年至982年主持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工作。自934年起，先后主持和指导陕西宝鸡斗鸡台、西安郊区、洛阳中州路、陕西华县、河北邯郸及洛阳王湾等遗址大规模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及主持编写《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等书，并著《谈“晋文化”考古》、《辽百古文化古城古国——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及《中华文明的新曙光》等论文数十篇。他在培养了好几代考古学者的同时，并以考古类型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国道路等科学理论，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张忠培教授，生于934年8月，长沙市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972—987年，主持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工作。自958年起，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陕西华县及渭南、吉林省吉林市郊及白城地区、年蒙古哲盟、楚纪南城、河北蔚县及易县和晋中地区的大规模考古调查、试掘及发掘工作，著《元君庙仰韶墓地》、《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等书，和《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中国考古学的现代与未来》、《当代考古学问题答问》、《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数十篇，对中国北方考古学文化谱系、史前社会制度的变迁和考古学基本理论及方法，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索。 严文明教授，生于932年0月，湖南省华容县人，958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uis）常务委员。长期从事新石器对代考古教学与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河南洛阳王湾、山东长岛北庄等数十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发表专著《仰韶文化研究》及论文《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东夷文化的探索》等0余篇。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作者不仅作了辛勤的耕耘，而且作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工作。他们的理论兴趣更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增加了活力。本卷的完成，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他们本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本卷的出版，我相信会在我国学术工作上产生有益的影响。秉琦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我非常地高兴。我对于秉琦教授、忠培教授和文明教授，还有其他的同志，给予《中国通史》工作以这样的大力和合作，表示不胜由衷地感谢。 白寿彝990年2月于北京中国通史2第一章我们的远古祖先（约80万年前至万多年前） 第一节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幅员十分辽阔的地理大单元内，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更难以与外界发生交往；中部们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在世界诸史前文化中的浊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山脉和河流的走向大多自西而东，形成四个与纬度大致平行的自然区域。从北往南算，第一个是塞北区，大致在长城以北.包括东北、内蒙和新疆等地。属温带气候，年平均温度仅0°—0c。除东北外，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为草原和荒漠景观，年生长期一般低于20天。青藏高原纬度虽低，但因地势特高，故自然条件与本区基本相似，现均为我国的主要牧业区或农牧混交区。第二个是华北区，大致在长城以南和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主要是黄河流域。属暖温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0°—5c。年降水量约400—800毫米，是半干旱地区。年生长期约20—270天。现为我国旱地作物的主要产区。第三个是华中区，大致在秦岭——淮河以南和南岭山脉以北，主要是长江流域。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5°—20c，年降水量约800—500毫米，年生长期约270—300天。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现为我国水稻的主要产区。第四个是华南区，在南岭山脉以南，包括台湾、福建南部、广东、广西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属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约20°—25c，年降水量约500—2oo0毫米，全年都是生长期。现为我国水稻和热带作物的主要产区。各大区内的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也不完全一致，因而还可细分为若干亚区。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 现代科学证明，在整个史前时期，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地质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古冰川遗迹，它们大体可分为五期，即龙川冰期、鄱阳冰期、大姑冰期、庐山冰期和大理冰期，其年代约从3oo万年前至万多年前。每次冰期都使气温大幅度下降，海平面降低，动植物群落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纬度较高的地区，其变化更为明显。而两次冰期之间的间冰期则气温明显上升，雨量增加，喜温动植物繁荣滋长。除了这种大幅度的气候波动以外，在每一冰期或间冰期也还有较小的气候波动。这种气候的波动和由它所引发的生态环境的变化，给史前文化的发展和迁徒带来巨大的影响。 sutiehig＆yaghuaije，93th第二节最早的人类及其文化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80万年以前，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已有了人类的足迹，其时正是地质史上的更新世早期龙川冰期以后的一个时期。 西侯度文化西侯度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黄河从西边和南边绕过。在村后的人疙瘩北坡，有广泛分布的河湖相砂砾薄层和交错砂层，其中发现了一批石制品、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 石制品共32件，原料主要为各色石英岩，也有少量的脉石英和火山岩。 石制品的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从石核和石片来看，打制的技术虽比较原始，但已有多种方法，包括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这都是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常用的几种方法。石器种类已初步有所分化，可大致分为单页或双面的砍斫器、凹刃、直刃或圆刃的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石器大多为石片加工而成，且以单面加工者为主。它们是直至目前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石器（图）。 图-西侯度石器.三棱大尖状器；2.凹刃刮削器，3.直刃刮削器；4.砍砸器与石器共存的一些遗物中有带切割或刮削痕迹的鹿角，也有烧过的动物骨骼、角和牙齿，许多动物的头骨被砸碎。说明当时的人们猎取动物后，曾经肢解、烧烤，乃至砸开脑髓果腹，食余的碎骨随地抛弃，而长角则被加工为某种器具。 共存的动物化石种类颇多，主要有鸵鸟、大河狸、刺猬、兔、纳玛象、李氏野猪、双叉麋鹿、晋南麋鹿、山西轴鹿、平额象、鼠狗、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三门马、三趾马、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步氏羚羊和步氏鹿等。其中绝属的占47％，绝种的占00％，并且有古老的种如步氏羚羊等，因而被定为更新世早期的西侯度组。根据古地磁法的测定，西侯度组的年代约为距今80万年。 元谋人及其文化如果说西侯度只发现人类的文化遗物而没有发现人类自身的遗骸的话，那么在云南元谋上那蚌则是两者兼有的一处遗址。 上那蚌在云南北部元谋盆地的东缘，是一个由棕褐色粘土组成的小山丘，四周为冲沟所包围，南边有那蚌河流入金沙江的支流龙川江。在那里曾发现两颗人牙化石、石制品、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出上层位在元谋阶第四段下部的第廿五层，属更新世早期。据古地磁测量距今70万年左右。据说在这一层的下部更早的地层中也还发现有文化遗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978年。周国兴、张兴永主编《元谋人——云南元谋古人类古文化图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984年。物。 两颗牙齿化石属同一个体的上中门齿，石化程度很深，并呈现浅灰白色。其形体粗壮硕大。磨蚀程度不高，切缘刚露出齿质，可能属于青年男性个体。这两颗牙齿的特征是齿冠基部肿厚，底结节发达，呈圆丘状隆起，有发达的指状突，舌面有铲形舌窝。基本形态同北京直立人较接近俪又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应为早期直立人或是由南方古猿纤细型向直立人过渡的一种形态，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homoeretusyuamouesis）。 石制品主要为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也有尖状器和石片。主要用锤击法制成，加工方法粗糙。 化石产地中发现有许多哺乳动物肢骨碎片，有的碎片上有明显的人工切削等痕迹。伴随这些骨片还有一些烧骨和大量炭屑，看来元谋人和西侯度文化的主人一样都已懂得用火了。 元谋人化石产地中发现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中有云南马、爪蹄兽、野猪、水牛、纤细原始鹿、剑齿象、豪储、竹鼠、鬣狗、斯氏水鹿、云南水鹿、山西轴鹿、最后枝角鹿等，其中以食草类动物为主。对植物孢粉的研究表明，松属占三分之一，桤木属占3%，草本植物则占40%，其中有禾本科、藜科和艾属等草甸植物。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是气候温和，呈森林——草原景观。阳原小长梁的石器河北阳原小长粱的石器发现于历来被认为是华北更新世早期标准地层泥河湾组中。原料以燧石为主，也有脉石英、石英岩和水晶。制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不少石片未经加工即直接使用，上面有清晰的使用痕迹。石器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形体普遍较小，个别器物似较进步。由于小长梁出石器的地层较厚，跨越的时间较长，遗物中也可能有较晚的成份。与小长梁石器伴生的动物有鬣狗、三门马、三趾马、腔齿犀、古菱卤象、羚羊、牛类和鹿类等，多系已绝灭的动物，年代应为更新世早期。 继小长梁石器地点发现之后，98年又在泥河湾对岸东谷地西北侧发现了一处面积极大、遗物十分丰富的石器地点。该处属湖相堆积，石器发现于距地表约40米深处的灰绿色砂质粘土和黄绿色粉砂互层靠下部的粘上层中，下与侏罗纪砾石不鳖合接触。据古地磁测定距今约00万年，可能属更新世早期到中期的交接点上。 在东谷坨发现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和许多废弃的碎屑，石器中以刮削器最多，类型也很复杂，还有不少尖状器，砍砸器甚少。总体特征是个体较小，加工精细，并己分出明确的类型，显然不是最早的石器。与同时或稍早的石器相比，明显不同于西侯度和元谋上那蚌者，而与附近的小长梁石器十分相近。鉴于东谷坨石器最为丰富，故有人称之为东谷坨文化。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吗？ 过去只知道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50万年的北京人。后来发现了尤玉柱《河北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其时代问题》，《史前研究》983年第期。卫奇《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985年第4期。蓝田人，据古地磁法测定距今约00万年。二者都属于更新世中期。早在957年，贾兰坡就提出最早的人类足迹应到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去追寻。后来果然陆续在更新世早期的地层中发现了西侯度文化、元谋人和小长梁石器，其年代距今已达一百七八十万年。但是根据对西侯度石器的观察，尽管在打制技术和类型方面比较古拙而原始，但从其已注意选料并运用了不同的打击方法，制造出不同类型的石器来看，似乎已走过了相当漫长的路程。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最早的人类遗骸还应到更加古老的地层中去寻求2。 人们注意到，目前在非洲已育更多和更早的古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的发现，其中最著名者是在东非发现的能人，年代达2oo万年以上；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方发现的石器则达20万年以前。于是人们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应在非洲和亚洲，而非洲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学术界早已公认，人是由类人猿发展而来的，但究竟是由哪种类人猿演化而来，因为什么机制使类人猿向人的方向转化，是什么地方最具备从猿转化为人的客观条件，从而出现了最早的人类，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而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在所有古代类人猿中，大约生活在500—000万年前的旁遮普拉马古猿是较接近于人的，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最早人类的祖先。这种猿发现于印度旁遮普等地，我国云南开远小龙潭及禄丰也发现了类似的化石。不过由于最近在禄丰石灰坝大量古猿化石的发现，学术界已将其重新定名为禄丰古猿禄丰种3，其所在地层属最晚中新世，距今约七八百万年。 禄丰古猿化石数量之多和形态之完整程度在同类古猿化石资料中是仅见的。据整理研究共有颅骨五个，下颌骨十个，颅骨和颌骨碎片四十七块，上下齿列二十九组和牙齿六五○颗，还有肩胛骨和锁骨各一根，指骨二根。其体征不但有雌雄之别，也有许多个体差异，呈现着相当复杂的情况。但从总体来说，有许多性状接近于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也有一些性状接近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古猿和亚洲现代大猿，从而为探索人类起源的谱系提供了新的重要信息。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不是从某一种古猿直接演化而来，而应是从某种人猿超科不断分化的结果。人类最早同古猿分开大约发生在四五百万年以前，那时已出现了南方古猿，其中一支被称为粗壮南猿，他们有的能制造石器，也应该是人，但因身体构造过分特化，终于在00万年前或稍晚一些时候灭亡了。另一支纤细型南猿则可能通过能人而发展到直立人，再发展到后来的智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并不排除继续存在着分化，不排除某些分支先后绝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虽已远远超出过去的水平，但仍然未能完全阐述清楚。现在我们只能这样说，要探索人类的起源，非洲和亚洲是最有希望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中国在内。因此有人提出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并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 贾兰坡、王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科学通报》957年第期。2贾兰坡、王建《上新世地层中应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存》，《文物》982年第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人类学学报》987年第期。第三节从蓝田人到北京人大约从距今00万年起，地质史即进入更新世中期。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都十分丰富，表明这个时期的史前文化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相当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中，最重要的是蓝日人和北京人及其文化，并分别为较早和较晚时期的代表。 蓝田人及其文化蓝田人是93年和94年分别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和公王岭发现的。公王岭在监田县城东南7公里，是一个小土岗，前临灞河，后依秦岭。登上公王岭，即发现厚约30米的砾石层、上面覆盖着厚约30米的“红色土”。红色土的下部夹有两层埋藏土，就在这两层埋藏上之间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和三枚牙齿化石，还有石器和许多动物化石。在陈家窝则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下颌骨化石。 公王岭的头骨大约是属于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其特征是头骨壁极厚，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没有额窦，眶上圆孔硕大粗壮，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眉峭。圆枕两侧向外延展，向后明显缩窄。头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778毫升。比北京人和爪哇人都要原始（图-2）。 陈家窝的下颌骨化石大概属于一位老年女性个体，其特征是具有多的颏孔，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下颌明显向图-2蓝田人（复原） 后倾斜并有明显的颏三角。从整体看同样比北京人原始，但比公王岭的头骨所显示的要稍稍进步一些。尽管如此，由于二者的主要特征所显示的阶段性相似，故可定为同一类型，称为蓝田直立人（homoeretutiaesis）。其年代据古地磁法测定，分别为蹈今98万年（公王岭）和53万年（陈家窝）或0—5万年和5万年。 在蓝田人产地发现的石制品仅三十四件。原料主要是石英岩和脉石英，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有大尖状器、大型多边砍研器、中小型多边砍斫器和单边砍听器，还有刮削器和石球等。加工技术粗糙，有单面加工和交互加工者。器形多不规整，对原料的利用率也较低，表明当时的石器制作技术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与蓝田人伴生的动物有三门马、大熊猫、鼢鼠、李氏野猪、葛氏斑鹿、中国鬣狗、东方剑齿象、剑齿虎、中国獏、爪兽、硕弥猴和免等，有明显的南方动物群色彩。根据动物群及其所在的地层判断，年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吅游幕瘏河村属山西省芮城县，位于西侯度西南的黄河岸边。959年调查时发现若干石器地点，90年对其中几个点进行了发掘，总共在十一个地点发现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9年第期。戴尔俭、许春华《蓝田旧石器的新材料和蓝田猿人文化》，《考古学报》973年第2期。石制品一三八件，以及烧骨和许多哺乳动物化石2。除055地点是发现于红色土之下的泥灰岩层中以外，其余都是发现于红色上之下的砾石层中。前者很少受水冲磨，后者则多有不同程度的冲磨现象。 石制品的原料除极少数为脉石英外，绝大多数是采自当地河滩的石英岩砾石制成的，不少制品还保留有原砾石的岩面。吅邮鞯闹品ㄖ饕谴富鞣ê团稣璺ǎ灿性一鞣ǎ械挠迷钠矫孀魈妫械脑蛴靡汛蚬陌毯圩魈妗j蠖嗫矶獭j髌餍斡锌稠狡鳌9蜗髌鳌8饧庾雌鳌12〖庾雌骱褪虻龋嘤檬庸ざ桑灿杏墒酥瞥烧撸ㄈ缡虻龋？吃移鞣值ッ嫒泻退嫒辛街郑蜗髌髟蚨辔ッ婕庸ぃ创优衙嫦虮趁婕庸ざ桑ㄍ?3）。 图-3吅邮?3.砍砸器；4.大三棱尖状器；5.小尖状器。 吅邮鞯奶氐闶歉鎏褰洗螅嘈捅冉厦魅罚短锶耸髂酥廖骱疃仁饔胁簧傧嗨浦Γk峭度杖艘黄鸺坛形骱疃榷17蛊鹄吹氖魑幕Ⅻbr /> 在吅臃11稚展且豢椋砻娉驶液稚潜诶锩娉驶依渡蚝谏k怯没鸬囊桓鲋ぞ荨Ⅻbr /> 与石器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三趾马、肿骨鹿、斑鹿、剑齿象、纳玛象、水牛和野猪等，其时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与蓝田人的年代接近。周口店和北京人周口店位于北京市西南郊的西山脚下，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人在那里开采石灰，挖掘“龙骨”（即古动物化石）。98年，当时地质调查所的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周口店鸡骨山，发现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92年安特生等人又访问了鸡骨山，并由当地矿工引导在鸡骨山北约之公里的龙骨山找到了一个化石更为丰富的地点，并预言那里会发现人类化石及其遗物。927年正式组织发掘。929年2月2日由裴文中发现了完整的直立人头益骨。那次发掘一直持续到937年。解放以后又多次进行发帆前后发现了六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大量的头骨碎片、肢骨和牙齿化石等，代表四十多个不同年岁和性别的个体。同出的石器和石制品数以万计，还有大量的烧骨，成堆的灰烬，被烧过的石头和朴树子等，伴出的动物化石多达一百多种。这个被称为“北京人之家”的周口店第一地点，至今仍是我国发现资料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周口店第一地点所发现的人类化石的特点是颅盖低平，前额后倾，头骨最宽处位置偏低，眶上圆枕两侧端稍向后弯曲，眶上园枕与额鳞之间出现明显的宽沟。头骨有矢状脊，鼻骨较宽，属阔鼻型并接近特阔鼻型，颧骨很高，颧面前突且较垂直。吻部略向前突出而没有下颁，下颌骨具有下颌圆枕。牙齿粗壮，门齿呈铲形。平均脑容量约075毫升，9年发现于顶部堆积的5号头骨脑量更达40毫升，显然比蓝田直立人进步一些。但仍属直立人范2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吅印轿魑饔貌烤墒魇贝跗谖幕胖贰罚蒲c霭嫔纾?2年。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人民出版社，975年。 畴，并被命名为北京直立人（homoeretuspeiesis）（图-4）。 图-4北京人（复原）北京直立人的肢骨部分呈现着与头骨不完全相应的特性，上肢骨已短于下肢骨，肢骨除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外，已与现代人的相似，锁骨和月骨也与现代人的相近。股骨也接近于现代人，有股骨脊。但股骨干上半内侧缘显著隆起，这一特点和黑猩猩相似；股骨干最向前弯的部位在中部以下最细处，也和现代类人猿的相近。根据肢骨计算身长的方法，推知男性平均身高.2米，女性.52米，比现代中国人稍矮。 北京人头骨较为原始而肢骨稍较进步的现象，可能与肢骨构造比较简单因而难以作细致的比较研究有关，也可能是反映着人类体质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镶嵌现象。这种情况不但在北京人身上有，在同一发展阶段的爪哇直立人和发现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的直立人也有相同的情形。它不过是在动物进化中有时出现的镶嵌现象的一种新的表现。 北京人所用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绿砂岩、石英岩、燧石和水晶等，制法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并已懂得对不同的石料采用不同的制法。石器个体大多较小，仅少数为大型器，主要类别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尖状器次之，其它几类较少。大多数是石片石器，单面加工。其中以用砸击法制成的两极石片和用两极石片加工而成的两端刃器最富特色（图-5）。 北京人遗址中发现有许多破碎的兽骨，其中有一些颇象有意制造的骨器，但绝大部分应是敲骨吸髓时砸碎的。 北京人居住的洞穴中有许多用火的痕迹，包括成堆的灰烬，烧过的骨头、石块和土块等。灰烬堆中还有烧过的朴树子和紫荆木炭块。这说明北京人已会控制用火，虽然元谋人和西侯度图-5北京人石器.2.砍砸器；3.7.9.尖状器；4.刮削器；8.雕刻器；0.砾石石器。 文化的主人也可能已会用火，但不象北京人遗址中那种成堆灰烬等所表明的会控制火并保存火种。有了火不但可以熟食，还可御寒和抵御猛兽侵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北京人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的，据对40多个个体的年龄分析，大约有三分之一不到4岁就死了，其余的年龄也不很大，于此可见一般。 与北京直立人伴生的动物化石达一一五种，称为周口店动物群。其中有中国鬣狗、肿骨鹿、梅氏犀、水獭、剑齿虎、三门马、李氏野猪、硕弥猴、葛氏斑鹿、德氏水牛、居氏大河狸、转角羚羊和豪猪等，其中现已绝种的占3%。这个动物群代表的年代，大体上相当于更新世中期。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堆积厚达40米，按其质地和颜色可分3层，显然是经过很长时期才形成的。依据古地磁法、热释光法、裂变径迹法和铀系法等多种方法测试的结果，其年代约距今7万年至23万年。在这个长时期内，人类曾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活动期，第一活动期的文化层主要在第八、九层，少量在第十层，第二活动期主要在第四层，第三活动期则只在表层的局部地方。每一个活动期电许还有几个小期，例如第一活动期显然还可细分为几个小期，而期与期间在年代上并不连续，很难说后来的北京人一定是前此居于同一洞穴的北京人的子孙。更不能简单地用洞穴中发现的全部人骨化石所代表的四十多个个体，来估算北京人实际社会群体的大小。由于时间很长，不但每次进入洞穴居住的人数和连续居住的时间都无从查考；每次居住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也都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据刘泽纯的分析，从最初住人的约前70万年到最后住人的约前23万年期间，大致发生过四五个冰期旋回的气候变化，每个旋因包括温暖的间冰期和相对寒冷的冰期。而下文化层、上文化层和表层大致都处在间冰期内。总的变化有大陆性气候程度逐渐加强的法宝专家小说5200趋势（图-）。 图-北京猿人洞堆积记录的气候变化曲线观音洞石器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 图-7观音洞石器.端刮器；2.长刮器；3.雕刻器；4.尖状器；5.砍砸器；.刮削器。该洞94年起曾先后经过四次发掘，在红上层及含角砾的黄色堆积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 该地发现的石制品有三千多件，原料为燧石、硅质灰岩、细砂岩和火成岩。石核大部分不经修理即行打片，只有少数修理台面。多数使用锤击法，也有用碰砧法制造的。石器多用石片做成，形状不甚规则，大小相差悬殊，类型也较复杂，主要有刮削器、端刮器、砍斫器、尖状器、雕刻器等，以刮削器数量为最多。许多器物有细致的第二步加工，多为单面加工，也有错向加工和交互加工的。加工之细致和方法之多样，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图—7）。 与石器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二十二种，其中有大熊猫、最后鬣狗、贵州剑齿象、巨獏等，属华南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与周口店动物群大致属于同一时期。 中国其它地方的直立人我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除较早形态的元谋人和较晚形态的蓝田人与北京人外，还有和县人、沂源人、南召人、郧县人和郧西人等，他们分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和县人发现于安徽和县龙潭洞，有头盖骨一个，下颌骨一块，牙齿五枚，代表三个人的个体2。 和县人头盖低平，颅骨壁宽厚，额部后倾，头顶有矢状脊，眶上圆枕特别粗壮，眉嵴高而连在一起，下颌粗壮，其厚度大于蓝田人和北京人。其总体特征有些象北京人，又有一些象爪哇人，似是二者中间的一种类型，被命名为和县直立人（homoere-tushexiaesis）。 刘泽纯《北京猿人洞穴堆积反映的古气候变化及气候地层上的对比》，《人类学学报》933年第2期。 裴文中等《贵州黔西观普洞试掘报告》，《古脊椎与古人类》95年第汝康、董兴仁《安徽和县猿人化石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982年第期。与和县人伴出的还有一些骨角制品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剑齿虎、肿骨鹿等，属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与观音洞的年代大体相当。，沂源人发现于山东沂源骑子鞍山的一个石灰岩裂隙中，包括一块头盖骨、二块眉嵴骨、六枚牙齿和部分肢骨。眉峪的粗壮程度与牙齿的形态与北京人相近。同出的动物化石有肿骨鹿和梅氏犀等，故当属更新世中期。 南召人发现于河南南召杏花山第二阶地的褐黄色砂质粘上层中，仅得右下前臼齿一枚，其特征与北京人牙相似。伴出动物既有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分，又有华北肿骨鹿——剑齿虎动物群的成分，表现为南北过渡型的特征。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 郧县人发现于湖北郧县龙骨洞，仅得牙齿4枚，与北京人牙齿相似。同出一人工打制的石核和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包括大熊猫、剑齿象等。 郧西人发现于湖北郧西白龙洞，仅得牙齿七枚。同出人工打制的石片二十多件及许多动物化石，后者属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 除上述各处人骨化石外，在安徽巢县银山村曾发现枕骨化石块，河南淅川也曾收集到牙齿十三枚，这些都应是属于直立人阶段的标本。由此看来，大约在更新世中期，我国的直立人已有相当广泛的分布。所谓直立人也就是猿人，过去我们曾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猿人一概称为中国猿人（siathropus），现在为了区别，分别命名为各种直立人，但仍有一些共伺特征，最明显的就是门齿呈铲形，这是后来蒙古人种的特征。由此看来，人类在直立人阶段虽谈不上划分种族，但在体质特征上也还是有些分化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及其分区考古学家把属于更新世的，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而基本不知道磨制石器的文化，称为旧石器时代文化。旧石器时代一般又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大约相当于更新世早期和中期，与此相适应的人类化石，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直立人或猿人。这个时代的绝对年代，就我国至今发现的资料及研究结果来看，大约是距今80万年到0万年前，时间是极其漫长的。 这个时期的主要文化成就，一是学会了制造石器，掌握了制造石器的一套具体办法，二是学会了使用火和管理火。 为了制造石器，首先要学会选料，包括石头的质地和形状。我国旧石器早期石器所选用的原料多为石英岩、脉石英和燧石，因为这些石质坚硬，便于打制成一定的形状。如果原有形状较为理想，可以省很多功夫，故往往用上述岩性的砾石做原料。 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的基本特征是石片和用石片制造的各种石器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重要的比例，石核石器相对较少；各类石器以单面加工为主；基本类型是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和砍斫器，其中以刮削器为主，砍斫器仅占较小比例。例如在北京人的石器中，刮削器约占70%，砍斫器约占0％在观音洞的石器中，刮削器占80%，砍斫器不到%。这同非洲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以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为主（除英国的勒瓦娄哇技术以外）和以砍斫器与手斧为主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分别代表着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两大技术传统。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除了上述基本特征外，也还存在着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根据目前的材料，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文化区。 第一个文化区以西侯度文化和吅游幕恚g短锶宋幕褂猩挛骼短镂础卣偶彝搴臀粤蹋轿髟虾s案浇娜舾傻氐恪2铰矫砗蟆18藜伊牒驮媸鬈А9蛉傥髀戆傲海幽先畔克岛突嵝苏颉5孪卣偶彝濉17楸π患移碌却λ11值氖鳎旧隙际鞘粲谕幌低车摹7植挤段t笾略谏轿髂喜俊5挛鞫亢秃幽衔鞑浚胖泛褪鞯氐阕苁镆话俅σ陨希ナ窃幌丶从辛逅伤凳鞘置芗摹f渲谐虾s猓际强跻靶偷囊胖贰r盼锵n俣稚3骼嘈捅冉霞虻ィ鎏逑喽越洗螅且步洗螅话阍?°—20°之间。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大三棱尖状器、小型尖状器和石球等。同其它文化区比较，砍砸器比例稍高，大三棱尖状器形态特殊，故有的学者将这个地区的石器文化单列为一个系统，称为“大石片砍砸器——大三棱尖状器传统”。也有学者指出在这些遗址中大三棱尖状器并不普遍，除了大型石器以外，还有不少小型石器，似不宜独立划为一个文化传统2。仅用大石片砍砸器和大三棱尖状器来概括本区文化的特点固然不尽恰当，但不可否认这个文化区的石器的确同其它地方的石器有较大的差别，客观上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 第二个文化区以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为代表，包括小长梁和东谷坨、周口店第十三地点、河北阳原后石山、山西大同青磁窑、河曲河会村和辽宁营口金牛山下层等处，大体相当于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辽宁西南部一带。这个区域的洞穴遗址较为发达，同时也有旷野遗址。石器大多数个体较小，类型较复杂，刮削器占绝对优势，并有少数雕刻器，缺乏大三棱尖状器和典型的石球，故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一个文化传统，称之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这个称谓容有商榷的余地，但这些遗址的总体特征与第一文化区显著不同而白成一个文化区则是可以肯定的。 第三个文化区可以观音洞石器为代表，其前身可能与元谋人文化有联系，和湖北等地同时期的一些遗址也有一定关系，分布范围偏于西南地区。其石器特点是个体大小相差悬殊，类型或式样繁多而不甚固定，且多数有较细致的加工。 由于大多数遗址未经正式发掘，资料比较零散，难于将所有遗存归入某某文化区或某某文化传统，现在的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辽宁本溪庙后山和内蒙呼和浩特四道沟按地理位置应归入第二文化区，但其石器多大型者，石器加工方式也颇不同，似不宜简单地归入第二文化区。至于我国南方的旧石器早期遗存也是相当复杂的，观音洞一类的遗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随着发掘资料的增多，将有可能划分为更多的文化区。 旧石器早期文化虽有一些地方差别有如上述，而统一性仍是主要的。不论哪个文化区，最基本的工具都是刮削器、砍砸器和尖状器，有的还有石球和雕刻器。它们有的是砍伐或修理木质、骨质器具的，所以我们推测那时还会有一些木器和骨器，有些遗址发现的骨制品是否骨器虽然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只要做些对比实验是会搞清楚的。而砍斫器和石球同时是猎捕野兽的重要工具，尖状器、刮削器可以处理兽肉兽皮，有些大尖状器更可用来挖掘块根等植物性食物，由此可知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狩猎和采集。遗址中常常发现贾兰坡等《西侯度》，文物出版社，978年2裴文中等《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935年。 烧骨和许多砸碎的骨头，其中往往以较温驯的鹿类为主，又在北京人的灰堆中发现了许多朴树子，这些也都是当时存在狩猎和采集经济的证明。 至于用火，可能是从西侯度和元谋人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的。到北京人就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即不但会用火，还会控制火、管理火，长期保存火种不灭。否则就不会在遗址中形成固定的灰烬堆。那些灰烬堆应是当时的火塘，并且永远保存火种，需要的时候即可燃烧，经过很长时期才能有厚厚的灰层，才能把石头和土块都烧红烧裂。 第四节早期智人的出现中更新世末期，我国经历了一次庐山冰期，其后气候变暖，在人类体质和文化发展上也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类体质普遍由猿人或直立人发展为早期智人，而人类文化则发展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从猿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从猿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在我国大约发生在中更新世之未和晚更新世之初。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类化石有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 金牛山人发现于辽宁营口西南8公里的永安乡金中山的洞穴裂隙中，为一25—30岁的男性个体，其头骨、脊椎、肋骨、髋骨和四肢骨保存相当完整。其特征明显比北京人进步，如眉骨嵴较低，颅骨壁较薄，牙齿也没有北京人那样租壮，一般认为应属早期智人或由猿人向智人过渡的类型，也有认为是属晚期猿人的。 在金牛山人保存的同一层位上发现了两处灰堆，其中一处由三个直径约50—0厘米的圆形灰堆连在一起。灰堆中有烧土和炭屑以及烧过的动物骨骼。在两处灰堆之间约7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碎片，有些碎片有明显的人工敲砸痕迹，当是敲骨吸髓后遗留下来的。 伴出的动物化石有肿骨鹿、梅氏犀和拟布氏田鼠等，当同中更新世晚期或略晚。 与金牛山人大体同时的还有陕西大荔甜水沟发现的大荔人化石。那是一个基本完整的头骨化石，大约是属于一个30岁以下的男性个体。头骨粗壮厚实，属长头型，颧骨不高，眉嵴厚重，额骨低平，额部后倾，头顶有矢状脊，骨壁厚度大于北京人的平均值，脑量约20毫升。应属早期智人的一种古老类型，被定名为大荔智人（homosapiesdaliesis）。 与大荔人同出的石器多以石英岩和燧石为原料，多用锤击法打制，器形主妄是包括直刃、凹刃和凸刃等的各种刮削器，个体较小，加工也较简单。伴出的动物化石有鸵鸟、肿骨鹿和古菱齿象等，应属中更新世末期或晚更新世初期。 许家窑人发现于山西阳高许家窑的黄绿色粘土层中，同出的还有大量石器、骨角器和动物化石2。 人类化石有顶骨块和枕骨、颌骨和牙齿等，大约属于十多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个体。其体质特征是骨壁较厚，顶骨曲度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脑动脉分枝比北京人复杂，后枝比前枝长。枕骨圆枕没有北京人那样宽而突出，位置也比较高。上颌骨粗壮，吻部仍然前伸，但不及北京人那样显著。牙齿粗大，嚼面纹理比较复杂。同样具有从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性质。许家窑的石制品非常丰富，前后发现有三万多件。以脉石英、燧有、火山岩等为原料。制法以锤击法和砸击法为主，打下的石片一般较小。石器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石球、雕刻器、石钻、小型砍砸器等，其中石球发现吕遵谔《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985年第2期。吴新智、尤玉柱《大荔人及其文化》，《考古与文物》，980年第期。2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窖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97年第2期。有一千多件，成为许家窑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遗址中发现许多骨片有锋利的刃口，刃部有时还有加工痕迹，当为骨器，也有少量角制品，种类大约有刮削器、尖状器、三棱尖状器和镞形器等。伴生的动物有鸵鸟、古菱齿象、披毛犀、许家窑扭角羊等，时代当属中更新世末期或晚更新世初期。 早期智人的体质特征我国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除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那样古老并表现为由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形态的以外，还有典型的早期智人如马坝人和长阳人等。在北京周口店新洞、山西襄汾丁村、辽宁喀左鸽子洞、贵州桐梓岩灰洞等地也都发现这一阶段人类的牙齿等化石。 马坝人发现于广东曲江马坝狮子山的一个石灰岩洞中。仅有一残头骨，包括额骨、顶骨、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推测为一中年男性个体。额骨向后逐渐倾斜，眉嵴粗壮而向前突出，眉嵴后方的额骨部分明显缩窄，骨壁较薄但仍比现代人为厚。其型态明显地区别于直立人而为早期智人。 与马坝人伴生的动物有大熊猫、鬣狗、东方剑齿象等。地质年代属晚更新世早期。 长阳人发现于湖北长阳龙洞的角砾岩和深黄色沙质泥土中，仅存一个左上颌骨（保留两枚牙齿）和另一枚牙齿。颔骨吻部并不明显前突，表面粗糙不平，牙齿冠面有较多皱纹，犬齿隆突显著，鼻腔底壁较平，梨状孔下部稍宽，这些都是早期智人的特征。 长阳果酒岩的一处岩屋内也发现了同一阶段的人类化石，包括头骨和肢骨。头骨骨壁较厚，下颌骨较大，臼齿粗壮。肢骨髓腔较小，矢、横径指数比现代人原始，故被定为早期智人。 从总体特征来说，早期智人比直立人脑盖较薄，脑容量较大，动脉枝较复杂，说明其智力已有明显发展。我国早期智人一般颧骨较为前突，眉嵴较平宜而非前突弧状，这些都与欧洲、非洲乃至西亚的早期智人明显不同，其头面已显示出蒙古人种的某些特色，虽然作为人种在这时期还没有最后形成。 丁村文化丁村文化发现于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在汾河东岸十多个地点的砂砾层中发现了大量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同时发现有一块人类头顶骨和3枚牙齿。丁村的石制品共发现有二千多件，以角页岩为主要原料。多数石器用碰砧法打制，石片角偏大，也有用锤击法打制的。石片石器约占三分之二以上，以单面加工为主，交互加工的不到四分之一。一般个体较大，主要类型有刮削器、砍斫器、单边形器、多边形器、尖状器、厚尖状器和石球等。其中大三棱尖状器最富特色（图—8）。 吴汝康、彭如策《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型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959年第4期。 裴文中等《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958年。丁村文化的石器很明显是继承吅游幕氖鞫17蛊鹄吹模纸蠀河石器有所进步。如有些尖状器修整得很平整，器形比较规则，类型的划分也比较明确。类似丁村的石器分布较广，如山西南部的曲沃里村西沟、侯马南梁，山西中部的太原古图—8丁村石器.尖状器；2.3.大三棱尖伏器；4.小尖状器；5.舌形器；.多边形器；7.刮削器；8.石球；9.砍砸器。 交、交城范家庄，河南灵宝孟村，陕西蓝田涝池河等地，也都是丁村文化的分布范围。 旧石器中期文化的特征及其分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较早期文化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打制石器的技术有所提高，石器形状比较规整，类型比较确定，种类也有所增加，这都表明当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较旧石器早期有图—9许家窑石器.龟背状刮削器；2.3.凹刃刮削器；4.5.尖伏器；.喙形尖状器7.雕刻器，8.小石钻。所提高。 正如旧石器早期文化已表现出明显的地区性特征一样，旧石器中期文化也有地方性差别，例如许家窑文化的石器同丁村文化的石器就大不相同。大致说来，许家窑文化多小型石器，类型较多，加工不甚精细，小型刮削器占绝大多数（图—9）。丁村文化则多大型石器，石片角较大，加工较精，类型较确定，大三棱尖状器是其突出特点。 许家窑文化很明显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文化发展而来的。与许家窑文化相近的遗存，有北京周口店新洞和22地点，山西朔县后疙瘩峰、辽宁海城仙人洞和喀左鸽子洞等，与北京人文化系统的分布面基本一致。 丁村文化则是从吅游幕17苟矗浞植挤段г谏挛鞫俊5轿髂喜亢秃幽衔鞑浚雲河文化系统的遗存分布面基本一致。 华南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存至今发现甚少，仅贵州桐梓岩灰洞有十二件石制品，似与观音洞石器有些联系。至于甘肃镇原寺沟口和姜家湾等处的石器，从总体特征看很难归入某一系统，但与许家窑石器较为接近而与丁村石器相差甚远。 第五节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成大约在距今5万年前，地质年代进入晚更新世晚期，人类体质也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与此同时，世界上三大人种基本形成。中国境内的人骨化石全都属于原始蒙古人种，而现代中国人基本上都属于蒙古人种，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晚期智人乃是我们的直系祖先。这时的文化也有较大进步，进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貌似奇特的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化石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顶，紧靠发现北京直立人的第一地点。全部化石包括相当完整的三个头骨及许多头骨残片、下颌骨、牙齿、脊椎骨和肢骨等，至少代表8个人的个体。三个比较完整的头骨具有不完全一致的形态。根据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的观察，0号男性头骨在测量上很象某些西欧智人化石，从外形观察却应确定为原始蒙古人种；02号女性头骨很象美拉尼西亚类型03号女性头骨则象爱斯基摩人类型。由此他得出一个奇怪的推测这些山顶洞人是由外地迁来的居民，因受到原住当地的蒙古人种的攻击而绝了种，所以后来的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同他们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吴新智重新研究了山顶洞人的三个头骨，认为魏氏过分地强调了三者的差异而对其共同性估计不足。实际上，三者头骨都较粗硕，头很长，额部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较低，梨状孔宽阔等，这些有的是晚期智人所同具的原始特征，有的则与今日蒙古人种相近，他们都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相近。因为这些人都属于蒙古人种，而晚更新世晚期的大人种刚刚形成，一些形态细节还在形成之中，难以象现代人那样分出许多明确的支系，所以山顶洞人也可看作是上述几种人的共同祖先，并不是几种人聚集到了一个山洞。 山顶洞由上洞和下洞组成，上洞接近洞口，较为宽敞，有烧火的灰烬等，当是住宿的地方。下洞比较集中地摆放人骨，人骨旁有许多红色的赤铁矿粉末，还有不少装饰品，看来是有意的埋葬。如果这个推测不至大错，那么山顶洞下洞就是当时的墓地，并且是我国至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墓地。 柳江人和资阳人柳江人发现于广西柳江通天岩旁的一个洞穴中，包括一个头骨、两段股骨以及髋骨、椎骨、骶骨等。除股骨可能属于女性外，其余都属于一个男性个体，年龄约在40岁以上。柳江人已基本上具有现代人的特征，但也还有若干原始性。如前囟点的位置较现代人靠后，面部短宽，眼眶低扁，鼻部宽阔，门齿为铲形。据体骨和股骨知其身体比较矮小，与现代华南和东南亚人比较接近。其总体特征应属蒙古人种中的一种较早的类型。 资阳人发现于四川资阳黄鳝溪，主要是一个头骨。颅顶保存完整，颅底大部缺失，另有一块硬腭，属于一位5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个体。资阳人的基本特征已同现代人接近，但也存在若干原始性。如眉嵴显著，前囟点的位置吴新智《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9年第3期。较现代人靠后，颞骨鳞部较低矮而平整，弧度较现代人稍小。因而应属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种。 晚期智人的基本特征和蒙古人种的形成中国境内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除前举山顶洞人、柳江人和资阳人以外，还有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岸边发现的河套人，吉林安图明月镇附近洞穴发现的安图人，山东新泰县乌珠台附近发现的新泰人，云南丽江木家桥附近发现的丽江人，安徽泗洪下草湾地方发现的下草湾人，贵州普定发现的穿洞人，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发现的左镇人等，分布地几乎遍及全国。上述晚期智人的共同特点是脑量增加，如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的脑量为300—500毫升，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脑内动脉支也同现代人接近，说明其智力发达程度已与现代人接近了，由于这一变化，使颅骨变高，厚度减薄，头骨最大宽度上移，额部丰满，眉弓变矮，吻部后缩，牙齿变小，颏部突出。总之同现代人已经十分接近。与此同时，各地晚期智人又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较原始的特征，彼此之间也不尽相同，甚至某些蒙古人种的特征也还没有最后形成，个别特征甚至与欧洲晚期智人相近，但蒙古人种的大多数基本特征都已具备，所以被称为原始蒙古人种，并且应是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较中期文化又有明显的进步。例如在石器制作中普遍修理台面，许多地方出现了细石器，能用间接打击法生产出细长石片，还能用压制法加工石器。石器的种类更加多样化，往往有各种类型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锥或钻等，甚至还有个别的箭头。其中不少应为复合工具。这些石器技术的进步和类型的分化，反映了狩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石器工艺发生明显进步的同时，骨角器也大大发展起来。在辽宁海城小孤山、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四川资阳黄鳝溪、宁夏灵武水洞沟、贵州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都曾或多或少地发现骨器，有时也有一些角器。其种类包括锥、针、鱼叉、刀、铲等，是采用锯、切、削、磨、钻等一系列工艺制作出来的。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骨、角材料的特性，使用了不同于石器制造方法的特殊工艺。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已更加多样化了。 旧石器晚期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便是多种装饰品的出现，周口店山顶洞和海城小孤山都发现了许多这类物品。山顶洞的装饰品有以下几类（一）穿孔石珠将白色小石珠从一边钻孔，再将另一边稍稍磨平；（二）穿孔砾石将一块黄绿色小砾石从两面对钻穿孔，将一面稍磨井涂朱红彩；（三）穿孔兽牙有一百几十个，均在齿根两边对挖成孔，（四）穿孔青鱼上眼骨，（五）穿孔海蚶壳其孔是在砂石上磨穿的；（六）鸟骨管将鸟骨截断、上刻短纹道；（七）鱼脊椎骨。这些装饰品大多发现在人骨化石旁，应是头颈部的佩饰、项饰、坠饰。由此可知当时人们已有爱美观念，并设法用各种装饰品来打扮自己（图—0）。 由于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发自然的能力也大为提高。许多过去没有人去过的地方，这时也已彼广泛占领。至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远远超过旧石器早期和中期遗址的总和。其分布范围除华北、西南等传统地区外，最北达黑龙江北界的漠河、呼玛十八站，东到江浙、台湾，南达云贵、两广，西抵青藏高图—0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和鹿角棒原。在这样广泛的范围内，文化面貌自然更加复杂，地区性的差别也更加明显。 在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晚期遗址甚多，尤以山西为最密集。其中最重要的有内蒙乌审旗的萨拉乌苏、宁夏灵武的水洞沟、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等。这时期的石器有普遍小型化的趋势，这不仅表现在原本较小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所分布的领域，也表现在以大型石器著称的吅印〈逑邓植嫉牧煊颍缟轿髂喜肯麓ㄎ幕氖髦芯陀行矶嗪苄〉南甘鳌Ⅻbr /> 华北各地旧石器晚期文化虽有若干共同点，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地方差异。例如萨拉乌苏的石器特别小，多数仅长2—3厘米，宽厘米，有一件尖状器长仅.2厘米，宽不及厘米。峙峪文化的石器类型相当复杂，石制品中有扇形小石核、石锯、斧形小石刀和石链等从前没有的新类型；同时又有一些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明显是承袭许家窑文化的传统（图—）。下川石器不仅有许多小型器，也有一些大型石器，种类相当复杂。石制品中有锥状石核、棱柱状石核、扇形石核、漏斗石核，以及大量小石叶、石镞、石钻等细石器制品（图—2），虎头梁遗址的石器与下川石器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年代更晚，当是向中石器时代过渡的一种遗存。至于水洞沟文化的石器则具有较大的特色，以中型器为主，种类有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砍斫器等。修理痕迹较深，刃缘不平近锯齿状。有些器形具有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的特征。 在华北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作场，地点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的大窑村附近。在马兰期黄土和黑护士底部，发现许多石渣、石核、石片和石器半成品，堆积成片成层。已制作完成的石器很少，类型也简单，主要是砍斫器。尖状器和刮削器几种，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是这一石器制作场最富特征的产品。 东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也发现较多，主要有辽宁凌源西八间房、锦县沈家台、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呼玛十八站和哈尔滨阎家岗等处。其总体特征与华北旧石器晚期文化比较接近。一般石器个体较小，以刮削器为主，西八间房的琢背小刀与山西下川的产品基本相同，西八间房和呼玛十八站图—峙峪石器—3.石核；4—8.石片刮削器雕刻器；.2.尖状器；7.石核石器。也都出现了细石器。 在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海城小孤山和哈尔滨阎家岗特别值得注意。小孤山是位于辽东半岛北部的一处洞穴遗址，出土大批动物化石和一万多件石制品。除刮削器、尖状图—2下川石器.锛形器；2.3.9.0.尖状器；4.5.镞；.锯；7.雕刻器；8.刃尖两用器.2.小刀；3—7.刮削器。 器和雕刻器外，还有较多的钻具，同时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骨器、蚌器和牙器。骨器中有一件鱼叉，有双排倒刺，为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所仅见。另有一件骨枪头和三件穿孔骨针，骨鼻系两面对钻而成，比山顶洞人骨针的制法更进步。蚌器和牙器均有穿孔，系装饰品，作风与山顶洞人的装饰品相似。 阎家岗位于松花江右岸第二阶地上，系一处十分难得的猎人宿营地，发现有两处用兽骨垒成的营房遗迹。一处用二百多块骨骼垒成椭圆圈，东西长4米，南北宽3米，所用兽骨至少属于六只野驴、五头野牛、二头披毛犀、一只鹿和一只狼。在其西北约40米的另一处营房系用三百多块兽骨垒成的半圆圈，所用兽骨至少属于五头披毛犀、五只野驴、三头野牛、四只鹿、二只羚羊、一只鬣狗和一只狼。兽骨上多有人工砸击痕，排列有序，圈内还发现有炭屑。说明它是当时的猎人把吃剩下的兽骨作支架搭成窝棚住宿目下的遗迹。 华中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资料主要发现于湖南北部澧县一带，湖南西部新晃柏树坡也发现过一些较大型的石器。湖北房县樟脑洞为一处洞穴遗址，出土石制品二千多件，以中小型者为主，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钻具等，以边刃刮削器数量最多。发掘者认为它很可能代表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新型文化。 东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至今发现甚少，见于报导的仅有江苏东海大贤庄、浙江建德乌龟洞、广东封开垌中岩和台湾台东长滨等处。长滨乡发现的遗存被称为长滨文化，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也有不少骨角器，在更新世晚期后段气候变冷，海平面下降，台湾海峡变为陆地，人和动物都可以从大陆迁移过去。长滨发现的动物化石种属与大陆所见基本相同，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西南地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较多，其中主要的有四川的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鲤鱼桥，贵州的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广西的桂林宝积岩、柳州白莲洞和云南的呈贡龙潭山等处。这些地点的文化特征颇不相同，如富林的石器个体甚小，有些已可称为细石器，其长度很少有超过3厘米者，很可能与华北小石器传统有些联系。张二塘石器多粗大，砍砸器比例较高。猫猫洞石器多用锐棱砸击法加工，并发现有制作较精的骨角器。最特殊的是普定穿洞，有上下两个文化带。下文化带石器少而小，其特征与富林石器接近；上文化带石器多而大，骨器也多，其特征接近于猫猫洞者。这说明当时存在着复杂的文化迁移和相互传播影响的关系。比较而言，西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石器加工较粗糙，类型繁杂而不同定，也没有象华北那样普遍变小的趋势。 在西北，除甘肃、宁夏外，最近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发掘了一处湖滨遗址，发现石制品约0件，石器中等偏小，与华北小石器相近。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南缘据说也发现多处旧石器地点2。至于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将在本书第四章谈到。 总之，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并且出现了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有的已可划分出不同的地方性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新石黄万... 2 1《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1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2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1《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2《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1000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隋唐城址隋唐长安城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1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米，进深1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墙外侧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1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余皆宽1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115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1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1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1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1674米，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余处2。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17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种。1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0米，西壁1275米，北壁1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0米。城墙夯筑，宽15—16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1670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00米，南北120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0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0米，东墙残长1270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700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曲折，长6776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6期。 1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宽一般在500—580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1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0米左右，小的宽3米左右，进深皆3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1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米。前殿东西宽58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2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米左右，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3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1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1参见第103页注1。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2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3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2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发掘了其中6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0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1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10x10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030米，东西宽3120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2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1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二节唐代的重要遗址重要发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陆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发现，1989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发掘，发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1—4，1号牛在西北方位，2号牛在东北方位，3号牛在西南方位，4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米，长3.5米，厚0.7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米，身高1.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米，周长1.03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1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位于t2的西南方，据文献，t1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和t1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1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古采场4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个天井和28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1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1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第三节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1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1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160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1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1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1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2。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曋钩菩四辏挥谏挛飨萄簦馔猎残危坝惺窳脚牛刑炻弧6怼6āa暝耙盐兀荒鼙嫫湫沃脾邸4送猓颖笔÷∫11鼗褂刑聘咦胬钤u谒拇嫘实劾钗醯慕u趿旰偷谌婀饣实劾钐齑偷钠粼肆辍Ⅻbr />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 3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第四节隋唐墓葬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撰、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撰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撰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1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1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陆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1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1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2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31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2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年第4期。3《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隋唐壁画墓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1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4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23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号似为工匠居室，2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米，宽2.6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余件，包括200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厘米，腹径42.5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件，包括4件银盘、1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1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1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年第7、8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2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0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1第三章研究概况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地理考证》、《地理考证》等，n婕澳谌菁u悖贾ぃ交岬胤教u唷s*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1。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1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1。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2。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3。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 3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3页，三联书店。 存在的差异程度等问题，是难以说明的。因此，若把两地各自三个年龄级视为各自相互对应的话，则解释不了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从两地各自三个年龄级从青年到老年的男女比例关系趋势基本一致来看，可认为当基本反映了半坡类型社会的实际情形。可知死于青年年龄级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远高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史家为.97，元君庙是.43。下详），死于中年年龄级的男女比例，史家略低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元君庙则高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死于老年级的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两地却均大大低于当时成年男女比例。如果当时男女出生率均等的话，那么便可认为当时女性多半死于儿童时期，其次是青、中年时期，尤其是青年时期，而能活到老年者，远少于男性。这说明女性的寿命，又比男性的寿命更为短促。 史家能确定性别的成年人为六六五，男性四四一，女性二二四。男性占.3％，女性占33.8％。成年男女的比例为.97。元君庙已定性别的成年人为一五二，男性九一，女性六一。男性占59.8％，女性占40.％。成年男女比例.49。两地成年男女平均比例为.8。元君庙和史家成年男女比例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或可归于两者所规定的成年年龄下限有所不同。男女出生率基本相同，男女儿童人数应当相近，元君庙统计中，把自十四岁以上的人都归入成年，史家确定“青年”的年龄下限不明，如后者规定的“青年”的年龄下限，大于十四岁的话，自然，就提高了成年男性对成年女性的比例。 恩格斯曾经说过成年“男女的数目，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2。恩格斯的这一论断，自然概括了他当时见到的人口统计的情况，而现在见到的当今人口统计，也不出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所以，和一般已知的情况相比，半坡类型时期的女性过多地少于男往的成年人性别结构的这一显著特点，似乎可视为一种反常的情况。 目前，庙底沟类型前期尚无探讨当时人口问题的材料，暂用基本与其同时的大汶口文化刘林期资料，作些说明。 和半坡类型相比，大汶口文化刘林期的成年女性，所占当时成年人口总数的比例，则略有提高。 刘林第二次发掘的一四五座墓葬3，被确定性别的成年人是一二一，成年男性六十七，女往五十四人，男女比例为.24。邳县四户镇大墩予发掘二十七座刘林期墓葬，成年男性十四，成年女性九，年龄、性别不明者四，成年男女的比例是.55。两地成年男女的平均比例为.3。刘林期的成年女性在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半坡类型提高约43％。 刘林期和半坡类型是不同谱系的文化遗存，年代晚于半坡类型，社会发展阶段也和半坡类型相区别，而处于父系氏族制初期，它们的成年人口性别结构差异的原因，是地域？还是年代或社会制度？目前还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判断。但是，半坡类型妇女除和男人担负着至少是同样的繁重劳动并过着艰难生活外，在当时医疗水平低下情况下，生育和抚养子女损害了健康，甚或夺走了她们的生命，无疑，是妇女较男人衰老得更早更快，和活到较高年岁愈来愈少的主要原因。元君庙半数以上妇女死亡于十五——三十岁的事2缪勒尔《家族论》，第0页，商务印书馆。 3摩尔根《古代社会》，第77页，商务印书馆977年。 张忠培《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学报》98年第2期。 实，应是这一解释的重要根据。刘林期和半坡类型成年人口性别结构的差异，或许和妇女劳动条件及妇幼卫生的变化有关。 在史家村见到的股骨变形弯曲，腰椎椎体间形成骨桥、骨刺等病例，和元君庙人骨鉴定报告指出的当时居民的牙齿普遍遭到严重磨损，以及有着压缩性骨折、骨刺的现象，同当时居民寿命短促的情况，集中地反映了半坡类型时期生活及劳动十分艰苦的情景。同时，在维护生存的斗争中，半坡类型居民已积累了一些医疗知识。元君庙见到的桡骨及颅骨陈旧性骨折，便是说明他们已具有一定的医疗护理知识的例证。自然，目前还无法说明这是自然医疗抑或人为医疗的结果。但从当时人们已具有相当好的人体骨骼知识来看，后者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横阵墓地试析》蠡测该墓地是一氏族留下的遗存并估定其存续时间为一百年，同时，据年龄鉴定推算居民平均寿命为二○·三——二○·八岁，死亡率为4.59依墓地死者为三百三十人计算，指出当时经常性人口当保持五十六至七十二人左右，再考虑到这墓地的东南和西南还有个别墓葬未被发现，尤其是出生率应高于死亡率诸因素的情况下，认为横阵氏族的经常性人口当多于七、八十或八、九十人。《姜寨》据氏族居住区房屋面积和数量，及其可容纳人口数，推定每一氏族经常性人员应为九十至一百一十人，认为这里五个氏族的人口总数可能有五百人左右。陕西华县经较全面调查，发现半坡类型遗址五处，年代大致同时。村落当有大小之分，如依上述姜寨和横阵两地人口数加权平均，作为半坡类型村落居民数的话，则知当时华县人口约为一千五百人左右。考虑到遗址经历年破坏及还有未发现的遗址，这里估计的人口数，当是比较保守的数字。 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98年。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98年。第三节仰韶前期的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后冈一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早期后冈一期文化是据93年发掘的后冈遗址而被确认的一种遗存，是同半坡文化并存的另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它和北辛文化及大汶口文化存在着源流关系，并经大汶口文化依次成长为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如果和史书对照，它当是东夷的一个发展阶段。 后冈一期文化的分布，是以河套及山东半岛为犄角，广布于自太行地带以东的整个黄河下游地区。在地理上，它和半坡文化之间存在着交错、对峙和争夺，随着半坡文化的壮大，尤其是其后继者庙底沟文化的东侵，节节后退，至迟到大汶口文化刘林期，已退缩到山东地区及黄淮平原的北部。在文化上，两者在各自保存自身特色的情况下，彼此吸收对方的因素，后冈一期文化较多地受到半坡文化的影响。但分布在伊洛——郑州地区的半坡文化，融合了后冈一期文化的不少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陶鼎，而使自身在半坡文化中别具特色。 后冈一期文化陶器的质地、颜色、制法和某些器形及彩绘图案，貌似半坡文化。仔细观察分析，则知它流行陶鼎及具有较多的长颈小口壶，同时，陶盆数量极少，且缺乏小口尖底瓶，在陶器表面装饰方面，这里存在着红色彩绘，碗、钵流行“红顶”装饰，而无动物形彩绘图案及罕见绳纹，表明它和半坡文化存在着根本区别（图2—39）。 界段营及下潘汪为代表的遗存2无鼎及彩陶，而使用陶灶及直领小口双耳壶，在文化面貌及特征方面，和一般确认的后冈一期文化存在着一些区别。它的直领小口双耳壶和带饼形假圈足的钵、碗的形制，和磁山、裴李岗文化同类器形相似，表明其年代较早。以界段营及下潘汪为代表的遗存和磁山、裴李岗文图2-39后岗一期文化陶器化及后冈一期文化进行比较，无疑，其整体西貌更接近于后者。可否因此把它归入后冈一期文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后冈一期文化的经济门类及制作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同于半坡文化。从后冈和半坡及北首岭遗址出土的斧、铲、刀、锛四类工具彼此数量比例关系，似乎还可认为它们在生产经济方面还存在着某些区别。下面是这三处遗址出土的各自的石质斧、铲、刀、锛的数量比例关系统计表3。 石斧具有木作和砍倒烧光农业的双重用途，难以把它作为分析木作和农业比重关系的资料。从铸和铲、刀这类木作与农业工具的数量关系，可知后冈一期文化的木作对农业的比重，低于半坡文化，同时，它们各自斧、铲数量关系表明，后冈一期文化的农业，以锄耕经营方式所占比重大于半坡文化，后者的经营方式多半是砍倒烧光。效益是衡量生产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页。 2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95年第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94年第2期。志。从农业工序来看，收割情况是判断效益的关键。半坡及北首岭两遗址出土石刀和斧、铲的比例，高于后冈同类工具的比例，以及前述半坡、北首岭木作对农业的比重大于后冈的情况，反映后冈一期文化农业效益低于半坡文化。 址斧铲刀锛后冈2.330半坡、北首岭8石类例别比遗至今，后冈一期文化的住地和墓地，尚缺乏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及重要发现。所以，关于它的住地及墓地的整体情况还不清楚，只能从一些零星的发现，了解它的房屋及墓葬的具体情形。 这文化的房屋分圆形和方形两种，均为半地穴式。后冈h5是平面呈椭圆形半地穴式居室，东西径2.9m，南北径约2m，南面有一条出入通道。居室底部用细土抹平，靠北壁中部有一层可能是因烧炊食物而形成的一层较薄的烧土。四十里坡f，是一长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破坏相当严重。南壁保存较好残高3厘米，南北壁间距4.8米。穴壁和居住面都有一层焙烤的草泥土。居住面下有一层较厚的垫土，门道在南壁，方向220°，灶在居住面中部，平面呈椭圆形，深35厘米，火膛内抹有草泥土，烧烤坚硬。至于房基以上的墙及屋顶的情况，可从后冈发掘中见到的大量红烧上块窥知一些讯息。这里发现的红烧土块，一类表面平整，上有一层厚约4厘米的白色灰末，另一类表面有木板和苇条编织痕迹，一般板痕在内，苇条痕在外，木板痕宽残长3—厘米，有的可看出由四块木板排列而成，苇条痕直径0.5—0.8，残长2厘米，经纬分明，经线以五条为一组，纬线作单股，间隔较大，象是用绳拴在纵者之外。可见，这里房屋墙基以上部位的用料及结构，基本上同于半坡文化。 后冈一期文化的墓葬，基本上是南北向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分单人葬和合葬两种。后者少则二人，多者达廿四人。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尸体放置形式，基本为仰身直肢，少数亦有作俯身直肢的，内含一、二次葬者合葬墓内的一次葬者，有的将其胫骨、腓骨及趾骨折回而压于盆骨及股骨之下者，这类墓葬往往较短。这种处置尸体的方式，似乎是一种有意安排的葬式。头均向南，所见墓葬均无随葬品。这里的小孩实行瓮棺葬。瓮棺往往成群，一般作环状分布。葬具有两鼎相扣，也有鼎缸或鼎盆相扣的，以鼎钵相扣者居多。墓坑平面一般呈圆形，瓮棺正置于坑中。 濮阳西水坡发现的伴着用蚌壳铺成动物纹样的墓葬，为探讨后冈一期文化的宗教及与其相关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新的材料（图2-40）。 西水坡m45是一在东、西、北三面各设一小龛的土塘墓，平面略似倒置的下方两侧及底边呈弧曲状的凸字。墓塘的主体部位埋一壮年男性，仰身直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988年。 肢，头南足北，东、西、北三龛各置一尸体，依次为年龄、性别不明者、十二岁左右的女性和十六岁左右的男性。东龛尸体的长度略和西龛者相当，推测其年龄当亦在十图2—40濮阳西水坡m45二岁上下。三者均仰身直肢，东西龛者头都向南，北龛的尸体头向东。那位十二岁左右的女性的头部，见有刀砍的痕迹。另外，在壮年男性脚下方，距脚约35厘米处，横置两根人的胫骨。这些尸体的放置情形，和后冈一期文化所见的普通合葬墓不同，是否是死者生前某种关系的表现，如是，是什么关系？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位壮年男性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蚌壳精心铺塑一龙一虎图案，进一步突出了他在墓穴中的主体位置。龙头朝北，背朝西，全长.78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虎头朝北，背朝东，全长.39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状如行走。在m45之北，还有一合体龙虎，龙虎为一躯，虎背上还有一鹿。龙的头部摆塑一蜘蛛，正对龙的前方摆塑一圆球。同时，在这合体龙虎以南，又有一蚌壳摆塑的龙，头朝东，背上骑一人。这龙以北近处还有一蚌壳摆塑的虎，虎头朝西，作奔跑状。无疑，摆塑的动物群，当是埋葬m45壮年男性搞祭祀活动时留下的遗迹2。如此，可见这位墓主人当是社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龙是古代传说中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封建时代又以龙作为皇帝的象征。在西水坡之后，约当公元前三千年前后的庙底沟文化晚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及陶寺遗存中礼器上，均见到龙的不同形象。庙底沟文化晚期小口平底瓶上的彩绘龙，被认为与鲵鱼有关。红山文化的龙和良渚文化及陶寺遗存的龙，分别是由猪和可能是从鳄的形象的艺术演化。可见，龙的形象或关于它的意识的起源，是多元的，而在其起源到形成的过程中，信仰龙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在对龙的信念方西，又存在不断的交往过程。对龙的信仰意识及关于它的形象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与其有关宗教信仰的发展进程。无须注意到西水坡的蚌塑龙和后世的龙的艺术形象相比，其造型已臻于相当完善这一事实本身，即使关于它的意识与艺术形象最初表现，亦表明它所表现的宗教已步入自觉意识的程度。因为对龙的崇拜，不是起源于对某一具体生物的崇拜，龙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记，本身就是宗教意识加工出来并寄以依托于它的结果。 宗教信仰的起源很早，从考古学观察，可以安排死者生活的任一方式的出现，作为已存在宗教信仰的标志。在武安磁山遗址可见到两种不同的祭仪形式3。其一是“陷祭”，可能是祭天地、祈丰年的一种宗教活动。这里的居民挖出一定形式的坑、坎，然后放入粮食，树籽、猪狗和含炊器在内的成组陶器，再经燔烧和瘗埋，完成虔诚神圣的祭仪；其一是“供奉”，是将成组的陶器和石斧及磨盘、磨棒这类生产及加工粮食的工具放在一起，通过某种仪式，以希冀扩充这些器物实用功能，表达祈求丰年的情感。至半坡文化时期，半坡发现的埋在地下的两个盛有粟米的小罐以及在第二号窖穴中见到的2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980年第3期。 3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959年。有盖的小陶罐，可能就是与祭祀有关活动的产物，大概是奉献“粟米之神”以求更多的收获。半坡陶盆上配置鱼纹的图案，可能具有某种魔术征验的意义，是借以表达获取更大量的生产物的宗教画。这里特意埋藏在大型一号房子居住面下的带盖粗陶罐，和南壁下白灰层中的人头骨及其旁边破碎的粗陶罐，很可能是同奠基仪式有关的包括人牲在内的祭祀遗存。这类与宗教巫术的人祭、人殉，由于在发掘庙底沟文化遗址时能更多地见到被弃置的小孩尸体，以及人和动物共存于灰坑的现象，而给人们增强了这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印象。可见，把和m45中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位处于西龛年的头部有刀砍痕迹的少年，视为m45壮年男往的殉人，是不无道理的。 张光直教授对西水坡m45及其相关的遗存进行研究的结果，认为龙虎鹿摆塑艺术形象的寓意，是原始道教上的龙虎鹿三0。东晋葛洪（约283—343年）《抱朴子》内十五中说“若能乘0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0者有三法，一曰龙0，二曰虎0，三曰鹿卢0乘0须长斋绝荤菜断血食，一年之后乃可乘此三行最远，其它者不过千里也。”0，《说文》云“举足小高也，从足乔声”。龙0、虎0、鹿0的作用是道士可以它们为脚力，上天入地，与鬼神来往，其中尤以龙0脚力最强。《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说“三矫经者上则龙矫，中则虎矫，下则鹿矫大凡学仙之道，用龙矫者，龙能上天入地，穿山入水，不出此术，鬼神莫能测，能助奉道之士，混合杳冥通大道也龙矫者，奉道之士，欲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恶物不敢近，每去山川江洞州府，到处自有神祗来朝现”。据此可认为濮阳m45的墓主是个原始道士或者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能召唤使用的三0的艺术形象，是助他上天入地的三0的形象。这样，西水坡m45及其有关遗存的发现，就可把道教的渊源推到后冈一期文化时期。 由于把西水坡m45及其有关遗存，推定为与道敏三0有关的巫术性质和确定墓主人为巫师的认识，因而，一方面可以认为这墓中的青少年殉葬是侍奉巫师的宗教行为，另一方面，又何尝不能将这组遗存整体视为是巫师为了某种目的带着助手及三0入地的宗教行为呢！？是向神作出的奉献哩！ 人殉、人牲是否和父系氏族制、军事民主制及阶级社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甚至把前者视为后者的标志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还在人类创造具有剥削、压迫和阶级这类现象的社会之前，就已创造了超人类自身及自然而受到人类崇拜的神。人们为了从神那里获得佑护，便侍奉神。随着人类关于神观念的发展，出现了殉、牲一类的祭祀行为，导致神权的产生。同时，伴随宗教信仰及宗教行为的日益复杂，先是为了祭祀等宗教活动临时推举出“巫师”，后来，祭祀等宗教行为成了某些人的专门活动，乃至出现了专业巫师。巫师是半人半神，是沟通人与天地诸神的桥梁。至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界段营发掘简报》，《考古》974年第期。唐云明《试论豫北、冀南仰韶文比的类型与分期》，《考古》977年第4期。 材料取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97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972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后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982年第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98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93年。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考古纪略》，《考古与文物》，982年第4期。宗教成了某些人的专门活动起，人们侍奉神的同时，也就要待奉巫师。既然，剥削、压迫及阶级这类社会现象，是从无剥削、无压迫及无阶级社会中脱胎出来的，那么、维护剥削、压迫和阶级统治的最初的那些代表性人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最便利又最能为人们接受的办法，就是从传统中寻找武器，并加以扩充和宣扬。在思想领域内的最好武器，是已经存在的神权，所以，诸民族的最初阶级社会的那些统治者，不是搞政教合一，就是搞王权神授这类统治把戏，便是出于这里讲的原因。 基于上述，可知侍奉神、巫师和统治者，是历史进程中依次出现的三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同时，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导致这三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结。从西水坡m45直接见到的只是侍奉巫师的现象，何况包括这位巫师在内的所有埋葬现象，还可能是出于某种宗教目的而向神作出的奉献行为哩！？同时，无论是后冈一期文化，还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未进入上述的后一历史境域，因此，难以依据m45这类搞祭祀活动时留下的遗迹，认定遗留这遗迹的社会“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到军事民主制阶段”，更不能说“阶级已经产生”。 在黄河下游，继后冈一期文化之后，便是大汶口文化的刘林期。它的年代约与庙底沟文化前期相当。由于庙底沟文化的东迁，刘林期的分布范围，远较后冈一期文化缩小。目前，只在鲁中丘陵、徐淮平原及胶东半岛才见到这时期居民留下的遗址和墓地。同时，刘林期居民积极接受并融合了庙底沟文化的先进因素，将自己的生产力及社会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对江淮地区及长江下游和辽东半岛产生了积极影响。 刘林期陶器的形制和其基本组合，自具特征。陶器的颜色，基本为红色，也有少数呈灰、黑色的，质地多为夹砂及泥质两类，还有一定数量的夹蚌末、夹云母末者，器表多作素面和磨光，无绳纹，常见的纹饰有点纹、划纹、弦纹及附加堆纹，红衣、彩绘、镂孔及篮纹数量较少。基本器形为鼎（上身为罐、钵、盆及釜形）、豆及觚形器，此外尚有盆、钵、罐及少量的器盖及器座，而和其它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保持着区别（图2—4）。 图2—4早期大汶口文化陶器.3.5.鼎；2.钵；4.豆；.觚形器（山东兖州王因出土）。 刘林期居民普遍流行拔牙风俗。同时，在王因还见到一些人头骨的下臼齿外恻，留有石质或陶质的球，相应地齿面萎缩内收而呈马蹄形，和齿面磨损甚重的现象，显然，是死者生前将石质或陶质小球长期含于口内所致。观察王因三六六个人骨个体（男二六五，女一○一）的结果，拔牙的有二八一人，占所观察的个体总数7.8％。其中男性二○五人，女性七十六人，分别占男女总数的77.4％和75.2％。同时，在二八一人中，二七五人是拔除一对上侧门齿，两位女性分别拔除一上颌中门齿及一对上颌侧门齿，和一对上侧门齿及一犬齿，另外四位男性，均拔除一个上颌中门齿。拔牙的年龄，在观察的个体中，男性没见到小于4—5岁者，女性也未见到小于十六一十七岁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988年第3期；《濮阳出土六千年前的龙虎图案》，《中国文物报》988年月29日。 卜工《磁山祭祀遗址及相关问题》，《文物》987年第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93年。 者。如果考虑到拔牙以后的齿槽闭合要一二年的时间，并不计个体和性别之间在施术年龄的某些差异，那么一般来说拔牙时间是在4岁左右，也就是人的第一组牙齿（乳齿）被后来长出的第二组牙齿（恒齿，不包括第三臼齿）全部取代完成之时，即进入性成熟的转折时期进行的。这时，第二性征的发育已很明显，青春期开始，在生理上为迈入成年准备了条件。据此，可认为拔去一对上颌侧门齿，是对已达到成年而获得婚姻资格的人进行成丁礼的一项内容。 从存在公共墓地和至今考古发掘不多、亦少有报导的遗址来看，刘林期的居民是聚族而居的。长岛北庄的这时期遗址2，由于其居民和辽东半岛的同时期居民存在着较多的经济、文化交往，文化面貌上有着较多的自身特点。这里发掘房屋遗迹十六座，皆系圆角方形或长方形的半穴居。f是一圆角方形的半穴居，东西长.2、南北宽5.2米门道略朝西南。坑壁经过特别加工处理，修整均较陡直，普遍挂抹了一层灰黄的细密纯净的墙皮泥，在北壁及南壁的西段及整个西壁，还增抹上一层白色的料姜石粉。门道呈斜坡式，在南壁中部。门道北侧有一可能是备雨水倒灌而设的贮水坑。居住面铺垫平坦而坚硬。室内有三个灶，门道两侧各一，另一个灶较大，位于紧靠北墙基中部冲门方向。埋柱洞共有二十五个，其中分布于房基坑周壁十七个，居住面中部两个，门道两侧四个。依据房基形状、结构和柱洞的排列，房顶当是四角攒尖式。从房基坑坑壁的最大高度推测，在墙基的上面可能还有一段以木棍、草和泥巴构成的木骨泥墙。门道处则应有一门棚（图2—42）。 刘林期居民死后，葬于公共墓地。墓地分为墓区，如刘林墓图2—42长岛北庄f地是由五个墓区组成的。葬俗以单人一次葬为主，也有少数合葬墓。王因的合葬墓较多，但它在墓葬总数中，也只占极少数。这里有二次葬式的合葬，也有一次葬式的合葬。前者内含尸体较多，最多的一座墓葬达二十二个个体。这类墓的死者，多数墓内均为男性成年个体，少数墓内是男女老幼兼有。后者，内含个体二、三人，墓内死者往往同为男性，或同为女性。死者在墓穴中摆放的姿式，基本是头向东，仰身直肢，极少数死者，是俯身或侧身曲肢和盘腿盘臂者。二次葬式，一般是将头向置于肢骨、体骨的上方、是象征性地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多为陶器、石质工具，有的墓年还有装饰品和其它用品。陶器多置于死者腹部以下部位，其它物品多见于死者生前佩戴部位。墓穴绝大多数是呈长方形的竖穴，少数为具有生上或熟土二层台者。后者的剖面为倒置的凸字形，随葬的陶器，一般放在二层台上。至今，发掘中虽未见葬具，但熟土二层台很可能是葬具周围的填土。生产工具以石、骨质地的为主。这时广泛使用磨制技术加工石器，和为了使石器牢固地捆缚在柄上而相当普遍地推广了对钻方法制造穿孔的技术。随葬的石器，不少是因使用而致残破的。如大墩子第一次发掘发现的五件石斧中，三件是仅存刃部的残品。甚至这里随葬品最多的m44，出土的石铲也残缺刃2张光直《濮阳三0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988年第期。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988年第3期。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988年第3期。部。类似情况还见于刘林第二次发掘。其报告发表的穿孔石斧标本，刃部都有残损痕迹。随葬器物多达二十五件的m85出土的穿孔斧，因长期使用及反复修磨而形成凹形刃口，至入葬时刃口仍有残损。这就表明，当时制造一件磨制石器还是很不容易的，磨制石器是人们的宝贵用品。 石器的种类以斧、锛为主。在刘林第二次发掘中，斧、锛的数量，分别占遗址出土工具总数的3.25％和4％。同地墓葬中随葬斧、铸的数量，均占随葬工具总数3％。大墩子墓葬出土的九十五件石工具2中，斧、铸分别占4.73从遗址及墓葬所出石斧的总的情况来看，体薄穿孔的石斧的数量，只占较小比例。其次是石铲及石凿，例如在野店墓葬随葬的斧、锛、凿及铲的总数中，均仅占％，在大墩子墓随葬的石工具中，它们分别为8.4％和2.％。刘林期的刀、镰，无论是墓葬，还是遗址，均极少见。这是否是由于使用别种收割工具，或是其它原因，目前尚说不清楚。尽管如此，上述情况表明，原始农业和以锛凿为工具的手工业，在刘林期的社会生产中，已占有根重要的地位。 属于原始手工业方面的作业，还有骨角牙器制作、制陶和编织。显然，在陶器的成型工序上，陶工已较广泛地使用了慢轮。 从使用鱼镖、枪头、网坠、弹丸和镞随葬，以及从遗址及墓葬中发现的鹿角、骨、龟甲和大量獐牙及其制品来看，在经济生活中，渔猎业还占着重要地位。 家畜的饲养，已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居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来源。 在发掘刘林遗址采集的六百五十二件兽骨中，猪牙床有一百七十一具，占2％多。此外，还有牛、羊及狗兽骨。刘林和大墩子都有用狗殉葬，或如大墩子m23那样，以陶狗作为随葬品的现象，说明狗已是当时人们的重要伴侣。刘林m00中，发现一件用猪牙雕刻的猪头形饰物，嘴、眼、鼻俱备，维妙维肖，如果猜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食物和对猪的习性缺乏深刻了解，很难出现以猪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这件猪头形饰物，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养猪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它从一个侧面又反映了农业已占据了重要地位。 马克思认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ommer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2。前述刘林期社会生产及经济，决定它只能处于氏族制阶段。在社会劳动分工中担负主要职能的，是妇女还是男子？是区分母系氏族制还是父系氏族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刘林第一次发掘的五十二座墓葬中，只鉴定了七座墓葬中死者的性别及年龄。三座女性墓中，除随葬尚不明确用途的牙勾工具外，别无其它工具随葬。而在四座成年男性墓葬中，除m这位五十——六十岁的老年随葬牙勾外，m、m7、m25分别随葬了锛及砺石、斧及砺石和斧。m25还同时用枪头和狗随葬，表明死者生前还是一位猎手（图2-43）。可见，当时男子拥有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79年第期。 2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98年第期。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87年第5期。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95年第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94年第2期。本生产中使用的主要的工具。 图2—43刘林m25和骨梳（）、牙雕猪头（2） 刘林第二次发掘的一百四十五座墓葬的墓主，均经性别、年龄鉴定。这里男性成年六十六，女性成年五十一，少年二，十三岁以下儿童十四，二人合葬者三，性别不明成年人九3。在十四座儿童墓中，除m7内的十二岁左右死者随葬牙勾形器外，其它均无工具随葬。这从一侧面反映了随葬工具的情况，是和死者生前所从事的劳动有关的。在性别确定的一百一十七座成年单人墓中，五十二座随葬了工具。其中女性十七座，占女性总数的33％男性三十五座，占其总数的53％。可见，使用工具随葬的比例男性高于女性。现将随葬工具、种类，依性别统计如下表。 工性具别斧锛凿砺石弹丸网坠小刀牙勾形器锥针纺轮总数男女32男子随葬的工具约占总数的70％，女子只占30％。在种类上，妇女用铸随葬的只有一例一件，男子则有七例十六件，且女子没有凿、弹丸、网坠随葬；男子却缺乏纺轮随葬。可见，男性拥有工具的数量多于妇女，同时，以铸凿为主要工具的手工劳动及渔猎生产领域，已主要是男子的劳动部门，而纺织这类家务劳动主要由妇女担当。同时，这里男子使用斧随葬的有九人，用牙勾形器随葬的十一人（同时随葬斧者不计），分别占随葬工具的男子总数的约2％和3％；妇女使用斧随葬的有六人，用牙勾形器者仅二人（同时随葬斧者未计），分别占拥有工具随葬妇女的约35％和2％。如果依有些研究者认为牙勾形器是用于农业的工具的话，那么，它说明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虽略低于男子，但依然起着值得注意的作用。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野店和大墩子。 野店被确定性别、年龄的墓葬八座，其中双人墓两座，单人墓男、女各三座。女性单人墓中，两座随葬纺轮，一座未随葬工具，在两座双人墓中的两位女性，一位随葬了骨针，另一位随葬了石斧（图2-44）。三座男性单人墓，分别随葬了石铸，或石斧及砺石，或石铸、砺石、骨凿及骨链。 大墩子也是只在男性墓中才见到镞、鱼镖一类渔猎生产工具。这里的m44和刘林m25近似，随葬品极为丰富。该墓主人用狗、鱼镖、骨管（拉箭板指）和斧铲，形象地标示他不仅是位农民，同时还是位渔猎能手。同时，和渔猎工具发现的情况相反，绝大多数的纺轮却都出自妇女墓葬中，而且，百分之3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95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94年第2期。又《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 七十的被确定为成年女性的墓葬，都用纺轮随葬。可见，大墩子渔猎和纺织劳动分工的情况，也和刘林一致。 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大墩子第二次发掘的墓葬有十座随葬了石铲，其中男性八座，女性仅两座，出土獐牙勾形器的十五座墓的主人均属男性。大墩子第一次发掘的妇女墓葬中，只有m25和m30分别随葬了斧、铸和凿。也就是只有0％的女子用斧随葬，20％的妇女死后随葬铸。这里随葬斧、锛的男性墓，分别占男性墓的20％，而且，对两次发掘大墩子墓葬统计表明，凿只见于男性墓葬。更应引起注意的是，使用斧、锛、凿这样成套的石质工具随葬者，均为男性。其中的m4和m32还同时出土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牙制品，形象地指明死者生前是位具有特殊技能的善攻石、骨、牙料的手工业匠人。这种手工业匠人只在成年男子中出现的现象，和原始手工业基本上由男性担当的情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可见，在以农业为基本生计，家畜饲养、渔猎和手工业占着重要地位的刘林期社会中，在男子至少也和妇女一样加入了农业劳动，独占了渔猎部门，和成为手工业劳动的主要担负者的情况下，显然可以认为，男子已把社会劳动的主要职能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妇女的劳动在家族和社会中的意义，已是今非昔比，降到次要地位了。 在家族和社会劳动分工中，男子劳动的作用及意义的提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也是它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子在生产对比关系中占据的优越地位，是父系制代替母权制的经济基础。而男子控制或为其所有的财产超过妇女的私有财产，并在这种对比关系中占据主导或统治地位，以及由此产主的改变母女财产继承制为父子财产继承制的要求，是导致母权制之被颠覆，而代之为父系制的直接动因2。在刘林期，这种性质的经济基础和实现这种性质变革的动因，早已存在，并且，已产生了作为父系氏族制特征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和家庭。考古学见到的这方面的事实，便是成对的异性成年男女合葬墓。为方便说明，将这类合葬墓列表如下页表列四处墓地八座合葬墓，刘林的m02、m44、大墩子m7（m8）和野店m88均为成年男女，据王因简报关于合葬墓的分类来看，这三座异性合葬墓中的男女，亦当为成年。唯刘林2中的男女，按现今标准，应归为少年，但原始社会中的民族，成丁礼年龄在十三——十五岁间者，并非少数。同时，从本节关于刘林期流行的拔牙风俗的年龄来看，可认为墓中两人均2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985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92年第期。地点墓号墓主人性别、年龄、葬式随葬器物备注m25岁女性，居左。3岁男性，居右。两人并列，脸对脸，仰身直肢。 陶罐2件，均放在女性下肢骨上。此外还有牙勾5，纺轮，弹丸7和玉石饰。 m0255岁左右女性，居左。 55—0岁男性，居右。 两人上身相靠，男住左臂压在女性右臂上，仰身直肢。 彩陶钵，觚形杯2及鼎8等8件陶器和■牙件。男性腹部放着2鼎及觚形杯，剩下的随葬品都放在女性腹部。 刘林m44成年女性，成年男性。迁葬鼎4、觚形杯，豆2，石斧。 大墩子m7m8m7壮年女住，居右；m8中年男性后左。 两人并排紧靠，仰身直肢。 男性随葬獐牙勾形器、骨栖、龟甲、骨鱼镖4、陶鼎3，三足高柄杯。女性随葬獐牙勾形器、石纺轮、龟甲、陶豆、鼎2、罐2、碗、器盖、三足高柄杯。 同一座墓，编墩了两个墓号。 这墓号，实可作骨架理解。 野店m88女性青年，居右；男性壮年。两人并徘紧靠，仰身直肢。 龟甲副，置于两人盆骨之间。小鼎、钵形鼎及骨针位于女性青年左小腿骨右侧。小石环放在男性壮年下颌骨下方，陶镯件套在男性壮年右腕骨上，另3件陶镯套在男性壮年左腕骨上。 王因异性合葬墓三座详情未报导已通过了成了礼而进入了成年行列。无论后冈一期文化，还是已被确认为母权制时代的半坡类型，都未见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因此，应将这类墓葬的出现视为历史现象的同时，还当把合葬墓中的男女视为夫妻，而且是现实的夫妻关系发展到牢固程度在葬俗上的表现形式。 已知墓中男女葬式，均仰身直肢，并排平列，男女居左居右，尚无定制，同时，女性拥有的随葬品，尤其是陶器，往往还多于男性，反映夫妻生前人格、地位及经济关系是平等的，甚至，在家内经济生活中，或许妻子较丈夫还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实现世系及财产从母系继承制转化为父系继承制，是从女性为中心的对偶婚过渡到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目的。大墩子的一座一位男性中年带着一个八——十岁小孩的合葬墓，是刘林期随着一夫一妻制婚姻确立的同时，实现了世系及财产关系的父系继承制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刘林和大墩子的合葬墓的年代，可推到野店二期（刘林m02）或略早于野店三期，野店合葬墓的年代，属野店三期，王因在野店一、二期时，不仅不见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而且，还相当广泛地流行在刘林、大墩子及野店未见的集体二次合葬制及多人同性合葬制。至野店三期时，王因虽见到三座成对异性合葬墓，但仍以同性合葬墓为主。可见，在实现向父系制过渡时，刘林期的诸居民点的情况显示出不平衡性。如果王因发现的那两座一位成年女性及一个未成年个体的合葬墓的年代，相当于野店三期的话，还可以认为在同一居民点的居民，一部分人实行一夫一妻制时，另一部分人还可能仍然过着母系制生活。 一般认为这些不同地点的墓地，是氏族的墓地。刘林墓地分为五个墓群，“这些一个个的墓群则很可能是血缘关系更为密切的家族葬地”2，家族葬地包含了单人葬及数量极少的夫妻合葬墓。可见，成对的夫妻包含在家族中，家族包含在氏族中。氏族墓地被划分为若干家族墓区，反映了家族经济在氏族中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氏族墓地的存在，则反映家族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冲破氏族制的程度。 私有制的发展进程，决定父系氏族制的状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贫富分化的程度，是私有制进程的一面镜子。反之，从这面镜子，可看到私有制发展水平，进而了解父系氏族制所处的阶段。 刘林第二次发掘的一百四十五座墓葬，出土陶容器（包括极少量器盖） 五百二十四件，石斧、铸、凿、铲工具四十八件。平均每墓可葬陶器3.件，石工具不足半件。这两类器物是当时的重要财富。故可把它们的总量视为刘林氏族的社会财富总和的缩影，将各墓出土的这两类器物看成死者生前占有财富的缩影。上述墓葬可分为如下四类（一）凡随葬陶器六件以上，或虽不足六件陶器，而有两件以上石工具者，属富裕墓葬；（二）凡随葬陶器三——五件，或有一件石工具者，是中等墓葬；（三）凡无石工具而有一、二件陶器，或无陶器但有其他随葬品者，为下等墓葬；（四）无随葬品者，是“赤贫”墓葬。依此四类，列成下表。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32页。 (一(二(三(四墓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墓男45227女347成8259双人33少年282儿童2525总数0529类数量死者（四）类墓十九座，占总教的3.％，没有随葬品；（三）类墓五十座，占总数的虽有随葬品，但不少墓缺乏陶器，即使有的墓出土陶器，数量也在腿葬陶器平均数之下。相反，（一）类墓四十座，占总数的约27.％，却有三百五十件陶器和三十八件石工具，分别约相当各自总数的.4％和75％。且其中个别墓葬的随葬陶器高达十二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十九、二十五或二十七件，罕见的彩陶也出于这类墓中。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大墩子。因为这里第一次发揭的二十大座墓葬共出上九十五件陶器，平均每墓3.5件，恰和刘林相近。按在刘林使用的方法，将这里的墓葬也分为四类，见下表。 (一(二(三(四墓数类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石工具墓陶器墓男3女成24总数8452量死者（一）类墓葬，占墓葬总数的25.9％，拥有的陶器和8.8％的石工具。在这类墓葬中，那些手工业匠人和渔猎能手的随葬品，是颇引人注目的，他们踌有锥多的陶器和石工具外，还有不用的其它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随葬。m44就有骨锥十三件及骨针八件，还有一条狗m32用骨锥十九件、骨针四件等四十件物品随葬。与此相反，（四）、（三）两类墓葬，占墓葬总数29.％，只占随葬陶器总数的5.2％。 可见，两地随葬品情况，反映墓主人占有的财富存在着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刘林及大墩子妇女随葬陶器的数量，或和男子相等，甚至高于男子。刘林和大墩子（一）类墓中的男子墓葬的随葬陶器，分别为7.7件和7.5件，而两地同类墓中的女性墓的随葬陶器，平均每墓分别为0.8件和7.3件。同样，刘林和大墩子（二）类男子墓葬的陶器，平均每墓分别刚达三件或3.2件，妇女则是3.7件和3.件。显然，妇女在家族中对财产拥有较大的支配权，其家族和社会地位，并未因母权制被颠覆这一“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而变得今昔两重天。无疑，这同渐进地、和平地实现这一变革有关，也是父系氏族制早期的特征。 在个体制家庭还包含在家族的社会中，财富不均的现象，主要是表现于家族之间。刘林t43的二十四座墓葬，随葬陶器在六件以上的十三座，三——五件的五座，且墓地中随葬陶器最多的h48（十九件）、m82（二十五件）及m45（二十七件），和墓地中仅有的随葬陶器达八件的两座儿童墓及一座也有八件陶器的0—5岁的少年墓，都在这个探方内。同时，t40、t407及t408探方的二十四座墓葬中，六件陶器的两座，三——五件的七座，一、二件的也是七座，无陶器随葬的多达八座，占了三分之一。显然，儿童和少年随葬品的多寡，当不出于自身的原因，而取决于其所属家族的经济状况。可见，t43家族比较富裕，t40—t408家族则较为贫困。这种家族间贪官分化的现象，自然是私有制存在的必然产物。 如果将这两墓地和半坡类型的元君庙及史家比较，可见到如下情况墓器(一(二(三元·墓葬8刘·墓葬2元·陶器3刘·陶器0墓类比例葬陶表中墓类（一）、（二）和（三）的含义，分别相当于刘林、大墩子表中的（一）、（二）和（三）及（四），“元”和“刘”分别代表元君庙及史家两墓地和刘林及大墩子两墓地，比例数是指同类比例数相加的平均数，如刘（一）类墓葬的比例数，是刘林、大墩子（一）类墓葬比例数相加的平均数。分析表列数字可见.刘林及大墩子（三）类墓的比例较元君庙及史家的同类墓扩大，而所占陶器的比例反而缩小，反映这部分居民生前占有财富的情况，较元君庙及史家恶化；2.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的比例，较元君庙及史家增加。前者（二） 类墓的比例，却较后者减少。若把它们的（一）、（二）类墓所占比例比较，元君庙及史家仍少于刘林及大墩子。可见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的增加，可能是前一时期（二）类墓者分化的结果；3.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所占陶器的比例，较元君庙及史家同类墓所占陶器比例增大，反之，前者（二）类墓占有陶器比例少于后者。表明刘林期的财富向（一）类墓集中。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95年第3期。另外，元君庙和史家（一）类墓随葬的陶器，墓均数分别是同地（三） 类墓的5倍和3.5倍，而刘林及大墩子（一）类墓随葬陶器，则分别是同地（三）类墓的.倍和.8倍。 可见，在贫富分化方面，刘林期较半坡类型扩大了，私有制也进一步发展。 现在，可将刘林期社会的一些特点，归纳如下.在家族和社会劳动分工中，男子已担任主要职能，或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具有专业特长的劳动能手。这些人占着较多的财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妇女在某些生产领域中还起着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说，她们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已退居第二位了。 2.家族已明显地分裂为富裕的和贫因的。私有制进一步发展了，贫富分化还未能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同时，贫困的人数较少，多数人的经济状况，都在中等以上的水平。作为后来父权制特点的家内奴隶尚未出现。3.存在着一夫一妻婚姻。妇女在家族和社会中，基本上和男于处于相等的地位，而在家内经济生活中，或许还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或支配权。 大溪文化早期与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是以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命名的。其年代，前期可进入半坡类型，后期约和庙底沟类型相始终。标题所说的早期的涵义，并非该文化本身分期的“早期”，是指约和黄河流域仰韶时代前期年代相当的大溪文化遗存，即基本上是自大溪文化三期以前的遗存。同时，目前还难以大溪文化的分期标准界定大量的具体遗存的年代，尤其是还不明白该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该文化社会进程的联系，所以，这里所讲的内容，可能涉入大溪文化四期的材料。这在目前确难以避免。 大溪文化的分布地区是西起瞿塘峡两岸，东达洪湖之滨，北自荆山南麓，南抵洞庭湖畔，处在中国东西、南北交通的腹地，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图2-45）。这文化的陶器，基本上呈红色，图2-45大溪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大溪；2.龚家大沟；3.朝天咀；4.中堡岛；5.杨家湾；.清水滩7.红花套8.西门河；9，关庙山；0.杨木岗；；陈家湾；2.朱家台；3.毛家山；4.蔡家台5.桂花树；.柳关；7.三元宫；8.丁家岗；9.划城岗；20.汤家岗；2.王家岗；22.车轱山。 盛行红衣。外表常为红色的陶器，内表却为灰黑色。同时，也有少数的陶器呈灰色、黑色、橙黄色和白色的。较早的白陶，色泽灰黄，主要成分为sio2，另有较多的l2o3，较晚的白陶，往往还有较多的mgo，而颜色洁白。陶器的质地分泥质和粗陶两类。粗陶除夹砂、蚌末外，另有单纯以稻壳作羼和料的。陶器的主要纹饰有戳印纹、弦纹、刻划纹、堆纹、镂孔和彩绘，也有少量的线张忠培《大汶口文化刘林期遗存试析》，《吉林大学学报》979年第期。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984年第期。图2-4大溪文化陶、石、玉器.彩陶罐；2.圈足盘；3.曲腹杯；4.圈足碗；5.器盖；.罐形鼎7.器座；8.双环形石饰；9.0.玉玦；.钵形三足器；2.彩陶瓶；3.豆；4.石斧。纹。戳印纹是大溪文化最具特征的纹饰2。它是由圆形、半圆、新月、三角、s形、x形、菱形、长方、方形、工字形及篦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图2-4）。彩陶数量不多，一般是在泥质红陶外表先涂红农再画黑彩，也有赭彩，个别的是白衣黑彩及红彩。同时，还有内彩。图案可分两类；一类是由曲线、弧形三角、曲边块状及圆点，配以直线的几何形，当是受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影响的产物，但其中常见的绞索纹及平行带中夹鸟形或横人字形（实为前者之变简）纹，颇具自身特色；另一类是由直线条带、菱形方格、银齿形、圆圈及点状线组成的几何形，此类图案，自具风格（图2—47）。器形主要是釜、鼎罐、圈足盘、圈足碗、双腹杯、筒形瓶、敛图2—47关庙山、毛家山、丁家岗出土陶器.2.碗；3.杯；4.盘。口簋、敛口钵、器盖、器座及支座。三足器很少，流行圈足器。三足器除鼎罐外，还有三足钵。这些器类下的三足，系由矮圈足切除其余部分而成。这表明三足器的产生，是受圈足器的启发而沿袭了圈足器传统的产物。陶器均为手制，除早期遗留用贴塑法制陶外，基本上用泥条盘筑法制成陶坯，再在慢轮上加工修整成器。陶器烧成温度较低，如红花套标本为00°—700c，大溪标本为750°—80c，三元宫标本为880c。划城岗发现的由火道、火膛及烟囱组成而无窑异的陶窑，不仅说明陶器是在陶窑内烧制的，而且，其烟囱位置及无窑箅的结构特点，和以红烧土块作垒砌陶窑的材料，还说明是这文化自身的发明。 就上述大溪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显示的文化面貌，尤其是以该文化较早阶段的丁家岗下层遗存，和石门皂市下层遗存2进行比较，可看出西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大溪文化是从石门皂市下层遗存生长起来的。 同时，自大溪文化居民分布区溯汉水而上，进入汉水上游的陕南地区，沿丹江、浙水则与伊洛地区相连，此两地均是半坡类型及庙底沟类型居民的分布区，更有甚者，在湖北境内的汉水流域及河南境内的浙水沿岸，均零散地分布着二些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居民的移民点，这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当时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89年第期。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92年第2期。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984年第期。elso，，esregio,typewrittemausript，oriamuseumofaturalhistory，ewyor。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9年第期。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98年第4期。 2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和分期》，《考古学报》98年第2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982年第4期；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983年第4期。 这些文化居民分布的格局，为它们进行文化、经济交流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 近来，在汉水上游陕南地区的半坡类型遗存中，已见到大溪文化的具有戳印几何形纹饰的白陶圈足盘残片，前面谈到的大溪文化彩绘图案所表现出来的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的影响，均表明大溪文化和半坡及庙底沟两类型之间确已存在相当广泛而深入的文化、经济交流。 当然，大溪文化居民区还可同四川、江西腹地、广东和位于淮河流域的河南及安徽部分地区，甚至通过中间媒介而同长江下游的同时代居民，进行了经济文化的交往。有的学者通过时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崧泽及良渚等文化的玉器种类、形制、用途的比较研究2，认为大溪文化的玦、璜这类玉饰品，是长江下游文化传播的产物，同时并非依样画葫芦，体现出了大溪文化居民的创造性加工。但是，从大溪文化基本内涵来看，沿着汉水，尤其是由浙水沟通同伊洛地区的联系，当是大溪文化居民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当黄河中上游步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它们之间的这种交流，才达到相当频繁的阶段。同时，住居在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居民能直接吸收庙底沟类型的信息，而使他们和洞庭湖畔的同胞的文化面貌，呈现着显著区别。考古学为了标示这种差别，分别称之为关庙山类型和汤家岗类型3。 大溪文化居民聚族而居。他们留下的居住遗址，往往见于靠近水源的高地下。房屋的基本特点是大多为地面上的建筑，形式分圆形、方形和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只有圆形的一种。地面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及立柱洞，立柱后，用烧土碎块掺和粘上填实墙基糟，形成上筑墙根。再在立柱之间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抹泥，成为编竹夹泥墙。为支撑屋顶，室内一般也挖洞立柱。屋内地面下用红烧土块铺垫，表面敷涂细泥并经火烤，有的屋内围筑灶坑。有些房屋设具有护棚的门道，还有的房屋备有撑檐立拄或专门的檐廊。关庙山f22是一座地面起建的长、宽近米，房顶为四面坡的方形建筑4，门开于西墙正中，设有略高于居住面的门坎。该房屋的居住面、墙基及墙和室内设置立柱的材料、结构及构造程序，均同于上述大溪文化房屋建筑的一般情况。f22的灶坑，设在房屋正中，方形，四周有埂，内有一条南北向隔梁，将灶坑一分为二，埂、隔梁及灶坑面均抹泥敷平。灶坑东南角筑一高于灶坑埂的红烧上台，顶部呈锅底状，抹一层泥，可放置圆底釜一类的陶器。 f22自灶坑东北角至北墙中部偏东，在室内垫层上起筑一堵隔墙，将房屋北半部分为东西两间。屋墙外四面均用红烧土块铺成散水，厚5—5厘米，低于室内地面2—5厘米。居住面上有陶器五件，其中一件筒形罐内还存着小石锛、骨笄、扁锥形骨器、小虎角及野猪牙各一件。散水上放着三件陶器和二件石斧。据此可看出当时居民简单的生产、生活情景。 稳定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经济，是这种定居生活的必要前题。以稻壳碎末作为陶器的羼和料，红花套、关庙山、毛家山及三元宫等地建筑遗迹的红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98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983年第4期，3湖南省博物谊《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4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98年第期。土块中，普遍羼和稻壳和稻草末。红花套烧土块中的稻壳标本，经鉴定为粳稻。这些情况，显示大溪文化居民以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大溪遗址的堆积中，普遍夹有鱼骨渣，还见牛下颌骨、鹿角及牙和麂子角，不少墓葬使用鱼和龟及野猪牙及兽骨制品乃至狗随葬，例如m78、m93、m53及m38等均随葬了鱼。m385内葬一40—50岁男性，随葬鱼六条，分别置于头下及左肩下各一，左手处和右脚下分别为二条、三条。在三元宫h8内，发现了牛、羊、猪及鱼骨。可见，当时渔猎及饲养业也居一定地位。各地均未见到网坠，只见到石矛、骨矛及石镞，可能当时江河中鱼相当丰富，以致无须制网捕鱼。同时，纺轮及骨针的发现，证明还存在纺织及缝纫这类家庭副业。 制石及制陶是大溪文化居民的两大手工生产部门。制陶已如前述。在大溪文化遗址及墓葬中，只发现斧，铲、锄、锛、凿、刀、杵及砺石这几种石质制品。数量以斧最多，其次为锛，再次为凿，其余石制品的数量均很少。例如三元宫遗址中期出土斧、铸的数量，分别占石工具总数的％和23.7％2；大溪第三次发掘的墓葬中随葬的斧、锛、凿的数量，分别占石工具总数的5石斧多为弧顶或平顶，器身平面呈梯形，中段较顶部粗厚。穿孔石斧和石铲，数量较少名福妻实最新章节，出现的时间较晚。石铸器身平面一般呈梯形，少数亦有呈长方形者。石凿则基本上呈长方形。石器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多数则是经磨制加工而成的，但通体精磨而棱角分明的器形很少。 大溪第三次发掘的被定为早期而查明了性别的四十八座成年墓葬3中，女性二十七座，男性二十一座。凡随葬石质的斧、锛、凿及纺轮这类工具中的一种者，女性墓七座，右其总数约2％，男性墓八座，占其总数的约38％，可见用石质工具随葬的情况，成年男性相对地多于女性，反映男性在使用这类工具生产中的地位，高于女性。在这些墓中，用石纺轮随葬的，只有m79这位成年女性一例，或许说明纺织这类劳动是女性的专业。同时，男女均使用斧、锛、凿这类石工具随葬，也表明男女在用这类工具的劳动中，尚未存在明显的分工。不过，同时以斧、锛及凿随葬者，女性仅m7一例，占随葬石工具的女性成年墓总数的4.3％，男性有m、m75、m87及m208四座，占随葬石工具的男性墓总数的50％，可见，不仅表明男性具有使用这几种工具能力的人数多于女性，也说明在这类劳动中男性较女性居于更重要的地位。 大溪文化居民死后，除在关庙山、红花套见到小孩实行瓮棺葬而可能是**和小孩分别埋葬外，其它各地的**和小孩均共葬于公共墓地中。 关庙山的瓮棺葬，发现于遗址中。这里的葬坑分圆形竖穴和浅盆形横穴两种，瓮棺的放置形式，亦有竖置和横置。葬具均为夹砂（炭）或泥质红（灰）陶的鼓腹圜底罐，有的瓮棺口上倒置一件碗或盘作盖。此外，均无随葬品。公共墓地当有一定的排列规律。除在大溪见到一座母子合葬墓（m2） 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989年；《湖北郧县秘均县考古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第四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文物出版社，990年。 2杨建芳《大溪文化玉器渊源探索》，《南方民族考古》。 3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和分期》，《考古学报》，9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983年第期。外，其他均为竖穴单人葬，至今没有发现葬具。人架绝大多数头南足北，除较多的仰身直肢和极少的俯身直肢葬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屈肢葬。后者特点显明，形式多样，分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俯身屈肢，以仰身屈肢最为普遍，有的两腿并靠，弯向左边或右边，双手往往交叉置于腹部，有的呈蹲踞式，下肢向上蜷曲，膝盖弯及胸前，双手在臀部旁或抱住臀部，有的为危坐式，双脚交叉压于臀部，双手伸直或放腹部（图2—48）。大图2—48大溪文化屈肢葬式（四川巫山大溪出土）部分墓内都随葬了器物陶器、工具和装饰品，有的墓内还随葬了鱼、龟和狗。随葬器物多置于臀部以上部位。陶器放在人架上部或头两侧；生产工具中的石器，常置于胸部或枕在头骨之下；玉、石、骨、蚌和象牙质的玦、环、珠、璜、镯及壁这类装饰品，一般见于死者生前佩戴的地方。这些葬俗的特点，显示大溪文化和黄河流域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同时期居民，在习俗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半坡类型年代范围内而住居于太湖平原及杭州湾地区的居民留下的遗存，具有鲜明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因浙江嘉兴马家浜的发掘得以认识的，故名之为马家浜文化。 这文化的葬俗自具特点，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死后都埋在公共墓地中，盛行单人葬，至今发掘的二百二十余座墓葬中，只有六座同性合葬墓，墓中均葬二人，女性或男性各为三座2。墓中的尸体基本上是按俯身的姿式摆放，马家浜确认葬式的十七位死者，俯身葬式的占4.7％，其余均为仰身葬；常州圩墩的92％的死者，均为俯身葬3（图2—49）。死者的下肢基本上为直肢的形式。其头向绝大多数向北，吴县草鞋山能判明头向的九十四座墓葬中的死者4，八十六座向北，占9.5％，剩下的八座墓，或向西，或向东，也有向南的。至今，见于报导的只有马家浜墓地中的两位死者骨架旁，看到由木板构成的长方形葬图2—49圩墩马家浜文化墓地（部分） 具的遗迹，其它均无。同时，相当数量的死者都没有随葬品，那些带有随葬品的死者，其随葬品的数量亦很少。圩墩六十二座墓葬中，无随葬品的有三十二座，随葬一至三件器物的二十五座，四至七件的仅五座。草鞋山的一○六座墓葬中，二十五座墓没有随葬品，七十八座墓只有一至三件随葬品，有四件随葬品的墓葬仅两座。m38较为特殊，随葬了九件器物。该墓的主人是一位二十五岁至三十岁的女性，随葬豆、盆各一件、骨柶三件、石斧一件、“l”形鹿角器二件和玉饰一件。圩墩随葬品最多的两座墓葬，m4是位老年男性，有五件陶器及一件石纺轮，m是一中年女性，随葬陶器四件，陶纺轮和骨锥、镞各一件。这或许反映妇女和男性老人在亲属中拥有较多的财产支配权，地位亦较高。 随葬品都是死者生前使用的器物，即陶器、工具及装饰品，凡随葬一件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98年第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979年第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979年第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9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8年第4期。 陶器者，大多数为豆，其次为钵，随葬二件以上者，再配以釜，或罐，或鼎，或壶，生产工具多为斧及纺轮，也有锛、凿，个别为锄者。装饰品中最多的是玉玦，其次为玉璜，也有玉环或玉镯。随葬器物的位置，陶器或放在头骨上方，或置于脚下，或陈列于骨架的一侧，也有压在尸体下面或置于骨体之上者，生产工具多放在死者的腰部，装饰品则见于死者生前配戴的部位，如玉玦均发现于耳部。 在马家浜、邱城、梅堰、圩墩及草鞋山等地，都发现了居住建筑残迹，使人们认识当时的房屋多为方形，少数为圆形，均是地面起建的木构建筑。吴江梅堰发现的以蛤蜊壳为地面的建筑遗迹，厚7—33厘米，它适于防潮，这种地面上有的还见草木灰和排列整齐、纵横交织的芦苇层，草鞋山f3是一处直径2的约近圆形的地基，周围环绕排列十个柱洞，有的柱洞中残留着木拄。这里还发现一些零散的木柱，有的下面垫着一至二块木板作柱础，有的木柱周围发现印有芦苇痕迹的烧土块、草绳、用草绳捆扎的草束、芦席、篾席等当时建房用材。吴兴邱城的一处建筑呈长方形2，两边排列相距3.5米的若干方形柱洞，室内地面是用小碎石、陶片、沙粒、蛤蜊壳、螺蛳壳和粘土羼和筑成的，上面再铺上一层泥沙，拍紧后再以火煅烧，硬度很高，厚0—8厘米。这里的柱洞底部也垫一、二块厚木板。室外四周还有排水沟的设施。马家浜发现的一座建筑，也是呈长方形。其南北长7米，东西宽2.75—3米，东、西两侧各有六个柱洞，南边中部有一柱洞，东侧自北往南数四、五柱洞之间的间距较大，当为房门处。柱洞内填粘土，两个柱洞尚存残木柱，四个柱洞中有作为柱础朽木板痕迹。房屋的地面为一层厚约8厘米的黄绿色硬土。在房屋的北部，发现了延伸到室外的大片红烧土，全为不规则的大块，面较平整，上留有树枝或芦苇烧毁后的痕迹。在这片红烧土块的南端，上面还压着大量草灰。这当是房屋烧毁时倒塌的屋墙和房顶的残留。发掘时，在这房屋范围内采集了陶片、骨镞及骨凿等。 马家浜文化的陶器颇具特色，多作红色，也有为数不多的灰色及黑色陶，质地分泥质及夹砂的两类，夹砂陶羼和料是砂粒和蚌末，一般质地较租。器壁外红里黑或表红胎黑，是泥质红陶的特点。陶器均为手制，部分经过慢轮修整，烧成温度为800°—870c。器表以素面为主，盛行在陶器上涂抹红衣，不仅常以此作为泥质红陶的装饰，同时，亦见于一些夹砂红陶乃至泥质黑陶中一些器皿。纹饰较简单，有弦纹、刻点纹、按压窝纹、小镂孔及附加堆纹和彩绘。彩绘陶虽少，却颇具特点，有红彩及黑彩两种，基本上是由直线条纹组成的几何形纹饰，如由网格三角形及长方形或由拱桥纹组成的图案。器形种类不多，主要器形是宽檐深腹圜底釜、扁锥足或圆锥形足的釜形鼎、喇叭形座的豆、敞口盆、钵、双耳罐和平底或带三、四个足的盉及壶，以及特征鲜明的长方形烧火袈（可能是用于烧烤食物的炉箅）。这里的陶器有的往往安上鸡冠耳或尤具特色的牛鼻式耳（图2—50）。 马家浜文化层位上晚于河姆渡文化。从陶器形态分析，可认为它直接起源于以罗家角早期为代表的遗存。后者基本上同于河姆渡遗址的早期，而同时保持着一些地域性差异，两者当属同一文化的不同的地方性变体。同时，马家浜文化的后继者，是崧泽文化。这种文化和苏北的青莲岗为代表的遗存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9年第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 有着较多的联系，也如前述，通过中间媒介而和大溪文化交往，罗家角较晚地层中出上的白陶豆3，可能是大溪文化影响的产物。 马家滨文化用石、玉及骨、角、陶等材料制作工具、用具及装饰品。骨角器有“l”形鹿角器、凿、镞、矛、鱼镖、锥及针等陶器有纺轮、网坠及杵石、玉器育斧、锛、锄、砺石及玦、璜、环、镯，以及木材制成的木铲及泥抹子等。已广泛采用磨制技术制作石、玉及骨角器，石斧中有不少是穿孔石斧，较晚阶段出现了有段石锛。居民过着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渔猎采集业相当发达。据草鞋山及崧泽出土的稻谷及炭化米的鉴定，知当时种植的稻谷有籼稻和粳稻两种。马家浜出士的兽骨，约超过陶片十余倍，在t及t2的50平方米年，约有兽骨一千公斤左右，经鉴定知为水牛、鹿、野猪、狐狸、麝、水龟及蚌等，其中以水牛及鹿为最多。草鞋山出土的动物遗骨中，最多的是梅花鹿、四不像、野猪、牙麞及水牛、也有狗，水生动物则有草龟、鳖、河蚌、鲤鱼及鲫鱼。梅堰出土的兽骨经鉴定得知是以牛骨及鹿角占多数，其中很多骨、角见到经砸、击、锯削留下的痕迹，圩墩发现的螺蛳壳多被敲去尾部，当为食用的残留。一些遗址中还见到梅核、圆角菱及桃核。这些情况，显示渔猎及采集仍是当时居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来源。 水牛、猪及狗是当时饲养的家畜。 草鞋山发现的三块纺织物残片，经鉴定认为纤维原料可能是野生葛，织物为纬起花的罗纹织物。织物的密度是，经密每厘米约十根，纬密每厘米罗纹部约二十六至二十八根，地部十三至十四根，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织物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它不同于此时在黄河流域陶器底部印痕所反映的平纹粗麻布，是相当进步的织造工艺的产物。 圩墩发掘的六十二座墓葬4中，被确定性别的成年人墓四十四座，其中男性二十四，女性二十座。具有随葬器物的墓葬，男性八座，占整个男性墓的女性墓十二座，占女性墓总数的0％，可见，女性拥有随葬品的比例高于男性。同时，女性墓中随葬工具的计十座，其中九座随葬的是纺轮，一座随葬穿孔石斧，在随葬纺轮的一座墓葬（m）中，同时还随葬了骨镞；男性墓随葬工具四座，两座是“l”形鹿角器，一座是石锛及骨镞，另一座墓主人是老年，随葬了石纺轮。圩墩972年发掘所见到的情形是，玉玦、玉璜及纺轮是女性的随葬品（973年发掘的m40，随葬玉块两块，鉴定亦为女性），“l”形鹿角器则是男性的随葬品。可见纺织是妇女的劳动领域，使用“l”形鹿角器的劳动，则只是男子从事的职业，除此之外，在其它劳动领域中男女性别似乎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同时，女性拥有随葬品的墓葬比例居高的情况，可能是妇女地位较高的反映，或许马家浜文化居民的社会，还处于母系氏族制阶段。 3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974年第 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78年第4期。第三章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 第一节这一时期的概观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我国的远古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铜石并用时代。 我国的铜器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目前还不能遵为定论。虽然古文献中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和“蚩尤作冶”（《尸子》）、“蚩尤以金作兵器”（《世本》）的传说，但黄帝、蚩尤是否真有其人，是否真有采铜、作冶、作铜兵的事，都是很难确证的，他们所处的真实年代更是难以论定。我们从这些只鳞片爪的传说记载中，只能知道古人认为铜器的发明较早而已。不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我们现在已可大致认定，至少在仰韶文化的后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了铜，并且已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 铜和许多金属一样具有美丽的光泽，又富有延展性，可以经过锤炼做出很细很薄的器具。铜器用坏了还可以回炉重新锻打或铸造，以做成新的器具。这些都是传统的石器所不可比拟的。但铜的原料比较少，有天然产状的铜更少；当时对铜矿的认识还十分困难，认识和发现了也不易开采。加以炼铜时所需温度较高，纯铜熔点为084c，在当时并不是很容易达到的。所以在铜器发明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些很小的器具如小刀、锥、凿、钻、指环动手镯等，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都还没有占居重要地位。从成份来看，大多数属红铜，即比较纯的铜，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天然铜块制造出来的；有些则含杂质甚多，包括锡、铅、锌、铁及某些非金属物质，故有些表现为青铜甚至黄铜的性状。但那多半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制造的合金，而是矿石本身不纯所致。这情况大约一直继续到夏代以前，即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的时期。从那以后，人们已经学会制造青铜器，从而进入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 在铜石并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已臻完善，农业生产进一步提高，物质文化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不同地区之间和同一地区、同一人们集团内部的分化都明显加深，而家庭的结合则日见稳固。从前分散的部落逐渐结成联盟，中心聚落和城堡相继出现，掠夺性战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了原始社会的解体。 就整体而言，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年，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这时在黄河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黄河下游是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在长江流域，中游的两湖地区主要是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下游包括太湖流域主要是崧泽文化。 这阶段的铜器还很稀少，仅在个别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铜器制作的痕迹。石器则已普遍通体磨光，并已广泛地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这种相当先进的石器加工方法，有些地方出现了专门制作石器的手工业作坊。农具中的石铲向扁薄发展，形式变得多样化，有梯形铲、舌形铲和双肩铲等。陶器的颜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93年第期。色和质地趋于多样化，除红陶外，还有黑陶、灰陶、青灰陶和白陶。陶器种类增多，普遍出现高领瓮和带咀罐。同时出现了各种地方性产品，如大汶口文化的鬹、背水壶和觚形杯，大溪文化的双腹杯和直筒形瓶，仰韶文化的喇叭口尖底瓶等。这一阶段最流行的陶器纹饰是篮纹和附加堆纹。彩陶由盛而衰乃至消灭，同时出现某些彩绘陶，即在陶器烧成后再绘上花纹，容易脱落，通常是在黑陶上绘朱红色或红黄两色花纹。 各地都出现一些大型的村落遗址，其面积从数十万到一百多万平方米不等。有的遗址有两三百座房屋，有的墓地有上千座墓葬；有的村落遗址中的房屋规模和质量明显高于周围的遗址，有的地方的墓葬特别大，随葬品不但特别多，而且做工极精、远高于周围其它墓地。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已出现某种中心部落，即部落联盟的经常性驻地。 埋葬习俗的变化十分明显。除个别的例外，前一时期流行的多人合葬与同性合葬已经基本绝迹，大量流行单人葬，同时新出现一些一对成年男女的埋葬。这种埋葬一般是男左女右，似已形成某种制度。推测这些都是一种夫妻合葬，是家庭经济巩固的一种表现。 这时在某些墓地中，大中小墓葬的分化十分明显，大墓可以有一、二百件随葬品，其中有玉器、象牙雕刻，鼍鼓及各色精美陶器，有时还随葬十几乃至几十个猪头或猪下颚骨，而小墓随葬仅一二件质地粗劣的产品。这说明部落内部的分化也已十分明显。不过这种情况往往只是某些中心部落的墓地才是这样，多数墓地则只存在小型墓和个别中型墓葬。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大约从公元前200年至前2000年，正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诸文化活跃的时期。这时期民族文化区已经萌芽，一些考古学文化往往可以同古史传说中的族系相照应。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和苏北一带，当是东夷的史前文化；黄河中游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分布着“中原龙山文化”，它本身又包含着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类型、王湾三期文化、陶寺类型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应是诸夏的史前文化；长江中游在屈家岭文化之后是石家河文化，应当是苗蛮各族的史前文化；长江下游至杭州湾一带是良渚文化，它可能是古越人史前文化的一支。 这一阶段在黄河长江流域已普遍发现铜器，种类包括手工工具、装饰品、个别生活用品和乐器。陶器往往采用轮制，尤以东方沿海一带为甚。由于烧制技术的改变，这时已很少见到红陶，一般是黑陶和灰陶。彩陶完全消失，个别地方有彩绘陶。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除绳纹和篮纹外还流行方格纹，东方沿海则多素面或弦纹。 这一阶段在中心部落的基础上出现了城墙设施，这些古城可能是当时的军事、政治中心。房屋建筑技术有明显的进步，许多地方都使用夯筑或土坯砌墙，黄河中游往往使用白灰抹墙和地面。 这一阶段的某些墓地大中小墓葬分化明显，个别出现了殉葬。到处都有许多乱葬坑，有的地方还发现有做头盖杯和剥头皮的风俗，用卜骨占卜之风十分盛行，而占卜的主要内容可能是战争。凡此都说明这时已进入军事民主时期，人们站在城楼上已经可以望见东方文明的曙光了。 第二节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仰韶、王湾和大河村仰韶村的遗址发现以后，人们一直怀疑其文化遗存是否单纯，是否还可以划分为若干文化期。959至90年发掘了河南洛阳王湾遗址，发现了十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特征同仰韶村者基本相同。而王湾有非常清楚的地层关系，依据它可将其全部遗存划分为三大期，其中王湾一期为仰韶文化前期，王湾二期即为仰韶文化后期，而二期本身又可分为前后两段或细分为四段。972至975年发掘的郑州大河村遗址，也是一处包含很多文化期的十分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它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大体相当于王湾二期的前段（图3—），第五期则相当于王湾二期的后段或稍晚。为了搞清楚仰韶村遗址的分期，980至98年进行了小规模发掘，获得了十分清晰的地层关系，可据以将该遗址初步划分为四期。它的第二期相当于王湾图3—仰韶文化后期的器物（郑州大河村f20出土） —.陶鼎；7—9、3—5、陶罐陶壶；2.骨笄；.7.陶杯；8.9.石球；20.陶箅；2.陶碗陶豆；23.陶盆；24.2.陶器盖；27.残陶器；25.彩陶钵；28.彩陶罐。 二期前段，第三期则相当于王湾二期的后段。仰韶村、王湾和大河村的仰韶后期遗存，在河南中西部的伊洛——郑州地区是有代表性的。其前段过去曾称之为豫西仰韶文化，后来又被称为秦王寨类型或大河村类型；其后段则是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的一种地方性遗存。 这些遗存的共同特征是磨制石器发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梯形铲、有肩铲和穿孔扁斧；红陶逐渐减少而黑陶灰陶逐渐增加，彩陶逐渐减少而篮纹、附加堆纹陶逐渐增加，代表性陶器是凿形足鼎、折腹盆、小口高领瓮、带咀罐和镂孔豆等。流行分间式房屋；墓葬多单人葬，很少见随葬品。婴儿葬具非专用品而多实用器，且形式多样而不固定，常用鼎、豆、彩罐、盆、瓮等扣合而成。这些都同仰韶前期有很大的不同。 仰韶后期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地方差异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也分布着丰富的仰韶后期遗存。它们同伊洛——郑州地区的仰韶遗存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都有喇叭口尖底瓶、带咀罐、直筒形罐、篮纹发达等；它们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如彩陶减少而篮纹和附加堆纹增加，红陶减少而灰陶增加等它们的发展阶段也基本上是同步的，都可划分为两个较小的阶段前段在陕西是半坡晚期类型，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是西王村类型，在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是大司空类型，它们同王湾二期《江苏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考古》959年第9期。 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98年。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78年第4期。的前段或秦王寨类型是基本同时的（图3—2）；后段在陕西是泉护二期，在晋南豫西是庙底沟二期，在冀南豫北是台口类型，它们同王湾二期的后段是基本同时的。 但是，各地仰韶遗存又有很明显的差异。从陶质陶色来看，河南、河北细泥陶较多，黑陶和灰陶较多；而陕西、山西细泥陶图3—2仰韶后期地方类型的分布.半坡晚朗类型；2.西王村类型；3.秦王寨类型；4.大司空类型；5.海生不浪类型。 少，灰褐陶较多；从陶器纹饰来看，河南、河北彩陶较多，素面陶较多，同时有一定数量的篮纹陶；即山西、陕西彩陶极少，素面陶也较少，篮纹和附加堆纹甚多，并有一定数量的绳纹。就是豫北、冀南同伊洛——郑州地区，彩陶花纹也是很不一样的。前者多豆荚纹、细腰纹、双钩纹和竹叶纹，后者多带状网格纹、∽纹、x纹等。器形的差别就更大些。陕南关中地区器形比较简单，仅宽平沿盆和绳纹罐较富特征。晋南豫西多直筒罐、斝；伊洛——郑州地区多鼎、豆已如前述，而冀南豫北则基本上无鼎、豆和尖底瓶，那里较富特征的器物是敛口彩陶钵和折腹彩陶盆等。 应当指出，上述地区在仰韶前期的文化面貌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其差别不如后期明显，且发展趋势不同前期是差别越品来越小而统一性越来越大，后期是差别越来越大。这种内部分化趋势的加强，以及仰韶文化基本特征的逐渐消失，最终导致了仰韶文化的消亡。 仰韶后期相邻诸文化的蓬勃发展仰韶前期对相邻原始文化的影响是逐渐加强的。到了仰韶后期，相邻诸原始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它们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对仰韶文化的影响则不断增加。这一变化在山东和苏北的大汶口文化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大汶口文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从刘林等墓地所代表的时期算起，有的主张从大汶口早期墓葬所代表的时期开始，还有主张从所谓景芝期或大汶口晚期墓开始的。不论怎样划分，公元前3500年前后（大汶口早期墓开始的年代）应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2，而这也正是仰韶文化前期和后期的分界线。 正是在这个分界线以后，大汶口文化的若干主要特征才逐渐形成。例如陶器中的鬶、背水壶、盉、高柄杯、筒形杯、高领瓮、大口尊等，都是在这条分界线以后逐渐出现的，鼎和豆虽然出现得很早（也延续得很晚），从这以后在形制上也有显著的变化。 这时陶器的质地和颜色也变得多样化起来。除一般的泥质陶和夹砂陶外，还有细泥陶（原料经过精细的加工淘洗）和白陶（用高岭土做原料）。红陶逐渐减少，黑陶和灰陶逐渐增加，还有一种青灰色的细泥陶也是前所未见的。 这时陶器的纹饰中出现篮纹和大量镂孔。某些红陶施深红色陶衣。彩陶2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974年第2期。逐渐减少，彩纹多单色（黑色或红色），也有用黑、红、白几种颜色饰于同一器物上的。在彩陶花纹中使用白色线条乃是大汶口文化的一个特点。彩纹母题多网格纹（带状、菱形、三角形等）、波浪纹、折波纹、旋涡纹等（图3—3）。 这时石器开始采用切割法和管钻法，一般通体磨光形体也非常规整。有些穿孔玉斧的加工更是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这时期的墓葬发现甚多，一般实行单人葬，以前较流行的多人合葬和同性合葬这时已基本消失，仅鲁东见有个别的例子。在若干墓地中都发现过一些夫妻合葬墓，男左女右，似已形成某种制度。而某些墓地中大墓和小墓的区别已非常明显，反映了氏族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 可以看出，上述特征不但同前一阶段有很大的变化和进步，就是同仰韶后期的文化特征也是十分不同的。它的某些工艺水平如石器和玉器的制作、白陶的制造等，都比同时期的仰韶文化为高。由此可见到了仰韶文化后期，它的东方邻居不但已经赶上，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它自己的发展水平。不过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在自我封闭的情况下实现的，它同仰韶文化及其它相邻原始文化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不难看出，大汶口文化的鼎、豆的形制显然影响到仰韶文化的同类器物，它所特有的背水壶也不只一次地在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的遗存中发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南省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往往发现有典型的大汶口文化的墓葬。说明大汶口文化对于仰韶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实的。 同一时期仰韶文化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在程度上虽然要小一些，也还是相当明显的。例如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篮纹和彩陶上的带状网格纹，就都是在这个时候传入大汶口文化的。 两个文化的密切联系，还可从二者发展的同步性体现出来。仰韶文化后期可分两个阶段，大汶旧文化也有相应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二看几乎同时出现小口高领瓮，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仰韶文化出现带咀罐，而大汶口文化则出现盉，尽管器形不同，在带咀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到第二阶段又几乎同时出现袋足器，不过仰韶文化是斝而大汶口文化是袋足鬶。至于在陶质、陶色和纹饰的变化趋势方面，在若干器物形制的细节方面，这种同步性几乎到处可见。只是这种发展并没有淹没两个文化自身的特色，毋宁说由于两个文化内容的日益丰富，它们的特色倒是比以前更加鲜明了。 类似的情况在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中也能看得出来。那里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第一阶段的是大溪文化晚期，相当于第二阶段的则是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分布干湖北大部、四川东部和湖南北部。其晚期石器多通体磨光，并广泛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典型器形有穿孔扁斧、圭形凿和有肩锛等。陶器多红色和黑色，也有少量灰色和米黄色的。纹饰有瓦纹、戳印纹和镂孔。一部分红陶施深红色陶衣，彩纹多用黑色画成波浪纹、旋涡纹、兰草纹、棂格纹等，米黄色陶上则画横带、方格和菱格纹等。有些黑陶上有朱绘，亦多几何图形，唯常因易于脱落而难于复原全形。大溪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圈足盘、圈足簋、筒形瓶、双腹杯、小口壶等。其它有鼎、罐、盆、甑、碗等。 大溪文化的居民种植水稻，许多房屋的垫基土和墙皮中都掺和了大量的稻草和稻壳。住房多平地起建，有的甚至筑成较周围稍高的台子。除单间外，也出现了双间的。房屋夹壁常用竹篾编成，有的柱子也用竹子来做。 大溪文化的墓葬一般为单人长方土坑，葬式特别，有仰身屈肢（蹲踞式、跪式）和侧身屈肢等多种，而仰身直肢反较少见。 屈家岭文化主要是继承了大溪文化，同时吸取了一部分仰韶文化的因素发展起来的。它的生产工具、经济乃至房屋建筑的技术都和大溪文化晚期相差不多，只是分间式房屋大为增加。一般是每所房子分为两间或三间，个别也有分为五、六间的。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多灰色，红陶和黑陶均甚少，也有部分米黄陶。有少量瓦纹、篦刷纹、篮纹和镂孔。彩陶减少，主要是米黄色蛋壳彩陶，其花纹除方格子和菱形格子外，多用有浓淡的墨汁在器内外晕染，犹如云彩。器形多扁足鼎、豆、杯、碗、圈足碗、高柄杯、罐、乳钵和臼等（图3—4）。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都同仰韶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溪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双腹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典型器物蛋壳彩陶杯和粗陶高柄杯，都曾在仰韶文化后期遗存中发现过。仰韶文化后期秦王寨类型中分间房屋的出现可能也是受到了大溪文化晚期分间房屋的影响。大溪文化中的某些彩陶和屈家岭文化中的篮纹陶等，则应是受仰韶文化影响的产物。至于小口高领瓮的出现，以及折盘豆等的形制特点，则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大溪——屈家岭文化所共同有的，并且具有相同的发展阶段。 图3—4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京山屈家岭出土）. 罐；2.鼎；3.杯；4.甑；5.器盖；.8.彩陶碗；7.壶；9.0.彩陶纺轮；.豆。 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序列和阶段性虽然是比较清楚的，但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的遗存发现较少，似乎也不完全是同步的，同仰韶文化的关系也没有大汶口文化和大溪——屈家岭文化那样密切和直接。 近年来，在安徽的江淮平原发现了薛家岗文化，它是因其典型遗址潜山薛家岗而得名的。该遗址的新石器文化可分四期，第一期文化遗物甚少，年代大体与马家浜文化相当；第四期遗存更少，年代应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都不在本节讨论的范围。第二、三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也应是薛家岗文化的主要内容。 从某些迹象来看，第二期文化可能同刘林期相当，第三期文化可能同花厅期相当。第三期的碳4年代3220±25b（t(4草木灰，经树轮校正）也同花厅期差不多。但这两期的分界似不如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那样清楚。 薛家岗第三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在石器方面是加工精细，已用管钻，通体磨光，以穿孔扁斧、多孔石刀和长条形有段石铸为大宗。穿孔扁斧中有的用红色绘花果形纹，恐非单纯的工具或武器，而是一种带仪仗性质的钺。多孔石刀依长短不同穿一、三、五、七、九、十一或十三孔，均为单数，最长达5.厘米，有的也用红色绘花果形纹，本当是一种砍刀或铡刀而作为仪仗性器物。玉器也较发达，有斧、环、璜、管、琮等，有的上面还留有旋切痕迹。 陶器以鼎、豆、壶为大宗，次为盆、碗、杯、鬶、甑等。鼎多釜形，凿形足，足根略起肩，与花厅期鼎足相近。另一种盆形鼎，宽扁足，足上有美丽的刻画纹，是本文化的一个特点。鬶身如壶，无流，条状把手，形状与第二期文化的鬶接近而有别于花厅期的圜把鬶。甑是套在鼎上用的，一般无底（箅），当是用竹篾或荆条编成的活动箅子来用的。这些陶器以黑灰色为主，多数为素面，不尚纹彩，只有少数刻划纹、戳印纹、弦纹和镂孔等，未见彩陶和彩绘陶（图3—5）。 在太湖、杭州湾地区，相当于花厅期或薛家岗第三期文化的是松泽文化和越城期（或称张陵山类型），而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则是良诸文化早期。在这个地区较早的遗存，从河姆渡文化到马家浜文化，近年都有许多发现，文化面貌比较清楚，从越城期起则资料甚少，要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及其同相邻文化的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的田野考古发现。 总之，在仰韶文化后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文化都已有了较大的发展，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仰韶文化，并给予仰韶文化以较大的影响。这些文化之间一方面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且发展阶段也大致是同步的；另一方面又各具特色，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这可以说是本阶段文化发展的一个总特点。 石器制作技术和农业... 6 该地区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甘肃的全境、青海东部及宁夏的南部地区。这里是黄土高原的最西端，除河西走廊外，绝大部分地区地势高亢，群山耸峙，极厚的黄土堆积，由于开坼作用，形成若干盆地，黄河及其支流穿流其间。原始社会时期的聚落遗址，就分布在这些河流的两岸。从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前后，甘青地区主要活跃着两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其一，为马家窑文化系统，其二，就是齐家文化系统。从时间上看，两支文化的起始时代略有不同。前者兴起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约与半坡四期同时，结束于公元前二千年初前后；后者结束的年代，已进入夏纪年，但它的源头，则可上溯到与半山——马厂文化的半山类型或泉护二期文化相当的年代，即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 文化起源与谱系的分野甘青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代表性遗存，是秦安大地湾遗址。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共有四层堆积，年代最早的是老官台文化，其后依次为仰韶时代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四期文化的堆积2。甘青地区老官台文化的居民，分布还只限于陇东地区，半坡时期亦未超出这个范围，到了庙底沟阶段，居民的活动地域，扩展到了甘肃大部及青海的东部边缘地带。在相当半坡四期文化以前的阶段，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关中地区同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至少，泾水、渭水流域这一时期的遗存是如此，而与关中地区属于同一文化谱系。 自半坡四期文化之后，在渭河上游及泾水上游地区，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分化，出现了两种不同面貌的遗存。一种以陇东镇原的常山遗址下层遗存为代表，伺类遗存在陇山东侧较常见。此种文化遗存，依次与灵台桥村h4为代表的遗存、客省庄文化在年代上有早晚之别。另外一种遗存以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3为代表，这类遗存分布于陇山西侧，主要是清水河和渭河上游流域地区，在年代上，它依次早于秦魏家h为代表的遗存和齐家文化。两种遗存经历的年代相同，相当于泉护二期文化时期，即约当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最初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从二者的文化面貌及分布地域来看，在半坡四期文化以后，从考古学文化来看，分布于陇山东西两侧的半坡四期文化居民已一分为二六盘山以东的泾水流域仍与关中地区的渭河中游保持一致，经过常山下层、桥村h4为代表的遗存，发展成客省庄文化；六盘山以西的宁夏南部及渭河上游，则依次经过菜园村和秦魂家h为代表的遗存诸阶段，发展成齐家文化4。 甘肃的中西部及青海东部地区，约相当于半坡四期文化这个阶段，兴起2《世界考古学大系》第5卷，东■■■，i（先史时代），图版92、94、9—98；彩版3，平凡社，90年。 3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95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靶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988年第2期。了一支以彩陶为突出特征的马家窑文化。约当半坡四期文化的一支，演进为以菜园村遗址为代表的遗存的时候，分布于甘肃中部及湟水流域以南的青海境内的这支马家窑文化，发展成为半山文化。而居住在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以北的青海境内的马家窑文化居民，当半山文化形成不久的时候，也实现了文化变革，创造了马厂文化。 马广文化起始的年代，虽晚于半山文化的起始年代，但是，马厂文化延续的时间，却长于半山文化。半山文化终止的年代，大约不会晚于秦魏家h遗存面世的时期，马厂文化结束的年代，约在齐家文化二期左右2，即是公元前三千年后半叶之后段左右，随后，它可能转化为火烧沟文化。这已是夏纪年范围内的事了。 关于半山文化的命运，是国前难解的问题，这需从半山文化与马厂文化，以及它们与逐步向西推进的齐家文化的关系中予以考察。然而，这比起半山文化的命运更为复杂，是至今甚至不易摸到头绪的重要的学术课题。 在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内，年代上早于它的，是庙底沟类型文化。在甘肃的临洮、武山等地，都发现了庙底沟类型在下马家窑文化在上这样一种地层叠压关系。马家窑文化不仅与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最为接近，它们之间文化内涵上的联系，也很密切。从马家窑文化比较典型的器物如彩陶盆、钵的形式及彩陶中的鸟纹图案上，都可以找到二者的文化继承联系，但是，如果与此同时还能注意到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自庙底沟类型以后，彩陶不同程度地日趋衰退，而马家窑文化彩陶却表现出异样发展的现象，那么，在认识到马家窑文化是继承了这里庙底沟类型发展起来的同时，或许还需要探索那些可能推进马家窑文化形成的他方的信息。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得名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2。它所经历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最后两百年左右，基本上与半坡四期文化相始终。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按质地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种。泥质陶颜色有红、橙黄、灰色等，红陶仅见于较早阶段，灰陶亦多见于早期，且数量极少。夹砂陶的陶胎比较粗，主要为红褐色，有的夹砂陶器上有交错的绳纹，也有的在肩、腹都施上儿圈泥条堆纹，泥条上都保留着清楚的手指按压形成的指窝。泥质陶的纹饰，只有彩绘一种。正当中原地区彩陶日渐衰落的时候，甘青地区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却日趋发达。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还处于这一地区灿烂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93年第期。2《延吉小营子遗迹调查报告》，满洲国古迹古物调查报告，第五编，943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978至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983年第期。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989年第4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莱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文物》988年第9期。 2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987年第—2期。该文说的“兴隆和上齐家遗存是目前能推知的齐家文化的较早源头”，兴隆和上齐家遗存的文化面貌、性质，同于后来发表的、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菜园村遗址。 的彩陶文化的初期阶段，彩绘都施于橙黄色的泥质陶器上，施彩陶器的器表一般都打磨得很光滑。除陶器外部施彩外，在盆、钵类器物的内壁及沿面上，都绘出由粗细线条、三角、圆点构成的图案。彩绘基本上都用黑彩，彩色浓郁，漆黑发亮，具有柔美、活泼、纲腻均匀的线条美。年代较早的彩陶图案主要是由旋纹、弧形三角、钩叶圆点等组合在一起，并有鸟、蛙、蜥蜴等象生形图案。一件陶瓶的肩部绘平行条纹，条纹间又绘出一行蜥蜴，作两两戏斗状。较晚阶段，彩陶又出现了白彩，但仍以黑彩为主，白彩一般绘在黑彩的一边或两边，或在黑彩上加绘白色小圆点，黑白分明。这时期的许多器物都通体绘彩。图案以弧形或平行的并列条纹为主，网纹、旋涡纹也是流行的纹样，与早期不同的是，蛙、鸟、蜥蜴等象生的动物形象，已经逐渐图案化了，从这时的旋纹、网纹等图案中，还可以看到由这类动物纹样演化而来的踪迹。人面纹、人形纹也成为彩陶图案的一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的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口径29、底径0、高4厘米，盆的内外壁及口沿都有彩绘。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内彩，内彩的主题纹饰是三组人形图案，每组五人，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摆向划一。人下体三道，接地面的两竖道，无疑为两腿，而下腹体侧的一道，似为饰物，每组纹饰之间有弧形纹将其隔开。整个画面，笔法流畅划一，人物突出，形态逼真，从不同方向摆动的辫发和“尾饰”，体现了舞蹈的韵律和节奏（图4—9）。 图4—9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彩陶盆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器皿，主要有盆、钵、碗、壶、瓶、罐、颇、瓮及带嘴锅等。很多器物腹部都有双耳。有一种带嘴锅器身分别是由泥质陶和夹砂陶分段制成后再合为一体的，一般是上半部泥质，下半部夹砂，泥质部分多半都施彩。正是在这个时期，至少分布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居民，开始相当广泛地采用这样两种不同质地的泥土制作炊器，特别是用于烧水的器皿，以利于装饰这类器物的上部，增添这类器物的美感（图4—20）。 马家窑文化时期使用的生产工具种类很多，在东乡林家遗址，就发现了农业、手工业及狩猎等生产工具千余件。其中，石质工具数量最多。制法是打、琢、磨并用，通体磨光的已占居多数。种类有斧、铲、刀、锛、凿、钻、杵、磨石、砍砸器及研磨器等。其中斧凿的数量约略相等，锛数量最多，分别是斧、凿的7倍，刀稍多于斧或凿，铲数量最少，仅占斧的数量的七分之一。骨器基本上用羊骨制成。仅见一件石矛，绝大多数镞均是骨制品，数量为石刀的四分之一。这些情况表明，狩猎业已退居比较次要地位，种植农业及畜牧业，其中主要是养羊业已成为当时居民的重要经济部门，在此基础上，使用锛、凿的手工业已显示出相当发达的状况。 农业的发展情况，还可以从制作用于收割禾本科植物穗头的刀的材料和形态，得到说明。这种刀有石、骨、陶三种，石刀已占绝大多数，其次为陶刀，骨刀数量极少。陶刀的数量仅占石刀的十分之一，同时，石刀大多通体磨光，多数在靠近刃部穿孔，便于使用时系上绳带以固定在手上。其中，两端上翘、平面似马鞍形者，是这文化的代表性工具，也是后来在西北广泛流张忠培、李伊萍《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9年。 行的形式。 马家窑文化工具的一个特点，是骨柄石刃的复合工具很发达。林家遗址中发现的不少细石器，其中，主要是镶在骨柄上的小石叶。用石叶作刃镶在骨柄上制成的工具有石刃骨刀、石刃骨匕首和石刃骨镞等，这些工具的刃都极锋利。石刃骨刀及石刃骨匕首的形制，和后来分布在北方的牧民使用的铜刀及铜匕首颇为相似。因此，马家窑文化居民广泛使用石刃骨刀和石刃骨匕首，当与养羊业已成为他们的重要经济部门有关。 林家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刀及几块铜渣，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及对马家窑文化冶炼金属技术水平的讨论。这里的铜渣含铜、铁各半，不是天然矿石，又非炼铜残渣，而是一块经冶炼但已风化成碎块的锈蚀的铜铁金属。它可能是由于选用冶炼的矿石不适当，不能铸成器物而被废弃的遗物。青铜刀经激光微区光谱分析，知其含锡量为%—0%左右，另有少量的铁、银等，属于今天铜合金分类中的锡青铜。它是由两块范闭合浇注而成，形制规整，刃口经过轻微的戗磨或锻打。这是马家窑文化至今仅见的金属制品，同时，在测定晚于林家遗址800年左右的永登蒋家坪也发现一件残青铜刀，但在早于夏纪年的被测定的齐家文化的金属制品，均被断定为红铜，可见，从上述铜渣成因，以及甘青地区和整个中国冶金史2来看，这件青铜刀的出现，极可能是由于当时选矿技术不成熟，在冶炼中搀杂进锡矿石的产物，还不能认为马家窑文化已掌握了制造青铜的技术。但是，它和铜渣一起却证明马家窑文化居民已跨过人类认识金属一般旅程的最初阶段，掌握了还原氧化铜矿石以得到铜的人工冶铜技术3，从而导致存在比传统的制石工艺技术更高，而劳动分工与组合方式更复杂的生产部门。 马家窑文化居民追求陶器美的同时，也讲究自身的装扮。从上孙家寨舞蹈彩陶盆上，可以了解当时居民在跳某种舞蹈时的装束。舞者的发辫，当是用林家遗址见到的那种骨梳梳理出来的。舞蹈图画笔简略，是写意画，未能表现舞者装束的细节。然而，从遗址及墓葬中都发现了的骨笄和石、骨、陶质的珠、环、管、片形的颈饰、坠饰及镯子等，使人们增添了对马家窑文化居民追求美的装扮的了解。 这时期村落都选择在临近小溪或河流的台地上，面积很大，同一村落居民数量也较多。林家遗址靠近大夏河，其堆积分作三层，年代越晚，村落中的房子、窖穴越稠密4，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愈益增殖。 林家遗址中的绝大多数房屋均由主室及门斗两部分构成，两者都是方形。早期为半地下深穴，面积大小不等，小的十几平方米，大的将近三十平方米。四壁下及灶址旁都有柱洞，每座房子内都有两个相邻的圆形灶址，灶口与地面平齐。主室通过狭窄的过道而与门斗相连。门内外用草泥铺平，室内和屋顶也涂一层草拌泥。中期房屋数量比早期增加近一倍，房屋演进成半地下浅穴，屋基经过平整夯筑，灶为浅坑式，在地面上围一圈矮墙以加深灶2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987年第2期。 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949一979），文物出版社，979年。 4bosommarstro《马家窑遗址》，《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8期，95年；《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984年第期。 膛。晚期房址数量比中期增加近两倍，房屋面积仍与早期差不多，除半地下浅穴者外，出现了地面建筑，房子建在夯土层上，圆形灶，有较高的灶圈，每间房子灶的数量一至三个不等。地面、墙壁及屋顶都用一种非常坚硬的红粘土草拌泥涂抹，除单间房子外，还有连间、隔间的房子。 很多房子中都出有数量不等的生产及生活用具。这些物品多靠近墙壁下及灶址旁，基本保持原来的位置，有的陶器内还盛有粟、稷、大麻籽等。房子周围散布着储存东西的窖穴，在一座底径为245米的袋形窖穴内，发现大量已经炭化的稷，其中部分穗头、谷粒、枝杆保存甚好，穗头上带有较长的细枝，捆成小把整齐地码放在坑底，以现存的堆积范围计算，稷的总量达2立方米。在这个穴底的北侧，还埋着一具人骨。这座编号为h9的窖穴，无疑为当时储存粮食的仓库。然而内埋尸体的原因，或仓库与尸体的关系，发掘时未能查明。 同时，在林家马家窑文化的村落中，还分散着烧制陶器的陶窑。编号为y2的陶窑，窑室圆形，直径.3米。密箅周围有通火孔，直径0—2厘米。窑门向南，入内便是呈长方形的火膛，顶部与窑室之间，相隔一层夯土，窑室偏于火膛稍后方，通火道左右各一，由火膛两侧壁后上方斜通经过火孔，而连接窑室。就窑室大小及窑室与火膛的关系，这时期陶窑已较庙底沟类型有所改进。 马家窑文化的人们死后多葬在离村落不远的墓地中，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对于婴儿，则使用瓮棺葬。以单人葬为主，在大通上孙家寨墓地还发现了男女合葬。这个墓地的两座墓，分别埋葬了成年男女各一人，两墓出土的彩陶壶残片经粘对乃是一件器物。这二位男女虽未合葬在一墓穴内，但从这件彩陶壶分葬于两墓情况来看，可认为二人的关系与合葬于一墓中的成年男女关系是一样的。除了成片的墓地外，马家窑文化还存在某些大墓单独葬于一地的情况。这类墓葬的规模大大高于一般墓葬。在青海民和核桃庄发现的一座墓，为竖穴土坑，平面呈圆角方形，面积平方米，墓穴中放置一边长3米的木棺。棺四周用木板叠砌，底、盖为木板并排平铺而成。墓主人及绝大多数随葬品均置于棺内，随葬陶器三十六件，其中彩陶9件，骨珠二一五枚，绿松石十颗。此外，还殉有羊、猪头及三十多具鼠骨。这类大墓的主人，享有单独择地而葬的权利，反映其生前地位已不同于同一共同体的居民，当是在其共同体内受到尊崇的人物。 半山—马厂文化及菜园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在本节“文化起源与谱系的分野”中，已指出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两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这是尚待论证而来得到学术界共识的认识。然而，目前学术界多数研究者关于这问题的基本论点仍然是半山和马厂两类遗存，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马厂是半山的继承者。基于这一观点，称之为半山一马厂文化，并又区别名为半山期和马厂期。本节在说明它们的情况时，仍采用这里介绍的不同学术见解中的后一认识，不过，将半山和马厂分称为类型，以示两者可能是终始年代略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bosommarstro《马家窑遗址》，《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8期，95年。据陶器形制及组合的变化，可将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分别划分为三期、四期。半山类型的三期，分别以兰州花寨子、广河地巴坪、兰州土谷台2三处墓地为代表，柳湾八百余座马厂类型墓葬，基本上反映了它四个时期的变化情况。 与马家窑文化相比，半山类型的彩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彩绘更加绚丽多姿，数量也大为增加。在一些墓地，如地巴坪，彩陶所占的比例上升到80%左右，一般情况下，彩陶也占全部陶器的0%左右。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以曲线图案为主，到了半山类型，增加了大量直线构成的图案。彩绘一般绘在器物的最大腹径以上部位，半山的壶、瓮等器物，器身都比较矮胖，腹部突出，这种器物上的纹饰，无论是平视或俯视，都能使人看到完整而美丽的图案。半山彩绘颜色变为以红黑相间彩为主，一般是在两道带齿的黑彩中间夹一道红彩，以此为花纹母题再组成二方连续的旋涡纹、葫芦形纹、网纹、大菱形格纹、大圆圈纹、棋盘格纹等丰富多彩的图案，这种由红黑相间的锯齿纹带组成的彩绘，为半山彩陶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马家窑、马厂彩陶的最主要之点（图4—2）。半山陶器中夹砂陶的比例较低，出于墓葬中的器形都很小，主要器形是罐，常见的纹饰是附加堆纹，早期的附加堆纹细密，带有很强的装饰性。 图4－2花寨子墓地m2出土的陶器彩陶罐；2夹砂陶罐；3彩陶钵；4彩陶壶。 彩陶发展到马厂类型，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厂彩陶多半以红色陶衣为地，其上再用黑彩绘出花纹。马厂早期虽也有部分红黑相间彩，但其黑彩多无锯齿，中间的红彩亦多以紫红色为主。这时期的彩陶图案以四大圆圈纹、波折纹、拟蛙纹、小菱形网纹等为主，其中以直线构成的各种纹样特别发达，年代越晚，这个特点表现得越突出。马厂前期，彩陶还处于鼎盛时代，此后，日趋衰落，到了晚期，彩陶数量大为减少，图案单调，绘制潦草。不仅彩陶如此，其它陶器也都制作得非常粗糙，造型简单。这些都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行将结束。 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发现过一些将器物口部做**头形的陶器，半山—马厂文化，仍可见到这样的器物，有的头像面部还画出胡须。在柳湾的马厂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件塑着男性人像的彩陶壶。这类彩陶制品，已经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应与人们的某些信仰、祖先崇拜等宗教观念有联系。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制陶术及彩陶绘制技法，反映了这时期生产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而且，从这种工艺传统的延续中，也使人们看到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陶器基本上是采用泥条盘筑的方法制作的，一些器物的内壁仍保留泥条的痕迹。大型器物的颈、肩、腹等部，都是分成几段或分别盘好后，再对接起来，然后，在轮盘上修整成器。陶轮也是施彩时不可缺少的工具。绘彩时，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文物》978年第3期。华泉《中国旱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史学集刊》985年第lurgy》，lodo，97。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984年。青海省考古队《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类型第一号墓葬》，《文物》979年第9期。把陶器放置于轮盘之上，借助旋转的轮盘，用蘸满颜料的画笔，就可以绘出优美的图案。线条均匀、整齐、流畅及间距相等的平条纹，乃至波纹的纹饰颜色。深浅一致，无起笔、落笔的痕迹，当是把陶器放在转动的轮盘上作画，才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即使是二方连续的花纹，也是在陶轮上完成的。绘制这类较复杂的图案，先在器身上将拟绘的图案画面，依分成若干等分而定出几点，而后转动轮子，用弧线、斜线将各点连接起来，从而完成整幅圈案。利用轮盘绘制彩陶图案，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彩陶的成批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半山—马厂文化的村落遗址中发现的房屋，都是方形或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有单间、吕字形双套间及多元套间等几种形式。房子内部有灶址，很多房子内部还有储存东西的窖穴，最大的窖穴容积可达3立方米。窖穴置于室内，与房屋联为一体，应是某些财产由氏族或家族公有转变为个体家庭私有的一种反映。村落中房屋、窑址的分布，都依一定制度进行规划致使形成特定的布局。兰州青岗岔半山类型遗址内见到的几座房子，一字排开，门都向东（图4—22）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中的陶窑，往往是两、三座形成一组地分布于村中，而在兰州徐家坪却发现过与居址分离的、包含十二座窑址组成的马厂窑场2。这些烧陶器的窑址，形制相同，均由窑室、火膛及火口组成。窑室呈方形，长宽约近米。窑募隔在火膛和窑室之间，以承托烧制的陶器，箅上均匀地分布着三、三成列的九个圆形火孔。火口平面呈椭圆形，火膛呈锅底状。窑场内发现了揉和胶泥的上坑、研磨颜料的石盘和调配紫红色颜料用的高边分格陶碟，显然，制作陶器的整个过程是在这窑场内进行的。窑场被分割成四个包含数量不等的窑址组成单元。北面的一单元包含四座窑址，中间的有五座，南、东两面分别各仅有二座和一座。包含二座窑址以上的诸单元，都以一放置燃料及灰烬等杂物形成灰土的坑，联结同一单元的诸窑址，也就是说，同一单元的诸窑址，共同使用一“灰土坑”。这形象地表述一单元的诸窑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窑场划分为诸单元的现象，表明在此烧制陶器的人们，已形成既存在联系、又存在区别的诸生产单位，而各单元包含窑址的数量不等的情况，又说明这些生产单位的制陶规模存在着差异。 墓地位于村落遗址的附近，规模大小不等，有五六十座墓葬的小型墓地，也有的墓地有一二百座墓葬，而大规模的墓地，包含的墓葬近千座。从这种现象看，在当时遍布甘青的半山一马厂文化的氏族部落中，可能已经存在着聚落中心。这种聚落中心，规模很大，延续时间较长，生产力的水平可能高于这一聚落中心所联系的其它村落，同时，具有产生相当高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的，而能领导聚落中心和其相联系的村落组成的共同体的领袖人物，并能保证这类领袖人物仅在聚落中心内更替的稳定性，又能使他们的活动具有强有力的组织支柱。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如果还不能把它认定为半山类型的聚落中心的墓地的话，无疑，则当确定为马厂类型某一聚落中心留下的墓地。柳湾墓地已发掘的半山时期墓葬二百五十余座，年代比较集中，均处在约一期后段及二期前段年代范围内。而这里马厂类型墓葬达八百七十余座，年代又贯穿马厂类型的始终。同时，很多墓葬的规模都超出其它地点同类墓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980年第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考古学报》978年第2期。葬，这里普遍备有木质葬具，有作工讲究的榫卯结构的木棺，随葬大量精美的彩陶，以上十件者占大多数，四十——六十件者的墓数也不少，平均每墓随葬了52件陶器，且有一定数量的墓葬随葬了成套工具。其中如马厂类型的m543，墓主人是一成年男性，随葬陶器九十一件，内含彩陶八十七件，此外，还有石斧、锛、凿组成的成套工具及绿松石料的装饰品。总之，从墓葬规模、葬具及随葬器物种类与数量反映出的当地人们的生产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平均水平，当高于邻近地区。 半山—马厂文化的生产力水平，比马家窑文化阶段有了较大提高。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发现过一件残青铜刀，不过，这只是证明当时已存在使用或生产金属制品的孤例，难以依此了解这种工艺在那时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生产绪构中的地位。然而，当时人们主要使用的石质生产工具，基本上均经过精细磨制，提高了斧、铲、刀、锛及凿这些传统的生产工具的效率，由细石器及骨柄组成的复合工具的数量，相对有所增加，同时，马厂类型还新出现了镰刀。 还需要指出的是，从经济类型以及从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差异，马厂类型当被分为陇西及青海东部和河西走廊各具特点的东、西两区，东区以种植农业经济为主，这区的柳湾马厂类型基地，发掘出的八七二座墓葬中，随葬石斧一七八件，石刀二十四件，石镰三件，以及锛、凿分别为一三六件和一四九件，同时，墓中还普遍发现了粟的颗粒或皮壳，皆装在粗陶瓮内，少的一瓮，多者四瓮，呈现出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的旱地农业，和以锛凿为主的手工业相当发达的经济格局。同时，农业的发达，为这里的居民实行厚葬提供了经济基础。西区干旱少雨，不利于农业生产，畜牧业在生产中占有根重要的地位，这里鸳鸯池被确定为马厂类型的八十四座墓葬中，随葬石斧一件，石刀四件，锛一件，却有柳湾未见的石刃骨刀八件及石刃骨匕首六件随葬，同时，与柳湾大量用陶纺轮随葬（二九三件）不同，这里墓葬中仅发现一件纺轮，随葬陶器数量又远少于柳湾墓地，一般仅三、四件，最多的只有十多件，但普遍使用单耳陶杯随葬，从而显示出使用锛、凿的手工业、制陶业及纺织业颇不兴盛的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色彩。半山—马厂文化的分布，东不逾陇西。半山类型以洮河、湟水流域为其分布中心，马厂类型的分布中心则在湟水流域，并有逐渐北移的趋势。这当与齐家文化的兴起与扩张有关。半山类型消失的年代，大约不晚于秦魏家h为代表的遗存兴起的时候，马厂类型三、四期的年代，基本相当于齐家文化一期4，或许可能延续到更晚些时候。半山类型的消失，当与马厂类型的发展，同时也和齐家文化西进有关。到了公元前二千年前后，马厂类型的大部分区域，又被齐家文化所占据，仅在河西走廊西部，可以见到由马厂类型的一支发展而成的火烧沟文化。 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前场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以男性为本位的父系氏族制的前期。这一认识，是依据对墓葬资料进行分析而作出的判断。半山一马厂文化的墓葬，基本上是土坑与洞室两类。洞室墓一般是先挖一小段墓道，然后顺着山势掏出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很多墓葬有木质葬具，柳湾墓地既有榫卯结构的木棺，也有用圆木剖成的独木棺，还有的就在尸体下垫一块木板充作葬具，个别地方见到用树枝覆盖尸体。景泰张家台半山类3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土谷台半山—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983年第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984年。型的葬具，是用石板拼砌的石棺。一般的墓葬都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种类主要是陶器，其次是工具及装饰品，也有用粮食、猪头及羊骨随葬的。半山类型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及质量，各墓间差别不大。马厂类型墓葬的随葬品，同一墓地的诸墓葬差别悬殊。柳湾马厂墓地中，少数墓葬只见一二件器物，一般情况是随葬一二十件器物，随葬品较多的达四十至六十件。这里m54的随葬器物，种类齐全，数量惊人，陶器达九十一件，其中四件陶瓮均装满粮食，此外，还有石斧、石凿、石刀及绿松石饰随葬。这种反映当时人们占有财富颇为不均而令人感到吃惊的情况，或许是马厂类型后期社会已发育出阶层所呈现出来的现象。m54这座墓葬的年代，便属于马厂类型后期。 这时期墓葬中随葬的生产工具，因死者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鸳鸯池墓地确定性别的单人墓葬三十五座，其中十七座女性墓中只有四座随葬工具，种类限于骨针、骨锥、石刀，石刃骨匕首仅见一例；另外十八座男性墓中，随葬工具的十座，工具种类除包括女性墓的几种外，还有石刃骨刀、石斧、石研磨器、骨匕首、骨矛头及弹丸等。在柳湾墓地，纺轮是女性墓中常见的生产工具，而男性墓则主要随葬石斧、锛、凿等工具。随葬工具方面的这类差别，表明男子已在重要的生产领域中担负主要职能，而妇女在整个生产中所居的地位，已经较男子显得次要。 男女在生产中所处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单偶制婚姻在当时婚姻形态中巴占据统治地位。 上谷台合葬墓二十座，占这墓地墓葬总数23，8%，在合葬墓中，表明单偶制婚姻关系的成对成年男女和成对成年男女及儿童的合葬墓九座；体现男性亲权的成年男性及儿童合葬墓四座（当然成对成年男女及儿童合葬墓，亦同时体现了男性亲权）。这两类墓葬，占反映上述亲属关系性质的合葬墓总数的8％（未计儿童合葬墓四座）。鸳鸯池的合葬墓，只占正式发掘的墓葬总数的97%，其中表现单偶制婚姻和男性亲权的合葬墓，均为六座，占合葬墓总数的70.%。在柳湾墓地，见到半山类型合葬墓三十三座及马厂类型合葬墓四十四座（图4—23）。这些合葬墓中成员的性别、年龄被确定的过少。半山类型只有七座合葬墓作过性别、年龄鉴定，但得知墓中全部成员的性别、年龄者，又仅是m527一座。马厂类型的情况好一点，也只确定了八座合葬墓中全体成员的性别及年龄。但从可以论定的材料来看，这里的亲属关系已进入男性居本位阶段。 半山类型m580合葬三人，一号尸体是成年男性，一次葬，仰身直肢，占了墓穴左侧的大半边，二及三号尸体，性别、年龄未定，为二次葬，尸骨残缺，放置零乱，大多放置在一号尸体之右侧。墓中随葬器物六件，其中石锛、陶罐、石斧及石球四件，呈一直线置于一号尸体的左侧，显然为其专有的随葬品。无疑，这是一座以男性为本位的合葬墓。m42合葬三人，均为一次葬，一号和二号尸休皆为男性，年龄分别为8—20岁、25—30岁，三号尸体是小孩，m42是成年男子和小孩的合葬墓。m53合葬三人，也都是一次葬。一号尸体为儿童，二号是成年男性，三号为成年人，性别不详。三号尸体如是男性，这墓合葬反映的性质，则和m42一样，是世系以男性为本位的两代人的合葬墓；如是女性，则是未妻及其子女的合葬墓。可见，半山类型已处于父系制社会阶段。 柳湾马厂类型的m39、m348，据性别、年龄鉴定，确定均为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另外这里的m82及m320，也可据随葬工具的差异及确定的性别、年龄情况，被推定为成对成年男女的合葬墓。这些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当是单偶制婚姻关系的产物。 同时，半山一马厂文化的下列葬俗，是讨论该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时必须注意的现象。 其一，是这时期还存在母子（女）合葬墓。这类合葬墓在上谷台和鸳鸯池半山一马厂文化墓地中，分别见到四座和二座，占所在墓地体现婚姻性质及继承性质的合葬墓总数的9%和43%，可见，当时可能仍保留了某种形式的一些母系亲权。 其二，已发现的半山一马厂文化的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二者的摆放姿式、位置，都看不出他（她）们地位上的差别，同一葬式，既可用于男子，亦可被妇女采用。就摆放位置而言，一些墓中，是男子居左，在另一些墓中，居左者则为女性。 其三，合葬墓内的随葬陶器，很难区分出确属哪一个体。在单人墓中，花寨子和张家台两地的女性随葬陶器，人均分别为83件和375件，男性人均各为7件和25件；土谷台和鸳鸯池两地的女性，人均随葬陶器分别为82件和48件，男性人均83件和2.8件。可见，不少地方女性随葬陶器的数量，还略高于男子。 综上所述表明，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前期的社会，父系氏族制业已确立，但男女两性关系，基本上处于平等地位，甚至，在继承制方面，女性还保留着部分亲权，在家庭经济中，妻子的地位和丈夫处于抗衡状态，有的地方还高于丈失。 至于马厂类型后期社会制度，自然较其前期已有所前进，但目前尚无适当材料，作出具体的说明。 菜园遗址为代表的遗存5的分布区域及年代，已于前述。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其年代约同半山类型相始终。 这种遗存的陶器的质地，皆为泥质和夹砂陶，基本呈红褐色及灰褐色。 陶器为素面的极少，纹饰有篮纹、绳纹、线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划纹及彩绘。其中篮纹、绳纹数量最多，彩绘陶最少。篮纹一般著于泥质陶上，基本上为横向排列，也有斜卧形排列的，纹饰细深，排列密集。绳纹细、深、密，有的纹理呈麦粒状。彩陶可分两类。一为输入品，如wm35∶8单耳彩陶垂腹罐、切刀把墓地m9∶鸭形壶及m2∶22彩陶双耳瓮2，分别和土谷台m57∶2、m47∶及m7∶的形制及纹饰相同或相似，店河m2∶2双耳彩陶罐（图4—24），和地巴坪m37∶4的器形、纹饰雷同，菜园遗存这类彩陶，当是来自半山类型；另一为自造品，如切5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的研究》（未刊）。关于半山、马厂两类型的分期，均采用此文的论点。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972年第肃文管会，《兰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957年第期。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部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97年第期。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987年第一2期。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学报》989年第4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筒报》，《文物》988年第9刀把墓地m20∶23双耳彩陶壶和m20∶30及孤9∶5双耳彩陶罐，其彩绘均为网格组成的几何形图案。总之，这类遗存的彩陶已处于衰退阶段。 器形除少量粗把豆为圈足器外，其它均为平底器，同时，单耳及双耳器的数量较多，而缺乏实足或空足陶器，是菜园遗存的文化特点。具体器形有壶、瓮、盆、匜、杯和罐，罐、壶数量较多，形式多样，罐有无耳、单耳或双耳之分。 菜园遗存的工具，均用石、骨、陶制作，至今见于报导的有石锛、刀、斧、凿、骨刀、匕、耒及锥和陶纺轮等，同时，有一定数量的细石器。98年在切刀把发掘三十三座墓葬中，只有m2随葬了石器，除一件为磨制的石线坠外，其余二十件均为细石器，器形为石核、尖状器、刮削器及石叶等，可见，用工具随葬的现象极罕见，同时，少数墓葬集中这样多的工具随葬的现象，可能反映当时只有少数人才掌握了制作工具的技能。 居民住的房屋，除半地穴式的外，也有不少窑洞式房屋。 半地穴式房屋的形式，分圆形袋状和方形竖穴两种。 窑洞式房屋，是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农村广泛流行的民居建筑。目前考古学发现证明，这种结构的房屋，正是在菜园遗存前后时期，已开始在甘肃、宁夏、内蒙及山西地区推广开来。 林子梁f3这座窑洞式房屋，由居室、门道及场地三部分构成。它的建筑过程，大约先是从断崖往里掏挖出居室及门道，然后再平整门道前的地坪。f3的居室略呈椭圆形，进深4米，横宽48米，面积约7平方米，居住面上保留一层路土，墙壁自下向上呈弧曲形收缩，屋顶呈穹窿形，最高处距居住面约32米。居室中央设置一直径约0米的圆形锅底状灶坑，另外，西北部因常烧火而形成一面积约08平方米的红烧土面。 门道，位于居室与场地之间，呈隧道式，顶部拱形，长约米，宽约5米。其中线正对灶坑，实为居室从两侧收缩向外延伸的部分。门道中部设一道土门坎。 场地位于门道之外，面积大于门道。在其靠近门道的两侧，各登一石块，是供人们坐着休息或聊天的“凳子”。 居室地面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发现一具尸骨。前者为一45—50岁的男性，后者是半岁婴儿。男性成年人附近，见一石球，婴儿旁边有陶器两件。显然，两人均是由于屋顶塌落而被压死的。 菜园遗存的墓葬，至今见于报导的，已达一百二十余座。这种遗存的墓穴形制多样，有竖穴土坑、竖穴侧龛、竖穴土洞和土洞侧龛墓几种。从地面向下挖出一竖穴，再从这竖穴的一侧边，向里掏挖出一土洞，便成了竖穴土洞墓。如再从这土洞的里边，向内掏出一小洞，就成了土洞侧龛墓。这里，龛是指小洞，竖穴侧龛墓，就是在竖穴上坑的一侧边，掏出一小洞。如是竖穴土坑墓，墓主人被置于墓穴的一侧，随葬物则放在墓穴另一侧及墓主人的头的上方和脚下方。竖穴土洞墓中的墓主人及随葬品，均被置于土洞内，摆放方式如竖穴土坑墓。竖穴侧龛墓和土洞侧龛墓墓内的墓主人，位于龛内，其随葬品则被置于竖穴中或土洞内。 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葬清理简报》，《考古》987年第8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固原海家湾齐家文化墓葬》，《考古》973年第5期；钟佩、张心智《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齐家文化遗址》，《考古》94年第5期。 这时盛行单人一次葬，二次葬极少。尸体均作屈肢。其上身姿式，有仰身、俯身及侧身之别，以侧身居多下肢依屈膝程度差别，可分为蹲踞式、跪踞式和屈膝式几种。至今，两人合葬墓只见三例，即两位儿童、一成年女性及儿童和成年男性（8—22岁）及儿童（4—5岁）的合葬墓各一座。绝大多数墓葬的随葬品，都是日常使用的陶器，数量一般为十件左右，多者达四、五十件，少者仅一件，只有极少数墓葬才另使用工具和装饰品随葬，例如98年在切刀把发掘的三十三座墓葬中，具有这类随葬品的墓葬，只有五座，仅占墓葬总数55％。其中四座墓葬均只随葬骨串珠这种装饰品，另一座墓葬，除牙缀饰外，还有工具随葬。可见，用工具随葬的现象就更少了。 菜园遗存的居址及墓葬，出半山类型陶器，其流行屈肢葬的情况，又和兰州及广河地区的半山类型的葬式相同，可见，它和半山类型有着广泛的联系，社会发展阶段也可能和半山类型相同。 齐家文化约在公元前三千纪的后期，甘青地区除马厂类型之外，还活跃着齐家文化。随着齐家文化的西进，至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前叶，马厂类型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已退至湟水流域及河西走廊的西部。甚至，在湟水流域还存在这时期的齐家文化的居民点，而成为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居民交错分布的地带。但是，齐家文化侵占马厂类型地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兰州地区存在着相当于齐家文化早期的马厂类型晚期遗存，很可能是马厂类型对齐家文化进行反扑面自下的踪迹，或者，这地区也是他们交错杂居的地带。 菜园遗存是齐家文化的源头。在它之后，目前见到的只是秦魏家h为代表的遗存。h出土的罐形斝是齐家文化罐形鬲的前身。齐家文化起始的年代，以罐形鬲的出现为标志，其终止年代已跨入夏纪年2。这里叙述的齐家文化，主要是这文化在夏纪年以前的情况，同时，为把某些现象的始末清楚地介绍出来，也部分地涉及进入夏纪年时期的情况。 陶鬲是客省庄文化的基本器形。它在齐家文化的出现，反映了客省庄文化对齐家文化的影响。齐家文化居民使用的陶器，就质地而言，有泥质和夹砂两类，颜色以红色为主，灰色陶比例极小。陶器制作得比较精细，均经过轮修，亦有少数陶器是在快轮上成型的。泥质陶表皮均打磨光滑，有的还绘上红彩，图案均是由直线组成的几何形，如同心三角、蝶形纹、错置三角纹、横形人字纹及菱形纹等，但这时期的彩陶，已进入衰落阶段，因而数量极少，这种陶质的器形的表皮，多作素面，其次为篮纹，还有少量弦纹。夹砂陶器器皮，多施绳纹，同时，也有不少素面者。附加堆纹只见于这类陶器的个别器物。 带耳是齐家文化陶器的显著特点。多数器型均附双耳，也有三耳，乃至四耳者。双大耳罐、双耳壶、有耳或无耳夹砂罐、盆、碗、豆、尊及带把杯，是齐家文化常见的陶器。同时，在这文化中，也见到少量的鬲、盉、鸮面罐、匜及甑。而胎薄、表面磨光或著彩的双大耳罐、双耳壶、双耳高领罐及夹砂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图七8，《文物》988年第9期。 双耳罐，是齐家文化的代表性器形（图4—25）。 图4-25柳湾墓地的齐家文化陶器高领双耳罐；2夹砂陶瓮；3盉；49双大耳罐；5敛口瓮；—8双耳彩陶罐；0陶纺轮；石斧；2绿松石饰；3石锛；4石刀；5石凿。 居民的住房，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浅穴式建筑，有单间和吕字形双间两种。后者通过过道连通前后室。这类房子均在地面、墙壁先抹上草泥土，再在其上又抹上白灰面。在店河见到的这时期房屋的墙壁上，还发现用红色线条描绘的简单装饰图案3。大何庄f7是一座方形浅地穴式建筑4，门向西南，是一略向外凸出的出入口，在室内中间略偏近门处，设一略高出居住面的圆形灶址。房址四角各有一柱洞，同时，距地穴边缘约4米处而围绕地穴四周，共发现柱洞十个。这些柱洞原都插立拄子以支撑屋顶。地穴的外侧高出地穴的地面，虽未涂白灰，却平整结实，当是房屋的回廊。大何庄f7这种带回廊的房屋，和大地湾四期大房子建筑结构相同。 齐家文化居民的经济，仍是以种植谷子的旱地农业为主。农业工具中有石斧、石铲、骨铲、石锄及石刀、石镰。石锄的形制，基本上和复家店下层文化的同类制品相同。石刀除长方形穿孔的一种外，还有倒梯形带孔者。当时用动物肩肿骨或下颌骨制成刃部宽、薄的石铲，加工粮食的工具是石柞和石磨盘。齐家文化的房址、灰坑及墓葬中，都发现了粟，以及30％左右的墓葬中使用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反映了种植农业发展的情况；除猪外，马、牛、羊、驴都已被伺养。羊有山羊和绵羊两个品种，遗址中常可发现成堆或成坑的羊粪，当时，用猪、羊的头骨或颔骨随葬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个别墓葬还随葬整只羊。按大何庄出土兽骨的统计，羊骨占20％。秦魏家猪、羊及牛的下颌骨共发现五一八块，其中羊、牛的下颌骨分别占97％及7％，可见，在饲养业中，羊、牛成了次于猪的主要饲养对象。同时，大何庄出土的羊下颌骨，在猪、羊、牛下颌骨总数所占比例，高于秦魏家，而且，这里的墓葬出现了以羊下颌骨代替猪下颌骨随葬的情况，反映到齐家文化进入晚期，牧羊业存在愈益发展的趋势。 在产业中，制铜业已获得重大发展，而成为已引起学术界注意的生产部门。 凡是经大规模发掘的早期后段以后的遗址及墓地中，都发现了铜制品。 皇娘娘台5、秦魏家及大何庄分别见到铜制品三十件、七件和二件，此外，在广河齐家坪及贵南尕马台的墓葬中，也都随葬铜镜、铜斧，以及铜指环和铜泡。前三地铜制品的种类有凿、钻头、刀、锥、斧、环、匕及条形铜器和饰品。广河齐家坪出上的一件红铜斧，长5、刃宽32、顶宽4、厚3厘米，空首，内中残留了木柄的断茬，斧头两侧有对称的两个半环形耳。青海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图二四2，图二三，《考古学报》989年第4期。 4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文化馆《兰州土谷台半山一马厂文化墓地》，图版拾玖之、7，图九之，《考古学报》983年第2期。 5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葬清理简报》图六，图版壹之2，《考古》，987年第8期。 贵南孕马台m25随葬的一面铜镜，直径9、厚04厘米，镜面光滑。背面周边有两凸出的同心圆圈，其内圜置七个内填满平行斜线的三角形，镜背面中心置一纽，其与三角形饰之间为一凸形的圆圈。镜纽已损坏，又在镜边缘钻两孔作系绳悬接之用（图4-2）。 图4-2齐家文化的铜器匕；2锥；3残铜器；4斧；5坠饰；镜。 可见，铜器已进入当时人们物质生活中许多领域。同时，齐家文化的铜器生产，经历了一个从红铜到青铜这样的过程。 齐家文化早期的皇娘娘台出土的三十件铜器的材料，《报告》作者认为都是红铜，其中经过鉴定的四件铜器，也都被确定为红铜。属夏纪年的秦魏家出土的两件铜器，即m99铜环和g3730（2）27铜尖，经鉴定分别为铅青铜和锡铅青铜。可见，齐家文化居民掌握制作青铜技术的时间，当在夏纪年之内。在夏纪年之前，齐家文化已发现的铜器数量，已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中国境内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且品种多，同时，不仅早已掌握了冷锻技术，还掌握了单范，甚至合范铸造技术。可肯定这时当早已脱离早期金石并用时代，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阶段。在夏纪年的齐家文化，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红铜制品，如前述齐家坪出土的铜斧，便属这种制品，同时，还有采用冷锻技术制作的青铜器及铅青铜制品，故仍只是处于青铜时代的伊始阶段。 齐家文化这样规模的制铜业，以及从采矿、冶炼、制模到熔铸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要求并锻炼出熟练的劳动者。秦魏家m5、m35分别随葬陶垫和陶拍的情况，提供了当时存在着专门的制陶劳动者的信息。不言而喻，技术远较制陶复杂得多的制铜业，也当存在着专门的匠人。在存在家族的情况下，这些手工业可能是某些家族的世袭专业。同时，在血缘纽带依然存在的原始社会组织中，这些手工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从农业中独立出来的地步。 齐家文化的宗教，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占卜已成为这时期的经常活动，遗址中常发现大量的卜骨。这时期卜骨未加钻、凿，只有的痕，基本上都是用羊肩胛骨作成的。皇娘娘台m8的墓主人使用羊卜骨随葬，秦魏家m23随葬的羊卜骨，被仔细地放在一只可从腹部扣合的高领双耳罐内（图4-27）。随葬羊卜骨是墓主人生前巫师身份的标志。这类墓葬的存在，当是已存在巫师阶层的例证。 图4-27秦魏家m23的高领双耳罐及羊卜骨大何庄遗址揭示的五处“石圆圈”遗迹，显然是宗教性质的遗存。这种“石圆圈”建筑，用天然的扁平砾石组成，直径一般为4米，西北方留有宽5米左右的缺口。“石圆圈”旁边，一般都有卜骨或牛、羊的骨架。f的东边遗有被砍了头的母牛骨架，腹内还遗有小牛的骨骼，f3的南边发现了两块卜骨。这些都是当时牲祭、占卜活动留下的部分遗存。从这里窥见出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图版拾壹之5，《考古学报》978年第2期。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987年第—2期。 这种宗教活动已具有的相当复杂的仪式，只能是具有专门宗教技能的巫师这类神职人员才能从事的活动。 齐家文化的社会，已进入父权制时代。 齐家文化的性别劳动分工和男女占有财富的差别，为父权制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齐家文化前期较早阶段的柳湾墓地中，被确定性别而又随葬了工具的二十五座单人墓葬中，男性墓葬除一座用纺轮随葬外，其余均以石刀、石斧、石铸、石凿或石钻随葬，而女性墓均出纺轮。在被鉴定性别的合葬墓中，凡置于女性尸体旁的工具，都是纺轮，放在男性尸体旁边的工具，则均为石斧、石刀、石凿、石铸。可见，男女随葬工具的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前述这时期的产业结构来看，这种差异已说明在主要的一些生产部门中，男性已占居绝对重要地位，妇女基本上被挤入家务劳动领域。同时，从这里鉴定了性别的单人墓随葬陶器数量的统计可知，男性人均随葬陶器六件，女性人均为五件，和半山一马厂文化的基本情况相反，男性随葬陶器的数量已多于女性的随葬陶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男子比妇女占有了更多的财富。 然而，当时的合葬墓所表现的情况，更直接他说明了齐家文化父权制发展的情景。 齐家文化时期始终存在合葬墓。合葬制盛行的时期，是在这文化前期的后段。这时期的皇娘娘台墓地第四次发掘出来的合葬墓计有十六座，占同次发掘墓葬总数的258％，合葬墓中死者三十四人，占墓地埋葬人数的425％。在此之前的柳湾墓地，合葬墓只占墓葬总数的约7％，占墓地埋葬人数的37％。齐家文化后期的秦魏家南墓地，合葬墓占墓葬总数的8％，墓内死者占埋葬总人数322％。同时，齐家文化的合葬墓，是以**合葬为主，其次为**与儿童合葬，再次是儿童合葬。在皇娘娘台墓地中，这三种形式的合葬墓依次的比例为789％、57％和52％。其中的儿童合葬墓只见于齐家文化的前期。在**合葬墓中，又以成对成年人合葬为主。柳湾成对成年合葬墓占**合葬墓总数约94％，皇娘娘台占80％，到了齐家文化后期，**合葬墓就只有成对成年合葬墓这种形式了。 柳湾被确定了年龄、性别的成对成年人合葬墓中，除一座为两代妇女合葬墓外，其它六座均为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后者可分为如下两种情况。其一，是m0、m、m34和m2，这回墓中的男性都置于棺内，女性均放在棺外，有的还侧身，下肢微曲，被置于棺侧下方，左腿压于棺下。其二，为m3和m325两座。m3为同棺合葬，m325为异棺合葬，葬式均为仰身直肢。然而，这类墓葬的男性，却拥有较多的随葬品。m3随葬陶器九件、石凿一件。除两件陶器置于两人的头上方外，其余七件陶器及一件石凿，分置于男性左侧和腰部。 柳湾未确定性别的成对成年人的五座合葬墓的情况，均同于前述一类，都是只有一人具有葬具，另一人无棺木。可见，这里合葬墓所表述的是夫尊妻卑的关系。 这种夫尊妻卑的状况，随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皇娘娘台m52、m38、m7三墓，秦魏家北、南两墓地的m08、m05及m24和m95、m50及m8六座墓葬的两位**死者，经鉴定均为一男一女。柳湾合葬墓中夫妻所处方位尚未固定，在皇娘娘台及秦魏家则已成定制。皇娘娘台是夫左妻右，秦魏家固定为妻左夫右。这三处墓他的合葬墓中的丈夫，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妻子则侧身屈肢，面向丈夫。 皇娘娘台还存在三座成年男性带着两位成年女性的合葬墓。这些墓葬中的成年男子均仰身直肢位于墓穴中部。两侧的女子，侧身屈肢，面向男子，双手屈于面前，显示侍奉、屈辱的状貌。仔细观察，可知二女子的情况还略有区别。m24右侧女性腰间随葬残铜锥一件，右臂肘配戴一件石壁，颈项佩饰钻孔绿松石小珠数枚，而左侧女性仅颈项佩饰数枚钻孔绿松石珠；m左侧女性身上有石壁二件，蹲在右侧的女性一无所有m48两位女性骨架上均有重生.freexs妖孽路小说5200红色颜料，但右侧女性较年青。据此可推定墓中的一位女性当是男子的妻子，另一女性则是男性的妾（图4-28）。 齐家文化的绝大多数**合葬墓内的死者，均实行一次葬，图4-28皇娘娘台m48合葬墓同时埋入墓穴，故他们当是在相近时间内死亡的。合葬墓数量众多，且女性地位卑下，难以把她们和男子同穴的原因，说成是诸如同时病故。无疑，这类合葬墓中的女性，当是妻妾殉葬制下的牺牲品。个别墓中的女性的葬式，还透露出她在殉葬时作过一番挣扎的情形，例如皇娘娘台的m7，墓中女性似经捆绑后仍作过挣扎，以致下葬时，悖于同类墓惯例，背向左侧的男子，双手并拢举于前方。 可见，至齐家文化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夫权已达到史前时代至极的程度。然而，夫权只是父权的一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父权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即对妻子以外的亲属的控制。 柳湾m979和m79分别合葬四人和五人。两墓中的（为发掘时骨架编号）均被确定为成年男往，皆为一次葬。m79，居棺内，仰身直肢，头向北，位于墓穴正中，(2—(4均尸骨不全，为二次葬，分置于木棺的东西两侧。m979，仰身直肢，头向北，居棺内且位于墓穴当中，(2—(5尸骨残缺不全，当为二次葬，被分别置于棺之两侧。两墓显示的一次葬者和二次葬者的现象，尊卑分明。同时，m979内其他三人的年龄、性别被确定为(28—22岁的男性，(30岁男性，(47岁男性，显然，当是家长带着先于他死亡的家族成员的合葬墓。 在柳湾墓地以后的时间中，父权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秦魏家南墓地的m及m5反映了这类情况。这两墓均为成年人和小孩的合葬墓，皆为一次葬。两墓成年人的年龄都是3—55岁的男性，小孩皆为—7岁。无疑，当被认为是父辈和其子女的合葬墓。墓中的成年人的葬式都是仰身直肢，小孩均为侧身屈肢。其实，这类父尊子卑的情况，早在皇娘娘台墓地也有相同现象的表现。这里的m27中的成年人及小孩的葬式，分别也是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总之，齐家文化已是父权窒息着人们的时代。 齐家文化居民死后均被埋入一定的公共墓地。这些墓地或如皇娘娘台那样，被分割成若干区块，或如秦魏家南、北两墓地一样，被分成若干排列和墓组。《周礼·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这类制度当起源很早，在本书谈到半坡类型墓地时，已指出当时已有一定的规划墓地的制度。从带有年代关系标志的《秦魏家北墓地平面图》可以看出（）同一段的墓葬，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组《宁夏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949—979），文物出版社，979年。 在排列的位置相对集中，例如一排北头两座都是i段，自此往南依次排列的五座，均属2段；（2）同排在位置上联接的墓葬，北头的年代一般早于南头；（3）二排的，墓葬，从位置上看，似可分为三组，即m24、7和25各为一组，剩下的位于它们中间的八座墓葬也是一组。组间的空间距离，较同组诸墓葬间的间距大一些。从年代上看，如把（）、（2）两点现象结合起来考虑，也可将这排分拆成三组。可见，如暂不考虑m22的话，似可将北墓地分为排列位置联接和年代早晚基本衔接的四个墓组，即一排及二排的m24、7为一组；二排的中部，即除去两头的m24、7、25后，剩下的八座墓葬为二组；二排的m25和三排北边的九座墓葬为三组三排南头的m32、28当列为四组。只有依据某种规则或成例进行预先规划，才能形成这样排列有序的墓地。 墓地的统一与分割，是死者生前社会组织的联结与区分，统一和分化的形象反映。共处一考古文化墓地的死者，生前当是同一人们共同体。分割皇娘娘台墓地的区块、秦魏家南墓地的排列及这里所说的秦魏家北墓地的墓组内的死者，生前的社会组织，都是在以墓地为代表的共同体内、较小的次一组人们共同体。这样，秦魏家北墓地死者生前所在的社会组织，是分成墓地和墓组所反映的两级组织。 关于墓组的情况，还需要作些说明（）第四墓组的墓葬，数量少，且无皿段墓葬，和一至三墓组比较，可说它不是一完整的墓组；（2）一至三墓组的墓葬及死者的数量分别为丸座（2人）、八座（人）和十座（0人）。这约略相近的情况指明，这三个墓组所代表的共同体的人口数量基本相同。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于相同的时间内，只有人口数量接近的单位，死亡的人数才能相近；（3）一、二两墓组各自在同一段别内，均只有一座夫妻合葬墓。这说明墓组所代表的共同体在同一年代内，只有一人才享有妻子殉葬的权利。这些墓组死者的人数，和在同一年代内只有一人能享有妻子殉葬权利的情况，很像民族学中所说的父权制家族。如是，墓地所代表的共同体，则是高于家族的氏族了。秦魏家北墓地所表述的共同体，当是由四个家族组成的氏族了。 父系家族“包含三代到四代同为一位父亲的后嗣的近亲，也包含这些人的妻和子女，有时更包含女婿以及其他被收入家族中来的亲属”2，即是由若干对过着单偶婚制（有的多妻）生活的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亲属集体。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父权制家庭的民族学资料指出“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的家庭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齐家文化的居民，已把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推进到了恩格斯所说的罗马式的父权制阶段。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组《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74年第2期。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0年第2期；又《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978年第4期。 第三节东南与华南自然环境与历史背景中国的东南与华南包括今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和广西各省，以及浙江、江西、湖南备省的偏南地区，面积有七八十万平方公里。这里地处我国的最南部，北回归线横穿其间，因而气候比较炎热，五岭以南几乎全年无冬。又因靠近海洋，受季风影响甚大，雨量十分丰富，年雨量多在500毫米以上，属亚热带一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这里的地形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海岸线长，岛屿众多二是丘陵纵横，平原甚少。本区不但海岸线长，而且多是岩岸，港湾甚多，加上就近有很多岛屿，包括我国最大的两个岛台湾和海南岛在内，使得本地的许多居民长期与海洋打交道，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在史前时期，已有许多居民采食海贝等物，从而在海边、河口形成了许多贝丘遗址，是海洋文化的最早的遗存。 这里的丘凌多在海拔000米以下，主要山脉有武夷山、罗霄山和南岭等，还有很多较小的丘陵。丘陵地区坡缓谷宽，自然资源丰富，有利于史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但因地形过于分割。彼此不相连续，又没有一个明显的中心，所以本区的史前文化也被分割成许多小区。这些小区往往围绕着一条小河和海岸小平原发展起来，以后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许多古代的国家，史称百越，包括钱塘江流域的于越，瓯江流域的东瓯，闽江流域的闽越，珠江流域的南越，西江中游的西瓯和红河流域的骆越等，此外在山区还有山越。因此东南和华南的史前文化实为百越先祖的文化2。 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便有人类居住。广东曲江曾发现属早期智人的马坝人的化石，广西柳江则发现了属晚期智人的柳江人，其体质特征已接近现代蒙古人种。台湾也发现过属晚期智人的左镇人。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则更是遍及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等省区。 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华南有非常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它本身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以独石仔、黄岩洞、青塘圩和大龙潭为代表，后段以甑皮岩和仙人洞为代表。至于西樵山的细石器遗存，则可能是属于中石器时代的。 西樵山细石器遗存西樵山位于广东南海县，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上一座孤立的古火山。该山周围约3公里，有许多小山峰，主峰海拔354米。从955年以来曾在此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和试掘，发现有20多个地点有文化遗存，但大多年代较晚，只有火石岗、旋风岗、太监岗和南蛇岗四处可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是中石器时代的。 在西樵山东麓，北起火石岗，经旋风岗、南蛇岗向南至张坑一带的山坡上，有许多燧石、玛■等硅质岩石料，火石岗的南坡更是燧石、玛■的丰富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949—979），文物出版社，979年。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98年第3期。产地，它们是制造纲石器的理想原料。在太监岗南坡进行试掘，发现有合细石器的原生文化层，其中出土细石器石核、小石叶和石片石器。在火石岗、太监岗、南蛇岗和旋风岗也都分布着许多细石器。由此可见西樵山可能是一个细石器的制作场，也是使用细石器人民的一个文化遗址。 西樵山的细石器制品至今已发现一千多件，包括石核、石叶、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其制作方法大体上接近于陕西沙苑石器和内蒙古海拉尔松山的石器，但缺乏尖笔头式石核，也没有圆刮器、雕刻器、石镞和石钻，西樵山的三角形楔形石核和带把石核亦为华北细石器遗存中所未见。可见西樵山细石器还有自己的明显特点。 独石仔和黄岩洞在广东和广西的丘陵地带喀斯特地形非常发育，有很多天然的石灰岩溶洞，其中育不少适于人类居住。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就是在这种洞穴中发现的，独石仔和黄岩洞都属于这样的洞穴遗址。独石仔位于广东省阳春县城北30公里，洞口朝东，高出当地河面约0米。洞内堆积分上中下三层，均出有数量不等的文化遗物。这里出土石器二四三件，其中绝大多数是打制的，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砧和许多石核与石片。磨制或局部磨制的仅十六件，包括石斧和穿孔石器等。此外还有骨镞、骨锥和大量野生动物骨骼，以及炭屑、灰烬、烧骨和烧石，有些地方还有大量的螺蚌壳。由此可知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狩猎采集和捞取水生软体动物。 黄岩洞在广东省封开县东北0公里，高出当地河面5米。该洞曾多次调查发掘，发现石器一二二件，绝大部分为打制的，主要是砍砸器和刮削器，此外还有石锤和石核等。磨制石器仅见石斧和穿孔石器各一件。从制法和种类来看，均与独石仔大致相同。与石器同出的其它遗存包括人颅骨化石、大量动物骨骼、螺壳蚌壳、炭屑、灰烬等，其经济和发展水平都应和独石仔相近。 这两处遗址唯一可定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是几件磨制石器，比例不及打制石器的十分之一，且磨制和作孔均很粗糙。这里没有发现任何陶器，也没有发现原始农业和养育业的痕迹，因此它们的发展阶段应属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或新石器时代的开头。独石仔上层螺壳的碳4年代为公元前2950±300年，黄岩洞贝壳有两个碳4年代数据，分别是公元前9980±200年和公元前9000±300年。但石灰岩地区贝类碳4年代往往偏老，这些数据仅供参考。 青塘圩和大龙潭青塘圩原属瓮源县，位于县城西南44公里，后划归英德县管辖，滃江和青塘河流贯其间，该处有许多石灰岩小山，高50—00米不等。山多溶洞，在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和狮头岩黄岩门—4号洞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些洞中的堆积多数为微红色或灰色的半胶结文化层，内含大量田螺壳动物碎骨、烧骨和炭屑等，也有个别人额骨和股骨碎片。所出石器多打制，器形有斧、锛、砍砸器、刮削器、石砧、砺石等，也有个别局部磨制的石锛。同出少量陶片，有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两种，颜色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下），《考古学报》987年第2期。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第44页，三联书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2—53页。 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8年。 不纯，有红、灰、黑等色，表面饰细绳纹等，有的似有红赭色陶衣。 大龙潭位于广西柳州市南郊，离市区仅5公里。遗址位于龙潭山南名为鲤鱼咀的岩厦处，岩厦高8米，深约25米，大龙潭潭水即在前面流过。遗址长约0米，宽5—8米，面积约0平方米，有两层文化堆积。上层为灰褐色土，含大量螺壳和动物骨骼；下层为黄褐色土，含大量贝壳和动物骨骼，土质已部分胶结。两层都有许多文化遗物出土。 下文化层内有两处灰烬堆积，中有烧骨、螺壳和红烧土，是固定烧火的地方。下文化层上部发现至少代表六个个体的人骨，当为墓葬。人骨踡曲，似属蹲葬和跪葬（图4-29）。本层石器绝大部分为打制，除石核、石片外，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其中有三十件为近细石器的燧石刮削器。磨制石器仅石斧和穿孔石器各一件。同出骨锥、骨针、骨刀和八块陶片。陶片有红黑图4-29柳州大龙潭墓葬平面图两种，质软，饰粗细绳纹（图4-30）。 这层的石器从制法到类型都同独石仔和黄岩洞相近，只是新出现了极少的陶片，因此总体文化特征同青塘圩更加接近。关于这层文化的年代共测过四个碳4年代标本，其中两个是测的螺蛳壳，分别为公元前9070±450年和公元前0±30年；两个人骨的标本分别是公元前9500±50年和公元前850±50年。由于石灰岩地区贝类的碳4年代一般偏老，而人骨的年代则是比较可靠的，故知华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包括尚没有陶器的独石仔、黄岩洞在内，大致为公元前0000年至前8000年左右。 豹子头贝丘遗址群在广西南宁地区的邕江两岸，分布着许多贝丘遗址，其中较重要的有豹子头、敢造、西津等十四处2。位置多在大河拐弯处，或在大小河汇合的三角咀上，依山面水，遗址高出河面3至20米不等。豹子头在邕江大拐弯的北岸，高出水面约5米，地表有大量灰白色螺壳堆积，从被河水冲刷的断崖来看，螺壳堆积厚约3米，其中发规许多石器、骨器、蚌器、陶片和动物骨骼。敢造发掘的一条探沟中发现人骨十四具，未见墓塘，有蹲葬、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有的人骨较乱，葬式不明。一般无随葬品，个别的头骨旁有骨等。在西津发掘44平方米，发现人骨一百多具，也无墓塘。绝大多数都是蹲葬，发现时头骨坐于四肢骨上，上肢骨屈向胸前，下肢骨作蹲踞式，成抱膝状。此外还有少数仰身、俯身和侧身屈肢葬者。又在长塘发掘的一个探方中发现十五具人骨，也是卷曲很甚，其中两具周围撒赤铁矿粉，一具用石子围成墓塘，一具用螺壳垒成墓塘，一具手握蚌器，一具人骨上有一牛腿骨。 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大多经过磨制，但制作不精，大部分留有天然岩面或打击疤痕，器形有斧、锛、凿、刀、矛、杵等，显然比大龙潭等处的石器要进步得多。此外还有骨角器和蚌器等。陶片甚多，但无可复原者。多为夹砂粗陶，以灰褐色和红褐色为主，也有黑色的。多泥条盘筑，多饰粗细绳黄慰文等《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的复查》，《考古》979年第4期；曾琪《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98年第4期，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982年第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983年第期。纹，有的内壁也有反绳纹。器壁较厚重，器形大抵多直口鼓腹圆底釜和圜底钵。 豹子头曾测定七个碳4年代数据，其中六个系螺壳标本，测得年代在公元前8785年至前775年之间，显然偏早。另一兽骨的数据是公元前3205±300年，似又偏晚。 甑皮岩和仙人洞甑皮岩在广西桂林市南郊、距市中心约9公里的独山的西南麓，为一洞穴遗址3。该洞高8米，宽3米，离现在山脚高约5米，洞左后侧有一含水充沛的地下溶洞。洞内新石器时代堆积约分两层，中间有钙华板隔开。洞内有火图4-3甑皮岩墓葬分布图膛、烧火堆和一个灰坑，洞内后部有一堆砾石和一些稍经打制的半成品。洞内还发现十八具人骨，多为蹲踞葬，也有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的。其中有六人头骨穿孔，二人有撤赤铁矿粉的痕迹，一人随葬两件蚌刀（图4-3）。出土石器中打制和磨制大约各占一半，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砧、杵等，磨制石器有斧、锛、矛、穿孔器和砺石，其中有不少是通体磨光者。同出骨器有鱼镖、锥、针、笄、镞，蚌器仅刀一种（图4-32）。陶片甚多，多为红色，其次是灰陶，均有泥质和夹砂之分。多饰绳纹，也有少量划纹和席纹。器形可辨者大约有釜、罐、钵等，还有少数三足器。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和螺蚌壳。其经济当以狩猎、采集为主。同出的动物骨骼中有不少猪骨，经鉴定应为家猪，这是我国最早的家畜遗存。 仙人洞在江西省万年县大源镇，是一处洞穴堆积，92年和94年曾作过两次发掘。洞内新石器时代堆积可分上下两层。下层发现烧火堆十处，灰坑三个。出上石器中磨制与打制者大体相当，磨制石器有梭形器和穿孔器，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另有石核和石片。骨器较多，有鱼镖、锥、针、镞、凿等，另有角凿、牙刀和较多的穿孔蚌器。陶片也较多，主要是夹砂陶，颜色不纯，大部分饰绳纹，有的里外都有绳纹，有的绳纹上加网格形划纹，有的在器口戳印圆窝纹。器形主要是圜底釜一种。 上层器物较少，陶器中除夹石英砂粒者外，又有夹蚌壳末者，石器制作亦略显进步。从总体特征来看，仙人洞的上下层文化大体相当于甑皮岩的上下层文化。 甑皮岩曾测过许多碳4年代数据，其中以螺蚌壳为标本的共九个，年代在公元前930年和前7020年之间；用骨骼测的两个标本，分别是公元前750±250年和前53o±40年；用木炭测的两个标本是公元前7050±50年（下层）和前5730±50年（上层）。仙人洞上层蚌壳的碳4年代是公元前8920±240年，下层骨骼的碳4年代是公元前875±240年。 从文化特征来看，甑皮岩和仙人洞下层应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磨制石器和陶器都已显著增加，还出现了家畜饲养，这是比前段进步的地方。但其经济的主要成份仍属狩猎采集这种攫取经济的范畴。这个阶段的年代，从各种碳4实测结果来推算，大约为公元前8000年至前7000年左右。 沿海地区的早期贝丘遗址在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原称东兴县）临海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北京文物出版社，983年。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县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9年第期。河口的小山岗上，有亚菩山、马兰咀山和杯较山三处贝丘遗址，前两处并经过试掘2。三处都有大量的贝壳堆积，出土石器绝大部分是打制的，其中有蠔蛎啄、砍砸器、网坠、手斧状石器和三角形石器等。有些蛋圆形或近球形的砾石上常有敲砸痕迹，可能也是砸击贝壳的工具。磨制石器仅见斧、锛、凿等，还有磨盘和石杵，但数量都很少。骨器有锥和镞，蚌器有铲，还有一种穿孔蚶壳，可能是做网坠用的。此外还有大量的动物骨骼。遗址中出土陶片不多，夹砂或蚌末，颜色不纯，有红陶和灰黑陶等，上饰绳纹，也有划纹。器形可辨的多为釜、罐之类，均为圜底。 广东省潮安的沿海地带也曾发现一些贝丘遗址，其中主要有陈桥村、石尾山和海角山三处。这些遗址中都有大量的斧足类和腹足类贝壳，其中陈桥村距海岸稍远，仍主要是海贝堆积，以牡蛎壳为最多，另有少量淡水产的蚬和蚌，还有为数极多的鱼骨和海龟、海鳖的遗骸。陆生动物有牛、鹿、猪骨等。这些遗骸最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主要是狩猎采集和捞取水生动物。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是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以打制的为主，种类有蠔蛎啄、砍砸器、敲砸器和手斧形器等，磨制石器仅锛一种，上面仍留有部分打制痕迹，骨器为数甚多，制作精致。有斧形器、三角形刀、锥、镞、针等，还有不少经过加工的骨料。陶片多夹砂或掺贝壳末，火候甚低，多外红内灰，饰绳纹、划纹和蚶壳压印纹，有的口部涂赭红色带，器形可辨的有釜、罐、钵等，均为圜底。 石峡文化发现与分布石峡文化是因广东省曲江县石峡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遗址位于县治西南25公里马坝人洞穴所在的狮头山与狮尾山之间，因是两座石山之间的峡地，故名石峡，这个遗址是972年发现的，973—97年进行发掘，发现了大批墓葬和富有特征的器物，因而被称为石峡文化。 石峡文化主要分布于广东省的北江与东江流域，过去发现的曲江坭岭、葡勺山下层、始兴新村、河源上莞墟、宝安大石寨、龙川坑子里等地，都有石峡文化的遗存。 关于石峡文化的年代目前研究尚不充分。石峡遗址的墓葬曾被分为三期，其中一期的m79碳4年代为公元前2730±55年，三期的m43出土木炭的碳4年代为公元前285±85年。前后颠倒。另有期属不明的m2（一说属三期）碳4年代为公元前2480±50年。比照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良渚文化和樊城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可以推定石峡文化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500年左右，当属铜石并用时代。 生产工具和武器石峡文化的生产工具和武器几乎都是石器（包括部分玉器），陶器仅纺轮一种。未见骨角牙蚌器，可能与酸性土壤不易保存有机质材料有关。 2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咀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983年第9期。黎兴国等《柳州大龙潭贝丘遗址年代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对比》，载《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4集，地质出版社，987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975年第5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97年第3期。石器大多通体磨光，并且广泛地运用切割法和管钻法。许多器物棱角分明，线条刚直，器身薄而均匀，有的还有明显的切割痕迹。穿孔多为两面钻，也有单面钻的。石器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图4-33）钁是石峡文化特有的工具。长身、弓背，两头有刃且不对称，一头较短较窄，一头较长较宽，形制很象现代的丁字镐，当是挖土的利器。 斧全部为穿孔扁斧，一般器身扁薄，上穿一孔。未见黄河、长江流域普遍使用的那种剖面呈椭圆或长方形的厚重石斧。 锛多为近长方形的梯形锛，有长短两种。 有段锛它是东南沿海特有的石器，石峡发现二十九件。 有肩锛它是华南特有的石器，石峡发现八件。 图4-33石峡文化的工具和武器钁；有段锛；8双肩锛；9陶纺轮；7—9石镞。 凿体形窄长，有普通凿、有段凿和圆凿三种。后者是石峡文化所特有的，可凿圆孔。石峡m47曾出土大小四件一套圆凿。墓主人当为一专门的木作工匠。 钺多梯形斜弧刃，器身扁薄，有的是用玉材制作的。还有少数有肩石钺，其造型已与商周时期的铜钺十分接近。 镞数量甚多，仅石峡就有五七四件，剖面呈菱形，多数有铤。 陶质生产工具仅见纺轮一种，制作精致。形制多样，有的上面戳刺美丽的花纹。 稻作农业遗存在石峡文化的遗址中，曲江石峡和泥岭均曾发现稻谷遗存，以石峡较为丰富。石峡下文化层中有些经火烧过的草拌泥（墙壁涂料）中，或灶坑边烧过的硬土块中，有许多稻壳和稻草碎屑；有的灰坑中发现有零星的炭化稻米。有九座墓葬（都是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中随葬稻谷或稻米，发现时已与泥土凝结成一立升左右的团块。根据鉴定，这些稻谷和稻米均属于栽培稻，包括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而以籼稻为主。鉴于许多籽粒不够充实饱满，且大小不一，反映当时品种不纯，种植技术还比较原始。 除稻谷外，石峡遗址中还发现了山枣核和桃核，反映当时还存在一定的采集经济成份。 日用陶器石峡文化的陶器比较发达，有泥质和夹砂两类，前者多灰褐色和灰黄色，后者多灰褐色，也有少量红陶、黑陶和白陶。大多数陶器是轮制或模制的，或者是轮模合制的。大约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陶器是素面无纹的，其余陶器或饰绳纹，或饰附加堆纹、划纹与印纹。釜和釜形鼎常饰绳纹，壶、罐、釜、鼎常有附加堆纹，豆、盘等圈足器常有搂孔，瓮、罐、豆、鼎有时有几何形印纹。 陶器造型的突出特征是圈足器、三足器和子母口特别发达，圜底器较少，只有个别的平底器。器盖甚多，一般无把、无耳、无咀、无流，只有少数双鼻。陶器种类虽较复杂，但最主要的只有釜、鼎、三足盘、圈足盘和豆五种。其次是壶、罐，甑、鬶、杯、盂、瓮、觯形器等都很少（图4—34）。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93年第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97年第2期。图4—34石峡文化的陶器2盘形鼎；34釜形鼎；5白陶鼎；异形鼎；7.盆形鼎；8釜；9甑。 釜为侈口扁腹圜底，多饰绳纹，有的底部有烟。 鼎有三种，即釜形鼎、盆形鼎和盘形鼎，以后者为多，其差别可能是用于炊事上的具体功能不同所致。 三足盘、圈足盘和豆乃是主要的炊器。 装饰品和宗教用品石峡文化中所出装饰品和宗教用品比较复杂，有琮、璧、瑷、璜、玦、环、管、珠、坠饰、圆片饰、鸟形饰和松绿石饰等。原料多为软玉和近玉的美石，加工比较精细，多为较大墓葬的随葬品。 埋葬习俗在石峡共发现墓葬六十四座，分布密集，有不少互相叠压或打破的情况。墓葬形制单纯，基本上只有长方形竖穴一种。比较特别的常在墓底抹草拌泥，其中夹杂有稻壳和稻草屑，有时四壁也抹草泥。其次是入葬前将墓穴烧烤，不少墓边被烧成红色。墓坑多东西向，未见葬具，只有个别墓中堆放大量石灰岩石块。 埋葬方式分一次葬和二次葬两种。人骨多已朽坏，仅个别保存完好。例如m70是一座较大的墓，长3、宽、深037米，人骨头部朝东，仰身直肢，经鉴定为一40多岁的女性。她的前额有一道已经愈合的伤痕，左翼部有一穿孔的伤洞。墓中堆放大量石块。二次葬墓一般较深，约08—2米，周围墓壁经火烧烤，形成2—3厘米厚的红烧土，墓底或填土中常见木炭、竹炭和烧土块。二次葬的尸骨多放置在墓底东南隅，仅三座在东北隅，上面或附近往往撒放赤铁矿粉。这种墓一般有两套器物，一套是随入骨迁来的原一次葬时的器物，陶器多破碎残缺，分散在墓底或填土中；另一套比较完好，摆放整齐，是二次葬时的随葬物品。同墓地中有些一次葬墓骨骼零乱不全，器物破碎残缺，应是二次葬时被迁走的墓。这种二次葬制明显不同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所见的二次葬方法，是石峡文化特有的葬制（图4—35）。 图4—35石峡墓43平面图二次葬尸骨位置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以随葬陶器和石器为大宗，同时有较多的装饰品。大小墓有明显的差别，大墓随葬品一般在六十件以上，最多达一百一十多件，小墓则仅数件或一无所有。m43是较大的一座，长22、宽.9、深5米。一次葬时的器物迁来散放在墓底，多已破碎残缺，其中有釜形鼎、盘形鼎、甑、罐、三足盘、豆、夹砂盖豆、器盖和锛、凿、镞、石片等。迁来的尸骨放在东头偏南一次葬陶片上，二次葬陶器及其它器物则放在墓中一次葬陶片上，其中有釜、釜形鼎、盘形鼎、圈足盘、豆、夹砂盖豆、夹砂罐等陶器，有穿孔扁斧、钁、锛、有段锛、有肩锛、凿、钺、镞等石器，还有陶纺轮及玉璧、玉笄和玉珠等。这显然是一位较富有者的墓葬，既随葬钺，当有一定的军事权力和地位。这是当时社会已明显发生分化的有力证明。 同周围原始文化的关系石峡文化不是孤立的，它同周围的原始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首先，石峡文化同江西的樊城堆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石峡文化中的盘形鼎和多种特殊式样的鼎足、鬻和育段石锛等，便和樊城堆文化的清江筑卫城下层和修水山背的同类器十分相似；特别有趣的是石峡m54出土的一组器物，竟和山背跑马岭号房子的一组器物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种情况表明，当时通过北江到赣江的河谷是一条重要的交通孔道。 石峡文化同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例如石峡文化中的双鼻壶、玉琮、王璧、穿孔扁斧和有段石锛等，都是良渚文化中常见之物。特别是其中的玉琮和双鼻壶，与良渚文化同类器几乎没有区别，显然是良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至于石峡文化同广东南部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文化的关系问题，后文将要比较详细地分析，此处从略。 西樵山文化西樵山遗址与西樵山文化前面已经讲到广东南海西樵山的细石器文化遗存问题，实际上西樵山的大部分文化遗存是以双肩石器、大型打制石器、绳纹陶或几何形印纹陶为特征的，年代比细石器遗存要晚得多。 这些遗存分布在山岗上和西、南、北三边的山麓，山上地点往往在霏细岩露头的地方。在主峰大科峰以西的云路村附近发现了七个洞穴，它们均处于霏细岩脉上。其中最大的滴水岩纵深37米，洞壁上到处有火烧的痕迹以及人工剥离岩石的痕迹，洞里和附近的山上堆积着大量人工打制的霏细岩碎屑。经过试掘的虎头岩洞穴内，堆积着米多厚的霏细岩碎屑以及炭渣、灰烬和烧石等。根据这些痕迹推测，当时可能是烧热岩石然后浇水使其炸裂，再撬下石块来制做石器的，由此可见西樵山是一个大型采石场遗址。 在西樵山发现的二十多处石器地点中，大部分都堆满人工打制的石片碎屑，还有不少石器的半成品或残次品。器形有双肩的斧、锛、铲等，石片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矛形器等。还有一些用霏纲岩、细砂岩、石英砂岩制作的各种锛、凿等。这些成品半成品或残次品等大约有三四千件，其中通体磨光的不过一二百件，砺石一二十件。比照同时期的其它遗址多以磨制石器为主的情况，这里显然是个大型石器制造场和粗加工的场所。 在这样大规模的遗址群中，至今只发现少数几处有明确的文化层，但堆积很薄，范围又小。保存最好的镇头西坡也只有长20多米、厚约米的文化层，主要是淡水沙蚬等贝壳堆积。各处发现的陶片也很少，加在一起不过一、二百片。这些情况也证明西樵山主要是采石场和石器制造场，而不是一般的聚落居址。 根据西樵山的地理位置及西樵山石器的分布情况来看，这里的石材和石器主要是供给珠江三角洲各小岛的渔猎采集民使用的。从西樵山没有一般的永久性聚落居址而只有一些零星的文化层来看，可以断定西樵山并没有居住着一个专营采石和制作石器，并同其它地方进行交换的社群或部落团体而是由各地的渔猎采集民随时到西樵山采石制器，然后把成品或毛坯带回各地。离西樵山近的可能当天就返回了，离得较远的可能要住几天。他们要生火要吃饭要使用少量陶器，这就是西樵山为什么会有少量文化层，并且只有少量文化层的原因。 西樵山出土的陶片尽管很少，俚对于确定遗址的年代和文化性质十分重要。这些陶片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夹砂褐陶，常饰绳纹和刻划纹；另一类是几何形印纹陶。比照西樵山周围同类遗址的分期情况，前一类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后一类至少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晚。 杨式挺将西樵山和珠江三角洲的许多遗址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它们是以西樵山石器制造场为纽带和以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制造的各种有肩石器）及陶器等遗物共存为标志的一个古文化遗址的群体，应当命名为西樵山文化。据国前所知，这个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所谓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大约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以内。这里数千年前大概还只是珠江口外的一些小岛，故遗址一般都呈小岗，并有大量的贝壳堆积。其中经过发掘的比较重要的遗址有佛山河宕、南海灶岗和鱿鱼岗、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深圳小梅沙、香港深湾和南丫岛多处。但若只是以霏细岩的有肩石器为标准，则其范围可扩大到整个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其面积达34万多平方公里。由于这些地区的遗址多未经过科学发掘和详细研究，也不大了解西樵山文化周围其它原始文化的情况，所以暂时还无法肯定这些地区是否都应包括在西樵山文化的范围以内。 杨式挺将西樵山文化分为三期早期以西樵山细石器遗存为代表，中期以饰绳纹、划纹的夹砂褐陶为代表，晚期以泥质素面陶和几何形印纹陶为代表。但他又说将来如证明细石器遗存属于中石器时代以至更早，则不应包括在西樵山文化内。其实这类遗存即使没有那么早，因它与后两期的遗存差别太大，看不出有多少共同特征，也不宜算作是同一文化的遗存。职此之故，这里所说的西樵山文化只包括杨文的中晚两期，并且为了方便起见，将中期改称为早期。 早期遗存目前发现较少，主要有增城金兰寺下层、东莞万福庵下层、南海观音庙口、深圳小梅沙和香港深湾f层等，西樵山出有肩石器及绳纹、划纹粗砂陶的遗存即属此期。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三层贝壳测定的碳4年代为公元前47o±40年（经树轮校正），可供本期年代的参考。 晚期遗存比较发达，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和第7、0、、2等地点、金兰寺中层、河宕、灶岗、就鱼岗等处都是。所测碳4年代数据也较多。如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贝壳为公元前370±25年（经树轮校正，下同），灶岗贝壳为公元前4090±40年，河宕两个人骨标本分别为公元前950±00年和公元前2250±00年，高要茅岗两个木炭标本分别为公元前2340±50年和公元前2785±40年。如果把贝壳标本测年一般偏老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晚期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700年至前900年之间，大体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年代。 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有少量骨角牙蚌器。 以霏细岩为主要石料的有肩石器是西樵山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西樵山石器制作场出土的多打制的半成品、残次品，也有一部分磨制较好的；其它遗址中则以磨制为多，包括通体磨光和只磨刃部者。器形以锛为多，其次是斧，也有一些似铲者。此外还有一些梯形的或有段的斧、锛、凿，甚至还有一些既有肩又有段的石器（图4—3）。根据各遗址石器的统计资料，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9年第2期。图4—3西樵山文化的霏细岩石器锛；235双肩锛；4双肩铲；.双肩斧。 （万福庵；2金兰寺；35高要；4西樵山；南海藤涌岗） 西樵山文化中有肩石器约占0％，早晚都有；有段石器只出现于晚期，且数量要少得多。这同石峡文化中有段石器远多于有肩石器的情况适成鲜明的对照。 在西樵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还曾发现石镞、骨镞。穿孔蠔壳。还有一种甚粗的穿孔骨针，似为织鱼网的工具。有些遗址还有石、陶网坠。 经济生活西樵山文化的分布区全部位于珠江三角洲，现在是河道纵横的低洼平原，稻作农业和桑蚕业十分发达。但在数千年前的情况则完... 7 芝山岩、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芝山岩遗址与芝山岩文化芝山岩遗址位于台北市士林区芝山岩一带，附近有双溪与石角溪流过，遗址即在两溪交会的地方。芝山岩海拔仅40米，顶上和坡下均是遗址分布的地方。979年和98年，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曾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在圆山文化层之下，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层，因此命名为芝山岩文化。 芝山岩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但磨制不精，同时还有部分打制石器。 种类有砍砸器、斧、锛、凿、刀、杵、锤、磨石、镞和网坠等。骨角牙贝器也比较发达，其中骨器有锥、鱼叉、镞和两头尖的骨针。后者可能是钓针，也可能是网针，总之跟渔业有关。角器系用鹿角制成，有角锥和角钩两种，后者也许是角锄。 由于遗址所在地下水位较高，不少有机质材料得以保存下来，包括木器、编织物和稻谷遗存。木器大多残断，其中有掘土棒、残木柄、残木片和残尖头器。残木片可能是桨，残尖头器经火烧后再磨尖，或可作枪头用。 编织物包括草编、藤编和麻绳等。草编系人字纹织法制成的草席。藤编发现时缠在一角锥柄部穿孔处。绳子发现两段，均用两股搓成，质地可能是麻。 在芝山岩文化层的底部曾发现两块保留穗形的炭化稻谷，在区号探沟的贝壳堆积层中也筛出许多炭化稻米。米粒较小，形状粗短，长约4.2、宽约2.5毫米，长宽比约为7∶，应属圆粒形粳稻。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以鹿类为最多，包括骨、角和牙齿等，分属梅花鹿和水鹿两个品种。其次是猪，包括头骨、颌骨和牙齿等；再次是狗。猪、狗可能是家畜。其它还有鱼、鳖、龟和大量贝类遗骸。 根据生产工具和大量动植物遗存来看，当时已有稻作农业和家育伺养，同时还有渔猎和捕捞业。特别是稻谷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台湾农业史的一段空白。 芝山岩文化有一套浊具特色的陶器。在万多片陶片中，90％以上为不含砂或含砂量少的泥质陶，这与壳坵头和昙石山文化正好相反。颜色不纯，有灰黑、红、褐、橙等色。均为手制，口部慢轮修整。绝大多数陶器素面无纹，有纹饰的陶片不足4％，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和刻划纹等。彩陶约占4％强，以黑彩为主，少数为橙红彩。一般饰于陶罐和陶钵上，陶罐彩纹从口到底被于全身，陶钵有的是外彩，有的饰内彩，有的内外兼施彩纹。彩纹母题主要是平行线纹、平行条纹、网格纹、圆点纹、叶状纹和三角纹等。 陶器造型比较简单，有平底、圆底和圈足器三类，一般无咀无流无鼻无把，仅少量双耳和捉手。陶器种类以罐为最多，约占全部陶片的70％。有圜底、平底和圈足之分，其中圜底罐可能是釜。其次是钵，有平底和圜底两种。其它器物还有碗、盘、豆和器盖等。从这些陶器来看，与它以前的大坌坑文化相比有极大的区别，但其中一部分绳纹陶和刻划纹陶也许是继承大坌坑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与福建昙石山文化相比，只有豆和个别圈足罐相近，二者韩康信、潘其凤《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人类学学报》第卷第期。的关系至少是不密切的。 芝山岩文化的年代可由两方面来推定，一是地层关系，芝山岩遗址上叠压着圆山文化的地层，表明芝山岩文化比圆山文化早。二是碳4测量，共得三个数据。用蚬壳测的（标本号su-423）为公元前245±5年（经树轮校正，下同），用木炭测的两个标本分别是公元前25±05年和公元前535±25年。比起圆山文化的年代，显得偏晚。 圆山文化圆山文化因台北圆山贝丘遗址而得名，该遗址953年至954年进行发掘，以后发掘的同类遗址还有台北大安察土地公山、淡水河口大坌坑遗址上层以及芝山岩上层等处，现知圆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台湾北部。 圆山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器形有斧、锛、凿、铲、镞等，有比较多的有段石锛，同时也有少数有肩石斧。同出的骨器有矛、镞、锥、针等。圆山文化的陶器多夹细砂，棕灰色，常饰锥刺纹、戳印纹等，也有彩陶，以红色平行条纹为主，当与昙石山文化彩陶的影响有关。 圆山贝丘曾分上中下三层采集贝壳测碳4年代，其中下层为公元前90±80年，中层为公元前590±80年。上层更晚，当已进入青铜时代。 凤鼻头文化大约与圆山文化同时，分布于台湾西部平原的中南部和澎湖列岛的是凤鼻头文化。它是以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贝丘遗址而得名的，该遗址下层为大坌坑文化，中上层即凤鼻头文化，相对年代与圆山文化处于同等位置。 凤鼻头文化可分两期，早期主要遗址除凤鼻头外，还有台中县清水镇牛笃头遗址下层、南投县草屯镇草鞋墩遗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和鹅銮鼻遗址等处。其特征是以红陶为主，饰绳纹、席纹、刻划坟和附加堆纹，器形中出现鼎、豆，还有盆、碗、壶、罐等。晚期主要遗址有台中县大肚乡营埔遗址、南投县埔里镇大马璘遗址、台南市永宁乡牛稠子遗址和高雄县湖内乡大湖贝丘遗址等处。其特征是灰陶和黑陶常见，常饰刻划纹、绳纹、条纹，有许多刻画符号。黑陶多磨光，胎壁较薄。彩陶以深红色彩纹为主，也有用黑彩的，大多为错向平行线纹、网格纹和连点纹等，与昙石山文化彩陶有相近之处。凤鼻头文化的石器中多斧、锄、镰等，营浦和垦丁等地都发现有稻谷遗存，表明当时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的。而许多贝丘遗址本身就说明捞取水生软体动物也是重要的谋生手段。 关于凤鼻头文化的年代，据草鞋墩遗址木炭的碳4测定，为公元前270±205年和公元前2050±200年，同芝山岩文化和圆山文化接近。 凤鼻头文化中的细绳纹陶可能是由大坌坑文化发展而来的，但陶器中的鼎、豆、彩陶纹饰乃至稻作农业等，则应是在福建昙石山文化等的影响下产生的。 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发现与分布樊城堆文化过去称筑卫城下层文化，并被并入山背文化中。因樊城堆遗址面积较大，保存较好，文化特征清楚，不宜归入山背一类文化遗存之中，故近来江西考古工作者提出樊城堆文化一名。 樊城堆遗址位于江西清江县樟树镇三桥乡庙下村旁，地当赣水支流肖江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7年第期。上源河谷地带，为一高出周围地面—3米的土堆。977、978和980年曾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2。同类遗址有清江筑卫城、永丰尹家坪、靖安郑家坳等处，它们都是樊城堆文化的典型遗址。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樊城堆文化主要分布于赣江流域。其影响所及，则东达福建武夷山区，南抵广东北部的石峡文化。 生产工具和武器主要是石器，还有部分陶质器具（图4—44）。石器几乎全部是磨制的，不少器物通体磨光。某种类有斧、锛、凿、铲、刀、钻、钺、镞和砺石等。斧多扁薄，有的为穿孔扁斧，缺乏厚重的石斧。锛有普通型锛、有脊锛和育段锛三种，制作均较精致。这里石刀多上宽下窄呈倒梯形，穿孔，也有两侧带缺口的刀。钺多作扁薄梯形，有的有两肩，穿孔，形制与石峡文化所出相似。石镞出土甚多，绝大部分横剖面呈菱形，有的铤身不分，多数铤身分明，有的似有双翼，很象是商周时期青铜镞的祖型。此外还有少数铤身分明的三棱形镞。 陶质工具只有纺轮一种，剖面多作梯形，也有鼓形和半月形的。有些纺轮上有戳印或刻划的螺旋纹、叶形纹、弧形纹和八角星纹等。 从出土工具的种类以及从樊城堆、尹家坪等处出上稻谷遗存的情况来看，樊城堆文化应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的。 日用陶器樊城堆文化的陶器以红陶和灰陶为主，也有少量黑陶或黑皮陶，甚至还有白陶（图4—45）。大多素面无纹，少数有绳纹、篮纹、戳印纹、刻划纹、弦纹和镂孔等。还有少量彩陶，系泥质黄陶上画红彩，彩纹有平行条纹，斜线纹和网格纹等，其作风与屈家岭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处。陶器中以圈足器和三足器为大宗，其次为圜底或圜凹底器，平底器极少。其中炊器以鼎为主，并有少量鬶。鼎有罐形、釜形、壶形和盘形之分而以盘形鼎占大多数。一般是直壁、平底或微圜底，有子口。足部变化多端，总体是外撇成弓形，具体式样有瓦形、剖面t字形、侧扁、卷边、鸭咀形、扁管形、角形等。这种器物与广东石峡文化所出几乎完全相同，证明二者曾发生密切图4—45清江樊城堆的陶器—3盘形鼎；4壶形鼎；5.罐形鼎；鬶；7—0豆；罐；2盆。 关系。至于靖安郑家坳所出鱼鳍形鼎足，当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 饮食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豆，且形制非常复杂。其中豆盘有浅盆形、浅钵形、碗形等，有的直壁，有的弧壁、斜壁或折壁；豆圈足有高有短，有喇叭形或呈有台阶的塔座形，素面或镂孔。其它饮食器则有碗、钵、盂、杯等。盛储器育罐、壶、盆缸等，数量均很少。器盖特别发达，捉手多呈倒圈足形，也有冠形或瓶形者，多是用于鼎的盖子。 埋葬习俗樊城堆文化的墓葬至今发现甚少，仅在靖安郑家坳发现十座土坑墓，樊城堆发现三座瓮棺葬。上坑墓均南北方向，一般长2米，宽0.5—08米，深02—05米。未见葬具，人骨也全部腐朽无存。随葬品大多放在两头，其中有石锛、石钺及各类陶品，包括鼎、豆、壶、罐、盆、尊、2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县昙石山遗址发掘新收获》，《考古》983年第2期。杯、钵等，火候甚低，触之即碎。此外还有一些小件玉器。 樊城堆文化的年代樊城堆文化既同石峡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又同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年代当与这些文化大体同时。在清江筑卫城下层所采木炭经过碳4方法测定并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325±75年，也许稍稍偏早。 第四节西南地区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地理环境云南在我国西南边疆，地理条件十分复杂。西部为横断山脉，众多高山和江河相间排列。山地海拔一般为4000米左右，河谷强烈下切，高差可达3000米以上。元江以东是云贵高原的主体，有脉络不明显的山地分布。高原东部则广泛分布着岩溶地貌，整个云南的山地与高原约占93％以上，仅％为山间小盆地，当地称为坝子，就中以滇池和洱海周围的盆地最大。 云南纬度甚低，北回归线从省境南部穿过，但因地势较高，年平均温度并不很高。由于地形复杂，对气候也有强烈的影响。例如东川市的新村、汤丹、落雪三个地方水平距离不过30公里，因相对高差各约000米，使得年平均温度相差极大，分别为摄氏20°、3°和7°，无霜期则分别为3天、20天和73天。这是极端的例子，但可说明云南气候的一般情况。降水量一般比较丰富，但差别也很大，金沙江上游河谷年降水量仅终500毫米，西盟瓦族自治县一带可达2500毫米。 云南地理条件复杂带来的两个直接后果，第一是生态环境复杂，资源丰富，这大概是云南很早就育人类居住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是交通阻隔，妨碍了文化交流，也妨碍了人们之间的联合。所以云南的史前文化极为复杂，云南的民族成份也极为复杂。只是在滇池和洱海地区，才逐渐联合为较大的国家，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分布早在一百七、八十万年以前，云南就出现了元谋人，创造了元谋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此后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也都发现过人类化石和遗物。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遍及全省。云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938—940年原中央博物院吴金鼎、曾昭燏等曾在点苍山下、洱海之滨调查、发掘了马龙等一批遗址，解放后主要由省文物考古部门进行了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在此基础上，李昆声等提出将云南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八个地方类型，并探讨了它同华南等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3。这个划分充分反映了云南地理条件复杂和文化多元化的特点。但因发掘遗址较少，迄今还无法建立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有些现时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也可能晚到青铜时代，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去解决。 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昆明附近的滇池、抚仙湖和星云湖，都是断层陷落形成的内陆湖泊，周围有比较宽广的平坝，分布着相当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官渡、石寨山、河泊所等二十多处。这些遗址有的在平地，有的在几米至几十米的小岗子上，而者都有大量的螺壳堆积，一般厚4—5米，最厚的可达9米。螺壳尾部都有一个被敲穿的小孔，是取食后的废壳堆积。 出土石器以磨制为主，种类有斧、锛、铲、刀、锤、砺石和敲砸器等。 斧、锛类器物除普通型以外，还有双肩的、有段的以及有肩有段的各种类型，明显地是受到了华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 3福建省博物馆《闽候溪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84年第4期。陶器中以红陶为多，次为灰陶。手制，火候甚低。器形以大量泥质红陶的凸底浅盘为显著特征，不知何用。其它器物有碗、钵、盆、罐等，有些罐带流，还有个别圈足器。陶器上的纹饰主要有各种刻划纹，也有少量几何形印纹。泥质红陶凸底饯盘的外表常有稻壳印痕，可知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居民已知种稻。 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洱海也是因断层陷落形成的内陆湖，面积仅次于滇池，为云南第二大湖，周围有比较宽阔的平坝，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这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除吴金鼎等人在30年代末发现的十多处外，解放以后又发现二十多处，其中宾川白羊村、祥云清华洞和大理鹿鹅山等处均经过发掘和详细调查。 白羊村遗址位于洱海以东的宾川县治东北约3公里，西临宾居河，高出河面约米。由于河水长年冲刷，遗址遭到严重破坏，现存面积仅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达43年进行发掘，发现房址十一座、火塘十四个、窖穴四十八个和墓葬三十四座。 房屋多呈长方形，较早的挖槽立柱，柱间编缀荆条，然后在两边抹草筋泥；较晚的不挖槽，同样栽柱、编荆条和抹草筋泥，有图4—4宾川白羊村无头葬左，3号墓；右，5号墓。的有柱础。 在三十四座墓葬中有土坑墓二十四座，瓮棺葬十座。土坑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均无葬具，也没有随葬品。葬式十分复杂，最突出的是无头葬，其次是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也有个别的仰身屈肢葬。无头葬共有十座墓，其中成年单人葬五座，小孩单人葬一座，成年二人合葬一座，成年三人合葬一座，成年与小孩各一人合葬一座，成年十人以上合葬一座（图4—4）。死者一般为仰身直肢，合葬墓中的死者有的同一方向，有的相互倒置。除全部无头外，还有缺股骨或其它骨骼的，又都是一次葬，显然是非正常死亡者。云南有的民族曾有过猎头风俗，这些无头葬也许是猎头风俗的牺牲者。 瓮棺葬中有幼儿葬九座，**葬一座，后者骨骼不全，仅有股骨、胫骨与少许脊椎骨，也是一座无头葬。幼儿据牙齿和头骨判断多不满周岁，有的还是初生不久的婴儿。 白羊村遗址出上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只有个别是琢磨兼施或打制的。种类有斧、锛、凿、刀、镞、网坠、纺轮、砺石、印模、杵、刮削器、敲砸器和石球等（图4—47）。其中石刀颇有特色，多半月形，上背较直或稍凹，刃部呈圆弧状，近背部有二穿孔，有的刃部刻成锯齿状，可作锯用。印模系砺石改制而成，在一头刻成米字格纹，与某些陶器上的印纹是一致的。 骨器不多，主要有镞、凿、锥、针等，还有一种扁薄骨器，可能是抹泥的抿子。 陶器几乎都是夹砂的，以褐陶为最多，其次是灰陶，红陶甚少。均为手制，个别有慢轮修整痕迹。纹饰十分复杂，有划纹、绳纹、篦纹、剔刺纹、乳丁纹、印纹、附加堆纹等，以划纹、绳纹和图4—47宾川白羊村的生产工具韩康信等《闽侯昙石山遗址的人骨》，《考古学报》97年第期.石凿；2.3.石斧；4.石锛；5.0.石刀；.骨锥；7.8.石镞；9.牙饰；.石印模；2骨抿子。 篦纹为主。划纹中有细线纹、弦纹、菱形纹、三角纹、网格纹、曲折纹、斜平行线纹等。绳纹较早的纵横交叉，疏密不等，较晚的细而整齐。篦纹早期较多，有曲折纹、之字纹等。划纹和印纹中也有之字纹，它同中原磁山文化的之字纹以及内蒙东南与辽宁等地的之字纹似不属一个系统。 陶器造型比较简单，主要是圜底器和平底器，无盖无把，仅少数有耳。 器形主要有釜、罐、匜、钵、缸等。釜均为圜底大口，有的口外有鋬手。罐有圜底和平底两种，常有复杂的纹饰。匜全为圜底宽流。此外还有陶支脚等（图4—48）。 图4—48宾川白羊村的陶器5釜；2缸；34罐；0钵；7带咀锅；8匜。 在白洋材遗址的2号窖穴中曾出上灰白色的粮食粉末与稻壳、稻秆痕迹，号窖穴中也有灰白色粮食粉末，可知当时已种植水稻。 关于白羊村遗址的年代，曾分别对两个炭化木柱进行测试，其碳4年代经树轮校正后分别为公元前25±05年和公元前2050±05年，大体相当于龙山时代。 滇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滇东北主要指昭通地区，西与大小凉山相邻，境内多山，有五莲峰等，横江由南向北汇入长江。这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昭通闸心场、小过山洞、鲁甸马厂以及较南的宣威尖角洞等处。陶器多单耳平底罐、细颈小平底瓶和碗等，多泥质或夹细砂灰陶，也有打磨光亮的黑陶。纹饰有划纹、点纹和弦纹等。石器一般磨制较精，主要是斧、锛。除普通石锛外，还有有段石锛。宣威尖角洞的石锛绝大部分为双肩有段式，当与两广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一定联系。 金沙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金沙江中游主要指楚雄地区，北与凉山彝族自治州接界，境内多高山峡谷。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元谋大墩子、龙街、张二村、马大海、下棋柳、大那乌、新发村、禄丰十八犁田、火车站等处。其中大墩子曾进行发掘。 大墩子位于元谋县治东约45公里，南距元谋人出土地点上那蚌约4公里。遗址地处张二村河上游两条季节性河沟之间，高出河床约4米，南岸被河水冲刷破坏，现存面积约5000平方米。972年至973年曾进行三次发掘，揭露面积49平方米。发现房基十五座、火塘七个、窖穴四个和墓葬三十七座，出土了石器、骨器和陶器等大批遗物。2房屋均为地面起建，长方形，单间或双间，长5—8米，宽3—4米不等（图4—49）。一般在四周挖基槽栽柱，柱间编荆条，再在西面抹草筋泥。房顶推测是稍倾斜的平顶，也是在椽上编荆条再抹草筋泥，室内地面稍加修整，垫黄土或抹草泥，有的铺一层碎石，上垫黄土。室内有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火塘，大致与图4—49元谋大墩子3号房屋左，房基平面图；右，复原示意图。 2游学华《介绍台湾新发现的芝山岩文化》，《文物》98年第2期。居住面平或稍稍下凹，周围有泥埂。整体形状和建筑技术与宾川白羊村遗址的房基基本相同。 大墩子墓葬也同白羊村一样有土坑墓和瓮棺葬两种。土坑墓十九座，多长方形竖穴，仅部分坑壁较整齐。未发现葬具。头向颇不一致，以东南向为主，也有东北向或西南向者。一般为单人葬，仅有一座为一30岁左右女性与一—8岁的幼童合葬。葬式比较复杂，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俯身屈肢者。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少人骨是生前断肢的，如m3为一男性青年，缺左上肢；m5为一男性中年人，大腿折断，置于胸腹部位；m7为一男性中年人，缺右下肢；m9为一中年女性与幼童合葬，女人的右手右腿均被砍断；m死者年龄性别不明，胫骨折断并置于盆骨两侧m3死者年龄性别不明，右股骨折断并置于腹部m4系一男性青年，右股骨腔骨及左股骨均被砍断，缺左胫骨，左右肱骨也被砍断并置于胸部两侧m5为一女性青年，双腿折断置于胸腹部位m9为一青年，性别不明，缺上肢与右下肢，左腿折断。以上断肢缺肢者占全部成年死者的55％以上，且均系中青年，又以男性为多，推测是战场上被敌方残酷杀死的。 绝大部分墓没有随葬品，仅四座有骨镯、骨珠、牙饰、角凿或石锛，大致都是随身携带的装饰品和个别工具，看不出有专为埋葬而准备的随葬品。许多墓人体部位发现石镞，例如m3死者右颧骨和尾椎骨处备射入石镞一枚m4人体胸腹部位有石镞十余枚；m7、m8、m0、m的胸腹部位均有石镞十余枚；m9女人臀部有石镞一枚；m7人体脊椎骨旁有石镞四枚。这些石镞所在的部位大多是容易致命的胸腹部，当是射入体内无法拔除，尸体腐烂才掉出来的。结合前面所述断肢缺肢的情况，更证明这墓地的死者均非正常死亡，而是被敌方在战场上杀死的（如不是在战场上，用不着弓箭）。这种情况在我国史前文化的墓地中是仅见的，应当是原始社会发展到晚期掠夺性战争出现的一种反映。 大墩子有瓮棺葬十七座，主要埋在房屋附近。先挖浅坑置瓮，上盖陶罐、陶瓮或石板。人骨大多朽坏，初步判断大多是不足周岁的婴儿。有七座瓮棺有随葬品，包括小陶罐、陶壶、鸡形壶和穿孔骨珠等。有随葬品的瓮棺比例之高，是我国史前文化各墓地中所仅见的。 大墩子出土的石器绝大部分是磨制的，有的通体磨光，有的残留打坯时留下的石片疤，打制石器为数甚少。种类有斧、锛、凿、刀、镞、纺轮、砺石、印模、杵、刮削器和石球等，总体特征同白羊村遗址比较接近。这里石刀也有圆角长方形和半月形而种，唯后者较少，直背弧刃，多穿双孔，未见刃部刻锯齿者。镞多扁薄无铤，平底或凹底，与白羊村者颇不相同。骨器有锥、凿、抿子、针、镞及管、珠等装饰品。鹿角制品有锥、凿、抿子等，还有少数牙器、蚌刀、蚌饰和海贝等。 陶器多夹砂者，以灰褐陶为主，次为橙黄陶和红陶。泥条盘筑，用陶拍整形，骨抿打磨光平。纹饰有绳纹、划纹、篦纹、剔刺纹、印纹、乳丁纹和附加堆纹等，以绳纹、划纹和篦纹为主。绳纹有粗细两种，较早的多交叉绳纹，较晚的则比较规整。划纹有弦纹、菱形纹、三角纹、网格纹、曲折纹和平行斜线等。篦纹有的疏朗、有的繁缛，构成比较复杂的图案。大墩子同白羊村一样也有之字纹，但主要是压印和刻划而成，未见之字形篦纹。 器物造型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平底器，仅见个别的圜底器和圈足器。 主要器物有罐、壶、瓮和深腹钵等分别用作炊器、水器、存储器和食器，不少瓮用作婴儿葬具。 大墩子号窖穴内发现大量灰白色粮食粉末、谷壳和禾草类叶子，7号火塘的三个陶罐内发现大量炭化谷物，经鉴定属于粳稻。结合工具中有石刀和蚌刀等农具，说明大墩子史前居民的经济主要是稻作农业，并且畜养猪、狗等家畜。也可能驯养牛、羊、鸡等。遗址中除发现这些动物的骨骼外，还有更多的野生动物骨骼，包括水鹿、赤鹿、麝鹿、野兔、豪猪、松鼠、竹鼠、黑熊、猕猴等许多种，水生动物则有厚壳蚌、田螺和鱼骨等，说明狩猎、捕鱼和捞取软体动物仍然是当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大墩子遗址的年代，曾采集5号房基的2号柱洞内的木炭进行测定，其碳4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470±55年，可能偏晚。因为曾出大量铜器的剑川海门口木桩的碳4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33±55年，与大墩子年代十分接近而文化面貌相差甚远。相反文化面貌与大墩子比较接近的宾川图4-50元谋大墩子的陶器2罐；3壶；4—8瓮；7杯；9鸡形壶。 白羊村年代则比大墩子早许多。如果以后能多测几个数据，也许能够提早一些。 滇西北的新石器文化滇西北主要指迪庆藏族自治州一带，考古工作比较薄弱。主要遗址仅维西县戈登村西约公里腊普河东岸的一处洞穴遗址。出上磨制石斧、石刀、石镞、石锥等。石刀有长方形和半月形两种，均为单孔。陶器多夹砂者，灰褐色，器形仅见单把罐和侈口罐，均为平底，底部印有树叶纹或麻织物纹。 滇东南的新石器文化滇东南主要指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一带，目前考古工作也较薄弱。已发现的遗址主要有麻栗坡县治附近的畴阳河西岸的小河洞。该处为一洞穴遗址，洞内有溪水流出，文化堆积大部已被冲毁。出土石器多磨制，有斧、锛、刀和印模等，锛多为双肩者，也有靴形者，当与华南新石器文化有一定联系。陶器多夹砂者，以灰褐陶为主，红陶较少。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划纹和附加堆纹。出土动物遗骸较多，其中有鹿、熊、野猪和大量螺蛳，说明渔猎经济还占有重要的位置。 澜沧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在澜沧江中游两岸，特别是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地区，曾发现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忙怀、曼志、忙亚、忙卡、大水坪、安定、丫口、大芒介、小芒介、下景张、新寨、小田、老赵田、拉叭寨、大协厂等遗址，分别属于云县、景东和澜沧拉桔族自治县等，云县忙怀是其代表。这些遗址大多用砾石打制石器，种类有双肩斧、靴形器、钺形器、网坠等，未见磨制石器。另有刻槽的印模，可在陶器上印出方格纹等。陶片极少，均夹砂，有绳纹等纹饰，唯因陶片太碎，器形不辨。 西双版纳地区的新石器遗址西双版纳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地势较低，已属热带地区，自然条件与其它地区有较大不同。这里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景洪的曼蚌囡、曼运、曼迈、曼景兰、曼厅，勐腊的大树脚、卡比寒，孟连的老鹰山等多处。这些遗址的石器均以砾石为原料，以打制为主，也有少量局部磨制或通体磨制的。种类有斧、锛、尖状器、盘状器、敲砸器、研磨器和网坠等，还有一些打剩下来的石核与石片。石斧中除普通型外，还有双肩石斧。 老鹰山是一处洞穴遗址，出土石器有磨制石斧和大量打制的网坠。陶器多夹砂者，饰绳纹、划纹、剔刺纹和波浪纹，器形有罐、钵、碗、盘等，此外还有陶纺轮。 西藏高原的旧石器与细石器遗存地理环境西藏高原位于我国西南边疆，全境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西藏地形可分为三大区一是藏北高原，面积约占全区的三分之二，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高原丘陵与湖边盆地相间，高差不过300—500米。这个地区气温甚低，全年平均气温在0c以下；即使在夏季的8月，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0c左右。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年雨量仅200—300毫米。冬季漫长且有强大的西风，土壤瘠薄，几乎不长树木，草亦矮小，为干寒的高山草地或寒漠。加上空气稀薄，故人烟稀少，北部很大一片为无人区。二是藏南各地与高山地带，包括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及二者之间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喜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山脉，终年积雪藏南谷地气候较好，是西藏的主要农业区和人口集中地带。三是藏东高山峡谷区，是著名的横断山脉的北段，在不同的高度具有不同气候和生态环境。 西藏高原主要是新构造运动时期逐渐隆起的，据研究，最近0多万年便上升了500—2000米，最近万多年内也上升了200—300米。因此，西藏史前时期的自然地理条件比现在要好得多。大约在中晚更新世，藏北高原曾有很大的淡水湖。如色林错当时可能是一个东西200多公里，南北40一0公里的浩瀚大湖，并可能通过一些宽浅的谷地与恰规错、吴如错、孜桂错、格仁错等连在一起。到全新世早期及气候最适宜期（大西洋期），当地气候也比现在温暖得多。如藏南聂拉木细石器地层的古植物学研究，证明当时气温比现在要高3°—5c。现在的干寒气候主要是在新冰期到来以后（距今约3000年）才逐渐形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少人或无人区能够发现一系列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地点的缘故。 发现与分布95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浦在黑河镇（那曲）发现一件长.5厘米的柱状石核，它是在西藏高原发现的第一件细石器制品，从而第一次证实西藏有史前人类的活动。9年，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考察队在聂拉木县的亚里村和羊圈两个地点采集到三十件细石器标本2。97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的申扎、双湖一带发现了一批细石器地点，连同当地群众采集的细石器标本等，一共涉及十八个地点。与此同时，在阿里地区也发现三个细石器地点。此后通过零星调查和98—987年的文物普查，又陆续发现二十二处细石器地点，其中包括青海境内与西藏接壤地区的四个地点。 总计各次调查的结果，发现旧石器三个地点，均分布在藏北高原，最商海拔4830米细石器四十六个地点，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也育藏南和藏东的，最高海拔达200米。 李家和等《樊城堆文化初论》，《考古与文物》989年第2期。 2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樊城堆遗址发掘简报》，同上。 李昆声等《试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集刊》。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创建新人生帖吧考古学报》，98年第3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目前在西藏已发现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三个地点，即那曲地区申扎县雄梅区奇林乡珠洛勒、申扎县多格则乡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扎布乡，三处均在藏北高原，海拔分别为4800、4830和4400米。前者位于错鄂湖盆东南近珠洛河口的河谷边山麓洪积扇的前沿，第二处位于多热藏布河左岸二级阶地上，后者在古班公湖边，高出湖相沉积面3—5米。在史前时期，这些地点都应是水草比较丰富的处所，至少可供人们短时期的停留。 从上述地点采集的石器主要属石片石器，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都很少。 加工方法主要是锤击法，个别用碰砧法，并以单面反向进行修理。器形不太复杂，以刮削器为主，雕刻器、尖状器、砍砸器均比较少。刮削器种类繁多，可大分为长刮器与短刮器两类。长刮器中有直刃长刮器、凹刃长刮器、凸刃长刮器、双边刮削器、多边刮削器等短刮器中有平端刮削器、圆端刮削器、两端刮削器等。这些工具主要是处理兽肉兽皮用的，反映当时的经济应以狩猎为主（图4—5）。 关于这些石器的年代，因为缺乏原生地层和共生动物化石，无法确切地断定。只能根据石器制作技术和类型大体同富林文化和安阳小南海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接近，故推测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图4-5西藏申扎珠洛勒的石片石器—47圆头刮器；5尖状器；8.双边刮器。 聂拉木的细石器遗存聂拉木县位于珠穆朗玛峰西侧，珠峰综合考察队在对珠峰周围进行考察时，于聂拉本县的亚里村和羊圈附近采集到一批细石器。 亚里村石器地点在村南约5公里的波曲河东岸阶地上，海拔4300米。阶地上覆盖有石灰华板，在石灰华顶层中发现一件石器和许多植物化石，在地表面采集二十六件石器及石制品，其中包括石核六件，小石叶十二件，石片八件，圆头刮削器一件。地层中采集的为半锥形石核，左侧有修理痕迹，可称之为石核刮器。 羊圈石器地点在朗弄曲河左侧阶地上，海拔约4900米，采集石制品三件石核、石片和石片刮器各一件。 亚里村石器绝大部分属细石器系统，并且是比较成熟的细石器，同时有一些较大的打制石片石器，同陕西沙苑石器比较相近，推测属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 藏北细石器遗存目前藏北已发现三十六处细石器地点，分布于要多县、班戈县、申扎县、双湖办事处、文布办事处、日土县、普兰县、扎达县等地。加上青海的可可西里、沱沱河沿和各拉丹东等四处，共计四十个地点，分布范围将近0万平方公里。这些地点海拔一般在4500至5200米之间，以海拔4800至5000米者为最多。青海各拉丹东海拔200米，是全世界石器地点中海拔最高的一处，如今只有夏季极短的日子才可能适于人类生活。 这些细石器分布地点主要有三种情况，即湖滨平原、河流阶地和山麓洪积扇，只有个别地点位于盆地边缘的干沟崖上。所有石器均为地面采集，没有发现原生的文化层。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977年第期。各地点采集的细石器有相当大的统一性。原料主要是火石、燧石、凝灰岩、碧玉和玉髓等，类型以石核为主，有圆体石核（锥形、柱形、半圆锥形、半圆柱形等）和扁体石核（楔形、船底形等）两大类，台面多稍凹或是坡状，有的有进一步加工痕迹，用作石核刮削器。石叶较少，可能与采集时的选择有关。还有一些石图4-52藏北高原的细石器形石核；2.5-9.2-4.锥形石核；5-7.柱形石核。片，一般短而宽，片身较厚，形状不甚规则，有的有使用痕迹。精细加工的细石器也比较少，主要是刮削器，包括长刮器、短刮器（直刃、凸刃等）、圆刮器（厚脊的、扁平的）、双边刮器和复刃刮器等（图4-52）。 西藏细石器的广泛存在并且大多处在海拔甚高的藏北高原，证明史前时期的气候条件比现在好，水草比较丰富，才会有许多人在这一带生活，留下了他们的遗物。这里的细石器同我国北方的细石器有不少共同点，如楔形石核、圆锥形石核和圆柱形石核等，在北方地区也都育广泛的分布。至于这里所出带侧翼的圆锥形或柱形石核、半圆锥形和半圆柱形石核，以及台面呈坡形的石核等，为它处所少见，当是本地区细石器的特点。在印度次大陆，广泛分布着以梯形、三角形石刃为特征的几何形细石器，缺少典型的细石核，与我国细石器显然不属于一个系统。但在靠近西藏的印度东北部则出锥形和柱形石核，还有石叶和半月形石刃等，同印度大部分地区的细石器不同，相反与西藏细石器比较接近，显然是受到西藏细石器的影响。 西藏的新石器晚期遗存林芝和拉萨的新石器晚期遗存974至975年，王恒杰等在林芝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和拉萨市郊的纳金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云星遗址在尼洋河东岸坡地上，有清楚的文化层，堆积有灰土和红烧土，其中出土大量石器和陶片，以及经火烧过的动物骨骼和炭屑等。同样的遗物在其南部的红光以及红光以南、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的汇合处都育广泛的散布。 居木遗址在尼洋河西岸，那里有一条无名小溪流入尼洋河，小溪而边的漫山坡上、梯田里、水沟和防牛沟的断崖上，都散布着石器和陶片等文化遗物。小溪南边的断崖上还发现了清晰的文化层，层中包含有石器和陶片。加拉马遗址在尼洋河东岸，与居木遗址隔河相望。在山坡上、麦地里和水沟边到处都散布着夹砂褐陶片，并采集到一件细石器石叶。 上述遗址的遗物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文化系统。其中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主要是盘状器和敲砸器，还有网坠。另有一件细石器的石叶，刃部有使用痕迹。磨制石器有斧、凿、刀等。斧较厚重，器身琢制，仅刃部磨光。刀为长方形，穿一孔或二孔，有的通体磨制，有的仅磨刃部，器身琢平。 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第2卷第2、3期。陶片以夹砂者为多，泥质较少，褐色为多，红色较少，还有少量黑色者。全部都系手制，大部分为素面，有些泥质陶表面经过打磨。纹饰主要有绳纹、划纹和附加堆纹。器形因陶片较碎，不易准确辨认，大致有罐（瓮）、碗（钵）和器盖（盘）几种，有桥形耳和鋬，个别有流，大抵都是平底。 在拉萨市东北纳金乡北侧山坡上采集到少量夹砂褐陶和红陶片，从陶质陶色上看可能与林芝诸遗址比较接近。 墨脱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墨脱县位于雅鲁藏布江下游，与林芝相邻，但比林芝海拔更低，河谷地带仅海拔500—00米，属业热带气候，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雅鲁藏布江在这里出现一个大拐弯，先是从林芝往东及东北流，然后折转向南，通过墨脱转向西南。两岸山高谷深，河谷地带是重要的农业区，现为门巴族和珞巴族居住。 973年，在墨脱马尼翁发现了磨制精致的石斧，97年，又从门巴和珞巴群众那里收集到一批石器和少数陶片。出土石器的地点主要有墨脱乡墨脱村、达木乡卡布村、背崩乡背崩村和格林村、地东乡地东村和西让村等处，在墨脱村还采集到一些陶片。 各地点采集的石器有斧、锛、凿和纺轮等，一般通体磨光，棱角分明，仅少数有打坯时留下的石片疤。陶片均很破碎，为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饰绳纹和划纹，器形有小口罐等。从石器制作远较林芝所出为精来看，这批石器遗存的年代当较林芝所发现的新石器遗存为晚。 卡若文化卡若遗址与卡若文化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县加卡区卡若村，北距昌都县治约2公里。遗址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北依子隆拉山，正好在两河交汇的三角形台地上，面积约0000平方米，海拔高度为300米。遗址是977年昌都水泥厂施工时发现的，978和979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800平方米，发现房基二十八座、石墙三段、石圆台两座、石围圈三座，道路两条，同时出土了大批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2。 卡若遗址大量采用石料建房、砌圈、修路，半地穴草泥墙则采用“井杆式”木绪构在生产工具中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并具有许多特殊的类型陶器全部系手制夹砂陶，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且均为平底，以刻划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为基本纹饰。这几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不同于任何别的考古学文化，因而被命名为卡若文化。 房屋建筑卡若房屋若从剖面看育半地穴式的、圜底的和平地起建的三类，若从平面看有圆形（包括椭圆形）和方形（包括长方形）两类，若从建筑材料看有木骨泥墙和石砌墙两类。绝大多数房子是单间的，也有个别双间的大型房屋。 圜底房屋是早期的建筑形式，共十座，其中圆形四座，方形三座，形状不明者三座。这种房屋地页下凹呈圜底状，周围与地面相平而没有穴壁。凹陷的程度颇不一致，最浅的仅2厘米，最深的达54厘米。这是卡若所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图4－53）。 圜底式房屋的面积不大，一般在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一座有252戴尔俭《西藏聂拉木县发现的石器》，《考古》972年第期。 平方米。居住面的做法有三种（）挖成浅凹坑后稍加平整，（2）坑底铺一层约0厘米厚的黑灰土并踩踏平实，（3）中部铺一排直径5—0厘米的圆木，上面抹5—0厘米厚的草泥，一直抹至房屋周围并稍加烘烤。多数房屋以中间凹陷最低处为火塘，形成灰烬堆，有的在灰堆旁放儿块石头，用以支架炊具或支垫木柴。这类房屋周围用扁平砾石作明础，砾石面随地面向内倾斜，有的柱子接近石础的地方包一泥圈。房屋外围的柱洞也向内倾斜，中间往往有一较大的柱洞。根据这些迹象复原起来很象一个圆锥形窝棚。 半地穴式房屋共有十二座，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其中木骨泥墙的九座，年代较早砾石砌墙的三座，均属晚期。 木骨泥墙的半地穴式房屋面积多在—平方米之间，最大的有245平方米。房基穴深03至04米不等，穴壁直立或略向外敞。居住面的作法有三种（）挖穴后稍加平整；（2）地面铺厚约0厘米的黄土或红烧土，有的掺细砂或碎石子，个别居住面铺垫两层，先铺细砂，再垫黄土；（3）地面抹一层厚5—0厘米的草拌泥，然后烧烤结实，或先铺细砂石子再抹草拌泥。火塘多设在中央，有的挖一深坑，周围嵌放一圈石块；有的不挖坑，只围一圈石块有的连石块也没有，直接在地面烧，形成一个灰堆，地面也被烧硬。这类房子的四壁有时立密集的小往，有时嵌木板或横圆木，有时在一面砌石块，再用草拌泥填缝或抹平。穴壁四周一般有柱洞或柱础，较小的房屋室内无柱，较大的房屋室内有许多排列不规则的柱洞，推测四周还有较矮的木骨泥墙，而房顶应为稍微倾斜的平顶。 这类木骨泥墙的半地穴式房屋的结构及功能可以8号房基为例来加以说明。这房平面略呈正方形，门向东北，南北长5米，东西宽48米，面积245平方米，是这类房屋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地穴深04米，周壁基本垂直而略向外敞。壁面有一层木板，如北壁上下横置两块木板，均嵌入穴壁内；西壁横置两根圆木，两端各有两块炭化木板，一竖一斜。房角在木板上又抹草泥土，穴壁与地面的转角也抹草泥土，显得十分光滑。地面先铺一层掺小石子的细砂，上面再抹一层草泥土。火塘位于中央，用七块砾石嵌在居住面上，形成直径约45厘米的圆圈，内有少量灰烬。室内有十二个柱洞，另有一个辅柱柱洞，洞径9—28厘米，分布很不规则，推测房顶是稍稍倾斜的平顶，室年柱子是主要的承重结构。地穴四周也有二十三个柱洞，直径2—4厘米，推测是筑矮墙的木骨，由于柱子细，主要起围护结构的作用。房门在北墙中部，宽0米，有三级台阶。 这房子显然是被火烧毁的，其中堆积着大量红烧土块，上面有清晰的木板、圆木、树枝、草筋和绳索等痕迹，还有熏黑烧裂的石板，这些应是木骨泥墙、檩条、椽子和草泥顶倒塌下来的遗迹。由于房子被火烧毁而倒塌，室内的许多器物都来不及搬走而遗留下来，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等，总数达一百五十件之多。这些器物往往成堆出土，如西南角便集中放置工具三十五件，包括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骨器等。东南角有大量粟类谷物，有的已炭化成黑色颗粒；东壁附近的粟灰呈白灰色，零散分布范围长达4米，宽5—25厘米。从有灶及存放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粮食来看，这房子显然是住人的。但如果从它与其它房屋的关系来看，还可以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前面已经说到，8号房是一座面积达245平方米的较大的半地穴式房子，做工也比较讲究。以它为中心，四周还有几座其它类型的房子；西部仅075米之隔便是号房子，9平方米，是地面建筑问北25米处为3号房，25平方米，是凹底的窝棚向南28米处为5号房，27平方米，也是地面建筑向东35米处为9号房子，半地穴式，仅5平方米。这几座房子集中在一起，很可能属于一个家族所有，不同的结构可能有不同的用途或功能。其中8号房可能是中心建筑，9号房则可能是一座仓库。 9号房的结构是很特殊的，它的平面略呈方形，长23、宽22米，地穴深093米。四壁嵌木板，四角立木柱，四壁木板在四角交错呈“井栏式”，地面抹草泥。这房子也是被火烧毁的，室内堆积大量房顶及墙壁塌下的红烧土，并出大量陶器和石器。没有灶，也没有出入的台阶，面积狭小，防潮设施较好，不宜住人，可能是储物的仓库。 石砌墙壁的半地穴式房屋均属晚期，平面呈正方形或略作长方形，面积255—32平方米，穴深米左右。四周依穴壁砌石墙，残墙略高出穴口，从旁边倒塌的石块来看，原墙还要高出许多。石墙厚约025—035米。三座石砌房紧靠在一起，呈曲尺形，应属一组建筑。各房内柱洞分布无规则，当为平顶石墙外均有柱洞，当有擎檐柱。根据室内堆积的情况判断，其中两座可能有楼，另一座为平房（图4-54）。 地面起建的房屋共六座，均属早期，平面方形或长方形。这类房面积较大，一般为20—3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一座双窒房近70平方米。地面较考究，一般先铺圆木、小石子或红烧土等，上面再抹草泥土。火塘为浅坑，周围用草泥筑埂并嵌砌石块，有图4-54卡若晚期石基房屋复原示意图上外貌；下剖视。 的直接在地面嵌砌石块。房屋四周及中间均有许多柱洞，推测是木骨泥墙平顶房。 22、29号房是卡若发现的唯一双室房，南北通长米，东西宽米面积9平方米。这座房子也是被火烧毁的，房内堆满大量红烧土，红烧土块背面有圆木、木板、树枝、草筋及绳索捆扎痕迹，表面有平坦、凹弧、凸起、折角等多种形状，显然是屋顶和墙壁各个部位的残迹。堆积底部有四根炭化木柱，较长的两根分别长2米和204米，大致就是墙壁的高度。地面先垫圆木、树枝或砾石，上面铺土抹光。南部用石头嵌成四个圆圈，当是火塘所在。柱洞共六十四个，除周围分布外，中间并列两行，把全房一分为二。房内发现有大量石器、骨器、陶器、海贝、项链和成片的炭化粟壳。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居室。 石路、石墙、石圆台和石围圈卡若晚期地层发现砾石铺筑的道路两条，残长分别为4米和54米，路宽分别为2米和0米。铺路砾石的直径一般为—3厘米。路基厚7—20厘米，石缝中用土填充。 卡若发现石墙三段，均为平地起墙，砾石筑砌，属晚期遗迹。其中一段长8米，底宽2米，上部略窄，残高07—08米。用大块砾石砌在两边，中间填较小的砾石和碎石块。另两条相互平行，距离4米，残长各约5米，宽—2米，大部倒塌，残高仅025米左右，不知何用。 石圆台有二处，属晚期。用大块砾石围圈，中间填小砾石及碎石块。其一高023米，直径2米；另一个高025米，直径5米。 石围圈有三座，亦属晚期。均为半地穴，平面呈圆形或方形，面积不超过平方米，周围用砾石砌墙。由于面积小，又无柱洞、火塘和门道，地面也无任何加工，不象是房屋遗迹，用途不详。 生产工具卡著出土生产工具八三四六件，其中石器占95％，其余为骨角器和陶质器具。石器中又分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大类，以打制石器为多，占全部石器的85％，而且从早到晚有逐步增多的趋势。打制石器的原料基本是细砂岩、石英岩和石英砂岩的砾石。一般不修理台面，直接在较平的砾石面用锤击法单向打出石片，再将石片加工成各种器物。打制石器的种类大致有砍砸器、敲砸器、切割器、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锄状器、铲状器、斧、矛、镞、钻、砧等，前五种占绝大部份。 图4-55卡若的细石器2锥形石核；3柱形石核；45尖伏器，—3细石叶4—石镞。 细石器约占全部石器的8％，同样是从早到晚逐渐增加（图4-55）。细石器的原料主要是玛■、硅质岩、石英和燧石等，加工工艺与藏北高原的细石器相近但稍有进步。卡若石核远不如藏北石核比例高，而种类复杂得多，有船底形、楔形、锥状、柱状、龟背状和板块状等六神。细石叶较发达，长2—38厘米，一般长宽之比为左右，两侧往往有使用痕迹。细石器种类主要有镞、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多种，多经第二步加工，还有未经第二步加工而仅有使用痕迹的石片刮器。在数量上以刮削器、石片刮器和尖状器占绝对优势。石镞颇象尖状器，缺乏我国北方细石器中那种典型的凹底三角形镞。 磨制石器的数量是最少的，仅占全部石器的4％，而且从早到晚越来越少（图4－5）。所用石料主要有硬玉、火山岩、硅质蛇纹岩、流纹岩、大理岩和板岩。一般通体磨光，仅少数有局部磨制的。不少磨制石器是用切割法取材的，切割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两面对割，另一种是单向切割，前者采用较多。穿孔器主要有石刀和重石两种，石刀的穿孔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刻槽穿孔，一种是锥形钻穿孔，后者较多。重石则全部用锥形钻穿孔，遗址中发现有相应的钻具。石刀钻孔有的是对穿，有的是单向钻穿，重石则全部是对钻穿孔的。 磨制石器的种类有斧、锛、凿、刀、重石、研磨器、镞、矛和切割器等，其中数量最多的只有锛、凿、刀、重石和研磨器五种。斧有梯形和长条形两种，斜弧刃，横剖面近长方形，通体磨制，有的有切割痕迹。锛体较薄，亦有梯形和长条形之分，刃部平直，少数锛两端开刃。凿多长条形，横剖面有方形、长方形、梯形和五边形等。刀有七十三件，约占全部磨制石器的七分之一。以圆角长方形者为多，次为直背弧刃的半月形和凹背弧刃的新月形，也有个别凸背直刃的半月形刀。约85％穿单孔，少数有双孔或无孔，当为收割的主要器具。研磨器八十一件，包括磨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及研磨其它东西的磨盘与磨石等。重石达二五二件，几占磨制石器的一半，实际上包括三种器物，一是有孔重石，大约是套在掘土棒上使用的；二是石球，应是狩猎用流星索的加重部分三是菱形石，一面或两面有浅窝，当是钻具的轴碗。骨角器有三六六件，占工具总数的44％。多用兽肢骨及鹿角为原料，经过劈裂、裁断、修理、粗磨、精磨和穿孔几道工序制作页成。种类有骨角锥、骨针、骨刀梗、骨抿子、骨印模、骨卡子和带齿骨片等（图4-57）。其中骨刀梗一边育凹槽，是镶嵌细石片用的。骨抿子可能是制陶工具，用来抿泥和打磨陶器表面。骨印模系用兽肢骨的一端刻成八个乳丁，用以压印陶器花纹。刻齿骨片往往在骨片的一边或两边刻成等距离的锯齿，有的骨锥的一边也有刻齿，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压印陶器纹饰（蓖纹）的，大部分不知何用。骨卡子是两头尖的小骨器，或称钓针，是一种鱼具。 陶质工具仅有纺轮一种，仅见六件，且均用陶片改制而成，没有发现的陶纺轮或石纺轮，可见卡若文化的纺织业并不发达。 经济生活卡若所在的昌都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坡和横断山脉的北部，属于山地寒温性针叶林地带。根据卡若遗址的孢粉分析，推测当时的山坡地带有茂密的森林，阴坡发育有松林，阳坡发育着栎林，林下生长有各种蕨类和草本植物；沟谷地带生长耐旱的蒿、黎、麻黄等。蕨类植物中凤尾蕨、里白，桫椤植图4-57卡若的骨角器.5.7.骨锥；2.骨刀梗；3.骨印模；4.角锥；.0.骨抿子；8.9.刻齿骨片；.骨斧；2.带齿骨器；3—5.骨针。 物的存在，说明当时的气候比今日温暖湿润得多，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前面已经谈到在8号房和2229那座唯一的双室房都发现了大量粮食朽壳和炭化谷粒，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亮鉴定为粟（setariaitalia（l）beaur）。结合生产工具中有大量铲形器、锄形器、石刀和磨谷器等农具和粮食加工器具，可知当时的粟作农业经济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卡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遗骸，经鉴定有猪、狐、獐、马鹿、麅、藏原羊、青羊、鬣羚、牛、猕猴、兔、鼠兔、家鼠和喜马拉雅旱獭等，其中猪骨个体比野猪小，多属幼年或老年，牙齿构造也比野猪简单一些，应为家畜。其余各种绝大部分应是狩猎的对象。可知家畜饲养和狩猎也都是经济的重要部门。 此外还有石器、骨角器和陶器的制造，以及纺织与皮毛加工等，则是当时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卡若不但纺轮少，制作不精，织物也很粗糙。在一件陶器t2(37底内留有布纹痕迹，每平方厘米范围内经纬线各仅八根，比仰韶文化的稀多了。 日用陶器卡若陶器数量不少，但类型简单，差不多只有罐、壶、盆、碗四种，且全部是平底器。除个别罐、壶有耳或流外，一般无咀无流、无耳无把、无足无盖，造型极为简单。 陶器的质地差不多都是夹砂的，只有夹粗砂和夹细砂之分。器表的颜色有黄、灰、红、黑四种，以黄色和灰色为最多，红色和黑色均甚少。由于烧制技术不高，火候不匀，颜色也很不纯。所有陶器均为手制，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小型器物则用手捏。一般先做平底，再在上面盘筑器壁。大型的器物为分段制作，然后再拼合在一起，为了使拼合处牢固，往往在外面加一道附加堆纹。 陶器的纹饰比较丰富，按其制作方法可分为刻划纹、绳纹、抹刷纹、附加堆纹、剔刺纹、压印纹、篦纹、篮纹和彩绘九种。刻划纹约占全部纹饰的22％，多饰于盆和罐的上腹，其图案有平行线坟、平行带纹、网格纹、菱形纹、三角形纹、连弧纹、叶纹和贝纹等。剔刺纹多饰于器口、颈部或上腹部，有麦粒形、圆形、方形、三角形和指甲形纹等多种。压印纹多饰于附加堆纹上，有的饰于器物口部或近底部，纹样有圆圈纹、布纹、菱形纹等。彩绘陶极少，约占陶片总数的0％。为黑色折三角纹和菱形纹，有的先绘彩地，再饰刻划纹。下面对几种器物稍加说明罐的种类比较复杂，但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夹粗砂的罐，一般器体较瘦高，口部较大，纹饰简单，且带有烟薰痕迹，个别的口部有一流，当为炊器。另一类是夹细砂的罐，器体矮胖，口部甚小，表面经打磨，饰美丽的刻划纹，个别有黑色彩绘，整体大小相差悬殊，小的高仅.4厘米，大的高424厘米，应是主要的存储器。 壶同小口罐十分相近，也是夹细砂，表面经打磨并饰刻划纹，只是小口长颈，器身相对较高，有的颈部有把，当是水器（图4-58）。 盆多敞口，斜腹或折腹，口径一般在30厘米以上，最大的达482厘米，应是主要的盛器。个别的有烟薰痕，似亦可作为炊器（图4-59）。 碗形略似盆，只是较小，当是饮食器。 装饰品卡若未发现墓葬，故装饰品发现不多，仅五十件，种类却很复杂，计有笄、璜、环、珠、镯、项饰、贝饰、牌饰和坠饰等，所用质料有石、玉、骨、贝等（图4-0）。大部分磨制精细，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牌饰、项饰和贝饰。 牌饰系用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骨片制成，上面或有穿孔，或刻横槽，或刻花纹。如标本tl02(30，为一梯形骨片，上端有穿孔，表面有圈点纹若干组成十字形，两侧刻成锯齿状，当为佩饰或服装上的缀饰。 项饰共有两串，由长方形珠和管状珠若干串缀而成，反映当时人的一种审美观念（图4－）。 图4－卡若的两串项饰贝饰十枚，系宝贝穿孔而成，也是坠饰。宝贝（owrieshell）产于南海，既出于卡若遗址，是当时存在远地交换关系（多半是间接关系）的证明。卡若文化的年代在卡若遗址各层和备房基址中采集的木炭标本，曾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4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4实验室测定，共获得四十一个碳4年代数据，经树轮校正后最早为公元前3955±30年，最晚为公元前2005±20年；绝大多数落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之间，这大概就是卡若文化的真实年代。换句话说，卡若文化大约持续了200年左右。 卡若文化同其它原始文化的关系卡若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地方性文化，但它毕竟不是孤立发展的，其中的一部分因素表明它同相邻原始文化有过多方面的联系。 卡若细石器中的锥状石核和柱状石核，以及从这种石核上剥离下来的细长石叶，在藏北高原有较多的发现，也同样见于甘肃地区的马家窑——齐家文化系统。卡若文化的磨制石器中颇有特色的长条形石斧和石铸也见于马家窑——齐家文化系统。卡若陶器均为平底，基本器形只有壶、罐、盆、碗；马家窑文化的陶器除极少数圈足器外、也基本是平底器，器形也以壶、罐、盆、碗为主。卡若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纹饰，如波折纹、菱形纹、贝形纹、平行线纹、正倒三角纹和网格纹等，同样也是半山——马厂期彩陶的常见纹饰，只是装饰的手段不同罢了。卡若遗址多木骨泥墙的平顶房屋，马家窑——齐家文化也多见这种房屋。特别是卡若遗址发现了许多粟的朽灰和炭化物等，而粟作农业历来是中国北方的传统农业，南方历来种稻而很少种粟，卡若的粟作农业很可能是受马家窑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卡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年代相若，相隔也不算太远，相互间发生某些关系是可能的。从总体来看，似乎马家窑文化对卡若文化具有更多的影响。 卡若文化对四川和云南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明显的影响，如四川岷江上游汶川、理县等地的条形石斧和石锛，西昌礼州遗址的半月形石刀，陶器全部夹砂并用平行刺点纹组成三角纹和菱形纹的作风，以及罐、壶、钵等器形，都是卡若文化中常见的。云南滨川白羊村的平背弧刃半月形石刀、条形石斧和石锛、宽叶形石镞，陶器多夹砂并饰绳纹、刻划纹、剔刺纹、压印纹、附加堆纹等的作风，以及木骨泥墙的平顶房屋等，都与卡若文化中同类因素相似。云南元谋大墩子的凹背弧刃或直背弧刃石刀，两端开刃的石凿，柳叶形和三角形石镞，梯形石斧和石锛，骨抿子，陶器夹砂并饰绳纹、刻划纹、剔刺纹、篦纹、附加堆纹等，还有某些小口罐、盆、钵等器形，也都与卡若文化的同类因素相似。白羊村和大墩子的新石器文化均晚于卡若文化，显然是卡若文化通过澜沧江和金沙江河谷等南下影响云南的新石器文化而不是相反。 《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按照这种说法，西藏居民当是北方迁去的。卡若文化以及西藏其它新石器文化乃至旧石器文化的发现，说明西藏居民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自身的发展谱系，并不是从外地迁来的。但如果说在发展中曾受过北方民族的影响，甚至有部份羌人或氏人南下西藏，从而造成文化乃至种族的某种融合，那倒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后记985年3月，我受白寿彝教授邀请，负责本卷《远古时代》后，即召集吕遵谔、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和郭大顺，就我对编纂该卷的设想进行了多次讨论，据我关于史前社会的基本认识形成了提纲，然后责成张忠培、严文明分工撰写。在撰写过穆中，或据他俩提出的问题，或因我继续探讨史前社会而提出的一些新的见解，又多次进行商榷并由我提出处理意见。 严文明负责除《导言》以外的本卷各章节的文字通纂工作，基本完成后，由我阅定并提出意见进行了修改，最后经自寿彝教授审定。本卷具体分工如下导言苏秉琦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三及第四节严文明第二章、第四章第一、第二节张忠墙第二章第一节和第四章第一节，由李伊萍、朱延平分别起草初稿，经张忠培改定。本卷的一部分插图是复印的，另一部分则是由朱永刚、许永杰、李伊萍及朱延平绘制张忠培撰写章节中的插图，赵辉、戴向明及吴贤龙绘制严文明所撰写章节的插图。对这些参加工作的同志和在编写过程中曾给予多方协助的刘雪英同志，在此一并致谢。 苏秉琦一九九○年冬 1 题记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热书阁//本卷是近代前编，论述自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99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0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会经济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国资产阶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々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同志主编。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开沅同志因工作过忙难以分身，本卷改由龚书铎同志主编≈增平同志923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947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文史系，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992年逝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七章÷开沅同志92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948年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曾任该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章。 本卷主编龚书铎同志，929年生于福建泉州，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议组副组长等职。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三章；乙编综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二章。 本卷编写之初，曾组织编写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编写组的成员还有王庆成、李侃、李进修和戴学稷诸同志。 王庆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章。 李侃同志，中华书局原总编、编审。他分别与陈东林、吴杰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李进修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七章。 戴学稷同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国盛同志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与黄名长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参加本卷编撰工作的同志还有张守超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一章。 枝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博士。他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二章。 杨益茂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七章。 杨直民同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节。 颜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 华世珍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后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级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刘登仕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倪莉同志，三峡移民开发局硕士。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陶瓷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齐戈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培训部教授兼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五章。 黄国盛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章。 孙占元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三章。 秦宝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五章。 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学院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八章。 陈东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 苏双碧同志，《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七章。 钟康默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副校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八章。 黄名长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九章。 穆渊同志，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章。黄绮文同志，汕头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一章。 桑咸之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四章。 汤志钧同志，上虹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吴杰同志，现代出版社副编审。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六章。 王俊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八章。 陈铿志，中华书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博士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扬宗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二章，并与张藜同志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七章≡慧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审。她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三章。 黄彦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王杰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杰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彦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五章。 郑云山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八章。 陈旭麓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他与何泽脯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泽脯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陈旭麓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章。 刘泱泱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一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维枢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五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六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与王扬宗同志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合写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八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做了科技部分的组稿工作，并审定了丙编典志部分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部稿件。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并做了本卷选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与了图片拍摄工作。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稿。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究竟还不算太成熟，我们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胡绳同志和刘大年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书名，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998年4月日于北京第一章文献资料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仅中文文献就有官方的印书、史书、档案，私家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地方志、报刊等。此外，还有大量外文资料♀里只就中文文献（含译为中文的外文资料）分类择要介绍。第一节政府官书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发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一类政府官书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分述如下《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94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987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0卷″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内容重要〉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873卷。（3）编纂体裁优越〉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900）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计922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30卷，《清文宗圣训》00卷，《清穆宗圣训》0卷。《十朝圣训》共922卷，前七朝200年事共532卷，近代三朝50多年共390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辑，第39—40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20卷，嘉庆朝50卷，道光朝0卷，咸丰朝00卷，同治朝00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计前五朝共00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彻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84年5月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2。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9卷，有光绪八年（882）上杭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只是摘抄《实录》，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卷，于宣统元年（909），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958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王先谦《东华录序》。 2《清宣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版，第2页。 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刊印行世的高级官员的奏议专集。三是近代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无《实录》为底本，也就摆脱了那种以胪列皇帝的活动和谕旨为主的编纂方法的影响，而大量采入奏议，特别是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的奏议。有些人的奏稿并未结集刊印，或虽有结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保存下来□至在清故宫档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寿朋的及时采录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宋伯鲁、杨深秀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绪朝东华录》，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不见。大量采录奏折，就比以前各家《东华录》以及《实录》更能反映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过程♀是《光绪朝东华录》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光绪朝东华录》所收上谕没有《清德宗实录》那么多。但因为朱寿朋辑录上谕另有来源，所以也收有不见于《实录》的上谕。但《光绪朝东华录》的日期常有不准确之处，使用此书时应予注意。 民国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中华民国政府刊行的公布法律、命令的机关报♀是继承清朝《邸报》而来的x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公报在其形成中经历了几个段落。9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发行《中华民国公报》。9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发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年2月3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月7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䜣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卷，皆同治十一年（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皆光绪二十二年（89）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支持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发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00卷，收道光十六年（83）至同治十三年（874），前后39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00件、770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濒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85）、同治六年（87）、光绪六年（880），929—930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94年和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900—90）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90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905—908）和宣统一朝三年（909—9）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8卷，又卷首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卷，又卷首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2卷，《条约一览表》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各级官员文书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类.综合性汇编。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卷，陈弢辑，光绪元年（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0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90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2.专题奏议。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0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90）上洪局石印本♀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895—90）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90）上洪局石印本”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册，光绪二十七年（90）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册，奕䜣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90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3.个人著作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00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00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卷，收录折片897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4卷，收录折片34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0卷，收录折片92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件，为《林文忠公政书》50件的39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陆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城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v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3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大体情况如下.京师的阁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议，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赤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湘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陆宝忠的《陆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议，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3.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边疆地区的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集的也有二三十种，如驻藏大臣景纹的《驻藏奏稿》，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文瑞的《光绪绥远奏议》。 5.钦差大臣的奏议，为数不多，如《向荣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驻外使节的奏议，约计三十余种，如出使英、法、俄等国大臣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法、德、奥、俄等国大臣许景澄的《许竹筼先生奏稿录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7.其他各地文武官员，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不均衡，督抚奏议最多，约为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种情况，是由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牍各级官员的公牍，除给皇帝的奏疏以外，还有日常处理政务的其他各种公牍。其内容一般说来不如奏议重要，但就其记述下层事务的具体详尽来说，又往往超过奏议，可补奏议之不足。 辛亥革命后废除皇帝，奏折亦随之消失。至于各级官员的办公文书，民国初年大体沿袭清末习用的格式，变动不大。 近代海关的重要官员任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从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书写的海关档案〉权操在洋员手中，但它在名义上是中国衙署，从海关总税务司起所有海关都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所以他们办公留下的档案也应当视为中国官员的办公文书。 晚清各级官员来往文书晚清各级官员奏议以外的办公文书，不像奏议那样被重视，因而保存下来或编刊问世的不像奏议那样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公家贮存的公牍档案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巴县档案，从康熙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全国仅有的一份。至于个人居官积存的档案，有些高级重要官员的保存下来了，如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全宗》、《赵尔巽全宗》，现存上杭书馆的李鸿章、盛宣怀的档案，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吴煦档案等，但为数也不多。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档案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各级官员办公文书之编刊行世者可分为衙署公牍和官员个人专集两大类。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个人的名义收发，因而也多由官署编印。例如《清国史馆移咨札示汇送文》册，光绪年间刻本。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该衙门清档司日雏理的专题公文汇编，现已开始作为史料出版问世，如《教务档》、《四国档》等。 各省则由于办公的需要，有的编刊《省例》，如《粤东省例新纂》8卷，道光二十六年（84）刻本。又如《江苏省例》4编，陆续编刊于同治八年（89）、光绪元年（875）、九年（883）、十六年（890），内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83—889）的督抚藩臬的文件，意在举例示范，“俾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其中所收文件虽不多，但可看出该省日常公务中的各种问题及处理原则。 到清末最后十年间，受近代报纸、期刊的影响，从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发刊《官报》，直隶发刊《北洋官报》（902年），两江发刊《南洋官报》（903年），其他湘、赣、川、豫、皖、粤、鄂、鲁、桂、甘、浙、黔、闽和东三省相继编印《官报》，即各该省政府的机关报，仿照中央政府《邸报》的形式，报导政务活动，刊登奏折、上谕，还刊登该省各级官员的其他公牍。此外，从京师到各省，还有各衙署编刊的《官报》，如学部的《学部官报》、农工商部的《商务官报》、邮传部的《交通官报》；各省“三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劝业道）也多编印《官报》。不过，从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县日常办理公务所产生的文件数量来说，发表在《官报》上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机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于众的文件，在《官报》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牍之编入个人专集者不多，有之如黄云鹄的《兵部公牍》2卷，收入他于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时所撰拟的咨文，禀稿等三十余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负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总理衙门章京时所拟的有关对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是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时发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系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与沙俄交涉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有关文电和谈判记录。 地方官员的一般公牍编印行世的，还是以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为多≈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公牍，其后人编成《信及录》一书于929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册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卷，奏疏5卷外，书牍批札等35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卷，而公务书札33卷、批牍卷，其杂著2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超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卷，批札7卷，咨札、告示、说帖各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件。该社又访得上杭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册，计7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0卷之外，朋僚函稿20卷、译署函稿20卷、海军函稿4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卷，又电稿40卷♀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880）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2，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集又有959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卷（略去文集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7卷、电信3卷、公牍2卷v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98—920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卷，928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卷，电牍（兼收来电）80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0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首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870）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页。2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页。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下，第20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87—880）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0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喀著《岭西公牍汇存》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89—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2卷，光绪三十一年（90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873—88）历署广东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894）署理广东陆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95年第4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册，齐鲁书社98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899年9月）至二十七年二月（90年3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册，920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900）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发、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罕事新报馆民国元年（92）初出版；《民**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982年版）收录孙中山9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卷，前8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00件♀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发《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各省有些也沿袭清末之《官报》而出《公报》。虽然当时机密公文不会在这些官方《公报》上发表，但也毕竟积存了一些文件。 民国初年继续有一些公牍汇编之类的书出版，如《中华民国新文牍》、《中华新文牍类纂》、《通电汇钞》等♀些类纂汇钞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员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还是官员间的来往函电。 北洋政府官员个人的文件编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总统书牍汇集》，民国三年（94）出版；《黎大总统政书初编》，民国五年（9）普益书局出版；等等。 地方长官者有四川民政长、巡按使陈延杰的《川牍存要》（93—95），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粤东公牍辑要》（9—97），陕西省长李根源的《秦中文牍》（9—97），自民国元年（9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长等职的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等。不过为数不多，不像清末督抚那样大半有公牍编集行世。 袁世凯当政后，废府并县，知县改称县知事。他们也有印行其公牍的，但为数不多，大抵为自我宣传其政绩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莱阳录》即如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后爆发“二次革命”，继之以“护国”、“护法”，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也留下不少公务文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4卷，内收93—98年孙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数是和反袁、护国、护法有关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4年版），曾业英编，其中有关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的文件。又梁启超的《盾鼻集》、唐继尧的《会泽首义文牍》，皆为“护国”之役的有关公牍史料。唐继尧的《会泽靖国公牍》，则为“护法”时期他乘机向四川进攻前后的文件。 海关档案及其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在处理各种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档案。其中有各种报告、咨、呈，以及大量的来往函电♀些文件的形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关起，直到民国年间。它们过去一直由各海关作为档案自行保存着，解放后被我们接收过来，称之为海关档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关总署的档案。 海关档案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政府机构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电，和我们前述的咨札函电一样，也应属于近代各级官员文书之列№一方面，中国政府虽派有海关监督，而实权操在“募用”洋员税务司之手。海关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的办公文书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虽有汉文的，但为数不是很多。所以，海关档案又与一般中国政府官员的办公文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在公牍领域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对海关档案进行整理编译，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辑，包括中法战争、缅藏问题、中葡里斯本草约、中日甲午战争、英德续借款、义和团运动、庚子赔款、近代邮政、辛亥革命、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等个专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历次大事件，在海关档案中无不有所反映〃过出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洋员之手的这些文件，使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得以从某一侧面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事件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阴谋活动和真实意图。 九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陈霞飞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874—907）》，分为9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赫德与金登干往来信件3528封，电稿449份，另附赫德与其弟赫政往来电报42件。赫德，英国人，从83年到908年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达45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亲信，874年被赫德派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历时34年♀些函电指示了许多迄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详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记录。 第三节典章制度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统治特点。中国近代包含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时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有属于封建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也有属于半殖民地的。记述清朝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资料很多，这里只扼要介绍几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专书。 大清会典会典是从明朝开始修撰的，它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会典”、“会要”名称不同，内容相似，都是当时现行制度的总汇。 《大清会典》从康熙朝开始编撰，雍正朝又续修，主要是将清朝开国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度化，便于官员遵守，提高统治效能￠有典有例，典例结合。典是正文，不能变。例是则例，是对典的补充或说明，是可以变通的‖隆朝第三次修订，以典例合辑，使“典例无辨”，谕令将典和例分卷纂辑。嘉庆朝第四次重修，在《会典则例》基础上补入逐年事例，改名为《会典事例》，又增修《会典图说》。 嘉庆以后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都没有续修会典，直到光绪十二年（88）才开始第五次重修♀次修纂主要以历朝实录及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和各部院则例为依据，先由各阁部院府守监等各该衙门起草，最后由会典馆总汇。其断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绪二十二年（89）。光绪二十五年（899）书成，计《光绪会典》00卷，《会典事例》220卷，《会典图》270卷。光绪朝修的《大清会典》是清代五朝会典中最详尽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庆以后有关典制的新内容，也补上了前此历朝会典之不足÷增的有咸丰十一年（38）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补充的有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会典》和《乾隆会典》未收，《嘉庆会典》收而不详，《光绪会典》弥补了这个缺陷。 在记述各衙署典制时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首列最高长官的职掌，并对其职掌范围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详加解释，然后分列所属机构、官员、职掌、编制等。例如吏部，首记尚书、侍郎，“掌天下文职官吏之政令”；再记所属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的官员设置并详叙其职掌。以下详列全国地方文官及其职掌。 本书有光绪二十五年（899）成书的清缮本，二十八年（902）石印本，三十四年（908）商务印书馆据原写本的影印本，该馆后又将影印本收入《万有文库》。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是将典和例编为一书的，《乾隆会典》起典例分辑，“以典为经，以例为纬”（奏定凡例），以后遂成定制。《光绪会典事例》是清代诸会典中保存典制方面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会典事例》也是以各衙门（缺军机处）为纲，其次序，完全照会典。 在每个衙门下，又分若干目，目下又有细目÷例辑录的是清朝开国至光绪二十二年（89）前的有关谕旨，按不同的部门、事类、逐年排比，主要说明现行制度是经过怎样的“因革损益”而形成的。例如内阁，分建制、典礼、职掌三目；建制一目又分内三院沿革、设官二细目；职掌一目又分进本、票拟、票拟加签、御门进折本、巡幸发递本报、勾到、收发红本、收存揭帖、颁发书籍、收存副本、恭拟谥号、撰拟制诰、撰拟匾额字样、承宣谕旨、记载纶音等27个细目。每目之下，将有关该项制度因革变化的谕旨按时间先后扼要列出，清楚明白。 但是，会典和事例都只记到光绪二十二年（89）；鸦片战争后新增机构只辑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嫌简略。光宣之际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事在本书修成之后，便都没有记述了。 光绪《大清会典图》，沿嘉庆《大清会典图说》，有图有说明文字，又有所订正和增益。计天文图32卷，从《嘉庆会典图》之57图增至333图；冠服图20卷，从2图增至285图；礼图30卷，从227图增至28图；舆卫图4卷，从82图增至24图；乐图（包括谱表）2卷，从84图增至38图；武备图卷，从248图增至3图；舆地图32卷，33图，完全是新增的♀些图说，主要也还是记录清朝典制，但有些具体事物仅靠文字不易说清楚，绘图再加说明，便可一目了然了。 舆地图是新添的。计全总图幅，百里开方的各省全图27幅，五十里开方的府和直隶州图335幅，皆有文字说明。惟缺基层州县图，这是自嘉庆《大清一统志》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绘制地图，比上次绘的好一些♀些图是行政区划图，可与《会典》之记各省府州县职掌部分对读♀些图，详水而略山，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比较详细的全国河流图。 清修《文献通考》清乾隆时，继杜佑《通典》、衷《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由政府组织人力先修《续文献通考》，继修《续通典》、《续通志》，并另修清朝（原称皇朝）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以上六书至乾隆五十年（785）陆续完成，其中《清朝文献通考》对研究清代典制最有参考价值。 《清朝文献通考》，300卷。内容主要记有努尔哈赤始建后金国起至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清代制度，分2门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群祀考、宗庙考、群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 此书记的虽是清代前期事，但由于到乾隆后期，清代典制已经过百余年的调整而基本定型，以后大都遵行不变，所以此书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制度仍是重要的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所记止于乾隆五十年，嘉道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激烈变化，典章制度也不能例外。单靠《清朝文献通考》来了解清代典制已远远不够，刘锦藻编纂的《清代续文献通考》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先着手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计划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78—904）间事，宣统二年（90）完稿。第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刘锦藻遂又补辑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905—9）事。共400卷。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除仿照《清朝文献通考》之2门外，对清政府在近代采取的新措施新制度用两种办法补入一是附入已有各门，一是另增新门类“者如银行、海运附于国用考，厘金、洋务（鸦片）附于征榷考，团练、练军、巡防队、海军等附于兵考。无可附入者，另列新门类，计有外交考包括交际、界务、传教、条约4目。 邮传考包括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5目。 实业考包括总务、农务、工务、商务4目。 宪政考不分目。原2门加新增4门，共30门。对了解近代洋务运动及光宣间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等，尤为不可缺少的系统资料。 类似的书还有《皇朝掌故纂编》00卷鄞县张寿庸等编。分内外编，内编以帝系冠首，以吏、户、礼、兵、刑、工六官为纲，分述各部规制♀编以外务部为纲，以各国立约年月考弁首。本书有光绪二十八年（902）求实书社铅印本，错讹太多。 《清史稿》志《清史稿》中记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志有种，共42卷。志是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通、邦交。 《清史稿》编纂工作组织得不好，完稿后未认真复核，又仓卒付印，以致存在不少问题。如职官志竟缺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这是重要疏漏。《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记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典制的有政府公报、年鉴及公布的各种法令规则，但很分散，也不易找到。目前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这时期典制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此书上、下两册，钱实甫著，中华书局984年出版△者在本书例言中说“本书主要说明民国元年（92）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开始，至民国十七年（928）六月张作霖逃出北京为止，前后共计十六年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简称为‘北洋官制’。”“南京临时政府、护**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等，虽不属北洋政府的范围，但这些政府大都存在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多或少各有一些不能完全割断的联系（特别是‘法统’上的关系），所以在本书内也一并说明，以便参考。”本书对每个政治机构的说明，既注意其职掌的性质，又不忽视其历史的变化，既详尽，又全面。此外，可与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互相参用。 第四节私家著作私家著作所记载的是私人的活动、感受、见闻、议论等，能够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许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记述官方事务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后的追述，与事发当时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事后下笔，可作综合叙述并评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远，私人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专著、诗文集、信札、日记，以及野史笔记等，并各具特色。 专著近代专著为数不少，大体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大类。 记事专著有魏源的《圣武记》，内容却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者眼见鸦片战争失败，感愤时事，藉此书以抒发如何图强御悔的思想，当时影响颇大。 近代大事头一件是鸦片战争。记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以上三书的作者都未出国门，故所记外国情事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了解外国情况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两部著名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书博大，徐书谨严。虽仍有对外国情况叙述不尽准确之处，但在闭关一百多年的中国，使国人开始得以窥见外部世界，其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次起义**是被清朝镇压下去而结束的，统治阶级方面为此而编撰的书很多。记事首尾齐全的先后有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为湘淮军“记功”的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钱勖的《吴中平寇记》、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等。记左宗棠进军陕甘、收复新疆的，有易孔照等编的《平定关陇纪略》、黄丙煜等编的《戡定新疆记》等∠述诸书，《湘军志》文字雄劲，间有直笔，最有名。《湘军记》记叙更详赡。其他则率由军中幕僚引录有关谕折文报按时间顺序连缀而成。又有记各省区战事的专书，主要有张曜主编的《山东军兴纪略》，尹耕云主编的《豫军纪略》，罗文彬、罗秉恩编的《平黔纪略》。 记中法战争的有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记戊戌变法的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李膝的《庚子国变记》№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光绪一朝清廷大事。 有关辛亥革命的记事专著较多。孙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8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动之作∞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事自894年兴中会成立起，至925年止。其他如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则是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记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曾毅的《护**纪事》，马震东的《袁氏当国史》，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记张勋复辟的有许指严的《复辟半月记》、天悔生的《复辟之黑幕》等。 记言专著有《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写于8年的政论，影响颇大。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撰。本书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时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 《盛世卧》，郑观应著。此书对戊戌维新运动影响较大∠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收入此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戊戌维新造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 《变法通义》，梁启超著。89年发表于上海《时务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仁学》2卷，这是谭嗣同的哲学著作。899年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来全文出版成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收入此书。 《訄书》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会思想论文的结集。初刻于900年，计50篇。后又重订，删去一些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的论文，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计3篇，另有“前录”2篇，904年于日本出版。94年更名《检论》，2篇，另有正文附录7篇。比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发展的脉络∠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书。 《革命军》，邹容著。903年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 《警世钟》和《猛回头》，陈天华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天华集》。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本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著作，写于97—99年，后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诗文集近代文人的诗文集很多，难得有精确统计。有的学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存目计算，清人诗文集约有.5万种，这还不是完全的数目。其中，属于道光朝以后的在半数以上。至于民国年间属于近代的诗文集有多少，尚无统计，其下限也不易确定。 诗文集中的诗和文，一般都是分开编辑的，我们这里也分开谈。 文集不同于专著，是把作者不同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诸篇文章编在一起的。其内容的特点是散，杂。因为文集内容散而杂，所以也难有概括其内容的题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号，如龚自珍的《龚定庵文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贺涛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录》等，为数较少。大多数冠以作者的书斋或住所的名称，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文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邵懿辰的《半岩庐遗文》、潘曾莹的《小鸥波馆文钞》、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方浚颐的《二知轩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编》、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叶昌炽的《齐觚庼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等，这样的题名和文集内容并无联系。至于现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直书作者之名，如《龚自珍文集》、《魏源集》、《何绍基诗文集》、《郭嵩焘诗文集》等，一看便知是谁的集子，对于读者是方便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新文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抱着挽救民族析的迫切志向，写文章，作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先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小册子单行，而后才汇编成集。如谭嗣同、刘光第、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陈天华、章炳麟、禹之谟、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锷、马君武、熊箱等人的文集，近年来已陆续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政论文章♀类政论的文章，就其内容之丰富和影响之大来说，可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文的《孙中山全集》为代表。 诗集，常常和文集合编在一起，如刘蓉的《养晦堂集》、戴望的《谪麟堂遗集》，内收文集，也收诗集。又有书名“文集”，但里面也收诗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斋文稿》、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皆收有诗集～集单行的也很多，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张维屏的《松心诗集》、张际亮的《思伯子堂诗集》、金和的《秋穗吟馆诗钞》、黄遵宪的《入境庐诗草》、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康有为的《南海先生诗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张謇的《张季子诗录》等。词，有附编在诗集之内的，也有单行的。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也就日益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从而产生充满爱国主义**的大批诗篇。阿英辑有《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等，收录爱国诗歌甚多。 有一类可以称之为“纪事诗注”体的诗，多为五七言律绝句，于字句间加注，或于题下加叙，或于每一诗后附以较长的说明。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对鸦片战争时期江浙战场清军之腐朽乖戾有具体揭露。如记太平天国时事的有佚名的《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海虞（踌）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等。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驴背集》、高树的《今銮锁记》、龙颙山人（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洪寿山的《时事志略》等□成禹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注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许多史事。后来又有张伯驹撰《续洪宪纪诗补注》。 书信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早已编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其总量是很大的。近代书信编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种情况。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内容有许多是说经论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中，书札很多，单编为多卷。 书信编集单行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左宗棠的《家书》，李鸿章的《尺牍》等。 后来陆续出版的书信集，多是作为商品或史料编印出来的。如《何桂清等书札》、《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信稿》、《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左宗棠未刊书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荣禄存札》等。近代印刷技术进步，有些书札是影印的，如林则徐致刘建韶（闻石）的《林文忠公尺牍》（北京懿文斋本）、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则徐书札手肌》、《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于式枚拟稿李鸿章审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名人书札》等♀样的影印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写信人的手迹，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书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单位）所藏书信稿编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编印成集的，不过这类搜集整理的书信单独成书的少，大多编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李有明等编的《刘光第集》、汤志钧编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来的书信。 不论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当时并不公之于众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们最为注意的，是那些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与8年“辛酉政变”有关的《热河密札》，是咸丰皇帝死后，有人从承德行宫向北京发出密信，报告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和企图揽权的皇太后之间的冲突。又如《袁世凯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张勋藏札》等，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事件中的里层情况。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开信，例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以给康有为公开信的方式来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的。又如孙中山的《讨袁宣言》，也可以说是直接诉之于公众的公开信。 还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遗书，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给家属、朋友、同志的，如《吴樾遗书》、陈天华的《绝命书》、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致父书》等，充满爱国**，令人感动。 总之，我们要注意各类书信的特点，并要了解这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事、以什么方式、写给什么人的，了解了这些才能知道该信的性质，才能判断该信内容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或有哪些是真话，然后才能准确地评估其文献价值。 日记近代知识分子，很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自己日锄活的记录，大多是为自己备忘而不供别人看的，所记的是当日的行事、见闻、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实性、原始性。 公开印出来流传的，较多的是记行程的日记。当时在士人和官员中有一种风气，一上路就写日记。赶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写日记，可以出示亲友或印出来馈赠亲友♀类日记主要记沿途所经的山川名胜，间及风土人情，有的也要记及这次旅行的任务。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遣戍新疆时从西安到伊犁的日记，是由他的后人在光绪三年（877）刻印出来的。不过据《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92年出版）所收这段日记的原稿对勘，可知刻印时颇多删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学政，几乎无例外地要写日记。如潘祖荫《秦輶日记》，瞿鸿《使豫日记》和《使闽日记》，皆只记行程，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吕佩芬《湘轺日记》，除记行程外，并记考试诸事。 考生赴试的有，云南新平举人马太元的《北游日记》。官员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887年）入都纪程》，记由黔川陕晋北上；碑《辛卯（89年）侍行记》，随其父陶脑陕入觐又赴新疆巡抚任♀两种日记，详记沿途山川道路等情，并予考订，号称博雅之作。 还有其他出差日记，如聂士成的《东游纪程》（893年），李树棠的《东缴纪行》（898年），皆自天津至黑龙江的往返考察日记。 近代中国派员出国考察或派出驻外使臣及其随员多有日记，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搜集整理，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已出第一辑0册，收3种，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记，记有斌椿《乘楂笔记》、志刚《出使泰西记》、张德彝《航忽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此外尚有黄山书社出版的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还有一类专题日记，是专记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记』片战争时有张喜奉派赴英舰接洽议和的《抚夷日记》，曹晟记英军陷上海的《夷患备尝记》，朱士云记英军陷镇江的《草间日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日记更多。如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难述略》，记咸丰三年（853）太平军克庐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济《小沧桑记》，秀水（嘉兴）沈梓《避寇日记》，皆记咸丰十年（80）太平军东下苏浙等地情况。中法战争时期，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日记，以北京、天津为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卷记事》，不只记“拳匪”，且记八国联军；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系教民，记避入使馆被围困情况。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阁《庚子日记》、高楠《高楠日记》等，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 多年连续不断的日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记，记录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备，最有价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记主要有《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其中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抗英国侵略期间的日记最有价值。《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840—849）李星沅历官豫、陕、川、苏、云南、两江监司、督抚的日记，所记颇详。曾国藩日记，先有809年据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95年台湾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近年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日记》部分据以上两本校点排印出版。《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980年版。他的日记自咸丰五年（855）起，至光绪十七年（89）止（缺三段约39个月）。翁同龢日记，925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近年编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出版标点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记》。起咸丰八年（858），至光绪三十年（904）逝世止，前后4年（只缺咸丰九年四月以后9个月）№有《军机处日记》，为他第一次充军机大臣时（883—884）的办事备忘手记，有938年影印本，现亦校点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记》中。《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830—90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87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90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记事比较周全，内容丰富。 还有些常年日记，作者并非身居要职的达官显宦，但所记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别是数十年不断，遂亦为世所重♀样的日记有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852—85）和《能静居日记》（858—889）；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83—889）；《赵缦堂日记补》（854—82）；《郇（荀）学斋日记》（889—894）；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89—9）；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870—97）；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仅存光绪十九年至三十四年（893—908）间的十年的日记。 宋教仁的《我的历史》，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日记，起904年0月30日，迄907年4月9日（缺905年9月22日至2月），多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920年在宋氏故乡湖南桃园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陈旭麓主编之《宋教仁集》，中华书局出版。 还有一些从常年日记中分类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编次的有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样的分类日记其好处是便于按类查找材料。 野史、回忆录、笔记等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顾某一历史事件中的经历之作，凡属个人经历的，就是回忆录，也有于个人回忆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这类野史很多，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大都已能择要稍作介绍。苏庵道人（杨綮）撰《出围城记》（《鸦片战争》第3册），作者镇江人，此文记鸦片战争时英军陷镇江事，于乱离之状言之甚悉。 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陈思伯撰《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号），作者在武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军北伐进至天津附近，又40年后写成此文，这是从太平军内部记述北伐全过程的回忆录。 李召棠撰《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号），作者是安徽贵池人，是他在当地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写的回忆录。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900）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00多篇，编为册，9至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00条。《梦燕亭杂记》2卷，陈燮龙著△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98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2卷，又《四笔》卷，陈康祺著。此书记述清初以来掌故，属于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猎书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处，文字亦随手变动，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较差。《花随人... 2 另外，山西省的霍山以南和河南省的洛阳以西，亦属此类型的分布范围。以宗周丰、镐和歧邑周原为重点的泾渭地区是西周王朝的腹地，也是先周文化滋生与繁衍之地。在先周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了商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因素发展起来的西周文化，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山西省南部的临汾盆地原来是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大约到了商朝未年，先周文化已经向此区域扩展，并逐渐地取代了晚商文化的地位。西周初年，唐叔虞就封于此，与宗周丰、镐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此地形成的晋文化也具有比较浓厚的周文化风格。至于包括南虢在内的河南省洛阳以西地区，因处丰、镐与洛邑两都之间，其文化与宗周相似也是可以理解的。 东方类型文化分布可分三个地区一是洛阳以东黄河两岸的河南省中部地区，周之畿内地，西周未年郑亦曾迁封于此二是燕山以南、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西半部和河南省北部、东部以及山东省西南部地区，是燕、卫、宋、曹等国封地；三是山东半岛及其以南地区，主要是齐、鲁二国封地。这三个地区在商朝后期都在商朝直接统治范围之内。商朝覆灭后，商文化却一直在东方保持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周文化虽因分封而到达东方，但还不能完全取代它。所以东方类型，尤其是在以上第二分布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晚商文化的延续，而商、周两种文化则经过了长时期的融合过程，直到东周时期才逐渐完成。 南方类型西周时期，由于不断的征伐战争和分封诸侯，周文化势力已逐渐伸入到长江流域，而且居于统治地位。从考古材料来看，周文化向东南扩展的路线有二一是顺汉水而下，直至湖北省境内，所谓“汉阳诸姬”的文化即其代表。二是顺淮水而下，从河南省的中部直达安徽省的江淮之间。以上两个地域，在商末周初之时曾是荆蛮、淮夷之地，其文化一直受商文化的影响。周文化势力进入之后，逐渐取代了晚商文化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以周文化因素为主体的商、周和当地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合体，两湖地区的楚文化和安徽江淮之间的群舒文化正是从这种融合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参考书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979年。东周文化类型及其分布地域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己完全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力，各诸侯国经济迅速发展，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列国文化亦随之形成。从考古学上来区分，主要有以下七种文化。 秦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和甘肃的泾渭流域。早期的秦文化包括在先周文化和西周文化之中，近年来通过甘肃东部的调查和发掘，已初步区分出来。西周灭亡之后，秦人不仅兼并了原属西戎诸族之域，而且接受了宗周腹地。秦文化是在西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又掺入了戎人文化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秦文化独有的某些特点。 晋文化春秋时期，晋国是较早发展起来而势力最强的诸侯国，陆续兼并了其邻近的许多小国，其领域已不限于山西南部，而已伸展到山西西部、东部和霍山以北、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北西南部等地。战国时期，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国，即所谓“三晋”，更兼并了原属周、郑、卫、宋等国的属地，占据了全部中原地区。晋文化战国时又称三晋文化，是在周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商文化和戎狄文化发展起来的，它又可看作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蒸文化以北京市至河北易县为中心分布地区，其北己越过长城，远至辽东，其南包括京、津、唐地区直至河北省的唐河流域。在先商和早商时期，这里主要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也包括其与商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带；晚商至春秋之时，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逐步北移，燕文化势力乃逐步伸展，直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燕文化在西周时期属于东方类型，即以商文化因素为主，在其与西来的周文化融合过程中，又吸收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某些成分，发展成为东周时期显具北方特点的文化。 齐鲁文化齐、鲁二国同居东海之滨，齐鲁文化在西周属东方类型，在山东地区，除了始终保留岳石文化的传统影响外，商周两种文化也曾势均力敌，处于长期并存的情况，在曲阜鲁故城遗址中表现尤为明显。春秋以来，商周两种文化因素始加速融合，并受到江淮地区文化的某些影响，形成独具东方风格的齐鲁文化。战国时期，鲁国衰落，齐国占领了山东省的大部和河北省的一部，齐文化亦随之扩展了其分布范围。 楚文化东周时期，楚国侵地最多，幅员最广，除了长江中下游各省外，还伸展到了陕西、河南和山东等省的部分地区，这给楚文化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楚文化的构成甚为复杂它是在继承了深受商文化影响的荆蛮和淮夷等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又不断吸收了大量中原文化和少量越、巴蜀等文化因素融合而成为具有显著南方特点的文化。 吴越文化考古发现证明，偏处东南的江浙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了较高的文化，且与黄河流域有过文化交流。夏商周时代，吴越同中原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文献记载，吴曾受封于西周王朝，主要领地在江苏省的长江两岸；传说越是夏人的后裔，主要居于浙江省境内。吴越文化是从本地区原有文化如猢熟文化（或土墩墓文化）、马桥第四层及其上层以及昙石山中、上层等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商周文化的先进因素发展起来的。吴越二国的历史都比较短暂，吴灭于越，越又灭于楚，但其文化却有很强的生命力。特别是越人的文化传播甚广，除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外，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南部也都是其分布范围，其影响所及，更远至台湾、香港等地区。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本是两种文化，各有其不同的来源和分布地区，但在东周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两者都比较集中分布在四川省境内，文化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合称为巴蜀文化。成都附近广汉、新繁等地发现的东周以前的青铜器时代文化，其中有些文化因素与复商周文化相似，说明其与中原地区曾有过交往。古文献记载，在周灭商的战役中就有蜀人参加，这种文化有可能就是蜀文化的早期形态。 参考书目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载《文物》98年4期。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988年。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988年。 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见《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7年。 图五夏代诸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边远地区文化夏、商、周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建立的国家，在夏、商、周帝国的外国还同时存在其他许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方国等。尽管他们同夏、商、周王朝有着多种关系，但其所属考古学文化并不是夏、商、周文化。现在依地区分述于下东方地区商周时期，山东全省几乎都是在商、周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 在夏代，山东省境内则是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及其后的岳石文化。这两种文化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及其后的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风格都大不相同，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夏文化或先商文化。从时代和地望来看，它们有可能就是东夷及其祖先的文化。 图六山东省岳石文化石器与陶器.石刀2.石斧（泰安县出土；余皆平度县东岳石村出土） 3.陶器盖4.陶皿5.陶豆.陶尊7.陶簋8.陶瓦足器北方地区在河北省北部、北京市、辽宁省西部、山西省北部、中部、西部、陕西省东北部以及内蒙古南部曾经先后分布有图七夏家店上层文化（—4）与夏家店下层文化（5—9） 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5.陶鬲2.铜鬲3.7.石刀4.骨镞.折腹陶盆8.细石器9.铜耳环。 （、3系辽宁省赤峰市夏家店出土；2、4、5系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出土；、7系辽宁省北票县丰下村出土；8系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出土；9系河北省唐山市小官庄出土）四种文化偏东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其后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偏西的是光社文化，在此之前主要是河北龙山文化晚期。这些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同时期诸文化部有相互交往关系，其年代大体相当于复、商、周时代。当时北方地区民族复杂，史籍上往往统称之曰狄或翟。若细分之，则肃慎、孤竹、山戎、鬼方、燕京之戎、ǎ狁以及甲骨文中所见之土方、■方等等都曾活动于此范围之内。如何把这些古族同上述考古学文化对应起来，则是今后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图八西北地区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陶器.甘肃省临洮县出上的辛店文化彩陶罐；2.甘肃省临跳县出土的寺洼文化陶罐；3.甘肃省民勤县出土的沙井文化彩陶罐。 西北地区陕西省北部、内蒙古西南部和甘肃、青海境内从来是多民族地区，古代文化也多种多样。这时期的古代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齐家文化，其年代已到了夏代。随后在甘肃兴起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分布范围已蔓延至邻近几省，且与周文化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主要属于羌人的文化。羌姜本属同源，羌人文化应该就是构成先周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姜人文化。史籍又屡称西北诸古族为戎，姜亦称姜戎，因此有的学者直称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为戎人文化。 南方地区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古史记载较为缺乏，长期以来，皆以为开发较晚，古代文化落后，通常统称为蛮。现在，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引起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对于广大南方的古代文化不得不重新加以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方普遍发现了商周青铜器。近几十年来，除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比较接近于中原的地区屡有出土外，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更为偏远的地区也有发现。这些略具南方特点的青铜器，其工艺制作水平并不亚于中原，有的甚至较中原者更为精湛，代表了很高的文化。 近年来，通过各地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进一步证明了上述青铜器文化大都是在本地产生而又不断地吸取中原文化的先进技术发展起来的，例如湖南北部以石门皂市遗址为代表的商周时代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安徽江淮间夏商时期文化，安徽、江苏长江沿岸的湖熟文化（或土墩墓文化），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及其上层文化，福建、江西以昙石山中、上层为代表的文化以及广东北部石硖中、上层文化等等都有这些特点。 参考书目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陆篇，文物出版社，980年。 李伯谦《试沦吴城文化》，载《文物集刊》3期，文物出版社，98年。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见《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98年。 第三节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半个多世纪以前，通过殷墟发掘，证实了商代后期已达到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期。当时有的学者推测中国青铜器时代的滥筋期大率相当于商代前期。到了五十年代，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商代前期遗址发现了，随后并在郑州以及全国其他同时期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商代前期的这些青铜器，若与商代后期的相比，则表现出明显的早期特征例如器制比较轻薄，花纹比较单调，造型多直接脱胎于陶器等等。但是，当时青铜器的使用已非常普遍，且器形种类繁多，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绝非处于青铜器时代的原始阶段。 比商代前期更早的青铜器终于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了。这些青铜器中有工具、武器，甚至出现了容器，但数量不多，器形种类简单，且制作不精，一般不著文怖，显得比较原始。可见当时使用青铜器还很不普遍，也许掌握铸造技术还不是很久。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来，在甘肃、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马厂类型文化和龙山文化等遗址中也有铜器发现，多半是红铜器。这些铜器尽管发现的数量极少。且大都是小件器物，但其分布如此广泛，至少说明黄河流域在二里头文化以前人们已经开始掌握制造铜器的技术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青铜时代萌芽于龙山文化时期；肇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发展于商代前期成熟于商代后期和西周早期。西周早期以后，中国青铜时代似乎又从盛期逐渐走向衰期。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在数量上虽有所增加，但往往制作不求精工，花纹渐趋草率，器制轻薄简陋，尤以明器为甚，与前一时期那种制作精巧、花纹富丽堂皇、器制凝重结实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中国青铜时代至此已经接近尾声。然而，中国青铜工艺之花并未从此凋谢殆尽，从春秋中晚期开始，特别是战国时期，又开出了奇葩，出现了一批批造型优美、花纹精细的青铜器佳作。不过，这种新奇现象的出现，是同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分不开的，因为当时已进入另一个时代——铁器时代。 我国铁器出现很早。七十年代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和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各发现了一具铁刃铜钺，其年代约相当于商代前后期之际。这两件铁器都是用陨铁锻打而成。陨铁即陨石铁，在地面上本来少见，很难获取，故不可能广为利用以制作铁器。铁在生产中产生巨大作用是在铁矿石冶炼技术发明以后。从湖南长沙、江苏和河南新郑等地发现的一批较早的铁器证明，在春秋晚期或更早一些，人们已经掌握了冶炼生铁的技术，从而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到了战国中晚期，由于冶铁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推广，铁器的使用日渐普遍，铁器工具终于取代了青铜工具，标志着中国铁器时代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书目郭沫若《青铜时代》，新文艺出版社，952年。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载《考古学报》975年2期。 邹衡、徐自强《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整理后记》，文物出版社，98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旱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98年3期。 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图九商周时期的农业金属工具.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铜镈；2.湖北省圻春县毛家咀出土的西周早期铜臿；3.江苏省县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铜臿；4.湖南省长沙市识字岭出土的春秋晚朗铁臿；5.河南省辉县固围村出土的战国中期铁口犁。 我国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开始，就兴起了农业。经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继续发展，到夏商周时期，农业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来源，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 根据考古发现，可以把夏商周时期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时的农业生产状况与龙山文化时期的差别还不是很大。生产工具大都是石、骨、蚌器。掘地工具多用铲，收割工具网铚和镰；另外也发现有木耒痕迹。目前还没有发现青铜农具。谷物加工器具有两种一种是里面有沟槽的研磨陶盆；另一种是石制的臼和杵。贮藏粮食除了用大型的陶瓮以外，也开始使用深窖穴，但不很普遍。在日用器皿中，酒器比较常见，如陶觚、爵（也有铜爵）、鸡彝（盉）、罍等，且往往成套用于随葬，说明当时饮酒比较盛行。酿酒需用粮食，社会上盛行饮酒，消耗粮食必然增多，从这个侧面也可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较龙山文化时期已有所提高。 中级阶段，自商代前期至东周早期这时在农业生产上已取得两方面的进步一是生产工具的改进；二是生产规模的扩大。 在生产工具方面，商周时期虽然继续使用石、骨、蚌、木等掘地工具和收割工具，但同时也使用了青铜臿和青铜镈（铲）。这两种青铜农具，在湖北黄破盘龙城早商遗址、河南安阳殷墟晚商遗址、山西曲沃曲村西周遗址和河南洛阳西周墓葬、陕县上村岭两周之际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可见其分布范围很广，沿用时间很长。不过，目前发现的数量还不是太多，这是因为青铜器用坏后可以回炉再铸，不象石骨器用残后任意扔弃，故不易发现。青铜工具的使用应该是促使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生产规模的扩大是同大批使用奴隶劳动密切相夫的，这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在安阳殷墟宫殿遗址区内属于王室贵族的一个窖藏圆穴里，曾经发现四百多把有使用痕迹的石镰刀比较集中地堆放着。王室贵族本不劳动，决不会自己使用这些镰刀，而应该是由他们分发给劳动者使用。劳动者连这种简陋工具都不曾掌握，可见他们只能是奴隶，而且人数还不是很少。当时的统治者正是利用众多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才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高级阶段，自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这时期，由于冶铁术的发明，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在长沙、洛阳等地发现的较早的铁器中就己出现农具臿和镈。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发现的工具陶范和河北兴隆发现的一批铁范，说明战国中晚期已掌握了比较熟练的铸铁技术，能铸造各种农具，如臿、镈、镢、耙、镰刀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发现的铁口犁，证明当时中原地区确实已使用了牛耕。有了这些其坚硬程度远非青铜器可比的铁器，完全可以淘汰原始的石、骨、蚌、木器；有了牛耕，更可代替用人力踩耒耜的劳动。这样，就为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和进行深耕细作创造了物质条件，而在农业生产上引起了一场技术革命。 参考书目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科学出版社，959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979年。陈文华《试论我国农具史上的几个问题》，载《考古学报》98年4期。王贵民《商代农业概述》，载《农业考古》985年2期。 手工业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夏商周时期的手工业逐步地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手工业内部继续进行愈来愈细的分工，出现了多种专门行业，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了。从考古材料上看，当时的手工业主要有以下几种铸铜业青铜器铸造是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一种手工业。在二里头遗址中曾经发现熔铜的坩锅残片、陶范残片和铜渣等，说明当时已开始在本地进行铸造。商周时期，铸铜业迅速发展。例如郑州南关外和紫荆山一带的早商铸铜遗址、安阳殷墟苗圃等地的晚商铸铜遗址、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以及侯马东周铸铜遗址，都是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只要分析一下商代后期《司母戊方鼎》的浇铸情况，就可具体地了解到当时铸铜生产的一斑。现在发现晚商的铸铜工具是一种命名为“将军盔”的特制陶器，每器可熔铜十二·五公斤。而这个大方鼎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则至少需要七十个“将军盔”同时熔铜进行浇铸。如果每个“将军盔”旁有三四人操作，则共需二百人以上。但浇铸只是铸铜过程中的一个工序，若再加上制模、翻范、修饰、运输、管理等，所需工人当然更多。由此可见，当时拥有数百名工奴的手工业作坊是确实存在的。 当时青铜产品种类繁多，常见的商周铜器有鼎、鬲、甗、簋、簋、簠、敦、豆、觚、觶、爵、斝、鸡彝、盉、卣、尊、觥、罍、瓿、盘、匜、舟、鑑、壶、铙、鐘、鼓、于等礼乐器，戈、矛、戣、钺、剑、匕、镞、弓形器等兵器，轭、軎、辖、镳、衔、銮等车马器，臿、镈、刀、斧、斨、凿、锯等工具以及镜、带钩等生活用品。这些铜器，形制用途各不相同，铸造技术极为复杂，没有为数众多而且有专门技术的人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 烧陶业夏商周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陶器需求量的增大，陶器的生产量也迅速增长。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大抵是继承龙山文化而来，惟品种稍有增加。商周时期，烧陶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在郑州铭功路西侧，曾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烧陶作坊遗址在约一千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陶窑十四座，与烧陶有关的房基十余座。从出土的陶坯、陶器和陶片来看，这个作坊大概是专门烧制盆、瓶之类的，说明早商时期陶器烧造业的内部已经有了固定的分工，其产品是为了交换。这种直接为交换所进行的陶器生产，显然是一种商品生产。到了东周时期，陶器的种类显然减少，无论生活用器和随葬明器，一般都是鬲（或釜）、盆、豆、罐几种，而且器形规格颇为一致，这应该是产品进一步商品化所表现出的特征。 制骨业骨、角、牙、蚌器甩途很广，生产、尤其是生活各方面都很需要，当时也有专门作坊进行生产。在郑州紫荆山一带发现了几处早商时期的制骨遗址，从出土的成品和半成品来看，可知这是以制造骨替和骨镞为主的作坊。殷墟北辛庄发现的晚商时期的制骨作坊则是以制骨笄为主。周原云塘西周制骨作坊遗址规模也比较大。类似的制骨作坊遗址，在东周时期的各大部城遗址中也都有发现。这些作坊同样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其产品的销售对象应该是一般居民。骨器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工艺品，如仿礼器的骨牙容器和其他精制的雕刻品等，往往出自贵族墓葬，并非一般居民所能使用，应该另有技艺高超的专人制造。 当时的手工业，除了以上三个主要部门外，其他还有玉石业、漆木业以及纺织缝纫业等，各行皆有专业，各专业内部可能还有更多的专工。至于冶铁业乃是东周时期的一种新兴手工业，到战国中晚期才逐渐发达。 货币由于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专门生产某种产品的作坊的兴起，必然引起交换的扩大。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形态也不断变化。春秋中晚期以前，可以确定为货币的只有海贝一种。在二里头文化中有关贝市的材料还不多，而在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用贝作为货币随葬则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在郑州白家庄的一座中小墓葬中就有殉贝四百六十枚，殷墟妇好墓殉贝更多，达六千多枚，一般小墓也殉贝数枚至数十枚。西周墓葬殉贝的情况也很普遍。可是到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中原地区一般小墓殉贝就比较少见了。这是因为金属铸市的兴起，海贝已逐渐失去货币的作用而被淘汰了。 我国金属铸币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无定论。殷墟曾发现铜贝，但只有三枚，尚不足以说明商代已有铸币。山西保德林遮峪相当于商代的墓葬中曾发现铜贝一百零九枚，但该墓不属于商文化，也不能说明中原地区流行铜贝。有的学者认为商周时期的铜镈（铲）就是镈（布）币。铜铸作为早期进行交换时的媒介物是可能的，但铜镈本身仍然是生产工具，并不具备货币的特点。真正具有货币的特点和职能的布币，最早在春秋晚期才见于考古材料，这就是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发现的空首布。但布币的大量铸行则是在战国时代，主要流行于三晋地区。齐、燕地区铸行的是刀币，也和三晋同样使用圜钱。楚地常用仿贝铜钱，俗称“蚁鼻钱”，同时也使用方形的黄金块，即所谓“爱金”。秦国早期的货币还不很清楚，有可能是圜钱，至秦始皇乃用以统一全国货币。 参考书目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957年。 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载《文物》959年2期。 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载《考古》97年4期。 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979年。 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见《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2年。 华觉明等《中国冶铸史论集》，文物出版社，98年。 城市的兴起据文献记载，在夏朝建立的前夕就已开始筑城。近年来，通过河南淮阳平粮台和登封王城岗两遗址的发掘，确证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已出现了城堡。这两处城堡都不大，从堡内外建置的情况来看，都还不具备城市的规模，还不能称之为城市。 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还缺乏有关城市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总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基址，按其布局和结构颇似文献所记的宗庙。《尚书大传》所谓凡有宗庙先王之主曰都，可见二里头遗址已具有王都的性质。 河南省的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山西省垣曲古城镇商城和湖北省黄肢县盘龙城都属于商代前期，这是我国最早兴起的一批城市，郑州商城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郑州商城平面呈五边形，城垣周长约七公里，横断面呈梯形，两侧倾斜夯筑，现存最高处为十米。城内东北部分布有宫殿基址群，现已发现十余座，总面积约六万平方米。宫殿皆为夯土台基建筑，最大者长六十五米尚未尽头，面积二千多平方米，可以复原为“四阿重屋”式建筑，应为王官中的大殿。紧靠城墙内有不少小型房基和少量墓葬，反映了城内住户密集的情况。 这些住户中有农户和城市贫民，也有小奴隶主。城外围分布有多处居民点，大半都是农业人口；还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建立的手工业作坊。 包括郊区在内，总面积达二十五平方公里的郑州商城遗址已联成一个整体，它高峻的城墙主要用来保卫王室贵族的宫殿，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设置，主要为了供应城市居民生活的需求。总之，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大规模城市已经基本上形成。不过，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居民中还包括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在城市经济中还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正说明郑州商城作为一个早期城市的某些特点。 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其范围与郑州商城遗址相若，但目前尚未发现城墙。以小屯宫殿遗址为中心，周围分布许多居民点、墓地和手工业作坊址，基本上也具备了一个早期城市的规模。 西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已发现不少，如洋西、沣东遗址，周原遗址，洛阳遗址，天马一曲村晋国遗址，琉璃河燕国遗址和曲阜鲁故城遗址等。目前只有燕国遗址和鲁故城遗址发现了城垣，但lt也都尚未确定当时的宫殿基址。从城内外一般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址的分布情况来看，大体同郑州商城相似。 图十陕西省歧山县凤雏村西周早、中期第号房基平面图周原遗址虽未发现城垣，却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岐山凤雏宫殿基址。这座宫殿是以殿堂为中心，周密地安排了庭、房、门、廊、阶、屏等单体建筑，把前堂和后室联成一个整体结构。就是说，把贵族的私人居处和其从事政务活动的场所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显然，这是按照当时宗法制度的需要而设计建造的，这种“前堂后室”的格调正是完整而系统的“家天下”统治思想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地方经济兴起，手工业与商业飞速发展，城市也随之出现空前繁荣的情况。这些城市有的是在西周旧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国临淄城和曲阜鲁故城即其例；有的则因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新建起来的，如秦咸阳城、楚鄙都纪南城、赵邯郸城、魏安邑城、侯马晋国都城和易县燕下都等皆是。 这些城市一般都超过了商代和西周城的规模。城墙的修筑已有明显改进，墙身皆近于垂直，两侧陡峭，城外都挖有护城河，增强了防御功用。宫殿都是高台建筑，统治者居高临下，可以监视全城。有的宫殿区更围以小城，即宫城，为王室所在。小城外的大城即郭城，是一般居民区，各种手工业作坊也集中设在城内。有的城根附近发现有深陷的车迹，说明当时车辆往来的频繁。不过，因为大城范围广阔，城内有的分布有墓群，有的甚至还有陵墓，可见还存在不少空旷荒凉之地，可以作为农田耕种。因此，这些城市居民中仍然有一部分农业人口，当时的城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特点。 参考书目马世之《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中原文物》984年4期。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985年2期。史念侮《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98年。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7年。 埋葬制度所反映的社会阶级关系根据夏商周时期埋葬制度的变化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发现的墓葬材料还不多，可分四类第一类，仅在偃师二里头发现一座，规模较大，墓室面积约二十三平方米，已被盗空。第二类，规模较小，墓室面积一般约为第一类的十分之一左右，有棺，墓底铺朱砂，随葬有铜器、陶器和玉器等。第三类，比第二类更小，主要随葬品为陶器。第四类，无一定的墓圹，个别的和兽类同埋在灰坑之中，都无随葬品；葬式或蹲或屈，或双手被捆，可能是被活埋的。 这四类不同的埋葬应该反映了墓主人不同的社会身分。第一类墓随葬情况不明；从其规模来看，墓主人显然居于特殊地位，其身分或与商代中型墓的中上等贵族相似。第二、三类中小墓都有随葬品，可见死者生前都掌握了一定的财富，但其随葬品种类多寡不同，说明他们之中还有贫富之分。其随葬铜礼器者或已接近小贵族。第四类并非正常埋葬，死者大概是用不同方式被处死的。这些人生前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已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以上墓葬的分类，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上已有明显的阶级划分，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残酷的阶级压迫。 第二阶段，早商至西周早期已发掘的墓葬甚多，而且还揭露出一批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的墓地。安阳西北岗一带是殷墟最大的墓地。这里以十三个大墓（其中有一座空墓）为中心，附近分布有大批的陪葬坑和祭祀坑，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陵园，即商代后期的王陵所在。这种王陵的建置，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帝王己高居于所有贵族之上，俨然君主了。 西周的王陵至今尚未发现，但诸侯国君的“公墓”却曾发现两处一处是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另一处是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此两处墓地都发现有大中型墓或中型墓，从出土铜器的铭文证明，其中应该包括卫侯和燕国中上等贵族的墓。大墓附近还依次排列有中小型墓群，即《周礼·春官·冢人》所谓“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几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郑玄注释为“子孙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处其前后。”这种按宗法等级关系排定墓位的公墓制度，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存在，殷墟后岗墓地即类此。 除以上贵族墓地外，其他商周遗址还发现不少平民墓地。这类墓地中没有大墓，一般都是小墓，但也排列有序，大概是合族而葬，即《周礼·春官·墓大夫》“令国民族葬”的所谓“邦墓”。按郑玄的解释“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这种族葬制本来是原始氏族社会“公共墓地”制的遗留。商周时期的万民仍然实行族葬，保持亲族关系，生相近，死相邻，以加强同宗人的团结，同时也是当时某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形式的反映。各种不同墓地的墓葬，依其规模和随葬情况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大型墓墓室多呈“亞”字形，也有呈方形或长方形者，面积都在一百平方米以上，都有椁室。随葬器物有礼、乐、兵器，并殉车马。都有大批殉葬人和人牲，多者百人以上。这类墓只在殷墟西北岗和山东益都苏埠屯两地发现过前者为商代后期的帝王陵后者为同时期东方某方国之王陵。 大中型墓墓室多呈长方形，也有呈方形者，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下，五十平方米以上，也都有椁室。目前只在殷墟西北岗和河南浚县辛村两地发现前者亦为商代后期帝王陵；后者为西周卫侯墓。随葬情况大抵如大型墓，惟辛村墓很少有殉葬人，只有号墓殉一人。 中型墓墓室多呈长方形，也有椁室呈“亞”字形者，面积在五十平方米以下，十平方米以上，椁室亦相应变小。随葬器物多寡不等，但都较大型墓为少。这种墓除殷墟外，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南辉县、洛阳、浚县、北京琉璃河、山西曲沃和陕西长安等地都有发现，墓主人都是中上等贵族。商代的中型墓都有殉葬人，个别的有人牲，少者数人，多则十余人，最多有二三十人；西周早期墓殉葬人较少，一般仅数人，有的甚至没有。 中小型墓一般商周遗址都有发现。墓室多呈长方形，面积在十平方米以下，三平方米以上，皆具棺椁。随葬器物更少于中型墓。殉葬人商墓比周墓普遍，少则一人，多则数人，但均无人牲。墓主人大抵属中下等贵族。 小型墓各地商周遗址普遍发现。墓室都呈长方形，面积在三平方米以下。有的棺椁具备，有的仅有棺，最小者甚至无棺而以席裹尸。随葬品或多或少或无，随葬铜礼器者不甚多，一般随葬陶器。也有极少数墓有殉人。这类墓主人中可能包括少数的末流贵族，也有少数一贫如洗的穷人，但一般都是自由民。 在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和小屯宫殿区都发现了大批的排葬坑，大小相似，排列整齐，显然是有计划分批埋葬的。一坑之中通常埋十人左右，有的尸骨不金，甚至身首异处，有的则与兽类或铜礼器混葬。据推断这些排葬坑应该是商代后期帝王们举行祭祀时的人祭坑。在商代前期，偶亦发现零散的人祭坑，但数量极少。这些人祭坑中的死者都是当作人牲而成批被处死的；不难推想，他们生前的地位同牲口是差不多的。至于这些人的身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他们是战俘、罪犯或是已由前者转化为奴隶，总之是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对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完全操在帝王贵族之手，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阶段，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自西周中期以来，丧葬制度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随葬铜礼器的组合上尤其明显。在商代，随葬铜礼器是以酒器为主的，可以说是重酒器的组合。从西周早期开始，礼器中酒器相对地减少，食器的比重逐渐加大，变成了重食器的组合。食器中以鼎、簋二器最为常见，且形成固定的配合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一鼎或配一簋，或无簋。从西周中期开始，成奇数的鼎往往大小相次，排列有序，通常称为“列鼎”，古文献中称之为“牢”。依礼书所记，九鼎为天子所享用，东周时的国君宴卿大夫亦用九鼎；七鼎为卿大夫所享用；五鼎为下大夫所享用；三鼎为士在特殊场合下享用；一鼎为士所享用。据此，我们可用随葬铜鼎的情况，区分本阶段的墓葬为以下四等第一等，九鼎墓周天子墓未发现。现在发现最早的九鼎墓是湖北京山宋河壩的曾侯墓，属东西周之际。春秋中期的九鼎墓可举出两座，即河南辉县琉璃阁第0号墓和新郑大墓。前者墓室面积三十五·七平方米，属中型，无殉人；后者不详。应该都有椁室和单独的车马坑，随葬礼、乐、兵器等。以上曾侯、郑伯都是一国之君，应当用九鼎。辉县墓决非卫侯、晋侯之墓，其墓主人至多属卿大夫之类，其用天子国君之礼，显然是一种僭越。 第二等，七鼎和五鼎墓西周中期末发现七鼎墓，陕西宝鸡茹家庄曾发现五鼎墓。东西周之际的七鼎墓在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发现一座，即唬太子墓。同墓地还发现两座五鼎墓。春秋早期可举出两座五鼎墓，即河南邦县和陕西户县各一座。春秋中期的七鼎墓曾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发现两座（m55、m80）；五鼎墓曾在山西长治分水岭发现两座（m29、m270）。以上这些都属中型墓，墓室面积十二——四十六平方米，都有椁，有的是双棺。一般都有单独的车马坑虢太子墓的车马坑殉车十辆、马二十匹；同墓地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各殉车五辆、马十匹。七鼎墓都随葬礼、乐、兵器；个别的五鼎墓只有礼器和兵器。一般都没有殉人，惟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和户县秦墓有殉人。 第三等，三鼎、二鼎、一鼎墓这类墓各地都有发现，多属中小型，也有属中型或小型者。都有椁，有的为双棺。极个别的三鼎墓有附车马坑者，多数有车马器。随葬礼器和兵器者居多，有乐器者少见。一般都没有殉人；惟西周中期的陕西长安长甶墓殉二人。 第四等，随葬陶器的小墓各地普遍发现。棺椁具备者较多，有的仅有棺。绝大多数随葬生活用陶器，极少数随葬陶礼器和铜兵器等。这些小墓大都属于族葬墓，死者生前应该是聚族而居的。他们都没有自己的礼乐器，据《周礼·地官·乡师》记载“闾共祭器，族共丧器”，他们需要时，大概是可以借用的。 以上这四个等级的墓葬，实际上在商代和西周早朗就已经存在，所不同的只是自西周中期开始，各级墓葬的界限更加趋于固定化而已。这种丧葬制度的固定化，显然是当时社会等级关系进一步严格化的反映。 第四阶段，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本阶段的墓葬也可用随葬礼器鼎的情况区分为四等第一等，九鼎墓春秋晚期者可举安徽寿县蔡侯墓和河南固始侯古堆号墓两例。战国时期者可举五例一为河南辉县固围村号墓，应为某魏王之陵；二为河北易县燕下都号墓，应为某燕王陵；三、四为河北平山号和号墓，均为中山王陵；五为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以上蔡侯墓和燕王陵均属大中型，后者有封土堆；固始墓、曾侯乙墓、中山王陵和魏王陵均属大型，后二者都建有墓上享堂，固始墓有封土堆。这些墓都有椁室，有的为重棺，椁内外大都积石、积沙、积炭。除随葬礼器之外，且皆有数套金石乐器；惟燕王陵、魏王陵则以陶器代铜器，说明其财力之不足。魏墓、燕墓无殉人；中山墓有陪葬墓，杀殉；曾侯墓殉2人；固始墓殉7人；蔡侯墓殉一人。第二等，七鼎和五鼎墓七鼎墓可举河南汲县山彪镇号墓、辉县琉璃阁75号墓和山西长治分水岭4号墓共三座。五鼎墓可举洛阳中州路279号墓、辉县赵固号墓、琉璃阁7号墓、长治2、25、2、53号墓、长于县7号墓和河北邯郸百家村2号墓共九座。以上诸墓均属战国时期。七鼎墓大都是大中型；五鼎墓有一座大中型，余皆属中型。都有椁室，有的是重椁或双棺，椁外多有积石、积炭。七鼎墓都随葬礼器、乐器和车马器；五鼎墓只有长治25号墓有乐器。赵固墓、百家村墓和中州路墓皆以陶鼎代铜鼎。以上诸墓中，山彪镇墓殉四人，长子县墓殉三人，百家村墓殉一人，余皆无殉人。 第三等，三鼎、二鼎、一鼎墓各东周墓地都有发现，今仅举洛阳中州路和邯郸百家村为例予以说明。随葬三件铜鼎者有中州路277号墓和百家村57号墓，均属战国时期。随葬一件铜鼎者，中州路有5、2729号墓，属春秋晚期；百家村3号墓属战国时期。另外，两地随葬二件陶鼎墓共二十四座，百家村随葬三件陶鼎墓七座。以上诸墓多数为中型，少数为中小型；一般为一椁一棺，也有重椁或双棺者；极个别的墓有积石和封上。都无乐器，但有不少的墓随葬车马器和兵器，百家村还发现有车马坑。中州路未发现殉人，百家村有四座墓殉人，少者殉一人，多者殉三人。 第四等，随葬陶器的小墓这类墓多属小型，个别属中小型。有的棺椁具备，有的只有棺。皆不随葬铜礼器、乐器和车马器，但绝大多数随葬一件陶鼎。皆无殉人。 在中州路，这类小墓随葬陶鼎的情况，春秋早期还不见；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但还很不普遍，只占5％；到春秋晚期则猛增至占75％；战国早期更增至占90％，且其组合基本固定为鼎、豆、壶三器，与同时期的铜礼器组合相同。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变化情况，只是变化的时间有先后，但最迟到战国中期，绝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这个变化。 这种小墓在各个墓地中所占比例都在80％左右，可见这些墓主人在当时社会中占绝大多数。当社会阶级关系正在发生剧变的春秋战国之交，他们的身分应该是比较复杂的，有的可能是没落的士，也有可能包括被解放的奴隶，但多数恐怕还是庶人。按照周代的礼制规定，士以下的庶人是没有资格占用礼器鼎的。现在绝大多数的小墓随葬陶鼎，显然违背了“礼不下庶人”的原则。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反映了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庶人为主体的士以下各阶层掀起了一次大革命。他们通过斗争，打破了自西周中期以来的传统礼制，冲破了庶人与士的界限，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9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959年。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92年。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00号大墓——河南安阳殷代墓地》，台北，92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979年。邹衡、徐自强《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整理后记》，文物出版社，98年。第三章甲骨文和金文第一节甲骨文甲骨文及其分期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成文资料，始于商朝。商朝的文字资料，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几种。其中以甲骨文最为重要，而且数量最为繁多。 甲是龟甲，有龟腹甲、龟背甲，腹甲较多，背甲较少。骨是兽骨，主要是牛骨，也可能有少量的马骨、猪骨、鹿骨、虎骨及象骨。骨多用肩肿骨，间有肋骨和距骨。也有少量的牛头骨、鹿头骨和人头骨刻辞。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尚鬼，遇事好占卜。占卜后便记录下来。记录有写有刻，于甲骨之上或用朱书，亦有墨书；有的先写后刻，有的不写而直接刻写；还有的将文字涂以朱砂或涂墨；也有的镶嵌松绿石，这就是所谓卜辞。甲骨文绝大多数皆为卜辞，间或也有与占卜有关的一些记事文字。 甲骨学是以这种甲骨文字为研究对象未对甲骨文字本身，并进而对商代的社会历史各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甲骨文出上在河南安阳殷虚以及附近地区，其中以小屯村出土为最多。 在附近的侯家庄、大司空村、铁路苗圃、后岗、四盘磨、高楼庄等地也出土过几片乃至几十片。 甲骨文是商代后半期，也就是盘庚迁殷至纣辛亡国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约公元前395—22年）间商朝后半期所谓殷代的遗物。甲骨文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时期。目前各家的分期方法还没有达到统一的意见。普通仍以五期分期法为妥，即第一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甲骨文中的卜辞《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简也，典从册，在艹上，象两手供俸之形。《墨子·鲁问》有“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甲骨文并非商代的典册，亦非竹帛金石的文字，乃是占卜及与占卜有关或者偶然的记事文字。 商代占卜所用大龟为南海种。腹甲整用，背甲则中剖用之。还有的改造成长圆形，中间有孔可以穿起。用甲骨时切去骨臼的突头，再将骨脊剖平、整治后的甲骨占卜时，即在其背面，个别胛骨在正面进行有规律的钻凿，先凿一长槽，旁边再钻一略小的圆穴。然后火灼钻凿，正面即现“卜”形裂纹卜兆，以此来判断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之事项记在甲骨上。先在卜兆上面刻记上占卜次序，即一、二、三等，称兆序。有时往往是一事多卜，有一次占卜多至二十余次者。兆旁记有兆辞，如不玄冥、一告、二告等。或记吉凶，称吉、大吉、弘吉。最后记刻下所卜之事项。一条完整的卜辞可分为四部分，即叙辞（前辞）——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某人占卜命辞——间占卜何事占辞——占卜后商王、近臣观察一下，以判断吉凶；验辞——占卜的事情是否灵验。 甲骨写刻卜辞，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大体说来，除一部分特殊情形者外，皆迎逆卜兆刻辞。如龟背甲从中间锯开，右半者，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龟腹甲以中缝为界，右半者，其卜匕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惟头尾及左右两桥边缘上之卜辞，则常常由外向内，即在左者右行，在右者左行，与前例相反。兽肿骨，左骨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右骨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惟近骨臼之一端，则往往两辞由中间为界，在左者左行，在右者右行，不拘前例。 甲骨卜辞往往由正反西方面问疑。刻在龟甲上相应位置的左右卜辞，称对贞。由于两段卜辞中间又刻有另一条内容不同的卜辞，称相问卜辞。卜辞有在甲骨正面容纳不下而转刻于背面的，称正反相接。义卜辞反复卜问同一事项而分刻于数块甲骨之上只是各自的卜序不同，称同文卜辞。 甲骨文中除大量卜辞之外，还有少量其他的记事刻辞，如祭祀表、干支表、记晴雨、记往来和偶然的记事刻辞。还有包括刻在龟腹甲的甲桥反面的甲桥刻辞，刻在龟背甲反面的背甲刻辞，刻在龟腹甲右尾部的甲尾刻辞，刻在肿骨日处的骨臼刻辞和刻在肿骨骨面宽薄一端下的骨面刻辞，它们用于记录甲骨的来源、数量及祭祀等事项。还有一些刻辞除用龟甲之外，也有刻于鹿角、鹿头、兕牛头、虎骨及人头骨上的，它们多半是记载战功和狩猎擒获之辞。 甲骨文的结构我国的文字发展到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象形。但这种象形已经定型化，如马、牛、羊等许多字已和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又已行款化，在直书上具有一定格式。而且文字象形，非常艺术化。又出现有大量合体形声字，如凤，从凡声；酒，从酉声；水名如洹，亦从亘声。假借字亦普遍出现，如数字百、千、万、十干、十二支、方位字东南西北，都是假借。“又”字本象手形，借为又、有、祐、侑。可以看出甲骨文已经使用了后人所谓的“六书”的原则，但更多的还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方法。 虽然甲骨文基本上还是象形文字，但已不再是图画，而是将事物简化成一种固定的文字了。 到目前为止，甲骨文发现单字约五千个左右，其中能认识且能隶定的只有大约一千多字。甲骨文的篇幅非常简约，在一版龟骨上往往占卜多次，最多的在半块龟背甲上可以卜一百六十三次。原则上每个卜兆各为一条卜辞或一组兆刻一辞。有的卜辞省到只一二字。尽管如此，仍有长文卜辞，可达五六十，甚至九十多字，记事卜辞中更有一百多字的长文。 甲骨文的内容甲骨文虽是商王占卜所用，但内容丰富，并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吉凶而已，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无论商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关于商代的农业、畜牧、田猎、货币、交通、先公先王、诸妇诸子、家族宗法、平民奴隶、方国地理、刑罚牢狱、征伐战争、天文历法、祭祀宗教、医药卫生等等。特别是关于商代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象国家起源、社会形态、阶级关系、土地制度等等，都可以从甲骨文里找到有关资料，以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譬如在天文气象方商，甲骨文里有日月食、各种星宿、风云雷雨冰雹虹霓的记载。在历法方面有干支纪日，以征伐祭祀纪年以及大小闰月等等。在地理方面，甲骨文里有许多森林、草原、河流与湖泊的记载，可以看出与今天的地貌不同。 在农业生产方面，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出当时雨量丰富、气候温和，知道牛耕，知道施肥，并有管理农业的官吏，农业作物有稻、麦、黍、稷，收藏粮食的地方有廩仓，农业区域遍及中商及东南西北四方。 在畜牧业方面，包括六畜，即马、牛、羊、鸡、大、豕都有。饲养牲畜有牢■■圂，养牛可达一千头之多。商人爱马，马有各种名称并有各种装饰。由甲骨文看来，当时日猎还很发达。有田有狩，有陷井、有逐射、有罗网、有焚烧。猎兽以糜鹿为最多，亦有虎狼及野猪，并有兕象。根据纪录，田猎收获最多一次可得糜鹿四百五十一头。 捕鱼方法有钓有网，有射扠。除捕鱼之外，还捕有龟鳖等水产动物。 在交通方面，有骑有乘，有马车、有牛车、有舟船及桥梁、驿传及馆舍。在货币方面，普通为贝玉。贝，称朋；玉称珏。十玉为一珏，十贝为一朋。 最高统治者称王、称朕、称余，又称一人和余一人，俨然为至高无上独裁之口吻。 王之左右有诸妇和诸子，又有近臣。 被统治阶级，有平民，称众。有奴隶，奴隶有男有女，有臣有妾，有執有■，有仆有奚，有姬有婢，又总名之为羌。 社会组织方面有诸妇诸子，宗族姓氏和宗法。 地域方面有中商和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有邑有鄙，有大邑、有西邑有二邑、三邑、四邑、廿邑、卅邑、乃至四十邑。邑之外曰鄙，有东鄙、西鄙。邑鄙之郊曰奠，有南奠，西奠。奠之外有封国，封国之爵有侯白男田，又称多田与多白。 又有方国散布四方。武丁时方国有四十余，主要的象土方、舌方、羌方、周方，多散布在殷之西北。帝乙帝辛时的方国主要的象夷方、盂方，则散布在殷之东南。殷人与方国的战争，规模相当大，一次出征可动员三千人至五千人，最多武丁时一次出征达一万三千人。帝乙帝辛时，伐夷方往返达一年之久。 统治机构方面，国家的文官有多臣多尹，武官有多马多射，史则先为武官后为文武。刑法有手带镣铐、割鼻锯腿、直至砍头。牢狱有圉、■、囹圄。军队有左、中、右三师、三牧和三戊，士兵则称众人和族人。 科技文化方面，在医学上，甲骨文中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疾病，治疗上除用药外，还有针刺、艾炙、按摩。又有医官名小疒臣。 在纺织方面，甲骨文中有蚕、桑、丝、帛，又有蚕示乃蚕神。 在酿造方面，甲骨文中有酒、醴、鬯。这些酿造的酒类，除了供人饮用之外，又是祭祀祖先常用的礼品。 甲骨文中还有“金”字的偏旁和冶铸的铸字。商代除了精美的青铜器之外，还有精微的制玉业、制骨业和松绿石镶嵌的制品。 在宗教方面，自然崇快刀斩燃文拜则祭祀山川和四方的风神。天神崇拜则祭祀上帝和日月星辰。另外大量的祭祀卜辞还表现了对于祖先的崇拜。 总之，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成文资料，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从文字学来看，它比许慎的《说文解字》早了一千五百多年；从古史学来看，甲骨文发现之前，有关商代的记载只有《尚书·商书》五篇和《诗经·商颂》五首，就连两千年前的孔子都叹称商代文献不足。甲骨文材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还有流传到今天的古典文献，象《尚书》、《诗经》、《楚辞》、《山海经》和《史记·殷本纪》等书，到底哪些靠得住哪些靠不住，也必须由甲骨文才能得到印证。把甲骨学结合古典文献、考古学、民族学等，经过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科学分析，用以恢复商代的社会面貌，研究商代的历史，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甲骨的保藏、出土和发掘甲骨用于占卜后，有些可能归入档案用窖藏起来，有些则废弃扔掉。商末殷都历经武王伐纣一场兵烫之灾，遂成废墟。以后又经历代破坏。《吕氏春秋》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即无不掘之墓。秦汉之际殷墟便有古器物出土，《说文》说郡国山川得鼎彝。《纬书》上也有丹甲青文的记载。宋代随古物出上而有了金石学，清末在河南安阳的田间即有甲骨出现，村人视为药材售予药店。899年山东福山金石学家王懿荣首先辨认出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开始搜集，与王同时搜集的还有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甲骨文发现迄今已逾八十多年，八十多年甲骨文出土的历史可划分成四个时期前三十来年为私掘私售时期。王懿荣发现甲骨后，不惜重金搜求、购买。其后刘鹗、罗振玉等人亦竭力收购，并探明被古董商隐而不宣的甲骨出土地是安阳而不是汤阴。于是麇集在小屯村的商人一天多似一天。早期甲骨文的收藏家有王懿荣、孟定生、王襄、刘鹗、端方、罗振玉。外国人有日本的林泰辅、美国的方法敛、英国的库寿龄和加拿大的明义士。这批早期流传的甲骨相继被著录在《铁云藏龟》（刘鹗，903年）、《殷虚书契前编》（罗振玉，93年）、《殷虚书契菁华》（罗振玉，94年）、《殷虚书契后编》（罗振玉，9年）、《殷虚卜辞》（明义士，97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姬佛陀，97年）、《龟甲兽骨文字》（林泰辅，97年）、《篮室殷契征文》（王襄，925年）等书。至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织殷墟发掘团，此后九年，甲骨文出上进入了机关发掘时期。史语所共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科学考古发掘，其中十二次在小屯村，它不仅确定了这一带乃是商代后半期的都城，同时出土大量甲骨，共计二万四千九百一十八片。其中仅仅93年区一二七坑就出甲骨达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片之多，此乃自甲骨发现以来空前未有的重大发现。此外河南省博物院发掘了两次，出土甲骨三千六百五十六片。合共出土了二万八千五百七十四片。这批甲骨多已著录在《殷虚文字甲编》（董作宾，948年）、《殷虚文字乙编》（董作宾，948年）、《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957年）、《殷虚文字存真》（关百益，93年）及《甲骨文录》（孙海波，937年）中。其他著录书还有《殷虚书契续编》（罗振玉，933年）、《殷契佚存》（商承祚，933年）、《殷契卜辞》（容庚，933年）、《卜辞通纂》（郭沫若，933年）、《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935年）、《殷契粹编》（郭沫若，937年）等书。 发掘工作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于937年停止。后来由于战乱原因，十一年来甲骨的出土又恢复到私挖私售时期。大量甲骨流散市面，有的流到国外。这时期的甲骨著录有《天壤阁甲骨文存》（唐兰，939年）、《金璋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939年）、《甲骨卜辞七集》（方法敛，938年）、《殷契遗珠》（金祖同，939年）、《铁云藏龟零拾》（李旦丘，939年）、《河南安阳遗宝》（梅原末治，940年）、《诚斋殷虚文字》（孙海波，940年）、《邺中片羽三集》（黄濬，942年）、《甲骨六录》（胡厚宣，945年）等书。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甲骨文出上进入了人民考古、科学发掘的新时期。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小屯设立了工作站。考古所950年在四盘磨发掘发现甲骨一片；959年发掘大司空村发现二片，959年、9年和974年在苗圃北地发掘发现甲骨共三片，958年至959年在小屯村西发掘发现甲骨二片，97至972年发掘又发现二十一片，有字的十三片。到973年在小屯南地又有了重大的发现，共出土甲骨五千零四十一片，经过拼合整理发表时共四千五百八十九片，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另河南考古工作队分别于95、955年各发掘甲骨一片。甲骨文著录专书重要的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胡厚宣，95年）、《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胡厚宣，95年）、《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胡厚宣，954年）、《甲骨续存》（胡厚宣，955年）、《殷契拾掇》（郭若愚，95年）、《殷契拾掇二编》（郭若愚，953年）、《殷虚文字外编》（董作宾、严一萍，95年）、《海外甲骨录遗》（饶宗颐，95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贝塚茂树，959年）、《甲骨文零拾》（陈邦怀，959年）、《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饶宗颐，970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旧藏甲骨文字》（许进雄，972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许进雄，979年）、《殷虚卜辞后编》（许进雄，972年）、（美国所藏甲骨录》（周鸿翔，97年）及《小屯南地甲骨》（考古所，980年）等。甲骨文的收藏和著录现今甲骨实物收藏，在我国国内有四十个城市，九十八个单位，共藏甲骨九万五千八百八十片。私人收藏，计十四个城市，四十七个藏家，共藏甲骨一千七百三十一片。台湾省有五个单位，共藏甲骨三万零一百九十一片；三个私人收藏家，共藏甲骨十三片。香港地区四个单位共藏甲骨八十九片。总上我国机关个人共藏甲骨一十二万七千九百零四片。国外收藏情况是日本藏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三片，加拿大藏七千八百零二片，英国藏三千三百五十五片，美国藏一千八百八十二片，西德藏七百一十五片，苏联藏一百九十九片，瑞典藏一百片，瑞士藏九十九片，法国藏六十四片，新加坡藏二十八片，比利时藏七片，南朝鲜藏六片，十二国共藏二万六千七百片。总上国内外共藏甲骨一十五万四千六百零四片。举成数而言，我们就可以说，八十多年来殷墟出上的甲骨文材料总共约有十五万片左右。 除殷墟之外，自五十年代起相继在陕西扶风齐家、西安洋西、歧山凤雏，山西洪赵坊堆及北京昌平等地发掘出西周时期的甲骨，其中以凤雏出土最多。有字甲骨共二百八十九片。西周甲骨除保持商代甲骨的共同点外，其自身最重要的特征是字体纤小且文字较少，一般需借助于放大镜方能辨认。就上所列十五万片甲骨，其数量之丰富，已大有可观，这对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商代史、中国古文字学特别是甲骨学的研究确实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这些甲骨部分都已著录，八十多年来共有专书八十一本，参考书五十八本，论文四十六篇，共计甲骨一十万二千五百八十七片。此外，各单位还收藏有拓本，考古所藏肩甲骨拓本二十三宗四千零六百六十三片、历史所一百一十二宗四万二千六百九十三片、北京图书馆十二宗七万零六百七十七片、北京大学二十八宗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六片、北京地区其他单位还藏有二十三宗一万二千一百一十六片，北京以外地区藏有七十七宗三万三千一百三十片。但是这些早年出版的著作有的印刷模糊，文字看不清楚；有的摹写失真，字体多有错误；有的因将就类例而分条剪割；有的墨本不全只拓有字部分；有的拓本虽全但却把无字部分剪掉；还有的正版与骨臼分开编排；至于前后著录重见迭出，那就更是屡见不鲜。又因为有些著作出版较早，限于当时印数不多，今日已难以搜集。一些拓片各单位又常常列为善本，至于甲骨实物更是不便应用等等。为解决这些困难，《甲骨文合集》这一集八十多年来发现甲骨文之大成的著作，就于979年至983年陆继出版了。《合集》在吸收了前人研究的重大成果基础上，广泛搜集材料，有些则重新墨拓以恢复原貌，加上校对重出，拼合断片，同文类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多项科学处理之后，选出甲骨四万一千九百五十六片合为一编，这可以说是对八十多年来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这对甲骨文的研究使用都是十分方便的。《合集》的出版，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面而科学的资料，这是甲骨学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有了《合集》，再加上以后出的《小屯南地甲骨》等书，甲骨文的材料可以说基本上已经齐备了。所以，今日研究甲骨学首先在材料上是非常方便了。 甲骨文研究工作的发展自甲骨文发现以来，其研究工作也逐渐有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从899—909年这第一个十年，王懿荣于899年最先认识了甲骨文字并开始搜购。王去世后所藏甲骨一部分转至刘鹗手中，刘继续搜集，并于903年选拓了其所藏的一千零五十八片编成《铁云藏龟》出版，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它为甲骨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次年，孙诒让依据《铁云藏龟》的材料写成《契文举例》，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书中虽然也有谬误，但他的确起到了开山的作用。这十年可以说是研究的开始阶段。 从90—99年是第二个十年，这期间内有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罗振玉于90年开始搜集甲骨并亲往安阳调查，又将其搜集之甲骨相继印出，象他的《殷虚书契前编》（93年）、《殷虚书契菁华》（94年）、《殷虚书契后编》（9年）等书，对于研究甲骨文是非常必要的典籍。他在致力于资料的搜集和流传的同时也致力于文字的考释，先后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90年）、《殷虚书契考释》（94年）、《殷虚书契待问编》等书。与罗振玉同时的还有王国维，他首先把甲骨文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97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97年）等文，证实了古代文献的可靠，并订正了古代文献中某些地方的错误。王国维还发现甲骨可以缀合，其原则为“文字体势，大小全同，又二片断痕，合之若符节，盖一片折而为二也。”从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为举世所重视。所以罗、王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开拓时期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确实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自920—949年这三十来年可以说是第三阶段。随着甲骨文资料的陆续发表，其著录书已达四十余种之多，甲骨文的研究遂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各项研究的成果也相继刊行。首先是编纂了甲骨文的字典，如《簠室殷契类纂》（王襄，920年）、《殷虚文字类编》（商承祚，923年）、《甲骨文编》（孙海波，934年）等书。考释的著作有《甲骨学文字编》（朱芳圃，933年）、《甲骨学商史编》（朱芳圃，935年）、《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叶玉森，933年）、《殷虚书契解诂》（吴其昌，934年）等书。研究文法与文例的著作有《甲骨文中之先置宾辞》（杨树达，945年）、《甲骨文例》（胡光炜，928年），《骨文例》（董作宾，93年）、《卜辞同文例》（胡厚宣，947年）等。研究宗教与祭典的著作有《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陈梦家，93年）、《甲骨文所见殷代之天神》（胡厚宣，94年）等。研究龟卜来源的著作有《河南安阳遗龟》（卞美年，937年）、《‘武丁大龟之腹甲’提要》（伍献文，943年）、《殷代卜龟之来源》（胡厚宣，944年）。研究甲骨的涂饰的有《中国卜胃涂色之显微分析》（皮其来，937年）、《卜骨中之颜料》（白瑞华，937年）等等。 其重点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断代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等。 年历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刘朝阳、鲁实先等。 文字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杨树达、商承祚、叶玉森、孙海波、陈梦家等。 历史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徐中舒、丁山、吴其昌、朱芳圃、束世澂、陈梦家、胡厚宣等。 缀合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吴其昌、曾毅公等。 总计解放前甲骨文发现五十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共有论著八十六种，其中专书一百四十八种，论文七百二十八篇。研究者达二百八十九人，其中本国人二百三十人，外国人五十九人，可称极一时之盛。 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甲骨文的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首先进行的工作就是将资料集中并整理，流散在私人手中的甲骨，先后集中到各级研究单位。如早先罗振玉、刘体智等所藏的甲骨分别归于吉林大学、吉林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及南京博物院。 对有关资料加以整理，包括拼合断片等工作，主要著作有《甲骨缀合编》（曾毅公，950年），缀合甲骨三百九十六版，《殷虚文字缀合》（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955年），缀合四百八十二版。《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957—972年），缀合六百三十二版。《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屈万里，9年），缀合二百二十三版。《甲骨缀合新编》（严一萍，975年）及《甲骨缀合新编补》（严一萍，97年），共缀合七百零八版。《甲骨文合集》在这方面也作了相当多的细致的工作，总计拼合不下两千余版。整理资料的同时还编写出版大型的资料汇编，如《甲骨文合集》（郭沫若、胡厚宣，年）、《殷虚卜辞综类》（岛邦男，97年）、《甲骨文字集释》（李孝定，95年）等。 还有一些总结性的著述出版，如《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胡厚宣，95年）、《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厚宣，952年）、《甲骨学五十年》（董作宾，955年）、《甲骨学六十年》（董作宾，95年）、《殷虚卜辞综述》（陈梦家，95年）、《甲骨学》（严一萍，978年）、《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胡厚宣，984年）。此外对一些过去重点问题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象断代、历法、文字、历史、地理、宗教、祭祀、文化、交通、文法等都发表有多篇论著。 解放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事研究工作，对商代的生产发展、生产技术，包括农业、垦田、肥料、谷类、水利、工业、蚕桑、纺织和冶炼，对生产者的身份，对商代的奴隶制度、土地制度、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国家起源、图腾遗迹、刑罚人祭、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甲骨文的研究从开始到现在，经众多学者们的努力，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且举文字的考释为例，现已确认的一千多字，只占全部单字的约四分之一，尚有许多待考释隶定。当前集中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第一，国外资料的公布与整理。除大部分已发表的著录外，尚在整理中的包括西德民俗博物馆、英国剑桥大学、大英博物院、日本天理参考馆、苏联冬宫博物馆所藏的甲骨，这些国外资料，作为《合集》的丛刊正在编辑中，不久将陆续问世。 第二，新的断代问题的讨论。自董作宾于933年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以划定时期后，许多学者先后提出过一些关于分期断代的标准及方法，至今还难以达到统一的意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断代的新途径，如依坑层、卜法、钻凿等。另外，对自组、子组、午组卜辞的归属问题，对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盘庚、小辛、小乙即武丁前的甲骨、帝辛时期的甲骨等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第三，各方面研究的深入，对商代的社会性质、奴隶的身份、军队、官制、对商代的地理、气候、天文、历法及农业等备学科的发展程度、状况，甲骨的钻凿、刻写等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第四，应用现代技术手段，与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相结合来研究商代的历史，探索利用先进技术如电子计算机来缀合甲骨的可行性。 今日的甲骨文研究是非常活跃的，已成为世界性的最繁荣的学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钻研甲骨文以揭示三千年前商代的整个社会面貌，这是今后甲骨文研究的方向。 第二节金文金文和青铜器商代的另一项重要的文字资料是金文。金文旧称做钟鼎文，即铸刻在商及后来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前2300年间，我国已经产生了青铜器。商周时代则是中国青铜器的高度发展阶段，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特点。青铜器铭文不仅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我国文字发展的重要资料。青铜器系指红铜与锡的合金，较之红铜，其优点在于熔点低、硬度高，易于铸造，并可依不同要求而调剂不同的红铜与锡的比例。春秋晚期的一部工程技术书《周礼·考工记》中记载有自钟鼎以下六种不同含锡量的青铜器，称为六剂。其钟鼎之剂为“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即铜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一，锡占百分之十四点二九。经对商代司母戊鼎的科学分析，结果表明，其比例，铜约占百分之八十五，锡约占百分之十二，另外约百分之三的铅，这与《考工记》所记载的比例是基本相符的。 商周时期铸造青铜器的方法主要是使用陶质块范。先用泥土制成与要铸青铜器同样的模型，再做一底座，将模型倒置在上，按模型各部位特点分块翻范。在泥模湿时刮去外层留出空隙，其厚度即为待铸铜器之厚度。陶范制成后烤干，对合，外涂泥封住，经预热灌入青铜液，制作成各类青铜器。青铜器的时代校长，从商代早期一直延续到周代，差不多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青铜器的种类也很多，主要包括饮食器鼎、鬲、甗、簋、簠、敦、豆、盨。酒器爵、角、斝、觚、觯、觥、觶、尊、卣、盉、方彝、钫、罍、壶、击、■、瓿。水器盘、匜、盂、盆等。乐器包括铙钟、钲、铎、句鑃、 于、铃、鼓、镈等。兵器，包括戈、钺、矛、戟、剑、刀、镞、弩机、胄等。车马器，包括軎、辖、衔、镳、轭、毂、銮、当卢、马冠等。生产工具，包括犁、烨、锄、镰、钁、铲、锛、斧、锥、削、凿、错、锯、钻等。杂器，包括俎、禁、炉等。以及度量衡具、符节、货币等等。这中间数量最大的就是作为礼器的饮食器，即所谓“藏礼于器”。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器壁较薄，礼器的器型有的直接仿自陶器，花纹简单质朴，多为单层。一般为饕餮纹、云雷纹、圆圈纹、夔纹、龙纹、虎纹等。一般没有铭文，或铭文字很少。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器壁较厚，种类也多，体形高大，出现有方形器，如著名的司母戊大鼎。花纹细密繁缛，线条更秀丽，出现多层花纹。铸有铭文，从一二字到十几字不等，多为族徽或其他图形文字，笔道较为刚劲，一般不作波磔体。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酒器的比例减少而食器数量增加，花纹多为饕餮纹、夔纹，铭文字数增多，达数十字，甚至上百字或几百字，笔道用肥笔，波磔明显。西周中晚期及至东周的青铜器，器形轻薄简陋，出现成组器物，如列鼎、编钟等。花纹也变得日趋简单，长篇铭文常见，已不常用肥笔，且书法娴熟、行款排列较齐、文字奇落重复现象产生。东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轻薄精巧，花纹多作活跃的动物纹与复杂细密的几何纹，也有用细线雕刻狩猎、战争、宴会等图像的，也有用金银、铜、玉等镶嵌成图案或图像的。铭文则是多样化，但长篇记事铭文减少，一般只记督造者、铸工及器名，且为刻制而成，出现鸟篆等艺术字体，各国文字亦结构各异。 商代的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至周末逐渐与小篆接近，字数也和甲骨文差不多，认识的只不过一两千字。 金文的内容虽多属于与祀典、赐命、征伐、契约等有关的纪事，但从古文字学特别是商周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首先，我们可以依据一些铜器的铭文来确定其年代隶属于哪一个王世，如西周武王时的利簋、成王时的小臣单觯，康王时的大盂鼎，昭王时的过伯簋，穆王时的班簋，恭王时的史墙盘，懿王时的大师虘簋，孝王时的大克鼎，厉王时的禹鼎，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等等。其次，可以从金文的记载中了解到商周时期的重大事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例如小臣艅犀尊记载商末征伐人方。 利簋，是目前已知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铜器，铭文记载周武王伐商事。武王伐商，是我国上古史中一件大事，记载这件事的文献资料很少，但在铜器铭文中还属首次发现。铭文叙及武王克商的日子为“唯甲子朝”，可以证明《尚书·牧誓》的“时甲子昧爽”和《周书·世俘》的“甲子朝”的记载并非没有根据。何尊铭文记载周成王五年四月的一天，在京室对宗族小子的一次诰命，反映出武王灭商以后准备迁都洛阳一带的设想和成王迁都成周的事实。成王之所以营建成周，是因为原来的国都丰镐远在黄河以西，不适应灭商以后的新形势。要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就必须将政治中心东移。正如铭文所引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乄民”，也就是说要建都天下的中心，来统治广大民众。武王死后，管蔡联合武庚叛乱，更说明营建成周洛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平叛之后，便营建成周，何尊铭就是这一事实的有力证据。 陕西岐山贺家村一座西周早期墓出土的尹丞鼎、史迹方鼎、史迹角和史■簋，是很值得重视的。从出土物的组合、造型、纹饰和铭文分析，该墓的下限当在昭王时期。死者或许就是史■的后裔史迹。《史■簋》铭有“乙亥，王诰毕公”之语。《逸周书·和寤解》、《尚书序》、《史记·周本纪》和《史记·魏世家》都有毕公。《和寤解》和《魏世家》的毕公名高，和召公奭同时，武王伐纣后封于毕。此簋铭文中的毕公是毕公高的子辈，即《尚书序》和《周本纪》中的作册毕公，是康王时期的重臣之一。史■是其属官。“王诰毕公”和《尚书序》“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的记载相应。因此，“王诰毕公”可能是康王十二年六月九日的事情。旟鼎，是周昭王时期的重器之一永孟，是共王十二年三月之物，两件铜器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西周社会土地占有形态的真实情况。旟鼎记载王姜把原来分封给师栌的三田及待收获的禾稻收回，转赐给旗。旗受到王姜的赐田和师栌的厚惠，故作鼎以为纪念，并扬王之美。永盂记述益公传达王命，赐给师永洛河两岸的土地，参与出命仪式的有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和遣仲等，益公命令郑司徒等人勘界付田。这说明周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王和王后有权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劳动力赐给自己的臣下，所谓“授民授疆土”。他们又有权把所赐的土地收回，转赐他人。 长由盉，是长安普渡村的一座西周墓出土的，铭有“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減■。穆王饗醴，即邢伯大祝射”，是说某年三月的一天，穆王在下減■举行燕礼，又跟邢伯大祝举行射礼，证实了《礼记·射义》关于在举行射礼之前，必先举行燕礼的记载是可靠的。《射义》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射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射义》的记载和《长甶盉》铭文恰相吻合。《周礼》、《仪礼》和《礼记》尽管著作年代有早有晚，有的成书年代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是它们都保存着丰富的上古史料。过去，有人怀疑和贬低“三礼”的史料价值，长由盉、■匜等许多重要铜器的发现，使“三礼”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扶风庄白或墓出土的伯■铸器，是西周穆王时期的一组典型器物。其中■簋和两件■方鼎铸于征伐淮夷之时，是金文中有关淮夷的最早记录之一。■方鼎甲最早，记伯■接受任务，率领虎臣抵御淮夷，其时战斗尚未开始；其次是■簋，作于初战胜戎，铭文对战争的时间、地点、规模和经过叙述颇详；最后是■方鼎乙，在战役后三月，伯■又回驻堂自，王俎姜使人赏赐。伯■的铜器传世的还有录簋、伯■簋、录伯■簋、录■尊、录■卣等八件，其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的政治、军事以及周王朝和少数民族关系的珍贵资料。 岐山董家村发现的卫盂记载着周共王三年裘卫用价值贝一百朋的一件瑾璋、两件赤琥、两件麂麂和一件贲韨，换取矩伯的土地十三田五祀卫鼎记载共王五年裘卫用自己的五田土地对换了邦伯厉的四田土地；九年卫鼎记载裘卫在共王九年又用一辆车子及车马器具等，换取矩的一片林地等有关土地占有形态变化的情况。和卫盉、卫鼎所载交易土地相似的还有过去出土的格白簋，其铭曰“格白取良马乘于倗生，厥贾（价）三十田，则析。”倗生用四匹马换得格伯三十田土地，双方分执券契，然后勘划田界，办理交付手续。卫盉、卫鼎的铭文表明所谓“田里不鬻”（《礼记·王制》）的周礼原则开始被突破了。奴隶主贵族之间出于某种需要，就可以用实物换取土地和林地，或者用这块土地对换那块土地。由于当时土地在名义上还是国有的，因此土地转让时还得报告王廷，至少取得形式上的认可。从九年卫鼎可以看出，在西周中期林地的交易和田地不同，只要私下达成协议，不通过官府即可易主。看来，当时的土地国有制转变为私有制，首先是从荒山野林开始的。值得重视的还有，卫盉铭文把贝这种货币作为衡量实物价值的尺度记载下来，这在周代金文中还属首次发现。铭文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土地的价格对于价值八十朋的瑾璋，“厥贾，其舍田十田”，即每田值八朋；对于价值总和为二十朋的赤琥、蔽膝等物，“其舍田三田”，即每田值将近七朋。 这种土地单价的差异，可能与土地的肥瘠有关，这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在西周中期，象裘卫和矩伯、倗生和格伯之间的土地交易，虽然还不是完全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买卖，但却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贵族私有性质的土地已经出现。 ■匜是董家村青铜器群中重要器物之一，铭文中记述牧牛因上告他的上司师■，而受到刑罚的经过和结果。铭文里说的鞭刑、墨刑和赎刑，可与《尚书·舜典》记载的“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相印证，表明西周时期存在有成文的法律和刑罚、狱讼盟誓制度，反映了奴隶制国家的特征和本质。 扶风庄白出土的微氏家族铜器群，是解放后西周青铜器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在这批青铜器中，七十五件铸有铭文，其墙盘铭文长达二百八十四字，是解放后发现的字数最多的一件。这批铜器铭文，尤其是墙盘，对于研究西周的历史、政治、经济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全文分前后两段前段记载周王朝的发展史，称颂诸先王和当时的天子——共王的主要业绩；后段记载器主的家族史，历述史墙祖考和本人的事迹。铭文所述文王初步做到政事和谐，获得有力的辅佐，奠定了灭商的基础武王征服周围夷族小国，消灭了商纣；成王稳定了周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康王治国守成；昭王南征荆楚等，都和史书记载是本相合。盘铭还为研究周王朝初期接纳其他部族人才、中期农业经济的变化、谥法起源以及骄文的发展等问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扶风强家村出土的师翻鼎，形体雄伟，重一百零五公斤，铭近二百字，是研究西周奴隶社会国家制度难得的史料。文内多处提到“德”字，鼓吹以“德”为奴隶主阶级行为的规范。周承商制，这种“德治”思想是从商朝奴隶主阶级那里沿袭下来的。他们认为维持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就要加强德治。师旟鼎铭正反映了西周奴隶社会中晚期的这种现象。 驹尊出土于陕西眉县李村。同出的还有■方彝两件，■方尊一件和另一件■驹尊的盖。■器的造型设计和铸造技术，充分显示了西周中期青铜器工艺的高度水平。■器铸于孝王时期，铭文记载周王在■地亲自参加隆重的“执驹”典礼，接受马官升新驹于王闲，并赐给■两匹马驹。这和《周礼》、《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等文献记载的“执驹”、“锡驹”制度相互印证，说明当时对于马的繁殖训养十分重视。■方尊铭辞中的“六自”、“八自”等记载，与禹鼎、克鼎所言事同，是研究西周军事组织的重要资料。驹父盖是宣王时器，在陕西武功县四龙村出土。铭文记载周宣王十八年，执政大臣南仲邦父派遣驹父等到南淮夷索取贡赋。淮夷诸国迎见了驹父，献纳了贡物。这在文献资料里是没有的。淮夷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分布在淮河流域，因在周的国都南面，所以又称南淮夷。驹父铭告诉我们南淮夷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淮水地区若干国的总称。西周王朝与淮夷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当时统治者称淮夷为“■贿人”、“■贿臣”，意思就是向王朝交纳布帛贡赋的被统治者或奴隶。驹父铭所记南仲邦父派遣驹父向淮夷诸国索取贡物，就是这一关系的具体体现。兮甲盘铭说“淮夷旧我■贿人，毋敢不出■，其积，其进人、其贮”，又说“敢不用命，则刑扑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按时交纳布帛和其他贡物，还要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受到讨伐。穆王时期的■甗、旟鼎、录卣、■簋、■方鼎，厉王时期的禹鼎、虢仲，宣王时期的师■簋等，亦都反映了周王朝派兵防守淮夷和征伐淮夷的情状。 ■盂，是西周中晚期的器物。铭文记载周王内宫后妃遴选宫人、宫婢之事。这是有关宫廷制度的一则新资料。 陕西宝鸡县杨家沟出的秦公钟、秦公铸，是历来发现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中最为重要的一批。秦公钟、秦公镈铭文完全一样，秦公镈铭文笔道纤细，劲秀隽美，是春秋时期秦国具有代表性的书体。这套秦公钟的出土，可以解决自宋以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的秦公簋和秦公钟的时代。同时，可以订补史书对秦国历史记载的错误和不足（参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铜器·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概述》）。 商周青铜器，能够说明问题的太多了，上面仅仅概括地介绍了一些。此外，小臣单觯记载周公东征平叛，莫鼎记载燕国舆宗周的关系，宜侯矢簋记载周初的分封制度，堇鼎记载厉王时奴隶与平民的暴动，齐侯匜、吴王光鉴记载诸侯间的政治联姻，舀鼎记载奴隶的买卖，大克鼎记载西周的胜官世禄，小盂鼎记载征伐鬼方，过伯簋记载昭王伐楚，班簋记载伐东国，禹鼎记载征伐南方的鄂，不■簋、兮甲盘、虢季子白盘记载征伐ǎ狁。记载行祭典礼的有■其三卣、大丰簋、盠驹尊等器。大盂鼎记载赏赐奴隶。记载赏赐的还有■方鼎、大师虘簋、大克鼎、毛公鼎等。其中毛公鼎有铭文四百九十七字，为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金文和青铜器研究的发展青铜器的分布很广，北至东北、内蒙，南至湖南、江西，东至海滨，西至陕西、甘肃这一片，纵横几千里的广大地区都发现有青铜器。而在商周王畿所在的河南、陕西为最多。其他边远地区的铜器往往带有其地方特色。早在汉代的文献中已有关于商周铜器出土的记载，东汉许慎被认为曾见过商周金文。北宋以来，青铜器等古代文物相继出土，因而产生以此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有关著作就有十来种，如《考古图》（吕大临，092年）、《宣和博古图》（王黼，23年）等。书中按比例描绘古器图形、考释文字、记录古器物容量、出土地及藏家。清代，青铜器出土益多，其研究的成果亦远远超过宋代，出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804年）、《■古录金文》（吴式芬，895年），《愙斋集古录》（吴大濬，89年）、《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方濬益，899年）、《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刘体智，935年）、《三代吉金文存》（罗振玉，937年）等一批著作。只《西清古鉴》（梁诗正等）等四书，就收录古器千余种。随着近代科学技术传入我国，结合考古发掘工作，金文资料的积累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了文物保护法令，杜绝了古物的外流，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工作。金文材料的搜集、集中、整理工作进一步展开，有关研究著作陆续发表，大型的汇集工作亦着手进行，金文研究一步步深入。 金文研究时至今日，发表著作、专书和论文不下几千种，只就专著来说，属于目录方面的有《历代著录吉金目》（美国福开森，939年）、《金文著录简目》（孙稚雏，98年）、《新出金文分域简目》（考古所，983年）等。金文之属于字典方面的有《金文编》（容庚，925年，939年，959年，985年）、《古文字类编》（高明，980年）、《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98年，985年）等。金文之属于通论方面的有《商周彝器通考》（容庚，94年）、《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张维持，958年）、《中国古代青铜器》（马承源，982年）等。金文之属于资料方面的书籍甚多，除了前举《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及《三代吉金文存》等书之外，主要的还有《宝蕴楼彝器图录》（容庚，929年）、《颂斋吉金图录及续录》（容庚，933年、938年）、《武英殿彝器图录》（容庚，934年）、《双剑誃吉金图录》（于省吾，934年）、《海外吉金图录》（容庚，935年）、《十二家吉金图录》（商承祚，935年）、《善斋彝器图录》（容庚，93年）、《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录》（黄濬，93年）、《痴■藏金及续集》（李泰棻，940年、94年）、《岩窟吉金图录》（梁士椿，943年）、《商周金文录遗》（于省吾，957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考古所，92年）、《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陕西省博物馆，93年）、《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博物馆，94年）、《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考古所，95年）、《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陕西考古所等，979年）、《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同编辑组，98年）等。日本出版的金文之撰著有《欧美搜储支那古铜著华》（梅原末治，933年）、《日本搜储支那古铜青华》（梅原末治，959—92年）等。澳大利亚出版的有《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巴纳、张光裕，978年）。 关于金文资料总结的著作，台湾省有《金文总集》（严一萍）与《商周金文集成》（邱德修）。国内最近出版有《殷周金文集录》（徐中舒，984年）一书，收解放后新出土的铜器铭文九百七十三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辑的有铭铜器达一万余件的《殷周金文集成》亦将陆续出版，更是集金文之大成的著作。 至于有关金文的考释方面，除前举《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之外，主要的还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932年、935年、958年）、《吉金文录》（吴闿生，933年）、《双剑誃吉金文选》（于省吾，933年）、《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952年、959年）、《西周铜器断代》（陈梦家，955年—95年）等。而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92—984年）已出五十六辑之多，在考释方面亦可谓集大成之作。 目前在金文研究领域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主要是对西周历谱与西周王年、铜器的绝对年代等解释。这些问题虽经许多学者殚心研讨，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但也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理解，它的解决也还有待于更加深入地研究，以得出更明晰的结论。 第四章研究概况第一节“五四”以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绩不论是传统史学、资产阶级史学、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为中国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的史... 3 陈伯达《殷周社会略考》，载《太白》第二卷第四期，935年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第一卷第一期，934年4月。本运动法则，显现于无数具体的形态中，——从最原始的奴隶制到最发展的奴隶制。在形式上，他可以成为‘家长制的’‘家内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以及其他的奴隶制”。他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也主张殷代是奴隶社会。邓云特在《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2一文中，批驳了认为奴隶社会只是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的论点。他还针对社会史论战中有人引用着普列汉诺夫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没有引导古代生产方法的出现”那段话，指出“他把只有“外的影响力’的地理条件，看成了能够左右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这种地理唯物论的极度夸扬，结果自然抹杀了客观历史的规律性。”在邓云特看来，殷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国家建立时期，当时私有财产的确立，破坏了氏族共产社会的经济结构，引起了社会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殷代的奴隶劳动，造成了牧畜业的高度发展，纯农业的相对发达，制造工艺的进步，商品交换的流行等各种经济条件。而这些条件又促进了奴隶经济的发展，并且也为它的崩溃创造了条件。在谈到西周的社会性质时，邓云特说，西周虽然也有使用奴隶的事实，但在当时生产领域里，并不是以奴隶劳动为主，而是由农奴劳动占支配的地位。他认为，《诗经》的“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小雅·甫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以及“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等诗句，都反映了西周封建领主奴役下的农奴劳动的情景。 三十年代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艰难的条件下，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英勇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以郭沫若、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为代表的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场论战中有力地反击了陶希圣之流和丁迪豪、胡秋原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歪曲，广泛地宣传了唯物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这就为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商周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当时国内外的一些所谓学者，抓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攻击我国，把中国的社会制度歪曲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古老格局”的“定期更新”，这只能把问题引向歧途，否定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当时的进步史学工作者尽管在方法论上或在史料的运用上还存在着不少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是他们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包括商周史研究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三期，93年。 2《新世纪》第一卷第三期，93年月。 第三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显著成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商周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四十年代，关于殷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夏代已经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商代是青铜器末期和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按照《简编》的观点，封建制度在商代已经孕育着，卜辞有侯、伯、子等，这种制度扩大起来，就成为周朝的大封建。翦伯赞在《中国史纲》（第一卷）中也认为成汤时代的殷族可能已经形成了奴隶制的种族国家。到了盘庚迁殷以后，工商业贵族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和掠夺更广大的世界，便不断展开大规模的战争，结果引起殷代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化。到了帝辛末年，西北诸氏族的联军在周族的领导下，杀向朝歌，广大的奴隶和自由民临战倒戈，殷代最后的一位奴隶主国王就此灭亡了。郭沫若经过了多年的探索之后，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修正了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本书里原先认为殷商是氏族社会末期的观点。他从殷代不是金石并用时代，而是青铜器时代，农业在殷代已经取代畜牧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和农业中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劳动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他还纠正了早年将《尚书·盘庚》三篇“评价过低”的错误，认为《盘庚》三篇“确实是殷代的文献”，其中《盘庚》中庸所告谕的“民众”（“畜民”）也就是奴隶。这样，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和郭沫若等人，对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大体趋于一致。 但是，侯外庐在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却说第一，根据卜辞的材料，殷代虽然已经发现农耕，但畜牧仍然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第二，奴隶劳动的使用还没有成为殷代社会的特征；第三，卜辞中有邑字、鄙字、更有“大邑商”的明文，说明城市在形成之中，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至多只是在国家形成的萌芽期，进一步发挥了殷代是氏族社会末期的说法。在延安参加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尹达针对范文澜的看法发表了《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引起了一场争论。他认为，研究殷商社会最可靠的史料是当时的甲骨文字和遗迹遗物，离开这些就不可能写出信史。他指出，殷墟和其他遗址的遗物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当时一般社会性的生产工具还是以石器为主，而青铜器则集中在殷墟的最高军长手里密布着炼铜遗痕的地区只限于小屯村的北地，据此并不能得出殷代冶炼术和冶炼场已经普遍存在的结论；殷代有的俘虏已经转化为奴隶，但其主要任务在于替最高军长作战士和勤务，用于耕作者，在甲骨文中并不多见。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殷代后期的社会是在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是没落的氏族社会走向坟墓里去的前夜。”尹达的文章发表后，谢华2和叶蠖生3相继著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除了上述的史学家外，其他历史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胡厚宣提出的《殷非奴隶社会论》4即殷代已是封建社会的论《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一期。 2《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四期，940年2月。3《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六期，94年5月。4《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944年。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 在这一时期里，关于西周社会问题的讨论，仍然集中于西周是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问题上。吕振羽在抗战期间发表的《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5一文中，对郭沫若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主要论据提出不同意见后指出武王分封给鲁公、康叔、唐叔的殷民六族、七族和怀姓九宗，是连同其居地，以之建立“藩屏”的。他们究竟是农奴还是奴隶，要看直接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西周的“庶人”、“夫”、“白了”、“小人”或“农夫”等直接生产者，他们是“分田而耕”的“食力”的“农”，与“工商”一样身分世袭地“各守其业”，并能自由处分其部分的劳动时间。他们所贡纳于土地占有者的，是劳役地租、贡物、摇役，亦即列宁所说的农奴制的赋役制的经济体系。继吕振羽之后，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对西周封建论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并对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中，郭沫若修正了自己关于殷代是氏族社会末期的观点，但他却坚持旧日的主张，重申西周是奴隶社会，并对西周封建论的批评从肯定井田制的存在和庶人的身分等方面作了答辩。他指出殷周时代实际存在的井田，应该是一种“规整地划分的田制”。因为它规整划分有类“井”字，故名之为“井田”。井田的划分是和当时的奴隶制度相结合的。一是作为考查奴隶生产的勤情，榨取奴隶劳动的工作单位，这就是《王制》所谓的“制农田百亩”的办法。再则是作为奴隶管理者的报酬单位，为了表示等级，使报酬有多少的差别，于是就利用这样规整分地的办法。庶人的身分是奴隶，是断定西周是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郭沫若重申庶人就是奴隶，庶人不仅可以授与，而且可以买卖；当时的农业奴隶庶人虽与封建制下的农奴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性质决不能混同；殷遗民的地位也是奴隶而不是农奴。他在四十年代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研究，比起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见解来无疑是深入了。从否定井田制到肯定井田制，是他认识上的一大变化。由肯定井田制而确认西周的土田虽见分割但非私有，农业奴隶可连同土田被分赐；又从私田的产生和增殖发现井田制的破坏和周王室的衰微；这样，郭沫若大体上就确文了自己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体系。 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认为，大量的被俘的氏族变为奴隶，成为新劳力的主要来源；西周的奴隶已经“由族人的集体奴分散成家族单位奴”。如康王时器《麦尊》铭文记载，锡臣二百家；锡臣、锡人和锡器物、货币、牛、马并列，是周金中常见的词句；奴隶是以家室计的集体族奴，表明“家”是奴隶主的财产计算单位，“室”是劳动者的构成单位；《诗经》所描写的“我取其陈，食我农人”的主奴关系，显然不是支付劳动的报偿部分，而是用陈旧的食物养活奴隶，这正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奴隶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在他看来，民（集团奴隶）与氏（集体氏族或氏族组织）是中国古代国家的两个基本条件，所以失民亡氏便等于亡国。周代封国是姬姓与非姬姓的同盟氏族，利用过剩的集团奴隶族员去建筑城市国家。但监视这些族奴却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因此贵族本身氏族组织的保存，便成为奴隶主国家的“政事”。其所以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因为氏族共同体的组织要件，而“戎”则是俘获其他战败氏族成员使之降为族5载于《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975年第59页。 奴的手段，这就对郭沫若的西周奴隶社会论作了补充，而且表现了他的独自特点。总之，在这一时期，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比过去深入了，也将西周历史的研究推进一步。 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各派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商殷和西周社会性质问题。到了四十年代，由于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史和思想史的专著相继问世，它们涉及到了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因而关于春秋战国的社会性质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吕振羽在其《中国社会史纲》（第二卷）中的《初期封建制度的发展及其演变》一章中认为，春秋末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已经出现由封建劳役地租向现物地租的转化。这从鲁国的“初税亩”、“用田赋”和郑国的“作丘赋”等赋税制度的改革可以得到证明。到了战国末期，现物地租便成为农民支付剩余劳动的主要形态。新兴地主所采取的经营组织是雇役＝佃耕制，他们要求冲破庄园和采邑组织，而采取郡县制。他在《本国史研究提纲》中，又明确提出秦统一的历史意义是由初期封建制进到主义的封建制。翦泊赞在《中国史纲》中也用了较多的篇幅说明春秋战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考察，是封建庄园制经济过渡到佃耕制的历史；同时，又是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从庄园制经济中发生以至成长的历史。由于庄园制经济的解体与孕育其中的新的历史因素之成长，使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郭沫若从铁器的使用、井田的破坏、私家与公室的斗争和人民身分的改变等方面，论证了春秋战国时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时代，而秦未农民大起义则标志着这一变革的最后完成。而侯外庐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的看法，既不同于吕振羽、翦伯赞和范文澜，也不同于郭沫若。他认为，春秋时代充满着“为活的所苦，又为死的所苦”的矛盾，战国时代则是“新的和旧的相颉颃，而新的被旧的束缚住”。又说“从战国初期到秦统一，废封建置郡县，是城市和农村的显族发展形态，开阡陌、尽地利是以农村为出发点的萌芽，废除分封诸子的制度，实现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中古小单位生产的课题；农具小私有和尽地力并且使人力束缚在土地上面，是隶农以至农奴转变的历史”2。 总上可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里，我国老一辈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和侯外庐等，由于对中国古史分期有了体系性的见解，他们的有关商周史的论著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是他们在斗争中度过了学步阶段，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商周史的中坚力量。 《读书月报》第二卷第四、五期，940年、7月。 2《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242、243页和第00页。 本节的一些叙述，详见《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中编有关章节。第四节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历史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获得一致的看法，却促使商周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五十年代对古史分期的讨论我们知道，在五十年代中，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仅始终吸引着史学界的广泛注意，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和哲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也都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论争。它是继三十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第二次。在三十年代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以它的正确性，开始突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阵地，冲破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哺育了一代人的成长。五十年代的大讨论，则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关怀下，我国学术界在理论上的第一次大练兵。这次大讨论带动了两代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老一辈的许多学者，刚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这次讨论，又从自己的业务领域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善于解决历史上的宏观问题，而且比传统的考据学和简单的逻辑推理更能解决历史专业的微观问题，从而积极地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善如流的优良传统。年轻一辈，刚刚进入史学门槛，就从那次讨论中学到了社会发展史，认识到了历史科学的实践意义和它的时代意义，从而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加速了自己的成长。这是五十年代大讨论不能磨灭的第一个历史功绩。这次大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时间和具体内容而展开的。当时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与此相联系的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国奴隶社会和西方奴隶社会不同的特点，它的上限和下限等根本问题，以及一系列具体问题如政权形式、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兵制和刑法、奴隶和农奴的区别、如何认识生产力的标尺、耕作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的作用、原始社会的残留和意识形态等等。虽然，当时由于学术队伍的理论准备和史料准备不够，没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但是那次讨论唤起了整个知识界的注意，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曾出现过奴隶社会，并找到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努力方向，这是不能磨灭的另外一个历史功绩。那次讨论，又逐渐集中到奴隶制下限的探讨，由于战国封建论提出了较全面、较有说服力的论据，特别是由于中学历史教科书暂时采用了这一论点，因而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当然这不就是定论。关于中国奴隶制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如能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辩论下去，肯定会有更大的收获，一些问题将得到逐个的解决，我国商周史也将能写出脉络分明、人人首肯的著作来。但是，自从9年开始“**”，我国历史科学也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商周史研究也受到了禁锢，成了“禁区”。 近年对古史分期和商周史研究的进展打倒“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来临。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商周史的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历史研究》杂志社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在长春召开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与会同志敢于冲破“禁区”，敢于争鸣。在这次讨论会的推动下，其后发表的论文的有二百篇左右，并有古史分期问题专著问世，如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980年）、田昌五的《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980年）和《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982年）、金景芳的《古史论集》（齐鲁书社，98年）和《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83年）、林甘泉等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982年）、徐喜辰的《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984年）、李民的《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985年）和赵锡元的《中国奴隶社会史述要》（吉林文史出版社，98年），以及搜集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论文和西周史学术讨论会论文的集子《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增刊）和《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等。近年来的讨论，是在五十年代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一些问题上，比较过去有些进展，例如一、诸家立论有所深化在五十年代，“西周封建说”的代表范文澜认为区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关键是“剥削方法的变换”，是所有制的不同；至于生产工具制作的变化，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上并不一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观点必然要涉及到如何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问题。从那时起，人们就批评范文澜忽视了这一规律的认识。近年来，赵光贤在《周代社会辨析》中认为，对于象古史分期这样大的问题，必须要做全面的深入的钻研，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必须都能贯通，如只能通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就会站不住脚。《周代社会辨析》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上具体而详尽地论证了西周社会性质，“得出足以服人的结论”。赵著避免了范说之短，有所创新，可以说是近年来“西周封建说”的代表作。徐中舒认为，西周的封建领主制是在殷人原来的“四服”的基础上形成的。殷人在他们征服的地区，划分为“四服”即侯、甸、男、卫。周灭商后，周把殷的四服变为分封制，将“侯甸男卫”逐步变为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形成封建君臣等级制的从属关系，这样就形成了封建领主制的社会2。大家知道，“西周封建说”是以“领主制”立论的，但以往的论者，对此要么只作理论上的阐述，要么只分析西周初年的大封建，很少从历史渊源上加以探索，间或有所谈及，也多语焉不详。可见，徐文的变“四服”为分封制的看法，足以弥补“西周封建说”的不足。 “战国封建说”也有突破。田昌五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形成于夏代之前，开始出现的是部落奴隶制王国，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中国奴隶制从父系大家族奴隶制开始；从家族奴隶制发展到宗族奴隶制，详见《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述评》，《中国历史学年鉴》979年，人民出版社。参见王玉哲《一部新的古史分期的专著——读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历史教学》982年第4期。 2详见徐中舒《对古代史分朗问题的几点意见》，《四川大学学报》979年第期。即中国的发达奴隶制。中国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是以宗族的瓦解为前提。分期的标准是七国变法，特别是商秧变法。作者认为，“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一些个别问题上，我和郭老的见解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这些见解是在郭老所取得的成就上作出的”。金景芳提出了“封建社会始于秦统一”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井田制，即土地公有，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则为土地私有制；中国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分封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则为郡县制；中国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礼治，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则主要是法治。所以，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说，实际上，就是从井田制和礼治向土地私有制、郡县制和法制的转变2。他把经济形态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分期标准的观点，引人注意。 “魏晋封建说”也有进展。何兹全认为，西周、春秋是奴隶社会的前期，即原始公社解体到发达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战国、秦汉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时期；汉魏之际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时期。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变化，有如下几条主线来说明（）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2）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3）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4）由民流到地著。有的同志从理论上针对“战国封建说”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第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并不必然标志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正是奴隶制发展的经济原因。第二，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都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生产方式。祖佃制也不是封建社会才有，它早在奴隶社会就已出现。只有在奴隶主大土地所有制和奴隶制国家土地普遍实行租佃制或奴隶制剥削，农民不再沦为奴隶时，它才表明了奴隶制的衰落和封建化的过程2。 二、研究范围的扩大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夏文化探索的展开，进一步研究中国奴隶制的起源问题已经有了可能。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就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尚是众说纷坛。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于六千年前的黄帝、少吴时代；一种意见认为，公元前4500—前4000年期间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一种意见认为，夏是原始社会正向奴隶制国家过渡时期一种意见认为，夏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一种意见认为，商汤伐夏桀后形成了国家；一种意见认为，商代盘庚迁殷后，中国国家才产生。讨论奴隶制的开端，对于了解中国商周奴隶社会的演变、特点及其向封建制的转化是有帮助的。 早在五十年代，有的同志曾从理论上对农村公社作过研究，但从整个史学界来看，对于这个问题是不够重视的。近年来，随着“亚细亚生产方式”专题的深入研究和讨论，农村公社问题的研究已有较大的进展。在984年9月举行的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有的同志认为，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组织，但它的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长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第380页。 2详见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和《论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均载《古史论集》中。 详见何兹全《魏晋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979年第期。 2详见王思治《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分歧的原因何在？》，《历史研究》980年第期。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979年第7期。 期存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就中国古代历史而言，井田制是不是农村公社？多数同志作了肯定答复。有的文章为此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西周农村公社的井田制有两种，其组织形式与剥削方式各不相同。一是在“野”的井田制，是八家为一个公社，公田和私田即在每个井中，由八家共耕其中的公田。二是“国”中的井田制，则是十夫千亩为一个公社，中无公田，公田不是分散在“十夫为沟”的井田以内，而是和私田相隔离，集中地存在着，即所谓“籍田”。在“野”的公社是周人征服的民族，实行“助法”的剥削形式；“国”中的公社是周族人，实行“彻法”的剥削方式。两种剥削方式的不同不仅在剥削上“彻法”轻于“助法”，而且用途的性质也不同。“国中什一使自赋”，“赋”是军赋，专供车甲兵马之用的。这是因为征服者周族人，战时执干戈上阵，是他们的权力也是义务，它是由原始社会演变而来的。同意郭沫若对“井田制”解释的同志则不同意上述意见。他们认为井田是以耦耕为基础的集体耕作，是计量剥削单位。井田制中的“公田”是周王和诸侯直接控制的土地，“私田”乃是卿大夫之田，周族平民和庶人是根本沾不上边的。我们觉得，弄清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这对理解商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着重要意义。有的同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认为农村公社是由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必经阶段，如果把我国阶级社会的产生直接上承父系氏族公社，好象不曾经过农村公社似的，这就难以使人理解了。 以往研究古史分期问题，主要放在经济基础方面，忽视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对它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开展了对先秦政体的讨论。有些同志认为，先秦政体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划分为两大阶段即夏、商、西周是宗法君主制阶段，自春秋中期至战国末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也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政体划为三大段即夏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雏型时期，也就是建立了一个高出部落之上的原始政治机构；商代已经形成了贵族联合执政的政体；西周建立了宗族、贵族和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完成了宗统和君统的统一。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城邦国家，是近年来提出的又一课题。有的同志研究孔孟书之后，认为古代中国是城市国家形成和发达的历史过穆，反映在孔孟书中的不是主义帝国，而是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城市国家2。有同志从甲骨文着手，认为商代存在方国联盟，商朝实际上是一个方国的王朝，否定商朝是庞大的国家和实行分封制。但也有些同志，否认中国先秦时期城邦民主政体的存在，认为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城市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基础上形成了城邦民主制，而中国在夏、商、西周只有城堡和都邑，“工商食官”、工商业没有自由发展的余地，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更不可能形成城邦民主制国家。我们认为，研究先秦政体的演变、城邦问题等上层建筑，对于确定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界线是有意义的。因为，经济是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但它不能，也不可能作为划分社会形态变更的标志。社会形态变更的标志，详见韩连琪《西周土地所有制与剥削形态》，《中华文史论丛》979年第期。徐喜辰《试论西周时期的“国”“野”区别》，《吉林师大学报》978年第2期；《贡助彻论释》，《吉林师大学报》979年第期。 李埏《试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延续和解体》，《思想战线》979年第见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980年第3期。只能从上层建筑中去寻找。 三、重视理论，冲破了某些“禁区”尚锁在《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一文中说“回顾过去的争论，我认为问题之所以未能有重大的进展，分歧所以如此之大，而又难于接近，关键还是在于对理论的研究不够深入”。徐喜辰也认为“在今后的讨论中”，“更为重要的应当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2。两位同志的意见，反映出近年来史学界在古史分期中崇尚理论研究的学术风气。 客观地讲，在五十年代的讨论中，围绕着古史分期和商周史研究而引起若干理论问题的争鸣，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根据《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下篇第一章的介绍，当时是围绕下列问题展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再讨论；2.奴隶制的不同形态与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3.区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4.封建社会形成的条件和途径。这些理论问题的讨论，是有助于古史分期的具体问题深入研究的。98年在天津举行过亚细亚生产方式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学术界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举行的第一次专题讨论会。会上就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涵义和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各国的历史实际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许多同志认为，深入开展亚纫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将使我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全面、更科学；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 就近年发表的文章来看，有些文章冲破“禁区”，作了一些新的探索。 例如（一）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有的同志对斯大林提出的“单线制”五种社会发展形态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社会发展是“双线制”的，原始社会之后大部分国家可以进入封建社会，小部分国家也可以进入奴隶社会。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地理、自然条件所产生的生活、生产方式不同2。有的同志又从理论与史实上来论证，人类最早的阶级社会可以是封建社会。例如，商代的“众”是族众，是村社成员，他们为公田掠夺者劳动，便是封建性的谣役劳动，这种社会可以称为“村社封建制”3。又如，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的夏、商是“贡赋制”即早期封建制。因为，中国农业发达，四千年前就有青铜工具，夏代建国时，公有制与农业公社已存在，国王和贵族已有公社成员以贡赋形式提供剩余劳动（实际上是封建的实物地租的雏型），国家保护农业公社所有制，堵塞了奴隶制发展的去路。周代一仍旧制。只是将“公田”分摊到农户中去，“私田”固定化。公社逐渐由公有制向私有制发展，社会转入正规的封建制。 （二）如何评价奴隶社会中的阶级斗争问题，以前，史学界对它评价较尚钺《关于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史研究》979年第3期。 2徐喜辰《关于农民在灾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载于吉林师大学报编辑部《中国古代史论文集》979年第辑。 庞卓恒等《“亚细亚生产方式”学术讨论会》，《中国史研究》98年第惠宗《原始社会之后不一定是奴隶社会》，《江淮论坛》982年第广志《商代为奴隶社会说质疑》，载于人文杂志社《先秦史论文集》。黄伟成《贡赋制是华夏族从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契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982年第期。高。认为奴隶们的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动摇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因为斯大林曾经说“奴隶革命把奴隶主消灭了，把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废除了”2。金景芳认为，斯大林的这一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有它自己的特点，不能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公式往奴隶社会生搬硬套。他认为，奴隶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不是常居于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在中国，推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不是奴隶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奴隶社会内部各等级之间的斗争。其结果，一方面，导致自上而下地权力下移，使先前由奴隶主阶级所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的政权机构逐渐瓦解另一方面，使新的地主阶级得以在夹缝中产生并发展壮大。第二阶段，则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腐朽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3。但有的同志却认为，中外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地主阶级以暴力革命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事例4。 （三）农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以往的讨论中，几乎没有涉及。近年来，有的同志撰文认为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奴隶社会中，自耕农大量存在。研究自耕农在奴隶社会中的分化和动向，是阐明奴隶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忽视了奴隶社会中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妨碍对中国奴隶社会的全貌的认识。有的同志结合史实，对奴隶社会中的农民作了详尽的分析商周奴隶社会中的“众人”、“庶人”和“国人”都是农民，确切他说，都是公社农民。他们与商玉、周王同族，并以公社关系与奴隶主贵族联系着。他们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还是奴隶制国家的主要兵士来源。 四、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尝试近年来，有些同志在古史分期问题和商周史研究方法上，作了一些新的尝试。例如（一）在五十年代的讨论中，比较注意某一朝代或某一个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只注意横向研究，不注意纵向研究。这种状况，近年来有所改观。例如，有些文章研究奴隶社会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全过程，以此来论证中国封建社会的诞生。“战国封建说”的论者提出一种新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从黄帝到夏朝建立为父系家族奴隶制的形成期；夏代和商代前期为父系家族奴隶制的发展期从商朝后期到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的发达期（宗族奴隶制）春秋到战国初为中国奴隶制的瓦解期。并且提出，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是以宗族奴隶制的瓦解为其前提的2。“秦统一封建说”认为夏、商、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上升时期；战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魏晋封建说”的一种意见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处于家内奴隶制阶段，春秋晚期至两汉发展2《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5页。 3详见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和《论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均载《古史论集》中。 4杨际平《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980年第4期。徐喜辰《关于农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载于吉林师大学报编辑部《中国古代史论文集》979年第辑。 2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38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参阅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983年。到劳动奴隶制阶段2。“魏晋封建说”的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经过三个阶段，西周眷秋是奴隶社会的前期，也可以说是原始社会到发达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2.战国秦汉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3.魏晋之际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时期3。如上所述，尽管各派对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的理解并不一致，在具体阶段划分上也颇多异议，但正因为大家都注意了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从而在阐明封建社会形成问题上就比较有了说服力。 （二）早在五十年代，一些同志已经开始了通过东西方比较研究的方法解决古史分期问题。近年来，也有文章从奴隶来源问题、农业中奴隶的劳动、奴隶制占主导地位与否、以及奴隶法律地位等方面，对汉代与罗马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二者异同，认为罗马与汉代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确认汉代是奴隶社会4。不过，过去的那种以古罗马灭亡和西欧中世纪形势的特殊性当作普遍规律来套殷未周初的历史和把古代东方其他国的特殊性当作普遍规律来套中国奴隶社会的缺点，在一些论著中依然存在，应当引起注意。（三）近年来，在古史问题的讨论和商周史的研究中，较多学者比较重视考古学新资料，运用它来验证和补充文献资料。例如，《周代社会辨析》的作者，引征青铜器铭文佐证《左传》、《诗经》等文献资料，对封建领主制作了新的解释。又如，“战国封建说”的论者，根据三十多年来的发掘资料，证明西周的农具基本上还是木、石、骨、蚌器，铁制农具至今没有发现，而木制或石制的农具是不能产生封建社会的。因为封建生产方式的广泛基础是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如果个体农民使用的农具是木制或石制的，他们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肯定不如奴隶的集体劳动，这种生产力水平与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不相适应的。再如，“魏晋封建论”的论者认为，从考古资料获证，我国夏、商、西周处于青铜时代，青铜农具没有能够排斥木、石等原始农具，奴隶制自然处在早期阶段；春秋至战国初，主要农具已是铁器，生产力水平已达到劳动奴隶制所需要的地步。但适应于封建制生产力高度，要在汉未前后才能达到2。此外，《井田制度研究》的作者也“运用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献资料，全面考察了夏、商、周、春秋、战国井田制的形成、形式、土地分配关系、有关制度的变化和解体等一系列问题”3。（四）随着科学技术事业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一些新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渐渐被应用于社会科学。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模糊数学等，已开始被引入史学研究领域。近年来，在古史分期和商周史研究的方法上，一些史学工作者已作了一些新的尝试，并且将有新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运用这些新方法来研究商周史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 综合言之，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近年未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商周史的研究，就其内容而言，无论在深度上、广度上和研究方法上都比五2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一）、（二），《文物》985年第5思治《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述评》，《中国历史年鉴》979年，第2克尧《罗马与汉代奴隶制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98年第3期。林甘泉《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革》，《文物》98年第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一）、（二），《文物》985年第5镇豪《一九八四年先秦史研究概况》，《中国吏研究动态》985年第期第5页。十年代有所提高。但是，却没有形成像“文革”前那样围绕着若干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争鸣。如果说五十年代以彼此讨论为主，那么，近年来则以各自研究为主。我们相信，在现有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对一些理论问题加强研究和创造性的探索，如果能够进一步采取中外对比研究方法，进而具体阐明中国古代历史的规律及其特点，以及重视文献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综合研究，在大量占有可靠史料的基础上，在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中，经过史学工作者和其他专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古史分期问题和商周史研究，终将会接近科学的统一和更大的进展。 木节一些叙述，有的节取丛林《谈谈近年床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特点和趋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985年第3期）一文的大意。 第五章本卷的编写旨趣本卷是《中国通史》第三卷，即商周史卷，包括中国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 中国的商周社会结构，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穷源竟委，其肇端当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阶段。但是，这一时期材料不多，除一些半神话的传说外，史书上虽然记录了夏以前的一些传闻，却非常简约，至今尚未得到任何地下资料的佐证。 关于史籍中记载的传说时代的文献资料，我们的态度是，既不能全盘相信，也不能一概否定，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去伪存真。神话传说中的所谓炎帝、黄帝、量尤、颛顼、共工之类的“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复杂，或结盟、或通婚、或兵戎相见。如果把他们当作某些具体人物来看待，那就错了，因为他们并非具体的人，而是指某些氏族或部落。然而，把这些“人物”名字完全理解成氏族部落的名称，也未必然。因为在原始社会时期，人名往往是和部落名相一致的。史书上经常说的某人生某人的现象，除了存有父子关系的意味外，其基本含义则是氏族分支或部落分支的关系。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地区部落林立。《史记》所谓“黄帝时有万诸侯”，无非是说当时在中原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氏族或部落存在着。实际上，东部、西部和南部亦然。本卷将对炎黄、东夷、苗蛮和百越这四大族属集团加以说解，旨在说明残存在阶级社会中的氏族公社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渊源，以此作为商周史研究的发韧。 按通说，我国第一个阶级社会是传说中的夏代。征诸史籍，在《尚书》、《诗经》及《史记》中皆有其相关的记载。但夏代的社会性质究竟怎样，到底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这个问题，仍是一段悬而未了的公案。目前看来，只有抓住夏文化这个中心环节来加以突破，才能使夏史的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在考古学上确定哪些文化属于夏代文化，乃是探索夏史的核心。单从文献上看，可以说夏代已进入阶级社会，但若据考古发掘，还不能完全肯定。本卷即以此为出发点，将夏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探索，试图说明传说中的夏代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 商周，尤其是周代，是我国历史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关于其社会性质问题，在史学界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众所周知的西周、战国和魏晋这三大封建说，就是经过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争论后所得出的相对结论。我们认为，中国的商周社会，乃是早期奴隶制的典型代表。首先，在国家的形成问题上，中国国家形成的形式与雅典式的不同，和罗马的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它既不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形成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斗争中产生，而是在氏族社会内部分化成氏族贵族和平民阶级，在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恩格斯语）由于征服者商族和被征服者夏族以及征服者周族和彼征服者商族的社会经济差不多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上，所以又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域的形式，即以马尔克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这表明，商周二代，都是在公社还没有解体的情况下先后进入国家阶段，并进入奴隶社会的。其次，与公社制相适应，国家的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则具有明显的从公有到私有的过渡特征。它的存在，对于确定商周奴隶制的发展阶段以及阐明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国家形态、政治和法律的观点和制度、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中间阶段”的公社所有制，经过了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前期的一个较长的阶段后，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才逐渐走向解体。在氏族制度废墟上产生的奴隶制国家，一般说来，首先经过的是早期奴隶制国家，这就是说，早期奴隶制是奴隶制初期的普遍国家形式。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历史条件不同，并非每一个早期奴隶制国家都能发展到奴隶制的发达阶段，但其前期必为早期奴隶制阶段。根据文献资料和地下资料来看，我国的商周社会便是一个早期奴隶制的国家形式。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占统治的阶级关系，是氏族贵族奴隶主和受家长制形式剥削的奴隶。除此而外，大部分是习惯上所说的非基本的阶级或过渡的阶级，即公社农民和手工业小生产者阶级。这决定了奴隶在生产上并不占主导地位。所以当时的生产与其说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上面，不如说建立在公社农民的劳动上面。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商周社会的奴隶制性质，因为决定一个社会是否是奴隶社会，不仅看它的奴隶数量多少，而重要的要看那里奴隶制的发生、发展对阶级关系发展和变化所起的作用。由于商周社会中奴隶制剥削是主导的、进步的，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称为奴隶制社会或早期奴隶制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商周奴隶社会的固有结构发生解体。商鞅变法以后，其他各国争相仿效。结果，使公田私田化，公社农民小农化，礼制法制化，分封制度郡县化，世卿制度官吏化。到秦统一以后，这种社会形态交替过程中的飞跃终于完成，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封建社会。本卷大致勾勒出了这千余年历史的发展脉络及其规律。 乙编综述第一章神话、传说、历史年代第一节关于氏族、部落的神话和传说中国历代的生产方式，经历了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等，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今天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 关于原始社会，我们称之为远古时代，本书第二卷已依据考古学材料加以论述。但关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情状，依据考古材料，很难推知。在史书中，除一些神话、半神话式的传说外，虽然也记录了夏代以前的一些传闻，但是非常简单，而且还没有得到任何地下资料的物证。 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地区氏族部落林立。《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有万诸侯。”就说明当时中原地区有成千上万的氏族或部落存在。所有的部落名称、活动范围和他们的活动情况，我们现在大多无法全部了解。下边只打算将他们分为四大族属集团略加说解，作为以后论述商周史实的出发点。 炎黄族属集团在传说中，炎黄部族最早发祥于渭水流域。《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轿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这个传说，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少典、有、炎帝、黄帝，都是中国原始社会的氏族名称。所以《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司马贞释“少典之子”说“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史记·秦本纪》说秦之祖先女修吞燕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虽然少典与大业都是原始社会人物，但在传说中，少典与大业所在年代，则相距甚远，大业何得能娶少典氏女？所以这里所指少典也是国号，非人名也。以此类推炎帝、黄帝两氏族，是少典、有两氏族之后裔，并不是说，炎帝、黄帝是少典氏个人的儿子。炎帝、黄帝两个氏族由于居地不同，因而姓氏各异。 （二）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是中国很早的原始社会的“人物”，实际上，它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却处在原始社会的晚期，已越过血缘群婚阶段而发展到族外婚制阶段。传说中的炎、黄事迹，更说明中国原始社会已发展到父仅制，并明显地向对偶婚及一夫一妻制发展。但中华民族的历史，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之久，其中原始社会很长很长，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仅仅反映了原始社会最短最近的一个阶段。 （三）由于炎黄族属都把炎黄奉为祖神，故建以庙陵予以崇祀。在渭水上游姜水（今岐山东南）的清姜堡有神农（实即炎帝）庙。姬水在何地不详，但渭水支流北浴水中部（今称黄陵县）有黄帝陵。北宋以前诸书均谓黄陵在汉阳周——今子长县，这些传说未必可靠，但也反映了炎、黄两氏族的居地及其活动区域。大体言之，炎帝氏族以姜水为发祥地，渭水下游有邵为姜嫄居地，因而可以推定炎帝氏族以渭水流域为最早活动中心。黄帝氏族以姬水为发祥地，黄陵在北洛水流域。黄帝的传说同空同山也很有关系《庄子·在宥》篇载黄帝见广成子于空同之山。 《五帝本纪》也说黄帝“至于空桐”。《新唐书·地理志》云原州平高县下有空同山，其地在今甘肃镇原县境。属于渭水支流径水上游，因而可以推断黄帝氏族以今之陕北与陇东为最早活动中心。 由于炎黄族之繁衍，也由于中原沃野气候温和，宜牧宜农，并临近其最早活动中心区域，因而他们逐渐向中原扩展，并在中原建立其氏族、部落。姜姓在中原所建部落，多在今河南黄河以甫地区，在殷周之际或以前，已发展成强大部落。其重要而可考者，如申在今河南唐河县境。 吕在今河南南阳市境2。 许在今河南许昌市境3。 厉山在今湖北随县，临近河南省4。但也有的分布在黄河以北，并散见于今山东境内者，如共在今河南辉县境。 齐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县境2。 州在今山东城阳3。 向在今山东莒县南4。 姬姓族属向东发展，大体上在黄河以北及河北大平原区域。例如传说黄帝居于涿鹿，曾与炎帝战于阪泉5，蚩尤、黄帝相“争于涿鹿之阿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逸周书·尝麦》）。《五帝本纪集解》引服虔说涿鹿，山名，在涿郡。又引张晏说涿鹿在上谷。照前说涿鹿在今北京西南的涿县境内，照后说，涿鹿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徐旭生以为蚩尤既为九黎之君，“如果从九黎的地望猜测，或在河北南境今钜鹿县一带钜、涿古音虽不同部，但音近，可互转”。中冀不知何在，“《山海经》有‘冀州《诗·王风·杨之水》“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传》“申，姜姓之国。”2《说文》“昔太嶽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郑语》“南有荆、蛮、申申，吕姜姓也。” 3《广韵》上声语韵“许”字云“出高阳汝南，本自姜姓炎帝之后，太嶽之胤。”4《礼记·祭法》厉山氏，郑玄注“厉山，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关于“共”的传说及其地望，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7—48页，有详细考证。2《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左传》昭公二十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齐），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周语》“则我皇妣大姜之■，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依也。”太姜为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可知伯陵早在周代以前，即定居齐地。34《世本》“许、州、向、申，姜姓也”。《括地志》“密州安丘东三十里，古州国，周武王封为淳于国。”《春秋经》隐公二年“莒人入向”，疏“向，姜姓。”另《左传》隐公十一年“壬给‘与郑人苏忿生之田’”，其中有州、向，注均“属河内。”《汉书·地理志》“沛郡向县”注“向，故国姜姓，炎帝后”。两个记载所写州、向地望不一致，疑不能定，但二者均姜姓则相同。5《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服民虔曰阪泉，地名。又引皇甫谧说，阪泉在上谷。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95页。按《山海经·大荒北经》谓“■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之野’，为黄帝与蚩尤战地，那末，此中冀或是指冀州中部”7。 从以上传说中涉及的地点来看，阪泉、涿鹿、钜鹿，中冀之野，虽所指地点不同，但黄帝的居地及其活动，都在今日之河北大平原区域。 黄帝族最初活动中心在陕北、陇东，后来扩展到河北大平原，它向东扩展的路线，文献不足，难以说明，但从殷周以前的传说，及文献上简略的姬姓分布的记载，可以推测其大概黄帝氏族在陕北的黄陵，在北浴水下游的芮（今陕西大荔），再向南有渭水下游的俪戎（今陕西临潼）等。芮早在西周以前即已存在。《汉书·律历志》说“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骊山女在殷、周间曾是一个强大部落，而且是一位女子做领袖贼欲sodu。这两个氏族都是黄帝族的分支。 从陕西向东沿黄河两岸（大部分在黄河北岸）姬姓建国的很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虞、唬、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此外见于《左传》的还有芮、有荀、有贾2、有狐3、有耿4。虞为“大王之昭”，虢为“王季之穆”，见于《左传》僖公五年，且虢在黄河南岸，霍为“文之昭”，韩为“武之穆”，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狐氏出自唐叔，见于《国语·晋语四》。焦、滑在黄河南岸。“这杨（今洪洞）、魏（今芮城）、荀、贾（皆今新绎）、耿（今河津）的晋南小国，全不知道它们为何时所封。我们疑惑那里面有一部分为黄帝氏族东迁时沿途留下的分族”5。 其在河北大平原的“封国”，有鲜虞（正定）、蓟（今北京），也都是黄帝之族属。 如果以上推测可以成立，则黄帝氏族之扩展乃自陕西渡河，沿中条山、太行山边，主要在黄河以北，向东北行而至河北大平原。打败量尤以后，黄帝族又从河北大平原而扩展至中原地区。 在黄帝族据有中原地区以后，他的后裔有的向东部扩展，颛顼在濮阳与夷族杂居。稍后，在中原西部伊洛流域有夏后氏。黄帝与夏后氏是史前时代炎黄集团中最主要的中坚力量。夏禹又是其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 《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各氏族分布，据有文献可考者，除夏后氏以伊浴为中心外，其在西方者有扈氏在今陕西户县。 褒氏在今陕西勉县。其在中原或东方者。 斟寻氏在偃师。 7同上书第9页。 《左传》桓公三年芮伯万条下疏引《世本》“芮、魏皆姬姓。” 2《左传》桓公九年“虢仲”条下《疏》引《世本》“荀、贾皆姬姓”。3《左传》庄公廿八年晋献公娶“大戎狐姬” 4《左传》闵公元年“晋候作二军”条《注》耿、霍、魏“三国皆姬姓”。5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44～45页。 《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斟灌、斟寻所在地点，根据应劭所注《汉书地理志》，斟灌在今山东潍县，斟寻在今山东寿光。但《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说“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后又引《纪年》、《尚书序》、《战国策》证斟寻在洛阳附近。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八谓斟寻在偃师县东北。辛氏即有莘氏，在旧陈留县东2。 杞氏今河南杞县。 斟戈氏今山东范县北观城镇3。 缯氏故城在今山东枣庄市东。 根据以上所列，夏禹及其后裔之分布，除少数在陕西境以外，主要以河南为中心，并向东扩展至山东南部地区。 炎黄族，是中国远古时代文化发展较早的集团。所以它的族属把史前的发明创造多归功于炎、黄，但其最大事迹，是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 《史记·封禅书》引《管子》“神农封泰山炎帝封泰山。”神农与炎帝本为二人，但汉代以后，人们却将神农与炎帝综合成一人，都把神农氏称作炎帝。从此，在传说中炎帝即神农，神农即炎帝。 炎帝（或神农）氏族最早发明并发展了农业，已被历代学者所承认，而且尊之为农业之神。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易系辞》云“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其他文献称颂神农教民农耕，教民粒食者很多。从传说看，黄帝氏族在周弃以前，还停留在游牧阶段。所以《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但在周弃时代（当在夏末）也进入了农业阶段。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农牧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在农牧以前，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一个时期。”农业牧畜，“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一个时期”2。 另外一个突出的事迹，是与洪水搏斗的故事。它是以炎黄族为首并由其他族共同协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取得最后胜利的。 共工氏族居地，正是洪水泛滥的地方。所以共工必须经常与洪水搏斗。 《国语·周语下》说他“壅防百川，堕高堙庳。”这就是说，他铲平高地，以其土堙塞池泽，后人解释为筑堤防。这种办法，并非无效，因而以后鲧禹治水，仍然吸取他的经验。可以说在传说中，共工是治水最早的英雄。后人又通过神话的方式，夸大了他的英雄形象，又把他看做是能翻天覆地旋转乾坤的神人。例如《淮南子·天文训》说“怒而触不周”的结果是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从此日月西逝，江河东流。原来的天在、地维不合理的状态，由于他的一怒而天地改观，为日月星辰开辟了道路，替江河泥沙找到了归宿。“治洪水”是传说，“触不周”是神话，但两者都认为共工是改造自然的英雄。 共工治水以后，叉有鲸禹的治水。神话传说以夸张的渲染，说洪水造成了遍及天下的灾害，但也形象地描绘了鲧禹治水的功绩。鲧继承了共工氏族治水的经验，筑堤堙塞洪水，后人把堤叫做鲧堤，但遭到失败。禹又继承了2《左传》僖公廿八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其地在旧陈留东。一说在曹县北，参阅《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读史方舆纪要》三三兖州下曹县。 3斟灌、斟寻所在地点，根据应劭所注《汉书地理志》，斟灌在今山东潍县，斟寻在今山东寿光。但《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说“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后又引《纪年》、《尚书序》、《战国策》证斟寻在洛阳附近。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八谓斟寻在偃师县东北。缯氏，部落名，春秋时为莒所灭。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5页。 鲧的事业而以疏导为主，终于治眼了水患。禹治洪水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人们重视客观实际并积极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前车之失，后车之鉴。只要能认识失败教训，就是走向胜利的开端。在生产斗争中，前人的失败，往往并非斗争的结束，而是后人走向胜利的悠悠。 大禹与洪水斗争的顽强精神，是感人肺腑的。他亲自率领群众，手里拿着橐耜耒臿，疏导河川。他的手上磨去了指甲，腿上磨去了毫毛，生了偏枯之症，但他仍在大风暴雨中不停地工作。十年没有见着妻子，三次路过家门，听见儿子哭也不进家门2。他为人民受尽了辛苦，但他终究治平了洪水，所以他死了以后，成为社神——主持山川的神抵，受着人们的崇祀。在神话传说中，炎黄族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中以及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都处在一个先进的地位。 东夷族属集团东夷族属集团的分布，在中原的东方，其活动地区非常广袤。东至海滨，南抵大江，向北可以延伸到东北。其中最重要的氏族、部落有蚩尤、太吴、少吴等等。在史前时代，他们与炎黄族属接触最多，关系也最密切。 (一蚩尤在中原之北部，即今日之鲁西南，接连冀南、晋东南的狭长地区，有一个黎族，也称“九黎”。它最早的氏族长，称为蚩尤。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举出四大论据，推定它也应该属于东夷族属。其主要的四个论据是.蚩尤寓于少吴，其地望应在鲁西南。 2.后人对蚩尤的事迹传说，全在山东西部蚩尤祠在济水上；其冢在今寿张县，肩髀家在今钜野。 3.东汉学者承认蚩尤为九黎君长。九黎地望在今鲁、冀、晋接壤处，故蚩尤死后即葬于其所属地区。 4.根据《盐铁论·结合篇》黄帝战啄鹿，杀两吴与蚩尤而为“帝”，在涿鹿之战中，太吴、少吴二族都与量尤协同作战，证其同属一个集团。徐氏所根据资料比较丰富，分析亦较透辟。 蚩尤战败后，黎族“一部分被迫徒居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黎国；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到西周时还罔有‘黎民’的名称”。 由于蚩尤战败，后人在记载中，遂多贬辞，实际上黎族在当时也是一个强大的氏族，他善造锐利兵器，也发明了不少兵仗。他率领其氏族对黄帝作战，在初期曾取得很大胜利2。 特别是后人为他各处立祠，并奉之为战神。“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对蚩尤的祭典，最初可能为黎族崇祀并限于黎族居《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尸子》“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庄子·天下篇》“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沐甚雨，栉疾风”。 2《尸子》“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孟子·滕文公上》“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尚书·益稷》“禹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士功。”范文澜《中国历史简编》第一章。 2《太平御览》卷一五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尤九战九不胜”。地，但战国时代以后，已扩展到各地。秦朝所祀东方八神，“三曰兵主，祠量尤。”刘邦起兵，“祠黄帝，祭量尤于沛庭”3。汉初，在长安、太原为蚩尤立词（《史记·封禅书》）。 蚩尤在战国以后，冲破“民不祀非族”之界限，成为华夷共同祟祀之神抵，反映了民族间的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太吴风姓，其遗虚在陈（今河南淮阳）。《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吴之虚也。”其后裔分支最著者，有任（今山东济宁市）、宿（在今山东东平）、须句（在今东平县境）、颛臾（在今山东费县），大体上都分布在济水流域，因而他们“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三）少吴赢姓，传说居地在曲阜，《说文》“赢，少吴氏之姓”。《左传》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吴之虚”（《左传》定公四年）。其支族很多，分布面也很广。东至山东沿海，《山海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吴之国”（《大荒东经》）。北至山东北部，西至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南至河南南部及安徽中部。 其重要分支郯氏《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郯子曰少吴氏，“吾祖也”。《汉书·地理志》云“郯，故国，少吴后，盈姓”《按少吴氏后裔有赢、盈、奄、偃姓，均为一音之转0）。其地在今山东郯县。 莒氏在曲阜之东，早在殷商以前，即已居山东东部。《春秋经》隐公二年《正义云莒，盈姓，少吴之后，周武王封兹舆于莒”。所谓“周武王封兹舆于莒”之说，只是说明在周武王克殷之后，由于富国对周采取降服态度，因而得到周王朝的承认，让莒国继续存在下去，并不是说莒的建国是从周武王时开始的。《世族谱》云兹舆都计，即计斤；即春秋时之介根，约在今胶县附近，后迁莒。从殷商直至周代，为山东东南部一大强国。 莱夷古代文献，多不知其姓氏，但其为少吴氏之后裔，则无庸置疑。 少吴氏以乌名官，其中有鸠。吴大澂曰“《尔雅·释鸟》‘鹰，耒鸠。’释文本作‘■’。樊注‘耒鸠，爽鸠也’”。“兹以■鸠之■，借莱夷之莱”（《愙斋集古录·祖乙■侯叔敲》），是知莱为氏族名称。鸠，正反映其原始时代以鸟为图腾的标志，也证明其确为少吴氏之族属。莱夷居地，东至海滨，西部则似乎已达临淄一带。《左传》昭公二十年说“首爽鸠氏始居此地（指齐都临淄）”，管仲也说“齐，夷莱之国也”（《管子·轻重戊篇》）。是知远在殷周以前，齐国本为莱夷氏族居地，直至周初始为太公所据。而且太公至齐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经过一番斗争，大公胜利后，才在莱夷的部分地区建立其“封国”。 至于莱夷所居中心，有的以为在黄县，或云在东阳（今临胸附近）2。两者都有可能，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3《史记》、《汉书》中《高祖本纪》。 参见郭克煜《山东东部古国史研究·有关莒国史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984年第一期）。《春秋》宣公七年“夏，公会齐侯伐莱。”杜注“莱国，今东莱黄县。”《元和郡县志》马氏《通考》均此。 2清人叶子佩《续山东考古录》卷十一《黄县》条。杨伯峻《青秋左传》注，亦主此说。《说文》“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人善射。《禹贡》云“莱夷作牧。”这是说在原始时代，东方夷人，以猎、牧为其主要的生产手段，也说明他们不但采取天然产物为其生活资料；而且也已进入“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3。 在猎牧阶段，人们经常随山林草地之变化，而在生活上迁徙无常，可东可西，居无常处。虽然居地有其中心，但也不一定限于一处。大致言之，莱夷活动区域是在今胶东一带，不会有多大错误。 皋陶偃姓。《说文》赢“《地理志》作盈伯翳赢姓，其子皋陶偃姓，偃、赢，语之转耳。”伯翳与皋陶的关系，“这是段玉裁偶然错误倒记，只有伯翳为皋陶子的说法，并无相反的说法”。“皋陶与少昊同姓，足证他们属于同一氏族《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如果它的说法有根据，那曲阜本为‘少昊之墟’，皋陶氏族出于少吴氏族更可以得到证明了”2。皋陶，一作咎繇，活动点在曲阜，相传虞舜时，曾任掌管刑法的士，以正直著称。其后裔在江淮之间建立英3、六（今六安）、群舒等小国。 皋陶、伯益与夏族有着特殊的密勿关系。尧舜时期在与洪水斗争中，以夏禹为首，但也有东夷的皋陶、伯益等人参加。传说洪水泛滥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滕文公上》）。焚烧山泽，不但兔除凶兽猛禽对人们的伤害，而且扩大了农耕面积。《吕氏春秋·勿躬》云“伯益作井。”这当然又是对原始社会的一大贡献。因为远古人们居住，总离不开江河湖海之滨，伯益“烈山泽”，不但使被洪水淹没过的山泽之滨，成为农耕地，而且又进一步“作井”，使离江河湖海较远之处，也可凿井饮水，使人们的居地大为广阔了，这是与洪水斗争胜利的扩大战果。伯益参加了与洪水的斗争，反映了大灾大难中，两族间相互协作患难与共的关系。 政治上在原始社会末期，华夏与东夷似乎已到了结成部落联盟的阶段。 尧、舜、禹禅让，是部落联盟选举领袖的故事。禹曾推荐东夷的皋陶为他的接班人。恩格斯曾指出“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绪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atio）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禹对皋陶的推荐，固然是受当时“天下为公”的制度所制约，但也反映出两族的关系是相互信任友好的。 夷羿有穷国君。有穷所在，不知何地。或云在河南2，或云在鬲县（《水经注·河水下》），或云在安丰3。按“少吴之虚在今曲卑。而曲阜古名穷桑或空桑，有穷的名或与穷桑有关系。《左传》说‘后羿自迁于穷石’”，《括地志》说“故城在滑州卫城县（卫城县系卫南城之误）东十里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5页。 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54页。 3《史记·陈杞世家》“皋陶之后，或封英世家》注英国在淮南，盖蓼国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9页。 2《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晋地记》。 3在今安徽、霍邱二县境内。《路史后纪》卷十三上。 卫南在今河南滑县境内”4。夏都经常迁移，或东或西，但未出今日之河南。夷羿既能“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则羿之居地，应与夏都不远。有穷（或在曲阜）接近河南，钒城地在河南，因而夷羿居地可能在山东河南一带，这个推测，似乎合于情理。 《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后羿亦称夷羿，夷为族名。《路史》注说“‘羿以女偃出皋陶’，不知道有根据否”5，如《路史》注说，可以成立，则“皋陶与后羿全是属于少吴氏族的人”。 东夷与华夏长期接触，友好相处，但有时也发生偶然的短期冲突。除黄帝战蚩尤外，在夏代又有羿代夏政的事迹。 在神话传说中，界有两个。一个是尧时的后羿，为人民除害，后为逢蒙所杀，但死后受到人们的崇祀7。另一个是夏代的东夷族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他不恤民艰，以射猎为乐，最后为寒浞所诛。前者是神话，后者是传说，虽然两人的名字相同，又都被人所杀，但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并不相同。神话中的后驿“能御大灾，能悍大患”，“以死勤事”，因而人们视之为英雄，尊之为神抵。传说中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说明两族间的一次斗争；也说明太康不恤民事，因而失国，夷羿不恤民艰，又终于被杀。这些神话与传说，有发人深省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其余如山东的费（在今费县）、河南的葛（在今宁陵），也都是少吴后裔所建立的很早的国家。 淮夷淮水流域有淮夷。郭沫若《卜辞通篡考释》说东夷应包括淮夷，虽系推测之辞，但淮夷之名，未见于卜辞。因而李白凤对郭之推测提出商榷“因为古籍与金文凡称淮夷，大概都称东南夷或东淮夷的”（《东夷杂考·奄族考》）。意思是说淮夷不应放在东夷范围之内。但根据其他文献，从广义言之，把淮夷放在东夷共同体，还是可以的。《禹贡》在徐州部分说“淮夷珠暨鱼”。《禹贡》为晚出之书，淮夷为周代以后通行之称呼，故不能见于卜辞。从《禹贡》所言，淮水流域不但有淮夷之族，而且也指出其地方之产品，反映了淮夷之族的经济发展阶段。珠，珠名。孔颖达说是蚌之别名，出珠，遂以为珠名。可能由于淮水为多水区域，故淮夷人仍以渔猎见长。淮夷或称徐夷。《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古之徐国，即淮夷也”。史称徐为赢姓，《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注“二国皆赢姓”。可见淮夷应属东夷共同体，因而郭沫若之推测，似乎并非毫无根据。 关于淮夷在史前情况，文献绝少，我们很难了解，但它在四周之初已是一个强大力量。《费誓》“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但这篇文章与事实有矛盾，《史记》和《书序》都在伯禽于鲁即位后所作，认为当时“管蔡之乱”，淮夷徐戎也跟着叛乱。但管蔡和淮徐叛乱4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55页。 7《淮南子·汜论》“羿除天下文害，而死为宗布”（即礼·地宫·党正》及《族师》注“■，水旱之神”。酺，“灾害之神”。《淮南子·汜论》高诱汪云“今人室中所祀宗布是也”夏代之羿，则为有穷夷羿。夷弄因夏民以代夏政，寒浞虞羿于田，杀而烹之。事见《左传》襄公四年。在伯禽即位之前，所以孙星衍提出疑义，说伯禽封鲁，据《洛浩》，则在七年为政之时，此云即位之后，殊不可解。如果孙星衍提出的疑义，可以成立，则淮徐夷人至晚在西周之初，已成为一个强大力量。 其他少吴氏后裔分布在淮水流域者，尚有黄（今河南潢川县）、江（今河南正阳县）、终离氏（《史记·秦本纪》说它是赢姓，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夷除以上所举中原东部地区居地外，其范围似应向南扩展至大江以北，向北扩展到河北东部及东北区域。这两部分，不一定与少吴氏有关，但它也被视为东夷之列。 《禹贡》两言岛夷，一在扬州，一在冀州。其所指范围扬州之夷在苏北，冀州之夷则在河北东部以及东北地区。《汉书·地理志》引《禹贡》则均作鸟夷。颜曰“善捕鸟者也”、“搏取鸟兽”，夷族均善射属实，但以善射而得鸟夷之名，妄也，鸟夷之名可能与他们以鸟为图腾有关。 《后汉书·东夷传》将夫余、挹娄、句丽、沃沮、（室韦）、貊均列入东夷之内。如果将《禹贡》、《后汉书·东夷传》所列各族均纳入东夷范畴之内，则在中国东部，南起扬州之夷，北至东北，沿海各地诸族均属东夷之族，这些夷族，大多数都有以鸟为其祖先的传说。虽然，图腾相同，不一定都是同族，但以上诸族，不但居地相联，而且其风俗习惯也大同小异，彼此关系亦较密切。所以应该说，从大江以北直至东北沿海都是东夷族分布的地区。 （四）商族子姓。在传说的尧舜时期，有一个强大的商族部落兴起。它的始祖是契。相传契是有■氏女简狄吞燕卵而生的。 契称玄王，可能含有北方之王的意思。《世本》“契居番”。番、毫同音。“契居番”即契居毫。其地最早在燕，故《左传》昭公九年云“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契子昭明居砥石，其地可能在今河北省中部殷都之北。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傅守商祀”（《逸周书·作雒》。）《汉书·地理志》云“邶，以封纣子武庚”。《帝王世纪》云“殷都以北为邶”。《说文》云“邶，故商邑”。可知商族部落在其灭夏建国以前，已自其发祥地燕毫逐渐向南扩展至殷都以北地区。由于殷都以北为商族旧居之地，所以武王克殷以后，仍封殷之后裔于邶，以守殷祀。 昭明之于相土又迁于商，其地在今豫东商邱（其中曾一度徒居泰山下之东都）。是商族部落除在殷都以北外，又扩展至中原东部。《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则商族部落在相土时代，其中心虽在商邱，但其声威已播及远方。殷墟卜辞屡见祭土之贞卜，土即相土，说明其后裔一直对他予以隆重之崇祀。 在商族部落的经济生活中，畜牧占很重要的地位。传说相土造车，“作乘马”，“王亥始作服牛”（《国语·周语下》）。他们驯服牛马拉车，以帛及牛羊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为了保护其贸易，其后裔上甲微曾联合河伯灭掉了抢夺其牛羊的有易之君绵臣。 商人食物，牧产品中以牛羊为最多，祭祀也用牛羊，可达数百之多，足证其牧业之盛。 但商人经济生活，并非限于牧业产品，在史前已进入农业生活。治水是当在古汦水、石济水流经之地，约在今石家庄与邢台之间。详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7～8页。发展农业的需要。契的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上》）。传说冥为夏之水官，由于勤其职而死于水。殷之先公先王，自上甲微后，凡六世，都以日干作名号，远比夏代为早，可见其农业知识比夏进步。殷之农业、牧业、商业各方面盛于夏朝，因而造成代替夏朝的优越形势。 到了天乙（汤），征服了附近许多小国，国力越益强大，终于灭了夏而代有“天下”。 东夷各氏族部落分布很广，与炎黄族属接触最多，关系也较密切，相互影响也较深，直到汤建立了商王朝以后，其统治范围比夏更大。商继承了夏代文化继续发展，并把奴隶制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当时，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大国。 苗蛮族属集团苗蛮，古称苗，也称蛮，他们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地区。 《战国策·魏策一》吴起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今鄱阳湖；洞庭，今洞庭湖。汶山所在，多有纷歧，但衡山并非今日江南之衡山，其地望应在江北，似指今日江淮分水岭之桐柏山、大别山一线。 苗族得名，其说各异，“自周迄唐，通谓之蛮称苗自宋始”（《章太炎文录·别录》）。实际上“苗”与“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由于时代不同，对同一族名的称呼，常有变化，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苗与蛮，从字义上所包含的内容看，有其相同处。但历史上的蛮，常常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各族的泛称，其范围远远超过这里所说的苗、蛮。吴起所说的“三苗”，似乎是指“衡山”以南，长江中游地区若干苗蛮氏族或部落的总称（“三”是多数的意思），并非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三苗是“帝鸿氏之裔于浑敦、少吴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于饕餮三族之芭裔。”这种传说未必可靠，但可反映“三苗”包括着一些不同的氏族。又如《山海经》中所说的骤头，也称兜，是一个有名的氏族。《山海经·海外南经》云“（）头国人面，有翼，鸟喙，方扑鱼”。南方多水，此氏族大约在尧舜禹时代，仍以扑鱼为生。《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人名曰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日炎融，在头海中鱼惟冝芑、苣、穋、杨是食。”这又证明他们除渔业以外，还从事农业生产。《大荒北经》云“颛顼生头，头生苗民。”这里所说苗民氏族出于头，就可以证明头与苗民同族。 炎黄族进入中原以后，逐渐向南扩展，遂与苗蛮接壤，并屡次发生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吕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左传》昭公元年说“虞有三苗”。《吕览》上条引文又说“舜却亩民”。《墨子·非攻》也有禹征三苗之记述，足见炎黄与苗蛮屡次发生冲突。战场主要是豫西南地区，在与三苗冲突或战争中，据《礼记·檀弓》、《山海经·海内南经》、《淮南子·修务训》、《史记·五帝本纪》均载丹朱及舜死葬苍梧，这个“苍梧”应在丹水一带。旧说夏族击败三苗，三苗被迫迁到三危（据说在今敦煌西）。《尚书·尧徐旭生《中国古吏的传说时代》58页有详细论证。 典》云“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云“迁三荷干三危”，是否属实，疑莫能定。可能是三苗失败以后，有的避居高地。三为多数的量辞。危《说文》“危，在高而惧也。从广，人在压上”。厓与崖通。这只是说，三苗在最北一部分受到打击后暂退山地，而多数仍居故地。 在传说中，与苗蛮关系最深者为祝融氏，它最初虽不属苗蛮集团，但它的后裔在这个集团中却处于异常显赫地位，祝融氏为频项后裔。他们的居地最初也在中原地区。如频项居地在帝丘2。祝融居地在郑3。 祝融之后裔有八姓己、苳、彭、秃、妘、曹、斟、■。每一姓氏又繁衍成为几个氏族。这八姓各氏族之分布，最初大体上以河南北部之卫郑为集聚地。其后始扩展至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一带。至商、周时，才有较大迁徙。 祝融后裔南迁，成为日后楚国王室之祖先。楚人进入荆州（苗蛮区域），大概始于周公返政成王之后。据《史记·楚世家》其时楚熊绎方受封居丹阳。丹阳地望，据清人宋翔凤《过庭录》卷九谓“丹阳在商周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浙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浙。鬻熊（熊绎）所封，正在于此。”《史记，楚世家》载楚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楚自荆北丹阳进据江汉，乃为以后之事。直到春秋初年，熊绎后裔熊通（武王），在荆楚开辟疆土，“大启群蛮”，并“开濮地而有之”，才奠定了强国的基础。祝融为颛顼之后，在史前传说中，颛顼为炎黄联盟重要领袖之一，号高阳氏，虽无显赫武功，但农业发展也较早，特别是在宗教方面，有其特殊地位。世代相传，对后世影响颇大。在北方，从唐虞到夏商，巫史的职守（当时在文化领域中，最受尊重的职业），都由重黎之后掌握（《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重黎是他的远祖，并说他的祖先（重黎之后）在周代作史官。 祝融氏徙楚，与楚地人民原有文化相结合，发展成具有楚地特点的高度文化，例如在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即是在学习楚地民歌基础上所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可与北方的《诗经》媲美，甚至超过《诗经》。屈原自称他是“高阳之苗裔”（《楚辞·离骚》），即也是颛顼祝融之后裔。他也是掌管巫史的职守的。 江汉之间，古代又为濮人分布之域。《尚书·牧誓》所载牧野之战中，即有濮人参加。《左传》文公十六年云“百濮离居”。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说“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由于“离居”及“各以邑落为聚”，是以外强之来，即“各走其邑”（《左传》文公十六年）。因而其江汉居地，即渐为楚人所据。但它在楚之西部，仍为其聚居之邑落。当楚有内乱衰弱时。周宣王初，熊霜卒，三弟争立，“叔熊（叔堪）逃难于濮而蛮”（《国语·郑语》），以资掩护。《左传》文公十六年云“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糜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可见濮在春秋时代，已成为楚国西部的强大力量。 《左传》昭公廿年。又《礼记·帝系》、《史记·楚世家》均以重黎为一人。《山海经》、《楚语》则以重、黎各为一人。司马迁《史记·自序》中，又说“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并未坚持重黎为一人。锗说纷纭，但以重黎为颛顶后裔，则无疑问。 2《帝王世纪》“颛顼始居穷桑，徙商丘（帝丘之误），于周为卫（今河南濮阳县境）。”3《左传》昭公十六年“郑，祝融之虚也（今河南新郑）。” 濮人分布地区甚广，自湖北西延至于巴蜀。嘉陵江之合川至北碚，旧称濮江，亦以濮人居地而得名。晋左思《蜀都赋》云“左绵巴賨，百濮所充。”意思是说在大江支流涪江地区，绵阳一带，旧为百濮聚居之地，今则为巴賨分布之域。 《华阳国志》所称之南中，包括今之云南、贵州，虽不在江汉地区，但也有濮人散居其地。建宁郡有濮、僚，永昌郡有闽濮、裸濮。《尔雅·释地》云“南至于濮铅。”铅应即今云南之元江（元江古称濮水）。 在荆地有长沙武陵蛮，相传有“槃瓤”的神话，以犬为其族徽，并为其图腾的信仰。他们以后向西发展，主要居于今之贵州，散居于湖南、云南、两广及湖北。 苗族以伏羲为其祖先。清初陆次云的《峒谿纤志》里面说“‘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蜗、伏羲位’按他们的传说，苗族全出于伏羲与女蜗。他们本为兄妹（或姊弟）配为夫妇，绵延人类。”这个神话传说的内容，应该相当古老，它既反映了远古人们对人类起源的猜想，又反映了我国远古曾存在着的血缘家族制度。在传说中，女蜗的事迹比较丰富，她被苗人尊之为祖神，其所受崇拜之地位，也高于伏羲。《淮南子·览冥训》又单独阐述了女蜗事迹说她补苍天、断鳌足、杀黑龙、积芦灰等等，这些事情都与治水有关。这种神话是不是又反映了远古时代，女蜗曾率领人们与水灾搏斗的英雄事迹？这个神话在战国末期以后，才显著流传。旧说以伏羲即为太吴，那是齐鲁学者综合把他们拉在一起，成为一个人的。 槃瓠即盘古，盘古开天辟地，女蜗兄妹配为夫妇绵延人类及女蜗治水事迹等的流传，如果不是苗族受汉族的影响，就是汉族受苗蛮的影响。这种流传，不但丰富了我国神话的内容，也反映了各兄弟民族在文化上的交互影响。百越族属集团《荀子·儒效》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是楚、越在古代不但各为一大部族，而且其所居地区，亦各有别。 越，泛称古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之民族。《吕览·恃君》称为“百越”。高诱注曰“越有百种”，说明它所占地区很广，族属也很众多。 《禹贡》两言岛夷，其在南者，即扬州之夷。扬州之南，古称扬越之地，亦即百越之北境。 《史记》言吴、越皆古国，吴为周太王长子太伯之后，越为夏少康庶子之裔。吴居苏南，都于吴（苏州），越居今浙北，都会稽（今绍兴），二国王室皆华夏之裔，然其人民，则为越族。其语言与华夏迥异，必“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相刺》）。然吴、越人民的语言则相同。 吴子胥、范蠡、大夫种，均言吴、越不但语言相同，而且其风习亦相同。但其与华夏则大不相同。 《史记·吴世家》说太伯、仲雍居于句吴，“文身断发，示不可用。” 《左传》哀公七年说仲雍在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谷梁传》哀公十三年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这就是说断发文身，非华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237—238页。 见于《吕氏春秋·知化》、《吕氏春秋·夫差内传》及《越绝书·纪策考》。夏之俗，太伯、仲雍奔吴，也是从民俗也。《越世家》育越之先世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也是说禹之后裔到越以后，从民所俗。 吴、越两国接壤为邻，且“两国之语言、习俗既皆相同，侧其人民宜为同一民族也。虽其玉室出自华夏”。吴、越之南，有闽越，亦越人之一支，西以武夷山与江西为邻。但其族人之分布并不仅限于令之福建，在今江西赣江流域东部，亦有越人分布。《史记、楚世家》载“成王恽元年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徐旭生指出两点，很重要其一，“夷下列越，足以证明它为一种族的名，并非国名。”其二，“楚的南境，大约不出今湖北界内，无缘超过江西、安徽。”并指出“这个越就是《楚世家》里面的越章”2。 春秋时代，楚熊渠封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其封地既曰越章，则其地应与“越”及“章”有关。说明楚地有夷、越之族，但这里只能说明在楚所统治范围内有夷，越之族、并非所有夷越之族均受楚所管辖，因为当时楚的南境，“无缘超过江西、安徽”。 熊渠封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其封地仅限于熊渠所取扬越之地，其范围主要在汉代的丹阳郡；其地既为古扬越之地，又为章山所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云“三天子鄣（章）山在闽西海北。”“郭璞注《山海经》、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并以三天子鄣山在丹阳郡”。“丹阳郡北，西与九江（郡）、庐江（郡）接，西南与豫章（郡）接，东南皆与会稽接，略当今皖南、苏南及浙西之地”。 是今武夷山之东为越族居地，在武夷山之西，也有越族之居地。 在浙南有瓯越，闽北有闽越。闽、瓯之名早已见于周世2。他们也是断发文身3，并与吴、越同族，两者语言亦大同小异。 南岭之南，谓之南越。贾谊《过秦论》云秦“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又云“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这里秦所“取”或“略取”者，都是岭南之越人居地，他们的风习是“椎髻”4，与东部沿海越人风习不同，但仍为百越之组成部分。 百越除分布于岭南外，并向西散居于今之云南南部。云南是一个民族复杂地区。“元谋猿人和各地旧石器遗址表明，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云南境内就有原始人群活动。遍及全省的多种多样的新石器文化，就是自古以来云南居民族属复杂的反映”5。 越族在云南南部、东南部、西南部和濮人交错杂居在“闽濮之乡”。“先秦史籍记载着我国南方越人的风俗，有所谓‘贯胸’、‘离身’、‘雕题’、‘漆齿’等族向商王朝入贡，他们与后来云南境内的‘穿胸’、‘文身’、’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吴越》。 2《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4页。 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8页。 2如《山海经·海内南经》、《逸周书·王会》。 3《王会》“越、沤（瓯）鬋发文身”。 4《论衡·率性》“南越王赵佗，本汉贤人也椎髻箕坐，好之若性”。这里赵佗“椎髻”，只是从南越之俗也。 5《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所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页。 文面’、‘黑齿’等族有密切关系”。 “越”之族名，由于春秋时代勾践之强大而越名始著。是越本为国名，后遂沿用力族名，于是东南沿海各族亦均冠以“越”族之称。由于越有百种，种姓各异，因曰百越。在历史上多年沿用不改。 楚越地区，是我国水稻主要发源地。越地河姆渡出土骨相很多，制作精良，结构完善，其中更发现稻谷和堆积很厚的稻壳。 《周礼·夏官·职方氏》职云扬州、荆州，“其谷宜稻”。《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这些记载，特别是河姆渡出土实物，说明百越早在七千年前，即有稻作物种植，反映其文化之悠久绝不亚于黄河流域。 另外，在南方沿海的深圳古墓以及云南的耿马、元谋、宾川、剑川、曲靖...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02页。 弄得“黎民咸贰”，丧失了全体氏族成员的信任而遭到罢免，而善射的有穷氏部族酋长后羿，却“因民弗忍”，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得到人民的拥戴而继任为部族联盟的军事首长。所以《左传》襄公四年说“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五子之歌》载伪《古文尚书子之歌》述太康之弟五人，因太康失国，“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虽不足信，但征之先秦古籍，太康以逸豫而失国，则是可以相信的。金履祥《通鉴前编》云“太康虽为羿所拒，不能济河，而犹立国于外，以传仲康。”这是由于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通常都是以本部族的酋长来兼任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所以太康虽为大众所罢免，另推后羿以代“夏政”，但是太康死后，他的兄弟仲康，和仲康的儿子相，仍得为其本部族的酋长。在父系家长制时期，酋长一般亦是世袭，传给他的弟弟或儿子。所以，《夏本纪》于太康失国后仍然记载曰“太康崩，弟仲康立他康崩，子帝相立。” 帝相被杀时，据《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载，他的妻子后缗方怀孕，从窦中逃回母家有仍氏，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后又为浇所逼，逃到有虞氏，为有虞庖正。“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来，寒浞又因“纵欲”、“康乐”、“不德于民“失掉了人民的，少康则因“能布其德”，得以收集夏部族的余众。他的老臣靡遂靠了有鬲氏和夏部族的遗民，起兵攻灭了寒浞。后来少康又灭浇于过，少康的儿子杼灭豷于戈，恢复了“夏政”。寒浞、浇、豷之灭亡的原因，《左传》襄公四年曾经特别指出“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可见，寒浞和浇之为少康所代替，完全是由于纵欲、康娱，失掉了人民的信任，而少康之兴，则是由于“能布其德”，得到了人民的。从太康、后界、寒浞和少康的几次更迭看，其所以得继任为军事首长，虽然多惜助于武力，但重要的还在于得到了各部族酋长和氏族成员的拥护，可见在部落联盟中的民主选举制仍在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虞思之以二姚妻少康，也可以说明在少康灭寒浞前，有虞和夏部族还在父系家长制下的一夫多妻制家庭阶段，不是属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文明时代。 《左传》襄公四年中把“后抒灭豷于戈”和“少康灭浇于过”并称，说明杼和少康属于同一历史阶段，共同完成了所谓“中兴”的大业。古本《竹书纪年》曰“柏杼子征于东海”，说明在杼时其势力更向东发展，势力益强。《国语·鲁语上》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报”是一种祭祀，祖先有功德的才用报祭。夏代用报祭来祭祀杼，证明杼在夏代当同禹一样有开创大业之功。夏代以禹启传位于太康，经仲康、相到少康三世四传，曾经过太康、后羿、寒浞、少康的斗争和军事首长的几次更迭，说明从禹到少康应是军事民主制下的世袭制时期。从少康、杼以后，经历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杼、帝孔甲、帝皋、帝履癸（桀），共九世十一传，已无经过选举和罢免的痕迹。这就证明夏族部落自帝杼以后，加强了对外战争的力量，原来的部落联盟中军事首长的权力逐渐膨胀，终于掌握了原联盟中的全部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管理民政的部落酋长会议的权力日渐削弱，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已为国家机构所代替，氏族社会即将发展到阶级社会了。 夏文化的探索夏史的探索，还是史学界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从目前看来，只有抓住夏文化这个中心环节加以突破，才能使夏史的研究工作顺利进行。也就是说，从考古学上确定哪些考古学文化属于夏代文化，则是探索夏史的核心。因为只有将夏文化探索明白，才能全面地弄清夏代的历史。所以，探索夏文化是研究夏代历史的必要前提之一。 夏文化，有人又称作夏代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早于夏代的夏族文化，只能叫“先夏文化”，“夏王朝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称为‘夏文化’”，它是属于我国考古学范畴的文化。自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田野发掘为主的我国考古学产生以后，考古学家们为了寻找商朝以前的远古遗迹，就积累了一些田野考古资料。近三十年来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不少与古文献中记载关于夏代地域和年代上基本一致的遗迹、遗物，可是仍然不能最后确定为夏文化。这种探索夏文化的工作，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文献中的夏代中心地区，开始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953年，在河南登封县玉村第一次发现了不同于郑州二里冈期早商文化的遗址，揭开了夏代考古的序幕2。95年，在河南郑州发掘了洛达庙遗址。959年，徐旭生先生在豫西调查了传说中的“夏虚”，在河南省偃师县发现了二里头遗址2，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视。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发掘了二里头遗址，第一次发现了郑州二里冈期商代灰坑打破洛达庙类型文化层和洛达庙文化层叠压于河南龙山文化层上的现象，从层位关系上确定了这类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冈期早商文化的相对年代，从而解决了这以前二里冈期商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空白3。这一发现不仅为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如何过渡到青铜时代找到了典型实例，而且为解决夏文化问题提供了可寻的线索。二十多年来，在豫西和晋西南地区已经发现了数十处遗址。经过重点发掘的有偃师二里头、登封告成王城岗、夏县东下冯、临汝煤山、洛阳挫李等遗址。 977年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河南登封县召开了一次“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议”，会上就探索夏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978年以来，在全国各种刊物上约计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探索夏文化的文章，提出了一些看法。 由于大家对这种文化的认识很不一致，因此命名也不相同。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文化首先在洛达庙发现，因而主张名之为洛达庙类型文化；有的同志认为东干沟与洛达庙有区别，主张名之曰东干沟文化；有的同志又名之为早商文化；也有人直接命名为夏文化。但是，多数同志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大、堆积厚，文化遗址和文化遗物也最丰富，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主张把它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自959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发掘，发现该遗址为南北.5公里，东西2.5公里，其中发现了厚达3米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978年第期。2韩维周《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954年第期。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957年第期。2徐旭生《959年夏豫西调查“夏虚”的初步报告》，《考古》959年第期3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帅二甲头遗址发展简报》，《考古》95年第5期。左右的二里头文化堆积层共四期。在这个遗址中，发掘出铸铜用的陶范、柑锅残片、铜渣和少量的青铜器、屋基、窖穴、水井、窑址和大量石器、骨器、蚌器、陶器以及一些玉器和铜器，还发现了宫殿遗址。 对于这种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文化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大略说来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意见（一）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都在夏人活动的地域之内，时间与夏代纪年相当，二者有承继关系，因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遗存都是夏代遗存。 （二）根据文献推定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毫，进而推论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遗存为夏代遗存。但河南龙山文化不可能是夏代文化。 （三）二里头三、四期遗存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属商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有承继关系，它们的年代又在夏代纪年之内，它们是夏代文化。 （四）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期商代文化有承继关系，二里头文化囚期遗存是商代文化。 （五）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不同，是夏代文化遗存；偃师二里头遗址不是汤都西毫，而是夏都阳城。 上述意见有其一致之处，但分歧也是明显的。这些分歧涉及二里头文化跟河南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关系，同时这几种意见立论的着眼点和所用的方法也有差异。 探索夏文化的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在上述五种意见当中，学者们自己的认识也是属于探索性的，没有任何定论。现在看来，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了探索夏文化的重点，也是探索夏史的非常有希望的对象。我们相信，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讨论的进一步深入，这个课题必将获得圆满的答案。 附夏王朝世系表（公元前2世纪—前世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4页，文物出版社984年版。禹启太康(2(3中康相少康(4(5矛槐(芬芒(7(8(9泄不降(降孔甲皋(0(4(5扃厪(2(3发履癸(桀） (7第三节历史年代问题的提出历史从神话传说时期迈进有文字记载可征的信史时期，首先遇到的就是年代问题。年代是历史的尺度。历史之有年代，犹如地理之有经纬线。必有经纬线，然后知其地之在何处；必有年月日，然后知其事之在何时。对某一历史事件，如果不知其时。也就不能知道它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前后关系。研究中国古史，也必须搞清它的年代。 我们知道，西周共和以前无纪年，就是说中国古代有确实可靠的纪年是从西周后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年开始的。到周的灭亡即周赦王五十九年（公元前35年），是五百二二十六年。 共和以前，还有西周初期和中期，从周武王到周厉王，共有十个王。他们的历史，在文献和铜器铭文中大部分可以找到证明，但是他们的在位年数，却难肯定。武王伐纣在哪一年，更是聚讼纷坛。在武王伐纣之前，还有商代，它的后期历史由殷墟发掘中可以得到证实，其前期历史由甲骨卜辞和郑州二里冈中可以得到一些间接的证明，但它的年代，就很难确切知道。至于夏代，更在商代以前，目前出上的地下资料尚难完全证实，它的年代就更难说了。历史年代，要求具体的数字，要求清楚他说出夏代多少年，商代多少年，周代多少年。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学者所拟定的年代，多是根据距今二千年前而又不甚可靠的刘歆的《世经》。《汉书·律历志》引用他的说法，把武王伐纣定在公元前22年，因此周的总年数是八百六十七年。加上商的六百二十九年，夏的四百三十二年，那么夏的开始应当就是公元前283年了。但是刘歆所说的年数并非是根据某一材料计算出来的，而是依据“三统历”的推算方法勉强求得与历史的历谱的一致，也就是说，他把历史事实椎前挪后，加以改变而成，因而是不可靠的。正如《后汉书·律历志》载尚书令陈忠批评刘欲所说“横断年数，损复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晋书·律历志》也说“刘歆更造三统以说《左传》，辩而非实。”这些批评距离汉代较近，可以看出刘歆的材料不甚可靠，因而《世经》的年数也是不能作为主要根据的。 比较可靠的资料，应该是晋太康二年（公元28年）发现的《竹书纪年》里的年代。此书在宋代已经佚失，现在通行的是后人编辑起来的，其中的西周年代有错误，武王伐纣在哪一年无法确定。因之，整个年代，仍旧搞不清楚。不过，根据其中的一些材料和古器物铭文，参以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年数，我们还能做出一个较为可信的大数。 关于夏年运用新的科学资料，特别是考古发掘资料来研究中国古史纪年，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自本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w·f·利贝发现了用放射性同位4测定考古学年代方法以来，世界各国竟相采用这一新的科学方法，测定古文化遗址的考古学年代，并且取得了很多成果。从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的一些科学机关和高等学校也相继建立了4实验室，运用科学方法对古代文化遗址进行了测定，至少已经发表了近千个测定数据。这些数据，为解决中国古代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及其发展序列，进而解决中国古史上的疑年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但是，4年代测定法本身目前还不很完善，尚有一定的误差。因此，我们对待4测定法所提供的年代数据，不能把它绝对化，更不能只是根据几个数据就来判断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并且以此来确定夏的年代。因为关于二里头文化中的一至四期是完全属于夏文化还是前几期属于夏文化范畴；三、四期属商前期文化，一、二期属夏文化问题，正在争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应当同时参照当时的物质文化和后来的文献资料去分析研究，才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关于夏代的积年，在古代文献中历来就有不同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史记·夏本纪》《集解》和《索隐》并宗此说。《路史·后纪》第十三卷下注云“十七世，《汲纪年》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与古本《纪年》相差一年。《汉书·律历志下》引《帝系》则云“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皇甫谧注亦云“自禹至桀并数有穷，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路史》引《易纬稽览图》说“夏年四百三十一”，相差一年。以上大体分为两种，即一为四百三十一年或四百三十二年；二为四百七十一年或四百七十二年。《孟子·尽心下》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去掉了尧舜，夏世也当在五百年左右。 《晋书·束哲传》说“夏年多殷”，而古本《竹书纪年》却说夏代四百七十一年，商代四百九十六年，夏代反比商代少了二十五年。这可能是由于《竹书纪年》是从黄帝开始的，也可以把尧舜的年数都算在夏代里，与《尚书》中把《舜典》都算在《夏书》一样，所以夏年多于殷。 目前不少学者把夏代的起讫年代定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由于它是根据《世经》以公元前75年为伐桀之年，加上夏之四百三十二年，作为夏代的开始的，周此虽然可以作为一种大体可信的年代，但还不能视为绝对的标准。 商代纪年商代纪年不仅是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解决前述夏代纪年的一个前提，在我国古史研究中有着重要意义。但商代纪年在目前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其主要分歧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商代积年问题，主要有以下三说（一）四百余年说，即将商代纪年定为公元前52—0年。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二）五百余年说，即将商代纪年定为公元前00—前028年。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路史·后纪》第十三卷下注云“十七主，通羿、浞四百三十二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六章《年代》。 （三）六百余年说，即将商王朝纪年定为公元前7世纪——前208年，认为商代纪年“大体为六百年左右”2。目前史学界持此说者较多，但各家对于它的终始纪年各不尽同。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左传》宣公三年“祭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3。近年来，通过对二里头、二里冈和殷墟文化等商文化三个不同时期的典型遗址的4测定的年代分析，勾划出整个商文化之考古学年代的大致轮廓如下商代早期公元前800—前00年；商代中期公元前00—前400年商代晚期公元前400—前00年。根据这个考古学年代，推断商汤建国的年代在公元前8世纪，盘庚迁殷在公元前4世纪初，商纣亡国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整个商代纪年约为00余年，与前述的第三种主张基本一致4。第二，关于周武王灭商的年代，也是一个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的问题。过去胡厚宣在其《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曾经作过统计，约有十二说。近年来，有的同志又作统计，共有十八说之多5，而其具有代表性的则有以下三说（一）公元前22年说。董作宾在其《殷历谱》，以刘歆《世经》中关于商代纪年的记载推算而得。 （二）公元前0年说。最早为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在《周代的年代》中所提出，后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齐思和等人所编《中外历史年表》等所采用。此说主要是根据汉世所传《殷历》中关于周代纪年的记载，以及陶弘景《古今刀剑录》中的有关材料。 （三）公元前027年说。此说最早是梁启超在其《最初可纪之年代》2提出，其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等均采此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出版后，此说更为许多学者所采用。此说主要依据《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推算而得。前引4测定的商代晚期公元前400—前00年，与此说也相吻合。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对天象和地下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的研究，对《竹书纪年》关于西周纪年的记载提出了疑议，并认为把武王灭商的年代定为公元前027年是不可靠的。这些说法，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他们所采用的治年方法，是值得重视的3。 2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5页注。 3“载祀六百”的“载祀”为复词，意渭殷商有六百乐耳。《汉书·律历志下》引刘歆《三统历》又曰“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 4参见杨宝成《商代纪年新议》，《吏学月刊》983年第3期。 5何幼琦《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中山大学报》98年第期。“殷历”历谱的制定时间，据朱文鑫《历法通志》的考定，约在二千三百年以前，比《竹书纪年》还要早一些。但是关于历史年代部分，今天能够看到的，都是汉人的记载。这些材料虽然已经隐晦，但还可以整理出来。“殷历”的年代是刘歆以外的唯一说法，是汉代相传的旧说，可能也是战国以来相传的旧说，因而是比较可靠的年代。从这些说法里可以看出商的开始时期是由公元前57年（汤的十三年）向上推十二年，即公元前579年，到周文王伐崇那一年（公元前083年）正是四百九十六年，与《竹书纪年》的殷代年数相同。参见唐兰《中国古代氏史上的年代问题》，《新建设》955年第3期。2《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 3张钰哲《哈雷慧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史》，《天文学报》第9卷第期；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979年0期。 西周积年《史记·周本纪·集解》说《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七十五年也。” 对于这条材料，有人认为四周的总年数太少了，一定有错字；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竹书纪年》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既然其中有了夏、商和西周的年数，就可以百事俱了，不必怀疑。这个问题所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主要是与西周共和以前各王的在位年数迄今尚无定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在注意探索西周王世的年代，即从武主克商至厉王诸王在位起讫的绝对年代。现将近五十年来至“**”前关于诸王在位年代的不同说法，选择一部分列表如下（见下页表）。 上述的这些纪年体系，大体说来，都没有超出宋代邵雍《皇极经世》的格局，即武王七年，周公七年，成王三十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五十一年，穆主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三十五年，夷三十六年，厉王三十七年。吴其昌是全部照抄，其他各家则是就邵雍编制的诸王在位年数，作了一些或多或少的加减。所谓邵雍的格局，就是先拟定克商之年，求得积年后再分配给各王。在诸王的年数中，以穆王五十五年和厉王三十七年成为显著的标志。只有陈梦家摆脱了《皇极经世》，是按《史记·周本纪·集解》所引说的西周纪年另行分配的。他还用西周金文作西周年代考订的资料，证明某王的存在和诸王的世系，以及由铭文所记年数证明某王至少的年数，或由有关的一些铜器而组成的铜器群证明某王的至少年数。 吴其昌新城新藏2章鸿钊3陈梦家4近年来，一些同志又根据铜器铭文中有年、月、周、日的五十余器，对于西周诸王的在世年数，做了一些研究。例如荣孟源根据《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所载彝铭，对照各家推步的历表，参考古籍和各家研究的成绩探讨了西周纪年。他从共和元年上推，以探求西周各王年数和武王克商之年。 刘启益说过去有人曾经根据一些带有年、月、日相和日的干支四个项目的铜器铭文，推算出西周的历法，判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但是，他们或者由于对西周铜器断代缺乏研究，或者由于对月相缺乏正确的理解，或者由于搬用后世的“三统历”来计算，他们推算出的西周历法是不能令人情服的，因而他们所制定的西周各王的年数也是不可靠的。通过实践，他体会到，要想正确地运用西周纪年的铜器资料，关键在于弄清楚月相词语的内容。在他看来，所谓“月相”，就是指月亮圆缺的变化。阴历每一个月中，月亮都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燕京学报》第期，929年。 2新城新藏，《中国上古金文中之历日》，沈译《东洋天文学史研究》，92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953年。 4陈梦家；《西周年代考》，商务印书馆，955年版。 《试谈西周纪年》，《中华文史沦丛》980年第期。 要经过一个月出（■）、月圆（望）和月没（晦）的变化。西周金文中的“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个词语，就是分别表示月亮这一变化的词语。月相词语所代表的日期确定以后，就可以寻找纪年铜器之间的关系了。他又说西周时期行用的是阴阳历，当时是按大月、小月相间的次序排比一年中月份的。因此，一件铜器只要确定了一个月的朔日干支，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日干支，大体上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如果两件纪年铜器是一个王世制作的，他们的朔日子支就应该是相衔接的，至少应该是相邻近的；反之，如果两件铜器不是一个王世制的，他们的朔日于支就应该是不相衔接的，或者说距离较远。按照这个道理，他利用了纪年铜器朔日子支之间的关系，确定了西周纪年铜器的绝对年代后，进而排比了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2，确定了西周时代的积年。 何幼琦认为，郑重地研究历史，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由于文献的不足，能够论证西周年代的可靠资料，只有铜器的纪时。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月周正朔抉算法”和“集中数器推断元年法”。他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整理出了一个完整的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和西周积年。 他们根据各自的方法整理出来的西周诸王的在位年数和积年，可以列成表（见下页）。 他们提出的西周诸王的年数，能否成立，尚需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根据他们的材料和分析，我们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积年，大体可以做出如下估计夏代四百七十一年商代六百余年西周时代二百六十年至三百年左右我们相信，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大量的古文化遗物的出土，以及中国古代年代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为解决我国历史上西周以前的疑年问题，带来可喜的前景。 战国的起讫年代战国时期的结束年代，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公元前22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于战国的开始年代，从来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一）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认为战国起于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 （二）宋代的吕祖谦在《大事记》中认为战国起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年。这是为了上接《春秋》的记载，也就是因为名为《春秋》的鲁国编年史是终于鲁哀公十四年。 （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战国起于魏、赵、韩三国迫使周2《西周纪年铜器与武王至厉王的在位年数》，《文史》第3期，详见《西周的年代问题》，《江汉论坛》983年第8期。他所说的“月周正朔换算法”，有两个步骤第一步不改周名，只改月份和日辰，换算为“正月某周某日辰”。其办法是先在于支周期表中宣到铭文的日辰，作为悠悠再接铭文的月份另照另表的千支数，在于支周期表上向后顺推，推到的干支，就是正月同周所求的日辰，第二步是把“正月某周某日辰”换成“正月某日至某日朔”。其办法是在于支周期表上，以第一步求得的日辰为悠悠，根据铭文的周名按威烈王承认列为诸侯之年，即公元前403年。 （四）清代林春溥的《战国纪年》和黄式三的《周季编略》中都认为战国起于周贞王元年，即公元前48年。春秋战国之交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革时期，这种变革的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个变革是不平衡的，因而明确指出它的具体时期是不可能的，一套悠久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崩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何况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有先后快慢之别。例如山东半岛的邹国，到了战国中期，仍然保存有邦国时代的残霞余辉。 论者或谓“三家分晋”，是晋国政权易手的标志。但是从新出土的《孙子·吴问篇》前来看，在“三家分晋”之前，六卿早已分晋，并且从孙武对答吴王阖闾的活中，可以看到六卿不同程度地对田制和税制进行了改革，破坏了以前的井田制度，确立了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因此六卿的政权已属封建性质。后来的“三家分晋”，只是新兴地主阶级内部兼并斗争的结果。论者又说“田氏代齐”，是齐国政权易手的标志。也就是说，公元前48年田氏杀死齐国国君齐简公，就推翻了齐国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代之以地主阶级专政。而在此以前，和齐国相邻的鲁国，新兴地主阶级早已取得政权。公元前52年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和盂孙氏的“三分公室”和后来的“四分公室”，就是这样的性质。因此沦者们认为，公元前48年，继鲁、晋之后，新兴地主阶级在齐国取得政权，这标志着中原地区普遍地进入了封建社会，用这个年代来作为战国时期的开始，是比较合适的。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是《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依据司马迁的意思，从这一年趄成为一个时代，也就是战国的开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开始年代要晚些，是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王命韩虔、魏斯、赵籍为诸侯一事算起，比《六国年表》晚七十三年，司马光所以故意推迟几十年，可能表示不敢衔接《春秋》的缘故。其实，从这一年前后所发生的许多大事来看前，为了分期方便起见，司马迁在其《六国年表》中的提示，比较明朗一些，也就是说春秋以后就是战国时期，不会有一个非春秋、非战国的一段时间。 前十一日至一日前十五日至九日前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第二章商殷时期第一节商的建立、发展和衰亡商的先世商族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它的始祖契与禹同时。契母简狄是有娥氏女，《史记·殷本纪》载“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经·商颂·玄鸟篇》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就是这个故事的传颂。这个故事反映了此时的商族尚处于“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商族早期，经常迁徙。《尚书·序》和《史记·殷本纪》都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的地点大约都在今之河南、山东境内。 《世本·居篇》云“契居蕃”为根据地。《史记·殷本纪》亦曰契“封于商”。商的地望，结合“蕃”（今河北平山附近）地看来，今漳河地区当是商人最早活动的地区。商人早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黄河下游的豫东地区，可能以商丘为中心；另一是豫北漳河流域。近世研究甲骨的学者，曾把甲骨文中的滴和文献中的漳水相比附向，固然缺乏根据，但说商和章相通，则是有道理的。《尚书·费誓篇》的“我商赉汝”，《释文》曰“商，徐邈音章”。《吕氏春秋·勿躬篇》之“臣不若弦章”的“弦章”，《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作“弦商”，都是商、章通用之证。甲骨文的滴，未必指的漳水，但《水经·河水注》漳水下游确有水名商河，俗称小漳河。看来，商人所以称商，大概是由于商人远族居于漳水，而最早漳水或者就叫商水的的缘故。 契子昭明迁于砥石。昭明子相土是一个曾经大启疆域的君长，可惜关于他的功业只剩下他们后裔的两句颂诗，即《诗经·商颂·玄鸟篇》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半岛。 相土后三传的冥，“勤其官而水死”（《礼记·祭法》），说明此时商族社会的农田水利事业已经有了发明和发展。《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马”、“胲（亥）作服牛”，王亥还曾赶着牛群到有易地区，有易之君杀王亥，夺了其牛群。后来，王亥之子上甲微战败有易，杀了有易之緜臣。前三十日至二十三日向前逆推，推得的两个干支，就是所求的两个日辰。 的“集中数器推断元年法”因为彝铭的纪年都是从时王的元年算起的，因之，只要推算出了某器的绝对年代，同时也就查明了时王元年的绝对年代。同一王世的众多铜器，尽管铭记的年份有前有后，而由他们计算出来的时王的元年，必然是一致的。一件铜器，如上述换算来的“正月某日至某日朔”，在《正朔表》上，每四十年的范围内可以查到四五个或六七个，同时也就可以算出同样多的元年；当然，铜器的真正年代和真正元年，都只有一个。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呢？就单个铜器来说，这是无法分辨的；如果不是一器而是数器，那就好办了，在同一王世数器众多的元年中，往往有一个为数器所共有，可以确认，这就是时王的元年；诸器的与元年相应的年份，就是它们各自的绝对年代。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许多讲兵法的竹简，在《孙子兵法》的竹简中》，发现了《吴问》、《地形二》和《黄帝伐赤帝》等不见于今本的重要佚文。 详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80年版第5页。 可见此时的商族势力可能已经进入了河北北部，并且由于生产已有剩余可供交换，出现了掠夺财富的战争，私有财产可能已产生。 汤灭夏和商王国的建立复代未年，夏桀无道。据说当时夏族的部落内部“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外部“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左传》昭公四年）。商汤趁此机会翦灭夏族的许多部落，扩大自己的力量，正如《孟子·膝文公下》所说“汤始征，自葛（河南商邱北）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灭葛之后，他又攻灭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山东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濮阳），然后以伊尹为佐，向夏进攻，桀被放逐于南巢（今安徽南巢县）而死。《诗经·商颂·长发篇》的“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正是商人歌颂汤灭夏的史影。 商汤之初，其国并不太大2，后来由于四出征伐，灭掉许多小国，商王国的版图才逐渐扩展趄来。特别是攻灭昆吾、夏桀，“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吕氏春秋·分职篇》）后，便拥有东自洛水，西至羌境的广大地域，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用民篇》又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这种“国”即部落数字的减少，正是成汤不断进行统一战争的结果。 商族战胜夏族的过程，就是商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国国家形成的形式，与雅典式的不同，和罗马式的也不一样。这就是说，它既不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形成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中产生，而是在氏族社会的内部分化成氏族贵族和平民阶级，在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灭夏后的商族，在不能把夏族部落成员吸收到自己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的情况下，如同恩格斯所说“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们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成汤可能就是这样逐渐变成商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的。周人灭商后，周公口中的成汤，是个“克即宅”、“克即俊”（《尚书·立政》），“明德恤祀”（《尚书·多士》）的圣王，所以上帝信任他，命令他吊民伐罪，殄灭那暴戾天下的夏桀，建立了商王国，成为万民之主。春秋初年，宋襄公作《商颂》2也歌颂成汤的事迹说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肇2例如，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楚灭陈。元王元年，越围吴；到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在此后十九年，晋国的赵氏灭代。越和代都可以说是新兴的国家。王国维疑蕃即《汉书·地理志》鲁国的蕃县，也就是相上的东都，今山东膝县境。丁山不同意王说，“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寇河之间”（《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第7页。），丁说胜。例如葛毅卿《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935年，第7本。杨树达《释■》，《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954年，第47页。丁山《商周史料考证》，90年，第3页。2《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主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这里的砥石、商，可能都是水名。有彼四海，四海来假3（《玄鸟篇》）。 武王载饰，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易，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九截（《长发篇》）。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殷武篇》）。《商颂》五篇所记的成汤事迹，不是歌颂他的丰功伟绩，就是称赞他的勇敢威武，所以《史记·殷本纪》也说“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成汤之号武王，可能是由于他之武功赫赫的缘故。 武王之称，商时无征，甲骨卜辞中尝称为“武唐”（《续》、7、）；金文中又称“成唐”（《叔夷钟》）。由成汤又作武唐例之，成唐，正是《玄鸟篇》之所谓武汤。 《荀子·成相篇》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世本·帝系》也说“汤名天乙”。天乙，甲骨卜辞中作“大乙”，其例繁多，不胜枚举。大乙，在甲骨卜辞中又时称为“高祖乙”（《粹》2）。这里的高祖，当是远祖或始祖之通称，而大乙之称“高祖”又相当于后代之“太祖”或“太祖高皇帝”。甲骨卜辞中，不但有成汤的专祭而且又说他能够“受又”（授佑）。我们知道，甲骨卜辞中只有上帝能够“受又”，现在成汤有了这种权力，就更说明他在商族社会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盘庚迁殷《尚书·盘庚篇》的开首就说到“盘庚迁于殷”，因而《竹书纪年》、《尚书序》盘庚迁殷之说，当是有根据的。司马迁所谓“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治毫”，至帝武乙之时才“去毫，徒河北”（见《史记·殷本纪》），不知何所根据。至于丁山的盘庚迁蒙泽，武丁始居殷虚说，证据薄弱，似不足信。 关于殷虚地望，《史记·项羽本纪》有“项羽乃与（章邯）期洹水南殷虚上”的记载，五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也证明，盘庚迁都的所在就是今天河南安阳市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据研究，殷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殷虚文化第一期至殷虚文化第四期，中间没有间断，殷虚文化第四期第七组的年代已与西周早期衔接2。可见，商代未年，殷虚仍为商都。古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徒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是个有根据的说法。 《尚书·商书》中为迁徙而作的几篇，《尚书序》称“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但都已散佚，现存的只有《盘庚》三篇。在专为盘庚迁殷而作的这三次长篇讲话中，并没有一字谈到迁都的原因。因此，汉代学者以为盘庚迁殷是为了所谓“去奢行俭”（《后汉书·杜笃传》引《奏论都赋》），近世学者又主3关于砥石的地望，王国维无说，丁山认为当在古砥水、石济水流经之地，约当今之河北省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地带。详见《商周史料考证》第7—8页。 见古本《竹书纪年》、《楚辞·天问篇》。 2例如《墨子·非命上》云“古者，汤封于毫，绝长继短，方地百里”。《荀子·王霸》云“汤以毫，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淮南子·泰族训》云“汤处毫，七十里”。张是由于“避河患”。近来有人又说盘庚迁殷“是为了对付北方的强大敌人”2；也有人主张是由于“旧的聚居地方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土地的生产力便逐渐衰退，收获年复一年地递减”3；更有人认为这是围绕迁都问题而展开的一种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斗争。这些说法，似乎都难成立，所谓“奢侈”本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不是迁都就能改变的；盘庚自奄西迁北蒙本系渡河远迁，根本与河患无关；商之威胁来自鬼方、■方和土方，乃是商代中叶以后事，不能构成盘庚迁殷的原因；所谓土地生产力的减退，是商周时期普遍存在的问题，当时一直采取土地轮作方法加以解决，也不需要迁都。至于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即使表现得非常激烈的时期，也不是迁都就可以解决的。那么，盘庚究竟为什么要迁都呢？ 成汤时期的国家权力已经初步确立，奴隶制的社会秩序亦已稳固。但是，成汤死后，却发生了“伊尹放之（太甲）于桐”（《孟子·万章下》）的王室内部斗争。我们知道，商王国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原则，太丁既然早死，王位则应当由太丁弟外丙继承。但是，太甲却没有遵照这个原则，自立为王，这自然是个严重“不遵汤法”（《史记·殷本纪》）的行为。所以作为一个以庖人出身，媵有莘氏之妇，而力成汤的“小臣”或“小臣令”地位，辅助成汤灭夏而王中国的伊尹，便不能不起而维护“汤法”把他“放之于桐”了。不过，太甲虽曾一度被逐，后来由于他能“悔过自贡，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史记·殷本纪》）。太甲重新复位，并且有所作为，获得了“太宗”圣君的称号。由此可见，商王国建立伊始，王室内部的斗争就是如此尖锐和剧烈。仲丁以后，《史记·殷本纪》载，在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呷、祖丁、南庚以至阳甲之间，一直闹着“（诸）弟于或争相代立”，形成了“九世乱”。按照商代继承制度，仲丁为大戊长子，其子祖乙本无继承权，王位应当传给河直甲子，但是仲丁子祖乙却用非法手段夺去了河亶甲子的合法继承权。特别是祖辛、祖丁、阳甲三代，王位争夺尤为剧烈。按照当时的继承制度，祖辛传位于弟沃甲后，再传下一代时，王位本应由沃甲子南庚继位，但却被祖辛子祖丁夺去了。祖丁死后，沃甲于南庚又重新夺回王权。南庚夺回王权后，按理祖丁家系本应永远失去继承王位的权力，但其于阳甲又再次夺得了王权。由于当时王位不能按照规定秩序继承，因而也就造成了王室内乱，削弱了商王国的统治力量，出现了“隋侯莫朝”（均见《史记·殷本纪》）的政治局面。这就是盘庚迁都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盘庚即位后所以那般极力主张迁都，主要是为了解决由于王位争夺而产主的王室内部的纠纷。 《尚书·盘庚》三篇，是对“众感”、“众”、“百姓”和所谓“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的训话。当时因为人民不愿迁徙，反对盘庚的迁都计划，他才集合人民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用花言巧语安慰池们，时而以严刑峻法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恐吓他们。例如盘庚对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页。 3《史记·宋微子世家》太史公曰“（未）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违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按，此本《鲁诗》说。 于省吾《双剑誃诗经新证》卷四说“正域彼四方，应读作征有彼四方，言昔帝命武汤，征有彼四方也。肇域彼四海，域亦应读有，言始有彼四海也，故下有四海来假”。 王族“在位共政”的“众感”们说迁都的计划遭到了反对，是由于你们贵族当政者对公社农民众人的煽动。我向你们表明，我要迁都是继承先王的基业，以平定四方（“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我将仍象先王一样任用旧人共事（“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同时，我还劝告你们不要欺负老**，也不要欺侮弱小孤苦的幼年人（“汝无侮老**，无弱孤有幼”），我警告你们，以后要做好分内的事，不要再散布流言，否则将不客气地处罚你们，侮而不及（“罚及尔身，弗可侮”）。他对“众”即公社农民则说你们不应该不体谅我（“汝不忧朕心之攸困”），而听信坏人的话（“恐人倚乃身，遇乃心”）；在我的朝廷中有了乱政的人，贪图横财（“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而我所以迁都正是为要使得你们的生活安固，并不是为了你们有罪，要罚你们这般（“承汝傅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他威胁那些敢于再反抗的民众说我将要把你们杀戮了，绝灭了，不使得你们恶劣的种子遗留一个在这个新邑之中（“我乃劓珍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久安定你们的家（“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盘庚对异性贵族和地方官长又说现在我来宣布诚心，明白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我并不是把罪过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要共同对我忿怒（“尔无共怒”），互相联合在一起来毁谤我个人（“协比谗言予一人”）。我所以要迂徙是上帝恢复我们祖先的行为（“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安定我们的国家。我将努力地提拔你们作助手，你们要怜悯我们的民众（“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我不会任用爱财的人，你们若能共同谋生，能养护人民，能图谋人民的安居，我就铨叙你们的官爵，以示嘉奖（“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现在已将我的意见告诉了你们，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不要有一个人不服从我（“今我既羞告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从这些讲话中，更可进一步证明，盘庚的迁都，完全与奢侈、河患、外寇、地力衰退和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无关，也实在找不出这方面的痕迹来。如果真是有这类事情降临，当时人民本能容易觉察，必然是逃之不暇，那里还能起来反对呢？其实，探索这个原因，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只要联系盘庚迁殷前的社会矛盾，只要细绎盘庚三篇的含义，还是可以找出线索的。例如，盘庚在讲话中说到“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惊动万民来迁都呢？”我告诉你们，这是因为我看到上帝要恢复我们祖先的德政，重治我们的国家。所以我必须汲汲地向着忠厚谨慎的目标前进，老老实实地建立新的秩序。他又说，这次迁都的目的是“绍复先王大业，底绥四方”，就是说，是要继承并恢复先王的伟大事业，使天下安定。在这里盘庚把迁都的原因托词于“恭承民命”，当然是骗人的鬼话，但是结合盘庚以前的“九世之乱”看来，他要重新建立奴隶主商王朝的新秩序倒是他的真正目的。此时盘庚已经看到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已经到了“不能胥匡以生”，即不能互相协助着生活的程度，而且他还看出这一斗争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导致“殷降大虐”，即这个殷王国的统治颇有复灭的可能。盘庚所以如此力主迁都，主要是想通过迁徙，削弱那些具有争夺王位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地位和统治力量进而强化自己的统治权力。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盘庚迁殷后，结束了“九世之乱”一类的事情重新发生，保证了王位由一个家族的父子世袭，因而一直到商未，从未出现过因争夺王位而引起的斗争。正是由于王室内部的政治纠纷的解决，商王能够加强其内政武功方面的统冶，社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盘庚以后的商王国也就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也就是“百姓思盘庚”（《史记·殷本纪》）的根本原因。 武丁时期的商王国盘庚死后，王位由其弟小辛继立。小辛死后，传帝小乙。小乙死后，继立的是自己的儿子武丁。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武丁少年时，其父小乙使他久劳于外，与“小人”居，知道“小人”的疾苦，因此在他即位之后，能够“修政行德”一度“复兴”（《史记·殷本纪》），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了发展。 在当时的商王国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分散有许多远较商族落后的方国。 他们不时寇略商王国的领域，其中最为强大的是西北和北方的舌方、鬼方、土方和羌方。 武丁时的■方，多次入侵殷之西边，或殷之同盟或降服于殷的诸侯地区，有时也侵入商郊，甲骨卜辞中的“伐■方”、“孪■方”、“从伐■方”等，大概都是指的武丁亲征■方事。甲骨卜辞云贞乎（师）般伐晋（方）（《前》·58·4）。贞勿乎多臣伐■方，弗（受出又）（《林》2·27·7）。 “令■来曰，寇伐■方”（《金》525）“■乞步伐■方”（贞■■■方”（《文》37）。 出为武丁晚年祖庚初年的贞人，可见武丁亲征之外，又屡令多臣、■、来、■等诸侯亚大张挞伐，直到武丁晚年，■氏才将■方擒获，结束了与■方的战争。武丁征伐晋方的兵力，少则三千（《前，7·2·3），多则五千（《续》·3·5），当时的战争规模，可谓不小。 ■方之外，又伐土方和羌方。武丁时期，有关土方的甲骨卜辞云“允有来■，自北土方侵我田十人”（《菁》），可见，土方地望，当在北方。当时所用兵力，多在三千（《前》·34·2）或在五千（《后上》3·），土方势力之大，似乎不在■方之下。当时贞卜伐土方的甲骨卜辞，往往有“今■”（《后上》3·）二字。“■”字，如可释为春，则说明征伐土方必在春暖解冻季节才能出兵，可知土方当在寒冷的北方边塞一带无疑。羌方，也是武丁时期的方国，它的力量更为强大，所以武丁时代及其以后伐羌方所用的兵力较之■方和土方更为众多。“辛已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库》30），便是其证。 武丁时期的另一敌对方国则是鬼方。《易经·既济》九三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九四又说“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甲骨卜辞中说“己酉卜，内（贞），鬼方景，（亡）祸。五月”《甲》3343），“己酉卜，丙贞，鬼方■，亡■。五月”（《乙》84）。 这里的“易”，释为“扬”，丁山读为“飏，亦通。“鬼方易”既是鬼方远■，似乎不需长期的征伐；而且武丁时代卜辞甚多，惟独记载伐鬼方的仅此二例。大概到了“殷高宗武丁”在位的第三年，命周攻克鬼方2。从甲骨辞例看来，当时对方国的战争次数最多者也不是鬼方，而是■方。 此时的商王国，对南方也曾进行颇为激烈的战争。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途虎方”（《缀》9）的记录。这个“虎方”虽不见于文献资料，但见于周初的《中■》铭中。丁山认为虎方就是《左传》哀公四年“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的“夷虎”。他又据《水经·肥水注》所谓“肥水又北径死虎塘东。又北，右合阎涧水水积为阳湖，阳湖水自塘西北，径死虎亭南，夹横塘西注，洛涧出焉”，认为死虎当是夷虎传写之误，商周之际的虎方，决居肥水淮水之会，说似真确。虎方地望既定，我们就可以论定武丁以后的政治势力已抵南方江淮一带无疑。武丁时代的甲骨卜辞云“（甲）午卜，■贞，王■妇好令征夷”。（《佚》527）夷，盖即东夷总名。此时的东夷，应当包括夷虎即虎方，但在当时，他们可能为祸不烈。到了商朝未年，情况就完全不同。《诗经·商颂·殷武》云“奋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证明武丁时期的商王国在江汉流域曾经打过胜仗。综合上揭文献资料和甲骨卜辞看来，武丁曾经“龙旋十乘”（《诗经·商颂·玄鸟》），南征于江淮，北伐至于河套，西征又达渭油，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也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公孙丑上》说“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虽然有些夸大，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 商王国的衰亡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逐渐出现了衰败迹象。《国语·周语下》云“帝甲（祖甲）乱之，七世而殒”，当非无稽之谈。 武丁时期的文治武功，陵轹千古，在其统治的五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商王国的最为强盛时期。但是其后的统治者越来越腐化，如同《尚书·无逸篇》说自时厥后，立工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就是说，祖庚以后的七、八代，由于他们生于深宫，长于妇手，不肯躬亲稼穑，养成一群荒**酒色的纨袴子弟，其在位年数，多则十余，少则仅仅三、四年。祖庚以后的甲骨卜辞中，既不见求雨之祭，更没有奉年、受年的大典，可见周公痛斥其“不知稼穑之艰难”，决非虚诬。到了商未帝辛时，情况更为严重。周武王在牧野誓师谴责纣王时说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捕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35—37页。 2详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第208—209页。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尚书序》称“祖乙圮于耿”。《正义》曰“圮，毁也；河水所毁曰圮”。后人习焉不察，多主此说，以为殷人的屡次迁徙，包括盘庚迁殷在内，都是为了避河患。王国维虽然长于考古，亦为此说所囿，不能逃脱传统的窠臼。 姓，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对于纣王**暴的指责，在西周时期的真实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例如周公曾以纣王及其贵族的酗酒为戒，警告成王说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指纣王言）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周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尚书·酒诰》）这就是说，纣王放纵地泆乐酗酒而不遵守法度，以致丧失了他的风度，民众们没有不悲痛伤心的。 《诗经·大雅·荡》的作者借文王之口，对于商纣王及其贵族的**暴又做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如云咨女殷商，曾是疆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滔） 德，女兴是力。 咨女殷商，而秉义类，疆御多对，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糜届靡究。 咨女殷商，女炰烋（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咨女殷商，天不（丕）洒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在这里，诗人深刻地指出，由于商纣等统治阶级的极端腐化暴敛，引起全国人民、乃至外族鬼方的愤怒和敌视。这种出于敌国诗人之口的诗歌，虽然不免有其夸大夫真之处，但结合商来历史来看，似非全系诽谤之词。 纣王一方面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搜刮，“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另一方面又“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过着骄奢**泆的生活。这种“庶群自酒，腥闻在上”（《尚书·酒浩》）的现象，更激化了社会矛盾。 商代末期的统治阶级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更为残酷。《尚书·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在这种情况下，被统治阶级的奴隶，只有用反抗的手段来对待奴隶主贵族的暴行。这种反抗斗争反映出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形式。例如甲骨文中有■字，释为往，或释为■，有逃亡的意思，卜辞中有“贞往羌不其得”（《前》4·50·8）、“贞往芻得”（《乙》4728）的记载。追字，甲骨文作■形，卜辞中有“佳■往追羌”（《前》5·27·）的记载。 得字，甲骨文作■、■等形，卜辞中有“弗其得羌”（《续》5、2·）的记载。 获字，甲骨文作■、形，卜辞中有“自获羌”（《金》59）的记载。 执字，甲骨文作■、■形，象将人捉住带上手铐形。卜辞中有“■■令执■”（《南明》90）、“王乎执羌其■”（《前》8·8·2）的记载。从这些辞例中可以看出，当时曾有大量的奴隶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斗争，商王或其他奴隶主贵族也经常去追捕他们，有时也曾捕回一些，“贞乎追■及”（《铁》·4），便是其证。这时的平民斗争也在日益展开，《尚书·微子》的“小民方兴，相为敌”，揭示了当时斗争的激烈情景。这里的“方”，应读为旁。《说文》云“旁，溥也。”《广雅》云“旁，大也。”“溥”近于“普”，即为普遍之意。“小民方兴”，就是平民普遍起来的意思；“相为敌讐”，就是与商殷统治阶级为敌的意思。微子是纣王之兄，他看到这种可怕景象时说“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尚书·微子》）周朝初年的召公，曾经以殷末动乱为■，告诫周王说厥终（指殷末世纣王之时），智藏■（指有毛病的人）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通“阻”）厥亡，出执。（《尚书·召诰》）意思是说，到了殷代末年，国家将亡，智者隐遁，坏人当道。这时的人们背抱牵扶他们的妇女儿童，悲哀呼号上天或者逃亡。但是纣王禁止他们出走，遇有逃亡的就把他们逮捕起来。在这种“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社会动乱局面下，纣王又作“炮格（烙）之法”（《史记·殷本纪》），以加强其对广大人民的镇压。 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也加剧起来。《微子篇》说纣王“■（违）其耈长、旧有位人”，使得忠于纣王的比干因谏而死，箕子佯狂，微子出走。相反地，他却把“四方之多罪逋逃”之人安插在“大夫卿士”的位置上，又用费仲、恶来为政，其结果，由于“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史记·殷本记》）。这样一来，纣王便失去了一部分“王父母弟”一类的亲族和“邦伯”、“师长”等诸侯大臣的，使得当时的统治集团走向分崩离析的状态，这对商王国的覆灭起了加速的作用。 商朝末年，在各地诸侯纷纷叛离的同时，周边的少数族也乘机内侵。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纣王曾对周边人民进行了军事镇压。他曾集中大量的兵力在殷西太行山区的黎地，准备向西北各族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由于东南地区的力量空虚，引起了东夷各部的叛离。这就是《左传》昭公四年所说的“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东夷各部最后虽然先后被商纣王所平定，但商的国力也因此而消耗殆尽，正如《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说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曾经长期屈从于商工国的周族，此时也拉拢一些小国，借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史传文王时期管领江、汉、汝的诸小国，“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后来的周人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当去事实不远矣。此时的商王国即将被周族灭掉，已成定局。 第二节商殷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统治制度社会经济农业殷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但是停滞在初期阶段上。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工具的粗笨和耕作方法落后的缘故。 在商代遗址中常见的农业生产工具是木、石、骨、蚌做成的镰、锄、铲和耒耜等。磨光扁平石铲是发现最多的一种挖土或松土工具。蚌铲是用自然河蚌稍加磨制而成。骨铲，一般都用牛牙床骨剖裂后再加修治而成。镰是收割工具，石制者居多，蚌制者较少。据文献所载，商代农业中普遍使用的工具是耒和。在一根较长的距尖头不太远的地幻世之刺客传说sodu方固定一个短小的横木，刺土时以手持上端，以脚踏横本入地，这就是最初的单齿耒。后来，逐步改进成曲柄斜尖的耒，甲骨文中的“f”字就是这种未的象形字。单齿木耒向两个方向改进，一是在耒的下部增加耒尖，变单齿来为方字形双齿耒；一是将耒尖加宽，形成略如后世的锹头，使翻土的面积增大，这就是耜。958至959年，在殷虚不少窖穴壁上发现清晰的木耒痕迹，都是双齿。如在小屯西地h305坑发现的大形耒痕，齿长十九厘米、齿径七厘米、齿距八厘米；大司空村h2发现的小形耒痕，齿长十八厘米、齿径四厘米、齿距四厘米2。甲骨文中有“耤”字，字作■（《乙》7808），象人侧立推来，举足刺地之形。此与武梁祠汉代石刻神农氏等手持之物极为相似，今天已经得到实物遗痕的证实。木耒，在商代是一种很重要的起土工具。 耜字，甲骨文中作“■”（《甲》28）形，象一有柄的叶子。金文的耜字与甲骨文的区别不大。两种文字的形象反映耜的形状是一条长柄带一个宽头，而耒的下部是分叉的双齿，这大概是耜与耒的基本区别。 972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由于这种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铸以铁质的钺刃3，有的同志便说，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经鉴定，这件钺的铁刃有可能来自陨铁。陨铁的利用，虽然能使人类初次认识了铁，对于后来铁矿的冶炼技术可能会有帮助，但陨铁的使用并不能证明当时人类已经发明了铁。 甲骨文中的“丽”字，作■（《文》379）形，“象两耒并耕形，古者耦耕，故丽有耦意”4。耒耜的耕作方法包括两个动作，一叫“推”，二叫“发”，前看是刺土，后者是翻土。这种耦耕方法，在甲骨文中叫做“■田”（《续》2·28·5），这是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商殷时代公社组织的牢固残存，土地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的存在，都是与当时农业工具发展水平的低下分不开的。有关商代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具体情状，将在本卷第二部分《典志》中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部分作详细论述。在现有的甲骨文中，关于农业生产及其相关的卜辞仅次于祭祀、征伐和田猎等事类，说明农业是商殷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 当时种植的农作物中，从甲骨文看来，记录最多的是黍，现在叫黍子，又叫大黄米。又有稷，就是谷子、小米。黍、稷是商代的，主要粮食作物，2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0页。 3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第34页。 4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第43页。 所以卜辞中“受黍年”（《铁》248·）、“受稷年”（《乙》77）的记载最多。此外，还有稻、麦、来（大麦）2和野生的旱稻即秜（《乙》322）3的记录。上述谷类作物不但是商朝的主要粮食作物，而且还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甲骨卜辞中有许多用酒米祭祀的记载。■字，就是一种特制的甜酒，用它来祭祀，多到成百的使用，如云“■百牛百”（《前》5·8·4）、“百■百羌，卯三百牢”（《佚》543）。从古史记载中，我们更可知道当时饮酒风气之盛，甚至成了商王朝致灭的原因。微子曾指出殷人亡国的原因说“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尚书·微子》）。《韩非子·说林上》也说“纣为长夜之饮，惧（顾广圻曰“惧”当作失日。”商代末年，在一般小墓中，觚爵象征性陶酒器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随葬品。殷人荒湎耽酒之状，于此可以概见。由这种饮酒风气之盛和酒器遗存之多，便可说明当时谷物生产已经有了剩余，否则酿酒业的发达是不可能的。 在商王朝的统治者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由上帝鬼神来主宰的，风雨是否调顺和收成能有多少也得由上帝鬼神来决定。因此，在甲骨卜辞中有很多“求雨”的记载。求雨的方法有舞祭和烄祭。舞字在甲骨文中作■形，象一人两手拿着牛尾在跳舞。卜辞中有“贞舞■雨”（《前》7·32·2）的记载。烄字，作■形，象将人放在火上焚烧，卜辞中的“于河烄雨”（《粹》55），便是其例。 殷人既然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因而年岁的丰欠对于人民的生活有直接关系，所以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卜问年岁丰欠与求年（求丰年）的记录。如云“贞求年于岳”（《前》·50·）、“求年于大甲十牢祖乙十牢”（《后上》27·）。这与《尚书·盘庚篇》中所谓“若农田力穑，乃亦有秋”、“情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的话印证起来，可知农业在殷人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有主导地位。 关于殷代的农业种植技术，在甲骨文中已发现有施肥的记载，如云“庚辰卜，贞翌癸未■西单田受■（有）年。十三月”。（《存》2·）■字，作■形，即尿字。所从的∴，不是沙，也不是米，而象人的粪便之形。西单的“单”，应读为“”。《说文》云“，野土也”。段玉裁注云“野者，郊外也。野土者，于野治地除草”。《华严经音义》引《韩诗传》云“椫犹坦，言平坦也”。因而，所谓“西单”，就是西郊平地。这段卜辞是说在润十三月的庚辰这天占卜，问由庚辰起到第四天癸未这几天打算在西单平地上施用粪肥，将来能够得到丰收么？这是一条十分清楚的施肥卜辞。 甲骨文中有个■字，象露天谷堆之形，就是仓廪的廪字。甲骨文中的“令■省■”（《粹》94）、“令吴省在南■？”（《前》5··2）等辞例，反映了当时已有仓廪，其中多为“南■”，可能是为了选择避风和便于看守的所在。在郑州、辉县和藁城等地的早商遗址和殷虚的晚商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贮藏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其口部或作长方形，或作圆形，或作详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78页。 2王玉哲《鬼方考补证》，《考古》98年第0期。 3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94页。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958—959年殷虚发掘简报》，《考古》）9年第2期。椭圆形，有的深达八——九米，窖壁一般较直而光滑，并有对称的脚窝可以上下，殷虚的窖壁、窖底有的还用草拌泥涂抹，修造十分讲究。 商代还有圃（菜地）、囿（园林）和栗（果树）等，形成了以农田为中心的农业经济体系。又根据甲骨文中有蚕、桑、系、帛和许多从蚕、从桑、从系的字以及在安阳大司空村的殷墓和山东益都苏埠屯的殷代大墓里发现有形态逼真的玉蚕来看，商代已有了蚕桑和丝织物。当时的商王把能吐丝作茧的蚕当作一种神，叫做“蚕示”（《后上》28·），就是蚕神。甲骨卜辞中的桑字也有用作地名的，如“八桑”（《前》··）、“桑”（《后上》0）、“■”（《前》2·9·）等，这都可能是由于盛产蚕桑而得名。由此可见，殷代蚕桑之业，与农业生产一样，在当时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 畜牧和鱼猎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代的畜牧业也更加蕃盛起来。 后来所说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猪），不论在甲骨文或是在郑州早商和殷虚遗址中都己发现。此外，在殷虚中还发现有象骨，甲骨卜辞中也有“获象”（《前》3·3·3）的记载，可见《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是信而有征的。这种六畜都是饲养的家畜，甲骨文的■作■形、牢作■形、■作■形，皆象马、牛、羊用圈关着饲养。甲骨文中又有“王畜马才（在）兹■。”（《宁沪》·52）的记载。这里的■，就是后来的厩。这条卜辞的意思是商王在这个马厩养马。 商代的家畜，除了食用和用作动力外，大量的用为牺牲。用于各种仪式的祭祀坑和附属于贵族墓葬的兽葬坑中成批的兽骨的发现，与甲骨卜辞中的用牲记载，往往可以相互印证。当时用牲的数字达到惊人的程度，少则数头，数十头，多则二三百头，甚至经常准备着上千头牛来供祭祀使用，如云“不其降册千牛千人”（《合》30），便是其例。商代奴隶主贵族一次能够集中如此大量的牲畜，也正反映了当时畜牧业发达的情况。 田猎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是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一种补充。在商代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鱼猎工具，在甲骨文中也有■（矢）、■（弹）、■（网）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当时田猎方法的字，在甲骨文中主要有逐、焚、阱、射、擒和■等。 由于鱼猎技术的改进，当财人们已能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中的字形来看，仅是兽类就有象、兕虎、鹿、麋、麞、豕、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虚出土的动物遗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如麋鹿、海花鹿、獐、虎、貛、猫、熊、黑巤、犀牛、猫、狐、豹、乌苏里熊、扭角羚、田鼠，各种鸟类、鱼类以及海产鱼、蚌、贝等2。这些野生动物，大部分是当时人们渔猎捕获来的。甲骨文记载有一次“王阱允擒三百又四十八。”（《后下》4·2）这是有关败猎的最大记录。 这种畋猎虽是奴隶主贵族的一种娱乐活动，但是由于其所获鱼猎物肉可食、皮毛可以制作穿用之物，骨头可以制作装饰品或用具，也是商王朝奴隶主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同时，这又是开发土地、为农田除害和军事操练的行动。 93年在河南濬县也出土过一件嵌铁援的无胡铜戈和一件嵌铁刃的铜钺，现已流传在美国。据了解，其铁刃也都是陨铁所制。 2徐中舒《耒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部分，第3—4页。此外，青铜冶金业在商代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商代的青铜，大都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因此，从早商到晚商，青铜工业始终是被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一种官府手工业。由于公社的残存，商代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地下资料说明，贝在当时确已作为货币使用。有关这些，另见本卷丙编中的“手工业、商业和货币”部分。 阶级结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其阶级形式是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不管其具体情况如何复杂，奴隶社会中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总的划分，从其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来说，就是这样的。在我国商殷奴隶社会中，占统治的阶级关系，其基本阶级是贵族奴隶主和奴隶。 奴隶主贵族商朝的统治阶级是由商王及其臣僚、诸子、诸妇、侯伯、史官以及《尚书》中所说的“众感”、“旧人”和“邦伯师长百执事”（《盘庚篇》）和“百僚庶尹”（《酒诰篇》）等组成的。 商王是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是最大的奴隶主，在甲骨文中称作“余一人”，在《尚书·盘庚篇》中又作“予一人”。他可以任意发号施令对民众或处以酷刑，或役为奴隶，并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商朝的王位继承，自第二代以下，以兄终弟及为主，王予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但传未弟之子抑或传先兄之子，似无定制；多数是传未弟之子，但有不少例外，自成汤到第二十九王文丁的庙号和世次，以及商王的高曾远祖，从要起至示癸，绝大多数在卜辞中都能看到。商王称祖辈以上的先人为祖母、姚某；称远祖为高祖、高妣；称父辈为父某、母某；称同辈为兄。从大量的有关祭祀的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直系（大宗）和旁系（小宗）的区别甲骨卜辞中有一些官吏名臣，也受到商王的祭祀，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辅佐商王有功，死后受到享祭，如伊尹、咸戊等是。他们都是朝廷中的大臣，所以卜辞中称之为“昔我旧臣”（《库》5），古代文献中又有“众慼”、“旧人”、“邦伯师长百执事”和“百僚庶尹”的记载。“众慼”是奔走于商王左右的近臣贵戚，他们可以参与重要政事，有时可以代替国王发号施令。《尚书·盘庚篇》中的“率吁众慼出矢言”，便是其例，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看来，《盘庚篇》里所说的“旧人”，当指世袭要职的贵族奴隶主。至于“执百事”与“百僚庶尹”，当是一般贵族奴隶主中的大小官僚。 甲骨卜辞中，还有一些常见的人名，例如沚■、■、雀、亘等，他们既不是旧臣，也不是诸侯，而是一些带兵出征的将领。另有一些特殊身分的“贞人”或“卜人”，他们的官职虽然不高，权力却不小，是掌握贞卜和写刻甲骨文的知识分子。他们除了在祭祀占卜时替王言事外，还要传达上帝、鬼神的意志。他们的职务可能是世代相传，例如早期卜辞中的贞人■、亘、■、争等，都是任职多年的人物。 商代奴隶主贵族，又总称为“百姓”。《说文》云“姓，人所生也。 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从女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许氏说法，虽近“姓”的初义，但他的“感天而生”说，不足凭信。按，姓的最初意义本是氏族的图腾或徽号，由于产生于母系氏族时代，所以多被后人加以“女”旁。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公社组织残存下来同奴隶制相结合，则嬗变为奴隶社会中的特殊组织形式，即大家族。甲骨文中的“多子族”、“五族”、“三族”等，即是其证。《左传》定公四年所说的“殷民六族”，当指六个大族或六姓，而代表六族或六姓的那些家族长便已成了贵族奴隶主。所以，商周时代的“百姓”一词，实际上就是贵族的专称。《尚书·君奭篇》中所说的“商实（是）百姓王人’，就是贵族奴隶主的专称。 商代的贵族奴隶主阶级是一个脱离生产、过着奢侈生活和享有种种特权的剥削阶级，这在当时的埋葬制度中已有明显的反映。在已经发现的早商和晚商大中型墓葬中，都有殉人，并且随葬有成套的青铜礼器，可知其墓主人都是奴隶主贵族。从其随葬礼器的套数不同，更可说明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内部已经有了等级的差别，特别是商代后期更为明显，其墓葬的规模相差更为悬殊。若以丙种墓中的早商“李”m2与晚商的小屯墓m5相比，则可看出，两者的墓室规模仅相差一倍，而随葬器物和殉葬的人数则相差五至十倍3。这固然反映了商代后期奴隶制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说明社会财富也愈来愈集中于少数贵族手中。 平民阶级在商代有习惯上所说的非基本的阶级或者叫做过渡的阶级，即公社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它们都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或分化出来的，到了阶级社会后却成了残余的旧事物。 关于甲骨文中的众人、众和人的身分问题，陈梦家说“‘人’和‘众人’比较接近”，而“众”，“必是一种身分”，“他们是奴隶”4。其实，甲骨卜辞中似非如此，卜辞中既有“令众”（《前》4·30·2），又有“令众人”（《续》2·28·5）；既有“令乎众戍”（《邺三》43·），又有“乎众人于■”（《京》030）；既有“以众”（《粹》78），又有“以众人”（《南明》53）；既有“氐众”（《前》5·20·5），又有“氏众人”（《南诚》2）；既有“众人步”（《宁》2·54），又有“众步”（《后上》24·3）并举，特别是从贞，我其丧众人？（《佚》487）贞，其丧众？（《佚》59）贞，戍其丧人，（《林》2·8·2）诸例看来，“众人”有时称“众”，有时称“人”，在甲骨卜辞中并无严格的区别，足证“众”和“众人”的社会地位是一样的。正因为“众”和“众人”是族众，本属同一身分，他们才有参与宗族活动的权力。如云“众，.宗■.？”（《京津》074）“■（御）众于祖丁，牛；妣癸；■豕？”“贞，众有灾？九月，□（才）渔。”（《前》5·45·5）“贞，燎，告众步于丁□？八月。”（《后上》24·3）第（）条甲骨卜辞虽已残缺，但还可以看出，当■率“众”出征之前，需要召集他们在某一先王的宗庙里举行业祭，即侑告之祭。第（2）条中的■（御）字，用作祭名，是“禳灾之祭”。“■众，应该是指御除众人的灾殃”。■，郭3详见唐兰《殷虚文字记》。 4《说文》“来，周所受瑞梦来也。” 详见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大人文科学学报》，l957年第期。详见胡厚宣《殷代农作施肥说》，《历史研究》955年第期。《殷代农作施肥说补证》，《文物》93年第5期。 沫苦释为，盛饭之器。这条卜辞意谓■祭“众”于祖丁之庙，用了一牛；于妣癸之庙，用了一猪。第（3）条的意思是贞问“众”是否有灾祸降临？第（4）条中的“燎”为祭名，意谓举行燎祭，向祖先汇报“众人”出征于丁□事宜。这些辞例告诉我们，“众’或“众人”如果不是商王的族众，怎么能够参加本族的宗教集会活动呢？《尚书·盘庚篇》里说盘庚的先王与“众”的祖和父曾经同甘共苦，又说盘庚大享先王，“众”的祖先也能合享，可知，盘庚和“众”必定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左传》僖公十五年云“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荀子·礼论》云“先祖者，类之本也”；韦昭注“其类维何”；《国语·周语》引诗的“类”为“族”，也是说的神不享非其种类的祭典，民不祀非其族类的鬼神的定制。《盘庚篇》中还明确地指出，盘庚的先王在天之神曾经谴责“众”说，如果“众”不与他的幼孙合作，如果“众”居心不良，上天就将要和“众”的祖与父取得联系，断弃他们。这更证明甲骨刻辞中的“众”、“众人”和“人”是商王的族众了。这一事实还可以从“贞，我其丧众人”中的“我“是用以代称商族或商王而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如果这里的“众”、“众人”或“人”不是商族族众。而是奴隶，又怎么能有“贞，其丧众？贞，弗其受■佑？”（《佚》59）之类的受到商王的如此关注的卜辞出现呢？ 由于“众”和“众人”是商族族众，是商代的农业生产者和战争、戍卫的主要担当者，所以商王对于他们非常关心和爱护。如云“贞，□■米众”（《铁》72·3）。“□□卜贞，□其米众”（《库》809）。米，似当读作“敉”或文》云“敉，抚也。”甲骨文中又有“■众■立众人”（辰卜，■■立人三百”（《京津》234）等记录。这里的“立”，当读为“莅”，意为临，似有征召会聚之义。这与《尚书·盘庚篇》的“命众悉至于庭”、“其有众咸（皆）造（至）”等十分吻合。商王既能与“众”或“众人”共同会聚，共同议政，那么“众”非奴隶则是非常明显的。97年安阳小屯西地发掘的卜骨7stt8又有“■众于祖丁”的辞例，大意是说，为了免除众的灾殃而祭祖丁。这都反映了“众”或“众人”是商王及其他奴隶主贵族需要的公社农民或战士，才能进行这样的占卜。 甲骨卜辞中，不见“民”字。但是，《尚书·盘庚篇》中的“民”、“畜民”、“万民”和“惀民”等，都是一些平民身分。例如《盘庚篇》中的“朕及笃敬，恭承民命”、“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利”、“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都是盘庚自誉之词，夸说他的祖先和他自己如何施德于民众的话。可见这些“民”的身分也非奴隶。目前论者常常以《盘庚篇》中的“畜民”为奴隶，恐难成说。因为，《说文》段注说“畜”字训“积”外，还可以训为“奸”，如云“古假为‘好’字，如《说苑》尹逸对成王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之。’晏子对景公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谓‘畜’即马得志、周永珍等《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55年第9期。又见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期间出土文物》第24页，972年。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957年第期。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949年第4期。详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编《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第二章第五节。‘好’之同音假借也。”可见，《盘庚篇》中的“汝共作我畜民”一句，就应当解释为你们都作我的好民众。如果与前两句即“占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联系起来，更可证明“畜民”确非奴隶。 在《尚书·盘庚篇》中，盘庚曾对“众慼”们说过“相时检民，犹胥顾于箴言”。这里的“■”字，据《说文》说“■■也，■利于上佞人也”，当有贱小之意。《尚书·立政》《正义》云“无有立政用■利之人者”里的“之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说“宋版‘之’作‘小’”。可见，“■民”与“小民”无别。《盘庚篇》所云“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中的“小人”，《郑注》作“小民”。阮元也说“古本‘人’作‘民’，注同。”可知这个“■民”与“小人”、“小民”均为同义2。准此，盘庚告谕氏族奴隶主贵族时，总把贵族和小人对举，说明“小人”、“■民”也非奴隶，应为平民无疑。 在商代平民中，还有掌握一定生活资料的“工”或“百工”。百字，甲骨卜辞中习见，用法除假为贡，释为贡典之贡2外，还有作为名词表示一种职业和身分的，如云“其令又（右）工于” （余.左工.”（《京》355）“甲寅卜，史贞，多工亡尤？”（《粹》284）这里的“工”不能释为“官”。文献中的“工”一般多指手工工匠，《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山有木，工则度之”；《论语·卫灵公》的“工欲善其事”的“工”，皆其例。论者或谓这种“工”多为工奴，似需商量。甲骨卜辞云“又祸百工”（《屯南》2525）。这里既象对“众”或“众人”一样卜问“工”或“百工”是否有尤、无尤或亡祸，“工”非工奴，当无问题。甲骨卜辞中又云“王其令山司我工”（《缀一》43）。这里的山是人名，司为管理，意谓商王是否命令山来管理王室的工？这条卜辞说明，商代似乎已经有了工商食官制度。为了管理众多的工匠，当时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上引“右工”“左工”的辞例，可能和甲骨卜辞中的“王作三自右、中、左”（《粹》597）所说的军队编制一样，也有左、右的编制。 “众”、“众人”和“工”、“百工”是平民阶级，还可以从出土资料中得到证明。已经发现的早商和晚商墓葬中的小型墓，既然都是正常埋葬，说明其墓主人生前都是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之中，有的是公社农民，负担兵役，晚商时期的小型己种墓中随葬铜戈的有十三座，便是其证。有的是手工业者，9—977年，在安阳小屯西的安阳钢厂一带，发掘了八个墓区共九百三十九座殷代墓葬中，除几座大墓外，余下的都属于小墓，在这一大批小墓中，有六十多座墓的随葬品中有铜锛、凿、刀、锥、陶纺轮、磨石、陶拍等手工工具2，说明这些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从事手工业劳动的手工业者。这种农业生产者、手工业者的人数最多，可见他们是平民阶层的主体。奴隶和人祭、人殉商殷时期，由于公社的残存、土地未出现私有和家长奴隶制的特点非常明显，因而当时根本没有买卖和债务奴隶出现。在甲骨卜2《殷虚卜辞综述》，第—0页。 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972年第2期第4页引例。2杨树达《卜辞琐记》，科学出版社954年，第44页。 裘锡圭《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972年第5期第4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972年第2期第4页引例。辞，由战俘变为奴隶的有羌，字作■、■、■、■形，《说文通训定声》云“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此象人饰羊首之形，大概是羌族人民之标帜。可知羌是以牧羊为主的商王国西北方的游牧族。甲骨文的“伐羌”、“隻羌”记载，说明商王国时期常对羌族进行掠夺战争。在战争中俘获来的羌人，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作祭祀的牺牲品，例如“三百羌用于丁”（《续》2··3），“羌十人用”（《甲》224），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最多时用了三百个羌人来祭祀祖先。二是将羌人用于畋猎或作生产奴隶，例如“乎多羌逐■，隻？”（《续》4·29·2）“乎羌逐”（《库》97）“王令多羌裒田”（《粹》222），最后一条辞例是说商王命令许多羌人开垦土地而种植。■，字的变体很多，郭沫若释为“宰”，叶玉森释为“寇”，也有人释为“仆”者。究竟相当于什么字，目前尚难确定，但其为一种俘虏名称则是可以肯定的。从“■■”（《契》39）、“亘羍■”（《乙》2272）、“■■4见”（《缀二》309）等甲骨卜辞例中可以看出，上都是俘获，“■■见”的“见”，应读为“献”，就是将俘获之■献给商王的意思。甲骨卜辞中又0有“乎多■伐■方”（《续》3·2·3）、和“贞乎追■及”（《铁》·4）的记录，说明少数的“■”被保留了下来，参加战争，其身分明显不是战俘，而属奴隶之列，可能参加一些后勤杂役工作。 商代的俘虏，目前所能知道的名称，计有羌、大、亘、尸、美、奚、而、印、■等三十种，其中能够活着保留下来，取得奴隶身分的是很少的。但是，商代的女性俘虏却很多被作为“贡品”进纳给国王，甲骨卜辞中的“妇妌来女”（《乙》742）、“入妾”（《前》4·35·5）、“其氏角女”（《乙》3005），便是其例。甲骨卜辞中又有“余令角妇古朕事”（《粹》244）、“王姜古朕事”（《京津》2245）的记载，其中的“古朕事”是侍奉商王的意思。可见，这些女俘被进献后多数成了侍候商王或贵族奴隶主的**乐奴隶。 杀戮俘虏作为人祭的，以商代后期为盛。据统计，甲骨卜辞中武丁以后商王所用的人祭数字，多达一万三千以上，实际的杀祭数，当然还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在甲骨卜辞和已经发掘出的人祭遗址中，武了时期的占有一半以上2。武丁在位约五十余年，在此期间内竟于一个地区杀祭了众多的人牲，死者当然主要是外族俘虏。最近有人于殷墟人骨所作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被杀者人种甚杂，同当地商代墓主的体质特征是不一样的3。卜辞所见杀祭用人的方法，则有俎、伐，■、■、■、■、■、■、■、卯、■、■、弹、用、■等十五种，其中只有■、沈两种用牲方法专施之于女俘。一次祭用的人数，少则数人，多则十人、二十人、三十人、五十人不等，最多竟达三百人、四百人、五百人。比较统计表明武丁时期的五十多年间，用人牲之记数者为五千四百一十八人；自祖庚至文丁的约九十年间，用人牲之记数为一千九百五十人；帝乙、帝辛的约四十年间，用人牲之记数为七十五人，可肖南《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一文引例。《文物》98年第3期，第28页。参见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第4页。 2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第—2页。 3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上辑（一）第页。 《商周考古》，第05页。 见商代人祭是随时代的推移而急剧地减少。这种人祭数量的逐渐减少趋势，正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只有“劳动力获得了价值”的时候，奴隶制才会被发现，“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经济情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2。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也是这样来摘录墨西哥的阿兹忒克部落和北部印第安部落处理战俘的方法的“关于俘虏的处理经过了和野蛮期的三个阶段相适应的三个连贯阶段野蛮期的第一个时期，俘虏被处以火刑第二个时期——作为供献神灵的牺牲；第三个时期——转变为奴隶”。可见殷虚遗存中杀祭数量的如此巨大，不但说明不了奴隶制的“发达”，却正表明了商殷奴隶制的初期阶段性。 政治制度内服百官和外服分封贵族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商王朝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 《尚书·酒浩篇》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这里指出商代有内服外服之分。内服，是商王畿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则为分封贵族的管辖地区，在众多的方国之间及其以外的边远地区，又分散有发展程度不等的少数族部落。服，职事也，指群吏言，在内眼外服中有许多公社，贵族、平民和奴隶聚居其中，并由各级官吏来统治。 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商王之下设有各种官吏，大体可以分为文职官、武职官和史官三大类。文职官的名称有尹、多尹、臣、小臣、多臣等。尹和多尹的职司作为大田，作■■、掌祭祀、出征伐，主要掌管国内的内政事务。臣的种别很多，有王臣、小王臣、耤臣等，多臣当是其总称。王臣是参与国王机要的重臣；小王臣与小臣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居王身边，后者多在地方；所谓耤臣则是管理耕耤的官吏。甲骨卜辞中的■既能参与王臣的指挥，如“贞■弗其氐王臣”（《铁》·），又要管理耤臣，如臣”（《前》·7·5），是冢宰一类的内务长官，主要职掌率王臣、管耤臣、贡牛羊、执多■和巡视地方等内政事务。 武职官的名称有马、多马、亚、多亚、射、多射、三百躬、箙、多箙、卫、犬、多犬等。马、亚在甲骨卜辞中常常并举，可见他们性质是相近的。马，受令征伐或射猎，很可能是“马师”，后... 6 第三节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1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1“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典签权力之大，甚至诸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的控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年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世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齐书·武帝十七王列传论》称：“帝王子弟，龆年稚齿，养器深宫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屈，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典签权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猩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坚，举动每为典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其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制以专辄之罪。鱼复侯子响愤杀典签吴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杀。齐武帝闻之说：子响遂反？戴僧静大声喊：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典签小官，权重如此。 典签之设置，即使把诸王、刺史的一举一动都管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朝廷与地方间的矛盾。皇帝、诸王，是亲父子兄弟。亲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残杀。典签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也可以参与诸王地方集团对朝廷的反抗。权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权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让。这在历代政治史上已习见，在宋齐时期，君臣、父子、兄弟间的斗争以至屠杀，比前后各朝代表现更为残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间宋文帝以弟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两个重点地区。《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在传后又发挥了一句：“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彭城王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文帝以义康为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是对这个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请求解职，让义康入朝主持政务。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见，命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使义康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让义康主政。从此时开始，朝廷内外大权集中在义康手里。前面引录的文帝给义康的信，就是这时写的。 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事，又渐渐不满意。他想作扬州刺史。他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可卧治！”元嘉九年，王弘死。义康改领扬州刺史，达到作扬州刺史的目的，并且独揽朝政。 义康仗恃天子之亲弟，又喜问政事，遇事常自己专断，不请求文帝的诏旨。有的人看见义康权力大，遂来依附。太子詹事刘湛和领军将军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还曾把刘湛推引给文帝。殷景仁得幸于又帝，官职比刘湛为高，刘湛便极不高兴。刘湛曾作过义康的长史，有这层旧关系，这时义康专掌朝政，刘湛便委心自结，希望因义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罢黜殷景仁。可是，义康愈是说殷景仁的坏话，文帝对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为中书令、中护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对义康的专权已经不高兴了。刘湛初到朝廷来时，文帝对他礼遇甚厚。他善论治道，熟悉前代故事，听者忘倦。后来结党朋比，煽惑义康。文帝对他极不喜欢，但表面。上还忍耐着。文帝对亲近人说：往日刘湛来见我，我“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刘湛就对义康等说：“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他还常到尚书议曹查看晋成帝末年立康帝的旧事，为文帝死后立义康为帝作准备。刘湛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闻，虽然为了义康间兄弟关系，还未有所发作，但“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矛盾终于爆发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行，在狱中处死，并诛其子及党羽。义康上表逊位，文帝以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向文帝辞别，文帝对他沉默哭泣，不说话。他动身去豫章的时候，文帝遣沙门慧琳去送他。他问慧琳：“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史说义康虽然“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进”，“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杀文帝，迎立义康，徐向文帝告密，事败孔被杀。事情自然连及义康，被削爵治罪，义康及其子女皆降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今广西宾阳东）。义康在安成，读书读到汉淮南厉王长事，废书长叹说：“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义康一再获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会稽长公主的保护。会稽长公主是刘裕的长女，文帝对她很尊敬。她尝对文帝说：“车子（义康小字）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罢恸哭。文帝指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初宁陵，指刘裕的陵墓，墓地在蒋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打算推奉义康为主。事败，被杀。 义康不死，对文帝说终究是一块心病。胡诞世反时，江夏王义恭就对文帝说：“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义康不愿就徙。文帝犹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焘大军南征，到瓜步。当时人情汹汹，文帝怕有人奉义康为乱，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对义康早作处置，文帝遂赐义康死。骨肉关系终究抵不过权力之争，蒋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劲，“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意之所欲，上必从之”（《宋书·元凶劭传》）。看来，劭有文武才具，并且自幼为文帝所喜爱。瓜步之战，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文帝欲兴师北伐，太子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表示反对，唯吏部尚书江湛、丹阳尹徐湛之善窥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说不斩此两人，无以谢天下。由此，太子劭与文帝的宠臣徐湛之、江湛结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对太子劭还很信任，为了防备宗室诸王谋乱，使太子东宫甲士数与羽林兵相等，有一万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后，文帝和太子劭之间渐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发生巫蛊事。文帝宠爱潘淑妃，潘妃生子浚与太子劭一同搞巫蛊。文帝对潘妃说：“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浚小字）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巫蛊是刻木人，埋地下，诅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这样的话。 文帝欲废太子劭，赐浚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浚。劭遂起兵入宫杀了文帝，并杀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寻阳讨劭。经过一场战争，劭败被杀。武陵王骏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与同姓王的矛盾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时，他的叔父南郡王义宣任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想调义宣为丞相、录尚书事。义宣不听调动。一些野心家如臧质、鲁爽等恭维他，劝他称帝。义宣遂举兵反。义宣是个庸才。司州刺史鲁秀听他哥哥鲁弘的话跟随义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谒见义宣，出来后捶胸后悔说，“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鲁秀说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庆之、薛安都迎战鲁爽，以柳元景、王玄谟迎战义宣。战争的结果，沈庆之败鲁爽，于军斩之。柳元景大败义宣军。义宣兵溃，单舸逃走，不知所措，闭户而泣。臧质败回寻阳，被杀。义宣败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杀义宣后，更大杀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后杀了武昌王刘浑、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 扬州刺史、竟陵王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近，更徙广陵”。并使心腹大臣刘延孙“镇京口以防之”。竞陵王诞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围广陵。城破，杀诞，诞母、妻皆自杀。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 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和领军将军王玄谟。 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都是前废帝的父辈。前废帝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 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最后，宫省内外结合把他杀掉。湘东王彧即帝位，是为明帝。前废帝于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杀，在位一年有半。 宋、齐宗室的灾难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起兵响应子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许多地方郡守都起兵响应子勋。“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资治通鉴》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经过艰苦的大战，最后战胜子勋和各路放军，取得胜利，杀（时年十一岁）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接着，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皆赐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杀光了。 明帝后期，身体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后，他的弟弟们将不利于他的太子，于是又拿他的弟弟开刀。泰始十年（471），先从性情刚狠的南徐刺史晋平王休佑开始，命人把他从马上挤下来加以殴拉致死；继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临死，骂道：“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一三三）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胆小谨慎，但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阳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吴喜在晋安王子勋起兵时，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吴颇得民心，他对亲信刘励等说，“（喜）泰始初东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己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因此，功劳卓著的吴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严重了。时后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为宰相，对儿子不利，便送毒药给他赐死。 明帝死，子苍梧王即位，年十岁。这时，宗室的势力是削弱了，但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萧道成逐渐掌握政权，杀苍梧王，立顺帝。不两年，萧道成消灭了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场禅让剧，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杀宗室子孙也是很残酷的。《南史·宋本纪下》记载：“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出死矣。”即皆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曾告诫他的儿子武帝说：“宋氏若不骨肉相践，他族岂得秉其衰敝。”因此，当南齐武帝时，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时候，他就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道成子）子孙。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杀绝了。 宋、齐大杀宗室，是因为怕这些宗室起来夺取皇位。事实上，宋齐时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争夺皇位，其中有的还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夺得皇位。但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晋安王子勋起兵时只有十岁，那有几岁的孩子就能指挥大军起兵反叛。这与他们手下的官佐有很大关系，他们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贵。 门阀大族离开必争的“权力”，倒是因祸得福了。他们一般满足于高官厚禄的荣誉地位。他们起家都作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官，这些官职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清选。当时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地兼美”（《陈书·蔡凝传》）、“秘书丞，天下清官”（《南史·张裕传附曾孙率传》）的说法。他们不须争斗，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中有点野心的，也不过如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子僧达传》），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附曾孙王融传》）。他们优游岁月，无案牍之劳神，不必为政治斗争互相残杀而惊心，也不必为改朝换帝而动容，君统变易，朝代更迭，与己无关。他们像别人结婚时的宾客一样，有时为受禅者授玺而已。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末司空褚渊的儿子褚责去看望从叔褚炤，炤问：司空今日何在？贲回答说：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炤不高兴地说：“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附从孙炤传》）对待改朝换代，他们漠然置之，因为改朝换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称：“自是（指魏晋）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朝帝室间的杀戮和门阀大族对政治风云的漠不关心，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的不同表现。 梁武帝的协调政策梁武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 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1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1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召揽文学之士，萧衍、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沈约、谢眺聚集于其间，号为“八友”。 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统治的时间近半个世纪（502—548），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统治，可分两大时期。前期的统治较为安定，《梁史·武帝纪赞》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梁武帝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他一方面采取重用门阀中人，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他们担任机要之职。例如，他十分宠信的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南史·朱异传》），就出自寒门。门阀大族和寒门并重，是梁武帝选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认为宋、齐动乱，是皇帝御下太严所致。他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他的六弟萧宏“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梁临川王宏传》）。他原以为萧宏在私藏武器，后来看到只是财物，便称赞他会积财。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 梁武帝这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对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急于黎庶”，终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无法无天，最后终于酿成恶果。但在梁武帝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 第四节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南北朝的战与和瓜步战后，南朝与北魏之间仍不断有战事，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著。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虽然南北战争不断，但南北朝之间的聘问并没有断绝。 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1。这段略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役，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一个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睿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睿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于梁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魏军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受战争的灾难，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相对而言，长江流域遭受的破坏是比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断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经济和交换经济因破坏而衰落的时候，南方随着土地垦殖，人口增长，靠着长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业交换也有相应的发展。 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原来是比北方落后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描写，江南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土地垦殖常常采用火耕水耨的办法。这种火耕水耨的办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在使用。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写道“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庾信《归田诗》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办法还在使用。但粪肥似也在推广。宋文帝的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他的曾孙到溉官至吏部尚书，当时人还1参阅《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讽刺他：“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南史·到彦之传附溉传》）到彦之由担粪农民作了大官，这是不多见的，但农民担粪肥田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了。江南水乡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更广泛的整理和推广。有了水，有了肥料，农业产量自然会提高。南朝时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阳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东部的会稽地区，成为著名的产粮区。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就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丹阳、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霩、杜之间（汉代农业发达地价高昂地区），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初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商业交换也发展起来。魏晋开始，金属货币在北方几乎绝迹，谷帛代替了钱币。但在南方，金属货币的使用却是不断扩大。宋时，何尚之说：“晋迁江南，疆土未郭，或士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远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何尚之传》）由于钱币的铸造落后于社会对钱币的需要，因而产生筹码不足和钱币盗铸等问题，这是江南社会经济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长江的大都市，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有数十万人口。这数十万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粮食自然绝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这也促使建康商业的繁荣。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4），因发生了一次大风灾，便出现了“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飺相望”（《晋书·食货志》）的情况，这可见长江船只之多。建康几十万市民日用百货、粮油杂用，除市内手工业作坊供应外，要靠郊区、三吴地区供应，一部分还要由长江中上游供应，靠长江上下船只运输。也有一部分粮食从长江中上游运到建康来。《宋书·吴喜传》即记载，吴喜自荆州还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而粮食由长江下游往上运的情况却是比较少的。《宋书·孔觊传》称：“时（孝武帝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觊弟）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见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未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同书卷还记载：“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千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添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这故事也说明长江上下颇有作贾客的，其中还包含一些士流。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而粮价并不高涨。孔觊说：“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刘悛传》）。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才使得纵有水灾粮食减产，而粮价因之不贵。 因为商业交换发达，“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 北魏世宗时，甄琛上疏，曾以南朝关市税比北朝的谷帛之输。他提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魏书·甄琛传》）北魏世宗的时代，约当南朝齐梁之际，比宋齐时代稍晚，但他既说“相承”又说“仍崇”，这段文字所说是可以包括宋齐的。那就是说，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和南海各地的贸易，在宋齐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广州是南海贸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货物多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多从这里输出国外。历史记载宋齐时期凡在广州作官的，无不发大财。《宋书·褚叔度传》称：叔度任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当时人有两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王琨号称清廉，及罢任还都，还“买宅亩三十万，余物称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关系江南、广州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影响到有关地区原来的居民。在这些居民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汉族人经济势力的渗入，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安静生活。 长江以南，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到三国两晋时为止，汉族和汉族文化在南方的发展，也只是沿长江两岸，沿海以广州为重点的一些点，与从荆州南下，通过湖南、江西逾五岭而至广州交通线上疏落的一些点。这以外的广大区域，还多是少数族居住着。 汉末晋末，北方汉人大量南移。东晋南朝时期，汉族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沿着原来汉人已到的上述点线地区向外发展。当时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蛮”、傒、俚和僚等。汉文化传到他们居住的地区，与他们便发生冲突，又通过冲突而逐渐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蛮”，是南方诸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 蛮族中有两大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是盘瓠之后。他们的居住地区是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宋书·夷蛮传》）。后向西北迁移，发展到今湖北西部。他们原居在武陵一带的，又分为椎溪、樠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今湖北省西部）。蛮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迹少到的山区。宋时，荆州设南蛮校尉，雍州设宁蛮校尉，用以管理有关蛮族的事务。当时，“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宋书·夷蛮传》）。 巴郡、南郡蛮，是廪君蛮的后裔。传说廪君原出于武落锺离山，廪君乘船从夷水至盐阳（约在今四川、湖北相邻地带，参看《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条》注）。后繁殖、生活于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东汉光武时，徙其种人七千余口到江夏郡界，后称为沔中蛮（今湖北汉水下游一带）。“东晋时，沔中蛮因刘石乱后渐徙于陆浑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满山谷。”（《通典·边防典·南蛮传序》）其活动地区还东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一带）。《宋书》所称豫州蛮，就是指的这一支。他们“种落炽盛”，居住的地区“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夷蛮传·豫州蛮条》）。汉人在长江流域的发展，首先与“蛮”族接触。汉族统治者需要蛮族人民向他们出租税、出徭役，当兵打仗。为此，他们不断向蛮族人民居住地区展开残酷的进攻。宋时，进攻得很频繁，也很残酷。沈庆之前后数次领兵向蛮族进攻，他们俘获的生口就有几十万人。《宋书·夷蛮传》总论宋廷对蛮族的战争指出：“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浮，盖以数百万计。” 对蛮族用兵所得俘虏，一般是送京师作营户，充兵役。征服的地区，即设立郡县称左郡左县，以管领蛮族人民，使其供租赋。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可能就是左郡县的赋税征调。宋孝武帝时，西阳（今湖北黄岗北）蛮附，“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宋书·夷蛮传》）。在《宋书·州郡志》中，晋末及宋时以蛮民立的郡县有武宁、宋安、安陆、建宁等数郡，有靳水、赤亭、东安、阳城等二十多县。 南齐时，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有更多的以蛮民设立的郡县。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宁蛮府领下以蛮民设立的郡县，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县。这些县所管领的户口，没有记载。如果以晋时所置的武宁郡“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为基数来估计，一百三十九县当有四十来万人口。南齐管领的户口总数，照崔祖对齐武帝所讲的情况，是“今户口不能百万”（《南史·虞玩之传》），则蛮族人口占的户口比数是很高了。 溪，也写作奚或仅。溪族居住的地区，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 溪族人多以渔钓为业，所居多在水边，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陈寅恪以为溪人之称，当与五溪地名有关系。1东晋南朝的门阀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骂他们是“溪狗”。温峤就曾嘲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为“傒狗”（见《南史·胡谐之传》）。《晋书·陶侃传》称：陶侃本鄱阳，徙家寻阳，早孤贫。刘敬叔《异苑》云，钓禨（周一良疑“禨”当从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钓于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贱，少年时曾以渔钓为业，温峤又嘲他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2。 历史文献中，常常谈到溪族人的语音不正的问题。如《初学记·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又如《南史·胡谐之传》：“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此两处都提到溪人语不正。溪语音不正，似正好说明溪人之汉化。如溪人纯说溪语，汉人将完全不懂。语音不正，盖正在汉化，说汉语又杂有溪语，故成不正。晋末宋初，溪人还是强悍善斗的。卢循起兵北上时，殷阐对何无忌说：“（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所谓“始兴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湘、广西州，即今湖南、广东。汉族势力向广州一线发展，与俚人的接触渐多。如《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载：“泰始1参看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 2参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族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又《宋书·良吏传·徐豁传》载：“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今广东韶关）。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蛮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僚，主要居住地区是长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华阳国·志李寿志》称，“晋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魏书·僚传》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由此可见，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蜀，自巴西、犍为一线逐渐向外扩展。 自东晋至陈，南朝常与“僚’族有战争。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南齐时益州有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齐开僚郡、齐通僚郡，大约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户籍整理和反却籍斗争南渡的北方劳动人民，江南汉人和各少数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广大土地，发展了江南经济，但江南统治者剥削惨重却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遂不断发生。 南朝的租税制度，大体是延续魏晋的制度下来的。人民的负担，主要有租、户调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鱼池税、丁塘税、口赋、赀赋等杂税。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宋齐时期，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顾宪之对武帝的启中所谈山阴一县的情况，可见一斑。他的启写道：“山阴一县，课户上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才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资华贵。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岂可得乎？”（《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东晋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安书写道：“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死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晋书·王羲之传》）。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宋书·武帝纪》） 人口逃亡，在户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则剩下的在籍者租税徭役负担必更重；重则人民逃亡。整理户籍，成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几个去处：一投依门阀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养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户。还有其他，等等。朝廷势力强大时，它搜括逃户是比较全面的。它与大族争人口，也与寺院争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隐瞒户籍的逃亡户。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土断，都是比较严厉的。一般整理户籍的矛头，多是指向不附籍的侨户和逃亡户。东晋以来，户籍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是郡国户口。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之。”（《太平御览》卷六○六）齐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诏书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倾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这两条史料说明，黄籍是郡国编户民的户籍。 自籍似是郡国编户民以外的侨户的籍。白籍最早见于《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白籍似是土断的对象，即尚未正式编户的侨民。 宋、齐两代都整理过户籍，宋文帝元嘉年间曾整理过一次户籍。文帝无嘉二十七年，曾规定以“八条取人”。“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还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这都说明宋文帝元嘉年间曾进行过一次户籍整理。南齐开国的两代皇帝，都曾积极整理户籍。齐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诏书的意图，上表请求整理户籍。他认为当时“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阀”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二、勋薄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如此两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上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六、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温比肩，弥山满海。他指出，有这六项，是“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户籍之所以顿阙，乃由这些原因。（同上）齐高祖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随即采取措施整理户籍。“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但这办法本身就有问题。限人一日得数巧，必然会出毛病。于是不仅出现。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却以充程限”的情况，还出现“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志》）的情况。 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的，好办法通过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第五节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桌历史发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据统计，自471年到481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成*人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好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高祖纪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太祖纪》）。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终都逃说不了被杀的厄运。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的对象。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 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腆麟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对吏治的改革北魏初年规定，地方官不论其治绩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满离任。因此，许多官吏对治理民事毫不热心，却竭力追求个人财富。如公孙轨当地方官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长传附公孙轨传》）。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官场中屡见不鲜。有一次，孝文帝问臣下高佑：怎样才能使盗贼平息呢？高佑回答：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称职，治化有方，就不会再有了。孝文帝听了深以为然。这可见孝文帝对吏治问题的重视。为了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实行俸禄制。公元484年，魏颁布法令，正式规定“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俸禄之外，贪污满一匹者处死。二是对地方官任期长短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治绩而定，好则留，不好则去。这样一来，官吏治绩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了，使他们在盘剥人民时不能不有所考虑。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实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为以后各项改革的进行打下基础，意义是重大的。迁都洛阳北魏的汉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建国之初，汉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汉化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北魏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方面。拓跋焘时，建立太学，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对汉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长于天文历学。拓跋焘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委以重任。通过这些汉族知识分子谋士群的努力，北魏统治集团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汉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汉化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拓跋统治者的政策常有变化，对于汉族士人，时而信任，时而排斥，对于汉族文化时有抵触。孝文帝时，开始把汉化做为一项国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迁都洛阳是他的汉化政策中一项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建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处北方，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与鲜卑故土相近。但随着北魏在中原疆土的开拓和被统治的汉人的增加，平城对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已不适合。平城地区游食者众多，且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早在拓跋嗣统治时期，就有迁都之议。史书记载：“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魏书·食货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来，竟然“野无青草”。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平城一带也常有饥荒现象。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逐渐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所以从关外贫瘠的平城转移到中原经济中心，已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平城长期作为北魏都城，功勋公老多居于此，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拒不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因循守旧，给北魏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这一点来说，迁都也是当务之急。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军事实力虽然已逐渐衰落，但孝文帝却抱有灭南朝、统一全国的雄心。这可由文帝所说迁都洛阳的理由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可证。所以，从军事上说，平城作为国都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了。 当时新都选择地点有二，一是洛阳，一是邺城。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汉、魏、西晋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谓“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邺则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了北方财富，是河北主要的粮食和丝绵产地。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邺要胜过洛阳一筹；但从吸收汉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阳要比邺优越。孝文帝最后把新都定在洛阳，可见迁都之举主要还是从加速鲜卑族汉化的方面考虑的。 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来一个变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 反对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陆睿、穆泰等，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孝文帝迁都之心已定，为防止节外生枝，便假称要大举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人，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大军行至洛阳，连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坚持进军南向。尚书李冲等人就出来反对，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请！”孝文帝听了大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声，苦苦劝谏。孝文帝这才说，如不南伐，便须就此迁都洛阳。并即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迁都之计就这样定下来。 孝文帝的儿子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又不上进的人。他体胖怕热，到洛阳以后，“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他趁着孝文帝出游嵩山，“轻骑奔代（平城）”。孝文帝闻讯大怒，为了保证汉化顺利进行，毅然将太子贬为庶人，后又用毒酒将其毒死。紧接着，拓跋族元老穆泰、陆睿与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结，想据平城起兵，史载其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魏书·于栗c传》）。形势十分危急，迁都与反迁都是关系到拓跋氏汉化的关键。孝文帝当机立断，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镇压叛乱，再次将反对派挫败。 洛阳终于成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为北魏占据中原，正式接受汉化的象征。 改革风俗的措施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改姓。孝文帝在诏书中把鲜卑氏与汉文化联系起来，宣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资治通鉴》卷一四○）明帝建武三年，以此为例，改乙■氏为叔孙氏，丘穆氏为穆氏，独孤氏为刘氏，素和氏为和氏。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汉服，服装样式与南朝流行样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对禁穿胡服下了很大决心，不允许有任何松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他坐在车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饰，见仍有人穿鲜卑旧服，大为不满。第二天，他对群臣说：“朕昨入城，见车上妇女，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释：穿旧装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驳：这话说得奇怪，你难道还想满城都穿旧装吗？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说鲜卑语。北魏初入中原时，以征服者自居，不仅自己讲鲜卑语，还命令所有任职于魏的汉人官吏也要讲鲜卑语。为了提高鲜卑族的文化水平，便于读汉人书，接受汉文化，孝文帝下令宣布：“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指汉语）。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北史·咸阳玉禧传》）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庙礼节方面，也实行了汉化，放弃了拓跋氏原来崇拜的天神，改用汉礼。在官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汉制，进行了改革。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规定实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均田制出现的原因，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生产，迅速改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另一方面是与豪族地主争夺人口和土地。北魏进入中原后，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北魏诸帝多能注意劝课农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后，更是孜孜以求，希望农业不景气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一再号召：“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高祖纪下》）然而天灾几乎连年发生，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均田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统治中期，北方豪族己遍布全国，势力很大，“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兴趣也愈来愈强烈，他们纷纷“就耕良田，广为产业”（《魏书·和跋传》）。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辟为牧场，或辟为私家园林，民无田业的现象十分突出。农民失去土地，四处飘流，或转投豪族，成为荫护人口，或聚集山泽，成为绿林好汉。人口流亡的情况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因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无法获得赋税；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农民从豪族地主的荫护下解脱出来，成为均田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均田制的实施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须能够掌握、支配这些土地，也就是说皇权必须强大到能够辖制地方豪强。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连年战乱，以致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至孝文帝时，情况虽有所变化，然土地抛荒的现象仍很严重。而当时北魏豪族地主势力也还未强大到能与皇权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了。 公元485年，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经在京城附近实行过计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广、改进百发展起来的。另外，中国古老的一夫受田百亩的井田制以及西晋占田制，都给了均田制以经验借鉴。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授给，以备休耕。露田不得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者归还官府。桑田则永为个人所有，不须归官。桑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桑田须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不宜种桑之地，男子给麻田四十亩，妇女五亩。 （二）奴婢和耕牛参加授田。奴婢依一般农民授田。耕牛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牛。 （三）田地缺乏地区，允许农民“逐空荒”，迁往他郡。 （四）犯罪流徒户或绝户，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顷，郡丞、县令六顷。公田不得买卖。 在均田制颁布的同一年，又宣布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由本乡有威望者担任。三长制代替了过去的宗主督护制，改变了“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李冲传》）的状况，使趁着管理混乱，荫庇大量人口的汉族大地主受到约束和打击。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当时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后很有识见，她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魏书·李冲传》）。在她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推行。 与均田制、三长制相辅相成的还有新的租调制。北魏原来实行的租调制很混乱。“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于户籍不清，人民负担重。实行新的租调制后，规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类推。家庭作为受田纳税单位，人民负担有了一定之规。故“事（指新租调法）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年安之”（《魏书·食货志》）。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历史上的突出事件，其影响是值得重视的。单就北魏的统治来说，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实施，使鲜卑贵族在新的基础上与其统治区内的汉族地主取得一定程度的协调，也使之与一般汉族百姓的矛盾趋向缓和，对于巩因北魏政权，有其有利的一面。 孝文帝在社会经济领域年的改革是有成就的。均田制的实施，可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得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从而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地主的兼并也受到一定限制。北魏朝廷大为头痛的流民和粮食问题，在均田制实行后，情况有所改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且事出空前，也难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因而也带来很多弊病。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会矛盾的暂时缓和所掩盖，但根源仍在，在改革几十年后便爆发了六镇起义。 第四章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第一节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北魏的东西分裂大起义的历史背景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新都洛阳繁荣起来。《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洛阳的景象：“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观楼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到孝文帝的第三代继承者孝明帝时，史称其“魏累世强威，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景况仍然可观。 然而，经济繁荣的结果并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从中获益。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相反，汉化的鲜卑贵族很快坠入锦衣玉食之中，迅速走向腐化。 孝文帝时，贪污之风虽很盛行，然由于孝文帝采用严刑峻法，尚能控制局面。史称其时“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志》）。宣武帝即位，形势发生变化，宣武帝对贪污腐化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就很奢侈，无心于朝政。上行下效，“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北魏统治集团生活日趋腐朽。胡太后临朝时，奢侈之风更盛。最典型的是高阳王雍和河间王琛。“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锺）、马脑碗、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增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这些惊人的财富，无疑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河间王琛，在宣武帝及孝明帝两朝皆作定州刺史，他“在州贪惏”。连胡太后也觉得他贪心无厌，下诏：“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致。”（《北史·河间王若传》）为饱私囊，朝廷甚至卖官鬻爵，“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遂传曾孙晖附传》）。仕人买官花了钱，及到任上，就大肆搜括，加倍贪婪地吮吸人民的血汗。 孝文帝时所行均田法，这时也被破坏。原来规定不得买卖的公田和露田，都可以买卖。露田流动尤为严重，因为“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通典·食货典》）。在均田制下有田可耕的农民，又开始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使北瑰经济潜伏着危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本来就有对南朝用兵的因素。迁都之后就改变了自己一度奉行的与南齐和好的政策，开始大举南伐。尽管每次几乎都以无功告终，仍然不肯罢休。这时因洛阳位于黄河之南，与南朝相接壤，既要保卫洛的安全，就必须将南朝长江以北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孝文帝每次出击，目标都在义阳、淮上、宛、邓等地。宣武帝、孝明帝时，战事未休，反而有扩大之势。人民要负担兵役和作战物资，苦不堪言。当时，“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以至“死丧离旷，十室而九”。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民对北魏政权的敌意更加强烈。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爆发的。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又爆发了关陇、河北、青州起义。 以六镇起义开始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六镇，一般是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之外，又有御夷等镇。大部位于北魏的北方边境，即今内蒙古境内。六镇是北魏的军事要塞，历史上曾一度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北魏原来一直以平城为国都，为了防御北边的柔然南下，拓跋焘设此六镇，以拱卫都城。当时，六镇将领，乃至一般士兵，身份都是比较高贵的，在六镇作兵是光荣的。“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齐书·魏兰根传》）他们“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深附传》）。然而，在迁都洛阳之后，平城不复为国都，六镇也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将兵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远在漠北，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劣势。氏族部落成员当兵是义务也是权利，拓跋氏封建化后，兵户身份低人一等。加上汉化后的北魏政府受到汉制度的影响，常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六镇为兵，更使六镇兵民的处境不佳。六镇将兵中，不满情绪逐渐增长。孝明帝时，有一个叫魏兰根的官吏对此情况深表忧虑。他告诉尚书令李崇说：“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他建议北魏朝廷采取断然措施，“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北齐书·魏兰根传》）。李崇亦深以为然，上奏朝廷，朝廷竟不闻不问。 起义终于在六镇首先爆发了。 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镇，怀荒镇民请求开仓取粮，武卫将军于景无理拒绝，镇民不胜忿恨，遂起兵造反，杀了于景。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姓）拔陵（名）亦聚众起义，杀镇将，改元真王。其余各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卷一四九）。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破六韩拔陵引兵南向，派别帅卫可孤包围武川和怀朔两镇。朝廷派临淮王或都督北讨诸军事。彧为人胆小，顿兵不进，武川、怀朔俱为起义军所陷。不久，破六韩拔陵与彧激战于五原，彧大败，朝廷罢了他的官。这时，魏肃宗改派李崇率兵前往讨伐，双方战于自道，李崇副手崔逼被打得单骑逃命。李崇亲自迎战，也出师不利。起义军声势更大，二夏（夏州、东夏州）幽、凉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朝廷见此情况，慌忙下诏“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军籍），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资治通鉴》卷一五○）。并派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但这些笼络政策根本不起作用，起义之势一发不可收。公元524年，在高平镇（今甘肃固原），有赫连恩等人的起义，推敕勒首长胡琛为高平王。在秦州（甘肃天水），有羌人莫折大提起义。在秀容（山西忻县），有乞伏莫于的起义。在关中一带，有被迁徙到关中的蜀人起义。在汾州一带，有胡人起义。几乎整个魏的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在起义浪潮冲击之下。 公元524年夏天，羌人和氐人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和新秦州（今甘肃武都、成县一带）起义，反抗北魏统治，推莫折大提为首领。不久，莫折大提死，他的儿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向东攻下了歧州（陕西凤翔南），杀北魏都督元志。向西攻下了凉州。后来，在黑水（陕西兴平西）为魏将崔延伯、萧室寅战败，退回陇西。 公元527年春，莫折念生率部反攻，大败萧宝寅于泾州（甘肃镇原），攻占了东秦州（陕西陇县）、北华州（陕西黄陵南西），东下潼关，威胁洛阳。北魏统治者一面调集大军防守，一面收买起义军将领，进行分化。这年秋天，莫折念生被叛徒杀害。以后，这支起义队伍大部集合千万俟丑奴领导之下。公元530年，万俟丑奴在关陇地区为魏将尔朱天光所灭。 魏无法对付破六韩拔陵起义军，便请柔然王阿那瓌前来助战。公元525年，阿那瓌率柔然兵十万，自武川西向沃野，进击起义军。破六韩拔陵军被击败，部众二十万人降魏。魏将起义军分化瓦解，派往内地冀（河北冀县）、定（河北定县）、瀛（河北献县）三州就食，想就此扑灭起义烈火，然起义军分散到三州后，活动并未停止，他们又在三州展开了斗争。 胡琛起义军据有高平，声势也很大。胡琛大将万俟丑奴等进攻魏泾州。 这时，攻破莫折念生的魏将萧宝寅、崔延伯引兵驻于安定，兵众十二万，铁骑八千，军威甚盛。丑奴先以轻骑扰之，不等交战，就故意避走。崔延伯十分骄傲，派兵出击。将战，有起义军数百骑手持降书，请求缓师。崔延伯未及阅视，起义军从东北杀出，与伪降数百骑汇合，腹背夹击。起义军皆轻骑，而魏兵骑步相杂，战久疲乏，被起义军打得惨败，死伤近二万人。崔延伯再次孤军出击起义军，又被起义军打败。崔中流矢死，士卒死者万余人。这次胜利，意义重大。史称：“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朝野为之忧恐。于是贼势愈盛。”（《资治通鉴》卷一五○）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起义，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玉，怀朔镇人高欢、尉景等皆从之。不久，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地戍兵响应，合众二万，归于社洛周旗下。杜部向南发展，连克幽州、定州。后来，杜洛周为葛荣所杀，这支队伍归入了葛荣领导的起义军中。 公元526年，沃野镇降人鲜于修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又攻破定州、燕州（京郊昌平）。鲜于修礼为内部叛徒杀死，葛荣代统部众，于博野县境（河北博野）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改元广安。葛荣都是北魏末众多起义军力量最强的一部，号称百万之众，占有冀州、定州、瀛州、沧州、殷州五州地。葛荣军南下，前锋已过汲郡城（河南汲县），危及洛阳，朝廷大震。公元528年，尔朱荣亲率骑兵七万，以侯景为前锋，东出滏口，在邺城北大破葛荣军。葛荣被俘，被解到洛阳杀害。 在起义近于平息时，又出现了邢杲起义。这次起义，是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悲壮的尾声。 邢杲是魏幽州乎北府主簿。公元528年，他帅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在青州起义，自称汉王，改元天统。起义坚持了八个月之久，后在济南被魏上党王无穆及尔朱兆打败。邢杲牺牲。 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北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中原历次农民起义不同，这是一次鲜卑、羌、氏、汉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黑暗统治的联合行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统治，促进了这个日益走向腐朽的政权的瓦解。 北魏的分裂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北魏皇朝徒具形式，实权落到了靠镇压起义起家的尔朱荣手中。 尔朱荣的父亲“家室豪擅，财货丰赢（盈）”，与北魏朝廷关系十分密切。“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魏书·尔朱荣传》）北魏都城迁洛阳后，朝廷亦给他家以特殊照顾，允许“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后，尔朱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积极镇压人民起义，侯景、贺拔岳、高欢等人都先后投靠了他，成为北魏后期一支主要的军事势力。 当时，朝廷政治昏暗，胡太后权倾天下，与儿子孝明皇帝不合。公元528年，孝明帝密令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的尔朱荣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魏孝明帝又密令尔朱荣不要来洛阳。胡太后用毒药鸩死孝明帝，立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年方三岁。尔朱荣立长乐王之子修为帝（魏孝庄王），以“入匡朝廷”为名向洛阳进兵，杀北魏朝臣二千多人，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史称河阴之变。经过这一次大屠杀，北魏朝廷实力几乎全部被消灭。尔朱荣尽掌朝政，视孝庄帝为傀儡，引起孝庄帝及朝臣不满。永安三年（530）九月，孝庄帝设计杀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闻讯轻骑至洛阳，杀孝庄帝。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尔朱兆令部将高欢为冀州刺史，统率六镇流民。这些流民大多是葛荣余众，约二十万余，流入并州，穷困无以为生，多次举行反抗，都遭到尔朱部的残酷镇压。公元531年，高欢率流民到山东，据有冀、殷二州，势力进一步扩大，于公元533年消灭尔朱氏，杀节闵帝，另立元修为帝（魏孝武帝）。元修不愿受高欢的控制，于公元534年逃出洛阳，投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国。高欢立元善见为帝（魏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宇文泰于公元535年杀死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西魏文帝），都于长安，史称西魏。东、西魏的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高欢、宇文泰的手里。北方又进入了分裂时期。 第二节东、西魏的战争高欢、宇文泰在东、西魏的掌权在尔朱荣的势力衰亡之后，北方又出现了两个掌握大权的人物。他们乘机起来，分据关东、关中，各拥一主，彼此之间争战不休。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 高欢是汉人，因累世在北方边镇生活，“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神武纪上》）。这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边军镇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高家系犯罪的徒户，地位更是低贱。高欢家贫，娶妻之后，因妻家财富较丰，才有了一匹马。他从府户升为队主，后又为函使（信使），往来于洛阳至北镇之间递送公文。有一次，他到洛阳给令史麻祥送信。麻祥让高欢吃肉，高欢便随便地吃起来。麻样认为高欢目无尊卑之分，生性傲慢，打了他四十大板。这一次受辱使高欢十分震动。他返回怀朔后，开始倾家产而结宾客。亲戚朋友不理解，问他缘故。他说：我到洛阳，见宿卫羽林把领军张彝的房子烧了，朝廷怕得罪他们竟然不闻不问。政治昏暗到如此地步，财物岂能守得住？他没有谈自己受辱之事。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起义，高欢率其心腹好友前往投奔。但不久就对杜洛周心怀不满，想谋杀杜洛周。事情暴露，差一点丧了性命。他又转投葛荣，最后投奔到了尔朱荣的门下。他为取得尔朱荣的信任，向尔朱荣献计，颠覆朝廷取而代之：“方今天子愚弱，太后，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北齐书·神武纪上》）尔朱荣听了十分高兴。从此高欢受到重视，“每参军谋”。有一次，尔朱荣向左右说：“一日无我，谁可主军？”旁边的人都回答可用其侄儿尔朱兆。尔朱荣不以为然，他认为尔朱兆只可统帅三千骑，而可代他地位的人只有高欢。 公元530年，尔朱荣为魏孝庄帝所杀。后尔朱兆又杀孝庄帝，另立长广王晔为帝，改元建明。高欢被封为平阳郡公。他与尔朱兆之间屡有冲突，但由于势力未丰，故只好忍气吞声与之合作。 当时，葛荣降户二十余万流入并、肆（山西忻县西北一带），为胡人虐待，穷困无以为生，前后进行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被诛杀者将近半数。尔朱兆深以为患，问计于高欢。高欢乘机要求统帅这支降户队伍。从此，高欢摆脱了尔朱兆的控制，以六镇降户作为自己争夺权位的本钱，与尔朱兆展开了角逐。尔朱兆勇而无谋，远不是高欢的对手。公元532年，高欢以少胜多，在邺城附近的韩陵，大败尔朱氏。不久，高欢进洛阳，废节闵帝元恭而立孝武帝元修。孝武帝封高欢为大丞相、大柱大将军、大师，世袭定州刺史。高欢实际上控制了朝政，他专横拔扈，很快与孝武帝发生矛盾。孝武帝不堪忍受，于公元534年，西奔长安，投依宇文泰。高欢改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高欢立元善见，不过是找到另一个傀儡而已。他居千晋阳，遥控邺地朝廷。“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北齐书·神武纪下》）。 宇文泰，武川镇人。其祖先是匈奴族宇文部，因长期与鲜卑人相处，混杂而居，也就鲜卑化了。 破六韩拔陵起义时，宇文泰之父宇文肱也曾参加，但不久叛变了，杀破六韩拔陵得力将领可孤，降于北魏。后又转而投入鲜于修礼起义军中，在定州被北魏军所败，战死于阵中。宇文泰也曾随父参加过起义，后鲜于修礼被葛荣杀害，他又转投葛荣。宇文泰少有大度，工于心计，虽年仅十八岁，却得到葛荣重视，任以将帅。但他以为葛荣成不了大事，一直想叛逃。不久，尔朱荣镇压了河北起义军，葛荣被俘牺牲，宇文泰也为尔朱荣所俘，尔朱荣杀了他的三兄宇文洛生，又准备杀他。他向尔朱荣讲了自己的身世，叙说被迫加入起义军的经过，才得免一死。 以后，宇文泰跟从尔朱荣，在镇压北方人民大起义中逐渐显赫起来。公元534年，尔朱荣手下大将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部众推宇文泰为主，攻杀侯莫陈悦，关西遂为宇文泰所据有。 公元534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宇文泰鸩杀孝武帝，予公元535年另立孝文帝之孙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都长安，史称为西魏。宇文泰为太师、太冢宰，掌握着军政大权。 自此，依靠武力起家的高欢和宇文泰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一度繁荣兴盛的洛阳城，又一次化为灰烬，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东西魏之间的战争，小的不计，大的战争就有五次。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都是其中较大的战争。 公元538年，关中地区天灾严重，人至相食。高欢先发制人，于公元537年正月，乘机发动了对西魏的战争。令前锋窦泰率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令高敖曹率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高欢自己则率军赴蒲坂，造浮桥三座，声言要渡过黄河。蒲坂地于黄河弯曲处，隔河与潼关相对，为河东通往关中的要冲。宇文泰为了迎战魏军，进抵广阳。面对东魏三路大军夹击的形势，西魏将领都反对舍近袭远，主张分兵迎击。宇文泰则力排众议，主张舍其余两路，集中兵力，先消灭窦泰一路。他认为高欢造浮桥准备渡河，无非是虚张声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军主力，使窦泰军得以乘虚西入。再者，窦泰常为高欢前锋，屡战屡胜，必有骄心，不如径袭窦泰。泰军一破，高欢就不战自退了。如若先攻蒲坂，高欢扼前，窦泰袭后，那就表里受敌了。宇文泰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了他的从子直事郎中深的全力支持。 宇文泰为了迷惑东魏军，扬言欲保陇右，退还长安，暗地里则率军东出，日夜兼程，行抵小关。窦泰闻宇文泰军突至，自恃骁勇，赶忙从风陵渡过黄河前进。宇文泰选择了牧泽这一有利地形，四面埋伏，引诱窦泰进入泽中泥淖地重围。窦泰铁骑不得驰突，西魏军万弩齐发，窦泰军死伤大半，窦泰自己身上也中数箭，料知无法脱围，自刎而死。 高欢在蒲坂，闻窦泰军败，大恸，几乎晕倒，只好撤去浮桥，退回晋阳。只有高敖曹一路进展比较顺利，攻下了西魏上洛城，正欲向蓝田关进发，高欢恐孤军深入，传令招还。这一战役，历史上称为小关之战。 同年，东西魏之间还展开了一次大的战争。 这一次，是新胜的西魏主动出击，宇文泰亲自率领李弼等十二将领，以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连克盘豆、恒农两郡，虏俘了东魏陕州刺史李微伯及八千余名将士。黄河之北原来归附东魏的诸城也纷纷反叛，归于西魏。高欢即发兵二十万，由壶口直趋蒲津（黄河津渡，在山西永济境），令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迎战西魏军。 宇文泰发动的这次战争，是仓促之举。当时西魏境内大饥，虽然新挫东魏军，国力还是虚弱的。宇文泰率领将士不过万人，攻下恒农后，因粮草不足，竟逗留了五十多天。听说高欢将渡黄河，便匆忙引兵入关。东魏右长史薛琡向高欢建议：“西人连年饥馑，故冒死来陕州，欲取仓粟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饥死。宝炬、黑獭，何优不降，愿勿渡河。”（《资治通鉴》卷157）。东魏大将侯景也劝高欢不要全军渡河，以免为西魏一举全歼，高欢不听，执意率军从蒲津渡过黄河，直趋西魏腹地。宇文泰连忙派使者前往华州，命华州刺史王罴抵住东魏的进攻。王罴叫宇文泰放心，说“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果然，高欢见王罴守城坚固，不易攻下，只好转渡洛水，驻扎在许原西边（洛水入渭，许原大概在渭北洛南）。 宇文泰下令征发各州兵，一时未能召集。他想不顾兵力悬殊，与高欢决一死战。但诸将都认为寡不敌众，请等高欢西进再观形势。宇文泰坚持要立即出兵决战，他说：“欢奢至长安，则人情大拢。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他连夜叫人在渭水河上赶造浮桥，令士兵只携带三日粮，轻骑渡过渭水到达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水与渭水之间），距高欢军仅六十里。 宇文泰招集诸将商讨对付高欢的战略方案。开府仪同三司李弼建议：敌多我寡，不可与他们正面相抗。离沙苑东边十里有一个叫渭曲的地方，草深可以藏人，我们可以埋伏在那里等待敌人。宇文泰采纳了这一建议，命西魏军背水而阵，李弼埋伏在右边，赵贵埋伏在左边，将士都把武器藏在苇草中，约定闻击鼓声则一跃而起。快日暮了，东魏兵才到。东魏仗着人多，根本不把西魏兵放在眼里。高欢一声令下，个个争先恐后，都想速立战功，队伍不复成列。正在这时，宇文泰一声鼓响，士兵纷纷跃起。 李弼、赵贵铁骑从左右突入，把东魏军横截成数股，一时杀声震野。此战东魏惨败。 高欢还想收拾残军，再行决战。他派张华原巡视各营，照簿点名，无人答应。张华原急忙国告，“众已散尽，各营皆空了！”高欢还不想撤离，阜城侯斛律金在侧提示：“众心已经离散，宜速还河东为是！”遂命左右牵马来，敦促高欢上马。高欢上马后，仍据鞍不动，斛律金用鞭猛击马背，才向东驰去。到了河滨，忽闻后面人声马沸，料知有追兵到来，只好匆忙急渡，许多将士情急逃生，跃入河中，尽随水漂去。此役，东魏共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件。 宇文泰回师渭南... 8 引文据王念孙《读书杂志》校订。 2杨毓鑫《禹贡等五书所记薮泽表》、顾颉刚《写在薮泽表的后面》，均载《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这种自然景观在《诗经》等文献中多有所反映。如《大雅·韩奕》把“川泽汗汗，鲂■甫甫”的“韩”地（在今河北固安县境）歌为“乐土”；《曹风·侯人》描写了捕鱼的水鸟鹈鹕停驻在鱼梁上；《曹风·下泉》则反映了地下水冒出地面的情形。郑诗、卫诗、陈诗也多谈到池沼中的水草和乘舟济涉等情事。黄河中游情况也是这样。例如汾河旁边当时就是大片的沮洳地3。《禹贡》和《诗经》中谈到黄土高原的两条“漆沮”一为岐周之漆沮，这漆水纳雍水（今涬水），后入渭。雍水因“川雍为泽”而得名，亦称沮水。《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周颂·潜》“猗彼漆沮，潜有多鱼”，都是描写它。另一条是泾东之漆沮，它与石川河有关，是与焦获泽连在一起的。在郑国渠未修前，这里是沼泽纵横、草木丛生、麋鹿成群的猎场，所谓“漆沮之从，天子之所”，就是指这条漆沮。2《秦风·兼葭》、《小雅·鸿雁》、《小弁》也歌咏了芦苇丛生的茫茫泽国。 在荒远的太古时代，经常发生河道的自然堵塞，大雨时至，江河漫溢，遍地流潦是很自然的事。黄河流经结构疏松、植被较少、易于侵蚀的黄土区，挟带着大量的泥沙，更易泛滥。这样，在相对低洼的地方必然形成无数的沼泽沮洳。所谓“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3，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尤其是黄河下游，原是一片浅海，黄土沉积虽快，一时也填不满；这里的沼泽相当一部分可视为旧日海底的遗迹。 气侯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除西周早期经历了一个寒冷时期外，普遍比现在温暖。《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位于今山东郯城县附近的郯国曾因家燕的最初到来确定春分，现在家燕春分时只到上海，十天到二十天后才到山东泰安等地。先秦竹类分布的北界比现在往北推移-3°。按这两项事实推算，先秦时代黄河流域一月平均气温比现在低3—5c，年平均气温低.5—2c。后世只见于热带、亚热带的某些动物，如象、犀牛、獐、竹鼠、獏、水牛等，在华北新石器时代和殷周遗址以及有关文献中，亦有所发现。 黄河流域春季干旱多风，夏秋之际多雨易涝的情形自古已然。《夏小正》记载夏历一月“时有陵风”，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2卜辞中冬春两季有明显的盼雨、贞旱、求雨的卜辞以及缺雨的记载，表明当日的安阳与今日相似年雨量变化颇大，常苦干旱，尤以冬春两季为甚。3《邶风·终风》谈到“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终风且曀”；《尔雅·释天》说“风而雨土日霾、阴而成风日曀”，正是春旱多风的黄土地带特有的现象。干旱是当时农业生产的最大威胁之一。另一方3《诗·魏风·汾沮洳》。 《诗·小雅·吉日》。 2辛树帜《禹贡新鲜》第40—4页，农业出版社94年版。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335—337页。 3《孟子·膝文公上》。 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972年第期。2《尔雅·释天》“久雨谓之**，**渭之霖”。 3朱培仁《甲骨文所反映的上古植物水分生理学知识》，《南京农学院学报》957年第二期。面夏秋间的霖雨也常常造成灾害。 森林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森林比今日多。但据《诗经》中木本和草本植物出现地点的统计分析表明，当时的森林一般生长在山岭丘陵和低隰地，而黄土高原和平原一般是莽莽的草原。草原植被中最有特征意义的是耐旱耐盐碱的蒿和莱。《诗经》所载四十一种旱生的草本植物中蒿属就占了十种之多。先秦文献中把荒地称为“草莱”，田休耕后就长满了莱，故休闲制称为田莱制。这种情况和二十多年来对第四纪黄土区域若干地点孢粉分析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正是这种半干旱草原自然景观的生动而扼要的记实。黄河中下游的特点总的看，先秦时代黄河中下游农业环境有以下特点（一）广大地区覆盖着疏松肥沃的原生或次生黄土；（二）在黄土高原和平原上，到处是长满蒿莱的草原，只有局部地区有森林；（三）薮泽沮洳很多，涝洼积水严重；（四）春旱多风，秋雨易涝，但气候比今日温暖，在半干旱草原为主的自然景观下，在沮洳薮泽及其周围地区即可以形成气候比较湿润、植被比较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 上述特点对先秦农业发生极大影响。它使黄河中下游成为我国农业发生最早的地区之一，并较早脱离了山地、向河流两岸平原地区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是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但稻作分布比后世为广。当时在平原地区发展农业，排涝是突出的问题，由此形成以排水洗碱为目的的沟洫系统及与此相关的一套农业技术，成为战国以前黄河流域农业的最大特色。广大的草原隰皋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地盘。而以山林川泽为大本营的狩猎、采集、捕鱼等，在整个先秦农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黄河中下游的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处于蒙新高原范围之内。由于海拔较高，距海较远，雨量稀少，形成大陆性气候，土壤发育不良。总的来讲，呈现干旱草原与沙漠相间分布的自然景观，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广阔舞台。但不同地区间的差别往往是很大的。如东北地区离海较近，雨量较多，森林密布，有肥沃的黑钙土，宜于农耕。内蒙阴山以南河套地区虽靠近蒙新关于黄土地区古代植被情况的估计，学术界存在着分歧。以上述论主要采取何炳棣的说法，见所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979年。另一些学者对黄河流域古代植被估计较高，如史念海先生认为“从总的看来，当时黄河流域主要是森林地区。这个地区大致由渭河上游及更西的地区开始，一直到下游各地。黄河中游西北部则是草原地区。森林中兼有若干草原植被，而草原地区亦间有森林茂盛的山地。”（《河山集》二集，第352页）。作者认为从黄土的性质及其成因看，这种风化程度微弱，富含矿物质而缺乏腐殖质，黄色碱性本身，就说明它是在长期干旱的条件下形成的。这和卜辞及有关文献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在长期干旱的条件下，大面积的森林的形成是难以想像的。高原，实为黄土沃野的一部分。新疆部分地区或处草原沙漠区的边缘，或为内陆河流所流经，形成沙漠中的绿洲，存在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 长江流域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全流域温暖多雨。下游三角洲有大片冲积平原，中游有江汉平原，上游有成都平原，土壤肥沃，具备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这里河湖密布，地势卑下。《禹贡》中荆、扬二州土壤均为“涂泥”。《史记·货殖列传》也说“江南卑隰”。 在这种自然条件下，长江流域很早就发展了以种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先秦时代，长江流域还有一特殊地理现象，这就是“潜”、贡》荆州、梁州都有“潜、沱即道”的记载。《召南、江有汜》提到“江有汜”、“江有沱”。所谓沱，就是江水漶漫，或汇为湖，或别为支流的现象。所谓潜，就是山泉涌流所汇成的水面；水潜出后复伏流者为汜。长江流域的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学会利用这种自然现象修筑陂湖塘堰，用以灌溉稻田。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包括云贵高原、两广、福建、台湾和湘、鄂、赣的南部，除珠江三角洲和河谷、海滨平原滩地外，全区山脉连绵、丘陵起伏、河川纵横、高温多雨。这里很早就是人类生息活动的地方，农业发生也不比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晚，但因森林较多，大规模的开发是较晚的。 牟树帜《禹贡新解》第57—2页，农业出版社，94年版。 第二节农具的发展先秦农具的发展变化，为推进农业技术发展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制作材料的发展图十六商代青铜工具.臿（湖北黄陵盘龙城“李”m23）2.斨（郑州二里岗5t58） 3.斧（湖北黄陂盘龙城“李”m4）4.镈（安阳大司空村t2002） 首先表现在制作材料方面，经历了石、木、骨、蚌农具→青铜农具→铁农具三个发展变化阶段。夏代以前的原始社会时期，除了大量使用较精制的石斧、石■、石■等农具外，还大量使用木器和骨器以及一些蚌器。考古学资料说明，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己有最早的铜器发现；龙山文化为铜石并用时代；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则进入了青铜时代，与“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的传说相一致。青铜农具较多地出现是在青铜冶炼已相当发达的商、周时代。出土青铜农具的种类有臿、铲、䦆、镰等。青铜农具的出现是我国农具材料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青铜农具比之木、石、骨蚌农具轻巧锋利，硬度大，对劳动效率的提高有着重大作用。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中发现过一个以铸造青铜䦆为主的青铜作坊，并有䦆范出土2，说明青铜䦆使用、生产得较多。䦆是用以垦荒和深翻的农具，而垦荒造田是当时重要的农事活动，青铜䦆在这里最能发挥它的作用。不过，青铜农具还不能完全取代石器，只有铁器才能做到这一点。基本上完成了金属农具代替木、石、骨、蚌农具过程的时间是春秋中期以后，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2都反映了铁农具已为农家所通常必备的事实。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质量又有提高，大多使用韧性铸铁制造，具有坚硬锋利、刃口耐磨和耐冲击的性能，大大增加了使用寿命。 种类和形制的发展随着农具制作材料的变化和农业耕作的需要，农具的种类和形制也不断有发展。原始社会时期的农具一般可以分为发土、收割、加工三大类。商周时期，原始发土农具耒耜仍普遍使用，但形制有发展，出现了双齿来。传说夏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3，推测臿可能在夏代或更早些时候就出现了，《越绝书》。 2《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958年版。 《管子·海王》。 2《孟子·膝文公上》。 3《韩非子·五蠹》。 它是适应农田开沟洫而发展起来的挖土农具。4耰，是这时期出现的另一新农具，《说文》“耰，摩田器也”，当为碎土平田的整地农具。钱、镈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农具5，《王祯农书》均称为“古耘器”，即形制不同而功用略似除草的工具。这些农具的出现，反映在整地和田间管理上比原始社会农业有了明显进步。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有䦆、镰、臿、锄、铲、耙、犁铧等，基本上已能适应开垦、耕翻、平整、除草松土、收割等主要生产环节的要求。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子牛”；同时，在战国时的魏、燕、赵、秦等地区都有铁犁铧出土，说明战国时牛耕已逐渐被广泛采用。从木、石、骨、蚌农具到铁农具的发明、使用是生产工具上的革命；从完全的人力耕作到利用畜力是农耕动力上的革命。这两项革命对推动耕作技术的革新和奠定精耕细作传统的基础均有深刻影响。 图十七辉县出土铁工具形犁头3.䦆4.凹字形铁刃臿5.一字形铁刃臿4《释名·释器用》“锸，插也。插地起土也。” 5《诗经·周颂·臣工》“庤乃钱、镈，奄观■艾。”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第三节我国最早的物候历和二十四节气的出现物侯历和物侯诗根据国内外民族学资料推测，在农业发明前，原始人类在长期的采集、渔猎生活中已积累了初步的物候和气象知识。农业产生后，由于掌握农时季节的需要，对物候的观察更加深入，从而成为人们掌握农时的最早一种手段。商、周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物候历和物候诗《夏小正》和《诗经·豳风·七月》。《夏小正》经文只有43字，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物候、气象、天象和重要政事，主要是有关生产的农耕、蚕桑、养马等。举“正月”的记载为例物候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音gou，鸣叫之意），鱼陟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祭鱼，鹰则为鸠，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气象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 天象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 农事活动农纬厥耒，农率均田，采芸。 从以上记载看，一是反映出远在三千多年前我国的物候观测内容已很丰富。植物方面，对草本、木本都进行了观察；动物方面，凡鸟、禽、家禽和鱼类活动都己注意到了。二是记载时把物陕与农事并列，说明我国很早就把物候知识用来为农业生产服务了。 二十四节气历法是人们为了社会生产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长时间的纪时系统。我国古代历法起源很早，原始社会末期可能已出现原始历法。我国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在古代历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为了农业生产需要而发明的。节气是太阳位置，也即气候寒暖的反映，与农作物生长、收成有密切关系，所以农民对它非常重视。二十四节气是逐步产生的。首先产生的是冬至、夏至。《尚书·尧典》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就是用四组恒星黄昏时在正南天空的出现来定季节的方法。所谓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据研究，“四仲中星”这项观象授时的重要成果至迟到商末周初已取得。《左传·鲁僖公五年》记载鲁僖公曾于“日南至”那天登观台观看云色，并说当时“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分”、“至”、“启”、“闭”就是两分、两至、四立，说明春秋时已有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了。虽然全部二十四节气名称在西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才出现，但战国末成书的《吕氏春秋》中已记载有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名称。秦统一时制订的颛顼历，把历元定在立春，也证明二十四节气产生在秦统一全国之前。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便于掌握农时，因而我国民间一直沿用至今。 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98年。 《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里昴，以正仲冬”。 农时概念物候历、物候诗和二十四节气的出现，说明在农业生产中人们对农时的重视。农时概念肯定在原始社会农业出现后即已萌芽，但文字记载则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如关于耕垦的，“王大令众人曰■田（集体耕作）。其受年？十一月”，关于种植的，“贞椎小臣令众（奴隶），黍（种黍），一月”2；关于畜牧的，“获刍（割草），七月”3等。西周时期，农时在《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中更有了详细记载。至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深刻认识到“不违农时，谷不胜食也”4，而且统治者已采取一些措施以保证农民及时耕种，如农忙时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军旅）。庶民“不冠弁（成年礼）、娶妻、嫁女、享祀振玉《殷墟书契》续编第二卷，二，二八，五。 2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四，三○·2、4、53、4。 3商承祚《殷契佚存》五七○。 4《孟子·梁惠王上》。 5《吕氏春秋·上衣》。 第四节农田耕作和作物栽培技术农业土壤知识的积累自从我们先民利用土壤肥力，刀耕火种以获得农作物收成的时候起，便不断地积累起有关农业土壤的知识。春秋战国时期以前，人们已认识到“百谷草木丽乎土”，对“土”和“壤”尚无明确区分。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土”和“壤”的概念开始形成，《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辨十有二壤”，把土和壤作了明确区别；还说前者是为了“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后者是为了“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由此可看出“土”是泛指土地，“壤”指的则是农田土壤。 土壤分类、分级的概念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还有按质地、色泽、肥力等为标准的划分办法。记载这方面成就最系统的著作是《禹贡》和《管子·地员》。如《禹贡》中把全国“九州之土”划分为白壤、黑壤、白坟、赤埴墷、涂泥壤、坟垆、青黎（黎，黑色）、黄壤九类。 从《诗经》2中反映出西周时期人们已认识到施肥能使作物生长良好。 战国时期进一步提出了“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3的土壤生产力可以变化的辩证观点，为合理利用土壤，改良土壤和培肥土壤奠定了理论基础。《管子·治国》“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在农业生产中提出了“因地制宜”的思想，而且在实践中已总结出了具体的技术要求一是因土耕作，要因地势高低，定耕地措施；因土质不同，定耕地先后4；因土壤水分，定耕地时宜。5二是根据地势的高下、土壤的肥瘠来安排农作物的种植，《管子·立政》“相高下，视肥，观地宜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荀子·王制》中也说“相高下，视肥，序五种。”因地布局农、林、牧、渔生产的思想春秋时已出现，公元前548年，楚国■掩提出要“功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堰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周礼·地官·大司徒》中的“土会之法”也是一种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渔生产的设想。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先秦农业耕作制度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刀耕火种的“生荒耕作制”，人们用石刀、石斧砍倒树木，然后放火焚烧，既开辟了土地，灰烬又是天然肥料，种植几年后，肥力完了，就丢荒另开辟新地。根据浙江余姚河姆渡和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氏族村庄遗址看，人们已过着较长期的定居生活。据此分析，大约五六千年前，我国有些地区已进入了耜耕的《易·离象传》。 2《诗经·周颂·良耜》“茶蓼朽止，黍稷茙止。” 3《吕氏春秋·任地》。 4《吕氏春秋·辨土》“上田被其处，下田尽其汗”；“必始于垆”，“必后其革内”。《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在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 “熟荒耕作制”阶段。这时，可以在几块土地上轮流倒换种植，不必经常流动到别处去新开荒。夏、商、周时期，熟荒耕作制普及盛行，而且技术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有计划地耕种和休闲，地力不像以前那样完全靠自然的过程来恢复，采取了“肖田”2、“灌茶”3、“烧薙行水”4的措施，在休闲地里灾杀草木，以助地力的恢复。这种熟荒耕作制，《诗经》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葘亩”；“嗟嗟保介，维莫（暮）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畲？”2《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指出这是一块农田在三年中所经过的三个不同利用阶段，即第一年休耕长草，任其恢复地力；第二年清除草木，复垦为田，故谓新；第三年整治成熟，继续利用。春秋战国时期，耕作制已开始从菑、新、畲的休闲制逐步向土地连种制过渡。《周礼·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不易之地，岁种之”；“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种”；“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这是根据土壤肥瘠划分的。说明在肥沃的土地上当时已采用连年种植的方式。《吕氏春秋·任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指的是禾、麦轮作复种制。战国晚期在我国有的地方轮作复种技术已开始萌芽，它为合理利用土地，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土壤耕作方面，西周时出现了垄作。《诗经·小雅·大田》“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南东其畝”。这些记载表明西周时亩已普遍存在。“亩”是高出地面的一种畦畴，也就是垄。随着垄作法日渐普及，亩逐渐趋向于规格化，一般以宽六尺，长六百尺为一亩。由于亩的大小逐渐固定，以亩为单位来计算面积也较方便，便由耕作方式演变成了一种地积单位。春秋战国时期，亩又叫“畎畝”，并形成了“上田弃亩，下田弃畎”的耕作法。就是说，在高田里将作物种在畎（沟）内，而不种在亩上，有利抗旱保墒；在低田里将作物种在亩上，而不种畎内，有利于排水防涝。对畎和亩的作法有一定的技术规格要求，即“亩欲广以平，畎欲小以深”。这样的亩能“下得阴，上得阳”，2使作物生长发育良好。至于亩的耕层构造也要求上虚下实，即所谓“稼欲生于尘，而殖于坚者”3。由于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和畜力的使用，为深耕准备了条件。《吕氏春秋·任地》“其深殖之度，阴土（湿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前二句讲的是对土壤深耕的深度要求，后面四句讲的是深耕的作用。这时还提出了“疾耰”4、“熟耰”5的整地要求。“疾耰”就是在耕地翻土后及时将土块打碎；“熟耰”就是将土块打得很碎。这一技术要求是适应了黄河流域春多风旱，水分蒸发量大的气候特点而出现的。耕地翻土2张政■《甲骨文的“肖”与“肖田”》，《历史研究》978年第3期。3《夏小正·七月》。 4《礼记·月令》。 《诗经·小雅·采芑》。 2《诗经·周颂·臣工》。 23《吕氏春秋·辨土》。 4《管子·小匡》“深耕、均种、疾耰”；《国语·齐语》“深耕而疾耰”。5《庄子·则阳》“深其耕而熟耰之”。 后把土块及时打碎可切断土壤毛细管的蒸腾作用，减少水分蒸发，以利播种。《吕氏春秋·任地》中还提出“凡耕之大方力（坚密）者欲柔（疏松），柔者欲力；息（休闲）者欲劳，劳者欲息；棘（瘠薄）者欲肥，肥者欲棘；急（保肥力强）者欲缓（保肥力弱），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的耕作五大原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在土壤耕作方面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农田水利技术史称禹“尽力乎沟洫”，说明夏代已开始有田间沟洫。《尚书·梓材》“若稽田，既勤敷葘，唯其陈修，力厥疆畎”；《诗经·大雅·绵》“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宣”是宣泄，即开沟排水2。这种沟洫当时主要用于排除田间积水。 人工灌溉，西周时也已出现，《诗经·小雅·白华》“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意即利用滮池之水灌溉稻田。又《诗经·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挹彼注兹”就是取水灌溉之意。以上说明西周时已掌握引水灌溉和取水灌溉两种人工灌溉方式。水源的利用，除河水外，泉水也已被利用。《诗经·大雅·公刘》“观其泉流”，就是考察泉源，利用泉水进行灌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农田沟洫制度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及其灌溉渠系。这时期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特点是工程规模从中小型突破到大型；工程技术开始从单纯泄洪和灌溉走向防旱、防沙、填淤、洗碱，以至航运等综合利用；水源则从地面水利用发展到地下水的开发；以及因地、因水制宜发展成多种类型水工建设。这时期先后出现的著名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有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至今仍有效益的防洪灌溉分水工程都江堰，大型渠系灌溉工程郑国渠和多首制引水工程漳水渠等。 关于灌溉技术，古文献中只有零星的记载。《吕氏春秋·任地》中有“甽（畎）浴土”，可能是一种深沟灌水法，除浸润作物外，并有浴洗盐碱土壤，溶解带走有害盐分的作用。《周礼·地都江堰工程布置示意图图十八官稻人》中有关于灌溉渠系分水、配水和排水情况的记载“稻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即修筑陂塘等蓄水工程为水源（以潴蓄水）；挖渠筑堤束水导入干渠不使水流失（以防止水）；由干渠分流支渠，再到斗渠，水平缓而畅流（以沟荡水）；通过沟渠平均地把水分流到田头小沟（以遂均水）；然后再由小沟流入田间，四围筑《论语·泰伯》。 2夏纬瑛《诗经中有关衣事章句的解释》，农业出版社，98年版。 起田埂留住水（以列舍水）；有涝情时则通过大浍排泄到川中（以浍泻水）。图十九桔槔井灌在战国时相当普遍，而且已从抱瓮灌溉发展到使用简单的提水机械——桔槔进行灌溉。 施肥技术的出现《诗经·周颂·良耜》“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西周时人们已认识到腐烂在田里的杂草，能使作物生长茂盛。我国施肥技术明确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是在战国时期。《荀子·富国》“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韩非子·解老》“积力于田畴，必且粪溉”；《吕氏春秋·季夏纪》“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期农田已普遍使用肥料而且同培肥田土联系在一起。《周礼·地官·草人》记载说“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同时，指出了具体的土化方法。所谓“土化之法”，据郑玄注释，就是“化之使美”，即用粪肥改良土壤的意思。以肥改土技术在我国不仅发明得早，而且成为我国以后农业生产中的一个优点。 选种和播种技术当人们把野生植物加以驯化栽培时就需要有所选择，所以选种的历史很悠久。我国古代农作物选种和品种概念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诗经》。 《诗经·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糜维芑，维糜维芑”。“嘉种”，孔颖达《疏》“善谷之种”，即良种。《毛传》解释秬、秠、糜、芑分别为黍和菽中的二个不同品种。反映出周代已有作物品种和良种的概念。关于作物的不同类型也有记载，《诗经·幽风·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麦”；《诗经·鲁颂·閟宫》“黍稷重穋，稙穉菽麦”。《毛传》“后熟曰重，先熟曰穋”；“先种曰稙，后种曰穉”。可知这些是指收获期的迟早和播种期的先后各不相同的类型而言。事实上，西周时的作物种类和品种之多远超过这些诗句中所列举出来的。 播种前的选种工作，西周时也已出现。《诗经·大雅·生民》“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其中“种之黄茂”、“实方实苞”讲的就是选种。“种”在这里作动词用，为选种之意；“黄茂”是光润美好之意“方”和“苞”为大而饱满之意。总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要选择色泽光润美好和大而饱满的籽粒为种子。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播种很重视，播种技术也相当进步。在播种方法上提倡条播，认为条播有“茎生有行，故遬（速）长；弱不相害，故遬（速）大”2的优点。在播种密度上指出“慎其种，勿使数（密的意思），亦无使夏纬瑛《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农业出版社，98年版。 2疏”3并注意到“树肥无使扶疏，树硗不欲专生而族居”4，即肥地宜密，薄地宜疏，要合理密植的意思。在覆土要求上是“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5。在株行距上则要求“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做到“正其行，通其风”，即要求纵横成行，保证田间通风。出苗后还要“长其兄而去其弟”7，即留强苗间去弱苗。 田间管理技术原始农业生产中只有播种、收割和产品加工三个环节。到了商、周时期，田间管理已发展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甲骨文中的“遬”，古文字学家认为是双手壅土培苗的形象。那么，田间管理中的除草、培土技术当萌芽于商代，《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毛传》“耘，除草也；籽，■（壅）本也”。《诗经·周颂·良耜》“其镈（锄类）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两段诗反映出西周时已用金属制的镈来除去田间杂草，并认识到中耕除草对作物生长所起的良好作用。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提出了“易耨”、“熟耘”，即多除草，除干净的要求。《吕氏春秋·任地》中提出的“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就是这个要求的具体化。 “秉畀炎火”2，以火治虫的技术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已采用。战国时期还用深耕的办法来消除或减轻草害和虫害，《吕氏春秋·任地》“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 3457《吕氏春秋·辨土》。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让，95年版。 2《诗经·小雅·大田》。 第五节粮食作物的主要品种及其产地粮食作物，古代称作谷。谷的品种相当多，故有“百谷”之称。其中主要的品种，是“五谷”。《孟子·告子》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关于五谷的解释，说法不一，而多用以指黍、粟、麦、稻和大豆。这五种谷，在先秦时期固然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一直到现在还在不同程度上分别保持它们的传统地位。 黍甲骨文中黍字作■，上部系穗形披散，正是黍的特征。黍原产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发现。《夏小正》中有种黍、耰黍的记载。卜辞中黍字凡百余见，其他粮食作物的字多者数十见，少者数见、一见。黍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亦占各种作物的名称的首位。可见黍在夏商西周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这是因为黍有耐旱、耐碱、生育期短的特点，正好与黄土地区干旱多盐碱地的自然条件相适应。黍类与杂草竞争能力强，尤其适宜在新垦田中种植，在农垦之初种植特别普遍。但它的产量不及粟，其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亦次于粟。 到了春秋时代，黍的地位明显下降。《春秋》重视禾麦，罕言黍。人们以黍配鸡饷客，可见黍是比较珍贵了。但在北方，黍仍然保持它作为主粮的地位，如《孟子·告子》说“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征时沿途国家多以■麦相饷。■也是黍属，粘者为黍，不粘者为■。 粟粟，在先秦时代亦称禾、稷、齋。粟耐旱，也是黄土地区天然适应性的植物，被公认原产于我国黄河流域。从考古材料看，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即已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甲骨文中禾字作■，表现了粟穗攒聚下垂的特点，是粟的原始象形字。由于粟早已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卜辞中的禾已成为粮食作物的共名。于是又出现了齋作为粟的专名。甲骨文中，齋字出现的次数仅次于黍。在《诗经》中，禾是谷类总名，间或亦作粟之专名，而更多是以稷名粟。稷之未秀者称苗，稷实称粟，好粟为粱。稷在《诗》中出现次数虽比黍略少，但加上其别称禾苗，粟及别称粱、秬、芑，则出现次数多于黍及其别称，正与粟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相当。2春秋时代，黍好吃，但产量低，为贵族常食，一般平民以稷为食，丰年亦食黍饭，如《周颂·载芟》“或来赡汝，载筐及筥，其饟伊黍”。郑笺“丰年之时，虽贱者犹食黍。”孔疏“《少牢》、《郊特牲》大夫士之祭礼食有黍，明黍是贵也。”《玉藻》“子卯■食菜羹，为忌日贬而用稷，是为贱也。贱者当食稷。”卜辞中黍出现次数特多，是由于殷人好酒，黍是酿酒的主要原料，且商代新垦田较多，故频繁卜测黍之年底。 卜辞中有“受黍年”、“受來年”、“受齋年”而无受禾年，即其证。2近世学者多有训稷为黍属之不粘者，这是因为唐宋以后稷、■音近而被误认为一物的缘故。其实稷与■的古音并不相同，唐以前学者训稷为粟，明确无误。自新石器时代以迄隋唐，粟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粮食作粟的地位继续上升。《左传》所载谷物以禾为多。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论语》中粟作为民食，作为俸禄，作为赋纳，出现次数最多。以后《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书均菽粟并称，视其为当时人民的主粮。《吕氏春秋·审时》，则把禾放在粮食作物之首。由此可见，粟在先秦时代始终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麦甲骨文中有来字作■■，是小麦植株的象形，上部有下垂的叶子，穗直挺，似强调其芒。《说文》“来，周所受端麦来，一来二缝（缝即夆，指麦芒），象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贻我来牟。”剥去这一传说神秘的外衣，它只是表明小麦和大麦并非黄河流域的原产，而是传入的作物。正因为如此，在卜辞中来已用以表示行来的来了。于是又在来下加文作为小麦的名称，这就是麦（■）字。迄今为止，黄河流域没有发现过东周以前的小麦遗存。最早的小麦遗存发现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距今约3800年左右，初步鉴定为普通小麦。在距今2800年的天山北麓巴里坤石人子第遗址中亦有炭化小麦出土。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游时，现新疆青海一带部落馈赠的食品中亦有麦。这些事实表明，原产西亚的小麦很可能是通过新疆河湟这一途径传进中原的。传进时间当在原始时代之末或文明时代之初。 先秦时代种植的麦类包括小麦（称麦，古称来）和大麦（称麦，古称早），一般秋种夏收，被称为“谷之始”（《管子·轻重己》），有“接绝续乏”之功，亦利于作物轮种。但需水量比粟黍大得多。因此，它在黄河流域是随着金属工具的推广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发展的。商代和西周麦类种植并不普遍。春秋时代以后，麦作在近海而雨量稍多的黄河下游地区获得较大发展。春秋时代东方《诗》多有言麦者，如《卫风·载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种麦面积似已不小。《左传》中种麦的记载更多。据《周礼·职方氏》并郑注，产麦的有青、兖、豫、并四州，与东周诗和《春秋》经传所载大体相合。《礼记·月令》季春“祈麦实”，孟夏“登麦”，仲秋“劝种麦”，对种麦十分重视，主要反映了春秋以后东方情况。相比之下，黄土高原直到汉代种麦还是不多的。 稻我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早在距今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了发达的稻作文化。《周礼·职方氏》辨天下之财用，周知其利害，“扬州宜稻”，物。稷被尊为五谷之长，并成农神之称呼，这就象禾由粟的专名转变为谷类共名一样，是粟在粮食作物中崇高地位的反映。古人言五谷者，多有稷而无粟。《周礼·职方氏》、《礼记·月令》所载主要粮食作物中，亦有稷无禾，《吕氏春秋·审时》、《睡虎地·秦简·仓律》中则有禾而无稷，而其余作物各书所载即大略相同。显然稷就是禾，就是粟，否则，于文献记载，于考古发现都是说不通的。卜辞中麦字除后期用作地名外，仅十余见，一条“食麦”，其余均为“告麦”，这是为掠夺邻近部落麦田而进行的占卜。《诗经》中的西周诗，麦仅见于黄土高原的陕西。 “荆州宜稻”。《史记·货殖传》“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这些材料说明我国南方自古产稻；种稻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代北方产稻地区比现在为广。《史记·夏本记》说大禹治永后在北方发展水稻生产。《周礼·职方氏》载除荆、扬宜稻外青、幽、兖、豫、并亦兼宜稻，唯雍、冀二州未言宜稻。但从《豳风·七月》、《唐风·鸨羽》、《小雅·甫田》、《白华》、《周颂·丰年》、《鲁颂·閟宫》等诗篇看，雍、冀二州也产稻。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黄河流域先秦时代比今天温暖，宜种稻的下隰地较多。战国时代下隰地虽然减少，但农田灌溉发展起来了，尤其是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盐碱地，相当一部分在灌淤后改为稻田（漳水十二渠及郑国渠即其例），这使北方的稻作继续得到了发展。先秦时代北方种稻地区虽然很广，但种植面积却不大，在黄河流域的作物构成中，稻比不上黍稷甚至菽麦的地位。稻和粱都是珍贵的食品，食稻和衣锦一样看成是高级的享受。先秦北方的稻大多是用来酿酒的。 大豆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大豆原产地。大豆在先秦称菽。菽字始见于金文。在《大雅·生民》中，周人追述其先祖后稷从小种植“荏菽”，亦即大豆。这意味着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可能已有大豆的栽培。但目前最早的大豆实物遗存，是山西侯马出土的春秋时期大豆。《豳风·七月》及《小雅》一些篇章中谈到烹菽、采菽和获菽。除栽培大豆外，似乎还在采集野生大豆。东北地区诸侯似乎很早就种大豆。《逸周书·五令解》记载山戎（山戎是与东胡有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春秋时在燕国之北）向周成王贡献特产“戎菽”。《管子·戎》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这大概是一种优良的大豆品种，进入中原后，深得中原人民珍爱，获得迅速推广。春秋末年及战国时代，诸子书言民食多把菽粟并提，说明菽已居主要粮食地位。从睡虎地秦简有关资料看，菽、麦的价钱比禾（粟）贱，说明大豆生产直到战国末期仍然是很普遍的。 大豆生产在战国时代迅速发展并非偶然。战国时代从休闲制转变为连作制，而豆科作物与禾谷类作物的轮作正好适应了新条件下维持地力的需要。大豆可以春夏两季播种，是一种“保岁易为”的备荒作物。它对土壤和气候条件的要求不高，山区隙地都可种植，这也适应了当时扩大耕地面积的需要。粮食作物构成和布局先秦时代粮食作物构成和布局有如下特点第一，粟一直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其地位逐步下降。水稻自大禹在中原地区推广后，在黄河流域分布之广泛仅次于黍稷。麦、菽是重要粮食作物，其地位在春秋以后不断上升，尤其是菽，成为战国时与粟并列的主粮。麻在粮食作物中不占重要地位。从先秦实际情况看，如《墨子·尚贤中》“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种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荀子·王荆》“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五谷应为黍、稷、稻、菽、麦。 第二，商代和西周，大抵以黍、稷为主。春秋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以禾、麦为主，黄河中游地区仍以黍、稷为主。战国时代以粟、菽为主。 第三，从地区看，黄河中下游以粟、黍、菽、麦等旱粮为主，长江流域及以南以水稻为主，北方以黍■为主，西方以■麦为主。 第六节园艺、林、牧、蚕桑业的生产技术园艺技术人工栽培蔬菜、果树的园圃至迟在商代已出现。甲骨文中有■、呇、■三字，古文字学家考证为三种不同写法的“圃”字。甲骨文中还有“囿”字。囿内也种植蔬果。《诗经·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菜圃和场地相结合，说明西周时园圃还是一种附属于农业的经营。《论语·子路》中提到了“老农”和“老圃”。“老圃”就是专门经营园艺的老农。春秋战国时期，人工栽培或人工保护的蔬菜已有瓜、瓠、菽、韭、葱、薤、蒜、葵、蔓菁、菱、荷、芹、笋、姜等十五六种。人工栽培的果树有桃、李、梅、杏、枣、梨、桔、柚、榛、栗等十多种。关于园艺栽培技术，古文献中也有零星记载。一是有了明确的地宜观点，《管子·地员》对各类土壤适宜的果木作了论述，如“五息之土”宜生长枣；“五沃之土”宜生长梅、杏、桃、李、棘、棠；“五位之土”宜生长桃、枣等。《周礼·考工记》，还指出桔不宜种于淮北，“桔逾淮而为枳”。《吕氏春秋·师尊》则有“治唐园，疾浸灌”的记载，意思说种植蔬菜的园子须及时灌溉。 林业技术人工植树造林，文献记载始见于周代。《诗经·郑风·将仲子》“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说明一般农家已在家前屋后种植经济林木了。春秋战国时已出现大片的桑林、漆树林2。“为畿封而树之”3、“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4、“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列树以表道”2等记载说明当时已注意修造防护林和种植行道树了。随着植树经验的积累，认识到不同地形、不同土壤对林木生长发育的影响，形成了初步的树木生态观念。《管子·地员》记载说“五息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坟在衍，其阴其阳，皆宜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栎，其槐其杨，群木蕃滋，敷大，条直以长。” 对森林的保护也予以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严禁烧山，提出“修火宪，养山林”，3制订防火措施以护养山林。二是禁止滥伐，强调“斧斤以时入山林”4；“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5。林木砍伐杨树达《卜辞求义》9页；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六、六；土襄《簠室殷契类纂》页。酆裕恒《公元前我国食用蔬菜种类探讨》，农业出版社，958年。 2《韩非子·显学》“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訾谤”；《周礼·地官·载师》中提到了“漆林之征”。3《周礼·地官·封人》。 4《周礼·夏官·掌固》。 《周礼·夏官·司险》。 2《国语·周语中》。 34《孟子·梁惠王上》。 有一定的时间规定《周礼·秋官·柞氏》“夏至日，令刊（砍）阳木而火之；冬至日，令剥阴木而水之”《礼记·月令》则记载说，孟春之月和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季春之月“毋伐桑柘”，孟夏之月“毋伐大树”。三是设置“山虞”、“林衡”等官员负责管理。 畜牧技术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已相当发展，在家畜外形学和家畜繁殖、饲养、管理等方面的技术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出现了兽医。相畜术，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则有了初步发展。如相马，除了对毛色的重视外，还重视齿形和体形的选择。据《吕氏春秋·观表》记载，战国时有十个著名的相马专家寒风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髭、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膹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 繁育技术。重视适时配种，《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腾马游牧于牧。”保护幼驹和孕畜，《周礼·夏官·校人》有“执驹”的记载，就是在春季马**时严格管束好幼驹，使其不混杂于牝马之间，滥肆**而影响正常生长发育。“仲夏，游牝别其群，则絷腾驹”，“游牝别其群”，则是把孕育分群放牧，以免受到他畜的伤害。三是使牝、牡头数有适宜比例，《周礼·夏官·校人》“凡马，特居四之一”。即比例为三牝一牡才能使牝马不空怀，提高产驹率。掌握去势术是我国古代畜牧兽医技术的一大成就，《夏小正》中的“攻驹”，《周礼·夏官·校人》中说的“攻特”都指的为雄马去势。甲骨文中则有关于阉割猪的字符■、■。牲畜经过阉割就能膘肥肉壮，性情温顺既便于饲养，也提高了经济价值。 饲养管理技术。放牧技术，有了一定的放牧地，《诗经·鲁颂·》“牡马，在坰之野”，“坰”就是牧马之地；放牧时间也有规定，《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中有所谓“凡马，日中（春、秋分）而出，日中而入”的说法。牧地管理技术方面，《周礼·夏官·牧师》中有“孟春焚牧”的记载，郑玄解释说孟春焚牧是为了“除陈草生新草”，使牧地有充足的优质牧草供牲畜食用。舍饲技术，《周礼·夏官·圉师》中有“春除蓐，釁厩；始牧，夏庌（庑也）马”的记载，意思即春天始出牧时，要清除马厩中的褥草、垫土，使之清洁；夏天要把马系于庌中使之凉爽。军马管理技术在《吴子》，一书中已有初步总结，饮食上强调要“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在居住上要“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在**上要“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在骑具上要“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在使役上要“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穷马”等。 栽桑养蚕技术.蚕槡（宴乐射猎采桑纹铜壶） 5《荀子·王制》。 《吕氏春秋·十二纪》。 《吴子·治兵第三》。 2.低干桑（辉县琉璃阁出土采桑纹铜壶盖） 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桑树已大量进行人工栽培，并从自然生态的乔木形过渡到人为经济利用的各种栽培形式。从战国时期的一些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桑树的多种剪定形式。“宴图二十战国铜器上的桑树乐射猎采桑纹铜壶”2上绘的是美观而又符合高产养成的乔木桑。“采桑猎钫”上则有两株不同类型的桑树，一株是乔木桑；另一株是经过剪定修正的高干桑。在“采桑纹壶盖”2上看到的是低干桑的图象。有人认为这种低于养成形式即后世所谓地桑或鲁桑3。 养蚕技术方面。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首先是有了专用的蚕室，《礼记·祭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其次，有了成套的蚕具设施“曲、植、蘧筐”4，即蚕箔、蚕架、采桑筐等。第三，有了浴种消毒的措施。蚕种表面附有鳞毛、蛾尿等污秽之物，往往是病菌窝藏之所，在孵育蚕种前“奉种浴于川”5，能起到一定的消毒防病作用。此外，还知忌喂湿桑叶，要把湿叶“风戾以食之”。 2杨宗荣《战国绘画资料》。 徐中舒《古代狩猎图象考》。 2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图》。 3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972年第2期。 4《礼记·月令》。 5《礼记·祭义》。 第七节狩猎、采集、捕鱼和植树的活动狩猎商代狩猎活动比较频繁，卜辞中常有狩猎的记载。猎获量最多的动物是鹿类和狐，还有豕、兔、马、鸡以至虎、兕象等。有时，一次猎获鹿可达几百头，可见其规模是很大的。西周春秋，狩猎仍然常见于记载。《逸周书·世俘解》谈到了武王克殷后进行的狩猎活动，《诗经·小雅·吉日》、《车攻》、《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秦风·驷■》等都描述了西周春秋王室贵族大规模狩猎的场面。《周礼》言田猎者甚多，“山虞”“川虞”“迹人”等的职掌都与狩猎有关。但这时的狩猎一般已在农闲进行，且与军事演习相结合。《左传》隐公五年说“故春搜、夏苗、秋弥，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对劳动人民来讲，狩猎是肉食来源之一（如《豳风·七月》载冬闲时农夫狩猎捕得小野猪可以归己），但狩猎的主要意义还在于保护农业生产。因为当时地旷人稀，鸟兽尚多，为害庄稼。如《春秋》庄公十七年记载多麋成灾。因此，对付野兽是一件要紧的事。《周礼》中有“雍氏”一职，“春令为阱获”，“秋令塞阱获”，就是一种对付野兽保护农田的措施。对于各级贵族来讲，狩猎除了是一种娱乐活动以外，也是和“祀与戎”相联系的一方面进行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以擒获作为祭品。西周春秋各级贵族多有供狩猎游乐的园囿。不过到了春秋晚期以后，这种狩猎活动已受到限制，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子产禁止丰卷田猎，说是“唯君用鲜，众给而已”。《管子·问》“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弋猎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反映它在战国时代确实是趋于衰落了。 采集先秦时代野生植物的采集仍是人们生活资料的来源之一。 从《诗经》记载看，当时采集活动很频繁，采集范围很广泛。其中很多是佐食的野菜，如荼、堇、荠、芑、莫、葑、葍、蓫、■、蕨、薇、卷耳、荇菜等等。《诗经·豳风·七月》反映当时农民除了吃黍、稷、菽、麦、麻等粮食和瓜、枣等蔬果外，还采食野生植物荼（苦苣菜）、鬱（郁李）、■（■，俗称野葡萄记·月令》“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荀子·王制》谈到的山林川泽中的“百索”，也就是百蔬。《周礼·冢宰》的九职中“八曰臣妾敛疏材”。疏材也是指“百草根实之可食者”（郑玄注）。这些蔬食之所以仍有必要，是因为当时农业生产尚不够稳定，受自然灾害威胁较大，所以它们除平时辅助主食外，凶年还可以作为度荒食品。故《尔雅·释天》说“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 不过对诗经时代的采集业也不宜估计过高。第一，《诗经》中采集对象除佐食的蔬菜外，还有作为衣着原料的如葛、菅，作染料的如绿、蓝，作药用的蝱（贝母）、萱草、艾、养蚕用的蘩以及饲料薪柴等等，总之，以蔬菜和生活用品为多，并非主要食物来源。第二，《诗》言采者甚多，但并不都是野生植物。如《鄘风·桑中》“爱采麦矣，沫之北矣。”黄河流域并无野生小麦，故采麦与获麦同义。准此，则《诗》中所谓“采葑采菲”，所谓“采采芣芣”都可能是指栽培植物的收获。第三，《诗经》中某些采集活动是带有宗教意义的，是原始社会的历史孑遗。如《召南·采苹》于以菜苹？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烹）之？维锜及釜。于以奠之？宗室之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诗中少女主持祭祀正是原始社会妇女领导进行采集活动在宗教上的再现。《左传》隐公五年“君子曰苹蘩蕴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同样是对采集时代的一种朦胧的回忆，不能说明采集仍在周代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捕鱼业和人工养鱼先秦时代薮泽众多，江河浩淼，有利于鱼类的繁殖，《诗·卫风·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诗·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诗》中这类记载很多，真所谓“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因此，捕鱼业是比较发达的。 《夏小正》中不但以“鱼陟负水”、“獭祭鱼”作为捕鱼季节到来的物候标志，而且有“虞人入梁”的记载。从卜辞中可以看出，商代有时把鱼用作祭品，商王也参加捕鱼活动。《诗经》中许多诗篇涉及捕鱼，捕鱼方法有钓、网，梁和笱（人工鱼梁）以及潜（人工鱼礁）等，网具有罛（大拉网）、罩（竹鱼罩）、九罭（百袋网）、汕（撩网）等，所载鱼类则有鳣、鲔、鳟、鲂、■、、鲿、鲨、鰋、鲤、鳖、鲦等，反映出捕鱼业的繁荣。 除河流湖泽中产鱼外，东方沿海地区又产海鱼。《禹贡》中青州贡“海物”，徐州贡“鱼”，都是海产。《周礼·职方氏》青州、兖州“其利蒲鱼”，幽州“其利鱼盐”，其中的“鱼”，相当部分当是海产，齐国即以产鱼著称。《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通鱼盐。齐景公时代设“祈望”管理“海之蜃盐”。而陈氏厚施，“鱼盐蜃蛤，弗加于海”，说明齐国大贵族也有经营海鱼生产的。 捕鱼是先秦时代人们肉食的重要来源。“炰鳖鲜鱼”2是贵族的佳肴。 《周礼》中有“䲣人”“掌以时䲣，为梁，春秋献王鲔，辨鱼物为鲜薧，以供王膳羞。”又有“鳖人”掌供应王室鳖类食品。由于大牲畜向役用发展，鱼类食品在一般人的肉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孟子在谈到民食时就是把鱼鳖同五谷和鸡豚狗彘之畜并提的3。《诗·小雅，无羊》“牧人乃梦，众维鱼矣。”“大人占之，众惟鱼矣，实惟丰年。”郑笺云“鱼者，众人之所养也，今众人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由于鱼为庶人常食，故亦为庶人祭祀之品。《国语·楚语上》“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土有豕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 随着捕鱼业的发展，人工养鱼在先秦时代亦已出现。卜辞中有据游修龄先生考证，“芣■”是薏苡。见所著《古农书疑义考释（四则）》，《浙江衣业大学学报》第卷第期，980年5月。 《孟子·梁惠王上》。 《左传》昭公三年。 2《诗·大雅·韩奕》。 3《孟子·梁惠王上》。 “贞，其雨，在圃渔。”（后上三一、二） 这里的圃应与园囿相类，是在圈围起来的一定范围内保护、繁殖和利用野生动植物的地方。在圃中生长的鱼可能是人工养鱼的萌芽。《诗·大雅·灵台》“王在灵沼，於牣鱼跃”。郑笺“灵沼之水鱼盈满其中，皆跳跃，亦言得其所。”灵沼是周文王在丰京宫城修的水池，故其中之鱼当为人工养殖。又《孟子·万章上》载昔者有馈生鱼予郑子产，子产使校人（赵注主池沼小吏也）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 可见周代人工养鱼确实开始了。以上两例都是在园囿中养鱼，这种经验必然会推广到人工陂塘中去。《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战国至汉初的大宗农产品商品生产时，有“水居千石鱼陂”一项，这种大规模的陂塘养鱼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必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饭稻羹鱼”是楚越地区经济生活的重要特点，在这基础上可能较早地发展了人工养鱼。《吴越春秋》载“越王既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有鱼池上下二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涘六谷之广，上池宜君王，下池宜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数千万，越国当富盈。”这反映了吴越之地很早就有人工养鱼的池沼，而这种池沼可能是和用于稻田灌溉的陂塘结合在一起的。所谓《范蠡养鱼法》虽是西汉入托名范蠡之作，但亦当与南方养鱼比较发达有关。又《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成都平原也建造过养鱼的陂池。 人工植树造林的开始人类砍伐利用林木是很早开始的，但人工植树造林却发生较晚。从现有材料看，植树始见于周代文献。如彼乐之园，爰有树檀。（《诗经·小雅·鹤鸣》） 荏染柔木，君子树之。（《诗经·小雅·巧言》） 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诗经·郑风·将仲子》） 树之棒栗，椅桐梓漆，爰作琴瑟。（《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最初的植树，大概就是发生在园圃和住宅宫室的周围。不过，周代的植树已不限于上述范围了。如《秦风·晨风》“山有苞棣，隰有树檖。”种檖（梨树）于野外的下隰地中。《国语·周语下》载单襄公使陈，看到陈国“道无列树，认为是亡国之征，说“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可见种植行道树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左传》襄公九年，“诸侯伐郑，斩行栗”，这里说的就是行道树。据《周礼》所载，当时在封疆沟涂、城郭旁边都种植树。春秋晚年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和不合理的樵采牧猎，山林的破坏在有些地方仍然比较严重。如《孟子·告子上》载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正因为这种情况的发展，人们保护林木的呼声更高了，人工造林也获得初步的发展。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载见周礼之《地官·封人》、《夏官·司险》、《掌固》。 郑大旱，（子产）使屠击，视款，树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韩非子·显学》称“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訾谤。”此处以桑名山，当系人工树艺之桑林。所以子产对砍伐林木的人是不能容忍的。《周礼·载师》提到了“漆林之征”，当时人工种植之漆林大概也是比较普遍的。《荀子·解蔽》“冥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后人也。”也反映了当时人工林确是存在的。《荀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管子·小权修》托言管仲“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可见春秋战国时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对植树造林是很重视的。 不过，总的来讲，对我国先秦时代植树造林的估计不宜过高。当时植树造林的规模较小，范围较窄，以宅旁行道植树为主，树木种类则主要是经济林木，如做车轮的檀树、做琴瑟的椅桐梓漆、养蚕的桑树，以及果树等。对山林中的林木，一般只是加以保护和管理。 第八节农业生物学知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与之有关的生物学知识也不断得到积累和丰富。 人们如对那些适宜于农作物和畜养动物的自然条件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就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条件来改造自然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这门学问今天叫做动植物生态学。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春秋战国时期己较丰富，《管子·地员》就是一篇代表作。《地员》基于“草”和“土”的辩证认识，把植物与生境视为统一整体，明确指出“凡草土之道，各有榖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物）”。意思是说，植物与生长环境——地势是相互联系、有规律可循的，不论是山地、平原或水泉都各有其所宜于生长的植物。《地员》作者还在考察了“九州之土”十八种土壤的性能及其植被（包括农、林、牧、渔）分布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每州（土）有常，而物有次”的概念，认为人们可以根据每种土壤各有其所宜于生长的动植物这一规律来计划农业的布局。 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必须对动植物的不同种类加以辨别和分类。从甲骨卜辞中有关动植物名称可以看出，商代人们已根据动植物外部形态特征来进行分类。春秋成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动植物分类的初始体系。《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把生物分为动物与植物两大类。动物又细分为毛（兽类）、鳞（鱼类、蛇类）、羽（鸟类）、介（龟鳖类）、驘（自然界人类，包括猿猴类）。植物则细分为皂物（柞、栎之属）、膏物（杨柳之属）、核物（核果类，李梅之属）、荚物（荠荚、王棘之属）、丛物（萑苇之属）五类。《考工记》还将动物归总分为“小虫”和“大兽”。小虫，相当于今天之无脊推动物；大兽，相当于今之脊推动物。战国时开始汇集的我国最早一部辞书——《尔雅》则把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这些分类认识，为我国以后动植物分类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在人口比较密集地区，生物资源的破坏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保护生物资源。对植物资源，主要是林木，提出“发（伐）必有时”；采伐方法提出了“泽不伐夭（幼小，未长成的树）”、“山不槎蘖（根旁的小树苗）”2，就是说伐木时要保护天然更新的幼树。对动物资源的保护禁令内容有“不杀胎”、“不覆巢”3，即禁覆巢取鸟卵和杀害孕兽；“不殀夭”、“不麛不卵”4，即禁止猎取一切鸟兽的幼仔；“牺牲毋用牝”5，不许用母鸟、兽为祭品；季春三月，“田猎、罝、罘、罗、罔、毕、翳、馁兽之药，毋出九门”；三月为鸟、兽孵乳时节，绝对禁止打猎，捕捉鸟兽的各种器具和毒饵一律禁止使用。捕捞鱼类也要“取之有时”，“鼋、亀、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数罟不入洿池”2，即不许捕捞小鱼。二千多年前就《管子·八观》。 2《国语·鲁语》。 异世时空之超级反恐小说520034《礼记·王制》。 5《礼记·月令》。 《荀子·王制》。 2《国语·鲁语》。 有这样考虑周到的生物资源保护思想是很难能可贵的。 第九节《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收录于《吕氏春秋》“六论”的最后部分“士容论”中。它们是“士容论”的后四篇，内容与前二篇无关联。其所以被收录，完全是为了体现“百家兼收并蓄”的宗旨。这四篇农学论文可能出自战国时期农家学派之手。书中记述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和理论，与同时期其他诸子著作中提到的很相似。讲的是战国末期的一般情况，而非专指秦地而言。《上农》等四篇，大致阐述了农业生产中的四个大问题。《上农》讲的是重农思想和政策；《任地》讲土地利用；《辩土》讲耕作栽培；《审时》讲农时。具体涉及农学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从巩固国家、社会安定、安土重迁等方面反复阐述重农的必要性“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议），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徒，重徒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反之，“民舍（■）本事末，而不令（不服从命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事末则其产约（财产轻便），其产约则轻（容易）迁徒，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2）第一次明确提出天、地、人为农业生产的三个因素“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2把人放在第一位，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也重视客观因素。这一看法，以后一直成为我国传统农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3）全面总结了土壤耕作的经验，首先是前面已讲到的土壤耕作五大原则，把土壤耕作的基本任务提出来了。其次，总结了因时耕作和因土耕作的技术操作及其主导思想，初步提出了我国传统耕作技术的理论。（4）系统地总结了垄作的栽培经验，成为我国最早、最系统论述垄作栽培的文献。（5）具体总结了适时耕作同产量和质量的关系。《审时》篇根据对禾、黍、稻、麦、麻、菽六种作物“得时”、“先时”、“后时”的生长状况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指出“得时”者则“稼兴”、“米多”、“味甘”等，反之则为另一种情况。从而深刻地指出了掌握农时与提高产量和质量的关系，为“不违农时”的栽培原则提供了论据。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六国”时的农学作品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等，但这些文献都已散佚，只有《上农》等四篇保留至今。因此，它成了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资料。《上农》等四篇在农业思想、传统农学操作方面所提出和论述的问题都是在此以前所没有的；而且有些认识，如对垄作技术的论述，对农时的重要性看法等等，在我国整个古代，论及这些问题时，都没有超过它的深度。因此，《上农》等四篇在我国农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吕氏春秋·上农》。 2《吕氏春秋·审时》。 第二章手工业、商业和货币在我国商周社会里，由于残留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因而当时的工商业也就不可能很发达。我们知道，公社本身不知道什么叫商品生产，但剥夺公社剩余产品的国家，却可以把这种产品作为商品使进入流通的过程。产品生产者是公社，占有者是国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2。这种在公社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是通过贡赋关系，由接受贡赋物的国家来实现的。所以，当时的工商业者基本上是一种官工、官商，这就是《国语·晋语四》中所说的“工商食官”制度。韦昭注云“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廪也。”可见，当时的工商业也主要是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即由官府供给原料、场所，由官府组织加工，其产品也由官府核价出售，工商业者的生活都由官府豢养，也就是所说的“食，官廪也”。到了眷秋战国之际，由于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分工的发达，公社组织逐渐解体，便从平民中兴起了专为生产交换而不是自己享用的商人，司马迁称他们为“素封”（《史记·货殖列传》）。它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工商食官”制度的结束。从此，我国商品生产不仅有了发展，金属货币随之产生，豪民经营的六手工业和垄断市场的大商人也就相继出现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4页。 第一节商殷时期的官工商业和货币青铜器在商代，冶铸青铜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青铜铸造业是当时各类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行业。当时的青铜，大都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因此，从早商到晚商，青铜工业始终是被殷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一种官府手工业。现有的地下资料证明从陕西到山东，从河北到江西，包括河南、安徽、湖北等省在内，都有早商铜器的发现。在郑州曾经发现两处较大的早商铜器作坊遗址。一处在商城以南，即今南关外东南约一华里，总面积约一千零五十平方米，遗址范围内到处散布有坩埚残骸、红烧土、炼渣、木炭和上千块的陶范等，并发现一处半陷入地下的非常简陋的住室。另一处在商城之北，即河南饭店一带，面积约二百七十平方米，在一号房基内外，发现有一层粘附铜渣的硬土面，上面有十多个圆锥窝；附近也散有坩埚残器、陶范和红烧土等。从陶范的特征和铜器本身的铸迹观之，可知当时就已能够铸造出较为精致的武器和容器。 到了商代晚期，冶铜术达到了更为崭新的阶段，其分布地域比商代前期更为扩大北从长城以北的辽宁的东部，南到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西从陕甘一带，东至江浙沿海，在这纵横数千里的范围内，都有晚商铜器发现，其影响所及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晚商的青铜工业主要是由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所控制，因而在王都殷墟集中了更多的作坊，成为全国青铜铸造业的中心也区，这些作坊的规模较之郑州早商时期的大得多。例如，959—90年在小屯东南一公里的苗圃北地铸铜遗址，估计其总面积至少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达三四千块2。在生产规模、产品种类和数量上自然都有增加。历年出土的晚商青铜器，估计可达数千件之多，如果加上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当在万件以上。939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通耳一百三十三、横长一百一十、宽七十八厘米，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是上古最重的青铜铸件，投入铜料在千斤以上。这不仅是我国青铜时代最大的，也是古代世界青铜文化史中所仅有的。经过光谱定性分析和化学的沉淀法所作的定量分析的结果3，证明它是用铜、锡和铅三种元素所溶成的青铜合金铸成。这三种金属元素所占比例，与《周礼·考工记》载的“六齐”即“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锺鼎之齐（齐，合也，指合金。古者以铜和锡为之，铜锡皆柔，和之则较坚韧，上齐下齐以含锡量之多寡分之，锡少为上齐，锡多为下齐）”，基本吻合。由于铜液热快冷速，所以必须在较短时间内灌注完一种器物才行，否则就会出现冷隔。我们知道，当时是用“将军盔”熔铜的，而一个“将军盔”一次只能熔铜一十二点五公斤，前述的《司母戊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至少需要七十个“将军盔”同时进行工作才行。如果以每一“将军盔”需用三四人进行工作计算，则共需二百五十人。马克思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957年第期。廖永民《郑州市发现的一处商代居住与铸造铜器遗址简介》，《文物参考资料》957年第期。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958—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9年第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技木的初步研究》，《文物》959年第单的协作，也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来”，《司母戊鼎》的铸造，正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现在所能见到的商代青铜器物属于容器者有鼎、殷、壶、盘、鬲、爵、觚、鬲、尊、卣、罍、彝、觥等，其他方面有乐器和车马饰物。容器主要是供奴隶主贵族使用的，制作讲究，上面有浅浮雕的花纹，常见的有饕餮纹、云雷纹、凤鸟纹、象纹和虎纹等。晚期的铜器上常常还铸有铭文。青铜工具有刀、斧、锛、凿、钻、锥、铲和鱼钩等，而石斧、石凿等在商代仍被使用，这就说明青铜器的出现还无法完全取代石器工具。 陶瓷、骨、角、玉、漆器在商代只有奴隶主贵族才能使用青铜器，对大多数的平民来说，陶器仍是不可缺少的。在郑州铭功路西侧，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早商制陶遗址2。在约一千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陶窑一十四座，房基十余座，有的房基显然与制陶有关。郑州发现的早商原始瓷器，已经接近于一般的瓷器，这就把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早到三千多年前的早商时代。晚商的陶瓷工业，基本上是延袭了早商而来的，但又新兴了两种陶业，即一种是刻纹白陶，另一种是明器的制作。刻纹白陶是当时的一种珍品，也是奴隶主贵族的专用品，不仅一般平民不能享用，就是小奴隶主贵族也未必能够占有。 在商代，骨、角、牙、蚌器的用途很广，无论在生产、生活、文化和工艺方面都很需要，因此由地下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出，从早商到晚商，都有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2。当时的手工业除了铸铜、烧陶和制骨三个主要部门外，还有玉石业、漆木业以及纺织、缝纫等。商代的玉石器多半是经过雕刻的，有深刻、浅刻，立体或半立体的雕塑，以及镂空雕等，技术非常复杂。竹、木、漆、纺织品等有机物易朽，不易发现实物，但从例如木器的遗痕看来，湖北黄陂盘龙城中型墓和河南安阳殷墟陵墓中发现的雕花木郭板痕，上面还雕刻有与铜器花纹相似的成组饕餮纹、夔龙纹等，可以看到当时的雕木工业的发达程度。“**”中，在河北蒿城台西属于商代前期的第号房基的南城外，也曾发现盘、盒之类的漆器残片3。胎虽腐朽，还可大体看出是薄板胎，而且有的在雕花木胎上髹漆，使漆器表面呈现出浮雕式的美丽花纹，漆面乌黑发亮，很少杂质。这不仅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晒漆、兑色、髹漆、镶嵌等方面的成就，而且反映了漆器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当时的漆工有可能已经脱离了木工而成了一项专门的行业。 舟车制造业此外，商代已有制造舟、车的手工业。这除在甲骨文中已有舟、车字外，《资本论》第卷，人民出版社953年版第399页。 2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957年第8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l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975年第期。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957年第期。3河北省博物馆等台西发掘小组《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974年第8期。 还在殷墟发掘发现车马坑十六座，内出土殷代车子十八辆。据此可以推断，用四匹马即两服两骖在殷代晚期已经出现。这种车，是由车驾、车舆和轮、轭几部分构成的。迄今发现的车马坑中，除了个别例外，几乎都发现有成套的青铜武器。这说明马车在商代主要是奴隶主贵族用于作战和狩猎的工具，真正用于交通事业上的当不会多。 以职为氏的工商业者《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曾经俘虏了以职为氏的工商业者，其中有索氏（绳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陶工）、繁氏（马缨工）、葵氏（锉刀工和釜工）、樊氏（篱笆工）、终葵氏（椎工）等，可见这些专业之间的分工是很细的。甲骨卜辞中的■字，除释为贡典之贡外，还有作为一种名词表示一种职业和身分的。如云“于工尤”（《文》52）、“其令又（右）工于”（卜余左工”（《京》355）、“甲寅卜，吏贞，多工亡尤？”（《粹》284）这里的“工”，不能解释为“官”。文献中的“工”，一般多指手工工匠，《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山有木，工则度之”，《论语·卫灵公》的“工欲善其事”的“工”，皆为其例。论者或谓这种“工”多为工奴，似需研究。甲骨卜辞中云“癸未卜，又祸百工”（《屯南》2525）。这里既然象对“众”或“众人”一样卜问“工”或“百工”是否有尤、无尤或亡尤，“工”非工奴，当无问题。甲骨卜辞中又云“己酉贞，王其令山司我工”（《缀一》43）。这里的山是人名，司为管理，意谓商王是否命令山来管理王室的工，这条卜辞也说明商代似乎已经有了工商食官制度。这从前引“右工”、“左工”的辞例，可能和甲骨卜辞中的“王乍三自，右、中、左”（《粹》597）、“■马，左、右、中人三百”（《前》3.3.2）所说的军队编制一样，也有左、有的编制，得到说明。 交换与贝币由于公社的残存，商代的商品交换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但从甲骨文中有贝字和商墓中又有贝的出土，说明贝在当时确已作为货币使用了。在郑州和辉县的早商墓葬中都发现了用贝随葬的现象，尤其是郑州白家庄一个奴隶主的墓中，埋葬了穿孔贝达四百六十多枚。在殷墟晚商墓中，殉贝的现象更为普遍。例如，953年大司空村发掘的一百六十座左右的平民墓中，八十三座有殉贝。从有些贝的放置位置看，好象是作为装饰用品用的，但多数含在口中，握在手里，与后世用玉或铜钱随葬的风气同，是一种显示财富的象征。《尚书·盘庚》云“具（聚集）乃贝玉”，“无总（聚）于货宝”，看来“贝玉”与“货宝”显然是居于同等地位的。商末铜器铭文中，又常有“赐贝”“赏贝”的记录，并且往往以“朋”为计算单位，可见，贝在当时已经成了交换的媒介。《尚书·酒酷》所说的西周初年朝歌一带的商殷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的情状，也说明商殷时期各地之间的互通有无可能就是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984年第期。 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55年第9期。依靠这种专业商人来进行的。 第二节西周时期的官工商业和货币“百工”和官手工业在西周奴隶社会中，由于仍然残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所以，无论是王都或各诸侯国中的工商业，基本上承袭了商代特别是其晚期的“工商食官”制度。当时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是由王室和诸侯贵族所控制，而由百工直接掌管。百工就是百官，他们统辖着各种行业的生产。当时的商人，不仅不能自主经营其业，那些手工业者所生产的产品也主要是为了奴隶主贵族的享用，而不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所以，《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官。凡执技以上市者不贰市，不移官。”也就是说，以技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既不可兼做他事，也不能改变行业。西周时期的手工业，除了上述的官府手工业外，还有属于公社农民家庭副业的民间手工业，但都是为了自给自足而生产，只有少数手工业品用于交换。 青铜工业的发展在西周官府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青铜工业。早期铜器的分布地点，除了丰、镐和成周外，各地的诸侯国大概也都有铸造。已经发现的西周早期最大铜器如《大盂鼎》，虽然没有商代《司母戊鼎》大，但这时发现的青铜器总量却超过了商代晚期。可见，西周早期的青铜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西周中期以后的铜器出土数量则超过了早期，例如在长安、扶风、岐山等地历年来发现了多批窖藏铜器，一窖少则四五十件，多则百余件，其中大部分是属于这一时期的。又如，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竟达一百八十一件，其他大宗的工具、武器、车马等器物，更不下五千件。其数量之多，说明了那时生产规模的扩大。商代铜器中以酒器的门类最为丰富，西周时代则着重于饪食器。西周铜器的主体是鼎、鬲、甗、和■、、簠。我们说周人减少了酒器的铸造，并不是绝禁饮酒，不过是有了一些节制而已。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酒器主要是壶和盉。西周晚期青铜酒器非常少见，如爵，改变了形状，成了有柄的圈足小杯，觚也降低了高度成了有把手或双把手的杯形器。与铜器的形制相适应，西周时代铜器艺术装饰的题材和风格，与商代大体相同，也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种铜器装饰题材的独特的内容和风格，以及极为别致的装饰方法，完全说明了商周的铜器艺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起来的。再从铸造技术看，这时已经摆脱了商代的铸铜工艺，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例如虢国墓出土的鬲、■、簋、壶等器，和其他地区西周中晚期常见的同类器物，往往都是采用这种方法铸造的。在虢国墓中还发现有三面铜镜，这表明在当时的青铜工业中不仅有礼器、武器，而且有了生活用品。 陶瓷和纺织陶器，仍然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左传》定公四年载，周王赏赐给康叔的“殷民七族”中有陶氏，大概是以烧陶为其职业的。可见，西周时期的陶业生产已经有了专门的行业。最近，在陕西岐山扶风发现了两处西周早、中期的宫殿遗址，其中一处就是使用瓦的建筑物。这种瓦虽然仅是使用于奴隶主贵族的宫室上，但是，它在中国建筑史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原始瓷器的生产，在商代的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等地的西周墓中均有原始瓷器发现。在淬西张家坡遗址中也发现了极少量的原始瓷器，表面有青色或黄色的釉，能够看出器形的有豆和垒两种。这就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西周时期已经掌握了陶瓷工艺的高度水平。 西周时期的玉器使用更加普遍。它不仅用于奴隶贵族服饰或其他佩带物上，而且又是他们区别尊卑的礼器，如璧、环、瑷、璜、圭、璋、琮以及戈、斧、刀之类的仿兵器仪仗用品，等等。这些玉器都很精细，并有专门的作坊进行制作。在西周沣西遗址中，曾经发现有大量的纺陶轮和少量的石、骨纺轮以及骨、角、铜制的锥、针之类的工具，说明纺织业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 当时的纺织品遗物或遗痕，在那时的大小奴隶主贵族墓中时有发现。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墓中新发现的一批有关蚕、丝的实物和遗痕，为研究西周丝织和刺绣提供了重要资料。据《尚书·禹贡》所记，兗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篚檿丝”。贡品都是各该地方的特殊物产或著名物产，以丝织品上贡，标志着丝织品的产量之大或织作之精。齐是周代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史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2。齐国的丝织业在西周初年己开始发展起来，当太公初封营丘时，由于“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故齐能“冠带衣履天下”3。车，除了用于战争外，也是当时重要交通工具。西周时期的车，形制更加精巧，种类更为增多。制造一辆车，要有木工、金工、漆工和皮革等多种工匠的合作，构成了一种综合性手工业。西周时期的大小奴隶主贵族，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往往随葬其真车真马。从已经发现的西周车的构造看来，较之商代虽然多少有些改进，但基本上承袭了商制。 西周时期的青铜艺术是典型的奴隶主艺术，有着明显的阶级特性。但是它的工艺技巧，却充分体现了当时手工业者和奴隶们的聪明才智。我国青铜艺术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都是世代相传的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贝币与金（铜）币西周的商贾和当时的百工一样，隶属于奴隶主贵族，主要是替贵族经营，为其需要服务。在奴隶主贵族之间的交换中，起货币作用的主要是“贝”，仍以“朋”为计算单位。周初的铜器《小臣单觯》铭云“周公易（锡）小臣单贝十朋”。《令酘》铭云“姜商（赏）令贝十朋。”《■尊》铭又云“易贝五朋”。这种赐贝之事，全文中屡见不鲜。最近发现的西周铜器《卫盉》铭中说“王爯旅于丰。矩伯庶人取堇章（璋）于裘卫，才八，十朋，氒（厥）《沣西发掘报告》附录二。 李世贞等《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97年第4期。23《史记·货殖列传》。 貯，其舍田十田；矩或（又）取赤虎两、麀■两、■耠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 这段铭文是说，矩伯庶人在裘卫那里取了朝觐用的玉璋，价值贝八十朋，可以付给“十田”矩伯又取了两张赤色的虎皮、两件鹿皮披肩、一件杂色围裙，共值二十朋，可以付给“三田”，说明当时的“贝”已经成为交换媒介。西周墓中，殉贝的情况比较商代更为普遍。这些贝、玉石贝、骨贝和陶贝，除了部分作为装饰品者外，其他都是作为货币或货币的象征来殉葬的。周初金文中还有赐“寽”的记录，例如《禽■》铭云“王易金百寽” 郭沫若说“寽，《说文》部云‘五指捋也，从■一声，读若律。’按金文均作一手盛一物，别以一手抓之，乃象意字，说为五指捋甚是，然非从受一声也。金文均用力金量之单位，即是后起之锊字”2。寽在铜器铭文中确都用为重量单位，但在一些情况下，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金即铜本身是一种重要商品，同时也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当时青铜器的原料，很多来自南方。《诗经·鲁颂·沣水》中提到淮夷奉献宝物，在“元龟象齿”外，还有“大赂南金”。这里的“南金”，就是南方所产之金即铜。春秋时代的《曾伯■簠》铭中也讲道“金道锡行”。郭沫若云这是“言以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古者南方多产金锡”，更是其证。在陕西和河南的一些西周遗址中，都曾发现有海产物，反映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贸易关系。 周代的民间交易至于民间的一些交易活动，数量很小，大都是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物品。如前所述，公社的存在虽然影响社会分工的发展，但也不能完全没有某种形式的社会分工。因为一个人不能生产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借用孟子的话说，梓、匠、轮、舆、陶、冶等“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指奔走在道路上）也”（《孟子·滕文公上》）。正是因为这样，《诗经》中才有关于交换行为的记载。例如《卫风·氓篇》“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毛传》云“布，币也。”《笺》云“币者，所以贸买物也。春季始蚕，孟夏卖丝。”有人据此主张它不是说在“布”的所有者与“丝”的所有者之间来进行的直接物物交换，而是用“布”来买丝，“布”是当时的实物货币。这一看法是不准确的。我们觉得这两句诗的本意应当是说一个老实的人，抱着布来买丝，因为那是一个以物易物的时代。《小雅·小宛》又云“握粟出卜，自何能谷？”意谓，握把粟米出去占个卦，问个吉凶，但是事实摆在这里，从何而能有好卦出现呢？这里的“粟”和前诗中的“布”一样，也是以粟米支付占卦的费用，不是什么实物货币。至于《尚书·酒诰》中所说的“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则反映了当时的公社农民也与商代一样，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而造成的地域之间的分工，即某些生活必需品，不但不是人人所能生产，处处都能生产，而且必须通过交换才能作为他们自岐山县文化馆庞怀清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窑穴发掘简报》，《文物》97年第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 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手段。 第三节春秋时期官私工商业的发展与金属货币的出现官手工业与“在官之工” 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内部量变，农业经济的发达，各国的手工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凡礼器、兵器、车器之属的生产，国家设有工正、工师、工尹等官吏管理，各种手工业仍由官府控制，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则由所谓“工肆之人”（《墨子·尚贤上》）、“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论语·子张》）的民间手工业者自产自销。当时的官府手工业，基本上与西周时期相同，但其制度更为完整，种类更为繁多，对工匠的技术要求和对他们的各种管制办法也更为严格了。 官府手工业是直接为奴隶主贵族阶级服务的，由于统治阶级的消费愈来愈增多，所以官府手工业的经营范围和质量要求也就越来越扩大和提高。因此，一切具有专业技术的公社农民，无不被官府网罗在官府工业的有关部门中，而成为“在官之工”，亦即《国语·齐语》所说的“处工就官府”。所有在官府手工业中服役的工匠，不但具有专门技能，世代相传，而且各有具由于长期经验积累而成为家传的秘方绝技。据《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中的记载看来，他们的训练途径和方法是令夫工群萃（集）而州（聚）处，相宾材，审其四时，辨其功（坚美） 苦（滥恶），权节其用，论比协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当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2。关于这种技术传授和业务训练的主要途径，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讲得更为明确。例如《周礼·考工记》说“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郑氏注“父子世以相教”）”；《荀子·儒效》也说“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这种父子相传的传授技术的方法主要是建立在学徒制基础之上，而学徒制度在春秋以后，已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例如，《庄子·人间世》云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饱看）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从这段故事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古代手工匠都有学徒制度，而又可以看出当时的师傅传授给学徒的只是一般技术，而这个师傅能够看出这棵栋树是“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以为柱则蠹”（《庄子·人间世》）的家传秘密是不传给学徒的。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考工记》给“工”下定义时，要说“述之，守之世”的原因所在。 春秋时期的官府手工业者除了以有技术的公社农民为奴隶主贵族服务外，还有奴隶担当其事。所以《左传》隐公五年说“器用之资，皂隶之事。”被征集在官府工业中的各种工匠，是在工师的直接领导和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例如《周礼·考工记》云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四。 2《管子·小匡》，参照《国语·齐语》稍加修正。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焉。 这里的六职，就是下文所云的王公、士大夫、百... 9 1详见杨宽：《战国史》第三章。 《孟子·滕文公上》说“有贱大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网）市利。”就是说，在旷野的集市上，有个商人站到高地上，即“垄断”上，东张西望，想把市利都弄到自己手里。孟子对于“垄断”的解释，正确反映了商业贸易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春秋战国间这个商业贸易史上的一个转变过程。这些自由商人的出现，最初多是由一些小商贩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地位低贱，所以孟子说“有贱大夫焉”。 到春秋末战国初，由于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原来身居显位的卿相，如曾经帮助越王勾践雪过会稽之耻的范蠡，后来离越入齐，又从齐到当时属于交通中心的商业城市陶邑，从事商业，号称陶朱公。他采用计然的贸易理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史记·越世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后子孙继续经营，达到了富“至巨万”。（《史记·货殖列传》）。又如孔子弟子端木赐即子贡，善于辞令，曾游说于齐、吴之间，促使吴救鲁伐齐。他曾经商于曹、鲁之间，“与时转货资”，大发横财，“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成了孔门七十子中最富有的一个。他“连驷绪骑”，带着礼品聘问各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 战国时期一些卿大夫也有一面当官，一面从事商业活动的。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个以“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货殖列传》）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活动的。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欠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当时商人采用这种囤积居奇，掌握时机的经商方法，已较普遍。《战国策·赵策三》载希写对建信君说：“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价，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这样讲究时机和囤积居奇，只有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商人握有大本钱时，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战国时期，这样的大商富贾，不断出现，他们不惜一切地网罗大利，正如《墨子·贵义》所说：“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 到了战国晚期，投机商人更为活跃，吕不韦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他原是个“家累千金”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后把商业上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认为做珠宝生意盈利只有“百倍”而“立国家之主”可以盈利“无数”（《战国策·秦策五》）。后来，吕不韦的政治投机居然成功，出任秦之相国，封为文信侯，并取得了“仲父”尊号，一度掌握秦国大权。金属铸币的发展及其形式金属铸币的产生，总是同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相平行的，它的出现又起了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出现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又利用货币通过不等价交换来剥削劳动人民。因此，战国时期金属铸币流通量的逐渐增大，标志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又意味着农民、手工业者又受到一种新的剥削，即富商大贾通过商业交换的剥削和统治者通过发行铸币而进行的剥削。一种商品的价值，只存通过另一种商品才能表现出来。在多数地方，后来这种一般等价物是固定在一些金属上，这是因为金属不易消损，容易保持。再进一步，便用金属制成货币，最初的金属货币是依靠本身的价值来交换其他商品的，但后来主要是起着价值符号作用，它本身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因此，早期的金属铸币通常出现逐渐减重的过程。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具有实物用品的形状，正说明它是脱胎于一般等价物。战国时期的多数货币，还保留着这种特点。在整个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之间的不统一，所以各国货币的形制、重量、单位也各不相同。这时所铸造的货币，计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布币——形状象农具中的铸，镈、布音近，故铲形币又叫“布币”。这种形式的铜币，当是从镈这种农具在商品交换的发展中转化而来的。主要流行地区在三晋即魏、赵、韩三国。布币又可分为不同形制，有尖足的、方足的、圆足的，基本形式还是铲形。 近三十年来，先后在山西省的原平、祁县、永济、侯马和内蒙的包头等地发现过大量布币和铸造这种币的模具。这种货币一般都有铭文，主要是当时的地名，目前发现已有几十个地名出现在布币上。除山西、内蒙外，在河北、河南，以至辽宁等一些地方都有出土。在南方楚国，今天的江苏丹阳、浙江杭州等地也曾发现过，不过其与三晋的铲形不同。这不仅表明三晋的布币流通较广，而且又可看出当时的商业贸易的发展盛况，货币已越出了国界。刀币——也是从工具的刀转化而来，主要是东方齐国的货币。齐国的刀币形制较大，都是尖头。目前发现的已有早至春秋中期的，但以战国时代的“齐法化”刀币最为常见。“法”有制造际准的意思，“化”即货字简体；“法化”即“法货”，也就是标准货币。齐国刀币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其地不止一处，但这些不同地方铸造的货币，却都有统一的“齐法化”铭文。刀币虽然主要是齐国的流通货币，但其影响不小。解放前后，曾多次在燕下都发现过成捆的刀币。河北承德地区，也在一处地方发现过成捆刀币放在瓮内，计有四千五百多枚。但是燕国的刀币形制较小，都是方头和圆头，而且铭文部有“明刀”1字样，没有齐国的那样精致规整。另外，在原赵国故地也曾发现过刀币，比较粗糙，形制较小，也都是方头或圆头。 圆钱——早期的都是圆形圆孔，后来的多作圆形方孔。圆钱可能是仿生产工具的纺轮或玉环和玉壁形，主要流行于秦、东周、西周地区，东周与西周的一般都铸有“东周”、“西周”字样。早期秦国的圆钱铭文多作“重一两”、“十二铢”、“十三铢”、“十四铢”等字样；晚期的多有“半两”，“两留”字样，这种圆钱可能是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以后，由各地官府铸造的。随着秦国的强盛，这种货币也影响到秦国势力所及地区。例如四川巴县就曾发现过这一使用过的圆钱。1960年在济南市区出土的一瓮古代货币中，除刀币外，还有六百多枚铸有铭文“賹”的圆钱，便是其证。 铜贝和块形金板——楚国主要的两种流行货币。铜贝又称“蚁鼻钱”或“鬼脸钱”，这是从它的腹部平面形状而得名。其实，它是一种仿海贝形状的铜铸货币，是沿袭古代用贝作货币的习惯而来的，主要流行在楚国。1963年，在湖北孝感一处地方出土有四千多枚铜贝，重达二十一公斤多。块形的金板，又称“板金”，它由若干小块连在一起，每一小块上都铃印有方形或圆形印记。由于方印文多作“郢爱”，所以又称“郢爱”。这种货币具有称量货币的特点，使用时大概根据需要切下若干，再用天平称量支付。1979年在安徽寿县发现一大块最多的有二十二方。铃印文字以“郢爱”为多，“陈1杨宽：《战国史》第111页说：“‘明刀’的‘明’字，原作‘od’或‘■’，当即‘匽’字之省，前人误识为‘明’。燕国铜器铭之都自称‘匽’或‘郾’，而不作‘燕’。燕国后来也行圆钱，方孔无郭的有‘匽四’、‘匽化’两种；方孔有郭的有‘一化’一种，时代更晚”，说颇可取。爱”次之，“郢爱”少见，“覃金”仅一见。“郢”、“陈”都是地名，“爰”可能是一种重量单位。就是过去金文中的“郢”。“陈爰”是楚顷襄王所徙国都（今河南淮阳）所造：“■爱”可能是楚国占有今之山东郯城东北旧■国地所造；“覃金”可能是楚国所占之今山东郯城西南旧郯国地所造。这种方形金块，大体重为当时一斤，合今二百五十克左右1。 货币的流通与高利贷的产主战国时代的铜币，已在民间广泛流行。据《汉书·食货志上》李悝说，当时的粟价：一石三十钱，最低二十钱，最高达到九十钱。据《秦律》看来，禾价每石三十钱，菽、麦的价格要比禾贱。战国初年农民的每年衣服费用是三百钱（《汉书·食货志上》）；而《秦律》规定官府对官奴发放衣服费用，冬衣每一成年人一百十钱，夏衣五十五钱，计一百六十五钱，较农民低。至于比较富裕者的衣服当然费得多，据云梦睡虎地四号墓出土木牍载，秦国的一个士兵曾向他母亲索取五六百钱以备添置衣服。由于货币是当时主要的流通手段，所以当时就有了“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五蠹》）的俗谚。 当时的钱币也已用作法律上的奖金、罚款或赎罪金，《秦律》把罚款叫做“货布”，把赎“耐”、“黥”、“迁”等罪的钱叫做“赎耐”、“赎黥”、“赎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战国时起又开始以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当时使用的黄金，每斤以斤、镒等重量来计算，也有以金为单位的。 与铸造货币出现的同时，高利贷资本也活跃起来，开始侵蚀农村。当时的商人，一方面对农民进行不等价的交换，盘剥农民，使农民“解冻而耕。暴（曝）背而耨，无积粟之实”，而商人“无把铫推耨之劳，而有积粟之实”（《战国策·秦策四》）。另一方面又趁农民穷困，兼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当时的放债的商人也有象孟尝君田文那样的贵族，他在封邑薛地大放高利贷，一次就收到“息钱十万”（《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子分析当时的农民遇到荒年时，不仅连父母都养活不起，“又称贷而益之”（《孟子·滕文公上》），迫使一家老小抛尸露骨干山壑之中，说明当时有些农民甚至要靠告贷维持生活。高利贷的横行，不但严重剥削贫困农民，而且造成了农民的大量流亡，即所谓“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记·孟尝君列传》）。“质”“剂”的出现与“券”的应用《周礼·质人》说：“大市以质，小市以剂。”质，是一种较大的买卖用的较长的券：剂，是一种较小的买卖用的较短的券。质、剂本是买卖发生争执或纠纷时，官府据以判断的凭证，即所谓券“听买卖以质剂”（《周礼·小宰》）。这时的高利贷放债，也普遍应用这种券。无论买卖用的质、剂或放债用的债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成，他们先把买卖的合同或借据写在上面，然后剖分为二，由买主或债权人执右券，卖主或债务人执左券。买主或债权人便可操右券来责成卖主或债务人履行义务，即所谓“操右券以责”（《史记·平原君列传》）。债权人在讨债和索取利息时便可命债务人前来“合券”1详见安志敏：《金板与■金（楚汉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同上）。这种债券或称为傅别（符别）。傅，就是指合券；别，就是指个别的右券或左券。《管子·问篇》：“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所谓别券，就是指左券而言，如果因债务问题发生争执，当时官府就要根据傅别来判断，这就是所谓“听称责（债）以傅别”（《周礼·大宰》）。券的普遍应用，也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与货币广泛流通而产生的现象。 第五节先秦时代的手工业技术以上各节分别论述了秦以前各历史时期手工业商业及货币的发展。现专就先秦时期手工业在技术方面的成就，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因为要说得系统些，难免有与上各节重复的地方。 纺织我国早期纺织物，主要是麻布和丝绸。从新石器时代起，已普遍剥取野生麻类纤维，用手搓或陶、石纺轮加捻，续接成线。原始的织造技术是从编席、结网发展而来，采用腰机编织成布，如陕县庙底沟、华县泉护村出土布痕每平方厘米有经线、纬线各十根左右。属于浪清文化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发现用芒麻织成平纹的细麻布，比疏朗的粗麻布质量要好。周代麻的栽培与纺织已达相当水平。《左传》成公九年引佚诗说：“虽有丝麻，无弃管蒯”，表明使用了多种纺织原料。陕西泾阳高家堡周初墓所出麻布有较紧密的组织。战国时，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农民的个体经济具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特点，开始形成男耕女织的分工，纺织技术更加普及，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民间所生产和服用的主要是麻类织物，贵族和商人才穿着丝绸。 养蚕、缫丝和织丝以我国为最早，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在距今约五千年的饯山漾遗址中，发现了绢片和丝带，经鉴定，蚕丝为家蚕所产，绢片经纬密度为每厘米48根。由于蚕丝坚韧，富有弹性，且是长纤维，利用这一特点，可使经线密而纬线疏。平纹织物用经线显示畦纹，斜纹织物用作表面浮线，提花织物用来显花。殷代甲骨文有“系”、“丝”等象形字，不少青铜器包有丝织物残片，经鉴定有用较高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即“缔”或“文绮”。暗花绸的花纹是三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由经线显花，需用十几个不同的棱口和十余片综。因此，当时必定已有简单的提花装置。又，商代已有刺绣，宝鸡西周前期■伯墓织物中的刺绣是采用辫子股绣的针法。《禹贡》、《诗经》、《左传》多处提到蚕桑和丝，养蚕有蚕室和蚕架，丝织物有罗、纨、绮、縠、锦、绣多种。西周重器毛公鼎铭文有“■”字，郭沫若以为即“经”的初文，象《诗经·小雅·大东》“杼柚其空”，是指织机上卷经线和织物的这类机构。《考工记》记载染色分煮、冻、暴、染四道工序，“■人”专司“湅丝”，“湅帛”。“湅帛”是“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之以蜃”，即除漂白外，还要除去丝表面所附丝胶，使更富光泽和柔软（“栏”是楝木，“蜃”是蛎灰）。染料有矿物质和植物质两种，加用殊砂染红色、空青染绿色，靛蓝染蓝色，茜草染绛色等。染色方法有浸染和画缋两种。《豳风·七月》：“爱求柔桑”，说明周代陕西宝鸡、岐山一带气候较今温暖湿润，适于种桑、饲蚕，丝织业较为发达。长沙出土的战国丝织物有绢和锦，经线密度为每厘米80根，纬线密度每厘米44根，有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等复杂纹样。 化工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逐步积累了一些化学知识，掌握了某些化工技术。 火是人们最早利用的天然能源。自然界的可燃物通过化学变化释放出热能，给人以温暖和光明，使原始人获得熟食和免受野兽侵袭。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已知用火，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最早的用火遗迹之一。周口店北京猿人已知保存火种，在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厚达6米的灰烬堆积。 从使用天然火到人工取火是人类的一大发明。摩擦生火是最早的取火方法，例如用木料互相摩擦或用燧石互击并由易燃物引燃。这些人工取火的技术，是由木器、石器加工过程中摩擦生热获得启示而产生的。《庄子·外物》：“木与木相摩则然”，《韩非子·五蠹》及其他古籍中也有“钻燧取火”的记载。这类取火技术在近代仍为一些少数民族所使用，如黎族的钻木法，苦聪族的锯竹法等。人工取火使人们第一次支配了一种自然力，实现了机械能向热能的转化，从而大大增加了开发自然的能力。由于火的发明才使得许多重要发明如制陶、冶金的出现成为可能。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改变天然物的本来性质。它的发明是制作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陶器既可用作生产工具（纺轮、陶刀、陶锉等），又可广泛用作生活器具（储存谷物的陶缸、陶罐、以及日常使用的鼎、■、豆等炊事用器、食具等）。《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正表明陶器的发明和人们农业定居生活的需要以及从耕作、营造等活动中认识粘土的性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早的陶器可能是在编制容器上涂沫粘土，经晾干，烘烤后而成，其后，逐步掌握了粘土成型及烧制等技术。早在仰韶时期，人们已能烧制灰陶和红陶，又用矿物质绘制图案，焙烧后成为彩陶（见图1）。陶土经选取、晒干、破碎、沤泡、揉制、存性等工序，成为具有良好塑性的泥料。所得陶器有“泥质陶”、“细泥陶”等类，质地远较原始的粗陶为优。为加强泥料抗裂抗变形性能，在陶土中掺入砂粒，称为“夹砂陶”。早期制坯用手工捏塑或用泥条盘筑，仰韶时期已使用慢轮修整。烧制技术也从原始的堆烧发展到竖穴窑（火室直接位于窑室之下），或更先进的横穴窑（火室与窑室分开），如西安半坡遗址所出这两种窑都由火口、火室、火道、窑箄、窑室构成。龙山时期的制陶业有很大发展，广泛采用快轮制坯，陶窑结构更为完善，据出土陶片测定，烧制温度可达1000c。当焙烧后期，于高温时将窑室顶部密封并使水份由项部渗入窑室，使窑内氧气不足，成为还原性气氛，则陶土中的氧化铁还原为氧化亚铁（feo），从而得到著名的黑陶。山东、河南等地所出厚仅1毫米的薄胎黑陶（蛋壳陶），标志着该时期制陶业的高度技术水平。在龙山文化晚期还出现了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的自陶以及着釉技术。在此基础上，商代中期已有原始瓷器，如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所出这类器物，经用现代科学手段检测，证实它们已具备瓷器的基本特征即用瓷土作胎，表面着釉。但原料纯度、烧结温度均偏低，故称作原始青瓷。近年来在甘肃灵台，陕西西安，河南安阳、洛阳，安徽屯溪，江苏丹徒、吴县等地的商、西周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类原始瓷，烧成温度高达1100—1200c，器表均施有石灰釉。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瓮续有发展，如浙江绍兴战国墓所出大批青釉器，质地致密，器形规整，多仿照青铜器的形制制作。它们是早期青瓷的先声，对于瓷器在中国的独特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酿酒是淀粉质发酵糖化酒化的过程，这一化工技术最初是由粮食储存中的发酵现象得到启示而产生的。用谷物酿酒有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已较普及。商人饮酒之风甚盛，青铜和陶质的酒器种类繁多。《尚书·说命》记商王武丁和傅说的对话，其中提到：“若作酒醴，尔惟鞠蘖”，“蘖”即是制酒用的酵母。《礼记·月令》说：“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浩，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兼之，无有差货。”这段文字生动地叙述了酿酒过程的六个要素。曲蘖中的酵母菌是很**的微生物，如水中有杂质将影响菌类的作用，制酒时所用容器和温度控制也很重要，所以说“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曲能使糖化和酒化结合起来同时进行，用曲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酒技术，欧洲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从中国的酒曲中分离出毛霉，建立由淀粉发酵的酒精制作技术。 漆的使用也以我国为最早，漆是漆科木本植物漆树的分泌物。漆汁中含有水份，称为生漆，经日晒脱水后成为熟漆。漆液经化学变化能在器物表面形成薄膜，具育保护和美化器物的作用。《韩非子·十过》说：“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近年来，辽宁、山西、江苏等地都出上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木胎漆器或在陶器上有漆绘，证明以上传说是有根据的。庄子曾任漆园吏的官职。春秋战国时期，漆器制作和漆绘技术有较大提高，湖北江陵、河南信阳等地战国墓葬中所出大批精美的彩绘漆器即其代表作。秦汉以后，日常用具逐步由漆器代替了青铜器。 在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人们逐步积累了各种物质的性能及其变化的知识，从而概括为对事物本原的某种朴素认识。《尚书·洪范》提出水、火、木、金、土为五行，《国语·齐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说明战国时期兴起的五行学说，在初是由耕作、制陶、冶金、酿酒等物质交互作用与变化得到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如郭沫若所说：“稼稿作甘，是由酒酿得来金属能给人以辛味”1。五行学说所反映的各种自然现象的相互对立与联系，也具有朴素的辩证性质，如火能烁金，斧斤可以伐木，等等。这些对后世哲学思想、科学技术观念以及医学、炼丹术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物质理论的肇端，在化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建筑远古祖先曾“构木为巢”或在天然洞穴中居住。新石器时代在黄土高原已普遍建造半地穴式房屋，顶盖用树枝构筑，屋内设火塘，沼泽地带则有干栏式建筑。木结构的广泛应用和框架式结构的高度发展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殷代甲骨文已有“■”（高）、“■”（京）、“■”（亨），屋顶均为人字形，下有墙、柱，屋盖可能用茅草铺成（所谓“茅茨土阶”）。《考工记》说商人“四阿重屋”，说明殷商已有四坡二层的复杂建筑形式。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发现大型宫殿遗迹，郑州商城宫殿夯土台基长80米，进深14.5米，柱础用石料或铜质，建筑物本身由木梁、柱、门窗和夯土墙构成，用立柱、横梁组成骨架，全部重量由柱子承接，传到地西，墙体不承重而只起隔断的作用。自商周到清代三千多年间，我国建筑技术基本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无论哪种木结构，构件主要用榫卯接合。这种榫卯结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43页，科学出版让，1960年。构，早在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中已经采用有方形、圆形的榫，长方形、圆形的卯，有的构件上既有凹榫，又有卯眼。长沙战国墓葬中，棺椁方木榫卯有插榫、银锭、齿形三种形式，说明这种建筑结构乃是我们先人的独立创造。 古代建筑的宏大规模和技术进步，突出表现于城市的建筑和规划。传说鲧已筑城，近年河南登封王城岗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都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迹，均由夯土筑成。郑州商城夯土墙现存高度有四米，最高达9米，基底宽6米，夯层厚8—10公分。据勘探，整个城墙长七公里，略成方形，均版筑而成。洛阳周代都邑呈不规则方形，南北长3300米，北墙长近3000米，主要建筑物在中部偏南，和《考工记》“方九里”，“王宫居中”的记述相符。战国城邑方圆千丈，户以万计，如齐国临淄有七万户，分内、外城；燕国的燕下都也分内、外城，东西长8300米，南北长4000米，主要建筑物安排在城的中轴线上，成为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完整建筑群，城内还有陵墓区、手工业作坊区等。 1978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金银错兆城图铜版，长94厘米，宽48厘米，为中山王、后陵墓群的总体设计规划平面图，约按三百分之一的比例绘制。 建筑材料的发展对建筑工程有重要的意义。西周已用瓦，如召陈村遗址的三座房屋周围都有瓦片堆积，有板瓦、筒瓦等，西安客省庄遗址还出土有屋脊用的人字瓦。春秋以后，瓦的使用更为普遍。秦国还有青铜铸造的“全杠”，作为梁柱结点和装饰之用。 水利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已出现防洪工程。传说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庳”，1“鲧障洪水”2，就是把高处的泥土、石块搬下，在离河一定距离的低处，修筑土石堤埂，挡住洪水的漫延。后来大禹发现这种办法在许多地区行不通，于是他“因水以为师”，3把治水方法由“壅”改为“疏”。他“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1这种疏导办法，比共工氏和鲧采用的壅防法前进了一步，由消极防洪改为积极治河，经过疏浚的河道，排水能力增加，防洪的效果也好多了。2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城市防洪、排涝工程。1980年，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四公里的平粮台发现了一处古城遗址。城墙南门道下发掘出三条陶制排水管道，成倒置品字形铺设。陶管分粗、细两端，细端扣入粗端，粗端直径0.27—0.32米，细端直径0.23—0.26米，每节长0.35—0.45米不等。这座古城从防洪的城廓到排涝的地下管道，组成了一套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 1《国语·周语下》。 2《国语·鲁语上》。 3《淮南子·原道训》。 1陆贾：《新语·道基》。 2《中国水利史槁》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41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版。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1980年发掘出一处战国时期的古城，距今约有二千三百多年。当时为了解决城市供水问题，从山的北边引来河水，通过埋设在地下的陶制输水管道输入城市。输水管道过山的一段，埋设在凿成的岩石壕沟内。陶管每节长0.59—0.61米，两端粗细不一，大口套小口，节节相扣，粗端直径0.17—0.18米，细端直径0.13—0.14米。管道中间每隔一段有一个三通管，支管口伸出地面，上边用特制的带孔的盖罩住，也有用卵石压住的，以调节水压。还有一处为四通管，一个支管口内有木板插式闸门槽，可以用木板闸门止水。口下有一大陶缸，水直接流入缸内。两条管道的联接处设有阀门坑。整个工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自来水设备，其设计是非常巧妙的。3在殷墟卜辞中，有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畎”、“浍”等字；有引水灌田和筑堤防水以工商都的记录。如：“丁己卜，壳贞：黍田年鲁？贞：z保黍年？z弗保黍年？”（《乙》七七八一）。此辞的“年鲁”即年成嘉善之义。“z”即后世之“＜”字，即“畎”、“甽”，田亩中之沟洫也。又如：“戊午卜，争贞：水其福■（兹）邑？七月。”（《乙》三一六二）。此辞卜“水”而日“福兹邑”，可见不会是洪水泛滥之“水”，而应是可以造福于人之“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解释为灌溉农田以保证年成丰收之“水’。殷人不仅“作洠1暗间保喔龋一怪套髹滓苑浪迹；ぞ右赜肱┨铩2反怯小胺缴獭敝牵骸霸幻辏航袢樟罘缴蹋俊保ā端椤范穑！靶撩辏河诮裨铝罘缴蹋保ā度恕范岸∫巡罚辏骸巴趿畈7缴蹋俊保ā都住菲叨撸！胺缴獭保褪侵谭浪晕郎潭肌＂偎乱稻毯臀髦艿姆17梗酱呵镎焦逼诔鱿至艘桓龉婺？涨暗姆17埂u飧鍪逼谛私u乃こ檀笾驴煞治喔取16撕印5谭勒馊唷4笮凸喔裙こ痰男藿ㄊ加诖呵锬秸焦钗耸3饕こ逃猩众椤17乃6冀摺189取Ⅻbr /> 芍陂是古代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今称水库），位于安徽省寿县安丰城南，又叫安丰塘，是公元前六世纪末由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筑的。芍陂的设计很巧妙。它恰当地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而北面低洼的地形特点修筑，“陂有五门，吐纳川流”。2陂周约百里，灌田近万顷，民得其利。漳水十二渠是大型农田灌溉渠道，由魏国邮令西门豹主持修建。各渠设有调节水量的水门，郦道元说是“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1。 都江堰是举世闻名的大型灌溉工程，在四川省灌县。是秦昭王（公元前306一前251年）时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整个工程由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三个部分组成，有灌溉、防洪的作用。都江堰修成后，使成都平原大约三百万亩良田得到灌溉，成了“水旱从人”，“沃野千里”2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经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维护，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郑国渠是公元前246年由韩国的水工郑国为秦国设计开凿的。他“凿泾3贺维周：《从考古发掘探索远古水利工程》，载《中国水利》，1981年第十期。1温少峰、袁庭栋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206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让1983年版。2《水经·肥水注》。 1《水经·浊章水注》。 2《华阳国志·蜀志》。 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由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3春秋战国时期，魏在黄河以南的荥阳，楚在汉水、云梦，吴在江、淮、太湖，齐在山东淄，济等地都开挖了运河。其中以邗沟和鸿沟规模较大。公元前486年，吴国为了北上争霸，便在邗地（今江苏扬州东南）筑城，并向北开运河，经射阳湖至末口（今江苏灌南县北）与淮河相通，成为邗沟。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8年在位）为称霸中原，加强与宋（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市）、郑（国都在今河南新郑）、陈（国都在今河南淮阳）、蔡（国都在今安徽凤台）等的联系，从河南荥阳开运河引黄河水向东南流，与淮河水系沟通，形成鸿沟。 堤防至迟西周已出现。《国语·周语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可见西周堤防已有一定规模。春秋战国时期，堤防已很普遍，甚至造成“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的局面1。秦统一六国以后，才“决通川防，夷去险阻”2，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 在水利工程理论方面，《管子·度地》论述了堤防设计、施工、保护等技术问题，提出防的横断面形状要“大其下，小其上”，成梯形。这样不致于产生滑坡。堤防施工的季节要在“春三月，天地干燥山川涸落故事已，新事未起”的时候，农闲时节，天气干燥，土地含水量比较适宜，此时施工质量好，枯水季节，可取河滩上筑堤，可以起到疏浚河床的作用。堤防修成后，还要“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对水流的各种特性也有所认识，认为“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流而不行”。对指出渠首工程位置要选择在上游水位高的地方，这样才能“高其上，领瓴之”。为了保证渠水畅通无阻，必须保证渠道有合适的坡降，即“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这个坡降相当于千分之一。 关于有压管流的水性，《管子·度地》也有论述：“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又描述了渠道水流行进中的两种破坏性水力现象：“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 采矿我国的采矿业始自旧石器时代，由最初无意识拾取石头逐渐发展到选取和挖掘石料。新石器时代中期，在华北和华南都出现了采石场。山西省怀仁县鹅毛口采石遗址年有许多三迭纪侵入的煌斑岩墙、岩床和凝灰岩层，这些岩石质地坚韧，经开采、加工制作成各种石器1。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采石场有坚硬致密的霏细岩，在脉岩谷坡上留下了从原生地层中开采石料后形成的七个洞穴，反映了比较熟练的开采技术。在未使用金属工具的条件下，石器制作者利用岩石热胀冷缩的特性，点燃柴草，将脉岩表面烘烤至灼热，然后3《史记·河渠书》。 1《汉书·沟洫志》。 2《史记·秦始皇本纪》。 1贾兰坡、龙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二期。泼水使之骤冷以加剧崩裂，再用工具沿裂缝撬下石块。长期开采的结果，造成了这些洞穴。现在洞穴里还保存有大量的灰烬、炭屑、脉岩鳞片、烧石以及洞壁上的火烧、剥离痕迹。从地层里开采原料是人类制作工具史上一大进步。2距今四千多年的甘肃齐家文化和有些地区的龙山文化中，发现多件红铜制成的小件器物。3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出土了我国较早的青铜文物。比二里头稍晚的二里岗中商遗址，出土了比二里头更多更大的青铜器，说明商代的早、中期，铜、锡、铅矿的开采已有一定规模。 在殷商卜辞中有“丹”字，甲骨文作■。《说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可见丹字正是掘矿井采矿石的象形表意字，应是矿字之初文。另一卜辞有：“壬子卜，斫氐，■启（■），只（获）？”氐与底通，《释名》“地，底也”。“斫氐”即斫地。■为古疾字异体，其义为亟速，谓斫地速启，则有所收获也。此辞乃记开矿之事。“斫氐”又可解释为在山岩之下开矿。因此，这条卜辞的大意是：在这里的岩下斫掘，可以很快打开坑道，取得矿物吗？1西周已有管理采矿业的政府机构。《周礼·地官》载：“■（古矿字） 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西周的矿业种类大致有陶土、金属矿产、玉石及其他石料。《礼记·曲礼下》说：“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六工之中，前面三种跟矿业紧密相连。 西周的坑采技术，以湖北大冶铜绿山大岩阴山七号矿体发掘的古矿井遗址最为典型。这里发掘出来的群井，一个采区就有22个。这些群井大体上都是方井，净断面为45x45平方厘米或60x60平方厘米。支护形式为间隔支护，距离为40—60厚米，井框木为带榫的套接方式，榫口一律凿成方形。井框外，四壁先背一层竹席，竹席内间格敷有直径4—5厘米的木枝条。盲井与竖井的支护方式相同。群井的井深一般为20—30米左右。平巷的断面形状、尺寸及支架结构形式与竖井相同，统属脉内沿脉巷道，随矿体的走向而变化，常常与数个竖井相连通。总之，这个时期的井巷开凿还属于初级阶段，井小、巷短，井多、巷少。竖井与平巷规格划一，支架均为样接，间隔式支护。巷道断面狭小，人在里面工作只能爬行或蹲坐。这样，劳动效率自然不高，生产能力和开采规模都小，井巷服务时间短。主要挖掘工具是铜锛，其他工具则是木制的。除了大冶铜绿山外，内蒙古昭盟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也是西周时期的。这里井深只有七八米至十七八米，不如铜绿山的井深，这是才从露采转向坑采的反映，属于坑采的初级阶段。 到春秋战国时期，坑采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铜绿山古矿井在春秋时期已成功地使用了竖井、斜井、平巷联合开拓，初步形成了地下开采系统。斜井的出现，在坑采技术上是一大进步。因为斜井的掘进施工和支护技术都是难度较大的。当时斜井的倾角由25°至70°不等，因地而异。斜井的作用不仅可以沿矿体倾斜延深采挖富矿，节省工程，而且还有探矿的作用。平巷2黄慰文等四人：《广东海南县西樵山遗址的复查》，载《考古》1979年第四期。3甘肃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二期。1温少峰、袁庭栋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353—354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的支护方式比西周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不再采用有底梁的框架，使平巷支护区别于竖井。平巷的净断面由西周的45x45平方厘米扩大到80xl00平方厘米，净断面几乎增大了三倍。竖井断面出现了矩形，这比正方形断商的并筒进步。矩形井筒的有效断面利用率高，能抵抗较大的侧向压力。竖井虽然仍以群井的方式布设，但最大井深已达到64米，比西周时增长了一倍，延深到潜水面以下8—10米。典型的开采工具是大铜斧，每个重3.5公斤。其余的工具则是木槌、木锹、木铲、船形木斗、木瓢、竹篓、竹篮等。船形木斗近似元宝形，全长35.2厘米，宽14厘米、高7厘米，它是淘洗矿石的工具，类似今天的淘金斗。这时已运用了重力选矿法，以此来鉴定矿石品位的高低，确定井巷的开掘方向。照明用于竹篾片燃点。 战国时期普遍使用铁工具，采掘和支护技术都较春秋时期有进步，基本上摆脱了乱采乱挖的局面。以铜绿山仙人座一号矿体第24勘探线的古矿井为例，它的开采系统已相当完整，开挖竖井到一定深度，便向两边掘进中段平巷，在中断巷道的中部或一端，下掘盲井直达采矿场。竖井断面虽多为方形，但支护很讲究，采用经过精细加工的方木（或圆木）密集式垛盘支护，框木以方木（断面为10x20平方厘米）为主，接头为单平面亲口接■，架设起来稳固持久，可以同现代的木结构井架相媲美。井筒深度一般为50—60米，井底掘出有3米深的水窝，类似现代的井底水仓。有几个比较大的竖井延深到潜水面以下28—30米。由原始地貌推算，井深足有80—98米。竖井断面比春秋时期的大。竖井是交通孔道，把矿石和地下水提出地面，把井巷支护送到井下，都要经过竖井。提运工具是辘轳、大绳和木钩。深的竖井，又分成几段，即掘一段竖井，挖一段平巷。每个平巷都装有辘轳，这样逐级提升运送，接力完成。竖井与巷道连通的地方，修筑“马头门”，四角的立柱很粗大，三方用木板（或细木棍）封闭，一方与巷道连通。 此时的斜井（斜巷）别具一格，呈阶梯式向下延伸，就象是由“浅井” 和“短巷”衔接而成。这种斜井，适用于次生富集带的探矿和采矿，还可以作为中段平巷的联络道，斜井支护采用鸭嘴与亲口混合结构建筑。巷道底部敷设地梁，地梁两端砍出台阶状的榫口，榫上立两根上端带杈的立柱，树权上以鸭嘴结构架设横梁。在紧贴横梁之下的两杈之间，以亲口结构嵌入内撑木。这样，就由五大件组成一节鸭嘴与亲口混合结构的方框支架（完全棚子）。这种方框支架，两节或三节为一级，沿矿层倾斜向下延伸。在横梁上面，有排列整齐的细木根或圆木，上面再铺一层大小不一、排列杂乱的木板，这样就构成了顶棚。斜巷两侧立柱外，以细木棍或木板作背板，背板外面还堵有一层藤条编织的席，封闭严实。这样能使空气自然对流。坑内浊气、热气沿着斜巷顶部外溢；冷的比较新鲜的空气从斜巷底部流入，直到工作面。在古代没有抽风设备的情况下，斜巷的设计是很适用的。采矿使用的工具有铁斧、四棱铁钻、铁锤、铁耙、六角形铁锄、凹字形铁口锄、木槌等。铁矿的开采与铜矿大致相同，河北省兴隆县曾发现战国的古铁矿坑。1冶金1杨文衡：《我国古代采矿技术史（坑采）》，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二辑。 金属的冶炼、加工和金属工具的使用，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 后来组成华夏族的炎黄、东夷和苗蛮等族都有关于冶金的远古传说，甘肃东乡出土有距约今四千七百年的青铜刀。迄今所知资料表明，中国的冶金技术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创造，而不是从西方、北方传入的。 冶铜术的兴起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古代文献有不少关于禹铸九鼎的传说，从近年来考古发掘看，夏代已能熔铸青铜。居住在今河南濮阳的昆吾族，就是以制陶、铸铜著称的一个部落。把铸铜和制陶联系在一起，表明冶铜术确是在制陶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陶窑的修筑、使用、燃料（木炭）的制备，燃烧技术的改进以及对陶土性能的认识，都为铜的冶炼和铸造作了准备。河南登封、山西夏县等处出上铜容器残片和铜镞，表明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早商青铜器有铜镞、铜凿、铜铃等小件工具与器物，并且有铜爵数件，说明当时青铜冶铸技术已具一定水平。 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进一步发展，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已有爵、斝、鼎、盉等成组礼器。1974年郑州张寨出土的方鼎两件，一重62.25公斤，另一重84.25公斤，已是相当大型的铜铸件，经检验为铅青铜铸成，含铅17％，锡3.6％，熔铜设备是用内外涂抹草拌泥的大口陶尊和陶缸。 盘庚迁殷后，以安阳殷墟为中心，铸铜技术臻于鼎盛。瑰丽壮伟的司母戊大鼎是典型代表。它重达87.5公斤，是上古最重的青铜铸件，投入铜料在千斤以上。能够成功地熔铸这样的大型器物，说明殷代手工业生产具有较大规模。 出土和传世的殷商青铜器数以万计，主要是礼、乐、兵、车四大类。这些精巧的青铜制品，具有根高的历史的、学术的、艺术的价值，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古代希腊多用失蜡法制作艺术铸件。经过认真细致的考察，在现已鉴定的商和西周铜器中，并未发现使用失蜡法的确证，就是湖南宁乡出土的著名的四羊尊也是用陶范铸造的。从单范到双面范又发展到用多件范、芯组合成复合铸范，进而采用分铸法，这是陶范铸造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有些商周青铜器之所以能获得复杂的形状，关键在使用了分铸法，或先铸器身再在器上合范铸出附件（如器把、兽头等），或先铸好附件，再镶嵌在陶范内与器身一起铸作成器，工艺构思十分巧妙。 冶铸业是商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近年来辽宁喀左、江西清江等地都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在这个基础上。西周青铜铸造又有所发展，王室、各诸侯国以至贵族都拥有铸造作坊，出土铜器的地点比商代更加广泛，如甘肃凌源、江苏丹徒、安徽屯溪等处均有发现，数量上也远超过前代。 西周前期铜器形制多直接继承殷商风格，其后有较明显的改变，花纹趋于简易、流畅，器壁渐成轻巧，具有质朴、实用的特点。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中叶以后，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封建制开始取代奴隶制，表现于青铜冶铸技术也有重大的变化，即从原先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综合运用浑铸、铸接、失蜡法、铸焊（锡焊、铜焊），红铜镶嵌、错金银等多种金属技术的新工艺系统，代表性产品有曾侯乙大型编钟群和青铜尊、盘等。就制作方式来说，先铸附件后铸器身的分铸形式有很大发展，成为主流。这种方法利于分工合作，因而有较高的生产率，器件的结合也较为牢固，是适合于社会生产的要求的。同时，在器形、纹饰方面有不少新的变化，突破了殷商西周的传统格局，如新郑彝器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特点，到战国时期更发展了印模、叠铸等批量生产技术，不少器物壁薄轻巧，质朴无华，更为实用。随着生产发展和经验积累，这一时期有关青铜冶铸的文献纪述明显增多。《考工记》除记载“攻金之工”六种及其具体分工以外，又详述编钟部位名称、尺度比例、熔铸铜器时的火色变化和“六齐”合金配比。后者被誉为世界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合金配制法则，实物检验表明，这一法则是具有科学性和客观实在性的。又如《荀子·强国篇》以“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为获得优质铸件的四大工艺要素；《吕氏春秋·别类篇》提出“金柔锡柔，合二柔以为刚”的观点，都是人们通过长期实践对青铜冶铸技术具有规律性认识的反映。 在冶铜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冶铁术逐步在冶铜业内部产生了。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铁刃铜钺的出土，是近年来考古发掘和冶金史的重大发现。经有关单位反复鉴定，证实铁刃是用含镍较多的天然的陨铁经加热锻打成形后，嵌在陶范内，和铜钺本体在浇注时铸接在一起的。它说明，我国至迟在公元前十三四世纪就已发现和使用了天然铁。诗《秦风》：“驷■孔阜”，《逸周书·王会解》：“玄钺”，郭沫若曾释为“铁”和铁质（铁刃）武器。将这些文献记载和实物相印证，对探索冶铁术在我国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考古发掘所得实物资料看，最早的铁器出自甘肃、湖南、江苏等地，年代为春秋晚期。湖南长沙出有钢剑。江苏程桥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的铁条和铁块，经检验，铁条由块炼铁锻打成形，铁块是白口铁铸成的。这说明熟铁和生铁在我国大体上出现于同一历史时期。欧洲在公元十四世纪才使用生铁，在这以前，冶铁业主要地以块炼铁为原料，钢是由块炼铁渗碳获得的。而我国冶铁技术则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发展特点。生铁的早期出现与广泛应用，是我国冶铁术的重大成就，影响极为深远。 春秋晚期的铁器多是小件的刀、锥、臿、削等工具、农具。到了战同时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冶铁业迅速发展起来。《管子·地数篇》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零九，可见人们对铁矿资源的重视和了解程度。管仲相齐时“官山海”，已对铁的开采、生产实行管理，临淄东周冶铁遗址面积达十数万平方米。战国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已遍及当时的七国疆域，农具有犁、锄、臿、铲、镰，手工工具有斧、凿、锥、削等。铁器取代铜、石、木、蚌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标志着社会生产力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也是战国经济繁荣、出现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的物质基础。 战国已娴熟地使用铸铁柔化技术，将脆硬的白口铸铁坯件，经高温退火成为黑心韧性铸铁，例如洛阳铁铲、长沙铁臿等，经检验是以铁素体和珠光体为基体，石墨作团絮状析出，质量比白口铁和灰口铁都要好。石家庄两件战国铁斧都经过脱碳处理，表层成为钢的组织，内部仍为莱氏体，保留着生铁的组织。欧洲十八世纪才有韧性铸铁，黑心韧性铸铁在十九世纪于美国试制成功。我国韧性铸铁的生产比欧美要早二千多年，这是铸铁生产工具能在战国广泛使用的一个关键，对社会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对铁器需要量的增长，战国已用铁范大批铸作农具、手工工具和车具。1953年河北兴隆出土的燕国铁范八十七件，其中有斧、凿、镰、锄等类，有一范可同时铸两件的，还使用了即在现代也不能轻易得到成功的金属型芯铁芯，技术水平之高实为惊人。此外，战国已用铜范铸造布币，开后代用铜范、铁范铸币之先声。 战国时期频繁的军事行动，促进了炼钢技术的发展。块炼铁渗碳制钢是这一时期钢铁技术的另一项重大成就。对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所出铁兵器进行的检验，证实戟、剑等武器是用块炼铁经渗碳后锻打而成，有的还在高温下淬火，得到很硬的马氏体，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淬火钢剑。过去，一般都认为战国炼铁技术以楚国和吴越地区为最先进（如苏秦所说“楚之铁剑利”1以及传统中的干将莫邪等），燕下都钢剑、钢戟的发现，证明炼钢术在北方地区，也有较高水平。 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战国青铜器出现新的面貌，辉县赵固墓等处出土的水陆攻战铜鉴等器物，花纹刻划极为精细，不是钢铁工具很难办到。这个时期的错金银器鎏金器件也比春秋时期大为增多。另一方面，很多战国铜器壁薄、素面，表现了铸铜技术的提高，并进一步向商品生产方向发展，产品有铜镜等。 除中原地区外，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受商周青铜文化影响，冶铜术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且具有各自的地方特点。例如云南剑川海门口氏族部落的冶铜业已较为发达，铜器有斧、刀、凿、鱼钩、钠和装饰品。四川地区在殷周时期，冶铜术也有一定水平，如新繁水观音以及忠县出土的铜器所示，其后发展成有高度成就的巴蜀青铜文化。北方草原地区所用青铜器如方銎斧、有翼镞和矛等，均与殷周铜器有类似之处，这些地区常出土石制铸范。在殷周奴隶制发达期间，江苏、安徽的湖熟文化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但在中原文化带动下，已能铸造和中原相同类型的铜刀、铜镞、鱼钩等。这些都证明中华民族青铜文化的统一性也促成了统一的铁器文化的早期形成。 交通、运输工具古代陆上交通用的主要工具是车，创始于原始社会时期。《淮南子》载：黄帝时代人们因“见飞蓬转而知为车”1。这种说法似乎不大符合技术发明的规律。车的发明过程较可能是由徒手搬运重物发展至用圆木棍垫在下面拖拉重物，从而导致车轮和车的发明。最初的车轮是由一块整木制成，称为“辁”，以后逐渐发展成有辐条的轮子。从河南安阳孝民屯、大司空村等处发掘的车马坑看，有辐条的轮子至迟在商代就已发明（见图一）。车马同坑，说明已用马力挽车。车的形制为双轮、独辕，上有车舆（车箱），并配有铜■、轭和当卢、铃等马具。周代的车制与商代相类似，但又进了一步。尤其是战车发展很快。据《史记》所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的大军就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2。《考工记》记载了周代兵车、田车、乘卒等多种车制，并对各种车辆的车轮、车辕、车舆制造材料、尺寸大小及制造工艺做了详细记述，例如车辆如何装配才能结实，车轮直径应当多大，才能使马拉省力等等都有详细介绍。其中特别强调车轮要造得尽可能地圆，以使轮子与地面的接触尽可能地小（“微重”），1《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1《淮南子·说山训》。 2《史记·周本纪》。 从而使车子走得快（“戚速”）。3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是桴和舟。桴即竹筏或木筏，是由几根粗竹或树干捆扎而成；舟即独木舟，是用火和石斧把大圆本挖成凹形而造成。所谓“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即是指此而言。独木舟在浙、闽、江、蜀等省曾多次出上，有尖头尖尾的，有方头方尾或敞尾的。虽然所出上的最早年代为春秋时期，但陶制的船型物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则多有发现。浙江河姆渡、钱山漾等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均发现有木桨，说明早在五至七千年前就已有舟楫的发明。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舟字，写作“■”，形状象一只由多块木板联接而成的木板船。由独木舟发展成木板船，是造船技术的一大进步。西周以后船舶技术发展很快，开始出现“并舟”。通常是两舟相并，称为“舫”，亦称“方舟”。《尔雅》说：“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1这里说的是周代制度。“造舟”是由多条船并联而成，犹如水上浮桥，较为安稳，仅由天子乘坐：“维舟”是由四条船相并而成，由诸侯乘坐：“特舟”是单舟：“泭”同桴，即筏。至春秋战国时期，船舶已用于水战。吴、越、楚、齐四国都有强大的水师，拥有各种类型的战船。据《越绝书》载，吴国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数种，“大翼者当陵军（陆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舡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2。吴国还有大型的战舰——艅艎，是王侯指挥水战时乘坐的。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铜鉴上，绘有一组水陆攻战图。其中xx层者为楼船，下层众多水手奋力划桨，上层立有战士多人，或弯弓射箭，或持盾挥戈，生动逼真。 机械尖劈、杠杆、轮轴是古代的几种简单机械。这些机械的特点是能以小力做大功，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因而用途十分广泛。 尖劈的发明最早。石器时代的人们就知道，越尖的石块越锋刊，石刃的夹角越小，割刮食物时就越省力。进入商周时期以后，更用青铜或铁制成各种尖劈状的工具和兵器，如锄、铲、镰、斧、镞、剑、刀、矛等等，这些工具和兵器的创制，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杠杆的出现也十分早。当原始人用木棍撬起或抬起重物时，杠杆知识就开始积累了。传说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的使用，即是杠杆知识的应用。更为普遍亦更为典型的杠杆机械是桔槔和衡器。 桔槔是一种提挈重物或向深井打水的机械。《庄子》中记有颜渊的话：“子独不见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1。又载子贡的话：“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2。桔槔的形制是在井旁或渠边的高柱上，横支一根长木，长木前端用长绳悬一空小桶，后端捆扎一重物（如石块）。将前端绳3《考工记·轮人》。 1《尔雅·释水》。 2《越绝书》逸文。 1《庄子·天运》。 2《庄子·天地》。 索往下一拉，水桶就可打水；然后把手放松，由于后重前轻，水桶便被提上来了。这种机械要比完全靠人力提水，轻易得多，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近代农村中，仍有采用桔槔打水的，墨家还用桔槔来高举烽火，所谓“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 衡器是称量物体重量的器具，发明较早。传说帝舜时代就有了。《尚书·舜典》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衡器有等臂秤（天平）和不等臂秤两种。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战国木衡是等臂秤1，而传为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王”铜衡，则可能是不等臂秤2。衡器所据的原理是两边力矩相等而达平衡的杠杆原理。对于等臂秤（天平），权（法码）的重量与物的重量相等；对于不等臂秤，重物与重臂（重物至支点的距离）之乘积等于权（秤铊）与力臂（权至支点的距离）之乘积。墨家学派曾阐述了不等臂秤的工作原理，墨家把重臂叫做“本”，把力臂叫做“标”，权的重量比物的重量轻，对此，墨家指出，若要这种秤“相衡”的话，必须“本短标长”3，可见墨家已知杠杆原理：重x本＝权x标。这比古希腊阿基米德于公元前三世纪发现杠杆原理要早一个多世纪。 此外，有关滑轮、轮轴等杠杆机械的利用，先秦古籍中亦有所记载。据说公输般曾建议季康子造转动机关安葬其母，这转动机关可能就是辘轳；《墨子》“备高临”也提到当时有一种连弩之车，曾用辘轳引弦张弩。《墨经》中还记载了以斜面配合滑轮或轮轴来起重的实验情形。在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中，也发现用辘轳提升矿石的遗迹。 1战国等臂木衡，见《全国基建工程中出土文物图录》。 2战国不等臂秤“王”铜衡。见《文物》1979年第4期第74页，刘乐瑞文。3《墨子·经说下》。 第三章交通、道路、都会第一节由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分布推测交通的起源和当时道路的雏形交通起源于生产和交换我国交通的形成和发展，远古之时已肇其端倪。追溯其渊源所在，当始于原始社会。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其间相互的联系，就可以作为说明。我国原始社会文化遗址，近年迭有发现。其分布的地区极为广泛，东起黑水白山之间，西迄塔里木河上源，北自阴山之北，南至海南岛的南端，莫不有其踪迹，而黄河流域和东海之滨，更显得稠密。其间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又远较旧石器时期为繁多，显示出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 当前，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的探索工作正在方兴未艾之际，新的发现仍时有所闻。不过就现有的基础，尚可略事论述。旧石器时期的人以采集为主，随遇而安，也可能有一定的居处，却难以说就不再在外彷徨游荡。新石器时期的人显然有所进步。虽不免还有赖于采集，实际上已经能够从事生产。既能从事生产，就可能形成定居生涯。这就对于居住地址有所选择。从现在已经发现的其时遗址分布情况看来，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人的生活是离不开水的。当时尚未知掘井，故居住地址就多近于水边泽畔。除了近水之外，尚有其他必备的条件和注意的事项。正是由于能够充分利用地理环境，故其居住地址的使用时期也比较长久。 新石器时期的人不仅能从事生产，而且也有了交换。甘肃洮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时期遗址和墓葬中曾经发现过玉片和玉瑗1。洮河流域并非产玉的地方，这些玉片和玉瑗显然是从他处运来的。不论其来自何方，殆都是经过长途跋涉、辗转负贩才能运来。可见当时不仅有了交通，而且路程也许相当悬远。一些遗址的所在地就已经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交通的条件也有所注意。当时的人选择居住地址，如前所说，是离不开水的。这除了生活饮用之外，便利的交通也应是其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因素。一苇之航远较翻山越岭为容易，河流沿岸遗址较为繁多，就是具体的说明。这里不妨先以渭水流域为证。渭水流经陇山东西，陇山以东，沿流平原广袤，尚无若何阻遏；陇山以西，由于地处高原，间杂有山岳，艰于往来，故遗址的分布多沿渭水。渭水发源于渭源县，渭源以东为陇西和武山两县2，丹东为甘谷和天水两县1，其间遗址络绎不绝。天水以东，即为陇山，越陇山而下，由宝鸡市直至渭水入黄河处，遗址陆续相望，未稍减色2。无庸多所解释，远在新石器时期，沿渭水上下的东西交通大道，已经初步形成。 正是由于了解到交通的重要性，新石器时期的人对于居住地址也往往迁就于交通的条件。如前所说，那时的人多喜居住于河流附近，就是这样的道1安特生：《甘肃考古记》。 2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渭河上游渭源陇西武山三县考古调查》，刊《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1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渭河上游天水、甘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刊《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2石兴邦：《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所附《陕西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图》，刊《人文杂志》1957年第2期。 理。还更有甚者，乃是居住于两条河流交会的地方。甘肃永靖县莲花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正在大夏河和黄河交会之处3，而河南南召县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也在黄鸭河和白河交会之处4。就是到现在，两河交会的地方仍然是交通便利的所在。这其间的规律远在新石器时期已为人们所发现了。 然而，河谷水泽之畔，可资作为居住地址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人口逐渐繁殖增多，河谷水泽之畔就容纳不下。河南浚县大赉店、枋头村等濒于淇水沿岸的地方，现在共有十五个村落，却已发现了十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5，其稠密的程度几与现代柏埒。而河南安阳洹河侧畔一个十五里长的地段里，竟已发现了十九处新石器时期遗址6。遗址与遗址之间的距离尚不足一里，就是在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如此。那时已经有了农业，却还不知道施肥，无由克服地力渐减的自然规律，因而也难于在一地长期居住下去，必须选择新地另行迁居。因而，虽非河谷水泽之畔也就有了更多的居住地区。现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遍布于全国各处，不仅平原地区遗址相当繁多，就是丘陵山地也不乏其踪迹，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 沿渭水伸延的长西古道路居住地区既已扩大，交换的范围就相应广泛，交通道路也就难免随之延长，而且逐渐趋于形成较为主要的交通道路。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最为广大。主要交通道路也较为明显可见。前面曾经说过，渭水沿流由于新石器时期遗址的络绎不绝，显示出其地交通的发达，这里所说的遗址主要就是仰韶文化的遗址。后来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由渭水入黄河处直至陇山之下，皆有分布，几乎原来仰韶文化的旧地都成了龙山文化的新居。这就说明了这条东西大道并不因居人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兴废。还应该指出，就在这段道路上，东部和西部却不相同。东段在渭水之南，西段在渭水之北。这显示出东段和西段地形的差异。直到现在陇海铁路也还因着这样的成规。可见远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已经掌握这里的自然演变的规律。 这条沿渭水的道路，并不仅以渭水为限。渭水入于黄河，黄河东流，这条道路也因之而向东发展，经过现在的洛阳而至于郑州附近。现在郑州以东，遗址少有发现。这不能说当时这里没有居人，而是后来黄河不断的泛滥，地面堆积日厚，遗址波埋愈深，尚未为人所发现。郑州以东本为济水流经的地区，济水是一条古水道，新石器时期当和黄河、渭水同时存在。济水下游直至东海之滨乃是龙山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由今东阿、平阴等处，经济南、淄博各地，而至于东海之滨，可以显示出是曾经有过一条主要的交通道路的1。也可以说，由东海之滨可以西至渭水源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这条道路却并非就止于鸟鼠山。鸟鼠山西为洮河流域，再西为湟水流域。这里是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发达的地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不仅向西发展，就3见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10期《文物工作报导·甘肃省临夏永靖文物普查情况》条。4见1955年《文物参考资料》第3期《文物工作报导·河南南台县史庄乡发现古代遗址》条。5周到：《河南浚县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刊《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6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刊《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1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各地遗址，皆据有关的考古刊物和文献，由于篇幅有限，恕不一一注明出处。下文有关的遗址亦同。 是渭水上游也时有其踪迹，特别是齐家文化更东至秦安天水等处。因而这样一条东西大道是会由渭水沿流向西通到湟水流域的。 黄河中下游的三条南北古道路根据这样的道理，在黄河中下游，还可能有三条主要的交通道路。而这三条道路既富有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也非少数。遗址络绎不绝，宛然如线，不能谓非道路所经过。太行山东，今京广铁路沿线各地，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诸市及永年、磁县、汤阴、淇县，就兼有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而其北的曲阳亦有仰韶文化遗址，其南的汲县又有龙山文化遗址。若与今北京市西南其他古文化遗址相联系，谓非一条南北交通道路，恐难说得下去。 太行山西的汾水流域亦是如此。今太原市为山西省会，乃一方交通枢纽。其地就曾发现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沿汾水而下，临汾市和洪洞、襄汾诸县也皆有发现。论其稠密程度似不如太行山东邢台、邯郸诸市间，然汾水并非细流，较之太行山东平原旷野，当更易利用从事交通运输。所可异者，汾水下游之南为涑水流域，涑水沿流的遗址似较汾水中下游为更多。以现在交通来说，这都是同蒲铁路南段经过的地方。若非当时也是一条主要交通道路，如何能这样古今巧合？ 经过现在陕西延安、黄陵等县市，可能在当时也是一条南北通行的大道。因为在宜君、洛川、富县、甘泉，以及延安之北的安塞、子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以至于榆林、府谷等县皆有遗址的发现。这和现在的道路也是吻合的。黄陵、宜君以南，山岭重叠，使由西安至延安的铁路也不得改道由其东绕行，然铜川和耀县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现，却可以证明当时的道路是曾经越过这样的山地的。 淮水以南的古交通这样的情况也见于长江和淮水，而淮水沿流较之长江更为明显。也许长江过于浩淼，不如淮水的较易于利用。就在黄河和长江之间，也并非没有交通可言。长江的支流以汉水为最大。汉水也和其他河流一样，新石器时期的人也不是不设法利用的。汉水支流的白河和黄河支流的伊水，相距最近，而这两条支流侧畔的遗址也都有相当的数目，只要越过其间的山地，两方面的交通也还是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乃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交通。珠江虽不如长江的浩淼，却也源远流长。其西江远来的云贵高原，那里的山峦起伏，迄今犹感交通困难，何况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不过在南岭的两侧，尚可依稀略见其间的关系。长江支流的湘江和赣江皆自南岭流下，而西江支流的漓水和北江的一些支流也皆发源于南岭山下。这些河流的近旁都有相当数目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其上源有的相距并不很远，舍舟越岭还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由现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推测当时的交通道路。主要的依据是其间络绎不绝的遗址。既然络绎不绝就易于扩大交换的关系，因而形成了交通道路。可能当时的交通道路不只就是这几条，只是都不是有相当远的距离，就不必一一论述了。 第二节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间的交通道路古文献所反映的传说时代的交通在有关远古的文献中，也有若干交通道路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常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据三家注的解释，则丸山当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南。岱宗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县北。空桐山，一说当在今甘肃肃州市东南，一说即鸡头山，当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熊山当在今陕西商县西。湘山当在今湖南益阳市。釜山当在今河北怀来县。涿鹿当在今河北涿鹿县。根据这样的解释，黄帝的行踪殆将遍于全国。惟所至之地相距皆甚悬远，不审果遵何途而后能够到达。其后虞舜也曾远巡，据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汉时于今广东、广西两省间置苍梧郡，于今湖南、广西两省间置零陵郡，而九疑山即在零陵郡的东南。郡虽置于汉时，郡名当有所承受，当与虞舜所至之地有关。如果虞舜果曾出巡，而且到过这些地方，则其渡江之后，当出于湘水一途。这和传说中所说的湘山上娥皇、女英二妃故事相符合，或不至有若何参差。然取何道南渡长江？自来史家皆无所说，恐终难得其真象。后来到了夏禹，据《史记·夏本纪》所载，禹居外治水，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遂得“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相当巨大的。所通的九道何在？《夏本纪》于此下辑录了《尚书·禹贡篇》的全文，可见九道就在其中。《禹贡》一篇诚备载各州的贡道，其详密程度，超迈前世。然这一篇文字实出于战国人士之手，只是托名夏禹，其实并无若何关系。这种见解已为现代多数学者所公认，无烦在此多事赘述。然禹之治水确是得到世人称道，并非史家妄说。由于治水，禹也确实到过许多地方。《诗·大雅·文王有声》篇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是禹之治水曾经到过丰水流域。《尚书》言禹娶涂山1，《左传》言禹会诸侯于涂山2，《夏本纪》言禹东巡狩至于会稽，皆可以说是一代盛事。但禹果由何途而至于这些地方，仍是难解之谜。旧说涂山在今安徽寿县，会稽在今浙江绍兴布，皆距中原绝远。近人或有对涂山和会稽所在，不以旧说为是1，其间的道路更是难说了。交通道路也可由历来的战争过程中得知若干梗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争战双方进军退军都需要有一定的道路，才不至于贻误战机。古史质朴，往往未能备载。即今有所记载，其确地亦难于实指。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曾邑于涿鹿，而阪泉乃在涿鹿的附近。是炎帝、蚩尤皆远来寻衅，致起干戈。据《帝王世纪》所说，则炎帝初都于陈，后徙鲁”。《皇览》多记先代冢墓；据其所说，则蚩尤冢当在今山东东平县。古人冢墓多近于所居之地。如所言果确，则蚩尤亦当和炎帝相仿佛，其所居地皆距涿鹿、阪泉远甚，行军道路出自何途，似尚难于确定。 在远古许多战争中，汤之放巢应为一次大战。商汤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1《尚书·皋陶谟》。 2《左传》哀公七年。 1钱穆：《西周地理考》，刊《燕京学报》第10期。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又战于三■，而后放之于南巢。这是见于《尚书·汤誓》和《仲虺之诰》的记载。在鸣条战前，汤军升自陑。据《伪孔传》的解释，陑在河曲之南，而桀都于安邑，是汤军渡河北征。鸣条在安邑之西，桀既都于安邑，故其战地得在安邑附近。三■在今山东定陶。南巢，《伪孔传》仅说是地名，而未有确处。后人以春秋地名解释，谓在今安徽巢县。如所说果确，则这次战争实为奇迹。汤时居毫。毫地所在说者不一，要以在今山东曹县南者为是。即令此说尚有未审，总是在大河之南，自安邑视之，更当在其东南。汤伐桀是由毫西北行，渡过黄河，战于安邑的鸣条。桀军既败，反向东逃，逃至距毫不远的三■，由三■再至南巢，又须经过毫的附近，这样的争战过程，殆有戾于常理。当时太行尚非通途，不审夏桀何能越此东逃？或谓鸣条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其地距毫与三■皆非甚远，似较安邑之说为长，然由三■至南巢的道路，却还有待于稽考。 三代迁都与交通道路的关系夏、商、周三代皆曾频繁迁都。迁都大计自非轻而易举，往来道路当在审议之中。这样的道路似较帝王游幸巡狩和战争进步易于探寻。这里就从夏都说起。夏的建立始于禹。据说，禹受禅，都平阳，或都安邑，或都晋阳1。也有说在阳城2和阳翟的3。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晋阳可能就在今山西旧解虞县西北4；或以在今山西太原市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春秋时，晋国才驱逐所谓戎狄等游牧部族，取得汾水中游的土地，夏禹之时如何能以其地为都？其后，启居于黄台之丘，在现在河南郑州市和密县之间5。此事见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虽近于小说家言，然亦不能谓其毫无故实。春秋时人谓夏启有钧台之享。钧台在阳翟，阳翟本为禹都，亦黄台之丘的近郊，不能以出自《穆天子传》而见绌也。太康和最后的桀居于斟寻6，在今河南巩县西南。或谓桀曾都于安邑7，然西周时人谓“伊、洛竭而夏亡”1，安邑固与伊、洛二水无涉。战国时，吴起对魏武侯论夏桀之居，谓“羊肠在其北”2。羊肠在今山西晋城县，若桀居在安邑，就不能用羊肠说夏都。其后相居帝丘3，又居斟灌4。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5。又其后，帝杼居原，又迁居于老丘6。源在今河南济源县西1《诗·唐风·郑谱疏》。 2《汉书·地理志·注》，臣瓒引《世本》及《汲郡故》。 3《汉书·地理志》：“颖川郡，阳翟，夏禹国”。 4《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三十五里。”5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册。6《水经·巨洋水注》及《汉书·地理志》，注引《竹书纪年》。 7《尚书·汤誓·伪孔传》。 1《国语·周语》伯阳父所说。 2《史记》卷六五，《吴起传》。 3《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4《水经·巨洋水注》引《竹书纪年》。 5《汉书·地理志》。 6《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北，老丘则在今河南旧陈留县。再后，胤甲则居于西河。当在今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侧畔。据说，崤山有帝皋的陵墓7。古人陵墓与居处相距不远，崤山正近于山西省西南部的黄河。胤甲后两传为帝皋。帝皋及其父孔甲未见迁都事，当因胤甲之旧，以西河为都。或以西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古代黄河曾流经今濮阳县西，春秋战国时东土之人多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然战国时亦有人称今山西西南部的黄河为西河8。夏人以西河相称，仅见于胤甲的都城。如上所说，帝相居帝丘，帝丘即在今濮阳县。如帝相时说西河，当指当地的西河而言。胤甲迁都是在帝杼居原后君丘之后，这已远离今濮阳县西的西河，如何还能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夏人累次迁都，除帝相而外，皆在帝丘之西。以帝相一时的都城，即肯定夏代前后皆以相当今濮阳县西的黄河为西河，那是难以与当时的实际相符合的。 商代也曾频繁迁都。从商的先王契至汤就已经迁徙过八次。所迁的都城有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东都和邶，而汤的都城则在毫1。蕃在今山东滕县境。砥石据说在今河北宁晋、隆尧两县间2。商与商丘当是一地，前后不只一次迁此，故名称亦少有差异。其地当在今河南商丘县。相土的东都据说是在泰山之下，邶则在今河南汤阴县南。泰山之下相当广阔，相土的东都究在何处，殊不易确定。以砥石置于宁晋、隆尧之间，亦只是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因而有人就不以为然。古史渺茫，也只能暂作悬案。 自汤之后，至于盘庚的迁殷，其间尚有五次迁徙。所迁之地为嚣、相、耿、庇、奄3。嚣或作隞，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相在今河南内黄县南。庇在今山东旧鱼台县。奄则在今山东曲阜县。这四处所在今地，学者间尚无若何争论。耿之所在似略有歧义。旧说耿在汉时河东皮氏县耿乡，皮氏县为今山西河津县。此说不实，已成定论4。耿或作邢，因而别有两说：其一谓在晋广平郡襄国县，也就是现在河北邢台市。这是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邢、茅、昨、祭为说。其一谓在晋河内平皋县，也就是现在河南温县东北。这是据《左传》宜公六年的邢丘为说。邢丘距当时黄河甚近，故有“圮于耿”之说。至于邢国，则距黄河较远，黄河虽泛滥成灾，实不易使邢国的城池圮毁。祖乙所都当不能远在其地。 周人也曾一再迁都。周人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后稷。这也和商的远祖为契一样，是相当悠久的。后稷居于邰1。邰在今陕西武功县。其后周人辗转于所谓戎狄之间。至公刘始居于豳2。豳的故地约有数处，在今陕西旬邑和彬7《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8《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2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3《尚书·盘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释文》引马融说：“五邦，谓商丘、毫、嚣、相、耿也。”疏引郑玄说：“汤自商徒毫，数商、毫、嚣、相、耿为五。”案：盘庚所迁，不当计入。《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仲丁自毫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帝开甲居庇，南庚更自庇迁于奄。”其于祖乙，仅引《纪年》说：“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而未及其迁都事。按：《书序传》，“祖乙圮于耿”。是祖乙亦曾迁都。合计为五。其说较诸家为胜。 4《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 1《史记》卷四《周本纪》。 2《诗·大雅·公刘》毛《传》。 县。这显示其居地仍在动荡不安之中。接着又相继迁于周原3、程4和丰、镐。再后，又曾一度迁于犬丘5。幽王于骊山覆败之后，平王更东迁于雒邑，是为东周。周原在今陕西扶风、歧山两县间。程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丰在今陕西户县东。镐在今西安市西南。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雒邑则在今河南洛阳市。 夏、商的交通关于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所在地，学者间尚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所提到的也只是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样一般的说法，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交通的轮廓。可以说，各王朝的都城之间都应有交通道路以相联系，不然所谓迁都也将是不可能的。 夏人在今山西西南部的都城，有平阳、晋阳和安邑三地。这是由涑水流域北至汾水中游的一条道路。前文论彩陶文化时就曾经提到过这条道路，可见它是有由来的。胤甲居西河，其后帝皋亦因故居，未曾迁徙。此西河如前所说，当在今山西西南部，晋、陕两省间。再北为龙门山地，夏人都城不会舍平原而趋于丘陵之间。夏后皋之墓在崤山，则西河与崤山是有道路可以相通的。这样的道路不是由晋、陕两省间渡过黄河，并沿河东下，就是越中条山南行。尤其是越中条山一道，夏初当早已形成。如前所说，太康与桀皆曾都于斟寻，而斟寻就在洛水下游。周人亦称自洛汭延于伊汭，为有夏之居1。周人且称唐叔所封地2和虞仲所封地皆为夏虚3。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虞仲所封在今山西平陆县4。这几处夏人故虚迄至周初尚为人所称道，可知其当年的盛况。其间有交通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夏人的建国固以这几处夏虚为基础，然夏人却是向东发展的。帝相的东迁帝丘和斟灌，正是具体的表现。在此以前，帝启就曾居于黄台之丘。由伊洛二水间东行，经黄台之丘而达于帝丘和斟灌，正显示出当时黄河以南交通大道的所在。后来东进受挫，帝杼迁都于原，犹不忘情于东土。其再迁于老丘，而老丘正在由黄台之丘东去帝丘的途中。当时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商人的建都不离黄河下游，或在河南，或在河北。其间交通道路也是相当具体和清晰的。汤居于亳，亳在今山东曹县南，这是无可非议的。相土之东都在泰山之下，这是商人都城东迁最远之地。其实在相上以前，契就曾经迁都到蕃5。蕃在今山东滕县境，乃在泰山之南。由亳至泰山之下，如要经过蕃，是不免稍稍绕道的。然继其先王已创的基业总比新修道路为容易。汤3《诗·大雅·緜》篇。 4《周书·大匡解》。 5《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1《史记》卷四《周本纪》。 2《左传》定公四年。 3《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4《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5《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迳峦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阚骃曰：‘蕃在郑西’。然则今峦城是矣。”按：商人建都无在崤山以西者，郑西之峦城，必非契都，王国维《说契自至于成汤八迁》以《汉志》鲁国蕃县当之，诚是。 以后，商人又在庇、奄两地相继建都，而这两地又皆在由亳经过蕃而至于泰山之下的大道上。可知这条道路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沿用了相当长久的时期。亳在济水之南，汤时夏人虽已不再东进，然在东土却仍有相当基础。所谓韦、顾、昆吾，就都是夏人的与国。《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即指此而言。韦在今滑县东南，顾在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也就是原来的帝丘。韦就在夏时由伊洛之间至帝丘的道路上。顾于斟灌偏于东南，盖由昆吾直东可以至顾。由毫至顾，越过济水即可达到。虽相距并非很远，却可使黄河以南的东西道和济水以南的东西道路相联系。 契之后，昭明曾迁于砥石1。如前所说，砥石在今河北宁晋、隆尧间。 如所说果确，则其地应在大陆泽之北。昭明是由蕃迁往砥石的。蕃与砥石之间应有一条道路。道路何在？已难实指。然砥石之南，溯黄河而上，交通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在汤始居亳之前，相土曾于邶。盘庚迁殷之前，河亶甲又居于相。邶、相两地分峙于黄河的两侧，距河滨又皆甚近，对于水上交通的利用并非不可能的。祖乙圮于耿，为商代的巨变。河患的剧烈使商人不能不为之迁都。可是商人的迁都却还未能远离黄河，黄河水上的交通应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史称商纣之时，“厚赋敛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2。又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1。鹿台在朝歌。朝歌在今河南淇县东北。沙丘在今河北平乡县东北。邯郸当即今河北邯郸市。这些地方都是黄河流经的地区。巨桥为仓名，在钜鹿水上，距沙丘当不甚远。据说当地有漕粟2。漕运是怎么来的？这无疑是要假道黄河了。 西周交通的发展和道路的修整周人的兴起及其向东发展，使当时的交通呈现系统化和网络化。周人始建都于歧下，和殷人争衡，实施翦商大业。其都城也步步东进，由周原东至程，更至于丰镐。丰镐虽建为都城，周人并未忘情于周原。周原与丰镐间的大道，实为周人本土的主要道路。周武王东征，由盟津渡过黄河，直抵朝歌，与殷纣战于牧野。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洛阳市北。武王灭殷归来，营周居于雒邑，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3。雒邑即今洛阳市，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桃林在今河南灵宝县。这条道路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继续沿用，其间也不免有若干变化，总的趋向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 作为周人统治地区的东西交通干线，由周原经丰镐至于雒邑的道只是其间的一段。由雒邑往东，还继续伸延。周公于殷人既灭之后，东向残奄。奄为殷人与国，为周人东方次于殷人的大敌，不能不用兵征讨。奄既被残，周人因以其地建立鲁国。与鲁国并建的为齐国。齐、鲁两国拱卫东土，使殷人余孽不能再事反抗。当时的东西交通干线，最东就通到齐、鲁两国。这条道路和商人以亳为中心的东向交通路线不尽相同。春秋初年，周王使凡伯聘于1《书·正义》引《世本》。 2《史记》卷三《殷本纪》。 1《史记》卷三《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 2《史记》卷三《殷本纪·集解》引许慎说。 3《史记》卷四《周本纪》。 鲁，戎伐凡怕于楚丘1。楚丘在今山东城武县西南。凡伯聘鲁，力戎所伐，正显示这条道路是要经过楚丘的。楚丘近汤所居之毫，是周时的道路仍有个别段落是因殷人之旧的。 由雒邑经盟津至朝歌是武王灭纣的旧路。纣灭之后，其故土为卫国的封地。卫国之北，尚有邢国。邢国和凡、蒋等国皆为周公之胤2，也是一个重要的封国。邢国故地在今河北邢台市。邢国在朝歌至邯郸这一地区之北，似已出宁殷纣的京畿之外。如以砥石在今宁晋、隆尧之间，则邢国所封还未出于商人迁都的地区之外。何况殷纣的沙丘又在邢国故他的东北。这条道路似仍因殷人之旧。邢国以北未闻有所建置，这条道路可能暂止于邢国。 对于夏人的故土，尤其是唐叔所封的夏虚也未少有疏忽。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汾、涑之间。与唐叔同封尚有其他封国，其最北的封国当为霍国。霍国与管、蔡、鲁、卫等国同为文王之子所封3。其地在今山西霍县，亦即在霍太山之南。周初循汾、涑北行的道路可能即止于此。或谓唐叔所封乃在今太原市。唐叔所封实不能远至今太原市，其证甚多，无须在此一一缕述。唐叔既封于夏虚，夏虚何能亦远在今太原市？这条道路的南端，如前所说，一由河曲渡河，东至于崤山；一越中条山，渡河南行。然自周人建制，则由丰镐东行，渡河之处已移至渭水入黄河处之北。春秋时，秦、晋两国曾经频繁战争，其渡河的地方就在这里。晋侯使吕相绝秦，所说的“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1，就指这条道路而言。王官在今山西临猗县南，羁马在今山西永济县南，涑川即涑水，固皆在这条道路上。 殷商之时，曾经对于“居国南乡”的荆楚进行过征讨。《诗·商颂·殷武》所说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衷荆之旅”，即指此而言。郑玄释殷人南征，乃是逾方城之阨。方城之阨在今河南方城县，曾长期为南北交通大道经行之地。殷人南征为高宗时事。其时殷人已久居于相当于今河南安阳之殷，由其都城南征可能要经过方城，惟不见史册记载，殆近于想当然之辞。周人克殷之后，对于各方皆大加经营。雒邑的营建为一时少有的重大设施，对于南方各地也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不过这在文献记载上似尚未能见到具体的证明。直至东周初年才略显出一些端倪。骊山之役，幽王为犬戎所诛杀，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2。申侯应即宣王时受封的申伯。申伯所封在谢，并因谢人为之建城修庙。其地在今河南南阳。《诗·大雅·崧高》一篇，就是专咏申伯受封之诗。诗中一则说：“亹亹申伯，王纉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再则说：“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而且还说：“申怕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这显然是要申伯担负控制南国的任务，所谓“南国是式”，“南土是保”，就是这样的意思。申国地位既是如此重要，当然就具有一定的国力，它可以为平王立国的交柱。申国位于雒邑的南方，相距又不很远，其间往来无须假借他途。只是途中崇山峻岭，互相隔绝，仅方城一途可以通过。这就可以证1《左传》隐公七年。 2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左传》成公十三年。 2《史记》卷四《周本纪》。 明这是当时由雒邑通往南服的道路。 其实远在申伯封谢以前，周人对江汉之间就已有所经营。《诗·国风》以周召二南开篇。《诗序》解释南的意义，谓“言化自北而南”。郑笺说：“从北而南，谓其化从歧周被江汉之域”。按之《汉广》篇所说：“汉之广矣，不可咏思，江之永也，不可方思”；《汝坟》篇所说：“遵彼汝愤，伐其条枚”，不仅提到江汉，而且涉及汝水。《江又汜》篇更说到江之有汜、有渚、有沱，就显示出对于江汉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其间的交往也较为频繁。周人灭商之后，汉阳诸姬的受封，更是具体的设施。周人对于江汉地区也曾使用过兵力。昭王南征不复，直至春秋之时，齐桓公还以之作为对楚国问罪之辞1。宣王也曾丧南国之师2。昭王为何不复？楚人的答辞是“君其问诸水滨”！杜预解释说：“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楚人虽不承担此事责任，昭王曾经达到过汉水之滨，却是可以肯定的。宣王时的南国，韦昭以“江汉之间”作解释，并引《诗》所说的“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作证。这都是无可非议的。这里的问题乃是昭王和宣王究竟是取哪条道路南征的。周初封国，楚国也是其中之一。楚国封于丹阳。丹阳所在说者不一，然以在丹水之阳最具胜义。丹水发源于汉时上雒县3。上雒县即今陕西商县。越过秦岭就距丰镐不远。这应是周初由半镐通往东南的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在西周一伐，楚人并未离丹阳南迁。楚人答齐桓公的责难，诿昭土的丧亡非其力之能及，其实楚人徙都十郢，迟至楚文王元年，其时为鲁庄公五年，周庄王八年1。杜预欲为之摆脱，是不可能的。周昭王宣王时，楚都既尚在丹阳，则丹水一途还应是畅通的。前面曾举出《崧高》之诗，诗中说到申伯受封赴国的过程：“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在今陕西眉县，距周原不远。当是其时宣王方有事于周原，放得在其附近为申伯饯行。申国固然与雒邑相近，然申伯赴国当不会舍丹水之途而绕道于雒邑方城也。以申国所在地而论，实可控制丹水和方城两条道路，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故申伯赴国之后，“周邦咸喜”。 就在西周初年，由于平定所谓淮夷，东南的交通也有所开发。淮夷居地当在淮水下游，因淮水上游周初已有若干诸侯封国，淮夷不能远至其地。周人之所以征讨淮夷，是由于淮夷助管、蔡、武庚反周。战事结束后，周人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微子封于宋，是为了奉殷祀2。卫本殷人故土，若为了奉殷祀，是无过于卫了。揆诸当时情势，周人是不会以卫归诸殷人的。宋在商丘。商丘固为商人旧都，然商人旧都甚多，又非汤所居邑，何以微子必封于此？可能除奉殷祀外，还以之控制东方。微子将徵于武庚的覆灭，自必唯周人之命是从，不敢再有所反侧。而周人欲通往东南，宋国也是必经之地。淮夷虽经用兵征讨，对于周人却不是就此恭顺下去。宣王时，还曾再次出师。《诗·大雅》的《江汉》和《常武》两篇都是歌诵宣王在这方面的武功。《江汉》篇中固然明确指出：“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可是以江汉名篇，篇中又屡提到江汉，似与淮夷的具体所在无关。1《左传》僖公四年。 2《国语·周语上》。 3《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1《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 2《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 《常武》篇中则显得更为明确。它一则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再则说：“翟征徐国”，而后又说：“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这里所说的淮夷，实际就是徐国。徐为东方之国。后来战国时人托名大禹所撰的《... 10 《战国策·魏策一》、《史记》卷六五《吴起传》。 南北，却大致是东西成为一线，不过其间略有弯曲而已。 安邑和大梁都处在交通大道上。安邑位于由西河通往汾水中游的大道上，向北通到赵国的晋阳。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大梁位于东周的雒邑和韩国的荥阳通往东方的大道上，再向东去就是宋国的睢阳和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县和徐州市。这两条大道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甚至到西周初年。这诚然是两条重要的大道，但在魏国更为重要的却是新旧两都间的道路，也就是由河东经过河内通向河外的道路。尤其是河东和河内间的道路在较早的时期就更为重要。梁惠王就曾经说过“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这条河东河内间的道路当是由安邑，经过晋国旧都绛，再东南行达到河内。由河内东南行，前往大梁，是要渡过黄河的。渡河之处当在卷。卷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当时正濒于黄河。魏国东长城，如前所说，正是起于卷，卷之西为荥阳，已非魏国土地。魏国北疆有酸枣2。酸枣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当时黄河由卷流向东北，酸枣距黄河已远，这条道路是不会绕行其地的。 魏国既西有河西地，则河西与安邑之间亦应有道路。其实远在春秋之世，秦、晋两国交往和兵争已经频繁出入于其间，无容再事陈述。魏国迁都大梁之后，西与韩国往来，东与齐、宋通使，皆有旧日大道可资利用，惟和赵国的邯郸和卫国的濮阳之间的道路似属新辟。张仪说魏王，谓“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枣，却卫取晋阳，则赵不南；赵不南，则魏不北；魏不北，则从道绝”3。这是说，魏、赵之间的交通是要经过卫国的。卫国都城濮阳北濒黄河，是黄河的有名渡口。春秋时，晋文公伐曹，最初就是想从濮阳渡河的。魏、赵两国间的交通道路由濮阳渡河，这就显得卫国的重要。濮阳之西有白马津，亦称围津或垝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这是赵国的河外4。由魏赴赵，若不稍稍绕道濮阳，从白马渡河，当更为捷近。 魏国与秦、韩两国不同，和赵国也有差异。秦、韩和赵国的交通，很少利用自然水道。春秋时，秦、晋泛舟之役，秦输晋粟，自雍至绛相继不绝。这是利用渭水、黄河和汾水的水道。入战国后，秦国不以雍为都，晋国亦为三家所分有，河上运输不通久矣，魏国有济水流贯国中，且距黄河亦非甚远，故能利用水道，从事交通运输。鸿沟的开凿更使水上交通大为发展。这将在后文再行论述。 赵国的都城和交通韩、魏及赵国皆承三晋余绪。赵国处韩、魏之北，虽无黄河贯穿国中，却伸延及太行山东西两侧。赵国都城先在晋阳，后迁中牟，最后定居邯郸。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乃在太行山之西。中牟所在，旧说互有参差，大要以在今河南鹤壁市西为是。邯郸则在今河北邯郸市。中牟、邯郸皆在太行《孟子·梁惠王上》。 2《战国策·魏策一》苏秦说魏，谓魏国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衍在今郑州市北，位于魏东长城之外，非黄河渡口。燕在今延津县东北，距黄河更远。 3《战国策·魏策一》。 4《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曾道及赵国的东阳河外。杨守敬《战国疆域图》以河外置于白马口之南。 山东，与晋阳不同。晋阳在沿汾水南北行的道路上，中牟与邯郸皆在循太行山东麓的南北行道路上，各有其便利之处。中牟与邯郸之间仅隔着洹水、漳水，近在咫尺之间。邯郸与晋阳各居太行山一侧，其间交通堪值研讨。按之史籍，由晋阳至邯郸盖有两途一出壶口，一出井陉。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战国时属于上党。上党，一般论者皆以为上党为韩国辖境，其实并非完全如此。阏与、羊肠2就皆为赵国所属。苏秦说赵，谓“秦以三军攻王之上党而危其北，则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3。赵武灵王也说“（吾国）自常山以至代、上党”，又说“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是其地犬牙相错，各有所属，未可一概而论。前文论春秋晋国交通享，曾道及壶口。并谓晋国经营东阳就是这条隘道，由壶口东出太行山，就是邯郸，故晋国苟、赵两家相争时，荀寅于失去朝歌之后，就奔于邯郸2，盖欲控制这条道路，使之不轻易落于赵氏之手。战国时，晋阳、邯郸先后成为赵国的都城，这条道路当仍继续为人所利用。至于井陉道路之见于记载，当始于赵武灵王之时。武灵王自将攻中山时，使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张守节释此陉为陉山，并谓在并州（井）陉县东南3。所说就是指井陉而言。其后秦国大兴兵攻赵时，王翦就将上地之军，下井陉4。可知这条道路已成通途。 赵国与韩、魏两国有不尽相同处，其北境与从事畜牧业的民族相毗邻，故得一再向北略土。赵襄子曾北登夏屋，邀请代王，遂击杀代王，兴兵平代地5。夏屋山在今山西代县东北，与句注山相连。代国当在夏屋、句注之北。是由晋阳北至代国，当超过夏屋、句注山。其后赵武灵王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九原则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这两地大致东西成为一线，由云中可以西至九原。赵武灵王西略地之前，还曾破原阳以为骑邑7。原阳之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8。则前往云中、九原的道路当是越句注山，经原阳而至其地。这里还应该提到的，乃是赵武灵王曾从云中、九原作为使者南下入秦，所行的道路后来就是秦国控制北疆的主要道路，是经过上郡治所肤施达到咸阳的道路。 赵国和齐国交往亦相当频繁，也曾经有过几次兵争。据《史记·赵世家》所载，成侯七年，侵齐，至长城。肃侯六年，攻齐，拔高唐。齐长城西端始自平阴。赵国侵齐所至的长城，当在平阴。平阴在今山东平阴县东北。高唐则在今山东高唐县东。长城固为险要处，高唐也是阨塞。齐以盼子守于高唐，《战国策·赵策三》“秦令卫胡易伐赵，攻阏与，赵奢将救之。” 2《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时，曾道及秦军西攻赵脩武，踰羊肠事。3《战国策·赵策一》。 《战国策·赵策二》。 2《左传》哀公四年。 3《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4《吏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5《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7《战国策·赵策二》。 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赵人就不敢东渔于河。按张仪说齐王时，曾经说过“秦悉赵攻河关，指博关，临淄、即墨非王有也”2，是这两个关当为赵、齐两国的要地，与高唐相若，当在高唐之西。或渭河关在今河北馆陶县，博关在今山东在乎县北3。似稍失之偏南。河关、博关，高唐一途，当为齐、赵两国间大道。平阴一途，战国后期似少见记载，恐其重要性亦当有所减低也。 齐国的都城和交通齐国是东海之国，它和秦国分居东西两方。当时通过雒邑的主要东西道路，向西通到秦国的咸阳，向东就通到齐国的临淄。关于这条道路，前面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其实只说到魏国都城大梁。大梁以东，这条道路有了分歧，通到齐国的是其中的一支，另一支则通到宋国的睢阳和彭城。通到齐国的一支应该经过陶，这不仅是地势使然，也是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天下之中地位的经济都会。陶位于由济水分出菏水的地方，有水道可以利用的。这在后文行将提到。这里只说有关的陆道。由陶东北行，就是大野泽。这对道路的布局是有影响的。经过这里的道路，就不免再有分歧。正如苏秦所说的，秦军若要进攻齐国，就要过卫阳晋之道，径亢父之险。阳晋在今山东郓城县西，正在大野泽之北。亢父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北，却在大野泽之南。亢父东北距鲁国都城不远，当然可以通到鲁国，但往齐国却不必绕道曲阜。亢父之险是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鲁国北部汶水两侧，山地较多，虽不能说是险阻，却是不如平原旷野的易于通行。因而经由亢父这一分支，当是绕过大野泽再与阳晋那一分支相混合，然后由平阴入齐长城，而至于临淄。这条道路乃是由魏国东北斜行趋向齐国的，和由邯郸东行至于临淄不完全相同。 齐之北与燕国为邻。两国亦间有兵争，可因以知当时的交通道路。田齐桓公时曾袭燕国，取其桑丘2。这是一次较大的战役，魏、赵两国并来救燕，与齐战于桑丘3。桑丘在唐遂诚县4。唐遂城县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其地已近于燕下都。齐军进攻盖循燕、齐间的道路而行军的。燕、齐间再次较大的战争，为燕国与秦、楚、三晋共攻齐，入临淄，后田单破燕军，燕将犹保守聊城5。聊城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则聊城正当燕、齐两国间的道路上。前文论春秋时最东的一条南北道路，是经过莒、郯等国的。战国初期，越王无强兴师伐齐，曾告齐王“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据说南阳在齐之南界，莒之西。在此之前，勾践已平吴，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2。这都是发生在这条道路上的大事，可见这条道路在战国时仍然通《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2《战国策·齐策一》。 3杨守敬《战国疆域图》。 《战国策·齐策一》。 2《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3《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又卷四四《魏世家》。 4《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正义》引《括地志》。 5《战国策·齐策六》。 2《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 行。 楚国的都城和水陆交通情况南方的楚国，春秋时已为大国，与齐、晋抗衡。入战国后，更东灭越国，伸展其国力于东海。又东北灭鲁，疆上开拓至于泗上。苏秦所谓楚地北有汾陉3。汾陉在今河南临颖县，盖已深入于中原了。楚国的土地诚极扩张，和其北诸侯封国间的往来，仍不外以前们有的几条道路。通过方城、邑塞的大道，依旧为南北的通途；西北与秦国的交往，还是以经过武关一路为便捷。楚国此时又以郇阳为塞，郇阳在今陕西旬阳县。盖西北一路在未入武关之前，即可溯汉水而上，以至秦岭以南各处。楚既灭越，其东地遂不时为齐所觊觎4。东地或称东国，其地当近于齐国5。 虽近于齐国，却非指鲁国而言。因孟尝君之父田婴所受封的薛邑，固仍在鲁国之南。故所谓东地或东国，当为泗水中游及其以北沂、沐二水所流经之地。或以之置之泗水中游以南，似稍失之。这里既为齐、楚两国争执的所在，则其间的南北道路尚不至有所断绝。至于彭城之南的道路，虽少见于记载，当亦不至断绝难通。尤其是春申君受封之后，江东与中原的联系，恐不会竟至漠漠无闻也。 不过也有两条东西道路难免于荒芜。其一是由原来陈国附近通向东方的道路。这本是辕涛涂向齐桓公推荐的道路，期望齐桓公召陵会盟后，由这条道路回齐国去。还在春秋时，楚已灭陈，夷为诸县。由于其地当楚夏之交，能通鱼盐之货，已发展成为经济都会，不过既在楚夏之交，应是具有南北的作用，至于东西交往，似少见于记载。另外一条道路，是在江北淮南，就是春秋时吴、楚交兵经常往来的道路。楚、越亦尝交兵，似未遵循这条道路2。后来楚为秦所逼，自郢迁都于陈，又复迁于矩阳，最后迁于寿春。钜阳在今安徽阜阳市北。寿春在今安徽寿县。郢既不为都，则由故吴地西行，去郢者当不会很多。战国末叶，黄歇以楚相之尊，获封为春申君。春申君以吴国故墟为已封邑，稍后就封于吴而行相事3。这就使春申君封邑与楚国新都寿春之间的交通有了新的发展。不过所行的道路仍应是当年吴、楚间的道路的东段，而不是另外的新建。可是如《鄂君启节》所说的，鄂君之时，楚已迁都于寿春，这个新都仍以郢相称。鄂君赴郢，并非越过邑塞，而是溯汉水上行，出方城之外，然后东南行至郢。若非鄂君还有他故，需要绕道，当3《战国策·楚策一》。 4《战国策·楚策二》。 5《战国策·西周策》。 杨守敬《战国疆域图》。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2《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无强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齐威王遣使说越王，请其专致力于楚。因说“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夫，此四邑不上贡事于郢矣”。雠、庞所在无考。竟陵在郢东，长沙则在江南。《正义》谓无假云关当在江南长沙之西北。越若听从齐王之说，转而伐楚，其出兵之途当在江南而不在江北。 3《史记》卷七八《春申君传》。 谭其骧《长水集·鄂君启节铭文释地》。 是黾塞险峻，艰于跋涉。 楚国在这几条道路外，也曾经开辟过新路，庄0王滇池就是由新开辟的新路前往的。滇池在今云南昆明市南，为当时徼外地。庄0西南之行，《史记·西南夷传》说是“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这里的“蜀”字是衍文2。《汉书·西南夷传》引用这句话，也只说是“略巴、黔中以西”。滇池诚在巴的西南，庄0此行却并非就经过巴地。巴楚并立，虽历有年所，其间难免了无交恶。楚曾于江上设杆关，其地在今四川奉节县3。这座关隘的设置虽说是拒蜀，实则巴也在被拒之列。庄0何能越巴而远至于滇池？按黔中为楚国所设的新郡。《史记·楚世家》所谓“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是也。秦因楚旧，仍置此郡4，秦郡治所在今湖南沅陵县西5，当系因楚国的旧制。不论庄0西南行道出何途，皆不能既经巴而又经黔中。巴非楚土，若不能取道其国，则显然是由黔中前往的。黔中郡治所若在沅陵，乃是濒于沅水。是庄0西南行井非循长江而上，而是循沅水而行。按《鄂君启节》所载，鄂君曾循水道到过资、沅、澧诸水，是今湘西诸水皆已通航，庄0由沅水西南行，并不是不可能的。由于庄0归途受阻，因复返而王滇国，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就难以备知了。 根据《鄂君启节》所示，楚人对于江南北水道，多已利用通lt航。前文曾说到鄂君赴郢，是溯汉水而上，再出于方城之外。鄂君还远溯资、沅、澧诸水。按洞庭之南，以湘水最为大川，鄂君亦曾溯湘水而上，至于据说在今广西全州东北，盖已近于湘水源头。然而最值得注意的，则是由鄂东下，对于长江水道交通的开发。吴头楚尾之间，江水浩瀚，自来是难于泛舟通航的。春秋时，吴、楚构兵多在淮水流域，正是这样的缘故。鄂君所居的鄂，正是现在湖北鄂城县。鄂君曾沿江而下，到过彭■和松阳。彭■据说在今安徽望江县，松阳在今安徽枞阳县，皆在长江的沿岸。如所说果确，己可证明当时足以克服吴头楚尾艰于通行的水道。 关于水道交通的开发和利用，固不仅楚人得有成效，就是秦国也多所致力，尤其是对于楚国的用兵，更是费尽心机。自春秋以来，秦、楚交兵，率取武关一途。至于战国，诸侯封国间的情形时有变化，于是旧道之外，也增添了新途。其中就有对于两国水道交通的运用。苏秦说楚王，曾经指出“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2。如前所说，黔中乃在沅江流域，为湖南西北部3。秦军如何下黔中？苏秦没有说清楚。张仪说楚王时，就说得十分具体。张仪说“秦西有巴蜀，方船积栗，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六·巴蜀》。 3《史记》卷四○《楚世家》。 4《史记》卷五《秦本纪》。 5《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黔州》“秦黔中郡治所即在今辰州两二十里黔中故城”。唐辰州在今湖南沅陵县。 谭其骧《长水集·鄂君启节铭文释地》。 2《战国策，楚策一》。 3《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黔州》“今辰、锦、叙、奖、溪、澧、朗、施等州，实秦汉黔中之地。”这些州分布在今湖北西北部等处。 ■关惊，则从竟陵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举甲出之武关，南面而攻，则北lt地绝”。出巴蜀一途虽较武关为悬远，但很易达到■关，所以对楚国的威胁也最大。这是秦取巴蜀以后的新变化，也是战国初期秦、楚两国都所未能料想得到的。 燕国的都城和交通战国时，称雄的诸侯封国中，燕国僻处于东北一隅，初未为其他强国所重视，其后逐渐有声于世。其间道路亦为当时交通网所不可缺少的。燕国南邻齐、赵两国。它和齐、赵两国的道路，前文已有陈说，这里就不再赘述。另外还有两条道路，不容不略一涉及。苏秦说燕文侯，就已经指出“秦之攻燕也，踰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2。后来秦国攻燕，并未由这条道路出军。秦国虽未由这条道路出军，这条道路却是早已存在的。云中、九原本为赵国的疆土，赵武灵王就曾经在当地驰驱过。上谷、代郡为燕、赵边郡，两国皆须防御匈奴，其间就不能没有道路。这是燕国西北的一条道路。另一条却是趋向东北。燕将秦开驱逐东胡，于边郡置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3。这几郡依次趋向东北，其治所皆未见于记载。后来秦灭燕，仍因燕旧，置此四郡。秦时渔阳郡治渔阳，在今河北密云县西南；右北平郡治无终，在今河北蓟县；辽西郡治阳乐，在今辽宁义县西南；辽东郡治襄平，在今辽宁辽阳市。由燕国都城所在的蓟东北行，或经渔阳郡治所的阳乐，或经右北平郡治所的无终，都可由今大凌河河谷而至于西郡治所阳乐，再东渡辽水而至于辽东郡治所襄平。《战国策·楚策一》。 2《战国策·燕策一》。 3《史记》卷一一○《匈奴传》。 第五节经济都会的兴起及其有关的交通道路经济都会的兴起与交通道路的发展上面所论述的，乃是以战国时称雄诸侯的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的道路。称雄诸侯的都城都是政治都会。称雄的诸侯统治土宇和交往邻国都必须以其政治都会为中心，凭借有关的道路以达到其目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达，在政治都会外，又形成了一些经济都会。这样的经济都会都成为一方的经济中心，甚至超出一方而成为较为广大地区的经济中心。如相当于现在山东定陶县的陶，竟成为“天下之中”。所谓“天下之中”，是包括当时诸侯之国在内的经济中心。既然成为一方的、一个地区的，甚至兼包各诸侯之国的经济都会，自必有从各自的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掏于各地情形不尽相同，有的政治都会就兼具经济都会的性质，因而也就利用原来旧有的道路。有的经济都会由于位于原来已有的道路上，促成了它的经济发达，因而能够能成为受人称道的经济都会。当然也有成为经济都会之后，原来的道路不敷应用，因而另开辟了新的道路。新辟的道路，便利了货物的运输，使经济都会更趋于繁荣。 这些经济都会都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据其所述，则秦国的经济都会有栎邑和雍。栎邑在今陕西临潼县北，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栎邑位于雍和咸阳之东，本来就是处于秦国通往三晋的道路上。同时也是在秦国通向北陲的道路上。秦国北陲居住着一些游牧民族，所谓“北却戎翟”，就是指和这些游牧民族的交往。雍可以通陇蜀的货物。也就是西连陇山以西，而南通巴蜀。越陇山西行，是秦国经营西陲的大路，而褒斜道更控制着南向与巴蜀交往的要道。 太行山西、汾水流域的经济都会为杨和平阳。杨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杨和平阳都在汾水侧畔的南北道路上。《货殖列传》说这两地“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就指出了这条南北道路的作用。这条道路不仅南向通到魏都安邑，还折而西行，通到栎邑和咸阳。栎邑和咸阳先后都作过秦国都城，而栎邑能够成为经济都会，就是因为东通三晋的缘故。平阳本来就是韩国的都城，而其北的晋阳也曾经作过赵国的都城。前面论述这条道路，就只是说到晋阳。可马迁说“北贾种代”，还作了解释说“种代，石北也”。张守节《正义》说“种在恒州石邑县北，盖蔚州也。代，今代州”。徐广也说“石邑，县也，在常山”。两家所说石邑，文字稍有差异，其实本是一地，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唐时属恒州，汉时隶常山郡，故所说略有不同。唐蔚州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代州在今山西代县。代本为国，战国初年为赵所灭，改置代郡。其他即唐时蔚州。唐代州为隋肆州的改称。似难上溯到战国时的代国。小司马以种代合为一地，谓在石邑之北，当与《货殖列传》本意相符。以石邑为汉唐的石邑县，显示出由晋阳东行经井陉关的道路，然由石邑县北行至相当于今河北蔚县的种代，又须再次翻越太行山，与一般道路的常规不尽相合。颇疑由杨、平阳北行，经过晋阳，越勾注、夏屋，就可至于代国旧地。当年赵国灭代，就是出于此途。商贾往来何须两越太行山？只是石邑确地未能多事考核，难以道出具体的路线。太《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代州》。 史公在这里特别提到杨、平阳西贾所至的翟。三晋诚然西接翟土，翟人主要的活动地区这时当已转至黄河以西。这和栎邑北却戎翟的翟应是相同的。由杨、平阳西行，可能有两条道路。其南途当是西越黄河，而至于定阳。定阳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南，曾为魏国所围攻，当为黄河以西的重要地方。魏军西出围攻定阳，不一定就要经过杨或平阳。但由杨、平阳西行，经过壶口附近，还是可以渡河西行的。战国时人对于壶口是不会陌生的。其偏北一途，乃是由蔺、离石西行，渡河至于河西。离石，今仍为山西离石县。蔺即在离石之西。秦、赵两国曾战于蔺，离石2，可知这里曾为军事通道。赵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3。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南。赵国与肤施间的交通，当也是取诸蔺、离石一途。 太行山东的经济都会，有温、轵、邯郸、中山，还应该数上燕国的蓟和卫国的濮阳。温在今河南温县西。轵在今河南济源县南。邯郸为赵国的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中山曾以顾为都城，其地在今河北定县。蓟为今北京市。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县南。这几个经济都会，除濮阳外，均在太行山东由雒邑北至燕国的道路上。温、轵北贾赵、中山，当是循这条大道北行的。这里应该注意到温、轵还北贾上党。由温、轵北行到上党，是要越过太行山的。前面曾举出蔡泽所说的“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口”，正显示出温、轵北贾上党的道路。赵国的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燕都于蓟，涿在蓟的西南，也就是现在河北涿县。和蓟一样，涿也在这条南北道路上。郑于战国时为韩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卫国则都于濮阳。邯郸固可南通郑、卫，却是两条不同的道路。由邯郸去郑，是向南行的；去濮阳，是要略偏向东南。其南行一途，渡河之处当在荣口附近。荥口在今河南荣阳县东北。荣口已近于魏国的东长城，赵、韩两国间的交通道路，似不易越过这条长城而互相往来也。濮阳除北通邯郸外，更近于梁、鲁。梁即魏国都城大梁，于今为河南开封市。鲁都曲阜，即今山东曲阜县。既属邻迩，往来当甚便捷。燕国的蓟为勃海、碣石间的经济都会，它可以南通齐、赵。赵都邯郸已见前文。齐都临淄，则在今山东淄博市东。燕、齐之间，战国时亦数有兵争，前文也曾有所论述。商贾往来非同军旅，当求其最为便捷的途径。两国均濒勃海，又分在黄河南北。黄河下游津渡以平原津最为著名。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县南，当是其时燕、齐之间往来渡河处。渡河北行，其间路程当不能距离勃海更远。燕国由于地处北陲，由上谷以至辽东，确是相当悬远，诚如司马迁所说，它“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些地方在今朝鲜等处，由辽东郡治所的襄平前往是可以达到的。燕国还北邻乌桓、夫余。乌桓在今内蒙古东部；夫余则在今吉林省。由燕国都城前往乌桓，当取道于右北平和辽西郡。前往夫余，则当取道于辽东郡。正是由于能和这样一些边远的地区交通，蓟就易趋于繁荣。 地处中原的洛阳，本是周人的雒邑。雒邑的交通相当发达，道路也有多条，故可“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所谓梁、楚，乃是指魏闰的都城大梁和楚国的彭城，这都是位于由雒邑东南行的道路上的经济都会。这里还应该添上宋国都城睢阳。司马迁未着重提到大梁，这是因为秦灭魏时，曾引河《战国策·齐策五》。 2《战国策，西周策》，又《赵策三》，《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3《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水以灌大梁，使之成为废墟。大梁既成为废墟，睢阳就更趋于繁荣，取代了大梁的地位。再往东去的经济都会就要数到临淄了。临淄为齐国的都城所在，交通一直是发达的。 南方的楚国，地域最广，经济都会亦最多。楚国都城在郢，其后迁于陈，又迁于寿春。这几处既是楚国的都城，也是名著一时的经济都会。郢“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巫，今四川巫山县；巴，今四川重庆市，皆循江而上可以达到。云梦为择地，物产富饶，自可有助于郢的繁荣。“陈在楚夏之交”，也能繁荣起来。所谓“夏”，乃指夏都阳城而言。陈为楚都，当有楚称。这里以楚与夏并称，分在陈的南北，这就应该指寿春了。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寿春在今安徽寿县。阳城位于颖水流域，寿春距颖水入淮处不远。其间的交通，特别是颖水下游，当是利用颖水的水道。至于寿春，司马迁仅谓其“亦一都会”，而未道及其获致繁荣的缘由。寿春濒淮水，水上交通是会使寿春得到方便的。司马迁于论述寿春之后，接着又说“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合肥近在寿春南辟，两者当能息息相关。张守节释南北潮，谓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合肥虽在江淮之间，仍各有相当距离，江淮之潮如何能到合肥？按合肥南北皆有溯泊，南为巢湖，北为芍陂，南北肥水各自分流入湖，合肥正处于南北肥水之间，是会有舟楫之利的。所谓南北之潮当指这些湖水而言。这个“潮”字似为“湖”字的讹误。 楚国尚有两个经济都会，不容不略一述及。这两个经济都会就是西方的宛和东方的吴。宛在今河南南阳市。吴在今江苏苏州市。宛“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故能成为经济都会。武关在丹江流域，正当今豫、鄂、陕三省之交。郧关当为郇关，盖因字形相似而致讹误。郇关在洵水之上，在今陕西旬阳县。这是利用汉水的交通。宛虽不紧濒汉、江、淮，然相距皆不甚远，因而均能有所利用。吴有三江五湖之利，江东水国，舟楫固无所不通。司马迁还曾提到番禹。番禹在今广东广州市。番闺之为经济都会，恐是秦汉时事。战国时楚国上字虽广，似未一涉及五岭以南也。 陶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及其水陆交通在这些经济都会中，最为繁荣的当推陶。陶在今山东定陶县。陶的繁荣远始于春秋战国之际。范蠡佐越破吴归来，治产居积，与时逐利，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因徙居于陶。按当时的地理形势，这“天下之中”的称道，并非过誉之辞。陶的交通也确是四通八达，故能为诸侯封国间货物交易的场所。 由于陶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引起各国的重视，虽已有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却还有人为它开辟新的道路，陶于春秋时为曹国都城，战国时灭于宋，其后入于秦，秦以之为穰侯魏冉封邑。由秦至陶，是由咸阳东行，过雒邑和大梁。这应是黄河以南，东西通行的大道。可是魏冉受封之后，就亟力开辟黄河以北的大道，这条新道乃是取路于魏国的安邑，即所谓为陶开的两道。由秦国至安邑，当时已有通行的道路。由安邑东行，可循晋文公始辟《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史记》卷七二《穰侯传》。 南阳时所行的道路。再东，当是由汲渡河东行，直至其地。汲在今河南卫辉市，当时正濒于黄河。春秋时，城濮之战前，普侯将伐曹，曾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河南济。据杜预的解释，是从汲郡而东，出卫南而东2。既然晋侯曾假道于卫，则说明由卫国也可抵达于陶。战国时，陶卫并称，相距也并非很远，且有濮渠水流经其间3，交通道路是无所阻隔的。这些道路，都是春秋时的旧道，只是分属各国，不全为秦国所能支配，故魏冉须再加开辟。其实，促进陶的繁荣的交通道路，不仅有陆上的，更有水上的，尤其值得称道的，乃是人工所开凿的运河，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菏水。菏水的开凿使当时所称的四读，即江、淮、河、济，得以互相联系起来，陶正处于菏水和济水会合的地方，故能很快繁荣起来，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 春秋战国时期，运河的开凿蔚然成风，前后相继。司马迁撰《史记·河渠书》，对此曾有论述。他说“荣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椎，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溉，百姓享其利。”这么多的人工开凿的运河，对于当时的交通确实大有裨益。 所谓“通渠于云梦、汉水之野”，“通沟江、淮之间”，“通渠三江、五湖”，都是春秋时的往事，前文都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再赘述。济水流经齐国的北境，淄水近在临淄城下。济水和淄水相距虽不很远，却是分流入海。由于相距不远，就容易开凿新的河道。据汉时记载，淄水至博昌入济，并不是入海。既是至博昌入济，当是由于开凿了运河，改变了淄水的流向。博昌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于临淄为西北。这条运河当是由临淄城北，斜向西北，使淄水和济水相联系。济水本来是可通航的。齐国通过这条淄、济之间的运河，更可和济水流域的地方互相往来。 蜀守冰是指秦国蜀郡守李冰。李冰凿离碓，是疏通水道。他于成都所穿的二江，就是由大江引出的郸江和流江2，《水经·江水注》以之为郫江和捡江。这捡江当即流江。或以郫江和大江并列3，然大江所流经距成都尚远，似不能并为一谈。这两条江水流经成都，自有利于交通的发展。只是由于农田灌溉之利更大，行舟之事反而不多受人重视。 在这些运河中，鸿沟的规模最大，其作用也最为显著。鸿沟主要流经魏国境内，也是魏国所开凿的4。鸿沟所沟通的诸侯封国，有宋、郑、陈、蔡、曹、卫，所会合的自然河道有济、汝、淮、泗诸水，这就是说鸿沟并不是单一的人工开凿的水道，而是由几条运河共同组成的。鸿沟应是这样一组运河的总名。不过其中的一条还可以作为鸿沟的主要水道，单独承受鸿沟的名称，鸿沟是由荥阳引河水东行的。荥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东行的河水流经魏国都城大梁之北，再折而东南行，经陈国之东，南流入于颖水。陈国都城在2《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水经·济水注》。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2《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正义》引。 3《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正义》引。 4史念海《中国的运河》。 今河南淮阳县。由大梁南流的水道，称为渠水，也称为狼汤渠。这是鸿沟的主要水道，由荥阳引河处起，直至渠水入于颖水，一般就以鸿沟相称。渠水虽不流经郑国的都城，却经过郑国的东部，这就使郑国也受到它的好处。渠水入于颖水，颖水下入淮水，蔡国所都的下蔡，也就是现在安徽凤台县，正濒于淮水。由大梁东南行，是可以乘舟直达于下蔡的。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河渠书》说鸿沟所联系的诸水中有一条汝水。汝水在颖水之西，而狼汤渠则流经颖水之东，其下游也只是入于颖水，似与汝水无关。其实这还是有脉络可寻的。汝水中游有一座奇域，在今河南郾城县。汝水在奇城分流出一条水，也称大颍水。东流至今河南周口市入于颖水。濆水入颖水处在狼汤渠入颖水处的上游，由狼汤渠转入汝水，还须利用一段颖水。虽然如此，已可证明鸿沟是能够和汝水相会合的。 鸿沟在大梁附近开始有了分支。最北的一条为汳水。汳水流到今河南兰考县和商丘县之间，称为留获渠2。再往东流，就改称获水，再东至彭城北入于泗水3。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市。汳水和获水之南的一支为睢水。睢水与狼汤渠分水处在大梁的东南。东流经宋国都城睢阳之南，再东流至今江苏睢宁县东入于泗水4。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县。睢水今已大部断流，睢阳和睢宁却都是因睢水得名的。那时的泗水是由今江苏沛县、徐州市、宿迁县南流入于淮水的，所以获水和睢水都可以流入泗水。这是鸿沟会于泗水的两条支流。鸿沟支流会于淮水的为涣水和阴沟水。涣水亦称水，分狼汤渠于大梁之南，东南流至今安徽五河县入于淮水。阴沟水本是由黄河分出的另一条支流，它和鸿沟交错在一起，因而也成为鸿沟的支流。它分黄河之处在今河南原阳县西。那时的黄河是由今河南荣阳县东北经原阳县西而东北流的，所以阴沟水能在那里由黄河分流出来。阴沟水分河之后，至大梁合于狼汤渠，至今河南扶沟县又由狼汤渠分出，分出之后就别称为涡水，至安徽怀远县入于淮水2。这里还应该提到鲁沟水。这是在大梁之南由狼汤渠分流出来，东南流到今河南太康县西入于涡水3。 这几条鸿沟系统中的分支，通到宋、郑、陈、蔡诸地，也和汝、泗、淮诸水相会合。这里面没有说到曹、卫两地，也没有说到济水。这里所说的曹就是陶，陶本是曹的都城，曹国灭后，陶成了闻名的经济都会。卫都濮阳，是和陶并称的经济都会。鸿沟没有通到陶，但鸿沟和济水都是从一条水分流出来的，因而鸿沟也是和济水沟通的。鸿沟分支的获水和睢水都和泗水相会合。泗水上承菏水，菏水就在陶和济水相会合。这是说，鸿沟不仅和济水相会，而且遇到了曹。济水在今河南封丘县分出一条濮水4。 濮水流经濮阳之南。濮阳之名正说明它和濮水的夫系。濮水在今山东鄄城县和羊里水合。羊里水是在濮阳附近的瓠子由黄河分流出来的，也称为瓠《水经·汝水注》。 2《水经·汳水注》。 3《水经·获水注》。 4《水经·睢水注》。 《水经·淮水注》。 23《水经·阴沟水注》。 4《水经·济水注》。 子河。这条和濮水相会合的羊里水流到今山东郓城县入于大野泽中。濮水已近于濮阳，瓠子河就近在濮阳城旁，对于濮阳的繁荣自有很大的助力的。如前所述，大梁附近交通已经相当发达，由于鸿沟的沟通，更使这一地区的交通如锦上添花，愈臻便利。前面说过，陶之所以能成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是由于吴王夫差掘沟于商鲁之间，也就是说开凿了沟通济水和泅水的菏水。鸿沟的开凿，其分支虽不包括菏水，但通过济水和泗水，就使陶更趋于繁荣。不仅陶的发达，就是和鸿沟有关的其他经济都会，也都程度不同地繁荣起来。 由于陶的繁荣成为天下之中，就不免引起称雄诸侯间的觊觎和争夺，这就使陶在经济都会之外，又成为军事要地，因而显示出交通方面独异的特色。苏秦以合纵说赵王，集六国之力以畔秦，谓秦国如果进攻齐国，“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2。张仪以连横恐吓赵王，谓“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3。楚人有以戈射说顷襄王，谓“若王之于戈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婆新缴，射噣鸟于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浿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以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4。这几位说士都提到午道，而且使赵、楚诸王都有动于心，这就不是一条普通的道路了。午道何在？值得考核。苏秦所说的“魏塞午道”，《史记·苏秦传》引作“魏塞其道”。小司马说“其道即河内之道”。苏秦说赵时，魏国正当襄王在位，魏虽已迁都大梁，安邑尚未失守，魏国就是要援助齐国，固守安邑，即可阻秦军东出，何劳塞河内之道？司马贞之说未为慎审。可是《史记·张仪传·索隐》又说“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若在赵国之东，则秦军攻赵何能即遣军先塞午道？《史记·楚世家·索隐》却说“午道当在齐西界”。如果和苏秦所说的相联系，则齐西界之说似具胜义。司马贞于释《张仪传》所说的午道时，曾引郑玄之说，谓“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以纵横交错的形势说午道，应得其间的真谛。 按之游士的说辞，午道乃在魏东、齐西和赵国之南，其具体所在当为陶。陶作为经济都会之后，交通益为发达，道路亦有所增多。它可以西至雒邑，东至曲阜，南至睢阳，北至濮阳，东北至临淄，东南至彭城，可以说是纵横交锗，无所不至。 由于陶为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寝假成为称雄的诸侯封国争夺的要地，能够控制这个地方，就会据有先声夺人的形势。当时的游士因而往往以此恫吓诸侯，以求得其所欲。正因为陶为午道的所在，各国对之争夺并未稍止。陶本为春秋时曹国的都城，其后入宋，宋灭之后”为魏所据，最后竟为秦国所有2。此中曲折，史籍虽未详加记载，由其隶属的频繁更迭，亦可见其间争夺的激烈。 《水经·瓠子河注》。 23《战国策·赵策二》。 4《史记》卷四○《楚世家》。 《史记》卷四四《魏世家》。 2《史记》卷七二《穰侯传》。 第六节《禹贡》建立水上交通道路网的思想《禹贡》所说的“九州”地理形势上面所说的都是当时较为重要的交通道路，也是由当时的政治都会或经济都会辐射出来的交通道路，而且都能见诸记载，有史可征。这样一些交通道路，在当时都可以各自成为系统，构成有关的交通网，分布到许多地区。战国时，另有一个交通道路网，和上面所说的不完全相同。 这样的交通道路网具见于《尚书·禹贡》。这是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因而就以《禹贡》名篇。这是撰著这篇《禹贡》的人士设想在当时诸侯称雄的局面统一之后所提出的治理国家的方案。这是一个宏伟周密的方案，不与寻常相等，故托名大禹，企望能够得到实际的施行。这篇《禹贡》以地理为径，分当时天下为九州，这是撰著者理想中的政治区划。此外兼载山脉、河流、土壤、田地、物产、道路，以及各地的部落，无不详加论列。 《禹贡》所说的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当时的黄河上游和现在大致相同，到今河南荥阳县以下却流向东北，入于渤海。这样就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东西两条河流，一为南流，一则流向东北。这东西两河之间就是冀州。以现在的地理来说，冀州相当于今山西省和河北省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太行山南的河南省一部分土地。兖州是在济、河之间。就兖州来说，黄河以北就是冀州，它是以黄河与冀州分界的。这里所说的济为济水。这是一条久已埋塞的古河道。它是由今河南荣阳县东北从黄河分出，流经今河南封丘、山东定陶、济南等县市，东北流入渤海的河流。这济、河所维的充州，相当于今河北省东南部、山东省西北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禹贡》说“海岱维青州”。这是说，青州是东至海而西至泰山。也就是现在山东的东部。徐州是在海岱和淮水之间，相当于今山东省东南部和江苏省的北部。扬州则在淮海之间，就是北起淮水，东南到海滨。用现在地理来说，是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水以南，兼有浙江、江西两省的土地。《禹贡》以荆及衡阳维荆州。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衡山在今湖南省。这是说，荆州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由荆山之下直到衡山之南。豫州在荆河之间，主要是今河南省的大部，兼有山东省的西部和安徽省的北部。梁州在华阳、黑水之间、这是说梁州是自华山之阳起，直到黑水。黑水何在？自来都没有恰当的解释。《禹贡》梁州，曾说到“蔡蒙旅平”。这是两座山名蔡山，据说在汉蜀郡青衣县；蒙山在唐雅州严道县。汉青衣县在今四川名山县北。唐严道县今为四川雅安县北。按照这样说法，梁州应包括今陕西南部和四川省，或者还包括四川省以南的一些地方。九州中还有一个雍州，雍州在西河、黑水之间。今陕西和山西两省的黄河，当时称为西河，则黑水当在雍州的西部。雍州西部的黑水不一定就是梁州南部的黑水，但确地也不易实指。雍州的山水有鸟鼠、三危，也有弱水、都野，皆在今甘肃省境内。雍州境内还有昆仑、析支等部落。据说，昆仑在汉临羌县西，析支在汉河关县西。汉临羌县在今青海省惶源县东南。汉河夭县在今青海省同仁县。按照这些山水部落的分布，则雍州当在今陕西省的北部和中部，甘肃省的左部和青海省的东部。 《禹贡》以冀州为中心之水陆交通网的设想《禹贡》所提出的交通道路网，就分布在这九州之中。明确了九州的具体区划和相当于今地的具体所在，就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交通道路网的分布和作用。《禹贡》的撰述者既以这篇书作为统一之后治理全国设想的蓝图，按当时情形说，是先有一个拟议中的帝都，而这样的帝都是在冀州的西南部。战国时的交通道路是以各政治都会为中心向四方伸延的，可是《禹贡》的撰述者却一反常规，交通道路网的形成并不是以帝都为中心向外伸延，而是作为各州向帝都送交贡赋的道路汇集到帝都的。据《禹贡》所载，这样的交通道路是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兖州浮于济、漯，通于河青州，浮于位，通于济；徐州浮于淮、泗，通于河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雒，至于南河；豫州浮于雒，达于河；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这样的交通道路网和前面所论述不完全相同。这是以水上交通为主的道路网，只有在没有河流的地方，才利用一段陆路。荆州的江、沦、潜、汉都是水道，可是这些水道竟然没有一条可以直达冀州西南的帝都，因而不能不利用陆路。所说的踰于洛，就是由汉到洛没有其他水道联系，只好改就陆路了。现在看来，汉洛之间正是隔着伏牛山，是难于直达的。梁州的贡道也是如此。 在梁州境内，固然可以浮于潜，但潜、沔之间隔着巴山，就是沔、渭之间也还隔着秦岭，这就不能不一逾再逾了。 《禹贡》记载这些水道，除冀州的“夹右碣石入于河”和扬州的“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外，其余七州的贡道都用“浮”来显示其间的作用。“浮”字是什么意义？伪孔传说“顺流曰浮”。这七州的贡道并非都是顺流而下，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胡渭解释说“当时粟米取之于甸服，无仰给四方之事，所运者唯贡物，故轻舟可载，山溪可浮，逾于洛，逾于沔”。胡渭这样的解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禹贡》所说的贡道，包括当时全国的大川，兼有其他较小的水道，就无不可以通行舟楫了。甚至远至黄河上源的积石，也成了航行的悠悠，水上交通的发达，可谓是相当迅速和普遍的，也是少见于文字记载的。就以黄河来说，前文所举的秦、晋泛舟之役，可谓是当时一宗大事，这次所涉及的水道，黄河之外，兼有渭、汾两河，所使用的黄河水道，其实只有由汾水入河处至渭水入河处之间的一小段。所谓泛舟之役，主要是用来运输粟粮的。这和浮字的含义就不尽相同。前文还曾举出卫宣公所筑新台事。新台的修筑说明齐、卫两国间对于黄河水道的利用。战国时，赵武灵王也曾说过“今《史记》卷二《夏本纪》作“均江海，通淮泗”。《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本纪·正义》引郑玄说“均，读曰沿。沿，顺水行也。”《汉书·注》“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江海，战云平。”胡渭《禹贡锥指·略例》。 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揖之用故寡人且聚舟揖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薄洛之水指的是漳水。漳水出太行山后流向东北，由赵国下及中山。这是说所谓舟揖之用，乃是沿流上下的通航，并非隔岸摆渡。赵国与齐国分据黄河东西，和它与中山的关系不同。然以薄洛之水通行舟揖相例证，亦当不是隔岸的摆渡。因此可以说，黄河中下游由秦、晋之间至齐、赵之间，都应该是可以通行航运的。如果说，某些段落尚无舟揖之利，那只像赵武灵王所说，是没有尽到人为的力量的。积石远在黄河上游边辟之地，素未见诸记载。《禹贡》不仅说到导河积石，而且当地部落的贡赋，也可以浮河而下，至于帝都，这应是战国事新的发展，不尽属于子虚。 但是《禹贡》所说亦有未能使人尽信之处。《禹贡》两处提到潜水一是荆州之潜，再一是梁州之潜。荆州之潜早已湮没，或谓在今湖北钟祥、潜江两县境2。这两县皆濒汉水，唯津渠交错，未审潜的确实所在。这条潜水诚能通于江汉，只有汉水可以逾干洛，可以存而不论。梁州的潜水，关系綦大，不能不一追溯究竟。这条潜水的所在，学人间自来多有论证，以胡渭所说较为具体3。其实这条潜水就是现在的嘉陵江，由于流经今四川广元县南北，穿过一些冈穴，所以称为潜水。运输贡赋的船只势难从这些冈穴中穿过，所谓“舍舟从陆而北”，恐只是后来解说者的设想，当时未必就能如此的周到。战国未叶，秦国曾以栈道千里，通以蜀汉，蔡泽以此为应侯范睢佐秦的一大功。若潜水能够恃以运输，秦国何必兴此大工，开凿千里的栈道？话虽如此，《禹贡》的撰述者能够有这样宏伟的设计，对于当时的天下形势是相当了解的，对于当时的地理山川也是较为熟悉的。其中固然有些低误失真之处，也是时代使然，未能苛责于撰述者。即如作为潜水的嘉陵江的上源，积学之士历来已多感难于探究。郦道无就曾经说过“川流隐述，卒难详照，地理潜閟，变通无方。”2，亦可以见其不易措手了。由于《禹贡》的撰述者的了解形势和熟悉地理，其所设计的道路网，还可显示当时交通的规模。由于所设想的帝都在冀州，而冀州三面环河，各州以黄河的交通为主。黄河的水上交通，上起积石，下迄碣石，就是说整条黄河都可以利用。黄河的支流，以汾、渭、济三水为最大，汾在冀州之中，用不着再作说明。渭水和洛水分别贯穿于雍、豫二州，所以就成为这二州的贡道。黄河下游无支流，济水、漯水分别曲黄河分出，都应是黄河的支津。以前人说，济水发源于王屋山下，东南流入于黄河，再由黄河分出，所以称之为济水。按诸自然规律，这是不可能的。济水只能是由黄河分出支津，其分河之处在今河南荣阳县北3。漯水分河于汉东武阳县，东北流至千乘县入海4。汉东武阳县在今山东《战国策·赵策二》。 2胡渭《禹贡锥指》卷七。 3胡渭《禹贡锥指》卷九“郦元云自西汉溯流而至晋寿，阻漾枝津，南枝津即郭璞所云，水从沔阳县南流至汉寿；《寰宇记》所谓，三泉故县南大寒水西流者也。历岡穴迤逦而接汉岡。穴即郭璞所谓峒山；《括地志》所谓龙门山大石穴者也。以今舆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广元县北尤门第三洞口，舍舟从陆，越岡峦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乘舟至沔县南，经所谓浮潜而逾沔也。” 《战国策·秦策三》。 2《水经·漾水注》。 3《水经·济水注》。 莘县南。千乘县在今山东高青县东。这两条水都流贯兖州，所以就成为兖州的贡道。充、豫、雍三州都和冀州接壤，又都是黄河流经的地区，利用黄河支流或支律作为贡道，也是很自然的。青、徐、荆、梁四州分别和兖、豫、雍三州相邻，就只能利用有关的水道，分别通过这三州，再入于黄河，而达于帝都。其实就囚州也各有不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青、徐两州位于东方，东方平原广袤，河流亦多，水道交通不必再假他途。荆、梁山多，水道有所不通，只好在一些地区借助陆路。青州的河流以汶水为大。汶水出汉莱芜县，至寿张县人于济。汉莱芜县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寿张县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青州许多河流都是流入海中，只有汶水是入济的，所以汶水就成了青州的贡道。徐州的贡道是“浮于淮、泗达于河”。淮、泗两水诚为徐州的大水，而且泗水流入淮水。两水相通，自然是会便于交通的。但是泗水南流，淮水东流，都不与黄河相联系，如何能够“达于河”？其实所谓“达于河”的“河”字，乃是错简，应为“菏”字的误文。菏水是连接泗水和济水之间的人工水道，淮、泗两水通过菏水和济水相连，由济水再通到黄河。菏水就是吴王夫差在商鲁之间所掘的沟，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以前的学人都以为《禹贡》出于大禹之手。大禹之时何能有菏水？大禹如何能以菏水置于《禹贡》之中？其为误说是毫无疑问的。荆、梁二州的河流本来也都是不少的，但以大江为主流，大江东去，其他支流也随之东去，因而就绝无北流之水和黄河的支流相联系。这样的自然形势使《禹贡》撰述者所主张的以水道构成的交通道路网，不易完密无间。在水尽途穷之时，只好假道于陆运了。荆州的“逾于洛”，梁州的”逾于泻”，都是因此而起的。这是自然形势的限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九州中只有扬州和冀州之间相隔的州最多，它的贡道是要通过徐州和豫州才能达到冀州。它由淮、泗两水通到徐州，再通过菏水和济水才能进入黄河，抵达帝都。但如何把这一州的贡物都运到淮水和泅水，却还是问题。《禹贡》撰述者特别指出，沿于江海，才能达于淮泗。扬州濒海，且有大江流贯其间，由大江入海，沿海岸北上，是能够转入淮水的。这样运用海上运输，也是其他各州所未有的。这时越已灭吴，勾践且由海上迁都琅邪，海上运输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就在吴国未被灭亡之前，吴王夫差已经开凿邗沟，使淮水和大江可以互相联系。这事在开凿菏水之前。《禹贡》的撰述者把菏水列入他的交通道路网中，却没有把邗沟一并列入，倒是耐人寻味的。按说海上多风涛，总不如邗沟中易于行驶舟船。既然有了邗沟，自应胜过多风涛的海上。当然，邗沟是人工开凿的，航道狭窄，而且还要绕道到射阳湖中，是不如海上的便捷。但作为一个时期的交通道路网，邗沟终究是不能置之度外的。这样的交通道路网有许多地方很少用史事来证明。但不能因此而说，没有史事证明，就不能成为交通道路。交通道路的形成有的固然是有计划的开辟和创建，有的就可能是经过一般行道者的实践而后受到注意修葺筑成的。水上交通就更易于利用，一苇之航只要不遭沉役，就会受到效法，逐渐伸延到更远的所在。这种利用自然的表现，是不必都有待于史事的证明的。《禹贡》所设想的交通道路网，不能说就没有这样的路程，不应因为没有史事的证明，而认为是不可能的。 4《水经·河水注》。 《水经·汶水注》。 综上所述，可见自夏、商、周三代以左，在原始社会的基础，继续有所建树，历经春秋、战国之世，交通逐渐趋于发达，道路也相应臻于稠密。战国时，政治都会随着称踉诸俟国势的扩张而有所增加，经济都会也由于贸易畅通而趋于繁荣。以政治都会为中心，再加上围绕经济都会的发展，交通道路的布局，就显得日新月异。这就为后来秦始皇扫灭六雄后，在全国各地大兴驰道，无所不臻的业绩，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国野、乡里与郡县关于商殷时期是否已有“国”“野”区别问题，由于史料残缺，实难仔细析证，这里暂由殷周之际谈起。 第一节周初的武装殖民与“国”“野”之分周初东征与武装殖民周族本是以今之洛阳以至径渭一带为根据地的“小邦周”（《尚书·大浩》），公元前十一世纪下半叶取代了“大邦殷”（《尚书·召诰》）而为天下共主。为了巩固西周政权，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其同盟者淮夷的残余势力后，又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公东征，其土既非周人所有，其民也与周族不类，因而周族及其同盟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新政权时，如果没有武装力量为其后盾是不住的。周初的这种“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目的在于捍卫周族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实际上具有武装殖民性质。《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姜齐太公被封到东方营丘就国时说，“夜衣而行，犁（黎）明至国，莱侯来代，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菜，莱人夷族，新来的统治者占有其土地，统治其人民，莱人当然要起而反抗。太公在此情况下，建立据点颇具偷袭性质，所以才有“夜衣而行”的必要。周虽败殷，但是周族势力还不及东土。所以又说他“与之争营丘”。《诗经·大雅·悉民》说仲山甫出租，四壮业业，征夫捷捷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指齐之临淄）宣王命南仲殖民方地即朔方时，也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诗经·小雅·出车》）仲山甫和南仲都是周室中衰以后时人，其武装殖民风气犹存，周初的“封国”情况，颇可想见。 筑城镇戍与“国”“野”之分那时被封的奴隶主贵族及其所率领的公社农民进驻广大占领区后，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军事据点，这在古代文献中名之曰“城”，只有如此，才能进行武装镇压。《诗经·小雅·黍苗》中记述召穆公营谢（今之河南信阳）时的军旅集镇的情况说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周人及其姻戚联盟，造邦筑城，镇戍征服地区，也见于西周金文。《中甗》铭虽然残泐颇甚，很难卒读，但其大意却可通晓，即王派中巡省南国，筑城殖民，并派兵镇戍。《班殷》铭记毛公伐东国膺戎，遣令班“目（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毛公东征“三年静东国”。这里的■即城，就是征服筑城之证。 周人拓殖建立的这种“城”，在先秦文献中也名之曰“国”，“国”外广大田土称之曰“野”。西周王朝和各诸侯封国都有这种“国”“野”即“乡”“遂”之分。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多，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周代的“国”和后来的商业城市不同，它对“野”没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其生计一般都要仰赖对“野”的剥削，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阂野。《周礼·天官·冢宰》序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就是这个意思。当时的氏族奴隶主就是依存在武装殖民据点的“城”上，因而有城就有贵族，有贵族就有周族的势力。《左传》文公十二年鲁国的襄仲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当是历史事实。 殖民营国和公社血缘关系的合一，是氏族社会的遗习，所以周族每到新拓殖民地就要建庙立社。《诗经·大雅·緜》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卑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这里所说氏族公社成员定居后，立刻版筑城墙，城墙完固，则要营建庄严穆穆的宗庙，周族东向移民的情状，大概也当若此。所以，春秋时期，列国有难，经常盟大夫或“国人”于“大宫”（《左传》成公十三年、襄公二十五年），出发争战的前夕，“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左传》闵公二年）。庙社因周族统治族与殷族被统治族的不同而有“周社”、“毫社”之分，但其由于公社组织的存在而含有氏族血缘纽带关系则是一样的。这种氏族遗习，横亘西周以下五百多年未尝衰歇，只有到了公社开始解体，这种特征才逐渐消失。 第二节“国人”和“野人”的社会地位之不同“国人”对政治的干预周人武装拓殖的“城”通常有两层城墙，内者曰城，外者曰郭。《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周七里的小面积就是古代的“国”。居住在城郭之内的称为“国人”，以别于郊外的“野人”或“鄙人”，即“庶人”。“国人”和“野人”都是脱胎于原始社会的公社农民，灭商后的周族公社农民与奴隶主贵族一起分别驻守在城邦与都邑，被征服的商族等公社农民则居住在野鄙之中，或隶属于“国”，或隶属于采邑，即“都”或“邑”。西周时期的“国人”和“野人”，由于前者是征服族，后者是彼征服族，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一样。 “国人”有参与政治的传统，所以国王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由于史料的残缺，关于西周各地“国人”干政的情状，虽难确知，但从西周铜器《■》铭文“邦人（“国人”）正人师氏人”、“虐逐厥君厥师”，与“国人”有力妖湄燃文量放逐厉王于彘相似测之，可知西周时代“国人”的政治力量当不亚于春秋时代。 “国人”干预政治的方式很多，或决定国君的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大凡中原的中小国家如郑、卫、宋、曹、陈、许或山东半岛的莒、纪等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可能是这些国家中保留原始公社的遗习较多的缘故。《左传》僖公十八年（公元前42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荀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干訾娄。狄师还。“国人”不是统治阶级，无权染指王位，卫侯让位，只能让给“父兄于弟”，这本来是氏族共同体的现象，但是，凡国之事又要经过全体成员的认可，所以卫侯让位而朝“众”即“国人”，“国人”反对，奴隶主贵族也无可奈何。这也是氏族共同体的残留习俗。《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年）三月，郑国贵族于如立公子，越一月，“郑人（即郑国“国人”）杀，立髡顽，子如奔许”。这种内政外交方面的例证很多。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攻之。卫国夹在晋、楚之间，有一次，“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国国君在外交上违背“国人”的意见而自作主张，就被流亡于襄牛，如果不从氏族社会遗习去看“国人”的行为，是很难做出充满的解释的。 春秋未年，吴国兴起于东南，与楚争霸，滨临的陈、蔡深受其害，《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军人楚都，“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载楚子围郑，十又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阵者皆哭”，准备迁都。这都是“国人”参与国之迁徙与和战的例证。 秦穆公帮助晋惠公入主晋国，晋惠公恩将仇报，秦、晋两国战于韩原，惠公被俘。秦伯会晋使暇吕怕甥，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国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左传》傅公十五年）。以晋这样一个大国，还承认国是由贵族（君子）和国人（小人）构成的，可见，“国人”发挥氏族社会传统与遗习，晋国的统治阶级已经予以事实上的承认。 《左传》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载吴国称霸，召集卫国参加诸侯会盟，卫侯由于观望而迟到，吴太嚭责备卫君“之来也缓”，“故将止之”，即不许卫君回去，要扣留他。亏得子贡为之辩解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这番话说得“太宰嚭说，乃舍卫侯”。可见，国君有事“必谋于其众（即“国人”）’，是当时统治阶级所认可的。综上可见，有周一代历史记载虽有东西南北之分，时间悬隔虽有几百年之遥，但其承认“国人”干预政治则是相同的。所以，《周礼·秋宫·小司寇》职询万民三政，即“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绝非虚构。 “国人”在当时政治上所以有着这般重要作用，是与他们所依附的公社组织密切相关的。“国”中的“国人”基本上是周族奴隶主贵族的后裔及其平民，他们虽然也受当时统治阶级的“百亩而彻”（《孟子·滕文公上》）的剥削，但在政治上却与统治阶级有利害一致的地方。所以，晋国史苏说“昔者之伐也，兴百姓以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尽忠极劳以致死也”（《国语·晋语一》）。氏族共同体的公社农民各有其权利义务，各人的生命权也不会随便遭到统治者的剥夺和危害。邾文公所说的“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文公十三年）。师旷也说“夭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左传》襄公十四年），尚有共同体之遗风。春秋时代，山东半岛的莒国“国人”几次放逐国君，都是因为国君危害传统共同体存在的缘故。例如，公元前09年莒纪公子“多行无礼于国”，太子仆“因国人以弑纪公”（《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542年，“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越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庚舆甚且想与齐为盟，出卖共同体，贵族“鸟存帅国人以逐之”（《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上引事实表明，“国人”的利益遭受危害时，他们有权，也有能力反抗，而贵族也利用“国人”的力量更换国君。氏族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国”中公社农民的“国人”也都尽力维护这种传统。不过，由于历史的前进，象莒国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少，多数国家业已有所改变。大体说来，春秋以前，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精神依然存在，也只有这种遗习遗俗才能维系各个邦国的存在。 “野人”地位的低下住在“野”里的“野人”亦即“庶人”，与西周的统治阶级没有血缘关系，他们的来源是被征服的民人。庶字，似有卑贱、藐小、旁出和次等诸义，例如，庶子、庶姓就是指的次于嫡长子和姬姓的人。古籍中称“野人”又作“庶人”，可能就有次于周族奴隶主贵族、周族平民的含义。武王灭商和东征胜利以后。他们对于被迫迁于成周的殷民称之为“殷庶”或“庶殷”（《尚书·召诰》），对一般被征服的部族和小国，则称之为“庶邦”（《尚书·梓材》）。《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三姓之后，于今为庶。”杜注云“三后，虞、夏见，不但殷亡后的民人成了庶人，虞、夏灭亡后的民人也成了庶人。西周时期的庶人与“国人”不同，前者是外族，后者是本族。惟其如此，他们的地位差别，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的“野人”虽然也保有公社组织，但在古籍中绝无“野人”与政之例。《周礼》六遂中的官吏职守大都说的“掌其政令”、“掌其戒令政事”、“掌其教令政事”等，从来未有见到“库序”、“宾兴”之类的记录。由于“六遂”的“野人”只从事农业生产，因而凡属六遂的官吏也都只是注意管理农业之事。例如，《遂师》职说“巡其稼秸”；《遂大夫》职说“以教稼稿”、“简稼器，修稼政”；《县正》职说“趋其稼穑而赏罚之”；《酂长》职说“趋其耕褥，稽其女功”；《里宰》职说“以治稼穑”。《遂人》职更说凡治野，以下剂（下等役法）致甿，以田里（分授田里）安甿，以乐昏（劝其昏姻）扰甿，以土宜（指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辨十有二壤之物）教甿稼稿，以兴锄（指征收锄粟以时颁发与民而助之）利甿，以时器（铸作农时所用的器具）劝甿，以疆予（郑注云“谓民有余力，复予之田，若余夫然”）任甿。” “甿”，郑康成注云“变民言甿，异内外也。贮犹懵懵无知貌也。”说颇可取。这里把“野人”不称“田民”而言“甿”，亦作“萌”或“氓”2，可能反映了“野人”在当时无政治权力，也不能建学受教育、“懵懵”无知的历史实际。 “野人”与“国人”的地位差别不但表现在政治上，在法令税役上二者的地位亦极悬殊。《周礼·地官·小司徒》职云掌建邦之教法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贡赋。这就是说，当时的平民阶级需为统治阶级服兵役、从事田野生产、提供劳役、纠察通逃之事，但是这些负担“国人”与“野人”是不同的。所以在稽察户口时则有“国中与四郊都鄙之夫家”（《小司徒》）的分别，具体些说，当时参与卒伍虽属义务，也是权力，只有“国人”才有资格“以起军旅”，“野人”只能做些“田役”之事。鲁国伯禽就封于鲁国后，准备伐淮夷、徐戌时，首先对“国人”誓师，要他们整修甲胄、干戈和弓矢；对三郊三遂的“野人”则曰“峙乃桢■我惟筑，无敢不供峙乃刍茭，无敢不多”（《尚书·费誓》）。刍茭以喂饲牛马，桢■以备筑城，“野人”只有服苦役、干杂役的资格。《周礼·地官·乡大夫》职云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贾疏云“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服摇役的年龄，“国人”二十至六十，“野人”十五至六十五岁，相差十年，可见，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提供的劳役有轻有重。《周礼·地官·均人》职又云凡均力政（征），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指年谷不熟而有疾病流行），则无利征，无财赋。这段记载是说，“国人”对西周王国的劳役范围可能限于“修城郭”、“除道”、“成梁”（《国语·周语中》）一类工作，并且说明“国入”依年成丰欠起役。但是，“野人”的劳役则没有时间、种类和轻重的规趋，《释文》作文》“趣，疾也”。按此“趣其稼穑”之意，谓督促之民为萌之本字，全文作■■等形，象种子冒地而出，上象子叶，下为其根，引申为凡草木萌芽皆谓之民。民人之民乃借义。统治阶级释“民，盲也”；“民，冥也”；“民，氓也”，置民于“懵懵无知”之列，皆系侮辱民人的释义，都不可取。 定。《诗经·幽风·七月》中的具体写照，便是其证。诗中说，“野”里的公社农民，男耕女织，粮食收获完毕，立刻就为奴隶主贵族服徭役，开春后马上又需耕种。“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陶，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十二月的寒冬季节，“凿冰冲冲”，“纳于凌阴”，准备明年夏天供奴隶主贵族享用。“野人”一年四季耕为奴隶主贵族而耕，役为奴隶主贵族而役，劳役也就无所谓对不时了。 “国人”与“野人”之身分地位的不同，亦见于免役的规定上。《周礼·地官·乡大夫》职云其舍（免除）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前面已经指出，六十六岁以上的“野人”，六十岁以上的“国人”和疾病者一律免役，这里又说“国”中还有贵、贤、能和服公役的人都可以得到免役的优遇。这条记载不管其真实程度如何，但总可以反映西周时期“野人”的地位较之“国人”低下的事实。 由于“野人”即“庶人”的身份地位比“国人”低，目前不少同志主张庶人就是奴隶。他们把“庶人”说成奴隶的主要根据之一是《大盂鼎》铭中的一句活易（锡）女邦司四白（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易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夫。 他们说“人鬲”是奴隶，“自驭至于庶人”统统包括在“人鬲”之内，因而就都成为奴隶了。其实，情形未必如此。铭文中的邦司、夷司以及人鬲、驭、庶人等都是按被俘以前的身份称谓说的。他们由周天子赏赐给贵族之后，是不是都变成了奴隶呢？铭文中没有说明。即使他们已经变成了奴隶，那也不能根据这段铭文证明庶人本身就是奴隶。还有人根据954年月在江苏丹徒县出上的《宜侯矢■》（即《俎侯簋》）中也有赏赐庶人的记载，认为庶人即奴隶。周王赏赐宜侯的有田土、邑落、人民，又值周初伐商之后，这是封国。如果说赏赐的人都是奴隶，奴隶不能有姓，也不能有“才（在）宜王人”、“宜庶人”的道理。铭文中的“奠”即“郑”，和“奠七白（伯）”一起封赐的“千又五夫”当是他们所属的庶人。这里的赐土赐民，是指周天子将其征服地区划归被封者的统治区而已。铭文中的“才宜工人”、“宜庶人”和“郑七伯”，绝非奴隶。就已知铜器铭文看来，周王赏赐奴隶的规模很小，如“学（余）其舍女（汝）臣十家”（《令鼎》），“易五家”（《不婴毁》），“易（锡）女（汝）尸（夷）臣十家”（《■■》）等等。这种“锡人”恐怕只是供奴隶主贵族使唤的奴隶，不一定从事耕作。金文锡人之例，唯《麦尊》有赐二百家的记载，铭曰雩王才（在），■已夕，■易（锡）者（诸）■臣二百家。这个“■臣”可能与《叔夷钟》铭“余易（锡）女（汝）马车戎兵厘（莱）仆三百又五十家、女（汝）台（以）戒戎■（作）”中的“以戒戎作”的“戎兵莱仆”一样都是一种“虎臣”性质，不是一般的奴隶或土地劳动者。武士既然可赏，可知金文中的“锡人”的记录不能完全视为都是赏赐奴隶。 奴隶是无生命权的。例如，骊姬为了诬陷申生，将祭于曲沃的祭肉置毒，呈献给晋献公，“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毙”（《左传》僖公四年）。可见，“小臣”与“犬”的地位不远。又如，重耳在齐，说详见斯维至《论庶人》，载《社会科学战线》978年第2期。 有齐姜为妻，又有马二十乘，乐不思晋。从者为使重耳归晋，“谋于桑下，桑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杀之”（《国语·晋语四》）。女奴传了一句话，就赔掉了一条性命。但在古籍中，从未见到“野人”即“庶人”任意被奴隶主贵族杀戮的记载。可见，“野人”即“庶人”不是奴隶。在残有公社的古代社会中的公社农民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们被束缚在公社之内，是不能随意迁徙的。所以，《周礼·地官·比长》职云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族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邻长》职又云徙于他邑，则从而授之。至于公社农民有时被奴隶主贵族当作隶属于自己的人而被赏赐域交换出去的现象，在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一些国家里也是不乏其例的。 第三节“国”“野”与“国人”“野人”区别之泯除“盟国人于毫社” 西周未年，特别是春秋初年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有了变化，过去的那种“国”“野”区别以及“国人”与“野人”之身分地位的差别也逐渐在涡除。《左传》定公六年云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 鲁国有两社一为周社，一为毫社。周社自是鲁之国社，以其为周公后也。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毫社。鲁定公及三桓是周族姬姓。所以要盟于周社。毫社，《公羊》、《谷梁》二传并以为亡国之社，自然是指被征服的殷族之社。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盟于“毫社”者本应是殷族，当称“庶人”或“野人”，但在此处却说“国人盟于毫社”。这就说明被征服的殷族此时已与西周时期不同，由于“国”“野”关系的混除，就被称为“国人”了。 晋“作州兵”与鲁“作丘甲” 《左传》僵公十五年又云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 好我者劝，恶我者俱，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 这个“作州兵”，古今注解，并不尽同。杜注云五党为州；州，三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 沈钦韩《春秋左传补注》云按《周官》，兵器本乡师所掌，州共宾器而已，今更令作之也。 惠栋《春秋左传补注》云作州兵犹鲁之作丘甲也。 洪亮吉《左传诂》云作州兵盖亦改易兵制，或使二千五百家略增兵额，故上云“甲兵益多”，非仅修缮兵甲而已。今人蒙文通在其《孔子和今文家》一文中，据《周礼》“遂”即“野”不出兵，则说诸侯三郊三遂，《管子》谓统州者、谓之遂，作州兵就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出于三遂。按上五说，前二者谓“作州兵”是为了扩大兵甲制造所，似有未妥；后三说皆谓它是一种兵制改革，特别说它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扩大出于三遂”，颇有道理。 《周礼·地官·载师》注引《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管子·度地》又云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 《司马法》的“州”，无疑是在“郊”外。从遂、术可以通假看来，《管子》“术十为州”的“州”也在“郊”之外。“州”在“郊”与子野”之间，适与《周礼·载师》职的“远郊”相当。我们知道，“州”本是“野人”所居地区，不服兵役，如今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要“州”之“野人”也出兵，足见“国人”与“野人”的区别已经消失矣。按着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兵力，晋献公扩充军备，作二军（《左传》闵公元年）；晋文公搜于被卢，作三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三年后搜于清原，作五军（《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八年后舍二军，复三军之教（《左传》成公三年）；到了公元前五八八年则改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永为定制。当时的军队来源，史载甚简，虽难推测，但是由其二军为三军、五军看来，当是“作州兵”的直接结果。其增加的军队大概包括“野人”无疑。又如，《左传》成公元年说鲁国“作丘甲”；昭公四年说郑自“作丘赋”。“丘”本来也是“野人”居住的地区，既不当兵，也不出“丘赋”。而今鲁、郑两国都要“丘”和“野人”出丘甲出兵赋，也与过去的旧习不同。所以《谷梁传》成公元年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这就说明，鲁、郑与晋国一样，“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已经泯灭，“野人”也能服兵役了。 春秋时代，各国扩充军队和以“野人”为军，在时间上虽然先后不一，但大体上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野人”普遍地有了当兵资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掩司马，令尹“使庀赋，数甲兵”，大概也是编“野人”为军队的。所以楚王后来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皆赋千乘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六世纪以前，诸侯的兵力还不大。齐桓公称霸时也不过兵车八百乘（《国语·齐语》）；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八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后来的晋、齐鞍之战。晋军也只出八百辆（《左传》成公二年）而已。几十年后的晋国变得如此全国皆兵，大概与“国”“野”关系的消失、“野人”可以为军有着密切关系。 “野”有“乡校” “国”“野”区别消失后，改变了西周时期的只有“国人”能够建学受教育的局面，因而“乡校”不仅存在于“国”中，在“野”里也逐渐普及起来，“野人”也有了建学受教育的资格。《国语·齐语》云管子于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里为乡，乡有良人。 这个“良人”是乡长，也即韦昭注所说的“乡大夫也”。这个乡大夫的任务之一则是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君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国语·齐语》）这里既然指出国君桓公正月之朝要问乡中有无“好学”者，可知齐国必定有“乡校”。《管子·小匡》的“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陈力尚贤，以劝民知（智）”；《君臣下》的“乡树之师，以遂其学”，亦足互证。“国”以外叫“鄙”，也就是“野”。齐国的“鄙”即“野”中也置乡。例如，《国语·齐语》云管子对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这个乡是三千家，比起“国”中所辖的乡要大，实际上是指语》又说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桓公择是寡功者而谴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独寡功？数不善则政不治。”桓公又亲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这里既言“教”，又言“好学”，可知齐国“野”中的平民即过去的“野人”也能受教育矣。 郑国的“国”中有“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已经谈及。那么，郑闰的“鄙”即“野”中有无乡校呢？乍看起来，好象没有，细审史料，还是有的。《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一年，舆人诵之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这里都鄙对文，都，指“人听聚日都”（《谷梁传》僖公十六年）的“都”；鄙即鄙野。杜注云都鄙“国都及边鄙”（《左传》襄公三十年注），是也。所谓舆人，当指“国都及边鄙”的人。都鄙之人既然都说子产教诲他们的子弟，可知郑国的“野”里也有乡校之设，“野人”也都可以受到教育。 《左传》闵公二年，在说到卫文公“训农、通商、惠工”之后，接着又说“敬教、劝学”，那么这个“教”和“学”是针对农工商而言的了。再从其后接着又说“任能”看来，其与《论语·为政》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国语·齐语》所说的乡长进贤、《周礼·地官·乡大夫》职的“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相同，说明当时卫国的“国”“野”之中都有乡校之设。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云晋侯（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恭）”。这里既然也说到“民”、“教”问题，那么这个“教”无疑也是指乡校的民教。 在“国”“野”区别的消失、在“乡校”的普及和不分“国人”、“野人”都可以建校受教育的情况下，孔子才能提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来。“国人”干政的衰泯我们知道，“国人”在公社组织残存到商周社会之后，他们虽然构成了与国君、贵族鼎立而三的势力，但是它的那种干预政治的力量毕竟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他们平时影响当时政治的行为一般都是出自一种舆论，因而是消极的，贵族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所以，周厉王虐，“国人谤王”，厉王怒，派卫巫监视，谤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本纪》）。到了“国人”忍无可忍，必须出之于暴动时，都是与贵族共同发动的，象陈国“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并非常例。到“国”和“野”、“国人”和“野人”的区别逐渐走向泯除时，“国人”离开故土，不仅难以谋生，且又遭到异乡人的排斥。《诗经·小雅，黄鸟》云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此邦之人，不可与明（盟），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这反映了“国”“野”关系消失，“国人”流入他乡后，他们梦想恢复“邦族”的情景。但是，公社组织一旦走向解体，“邦族”也不是那么容易“复”的。氏族共同体的遗留，造成一股力量，使贵族不敢轻侮他们。现在公社解体，“国人”一流亡，“国人”的干政力量也就随之瓦解，商周城邦制特色也就濒于尾声矣。 第四节乡、里的产生与郡县之出现乡、里的产主春秋时期，随着“国”“野”区别的逐渐消失，当时的公社形式也就逐渐发展到了“书社”阶段。“书社”是公社向地方行政单位之乡、里过渡的一种形式。《论语·雍也》云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子路》又云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子罕》也云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左传》襄公十五年云 稽首而告曰“小人怀壁，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 宣公十一年云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可见，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邻、里、乡、党的单位，乡下有党，里下有邻，但乡与里的关系，不甚清楚。当时的邻、里、乡、党，有时并列，有时交织，又时称邻里，时称乡党。这种互混，正是一种新制度产生时期的正常现象，并不足奇。 乡是郊内“国人”居住的聚落，原来本指一个公社组织；党“谓族类无服者”（《礼记·丧服》郑注），说明它是因族而成，族党关系密切，多相连称。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云“尽杀奕氏之族党”。昭公二十七年又云“尽灭郤氏之族党”。我们知道，公社农民是聚族而居的，如果党不是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公社，是绝不会因一人而联累全族党的成员的。春秋以前也有邻里组织，它是以相邻的几家作为一个编制单位的。《周礼·地官·遂人》职的“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便是其例。西周时期的邻、里组织，主要分散在“野”里，它与“国”中的乡、党不同之处有政治等级上的尊卑，政治权力上的不同以及经济剥削上的差异，等等。所以，那时的乡、里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作为一种地方行政机构的乡、里，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到了“书社”形成之后，这种乡、党、邻里也就先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行政机构。不过，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保证这套行政体系的巩固，仍然沿袭了原来的血缘地域组织在内的约束力量及其形式和名称，贯穿以新的统治内容，从而改造为共赏同罚的隶属机构。例如，原来的“国”中仍有乡、党的单位，同样，“野”里仍有邻、里的组织。这是在公社残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为新型地方行政组织的。如同恩格斯所说，在日耳曼那里也是这样的。他说向罗马境内的迁徙，破坏了各区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且必然要破坏它。 纵使按照原来的企图，以部落和氏族为单位而进行迁移，这在事实上也做不到。漫长的征途，不单把诸部落与氏族，就是整个的民族也给它搅乱了。甚至想要保持住各个农村公社之间的血缘关系，也是困难的。因此，这些农村公社便成为民族所由以构成的实际的政治单位了。这就告诉我们，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乡、党、邻、里这样实际的地方行政机构的产生，大都是在公社基础上完成的，则是一个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第70页，人民出版社957年版。郡县的出现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乡、里的产生，促进了郡县制的发展。乡、里本较郡县产生的早，当郡县还在边境出现时，乡、里已在中心地带形成，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因而奠定了郡县广泛推行的基础。所以，我国的郡县制尚未形成煎，在各诸侯国之下是乡、里、而不是郡县。例如《墨子·尚同上》云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 《尚同中》又说是以数千里之外，有为着者，其室人未徧知，乡里未徧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乡里未偏闻，天子得而罚之。可见，那时的国君是直接与乡、里中的官吏发生关系的，而没有经过郡县。县的起源，或举楚或举秦，今难详证，不过早期的县大抵都是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公元前27年，晋国胥臣荐举郤缺有功，文公赏以“先茅之县”（《左传》信公三十三年）。公元前294年，晋胜秦于辅氏，“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大伯以瓜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室，为其居住之处，故用作计算单位。室的内涵，主要为土地，其外还有妻、孥、大家族成员、臣僚、仆庸和奴隶以及“器用、财贿”（《左传》文公七年）。所以，韦昭注云“室，妻妾货赂”。这里室、县并称，其私有性质甚明。后来，楚国声于告诫令尹予木开赦伍举之罪，因为伍举准备投奔晋国，“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叔向是晋国的名族，伍举有“县而与之比，更可推知这是作为私人采邑的县。县之别于一般采邑者，大概比一般采邑为大，出得起重赋。所谓“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左传》昭公五年），县与大家、强家互称，饶有意义。 最初的县都设在边地，《淮南子·主术》高诱注云“县，远也。”甚是。这些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国君任命的县之长官是可以世袭的。例如，楚的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而继任者申公斗克（字仪父），就是斗班之子。又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季，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亦称原同。再如楚的申公巫臣奔晋，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伯或邢侯。春秋初年，晋、楚等大国为了加强集权，加强边地的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来的小国改建为县，不作为卿大夫的封邑。县之不同于封邑者，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一方面便于国君的集中统治，另方面又加强了边防。《左传》成公七年，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于申、吕（二县）以为赏田”，申公巫臣道“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便是其证。到了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经多起来，所以便出现了所谓“九县”（《左传》宣公十二年）之类的记载。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变化，晋国出现了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就在他们的领地内推行了县制，因而县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地方行政详见徐喜辰《春秋时代的“室”和“县”》，载《人文杂志》983年第3期。组织。到了春秋... 11 （二）郑玄《论语·颜渊》注云“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彻，通参见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9年第98页。 2于省吾《双剑誃诗经新证》卷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页。 也，为天下通法。”又郑笺《大雅·公刘》亦略同。 （三）《广雅·释诂》“彻，税也。” （四）朱熹《孟子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用分，故谓之彻彻，通也，均也。”金鹗《周彻法名义解》谓“彻”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说，即本之朱子注。 （五）毛奇令《四书賸言》云“周制彻法但通贡助，大抵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总是什一”，主张贡助兼用说。 （六）毛奇龄《论语稽求》云“彻与助无别，皆什一法。改名彻者，以其通贡助而言也。”金鹗《周彻法名义解》也说“助、彻皆从八家同井起义，借其力以助耕公田，是谓之助；通八家之力以共治公田，是谓之彻《孟子》云“‘八家同养公田’，同养者，通共治之谓也”2。此为彻、助同一说。 （七）崔述主张共同耕作说“按彻也者，民共耕此沟间之田，待粟既熟，而后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 “同沟之田，十夫共耕之，民固未尝自私其百亩也。所谓以一奉君，而以其九分于民者，粟之数耳”。 （八）姚文田《求是斋自订稿》说“彻之名义似彻取之义，尤为了当，然其制度何若，终不能明。惟《周礼·司稼》云‘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是知彻无常额，惟视年之凶丰谓之彻者，直是通盘核算，犹彻上彻下之谓”。2此为计年之收获而税其什一说。万斯大《周官辨非》，亦主此说。 这里我们虽然罗列了各家的主要论点，但不想在此一一加以评论。我们认为，要想弄清彻法内容，只是求之古籍和训诂考证，实在不易明白，如和当时的“国”、“野”关系相互参证，似乎不难理解。赵岐《孟子注》云“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他把彻与赋联系起来的看法，较为合理。然而，什么是赋呢？赋与助既然都是“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可以从《汉书·食货志上》中得到启示，如云“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汉书·刑法志》也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这就使我们可以意识到，赋与税是有区别的。税是作为“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的。赋作“兵赋”解，不应作“田赋”解，在先秦典籍中的例证很多。我们知道，住在“国”中的周族公社农民，除平时担当农业生产外，战时还有当兵作战的义务，并且需要供给国家兵甲车马之费。他们向奴隶主贵族所缴纳的“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谓“国中什一使自赋”，就是这个意思。在原始社会时期，每一氏族公社成员就是一个战斗员，作战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力。同时，作战所需要的武器、马匹、粮食等也需自备。周族公社农民的“赋”就是与公社的残存一起演变而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页。 2金鹗《求古录礼说》卷十一。 《崔东壁遗书·三代经界通考》。 2焦循《孟子正义》卷23例。 彻字，除《孟子》外，多见于《诗经》。例如《公刘》云“彻田为粮”；《江汉》云“彻我疆土”；《崧高》云“彻申伯土疆”。彻字，或训为治，或训为剥2，多训为通3。我们觉得把相类的“彻”字分作几种解释，颇难通达。我们认为《公刘》郑笺的“什一而税谓之彻”，似较正确。《诗经》里的这个“彻”字，全都用作动词，犹言“税以什一”，从广义上说，就是用作征税，如同《广雅》所云“彻，税也。”彻字，似是周族的一种方言，就是彻取公社土地的十分之一作为“公田”，谓之彻。《公刘》所说的“彻田为粮”，是彻法的开始，后来周王室征服了南方谢人，还继承了这个办法。《诗经》中凡言“彻”必言“土田”，或言“疆土”，这与《公刘》言“彻”前，又言“度其原隰”同，都是周人的治田法。所以，《毛传》注《崧高》之“彻”，也曰“治也”。上述的彻田、彻土田、土疆，都是彻取公社土地的十分之一作为“公田”。这是西周奴隶主贵族掠夺公社农民在“公田”上的剩余劳动，并不是直接收取什一之税。这种原来施行于西方周族的彻法，在周灭商后，周族奴隶主贵族通过部落军事殖民的方式进行统治时，便在各国“国”中沿用了过去的彻法奴役和剥削“国人”矣。 《诗经，大雅·公列》“彻田为粮”，《毛传》“彻，治也。” 2《诗经·豳风·鸱鹗》“彻彼桑土”，《毛传》“彻，剥也。” 3一说“同养公田”即有通力合作之义，故可说是通。汉代违通为彻，是习惯上通常的用法。第四节春秋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不籍千亩”，“履亩而税” 《国语·周语上》说“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这条材料不仅说明西周末年籍田仪礼的废除，同时也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由定期分配转向永久占有。这些变化是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根研究，用“块炼法”取得锻铁即熟铁，一般要比以“铸铁法”取得铸铁要早千年左右。中国在公元前六世纪业已经出现铸造“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已经发明了“铸铁法”，由此可以推断，铁制工具早在西周末年已经出现。铁制工具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西周末年的农作物产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社农民对“私田”上的劳动增强了兴趣，因而出现了“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诗经·国风·甫田》）的“公田”荒芜现象。针对这种“公田不治”（《汉书·食货志上》）的情况，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便一反过去传统即“公田”上的收获物归公、“私田”上的归公社农民所有的办法，而改为选择其中长势好的地块作为“公田”的办法进行剥削。《诗经·大雅·桑柔》云“好是稼穑，力民代食。”这里的“稼穑”，是指“私田”上的收获物；“力民”，当即诗中常见的“田畯”；“代食”，即“代蚀”或剥削。全句意谓你特别喜爱的“私田”上的收获物，被“力民”把它剥削去了。这也就是《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所说的，“时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这种做法，虽然能够改变“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吕氏春秋·审分览》）的弊病，但毕竟是一种麻烦事。所以，从周宣王“不籍千亩”以后，改变了“公田”和“私田”之分，逐渐实行了“履亩而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制度。这个变化，大体上是从西周末年开始的。《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的谏语中说“厉始革典。”韦昭注云“革，更也。典，法也。厉王无道，变更周法。”这个注语并没有讲清“典”的具体内涵。《国语·鲁语下》记载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问孔子，不对，而私下对冉有说“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苟而赋，又何访焉！”这段材料与《左传》哀公十一年所说大体相同。如云“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鲁语》中的“周公之籍”，在《左传》中写作“周公之典”，可见，后者的“典”就是前者之“籍”。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周语》中“厉始革典”的“典”，就是这个“周公之典”，所谓“革典”就是“变籍”，也就是指变革自古以来的只剥夺“公田”上的收获物而“私田”上的收获物归公社农民所有的传统习惯。这当是“厉始革典”的实际内容。这一变化就使得周天子每年要在“藉田”上举行藉田仪礼，变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这种藉田仪礼的废除，反映了我国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从此开始了内部量变，动摇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 上、中、下地受田与土地休耕轮作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95年第7页。为了实行“履亩而税”，首先必须使公社农民的“私田”固定化，因此公社内部的定期分配土地，也便由暂时的占有变为永久的占有。《汉书·食货志上》云“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更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爱其处。”这里所说的“自爰其处”，就是颜师古注引孟康所说的“三年换主（土）易居”变为“自爰其处，不复易居”。《周礼·地官·大司徒》职也说“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郑玄注云“郑司农云不易之地，岁耕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耕种，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耕种，故家三百畮。”《遂人》职更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五十畮，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莱百畮，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二百畮，余夫亦如之。”郑玄注云“莱，谓休不耕者。”《地官·县师》注也说“莱，休不耕者。郊内渭之易，郊外谓之莱。”可见，《遂人》职的“下地”就是《大司徒》职的“再易之地”，“中地”就是“一易之地”，两者正相符合。只是《大司徒》的“不易之地”，为岁皆可种，没有休耕土地，而《遂人》之“上地”，则每年耕百亩，休耕五十亩，稍异其趣。这种上地、中地、下地的亩数之不同，则是因为土质虽然不一样，又想要维持每个公社农民每年都能有定量生产的土地面积，也就是说，由于占代施肥知识还不发达，地力衰竭时必须采取休耕制以维持相同耕种面积的缘故。如同《遂人》职所说上地，一夫得一百五十亩，年耕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休耕，即每个五十亩三年轮流休耕一次，是由于上地土肥，地力不易衰竭的关系。中地，一夫二百亩，年耕二分之一，即每个百亩隔年就要休耕一次。下地，地薄，一夫三百亩，每个百亩三年耕种一次。轮耕次数之长短，主要决定于地力之肥瘠，实际耕种面积不管每个公社农民所授的土地为上地、中地还是下地，每年都是一百亩。所以，《吕氏春秋·乐成》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邺地的一夫分得二百亩，则是因为土质比较贫瘠，每年需要休耕一次，以养地力，其实也是一夫百亩的。 “履亩而税”制度在各国实行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土地制度的变化是先后陆续完成的。就西周全国范围来说，周王畿完成的较早，而诸侯国变化的较晚。在春秋列国中，首先实行“履亩而税”的是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韦昭注云“相，视也；衰，差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从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这种按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的征税办法，显然是一种“履亩而税”制度。继齐之后，《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国“作爰田”。“爰田”，《国语·晋语三》作“辕田”，韦昭注引贾逵说“辕，易也，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易疆界也。”晋国的爰田，既称曰“作”，当为一种新制，必与西周时期的三年换土易居者不同。作爰田后，必是公社农民把公社分配的土地变为永久占有，“自爰其处，不复易居”了。鲁国在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谷梁传》解释说“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可见，鲁国从此以后也开始了“履亩而税”，其后楚国在鲁襄公二十五年，把土地区别平原、山地、低洼、沼泽、盐碱等地区，规定出产量标准，“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楚国的整理土地既然是为了“量入修赋”，如果还是过去的那种“公田籍而不税”（《礼记·王制》）制，也就无法进行。可见，楚国整理土地后，以前的“爰田易居”的爰田制必然要为“自爰其处”的爰田制所代替，否则就不可能“履亩而税”。当时的郑国，也曾对公社土地进行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说的“田有封洫”是在整理土地经界沟洫，“庐井有伍”是把原来井田中公社农民的土地庐舍加以调整。子产的这次田制改革，最初遭到人民的反对，后来又对他大加赞扬。《左传》记载这个过程时提到的，“取我衣冠而褚之”，《吕氏春秋·乐成》作“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杨宽先生在其《古史新探》中谓“贮”是财产税，说颇可取。“取我田畴而伍之”的“畴”，《一切经音义》引《仓颉》云“畴，耕地也。”“伍”，《吕氏春秋·乐成》作“赋”，可知这里的“伍”字当是“赋”之借字。由此可见，子产的田制改革，既与赋税有关，说明当时的郑国也已开始了“履亩而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秦国，到了秦简公七年时“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也经过了这种土地和赋税制度的变化。上述的田制变化，除了生产力进步外，也与公社农民不断增加，需要更多土地才能维持，奴隶主贵族不断扩大采邑，封疆之限日趋泯除有关。当时的公社农民在耕种公社分配的土地外，也有私自种植垦荒土地而逃税者。这种情况长久下去，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收入就要相对减少，这也是当时统治阶级所以采取诸如“初税亩”一类的方法进行剥削的原因之一。《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也就是按照公社农民每人的耕地面积多少来征税。这样一来，除了他们所授的土地外，连同新垦土地一起，也就是说不管它是授田还是私垦的，都一律丈量征税，奴隶主贵族的剥削收入也就会大大增加。《左传》宣公十五年解释“初税亩”时说“以丰财也”，正得其旨。 普遍采用彻法，什而取一我国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由定期分配变为永久占有后，加之“国”“野”关系的消失，当时的赋税制度，也由西周时期的“国”中行彻法、“野”里行“助法”变为一律地采用彻法来奴役和剥削公社农民了。这从《论语·颜渊》中的如下一段话语中可以得到证明“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乎？’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里的“二，吾犹不足”的“二”字，何晏《集解》云“孔曰，二谓什二而税。”朱熹《集注》云“二，即所谓什二也。”《孟子·告子下》又说“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如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孟子以二十取一过轻，鲁什取二又过重，足见这时的彻法的税率自然少于什二，其当为什一无疑。所以，战国以来的古籍中都说“什一”是当时的理想税率。例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貊小貊。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颁声作矣。” 制订户籍田册前面已经指出，商周时期的全国土地虽然全归奴隶主国家所有，但是实际上还是公社占有，公社农民通过公社才能领得一部分“私田”，奴隶主贵族对公社农民不管是地税、兵役、力役以及其他贡纳等等剥削，都是通过公社来进行的。现在，奴隶制国家只是通过公社直接了解公社的人口数字和土地多少，作为向公社农民进行各种剥削的依据。从这时起，各国普遍地出现了“书社”组织。《荀子·仲尼》杨倞注说“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版”，《周礼·天官·宫伯》郑众注云“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图”，《周礼·天官·司会》郑玄注云“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可见，春秋以后的公社所以称为书社，就是因为这时的公社必须把公社内的户口、土地数字制成清册上缴于最高统治者国王或国君，作为对于公社农民征税和力役的根据。所以，《国语·周语上》在说西周宣王“不籍千亩”后，就有“乃料（韦昭注云“料，数也。”）民于太原”的记载。在各诸侯国中，当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由定期分配变为永久占有后，也都先后出现了整理户籍的记载。例如，齐国在“相地而衰征”后，《管子·国蓄》有“正户籍”的记载；《管子·禁藏》又有“户籍田结”的记载，戴望《校正》说“谓每户置籍，每田结其多少”，与杨倞注所说的“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同义。晋国在“作爰田”后，也有“损其户数”（《国语，晋语九》），即整理户籍的记载。楚国子木为了“量入修赋”，也使“劳掩书土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即把公社的土地人口，“书于版图”，以为修赋的根据。秦国在“初租禾”后，也在秦献公十年“初为户籍，相伍”。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由于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由定期分配变为长期占有，赋税制度一律改为“履亩而税”以及剥削单位由过去的公社变为每个公社农民以后，便不能不“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以为奴隶制国家向公社农民进行征税、劳役和征兵根据的反映。各国相继实施的上述户籍制，都在于确定各户人口和财产情况，通过户籍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从而把公社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永远提供税役，这也就是中国编户齐民的开始。 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哀公十五年；《吕氏春秋·知接》；《史记·孔子世家》；《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八》和《战国策·秦策二》，等等。 董说《七国考》，中华书局，第89页。 第五节战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废井田、开阡陌”与土地制度的变化要想弄清战国时期的土地、赋税制度，首先应从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谈起。据现有资料看，以往对于“废井田，开阡陌”的记载，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战国策·秦策三》云“蔡泽曰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二）《史记·秦本纪》云“（商鞅）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 （三）《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昭襄王主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四）《史记·商君列传》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五）《汉书·食货志上》引董仲舒语曰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 （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概括秦制云“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 （七）《汉书·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佰。” （八）《全后汉文》卷四十六崔寔《政论》云“昔者圣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耕耦地，各相逼适，使人饥饱不偏，劳逸齐均，富者不足僭差，贫者无所企慕。始暴秦堕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于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钜亿之货，户地侔封君之土故下户踦■，无所跱足。” （九）《通典·食货一》云“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踰僭兴矣。” 同上《食货一》又云“（商鞅）废并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富国兵强，天下无敌。” 同上《食货四》云“夏之贡，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益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末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 （十）《文献通考·田赋考一》引吴氏语曰“井田受之于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买卖。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十一）《文献通考·田赋考一》引朱熹《开阡陌辨》曰“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方，使民有田。” （十二）《文献通考·田赋考一》马端临按云“秦坏井田之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遂舍地而税人，则其谬尤甚矣。” （十三）《周礼订义》引薛氏曰“昔之南北一步，东西百步至商鞅，破井田，开阡陌，则又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昔之南北一步者，开为百步，故谓之陌；东西百步者，开为千步，故谓之阡。开拓土疆，除去烦细，令民自尽力于其间。其意盖以田愈实则兵愈增，而先王之意亡矣。” （十四）《史记·商君列传》《正义》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按谓驿塍也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 据此可知，以往对于“废井田，开阡陌”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开字解释为“开置”，例如前引（九）云“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又（十三）云至商鞅，破井田，开阡陌，则又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另一类则力排“开置”之议，认为是“开辟”之意，即前引（十一）朱熹所云“开者，乃破坏剗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制矣”。并引《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蔡泽所云“（商君）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为证。在他看来，“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纵）而径涂亦从（纵），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为何要破坏剗削阡陌，在朱子看来，是因为道路沟洫占地太多，而要剗削之，以作为耕地。所以，他接着说“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路，二轨道，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均见《开阡陌辨》）。 朱熹的看法，初看起来，似有道理，然而结合秦国社会情况观之，则知他虽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其解释并不确切。《商君书·算地》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莱。开则行倍。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当为什一之误），此先王之正律也。”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商鞅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和土地应当有个适当比例，过与不及，都是不利的。也就是说，“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所以他说，“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因此，商鞅主张调整人地比例的方法，应当是“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莱”。我们知道，商鞅以前的秦国，据《史记·秦本纪》载，一直是个地广人稀、荒地待垦的地区，所以秦孝公三年第一次商鞅变法，商鞅与甘龙、杜挚争论的结果，“孝公遂出垦草令”（《商君书·更法》），根本没有谈及剗削道路、填平沟洫、以辟田地的事情。在相隔十年后的第二次变法时才提出了一个“开阡陌”的问题来，这是由于秦国突然变得地狭人众了么？不是的。《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徒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五十一年，攻西周，“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国土日渐增加，“地胜其民”的情况更加严重。可见，在发布垦草今后十年的秦国，不仅没有出现地狭人众，造**口压力，甚至有可能变得更加地广人稀，因而朱熹之说，殆难成立。 我们以为要想解释清楚“开阡陌”的真义，似乎只有从商鞅变法和商鞅思想中寻找根据。大家知道，商鞅变法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新唐书·突按，此下当有缺文。 厥传上》引杜预注云“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增大了每家的耕种面积。这种做法，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经实行。第二，《史记·商君列传》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缩小每户人口，以一个成年男子为主体。第三，《商鞅列传》又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提倡农战政策。一、三两项是为了尽地力，扩充兵源。第二项则是既要求尽地力，又是为了扩充兵源。总合看来，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农”和“战”。在商鞅看来，由于“农”是为了“战”，所以他在变法中首先改变田制来适应兵制，也就是先把过去的“步百为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使当时的农民平时家家为农，每户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增，“利出于地，则民尽力”；战时，成年男子人人皆兵，方土百里，出战卒万，“名出于战，则民致死”。这样，就深合“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均见《商君书·算地》）的旨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需要把原来每家田地的界限打开，重新加以厘定。《史记》《正义》所谓“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正所谓“阡陌”就是一种田界，因而所谓“开阡陌封疆”，也就是打破“步百为亩”的旧田界而建立一种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新田界。这样一来，也就能够改变在过去的一家授田百亩的情况下，每户赋税负担的不合理。比如，如果一家人口多，由于土地有限，所以每人平均所得甚低，但却要负担与人口较少人家相同的赋税。如果人口多的家庭中的多余人口出去从事工商等业，那么他们的收入既多，又不需要额外纳税，这与前者相比，自然更不公平。商鞅变法鼓励小家庭制，使每家只有“一男”，每家的余夫数字，也就大体相同，而且每家都按新制百亩授田，这样每家的人口数目相近，受田面积相同，每一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而每家的负担也就平均矣。所以，《商君列传》中写道“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范睢蔡泽列传》也说“静生民之业。” 由此看来，所谓“开阡陌’的“开”字，确有开辟、决裂和剗削井田阡陌的意义，因而在一些国家或地区里由于较早地由“爰土易居”进入了“自爰其处”阶段，使三代以来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走向解体，出现了土地私有现象。但是，商鞅等，也确又推行了“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授田制度，因而“开”字也又有了“开置”的意义。具体些说，在一些国家中，由于过去的三年一换土易居的爰田制较晚地为“自爰其处”的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所代替，所以这种授田制度也就一直维持到成国末年。 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与土地买卖战国时期存在着土地私有而且有了土地买卖当是无可置疑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云“甲小末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这条民事问题的法律答问中可以看出，某甲的马因为管理疏忽，跑到别人的田里吃了庄详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吴问》。 稼，因而引起纠纷。很显然，这马是甲的私有财产，那块生长庄稼的田地也是别人私有的。《徭律》云“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条材料说的是禁苑附近的田有的属于‘贵”者，有的属于“贱”者，有的田多，有的田少，它有力地说明了当时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不过，贫贱者虽有少量的土地，终于免不了被富贵者用各种方式兼并了去。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中所说“盖自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货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 土地买卖是土地私有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历史上，土地买卖的发展是与土地私有的增加相平行的。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的土地买卖迹象，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的逐步解体，就进一步发展了。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云赵括为将之后，“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便是其例。那些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往往因为天灾或在“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墨子·辞过》），“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以及“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荀子·富国》）等赋敛剥削之下，不得不把土地卖出，成为“无立锥之地”，“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的人。所以，《汉书·食货志上》追述战国时情况，曾经算过一笔细帐“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这还是按一户百亩来计算的。实际上自耕农民的私有土地大多是少于这个数目的。这些仅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往往被迫出卖自己的土地，土地买卖就为地主兼并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仲长统《昌言·损益篇》中反映了这一现象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当时贵者的土地来源并不限于购买，更多的是来自国家的赏赐。《史记·赵世家》载晋国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又记赵烈侯赐给歌者田“人万亩”。《史记·商君列传》云“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说明按赐爵等级而给予“田宅”、“臣妾”的制度，在商鞅时期已经开始实行。这种情况，《商君书·境内篇》中说得更为明白，如云“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史记·王翦列传》又云“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优贫乎！’”这种赐田的办法，在《军爵律》中得到了证实，如云“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其已拜，赐未受而死及法耐■（迁）者，鼠（予）赐”。所以，《通考·田赋考》引吴氏语云“（秦）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矣。” 大地主的兼并与自耕农的零替上述的大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之后，又利用各种手段对自耕农民进行掠夺，大量土地为他们兼并了去，“而耕田之大率属役于富贵者也”。所以，崔寔《政论》云“秦隳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上家累钜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踦■，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全后汉文》卷四十六）。这里的有妻室儿女的“下户”，决非奴隶。这种雇佣关系，可以从云梦秦简《封诊式·告臣》中得到旁证“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丙，辞曰甲臣，诚悍，不听甲。甲未赏（尝）身免丙。”由此可以看出，丙对甲的属役关系是和土地有密切关系，是一种租佃关系，不为地主耕田种地，就会遭受种种迫害。地主阶级在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大量土地后，也就要求在法律上有相应的法规来承认和保护他们的土地。云梦秦简中的《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记录“‘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陌。顷半（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徒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这里的“封”，就是“封疆”，即田界，是设立于阡陌之旁的标记。法律规定偷偷改变田界的就应处以“赎耐”之刑。这样的处罚是为了防止有人侵犯土地，是为了保护私有土地，当然也就被认为“不重”矣。 恩格斯说“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战国时期由于私有土地的发展，大土地所有制的出现，也就改变了过去的“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2的情况，逐渐形成了赋税和地租的分离。《汉书·食货志上》所说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就是和赋税分离的地租。马克思指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3，反映的是所有者财产的权力“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4，反映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这是完全符合战国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的情况的。 “爰田”——中后期的井田制度我们已经指出，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仍然保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这种田制，最初实行着“换土易居”的定期分配制度。从西周末年的宣王“不籍千亩”到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等等以后，当时的公社土地便由定期分配逐渐变为公社农民长期占有。这一变化，只是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内部的一种量变，并不说明井田制的最终崩坏。文献记载说齐国“相地而衰征”后，又有“井田均畴，则民不憾”（《国语·齐语》）；鲁国在“初税亩”后，又“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楚国在“量入修赋”的同时又说“井衍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42页。 国“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后，也“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等等，便是其证。 秦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较之其他各国缓慢，到了战国前期才出现了与“初税亩”、“作爰田”等同样性质的“制辕田”。《汉书·地理志》曰“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佰（阡陌）。”段玉裁云“爰、辕、■、换四字，音义同也。”那么什么叫作“辕田”呢？颜师古注引张晏语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割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颜师古注引孟康语又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食货志》曰‘自爱其处而已’，是也。辕爱同。”近人高享在其《商君书注释》序即《商鞅与商君书略论》中也说“按《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爰田。’《国语·晋语三》‘爰田’作‘辕田’。爰辕均当读为换。”他认为“辕田”即“爰田”，亦即“换田”。至于什么叫“开阡陌”，颜师古注是这样解释的“南北曰阡，东西曰陌，皆谓开田之疆亩也。”这个“制辕田”既与晋国的“作爰田”同义，说明此时秦国的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已经有了内部量变，即由过去的定期分配土地制度转变为长期占有。前引孟康语中既然说“三年爰田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不易居也”，更可知道“爰田易居”的古制，在秦国的历史上大概也曾实行过，否则在谈及商鞅相秦，实行“复立爰田，不复易居”时，是绝不会提到这种“古制”的。由此可见，《汉书·地理志》中的“制辕田，开仟佰（阡陌）”的排列顺序，可能不是一个偶然巧合，它反映了秦国曾经存在过井田制度，而且它也经过了“辕田”即“爰田”的变化过程。“辕田”是井田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而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它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后期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也就是说，“爰田易剧”爰田制到了“自爰其处”的爰田制时，仍然还实行着授田制度。所以，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秦国里这种授田制一直维持到战国末期。 秦《田律》所反映的战国土地赋税制度睡虎地秦简《田律》云“入顷芻稾，以其受（授）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芻三石、稟二石。芻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芻稟，相输度，可■里提出了由国家“授田”给农民和按授田的顷亩数（不论其垦与不垦）缴纳刍、稟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所谓“授田”，就是国家把国有土地以份地形式分配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并不属于农民。《吕氏春秋·审分篇》所说的“分地则速”的“分地”即“份地”，也就是《田律》中的“授田”。《为吏之道》又云“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自今以来，■（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这条规定，说明凡非“假门逆旅”、“赘壻后父”，都可以立户和都应给予田宅。据秦简整理小组考证，文中的“廿五年”当为魏安厘王二十五年（公详见徐喜辰《晋作“作爰田”解并论爰田即井田》，《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福建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2—27页。 详见徐喜辰《晋“作爰田”解并论爱田即井田》，《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福建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2～27页。 元前252年），这距李悝、商鞅变法已有百年上下，魏国同秦国一样，也在实行“授田”制度。这是秦、魏两国的情况。东方的齐国大概也是如此，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出土竹简《田法》，可以为证。如云“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当系“塞米拉米斯之泪燃文州”字之误）而为州（当系“乡”字之误）。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成或言州、乡按土地等级授田。“□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此言“更赋田”、“易田”。“□□□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 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半作。”此言有关缴纳和免除赋税的年龄规定。“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中岁也。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大（太）上与大（太）下相复（覆）以为■言以中常年景的收成为标准。“大（上）与大下相复”制定出租税率。“叔（菽）（萁）民得用之，稟民得用其什一，刍人一斗，皆■（藏）于民。”此言受田之民除缴纳田租外，还需缴纳赋税即稟、刍等物，与上引《田律》意思相同，但是两个简文所言刍、稟数量相差较大2。文献资料中也有授田制的记载，如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商君书·算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管子·乘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管子·国蓄》）；“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均井地，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尉缭子·原官》），等等。 秦律中有二十多个律名，其中专讲土地制度的有《田律》，其他涉及到土地制度的还有《厩苑律》、《金布律》和《仓律》等。此外，在《法律答问》中又有关于《田律》的解释。这些事实，反映出秦国对于土地制度的重视，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秦国土地制度的新资料。例如，秦国为了实行授田制，非常注意建立严密的田界系统。除前引《田律》外，979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发现的《秦更修田律木牍》，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如云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田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脩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 这条命令颁布于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大约在商鞅被害三十年后，可知阡陌确是秦国的田土界限，当时政府颁布法令予以保护。根据现有材料看来，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为农民提供籽种、耕牛和农具等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如云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 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也）。其有本者，称议种之。县遗麦以为种用者，殽禾以臧（藏见《秦律·仓律》）以四月、七裘锡圭在其《啬夫初探》中说“我们初步推测这三篇法（指《田法》、《布法》、《库法》）也是齐国作品。伐们的据根是薄弱的，这三篇法的国别问题，今后还需要继续研究。”（见《云梦秦简研究》第247页，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2上述《田法》条文，转自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史学集刊》984年第4期）一文引例。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982年第期。 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其以z田，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 ■（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均见《秦律·厩苑律》） 秦国的土地所有制由于是一种国有制，因此也就实行着马克思所说的地租和赋税合一的方式进行剥削，就是以授田制为基础的定额剥削，即前引的“入顷刍稟，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稟二石。”这是征收饲草，征收量根据授田数字，不论耕种与否，每顷都须缴纳一定数额。根据上面的简单叙述，可知秦国的授田有着一套完整的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通过直接对生产者的授田，也保证了国家向直接生产者的剥削。 综上看来，我们可以看出，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后的战国时期之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国有制并存的形态，而且后者还居于主导地位。由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观之，当时土地私有化还具有一定的条件，可是在授田制的束缚下，却延缓了这种土地私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第六章等级和阶级第一节等级的产生和划分等级的产主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宣言》里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都有各种独特的等第。”马、恩所说的古罗马的等级与我国商周（夏代暂且不论）时代的等级基本上是符合的。但是他们既称之为等级，又称之为阶级，两者似乎是不区别的，其实不然。因为他们又接着说“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来，等级又可以转化为阶级。在资本主义以前普遍地存着等级，资本主义社会才使阶级表现得最为突出。这样说来，等级与阶级又是不同的，故列宁说“等级与阶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我们先谈等级的产生。我国先秦典籍里只说“等”，等就是等级，而绝不见阶级的字样。这不是说我国古代没有阶级，而是暗示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阶级的产生要晚至近代。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长幼、辈分，由亲族渐渐至于姻族，因此形成了等级制度。至于被征服的不同族类，由于血缘关系根本不同，只有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地位，对于征服阶级形成等级隶属关系。 由于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因此家族称谓常常和表示社会地位的爵位（等级）发生混淆。但仍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例如战国时期的《孟子·万章》这样记载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礼记·王制》将天子除外，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即所谓五等爵。前者是王朝的爵位等级，后者是诸侯国内贵族的爵位等级。由于孟子是战国时期人，他自己也承认只知“其略”，我们不敢断定他所说的爵位等级就是商周的实况。不过五级等爵已见于甲骨卜辞，应该是大体可信的。而且五等爵，除侯以外，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 伯，金文作白。它本是大拇指的象形字，是第一、老大的意思，引申之为“诸侯之长”，如周文王曾被称为“西伯”，意即殷商时西方的诸侯之长。子即儿子。国王的长子为大子，也就是太子。天、大，本是同字，因此天子也就是太子，后来才引申为天的儿子即天子的。甲骨卜辞多见“多子”、“多子族”，就是由长子分派出去的族群。春秋宋、鲁等国男子的名称常常作“子某”或“某子”者，意即出自子族。 男，从田从，就是今人所谓男子汉。甲骨卜辞“多田于（与）多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 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04页。胡厚宣教授认为侯与伯相近，男与田通，因此多田与多伯，实即侯、伯、子、男。他认为公不在五等爵之内，而我们则认为公就是先公、公王，也是家族称谓而作为等爵的。如公刘、古公、吕公（姜太公）、周公、召公，都称为公，实际就是父家长。周之惯称父家长为公，犹商宋称父家长为父，如春秋时宋有华父、乐父、孔父等。《诗·大雅·公刘》“君之宗之”，其实公也就是君。春秋时邦君相称曰君，自称曰寡君，群下则称之曰公。顾炎武举称王公为君之例，如称周文王为文君、晋文公为文君、宋文公为文君、楚庄王为庆君、鲁昭公为昭君、齐景公为景君、宋襄公为襄君、宋元公为元君等。或谓“在早年实无以公为爵之事”，这是因为他不知等爵正是来源于家族称谓之故。 古代最初的等级、爵位，不必一定就是五等或六等，正象等级并不一定只是“人有十等”。五等爵的说法大概是战国时期的儒家根据典籍整理以后的结果。比如主、亚、旅等也可能是家族称谓，同时也是等爵。《诗·周颂·载芟》云侯主侯伯、侯兹侯旅，侯强侯以有依其士。《毛传》“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士，子弟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不是家族称谓而是等爵，也有的学者待相反的意见。其实，这种争论是没有必要的。被统治阶级中的等级以上所述，是古代统治阶级中的等级。被统治阶级中是不是也有等级呢？其等级又是如何的呢？《左传》昭公七年，楚尹无宇所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给我们一点可以讨论的根据。他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大雅·北山》）曰“普天之下，莫非君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巨。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巨士；士臣皂，皂臣舆，舆巨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这段史料之所以可贵，就是它包括统治阶级的等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等级在内。其中有些问题值得特别说明（一）它开头就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又引《大雅·北山》之诗，这不但说明楚自己承认其为周的诸侯（至少就这条史料说），而且证明等级与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即有了土地关系因而构成等级关系。 （二）尹无宇说“人有十等”，但实际不止十等，而是十二等。这十二等里还不包括庶人、工商在内，而参照《左传》中其他史料，即可知道庶人、工商也是等级。如《左传》襄公九年“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又如桓公二年，“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襄公十四年，“庶人、工商、皂隶、牧圉”；哀公二年“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些记载无不有庶人、工商，而且无例外地都列于皂隶之上。襄公九年之所以把商工、皂隶合在一起，那是因为它们都有专业的缘故。因此，等级中如果加上庶人、工商就已有十四等了。尹无字之所以说“人有十等”，不过是为了与“天有十日”相配，才如此说的。 （三）另外还似乎应该有一个“小人”等级。周代国家曾经实行国野制度。士与小人同属于征服阶级，住在城外，即“乡”，有保卫国土和从事耕种两重任务。小人可能原是城内贵族在血缘关系上比较疏远的平民，或者是他们只从事耕种，而士则专门当兵，因此士为贵族的最末一个等级，而小人则是平民。《尚书·无逸》可以为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爱既小人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爱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大意说，殷商先王如武丁、祖甲，在其即位以前，都曾经与“小人”一起劳动，从事农业，所以他们都能知道稼穑的艰难和痛苦。祖甲的一条，上面说“小人”，下面说“庶民”，似乎不同。孙星衍注云“史迁‘惠’作‘施’，‘庶’作‘小’，”则“小民”也就是“小人”。在国野制度时，小人与庶人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别，前者是统治阶级中的本族平民，住在“乡”内；后者是被征服者，住在野外，从事农耕，不当兵，也无政治权利。春秋时，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庶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庶人议政乃是“天下无道”、春秋后期的现象。故小人可称公民，庶人才是真正的平民。《左传》僖公十五年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更有利的证据秦、晋、韩原之战以后，晋惠公被俘，晋立惠公的儿子国为怀公，并作州兵、作爰田，坚决不肯讲和，同时派阴饴吕甥到秦去谈判。秦穆公问“晋国和乎？”阴治吕甥不卑不亢地回答说。 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 秦穆公继续问“国谓君何？”（意即国人对于惠公的态度怎样）对曰“小人感，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 这一段对话充分地反映小人与君子（贵族）的政治立场之不同，而且他们有共同参加国家大事讨论的权利。但是君子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小人却显得粗野、坚定。由此可见贵族与小人是春秋时期还存在的两个不同的等级。但是小人与庶人不同，前者有当兵的义务和政治权利，而后者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2。这两者是绝对不容混淆的。 但是春秋后期，由于国野制度的解体，庶人与小人的界限已逐渐缩小，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晋国的“作州兵”、“作爰田”，可能就是开国野制度破坏的先例。因此，文献记载上往往把两者混淆起来。如同是《左传》襄公九年说“其庶人力于农穑”，而襄公三十年却说“小人农力以事其上”，两者似乎也无区别。《孟子·万章》说“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至战国时两者确已合流为一了。 （四）皂隶以下，则是奴隶和隶属民等级。所以知之者，是因为尹无字家逃亡了一个看门的奴隶，才引起他对楚灵王说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番话的。他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尚书”，可见司马迁曾学古文尚书，其文字与今文尚书略有不同。 《论语·季氏》。 2这段记载，并见《国语·晋语》三，文字也大同小异。 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昔周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边逃主，革渊薮，故夫致死焉。 这段话都说的是关于追捕奴隶是合理合法的事。周文王之“所以得天下”，纣王之所以失天下，也与奴隶有关。前者在承认追捕奴隶的合法性，后者在收容逃亡来的奴隶。楚文王也有《仆区之法》。但是，我国古代的奴隶只是家内奴隶，而不是生产奴隶。 除奴隶以外，我国也有比奴隶地位略高的隶属民。上引《传》文中“仆臣台”，而下云“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陪台就是仆台，即“仆臣台”合成之词。仆、陪、附，古皆同音。故“附庸”即“陪敦”，庸敦则是形近而误。因此，陪台可能也就是附庸。它与罗马的隶属民似乎相似。（五）古代的等级虽然很多，但概括起来只有“上”、“下”两大等级或两大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上引《左传》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桓公二年说“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都是上、下相对他说。应该注意的是庶人也是被统治阶级，虽然庶人不是奴隶，而应该是平民，公社成员。因此，我们如果按阶级的标准来划分，应该是三大阶级，即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和士为贵族阶级。他们是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掌握全部政权和全部土地。小人、庶人、工商，是平民阶级。小人与贵族有疏远的血缘关系。在国野制度尚存在时，他们与庶人不同，有公社土地，有当兵和讨论政治的权利。后者却没有。所以小人可以算是公民。庶人则是平民。皂隶仆圉等则是奴隶阶级。 家属民即被保护民。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页。 凉山彝族等级很多，但是也可以划分为两大阶级，统治阶级称为“色颇”，意即“主子”；被统治阶级称为“节伙”，意即奴隶。其中包括“曲诺”。过去民族学者认为它们就是奴隶或隶属民，我认为应是平民。 第二节等级与阶级的关系等级、阶级和应缘关系古代社会的每一阶级之中可以分成若干等级，由若干等级构成为阶级，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但现今对于古代被统治阶级中等级间的隶属关系已经无法完全弄清楚。 统治阶级内存在着血缘关系，并以其亲疏远近，辈分大小，年龄长幼等定其爵位、等级。被统治阶级内部是否也有血缘关系呢？《左传》桓公二年说“天子有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没有饼到奴隶阶级。据此，庶人、工商（因为他们是平民）可能也有血缘关系，并且还有家族组织，不过没有象统治阶级那么严密的宗法系统。这一点，庶人（包括工、商）和凉山彝族的曲诺恰好相似。至于皂隶以下的等级之间，因为它们大部分来自俘虏，被迫作为奴隶，应该已经打破了原来的血缘关系（除非是整个民族或部落被征服者）。在先秦文献里虽然有称为若干家、若干室的，这只是指其配偶和儿女而言，不能说是家族组织。这，就是说，被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奴隶阶级内部，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唯其如此，凉山黑彝贵族就自以为它们的血是最纯洁、最高贵的，而视被统治阶级为“杂种”、“贱种”。 在古代典籍中虽然没有凉山彝族那样裸的有关血统论的记载，但是春秋时人还依然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原诸侯视秦、楚为“蛮夷”的，山东境内的附庸小国常被排斥于“华夏”之外。《国语·齐语》记载四民（士、农、工、商）说，“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这不是说他们的身分和职役也是世袭的吗？不但这样，连他们的居住区域也被划定界限，不使“杂处”，这不是和凉山黑彝在奴隶阶级中划分为“彝根”和“非彝根”一样了吗？但是庶人、工商只和统治阶级在血缘关系上有亲疏，而并不是奴隶。等级之间不可踰越一般说来，各等级间是不能升降和踰越的。只要一生下来是属于某一等级的贵族，也就永远是某一等级的贵族。礼本来就有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因而贵族阶级内不但有关于婚丧，祭祀，朝聘，宴饮，御射的礼，极其复杂，繁琐，而且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用什么器物，都有明确的规定。谁如踰越，就是失礼或“僭礼”。然而贵族阶级内的等级只是上下级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隶属关系。贵族的权力是很大的。春秋时也还是如此。例如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他们联合起来，驱逐鲁君出国。晋赵简子问于史墨说“季氏出其君，而民眼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对曰“物生有二，有三，有陪贰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据此说来，诸侯是天子之“贰”，卿大夫是诸侯之“贰”。贰，犹我们今人所谓“副”。因此，当时鲁国季氏不先秦统治阶级中有姓和氏的称号，而平民以下均无姓氏。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能认为就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只是他老人家担心这样的事件多了，会妨碍等级秩序的作用。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2可见君臣关系是相对的。秦汉以后，君主政体发展了，经学家过分强调君臣之间为隶属关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然被统治阶级是整个地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因此两者有一条不可踰越的鸿沟。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3，这句话原是从“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而来。本来对本族人民（中国）施行德治，对异族人民（四夷）施用刑罚（包括战争）。春秋以后国野的界限已逐渐缩小，德已成为具体的礼仪，但还不是成文法，故演变而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礼与刑的对象还是不同的。礼只施行于贵族阶级内部。对于被统治阶级则施行残酷的体罚。因此礼与刑成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一条绝对不可踰越的界限。但附带必须提到，统治阶级内部上下等级之间是可以互相通婚的，如天子的女儿可以下嫁于诸侯，诸侯的女儿可以上嫁于天子，卿大夫的女儿也可以上嫁于诸侯，但是在礼仪上还是有等级的区别的。至于贵族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却绝对禁止通婚。凉山彝族对此有绝对的限制，以保持其皿缘关系的“纯洁”。 总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严格的等级制，但并不是隶属关系，只是上下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关系。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是真正的等级隶属关系。被统治阶级是整个地属于统治阶级的，因此只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利。后者是被奴役，被剥削的阶级，前者是奴役、剥削的阶级。至于他们采取如何的奴役、剥削关系，所谓生产关系，是依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定。等级与阶级，尽管有如上所说的区别，但是历史不是一刀切的。在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长时期里，等级制仍以变相的形式存在着，它甚至遮盖了阶级面目。 2《孟子·离娄下》。 3《礼记·曲礼》。 第三节春秋战国之际新的阶级出现春秋战国之际的新旧过渡春秋战国之际，旧的制度、旧的等级已经开始动摇，新的制度、等级以及新的阶级产生了。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渡时期。 春秋末期，有一次，齐景公和晏婴坐在路寝上，景公望着对面豪华壮丽的宫殿，感慨地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婴回答说“其陈氏乎？陈氏无有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锺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景公听了，问怎样才能改变这一情况。晏子说“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慆（慢也），大夫不收公利。”礼，在古代本来有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而齐景公时已失去这种作用了。本来确是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慆的，而今恰恰相反，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慆了。晏婴所谓的礼，当然是指旧制度而言，如在井田制度时，确是民不迁、农不移的。在“工商食官”制度时，工贾各有专业，确是工贾不变的。在等级制度时，确是可以做到士不滥、官不慆的。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礼崩乐坏”的局面终于愈演愈烈。 战国以后，铁器的使用已更加普遍。凡农具、工具以至女红所用的针都是铁制的了。这大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工、商业的进一步分工。恩格斯说“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守着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各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2这番话正好象是针对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情况说的。《孟子·滕文公上》载盂子和许行之徒陈相的对话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害）陶冶；陶冶以械器易粟，岂为厉农夫哉？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官中而用之？ 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子人。天下通义也。” 孟子的话是极其富于逻辑性。他一层层地反问，使得陈相自陷于矛盾之中。从孟子的话中，可见战国时期确已由社会分工而产生农、工、商阶级、“治人”和“治于人”的两大对立阶级。许行之徒自称是信奉“神农之言”的。他们主张“君民益耕”，共同参加劳动。这正是原始的公社共同耕作制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许多氏族、部落的存在，因此还保留着公社的共《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0页。 同耕作制。但是孟子所讲的井田制已经是等级和阶级对立下的井田制，即“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井田制。旧的形式而新的阶级关系，所以他反对许子之徒的“君民并耕”的主张。 春秋末期所发生的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慆的社会现象，为战国以后不同阶级的形成具备了条件。 士的流别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始见于《国语·齐语》，同时见于托名为管子所作的《管子·小匡》篇。四民作为阶级，应该产生于战国时期，《齐语》（非全部《国语》）可能是经过后人的篡改的。 士，本是战士，它是贵族阶级中的最末一个等级，而战国以后，它已经与农、工、商并列了。这确是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因为它既可以上升于大夫（所以称为“士大夫”），也可以下降于庶人（所以称为士庶人）。这时，小人与庶人也已经合流为一。 士的流别最为复杂，也最“滥”。战国以后，他们大部分可以凭着专有知识和一技之长，谋得衣食生活。上焉者做大夫的家宰、家臣，下焉者就只有做食客、游说、游侠、卜卦算命或者从事商业活动（如子贾、自圭等）。孔于从政失败之后，退而整理《诗》《书》，创立了“私人讲学”的儒家学派。他是我国第一个教师、思想家和教育家。战国以后，诸子百家争鸣，达到我国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农民、隶农、佃农农民的来源，大部分就是古代住在野中从事农业的庶人。自井田制破坏以后，他们有的已成为“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个体农民，其次则为“隶农”、佃农、雇农等等。 在孟子的笔下，农民的日子似乎不坏，所谓“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他们在自己的住宅周围，“树之以桑”。畜养一点家禽、狗、猪等，“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再进一步“设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真是一幅自然美的田园风光。 但是孟子的话显然掺和着他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必须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为条件。如果不然，则“老弱转乎海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狗彘食人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总之，农民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 “隶农”之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晋武公时“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饗，为人而已。”可见他们对于其主人还有一定的隶属性，所以称之“隶农”。他们已经可以从主人那里获得一块“沃田”耕种。但是，勤勤恳恳地劳动，一年到头，自己留下的粮食还很少，只是“为人而已。” 佃农是租耕“豪民”土地的农民。雇农是受雇于主人的农民，其中也有长年和短时间的雇农之别。依《韩非子·外储》篇的描写，这种雇农已很少参看《孟子·梁惠王》、《孟子·滕文公》。 隶属性。主人为了鼓励他们劳动的积极性，常常以丰富的酒食款待他们。如果不然，他们就可以到别的主人家去出卖劳力。陈胜、吴广也是佃雇农，似乎也是比较“自由”的。他们甚至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意识，对旧时代的等级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工商身份的变化在古代“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工商是不分的。他们在宫廷和贵族家里劳动，其衣食和原料都由公家和主人供给，所生产的东西都是为贵族享用的，不许在市场上买卖。工商的身分是不自由的，要在“工师”的监督下劳动。战国以后，这种制度已破坏了。同时从农民中也分化出来小部分的个体工、商业者。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农业和手工业完全脱离关系的商人也开始出现。不可忽视成国秦汉之际商业经济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有很生动的描写。这对不但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而且已侵袭着周围的农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民纷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商人自己不从事生产，而他们贩运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品，转手之间，便成了巨富。农产品、手工业品都成为商品，从而商品的商品——货币也发明了。司马迁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财富确乎已成为比政治权力还大的力量，使许多人心甘情愿地彼剥削、奴役。从而出现了旧的等级以外的“素封”阶级。《史记·货殖列传》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赋税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矣。素封者就是非出身封君而是庶人、农、工、商、贾等级的，而他们的财富收入可以与封君相比；是更徭、租赋的负担者。这是以前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富有阶级。 贵族内部的贫富分化春秋战国之际，贵族阶级内部也出现了贫富的分化。有的已穷困了，没落了，有的却成为富强的贵族。《左传》，庄公十三年，晋献公“患桓庄之族偪”，士■建议“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杜注“富子指桓庄之族”。鲁国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以季氏为最强。《论语·季氏》说他“富于周公”（指周公的后人）。可见强族必定是富有者，是“私肥于公”的结果。私家富强了，公家就衰弱了，没落了。 齐国的陈氏于齐景公时已开始强大。“在礼，家施不及国”的，而陈氏“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大夫不收公刊”，而他却是以“假公济私”的手段培养了自己的实力。春秋时期不但齐国的陈氏是这样，宋国的公子鲍，乐氏和郑国的子罕也都是用“假公济私”的手段赢得了国人的拥护，以取得了政权。《春秋》三传谴责他们是“僭礼者”，而僧礼者必然是僭富者。如郑国的大夫子皙，当时有人批评他“无礼而好陵上，估富而卑其下”见《礼记·月令》。 见《左传》文公十六年，又襄公二十九年。 2，可见“无礼”正是“估富”的结果。 这些新贵与旧贵在血缘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并不是凭借其血缘关系而获取政权与社会地位的，而是凭借其雄厚的财富获取政权与社会地位的。 2《左传》昭公元年。 第四节商鞅变法的阶级政策礼法之争的问题商鞅变法，首先向秦孝公提出。他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保守派贵族甘龙、杜挚反对变法。他们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从他们的对话看来，礼和法只是古今时代的问题；礼和法应该相辅为用，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礼本来只施行于贵族阶级内部，并且它是习惯法，不成文法。春秋后期郑、晋等国首先把《刑书》铸在鼎上，予以公布，遭到叔向等旧贵族的反对。这样一来，礼和法不但反映了古今时代之争，而且反映了旧贵和新贵之争。 战国以前，东方国家贵族执政，公室卑弱，从天子到诸侯，权力不断下降。礼已经失去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西方国家秦、晋等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提出以法加强君主，权力集中于一身。提拔“军功”贵族，裁抑宗室贵族。这是礼法之争的主要原因。 春秋后期，郑、晋等国首先把《刑书》铸在鼎上，予以公布。这固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的法是军事法，后来，李悝、商秧变法，著《法经》和《秦律》也是以军事法来作为民法的，这些法是极其残酷的。法家无不主张严刑苛法，甚至认为轻罪也应用重刑，人民就不敢犯罪了。这谓之“以刑去刑”。因此法家的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比如商秧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好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是军事法为民法之一例。 二十筹级爵制与新旧贵族《史记·商君列传》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男女奴隶）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而无所芬华。”这一政策反对、裁抑宗室贵族而提拔新兴的军功贵族，是很明显的。但是应该注意，商鞅并不根本反对贵族的特权——爵秩等级制度，而只是把旧贵的特权转让给军功贵族，甚至这些特权还比旧贵更多更优越。 所谓二十等级爵制，这也是商秧根据秦的旧制而加以扩大和完成的。其等级名称是公士、上造、管、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这二十等爵虽然与古代的五等爵名称全然不同，但骨子里依然保留着五等爵的原则的。其所以增加等级是在奖励军功，使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军功”的机会和权利。据新出上的秦简所见，不但平民，甚至奴隶、刑徒，只要能斩获首级，也就可以获得爵位，循序升级。虽然要获得高级的等爵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它比起血缘关系身分的世袭性，总算是给了人们一些机会。 二十等爵制只是以新的等级制代替了旧的等级制，如果获得爵位的话，它的权益不只是田宅、臣妾，而且可以按爵级获得供驱使的“庶子”。《商君书·境内》云“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这不等于说，除赐予奴隶以外，还可以获得服役的农奴了吗？此外，爵至五大夫以上，还可以有“赐税”、“赐邑”的优待。当然，要达到爵至五大夫以上，如果原是平民，是很不容易的。凡是有爵者，在犯罪时可以享有各种特权。重罪可以减轻，轻罪可以免除犯同样的罪，爵级高的可以比低的受到较多的优惠。这样，商鞅变法不但没有废除等级制，而且更发展了等级制，造成更多的特权阶级。土地国有还是私有《史记·商君列传》说“商秧废井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但是，废井田以后的田制究竟是什么呢？各家考释颇有不同。今据新出土的云梦秦简，可知商鞅实行的田制是国有制，即国家按农民户口授予土地的授田制。秦简《田律》云入顷芻、藁，以其受（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芻三石。芻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芻、藁相输度可也。因为自井田制破坏以后，大部分农民已失掉土地，有的农民成为个体农民或佃雇农。秦有大量的土地尚未开发，地广人稀，商鞅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使农民既耕且战，不得不将农民按什伍编制起来，授予土地。原来残余的、或被旧贵所侵占井田的阡陌、封疆破坏了，新的田制只是扩大了每亩的单位面积，却仍是井田的形式。此其一。同时，土地既是全部为国有的，已无须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别；农民所有的土地由“私田”而成为份地了。此其二。春秋以后，东方国家的井田也逐渐被“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公社农民实际成了贵族的农奴（助耕公田等于徭役地租）。商鞅变法，由国家授予土地，农民则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负担赋税、徭役。在变法之初，是可能做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的。此其三。《商君列传》谓商鞅“废井田”，而《汉书地理志》作商鞅“制辕田”。按“辕田”即“爰田”，是春秋初期晋国已经实行了的。秦因生产力较晋落后，地广人稀，直至战国初才实行。《汉书》颜师古注引曹魏时张晏、孟康等人的解释，是由“三年一爰土易居”的办法而变为“自爰其处”，即由公社以三年为期重新把公社全部土地调整、分配的办法，而变为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轮流换耕的办法。这是必须以生产力、生产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的。虽然按照《汉书·食货志》的记载“二十授田，六十还田”，但是实际上农民可以长期占有土地。此其四。 以上四点是商鞅变法的新田制的实质。商鞅变法本来只为“富国强兵”。白秦孝公时起至秦始皇，连年不断对外战争，赋税、谣役的负担日益加重，加之严刑苛法，人民动辄犯法，奴隶、刑徒的数量超过了古代。在这种情形之下，商鞅的授田制是否能够真正贯彻实行，是很成问题的。根据云梦秦简的记载在实行授田制时就已经有把国有土地租佃给农民耕种私自收租而“匿田”不报的情形发生了。战国时期商业经济已经相当发展，秦授田下的农民却依然不能避免失去土地沦为奴隶、农奴、佃农、雇农，以至逃入山林作为“盗贼”命运。因此，汉人贾谊、董仲舒等一致谴责商鞅废井田是土地私有的千古罪人。这也是有根据的。董仲舒说秦时“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也不是诬蔑之辞。总之，商鞅变法以后，私有土地确乎已经大大地发展了。参看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土地制度》和《云梦奏简看秦的赐爵制度》两文，原载《云梦秦简初探》。重农抑商政策及其他《商君列传》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总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就是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复其身，就是免除徭役。商鞅认为农业、耕织是生产之本，而工商业则是末。尤其是商业是不事生产的，它们只是转贩农民的粮食、丝织品、布匹等，只有妨碍农民的利益。商鞅实行授田制后，使农民固著在土地上，不能移动，以保证国家有一定的赋税来源和兵源，这直接关系到耕战政策的实施，所以他把“事末利”和“怠而贫”者同论，法律特重其罪，将其妻子、儿女没为“官奴婢。”在战国时期，商业经济既已发展，商秧这一政策只能起消极的作用。 法家的法，不但没有保护新兴的工商和农民的地位和利益，而且严刑苛法的结果使他们的负担更加剧加深了。商鞅变法根本没有废除奴隶制，而严刑苛法和赋役的加重，连年的对外战争，反而促使农民更快地陷于破产，以至扩大了奴隶的队伍，成为秦末农民起义的同盟军。 12 丁编传记（上） 第一章周第一节周周的起源及其迁徙周是继夏、商以后在黄河上游兴起的第三个王国。凡是华夏诸侯（包括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都是由它分封或得到它的承认的。华夏诸侯也都认它是“共主”，或者称之为“宗周”。 周的始祖后稷是农业的发明者。稷是黄土高原上最先种植的耐旱的农作物，即今人所吃的小米。据说，后稷发明了农业，后人尊他为农神。关于他的降生，在《诗·大雅·生民》里有很生动的描写。《史记·周本纪》里把诗歌演绎为散文，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 这样的降生是受外物感动而生，可以叫做“感生说”，与殷商的祖先因吞鸟卵而生，可以叫做“卵生说”者不同。但是说有娀氏女为帝喾次妃，倒好象商和周同出于一个血统似的。 《周本纪》记载周的世系，也很详备。自后稷至古公亶父，都是父子世袭，从一开始就是实行嫡长子继承。这是不可信的。因为周后稷卒后，子不窋立，这不窋已相当于夏代末年。《周本纪》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至古公亶父时，他们还仍在不断奔窜、迁徙之中，他们那里还能使父子世袭顺序地继承下来，而不致中断。《周本纪》的世系可能都是后人所补充或虚构的。 周人原来与夏人杂居在汾水河水之间。汾本作汃。相传公刘迁居于邠，从分从邑，即是汾水附近的邑。邠的古文作豳，从两豕从火。“山”，象火形，不是山字。有的学者认为古代豳的地方，包括自山西西部到今甘肃陕西之间。这一带正是草木丰盛、野豕出没的地方，故豳字从火从豕，象以火焚田，驱逐野豕。 由于戎狄的不断侵扰，公刘时又继续向今陕西邠县栒邑迁徙。《诗·大雅·公刘》篇记述其迁徙之事。诗虽作于西周以后，但是它描写当时迁徙的情景以及地理环境，还是真实的。如“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描写他们在公刘父家长的领导下，带着干戈干粮，作武装性的迁徙。又说“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描写他们刚到一个高地上，搭下帐篷，住了下来，有说有笑，甚为愉快。又说“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描写他们杀豕庆贺，用匏饮酒。他们共同拥护公刘为父家长。徐中舒说。见其所著《西周史论述》97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3—4期。在公刘时，周人的农业得到恢复。但是仍旧无法避免戎狄的侵扰、压迫。因此，他们在父家长古公亶父的率领下，爬过梁山，沿着漆水沮水到达岐山周原。这次迁徙，孟子在他的著作里有很生动的描写，这可能是战国时邹鲁民间所流行的传说。《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 大王就是古公亶父。他也只是一位父家长而已。他在离开邠以前，召集耆老们前来商量。他说“二三子何患乎无君？”这“君”字正与《公刘》诗里所说“君之宗之”一样，“君”只与“宗”同义。他尽管对狄人百般地忍让，牺牲币帛，珠玉，犬马，都不能避免狄人的侵略，他不得不离开邠而继续远徙。 周原在今陕西岐山武功之间，地方不大，但土地肥沃，田里的堇荼（野菜）甜滋滋的。诗里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当是写实。975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经过挖掘，发现了宫室，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首次发现周的甲骨文。这似可证明，周人迁到周原之后的一百余年中农业与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尽管这样，当时周的社会还只能是氏族社会末期，或刚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门槛。 周文王“受命”称王，但仍是小心翼翼地服事殷纣王，作为殷商的一个诸侯。同时周又渐渐向东发展，到达关中的地方，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当时黄河对岸有虞、芮两个氏族，因为发生土地争夺，相约到周找文王判断。但一进入周境，他们二人看到周人都很有礼貌，互相“让畔”，感到十分惭愧，于是不见文王就回去了。这一故事反映周人这时土地还是公有的，阶级尚只萌芽，所以有如此温文尔雅，和平亲切的现象。 商周关系及周克商当周人正在东西奔窜的时候，殷商已处于武丁以后的晚期。甲骨文中已屡见“伐”周的记载，或又称周为“周侯”。但是商周发生关系，决不是从殷商晚期才开始的。《诗·商颂·殷武》里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氐羌是活动在今甘肃、青海至陕西境内的两个半农半牧部落。甲骨文中已屡见殷商诸王伐羌的记录。商人对羌人俘虏非常残酷，常常用于人殉或用为奴隶。殷商与氐羌可谓世敌，羌人与周人却世通婚姻。后稷的母亲姜原，就是羌族有邰氏的女子。所以殷商征服了氐羌（当然是部份的氐羌人），恐怕也把周人包括在内。 根据文献材料和甲骨文看来，周与商有战争的一面，又有和平的一面。 周自季历至文王时，他们都曾经联合殷商共同抵抗从北方侵入的鬼方、土方、■方等，因而得到商武丁、文丁的赏赐。季历还做了殷的“牧师”。尽管后来季历仍被文丁所杀，但是和平的关系却是主要的。文王时，周的国力已经强大，它已征服了周围的密须、阮、共和犬戎等小部落，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但就是这样，文王也仍然不改变小心翼翼以服事殷的态度。周这时对殷参看斯维至《早周历史初探》，979年《历史研究》第5期。 商的和平政策，可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不是一般的屈辱的表示。 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条“彝文武帝乙”之辞。文武帝乙是殷帝乙的异称，他是纣王的父亲。为什么在周原甲骨文中却有帝乙的名号呢？这可能是在周原有殷商的宗庙。殷纣王曾经到过周原，故有祭祀其父文武帝乙之辞。这反映了周文王时确已成为殷商的诸侯了。但另一方面，周文王已受命称王。所谓“受命”就是受上帝之命。《诗·大雅·皇矣》写道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这是说伟大的上帝从天上往下观看，从四方观察，寻找一个有光明德行的人，最后找到了季历的儿子文王，这就是接受上帝的命令而称王的意思。他称王以后，便开始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安定县），并打败了耆国（耆一作黎）。耆在今山西黎城，是殷商的门户，故耆被打败之后，殷祖伊感到畏惧，便去劝谏纣王。纣王漫不经心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没料到天命是可以改变的，也没有觉察到周人是在积极地准备改变天命的工作。接着，周文王伐邘、伐崇侯虎。崇侯虎灭后，文王自岐下徙于丰。次年，文王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武王没有改元，继续用文王的年号，称作九年。他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傅，召公毕公为左右，继续文王的绪业。就在这一年里，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观兵是试探性的示威，并不是准备与殷商直接开战。他出发时，把文王的木主载在小车上，居于中军，自称太子发，意思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实际上是带着“血亲复仇”的性质。这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据说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纣可伐矣！”武王不可，罢师而归。过了二年，武王听到情报说，纣愈加昏乱暴虐。殷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纣有重罪，不可不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武王作《太誓》，指斥殷纣王的罪行，以激励战士。 十二年二月甲子，天朦朦亮，武王的军队到达商郊牧野，他发表《牧誓》，再次指斥纣王的罪行以激励诸侯和战士的斗志。据新出土的《利■》铭文，可知武王所以决定甲子这一天与纣开战，是出于右史利观察星象而决定的。《利■》说珷克商，惟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易（锡）又（右）史利金。 这甲子是一个大吉的日子，武王因此获得大胜。其实，这次武王的军队不战而顺利地进入了朝歌，是因为东夷人不肯为殷纣王卖力，发生哗变，纷纷倒戈，迎接武王。朝歌在今河南淇县，至今尚有遗迹，距安阳商都还有百里。据说武乙已迁都于此，故朝歌一失，商已无力抵抗。纣王于是纵火。这次战争，是关系到商周一兴一亡的关键。虽然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争，殷商在东方沿海的势力也未彻底消灭，但这是殷商灭亡的开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转折性的大事。它正与商汤过去灭亡夏朝一样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民”。这就是说，周代替了商，是有天命的，它建立了第三个古代王国。史书上对于此一事都有记载，地下出土的《利■》，可以与文献互证。周公东征及封土建国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成王的叔父。武王即位时已年老，克商以后不久，他便去世了。当时周已建国，但基础还很不巩固。东方沿海的东夷和殷商的势力也还威胁周的安全。成王年纪还轻，不能担当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势之下，周公不得不摄理国政而称王。这在《尚书》诸告中是有明证的。《康诰》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王”明是周公。因《康诰》是封康叔于卫的诰命，故周公说“孟侯，我的弟弟小子封”，只有周公才配称呼康叔为弟，封则是康叔的名字。倘若王是成王，就说不通了。 周公的摄政称王，曾经引起周初政治上的一场斗争。武王克商之后，他清楚地意识到周本是“小邦”，殷商的势力还未消灭，他不得不把安阳淇县之间的土地分一部分，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使他统率殷纣王留下来的部队和宗族。他另分一部分土地给他的弟弟管叔、蔡叔，以监视、防范武庚和殷商的残余势力。但是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称王，没有得到管叔、蔡叔的谅解。大臣召公也颇不满。他们便散布谣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武庚禄父于是乘机煽动东方徐奄、淮夷举行叛乱。在这危急关头，周公便毅然决然举行东征。召公、太公等大臣也改变了态度，共同参加东征。经过三年艰苦的斗争，终于征服了今山东全境、河北以北至辽东半岛。许多东夷人、夏商的后人以及前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氏族部落也被周人所征服，成了被统治阶级。 这次周公东征是武王克商的继续，而且战争时间长，地域广阔，部落林立复杂，是一场剧烈的战争。这连孟子一向崇拜文武、周公为“仁义之师”的也不得不承认“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经过这次战争，殷商徐奄的势力被镇压下去了。一部分不甘心做顺民的便四处逃亡、迁徙。如蒲姑氏从山东半岛迁徙到辽东，渡海到了朝鲜半岛；盈熊等从山东沿海域经泗水到了江淮流域；秦赵从今山东、河北北部到了今山西、陕西北部。商周兴亡之际，是我国民族大动荡、大迁徙时期。秦赵都有玄鸟图腾传说。秦的祖先蜚廉无疑就是孟子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的那个蜚廉，他本人死了，他的子孙却一直向西北迁徙，终于在戎狄中成长壮大，后来建立强大的秦国，最后由秦统一中国。赵，就是后来的三晋之一。 现在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统治从黄土高原到黄河南北以及沿海的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周的办法是实行大规模的封建，分封本族兄弟亲属到各被征服地区去建立国家。古代的国是指城邑。周的封建，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谓“封建”，这已是不必再交待的了。 周室始衰成王、康王时期是周室的极盛时期。史称“成康之际，刑措四十年不用”，意思是说，对内社会安宁，对外也无战争。但是到了昭王穆王以后，周室便开始衰落了。 昭王向南用兵，征伐徐楚。铜器铭文有许多关于此事的记载。如《过伯■》说“过伯从王南征，伐楚荆。”《■■》说“■从王伐荆”。《竹书记年》记载昭王南征，说他从十六年至十九年对楚连续用兵，十九年昭王“丧六师于汉”。 《孟子·滕文公下》。 穆王时期，西北的犬戎十分活跃，其足迹已到达泾水上游。穆王出征，只获得四白狼四白鹿归来。这四白狼和四白鹿，当不是动物，而是犬戎部落的图腾，这就是穆王获得犬戎白狼白鹿八个氏族首领。有的学者推测，犬戎可能就是起自西北的白狼，所以他们的图腾都是白色。这次穆王征伐犬戎前，大臣祭公谋父曾经劝谏他不要出兵。他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就是说，应该采取怀柔、宽大的政策，而不应该进行战争。穆王不听祭公谋父的劝谏，反倒举行大规模的西征。有一部《穆天子传》，记载他的旅程很为详细。他看到许多奇花异草，珍禽野兽，还见到美丽的西王母，流连忘返。虽然这里有些神话、巫术色彩，而且地理亦难详考，但穆王西征，确是事实。 当穆王尚在西征途中，淮水流域的徐偃王乘机反周。穆王闻讯，立刻命赵的祖先造父迅速驾车回国。“徐偃王”这个名号很有问题，而且时间与穆王的时期也不符合，因此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徐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自今山东东南到江苏、安徽淮水一带，都是他们活动的地方。后来楚人西迁到达湖北陕西交界的地方，而徐和舒仍在这一带活动。 宋代出土的《■■》记载了厉王时“南淮夷”进入洛水伊水之间。厉王命■出征，打退了南淮夷的侵略，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杀了南淮夷一百人，捉了四十人，又夺回被南淮夷取去的俘虏四百人。南淮夷中，以徐为首领。这次战争，表面上是厉王取得了胜利，而南淮夷之强大也可以想见。 这次西周的兵力分布于三个据点一是“殷八师”驻在殷的故地朝歌，以对付东夷，镇压殷人。《小臣■■》说“命伯懋父（即康叔的儿子康伯懋）以殷八师征东夷”。二是成周八师，驻在周初营建的成周洛邑，主要是保卫成周，镇抚南土。《录卣》说“王命■曰揸（今）淮夷敢伐内国，汝以其成周师氏，戍于叶■。”成周师氏即成周八师的师氏。《竞卣》说“惟百■父以成师即东。”成师也即成周八师。南淮夷作乱，即用成周八师前去征讨。三、是西六师，驻守丰镐，拱卫周的本土。在西周全盛时代，这里就不需要象殷八师和成周八师那样多的兵力，故只设六师。穆王时期的《蠡尊》说“王命蠡司六师暨八师”，六师就是西六师，八师就是殷八师，都由蠡一人率领。看来殷八师的地位，已不如周初那么重要，或者已退驻于西土。 昭王南征不返，这时周的力量已不能控制南方。穆王继昭王之后，只好在南方建立防线，派兵戍守。这在许多铜器铭文中都有记载。 《史记·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衰微”，“穆王即位，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道衰微”，可见周王室的最高统治一步步走向衰落的过程，不到周室东迁，就已开始了。这时周室内部社会矛盾随之增长。厉王晚年信任荣夷公。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艰”2，由此引起贵族的反对。这“好专利”，究竟是什么呢？按照周制，土地王有，但是王应把土地财产赐给贵族，贵族可以世袭占有，但是只有占有权而无私有权。现在厉王听从荣夷公“专利”，就是厉王使用土地王有的权力，取回贵族占有的土地。《诗·大雅·瞻卬》说“人有土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这虽然说的是幽王时的情形，但是厉王时已开其端，以致愈来愈加严重。厉王为了防止贵族和平民反抗，还使卫巫“监谤”。大家不敢说话，在路上见面，用眼关于殷六师、成周八师、西八师的解释，从徐中舒说。 2《国语·周语上》。 睛默默地表示反抗。大臣召公劝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他要厉王“宣之使言”，使国人有说话的权利，要象治川一样，不能用壅土的办法，否则一旦决裂缺口，就更加危险了。“国人”，本来就是住在城里的贵族（自卿大夫士以至小人）都是有相当政治权利的，所以召公这样说。厉王不听，终于发生了国人叛乱，把厉王驱逐出国。厉王最后死于彘（今山西霍县东北），没有回国。这次国人叛乱，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政治大事。 宣王复兴厉王被逐出国，发生于公元前84年。从这一年到公元前828年，共十四年，没有立王，而由贵族周召两公执政。一说是由卫国的共伯和执政。我国从公元前84年起，开始有了顺序的纪年，这也是我国史学发展上的一件大事。 十四年以后，即公元前827年，厉王的儿子静，在贵族的拥护下即位，是为宣王。宣王时期，对付西北的ǎ狁和南方的淮夷，都战果辉煌，出现一个复兴的局面。但是他无法制止内部社会矛盾的发展，因而在复兴以后，接着就是西周的衰亡。 宣王时最大的敌人是ǎ狁，它曾经深入泾水洛水之间。《诗·小雅·六月》说“ǎ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据说焦获在今陕西三原。镐，即镐京。方，金文作“■”，从艸从方，与“丰”象草木丰盛之形相似，故方可能就是丰镐之丰。由此可见，ǎ狁的踪迹已经到达周的京城附近了。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周以尹吉甫南仲防守丰镐，加强防御，命方叔率领大军抵抗ǎ狁，一直打到太原（太原的地方已难详考，意即大平原）。此后，宣王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据说这就是宣王的“藉田”所在。在与姜氏戎作战以前，宣王已“不藉千亩”了。这可能是因为姜氏戎已经占领了千亩，所以宣王废止藉田之礼。姜氏之戎显然与ǎ狁是同伙的，所以ǎ狁败于太原以后，它又向周挑战于千亩。 周宣王时对ǎ狁的战争，铜器铭文记载颇详，可补充文献之不足。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和《不其■》等的铭文看来，战争的地点似集中于洛水上游。宣王消耗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总算得了胜利。他封韩侯于韩。从《韩奕》诗的内容看来，韩应在今河北北部，与南燕接近，其目的正在防御北方的游牧部落。 宣王与ǎ狁作战胜利之后，把姜氏之戎等迁移到了南方（在今河南南阳盆地），给他们建城。《崧高》就是歌咏封申侯于谢的诗。《诗·大雅·江汉》和《常武》等都是叙述召伯虎征伐淮夷有功之诗。 第二节东周西周灭亡及平王东迁公元前78年，宣王子幽王即位。宣王末年以来，西北干旱严重，又发生地震，游牧部落乘机侵入。周太史伯阳父根据阴阳五行的学说，认为这是周将灭亡的预兆，这时，洛、泾、渭三川都干涸了，岐山也发生崩塌的现象。幽王宠爱褒姒，要想废掉申侯的女儿申后。褒姒是姒姓褒的女儿（褒在今陕南褒城），申侯是姜姓，因此就引起了姒姓与姜姓之间的斗争。褒姒生子伯服。按照嫡长子继承法，申后所生子宜臼应立为太子。但宜臼不得立，而伯服却被立为太子。所以伯阳父说“祸成矣！无可奈何！” 《诗·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和《小弁》等诗，都是刺幽王政治昏乱的。但在刺宣王的诗里，如《我行其野》等，已可见宣王时实际已埋伏着祸乱的根源，而幽王时终于爆发出来。公元前77年，申侯与犬戎联络，进攻幽王。诸侯都不来救。犬戎与申进入丰镐，幽王急忙逃到骊山，被骊山之戎所杀。伯服逃到晋国，晋有立伯服之意。前太子宜臼逃到申国，也有一些诸侯拥护宜臼的。申侯方面的势力要大于伯服，终于晋侯又杀死伯服。宜臼即位，是为平王。 这时关中已充满了戎人，宫室文物都被毁坏，土地荒芜。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继续建国，是为东周。后来西周故土由秦所收复，秦于是列为诸侯。洛邑的都城，早在周公时就已建筑，是由成周（洛阳）和王城（今洛阳西）两个城组成的。平王东迁，居于王城。从此历史上称丰镐时期的周为西周，东迁以后为东周（前770年—前47年）。 东周的衰微周室东迁，王室衰微，政权下降。其时强大的诸侯，有齐、晋、楚、秦相继称霸，出现了所谓“政由方伯”的局面。这时期，周王室内部也发生王位争夺和卿大夫专政的现象。平王和桓王时（公元前79—前97年），郑庄公为周卿士，以后，虢公也为平王的卿士，因此发生郑虢争政。周召二家原是周公召公之后，其后周公黑肩为卿士，与虢公分权。庄王时（公元前9—前82年），周公意欲弑王。辛伯与王共杀周公黑肩。以后，由虢公执政。僖王初，齐桓公称霸。周公忌父执政（公元前8—前77年）。 惠王初（公元前7—前52年），发生王子颓之乱。惠王夺大臣边伯等的园林为囿，作为田猎场所，因而边伯与王子颓共同作乱。惠王放于温，不久又逃到郑，国人立王子颓为王。郑杀王子颓，复送惠王入国。惠王之时，周公忌父与虢公并政。 襄王立（公元前5—前9年），又发生王子带之乱。襄王母早死，惠王生叔带，有宠于惠王。叔带与戎狄合谋，共伐襄王。襄王击败叔带，叔带逃奔齐国。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子带之乱遂告平定。公元前38年，子带复归于周。公元前3年，郑伐滑（今河南缑氏县）。因为滑是姬姓国，故襄王请郑放弃对滑的战争。郑不听，反而把王派去的使臣捉了起来。王大虢原在今陕西宝鸡虢镇，周东迁时，它随着迁到今河南三门峡。 怒，将用狄人的兵力去攻打郑国。富辰谏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子颓之乱，由郑之由定，今岂以小怨弃之？”王不听，终于以狄兵攻郑。王很感激狄人，将以狄女为后。富辰又谏曰“王弃亲亲狄，不可从。”王又不听。过了两年，王又把狄后废掉，狄兵于是攻王。襄王出奔于郑。 王子带取襄王所遗弃的狄后，同居于温（今河南温县西）。襄王告急于晋，晋于是进攻南阳。当时，这一带还是戎狄与姬周杂居的地方。晋诛叔带而送归襄王于周。这事发生于公元前35年，正当晋文公宣扬“尊王攘夷”的时候。 顷王、匡王、定王期间（公元前8—前58年），晋楚争霸，势均力敌。邲之战，晋为了救郑，与楚战于河上而败。这是在城濮战后，晋楚之间的第二次大战，但晋仍是楚的强敌。楚庄王时，楚又不断伐宋、伐郑、伐陈。楚庄王灭了陆浑之戍，路过洛邑，问鼎的大小轻重，但是总不敢妄动。鄢陵之战，晋胜楚。从此，华夏诸侯内部贵族专政的局面已经形成。 公元前544年，周景王立。他宠爱王子朝。他是庶子，按宗法是不当立的。景王未及立他为太子，已经死了，因此引起了王子朝之乱。但国人不拥护他。立景王的长子猛为王，是为悼王。子朝攻杀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子朝竭力抵抗，敬王不得入。过了四年，晋景公率诸侯之兵攻入周，敬王才得即位，子朝屈服。公元前529年，子朝之徒再次作乱。敬王逃到晋国。次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这次王子朝之乱延续达十六年之久。据王子朝告诸侯书说“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制乱天下”。又说“晋为不道”。单、刘，是当时周的卿士。可见这次叛乱，有内部贵族的煽动，还有诸侯也参与其事。 东周的分裂及其灭亡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以“尊王攘夷”为旗号，结为联盟，抵抗夷狄（包括秦楚），因此，“周德虽衰，其命未改”。战国以后，客观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周王室已名存实亡了。 战国时期，早已不是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局面，血缘关系趋向淡薄。战国时，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宗法封建秩序，而是在掠夺土地和人民。 公元前34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已开始诸侯称王。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楚在春秋时期，就一直称王。诸侯称王事实上已不承认周为宗主国或者共主了。 战国以后，周本来很弱小，内部又不断发生王位的争夺。到考王时（公元前440—前42年），他自居于洛阳（成周），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是为西周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伐立。公元前37年，威公去世，少子根和公子朝争立。韩、赵两国帮助少子根即位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这样，周已分裂为西周（以河南为中心）和东周（以巩和洛阳为中心）两个小国。它们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公元前25年，以韩、赵为首的伊阙合从攻秦之战，西周也参加了。失败后，西周君献出了土地和人民，就灭亡了。前249年，秦又攻灭了东周。从此，距秦统一六国已不在远。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第二章鲁、卫鲁卫是周王朝的兄弟之邦，在周初镇抚叛乱、夹辅王室的活动中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鲁一直以守周礼见称。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在政治上，卫也有类似于鲁的传统。 第一节鲁周公和鲁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的封国。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文王在时，旦为子孝，并且富于仁心，和一般兄弟不一样。武王即位后，旦辅助成王，卓有功勋。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同行。十一年伐纣，在牧野，大败殷商军队。纣知大势已去，便而死。周公拿着大钺，召公拿着小钺，一左一右，夹辅周王，衅社祭天，告纣之罪。这时，在黄河下游和东方沿海，还有殷商和东夷的势力。因此，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继续统治殷商王畿以内的一小块地方，并使管叔、蔡叔监视他的行动。 武王已克商，但沿海东夷尚未安静。武王有病，群臣都很担忧。太公召为之卜。周公说“不可使我先王担忧！”愿以自己的生命作保证，替武王祈福。于是设三坛，向北站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和文王。史册作祝辞说“您们的元孙武王发，勤劳过度而生了病。三王在天之灵应该保护子孙。旦愿意代替发。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发不如旦，所以不如让我代他到上天去服务，而使发治理四方，安定子孙于下地；不要使四方人民胡作非为，无所敬畏，以致失掉天命。我现在用元龟占卜。您们三王如果应许我的要求，我以璧圭奉献，等待您们的命令。您们如果不应许，我便撤走璧圭。”周公对天和祖先表示忠诚，甚至带着威胁的语气。史册祝辞毕后，再行占卜。卜人说“吉”。卜与史册的祝辞完全一致，都是“吉”。周公心里感到高兴，把史册的祝辞放置在金线编制成的柜子里（叫做“金縢”），并命令保管的人不对外言。后来武王还是死了。那时武王的儿子成王涌，年龄还小，当时国家行政命令，都出自周公。因此引起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的猜疑，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周公于是对太公望、召公奭解释“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2但是管叔、蔡叔仍不谅解，居然参加了武庚和东夷的叛乱。周公和召公、太公毅然举行东征。三年，东征胜利，实行封建，封召公奭于燕（包括今河北北部到辽河一带）；封太公望于齐（包括今山东潍水到山东半岛）；封周公于鲁（包括山东的东南部），与齐以泰山为界。这是周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三个国家。 周公、召公和太公都未亲自就国。东征胜利后，他们三人都回到了周，而由他们的儿子去分别统治鲁、燕和齐。当时周公、召公、太公同心协力辅见《尚书·金縢》及《史记·鲁周公世家》。《金縢》可能传自史官，不一定是原文，但可以知道周公的思想信仰。 2《史记·鲁周公世家》。 政，而周公的地位要比召公和太公更高，他作为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据说，周公摄政只七年。成王长大了，他就还政于成王。周公摄政期间，他“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在今《尚书》里，诸如《康诰》、《洛诰》、《酒诰》、《顾命》等篇中，还可以看出一二。孔子说得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虽然很羡慕周文化，但他也认为，周文化也还有夏商文化的因素。 周公对于周王室有很大的功劳，所以鲁在诸侯国家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至春秋礼崩乐坏时，当时人还说鲁“犹秉周礼”。 鲁的建国及国野制度周公初封原在今河南鲁山。周公东征胜利后，占领了徐奄，才把鲁由鲁山迁徙于今山东曲阜，仍称其国为鲁。 曲阜原是徐奄的地方。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徐奄人民被迫向江淮流域迁徙，留下来的就成为鲁国的附庸。《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商奄也就是少皞的后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淮夷、徐奄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按《史记》这一记载，可能有误。因为周公东征，伯禽随行，则伯禽即位应在管蔡之乱以后。《肸誓》即今《尚书》的《费誓》，费亦作粊、鲜、狝，在曲阜之东郊。这都是同音通假之字，实即一地。伯禽为了镇压淮夷、徐戎，在费宣誓作战，时间亦应在伯禽即位以前；或者是即位之后，仍有淮夷徐戎之乱。春秋以后，鲁与淮夷徐戎也仍不断发生战争。《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孙星衍注云“《左传》说古者百里之国，三十里之遂（隧），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国，九里之遂，三里之郊。”据此可知，在古代，国（城）以外就是郊（遂与国之交界，故曰郊），郊以外就是遂。这就是国野制度。国（城）中居统治阶级，野（遂）居被统治阶级。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待遇也不同。《费誓》先对国人说你们要把甲胄、干戈、弓矢都准备好。你们要把牛马拉好，把井、穫（井、穫都是为捕获野兽而设的陷井）杜塞起来，以防牛马误堕其中。如果伤害牛马，就要受到常刑。你们的牛马，臣妾（奴隶）逃跑了，不要离开军队去追赶。如果离开军队去追赶，就要受到常刑。你们不敢抢夺人家的东西。有敢逾越垣墙，盗窃人家的牛马，引诱人家的臣妾，要受到常刑。甲戌那天，我要征伐徐戎，你们要准备好自己的干粮。准备不及的话，要受到大刑。 原文比较难懂，其实却是很朴质的语言。这里主要说话的对象是战士，是征服者。他们是军队中的骨干。他们要自备弓矢、干戈以及粮食。他们还有在战争中所俘虏的牛马、臣妾（男女奴隶）。周公伯禽告诫他们不要违犯命令。如果违犯，一般的处分是“常刑”，大刑就是斩首及其它肉刑了。下面接着又对被征服的野人说你们要准备桢和榦。甲戌前，我在战地上要用的，都要你们供应。 否则你们和你们妻子就要都没为奴隶。你们还要准备刍茭（草和干草）。如果准备不足，你们要受到大刑。 由于野人是被征服者，不但语气极其严厉，而且一来就是“大刑”。你们和你们妻子都要没为奴隶，原文是“汝则有无余刑非杀”。一般来说，被征服者是只供应战争用的器材、草和干草而不上前线。 关于国野的区别，这实在是最可信的史料。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战国时，国野制度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已解体了，但是孟子认为国野是两个阶级，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这是有根据的。国人什一使自赋，就是他们只当兵和出兵赋。而野人则是“九一而助”，还保留着殷人的井田制。君子与野人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按古代的等级制说，野人中主要就是庶人。（工商居住于国中，但他们不是国人）他们比“皂隶”要高一个等级。按阶级来说，他们是“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恩格斯语）的平民。 古代山东境内，氏族部落林立杂居。齐鲁对于它们的统治政策，是有差异的，《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着一个故事鲁公伯禽就封以后，三年才回京“报政”。周公问道“何迟也？”伯禽问答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但是以前太公封于齐，只五个月就回到周来“报政”了。周公说“何疾也？”回答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因此周公太息说“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显然是根据春秋以后的情形说的，因为鲁在西周并不太弱。但这一故事说明，齐鲁对当地的被征服者在政策上确有不同。齐国因循旧俗，所以比较简易。鲁则积极改革旧俗，推行周政比较严格。如国野制度，齐国在春秋齐桓公时才实行，即其一例。 三桓的形成及季氏专政孔子概括春秋时期的历史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是孔子指西周时期说的。春秋时期是“天下无道”。鲁国公室衰微，没有争霸，但三桓专政，陪臣执国命。 三桓是指桓公的三个儿子及其后裔。按嫡长子继承法，他们只能享受采邑，另立小宗，应该听从大宗（公室）的领导。在采邑内，他们是高级的统治者。在国内，他们又被公室所领导。但是他们世代享受卿禄，子孙繁衍，干预公室，因而造成私家强而公室卑弱，即孔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但鲁国如此，其它诸侯国也差不多如此。孔子只是举鲁国为例而这样说的。《左传》隐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从这段记载看来，隐公是惠公的庶子。因为惠公嫡夫人没有儿子，故隐公只是“摄政”。《史记·鲁周公世家》补充说“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这比《左传》的记载更为清楚。《孟子·滕文公上》。 《论语·季氏》。 值得注意的是诸侯国家里同样有“摄政”制。息，即隐公。允，即桓公。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2年），到杜圃祭祀锺巫，为公子翚（挥）所弑，是为桓公即位。 春秋初年，齐、鲁、宋、郑关系密切。桓公夫人系齐襄公的妹妹。桓公十六年，他带着夫人到齐国去。襄公因与妹妹间的私情，为桓公所察觉，派彭生与桓公同车，在车上勒死桓公。鲁国责襄公，襄生杀死彭生，把尸体送给鲁国以卸脱罪责。春秋时期贵族之间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保存着许多群婚制的现象，而以齐国较著。襄公与其妹的关系，可以说是这种遗风的留传。桓公死后，太子同即位，是为庄公。庄公死，庄公的兄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都是桓公的庶子。他们及其后裔，即所谓“三桓”，逐渐成为鲁国的强宗。 庄公病危，照习惯要预立太子。他征求弟叔牙的意见。叔牙说“一继一及，鲁之常也。”意思是要庄公立庶兄庆父。庄公心里不愿意，退而问弟季友。季友坚决拥护庄公的儿子斑，表示宁愿以死作保证。庄公说“叔牙想立庆父，怎么办？”季友以庄公的命令要叔牙到鍼巫氏那里去，使鍼季强迫叔牙饮毒酒自杀，而立其子为叔孙氏。这是叔孙氏的来历。公元前2年庄公卒。季友立斑为君。庆父派国人荦杀了斑，而立庄公子开，是为闵公。季友因立斑失败，逃到陈避难。 庆父非常凶横。他的子孙以他为始祖，建立宗族，号孟孙氏，亦号仲孙氏。这是孟孙氏（仲孙氏）的由来。 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哀姜本来要立公子开。闵公即位后，她又与庆父合谋，想谋弑闵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袭杀闵公。季友听到这一阴谋，与公子申奔邾。邾在曲阜之西数十里，原是鲁的附庸。季友想由邾潜入鲁国。鲁人内应，要杀庆父。庆父害怕，逃到莒国。季友奉公子申入国，立为僖公，申也是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贿赂莒国，要他们遣送庆父。庆父被迫回来，季友使人杀死庆父。这时，齐国已是桓公在位，他要称霸，不得不做点霸主的样子。他召哀姜于邾，而后杀死了她，把她的尸体送归鲁国。僖公以礼葬之。 季友的母亲是陈国之女，所以他逃到陈国避难。他和庄公少子申自陈到邾，拥申为僖公，有功于鲁，成为季孙氏的始祖。 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之中，以季氏为最强，后人对它有种种传说。鲁桓公在生他前，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周社与毫社），为公室辅。季友亡，则鲁不昌。”这已经预示着季氏将来要繁荣发达。后来他生下来后，又有文在掌上如“友”字形。故名友，号为“成季”。 鲁自僖公以后，至文公、宣公、成公期间（公元前2—前573年），公室卑于小侯，日益衰微。而季氏与公室和东门氏、叔孙氏不断发生斗争。僖公是以季氏的拥立而即位的，因而奠定了季氏专政的基础。僖公卒后，文公即位，另一贵族东门氏开始争政。文公有三妃，长妃齐女为哀姜（与前哀姜不是一人），生子恶和视。次妃敬嬴，生子俀，得到文公的嬖爱。俀的保护人襄仲（仲遂）是东门氏贵族。他要立俀，叔仲（叔孙氏）反对。襄仲于是请求齐国为外援。齐惠公新立，要与鲁亲近，所以答应了襄仲。公元前《史记·鲁周公世家》。 09年，文公卒，襄仲杀了恶和视而立子俀，是为宣公。 宣公时，公孙归父因其父襄仲有功，得到宣公的信用。季文子对此不满，宣布说“使我杀适（嫡）立庶，失大援者（指齐），襄仲！”这是季氏对东门氏的公开挑战。这时公孙归父也劝宣公“去三桓”，并联晋为外援。成公即位，叔孙氏与季孙氏之间的斗争又发展起来。叔孙宣伯得到成公母穆姜的，宣伯反对季文子，“欲去季孟（季孙氏与孟孙氏）而取其室”（此室字不专指妻妾儿女，而是奴隶、财产）。这时成公将与季文子聘问晋国，穆姜硬逼着成公答应此事。成公一面敷衍，一面加强宫殿的守备，使宣伯、穆姜不能得逞。这时宣伯也赶到晋国，对晋国当权的大夫郤犨说“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栾氏、范氏），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晋于是执季文子。成公回国后，使子叔声伯请季孙于晋。郤犨要子叔声伯除去仲孙蔑，并扣留季文子。声伯说“若去蔑与行父，是大弃鲁国而罪寡君也。若犹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晋君，则夫二人者，鲁国社稷之臣也。”范文子和栾武子商量，觉得季文子在鲁国有崇高的地位，影响很大，决定放回季孙行父。这是叔孙氏与季孙氏之间的一次斗争。但季氏从此更加强大了。史称季文子死后，“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指僖公、文公、宣公三君）”，这可说是反映他在鲁国所享有的信条。 初税亩、作丘甲和舍中军鲁襄、昭时期（公元前572—前495年）是三桓，尤其是季氏最强盛的时期。季氏行父执政之后，仲叔蔑（仲孙氏）、公孙豹（叔孙氏）执政。后来又是季孙宿、叔孙舍执政。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一总结说“鲁之执政共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孙氏二人，孟孙氏一人，东门氏一人。”这可见季孙氏独占优势的地位。 在季氏专政时期，鲁国出现了初税亩、作丘甲和舍中军等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几件大事，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特点。 《春秋经》，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税亩”。《春秋经》只有这样三个字。综合三传的解释看来，是从此年起，鲁国公室开始向私田征税。原来井田制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公社农民助耕公田以外，私田收入本属农民所有，此即所谓“藉而不税”。藉者，借也，即借民助耕公田（也即藉田）。“藉而不税”就是助耕以外再没有其它负担。亩就是“八家皆私百亩”的私田。现在鲁国公室向农民私田征税，这是不合旧制的，所以三传对此都有严厉的批评。《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意思是说，农民的负担不超过公田以外，使他们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因此初税亩，——向农民私田征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是不合理的。《公羊传》说“税亩者，何也？履亩而税也。”据《国语·齐语》，春秋初，齐桓公已经按土地面积大小征税了，时间上要比鲁国更早，但是《国语·齐语》的记载混杂着战国时的制度，不一定可靠。但初税亩确是鲁国向农民的私田征《左传》、成公十六年。 《史记·鲁周公世家》。 税，这是可以肯定的。《谷梁传》说得更为明白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 这一段记载，虽然出于汉代人之手，但是它对于公田和私田的关系说得相当明白。春秋以后，井田中的公田已因“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绝大部分被掠夺而成为暴君污吏、贵族官僚的私有土地了，而农民却仍按旧习惯“助耕公田”。这样一来，助耕也就成为徭役劳动，土地的掠夺者也就成了地主。马克思在谈到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在中世纪时期还保留着公有土地制的残余时说，它们原来有公田和私田两部分土地，前者由共同体成员共同耕种，后者则是分给共同体成员一家一户耕种的。虽然有所谓公田和私田之分，但都是共同体的公共财产。这种共同体就是公社，其土地制亦即井田，所以有公田和私田之分。马克思接着说“在时间的进行中，这种公地被军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夺了，自由农民在他们地上做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发生的。”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履亩而税”就是井田制被破坏和掠夺了以后，向农民征收租税的情形。我国古代本无“租”字，租税之租正是反映“助耕公田”的助变为租的历史进程。在“初税亩”时，也许只限于私田征税——即“履亩十取一也”，而公田依然还是保留“助耕”，故《谷梁传》说“初税亩者，非公（室）之去公田也。”当然，公田最后也被取消（被掠夺），这只是不久将来的事情。到春秋末年，不论公田私田，都采用租税的剥削方式了。 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公社农民自然不是没有反抗的。《诗经·齐风·甫田》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甫田就是大田，诗中说公田里已长满了莠草，正是公田被荒芜不耕的现象。公田是由官吏们督责农民耕种的，故公田“稼不善”是农民不勤奋耕种的缘故；私田“稼不善”则是官吏过度剥削农民的缘故。 上文讲田野制度时已说过，国人当兵并出兵赋，野人是不当兵的，只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初税亩”以后的四年，公元前590年（成公元年）鲁国又“作丘甲”。《谷梁传》解释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 甲是牛皮或犀牛皮制成的。国人当兵，所以是国人之事。春秋以后，战争频繁，兵源愈来愈不足，国野的界限不得不取消了。丘原来是野外的地名，古人居住于丘，故曰“丘民”。丘甲就是开始要野人（丘民）也纳兵赋。战国时《司马法》说“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每丘出牛一头，应为四头），是曰匹马丘牛。”马牛既可为运输之用，也可制皮甲。 公元前484年，哀公十一年，“用田赋”。田或作甸。甸从勹从田，意指城郊四周的土地。西周时所谓甸服，即此甸字。《司马法》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可见甸在丘外。《左传》于是年记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 田赋亦即甸赋。按照孔子的意思，如果“敛从其薄”，“丘亦足矣”；不然《资本论》第一卷，第38—39页。 的话“虽以田（甸）赋，将又不足”。当然战国以后如秦那样，“用田赋”就是指所有的田亩了。甸赋则是鲁统治者更进一步增加公社农民的负担。至此国野的界限也不存在了。 用田赋，是季孙氏的意见，这是《左传》和《国语》明白记载的。初税亩，作丘甲，虽然没有指明是季孙或三桓共同的意见，但是很可能是他们共同的意见。何以知之？《论语·颜渊》说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是宣公初税亩以后一百余年了，遇到年成欠收或饥荒之时，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即彻）已显然不够支出。有若的话是要哀公不分公田私田都征收赋税。 古代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这是大概的规定。三军分上、中、下三军。中军一般由国君率领，其他二军由卿大夫率领，如齐楚都是这样。公元前52年，襄公十一年，鲁“作三军”。可见在此以前，鲁只二军。据《左传》记载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 可知作三军也是季孙氏（宿）的意见，叔孙氏是不太同意的，但是后来他还是同意了，于是“盟诸僖闳（地名），诅诸五父之衢（地名）”。三家约定“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后人对此解释不一，绎其大意如次（）从此把公室之军分为三股，由三家各率领之。 （2）三家各自毁弃了私乘。这些私乘之人原来都对公室有服役的义务，现在季氏要求它们作为私邑，这样可以不征兵赋，否则，加倍征赋。 （3）古代士兵都是自己的族人，即所谓“士有隶子弟。”叔孙氏“使尽为臣”，就是采用子弟兵制。 （4）孟孙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即一半采用子弟兵制，一半如季氏那样，征收兵赋。 自此之后二十五年，昭公三年（公元前537年），三家又向公室进一步发动进攻。《左传》于是年说舍中军，卑公室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 以前作三军是公室尚主中军。“舍中军”就是废除中军，这当然对公室是很不利的，实际上这已取消了公室的兵权。四分公室，就是季孙独占四分之二，叔孙、孟孙各占一份。从此以后，三家都采取征赋的办法。“公食于贡”，就是三家各出一份贡赋，给公室而已。公室从此丧失了全部兵权。 昭公出亡公元前54年，昭公继襄公即位，叔孙穆叔（公孙豹）对此反对，认为昭公乃敬归之娣齐归所生，非嫡长子。穆叔说“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择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接着，穆叔又说了昭公的许多缺点。但季武子却坚决拥护昭公终于使他即位。由此可见季孙氏和叔孙氏之间的分歧。 鲁国不断发生内争，对外更加衰弱。鲁欲背晋从楚，因国人反对，未成事实。晋景公卒时，鲁成公亲自赴晋吊唁，晋国留成公，到送葬毕后才放回国。襄公初立，又赴晋朝聘。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引为国耻。楚灵王章华宫建成，昭公前去祝贺。灵王赐昭公宝器。后来灵王反悔了，又把它收回。以后，昭公又多次朝晋。 公元前487年，昭公二十五年，“鹆来巢”。据说这是从海外异国飞来的禽鸟，群众视为不祥。当时歌谣说“鹆来巢，公在乾侯；鹆入处，公在外野。”预言昭公将出居国外。 这一年，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预先在鸡羽内撒下芥子，使鸡相斗时，芥子迷住对方鸡的眼睛，以便取胜。郈氏也作了弊，在鸡距上套了铜管。季平子得知后，大怒，要去攻打郈氏。这时臧昭伯之弟会，得罪了臧氏宗族，逃奔季氏。季氏把他藏匿起来。因此，臧氏也恨季氏，把不满季氏的族人也窝藏起来，表示报复。季氏更怒，囚臧氏的宗老（族老），于是郈氏与臧氏联合起来，诉于昭公。九月戊戌日，郈、臧和昭公一同代季氏政，进入季氏的邑。季平子慌慌忙忙登台，大声说“君（昭公）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迂沂上。”昭公勿许。“请囚于费”，又勿许。“请以五乘亡”，又勿许。子家驹（仲孙氏之族）说“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昭公还是固执不听。郈氏又从旁煽动“必杀之！”起初，叔孙氏是倾向于昭公他们的，至此忽然变卦。叔孙氏的家臣鬷戾对他的族人说“无季氏与有，孰利？”族人都说“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说“然！救季氏！”这样，两家合作，打败了昭公。孟懿子（仲孙氏）听到叔孙氏已战胜，于是也起来杀死郈昭伯。三家共同作战，昭公大败，出奔国外，后来到了齐境。齐景公“请致千社待君（昭公）。”昭公拒不接受。子家驹劝昭公不如到晋国去。昭公不从。叔孙氏见平子，表示不如使昭公回来。平子没有表态，实际是不同意。 次年春，齐伐鲁，取郓，要使昭公居于郓。夏，齐景公将送昭公回国。 季氏家臣申丰、汝贾送齐臣高龁、子将粟五千庾以赂。子将对齐侯说“群臣不能事鲁君，有异焉！”宋元公由鲁赴晋，请晋帮助昭公入国，事未成。元公死于道中。叔孙昭子求入其君，无病而死。当时人们都认为是“天弃鲁国”。这样，齐景公也就停止了送归昭公的念头。 过了一年，昭公到了晋国，请求晋国帮助他入国。季平子跟晋六卿先已私下讲通。他们接受了季氏之赂，谏晋君，晋君也不敢送昭公入国，而使昭公住在乾侯（晋境内邑）。又过了一年，昭公从乾侯到齐国的郓。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称“主君”，昭公感到侮辱。昭公这样流浪在齐、晋之间，十分狼狈。晋召季平子商量。平子布衣跣行，通过晋六卿，表示谢罪。六卿因此对晋君说“晋欲内（纳）昭公，众不从！”昭公终于死在乾侯。自公元前57年（昭公二十五年）至前50年（昭公三十二年）昭公流亡国外前后八年。公元前48年，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 定公立，赵简子（鞅，即赵孟）问史墨说“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他问，这是什么缘故？史墨回答说《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子孙）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这位史墨完全是站在卿大夫贵族的立场上说话的。他说公、卿贵族是君主之副贰，因而他们代替君位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这不但在鲁国是这样，卫献公被驱逐出同时，师旷与史墨一样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家臣叛乱及鲁国衰亡春秋后期，鲁国三桓专政。他们的“家”等于一个小国，不但有坚固的城堡，而且有自己的军队、臣僚和人民、奴隶。家臣就是卿大夫贵族“家”里的管家，如家宰，邑宰，属司马等等，和诸侯国内的官吏一样。 家臣的叛乱也叫“陪臣执国命”。陪臣就是陪台之臣。《左传》昭公七年，“人有十等”，其最末一等为“仆臣台”。仆，陪，古音相同，通用。下文说“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陪台也”。这正是仆台可作陪台之证。家臣、陪臣，实即贵族“家”内的奴隶管家。 宰字，从宀从辛。辛是犯罪奴隶。宰是家内执役的奴隶，他们管理王宫和贵族“家”内的饮食、车服、卫生医疗以及一切杂役。商周时期，宰的地位高，王的亲属、贵族也有做宰的。因此，宰或大宰、冢宰成为“百官之长”，例如周公曾任冢宰，“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周礼》第一个官就是天官冢宰，其属官有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都是卿、大夫为之。此外还有上士、中士、下士等等，已经看不出家内奴隶的痕迹了。春秋以后卿大夫专政，他的“家”已等于国，所以卿大夫、士都有甘愿做宰的。 殷商时有一个著名的人物伊尹。说到底，他也是一个跟随着有莘氏女儿陪嫁过来的奴隶，即媵臣，也即小臣。东方国家家内奴隶的特点是他（她）们得到主人的宠幸，往往可以作为家内成员的一分子，比如伊尹在卜辞里他受到隆重的祀典。还有师、保、傅，他（她）们实际只是太子的保育员。在太子未**前负责保育教养太子。殷代的传说，胶鬲等，从其字源看，还保留着奴隶或低贱平民的痕迹。而西周以后，师、保、傅和宰合称四弼、四辅，或者把师、保、傅称为“三公”。周公、召公、吕公（姜太公）都做过太师、太傅、太伯或太宰等官。 春秋末年，季氏家族实际上已代替了鲁国的政权。直至鲁国灭亡，鲁君虽然存在，不象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那样。但是鲁国的“陪臣执国命”却是华夏诸侯国家最突出的现象。孔子说“陪臣执国命，盖三世希不失矣。”这三世，可以说，就是昭公、定公、哀公之世。 季孙氏的费，孟孙氏的成，叔孙氏的郈，是三家的采邑。后来，三家各自扩展，占有土地愈来愈大，邑的城圈也愈来愈坚厚，等于或超过诸侯的城（国）。于是，季、孟、叔三家据城反抗诸侯，后来大夫的家臣也据城以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抗其“主君”（家臣称卿大夫为“主”，即主人之意）了。 公元前537年，竖牛反叛叔孙氏。开始了家臣叛乱的局面。 前鲁国发生叔孙侨如之乱时，穆叔（侨如弟）逃奔齐国避难，路上和一个妇女姘居。到齐国后又和齐国的贵族姑娘结婚，生孟丙和仲壬。后来穆叔回国，在八神祭燃文路上又会到了那个姘居的女人。她告诉他，在他走后生了个儿子，已长大了。穆叔一见大吃一惊。他忽然想起，好像在梦中见过其人。原来他在齐国时，曾经梦见天压下来，压得喘不过气来。恰好有一个“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的东西过来。穆叔喊道“牛，快来助我！”他这一喊，压在身上的东西解除了。穆叔一见这位姘妇生的儿子，就认出他就是梦中所见的牛，于是就称他为竖牛，竖字表示未成年的孩子或奴隶之意。 穆叔把这竖牛带了回来，有宠，并使管理家政。当时齐女为穆叔所生的儿子孟丙回来，竖牛玩弄种种阴谋，使穆叔不喜欢他，后来又把穆叔气死。他勾结季孙氏的家臣南遗，把穆叔的另一个家臣杜洩排挤出去。这样，竖牛更进一步了叔孙氏的家政。仲壬自齐回来了，季孙氏想使仲壬即位，而竖牛反对。竖牛发动了叛乱。南遗对季孙氏说“叔孙氏厚，则季孙氏薄，彼实家乱，子勿与知。”他要季孙氏不帮助叔孙氏，另方面却与竖牛勾结，煽动国人帮助竖牛，战于“大库之庭”。竖牛因没有贵族，很快失败，结果，叔孙昭子（穆叔之庶子）即位。 南蒯是南遗的儿子。季平子即位时，不礼于南蒯，南蒯产生了反叛的念头。他勾结子仲说“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我以费为公臣”。子仲默许。南蒯又和叔仲穆子（叔孙氏）说明情况，希望获得叔孙氏的。公元前530年，南蒯发动叛乱，叔仲小，公子懀m辞懊嫠档淖又伲┑纫膊渭恿伺崖摇Ⅻbr /> 南蒯将发动叛乱时，费人都讥笑他，编歌谣说“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季平子的军队包围了费而打不进去。平子因此怨恨费人，捉住费人就囚禁起来。叔弓建议“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因此费人转变态度，倾向于季氏。 公元前528年，昭公十四年，南蒯为了争取费人的，欲与费人结盟。在会盟时，费人劫南蒯。后来他逃往齐国。齐景公对鲁很有野心，因而鲁国的叛臣往往到齐避难，齐几乎成了“逋逃薮”。齐景公向南蒯说“叛夫？”南蒯回答说“臣欲张公室也。”齐大夫子韩晢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这可见陪臣叛乱是贵族所反对的。 公元前505年，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囚季桓子。八年，阳虎欲尽杀三桓的嫡长子，而更立庶子以代替嫡长子之位，以便控制三桓，进而专鲁国之政。他探知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而与费邑宰公山不狃相厚，乃与二人商议先杀季氏，然后驱除仲叔，以公山不狃代季孙斯，以叔孙辄代叔孙州仇，以己代孟孙无忌。阳虎计划在噘祭时捉住季桓子。 孟孙无忌知道阳虎的阴谋，同情季氏。他暗暗地加固宗邑，并选勇士三百人做工，预为防备。到噘祭前，阳虎宴请季孙于蒲圃。无忌得到消息，使人赶紧告诉孟氏的邑宰公敛阳，伺机行动。噘祭的一天，季孙斯果然来到。阳虎请季孙斯登车，奔赴噘祭场所。阳虎在前面为导，虎之从弟阳越跟在后面，左右都是阳氏的党羽。季孙斯觉察有变，但已经无法逃脱。幸而驾车者《左传》，昭公十二年。 林楚是季氏旧人，季孙斯目示林楚，求他帮助。车行到大衢，林楚忽然加鞭南向，马怒而奔。阳越望见，大喊“收辔！收辔！”林楚不应，反更加快鞭，马奔益急。阳越怒，从后弯弓射楚，不中。林楚赶着车已经进入孟孙氏的堡垒，孟孙出救季氏。阳越攻堡垒不下。无忌使做工的三百壮士射箭，阳越中箭而倒。 阳虎先到东门，回头不见阳越、季孙，于是转至大衢，得知阳越追赶季孙，已被孟孙氏家兵所杀，于是便急奔定公宫，劫定公出朝。路遇叔孙州仇，劫之同行，共攻孟氏于南门。三桓联合起来共攻阳虎。阳虎见大势已去，逃奔齐国，不久又奔晋，依靠赵氏。 公元前500年，定公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郈叛。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师围郈，久而未克。侯犯将以郈与齐交换地方，郈民不肯，围攻侯犯。侯犯惧而奔齐。 如上所述，家臣（陪臣）就是贵族管家，即使不是奴隶，也出身低贱，如南遗、南蒯以及阳虎当都不是贵族。因此，家臣的叛乱说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封建制已经日益解体，从而发生政权的下降和转移。当时孔子作鲁司寇，他是主张“张公室”（扩大公室）的。在私家反抗公室时，他是站在公室方面反对私家的。当家臣们起来反抗私家时，他又是反对家臣的。因此，他曾经提出“堕三都”的政治口号。三家起初为了镇压家臣叛乱，也同意了。但是三都真的毁坏了，三家就失去了根据地，所以三家后来又都改变了主意，因此堕三都的计划终于失败，未曾实现。 春秋末年，鲁国日益衰弱。当时吴越日益强大。鲁君希望利用吴与鲁国同姓的关系，借用吴、越的力量以牵制齐国和三桓，结果化为泡影。 公元前487年，哀公八年，吴为邹（邾）伐鲁，至城下，盟而去。同时齐又来伐，取三邑。十年，鲁伐齐南疆。十一年，齐又伐鲁。 公元前473年，越王句践灭吴王夫差。这时，哀公患三桓，三桓也患鲁公作难。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街，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企图以越伐三桓，三桓亦攻公，公奔于卫，于邹，后来奔于越。国人迎哀公复归。不久死于有山氏。 战国时，鲁更加衰弱。七国之间互相争城夺地，没有把它作为战略上的据点，所以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当秦、赵正酝酿着长平大战之际，公元前2年，楚乘虚攻取鲁的徐州。公元前25年楚遂灭鲁。这个和周一样古老的“秉周礼”的国家终于灭亡。 第二节卫卫的建国康叔名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弟，行九。卫是康叔的封国。 周克殷后，以殷墟及其周围的土地封给康叔。《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说“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士，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按“殷虚”在今河南安阳小屯。自本世纪末以来，已在这里发现了殷商的都城、宫殿和陵墓遗址，并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片、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以及多达千具的作为人殉的尸骨等。殷虚的发现大大地推进了殷商历史社会的研究。卫的始封地就在所谓“殷虚”及其周围数百里的地方。 《吕氏春秋·慎大》篇说“亲■如夏”。高注“■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据此可知殷、衣、■在古代都是同音字，周人习惯上称商为衣、殷，但《吕氏春秋》所谓“亲■如夏”看来，这一地区可能本来就是夏的同盟国韦之所在，即《诗》“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韦”。旧注，韦地在今滑县，与牧野在今淇县相距甚近。疑夏代之韦应在淇水一带。周克殷后，封康叔于此，故称其国号曰卫，卫，即韦也。衣、殷、韦（■）固然同音相通，而周所以用“卫”代之，当是一方面表示它是夏商的故国，另方面表示现在已是周的属国诸侯之一了。 克殷之初，武王以东方沿海还保存着殷商及东夷的顽固势力，便分置邶、鄘、卫三监。以纣子武庚禄父居邶，仍奉商祀；以管叔、蔡叔分别居于鄘、卫。武王不久去世，周公摄政，管蔡叛乱。周公东征胜利，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三监遂废。周公于是封康叔于卫。 周东征后，遵照武王的遗愿，营建洛邑，分封卫国于其东面，驻扎重兵。可见卫国的重要作用。今《尚书》里还保存着《康诰》、《梓材》等篇，是周公谆谆劝告康叔封的训辞。在诰辞中，反覆回旋着“明德慎罚”的主要调子，意思是对本国人民要发扬恩德，要宽大些，对四方归附的国家要谨慎地施用刑罚，必须适中。他还告诫康叔说“你审理司法案件，要好好参考殷人的习惯风俗，处理得有条有理，即使是割鼻子，割耳朵那样的轻刑，也要慎重，不可独断独行。” 在《梓材》篇里，周公以建造房屋和耕作为例，说明在政治上也是一样。造房，要先打好基础，然后才能建造起房子来。基础一定要打得坚实。又如种田，要勤于耕耘，把杂草除尽，才能长好庄稼。另外，还有一篇《酒诰》，这是一篇禁酒的训辞。周公要康叔严禁殷人群饮闹事，甚至可以格杀不论。周人有饮酒的，可以把他捉住，送回成周来处理。 康叔在卫的统治，大概是很有效果的。但是他没有长期留在卫国。正如周公、召公和姜太公一样，他们都回到宗国来了，把他们的封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去管理。康叔到宗周做了司寇，管理刑罚的工作。大概后来康叔长期自古对于三监，有不同的说法。如《逸周书·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以监殷臣。”《汉书·地理志》以邶武庚、鄘管叔、卫蔡叔为三监。留在宗周，没有就国，所以就由其子庸伯统治整个卫国了。 君位的争夺卫国在西周时期的历史，记载下来的很少。《史记·卫世家》但记其世系。自庸伯以后，传至七世为釐侯，正当周厉王之时。厉王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周在十四年中没有立王，由“共和”行政。这“共和”终究是什么意思呢？一说是周公和召公两大家族执政，一说是卫釐侯的弟弟共伯和。共是地名（采邑），伯是爵位，和是人名，他是以诸侯的身份而到王室去执政的。《竹书纪年》和《庄子》、《吕氏春秋》都主后说。不论是前说或后说，都表明周代曾经是贵族民主专政。当时王室与诸侯虽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并不是绝对的，因而常常引起君位的争夺。 周宣王时，釐侯武公相继为卫君。幽王时，犬戎叛乱，武公带兵助周平戎，有功。武公卒，庄公即位。庄公时卫国日益衰落。 庄公娶齐女为夫人，貌美而无子。又娶陈女为夫人，生子，早死。陈女弟也嫁给庄公。按娣媵制，姊妹同时嫁给一个丈夫，春秋时东方诸侯中尚很流行。其娣得庄公宠幸，生子完，立为太子。但庄公另一嬖妾，生子州吁，庄公也喜欢他，要他为将。大夫石碏感到忧虑，劝谏庄公说“庶子好兵，使为将，乱自此起。”庄公不听。庄公死，太子完即位，是为桓公。州吁叛乱，杀死了桓公。自立为君，但卫人并不拥护他。石碏的儿子石厚拥护他，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石碏本来劝谏庄公不要宠爱州吁，防他叛乱，现在他的儿子厚却与州吁同伙，自然不能同意。石碏叫石厚到陈国去，说“要稳定君位，必须要得到周天子的承认。陈侯有宠于王，可以请求他帮助说情。”石厚信以为真，到了陈国。石碏对陈桓公说“此二人（州吁与石厚）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桓公听了石碏的话，把州吁和石厚一齐捉住。于是卫人派右宰醜到陈杀死州吁，石碏也派家宰獳羊肩杀死石厚。当时人赞美石碏的行动说“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参预）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这“大义灭亲”的典故，流传至今，它反映了父家长在宗族内的权力。 州吁被杀之后，卫人迎立桓公弟晋于邢（今河北邢台）而立之，是为宣公。他在位时同样发生了君位的继承问题。他起初宠爱夫人夷姜，生子伋（一作急子），以为太子。伋长大后，娶齐女为妻，尚未成婚。宣公听说齐女长得很美，便自娶之。宣公这种行为，在春秋时其他诸侯里也有，并不奇怪。他与齐女生了两个儿子，寿和朔。伋母一死，宣公便立齐女为夫人，因而太子伋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但要公开废除太子，这是与制度不合的。因而，宣公与齐女设计，要害死伋。宣公派太子伋拿着白旄（旗子）乘车出使他国，同时又派人在境界上等着，好乘机暗杀。此事被仁厚的庶弟寿知道了，他告诉伋以宣公的阴谋，要他不要前去。但是伋说“逆（违反）父命求生，不可。”2坚决不肯违返父亲的命令。寿觉得劝阻无用，便自己乘车拿着白旄赶在伋前《逸周书·作雒》说“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即指此而言。中旄父之名，见于铜器铭文。孙诒让考证，认为中旄父庸伯《史记·卫世家》作康伯，康为庸字之误。《左传》，隐公四年。 2《史纪·卫世家》。 面。等候杀伋的人一看，以为就是他要暗杀的伋，便把寿杀死了。接着太子伋赶到，对谋杀者说“你要杀的是我，你错把我的弟弟杀死了！”谋杀者就又杀死了伋。伋、寿被杀之后，朔即位，是为惠公。 朔即位后，国人不拥护他。右公子与左公子原是太子伋与寿的保傅，即保护人。他们心怀不满，便乘机作乱。惠公逃奔齐国，于是立太子伋的弟黔牟为君。他即位后八年，齐襄公兴兵来伐卫国，把惠公护送入卫。左右公子被杀，黔牟逃奔于周。惠公立三年，出亡，在齐八年，复入国，与前通计凡十三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北狄的侵扰及卫迁国春秋初期，北方的游牧部落狄人甚为强大，不断地侵犯晋、宋、卫、郑等国。晋国在抗击狄人的活动中，出力最多。狄人被迫，由西而东，卫首当其冲。公元前2年（鲁庄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齐救之。公元前0年，狄又侵卫。卫懿公平日**乐奢侈，爱好养鹤，让鹤乘在轩车上，给它们禄位，招摇过市。国人很厌恶懿公。狄人侵卫，他命“国人受甲”者（即士）去抵抗狄人，国人都说“让鹤去抵抗吧。”狄人大举直入，杀死懿公。 狄伐卫时，齐桓公称霸。他号召诸侯“尊王攘夷”。宋、郑等国都来帮助卫迁国，由河北渡过河南，在漕（今河南滑县西南）安顿下来。这时卫的遗民，据《左传》记载，男女一共只有七百三十人，加之共、滕两地的人民也只有五千人。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带领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帮助卫在曹戍守，另外还赠送车马、衣服、牛、羊、鸡以及建筑用的木材。郑这时也派高克带兵驻在黄河边上。 公元前59年（鲁僖公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县西），同时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邢卫迁国之后，当时人反映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懿公死后，国人还是怀念宣公时太子伋所遭受的不平的待遇，于是他们又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戴公死后，复立其弟燬，是为文公。文公时，《左传》说他“务材训农，通商惠工”。 文公时，卫国虽然无力抵抗狄人，但是它已由革车三十乘而增加到三百乘了，国力颇有增强。公元前29年，为了避免狄人的凶焰、卫又从楚丘迁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帝丘传说是昆吾住过的地方。 孙氏、宁氏的废立和庄公、出公的争国齐桓公的霸业衰落以后，宋襄图霸未成。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称霸中原。当晋文公流亡在外的时期，曾在狄十二年。他自狄经过卫、齐、鲁、宋、曹、陈、郑等国，然后由秦返回晋国即位。当他过卫时，卫成公接待无礼。晋文公回国后，晋卫关系颇为紧张。因而卫人责备成公。成公逃奔齐国，后来又由齐奔逃楚国，由楚逃奔宋国。晋国举行诸侯会盟，他不敢去参加。卫人立成公弟叔武摄政。后来，晋国送成公回国。回国之后，成公不想办法去以上史事详见《左传》隐公三年、四年，桓公十六年及《史记·卫世家》。《左传》，闵公二年。 稳定人心，反而把摄政的叔武和大臣元垣杀死。成公卒，穆公即位。穆公卒，定公即位。定公时，孙氏和宁氏两个大族专政，卫君形同傀儡，没有实权。据《左传》记载，卫定公临死以前，命令孔成子和宁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为太子。定公死后，太子衎果立，是为献公，但是定姜却坚决反对，要想立她的儿子鱄（子鲜）为君。敬姒是定公的妾，按嫡长子继承法，敬姒之子是无权立为太子的。当初卫定公死后，定姜大喊大哭“是夫（指太子衎）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定姜自称）！乌乎！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鱄也，使主社稷！”献公在位（公元前57—前558年）很不稳定，他和贵族大臣矛盾重重。 有一次，他约定时间请孙文子和宁惠子宴会。他们二人穿着朝服，准时前去，但从早晨等到中午，却未召见。后来听说献公打鸟去了，他们忍着气，到苑囿去找献公。献公不脱去猎装和皮冠接见他们，这在当时是不合礼的。他们更加生气了，便下决心要推翻献公。 孙文子在他的采邑戚举行叛乱。献公派子、子伯、子皮前去谈判。孙文子把他们都杀死了。献公觉得谈判无望，不得不逃到齐国。卫人于是立公孙剽（《史记》作狄）为君，而实际政权却落在另一贵族宁氏的手里。后来献公到了夷仪，他希望诸侯能够出来帮助他复国。他派子鲜去与国内当政的宁喜（宁惠子）商量“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宁愿把政权交出，而只承担祭祀，这实在是最低的条件了。献公在外流亡了十二年（公元前558—前54年），后来在诸侯的帮助下，终于回国。 献公对于宁氏的专权，渐渐发生不满。他企图利用孙氏的势力驱除宁氏。晋齐等国也积极帮助卫献公，大臣公孙免余等更加大胆，于是发动进攻宁氏。宁喜死于叛乱之中。从此，宁氏的势力被消灭。 献公卒，子襄公恶立。襄公有贱妾，她怀孕时，梦有人对她说“我就是康叔，你生子必有卫国，我给它取名为元。”她感到奇怪，问孔成子。成子说“康叔是卫的始祖。”后来她果然生子。孔成子把贱妾的梦和生子的事告诉襄公。襄公听了很高兴。恰好襄公夫人没有儿子，襄公便立元为继承人，是为灵公。孔氏家族由此逐渐得势。 灵公夫人南子与太子蒯聩有恶。太子蒯聩与他的家臣合谋要杀死南子，未成功。灵公大怒。太子蒯聩奔宋，后来又投奔晋赵氏。 灵公想改易太子，使他的小儿子郢（子南）即位。他对郢说“我将立你为继承人。”郢说“不可！我不够担承社稷的重任，请您另外物色人吧。”灵公死后，夫人南子又向郢说“这是灵公的遗命！”郢仍坚持不可。他说“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卫人以辄为君，是为出公。当时晋国想扶持蒯聩回国即位。同时，卫国内孔悝怀着野心，也尽力促成蒯聩回国。经过一段阴谋斗争，公元前480年（出公十三年），蒯聩终于入国为君，是为庄公。出公逃奔于鲁。 庄公即位后，地位并不稳固。庄公三年，他在动乱中为戎州人所杀。卫人于是立公子斑师为君。齐伐卫，俘虏了斑师，另立公子起为卫君。但是不久卫君起又被大夫石圃所驱逐，起奔齐。出公自齐回国复位。 出公复位后，与贵族们很有矛盾。他想压抑贵族的势力，而终归失败。 出公因此又出奔越（今山东曹县附近），最后死于越。出公季父黔攻出公之《左传》，成公十四年。 子而自立，是为悼公。悼公元年是公元前49年，已进入战国时期。 卫国是春秋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庄公、出公时的两次叛乱中，工匠都参加了。《左传》定公八年说“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可见工商业者在卫国有相当的力量，所以贵族不能不利用他们。 卫的衰亡及其文化卫国在战国以后，跟宋鲁一样，显得很衰弱，但奇怪的是，它苟延残喘到公元前254年，才被魏所灭。春秋后期，郑国大夫子宽曾预言“郑先卫亡”。郑亡于韩，是在前375年。看来这句预言是说中了。 卫的原封地，本来是黄河以北的殷墟。但春秋以后，北方的游牧部落迅猛南侵，邢、卫首当其冲。幸而齐和其他诸侯的帮助，卫迁于漕，又迁于楚丘，再迁帝丘。战国以后，卫迁于野王（今河南沁阳）。赵、魏、齐、楚为了争夺土地，宋、卫成为主要对象。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把宋、卫独吞。因此，在平衡或均势的形势下，宋、卫能延续很久。 公元前372年，赵伐卫，攻取了七十二个小邑。以后二十年中，赵更取卫的甄、漆、富邱等地。此时，卫已危在旦夕。但是魏迁大梁以后，国力尚强。卫成了赵的附庸，是魏所不能容忍的。故公元前354年魏为了救卫，围赵邯郸。次年，齐魏之间发生著名的桂陵和襄陵之战。在襄陵之战时，宋卫也来参战。公元前35年，魏归赵邯郸，魏赵在漳水上结盟。卫从此就在赵魏两国的均势下维持着，直到公元前254年魏向东攻取孤立在东方的陶，才同时灭了卫。 鲁、齐、卫、宋，地理上紧密相邻。但是卫在社会文化上更接近鲁宋，而与齐较远。孔子曾数次到过卫国。鲁卫的文化以春秋时的情形来看，无疑是以姬周文化为主流。但是它的地理环境，本是殷商以及虞夏、东夷等族的后人杂居的，因此，卫文化不能不融合着姬周以外的其他族的因素。根据《诗经》里的邶、鄘、卫三风看来，它们与郑、曹、陈等风很近似。从大范围说，它们反映了东方诸国文化的共同性、一致性。《诗经·鄘风·桑中》诗云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这首诗可以说是“桑间濮上”的代表。按《诗序》说“刺奔也。卫之公室，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又如《诗经·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这首诗中的“氓”，可能是指小人或士。“我”是女子自称。她责备男人失信，没有按时使媒人来正式订婚，而是先幽会而后挽媒向女的父母订婚。这是我国少数地区中至解放前还流行的风俗。 自三十年代以来，河南浚县、辉县陆续发现卫国的墓葬，出土不少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玛瑙的首饰。在浚县辛村发现的青铜鬲，上有铭文可读为“卫夫人□姜作其行鬲用”。推其年代，可能是卫惠公或懿公之时。辉县琉璃阁的墓地是卫国迁都于楚丘后的遗址，时间不一，晚的可至战国。另外在这里还有魏国的墓，战国以后卫已成为魏的附庸了。 辉县出土的铜器中，有一个有狩猎、采桑图象的杕氏壶，最具特色，它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可以与《诗经》里的《桑中》等诗相对照。 鲁卫是贵族执政的国家。由于贵族的争权，常常发生君位继承的斗争。 如卫，被逐出国的就有惠公、献公、殇公（公子剽）、出公、庄公。庄公、出公本是父子，而竟发生君位的争夺，一个出国，一个入国。这个现象并不只是“乱臣贼子”造成的，而应该是古代贵族民主权利的表现。卫献公流亡在外的时候，晋侯对师旷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以为不然，他回答说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这一段言论，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是后来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根据。在师旷看来，“出君”之事固然是必不得已，但是君应该遵照神的意志，爱护人民，象父母一样，使他们能顺着性成长。如果暴虐其民，匮神乏祀的话，那么出其君也就是应该的。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主，这是我国古代的民主思想。 第三节蔡、曹周公旦、卫康叔兄弟十人，都是文王元妃太姒所生。长兄伯邑考，早死。次日发，即周武王。次叔鲜，封于管（今郑州附近），以参与武庚叛乱被诛。次即周公旦。次叔度，封于蔡。次叔振铎，封于曹。次叔武，封于成（今山东省泰安市南）。次叔处，封于霍（今山西省霍县）。次即康叔封于卫。次曰季载，封于，曾为周司空。在这十人中，武王、周公、康叔已分别在本编另有记述。其余，事迹多无考。蔡曹两国略有可记。因附于鲁卫两国传记之后。 蔡西周初年，蔡叔度以参与武庚的叛乱，被流放。周公承成王命，与车十乘，徒七十人。 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率德循善”，周公举胡以为鲁卿士。后来周公又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蔡初封，是在今上蔡，继迁至今新蔡。 蔡仲以后，经过七传，至僖侯时，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室东迁。在这一段时间，《史记·管蔡世家》于其世系外，没有别的记载。 春秋时，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也娶于陈。息夫人悼归、过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请楚文王假装来代息，而自求救于蔡，当蔡兵来息时，楚乘机击之。这时，楚国已经占领江汉流域，其势力已逐渐向东发展至汝颖流域，陈蔡等国已日益受到威胁。楚文王听了息侯的计谋，果然出兵，俘虏了蔡哀侯。哀侯因此被拘留于楚，过了九年，终于死在楚国。蔡人立其子肸，是为缪侯。缪侯时，齐桓公称霸。缪侯有投靠齐桓公的意思，故以其女弟为齐桓公夫人。桓公与夫人在船中游戏，夫人荡船，桓公不让她荡，她不听。桓公很不高兴，送夫人归蔡，但并未断绝婚姻关系。蔡侯也发了脾气，把他的女弟另嫁别人。桓公因此伐蔡。蔡溃败，缪侯被虏。诸侯为蔡说情，齐桓公才饶了蔡侯。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图霸失败，晋与楚继续争霸。在晋楚长期争霸战争中，蔡和陈郑等国都采取“两亲”的政策。蔡公子燮是主亲晋派，但是国人反对。陈国的庆虎、庆寅对楚国说，蔡公子燮与陈公子黄都是亲晋的，鼓动楚国伐蔡。因而蔡人杀了公子燮。 春秋后期，陈蔡等国已愈益衰弱，随时都有被楚灭亡的危险。公元前53年，楚灵王在申，他召蔡灵侯来会。灵王伏兵杀死了来会的蔡灵侯，灭蔡，以楚公子弃疾为蔡公。 公元前529年，楚公子弃疾在蔡发动叛乱。这时，楚灵王正在前线乾谿（在今安徽毫县）。随从的官吏听到公子弃疾叛乱的消息，都纷纷离散。当灵王和右尹子革及左史倚相快到郢郊的时候，子革劝灵王在郊外等候、以观其变，他不听；劝他出奔国外，他又不听。后来灵王孤零零地在野外游荡，又饥又饿，终于被迫自杀。 楚国的变乱终于使公子弃疾夺得君位。这就是楚平王。为了缓和诸侯国家的猜疑和笼络陈蔡人民，应许陈蔡复国。楚平王立蔡景侯的少子庐为君，是为蔡平侯。蔡平侯杀灵侯之子隐太子。平侯死，隐太子之子东国攻杀平侯子自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国内不断发生内乱。 公元前529年，蔡昭侯去朝见楚昭王时，他自己穿着一件美裘。还有一件，他送给了楚昭王。楚令尹子常看到他们的美裘，要蔡昭侯也送给他一件。蔡昭侯无法满足子常的贪欲。令尹子常便把蔡昭侯拘留在楚，不让蔡侯回国。后来蔡侯没有办法，只好把身上的美裘送给子常，这才得回国。这时，蔡国实际已名存实亡。 蔡昭侯到了晋国，想依靠晋国出来帮助。晋国正因大夫专政，也不愿公开得罪楚国。公元前50年春，以晋为首，在召陵会盟。蔡很不知趣，要求自己的位次排在卫国之上，互相争执。晋侯讲到蔡国是周成王时因管蔡之乱而被流放在宋、陈等国之间的，不能够与康叔之后的卫国相比，所以后来蔡终于让卫在蔡的前列。这年，蔡因从晋国之意灭掉了沈（今河南平舆县）。沈本属楚，所以楚国立刻发兵去攻蔡。蔡求救于新兴的吴国。就在这一年冬，吴王阖庐以蔡为先导，去攻伐楚国，发生柏举之战。楚与吴刚接触就被打败。吴军进入楚国郢都，楚国几乎灭亡。 蔡国越来越成为吴楚争夺的对象。公元前493年，楚令尹子西率兵伐蔡。蔡侯害怕，一心一意投靠吴国，吴迁蔡于州来（今安徽凤台）。公元前49年蔡昭侯将朝于吴，蔡国的贵族反对。他们担心吴又将蔡迁徙，乃令贼利（人名）杀昭侯。昭侯被杀后，蔡又诛贼利，向吴国解说。蔡人以成侯继位。公元前479年，楚灭陈。前447年，楚灭蔡。 曹曹，是叔振铎所封国，在今山东省定陶。 春秋时期，曹国也是晋楚争霸所争夺的对象。它的外交，不是倾向于楚，就是倾向于晋。由于地近晋、宋，也就更多倾向于晋，而最后被宋所灭。齐桓公称霸，正值曹共公在位。公元前37年，晋重耳由狄回国，经过曹、郑等国。据说，重耳在曹时，这位曹共公偷看重耳的骈胁（一种生理缺陷）很无礼。信负羁劝谏，不听。因此得罪了重耳。公元前32年，晋楚发生城濮之战。楚围宋，晋伐曹卫以救宋，虏曹共公以归。城濮之战，楚败于晋，从此曹更亲晋。但是宋国却不放过对曹的侵扰。公元前45年和前40年，宋连续伐曹，并包围了曹。前0年，宋又围曹。以后，前492年、前489年和前488年，宋连续伐曹。 公元前499年，曹伯阳三年，国人有梦众君子立于社宫（社宫，社地），谋欲亡曹。曹的始祖叔振铎出来劝阻他们，说“请等待公孙疆。”众许之。天明以后，求公孙疆其人，却遍索不得。那个做梦的人暗暗告戒其子说“我亡，尔闻公孙疆为政，必离开曹，不要遭到曹祸。”这是曹国已将灭亡的前兆。曹伯阳好田弋之事。曹野人公孙疆亦好田弋，获得一只白雁去献给伯阳，并且给他大讲田弋之说，进而讲国家政事。伯阳非常喜欢他，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亡去。公孙疆以言霸，取悦于曹伯阳。曹伯阳于是背晋而干预宋国之政。宋景公伐曹，晋人不救。公元前487年，宋终于灭曹，执曹伯阳及公孙疆以归而杀之，曹遂绝其祀（见《左传》哀公六年七年及管蔡世家）。 战国时期，定陶已成为宋国的工商业城市，是齐秦之间的交通枢纽，因而争宋也就是争定陶。齐灭宋前，秦国的范睢，齐国的孟尝君都因争夺定陶为封邑，因此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斗争。齐一灭宋，占有定陶，形势因此发生一大变化，各国由憎秦而憎齐，发动五国攻齐的战争，齐从此衰弱。 关于曹国的历史，我们所知虽然很少，但是《诗》三百篇却有曹风四篇，从反映的内容看来，其风土人情与宋、卫、郑、陈实在差不多。 第四节泗上附庸小国周初，分封诸侯，同时也有附庸小国的出现。泗上是众多小国所在地，而鲁是附庸小国的主要宗主国之一。关于附庸小国的记载，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在我们只能就眼下所见的仅有资料，略事整理，以见史事之概。 释附庸《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鲁国初封的情形说“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土田倍敦，在《鲁颂·閟宫》作“土田附庸”，《召伯虎■》则作“仆庸土田”。孙诒让、王国维认为陪敦即附庸，亦即仆庸，因倍、附、仆古音相同，故可通用，敦殆即庸字之误。但是附庸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却没有解释。《孟子·万章下》篇说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礼记·王制》与《孟子》所说略同。这样应以“附庸”一词为正，陪、仆都是假借字。庸为城郭外墙，“附庸”就是城墙外围从事农业耕作的劳动者。《孟子》与《王制》显然系指国家，附庸国家的人民也自然是附庸人民了。自上古以来，今山东至河南的东南部，曾经散居着许多氏族部落。按照“兴灭国，继绝世”的习惯制度，它们虽然历经改朝换代，换了几个新的统治者，但仍旧被保留下一小块土地，奉祀他们的祖先。例如，春秋时期山东境内还有黄帝、尧、舜及夏禹的后人，如姒姓、己姓、曹姓、任姓、风姓等等。它们不但有一小块地方，而且仍旧在父家长或氏族长领导下，过着聚族而居的生活。由于地方太小，人口不多，不能上达于天子，而只能依附于某一诸侯。如果以“附庸”为正，那么它们所在就是都城不太远的地方。这样的氏族、国家，大概就是孟子所谓“附庸”了。上引《左传》“因商奄之民”云云，必定是原来居住在曲阜的土著人民，被征服以后，除了那不甘心做顺民而逃亡者外，就只好做附庸了。由于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尚未破坏，人们还有一定的自由，所... 13 姻状况，也保留了更多的殷商和东夷的习惯。 燕、齐、鲁、宋等国都有祭社的风俗习惯，尤其是燕、齐、宋为最盛行。鲁秉周礼，鲁庄公要到齐国观社和“矢鱼”，遭到鲁国一些大臣的反对。因为这祭社和“矢鱼”的活动，都是有关男女青年幽会的事情，鲁国已经不大实行了，而齐国却仍然还保留着这种殷商或东夷的风习。 齐国男女恋爱和婚姻关系也颇为自由。由于盛行“男从妇居”的婚制，所以女儿往往不出嫁，而是男子来女家生活。后世所谓“赘婿”，也就是这样发展来的。到春秋时，齐国的婚姻关系还保留着许多原始的群婚的因素。齐襄公的妹妹已出嫁于鲁桓公，但是襄公仍与她幽会。春秋时期，东方诸侯国中男女关系都相当紊乱，但是象襄公这样的行为倒是绝无仅有的。 襄公在位十二年，为公孙无知所害。襄公死后，国内贵族高氏和国氏拥护在莒的公子小白回国。另一派贵族则拥护在鲁国的公子纠。两方经过战斗，公子小白先回国就位。他就是著名的霸业开创者齐桓公。从他以后，齐国也兴盛起来，成为强国。 齐桓公的霸业周室东迁后，王室衰微。当时，北方的戎狄，越过太行山向东侵扰，从东北兴起的山戎也乘机扰乱燕齐边境。南方江汉流域的楚国也骎骎北上，在华夏诸侯看来，它也是蛮夷之一。在这样形势之下，中原各国岌岌可危。齐自太公时，始封于营丘，不久迁于薄姑（今山东博兴）。公元前90年，齐灭纪，接着又灭谭（今山东谭城）、灭莱（今山东黄县），它更向渤海以东发展。齐的国势不断趋向强大。这时鲁国常常受到齐的压迫而衰微下去。（公元前8年齐桓公五年），齐伐鲁，鲁败，迫献地以和。鲁曹刿力争，齐才不得不归还从鲁国夺去的地方。从此齐威震诸侯，桓公始霸。 公元前3年，从东北方向侵入的山戎攻伐燕国。燕国这时始见于春秋。它求救于齐。桓公救燕，经孤竹而伐山戎。齐桓公打败了山戎之后，便把孤竹也灭掉了。这时齐国的势力向北也有发展。前年，北方的狄人已经越过太行山，逼近黄河以北，于是侵卫（今河南淇县），侵邢（今河北邢台县），严重地威胁周王室和中原各国的安全。管仲因此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齐桓公称霸所遵循的政治路线，后人总结为管仲这段话，就是“尊王攘夷”的理论根据，这在当时起了团结华夏诸侯的作用。齐桓公时，江南还有徐楚和一些民族部落，它们都为周王室承认为诸侯，但是它们时叛时服，而被华夏诸侯认为是蛮夷之邦，因此当时齐桓公称霸，除了北抗戎狄以外，还要抵抗楚国。这时楚国的力量强大，陈、蔡、郑、宋等国无不受其威胁。因此齐要称霸，必须付出大力去对付楚国。 公元前5年，齐桓公以蔡亲楚，讨代蔡园，邀集诸侯在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会师，向楚国问罪，问楚国为什么“包茅不入”（包茅是祭天用的茅草），以致“王祭不供（祭品不齐全）”。又责问其国，周昭王“南征不复”的原因何在。楚使屈完承认“贡之不入”确是楚的错误，至于昭王南征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楚的态度虽相当强硬，但齐能会诸侯伐楚，向楚《左传》，闵公元年。 问罪，迫楚在召陵结盟，这是齐霸业的一个高峰。 公元前5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邀集诸侯会盟。周王派宰孔来参加，赐给桓公“彤弓矢、大路”，这实际上是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使他获得了“专征伐”的权利。自此开始了“礼乐征代自诸侯出”的局面。原来，在以前所谓“天下有道”的情况下，本应该由天子来召集盟会，发布作战命令的，现在却由诸侯代替了。在戎狄交侵、诸侯相互攻代的形势下，有一个霸主出现，相对稳定了当时的局面，这是齐桓公的功劳。齐的内乱与鞍之战公元前43年，齐桓公死。诸子之间为了争夺君位而发生不断的斗争，齐国便中衰了。齐桓公的夫人有王姬、徐姬和蔡姬三人，都未生子。另有“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春秋时期贵族流行多妻妾制，甚至姊妹二人同嫁一人，而嫡庶未分，诸子之间为君位继承不断发生斗争。桓公生前曾经委托宋襄公为公子昭的保护人，并已预立为太子。但齐桓公又宠卫姬，答应了立她的儿子无诡为太子。桓公病，五公子树党争立。桓公卒，遂相攻杀。易牙、竖乃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宋襄公兴师伐齐。齐人恐，杀公子无诡，迎立太子昭，是为孝公。后来开方杀孝公，立昭公潘。昭公卒，弟商人杀太子自立，是为懿公。懿公为其仆丙戌与御潘职所杀害。于是少卫姬的儿子元立，是为惠公。自公元前43年到前08年，齐国五子争立。接着齐国又发生贵族之间的争权斗争。 惠公时期（公元前08—599年），狄人中的长狄鄋瞒部来侵。齐、鲁、卫等国共起抗击。晋获其首领焚如，齐王子成父获荣如，杀之，埋其于北门。长狄鄋瞒部由是遂亡。 惠公时，崔杼有宠。惠公卒后，国、高两大贵族、怕他势大专政，共起逐之。崔氏奔卫。顷公（公元前598—前582年）即位，很想重振齐国。这时，晋使郤克来齐。他的脚跛，一拐一拐地来到齐国朝廷上。齐顷公的母亲、夫人、妃子都在帷后偷看，不觉笑出声来。郤克引以为耻。他在回国以后，要求晋厉公出兵为他雪耻，厉公不许。公元前589年，齐伐鲁卫，鲁卫大夫都到晋国请援，都住在郤克那里。晋于是决定救鲁卫伐齐，开战于靡笄山下（在今济南）。这就是有名的鞍之战。齐顷公亲自指挥，他的手下逢丑父作战很忠勇。晋方郤克被箭射伤，血流到履，仍不停地打鼓，晋军士气大振。晋将军韩厥紧追齐顷公。逢丑父与顷公在车上换了位置，顷公下车逃归。逢丑父被晋俘虏。齐献上宝器，请休战。晋郤克不许，坚持一定要齐顷公的母亲肖同叔子为质，并迫使齐国“尽东其亩”，把田间道路改为东西方向，以便于晋队向东开进。齐据理力争，不肯答应，晋最后只好让步。这次鞍之战，齐虽被晋打败，但顷公振兴政治，散积聚以振民，得到国人的拥护。公元前58年，灵公即位。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公元前572年晋悼公伐齐，齐师败。灵公走入临菑，城守不敢出。公元前572年，崔杼立庄公，并杀死了高厚而“取其室”，夺取了高厚的财产、族人和奴隶。从此齐国又陷入了内乱之中。 崔杼娶棠公的遗孀为妻。庄公见了，又迷上了她，和她通奸。庄公把崔杼的小帽赐给手下人。崔杼见了，大为愤怒，企图与晋合谋袭齐。他利用庄公的一个宦者贾举，寻找机会，袭击庄公。公元前548年五月，崔杼称病不朝。庄公得信，立刻去找崔杼妻棠氏。崔妻引诱庄公先行入室内，庄公欲入而门已被关住。崔杼的徒兵从内杀出。庄公进出不得，登上高台，大声叫喊，请崔杼和解，不许。庄公请自杀于庙，不许。庄公狼狈而逃，正爬到墙上时，被射中股，掉下来为崔氏之徒杀死。 庄公被杀，齐太史在史册上大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把太史杀了。太史之弟仍旧写上去。崔杼又把他杀了。少弟又写，崔杼无可奈何，只好听他去。史官秉笔直书，不畏强暴的独立精神，是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在位（公元前547—前490年） 时间最长。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国人不服，强使国人结盟，曰“不拥护崔庆者死！”独晏婴不肯结盟，仰天长叹。庆封要杀晏婴，崔杼说“是忠臣也，不可杀！”因为晏婴是齐国大族，崔杼还是有顾虑的。 在崔、庆捣乱了齐的国政的同时，他们的家族也发生了内乱。 崔杼生子成和疆，其母早死。崔杼又娶东郭女（即原来棠公之妻）为妻，生子明。东郭女使前夫棠公的儿子无咎和自己的弟弟东郭偃管理家政。成因残疾不立，无咎和偃乃立明为嗣子。成要求崔的宗邑为退休之所，崔杼同意了，而无咎和偃不同意。成、疆求援于庆封。庆封假心假意地支援成、疆，成、疆便杀死了无咎和偃。庆封乘机尽灭崔氏。 庆封暴虐，嗜酒好猎，跟崔杼一样。他将大权交给儿子庆舍代理，而自己则到菜地田猎。栾、高、陈、鲍四家趁机攻庆氏。庆封逃奔吴国。这时吴楚正在战争。吴封庆封于朱方（今江苏镇江），让他看守吴的门户。 在齐国长期的权力斗争中，贵族的地位不断增强，国君的地位不断削弱，而在贵族内部也不断有不同地位的升降。田氏家族是最后胜利者。公元前489年，田乞杀害了齐君荼。公元前48年，田常杀害了齐简公。从公元前480年起，史称“政由田氏”。公元前38年，田常曾孙田和公开取代了吕氏家族的政权，迁齐康公于海滨。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吕氏在齐国的历史也就完全终结。田氏取代了吕氏的政权地位，但仍保留了“齐”的国名，史家称为“田齐”。 第三节田齐“陈氏始大”及其代齐陈完，字敬仲，原来是陈厉公的儿子。据说，他一生下来，就使人们预感到他将来是一个非凡的人物。这时，周太史过陈，陈厉公让他占卜。他说“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陈衰，此其昌乎！”这番预言，后来完全征验。他的子孙田和后来就篡夺了齐国，由姓姜的齐国，一变而为姓田（陈）的齐国。与三家分晋一样，就这样悄悄地发生了由上而下的政权转移。 陈厉公后，庄公、宣公相继即位。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为继承人，乃杀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完恐被牵连逃奔齐国。这正是齐桓公即位后的第十四年（公元前72年）。陈完到齐之后，桓公和贵族懿仲等都很欢迎他。桓公要他为卿，他再三推辞，只做了一个“工正”的官，完的始祖虞阏父曾经做过周的陶正，陈完所作“工正”，大概也是与陶正一样的性质。懿仲又把他的女儿给陈完为妻。这样，陈氏这个异国贵族便在齐国扎下根来，数代之后就已成了盘根错节不可动摇的大族。陈完到齐后，改称田氏，因而陈和田往往通用，而“田”是更为正式的称呼。 齐庄公时，崔庆作乱。接着，栾、高又发生夺田兼室的斗争。田桓子竭尽挑拨的能事。栾施、高彊投奔于鲁。田鲍两家瓜分了栾、高的“室”（财产和奴隶）。晏子对田桓子说“必致诸公”，就是要田鲍把栾高的财产和奴隶送归公家。桓子接受了晏婴的意见，同时“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国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他就这样争取国人的。《左传》昭公十一年说“陈氏始大”。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田桓子与所有有政治野心的贵族一样，他拉拢那些失势的贫困的贵族，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晏婴到晋国去，与晋叔向谈到齐的情形，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平？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欲无获民，将焉避之。”陈氏的“获民”决非一朝。这里所说的陈氏，就是陈垣子而非陈成子田常。《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把此事指陈成子（田常）是错误的。田常与简公同时，而不是与景公同时。陈垣子与陈成子都曾经有“厚施于民”的事情，不必只限于陈成子一人。陈氏的这种做法，究竟发生什么结果或影响呢？郭沫若认为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氏，都有这种类似的做法，因而终于“获民”，夺取了政权。 晏婴在齐国贵族斗争中，可以说是中立派。他对于田氏的野心早已有所觉察，但是他充满绝望的情绪。《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晏婴与齐景公坐于路寝。景公忽然感慨地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婴说“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内容和他与叔向的谈话差不多。晏婴接着又说“唯礼可以己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按礼制，大夫是不应收公利的，而现在恰恰相反，陈氏“厚施于民”实际就是收公利。 齐景公一死，国内又发生君位的争夺。这给田氏夺取姜氏政权的机会。 国惠子和高昭子尊照景公的嘱托，立公子荼为太子。但这时公子荼年龄尚幼。《左传》，昭公三年。 有一次，景公逗荼玩耍，自己在地上当牛，让荼骑着，一不小心碰在门坎上，把牙齿都跌坏了。 在公子荼即位的问题上，国惠子和高昭子是贵族的守旧派，他们都是拥护荼的。而另有一部分贵族却反对他，因为他即位，却使公子们失掉了即位的机会。公元前489年，荼才即位，田乞与鲍牧就发动了政变，他们带着武器去进攻景公之宫。国高派兵来救，已经来不及了，田、鲍等占了上风，高昭子被杀死，国惠子逃到国外。田乞便悄悄地把从鲁国回来避难的公子阳生藏在自己家里，这连跟他同伙的鲍牧也不知道。一天，他邀集诸大夫在家宴会。正饮酒时，他从内室拿出一个布囊，当着诸大夫的面打了开来。诸大夫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囊中就是公子阳生。田乞对着大家说“此乃齐君矣！”大家都默不作声，然后都伏到地上，表示拥护。田乞又说“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失声说“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有些反悔，阳生便顿首说“可则立之，不可则已”。鲍牧看情形会对己不利，又改口说“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大家都同意了，遂立阳生于田乞家，是为悼公。田乞做了相，专齐之政。田乞卒，子常代田乞立，是为田成子。不久，鲍牧杀害了悼公。齐人共立掉公子壬，是为简公。立四年，公元前48年，田常弑简公。虽然史官照样在史册上大书“陈恒（田常）弑其君”，但是史官的舆论已经没人听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列为诸侯。前38年，田和也列为诸侯，从此进入了战国时期。 田齐的盛衰田和死后，桓公午、威王因齐、宣王辟彊相继立。威王（公元前358—前320年）重视人材，重视吏治，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取得对魏的重大胜利。宣王（公元前39—30年）大开稷下讲学之风，伐燕之役取得了大胜。威王、宣王时期，可说是田齐的兴盛时期。此后，湣王地（公元前300—前284年）继立，齐的国势趋向衰落。 威王初即位的九年间，他委政于卿大夫，三晋鲁卫先后来伐，国内也得不到治理。可能是在了解不少情况之后，分别召见即墨和阿的大夫。他对即墨大夫说“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闢，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威王奖即墨大夫以万家之封，而烹欺世盗名阿大夫及王左右称誉阿大夫的人。于是发兵，西击赵魏，收回已失的国土。威王的这些措施，说明他深明吏治的关键，防务之重要及官场的积弊。史称他这些措施，使“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各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威王曾与魏惠王共同田猎。魏王问“王亦有宝乎？”威王说“无有。”魏王说“我们的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你们这样的大国能无宝吗？”威王说“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威王的这番话，表示了对人才的极端重视。相形之下，威王要比魏王的眼光高得多。这就难怪魏王会立刻感到不好意思。威王说到的四个人，其中有三个是守边之臣，一个是执法之臣。威王身边还有更重要的人才，他在这里没有说，这就是驺忌、田忌和孙膑。驺忌是相，田忌是将，孙膑是军师。 驺忌曾劝导威王广开言路。他说“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威王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说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后来进谏的人逐渐减少。一年之后，大家觉得“虽欲言，无可进者”。邻邦燕、赵、韩、魏也受到威王这一措施的影响，而“皆朝于齐”。史籍所记，或不免夸大。但威王能接受驺忌的建议而广开言路，确切是齐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田忌、孙膑为威王主持军事，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他们取得胜利的两次重要的战役。公元前354年，赵攻卫。韩救卫伐赵。魏也率宋卫联军包围赵的邯郸。公元前353年，赵求援于齐。田忌、孙膑率军进攻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孙膑采用避实击虚的策略以解赵围。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齐大败魏军。前342年，魏向韩进攻，韩又求援于齐。齐威王接受孙膑的建议，表示救韩，而又迟不出兵。直到次年，韩魏打得正紧张时，齐才出兵。孙膑故意装做软弱的样子，引诱魏军。到了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当魏军进入山谷时，正是夜里，齐的伏兵突起，万弩俱发，魏军大乱。魏太子申被俘，魏将庞涓自杀。齐获大胜。魏在战国前期，本是最活跃的国家。经过这两次军事上的失败，国势不免有所削弱。公元前334年，威王和魏惠王会于徐州以相王，就是彼此互相承认对方是王，这是齐魏间势均力敌的具体表现。 宣王也很重视人才，但与威王有所不同，是突出地表现在“养士”的活动上。他在稷下接待学人、说客。如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士最盛时有数万人之多。近人称这些人是稷下学派，实际上包括多种学派的学者，具体情况已不可详知。宣王的这种活动，不应单纯地理解为有利于学术上的争鸣，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他企图在这里吸收一些政治上的营养。《孟子》书中记载了宣王与孟子的不少问答，反映了宣王还是一个习惯于思索一些政治问题的人，其中也包含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在对外的军事活动上，宣王伐燕是一件大事。公元前34年，燕王哙要把君位让给大臣子之，因而引起内乱。齐乘机进攻燕国，短期内，占领了燕国很多地方。齐宣王征询孟子的意见说“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他得意的心情，溢于言表。但齐对于燕地的占领并不能巩固下去，在燕人的反抗下，齐军不得不退出燕国，而齐军的入侵却同燕人结下了仇恨。 公元前288年，已是齐湣王在位的时候，秦昭王自称西帝，同时尊齐湣王为东帝。当时的游说家鼓动齐湣王攻宋，并且劝他取消东帝称号。湣王同意取消帝号，而不久秦也把帝号取消了。这时，燕国苏秦在赵齐活动。他担心如果齐赵联合，会对燕不利，因此，他的活动主要在拆散齐赵联合，使其有利于燕。公元前28年，齐湣王终于灭亡了宋。从而引起五国的联合攻齐。以下，见《战国策·齐一》。 《孟子·梁惠王下》。 公元前285年，以秦为首，联合赵国伐齐。次年，韩魏燕也参加了对齐的战争。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打算，对齐作战，并不用力。只有燕国，要报仇的机会到了，它的军队最出力气。燕军在乐毅的率领下，**，攻入临淄，而后又分头占领齐国绝大部分土地。这时，楚国也派淖齿率军前来参战。齐湣王逃到莒国，被淖齿所杀，齐国几乎将要灭亡。幸而田单联合族人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起事，他觉得田氏灭亡，他们也难独存，于是奋勇作战，反抗燕军，才逐渐收复了失地。田齐虽然未亡，但是从此它也一蹶不振了。燕齐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败，都消耗兵力财力，都有利秦国国势的相对增长。 田齐的灭亡湣王既死，其子法章隐姓名，在莒为太史敫庸作。太史氏女奇其状貌，以为非常人，经常以衣食周济他。淖齿的军队离莒后，莒人及齐国亡臣，相聚求湣王之子，得到法章，因立为王，是为襄王（公元前283—前25年）。襄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称君王后。襄王亲自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灾难和收复失地的斗争，但他对于这些都没有什么作为。他在位十九年卒，子建立（公元前24—前22年）。齐王建十六年，君王后卒。更二十八年而齐亡。 史称“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奉。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相传，齐王建将入朝于秦，即墨大夫进谏说“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2这里所说，未必完全符合当时情况，但当时无论在齐或三晋楚之臣之间都有反秦的力量，这当是事实。齐王建看不到这些力量，听不进即墨大夫的话。同时，秦派人诱齐王建，说可与以五百里之地。齐王建却听信了这话，决定入秦。秦把他安置在其地的松柏之间，饥饿而死。这是六国之中最后一个亡国君王的下场。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战国策·齐六》。 第四章陈、杞、宋陈、杞、宋，是周初异姓诸侯的封国。他们是以古帝王后裔的身份受封的。这是“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的体现，也是扩张政治影响的措施。《史记·陈杞世家》说“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象这样多的人，后世可考者已没有几个。而周初封建的过程，可能也包含有某种程度的过程。 第一节陈、杞陈的建国及其灭亡武王克殷，找到了虞舜的后裔妫满，封之于陈（今河南淮阳），是为胡公。妫是他的姓。相传，舜居于妫水转湾的地方。因此以妫为姓。妫水，在今山西永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陈的祖先虞阏父的事迹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陈既为舜后，可能有陶器工艺的传统。解放前，考古学者认为印纹硬陶就是江淮流域的文化，而在丰镐地区也同样有印纹硬陶的发现，这或者就是由陈带去的陶器工艺。这还是一种推测，尚待考古学的进一步证明。 古代在江淮以北，今河南山东之间，以及苏北沿海，曾经散布着许多不同的古老的氏族部落，如颛顼之族、偃嬴之族、淮夷之族，以及尧舜禹夏商的后人。陈的北方邻近有夏后的杞，商后的宋，西南有徐楚等。周统治者把亡国之余的人民分封于这个区域，是有它的政治意义的。在陈的西北面还有一个姬姓的郑国，它是西周末由关中迁徙过来的，居于今河南新郑。在春秋时期，陈蔡遭遇和命运几乎相同，它们都不断受到郑的侵扰，而最后都为楚所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在伐陈后向晋“献捷”的时候，历叙陈郑之间的关系，实际就是郑对陈的侵略和干涉的过程。晋责问郑何故“侵小”。子产也自认不讳，却反问晋国，如不“侵小”，你晋国如何能成为强国。 春秋时期，陈蔡邻近，互通婚姻。陈桓公（公元前749—前707年）的母亲就是蔡国的女儿。他本人是蔡的外甥。陈桓公时，公子佗五父就是亲郑派。他曾经向陈桓公劝谏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这是公元前77年的事。当时，郑提出与陈友好的表示，而桓公不许。公子佗五父因此对桓公说了这番话。陈桓公说“宋卫实难，郑何能为？”则桓公是亲蔡派，他以“宋卫实难”拒绝了陈佗五父的劝谏。桓公一死，陈佗乘国人暴乱之际即位，是为厉公。据说厉公本来也是蔡出。他即位后，常常到蔡国去，竟为蔡人所杀。桓公的儿子跃继立，五月而卒。其弟林继位，是为庄公。庄公在位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陈国的这段历史，反映了它内政的不稳定。而子产在对晋献捷时所说“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公）、宣（公），皆我（郑）之自立”，也可见陈国的政局实际上是在郑国的操持之中。不久，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楚自武王即位后，已开始强大，而郑却《史记·陈杞世家》以陈佗五父为两人，今据《左传》改正。又《史记》于厉公外，另有利公，厉利音同，利公当是厉公之误。 中衰。陈的内政外交也不能不受晋楚的影响。这时，陈蔡郑宋等小国只有采取谁强就服谁的办法，摇摆于晋楚之间。 陈宣公时，杀太子御寇而立嬖姬之子款，因而国内又发生混乱。陈公子完投奔齐国，自称田氏。这时正当齐桓公称霸。完受到桓公的礼遇，做了“工正”。工正与虞阏父之为周陶正相似。春秋晚期田氏在齐国得势，后来终于取代了姜齐的政权。 齐桓公时，陈蔡亲楚。桓公伐蔡侵楚，给召陵之盟。在回师时，陈大夫辕涛涂害怕齐师过陈扰乱，故意劝导桓公从“东道”去伐淮夷。由于路途险恶，齐师怨之。桓公于是执陈辕涛涂。这可见陈当时是亲楚的。 晋文公称霸时，陈在对外关系上摇摆于晋楚之间。由于陈在地理上更邻近于楚，这就更多地加重了亲楚的倾向。后来，吴强起来，陈又摇摆于吴楚之间，而仍以受楚的影响为大。 公元前598年，陈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于夏姬，陈灵公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杀，陈国内乱。楚庄王乘机伐陈，杀了征舒，以陈为县，而占有它。由齐出使回来的申叔对庄王劝谏，这才使陈得复国，并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立为陈君，是为成公。陈成公之立，郑也可能从旁出了力。晋国作为中原的霸主，也不得不对陈表示保护。 公元前58年，陈背楚盟。第二年，楚共王借此代陈。是年，成公死，子哀公弱立。楚以陈丧罢师。哀公三年（公元前5年）楚再围陈未免。公元前534年，陈内部发生争乱，哀公自尽而死，司徒招立留为君。楚灵王听到陈内乱的消息，使公子弃疾伐陈。陈君留奔郑。楚灭陈，使弃疾为陈公。公元前529年，弃疾杀灵王而代之，是为平王。平王初立，欲缓和楚与诸侯间的关系，于是立陈故太子师之子吴为陈侯，是为惠公。陈亡至惠公立“空纪五岁”。惠公为了继续哀公，仍上溯五年，以哀公死之次年（公元前533年）为元年。 公元前505年，陈惠公卒，子怀公即位。这时，吴已开始强大起来。吴破楚，召陈怀公。怀公召集国人征求意见。他说“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怀公本有意灭吴，因国人反对，只好假托有病未到吴国去。过了四年，吴复召怀公，怀公惧，终于朝吴。吴因其前不往，留怀公，死于吴。陈立怀公之子越为湣公。公元前49年，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公元前489年，吴复伐陈。陈告急于楚。楚昭王来救，吴师罢兵去。公元前48年，楚伐陈。公元前478年，楚惠王杀陈湣公。陈亡。 杞的迁国及其灭亡杞，是夏禹的后裔，是从商至周还保留下来的小国。甲骨文中有“杞” 字，作为地名，与商（今河南商丘）相距不远。还有一片卜辞，称“杞侯”。杞于夏灭之后，似仍然是殷商的诸侯。《史记·陈杞世家》说夏禹之后“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杞地，在今山东省诸城、安丘一带。西周时期有两个杞，河南的杞和山东的杞。山东之杞是杞之老家。《史记·陈杞世家》说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左传·哀公元年》。 时。谋娶公生武公。 东楼公、西楼公之名，与牟娄一名有关。 牟娄始见于《左传》隐公四年经文“莒人伐杞，取牟娄”。依此则牟娄是杞的一个地方。以今地求之，在诸城西南四十里。《诸城县志》定牟娄为二地，谓县西南有牟山，地名牟乡同时另有娄乡。其实，二地都是“牟娄”所分出。《陈杞世家》说“东楼公生西楼公”，楼即娄之别写。与其说东楼公生西楼公，倒不如说它分化为二族，一名东楼公，一名西楼公，似更符合历史事实。 关于杞的历史，《左传》还有一点关于它的“迁国”情形的记载，可供考索。《左传》隐公四年经文，杜注云桓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 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又迁都于淳于。 淳于也是山东境内自古保留下来的小国。淳于的合音为州，故史书亦作州（今山东安丘）。大概殷周之际。杞自河南迁回故地，与山东诸城的杞合并为一。这时，它已相当强盛，所以它把邻近的淳于灭掉了。淳于，史称姜姓，而杞是姒姓，所以这是一件有关不同氏姓之间的斗争，时为公元前70年。 公元前4年，杞又自淳于迁于缘陵（今山东昌乐县东南十余里）。《左传》于是年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按去年《传》云“淮夷病杞”，杞此次迁国似是因为遭到淮夷（徐莒等国）的侵扰。王献唐认为，淮夷距杞太远，可能淮夷当为潍夷，因为它正在潍水流域上。缘陵（昌乐）在诸城的北面，相距亦不远。这次杞迁缘陵，是在齐桓公称霸时进行的。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云（鲁）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薜人、小邾人城杞。 此事在公元前544年距杞迁缘陵已一百零二年。这时，齐霸已衰落。晋与杞有通婚关系，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君的女儿，平公是杞的外甥。杞不甘心受齐的压迫，因此它请求晋国的援助。鲁也是常遭到齐的压迫，所以鲁也请求晋国为盟主召集齐宋等诸侯国家，共同帮助杞国于淳于建城，建城就是建国。陈杞都是商周时代被保留下来的国家。陈国在今河南淮阳，与杞本相邻近。陈自敬仲完作为客卿自陈至齐，后来终于取代了齐的政权。杞自河南迁往山东故国，几经迁徙，而渐衰微，至战国时终于被楚所灭。时在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陈亡在公元前478年，杞亡在陈亡之后三十四年。参阅王献唐《山东古国考》。 第二节宋宋的建国和它的宗族关系宋，是殷商贵族微子在周初受封的国。当殷纣时，微子和箕子、比干都看到殷前途的危险，分别向纣进谏。纣不能采纳，反把比干处死，把箕子囚禁。微子知道殷的危机，已无能为力，他离开了殷的朝廷，不再说话了。微子，名启，姓子，是殷帝乙的长子，纣的庶兄。箕子，是纣的诸父，一说是纣的庶兄。比干也是一位王子。三人的攻治表现不同，而孔子一并加以推崇，说“殷有三仁焉”2。 武王克殷，微子亲谒军门，表示顺从。武王恢复了他的官职。箕子也在囚禁中被释放出来。武王问箕子，殷为什么会灭亡。箕子没有回答3。后来，武王问箕子以天人常伦之道。相传，《尚书》中的《洪范》篇就是箕子的答复。但《洪范》似出于后人的依托，不是箕子本人所作。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不以臣礼相待。《后汉书·东夷传》称，箕子在朝鲜传播文化和田蚕技术，其后裔传四十余世，延续至于汉朝初年。 成王时期，平定武庚叛乱后，周以微子代武庚，以奉殷之先祀，抚殷之遗民，国于宋，宋有今之河南闻邱，微子甚得殷遗民的拥戴。 微子之后与箕子之后，同属于殷商系统的宗族。《史记·殷本纪》称殷商系统的宗族，尚有来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这都是“以国为姓”，可已不详考。《潜夫论·志姓氏》记子姓的宗族，有孔氏、祝其氏、韩（幹）献氏、季老男氏、巨辰经氏、事父氏、皇甫氏、华氏、鱼氏、而董氏、艾岁氏、鸠夷氏、中野氏、越椒氏、完氏、怀氏、不第氏、冀氏、牛氏、司城氏、网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氏、右归氏、三■氏、王（壬）夫氏、宜氏、微氏、郑氏、目夷氏、鳞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围龟氏、既氏、阮氏、据氏、砖氏、己氏、成氏、边氏、戎氏、买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司马氏，凡五十一姓。依汪继培为《潜夫论》所作笺注，这些姓氏，差不多都可明确其属于宋国内部的宗族系统。在别的诸侯国里，如齐，如楚，都有一些贵族的氏姓，但依文献所记，都不及宋国之盛。这些氏姓，都代表贵族间不同的政治势力，是以血缘为本位的政治体制之显著的特点。与宗族制度相联系，宋的君位继承制不同于周制。周自周公以后，是以嫡长子继承为主，而宋则是兄终弟继和父死子继的两种制度并行，这还是殷人的旧俗。 春秋初年，宋穆公在位（公元前728—前720年），他继承了其兄宣公。 宣公临死前，亲自对穆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天下通义也。”当时，穆公坚持不肯，推让再三，才接受下来。他在位九年，临终前，召集群臣到面前说“先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他要让位给他的侄子，而群臣坚决要立公子冯，即他的长子。穆公说“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后来穆公死后，终于遵照穆公的意见立宣公之子与夷，是为殇公。但殇公在位不满十年，却为华督父所杀，孔父也一同受害。由此《史记·宋微子世家》及三家注。以下依据《世家》者，不一一另注。2《论语·微子》。 3《史记·殷本纪》。 看来，宋国在春秋初还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的，他们还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 宋殇公在位时，大司马孔父执政，太宰华督父和孔父争权。他在国中散布谣言说“殇公即位十年中间，对外战争十一次，民不堪命，这都是孔父执政不好的缘故。”他这样一说，国人也都怨恨孔父。公元前70年，华督父率领国人叛乱，杀死了孔父和殇公。因为与夷短命而终，故谥号为“殇”。这次叛乱是宋国戴族中华氏专政的开始。 穆公子冯在郑，宋人立冯为君，是为庄公。这时宋国颇强，常常干涉卫、郑的内政而发生战争。如华督执政时，他曾经执郑国执政者祭仲，并强迫他立突为郑君。 庄公死后，闵公即位，子鱼执政。公元前90年，南宫万弑闵公，国内大乱，诸公子纷纷逃出国外。国人杀南宫万的弟弟南宫牛，立闵公弟御说为桓公。南宫万逃奔陈国。陈人用计捉往了南宫万，把他杀死，然后把尸送还宋国。 公元前52年，宋桓公病危。他照例也召集大臣前来开“顾命”会议。 太子文表示愿意让位给哥哥目夷（氏）子鱼（名），子鱼坚决不肯，只做了司马，而由太子兹父即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宋襄公。他于齐桓公死后，企图重整霸业。当时子鱼和国人都说“这是宋祸的前兆”。或者说“宋是亡国之余，失去了天命（指殷商）就不可能再恢复了的。”但是宋襄公不顾力量，也不顾形势，却硬要去干，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 宋襄公图霸失败宋襄公是一个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而终于失败的人。当他在位的时候，宋与郑都相当强大，但毕竟土地小，人口少，要想使整个中原诸侯都听命于他，是很困难的。公元前4年，宋襄公把滕文公捉住，这是一个姬姓小国（在今山东滕县）的国君。又在“泚睢（地名）之社”举行祭祀，使鲁国的附庸邾文公把鄫子作为人祭的牺牲。《左传》僖公十九年说“欲以属东夷”，就是使东方诸侯国家服属于宋，以来为霸主的意思。古代山东鲁国睢水泗水一带散布着许多氏族部落，宋作为殷商之后，春秋时还保存着一些原始的野蛮的风俗习惯，如人殉与人祭。但春秋时，包括宋国在内，也有一些开明的人对于这些原始野蛮风俗已表示反对了。当时司马子鱼就劝谏宋襄公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御之？”他的意思是说六畜不相为用，在祭祀马神时就不用马作牺牲。这大概是图腾所谓“禁忌”。小事，就是小的祭祀，不用牛、羊、豕等“大牲”。他还说，民，是神的主人。既然如此，那么用人作为牺牲，自然是神所不能接受的。司马子鱼已经具有这种开明的进步思想，确是很难得的。但是习惯势力，旧的礼教，往往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的，宋襄公就是属于后一类人。解放以后，曾经在今江苏铜山发现一处由人工堆成的巨石，左右两块巨石相对而立，上面复以一块更大的巨石。遗址上有许多碎乱的人骸，大都被砍去了头。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就是殷商时期的社，并且可能就是“次睢之社”。《左传》昭公十年说“（鲁）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这“始”字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祭人殉由来已久，在殷墟的遗址里已有大量的发现了。《左传》昭公十一年说“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用，就是用作牺牲的意思。这就是说，楚国也有这种风俗。宋、杞都是“亡国之余”，在战国诸子书里，往往以宋、杞为愚蠢的笑料，如“守株待兔”、“杞人忧天”等等。虽然事情未必如此，而东夷部落的确保留着较多的氏族社会制度和习惯。时代进步了，所以被人视为笑料。公元前39年，宋襄公举行鹿上之盟（今安徽太和）。《左传》说“以求诸侯于楚”，就是使楚承认宋为霸主。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说“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他已经感到亡国之祸快要发生了。次年，前38年，终于发生宋楚之间的泓之战。 公元前38年春，郑文公朝楚。夏，宋襄公即伐郑，就因为郑朝楚的缘故。楚人当然不肯罢休。楚成王也立刻发兵救郑，攻伐宋国。大司马子鱼又谏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宋襄公不听。宋为商的后人，故可通称。冬，宋人及楚人战于泓（在今河南拓县）。宋人的队伍已经整整齐齐排列好，等待楚兵的到来。楚人渡河。司马子鱼说“彼众我寡，及其未即济也，请击之！”公说不可。楚兵渡河后，尚未整理好队列，子鱼请再出击。宋襄公不允。直到楚人阵成，宋襄公才使出击。结果宋师大败，襄公的屁股上也受了伤。国人都怪襄公。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批评了襄公，襄公不以为然。不久，宋襄公死，宋的霸业也就此结束了。宋襄公的活动，曾受到人们的讥讽，但司马迁却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武丁），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赞美、肯定之意），伤中国缺礼义，褒之也。宋襄公有礼让也。 这对于宋襄公是采取肯定态度的，大概是在礼让上肯定他的言行一致，肯定他“修行仁义”，而不从军事上的成败立论。司马迁所谓君子之“多”，《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有此说。 长期不安定的局面宋襄公图霸失败以后，宋长期处于不安定的局面。在国内，宗族间的斗争连续不断。在对外关系上，也要不断依违于晋楚之间。这种情况在别国也不少，但宋却表现得更为强烈。 宋襄公图霸失败以后，晋国成为华夏诸侯所公认的霸主。城濮之战，就因楚成王围宋，宋求救于晋而发生的。结果是晋胜楚败，宋、卫等小国就倾向晋国。但是楚始终是长江流域的强国，宋、卫等国又不得不采取“二亲”政策，即楚强则亲楚，晋强则亲晋。宋的内政也不得不受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一点，宋和郑国是差不多的，但又有不同，郑国执政始终在“七穆”的掌握之中，即使有斗争，不象宋国那样剧烈。春秋中期，郑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子产，主张改革，而宋国的子罕尽管也很有政绩，但始终是一个保守的贵族。 宋襄公死，其子成公立。十七年，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不久，宋人又杀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史书上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其实，他却是很有政治抱负的，要想集权于君主，除去群公子的势力。乐豫说“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公子之族就是公族，它正象大树的枝叶一样，枝叶去了，则“本根”就“无所庇荫”了。昭公没有听从他的意见，穆、襄之族终于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公元前0年，接着又发生公子鲍之乱。 公子鲍长得很美，据说前宋襄公夫人很爱他，却被拒绝。但是她有政治野心，尽力公子鲍篡夺昭公的君位。司城意诸（人名）昭公，劝他出国避难。昭公绝望地说“不能（意即不能和睦）其大夫至君祖母（襄夫人）及国人，诸侯其谁能纳我？” 宋国发生饥荒，公子鲍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出来赈济国人。凡年自七十以上，都无不馈赠，还增加“珍异”。他天天进出于“六卿”之门，对城中的“材人”（指战士），无不和他们交往。凡是桓族以下的族人，他没有不照顾的。 公元前年，昭公出猎时，襄夫人派人攻杀昭公，于是公子鲍即位，是为文公。晋作为盟主前来责问。听说宋已立新君，只好承认这一事实。次年，昭公子又联络文公母弟须及武氏之族作乱。文公很快地把他们平定下来。武、穆等族逃到国外。从此，宋国展开了戴、桓之族间更剧烈的斗争。 这时，楚国正当庄王在位，国势强盛。公元前07年，楚命郑伐宋。宋败，华元被俘。宋以兵车百乘，马四百匹赎回华元。华元就是华父督的后人，属于戴族。 公元前598年，楚伐陈，诛夏征舒，陈几乎亡国，宋也愈来愈感到楚的威胁。公元前597年，楚为了救郑，发生邲之战，楚胜，楚的国势达到了顶点。同年，楚围郑，郑穆公亲自袒着狗牵着羊向楚降服。公元前595年，楚国使者经过宋国，没有向宋借道，宋因此执楚者。楚大怒，发兵包围宋国，从九月开始，到次年二月。宋城中粮尽，到了“析骨而炊，易子而食”的悲惨程度。宋华元夜见楚将子反。庄王问他城中的情况，华元据实以告。楚王说“我队也只有二天的粮食了！”于是罢兵。 公元前595年，宋华元奔走调停于晋、楚之间，结“弭兵”（停止战争）之盟。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华元专政。司马荡泽攻杀太子肥，并准备杀华元。华元将奔晋，鱼石劝阻他，只到黄河边上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就杀死了司马荡泽（桓族），立共公的少子成，是为平公。 公元前58年，楚共王伐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以封左师鱼石。这是楚国对宋内政的粗暴干涉，因而引起晋国为首的诸侯的顾虑。次年，晋率诸侯攻伐鱼石，鱼石被诛。晋和诸侯以彭城复归于宋。 在晋、楚长期的争霸战争中，宋、郑等小国的负担是很沉重的。因为大国出兵作战，小国要陪着出兵，供应赋役。所以宋、郑早已有弭兵的要求。这时宋国向戍和晋国赵文子、楚国令尹子木都很熟悉，探知他们也有弭兵的意思。公元前54年，在宋举行第二次弭兵之盟。楚国子木提出，除秦、楚以外，“晋楚之从交相见也”。晋赵文子表示同意。因此原来服属于晋、楚的小国诸侯，自结盟之后，对晋楚都要互尽义务。这样对诸侯小国来说，不是减轻负担，而是增加负担。但是从此晋楚之间的大战终于停止，在四十年间晋楚没有发生战争。但楚国对江淮流域的小国战争更加剧了。 《左传》，文公七年。 《左传》，文公十六年。 这时宋国内部贵族的斗争并未停止。先是华氏（戴族）与向氏（桓族） 的斗争。华氏败后，接着又发生向魋的暴乱。向魋也是桓族成员，故又称桓魋。桓魋之乱平定后，戴族中的乐氏、皇氏、灵氏出来组织执政班子。《左传》说“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右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鉏为大司寇。”这是由清一色的戴族贵族掌握政权。 但是这时宋景公宠用大尹（陪臣、家臣之类，失名），一切政事都须经过大尹传达，因而又引起国人的不满。公元前49年（鲁哀公二十六年）六卿联合国人驱逐大尹出国。《左传》因此说“三族（即乐、灵、皇）共政，无相害也。”暂时平静无事。不久，就进入战国了。 宋的衰亡战国以后，宋国贵族之间依然不断发生斗争。据《韩非子·说疑》篇说“戴氏取宋”，韩非把它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相提并论。战国以后，宋国的政权已经由于氏直系而变成戴氏旁氏了。 戴族中有乐、皇、灵三族，乐氏则又是三族中最负声望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郑子皮饩国人粟，宋司城子罕“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即子罕）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晋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子皮）宋之乐（即子罕），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乎降乎？”这足证春秋末已有人预言戴族乐氏，即子罕，将要代宋。他们为了获得国人的拥护，推翻公室，而振贷国人的贫穷者。他的这种手段和宋公子鲍，郑子皮（罕氏）、齐陈氏、宋乐氏都是一样。晏婴对齐景公说“大夫不收公利”，而上面这些人恰好都是“收公利”者。 公元前487年，宋灭曹。接着，宋郑又连续作战。这不是宋的强大，而是它的回光返照。当时有“宋聋郑昭”的说法，意思是说宋的反应比郑来得迟钝。这是有些根据的。公元前375年，韩已灭郑，而宋至公元前28年才被灭于齐，反而要比郑亡晚一百余年！ 战国中期，秦齐成为东西对峙的两大强国。宋齐邻近，齐取宋较易，而齐国总不敢轻易下手。这是因为它如果先灭宋，就会破坏六国之间，特别是齐秦之间“均衡”的形势。公元前288年齐终于把宋灭亡了，因此引起秦、韩、赵、魏、燕五国合纵攻齐。燕国为了报复齐伐燕的旧仇，作战特别出力。齐如削弱，则燕的安全比较有了保证。所以燕乐毅的军队一直攻入临淄，连下七十余城，几乎灭亡了齐。从此战国形势发生一大变化，而宋国终于灭亡。第五章晋、郑晋和郑，是姬姓诸侯受封较晚的两个国。郑之受封，已在周宣王的时候。平王东迁，晋、郑都出了不少的力。所以《国语·周语》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春秋初期，郑在当时政坛上颇为活跃。此后，成为晋楚齐秦争取和争夺的对象，而仍能于夹缝中求生存，以至战国之初。晋在春秋时期，始终是中原的大国。但它在军事上的优势，为世卿势力的扩张提供条件，终于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时期，三晋各为七侯之一。而中山国作为鲜虞族的政权，则活动于赵魏邻近地区，又有一段兴亡的历史。 第一节晋晋的建国、分裂和统一晋是周武王子，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的母亲在生产前，武王告诉他说，他做了一梦，梦见上帝对他说“我命你生个儿子，名虞，我给他封地于唐”。后来叔虞的母亲果然生了一子，手上有一个“虞”字形，因此就取名为虞。武王死后，唐有乱，周公灭了唐，因而就封叔虞于唐。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分封之国有鲁、卫和唐（晋），都是姬姓诸侯中重要的国家。唐分封的地点即是“夏虚”，故《仙夺帖吧左传》定公四年说“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就是说，仍用夏的政治制度。索本是绳索，古人用绳索测量土地，故索引申为法。戎索就是仍用当地戎人的土地法。夏戎杂居。因此夏政、戎索实际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当时所谓戎，实际就是指媿姓的狄，即《传》所谓“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由此可见夏虚不但是夏人活动的地方，而且是戎狄活动的地方。这情形对于了解唐（晋）的社会历史是很重要的。 《史记·晋世家》说“唐叔子燮，是为晋侯”。这就是说，唐叔虞第二代时已改国号为晋了。《正义》云“唐叔虞子燮父徙居晋水旁，今并理故唐城。”周初所分封的诸侯，地方不过“方百里”，晋也是如此，而且周围有许多戎狄。《晋世家》又说“自唐叔至靖五世，无其年数”。我们对于西周时期晋的社会历史，实在所知很少。 大约西周宣王时，北方戎狄叛乱，晋穆侯曾经帮助宣王共同作战。恰好伐条戎时，生大儿子，取名为“仇”（太子仇）；后来在千亩之战时，又生少子，取名为“成师”。古人名字都是有意义的。当时师服说“异哉，君之命（名）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今适（嫡）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这里埋伏了此后晋国将发生内部分裂的因素。 穆侯卒，弟殇叔立，太子仇出奔国外。过了一年，太子带领徒众去打殇叔，自立为文侯。晋文侯时正当周幽王时。犬戎杀幽王，周室东迁。晋文侯与郑、虢助周平王在洛邑建国，很有劳绩。 晋文侯时已迁都于绛，在今山西翼城东南。公元前475年，文侯卒，子伯立，是为昭侯。昭侯分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县）。曲沃的城《史记·晋世家》。 要大于翼（绛），这是不合制度的，也预兆曲沃与翼之间可能发生对抗的局势。 成师封于曲沃，号为桓叔。他很得民心。当时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公元前739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立桓叔。桓叔欲入晋（指翼），晋人发兵抵御桓叔。桓叔败归。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不久，桓叔卒，子鲜代桓叔，是为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复立孝侯子郄为君，是为鄂侯。 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听说，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带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败归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庄伯卒，子称代庄伯立，是为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曲沃武公伐晋于汾水旁，虏哀侯，晋人立哀侯子小子为君，是为小子侯。晋小子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伐曲沃武公。武公败归曲沃。晋人立哀侯弟缗为晋侯。 公元前77年，晋侯缗二十八年，齐桓公始霸。这一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缗，并且把它灭掉了，完全兼并了晋地。曲沃武公被封为晋君，正式列为诸侯。是为晋武公。 从曲沃桓叔始封曲沃，到晋武公并晋，经历了六十七年的分裂时期。因此春秋初期，晋国不曾参加黄河下游诸国的战争。齐桓公称霸，它也很少过问。武公死后，子献公立，他在晋国统一的基础上，使晋国成为黄河中游的一个强国。 戎狄的活动和晋的始霸晋献公是个英明能干的君主。他深知“本小末大”是晋国所以分裂的原因，因而他即位后，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公子公孙都统统驱逐出国。《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大夫士药说“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富子”，指曲沃庄伯之子孙。虽然献公自己也出自曲沃、桓庄，但是为了权力集中起见，他不能不对桓、庄的子孙们下毒手了。“富子”之名始见于此，因为强大的宗族就是富有者，故称“富子”。 但是这时真正威胁着晋国的基础的，不只是晋内部的贵族，还有晋周围的戎狄部落。西周春秋之际，北狄已充斥于今陕西北部到山西河北北部，他们已严重地威胁周和沿边齐、鲁、卫诸国的安全。 骊戎也是犬戎之一，原在今陕西的临潼骊山之下。周室东迁以后，它也逐渐向东迁徙，到了晋西。晋献公在一次战争中打败骊戎，俘获了骊姬。献公很宠爱她，并且决心把太子申生废除，立骊姬所生的儿子为太子。因此派太子申生去打东山之戎，又派二子重耳去防守蒲城（今山西永清县），三子夷吾去防守屈（今山西吉县）。这不只是献公因宠爱骊姬而把诸子调开，也是戎狄对晋的威胁所致。 公元前58年和前55年，晋荀息又借道于虞（今山西平陆）以伐虢（今三门峡）。晋灭虢后，虞也随着被灭亡了。这虞、虢以西的黄河两岸，也是戎族活动的地方。晋灭虞、虢，与抵抗戎狄是有关系的。 对于北方的狄人，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晋献公虽然没有参加这一争霸活动，但他连续灭亡了耿（今山西河津县）、霍（今山西霍县）和魏（今山西芮城），并封赵夙于耿，封毕万于魏，让他们防守，晋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谮言，使重耳不得不到母家狄人那里避难，夷吾也逃到梁（今陕西韩城）。重耳在狄人那里住了十二年，取了狄人廧咎如的小女儿，生了儿子；随臣赵衰娶了廧咎如的大女儿，也生了儿子。后来重耳离开狄，到了齐、卫、曹、宋、郑、楚等国。异姓诸侯国都对他很好，相反，同姓诸侯却对他都很不礼貌。最后他在秦穆公的护送下回到晋国即位，即晋文公。 秦这时已经强大起来，它羡慕华夏诸侯的礼乐文化，积极准备东进。在晋文公以前，晋惠公的即位，也是由秦护送入晋的。在晋遭到饥荒的时候，它也运来了粮食周济晋国。但是惠公不知好歹，恩将仇报，原来应允给秦河西的一些地方，也赖着不给，终于发生韩之战（公元前45年）。 晋文公和晋献公一样，是很英明能干的君主。他的臣僚如赵衰、狐偃、咎犯、贾佗、先轸等都是忠心耿耿，追随着他，并且也很有才能。过去晋国很少关心华夏诸侯的会盟、战争，而现在它已兴起，成为齐桓公霸业的继承者了。 晋文公的霸业，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勤王”。当时正当周襄王时，王朝发生了王子带之乱。襄王出居于外，王子带进入王城。这时秦穆公驻于河上，有帮助襄王入国的意图。晋大夫赵衰对晋文公说“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晋文公认为这是称霸的机会，便出兵送周襄王入国，诛王子带，乱事平定。这是公元前35年的事。 又一件大事是公元前33年城濮之战，晋文公打败楚国。这一年，宋因受到楚国侵扰，求救于晋。晋文公才即位，楚又是强国，因而他起初很是犹豫，而他的大臣先轸、咎犯等都力主一战。先轸说“报施定霸，于今在矣。”报施是指晋文公从狄回国时，路经宋国，得到宋国的优遇，现在宋国求救于晋，不能坐视不救。这当然只是借口，定霸才是真正的目的。于是晋楚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展开了一场大战。结果楚军大败。楚将子玉怕楚成王责备他，便愤而自杀。从此许多过去从楚的诸侯都纷纷倾向晋国。次年，诸侯拥护晋文公为霸主，会盟于河阳。周襄王也来参加会盟。《春秋》为天子讳，以“天王狩于河阳”，载入史册。 晋文公在霸业活动中最要紧的，还在于他很重视在政治上对人们的教养，从而提高公室的威信，加强人们的战斗力。子犯在这里起了决策的作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 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 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 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这是关系晋文公霸业活动的很重要的记载。这里所说“晋侯”、所说“公”，即指晋文公。 晋文公的霸业，比齐桓公更有军事上的成就，也有更大的政治影响。而且齐桓公的霸业，是及身而论，晋文公的霸业在他身后仍有延续。 晋霸业的断续城濮之战后，郑暂时与晋结盟，但是郑、楚接壤，却不能不更倾向于楚。公元前30年，秦、晋联合，包围郑国，事态很紧急。郑派烛之武去见秦穆公，陈述秦围郑只对晋有利，而不利于秦，要秦退兵。秦觉得有理，遂罢兵而去。公元前28年，晋文公去世，其子襄公即位。这时，秦穆公又发兵偷袭郑国。恰好郑国商人弦高要到周去，路遇秦师，知道秦师来意是在袭击郑国。他便以十二条牛犒劳秦师。秦以为郑已有准备，便罢兵而去，顺便灭了一个滑国（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 在秦回去的路上，晋乘机邀击秦师于殽（今河南洛宁县西北0里），俘虏了秦的三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后来又放归他们。秦穆公只责备自己。《尚书·秦誓》篇记载其事，可见秦东进的野心。 公元前24年，秦穆公又使孟明视等三人伐晋，以报殽役之仇。次年，在殽埋葬了殽之战中牺牲了的秦兵尸首。秦穆公的东进计划是积极的，但是它始终不能得逞。于是它转向西进，攻伐西北高原上的一些野蛮部落，史称秦“闢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 由于晋对北狄的抵抗，北狄过太行山而东，齐、鲁、宋、卫诸国不断遭到它的侵扰。自公元前30年至前05年二十余年间，《春秋》经、传屡见狄侵齐、鲁、宋、卫诸国的记载。前28年，“狄有乱”之后，出现了赤狄、白狄之分。前27年“狄伐晋”，“晋侯（襄公）败狄于箕（今山西太谷县），获白狄子”，这就是俘获了其中一部分的首领。箕之战中，晋先轸牺牲，战争是激烈的。前594年，晋败赤狄于曲梁（今山西潞城县北四十里），灭潞氏。潞氏是赤狄中的强部。自潞氏被灭之后，晋又灭廧咎如。从此，赤狄也就衰亡了。 赤狄衰亡，白狄代兴。白狄划分为鲜虞、鼓和肥三部。鲜虞在今河北正定，鼓在今河北藁城，肥在今山西昔阳。三部之中，以鲜虞为最强，肥鼓都服属于它。公元前530年，晋假道于鲜虞，灭肥，俘虏了肥子绵皋以归。公元前527年，晋又伐鼓，俘虏了鼓子（音沿）鞮。肥、鼓都被灭亡了。前50年，鲜虞败晋师于中牟（今河北唐县），晋观虎被鲜虞俘获。这可见鲜虞还很顽强，它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称中山国。 晋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幼，晋人要求另立国君。赵盾拥立襄公弟雍，并已派人到秦去接雍。贾季则拥立公子乐，也派人到陈去接公子乐。赵盾利用权力，废太师贾季。太子夷皋的母亲缪嬴抱着幼儿（夷皋），日夜在朝廷里号哭说“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而外求君，将安置此？”出朝后，她又抱着幼儿到赵盾家去，大喊说“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赐。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赵盾与诸大夫怕影响不好，乃改变主意，拥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赵盾独揽朝政，这是晋卿大夫专权之始。晋自灵公以后，由于卿大夫的专权，贵族内部有斗争，不得不放松了对外的争霸战争。这时，楚是庄王在位，国力之强大，要超过晋国。公元前598年陈夏征舒之乱，楚国出兵讨伐，几乎灭陈，其后楚国不断侵宋侵郑，包围了宋、郑的都城数月之久，以至使宋到了“易子而食，析骨以炊”的程度。晋国作为霸主，只虚张声势，而不出兵。宋、郑处境十分困难，“牺牲玉帛待于两境”，楚强则依楚，晋来又依晋。在拉锯战争中，土地荒芜，人民被掳掠，痛苦不堪。 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楚庄王围郑，郑向晋告急。这时荀林父已代赵氏执政，将中军。他率领三军出发，在路上听说郑已降楚，就想班师回国。但先縠反对。最后终于渡河，在邲（今河南荥阳北）扎营。郑帮助楚，与晋作战。晋军大败，退走。正渡河时，晋士兵抢着登船，死于河中的士兵不计其数。楚俘虏了晋将知罃。荀林父要引咎自杀，随会对景公说“晋文公之与楚战城濮，成王归杀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败我师，又诛其将，是助楚杀仇也”。景公乃劝止荀林父。 公元前595年，晋伐郑。这是因为郑亲楚，而在邲之战中又助楚攻晋。 次年，楚伐宋，传为报复。晋准备救宋，晋大夫伯宗说“楚，天方开之，不可当。”景公便犹豫起来，不敢发兵，只派觧扬到宋国去，表示晋的关心，并要宋坚持到底，不可降楚。觧扬经过郑国到宋国去时，被郑捉住，送给楚国。楚国强迫觧扬对宋军说“晋无法来救。”觧扬假装答应了，但次日作战时却对宋说“晋援军就要来了！你们再坚持一下吧！”宋军一听，坚决抵抗楚国。后来庄王要杀死觧扬。觧扬说“您杀死一个忠臣，将何以教导您的臣子！”庄王觉得有理，就饶了他。 这时秦齐很强，都想当霸主。当初，赵盾立公子雍时，秦康公送给公子雍一支精强的卫队，想利用帮助公子雍即位的机会来拉拢秦晋国。公元前7年，晋伐秦，取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22里有少梁城，当即古梁国）。秦亦取晋之殽。过了一年，秦康公伐晋，取羁马（今山西永济县南）。晋使赵盾、赵穿、郤缺击秦，大战河曲（即黄河南下东流之拐弯处），赵穿最有功。这时晋担心的是有灵公初立时逃亡归秦的随会，怕他在秦，对晋不利，于是想尽办法终于使秦归还了随会。晋、秦间的形势，看来也是很紧张的。 晋景公时，齐俨然以东方诸侯的霸主自居，常常借故去攻代鲁、宋、卫等国。公元前589年，晋郤克执政，鲁、卫都派使臣到晋，要郤克作主，为它们报仇。郤克因前几年使齐时受到侮辱，怨恨在心，正想借机报复，便同意出兵，与齐作战。两军陈师于鞍（今山东济南市西）。 这次鞍之战是春秋时期五大战争之一，其胜负关系到哪个国家为霸主的问题。因此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坚决、勇敢。结果是晋胜而齐败。结盟时，晋人的条件十分苟刻（）必以肖同叔子（齐顷公的母亲）为质；（2）使齐境内的土地垄亩全改为东西向，道路沟渠也相应地改为东西向。齐坚持不可。齐使臣回答说“肖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2齐使臣的话不卑不亢，很坚决，而且鲁、卫从旁请求。晋侯也只好让步，让齐国退还鲁国汶阳（汶水北岸）之田，便匆匆结盟而罢。 公元前585年，晋迁都于汾浍之间的新田（今山西侯马）。公元前580年，厉公代立，伐秦至泾（今陕西泾县）。这时栾书执政。他说“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遂伐郑。楚共王救郑，于是发生鄢陵之战。晋吕锜射楚共王，中目。楚国养由基也是名手，立即还射一箭，中吕锜之项。郤至在战五大战争为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鞍之战和殽之战。 2《左传》，成公二年。 斗中每碰到楚王，总下车来，以表示敬意。晋韩厥追郑成公，已将追及而又停了下来。他的车右催促他加紧。他说“不可以再辱国君”，因此没有穷追。古代战争尽管有时打得很激烈，但是它还保留着传统的礼貌。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晋胜楚败。但晋厉公不久杀三郤，而栾书、中行偃又囚禁了厉公。晋国并不能真正压倒楚国。 公元前572年，悼公周即位。他是襄公的曾孙，即位前流亡在周。 这时晋国六卿专政，公室益卑。南方楚国连续不断地进攻陈、蔡、宋、郑等国。晋国虽然还维持着霸主的地位，但它对于楚国的扩张毫无办法。这时长江下游，吴越已经兴起，晋乃利用楚国的叛臣申公巫臣等到吴国去，以煽动吴对楚的仇恨和战争，使楚国疲于奔命。 六卿专政和三家分晋自献公驱除群公子和桓庄之族，晋国没有与公室最亲密的公族。《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国晏婴出使晋国，他与晋叔向谈话，在谈到齐国陈氏得势的情形后，叔向谈到晋国的情形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绩、庆、伯（杜注姓，晋旧臣之族）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这一段话，说明晋公室已日益卑微。晏婴听了以后，问叔向道“子将若何？”叔向回答说“晋之公族尽矣！肸（叔向名）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杞？”这是说，叔向之宗族本来有十一族，而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族，即叔向自己的羊舌氏了。在叔向谈话后，过了二十八年，羊舌氏也因犯罪而牵连，被灭族绝杞。公室与其他同姓宗族的关系，正好象树干与枝叶一样，枝叶脱落了，树干怎能长存下去？ 晋公室的衰落，是晋献公驱除群公子和桓、庄之族，因而使晋国的异姓贵族得以发展强大起来。《左传》宣公二年说“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公元前0年），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皆官名）。” 所谓“六卿”就是韩氏、赵氏、魏氏、范氏（即士氏）、中行氏、智氏（从荀氏分出）。他们都是以异姓而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古代军事和政治是不分的，因此出则为将，入则为卿。一般来说，周代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天子六军。公元前77年，周釐王命曲沃庄伯以一军为侯，这时晋还是小国。晋献公时始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献公自己将上军。晋文公搜于被庐（晋地，不详今所在）始作三军。后来晋搜于清原（在今山西省稷山县东南20余里），在上、中、下三军之外，又增加了新上军和新下军，则为五军。晋襄公搜于夷（不详今所在），“舍二军”，即取消了新上军和新下军，又恢复了三军之制。晋厉公为了赐赏鞍之战中立功的将士，提拔了一批新人，又扩充为六军。晋悼公时搜于绵上（今山西介休县介山下），又复为三军。从此至春秋末，晋国三军之制再也没有改变。 诸侯称公。公族，是诸侯兄弟之族。后来把管理公族事务的职官也称为公族。春秋时期，晋队的编制变动很大。将帅的任免，法令的公布，都是在举行“大搜礼”时决定的。其中军元帅，等于正卿，掌握了军事和政治的大权，因而它和宋、郑的执政，楚国的令尹相当。在大搜礼中还颁布法令。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搜于被庐”，颁布了“被庐之法”。《左传》文公六年“搜于夷”时颁布“夷之法”。范宣子执政时，他根据“夷之法”而作《刑书》。后来赵鞅、荀寅等把《刑书》铸在鼎上，被称为铸刑鼎，这就是我国成文法公布的开始。古代的刑法，实际就是军事法。后来法家变法，兵农合一，军事法也就引申为民法了。 春秋末年，六卿之间发生剧烈的斗争。结果赵氏、魏氏、韩氏三家打败了范氏、中行氏，后来三家又打败了智氏。从此三家分晋。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赵鞅执政，他命令在邯郸的赵午把卫国进贡的民户五百家迁送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他说“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置）诸晋阳。”晋阳是赵鞅的私邑，赵午是赵鞅的支族，他不得不答应赵鞅的要求。但是赵午族中父兄们都说“不可”。因为邯郸赵午一族靠近卫国，所以卫国愿意以“卫贡”为名迁徙其民户五百家于邯郸。如果把“卫贡”迁往晋阳，距离卫国就很远了，所以父兄们说这是“绝卫之道”，表示反对。赵鞅听了，大为发怒，“召午而囚诸晋阳”，后来还杀掉了赵午。赵午之子赵稷和涉宾（午家臣）于是据邯郸叛乱。荀寅（中行氏）、范吉射与赵午有亲戚关系，因而也参加赵稷的叛乱。赵鞅逃到晋阳。智氏、韩氏，魏氏劫持了晋侯攻伐范氏和中行氏。结果范氏、中行氏失败，他们逃到了朝歌。智、韩、魏三家召回在晋阳的赵鞅，在新绛（今山西侯马）结盟。智氏最为强横，他指名赵鞅的家臣董安于是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要赵鞅杀死他。赵鞅不肯。董安于说“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定完以后，便自缢而死。从这次斗争看来，智、韩、魏要强于赵氏，赵氏不得已结了盟。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97年。 这次叛乱拉开了六卿之间更激烈的斗争。在四家结盟后第二年，智、赵、魏、韩四家又围范氏，中行氏于卫朝歌。公元前493年，发生了铁丘之战（铁丘在卫境内）。这时，卫太子蒯聩流亡在晋，他助赵鞅去打范氏、中行氏，而郑助范氏。公元前492年，赵鞅围朝歌。前49年，赵鞅围邯郸。前490年，晋围柏。范氏、中行氏最后灭亡。这次斗争已不仅是晋国六卿间的斗争，且成为郑、卫、齐、鲜虞（中山）同晋之间的斗争。 赵鞅，亦称赵简子。他的儿子无恤继承其位，是为赵襄子。他由晋阳向代（今山西大同一带）发展。当时这里是白狄的残余部落的地方。后来赵又灭中山，已基本上奠定了赵在北方的领域。但这时智氏专晋国政，强于三家。前453年智瑶联合韩、魏与赵作战，包围了晋阳，引水灌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暗中派人与韩、魏谈判。韩、魏感到赵氏被灭，对他们也不利，于是反戈夹击智氏，智氏大败。韩、魏、赵三家共同瓜分智氏的土地和人民，从此形成三家鼎立的局面。这时晋已名存实亡。公元前475年三家已各有纪年。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魏斯、韩虔、赵籍为诸侯。晋亡。 《左传》，定公十三年。 第二节郑郑的建国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儿子，宣王的弟弟。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年），始封于郑，号为桓公。 西周宣王号称“中兴”的时期已过去了。当时西北连年发生旱灾、地震。伊水、洛水、渭水的河水都干涸了，草木枯萎。北方的戎狄部落乘机猖撅。桓公友原封于郑（今陕西华县），曾任幽王的司徒。他已经觉察到周王室的危机四伏，便问史伯说“王室多故，余惧及焉。与其何所（处）可以逃死？”史伯说“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他接着仔细分析了当时形势，只有“济、洛、河、颖之间”（济水、洛水、黄河、颖水）比较安全，那里没有大国，虢（东虢，在今河南郑州附近，今河南陕县之虢叫西虢）、郐两个小国国君，“皆有骄侈怠慢之心”，稍加武力或贿赂，就可以对付2。郑桓公听了史伯的话，后来便迁往那里，并且很容易地占领了虢、郐，另建城邑，仍号为“郑”，即今河南新郑。 新郑的地方当黄河下游，溱水、洧水流经那里，地势卑湿，四周丘陵起伏。郑刚迁到那里，曾与商人订立盟约，共同开发。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乂）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这“商人”就是降服于周的殷商人，他们经营商业，故称商人，一语双关。春秋时那个弦高就是郑国著名的商人。 郑国的东面就是鲁、宋，西北就是成周、卫、晋，西南就是陈、蔡、许和楚，周围还有许多姬、姜、偃、嬴及其他小国，正如《国语·郑语》所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这一地区巫风很盛，人民好歌跳舞。在《诗》三百篇里，郑、卫、陈、曹等国风都反映着类似的情调。 周室东迁时，郑、晋都尽了保卫的责任。由于晋国不久分裂为翼（晋） 和曲沃两部分，内战频仍，所以王室不得不依靠虢和郑，它们都曾以诸侯而兼王室的卿士。郑武公、郑庄公对周的态度都很骄横无礼，平王很不满意，想把权力分一半给虢。庄公知道后，责问平王，平王竭力否认，以致“周郑交质”（即互相交换人质），并进行战争。周天子的权威已扫地殆尽了。周王室与诸侯以及诸侯与诸侯之间本来是以宗法关系（血缘关系）维系着的。由于宗族的繁殖、分化，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种宗法关系已愈来愈淡薄了。诸侯国内也常常因此发生君位争夺的内乱。 按照周制，诸侯建国，卿大夫建邑，只有规模大小的不同。如果卿大夫的邑大过于国，那就是所谓“耦国传》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讲的就是郑庄公的弟弟公叔段分封于京邑（今河南荥阳东），他把京城大大扩大，并把别人的地方收为己有。大夫祭仲对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庄公心里明白，但是他觉得对付段还不是时候。后来段的野心愈来愈显明，已经有篡夺庄公的位置之意，于是发兵去攻伐段。段逃到《史记·郑世家》。以下引《郑世家》，不另注。 2《国语·郑语》。 鄢，继又逃到了共。这一故事说明宗法封建制在诸侯国内开始发生危机。这时宋、卫、鲁等国也发生君位的争夺。郑国扶天子以令诸侯，常常去干涉它们。北戎开始侵齐，郑太子忽也带兵去救。但当时尚无霸主的名称。公元前700年，庄公卒，太子忽按制即位，是为昭公。庄公原娶宋雍氏女，生儿子突。雍氏是宋国的贵族，甚有势力。宋庄公听说郑立昭公，便设法诱召祭仲来宋，乘机劫持祭仲，迫使他改立突。祭仲回国后，便立突为厉公。忽逃到卫。厉公即位后，祭仲专国政。厉公暗结祭仲的女婿雍纠杀害祭仲。纠妻听说这一阴谋，问她的母亲“父与夫哪个亲？”母亲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纠妻于是把雍纠要害死祭仲的事告诉了祭仲。祭仲便把雍纠杀害了，厉公出居于郑的边邑。祭仲于是迎昭公复位。诸侯听说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 昭公与卿高渠弥出猎。高渠弥对昭公有私怨，射杀昭公于野。祭仲与渠弥不敢迎立厉公入国，又另立昭公弟子亹为君。这时，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郑子亹去参加会盟，高渠弥相礼。祭仲假托有病，没有随行。因为他预料到襄公可能对子亹不利。子亹去了，果遭齐襄公杀害，高渠弥逃回国来。祭仲与高渠弥合谋，又召子亹弟公子婴于陈而立之，是为郑子。 按照周制，虽然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但实际上东方诸侯并不严格实行。如宋、鲁等国都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郑国也是这样。 郑的内政外交周室东迁之初，郑国本是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但当时尚无霸主。戎狄屡屡侵犯燕齐，王室衰微，诸侯国内不断发生君位的争夺。因此齐桓公称霸，提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其目的就是号召华夏诸侯团结起来，停止内乱，一致对付南夷、北狄。当时“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形势危殆。这时，秦、楚都已经崛起，但春秋初年的人们还是把它们看作“蛮夷”的。尤其是对楚国，华夏诸侯更加敌视。因此，“攘夷”包括北狄和楚。 郑自庄公以后，由于不断发生君位的争夺而中衰了。郑、宋是华夏诸侯中的次等强国。因此，成为晋、楚、齐、秦争霸中所必须争夺的与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郑较亲楚，宋则亲晋。城濮之战就因楚国伐宋而引起的，而当时郑国就是亲楚的。城濮之战以后，公元前3年，晋文公在温举行会盟，郑国也未前去参加。所以晋文公命狐偃又在翟泉结盟，准备伐郑。次年，晋伐郑，秦联合行动。郑国很是危急。郑文公派老臣烛之武去见秦穆公。烛之武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倍邻？邻之厚，君之薄也”。意思是说，秦距郑很远，秦晋共同伐郑，只对晋有益，而于秦没有什么好处。穆公觉得有理，于是退兵罢师，没有与晋共同伐郑。但是秦穆公一心要想东进争霸，晋文公刚死，晋襄公时，他就乘晋丧，偷袭郑国。郑国的商人弦高正赶着牛要到周去，看到秦军浩浩荡荡而来，知其用意不善，便以郑文公的名义把车上的牛皮全部犒赏秦军，同时通知郑国准备。秦军觉得偷袭不成，便自行退师。在秦军到达殽山附近时，晋的伏兵突然四起，秦军死伤不少。这就是秦晋的殽之战。很显然，秦是想以袭郑为袭晋的跳板的。 《左传》，僖公三十年。 早在郑太子忽即位以前，因为北戎侵齐，太子忽带兵救援，有功于齐。 齐国要想与郑结亲，太子忽说“齐大非吾耦也。”当时齐还不是强国，尚未称霸，太子忽的话明明是推却之词。 公元前55年，齐桓公称霸，举行首止会盟。这年秋天，周惠王使周公召郑文公来，说“我保护你去服从楚国，再叫晋国帮助你，可以不受齐国的气，而得到安宁。”郑文公听了周惠王的话，想不参加首止之盟。但是大夫子孔反对，郑文公才不敢逃盟而归。 郑文公的贱妾叫燕姞，是南燕的姑娘，姞姓。她怀孕前梦见天派人送给她一枝兰花，并且说“我是你祖伯儵，把这枝兰花作为你的儿子。兰有国香，你佩在身上就会使人觉得你的妩媚无比。”2后来她怀了孕，生了个儿子，取名为兰，这就是穆公。当时穆公流亡在晋。文公死后，由晋护送入国即位。晋国想通过穆公而控制郑国。 晋国这时灵公初立，赵盾专权。城濮之战，楚虽败于晋国，但是楚的实力还是很雄厚的。因而宋、郑也是“二亲晋楚”，穆公十六年（公元前2年），郑烛之武陪着太子夷朝晋。同年郑穆公自己又朝晋。次年郑从晋伐宋。晋集合诸侯于扈，晋侯不见郑穆公，据说是郑“贰于楚”。穆公二十年（公元前08年），晋会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因受赂而还。郑穆公说“晋不足与也”，遂盟于楚。穆公二十一年郑子家受命于楚伐宋，获宋华元。次年，晋伐郑，楚人也侵郑。 郑穆公（前27—前02年）的一生，作为一个小国的君主，就是这样在矛盾中度过的。他死后，郑灵公即位，只一年，就被公子归生（即子家）所弑。襄公立。于是“七穆”开始轮流执政。 所谓“七穆”，是指穆公的子孙，其中包括良氏、游氏、国氏、罕氏、驷氏、印氏、丰氏。灵公死后，贵族本来要立穆公的庶子子良（去疾）。他坚辞说“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后来大家立公子坚，就是襄公。襄公立后，他将驱除穆氏，而独留子良。子良说“不可。穆氏宜存，则固愿也。若将亡之，则亦皆亡。”襄公不得不使穆氏之族保留下来，这也许是襄公已经预感到穆氏之族的力量足以威胁到他的政权。襄公五年，子良（良氏）开始执政。 宋、郑两国都实行贵族执政制，郑执政之首称为“当国”。犹后世首相一样，权力要高于一般的执政。清顾栋高说“其（郑）执政不依卿之位次，子皮父子世为上卿，位居子产之上。”子产是先以卿为执政，而后才升为当国的。 子良执政，依然是采取“两亲”外交政策。郑襄公五年，郑从晋伐陈。 接着楚来救，伐郑，晋郤缺又救郑。郑襄公败楚师于柳棼，国人都很高兴，子良却担心地说“是国之灾也”2。因为他知道郑偶然战败了楚，楚一定是不会放过它的，所以他说“这是国家的灾难了。”这时楚国正是庄王称霸，东征西伐，不但郑国，宋、陈、蔡等都受到灾难，而且战争连绵不断。公元前598年，楚国以夏征舒之乱伐陈，陈国几乎灭亡。楚也于同年伐郑。郑国《左传》，僖公五年。 2《左传》，宣公三年。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五。 2《左传》，宣公九年。 子良说“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公元前597年，楚围郑。郑襄公亲自袒开胸部，牵着羊，到楚军去见楚庄王，表示屈服。郑国几乎也灭亡了。子良以执政的身份出质于楚，楚与郑平。晋国荀林父率师来救郑。晋国将领中有的主张与楚决战，认为不可“失霸”。有的认为郑已降楚，楚郑邻近，晋军一去，郑又照样服楚，不如不战。后来晋军终于渡过黄河，开战于邲。结果晋败。这是晋楚城濮之战后的第二次大战。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负结束，而这次结果恰好相反，因此陈、郑等国又顺风倒向于楚国的一边。郑国还多次接受楚国的意旨，去伐宋国和许国。公元前575年，晋将伐郑。郑成公向楚报告，请求援兵。晋楚两军遇于鄢陵。晋范文子不想开战，晋郤至等坚决主战，战争就这样爆发了。晋军集中兵力于楚中军，晋吕锜射中楚共王的眼睛。这次战争如城濮之战也是楚败于晋，它与邲之战一样，都是因争郑而发生的。由此可见，郑之向背对于晋楚争霸的重要关系。 公元前57年，郑成公病危。子驷请亲晋背楚。成公不同意。他说“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我？”2他临终还不忘记楚共王对郑国的恩德。这时子驷当国。郑于执政之上设置当国，就是从子驷开始的。而且，从此郑国的执政似多倾向亲楚的政策。 郑国贵族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 公元前5年，因为郑僖公多次得罪于子罕、子丰，子丰要向晋国控诉，从而废僖公。后来僖公又得罪子驷，子驷于是使贼夜弑僖公，而拥立僖公之子嘉，是为简公。 公元前53年，子驷“为田洫”（沟通井田中间的水渠），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失了土地。他们联合了尉氏共五族发动叛乱。这年冬十月戊辰，五族之人攻执政于西宫之门，杀子驷（时为当国）、子国（时为司马）、子耳（时为司空）。子孔（时为司徒）因事先知道消息，所以不及于难。子西为子驷子，他匆匆忙忙地收敛了尸骨，立刻去追捕叛徒。叛徒已进入北宫。他回来准备兵器再去追击，宫里“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国的儿子子产命令防守城门，带领着他的族人出发。子也带领国人来帮助。叛徒被打败，死了不少人，有些人逃往宋国。 这时，子孔代子驷当国。他重新调整了执政的班子，发表盟书，对参与叛乱有关的大夫、诸司等处死。子产不同意这样做。他建议饶恕叛乱的人，他还要子孔把盟书当众烧毁。子孔说“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却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孔觉得有理，便当着大众把盟书烧毁了。 公元前555年，郑从诸侯围齐。子孔企图驱除诸大夫，将叛晋。楚子庚乘机伐郑。子展、子西加固了城堡，坚决抵抗。楚师无功而还。自公元前52年至前555年，郑楚之间没有发生战争，至此楚又对郑作战。这次作战，子孔是企图利用楚的力量来排斥反对他的诸大夫的。但是子孔为政，过于，终于引起了国人的不满。前554年，国人追究公元前53年西门叛乱事件的《左传》，宣公十一年。 2《左传》，襄公二年。 《左传》，襄公十年。 责任，杀死了子孔。子展于是代子孔当国。子产始立为卿。后来，子产又被推荐当国。子产在郑国推行了有利于国计民生、加强国势的改革。其中主要的是改革田制，“作丘赋”，和铸刑书。本编下，第一章第二节别有传。郑灭许及郑的衰亡春秋中期，郑国由于子产执政，外交上比较灵活，国内政治也比较稳定。他死以后，七穆的罕氏、驷氏相继执政，国力趋于衰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已说“郑其先亡乎。”昭公四年又说“郑先卫亡。”这就是说，当时已有人预见它的“亡征”了。 齐、吕、申、许，古史上称为“四岳”，都是姜姓的后裔所建的国。姜姓与姬姓世代通婚且结联盟。周克殷以后，姜姓诸侯与姬姓诸侯受到同样“封土建国”的待遇。姜姓诸侯国虽然不及姬姓之多，但是它的地位还是重要的。周东征胜利以后，姜姓的齐和姬姓的鲁同时分封于今山东境内，是东方诸侯中最重要的国家。 许国在今河南的许昌。春秋时，它恰好在郑、宋、陈、蔡和楚的包围之中。 《左传》隐公八年（公元前75年）载，郑与鲁互相交换土地。原来郑国在泰山有一块祊田，是为祭祀泰山供给“粢盛”用的。鲁国却有一块靠近许国的许田，是鲁国周公的采邑田。既然叫做许田，也许是许国所有，而当时已转为郑有。因其距郑鲁本国较远，不好管理，故郑、鲁互相交换。公元前72年，齐、鲁、郑三国共同伐许。许国失败。从此，许沦为郑国的附庸。许国大夫百里拥立许叔，居于原来许国的东偏。郑庄公说“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之使吾子（指许叔）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围也。”同时，郑庄公又使公孙获居于许国的西偏，以为监护。郑庄公又说“夫许，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岂能与许争乎？”2这是反面的说法，意思是天（上帝）既厌弃周的德政了，我岂能够与许争国吗？ 公元前97年，当郑国内乱之际，东偏的许叔乘机夺回西偏。这样，许又复国。公元前5年、前27年，郑两次讨伐许国。在第二次战争中，晋、陈也都参加，原因是许“贰于楚”。前588年，郑伐许。接着，前577年，前57年，郑又伐许。许不得不割地与郑讲和。 春秋时期郑宋是晋楚所争夺的对象，因而常常受到晋楚的干扰，而郑国又欺负比它弱小的国家。许亲晋，但楚许邻近，又加上郑的欺负，处境更加困难。前57年许被迫远离“旧许”，迁徙于楚“方城”外的叶（今河南叶县南），求楚的保护，以逃避郑的压迫。许迁于叶后，郑、鲁、宋、齐都曾经设法使许国迁回复国，而未实现。前574年，晋国的军队一直打到楚的方城外。后来楚又把许数次迁徙。这时，许已名存实亡，而吴楚在江淮一带的战火正烈。前504年，楚连败于吴，楚迁郢于鄀（今湖北宜城），郑乘机灭许。 战国以后，郑益衰弱不振。郑哀公被国人所杀。哀公之后，共公、幽公《左传》，隐公十一年。 2《左传》，隐公十一年。 相继即位。幽公又被新兴的韩所杀，繻公即位。他杀其相子阳，“子阳之党又弑繻公”。像这样的国家，不待外部战争，就会自行灭亡。子阳之时，郑已分裂为三。又经过内部斗争，于公元前37年，韩灭亡了郑，并迁都于新郑。从此史书上叫做“韩郑”，就是说它已是韩国的郑了。 第三节三晋韩赵魏三晋的族姓韩赵魏是从一个晋国分出的三个国家，习惯上因而简称为三晋。三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史上的重大变化。田氏篡齐和商鞅变法也都是古史上的大事，但比起三家分晋，毕竟是后起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分期的标准。他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他认为，三家分晋就是礼（名分）的破坏。看起来，他是在批判三家分晋，但他以礼的破坏作为分期的标志，却表现了他的史识。 春秋后期，晋国的姬姓贵族差不多都衰落、灭亡了，而少数异姓贵族反而富强起来，以致出现三家分晋的局面。 按照传统的说法，韩、魏与周同姓，这并不足信据，三晋的族姓是有问题的。 秦、赵都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因此它们可能是殷商的支族。嬴、偃，大都是太皞，少皞之后，则秦、赵不是姬姓，是显而易见的。韩魏的来源，也可能不是姬姓。《史记·韩世家》说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日韩武子。 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 14 周的国土更小，战国后又分裂为东西周。楚国在公元前445年灭了杞，前43年又灭了莒，同时不断地攻取郑国的土地。越国在前44年灭了滕，次年又灭了郯。泗上小国已被楚、齐所占领，齐国不断地侵略鲁、卫和宋。公元前40年，魏灭中山。后来中山又复国，最后又灭于赵。这时，魏国最强。前354年赵国曾进攻卫国。卫国原来是入朝魏国的，现在卫国被迫入朝于楚，当然不是魏国所能允许，因此率宋、卫联军包围赵的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师前来救赵。于是赵、魏之战变为魏齐之战。齐军不是直接到邯郸救赵，而是乘虚去攻大梁，齐魏两军在桂陵（今河南长垣县西北）相遇。结果齐大胜魏军，擒获了魏的军师庞涓。这次齐国战胜魏国是孙膑对庞涓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胜利。 魏攻赵邯郸的时候，秦也在元里（今陕西韩城西南）打败了魏军，旋率师伐韩，深入韩地。在齐军大败魏于桂陵的同时，楚也攻取魏的睢水，秽水间地。但是后来魏国逐步扭转战局，还是把赵都邯郸攻克了。前352年魏惠王调用了韩队，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的联军。由此可见魏国兵力并没有因桂陵之战失败而丧失了强盛的声威。前344年魏又举行逢泽（在今河南开封）之会，遭到韩国的抵制。 公元前342年，魏国向韩进攻，韩又向齐求救。齐威王接受了孙膑的建议，并不马上出兵，直到前34年齐军才赶到马陵（今河南省范县西南）。马陵道路狭窄，两旁多阻碍，又在夜里，当魏军进入马陵时，齐伏兵四起，万弩俱发，魏军大乱，太子申被俘，庞涓自杀。齐国又一次获得战略上的大胜。同时秦、齐、赵又三面围攻魏军，魏反攻又失败。次年魏公子卬和秦卫鞅交战，公子卬中计被俘。这是魏国又一次的惨败。 公元前344年，齐、魏会于徐州，互相称王。公元前333年，赵攻魏，并为了防止齐、魏联合进攻，在漳水、滏水之间建筑长城。这时秦又取得魏的河西郡。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也称王。同时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魏在连遭失败之后，国力衰落下去，齐、秦显得强大。于是国与国之间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斗争。公元前38年，三晋和齐、楚联合攻秦，兵至函谷，不胜而还。这是第一次的“合纵”战争。同时秦用张仪主张，以连横破坏合纵。 战国中期之初，秦集中力量于西南开发，也就暂时放松了对三晋的压力。公元前3年秦灭巴蜀，获得了丰富的粮食仓库。同时秦兼并了义渠的土地，巩固了北疆。前34年齐宣王趁燕国子之叛乱攻取了燕。前32年秦、魏、韩联合，与楚、齐开战。这是张仪连横战略的成功。秦当时主要在破坏楚、齐的联合，楚怀王轻信张仪，结果不仅损害了楚齐关系，也损害了楚本身的利益。 公元前308年秦攻占韩的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前30年，楚灭亡了越。 楚怀王不明当时形势，仍倒向秦的一边，以致引起韩、魏和齐的联合。 公元前30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楚的方城，在泚水旁的垂沙打败了楚军。前298年，齐、韩、魏三国进攻秦，一直打到函谷关。 赵因为地处北边，与游牧部落接壤。赵实行“胡服骑射”，这完全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但也引起了旧贵族的反对。公元前30年，赵灭中山。这时，赵和齐、燕的矛盾日益增长。而燕要富国强兵，赵、齐又都是它的敌人。苏秦在燕，主张联合五国攻秦或者攻齐。因为赵国相当强大，苏秦认为，如果齐、赵联合，对燕不利。他奔走于齐、赵之间，其目的就是阻止他们的联合，使赵和韩、魏一致对秦或者对齐。 公元前287年，齐攻秦，后来三晋也参加。这是苏秦所发动的合纵的胜利，但是不久就破裂了。公元前28年，齐湣王灭宋，引起各国间均势的破坏，过去是五国攻秦，现在变为五国攻齐了。次年，韩也参加攻齐。公元前285年秦也参加攻齐。燕昭王看到这时合纵攻齐的形势已经成熟，前284年，以乐毅为将，率领大军出发，一连攻下齐国七十余城。齐湣王逃到莒时，被楚淖齿所杀。以后齐在田单领导下，动员全民反攻，才逐渐收复了失地。从此形势又起了变化。 公元前275年秦大举攻魏，再次攻到魏国大梁，魏被迫求和。公元前273年，魏赵联军向韩进攻，韩求救于秦。秦白起率军到了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斩首十五万。 赵在三晋中，兵力最强，是秦统一六国最大的障碍。公元前270年，秦赵阏与（今山西和顺县）之战，赵奢、廉颇战败了秦，使赵的威风大增，因而酝酿了秦赵之间更为剧烈、更大规模的长平之战。 在长平之战以前，秦连攻韩，取得不少重要据点。公元前23年，秦已攻取了太行山的南阳地，以断绝韩本土和上党郡之间的孔道。前22年，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又被秦攻取，韩的本土和上党郡完全隔绝了。韩国愿意献出上党郡向秦求和，但上党郡守不肯服从。韩惠王派冯亭去接替他。冯亭到任后，也不肯降秦，而把上党郡十七县献给赵国。赵于是封冯亭为华阳君，并派廉颇率领大军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防备秦军。秦白起、王进攻长平。这次战争，两国都派了大军和名将，是一场关系重大的战争。 秦赵两军在长平相持三年，不分胜负。后来赵孝成王中秦反间之计，听信了赵括（赵奢子）夸夸其谈的话，起用赵括代替廉颇为将。公元前20年7月，赵括一到前线就大举进攻秦军。白起采用了迂回的运动战术，先在正面诈败后退，另外布置两支骑兵，袭击赵军后路。赵军攻秦堡垒不利，而秦的奇兵二万五千人已经断绝了赵军后路，另一支奇兵又切断了赵军的堡垒，把赵军切成两段。但秦军亦颇不利。秦昭王听到消息，亲自赶到河内，赐民爵一级，把十五岁以上的壮丁悉数征发到长平前线，用来堵击赵的军粮和援兵。到九月间，赵军已被困了四十六天，饥饿乏食，分为四队轮流向秦反攻，仍未能突出重围。赵括亲自带精兵搏斗，被箭射中而死，赵军大败。全军四十多万人全部被俘。白起竟把浮虏全部活埋。战国后期，秦战略战术不在夺其土地，而在歼灭敌人的战斗力，它的残酷性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到了公元前259年，秦攻取赵的太原郡，并占领了上党郡。白起正要乘胜攻破赵国，由于范睢和白起发生龃龉，另派王陵进攻赵的邯郸。白起托病不出。赵民坚决与秦抵抗到底。到了第二年，王陵的军队死伤很多，仍不能下。秦昭王改用王龁代替王陵，范睢又起用私交郑安平为将。 到公元前257年，魏、楚两国始谋救赵。但魏的军队踌躇不进。后来魏信陵君以计夺得虎符，才使魏军前进，楚军也赶到。魏、楚两军夹攻，秦失利，大败。这是秦赵第二次大战。可见赵的兵力还是很强大的，仍是秦的劲敌。 但这时秦统一六国的形势基本上已经完成。公元前25年，秦灭西周。 前254年，魏攻取了定陶，又灭亡了卫，间接地有助于秦的统一。因为齐楚和魏韩实际上已衰弱了，秦的兵力已占中原腹心。前249年，秦又灭东周。前237年，秦攻占了赵的上党和河间。 公元前23年，魏、韩被迫献出了土地。次年，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了韩王安，把所得的韩地建置南阳郡。 公元前229年，秦乘赵旱灾，大举攻赵，进围赵都邯郸。赵王宠臣郭开受秦贿赂，谣言李牧与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忽和颜聚代替李牧和司马尚，后来又杀死了李牧。次年，王翦大破赵军。赵公子嘉率其宗族几百人逃到代郡，自立为代王。秦于是建立邯郸郡。前222年秦灭了燕，接着又回攻代，虏代王嘉，赵亡。 公元前225年秦派王贲攻魏，包围了魏都大梁，引黄河水灌城，三个月，城坏，魏灭。 综观三晋的兴亡，战国前期以魏为盛，战国后期以赵为强。赵尽管先后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之围的重大打击，但还是抗秦的重要力量。赵之亡，并不是由于兵力之不足，而是由于赵王听信奸言，更易良将。看来，秦王政得以灭六国，有多种原因，并不单纯是由于军事上的胜利，这是不能草草作出结论的。 第四节中山中山建国及其初亡春秋中期，白狄代赤狄崛起于西北。后来它逐渐发展，顺着原来赤狄的路线，逾太行山而东，到了宋、齐、鲁、卫之间。按照传统的说法，白狄本是赤狄的分部。但是赤狄以媿姓为主，即鬼方之后，而白狄则是姮姓，或说是妘姓。又说鲜虞出于白狄，而鲜虞是姬姓，说法不一。总之，白狄与赤狄不一定是同姓同族。古代部落联盟集合许多不同姓氏的部落而成，强则合在一起，弱则各自分裂；经济文化上也不一致。 自公元前28年，“狄有乱”。次年，白狄始见于《春秋》。则狄之乱为赤狄白狄之分裂。晋败狄于箕，获白狄子，是这时白狄尚服属于赤狄，相从征伐。《春秋》经传只称狄而包括赤狄白狄在内，没有分别的必要。公元前0年（宣公三年）赤狄侵齐2，其后赤狄白狄并见，知白狄已离赤狄而独立，分为二部。公元前02年赤狄侵齐，而白狄及晋平3，其对外关系。显然背道而驰，这更可证明自为部落，各有其土地和人民。自赤狄东徙而逐渐衰落之后，白狄代之而兴。 赤狄是合甲氏、留吁、潞氏、廧咎如四部而成。后来四部陆续被晋所灭亡，赤狄遂亡。白狄也是同样，它分为肥、鼓、仇由和鲜虞四部。鲜虞最强，其余三部都属于它。肥在今河北藁城，鼓在今晋县，鲜虞在今正定，仇由在今山西太原盂县。春秋中期以后，白狄大部分已逾太行山而东，到了河北、河南、山东境内。它们占领了原来赤狄所占领的地方。元城、邯郸、清河、永年、邢台、唐山、任县（今皆属于河北省北部）、浚县、恩县、冠县、范县（今属河南、山东），都曾先后被狄人所占领，而后来又被晋人所占领，战国时期则分属于三晋、中山和齐。 公元前59年，晋悼公采取魏绛的和戎政策。这是赤狄衰落、山戎和白狄代之以兴的标志。其后，晋与白狄的肥、鼓和鲜虞的战争便不断地发生。公元前530年，晋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今河北晋县西）以肥子绵皋归。次年晋自著雍侵鲜虞，及中人（今河北唐县），大获而归。又过了一年，晋荀吴伐鲜虞，围鼓。三月，以鼓子鞮归。经过以上数次战争，肥、鼓部已被晋歼灭，首长都被俘虏了，但不久，晋放回了鼓子。直至前520年，晋才一举而灭亡了鼓，使晋大夫涉沱守其地2。从此鲜虞独强，它一直与晋为敌，并参加了范氏、中行氏对赵、魏、智的斗争。 《左传》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记载“齐卫围威，求救于中山”。杜注中山，鲜虞。这是鲜虞改名中山之始，也可能是鲜虞建国之始。 按鲜虞之名最早见于周幽王时。《国语·郑语》说“当成周者，北有本文参考了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段连勤《北狄与中山国》及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的有关部分。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2《左传》，宣公三年。 3《左传》，宣公七年。 《左传》，襄公四年。 2《左传》，昭公二十年。 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狄当指赤狄，鲜虞后来归属于白狄，它是在晋国六卿不断内战中建立了国家的。 公元前49年，荀寅奔鲜虞。齐联合鲜虞伐晋，纳荀寅于柏人（今河北内丘县）3。荀寅是范吉射的姻亲，他在与赵氏的斗争中一直是帮助范氏、中行氏的。当时齐卫等国也与中山采取同一立场，站在范氏、中行氏的方面。公元前489年晋赵鞅帅师伐鲜虞，是赵氏对鲜虞中山的报复。同时智氏也灭了鲜虞的同盟氏族仇由氏。 晋国六卿之间的斗争日益剧烈。范氏、中行氏失败以后，四家瓜分了它俩的土地和人民。晋出公被驱逐出国。但是四家之间依然不断发生战争，最后智氏被韩赵魏三家所灭。 战国之初，三家中以魏为最强。公元前408年，魏文侯以乐羊为将，率兵攻伐中山，中山坚决抵抗。至公元前40年，魏终于灭了中山。自公元前492年史书上始见中山，至此时被灭，历时八十余年。 关于中山被灭亡的原因，《吕氏春秋·先识》篇有一段预言性的记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晋出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 对曰“中山次之。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 可见，鲜虞中山一直保持它的旧俗。但以此为灭亡的原因，则未必可信。中山复国及其再度灭亡自公元前40年中山为魏所灭，至公元前378年复国，经过了三十年。 其间，必定充满着一段艰苦曲折的民族斗争的历史过程，可惜史料缺略，能知者有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战国中期以后由于魏国自身的衰弱，及当时形势的变化，才使中山有复国的机会。 三家分晋以后，魏国与中山之间隔着一个赵国，而中山与赵紧密相邻。 因此，魏国对中山的统治是不够巩固的。前378年，狄败魏于浍。史家认为此狄即指中山，此已是中山复兴之始。同年，赵伐中山，战于中人（今河北唐县）又与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柏乡县西北）。这是中山复兴以后，起而干涉和平定中山的国家已不是魏，而是赵，这说明赵代替了魏国的地位。中山复国的年代，史书缺载，但是史家根据《世本》的记载，“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为赵武灵王所灭”，认定中山亡于魏国，在中山武公之时，而其复国则在中山桓公徙灵寿以后，因此以前373年左右为中山复国的年代。顾在今河北正定县，灵寿则在今河北平山县。978年，考古工作者在平山三汲公社发现中山的城址、陵墓、青铜器及铁器，可以证明它就是中山桓公所迁之灵寿遗址。 现在我们根据出土的中山王方壶、方鼎和■■壶的长篇铭文，可以证实3《左传》，哀公四年。 《史记·魏世家》。 中山复国以后的一些重要史迹。 （）中山国君的世系据方鼎、方壶铭文，可知作器者是中山王■。由它上推则为文、武、桓、成以及王■自己。《水经·滱水》注说“中山为武公之国，其后桓公不恤国政，二年果灭。”这是错误的。桓公迁于灵寿以后复国，他恰好是“复国”的人物。桓公以后则是成王，是王■的父亲。王■的太子则是■■。 （2）在铭文中还提到中山与齐联合平定燕国子之之乱的事。史书只载齐宣王伐燕而不及中山。从铭文内容看来，中山不但是伐燕的参加者，而且获得“吉金”（青铜兵器），因而铭功纪德而作鼎、壶。方鼎铭文中说“燕君子哙不顾大谊（义），不谋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这完全是站在宗法制上面的说法。 复国以后的中山和复国以前的中山不但在经济文化上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且它的国力已大大增强。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在此以前，齐、秦、魏已经称王，而此次魏又发起五国相王。这是想借此拉拢韩、赵、燕、中山等国以对抗齐、秦、楚，并虚张自己的声势而已。可注意的是，这时偏在东北的燕、中山也称王了。 但是中山毕竟只是次等国，由于其地理形势处于赵齐的中间，所以使它不是依靠东面的齐，便是依靠西面的赵，看来它是更依靠齐国的。就赵国方面说，它为了扩大领土，也只有向近邻中山发展更加方便。燕在它的东北，虽是弱国，但当时燕赵之间却有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活动着，并不很好对付。 公元前39年，中山筑长城，据说这就是为了抵御赵国的入侵的。其地点即在中山国以南与赵接壤的地方，房子（今河北柏乡县西北）、扶柳（今河北省冀县西南）一线。惟中山长城遗址，至今尚未发现，此可备一说。中山曾与赵争鄗（今河北柏乡县北）。《赵世家》说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 这是赵武灵王决心实行胡服骑射时，对公子成说的话。语重心长，可见鄗的重要性。 鄗位于古槐水北岸，地当南北之冲，是战略上的要地。中山得鄗，即可沿槐水设防，以制止赵国的入侵，失鄗，则赵以鄗为基地，长驱北进，可以威胁中山的安全。因此，在中山亡于赵以前，双方曾在鄗多次发生争夺战。如前引赵武灵王的话，说中山曾经引水围鄗，也可证明。 赵在武灵王时，国力已强大起来，它不断地发动对中山的战争。赵虽然是“万乘之国”，中山只是“千乘之国”，但在战争中却遭到中山的坚强抵抗。《吕氏春秋·贵卒》篇说“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鴪’，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这可见当时中山已经使用铁兵器，并发挥了作用，后来燕国参加了对中山的战争，以报前中山与齐伐燕的仇恨。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亲自率军进攻中山，从井陉塞分二路进攻，向北连克中山国的城邑。赵武灵王率领的军队攻占了鄗、封龙、石邑、东垣四邑。中山献四邑求和。经过这次战争以后，中山便衰落下去。《战国策·魏策》说“中山数割（地）数伐而随以亡。” 公元前300年起，赵国又发动了对中山的进攻。经过了五年，才彻底打垮了中山的军队。公元前29年，赵攻入中山的国都灵寿。中山君王■的儿子■■已于战前即位。灵寿破后，他仓皇逃到齐国。燕国这次也参加灭亡中山的战争。 中山虽灭亡了，但赵仍使■■的儿子尚（一作胜）继祀，一年后才废除。第六章徐、楚徐和楚，还有舒，自西周以后，在相当长久的时期内都是中原各国的对抗势力。春秋时，鲁人作颂，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这都是赞颂周、鲁对于徐、舒和楚的胜利。荆即荆楚，舒可兼指徐舒。荒，训荒徐宅”，占有徐人所宅居也。因文献的不足，徐楚史事已难于详考，而楚尚较徐舒为胜。 第一节徐、舒徐舒的分化及其迁徙古文字徐和舒本是一字。金文，徐作■。《说文》云“余，舍之省”，则徐本应作■，与舒“从舍正合。“予”，可能就是从“邑”之误。《春秋经》僖公三年，“徐人伐舒”，《玉篇》引作“徐人伐■”，则是舒作■之证。但是我们不能读作“徐人伐徐”，只能是说徐已分为二族，即徐和舒了。旧说徐，嬴姓；舒，偃姓。赢、偃，一声之转，也可证明其为同族的分化。殷周之际，管、蔡与武庚同时叛乱，今山东泰山到沿海一带的东夷部落纷纷响应。其中有熊、盈、徐、奄诸姓。有人认为熊就是荆楚，盈就是赢，徐、奄就是徐舒。这是很可能的。因此，他们必定居地相互邻近。周公东征，灭国五十，人民四处逃亡，有的逃到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甚至逃到海外。有的向西北逃，有的向江淮流域逃。舒在今安徽庐江舒城之间，部落繁多，有舒蓼、舒庸、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总称为群舒。 西周时期，他们被称为东南夷或者东国、南国。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西周及齐、晋等国的反抗斗争。文献记载缺略，但《鲁颂·闽宫》里还提到“荆舒是惩”的话，铜器中如《小臣■■》、《班■》、《善鼎》都有关于征伐东南夷的记载。《鲁颂》以荆舒并称，可见他们尚相距不远。 后来荆楚更向西南迁徙。周昭王“南征不复”，死于汉水，也与征伐徐楚有关。当时的战线由长江下游延伸到了汉、淮流域。穆王时，西北犬戎活动频繁，穆王曾经向西巡狩，到达昆仑山下，见到西王母，乐而忘归。正在这时，他听到西南徐偃王叛乱的消息，立刻命造父（赵的祖先）驾车，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赶快回来。对于徐偃王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有的说，他好行仁义，当时有三十六个小国都朝见他。有的说，他长得很软弱，驼背，仰起头来才能看到对面的人。其实这只是从偃王的“偃”或“尸”（夷）字上想象出来的。偃有曲屈之义；尸，甲骨金文作■，也是曲屈之形。也有人认为他的时代与穆王不合，考证出他是春秋时楚武王、文王时的人物。但是，徐国确实存在过一个了不起的反抗西周统治的英雄人物，却无可怀疑。 徐舒的兴衰西周末年，徐暂时衰落。公元前8年（鲁庄公二十六年），《春秋经》“公会宋人、齐人伐徐”。此春秋以后，徐始见于记载。以后徐见于《春秋》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页88，985年文物出版社。 经传者，逐渐频繁，可见它正由衰而渐兴盛。 齐桓公称霸时，江南楚国也逐渐强大，列楚穆王、楚庄王时，它的势力已经伸入江淮流域，因而徐与群舒也逐渐与楚发生战争。 公元前57年（楚成王十五年），《春秋》僖公三年记载“徐人取舒”。上文已经说过，徐、舒已经分裂为二。徐所以伐其同族，正说明徐有兼并群舒而成为大国的企图。据它书记载，这时朝见徐国者有三十六国，所以徐旭生认为徐偃王应在此时，而不应在西周穆王时。但是，不论是否如此，徐此时必是强大。而且齐为了防范楚的东侵，显然有拉拢徐舒等国及散布于河南东部的小国的企图，因而徐舒就成为齐、楚争夺的对象。《左传》鲁僖公五年载“楚斗谷于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弦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北，息县南。它灭亡的原因是它依赖齐国并跟江（嬴姓，今河南正阳县东南有故江城）、黄（嬴姓，今河南光县西）、道（今河南确山县）、柏（今河南舞阳县有柏亭）等小国有婚姻关系，而不防备。楚之灭弦，则是楚、齐争霸的结果。 公元前4年春，楚人伐徐。三月，诸侯大夫救徐。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今湖北随县有厉山店）以救徐。冬，楚人败徐于娄林（今安徽省泗县东北）。《左传》认为此次楚伐徐的原因是“徐即诸夏”，意即徐国依靠齐国为首的华夏诸侯而遭到楚的征伐。但齐和华夏诸侯并不能起到保护徐的作用。自弦被灭之后，江、黄等国都被楚灭掉。后来楚国又灭六（今安徽六安）、蓼（今安徽霍邱县）。这样已经逼近了群舒的范围。公元前5年，群舒叛楚。次年，楚伐群舒，灭之，并与吴越结盟而还。 徐舒的灭亡当楚国的势力正向江淮流域发展时，长江下游吴、越相继兴起。晋利用吴以制楚，楚也利用越以制吴。因此，江淮之间的小国成了吴楚争夺的对象。《左传》，成公七年（前584年），吴入州来（今安徽凤台县）。同年，吴始伐楚，伐巢（今安徽巢县），伐徐。 公元前57年，舒庸人导吴围巢，伐驾，围釐、虺。此三地，不详所在，但当与巢不远，仍在安徽北部。这次战争，舒庸人是吴的向导，可见群舒中已经有一部分归附吴国了。故前570年楚遂伐吴，克鸠兹（今安徽芜湖市东南二十五里）至于衡山（当涂县东北六十里之横山）。这时，楚的力量已经伸展到长江下游，因而引起了华夏诸侯的恐慌。公元前53年，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于祖（今江苏邳县北而稍西之加口），它们不得不与吴寿梦举行和平谈判。吴以后更集中兵力争夺群舒。公元前50年，前559年，吴楚于庸浦（舒庸之浦）、于棠（今江苏县境），都发生战争，互有胜负。前549年，吴召舒鸠人，煽动它们叛楚。楚责备舒鸠人，舒鸠人遂与楚结盟。不久，吴又来救，楚大败吴，并灭舒鸠（今安徽舒城县）。 在吴楚争夺群舒的斗争中，徐都没有参与，它只能自保而已。直到公元前538年，以楚为首，会诸侯于申，楚把徐子捉起来。那次参加会盟的有蔡、陈、许，还有顿、胡、沈（皆在河南安徽交界处）以及淮夷等。楚国又乘机攻克朱方（今江苏丹徒县境内）。这朱方是吴封齐的叛臣庆封的邑，其目的就是防御楚国。两年之后，徐仪楚去朝聘楚国（传世有■王义楚鍴），这说明楚国还是比吴强大。 但是新兴的吴不肯罢休。前537年到前530年，吴楚连年在淮南江北一带发生战争。公元前529年，吴灭州来。公元前58年，吴又灭巢和钟离（今安微凤台县东南稍北）。前52年，吴伐徐，吴筑防壅水灌徐。就在这一年，徐灭亡了。 越强大后，它又继吴北上称霸，与晋争夺盟主的席位。它的势力伸向淮水以北，与鲁、徐、邾、滕、莒国接壤。但是战国以后，越也衰落了，楚又灭越。泗上小国也大都被齐、楚所吞并。 徐、舒是春秋时期江淮之间的小国，南北接通的枢纽。它在沟通南北文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979年，江西靖安县李家村发现青铜器窖藏一处，其中有徐器三件，其一为徐王义楚鉴。988年靖安以南高安县西清泉市出青铜器十二件，其中一件徐王■义觯和二件徐王义楚觯。徐都自称为王，与楚相同。 徐、舒与吴也有密切的关系。吴国北上，必须经过徐国。据说吴季札经过徐时，徐君殷勤招待季札。徐君看见季札身上的佩剑，十分爱慕，形之于色。等到季札回国时，徐君已死，季札到徐君墓前扫墓后，就把剑挂在墓前树上。人问其故。季札说“我知道徐君爱慕我的剑，我因出使上国，没有能够给他，但是我已心许之”。这一故事反映了徐吴的关系。以上出土青铜器，所以在江西发现，是因为吴的西境即在今江西境内。 第二节楚楚的先世及楚建国楚的先世，在传说中，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据说，他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在《离骚》这篇自传式的诗里就自认为是“帝高阳之苗裔”。《大戴礼·五帝德》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这就不是一个人，而应当是一个神，而且是一个法力很大的神了。 颛顼之族原来在西北黄土高原，后来它的一支迁到了山东沿海，与少皞氏住在相近的地方。夏商和商周之际，颛顼之族的支裔大概又继续向江淮流域迁徙。如陈、郑建国以前，那里也曾有颛顼族的支裔活动过。后来颛顼的族人又向西南方向流动。 颛顼的后裔昆吾氏和彭祖氏，在夏殷时，曾先后为侯伯，他们的身份，似与中原诸侯同，还不一定就是蛮夷。昆吾的弟兄季连，始以芈为姓，是楚的直系祖先。昆吾氏和彭祖氏后来都被夏商所灭。季连之后，也衰微了，史称其“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可以说，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蛮夷化了。 据说，季连这一支最后迁到了丹阳。顾名思义，丹阳就是丹水之阳，位于今陕西河南和湖北三省交界之处。丹水与浙水合流，进入汉水上游，与荆山山脉连成一片。当初迁时，这一带尽是高山峻岭、森林荆棘，楚人与土著部落杂居，他们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 当楚鬻熊时，他们看到殷纣王愈来愈加暴虐，西南的落后部落很不满意，因此他便去投靠新兴的周。周在这时一方面服事殷商，一方面却暗暗发展势力。大概这时，许多姬姓姜姓的宗族子孙迁移到了汉水流域。楚鬻熊依附于周，周当然十分欢迎。后来周克商时，西南的许多小国庸、蜀、羌、髳、微、庐、彭、濮等都自动地与周武王会师孟津。其中虽无荆楚的名字，但周原甲骨确有“楚子”，那么楚可能也和八国一样，共同参加了周克商的战争。《史记·楚世家》说“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至熊绎之时，周成王已正式封他于楚，“赐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爵名，姓氏，都邑都被规定下来，似已建立了早期国家。楚的国君被称为“楚子”，就是从熊绎开始的。 当周夷王时，王室衰微，诸侯或相伐。楚子熊渠，史称其“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至于鄂。”庸原在川陕巴山渝水之间。据说，周武王伐纣时，巴人“前歌后舞”，以鼓动士兵勇气。后来不知何时，它已迁徙到今湖北的竹山。鄂也是商周之际的古国，后来迁徙于湖北的鄂城。就地理形势来看，楚已向汉水以北的山丘地带拓土殖民，一直到了南阳盆地。 熊渠不满足于对周的依附，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三个儿子，都在江上楚蛮地区。不久以后，熊渠虽去掉了王号，他独立建国的要求已是很显然的了。此后，楚与周的关系就比过去不同了。 参考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74页。 楚与汉阳诸姬周克商后，周已成为华夏诸侯的共主。楚国也渐渐强大起来，向江汉流域发展。同时，江汉流域一带有许多落后的部落散布着。其中，除姬姓、姜姓外，还有偃、嬴、子、姞、媿姓等，他们大概也是殷周之际迁徙到这里的。楚向江汉流域的发展，使诸姜诸姬受到威胁。周昭王时曾经三次南征，其主要对象就是楚。如新出土的《史墙盘》铭文说“弘鲁邵王，广纰荆楚”，邵王就是昭王，纰就是讨伐的意思。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更为详细。第一次南征是在昭王五十六年。他渡过汉水，遇到大咒，昭王无法前进，便只好退师。《纪年》记载第二次南征时“天大曀（阴暗），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大概也因天气恶劣，路途受阻，六师死伤不少，又只好回师。最后一次在昭王末年，结果是昭王死在汉水中。这时，北方的游牧部落ǎ狁也很活跃，因而使南方的蛮夷部落有隙可乘，得以顺利发展。 西周末年，西北发生旱灾、地震，犬戎作乱，周室东迁。楚国更加强大。熊通已自称为武王。 楚武王已进入春秋时期。楚由丹阳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县城北五公里）。由此，可以北上，到达黄河中游，南通长江。地势险要，农业经济发达。这是楚国春秋时期成为南方强国的重要条件。 楚武王时，汉水以北的诸侯小国中，以随为大。楚武王也以随作为战争的主要对象。公元前70年，楚武王始伐随。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第二次伐随。公元前90年，楚武王最后一次伐随。楚始终未能使随屈服，结果，结盟而还。武王在路上生病而死。 公元前703年，楚与巴国联兵伐邓（今河南邓县），大败邓人，掌握了渡汉水向北开拓的通道。公元前70年，郧人曾联合随、绞、州、蓼伐楚。楚将屈假、斗伯比等先发制人，不等四国之师与郧会合，就迅速出兵攻郧，大败郧师。四国之师被迫退回。此后，楚灭了蓼国。唐国也因而沦为楚的附庸。这时，楚在南阳盆地的势力迅速扩大。 楚迁郢后，在公元前88年，楚文王即位第二年，锐意北上，渡汉水，经邓，伐申。公元前82年，灭申。在灭申前后，另一个姜姓吕国也被灭。公元前87年，楚又伐邓。九年以后，公元前78年，灭邓。 汉阳诸姬，以随为大。楚数次出兵征伐，也不能使它屈服。申、息被灭后，随更加势单力薄，但是它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975年，南阳境内陆续发现申吕等国古墓。978年，又在随县擂鼓墩发现了一座曾侯的大墓，其出土青铜器大部分都有曾侯之名，与宋代安陆县所出土的《楚王■章镈》铭文基本相同。镈器是楚惠王奠祀曾侯之物。为什么在随国竟有曾侯之墓葬及如此多的器物呢？考古学者与史学者认为这个曾侯墓在灭随后，由别地迁来的。也有人直接了当地认为曾就是随，与姒姓之鄫无关。 公元前35年和前22年，秦人两次伐都。鄀也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古国，原在河南内乡的商密，后南迁至湖北宜城，从此分为下鄀（商密）和上鄀（宜城）。由于下鄀与秦交界，受到秦的压迫而南迁，投靠楚。 濮是一个古老的原始部落，种类繁多，史称“百濮”。它也由丹阳荆山山区渐渐向南迁徙，到达楚国的西南边境。公元前年，楚庄王三年，楚国大饥，西南的部落乘机**。《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蛮以叛楚。濮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所谓戎，也就是“百濮”。根据这段记载，大略可以探知这些部落或聚或散，非常顽强。当今桐柏山、大洪山之间，就是他们的根据地。所以他们乘楚饥荒，出来攻击、骚乱。 庸，在周武王伐纣时，原在周的西南，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的地方。楚迁于丹阳并占领了南阳盆地以后，庸也到了随县、枣阳一带。百濮之乱，庸人带头叛楚，以致申、息的城门都不敢开，楚也想迁都，以避其锋，形势是够危急的。但是楚庄王坚决抵抗，庸、麇等国被楚所灭。这时庄王在国内又消灭了若敖氏的叛乱，他的权力大为巩固。 自楚武王至文王时，不断对外战争，汉阳诸姬和诸姜小国已基本上被消灭了。楚国从此北上争霸，东进江淮。春秋时期楚国始终是南中国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 北上争霸与东进江淮楚自武王文王积极经营南阳以后，便打开了北上争霸与东进江淮的道路。公元前84年，楚败蔡师，并俘蔡侯献舞而归，这是楚向华夏诸侯公开挑战的开始。息侯的夫人是陈君的女儿，与蔡侯夫人是姊妹。息侯路过蔡国，蔡侯对息妫无礼，因此引起息侯对蔡侯报复的念头，并求助于楚。这时，楚文王正想北上争霸，便答应了息侯，先向息挑战，趁蔡侯前来救息时，将他俘虏。蔡、息都是姬姓诸侯，息在淮水以南（今河南息县西南），蔡在淮水以北，申吕以东。蔡被伐，息也受到威胁。公元前82年，息终于被楚所灭，不久申也被灭。从此申、息成为楚国直属的县，北上争霸的桥头堡。 公元前年，楚令尹子元伐郑。他是成王的叔父，因成王即位不久，大权落在他的手里。楚要北上争霸，不能不通过陈、蔡、宋、郑战争就因此展开了。 据说，令尹子元这次伐郑以后，行动更为放肆。他喜欢妫夫人，居然住进王宫。射师斗廉进宫劝阻，子元不但不听，反而把斗廉抓了起来。成王、妫夫人与申公斗班等人密谋，由斗班及其父斗御强联合斗梧、斗谷於菟等，率领甲士，包围王宫，杀死了子元。成王于是任命斗谷於菟为令尹。斗氏一族原是若敖氏的分族，这次的宫廷斗争实际是一场宗族间的政治斗争。《左传》庄公三十年记斗谷於菟“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他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是出了大力的。 这时正值齐桓公称霸。他以“尊王攘夷”为旗号，联合诸侯共同抗御戎狄。楚国被认为是南方蛮夷的国家，也在齐防御之列。公元前5年春，郑向齐告急。齐桓公率领鲁、宋、陈、卫、曹诸队前来救援。他先去讨伐依附于楚的蔡国，蔡不战而降。接着便向楚国进发。楚派屈完去与齐桓公谈判。管仲代表齐桓公，责问楚为什么“包茅不入，王祭不共，”为什么“昭王南征而不复”。屈完回答说“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齐桓公觉得楚国不会轻易屈服，也就自动退兵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与楚结盟，维持了表面上的霸主形象。 据《左传》的记载看来，申、息应在楚东，而戎出自西南，不致使申息北门不启。《左传》，僖公四年。 楚成王北上争霸受阻，他改向江淮东进。当时，江淮流域到海边一带，还散布着徐、舒等偃（嬴）姓部落，道路不通，楚成王半途折回。公元前55年，楚国伐许（今河南许昌），公元前49年伐黄（今河南潢川县）。楚穆王时已灭六、英（今安徽六安和河南固始）。楚庄王时灭舒蓼（今安徽庐江县），又灭舒庸。这一连串的战争规模不大，却是楚国势力的不断向东发展。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不自量力，企图称霸。公元前39年，他邀集齐楚在宋国鹿上（今安徽太和）举行会盟，目的是要齐楚和其他诸侯小国奉他为霸主，并决定秋季在睢（今河南睢县东南）再次再行会盟。楚成王表面上都同意了。到了秋天，楚、郑、陈、许、曹等国果然如期来会。宋襄公主持会盟，楚成王却早埋伏下甲士，当场执住宋襄公，并即进军宋国。宋民尽力抵抗，幸未酿成亡国大祸。 宋国称霸失败，北方诸侯足以抵抗楚国的只有晋国。公元前33年楚成王会合陈、蔡、郑、许等队进攻宋国。晋文公召集大臣研究对策。狐偃说“曹刚服从于楚，卫国又与楚结亲。我们如果打曹卫两国，楚国一定会来救援。这样，宋国之围也就可以解除。”这时，陈、蔡、郑、许等国都亲楚国，只宋亲晋，可见楚国之强。晋文公接受了狐偃的建议，公元前32年初春，晋文公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于是晋军南渡河，侵曹伐卫。这时，晋文公与齐盟于敛盂。卫侯感到害怕，要想与晋国结盟，晋不同意。卫侯想投靠楚国，而国人不愿意，反驱逐卫君出国。晋军很快占领了卫国的五鹿（今河南濮阳县南）与秦齐两国结盟，使他们保持中立。然后晋军急攻曹国，俘虏了曹共公。 当曹卫危急之时，楚成王曾派兵救援，由令尹子玉进攻宋国。曹卫屈服后，楚成王感到形势不利，对于战争已不抱胜利的希望。令尹子玉却坚持拼到底，成王很不高兴。这时，晋先轸对晋文公献策说“可以让宋国假装丢开我们，贿赂齐秦，让他们出面向楚求情退兵。如果楚不同意，就得罪了齐秦。我们再把曹卫两国的土地分给宋国，楚亲曹卫，必加紧攻宋。”楚令尹子玉对于晋军的策略十分恼火。楚将宛春对子玉说“晋将曹卫的土地分给宋国，目的是要稳住宋国。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只要晋恢复曹卫两国，我们也可立即解除宋围。”令尹子玉同意，并派他去见晋文公。 晋狐偃对文公献策说“我们可以私下允许曹卫复国，但它们必须向楚宣布绝交。这样，曹卫两国都会感激我们。同时扣留宛春，以激怒楚令尹子玉，让他和我们作战，宋国的围也就可以解除了！”子玉不知是计，更加发怒，追击晋军。宋国也立刻助晋作战。双方将在城濮展开激战，晋文公先下令退避三舍，以报谢楚成王对他的款待。子玉却更加骄横，战争的结果，楚军左右两翼都被晋军打败，幸而中军还未损失。楚军终于失败了。令尹子玉懊丧地回国，将到申息时，楚成王派人对他说“大夫失败回来，如何对得起申息的父老啊！”申息两国灭亡后，成为楚国的县，楚国的兵源大半出自申息，所以成王有这番话。子玉听了成王的话便自杀了。城濮之战是晋国取得华夏诸侯霸主的转折点。楚国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失败，但是他的实力并未有多大损失。到楚庄王时，楚国更强大了。 楚庄王是穆王之子，成王之孙。他初即位时，国内很不稳定。公子燮等曾经作乱，幸而不久被平定下来。接着楚国大闹饥荒，蛮戎百濮等部落乘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楚王甚至想暂时迁徙。但终于也平定下去，从而巩固了楚庄王的统治。楚庄王的霸业公元前0年，楚庄王北上争霸，统帅大军打败了洛水附近的陆浑之戎。这一部份戎族，和伊水、杨拒、泉皋之戎邻近，散布于伊水、洛水之间。楚庄王打败了陆浑戎，就进入了周的洛邑郊外。周派王孙满来见楚庄王。楚庄王问他周鼎的轻重大小。鼎彝是古代国君和贵族的权力象征。庄王问鼎大小轻重，当然是试探性的。当时中原诸侯力量，尤其是晋国不好对付，楚庄王于是罢师回国。 三年以后，公元前0年，楚与吴越结盟。公元前598年，楚以夏征舒弑死陈灵公而发生内乱，便打着助陈平乱的旗帜去伐陈，楚很快就进入陈国，以陈为县。庄王和群臣正举行庆祝，楚大夫申叔时从齐国回来了。他说夏征舒弑君固然有罪，但你把它的国家灭掉了，不是太过分了吗？他又打比喻说有人牵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固然错误，但是把牛也夺为己有，不是也太过分了吗？庄王听了觉得有理，便立刻下令使陈复国。从此陈进一步靠拢楚国。 公元前0年到前598年之间，楚先后七次进攻郑国。晋国作为华夏霸主，理应出来大力干涉，但只出兵二次打入郑国，以惩罚他亲楚之罪。对于楚国，却无可如何。这时晋国正卿赵盾专政，灵公无能，只好一任楚国东征西伐，不能尽到霸主的责任。公元前598年夏，楚国召集陈、郑等国举行辰陵会盟。陈、郑只好背晋服楚，都来参加会盟。但是郑国于次年又偷偷地去向晋国表示服从，这样又引起了楚国的干涉。楚军进攻郑国，把郑国都城团团围住。已十七天了，晋国的救兵仍迟迟未来。郑国竭力抵抗，城里的人在太庙里抱头哭泣，守城的将士也痛哭起来，连楚军营中也可听到。楚庄王命令楚军退后三十里。但是郑国人立刻动手修理城墙，加强防御，不肯投降。楚庄王再次包围郑国，达三个月。楚军终于从城墙残破的缺口处进入郑国城内。郑襄公袒着胸，牵着羊去见庄王请罪。楚庄王认为郑君有礼，能够“下人”，就没有把郑国灭掉。 公元前597年，楚郑两国结了盟约。郑国投降，楚国退兵，战争算已结束。但是晋国的援军终于来到，因而晋国将士之间发生了争论。主帅荀林父主张回师，上军统帅士会也同意荀的意见，而中军副将先■却坚决反对，擅自带着军队渡过黄河。楚庄王的军队在郔（今河南郑州市南）驻扎。楚军内部对于是否与晋开战，也有争论。但是楚晋之间的战争毕竟发生了。 晋国主将之间意见既不一致，作战的决心与准备也不足。所以一与楚军接触，晋魏锜、赵栴的军队就败退下来，伤亡很多人。荀罃也被楚所俘。晋军慌忙退到黄河，准备渡河。楚军追来。晋军纷纷争渡，攀着船舷。船上的士兵用刀乱砍，晋军手指纷纷落在船里，可以成捧，秩序大乱，哭声、叫喊声混成一片，晋军大败。楚庄王在河边祭了河神后凯旋。 这是楚晋争霸以来的第二次大战即所谓邲之战。虽然打败了晋，但是他深知晋国的实力雄厚，当时有人建议在黄河边上筑一“京观”，以示胜利。楚庄王讲了“武”字从止从戈的道理，没有接受修筑“京观”的建议。 就在邲之战的那一年，楚国乘胜去进攻宋的附庸萧国（今安徽萧县西北）。萧在宋之东，陈在宋之南，郑在宋之西。宋一听说，便出兵对楚作战以救萧。萧俘获了楚大夫熊相宜僚和庄王的儿子公子丙，并把他们二人杀死。庄王大怒，猛力进攻萧国。萧国被灭了，宋也败归。第二年楚又攻宋，没有结果。公元前595年，楚派申舟出使齐国，路过宋国，没有向宋借道，宋便把申舟拘留，不久又杀了他。于是楚又攻宋，紧紧包围了宋国都城。宋求救于晋，晋只派解杨对宋国表示援助的意思，但是援军迟迟未到。宋国被围已达九个月，城中缺粮，到了“易子而食，析骨以炊”的地步，但是仍不投降。楚国也同样感到军粮不济，于是与宋结盟。 自楚成王至楚庄王，楚国的霸业已达到了顶峰，陈、蔡、郑、宋以及淮泗小国都已经降服于楚。在战争中，人民被掳掠、迁徙，井灶被填塞，土地荒芜。因此，公元前579年，以宋国华元为主，发起了晋楚之间的“弭兵之盟”。虽然不久即告破裂，但这次弭兵之盟反映诸侯小国家对于和平的强烈要求，诸侯大国也因大夫专政，公室日益衰微，也参加了会盟。 楚国贵族及其内部斗争春秋时期楚国由汉水流域逐渐发展到长江流域，并且骎骎北上争霸，但它始终不是华夏诸侯。相反，由于齐晋等国的对抗，尽管楚屡屡起兵讨伐陈、蔡、郑、宋等国，几乎灭了它们，但是它终于又使它们复国。就经济文化而论，楚与华夏诸侯国家已无显著的差别。春秋中后期以后，楚大夫为楚共王拟取谥号时已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这就是说，楚国已在长江以南“抚有蛮夷”。 《左传》昭公七年，楚大夫芈尹无宇因为逃走了一个看门奴隶，追捕到了章华之宫。他被有司挡住，不得进去。后来进宫见到楚灵王，他发了一大套理论，证明楚文王和周文王时一样也实行家内奴隶制。他还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楚亦自承认它是诸侯，而全国土地都是“王有”，所谓“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与《诗·大雅·北山》的诗句只是文字不同，而内容完全相同。 虽然这样，但是把楚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与华夏诸侯相比较，还是有差别的。 楚国的王自称为“敖”（或作豪），后来则专指未成年而亡的王为“敖”，如贾敖、庄敖、郏敖等。其次，楚国以莫敖为最尊之官，仅次于王。楚武王时，令尹与莫敖并称。后来莫敖或设或不设，似无定制。再后则令尹为仅次于王的最尊的官，莫敖之名遂不见于史。令尹初并不限于贵族，如鄀俘观丁父，申俘彭仲爽都曾为令尹，并得到楚王的信任。后来，其官大都以公子或嗣君为之，非贵族是无法得到这崇高的机会的。令尹当国，司马主兵，与晋国之卿将不分，却有不同。 楚国斗氏，与成氏同出于若敖族，势均力敌。令尹之职差不多由这两家所垄断。若敖是楚王熊咢的儿子，楚武王的祖父，在位二十七年死去，由于在位时间不太长，被称为是他的出身地点，可能就是鄀。楚武王时，若敖氏的别支斗伯比始称斗氏。斗伯比的母亲是郧国人。父亲早死，《左传》，襄公十三年；《国语·楚语上》。 他幼时随着母亲在郧国长大，和郧国国君的女儿为表兄妹，因而相爱，生了一个儿子。据说，郧夫人怕这件事张扬出去不光彩，便把这私生子偷偷地扔到沼泽地里。郧国国君从外面打猎回来，看到一只老虎给弃儿喂奶，心里奇怪，回来后告诉了郧夫人。郧夫人才把事情真相告诉丈夫。郧国国君认为这个孩子将来必定很有出息，因此取回，在宫中养育。楚国人叫乳为“谷”，叫老虎为“於菟”（音乌图），因此便把它叫做斗谷於菟，他即后来的楚国令尹子文。古代表兄妹通婚是很通常的风俗。斗谷於菟因为成了令尹，便把他的降生神话化了。 楚成王长大后，他为了巩固君权，把前令尹子元杀死。斗氏贵族在这场斗争中出了很大的力，因而成王以子文继任令尹。子文也屡建功勋。子文死后，他的儿子斗班继任令尹。子文的弟弟子良和子良的儿子子越继任司马。他们都是很有野心的人。公元前05年，工正（官名）贾与子越合谋，杀了斗班，而由子越当上令尹，贾当上司马。后来子越又带着若敖氏的族人把贾杀死。楚庄王听说了，大怒。子越先发制人，把自己的军队布置在蒸野，准备武装暴乱。楚庄王恐怕力量不敌，派人与子越谈判，并派文王、成王、穆王的子孙作为人质。子越拒不接受。于是，庄王不得不与子越展开武装斗争。公元前05年七月，庄王与子越的军队在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开战。子越用箭瞄准庄王射去，飞过车辕，穿过鼓架，一直射到铜钲上。接着又射来一箭，飞过车辕，透过车盖，差一点就射中了庄王。士兵们都很惊慌后退。庄王却镇定地说“先君文王进攻息国的时候，有三支宝箭，一直放在宝库里，而被子越偷去二支。现在他的二支箭已用完，不足畏了，快冲吧！”庄王亲自击鼓，鼓舞军心，立刻士气大振，向子越冲击，取得大胜。庄王身边有一个著名的射手叫养由基，立刻射出一箭，把在前面的子越射死了。庄王平定了子越之乱以后，接着灭了若敖氏全族，只有令尹子文的一支被保留下来。此后，他们仍掌握大权。 比较起来，楚国的君权比华夏诸侯为集中。令尹带兵作战失败，往往受到处分。屈瑕伐罗之役失败，自缢而死。城濮失败，子玉被责自杀。后来，子上、子反也都是被杀或自杀。楚康王时，子囊、子庚为令尹，忠心耿耿，政绩卓著。子囊将死时，对继任者子庚说一定要加固郢城，以防制吴的进攻。当时人都称赞子囊为“忠”，“将死不忘社稷”。子庚任令尹时，他能团结贵族，各尽职能，“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能官人”。但是楚国的贵族与君主，仍有权力之争。如子庚死后，康王使薳（）子冯为令尹。薳子冯去征求申叔豫的意见。申叔豫说“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他便假托有病，不肯接受。于是王使子甫为令尹。子南宠任观起，王担心大权旁落。每次见到了南的儿子弃疾时，常掉泪不语。弃疾再三询问其故，王说“令尹之不能（意即不能团结和用人），尔所知也。”后来王杀子南，弃疾自缢，王复使薳子冯为令尹。他多次遇见申叔豫，申叔豫避而不说话，薳子冯心里明白。这时观起已被车裂，但是朝廷里依旧有宠臣八人。薳子冯把他们一一辞退，朝廷才安定下来。以上诸例，可以看到君主与贵族的权力之争。而贵族之间又有他们的矛盾和斗争的。 楚国宋之役以后，子重请求申、吕的土地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左传》，宣公三年。 《左传》，襄公十四年、十五年。 巫臣反对。他说“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同意了巫臣的劝谏，没有把申、吕分封给子重。子重因此怨恨申公巫臣。又另一个贵族子反，要娶陈国的美人夏姬，巫臣阻止了他。但是后来巫臣自己却占有了夏姬，并且悄悄地带着夏姬投奔晋国。子重、子反于是瓜分了巫臣的“室”2。巫臣听到这一消息，便死心塌地依靠晋国，出谋献策，联合吴国反楚。他给子重、子反写信说“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疲于奔命以死。”春秋时，君臣名分尚不严格，出奔他国是常有的现象，不足为怪。而楚国贵族投奔晋国则更为普遍。“楚材晋用”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从政治体制上看，楚国君主权力比较集中。它比别国，较早地实行县制。如申吕等国被灭以后，楚王没有把它们分封给贵族，而是由君主直接控制。申吕是最早置县的。此外，尚有武城、邓等县。在开发了丹江以后，把下都迁往楚国内地，又在丹江那里置析、上都等县。县的最高官吏叫做县公或县尹，他们都不是“临土治民”的封君。 就《左传》昭公七年“人有十等”的记载看来，楚国的土地都是属于公室所有的，贵族只能占有而不能私有。庶人的地位相当于平民，但是他们与皂隶同属于被统治阶级。公元前548年，楚屈建（子木）为令尹，他整理兵赋，登记甲兵。《左传》记载说“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数疆潦，规偃豬（渚），町原隰，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他把事情办完后，把文件材料交给了令尹子木。“井衍沃”，就是在平衍的地方划分井田，可见楚国也是有井田制的。但是除井田以外，还有按各种地势划分的土地，它们也要征收兵赋，凡九等。政府按赋税收入开支。由此可见春秋中期以后，楚国赋税制度方面的改革。这些兵赋，如果不象鲁国那样入于三桓，而是全部入于公室，那么楚国公室的财力的确是很雄厚的。楚国对县制的实施和土地制度及兵赋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君权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形式的反映。 晋楚争霸的尾声。楚与吴越的关系自第一次弥兵之盟以后，隔了四年，前575年，郑国背晋从楚。晋厉公命栾书伐郑。郑国告知楚国。楚共王出兵援郑。由司马子反统率中军，令尹子重统率左军。楚晋之间的争霸战争又发生了。 当楚军经过申县时，司马子反会见了申叔时，征求他的意见。申叔时说“德行、刑罚、和顺、道义、礼法、信用，都是战争所必须的条件，现在楚国不顾百姓利害，又毁弃盟约，战争不一定胜利。但子反不爱听。 楚、晋两军相遇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于是发生鄢陵之战。晋国的军队中，苗贲皇是从楚国逃奔晋国去的，熟悉楚国的情况，在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楚国方面子反和子重都私心太重，楚国内部矛盾重重，存在着失败的因素。开战不久，楚国左右两军已渐不住。晋国的军力集中于楚共王统率的中军。晋将吕锜飞来一箭，恰好射王的眼睛。共王身旁养由基是著名的射手，立刻还了一箭，射中了吕锜。两方不分胜负，准备次日再战。楚共王召集子反前来商量。不料子反喝酒大醉。共王大为失望，便自行2《左传》，成公七年。 收军回国，楚军终于大败。子反羞愧自杀。 鄢陵战后，晋国在华复诸侯中的地位又增高起来。郑、陈、蔡等国由于邻近楚国，仍旧抱着“两亲晋楚”的态度。这时，楚晋之间虽然没有发生大战，但是为了争郑争许，小规模的战争却未停止。前557年的湛版之战（今河南叶县附近），就是为了争许而发生的。虽然晋又胜楚，但这时争霸已成尾声。前54年，由宋国向戎发起第二次弭兵之盟，得到晋、楚、齐、秦四个大国的同意，在宋召开。鲁、蔡、郑、陈、卫、许、曹、邾、滕等国也都参加了。晋国韩宣子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蠢，小国之大灾也”。虽然结盟之后，小国仍旧要向晋楚两个大国负担兵赋，但是从此晋楚四十余年间没有发生大战。 早在楚庄王时，楚国为了北上争霸，他的势力已经伸入淮水以北和长江中下游。公元前0年，楚与吴越结盟，这是他与吴越发生外交关系的开始。后来楚国申公巫臣投奔晋国，他向晋国建议以吴制楚的策略，很快得到晋国的采纳，并被派到吴国去见吴王寿梦。这时晋国正是六卿专政，各自忙于发展势力，无暇对楚作战，以致吴日益强大，所以巫臣的计策也就顺利地得以实现。从此，江淮之间（今安徽北部）的许多偃嬴小国成了吴楚争夺的对象。因战线漫长，吴采用“声东击西”的战略，使楚国的军队疲于奔命。如州来一地，一会儿被楚占领，一会命运之涅磐最新章节儿被吴占领，变动频繁。 公元前550年，楚国开始用舟师攻打吴国。公元前548年，舒鸠（在今安徽舒城）背楚亲吴，楚发兵去打，吴军来救。楚打败了吴师，便顺利消灾了舒鸠。随后吴又包围了巢（今安徽巢县）。当吴军入城时，巢人暗中射了一箭，正中诸樊身上，吴军大乱，败归。在吴楚初战阶段，楚国还是比较占优势的。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在申地大会诸侯，蔡、陈、郑、许、滕、顿、胡、沈、小邾和宋等国与淮夷都参加了，晋国默不表态。会后，楚灵王亲率诸侯各国的军队攻伐吴国，包围了朱方（今江苏镇江东南）。吴国反攻，夺去了棘（今河南永城县南）、栎、麻（今安徽易山县东北）三邑。从这些地名看来，楚军已深入长江下游。 公元前529年，楚灵王的兄弟发动宫廷政变。楚灵王不得不撤回前线的军队。吴军乘机反攻。令尹弃疾由蔡回国，篡夺了王位，是为平王。公元前525年，楚平王命令尹阳丐率舟师与吴在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南）展开大战。楚夺去吴王余祭的大船余皇（船名）。前58年，吴反攻，灭了巢和钟离。这时，吴公子光在吴国发动政变。他利用刺客专诸刺杀了吴王僚，然后即位，是为吴王阖闾（一作阖庐），从楚国投奔吴国的伍子胥，为吴效命。后来楚伯噽、齐国的军事家孙武也都到吴。吴这时的政治经济有了更迅速的发展。相反，楚国自灵王以后，政局很不稳定，公子弃疾是以军事阴谋而夺得王位的，后来他又驱逐太子建出国，国人不服。陈蔡虽已复国，但是陈蔡人民对于楚国的统治深怀仇恨。平王死后，昭王即位，令尹囊瓦贪馋无厌，常常勒索陈蔡人民。蔡昭侯这时在楚，囊瓦见到他身上的玉佩和皮裘，也不放过，企图夺为己有，把蔡昭侯拘留在楚。过了三年，唐成公朝聘楚国时，囊瓦见到他的马好，也夺为己有，拘留了唐成公。 公元前50年，吴以蔡唐为前导，进攻楚国。通过小别山、大别山（今湖北光山、英山之间）到达柏举（今湖北麻城），与楚军相遇。这个充满了《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贪欲的囊瓦根本无心作战，一触即败，便自行逃奔到郑国去了。吴军接着又在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等地五次大胜楚军，进而直攻郢都。吴军进入郢都，大肆烧杀破坏。 昭王匆匆逃出郢都，非常狼狈，辗转到了随。吴军也接着赶到，要随国交出昭王。幸而随君好言拒绝，才免于难。楚国申包胥乞求秦国的援军也已赶到，同时越国也乘虚攻入吴国都城姑苏。吴阖庐不敢逗留，仓皇赶回。昭王于是回郢。楚国这才算免除了灭国的危险。 楚的衰亡楚国是西周以来长江流域兴起的一个古老国家，严格说来，它始终不是周所分封的诸侯。春秋以后，它的势力虽然骎骎北上，但是由于齐晋等国华夏诸侯的坚决抵抗，它终于不能渡过黄河以北。在黄河以南的陈蔡以及汉阳诸姬、诸姜、淮水的偃嬴等等，都已被它所征服或兼并。宋、郑、鲁虽然未被灭亡，但是岌岌可危，不绝如缕。春秋后期，楚国的势力伸向西南巴蜀和东南吴越，足足占领了半个中国。它的经济文化已大大地赶上了华夏，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战国以后，楚国虽然领土广大、物产丰富，成为七雄之一，但却开始走向衰落。 战国时期，秦、魏等国进行变法，楚国尽管在庄王时曾经消灭了若敖氏，但是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悼王时曾任用吴起变法，他的主要目标仍在于限制贵族的势力。吴起建议应该防止旧贵族“上逼主而下虐民”，又主张废除世系比较疏远的贵族，精简官僚机构，节省封赏的开支等等。悼王并未认真实行。悼王一死，吴起在旧贵族的武装暴乱中牺牲了。以后，楚怀王更是一个昏君，宠用靳尚、郑袖等人。屈原忠君爱国，反而流放在外。战国时期，楚国貌虽强大，而实质是相当虚弱的。 自“合纵”、“连横”之说兴，各国都受其影响。公元前38年，以魏国公孙衍为首的“合纵”策略得到韩、魏和燕、楚的，于是发动了第一次五国伐秦的战争，但燕楚实际并未真正出兵参战。 秦国初强以后，采纳了司马错先占领巴蜀的策略，暂时停止东进。楚国于春秋时已经经营巴蜀。秦对巴蜀的活动同时也就是在经济上对楚国的削弱。 公元前33年，张仪自动建议出使楚国，要楚与齐绝交。因为巴蜀灭亡后，秦、楚紧密相连，如果楚齐结合，对秦不利。而且为了破坏“合纵”策略，最好也是从楚下手，拆散三晋或齐与楚的联合。但是楚怀王看不清形势，被张仪诱骗，果然断绝了与楚的外交关系。 公元前32年，楚进围韩的雍氏，秦救韩攻楚。这时秦、韩、魏与齐楚形成对立集团，所以齐助楚对秦作战。秦军在丹阳（今河南西峡县西丹水以北地区）大败楚军，俘虏了楚将屈丐等七十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接着，秦又向齐进攻，攻到濮水之上，俘虏了齐将声子，打跑了齐将匡章。楚怀王征发军队反攻，秦楚在兰田（今湖北钟祥县西北）发生大战，结果是楚又大败。 春秋末年，楚利用越以制吴。越灭吴后，也北上争霸，占领了淮水以北的广大土地。但是越不久又衰落了。至公元前30年，楚乘越国内乱而灭了越。越被灭后，楚国的势力又伸展到了淮北。 秦宣太后和魏冉当政，企图改善与楚的关系。公元前305年，楚秦联姻，楚王派人到秦迎亲。次年，秦又把上庸（今湖北房县均山）地方还给了楚。一年后，齐、韩、魏进攻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赴秦作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助。三国一听说秦军助楚，便自动撤退。但是秦、楚关系不久又破裂了。这是因为楚太子横在秦与秦大夫发生私斗，乘机逃回楚国。齐、韩、魏再次进攻楚国方城（今叶县附近），在沘（今河南泌阳河与下游唐河）展开大战，相持半年之久。三国之军偷渡沘水，取得胜利。韩、魏分别攻占了宛、叶以北地区。公元前30年，秦攻楚，相持一年，楚军大败，死伤士兵二三万人。秦攻占了楚的襄城（一作新城）。公元前300年，楚又派太子横到齐国为人质，企图以齐压秦。前299年，秦攻占了楚国八城。同时，秦昭襄王散布和平空气，给楚怀王信，表示愿结盟友好。楚怀王信以为真，亲自到武关约会。秦的伏兵一下子把怀王捉住，被送到咸阳。 公元前297年，楚怀王偷偷地跑出秦国赴赵。赵不敢收容，只好折回。 秦兵赶到，又被送回咸阳，不久死于秦。战国时期，楚国不仅在战争中屡次被打败，而且国君庸懦、政治腐化，很快地就衰落了。 公元前284年，五国合纵攻齐。燕将乐毅攻入齐都临淄。楚国于战争之初，本未参加，当燕将乐毅连下齐七十余城，而齐湣王逃亡，楚国才派淖齿救齐。但齐湣王逃到莒时，淖齿却把湣王杀死。 公元前282年，秦昭王和楚顷襄王先后在鄢、穰相会。公元前280年，秦派司马错由蜀攻取楚黔中，楚献汉北地和上庸地给秦。 公元前278年，秦白起率领大军由汉北地区南下攻鄢。鄢郢相距不过二三百里，它实际上是郢的陪都，史书上常以鄢郢并称。白起是秦国一个后起的军事家，主张不但攻取敌人之地，而且要歼灭敌人之人力、财力。他在对鄢的战争中，引用鄢水灌入鄢城，楚军民淹死者达数十万人。同时秦张若军由四川出发，进攻巫、黔中，进展也很迅速。到第二年，白起军又攻占楚的郢都。顷襄王逃到了陈。 自鄢郢相继攻占之后，秦又接着向东占据了竟陵（今湖北潜江）等地直到安陆（今湖北云梦安陆一带），向西攻占了西陵（今湖北宜昌），向南攻占了巫和黔中。 公元前24年，楚国又迁都于寿春。公元前230年，秦已灭韩。接着破赵破燕。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年，秦攻楚。公元前224年，楚将项燕兵败自杀。次年，秦攻入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楚亡。 第七章吴、越吴越，相传是太伯·夏禹的后裔所建立，其事不一定可信。但如说，他们是由来自中原的贵胄、豪杰或其他的人同当地居民共同建立的国家，则似可无疑。春秋后期，吴越经济迅速发展，并先后北上争霸，成为中原盟主。不久以后，却又或灭亡，或衰落。吴越的历史行径，显然有它的特点。 第一节吴吴的兴起依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吴的建国是在吴太伯和弟仲雍的时期。相传，当周古公亶父（即太王）时，他已准备“翦商”。他预见到他的小儿子季历将生一个大人物（文王昌），因此要把王位（其实当时尚未建国）传给季历。大哥太伯、二哥仲雍知道了父亲的意图之后，便自动跑到了“荆蛮”，以便父亲传位给季历。象这样的美德，在古代倒并不奇怪。然而“荆蛮”终究在哪里呢？要说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区域，就是太伯、仲雍所建立的吴国（无锡），好像是太远了。在古代交通困难的情形下，这难免使人怀疑。然而古人迁徙的能力却确是惊人的。依人类学者所说，他们甚至远渡重洋，爬过海拔八千米的高山，今人所认为不可能的，古人反而可以做到。而且夏商周三代既然已进入文明时代，就更没有理由可以完全加以否定。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说，在吴建国以前，这里的土著还是“断发文身”的。越人也是这样。因此，吴越统治者与土著人民不妨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族。 吴在金文里写作工■，句吴。工，句是发语词，以或g发音。吴、虞古音相同。因此，有些史学家想把它和古代汾河流域之间的“虞”联系起来，认为太伯、仲雍最初所到的“荆蛮”就在那里，以后他们又迁到汉水流域。楚国强大以后，虞又东迁到了江南，并且改写为吴。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江苏丹徒烟燉山发现一个《俎侯矢■》，其铭文大意是武王、成王征伐东国，王赐封给俎侯矢弓矢、山川、土地，王人若干，郑七百又若干夫，俎庶人六百又若干夫。俎侯矢为了颂扬王的恩德，给虞公父丁做此尊彝。据此可以断定，这是武王、成王征伐殷商和东国时的器物。这个俎侯（宜作宜侯）就是虞公矢。虞、吴同音。虞公，就是吴国的开创者。时间虽然不是古公亶父时，但也只相差五六代。 《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蛮夷。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这样说来，司马迁也承认汾河流域之虞与在长江下游江苏太湖之吴，确是一个来源而分裂为二的。晋灭虞、虢在晋献公时，与吴兴的时间大体上可以连接。 吴的建国大概自吴寿梦之时。在古代，太湖一带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太低，但是吴越国家的建立却要晚于华夏诸侯。因此，晋楚争霸尽管非常剧本篇依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地方，不另一一作注。 《文物参考资料》955年第六期有唐兰等人考证。 烈，吴或越却不参加会盟和斗争。《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0年）记载“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盟吴越而还。”当时舒称群舒、众舒，原来与徐同族，分布于今安徽合肥、庐江等县，在沿长江的边上。春秋后期，吴国兴起，遂成吴、楚共同争夺的目标。《左传》说得清楚，楚因征伐舒蓼，而盟吴越。这是吴越始见于《左传》的记载。 《春秋》经传，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记载吴伐郯，入州来（今安徽凤台县）。鲁国季文子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意思说，吴国侵入鲁国的边境，华复（中国）诸侯不能抵抗。当时人还把吴国作为蛮夷之类。《春秋》经传记上这一笔，似在表明吴已开始强大了。也是在公元前584年，楚国的叛臣巫臣在晋。他是在楚时与子重、子反等贵族争权夺利失败而逃到晋国的。他蓄意对楚报仇，于是给晋国君臣建议，联络新兴的吴以牵制楚国。晋国的君臣同意了他的策略，便使他代表晋国出使吴国。吴王寿梦信任巫臣，使巫臣的儿子狐庸作为“行人”。吴本长于水战，巫臣教吴训练车战。从此，吴开始伐楚。由淮水直至汉水沿岸，原是徐与群舒和其他蛮夷小国杂居的区域。现在它们也就成了吴楚争夺的目标。吴一岁内连续出战，声东击西，使楚国疲于奔命。“蛮夷之属楚者，吴尽取之”。于是吴在春秋晚期成为霸国。 吴楚柏举之战公元前5年，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诸樊、余祭、余眛、季扎。季扎贤，寿梦本来想立季扎。季扎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以后，依次立。余眛卒，按照兄终弟及的习惯，吴人欲立季扎，而季扎坚决让，逃去。吴人说“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余眛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余眛之子僚为王。 楚之亡臣伍子胥奔吴。稍后，楚亡臣伯噽也奔于吴。二人都受到吴的重视，掌握国家大事。吴这时与华夏诸侯的关系，已愈加密切。寿梦卒时，鲁国为吴在周庙举行祭祀，确认吴、鲁为同姓和同宗。季扎让位后，他作为使臣聘问鲁国、齐国、卫国、晋国，而后由徐回国。他与晏婴、子产、叔向等都结交，谈论学问。他对于华夏诸侯的礼乐，文化已有很深的理解。由此可见吴虽然后起，却已全盘华夏化了。而吴、楚的关系却始终十分紧张，几乎连年不断发生战争。江淮流域之间的徐、舒、蓼等国成了吴、楚争夺的对象。楚国的兵力毕竟比吴强大，他的前锋已经到达今江苏南京等地。 但这时楚国公子弃疾推翻灵王，代立为君，是为平王，对外战争有所削弱。吴国公子光亦弑吴王僚，代立，即吴王阖庐。阖庐对伐楚之事毫不放松。公元前509年，楚使囊瓦伐吴，结果是吴大胜，败楚师于豫章，取楚之居巢（今安徽之巢县）。这时，蔡、陈已为楚国所灭，楚国对他们的人民屡次迁徙。平王即位后，蔡陈虽说是复国，但是名存实亡。蔡侯留楚，囊瓦诛求无厌。蔡侯逃归后，请晋伐楚。吴阖庐于是乘机与唐、蔡等联合伐楚。公元前50年，吴的军队已到了汉水，楚被迫反击，夹汉水而阵。吴王弟夫先出击，楚兵大败。吴王纵兵追之，战于柏举，五战而楚五败，楚昭王匆忙逃出《左传》，成公七年。 《史记·吴太伯世家》。 郢，到了郧，又逃到随（今湖北随县）。吴兵占领了楚的都城郢。 公元前505年，即吴入郢的次年，越乘吴国空虚而伐吴，吴甚危急。嗣因秦兵前来援助楚国，吴兵败退。夫听到这一消息，自前线赶回吴，便自立为王。阖庐不得不引兵归。夫败后奔楚。楚昭王于是年九月入郢复国，封夫为棠■氏。公元前504年，吴使太子夫差伐楚。楚恐，由郢迁都于鄀。此后，吴越之间的战争又紧张起来。双方经反复较量，吴于公元前473年为越所灭。 第二节越越的兴起及越之灭吴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越“其先禹之苗裔”，是夏后帝少康之庶子所建立的国家。因此，他与吴国一样，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一定是同族。但也“文身断发”，随从了土著的风俗习惯。相传，经历了二十余世，到了允常。他与吴阖庐的时期相当。这时，吴越之间曾发生过战争。晋利用吴以牵制楚，楚也同样利用越以牵制吴。公元前0年，楚伐舒蓼，与吴越结盟而还。这可见吴越与楚发生关系，是同时的。 公元前537年，楚以诸侯及东夷伐吴。越大夫常寿过率师会楚于琐。前58年，楚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公子友率师，助楚攻吴2。 公元前49年，越王勾践即位。吴王阖庐得讯，乘机伐越。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他们前进到吴阵前面，大喊一声，然后一齐用剑自杀。吴军看得目瞪口呆。正在这时，越军一齐猛攻过去。吴师大乱，败于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阖庐被射伤，毒发而死。他告诫其子夫差说不要忘记向越国报仇。公元前495年，吴夫差即位。次年，再伐越。越仓卒应战，败于夫椒。越被迫退至会稽山中（今绍兴诸暨之间），吴兵紧紧包围。句践准备自杀，范蠡劝谏句践不可如此，要他先“卑辞厚礼”向吴投降。越于是派大夫文种去吴国请降。吴王夫差已将允许，而伍子胥坚决反对。文种回来报告说吴太宰噽多贪欲，可诱以利。因此，越以美女和宝器等贿赂太宰噽。噽向夫差说了越的许多好话，但伍子胥再三劝阻吴王，不让答应越的请求，并引经据典地讲了太康失国和少康中兴的故事。最后说“今不灭越，又必悔之”3。吴王夫差还是不听伍子胥的劝谏，终于接受了越的投降。 越王亲自到吴国服了一段役。回国后，念念不忘复仇。相传，他卧薪尝胆，用以自励。在政治上，他奖励人民繁殖人口，努力生产，并教练士兵。范蠡和文种，都是楚国人。他们二人全心全意地为越尽忠效力，要越王等待天时。 公元前489年，吴代陈，召陈怀公。前487年，伐鲁。公元前485年，又与鲁共伐齐，救陈，还杀死了好强谏的伍子胥。公元前484年又与鲁败齐于艾陵。公元前482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会上，夫差以霸主自居，一定要在晋之前歃血订盟，使华夏诸侯都服从他。夫差正得意洋洋的时候，忽然听到越兵已乘虚进入吴的国都姑苏（今苏州）。夫差于会盟后匆匆赶回，使人以厚礼与越求和。句践估计自己的力量还不能灭吴，与吴讲和。 公元前478年，越大举伐吴。这时，吴军已疲弊不堪，精锐已尽死于齐、鲁，所以越大破吴兵。越留兵姑苏三年，迫使吴王不得不出来投降。据说句践本想同意吴投降而止，但是范蠡进谏，不可重蹈吴的覆辙，遂不许。夫差自杀。公元前473年，越于是灭吴。 《左传》，宣公八年。 《左传》，昭公五年。 2《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3《左传》，哀公二年。 越北上争霸及其灭亡句践灭吴之后，踌躇满志，仿效夫差的样子，经过夫差所开凿的邗沟，北渡淮水，与齐鲁诸侯会于徐州，并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肉，承认越是华夏诸侯的“伯”（霸主）。越这时的领土已过淮水以北，与鲁国接壤，东面由今宁波出海，南自今绍兴诸暨以至温州，西面则达今江西鄱阳湖。从太湖到宁绍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是说，江淮以南包括太湖宁绍一带，依靠自然地理特别优厚的条件，人民生活是比较容易的。但“火耕而水耨”，生产力还是低下的。 由吴、越的社会历史看来，他们的发展相当迅速。但是基础不巩固。伍子胥、伯噽在吴，范蠡、文种在越，都是楚国人。还有孙武，是齐国人。他们各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尤其是范蠡其人，他不但是政治家，而且是商业家。据说平吴之后，他预见到句践是个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安乐”的人，所以功成身退，而隐居于五湖之间，但是他善于做生意，“三致千金”，成了百万富翁。伍子胥、范蠡、孙武，本编下，第二章别有传。 越灭吴后，因与鲁接壤，鲁国君很希望越的帮助，使他能够消灭三桓的势力。公元前474年，鲁叔青出使越国。次年，越执邾子以归，鲁哀公要到越国去。季孙氏害怕哀公将对他不利，从中阻挠而止。宋、卫等国也把越作为霸主。但是，吴越争霸实际上已是霸业的回光还照了。 越在战国初年以后，江淮以北的土地被楚国所占领。因此越就衰弱了。 公元前30年，楚国乘越内乱，在江东设郡2，越亡。 《左传》，哀公二十三年。 2据杨宽说。见其《战国史》页330及注。 第八章巴蜀、西南夷巴蜀和西南夷是古代散布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古老氏族部落。根据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它们的起源和文化不一定比华夏诸族要晚或落后，它们也并不与华夏诸族完全隔绝，毫无来往。不过先秦文献里确是较晚才提到它们。可以肯定地说，巴蜀在商周之际已经与商周发生关系，而在春秋战国以后，与楚秦等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后，《华阳国志》、《蜀王本纪》以及《山海经》等著作里对它们的起源和历史有专门的记载，但仍有史料不足或模糊不清的感觉。今且从《牧誓》的八族谈起，然后分别论述楚、秦对巴蜀的经营开发。 第一节巴蜀《牧誓》的八族《牧誓》是周武王伐纣前会师于孟津的誓师辞。当时，西南诸族多拥护周，而反对殷商。在《牧誓》中提到的诸族有庸、蜀、羌、髳、微、庐、彭、濮八族，或称为八国。其实它们只是氏族部落而已，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国家。它们也并不一定恰好只有八国。当时会于孟津的诸族，一说有八百之多。这也说不上有多大可信的程度，但可见当时来会的诸侯之多。 关于《牧誓》八族，前代学者从孔安国、郑玄到孙星衍以及近人徐中舒，顾颉刚等都有考证。他们认为，大体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周的西南，包括今陕西、四川、湖北等省交界的区域。商周之际，殷纣王对其四周小国都很暴虐，因此它们拥护周文王、武王。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说殷商末年，不但殷丧失了对东夷的控制，而且西南诸族也大都依附于周。但周文王、武王还是小心翼翼地服事殷商，非到时机成熟，是不采取非常行动的。 《牧誓》八族有蜀而无巴。彭，可能就是巴。前辈学者认为彭在四川彭县。彭、巴双声，自可通用。《左传》襄公九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春秋以后，不见彭而只见巴，而且巴、濮往往并言。 《牧誓》中的髳，前辈学者考释，都以春秋时的茅戎当之，固指定其地在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我们认为，茅戎也就是苗蛮的支族。《后汉书·西羌传》透露了这一消息，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西羌自出三苗，学者颇为置疑。但是苗羌必定地域邻近，而且迁徙活动也常相因，是可信的。析支即西南夷中的■或臾，所以说“南接蜀、汉徼外蛮夷。”羌人向西南迁徙过程中，有苗蛮人参加，他们住在蜀的徼外。 古代各族人民的迁徙是十分频繁的，从而发生经济文化的接触，以及血缘关系的融合。研究巴蜀和西南夷的族源，易有分歧，其原因即在于此。巴濮的迁徙与楚的经营春秋以后，楚国由丹水以北向江汉流域发展。巴大概也在这时向东发展，都于江州（今四川重庆），并且沿着长江向下发展，直到巫峡、宜昌，沿江都有巴人的踪迹。 《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始见巴人的记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 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据此记载，巴当在楚国之西北，与邓（今河南邓县）相近。巴要与邓友好，而须先告楚国，则巴为服属于楚之附庸。 《左传》，庄公十八年（公元前7年），楚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又进而攻楚之城门。冬，巴人又因楚阎敖“其族为乱”而伐楚。由此可见巴人的顽强。这时楚国的都城为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那处即在其北，巴国当在襄阳附近。 《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师于林（当在今湖北荆门），又伐其东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可注意的是庸人、麇人为首，联合群蛮、百濮共同反叛楚国。庸见于《牧誓》，在今湖北竹山县。楚师东来而百濮避锋先走。百濮在竹山之南。百濮包括许多属于濮的部落，正象群蛮一样，不易固定于一个地点。这时，从湖北北部山区到江汉流域，都有濮人的活动。平定这次动乱时，秦与巴都帮助楚国。《左传》这样说“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石溪和仞皆在今湖北均县，为八庸之道）。秦人、巴人从楚师。”战争结果是楚灭了庸，百濮罢归。自此之后，巴更进一步服于楚了。 但是百濮与群蛮，氏族林立，没有统一。楚自若敖、蚡冒“毕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发蛮濮以来，直至战国，始终没有能够征服了他们。因为他们处在湖山荆山、武当和桐柏大洪山的山区之中，时叛时服，非楚之兵力所及。吴、濮是楚国春秋晚期两大外患。这时也有一部分濮人顺着犍为、宜宾所谓“僰道”而举族向南迁徙，到了云南、贵州境内的。 蜀蜀作为族名，已见于甲骨文，如“蜀射三百”，“丁卯卜，共贞，至蜀，我有事。”“王登人正（征）蜀”等等。就内容看来，殷王有权征调蜀之射人；殷王有事，蜀有所谓“■王事”之义务。但是蜀并不老老实实地服从于殷，故殷王屡有征蜀之役。 唐宋时，成都附近曾经发现很多人工堆积而成的巨石和石棺，当时人们都不解其故。其实，这是东夷人（包括殷商）的风俗习惯。今在辽东、辽西以及苏北铜山丘湾，都有发现。有人称之为“巨石文化”。蜀地有“巨石”的发现，也许是蜀人从沿海或中原迁徙到西南之诬。 《华阳国志·蜀志》说蜀有王曰杜宇，一名杜主。“杜主”，古即“社主”。又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这个传说的年代，并不很古，大约是春秋战国时的情况。大体说来，蜀这时的领域北抵汉中，西达氐羌，南到峨眉、乐山、宜宾，东与巴接壤。这一区域正是所谓川西平原，土地肥沃，因此春秋战国时蜀成了楚秦移民的目标。 春秋中期，楚庄王时发生贵族若敖氏的叛乱。平定以后，若敖氏的子孙遭到灭亡，斗氏、斑氏属于若敖氏的分族，也被迫迁徙“实边”。岷山庄王大概就是这时到了蜀的西南，与氐羌杂处，成了大族，被称为“豪”。豪就是敖，犹酋长的意思。另外，还有爨氏和一个被称为“盗”实即农民起义领袖的庄0，在战国时由楚都迁到滇黔。这情形，正象商周之际殷商的宗支向四处迁徙一样。不管它们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民族的迁徙也就是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 春秋时期，楚国的金币（锾和金版）已流行于长江流域。近半个多世纪来，在今湖南、河南、江西、浙江都有发现。当时的金矿地点究竟在何处，徐中舒《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0的关系》一文，首先揭开丁这一秘密。汉代的严道（原是庄道，因避汉文帝讳改为严道）所在的岷山脚下，有一条犁牛河。犁、丽，同音，故亦名丽水，盛产黄金。同时云南腾冲北面的金宝山长傍川之间，也盛产黄金，也名丽水。楚国为了在两地开采金矿并运输到楚国，先后在云南楚雄和四川荥经置官设吏，即由岷山庄王经营其事。因荥经距楚雄较近，交通方便，所以较楚雄尤为重要。战国以后，秦国日益强大，自它占领了汉中之后，秦代替了楚在巴蜀的统治，于是，金矿的事业便停顿下来。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开始向东发展。秦惠文王听从司马错的建议，不忙攻伐三晋，而向巴蜀发展。司马错说“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产足以富氏缮兵”。秦于是向蜀扩展。 公元前3年，蜀和道、巴发生战争。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人从剑阁伐蜀。蜀王亲自到葭萌（剑阁东北）迎战。结果败退，被秦兵追及杀死。就这样，蜀国就亡了。接着，秦又乘势灭了苴、巴。 蜀的灭亡是很迅速的。但是，秦统治蜀却化费了很大的气力。当时，蜀及其他西南少数民族，尚未形成国家，时叛时服。秦不能不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如封蜀王的子弟为侯，又使陈庄相蜀，张若为守。秦在巴设置巴郡同时，仍然保留了蛮夷君长，又使他们“世尚秦女”。 公元前34年，秦惠文王封公子通为蜀侯。尽管秦派蜀相蜀守以监视蜀侯，但是蜀仍不断发生内乱。实际上，秦对蜀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公元前3年，西南夷中的丹犁降蜀，而蜀相陈庄杀死丹犁，这就是怕蜀侯和西南夷勾结，以抗秦国。次年，秦武王派甘茂等人伐蜀，杀死陈庄。公元前308年，秦武王又封蜀侯子辉为侯，仍是使用以蜀治蜀的政策。公元前30年，秦昭王又派司马错入蜀，辉自杀，继立辉子绾为侯。公元前285年，秦怀疑绾反叛，把他杀死。从此只派张若为蜀守，设置蜀郡。 秦灭蜀后，连封三侯而又连杀三侯，然后才改蜀为郡，使蜀成为地方行政组织，加强了对蜀的统治。 云南《思想战线》，977年第4期。 第二节西南夷古代巴蜀西南，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区，散布着许多氏族、部落，如夜郎、滇、邛、■、昆明、冉、駹等，总称为西南夷。他们的族源非常复杂。有的来自黄河流域，有的来自西北，由新疆通过青海甘肃来到这个地方。现在这一地区还杂居着彝、羌、苗、傜等不同的少数民族。《史记·西南夷传》根据秦汉时期的材料记载其分布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大体说来，这些部落都还没有形成国家，所谓“君长”也只是头人而已。秦汉至今，这一地区除了大部分彝族以外，还有氐羌、苗、徭、侗、僮等等。关于他们的族源和迁徙，是如今中外学者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但是还仍然存在着许多“缺环”，不能解决。解放以后，在七十年代，考古学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了滇王的坟墓和出土铜器。其中有一个铜鼓上有许多人物，有的是编发，有的是椎髻，正与《史记·西南夷传》所述相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件的铜釦或兵器的装饰物上铸有许多野兽（如虎、豹、狼和鹿）互相搏斗和噬咬的情状。这显而易见，是西北或北方游牧部落所常见的图象。苏联学者把它们和中亚的游牧部落斯基泰文化相比较，提出晋宁石塞山文化中有斯基泰文化影响。日本学者白岛芳郎也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来证明这一假设。他认为昆明就是《汉书》、《后汉书·西域传》里所说的昆弥。他们自战国以后，通过羌人或随着羌人一起来到云南洱海和昆明湖一带。因此，晋宁石塞山有西北游牧部落文化，甚至中亚斯基泰文化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的历史材料辗转曲折，其根据是脆弱的。 春秋时期，楚国的贵族庄王就是若敖氏的后裔。他在四川荥经和云南楚雄经营开采金矿的事业。战国时期，庄0率领农民进入贵州南中（夜郎、牂牁）等地，他们与楚（濮）人一起结成部落。魏晋时的爨氏，即楚国斗氏（班氏）。其后他们子孙繁衍，成为大族。晋代的“五荼夷”，唐代的“勿邓”、“多岗”，宋代的“五斗夷”，其实都是斗氏的不同音译。勿、五，是少数民族在名字前加的“阿”字。勿、五，就是“阿”的不同写法。果如徐先生所说，云贵境内的西南夷人中确有楚国贵族的后裔，他们与当地的居民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总之，古代西南夷是一个不同的氏族部落的通称。由于长期的杂居和迁徙，促使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形成比较固定的共同体。 徐中舒《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刊于《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第九章秦第一节秦的早期历史秦的迁徙和建国秦，嬴姓，是西周东迁时才被周平王承认其为诸侯国的。对于它的起源，很早就有不同的传说。《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要完全理出这一传说的头绪来，还有很多困难，但嬴秦与赵，原来都崇拜玄鸟图腾，这却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怀疑秦，赵原来都是殷商玄鸟图腾的支族，大约是在商周兴亡之际，他们乃由东方沿海迁徙到了西北黄土高原，因而与当地的戎羌等族杂居混合一起。因此蒙文通认为秦是戎族，近人则认为秦是殷商之后或东夷部落。二说可能是各说对了一半。 甲骨卜辞有■、■二字，象捕鸟兽的工具，后来分化为二字，即禽和毕之本字。丁山在《殷商氏族方国志》中有... 15 丁编传记（下） 第一章管仲、子产、晏婴、叔向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列国卿大夫不乏贤能，因时乘势，显名当世。齐之管仲、晏婴，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都是当时政治家中影响较大的人物。第一节管仲管仲相齐以前管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5年。相传，他是姬姓后人，父名管严2。 春秋初年，齐襄公荒**无道，弟兄们纷逃国外。公子纠，由管仲、召忽辅佐，奔往鲁国。公子小白，由鲍叔牙辅佐，奔往莒国。管仲和鲍叔牙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早年曾共同经商。在分钱时，管仲常多拿一些。鲍叔牙知道他家有老母，需要钱花，不以为贪。他曾给鲍叔出过主意，后多失败。鲍叔牙认为，不是主意不好。而是时机不成熟。管仲作过三次小官，都被辞退。鲍叔牙认为，这是国君不贤明，不是他不能干。管仲打仗，总是中途逃回。鲍叔牙认为，这不是胆小，而是不愿在那些权力斗争中白白送死，而且家有老母，也需人奉养。 公元前8年冬，齐襄公被杀。大夫高傒派人迎接小白继位，鲁国听到了襄公的死讯，发兵送公子纠回齐，并派管仲带领军队拦截从莒回来的小白。管仲截住了小白，并射了一箭，射在小白的带钩上。小白装死，管仲信以为真，赶紧使人报鲁。鲁国送公子纠的兵马闻讯后，情绪松懈，行动迟缓，走了六天才赶到齐国都城临淄。这时，小白已当上了国君，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便发兵抗鲁。后来鲁国应齐国的要求，杀了公子纠，逼迫召忽自杀，管仲被囚禁。 齐桓公打算任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极力推荐管仲。他对齐桓公说臣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不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不若也。 忠信可结于百姓，不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不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 尽管齐桓公难忘一箭之仇，但他为了图霸，用人心切，终于采纳了鲍叔牙的意见，任命管仲为相。管仲对于鲍叔牙的知已情谊和让贤的品格，始终念念不忘，他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2司马迁在《管晏列传》里赞叹说“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相齐桓公，有四十年。史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卒成齐的霸业，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史记·管晏列传》。《盐铁论·相刺》说“越人，夷吾。” 2《史记正义》引韦昭云“夷吾，姬姓之后，管严之子”。不知何据。见《国语·齐语》。 2见《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相齐和齐的霸业管仲相桓公，成齐的霸业。其主要的功绩，一在于促进齐之富强，一在于“尊王攘夷”，取得成就。 《史记·管晏列传》“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这是利用齐在地理条件上的优势，顺应人民的意愿，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齐的地理条件，既宜于农耕，又宜于桑麻，而人民善于纺织，又有鱼盐之饶，也便于贸易。这是齐在经济结构上的传统特点。从齐在周初建国以来，就是这样。齐太公在齐的主要措施，就是“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2管仲通货积财”，就是利用土地的肥沃发展农业桑麻，利用纺织和鱼盐经营的传统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所谓“货”，即指手工制品和货币，而纺织品为大宗。所谓“财”，指土地所出而以谷类为主。《汉书·食货志》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大学》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这都略可见“财”“货”的关系。通货积财是加强齐国图霸的经济条件，同时也是“与俗同好恶”之一重要内容，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大计。 《管晏列传》又称述管仲的论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是管仲从多方面论述他的政治见解和施政方针。首先，把仓廪实和衣食足放在第一位。仓廪实，是解决国家的储备问题。衣食足，是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其次，君上要遵守法度。这样，可以保持君上的亲属之政治地位的稳定，也可以保持政局的安定。再次，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的道德教育仍是维护国家生存的重要支柱。复次，政令必须坚决贯彻。“下令如流水之原”，就是说，政令的下达，如水流平原，不可阻挡。但须注意到令顺民心，才能顺利易行。最后，“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还是一个“与俗同好恶”的问题。管仲的这些见解和方针，表明他为国设想的周详，也反映他向法家前进的走向，但还说不上是变革，还不同于后来法家的变法活动。 在施政方针的指引下，管仲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对农民“无夺其时”，“相地衰征”。对市场，“贵轻重，慎权衡。” 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业”，管仲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工商专心本业，免服兵役。士乡即农乡，平时农夫耕田，战时当兵。士乡规定“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每家出兵一人，“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史记·货殖列传》。 2《史记·齐太公世家》。 《国语·齐语》。 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这是兵农合一的劳动力编制，对于加强齐的国力当然起不小的作用。 管仲相桓公，制定了“尊王攘夷”的策略，对于团结友邦、打击敌对势力，提高本国在列国中的地位，收到显著的效果。《韩非子·有度》说“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荀子·仲尼》说他“并国三十五”。据统计，齐桓公在位的四十余年间，齐会盟诸侯二十六次，用兵二十八次。这都有管仲的功劳。 公元前年，邢（今河北邢台县）受到翟人的侵袭。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派兵救邢，使邢免于亡国。为了使邢国不再受翟人的威胁，齐帮助邢国迁徙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县），并为它筑了城。公元前0年、翟人灭卫，杀了卫懿公。卫国只剩了男女七百三十个人，添上其、滕两邑的居民，刚凄满五千人，逃到曹（今河南滑县），立戴公。齐派兵替卫国戍守曹邑，并且赠送卫君许多东西。戴公死，弟文公立，齐又带领诸侯的军队为卫国修筑楚丘城（今河南滑县），把卫国迁到这里。救邢，存卫，是齐的两大功业，“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阻挡了翟人的南侵，为诸夏作了屏藩，在诸侯国间取得了信誉。 乘着齐国抵御北翟的时候，已向黄河流域扩展的楚国，不断征伐郑国。 公元前5年，齐桓公率领齐、鲁、郑、陈、卫、许、曹等国联军侵蔡伐楚，进兵召陵（今河南郾城县），迫使楚向周王纳贡。这是齐国霸业的一个高峰。管仲病了。齐桓公问他群臣中谁可以为相？管仲说最了解臣的是国君。桓公又问易牙、开方、竖刁，这三个人怎么样？管仲回答说，这三个人都是没有人性的小人，千万不要亲近他们！管仲死，桓公没有听管仲的话。后来，这三个人趁齐桓公病危的时候，专权作乱，对齐国的危害很大，齐的霸业也就衰落了。但管仲的历史影响还是相当久远。故孔子称道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管子》书世传《管子》书，内容复杂，不是管仲一家之言，也不是杂家自成体系之作，而是多家学说的汇集。但书中关于管仲言行的记述不少，其中一些篇章的内容传世已久，并有久经认为管仲的作品。 《论语》所引管仲有三归。反坫等，皆可从《管子》书中见到。《孟子》书中，曾引用过齐桓公与诸侯会葵丘的记事，其中如“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士无世官，无专杀大夫，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2等内容，也均见《管子》书《大匡》、《霸形》等篇。 战国末年，《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在《韩非子》中，有引用《管子》中的地方，如《难三》“管《左传》，闵公元年。 《论语·宪问》。 2见《孟子·告子下》。 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又“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分别见于今《管子》的《牧民》和《权修》，而文字烦简不同。 《史记·管晏列传》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既然在司马迁时《管子》书是“世多有之”，他见到的《管子》，当是汉代容易见到的书，而上述诸篇为管仲自著，也应是司马迁时一种公认的看法。 看来，《管子》书是研究管仲必读的书，但须谨慎汲取，最好在使用时取得旁证。 第二节子产子产执政以前子产，郑穆公之孙，子国之子，名侨，子产是其字。又字子美。他的家族就是“七穆”之一，即所谓“国氏”。公子之子称公孙，故他又叫做公孙侨。以父为字，故又叫做国侨。 子产的生年不详。郑简公元年，公元前55年，子国、子耳侵蔡。蔡是楚的与国，所以郑侵蔡必然会引起晋楚之争。《左传》襄公八年记载此事说“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无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后来，事实果如子产所说那样。子产当时还是童年，他的父亲子国一听到这话，就斥责说“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按古代5岁到9岁之间都是童年，我们假定子产这时就是十九岁，那么，子产当生于公元前584年，即郑成公元年。 子产的卒年，《左传》与《史记》记载也有出入。据《史记·郑世家》说，子产于声公五年卒，《循吏列传》又说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卒。考之《左传》，子产自简公十二年为卿（公元前554年，鲁襄公十九年），二十三年执政（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至定公八年卒（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共计前后三十二年。若单以执政论，则治郑只有二十三年，与《循吏列传》所云，相差不多。倘照声公五年（公元前49年）卒计之，则前后达五十九年。单就执政而论，则治郑当在四十八年以上。《循吏列传》与《郑世家》比较，相差至二十余年之久。考定公八年以后，执政者已为子太叔，而献公九年以后，执政者又为驷颛。声公五年，执政驷颛卒。司马迁可能误驷颛为子产了。故《左传》以子产于定公八年卒，可能是正确的。这样，子产生于公元前584年，卒于前522年，享年六十二岁。 关于子产的少年时代，我们今日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他既然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公孙，必定从小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这在他所论侵蔡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还是“童子”，就已有这样的政治见识了。他办理外交时，引用诗礼，非常得体，既可见他的智慧学识，又充分显示他的才华。 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3年），正值子驷当国，郑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暴乱。子驷被暴徒杀死了，子产的父亲子国也牺牲了。当时子产大约二十二岁，他勇敢地组织国人，抵抗暴徒。他帮助了在子驷以后当国的子孔，平定了乱事。 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子孔与子驷一样专断独行，国人不满。 是年，国人又杀死子孔。子展继位当国。子产为卿，开始了从政的生活，但他尚未插手于内政，而做了几件漂亮的外交活动。 简公十五年（公元前55年），晋国以盟主的身分命郑往晋朝聘。晋平公问郑国何以从楚。子产说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简公）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指晋侯）。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郑国自称），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骋，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元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 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这番话的前段历叙自悼公以来郑国与晋国友好的关系，虽然有时不能不“有贰于楚”，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后段的语气由委婉而转入严厉，大意说你们大国如果能够安定小国，那小国自然会朝夕去朝见晋庭。如果不怜恤小国的祸患，实际上是为了他项问题——如货贿，口头上却说是征朝，那么，小国负担不起剥削，就要变成仇雠，这是小国感到忧虑的事情。晋侯听了子产这番话之后，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郑简公十七年（公元前549年），子产寄信给晋范宣子，劝他减轻盟国对盟主纳币的负担。这也是一篇著名的有声有色的外交文件。原信说子（指范宣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德也夫！宣子得信后，便不得不减轻诸侯贡物的负担。 这时，因为吴的强盛，在今长江淮水流域一带吴楚不断发生战争，楚国疲于奔命。晋在中间起着挑拨离间的作用。楚自平王以后，已经无力经营北方，因而郑国在外交上渐渐倾向于晋，同时为晋伐陈蔡许等从楚的小国。简公十八年（公元前548年），子展、子产帅师入陈。陈败。陈侯只好穿着丧服，怀抱社主，群众男女也分别系着绳子，作为俘虏，去欢迎郑国的军队，陈几乎灭亡。这次郑的入陈，原是为了讨盟主晋国的欢心，所以子产一待战争结束，便去向晋报捷。晋人间子产“何故侵小？”这大概是晋怕郑强大的缘故。子产也反问说“今大国多数圻矣（意为土地不断扩大），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子产在外交上的成功，当然也不是只凭他的口才，而是由于他对当时的形势、各国的实力，都能了如指掌，因而能从容进退。简公十九年（公元前547年），楚为了替许报仇，起兵讨伐郑国。郑人准备抵抗。子产却说“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意即贪功一来），不如使逞而归（逞，快也），乃易成也。”子展听从了子产的意见。后来楚师来到郑国耀武扬威了一番，便班师而回。郑国没有抵抗，也没有导致战争。 郑简公二十年（公元前547年），这一年由宋向戌发起第二次弭兵大会。这次大会参加的，有齐、秦、晋、楚、鲁、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当时中原诸侯各国内部都发生“公室卑弱，大夫专政”的现象。长期的争霸战争，互相砍杀，弄得“夫妇男女，不遑启处，”民生凋敝已极。小国固然受害最深，大国也弄得精疲力竭。楚国虽无大夫专政的局面，但是吴在边境《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上的扰乱也使它穷于应付。因此，当时诸侯各国都有休兵停战的共同要求。大会期间虽然晋、楚、齐、秦四个大国之间发生一点矛盾，但是大会之后，晋楚两国与中原诸侯之间竟维持和平达四十年之久（自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年，到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年）。 晋赵武自宋参加弭兵之会以后，经过郑国。郑简公亲自举行宴会，欢迎赵武。赵武有意试探一下郑国的态度，请郑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印段、公孙段赋诗。最后子产赋《隰桑》之诗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武说“武请受其卒章。”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聘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互相赠答。他对子产说“郑难将至，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2。他已预料到子产将执政了。郑裨谌也对子产寄托很大的希望。 次年（公元前543年），子产有事到晋国去，见到晋叔向。叔向问到郑国强族驷氏、良氏之间的斗争。子产没有表态。后来驷带（驷氏）率国人讨伐伯有。子产说“兄弟如及此，吾从天所与。”他依然没有左右袒。伯有死后，他枕股而哭之，并且以礼把伯有的尸体埋葬了。驷氏的人要打子产。子皮劝止他们，说“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3这年，应该轮到子皮执政。但是他保荐子产执政。子产推辞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但子皮竭力他，终于接受了执政4。子皮是属于罕氏强族，他没有参与驷良之间的斗争。子产执政以后的内政外交活动，都得到子皮的。因此子皮死时，他不禁失声而哭，说“我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 子产执政期间的内政外交还在子产年轻时，有一次他问然明“为政”。然明回答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很同意他的见解，并去告诉子太叔。子太叔就是子产执政以后的继承者。 又有一次，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回答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2这话比然明所说，似乎要更稳重些。后来子产执政，他的内政外交基本上按照他的这个言论去做的。 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子产从陈结盟回来，他对郑大夫们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聚米粟，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门，以介于大国，能无亡乎？不过十年矣”3。这种情形，与子产自谓郑“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无何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2《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3《左传》，襄公三十年。 4《左传》，襄公三十年。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左传》，襄公三十年。 同，虽然陈当时确比郑要弱小得多。由子产对陈的评论看来，他是有意维护公室的权力，而反对私家贵族的“政多门”的现象。 在子产刚执政前，驷良方争，他并不左右袒。这可能是他自己感到政治力量还不稳固的缘故。在“七穆”的强族中，以驷良两族最为强横。后来，良氏被驷氏赶出国外，不久又被杀死了，从此驷氏独强。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年，公孙楚（游氏）与公孙黑（驷氏）为争夺一个女人而发生斗争，公孙黑表现得更加横蛮。子产反而把公孙楚放逐出国。董隧之盟，罕虎等六族私盟，公孙黑知道了，硬要参加。子产也不加讨罪。这样过了一年，公孙黑将作乱，其族人和诸大夫都反对他。子产乘机把公孙黑处死。驷氏强族才稍衰。 其次，丰氏罕氏也很强大。子展、子皮即属罕氏，是子产执政的者。子产执政不久，丰卷要求田猎一次以便获取新鲜禽兽作为祭祀品。子产说“唯君用鲜，众给而已”，没有答应。丰卷便准备动武，赶走子产。子皮又子产，丰卷反而被迫逃奔晋国。子产把丰卷的田里全部保存起来。三年后，丰卷回国，子产又把田里，包括三年内田里的收入，归还给丰氏。由此可见子产对贵族的曲意回护了。西周时土地本是王有的，但是贵族既然可以长期占有，实际上也就等于私有了。此由丰卷的田里一例可以看出。 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39年，公孙段相郑伯骋晋，晋平公很喜欢他，把州的一块土地赐给公孙段。但是这块土地（在晋郑交界之处）已经历过多次主人，韩宣子、范宣子、赵文子三家又争着要它。所以公孙段一死，子产劝公孙段的儿子丰施把这块土地归还晋国。丰施已同意了。当时晋韩宣子执政，子产对韩宣子说“日君以夫公孙段为能任其事，而赐之州田，今无禄早世，不获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闻于君，私致诸子。”这就是土地只能占有的例子。当然，如果这块土地原是郑国的土地，那么丰施继承其父是理所当然的。 自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之间保持和平。子产是比较亲晋的，他为卿时就曾数次骋晋。由于他的外交辞令和利用周礼，他在朝骋和轻币等问题上，都给郑国争得光彩。执政以后，他也几次赴骋，可以算是礼仪性的。郑定公元年，公元前529年，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和子太叔相郑赴会。鲁、周、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也都参加了。这却是一次重大的会盟。在开会前一日（七月癸酉）先举行朝晋礼。子产命外仆（官名）速张幄幕，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到了晚上，子产听说子太叔还未张幄幕，使速往，却无余地了。仅此小事，也可见子产的外交经验和才能都要比子太叔为高明。次晨甲戌，会盟典礼开始，而又发生“争承”问题。《正义》解释承，就是贡赋，言诸侯所出贡赋，各国按照班爵大小而有不同。子产认为郑是伯男，不该与公侯同列。子产根据周礼，说了下面的一番话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言郑国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应出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使人通骋问者）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犹缺，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子产理直气壮，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终于不得不答应。结盟之后，子《左传》，昭公十三年。 太叔责怪子产，他说“诸侯若讨，其可读乎？”子产回答说“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竟亦陵，何国之为！”子产对于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据说，后来孔子听到子产为国争承的事情，赞叹说“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2郑定公四年（公元前52年），晋韩宣子骋郑。郑伯欢迎他，举行宴会。郑大夫孔张后到，立于客间。掌司仪的纠正了他。孔张走到客的后面，客不让进去。他到挂乐器的地方站着。这种失礼的行为是要被贵族阶级所讪笑的。郑大夫富子因此向子产谏议道“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礼，吾子之耻”。他是想子产惩罚孔张，以讨好于大国的权臣，子产为了保持郑国的尊严，很不高兴富子的媚外态度，怒斥了富子一顿。 又，晋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因此他趁骋郑之际，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太叔、子羽等怕得罪于晋，不得不要求商人给他。独子产不肯。他说，政府与商人世有盟誓“尔（指商人）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所以他不能为韩宣子强迫商人一定要卖给韩宣子。子产接着严正地说“今吾子（韩宣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韩宣子听了子产的话，再不敢要玉环了，说“起（宣子名）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失诸侯和鄙郑国），敢辞之。”此与上事同样，子产维持了郑国的尊严2。 这时期，子产对于楚国也保持和平的关系。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年，楚公子围骋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将入馆舍时，郑发现楚人带着兵器，使行人（办外交的）子羽与楚交涉。公子围让步，倒挂着弓衣（橐）以示无弓，进入馆舍，迎接新妇。这件事虽由子羽出面交涉，实际上也是子产的意思3。 当时，正值楚郏敖在位，公子围篡位的野心已日益暴露。他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郑边境修筑犨、栎、郏三城，郑人害怕起来。子产知道公子围的目的是在转移国人的目标，而不是真正要攻郑，所以他说“不害，令尹（指公子围）将行大事（言将弑君）而先除二子（指黑肱及伯州犁）也，祸不及郑，何患焉！”这年冬，公子围果然弑死郏敖自己即位，是为灵王。由此可见子产对于当时列国形势是瞭如指掌的，所以他能断定公子围筑城的目的不在郑国。 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年），楚公子弃疾赴晋过郑。郑罕虎、子产、游吉从郑伯在相欢迎他。弃疾很有礼貌，见郑伯以马八匹作为礼物，如见楚王一样，见子皮（罕虎）如上卿，以马六匹作为礼物，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太叔以马二匹，各如其分。并且下令他的随从士兵，不刍牧，不进入田中，不砍伐树木，不强买等等。这是过去楚人进入小国境内所没有过的现象。因此子皮、子产、子太叔推测弃疾将有为王的野心。后来灵王被弑，公子弃疾为王，是为平王。这个例子同样说明子产能够洞察列国形势，所以料事如神。2《左传》，昭公十三年。 《左传》，昭公十六年。 2《左传》，昭公十六年。 3《左传》，昭公元年。 《左传》，昭公六年。 子产的三项改革子产政治生活上最大的成就，是他执政后立即进行的三项改革。 第一项是田制的整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此事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这次田制改革实际是二十年前子驷“为田洫”的继续。《孔疏》解释“为田洫”说“为田造洫，故称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过制。子驷为此田洫，正其封疆，于分有剩则减给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孔疏》的解释是正确的。《左传》记述子产的改革特别说“大人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语也可证明。这就是说，春秋以后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破坏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贵族“占田过制”，不但原来的公田已由贵族占有而变为私有，而且农民的私田也可能被他们所掠夺，从而代耕公田也就成徭役剥削了。这自然会引起广大的人民和一部分没落的贫穷贵族（包括“士”在内）的不满。而这种改革必然会牵涉到既得者的利益，子驷那次改革的失败，就是四族丧田者引起来的暴乱。故子产改革之后一年，舆人之诵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左传》记载那次暴乱，特别引用《郑书》称“盗”者并非大夫，因此“舆人”可能主要指“士”（上文“大人”指大夫，见杜注）。他们是有田的（即所谓“士食田”）。也有“隶子弟”（见《左传》桓公二年）。因此，舆人之诵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他们中间必定也有占田过制的，因而也必定有没落的贫穷的人。三年之后，大概是因为生产发展了，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停止了，他们就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所以舆人之诵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这次改革，恐怕是整理多于改革。因为从“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看来，他并不废除国野（乡、遂）的制度。服，不是车服，而是服役之服，即所谓“上所以事神，下所以事上”的等级服役制度。 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这是在郑简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38年），距他的作田洫的改革只五年，距鲁国作丘甲则晚五十二年。《谷梁传》对鲁作丘甲说“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按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他们是不服兵役的，因而也无作甲的义务。现在鲁国统治阶级要被统治的野人也制作甲，当然是“非正”的，郑作丘赋，大概与鲁作丘甲相同。就是说，郑国统治阶级从此也要丘所在的被统治阶级供应军赋了。赋本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所以郑作丘甲与鲁作赋并无不同。这是春秋以来由于战争的频繁，各国普遍地有加赋的趋势。统治阶级不一定预料到，这样一来，国野的界限却不知不觉地取消了。 子产这次改革，同样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是必然的。如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产毫不动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迁矣。”这种坚定的意志，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所少有的，也就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 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这是在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年）。它与晋铸刑鼎应该相同，而时间上却早于晋国二十三年（前53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我国文献上第一次明确用铁的记载。虽然郑铸刑书是否铸在铁铸的刑鼎上，不能断定，但既然说“铸”，很可能也是铁鼎，郑铸刑书，晋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他的言论与二十三年后晋铸刑鼎，孔子所反对的言论全出一辙。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两相比较，可知铸刑书和铸刑鼎，就是把贵族阶级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加以公布。在此以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不成文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礼只施于贵族，刑（指体罚）则施于平民、奴隶。因此铸刑书和铸刑鼎必然对于贵族不利，而引起叔向、孔子等人的反对。 应该指出，刑书的公布必定是阶级矛盾的结果。因为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侨（子产）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倘使不是为了无法解决的阶级矛盾，何以说话如此严重！子产于临死前给子太叔的遗嘱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死后数月，子太叔执政，他不忍猛而宽，结果是“郑国多盗，取（聚）人于萑苻之泽。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子产），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依《左传》的记载，萑苻之盗似乎发生在子产死后数月，这或是为了故意给子产隐讳，而在子产生前已经发生，就是说，在子产铸刑书时必定已经发生，否则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就不能理解他死前的遗嘱里，说什么宽猛云云，也就成为无的放矢了。 我们知道，雅典公布德拉古成文法，罗马公布十二铜表法，都是平民不断地剧烈地反对贵族特权才取得的。尽管那些成文法还很不平等，条文非常之残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布，总比把法律藏在贵族手里，要对平民有利。以此类推，我们认为郑晋刑书的公布，对平民也可能比较有利，而这正是叔向、孔子等人反对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子产的改革虽然有其抑制贵族的一面，但是他对于贵族也有曲意回护的一面。 子产的思想子产不只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可以说只属于郑国，而他的思想，不只影响于春秋时期，而且影响于后代。 子产是一个很博学的人，这与他少年时受到良好的诗礼教育是分不开的。郑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年），子产到晋去问候晋平公疾病。叔向问子产说“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回答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左传》，昭公二十年。 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日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萦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萦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 叔向听了这番话后，说“肸（叔向）未闻也，此皆然矣”。晋侯听到子产的话，说“博物君子也”。他不但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参、商二星的神话传说，而且说明了男女同姓不婚，其生不蕃的生理原因，指出晋侯的疾病不是由于实沈台骀为宗，而是由于男女饮食的缘故。 又如后来子产第二次骋晋，晋侯生病，已经三月，梦见黄熊。韩宣子问是什么厉鬼。子产回答说“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首先他驳韩宣子厉鬼之说，接着他又讲述黄熊的故事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子产强调人事，但是他并不否认鬼神的祭祀的意义。这种态度与孔子“祭神如神在”一样。 简公三十年、三十一年间（公元前53、535年）郑国发生一次闹鬼事件，人们纷纷传说“伯有至矣！”（伯有被子晢驷带所杀）而且有人传说，梦见伯有披着兵甲走过，某月某日要杀死驷带和公孙段。后来驷带和公孙段果然如期而死，因此众人惊慌得很。子产在这种情况下，为伯有立了庙，并让良止（伯有子）和公孙泄（子孔子。子孔也是被国人杀死的）继为大夫。子太叔不解其故。子产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意思是说要使他的魂魄有所归宿。太叔又问“公孙泄何为？”（子孔不为害，问何为立公孙泄）子产曰“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意思是说，为了满足群众的心理要求，有时政治上不能不反其道行之。公孙泄虽非冤死，但是借伯有立庙，只是“无义而图说”而已。因此，子产虽然不是无鬼神论者，但是他仍然重在人事，或者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这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其义实在相似。后来子产到晋国去，赵景子还问“伯有能为鬼乎？”子产也不否认鬼神，他接着说，伯有是大族，而且从政三世，不幸“强死”（即被人杀死），能为鬼，不亦宜乎？”2说穿了，伯有为鬼害，就因为他是大族。 《左传》，昭公元年。 《左传》，昭公七年。 2《左传》，昭公七年。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内部还保持着氏族贵族的民主精神，古代所谓“德治”、“仁政”。尽管有后人的夸张，其实就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决不是儒家空想出来的。子产从政，他没有子驷、子孔那样专断，而是相反。《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由此可见子产执政时期，尽管郑仍旧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强族也仍旧专横，但当时无论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这不仅是子产一人的智慧才能，而是他的班子比过去要健全得多，也就是他能够更多地发扬了贵族民主的精神。 子产的民主精神，在“不毁乡校”一事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左传》记载道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 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2传说，“乡校”即古之“明堂”，为讨论、执行政治的地方，春秋时是否尚有此制，已不可知，不过它可能还作为古建筑保留下来，而且为人游观之所，并按照旧习惯大家在这里议论政治。然明主张“毁”，子产不主张“毁”，正可说明子产的民主精神。 子产不但尊礼，知礼，而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产论礼的一大段话，从内容看来，却可证明子产是礼的专家。有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命，因天之性，生其大气，用其五行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 赵简子听了子产的议论之后，赞叹他说“甚哉！礼之大地！” 在礼法的问题上，子产仍旧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礼是第一位的，不得已才用法或刑罚。他之铸刑书就是其例。 在天道观方面，子产确有超出同辈的人的地方。他的一句名言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这是郑定公六年（公元前524年），宋、卫、陈、郑四国发生大火，裨灶是懂天文的，他预先警告过子产，要子产以瓘斝玉瓒禳火，子产弗听。后来宋、卫、陈、郑果然大火，而且依裨灶说郑还要大火。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因此说了上面这话的。依子产的意思，天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它与人的规律是无关的，所以并不同意裨灶的话，至于禳火更是迷信之举。子产不只不听从裨灶的话去禳火，反而对于防火却做了充分的准备。郑国也未发生第二次大火。子产认为“天道”与“人道”是没有关系的，而应尽力《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左传》，昭公十八年。 于人事方面，这种观点与孔子基本上也一致的。 又郑国旱灾，子产使屠击、祝欵、竖树三人到桑林祭祀求雨。他们到后，反而把桑林砍伐了，不雨。子产说“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2因此把屠击等三人的官邑夺取了。天旱到桑林求雨，这是商代以来的老风俗，不过大片的森林可以引雨，这在科学上有一定的道理。子产命屠击等到桑林祭祀，这是他遵守传统的风俗的一面，但他既说“艺山林也”也似乎认识到森林与天雨的关系。 有一次，郑又大水。据说，在郑城外洧渊出现龙斗，国人要求萦祭，子产不答应。他说“我斗，龙不我觌（见也）也，龙斗，我独何觌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这仍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思想。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孔子耳里（时孔子29岁）他流着眼泪说“古之遗爱也！”2孔子与子产生前似未谋面，但是孔子是深深地敬爱子产的为人的，他这一叹语与“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正是因为他们思想上有共鸣的地方，才可能说出这么深切的话。 2《左传》，昭公十六年。 《左传》，昭公十九年。 2《左传》，昭公二十年。 第三节晏婴、叔向晏婴相齐晏婴，字仲，溢平，习惯上多称为平仲。东莱夷维（令山东高密县记》称其“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则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司马迁为晏婴立传，对他极为推崇，说“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耶？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哭齐庄公成礼，进谏节俭，这是我们所知晏婴一生中的重要事迹。 晏婴哭齐庄公成礼，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较详的记载。当时，崔杼设置圈套，预谋杀害庄公。庄公要与崔杼之妻通奸，陷入圈套。晏婴闻讯，来到崔氏住宅的门外。有人问晏婴，你要为君而死吗？回答是，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有人又问，你要跑到别处去吗？回答是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又问你回去吗？回答是君死安归。接着，晏婴说出一番道理“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崔家的门打开了，晏婴走进去，枕尸而哭。兴，三踊而出。有人就跟崔杼说，一定要杀掉他。崔杼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这段故事表明晏婴在生死的关键时刻，能作出理智的选择。他没有死，但并不怕死。崔杼敢于杀害庄公，而不敢杀害晏婴，这可见晏婴在当时政治天平上分量之重。 晏婴进谏，有时，是象司马迁所说，“犯君之颜”，因事引导，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公元前522年，齐景公生病已经一年，还没有好。诸侯派人来问疾者不少。梁丘据和裔款说，“我们祭祀鬼神，比先君还要丰盛。现在君主病了，使诸侯担忧。这是祝史之罪。诸侯不知内情，要说我们不敬鬼神了。”他们建议杀了祝史，以便向诸侯解释。景公把这个意思告诉晏婴。晏婴说若是有德行的君主，内政外事不荒废，上下无怨恨，举动不背时，那么祝史向鬼神陈说实情，也不会有什么惭愧。因而鬼神也会飨用祭礼，国家也会受到福泽，祝史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如果遇到的国君，内政外事偏颇邪恶，朝野上下怨恨，举动邪僻背理，纵欲贪私，高台深池，**乐无已，斩刈民力，掠夺民财，从而酿成过错，又不体恤后代，暴虐放纵，胡作非为，毫无顾忌，不考虑怨谤，不害怕鬼神，把鬼神的震怒和百姓的痛恨都不放在心上，那末，祝史若陈说实情，则是诉说国君的罪过；如果祝史掩盖过错、列举好事，则是虚诈欺骗。所以鬼神不享受祭祀，国家因而得祸，其中也有祝史的份。夭、昏、孤、疾者所以存在，只因为有暴君的缘故。 景公问那末，怎样办呢？晏婴回答说这不是杀祝史所可办到的。现在山林泽薮，盐蜃，都设官看管。贪鄙的人掌握权力，各处的关卡横征暴敛，世袭的大夫强买货物；政令无准则，赋敛无节度，宫室不断更新，**乐不止，宠妾在市场肆意掠夺，宠臣在各处假传教令，私欲不能满足，就加害百姓。百姓痛苦困乏，夫妇都在诅咒。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地，摄地以东，姑地，尤地以西，人口多得很呢！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晏婴的这次进谏，有进步思想的内容。“祝不胜诅”，有无神论和人民性的倾向。这次的进谏，是有政治效果的。景公指示大臣们宽政、毁关、去禁、薄敛，裁减了一些不利于民的机构和法令。 也是在公元前522年，晏婴又一次的进谏。《左传》昭公二十年说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梁丘据）驰而造焉。 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 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番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和而不同，就是听取多方面不同的意见，不要偏听。二是于一种意见之中，也要有可有否，作出一些分析，不要囫囵吞枣。晏婴所说，是如何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问题。他的话说得委婉，但是关系国君政治作风的大问题。 晏婴坚持节俭。对违背节俭的事，虽君命有所不受。《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景公打算为晏婴更换住宅，说，“你的住房靠近市场，又低湿狭小，喧闹多尘，不能在这儿居住了，把你房子换到高爽的地方吧。” 晏婴辞谢说“君的先臣就住在这里，下臣我不足以继嗣祖业，住在这里就已经过分了。况且小人靠近市场，早晚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这与小人有便利之处，岂敢麻烦里旅的人为我建造新房呢？” 景公笑着说“你居近市场，知道物价的贵贱呀？”晏婴说“当然知道。市上的履贵踊贱。”这是晏婴乘机谏景公刑罚之多。景公听了晏婴的话，为之减刑。 等到晏婴出使在外，齐景公命人更换了晏婴的住宅。晏婴从国外回来，新住宅已经建成了。然而，晏婴拜谢以后，就将新宅拆毁了，并重新建造邻居的房屋，都象原来的样子，让原来的住户又重新搬了回来。 《晏子春秋》记晏婴总是乘坐破旧的车子，驾车的马也老瘦不堪。齐景公见了说“你的俸禄太少了吧？为什么你的车马这样不好呢？晏婴说臣得暖衣饱食，敝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够了。 晏婴走后，齐景公命梁丘据给晏婴送去了漂亮的大车和骏马。一连送了三次，都被拒绝了。 齐景公很不高兴，就把晏婴召来，对他说你不接受车和马，我以后也不再坐车了。晏婴说你让我统辖全国官吏，我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从俭处事，《左传》，昭公二十年。 见《韩非子·难二》。 以便给全国的人们作个样子。这样，我还恐怕他们有奢侈浪费和不正当的行为。现在你在上面是辂车乘马，我在下面也乘坐这么好车马，这样一来，有些人就要学你和我的样子。上行下效，会弄得全国奢侈成风，我也就无办法去禁止了。最后，晏婴还是辞而不受。 车马和住宅，好象只是生活上的事，但从晏婴作为齐相的身份说，却是关系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大事。司马迁说他“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可见他对于节俭的坚决及其政治影响。他对于节俭的一些议论，也有人民性的倾向。晏婴作为一国之相，于上述各事外，对人才的敬礼，任用，特别重视。 有一次，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以为不祥。晏婴说“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也。”又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婴如何改变齐国的政治。晏婴说国具官而后政为善。景公很不高兴，说“齐国虽小，何为不具官乎？”晏婴说“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昔先君桓公身体堕懈，辞令不给，则隰朋侍。左右多过，刑罚不中，则弦章侍。居处肆纵，左右慑畏，则东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则宁戚侍。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父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者也，故曰未具。”2晏婴的这两次议论，见于《说苑》，或多浮词，但略可见晏婴对人才的重视。 《史记》记“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 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又记“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这两段记载，写出了晏婴在为国、敬礼、任用贤才的不平常的作风。司马迁为晏婴立传，很重视这两件事，把它们放在传记的重要地位上。 公元前500年，晏婴卒。生年不详，开始相齐之年亦不详。但他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在齐景公时期，当无可疑。景公听到晏婴死之后，急忙奔丧，伏尸而号，悼念他对自己的日夜督责，“不遗尺寸”。十七年后，景公还怀念他，说“自我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曾闻吾过、不善。”世传《晏子春秋》一书，系后人对晏婴言行的辑录，似成于战国人之手，内容多系传说，不尽可信。 叔向论政《晏子春秋·景公以晏子乘弊车驾马使梁丘据遗之三返不受》。 2《说苑》卷一，《君道》。 《说苑》卷一，《君道》。 叔向，羊舌氏，名肸，是晋的公族，历事晋悼公、平公和昭公，死于公元前528年或稍后，生年不详。晋悼公时，傅太子彪，即后来的平公。他在晋国没有执掌国政，但以正直和才识见称于时。他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见解和政治风范。 公元前552年，晋平公六年，叔向的异母弟弟羊舌虎因罪被杀，叔向也被囚禁。平公宠臣乐王鲋向叔向表示，说他可以去说情。叔向不理他。并向人表示，只有祁奚才可以帮助他。他说“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难道会单独把我丢下吗？”后来，情况的发展，正如叔向所料。平公向乐王鲋询问叔向的罪过。乐王鲋回答说不丢弃他的亲人，可能是同谋。当时祁奚已经告老休养了，听说叔向的情况，坐上传车去拜见范宣子，说“谋而鲜过，惠不倦者，叔向有焉”。这是国家的柱石。即使他的十代子孙有了过错，还要赦免，用以勉励有才能的人。现在一旦自身不免于祸，而使之丢掉国家，这难道可使人理解吗？鲧被诛戮而禹兴起，伊尹放逐太甲而又做了他的宰相，也没有受到怨恨。管叔、蔡叔被诛，而周公辅佐成王。为什么叔向要为了羊舌虎而被杀？宣子被说服了，同往劝说平公赦免了叔向。祁奚和叔向都不认为这件事的处理是由于私情。祁奚不见叔向就回去了。叔向也不向祁奚表示感谢而去朝见晋平公。 公元前54年，晋平公十二年，宋国的向戎发起弥兵之会。晋、楚两国是主要的参与者。晋国的代表人物是赵武，叔向是赵武的副手。楚国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木。要会盟了，楚人衣里裹上皮甲。这实际上是对晋及晋方诸国的不信任。楚国伯州犁说“会合诸侯的军队，而做不信任人的事，恐怕不可以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盟会。如果不信任别人，这就是丢掉了所用来使诸侯信服的东西。”他坚决请求子木解除皮甲。子木说“晋国和楚国缺乏信用，已经很久了，干对我们有利的事就是了。如果能满足愿望，哪里用得着信用。”伯州犁退下去，对人说“令尹将要死了，不会到三年。但求满足意志而丢弃信用，意志会满足吗？有意志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生信用，有信用就巩固意志。这三件事互相关联、彼此确定。信用丢了，怎么能活到三年呢？”赵文子为楚人裹甲而感到担心。叔向说“这有什么可怕？一个普通人一旦做出了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如果一个国的卿，会合了诸侯而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人造成麻烦，这是你不必担心的。用信用召集别人，而又用上了虚伪，必然没有人亲附他，那里能危害我们？而且我们依靠着宋国来防守他们制造的麻烦，那就能人人舍命。和宋军一起舍命抗敌，即使楚军增加一倍也是可以的，我有什么可怕呢？而且事情又不至于到这一步。嘴上说消除战争以召集诸侯，反而发动战争来危害我们，我们的好处就多了，这我们是不必担心的。” 晋国和楚国争执歃血盟誓的先后。晋国人说“晋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在晋国之前歃血的。”楚国人说“你说晋国和楚国的地位对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这就是楚国弱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交换着主持诸侯的结盟已经很久了，难道专门由晋国主持？”叔向对赵武说“诸侯归服晋国的德，不是归服它主持结盟。你致力于德，不要去争执先后。而且诸侯会盟，小国也一定有主盟的人，让楚做晋的小国，不也是可以吗？”于是《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就让楚国先歃血。《春秋》记载会盟诸国的顺序，把晋国放在前面。《左传》说，这是由于晋有信用。 会后，宋公招待晋、楚的大夫。赵武为主宾。楚令尹子木跟他说话，赵武不能回答。叔向在旁边说话，赵武也不能回答。子木回国后，对楚王说“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弭兵之会的成功，和缓了南北对抗的紧张形势，这当是符合各国人民愿望的。叔混在大唐之我是罗成sodu向在会盟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公元前537年，晋平公二十一年，晋韩起以叔向为副手，入楚送女。在路经郑国的时候，子皮、子太叔慰劳他们。太叔对叔向说“你要当心，楚王是非常骄横的。”叔向说“他非常骄横，只有对他自己有害，对别人有什么关系。若奉我币帛，慎我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从而不失仪，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训辞，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虽骄横，又能对我怎么样。”叔向所说的主要内容是“守之以信，行之以礼。”“守之以信”，是遵守出使的任务，也就是送女成婚。“行之以礼”，是按传统的规范行事。“信”和“礼”，在叔向的言论中，往往是被强调的。此外，“度之以二国”这句话也是重要的，是说要审度晋楚二国之不同的形势，也即国家的实力。 后来，事实证明，太叔和叔向的话都是对的。楚王在韩起、叔向等到达后，对群臣说，他要派给韩起、叔向等人担任不体面的职务，以羞辱晋国，自己好痛快痛快。群臣没有人答腔，只有启疆说了话。他指出，晋自鄢之战以来，一直没有放松警备，两晋臣到楚以后的一切活动又都依礼行事。晋国送亲的使者，都是各国卿大夫中著名的人物，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不可轻易得罪了他们。他说楚王的想法“将以亲易怨，实无礼以速寇，而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遣之客以逞君心。”这番话把楚王说得省悟过来，他说“不穀之过也。”于是以厚礼接待韩起。本来想找麻烦使叔向为难，但也做不到，只得也用厚礼接待了叔向。公元前53年，晋平公二十二年，郑铸刑书。叔向致照书子产，表示他对公布刑书的意见。叔向在书中说“始吾有虞于子，今财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彊，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负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子产不同意叔向的意见，答书坚决而委婉地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左传》，昭公五年。 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2叔向和子产的书信，是春秋政治史上的重要文献。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严重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对待礼的态度。叔向主张“行之以礼，守之以信”，防民有争心。子产铸刑书，则“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叔向看不到传统的社会秩序必然要灭亡，他看到的是刑书公布后所要发生的新的矛盾。子产是主张改变传统的社会秩序的，但他也并不认为新的办法就可能彻底解决矛盾。所以他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叔向和子产，在政治思想上的具体表现尽管不同，但又都表现了春秋这一动荡时期的政治家看不到历史前途的苦闷。 公元前533年，晋平公二十五年，周王朝的甘大夫和晋的阎大夫嘉争夺阎地的土田。晋的梁丙、张趯率领阴戎进攻王朝的颍邑。周王使詹桓柏向晋致词，指出周之疆土及封建子弟的历史，意在谴责晋对历史使命的背弃，谴责晋率戎人伐诸姬的错误。最后指出周王室同晋的关系，“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如晋要“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也就无可责备了。叔向对韩起说“文公之霸，难道能改变制度吗？他辅佐拥戴天子，是很恭敬的啊。从文公以来，累代都有不合礼的活动，损害了宗周，暴露了自己，诸侯对晋的三心二意不也是应该的吗？天子的致辞，你还是要考虑考虑。”韩起同意叔向的意见。这时，周王的姻亲有丧事，晋就派赵成到周吊唁，送去阎的土田和入殓的衣服，遣返在颍地抓到的俘虏。周王也派大夫宾滑逮了甘地的大夫襄，来讨晋国的喜欢。晋对他加以礼遇而放了他回去。 公元前53年，晋昭公元年，楚王召蔡灵侯于申而杀之，使公子弃疾帅兵围蔡。韩起问叔向说楚国会战胜吗？叔向回答说“可以战胜的。蔡侯得罪了他的国君（指其杀父自立）而无恩于民！天要假手于楚以处死他，为什么不能战胜他呢？但我听说，不讲信而微劳得利，不能有第二回。楚曾使陈太孙吴伐陈，说将要安定你的国家。陈人听从了他的命令，就把陈变成一个县。现在又诱蔡而杀了其君，以兵围了蔡。虽侥幸得胜，也必然受到灾殃，这是不能长久的。以前，桀战胜了有缗而丢掉了国，纣战胜了东夷而丧失了生命。楚疆小，地位低，而比桀纣还要暴虐，能够没有灾祸吗？上天借助于坏人，不是降福给他，而是增多他的罪恶而降罚于他。比如天有五种材料而由人使用，材力用尽也就丢了。因此楚国不能拯救了，也不能复兴了。”公元前529年，晋昭公三年，楚公子比（即子干）、公子黑肱、公子弃疾等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入楚，与楚灵王争夺王位。韩起问叔向子比会成功吗？叔向说“他不会成功。如想得到国家，必须克服五项困难。有了显贵的身分而没有贤人，这是一。有了贤人而没有人内应，这是二。有了内应而没有谋略，这是三。有了谋略而没有人民，这是四。有了人民而没有德，这是五。子比在晋国十三年了，晋、楚跟从他的人，没有知名之士，可以说没有贤人。族人被消灭，亲人背叛，可以说没有内应。没有可乘之机而轻举妄动，可以说没有谋略。一辈子在外边作客，可以说没有人民。流亡在外没有怀念他的象征，可以说没有德。楚王暴虐而无所顾忌，是自取灭亡。2《左传》，昭公六年。 《左传》，昭公九年。 《左传》，昭公十一年。 子比不顾这五项困难而杀死原来的国君，谁能帮助他成功呢？享有楚国的，大概是弃疾（平）吧。他统治着陈、蔡两地，方城山以外也归属于他，烦杂和邪恶的事情没有发生，盗贼潜伏隐藏，虽然有私欲而不违礼，人民没有怨恨之心。神灵任命他，国内的人民相信他。芈姓发生动乱，必然是小儿子立为国君，这是楚的常例。得到神灵的保佑，这是一。有人民，这是二。有美德，这是三。受宠而显贵，这是四。年纪最小，合于常例，这是五。弃疾有这五项优点，可以消除那五项困难，谁还能够伤害他呢？子比的官职，不过是右尹；他的地位，不过是庶子；论起神灵所命，也是远的。贵和宠，对他都说不上。百姓没有怀念他的，国内没有亲附他的。他要凭什么立为国君呢？” 韩起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到僖公的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为辅助；有莒国、卫国作为外援；有高氏、国氏作为内应；从善好象流水一样，行动迅速；不贪财货，不放纵私欲，施舍不知疲倦，求善没有满足。由于这样而享有国家，不也是合适的吗？我们的先君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受到献公的宠爱；喜欢学习而专心一志。他生年七十，就得到五个人材。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作为心腹，有魏犨、贾佗作为臂膀，有齐、宋、秦、楚作为外援，有奕氏、郤氏、狐氏、先氏作为内应。他逃亡在外十九年，坚守自己的意志。惠公，怀公丢弃人民，人民因而亲附文公。献公没有别的亲人，人民没有别的希望。上天正在保佑晋国，将会用谁来代替晋文公？子比和这两位国君比，不一样。他是在国内有更有威望的人可以做国君的情况下，对人民没有施予，在外边没有援助，离开晋国没有人相送，回到楚国没有人迎接，凭什么希冀享有楚国呢？这年五月癸亥，楚灵王缢于芋尹申亥家。乙卯夜，子比在动乱中自杀。 丙辰，公子弃疾即位。楚政局的变化，大体不出于叔向所料。叔向的这段议论，既分析了楚的形势，也反映了他对于作为一个国君的要求，这在他的政论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公元前528年，晋昭公四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入楚，叔鱼代理景伯的职务，管理刑狱。韩起命叔鱼断狱。按规定，雍子有罪。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乃判邢侯有罪。邢侯怒，杀叔鱼和雍子于朝。韩起问叔向应如何判罪。叔向说“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有罪而以贿赂进行收买。叔鱼卖狱、邢侯专杀，他们犯的罪是一样的。已恶而掠美，是昏。贪以败官，是墨。杀人不忌，是贼。《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于是对邢侯施刑，对雍子和叔鱼陈尸。孔子评论这件事情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2这是说，叔向不以亲枉法。叔向一向是主张行礼守信的，但从这件事的处理上，又可见他是守法的，这同他反对子产公布刑书的精神并不矛盾。 季世的忧虑《左传》，昭公十三年。 2《左传》，昭公十四年。 晏婴和叔向，在齐晋两国卿大夫间都是著名人物，他们相互间也有接触，并且都有“季世”之感，对国家的前途满怀忧虑。这种忧虑，在春秋时期，特别是在春秋中、后期，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动荡的特点。 公元前539年，晏婴出使于晋。晏饮之间，两人进行了相当坦率的谈话。叔向说齐国的情况怎么样？ 晏婴说这到季世了。我不知道齐国是否要属于陈氏了。国君不爱护他的人民，让他们归附陈氏。齐国过去有四种量器，豆、区、釜、锺。四升为一豆，各自翻四倍，以成为一釜。十釜就是一锺。陈氏的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四分之一，钟的容量就更大了。陈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料运到市场，价格不高于山上；把鱼盐脣蛤运到市场，价格不高于海边。人民力量如果分为三份，两份归于国君，只有一份维持衣食。国君的积蓄腐朽生虫，而三老却挨冻受饿。国都的市场上，鞋子不值钱而假腿昂贵。人民有痛苦疾病，陈氏就给予温暖。陈氏象父母那样去爱护人民，而人民归附他如同流水。要想陈氏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哪里能躲得开？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跟随着始祖胡公，他们的神灵太姬，已经来到齐国了。 叔向说是这样。我们的公室，现在也是季世了。战马不驾战车，卿不率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御者和戎右，步兵的行列没有官长。人民困疲，而宫室更加奢侈。死于道上的人彼此相望，而宠姬家里的财富多得装不下。人民听到国君的命令，好象躲避仇敌。栾、郤、胥、原、狐、续、庆、伯，这八家已经沦为低贱的吏役，政事在于私家，人民无所依靠。国君哪一天也不肯改悔，用欢乐来掩盖忧患。公室已经这样卑微，还能再等几天？馋鼎之铭说“昧旦丕罡，后世犹患。”何况哪天都不肯改悔，他能长久吗？ 晏婴说你打算怎么办？ 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完结了。我听说，公室将要卑微，它的宗族象树枝叶一样先落，公室就跟着凋零了。我的宗十一族，只有羊舌氏还在。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又没有法度。我得到善终，就是侥幸。难道还会受到祭祀？晏婴和叔向谈话的情调，显然是低沉的。他们对于改变国家前进的方向也显然没有信心。但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作出了一些努力。晏婴是努力要改善现状，叔向是要努力维护传统。 在这次谈话以后的二十五年（公元前54年），晋倾公因祁恩专杀，杀了祁恩和羊舌食我。羊舌食我是叔向的儿子，祁恩的党羽，而祁氏、羊舌氏亡。后来，三家分晋，田氏得齐，都如晏婴、叔向所见。 第二章司马穰苴、孙武、伍子胥、范蠡春秋时期，战争频仍。无数次胜利和失败的战争经验反复出现，使人们得以比较研究，因而有认识战争规律的可能，也就会有军事家的出现。齐的司马穰苴、吴的孙武、伍子胥，都是著名的军事家。范蠡助勾践重建越国，既是政治家，也是军事家。 第一节司马穰苴司马穰苴，齐田氏之族，生卒年不详。曾为齐司马，故称司马穰苴2。齐景公时，晋伐阿（今山东东阿县）、甄（今山东甄城县），燕侵河上3，齐国不能抵。晏婴推荐穰苴说，他虽是田氏的众贱子，但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景公召见穰苴谈说兵事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将军，率兵抵御燕、晋的军队的进攻。穰苴说，“我向来卑贱，您从闾伍中提拔我为士大夫，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希望得到您的宠臣，国家尊重的人监军。景公使庄贾去作监军。 穰苴与庄贾约定，说明次日午时在军门相会。穰苴先至军中，等待庄贾。庄贾素来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在意。亲戚、左右的人为他饮酒送行。日中而贾不至。穰苴把军队出发前应进行整饬、约束的事都已经完成，夕时，庄贾才到。穰苴问为什么晚到？庄贾认错说，“大夫亲戚们送行，所以逗留。穰苴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深侵，邦内**，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召唤军正询问说按军法晚于约定时间到达，应怎么办？军正回答说“当斩。”庄贾恐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求解救。使人还未回来，庄贾已被斩，行示于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慄。不久，景公派遣使者持符节赦庄贾，奔驰入军中。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说驰三军的法是什么？军正说“当斩。”使者大为恐惧。穰苴说，君的使者不可杀。斩使者之仆，斩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行示三军。打发使者还报景公，然后行军。 穰苴亲到士卒住所，察看井灶饮食，问疾问苦。他尽取将军的资粮享士卒，自己与士卒平分粮食，并特别照顾羸弱的人。三天以后，在军中宣布约束。有病的都要求跟军队走，争相鼓劲赴战。晋师燕师听到这种情况，都罢兵而去。穰苴率兵追击，夺回丢失的土地而归。将至国，穰苴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 景公与诸大夫郊迎，依礼劳师。景公见穰苴，尊为大司马。不久，大夫鲍氏、高、国等人语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病而死。其后，田常杀齐简公，尽灭高、国之族。田常曾孙和自立，号太公。其孙因齐号，为齐威王。齐威王使大夫整理古司马法，而附穰苴于其中，称为《司马穰苴兵法》。本文所据材料，均见《史记·司马穰苴传》。 2一说齐将，齐湣王时掌国政，被湣王所杀。见《战国策·齐策六》。 3《史记正义》“河上，黄河南岸地，即沧、德二州北界。” 《史记·索隐》“车之左驸，当作‘軵’，并音附，谓车循外立木，承重辂之材。又斩其马之左骖，以御者在左之故也。” 第二节孙武孙武的事迹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孙武是齐国陈氏后裔。田完四世孙陈无宇生陈恒和陈书。陈书字子占，为齐大夫，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邑于乐安，生孙冯，冯生孙武。以田、鲍四族为乱，奔吴为将军。 经伍员的推荐，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庐（阖闾）。阖庐说你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试一下列阵吗？孙武回答说可以。阖庐说可以用妇女来试吗？回答说可以。于是出宫中美女百八十人。孙武把他们分成两队，用吴王宠爱的宫妃二人为队长。孙武命令所有的人都拿着戟，并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心、背和左右手吗？向前，就看心所对的方向；退后，看背所对的方向；左，看左手方向；右，看右手方向”。妇女们回答说好。约束已经宣布，便把铁钺排列起来，即刻反复说明规定，“三令五申之”。然后击鼓发令向右，妇女大笑不止。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击鼓，命令向左，妇女们又大笑。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他准备斩左右队长。吴王看见，大为惊骇，急忙传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我离开这两个宫妃，吃饭都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她们。”孙武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终于杀了两个队长，而用以下的人递补。孙武重新击鼓发令，妇女们左右前后跪起，都整齐规矩，合乎要求，没有敢出声的。孙武遣使报告吴王说“兵已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说“将军回去休息吧。我不去看了。”孙武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阖庐从此知道孙武能用兵。 吴王阖庐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于公元前50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进驻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阖庐知孙武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兵法》孙武有兵书传世，后人称作《孙子兵法》。这书相当系统地表述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兵书。 孙武是一个为吴王服务的职业军事家。他重视战争对社会的影响，重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危害，重视战争规律的研究。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又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亦同此说。以上，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越春秋·阖庐内传》，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 2《孙子兵法·计篇》。 家。”他认为，解决敌对势力间的矛盾，战争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2才是最好的办法。他反对凭着主观意图而轻于用兵。他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3孙武的战略思想，相当丰富。其主要的内容，约有四点一、战争的政治环境；二、战争与将帅的素质；三、敌我军情的掌握；四、因粮于敌和因敌致胜。 战争的良好政治环境，孙武称之为“道”。道的作用，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4“令民与上同意”，就是要得到民众的拥护，这当然首先要有可以得到民众拥护的政治环境。得到民众拥护而达到“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死”，这就是上下一心，形成了坚强的战斗意志，为制敌取胜取得了重大的精神力量。《谋攻篇》把这说成是“上下同欲者胜。” 《计篇》说，战争胜负的条件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得，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几条被称为战争“七计”，而“主孰有道”放在首位，“道”又是为“主”所有。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吴王阖庐第一次伐楚，欲攻楚都郢。孙武对他说“民劳，未可，且待之。”后来吴王又欲攻楚，征询伍子胥和孙武的意见。两人都回答说，“楚将囊瓦贫，而唐、蔡皆怨之。”吴王听了二人的意见，联合唐、蔡，大举伐楚，五战而进入郢都。在吴王第一次伐楚时，孙武的话是说，当时还没有具备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次伐楚时，孙武和伍子胥的话是说，楚国政治上的不良现象有利于吴国对它的征伐。这两个事例，从不同方面说明政治环境对战争的胜负有极大的作用。 战争的胜负，又跟将帅指挥的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孙武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他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对于将帅的素质，孙武在《计篇》提出“智、信、仁、勇、严”五个字的要求。 智是智力的运用。在备战及战争进行中，可以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和各种临时的变化，将帅须有事前的周密考虑，也须有应变的决断，这都需要将帅的智力起作用。孙武说“是故智者之虏，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2杂于利害，即系顾到利和害。信，同伸。在有利条件下考虑到不利因素，则任务可以完成。在不利条件下要考虑到有利因素，则祸患可以解除3。这都须智力发挥作用，作出决择。 信和勇，孙武没有较多的表述。仁和严，孙武是看作治军必要的互相配合的两个方面。《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行《孙子兵法·用间篇》。 2《孙子兵法·谋攻篇》。 3《孙子兵法·火攻篇》。 4《孙子兵法·计篇》。 《孙子兵法·作战篇》。 2《孙子兵法·九变篇》。 3参用齐光《孙子兵法评注》页35的解释。北京人民出版社978年版。军篇》说“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对士卒的体恤和纪律要求的严格，在良将身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孙武强调对敌我军情的掌握，留下了“知彼知己”的名言。他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事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又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所谓“知彼”“知我”，都不是简单地专指敌方或我方说的，而是把敌方和我方联系起来说的。而且，知彼知己都还联系到战区的地形和作战时要遇到的气候，知之必知天，在军情的掌握上，孙武也是看得很重要的。同志很赞赏孙武“知彼”“知己”的论点，他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2孙武的战略思想，富有辩证法的光泽。他虽不能从理论上形成辩证法体系，但在思想路线的实践上有明显的辩证法特点，这在他表述“因粮于敌”和“因敌制胜”的时候更为显著。 古代用兵，因交通之不便，往往困于军粮的运输。孙武提出因粮于敌的办法，使敌军之粮为我所用，因而削弱了敌人，充实了自己，且减省了由于运输而消耗的人力和物力。军粮以外，对于其他军事物资当然也可一般对待。《作战篇》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又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因敌制胜”，是针对敌方的具体情况，创造出相应的条件，夺取战争中的主动地位，迫使敌人向对立面转化，从而取得胜利。在这里，孙武提出了“致人而致于人”的指导思想。他在《虚实篇》中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孙武认为，战争跟其他事物一样，无时不在推移变化之中。《虚实篇》“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故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就是说，能根据情况的变化，掌握战机而取得胜利，就是用兵如神的表现。 《孙子兵法·九变篇》。 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选集》第一卷，横排大字本页，人民出版社99年版。孙武还从主观能动作用，进一步对矛盾作出分析，根据敌人的特点，甚至利用敌人的优点造成它的缺点，如《九变篇》“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这是利用敌人弱点可以取到胜利。“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这是从敌人的优点中看出缺点，因而加以利用，取得胜利。廉洁本是将帅应具的品质，但廉洁者往往不适当地清高，因而经不住侮辱。爱民本是制胜的条件，但爱民者往往会因民众眼前局部利益而忽略了全局的战略利益。 孙武还提出，在一定地理条件下，善于运用多和少的辩证关系，可以改变敌人在数字上的优势，达到因敌制胜的要求。《虚实篇》“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敌人暴露而我隐蔽，我集中为一而敌分散为十。我以集中的一，进攻其分散的一，等于以十攻一。这样，我方的人就多了，敌人就相应地少了。我所与交战的对手也就削弱了。 在对于战术上，孙武有详细的论述。对于火攻，用间，特别是对地理条件的分析及对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之利用，论述尤为具体。《兵法》中，对于治军、用兵的经验，对于有关行军的自然现象，也有不少记载为后来的军事家所称道。 总的说来，《孙子兵法》写于春秋晚年，这是一个强凌弱、大并小的时期，孙武是为当时的奴隶主统治集团或新兴地主统治集团取得战争上的胜利而写这书的。他不全是为发动人民战争，或为人民的利益而写这书的。但在书中考虑到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危害，这就是有进步性的。他在书中的表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原始辩证法因素，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都以军事学的范围为限。 《孙子兵法》的历史地位《孙子兵法》，久经传世本，有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阖庐初见孙武时说“子三十二篇，吾尽观之矣。”又记“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称孙子十三篇”。“十三篇”，及两见。而且依太史公所说，十三篇是当时通行之本，《孙子兵法》的名称尚未出现。《汉书·艺文志》兵书兵权谋十六家中有“吴下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齐孙子”，是孙膜。“吴孙子”，即孙武。孙武兵法称“孙子兵法，”此为最早的记录。但所称“八十二篇”，详情也不可知。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孙武兵书一百二十八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佚文。唐杜佑《通典·兵典》，都有吴王与孙武问对多条，文风与《孙子兵法》不甚相似，或为后人所记。 《孙子兵法》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孙膑等都受到孙武的影响。《荀子·议兵篇》说“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故于天下。”《汉书·刑法志》亦称战国时期“驰说者以孙吴为宗。”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曹操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宋代列《孙子兵法》于《武经七书》之首，号称《兵经》。《孙子》继曹操注释之后，迄于唐宋，孟氏、李筌、杜佑、杜牧、陈皡、贾林、梅圣俞、王皙、何延锡、张预等各家注。而《孙子兵法》中的论断，为历来作家及兵家所引用，不胜枚举。 约在七世纪，《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十八世纪以后，陆续有了法、英、德、俄等文译本，受到国外军事界的重视。 第三节伍子胥（附申包胥、专诸）伍子胥的逃亡生活伍子胥，名员，子胥是字，又称申胥。楚国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484年。子胥的父亲名伍奢，兄伍尚。其先人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名。他的后人，因而在楚国也有名气。 楚平王使楚大夫费无忌到秦国为太子建娶妇。妇美好。无忌先回楚，劝说平王纳秦女，为太子另娶妇。平王听从了他的意见，后生子熊珍。无忌原为少傅，而伍奢为太傅。无忌既以秦女献媚于平王，因离太子而事平王。无忌恐怕平王死而太子继位，杀害自己，便设法陷害太子建。建的母亲是蔡女，平王不喜欢她。平王逐渐对建疏远了，令守边地的城父。无忌不断向平王进谗，说太子因为秦女，对王怨望，要王有些防备。还说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就要作乱了。平王召伍奢询问。伍奢知无忌进了谗言，因说王为什么为谗贼小臣而疏骨肉之亲？无忌对平王说王如不制止，将要被擒了。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奋扬使告太子，太子奔宋。无忌对平王说“伍奢有二子，都是贤能，不杀，将是楚国的忧患。可以伍奢为质而召之。”王使使对伍奢说能招二子来你就能活着，不然则死。伍奢说“我有两个儿子，长子为人慈温仁信，若我叫他，他会来的。小儿子固执刚强，能成大事，他看到，来后也一定被捕，他是不会来的。”平王不听，召公子，说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说“我能见父一面，虽死犹生。”遂往楚就父，后与父俱被戮于市。平王复遣使追捕子胥，使者追到野外。子胥对使者说回去告诉你的王，要释放我的父兄；不放，楚国将为废墟。使者还报平王，平王发兵追赶，不得而返。伍奢听到伍员已逃走，说楚国的君臣将苦于兵了！ 子胥在去宋寻找太子建的路上，遇好友申包胥。子胥说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我将亡楚。申包胥说你能亡之，我能存之。子胥至宋时，有大夫华氏之乱，便同太子建由宋奔郑，再由郑到晋。晋顷公想以太子建为内应而灭郑，许以郑封太子。事泄，郑定公与子产诛太子建。子胥同太子建的儿子胜奔吴。 相传伍子胥行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几为关吏所捕。随后，楚兵又追赶到来。正不得脱身时，见江上有个渔舟溯流而上。子胥呼渡。渔父歌着“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一面就把船靠近芦苇湾里。子胥正向渔船走去，渔父又唱着“日月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力？事寝急兮，当奈何？”子胥上了船，渔父把他送过江。他看见子胥面有饥色，为他去取饭。子胥怀疑有诈，深藏芦苇之中。待到渔父回船，持饭再三寻找，子胥慢慢出来，炮餐一顿，想以“百金之剑”相谢。渔父说“楚国已出法令，得伍员者，赐粟五万石，爵能执珪。我哪里图你的百金呢！”子胥问其姓名，答以“芦中人”，希望富贵之后莫相忘！子胥走了几步，再回顾时，渔父已把渔船弄翻，自己沉到水中去了！子胥沉默悲哀良久，才又前行。到了吴国，行乞于深阳市上。他在这里遇见了一个未嫁的女子，击绵于濑水之本篇取材，基本上见于《史记·伍子胥传》，又《吴泰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刺客列传》、《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阖庐内传》、《夫差内传》。如非别有所据，不再一一注明。上，他向她乞讨到一筐米饭。子胥吃饱之后，嘱她收拾碗盏，不要向外声张。女子说，“我独与母居三十年，贞洁自守。今与丈夫饭食，是越礼行为，因我不忍心而至此。您走吧！”当子胥前行几步，回头看时，女子已自投于濑水中。子胥既至吴都，披发赤足涂面行乞于市上。吴人见他象个贵族的后裔，又不是本国人，猜想是逃亡出来的，便报告了吴王僚。 吴王僚问明情况，准备擢用子胥，相与论政。子胥劝吴代楚。当时公子光图谋夺取王位，深怕王僚伐楚有功，于己不利。便极力劝阻王僚，不要听信子胥，说子胥是为报私仇... 16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7年），鲁国专权的季氏因和郈氏斗鸡而引起争端。鲁昭公企图夺回政权，便联合郈氏、臧氏伐季氏。季氏与孟氏、叔孙氏共攻昭公。昭公战败，流离在齐国的边境上。这年，鲁国在襄公庙里举行禘祭，跳万舞的人只剩下两个人，多数到季氏那里跳万舞去了。依照古礼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舞5，可是鲁国的大夫季氏也以八佾舞于庭，并且先占有了公室的舞者。孔子非常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一年，孔子三十五岁，由鲁适齐。 孔子在齐国听到了虞舜时的古乐，所谓“韶”的乐曲，他学习得十分专心。他说，想不到这音乐能达到了这样了不起的地步！ 齐景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赞赏地说说得好呀！如果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据说齐景公还有一次向孔子问政，孔子讲述了节俭的道理。齐景公听了也很满意，曾经打算把尼谿地方的田封给孔子。因晏婴的劝阻，没能实现2。后来孔子再见到齐景公，景公虽然还很恭敬，却不问治国的道理了。又风闻齐国有的大夫欲加害于孔子。一次，景公终于向孔子点破，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你了！”这就迫使孔子不得不匆勿离开了齐国3。 孔子在齐国住了近两年的光景。三十七岁左右，返回鲁国，继续私人讲学。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他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这大概是因季氏专权，孔子不愿问政。他认为通过教育，对政治施加影响，也是为政，不一定非做官不可。孔子自称“四十而不惑”，四十岁的时候，知识丰富了，遇事即不致迷惑。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0年），流亡在国外的鲁昭公死于晋国的乾侯（今河北成安县东南），昭公之弟公子宋继位，就是鲁定公。定公五年4，把持鲁国国政的季平子死了，他的继承人季桓子仍然大权在握。但他的一些得势的家臣也威胁着季桓子，他们彼此之间也在摩擦。这时，有势力4《孟子·万章下》。 5佾，舞列，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 见《史记·孔子世家》，又见《韩非子·难三》。 2见《史记·孔子世家》，又见《墨子·非儒下》。 3《孟子·万章下》，又见《史记·孔子世家》。 4《左传》定公五年，又见《鲁周公世家》。 的家臣是仲梁（复姓）怀、阳虎和公山不狃。先是仲梁怀跟阳虎发生冲突，阳虎打算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出来做了和事老。但因仲梁怀的气焰更加嚣张，阳虎终于驱逐了仲梁怀，并囚禁了季桓子。这样，阳虎胁制季桓子，而季桓子又胁制着鲁定公2。孔子面对这种情形，不愿意出来做官，“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左传》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等五人联合阳虎，想把“三桓”的继承人都换上接近阳虎的人。阳虎又逮捕了季桓子，并要杀掉他。季桓子用计逃脱。第二年，阳虎失败，逃到齐国，旋又去晋。公山不狃又据费邑叛季氏。在这期间，阳虎曾劝说孔子出仕。孔子承诺了，说“吾将仕矣。”公山不狃也曾召孔子做官。孔子想去。子路不高兴，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不赞成家臣的跋扈，但他希望有一个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有时似也难免有屈就的意思了。当时也许他还有利用“三桓”的反对力量以加强公室的想法。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年），孔子在鲁国当了中都宰。因有成绩，升为司空，又由司空为司寇。司空，仿佛是后来管建设工程的官职。司寇，是掌管刑狱、纠察的官长。季平子原来“葬昭公于墓道南”，跟鲁国诸先公墓相隔较远，对鲁昭公有贬斥之意。“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即扩大墓域，使昭公与鲁群公墓合为一块墓地，借以正昭公之位。这是一种正名分的措施。 《左传》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以相礼资格参加了齐景公提议的齐鲁两国君主的夹谷2之会，从齐国收回了郓、灌、龟阴之田”（在今山东汶水北）。这次外交上的胜利，提高了鲁国的地位，也提高了孔子的声望。孔子抓住鲁君受三桓控制，而三桓又受家臣威胁的时机，想借以削弱贵族势力而提高君权。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提出“堕三都”3的建议。郈、费、成本是三桓势力盘踞的城堡。孔子以“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4的道理，来说服三桓和定公，出现了“行乎季孙三月不违”5的局势。他派子路为季氏的家宰，主持拆毁三都的部署。叔孙氏先把郈的城墙拆除。季氏将堕费，孔子以司寇的地位，派申句须、乐颀二人跟国人联合，击退了公山不狃、叔孙辄的反抗，迫使他们逃往齐国，遂堕费。及至将堕成7时，孟氏伪装不知，而他的家臣公敛处父出面违抗。定公亲自率师围成，也没有攻克。这样，三家贵族中有两家在表面上被削弱了，孔子在内政上暂时取得了胜利。 孔子在“堕三都”前后，《佐传》定公十二年说他曾“与闻国政三月”，《左传》定公五年，又见《孔子世家》。 2《左传》定公六年，又见《孔子世家》，《鲁周公世家》。 《左传》，定公九年。 2夹谷有三，此夹谷乃今山东省莱芜县之夹谷峪，详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夹谷》。3三都郈（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费（今山东省费县西北），成（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4《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5《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左传》定公十二年，又见《史记·孔子世家》。 7《左传》定公十二年，又见《史记·孔子世家》。 这和“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的说法是一致的。《论语》所记鲁定公同孔子的对话，大约就在这一期间。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从问话中可以看出，定公有正君位的愿望。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一次，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这样的简单机械，不过大家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又回答说，话不能这样的简单机械，不过大家都说“‘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这仍然是“君君，臣臣”的意思。 孔子堕三都的主张，客观上起了强公室弱季氏的作用。公伯寮向季氏毁谤子路，实际上也是毁谤孔子。孔子得知后，无可奈何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与季氏的矛盾尖锐起来。齐国也恐“孔子为政必霸”，送来一队“女乐”“文马”。定公与季桓子接受下来，优游玩赏，怠于政事。子路劝孔子离开鲁国，孔子还犹豫，直到他去参加祭祀，祭肉也不见送来，才匆忙地率领着弟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十四年（五十五至六十八岁） 孔子离鲁后，周游列国十四年。他曾到过卫、匡、蒲、曹、宋、郑、陈、蔡、晋、楚的边境，并反复进出于卫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离开鲁国去卫国。弟子冉有赶来，在进入卫国的路上，他们有一段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从这段对话里，可以看到孔子对教育的重视，并以“富、庶”为前提，也很注意物质利益。 卫灵公对孔子表面上敬重，依照鲁国的生活待遇给以俸禄。不久，卫灵公听信人言，怀疑孔子来卫有什么野心，派公孙余假监视。孔子只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 孔子将要到陈国去，路过匡（今河南长垣县境）。匡人误认为他是曾经骚扰匡地的阳虎一伙，就把他们和弟子包围起来。颜渊随后才赶到，孔子见了他就说，“吾以女（汝）为死矣。”颜渊说“子在，回何敢死！”弟子们有些恐惧，孔子却镇静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离开了匡城，曾在晋国边境上逗留，随后又返回卫国。卫灵公对孔子只是表面敬重。后来，孔子谈论卫灵公的昏乱无道时，季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败亡？”孔子说“他用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主管祭祀，《吏记·孔子世家》以孔子去鲁在定公十四年。《十二诸侯年表》及《鲁周公世家》则在定公十二年。《卫康叔世家》灵公“三十八年（公元前497年），孔子来。”而《孔子世家》谓“孔子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孔子反鲁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见《鲁周公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去鲁正好是在定公十三年。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两次过蒲，一次过匡，实为一事。裴骃《集解》在“过蒲”下引徐广的话“长垣县有匡城、蒲乡”，可知本为一地。 王孙贾统率军队”，“夫如是，奚其丧？”在孔子的眼中，卫灵公虽无道，但他任用了几个能干的人掌管国家的主要部门，所以卫国尚能维持它的统治。 孔子在卫国，一次正敲着磬，有个背草筐的人从门口经过，说“这个敲磬的人有心思呀！”一会儿又说“可鄙呀！硁硁的磬声好像是说没人知道自己。既然没人知道，就算了吧！” 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陈列之法，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卫灵公跟孔子谈话的时候，眼睛就没有看孔子，只仰着头看空中的大雁。孔子觉察到必须离开卫国了。 孔子带领弟子离卫，过曹。于鲁哀公三年到达宋国境内。当他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时，宋国的司马桓魋令人把大树刨倒，还要迫害孔子，弟子们劝说孔子快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但他还是改换了服装和弟子们逃出宋的地界2。到郑国时，才和走散的弟子们重聚在一起。子贡告诉孔子，有人看见您的狼狈样子，说“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鲁哀公十三年，孔子经宋到陈国。陈君湣公很平庸，常受吴、楚两国的欺凌。陈湣公只把孔子看做是个博学的人。一天，一只被箭射穿的隼鸟落在湣公的庭院，死掉了。石箭头和一尺八寸长的楛木箭杆还在隼鸟身上。陈湣公打发人去问孔子。孔子说，这箭是有来历的，它是北方肃慎族的。从前武王克商以后“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武王想使后人知道这件事，在箭杆上刻有“肃慎氏之贡矢”3，把它赐给陈国。官吏到府库里去查找，证明了孔子所说的正确。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后，离开陈国。在到蔡国的路途上，正赶上“吴伐陈；楚救陈”的战乱，遭受到绝粮的困境，跟从的弟子多饿病。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还照常讲学、弹琴、歌唱，在镇定中度过困厄。 孔子到了原属蔡地而已成楚地的负函（今河南信阳县境）。叶（shè）公当时镇守负函，虽闻孔子之名，但却不了解。他向子路打听孔子的为人，子路不答，孔子知道后，对子路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叶公还曾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告诉他“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让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远方的人来投奔。这是针对叶公管理迁到负函的蔡人来说的，希望他施行德政。 楚昭王本来想重用孔子，准备在孔子到楚国后封给他七百书社，每个书社约有二十五户。令尹子西劝阻楚王说孔子有实现周公事业的想法，现在叫他“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听了这些话，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孔子停留在楚国边境期间和返回卫国的路途上，遇到了一些不知姓名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哀公三年，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桓魋恶之”。又见《宋微子世家》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2《孟子·万章上》孔子以“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3《国语·鲁语下》说是陈惠公时，《史记·孔子世家》作陈湣公，《史记》为是。《左传》，哀公六年。 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物。有个好像疯狂样子的楚人，跑到孔子的车旁，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车，想跟他谈谈，他却赶快躲开了。 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孔子跟弟子们一时找不到渡口，看见长沮、桀溺两个人在一起耕地，便叫子路去打听过河的地方。他们问清楚了车上的人是鲁国的孔丘，子路是孔子的门徒以后，长沮说“孔丘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桀溺对子路说“现在的世道是到处乱哄哄，谁能把它改变过来呢？你与其跟着躲避那个、选择这个的人跑，还不如跟随我们不问世事的人呢。”他们继续不住地翻地，不再说话了。子路回来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怅然良久，才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还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走在路上，子路落在后边了，他不知道孔子走了哪一条路。他遇见一位拄着拐杖、背着竹筐的老人，便问道“子见夫子乎？”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他插起拐杖，开始拔草。子路赶上孔子，把这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再打发子路去寻找，老人已经走了。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所遇到的这些人物的言论，是对孔子的讥讽、惋惜，这是他在齐鲁很少遇见的。孔子并没有因而改变自己的主张。 鲁哀公六年，孔子从楚国的边境返回卫国，这是卫出公四年。出公，名辄，是卫灵公的孙子，太子蒯聩之子。蒯聩因谋杀南子，被灵公驱逐出国。灵公死后，辄被立为国君，蒯聩又回国同他争位。孔子到卫国时，政局已经大致稳定，“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有一次，子路问孔子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无话可说了，但弟子们还想了解孔子有无在卫出仕的意图。冉有问子贡说，你看老师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吗？子贡说，我去探问一下老师的口气。子贡便走进孔子屋里，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说“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他们兄弟两人互相推让，都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都跑到国外，后来是不是怨悔啦？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贡出来对冉有说，老师不会帮助卫君。看来，孔子限子路、子贡的两次谈话，都是针对卫出公跟他的父亲蒯聩争夺君位的批评。孔子能够在卫国住下来，大概是由于卫出公以待贤者的礼节来奉养孔子，即孟子所谓孔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归鲁后的晚年（六十八至七十三岁） 鲁哀公七年，吴与鲁会于鄫（今山东枣庄市东，苍山县西北），鲁国被迫献百牢。吴又要求季康子去禀见，幸赖子贡的交涉才免受屈辱。第二年，吴又攻鲁，幸有包括有若在内的七百英勇武士的坚决抵抗，吴兵才退走2。季《左传》，哀公七年。 2《左传》，哀公八年。 康子感到孔子的弟子中确有人才，就派人请冉求回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冉求率领“季氏之甲”击退了侵鲁的齐军，立了战功3。季康子问冉求说，你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还是生就的？冉求回答说“学之于孔子”。季康子又问孔子是怎样的人，冉求对孔子备加称赞。季康子问冉求，是否可以请孔子回来。冉求说，想请他回来，只要不听信小人的坏话，就可以了。季康子便派人带了重礼迎孔子回国。就在这一年，孔子结束了十四年的奔波，返回鲁国，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 孔子三十岁左右就从事私人讲学。归鲁以后，专心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他对传统的《诗》、《书》礼乐，加以整理，用来作为教诲弟子的教材。据说孔子晚年喜欢读《易》，曾“韦编三绝”。他还利用官史作《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讫鲁哀公，计十二公，以编年体裁和简约的文辞，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传授后学。 孔子的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晚年，他自述一生的学习、修养进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 孔子在政治上，有抱负，有见解。他没有在政治实践上得到亲自检验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但受到各国当权人物客气的咨询。晚年归鲁后，遇有大事，鲁国的当权者也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鲁哀公曾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想用多杀坏人、亲近好人的办法来稳定社会秩序。他询问孔子的意见。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回鲁后，他唯一的儿子孔鲤死了，老年丧子，终是伤心的事。过了不几年，又眼见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死去。他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伤心得连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孔子哭得十分悲痛。跟随他的人说“子恸矣！”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年），齐国的国君简公被大夫陈恒杀害了。七十岁高龄的孔子斋戒沐浴而后朝见哀公，说“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哀公说，你向季孙、仲孙、孟孙三个大夫去说吧。孔子又向三位大夫说了，但都不同意出兵讨伐。孔子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第二年，孔子最亲密的弟子终又在卫国政变中惨死2。 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在弟子们的悲哀声中死去，年七十三岁。鲁哀公亲致悼辞3。他在世时的言论，后世流传很多，其中主要而可信者，是《论语》一书。 3《左传》，哀公十一年。 《左传》，哀公十四年。 2《左传》，哀公十五年。 3《左传》，哀公十六年。 第二节孔子的思想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那样一个有贵族传统而已失掉贵族地位的家庭，生长在保存宗周典籍和文物制度最多、社会风俗古旧的鲁国，却又是活动于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做过大夫，而一生主要是从事私人讲学；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古代典籍，却能“温故而知新”。这就使他的思想有保守性，也有进步面。他向往西周的制度，基本上是属于贵族的立场。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不断谴责当时的“天下无道”，希望有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而这个“天下有道”的社会，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并不全是他所标榜的古圣先王之道。孔子的私人讲学，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孔子论政，把“举贤才”作为一个主要内容，这是对职官世袭的异议。所有这些，都表明孔子思想中的进步因素。 仁和礼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在孔子以前，虽然也有人谈过仁，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从孔子开始的。《论语》讲“仁”的地方很多，有些讲到“仁”的话，是针对提出问题的人具体情况说的，有时不免强调了某一方面。孔子把仁悬为理想的道德标准，又把仁说成是一种对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有差别的爱。例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但他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他主张“汎爱众，而亲仁”，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贵族统治者；“小人”，是指被统治的民人。“仁”或“不仁”是两种人、两种道德的区别，正如《孟子·离娄上》引孔子的话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阶级性等级性是很清楚的。 孔子说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孔子认为人民需要仁比水火还迫切。水火固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不小心，有时会受其害，而“仁”对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他认为行仁政，一定会得到人民的。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仁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又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成是“恕”道。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要求贵族承认在“己”之外的人，具有独立的意志、人格。但对待人是以主观的内心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的对方为标准。这样，在对立的阶级就做不到。所以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广施恩惠于民又能周济众人，不仅是“仁”者做不到，就是象尧舜那样的圣人，也很难做到。这也可见，孔子所说的“仁”人，是很有局限的。孔子讲“仁”，有利用血缘关系调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意思。 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孝顺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是恭、宽、信、敏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是孔子总结出来，作为一个仁者，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缓和敌对阶级矛盾的原则，这里讲的宽、惠都是说对劳动者的态度要和缓一些。孔子还说过“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前一句说使用劳动者不要在农业生产的季节，后一句是说使用劳动者要慎重。 《论语》中讲“仁”最清楚的，是《颜渊》篇孔子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论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你做到了“仁”。颜渊又进一步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仁”和“礼”这两个范畴被联系起来，“仁”被规定是从属于贵族的礼制，这就清楚地说明“仁”和“礼”同样有着明确的阶级实质。 在孔子看来，礼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形式。他认为“仁”应是“礼”的基础，应当把“仁”的新精神注入已经僵化的礼的躯壳，礼才能发挥作用。他用“仁”的观点批评贵族们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历史观孔子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其中有相当多的历史文献。他还依据旧史、《春秋》，以传授后学。他也是古代的一个历史学家。孔子后学所编的《论语》，反映他对历史运动，只见量变不见质变的“损益”史观和以决定历史运动的力量归结为贵族“君子”的唯心史观。 孔子已在运用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对过去似有留恋之意，但却认为是变化的。他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明显地说，周比夏商两代都发展进步了。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事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基本上沿袭不变，只是有删有补。他以为“百世”的历史运动也只是有删有补，因为“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孔子对“损益”史观的说明。孔子好学。他的学，是“好古敏以求之”。学的内容是《诗》、《书》礼乐。其他如生产和军事等都是不学的。他在探讨夏商历史时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他持有这种认真、慎重的态度，是认为在学“往古”之中能够知道未来，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 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作一些损益、局部修改，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例如，他说，用麻布制礼帽，符合传统的礼；现在用丝料，比较省功，我赞成。又说，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真正悲戚。 春秋时期历史运动的总趋向，显然不是因于西周而有所损益的社会，而是激变、量变中有质变，是“礼坏乐崩”，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孔子在“周道”基础上加以损益的理想社会是行不通的。当时已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自己也说“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无可奈何地只好归之天命了。 在涉及到历史运动的动力时，孔子特别强调君子的作用。在《论语》一书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从其所说内容来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一是道德高低之分，二是智愚之别，三是是否懂得天命，这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社会身份的反映，是贵族和劳动者之不同身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孔子认为贵族君子是仁者、明礼义、有知识、懂天命的人；小人是生产者、不仁者、只知私利的愚者，不懂得天命的人。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当时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自己谦虚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也。”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而他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另外，《论语》一书的学、知范围是贵族君子的“人事”，也可说明孔子是贵族君子的立场。 孔子没有摆脱天命、鬼神，只是常常采取保留态度，所谓“不语怪力乱神。”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前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天命、鬼神与人事之间什么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作用，但更重人事。这代表了春秋时期思想领域里的进步倾向。孔子在评论社会历史问题时，很显著地重视人的因素。他评论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所推重的人的作用，都是指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他评论一个政治家，总要以是否能用人才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这跟他“举贤才”和私人讲学是为培养从政人材的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在对历史运动的动力问题上，特别强调贵族君子、大人物的作用。 《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也曾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他说“足食，足兵，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77页—78页，人民出版社957年版。民信之矣”；对人民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但这仍然是从统治者方面提出的问题，在历史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属于统治人民的贵族。教育思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说，人性本来相近，后天习学不同而相远，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是没有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后学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孔子招收弟子，没有贵贱、族类的限制，所谓“有教无类”。他说，只要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没有不教诲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学生，有的是贫贱的平民，如颜回住在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子路常吃藜藿之食，到百里以外负米奉养父母。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苟子·大略》说“子赣（子贡）、季路（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小）家也。”《史记·游侠列传》说“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餍）”。曾参也是贫穷的人，《新序·杂事》说，曾子的母亲自织布。《说苑·建本》说，曾子曾亲自耘瓜。《说苑·立节》说，“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黎藿之羹未得饱。”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公冶长是曾在缧绁之中的犯人。在孔子的弟子中，有明显贵族身分的，是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2宋国的司马子牛。 《论语》中“学干禄”、“问政”、“问从政”，议论当时的“从政” 者的内容，和孔子称许、推荐他的弟子某人“仕”、“从政”、“为宰”，或更具体一些的官职，都说明孔子讲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为宰”的人材，而不是培养种田种菜的生产劳动者。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子夏也说“学而优则仕”。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个主要内容，“文、行、忠文、行、忠、信里，文虽放在第一位，但行忠信却大都属于道德品质教育，实际上德育占有主要位置。孔子经常教导他的弟子要学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学礼”是学习做人处世的根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做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人，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还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把学《诗》作为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他还认为学《诗》能够增长政治、外交的才干。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的教育态度是“诲人不倦”。教育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他很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与他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生而知之者上也”的说法，是有矛盾的；但后者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孔子对“生而知之”的看法，没有其他言论可作旁证材料，孔子说他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 《说苑·建本》。 2《左传》，昭公七年。 解弟子的特点，如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 孔子在教学与学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方面，他首先引导弟子在学习上“求诸己”。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次，他主张启发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还主张因材施教。对弟子们提出的同一问题，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予以不同的回答。一次，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问题，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答案。孔子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主张“学”与“习”并重，“学”与“思”不能偏废。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习方法上，他还主张“学”与“问”相配合。“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称赞卫国的孔文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曾子受了他的影响，也主张“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主张要老实，要虚心，更要勤勉。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自称是“学而不厌”，“发愤忘食。” 孔子主张学习要去掉一些主观的东西。他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学习还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第三节墨子、墨家和《墨子》书墨子的事迹墨子，名翟，鲁国人，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8年至前37年。他的生平事迹，由于史文的残缺，已经难于详考。《史记》没有为墨子立传，仅在《孟子荀卿列传》附记二十四字，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相传，墨子在鲁国，曾经向史角的后人学习；又曾受过儒者的教育，后来他发现儒家所讲的礼，如厚葬久丧，不适于一般民众的时候，便离开儒家而创立了墨家学派。墨子的出身不可考。他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群众的利益。楚惠王的使者穆贺当面说他的学说是“贱人之所为”；荀子批评他的学说是“役夫之道”2。墨子的生活俭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他的弟子生活也跟墨子差不多，吃藜藿之羹，穿短褐之衣。这跟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讲究生活，大不相同。《庄子·天下》载，墨子称禹为“大圣”，“以裘褐为衣，以跂0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子是个巧匠。在《墨子》书中，有许多关于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的记载，也对《诗》、《书》等古代典籍有广征博引。墨子自称“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他不是贵族统治者，也不是直接生产者，而是一个有文化知识，又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人物。 墨子曾为宋国的大夫。为了推行政治主张，他还曾游历过齐、卫，屡游楚，曾到楚郢和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欲试越而未果，人有“墨子无煖席”3之说。 楚惠王（公元前488年—前432年）年间，公输般自鲁至楚，为楚国制造舟战的器械钩拒，打败越人。他又为楚制成攻城的工具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子得到楚欲攻宋的消息，便从鲁趋楚，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走了十日十夜，才到达楚都。他先以助强楚而攻无罪的小宋为不义，折服了公输般，并因以见楚惠王。墨子历陈攻宋之非义。楚王及公输般皆无言可对，但仍恃有云梯而攻宋。墨子为了在楚王面前较量城池的攻防战术，便解身上的革带为城，用木片当武器。公输般九设攻城之变，墨子九拒之。公输般之攻械尽，而墨子之守御有余，公输般失败了。公输般意欲杀墨子而攻宋。墨子当面向楚王揭穿了这一图谋，并且说，我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操持着我的防守器械在宋国城上，以待楚寇。这样，楚王只得说“吾请无攻宋矣。” 墨子是一位富有实践精神的思想家，他主张“非攻”，不仅是止楚攻宋，还有许多行动贯彻这一主张。有一次，齐将伐鲁。墨子见齐将项子牛及齐王，说而罢之。又一次，楚欲攻郑，墨子也劝说鲁阳文君而作罢。 《吕氏春秋·当染》“鲁惠公（鲁孝公之子，隐公之父），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墨子·贵义》。本文以下引文于《墨子》的，不再一一作注。 2《荀子·王霸》。 3《淮南子·脩务训》。 鲁阳，楚邑，治所在今河南省鲁山县；文君，楚大夫。 墨子尝遣弟子公尚过于越。越王使公尚过以车五十乘迎墨子于鲁，欲以原来吴国地方五百里封墨子。墨子对公尚过说，如果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糶也。”墨子不肯做违反自己政治主张的事。他不肯“义糶”，并教导他的弟子“倍（背）禄而乡（向）义”。孟子虽诋毁墨子“兼爱”的主张是“无父”、“禽兽”、“邪说”，但也不能不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2墨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这是一个有组织纪律，具有政治性质而带有宗教色彩的团体。它的成员生活刻苦，跟贫贱者相似。《庄子·天下》说墨者“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又说“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 墨家的首领叫巨（钜）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主），冀得为其后世”。墨子是第一代巨子，相传为“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2。另一个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城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3。他生前所派往宋国传巨子位于田襄子的两个弟子，在完成任务后，没有听田襄子的劝阻，亦皆返楚而死。这说明墨者团体的成员对类似宗教教主的巨子，有以死尽忠和舍命行道的精神。《吕氏春秋·去私》载墨者巨子腹■居秦，儿子杀人。秦惠王说，先生年老，只此一子，我已赦免了他。腹■说“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大王虽有好意，我不可不行墨者之法。”腹■不听秦王的劝说，终于把儿子处死。这说明墨家的规约是很严格的。 墨者巨子推荐弟子到各国去做官。做官的墨者都必须忠实于墨家的学说。如果不能推行墨家的主张，就要依据“背禄而向义”的精神，自动辞职。墨子的弟子高石子因卫国君主不采用他的意见，便辞掉“高官厚禄”，而得到墨子的赞扬。另一个在齐国做官的胜绰，随从齐将项子牛，三次侵犯鲁国，遭到墨子“禄胜于义”的责备，并使之被斥退。 墨家有经济上的互助义务。做官的墨者，需将俸禄的一部分，交到团体中来。据记载墨子的弟子耕柱子在楚国为官，因对过往的墨者“客之不厚”而遭到非议。但不久却“遗十金”于墨子。墨家的互助还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他们认为，“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这所谓“为贤之道”，是墨家的主张，当有墨家规约与墨者行为标准的性质。 《墨子》墨子和墨家学派的言论，汇集在《墨子》一书里。据《汉书·艺文志》2《孟子·滕文公下》及《尽心上》。 《庄子·天下》。 2《淮南子·泰族训》。 3《吕氏春秋·上德》。 载，“《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从《墨子》书的体裁、内容、形式的不同来分析，作者既非一人，也有时间早晚的区别，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记载墨子主要思想的二十三篇。《鲁问》记，墨子曾告诉弟子魏越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墨子提出的这十大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既是墨子针对当时不同国家弊病灵活运用的政治主张，又是墨子思想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子》书中的这十篇原来都各有上中下三篇，今缺七篇，存二十三篇。从今所存有上中下的各篇来看，文义大同小异，当系三个墨子弟子记录分别整理而汇编在一起的。 第二，记载墨子言行的十二篇。《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体裁跟儒家的《论语》相似，当为墨子弟子记载的墨子言行，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资料。《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四篇，亦记墨子之言，但记纂成篇，当晚于上述五篇。《亲土》、《修身》、《所染》三篇，过去有不少治“墨子”的学者认为是儒家的伪窜，理由是“与儒言相近”。这一说法的根据只是这些篇中某些话好像是儒家的言词，而没有从思想体系的考察得到证明，因而很难确立。儒墨两家的时代相近或相同，所使用的语言虽有时相同而含义却是各异。正如《韩非子·显学》所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 第三，记载墨子后学诋斥儒家的《非儒》一篇。儒墨两家齐名，但在一些重要论点上是相对立的。孔墨的后学亦互相诟毁。孟子为孔子的后学，以“能言距杨墨”为“圣人之徒”，是“闲先圣之道。”墨子的后学，也可能将非儒者作为墨子鬼吹灯2全文阅读之徒，认为是在捍卫墨子之道。有人认为《非儒》篇中没有“子墨子曰”，当不是记墨子之言；又篇中所诋者为孔子及其弟子，而对反墨家最力的《孟子》却未提到，大概《非儒》写成在《孟子》以前。这个说法，理由恐还不能算是充分。 第四，关于逻辑学、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记述有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有《墨辩》之称。它们的基本思想具有墨家学派的传统，却又扬弃了如“天志”“明鬼”一类宗教唯心主义的杂质。它们的内容涉及到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问题，例如对惠施、公孙龙一些观点的批判等。《墨辩》当是后期墨家的作品。 第五，《墨子》最后，从《备城门》到《杂守》十一篇，专门记述守御之法。墨子以善守御著称。这十一篇可能是墨家师徒相传关于这方面知识的汇编。 《孟子·滕文公下》。 第四节墨子的思想墨子比孔子的生活年代稍晚而社会变动较剧。他们所代表的学派和社会阶层有别，对事物的感受、态度、思想也各异。孔子向往、称赞西周制度，对“礼坏乐崩”的现象惋惜地加以批评，在客观上虽也暴露了社会矛盾，但他的态度温和，企图以“损益”、改良的办法来消解矛盾，以达到他那古圣先王的理想社会。墨子比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激进。他揭露了战国初年的社会矛盾和贵族政治、生活的丑恶、腐朽。他凭借“先王”来增强他抨击贵族社会的力量，增强他改革理想的权威性。墨子社会政治的中心思想是“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对贵族社会政治黑暗的暴露墨子揭露了“当今之主”及贵族们奢侈糜烂的生活。他们穿的衣服，冬天要轻暖，夏天要轻凉，并有锦绣文采，金带钩、珠玉的装饰。他们吃的美味佳肴，“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列于前方一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所剩食物，冬天冰冻，夏天变得酸臭难闻。他们住的华丽宫室，有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乘坐的车、船，不仅要坚固轻快，还要“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他们“蓄私（妾媵），大国累千，小国累百。”这些“王公大人”，生活骄奢**泆，死后埋葬奢华，还要杀人殉葬。“天子诸侯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一切，都转嫁给老百姓，“厚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迫使民人饥寒交迫。“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阶级矛盾尖锐，“寇乱并兴，不可禁止。” 贵族统治的社会矛盾重重，是非颠倒。“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做贱”。 至于大国对小国的攻伐，墨子指出差论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伍，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边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抑（堙、塞）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牲。民之格者，则刭杀之；不格者，系累而归。丈夫以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墨子评论说，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却被好攻伐的国君当作“仁义”来宣扬，邻国也来祝贺，还“有书之竹帛，藏之府库”，让他的子孙后代传颂、效法，使“攻伐世世代代而不已”。墨子认为这是些“知小物”而“不知大物”的人。他说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实，已（以）非其所有而取之故。窃取了别人的劳动果实桃李瓜姜，都知道不对，而“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比“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这是“少而示之黑，谓之黑，多示之黑谓白”，这是对黑白的颠倒。《墨子·鲁问》载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战功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 在这里，墨子用当权贵族的行为来跟“贱人”即被统治者的同样行为来对比，便显示出当权贵族行为的荒唐、不正当。 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反对繁文缛礼、厚葬久丧，都是针对奢华的贵族生活、的贵族统治的社会和以及空言误国的儒家思想提出来的改革意见。 墨子说“古者明王圣人”，很注意爱民、利民，“制为节用之法”，衣食住行乃至死丧都讲俭朴。他说尧就是“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簋，啜于土形（铏）。”“群百工”所制造出来的器具，“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他说，“厚葬”包括，衣衾、棺椁、殉葬财物、修筑坟墓的富厚。“王公大人”除了奢华的丧葬，还要杀人殉葬。“久丧”，是“久禁从事”。为君、父母守丧的三年期间，有各种礼节，以至身体衰弱。墨子说，“匹夫贱人”这样做，会使身疲家困；“王公大人”这样做，会使政荒国贫。因为将已有的财物埋在地下，而又长久不生产，“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并使“出战不克，入守不固。”墨子主张，“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埋葬深度只求不发散臭味。死者既已埋葬，生者不必久哭，“疾而从事”，这对死者、生者都有好处。 墨子认为，音乐对于人没有益处。他说，不是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的声音不悦耳，而是王公大人这样作，“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墨子主张，人要劳动，才能生存，“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但他认为王公大人跟“贱人”的劳动有区别。“王公大人”的劳动是“听狱政治”，如果“说（悦）乐而听之”，就会荒废政事，乃至导致政乱国危。“贱人”的劳动，是男耕女织，如果“说乐而听之”，就会影响生产，使财用不足。 墨子的非乐与节用、节葬的思想有着联系。他对贵族奢侈浪费、损害人民利益的揭露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认为音乐对人们有害无益的思想则未免片面、错误。 墨子的非命论与孔子的天命论相反。孔子以为君子知命，小人不知命。 墨子以为“命”是从前统治者“暴王”制造出来欺骗老实百姓的。传述“命”的是被统者的“穷人”。他说，“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述）之，此皆疑众”“命”有利于统治者统治人民大众，因而便把这一谬论散布民间，所谓“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 天命观是奴隶主贵族统治众人的骗术。墨子把反对命定论作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虽强劲（勤力）何益哉？以上说王公大人，下以驵（阻）百姓之从事（劳动），故执有命者不仁。 墨子反对命定论，是在反对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怠惰思想。在他的认识里，上至王公大人，下至百姓农夫，治与乱、富贵与贫贱、饱暖与饥寒区分的关键，是能否图“强”。他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他说，如果人们不图强而信“命”，则暴王对他的失败就不会说“吾罢不肖，吾听治不强”，而要说“吾命固将失之。”“不肖之民”贪饮食，而惰于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于饥寒冻馁之忧”，也不会说“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而必曰“吾命固将穷。”墨子的结论是“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 墨子虽仍承认贫富贵贱存在的合理性，但他否定贵族传统宣扬的命定论，强调人的力量，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兼爱、非攻兼爱，是墨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总原则，是针对孔子仁的学说提出来的。 兼爱，是无差别的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对西周以来宗法礼制贵贱等差的否定，也是对儒家爱有差等的反对。 墨子说“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他认为社会矛盾的发生，是起于不相爱。“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大害也。又比（如）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如）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荼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这是墨子对春秋战国年间社会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描述，也是墨子反对“别”主张“兼”的依据。 墨子所说的“兼”是“爱人利人”；“别”是“恶人贼人”。强调“别非而兼是”，“以兼为正”。他认为改变社会的原则，包括调解社会矛盾和由乱变治等，是“兼以易别”，即“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他说，士和君都有“执兼”、“执别”的不同，就是“兼士”、“兼君”跟“别士”、“别君”的区别。他说“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墨子不明了社会治乱的根源，他提出不分“王公大人”与“万民”的阶级差别都要“兼爱”、“同利”的主张，只是一种善良幻想。 非攻，是墨子为解决当时各国间极为突出的兼并问题而发表的主张。墨子认为春秋战国年间，国家间、各国内贵族间的攻伐兼并战争都是不义的。他说，好攻伐的国君发动战争，荒废生产，耗损财物，夺民之用。“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即使胜利，也得不偿失。战败之国，遭受烧杀抢掠，损失更为惨重。 墨子对强国攻伐、兼并弱国的残暴所作的揭露，是他主张非攻的社会根据。墨子的“非攻”主张亦见之于他的行动，上文所说的“止楚攻宋”，便是典型的事例。墨子不是无条件反对一切战争。他只反对好战国家，“攻伐无罪之国”。他认为有些征伐战争不可少。“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诛”，是顺天应人的战争。 墨子的非攻学说，反映小生产者企望过安定生活，反对破坏生产的愿望。他虽然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阶级根源，不能科学地区分战争的性质，但在“诛”与“攻”的观念上，也还有一定的原则区别。 尚贤、尚同尚贤，是墨子选用政治人才的主张。尚同，是他构思的各级政权组织的集中统一的指导思想，并以尚贤为基本条件。 墨子以“民利”为出发点，说“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他主张以“众贤”的标准来代替“亲亲”标准来选拔官吏。他反对“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墨子认为“此非可学能者”，会造成“贤暴不分，功罪无别，赏罚不当”，“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墨子所说“众贤”的范围是由贵族扩大到贫贱疏远的人。墨子假借古代圣王的名义，宣传他的任贤使能的主张。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他认为“王公大人”“以尚贤使能为政”，就可以实现“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 “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口号，朦胧地反映了春秋战国年间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趋向，也标志着贵族世袭制度之趋向衰落。 尚同，是以尚贤为条件，并把二者的根据都推到天上。墨子说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墨子说“尚同”的目的，在于“壹同天下之义，”“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同）”。由“里长”、“乡长”、“诸侯国君”而“上同于天子”。不但里长以至天子须“选天下之贤可者”，而“诸侯国君”及“天子”也不能独自“一同”其国及天下之义，还必须选择其国及天下之“贤可者”为“正长”“三公”来共同从事。这可见墨子的“尚同”论是以“尚贤”论为基础的。他说这样作是由于“天下之人异议”，会造成“天下之乱”。 墨子认为“尚同”不能以无子为止境，“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菑将犹未止也。”要尚同于天，就要“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也就是必须同于天之欲义恶不义；除虔诚以时“祭祀天鬼”外，还必须“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曰其为政长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深］厚乎其为居正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疆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万民之所便利，而能疆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其为政若此，是以谋事得，举事成，入守固，出诛胜者，何故也？曰唯以尚同为政者也。”墨子以“天鬼之福”与“万民之亲”，同样重视。 墨子以尊天事鬼为“尚同”的根据。他说，父母、师、君三者众而仁者寡，皆不可以为法，只有天鬼最公正无私，“故曰，莫若法天”。 天志、明鬼墨子尊天，却激烈地“非命”，以“天志”论来取代传统的天命观，这实际上是把本来属于统治者的至上神抢过来，让“天”代表墨子和墨家学派的意志。对这一点，墨子并不讳言，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把“天志”比喻为工具，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最公正的。 墨子指出“天志”，是为建立一个新的统治秩序。墨子的“天”，是“天子”的监督者，“天子有善，无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取法于天”“富贵为贤”而得赏的，是“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至今不已。”“富贵为暴”而受罚的，是“三代暴王，桀纣幽厉”，“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家室丧灭，绝灭后世，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 “天”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权威，在墨子看来，“天子”是由“天”所立的“政长”。他说“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选择贤者立为天子。”这样，“天子”只靠“贤”而不是靠和“天”的父子血缘关系才获得了王位。这也就剥夺了“天子”自命为特殊高贵的先天的神圣的根据，把“天”从“天子之父”变为庶民百姓和王公大人共同的最高主宰，所有人按善恶标准一律受“天”和“鬼神”的赏罚，这就是墨子宗教表现在政治上的实质意义。墨子的宗教观中处处强调“顺天意”行事，“天意”所包含的内容是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 这里所讲的“天意”，包括了《非攻》、《兼爱》、《尚同》等篇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就是墨子自己的一套政治观点，而涂上了一层“天意”的神圣油彩，想借“天’的权威来保证自己主张的实现。 墨子所说的鬼神和“天”同样，懂得他的学说，并“能赏贤而罚暴”，“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认为鬼神无处不有古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 山水可以成为“鬼神”，人死了也可以为“鬼”，这一下扩大了鬼神的队伍，给“天”增加了许多辅佐。 在墨子看来，鬼神的明智大大超过“圣人”。他说“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不仅如此，鬼神的威力还无往而不胜。他说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 墨子这样强调鬼神的威力，因为他认为借助鬼神的作用，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制止当时的各种罪恶现象。他说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洁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民之为**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 这样，“鬼神”是“天”的辅佐，“天”是鬼神的统帅。墨子的这种宗教观，无疑是唯心主义的，虽有善良的愿望，而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墨子·明鬼》篇和书中其他各篇有点区别。其他各篇没有在自己的命题上让步到命题的否定，而《明鬼下》却说今絜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请（诚）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鬼神请（诚）亡可以合驩（欢）聚众，取亲于乡里。 这和墨子的节葬论不相违背。拿些酒食来做祭品，如果没鬼神，那些酒食还在，大家合欢而饮食，也是乡里人的一种乐趣。 墨子尊天鬼而非命，在理论上有矛盾。但他把西周以来的“天命”去掉了“命”，是对命定论的否定。他还把原来贵族所有的天、鬼神变为贵族，民众所共有，而这种没有命定论的天和鬼神的意志，被说成是执行赏罚的“方法”。天鬼的法则成了墨子理想的法仪。墨子的天道观，则含有义理之天，不仅是宗教的天了。 三表墨子的世界观是宗教的、唯心论的，但在认识论上却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墨子提出，认识事物要以“三表”（或“三法”）作为判断是非真假的标准。墨子解释三表说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三表”，就是三个标准或原则。“三表”的内容是第一表，“有本之者”，有历史根据。“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根据历史上有智慧的帝王事迹。第二表，“有原之者”，有感性的基础“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众人耳闻目见的客观情况作根据。第三表，“有用之者”，意为有实际用处，“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是从政治实践上来验证客观的效果。第三表虽说是重视实际效果，但他还不能分清楚当时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能完全一致。国家之利，未必就是人民之利，有时反倒是人民之害。 墨子运用“三表”来批判“天命”思想的错误，第一表说“天命”之说没有历史根据，“尚观于圣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之而治，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变），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历史证明，治乱在于人事而不是天命。 第二表从众人未闻未见说明没有天命。“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有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在这里墨子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因为“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于牛、马等实物。如果说“命”看不见听不见，墨子的“义”也是看不见听不到的，为什么却认为“义”是真实存在的？ 第三表是用实践来验证命定论的害处。墨子说，“王公大人”不敢怠倦地“听狱治政”，是因为他们“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假如相信天命，“则必怠乎听狱治政”，天下必乱。”又说，农夫不敢怠倦地从事“耕稼树艺”，是因为他们“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如果相信了天命，“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 墨子用“三表”法驳斥了天命的虚妄，却在《明鬼下》证明了鬼神的存在。 第一表说，不少人看到鬼神的形状，听到过鬼神的声音。“何不尝入一乡一里而问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 第二表鬼神之存在，有历史的依据。他说，有鬼神的事，著在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之中，且书之竹帛、琢之盘盂，镂之金石。第三表是用实践来验证有鬼神的功效。他说“今若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墨子重视感觉经验，却轻视理性，他把人们的幻觉，也当成真实，这就使他抛弃了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的因素，而三表法反而成了论证鬼神存在的工具了。这也是他的宗教观决定了他在认识论上的局限。后期墨家扬弃了他的学说中的唯心主义的成分，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因素，那就是在《墨经》中建筑在反映论基础上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的部分。 第五节孔墨后学孔子墨子之学，是战国时期以私人讲学形式出现的显学。他们的弟子多，影响大。《吕氏春秋·当染》说他们“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于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釐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釐，田系学于许犯。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适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这都是说了战国时期儒墨传授之盛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分化。观其情况，已不能详知，只能说其大概。 孔子的后学孔子的弟子，相传有三千人。《史记》立《仲尼弟子列传》，著录弟子六十七人，皆受业身通的异能之士。其中，有年龄、名字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三十五人，无年及不见于书传者四十二人。《论语·先进》特别著录孔子弟子七百人分为四种。“德行颜渊、闵子蹇、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述子贡所称述孔门之贤者，于《论语》所举者外，有公西赤，曾参、颛孙师、南宫縚、高柴。这十几个人，可说是七十子中的佼佼者。而颜回最为孔子所称道，子贡、子夏、曾子的社会影响较大。 颜回，字子渊，鲁人，少孔子三十岁。他以颖悟好学，安贫乐道为孔子所赞赏。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又称道颜回，说“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早死，孔子哭之恸。有人说您哭得太恸了。孔子说，我不为这个人器得恸，还为谁恸呢！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近人郭沫若以韩非所谓“儒分为八”中的“颜氏之儒”，“当指颜回的一派”，但无确证。 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字。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他敏于事理，善于言辞。他由衷地敬佩孔子的德性学识，坚决抵制某些人对孔子的非议。鲁国大夫叔孙武叔毁谤孔子。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有一个叫陈子禽的人，对子贡说你是谦恭罢了，仲尼难道比你高明吗？子贡答复他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十批判书》页24，人民出版社954年版。 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鲁哀公时，齐国田常打算伐鲁。孔子知道了，对弟子们说，“鲁是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子张等请行，孔子都没有答应。最后，孔子派子贡到齐，说田常又由齐到吴见吴王夫差，到越见越王勾践，再至吴、到晋。子贡于所到之处，各说其当政者以利害，打动了他们的心里，改变了国际间的形势，缓解了鲁国的危局。史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把有关各国的变化，归之于子贡的活动，未免过于夸张，但子贡的活动对于当时局势的变动起了一定的影响，则是可信的。当然，这也就可以看出子贡的辩才及其在国际事务上活动的能力。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门对于辞令原是重视的，孔门也有语言一科，而子贡在这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子贡的游说活动，可能在形式上已开战国中期纵横家的作风，不过在活动性质上，子贡跟后者是有区别的。 子贡又是货殖的好手。孔子说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他是七十子中最为富饶的人，史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收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2孔子死，子贡庐墓六年，他曾相鲁王，终于齐。子夏，姓卜，名商，少孔子四十四岁。他是孔门中特别重礼的人。有一次，他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他的问题，着重在最后的一个诗句。孔子说“绘事后素。”意思是说，绘画之事，先布众彩，然后以素色分布其间以成文。子夏立刻就联想到礼，而说“礼后乎”，因此而受到孔子的称赞。又有一次，司马牛因没有兄弟而感到孤独。子夏劝他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为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游批评他，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不接受这个意见，认为子游错了，他的教育方法正是君子之道。子夏讲礼，偏重于礼的细节，极易陷于形式主义。《荀子·非十二子》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子夏治学，强调知识的占有。他说“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没后，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称“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法家如吴起，墨家如禽滑釐，皆与儒家有传授渊源。墨子本人也曾从儒家受业。早期法家李悝（李克）为子夏弟子。但作为子夏这一派主要的后学，当属于经师。秦汉间的儒生及汉初叔孙通等，都可以说属于这个流派。 曾子，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岁。《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原书久佚。今《礼记》中有《曾子问》一篇，《大戴礼记》中有《曾子·立事》等十篇，可能是曾门弟子所记录整理。另有《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2《史记·货殖列传》。 3《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史记儒林列传》。 经》一书，记孔子关于孝道的言论，相传是曾参所作。这可能是因曾参以孝著名，故以《孝经》依托于曾参名下，而传说不一定可信。 曾子也重礼，但更重仁。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有一次，孔子特别点了曾子的名，说“参，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孔子离开以后，门人就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所谓忠恕，正是曾子对于仁的一种表述形式。但曾子的忠恕是偏重于内心的修养，孔子的仁则有更多的政治理想。 曾子讲仁义，讲孝悌忠信。曾子没有留下专讲性善的材料，但这些都跟性善的思想相联系。后来子思作《中庸》，孟子言性善，言仁义，言仁政。从思想体系上看，子思、孟子跟曾子是属于一个流派的。尽管战国中期的学风使孟子带有辨士的作风，而曾子则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表现出一种拘谨的人生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思想体系上之属于一个流派。子思、孟子，本编别有传。 墨子的后学墨子的后学，因材料缺乏，可考见者不多。孙贻让著《墨学传授考》，得墨子弟子十五人，再传弟子三人，三传弟子一人，治墨术而不详其传授系次者十三人，墨氏杂家三人，共三十余人，而禽滑釐、孟胜是其中著名的墨者。 禽滑釐和孟胜，都是墨家的钜子。禽滑釐和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受业于儒家子夏之，后学于墨子。他在墨子弟子中，地位之高。《庄子·天下篇》论战国思想领域的代表人物，至以禽滑釐与墨子并举。他看到当时战争纷起，大攻小，强胜弱，想助弱小自卫，从墨子学守城之术。楚惠王时，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禽滑釐奉墨子命，与同门三百人持圉之器，在宋城上以待楚寇，楚未能攻宋。 孟胜与楚国阳城君友善。楚悼王死，楚群臣攻吴起于丧所，伤王尸。阳城君参与其事。后来阳城君因此得罪。孟胜主动地要死于阳城君之难。他的弟子徐弱劝阻他。他说“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支也，非支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支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他毕竟还是死了。弟子从死者，八十三人。他在生前，把钜子之位传给田襄子2。 禽滑釐和孟胜的事迹，上文已有所涉及。象他们这样的墨者，很象后来的游侠，而且是更有社会理想更有组织的游侠。如果说，汉代的游侠是墨家的一个支派，不知是否合适。但无论如何，已不能算是一个学派了。 秦灭以后，墨家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和墨家学说都遭到极大的困难。但《墨子》书毕竟传下来了，这必还有收辑和传习的人。墨家之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3，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刻的影响。刘邦率见《墨子闻诂·墨子后语上》。 《史记·儒林列传》，《吕氏春秋·当染》，《庄子·天下篇》。 2《吕氏春秋·上德》。 3《墨氏春秋·去私》。 农民军入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显然是来源于墨家之语而作了修改。刘邦提出了一个“盗”字，这反映了个体所有者以及地主们的利益，有利于反秦势力的稳定和巩固。在西汉之际，绿林农民军提出了“杀人者死，伤人者创赏”的斗争，这就完全是墨家之法的翻版了。 韩非所谓“墨离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这都属于墨家中的辩者流派。《墨子》书中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当是墨家辩者流派所诵习的经典及其解说。对于墨子的言论，或有“多而不辩”之讥，这指的是语言朴实而不华美。这个“辩”字，不是论辩之辩。有一次，墨子弟子县子硕问于墨子说“为义，孰为大务？”墨子说“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埌者实埌，能欣者欣，然后筑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是把辩作为一种宣传方式而加以肯定的。墨家辩者之出现，有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也有其学派上的历史渊源。关于墨家辩者的学术成就，本编下文将与名家惠施，公孙龙一起，另行论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 第四章李悝、吴起、商鞅战国继春秋之后，社会的变化更大。有眼光的政治家觉察到这种变化的动向，要求从政治上推动这种变化，因而在一些国家里出现了改革和变法运动。其中著名的有魏文侯年间李悝的变法，赵烈侯年间公仲连的改革，楚悼王年间吴起的变法，韩昭侯年间申不害的改革，齐威侯年间邹忌的改革，秦孝公年间商鞅的变法有更大的历史影响。这些变法和从事改革的人，历史上多称为法家。 第一节李悝魏文侯（公元前445年—前39年在位）年间，魏国很有朝气，是一个强盛的国家。魏文侯是一个有作为的国君，他延揽各地人才，先后任用魏成子（文侯弟，名成）、翟璜（名触），任用乐羊为将攻取中山，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县令，任用李悝为相国，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进行了改革。同时，又尊儒家卜子夏为“师”，并尊崇田子方（子贡弟子）、段干木（子夏弟子）等人。 李悝（即李克），魏国人，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汉书·艺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列为法家之首，已失传。李悝“撰次诸国法”，编成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内容分为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具法》，原文也已失传。李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所谓“盗”，是指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所谓“贼’，是指对统治阶级人身的侵犯，包括杀伤之类。李悝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及其地位，把《盗法》，《贼法》列在《法经》的头两篇。李悝认为，“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囚法》讲的“断狱”的法律，《捕法》讲的是“捕亡”的法律。《杂法》包括惩罚“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侈，逾制”2等六种违法行为。“轻狡”是指轻狂的犯法行为，“越城”是指偷越城墙，“博戏”是指赌博，“假借”是指假借的欺诈行为，“不廉”是指贪污贿赂，“**侈”是指荒**奢侈行为，“逾制”是指应用器物超过了规定的等级制度。《杂法》的许多规定无非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具法》是“以其律具其加减”3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从六篇法的内容来看，李悝《法经》的侧重点在于镇压跟防止民众的反抗斗争。以后，商秧从魏入秦，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朝的《秦律》，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补充而成。 李悝得到魏文侯的信任，在相魏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变法。在政治上，李悝采取了一套有利于新兴势力的政策措施。他实行了“食有劳而禄有功”，“夺**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4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改为按功劳大小和对国家贡献多寡，分别授予职位和新的爵禄，对于那《晋书·刑法志》。 2《晋书·刑法志》。 3《晋书·刑法志》。 4《说苑·政治》些对国家没有贡献，而以前代的爵禄享受特权，过着奢侈生活的“**民”，予以取缔，用这爵禄招来四方所需要的士人。 李悝主张“尽地利之教”，就是尽力开辟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据他估计，方百里之地，除去三分之一的山泽、邑居，可有田地六百万亩。如果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这样，地方百里就可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李悝在财政上的另一项办法是平籴之法，就是年成好的时候，收买农民的余粮，饥荒年再以公平价格卖给农民。他说“籴甚贵伤民（士与工商），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他又以一般年景的农民收入来分析魏国的农民经济情况。他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石三十（谓每石三十钱），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平籴的具体办法是必谨观岁（年景）有上、中、下熟（收成好）。上熟其收自四（比一般年景多收四倍即亩收六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荒年）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国家）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适足是够用）贾（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收买的），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出卖）之。故虽遇饥馑（荒年）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李悝的尽地力的办法有提高农民生产兴趣，鼓励开荒的作用。他的平籴，是调剂粮价的手段，有预防饥荒，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更从他的办法中，可以反映出战国初期的魏国小农经济的重要和政治上君权集中的趋向。以上均见《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吴起吴起，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38年，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 《汉书·艺文志》载吴起有兵书四十八篇。吴起出生在一个“家累万金”2的富有家庭。为了在政治上求得发展，曾到处奔走寻找门路，花了不少钱，弄得倾家荡产，也没得到一官半职，遭到邻里乡人的讥笑、诽谤。吴起为此气愤不过，杀了诽谤他的三十多个人。在临逃走时，他对母亲发誓说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吴起先去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习儒术。他母亲去世了，因为没有按照儒家忠孝的信条回家奔丧守孝，被曾申认为不孝，不配作儒家的门徒，跟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从此吴起干脆弃儒学兵。吴起以兵法事鲁君。齐国攻鲁，因为他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不愿用他。为了取得鲁君的信任，吴起杀妻，表示忠于鲁国。鲁穆公任用吴起为将，打败了齐，但仍然遭到鲁国贵族的排挤，只好离鲁去到魏国。 魏国的大夫向魏文侯推荐说吴起用兵，司马穰苴都赶不上他。文侯用吴起为将，率兵攻打秦国，连拔五城，夺取了西河之地（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文侯任用乐羊攻中山，吴起又和西门豹奉令率兵相助，一起灭亡了中山国。不久，被任为西河郡守，担负防御秦国的重任。 吴起治兵，跟一般将领不同。他关心士卒，跟最下等的士卒同衣食，睡觉不另设铺位，行不骑乘，与士兵一样亲自背着军粮，徒步行军，小卒有病疽（毒疮）的，吴起甚至为他用口吸脓。小卒的母亲听说后大哭。有人问你儿子是小卒，而将军用口吸他的疮脓，你为什么要哭？卒母说“往年吴将军曾用口吸他父亲的疮脓，他父亲作战，直向敌人冲锋，死于战场。现在，吴将军又用口为我儿子吸疮，我儿子大概要战死了，我所以要哭。” 吴起在西河任上，还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吴起兵法》。这部书在我事史上，跟《孙子兵法》有同等重要地位，秦汉以前流行颇广。《韩非子·五蠹》说，那时候“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凡是谈兵的人，没有不读的。原书后来失散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吴子》六篇，据学者们研究，虽然保存有吴起的军事思想，但已不是原著。 吴起在西河郡任内政绩卓著万民亲，百官治，府库实，使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拓地千里，建立了不少功绩，但是高官轮不到他。魏文侯死后，又受到贵族们的排挤和谋害。公元前382年，吴起离魏去楚，开始被任为“宛守”（宛，是南阳郡治所，今河南南阳市），防御魏、韩。旋被提升为令尹（相），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2，就是要剥夺贵族的有余，来补新兴阶级的不足。吴起认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削减官吏的禄秩，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2，节省这些开支用来供养”选练之士”。这个措施革除了一些封君的特2以下，关于吴起的材料，主要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说苑·指武》。 2《说苑·指武》。 《韩非子·和氏》。 2《战国策·秦策三》。 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军事力量。吴起还根据楚国土地多劳动力不足的特点，下令迫使“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叫贵族们去开发荒凉地区，“皆甚苦之”3。在整顿吏治方面，吴起提出三点主张一、“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4二、“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5三、“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吴起实行的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却受到一些贵族的极端仇恨。公元前38年，悼王死了，贵族们要杀害吴起。吴起逃到悼王尸体附近藏身。贵族们要射死吴起，往悼王尸体身上也射上了不少箭。楚肃王继位，把射中悼王尸体的贵族，杀了七十多家。 3《吕氏春秋·贵卒》。 4《战国策·秦策三》。 5《战国策·秦策三》。 《战国策·秦策三》。 17 第三节商鞅生平及著作商鞅，姬姓，是卫国的公族，故又称卫鞅或公孙鞅。鞅后在秦，受封商邑，因称商鞅。他是战国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人物，生年不可确考，死于公元前338年。 商鞅是李悝的学生，年辈略后于吴起。《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先至魏，魏王不用。《秦本纪》称商鞅在秦孝公元年入秦，三年变法，五年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被封为商君，二十四年孝公死后被杀。《商君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旧题“商鞅撰”，但其中有商鞅以后其他法家的作品，《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所见商、管两家书当然与今本有所歧异，但亦可见《商君书》在战国末期已流传很广。 在秦变法的争议商鞅年轻时爱好刑名之学，先到魏国，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在临死前，推荐他给魏惠王，要惠王用他为相。并说，如果不用，就把他杀掉，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因而没有任用商鞅。这时，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就到了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先住在孝公的宠臣景监家里。他头两次见孝公，劝孝公学尧舜禹汤的仁义，行所谓帝王之道。孝公听得直打瞌睡。事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太迂腐了。商鞅从景监那里知道了，孝公对他不满意，便要求孝公作第三次的接见。这一次，商鞅大谈富国图霸之术。秦孝公立刻被打动了，越听越爱听。孝公高兴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果然是好样的，孝公一连和商鞅谈了好几天，决定了重用商鞅，准备实行变法。 变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群臣间引起很大的争议。《商君书·更法》载，秦孝公跟商鞅以及旧臣、甘龙、杜挚在一块商议变法的问题。秦孝公说我想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议论我。商鞅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说好！甘龙则不赞成。甘龙说圣人不用改变民众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不改变旧法来治理国家。因袭民众的旧习来施教，不用费多大力气就会得到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很熟习，民众也能相安。如果现在要变法，不按秦国旧制，要改革礼制来教化民众，恐怕天下人要议论秦国国君。 商鞅批驳甘龙说“你所说的都是俗人之见。平常人总是安于拘守旧的习惯，学士们总是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人可以当官守法，不能跟他们讨论法以外的事情。夏、商、周的礼制不同，都成了王业春秋时期五霸的以下关于商鞅的材料，主要见于《战国策·秦策》，《史记·商君列传》。法度也不同，都成了霸业。所以，智慧的人创造制度，而愚昧人的人受法度的管束；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跟拘守礼的人商讨大事，不能跟受法度约束的人计议变法。 杜挚也反对商鞅的看法，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我听说过，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导民众而不杀人，黄帝、尧、舜杀人而不叫妻子连坐。至于文王、武王，则各自针对当时的形势，建立法度；根据事实的情况，制定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兵器、盔甲、器具，都要应用便利。所以说治世不必一以贯道，便国不必拘泥古法。商汤、周武的兴起，正由于他们不拘守古法；殷纣、夏桀的灭亡，正由于他们不改革旧礼。这样看来，违反古法的人不一定受到非议，拘守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君主不要疑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过，穷僻的巷子里，遇事多觉奇怪；认识片面的学士，对事常多辩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我要对于那些拘泥现状的人说，我不再疑惑了。 通过这场论争，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因循守旧势力失败了，商鞅说服了孝公，使孝公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是.编制民户，加强刑赏。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做奸犯法，别家必须告发。隐瞒不告发，就要同罪连坐。新法规定，不告发奸人的，腰斩。告发奸人的，跟斩得敌人首级同赏。藏匿奸人的，要跟投降敌人同罪。新法还规定，旅客必须有凭证才能留宿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客舍主人要问罪。 商鞅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认为，这样可以迫使民众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商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现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商鞅对轻罪用重刑，目的在于贯彻他制定的法令，把民众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战国策·秦策一》称赞商鞅变法的成效说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史记·商君列传》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2.鼓励小农生产，崇本抑末。新法规定，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可以免除劳役。从事末利，游手好闲而贫穷了的，把全家罚作官奴隶。商鞅如此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封建生产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政治的经济基础。 《商君书·垦令》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有不少抑商的政策。例如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牟取暴利。还主张“一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所有这些抑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为了新法在民众中贯彻执行，商鞅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据说，他在国都的南门外立了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如有人搬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一般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去动。后又宣布增加到五十金。有一个人不怕事，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收发了五十金的赏钱给这个搬木头的人。通过这件事，表明了新法的权威性。此后，商鞅就把新法公布了出来。 3.奖励军功，按军功重新规定给予名位的标准。 立军功的人，按功劳大小得君上爵赏；私斗的人，按犯罪轻重受刑罚。 奖励军功的具体办法是凡在战争中斩得敌一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一级；要做官的，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斩得敌人两个首级的，赏给爵位两级；要做官的委任一百石俸禄的官。官爵的提升是跟斩首敌首级的军功相称的。对没有军功的宗室子弟，一律废除他们的名位，按军功重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有军功的人可以享受军功爵的待遇，可以享受荣誉。 由于秦国变法的初步成功和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公元前352年，商鞅以功升为大良造，这是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的官职。 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主要有下列五点.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开”就是开拓的意思。《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的话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决裂”的目的是为废除井田制，董仲舒曾指出商鞅“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商鞅这次对土地制度的改革，一方面用法令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就是所谓“坏井田，开阡陌”；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后世人说商鞅“灭庐井而置阡陌”2。《秦律》严禁对土地权的侵犯。云梦秦简《法律问答》有一条律文“盗徙封，赎耐。”就是把私自移动田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但允许出钱赎罪。接着又对律文解释说“何知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是非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说明田界不准“盗徙之”，这是对土地权的侵犯，应该判处耐刑，并认为这种刑罚“不重”。 2.推行县制。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设县令、县丞等官，还设有县尉2。县令是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公元前349年，“初为县，有秩史”3，就是在县官之下，开始设置有《汉书·食货志上》。 2《汉书·王莽传》载区博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杜佑《通典·食货典序》也说商鞅“隳经界，立阡陌”。《史记·商君列传》，又《秦本纪》均作四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一县。2《商君书·境内》。 3《史记·六国年表》。 定额俸禄的小吏。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君主的统一的封建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封建统治，发展地主经济。3.迁都咸阳，修建宫殿。这时秦国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旧都雍，旧贵族的习惯势力较大，不利于变法的开展。同时仿效中原各国国都的规模，修建冀阙（古时宫廷门外的一种高建筑，用以悬示教令）与宫殿。 4.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斛）、权衡、丈尺”。这对秦国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都有一定作用。传世有已颁布的商鞅方升（现藏上海博物馆）。这件珍贵的文物，应是商鞅为统一度量衡而作的标准量器。 5.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数族，秦国统一了许多少数族地区，因而在秦国戎狄风俗较多。商鞅依照中原的风尚、习俗，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这对秦国的富强是有好处的。公元前340年，商鞅计擒魏将公子卬，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西河地。商鞅由于这个大功，受封于於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十五个邑，号为商君。 变法跟贵族的矛盾商鞅的新法虽得秦国民众的欢迎，却严重地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旧贵族的顽强反抗。新法推行不久，就有数以千计的旧贵族到国都来，硬说新法不好。以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批旧贵族，也出来捣乱并唆使太子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人人都得遵守。新法推行受到了阻碍，主要是上面的人不遵守。现在太子犯了法，也得依法惩办。由于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便用刑罚，太子的师傅可得担当他的罪名。于是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判了罪，在公孙贾的脸上刺了花（黥刑）。但是旧贵族不仅没有死心，而且随着变法的深入，斗争也日益复杂尖锐。当新法推行已有了明显效果时，那些起初说法令不便的人，又说法令便于执行了。商鞅说这些人都是“乱化之民”，把他们都流徙到边城去，从此就没有人再敢公开议论法令。在第二次新法公布后，旧贵族再次出来捣乱，商鞅把为首的祝懽杀掉，把屡教不改的公子虔的鼻子割掉（劓刑）。旧贵族企图暗害商鞅。商鞅在出门的时候多带卫士严加戒备。当时有一个游士，名叫赵良的人来对商鞅说“秦国人对你恨透了，你的寿命象早晨的露水一样，长不了。你不如把封邑还给国君，隐居到偏僻的地方去种庄稼”。又说“你不要仰仗着国君为你撑腰。国君一旦死去，秦国会重重地收拾你，你的灭亡，翘着脚就可以等到。”商鞅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变法。 在赵良劝告商鞅以后五个月，秦孝公死去。曾经犯过法的太子驷继位，这就是秦惠文王。旧贵族见报复的时机已到，便对秦惠文王说“秦国的妇女孩子都只知道商鞅的法，商鞅的威望比秦国国君高，这是很危险的事；而且商鞅本来是君的仇雠，还不赶快收拾他？”秦惠文王在旧贵族的煽动下，就派官吏去逮捕商鞅。商鞅听到消息，就逃走了，找旅店住宿。旅店主人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绝说商君定下的法律，留住没有凭证的旅客要受连坐的罪。商鞅不得已，企图逃往魏国，魏拒绝了他。商鞅只得回到封邑，打算用武装反抗，但变法后的秦队是强大的，战斗的结果商鞅被逮捕，遭到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并且全家被屠杀。商鞅虽然被杀害了，但是他的新法在秦国还在施行对秦国的富强继续起积极的作用。 第五章孙膑、乐毅、田单战国中期，战争日亟。这时，能料敌制胜，改变东方国家间形势，显名当时，垂名后世的军事家，有孙膑、乐毅和田单。 第一节孙膑孙膑破魏孙膑，齐国人，是孙武的后裔。《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膑生阿甄之间”，大约在今山东省东阿县、鄄城县之间的一带地方。生卒年月不可考，约与商鞅、孟子同时。 孙膑曾与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到魏国，做了魏惠王的将军，自以为能不及孙膑，暗中派人邀孙膑至魏，借故施以膑刑（去膝盖骨），并加以软禁。以后，孙膑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秘密回到齐国。齐将田忌对孙膑很尊重。田忌与齐诸公子下注赛马，孙膑看到他们的马都相差不多，而马又分上中下三等，便对田忌说我能设法使你在比赛中取得胜利，田忌于是就跟齐王及诸公子下了千金赌注。孙膑告诉田忌用你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比赛，用你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比赛，用你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比赛。比赛的结果，田忌赢二输一，果然得到齐王的千金。于是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问孙膑以兵法，任为军师。孙膑在任军师期间，辅助田忌打了些胜仗。 公元前354年，魏攻赵，包围赵的都城邯郸。次年，赵请救于齐，齐威王欲以孙膑为将军。孙膑辞谢说“刑余之人不可”。威王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孙膑用“批亢捣虚”、“疾走大梁”（魏都，今河南开封市），“攻其所必救”的战法，迫使魏军回救，而在中途拦腰截击，大败魏于桂陵（今河南长垣县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战。 公元前342年，魏攻韩，韩也告急于齐。齐仍派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直奔大梁。庞涓闻讯即回师迎击齐军。孙膑对田忌说“魏的军队素称慓悍勇猛，向来看不起齐军，而且齐军也早有胆怯的名声流传在外。可以利用这一情况，智取庞涓。《兵法》说，急行百里之远去争夺胜利，可能折损上将；急行五十里去争夺胜利，也不过有半数军队能按时到达。齐军进入魏国后，第一天可造十万灶生火做饭，第二天造五万灶，第三天只造三万灶。”庞涓追踪齐军三天，看到齐行军灶锐减，大喜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胆怯，进入我境才三天，士卒逃亡就大半了。便决定丢下步兵，率领轻装精锐部队，日夜兼程，追逐齐军。孙膑推算庞涓的行军速度，天傍晚之后，魏军当至马陵（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南）。此地道路狭窄，两旁又多天然险阻，可设伏兵。孙膑令人将道旁大树的皮削掉，在白树干上写上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令齐军万名优秀射手，挟持弩弓，埋伏于道路两旁。约定天黑以后，看到火光举起，就一齐放箭。庞涓果然于当夜赶到此树之下，见白木上有字，就点燃火把借光阅读。几个字还未看完，齐军已万箭齐发。魏军遭此突然袭击，立即大乱，各自奔逃。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临死之前满怀疾恨见《孙子兵法·虚实篇》。 地说“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尽破庞涓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魏在战国初期原是极为活跃的国家。经过两次军事上的失败，在东方国家中的地位出现了变化。 孙膑著书孙膑受膑刑后，以为“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汉书·艺文志》在兵权谋十三家中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吴孙子是孙武，齐孙子就是孙膑。《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很受推崇的军事著作。但《孙膑兵法》失传，《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著录。因此，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们对孙武和孙膑是否各有兵书传世的问题，存在着争论。972年4月，从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一座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同时发现两部兵法及其它先秦兵书，从而顺利地解决了上述悬案。 从《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可见，孙膑研究过春秋时期晋国的名将荀息、孙轸（疑即先轸）。 《孙膑兵法·威王问》记“孙子出而弟子问”，孙膑似在齐威王时已有弟子。 孙膑说“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这正是《孙子兵法·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进一步说明。《孙膑兵法》“威王问‘以一击十，有道乎？’孙子曰‘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个“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曾见之于《孙子兵法·计篇》。 “围魏救赵”是运用《孙子兵法·虚实篇》“攻其所必救”的策略；“智取庞涓”体现了《孙子兵法·军争篇》的“兵以诈立”。 春秋时期都城的人口是不多的。一般诸侯的国都周围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邑只有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一般的邑住户不过千室，最少的只有十室，普通的是百室。《战国策·赵三》记赵奢的话说，古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战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2已普遍出现。城市的兴起，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并为据以抗御外来侵略的重要堡垒。交战双方，攻者以攻破城池作为胜利的标志，守者以守住城池作为不败的象征。孙膑对城市问题有专门的论述。《孙膑兵法》里有《雄牝城》一篇，阐述雄城和牝城在攻守中的特点。 “城在渒泽（小泽）之中，无亢（高）山名（大）谷，而有付丘（丘陵）于其四方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前名谷，背亢山，雄城也，不可攻也。城中高外下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中有付丘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在发泽（大泽）中，无名谷付丘者，牝城也，可击也。城在亢山间，无名谷付丘者，牝城也，可击也。城前亢山，背名谷，前高后下者，牝城也，可击也。” 《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左传》，隐公元年。 2《吴子·非攻》，《孟子·公孙丑下》。 这一篇是从地形条件分析城池的攻守。雄城，有险可据，难攻易守；牝城，没有可据守的地形，难守易攻。孙膑这样细致分析城池的地形，显然是基于当时战争的需要。当时武器不能轻易克服障碍，而攻守城池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孙膑的历史影响孙膑在我事史上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指出“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汉书·刑法志》“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诸葛亮，把孙膑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的办法，看做是兵法。他说“士之不能皆锐，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坚固也，处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孙膑有言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此兵说也，非马说也。”诸葛亮认为这个办法用于作战，则会“得之多于弃也。”南宋抗金名将吴璘跟宋高宗论“胜敌之术”，吴璘提出必须“弱者出敌，强者继之”时，宋高宗说“此孙膑三驷之法，一败而二胜也。”2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居不出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诸葛集·兵法》。 2《宋史·吴璘传》。 《选集》第二卷横排本，第298页。 第二节乐毅2乐毅破齐乐毅，生卒年不详，活动年代约在燕昭王（公元前32年至前279年） 燕惠王（公元前278年至前272年）年间。他是中山人，魂将乐羊的后裔。由于乐毅贤而好兵，赵人推举他在赵国做官。到赵武灵王死后，他离开赵国，到了魏国，后又去燕国。齐国曾（于公元前34年）覆灭燕国，燕昭王为报仇雪耻，以十分恭敬的态度、隆重的礼物招纳贤士，凡是欲破齐的人，知道齐国的险阻要塞、君臣间关系，善于用兵的人，都一律欢迎。乐毅作为魏国的使者来到燕国，被燕昭王任命为亚卿。 乐毅帮助燕昭王进行政治改革，主张“察能而授官”，“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3还主张“循法令，顺庶薛者，施及萌隶。”燕昭王也“吊死问主，与百姓同其甘苦”4。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5。弱燕已逐步富强，伺机向齐复仇。 齐湣王晚年，国内外的矛盾已经显露出来，燕国的力量也已增强，齐对燕又疏于防范。燕昭王跟乐毅商量伐齐的事。乐毅说“齐国地大人众，又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燕单独进攻不容易取胜，不如与赵及楚、魏等国联合，才能大破齐国”。燕昭王遂派遣乐毅去约会赵惠文王，并通过赵去劝说秦国伐齐；又另遣使者与楚、魏等国联合。公元前284年，燕征发全队出征，以乐毅为上将军，秦派尉（官名）斯离率兵和三晋之师会合。赵王以相印授乐毅。乐毅统率燕、赵、秦、魏、韩五国之兵伐齐。齐也征发全国兵众拒战。战于济西，齐将没有斗志，一战就下令退兵，只身乘车逃走，齐军大败。齐军余部继续作战，又大败。这时，乐毅遣还秦、韩之师，分魏师攻取宋国旧地，分赵师攻占河间，自己率领燕军长驱深入齐国。剧辛反对说“齐大而燕小，依赖各国的协助打败齐军，从燕国的长久利益考虑，应赶快攻取齐国的边城扩展燕国的领地。只求深入不占土地的作法，无损于齐，无益于燕，空与齐结下深怨，会后悔的”。乐毅说“齐王夸耀自己的功能，遇事不与群臣商议，废黜贤良之士，信任谄谀小人，政令暴虐，百姓怨恨。今乘齐君败亡的时机进攻，民必叛而其内部会发生祸乱，可一举占领齐国。如果失掉战机，待齐王发觉自己的错误，改成恤下而抚民的政令，那就不好对付了。”遂进军深入。齐果然混乱而失掉抵抗能力。乐毅攻入齐的国都临淄，取齐宝财物祭器送回燕国。燕昭王非常喜悦，亲自到济上慰劳军队，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川县东），号昌国君。燕王收集掳获返国，留乐毅于齐，继续用兵，攻占余城。 齐湣王逃亡到卫国，卫君称臣，让出宫室请他居住。但由于湣王的骄傲2本文依据《史记·乐毅列传》的材料，不再注出。 3《战国策·燕二》。 4《战国策·燕一》。 5《战国策·燕一》。 《吕氏春秋·权勋》。《战国策·齐六》略同。 而受到卫人的侵害，又出奔到鲁国。湣王的随从夷维子询问鲁人预备怎样接待齐王。鲁人说将以十太牢2接待你的国君。夷维子认为应以天子的规格来接待。鲁人“闭关”不接待。湣王进不了鲁国，将要到薛国去，借路于邹国。邹国的国君才死，夷维子对邹国的嗣君说，天子来吊丧，必须移动棺材的位置，以便天子朝着南面吊丧，邹国的群臣都很气忿，齐王因而不敢进入邹国，折回到齐的莒（今山东莒县）。楚国派淖齿率兵救齐，被任命为齐相。淖齿想要与燕人瓜分齐国，将齐湣王杀死。 乐毅统率燕师乘胜长驱，齐城皆望风奔溃。他“修整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显而礼之。宽其赋敛，除其暴令，修其旧政。”这些政令，得到齐民的欢迎。接着就分兵五路一、“左军渡胶东、东来（今山东平度、莱西、乳山等县东北一带地区）”；二、“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三、“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四、“后军旁（傍）北海，以抚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五、“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在燕军进入临淄，局面较为稳定后，就在郊外祭祀齐桓公、管仲，并表彰贤人的闾巷，在贤人王蠋坟墓上添加封土，封了二十多个拥有燕国食邑的齐人，在燕都城有爵位的齐人一百多个。乐毅的这些政治、军事措施，效果是显著的。他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攻下了齐国七十多个城，并都改成燕国的郡县。这时候，齐国只剩下莒、即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两城没有被燕军攻占。乐毅以右军、前军围莒，左军、后军围即墨。乐毅围困两城，一年不能破，就令解围，各去城九里而为垒。命令说城里的人出来不要擒捉，赈济有困难的人，使就旧业。他用这些办法来镇抚燕国的“新民”。又过了三年，仍然没有攻破莒和即墨。 有人在燕昭王面前谗害乐毅说“乐毅的智谋过人，他征伐齐国，很快就攻克七十余城。现今不破的仅有两城，不是他不能破，三年不攻的原因，是想长久依仗兵威以服齐人而称王。今齐人已服，还没有称齐王，是由于他的妻子在燕国。不过也可能在齐国娶美女而抛弃他的妻子。望王图谋这件事。”昭王为此置酒大会，当面责备进谗言的人说“齐国杀害了先生（燕王哙），我恨之入骨，‘广延群臣，外招宾客’，为的是报仇雪恨。有能破齐的人，我还想与他同有燕国。今乐君为我破齐，报了大仇，齐国本来是乐君所有，不是燕国所得。乐君若能有齐，与燕结欢为好，抗拒从诸国来的灾难，是燕国的福气，我的愿望。你怎么敢这样陷害乐君呢！”于是，把进谗言的人给杀掉了。接着，昭王把赐给乐毅妻子的王后、公子的服装、车马，派遣相国送与乐毅，并立他为齐王。乐毅惶恐不受，用书信表示他誓死尽忠于昭王。由于昭王对乐毅的信任、，他在齐国和诸侯间享有很高的信誉，没有人敢再陷害他。 乐毅居赵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子惠王继位。惠王自做太子的时候就对乐毅不满。齐将田单听说了，就派人去作反间、散布谣言，说乐毅不拔齐的两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资治通鉴》，周赧王三十一年，三十六年。 又不回燕国，是以伐齐为名，其实是想联合诸侯在齐称王。还说，齐人并不害怕乐毅称王，害怕的是燕派别的将领来。惠王原来就已怀疑乐毅，又听信了齐人反间的话，就派骑劫去代替乐毅，把乐毅调回燕国。乐毅知道燕惠王心怀不善，害怕被杀，就逃到赵国。赵封乐毅于观津（今河北武邑县东南），号望诸君。赵国尊宠乐毅，为的是“警动”燕齐。 田单设诈诳骑劫，大破燕军，乘胜尽收齐城而复齐国。燕惠王后悔使骑劫代乐毅，因而破军亡将失齐；并怨恨乐毅居赵，又恐赵用乐毅趁燕疲惫而伐燕。燕惠王使人责备乐毅，并谢罪说“先王把全国委托给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了先生的冤仇，天下的人都受到震动，我怎敢有一天忘掉将军的功劳呢？恰巧先王抛弃了群臣，我新即王位，左右臣子误我。我派骑劫代将军，是因为将军长久在外辛劳，所以召回将军暂时休息，商议国事。将军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同我有嫌隙，就弃燕归赵。将军这样做，为自己打算，是可以的，可是怎么报答先王待将军的盛意呢？”乐毅在《报遗燕惠王书》中，说明了他所以奔赵国以及他的政治主张，他接受燕昭王的任命和伐齐的功绩以及燕昭王对他的封赏。接着说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革囊）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早）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改）。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罹）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絜（洁）其名。臣虽不侒，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从《乐毅报遗燕惠王书》，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到乐毅的主要事绩，及他的政治思想、品德。他在信的后半段，引伍子胥不早见阖闾与夫差气量的不同，因而遭遇到不幸的下场。这是用历史的教训来说明为什么他必须离燕去赵。但他表示，虽然遭遇到不可测度的罪责，把幸灾乐祸以为利，是道义所不许的；忠臣离国，不肯谤毁君王，为自己辩护。乐毅的这种明朗态度，解除了燕惠王以为乐毅在赵将不利于燕的顾虑。燕国以乐毅的儿子乐间为昌国君，而乐毅也往来于燕、赵，燕、赵都以他为客卿。后来，乐毅死在赵国。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年），燕王令丞相栗腹与赵修好，以五百金为赵王秦。栗腹返国向燕王报告说“年壮的赵民都死在长平，孤儿还未成壮年，可以攻伐。燕王征求昌国君乐间的意见。乐间说“赵是四战之国，民皆习兵，不可与战”。燕王说“我以众战少，以二而伐一，乃至以五而伐一，可以了吧？”乐间回答说“都不可以。”燕王大怒。群臣都以为赵可伐。燕王喜终于令栗腹、庆秦率大军攻赵。赵使廉颇率军拒战，大破燕军。乐间入赵。燕王后悔没有听乐间的话，又怕乐间在赵对燕不利，便写了一封既责备又谢过的长信给乐间，希望乐间仍能回到燕国，“愿君捐怨，追惟先王，复以教寡人。”2乐间怨燕不听用他的计谋，终于留在赵国。 汉初，刘邦过赵，查访到乐毅的孙子乐叔，封之乐卿（未详），号华成《史记·乐毅列传》，《战国策·燕二》，《史记》与所记略同，而《史记》对文字有所加工。2《战国策·燕三》。《史记·乐毅列传》所载信，系删节，而与《战国策》略异。君。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乐臣公善黄帝、老子之言，在齐是著名的贤师。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约当今山东胶河以西，高密县以北地区），为曹参师。 第三节田单田单破燕复齐田单，出身于齐王疏远的宗族，是齐湣王年间临淄的市掾。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0年至前250年。燕军长驱攻齐时，田单东走安平（今山东益都县西北），令族人都将车轴头截短，并包上铁皮。燕军破安平，齐人逃走争路，因轴折车坏而为燕军俘虏。只有田单的族人逃脱，东保即墨。即墨大夫战死，城中人推举田单为将军，说“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指改造车子）得全，习兵。” 公元前297年，燕昭王死，子惠王继位。惠王和乐毅过去不和，田单听说了，派人去燕国作反间、散布谣言说乐毅迟了不拔两城是以伐齐作幌子，其实是想联合诸侯，在齐称王。燕王听信了这样的中伤，使骑劫去代替乐毅。乐毅因此而逃往赵国，燕人士卒都为乐毅愤愤不平。 田单有意制造“神示”。他令即墨城里的人，吃饭必须在院子里祭祀祖先。这样，“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燕国的士卒看见这一情景，都很奇怪。田单因而散布流言说“神来下教我。”又对城里的人说“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个机灵的士卒领会到田单的意思，说“我可以为师吗？”田单便师事这个士卒。士卒说“我欺骗你，实在无能。”田单说你不用说话。以后，每出约束，必称神师。这是利用“神”来降低燕国士卒攻即墨的信心，而鼓舞齐人的士气。 田单派人宣传说，我们最怕燕军俘虏了我们的土卒，割去他们的鼻子，再派他们来和我们作战。骑劫果然这样作了。城内的人看见投降的齐军尽被割了鼻子，都很愤怒，决心守城，惟恐被燕军所得。田单又派人扬言我们最怕燕军刨我们的祖坟，戮先人的尸骨，这最令人寒心了。骑劫又上了当，果然令燕军挖齐人的祖坟，烧死人尸骨。即墨人从城上望见，人人痛哭流涕，十分悲愤，个个都想出战。就这样，田单引导骑劫来扩大燕齐之间的矛盾，增加齐人对燕军的愤恨。 田单看到士气高涨，知道可以出战了。他同士卒一样，亲自负持版、锸等筑营垒的器具，把自己的妻妾都编入队伍之中，尽散饮食犒劳士卒。为了迷惑燕军，他令甲卒都藏匿起来，使老弱女子登城守望，并派使者出城假意投降。骑劫信以为真，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搜集民金千镒，令即墨的富豪送给燕将说即墨就要投降了，大军进城，希望将军保全我们的家小。燕将个个喜欢，满口答应。燕军从此更加松懈、麻痹。 田单积极准备“火牛阵”，打败了骑劫。他征集了一千多头牛，牛身上穿上红色丝绸衣，画上五彩龙纹，牛犄角上捆着兵刃，牛尾巴绑上浸透了油的芦苇。把城墙凿了许多个洞，夜间点燃牛尾上的芦苇。牛一受惊，就从城洞狂奔到燕军中去。牛尾火炬光明炫耀，并有壮士五千人随同火牛向前冲击。燕军看到五彩龙纹的火牛，十分害怕。城中还擂鼓呐喊，老弱都敲各种响器，声震天地，齐军声威大振。燕军陷入惊恐混乱中，骑劫被齐军杀死，燕军溃逃。田单率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所过城邑，皆叛燕而归附田单。田单的兵日益增多，燕日益败亡。齐国被燕军攻占的七十余城，全都收复。田单从本文依据《史记·田单列传》的材料，不再注出。 莒把齐襄王迎接到临淄，主持朝政，襄王封田单为安平君。 破燕复齐之后襄王在齐国的威信大不如田单，襄王总是疑心田单要自立为王，从而跟田单发生矛盾。一次，襄王跟田单过淄水，见一老人涉水，出水后冻得不能行走，坐在沙中。田单脱下自己的皮袄给老人穿上。襄王厌恶地说“田单的施舍，是将欲夺取我的国家，不早图谋，恐后生变。”有人给襄王出主意，用嘉奖田单的办法，把田单对百姓的关怀说成是自己的善行，劝王下令“我忧民饥，单给民食；我忧民寒，单解裘农民；我忧百姓劳苦，而单亦忧；适合我的心意。”襄王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便赏给田单牛、酒，又当众揖田单，口头慰劳，感谢他替自己关心百姓。接着明令查访、收养饥寒的百姓，同时暗中派人到闾里间收集舆论，结果大家都说“田单的爱民，原来是王的教导呀！” 田单保荐貂勃给襄王。襄王有九个宠臣，欲中伤田单，都对襄王说“燕伐齐的时候，楚王使将军领兵来帮助齐国，今国家已经安定，应派使者去感谢楚王。”他们又都推荐貂勃出使。齐王随即派貂勃前往。貂勃受到楚王的款待，数月不返。九人议论说，一个使者受到万乘国君的款留，还不是凭借安平君的权势？再说安平君与王，君臣无异而上下无别，他在国内赈穷济贫，向民布德；对外怀柔戎翟，礼遇天下的贤士，这是想图谋不轨，希望大王注意观察。一天，齐王说“叫田单来！”田单免冠、赤足步行、袒胸露臂的过来请死罪。过了五天，王才说“你没有罪，你守为臣的礼数，我守为君的礼数就行了。”貂勃从楚国回来了，王赏他喝酒，酒喝得很畅快。王吩咐“叫田单来！”貂勃离座起立、叩头，恭敬地问襄王王跟周文王、齐桓公比较，谁更贤明？襄王说他自己不如他们。貂勃说“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独叫‘单’，怎么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从历史上来看，谁能比得上安平君的功劳呢？燕人兴师袭齐，王不能抵御，只好躲避起来。安平君以危急的即墨小城，残败的士卒七千，擒杀燕国的将帅而收复千里的齐国。当败燕复齐的时刻，安平君如果自立为王，天下人谁能禁止？他出于道义，而迎王与后返临淄，今已国定民安，而王却叫‘单’，婴儿也不做这样的事呀！王赶快杀九人而向安平君谢罪。不这样做，国家将要危险了！”襄王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便杀了九人并驱逐了他们的家属，以夜邑（约在今山东掖县）万户益封安平君。 田单跟襄王的矛盾有所缓和后，优裕的生活又影响了田单的战斗意志。 田单将攻狄（今山东高青县东南），去与鲁仲连商议。鲁仲连说“将军攻不下狄来。”田单大不以为然，说我以即墨小城的破亡余卒，能败万乘之燕而复齐，为什么攻灭不了狄？果然，他攻狄，三月不能克。齐国的童谣说“大冠若箕，脩（长）剑拄颐（下巴），攻狄不能，下垒枯丘。”田单听到儿谣害怕了，向鲁仲连请教不能克狄的原因。鲁仲连说“将军在即墨的时候，坐着织草器，站着拿锸（锹），向士卒倡言‘宗庙已亡，无处可去，只有战斗到胜利！’那个时候，将军有战死的心，士卒死战无求生之意，听到你的号召，没有不挥泪奋臂而欲战的，这就是破燕的原因。今天将军，你《战国策·齐六》。 有优厚的俸禄，有生活的乐趣，没有战死的决心，所以不能取得胜利。”田单认为鲁仲连的话，说中了他的要害。第二天，他便精神振奋地巡城，站在矢石能打到的地方，亲自击鼓，狄才被攻下。 当初，燕将攻下聊城（约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时2，有人在燕王面前陷害燕将，燕将害怕被杀，不敢返燕而保守聊城。田单攻聊城一年多，士卒多死而聊城不能破。鲁仲连给燕将写了一封长信3，说“为你打算，不归燕就要降齐，独守孤城，齐兵日增而燕无力救授，是没有出路的。”燕将见信后，哭泣了三天，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恐被杀；而杀虏齐兵众多，降齐恐怕也会遇害，便自杀而死。城内陷入混乱。田单遂破聊城。 《战国策·赵三》载，赵惠文王三十年（公元前29年），田单曾与赵奢论兵。田单在阅读了赵奢的兵法后，问赵奢“我只对将军用兵“用众”的主张，有不同意见。兵众多，影响农耕，粮食供应困难，是“自破之道”。我听说，古代帝王的兵不过三万，而天下服。今将军必须具有十万、二十万兵才用，这一点使我不佩服。”赵奢说，“你不只不懂得用兵，又不明白‘时势’。古代天下分为万国，最大的城不过三百丈，最多的人口不过三千家，用三万兵攻或守，有什么困难呢？今天是把古代的万国分为战国七个，千丈之城，万家之邑，能够相互望到。以三万兵围城不足，野战更不足，你将怎么办？”田单听了，感叹自己没有想得这么深透。田单的这种军事思想，有可能就是他在执政期间齐国的力量不能在诸国间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田单破燕复齐后十四年（公元前25年），齐襄王死去，齐王建继位，实权掌握在君王后手中。田单离开齐国去赵国，并统率赵军攻克燕及韩的城邑。《战国策·赵四》记，事先，赵平原君以赵国济东的部分“城市邑”给齐为条件，令齐田单率赵军攻燕，赵奢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一是割地与齐，是“覆军杀将之所取割地于敌国”；二是表示赵国的“无人甚也”，而他熟习燕的地理，可以担当攻燕的任务；三是“使安平君愚”，不能战胜燕军，“使安平君知，又不肯与燕人战”，这是因为“赵强则齐不复霸矣”。平原君没有听赵奢的话。第二年，田单还成为赵的相国。 秦、赵长平之战，安平君田单说魏王与赵合纵。他指出，秦割韩地垣雍给魏的诺言，是诱饵、“空割”，是根本不能兑现的。魏王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田单的业绩主要是破燕复齐。他首先用反间加深了燕惠王与乐毅的矛盾，使燕以没有政治头脑的骑劫代替了乐毅。又巧妙地调动骑劫去做种种增加齐人对燕军矛盾、愤恨的行为，然后利用骑劫的骄傲、松懈，出奇兵向燕军突然袭击，燕军主师被杀，溃不成军，而齐人纷纷归附田单，几个月间就2《史记·燕召公世家》燕昭王二十八年记“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据此，有可能燕将攻克聊城在乐毅去齐以后。 3《战国策·齐六》，又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因鲁仲连给聊城燕将的信中有燕相栗腹败于赵事，在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年），所以《资治通鉴》将田单攻聊城事载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有的学者认为，田单已于赵孝成王元年（前25年）降楚，因而鲁仲连给聊城燕将书中燕相粟腹败于赵，疑有错简。但《战国策·赵四》有赵平原君以割赵地给齐为条件，换取田单率赵兵伐燕的记载，又记赵奢的话说“使安平君知，又不肯与燕人战，赵强则齐不复霸矣。”看来，田单也有并未降赵和重返齐国的可能。 《战国策·魏四》。 收复了齐的七十多城。在对外方面，乐毅主张合纵攻齐，而主要是联合赵国。乐毅以后，随着燕赵关系的恶化，使燕陷入困境。田单复齐后，也是力争齐赵的友好，后来他竟做了赵相。 田单从迎接齐襄王回临淄，到他离齐去赵的十四年间，先是与襄王发生矛盾，接着是优裕的生活享受使他的政治意志有所消沉，因而看不到他振兴齐国的政治措施，他在各国间也未发挥重要作用。《战国策·赵二》说“田单将齐之良，以兵横行于中十四年，终身不敢设兵以攻秦折韩也，而驰于封内”。齐虽复国，但耗损的国力，始终没有完全恢复。燕在齐的胜负，也大大损伤了国力。这二者都削弱了东方国家对抗秦国的力量。 第六章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战国时期，王侯贵族间兴起一股养士的风气。当时国君如魏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髠、孟柯皆至梁。”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千人”。2各国的国王、贵族争相养士，企求得到助力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在当时贵公子中以养士著名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在历史上有“四君”之称。 春申君，姓黄名歇，楚顷襄王之弟。生年不详。死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38年）。春申君在顷襄王时任左徒。考烈王即位，任令尹，封给淮北地十二县。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年），改封于吴（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门下有食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着珠履。曾派兵救赵攻秦，后又灭鲁。曾任荀子为兰陵令。考烈王死后，在内讧中被杀。在四君中，春申君的声誉和影响，都较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为差。 第一节孟尝君早慧与养士孟尝君，姓田，名文，齐相田婴之子，袭其父封爵，封于薛（今山东滕县东南），称薛公。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30年至前270年间。 《史记·孟尝君列传》2载田婴有四十多个儿子。他的贱妾五月五日生文。婴告诉文的母亲说，不要养育他。其母私自抚育了他。及文长大，见到婴，婴恼怒地对文的母亲说“我令你抛弃这孩子，你为什么敢养活他？”文叩头，问道“您不养育五月生的孩子的原因是什么？”婴说“五月生的孩子，长与户齐，将对他的父母不利。”文说“人生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户？”婴无言以对。文又说“必定受命于天，您何必忧虑？如受命于户，可以加高门户，谁能长那么高？”婴默许，说“你不要说了。” 过了一段时间，文又趁机问他的父亲说“子之子叫什么？”回答说“叫孙。”“孙之孙叫什么？”又回答说“叫玄孙。”“玄孙之孙叫什么？”婴说“不知道。”文随即又说“您用事相齐已经多年，齐的国土不加广而您的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个贤者。我听说，将相的手下必须有人辅佐。您的仆妾的吃穿都很讲究、奢华，而士却缺衣少食。”他劝说田婴散财养士。田婴使文主家待宾客，宾客日益增多，名声闻于诸侯。诸侯皆使人请田婴以文为嗣。婴卒，文嗣为薛公，号孟尝君。 《史记·魏世家》。 2《史记·田敬仲世家》。 关于孟尝君初相魏的年代有两说，皆在田婴未卒前。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二五》依吴师道说，定在魏襄王初年，公元前三一八年或稍后；于鬯《战国策年表》认为在魏惠王后元十二年（公元前323年）。孟尝君卒年不可考，《说苑·善说》篇，有张禄求孟尝君为书寄秦昭王事。张禄即范睢，为秦客卿在秦昭王三十六年（前27年）。 2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皆据《史记·孟尝君列传》。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不吝惜产业而厚待宾客。孟尝君跟宾客谈话时，屏风后常有人作记录。宾客去，孟尝君即使人问候并赠送宾客的亲戚所需要的物品。一次，孟尝君待宾客吃晚饭，有一人遮蔽了灯流氓之我就是神燃文光。宾客以为饭不一样，怒而告辞。孟尝君拿着自己吃的饭跟宾客的饭相比，完全相同。宾客很惭愧，自刭而死。士因此多来投奔，孟尝君的食客达到三千多人。 受困于秦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明，就打发他的同母弟泾阳君到齐国去做质，请孟尝君到咸阳来。孟尝君即将去秦国，上千的人劝阻他，他都不听从。这时，苏代对他说“今天早上我看见木偶人跟土偶人对话。木偶人说天下雨，你将被毁坏。土偶人说‘我生于土，毁坏了复归于土。天下雨，你却不知道会被漂流到什么地方。’”苏代接着说“秦国是不讲信义的虎狼之国，如果您往而不得还，不是会被土偶人所讥笑吗？”2孟尝君才暂时打消了去秦国的念头。 公元前299年（齐湣王二年，秦昭王八年），孟尝君入秦，秦昭王任为丞相。有人对秦王说“孟尝君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国就危险了。”秦王便以楼缓为相，软禁并欲杀害孟尝君。孟尝君使人向秦王的幸姬（宠妾）请求解救。幸姬的条件是要狐白裘。孟尝君仅有一件狐白裘，已经献给秦王。他很犯愁，遍问门客。在最下座有位门客说，我能取回献给秦王的狐白裘。夜里他装成狗，果然从秦宫衣库里把狐白裘取来，献给了秦王的幸姬。幸姬就劝说秦王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即刻改公文，变姓名，奔逃出关。秦昭王也随即反悔，使人急追孟尝君。孟尝君赶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时，正当半夜，依法须鸡鸣时才放人。孟尝君害怕追到，十分焦急。忽然在下座门客中有鸡鸣声起，众鸡随之齐鸣，遂得开关门逃出秦国。 齐湣王三年（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回到齐国，齐湣王以为相，执掌国政，他因怨秦，联合韩魏组成三国联军攻秦，至函谷关。 门客冯谖《战国策·齐四》载，齐国有个叫冯谖的人，穷困得不能生活，请求到孟尝君的门下作食客。孟尝君问他的爱好和擅长，说是都没有。孟尝君笑笑，接受了请求。孟尝君左右使用的人因为孟尝君看不起他，就给他吃粗劣的饮食。过了不久，冯谖靠着柱子弹着他的剑，唱着说“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的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比门下之客。”过了不久，冯谖又弹着他的剑，唱着说“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的人都笑话他，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准备车，比门下之车客。”冯谖坐着车，举着剑，对他的朋友说“孟尝君客我”。可是不关于孟尝君养士的记载、传说很多，《史记》、《战国策》外，还有《吕氏春秋》、《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等。 2见《史记·孟尝君列传》。《战国策·齐三》，“苏代”作“苏秦”，《说苑·正谏》作“谒者”。《史记·孟尝君列传》作“冯驩”。 久，又弹着剑说“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的人都厌恶他，以为他贪心不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左右的人回答说“有老母。”孟尝君就叫人供给她食用，不要让她缺乏。冯谖就不再歌唱了。 后来，孟尝君询问门客中谁熟习会计，能到薛地去收债。冯谖自我推荐。孟尝君不认识他，左右的人说，就是那个唱“长铗归来”的人。孟尝君对未接见过冯谖，表示了歉意。于是冯谖便预备车子，收拾行李，装载着借契动身。冯谖在告辞的时候问“债都收回以后，用债款买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说“看我家少有的，就买了来。” 冯谖到了薛地，召集那些欠债的老百姓都来核对借契。核对过后，他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债款都免了，随即烧掉他们的借契。 冯谖回到齐国，一清早就求见孟尝君，报告说“我收完债，私下想，您家珍宝、狗、马、美女都很富足，只有‘义’是缺少的，因而就用债款替您买了尝君问“怎么买义？”冯谖说“您有小小的薛地，却不像对子女一样抚爱百姓，还要对他们放债取利。我假托您的命令，把债款都免了，并烧掉了借契。老百姓都欢呼万岁。这就是我替您买的义。”孟尝君很不高兴地说“好啦，先生，算了吧！” 过了一周年，齐湣王对孟尝君说“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失掉相位，到他的封邑薛地去。离薛地还有一百里，老百姓就扶老携幼，在路上迎接孟尝君。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替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冯谖说“狡兔有三窟。请为君复凿二窟。” 冯谖遂为孟尝君西到魏国，游说魏王说“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 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魏王任命原来的相做上将军，把相位空出来，遣使者以“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魏国的使者往返了三次，孟尝君坚辞不去。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君臣恐惧”，写信向孟尝君道歉，以隆重的礼节，迎孟尝君复相位。冯谖又劝告孟尝君说“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宗庙建成后，冯谖告诉孟尝君说“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战国策·齐三》载，楚人攻薛，正值淳于髠为齐出使楚国回来，经过薛。孟尝君亲自到郊外迎接，殷勤招待，意欲淳于髠关心楚攻薛的事。淳于髠回到齐国，向齐王报告完出使楚国的情况后，齐王还想听听他的见闻。淳于髠说“荆（楚）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问这说的是什么？淳于髠说，这意思是说“薛不量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攻之，清庙必危。”齐王2马上说“嘻！有先君的庙在那里，赶快发兵去救。”薛遂转危为安。孟尝君在齐失掉相位期间，三千食客皆散去，只有冯谖跟着他。孟尝君既感慨又怨恨。冯谖对他说“富贵多士，贫贱寡友，这是必然的。怨士则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 魏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83年），秦攻魏，兵到大梁。《战国策·魏三》载，孟尝君游说赵、燕发兵救魏，秦割地与魏讲和，魏王“因归燕赵之兵而封田文。”孟尝君在相魏期间，赵惠文王还曾封以武城2。 《战国策·齐四》。“黄金千斤，车百乘”，当属夸张之词。 2高诱注说，齐王指齐宣王。 《史记·魏世家》。 2《战国策·赵一》。 关于孟尝君的评价孟尝君在四个贵族公子中是养士最早的一个，关于他的记载和传说最多，他在当时对社会新风气有开导作用，对后来“尊贤重士”3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司马迁曾经到过薛，看到“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据他的调查、了解，这是由于“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他又说，这也说明“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在他死后，齐魏共灭薛。孟尝君绝嗣无后。 3《史记·秦始皇本纪》，又《陈涉世家》。 第二节平原君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的同母弟4。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年）封平原君5，封邑在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西北）。他曾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生年不详，死于赵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25年）。 喜宾客平原君喜宾客，有客数千人。平原君家有楼房临近民家。民家有个瘸腿的人，蹒跚地去汲水。平原君的美人在楼上看见后，大笑。第二天，瘸腿人到平原君家门口，说“我听说您‘喜士’。士不远千里而来，是因为您‘能贵士而贱妾’。我不幸得了手脚不灵活的病，您的爱妾却在楼上讥笑我，我要得到讥笑我的人头”。平原君笑着许诺。瘸腿人一走，平原君笑着说“你看这小子，竟然因为一笑就要杀我的美人，不太过分了吗？”事后一年多，门客离去的超过半数。平原君奇怪地问门客“胜待你们没有失礼的地方，为什么离去的人这么多？”有个门客回答说“因您不杀讥笑瘸腿的人，都认为您爱色而贱士，所以就离去了。”平原君乃斩了那位美人的头，并亲自登门谢罪。门客才又渐渐回来。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国的田都吏赵奢，主管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交纳。赵奢依法杀了平原君家九个管事人。平原君怒，将杀赵奢。赵奢说“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如果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平原君以为贤，将赵奢推荐给赵王。赵王任用赵奢治理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年），用范睢为相。适逢魏王派须贾出使秦国。范睢叫须贾带口信给魏王，立即把他的仇人魏齐的脑袋送来，否则将要屠大梁。魏齐听说害怕了，逃到赵国，藏匿在平原君家。第二年，秦昭王听说魏齐在平原君家，就给平原君写了一详细而表面友好的书信，说“我听说您的高义，愿作布衣之友，希望您到我这里来，愿意与您为十日之饮”。平原君畏惧秦国，便至秦见秦王。在饮酒间，秦王对平原君说“昔日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天范君也是我的叔父。范君的仇人在您家，愿您使人取其头来。不然我不放您出关。”平原君说“魏齐是我的朋友，就在我家，也不应当交出来，何况又不在我家。”秦王又给赵王写信说“范君的仇人魏齐在平原君家，王赶快使人把他的头送来。不然的话，我将发兵攻赵，且不放平原君出关。”4《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战国策·赵四》“谅毅曰赵豹，平原君，寡君之母弟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是“赵之诸公子。”5《史记·六国年表》“赵惠文王元年，以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以下凡不注明出处的，均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依《史记·六国年表》，又《平原君虞卿列传》。《史记·赵世家》作赵孝成王，“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所记不同。 赵孝成王发兵围平原君家。魏齐夜间逃出，见赵相虞卿。虞卿解相印与魏齐逃至大梁，欲通过信陵君而去楚。信陵君畏秦，犹豫不肯见，由于侯嬴从旁劝说，才到郊野迎接。魏齐听说信陵君开始对见他有难意，怒而自杀。赵王终于将魏齐的头送到秦国，秦昭王才放平原君回国。 毛遂自荐与邯郸解围公元前22年（秦昭王四十五年，赵孝成王四年）秦攻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野王降秦。韩的上党郡（治所在壶关今山西长治市）与本国的通路被切断。上党太守冯亭遣使者对赵王说“韩不能守上党，吏民都乐于归赵，而不愿意入秦。”赵王先与平阳君赵豹商议。赵豹认为赵国接受上党，将“祸大于所得”。赵王又跟赵胜、赵禹商议，他们都认为，用兵百万，攻战逾年，也未必能得一城，今坐受有城市邑十七2，这是个大利，不可坐失时机。赵王令平原君去接收土地，并传达赵王的命令“以三万户之都封太守，千户封县令，诸吏皆益爵三级，民能相集者，赐家六金。”3赵国又派廉颇进军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抵御秦军。公元前20年，赵王中秦的反间计，以赵括代廉颇为将，秦将白起大破赵军于长平。奏赵长平之战的第二年，秦军围攻赵的都城邯郸。赵国倾全力死守邯郸，又向楚、魏紧急求援。 秦军围邯郸后，赵国派平原君到楚国去求救兵，订立“合纵”抗秦的盟约。平原君决定在门客中挑选二十名文武全才的人一同去。选来选去，只选出十九人，再也选不出来了。这时候，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自己愿意凑满二十人的名额，一齐到楚国去。平原君问他到门下有几年了。毛遂说有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好象锥处囊中，锥尖马上就会露出来。先生在我这里已经三年了，却没有人称赞过你，我也没有听说你有什么本领。你不能去，留下吧。”毛遂说“我今日才得请处囊中。如果我早得处囊中，整个锥子都会露出来，不只是露出一点点尖来。”平原君终于让毛遂一同去楚国。 到了楚国以后，平原君在楚国宫廷上与楚考烈王商谈合纵抗秦的事，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有结果。十九个门客都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手按着剑把，跨着石阶走上去对平原君说“合纵抗秦有利，不合纵有害，两句话就可以决定了，您们从早谈到中午还没有订结盟约，这是为什么？”楚王问平原君说“这位是干什么的？”平原君说“是我手下办事的人。”楚王就大声呵斥说“还不下去，我是在跟你的主人说话，你上来做什么！”毛遂手按剑把，逼近楚王说“大王敢这样呵斥我，是仗着楚国的军队多。现在，我跟大王的距离不到十步，大王的性命握在我手里，楚国的军队虽多，也帮不了您的忙。当着我的主人，您为什么这样无礼的呵斥！况且我是为赵。”毛遂的义正词严和威逼，使楚王连声答应说“是啊，是啊！先生的话有道理，我愿意把整个国家奉献给合纵抗秦的盟约。”毛遂问“决定合纵了吗？”楚王说“决定了。”毛遂对楚王身边的人说，去拿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捧着盛血的铜盘，跪着献给楚王，说“请大王首先歃血定盟，其次是我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战国策·赵一》“有城市邑十七”作“有城市之邑七十”。 3见《战国策·赵一》。 的主人歃血，再次就是我。”就这样，在殿堂上订立了合纵抗秦的盟约。毛遂又左手拿着盛血的盘，用右手招呼那十九人说“您们就在堂下歃血吧！公等碌碌，所谓因人成事者”。 平原君回到赵国后，很有感慨地说“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从此待毛遂为上客。 秦军围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救，魏安釐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秦王派使者威胁魏王说“赵国都很快就会攻下，谁敢救赵，秦攻下赵以后就先打谁。”魏王畏惧秦国，令晋鄙在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停军筑壁垒，不再前进。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是在观望形势的变化。 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国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写信责怪信陵君说“我以为你有救济别人困难的高义，现在邯郸这样危急，魏国的救兵不来，你却无动于衷。纵然你轻易地抛弃我，难道你也不可怜你姐姐吗？”信陵君屡次请魏王发兵救赵，魏王都不答应。他只好采用了侯嬴的意见，使人偷出魏王的兵符，夺晋鄙军救赵。 在邯郸被围，楚魏救兵又都未到的危急时刻，平原君听从了邯郸传舍吏子李谈3的建议“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4。得敢死的士卒三千人，由李谈率领与秦军战，又适逢魏楚的救兵来到，秦军败退，邯郸解围，时在公元前257年。 邯郸解围后，虞卿为平原君向赵王请求增加封地。平原君听从了门客公孙龙的意见，没有接受。平原君死后，“子孙代，竟与赵惧亡”。 关于平原君的评论关于赵应否接受韩的上党郡的问题，从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之邪说，使赵陷长平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史记集解》引谯周的话说“长平之陷，乃赵王信间易将之咎，何怨平原受冯亭哉？”两说似以谯周说为长。《荀子·臣道》篇说平原君能够协同有见识的人，“率群臣百吏”，“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而能“尊君安国”。总的看来，平原君还是以国事为重的赵国贤相。 见《史记·魏公子列传》。 2《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作“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按，荡阴今河南省汤阴县。 3《说苑·复恩》有同样记载。“李谈”，《史记·平原君列传》作“李同”，今依《说苑》。4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又《战国策·中山》载“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 第三节信陵君信陵君，名无忌，是魏昭王的少子，安釐王的异母弟。安釐王元年（公元前27年）封于信陵（今河南宁陵县），号信陵君。生年不详，死于安釐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4记·魏公子列传》2载公子对于士，不论贤不肖，都很谦虚，以礼相待，不敢以富贵而傲人。因此方圆几千里的士都来投奔他，以致食客有三千人。 一次，公子正与魏王博，得到赵兵将寇北境而举烽火的警报。魏王立即停博，欲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公子拦阻说“是赵王出来打猎，不是入寇。”说完，又不失常态地与魏王博。魏王却惊恐不安，已无心再博。不久，又从北方传来消息说，赵王在打猎，不是入侵。魏王大为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赵王是出来打猎的？”公子说“我的门客有能探听到赵王隐秘的人，赵王的活动总是向我报告，所以我能知道。” 尊礼侯生魏国有个隐居的人，叫侯嬴，已经七十岁，因家贫，为大梁夷门的守门小吏。公子前往拜访侯生，想馈赠一份厚礼。他不肯接受，说“我修身洁行几十年，不能因为贫困而接受您的财物。”公子设筵席大会宾客，都已坐好，他才带领随从的车骑，空着左边的上座，亲自去接侯生。侯生整理破旧的衣冠，并不谦让，径直上车，坐到公子空出的上手座位。公子亲自握着马缰，越发恭敬。侯生对公子说“我有个朋友在市中为屠户，希望委曲您的车骑，让我去拜访他。”公子引车至市中，侯生下车，见到他的朋友朱亥。侯生一面侧目窥察公子的脸色，又故意久立，跟朋友说话。公子的颜色越发温和。这时候，魏国的将相宗室宾客满堂，等待着公子回来饮酒。市人都看到公子手执缰绳等待。公子的随从都暗暗地骂侯生。侯生见公子始终面不改色，就辞别朱亥上车，到公子家。公子引侯生上座，向宾客一一介绍，赞美侯生，又起立为侯生敬酒。宾客无不惊异。侯生从此便成为信陵君的上客。侯生对公子说“我所拜访的屠者朱亥，是个贤人，世人都不知道，今隐身在屠户间。”公子多次去看望朱亥，朱亥却不曾答谢。 公元前2年，范睢为秦相后，秦昭王欲替他报仇。曾经迫害范睢的魏相魏齐被逼逃亡赵国，匿平原君家。秦王诱骗平原君至秦而把他软禁，派使者对赵王说“不把魏齐的头送来，不放平原君。”魏齐过从虞卿。虞卿解赵相印与魏齐逃至大梁，想通过信陵君而去楚。信陵君畏秦，犹豫不肯见，问门客说“虞卿是个什么样的人？”侯嬴在旁说“虞卿穿草鞋，戴斗笠，从远方至赵。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三见，卒受相印，封万户侯。当此之时，天下争知之。夫魏齐穷困过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万户侯而间行。急士之穷而归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为惭愧，亲到郊野去迎接虞卿、见《史记·六国年表》，又《魏世家》。 2以下凡不注明出处的皆引自《史记·魏公子列传》。 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按秦昭王为范睢报仇，应在范睢初为秦相时，即前2年后的二、三年间，而虞卿于邯郸解围的前257年以后仍在赵国，是否虞卿去而复返，《史记》没有说明。魏齐。魏齐听说信陵君起初对见他有难意，怒而自刭。赵王终于取魏齐头予秦，秦昭王才放平原君回赵。 窃符救赵信陵君的姐姐是赵国平原君的夫人。秦兵围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秦王派使者威胁魏王说“赵的国都很快就被攻下，谁敢救赵，等到破了赵就先打谁。”魏王恐惧，令晋鄙军留邺筑壁垒，名为救赵，实际上是观望两国的胜败。平原君向魏求救的使者接连不断，责怪公子说“我以为你有救别人困危的崇高义气，今邯郸危在旦夕而魏国救兵不来。公子纵然轻易地抛弃我，难道也不怜惜你的姐姐吗？”信陵君为此事很忧虑，屡次去请求魏王，门客们也用各种办法劝说，魏王始终不听。公子估计魏王不肯派兵救赵了，便决定带一百多辆车骑去赵，跟秦军死拚。路过夷门，遇见侯生，侯生说“公子勉励，我年老不能跟从。”公子已行数里，总觉得不痛快，心想，我待侯生不薄，现在将去拚死，为什么他没有一言半辞送我呢？于是又回来见侯生。侯生笑着说“您的行动好象是以肉投喂饿虎。”侯生支开旁人悄悄对公子说“我听说调动晋鄙的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魏王最宠爱如姬，她可随便进出卧室，能够窃到兵符。我还听说，如姬因为父亲被人所杀，想要报仇，三年没有找到仇人。如姬曾哭泣着求您。您派人取了仇人的头献给如姬，如姬很感激您。如请她偷出兵符，就能救赵了。”信陵君依照侯生的办法，果然得到了兵符。 信陵君带人要去调动晋鄙的军队，侯生又对他说“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晋鄙如果不听从，就危险了。要带朱亥去，必要时就把晋鄙打死。”公子一行到邺，要代晋鄙领兵。晋鄙合符后，表示迟疑，不想交出兵权。在这紧急时刻，朱亥从袖子里抽出四十斤重的铁椎，把晋鄙打死。公子遂将晋鄙军，他下令军中，说“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父母。”得选兵八万，进兵攻击秦军。秦军在魏军、楚军和赵军的外内夹攻下大败，邯郸围解。赵王及平原君亲自到邯郸郊界迎接公子。平原君背着箭袋为公子在前引路。赵王一再感谢说“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 留赵十年魏王恼怒公子偷盗兵符、矫杀晋鄙。这一点公子自己也知道。在退了秦兵后，公子便遣军归魏，而独与门客留赵，一直在赵十年。 赵王与平原君商议，为酬谢存赵的功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听说后，露出了矜功骄傲的神态。有客劝公子说“物（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公子听到这一意见后，立即自责，好象无地自容的样子。说自己有罪过，对不起魏，无功于赵。赵王与公子饮酒到傍晚，因为公子的谦让，不好意思说出献五城的话。公子留赵后，赵王以鄗（今河客，《战国策·魏四》作“唐且（睢）”。 北柏乡县北）为公子的“汤沐邑”。 公子听说赵有处士毛公隐于博徒（赌徒），薛公隐于卖浆家，很想见他们，但这两个人都躲着不肯见。公子打听到他们的住所，悄悄徒步前往，同两人交游。平原君对他的夫人说“公子跟博徒、卖浆者来往，是个荒唐的人。”平原君的夫人把话告诉了公子，公子说“我听说平原君贤，才背魏而救赵。平原君不是求士而只是以宾客多而感自豪。无忌自在大梁时，就听说这两个人贤，还怕他们不愿意与我交往，平原君却反以为羞耻。”公子整顿行装要离去。平原君免冠谢罪，固留公子。平原君的门客听到这件事后，半去平原君而归公子。 回魏以后公子留赵十年，未回魏国。秦闻公子在赵，出兵伐魏，魏数败。魏王忧虑，派使者至赵请公子。公子怕魏王恨自己，不肯回魏，告诫门下说“有敢为魏王使通者客都不敢劝公子归魏。毛公、薛公见公子说“公子受到赵国尊重和名闻诸侯，都是因有魏国。现在魏国有急难而公子不顾惜，假如秦破大梁而毁掉先王宗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对天下人呢？”话还未说完，公子脸色骤变，催促驾车回魏国。魏王持公子而泣，以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元前427年），公子使人向各国求援。各国闻公子为将，都派兵救魏。公子率燕、赵、韩、楚、魏五国之师破秦军。秦将蒙骜战败逃走。五国之师乘胜追至函谷关，秦兵不敢出。 《战国策·魏四》载，安陵（今河南鄢陵县西北）人缩高的儿子在秦国做官，秦派他守管（今河南郑州市）。信陵君攻管不下，使人对安陵君说“你派缩高去攻管，我任用他为五大夫，使他为执符节的军尉，去招抚他的儿子。”安陵君说“安陵是个小国，缩高未必听从，还是使者自己去请他。”就派官吏引导使者至缩高的住所。使者传达信陵君的命令后，缩高说“叫我去攻管，是‘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见臣而下，是倍（背）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推辞不去。信陵君大怒，派使者对安陵君说“安陵如同魏国的土地一样，管攻不下来，秦兵一到，魏国必危。希望您把缩高捆缚送来。否则，我将领十万兵到安陵城下。”安陵君说“我的先君成侯在接受魏襄王命令守安陵时，襄王亲手把‘大府之宪’交给先君。宪法的上篇记载‘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也不包括在国家大赦的范围内。现在缩高不接受禄位，‘以全父子之义’，而您却要逮捕他。这是使我违背襄王的诏令，废大府的宪法，即使把我杀死，也不敢这样作。”缩高听到后说“信陵君的为人，悍猛而自用，必将招来安陵的祸患。”他到魏国使者的住所，自刎而死。信陵君听说缩高自杀，穿起白色衣服（丧服），并避开正房，寝于他处，以示哀悼。派使者向安陵君谢罪说“无忌是个道德低下的小人，考虑不周，对您失言，请释罪！” 信陵君尚未克管，秦对魏的威胁还没有解除的时候，秦王为了离间信陵君跟魏王的关系，派人持金万斤到魏国行贿，找到晋鄙的门客，叫他们诋毁信陵君说“公子是魏将，诸侯的将也都归附他，天下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想要称王，诸侯也打算立他为魏王。”秦王又几次派人假意祝贺公安陵，本魏地，魏襄王以安陵封其弟。 子，问他是否已经做了魏王。魏王天天听到诽谤的话，也就相信了，使人代公子将兵。公子知道自己因为谗言的诋毁再次被废止不用，便推说有病，不去朝见魏王，日夜以酒色自娱。如此四年，终于因饮酒过多，患病而死，安釐王也死于同一年，即公元前243年。 秦闻公子死，使蒙骜领兵攻魏，拔二十城，开始设置东郡。公子死后十八年，秦兵虏魏王假，灭魏以为郡县，时在公元前225年。 信陵君的历史影响诸侯的宾客所进献给公子的兵法，公子皆书其名，世称《魏公子兵法》。《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中，有《魏公子》二十一篇。 信陵君盗窃兵符，夺晋鄙军而败秦存赵，是违背、对抗魏安釐王的意旨的，但实际上却是魏国的大利。赵存，使魏不孤立而有屏障。败秦军，消除了魏王尊秦为帝的幻想，减少了对秦畏惧思想，也使魏在东方各国间的威信有提高。 司马迁是把信陵君作为一个礼贤下士的人物来写的。他认为信陵君的“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名冠诸侯”，都实有不虚。《太史公自序》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之”。信陵君在秦汉之际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张耳，是梁人，“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陈豨，梁人，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2。汉刘邦少时，也“数闻公子贤”；当皇帝后，每过大梁，常祭祀公子；汉高祖十二年，更为公子置守冢五家，年年四时举致祭。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2《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第七章老子、庄子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在思想领域里的反映是不同学派的争鸣。在诸家学派中，道家较儒墨为晚起，但是作为儒墨的对立方面出现的，是对抗儒墨的有一定实力的学派。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天下》篇盛赞老子为“古之博大真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老庄同传，称庄子“其学无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老子其人，跟孔子同时，而年稍长。今存《老子》书，可能包含有老子的某些思想，成书却在战国中期以后。庄子对《老子》书的思想加以发展。今传《庄子》书，记述了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 第一节老子老子和《老子》书老子这个人是谁？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司马迁作《史记》时已不清楚。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提出三个人来一个是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他曾作过周朝“守藏室之史”是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向老子问过礼。“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因周朝衰微，他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一是跟孔子同时的老莱子，也是楚国人。再一个是战国初年曾见秦献公的周太史儋。司马迁列举了这些说法以后，用“世莫知其然否”的一句话，把以前的话都不加以肯定。他最后又说老子是个隐君子。“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公元前273年，宗被白起击败，魏使宗献南阳，向秦求和。老子究竟是谁，是哪时候的人，没有说清楚。又传说，老子经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喜知道他将隐去，请老子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今存《老子》书，可能包含有老子的某些思想，而成书却在战国中期以后。这理由是，孟子批判当时的各学派，没有提到过《老子》；荀子开始评论老子，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2；《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两篇，阐发《老子》的思想。 从《老子》书的思想内容看，是孔墨显学思想的批判发展。孔墨的思想范围主要是人类社会，而《老子》则追究到宇宙本源，《老子》提出抽象的“道”，从思维的发展来看是后出，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提高与人们知识领域扩大的结果。《老子》的思想跟孔墨两学派的思想相对立。孔子讲天命，墨子讲天鬼，孔墨都称道“先王”，他们都认为“天”有意志。《老子》不讲先王，从孔墨的先王观解脱出来。《老子》六十章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3”。五章说“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孔墨都是以私人讲学著称，而《老子》二十七章说“不贵其师”；二十章说“绝学无忧”。孔子博学，墨子善辩，而八十一章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孔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荀子·天论》。 3以下引《老子》，及所称章数均引自王弼注本。 讲仁，而十九章主张“绝仁弃义”。墨尚贤，而三章认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上述种种，可以看出《老子》显然是孔墨思想的批判发展，较孔墨为晚。 从一些名词和制度考察，也可看出今本《老子》是战国年间的作品。例“万乘”一词不见于战国以前的著作，而《老子》二十六章说“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上将军”的名称，战国以前也没有，而《老子》三十一章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 《老子》书采韵文体，全书约五千字，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依王弼注本）。上篇又名“道经”，下篇又名“德经”，所以《老子》又有《道德经》之称。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两个本子，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通行本不同，而与《韩非子》所引《老子》相一致，看来，《老子》在战国时已经有了不同传本。由于这部书写得简奥，后人对其中的哲学思想容易产生种种分歧的理解。 《汉书·艺文志》记载，传《老子》之学的有三家“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文篇”。另外，还有“刘向说老四篇”。他们的书虽已亡失，但可想见，《老子》的学说还是很流行的。 后人对《老子》作了许多注解。最通行的有汉河上公注，晋王弼注和清魏源的《老子本义》。 老子不仅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后来被奉为道教的教主，称“太上老君”，在中国民间有着极大影响。 社会政治思想《老子》的政治思想反映当时农村公社上层人物的没落情绪。这表现在下列几个问题上。 第一，《老子》揭示、诅咒由于阶级分化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及相应的斗争。如五十三章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七十五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老子》反对战争。如三十章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老子》指责当时人道之背离天道。七十七章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对当时的严刑峻法，逼使人民走向死途的情形，提出沉痛的抗议。七十四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老子》对高压政治提出警告。七十三章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意思是说，民不怕威压，则大的祸乱就要发生了。 王弼注“威不能制民，民不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 第二，《老子》对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新事物，特别反感、反对，包括孔墨所提出的主张。如三章，对物欲、文明的讥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如十八章对仁义、智慧的讥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二十八章，对礼的抨击“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主张“无为”政治。五十七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主张愚民政策。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第三，《老子》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及其社会地位的改善，丧失了信心，而产生败北主义。主张不争，主张安于自我满足。如六十四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如八章“夫唯不争，故无尤。”二十二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老子》认为知道满足的这种满足，是永远满足的。四十六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罪过）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对社会矛盾不是积极地而是消极地消解，力图回复到村社的状态。 《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五十七章“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从“无为”的政治思想出发，他认为政治影响民风。五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第四，《老子》认为，消解矛盾，使民“无知无欲。”三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而咒诅现实，怀着远离政治的想望，美化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道《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道无为的理论基础上的。它否定了商周以来天或上帝的至上权威，而提出了“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老子》所说的“道”，没有形状，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声音，是一种混混沌沌、恍恍惚惚的超时间、超空间的永久存在。十四章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三章说，“天地尚不能久”，十六章说“道乃久”。 《老子》所说的“道”，不是物质体，而是不可认识的精神性的存在。 在它看来，“道”是第一性的，而世界万物是从“道”派生出来的，从而是第二性的。四章把“道”叫做“万物之宗”又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就是说，“道”是宇宙万物的老祖宗，出现在上帝之先。四十二章说“道”产生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是由精神性的“道”产生的。“道”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老子》的这种论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老子》的唯心主义还表现在它把“道”说成是“无”。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它看来，“无”比“有”更根本，“无”是天下万物的最后根源。因此，这里的“无”也就是它所说的“道”。因为“道”是“无”，所以它是人根本无法感触到的，它没有物质的内容和属性。 《老子》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二十五章说“道法自然”。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自然、无为是说“道”生万物是无意志、无目的、自然而然的。“道”没有意志，因为它无所求，无所私，无所争。十章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就是说“道”生养了万物，但是不据为己有，也不以为是自己的功劳，也不去宰制它们。它反对社会人事的有为，认为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基于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国的兴亡、以及个人富贵贫贱的极大变化，又从当时自然观察中认识到自然界万物也是不停地运动变化着。二十三章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个认识反映着客观物质世界的基本情况。 《老子》较为系统地揭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孤立的。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贵贱、刚柔、强弱、祸福、荣辱等等，都是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二章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三十九章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 《老子》还认识到事物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这些说明对立的东西是互相转化的，这都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反者，道之动”的观点，是说这种变化是由最高范畴的“道”这一绝对精神起决定作用，从而表明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老子》唯心主义体系的消极无为思想，使它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和进取。它认为幼小的东西虽然柔弱，但能从柔弱中壮大；相反，等到壮大了，反而接近死亡。七十六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它认为对待生活也是这样。三十章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是说，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有意造成事物的强大，是违反道的原则，会使它早日结束它的生命。四十二章说“强梁者不得其死”。它认为最好经常处在柔弱的地位，就不会转坚强，不但可避免走向死亡的结局，且能战胜强者。七十八章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因而二十二章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意思是说，委曲反能保全，屈枉反能伸直，卑下反能充盈，敝旧反能新奇，少取反能多得，多取反而迷惑。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它教人向柔弱的水学习。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老子》以柔胜刚的原则在生活方面的运用。二十八章说“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二十二章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虽知雄强，却安于柔雌；虽知什么是光荣，却安于卑辱；虽知什么是光彩，却安于暗昧。它以不争之争来保全自己。 《老子》还依据它以柔弱胜刚强的原则，主张制造一些不利于敌人的条件，使之陷于不利。三十六章说“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意思是说，将要削弱它，必先暂时增强它；将要废毁它，必先暂时兴起它；将要夺取它，必须暂时给予它。 《老子》对事物的转化有所认识。但对矛盾怎样会互相转化是不清楚的。矛盾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没有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而《老子》却把对立双方的转化看作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害怕对立的双方斗争，认为发展到了极限，就会互相转化。它只想用“贵柔”、“守雌”、无为的办法来防止事物的转化。六十四章说“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四十六章说“祸莫大于不知足”，“知足之足常足矣”。因此，《老子》的唯心主义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消极的保守的而不是进取的，看不到人在事物变化中的积极作用，没有认识到事物从量到质的发展，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而只看到事物的变化循环。十六章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的辩证法和它的形而上学思想是矛盾的，从而它的辩证法为它的形而上学所窒息。因为它认为最高的精神“道”是永远不变的、静止的，所谓“道乃久”“归根曰静”。三十六章说“静为躁君”。这就是说，宇宙万物虽有运动、变化，... 18 《庄子》，《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传统的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子自作，或代表庄子的思想，外篇、杂篇多系门人或后学所作。 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在世界观方面，庄子和《老子》一样，也以“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他发展了《老子》的消极部分，由客观唯心主义变为主观唯心主义。 《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庄子·知北游》“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下邪？’曰‘在屎溺’。” 庄子所说的“道”，是宇宙的本源，“莫知其始，莫知其终”。无处不在，超越空间而又超越感觉，“无为无形”，看不见，摸不着。 庄子所说的“道”和《老子》有不同的地方。《老子》所说的“道”是客体的，它主张世界的本质是虚无的“道”，由道产生万物，万物仍然是有秩序、规律的。从这点来说，《老子》的哲学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庄子则认为一切客观存在不过是梦幻，“道”即“我”，“我”即“道”，世界成为“我”的主观产物。《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物化”的意思是说物我界限消解，万物融化为一。这种“我”即“道”，就是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 从相对主义至虚无主义在庄子看来，只有道是绝对的，其他事物都是相对的。《庄子·秋水》借北海若回答河伯的话说“以道观之，何贵何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民湿寝则腰疾偏死，䲡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猨（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糜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徂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 《齐物论》“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莫若以明，是说儒墨的是非根本说不清楚。 《秋水》说“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了解尧和桀的自以为是而互相菲薄，就可看倾向的凭据和操守了。“昔者尧舜让而帝，之（之子）哙（燕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事物既然都是绝对的相对，他认为就无所谓是非，只好“不谴是非”，而听其“两行”2。他抹杀了一切事物的界限，就变成了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社会政治思想庄子反对社会进步，否定文化知识，痛恨仁义礼乐，主张愚昧。《庄子·胠箧》“世俗之所谓智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专有齐国。则是不乃盗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搞乱六律，销毁竽、瑟，塞住瞽旷的耳朵，天下人才内敛其聪慧；消灭文饰，拆散五采，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的人才内藏他的明敏。毁坏钩绳，抛弃规矩，折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才隐匿他的技巧。铲除曾参、史鱼的行为，封住杨朱、墨翟的口舌，排斥仁义，天下人的德性才能达到玄同齐一的境地。人人的、聪敏、知巧、德性，都内含而不炫耀于世，天下就不会迷乱、邪僻了。 《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危险）已！”从而他主张“保身全生”。 《庄子·山木》记庄子与弟子对话，由山木“无所可用”而见存，鹅以不材而被烹说起。弟子问庄子将何所处。他笑说“吾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力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庄子抛开儒家称道的先王尧舜，托出神农、黄帝，降低尧舜而抬高神农、黄帝。庄子反对“人为”，理想的社会是所谓“至德之世”。《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是主张自然，反对人为的寓言。 《庄子·天下》“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2《庄子·齐物论》。 《庄子·马蹄》勾画了所谓“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得民性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是说，原始人类那样朴素无知才是人的本性，而仁义礼乐则是对人性的破坏。战国时期阶级矛盾的尖锐复杂，社会生产力发展，贵族没落，“小人”抬头，庄子代表没落贵族的思想，幻想取消“人为”，取消阶级而返回到原始社会。 庄子把《老子》的“道”发展为主观唯心主义，消减了《老子》的辩证观点。他以绝对的相对主义，抹杀了一切事物的界限，变成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的无是非、齐死生、忘物我，不分梦醒，反对进步，幻想回到远古的没落情绪，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引起没落人士的共鸣。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辩证的意味，能够开拓人的思路。他在否定一切现实中，也否定了儒墨两家所称道的“先王”。这在客观上起着解除思想束缚的作用。 荀子认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一评论，抓住了庄子思想的要点。在自然和社会方面，他都肯定自然而否定社会；在社会史观上，他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反对仁义礼乐等社会属性乃至要取消人类文明；在认识论中他从绝对精神的“道”，反对相对中有绝对真理；在人生观方面，提出符合自然本性的主活理想和道德标准，反对符合仁义的道德标准。 第八章惠施、公孙龙、墨家辩者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引起了社会生活中“名”“实”的淆乱和学术政治思想中的各种争议。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名辩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战国中期，名辩思想的发展达到高峰，几乎所有的学派都受到了影响。在名辩思想领域内也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一派着重对名词概念的探讨而蜕变为概念游戏，这就是所谓“名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主要代表。另一派倾向对思维及其规律的探讨，以后期墨家中的辩者为代表。 第一节惠施惠施的生平惠施，宋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0年至前30年间。他跟庄子同时，并为好友。《庄子·秋水》载庄子和惠子在濠水（今安徽凤阳县境）的桥上游玩。庄子说鱼出游从容，鱼好快乐呀！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回答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事。庄子回答说“请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你说“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这句话，就是你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这两个好朋友是在诡辩，但相对地说，庄子拿人与鱼相喻是错的，而庄、惠两人相比喻是“同类”，惠子是对的。《庄子·徐无鬼》载，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向跟从他的人说“自夫子（指惠施）之死也，吾无以为质（对手）矣，吾无与言之矣！”这可说明两人的交情。 惠施曾相魏惠王，在魏国有二十年左右。惠施初到魏国的时间，约在齐魏马陵之战（公元前34年）以后的几年间。《战国策·魏二》载，“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魏王召见惠施而告诉他说，齐国的怨仇，我至死也忘不了，常想起全国之兵而攻齐。惠施说，大王欲报齐仇，用兵“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并使人离间齐楚的关系。果然，“楚王怒，自将而伐齐，赵应之，大败齐于徐州”。魏惠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采用惠施的策略，和齐威王在徐州相会，尊齐为王，即所谓“会徐州相王2”。《吕氏春秋·爱类》载有匡章问惠施的话，说“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为什么言行不一？惠施回答说“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为什么不能这样作？魏惠王后元二年（公元前333年），楚围齐于徐州3。 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22年），张仪至魏4，跟惠施在合纵连衡的意见上发生分歧。“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依《史记·六国年表》。 2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3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4《史记·六国年表》周显王四十七年，魏襄王十三年（即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张仪免（秦）相，相魏。” 楚以按兵”。魏国群臣多劝魏王采用张仪的主张。张仪代替惠施为魏相后，迫使惠施离魏而去楚，旋转至宋国2。惠施在宋国不久，又回到魏国。这时张仪已经回到秦国3。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公元前39年）的冬天，魏惠王死，将葬，天大雨雪。群臣劝说太子推迟葬期。太子不肯听从，就是魏相公孙衍也没法谏阻。还是惠施说动太子改变了葬日4。第二年，即魏襄王元年（前38年），魏、韩、赵、楚、燕五国合纵攻秦，不胜而回5。魏欲和，惠施为魏出使楚国。他在出使期间，楚国有个名叫黄缭的辩士，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的原因，惠施不加推辞而回应，不加思虑而对答。 魏襄王五年（前34年），齐派匡章领兵伐燕，五旬攻下燕国。《战国策·赵三》说，“齐破燕，赵欲存之”。魏派惠施到赵国，“请伐齐而存燕”。此后便不见关于惠施的记载。 惠施是活跃的政治人物。他是张仪的最大政敌，也是所谓“合纵政策” 的组织者。他在魏国的政治地位高于佩五国相印的公孙衍，外出时的随从曾有“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7。惠施又是自成宗派的思想家。庄子曾对惠施说“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惠施自己也说“今天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2。《荀子·成相》称“慎（到）、墨、季（真）、惠百家之说”。但今存有关惠施的史料不多。《汉书·艺文志》名家中有《惠子》一篇，早已散佚。史书没有为他立传。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惠施的事迹和学说，只有保存在《庄子》及散见于各书的言行片断，且不一定都确实可信。 “合同异”说《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能“为万物说”。这是说他的知识渊博，书也很多。《庄子·天下》保存了惠施的“历物十事”3，即分析物理的十个命题，它们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荀子·不苟》作“山渊平，天地比”）。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见《战国策·魏一》，又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2见《战国策·楚王》。《吕氏春秋·不屈》说，惠施离魏国时很狼狈，“惠子易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 3《史记·魏世家》魏襄王十六年，（应为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张仪复归秦”。4见《战国策·魏二》，又见《吕氏春秋·开春》。 5《史记·六国年表》。 见《庄子·天下》。 7见《吕氏春秋·不屈》。 均见《庄子·徐无鬼》。 2均见《庄子·徐无鬼》。 3依侯外庐分析，《庄子·天下》所称“辩者二十一事”中有八事跟“历物十事”的观点相合。它们是卵有毛；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山出口；龟长于蛇；白狗黑。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49—420页，人民出版社92年版，《荀子·不苟》，又《正名》。有七个命题与惠施的观点相合。 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这十个命题都是结论性的论题，其所以达到这些结论的推理过程，已不得而知，很难做出确切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只举例说明惠施的“合同异”说。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是从一般事物的形状大小所作的概括以“无外”说明“至大”，叫“大一”；以“无内”说明“至小”，叫“小一”。他把“至大”和“至小”都抽象地名之曰“一”，也是说明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事物的大和小都是相对的。他还把“大一”的观念放在第一位，说成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至大无外”，类似庄子所说的一”的概念，是惠施的独创，犹如“五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超越时间、空间的极小。“大一”、“小一”相对的二元说，大概是为了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他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意思是说，万物皆由各种定量的‘小一’集合而成，从而生出‘同’和‘异’，这是表面上的‘小同’‘小异’。如从本质来说，万物既同为‘小一’构成，又为‘大一’的显现，会使‘万物毕同’，而万物皆由不同量的‘小一’积成，又使‘万物毕异’。这样的‘同’和‘异’，是‘大同’、‘大异’。就是说，事物的性质有不同的一面，又有相同的一面，事物的同异是相对的，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个观点包含有辩证的意味。只是他依据同异的相对性，却得出了万物完全相同，即“毕同”的结论，把相同性质的和不同性质的事物，都可以抽象地统一起来，这就是所谓“合同异”，这就陷入相对主义的唯心思想。这种虽看到事物间的差异和区别（小异），却以“合同异”的同一（大同），否定差别客观存在的思想，跟惠施“合纵”的政治主张，不能不说具有某种关联。有的学者认为，它反映着已趋没落的六国统治者不顾各国间的重重矛盾，只想调和、折衷地实行“合纵”，以图御强苟存的思想。第二节公孙龙公孙龙的生平公孙龙，相传字子秉，赵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20年至前250年间。他的生平事迹已经无从详知。他可能较长时间作平原君的门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约于公元前248年至前279年间2，公孙龙曾从赵国带领弟子到燕国3，《吕氏春秋·应言》载，是为了说燕昭王以“偃兵”。燕王虽然表示同意，公孙龙却当面对燕王说，当初大王招纳欲破齐、能破齐的“天下之士”到燕国来，后来终于破齐。目前“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所以我认为大王不会偃兵，燕昭王无言应答。 公孙龙又曾游魏，与公子牟论学4。 在赵国，《吕氏春秋·审应览》载，公孙龙曾与赵惠文王论偃兵。赵王问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赵国的蔺、离石两地被秦侵占，王就穿上丧国的服装，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以示庆祝。这怎能会偃兵？” 《吕氏春秋·**辞》说秦国跟赵国订立盟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过了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秦王使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赵王将这件事告诉平原君。公孙龙给平原君出主意说，赵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王说，秦不帮助赵国救魏，也是违背盟约。 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兵攻赵，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 信陵君率兵救赵，邯郸得以保存。赵国的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求增加封地。公孙龙听说这件事，劝阻平原君说“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接受了公孙龙的意见，没有接受封地。 公孙龙善于辩论。《公孙龙子·迹府》说，公孙龙与孔穿在平原君家相会，谈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 公孙龙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的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其余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见《列子·仲尼》篇释文。又《庄子·徐无鬼》庄子对惠施说“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秉，即公孙龙。 2燕昭王于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二十八年）破齐，至前279年（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公孙龙以“破齐”乃往说燕昭王，当在此五年间。 3见《淮南子·道应训》。 4见《庄子·秋水》及《列子·仲尼》说，“中山公子牟者，魏国之贤公子也，好与贤人游，不恤国事，而悦赵人公孙龙。”《战国策·赵三》载有公子牟说秦应侯、赵王事。《汉龙·艺文志》道家中有《公子牟》四篇。” 见《战国策·赵王》，又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白论》、《名实论》，其中以《白马论》最著名。 “离坚白”说跟惠施“合同异”说相对立，公孙龙提出了“离坚白南子·齐俗训》说公孙龙“别同异，离坚白”。它主要载于《公孙龙子》一书中。今举《坚白论》与《白马论》来说明他的观点。 《坚白论》，“坚白石二”使公孙龙得到“离坚白”学派的别名。他的“离坚白”说，是从对“坚白石”的分析开始的。他说，人用眼睛，只见石头是白色的，不知道石头是坚硬的；用手摸，只知道石头坚硬，不知道它是白色。在眼睛看时，“坚硬”藏了起来，即“离”开了，在用手摸时，白色又离开了。他认为，白色和坚硬并不是结合在石头里面，而是脱离石头独立存在的。这就是“离坚白”说的主要论点，也是“白马论”的论点。“白马论”，系论辩“白马非马”，是公孙龙得以成名的命题。他认为“白”是颜色，“马”是形状；“白马”，包括了“白”与“马”两个概念，它所指的既非“马”又非“白”，所以“白马”就不是“马马”的概念是各自独立的，“白马”与“马”也是各自独立的概念。他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公孙龙的离异观点，虽可矫惠施的“合同异”之失，却矫枉过正，而陷入另一极端的谬误，即见离不见合，见异不见同。这种观点是违背辩证法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曾指出“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公孙龙正是不懂得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的辩证法，因而把“白马”与“白”、“白马”与“马”错误地分割开来。 “白马非马”与“白马是马”的争辩，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白马，代表个别；马，代表一般。公孙龙提出“个别”概念和“一般”概念之间的差别、矛盾问题，来进行论辩。他的答案是错误的，他否认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否认认识的辩证法，犯了绝对主义的诡辩论。但他发现了在“白马是马”这个常识性的、习焉不察的判断中，存在着个别和一般的差异、对立关系。这对于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依侯外庐分析，《庄子·天下》所称“辩者二十一事”中有十三事跟“离坚白”的观点相合。它们是鸡三足；火不热；轮不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49—420页，人民出版社92年版。另外，《列子·仲尼》举有七事。 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3页，人民出版社，972年0月第2版。第三节墨家辩者墨家辩者，或简称墨辩，是墨家后学中的重要支派。 他们的出现，当与惠施公孙龙相先后。其活动的下限，或在荀子韩非之。在荀子书中见不到对墨辩的评论，而韩非则指责“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墨经》六篇，包含《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各篇之间，文风有显然的区别，当非成于一人之手，或亦非一时之作。《庄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据此，则《墨经》的解释也有派别上的不同。今传《墨经》究竟为哪一派墨辩所传或为各家传本的混合编制，都已无可查考。 “物”和“知” 墨辩的思想，是跟惠施、公孙龙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客观的事物是认识的基础，从而指出了物的属性和对事物认识的不同阶段、不同途径，而以亲知为贵，实践为本。 《经下》“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经说下》“物，或伤之，然也。见之，智（知）也。告之，使智（知是说，物之所以然的真相，跟从它所获得的知识，跟由他人告诉所获得的知识，三者不必相同。所谓物，就是普通所谓事物。我们观察一些事物，往往不能如实地知其真相，有时会有遗漏，有时会有错误，这就是“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不必同。”我们把关于一些事物的知识告诉别人，或从别人听到一些知识，往往不免有失真的地方，这就是“物之所以然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也是“物之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不必同”是不一定同，也不排斥有“同”的可能。《经说》所作的解说，是以病为例。因伤致病，这就是病的所以然。观察病人，懂得了病情及得病原因，这就是“所以知之”，是“知”。把这些知识告诉别人，这就是“所以使人知之”，是“使知”。《墨经》和《经说》的这一条，肯定了物是客观的、可认识的实体，而认识上正确程度上的不同乃有不同认识之间的差异。 《墨经》指出了物的一些基本属性。《经上》，“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经说上》，“久古今旦莫（暮）。宇东西南北。”这说的是“物”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异时”，“异所”，是指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是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弥”是周偏之意，“弥异时”“弥异所”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经说》以古今旦暮说“久”，以东西南北说“宇”，是解释“久”和“宇”的有限形式。对于时间或空间之无限与有限的统一，墨辩没有明显的表述，但似已有一定程度的觉察。 “墨经”也讲运动和变化，而且往往是把运动、变化跟时间性、空间性联系起来的。《经上》，“动，或徙也。”《经下》“宇，或徙。”《经下》，“宇，长徙而有处。”“徙”即变动。“或”，古“域’字，即方域。《经说下》“徙而有处宇”（宇字疑衍）。宇南北，在旦，有（又）在莫（暮）。以下，关于墨家辩者的论述，多采用侯外庐说，见其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495—528页，人民出版社92年版。《墨经》多有脱■倒错，今引文多据孙贻让《墨子间诂》校改。宇徙久。”王引之注云“此言宇徙，则自南而北，自东而西，历时必久，屡更旦暮，故云宇徙久”。“宇徙久”三字，把时间、空间和运动，都联系了起来。《经说下》，“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这是把古今的区别联系起来的评论尧之能否善治。 墨辩指出了认识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途径。《经上》知，材也。虑，求也。知，接也。■（知），明也。 《经说上》，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 这就是说认识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首先，认识必由人的官能，有了可认识事物的官能，才可以说得上认识。这就是“所以知”的“材”，也就是“必知”的“材”。譬如“明”，是眼睛的视觉。其次，要有求知的要求，这就是“有求”的“虑”。但只有所求，并不一定能得到知识，譬如睨视，见或不见是不一定的。再次，接触了物并能得其大致，譬若眼之见物。复次，以所得的知识分析事物，而所知就更为明显，能见人所不见，这也被称作“明”，而不同于单纯视觉上的明。这所说认识过程中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基本上属于感性认识，最后的一个阶段属于理性认识。 《经上》“知闻，说，亲，名，实，合，为。闻传，亲。”《经说上》“知传受之，闻也。方不■，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闻，说，亲”是说知识的三个来源。“闻”，是有所传受。“说”，是众人所说，不限于方土。所谓“方不■”，“方’为方土，“■”同“障”，意谓“非方土所限，是人所说也。”“亲”，是亲见。“名，实，合”，是对于所得知识的定名，要求“名实耦”，也即要求“名”能正确地反映所知之是“行”，要求知识以实践来检证。“闻、传、亲”，是对“闻”又作了传闻和亲闻的区别。一个“亲”字，一个“合”字，一个“为”字，表明墨辩实体的精神。 墨辩重实践，还强调实践的积累。《经下》“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经说下》“知，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这所说不以感官（五路）得到的知识，不是知识脱离了感觉，而是由于感官认识的长期积累所形成，不过已不是直接的感觉得来。侯外庐解经说“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反复了不知几十万万回的实践，就是使客观实在性概括成为表象的真正基础。只有在实践中，例如在农业上，人们要屡次耕耘土地，砍倒树木，处置木料的时候，‘地面’这一表象才会在人们中间构成。同样，在行路上，只有用一定步伐行路，或以一定时间行路，反复了千百万回之后，‘一日路程’这一表象才会在人们的脑里构成。中国计量耕地的“亩”之用‘步’做单位，就是很好例子。由这样的长久的实践所创获的知识，分析至最后，虽和五官的感觉有关，但是它们却不是直接由感觉得来的。故说，‘知而不以五路，既在久。’而《经说》所谓‘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云云，也是以譬喻来说明‘久’在创获‘不以五路知’的知识中的条件性。” 《墨经》六篇所论述，涉及到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其中包括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墨辩的丰富的科学知识，同他们在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密切不可分割的。 “审故”和“明类” 在逻辑学领域里，墨辩还提出“名”的分类和“辩”的任务、要求，提出“审故”和“明类”。 《墨经》所谓“名”，相当于我们所谓概念。《经上》“名、达，类、私。”《经说上》，“名物，遗也，有实必待文多（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这是把名分作三种。达名，是最大的共名，如“物”这个词可用以称所有的物。类名，是属类的名，如“马”，可用以称一切的马，但不能用以称马以外的所有事物。私名，是个体的名称。如“臧”，只能用以称臧这一具体对象而不能用以称任何别的事物。对名的区分，反映了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反映了墨家“名以举实”的精神。 《经》所谓“辩”，约相当于今所谓“论证”。《经下》，“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下》，“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辩而当者胜，这也还是“名实合”的精神，跟那些以诡辩取胜，是有根本分歧的。 《小取篇》有一段关于辩的概括论述。它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述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这是对于墨家在逻辑思维方面的比较全面的表述，可以说是总结性的论断。这段话的开端，提出了辩的任务有四项，其中包含认识方面的问题和现实方面的问题。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这都是当时名辩思潮论争中的问题。审治乱之纪，这是政治主张上的重大论题。《小取》的这些提法，都是有针对性的。其次，提出了对任务的要求，是“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情，论求群言之比”。这说的是辩在完成任务时所应达到的水平。再次，提出了辩的方法“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述故，以类取，以类予”。最后，提出了“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这似是说辩的态度，要辩者要有自觉的精神，要多多要求自己。 “以名举实”，是墨家在逻辑思维中所一贯主张的有指导意义的唯物主义精神。“实”是客观事物，“名”则必须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以辞抒意”，辞是命题，意是判断。“以说述故”，“故”是立论的根据，是前提。“以类取，以类予”，“类”是论证对象中的属类关系，规定论证的范围及其与有关事物的联系。类概念和故概念是墨子时即已创始而墨辩有了发展，在墨家逻辑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故”，是论据。“故”，有大故，有小故。《经说上》，“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小故，是必要而不充足的论据。大故，是充足的论据。充足的论据须具备各项必须的因素，如眼之视物必具备各种条件才能看得见，故曰“若见己成见也”。 在诸多形式的推理中，有些推理由于论据不足而易于发生谬误。《小取篇》指出，四种推理形式应当慎重使用。一是辟，二是侔，三是援，四是推。辟，是比喻。“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事物有相同之处而不能完全相同，以比喻作论据是不可靠的。侔，是“比辞而俱行”，这大意是说在一句话里，有两个部份而文辞相近，表现的形式是平行的。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即属于这类的推理形式。《小取篇》认为这样的推理，应有一定的限度。使用不当，则推理形式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这就是所谓“是而不然”。援，是类推。推，“以其所不取之同于所取者，予之”。“所取者”，是已选定的事例或判断，把同于所取者而未经选定的事例给予判断，这是演绎。类推和演绎的使用，超过一定的限度，也都会有谬误。《小取篇》对这四种推理形式作了总结，说“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紧接着又说“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对不可偏观也。”这是说，各种议论多，对不同的“类”和不同的“故”不可能普遍地观察。 类，是推理过程中选取事例和作出结论的一种重要依据，这即所谓“以类取，以类予”。 墨辩认为，不同类的事物不能放在一起来考虑。《经下》，“异类不吡”。“吡”，即“比说下》，“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麋与霍，孰高？麋与霍，孰霍？■与瑟，孰瑟？”这六个例子，都是解绎“异类不比”的道理。《经说》文字有■误，但其义可见。 《大取篇》，“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辞”，是在论证最后阶段，以文字表述判断的命题。离开了类的从属关系，辞就无法下笔了。 侯外庐曾经指出“后期墨家在形式逻辑上承继了墨子的传统，得出了归纳法的同异论。这个方法论的优点是，否定先验的类别，而依据客观现象的类别。分析事物的规律，这是量子理论的发展。”墨辩在广求正确知识的同时，还重视言辞上的正确表述。墨辩提出了立辞中有一周而一不周，有一是而一不是等问题。《小取篇》以乘马为例，“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这是说，只要乘过一匹马，就可说是乘马了。但说不到弃马，就是说所有的马都没有骑过。同是说骑马，而前者是特称，后者是全称，立辞的形象并不一致，故说是一周而一不周。又以马为例。“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这是说，一马二马都称为马，但在说“马四足”的马，是指一马，说“马或白”的马，是指二马，就不是指一马了。同是说马，前者是指一马，而后者不是指一马，故说“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这些例子表明墨辩对于立辞的要求，也是很严肃认真的。 《墨经》因脱落倒错，不可尽解。在逻辑学领域里当还有不少进步的思想有待于发掘。即就我们所知而言，墨辩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逻辑学体系并表现出古代的唯物主义特点。战国晚期，墨家的社会活动趋向低沉，他们的逻辑学也没有得到发扬。荀子在逻辑学方面也有他的贡献，也可能受到墨家一些影响，但他另有自己的体系。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524页，人民出版社92年版。 第九章苏秦、张仪、公孙衍战国中期以后，秦的国势日强。秦与东方各国的关系，表面上是时张时弛，实际上是日益紧张。对这种形势，有人主张联合东方各国共同对秦，也有人想分散东方各国，使其分别对秦和好或屈服。前者是企图进行东方各国间南北向的联合，故有合纵之称。后者是企图东方各国分别与秦进行东西向的联合，故称为“连横。”在战国时从事合纵、连横的活动家，被称为纵横家。苏秦、张仪是纵横家中的代表人物，公孙衍在纵横家中也享有声誉。第一节苏秦苏秦字季子，东周洛阳乘轩里人。生年不详，约死于公元前32年。如依《战国纵横家书》说他死于公元前284年，比张仪死得晚。《史记》有《苏秦列传》。《战国纵横家书》与《史记》有出入。今所论述，以《史记》为依据，并旁采《战国纵横家书》。 相传苏秦曾到齐国跟鬼谷先生学习。后来，出外游说了几年，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只得回家。兄弟嫂妹妻妾都暗地嘲笑他说东周人的风俗，都治理家里的产业，致力于工商，谋取十分之一二的盈利，他却丢掉根本而去从事耍舌头，还不应贫困吗？苏秦听了这些话，感到惭愧。于是发愤读书。过了一年，他揣摩出当时国君的心意，便到秦国，以连横之策说秦惠文王。当时，秦国刚杀了商鞅，妒恨游说的人，苏秦得不到信用。他又游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的人向来熟悉苏秦，都轻视他，不听信他的话。 苏秦周游到燕国。过了一年多，才见到燕跟赵合纵。燕文侯供给他车马和金银布帛，让他去赵国说赵肃侯，请合韩、魏、齐、楚以抗秦。赵供给苏秦以更多的车马，财物。苏秦便去游说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终于定下合纵盟约，他被任为纵约长，佩六国相印。 苏秦回赵国时，中途经过洛阳，车辆马匹辎重以及各诸侯国派使者护送他的，为数很多，气派跟国王差不多。周显王听说很惊恐，于是清扫道路，派人到郊外进行慰劳。苏秦的兄弟、妻子和嫂嫂，斜着眼不敢抬头看苏秦，都俯伏在地，侍候他用饭。苏秦笑着问他的嫂嫂说为什么先前傲慢而现在却这样恭顺呢？嫂嫂把脸贴着地面，谢罪说因为我看到季子地位尊贵，财物很多。苏秦深有感慨地叹息说“同样对待我这，一个人，富贵了，亲戚就这么敬畏我；贫贱的时候，却轻视鄙薄我。何况对其他一般境况悬殊的人呢？假如当初在洛阳有两顷良田，我现在又怎么能佩上六国相印呢？”于是他施散千金，以赐同族的人和朋友，普遍地报答了所有曾经给他好处的人。苏秦回到赵国，赵肃侯封他为武安君，送纵约书给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后来，秦欺骗齐国和魏国，要联合进攻赵国。赵王责备苏秦。苏秦害怕，请求出使燕国，说一定要报复齐国。苏秦离开赵国以后，各国合纵的盟约随着就瓦解了。 苏秦到燕国时，适值燕文侯卒，易王初立。齐宣王乘丧伐燕，取得十城。苏秦为燕说齐王归还了十城。苏秦与燕易王的母亲私通，担心会遭到易王的杀害，便假装得罪，逃奔到齐国。齐宣王以苏秦为客卿。宣王死，湣王继位。后来，齐大夫多有与苏秦争宠的人，使人刺杀苏秦。苏秦受了重伤，但还能走动。齐王派人捉拿凶手，没有抓到。苏秦快死了，对齐王说“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齐王按苏秦的话作了，果然得到了凶手。 荀子说苏秦“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拒难”，是一个“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的“态臣”。《吕氏春秋·知度》把他比做夏桀时的羊辛、商纣时的恶来。这是站在齐国的角度，采取否定的态度。972年出土的西汉初年银雀山竹简中《孙子·用间》说“燕之兴也，苏秦在齐”，把他与商的伊挚、周的吕牙并提。《说苑·君道》又把他跟邹衍、乐毅、屈景并称为“四子”；汉初的邹阳，则把他称为“燕之尾生”2。这些都是从燕国的立场出发，给予他充分肯定。其实，这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在促使燕国由败转胜、由弱变强，以网游武林之杨动列传sodu及使齐国由胜转败、由强变弱的过程中，苏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看到哥哥的成就，也都发奋读书，游说诸侯，都很有名气。 见《荀子·臣道》。 2《汉书·贾邹枚路传》。 第二节张仪张仪，魏国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309年。相传张仪跟苏秦都事鬼谷先生，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 张仪游说诸侯，曾经从楚相饮酒，楚相丢失了璧。楚相门下人说张仪“贫无行”，诬赖他偷了璧，捉住他拷打。他的妻子嘻笑他说，你不读书游说，怎受到这样的污辱？张仪张开嘴叫妻子看看，说舌头还在不在？妻子笑着说还在。张仪说这就够了。 苏秦约定六国合纵，很怕秦攻诸侯，破坏合纵，就暗地使人劝导张仪，“你与苏秦相好。现在苏秦已得势，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张仪便到赵国求见苏奏。苏秦告诫门下的人不为通报，又使他在几天之内走不了。等到见到了，叫张仪坐在堂下，给奴仆的饮食，并用言辞激讽他“以你的才能，怎么困辱到这种地步。我难道不能使你富贵，可不能收留你这样的人”。张仪来投奔苏秦，自以为是老朋友，可以得到帮助，却反受到污辱。他恼羞成怒，考虑只有秦国能使赵困苦，便决定到秦国去。 苏秦告他的舍人说“张仪是天下贤能的人，我赶不上他。我幸而先有成就。可是能够得到秦国权柄的人，独有张仪。他贫穷，没有因由进入仕途。我恐怕他乐小利而不上进，所以召他来羞辱、激怒他。你为我好好暗中事奉他。”苏秦请赵王拿出金币车马，派舍人尾随张仪，跟他同宿舍，慢慢接近他，需要时就给予车马金钱，但不明说。 张仪见到秦惠文王，惠文王以为客卿。苏秦的舍人来告别。张仪说“依赖你的帮助，我得到官职。我将要报答你，你为什么要走呢？”舍人说“我不了解你。了解你的是苏秦。苏秦担心秦攻赵，破坏纵约，认为不是你得不到秦的权柄，故意激怒你，使我供给路费。现在你已被任用，请允许我回去报告。”张仪说“哎呀，我在圈套中而不知觉，我不如苏秦，已很明显了。我又新被任用，哪能图谋赵国，回去替我谢谢。苏君在位的时候，仪不敢破坏纵约。” 张仪于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年）到了秦国。次年，为秦相，写信警告楚相说“从前我跟你一起喝酒，你诬赖我偷璧，鞭打我，你好好防守你的国家，小心我将要盗你的城。”公元前322年（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张仪离秦至魏，跟惠施在“合纵连横”的意见上发生分歧，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张仪把惠施排挤走，他代替惠施为魏相。张仪想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以达到使魏事秦而使诸侯仿效魏的作法。 巴蜀相攻，2秦惠文王想趁机伐蜀。这时韩国攻秦，秦王又想先打韩国，对韩取得胜利后再伐蜀。虽然伐蜀是个好机会，但恐怕被韩国钻了空子。秦王犹豫不决，召集群臣商议。司马错说伐蜀，张仪说不如伐韩。秦王让他们说说各自的道理。 张仪说亲魏善楚，进兵三川（韩三川郡，今河南宜阳一带），兵临东局西周。造成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形势，诸侯谁敢不听，这能成就帝王的事业。以下，记张仪事，见于《史记·张仪列传》，不另注。 《战国策·魏策一》，又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2巴蜀是古代的两个国。巴约在今四川东部，沿长江南北之地。蜀约有四川中部岷江、沱江、涪江流域的地区。 所谓“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三川、周王室就是天下都想争夺的朝市，不争这个而去争夺偏远的巴蜀戎翟，离帝王的事业太远了。 司马错反驳说不能这样说。我听说要富国就要扩大土地，要强兵就要富民，要成就王业就要广施恩德。有了这三种条件，王业就随之而来。今天秦国还是地狭民贫。蜀是西边戎翟的首领，而有桀纣之乱。秦现在趁机发兵，容易征服。得到巴蜀的地方，秦国的国土扩大了。得巴蜀的财富，秦民富足了。攻取巴蜀，天下不以为秦国暴，也不以为秦国贪。如果攻韩，劫天子，有不义之名。齐、韩是友好国，“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两国就会紧密联合，向齐、赵、楚、魏求援。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秦国是阻止不了的。总之，伐韩、周对秦国的危险很大，不如伐蜀有利。 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于公元前3年（秦惠文王九年）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兵伐蜀。蜀王战败被杀。他的太子所率领的残余力量也被消灭，蜀亡。在蜀地基本平定后，张仪等人挥兵东指，顺利地占领了巴，俘虏了巴王。从秦军出发到结束巴蜀的战争，一共只有二三个月的时间。 公元前34年，秦王封儿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不久，陈壮反秦，杀蜀侯通国，秦派张仪、甘茂、司马错等人入蜀杀陈壮。秦在巴蜀采取发展经济的措施，修筑从秦本土到巴蜀的栈道，大量移民进巴蜀，兴修水利，如著名的都江堰，修筑城邑。张仪、张若等人筑成都城周围十二里，高七丈，还修筑别的一些城邑。 秦攻占巴蜀以后，对楚国在军事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公元前308年，司马错带领十万大军，米六百万斛，从巴蜀乘船沿江而下，攻占了楚地黔中郡。 秦国欲攻打齐国。齐国跟楚国的关系好，秦害怕齐楚联盟。秦惠文王和张仪商议，问他有什么办法。张仪说，让他去楚试试，看能否拆散齐楚联盟。公元前33年，张仪去到楚国，对楚怀王说“大王能够闭关绝齐，我请秦献商于（今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之地六百里。这样，能够北弱齐、西好于秦，得商于地为利，一举而得三利。大王何不行之？”楚王很高兴的答应了。 楚王派一使臣随张仪入秦受地。张仪假装坠车，说受了伤，三个月不上朝。楚王听到这一情况，说张仪以为我不和齐国绝交。于是派一勇士去齐国大骂齐王。齐王很生气，断绝了和楚国的外交，跟秦国和好。张仪上朝，见楚国的使者。对使者说我有六里的俸邑，愿献给楚王。使者还报楚王。楚王一怒之下，和秦国绝交，派屈匄率师攻秦。秦国派兵迎战，公元前32年，秦楚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楚大败。秦俘楚将屈匄及副将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秦取楚汉中郡。失败的消息传到楚国，楚怀王恼羞成怒，调动全国的军队攻打秦国。公元前32年，秦楚又战于兰田（今陕西兰田县），楚军大败。韩国、魏国趁楚失败的机会，出兵攻楚，至邓（今河南邓县）。楚军两面受敌，赶快撤退，割两城与秦讲和。 过了不久，秦王派使者告诉楚王，希望以秦国武关以外的地方换楚国的黔中地。楚王说不愿换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张仪听说，请求到楚国去。秦王说楚王正想得到你，报复上次说献商于地的事，怎能去呢？张仪《战国策·秦策二》，《史记·楚世家》和《屈原贾生列传》。 说“秦强楚弱，我奉王命去楚国，楚国不敢杀我。我和楚国的大臣靳尚关系好，靳尚又得到楚王的宠姬郑袖的信赖。郑袖的话，楚王没有不听的。张仪到了楚国，楚王把他关押起来，要杀他。通过靳尚向郑袖说情。郑袖请求把张仪放掉，与秦和亲，怀王果然听从郑袖，放了张仪。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刚从齐国出使回来，准备劝说怀王杀掉张仪。但为时已晚，张仪已越出楚境了。 张仪游说楚国、韩国跟秦国连横。张仪从韩国回秦国时，秦惠文王封仪五邑，号武信君。惠文王又使张仪游说齐、赵、燕跟秦连横，都获得成功。他在回秦的途中，秦惠文王卒，秦武王继位。武王从作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群臣又说张仪的坏话，张仪离秦复至魏，为相一年，死于魏。 第三节公孙衍公孙衍，魏之阴晋人。曾仕魏，任犀首2，人因以犀首称之，好象这就是他的本来姓名。《史记集解》引司马彪曰“犀首，魏官名，今虎牙将军。”犀首当是武职。 公孙衍于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在秦，为大良造，后居魏。楚使者陈轸，也是一个纵横家，他过魏，献计于衍。他说“魏相田需约诸侯纵亲，楚王疑而未信。如果您请于魏王，说您与燕赵之王有交情，多次有使者来邀请相见。魏王如答应了您，给您车子，你也不必多要，有三十辆乘就可以了。您把车子陈列在庭中，公开宣称，要到燕国和赵国去。”公孙衍照办了，燕赵之王派使者迎公孙衍到他们的国中，楚王听说，大怒，以为田需欺负他，就全不听从田需的话了。齐国听说公孙衍要到燕赵去，也派人以国事相托。于是，公孙衍行三国相事，有了相当大的权力。 公孙衍主张合纵，张仪宣扬连横。他们在政治上和私人关系上都是对手。公元前322年（秦惠文王更元三年），张仪相魏。公孙衍设法取得韩国当权的，破坏了张仪联合秦魏的政策。公元前39年，张仪被迫去魏，公孙衍代张仪为魏相。公元前38年，魏、赵、韩、燕、楚合纵攻秦。这次进攻，没有取胜，军至函谷关而还。但这次进攻，还是一次有名的对秦的进攻。西戎义渠跟魏有往来。有一次，义渠君朝魏。公孙衍就趁这个机会，劝告义渠君加强对秦的警惕。他说，如中原无事，秦就要对你们烧杀掠夺；如果中原有事，秦将轻使重币去同你们交好。后来，五国攻秦。恰巧这个时候，秦以文绣千纯，美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集合群臣议论这件事。义渠君说，这就是公孙衍当年所说的那话了。于是起兵袭秦，大败秦人。 《史记》称公孙衍于张仪死后，“入相秦，尝佩五国相印，为约长”。 此所谓五国约长，似即指公元前38年五国攻秦之事。 《孟子·滕文公下》记景春的诸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 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是与张仪齐名的，但传下来的事迹不多。《史记》有公孙衍传，系附于张仪传。《战国策》也只有几条零星的记载。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是关于苏秦、张仪的专书，不知是否他二人的作品，均已久佚。关于公孙衍的专书，未见著录。《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还著录有西汉的蒯通、邹阳、主父偃、徐乐等人的书，可见西汉前期，纵横家之风犹有存者，但比起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当有很大的不同。 以下关于公孙衍的纪事，基本上取材于《史记·张仪列传》，不另一一作注。2见《史记·秦本纪》。 第十章子思、孟子、邹衍子思孟子学派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流派。孟子子思都曾以儒者的身份论述五行学说。荀子批评他们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辟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子思孟子关于五行的具体论述，今已不可见，但荀子的话可以说明子思孟子之说五行，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后于孟子的邹衍，是以阴阳五行之说有名于世的，而他却归结于儒术。战国时期局势的急剧动荡，使人们格外关注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当权人物更为**。子思、孟子和邹衍学说中的神秘观点和定命论的基调，都是当时社会思潮中的支流，对于相当一部份人有吸引的魅力。故王公大人初见邹衍之术，“惧然顾化”，而梁惠王郊迎邹衍，执宾主之礼，燕昭王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2。战国之后，阴阳五行之说大为当道者所重视。西汉儒家，也有人袭取阴阳家言以为世用。 第一节子思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的孙子。《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而不详其生卒年。案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孔子世家》又说，子思曾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为《礼记》所收，流传于世。《孔丛子》记有子思固于宋的细节及子思与鲁穆公的问答，都不一定可信。 《中庸》，司马迁称其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说“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浅，”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都是秦汉人的口气，当非出于战国时人之手。 《中庸》作者认为，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有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表现为行为的准则，这就是道。道是不可须臾离的，如能修养得好，可以与天地相参。他在书中举出几个标准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他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家庙飨之，子孙保之。”这是说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时也离不开“文武之德”，离不开“文王之德之纯”。《中庸》作者特别说到孔子，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孔子虽没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万物。这可见《中庸》作者对于存养之功的极力推崇，而对孔子的推崇达到神化的程度。这也反映当时以《中庸》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标举的心情。 《荀子·非十二子篇》。 2《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孔子有这样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却是从日常生活中来。《中庸》作者认为，“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认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问题在于能不能“尽性”。他极力宣扬“尽性”的重大意义，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依这个观点来说，孔子之为至圣，正是因为他“能尽其性”。《中庸》的作者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不远人”，即所谓“率性之谓道”，道并不需他求。如果要“为”道，如务为高远之类，反而离道远了。在这里，《中庸》没有明文说性善，实际是说性善。这是《中庸》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 《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份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这是顺从天命而率性，尽性的为法，也是作者企图用以消解矛盾的办法。 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与天道，子贡不得与闻。《中庸》则以言性与天命为重要的内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中庸》则说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对于孔子的继承来说，《中庸》是对于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其间还涂抹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汉代已有《中庸》的单行本及其解说问世。《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南北朝时有宋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见于《隋书·经籍志》。以上这些书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注。元金用朱注《四书》取士。自此以后，《四书》之流传日广，成为学子必读之书，而朱注成为人感性的著作。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39页，人民出版社957年印本。 第二节孟子孟子的生平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大概他的老师不是有名望的人，所以孟子没有讲他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2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年至前320年）年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3。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4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在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5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他说，这就象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汉代有许多著作，如刘向《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班固《汉名·艺文志》、赵岐《孟子题辞》、应劭《风俗通义·穷通》，都说孟子是子思的弟子，是不正确的。考诸《史记·孔子世家》等有关材料，颜渊卒于公元前48年。子思的父亲孔鲤死在颜渊之前，假定为公元前482年，而子思在孔鲤死时即使一岁，距公元前372年孟子之生年，已是0年。如要当孟子的老师，子思应活到30多岁，显然是不可能的。 2《离娄下》。 3《离娄下》。 4《公孙丑下》。 5《滕文公上》。 《滕文公上》。 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有为神农之言者”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陈相兄弟很赞成许行的主张，“尽弃其学而学焉”。许行的思想在反对剥削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孟子抓住许行的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 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年，马陵之战，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 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2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3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梁惠王上》。 《盐铁论·论儒》。 2《梁惠王下》。 3《公孙丑下》。 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4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公孙丑下》记，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呢？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 齐楚曾经有合纵之约。秦使张仪以土地之利诱骗楚怀王与齐绝交。楚齐已经断交，楚也发觉见欺。公元前32年，楚大发兵与秦战，两次大败于秦。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不久便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约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 与儒家争鸣者以墨家和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2孟子痛斥杨、墨学派，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辞，邪说者不得作。”3他说，他这样严厉地驳斥杨、墨的异端邪说，是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个圣人的事业，他要正人心，4《公孙丑下》。 《梁惠王下》。 《滕文公下》。 2《尽心下》。 3《滕文公下》。 就必须辟杨、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诉他，别人都说他好辩论，他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4。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5，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题辞》分辨了真伪说孟子“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今本《孟子外书》，系明人伪作。 《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注释本甚多，主要有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及近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仁政论孟子的政治主张的核心是仁政论。仁政论在经济方面的内容是“井田制”。在井田制度下，“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提出恒产恒心论。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2。并进而由“恒产”描写出一幅理想的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匆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 这一图景的描写，在《孟子》书中凡三见，内容大同小异，《尽心上》说，这是周文王时候的制度。它反映出耕织结合、自给自足、使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小农经济；也具有村公社授田制的色彩。它主张在“黎民不饥不寒”的条件下，进行“孝悌”的教化，以家庭的长幼有序来促使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这也是孟子所向往的“以德服人”的“先王之道”的理想。孟子反对所谓“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即“为田开阡陌封疆”2。他4《滕文公下》。 5《梁惠王下》。 《尽心上》。 《滕文公上》。 2《滕文公上》。 3《梁惠王上》。 《滕文公上》。 2《史记·商君列传》。 提出了“正经界”的主张，并把这说成是施行仁政的首要任务。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3这种主张的实际内容，是要使贵族保存封土，维持世禄，所谓“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4。 孟子认为，只顾“君之仓廪实，府库充”5，而不管人民的疾苦，国君只顾享乐而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上下的阶级矛盾尖锐，劳动力逃亡，老百姓“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消除这种社会危机的办法，只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矣。”7“政在得民”与“民贵君轻”，是孟子仁政论的重要政治内容。在孟子看来，国君能否保持政权，主要是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在《离娄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反对“虐民”、“暴民”“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他认为得民，在于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怎样才能得到民心呢？他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2孟子强调以统治阶级的道德意识向人民灌输以稳定社会秩序外，也注意到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是使人民心服的重要条件。“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3总之，统治者应考虑到人民的疾苦，不能独行其乐，更不能“陷溺其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天下。他在《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政在得民”的思想，是针对当时大量人口流失，企图解决“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4的劳动力危机问题。他曾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士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5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得民”的效果，是要使“效死而民弗去。”孟子于“政在得民”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他把人民看作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8他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人民是无所谓3《滕文公上》。 4《滕文公上》。 5《梁惠王下》。 《梁惠王下》。 7《梁惠王下》。 《尽心上》。 2《离娄下》。 3《梁惠王上》。 4《梁惠王上》。 5《尽心下》。 《尽心下》。 7《尽心下》。 8《尽心下》。 变换的，而象征政权的社稷，执掌政权的国君，乃至天子，都可能变换。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9《梁惠王下》记，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要求国君行仁政和重民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君权。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但在他那个时个时代，这仍不失为光辉的思想。性善论孟子仁政论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2这种不待学习便能做到的“良能”，不待思考便会知道的“良知”，是生下来就具有的“善性”。“测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3人心中的这四种善良的本质构成了四种“善端”，也就是四种道德品质，所谓“测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人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4他把这种“善端”比作人的四肢，说“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5。”也就是说，这四种“善端”和肢体一样是作为人不可缺少的东西。凡是没有这四种“善端”的人，都被孟子看作“非人也”。这些道德品质，不仅是人人具备的，而且“仁义礼智根于心”7，即“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授）我也，我固有之”的先天本性。这就走上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道路。但孟子也认为环境和教育对人有影响。他说“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2孟子还宣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3这种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及其存心、养性、事天的认识目的，又把人性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天人相应论”。自然他教人注意存心养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求达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也有他的积极面。但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断言“万物皆备于我矣，”5“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就钻进神秘主义的死胡同了。9《尽心下》。 《离娄上》。 2《尽心上》。 3《告子上》。 4《告子上》。 5《公孙丑上》。 《公孙丑上》。 7《尽心上》。 《告子上》。 2《滕文公上》。 3《尽心上》。 4《滕文公下》。 5《尽心下》。 《公孙卫上》。 孟子在《离娄上》对仁义礼智的解释，突出仁义的地位，礼智的作用是在加强仁义的重要性。“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他又以儿童“天生”的“爱亲”、“敬长”来说明仁义是天下通行的品德。“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7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反复强调的“根于心”的“四端”，主要是仁义之端。而他所说的仁义，其实际内容又是儒家所强调的忠孝“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8这就显示出孟子要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亲亲”、“尊尊”的道德原则。孟子特别反对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在《滕文公下》，痛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也是从尊君、亲亲的角度来立论的。 既然人性天生都是善的，仁义礼智等道德都是“根于心”的，为什么又有人发生不善的行为，不能“居仁由义”呢？这在孟子看来，是由于人们追求“利欲”而失去“善性”所造成的，不是由于天生的不同，是由于环境使其变坏了。“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为此，他提倡用自我修养的办法，把失掉的“善性”找回来。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也是“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2孟子把“仁义”和“利欲”看成是两种根本对立物。他虽然提出人人皆有善性的主张，而实际上却认为“小人”把“善性”丢掉了，只有君子才把“善性”保持了下来；“庶民去之，君子存之。”3“君子所以异于之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4他把“仁义”“利欲”看成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标志。“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异）也。”5“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基于这种偏见，孟子在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时，对国君和国君如何统治人民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他向国君宣传“仁义”，“先王之道”，“仁政”；而讲到国君怎样统治人民时，却说明要给予人民一定的物质利益，并强调“教化”，才能巩固统治。 “先王之道” 孟子仁政论的历史根据是“先王之道”。孟子所说的“先王之道”，是指“先王”的政治。他所说的“先王”，是指尧舜禹汤文武，而又常常以尧舜为代表，所谓“言必称尧舜”，“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2。孟子称颂禹7《尽心下》。 8《梁惠王上》。 《告子上》。 2《告子上》。 3《离娄下》。 4《离娄下》。 5《尽心上》。 《尽心上》。 《滕文公上》。 2《公孙丑下》。 汤文武，更称颂尧舜，不仅备极称颂尧舜的道德品质，而且把尧舜作为政治标准、行为的楷模。他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3又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4当孟子与白圭讨论税制问题时，他认为收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5。在孟子看来，“仁政”，就同规矩、音律的功用一样，应作为政治的准则。他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从上面的一大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孟子所说的“仁政”，就是“不忍人之政”。他十分强调“先王之道”，更突出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人物尧舜，是为了便于阐发他的政治见解。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在抬高他所理想的仁政的地位。孟子的仁政论及为其所制造的历史根据，正如荀子所说是“按往旧造说2”而他使用的方法也是牵强的比附。 孟子提出“先王之道”，是企望用“仁政”来矫正当时的政治，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是历史的倒退。他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也。”3又说“自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4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是治乱的循环。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5这种往复循环，大约五百年是一个周期。五百年必然要有“圣王”出现，开创太平盛世。在这期间也必然会产生辅佐“圣王”的显赫人物，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充满信心地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好象他就是当时的“名世者”了。 在孟子看来，治国的道理，古今没有两样。他说，舜和文王，一个生在东方，一个生在西方，两地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3《尽心上》。 4《告子下》。 5《告子下》。 《离娄上》。 2《荀子·非十二子篇》。 3《告子下》。 4《告子下》。 5《滕文公下》。 《公孙丑下》。 19 《离娄下》。 下可运之掌上。”2孟子认为战国时期实现“先王之道”有很好的条件，他说“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3孟子不懂得政治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而变化；他也不懂得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首领尧舜与阶级社会的君主有本质的不同。他企望“先王之道”在战国时期重现，而提出历史循环论。社会历史本来是以螺旋的形式不断的向前发展，而孟子“五百年必有王兴者”的说法，是把“螺旋”曲解为“循环”。这种治乱更替循环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历史是变而不变，“先王之道”是永恒的真理。这反映出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孟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从他“仁政”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性善论”和历史根据“先王之道”来看，他的出发点是唯心主义的，保守的，调和的；但有古代民主的一面。那种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经济生活及其在政治上重要性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这种思想，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起过不同程度的作用，影响是很大的。 2《公孙丑上》。 3《公孙丑上》。 第三节邹衍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阴阳与五行之说，原来是两派，都是从观察自然现象而来。这种思想的萌芽，都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发展起来以后，就变为唯心主义的思想。阴是云覆日，阳是日出，引申了就是暗和明，寒和暖，日，阳是日出，引申了就是暗和明，寒和暖，北和南，表和里，是一切对立和相反的事物。所以在自然，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为阴。后来抽象化了，把阴阳看作是推动宇宙生成变化的两种基本元气，因而便支配着一切的事物，也就神秘化了。阴阳之说起源甚早。《周易》是以阴阳解说社会现象的专书，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最后成书或在战国中期以后，尚难断定。 五行说的起源，没有确切的文献可征。在春秋前，可能已有一种极朴素的五元素说，就是以水火金木土为构成宇宙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春秋时有人把水火金木土谷六种人民日常生活所必不可缺少的财用，称为“六府”。如晋郤缺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后来又有五行的名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蔡墨的话说“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尚书·洪范》2托名箕子对武王的话解说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荀子·非十二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的创始者。阴阳五行的合流大约在邹衍稍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邹衍已是个阴阳五行学派的代表了。 邹衍的生平与著述邹衍，亦作驺衍，齐国人，活动年代比孟子稍晚。由于文献缺略，邹衍的生平行事，只能从《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列传》、《封禅书》，《吕氏春秋》，刘向《别录》等书的引述中去探寻。邹衍在齐国稷下住过，到过魏、赵、燕等国，受到各国诸侯的礼遇。特别在燕国，燕王为他筑碣石宫，以师礼待之。他曾在赵国批驳过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使公孙龙被绌。因阴阳五行学说具有神秘因素，而关于邹衍的记载，也涂上了一些神话色彩，使人难于置信。如《后汉书·刘瑜传》“邹衍匹夫，有霜陨之异”。李贤注说“《淮南子》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五月为之下霜。”《列子·汤问》载，“邹子吹律。”张湛注说“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 邹衍的著作很多，皆已散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著有“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左传》文公七年。 2《洪范》，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五十六篇，也都亡佚。 邹衍的学说邹衍跟儒家的关系密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这些是符合儒家宗旨的。《盐铁论·论儒》引御史的话说“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率以显名。”这是说，他先是儒家，以后成为阴阳五行家的。他的五德终始说，也可能是由儒家思孟学派的五行说进一步演化而来。 邹衍的学说体系“闳大不经”，包括天论、地理学说和历史观。 邹衍的天论，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的自然、历史的变化发展，一直往上推到天地没有产生以前的不可考究的混沌状态。他的天论在当时很著名，被称颂为“谈天衍”。 邹衍的地理学说，认为儒者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天下的八十分之一。中国，他名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就是《禹贡》中所说的九州。相当于赤县神州大小的州，还有八个，就是大九州。每一大州的四周，有裨海环绕。大九州的四周有瀛海环绕。再往外就是天地的边际。 邹衍大九州说的产生，可能跟齐国商业交通的发达，尤其是便于海上交通的条件有关系。这一学说，反映了我国战国时期人们对世界地理的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一学说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在人类地理认识史上也是一个进步。当然，他只是猜测、想象，而不是科学的。 在历史观方面，邹衍有《主运》一书。“主运”的意义和“五行”相当。《史记·封禅书》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史记集解》引如淳的话说“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邹衍的基本思想是五德终始论。这是他“深观阴阳消息”有得的理论，也是他显名于当时的主张。五行说有相生和相胜的两种说法。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吕氏春秋》、《礼记·月令》，用五行来配四时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因为土没有地方安置，便把它放在季夏。这种五行相生说是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到了邹衍把相生说改为相胜说，把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五行，附会到社会现象上，叫作“五德”（德是属性的意思），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政权兴衰，“递兴废，胜者用事。就是五德终始说。所谓五行相胜，就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吕氏春秋·应同》中还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一段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蚯蚓）大蝼（蝼蛄）。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邹衍的五德终始，即五行相胜说，是依照土、木、金、火、水顺序，“终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吕氏春秋·荡兵》。 循环“转移”。他从五行相克出发，说明历史是依五行运转而有王者代兴。为了适应五行的运转和天的祥，就必须定出相应的制度，所谓“载其祥制度”。他说的制度是指其色尚黄（或青、白、赤、黑），其事则土（或木、金、火、水）等等。《史记·封禅书》载，“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这是依五行的配列，规定政令、服色、符法、冠舆等制度，这是五行学说影响政治的具体表现。这也是《中庸》所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的具体表述。 邹衍的学说，从方法上考察，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指出的，“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乃仅凭臆测推想立说，他的理论依据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天命论。依五德终始说，历史是变化的，不是停止不动的，但变化过程不是发展，而是循环。把历史变化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五行相胜，是唯心主义的。五德终始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历史趋向大统一的客观形势，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新的统一封建政权的需要。按五德互相代替的学说，认为历代王朝不是万世一系，而是必然的改换，这对打破世袭制度有着一定作用，他的学说到两汉演变为谶纬之学，专讲五行灾异，图谶符瑞，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欺骗人民的工具，并为中国两千多年来迷信的渊薮。 第十一章屈原、淳于髠、鲁仲连战国时期，人才辈出，且多有志于用世。其中，有的人目睹时局的混乱，却看不出历史的出路，并且自己还遭到毁谤，因而感到愤懑、失望。于是乃有淳于髠的退隐，鲁仲连的高蹈，甚至有屈原的自沉。他们的行径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侧面。他们的才华和成就，也并不因其有某种形式的消沉而有所掩盖。 第一节屈原屈原是战国时期最突出的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他与一般游士行径不同。他的姓名不见于诸子百家之书，司马迁著《史记》仍为之立传。 家世、生平和政治遭遇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他自称是高阳氏的后裔，父名伯庸。他的故里，传说在丹阳之秭归2。屈原出生大约在楚威王五年（公元前335），这时正是列国纷争、楚国尚能同秦国抗衡的时代。在这以前的一百余年间，楚国曾是日益强大的大国，楚国的政治、文化都曾有很大的发展，培养了不少的人才。而且，由于列国之间文化交流，楚国曾经吸收大量的中原文化。到了屈原出生的时代，楚国已经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史记》屈原传说他“为楚怀王左徒”时，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样的文化教养，是春秋以来的传统教养。当时“博闻强志”“娴于辞令”的人物，各国都有。象郑国的子产，就是既“娴于辞令”，又被称为“博物君子”的人。这类人物的产生，正是时代的需要。屈原具有这样的教养，在楚国也是急需的人才。《史记》本传又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由此可知，屈原一入仕途，曾很受最高统治者的器重。这时屈原大约只有二十岁。他的文化教养虽然很高，但还缺乏政治经验。他在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尽管怀着远大的抱负，并有能干的才具，却不免横遭谗谤，而被排挤，以致离开朝廷。《史记》本传说“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属平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乃离郢都而北走。大约就在这时，他忧愁苦闷而写出了《离骚》。《史记》本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朋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在这同时或稍后，又作了《天问》。 屈原既疏或被黜之后，楚国的政治方针、军国大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本来，在这之前，六国“纵亲”，楚怀王曾为纵约之长。在列国之间的合纵连横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中，楚国曾是合纵势力的主要力量。当时的情况是“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为了楚国的利益，坚持合纵，本是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离骚》。 2《水经注》引《宜都山川记》。 人理当坚持的政策。屈原正是这一国策的坚持者。而上官大夫等人则是合纵的反对派。屈原既被疏黜，合纵的力量亦即削弱。这时，秦国派遣张仪到楚，先破坏齐楚之间的纵约，而后大举进攻楚国。于是楚国遭到了连续的失败。《史记》本传曾有一段详细的记载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纵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浙。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 此后，楚失掉齐国的援助，再发兵击秦，又遭魏国的袭击，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大概就在这时，怀王认识到合纵的重要，于是又派屈原前往齐国。这时屈原的职位可能是三闾大夫。 当屈原离楚赴齐的期间，张仪又一次来楚。楚怀王本来是“愿得张仪而甘心”的，但由于张仪“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因而“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这时屈原从齐国回来，谏怀王，但已无济于事。《史记》本传说“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此事又见《楚世家》，时当怀王十八年。 在这以后，楚国一度听齐湣王之计而与齐韩合纵，但不久又“倍齐而合秦”。再后，怀王竟与秦昭王为婚，订了盟约。政策如此摇摆，终于孤立无援。最后，怀王竟至不听昭雎等人的忠告而入秦境，以致被秦拘留而死。大约在此期间，屈原曾由被绌而又被放逐。可以看出，屈原的政治遭遇，是同楚国的政策动向分不开的。他被放逐的时间，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能是当秦楚订盟前后。《史记》本传说“虽放流，睠怀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顾、俗之一改也。” 楚怀王困死于秦，顷襄王继位，子兰为令尹，屈原的政治遭遇变得更坏。《史记》本传说“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在这以后，屈原便流落江南。《九章》等部分作品大概作于此时。《史记》本传，说他“至于江陵，被发行吟译畔”，终于“自投汨罗以死”。这时约当顷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8）左右。 为人志节和文学成就屈原一生，政治上虽不得意，其为人志节却不同流俗，其文学成就独放异采。屈原的作品，根据汉人的编定和注解，共计二十五篇。其中最主要的是《离骚》、《天问》和《九章》等篇。 屈原生活于“朝秦暮楚”的时代，却表现了卓立不群的人格，具有高洁的品质和独特的识见。一篇《离骚》最集中地表现了屈原为人的这一特征。《史记》本传引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云《史记·楚世家》。 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山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一评价，可以说对于屈原为人和《离骚》一文的总的概括。“志絜”而“行廉”，“举类迩”而“见义远”，最集中地概括了《离骚》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 《离骚》是屈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带有自叙传性质的第一篇大型作品。作品一开始即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屈原是以“内美”和“脩能”自负的。这一点大不同于当代的一些游谈之士。屈原以“内美”和“脩能”自负，也不同于后世某些雅人的孤芳自赏，而有着他自己的政治抱负。《离骚》又说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采吾道夫先路。 “恐美人之迟暮”、“乘骐骥以驰骋”，这样的抱负是相当远大的。愿为“先导”，以此自负，是忠心耿耿的。 当这种政治抱负不得实现时，屈原便坚持自己的操守，而不同流合污。 《离骚》又曾写道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同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这里自叙更加明白正当众人“竞进”、”驰骛”之时，而自己则师法“前修”。“不周于今之人”，却“依彭咸之遗则。” 这是十分明确的为人信念和准则。在这以下，又说到“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伏请勿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象这样一些言语都充分表达了屈原为人不同流俗的思想特点。 屈原这样的思想特点同楚国先贤的传统有继承关系，也同中原的文化传统不可分割。 楚国先贤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忠爱宗国。《战国策·楚策一》记载莫敖子华同楚威王曾有这样的问答威王问于莫敖子华曰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 莫敖子华对曰如章不足知之矣。 王曰不于大夫，无所闻之。 “莫敖子华对曰君王将何问者也？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胫决腹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 这就是说，自从楚文王以来，直至威王之世，曾经有过各种类型的忠于社稷的人物，史实具在，历历可数。屈原博闻强志，不能不深受这一历史传统的影响。 与此同时，屈原也曾接受中原的传统文化，他对于华夏的古圣先贤也是衷心向往，而且熟悉历史的经验教训。《离骚》有云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团失乎家弄。 羿**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只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由此看来，夏商周的传统文化，对屈原的思想中有很深的影响。他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是非标准，和齐鲁之儒的观点也颇有一致之处。可以说，他的为人志节，既有楚国先贤的影响，也有历代圣贤的影响。《离骚》之作，从其思想内容来看，正如战国后期的诸子之文，已有兼容并包各种文化传统的趋势。因此，《离骚》的思想倾向既有楚国文化的传统特征，又有中原文化的传统特征。 关于《离骚》这一突出的特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曾说过这样的话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刘勰取其言辞，校之经典，谓有异有同。固雅颂之博徒，实战国之风雅。“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辩骚》）可谓知言者已。 鲁迅这一评论，相当全面，探本溯源，指出了《离骚》的主要艺术特征。屈原的《天问》，也是一篇自抒愤闷的作品。《天问》的内容，不仅象《离骚》那样称述夏商之代、古圣先贤，也不仅“怼世俗之混浊，颂己身之修能”，而且是“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其中有云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这就是“怀疑自遂古之初”者。 《天问》的内容，既多载神话传说，也有历史故事。对于某些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屈原有不得其解者，便呵而问之。也有知而故问者，乃是借以抒愤。 屈原晚期的重要作品，还有《九章》中的《涉江》、《哀郢》、《抽思》和《怀沙江》说“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哀郢》说“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怀沙》说“世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愿勿爱兮。朋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凡此，都和《离骚》的情调基本一致，都是发自肺腑，深沉之至。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又有《九歌》一组民间乐曲，多半是屈原采自民间、为之加工的作品。 其内容和形式都和楚地巫风大有关系。这类作品，王逸以为写于流放期间，大概不错。鲁迅指出，这些作品，“绮靡杳渺，与原他文颇不同，虽曰‘为作’，固当有本。”可以说，中国的文人学者比较系统地整理加工民间作品，屈原是最早的。 《史记》屈原本传还载有《卜居》、《渔父》。其中设为问答，表白屈原不肯同流合污、宁死不屈之志。这大概是屈原既死之后，楚人哀伤而为之辞，不似屈原自著。但先秦的文人学者著书立说，本来不一定皆出本人手著。战国晚期虽然有了个人专门著述的风气，但门人后学续有所作，也仍然属于一家之言。屈原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 对后世的影响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格的影响，一是文学的影响。 屈原的人格，千百年来，对于文人学者已经成为一种典范。历代的诗人词人、尤其是迁客骚人，大抵都以屈原的精神为依傍。也可以说，屈原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一个修身洁行的传统。汉代的贾谊，唐代的杜甫，其精神境界都直接继承了屈原的传统。从这一点看，屈原影响于传统的民族性格，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屈原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屈原的《离骚》以后，产生了一系列的骚体作品。从汉代开始，贾谊的《吊屈原文》、《鵩鸟赋》固是骚体，严忌的《哀时命》、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也都是骚体。到唐代，柳宗元的《瓶赋》、《惩咎赋》等也都是骚体的传统。其次是在屈原的《卜居》、《渔父》之后，也产生了一些“对问”体的作品。宋玉的《对楚王问》固是开端，而在汉代，东方朔的《答客难》、杨雄的《解嘲》都是此类作品的继续。到了唐代，韩愈的《进学解》也是这类作品的传统。 当然，屈原的文学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上述两端。刘勰《辩骚》说“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其影响之深远，遍及历朝历代，而且深入到各类文人学子。这不是任何作家诗人所能企及的。 第二节淳于髠淳于髠，齐国人，主要活动于齐威王、齐宣王和梁惠王在位时期的齐魏两国。他约与孟子同时，而年代较后。 淳于髠博闻强记，以多智为齐人所称。数为齐使诸侯，未尝屈辱。他慕齐政治家晏婴之为人，多所陈说，并“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他与邹衍、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先后游学于齐国都之稷下，称稷下先生，齐王命曰列大夫，备受尊礼2。《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篇，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述焉。”《汉书·艺文志》法家著录慎子十篇，道家接子十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阴阳家驺奭十二篇。合二书所记，可见稷下先生中实有不同学派，而慎到、驺奭，既“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又分别属于法家、阴阳家。淳于髠在稷下先生中不名一家，《史记》称其“学无所至”。 齐威王喜隐语，又好为**乐长夜之饮，政治荒乱，左右莫敢谏。淳于髠以隐语进谏说“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道这是什么鸟吗？”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威王整理朝政，恢复了他在国内外的威信。司马迁很重视淳于髠的这次进谏的效果，说这使齐威王威行诸侯三十六年。 威王八年（前349）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髠到赵国请救兵，随带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髠仰天大笑，冠缨因之而断。王说先生嫌这个任务小吗？淳于髠说何敢！王说那么，是为什么呢？淳于髠说我刚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穰田的人，以一个猪蹄子、一盂酒祈福，说‘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我看他拿的东西很微薄，而想得到的东西却很多，所以笑他”。于是齐王把赠送赵国的礼品改为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淳于髠到了赵国，交涉得很顺利。赵王答应给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听说了，乘夜把兵撤回去了。 威王对于淳于髠出使的成果大为高兴，置酒后宫，召淳于髠来喝酒。王说先生能喝多少酒就醉了？淳于髠说臣饮酒，一斗也醉，一石也醉。王说先生饮一斗已经醉了，怎么还能饮一石呢？淳于髠就说，因饮酒场面的不同，饮酒人心情的不同，酒量也就不同。他说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髠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 这是一种情况。 若亲有严客，髠帣■鞠■，侍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 这是一种情况。 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 这又是一种情况。 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史记·滑稽列传》。 2《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髠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这也是一种情况。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髠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髠心最欢，能饮一石。 这是第五种情况。淳于髠说这话的意思，是在说，享乐的追求是无穷尽的，一味地追求享乐，就会走到邪路上去。齐王听了淳于髠的话，罢了长夜之饮。在齐宣王时期，淳于髠曾于一日之内见七士于王。王说，“千里而一士和百世而一圣，都不容易。你一朝而见七士，士不是太多了吗？”淳于髠说“鸟要翅膀相同者聚居，兽要蹄子相同的并走。在沮泽之地寻求柴葫桔梗，累世不能得其一。如到睾黍、梁父的山阴去找，可以成车地拉。物，是各有其类的。髠是贤者之类的。王求士于髠，譬如予河中取水，于燧中取火。髠还要见士于王，岂只七士而已哉。”2后来淳于髠是否又见士于世，史无记载。有一年，齐欲伐魏。淳于髠说“韩子卢是天下的疾犬。东郭逡是海内的狡兔。韩子卢追赶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结果是犬和兔都累死了。田父见到了它们，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们弄到手了。现在齐魏长期相持，以致士卒疲劳，恐怕秦楚会收田父之功的。”齐王听了，害怕起来，便把作战计划取消了3。 淳于髠在齐国的事迹，表明他善于用譬喻的方法委婉陈词，打动人主，从而在政治上起了作用，有时还是相当大的作用。 大约是在齐宣王时期，淳于髠离开齐国而到魏国。不知是在齐或在魏，他跟孟子有一次对话。他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说礼也。他说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说嫂溺不援，是鸟兽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淳于髠紧接着就问“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淳于髠对“天下溺”的提法，表明他对于当时局势的关心，也表明他有参与政治实践的紧迫感。但他到魏以后，受到梁惠王的款待，却坚决要归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客有见髠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耶？何故哉？”客以谓髠。髠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显然，淳于髠在惠王接见时，已发现他并没有求教的诚意。后来，惠王又延见淳于髠，连续谈了三天。惠王想待以卿相之位，淳于髠辞谢了。惠王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从此，淳于髠告别了政治舞台，终身不仕。以淳于髠那样热心于政治的人，后来这样消沉，除了是因对现实的失望，恐怕不会是别的了。 以上，见《史记·滑稽列传》。 2《战国策·齐三》。 3《战国策·齐三》。 《孟子·离娄上》。 第三节鲁仲连鲁仲连，齐国人，与赵孝成王、平原君同时。史称其“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2义不帝秦赵孝成王时，秦将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余万，东围邯郸。魏安釐王使将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想通过平原君对赵王说“秦所为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今齐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复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不决。 这时鲁仲连恰好游赵，碰上秦兵围邯郸，听说魏将军新垣衍要叫赵尊秦为帝，就去见平原君说“这件事将怎么办？”平原君说“胜也何敢言事！四十万之众折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魏王使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鲁仲连说“起先我以为您是天下的贤公子，现在才知道您不是天下的贤公子。魏国的客人新垣衍在哪里？我替您责备他，叫他回去。” 鲁仲连见到新垣衍后，没有说话。新垣衍说“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皃，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易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鲁仲连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新垣衍说“先生助之将奈何？”鲁仲连说“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固助之矣。”新垣衍说“燕则吾请以从矣；若乃梁者，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鲁仲连说“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新垣衍说“先生独不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鲁仲连说“呜呼！梁之比于秦若仆邪？”新垣衍说“然”。鲁仲连说“吾将使秦烹醢梁王。”新垣衍很不高兴地说“忆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仲连说从前九侯、鄂侯、文王，是商纣的三个诸侯。九侯有个女儿生得很美丽，进献给纣王，纣王以为不好，就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为这事极力谏争，而被做成肉干。文王为这事叹息，被纣拘留在羑里一百天，想要把他置之死地。现在，秦是万乘之国，魏也是万乘之国，又都称王。为什么看到秦打了一次胜仗，就要尊他为帝，而使自己落得个成为肉酱肉干的地步呢？况且秦如果真称帝，就要以天子的地位发号施令，要变换诸侯的大臣，夺去他所憎恶的人的官爵，而给予他喜欢的人。他还将使他的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住在魏王的宫殿内，魏王怎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将军又怎能得到旧时的宠幸？”新垣衍听了，起而再拜，说“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听到，退却五十里。正值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军，秦军便撤去。 以上，见《战国策·赵三》。 书报聊城二十余年2后，燕将攻下聊城（约当于今山东聊城县）。聊城人或谗之。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聊城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仲连写了一书，绑在箭杆上射入城中。书中开头说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却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今死生荣辱，尊卑贵贱，此其一时也。愿公之详计而无与俗同也。 这是指出，燕将面临历史性决择的关键时刻，不可错过。接着就说明当时的局势是“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接着就说为公计者，不如罢兵休士，全车甲归报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见公，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功业可明矣。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矫国革俗于天下，功名可立也。 最后，书中说“且吾闻，佼力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恭名。”并引用管子和曹沫的故事以证其说。管子不死于公子纠之难，而“据齐国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为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邻国”。曹沫为鲁将，不顾三战三败之耻，卒胁迫齐侯，收回失地，使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信吴、越。 燕将见到鲁仲连书，表示同意，说“敬闻命矣。”因罢兵去。但史称赞鲁仲连说“解齐国之围，救百姓之死，仲连之说也。”不为商贾之事邯郸解围后，平原君欲封鲁仲连。仲连坚辞。使者三次来，终不肯受。 平原君置酒，以千金为仲连寿。仲连笑了。他说“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聊城破后，田单归齐，想推荐鲁仲连，纶他以爵位。仲连说“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践而轻世肆志焉。”遂逃隐于海上，不知所终2。 2《史记集解》引徐广说，为十余年。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2《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第十二章蔺相如、廉颇、李牧廉颇、李牧，都是赵国的良将。蔺相如是赵国著名的政治家。在战国晚期，赵国在内忧外患的不断困扰中有所自立，这三个人都作出了贡献。 第一节蔺相如完璧归赵蔺相如，赵国人。生年不详。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0年），秦赵长平之战时，他已病笃，大约就死在这一两年内。 赵惠文王得到楚国著名的“和氏璧”。秦国昭襄王听说了，派人送信给赵王，表示愿意用十五城来换取这块宝璧。赵王跟大臣们商量，如答应秦国，恐怕秦国的城得不到手，白白上当；如不答应，又担心秦国派兵来攻。既没有商议出好的办法来，要想派个使者到秦国去回复这件事，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时候，宦者令缪贤对赵王说“我的舍人蔺相如可以出使秦国。”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合适？”缪贤回答说“我曾得罪大王，打算偷偷地逃往燕国。蔺相如劝阻我，说‘您怎么认识燕王？’我告诉他‘我曾经随从大王在国境上会见燕王，燕王私下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我交朋友。我就这样认识他了，所以想去投奔他。’蔺相如对我说‘赵国强，燕国弱，而赵王对您又宠幸，燕王才想跟您交朋友。您现在赵国得罪而逃往燕国，燕王畏惧赵国，不仅不敢收留您，还会把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您不如解衣露体俯伏在刑具上，到大王跟前去请求处罚，还有侥幸免罪的希望。’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来果然得到大王的赦免。”我觉得这个人是勇士又有智谋，是个合适的使者。”赵惠文王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说要用十五座城来换我的宝璧，你看能不能答应？”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我们不可不答应。”赵王接着又问“秦国拿了我的宝璧，但不给我城，怎么办？”蔺相如说“秦国用城来换宝璧，要是不答应，赵国理亏。赵国给了宝璧，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那是秦国理曲。衡量这两种办法，我们宁可答应，而叫秦国来承担不讲道理的责任。”赵王问“谁可出使秦国？”蔺相如说“大王如果确实找不到人，那我就去一趟。假如秦国把城划归赵国，我就把璧留在秦国。要不然，我一定完璧归赵。”赵惠文王于是便派遣蔺相如做使者，带着和氏璧西行去秦。 秦昭襄王听说赵国的使者送和氏璧来了，很得意地坐在章台上接见蔺相如。蔺相如恭恭敬敬地把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高兴极了，把璧递给美人及左右待臣们传着看，左右的人都欢呼万岁。蔺相如见秦王根本没有偿付给赵国城池的意思，就上前对秦王说“璧上有斑点，让我指给大王瞧一瞧。”秦王把璧递给蔺相如。蔺相如持璧退后几步站住，靠着柱子怒发冲冠地对秦王说“赵王接到大王情愿用十五座城来换这块和氏璧的书信时，集群臣商议。大臣们都说‘秦国贪得无厌，欲以谎言得璧，千万不能答应。’我却以为‘老百姓之间互相交往，尚且不至于欺骗，大国的君王哪能不讲信义？’赵王听了我的话，斋戒了五天，然后派我来向大王送书献璧。赵王这样作，是表示对大国的尊重和恭敬。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以下关于蔺相如的记述，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不一一作注。礼节十分简率、傲慢。拿到宝璧，竞随便给美人们传看，分明是戏弄我。我看到大王没有偿付赵王城池的意思，才把宝璧拿了回来。如果大王一定要逼迫我，我的头颅今天就跟这块宝璧一起在柱子上撞碎。”蔺相如说着，持璧斜着眼打量柱子，想要撞击。秦王恐怕宝璧被他碰碎，就婉言道歉，坚决请他不要这样做，并且找来有关官员查看地图，指点从这里到那里的十五座城划归赵国。蔺相如猜想这是秦王的骗术，城是得不到的，就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由于害怕秦国的强大，不敢不献给大王。赵王送璧时，曾经斋戒五天。现在大王也应当斋戒五天，在朝廷上设置九宾的隆重仪式，我才能献璧。”秦王揣度难以强抢硬夺，就答应斋戒五天，把蔺相如安置在广成宾馆住下。蔺相如猜想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一定会背约不肯偿付城池，就叫他的随员穿起老百姓的粗布短衫，怀里揣着璧，从小路回赵国。 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朝廷上设置了九宾的隆重仪式，传命带赵国使臣蔺相如来献璧。蔺相如到后，对秦王说“秦国从穆公以来二十多位国君，没有一个是坚守信约的。我实在怕受大王的欺骗，对不住赵国，已叫人把璧送回赵国了。谁都知道秦强而赵弱，只要秦国先把十五座城划给赵国，赵国怎敢留璧而得罪大王？我自知有欺骗大王的罪该死，就让我受烹刑吧！”秦王和大臣们面面相觑，左右侍从有的想拉相如去处治。秦王说“杀了相如，终究不能得到璧，反而损害了秦赵两国的友谊。还不如好好招待他，让他回赵国。想来赵王决不会为了一块璧的缘故而欺骗秦国。”终于按照隆重的外交礼节在正殿上接见了蔺相如，然后打发他回国。 蔺相如回到赵国后，赵王认为他是一位称职的大夫，出使能够不侮国命，任命他为上大夫。以后秦国没有把城给赵国，赵国也终究没有把和氏璧给秦国。 渑池之会蔺相如完璧归赵的第二年，赵惠文王十七年（公元前282年），秦借口赵不跟它联合攻齐，派兵攻下赵的两座城池。赵惠文王十八年（公元前28年），秦兵侵赵，攻下石城2（约当今河南林县西南）。赵惠文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秦将白起率军攻赵，取光狼城3（约当今山西高平县西），斩杀赵国三万人4。秦在对赵进行军事威胁的同时，又在外交方面迫使赵国屈服。赵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通知赵王在西河外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地方作友好会见。赵王畏惧秦国，想要辞谢不去。廉颇、蔺相如两人商量之后对赵王说“大王不去赴会，显得我们赵国软弱、胆怯。”于是赵王决定去和秦王相会，带蔺相如同行。廉颇送到国境上，与赵王诀别时约定说“大王出发之后，估计来回路程及会见的礼节完毕，前后不过三十天。要是过了三十天还没有回来，就请让我们立太子为王，用以断绝秦国宾，同傧。“九宾”由九个典礼的傧相依次传呼，接引宾客上殿。这是古代最隆重的礼节仪式。《史记·赵世家》，又《六国年表》。 2《史记·赵世家》，又《六国年表》。 3《史记，秦本纪》。 4《史记·六国年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作“杀二万人。” 扣留您作为要挟的念头。”赵王答应了。 赵王到了渑池与秦王相会。席上，秦王酒喝得很畅快的时候，对赵王说“我听说您喜欢弹瑟，请弹一曲给我听听。”赵王就在筵席上弹了一曲。秦国的史官走上前来，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命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上前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国的音乐，现在我奉献盆缶，请秦王敲敲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肯答应。蔺相如捧着盆缶上前，跪着献给秦王。秦王还是不肯敲。蔺相如说“我跟大王的距离不满五步，大王要是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可要把颈上的血溅到大王身上了！”秦王的侍卫们要杀蔺相如，蔺相如瞪起眼睛，大声呵斥他们，吓得那些人直向后退。秦王很不高兴，只得勉强在缶上敲了一下。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史官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国的群臣说“请赵王送十五座城给秦王作为献礼。”蔺相如也说“请秦王把国都咸阳送给赵王作为献礼。”直到酒筵完毕，秦始终不能占赵的上风。赵国调集了大军提防秦国进犯，秦国也不敢有什么举动。 蔺、廉相与欢渑池之会结束，赵王回国后，因为蔺相如的功劳大，封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以上。廉颇对人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蔺相如本来是个卑贱的人，就凭着一张嘴，地位反而在我之上，我觉得羞耻，不甘心在他以下！”他又扬言说“我碰到了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羞辱他一番。”蔺相如听到了这些话，不肯再同廉颇会面。每逢上朝的时候，他常常托病请假，不愿意跟廉颇争位次的先后。过了些时候，蔺相如出门，远远望见了廉颇，赶忙吩咐赶车的转过车子回避。蔺相如门下的人们，都规劝他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到您的门下，是因为敬仰您为人富于正义，勇敢不屈。如今您和廉颇的职位相同，廉颇公开说出那些令人难堪的话，您害怕得躲闪回避，实在太胆怯了。这样的事平常人也感到羞愧，何况是身为将相的人！我们的气量小，只好跟您告辞了。”蔺相如挽留他们，说“诸位看廉将军跟秦王哪一个厉害？”大家都说秦王厉害。蔺相如说“请想一想，秦王的威势那么大，我蔺相如却在朝廷上当众呵斥他，使秦国的满朝文武都蒙受耻辱。我蔺相如虽然无能，难道会害怕廉将军吗？但是我想到，强暴的秦国所以不敢出兵侵犯赵国，就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的缘故。现在两虎相斗，其势不俱生。我对廉将军的忍辱退让，是出于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廉颇听到这些话后，很受感动。他解衣露膊，背着荆条，请门客作引导，到蔺相如门上请罪，说“我是个见识短浅的人，不知道将军竟宽恕我到这种地步！”终于两人成为誓同生死的朋友，所谓“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廉颇、蔺相如的“相与欢”增强了赵国的力量，不断攻取齐魏两国的土地。而且能抗拒强秦的侵犯。 第二节廉颇（附赵奢） 廉颇，生年不详。大约是在公元前24年后的几年间，死于楚国的都城寿春2（今安徽寿县西南）。 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廉颇率赵军大败齐军，攻取阳晋（今山东郓城县西）3，威名扬于诸侯，赵王封为上卿。 廉颇蔺相如的相与欢，增加了赵的国力，不断攻取齐魏两国的土地，而且能抗拒强秦的侵犯。就在廉颇相与欢的这一年，廉颇又攻克了齐国的几邑。赵惠文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年），廉颇领兵攻占魏国的几邑，旋又退出。接着在赵惠文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75年），廉颇领兵攻占了魏国的房子（约在今河南省安阳县南）、安阳（约在今河南省安阳县），并在房子修筑了城。赵惠文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年）蔺相如领兵攻伐齐国至平邑（约在今河南南乐县东北）。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0年），秦国的中更胡伤率兵进攻赵国的阏与（今山西和顺县），魏国令公子咎率锐师牵制秦军。赵国的形势很紧张，赵王询问廉颇，阏与是否可救？廉颇回答说“道远险狭难救。”又问乐乘，乐乘和廉颇的看法相同。唯有赵奢指出阏与道远险狭，将勇者胜。赵王即令赵奢率兵解阏与之围。赵奢率兵在距邯郸三十里处驻扎二十八日。秦军就在不远的武安西，鼓噪勒兵，声振屋瓦，赵奢壁垒不出，以麻痹秦军斗志。然后用二日一夜的急行军，突然出现在阏与前线，迅速占领山头高地。结果，大破秦军，解阏与之围。赵奢因这次战役的胜利，赵王赐与“马服君”的称号。秦军败于阏与，转而攻魏国的几邑。廉颇率军救几邑，又大败秦师。 赵国的惠文王，是继承赵武灵王军事改革以后的一个有为的国君。赵惠文王年间，将相团结，对内整顿税收，“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对外能挫败强秦，又不断对齐魏取得胜利。当时就有人说“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赵惠文王死，孝成王继位后，国势逐步在走下坡路。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的兼并策略后，不断吞食韩魏的土地。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0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取了韩国的上党（今山西东南部长治市附近）。上党民奔向赵国。四月，王龁因而攻赵。廉颇率领的赵军，驻扎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与秦军战。赵军士卒犯秦国的侦察兵，裨将嘉被杀。六月，赵军又被秦军攻陷，失掉两个堡城、四个尉官。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西垒壁被秦军夺去，失掉两个尉官。廉颇坚壁固守。秦军屡次挑战，赵兵不出。秦军长途远征，最忌持久战。秦派人到赵国用千金为反间之计，散布流言说“秦国所畏惧的是马服君的儿子赵括为将，廉颇容易对付，就要投降了。”赵王既怒廉颇，几次失败，又反对坚壁不敢战，听到秦国反间的话，便起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去代替有经验的老将廉颇作主将。这时，赵奢已死，蔺相如病重，听到更换主将的事，劝阻赵孝成王说“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括的母亲也提出不能派遣赵括为将的意见，赵王都没有听从。 以下关于廉颇赵奢的记述，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者，不一一作注。2《史记·楚世家》，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3《史记·六国表》作“十五年（公元前284年）攻齐昔阳，取之。”《史记·赵世家》作“十六年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 《战国策·赵三》。 赵括既代替了廉颇为主将，便改守为攻。秦国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白起用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切断赵军后路等办法，使赵军腹背受敌，无法冲出重围。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最后，赵括被射死，赵国损失了军队四十多万。 赵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25年），燕王喜派栗腹前往赵国修好，以五百金为赵王寿。回来向燕王报告说“赵国的壮年人都死于长平之战，孤儿还未成壮年，可以攻伐。”燕王征询昌国君乐间的捡个神仙mm当老婆帖吧意见。乐间回答说“赵是四面抗拒强敌的国家，民人都熟习打仗，不可与战。”燕王说“我用多于赵军五倍的兵力攻打，怎样？”乐间回答说“也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赵国可伐，乃发二千乘，分兵两路。栗腹率军攻鄗（今河北柏乡县北）；卿秦2攻代（今河北蔚县）。唯独大夫将渠劝阻燕王说“与人往来修好，又以五百金饮人之王，因使者的报告，变友好为进攻。这样作，不吉祥，出兵不会成功。”燕王不听，亲自率领一支军队跟在大军之后。将渠拉着燕王的带子来拦阻燕王，说“王一定不要亲自前往，是不会成功的。”燕王用脚踢将渠。将渠流着眼泪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王打算呀！”燕王率领的军队到达宋子（约在今河北晋县、赵县、束鹿县中间一带）的时候，赵国使廉颇为主将，在鄗大破燕军，杀栗腹；乐乘在代破燕军，虏卿秦。乐间离燕去赵。廉颇率军追逐燕兵五百多里，包围了燕国的都城。燕国只得依照赵国提出的条件，以将渠为相主持和议，割五城给赵国，赵军才解燕围。廉颇因功得到封邑尉文，号信平君，为假相国。 廉颇在秦赵长平之战时被免职失势期间，门客们都散去，等到廉颇又被任用为将，门客都回来了。廉颇对门客们说“你们都离开我吧！”门客说“哎呀！您怎么这么晚才看到呢？天下的人都按照市场的道理进行交易。您有权势，我就随从您。您失掉权势，我就离开您。这是定而不移的道理，又有什么可埋怨的呢？” 赵孝成王十八年（公元前248年），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赵孝成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45年），廉颇攻取了魏国的繁阳（约在今河南内黄县）。赵孝成王死，他的儿子悼襄王继位，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因而投奔到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廉颇久居大梁，魏国不能信用他。秦兵屡次使赵国陷入困境，赵王想要再得廉颇，廉颇也想复用于赵。赵王派使者去观察廉颇还可否任用。廉颇的仇人郭开多给使者金钱，令他说廉颇的坏话。赵王的使者见到廉颇后，“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使者回国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屎王认为廉颇已衰老，就不叫他到赵国来了。 楚王听说廉颇在魏国，秘密派人把廉颇迎接到楚国。廉颇一为楚将，没有功绩，说“我思用赵人。”最后死在楚国的都城寿春。 《战国策·燕三》作“庆秦”。《史记·赵世家》。又《燕世家》，均作“卿秦”。第三节李牧李牧，又名繓，战国末年赵国的良将。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29年（赵王迁七年）。 李牧曾经久居赵国北边代（在今河北蔚县）、雁门（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南），防备匈奴。他有自行置吏的方便，军市的税收都归幕府，为士卒的费用。每天杀几头牛飨战士，练习骑马射箭，谨慎烽火，多使间谍；对战士的待遇优厚。他制订约束说“匈奴入边来劫掠，赶快将畜产收入堡垒，有敢于捕虏匈奴的人斩首！”匈奴每次入侵，皆防守严密，而不敢战。这样连续几年不受损失，匈奴却以为李牧怯懦，就是赵国的边兵也以为怯弱。赵王责备李牧，他还是照旧。赵王恼怒，使别将来代替他领兵。在李牧离开一年多的期间，屡次出战皆不利，失亡很多，边地不得耕种、畜牧。赵王复请李牧出任边将。李牧称说有病，闭门不出。一再恳求，才勉强答应说“大王一定要任命我，必须仍用我的老办法”。赵王只得答应了。 李牧至边地，重申旧约。匈奴几年入边，无所得，但终究以李牧为怯懦。边地士兵屡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从全军中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射手十万人，皆勒令演习战斗。大放畜牧，人民满野。当匈奴小股入边时，佯败不胜，丢弃数千人，恣其杀掠。单于听到这一情况，统率大军侵入赵国边境。李牧多布令人莫测的阵势，开展左右翼的攻击，大破匈奴军，杀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逃跑。此后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 公元前243年（赵悼襄王二年），廉颇已经离赵去魏，赵王以李牧为将而攻燕，取武遂（在今河北徐水县西遂城）、方城。 公元前234年（赵王迁二年），秦派桓领兵进攻赵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今磁县西南）、大败赵军，杀赵将扈辄。次年，秦军攻赵的赤丽、宜安（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南）。赵以李牧为大将军率兵反攻，大破秦军于肥（今河北晋县西），秦将桓逃跑。李牧因功被封为武安君。公元前232年（秦王政十五年、赵王迁四年），秦又派两支军队攻赵，一军到了邺，一军到了太原，向赵的番吾（今河北灵寿县西南）进攻。李牧击破秦军，南拒韩魏。 李牧虽然一再战胜秦军，兵力的损失也是严重的，“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公元前23年（赵王迁五年），代地大动。次年，赵国又发生大旱灾。公元前229年（赵王迁七年）秦又乘机大举攻赵，王翦率领上党郡兵卒直下井陉（今河北井陉县西），杨端和率领河内兵卒进围赵都邯郸。赵派李牧、司马尚带领大军抵御。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不受命，赵王使人隐微捕得，并杀了李牧，废司马尚。李牧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8见《战国策·秦五》。 李牧之死有另一说法。《战国策·秦五》载，赵王迁的宠臣韩仓“疾贤妒功臣”，在赵王前说李牧的坏话，因此赵王使人代李牧将兵，并把他叫到王宫。赵王使韩仓责备李牧说“将军战胜，得王赐宴，将军向王敬酒，却带匕首，当死！”李牧辨白说，我“病钩，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惧死罪于前，故使工人为木以接（续着，从衣袖里取出缠布的木制假胳膊，给韩仓看，并请求韩仓向赵王说明情况。韩仓不肯，说“受命于王，赐将军死，不赦！”李牧出宫门，取剑将自杀”，臂短不能及，衔年（秦王政十九年，赵王迁八年），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颜聚逃走，俘虏了赵王迁。赵公子嘉率其宗族几百人逃到赵的代郡，自立为代王，至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代王嘉六年）秦将王贲带兵灭燕后，虏代王嘉，赵灭亡。 司马迁对李牧的冤死，表示很愤慨，他在《赵世家》的最后说赵王“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李牧对后来也是有影响的人物。秦子婴就把“赵王迁杀其良臣而用颜聚”的后果是“失其国而殃及其身2”，作为历史教训，企图劝阻秦二世不要杀害蒙恬、蒙毅。汉文帝感叹得不到廉颇、李牧那样的大将，以解除他对匈奴的忧患3。 剑征之于柱以自刺”而死。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策·赵四》都说李牧死“后三月”，王翦“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而《战国策·秦五》说，“武安君死，五月赵亡”。 2《史记·蒙恬列传》。 3《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第十三章范睢、白起、王翦战国晚年，秦的军事优势更为显著。范睢强化君权，远交近攻的献策加速了秦灭六国的过程。白起、王翦都是在这一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名将。 第一节范睢范睢，一作范睢、范且。魏国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55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范睢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由以进，先事魏大夫须贾。曾随从须贾为魏昭王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范睢有口才，使人送给他金十斤及牛、酒，范睢不敢要。须贾知道了这件事，认为范睢将魏国的机密告诉了齐国才得到馈赠，叫范睢收下牛酒，送回金。回国后，须贾报告给魏相魏齐。魏齐命令家人狠狠鞭打范睢，打断了肋骨，打掉了牙齿。范睢假装死去。家人用席子卷起来，放在厕所里，喝醉酒的宾客向范睢撒尿。范睢从席中对看守的人说你能放出我，一定厚谢你。看守的人向酒醉的魏齐请示，把卷在席里死人扔了出去。郑安平把他藏了起来，改名张禄。秦昭襄王的使者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把范睢推荐给王稽，王稽带范睢入秦。在路上遇到穰侯魏冉，魏冉很反对山东的说客入秦。范睢躲过穰侯的搜查，和王稽到了咸阳。 范睢在秦国住了一年多，没有机会向秦王进说。后来，穰侯将带兵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刚（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寿（今山东东平县东南），进说的机会来了，范睢趁机上书秦王。 秦王在离宫召见范睢。秦王叫左右的人都回避。秦王请求说先生怎么指教我？范睢只说是、是。秦王一再请求。范睢说“我听说吕尚遇见文王的故事，文王待吕尚厚，吕尚对文王谈得深，吕尚辅佐文王取得天下。我是秦国的一个过客，跟王没有交情，而我所要说的牵涉王的骨肉之亲。我愿以一片忠心进说，但不知王的心是怎样的。这就是王一再问我而不敢答的原因。我不是因为害怕不敢讲。我知道今天讲了明天就会被害，然而我无所畏惧。人都免不了要死，如果能够对秦国有些好处，这是我最大愿望。我所害怕的是我死了以后，天下的人知我是尽忠而死，因而不敢讲，不肯到秦国来了。”秦王说“我有幸今天得见先生，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希望先生都说，不要怀疑我”。范睢说“秦国地势险要，军队众多，军民勇敢，可以成就霸王的事业。但闭关十五年，不敢进兵山东，这是因为穰侯为秦谋不忠，大王的计有所失”。秦王说希望听听我的失计是什么？范睢害怕有人偷听，先说有关各国的外事。他说“穰侯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刚、寿，这是失计。出兵少了，不能对齐国怎样。出兵多了，对秦国有害。今天秦跟邻国的关系不亲，却越邻国去攻打别国，有什么好？过去齐王南攻楚国，破军杀将，辟地千里。但是最后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难道不想得地吗？形势不允许呀！各国看到齐国很疲惫，君臣不和，就兴兵伐齐，大破齐国。齐国所以大败，是因为伐楚而肥了韩魏，这就是所谓借给敌人武器，送给敌人粮食”。范睢便向秦王提出兼并策略，其要点首先是“远交而近攻”，因为这样才能巩固所攻取的土地，“得一寸土地就是王的一寸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是王的一尺土地”。其次是“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因为这样才能歼敌以下关于范睢的记述，取材于《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三》者，不另注出。国兵力。范睢说，“放弃近攻的策略而去远攻，不是荒谬吗？从前中山国地方五百里，赵国独吞了，别的国不能对他怎样。韩国魏国处在各国之中，是天下的枢纽。王如能亲韩魏，则掌握天下之枢纽，可以威慑楚、赵。如果楚、赵都依附秦国，齐国也必定依附秦国。”他所谓亲韩魏，是先礼而后兵，实际上是“举兵而代之”。秦王很赞赏范睢的主张，封他为客卿，常和他商议国家大事。 范睢日益得到秦王的信任。又过了几年，他对秦王说“我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没有听说齐王。只听说秦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君，没听说有秦王。王是一国的首脑，国家大事由王决定，有生杀予夺的权威。今太后能够擅自行事，穰侯能够把持对外大权，华阳、高陵、泾阳君可以自行决断，这是秦国的“四贵”。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怎么能不倾覆，令怎么能从王出？有四贵，也就没有王了。崔杼、淖齿是齐国的臣，齐君被他们害死。李兑是赵国的臣，主父被困于沙丘，百日饿死。今秦国太后、穰侯专权，高陵、华阳、泾阳君为羽翼，这跟崔杼、淖齿、李兑的事类似。今天秦国从有等级的官吏到诸大臣，以及王左右的人，没有不是属于相国穰侯的，王在朝廷是孤家寡人。我实在为王惶恐不安。万世以后，拥有秦国的不会是王的子孙了。”公元前2年（秦昭襄王四十一年），秦王下决心废掉太后，把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中，免掉穰侯相位，改用范睢为相，封为应侯（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 范睢既为秦相，仍自称张禄，魏国人不知道，以为范睢早就死了。须贾出使秦国，范睢化装成普通人见须贾。须贾惊异，问范睢做什么事。范睢说我为人家作佣人。须贾很可怜范睢，留他吃饭，并给范睢一件丝绸袍子。须贾终于知道要见的秦相张禄，原来就是范睢，害怕极了。他赤着上身，跪行向范睢请罪。范睢没有问他的罪，说须贾所以得免于死，是因为赠他一件丝绸袍子，“有故人之意”。他释放了须贾，但要须贾回去告诉魏王，快送魏齐的头来，否则将屠大梁。 魏齐吓得逃到赵国，匿于平原君家。秦昭襄王为给范睢报仇，诱骗平原君至秦。秦王对平原君说“从前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范君也是我的仲父。范君的仇人在你家，希望你派人把他的头取来，否则我不放你出关。”平原君说魏齐是我的朋友，在我家也不应当交出来，何况又不在我家。秦王写信给赵王说“范睢的仇人魏齐在平原君家，王赶快使人把他的头送来。不然的话，我将发兵伐赵，且不放平原君出关”。赵孝成王发兵围平原君家。魏齐夜间跟赵相虞卿逃走，至大梁被迫自杀。赵王终于将魏齐的头送到秦国。 秦实行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先从韩、魏开始，逐步兼并各国。公元前288年，秦派五大夫绾率兵伐魏，拔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公元前2年，又攻取魏的邢丘（今河南温县东）。公元前25年，秦发兵攻韩的少曲（今河南孟县）、高平（今河南济源县西南），拔之。公元前24年，秦派大将白起攻韩的陉城（今山西新绛县东北），拔五城，斩首五万级。公元前23年，白起率兵攻太行山以南地区。（云梦秦简《编年纪》秦昭襄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四年，攻大（太）行”）韩国就这样一块一块地被蚕食掉。随着对韩蚕食的进一步扩大，必然与赵国发生此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本纪》作“九城”。 冲突，秦赵间的长平大战即爆发于此时。 公元前20年，秦左庶长王龁率兵向上党进攻。赵国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军不断挑战，而廉颇令赵军坚守不出。秦用反间计诱使赵王任用赵括取代廉颇后，立即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白起用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切断赵军后路等办法，使赵军腹背受敌，无法冲出重围。结果，赵括被射死，赵国损失了军队四十多万。 白起在长平一战取得很大胜利，引起了范睢的嫉妒。他唯恐白起功高，使他不能专权。本来，白起准备乘得胜的有利时机进攻赵国的都城邯郸，灭掉赵国。但是秦王听从了范睢的话；让士卒休息，允许韩、赵割地讲和。白起只好班师回国，灭赵的计划遂成泡影。 长平战后的第二年，秦王令白起攻赵。白起认为这时不可攻赵。秦王不听，派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公元前258年（秦昭襄王四十九年）正月，王陵统率的秦军进攻邯郸受挫，死伤很多。秦王想令白起代替王陵攻赵，白起托病，不肯出征。秦王亲见白起，强迫他带病指挥军队，白起仍不肯行。秦王改用王龁代替王陵，范睢又起用郑安平为将军，郑安平成了进攻邯郸的主帅。公元前257年，魏、楚两国的军队前来救赵。邯郸城下的秦军，在赵军和魏军、楚军的夹击下大败。郑安平在赵军围困下以二万人降赵，赵封他为武阳君，公元前255年死于赵。被范睢引用为河东太守的王稽，也因与诸侯通而坐法诛。秦王大怒，欲兼诛范睢。燕国人蔡泽听到这个消息，游说范睢退位让贤。范睢因而自称病重，推荐蔡泽为相。云梦秦简《编年记》说，公元前255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这是在王稽被处死的那年，范睢也死了。 《史记·赵世家》。 第二节白起白起，一称公孙起，郿（今陕西眉县）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58年2。 公元前294年（秦昭襄王十三年），白起在秦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3（今河南密县东南）。公元前293年（秦昭襄王十四年），白起为左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拔五城4。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公元前292年（秦昭襄王十五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取城大小六十一。明年，取垣（约当今山西垣曲县）。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白起攻赵，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县西）。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白起率秦军向楚进攻，拔鄢（今湖北宜城县西南），邓（今河南邓县），西陵（今湖北宜昌县）。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又乘胜攻楚，取安陆（今湖北云梦县、安陆县一带），并攻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更进兵至洞庭湖边。楚国仓皇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从此，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 公元前22年（秦昭襄王四十五年），秦军攻下韩国的要地野王城，切断了韩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市）与黄河以南、韩国中心地带的联系。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在当地居民下，把上党郡属的十七城献给赵王，请求归附，希望借此援引赵力与韩联合，共同保卫上党，免遭强秦吞并。赵接受了冯亭上党归赵的请求，封冯亭为华阳君。公元前20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左庶长王龁率兵向上党进攻。赵国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廉颇的作战方针是坚壁自守，不轻出战，把秦军拖疲之后，再相机反攻。这期间发生过几次小战斗，赵军失利，秦军也无大进展。赵王不耐烦了，他不能理解廉颇的意图和打法，屡次谴责廉颇怯战。他中了范睢的反间计，使赵括代廉颇。赵括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骄横自大的人。秦听说赵括已代廉颇为主帅，立即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展开了著名的秦赵长平大战。赵括一接任就改变了廉颇的计策，撤换军吏，立即向秦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秦充分利用了赵括在部署指挥方面的一系列错误，胜利地完成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歼灭战。《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对这一大战役，是这样记载的“赵括至（东），则出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琦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将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白起）。武安君计曰‘前2《史记·白起列传》记，白起（武安君）被逼自杀是在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一月，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57年。因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昭襄王五十年十一月是这年的第二个月，大致相当于公元前258年的阴历十二月。一般是认为在前257年，有误。 3《史记·秦本纪》。 4《史记·秦本纪》，又《白起王翦列传》。以下，取材于《白起王翦列传》者不一一注出。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白起在长平之战中立下了彪炳的战功。他断绝赵粮道及分割赵军内部的联系，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突破。但在政治上，白起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杀赵降卒四十多万，堵塞了招纳降人的渠道，不利于对敌人的瓦解。 赵国当时岌岌可危，急于求得喘息时间，重新稳定内部。于是向秦求和愿割六城。秦虽大胜，伤亡也很重，白起后来也说过“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但他从纯军事观点看，赵国这时非常弱，国内动荡不安，秦如抓住这一良机，可以较省力灭赵。所以他主张继续进兵攻赵。但秦王和范睢对秦的经济困难、军事服役过重、人民疲敝所引起的问题，想得更多些。范睢对白起的高功、感到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威胁，也不顾白起取得灭赵的大功。范睢与白起的关系，如苏代对范睢所说，如果赵被秦灭，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在他下面吗？不想在他下面也办不到。不如答应韩、魏割地讲和的请求。范睢向秦王建议秦兵劳，请许韩、魏割地以和的要求，且休士卒。秦王同意。公元前259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赵孝成王七年）正月，秦与赵、韩停战言和，各自撤兵。 公元前259年九月，秦国在与赵停战八个月之后又进军攻赵。这次，秦王下定决心，要灭赵国。但白起却反对。《战国策·中山策》记“（秦）昭襄王既息民缮兵，复欲伐赵。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武安君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人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铺总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戳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信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戎。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 秦王听不进白起的忠告，仍然派遣王陵率兵攻赵，进围邯郸。在稍稍得手之后，次年（公元前258年）正月，秦王又增兵入赵，猛攻邯郸城。赵人坚守，使秦军受到不少挫折。 秦王要白起出任统帅。白起称病不去。秦王派范睢去责问白起，指出他曾带万人攻进楚国，占领楚都和楚国西境大片土地，迫使楚王举国东迁；指出他同韩、魏两军的“伊阙之战”（在今河南洛阳市南龙门附近）也是以少胜多，斩首二十四万。为什么这次秦国以强大兵力进攻弱赵，要他去指挥作战，倒反而认为难胜？白起说，当时他能破楚国，是由于楚国内部腐化涣散，群臣相妒以功，良臣斥疏，百姓离心，城池不修，守备无力，而当时的秦军则将士一心，亲如家人，士气高昂，又能就地因粮于敌，所以终成大功。伊阙之战的能够大胜，他说，主要是因为韩、魏两军互相推诿，各图保存实力，秦军遂得各个击破。而当前的赵国就完全不是这样。他进一步分析说“今秦破赵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震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从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甲兵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时也。以合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见其利。”秦王不甘心按白起的建议，撤兵，另待时机。王陵再失利，白起又托病不出。于是秦王改派长平之战的副帅王龁接替王陵，继续猛攻邯郸。由于赵人死守，秦军围邯郸个月，死伤众，而仍不能攻下。赵王出轻锐以寇其后，秦数不利。 赵国虽然顶住了秦军进攻，但究竟在长平大败后，人力不足，兵源缺乏。赵人保卫邯郸，打得很英勇，也很艰苦。一直到信陵君率魏军前来支援，楚军配合作战，战局才有了显著的变化。 秦军已开始陷于被动，“多失亡”。秦王又要白起带病去邯郸前线指挥秦军。白起仍然拒绝。他爱惜自己百战百胜的声誉，表示宁死不作“辱军之将”。秦王大怒，于是撤了白起的职，要他到西部去戍边。白起生病未走，拖了三个月。这期间“诸侯攻秦益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形势对秦不利。因而，秦王也就更恨白起不替自己卖命，终于逼白起自杀。白起临死前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然后他不无忏悔地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战国策·中山策》。 第三节王翦（附蒙骜） 王翦，秦王政时的名将，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乡人。生年不详，约死于公元前22年。 公元前23年（秦王政十一年），王翦攻破赵国的阏与，夺取九城。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赵王迁七年），王翦率领上党郡兵直下赵井陉（今河北井陉县西），杨端和将河内兵进围赵邯郸。赵派李牧、司马尚率军抵御。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不受命，赵王使人以隐蔽手段捕杀了李牧，废司马尚。公元前228年（秦王政十九年，赵王迁八年），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虏赵王迁，颜聚逃走。赵公子嘉逃至代郡，自立为代王。在这年的前二年（公元前230年），秦已灭掉韩，虏韩王安。 公元前227年（秦王政二十年，燕王喜二十八年），燕太子以秦的势力日益逼燕，甚为恐惧，派荆轲以献地图为名，图谋刺杀秦王，秦王展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以匕首刺秦王，不中，被杀。于是秦王大怒，命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抵御，在易水以西被秦军击破。公元前22年（秦王政二十一年，燕王喜二十九年），王翦取燕蓟，燕王喜迁都辽东。王翦之子王贲击楚，取十余城。 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魏王假三年），王贲围魏都大梁，引黄河大沟的水灌大梁，大梁城坏，魏王假投降，魏亡。 秦既灭韩、魏，俘赵王，走燕王，下一步就是对楚的问题。秦王问李信多少人伐楚可以取胜。李信说，二十万人足够了。秦王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说，王将军老了，李将军壮勇。就派李信、蒙武领兵二十万伐楚。王翦不得用，称病回老家频阳。李信开始取得了胜利，后被楚军打败，逃回秦国，秦王大怒，亲自至频阳请王翦出山，王翦称老称病，但秦王一再恳求，王翦便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答应了。于是王翦率兵六十万伐楚。秦王送到灞上。 王翦行，向秦王请求赏赐许多美田宅园池。秦王说，将军还愁贫穷吗？ 王翦说，为大王将，有功得不到封侯，所以趁大王用我的时候，及时请园池为子孙业。秦王大笑。王翦已至关，使人回来请求善田五次。有人对王翦说将军的乞求，也太过份了。王翦说“秦王骄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全都交给我，我多请田宅为子孙业，正是让秦王以为我只图小利，而不起疑。王翦领六十万大军伐楚，大破楚师，杀楚将项燕。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楚王负刍五年），攻占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秦设置楚郡。第二年，王翦更平定了楚江南地，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楚亡。 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燕王喜三十三年），王贲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燕亡。又攻取代，虏代王嘉，赵亡。公元前22年（秦王政二十六年，齐王建四十四年），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入齐国，虏齐王建，于是齐国最后也灭亡了。秦统一了六国。 司马迁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王氏，自王翦、王贲以至王离，三世为秦将。秦二世时，陈胜反秦。王离奉以下论述王翦事迹取材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者，不另一一作注。《史记·王翦列传》作“蒙恬”误，今据《史记·蒙恬列传》改。 命击赵国之陈余、张耳于巨鹿。项羽救赵，击秦军，虏王离，秦军降。蒙氏，自蒙骜始，事秦有功。蒙骜，先为齐人，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置三川郡。第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公元前244年（秦王政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置东郡。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蒙骜卒。公元前224年（秦王政二十三年），蒙骜之子蒙武为秦稗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第二年，蒙武攻楚，虏楚王。公元前22年（秦王政二十六年），蒙武之子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擢为内史。秦并天下后，蒙恬将三十万众守北边，筑长城。后为赵高陷害，秦二世赐死。 《史记·蒙恬列传》。 第十四章荀子、韩非、吕不韦战国末年，大一统局势的形成已日趋显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荀子、韩非和吕不韦，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时代要求。 第一节荀子生平和著作荀子，名况，赵国人。时人相尊，称为荀卿。汉宣帝讳询，汉人避嫌，称为孙卿。生卒年不详，重要活动大约在公元前298年至前238年2。荀子是战国晚期的一位儒家大师。他的一生，跟孔子、孟子都有些相象。他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曾到赵、齐、楚、秦等国进行政治活动。他从事著述，也是在政治主张不得实现的晚年。他游历各国的具体时间，难于确考，只能根据《荀子》、《史记》等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荀子初到齐国的时间，应在齐湣王末年，大约是公元前285年间。据说当时是五十岁。荀子是到齐国稷下来游学。齐国都城临淄设置的稷下学宫，齐威王时已具规模，有淳于髡、邹忌等名士。齐宣王喜好、尊宠“文学游说之士”2，前来稷下学宫游学的人，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被授予相当于大夫的爵位3。 荀子初到齐国，正当齐湣王兵强势盛的时候。他曾经打算说服齐相，治国不能只凭权力地位，而要施行“胜人之道”，争取统一天下。荀子说“处胜人之势，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势，不似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他接着说“然则胡不敺（运用）此胜人之势，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长少，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4他又向齐国君臣告诫说“今巨楚县（悬）吾前，大燕䲡吾后，劲魏钩吾右”，齐国如果不奋发行“胜人之道”，将有被瓜分的危险。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告诫也没有发生作用。后来，齐国果然被燕将乐毅率领燕、赵、秦、魏、韩五国联军打得大败，几乎亡国，齐湣王也被楚国的淖齿杀死。荀子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齐湣王“不由礼义而由权谋”，是使齐国由强转弱而至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说“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索隐》。 2据汪中《荀卿子年表》。 《韩非子·难三》记“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据此，荀子似在到齐国前曾到过燕国，但确否难定。 2《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3《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4《荀子·强国》篇。以下，凡引用《荀子》，只出篇名。 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齐襄王复国后，学士们返回稷下。这时候，田骈一辈人都已死去，惟“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记楚相春申君于公元前255年，“以荀卿为兰陵（治所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令。”2荀子大约在公元前255年以前，即为楚兰陵令以前到过秦国3，会见了秦昭王和秦相应侯范睢，陈述自己的政见。《强国》篇记述荀子曾经将统一的希望寄托秦国。他称赞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范睢问他到了秦国看到什么？他回答说秦国边塞险固，地理形势有利，山川秀美，资源丰富。民俗朴素，百吏严肃认真，大官奉公守法，朝廷清明，处理政事的效率高。他认为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四代之胜，不是侥幸，而有必然的道理。但如用王者之功名来衡量，却又相差很远。他所谓王者之功名，即同胜人者之道。《儒效》篇记，秦昭王曾向荀子提出“儒无益于人之国”的疑问。荀子回答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慎地做臣子，并使他的国君尊贵。又说儒者在朝廷上当官，就会使朝政完美，在下当百姓就形成美好风俗。并说，儒家的政治能使“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人迹所到），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荀子的答复，得到秦昭王的称赞，但却不采纳他的政治主张。正如刘向《叙录》所说荀子“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 荀子在楚国，也因遭受谗言，得不到重用。刘向《叙录》说“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荀子离开楚国到赵国，当在为兰陵令以后的三四年间。荀子至赵，赵孝成王待为上客2。《议兵》篇记载，荀子曾和赵国的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兵法。临武君认为用兵“所贵，权谋势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荀子认为临武君的见解不对。用兵最根本的一条不是“诈”而是使民心一致，争取民心的归向。“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他又说“仁人之兵”，是天下的民心所向，能使“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从而无敌于天下。 荀子对赵国的君臣说，“招延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诈欺）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民齐心）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譬）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从而“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王霸》篇。 2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令的记载又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刘向《叙录》、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孙况》。 3《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编年记》载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王稽·张禄死。”张禄，即范睢。范睢为秦相封应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年）。荀子入秦与范睢问答当在公前2年至前255年间。较大可能是在前255年以前的几年内。 赵孝成王于公元前25年至前245年在位。荀子游赵，可能性最大是在前253年左右。2《韩诗外传》卷四说“孙子去而之赵，赵以为上卿。”《战国策·楚策四》亦云“赵以为上卿。”姚宏《战国策·楚策四》注云“荀子未尝为上卿，《后语》作上客，当是。”今从之。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临武军又向荀子提出“为将”、“军制”等问题。荀子议兵的基本见解，可从他跟他弟子陈嚣的问答中看出来。陈嚣问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他说“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悦子强调军事手段与道德政治相结合，有它合理的因素。但他过分夸大了政治影响的作用，对军事特点与作用估计不足。这或许就是赵国君臣不能接受他的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荀子在赵国议兵的期间，春申君的门客中有人对春申君说“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2。 荀子的学生李斯，在去秦之前曾向荀子辞行，说秦要统一天下，他去秦国游说秦王3。荀子不满意李斯只重法术和权谋的主张。《议兵》篇记，他们师徒在讨论兵法时，对重仁义还是重权谋发生严重分歧。李斯问荀子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荀子生气地说你懂什么？“女（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军（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今汝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李斯所说的“以便从事”，是说怎么有利就怎么去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荀子认为就是不便利的便利；施行仁义，才是真正大便利的便利。荀子对李斯重权谋而轻仁义的思想，认为是本末倒置，是致乱的根源。荀子对于秦事力量的强盛，是肯定的。但他认为政治的作用比军事力量更为根本。 《史记·楚世家》载，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杀，荀子也被免官，但定居兰陵，死后葬在兰陵。 荀子有著作传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荀子这部著作，是批判地吸收当时一些学派的优点而特别发展了儒家思想体系。 荀子的著作在汉代皇家收藏中有三百多篇，其中大多是重复的。经刘向校定，为三十二篇，大致相当于现今流传的《荀子》。刘向《叙录》说“所校仇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交，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刘向所说的“所校仇中孙卿书”，当即皇家图书馆所藏的荀子著作。 书、赋见《战国策·楚策四》，又见《韩诗外传》卷四；“赋”又见《荀子·赋》；大意略同。2刘向《叙录》。又见《风俗通义·穷通》；《战国策·楚策四》、《韩诗外传》卷四，所记亦略同，但皆不言“复为兰陵令”。 3《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至秦，会庄襄王卒”，约在公元前247年。现存《荀子》三十二篇，除书末六篇系荀子弟子所附加外，大都可以认为出于荀子之手。据杨倞考证《大略》，是荀子的学生摘录和整理荀子的言论汇集而成，“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 20 天人为的。“人之性恶，其善煮伪也。”他认为圣人变化、改造人的“恶”的本性，兴起人为的善，从而确立礼义，制定法度。他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又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认为礼义不是出自人们天生的善性，而是圣人所造成的人为规范。他说“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又说“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在这里，荀子把“圣人”与“众人”分别开来。“圣人”与“众人”，“君子”和“小人”，按其本性来说，既然都是共同的，又为什么不同了呢？荀子认为这是由于后天环境学习积累的不同而造成差别。《荣辱》篇说“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儒效》篇有明确地阐述“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上下四方）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事或职务）。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长期磨炼）使然也。”荀子跟孟子所主张的“天生”的“圣人”不同，而是认为“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从这一观点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小人”与“君子”、贱和贵、愚和智、贫和富的界限。他认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互相对换）也”；“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虽然“可以为（君子或禹），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儒效》篇认为只要后天学习得好，就可以由“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这一看法，表现出在荀子生活的时代，阶级、等级乃至智愚的升降变化，也反映了荀子的思想是代表新兴阶级的利益，要打破以前那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而要以具有新的含义的“礼义”为标准来重新划分等级。他在《王制》篇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荀子也跟孟子同样认为君子、小人，劳心者、劳力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有鸿沟。《儒效》篇认为君子“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小人”则是“纵性情而不足问学”。他说“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姿睢，以出乎贫利争夺。”《富国》篇又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看来，荀子所说的“君子”和“小人”的相同点是本性都是恶的，所谓“其性一也”。而君子跟小人的不同是，君子能化性起伪，讲礼义道德；小人却是顺其性情而“劳力”贪利，从而产生了役使与被役使的区别。 在对于“义”和“利”的问题上，荀子与孟子也有不同。荀子不象孟子那样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但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上，由于有先后的不同，不仅产生荣、辱的区分，并有制服别人跟被人制服的差别。《荣辱》篇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不苟》篇认为，“小人”是“唯利所在”，唯利是图者，而君子则“小人之反也”。荀子就这样把统治者的“圣人”、“君子”跟被统治者的劳动者、“小人”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百姓、小人只有等待“君子”、“圣人”才能“成之”，教养他们成长。他说“百姓之力，待（依靠）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和睦）。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地位），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没有“圣人”、“君子”，“百姓简直是活不下去。他认为“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2在这个问题上，荀子和孟子的剥削阶级立场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总之，荀子一方面认为“君子”和“小人”有共同的本性，是可以相互对换的，他要借以打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等级制，而另一个方面又主张，君子与小人、贵与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严格界限，要建立一种新的有等级的社会，这就是封建社会。 因为荀子认为人的性恶，他反对人生的自然发展，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这是说，人的本性跟辞让、忠信、礼义文理等道德原则是矛盾的，如果顺从人性的自然发展，就会破坏社会道德、秩序，而导致暴乱。 荀子在《礼论》篇认为，“先王”为了解决人性追求物质而引起的紊乱，才制定礼。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不忽视人的正当的功利，但他说“先王”是依照社会等级有区别地给予，限制人们的物质要求，以避免无限度地追求，而引起争夺、混乱。他所说的等级，实际上含有阶级的内容。这反映了他在物质分配问题上的阶级差别的观点。他又指出，君主凭权势，以礼义教化跟法治、重刑兼用，以遏制人的性恶的无限制发展。他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政）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在这里，他的君主与隆礼，重法观点，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是很明显的。 “明分使群” “明分使群”，是荀子关于社会构成的基本观点，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独具特点的。 荀子所说的“群”，是群体或社会组织。“使群”，是君主役使群体，亦有君主组织社会的含义。荀子很强调“群”的力量。他在《王制》篇说，人能克服自然界，是由于群体的力量。“（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为什么能群？因为人能“分”，即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职分。“分”为什么能行得通？依靠礼义。有了社会组织，有了礼义之分，人就能利用“群”的力量胜过自然界的万物。他说《富国》篇。 2《仲尼》篇。 《富国》篇。 “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他反复强调“分”是“群”的基础。他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分”是根据礼义的规定，又依靠礼义来维系，从而荀子认为人“不可少顷舍礼义”。他又认为，人和水火、草木、禽兽，都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其主要区别是在于有无礼义。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非相》篇也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别，指社会身分的区别）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把有无礼义作为和禽兽区别的标准极言其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荀子在《非相》篇阐述了为人之道和禽兽的根本不同点是父子有亲，男女有别后，紧接着又说“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这就可以看出，荀子所说的“辨”、“分”，主要内容是礼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卑尊）皆有称者”不过他所说的“分”，也有职分，即社会分工的含义。从他的社会观出发，认为人类群居并处，有同一要求而达到要求方法不同，有共同的，而满足的智力各异，故须彼此分工合作。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要靠各行业制成的物品来供养。一个人的能力是不能兼通各种技艺的。如果人们离群索居而不互相依赖，就会无法生活下去。所以，必须“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不能要求一个人“能徧（遍）能人之所能”，2“能徧知人之所知”3。而是各有专长。他说“相高下，视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看来，荀子所说“分”的内容，有社会职业分工的含义，也具有伦理、等级、阶级的性质。 荀子认为人类社会有“分”。有社会地位、分工的差别是必然的。不这样，就会没有社会秩序，而出现混乱的局面。《王制》篇说“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通赡，满足）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这是说，社会上齐一、平等，一定会出现争夺、秩序紊乱。有“分”，有上下的差别，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才是养育天下的根本。《君道》篇更明确地说“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 怎样才能做到“明分使群”呢？荀子认为要靠礼义规范。礼义的制定者是“先王”，贯彻者是“圣君”。因此，他更突出国君的作用。他说“君者，善群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又说“能以使下谓之君。”“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他认为“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2《王霸》篇。 2《儒效》篇。 3《儒效》篇。 《儒效》篇。 2以上引文，分见《君道》、《王霸》、《富国》等篇。 在荀子的思想中，虽然也重视“庶人”“民”的力量3，但他认为对社会历史起支配、决定作用的是“圣王”，是“明分使群”的国君。“明分使群”的社会观，也就是英雄史观，是荀子君主思想的基础。 法后王荀子关于历史运动趋向的观点，是主张法后王，可说是后王史观。它的内容主要包含“古今一致”论，是一种历史没有质变趋向的静止观点；“以近知远”论，是后王史观的主要内容，它包含有从实际出发考察、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 荀子认为古今一致，无所谓进化。他说“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又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文王之道同伏戏（羲）。荀子在《非相》篇把那些分别古今的人称作“妄人”、“众人”，是愚蠢、浅陋，鼠目寸光的人。他说“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他就是根据古今一致的论点才得出“百王之道，后王是也。”2他认为，历代帝王的治国原则，同后王是一样的。“后王”，是在“百王之中”，而不是在“百王”之外。 荀子颂扬“先王”。《非相》篇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他更强调学习“后王”。《儒效》篇说“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成相》篇又说“至治之极复后王。”在这里，于“后王”的前面有一个“复”字，可见荀子所说的“后王”，不是和他同时的王，而是在他以前的王。 荀子既然认为“古今一也”，并对“先王”“后王”都赞扬，为什么又主张“法后王”而斥“俗儒”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呢？《王制》篇解答说“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渺茫）。法贰后王，谓之不雅（不正）。”这意思是说，三代以前的先王，事迹太久远，已说不清楚，而三代以内的“后王”事迹，比三代以前的先王事迹清楚。这可见，荀子所说的“后王”，是指“三代”以内的王。 荀子在《非相》篇说“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息，节族（乐的节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久远），而褫（废驰）。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这意思是说，在上百个圣王中，我们效法谁呢？“先王”的事迹因时间的久远而失传、消失了。所以要考察、效法的“圣王”是事迹灿然的“天下之君”，是为被人尊崇的“君子”，是人所详知的“后王”。这样的“后王”，是哪个朝代的哪些“王”，才配称“圣王”呢？他又“以近知远”的观点出发，提出“欲知上世，则审周道。”这里的3《王霸》篇，“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 以上引文，分见《非相》、《天论》、《成相》等篇。 2《不苟》篇。 《儒效》篇。 “周道”是与“上世”相对而言，因而“周道”应是指“周朝之道”，开创“周道”的圣王应是文、武，而“周道”也应是“文武之道”。荀子在《非相》篇认为历史上传述的事迹，年代久远的就简略，时间近的就详细。夏、商、周三代的事就是这样。“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在荀子看来，不要说“上世”的“圣王”的事迹，就是夏、商的禹、汤“传政”，也不如周朝后王的事迹详细、明白。 荀子的“古今一致”论和“法后王”的思想、导致出他的“以近知远” 的观点。荀子在《不苟》篇说君子“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谓“以近知远”、“以今知古”所持之术如此。）由于“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从而“君子审王之道，而论于百王（百代之王）之前，若端拱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非相》篇更明确地说出他的“以近知远”的观点“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细小、微弱）知明。”他在《不苟》篇认为掌握了“以近知远”原则的“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全部集聚）。”《解蔽》篇认为达到认识上没有偏蔽的“大清明”境界的人，能够“生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他还把“今”作为“古”的验证。《性恶》篇说“善言古者必有节（符合）于今，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 荀子把“百王”分为“先王”、“后王”，虽然都加以歌颂，但更加强调效法“郁郁乎文哉”的周“后王”。这种从“近”“今”出发来观察社会历史问题的思想，反映到他的政治思想上，就是他具有时代要求的某些主张，如礼治的内容中包含了法的因素，和他的君权集中、统一的思想。 隆礼尊贤和平政爱民在政治上，荀子认为，君主推崇礼而尊重贤人，可以统一天下；重视法而爱民，可以在诸侯中称霸。《礼论》篇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物质，如果这种追求“物”的，没有“度量分界”，就会发生争夺以至使社会陷于混乱。因此先王依照等级来限制、满足人们对物质的要求，使人们的不至因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使物资也不至为人们的无限制而用尽。物资和相互制约而能长久地保持协调，这就是“礼”的起源。“礼”包含有法的因素，而法是由礼派生出来的。正如《劝学》篇所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在荀子的眼目中，礼重于法。他认为“礼”是“道德之极”，“人道之极”2。《修身》篇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富国》、《礼论》篇都说，“礼”是对伦常、等级、贵贱地位的合宜规定。荀子所说的“后王”，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同意清代刘台拱和王念孙的意见“后王”，是指周文王、武王。《正名》篇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从“今圣王没”，“若有王者起”等话来看，“圣王”不会是指东周时期的王，而西周时期以文、武为代表的“王”，才配称“圣王”。《劝学》篇。 2《礼论》篇。 《王制》篇认为君主选任官吏，要以“礼义”为标准。《礼论》篇更扩大了礼的支配范围。它不仅包含有法，甚至扩大到天地日月等上面去，就是把礼看成是社会和自然的共同原则。他说凡礼，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荀子把“先王”制订的“礼”的作用扩展到自然界，跟他《天论》篇“天人之分”的思想有矛盾，跟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却有联系。他的目的是要抬高“礼”的地位，以加强对人们的说服力。 法，也是荀子政治思想的重要部份。一方面，他把礼的内涵扩大，几乎变成“法”的同义语。另一方面，他言礼，同时也言法，有时礼法连称，如《王霸》篇说“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有时他以“礼义”与“法度”并举，如《性恶》篇说“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有时甚至把法估计得很高，《君道》篇说“法者、治之端也”。这跟荀子“重法”思想不可分割的刑赏，都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正因为人生而有“好利而恶害”之性，庆赏刑罚才起作用。正如《王制》篇所说“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无功不赏，无罪不罚。” 礼和法的施行，有上下的差别。《富国》篇认为，政治好的国家“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又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但荀子认为礼和法都比不上“圣人”“君子”之更为根本。这因为礼是先王制定的。《王制》篇说“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修身》篇也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君道》篇说“有治人，无治法”。“君子者，法之原也。”《致士》篇更明确地说“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这种礼、法有上下之别及“人存政举”的观点，都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 在政治上，荀子还重视平政爱民。《王制》篇以坐车为例。马惊了，车上的君子就坐不安稳。最好的办法，是使马静下来。“庶人”惊惧政事，起而反抗，君子的地位就不能安稳。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一些恩惠。具体的措施是“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还引《尚书》的话来证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认为船和水的关系，就如同国君和百姓的关系。国君要想保持地位的安稳，没有比改善政治，爱护百姓的办法更好了。他说“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所谓“平政爱民”是荀子从国君的立场来说的。《君道》篇指出君民关系的主导方面是国君。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园而水园。”如果国君不能爱民、利民，就得不到人民对自己的亲近、爱护，民也不会为国君使用、出死力，而兵强、城固就会成为空话，敌人也必将乘机而入侵。这样，要求得“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他在《王霸》篇总结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今本“君者仪也”下夺“民者景也”；“君者槃也”下夺“民者水也”。今依卢文弨、王念孙校补。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 荀子“平政爱民”的思想，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富民”。他承继了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2的思想，而主张“藏富于民”。《富国》篇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他认为，如果做到“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最好的治国大计。 荀子认为，“节用”的好处很多。它是向自然斗争的一种手段。《天论》篇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它是富国裕民的良好办法。《富国》篇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同藏）其余”。这样可使财富积如丘山；不这样就难免于贫穷。《荣辱》篇认为现在的“节用”，是从长远考虑，以备后用。他说“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 荀子很注意“民富”对生产的作用。《富国》篇说，“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反之，如果“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穷就会土地贫瘠而荒芜，粮食产量还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统治者即使想方设法地收取租税，得到的也很少。荀子在《国富》篇所主张的“节用”，是按礼所规定的不同等级的享用标准来节制消费，所谓“节用以礼”，这与墨子所主张的节用不同。 荀子在《富国》篇还提出“以政裕民”的思想。他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有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荀子所说的“以政裕民”、“国富”的政治措施，是发展农业，“省商贾之数”。这是重农而限制商业。但从“平关市之征”的内容来看，他又是重视商业的社会职能的。在荀子看来，农业是唯一的财富的生产本源，商业，还有手工业是不生产财富的，这是他重农抑工商的思想根源。《富国》篇说“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大略》篇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在农工商三者中，农业可以生产财富，而“工商众则国贫”，“省商贾之数”又可以使国富，则工商不生产财富是明显的。他在《君道》篇也阐明这一观点说“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 荀子认为工商业有重要的社会职能，故将农、工、商三者及其作用同时并举，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多的。他认为商业的作用在于使财货流通。因为有商业然后各行业的从事者才能获得别人所生产而又为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王制》篇说“流通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商业贸易既以货为目的，最紧要的是使货财“无有滞留”，而妨碍财货流通的，是关卡的苛征与监督买卖契约执行的市场管理人员的不公正行为。所以2《论语·颜渊》。 《富国》篇。 他要求“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同时还应当不断清除垃圾，整修道路，肃清盗贼，整理廛肆居所，以使商旅往来不惑困难，而达到“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2。 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比以前虽有明显地提高，但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过多的劳动力投入手工业、商业，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对地主阶级也是不利的。从而，荀子主张减少工商业的人数，是有他的客观依据的。地主阶级及其政权，既需要经济交换，而工商特别是商业又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一时期的地主阶级，在经济上不免勾结商人，在社会、政治上又打击、排斥商人。这一社会矛盾，就是荀子主张对工商业既抑制又认为商业有社会职能的历史背景。 对人民“富而教之”的思想，是孔、孟至荀子儒家的传统思想。荀子是性恶论者，这种观点就更加显明。《大略》篇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2，所以道（导）之也。”他还引《诗·小雅·绵蛮》篇“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的话来证明他的见解的正确。 君权集中和思想统一荀子所处的时代，君权集中和大规模的统一趋势已经日益显明。因此，国君“尊无上3”和“一天下4”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荀子认为，国家跟家庭一样，只有尊重一个权威才能安定。《致士》篇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他以国君与父家长相比，是拿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相比，古代学者多有这种不恰当的比附。《议兵》篇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大略》篇提出有权柄的“王者”居处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是合乎“礼”的规定。国君怎样才能“尊无上”呢？《君子》篇说“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留）。亲疏有分，则施行（给予恩惠）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他认为尚贤使能、区别它们使之合宜，就是“义”，死和生都是为了维护它们，就是“节”，能忠实真诚地实行它们，就是“忠”。仁、义、节、忠都能做到，就完备无缺了。为什么臣民要尊国君呢？《礼论》篇说“父能生之，不能食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他认为国君对臣民来说，兼有父母的恩情，所以要尊君而守孝三年。荀子认为，通士、贤臣、圣臣，都是“上能尊君下爱民”2的人；臣下的职责就是要“事业听上”《王霸》篇。 2《王霸》篇。 六礼，相冠、婚、丧、祭、乡、相见六个方面的礼节规定。 2七教的“七”，原为“十”字，依王念孙校改。七教是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和宾客，七个方面的教化。 3《君子》篇。 4《王霸》、《非十二子》篇。 《大略》篇“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2《不苟》篇“通士”“上能尊君下爱民”。《成相》篇“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下爱民”。《臣3。 荀子已经看到“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4。主张“天下为一，海内宾”5，宣扬“四海之内若一家”。在统一的根本途径上，《成相》篇提出“治之经，礼与刑，明德慎罚，国家即治四海平。“荀子还认为，在政治上统一的同时，还必须有思想上的统一。《非十二子》篇说“一天下，财（同裁）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服从，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解蔽》篇也说“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应该是“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随着七国争雄局面的走向统一，诸子争鸣局面也应趋向思想上的一致。 荀子在《议兵》篇提出，兼并统一还比较容易，保持巩固下来却是难的。“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兼并统一而且得到最大的巩固呢？他认为“凝（团聚）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对诸子学说的批判荀子是战国末年富有批判精神的儒家大师。他几乎是全面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重要学派。他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吸收了诸子学说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关于天道，孔子孟子都很少论及。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反映了自然史的朴素观点，但也只是一种感情上的流露，并没有上升为理论，甚至还不能说是认真的判断。荀子有《天论》的专篇，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天道的思想。老子论天道，有自然史的因素，但他的世界观体系是唯心主义的。荀子吸收了他的自然史观点，而把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作了唯物的改造。在天人关系上，道家主张顺应自然，荀子则主张人定胜天。”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批判老子，“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伸），”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也并不认为，人的意志可以克服一切，而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起作用的。 荀子承认人的物质。他认为，这属于人的本性。但认为，对这种不加克制，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而形成社会上的动乱，使人们不得安居。圣人制礼以限制人们的，因而社会才得以安定下来。这是荀子论性恶的主要依据，也是论礼之起源的主要依据。 礼，是荀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孔子讲仁，也讲礼。实际上，孔子讲仁，是为礼服务的。所以，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不学礼，无以主。”孔子的时代，礼成了具文。孔子提出了仁，所以充实礼的内容。孟子时，也讲礼，更多的时候是讲仁义。这可能是因为，这时礼道》篇“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是圣臣者也。” 3《成相》篇“臣下职事业听上，。” 4《王霸》篇。 5《成相》篇。 《王制》篇。 以下，多参见侯外庐的论点，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549—588，人民出版社92年印本。的传统已破坏得很厉害，已无从谈起了。荀子又讲起礼来，这是因为当时统一的趋向已相当显著，礼又感到需要，所以又提出来了。当然，从具体的内容说，荀子所说的礼不同于孔孟所说的礼。从礼的根本性质说，孔子、孟子、荀子所说的礼，都指的是统治秩序、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所谓分上下，别贵贱，这在孔子、孟子、荀子那里，就都没有什么不同了。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所谓“隆礼”，正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荀子关于礼的起源之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孔子所没有的。孟子有关于人性的详细论述，但不能跟礼的起源联系起来，而且他关于性的论述，是先验论的，这跟荀子之从社会的客观现实考察问题是不同的。 在政治上，荀子提出三项要求，《王制》篇称之为三节。一是平政爱民，一是隆礼敬士，一是尚贤使能。这在上文已经说过。现在要特别指出的是，三者之中实以隆礼为主要环节。平政爱民是隆礼的先行条件，尚贤使能是要有能推行礼的人。故《王制》篇又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杰也。”又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也提到法的作用。《天论》篇“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即霸。”《王制》篇说“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刑是礼的补充，但已与孔子所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有很大的不同，而对法家的主张有所靠近。 荀子对诸子学说的批判不限于礼，但也往往是以礼作为批判的重要尺度。荀子书中，《不苟》、《儒效》、《富国》、《王霸》、《天论》、《正论》、《乐论》、《解蔽》、《性恶》等篇都有对诸子的批判，而《非十二子》篇，有比较集中的评论。《非十二子》篇批判了墨子、宋钘和慎到、田骈，主要是批判墨子、宋钘“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这是说他们的学说不利于建设国家的统治秩序；批判慎到、田骈的立场游移，“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的奉迎态度，“不可以经册定分”，也无益于统治秩序的建立。以“隆礼”的观点看来，荀子认为，这些学说都是“欺惑愚众”之说。《非十二子》篇还批判了惠施、邓析，更明白地说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这不是一般的评论，简直是申斥了。 《非十二子篇》对于儒家的一些不同流派，也都分别有所批判。它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是说，子思孟子的言论并非孔子的真传，他们也提不出旗帜鲜明的纲领性的东西。如果同“礼”联系起来，可说子思孟子没有能突出礼的作用。《非十二子》篇还说到子张、子夏、子游门下的后学，有的是装模作样，有的是好吃懒做。它指出“弟佗其冠，神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荀子对诸子之学“有蔽”的地方，予以揭发批评。对其“有见”的地方，多相对地予以吸收。他在逻辑思想方面的态度就是这样。他于惠施、邓析的名辩思想有尖锐的批判，但并不一般地反对名辩，反而是主张必要的论辩。他说“君子必辩。及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又说“君子絜其辩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2荀子认为，辩是宣扬自己的优点的必要手段，还可以从别人吸取有益的因素。荀子书中对于诸子学说的批判，对于所持主张的发挥，都可以看作荀子对“君子必辩”上的实践活动，是“士君子之辩”。荀子对墨家的社会思想也有尖锐的批判。在思想体系上，荀子之学是跟墨家对立的，但在逻辑思想方面，荀子吸取了墨家的成果，加以修正或发展，使他的儒家思想体系在这方面得到了充实。 “故”概念和“类”概念在墨家逻辑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荀子同样提出了这两个概念，但却修正了其具体的内容在墨家逻辑思想里，“故”是判断或命题所从出的客观依据。荀子所说的“故”，有时是就客观依据而言，有时则属于主观意义的范畴。所以，荀子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思想，即列入于被批判的对象。荀子认为，礼虽被认礼是圣人的制作，但他对于礼之起源的说法，却是依据一定的客观存在而作出的论断。 “类”，在荀子逻辑思想中，是立言之本。他常以“类”与礼并举。如说“其言有书，其行有死”，“老以礼安，言以类使”2，这就是说，行动要以礼为准则，认识要以知类为准则。能知类，则可“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3。这样，荀子认为可以突破感性认识的局限。但这又是一种演绎的方法，跟墨家“以类取，以类与”之重视归纳者并不相同，不利于开辟新的知识领域，且易陷于成见的困扰。荀子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君子不听。”4这是认识上的专断，就把“知类”的方法关闭在一个狭笼里了。 但是，荀子关于知类的论述，并不是没有成就的。他认为，类的区分是相对的。同之中还有同，亦即还有异。别之中还有别，亦即还有同。依此类推，同异之差都不是截然的。《正名》篇说“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共）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又）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别）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荀子还认为，类是可以转化的。类怎样能转化呢？荀子提出了一个“积”字，一个“假学》篇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又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假”有通过一定的条件向对立的方面转化的意思。“积”有从量变向质变转化的《非相篇》。 2《不苟》篇。 《儒效》篇。 2《子道》篇。 3《非相篇》。 4《非相篇》。 意思。荀子对于这两点，在举例以外，没有作出正面的阐述，但这是具有辩证法精神的，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光辉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发展中，荀子是一位富有时代色彩而善于总结的人物。他通过对诸子学说的批判，也包含对儒家不同派别的批判，吸取了这些学说中合理的因素，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因为儒家传统的限制而有不可避免的局限。荀子正面临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他的思想特点也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征兆。 第二节韩非生平和著作韩非死于公元前233年，生年约在公元前280年。他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同李斯都做过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大善于讲话，却很能写文章。韩非见韩国日趋削弱，曾上书韩王，主张变法图强。韩王不能用。他的《孤愤》、《五蠹》等著作被秦王政看到了，却大为赞赏，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政派兵进攻韩国，韩非被派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王政很高兴，但还没有信用他。秦国的大臣李斯和姚贾却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以致韩非被关进监狱。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韩被迫自杀于狱中。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现存《韩非子》五十五篇，大体上可以说是韩非学派的著作汇编，除少数篇章外，大多数是韩非的著作，反映了韩非的思想。 历史进化的观点韩非在《五蠹》篇2中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历史的进化。他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可见，韩非把社会历史看做是分阶段、不断向前进化的。历史不会倒退，复古是不可能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历史上所谓“圣人”都是根据当时的条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到了今天还有人称颂尧、舜、鲧、禹、汤、武的老一套治理国家的办法，就一定会被当今的“新圣”所笑。他从历史的进化中得出的结论是，“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成规旧例，而是要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制定相适应的措施。他嘲讽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主义者，就象“守株待兔”的人那样思想僵化，愚蠢可笑。韩非把历史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三个时期，这虽不科学，但他摆脱了宗教迷信观念，用富有传说价值的资料来论述社会现存占书记载韩非生平活动的很少。今所知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来自《史记》中的《老子韩非列传》。还有《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表》、《战国策》的《秦策》，以及《论衡》的《祸虚》、《案书》，对韩非的事迹也有所涉及。《韩非子》虽有五十五篇，但除《存韩》篇略涉及韩非的事迹，《难言》篇偶见“臣非”字样外，没有他自述的话。《问田》篇的后段记录堂谿公跟韩非的对话，韩非有一些述志的话。但对这段记载，历来有人怀疑不是韩非所作。堂谿公是韩昭侯时人，比韩非早得多，但韩非死于韩王安六年，上距韩昭侯之卒一百年。据此推算，老年堂谿公与青年韩非的会见亦并非绝对不可能。问题是文中用“子”字尊称韩非，用“臣”字谦称堂谿公，不大符合两人的身份。这段记载很可能出于后人之手。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以下引《韩非》，都只注篇名、不注书名。 历史的进化，并批判复古的思想，这无疑是进步的。 社会历史为什么不断进化呢？韩非认为应当从人们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中去找寻它的原因。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影响政治及道德风尚的变化。他在《五蠹》篇里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这是说，古今社会变化、治乱，是由于人口的增长比财物增长的速度快。古代人口少，财物有多余，人和人之间没有争夺，不用厚赏重罚，自然相安无事。现今人口多了，财物缺少，虽然尽力劳动，还是不够吃用。就是厚赏重罚，还是免不了社会的争乱。韩非能从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来解释社会治乱的根源，在古代思想中是可贵的。他以前的思想家一般都在研究怎样增加人口，而他却提出从人口与财物对比关系来分析社会治乱的新见解。但他把治乱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人口多少、财货多少是不正确的。他听说的古代，人口固然是少而物质财富却未必充裕；他的时代，人口虽较古代多而物质财富却未必少。他的阶级局限和时代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争乱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不合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阶级剥削制度所造成。 韩非又说，尧当天子，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粗粮野菜汤，穿的是简陋的衣服，生活跟现在一个看门的人差不多。禹当天子，亲自带头劳动，腿上的汗毛都被磨光，劳苦的程度不亚于现在的奴隶。这样说来，古时候把天子位让给别人，是解除劳苦。今天的县令，就是死了，他的子孙还不失富贵，当然就没有人会辞官位了。“是以古之易（轻视）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仕）橐（讬，指依附权势），非下也，权重也。”他认为古今的这些不同，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由于物质利益和权势的轻重所造成的。 韩非从社会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从各个方面据史论证“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观点的正确，得出法治是历史进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他批判“仁义道德”，反对复古主义，主张向前看。这种思想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敢于变革创新的进取精神。他注意到从经济生活条件中去找寻历史变化、进化的根源，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社会矛盾的观点战国时期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这促使韩非探索社会中不同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他的看法。 “矛盾”一词，是韩非最早提出来的。他是用矛盾观点分析批判孔、墨显学的矛盾而说明法家思想的正确。他在《难一》篇中说，尧为天子的时候，“历山之农者侵畔”、“河滨之渔者争坻”，“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亲身到这些地方去耕田、打渔、烧陶而改变了这些坏风气。孔子为此而赞叹说“圣人之德化乎”，但孔子又说尧是“圣人”。韩非认为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楯（盾）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楯之说也。 这是从尧舜两誉之矛盾，揭露儒家美化先王之不可信。 在《显学》篇里，韩非从分析儒家、墨家内部的矛盾观点和儒墨两家间的矛盾观点，来否定儒家墨家学说，和他们所颂扬的先王之道。他说，孔丘、墨翟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她们的取舍相反，但都说自己是孔墨的真传。孔子墨子都称赞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各不相同，也都说自己得了尧舜的真传。孔墨都不能复生，尧舜已经死了三千年，要判断他们谁得到真传，是不能确定的。他认为盲目相信“先王”、“尧舜”的事，不是愚蠢就是欺骗。“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又说，孔墨对丧葬的主张是矛盾的，“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 韩非认为君臣的关系是利害矛盾。君主用官爵来换取人臣的死力。臣下为达到富贵的目的，必然用死力来换取君主的官爵。他在《外储说右下》引用田鲔的话说“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又在《难一》篇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巨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主计算臣所出力量的大小，臣也计算君主所出爵禄的高低，君臣之间犹如买卖的关系。这种君臣关系，正是当时不凭借世袭而取得官位的反映。旧的君臣关系是以宗族的血缘为纽带，旧贵族是凭借世袭得到官爵，儒墨各家的“仁义之说”客观上起着维护旧制度的作用。因此，他认为“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他又认为，由于“霸王”是国君的大利，所以国君任官使能，赏罚无私；“富贵”是人巨的大利，所以尽力致死，是为了取得爵禄而致富贵。君臣各为其利，并不是君仁臣忠而是利害关系。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办法是“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即用庆赏和刑罚来晓示全国。同时，要使臣下有“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否则臣下就要“行私以干上”。2韩非认为，在君臣的利害矛盾，君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储说右上》，“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君主的好恶关系到臣下的利害，所以臣下用种种手段来探测君主的意向，“一国以万目视人主”。《扬权》篇说“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因此，韩非把处理好君臣、后妾、嫡孽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认为是关系到政权安危的大事。《备内》篇专讲防备后妃、嫡子被奸臣利用来劫君弑主事。他说臣下窥觇君主的思想动态，没有停止的时刻，君主的怠懈倨傲是奸臣劫君弑主的好时机。“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君主如果不能看透臣下的远奸和隐微，而只看表面现象以定赏罚，肯定会失败。 韩非认为，君主与“有威之门”为争夺民众，他们间的矛盾是尖锐、激烈的。《诡使》篇说“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状（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备内》篇说“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富贵人，《六反》篇。 2《奸劫弑臣》篇。 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故曰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 韩非认为，君臣矛盾是当时社会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备内》篇说“《桃左（梼机）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这就是说，君主大多数是在君臣矛盾斗争中不得好死的。又说“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这是指责法令对于尊贵之臣往往有利，而助长了君臣间的矛盾。 战国时斗凤帏最新章节期的国君，都是世袭的旧贵族出身。他们与“重人”有矛盾的一面，在政治上争夺权势，在经济剥削上争夺民众。而“重人”又是国君信任、依靠的力量。在剧烈的七国争雄、兼并过程中，国君也有变法图强的要求。魏文侯任用李悝，楚悼王吴起，秦孝公信用商鞅，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此同时，诸子争鸣，又提出各种与法家不同的政治见解。再加上旧势力和社会传习的影响、束缚，使国君陷于徘徊、犹豫，倾向保守。由于种种原因，国君的思想行动有新旧矛盾，社会传统习俗与法治也有矛盾。《诡使》、《六反》、《五蠹》等篇，都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有所揭露。《诡使》篇说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之高。设爵位，所以为贱贵基也，而简（傲）上不求见者，世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利轻威者，世谓之重。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 这里的矛盾，韩非叫做“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下之所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这就是上之所以为治者在于名号、爵位、威利、法令、官爵、刑罚等，而下之所贵者，则在于虚伪的高、贤、重、忠、烈士、勇夫，这种相反相诡的矛盾十分显明。 《六反》篇指出六种颠倒的认识和行动，也是揭露国君思想行动和社会现象上的多种矛盾。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徼）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指任侠之流）。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日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谗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毁也。 在这里，韩非指出，社会上有六种“奸伪无益”的人，可是这六种人却受到世人和君主的尊重、称誉。而六种对“耕战有益”的人，反被世人和君主轻视、诋毁。这样，美名和奖赏就落到坏人身上，而毁谤和祸害却落到好人身上。 《五蠹》篇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取）、上（君）、下（吏），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韩非认为君主对各家不同的政治见解“不相容”而矛盾的事，“兼礼”并重，是造成政治混乱的根源，就是有十个“黄帝”那样的“圣人”，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 《外储说右上》、《孤愤》、《和氏》等庸，具体说明了“法术之士” 与“重人”为争夺君主的信用，发生激烈矛盾斗争的原因及其情况。韩非在《孤愤》篇说“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谓）重人也。”又说，“当涂者”即当权的“重人”，很少不被君主信任宠爱，而有故旧关系，摸透了君主的心意，以君主的好恶为好恶。这是他们取得贵重官爵的惯技。他们有权势，国外有诸侯的声援，国内“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法术之士”与君主没有“信爱之亲，习故之泽”，又没有权势地位，孤独而无党与，且“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他们的远见明察，能够看透重人的阴情。他们的刚直，能够矫正重人的奸行。而国君却认识不到法术对治国的迫切需要。这就“是智法之士（法术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的形成原因。《孤愤》篇还阐述了“法术之士”与“重人”的矛盾斗争，有五不胜的形势“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与“重人”的斗争，具有必不胜的条件，他们要想见君主，陈述法治的政见，大臣就像猛狗一样迎而龁之，君主的左右又象社鼠而间主之情。这样，“法术之士”怎能见到君主，“法术之士”又怎能不危险呢？不是被官吏诛杀，就必被“重人”派遣的侠客以剑刺死。 在这里，韩非清楚地说明“法术之士”与“重人”的矛盾斗争“势不两存”。即旧贵族势力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与新兴封建势力有难以调和的斗争。这是法家对历史的总结。 韩非特别强调国君和人民的关系是利害对立的矛盾。《六反》篇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纳） 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因此，韩非认为，使人民心悦诚服地供统治者役使、剥削是做不到的。《显学》篇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故有术之君，不随（追求）适然（偶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为此，他主张国君对人民必须实行强制，用威势压制人民比用仁义羁糜人民更为有效。他抛弃仁义，主张用刑罚镇压人民。 韩非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君民，田主与庸客，各政治集团间，新旧政治势力间，各学派间，各学派内部的思想由于人们利害的不同，都存在着矛盾。《六反》篇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备内》篇说，《外储说右上》篇。 医生给人看病不怕脏，做车的人愿意人富贵，做棺材的人愿意人有死亡，这都不是他们仁慈不仁慈，而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决定的。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是为“战与驰”，后妃夫人、太子结党与而欲君主之死，不是因为他们憎恶君主，而是“君不死则势不重”，君主死了对他们有利。 韩非从物质利益的不同解释社会矛盾产生的观点，有它合理的因素，但利害为什么能对人们起作用，他却认为是重在性情的“自为心”，“自为心”是人类共同的本性。《六反》所谓人各以“计算之心以相待”，即人各以“自为”自私的本性而相互交易。 韩非常常用父母与子女的利害矛盾的例子，来说明人人都是“自为”自利的本性。他说父母为了“虑其后便，计其长利”，所以“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种“产女则杀之”的特殊现象，他却用来代替了一般。 他对阶级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如田主与庸客的关系，也是用“自为”自私的观点来解释。他还认为社会上所以有贫富，仅仅是由于个人善不善于“自为”，“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他看不到贫富分化的更重要原因是阶级剥削。 韩非的这种观点，是荀子性恶论的引申，是为强调君主提供理论的依据。 政治思想韩非的政治思想体系是“以法为本”的法、术、势三者的结合。它的出发点是历史进化观和社会矛盾观。根据他的说法，人口既然愈来愈多，而财富却相对地愈来愈少，争夺也就愈来愈激烈，所以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就必须用“倍赏累罚”的法治来维持社会秩序。他在《五蠹》篇说“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因此，韩非主张用暴力去镇压一切反抗者，建立君主的政权。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荀子。荀子隆礼重法。韩非丢掉了隆礼，而大大地发展了重法。又一是源于商鞅、申不害和慎到。商鞅在秦变法，大有成就，本编已别有传。申不害，“故郑之贱臣”，相韩昭公，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终不害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称其“学本于黄老而著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申子》早佚，有《大体篇》，保存在《群书治要》中。慎到，赵人，与齐人田骈、接子、淳于髡、楚人环渊等，都是齐的稷下先生。慎到著书，《史记》称其有十二论2，《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慎子》四十二篇。”慎到书，也久佚，清人存辑本。韩非把商鞅论法、申不害论术、慎到论势，加以分析扬弃，发展成为法家的新的思想体系，使他成为法家学说集大成的人物。 韩非的所谓“法”，就是法令，是官府制定、公布的成文法，是官吏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使用、考察臣下的手段。法和术的显著区别，一个是向国人公布，一个是藏在君主的“胸中”，“故《显学》篇。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为六卷。2《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3《定法》篇是韩非对申不害、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总结，并指出法、术结合的必要性。韩非有见于申不害只讲术不重法的弊病，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所以申不害辅佐韩昭侯治国十七年，仍然不能使韩国实现“霸王”之业。韩非又见于商鞅只不用术的弊病，指出鞅之治秦，虽有法以致富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它的结果是“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所以，凭借秦国的强大力量，长达几十年都不能实现“帝王”的事业，这是由于官吏虽然勤谨守法，而君主却不用“术”所造成的。为此，他用答客问的形式，说明法和术的不可偏废。他把法和术，比喻为衣和食，说明治理国家法和术缺一不可。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认为，申不害讲的“术”，商鞅用的“法”，也还不完善。“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他引申子的话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他接着批评说，官吏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说是“守职”，那是对的，但知道自己职权以外的事不说，那就错了。因为君主了解全国的情况，要依靠官吏。如果官吏知道了自己职权以外的事不说，君主还依靠谁做耳目呢？他又引商鞅之法说“‘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他批评说，如果定这样的法令，叫斩敌首立战功的人做医生、工匠，那么，病就治不好，房子就盖不成。因为医生会调配药剂，工匠有专门的手艺，让有战功者做这些事与他的能力是不相当的。“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韩非拥护并发展了慎到的势治。在《难势》篇中，韩非认为“势”有“自然之势”和“人之所设”的“人为之势”两种。“自然之势”，是指世袭的君位，所谓“生而在上位”。他引慎到的话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看来，慎到讲的似偏重于“自然之势”，韩非所讲的是“人为之势”。“人为之势”是势和法的结合，就是所谓“抱法处势”，是指君主的法治权力。韩非认为像尧、舜、桀、纣那样的君主，“千世而一出”。因此，他所要着重讲的是“中者”的得“势”。所谓“中者”，指的是“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君主。他认为这样的中主“是比肩随踵而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对于中主来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又说“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这种势、法并举，势、法结合的“人为之势”，就是韩非对慎到“自然之势”的发展。 韩非在经过对前期法家学说的分析总结以后，把法、术、势这三个法治要素，构成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故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的法治思想，概括地说，是君主凭势，使术，用法来统治臣民。所谓势，就是君主的权威，就是生杀予夺的权力。君主有了这种权力，才能使术用法，使臣民服从自己，为自己所用。韩非认为君主必须把这种大权牢牢3《难三》篇。 《用人》篇。 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不能同任何人分享，否则权力就会遭受削弱，甚至丢权丧身。他认为，国和家一样，只能容许独尊，不能容许两尊或近似两尊的局面。否则，国家就要发生纷争。他说“孽有拟适（嫡）之子，配有拟妻之妾，廷有拟相之臣，臣有拟主之宠，此四者，国之所危也。故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枝子配适，大臣拟主，乱之道也。”2韩非认为君主要依靠官吏统治人民，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但君臣间又有利害矛盾，所谓“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3。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在《韩非子》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法，在韩非的政治思想中占有主要位置。在韩非看来，法是全国臣民行动的准则。有了法，行动才能有统一的步调。他说“一民之轨，莫如法。”他认为如果依法行事，就能消除人间的不合理现象，社会秩序才会稳定。“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他还认为，如果按法行事，就是受到惩罚的人，也会心安理得。“以罪受诛，人不怨上。”否则，“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 实行法治主要靠赏罚。在韩非看来，绝大多数人不会自动为善，必须利用人们趋利避害、喜欢受赏而害怕受罚的本性，君主只要运用赏罚，就可以支配全国臣民。他把赏和罚看做重要的统治工具，称之为“二柄”。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赐）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赏罚的权柄要牢牢地掌握在君主手中。如果君和臣共掌赏罚大权，禁令就行不通，所谓“赏罚共则禁令不行”2，还会出现像宋国司城子罕劫宋君，齐国的田恒杀齐简公那样的事。 法治的对象是广大的臣民，与术只用于臣下者不同。依照韩非的看法，除了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所谓“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韩非为了说明法治的历史根据，从先王中找出一些事例。《说疑》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国伤民，败法圮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緤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 他主张论功行赏，反对无功受禄，不论亲疏贵贱，只要按法行事，立下功劳，就可担任官职。“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2。这一主2《说疑》篇。 3《八劫》篇。 《有度》、《守道》、《外储说左下》、《用人》等篇。 2《二柄》、《外储说右下》。 《有度》、《主道》篇。 2《显学》篇。 张，有利于打破世袭贵族对政权的垄断，便于新兴封建地主分子参加各级政权，对发展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是有积极作用的。 法治的精神更重要的，在于罚，而且是重罚。《五蠹》篇说“十仞之城，楼季（战国时魏国善于攀越的人）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类也。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韩非认为，人都有量敌而进，计利避言之心，谁也不职冒着最大的危险去博取一点微利。英明的君主就应利用这种心理，实行严刑峻法，使人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他说“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贪盗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则身不全；贲（孟贲）、育（夏育），不量敌则无勇名，盗跖不计可则利不成”。又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妨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韩非的法治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措施方面，主要是提倡“耕战”。《韩非子》中虽没有专章论述，但全书却贯彻着耕战的思想，如果说，商鞅是实行耕战政策的政治活动家，那么，韩非就是宣扬耕战政策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国家富足要靠农民，抵抗敌人要靠军队，“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要作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在他看来，耕战的政策是国富兵强的根本。不实行耕战政策，会使国家贫弱乃至危亡。他说，国家的兵弱地荒是由于“言耕者众，执耒者寡”，“言战者多，被甲者少”。“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2为此，他对于有害耕战政策的人攻击得非常猛烈。在《六反》篇中反对所谓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说他们是“奸伪无益之民”。在《五蠹》篇中斥责“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的学者、讲纵横的言谈者、带剑的侠士，患御者（怕服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他们为“五蠹”。他认为君主不清除这些对耕战有损的社会害虫，国家就有破亡的危险。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他提倡尊君，主张君主集权、。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权集中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要求定法家于一尊。他激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和墨家。他主张严格统治言论与思想，禁止私人著作流传和私人讲学，只准学习国家颁布的法令，只准以官吏为师，即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在他看来，封建统治者不需要什么诸子争鸣，只需要人民成为“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的顺民。韩非的这种君主和文化思想，是战国末年各国间走向统一，各国内部趋向君权集中的反映。世界观与认识论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的思想，并改造了老子书的若干观点。他的《解老》、《喻老》两篇，是对老子书最早的注解，反映了韩非世界观富有唯物《守道》篇。 2《五蠹》、《心度》、《亡征》等篇。 《扬权》、《诡使》篇。 主义的方面。 韩非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是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他认为，这个“道”，“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看来，他所说的“道”，不是存在于自然界万物之外，而是体现在万物之中，他所理解的“道”，不是精神性的东西，而是物质性的自然本身。 韩非又把“道”说成是自然万物的总规律，而万物各具有本身的条理，即特殊规律。“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万物之所然，是说“道”是万物之总规律；万理之所稽，是说“道”是各种特殊规律的汇集。万物各有其特殊的规律，“道”是集合万物特殊规律的总规律。因此，万物各有的特殊规律，在总合成“道”时，“道”就把一切特殊规律都包括完尽了。 韩非认为万物各异的特殊规律，是区别万物的根本。他说“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大小，有大小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然万物都有它的形状和性质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这些特征和属性都有其一定的道理，因此使得他们区别开来，这个使得彼此区别的标准就是“理”。 韩非说“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万物无时不在变化，所以总合万物之理的“道”也不能不跟着变化。由于“道”的永远不停止的变化，从而韩非认为人们的行动不要墨守成规而不知变通。这一观点和他的进化历史观是有联系的。 韩非第一次用“理”这个哲学范畴来表示自然万物均各具有特殊规律，说明人们抽象思维比过去的提高，只用“道”这一总范畴，已不能满足哲学理论的需要了。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荀况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天生的一种性能。他说“聪明睿知，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荀子在《天论》中所说的自然；“天明”、“天聪”、“天智”，也是发挥了荀子“天官”、“天君”的说法。就是说人的感觉和思维必须依赖天赋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 韩非强调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要免除祸害，求得幸福，必须充分认识事物的规律性。他说“务致其福则事除其祸，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功则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谓勇。”他认为遵循着事物的规律来办事的人，没有不成功的；不认识规律，不依照事物规律而轻举妄动，就是有极大权势和财富的人，也一定遭到失败。 韩非在《解老》篇中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所谓“前识”进行了批判。他《解老》篇。 《解老》篇。 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忘（妄）意度也。何以论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题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述，婴众人之心，华焉殆矢！故曰“道之华也。”尝试释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 韩非的所谓“前识”，就是只凭个人的主观妄想臆测，没有以客观事物作为依据的认识。在他看来，詹何的这种主观猜测的伎俩，华而不实，也很愚蠢。一个无知的孩子去实地看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詹何却要“苦心伤神”地去主观猜想。 韩非提出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方法，用以反对“前识”。 他主张“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参”，是比较研究，“验”，是验证。“参验”，就是根据实际效果来验证言论、行为的正确与否。他说“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2正确的言论，应该是名实的统一；实是检验名的标准。他认为使用“参验”方法，对事物进行考察、比较研究的时候，必须有客观的态度，不能有主观的成见。他重视“众端参观”。“众端参观”的意思，是对众人所说所做的事，作参验比较，观察长短得失，不偏听偏信。他认为君主听言观行如果不从多方面比较验证，就得不到真实的言行，只听亲信的话，就会遭受蒙蔽，“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雍塞。”3韩非用了许多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认识之正确与否，必须通过实际的功效来检验。他在《显学》篇里说，判断一把剑是否锋利，只看锻剑时掺锡多少和火焰的颜色，就是铸剑的能手欧治也难做到。但用铸成的剑去宰杀动物，那就随便什么人都能分辨出它的利钝。挑选好马，只看马的岁口、形状，就是善相马的伯乐也未必能判定马的优劣，可是，只要实地让它驾一次车，那就是普通人都能分别出马的优劣了。因此，他接着说“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他在《六反》篇说，当人们都在睡眠的时候，无法分辨出谁是盲人；人们都在静默的时候，无法区别出谁是哑吧。可是，只要叫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回答，盲人和哑吧的缺陷便都无法掩饰了。韩非认为判断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是否正确，不能只凭他自己说的话，也不是只凭争论可以解决的，而一定要根据他言行的实际效果去判断，所谓“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韩非发展了前期法家正视现实的改革精神，强调以实际功用和效果检证知识的真伪，否定无用的争辩。他在《五蠹》篇里说，现在的君主喜欢听花言巧语而不追究它是否合乎实际，对人的使用，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追究做事的功效。因此天下的“谈言者”，总是夸夸其谈，而不切合实用。所以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治仍然不免于乱。他认为，改变这种风《备内》篇。 2《奸劫弑臣》篇。 3《内储说上》篇。 气的办法是使“境内之民，其言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看来，韩非的认识论是为他的法治学说提供论据。在《孤愤》篇里，还表现出他对旧贵族的抗争。他指出贵族以学士的空谈作为替自己辩护的工具，“学士为之谈”，而“贵重之臣”又以“毁诬之言”阻碍“智术能法之士”与君主接近，从而“智术能法之士”和“贵重之臣”便形成“不可两存之仇”。韩非认为，要解决这种不可两立的矛盾，必须清除那些维护贵族的没有经过参验的“愚诬之学”，唾弃那些“微妙之言”。 韩非的参验方法，用来考察一般认识的真假，特别是他以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参验的根据，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精神的。但他把法令作为考察政治上言行是非的标准，则又趋向了唯心主义。他认为，判断言行是非，要经过参验，而参验的标准是法令，符合法令的言行就是对的，违反法令的言行都是错误的。“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君主公布的法令，在当时虽然有它的进步性，但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它并不能反映政治上的真理，当然也不能做为参验的标准。韩非把参验的认识论庸俗化，使参验成为推行法令的手段。 韩非是战国末年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积极倡导的主义理论，为秦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韩非思想中的进步性和反人民性并存于他的具有矛盾的思想体系中。他只看见争取国君、打击旧贵族以满足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而没有照顾到其他阶级，如工商业者，特别是广大农民阶级的要求。 《问辩》篇。 第三节吕不韦生平事迹吕不韦，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35年，濮阳（今河南濮阳县）人，后来到韩国经商，成了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人2。 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5年），安国君为秦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中男名子楚。子楚母夏姬不喜欢他，使他为秦质子于赵。子楚在赵为质期间，由于秦数攻赵，子楚在赵没有受到礼遇，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吕不韦恰巧到邯郸做生意，见到子楚，认为“此奇货可居”。他要用金钱资助子楚，帮助他谋取王位继承人的资格。他回家跟父亲说“耕田之利几倍？”父亲说“十倍”。“珠玉之赢几倍？”父亲说“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父亲说“无数。”他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建国立君，泽可遗世。愿往事之。”吕不韦的父亲同意了儿子的看法。从此，吕不韦便弃商，从事政治活动。 吕不韦了解到安国君宠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而能立嫡嗣者又独华阳夫人。吕不韦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他又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于是，吕不韦因使华阳夫人之姊，进一步劝说夫人立子楚为嗣“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地，次不得为嫡，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嫡，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兵。”华阳夫人认为说得对，因求立子楚为嫡王，安国君许之，决定以子楚为王位的继承人。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子楚与吕不韦归秦2。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年）卒，孝文王（即安国君）为王，立子楚为太子。第二年，孝文王卒，子楚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3庄襄王三年（公元前二四六年）卒，太子政立为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从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起，到秦王政十年（公元前37年）止，当丞相的时间共有十三年。秦王政继承王位时，只不过十三岁，事实上很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都是由吕不韦替他完成的。在这期间秦对六国的战争取得了不少次的胜利，为统一六国增强了更大的优势。 《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言二十家四百三篇，《吕氏春秋》是其中很2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史记》言不韦先说华阳夫人姊，而《战国策·秦策五》则谓不韦所说乃秦王后弟阳泉君。《史记》载不韦入秦在秦昭王时，《秦策五》记不韦游秦已当孝文王世。 2《史记》说子楚冲破邯郸之围，脱亡赴秦军，而《秦策五》乃王后请之赵，赵自遣之。3《秦策五》“食蓝田十二号。”《史记索引》《秦本纪》庄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史记》后作，据汉郡而言之耳。《战国纵横家书·李园谓辛梧章》记，吕不韦在燕、赵之间也有封邑。 重要的一部书，也是这一类书的创始者。《艺文志》说，《吕氏春秋》有二十六篇，自注曰“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兼儒、墨，合名法”。《吕氏春秋》确是“兼”“合”“诸子百家”各派学说编集而成的一部著作。据《吕氏春秋·序意》记，书成于秦王政八年。 《史记》曾记书的缘起经过时，吕不韦为秦相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一字者予千金。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八览”是全书的开头，故《吕氏春秋》又名《吕览》。 今存本《吕氏春秋》的目次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篇。每篇各有子目，合计子目共百六十篇。 《吕氏春秋》想把诸子的学说统一起来。《不二》说“夫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用众》（一作《善学》）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它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吕氏春秋》兼畸儒、道，其中又较倚重于道家。《序意》维秦八年（即秦王政即位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君子）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圣）。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甚）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 尽管《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而“集论”成功的，但《序意》既冠以“文信侯曰’，即使不出于吕不韦自己的手笔，也必然经过他的同意，从而《序意》无疑是有他的见解。文中“法天地”的思想，“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圣；三者咸当，无为而行”的思想，以及“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以达到崇“公”的思想，都是所谓黄老道德思想。这一思想在书中有多处阐述。 《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上有因袭儒家的地方，赞成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反对家天下，讴歌禅让。《执一》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似顺》说“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以下引《吕氏春秋》均只注篇名。 这些明显是跟秦王政的思想相反的。《吕氏春秋》主张继续分封诸侯，保持贵族制度。《慎势》说“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战国末年消灭诸侯割据走向统一，是当时的趋势。主张分封诸侯的观点是倒退的，也违反秦国一向崇尚法治的思想。但它又主张政治上的统一，《谨听》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执一》说“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专之也。一则治，两则乱。”这些又是法家思想。《察今》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是很显明的法家思想。《义赏》说“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法家的赏罚跟儒家礼义揉合在一起，它的政治、道德思想是儒法兼而有之。 《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劝善），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这是把儒家“德”的政治思想跟道家结合起来。道家非乐，所谓“五音令人耳聋”。儒家则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大乐》“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意谓“道”是音乐产生的本源，也是把道家儒家揉合在一起。 《孟冬纪》下面，编入《节葬》、《安死》两篇，是企图将儒家的“孝亲”跟墨家的“节葬”调和起来。在名实关系上，《审应》说“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审分》“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这些皆采纳了唯物论者在名实关系的观点。《吕氏春秋》对于阴阳家的《月令》很重视，它把“月令”作为十二纪的架子，而十二纪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月令》分“孟春之月”等十二月，即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孟、仲、季三月。 《吕氏春秋》所说的采纳各家之长，说不上是对各家学说的批判继承和总结，提出新的思想体系，只是把各家学说，拼凑调和起来。因书成于众人之手，不免有所重复、抵牾。明显有重复的，如吴起被王错陷害，由西河出走的故事，重复出现于《长见》、《观表》两篇，而且文字大体相同。重复的还有《节葬》与《安死》，《去尤》与《去宥》，《应同》与《召类》等都是一意而分成两篇。如《应同》与《召类》两篇内容都是讲天人感应之说，而内容自相矛盾。如《大乐》反对墨子的非乐，《振乱》反对墨子“非攻”、“救守”，而《当染》却又以墨子的观点立论。 战国末年，随着政治统一趋向的明显而产生了《吕氏春秋》这部企图调和诸子的著作。但它又存在不少的矛盾。它既主张统一，又主张分封，并反对君主。《恃君览》“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这种思想是跟秦王政的思想对立的。 《吕氏春秋》保存了许多古代遗文佚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保存了不少有关农业技术的记载，是宝贵的文献。 第十五章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学第一节数学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原始数学知识是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农业和手工业规模的扩大，货物交换的繁荣，尤其是丈量土地、建筑房屋、兴修水利、制造器皿、制定历法等实践活动，迫切需要相应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技能，从而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从远古到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数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和世界意义的杰出成就，主要有下列几项（）创造十进位置制记数法，（2）发明算筹和筹算，（3）发明规矩，（4）发现勾股定理和创立勾股测量方法，（5）创立早期的数学教育制度。 数学的萌芽远古上古时代，人们最初仅能分辨多少和大小，而数量与形状是与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人们逐渐积累了大量关于事物数量和物体形状的知识，终于从事物的具体属性中，抽象出纯粹的数与形的原始概念，实现了认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由绳结多少表示事物数量的多少，这是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记数方法。“契”指的是刻划。在仰韶文化及年代稍晚的马家窑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有五十多种刻划符号，其中如i（）、2（2）、3（3）、■（4）、■（5）、∧（）、十（7）等，很可能是我国最早的记数符号。从远至河套人的骨器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大量器物上绘有直线、折线、平行线、三角、弧、圆、方、菱形、五边形、六边形、各种对称图形以及一... 21 还记载了辩者公孙龙提出的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把一根一尺长9的木棒，每天截取前一天所剩下的一半，如此下去，永远也不会取完。这相当于数列，，，趋向于零而不等于零。这个著名的论断，现在讲授数列极限时仍然常常被引用。上述比较严格的定义，简单的极限概念和其他数学命题，是在大量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和抽象出来的理性认识，虽然还比较粗糙，带有一定的思辨性质，也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但无疑都是精彩宝贵的数学思想。可惜的是，墨家等学派这种建立定义和命题，重视抽象性和逻辑严密性的新思想和新尝试，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数学沿着另外一条道路，逐步形成了一套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学体系。 数学教育我国数学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数学和数学教育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并且建立了比较正规的数学教育制度。据《礼记》记载，周朝规定“六年（岁）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目，十年出就外傅（教师），居宿于外，学书计”。《汉书》记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2，说明当时的贵族子弟接受初等教育，从六岁或八岁开始学习数（shu）数（shu）和辨认方向，九岁学习干支纪日法，十岁学习书计，其中的“计”是指一般计算能力的培养，“书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语文和算术。当时还设有称为“保氏”的官员，专门负责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数学是“六艺”（礼、乐、射、驭、书、数）之一，成为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包括九项内容，称为“九数”。在周朝，还没有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冯相氏”和“保章氏”，以及掌管财政统计的官员“司会”，军队中也有负责武器、粮饷等收支计算的官员“法算”，这些人当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数学知识。当时还把世代相传专门负责天文历法和通晓数学的人，称为“畴人”也就是早期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周朝衰落以后，“畴人”子弟分散到各诸侯国，私家讲学也逐渐兴盛起来，对各地区的数学普及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春秋战国以后，数学常识为越来越广泛的人所掌握，“能书会计”（能写会算）成为介绍和鉴定官员才能的一项重要内容。 9《庄子·天下篇》。 《礼记·内则篇》。 2《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天文学考古发掘和古文献资料表明，我国是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为了采集、狩猎和农牧业活动的需要，通过观天象、定方向、定季节、告农时，逐渐积累天文知识，萌生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 早在六七千年前，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中，房屋的门、墓穴和人骨架的头部都朝着南方，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积有五层墓葬，晚期的叠在早期之上，但方向仍大体一致。这种一致性表明他们已能辨认方向。对于原始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人来说，能够赖以定方向的依据只有天象变化，特别是太阳。 太阳给大地以光明，给人们以温暖，它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陶器上，就有以太阳作为纹饰的器物。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中间为红色圆心，四周有彩色光芒，显系太阳的图象；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出土的灰陶尊上，画有日出于山岗之上和日出于山岗云气之上的图案，恐系“旦”字的象形字。稍晚的文献《诗经》中则有“既景乃岗，相其阴阳”的诗句2，表明在山岗上观日影定方向，另一篇《邶风·定之方中》说“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这些观太阳定方向的描述，正是古老习俗的遗留。 日出和日没不仅指示了方向，而且形成了白天和黑夜的循环，昼夜交替使人们产生了日的概念，昼夜与太阳都用“日”字表示，日显然是同太阳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计算日子的流逝，原始时代就出现了许多方法。我国解放前后尚处于原始社会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在绳子上打结，有的在竹上刻划，有的在竹筒里放石子，这些记日方法显然是很原始的。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完整的干支记日法，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夏代末期帝王的名字就已采用了十干中某些字，如孔甲、履癸，说明它们可能产生得更早些，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用十干与十二支相配，得到甲子、乙丑、丙寅癸亥等六十个干支名称，用来记日便是六十天一循环，这种记日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一块武乙时期（约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牛胛骨上完整地刻着六十干支，这可能是当时的日历。在甲骨文中还有旬字，殷人称十天为一旬，这一名称也一直流传到今天。 月有圆缺，这是夜晚可能看到的最明显的天象变化，从月圆（望）到月圆，或从月初见（朏）到下一次见到，或从月不见（晦）到下一次不见都差不多是三十天，月的圆缺变化产生了“月”的概念。阿细人的跳月，藏历的定望都是原始时期的遗留。望、朏、晦比朔更早被人们所认识，最早的“朔”字见于《诗经》。 季和年虽然比日和月的周期要长，但它的产生并不晚。因为，它比起日月来也许更重要，寒来暑往，草木枯荣，农业的收成，动物的繁衍都同它密切相关。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要求准确掌握时令季节，而天象的周期变化与物候之间有必然的相关性，通过观察天象就能确定季和年的变迁。观象授时既是生产之必需，也是最早的天文活动。文献上记有古代传说“少皞氏之衰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94年2期。2《诗经·大雅·公刘》。 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这段记述说颛顼时代已有了“火正”的专门官职，负责观察大火（即心宿二）这红色亮星来判断季节。后来由于氏族战争，观测停止了，结果弄得季节掌握不住，造成很大混乱，到帝尧时代又恢复“火正”之官，让他明时正度，造成了风调雨顺、生活安宁的局面。《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印证了这一传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祀时焉！”陶唐氏即是帝尧。 尧不仅恢复了火正，还立羲和之官，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观察日月星辰，以告农时。《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尧典》虽非尧时所作（学者们多认为作于战国初或稍早），但可能记有较早时代的事情。这段文献所指出的四仲中星，即不同的季节黄昏时有不同的星到达南方天空。按现代天文学来推算，鸟、火、虚、昴四星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黄昏时到达南方天空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与传说中的尧时相当。所以，《尧典》的记述可能正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情形。 至于“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述，更说明了历法的萌芽。年、月、日概念的建立是历法得以产生的基础，一年有3天的识别，又设置闰月来协调季节和月分的关系，这是天文学的重大进步。殷商甲骨文已有十二个月的名称，还有大量十三月的记载，这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证明。从甲骨文的片断记载可以推论殷代历法已有相当水平，它大体上是以干支记日，以月亮圆缺的周期记月，以冷暖循环来记年，一年有2个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闰年有3个月。这一阴阳合历的传统流传至今，成为我国古历的重要特点。 殷周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行用不同的历法，计有夏、殷、周、鲁、黄帝、颛顼六种，通称古六历，这些历的年长都是天，故又称古四分历。354它们的不同在于岁首，黄帝、周、鲁三历以十一月（子月）为岁首，称建子，殷历以十二月（丑月）为岁首，称建丑，夏历以正月（寅月）为岁首，称建寅，这就是“三正”之说。此外还有颛顼历以小月（亥月）为岁首，称建亥，目前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些历的详情还不太清楚。 天文和历法的发展基于天象观测，我国古代天象观测记录是世界公认最悠久最系统的。《夏小正》一书中按月分记录了天象和物候的关联，如“正月，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等等，该书虽然成书较晚，但这些天象记录如实地反映了三四千年前的天象。《鹖冠子》也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史记·历书》。 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是三四千年前的天象。 殷墟甲骨文中包含着更多的天象记录，公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的日月食记事，现在能大体定出时间的有四次日食，五次月食，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甲骨文中记录大火附近出现新星，它比古希腊伊巴谷hipparhas（前二世纪）记录的第一个新星（公元前34年）要早一千多年。比甲骨文稍晚的金文中有大量的西周月相记录，如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等，虽然对它们的含义是指一个月中的某一天或者某一部分还有争论，但其同月相变化有关是没有疑问的。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天象记录在《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著名的《豳风·七月》诗记载了天象与物候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历法知识；《小雅·十月之交》的日食和月食记录，引起了研究者的很大兴趣，据中外学者考证，十月辛卯朔的日食和紧靠着的一次月食可能发生于公元前77年9月日和8月2日，但另一些人认为是公元前735年月30日和2月5日，因为前次日食通过北极圈之内，中国黄河流域不可能见到。《诗经》中关于恒星的记述已有28夜中十宿的名称，还有牛郎、织女、银河以及金星的不同名称——启明和长庚。 春秋时代的编年史中有37次日食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可用现代的计算来验证，并给地球自转研究提供参考。鲁文公十四（前3年）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的记录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鲁庄公七年（前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天琴流星雨的最早记录。战国时代著名的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一作石申夫）辨认并观测了大量恒星，测定了20多个星的位置，编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石氏星表》。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公元前444年）遗物上发现了完整的28宿名称，并和北斗图象相联。这些天象观测记录和所达到的天文学成就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 和天文学从原始社会萌生的同时，人们也产主了对天空和自然的原始宗教意识。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宗教思想和自然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自然神的崇拜为奴隶主阶级利用，出现了人格化的、主宰一切的天神，人世间的君主也是授命于天的。人们对天空现象的迷惘，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使星占术得以产生。这就是古代许多天象记录同星占迷信纠缠在一起的原因。第三节气象学气象和天文学在我国古代统称天文，其实两者是有差别的，气象现象是发生在地球大气层内的，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则在大气层之外。气象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为了生存，人们经历了对自然气候的适应过程，从穴居野处发展到营室居住，他们把屋门开向南方，又用兽皮树叶缝制衣服，抵御风寒。人们虽不断积累气象知识，而对其成因却一无所知，从而产生对自然神的崇拜。《山海经·大荒北经》提到，南方多雨是因为南方为雨师应龙所居，北方干旱是因为旱神女魃居于赤水之北（今河西走廊以北的大沙漠）。古人认为风云雷雹都各有神，各司其职，而传说中的“后羿射日”则反映了人们战胜干旱燥热的美好愿望。 殷商甲骨文保留了大量天气现象的记录，出现了晴、云、阴、霾、雾、虹、霓、霜、雪、雷、电、雨、风、雹等名称。公元前十三世纪文丁时期的卜辞中有连续十天的气象记录，这是世界最早的气象记录之一，也是后来传统气象记录的先声。甲骨文中对风雨有不同的称谓，雨有大雨、小雨、幺（丝）雨（毛毛雨），风有小风、大风，风（骤风）、大飓（狂风），可说是风力、雨量分级概念的开始。 殷商时期有关天气和物候现象的记录大量出现，揭示了我国大陆上古今气候的变化情况。二千多年前的物候现象比现今要早一周以上，黄河流域当时生长着很多竹子、桑树，种植水稻，还有大象，表明那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古代气象史料可以用来为现代许多研究项目做参考，因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观象授时阶段，为了利用物候现象来判断季节时令，经常注意观察气象变化，促进了对气象规律的认识。《夏小正》中按月列出的物候现象，也附有气象情况，如“正月鱼陡负冰，时有后风，寒日涤冻涂”，“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等等，在《诗经》、《月令》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物候描述。随着观察的深入，感性知识增多，形成了一些天气预报的谚语。《诗经·鄘风·蝃■》曰“朝于西，崇朝其雨”，意思是早晨日出时看见西方有虹，不久就要下雨了，这个谚语至今还在我国民间流传。《小雅·渐渐之石》还记有“月离于毕，渒滂沱矣！”说是看见满月进入毕宿，就到了孟秋多雨的季节，秋雨绵绵，这是一种长期预报。《古微书》中记录的“月离于箕风扬沙’，也是类似的意思，指满月进入箕宿就进入多风的春季，尘土飞扬。《小雅·信南山》的“上天同（彤）云，雨雪雾雾”，表示彤云密布，大雪就要来临。 对气象规律的认识使人们对神的主宰产生怀疑，并进而思考风云雷雨的成因和本质。《庄子·天运》对风由神的呼吸而产生之说发出疑问，“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指出风回旋不定，东西任吹，有谁闲着没事去披拂它呢？宋玉《风赋》说“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关尹子·二柱》篇说“气之所自生者，如摇帘得风，彼非摇时，非风之气”，提出风即气，气流生风，不流无风，仍是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里借阴阳和相互转化的概念辩证地叙述了董作宾《殷文丁时卜辞中一旬间之气象记录》，《气象学报》7卷—4合期，943年2月。雨和云的关系。从现象来看，雨从天降，云从地升，而雨又是云形成的，故实质上雨还是出自地。地下有轻阳之气上升，天上有浊阴之气下降，互相转化而成。《庄子》认为“阴阳交争为雷”，《春秋·元命苞》说“阴阳激为电”，都认为雷电是一种阴阳冲突所生成的现象。《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有一段总括性的话“阴阳之气，各从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雹霰者，一气之化也。”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这些记述力图从自然界本身去说明天气现象，具有唯物主义倾向。 第四节地学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识非常早。他们必须知道什么地方有植物果实可采，什么地方有动物可供狩猎，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有石头可供制造石器。这种对环境的认识，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地学知识。在70万年前元谋人居住的地方，不仅有石器、炭屑，而且还有许多动物骨头化石，常见的动物有云南马，剑齿虎、象、犀牛等，说明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群落以草原——灌木丛林为主。元谋人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用木棒和石器猎取食物。同时也经常去湖滨、草丛地带采集植物果实，捕捉龟、蚌，以求得生存。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渐熟悉了周围环境，对地理现象有了认识，从而获得了最原始的资源分布知识，方位概念，动、植物知识和矿物岩石知识等。特别是北京猿人，他们在周口店地区生活了数十万年2，一代一代地积累了对当地环境的知识。 从考古发掘材料知道，旧石器时代，中国的远古居民主要用石英岩、玄武岩、硅质灰岩等十一种岩石和矿物制造石器，并用赤铁矿作随葬品，用石墨制装饰品。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利用矿物岩石的品种显著增多，有花岗岩、玛瑙、变质页岩、流纹岩、滑石、泥质灰岩、碧玉、片麻岩、绿松石、蛋白石、硬玉、自然铜、瓷土、高岭土等37种，加上旧石器时代的3种，总共是50种。这就是说，在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初步认识了2种矿物，32种岩石，种土。他们在利用这些矿物和岩石时，对它们的硬度、颜色、透明性、手感粗细程度、比重等物理特征也有所认识，并用这些知识去辨别或寻找这些矿物和岩石。 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人对植物与环境，特别是植物与土壤的关系已有某些认识。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有人工栽培的水稻。古文献也记载，禹“尽力乎沟洫”2，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淢”，“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3。这些说明，当时的人已认识到哪些地方可以种植水稻，并积累了开沟引水种稻的知识。从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遗址来看，门多向南，那时已有方向的概念，知道门向南开，进光量多，冬季阳光可射进屋内，使房屋更暖和，《尚书·尧典》中已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记载。 自有文字以后，地学知识得到更迅速的积累和传播。甲骨文中有土方征我东鄙，鬼方牧我西鄙的记载4，说明商朝四周有许多方国，已有国境线的观念。有的甲骨文记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5。《尚书·禹贡》和《周易》则记载了八个方位。这说明，从夏朝到周朝方位观念的发展。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7页，文物出版社，983年。 2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页，文物出版社，983年。 李仲钧、王概之《我国史前人类对于矿物岩石认识的历史》，《科学通报》975年第五期。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94年第期。2《论语·泰伯》。 3《史记·夏本纪》。 4原文为“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我西鄙田”，见《殷虚书契菁华》。5见《缀口》二四○。 见《周易正义》卷九，“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南方之卦也。”《禹贡》“东原底平”，“至现存古籍中，最早提到地图的是《尚书·洛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这里所说的“伻来以图”的“图”，是为选建洛阳城址而特别绘制的地图。它说明，周初不仅有地图，而且已经在生产建设中应用地图了。 由于政治、军事、生产的需要，地图的发展非常迅速。根据《周礼》的记载，周朝已有数种专用地图。如行政区划图，从图上能“辨其邦国、都鄙、四夷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农业地图，由土训官掌管，“以诏地事”。地形图，从图上能“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湿之名物”。矿产图，由矿人掌管，对“金、玉、锡石之地”矿人要“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交通图，从图上能“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还有用地图打官司的，“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可见地图的应用范围已相当广泛。在《管子》一书中，还有专门论述地图的重要性，地图的内容，地图在军事上的作用的《地图篇》，写道“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径川陵陵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可见春秋战国时的地图，已是画着符号的山川城郭图，从图上可以看出山川险阻，各种地物地形，从草木到城郭大小，从道路远近到名邑废邑，都有数理的概念，可以审知地域大小，地图的绘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战国策·赵策》讲述苏秦以合纵说赵王“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这意味着战国时的地图有了分率（即比例尺），从图上可以量测地域面积大小。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天下之图。而各国亦自备详细而保密的本国地图，所以荆轲刺秦王，“献督亢地图于秦”，以此诱见秦王。献地图就等于把江山献出去。这种观念，在韩非的著作中表现很明显。他说“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单；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 早期描述区域地理的专著有《山经》和《禹贡》。 《山经》是现存《山海经》里写作时间最早、地理价值最大的部分2。它以山为纲领，对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及两大流域之外的广大地区进行综合性的记述。 《山经》的作者以今河南省西部作为“中山经”的主要部分，自此以南为“南山经”，以西为“西山经”，以北为“北山经”，以东为“东山经”。这五个部分就是五个地区，每个地区之内，作者以山岭为纲，分列次第，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道里依次描述各个山的地形、水文、气候、天然动、植物以及矿产资源等。 《山经》一共描述了四百五十一座山，三百条水，二十七个湖泽，一百于南河”，“弱水既西”，“东北会于■”。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三页，科学出版社，9非·五蠹》。 2《山海经》是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现存这种形式的《山海经》，可能是汉代形成的。 六十种植物，二百七十多种动物，八十九种岩石和矿物。 《山经》对山的描述包括山的形态，高度，宽度，坡度，积雪情况，分水岭等。比如太华山（今华山），它说是“削成而四方，高千仞，广十里，鸟兽莫居”。今天由渭河平原南望华山，正是如此。 《山经》对水的描述，力求讲明河流的来龙去脉，水的季节变化，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河床地貌等。 《山经》对岩石矿物的描述是很出色的，是我国第一部比较详细地记载岩石矿物的著作。所记岩石矿物种数达89种，产地三百多处。描述的矿物性状有硬度，颜色，光泽，透明度，磁性，感觉性质（粗糙或滑腻），敲击声音，医药性能，集合体的状态——土状、块状、卵状、米粒状，共生关系，可熔性等。矿物的名称体现了矿物的特征，如磁石，采石，瓀石，丹粟，茈石，白玉，青■等。矿物的共生现象有赤铜—砺石，铁—文石，银一砥砺，铁—美玉—青垩，黄金—银，白金—铁，金—银—铁，金玉—赭石等2。以前曾有人把希腊学者乔菲司蒂斯（公元前37—前28，theophrastus）的著作《石头志》（书中记载了十六种矿物，分成金、石、土三类）说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矿物学文献，其实，在《石头志》问世前二百年，《山经》已问世了，而且内容比它丰富得多。 《山经》记载了一百六十多种植物，对某些植物的形态作了简要的描述。其中有四十九种是药用植物，这是后世本草著作的肇端。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记载反映了地区差异。比如热带、亚热带地区多桂、橘、柚、楠木等，而温带干旱区多松、柏、白果树等。 《山经》中记载的动物名称约二百六十多种，也体现了地区差异。比如热带地区多象、蛇；寒冷干旱区多马、骆驼、旄牛等。其中药用动物六十四种。 《山经》又是一部药物书，一共记载了一百一十七种药物。除动、植物外，用无机物作药的四种。这7种药物中，给人治病的03种，给牲畜治病的2种，毒鼠、毒鱼的种。 上述事例表明，《山经》不仅是一部古代地理著作，而且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我国最早的类书”2。 《禹贡》全书只有近一千二百字，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部分组成。“九州”主要依据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分界线来划分，这种自然分区很富有地理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各州就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运输路线等特点进行了区域对比，是早期区域地理的杰出著作。“导山”部分，专列山岳20余座，并归纳成几条自西向东的脉络。“导水”部分专写河流，共9条水系。这是我国地理学专就山岳和水系进行研究的开始。“五服”部分反映了作者的大一统思想，把广大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当时诸侯割据的形势下，这种大一统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43页，科学出版社，98贻侠《山海经》——世界上最古老的矿产地质文献，《光明日报》，92年8月28日。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958年第期。2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载《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第页，四川人民出版社，984年。 除了《山经》、《禹贡》之外，还有一些著作也含有丰富的地理知识内容。比如《周易》、《诗经》、《周礼》、《大戴礼》、《国语》、《管子》等。 《周易》谦卦象辞说“地道变盈而流谦”。唐代孔颖达解释说“丘陵川谷之属，高者渐下，下者益高，是改变盈者，流布谦者也”。显然这是对流水侵蚀作用和沉积作用的概括。所谓“地道”，就是指上述流水的侵蚀与沉积作用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地表一种有规律的活动。 据统计，《诗经》中记载了三十多条河流，主要是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及其支流；记载了二十多座山，如泰山、嵩山、首阳山、终南山、蒙山、岐山等。叙述的地貌形态名称至少有六十多个，如山、冈、丘，陵、原、隰、洲、渚等。河岸地貌又分岸、干、浒、涘、溽、鞫、将、湄、■、浦、濆、麋、频等。对于山，还注意植被覆盖情况，把有草木的称为“屺”，没有草木的称为“岵”；土山戴石的称“崔嵬”，石山戴土的称“砠”。对于丘，又根据形状不同而有多种名称。如“宛丘”是四周高，中央低；“顿丘”是单独的一个丘；“阿丘”是偏高的丘；“京”是高丘等。可见当时对于地形已有了比较细致的观察。所记植物名称多达37种；动物名称0种；气象名称个，如风、雪、雨、霾、雷、霆、霜、冰、云、霰、霡霂、蝃等。风又分终风、凯风、谷风、北风、飘风等。气候方面，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名称，有不少物候记载。特别是《豳风·七月》，可以说是一首物候歌。如“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六月莎鸡振羽”，“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方位名称六个，矿物三种。此外，还对一些地学现象进行了描述。如“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对地表发生剧烈变化的描述。 《大戴礼》中的《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记载物候的专著。它成书的年代虽然在奴隶社会后期，但其中的某些认识很可能是夏代流传下来的。全书只有四百多字，但内容相当丰富。在植物物候方面，对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观察记录。如正月的物候是柳树长出了花序，梅、杏、山桃相继开花。七月的物候是芦苇长出了芦花。在动物物候方面，对鸟、兽、虫、鱼都有所注意。如正月的物候是大地回春，田鼠出来活动。野鸡鸣叫，雌雄**。鱼儿由水底上升到近冰层的地方。农田害虫蝼蛄也叫了。《夏小正》采用的是夏历，和现在民间常用的农历月份相当。其中的正月即阳历二月。书中记载梅、杏和山桃在正月开花，又提到淮、海和（扬子鳄）等，说明所观察的可能是淮河至长江沿海一带的物候。 《周礼·考工记》中有“橘逾淮而北为积，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这是关于天然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有某个界线的最早记录。橘子多分布在长江以南，淮河以北橘子很难生长。鹆俗名八哥，多留居我国中部、南部各省平原和山林间。济就是济水，古四渎之一，地理位置由泺口以下至海，与今小清河河道略同。“鹆不逾济”，就是指鹆一般只能留居在济水以南，而貉是生活在北方的毛皮兽。汶是汶水，今名大汶水，在山东西部，古汶水西流经东平县南至梁山东南入济水。貉如果越过汶河往南，就会由于不适应较暖的生活环境而死亡。二千四百多年前，《周礼·考工记》就提出天然动植物有地理分布界线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 《管子·地员》是秦以前讲土壤分类最详细的著作。它将一般地区的土杜石然等六人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74页，科学出版社，982年。壤分作8个类型，90种。然后分别叙述它们的性状和所宜生长的植物。又按上、中、下三等，顺序评价它们的生产性能。它用来分类的依据是土壤的颜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酸碱性和肥力，并密切结合地形、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它的缺点是由于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土壤分类表现得很机械，每类都是五种，有的甚至还和角、商、宫、羽、徵五音配合，以合五行。这种作法脱离实际，不是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 在《管子·地数》中，还记载了通过矿苗找矿的经验“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又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这里所说的上下关系，有三种含义第一，一个垂直的矿体或一条矿脉，山上露头中出现某种矿物，可能对下面赋存的另一种主要矿产起到指示作用，这种指示矿物在古代称之为“苗”或“引”。又某些多金属矿体（脉）的上部和下部富集的矿种有所不同，这种垂直分带现象，在古代已有所认识。第二，山上出现的某种矿物和山下出现的另一种矿物，分别产于不同的地层或岩石中。既不同属于一个矿体，成因上又没有明显的联系，属于这种情况的上下关系，仅仅是一种空间位置的相对关系。第三，山上赋存有某种原生矿床，而山下出现另一种砂矿，这种上下关系也不一定和矿床成因有联系。所以，《管子·地数》讲的找矿方法，只有一部分是通过金属矿产的共生关系寻找，其余则是通过矿产之间空间位置的相对关系来寻找。 《管子·地员》还记载有植物生态方面的知识，指出在土质优劣、地势高低和水泉深浅不同的土地上，所宜生长的植物也是不同的。特别是注意到了植物垂直分布的现象。在山地，由山顶到山麓，依次有“悬泉”、“■崣”、“泉英”、“山之■”“山之侧”五个部分。“悬泉”上长的是落叶松纯林；“■崣”上长的是山柳灌丛；“泉英”上长的是山杨；“山之■”上长的是槚楸一类杂木林；“山之侧”上长的是刺榆。这些情况，与现在华北地区的山地植物分布并无差异。 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39页，地质出版社，980年。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第29页，农业出版社，98年。 第十六章物理学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科学，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观察实验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夏商周时期，人们已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力、热、声、光、磁等方面的知识和对于运动、时空、物质结构等问题的认识，这些知识和认识构成了这一时期物理学的丰富内容。 第一节力学知识力学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学科之一。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应用尖劈和杠杆原理，制造出某些器具，还利用斜面、轮轴等机械提举重物。下面着重介绍这一时期对于弹力、浮力和摩擦力的利用及对力的本性的认识。 由于狩猎和战争的需要，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弓箭。在山西峙峪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有石镞，说明距今二万八千年前就有弓箭的发明。至春秋战国时期，弓箭的制造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工记》详细地记载了箭的杆、矢、羽三部分的构造和比例，特别是讨论了箭的结构与飞行的关系，认为箭的结构直接影响到飞行状况及射击的准确性。若箭杆前部太软，箭就会往下俯冲；若后部太软，箭就会往上飘；中部太软则飞行纡曲；中部太硬就会向上飞扬；羽毛太多则速度慢；羽毛太少较易偏斜。这些讨论已涉及到初步的空气动力学的内容。这个时期还发明了弩，可以把弹力积聚起来，以使发射力更强。对浮力的利用也相当早。除行舟外，对水的浮力还进行理论探讨。墨家学派认为，可以浮在水中的物体，虽其形体较大，但在水中只沉浸较浅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物体中间有空隙（“形之大，其沉浅也，说在具”）2。《考工记》也提到利用水的浮力来检验车轮制造时各部分是否平衡（“水之，以视其平，沉之均也”）3。 春秋战国时期，对惯性现象已有一定的认识，如《考工记》就提到“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4。物体的垂直下落必须是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条件下。墨家曾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凡重，上弗挈，下弗扳，旁弗劫，则下直”。5意思是说在物体下落时，如果上不提它，下不拉它，旁不影响它，那么它就垂直下落。人们还利用重心的转移制成“欹器”。《荀子·宥坐》载孔子参观鲁庙，见到一种可以灌水的容器，当它在空腹时是倾斜的；灌水适中就正立起来；若灌水过满就会倾覆（“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这种欹器是统治者用来做座右铭的，因而叫“宥坐”。这个容器内部具有特殊构造，由水的灌入程度不同，使重心不断转移，从而出现三种不同状态。 由于长期对各种自然力的开发与利用，人们对“力”的本性也进行探讨。《墨经》对力作了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这里的“形”，即是形体，亦即物体。这句话的意思是力是使物体发生运动的原因。但力是什么？《墨《考工记·矢人》。 2《墨子·经下》。 3《考工记·轮人》。 4《考工记·辀人》。 5《墨子·经说下》。 《墨子·经上》。 经》说力是“重之谓”2，即在静止的时候，力就以“重”来表示。也就是把物体下落的属性看作力。物体的下落或上举，都是由于“重”在起作用（“下，举，重奋也”）。 2《墨子·经说上》。 第二节热学知识人类在长期对火控制与利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热学知识。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庄子·外物篇》已有关于“木与木相摩则然（燃）”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发明以“阳燧”反射并聚焦太阳光来取火。阳燧是青铜制的凹面镜，反射太阳光可使某些易燃物（如绒艾）发火。原始人早已认识火势自然向上之性，因此在蒸煮食物或烧陶、冶金时，均是薪炭在下，被加热物在上，并采取了通风措施，以便增加炉温。 关于温度的测量，古代虽未发明温度计，但对于温度的判断还是有一定办法的。《考工记》中精彩地描述了在冶炼金属时如何判断炉温的高低“凡铸金之状，金（即铜）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这是根据不同物质的蒸汽颜色来判断炉火的温度由黑浊到黄白，再到清白；当最后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就可以浇铸了。这种掌握火候的办法，直到近代还在使用。《吕氏春秋》“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这是一种关于气温的判别法，据此可以制成原始的温度计。《周礼》中还有关于古人在冬日凿冰入窖，以便在天热的时候用它来冷藏食物或保存尸体的记载。 《考工记·栗氏》。 第三节声学知识原始人类已知某些物体在受到振动之时会发声，例如敲击厚薄不同的石块、陶器会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拉动绷紧着的绳索或弓弦，以及用口吹某些空腔或管状体，也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人们根据这些特点制造了石磬、陶埙等乐器；至周代，由于宫廷音乐的发展，已出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即“八音”。其中有板振动和膜振动的（如编钟、编磬、铃、鼓等），气柱振动的（如萧、管、笙、埙等），弦振动的（如琴、瑟）。春秋战国以后这些乐器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乐律方面，西周至春秋战国，已出现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和十二律的完整理论体系。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用宫、商、角、徵、羽来表示，十二律用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来表示。关于各律的确定，最早可能是采用损益弦长的办法。《管子》中介绍了一种“三分损益法”，就是把一根弦分为三段，取其三分之二，舍其三分之一，称为“三分损一”；又增其三分之一，则为“三分益一”，这样辗转相生，就可以得到各律。《管子·地员篇》的原话是“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这种以弦长求各律的三分损益法。以数学语言来表述就是令黄钟的宫音弦长为（x3）4=9x9=8则徵音弦长为x（） 商音弦长为x（） 羽音弦长为x（） 角音弦长为x（） 8+3=08083=7272+3=993=4——于是，按弦长大小其五音的排列为徵（08）羽（9）宫（8）商（72）角（4） 978年湖北随县发掘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乐器。其中编钟一套4件，每钟都有两个发音部位，敲击不同部位，能分别发出相隔三度的两个音，整套编钟共能发出28个音，音域宽广，达五个半八度，只比现代钢琴高低两端各约少一组。中间三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多种乐曲。这么大规模的编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民乐器制造的杰出水平。 《考工记》对于发声体的形状、厚薄、大小同发声的关系，有过科学的记载。如钟的厚、薄、侈、弇要适当。“已（太）厚则石（声不易发），已薄则播（声散），侈（钟口太大）则柞，弇（钟口太小）则郁。”并且指出“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鼓也具有这种性质，也是“大而短，其声疾而短闻”，“小而长，其声舒而远闻”。《考《考工记·凫氏》。 工记》还指出，可以适当改变发声体的形状、厚薄、大小来调音，例如磬的发声太高，就摩去它的两旁；如发声太低，就摩去其两端。 春秋战国时期还知道某些共振知识。《墨子》曾提到用倒扣在地下的空瓮来探听敌方的军事行动或确定敌方挖地道的方位；《庄子》记载调瑟时引起另一瑟的共鸣现象“鼓宫宫动，鼓角角动”。 第四节光学知识光学知识起源甚早。日光或火光照射物体时所出现的阴影，平静湖面反映山丘、树木所成的倒影，对原始人类光学知识的积累都有一定的影响。商周时期已利用静止的水面来照自己的影。《庄子·德充符篇》“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以其静也”。金文中的“鉴”字，写作“■”，表示一个人弯腰向水盆照自己的脸。由于商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人们铸造了不少铜镜。它的出现为光学的实验研究提供了重要前提。《墨经》中记载了物体成影、光的反射、小孔成像、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的实验结果，内容相当丰富。 墨家认为，影是由物体遮住了光而出现的，其大小同物体、光源、影屏三者之间的位置有关。并且指出，影是不会随着物体运动而移动的（“景不徙”，景，即影）。当物体移动时，前影消失，后影产生。人们通常所看到的影的移动，其实只是前影不断消失，后影不断产生的连续过程。这是很科学的见解。《庄子·天下篇》也有“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见解。 “光的直线前进”是几何光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墨家学派就已知道了。墨家指出，光的照耀就跟射箭一样（“煦若射”）。基于这样的看法，对小孔成像实验做了正确的解释人体反射的光线经过小孔以后，“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2，这样，所成的便是倒像。墨家还指出单个平面镜所成的像只有一个，同物体的大小、形态完全一样，而且总是跟物体以镜面成对称的。对于凸面镜来说，所成的也只有一个正立的像，但较小。凹面镜所成的像较复杂。墨家把凹面镜的曲率中心至焦点的一段距离称为“中”，当物体在“中”以外时，所成的是倒立的小像；当物体在靠近镜面的“中”以内时，所成的是正立的放大的像。（“镜洼，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内”3）。墨家没有区分焦点和圆心是其光学成就上的一个缺陷，但他们的实验研究在世界几何光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墨家关于几何光学的理论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275年）所著《反射光学》约早了一百多年。 《墨子·经下》。 2《墨子·经说下》。 3《墨子·经下》。 第五节磁学知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采矿、冶金过程中，在与磁铁矿的经常接触中，发现了磁铁矿的吸铁性。这种吸铁性就象母亲吸引子女一样，因而人们最初把这种矿石称为“磁石”。如《管子·地数篇》就写到“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 磁石除了具有吸铁性之外，还具有南北指向性，指向性与吸铁性，实际上都是磁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表现。当时人们已利用磁石指向性，制造出指向仪器——司南。《鬼谷子》说到山中采玉，一定要带着司南以不迷失方向。《韩非子》也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古帝王用司南端正方向，以保障皇位的尊严。它实际上就是后世指南针的最早形式。 《韩非子·有度》。 第六节对运动及时空的认识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属性。远古时代的人们对于运动已有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对机械运动更为熟悉。如日月的东升西落，江河的奔腾流逝，门扉的启闭，矢石的飞行等等。先秦时期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曾对机械运动作了探讨与研究，其中尤以墨家学派的研究较为深入，墨家给机械运动下的定义是“动，或从（徒）也”2。这里的“或”，应借为“域”，即区域；徙即迁徙。“或徙”即指位置的移动。这种移动包括转动（“偏际徙”），这就象门扉去掉门闩时，可以随意开闭一样（若户枢免瑟）。至于圆球的滚动，墨家也进行了讨论，认为圆球在平面上无论怎样滚动，都能保持平衡（“丸，无所处而不中”）。 墨家对静止的定义是“止，以久也”。就是说，静止表现为物体在某一位置上停留了一段时间。如果物在这段时间内并不停在一个位置上，那就是“不止”了。不止也就是运动。快的运动，墨家称为“无久之不止”，它就象飞矢过楹一样快；较慢的运动，墨家称为“有久之不止’，它就象人走过桥，要有一定的时间。这里的“有久”、“无久”都是时间的量度。值得注意的是，墨家所谓的“无久”，并非指时间为零。墨家认为，“无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指“当时”（“始，无久也”，又“始，当时也”）。因此，墨家的“无久”，是指时间极短，就象刚开始的时刻。 春秋战国时期对于时空问题已有较正确的认识。《管子·宙合篇》中提出了“宙合”的概念，认为天地十分之大，它囊括了世界万物；而宙合比天地更大，它又囊括了天地（“天地，万物之橐，宙合又橐天地”）。这宙合就是后来所说的宇宙。《庄子·庚桑楚》说到“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乎本剽（即本梢）者，宙也。”因此，宇宙是无限空间，无限时间的总称。墨家则把它称为“宇”和“久”。他们定义“久”为“弥异时也”2即贯穿所有不同的时刻，包括“古、今、旦、暮”。定义“字”为“弥异所也”3，即遍及所有不同的场所，包蒙乎东西南北。 关于运动与时空的关系，墨家指出“宇域徙，说在长宇久”4，意思是物体的运动必须经过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在空间上要有一个距离，在时间上要有一个时间间隔），也就是说运动必须在时空中进行。 2《墨子·经上》。 《墨子·经上》。 2《墨子·经上》。 3《墨子·经上》。 4《墨子·经下》。 第七节物质结构假说在殷周之际，人们已从日常的生产生活实际中抽象出两种有关宇宙生成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一种是“八卦”说，认为天、地、山、泽、水、火、风、雷等八种自然物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另一种是“五行”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构成了世界万物。这两种学说长期并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进一步地对构成世界万物的那些自然物的内部结构，作了思辩性的探索。墨家学派认为物质内都是由无数个“端”所组成的。端极细小，内部无间隙（“端，是无间也”），因此它不可能剖开（“非半，弗■”）。要是把一根木条（假如下考虑它的厚度）一半一半地砍断，可有两种砍法如果是从前头砍起，先砍掉一半，后再砍掉一半的一半，这样砍下去，砍到某一步必定会出现砍不下去的情况（“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那是因为在中间的位置上恰好有端的存在（“犹端也”）；如果是从前后同时砍，同样砍到某一步也会遇到砍不下去的端（“前后取，则端中也”）。 公元前四世纪的名家惠施也持相同的见解，他说“至小无内，谓之小一。”2这个“小一”无内部可言，也和端一样，可以看成是一种原子。但是某佚名辩者提出了相反的论点，即认为物质内部的结构是连续不断的，他们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一种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 也是公元前四世纪时期的宋钘、尹文等人则提出了另一种学说——“元气说”。他们认为“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2。这“精”是什么？“精也者，气之精者也”。3“精”就是“气”，“气”流行于天地间，登于天，入于渊，在于海，在于山。也就是说，天地间一切东西都是由精气产生的。宋钘、尹文学说是从老子继承来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在这里，老子把“道”看成是物质的始原，它是物质性的，也就是气。 元气学说是我国古代关于物质结构的最主要的学说，春秋战国时期启其端，汉唐时期对其作了充实与发展，至宋明时期出现了更大的发展。元气学说的产生与发展，在我国物理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墨子·经说下》。 2《庄子·天下篇》。 《庄子·天下篇》。 2《管子·内业篇》。 3《管子·内业篇》。 4《老子》第四十二章。 第十七章医学中国传统医学，由于近代传入西洋医学，人们习惯称为中医。中医学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同疾病和不良的卫生环境作斗争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概括，其内容十分丰富。近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无论在疗效总结和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有价值的成就，为国际上许多学者所关注。 第一节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问题，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先秦秦汉时期的学者，对医药卫生的起源，已多所讨论。《淮南子·修务训》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始有医药”。这反映出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在日常寻觅食物以求温饱的劳动中，不但对植物药性功用积累着感性认识，而且对其适合于某些伤损、疾病之治疗，也总结着经验和教训。《帝王世纪》“伏羲画八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行五藏，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这反映出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谋求健康，逐步认识人体、气象同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总结医学理论和创制医疗器械，用药原则等的原始状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药，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人头骨变形和侧门牙被拔除的情况。大汶口遗址、曲阜西夏侯，江苏邳县大墩子，福建闽侯石山以及台湾屏东鹅銮鼻等等新石器时代墓葬都有相同的发现。这种拔除和变形，绝不全是外伤所成，而是出于美观或其他需要而进行的手术所致。这就证明《史记》记述的上古外科治疗技术是有史实根据的，并不是想象之辞。 中国传统医学源于伏羲、神农、黄帝以及上古时之俞跗、歧伯等说医界传奇sodu，虽有神话色彩，但反映了医药学萌芽时期的状况。把这些传说理解为始于一定时期的群体经验，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 第二节中国传统医学与巫术之关系中医学同世界各民族医学发展的早期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最早期群体医疗经验的积累，为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兴起的祖先崇拜、巫术和宗教观念所利用，甚至早期的朴素经验由巫术、巫医取而代之。这种情况在中国以殷商时期最为突出。从大量出土的甲骨文可以看出，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医疗活动，几乎都是运用占卜祈祷祖先神鬼以求疾病伤痛的痊疗，或卜问疾病的发展情况。例如贞病齿，告于丁，贞疾舌，桒于妣庚。 癸巳卜■，贞子渔病目，福告于父乙。 贞有病年，其死。 《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这正是医药学发展在商周时期的真实写照，一则依赖巫师祈祷鬼神先祖以求痊疗，一则在治病中虽然施行巫术，但仍仰赖不死之药。此一时期的医疗也并非完全为巫师所掌握，民间朴素医疗经验积累仍不断进行着。例如甲骨文关于头、耳、眼、鼻、口、齿、舌、喉、心、肠胃、手、臂、关节、足、止、骨等解剖部位之记述；关于瘤、跌伤、耳鸣、蛀齿、下痢、失明等疾病及症侯之论断；关于疾病灾祸之缠延不断，断气、丧命、死亡等之形容和结论，都反映了殷商时期我国医疗经验和认识水平。中国象形文字在其创造之初，如表示腹中有虫的“蛊”字，表示牙齿被虫蚀的“龋”字，以及醫字本身的从匚、矢、殳、酉等，表示运用酒类洗疗箭矢，刃伤及撞击、钝伤。这些文字的形、声含义，也提供了早期医学水平的宝贵资料。《周礼》“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礼记·月令》记有“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仲冬之月，地气沮弛民必疾疫”。表明这一时期在探索疾病与季节、气候异常变化的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代表人物，当推秦名医——医和。《左传》昭公元年记述医和给晋侯诊病时的医理论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阴**寒疾，阳**热疾，风**末疾，雨**腹疾，晦**惑疾，明**心疾”。这段精辟的病因、病理论断，将中国传统医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它标志着医学与巫术的决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在论述秦越人一生的业绩时，有“六不治”（即六种情况下不施治）的概括，其一即“信巫不信医”。可见，巫医在春秋时期已不再占有优势的地位。《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这一结论同《内经》其他论述一样，影响中医学两千年的发展，保证了中医学的非鬼神观念。 第三节早期的药物知识和用药剂型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更为丰富。《周礼·天官》说“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可见用药之知识已很丰富。在《诗经》和《山海经》等文献中，也大量记录有预防疾病、治疗疾病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诗经》记有药用植物五十余种。《山海经》记有补药、避孕药、预防药、解毒药、杀虫药等礼》所谓五味，乃指药物分属于辛、甘、苦、酸的性味。所谓五药，乃指草、木、虫、石、谷的早期分类。药物知识的积累，促进了用药方法的进步，而服药以何剂型最为方便有效，用药途径如何最好，就提到医学家的研究课题上了。精通针灸的历史学家——皇甫士安，在论述药物剂型的历史时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伊尹是商汤时之右相，出身于烹饪师，本是奴隶。他曾讲过“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和桂均系调味品，也是医学家用以祛风除寒的常用药。我国有“医食同源”之说，现在习用之汤药剂型可能即源出伊尹。酒也很早广泛用于医疗，“醫”字从酉，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殷商甲骨文中有“鬯其酒”，即用百草之香，酿而为酒，用作处理尸体以防和臭烂。《内经》强调“汤液醪醴”。《汉书》也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论述。这些都反映了药物学从单味药过渡到数味药的组合应用，以及用煎汤煮沸和酒浸泡制等剂型以求速效的历史过程。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据学者研究早于《内经》，反映了春秋战国及以前人们战胜金创、伤痉等外利疾病的丰富经验。如用酒作为外伤止痛、洗伤消毒，指出配伍者占处方十分之一强；其丰富的外治法用药浴、熏蒸等剂型也达到较高的水平。《五十二病方》所用药物已有247种，所组处方280多个，绝大多数医方系复方。由此可知，中国药物学经验的积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十分丰富，在运用药物配伍原则，协调药物作用，提高药物疗效等方面已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可以认为这是我国医学史上方剂学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第四节医学分科及医疗经验积累随着医疗经验日益积累和医学研究范围扩大，必然出现各有专长的医学家，形成按照性质任务或所治疾病的不同而分科。最早是医术与巫术分立。《周礼》所记“巫祝”在春官大宗伯的官职之中，而“医师”则已改属天官冢宰，可见殷商医巫不分或巫医统治的局面，在《周礼》中已分立而属不同领域了。医师这一职业，当时也已分为若干科。比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四科，并详述其业务范围和职能。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即掌管统治者饮食与营养。“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即以诊治广大群众内科疾病为职务。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即诊治各种疮疡、刃伤和伤损骨折等外科疾病，并负责外用腐蚀消毒药品制备。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这一分科和分工，可以证明这时期医药学已相当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活跃，产生了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也出现了大批医疗技术专书和医学理论名著。《汉书·艺文志》记《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脏六腑疝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脏六腑瘅十二病》四十卷等。《五十二病方》一书，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原缺书名，以目录“诸伤、伤痉、婴儿索痉、婴儿瘈凡五十二”为据命名。它基本上是一部外科专书，如首先论述诸伤，其次论各种外伤引致之破伤风，婴儿断脐所致之破伤风、狂犬咬伤、犬咬伤、肛门瘘管、痔疮、溃烂、疣肿、蛇咬伤等等。因此，与《汉志》所载《金创疭瘈方》有相似之处。它在许多外科疾病的论述和医疗技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例如，使用探针以探索肛门瘘管之深浅、方向，从而决定治疗方案；用犬**纳入肛门，充气后拉出，使内痔尽出以便手术切除；对疝气之论述和鉴别，特别是使用疝气带、疝气罩进行保守治疗，还有甚似修补术的外科手术等等。早期医学家探讨人体奥秘，发病实质和治疗原则，从而又出现许多理论名著。如《汉书·艺文志》记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共七家，2卷。可惜仅《黄帝内经》尚存，其他均已散佚。 《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简称《内经》，最早见于《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其成书归之于黄帝，自不可信。然以本书某些辞句为根据，认为成书于汉甚更晚，也是欠说服力的。林亿《甲乙经序》说《内经》“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朱熹文集·古史余论》“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书，以相传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吕复认为“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这都是说，《内经》之成书，约在战国时期，但并非一时一人之言，而是长时期众多医家共同的结集。 《内经》由两部古典著作组成，即《素问》和《灵枢》，现传本各九卷，共一百六十二篇。《针经》九卷，即《灵枢经》。《内经》综合前代医药学成就和理论认识，对人体解剖、生理，病因、病理、症候、诊断、治疗和预防，药物的性味、功用，方剂、组成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如对人体五脏六腑，脏与脏，腑与腑，以及脏与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均绳之以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所谓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属阴。六腑，是胃、大肠、小肠、胆、**、三焦，属阳。书中运用金、木、水、火、土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阐述脏腑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如肝木克脾土，即肝有病克脾。在治疗上除治肝外，还要防治脾被侵扰。至于疾病诊断和治疗原则的确定，药物功能作用的阐述，处方用药的调遣和配伍等，也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内经》还十分强调整体观念。除上述人体内部的整体观外，自然界寒暑燥湿，风雨季节、地势方位以及其它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都予以全面考察。这些相互关联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相互为用的理论体系。在疾病诊治过程中，很注意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处治，即人们习称的辨证论治原则。中医学两千多年来，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不断积累、充实修整而发展起来的。 第五节预防医学与养生预防疾病和增进人体健康的养生思想和技术，是很受古代学者重视的。 《淮南子》“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内经》更强调“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史记》论述扁鹊诊视齐桓侯未病之病后，感叹地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正是在这些先进思想指导下，中医学不但重视预防疾病和早期治疗，而且形成了一个养生的学科。养生，是以陶冶性情、增强身体健康为目的。《行气玉佩铭》约系战国初期的气功文献，其铭文是“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四十五字的要领，与同时代或稍晚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却谷食气》，虽然文字不同，但其方法步骤基本一致。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对养生养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气功是我国历代用以增强体质、祛除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由于其注重深呼吸、静养，静中有动，故又称之为静功。又一派主张动功，其早期如《淮南子·精神训》所述“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凫浴、蝯躣、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庄子·刻意篇》也有类似记载。这种模仿动物的六种术式，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中，得到了生动的图像说明，而且明确指出何式治何疾苦。不难看出，这些正是后汉华佗创制五禽戏的依据。 第六节卫生与医事管理先秦的卫生保健除养生、养形外，如《礼记》所说“五日则燂汤清浴，三日具沐”以及“鸡初鸣，咸盥漱”等，已形成讲究个人卫生的准则。在饮食、饮水卫生方面，也有许多科学的卫生习惯和知识。此外，如环境卫生，据研究，夏代已凿井而饮。随着城市建立，生活污水处理也早有先进的办法，如商都及战国燕下都发现有下水道。甲骨文有牛栏、猪圈等，说明当时已是人畜分舍。《周礼》、《诗经》有抹墙、堵洞、药熏、洒灰等记载，即用以除虫灭鼠。《左传》“国人逐瘈狗”，即捕杀狂犬以预防狂犬病。 医药卫生管理制度在先秦也已达到较高水平。如《周礼·天官冢宰》规定医药卫生最高管理官员为“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除医师为众医之长设上士二人外，还有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各司掌管、考核等职责。 第七节医学家先秦时期已产生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岐伯、雷公、医和、医缓等，尤以扁鹊最享盛名。扁鹊本姓秦，名越人，勃海鄚州（今河北任邱县）人。约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以长桑君为师，尽得传授，游医民间，足迹遍冀、鲁、豫、秦，随风顺俗，诊治众疾，每多佳效，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声誉。他到赵国首都邯郸，当地习俗尊重妇人，他即做“带下医”（妇产科）。到周都洛阳，当地习俗尊敬老人，他即为“耳、目、痺医”（五官科及关节痺症）。到秦都咸阳，当地习俗喜爱小儿，他即做小儿医。扁鹊诊疗疾病，擅长望色、闻味、问疾和切脉，尤以切脉诊断最为精良。故有“今天下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誉。他善于综合运用药物，针灸、按摩、导引以及热熨等外治法治疗疑难大症。他曾抢救虢太子“尸蹷”（假死）使之复活。人们盛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他谦虚地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鹊诊疗疾病，每每给予巫医或**逸酒色之徒以砭斥。司马迁论述扁鹊事迹和品质时有“六不治”的概括，其中尤以“信巫不信医”不治，影响最为深远。在巫医较盛行的时代能有此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扁鹊医术超群，医德高尚，为秦太医令所嫉，竟遭杀害。《汉书·艺文志》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书，不知是否秦越人听撰。《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相传扁鹊所撰，但研究者多认为系依托之作。 以下，关于扁鹊的材料，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第十八章妇女人类的历史，是妇女和男子共同创造的。种族的延续，社会生产的运行，文化活动的发展，都离不开妇女，有时妇女的劳动还占了更重要的地位。但由于记载的缺乏，我们对于有关妇女的历史知道得太少。汉代刘向著《列女传》，是一部最早的关于妇女的传说。在作者浓厚的封建意识的支配下，这部书的内容虽保存了一些资料，可惜多不免陷于空疏。今取其所记有历史意义者数事，并略有增益，汇为本篇。 第一节女娲，简狄、姜嫄女娲是一位传说中的创世女神。她曾抟土为人，炼石补天。 据说，女娲的时候，天的四极塌陷，大地分裂，到处是熊熊的烈火，到处是浩瀚的水流。女娲炼成五色石，把天补了起来；斩断了巨鳌的四足，把四极撑了起来；平定了水土，使人们有了定居的条件。 女娲又在她开辟的土地上，造出人来。《风俗通义》引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借，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关于女娲的一些说法，显然是神话。但这些神话推崇女娲，把她说成是创世的女神，同时又尊为人类的始祖，这是妇女在远古时代的社会地位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 不知是在女娲神形成以前或以后，商族的老祖母简狄和周族的老祖母姜嫄出现在传说世界里。简狄生子契。姜嫄生子后稷。她们的儿子，分别成为商族和周族创建基业的人物。相传，她们在生这两个儿子的过程中，都有一段奇迹。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又《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说的都是简狄的故事。简狄是有戎氏的女儿。上帝命玄鸟把卵带给她，她吞了卵而有孕，后来生下契来，成为建立了商族和商朝的始祖。《诗》中的帝和天，都是上帝。上帝命玄鸟送卵，也就意味着上帝送子嗣给她，而这子嗣后来成为创建商族的伟大人物，而简狄在商人的心目中也成为商族的伟大女性。 《诗·大雅·生民》是一篇咏赞姜嫄2和后稷的长诗。诗的开端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大意是说，当初有人的时候，只有姜嫄。她祈祷着，祈求有个儿子。后来她踩着上帝的脚印，停顿下来，感到肚子里震动，就怀了孕，有了孩子，就是后稷。诗词接着谈到后稷在农业上的出色成就。他种的粮食，经过加工，上帝都闻到了它的香气。女娲、简《淮南子·览冥训》。 《太平御览》七十八引。 2参看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考》，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第73—80页，三联书店983年版。狄和姜嫄，都可说是创世纪中的人或神，而姜嫄在周人的心目中当然也是周族的伟大女性。周人有诗称颂她，说“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诗·鲁颂·閟宫》。 第二节太任，太姒太任，是周先王王季的妃，周文王的母亲。太姒，是周文王的妃，周武王的母亲。宗周诗人歌颂周的功业，如《大雅·大明》，太任、太姒跟王季、文王并举，虽没有列举多少具体事实、但显然是因为太任、太姒在殷周兴替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大明》诗辞说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丕） 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从诗章看来，周之伐殷，是上顺天意，下合民心的。太任之嫁王季，太姒之嫁文王，以及文王武王之出生，都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之天意的安排。太任太姒被安排的历史位置，是极有分量的。诗辞中指出“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指出“大邦有子，伣天之妹”，都在表明殷商姑娘的来嫁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从当时殷周两国文化发展的水平来看，周比殷为后进，殷商姑娘之西来，是可能带来一些较高的文化。诗辞又指出渭滨的亲迎，是“造舟为梁”，可见迎亲送亲的队伍之盛大，使诗人感到“丕显其光”，也就是感到极大的光荣。《周易·归妹》爻辞有“天乙归妹”，即指“大邦有子，伣天之妹”的出嫁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到爻辞里，可见其流传之广，而为当时人所熟知。 第三节许穆夫人赋《载弛》《诗·国风》里有不少歌咏妇女的诗，也可能有不少为妇女自己所作。 但一直到现在，可确认女作者姓名的诗，以许穆夫人所赋《载驰》为唯一的诗篇。如单以作诗的时间而论，许穆夫人的《载驰》要比屈原的《离骚》早三百几十年。 许穆夫人出生在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期的卫国（今河南湛县），是卫宣公的女儿，卫懿公的妹妹，出嫁于许。公元前0年，狄灭卫。《左传》闵公二年记卫灭后的情况是“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餽）公乘马，祭服五乘，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这说的是卫灭亡后，结集遗民，进行善后并得到齐国援助的情况，这正是许穆夫人赋《载驰》的历史背景。 对《载驰》的解释，颇有歧义，而主要由于对《载驰》首章之理解不同。《载驰》共五章，首章的诗辞是载弛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头四句是作者自述她的想象她坐上马车，急急忙忙地去吊唁卫侯，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漕（曹）。但“大夫跋涉，我心则忧”，事实上只能派遣许国大夫去辛苦一趟，自己只能把忧愁埋在心中。以下四章都说的是作者的愁苦和许人的漠不关心。《诗·小序》说“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复，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小序》所说，大体得作者之意，但作者对于许人更多责怨之辞，故有“许人尤之，众稚且狂”的诗句。诗中为卫提出“控于大邦”的想法，这是卫国仅有的出路，而卫国实际上也是依着这条路线走过去的。末章称“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可见当时的许国上层议论纷纷，作者却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见怪吧，你们的种种想法都不如我的主张。许穆夫人不只是一个能作诗的妇女，也是一个临乱不乱，有政治见识的人。 第四节齐姜劝导晋公子重耳晋公子重耳因晋国内乱，长期流亡在外。他到了齐国，齐桓公把女儿姜氏嫁给他，他在齐国受到很好的待遇。他有马二十乘，一乘四马，就是说有马八十匹。他过着舒适的日子，打算老死在齐国了。齐桓公死了，孝公即位，诸侯们不再听齐国的话了。重耳的随从们知道齐国帮不了他们多大的忙，而重耳却有终老于齐的思想。他们想离开齐国，怕重耳不答应。他们在桑树下面商量，却被采桑的蚕妾听到了，而他们没有察觉。 蚕妾把听到的话告诉了姜氏。姜氏怕走漏了消息，对重耳不利，就把蚕妾杀死了。姜氏对重耳说“从者要同你离开这里。听到这消息的人，我已把她杀了。你一定要同意大家的考虑，不可犹豫，犹豫是不成事的。你逃避晋国的内乱，到现在已经够受的了。自从你离开晋国，晋国没有安宁的日子，人民没有一定的君主。天没有亡晋，但是在你以外，没有别的继承人选。得有晋国的人，不是你，还是谁？你努力吧！上帝已与你同在。你犹豫不定是会有灾难的。” 重耳对姜氏关于晋国政局的分析并不动心。他说我不再走动了，一定要死在这里了。 姜氏征引了《诗·小雅》、《郑风》、西方之书和管仲的遗训，阐述“怀”与“安’的危害。所谓“怀”，是指个人的私欲；所谓“安”，是指贪图安逸。姜氏说“齐国之政败矣，晋之无道久矣。从者之谋忠矣。时日及矣，公子几矣。君国可以济百姓，而释之者非人也。败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子必速行！”又说“公子唯子，子必有晋，若何怀安。”重耳面对姜氏这样坚决而有远见的劝导，还是不能接受。于是姜氏就与重耳的主要随从，也是他的舅父狐偃，共同商议，将重耳灌醉，载在车上，离开齐国。重耳酒醒后，极怒，拿起武器来，要同狐偃拼命。但后来，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最终回到晋国掌握国政，证明了姜氏之正确与远见。 以下，见《国语·晋语一》。 《国语》韦昭注“几，近也。言重耳得国时日近。” 第五节晋弓工妻谏平公春秋年间，晋国有个弓匠，接受了晋平公交给的做弓的任务。他做了三年，才把弓做成。晋平公拉满弓试着射了一下，连铠甲的一层叶片都没有射透。平公怒，要杀弓匠。弓匠的妻子听说，请见平公。她对平公说，“您听说过公刘的事吗？公刘看见牛羊践踏芦苇，心里就很难过。他恩德及于草木，难道还要杀无辜的人吗？秦穆公时，有盗贼偷吃了他的骏马，他怕他们吃马肉容易得病，反而送酒给他们喝。楚庄王宴群臣，有一个人趁着蜡烛灭的时候拉了一下庄王夫人的衣服。夫人揪断了那个人的冠缨，要庄王点上蜡烛追查。庄王不答应，没有去追查，反而要群臣把冠缨都取下，尽情饮酒。这三个君主，仁德著于天下，终于得到了他们所赦免的人的报答，美名传于后世。帝尧治天下的时候，他住的房子，茅草屋顶不加修饰，柞木椽子连砍都不砍，门口只有三层土阶。即使这样，他还觉得盖房的人太辛苦，住房的人太安逸了。现在我丈夫给您做弓，也够劳苦的了。弓的主干生于泰山的山坡，于一日之间三见阳、三见阴，非常坚硬而有韧性；弓缘缚上燕国出产的牛角，弓身缠上楚国产的麋鹿的筋，再糊上河鱼的胶。这四种材料，都是天下难得的好料。用这种材料做的弓，您射起箭来还不能穿过一层铠甲叶片，说明您不会开弓。但您反倒要杀我的丈夫，这不太糊涂了吗？我听说，射箭的规矩，左手就象顶住千斤之力一样牢牢稳住弓，右手象附在树枝上一样轻轻钩住弦。右手发箭，左手没有感觉，这才是射的道理。” 晋平公按着弓匠姜说的办法拉满弓，射穿了铠甲的七层。弓匠立刻得到了释放，并得到了平公的赐金。 第六节赵威后问齐使大约是在战国晚期，齐王使使者问候赵威后。齐王的书还未打开，威后就问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高兴地说臣奉使前来，您不先问王而先问岁，难道是要把贱者放在前面而把富贵者放在后面吗？威后说，“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岁，何以有民？如果没有民，何以有君？所以我要这样发问。难道要我舍本而问末吗？” 紧接着，威后又提出了几个问题。她说“钟离子无恙耶？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她又说“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卹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她又说“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她说“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她又提出于陵子仲，这大概是在当时享有一定声誉的人，但威后有自己的看法。她说“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赵威后问齐使的话，见于《战国策·齐四》。赵威后，疑即赵惠文后。 赵惠文王死后，嗣王年幼，后用事。威后问齐使，或即这时候的事。威后在初见齐使的问话，可以说是对于她的政治思想的概括。在很长时期里，中国政治思想家不断称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种思想跟威后问齐使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威后紧接着又提出来的问题，是有关社会风气的问题，是应该表扬什么和打击什么的问题。威后所问的这些问题，都是政治上带根本性的问题，反映了威后的政治见解，这在战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中是很难得的。可惜，关于威后的事迹，别无可考。 第七节孟母教子孟母是孟子的母亲。孟子早年丧父。他是在母亲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 孟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良母亲，两千多年来，被认为是母亲的典范。相传孟子幼年时候，住家在墓地附近。他做游戏、学埋死人。孟母怕这样下去会对孟子产生不好的影响，便将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在这里，又学商贩叫卖。孟母觉得这也不是教育孩子的好环境，又将家迁徙到学宫附近。这样一来，孟子在游戏的时候，就学揖让进退等礼节。孟母认为这才是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便定居下来。这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 又相传，孟子开始上学的时候，读书不肯用功。有一次孟子放学回家，孟母正缉麻线，问他学习的进展情况。孟子回答说还不是那么回事。孟母听了很生气，用刀把机上正在织着的麻布割断。孟子惊恐地问为什么这样做？孟母说“你不好好学习，就象我把织着的布割断一样。你不好好学习，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这是有名的“孟母断织”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选择教育环境的，一个是关于教子成材的，反映了孟母对于幼儿教育极大的重视。她不只是对问题看得准，而且执行得坚决。孟子后来成为孔子以及儒家大师，不应简单地归功于母教，但不可否认，母教对于孟子的成长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十九章杂传伯夷、叔齐、柳下惠、西门豹、荆轲，他们的行事不必可取，旧史关于他们的记载或亦不无涂饰。但这些事迹有近于独立特行，久为人们所乐道，因辑为本篇，以备观览。 第一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伯夷和叔齐，是殷商末期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县南）君的儿子。孤竹君想在他死后立叔齐为君。他死后，叔齐让位给哥哥伯夷。伯夷不肯，说，“这是父亲的意思。”随后伯夷就出走了。叔齐不肯继位，就也出走了。国人立了孤竹君的中子为君。 兄弟二人出走后，听说西伯昌（周文王）有德行，尊重老人，便决定到周去。 他们到周后，西伯昌已死，武王继位。武王帅师伐纣。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却带着队伍去打仗，能说是孝吗？周为商臣，以臣代君，能说是仁吗？”武王的手下想杀了他们，姜太公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叫人把他们搀扶走了。 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叔齐以武王的做法可耻，义不食周粟。他们隐居于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南），采食野菜山果，饥饿而死。死前作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孔子、孟子对伯夷叔齐都加推重而又有所不同。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孔子称赞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2，“不降其志，不辱其身”3。又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4。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5但又说“伯益隘，君子不由也。”司马迁为伯夷叔齐立传，特别重视孔子对他们的推崇，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 事见载于《史记·伯夷列传》。 《论语·述而》。 2《论语·公冶长》。 3《论语·微子》。 4《论语·季氏》。 5《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公孙丑上》。 第二节柳下惠不辞小官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又字季。柳下，是封邑或所居地。他是鲁大夫展无骇的后裔，鲁僖公时人。 柳下惠，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典礼，娴于辞令。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34年），齐伐鲁，僖公使展喜犒齐师，并使展喜于事先在柳下惠那里准备好辞令。齐孝公见到展喜，就问鲁人害怕吗？展喜说，“小人害怕，君子不害怕。”孝公说“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你们依仗什么而不害怕？”展喜对答“我们依仗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而赐之盟，说“世世子孙，无相害也。”盟书藏在盟府，为太师所职掌。桓公也就是根据这个，得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道救其灾，这是执行固有的职责。现在您嗣位了，诸侯都希望您继承桓公的事业，因而我们也没有聚众设防。我们认为，您嗣位不过九年，如果弃先王之命而废应尽的职责，怎样向您的先君交待呢？你一定不会这样作，所以我们不害怕。”齐孝公听了这番话，只得答应撤兵2。 大约也还是在僖公年间，有海鸟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当时在鲁执政的臧文仲使国人致祭。柳下惠认为，祀典是国的大节，臧文仲的决定没有依据。他详细地论述了祀典共有噘、郊、祖、宗、报五种，另外还有社稷山川等有利于民的神。在这些范围以外的就没有祀典。他推测海鸟之至，是由于气候的变异。果然，这年，海多大风，冬暖。臧文仲听到柳下惠的议论，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使人把他的话记在简策上3。 柳下惠在典礼和辞令方面的修养，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受重视的倒是他那种虽是确然自立，却时而表现出的不拘小节，满不在乎的风度。《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予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说“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违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褐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又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2这大略勾划出了柳下惠的为人。“不辞小官”一语，有一定的概括性。 相传，鲁有一个独居一室的男子。邻有寡妇，亦独居一室。夜暴风雨至，坏寡妇室。寡妇请求避风雨，鲁男子不纳。寡妇说，你为什么这样狠心！鲁男子说，你年轻，我也年轻，所以不敢纳你。寡妇说，你何不学学柳下惠，他不避这种嫌疑，也没有人说他。鲁男子说，柳下惠可以这样办，我却不可以这样办3。这个故事，也说明柳下惠在群众间得到的信赖。 《国语·鲁语上》，“齐孝公来伐鲁”条，“海鸟曰爰居”条及韦昭注。2《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3《国语·鲁语上》。 《孟子·万章下》。 2《孟子·公孙丑上》。 3《孔子家语》。 第三节西门豹为河伯娶妇西门豹是战国初年人。魏文侯时，他为邺（在今河北漳西南）令，名声很好。 邺临漳河，漳水时常泛滥成灾。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话说“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西门豹到邺后，得知百姓苦于为河伯娶妇。他听说，邺的地方官，常年赋敛民财数百万，借口为河伯娶妇，取其二三十万，与巫祝私分。巫祝看中谁家的女子，就说应嫁给河伯。他们把这女子梳洗打扮，坐在嫁**，投入水中。这样一来，有女子的人家，唯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河伯，便纷纷逃离邺地。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好久了。西门豹说，“河伯娶妇时，请告诉我，我也去。” 到了为河伯娶妇的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地方官吏、豪富、里父老都来了。河岸上聚集着远近闻讯前来观看的，约二三千人。大巫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妇人，身后跟着十名女弟子。 西门豹看过河伯妇后，说“这女子不漂亮，还是麻烦大巫婆去告诉河伯，等找到更好的女子后再给他送去吧。”随即命人抱起老妇人，投入河中。隔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巫婆怎么去这么久，弟子去催催。”接着，便把一女巫投入河中。又过了一些时候，西门豹又说“弟子为何也这样久？再派一个女巫去催。”这样，连投三个女巫后，西门豹说“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人，不能办事，麻烦三老走一趟吧”。随即将三老投入水中。 西门豹向着河面鞠躬礼拜，十分恭敬地站立。良久，他向左右看了看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来，还是请廷掾或豪长入河催催吧！大家听了，都很惊恐，廷掾、豪长吓得面如死灰，不住叩头，额血流地。西门豹说“行了，再等一会儿吧。”又过了片刻，西门豹说“你们都起来吧！大概河伯要留客人多待一些时候。你们都回去吧。”从此以后，邺地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妇的事了。 西门豹征发了民吏，开凿了十二渠，是谓横渠，引漳水灌民田，初步治理了水患，使邺民人得水利之便。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后来，魏襄王时，邺令史起又续凿水渠，引漳溉邺。 4以下，见《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 第四节荆轲刺秦王（附高渐离） 荆轲，卫国人，齐国贵族庆氏的后代，卫人称为庆卿。后至燕，燕人称之为荆卿。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27年。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荆轲到燕国后，与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为好友。荆轲嗜酒。酒喝得很畅快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大家都欢乐，过了一会又相互哭泣，旁若无人。荆轲虽好饮酒，但为人沈深好读书。他游踪所至，与贤豪长者结交。他到了燕国，燕国处士田光先生待他很好，知道他不是庸俗的人。燕太子丹过去曾为质于赵。秦王政生于赵，少年时与丹交好。政立为秦王后，丹质于秦，而秦王对他不友善，故丹怨而亡归燕，谋求报复。燕国小，力不能。后来秦不断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蚕食诸侯。将要轮到燕国了，燕君臣都恐怕大祸临头。太子丹为这事很忧愁，他的师傅鞠武推荐田光2，说他为人智深而勇沈，可去与他商量。 太子丹谦恭地接待田光。太子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这件事。 田光说我的精力已经不行了，我不敢图谋国事，我的好友荆卿可用。 荆轲见到太子丹。丹说“秦有贪利之心，不... 22 和作者对他们的遭遇同情有关系。 个性和典型性的统一《史记》传记叙事，善于以个性和典型性统一起来。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无固定的格式，大抵因人立传，因事成文。就形式说，有单传、合传、类传的区分，主要意图在于表现传主为人的特征，根据对人物特征的认识取舍事件。取大事，这是当然的，因为它们有关于客观的历史实际，也有关于人物的历史业绩。但也不排除小事。如《李斯传》在传首写李斯“见吏厕中鼠食不洁”和“观仓中鼠食积粟”而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目的在于表现李斯为人见机行事，不顾是非美恶，阿世苟活，一生贪图富贵利达的特征。又如《张汤传》在传首写张汤儿时“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的故事，叙述详细，目的在于表现张汤为人善于治狱，而他的酷吏之才，实出于天性。此外如张良、韩信、陈平等传，也都写他们年轻时一些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往往也不都是光彩的。司马迁写这些小故事，目的同样是为了表现他们为人的特征的。一般取事不多，这是《史记》的特点。不写太多的事件，选取重要的几件事来写，这样叙事是简洁的，不堆砌许多事。项羽、李广都自称身经“七十余战”，但传中所写他们的战迹也只有两次。有些事件由于牵连别人或其他原因，则写于别传，这是司马迁惯用的“互见法”。项羽的好多缺点，写在韩信传里，一方面表现出韩信用兵有独到的见解，一方面也赞美了韩信，避免了正面批评项羽。又如写刘邦美的事情，大的事件，但看了《项羽本纪》及其他一些传，就会感到刘邦还有另一个面貌。刘邦被项羽打败，逃难，以及把儿子和女儿屡次推下车等情节，都写在《项羽本纪》里。避免在一篇中堆砌事件，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为人”的复杂性则于此可见。对于所取之事，无论大小，往往极力描写，有细节、场面，使之故事化，成为历史画面，则又是《史记》传记的风格。这是古代史官记事又一新的高度的发展，实开后世小说的先河。这里历史和文学就分不开了。《项羽本纪》里关于“鸿门宴”的描写，《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关于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的描写都是最突出的。如以《汉书·高帝纪》中所写的“鸿门宴”与《史记》的相比，那就清楚地看出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差异。《史记》所写的“鸿门宴”，也不是司马迁想象或虚构出来的，而是根据传说写成的。这种风格，实即重点突出。梗概的叙述和具体的描写相结合，形成波澜起伏，繁简相间、引人入胜的独特风格。选择人物，全面了解人物的“为人”，剪裁事件，重点突出。某些事件，既是个人传记，又往往有典型意义，反映丰富的历史内容。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从而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项羽本纪》、《李广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酷吏列传·张汤传》、《游侠列传·郭解传》等，都是代表作品。 传记中的语言《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很丰富。口头流传的成语、谚语、歌谣，广泛采用。又不回避方言土语，和后来古文家只求“雅”不同。用古史资料，往往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关于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尧典》的“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惟时懋哉！”等语，译为“信饬百官，众功皆兴”，“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维是勉哉！”等，原文和译文比较读之，就觉译文易读易懂多了。《史记》的语言，是“文言”，但接近口语，一般叙述和人物对话谐和一致，明快而含蓄，言外有意，耐人玩味；简约而繁复，不拘一格，各当其用，大抵服务于人物特征的描写。特别引人兴味的是刻画人物说话口吻，从而表现人物的精神态度。又往往适当地强调、夸张，使人物形象突出。这是《史记》语言很突出的特点，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一、《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二、《陈涉世家》：“陈胜王凡六月陈王出，（其故人）遮道而呼涉入宫，见殿层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三、《陈丞相世家》：“于是上（孝文皇帝）亦问左丞相平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四、《张丞相列传》：“（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及帝欲废太子，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五、《汲郑列传》：“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以上五例，汉高祖让皇帝位的话，陈胜故人惊讶陈胜为王一派阔气的话，陈平惶恐对答汉文帝的话，周昌口吃对答汉高祖的话，汉武帝对汲黯的讲话，都是当时口语的直录摹拟，或完全或不完全，生动地反映了说话者当时各各不同的神情态度，至今读之，犹觉汉初人物谈话的各种情景展现于目前。《史记》人物传记的出色和作者运用语言的努力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战国秦汉以来的那些篇，既是历史文献而又富有文学性。其特征在于作者根据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剪裁和强调，通过明晰通俗的语言，忠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生动鲜明的形象，有他们的个性和典型性，从而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面貌和本质。司马迁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由于辞赋和散文的发达，东汉时代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人们往往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为文章家的代表，文章家就是文学家。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的著名的辞赋家；司马迁也写过辞赋，但著名的作品则是《史记》的传记散文。他开创了我国古代散文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史记》流布以后，在历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史上发生了长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五节司马迁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在史学、文学之外，司马迁对天文学也有杰出的贡献。他主持了历法的改革，在《史记》中，对天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但在许多篇本纪、表、传中记载了丰富的天文学资料，而且还写了《历书》和《天官书》，开创了中国史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资料的优良传统。我国历代天文学资料之所以能大量流传至今，并成了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财富，追本求源，司马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司马迁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天文学家。 交食周期的首次提出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日食和月食是一种不可预测的天变现象。在惊惧之下，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并且进一步提出了种种星占学的结论。然而，日、月食是日、月、地三者处于特殊的相对位置——几乎或完全成一直线——时必然会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而日、月的运动（实际是地、月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因而日、月食的发生也是有规律的。当然，人们认识这些规律曾经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司马迁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开创性的作用。司马迁分析了历代的月食记录，他一破月食不可预测的成见，总结出月食现象的发生存在一种周期性的规律。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交食周期的数据。《史记·天官书》中说道：“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故月蚀，常也。”这一段文字中的数字由于千百年流传中的讹误而有矛盾，但，月食是有规律的，月食是件正常的天象，这却是叙述得十分明白的。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司马迁的交食周期就是后来刘歆《三统历》里的数据，即，一百三十五个朔望月。如果是这样，那么上引《天官书》中的数字，自“六月者一”起可改为：“六月者五，而五月者三，凡百三十五月而复始。” 正是由于司马迁发现了月食现象中有周期规律，人们此后才能自觉地去探求日、月食现象中的其他规律性，并由此而发展起中国传统的日、月食预报工作。 行星方面的发现和发明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即已发现，在相对位置固定不变的众多繁星之间，有五颗星在不断地运动着，即今所谓行星。行星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从西向东的方向，称为顺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从东向西运动的情况，而在方向变换关头则会发生行星相对静止不动的现象。前者称为逆行，后者称为留。由于逆行和留在行星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只占很短的时间，因此在司马迁之前人们虽然早已观测到行星有逆行，但却认为除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之外，其他都是一种反常的变异；至于就火星和金星来说，人们认为它们的留仍是一种反常的变异。这些反常现象都被归入到了星占学的范畴里去了。 司马迁分析了汉兴百余年来的史官行星观测记录，并结合他自己的观测验证，他发现，在五个行星的运动中都有逆行现象有规律地出现。《天官书》中说道：“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进而他对每个行星都总结和建立了第一份动态完整的行星动态表，其中包括了每个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中的顺行、逆行和留各个阶段的运行时间和所行度数。尽管司马迁所定的行星动态表精确度还不高，但是他把逆行和留都归入到正常的、可计算的范畴里来，从而为我国的行星运动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司马迁是一个敏锐的观测者。他指出，行星在逆行时比顺行时可能更加明亮。他说：“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1由于逆行大多发生在行星离地球比较近的时期，因此，观测者自然会看到它比较明亮。他还指出，金星可以亮到照出地面物体的影子，甚至可以见到它在白昼过子午线2。这些结论也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五颗行星，在司马迁之前一直有独特的名字。例如，土星称为填星，木星称岁星，火星称荧惑，金星称太白，水星称辰星。还有其他各种名称。这些名称来源于各种不同的特征。例如，土星的恒星周期为近于28年，古人认为它每年在二十八宿的一个宿内运行，将之填满，因称填星。岁星的恒星周期近于12年，古人认为它一年在十二次中的一个次内运行，观测岁星位置所在即可纪年。荧惑则因这红色的星运行规律复杂，古人感到困惑，故名。太白则因其色白而明亮。辰星则因其距太阳最远不超过一辰（一周天的十二分之一，即30°）。其他的名称则根据种种不同的原由而来。到了司马迁的时代，他的《天官书》里第一次出现了土、木、火、金、水这五大行星的名称。它们是在古代五行理论的支配下，根据五星的颜色特征而提出的。按五行理论，五行配五色，即土黄、木青、火红、金白、水黑。而土、木、火、金这四颗行星的颜色确实与此相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马迁天文观测的精细。当然，水星的颜色并不是黑的。司马迁也知道这一点。它的命名只是为了凑合五行理论。 传下了第一个全天星官体系为了辨认恒星、观测及记录天象的方便，古人把恒星多寡不等地组合起来，每个组合有一个特定的名字。这种组合统称星官。 《天官书》是现存介绍全天星官的最早的完整文献。虽然在战国时代的石申（一作石申夫）《天文》八卷（后又称《石氏星经》）和甘德《天文星占》八卷（后又称《甘氏星经》）等著作也有他们自己的全天星官体系，但这些著作都没有完整而可靠地流传下来。现在只能在唐代的一些星占著作（如《开元占经》等）中见到大量标为“石氏”和“甘氏”的文字片段，它们都是后人增删摘取的结果，无法反映出先秦时代的石氏和甘氏星官体系的全貌。 《天官书》将中原地区可见的全部星空划分成五个天区，称为五宫。在北极周围的称为中宫，有星官14官；其他天区则划为东宫，16官；南宫，20官；西宫，19官；北宫，19官。合共88个星官。这些星官的命名大多取材于人间，包括各级官吏、诸侯、古帝、贤相、各种器物、动物、植物等等的名称。人们一见这个体系定以为步入了一个天上的封建王国。其与古希腊的星座命名大异其趣。 1《史记·天官书》。 2金星离太阳的角距离最大只有48°。如果金星在子午线上时，太阳一定在地平线上很高了。这时，不是很亮的天体是无法看见的。 鉴于“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谈父子又均任太史令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提出，《天官书》的星官体系是司马氏的体系。它的渊源可能追溯到先秦。它的最晚完成时间当不会晚于《天官书》撰成的年头公元前一世纪初。这个体系当也是汉朝皇家天文机构所使用的体系。 把这个体系与世传的各个石氏、甘氏、巫咸氏等各家古星官体系比较，可以看出，这些体系中都有若干星官是受到《天官书》的影响和启发而组合命名的。例如，《天官书》说：“胃为天仓”，意为胃宿是天上的粮仓。而石氏却因此而另组合了天仓一官。《天官书》说：“张，素，为厨”，意为张宿是南宫朱鸟的嗉子，又是天上的厨房。而甘氏却因此而另组合了天厨一官。又，《天官书》说：“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太一是秦及汉初最尊重的天神，也是天帝的别名。把天帝置于明亮的北极星的位置上是非常恰当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和司空这三个权位最高的官职，它们之设在天帝的边上自然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甘氏却另外设立了三公星官。石氏则把太一独立成一星官，置于一个离天极相当远的一颗小星上。显然，甘氏的三公和石氏的太一两星官都是在《天官书》之后出现的。总之，由于《天官书》的时代下限是明确的，以此来研究后代流传各古星官体系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恒星的颜色观测恒星的颜色是恒星的重要物理特征之一。《天官书》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恒星颜色的可靠文献，它给后世留下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书中所记的恒星颜色有：质，白色；狼，白色；心大星，赤色；参左角，黄色；参右肩，苍色；奎大星，黑色；南极，赤色；昴，白色。 质，即现代天文学上所谓的鬼星团，m34；昴，即今所谓昴星团，m45；参右肩，即参宿七，猎户座γ星；心大星，即心宿二，天蝎座α星；狼，天狼星，大犬座α星。司马迁对上述恒星或星团的颜色描述都是正确的，和现代观测到的一致。奎大星为仙女座β星，红而较暗，《天官书》为适应五行配五色的理论，因而称之为黑色。考虑到中国有把深色的东西称为墨色的习惯，则奎大星之色也可算勉强符合实际。 不符合现今观测所见的有两颗星。一是南极，即所谓老人星，船底座α星。现今所见为-0.86等的亮度，光谱型为f0，属黄白色。这与《天官书》所称“赤色”相差太远。这倒不是司马迁观测有误，而是因为这颗星的赤纬太低，对黄河流域的观测者来说，它显露在地平上的高度最多只有5°左右。在离地平线这样近的地方，地面空气对星光的吸收比较利害，从而使恒星的颜色变得发红了。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对司马迁的恒星颜色记载的客观性是没什么可怀疑的。 这样，我们对唯一一颗其颜色记载与现代观测不同的恒星就必须作认真的对待。这颗参左肩，今名参宿四，猎户座α星。现今观测到的是颗0.92等亮度的红色的mα型星，而司马迁记其为黄色。在二千年中，这颗星从黄色变成了红色，这只能表明这颗星本身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此事引起了现代天文学家的兴趣，对之作了许多研究，并因之又一次对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引起了赞叹和钦佩。 提出恒星亮度概念的雏型亮度是表征恒星物理特征的一个重要的量。现代天文学上用星等来反映恒星亮度的大小。星等数值越小，亮度就越亮。1等星就比6等星亮100倍，而1等星则比2等星亮（100） 15倍，如此等等。用数字表征星的亮度，这个方法起源于古希腊，当然，当时是没有严格的数量定义的，即，当时并不知道1等星比6等星亮100倍的具体数值，因为当时还不掌握测量亮度的具体原理和方法，而只是凭肉眼的大概估计。然而正是有了这种直观的数量估计，才会发展起后来有严格定义和科学量度原理与方法的恒星亮度概念。 长期以来，人们都从未想到中国古代是否有恒星亮度的概念问题。因为从未发现过中国有用星等数值来表征亮度的记述。然而，恒星有亮有暗，这是个明显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家不会不注意到这个事实。我们仔细分析《天官书》的文字描述，发现其中有着某种恒星亮度概念的雏型。 《天官书》中注意到恒星的亮暗问题，它用五种文字描述来反映恒星的明亮程度。虽然《天官书》并未给出这五种描述文字的严格定义，因而它们彼此间的界限是很难划清的，但是，从总体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可以分辨的。 第一种描述是“大星”。被称之为大星的，在介绍全体星官的那部分文字有10颗，其中9颗已被证认出来，它们是（按通用古星名、通用国际名、星等数值排列）：心宿二（天蝎座α，1.22等） 南门一（半人马座β，0.86等） 南门二（半人马座α，0.33等） 轩辕十四（狮子座α，1.34等） 毕宿五（金牛座α，1.06等） 天狼（大犬座α，—1.58等） 南极老人（船底座α，-0.88等） 北落师门（南鱼座α，1.29等） 河鼓二（天鹰座α，0.89等） 这9颗星中最暗的是轩辕十四，但也有1.34等，即，仍是属于现今所谓一等星的范围。如计算这9颗星的平均星等，则为0.51等。 至于第10颗星，司马迁称之为将位，它的位置应在今所谓后发座的范围内。但这个星座内没有什么亮星。一般认为，将位星即后世所谓的“郎将”星。但此星星等只有5.07等，这就不但不是一颗亮星，简直是一颗很暗弱的星了。然而，从前面9颗星的分析可知，司马迁的大星称号不是胡写的。我们只得认为，也许必须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天区有无恒星亮度变化的问题。 此外，在介绍金星颜色变化的一段文字中，还谈到一颗“奎大星”。奎宿一共16颗星。这颗奎大星，后称奎宿九，即仙女座β星，星等为2.37等。它与前述9颗大星相比至少暗了1个星等。因为一个星官中常常不止一颗星，为了称呼其中的某一颗星时，古人常常不得不借助于该星在整个星官中的位置或该星与其他星的亮度比较。前者如称“参左肩”、“参右肩”之类；后者如称这颗“奎大星”。细察全天星官部分中介绍的大星，大多是与全天其他星官比较而言的，与奎大星这种主要就一个星官范围内而言的大星意义有所不同。加之，奎大星之称并不在介绍全天星官的那部分文字中出现。因此，我们不认为“奎大星”应属于前述10颗全天范围内的大星之列。话说回来，即算把“奎大星”也计算在内，则也不过把大星的平均星等增到0.69等而已，就平均数而言影响不大。 第二种描述是“明者”。只有一颗星有这称谓，即“北极”星官四颗星中最亮的一颗。今称帝星，小熊座β星，星等2.24等。 第三种是没有任何描述的一般星。《天官书》中记的全天星官共约500多颗星。其中绝大部分未加亮度描述。这些无描述的星中有亮到2等以上的，乃至象织女星这样很亮的星；也有暗到5等以下的星；不过，其中大多数是3—4等左右的星。 第四种描述是“小星”。明确被这样描述的有三颗星：轩辕御者（狮子座31，4.58等） 长沙（乌鸦座x，4.42等） 附耳（金牛座92，4.85等） 另外还有紫觿三星（猎户座、、）ljj12，被称为“小三星”。这个“小”字也可理解作指所占范围小。但如果也理解作指亮度小，则6颗星的平均亮度为4.42等。如果不计这“小三星”，则三颗小星的平均亮度为4.62等。第五种描述是针对最暗的星的，称为“若见若不”。这种描述只对“阴德”三星用过。这三颗是天龙座10号星和南京大学《全天恒星表》（1972年出版）中的11880号和11686号两星。它们的星等分别为4.77等，5.70等，6.66等。其中第一颗星不难看到，第二颗就较难看到，第三颗星则必须有很好的目力，在很好的天气条件下才能看到，故此司马迁称这一星官是“若见若不”。这三颗星的平均星等为5.71等，也是在常人目力能见的边缘上了。总起来说，司马迁对星体亮度的五种描述大体上可以这么区分：“大星”为1.5等以上的星；“明者”为2等左右的星；一般无描述的为3—4等星；“小星”为4.5等左右的星；“若见若不”为5—6等以下的星。尽管这几种描述有交叉，但大体上的区别还是明显的。这种恒星亮度概念发展下去，未尝不可形成一种严格的系统。但很可惜，司马迁开创的事业后世并没有沿着正确的道路予以发展，致使这一工作被埋没了二千多年。 关于变星的观测变星是一种亮度在不断变化的恒星。对变星的研究是现代天文学上的一项重要课题。因为大气现象也能导致人目所见的恒星亮度变化，所以人们对古人遗留下的大量关于恒星亮度变化的记述难以鉴别。但是，有些变星，它的最大亮度在人目可见的范围内，而最小的亮度又在人目不可见的范围，这样忽隐忽现的变星既容易被勤于观测的中国古代天文工作者所发觉，而我们后人也容易对之进行鉴别。《天官书》就有几处记述了这类变星隐现现象：“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脱。” “（天）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耗。” “三柱。柱不具，兵起。” 所谓“贱人之牢”，主要包括北冕座的半圆形部分，其中有三颗变星r、s和t星。变幅分别为5.8—12.6等、6.1—12.0等以及2—9.5等，都是变化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变星。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解这一段时写道：“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一星不见有小喜，二星不见则赐禄，三星不见则人主德令且赦。”撇开这些星占话语不谈，其中谈到正好是三颗星有不见的现象，而北冕座t星又正好在半圆形的边上，符合“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的话。可见，司马迁说的星实，即是指r、s和t三星的出现；星虚，则是指它们的隐没。 “天市”，司马迁说的是四颗星，它们是蛇夫座α、k、ν三星及巨蛇座η星。这四颗星的范围内有蛇夫座u及rs变星两颗，变幅分别为5.8—6.5等及5.3—12.3等。它们当是司马迁“星众”、“（星）虚”之说的实际内核。 “三柱”是指“五帝车舍”（后世称“五车”）五颗星范围内的三组星，每组三颗星，都是成尖锐的小三角形。其中西北方一柱为御夫座xeh、、、三颗星。ex和均为变星，e的变幅为5.0—5.6等。在天气条件较差的情况下，e是有可能看不见的。这时就可以说是“柱不具”。 总之，司马迁观测到并记下了多颗变星。这项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对奇异天象的介绍和记录所谓奇异天象，这里是指并不经常出现的，古人因不明其本质而对它有神秘感的天象，其中包括各种彗星、大流星、陨石、新星和超新星、极光，以及一些大气光学现象。对于这些天象，古人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单单看这些名词，现代人已难知它们究竟是什么。而这些长达几千年的天象记录却是当代天文学研究极感兴趣的对象，因为许多天象的规律性只有在很长的时期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所以，人们必须求助于古人对天象的具体描述和介绍。在全面介绍这些奇异天象的古书中，《天官书》是最早的一部（虽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比《天官书》时代更早，但其中只有图像，而文字却全系星占条文，并无天象本身的描述，除了彗星外，其他是很难判别的。另外，在《开元占经》中虽有一些石氏和甘氏的有关片断，但它们是否都是战国时代石申、甘德的遗文，还很难说）。 《天官书》记载的奇异天象名称共有20多个。从对它们的具体描述来看，大体上有以下几类：1.彗星《天官书》中记有天欃、彗星、天欃、天枪四，那都是具有直而长的彗尾的彗星。有蚩尤之旗，那是尾巴特别弯曲的彗星。有五残星，那是有五条彗尾的彗星，等等。 2.大流星和陨石有的大流星，由于气流的影响，它的余迹会发生扭曲变化，人目看来就好象蛇行一样，称之为枉矢。有的流星体很大，它们能进入到低层大气，形成火流星，最后堕入地面，造成很大的陨石坑，陨石形如狗，因称之为天狗。有的火流星未堕到地面就爆炸毁灭了，如果它们发生在白昼，人们看不到（或注意不到）它们的亮光，而只听见它的爆炸声，这就是《天官书》中说的天鼓。关于一般堕落地面的陨石，《天官书》称为坠星。 3.极光《天官书》中记载了多种极光现象。烛星：一种象火炬形状的极光。卿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是一种无定形的弥散光面型极光。天开：在黑夜的天幕上突然出现一条光带，好象天开裂了一样。还有归邪、旬始等，都是各种形状的极光。 4.黄道光《天官书》关于格泽星的描述就是一幅黄道光图像的写照：“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锐）。”在太阳系中存在许多尘埃粒子，它们主要分布在黄道面及其附近。太阳光照在这些尘埃粒子上，再反射出来，被人们观测到，就成为黄道光。它的图像就如上述格泽星的描述。因为它很微弱，所以很难观测。西方是在十七世纪由法国天文学家开始观测的。因此，司马迁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描述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5.新星和超新星它们绝大多数是原来暗得肉眼不可见的恒星，忽然亮度增加几千乃至几万倍，人们就看到天上新出现了一颗星，因称新星。有的会增亮几千万乃至几亿倍，就称为超新星。新星和超新星的亮度后来又慢慢降下去，逐渐消失不见。古人因称之为客星。有的客星很亮，受大气衍射的作用，看上去好象射出许多光芒，古人因而又称为孛星。这两种名称在《天官书》里都有记载1，但奇怪的是未作定义性描述。由于彗星也具有出现后又消失的现象，有极少数彗星也会向四周所有方向喷射出气体，因此古人也把彗星称为客星或孛星。精细如司马迁，居然未能从运动或不运动来区分彗星和新星、超新星，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除了上述这些奇异天象名称的介绍外，《天官书》中也有一些天象的记录。但这些记录极为粗略，无法具体确定其发生的日期乃至年份。从这一点来说，《天官书》的意义不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记录，而是开创了一个在纪传体史书中有专门篇幅保存天象记录的先例（至于准确的天象记录则在《史记》的一些本纪和年表中有所记载）。 对太初历工作的作用、贡献和批评太初改历是由司马迁发起的。他也参与了安装仪器、进行观测的工作。 可是最后实施的是邓平、洛下闳的太初历，而这种历法与《史记·历书》中所记的《历术甲子篇》是完全不同的。《历术甲子篇》中所记的，是一种四分历。它的基本数据是一回归年的时间为36514日（因而称为四分历），一朔望月的时间为*40日。邓平等人的太初历，其基本数据则为一朔望月时间为*日，一回归年时间为*1539日。化成十进制小数就可知道，这两组数据十分相近，而以四分历为略优。司马迁的拒绝太初历，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司马迁在历法问题上有他的缺点。为了强调这次改历的历史意义，使汉武帝的统治获得一种神圣性，他和一些同事把历法时刻所在的年名加以改动，称为焉逢摄提格，用干支来表示即为甲寅。这个年名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在改历诏书中予以发布。然而，按实际的年名，当时应该是丙子年。改1不过，《天官书》把孛星写成茀星。 为甲寅，一下断开了38年，给历史记载和推算添加了种种麻烦。这使最早奉命改历的人发生意见分歧，导致有人上疏“不能为算”的一个可能的原因。不管怎么着，后来邓平等的太初历并未采用这个年名，使纪年保持了连续。从这一点来讲，邓平是对的。 在天文学思想方面的贡献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这就是要研究天和人间的兴亡治乱之间的关系。 古代统治阶级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主宰着人间的命运，帝王则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人民的。天通过天上的各种现象来警示地上的帝王臣民：人间将要发生何种大事了。至于何种天象将预示何种人间大事，则是中国古代星占术研究的内容。天和人间两者有着神秘的关系，这种关系古代称之为“天数”。历代帝王设立了官方的天文机关，其职责之一就是要监视天象，以猜测天的意向。司马迁本人当过多年的官方天文机关的负责人——太史令。他自认他的家族世代是传“天数”的，他的祖先是重、黎、羲和，都是星占家兼天文学家。司马迁本人也不可能跳出这种阶级的和社会的局限，他也相信星占术。他的《史记·天官书》中充满了星占术的语句。这是时代使然，也不足怪。 然而司马迁却并不受星占术所束缚。在他研究天人关系的过程中常常发现客观的天文现象和以往星占家所传的条文有明显的矛盾，在这样的时候，司马迁并不怀疑客观现象的真实性，而是宁可对星占术作出局部的否定。作为太史令，司马迁有条件掌握历代遗存的天象记录和人事史料。仔细研究了这些材料后，他发现，过去的许多星占术文是靠不住的。他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祥不法。”“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这就是批评这些星占家们并没有固定的原则，而是见风使舵，“以合时应”，“因时务论其书传”。这一来就降低了星占家们“通天”的神圣形象。 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的结果认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1。这个思想就突破了天命的观念，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对国家兴亡的作用。由此他提出，在见到天变之后，对国君来说，“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2。这些对策反映出，司马迁并未彻底否定天的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司马迁把“修禳”放在对策的最末一种，而把调整国君行为的“修德”、“修政”作为第一、第二种对策。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对于国家的命运来说，国君自己的行为比天意的作用要大得多。而这个思想，实际上可以说已否定了天意的作用。因为，如果人的作用盖过了天，那么也就谈不上什么天的至高无上了！由于司马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七国兴亡、楚汉相争之类，虽然也用过不少天命之类的语言，但是他也从他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作了许多纯属人世的经验总结。尽管这类总结的正确性还大可讨论，但它们和天意、天命1《史记·天官书》。 2《史记·天官书》。 决定论之类的思想相比是高明得多了。而这种纯属人间的经验总结才是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本质。 天文现象和任何自然现象一样都是有规律的。但是，许多天文现象的规律性比较复杂而不能立即辨出。比如说，由于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因此离地球不远而同绕着太阳运动的行星，在地球上的人看来其运行规律就不是很简单。又比如说，月亮绕地球转的轨道平面和地球绕太阳转的轨道平面不相重合。因此造成日、月、地三者有时会在一条直线上的局面，这时就发生日食或月食。但由于月亮和地球的公转周期不可通的，月亮的运动速度和月亮轨道本身都有比较复杂的变化，这就使不大能看到的日、月食的出现显得更加捉摸不定。如此等等的现象在古代世界天文学知识极其低下的时候是不可理解的。按照中国古代星占术的观念，凡是和已知天文学规律不相符合的天文现象就叫做“变”，凡是变，就是上天的警告，就属于星占家的工作范畴。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就不可能发现旧规律的谬误和粗疏，更不可能会发现新的天文学规律。这是星占术阻碍天文学进步的关键所在。 然而，司马迁并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前面说到他发现五星逆行和留的规律，发现月食有周期性，等等，都是他冲破了星占术观念的束缚而得出来的。 一般来说，当发现和过去所认为的天文学规律不合的现象时并不盲目地把它归之于超自然的“上天警告”，而是在大量客观资料的启发下，意识到它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从而努力寻找出新的天文学规律或对旧规律作出修正，这是古代天文学摆脱星占术的束缚而获得发展的一条比较普遍的道路。司马迁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杰出典型。 第二十一章霍光金日c赵充国霍光、金日c、赵充国是武帝晚年、宣帝早年间的重臣。霍氏盛世，势倾朝野。 第一节霍光1受遗诏辅政霍光（？—前68），字子孟，西汉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他的父亲霍仲孺是平阳县的一名县吏，因事出入平阳侯家，与侯家侍婢卫少儿相爱，生下去病。不久，霍仲孺吏毕归家，娶妻，生子霍光，从此与卫少儿不相往来。后来少儿妹卫子夫入宫立为皇后，卫氏满门富贵，去病亦以皇后姊子得到武帝的重用，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屡立战功，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去病自知生父为霍仲孺。适值出征匈奴，道经平阳，及派遣官吏迎接霍仲孺至官舍相见，认了父亲，“大为买田宅奴婢而去”。出征归来，经过平阳，乃携带霍光西至长安，这时霍光年仅十余岁，武帝以为郎官，稍迁为诸曹侍中。去病死后，霍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戾太子刘据（武帝长子）被江充陷害致死，武帝以次子燕王刘旦及其弟广陵王胥多过失，不堪继承皇位，爱少子弗陵，欲立之；但弗陵年幼，须由大臣辅政。他观察周围群臣，唯有霍光最可信赖，而且老成持重，能够担当起托孤重任，于是，命宫廷画工画周公辅成王朝见诸侯像以赐光。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游五柞宫，病危，霍光随侍右侧，涕泣问道：“如有不讳，谁当嗣者？”武帝说：“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让金日c，日c不肯。武帝乃下诏立弗陵为皇太子，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c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政；又以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次日，武帝病逝，太子即位，是为昭帝。 专断政事，破除“谋反” 昭帝即位时，才八岁，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全国政务，“政事一决于光”。武帝遗诏封霍光为博陆侯，金日c为秺侯，桀为安阳侯。不久，金日c病死，由霍光与上官桀共同辅政。他们之间有着姻亲关系，光女为桀子上官安妻，彼此之间原本亲密无间，光有事，由桀代其处理政事。但过了不久，两人关系逐渐紧张起来。上官安有女，年方五岁。安贪图禄位，请求霍光把他的女儿送进宫去，许配昭帝为后。霍光以外孙女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上官桀父子又求鄂邑长公主相助，由长公主出面主持婚事，立上官安女为昭帝后，封安为桑乐侯、骠骑将军。上官桀父子对长公主十分感激，请求霍光封长公主的姘夫丁外人为侯，光不肯，又为之求官，光又不许，因1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霍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此，上官桀父子和长公主都怨恨霍光，企图与之争夺权力。 此时，自以为年长又未得立为帝的燕王刘旦，常怀怨望之心；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他的子弟求官不得，也怨恨霍光。于是，上官桀父子便同长公主、桑弘羊串通一气，勾结燕王刘旦，策划发动政变，先除掉霍光，然后废黜昭帝，立燕王旦为帝。燕王答应事成后封上官桀父子为王。上官安则图谋事成后杀燕王而立其父。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八月，上官桀等令人以燕王名义上书攻击霍光“专权自恣”，说他有三大罪：第一，谓其到长安东郊广明乡检阅、考试郎官和羽林军将士练武情况时，擅自使用天子外出时的礼仪，“道上称（跸），太官先置”；第二，谓其赏罚不公，“苏武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杨）敞无功为搜粟都尉”；第三，谓其擅自增加大将军幕府的校尉名额，不报告朝廷。并称：燕王请求到京城来保护皇帝，防止奸臣作乱。这封奏章乘霍光休假之机呈了上去。昭帝虽只十四岁，却能识别贤愚，明辨是非，他以为霍光到广明都试不到十日，燕王远在数千里外，“何以知之”，乃召见霍光。光入，免冠顿首谢罪。昭帝说：“将军冠，朕知此书诈也，将军无罪。”后来上官桀及其党羽又在昭帝面前攻击霍光，昭帝发怒说：“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 上官桀等见上告的计谋不行，乃密谋使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长公主家舍人之父稻田使者燕仓知道这个密谋，告诉他的上司大司农杨敞，杨敞畏事不敢揭发，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告霍光。这年九月，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皆以谋反罪处死，并诛灭其宗族。长公主、燕王旦自杀。这次政变被粉碎后，霍光“威震海内”，昭帝对他更加信任，直至昭帝成年以后，仍令霍光照旧主持政务。终昭帝之世，一直由他执政。 废昌邑，立宣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没有后嗣。武帝之子唯有广陵王刘胥在，群臣属意于广陵王。霍光素知刘胥多过失，为武帝所不用，犹豫不决。他听了一个郎官“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以”之言，决意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刘贺狂纵荒**，动作无节，政事失当1。 霍光见昌邑王荒**无道，非常担忧，向大司农田延年问计，延年说：“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并说古代伊尹相殷就有“废太甲以安宗庙”的先例。霍光深以为然，就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合谋，召集公卿大夫会议于未央宫。会上，霍光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听了惊愕失色，不敢吱声。田延年离席按剑，要求霍光不能辜负武帝的委托，应当实行废立，以安社稷。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霍光表示同意。议者皆叩头说：“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于是，霍光与群臣进宫谒见太后，具陈昌邑王刘贺“荒**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奏请太后下诏废刘贺为庶人。 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商议迎立新君。当时武帝的子孙，1参考《汉书·武五子传》。 齐王刘闳早死，没有后嗣；广陵王刘胥多过失，前已不用；燕王刘旦以谋反自杀，其子孙不在当议之列；近亲唯有武帝长子故太子刘据之孙病已在民间，号皇曾孙。光禄大夫丙吉以皇曾孙“至今十矣，通经术，有美材”1，上书霍光请立之。杜延年“亦知皇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2。霍光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这年九月会同公卿大臣上奏太后立皇曾孙为帝，是为宣帝。宣帝即位后，下诏褒扬霍光“安宗庙”之功，增封爵邑一万七千户，连同以前所封共二万户；另外，先后“赏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自昭帝时至宣帝初年，霍光子弟亲属皆任朝廷要职，总揽兵权，党亲连体，相据于朝廷。一时之间，贵盛无比。霍光的夫人霍显还不知足，又欲使其小女成君“奇贵”，令人毒死许后，送女入宫，立为皇后，声势更加显赫。后来霍显把毒害许后之事告知霍光，霍光非常惊恐；但始终不敢揭发。 霍氏之祸宣帝即位后，霍光曾经请求归政，宣帝谦让不受，令一切政事“皆先关白光”。光每朝见，宣帝“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对他非常敬重。宣帝初即位时，谒见高庙，霍光骖乘，帝心里严畏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可见宣帝对于霍光敬而畏之。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危，宣帝亲临光家问候，光上书谢恩，请求以国邑三千户分封其兄霍去病之孙霍山为侯，宣帝立即令丞相御史大夫照办，并拜光子霍禹为右将军，以慰其意。光卒后，宣帝和太后（霍光外孙女上官后）亲自临丧，葬礼非常隆重，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将士送葬，自长安至茂陵，络绎不绝。葬后，谥光为宣成侯，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光子霍禹袭爵为博陆侯。不久，又封霍山兄霍云为冠阳侯。霍光死后，“霍氏骄侈纵横”。光妻显“广治第室”，霍禹、霍山“亦并缮治第室”，霍云也是游猎无度。御史大夫魏相上书，以为霍氏倚仗权势，“骄奢放纵”，应当“损夺其权”。宣帝“自在民间闻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后来又听说霍显毒死许后，乃采纳魏相的建议，罢免霍光女婿度辽将军、卫尉范明友等人的兵权，改任文职；霍禹虽被任为大司马，而罢其屯兵官属，也是有职无权。霍显、霍禹、霍山、霍云等见权势被夺，又恐宣帝追究许后被毒事，“于是，始有邪谋”。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显、霍禹、霍山、霍云、范明友等密谋发动政变，先杀死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然后废黜宣帝，立霍禹为帝。尚未发动，即被人告发，霍云、范明友皆自杀，霍显、霍禹及其他霍氏亲属皆被处死，“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自武帝以来贵盛一时的霍氏家族终于遭到灭族之祸。 1《汉书·丙吉传》。 2《汉书·杜延年传》。 第二节金日c谨慎而受信用金日c（前134—前86年），字翁叔，匈奴族人。原本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因其父休屠王曾作金人祭天，故汉武帝赐其姓金氏。他是西汉封建政权中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是汉武帝最亲信的大臣之一。 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两次出陇西郡，击匈奴右地（今甘肃河西地区），斩获颇多，获得匈奴休屠王用来祭天的金人，俘获匈奴王侯贵族数十人。浑邪王、休屠王听到单于“欲诛之”的消息，合谋投降汉朝，后来休屠后悔，浑邪王杀之，遂率领自己的部下和休屠王的部下降汉。汉武帝令霍去病处置匈奴降众，把降卒留居边塞，设属国以处之。至于投降的王侯贵族则派人护送到长安。这些人都得了赏赐和封爵，或封侯，或封官，唯有金日c同他的母亲休屠王阏氏，因为休屠王后悔投降的缘故，都以罪被罚为官奴婢，日c被分配到宫中饲养马匹。当时他年方十四岁。 过了几年，武帝到宫中游宴，带着不少的妃嫔、宫女，检阅宫中饲养的马匹。金日c等数十名养马人牵着马匹经过殿下接受检阅时，别人都偷看殿上的贵人，唯独日c走过殿下时目不斜视。武帝见他身材魁梧，仪容庄重，饲养的马匹又很肥壮，惊异地询问之，日c如实奉告。武帝当即提拔他为管理宫中养马的马监。后来逐渐升迁到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之职。 金日c升任扈从皇帝的高官后，小心谨慎，未尝有过失，武帝“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武帝周围的皇亲贵戚多暗中嫉妒，说：“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武帝听说，反而更加宠信他。 金日c之母平素教诲两个儿子（日c与其弟金伦）“甚有法度”，对他们要求严格。武后听说，甚为嘉奖。日c母死后，武帝令画工画其形于甘泉宫。日c每次扈从武帝到甘泉，见其母像必拜，涕泣尽哀而去。日c有两子，为武帝弄儿，经常陪伴武帝。有一次，弄儿从后拥抱武帝颈项，日c见而怒视之。弄儿走，且啼说：“翁怒”。武帝对日c说：“何怒吾儿。”后来弄儿长大，在殿下与宫人游戏，日c望见，“恶其”，遂杀弄儿。所杀的弄儿，就是日c的长子。武帝听说弄儿被杀，大怒。日c叩头谢罪，说明他所以杀弄儿的缘故。武帝听了，深受感动，更加信赖日c对他的忠诚。由此亦可见他的小心谨慎。 擒马何罗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侍中、仆射马何罗与其弟马通因戾太子事件惧诛而谋反。金日c发现马何罗兄弟情态异常，怀疑他们有异志，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何罗也察觉日c在监视他，不敢贸然行动。这时，武帝巡游林光宫（秦宫，在甘泉宫旁），日c小病卧于殿中休息处。何罗兄弟乘机夜出，杀掉使者，发兵。第二天早晨，武帝尚睡眠未起。何罗等人尚未入宫。日c正准备上厕所，感到情况异常，立即坐到武帝卧室前。一会儿，马何罗袖中藏刀前来，见到金日c，脸色变了，快步欲入卧室，被室中乐器撞倒。1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金日c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日c得以抱住何罗，大声高呼：“马何罗反！”武帝闻声惊起，左右侍从人员拔刀直取何罗。武帝深恐格斗中误伤日c，制止之。日c挟住何罗的头颈，把他摔倒在殿下，随即将其绑起来，恶惩之。 武帝赐出宫女，日c“不敢近”。帝欲纳其女入宫为妃，日c亦不肯。 受命辅政武帝病危时，召见金日c与霍光等人，嘱其辅佐少主，封日c为车骑将军。 昭帝即位后，按武帝遗诏，以讨马何罗功封日c为c侯，日c固辞，不受封。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日c病危，霍光再申武帝遗命，封日c为侯。接受封爵的第二天，日c病逝，谥为c敬侯。日c死后，其子金赏承袭侯位，为奉车都尉，次子金建为驸马都尉，并为昭帝所宠信。宣帝即位后，赏为太仆，列于九卿。日c弟金伦早死，伦子安上，宣帝时封侯，后来子孙贵盛。 第三节赵充国附辛武贤“通知四夷事”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人，后来迁徙到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他起初是骑兵，因是金城郡良家子，善于骑射，补为羽林军士，侍卫皇帝。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 汉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身份随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被匈奴骑兵所包围。汉军几天吃不到食物，死伤者很多，赵充国与一百多个壮士冲出重围，李广利带兵跟随其后，终于脱身。赵充国身上二十多处受伤，李广利向皇帝报告这个情况，皇帝下诏召见。武帝亲自察看他的伤口，颇为感叹，任他为中郎，迁为车骑将军长史。 汉昭帝时，武都郡的氏族人闹事，赵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的身份带兵平定了此乱，升为中郎将，带兵屯守上谷郡，又调回朝廷任水衡都尉。 在拥立宣帝的过程中，赵充国参与了霍光的定策，因此封为营平侯。本始年间（公元前73—前70年），为蒲类将军，带领三万多骑兵，出酒泉击匈奴。他本当与乌孙合击匈奴于蒲类泽，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没有赶到。他带兵出塞一千八百多里，西去候山，杀虏数百人，掠畜七千多1。返朝后为后将军、少府。匈奴发动十多万骑兵向汉塞开来，打算侵扰汉朝边区。匈奴人题除渠堂投降汉朝后说起这个情况，汉朝就派遣赵充国统领四万骑兵驻守缘边的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等九个郡。匈奴单于听到这个消息，领兵退去。汉即罢兵。 羌族的动向这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于是汉朝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 义渠前去，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为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1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1据《汉书·匈奴传》。 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时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天。 赵、辛对羌策略之分歧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以为他老了，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意思是说，用兵不能远离战场空想，而要亲临前线观察，然后作出对策。他要求宣帝交给他任务，不必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赵充国到了金城，集结了一万骑兵，打算渡过黄河，又恐被羌人截击，就在夜间派遣三支小分队骑马衔枚先渡，渡后安营置阵，到了天明，全都完毕。于是大部队依次全都过渡。羌人百来个骑兵前来，出现在汉军近旁。赵充国说：“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命令汉军不要攻击。派遣骑兵到四望峡中放哨，知道没有羌骑。夜间带领汉军上了落都山，召集各个分队的校司马，对他们说：“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峡中，兵岂得入哉！”赵充国用兵，“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为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他来到设在金城的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羌骑多次前来挑战，赵充国命令坚守而不出兵。捉到的俘虏供认羌人内部各个头领互相埋怨说：“语汝毋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十矣，善为用。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这说明羌人畏惧赵充国之用兵，因而内部发生了矛盾。 赵充国之子右曹中郎将赵昂，带领一支队伍到了令居。羌兵出动截断这支汉军的粮道，赵昂向皇帝报告。皇帝下诏将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联合搜捕山间的羌兵，以打通粮道。 起初，羌族部落头领靡当儿派遣弟弟雕库来向都尉报告先零部落谋反，过几天果然反汉。雕库那个部落的人有一些混在先零部落中，都尉就把雕库留下作为人质。赵充国以为此人无罪，就让他回去告诉该部落头领说：“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意思是，汉军前来是诛羌族中有罪的人，区别对待，你们不要互相勾结，应当立功赎罪，还可论功行赏。赵充国是想凭威信招降k、■部落及被掳掠者，瓦解羌族联合之谋，待其松懈时击破之。 这时宣帝已调发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提出建议：郡兵都守备在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长久。现在敌兵朝夕侵扰，土地寒苦，汉军之马不能过冬，驻守在武威、张掖、酒泉等地有一万多骑兵，马匹大多羸疲。可以增加马的饲料，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在鲜水上的k、■等部落。羌人以畜产为生命，现在都已离散，汉军分兵出击，虽不能全诛灭之，只要夺了他们的畜产，掠了他们的妻子，然后退兵，冬天再次出击，大军频繁打击，羌人必定丧胆。 赵充国策略的成功宣帝把辛武贤的奏书交给赵充国，命他与校尉以下知羌事者博议。赵充国以为辛武贤之策不妥，他与长史董通年上书认为：辛武贤打算轻引上万的骑兵，分为两道出张掖，纡回千里之路。以一马驼负三十日粮食，大约米二斛四斗，麦八斛，还有衣装兵器，实在难以追击。辛辛苦苦到了目的地，羌人必然根据这种情况以定进退，稍稍退去，逐水草，入山林。汉军再深入，羌人随即占据汉军前后险要之地，切断粮道，势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所嘲笑，千年也不得挽回。而辛武贤以为可夺羌人畜产，掠羌人妻子，这只是空话，不是什么好策。再说武威县、张掖日勒县都当北塞，有通谷水草。我们估计匈奴与羌族必有预谋，打算大举侵扰，希望能阻塞张掖、酒泉以断绝汉朝与西域的交通，所以那里的郡兵尤不可调发。估计先零部落首为反叛，其他部落是被迫胁从，所以赵充国等建议：欲捐k、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意思是，对羌族各部，应当根据主谋与胁从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严惩主谋者，宽恕胁从者，选择了解羌俗的良吏抚慰羌民，这才是万全之策。宣帝将其上书发给群臣议论。公卿议论者都以为先零部落兵马强盛，而且倚仗k、开部落的协助，难以对付，不先破k、开等部落，就无法打击先零。这种意见完全与赵充国之策相反。 宣帝于是任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发下玺书嘉纳其策。同时发书给赵充国，指责他迟迟不肯用兵，不顾士兵艰苦，不计国家开支；告诉他朝廷已按辛武贤之策行动；命令他“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并说天道顺当，出兵必胜。 赵充国受到皇帝指责，并不放弃己见，他以为将军带兵在外，虽受诏命，只要能安国家，就应按便宜行事。于是上书表面上承认过错，实际上进一步陈述用兵利害，说：侵扰者乃先零羌，而不是k羌。“今置先零，先击k，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先零羌为主谋，深恐汉军到来而k羌、开羌背约，如果汉军“先击k羌，先零必助之”，以“坚其约，合其党”，这样，必然耗费巨大，旷日持久。最后说：“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k、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如果马上进兵，“诚不见其利”。宣帝很快地采纳了赵充国之策。 赵充国领兵到了先零羌所在地。先零羌因长久驻于一地，思想上松懈，突然看见汉军大部队到来，抛弃车辆辎重，打算渡过湟水，道路险隘，赵充国缓慢地驱逐之。有人说逐利宜速不宜迟，赵充国说：“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果然，羌人赴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斩首五百多人，获得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多辆。汉军到了k羌地区，命令不得烧毁住所损害农牧。k羌知道这个消息，高兴地说：“汉果不击我矣。”他们的头领靡忘派人来说：“愿得还复故地。”赵充国报告这个情况，还未得到答复。靡忘亲自前来，赵充国招待饮食，让他回去告谕k众。护军以下的军官对这件事都有争议，有说对于这种反虏，不可放他回去。赵充国说：“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意思是，你们都是从自己方便考虑，而不是忠于国家的打算。他的话还未说完，答复的玺书已到，命对靡忘以将功赎罪论。后来k羌竟不烦兵而平定。 屯田“十二便” 那年秋天，赵充国病了，宣帝给他书说：听说你有病，年老加疾，万一去世，我很担忧。现在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到你的驻地，担任你的副手，赶快趁此天时大利，将士锐气，定于十二月击先零羌。你如果病很严重，就驻守不动，只让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领兵前去。这时羌众来投降者已一万多人。赵充国估计他们必定动摇，打算安排骑兵屯田，以待其敝。奏书还未送上去，正好得到命令进兵的玺书。中郎将赵昂害怕起来，派人劝告赵充国说：如果奉命出兵，破军辱国，将军守之还可。现在有利而您病，又何必争议？“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指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赵充国叹息说：何以说话如此不忠！如果朝廷早用我的建议，羌患还能到这种程度？往昔推举可以使羌之人，我推举辛武贤，丞相和御史却荐举义渠安国，以致羌事搞坏。金城、湟中的谷物每斛八钱，我劝说司农中丞耿寿昌，籴二百万斛谷，羌人就不敢乱动。耿中丞只申请籴一百万斛，结果只得四十万斛。义渠安国再次出使，耗去谷一半。失此二策，羌人所以敢于叛逆。“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意思是，只可设法固守，不可轻举妄动，如果“四夷”猝然起兵，那就不只是羌患了。于是奏上了屯田书。在屯田书中，赵充国提出两点建议：一、我带的兵马，消耗粮、盐、草等数量巨大，“难久不解，徭役不息”，还可能发生其他变故，而且羌患“易以计破，难以兵碎”，所以我以为“击之不便”。二、在临羌至浩亹一带，罢骑兵，招募民众，“缮乡亭，浚沟渠”，进行屯田。只以少数骑兵卫护屯田者，“益积蓄，省大费”。 宣帝复书问：如果实行罢骑兵而屯田之策，“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要求再申明理由。赵充国申诉说：羌人与汉民一样，都有“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之心。如果罢骑兵而屯田，“顺天时，因地利”，胜利在望。羌众已经动摇，前后来降者万余人，听了宣传而归相告谕者凡七十人次，这是解决羌患的实情。同时，还提出留兵屯田“十二便”：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坠，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遂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他以为“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所以要求朝廷采纳其策。 宣帝复书提到，屯田不一定能解决羌患，大开、小开还可能与先零联合，要求赵充国认真考虑然后再次报告。赵充国又报告说：先零羌所剩精兵不多，“失地远客，分散饥冻”，k、开、莫须等部落离叛。汉军屯田，搞好战备，以逸待劳，“内有无费之劳，外有守御之备”，故胜利在望。“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专给于一方，颇为“不便”。 赵充国报告每次送上朝廷，皇帝都交给公卿议论。赞成赵充国之策者，起初“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足见赞成者越来越多。丞相魏相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指赵充国）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这表达了当时大臣们对赵充国的信服。宣帝于是答复赵充国，肯定了他的计策。但宣帝因辛武贤、许延寿多次建议出击，又担心赵充国屯田可能受到侵扰，于是采取折衷之法，“两从其计”，诏令辛武贤、许延寿与赵印等出击，只取得小利；而赵充国不出兵，“所降复者得五千人”，也获了利。于是又诏令罢兵，只留下赵充国负责屯田。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五月，赵充国估计羌众伤亡及投降者甚多，力量削弱，请求罢屯兵。得到皇帝的允准，于是振旅还朝。 友人浩星赐迎接赵充国时说：将军朝见时应当归功于出击的辛武贤、许延寿二将，“如此，将军计未失也”。赵充国说：“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他还是把原意作了回报。宣帝肯定了他的计策，让辛武贤复为酒泉太守，赵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 这年秋天，羌若零等部落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之首，不少部落首领率众来降。汉朝予以安抚，“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诏令推举可以任护羌校尉之人，时赵充国已病，四府推举辛武贤小弟辛汤。赵充国立即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这时辛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来临众病免，五府又举辛汤，辛汤“数醉酩羌人，羌人反叛”，果如赵充国之言。 起初，辛武贤与赵昂谈话，赵昂说起车骑将军张安世所为不中皇帝之意，皇帝打算杀他，是赵充国为其解说才得以免。等到赵充国回朝报告军事时，辛武贤罢归原官，怀恨在心，就上书告发赵昂泄漏省中之语。赵昂“下吏自杀”。 赵充国要求退休，回了家。朝廷议论“四夷”问题，还常常参与兵谋。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谥为壮侯。 赵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追美赵充国，曾召黄门侍郎扬雄称颂之。扬雄有“在汉中兴，充国作武”的颂词，歌颂赵充国在西汉中兴中的武功。 第二十二章汉宣帝汉宣帝承武、昭之后，重视吏治，谋求相对安定的局面，史称“中兴”。第一节经历磨难幼受“巫蛊”事件株连汉宣帝（前91—前49）刘询，原名病已，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 在位二十五年（前74—前49）。 戾太子刘据是武帝与皇后卫子夫所生，他与妃史良娣生子名叫刘进，号称“史皇孙”，史皇孙与夫人王翁须生子名叫刘病已，号称“皇曾孙”。武帝晚年多病，心生疑忌。这时卫皇后已失宠，江充用事。江充与卫皇后、太子刘据有矛盾，深怕武帝死后被太子所害，打算先下手谋害太子。当时迷信，以为用巫术诅咒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丞相公孙贺追捕游侠朱安世，朱安世诬告他用巫术诅咒皇帝，武帝轻信，结果公孙贺被捕死于狱中。次年，江充用朱安世之法，诬告太子刘据在宫中埋了木偶人，以巫术诅咒皇帝。太子刘据闻知大惧，乃发兵杀了江充及胡巫。武帝发兵追捕，刘据以兵对抗，在长安激战五日，死了数万人，结果刘据兵败自杀。史称“巫蛊之祸”。当时有人替太子鸣冤叫屈，说巫蛊之事多不可信，武帝才感到太子“惶恐无他意”，而族灭江充家，为太子作“思子宫”。太子刘据本有三男一女，他本人受害，夫人与子女也受株连，只遗下一个孙子刘询。 巫蛊案发时，刘询才生下几个月，但也被监禁在郡邸狱中。当时廷尉监邴吉受命处理巫蛊郡邸狱，怜愍刘询年幼无辜，便命两个谨厚的女犯保养，私给衣服食物，多方照顾。邴吉治巫蛊事，连年不作决断。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重，另派人严治犯人。不久，大赦。此时邴吉就将刘询送到他的祖母史良娣老家。年已老迈的史良娣之母贞君怜愍刘询幼孤，亲自抚养1。后来刘询由掖庭收养，才由宗正登记上了宗室簿。当时掖庭令张贺怜爱刘询，注意奉养，以私钱供给教书。刘询长大，娶了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依靠许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生活。 继承皇位刘询因幼遭家难，生长于下层，不仅知道节俭，好学，而且“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他还喜欢旅游，走遍了三辅之地，虽经历困难，也自觉快乐。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昭帝去世，因昭帝无子，霍光先是召昌邑王刘贺入京即位，不久觉得刘贺“”，乃废除之，而建议另立刘询为帝。于是把刘询召到未央宫，先封为阳武侯，然后才即帝位，史称宣帝。1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宣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1参考《汉书·外戚传》上。 第二节亲理政事肯定霍光功绩宣帝登位时，年已十八。霍光因其成*人，表示“归政”。宣帝谦让不受而“委任”之。当时朝政，“诸事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1。霍光每次朝见，宣帝“虚己敛容”，以示礼貌。但霍光随侍，宣帝内心恐惧，“若有芒刺在背”2。直到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始亲政事”。宣帝肯定霍光的功德，诏中提到霍光“定万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并称霍光“功如萧相国”。霍光侍卫武帝三十多年，辅佐昭、宣二十年，掌权期间鼓励农业，减轻赋税，与匈奴和亲，抵御侵扰，在当时政界扮演了主要角色，对“中兴”事业起了重要作用。故史称：“孝昭委政霍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3宣帝对霍光功德的肯定，其实也是表示对霍光之政的肯定，尽管他后来为了集权而族诛霍氏，但并未抛弃霍光所定的政策。 继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宣帝亲政初，曾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十月下诏说：“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就是说，将苑囿和公田分给贫民与流民耕种，贷给种子与食物，还不要百姓出算赋和给徭役。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宣帝诏：“所振贷勿收。”就是说，原来赈贷给贫民的种子与食物一笔勾销，不予追回。 元康二年五月，宣帝诏有“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之说。 即宣布受害严重的地区，不必出当年的租赋。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宣帝行幸甘泉、河东等地，下诏：“所振贷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让边郡都筑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以供给边郡，节约转漕。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宣帝诏称：“减民算二十，”即减去百姓算赋（原为钱一百二十文）中二十文。 因此，史称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1。 重视吏治，综核名实宣帝亲政之初，就注意政情吏治，命令群臣奏封事，由此了解下情。五1《汉书·霍光传》。 2《汉书·霍光传》。 3《汉书·昭帝纪·赞》。 1《汉书·食货志》上。 日一听事，对官吏观其言，察其行，考试功能。他要求官吏尽职，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下诏说：“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要求郡国长官管教和督促地方官吏，不能让他们失职。 他强调决狱宜平，特设廷平官。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1他要求官吏奉法，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下诏说，“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 他审察吏治，元康四年派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主要任务是“察吏治得失”；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又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者”。 他反对苛政，下诏批评说：“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即反对地方长官干涉民间喜庆之事。 他反对欺谩，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诏责当时“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指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无相乱”。 宣帝根据吏治情况，奖功罚罪。奖赏有功者，如：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对安抚流民有功的胶东相王成，下诏奖励，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对治行优异的颍川太守黄霸，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同时对颍川吏民也有赏赐。王成与黄霸，原秩二千石，一年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升秩中二千石，一年得二千一百六十石，增加秩俸百分之五十1。责罚罪过者，如：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冬，本来精明能干、治理有绩的京兆尹赵广汉，因执法出了偏差，“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2，而被腰斩。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十一月，号称“屠伯”的河南太守严延年因酷急和诽谤之罪，弃市3。 故史称宣帝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加强汉与少数民族关系宣帝即位之初，汉与乌孙为了反抗匈奴侵扰，相约分头出兵击匈奴，匈奴无力抵抗而逃，损失很重。后来匈奴又遭乌孙、乌桓、丁令等族袭击，加之大雪成灾，力量大大削弱，故欲与汉和亲。于是汉边境“少事”。宣帝亲政时，正是匈奴内乱外患之日，无力侵扰汉境。此时宣帝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下诏说：“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即减少边塞的军屯。匈奴内乱，出现了五个单于，各派势力多争取与汉和亲，或来投靠汉朝。汉为了自身的安宁，也积极应付。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匈奴日逐王先1《汉书·刑法志》。 1参考《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 2《汉书·赵广汉传》。 3参考《汉书·酷吏传》。 贤掸率众来降，汉封其为归德靖侯4。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匈奴左大将军王定来降，封其为信成侯5。同年，匈奴呼遬累单于来降，汉也封其为列侯。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三月，宣帝诏中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遬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汉朝此时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安置匈奴来降者。次年，匈奴单于向汉称臣，派遣其弟谷蠡王入侍。汉朝因边塞无寇，减戍卒十分之二。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于汉1。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表示愿奉国珍三年正月来朝，宣帝同意，并安排接待。次年正月，呼韩邪来汉朝贺，受到盛情接待，并得到很多赏赐。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来汉奉献。甘露四年，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者格外有礼。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来朝，汉朝对他礼赐如初2。 宣帝亲政时，汉羌和战是汉羌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宣帝初年，羌族先零部落擅自北渡湟水，侵占汉民地区。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羌族先零部落与各部落的酋长二百多人集会，“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地。宣帝闻知，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以为，羌人各部盟约，还可能联合其他各族，应当及早准备。他建议一方面命令边兵加强战备，监视诸羌；一方面要破坏诸羌联合，探听其预谋内情。于是派遣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前去，召集诸羌首领，杀了逆而不顺者，又调兵杀了先零羌民一千余人。羌族各部震恐，起而反抗，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义渠所部三千骑兵被羌人袭击，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情况。宣帝当即调发兵马前往金城。以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带兵前往；又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赵充国到了金城，以哨兵了解敌情，派间谍宣传政策，日飨军士而不进击。羌人见汉军坚壁固守，无法进攻，互相埋怨，发生了矛盾。辛武贤以为进军时机已到，向皇帝上书建议进兵。赵充国以为，辛武贤的建议不妥，如果冒险进兵，必然进退两难。他一再上书建议只能先击主谋者先零部落，逼其悔过而赦之，再选择良吏前去抚慰羌众。宣帝要他作详细说明。赵充国反复论说，马上进击失十二利，留兵屯田有十二便。宣帝肯定了赵充国屯田之策，于是诏令罢兵，让赵充国负责屯田。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羌民斩了先零大豪杨玉、犹非之首，向汉投顺，汉朝设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顺的羌民。羌乱至此告一段落1。 加强与西域的联系4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5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1此据《汉书·匈奴传》上。《汉书·宣帝纪》曰：“（甘露元年）冬，匈奴单于遣弟右贤王来朝贺。”两个记载不同。 2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还参考了《汉书·匈奴传》上。1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主要参考《汉书·赵充国传》。汉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开始在西域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宣帝派遣侍郎郑吉到渠犁负责屯田。郑吉通过屯田积蓄了粮食，发兵打败了车师。宣帝诏令郑吉继续在渠犁与车师屯田积粮，以安定西域，对付匈奴。匈奴得知消息，前来争夺车师之地。郑吉固守力弱，要求增援。宣帝诏令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开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吓得匈奴骑兵退去。车师王因得到汉军保护而不受匈奴欺压，乐于“亲汉”。稍后，郑吉又迎匈奴日逐王来汉投降。宣帝先命郑吉负责卫护鄯善西南方（南道）各国的安全，继又命其兼护车师西北方（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宣帝还封郑吉为安远侯，这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之事。西域都护的幕府，设在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同时主管屯田事业。汉朝的西域都护取代了匈奴在西域的僮仆都尉，反映了汉匈势力在西域的消长，所以史称：“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也可以说，汉与西域关系的密切，始于武帝之世而成于宣帝之时1。 “昭宣中兴”论史称“昭宣中兴”，是谓西汉初年的皇业得以复兴。以昭宣之政与汉初政治两者比较，在经济、政治、民族关系诸方面都是后来居上，但同时社会矛盾有所发展和激化，故汉朝统治旋即由兴而衰。“中兴”之功，就统治阶级方面来说，主要是两个人物起主要作用，一个是霍光，一个是汉宣帝。宣帝诛除霍氏，只是政治权力之争，而不是政治路线斗争。 1此段情节，主要依据于《汉书·郑吉传》和《西域传》。 第二十三章萧望之贡禹师丹萧望之、贡禹、师丹以名儒为大臣，能高论而无济时艰。 第一节萧望之受霍光冷遇萧望之（？—前46），字长倩，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徙于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家庭世代以种田为业，到了萧望之开始学习儒学。他“好学”，起初学习《齐诗》，师事后仓达十年。后来到太常受业，又事同学博士白奇，还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的儒生们对他都很称赞。他还写有赋四篇2。 那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长史丙吉推举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等谋杀霍光，霍光杀了上官桀等之后出入都加戒备。进见他的官民都要露体被搜身，摘去兵器，由两个侍卫挟持。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他这套摆布，自动出阁，说：“不愿见。”侍卫人员对他叫嚷乱扯。霍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吩咐侍卫人员不要乱扯。萧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对他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霍光居功自傲，听不得这种意见。于是独不任用萧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补为大将军史。三年间，王仲翁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东门。王仲翁出入，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对萧望之说：“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意思是，你不肯循规蹈矩，得罪了执政，结果不得大官而守门。萧望之说：“各从其志。” 过了几年，萧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牵累，不得宿卫，免归而做了郡吏。 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经过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个司礼官。 建议宣帝亲政霍光死后，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马，霍山领尚书，霍氏亲属都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京师下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皇帝安排接见，当面申说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已闻萧望之之名，决定由少府宋畸问明情况，要求不必隐讳。萧望之当即提出了看法，说：现在陛下“思政求贤”，用心很好，“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建议皇帝“亲理政”，“举贤材”，“考功能”。 这显然是针对霍氏专权而发的重要议论。宣帝任萧望之为谒者，当了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 这时宣帝初即位，想要进用贤能之士，将官民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处理。 萧望之做得很合宣帝之意，接连提升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升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级的大官。后来霍禹竟以谋反罪受诛，萧望之则日益受到信用。1此篇材料主要依据《汉书·萧望之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2参见《汉书·艺文志》。 发表政见，多所建议萧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选任为平原太守。他想留在朝廷内，不愿意远出为郡守，元康六年（公元前65年）被征入朝廷当了少府。宣帝觉得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打算试试他处理政事的才干，于元康二年任他为左冯翊。萧望之由少府左迁左冯翊，怀疑君主对己有所不满，就装起病来。宣帝听到消息，派遣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去向他宣谕旨意说：“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萧望之知道了皇帝试用他的原意，马上积极处理政事。 这年西羌反，汉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去讨伐。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说，现在大军出征，供给紧张，西方农业歉收，将会引起饥荒，希望命令有罪者入谷赎罪，以救急难。萧望之与少府李强发议，以为民有“好义欲利”之心，关键在于上之教化，对待义与利不可不慎，“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他们引经据典，反对张敞入粟赎罪的建议。 宣帝又将此议交给两府商讨，丞相、御史向张敞问难。张敞说，萧望之等所言，是“常人之所守”。“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 萧望之与李强又举出武帝时期赎罪法引起暴乱的事实，再次反对赎罪之议。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羌患快要解决，军需大致相给，就否定了张敞之议。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于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迁为大鸿胪。 在此之前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表示要立元贵靡为嗣，要求娶汉公主，结婚内附，叛离匈奴。诏下公卿议。萧望之以为乌孙远在西域，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万里结婚，不是好策。宣帝不采纳其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派遣长罗侯常惠护送公主（或称少主）远嫁元贵靡。还没有出塞，乌孙昆弥翁贵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负约自立。常惠从塞下上书报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亲至乌孙，指责狂王负约，因立元贵靡，回来迎公主。诏下公卿议，萧望之又表示反对，他说：“乌孙持两极，无坚约”，建议征还少主。宣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汉不再与乌孙和亲。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萧望之升为御史大夫。五凤（公元前57—前54年）年间匈奴大乱，议者多说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乱举兵灭之。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等大臣问策于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如果“乘乱而幸灾”，“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他建议：“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汉朝果然调兵卫护呼韩邪单于，平定其内乱。 这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宣帝称好，萧望之却表示反对。然而推行常平仓，“民便之”1。丞相丙吉年老，宣帝对他甚为器重，而萧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称职。三公非其人，1《汉书·食货志》。 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意思是，百姓穷困，盗贼未止，官吏无能，都因丞相不称职。宣帝因萧望之轻视丞相，就命几个官吏诘问他。萧望之知道不妙，免冠答对。宣帝从此对他不大高兴。 由太傅辅政后来丞相司直緐延寿上奏，告发萧望之对使者傲慢失礼，对丞相患病也不过问，还有擅作威福和贪财行为，触犯了法律，要求逮捕查办。宣帝于是指责萧望之“廉声不闻，傲慢不逊”，沾染污点，于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左迁为太子太傅。 萧望之左迁后，黄霸、于定国等相继由御史大夫升为丞相。他却不得为相。做太傅时，以《论语》、《礼服》等教授太子。 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来朝见天子，诏公卿议接见礼仪。黄霸、于定国等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依次在下”。萧望之则认为、对待匈奴，应当尊重，“宜待以不臣之礼”。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客礼待之”。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萧望之主持石渠阁会议，评议诸儒对《五经》同异的意见2。 宣帝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病重，选择可以嘱托大事的大臣，把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召到宫中，任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周堪为光禄大夫，都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去世，太子即位，是为元帝。萧望之与周堪本以师傅受到尊重，现在多次宴见，参议国家大事。萧望之又推荐刘向，擢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元帝重视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信任并采纳他们的意见。 与弘恭、石显的矛盾以前宣帝不大重视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弘恭“善为请奏，能称其职”。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法”1。他们与外戚车骑将军史高互相勾结，而与萧望之等对立。萧望之与史高“有隙”2，又“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3，打算建议罢免这伙人。他以为中书是为政之本，应当选用贤明之人，武帝因游宴后庭而任用宦者，这不是本朝旧制，又违古代不近刑人之义，建议罢免中书宦官，更用士人，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等的矛盾加深。元帝初即位，难于改革，议久不定，还将刘向调为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才士备用谏官，会稽人郑朋暗里打算附从萧望之，上书揭发史高、许章及其子的过错。周堪看过这个奏疏，建议让郑朋待诏金马门。郑朋当面吹捧萧望之，说萧望之如果兴周、召之业，他愿追随2《汉书·宣帝纪》。 1《汉书·佞幸传》。 2《汉书·匡衡传》。 3《汉书·楚元王传》。 效力。萧望之对此奉承颇为乐意。郑朋还多次称颂萧望之，短毁史高，说许章、史高的过失。 被宦者势力迫害而亡自郑朋的不正之风暴露之后，萧望之就与他断绝来往，周堪也不予推荐 23 我作邑。（续4、33、4） “作邑”就是建城。唐土疑即汤社。因此国（城邑）是在唐社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殷王对于作邑、建城极为重视。他不但亲自参与其事，而且要征求上帝的许可。 周克殷后，武王念念不忘有两件事一是继承问题，一是营建洛邑。今《尚书》中《大诰》、《召诰》、《洛诰》等篇都记载有关营建洛邑之事。下引《召诰》一段如次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上册472─473页。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卫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 这一段记事，按照月日记载经营洛邑的活动。大意是这样周公摄政称王，因此文中“王”是周公假成王之命。他先派召公由丰镐前往洛邑勘察地形，接着周公又往洛邑勘察，观看了新邑的规模。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召公还号召庶殷来参加劳动。丁巳这一天，在郊举行祭祀，牛二。次日又于社祭祀，牛一、羊一、豕一。这都是按照殷礼进行的。过了七天，周公用书对殷诸侯甸、男、卫邦伯训话，他们都很兴奋。太保把殷的庶邦、冢君带到外面，取皮制的币赐给周公。 古代希腊、罗马对于建城也看得十分隆重，我引用法国古朗士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研究》一书《建城》一节中的话如此筑城第一要注意的是选择新城的地址，因为它有关将来人民的幸福，都以地址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因此总须请神来择定。筑城之日罗莫卢斯先行祭祀。从彼自阿尔伯来的人皆从于其左右，点燃起荆棘火，他们皆超越其上，认为能使人民纯洁。（中译本第07页） 两相比较，都反映了无论中外，对于建城的重视，并有一定的礼仪。 我国春秋时还依然如此。《春秋经传》中屡见有建城某某的记载，所谓“书时也”（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左传》开头第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记载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的城邑规模很大，已超过了礼制，显然是他有野心的表示。郑庄公表面上没有计较，等到时机成熟，便兴兵进攻共叔段，并把段杀死。由此可知建城的重要。原则上一国只可以有一个城（国）最大，而卿大夫的邑，虽然有城而应小于国。否则就是一国二城。这种情形叫做“耦国”。 （三）国与野的划分关于国与野的划分，这里再作一些论述。因为周克殷后，东方沿海（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之间）原是夏殷和东夷居住过的地方。周人，作为征服者，居住在“国”中叫做“国人”，原来的夏殷和东夷土著就退居于“野”，这样国与野的制度便形成了。 《周礼》书中把这一制度叫做“体国经野”。《尚书·费誓》里把这叫做“三郊三遂”，《国语·齐语》里叫做“参国伍鄙”都是一样的。《周礼》对此说得更加具体。按照它的记述，在王城的城圈以内叫做“国”，即后人所谓“王城”，在“国”以外是“乡”，分成六乡，六乡以外的叫做“郊”。广义的说，“国”的范围应该包括郊以内。在郊以外的地方，统称为“野”，但是也可以分为六遂，所以广义的说，包括六遂在内都属于“野”。各书记载虽略有不同，但都不否认国、野制度的存在。 孔子曾说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为政》）在克殷以前，周的经济文化要落后于殷商，因此“先进于礼乐”的，反而成为“野人”，而周人相反，他们现在居住在“国”中就成为“国人”了。这样国与野，国人与野人便成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孟子也讲过国与野的区别。他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详拙作《论庶人》，978年吉林《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就是说国人只当兵，虽然种田只出什一之赋，以备武器和行军时的干粮等，即所谓“彻法”。野是殷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依然实行“助法”，即有公田和私田的井田制。孟子讲田制，认为国野不同，这是很可信的。因此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据此可知，国与野的区别也是不同的，即国中彻法是不分公田和私田的，野外助法，是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别的，因此有“助耕公田”的义务。不但这样，由于国野阶级的不同，国人和野人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同。如国人可以有当兵的权利，野人则只种田，缴纳赋税，供应徭役，而无当兵的权利。因此国中有学校，国人应受教育。国人有参加讨论国家政治的权利，而野人则无。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庶人就是野人。在西周时，庶人是无政治权利的。这里有一点必须辨明，就是“小人”是有政治权利的，因此“小人”与“庶人”不同，至少西周时还是有区别的。如《左传》僖公十五年韩原之战以后，晋惠公被秦所俘，晋人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仍不屈服，因此“作爰田”、“作州兵”。这时晋国非常危险，曾经在国人中展开了一场讨论。现在我们引用原文如次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圉，惠公子）。 曰“必报仇，宁事戎狄。” 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善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 以上“君子”（贵族）与“小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虽然在“和”、“战”问题上两者是一致的。“小人”不失坦率、直爽的态度，而君子却显得彬彬有礼。这番话是晋国阴饴甥对秦穆公说的，他传达了临行以前晋国“君子”和“小人”所进行过的一场讨论。那么“小人”与“君子”同样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可以无疑。而孔子说“庶人不议”，他们是没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政治权利的。因此“小人”与“庶人”不同。但春秋时文献中也常常把它们混淆了，这大概是野人后来也当兵出赋了的缘故，殷周时还不这样。如《尚书·无逸》说殷武丁即位以前，他曾“旧劳于外，爰暨小人”。这就是说，他和“小人”一块劳动过的。又祖甲在即位前也是这样。因此他们能够知道“小人”的痛苦和稼穑的艰难。《无逸》篇是周公告诫周人不要贪图安逸、**乐的生活。他认为殷武丁、祖甲都是“贤君”，有德行的人，然而到了纣王才败坏了、腐化了的。他说到文王也很勤劳，“卑服康功田功”，知道稼穑的不易。 总之，“国”与“野”的划分，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封土建国”就是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 （四）封建诸侯及其殖民封建诸侯的制度，至少在殷商时期已经开始了。抗战时胡厚宣教授曾经根据甲骨文的材料，发表《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详详细细达数万言。他说“封建制度起源于何时，以真实文献之不足，难得而征之。然由卜辞观之，至少在殷高宗武丁之世，虽属无稽，然即谓封建制度为周公之独创者，亦难遽信”。我当时方追求马克思主义，因此确信殷周为奴隶社会之说，但客观史料具在，又不容否认。因此对封建制度起源的理论和史实之矛盾将如何说通，亦尝留心。现在我们认为封建就是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又依恩格斯之说，雅典、罗马、德意志三个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途径，并不一致，也没有必要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否认封建制度之必要。胡厚宣认为封建起源于殷武丁之时，在我看来，是保守的谨慎的，而以国家的起源推之，则殷商灭亡了夏桀也就是宗法封建国家开始之时。恩格斯说，德意志“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史学家以夏商周三代为国家的产生、形成，理论与事实都一致的。 宗法封建制国家，我们认为就是依据血缘关系或原则，由宗主国分封其兄弟、亲戚到被征服地区去建立国家，即划分一块土地，建立一个城，贵族阶级居于国中，包括其子弟以及“小人”（与贵族血缘关系较疏远者）在内谓之“国人”，犹俗语说“城里人”，英语之itize。他们是有政治权利的，以及有当战士的光荣义务。 侯本来有斥侯、守卫的意义。侯不止一个，故称“诸侯”。据《尚书·酒诰》、《召诰》以及金文《盂鼎》等材料看来，诸侯有甸侯、男侯、卫侯等。《酒诰》开头就这样说“在晋殷先哲王”，然后说外服“侯、甸、男、卫邦伯”，那么殷代至少有三类诸侯，如果侯也算一类，则是四类。服就是服役、服从。那么，外服就是因为它们分布在王畿（距商城数百里以内）担任斥侯、守卫的任务；甸侯之甸就是围绕着城外种田的诸侯。外服与内服相对地说，内服就是在城以内的诸侯，或者说，内服就是在城以内的官吏，如“百僚、庶尹、宗工、百姓、里君等，他们原来都是父家长或氏族长，他们都是殷王的同姓。至于诸侯就不一定是同姓了，他们或叛或服，“或在夷狄、或在中国”。如羌方、土方、鬼方以及周都曾经是殷商的诸侯”，但是后来它们也叛离独立了。鉴于这一历史经验，所以周的诸侯以同姓为主，甚至是王的同宗同族——兄弟和亲戚关系。《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这大概是周公的发明。 按照商周宗法制的原则，殷商以“兄终弟及”为主，因此，殷王的兄弟大都留在王国内部，兄弟共同执政，因此容易发生王位的争夺。周的宗法以嫡长子继承为主，因此其余兄弟、庶兄弟都分封到各地方去做诸侯，但是它仍与王保持着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小宗是从大宗分出的，所以小宗必须服从大宗，这样血缘关系也就不知不觉地形成等级隶属关系。《诗·大雅·板》说得好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惟德惟宁，宗子维城。 诸侯被分封出去之后，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它首先就是划分土地疆界，然后它就要选适中的地方，建立城邑。这样诸侯就是“宗子”，用《左传》的话说，就是“封建亲戚，以蕃屏（保卫侯被分封的时候，周王赐给他许多国家的重器、车服、奴隶等，此外还有表示顺服的遗民，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因此，他们确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武装殖民队伍。《左传》昭公九年说“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封殖正是今语“武装殖民”的意思。 第五章等级（一）等级与阶级我们在奴隶制章中已经多次提到等级，并且引用楚芋无宇“人有十等” 的话，但实际上古代社会并不只有十等，而至少有十几等，也许还要更多。马克思说“在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而且在每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马克思接着又说“只有近代社会，阶级简化了，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这样说来，等级尽管很多，也可以换算成阶级，不过依然仍有很大出入。 我们认为等级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即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重视等级，而很少使用阶级。在我国阶级一词可能是由西方传入的。等级是因血缘关系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权利的，因此，它是世袭的，身分性的。而阶级是根据一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或有无来决定的。例如我国古代必须先“贵”，即获得贵族的地位，而后才能富。这里可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 春秋时秦后子来到晋国，同时楚公子也来到晋国。他们虽然都是贵族，而秦后子要富于楚公子。韩宣子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应该如何给“禄”。叔向认为他们都是“上大夫”（爵位）则禄亦应相同。但韩宣子说“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叔向坚持禄应随爵而定，不能以财富多少而定。他还举例说，如绛的商人虽然很富，却没有功德，因而不能成为贵族（《国语·晋语》八）。由此可见，等级和阶级是不同的。 凉山彝族黑彝贵族重视血统，他们认为他（她）们的血是最高贵的、最纯洁的，而白彝包括阿加、呷西因为由俘虏而来，血统最为复杂，因此被视为下贱者，所以只做奴隶，即使曲诺也是如此。但是年代久了，奴隶阿加、呷西由于主人指定婚配，混杂着彝根血统，因此要比新俘虏来的奴隶要高出一筹。唯其如此，黑彝贵族，即使贫穷得一贫如洗，但他（她）还是贵族，并且有机会可以仍旧获得财富。 如前所述，不但统治者内部有等级的差别，而且被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等级的差别。如前引昭公七年楚芋尹无宇说“人有十等”就是证明。 清俞正燮说得对，他说“自皂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但值得再行提出。《国语·齐语》说“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不但士农工商等级不同，并且是世袭的，不能改变的，即使他（她）们的居住也不能“杂处”和迁移。 古代等级虽然很多，但是大别之，却只“上”“下”两大等级或两大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左传》昭公九年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就是很好的说明。凉山彝族的等级大体可分为五等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前者彝族称做“色颇”、即主子的意思，后者彝族称做“节伙”，意即奴隶，把曲诺也包括在内，即被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原来是从征服者与被统治者的血缘关系的不同而形成的。例如罗马的平民原来也是被征服者。恩格斯说“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者而扩大了的罗马地区的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要是拉丁地区的人民。所有这些新的臣民，都处在旧的氏族、库利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opulusromaus，即道地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的平民。”2我们认为oplusromaus即我国所谓“国人”，“庶人”相当于平民。 此外雅典还有“隶属民”。我国民族学者起初把凉山的曲诺作为奴隶，而后来改为隶属民，雅典的隶属民的地位高于奴隶。所以我们认为曲诺可能与庶人的地位相当，应该被视为平民。 我们前面各章已经对奴隶、庶人、小人都有过一些分析，因为古代只有等级概念而无阶级概念的缘故，很难说清。假如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换算”成阶级的话，那么，我们勉强可把我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即一是贵族阶级，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二是平民阶级，包括庶人和工商。三是奴隶阶级，包括皂、舆、僚、隶、仆、台等。名称很多，不胜枚举。我怀疑其中还包括附庸，相当于隶属民。 （二）爵位与特权先秦古籍中虽然屡见爵位的名称，它究竟是什么，怎样起源的，已经很难讲清楚了。战国时孟子对爵位的说法如次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孟子·万章下》） 孟子是战国中期人，当时等级制正与其他制度一样，已趋于解体过程中。孟子是主张恢复等级制的，但是他自己也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只知其略，其详已不可得闻。 我们认为爵禄既然是等级制在社会地位和待遇（权利）上的体现，那么它应该与等级制相一致，就是有等级制也就有爵位。上引孟子的话，把等级制分成两系一是把诸侯的等级分做公、侯、伯、子、男五等；一是贵族的等级，分做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事实是否如此，从来就有人怀疑。例如，诸侯的五个等级，无论甲骨文、金文以及《尚书》都缺少证明。春秋时的诸侯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公侯伯子男的区分。因此有人认为侯、甸、男、卫的四服制可能就是五等爵的前身。 我们认为爵位应该起源于家族的称谓。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的称谓。天子就是天的儿子之意，也何尝不是家族称谓？正象等级由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产生一样。《诗·周颂·载芟》说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依其士。 《毛诗》云“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强、强力也，以、用也士、子弟也”。都是家族称谓。后人有把它们做为爵位的，不确。公、就是父家长，如古公亶父、公刘、吕公（姜太公）。卿大夫之卿与乡古本一字。可能出于“乡饮酒”礼时相对而坐者，因此卿大夫就是乡大夫。“大夫”就是“大人”，与“小人”相对而言。 与爵位相应就是职官，就是什么爵位做什么官，任什么职务。如诸侯是王的兄弟及亲族，卿大夫是诸侯的执政，担任司徒、司马、司空等重要职务，士就是战士。“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国语·晋语》）都各有不同的等级和职务。 爵位既然体现不同的等级，因此等级不同，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同。正确说，统治阶级是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被统治阶级则是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的。 “礼”来源于风俗习惯，但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因此礼和刑也就成为等级和阶级的标志。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但是春秋后已经礼坏乐崩了，因此不得不加强刑法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说过“名器不可假人”，名就是名分，器是器物，如尊、爵、鼎等等都是贵族阶级使用的器物。以此来表示权利和身分。 铁器发明了很久之后，统治阶级还仍使用青铜制成的兵器、礼器。孔子说“名器不可假人”。就是说贵族的权利是决不能转让的。 第六章贵族专政及政权下移（一）贵族民主专政自尧舜禹的禅让制度解体以后，出现了君临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 ——国家。最高统治者叫做“王”。甲骨文“王”字本象“大人”站立之形，或变下面一划为■，象火焰形，表明是家火的执掌者。德意志人的uiog（王，即英语之ig）本意就是氏族之首。《说文》云“王，天下所归德也。”就是说它是各氏族或各部落所共同拥护的首领。孟子所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也是这一意义。 因此，我们认为殷代的国家政体还是“兄弟共政”或“贵族共政”，王还不能一切权力。它只是父家长贵族之代表或首领，李玄伯论殷商的继承法——兄终弟及制说商至少在成汤以后，尚实行兄弟共权制度。彼时政权尚未集中在每代长子身上，而为一代所共有，所以一帝之终，不必须传位于其长子，且须传位与其弟兄，俟这一代陆续享有政权后，始传给下一代的人。我们同意这一说法。但是他的意思是周实行长子继承制后，权力已集中于君主（兄）一身。就长子继承制的结果而论，也许如此，但是统观西周一代历史，东方鲁、宋诸国“一继一及”仍是并行，而且春秋时期贵族的权力还是很大，可以说依然是“贵族共政”。 周建国后，周公摄政称王，其实仍是兄终弟及制的残余。结果引起管、蔡勾结，武庚叛乱。但是周公确是伟大的政治家，他于东征归来以后，仍还政于成王，从此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武王时他与召公分任师保，夹辅武王。武王死后，他兼任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他与召公、吕公及其他贵族共同执政。 周公、召公、吕公（姜）的子孙，不但是鲁、燕和齐的诸侯，而且在周王室内世代掌握政权。王室衰微，诸侯强大，实际不是春秋以后才开始的。厉王时“国人”暴乱，王出奔于彘，十四年中周没有国君，而由周召二公或共伯和专政。宣王继位，周召二公仍旧夹辅王政。以后有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阅、周公楚，都是周公的子孙。他们世代都做王朝的卿士，掌握政权。召公的子孙在宣王时有石穆公虎，传世有《召伯虎■》，其铭文内容可与《诗·大雅·江汉》互相印证。春秋时有召武公、召昭公、召桓公、召庄公、召简公，他们也世为王朝卿士。与召公爽同时受顾命辅佐康王的有毛公（毛叔郑）其后有毛伯斑，春秋时有毛伯卫、毛伯过、毛伯特。可见毛氏大族也世代为王朝卿士。此外还有樊氏、原氏、单氏、刘氏等。 世卿贵族本来与王、诸侯是兄弟、亲属关系，如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世称“三桓”，都是桓公之后。郑国七穆都是穆公之后。总之，他们都是王子、王孙和公子、公孙。周规定只嫡长子有继承君位的权利，其余诸子都另立宗族，所以他们的宗族子孙繁衍，加之家臣、私兵、徒众、奴隶，人口众多，有“百室之邑”、“千室之邑”，几乎等于一个小的国家。 春秋时期的贵族专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宗法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幸而西周时王权尚强，没有形成大乱，而春秋以后就暴露出来了。先是诸侯争霸，后来诸侯随着衰微。孔子叹息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这实际是政权的进一步下降的表现。 西周初期，在太师、太傅、太保、太宰的总领导下，设立太史寮与卿士寮两个机构，前者是管理宗教、祭祀与历法的机构，太史、太卜、大祝等属之。后者管理国家政治的机构，司马、司徒、司空等官属之。西周中期以后，由于宗教思想日渐淡薄，太史等地位已不重要、太师、太傅、太保也只“坐而论道”而已。司马、司徒、司空成为真正管理国家政治的“三公”。宋国、郑国除由卿士担任司徒、司马、司空以外，还有司城、太宰、司寇等所谓六卿执政。宋国戴、桓、向三族势力最大，因此常常形成三族或二族共政。郑国的执政基本上在“七穆”的手中。 我国古代贵族的权力很大，斗争也很激烈。但是他们缺乏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因此缺乏明确的贵族民主制度。宋、郑的执政，晋国的中军却颇有贵族民主制度化的趋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 例如襄公十年，郑国子驷当国（卿之首脑叫做“当国”）。他因进行“田洫”改革，使有些贵族丧失了土地，以致引起叛乱。子驷、子耳、子国（子产的父亲）都被叛乱者杀害。后来子孔当国，而他更甚，再次引起贵族的不满。襄公十九年，郑人又杀死了子孔。于是子展当国，子产也是这时做了卿，是后来当国的第一步。到襄公三十年，子皮又继子展当国。次年子皮授子产政，于是子产当国。子产不肯，他说“国小而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说“虎（子皮名）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可见执政的后面必须有大族的。众所周知，子产当国期间，郑国的内政外交很有起色，能在列强之间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他的三项改革，开战国法家变法之先，但他基本上是站在扶持公室抑制父家长贵族立场上的，这一点是和战国法家的立场作风不同。《论语·宪问》说他“为命神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并见《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只是发布一个命令，就要经过草创、讨论、修饰和润色四项手续，可见子产的贵族民主作风。郑国“乡校”是国人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所，当时有人主张毁掉它，子产认为应该使国人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孔子听说，感叹地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晋国在举行军事检阅和训练的“大蒐礼”的时候，往往选定和任命将帅。中军的将帅相当于正卿和当国的地位。在选定将帅时，各人都很谦让，彬彬有礼，即使有争论，也是很有“君子之风”。在大蒐礼中还颁布刑法，如鲁僖公二十七年，晋“蒐于被庐”，颁布了《被庐之法》，文公六年蒐于夷，颁布《夷之法》，后来范宣子根据《夷之法》作成《刑书》。赵鞅、荀寅后来又把《刑书》铸在刑鼎上。这与郑子产铸刑书相同，都是我国首次公布成文法的开始。叔向在子产铸刑书时曾致书子产表示反对，现在晋国自己也铸《刑书》于鼎上了。孔子也致书于叔向表示反对。叔向和孔子们的立场完全相同，认为治理国家应该用“礼”，而不应该用法。现在把法公布就使人民无所顾忌了。由此可见礼已日益失掉权威的作用。 春秋时期的贵族专政和斗争都是围绕权而进行的。 周自周公以后，虽然已确立了嫡长子继承法，但是君位的斗争仍然不断发生。例如嫡长子虽已确立而中途夭折的话怎么办，又君主废嫡立庶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很容易引起争论的。贵族之间拥立派和反对派便借口发生斗争。如周室内部发生王子克、王子带、王子颓和王子朝之乱都是其例。最后一次王子朝之乱，时间竟延续了十几年之久，等叛乱结束，已由春秋进入战国时期了。 孔子是主张维持君统的，因此他对当时嫡长子以外的兄弟们的争夺君位，特别是贵族们的从中弄权，深恶痛绝。孔子在讲解《春秋》时不免对此有所表示，因此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但是《春秋》绝不能是孔子作的。只是借春秋历史表述他的政治观点而已。孔子和子产都是维护宗法封建制的，既不赞成推翻公室、也不拥护私家，而是主张调和公室和私家之间的矛盾。例如，孔子对三桓固然有所批评和指责，但也并不主张推翻私家。然而当时的史官的立场，却公开地三桓。当鲁昭公被逐出国不得返回时，赵简子问史墨的看法，史墨却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他还引用自然现象来说明这个道理，这就等于公开季氏“篡位”是合理合法的。 因此我们对于“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孔子是不可能作春秋的。春秋三百年中“乱臣贼子”的事件实在是记不胜记，以如此众多的“乱臣贼子”来作为“反面教员”教训后人，后人会引起什么想法呢？当时史官们把这些“乱臣赋子”的事件一一记上，据说崔杼当时就很不高兴。崔杼把一个史官杀死了，而此史官的兄弟（史官）继续记在史册上。这样的精神固然使人佩服，但是这难道能使赵盾、崔杼感到畏惧吗？还是使后人看来感到畏惧呢？我们实在不解2。 （二）国人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国人主要是指居住在国中的贵族。在某贵族反对公室或与另一个贵族斗争中，他不能不争取其它贵族包括士和小人在内的低级贵族的。如《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公子鲍企图夺取昭公的君位，他“礼于国人”。当时宋饥，他“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饴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公以下无不恤也。”宋襄夫人很有政治野心，不但想与公子鲍通奸，而且帮助他“施舍”。由此可知“国人”包括六卿、材人（战士）。公子鲍得到他们（包括襄夫人）的，终于暗杀了宋昭公而即位。又如文公十八年记载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爱儿子季佗。太子仆“且多行礼于国人，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他的情况与宋公子鲍差不多，都是得到国人的而夺取君位的。 国人的力量和影响之大，也可证明他们都是贵族。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将伐曹，假道卫，卫侯不同意，后来晋已渡过河，卫侯要想与晋结盟，却遭到晋的拒绝。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把卫侯也赶出国，“以说于晋”。由此例看出，国人对于外交（亲楚或亲晋）是有决定权的。鄢陵之战以后，经过国人的同意，卫侯才得回国。定公八年卫灵公苦于晋逼，朝见“国人”，公孙贾征询他们的意见说“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国人皆曰“五伐我，犹可以战”。于是卫决定反晋。这是国人决定外交政策之例二。哀公二年，吴王夫差的军队已攻入楚，吴派人来召陈怀公。怀公召见国人说“欲与楚者右，欲与晋者左”。这是国人决定外交政策之例三。襄公十九年，郑子孔“当国”，“为政也，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等贵族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分其室”就是把他的族人和奴隶都瓜分了，这是国人参加某一贵族对另一贵族的斗争。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乌存（贵族）率以逐之。按莒国是齐、鲁的附庸，国家很小，此前已有二起有关国人的斗争，这是以乌存为首率国人去打莒君庚舆。象以上这些例子还有，此不多举。贵族斗争的结果，有许多贵族宗族因失败而“坠命亡氏”，被消灭了，而只剩下很少的几个大族。昭公三年，齐晏婴与晋叔向的一次对话是大家所熟悉的。晋叔向说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齐晏婴问叔向“子将若何？”叔向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晋之公族尽矣。肸（叔向名）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叔向提到晋国公私贵族斗争的结果，一些大族，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已“降在皂隶”了。私家贵族如六卿已占优势，取得胜利。他比喻道，“公族正象大树的主干，主干既已朽坏、其枝叶必先凋落。他的宗原有十一族，现在已只剩下他羊舌氏这一族了，也快凋落了。将来恐怕自己死后，连祭祀的香火也不能延续不灭。言下不胜悲凉之情。 我们知道晋国六卿（韩、赵、魏、知、中行、荀）战国前已只有韩、赵、魏、智四家，后来只有韩、赵、魏三家，便成为“三家分晋”。晏婴对叔向谈到齐国陈氏家族强大并得民心的情况。这也是大家所熟悉值得再回味的。他说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屡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在公私贵族的斗争中，我们不能不承认私家贵族获得民心这一事实。例如齐国的田氏，如前所述“民人痛疾而或懊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恐怕也不是过分夸张，否则，陈氏本是一个客卿，怎么能在齐国取得胜利，代替了姜氏的齐国？ 在各国贵族斗争中，与诸侯同姓贵族往往先贫穷没落了，而异姓贵族却取得民心的爱戴。如晋国的韩、赵、魏三卿可能也是异姓。《史记·魏世家》及《韩世家》记载韩、魏都是周的“同姓”，但是又说，魏之先世“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而夷狄中的确也有姬姓的，如骊戎、狐氏都是姬姓。又韩与后来迁徙于朝鲜半岛的三韩本是同族。魏字从鬼，与隗、媿同字，则可能就是鬼方之后，魏绛和戎之所以成功，可能就因他是戎狄之后。赵则《世家》明言与秦都是以玄鸟（燕）为图腾的，赵与秦都是殷商之后。这样，韩、赵、魏都是异姓大夫而取得了姬姓的晋的政权，这与陈氏以客卿取得姜齐的政权一样。以上说明血缘关系已日益淡薄，地域关系的国家正在酝酿着。 第七章土地王有、贵族占有与赋税的改革（一）土地王有与贵族占有三代兴革之际，原来遗留下来的氏族公社、家族（宗族）公社等，当然都成为新朝所有。《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不但土地为王所有，就连臣民也是王所有。虽然如此，但是王也有责任把土地和臣民分封一部分给他的诸侯。楚芋尹无宇说“封略之内，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王臣”。这是说诸侯国内土地是属于诸侯所有的，诸侯在国内也等于王。因此，诸侯也须把土地分封给他的卿大夫，直至于士。《礼记·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这样层层地分割，就是土地王有、贵族占有制度的来源。 占有不等于私有，从占有到私有还有一段距离。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有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有的同志引用了马克思这段话以后，便认为西周时已有私有土地，这却未免过于仓促。我们认为西周春秋时期主要是土地王有、贵族占有。下面我们引用黄河北岸所谓“南阳”的一片土地为例，说明它经过好几个贵族之手，二三百年之久而所有权始终是国王的，而贵族则只是占有。周室东迁后占领了黄河北岸戎狄的土地，即谓“南阳”，但是戎狄仍常来侵略。周襄王把它的若干块土地封给周司寇苏忿生做了人情。后来苏忿生投奔于狄，这若干块土地就复入狄人之手，直至晋文公称霸，开发南阳才把它收回。因此周王又把它赐给晋文公，晋文公又分赐给狐氏、阳氏，而后又转入郤克之手。当时晋郤至与周争夺鄇田，就是上述狐氏、阳氏之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向晋诉讼。郤至说“温，吾故也，故不敢失（温鄇同在一地）。”单子，刘子向郤至源源本本地陈述这片土地的经过，然后说“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驳得郤至无词对答。由此可知，这片土地虽历经苏忿生、狐氏、阳氏等人，却仍是“王官之邑”，贵族只是占有，而不是为私人所有。（详见《左传》成公十一年） 有的同志把这段史料只引用到这里，但事实上《左传》昭公三年继续记载了温和州二块土地的情况。（杜注“州本属温，为赵氏邑”。）我不厌其烦，译其大意如次初时，州县为栾豹之邑，栾氏亡后，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都想占有这块土地。文子说“温是我的县。”二宣子说“自郤称（人名）把它从温分出以来，已经过郤称、栾豹和赵氏三家。晋改邑为县，不只州一地，已难追溯其根源了”。文子觉得这话是针对他说的，就不敢要这块土地了。二宣子说“我们不可以只说道理而自己夺取土地，不如也放弃了好。”于是这块土地三家都不敢要。后来赵文子为晋正卿，他的儿子赵获想让他父亲乘机取回州的土地，文子说“二子之言义也，违义，祸也。余不能治余县，焉用州有州必死。”甚至赌咒发誓，仍不敢要这块土地。后来他把它以晋的名义转赠给郑国的丰氏。丰氏一死，子产又立即归还给晋（见昭公七年）这也是土地王有的证明，不然赵文子怎么能转赠着郑国呢？ 试想一想，这片土地如果从东周初周王给苏忿生时算起至郑丰氏又还给晋，已经历了晋文公、狐氏、阳氏、郤至、赵文子、韩宣子、郤称、栾豹（当然非全部）之手了，时间已达二三百年之久，为什么都只占有而不敢私有？这只能说西周春秋时期土地所有制是王有、贵族占有，而非私有。但是近来也有一些同志根据金文（如《舀鼎》、《咼从鼎》、《格伯殷》以及《卫鼎》等）中记载有关土地转让、赔偿，以及以实物交换的例子，认为西周以来土地已经私有。这是我们以为不可的。因为转让、赔偿，以及实物交换等，严格说来，在土地王有、贵族占有制之下是可以允许的。《格伯■》有“贾三十田”的话，也仍是以物易物的性质。《卫鼎》记载矩伯用十块田换取裘卫价值八十朋的瑾璋，又用三块田换取裘卫的二十朋的赤琥等物。诚如这样解释，（如“贾”字，名家解释尚不一致）我们认为也只以“朋”来折算，与以田来折算相同，则“朋”、“田”尚非货币，正如瑾璋、赤琥等不是货币一样。其次应该注意在交换的进程中，上自“三有司”下至地方官吏参加作证，这只是宗族之间的土地交换行为，而不是以土地私有为条件的商品买卖。又如有人引用如下之例，“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又“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左传》襄公三十年）认为他们占田就是私有土地，并且得到政府的保护。我们认为这些例子只是证明贵族占有，而非私有。子产在郑的改革，只是承认贵族占有或限制其“占田逾制”，而非主张土地私有。 （二）夺田、兼室事件特别令人注意的是春秋时期夺田与兼室事件的不断发生。 当然它也可以上溯于西周晚期，如周厉王时，荣夷公“好专利”，得到王的信任。这“好专利”，大概就是厉王没有把分封土地给予诸侯、卿大夫贵族，因为贵族不得占有土地，所以引起贵族的反对，结果被国人驱逐，逃奔到彘。《瞻卬》是刺幽王之诗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不消说是因幽王把贵族所占有的土地和“民人”据为王有。因此加剧了王有与贵族占有的矛盾斗争，这也是幽王所以灭亡的原因。春秋时期夺田兼室的现象更加严重了。谁都知道，掠夺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但是土地还是王有的，贵族虽然以合法占有一定的土地。但春秋以后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私有的迅速地增长起来。“占田逾制”是它的表现，进而对于土地和劳动力的争夺，明知是不合法的，而仍连连不断地在贵族间进行着。例如（）（鲁闵）公九界之门全文阅读傅（官名）夺卜齮田。（《左传》闵公二年） （2）周甘人与■嘉争■田。（《左传》昭公九年） （3）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左传》昭公十四年） （4）郤奇夺夷羊五田。郤犫与长鱼争田。（《左传》成公十一年） （5）晋君大其私■，而益（增加）归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国语·晋语六》） 以上夺田都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引起的，所以不能认为私有土地的合法化，或者已是主流。 “兼室”、“分室”，这些室字不是指妻妾儿女，而是指奴隶和其他动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凡奴隶有家属的也可称“室”。在贵族斗争中，一方贵族失败了之后，另方贵族往往把对方的族人、奴隶没收，据为己有。例如（）（楚）穆王立，以其为太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太师，且掌环列之尹。（《左传》文公元年） （2）（楚）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要之室。（《左传》成公七年） （3）（宋）华阅卒，华臣弱皋比之室。（《左传》襄公十七年） （4）（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 （5）（齐）崔杼杀高厚于洒蓝，而兼其室。（同上） （）（楚）公子围杀大司马■掩而取其室（《左传》襄公三十年） （7）（齐）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其臣曰“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左传》昭公八年） （8）（齐）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晏子谓桓子曰“必致诸公”。（《左传》昭公十年） （9）（鲁）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左传》昭公十二年） （0）（鲁）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左传》定公十年） （2）（晋厉公）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归人（《国语·晋语六》） 以上十二例，时间自文公至昭定，长达二百三十年，地点遍及齐、鲁、宋、郑、楚，而以楚最为突出，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的现象。由第一例可以证明，“室”决不是指妻子儿女，因为穆王即使宠幸潘崇，必不致把自己作太子时的妻子儿女都赐给潘崇，因此只能理解为奴隶及其他田地财产等。兼就是兼并；分就是瓜分；取就是掠取。因此，也只有把室作为奴隶土地看待，否则就不好理解。此外还有“相其室”、“治其室”，相、治就是管理别一贵族的奴隶、土地等等。子尾的家臣说“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见第七例）。因为管理就是兼并的初步。“致诸公”（见第八例）是把奴隶土地归于公室，如果两家贵族为争夺而无法解决其矛盾的时候，（见第九例）即归还公室。 如果“室”确是奴隶，那么，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对土地贪欲的增长，家内奴隶可能已经使用于土地耕种，家内奴隶确有向生产奴隶发展的趋势。在夺田兼室的浪潮之下，各国公室也有把卿大夫贵族的采邑和土地兼并过多的现象，加以限制的企图。如郑国子驷为田洫，因而使占田过制的贵族丧失了土地，他们乘机起来发动叛乱（《左传》襄公十年）。管仲在齐桓公时，“夺伯氏骈邑”（即过剩的邑）三百，但伯氏“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这当然是少数有“修养”的贵族，才受到赞许，其他有“怨言”者必定很多。《左传》昭公十年记载陈桓子为了争取别的贵族对他的，他对“凡公子之无禄者，私分之邑”。但是还不等于说私有制已经形成。 总上所述，春秋时期的确是处在矛盾的过渡时期，在“公”与“私”的问题上，也同样反映了矛盾斗争的现象。 （三）赋税的演变《汉书·食货志》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见古代赋与税原来是有区别的，就是说赋是兵赋，税是田税。在井田制度之下，农民助耕公田，殷人叫做“助”，周人叫做“籍”。农民助耕公田以外，在私田上自己劳动所得，即用作为养活自己的生活资料。此即所谓“籍而不税”。公田的收入原来是为社里“公共支出而用”，包括天灾、饥馑、战争以及其他宗教活动等等。夏商周三代兴亡之际，新来的统治者夺取了一部分公社的人民和土地，分封给诸侯和卿大夫。公社组织和井田制依然存在，但是它们已经要为统治阶级缴纳贡物、粮食和供应徭役等。在土地王有制之下，这样的公社，包括土地和人口，都成为“王之所有”。因此它们必须向国家登记，叫做“书社”。《左传》襄公十五年杜预注“二十五家为社，籍书而致之”。二十五家出自杜撰，至少也是后起之说。但它解释“书杜”为“籍书而致之”，是可能有根据的。《吕氏春秋·慎大览》说“武王胜殷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可惜《吕氏春秋》的成书更晚。但是春秋以后，“书社”之名已颇流行。如齐桓公见管仲与之书社三百。（《荀子·仲尼》） 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管子·小称》） 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眉以南，书社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 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景公与鲁君地，山阴数百社。（《晏子内篇·杂上》）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辟而受。”景公禄晏子以平阴与棠邑及市者十一社。（《晏子内篇·杂下》） 按社有时也就是“邑”，相当一个小小的自然村落。所以《论语·宪问》说“夺伯氏骈邑”，朱熹注以为邑即社，这是正确的。如《论语·公冶长》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就是很小的邑。《子仲姜镈》说“侯氏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这里的邑大概也只“十室之邑”那么大，则侯氏所赐之邑可能就是社。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社邑的破坏了，故孟子说“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但是“经”里仅此三个字，意义不明，因此不得不借助于三传的解释。《左传》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谷出不过藉，就是农民除耕种“籍田”（公田）以外，不再有其他的负担和剥削。亩是私田，则“初税亩”就是从这年起，鲁国公室还向农民的私田伸手征收实物税了。这里应该联带解释一下“租”字，租字本由助字引申而来，因此我们认为征税以前，应该先已有为徭役劳动的话，则税就是实物代役租了。 所征之税率终究怎样，据《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释，都是征什一之税，这大概是说，“初税亩”后，于私田也征什一之税，那就是征收十分之二的税了。《论语·颜渊》记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哀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彻是周克殷前征税的方法，现在已征收十分之二，就自然被人所批评。但百年以后的哀公征收十分之二的税还感不足。 在实行“初税亩”前，农民曾进行过消极怠工的斗争。《诗·齐风·甫田》说“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秀桀桀”。甫田是诸侯的籍田，由于农民的消极怠工已长满了荒草。《谷梁传》说“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意思是说，如果官吏剥削农民过重，以致庄稼不善，就不是好的官吏；公田应由农民耕种，如果消极怠工，以致公田长满野草，这就不是良民。《谷梁传》对两方面都作了批评，可知“初税亩”是公田与私田从此都收实物税的意思。 “初税亩”，不但使农民的负担加重，而且暗示公社井田制已在日益破坏。 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滕文公》上）可见在野农民只有助耕。孟子主张国野分治，所以才这样说的。但是前590年，成公元年，鲁“作丘甲”。前483年，哀公十二年，鲁“作田赋”，田赋即甸赋。丘、甸都属于野的范围，那里原是被征服人民居住和耕种的地方，他们本来是不当兵，不出赋的，而现在丘甸也都征收兵赋了。虽然野人民的负担已有增加，但是国野的对立和界限却在逐渐缩小。 公元前538年（鲁昭公四年），郑国子产“作丘赋”，丘赋与丘甲的意思相同。子产于作丘赋前，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曾经整顿井田制度，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子产这次田制整顿，只是把贵族“占田逾制”的现象加以整顿，并不是废除井田。郑国经过子产这次改革，居然使它在诸侯间的地位有所提高，可见还是有作用的。 古代兵制与田制是密切联系的。如族字从■从矢，是旗帜之下，每家出箭一支，五人为伍，十人为什，组成队伍，故族可引伸为宗族、族类。大概一百家为一族（即百室一族）设百夫长，千家则十族，设千夫长。西周时期，请侯与卿大夫分别掌握军队，因此公室与私家在兵权上也有斗争。 公元前52年（襄公十一年），鲁“作三军”，经过三家讨论然后结盟，决定“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后来经过了二十五年（前537年）三家又经过讨论，决定“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昭公五年）这样鲁公室的兵权已全入三家之手。尤其是季氏择二最占优势。前483年（哀公十二年）鲁用田（甸）赋时，冉有（时为季氏家宰）征求其老师孔子的意见，孔子是不同意于丘以外又向田（甸）用赋的。因此赋的增加只对私家季氏有利。这与三家分公室的军队也有关系。 前45年，晋“作州兵”，同时又“作爰田”。据后人研究，州也是在野的范围内，因此“作州兵”就是征调州人当兵。这是晋国的国野界限从此也消除了。“作爰田”是使国人的公社土地不再重新调整分配，而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轮流换耕。这不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促使私有土地的发展。 第八章四民阶级的出现及奴隶制问题（一）社会分工与阶级划分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已由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青铜器是铜与锡的合金。在此以前，按铜器的发展，还应该有一个纯铜即黄铜时代，但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却已出现青铜器，饮食器、酒器、兵器都是以青铜制成，农具、工具却很少用青铜制成的，而仍旧是石器、木器、陶器。因此青铜制成的尊、爵、彝、鼎成了统治阶级、贵族阶级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青铜器作为生产力是有限度的。 关于铁器的发明时间，至今考古界还有争论。但是春秋末战国初铁器已象雨后春笋般地冒发出来。正是因为它的发明和使用，促使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进一步的分工和阶级的划分。 孟子与许行之徒的一次对话，充分地反映了铁器的使用是促使社会分工和阶级划分的动力，不厌其烦，全引于次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许行之徒）曰子必织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以粟易器械者，不为厉（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亦孟子语）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一段对话说明铁器已使用于农业耕作，因此促使陶器业、纺织业的分工。农民需要陶器或布匹（制冠或制衣）就要以自己生产的粟去与它们交换。我们知道许行之徒是奉行“神农之言”的，他们主张“君民共耕”，就是君和民一样应该参加生产劳动。这无疑是氏族公社制度的反映。虽然孟子主张恢复井田，但是他的井田制已经有明显的阶级划分，即君子与小人、国人与野人的划分。他在讲井田制时曾经说过“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有“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亦即劳心与劳力之分。他认为这是社会分工，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他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显然孟子讲这话时，井田制已经随着国野制度的破坏而破坏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罗马尼亚、波兰的田制一样，已经由共有土地为基础的共同体转变为农民为土地的掠夺者无偿地付出徭役劳动。马克思说“农奴的生产关系就是这样发生的”。孟子的井田制实际孕育着农奴关系。 恩格斯说“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旧的共产制家庭，同时也炸毁了在各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由此可知，社会分工是促使阶级划分的前提条件。如孟子所说，铁器的使用，促使工商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划分，就是一例。 春秋末年晏婴与齐景公的谈话，也反映士农工商和卿大夫贵族之间的分化。齐景公面对着华丽的宫殿感叹地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婴说“其陈氏乎！”接着他盛夸了一番陈氏得到民心的情况以后说“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赞美陈氏的话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讲到，这里应注意的是社会阶级的变化，就是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滔，大夫收公利。这是应反转来读的。陈氏之所以得到民心，正是因为他“收公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晏婴认为是礼坏乐崩的结果。但是为什么会发生礼坏乐崩呢？晏婴却没有正确的回答。我们读了恩格斯的话，就知道这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分工、阶级的划分。下面我们来谈谈新的阶级的出现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农民失掉了土地，不得不四处流亡。孟子说“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正是指井田制破坏以后的情形。他认为必须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就无恒心，认为恢复井田制就能保证农民的恒产和恒心。他的井田制计划是否实现，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不过他常常提到“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话，却不象是井田制下的家族公社，而是个体农民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农村公社。 商鞅变法实行授田制，就是由国家按农民的户口多少授予农民土地，让他们负担兵役、徭役和赋税。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按“五人为伍、十人为什”军制编制起来，既是农民，也是士兵。农民分得土地之后，已不再实行“三年换土易居”的办法，而只在自己的土地上提高每亩的生产率。因为土地有好坏的不同，国家授予农民土地也分为“不易之田”，“一年一易之田、二年再易之田”三种，农民的负担也因而有所不同。所谓上农、中农、下农。土地是直属于国家的，因此只有农民的私田（实际是份地）而无公田。在这样授田制下，农民从表面上看来，已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而实际上却是国家的农奴。《周礼》一书所描述的田制，与其说象孟子的井田制，毋宁更象法家李悝、商鞅所实行的田制。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所述田制似已紊淆了这两种田制为一种田制了。如它开端说“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亩，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这显然是仍抄孟子的话“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却与《商鞅列传》相同。下面接着叙述授田制说“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这里所述易田之制与《周礼·大司徒》相同。在这种授田制之下，农民实际就是农奴。班固描写说“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乡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连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这样的公社组织和《孟子》所述是大不相同的。《周礼·地官·比长》说“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族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惟圜土（监狱）纳之。”不如说是一座监狱。 但是除了授田制下的农民以外，个体农民已经逐渐形成。战国时期，农民这一阶级成分是很复杂的，既有小自耕农，也有卖庸而耕的半自耕农。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记载看来，这些庸耕者的身份是完全自由的，他们只是出卖劳动力，并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因此主人必须给他丰盛的酒饭和较多的工钱，否则他就不肯好好出力或者离他而去。 孟子在其著作中描述个体农民最为生动，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但这是孟子对行仁政以后的想象，并非现实，而与《周礼》所描述的农民有似农奴者却又不相同。 《管子·问》篇所述较近事实。它说“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 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就它所问，当时社会已有很多贫人，他们四处流徙，宗族制已遭破坏，故有“外来之人”而“未有田宅者”。又还有“理园圃”副业的农民。 从新出土的云梦秦简也反映国有土地（授田制）已被官僚利用盗窃为私有土地，并把它转租给贫苦农民。还有一部分农民固然可以因在战场上立功而获得土地，成为私有土地，但也有一部分作为奴隶或农奴。《商君书·境内》云“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庶子还要定时给有爵者服徭役。 春秋初期晋国还出现“隶农”。《国语·晋语一》说“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它们也许由奴隶转化而来，虽然已经获得一块“沃田”耕种，但终年所得，收入极微，只是给别人劳动而已。值得注意的是从庶人、工商中已经出现了“素封”阶级。《史记·货殖列传》介绍他们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白也，就是他们原来不是“封君”，但是他们每年的收入，却可以与有秩禄、有爵邑的封君相比。司马迁接着说“其中庶民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役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兴阶级，地主工商阶级。但是秦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他们却没有能够顺利地发展起来，而只有走官商和官僚地主的道路。（二）工商业的发展与劳动奴隶制的流产战国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私营工商业终于迅速地发展起来。 马克思对于商品经济和商人的出现，在古代希腊、罗马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恩格斯认为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的分工是第三次社会分工，所以他说“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重视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应该指出，在战国以前，我国已有工商，是次于庶人以下的一个等级，他们由官府供给衣食和生产资料，即“工商食官”。但它的生产品不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商品，而是为了供应贵族阶级日常应用、享乐而生产的。但是战国以后的商人是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才出现的，他们虽然不从事生产，但是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剩余物品的出售，往往要经过他们的手，因而从中牟利2。恩格斯说“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同上） 我国先秦文献里十分缺少商业的发展和商人活动的记载，对于货币的出现也很不清楚。幸而汉代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却客观地、全面地叙述了商人、商业的活动和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了它有关“素封”阶级产生的记载，他们大都是因工商致富的工商阶级。在《货殖列传》里他叙述了各地的生产经济情况，著名的商人和他们的经济理论。恩格斯在谈到古代货币的作用时说“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时商品（货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掌握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同上）。司马迁用古文同样表达了这一意义，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由此可见商业和商人的发展对于阶级分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不注意到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变化。 至此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战国以后我国的奴隶制。按照前辈学者郭沫若的说法商周为发达的生产奴隶制。但是我们认为商周至春秋战国却始终只是家长奴隶制。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既没有使他发展为生产奴隶制，也没有废除家长奴隶制。马克思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总的结果为奴隶制经济，或者视其悠悠如何，结果不过是把奴隶制度，由家长式的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转化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据此可知，由家长奴隶制到生产奴隶制的“转化”，其关键是在商业的发展如何，即前者是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后者则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那么我国商鞅变法“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奴隶制的发展，无疑是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其次，商鞅变法实行授田制，其目的在“富国强兵”，并不是为了发展土地私有制。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之下，土地和奴隶已经可以自由买卖。因此商鞅死后到汉代初期，土地私有制必定产生，以致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莽变法时奴隶已与牛马同栏，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王莽变法事事复古，他规定全国的土地都是“王田”，奴婢为“私属”。由于两汉土地兼并的严重性，他又不得不回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老路上去。奴隶也仍旧是家内奴隶，而不是社会生产奴隶制。春秋战国之际，士农工商合称四民，但士原是贵族最末一级，是军队中的骨干。而春秋以后，由于军制的变化，兵源的枯竭，国人与野人都要当兵出赋，因此士的出路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孔子的学生中有经营货殖的，也有愿意去学稼的，而大量的是投奔于卿大夫门下当一名家宰。到战国时士的出路就更乱且滥了。有做“食客”的，有算命卜卦的、也有做侠客的。既有上升为“士大夫”的、也有下降为“士庶人”的。但他们主要依赖脑力作为生存手段，因而轻视体力劳动。墨子的学派倒很象是一个小手工业团体。战国以后，另有新兴阶级的出现，尽管它们还很微弱，墨子的“尚贤” 就是在打破“官无常贵”、“民无常贱”的等级制，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对等级制的无情的冲击。 第九章秦的郡县君主国家（一）秦所以能够统一六国的原因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战争频繁，其激烈、残酷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春秋时期。 由于铁器的使用，无论兵器、兵种、战略战术，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由此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兵法家如孙膑、吴起、廉颇、白起、王翦等等。三晋是法家的发祥地，魏国最早变法。后来商鞅入秦，秦的变法实际是从魏传播过去的。但是秦的商鞅变法，比当时任何国家都要彻底深入。这是秦所以能够战胜六国和最后统一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各国进行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是为了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切矛盾都已爆发，只有依靠武力（战争）和生产才能解决。梁襄王见到孟子时首先提出了“恶乎定”的问题。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又说“惟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襄王当然听不进去。孝公接见商鞅时，商鞅最初讲“王道”，继讲“霸道”，孝公都不爱听，最后讲“富国强兵”的道理，他听着不觉膝行而前。可见战争已是当时解决一切矛盾的出路。 战国后期的战略战术已不但在夺取敌人的一地一城，而且在摧毁敌人的战斗力，如秦国白起于前279年攻打鄢郢之战中，楚竭力抵抗，久攻不下。白起竟采取引水灌城的办法，在鄢的城西筑堤，引水为长渠（今湖北宜城西）把水从城西灌入城东，使楚民溺死者数十万人，表现出极度的残酷性。楚国因此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前22年，秦赵长平之战中，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都消耗了很大的兵力。赵国终于被迫投降。白起竟然将全部投降官兵四十五万人活埋，这是灭绝人性的举动。 战国末年，六国兵力不但失去抵抗能力，而且还内部腐化。秦国于是采用兵法家尉僚子的策略，派间牒到六国活动，不惜用大量的钱财收买、贿赂或离间君臣将相之间的关系。如秦灭赵时，赵军竭力抵抗，最后却因赵王的宠臣郭开受秦贿赂，造谣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改用李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和司马尚，后来又杀李牧。结果秦王翦大破赵的代郡。又如齐国灭亡前，齐王建的相国侯胜“多受秦间金玉”因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秦国对六国进行战争时，不但拓地西戎，而且向西南的巴蜀地区开发经营。楚国原来也在那里开发金矿，建立岷山庄王。但是秦占领汉中、黔中之后，楚与巴蜀的交通便被隔断，秦得以更加积极地经营巴蜀，发展水利事业，使巴蜀成了秦的经济资源仓库。后来它又消灭了义渠，使游牧经济也有所发展。东方六国只有楚国领域广阔，资源丰富，齐国沿海，可以收鱼盐之利，但是总不如秦的富厚。至于三晋的兵力虽然很强，但是韩魏处于中原，四处受到战火的威胁，所以三晋一弱，秦的兵力已所向风靡，势如破竹。战争不但是政治力量的决赛，而且愈来愈成经济力量的决赛。（二）郡县制——地域关系的基础三家分晋、田氏篡齐，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开始。通过变法和战争，由秦统一六国、从而建立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君主国家。 郡县制开始于春秋时期晋楚和秦等国。晋国赵简子的誓师辞里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可见春秋末期，县还比郡大，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县和郡都是新被兼并过来的土地。它并不分封给卿大夫贵族作为封邑，而由君主直接统治。县，悬也；郡从君从邑，就是君主的邑。它们往往设置在国家的边境上，有一套自成系统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因此逐渐形成为地域关系的地方行政区域，和原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国采邑不同。 晋楚秦等国于春秋初期已经有县的出现。楚国最初的县，其县公也是世袭的，如申被灭亡后，建立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申公斗班以后，继任者为申公斗克，即是斗班之子。又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衰，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称为原同。又如楚的申公巫臣，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大夫。战国秦汉以后，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出现，世袭贵族统治体制已逐渐瓦解，而成为君主直属的地方行政组织了。战国时期，由于各国战争频繁，边地增加，从而形成郡县制，从此由郡而统治县。如魏的上郡有十五县，赵的上党郡有二十四县，赵的代郡有三十六县，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秦楚燕的郡县制都是效法晋国的。商鞅变法集小（都）、邑、聚为县，凡三十一县或四十一县。因此原来聚族而居的村落，必定有许多被改编为县，从而打破了血缘的纽带关系。 如前所述，秦昭王根据范睢的建议，在战争中，每克服一城一地，就随即置郡。如前222年，王翦平定楚江南地，降服了越，置会稽郡。前225年，于取得燕地以后，置渔阳郡、广阳郡，又在魏地（原为宋地）置泗水郡。攻取齐地以后置薛郡。前223年，灭楚后置九江郡、长沙郡等等。故争为郡县制的形成作了开路先锋。 由于郡县制的确立，全国农民都编入于户籍，所谓“户籍相伍”（前375年），政府按户籍征收赋税，并根据户籍“计口授田”，征收地租，同时实行郡县征兵制。 秦统一以后，郡县制已成为全国君主中央以下的地方行政组织，但是宗法封建制与郡县制之间也依然存在着矛盾与斗争。 前22年秦王政已正式称号皇帝，但是丞相绾说“诸侯被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都同意丞相绾的意见，廷尉李斯却表示反对，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同意李斯的意见。这是第一次关于封建和郡县之间的斗争。 前24年，始皇巡游各地回来，在咸阳宫置酒宴会，表示庆贺。但是卜士淳于越又旧话重提，要恢复封建制。李斯这时已是丞相，他又坚决反对，言词激烈。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拒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平下，禁之便！ 据此可见，秦统一以后，体制问题是尚未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李斯提出如下的办法，所谓“焚书坑儒”事件也就是这样产生的。李斯因此进一步提出（）史官非《秦记》皆烧之；（2）非卜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 《资本论》第三卷第40页。 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见知不举者同罪；（3）令下三十日不烧，黔为城旦；（4）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5）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这条例是非常残酷的。从秦统一以后，郡县制已确立为不可动摇的国家基础。尽管以后王朝还有反复，但基本上始终未变。 （三）君主下的统治方式秦统一后，始皇自称为“皇帝”，这是前所未有的至高无上的称号。商周时期最高统治者称为“王”，战国时期各大国也都称“王”。现在秦既统一六国，所以它要另取一个高于王的称号。李斯等大臣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始皇说“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如议”。同时，始皇帝取消了给王死后取谥号的办法，他自称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这“皇帝”的称号，标志着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它的国家与古代宗法封建制国家不同，它是建立在以地域关系为基础上的君主国家。因此它的官制、法律、礼制都标志着它的特色和性质。《秦始皇本纪》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秦自商鞅变法，一直以法家学说为国家的理论基础和政治路线。秦统一以后这条路线始终不变。 皇帝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凡军事、政治、经济的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一切官僚都是为他服务的，法律就是根据他的意志和命令制订的，全国臣民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犯。按照法家的理论，国君应该掌握两个武器，一就是“赏”，一就是“罚”；前者是人人所喜爱的，后者是人人所畏惧的，所以国君只要掌握好和使用好这两“柄”武器，就能把国家治理好。此外为了防止大权旁落，臣民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国君还必须掌握“术”和“势”（权力）以补“法”之不足。“术”就是不使臣民有空子可钻，以售其奸，“势”就是权力，按韩非子说法皇帝就是权力的象征。 在皇帝的统治之下，中央设置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它们分别掌管政治军事和监察三项任务。此外还有九卿，它们是负责皇室、宫廷、宗庙之管理警卫以及财政和祭礼、礼仪的官。在地方上，郡设守、尉监，在县设令、丞、尉，它们的职务和中央一致。 战国和秦的官制与古代宗法封建制下的贵族制不同，皇帝对官吏有任免权，官吏不能世袭；实行俸禄制，官在则有俸禄，不在官，俸禄也就取消。地方官吏对于中央每年应该向上级报告政务、财政收入等情况，不得隐瞒。皇帝及中央有权监察地方官吏的政务、财政和有无不法行为之权。秦虽然还有封君的存在，但是封君只具征收当地的租税和征发徭役之权，而无行政权，土地和人民仍是属于中央的。秦代还实行二十等爵制，但它只是作为官阶、俸禄、权利的一种标准，因此它与过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还有不同。 作为儒家的荀子到过秦国，他对于秦的官制、兵制以及富庶的情况都表示赞美，但是他总觉得不施礼义、不顾人民的利益是不能长治久安的。这个批评很有道理。秦二世时，秦的官僚制度已经完全腐化，赵高弄权，“指鹿为马”，竟无一人敢说真话。丞相李斯也被害死。 国家是阶级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产生和形成的。春秋以后，周的政权不断地下降，由“政在方伯”到“政在大夫”，结果由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开始了战国时期。七雄并争，又通过变法和战争，由秦统一六国，终于形成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君主国家。 就阶级关系说，一方面是以皇帝为首的军功贵族和官僚地主构成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农民和工商为主构成被统治阶级。由于严刑苛法和赋税徭役的增加，他们动辄犯法，陷身于奴隶、刑徒、赘婿、盗贼，因此他们成为农民起义的同盟军。以财富差别为标准的阶级关系毕竟代替了等级关系。 一切变革或革命，都关系到所有制的变革或革命。由于土地“王有”的观念始终未变，因此授田制虽然名为国有，实际还是变相的“王有”，公社农民变为“编户齐民”，实际还是皇帝的私有财产。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可怜的小农经济毕竟已经形成，从秦到汉之际，终于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奴隶也成了“与牛马同栏”（王莽语）可以买卖，但是始终是家长奴隶制。王莽改革的措施中规定“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历史几乎出现了倒流。 地主必须是官僚地主，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举几个例子来说吕不韦原是一个大商人，他为了扩大“门户”，以抵押于赵的秦公子子楚为“奇货”，做了一次政治投机买卖，获得成功，因而做了秦的相国。他以黄老思想的经济自由为指导与门客合著一部《吕氏春秋》，与法家君主的思想有某种对抗的因素，结果遭到族灭身亡。 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所谓“四公子”，都是贵族，因此他们才能发财致富，仍旧是因贵而富的，而不是因富而贵的，不过他们毕竟是官僚地主和官僚商人，而不是贵族了。 不过，那时候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已是必然的趋势。君主建立在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上，大土地所有制对君主是不利的。因此，中国历代君主者与大土地所有制发生矛盾和斗争。 商鞅变法为了富国强兵不得不多少扶植小农经济的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战斗力，但是商鞅死后，由于连年不断对外战争，赋税徭役成倍成数十倍地增长。为了北防匈奴，兴建巨大的万里长城，从内地输送粮食和士兵到前线去，农民逃亡者不计其数。后来罪隶、刑徒、赘婿及最贫苦的“闾左”都被征发，矛盾激化，只短短的十五年历史的秦王朝，就这样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被淹没了！ 1 题记这是《中国通史》第四卷。本卷所要论述的是中国中古时代成长时期，约略相当于秦汉皇朝统治时期的历史。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制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秦汉皇朝统治时期，上限起自公元前22年秦始皇灭六国，下限到公元9年汉迁都许昌。迁都许昌后，汉仍保持着它作为一个朝代的称号，但实际上大权已归曹操掌握，历史已进入另外一个时期了。 依照第三卷体例，本卷设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等四编，分上、下两册。前三编为上册，由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第四编为下册，由白寿彝、廖德清、施丁主编。 序说，由周天游同志撰写第一章；黄展岳同志撰写第二章；唐赞功同志撰写第三章。周天游同志，944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97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978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由陈直先生指导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秦汉史方向硕士学位。98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在西北大学历史系秦汉史研究室任职。现任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兼文博学院古籍整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社会史研究会、陕西省历史学会等理事。主要撰述有《八家后汉书辑注》、《史略校笺》、《七家后汉书》、《后汉纪校注》、《秦汉史研究概要》及秦汉史论文多篇。黄展岳同志，92年生于福建省南安县。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957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在导师夏鼐先生指导下从事秦汉考古研究。从954—983年，先后参加了洛阳中州路东周墓、洛阳汉河南县城、陕县七里铺遗址、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广州南越王墓的发掘和黄河水库渭南段考古调查、西安汉长安城的勘查等项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并多次担任发掘队队长或副队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报》副主编，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兼职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参加集体撰写的重要编著有《洛阳沟汉墓》、《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西汉南越王墓》和《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专著）及有关论文多篇。唐赞功同志，934年生于江苏铜山县。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系任教，现为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并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北京史学会理事。对秦汉史和秦简及汉代封国史有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撰述有《汉初“布衣将相”浅论》、《云梦秦简官私奴婢问题试探》、《吴楚七国之乱与汉初封国》等多篇论文。 综述，由吕名中同志撰写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邹贤俊同志撰写第二章、第三章；陈其泰同志撰写第四章、第五章；许殿才同志撰写第六章；刘家和同志撰写第九章。吕名中同志，932年出生于湖南省城步县儒林镇。95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长期在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现为历史系教授，研究生指导教师。在学术研究上，侧重于秦汉至隋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史，特别是南方民族关系史。主要论著有《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各族的内迁》、《汉代奴婢的阶级地位问题》、《汉族南迁与岭南百越地区的早期开发》、《百越民族对祖国经济文化的重要贡献》等。主编《南方民族古史书录》。邹贤俊同志，932年生于湖北天门。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及副秘书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湖北省中国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与秦汉史研究，主要编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纲》、《中国古代史提要》、《中国史学史论稿》等，并撰有《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军功地主的统治与秦末农民起义》、《秦末农民起义与秦汉之际的地主阶级》等秦汉史论文。陈其泰同志，939年生于广东丰顺县。9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史学史专业。98年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参加白寿彝教授主编《史学概论》和本书第一卷的编写工作。主要著作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并发表论文多篇。许殿才同志，953年生于辽宁省绥中县。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987年获硕士学位，990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汉书的成就》等多篇论文。 典志，由本书科技史组撰写第一章和第四章；高敏、安作璋、廖德清和我撰写了第二章；高敏同志撰写了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安作璋同志撰写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高敏同志，927年生于湖南桃江县。958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导师唐长孺教授。以后，历任郑州师院、郑州大学历史系教职。现任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云梦秦简初探》、《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秦汉史论集》、《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等书，先后发表有关秦汉史论文多篇。安作璋同志，928年生于山东曹县。95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系。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主要编著有《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与汉书》、《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中国史简编》、《刘邦评传》等书及论文多篇。廖德清同志，923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解放前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解放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部。历任四川大学历史系助教，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员，辽宁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地图集》、《二十六史述略》等书及论文多篇。另，典志第二章《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章有一部分原稿“地主阶级的构成及其演变”、第十二章《朝廷、郡县和封国》、第十三章《官吏的选用、考核及其他制度》、第十四章《兵制》、第十五瘴《刑法》以及附录《礼俗》，分别由逢振镐、张汉东、庄春波、陈乃华、刘德增等同志执笔，安作璋同志修改定稿。 传记，由吉书时、施丁、廖德清、刘雪英、孙开泰、季镇淮、许殿才、安作璋及科技史组等同志分头撰写。其中，有季镇淮同志与薄树人同志合写的《司马迁传》、《张衡传》，季镇淮同志与施丁同志合写的《班固传》；有廖德清同志撰写的《汉光武帝传》及中兴二十八将中的邓禹等十人传；有施丁同志撰写的《党锢传》和《宦者传》；有科技史组同志撰写的数学、天文学等七个学科的传记。施丁同志做了大量的修改工作。施丁同志，933年生于江苏丹阳县。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后，曾先后在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历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司马迁研究新论》（合著）、《中国史学简史》、《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等书及论文多篇。季镇淮同志，93年生于江苏淮安市。94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944年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系主任、教授。五十年代，曾赴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大学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鲁迅研究所作研究工作。主编《近代诗选》、《中国文学史》、《历代诗歌选》、《中国近代文学史》等，并著有《司马迁》、《闻朱年谱》、《来之文录》等书。吉书时同志，932年生于河北巨鹿，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成果有《稽古录》点校和秦汉史论文多篇。 本卷的编写组织工作开始于98年。这年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行了秦汉卷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提出了编写的初步计划。983年4月举行了第二次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十六个篇目，总称为“别录”，后来改为“典志”，十六个篇目后来也不断有所调整。987年9月举行第三次工作会议，明确了本卷的一些问题，促进了工作的进度。同年2月底，典志编预定各章全部完成，于988年4月30日初步定稿。序说、综述和传记工作因多种主客观原因进展很慢。992年3月上册完成，993年8月7日下册完成。至此，全卷全部脱稿，距离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已经十二年了。 序说编论述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内容翔实，对秦汉史研究概况也能举其大端。综述编勾划了秦汉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典志编论述秦汉时期的生产力、生产状况、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当广泛和深入，为通史撰述中所仅见。《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和《朝廷、郡县和封国》是其中很重要的两章，前者是关系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是史学界争论相当多的问题。作者在这里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的看法和阶级中也有等级的看法。这种说法，对土地国有说和土地私有说的内容都可以概括进来，而对于秦汉阶级关系的分析也可以有进一步的深化。当然，这都还不能作为定论，提出来是希望大家讨论的。这一章原来是三篇文章。一篇是高敏同志的《土地制度》；一篇是安作璋同志的《地主阶级的形成及其发展》；一篇是廖德清同志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这三篇文章所论述的问题，相互间的关系特别密切，论述的内容有相当多的重复。经过商量，对这三篇进行了一些增删和局部的改写，把三篇合为一章。在这一章里，有的论点如同原作者平日所持见解不尽相同，并不等于对平日见解的放弃，这是应当说明的。传记编所收人物见于标目者有近百人，写出的稿子也都有他们的特点，但还不甚理想。撰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是我们史学工作中很薄弱的一环，还需要投入很大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在本书中，我们很注意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在本卷的典制编和传记编中，都有相当精彩的作品发表，这都是有关各方面的专家的力作。何绍庚同志在组稿和稿件加工上出了很大的力气。 我们对于编撰这样的大型史书没有经验。我们的史学水平和表述水平都有限，因而书中不免有许多不足和缺点。就本卷来说，我们已发现的不足和缺点有很重要的三点一是表述的方式多属于论文式的，还缺乏史书撰述特点的自觉；二是没有能够充分吸收国内外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三是我们希望写出多民族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写得很不够。这些问题的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要改变这些状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所能解决，但我们只要去努力，还是可以不断取得进展的。 为了全卷在观点上、体例上的一致，在表达上要求更可能的明确，我对一些稿件做了必要的修改、改写、补写和调整。这样的做法，有时也可能会不符作者的原意，有时也可能出现新的失误，尚请同志们指教。在全卷的结构上，虽有第三卷的成例可循，但在具体安排上，还有不少的困难，往往会遇见复杂的情况，处理未必得当，这是需要读者帮助解决的。 佟冬同志为本卷上册题字，杨向奎同志为本卷下册题字，增加了本卷的光彩，我们很感谢。 白寿彝993年8月25日于北京中国通史（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 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第一节基本史籍《史记》《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司马迁（约前45或前35—？），本卷丁编别有传。 《史记》全书五十二万言，上起传说中的五帝，下迄汉武帝末年。记述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 《史记》的史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取自先秦文献和政府档案，也有作者司马迁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书中有些汉代人物的事迹，甚至是司马迁亲身交往所了解的。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考信择善，当书则书，秉正不阿，疑则存疑，或缺略不论。刘向、扬雄等汉代知名学者都服其有良史之才，以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民族关系，乃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诸邻国的社会情状，都在书中得到了反映。其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及游侠、商贾、医卜、俳优等等，大都栩栩如生，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图景。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亡缺也有续补。最先提出《史记》有缺的是东汉卫宏。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时张晏胪举亡缺十篇的篇目，即《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当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等篇。他还指出《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是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作。后人对张晏的说法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十篇并非全佚，褚少孙所补也并非四篇，凡今本中标“褚先生曰”者皆是，其所补虽缺乏史识及文采。其他续补者尚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所补内容，已无从稽考。 最早为《史记》作注的，是东汉人延笃，撰《史记音义》一卷，早亡。 此后，晋徐广，刘宋裴骃，梁邹诞生，唐许子儒、王元感、陈伯宣、徐坚、李镇、刘伯庄、窦群、裴安时、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作注，而能留传至今的唯有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号称“三家注”。裴注重于释义，司马注音义并重而长于音，张注则最为精审，尤详于地理。三家注本各自单行，至北宋时始分隶于《史记》正文之下，形成今本模样，为研读者带来不少的方便。然而在此过程中，误引误删而失原貌的也不少，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 有关《史记》的考订校补之作甚多，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9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引三家注外中国有关考订之作一百余种，日人之作二十余种，汇为一编，考校得失，颇有便于读者。其后水泽利忠又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集世所罕见的宋本和日本古抄本、古校本，作为校记，为洞悉《史记》古本原貌，作出了贡献。《考证》辑录《正义》一千多条，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增辑《正义》佚文二百多条。虽二书中出于己者而“坚壁不可撼”之精说不多，有些注文过于繁琐，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也不足，但不失为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又《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对读《史记》诸表有较高参考价值，其中以汪越、徐克范《读史记十表》和卢文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较为重要。 《史记》的版本，现存最早的善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以同治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兼取百衲本。二本在传目编排和文字上均有差异，互有短长。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在纪传体史书中，《史记》是研究秦史的最基本的典籍。有关秦史，还应注意下列诸书清孙楷的《秦会要》，从先秦诸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太平御览》诸书中摘取有关秦典章制度的资料，分入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十四门，使零散的材料条理清晰地整理出来，颇有益于学人。近人徐复又钩稽群籍，逐条予以斠正，并续有增补，成《秦会要订补》一书，也颇利于用。 近人马非百之《秦集史》，略仿纪传体史书成例，材料丰富，兼有考证，既可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憾，又可省却读者许多翻检之劳。惜与作者原计划相较，尚有漏略。涉及秦史的文物考古资料也欠完备。 此外，有关秦汉典章制度的材料，还应参阅唐杜佑《通典》，其中《食货》、《选举》、《职官》三典尤为重要，不可不读。 《汉书》《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为此作注者甚多。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398—445汉志》，三十卷，西晋司马彪（？—约30）撰。范晔、司马彪，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范晔已完成《后汉书》纪传的写作，并同谢俨撰成《礼乐》、《舆服》、《五行》、《天文》、《州郡》五志。《州郡志》实包括百官于内。南齐檀超作十志，其《百官》即依范晔而合于《州郡》。范晔下狱那天，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范书残而不全。 在范书之前，有关东汉的史作不下十部，即《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采撷诸家书之长，删繁补缺，整齐故事，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书取代《东观汉记》残本，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东观诸史除袁宏纪外相继散亡。于是范书成为研究东汉史最主要的史籍。 范晔《后汉书》以“正一代之得失”为宗旨，多用合传形成，以明褒贬。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针贬朝政的事迹。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名士的识人之鉴。又并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为一传，以讥刺这五位庸碌圆滑官僚的苟合因循。又别立《孝义》、《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宦者》诸类传，分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东汉社会的面貌。由于范书重文采，求简要，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具体事实隐而未彰，这些欠缺需从《后汉纪》和东观诸佚史的佚文来作些订补。 司马彪的《续汉书》，是在谯周《东观汉记》删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理，特别对安顺二帝以下东汉史事，补阙尤多。永嘉乱后，《续汉书》纪传部分陆续散亡，唯八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后《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续汉志》中，以《百官》、《舆服》、《郡国》三志最为重要。《百官志》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略而不详之弊，以刘秀定制为准，以上公、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将各级主吏、属吏的员数、职掌和源流，条理爬梳，并附百官受俸例，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唯略于秦官之沿革，可取沈约《宋书·百官志》以为弥补。《郡国志》则可与《汉书·地理志》相对照，以明地理沿革。《舆服志》为《史》、《汉》所无，源出于《东观汉记·车服意》，是研究秦汉服饰、车舆制度的主要依据，对于研究秦汉文化史和社会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司马彪未志《食货》及《艺文》，使一代经济制度和文史典籍都未能得到反映。 自范书问世后不久，南朝梁人刘昭为之作注，并选取《续汉书》八志，析为三十卷，注以并行。至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再为范书作注，因《续汉志》非范晔所作，弃而不注，一时风行天下。于是范书又单行于世，而刘注则随之大部散亡。到了北宋乾兴元年（公元022年），孙奭建议把李贤所注范书纪传和刘昭所注《续汉志》（佚《天文志》卷下注及《五行志》卷四注）合并成书。此后，《后汉书》就形成今天通行的一百二十卷的本子。 李贤注，重于诠释文句，疏于史实考辨，又成于众人之手，匆匆成书后复无暇整理，繁复错讹之处时有所见，以至《南匈奴传》等注令人不可卒读。刘昭注详于史实的订补和考辨，广征博引，多为今日亡佚之书，史料价值较高。清代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正李、刘二注之失，又引《后汉纪》和诸旧史佚文以订补范史。王先谦在惠氏《补注》基础上，综合清人数十家之成说，以作《后汉书集解》，颇有益于学者。但王氏不仅对钱大昕、钱大昭、沈钦韩、周寿昌等人之精说脱遗甚多，而且如李慈铭《后汉书札记》竟被忽略不用。所以此书远不及《后汉书补注》精审。《集解》书未完成，王氏去世。后门人黄山等代为总校，延请柳从辰、马与龙、李祖楺等人以助其役，始成完书。黄山等别作《校补》，附于各卷之后。其说时有可取，然终不赅博。因此，阅读《后汉书》除参考《集解》外，还应参考下列诸书宋刘攽《东汉书刊误》，清沈钦韩《后汉书疏证》，清李慈铭《后汉书札记》，清沈家本《后汉书琐言》、《续汉志琐言》，近人刘盼遂《后汉书校笺》，近人杨树达《读后汉书札记》，近人张森楷《后汉书校勘记》，今人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诸书中又以李慈铭、张森楷、施之勉之作创获较多。 范书无表，清人补作较多。其主要著作分见《二十五史补编》及《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其中钱大昭《后汉书补表》、万斯同所补七表、徐绍桢《后汉书朔闰考》、黄大华《汉志郡国沿革考》、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较为特出。又近人苏诚鉴之《后汉食货志长编》，可补《续汉志》之缺。关于《后汉书》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编《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李裕民《后汉书人名索引》、王天良《后汉书地名索引》三种。 关于《后汉书》的版本，可选用中华书局点校本。 徐天麟《东汉会要》四十卷，为《西汉会要》的姊妹篇，体例大体一致，分十五门三百八十四事，唯《学校》、《运历》、《祥异》三门，被《文学》、《历数》、《封建》三门所取代。取材以《后汉书》为主，兼及《东观汉记》、《续汉书》、《汉旧仪》、《汉官仪》等。书有残缺。其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全佚，第三十六、三十九两卷各佚半卷。清蒋光煦《斠补偶录》（见《涉闻梓旧》）为书校误补残之作，可资参考。 《三国志》《三国志》，六十五卷，西晋陈寿（233—297）撰。陈寿，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三国志》包括《魏书》（有帝纪，以示正统）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对汉末史事有不少记载，而大量记载三国时史事。本书第五卷甲编别有题解。 《汉纪》《汉纪》，三十卷，东汉荀悦（48—209）撰，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于建安三年（公元98年） 奉汉献帝之命，按《左传》体例，删略《汉书》，历时二年而成书。时称此书“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省约易习，有便于用”。唐人开科取士，一度以《史记》、《汉书》、《汉纪》为一科。自《资治通鉴》问世后，其影响日小，几致消亡。 《汉纪》共十八万字，所用史料，《汉书》以外采录极少，故史料价值不高。但《汉纪》将《汉书》的精华大体吸收进来，以年系事，条理清晰，头尾连贯，重点突出，不失为一部西汉历史的简明大事记，可作研讨西汉史的入门书来读。此外，荀悦立意“劝善惩恶”，于《汉纪》中撰写了大量的论赞，约占全书二十分之一的篇幅，其中不乏佳论。如对汉文帝十三年诏除民田租一事的评论，尖锐指出当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严酷事实。这一史论至今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利用《汉纪》应以研究荀悦史论为重点，并与其所著《申鉴》相联系。同时对《汉纪》补正个别史实之处，予以留意，以尽其用。 此书以《四部丛刊》本为佳。 《后汉纪》《后汉纪》，三十卷，东晋袁宏（328—37）撰。袁宏，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与《汉纪》删节《汉书》不同，袁纪成书早于范书，所纪有不少材料更接近原始资料，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袁纪精实之语，也有不少范书尚未吸取之处，往往可以订补范书的错误和不足。如岑宏《乐成王苌罪议》、张酺《荐太子侍从疏》、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公元33年）京师地震对策、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尚敏的《陈兴广学校疏》，都不见于范书。以上诸奏疏，对了解东汉中后期政治混乱、经学堕废的情况，颇有助益。即使是同一奏疏，袁、范二书引用时，取舍也有不同，可互为补充。如袁纪卷二十八载朱穆上梁冀奏记所说河内横征暴敛的情况及其恶果，就较范书所载详而具体。 《后汉纪》论赞之多，几占全书十二分之一，为历代史书所仅见。有些内容虽然也可供治史者参考，但袁宏务饰玄言，不乏迂腐的说教，其价值低于荀纪。 阅读此书，可用周天游《后汉纪校注》本。 除上述二纪外，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秦汉部分，亦不可忽视，其史料虽基本出自前四史及两汉纪，但简明扼要，是初学者提纲絜领地熟悉秦汉史的入门之书。而胡三省注，音义兼备，考辨精当，地理尤详，兼有史评，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辅黄图》《三辅黄图》，作者佚名。《隋志》称其为一卷，《郡斋读书志》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今本为六卷，疑南宋苗昌言校刻时所分析，且有后人所增补。作者一般指为六朝人，而陈直以为是中唐以后人。 本书载秦汉时期咸阳、长安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布局、宫廷苑囿、离宫别馆、汉陵面貌、祭祀礼仪等内容，是研究秦汉咸阳、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此书以陈直《三辅黄图校证》本为佳。 《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十二卷，东晋常璩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此书一至四卷，总述梁、益、宁三州历史地理的沿革，以地理为主。五至九卷以编年体形式分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的历史，以及西晋统一时期巴蜀的历史。十至十二卷为三州由西汉至东晋初的“贤士列女”传。书中有关秦汉的部分，多为纪传体史书所不载。如卷一《巴志》所载刘邦为汉王时，纳范目之策，募发賨民，共定秦地，奠定统一天下的基础一事，即不见于《史记》、《汉书》。所以此书是研究秦汉历史地理和巴蜀地方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 此书整理本有二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者校勘、补佚、考辨、注释，颇见功力，且配有大量插图，体现旧学“左图右史”的传统，价值较高。后者以史实的注释和考证为主，言简意赅，于疑义多有论断。书后附示意图五幅，另《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颇便于用。 《水经注》《水经注》，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 此书在汉桑钦《水经》记载的基础上，广为订补，详述了河流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兼论水道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邑、关津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沿革，以及古代建筑、碑刻石阙、人物故事、民间歌谣、神话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有关秦汉历史、地理、民俗的记述，可与纪传体史书相参照，订谬补遗。郦道元注中引书多达四百余种，包括一批秦汉佚史，为研究秦汉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本书以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成就较高。王国维《水经注校》用力甚深，惜点校质量较差，用时不得不慎。注中所载秦汉碑刻，可利用《水经注研究二集》所载陈桥驿《水经注·金石录》。 第二节史籍佚文的辑本《东观汉记》《东观汉记》，约一百四十三篇，东汉班固、刘珍、蔡邑等撰。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当代史。 《汉记》之作始于汉明帝时，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作《世祖本纪》及功臣列传，新市、平林、公孙述、隗嚣等载记凡二十八篇。安帝时，刘珍两度奉诏著作东观，始有《汉记》之名。其所撰为光武至永初初诸纪、表、名臣传、节士传、儒林传、外戚传等。桓帝时，边韶领衔作穆、崇二皇传、《顺烈皇后传》、《安思阎后传》、《儒林传》、《百官表》、《宦者传》。此时，《汉记》已有一百十四篇之数。后又由伏无忌主持，补修《诸王表》、《王子表》、《功臣表》、《恩泽侯表》、《南单于传》、《西羌传》、《地理志》，于是诸体始全。灵帝时，蔡邕两度主持撰作《朝会》、《车服》、《律历》诸志，并续作纪传。汉末丧乱，蔡邕被诛，《汉记》修撰之事，遂告终结。 此书自刘珍起，以东观为主要撰作场所，所以刘昭称其书为《东观书》。后郦道元《水经注》始称其为《东观汉记》，《隋志》沿用此称，并流传至今。 《东观汉记》是东汉历史比较原始的材料。至隋唐时已有不少散亡，入宋后残存无几，元明之际亡失殆尽。史注和类书中，仍有一些佚文。此书可以订补范书，如张顺组织王莽末年南阳起事，范书无载；也可证范书之言有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书乃史臣撰述时人事迹，难免有曲笔之嫌。书又成于众手，质量参差不齐。繁简失当，选材不精，在所难免。而自安、顺二帝以下，亡缺尤多。此书辑本以清姚之骃《后汉书补逸》为最早。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但书脱漏甚多，连《太平御览》都未曾取资，其所用《北堂书钞》乃明陈禹谟本，文多妄增误改。姚氏又颇沿明儒旧习，读书不精，考辨乏力，讹谬之处，时有所见。再则辑文一律无出处，使读者无从考索。清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在姚辑的基础上，利用《永乐大典》予以订补，辑为二十四卷。其编目依原书体例，分纪、表、志、传、载记五体，较有条理。辑文也较姚辑丰富可靠。末附《东观汉记范书异同》，可供参校，有较高的使用价值。惜漏辑仍多，且无出处。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的问世，弥补了前两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八家《后汉书》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 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惇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882年）赵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汉官六种》《汉官六种》，十卷，清孙星衍辑，收入《平津馆丛书》。其所辑诸书情况如下。 《汉官》，一卷，作者及成书年代亦不详。《隋志》作五卷，宋时仅存一卷，旋即亡佚。今所见佚文唯存《续汉书·百官志》注中，内容侧重于公卿员吏的人数和品秩，并附记诸郡郡治距京师的里程数。 《汉官解诂》，一卷。原名《小学汉官篇》，计三篇，建武年间新汲令王隆撰。其书以童蒙书之形式出现，“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比较广泛。东汉中后期重臣胡广深谙官制仪式，有“万事不理问伯始”之誉。他看中《小学汉官篇》，并亲自为其作注。胡注补正《汉官篇》虽称精要，难言其详之弊，故书名随之易为今名。这也是为什么原文较少保存，而胡注传世较多的原因。 《汉旧仪》，二卷，《补遗》二卷。原书四卷，东汉议郎卫宏撰。此书不仅言及官制，而且大量涉及礼制，如籍田、宗庙、春桑、酎、祭天等礼仪。所以隋唐史志多将其列入仪注类。又因其所载官制较详备，故自《直斋书录解题》始，称其书为《汉官旧仪》，清四库馆臣辑本亦据以为目。此书是《汉官六种》中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一种。 《汉官仪》，二卷。原为十卷，东汉军谋校尉应劭撰。时献帝迁都于许，旧章湮灭，书记罕存，应劭于是缀集旧闻，而作此书。汉官诸书中，此作最为系统，佚文史料价值亦最高。其书在史注和类书中或称《汉官卤簿图》，或称《汉官名秩》，又作《状人纪》，疑皆为其书之篇名。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简称《汉官典职》，或《汉官典仪》。 原为二卷，东汉卫尉蔡质撰。杂记官制及上书谒见仪式。 《汉仪》，一卷，吴太史令丁孚撰。因《新唐志》称其作《汉官仪式选用》，所以有人以为与蔡质之作本为一书，但据《续汉志·百官志》所引，当自为一书，仅较他书简略，流传不广，鲜为人知。 这六书是汉代官制仪式最原始、最丰富的系统记述，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的不足，应予以足够重视。 除孙辑外，元陶宗仪曾辑应劭《汉官仪》一卷，仅十六条，且无出处。 清四库馆臣辑卫宏《汉官旧仪》及《补遗》共四卷。辑本体例较为严谨，辑文也较丰富。然其据《永乐大典》所辑二卷，与史注及其他类书参校考订，未免不足。而《补遗》部分草率收兵，脱漏较多。又清王仁俊辑《汉旧仪》、《汉官仪》各一条。而黄奭之《黄氏逸书考》则全取孙辑，唯增案语一句，它无所发明，刊刻疏略，复增舛讹，最不足取。相比之下，孙辑优点有四一为辑书全，二为辑文多，三曰出处详，四乃考辨较为审慎。而漏引、误引，亦屡有发生，用之不可不慎。 此外，孙星衍还辑有汉叔孙通《汉礼器制度》一卷，可明汉初礼仪之概貌。 与上述诸佚史相联系，研究汉代礼制仪式，可参阅蔡邕《独断》。此书今存，二卷。其所载有天子称谓及其所用、所居、所行、所驻之名称和仪制，群臣上书诸类别及程式，以及汉宗庙、祭祀、爵制、乐舞、五德说、汉世系、冠冕舆服之制和谥法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冠冕舆服之制尤为详细。全书条理贯通，简明扼要，虽略有后人补窜，记述也有小疵，仍不失为汉代礼制的重要参考书。 其他逸史的辑本《楚汉春秋》，九卷，西汉陆贾撰。所记从刘邦、项羽起事起，至汉文帝初期止，为一部杂史。司马迁撰《史记》时，曾采撷此书。唐以后散佚。清人辑本有三一、洪颐煊所辑，见《问经堂丛书》。二、茆泮林所辑，见《续汉书·百官志》注。 《十种古逸书》，亦见《后知不足斋丛书》和《龙溪精舍丛书》。三、黄奭辑本，见《黄氏逸书考》。其中以茆辑最佳。但佚文数量不多，史料价值亦有限。 《三辅决录》，二卷，东汉赵岐撰。这是一部汉代关中地方人物志。所述汉代三辅名人事迹，可作订补纪传体史书之用。与之相类的有佚名氏所作《三辅旧事》、《三辅故事》，均已亡佚。清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有此三书，虽未完善，可供参考。 此外，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辑有《汉晋春秋》、《会稽典录》、《钟离意别传》、《郑君别传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又辑有《后汉抄》、《蜀王本纪》、《陈留风俗传》、《汝南先贤传》、《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传》、《海内先贤传》、《青州先贤传》、《鲁国先贤传》等。每种书仅数条，脱漏甚多，与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所言应辑秦汉史籍相较，差距甚大。但尽管每种佚史的佚文数量有限，可是集中起来，就十分可观。在秦汉文献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越发显得宝贵。这一领域尚有待全面开发，作一次较为彻底的总结。 第三节经纬及有关传注的史料价值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传授五经，于是属于今文经系统的《今文尚书》、《易经》、《诗经》、《仪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等先后成为汉代官私诸学的基本读物，同时也成为两汉制定国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尤其经汉宣帝石渠阁会议和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皇帝亲自“称制临决”，钦定经解教义，大大加强了今文经的神学化。官学的思想渗透到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等各个领域。作为古文经系统的《古文尚书》、《周礼》、《左传》，除在王莽改制和光武帝中兴之初，一度列于学官外，一直受到今文学派的排挤，只能在民间流传。后来在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的大力提倡下，古文经逐渐在学术上取得优势，其影响也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其间，《论语》、《孝经》二经，也被列为官学，形成“七经”。由于汉代经学和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经今古文学之争又涉及当时的政治斗争。因此，研习上述诸经，特别是研习《尚书》、《易经》、《周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七经，对于探讨秦汉史，尤其探讨秦汉政治史、学术史和教育史，具有重要意义。 《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孟子》八经的经解中保存有大量的汉人传注。特别是郑玄的“三礼”注，常用汉事解经，成为我们了解汉代典章制度、宫廷和民间礼俗等情况的宝贵资料。宋王应麟为了研究汉制，曾从上述八经注及《国语》、《说文》中，剔取有关材料，编为《汉制考》一书，计四卷，可省却部分翻检之劳。可惜书非定稿，材料也未经分类，且有所脱漏，有待进一步整理。 与经学相配合，从西汉中叶起，谶纬之说兴起。谶是预告将来吉凶祸福的隐语，纬是对经书神秘化的解说和推衍，以附会人事。它们是汉代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企图欺骗舆论，摆脱困境，寻求福祐的唯心主义谬说。刘秀认为自己应谶言而定天下，对之深信不疑，因而谶纬一度成为官方的显学。但是谶纬具有神秘的色彩，各阶级、阶层的人士都可以从中寻找思想武器。东汉中后期，它曾是豪族世家对抗皇权和宦官的武器。甚至黄巾起义也加以利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以谶言形式发出起义的信号。加上谶纬之学讲“革命”、“革政”、“五德更替”，这些都是封建主义所忌讳的，因而它不久就为统治阶级厌弃。三国两晋以后，谶纬之学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众多的谶纬之书随之也陆续消亡。 纬书中不但包含有大量的今文经说，以及天文、地理、医学、农学、数学等内容，而且与两汉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生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也是研究秦汉史的必读资料。明孙瑴的《古微书》和清赵在翰的《七纬》是较好的辑本。又唐刘赓的《稽瑞》，作为有关谶纬学的小型类书，也可供参考。此外，有关阴阳五行学说，可参阅秦汉《日书》简文。第四节小学书的史料价值小学著作是研读诸经的工具书，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三十卷，东汉许慎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定字源的字书，对研究古代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释语中不时留下一些可资利用的秦汉史料。如《说文·叙》就言及尉律；《贝部》引律令曰“民不徭，赀钱二十二。”又释“盐”、“祆”、“僧’、“塔”等，对了解河东盐池的规模，以及拜火教和佛教的东渐，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使用此书，应利用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方言》、《释名》、《急就篇》《方言》，十五卷，西汉扬雄撰。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今传晋郭璞注本，唯十三卷，略有后人增补。书中在以汉代通行语解释方言时，也片断地反映了汉代的衣食住行和风俗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史实。清钱绎《方言笺疏》，可用以参考。 《释名》，八卷，东汉刘熙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声训释字义的训诂书。全书共二十七篇，分释天、地、山、水、幸福来敲门全文阅读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首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等类字义，对研究两汉社会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读时可用王先谦《释名疏证补》。 《急就篇》，凡三十一章，西汉史游编。这是一部童蒙之书。首章为开篇，后六章叙姓字，列姓一百一十三个；下接“诸物”部分十八章，言及工具和日用器皿、武器及车马具、衣履服饰、建筑和室内陈设、人体生理和疾病、药物、农作物名称、花鸟虫鱼兽等名词；又有三章叙刑法；二章叙职官及地理；末章以颂扬汉德而告终。这书反映社会面极广，从中可以了解许多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四部丛刊》本有唐颜师古注，较便于用。 第五节诸子书的史料价值在秦汉文献中，子部书的重要性仅次于史部。子部书不只表述了各家的思想，而且大致在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科技等方面，都为研究秦汉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史料。 《新语》和《新书》西汉建国之初，总结秦亡、楚败、汉兴的经验教训是主要议题。《新语》和《新书》是其代表作。 《新语》，上下二卷，共十二篇，陆贾撰。全书以黄老思想为核心，吸取儒学的部分主张，强调无为而治，政令统一，选贤用能，崇尚仁德。今本有后人改窜，以致有人疑其为伪书，未免失于偏颇。今人王利器《新语校注》是较好的读本。 《新书》，又名《贾子》，贾谊撰。今本十五卷，计五十八篇（缺《问孝》和《礼容语》上）。书中提出以民为本，合理分摊赋役，重农抑商，加强对诸侯王国的限制，以及相关的治安之策，是研究汉初历史和贾谊思想的重要资料。原书亦经改窜，真伪错杂，应予以注意。《贾谊集》把《新书》与贾谊的其他奏疏、文赋汇为一编，颇便于用。 《淮南子》和《春秋繁露》文景时期，诸侯王坐大，国家的统一受到威胁。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还是鼓吹分裂割据，成为思想领域争论的焦点。贾谊《新书》已开其端，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应推《淮南子》和武帝时问世的《春秋繁露》。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言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二十三篇。今本唯存内篇。这书由淮南王刘安延请学人共同撰集，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取儒、法、阴阳五行诸家学说，为文景时期刘姓诸侯王企图保持封建割据的思想代表作，对了解朝廷与地方的政治斗争有较高参考价值。读这书时可用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并参考其《三余札记》。《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董仲舒撰。今本与《汉书》本传及《艺文志》所言篇数、篇名均不大相符。可见经后人重新整理，已非本貌。但其主要内容当仍是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以春秋公羊说为指导思想，提出一系列维护“大一统”的思想观点，又糅合阴阳五行学说，建立“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新体系，以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当时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这书是了解西汉中期思想和政治状况的重要资料。读时应用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白虎通义》《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又称《白虎通德论》，四卷，东汉班固等整理编纂。章帝为了统一思想，协调对儒学经典主要内容的理解，仿效宣帝时召开的石渠阁会议，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会集天下今、古文名儒与有关政府官员，讨论五经异同，最后由章帝亲自裁定是非。《白虎通义》就是此次会议的总结，它把儒家学说与谶纬迷信紧密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这是研究东汉思想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清陈立《白虎通义疏证》是主要参考书。 《论衡》和《新论》《论衡》，三十卷，王充撰。全书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录无文。王充博学多闻，勤于著述，是东汉初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他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及唯心主义的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王充精通汉史，常据以阐发其主张，同时也提到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风尚，因而此书是研究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近人黄晖的《论衡校释》，引证丰富，注释精当，成就较大。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的《论衡注释》，释文简明，便于初学。 《新论》，二十九篇，桓谭撰。桓谭反对谶纬，其主张与王充有不少共通之处。原书久佚，清严可均辑本较为完备，见《全后汉文》。王充、桓谭，本卷丁编都别有传。 政论书东汉中晚期，政治，阶级矛盾尖锐，为拯世救俗，政论之作大兴。 《潜夫论》，三十六篇，王符撰。王符因不满东汉后期的黑暗统治，隐居著书，痛讥时弊，不欲彰显其名，故名书曰《潜夫论》。这书强调民本思想，要求改变世家豪门垄断政治的局面，以达到重兴汉室的目的。这是了解东汉后期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清汪继培撰，今人彭铎校证的《潜夫论笺》，颇便于用。 《政论》，一卷，崔寔撰。这书以揭露东汉末年统治集团的腐朽奢靡生活为主要内容。原书早佚，辑本以清严可均所辑为佳，见《全后汉文》。《昌言》，仲长统撰，三十四篇。其性质与《政论》相类，仲长统对汉朝已不抱多大希望，也能较多摆脱传统经学的羁绊，冷静剖析汉朝衰败的历史原因，所以史料价值较大。对探讨玄学的起源，也有所帮助。原书亦佚，亦以严可均辑本为佳。 《申鉴》，五卷，荀悦撰。这书恪守传统儒学，但反对谶纬迷信，又主张德刑并用，限制兼并，以缓和社会矛盾。书中还极力主张抑制权臣，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以强化皇权。这是研究汉末思想的又一重要材料。版本以《四部丛刊》本为佳。 《盐铁论》和农事书反映汉代经济思想和农业经济的史料有《盐铁论》和《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农事书。 《盐铁论》，十卷，凡六十篇，西汉桓宽编。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围绕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经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整理改编，撰成此书。其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政策、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全书真实生动、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汉武帝的主要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诸问题，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另外，《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此书可以说是半部《桑弘羊传》，为研究这一重要人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书中不少篇章，文字晦涩难懂。近人郭沫若《盐铁论读本》，今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二书，对读者可有较大帮助。 《氾胜之书》，十八篇，西汉氾胜之撰。胜之，成帝时人，曾为议郎。 这是他指导关中农民耕作的生产经验的总结，为中国农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书中除记述主要作物的一般栽培技术外，还介绍了区种法、溲种法、耕田法、穗选法、稻田水温调节法、桑苗截干法等先进生产技术，是了解汉代农业史的宝贵史料。原书早佚，近人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和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是可供阅读的最佳辑本。 《四民月令》，一卷，东汉崔寔撰。这书仿《礼记·月令》，按月记述地主庄园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反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的面貌，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史不可多得的材料。原书早佚，近人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和缪君愉《四民月令辑释》均可利用。 《太平经》和《牟子理惑论》两汉时期，佛学东渐和早期道教初创，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时，有关宗教思想的著作主要有《太平经》和《牟子理惑论》。 《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今存五十七卷，是我国道教主要经典之一。 此书源于东汉宫崇献给顺帝的《太平清领书》，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基调，杂以巫觋之语。东汉统治者以为妖妄不经，藏而不用，因而只能在民间流传。其中神秘的五行说和朴素的平均思想，成为张角组织群众，发动黄巾起义的思想武器。以后，经历代信徒的推广和增衍，才形成一百七十卷的庞大规模。《太平经》对于探讨东汉早期道教的形成，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今人王明《太平经合校》是较好的读本。《道藏》中的唐闾、丘方远的《太平经钞》，保存了旧本的部分面貌。而佚名《太平圣君秘旨》，又有今本《太平经》所失载的内容，可以参考。 《牟子理惑论》，或称《牟子》，或作《理惑论》，凡三十七篇，是我国最早的佛学经典之一。旧题东汉太尉牟融撰，或云苍梧太守牟子博撰，均不可信。此书当成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述为佛教初入中国时，世人对佛教的不同看法，并进而主张佛学与儒家、道家之说相融合，以适应中国的政治需要和风俗民情。这是研究早期佛学史的宝贵资料。书早佚，《弘明集》中保存佚文较多，可资利用。 《风俗通义》子书中的风俗书以《风俗通义》为代表。该书三十卷，今存十卷，东汉应劭撰。应劭博闻强识，著述甚丰。此书反映东汉社会的不同风俗，为研究两汉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中多为纪传体史书所失载，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今人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和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是便于阅读的本子。 天文数学书汉代自然科学类的存世之作，涉及天文、数学、医学等三个学科。 《灵宪》、《浑天仪》，均为东汉张衡所撰，是汉代天文学中浑天说的代表作。二书均佚，清严可均《全后汉文》中有辑本。 《周髀算经》，二卷，至迟成书于汉武帝时期，是先秦以来天文算学经验的总结。其天文学方面主张盖天说。数学方面的贡献，则表现在分数算法、开平方算法的运用，以及总结出勾股的定理。书存《算经十书》和《四部丛刊》中，有汉赵君卿注和唐李淳风注。 《九章算术》，九卷，当成书于东汉和帝时。作者无考。这是世界古代数学名著之一。其中分数计算法、负数计算法、比例计算法，以及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都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是了解汉代数学成就的重要资料。同时在算题中，还可以了解汉代经济政策、物价、农业生产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史料价值较高。魏刘徽和唐李淳风为之作注。书亦见《算经十书》和《四部丛刊》。 医药书《神农本草经》，秦汉间人伪托神农撰。收载药物达三百六十五种，是我国较早的有关药物学、植物学的分类学专著。书佚。清孙星衍辑本较佳，见《问经堂丛书》。 《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东汉张机撰。原书散佚，西晋王叔和得其残稿，加工后，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是了解汉代医药学水平的基本参考书。前者以任应秋《伤寒论语释》最便于用。后者可用《四部丛刊》本。 第六节文集及古小说的史料价值《蔡中郎集》、《扬子云集》、《孔北海集》汉人文集基本散佚，故传世之作多以辑本为主。较重要的是《蔡中郎集》，《四部丛刊》影明华氏活字本为十卷，较佳。《四库全书》翻明陈留本为六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集》本止二卷，可备参考。这书是研究汉代历史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书。 《扬子云集》六卷，《孔北海集》一卷，均见于《汉魏六朝百三集》和《四库全书》。其中扬雄的《法言》和《太玄经》价值较大。 此外，重要的参考书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严可均辑。其中收有《全秦文》一卷，《全汉文》六十三卷，《全后汉文》一百卷，对了解秦汉历史，有很大参考价值。严氏汇众多单篇于一编，便于翻检，且出处周详，也易于核对，因此可作工具书使用。以中华书局影印清王毓藻刻本为佳。又《文选》，六十卷，南朝梁萧统编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其中所录秦汉人之作，皆可为研史之助。《文选》李善注，广征博引，多为秦汉佚书，也可订补正史之伪脱。阅读时可用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本，同时应参考《六臣注文选》。又《古谣谚》，一百卷，清杜文澜辑。此辑引用秦汉古谣谚达三百余首之多，还逐首引述本事，注明出处，考辨疑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又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秦汉部分，也可供参考。其辑诗偏雅，与较能反映民间呼声的古谣谚相比，有所逊色。 《西京杂记》、《博物志》《西京杂记》，今本六卷，晋葛洪编。或题汉刘歆撰，或以为南朝梁吴均撰，均非。此书，历代指为伪书，但从语气及内容看，当是杂抄汉魏六朝佚史而成。所述西汉之事，怪诞不经，多不足信。但有关南越赵佗献宝于汉朝、昭君出塞前后汉宫画师事迹、刘邦筑新丰以迎太公、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邓通得蜀山以铸铜钱、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刘子骏作《汉书》诸事，均可开阔思路，有裨研史。中华书局《古小说丛刊》本较佳。 晋张华《博物志》、晋崔豹《古今注》、五代马缟《中古古今注》等，性质皆与《西京杂记》同，可聊备参考。它如《太平广记》、《笔记小说大观》等，均可浏览。只要稔熟基本史料，思路敏捷，钩沉探隐，从中总能得到启示。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秦都咸阳和碣石行宫秦都咸阳秦都咸阳故城在今咸阳市东十余公里处。公元959年开始勘查，截止公元988年年底，共发现夯土建筑遗址27处，手工业作坊遗址处，秦墓28座，对其中的两座宫殿遗址进行过部分发掘。 咸阳故城南靠渭水，因为渭水不断北移，故城受到很大冲决，目前已经看不见城郭的踪迹，现存遗址应是咸阳故城北半部的宫殿区。其中以西起聂家沟东至山家沟一线的遗迹分布最多、最密集，规模也最大；在它的外围有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57米的夯筑墙垣。根据遗迹所在位置及出土遗物判断，这组大型的建筑遗址应是秦咸阳宫，此墙应是秦咸阳宫宫墙。宫殿区的西边有大片秦墓地；西南边有铸铁、冶铜、制陶作坊遗址和民居建筑遗迹。有学者根据目前掌握的宫殿区范围，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的分布位置，并参照汉宫殿区占据长安城大部的例证，提出秦咸阳东西十二里，南北十五里的构想。真象如何，有待更多的资料验证。 公元973—982年，发掘宫墙以内保存较好的号建筑遗址的西半部和与之相连的2号和3号建筑遗址，共揭露面积5000平方米。号建筑夯土台基东西长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米。对揭露出的遗迹现象，做过初步复原研究，得知这是一座似乎以面呈长方曲尺形的多层夯土高台为基础，凭台重叠高起的楼阁建筑。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的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的其他较小的宫室，底层建筑的周围有回廊环绕。3号宫殿基址在号基址西南00米处，其间有建筑互相连接。它是一座带有回廊的殿堂，在廊道两壁上彩绘壁画。画面为车马仪仗，植物纹饰和几何纹图案。根据建筑形制和出土的遗物判断，号遗址大约建于战国中、晚期，3号建筑大约建于战国末年或秦代。两座遗址中都有大量焚毁倒塌的堆积物，表明它们均毁于秦末的烈火。 秦宫遗址的勘查和发掘，证明秦宫殿都建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个独立体，多座建筑物之间以甬道、复道相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又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秦代开创的这种宫殿建筑形式，对后代影响很大。 碣石行宫勘察和发掘秦东海行宫，是984年以来的事。经多年努力，现已初步探明秦东海行宫修建在今渤海沿岸，大约从北起辽宁省绥中县墙子里村，南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全程四十公里的环渤海地带。绥中墙子里地处山海关外5公里处的渤海之滨，这里有一组自然礁石，耸立在海中，民间传说为“姜女坟”。在紧靠“姜女坟”的海岸上发现了六处建筑遗址群。它们大约都是建于秦代或西汉前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面对“姜女坟”的石碑地建筑遗址。其中心建筑台基南北长500多米，东西宽近300米，台基高8米。夯土台上有多级建筑。在建筑基址上发现了通长8厘米、当面直径52厘米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变形夔纹大瓦当，形式与秦始皇陵出土的十分近似。其他建筑材瓦亦与秦咸阳故城出土的相类似，推定此遗址始建于秦始皇时期，西汉时仍沿用，大约到东汉时废弃。从遗址所在地及与“姜女坟”的关系看，“姜女坟”应即史籍所载的东海碣石，而这组建筑则可能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5年）东巡的碣石宫。石碑地西边有黑山头遗址，东边有止锚湾遗址，都出有形制相同的大型空心砖和较大的云纹瓦当，说明这三处遗址的时代相同，性质相近。 位于秦皇岛市金山嘴的另一处秦行宫遗址，北半部已发掘，揭露面积.5万平方米。这里至少有六组以上的建筑。北面一组似为正殿，由两个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宫殿基址组成，共四十大间。有墙基、石柱础、门道、散水、叠落的筒瓦、板瓦、与石碑村遗址形式相同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它同绥中墙子里发现的遗址同属于一个大的建筑体系，是秦之国门碣石宫的一部分。参考书目.秦都成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97年期。 2.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97年期。 3.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988年5、合期。 4.陶复《秦咸阳宫第号遗址复原问题的初步探讨》，《文物》97年期。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98年8期. 郑绍宗《河北省近十年考古综述》（二），《文物春秋》989年4期。 第二节秦始皇陵园秦始皇陵园秦始皇陵园的勘察工作开始于六十年代初，公元974年以来，勘察发掘全面展开。目前已基本上搞清陵园的建筑布局，并先后发掘了兵马俑坑、铜车马坑和一部分马厩坑、陪葬墓、役徒墓）共出土文物5万多件。 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夯土围墙。内墙长355米、宽580米。外围墙长25米、宽940米、墙基厚8米。内外围墙的四面都有门，除内墙北墙辟二门以外，其余每面各辟一门。门道两侧各有一土阙。内围墙的四角有角楼；西北部有夹墙，亦呈长方形。坟丘在内围墙中部偏南处，覆斗形，夯土筑造，底部每边长350米左右，现存高度7米。坟丘底下是地宫。地宫平面近方形，四周以砖坯砌筑宫墙。宫墙南北长40米、东西宽392米。墙体高厚各约4米。四面有门。地宫内的构筑和埋藏，目前还不清楚。坟丘西侧有铜车马坑。车马坑附近和坟丘南侧，各有两个府藏库。坟丘北部有寝殿、便殿和丽山食官建筑遗存。陵园内的这些建筑布局，大体上是按照宫廷生活设计的。 陵园外四周的遗迹，以东部和西部发现为多。东部有兵马俑坑、马厩坑、陪葬墓群；西部有建陵役徒墓、窑址、石料加工场；南部靠近骊山处有防洪堤遗址；北部有建陵挖土而形成的鱼池遗址。 由于陵园外四周大量遗迹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对陵园实际范围的关注。 有人认为，秦始皇陵的陵园边界应该是陵墓外围的自然屏障。以坟丘顶部为基准，向四方各自延长3750米，南抵骊山，北到新丰原，东到鱼池水，西到赵家背户村的古河道。东西南北各长7.5公里。目前提出的这个设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要经受较长时间的工作检验。 与陵园建制有关的遗迹与陵园建制有关的发掘工作，重要的有四项。 （一）兵马俑坑的发掘。兵马俑坑共发现四个，都集中分布在陵园东门外.5公里处。已发掘3号俑坑的全部和号俑坑、2号俑坑的一小部分。另一个是未建成的废坑。这几个兵马俑坑，规模都很大，大约在始皇生前便开始营造，估计到秦灭亡时尚未完成。已发掘290平方米，出土武士俑2200件，战车32辆（每辆配驭马4匹）、坐骑的战马29匹。根据钻探，三个坑的总面积是20780平方米，按照出土的兵马俑排列形式复原，这三个坑的武士俑应有7000个，战车00多辆（配驭马400多匹），坐骑的战马00多匹。像这样大规模的模拟当时的步卒、骑兵的形象和战车实物的出土，还是第一次发现，以致被一些中外学者誉为“世界八大奇迹”。它为研究秦代军队编制、作战方式、甲骑步卒装备以及秦社会诸问题，提供了一批最直接最形象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价值。 秦兵马俑的发掘工作，还将长期进行下去。根据已经出土的资料考察，这应该是秦军士列陈送葬的模拟。它形象地体现了秦始皇时代的军阵的编列。战车兵和步兵是当时作战的主力部队，骑兵的地位看来仍和战国时期差不多，武器配备仍旧以远射程的弩机、弓箭和长木柄的戈、矛、戟、铍为主；而且绝大多数仍旧是青铜制品。主要的防护性设施是皮革制作的铠甲，没有发现头盔和盾。铜兵器由中央官署机构“寺工”铸造。服饰铠甲整齐统一，阵容威武雄壮，再现了秦始皇横扫的气势。 （二）马厩坑。有二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内外围墙西垣之间。两处活埋生马约有六七百匹，另有跽坐俑、饲料，以及供跽坐俑使用的陶器。部分陶器上有“中厩”、“宫厩”、“左厩”、“三厩”等刻文，表明这是宫廷厩苑的象征，跽坐俑则是养马的国人。在陵园西垣外大道南侧，另有一片陪葬坑。坑内置陶棺，棺内置生埋禽兽和跽坐俑。依马厩坑例，这应是苑囿中饲养的珍禽异兽。秦始皇生前有许多厩苑，死后把厩苑模拟于地下，以大量的马匹和珍异的禽兽随葬。 （三）铜车马坑。位于坟丘西侧。两辆车马同置于一长方盒状的木椁箱内。一前一后面西排列。车均作双轮，单辕，前驾四匹铜马，车上各有铜御官一人。车马人皆约当实物的二分之一。车马的鞍具齐全，与真车马无异。根据初步考证，号车系立车，又名高车、戎车；2号车为安车。象征秦始皇乘舆出行。 （四）陪葬墓。有两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始皇陵坟丘北边。东门外发现7座，皆东西向，南北一字形排列。已发掘的8座均为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葬具皆一棺一椁，作长方盒状。随葬品有较多的铜器、陶器和少量金银器。有的器物上有“少府”铭刻。尸骨经鉴定，死者五男二女，年龄都在20—30岁左右，皆肢解入葬。推测被葬者可能是被胡亥处死的秦公子、公主，可能还包括秦始皇原来的近臣。位于始皇陵坟丘北边陪葬墓20多座，未发掘，情况不明。 参考书目.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988年5、合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974～984年）》，文物出版社，988年版。 3.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980年4期。 4.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980年2期。 第三节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的勘查发掘工作是公元95年开始的。公元95—957年，勘查城墙、城门，发掘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并确定其他城门的位置。公元958—90年，发掘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公元9—92年，勘查城内街道和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和城西建章宫的范围。公元975年以来，主要发掘武库和未央宫范围内的建筑遗址。 东汉洛阳城的考古工作分两个阶段。公元954—9年以勘查为主，采用铲探的方法，了解城垣、水道、宫城、城内道路和其他建筑遗址，绘制实测图。公元972年以来，转入全面发掘。公元972—975年，发掘南郊汉晋辟雍太学明堂遗址和灵台遗址；公元979年发掘北魏永宁寺塔基；公元98年起发掘魏晋金墉城、北垣“马面”及其他建筑遗址。 汉代两京的发掘，将是一项长期的考古任务，目前都在继续工作中。 西汉长安城西汉长安城的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方向基本上作正南北向。东城墙和南城墙保存较好，虽已倾圮，仍连续不断；西城墙和北城墙保存较差，有不少断缺。全城平面略呈方形东墙平直，南西北三面墙都有曲折。四面城墙总长25700米，约合汉代六十里强。与《汉旧仪》长安城周围六十三里的记载基本相符。城墙剖面下宽上窄，倾斜度里外各约度左右。基部宽度为2—米左右。城墙外侧有宽约8米、深约3米的壕沟围绕。 长安城每面有三个城门，四面共十二个城门。东面的城门，由北而南是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的城门，由东而西是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的城门，由南而北是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面的城门，由西而东是横门、厨城门、洛城门。通过对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的发掘，证实汉长安城的城门各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宽各8米，减去两侧立柱所占的2米，实宽米。城门全未用砖，而是两壁直立的阙口。在门道两侧沿边排列几对石础。石础之上应是立木柱，再在其上建门楼。出土现状表明，四个城门都焚毁于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争中，其他城门似不例外。在此后的东汉、魏晋、十六国和北朝期间，长安城已衰败不振，但仍部分被使用。例如宣平门的三个门道，一直作为一个完整的城门被沿用着，直到整个长安城因迁移而废弃。 长安城内有八条主要大街。最长的是安门大街，有5500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有850米。其余的大街，长度在3300—3800米之间。这八条大街，或作南北向，或作东西向，皆为一直线，没有曲折，长度不等，但宽度全同，都在45米左右；而且每条大街都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其间有两条宽约90厘米的排水沟，将大街一分为三，中间是专供皇帝行走的“驰道”，宽20米；两侧是官吏和平民行走的道路，各宽2米左右。这就是《西都赋》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的街制。 占据全城面积一半以上的五大宫殿，已得到考古证实。长乐宫、未央宫、桂宫仍有部分宫墙墙基和宫内建筑遗迹可寻，可以明确标定方位。明光宫和北宫已破坏殆尽，只能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已揭露的遗迹，作出大概的判断。位于长乐、未央二宫之间的武库已发掘。它的四周有夯土筑造的长方形围墙。围墙内有库房遗址七处。每一库房又分隔成若干间，分置各种兵器。出土时，尚有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铁兵器残存。从出土现象判断，武库也在王莽末年的战争中焚毁，以后一直废弃不用。 公元98年以来，发掘工作主要放在未央宫范围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一座西汉工官官署遗址的发掘。这座官署遗址呈东西向长方形，四周夯筑围墙宽5.5米，内有署房十五间。在署房内共出土骨签数万片。骨签由动物骨头制成，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近。一般长5.8—7.2厚0米。背面平直，正面孤脊形，上部磨平，文字皆刻其上。刻文分二类。一类是一行字的骨签，字数—7字，内容是物品名称、规格、编号等。另一类是2—4行字的骨签，字数少的十几个字，多的30—40字不等，内容是纪年、工官及所属官吏和工匠的名字。纪年自武帝至平帝的都有发现，还有一部分武帝以前的无纪年的骨签。这批资料尚未全部整理公布，对骨签的性质和使用法，目前都还不大清楚。 现在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还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近年曾引起一场学术争论。参加这项工作的考古学者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有的历史学者则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在它的北墙外、西墙雍门外和东墙宣平门外的郊区，还存在一个外郭城。个别古建学者甚至认为，不但北墙外有北郭，东墙三座门外也有东郭。看来这个问题应靠更多的田野考古途径去寻求解决。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的发掘，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辟雍遗址和王莽九庙遗址。 辟雍遗址位于长安城安门外直南大道东侧，北距长安城南墙约2公里。 整体建筑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以及圜水沟等组成。辟雍的主体建筑建造在一个直径2米的圆形夯土台上。夯土台的正中是平面呈“亞”字形的台基。台基上的“主室”、“夹室”已毁没。台基四边的“四堂”尚存。“四堂”之内各有抱厦、厅堂之类的设置。由出土现象推测，主体建筑可能是一座三重屋檐的高大建筑物。主体建筑的四周筑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在四面围墙的正中，各有一个门道。门道中有木门槛的痕迹。门道两旁有土台，台上应有门楼。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建筑比较简陋，似为廊屋，或为守卫人员的居室。在围墙的外面环绕圜水沟。圜水沟直径38米，沟宽2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根据建筑形制以及遗址所在方位，推定它是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建造的“辟雍”。“王莽九庙”建筑群位于长安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的平行大道之间，与辟雍隔道相望。这组建筑群由十二座建筑组成。建筑形式全同。在—号建筑的外边有周环方形的大围墙。围墙每边长40建筑在它的南边正中。这十二座建筑都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所组成。主体建筑和围墙的平面均作方形，轮廓如“回”字形。规距方正，分毫不差。—号建筑，大小相仿，间距相等。分三排，东西并列。北排的—4号遗址与南排的8—号遗址，方位一致，南北对应；中排的5—7号遗址错落于南排和北排之间。2号建筑的围墙与—号的围墙大小相仿，但2号的主体建筑比—号的主体建筑约大一倍，细部结构也稍有区别。这组建筑群中的每一个主体建筑、围墙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其细部结构又与辟雍遗址相仿，但无圜水沟。建筑群遗址虽然破坏严重，但可以互为补充，求得比较接近原貌的复原。根据这组建筑群的所在方位，建筑规模，以及遗址中出土有“始建国”年号和“节砀”地名等题记，证实这组建筑正是《汉书·王莽传》记载的“王莽九庙”遗址。 东汉洛阳城及南郊礼制建筑东汉洛阳城大体作南北长方形，长宽之比，约如古人所说的“九六城”。东西北三面城垣都有几处曲折，保存较好；南面城垣因洛河北移被毁，已无遗迹可寻。如果把南垣长度以东西垣的间距计算，全城周长约4345米，相当于西晋里三十三里。从这个数字中减去晋金墉城突出于大城外部分的长度，所得大城周长约为西晋里三十里，与《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又引《元康地道记》所载的里数基本相符。 西北东三面城垣，共探出城门十座西垣五座，北垣二座，东垣三座。 现存城门遗址中，以北垣西起第一门为最大，此门即东汉的夏门，魏晋北魏的大夏门。城门缺口宽约3米，缺口中发现夯土墙两堵，说明原有三个门洞。其他各门只有一个门洞。在东西垣一些城门外还发现有夯筑双阙遗址，确如《洛阳伽蓝记》所载，东汉魏晋建都洛阳时，“城有十二门，门皆双阙”。自曹魏至北魏，洛阳城城垣仍沿东汉旧制，绝大多数城门的位置相沿而不改。东汉洛阳城内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因未经发掘，遗址至今未被揭露。目前只能根据已探明的城门和街道的分布，大体标出它们的所在方位。城南的辟雍、太学、明堂和灵台等大型建筑遗址，已先后发掘。辟雍、明堂、太学分立，建筑形式各有不同。辟雍遗址位于开阳门外大道东侧，由主体建筑、围墙、圜水沟三部分组成。围墙平面呈方形，边长约70米，围墙外周绕圜水沟。辟雍的主体建筑建于围墙内正中，已毁没，现仅存方形夯土台基。每边长45米。公元930年曾在这台基的南边发现著名的晋武帝三临辟雍碑，近年又在这里发现了它的碑座。确证魏晋重建辟雍系利用东汉辟雍旧址。 太学遗址在辟雍遗址东北边，四周夯筑围墙，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长220米、宽50米。围墙内布列一座座平房，长数十米，颇规整。历年收集的汉魏石经残块，大部分在这里出土。 明堂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东侧，与辟雍遗址东西相望。围墙平面亦呈方形，北面围墙已毁，东南西三面围墙尚有遗迹可寻。按衔接线复原，东西约38米，南北约400米。围墙内正中的主体建筑亦早已毁没，现存圆形夯土台基，直径2米。 灵台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西侧，与明堂隔道相望。四周筑夯土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约220米。围墙内正中是灵台主体建筑。方形高台，全部夯土筑成。台基每边长约50米。台体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两层平台上都有回廊式建筑，并有坡道互通。台顶已遭到严重破坏，每边残长3—4米，残高8米。从出土的迹象观察，原来应是“上平无屋”的形制。 参考书目.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982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考古》978年4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3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89年期。 4.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987年0期。 5.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989年4期. 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59年2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90年7期。 8.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90年9期。 9.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礼制建筑的定名》，《考古》989年3期。 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973年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978年期。 2.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调查与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5—52页，文物出版社984年版。 第四节秦汉长城及沿线城鄣烽塞秦汉长城近百年来，不断有中外学者对秦汉长城及沿线的城鄣烽塞进行考察，主要的有公元900—9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曾三次进入甘新地区，对楼兰、敦煌等地的汉晋烽燧遗址进行考察和掠掘。公元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作过调查发掘。公元942年，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曾对汉代玉门关、阳关及其以东的长城、鄣塞、烽燧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秦汉长城沿线的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河北、辽宁等省区的考古工作者，又对这条长城进行过多次的勘查发掘。勘查证实，秦汉长城是在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旧址上发展起来的。它西起玉门关，东至辽东以远，直线距离000公里以上。全线大体上可以分为东中西三段。 秦汉长城的东段几乎全部沿用燕长城。大约自内蒙古的化德县与商都县之间起，沿北纬42°往东，经河北省康保县南，内蒙古太仆寺旗、多伦县南、河北省丰宁县北、围场县北，向东沿金英河北岸横贯赤峰市，抵达奈曼旗土城子，藉牤牛河为天然屏堑，向北推移20公里，在牤牛河东岸的牤石头沟又继续向东伸展，至库伦旗南部，进入辽宁阜新县东北。根据《史记·朝鲜列传》“秦灭燕，属辽东外檄”的记载看，自阜新以东，秦对辽东的燕长城似未加以利用。近年在阜新、法库、宽甸、叆河发现的长城遗迹，从遗迹附近发现的城址和出土遗物来看，全属燕汉特征的遗物，未见秦文化特征的遗物。如果把这些残段连成一线，西汉长城的东端应是《朝鲜列传》所云“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 秦汉长城的中段约自东经4°以西至02°之间。这段长城错综复杂，建置年代先后不同。大致可分为南中北三线。南线沿用秦国长城，西起自甘肃岷县，循东北走向，经临洮、渭源，宁夏固原，甘肃环县，陕西吴旗、靖边、榆林，循毛乌素沙漠东侧，越窟野河，北上内蒙古准格尔旗，直达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秦灭六国以后，蒙恬修长城以此为西段，汉初仍沿用。汉武帝时，西翼防线北移到河西走廊，这条长城遂失去原有的作用。 中段中线秦汉长城，大约横贯于秦时九原、云中郡境。经勘查，遗迹由宁夏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以后，透迤在狼山北面岗峦之上，至石兰计山口，向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最后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与东段原燕国长城相衔接。这段长城，除了利用战国赵长城以外，有一部分应是秦蒙恬所扩建。 中段北线，即汉武帝时修筑的所谓“外城”。武帝“外城”，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太初三年（公元前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胸”，世称“光禄塞”或“光禄城”，或径称“武帝外城”。这是一条复线长城还是长城外的一些不相连续的城鄣列亭？历代史学家对此意见分歧很大。近年来，有不少考古工作者进行过实地勘查，一致肯定它是一条复线长城，而且分为南北两条，只是对个别路段的走向看法稍有出入。一种意见认为，武帝外城位于阴山以北，分南北两条，都向西北方向伸延，两条走向近似平行，间距5—50公里左右。南面的一条起自武川县境内，西越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潮格旗，向西北方向延伸，进入蒙古共和国境内。北面的一条，东起达茂联合旗，西经乌拉特中后旗和潮格旗，... 2 东汉十二陵东汉迁都雒阳，据《续汉书·礼仪志》注引《帝王世纪》，东汉十二个帝陵，除了献帝禅陵在河内郡山阳以外，其他十一个帝陵，或在雒阳故城的东南，或在雒阳故城的西北。故城东南的东汉陵区，尚未勘查，情况不明。故城西北当指令洛阳北部的邙山。现在邙山上犹存东汉墓数百座，早年从这里流散出来的“黄肠石”很多，其中刻有“永建”、“阳嘉”等年号。近年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公元94年曾发掘一座早年被盗掘的黄肠石墓，墓中尚存铜缕玉衣30片；公元984年又发掘一座被盗掘的黄肠石墓，发现石上刻有“建宁”、“熹平”等年号，并有玉衣同出。由此推定，今洛阳邙山上确实存在一处东汉帝陵区；但具体陵名及排列方位，则无从确认。位处北邙之阴黄河之阳的所谓光武帝原陵，因陵西“光武庙”中有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的修庙碑，而被历代史学家所承认。通过近年对邙山东汉黄肠石墓的勘查，所谓光武帝原陵的传统看法，也有待考古的重新验证。 参考书目.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980年期。 2.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六），文物出版社982年版。 3.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98年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982—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984年0期。 5.郭建邦《河南孟津送庄汉黄肠石墓》，《文物资料丛刊》（四），文物出版社98年版. 陈长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982年3期。 7.李南可《从东汉“建宁”“熹平”两块黄肠石看灵帝文陵》，《中原文物》985年3期。 第六节汉代诸侯王列侯墓汉代诸侯王列侯的墓葬大约有0多座。其中重要的，依死亡先后的顺序有石家庄北郊赵王张耳墓，长沙马王堆轪侯利苍家族墓，长沙象鼻嘴吴氏长沙王墓，长沙陡壁山吴氏长沙王后曹■墓，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并穴合葬墓，永城芒山梁王家族墓，徐州北洞山某代楚王墓，铜山龟山楚襄王刘注墓，咸阳杨家湾绛侯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并穴合葬墓，广州象岗南越王赵眜墓，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并穴合葬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家族墓，巨野红土山昌邑哀王刘髆墓，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夫妇并穴合葬墓，高邮天山广陵厉王刘胥夫妇并穴合葬墓，徐州石桥某代楚王夫妇并穴合葬墓，邗江甘泉山广陵思王刘荆夫妇同穴合葬墓，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夫妇同穴合葬墓，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同穴合葬墓，亳县曹氏宗族墓等。 墓制的分类和发展诸侯王列侯墓的构筑形式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竖穴土坑，即在地面下挖出长方坑，再在坑底用木板构筑墓室（简称“木椁墓”），或用石板（块）砌造墓室（简称“石室墓”），或用小型长方砖砌造墓室（简称“砖室墓”）。另一类是崖洞墓，即开凿山洞，将整个墓葬全部穿凿在山中，如满城汉墓、铜山龟山汉墓；也有在山坡或山顶上先开凿出竖穴石圹，然后在圹底用石块或木板建造墓室，如广州南越王墓、高邮天山汉墓。这两种不同的凿山造墓方法，都可以达到“凿山为藏”的作用。 西汉早期的王侯墓，大多沿袭战国以来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制。注重高大坟丘，深邃墓室，多重棺椁，随葬带有周代礼制象征的铜陶器。大约到文景时期，模拟地上府第建筑的风气开始流行，椁室规模趋向宏大，诸侯王享用的“黄肠题凑”葬制和诸侯王列侯均可享用的玉衣殓服大量出现，显示现实生活豪华高贵的丝织品、铜器、漆器、玉器、金银器以及车马、炊厨食品，等等，都随同埋入墓室中。崖洞墓也在文景时期兴起，洞穴中分为前室、中室、后室、耳室、侧室、回廊，俨如地上府第。随后，为模拟地上府第提供更加方便的石室墓、砖室墓相继出现，特别是砖室墓，传播最快。东汉时期，砖室墓占居绝对优势，费工巨大的崖洞墓走向衰退，“黄肠题凑”葬制也因不能适应砖室墓墓制而一度改用象征性的“题凑石”（方石）。东汉中期以后，大型多室砖墓更加流行，强宗豪右僭越诸侯王列侯葬制的越来越多，“题凑石”实际上归于消失，玉衣也不仅是王侯的专用品。东汉末期，战乱不息，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盗墓风炽，诸侯王列侯的豪华墓葬呈现全面衰败，与一般汉墓难于区别了。 两汉王侯墓制举例下面按西汉早中晚三期、东汉前后两期，各举一例介绍，从中可以看到汉代诸侯王列侯墓的变化情况。 轪侯利苍之妻墓（长沙马王堆号汉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北边有斜坡墓道。坟墓的上半部是在原土丘上积土夯筑，下半部挖土为穴。坟丘现存高5—米。墓口长20米墓口下有四层台阶，墓坑呈覆斗形，往下逐渐缩小。墓底长7.米深米。棺椁为巨大的木板制成，置于墓坑底部正中。椁室井字形，中间是棺室，四周隔出头箱、足箱、左边箱、右边箱。椁底承托三条垫木。棺椁上下四周填塞木炭和白膏泥。棺室里置四层棺。外棺为黑漆素棺，二层棺为黑地彩绘棺，三层为朱地彩绘棺，内棺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再饰以绒圈锦和羽毛贴花绢，盖板上覆盖帛画一幅。死者置内棺中，女性，年龄约50岁左右。葬式为仰身直肢直伸，全身裹殓各式衣着、衾被及丝麻织物十八层，连同贴身衣二件，共二十层。随葬器物集中放置于四个边箱中，总数000多件，有漆器、纺织衣物、陶器、竹木器、木俑、乐器、铜镜、农畜产品、食品、瓜果、中草药、竹简和印章，等等。根据2号墓出土的三枚印章，证实这里是第一代轪侯、长沙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地。号墓与2号墓并列，死者自应是轪侯之妻。而地层关系上稍早于号墓的3号墓（死者利苍之子），墓中随葬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8年）纪年木牍，由此推知号墓下葬年代应在公元前8年稍后数年。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号墓）墓穴升凿于凌山岩石中。墓门朝东。全长5.7米，最宽处最高处.8米；容积约2700立方米。全墓分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六部分。墓道斜坡式。墓道口用二堵土坯墙封门，二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墙。甬道紧接墓道宽4高5.3米，在其两侧为对称的南、北耳室。两耳室均作长条形，长米多，宽3米多米。甬道尽端通入中室。中室平面近似方形宽2.米，四壁弧形，穹窿顶中室、南耳室、北耳室和甬道内，原来都建有瓦顶的木结构房屋，出土时已倒塌。中室后面是后室，隔以石门。后室亦作穹窿顶的岩洞。岩洞中用石板建成石屋，有门道、主室和侧室三部分。环绕后室还开凿一道回廊。除墓道外，各墓室都放置随葬器物。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辆、马匹、狗只、鹿只。北耳室置陶器，器内原盛酒、粮食、鱼类等。中室主要是铜器、铁器和陶器，室内还张设两具帷帐。后室门道置石俑、弩机。主室内设棺床，上置棺椁，载以柩车，棺椁内及周围放置大量铁兵器，日常生活用具和五铢钱。侧室象征浴室，内置熏炉、铜灯等。总计随葬器物300多件，全部是实用品。另五铢钱237枚。从随葬器物的出土位置看，南、北耳室是库房和车马库，中室是宽大的厅堂，后室是象征卧室的内室。死者身着玉衣，头枕镶玉铜枕，腰部左侧佩铁刀一把，右侧佩铁剑两把。玉衣全长.88米，由2498块玉片，以金丝编缀而成，所用金丝重00克。出土铜器铭文中有“中山府”、“中山内府”，封泥文字“中山御丞”，铜器、漆器铭文纪年又都在三十年以上。据《汉书·诸侯王表》推定，被葬者应是中山靖王刘胜，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 广阳顷王刘建墓（北京大葆台号墓）与王后墓东西并列，坟丘相连，长90、宽50.7、高8米。坟丘下是墓圹。墓圹呈覆斗形，上口长2米、宽2米，圹底长宽8米、深近5米。圹内建木构墓室，上下四周铺木炭和白膏泥。木构墓室由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后室、内回廊等组成。墓道在墓圹之南，残长34米。外回廊内置有豹、马、雁等禽兽和陶器、铁器、漆器等。前室放置漆床、六博和陶器。后室有二椁三层棺和大量玉器及玉衣残片，死者已被盗出棺外。内回廊放陶器，墓道内埋置朱轮木车3辆，马3匹。此墓早年被盗，剩余随葬器物尚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共400余件，五铢钱00多枚。在内回廊与外回廊间以黄肠题凑隔开。它由大约5000根柏木条堆垒而成，柏木条长90、宽厚均约0厘米。木头都向内。外围长、宽0.8、高3米；内围长4.2、宽9、高3米。正南有门通向甬道。根据“黄肠题凑”葬制和墓中出土全是武、宣时铸造的五铢钱，以及出土漆器上有针刻“廿四年五月丙辰”纪年，结合《汉书·诸侯王表》、《燕王旦传》的研究，被葬者可能是死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的广阳顷王刘建。 中山简王刘焉墓（定县北庄汉墓）坟丘高20米，底边长宽各40米。坟丘地下是一座以石材为题凑的大型砖室墓。斜坡墓道长50多米，一侧附耳室。墓室平面呈凸字形，由甬道、横列前堂、方形后室和回廊组成。题凑位于砖室外围，用经过加工的石块单道叠砌，形成一圈绕墓室的石壁，四边各长20米、高8米、厚米左右。在砖室券顶上又平铺石块三层，厚约80厘米。共用石材4000余块，大部分凿成近方形，长宽各米左右，厚约25厘米。其中74块有铭刻或墨书文字，内容为进贡石材的县名和石工的籍贯、姓氏，个别的刻有尺寸。墓葬早年被盗，后室棺椁已毁，仅存少数骸骨和属于两个个体的鎏金铜缕玉衣片59片。劫余的重要器物有刻文“建武卅二年二月”的铜弩机，“大官釜”陶釜，少数玉衣片背面有“中山”墨书，以及玉枕、玉带钩、玉窍塞和东汉五铢钱53枚。根据题凑石葬制，出土属于两个个体的玉衣，铜弩机上“建武卅二年”铭刻和石刻题记所提供的年代范围，推定墓主应是死于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的中山简王刘焉与其王后的合葬墓。 中山穆王刘畅墓（定县北陵头43号汉墓）坟丘高2米，底边直径40米。坟丘地下砖砌墓室，规模宏大，由墓道、甬道、东耳室、西耳室、前室、中室、东后室、西后室组成。墓室南北全长27米多（不计墓道），最宽处3.8米。斜坡式墓道在墓门南边，未发掘。墓门内有甬道直通中室。在甬道两侧各有一门通入耳室。两耳室平面均呈长方形，东耳室内主要放置陶饮宴器具；西耳室内放置车马器和仪仗用具。甬道与前室连接处又设一封门。前室长5米、宽2米，放置大量陶俑。前室北部接中室，中室作横列式，宽敞高大宽3.0米。中室后部有两条甬道分别通入东后室、西后室。两后室各置一棺一椁，均腐朽，仅存漆皮。墓葬早年被盗，两具骨架弃置中室。在东耳室内发现铜缕大理石片400多片和错金铁镜；西后室内发现银缕玉片00多片，以及错金铁刀、铁剑等兵器。由此知西后室的被葬者是男性，身着银缕玉衣；东后室的被葬者是女性，身着铜缕石衣。随葬器物大多被扰乱，劫余的重要器物有掐丝的金龙、金辟邪、金羊群、银盒、青玉座屏、玉璧、玉璜、铁镜，以及各种铁兵器和玉石饰品，还有东汉中晚期的五铢钱235枚。根据五铢钱和大量陶质模型器的断代，并据《后汉书》东汉中山王世系的研究，推定墓主应是死于灵帝熹平三年（公元74年）的中山穆王刘畅及其王后的合葬墓。 秦汉墓在帝、王、侯的陵墓以外还有很多。除西藏、台湾以外，全国各省都有发现。粗略地计算，总数约四五万座，已发掘的有一万座以上。发现数量比较多，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是秦汉的都城和当时的郡县所在地。在这些地方，秦汉墓的发现多达一千多座。这些墓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特点，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参考书目.石家庄市图书馆《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980年期。 2.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973年版。 3.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974年7期。 4.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98年期。 5.长沙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文物》979年3期.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978年8期。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992年3期。 8.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988年2期。 9.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985年期。 0.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985年3期.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977年0期。 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99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980年版。 4.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972年5期。 5.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983年4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98年8期。 7.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989年版。8.南京博物院《高邮天山—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32期，98年。 9.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984年期。 20.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98年期。 2.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4年2期。 22.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973年期。 23.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50—458页，文物出版社984年版。 第七节秦汉简牍和石刻秦汉考古材料中，有关于汉代农业方面的资料，关于汉代冶铁业、纺织业和漆器制造业的资料，其中不少是关于汉代生产的重要资料。因为本卷丙编对这些问题将有所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出土的秦汉文物中，很多带有文字。除了作为书写材料的简牍、缣帛书和主要作为信物的玺印以外，还有很多书写、錾刻或范铸在各种器物上的文字，例如石刻、金文、陶文、漆书和镜铭，等等，文字内容十分丰富。因篇幅限制，下面也只能就史料价值最大、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又有特殊作用的简牍和石刻，略加论述。 秦代简牍秦代简牍，重要的发现有三批第一批是公元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编年纪》、《语书》和多种秦律的竹简；第二批是公元979年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为田律”木牍。第三批是公元98年甘肃天水秦墓出土的《日书》等竹简。 云梦竹简出睡虎地号秦墓，共00多枚。简长米米。简文墨书秦篆，一般写在篾黄上，少数两面墨书。字迹大部分清晰可辨。从简上残存的绳痕判断，竹简系以细绳分上中下三道编连成册。出土时，编缀的绳索已朽没，前后次序大部分散乱。从书体、内容和其中多处避始皇名讳得知，简文系多人书写，有的写于战国晚年，有的写于秦始皇时期。竹简经整理编纂，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共九种。《语书》、《封诊式》、《日书》原有标题，《效律》原有“效”字标题，其余各书系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所拟定。 《编年记》52简，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年）到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7年）的历史。《语书》4简。前8简是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四月南郡守腾颁发给所属县、道啬夫的文书；后简是南郡命所属各县书曹对吏实行考绩。文义与前8简相呼应，可能是前者的附件。《为吏之道》50简，每简分5栏，抄写格式相同，都没有标题和起迄标识。内容庞杂，主要是儒家处世言论的杂抄。还附抄两条魏律，内容与出土秦律相近，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日书》有两种。甲种简，正背两面皆隶书，字小而密；乙种259简，只正面隶书，字较大。两种《日书》内容基本相同，所记都是关于预测吉凶和迷信习俗。《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和《封诊式》，可通称为《秦法律文书》。其成书年代早晚不同。《法律答问》中的部分律文应是秦孝公时商鞅所立。其他大部分是秦昭王至始皇初年所修订。这批秦法律文书，除《效律》是一篇首尾完整的关于核验帐目、物资和度量衡器的律文以外，其余都不是该律的全文。这批秦律，内容十分广泛，远远超出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立法等方面的内容。举凡农田水利、牛马饲养、粮食贮放、徭役征发、刑徒服役、工商业管理、官吏任免、军爵赏赐、物资帐目以及军官任免、军队训练、战场纪律、战勤供应、战后奖惩，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其中以刑法最为成熟。简文反映了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这时正是中国从诸侯割据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变时期，秦简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提供了可信史料。 青川木牍出土于郝家坪50号秦墓。长4厘米米米。两面修治平滑，都有墨书文字。正面是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命丞相甘茂、内史匽更修《为田律》，共三行，2字。律文是关于田亩阡陌封埒的设置，以及对阡陌封埒的保护和道路的管理维修规定。背面文字四行，33字，内容是与律文有关的纪事。更修《为田律》出土于四川青川，表明这是秦政府针对蜀地新移民的情况而更修的，其目的在于维护新移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如何理解律文中畛封埒的含义，以及畛封埒和阡陌的关系，学者间还存在较大分歧。 天水竹简发现于放马滩号秦墓，共40枚。简上原有三道编绳，上下端各空出厘米为天地头，简文以古隶书体写在篾黄上，最多每简43字，一般25—40字。出土时，编绳已不存，次序散乱，无篇题。经整理，内容有“日书”和纪年文书两类。纪年文书8简，系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邽丞向御史呈奏的“谒书”，叙述一名叫丹的人的故事。推测丹是号墓的墓主。《日书》有两种。甲种73简，简长米。乙种379简，简长23厘米。以形式论，均系抄自当时日者占家手中的巫书，有不少言天道鬼的迷信条文，而更多的是讲人与人相关的事，是研究先秦和秦文化的重要资料。 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本世纪初，西方学者便进入我国西北甘新地区，即汉代河西四郡和西域，从事考古活动。从公元90年起，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敦煌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随后，中国学者也有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很多新的发现. 居延汉简公元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人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汉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烽燧遗址中采获汉代简牍约0000枚，年代约自武帝末至东汉中叶，以西汉简为多。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资料已全部发表，并有不少研究论著问世。公元972—97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第一次发掘地点的附近掘获9000多枚。内容甚丰，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薄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其中纪年简222枚，从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至新莽及于东汉建武初年的年号，基本上是连续的，其中以宣帝时期为最多。除少数爰书简、律令简、蓬火品约简已发表外，大部分尚在整理中。 2.敦煌汉简包括汉代敦煌郡和酒泉郡，即今甘肃敦煌县、玉门市和酒泉县。 先后发现六批。第一批是公元907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县西北采集705枚。第二批是公元93—95年斯坦因在敦煌县西北和酒泉县西北采集8枚。第三批是公元944年中国学者夏鼐在敦煌小方盘城发掘48枚。第四批是公元979年在玉门花海发现9枚。第五批是公元979年甘肃博物馆在敦煌马圈湾汉烽燧遗址中发掘27枚。第六批是公元98年在敦煌酥油土发现7枚。六次总计发现汉简2305枚。敦煌汉简大部分是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及其下属各烽燧的文书档案，内容大多与屯戍有关。年代自武帝末起，至东汉中叶，以东汉简稍多。属于酒泉郡的汉简，包括酒泉郡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的简，内容亦多屯戍文书。最早的纪年简是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又有元帝、成帝、王莽以及东汉明帝、安帝年号简。上述六批敦煌汉简资料，已全部收入《敦煌汉简》一书中。3.悬泉置汉简公元990年发现于甘肃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汉代邮驿悬泉置遗址中。遗址总面积约22500平方米，由坞和厩两部分组成。经初步发掘，出土简牍5000余枚，麻纤维纸、帛书、封泥、五铢钱、文化用品、丝织品、铁工具、粮食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共250余件。简牍多数出土于坞外西侧的废弃物堆积区内，有清晰的按时代自然堆积的层位；少数出土于房屋、马厩内的垃圾中。经初步整理，绝大多数是木简，少量竹简。简牍形制有简、牍、觚、封检、楬、削衣等。完整或较完整的簿册约40册。纪年简最早是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最晚是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0年），以宣帝、元帝、成帝时简最多。文书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书、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尚难以确定篇名的古佚书多种。悬泉置遗址简牍的出土，使我们对两汉邮驿设施的职能、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管理制度等，有了初步的认识。简牍内容突破了敦煌、居延汉简的内涵，拓宽了简牍研究领域，为汉代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驿制度、屯田制度等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4.西域汉简公元90—94年外国学者曾多次进入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活动，掠掘大量汉文简牍、纸文书和佉卢文文书。汉文简牍、纸文书，大部分是魏晋及前凉时期的屯戍簿册，小部分属东汉；佉卢文多属经卷文书，年代与汉文相若。公元930年和934年，中国学者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获汉简7枚，内容亦多屯戍簿册，年代集中于西汉宣、元、成三世，不见东汉简。公元959年新疆博物馆在尼雅遗址掘获佉卢文简牍枚。公元980年新疆楼兰考古队又在楼兰城址掘获魏晋前凉木简、纸文书57件。另有2枚佉卢文木牍，年代属东汉晚期。 汉墓中出土的简牍汉墓中的简牍，全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土的。重要的有下列几起.武威汉简共三批，均出于武威汉墓中，包括公元957年磨咀子号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公元959年和98年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和公元972年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仪礼》简共三本九篇，实存49简，27298字。它不同于今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经过勘对、考订，证明是失传的西汉庆（普）氏本或后（仓）氏本。抄写时间可能在西汉晚期。它们都是当时经师诵习的本子。这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公元959年出土的王杖0简，记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幼伯受王杖事，并录西汉建始二年（公元前3年）“年七十受王杖”的诏书和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殴击王杖主当弃市的令。公元98年出土2简，也是与王杖有关的诏书令简，并录汝南郡王安世等皆坐殴辱王杖主弃市的令。旱滩坡医药简牍92枚，出土于东汉早期墓，内容抄录的都是当时的验方，比较完整的有三十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有些药方还记录了病状、服药方法、针灸穴位、禁忌等，是研究汉代临床医学、药物学和针灸学的重要资料。 2.银雀山汉简公元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号墓出土竹简（包括残简）4900多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唐宋以来就被疑为伪书，这次发掘，证实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伪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对于长期以来存在着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案，因之得以彻底解决。2号墓出土《元光元年历谱》简32枚，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银雀山汉墓下葬于汉武帝时期，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比墓葬稍早，从简文书体属早期隶书看，应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成的。 3.马王堆汉简（附帛书）公元972—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号墓出“遣策”竹简32枚，3号墓出“遣策”竹简403枚，医书竹简200枚（内木简0枚），另有木牍7枚。号墓竹简出土时已部分散乱，经复原研究，其顺序大体是开头副食品、调味品、酒醴和粮食；其次是漆器、陶器、梳妆用具和衣物；最后是乐器、竹器，以及木制和土制的明器。遣策与随葬品对照，大多数符合，这对简文的辨识和随葬品的定名都有很大帮助。对汉初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习俗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3号墓的遣策内容与号墓略同，但增加了车骑、乐舞、僮仆及所持兵器、仪仗、乐器等方面的内容。医书简分为两卷，其中一卷的内容与《黄帝内经》近似。木牍7枚，其中3枚记侍从、车骑；2枚记随葬食品及其盛器；枚记衣物；最后枚记下葬日期及缄封者。据银雀山《元光元年历谱》简推算，3号墓的埋葬时间应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8年）二月。号墓大约稍晚数年至十余年。 帛书出3号墓东边箱一漆盒内。分两种一种写在48厘米的整幅帛上；另一种写在24厘米的半幅帛上。形制与简册制度基本一致。出土时断裂破损严重。除个别外，均无篇题。经拼复编纂，大致可确定为28件，计2万余字。仿《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数术类、方术类和地图。六艺类4件《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4件《老子》甲本附卷后佚书3种，《九主图》，《黄帝书》和《老子》乙本。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种3件。数术类件《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篆》，《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方术类5件《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种，《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种。另有地图两幅《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 帛书大部分用朱丝栏，墨书，也有一部分未划行格。字体有篆、隶两种。有的书写十分工整，有的较潦草，似非一人一时书写。篆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9年）左右；隶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汉文帝初年（公元前79年）左右。 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以及科学等各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丰富了古代史的内容，又可以作为校勘某些传世古籍的依据。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帛书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经考定，马王堆3号墓墓主系轪侯利仓之子，他用帛书随葬，说明这批帛书是他生前读用或爱好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死者甚至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倾向。 4.张家山汉简公元983—984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247、249、258三座西汉前期墓。247号墓竹简最多，达200余枚，简文约3万字。这是我国汉简的一次重要发现，其重要性可与睡虎地秦简相埒。简文内容有一半以上是汉初律令。律名与睡虎地秦律简相同的有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等；与秦律简不同和新增的汉律有奏律、亡律、户律、杂律、史律、告律、贼律、兴律、赐律、捕律、均输律、爵律、津关律、收律、具律、□市律，以及奴婢律和变（蛮）夷律，等等。这批汉律的发现，使我们对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内容有较具体的了解，为探讨汉初社会制度开拓了新的眼界。此外，竹简中还有《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五部佚书，以及日书、历谱、遣策。《奏谳书》是一部与汉律相关的重要文献。《算数书》则是早于《九章算术》成书的一部数学著作。目前材料尚未全部公布，估计还有很多重要内容未被揭示出来。 5.凤凰山汉简公元973—97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凤凰山8、9、0、7、8、9六座西汉墓中，共竹简548枚，木简74枚，竹牍方，木牍9方，共4000余字，全部属早期隶书，约抄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这批简牍多数是“遣策”，所载随葬品的类别、排列次序、数量等，与椁内实际情况大体相符。属于文书、契约、账目类的竹简70枚，木牍5方，出土于9号墓、0号墓，内容涉及田租、算赋、刍稿税、徭役、贷种实、乡里收支账目等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有“告地策”竹牍、木牍各方，分别出土于8号墓和0号墓。据牍文所载死者姓名、里居、爵位、下葬年月日，推定8号墓死者是“市阳五大夫■少言”，下葬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7年）；0号墓死者是“平里五大夫张偃”，下葬于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5州汉简两批。一批是邗江胡场5号西汉墓。共木牍3方，内容为神灵名位牍、日记牍、文告牍、丧祭物品牍。另有记载随葬器物的木签枚、木觚7枚。另一批出仪征胥浦0号西汉墓，有“先令券书”竹简枚，赙赠木牍、木觚各方，木牍衣物券块。“先令券书”是墓主朱夌临终前夕所立遗嘱文书。立嘱人、代书人、证人，一应俱全，显然具有法律效力。它是我国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遗嘱，在汉代简牍中甚为罕见。 此外，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古籍残简多种。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40号墓）出土《论语》、《儒家者言》等古籍残简多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5号西汉墓出土似为兵书佚文残简多种。 秦汉石刻秦汉石刻，包括碑、碣、摩崖、墓记和石经。从北宋以来一直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著录数以千计。一般称“秦刻石”、“汉代石刻”或“汉代碑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东巡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时，都立纪功刻石。除碣石刻石可能是摩崖刻石以外，其他都是碣刻。现在仅存《琅琊刻石》残块和《泰山刻石》残片，还有后世仿刻的之罘、碣石、会稽三石拓本。 汉代石刻绝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西汉时期不多，传世仅见《群臣上寿刻石》、《麃孝禹刻石》等数石。东汉石刻以碑刻和摩崖石刻为大宗，刻文内容除了仍以纪功颂德为主以外，还出现许多记事碑和契约性质的碑刻。专门用于墓葬的墓碑、墓记和专门用于刊刻经籍的石经，也在东汉时期出现。褒斜道石门上的《鄐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李君表》、《杨伯邳生平碑》，以及《刘平国碑》、《西狭颂》、《裴岑纪功碑》、《曹全碑》、《张迁碑》等，都是有名的纪功碑。现存山东省曲阜孔庙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碑文记述祭孔盛况及修饰孔庙等活动，属于记事碑刻。公元958年河南南阳出土的《张景造土牛碑》，记述张景包修土牛等设施，也属于记事碑性质。券约碑刻则以973年偃师出土的《侍廷里约束石券》最具特色。石券记侍廷里二十五个父老成立里“”，敛钱买容田的一些管理条例和规定，刻石以为约束。公元9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和传世的会稽买山地石刻，也属于这一类。但不论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碑刻，它们都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墓碑立在墓前。墓记置于墓内，或刻于墓内石壁，或刻于墓前石祠。刻记死者姓名、官职、生卒年月，以及对死者的悼词或颂辞；而且经常采用韵文形式造句。最著名的墓碑是《鲜于璜碑》，延熹八年（公元5年）立，公元973年发现于天津武清县，同时发掘鲜于璜墓。碑座为长方覆斗状，碑身高242、宽8—83、厚2厘米。碑首圭形，题额居碑首正中，下方一圆穿。额文阳刻篆书“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十个大字。题额两侧刻青龙白虎各一。碑阴额首刻一朱雀。碑身两面刻文，皆隶书。正面碑文记述鲜于璜的生平经历、死亡年月，附以颂辞；碑阴刻长篇四言韵语，末附其家族世系。碑阴的这种文式，在汉碑中尚属少见无奈重生.freexs的70后sodu。墓记出土很多。公元929年洛阳出土的贾仲武妻马姜墓记，公元973年南阳出土的许阿瞿墓记，公元980年邳县出土的缪宇墓记，公元980年嘉祥宋山出土的安国墓祠题记，和公元973年苍山出土的元嘉元年（公元5年）墓记是其典型。苍山元嘉元年墓记还是一篇很优美的韵文作品，对研究当时的音韵、文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刻经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75年）。魏正始年间，又刻“三体石经”，与熹平石经并立于汉魏洛阳故城南郊太学讲堂的东西两侧。原碑早已不存。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五十年代初期，马衡将全部出土残石汇编成《汉石经集存》。七十年代，在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太学遗址中又发现汉石经残石00多块，碑趺4块。经复原研究，对碑石数量、排列次序，以及在校勘经本等方面，都有新的认识。 参考书目.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98年版。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977年版。 3.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982年期。 4.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989年2期。 5.曹延尊、徐元邦《简牍资料论著目录》，《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2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980年版。 7.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944年。 8.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980年版。 9.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978年期。 0.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94年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99年版。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99年版。 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悬泉置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992年月5日。 4.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948年。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考古》9年3期. 侯灿《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文物》988年7期。 7.林梅村《楼兰新发现的东汉佉卢文考释》，《文物》988年8期。8.甘肃省博物馆等编《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94年版。 9.考古研究所编辑室《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考古》90年9期。 20.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975年版。 2.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975年版。 22.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985年版。 23.陈美金《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文物》974年3期。 24.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973年版。25.湖南省博物馆等《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974年7期。 2.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98年版。 27.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983年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985年期。 29.长江流域第二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974年期。 3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考古学报》993年4期。 3.凤凰山7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7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97年0期。 32.扬州博物馆等《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98年期。33.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0号西汉墓》，《文物》987年期。 34.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983年2期。 35.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3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98年8期。 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98年2期。 37.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977年版。 38.郑杰祥《南阳新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文物》93年期。 39.黄士斌《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文物》982年2期。 40.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文物》974年4期。 4.天津市文管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考古学报》982年3期。 42.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发现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974年8期。 43.南京博物院等《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984年8期。 44.济宁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嘉祥宋山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982年5期。 45.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975年2期。 4.方鹏钧、张勋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的讨论》，《考古》980年3期。 47.马衡《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957年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城太学遗址新出土的汉石经残石》，《考古》982年4期。 第八节汉代少数族地区的考古资料汉代少数族地区的考古资料，主要是北方地区以匈奴、鲜卑为代表的遗迹和遗物；今新疆地区以于阗、楼兰、姑师、乌孙等西域诸国的遗迹；以及川西云贵地区以滇、夜郎为代表的西南夷遗迹。 北方地区本世纪初，瑞典人安特生等人曾在今内蒙古西部收集过一些以各种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文化系统的遗物，习惯上称之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科学的匈奴考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已获得多批匈奴墓葬资料。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的重要资料有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墓群，阿鲁柴登墓葬，凉城县的毛庆沟墓地，乌拉特中后旗的呼鲁斯太墓地，准格尔旗的西沟畔墓地，玉隆太墓地，速机沟、瓦尔吐沟的遗物，以及宁夏固原县鸦儿沟、杨郎村的遗物。这个时期的匈奴墓，以出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著称。主要的器形有“触角式”短剑、鹤嘴形斧、弧背凹刃刀，各种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牌饰和带扣。属于战国晚期的阿鲁柴登墓，出土金鹰冠饰等一批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西沟畔2号墓出土9件汉字刻款的金饰牌、银节约，尤引人注目。 属于两汉时期的匈奴考古资料，重要的是准格尔旗西沟畔、东胜县补洞沟、宁夏同心县倒墩子三处墓地，以及族属尚有争议的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墓地。 西沟畔发掘8座匈奴墓，时代相当西汉早期至中期。补洞沟发掘9座，属于西汉末至东汉初的南匈奴墓。西沟畔4号墓是西汉初期的匈奴贵族墓。墓中出土一批精致的以金银玉石琉璃等质料制作的头饰和项饰，高浮雕的盘角卧羊金饰牌、花草纹的包金带饰品，以及与西汉中原贵族墓所出极为近似的玉舞人、龙虎纹佩饰等，都是难得的珍品。其他座都是小型的竖穴土坑墓，葬俗仍保留传统的殉牲习俗，随葬少量的工具和器皿，其中既有本族特征的小口细颈瘦腹罐和衬托草木图案的动物纹饰牌，又有相当数量的汉式器物，如铁鼎、铁剑和铜镜等。 倒墩子发掘27座西汉中晚期匈奴墓，情况与西沟畔、补洞沟所见略同，除多数是竖穴土坑墓以外，还有少数偏洞室墓。也有殉牲习俗。随葬小口细颈瘦腹罐和衬托草木边饰的各种动物纹饰牌，以及来自中原的陶器、漆器、铁器和五铢钱。根据出土遗物的特点，结合文献推断，应属于西汉安定郡属国降汉之匈奴人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西沟畔、补洞沟和倒墩子都有小口细颈瘦腹罐随葬，而这种形式的陶罐，在蒙古诺彦乌拉和俄罗斯外贝加尔的汉代匈奴墓中也经常被发现；各种动物纹饰牌，也基本相似。说明它们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能够反映匈奴文化面貌的器物群。 北方草原最东端的西丰西岔沟，地处西汉辽东塞外、长城以北。墓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估计有墓葬500座，已遭部分破坏，仅发掘3座，全是长方形土坑墓，单人葬。墓地中心的墓葬较大，随葬品较多；墓地边缘的墓葬较小，一般只随葬件粗陶罐、一副铁刀锥和零星的服饰品。共出土遗物3800多件。带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遗物，主要是带扣、各种动物纹饰和骑士出猎，捉俘虏的雕像。汉式遗物有铁工具、各式刀剑、铜镜和铜钱。关于西岔沟墓地的族属，一般认为属于匈奴部族集团，但也有认为应是东胡族的乌桓人。 此外，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曾发现座西汉初匈奴墓，出土2件透雕角抵纹铜饰牌。内蒙东胜县、陕西榆林县、西安市曾发现东汉匈奴语官号印，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发现座东汉南匈奴墓，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巴里坤、木垒等地也零星发现南匈奴遗物。这些都对匈奴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汉代鲜卑考古资料，在东部，最重要的是吉林榆树县老河深墓地，时代约当东汉初期或稍晚。辽宁北票、义县等地发现的慕容鲜卑遗迹，已属魏晋时期。西部的拓跋鲜卑遗迹，从北起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畔，南迄内蒙古河套东部，都有发现。重要的有满洲里附近的完工墓群、扎赉诺尔墓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遗迹，乌兰察布盟二兰虎沟墓群，以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砂凹地墓群。 榆树县老河深村共发掘鲜卑墓28座。墓葬由北向南呈长条形分布，排列有序，多数头向西。墓地西部和南部集中一批较大的男女并穴合葬墓或一男二女并穴合葬墓。并穴合葬墓全是竖穴土坑。有木棺，仰身直肢葬式。男墓在右，女墓在左；或男墓居中，二女墓在两侧。随葬品大多是实用器。男性墓随葬品较多，主要是铁制的兵器、工具、马具和动物纹铜饰牌，间或有汉式的铁长剑和铜镜。女性墓大多随葬金银饰品及少量铁马具、工具。殉牲用马，有的墓实行火葬。 老河深墓地的文化面貌与西岔沟墓地、扎赉诺尔墓地大体相似，都出土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炊具——镂空圈足铜鍑，类似的带扣和动物纹饰牌。但老河深多铁器，制作一般较工整，显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故推定其时代约当东汉初期或略晚。东汉时，这里属鲜卑东界，东与夫余相邻。从墓地反映的民族习俗与史籍记载相印证，推定为鲜卑人墓地。 拓跋鲜卑是鲜卑诸部中居于最东北的一支，早期活动在大兴安岭北部。 公元980年在鄂伦春嘎仙洞发现北魏石刻，证明这里是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后来拓跋部从东北逐渐向西南迁移。完工墓群和扎赉诺尔墓群，就是他们留下的时代最早的遗迹。完工发掘座墓，都是竖穴土坑，以桦木板为椁，实行家族丛葬，殉牲牛马狗亦同埋坑中。随葬品较多，主要的是各种骨器、石器、珠饰和铜扣带饰。陶器有壶、罐等，数量不多，皆手制。葬俗和器物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反映出当时拓跋鲜卑以游牧经济为主，内部维持着大家族组织。随葬品中还发现有陶鬲、漆器和绢麻残片，说明当时与汉文化已有联系。扎赉诺尔东距完工约0公里，发掘3座，皆竖穴土坑墓，内置桦木棺，大部分单人葬。陶器出现轮制，器形较多。铁兵器和铜炊具（鍑）已出现。随葬品和殉牲的数量已有很大差别。从葬俗到随葬品都可以看出扎赉诺尔墓群与完工墓群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扎赉诺尔墓中，出土有汉式规矩镜，“如意”锦残片，又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铜鍑和各种动物纹饰牌，说明墓地主人与汉文化的联系，又受匈奴的影响。 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和百灵庙砂凹地三处墓地，是拓跋鲜卑南迁而后西迁路线上的三个地点。南杨家营子除有墓地外，还有居住遗址。这三处墓地的墓制和随葬器物与扎赉诺尔相近，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从陶器和骨器的制作看，显然又比扎赉诺尔进步。由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和骨纺轮的出现，又可以看出这三处墓地的经济生活比扎赉诺尔有了发展。南杨家营子出土一枚东汉中晚期五铢钱，砂凹地出土剪轮五铢，二兰虎沟墓中随葬日光镜、“长宜子孙”镜和铸有“大吉”的铜铃，表明这三处墓地已经接近东汉晚期，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 以后拓跋鲜卑继续向西南迁移，活动范围集中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凉城至山西大同一线，沿途又有不少遗迹和遗物被发现，但时间已进入魏晋时期了。 新疆地区新疆的考古资料，按不同的文化类型，大体上可分五个部分，即南疆塔里木盆地的遗迹；罗布泊古楼兰遗迹；东疆的石堆墓；伊犁河的土墩墓和北疆的石人石棺墓。 塔里木盆地的考古资料，主要是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和和田县的买力克阿瓦提遗址。 尼雅遗址于本世纪初被英籍.斯坦因等外国探险家所发现，并遭到多次掠掘。公元959年新疆博物馆又作过调查，对其中的两处聚落遗址进行局部发掘。获得不少富有地方特色的木器、陶器，以及“长宜子孙”残镜、东汉五铢钱、汉“司禾府印”印范；还有书写佉卢文、古和田文的简牍。在遗址北边发现一片墓地，许多独木舟式的棺木已暴露在沙面上。发掘的一具木棺作四柱足的长方箱形，长约2米。直接埋于沙中，无墓圹。棺内有夫妻合葬干尸二具，男右女左。男尸黑发高鼻高颧骨，女尸多发辫。二具干尸所着的衣物绝大多数是内地生产的丝织品，包括汉字织锦，“君宜高官”铜镜，还有两块蓝白色的蜡染印花棉布。发掘者根据遗址所在的方位，与《汉书·西域传》相印证，推定这里应是西域的精绝国。 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位于和田县南玉珑喀什河西岸。公元928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作过勘查，发现有平面方形的内外两层城垣。公元977—979年，新疆博物馆再次调查时，城垣已毁，仅存大小高低不等的土墩和数百个柱础石。在遗址北部发掘一处寺庙遗址，掘获一批佛像残块和壁画残片。寺庙附近掘获一件大陶缸，内盛西汉五铢钱约45公斤。遗址中部又有陶窑和烧成的陶器遗存。发掘者认为，这里似为西域于阗国的一个城府。 本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先后到罗布泊古楼兰城址进行考察，掠走大批文物。公元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这里发掘。公元979—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对它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现存的楼兰古城址，建于东汉，平面呈方形，每边长330米左右。在城内调查和发掘的佛塔建筑、官署遗址，以及先后挖获的汉文木简42件、纸文书4件，则主要属于魏晋时期。在楼兰城郊发掘9座汉墓。出土许多珍贵的丝毛棉织品，其中有不少是内地生产的汉隶织锦、铜镜、漆器、五铢钱。根据对墓中个头骨的测定，结果有5个属欧洲人种，个属蒙古人种。5个欧洲人种中有4个与地中海东支的印度——阿富汗类型接近，个介于地中海与帕米尔——莫尔干类型之间。另个属蒙古人种的头骨，接近于南西伯利亚类型。由此似可认为，古楼兰地区的居民种族是以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占优势的。 东疆的石堆墓分布在哈密至阿拉沟一带。因墓坑地面上有块石封堆，故名。共发掘52座。石堆呈圆形或长方形，大小不等，一般直径2.5米石堆下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单人葬。早期墓一般随葬红色彩陶器、木器、骨蚌饰品。后期墓出现男女合葬，一般随葬红色素陶器、铁器、丝织品。较大的石堆墓往往在石堆四周围筑石垣，平面近方形，长宽各0余米。墓底置木椁室，椁盖上铺苇草，其上填石积沙直至地表。随葬富有地方特色的金银牌饰和内地生产的漆器、铜镜。石堆墓的碳素测定并校正，早期墓约当战国；后期墓约当西汉。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汉中期以前，在吐鲁番盆地及其周围居住的是姑师人。汉武帝遣赵破奴破姑师，“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后期的石堆墓应属于车师前国初期阶段的姑师人。 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因地面上有圆丘形的封土堆，故名。土墩墓大部分是几个或十几个为一组。土墩大小不等，但每组土墩墓的大小基本一致。封土内经常发现马羊狗的骨骸，封土上或铺一层卵石，有的封土周围环绕浅沟。公元9年以来先后在昭苏县夏台、波马发掘土墩墓9座。墓室竖穴土坑，东西向，南北并列排列。可分三期。早期墓一般随葬手制的陶罐、陶钵、陶碟；中期墓也以陶器为主，器形较规整，新出现陶碗、陶盘、陶烛台，还有汉式的铁环骨刀和铁犁铧；晚期墓的陶器皆轮制，器形也较复杂，个别大墓随葬丝毛织物、金器、铜器、漆器等。发掘者推定它是西汉时期的乌孙人墓葬；并且认为，西迁后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居民以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相对定居生活。昭苏土墩墓的3具人骨鉴定还表明，土墩墓的死者大部分是欧洲人种头骨，并有少量蒙古人种混血。在个女性头骨中有2个混杂的类型，其中个似与南西伯利亚类型接近。昭苏乌孙人骨的研究结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乌孙人材料的研究基本相符。 北疆的石人石棺墓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周围。公元9年进行一次广泛调查，公元93年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发掘32座。有的在墓地周围竖列矩形石垣，石垣前立石人或三四块条石。石垣内埋多座墓葬。墓制有竖穴石棺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个别的土坑墓在骨架四周围以数块片石，构成象征性的石棺。竖穴土坑墓上都有卵石封堆或在封土上覆盖卵石。竖穴石棺墓一般没有。葬式以屈肢葬居多，仰身直肢葬较少，个别作俯身直肢葬。石垣内的方形大石棺墓中，还经常发现乱骨葬，肢解埋入，交互叠压，或身首异处，一般埋数人，多达二十人（以头骨计）。发掘者认为，他们的身份应是殉人。随葬品很少，放置无规律。主要是石罐、石镞，手制的陶罐，还有少量的铜器和铁器。由于考古工作做的还不多，它们的时代和彼此间的关系都不甚清楚，目前只能笼统地认为，石人石棺墓可能是西汉至唐代一千余年间，生活在这里的几个不同民族的遗存。 西南地区居住在今川西高原和云贵地区的各族，汉时通称“西南夷”。 已发现的“西南夷”墓葬和遗物已遍及这三个省的四十多个县市二百多个地点。按不同的文化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滇池为中心的滇墓；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各族墓；黔西北的“夜郎”墓和川西的大石墓和石棺葬。 滇池区域的考古发现，以晋宁石寨山墓地最负盛名。公元955—90年先后发掘4次，共发现墓葬48座，出土遗物4000多件。公元94—979年，先后在安宁太极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又发掘同一文化性质的墓葬88座，出土遗物3000多件。公元977年以来，滇池附近各县的三十多个地点又有零星发现。大致说来，这种文化分布在以滇池为中心，东北至曲靖，西至禄丰，南至元江的范围内。由于在石寨山号墓中发现了金质的“滇王之印”，所以将这种类型的墓葬称为“滇文化墓葬”，或简称“滇墓”。这种墓葬的时代延续很长，大约从战国晚期到东汉早期。根据几种主要青铜器的组合、演变，可以把这批墓葬分为三期。第一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随葬尖叶形锄、粗茎剑、空首钺、“石寨山式”铜鼓、贮贝器、干栏式房屋模型、透雕动物饰牌、圆盘状饰牌、璧环状手镯和圆形扣饰为典型的“滇文化”器物。第二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中期。这时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生产用具逐渐减少，内地输入的铁器和模仿内地制作的器物大量出现。第三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这时地方民族特色的器物近于绝迹，内地输入的铁兵器、生活用具和五铢钱，已占绝对优势。 随葬器物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反映了自战国末楚将庄0入滇，直到汉武帝在此地设置益州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滇人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社会形态。不少学者从多方面的材料论证滇人的社会性质是处于奴隶占有制的早期阶段。西汉末到东汉，原有的滇文化已不复存在，与中原汉文化融合为一体。 洱海区域的“西南夷”材料比较复杂，可分土坑墓和大石墓两大类。重要的土坑墓有楚雄万家坝墓地，祥云大波那墓地和剑川鳌凤山墓地，时代大多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早期。在永胜县金官龙潭和大理市大墓坪、金梭岛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时代较晚。土坑墓有单人葬、二次葬、多人合葬或解肢葬。葬具有木棺、独木棺、铜棺或无葬具。随葬器物以青铜器为主，但器形颇不一致，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是剑、斧、锄、鼓和镯。剑作空心扁平茎、山字形格；斧身扁平，形似钺，滇池区域未见；锄身近方形或半圆形，与滇池所出近似；铜鼓造型似滇池区域所出，但较原始、简朴；镯多数为长条形铜片弯曲而成，亦不见于滇池区域。祥云大波那墓地还有干栏铜房屋模型、家畜模型。晚期墓出土的同类器，器形已有变化，而且有铜铁合制器和铁器。大约在西汉末到东汉，滇西大部分地方已进入铁器时代。关于滇西青铜文化土坑墓的族属，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比较倾向的意见是青铜文化时代的洱海区域居民属氐羌系的昆明诸种，而万家坝介于滇与昆明交界处，所反映的基本经济社会是“耕田有邑聚”，应属于濮系的“靡莫之属”。滇西大石墓分布于金沙江至怒江一带，材料比较零散，有的与土坑墓杂处，部分随葬品也相似，但滇西大石墓实行多人一次性丛葬（主要是多人二次捡骨葬），与本地土坑墓不同，与川西南大石墓也不是一个文化系统。看来应是滇西青铜文化的另一个类型。 贵州西部的赫章县可乐区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区，先后发掘近200座富有本地特征的墓葬。这两批墓葬，都作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坑，与滇池区域的小型滇墓近似。随葬带有民族特征的器物也与滇墓所出的相同或相似。贵州西南部也有零星发现。赫章、威宁，汉初属西南夷的夜郎故地，汉武帝以后是犍为郡汉阳县地。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夜郎与滇同属“魋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两地所表现的文化面貌的一致性，是与史籍记载相符合的。这两批墓葬的发掘，为探索战国秦汉时期古夜郎的文化，提供了第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但是，两地发掘的都是小型墓，还不足以反映当时夜郎的典型文化面貌。夜郎文化的真象，还有待进一步充实、验证。 川西南大石墓以安宁河流域为中心，沿河两岸都有发现，而以西昌县境内分布最为集中。这里的大石墓系在地面上用巨石砌成，石室长达0多米。实行二次捡骨葬，人骨直接堆积在墓底，可延续使用数百年，埋葬若干代人，与滇西建于地下的大石墓不同。早期墓的随葬品大部分是实用的陶器，以双耳敞口罐为主，每墓随葬常达00多件。石器和青铜器不多。晚期墓随葬青铜器增多，以镯、环、发钗等装饰品为主。铁器开始出现。大石墓出土的无格铜剑、长骹矛、铜柄铁剑、双耳敞口罐、凸唇边手镯、玦形耳环、玉石管饰等，与滇、“夜郎”系统的器物近似，其分布地域和时间，又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中的邛都相符。由此推测，川西南大石墓可能是邛都人的遗存。 石棺葬又称石棺墓、石板墓、板岩葬。主要分布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汶的沿河两岸。共发掘80多座。墓向大体一致，似行氏族公共墓地制。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单人葬，麻布裹殓；也有少数行二次葬或火葬。随葬品不多，一般只有二三件陶罐。发现最多的是一种富有特征的双耳罐。有的可从随葬品的不同来区别性别男性随葬剑盾；女性随葬贝饰、蚌饰和纺轮。少数较大的墓，发现有秦汉铜钱和中原式器物。石棺葬大约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晚期。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冉在筰的东北，它的位置正当岷江上游；武帝时在冉地区设置汶山郡，郡治在今茂汶境内。由此推测，石棺葬可能是冉一类民族的遗存。 川西云贵高原，古代民族众多，迁徙不定，来源复杂，除滇池区域有较多的考古工作以外，其他区域工作不多，又缺乏研究。以上意见，只能说是目前的倾向看法，不能作为定论。可以说明的一点是，自汉武帝开拓西南夷设置郡县后，中原物质文化大量传入，与富有特色的西南夷各族文化相融合。西汉晚期到东汉，西南夷各族文化相继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土坑墓、砖室墓或崖墓，随葬井灶壶罐，成为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的地方文化。 参考书目.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93年版。 2.田广金、郭素新《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文物》980年7期。 3.伊盟文物工作站《东胜县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与考古》98年创刊号。 4.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983年期。 5.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988年3期. 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90年8、9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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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重视考古新发现的材料，并把它同文献材料相结合，在秦汉史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见解。还在20世纪初，当敦煌汉简发现后，即引起他的注意，认为汉代简牍材料对于西北史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所著《流沙坠简》等著作，对于汉代简牍和西北史地研究，均有开创之功。王国维对秦汉制度的考证方面，发表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中如《汉魏博士考》2，是通过对博士制度考证来研究汉代经学演变的文章。文章不仅对汉代经学博士、博士人名、博士职掌及博士弟子等，作了全面的考证，而且论证了汉代经今古文学的“代谢”及其“枢纽”之所在。《秦郡考》3和《汉郡考》4，对《汉书·地理志》前后自相矛盾和后人的争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对匈奴史的研究有重大贡献。所撰《鬼方昆夷ǎ狁考》5，是近代国内第一篇研究匈奴族源的名作。文中把钟鼎彝器铭文与古书记载互相释证，认为商周间的鬼方、昆夷、獯鬻，西周末的ǎ狁，入春秋后的戎、狄，战国以降的胡，皆与匈奴是一个系统，为同族异名。匈奴的先祖鬼方等，原来活动地区达于黄河岸边，后由于中原王朝的强大，其活动地区逐渐向北退至长城以北。自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提出匈奴先祖乃“夏后之苗裔”说后，学者多相信此说。王国维提出“此族见于最古之书者实为鬼方”说，是对匈奴族源研究的重大突破。此说为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赞同。此外他的《匈奴相邦印跋》一文，对于研究匈奴官制、文化以及匈奴文化关系等，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顾颉刚对秦汉史的研究，以《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最为重要。这篇文章发表在公元930年的《清华学报》，后收入由他主编的《古史辨》第五册。这篇长达十四万字的文章，分二十四个题目，对自邹衍“五德均见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卷十七、卷四。 2均见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卷十七、卷四。 3今见《观堂集林》卷十二、卷十三。 4今见《观堂集林》卷十二、卷十三。 5今见《观堂集林》卷十二、卷十三。 3 终始说”至西汉末《世经》所编造的古代帝王系统，进行详细地考辨和剖析。后来，他把这篇考证性文章用通俗文字改写为《汉代学术史略》，解放后又改写为《秦汉方士与儒生》。这两本书对《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有所发展和订正，是研究汉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著作。 吕思勉著《秦汉史》，是四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各家秦汉史中最有功力的著作。这部书有二十章，六十万字。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至第十二章，为政治史，按历史顺序编排，因事命题，叙其始末；第十三章至第二十章，为典章制度，分门别类地叙述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发展情况。这是一种以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相结合的新体例。由于作者精熟文献典籍，功力极深，在史实考证、资料排比上，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把原来很分散的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作了认真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书中对这个时期历史的叙述，扎实而有条理。在政治史部分，以王朝的兴亡盛衰为线索，将各个时期的政治演变、各种历史事件，以及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等贯串起来，并对上述各方面的历史情况作出概括与分析。如对秦始皇施政的得失，陈涉起义的评价，楚汉之兴亡，王莽代汉及其改制等，均有深入的分析。典章制度，列有四十七个专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包括婚制、族制、户口增减、人民移徙、各地风气等；二是社会等级，论述豪族、奴客、门生、部曲、游侠等阶级、阶层，兼及“君臣之义”、士大夫风气变迁；三是社会经济，主要叙述各阶层资产的估计、豪富的生活、地权不均的情形、农工商业的发展情况，以及衣食住行及葬埋风俗等等；四是政治制度，分政体、封建（分封制）、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诸节加以说明；五是文化，其中“学术”一章讲学校、文字、儒家之学、百家之言、史学、文学、美术、自然科学、经籍等，“宗教”一章讲祠祭之礼、诸家方术、五德终始之说、图谶、神仙家、道教之源、佛教东来等。书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例如在“刑法”节中指出，“刑法至孝文时为一大变”；在“百家之学”节中认为，秦汉之世，百家之学“未尝废绝”；在“神仙家”节中说，神仙家求不死之方，“非尽虚幻，而与医学关系极密”，等等。 劳榦对居延汉简进行整理和研究，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他把汉简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汉代的边郡制度、亭障与烽燧、河西经济生活、兵制、官制、人口、交通、风俗等，进行广泛的研究。他所撰《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一文，较全面地研究了汉代的兵制，认为“汉代兵制和徭役制度应当归在一类”，分为正卒、戍卒、更卒。《汉代察举制度》2，论述了汉代察举制的渊源、形成，及其制度化的过程，指出汉高帝的“求贤诏”和孝惠、高后时诏举“劝农”，虽可说是察举的渊源、前身，但和后来的察举制有别。察举制应始于汉文帝诏举“贤良”，奠基于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至东汉渐成固定制度。《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3，论述了汉武帝时代内朝与外朝的形成及其原因，并对汉代内朝属官作了详细考证。《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与《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4，是研究汉代人口地理分布的重要论文。前篇论述了两汉人口数目的升降，并分关东、西《历史语言所集刊》第0本。 2《历史语言所集刊》第9本。 3同上，第3本。 4同上。 北边郡、关中、东北、江汉以南等地区，说明人口的增减、稀密与地理之关系；后篇以清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为依据，测算出两汉各郡国的面积，算出每方里人口的数目、人口的增减，编绘出了人口密度图表。劳榦关于秦汉史研究的许多成果，一直为治秦汉史者所参考。 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秦汉史，为新史学开辟道路的史学家。 吕振羽在三、四十年代，发表过多篇研究秦汉史的论文，如《秦代的经济研究》、《进入主义封建制的秦汉时代》2等，对秦汉时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进行论述。他的《简明中国通史》3是我国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编撰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他对秦汉史研究的更大贡献，是所著《中国政冶思想史》4一书。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专著。书中对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史设有专篇。他认为，由《吕氏春秋》、陆贾和贾谊到《淮南子》的政治思想，是由初期封建制到主义封建制转变期之封建地主的政治学说；董仲舒的思想是适应于主义封建经济发展而来的政治学说；刘歆的复古主义，是贵族地主自救运动的指导原理；今古文学派的对立和调和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思想的升沉与统一；王充的批判主义和“太平道”的政治立场及其纲领，是农民派的政治学说。作者根据自己对秦汉社会史的研究，力图从这一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探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揭示各派政治思想的阶级实质。 范文澜于公元94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自序中说我国广大读者需要的首先是从广泛史料中选择真实材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这是作者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对所著《简编》特点的概括。 《简编》肯定了劳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书中不仅尽量讲述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活动和业绩，而在论述统治阶级的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时，也注意到跟人民群众的关系。如关于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成功，书中强调单凭秦始皇个人愿望，是不能做到的，“正因为历史推动他这样做，所以顺利地完成了他的愿望”。这就把旧类型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否定了。 《简编》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秦汉封建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化和残暴，意在说明农民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必然性和正义性。 《简编》强调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本书对秦汉三次农民起义的特点及历史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秦末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他推倒了秦朝统治，消灭了西周以来最后的一个领主。这也是《文史》第一卷第三期。 2《解放日报》947年0月、2、3、4日。 3第一分册94年由生活书店在香港出版；第二分册于948年在大连出版。4本书于937年由上海黎明书店出版，94年修订后由文化供应社再版。第一次说明没有达到现代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时代，农民起义只能争取到短期内休息，部分的减轻负担，减少苛法，却不能推翻封建制度。”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表现很大的原始性，组织力薄弱，几乎是一大群饥民”。东汉末黄巾起义则不同，起义首领“开始利用宗教迷信来组织农民，起义技术也比西汉进步。黄巾式的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影响”。 《简编》按照西周封建论的观点，把秦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变的重要阶段，即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的阶段。这一观点在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的传播最为广泛，有很大的影响。 翦伯赞著《中国史纲》，第一册是先秦史，第二册是秦汉史，第三册是魏晋南北朝史。据说第三册已有成稿，但未见出版。第二册是于944年写成，94年由重庆大道出版公司出版。这书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方面论述秦汉历史，使人展卷有开阔之感。它把秦史、两汉史分为两编，称秦为“中期封建社会的序幕”，分别论述秦族的渊源、建国及其历史形势，秦代社会经济的构造及其转向，秦朝政权的性质、组织及其灭亡，秦代的意识形态及其变化。他称两汉为“中期封建社会的确立与展开”时期，分别论述西汉和东汉皇朝的建立及其历史形势，社会经济构造，政权的性质，组织发展及其崩溃，以及两汉时代的意识形态。 作者把秦汉史同当时世界史联系起来，放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来考虑，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重视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述了各有关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分析了中原各族的由来与融合的进程，揭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趋势。以民族平等的态度撰述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纠正了旧史学著作中大汉族主义的谬见，这是本书的又一特点。作者还十分注意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作了分析，付出了大量的功力，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第二节建国以来关于秦汉时期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建国以来，这一历史事实受到普遍的重视。历史学界与有关部门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关于秦汉时期民族史的研究，匈奴史、百越史和西南夷史有比较显著的成就。 匈奴史匈奴是秦汉时期活跃在大漠南北的一个重要民族。解放前发表的论文，对匈奴族源族属、匈奴地理、汉匈关系以及匈奴西迁等问题作过探讨。建国以来，史学工作者结合匈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匈奴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以及匈奴和汉族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成绩显著的是马长寿和林幹。 马长寿的《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一文认为，匈奴的历史，在冒顿单于即位时，“是一个大的转变时期”。在此以前，“是从氏族群体经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的历史”；在此之后，“是奴隶制的部落国家的历史”。关于匈奴的奴隶制，他的看法是最初是家族奴隶制，自成立国家以后，便发展为部落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其主要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部落奴隶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匈奴国家在此矛盾中生长着，最后也在此矛盾中消灭着。他的《北狄和匈奴》一书，对匈奴的人种和语言，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经济文化，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以及匈奴入居中原地区的活动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林幹的《匈奴史》，是继马著后又一部研究匈奴史的专著。这书对匈奴的经济主活、社会结构、政权组织、文化习俗、部落盛衰、政治演变及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特别是汉族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将匈奴的历史面貌描绘出一个轮廓。在这基础上，作者修订和扩充成《匈奴通史》一书。书中不仅对匈奴历史的叙述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对某些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末还附有《近0年来（99—984）国内研究匈奴史的概况》。此外，他还编有《匈奴史论集》。 百越和西南夷的历史秦汉时期，南方民族比较复杂。据史书记载，主要是“百越”和“西南夷”。“百越”是长江下游以南地带的族群。建国以前，有关著作很少，研究基础薄弱。建国以后，特别是近十多年，对“百越”史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史学工作者结合“百越”地区考古发现的资料，对“百越”的分布、源流、社会性质、文化特征及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论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蒙文通的《越史丛考》。书中收入论文十二篇，对“百越”的分布、种类、变迁、习俗等，作了较详细的考辨。《历史研究》954年5期。 他认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用为族称，泛指古东南沿海地区的民族。战国之后，又有“百越”一词，泛指古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及其居民。根据扬雄《方言》中所载原百越地区之不同“族”，后百越多地之不同习俗，他说“百越民族略可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四族。”书中还对秦汉时越人之北徙、西南夷与南越之关系、骆越与瓯越之别等加以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陈国强等著《百越民族史》，是一部较全面地论述“百越”历史的专著。 “西南夷”是分散在今西南地区的族群。尤中编著的《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一书，用专章对汉晋时期“西南夷”中的民族成份作了考察。他认为，“西南夷”中各族，分别出自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其中属氐羌系统的占绝大多数。每一个族群内部分为许多不同的部落，有着不同的名称，处于分化、融合的过程之中。 第三节建国以来关于秦汉经济史的研究秦汉经济史的研究是建国以来秦汉史研究的重点。全面论述秦汉经济史的专著有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作为专题进行研讨的论文数量很多，比较集中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一是赋役制度问题。 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土地所有制，主要有三种看法国有制说、地主私有制说、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说。 建国以来，最早对秦汉土地所有制进行探讨的是侯外庐。他在《汉代社会史绪论》一书的“校后补遗”中，专门论述了汉代土地所有权，提出了封建土地国有说。他说“秦汉土地所有权制度，开创了中国封建制的‘国家——最高的土地所有主’的土地制度，‘主权在这里，就是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的土地所有权’（《资本论》第三卷）。”他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论述（）汉代盐铁酒钱与山泽之利，是国家专有或属于皇帝最高地主的，这些所有权虽然有过斗争，基本上仍属于皇帝。（2）史多盛称汉家借贫民田，实际上这正是公田赋民的土地国有制。（3）汉代从移民垦田，到所在赐公田，即土地国有的制度。历帝募罪徙戍边，或由狭乡徙宽乡的移民政策，都是显例。（4）汉代自武帝以来，置田官以六十万人屯田，是秦以来法律化的屯田之始。此后，昭帝、宣帝、元帝置都护尉屯田，后汉光武帝以后列帝因之。屯田制到了三国时代，就成为主要国有地租的形态了。（5）汉人多以田有草者曰“官田”，以“耕而勿有，曰不专地”，故武帝有诏，以“草田”价鄠杜之民，即指汉代的皇族地主所有权，所谓王莽的“王田”制，不是别的，想尽收豪族地主土地而为最高地主所有。（）秦汉以来，地租与国税是不分别的。董仲舒和师丹的“限田”，王莽的“王田”，以及光武夺田，只是地主阶级之间的内争表现形式，除了地租外，再没有理想。由于该书印行量有限，读到的人不多，上述看法未引起反响。954年，他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文章，对上述论点加以发挥和引申，明确提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即土地国有制的论点，认为“秦汉以来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以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权”。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反响，并引起热烈讨论。持此主张的还有贺昌群。他著有《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认为秦汉郡县制建立以后至唐代，全国范围的土地集中在主义国家手里，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皇帝是最高地主，但这并不排除私人或公共占有权和使用权。 与上述看法不同，比较多的学者主张秦汉土地所有制主要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私有制。 翦伯赞在《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从战国以来，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就从封建领主的世袭所有向着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个人所有转化。到秦代统一六国后，地主阶级个人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私有制，已完《历史学》979年期。 全确立。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年）“使黔首自实田”就是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取得法律保护的证明。到两汉时期，土地私有制已经普遍发展，根本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问题。他在谈到两汉的“公田”时指出，两汉有公田，但不能因此就说两汉的土地是国有制。作为一种土地制度，是国有或是私有必须看其在社会经济中是否占支配地位。两汉的公田比起私人所有的土地来，显然是不重要的。这样的公田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还长期存在，它是土地私有制的伴随物，说不上是什么制度。 张传玺在他的《秦汉问题研究》书中，收入研究秦汉时土地制度方面的论文多篇，着重论述秦汉土地私有制形成的过程。他认为，从战国到秦统一，是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确立的时期。两汉时期，随着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发展，国有土地不断向私有转化，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成为主导的所有制形式。他还研究了汉代的土地买卖契约，认为订立土地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是所有权及其法律观念的表现。 近年来，研究秦汉土地制度的专著，还有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高敏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等。最近，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出版，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及其历史特点，论证充实，是同类著作中富有成就之作。 赋役制度关于赋役制度的研究，五十年代，韩连琪在《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一文中，对汉代的赋役制度做了较全面的论述。他认为，汉代封建政权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民，而对农民的剥削主要是田租、口赋和徭役。其主要论点如下（）田租。事实上是指田税。秦代田租数目不可确知，但不会低于汉初。汉初基本上行“什伍税一”的制度。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55年）减为“三十税一”，成为定制。汉代的田租，是按亩由政府规定统一赋额来征收的，田租的形态，虽曾以货币、布帛为租，但主要是谷物。每亩的征收量，则约为三升。征收田租的土地标准，秦代采用“民自实田”的办法，汉代沿袭了下来。田租以外，还有稿税，亦称刍稿，汉初征收现物，后改为征收货币。（2）口赋。汉代的口赋沿袭秦制，按人口征收。口赋有算赋、口钱之别。算赋为成丁的人口税，年龄为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六岁。高帝时，有算赋，始定人六十三钱，文帝时改为四十钱，自武帝后，人百二十为一算已成为定额，未再变更。口钱为未成丁的儿童税，从七岁开始缴纳，每年二十三钱。算赋、口钱的用途不同，算赋为军赋，归大司农。口钱“以食天子”，属于少府。汉代算赋、口钱是按“口数”征收的人头税，另外尚有算訾，是一种资产税，资产一万纳百二十钱。（3）徭役。关于秦代的徭役，作者把《汉书·食货志》董仲舒所说的话断句为“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汉代的徭役，大体上沿袭秦的制度。所谓“月为更卒”，即不论男女，到了“始傅”年龄以后，都要在郡县服役一月。此外，还有“正卒”，包括两项“一岁屯戍”，包括京师的卫士和边境的戍卒，服役期限一般是一年；“一岁力役”，即《汉归仪》所说的“骑士材《文史哲》95年七期。 官”，在郡国服役一年，主要是受军事训练。上述看法，虽属一家之言，但在史学界有一定影响。 七十年代末，王毓铨的《“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从“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的关系，对汉代赋役制度的特点作了探讨，指出汉代封建政权对“民数”十分重视，其所以如此，与其封建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或称物质基础）有关。文章对汉代封建政权征敛项目——田租、刍稿、算赋、口赋、献、贡、力役等七项，逐一考释，认为前两项出自田土，后五项出自人户，两者相较，“人户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封建政权之所以重视户口管理，其主要目的在于控制最大数量的民数，使其负担起供应国家的封建义务。这篇文章的独到见解，受到秦汉史研究者的重视。 近年来，对秦汉赋役制度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钱剑夫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对秦汉赋役制度作了系统的考释。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所论范围广泛，包括税收财政机构、土地税、末业税、赀算、按丁口征赋制、徭役制度、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和贡输，以及赋役征调与名算、上计制度等，其中有些问题较以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高敏的《秦汉赋役制度考释》一文认为，汉代赋税不外赋、算、租、税四大类别。其中仅“租”一项征收实物，其余三类都是征收钱币，货币税比重在汉代的赋役中是主要的。还认为，汉代田租征收的办法，不是以往所说的按田亩或按产量，而是按田亩与产量相结合来征收。 《中国史研究》979年3期。 见高敏《秦汉史论集》。 第四节建国以来秦汉政治史的研究政治制度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政治制度和农民战争的研究。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就是关于国体和政体的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史学界对封建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官制、爵制和法制进行了研究。 秦汉所谓封建的、统一的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侯外庐认为，它们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封建土地国有制。他在《新建设》959年第4期提出了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的看法。后来经过修改，做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四卷的叙论补。后来他在《韧的追求》中，概括了自己的看法，说“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我在论及两汉社会时，曾经比较了欧洲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不同特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就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主义，正根源于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成。历代竞争以及历代君主直接利用宗教而无皇权教权之分的根源，都可以从这种经济基础上得到说明。” 林甘泉在《论秦汉主义经济基础》的论文中，对秦汉统一，主义和中央集权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主张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由于这种基本经济特点，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建立了统一的主义中央集权国家。 范文澜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共同体，这是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根本原因。他援引斯大林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认为秦汉时代已经初步具有了民族的四个特征。所谓“书同文”就是“共同语言”；“行同伦”就是“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状态”；“车同轨”可以理解为相当于“共同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这个特征；至于“共同地域”，那就是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 在上述三种说法中，关于侯说和林说的争议较多。范说主要意图在于说明汉族的形成，似不能解释经济基础问题。 关于秦汉官制的研究论著比较多，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两本。一本是安作璋、熊铁基合著的《秦汉官制史稿》，全书凡七十万字，分上下两册，上册叙述秦汉时期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设置及变化，下册对秦汉时期官吏的选用、考课等制度进行考察。另一本是黄留珠著《秦汉仕进制度》，对秦汉的选官制度作了比较全面而详尽的考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尤其是秦仕进制度部分，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关于爵制的研究，高敏的《秦的赐爵制度试探》和《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两篇论文，对秦汉爵制作了较全面深入的考察。前文论述了秦赐爵制的萌芽与确立、商鞅变法时所创立的赐爵制度、秦皇朝的二十等爵制，以及秦赐爵制度的实质和作用，并对秦赐爵制的进步性及落后性加以评价。后文考察了两汉赐爵制的演变过程，指出东汉赐爵制，既不同于秦代，也同西汉有所差别，逐渐名存而实亡。柳春藩的《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论述的范围包括这一时期王国、侯国的分封、封君和关内侯的食邑，以及二十级爵制，是一部全面研究秦汉时期爵制的专著。朱绍侯的《军功爵制初探》对均见《秦汉史论集》。 秦汉的军功爵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关于法制的研究，是近年来才兴旺起来的。其中成就最为可观的，是对秦律的研究。秦律久已失传，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一批秦简，简文记载的律文，虽非秦律的全部，但保留了秦律的很多内容，对研究秦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自云梦秦简公布以后，对秦律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发表了的研究论文多达百篇以上。在研究秦律的专著中，栗劲著《秦律通论》，对秦律及秦的司法实践作了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并对学术界有关秦律的争论问题，也发表了见解。 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往往是规模浩大的政治斗争。建国以来，秦汉时期的农民战争的研究特别受到重视。 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秦汉三次农民战争的背景、经过及其历史作用，并对这一时期农民战争的基本特征作了简要概括。作者指出，秦汉农民战争，“以高一阵——低一阵——更高一阵的波浪式向前推进着和发展着”，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不只是表现在直接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体系的某些方面，而且还曲折地反映在新皇朝建立后的一些政策措施中。 贺昌群在《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中认为，秦汉农民起义的原因、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等一系列问题，“都只能从土地问题、土地关系上寻求答案”。他说秦汉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是政治、军事、刑法三结合的残酷封建统治的基础并强烈地体现在徭役地租上。秦汉封建国家繁重的徭役地租，使农民忍无可忍，这是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陈涉倡始农民起义，以反对秦的暴政为号召，赤眉起义军直接攻击的目标是王莽政权，都同超经济的徭役地租分不开。汉初针对秦末农民起义，实行对农民让步，才推动了西汉一代的历史发展；东汉初的减政减员废止更戍制度，紧缩徭役，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发生了积极作用。 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一文认为，秦汉时期农民起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从低级的帝王出发，或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封建统治者用以加强主义的一切措施在一定的条件下，几乎都可以造成农民起义的有利因素。如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公共职能而大量征发劳动力，这又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往往成为爆发起义的导火线，秦末农民大起义即是一例。文中还说，中国农民战争的口号，应溯源于战国末年墨侠一派下层宗教团体提出的一条公法，即“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可以说是要求人身权的旗帜，曾经影响了秦汉之时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都是借用“外力”来反对封建统治者，就世界观而言，它并没有否定上帝和天命。侯的文章在农民战争研究中期发表，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历史研究》959年4期。 第五节建国以来秦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相当发达，多学科的历史，如天文学史、数学史、农学史、化学史、建筑学史、美术史、文学史以及一些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历史都有了专书，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思想史和史学史的成就比较显著。 思想史关于秦汉思想史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是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撰著的第一部秦汉思想史专著。作者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是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把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同过去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相比较，本书有以下特点（）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两汉时期思想发展的历程，其中包括两汉的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斗争，正宗思想的神学性质，经今古文学斗争的哲学实质，以及豪门大族汉末清议的意义及其向魏晋清议的转向等。指出思想史的这种斗争，可以从地主阶级中身份性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即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他们之间存在着差距（矛盾）中找寻原因。庶族地主往往有与劳动人民利益相关联的一面，使他们的思想有所区别于豪族地主。（2）论述了封建经济、封建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书中从汉法度的森严中探讨正宗思想的经济政治基础，论述《白虎通德论》统一今文学异议的学术意义与政治意义，从汉末经师的通融古今，不搞师法，探索了其所由产生的经济政治原因。指出封建思想之定于一尊，其根据就在于帝王的土地所有制。最高皇权就是最高族权。正宗思想的神学性质，三纲与神学的联系，表明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四大绳索的互相结合。（3）强调以法典作为判断社会性质的标志。认为法典全面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社会各阶级的地位作了记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白虎通德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法典的作用。《中国思想通史》的出版，对秦汉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批有关秦汉思想史的专著。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秦汉），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全书五十八万字，把秦汉哲学发展分三个阶段叙述。第一阶段，从秦统一前夕到西汉武帝初，历时百年，是为统一封建帝国探索、准备统治思想的时期，包括《吕氏春秋》、黄老思想、陆贾、贾谊、司马迁等多家的哲学思想。第二阶段，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历时二百年，是汉朝统治思想确立和巩固阶段。书中着重论述董仲舒和《白虎通德论》的神学体系。同时，对社会上的在野派思潮也给予重视，指出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站在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用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批判神学经学。扬雄、桓谭、王充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第三阶段，为东汉末年的批判思潮。主要论述王符、荀悦、仲长统等人的哲学思想。指出东汉末年的批判思潮为后来魏晋玄学准备了思想条件。 此外，还有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祝瑞开的《两汉思想史》。冯友兰对他的旧作《中国哲学史》进行了修改或改写。 参见侯外庐《韧的追求》。 史学史秦汉史学史，不仅是秦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断代。四十年来，出版的秦汉史学史的专著，约三十多部，发表的论文达六百多篇。其中，以近十多年来的出版数量最高，论述司马迁的文章最多。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曾经是开荒之作，因功力较深，在建国以后继续出版，并保持一定的影响。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虽不是为史学史而作，但对于两汉史学家有大量精到的论述。近年，各家史学史大抵都重视两汉史学的研究，对于秦汉史学史的研究都各有所贡献。刘节著有《中国史学史稿》。白寿彝发表了一些论文，《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和《司马迁与班固》2是其代表作。他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序论中，把秦汉史学史与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他认为，《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两部巨著，这两部书反映了当时皇朝空前统一的规模和政治要求的特点。对这一时期史学发展划分为以下阶段从秦始皇抓史学领域的失败，到汉武帝尊崇儒术，以至皇帝石渠阁奏议以前，是秦汉时期史学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秦汉时期史学与封建政治结合的新形式之初步形式。以石渠阁奏议和白虎观奏议为标志，是第二、第三阶段，汉代以皇权的儒学形式进一步控制和强化学术统治。秦汉时期的史学，可以荀悦《汉纪》为断限。司马迁与《史记》，是秦汉史学研究的重点。98年由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新论》一书，是建国后研究《史记》的第一部综合性评论著作。书中对司马迁编著《史记》的宗旨、历史背景、写作方法，以及《史记》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贡献，都进行了探讨。本书对《史记》写作背景的研究，突破了“一般只讲当时几年或几十年的事情”，而从西周末年共和执政时谈起，一直讲到司马迁写《史记》时为止，试图从西周末年到汉武帝七百年间中国社会历史和历史研究的发展变化，指出司马迁的成就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本书对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9年4期。 2《北京师范大学学报》93年4期。 第六节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建国以来，还出版了马非百的《秦集史》、林剑鸣的《秦史稿》、陈直的《汉史初探》、何兹全的《秦汉史略》、杨翼骧的《秦汉史纲》，都是关于秦汉史的综合性专著。范文澜、郭沫若等所著中国通史，也都有秦汉史的部分。近年来史学界着重讨论的问题，有社会性质问题、民族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除社会性质问题外，其余问题上文已分别论述。社会性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现在这里作一简要说明。 关于秦汉社会的性质，主要有封建社会说、奴隶社会说。侯外庐是秦汉封建说的代表。五十年代初，他撰著的《汉代社会史绪论》是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在他所著《汉代社会新论》的基础上写成的，保留了原稿中汉代生产手段的社会性质、汉代劳动力的社会性质、汉代社会编制的特征等部分，但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此外还增加了士大夫和思想的总倾向部分，对汉代社会性质作了全面的论述。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封建制萌芽于商鞅变法，形成于秦的统一，而集其大成者为汉武帝的“法度”。后来，他在《论中国封建制形成及其经典化》一文中，对秦汉社会性质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文章强调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关于秦汉封建制的形成及其特点，文中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汉代关于“食货”的定义，是这种结合的法典化。与“食货”紧密相关的是“租调”，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剥削形态。租调制的法律化起源于秦汉，并在汉代取得了更固定的形式。（2）秦汉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式是土地国有制，皇帝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在秦始皇时，已有“之内，皇帝之土”的法律规定。在汉代，握有土地占有权的是封建贵族与豪强地主，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在法律上是受限制的。（3）秦汉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作为编户齐民的小农，奴婢仅是残余。秦时土断人户，缘人居土的郡县制的推广，意味着小农经济逐渐形成，而秦汉社会的领民户口制的确立，更意味着农民对领主的封建隶属，汉代的“户律”即为此种封建隶属关系更进一步的法典化。 郭沫若是战国封建说的代表。他对古史分期问题探讨的重点在先秦，但关于秦汉社会性质问题也有所论及。他的《奴隶制时代》一书中，有一个题目叫“附论西汉不是奴隶社会”，认为西汉是有大量奴隶存在，无论官家奴隶或私人奴隶，数量都很多，但西汉生产方式的主流已经不是奴隶制而是封建制。他在《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2的文章中，提出汉代政权是否打击奴隶主，这是古史分期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认为，汉代政权对工商业者的打击，是封建国家消灭奴隶制残余的一种措施，说明汉代政权不是保护奴隶主的政权，而是封建性质的政权。 汉代的奴隶问题，是涉及汉代社会性质的一个重要问题。翦伯赞在《汉代官私奴婢问题》一文中，对两汉官私奴婢的数量、来源、任务和待遇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他说，两汉的官私奴婢数量很小，和当时的人口总数相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印，950年。 《历史研究》95年8期。 2《人民日报》95年2月日。 《历史研究》94年9期。 是微乎其微的；奴婢的主要来源不是对外战争的战俘，而是本族的罪犯和贫穷的人民；奴婢一般不从事生产活动，只担负仆役之类的服役任务；奴婢已不能擅杀，其身份已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奴隶。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说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这篇文章对汉代的封建社会性质作了有力的论证。 主张汉代封建制的学者，还有张恒寿、林甘泉、金景芳等，他们的文章，也对秦汉封建说作了论述。 上述观点，大体上代表了主张秦汉是封建社会学者的看法。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 何兹全在五十年代就发表文章，对秦汉奴隶社会说进行探讨2。七十年代末，他在《汉魏之际封建说》3一文中，对此说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西周春秋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前期，战国秦汉是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关于秦汉的奴隶制，他强调了两点其一，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繁荣的小农经济普遍存在并且构成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二，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流亡到地著，是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变化的四条主线。最近，何兹全著《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对他的主张作了更详细的论述。 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文也是论证秦汉奴隶制说的代表作。他认为，从夏到东汉都是奴隶社会。自战国以后，农村公社瓦解，较发展的奴隶制占统治地位。它在较大程度上保证了商品生产的可能性，所以出现了秦汉统一的大帝国。至西汉社会，在农业、手工业领域中普遍使用奴隶劳动，奴隶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独特地结合起来，控制着实际生产。自汉武帝开始，因“流民”的大量出现，使奴隶制面临总危机；到东汉桓、灵二帝时，更因“流民”的空前增加而把帝国推向总崩溃。秦汉社会性质的研究，涉及秦汉史的多个方面。经过讨论，不仅加深了对秦汉社会性质的认识，而且促进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 2见《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95年8期。 3见《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979年期。 见《中国史研究》979年3期。 第四章本卷编撰意图本卷的编撰，在体例上，大致依照本书第三卷而略有所改变。本卷综述编以秦汉时期的民族概况为第一章，指陈这一历史时期新的民族状况，包含汉族的形成及一些少数民族的简况，这与第三卷综述编之以神话、传说为第一章，是不同的。本卷典志编比起第三卷典志编来，进一步明确了论述的范围和项目，基本上限定于经济基础及与社会生产直接有关的项目，限定于政制、官制、刑律、军制等上层建筑；相对地说，对于某些项目的论述，也较为详备。本书第三卷传记编，因先秦列国的史事较多而分为上下编，本卷传记编，因情况的变化，不再分上下。本卷传记编内有一些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均略依时间顺序，与汉族人物并列。 在观点上，多年以来有秦汉时期社会性质的论争。本卷未设专章来论述这个问题，而是从土地所有制、劳动者身份、户籍制度、赋役制度、政制、官制、兵制等方面来论证秦汉时期的封建社会性质，同时也承认封建社会中有奴隶和奴隶制的存在。本卷典志编中对土地制度及阶级结构的论述，是有关社会性质的一篇重点论述。 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时期，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时期进入新阶段，封建社会也建立起来。如何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而加以论述，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通过大家的协作和不断的努力，把这一工程不断地完善起来。 乙编综述第一章秦汉时期的民族自古以来，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时期，中国更是一个有空前统一规模的多民族国家。这时，汉族作为主体民族还没形成，在其境内及其周围，存在着许多民族和部落。 第一节汉族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汉族是原来居住在中原而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一些民族、部落融合起来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当时对于这些民族、部落并没有总的正式名称，现在一般称作华夏族。华夏族主要居住的地区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有很多居住区，彼此之间相当分散。西周、春秋时期，华夏贵族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除周王室外，有分封于各地的许多诸侯国。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比较发达的文化，而且多已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阶段。在华夏族各国之间及其四周，散居着其他各族。与华夏族相比，各族的经济文化要落后一些。当时，各族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着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或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逐步地走向融合。春秋时期各族在物质经济生活方面的密切交往、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正是这一时期各族走向融合的主要标志。这个时期，蛮、夷、戎狄各族社会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发展。同时，由于各族间相互关系的活跃，势必对各族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华夏族对其他各族的影响方面（）开发了一些新的经济区域。晋惠公时，迁姜戎至晋的“南鄙之田”。齐悼公时，“迁莱于唷?。这种迁徙的直接后果便是一些新的区域被开发出来。（2）互通有无，共同发展。齐桓公时“通齐国渔盐于莱”3。晋悼公时魏绛“和戎”目的之一是因为戎狄“贵货易土，土可贾焉”4。这种互通有无的结果，必然促进了各族经济的发展。（3）促成各族生产者的杂居。如晋景公赏荀林父“狄臣千室”，并“献狄俘于周”5；楚昭王灭蛮氏戎，“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显然，这些“狄俘”、“戎俘”中的大部分人，都将被投入生产部门，从而与华夏族人民处于相同的境地和命运。再看戎、狄、蛮、夷等族对华夏族的影响（）对开发齐、晋、秦、楚等国做出了贡献。姜戎首领驹支说“晋惠公蠲其大德，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戎族人民披荆斩棘，对晋国“南鄙之田”将近百年的开发，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齐与东夷，秦与西戎，楚与荆蛮，情况皆类此。（2）各少数族地区的某些农作物传到中原地区。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2年）越王燃文，齐败山戎，献“戎菽”于鲁2。管仲亦云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3。中原有菽，未必始此，后人已有异议4。但齐桓公北伐山戎后，戎菽得以推广，“布之天下”，《左传》襄公十四年。 2《左传》襄公五年。 3《国语》卷六《齐语》。 4《左传》襄公四年。 5《左传》宣公十五年。 《左传》哀公四年。 《左传》襄公十四年。 2《谷粱传》庄公三十一年。 3《管子·戒篇》。 4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戎菽”条。 是没有疑问的。（3）骑射之术也传入中原。旧说，中原善骑始于赵武灵王。其实，由于各族间长期的密切交往，春秋后期骑战已为中原各国所用。《左传》有“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5的记载，战国初年著名军事家吴起说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的话。这可见至迟在春秋晚期，中原国家已是车、骑并用了7。骑兵的出现，必然要促进畜牧业与相关的手工业的发展。 各族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文化上也走向融合。当时华夏先进文化的灌溉面不断扩大，其他各族文化也不断丰富了华夏族文化。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晋国范宣子同姜戎驹支发生争执。驹支乃赋《青蝇》而退8。驹支赋《诗经·小雅》中的《青蝇》章言志，证明他华夏文化的素养之高。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38年），周大夫“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9。伊川本周地，可那里的人们已经采用戎族的风俗了。另方面，华夏族与其他各族互通婚姻，促进了各族血统上的混合。晋国是与其他各族通婚较多的国家。如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后晋献公伐骊戎，“骊戎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姊生卓子”2。象晋文公重耳这样的风云人物，原来是异族联姻的混血儿。同时，晋国也嫁女于戎狄。如晋景公的姐姐便是“潞子婴儿之夫人”3。自献公至景公，已七十年左右，其间晋与戎、狄联姻，互有嫁娶，相继不绝，其他华夏族国家也与各族发生过类似的婚姻关系。这种婚姻，促进了各族在血统上的混合。 春秋时期各族在文化上的联系和融合，是各族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和融合的反映和升华。它表明这一时期各族融合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为汉民族的形成迈出了重要意义的一步。 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发展。 东北方的燕国使辽河、海河流域各族逐步融合进了华夏民族。自称“蛮夷”的楚族，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民族在南方的主要分支。西方秦国经商鞅变法，进一步吸收、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了华夏民族重要的分支。于是，原来分散的华夏民族相对集中，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分支，朝着民族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随着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反映商业发展的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交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华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礼记·月令》即说“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5《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吴子兵法》第五《应变》。 7参见《日知录》卷二九“骑”条。 8《左传》襄公十四年。 9《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2《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3《左传》宣公十五年。 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于是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使“天下定于一”2的共同心理索质。为了使“天下为一”，在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在思想界出现了以杂家著称的《吕氏春秋》，其称“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3，取长补短，容纳百家思想，以此统一天下舆论。这是春秋以来由列国争雄，走向全国统一，完成民族融合，实现华夏民族统一的先声。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秦汉的统一，既反映了统一民族的要求，也推进了民族统一的发展。 秦汉皇朝各种有利于统一的措施，以及秦汉时期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都为华夏族向汉族转化提供了物质的和政治的条件，而促进其完成。《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说的当是汉代的情况。这是在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条件下，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反映的统一性。由分散到统一，正是由华夏族向汉族转化的重要步骤。汉族名称的确定华复族发展、转化为汉民族的标志是，汉族名称的确定。华夏族统一的秦皇朝，其族称曾被称为“秦人”，西域各族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朝国祚短，“秦人”的称呼很快为“汉”的称呼所取代。汉皇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四百多年，国势强盛，影响深远。在对外交往中，汉朝的使者被称“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汉朝的军队为“汉兵”。于是，在汉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以及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中，特别是与南海诸国以及中亚、西亚、东亚各国友好交往中，声名远播，“汉”之名遂被他族他国称呼为族名。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2总之，汉族之名自汉朝始称。这汉族族称的稳定性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汉朝灭亡之后，经三国鼎立，十六国的割据和南北朝的分裂，历数百年，到唐才有稳定的统一局面。唐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仍称“汉人”，如唐与吐蕃交往，称“蕃汉两家”3，唐以后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汉族的族称，虽源于汉皇朝，却早已不是朝号，这表明了汉族族称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荀子·议兵》。 2《孟子·梁惠王上》。 3《吕氏春秋·用众》。 《先秦史》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2《中国民族简史》第9页，三联书店950年版。 3《旧唐书·吐蕃传》。 第二节匈奴匈奴居于汉族之北，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它兴起于战国时期，是大漠南北曾披称为鬼方、薰粥、猃狁的各族，经过长期的斗争与融合，于公元前三世纪形成的。其诞生的民族摇篮，在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匈奴社会经济匈奴兴起时，其物质文化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近数十年来匈奴墓葬的出土文物证明，其中有公元前三世纪前后至一世纪的大量铁器，如铁马嚼、铁镞、铁刀、铁剑、铁镰和铁铧等。铁器文化使匈奴社会生产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促进了畜牧业的繁盛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从而破坏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使之转入阶级社会，并为其强盛提供了物质前提。 匈奴族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富。畜群以马牛羊为最多，饮食、衣着及其他许多日用品多仰给于牲畜。马的种类很多。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骑兵围刘邦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曾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西方尽是白马，东方尽是青龙马，北方尽是乌骊（黑色）马，南方尽是骍（赤黄色）马。此外，还有许多奇畜，如橐驼、驴驘、駃騠、騊駼、■騱等。匈奴人从小就熟习骑射，长大后则编为骑兵。他们适应塞北的地理环境和游牧的生活方式，日常“人不弛弓，马不解勒”，骑马射箭是他们的特长。畜群（马、牛、羊）的生产十分繁盛。史载公元前27年，汉将卫青出击匈奴，在“河南地”（今年蒙河套南伊盟一带）捕获其牛、羊百余万头。公元前7年，汉与乌孙联兵出击匈奴，校尉常惠等共获其马、牛、羊、驴驘、橐驼等七十余万头。公元89年，汉将窦宪大破北单于于私渠比鞮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泊））获其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 匈奴也有农业和手工业。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从出土的匈奴文物可知，匈奴人对于铁器的制造和使用，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开始，已逐渐广泛地深入到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铁工具的出现，是匈奴手工业生产得以发展的技术基础。大量兵器的制造，也是以铁工具为前提。从铁器能自行冶炼，及出产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各方面推断，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再从许多刀剑的形式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匈奴人的铁器文化不仅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测当时的铁匠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 手工业中，铸铜业也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批铜镞、铜刀、铜剑、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勺、铜壶、铜鼎、铜钟、铜铃、铜镜、铜帽等，可以看出匈奴铸铜业的生产规模和制作技术；特别是铜镞的大量生产和日用器具，饰具几乎全是铜制，说明铸铜业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后来因出现冶铁业，主要的兵器（如剑）和重要的工具（如刀）、用具（如马嚼）便逐渐被铁器所代替，而铸铜业则转向主要制造日常生活用具和饰具了。诺颜山等地的匈奴墓葬出土了大批体积不等、形状和色泽不一的各种各《淮南子·原道训》。 参阅《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 样的陶器，但都是没有骨胎的，当不是匈奴最原始的陶器。且就出土的属于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的陶器看，不仅种类和产量甚多，而且形制和花纹也复杂，质地和款式都很精致，制作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经验的专门的陶工，恐怕不易进到这样的工艺境界。《汉书·苏武传》载，且鞮侯单于之弟於靬王弋射北海时，曾赠给苏武马畜、穹庐和服匿。服匿就是陶缶。这种陶缶，其形如罂，小口、大腹、方底，是用来装酒和乳浆的。因此可以认定，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匈奴的陶器制造业，有可能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木器制造业也是一个手工业部门。制造弓矢是其主要的一部分，也须有专门的工匠从事此项工作，方足以应需求。匈奴人制造穹庐、车辆、木楯和棺槨，也都需要木材。西汉时，今内蒙大青山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都是匈奴人的木器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元帝时，郎中侯应上书，说明山上草木茂盛，冒顿单于在那里“治作弓矢”。制造车辆也是木器业的一部分。公元09年，汉兵在河套地区一带击败南单于，曾获其穹庐及车千余辆2。 因资源上的方便，匈奴人也有毛织和皮革手工业。《淮南子·原道训》说，“匈奴出秽裘”。《后汉书·文苑·杜笃传》说，匈奴有“罽帐”。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北匈奴遣使者至洛阳贡马及裘3。裘能作贡品，必为精工细作的珍贵物，匈奴对皮毛加工技艺必有相当的水平。 匈奴与北方各族特别是汉族进行商品交换。匈奴人主要依靠畜牧业为生，迫切需要与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行交换，故匈奴人十分重视与汉人互通“关市”。马邑之谋，“匈奴绝和亲”后，因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公元前2年，匈奴浑邪王降汉，率部到长安，用土特产向汉买了大量的铁工具和兵器，五百汉族商人因违禁几乎被杀2。从匈奴墓葬出土的大批汉族文物证明，匈奴与汉族的交换是频繁的，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很多，包括生产上、生活上的许多用品。此外，匈奴也与北方其他各族进行商业贸易。如两汉之际，河西地区的姑臧（今甘肃武威）就是各族进行商品交换的一个重要地点。《后汉书·孔奋传》“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日市四合。每居县不盈数月，辄至丰积。” 匈奴社会结构匈奴族很早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其时参加联盟的各个部落并不稳定。《史记·匈奴列传》在叙述匈奴族的早期历史时说“自淳维（传说中的匈奴祖先）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这正是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及其不稳定的情景。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匈奴人的氏族公社出现了私有牲畜的个体家《汉书·匈奴传》。 2《后汉书·耿弇传附耿夔传》。 3《后汉书·南匈奴传》。 《史记·匈奴列传》。 2《汉书·汲黯传》“浑邪王至（长安），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应劭注云“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 庭。这种独立的小经济一经出现，便开始起着瓦解氏族组织的作用。从漠北已发掘的属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在陪葬品丰富的大墓旁边，有许多陪葬品极其缺乏的小墓，可以看出，这时氏族组织已经解体，贫富悬殊已暴露出来了。这时，牧场和游牧地仍归氏族公社所有，可是牲畜已属于个体家庭所有。这是此一时期匈奴人氏族公社特征之一。 在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瓦解至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掠夺性的战争成为匈奴首领的经常职业，正如《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因此，他们要按军事的方式组织起来，以便随时出征和投入战斗。这反映了在匈奴的氏族组织中，把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而为一的情况。 由于牲畜的繁殖，照料畜群需要更多的劳动人手，关心自己私有经济的畜牧主便把战争虏获得来的人加以利用，于是产生了奴隶阶级。史载，匈奴人作战，以所得的虏获物赏赐给战士，俘掠得来的人口收为奴婢；把战死者的尸体抬回来，尽得死者的家财。因此，匈奴平民拥有奴隶，贵族的奴隶则更多，甚至以奴隶殉葬。匈奴贵族死，“近幸臣妾”（奴婢）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2。据史书记载统计，从匈奴对汉战争、掳掠，至昭帝时，先后掳去的汉人当在十万口以上3。此外，匈奴还从别的部族掳掠了很多人口。如东汉初年，数万落（落即户）“赀虏”（匈奴名奴婢“赀”，即资财之意），利用匈奴分裂之际，集体逃亡。这些逃亡的奴婢中，有西域人、丁令人，还有羌人等。这些逃亡的奴隶，合计有数万落之多4。姑以每落五口计，也有十数万人。这是匈奴奴隶的主要来源。 此外，匈奴奴隶还可由邻族贩买而得，如东汉时，羌族把掠夺的大批汉人奴隶转卖给南匈奴。或因隶属部落付不出贡税而没收为债奴。如乌桓自被冒顿单于攻破后，每岁输送牛、马、羊皮给匈奴统治者，过时不纳，其妻子常被没收为奴。再是匈奴本族人因犯罪而被没收为罪奴。匈奴法律规定盗窃财物者，没收其家口和家产。 匈奴的奴隶制政权在匈奴频繁的掠夺战争中，氏族首长和军事首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因而逐渐地专擅了权力并世袭了职位。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匈奴的这种世袭权力逐渐抬头。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自立为单于时，便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了。从此，单于集中由挛鞮氏这个显贵氏族所专擅，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其他王、侯、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等高官贵职，也由一些显贵氏族世袭。《史记·匈奴列传》说各大臣都世世为官，呼衍氏、兰氏、须卜氏这三姓是贵种。当时，部落或部落联盟机构的形式虽仍旧保留，但它的民主原则已被抛弃。冒顿自为单于之后，对于军政大计虽也征询各个部落首领的意见，但往往并不采纳而独断专行，有时甚至把和他意见相反的部落首领斩首。同时，单于还对各个部落首领发号施令，命他们按时出征，“有《史记·匈奴列传》。 2《史记·匈奴列传》。 3此数字系从《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武帝纪》、《昭帝纪》统计。4《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裴注引《魏略》。 《后汉书·乌桓传》。 后（至）者斩！”2象冒顿单于的这种权力，显然不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所能具有，这时他已十足是一个阶级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了。 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先后征服了许多邻族向东破灭东胡，向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自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时、丁令、鬲昆、薪梨各族；后又消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及其旁各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展，大批奴隶和贡献源源流入，私人的财富也迅速增殖起来。为了保护这些财源，镇压奴隶，防止被征服部族的反抗，于是在我国北方以漠北为中心，一个地方性的奴隶制政权建立起来了。 匈奴政权的机构分三部分一是单于庭（首脑部），它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代郡（今河北尉县一带）和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二是左贤王庭（东部），它管辖匈奴东部地区，其南对着汉地的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一带），东面连接貉。三是右贤王庭（西部），它管辖匈奴西部地区，其南对着汉地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县一带），西面接连月氏和氐、羌。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也是政府的最高首脑。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故匈奴人称单于为“撑犁孤涂单于”，意即“象天子那样广大的首领”。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氏族贵族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担任。呼衍氏居左位，兰氏、须卜氏居右位，主断狱讼。裁决了的案件，用口头报告单于，没有文薄、记录之类2。左右贤王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匈奴人尚左。单于以下，即以左贤王为最尊贵，因而权力和地位也较右贤王为高。左贤王是单于的“储副”（即单于的候补人选）。故常以太子为左贤王。左右贤王以下则是左右谷蠡王，亦各建庭于其驻牧之地。在匈奴政府的官职中，再下则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 匈奴贵族的奴隶主政权，实质上是一个游牧的军事政权。这个政权本来在很大的成分上是在掠夺和压迫邻族人民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特点，一方面是所有及龄壮丁都被编为骑兵；另方面是所有各级官吏都是大大小小的军事首长，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大者统领万骑，小者统领数千。统领万骑的军事首长共有二十四个，称为万骑长，他们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万骑长们各以部众多少为区别权力大小及地位高下的标准。通过这样的统治关系，迫使那些“甲骑”随同他们向相邻的各族进行无休止的掠夺战争。 另外，通过战争、和亲与关市，匈奴大量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匈奴人墓葬中有许多汉式丝绸服装、铜镜、马具、漆器等。同时，匈奴也对汉族经济文化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汉代养马业的发达，与匈奴马匹的输入有关。骑兵的训练与有关战术的进步也受匈奴的影响。这可见匈奴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2《史记·匈奴列传》。 《史记·匈奴列传》。 2《后汉书·南匈奴传》。 第三节东北各族东北地区各族，乌桓、鲜卑在秦汉时期被称为东胡，因其“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此外，有扶余、挹娄、高句丽等，统称为东夷。 乌桓乌桓最先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纳里河西南地区。乌桓人先是过游牧生活。至汉代产生了男女分工的家庭手工业。《后汉书·乌桓传》云“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毼。男子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乌桓社会习俗上保留着母系氏族的许多遗迹。如，“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报复者故也。”“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乌桓社会，由若干“部”组成，各“部”有许多邑落，其首领由公众推选。“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2邑落和部的首领在群众中有颇高的权威。“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乌桓社会内部有自相约束的法规“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乎之。”3据文献所述，汉代乌桓社会的基层组织邑落及其上的“部”中，阶级在日益分化，统治阶级在逐步形成。他们在军事上拥有特权。在财产所有制方面，乌桓表现为二重性。土地和牧场，一部分归邑落公有，一部分属于家族私有，畜产则为各家族或个人私有。乌桓的邑落，这时，有的已经不是血缘的群体，而是一种地域的共同体。所谓“氏姓无常，以大人勇健者名字为姓”，这样的家族或个人，正是没有氏族只有家族的人们。他们或者是由外地来的，或者是战争中的俘虏。如东汉末年，“（袁）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这十多万户汉人移入乌桓，与之错居杂处，对于乌桓的邑落转化为地域的共同体是有作用的。 乌桓社会在剧烈变化中产生了奴隶阶级。乌桓被匈奴征服，为其所奴役。欠交租税的乌桓人被匈奴贩卖为匈奴家族奴隶2。东汉初年，乌桓豪帅跟随匈奴奴隶主掠夺并蓄养奴婢。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3此后，乌桓入居缘边塞内十郡，侵掠居民之事仍不断发生。 乌桓与周边各族有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自匈奴击破乌桓后，乌桓势孤力单，役属于匈奴。匈奴单于每年向其征收牲畜、皮革，若过时不交，便没《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云。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 2《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 3《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 《后汉书·乌桓传》。 2《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3《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收其妻子为奴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滦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之地，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得与匈奴通。王莽执政，令乌桓不再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匈奴遂劫掠乌桓人畜。王莽又驱乌桓攻匈奴，以乌桓妻、子为质，以杀戮为威，乌桓遂降匈奴。 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后来匈奴内乱，乌桓乘机攻击，匈奴转徙漠北。光武帝刘秀乃以金、帛贿赂乌桓大人。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降汉，贡献奴婢、牛马、弓及貂皮等。汉乃封其渠帅、大人共八十人为王侯、君长，许其从塞外内迁，驻牧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雁门、朔方等十郡障塞之内，其地大约相当于今东北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内蒙南部、鄂尔多斯草原一带。并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怀来），掌赏赐、质子、关市诸事。经明帝、章帝、和帝三世，汉与乌桓相安无事。乌桓南徙后，原居地为鲜卑所占，少数留居塞外者皆归降鲜卑，自二世纪初起，常助鲜卑、南匈奴寇掠汉边；塞内乌桓则多从乌桓校尉抗击鲜卑、匈奴。二世纪中，汉与南匈奴对抗，各郡乌桓或从汉攻匈奴，或与匈奴联兵攻汉。二世纪末，汉还利用乌桓骑兵镇压各地起义军，参与中原内部的政治斗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90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其侄蹋顿即位，有武略，统一了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在中原内部纷争中，袁绍因被曹操击败，其子袁尚往奔辽西，投靠蹋顿。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远征乌桓，战于柳城（在今辽宁朝阳市南），乌桓败绩，蹋顿及各王以下被斩，降汉者二十余万口。曹操使柳城降者及幽州、并州各郡乌桓共万余落徙居中原。其妻、子为人质、精壮随军作战。由是三郡乌桓号为天下名骑。残留故地的乌桓，因其地不久即为鲜卑所占，均与鲜卑融合；内徙者则渐为汉人所同化。 鲜卑鲜卑，古游牧部族，与乌桓同为东胡的一部分。原活动于辽东塞外鲜卑山，今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汉武帝时乌桓降汉以后，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也跟着向西南推进，移居于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其语言风俗与乌桓同。常以春季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髠头饮宴。鲜卑的土特产，以野生动物最为出名，有野马、羊、端牛。鲜卑以野生动物之多而著名，说明其经济生活主要是狩猎和畜牧，而农业似乎尚不占重要位置。鲜卑移居于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后，因西拉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带，西部系草原和湖泊，宜于游牧；东部系山陵森林，宜于狩猎。南边的老哈河流域则宜于种植和渔业。公元二世纪中叶，檀石槐统一草原东部之时，鲜卑的社会经济始变成“田、畜、射猎”而又“捕鱼以助粮食”的混合经济。虽然如此，在三世纪初期，鲜卑的生产仍以畜牧为主，他们经常以牛羊与曹魏互市。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向曹魏贡献的牛马达七万多头2。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并《后汉书·鲜卑传》。2《三国志·魏书·鲜卑传》。 鲜卑的社会组织，略与乌桓相同，也是邑落公社。二世纪初，鲜卑大人朝汉，汉于宁城下筑南北两部质馆，以处乌桓、鲜卑邑落大人的人质和市客。鲜卑大人燕荔阳率邑落二十（或一百二十）3部入馆互市，与《后汉书·乌桓传》所云“邑落各有小帅，数千百落自为一部”，是相合的。因此，可以推知鲜卑也实行邑落公社制。若干邑落组成部，部与邑落各有大人与小帅为首领，均由选举产生。违大人言，处死罪，但可以牛羊赎。 东胡部落自被匈奴击破之后，鲜卑和乌桓一样，成为匈奴统治和奴役的对象。西汉一代，鲜卑未曾与汉通使。东汉初年，才开始与汉发生关系。当时，鲜卑与匈奴、乌桓侵犯汉的北部边塞。汉辽东太守祭彤乃利用鲜卑对抗匈奴。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大人偏何至辽东归附，祭彤嗾使偏何反击匈奴左伊秩訾部，从此双方岁岁相攻，匈奴衰弱。不久，偏何又攻下赤山，杀乌桓大人歆志贲。从此，乌桓在塞外的根据地尽失，转入塞内，鲜卑遂在塞外占居优势。鲜卑的实力既日益壮大，在元和二年（公元85年）鲜卑、丁零、南匈奴以及西域各国联合起来，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全面攻击。《后汉书·南匈奴传》云“时北虏（北匈奴）衰耗，党众离畔，南部（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北单于在各族沉重打击下从蒙古草原远走中亚，鲜卑趁势占领匈奴故地。当时匈奴“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2。遗留在草原上的十多万落匈奴人，皆改称为鲜卑。鲜卑从此更加强盛起来。北方草原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匈奴占居优势转为鲜卑占居优势。 公元二世纪中叶，鲜卑在檀石槐统领下，成立了一个草原部落军事大联盟。设庭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北三百余里的弹汙山歠仇水上，“兵马甚盛”。他统率部众“南抄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这个军事大联盟的范围很广，包括整个蒙古草原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与夫余、貊接壤，共二十多邑。中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共十多个邑。西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共二十多邑。整个大联盟的十二个大人皆为大帅，都受制于檀石槐。这个部落大联盟的意义，只是在“割地统御，各有分界”2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对于若干跟共同利益有关的公共事业，特别是对外贸易，军事上的攻守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其时西部鲜卑诸部相率叛击，漠南自云中郡以东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是檀石槐后裔步度根集团，拥众数万落，占有云中、雁门、代郡以及太原等郡。一个是轲比能集团，拥有十多万骑，据有自高柳以东的代郡、上谷郡边塞内外各地。另一个，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还有素利、弥加等原来所谓“东部大人”的若干小集团。鲜卑统治集团政治上虽然分裂为几部分，但其与汉族加强联系，并接受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的趋势并未中止，而且仍在不断扩大。《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载轲比能“部落近塞。自袁3《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作“受邑落质者二十部。”《后汉书·鲜卑传》作“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 《后汉书·祭遵传附祭彤传》，《鲜卑传》。 2《后汉书·鲜卑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后汉书·鲜卑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2《三国志·魏志·田豫传》。 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旗麾，以鼓节为进退。”总的来说，东汉以来汉人逃往鲜卑地区的数目，相当可观。这些人，大多数属劳动人民，或者帮助鲜卑人兴城筑塞，发展农田和手工业，对于开发边疆的生产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另外，不少汉人原来在内郡参加农民起义失败了，他们有一定的文武技能和军事经验，逃往鲜卑地区。其中，有的作了鲜卑上层的“谋主”；有的教授鲜卑人制造兵器铠楯；有的教鲜卑人学习汉语、汉文。这样就不只改进了鲜卑的各种制度，而且有助于鲜卑的富强，所谓“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东汉末，轲比能集团逐步统一了漠南。 夫余夫余，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五世纪活动于东北地区。《史记·货殖列传》称燕“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余，东绾貉、朝鲜、真番之利”。这是我国史书对夫余的最早记载。大约在战国时期，夫余已为华夏诸国所知。夫余在玄菟北千里，北有弱水。弱水，即今嫩江或黑龙江。“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出名马、赤玉、貂豽、美珠，珠大者如酸枣。”“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各“加”分领数百至数千邑落。“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夫余与汉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汉武帝时，夫余向汉朝贡。东汉初年，夫余不断遣使朝汉，而同高句丽、鲜卑对抗。安帝时，高句丽围攻玄菟郡，夫余王曾遣子尉仇台击破之，解救了玄菟。顺帝永和元年（公元3年），夫余王曾来洛阳。以后，高句丽日趋强大，向西发展，汉边军退至西盖马（今辽宁抚顺）。但夫余仍亲汉，西与鲜卑，南与高句丽对抗。东汉末，公孙氏势力在辽东兴起，夫余属辽东。公孙氏曾以同族之女妻夫余王，以利用夫余抑制高句丽、鲜卑。 挹娄挹娄，古为肃慎，在夫余东北。东滨大海，其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但语言不同。出产“五谷、牛、马、麻布”。西周时，肃慎向周朝贺，周成王曾命臣下作诗文以志纪念2。汉代，其社会大概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间，常穴居，大家深九柹，以多为好。”3挹娄人善用弓矢“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中人皆死。”4秦汉时，挹娄役属于夫余。由于挹娄人勇敢善战，据守山险，夫余奴隶主难以随意役使他们。汉代，中原人知道挹娄“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表明挹娄的土特产已辗转《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2《史记·周本纪》。 3《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4《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输入中原，受到汉人的重视。挹娄社会发展较缓慢。曹魏时，史称其“法俗最无纲纪”5，大概尚徘徊于原始社会末期。 高句丽高句丽，秦汉时居住于我国东北，“在辽东（郡）之东千里。南与朝鲜、 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其地“多大山深谷，无原泽”。“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有稻作产业，但农业尚在初期发展阶段。定居，“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其人洁清自喜，善藏酿。”“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汉时，高句丽分为五部，“其国有王”，官吏多称“加”，“尊卑各有等级”。“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2汉时，高句丽与汉朝有较友好的关系。“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3王莽时，高句丽王驺不接受发兵助征匈奴的命令，驺被莽军所杀，高句丽则被贬为下句丽侯国。东汉初，高句丽王宫时，兵力复振，势力逐渐扩张，同时汉人迁入高句丽境内的也日益增多，对高句丽社会经济的发展很起作用。 5《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所引皆见《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2所引皆见《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3所引皆见《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第四节西域各族“西域”一名，在汉代的记载中，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指我国新疆及其以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就狭义说，则是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我国新疆地区。从公元前三至前二世纪起，东方各族——蒙古草原上的匈奴人，锡尔河流域草原上的塞种人，在中国甘肃西部的大月氏人，以及和他们邻近的乌孙人，陆续向西方大规模地迁移，都是通过这个地区，因此可以说，西域是历史上与文化上中西交通的走廊。这里是各游牧民族角逐的场所，并先后出现了许多独立的王国。 西域的地理形势和民族分布就狭义西域的地理形势而言，天山以南是四周环绕高山的一个大盆地。 北有天山，南有昆仑山，西有葱岭，东有南山（即祁连山），只有在东北有个天然缺口，通达蒙古高原及甘肃西北部。这个盆地，东西约长二千八百多里，南北一千多里。在汉代，这地区已变成一望无涯的流沙，发源于周边高山的许多河流流注于大沙漠之中，其中寻源于昆仑山的于阗河，北与葱岭河会合，汇流成一条自西向东横贯沙漠的塔里木河，注入蒲昌海（今罗尔淖尔）。由于有塔里木河无数支流的灌溉，这里有许多肥美的沙漠田，适宜于畜牧和农耕。 秦汉时代，居住在这里的一些原始部落，占有这一块块绿洲，建筑城郭，逐渐形成了许多号称“国”的小城邦。在大沙漠以南，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有条通道至莎车，约有十余“国”，总称“南道诸国”。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也有几个小“国”，总称“葱岭诸国”。在沙漠以北，自疏勒沿天山南麓东行至狐胡，亦有十余“国”，总称“北道诸国”。沙漠南北诸“国”，皆以种植、畜牧为生，有城郭庐舍，故统称为“城郭诸国”。“葱岭诸国”由于耕种面积小，一般都过着随畜转徙的游牧生活。天山以北，一直延展到西伯利亚的极南边，都是高山深谷，山谷中有许多小河和湖泊，这是一个山岳地带。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有块很大的平原，即准噶尔盆地。这里，气候湿润，水草肥美，最适宜于畜牧。汉初，分布于这一带的人们，也分为许多小“国”，统称之为“山后诸国”。 天山南北地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初叶被蒙古草原上的匈奴所征服。匈奴贵族不仅任意劫掠西域人口以为奴隶，而且还以贡赋形式掠夺其财富以及一切资源。但是，西域各族人民并不甘心匈奴奴隶主的奴役和剥削。《汉书·西域传》说，西域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这便为后来汉朝进行的一系列通西域的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汉代，西域的民族分布错综复杂。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的各小国居民，大约都属羌、氐种。据《汉书·西域传》上载“西夜国王号子合王，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蒲犁“种俗与子合同”。依耐“南与子合接，俗相与同”。无雷“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而自疏勒以西北则基本上为塞种。《汉《后汉书·西域传》关于蒲类国条记载；《三国志·魏志》卷三○注引《魏略》关于赀虏的记载。书·西域传》上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2可知，民族的分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受军事、政治、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同书卷下又云乌孙“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关于塞种人的体貌特征。同书指出“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u。”在大沙漠以北的“北道诸国”，其居民多系原始的蒙古种。至于天山以北地区的种族则非常复杂，有原始的蒙古人，有塞种人，也有一部分羌族的苗裔。 从西域的社会经济情况看，有的地区农业发达，有的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这些地区皆兼有一定的手工业，或三者兼有。如“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自且末以西的南道各地，都有较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冶铸手工业，并且接近于汉朝的水平。因这些地方和汉接触较早，接受汉人影响较多。北道各地大都也是农业区，有的兼营畜牧，尤其像疏勒那样的地方，由于正当中西交通的要冲，因而还有较繁盛的商业。史称，疏勒“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2。一般说，处于南北道上的一些地区，其社会发展阶段比较先进。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中，可以看到东汉时期南疆某些地区已出现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和租佃制度。这种情况表明，当时这些地区已产生封建生产关系。 山后各地，大都是随畜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其中大者有车师、乌孙。“车师地肥美”3，有城郭田畜，是个农业和畜牧都发达的地区。乌孙“地莽平”，“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4政治组织形态从西域各族的政治组织形态看，西域中较大的“国”如乌孙，其政治组织较完整，国王以下有“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等官属。可见乌孙已经具备了国家组织形式。关于西域各地方的兵制，他们的军队数字在西域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差不多每三至四人就有一个兵。如乌孙人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鄯善人口一万四千一百人，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2。这种特殊的兵役制度正说明他们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以及战争的频繁。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组织还保留有氏族部落的显明特征，这种氏族部落组织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 2塞种，大概是雅利安人中的塞西安人（又译为西徐亚人）。他们遭受月氏人的侵略，乃由伊犁河流域迁往印度五河流域的东北部，建立了一个国家，这就是罽宾（即克什米尔），而残余的一部分则徙向帕米尔高原之西北，建立了休循、捐毒等小国。 《汉书·西域传》上。 2《汉书·西域传》上。 3《汉书·西域传》下。 《汉书·西域传》下。 2《汉书·西域传》下。 在西域的政治组织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西域各地所设置的官职称号，自国王以下有侯、相、将、丞、都尉等。这种官僚机构的出现，显然是受汉朝政治制度的影响，或者就是汉朝所派遣。第二是译长的设置。在西域诸“国”中，凡是当道“国”都设有译长，少则一人，多则竟有四人，表明西域各地的语言很不统一。由于当时商业交通比较频繁，故需要大量翻译人员。其三，是击胡官的设置，大都是在北道距匈奴势力较近的地区。如焉耆有却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左右君；危须有击胡都尉、击胡君；龟兹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却胡君；疏勒有击胡侯；尉梨有击胡君等。这显然是受汉政府影响设置的，是西域与汉共同防备匈奴的军事联合组织。 汉经济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汉通西域后，西域各族对于比自身先进的汉族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汉文化很乐意吸取。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要求婚姻，得到允许成婚后，夫妻双方要求入汉朝贺。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如汉家仪。”汉的衣冠礼制和音乐歌舞为龟兹所吸收。又如莎车王延，“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勅诸子，当世奉汉家。”其子康继位后，“光武初，康率旁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2所有这些活动，表明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为西域各族所仰慕和吸收。这对推动西域各族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汉书·西域传》下。 2《后汉书·西域传》。 4 第五节氐和羌氐族氐和羌是我国古代历史悠久的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 氐族的原始分布地在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四川西北地区，即汉武都天水、陇西、广汉等郡一带。《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自冉以东北，是西汉水、白龙江、涪水上游等地，这些地区自古就是氐族分布的所在。《汉书·地理志》记武都郡的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西南）、故道（治今陕西宝鸡南）、河池（治今甘肃徽县北）、平乐道（治今甘肃武都东北）、沮（治今陕西略阳东）、嘉陵道（治今陕西略阳东北）、循成道（治今陕西略阳西北）、陇西郡的氐道（治今甘肃天水）、蜀郡的湔氐道（治今四川松潘北）皆为氐族所居。汉时，“有蛮夷曰道”。上述诸道、县皆在“冉以东北”，其地自古为氐族所居。氐人的分布，如前所述，在秦陇、巴蜀之间。其地山陵险阻，峻阪相接。许慎《说文》卷十四下云“秦谓陵阪曰阺。”汉人之称氐人为“氐”，和氐人居住的地形有很大关系。 氐族处于汉、羌两族之间，与汉、羌两族很早就有密切联系，深受两族影响，但氐族仍然具有既不同于汉又不同于羌的民族特点。《魏略·西戎传》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2这段史料说明氐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与中原汉语不同，但由于与汉联系交往多，又多懂汉语；氐族的社会经济，主要经营农业，过定居农耕生活，兼饲养牲畜，牲畜中猪的饲养，是表明定居的一个重要标志。《后汉书·西南夷传》叙述白马氐的经济云“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族的农业和纺织都有相当的水平。汉末，汉军曾在武都“下辨收氐谷十余万斛”；氐人的麻织品很早就受到汉人的重视。《说文》中即有氐人织品的专词，所谓“絣，氐人殊缕布也”；“纰，氐人纰”虽是汉字，实为氐语，在东汉时这些麻布便为中原人士所习知了。氐人营建板屋定居有悠久的历史。《诗·小戎》“其在板屋，乱我心曲。”《毛传》“西戎板屋。”然此所谓西戎，主要指氐，不指羌。《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春秋之时西羌尚未东迁，在二郡之中，特别是天水以南的武都郡，自古即为氐族分布所在，所以此所谓西戎主要指氐族，并不包括羌族在内。风俗习惯上，氐人服装喜穿青绛二色麻布衣。《说文》“绛，大赤也。”氐人服色爱好青与赤二种。妇女皆编发。氐人早期的葬俗是火葬，与羌族相同。《荀子·大略》“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可知氐人行火葬。 《汉书·百官公卿表》。 2《三国志》卷三○裴松之注引。 《三国志·魏志·夏侯渊传》。 2《说文》第十三，系部。 氐族支系众多，各有称号。各部自有豪帅，不相统一。其中以白马氐最为强大，居于仇池（今甘肃成县仇池山）。汉朝廷向西和西南开拓，氐人部分内属，部分移居深山。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年）拓氐人之地，设武都郡；仇池山势险要，氐族豪帅常据之以自固。其后，氐族虽有武装反抗，但往往为汉族统治阶级所镇压。氐族统属郡县后，长期与汉族错居，受汉经济、文化影响，差别日益缩小。 羌族最先居住的地区羌族的原始分布地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分布的中心在青海东部古之所谓“河曲”（黄河九曲）及其以西以北各地。《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西羌传》又谓，西羌始祖无弋爰剑畏秦之威，“亡入三河间”，诸羌共畏事之。此三河，李贤注以为即黄河、赐支河、湟河。可知黄河上游所谓九曲之地，及其以西以北各地是羌族最先住居的地区。羌族的耕牧生产羌族最初以畜牧、射猎为业。战国后期，羌族开始兼营农业。《后汉书·西羌传》称“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众。”爰剑被秦掳去作了奴隶。他在秦地学会了农耕技术，逃回河湟地区，把自己学到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授给羌人，从此羌族逐步改变了从前原始的射猎、游牧生活。这段生产改革虽然归功于爰剑这位杰出首领，但事实上是羌族人民长期生产实践创造的。河湟地区，羌族人民很早便在那里开辟了许多农田。《汉书·赵充国传》记充国上书云“计度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东至浩门（今青海乐都东），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垦种面积之大可知。《后汉书·马援传》记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击破先零羌于临洮（今甘肃岷县），又进攻诸种羌于允吾谷及唐翼谷，抢收羌民的谷粮畜产而还。当时马援上书云“破羌（今青海乐都东）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此所谓湟中，即指湟水流域。羌族把那里的田土开辟出来，而且引水灌溉，成为水田。此外，大、小榆谷（约在今青海贵德县境之黄河南）也是个“土地肥美”，宜于农业的好地方。此地“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水经注》卷二河水注“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贯友代聂尚为护羌校尉，攻迷唐收其熟麦数万斛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亦可见羌族农业之发展状况。汉代，羌族的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已实行定居或半定居的畜牧。《汉书·赵充国传》记“是时（指汉宣帝初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这正是游牧部落定期游牧的一种常态。西羌畜产种类，主要是马、骡、驴、牛、羊。这些家畜，既是他们的生产工具、运输工具，同时又是他们衣食之源，所以汉代人说羌“以畜产《后汉书·西羌传》载瑜麋相曹凤上言。 为命”2。《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许多次汉军掠夺羌族牲畜的事件，少则数千头，多则上万头，甚至数十万头。这些事实说明羌族的畜牧业是颇发达的。 羌族的社会组织关于羌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后汉书·西羌传》云“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粳（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这可看出东汉时，西羌正从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波。所谓“十二世后，相与婚姻”，即十二代之后，许多新的氏族组织便从旧氏族内分衍出来。 羌人氏族众多。据《后汉书·西羌传》记，以祖先的名字命名者，如“研种羌”、“烧当羌”、“滇零羌”等；以所在地为名者，如在白马氐地区和广汉徼外白马山的都称作白马羌，在武都参狼谷的称参狼羌。以母方氏族为名的，则有“累姐”、“牢姐”、“勒姐”等羌。 东汉时，羌族的社会阶级已经产生。如居于大、小榆谷的先零羌凭恃自己的富强侵犯烧当羌。烧当羌的首领滇良招集附近种落，掩击先零、卑湳二种羌，杀三千人，掠取财物，占据大、小榆谷。这些事实说明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从氏族混战和掠夺的过程中，社会阶级的分化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分化的现象，表现为健者为豪，带领部民去侵凌弱小的部落。分化现象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豪富羌酋多娶妻妾，及聘礼须用大量牛羊牲畜的风俗。 羌族在阶级分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部落集团。《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东汉时爰剑的子孙分衍为一百五十种。此所谓“种”，指羌族的部落集团。有九个部落集团分布在赐支河首以西和蜀汉徼塞的北面，其中只有武都的参狼羌有胜兵几千人。有五十二个部落集团分散不能自立，或者灭亡，或者附属于大的部落集团，或者迁徙远去，不知所之。其余八十九种分布在河湟地区及河湟以东、以北的各个郡县之内。其中以烧当羌为最强，有胜兵十多万人。其余大者一万多人，小者几千人。东汉顺帝时，各个部落集团大约估计共有胜兵二十万人。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西羌的“种”或部落集团是由许多部落组成的。这些部落又由许多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组成。氏族间的关系，在十二世纪以后，各氏族成员除了同祖的关系外，又加上了一种婚姻的纽带。因此，部落成员在集团对外时可以发生一定的巩固作用。但是东汉时，已经有五十二种部落集团分散、灭亡，有些弱小部落变成了强大部落集团的附庸。这样，在集团之内便产生了统治部落和被统治部落的区分，阶级的分化从此出现。同时，许多部落集团之间，由于掠夺耕地和牧场，由于婚姻纠纷，或争夺财富，彼此经常发生战争。一旦外族来犯，他们组织诸部落集团的办法便是解仇结婚，交质盟诅。如西汉时，赵充国指出“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元康三年（公元前3年），先零羌与诸羌种豪酋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汉护羌校尉杀烧当羌的首领迷吾，迷吾子迷唐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2《汉书·赵充国传》。 《汉书·赵充国传》。 女及金银聘纳诸种，解仇交质，进兵陇西2。二世纪初，属先零别种的滇零羌联合钟羌、当煎、勒姐、参狼以及上郡、西河的“东羌”，在北地郡建立了一个比较强盛的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虽然前后只有十二年，但在羌族史上十分重要。史称其时“滇零等自称‘天子’”。这是羌族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建立的第一个过渡性的政权机构。但这是在汉代统治阶级压迫下成立起来的，自己并没有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又与河湟地区的广大羌民没有联系，更未与各郡的汉族人民相联合，所以这一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丁奚城（在今宁夏灵武南）终于被东汉统治阶级攻夺，这个部落联盟又陷于分裂状态。 羌族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方面，汉代天山南路的婼羌早知用铁兵器。《汉书·西域传》云“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表明羌人在西汉时已经使用铁矛、弓箭之类的武器。《东观汉记》载元初中征伐滇零羌时，掠夺的兵器有铠、弩、刀、矛、战楯、匕首二三千枚。羌人的战术是长于骑兵。东汉虞诩说“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羌族居塞内者，称守塞羌，兼以农为业，其居住都是土屋；在塞外者，则多居庐帐。羌民的服饰，东汉初的班彪说“羌胡被发左衽。”人死用火葬。《后汉书·西南夷传》对汶山郡羌民的习俗记“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这些风俗习惯，显示了羌族的民族特点。 2《后汉书·西羌传》。 《后汉书·西羌传》。 第六节西南夷西南夷的地区分布秦汉时期在蜀郡西南、西北广大地区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部落，总称为西南夷。其中，主要的有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笮都、冉、白马、哀牢等。夜郎在今贵州省的清镇、平坝、安顺、普定至关岭、晴隆一带。滇的部落在今滇池周围地带，与滇结成联盟的靡莫等部落则在今曲靖地区。邛都本部落在今四川西昌县，围绕在邛都周围的众多小部落则散布在今凉山州境内。巂、昆明部落群则分布在今保山县以东北至大理州境内。徙、笮都部落在今四川雅安地区一带。哀牢，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 西南夷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南夷各族从事不同的生产事业。夜郎、滇、邛都等，“耕田有邑聚”；巂、昆明等则“随畜迁徙，毋常处”；而徙、笮都、冉等则兼营农牧。各族的生产、经济水平也是不平衡的。夜郎“邑聚而居，能耕田”。滇池“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2。 滇的牲畜饲养也颇兴旺。公元前09年汉武帝征滇时，获“牛马羊属三十万”3。在手工业方面，从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各种各样的青铜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以及金、银、玛瑙制成的装饰品等。邛都夷，“其土地平原，有稻田”4。哀牢夷早已聚邑而居，农耕的“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 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絜白不受垢污。”并且产“铜、铁、铝、锡、金、银、光珠”等5。东汉时，哀牢人已有较发达的农业，且利用当地特产，生产出内地尚为稀少的木棉布。冉夷则兼营农牧，“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出名马”。冉人因地制宜，发展了一种技艺高超的建筑术，“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 西南夷地区经济的逐步发展，汉初即与内地巴、蜀发生了交换关系。《史记·货殖列传》称“巴蜀亦沃野，地饶巵、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旄牛，以所多易所鲜。”《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通过西南夷地区的中间贸易，汉族地区一些商品，辗转贩运到边疆地区，甚至远销国外南亚地区。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唐蒙出使南越（首邑在今广州），南越人把蜀出产的枸酱给唐蒙吃。唐蒙问枸酱的由来，南越人回答说是从牂牁江（今贵州省境内之北盘江）上运来的。《后汉书·西南夷传》。 2《后汉书·西南夷传》。 3《华阳国志·南中志》。 4《后汉书·西南夷传》。 5《后汉书·西南夷传》。 《后汉书·西南夷传》。 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张骞出使大夏，见到了“蜀布、邛竹杖”。大夏人说“蜀布、邛竹杖”乃他们在身毒（今印度）得之于蜀郡商人之手2。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西汉初年，内地和边疆各族经济同时得到发展的形势，为汉武帝开拓边疆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武帝遣唐蒙出使夜郎，招抚夜郎侯多同，置犍为郡。接着又命司马相如招抚邛、笮，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张骞自大夏归国，建议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出的使者虽得滇王之助，但均被昆明夷阻留，未能成功。南越反，武帝欲自犍为郡发南夷兵，南夷不从，遂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元鼎六年（公元前年）汉平南夷，置牂牁郡（今贵州大部及云南东部）。夜郎侯迎降，汉封他为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以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丽江、楚雄北部），以笮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以冉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区一带），以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武都一带）。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汉又出兵伐滇。滇降，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晋城），赐滇王王印，使治其族。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伐。汉遣使调解，兴等不从。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杀兴，灭夜郎。王莽时，西南夷连年起兵反抗，王莽派兵镇压，连年不克。 东汉初，西南夷地区再次进入汉的版图。明帝永平十年（公元7年），又设益州西部属国，管理不韦（今云南保山）、巂唐（今云南云龙）等地的哀牢族和云南（今云南祥云）、楪榆（今云南大理）、比苏（今云南云龙、兰坪）、邪龙（今云南巍山、漾鼻）四县的昆明族。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族人内附。明帝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腾冲、龙陵、德宏州）、博南（今云南永平）两县，合益州西部属国所领六县为永昌郡。哀牢的土著君长被封为哀牢王，在郡太守辖下统领其部落，哀牢居地是自蜀通往掸、身毒一路的门户，地位特别重要。 汉开拓西南夷，在经济、文化上有积极的影响。两汉之际，文齐作益州郡太守，团结郡内夷，汉各族，“甚得其和”，且发动各族人民，共同“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时值公孙述据蜀，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的联系，述并“拘其妻子，许以封侯”，要挟文齐投降。文齐在当地各族拥护之下，抵制了公孙述的威胁，派人到内地与东汉取得联系，使益州郡始终保持在统一的版图内，而经济的发展未受国内战争的影响。东汉明帝时，郑纯任益州郡西部都尉（驻今云龙县旧州）。郑纯“为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因此升任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2郑纯执行了不作过苛索取的政策，缓和各族矛盾，受到各族的拥戴，从而带来了当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帝时，张翕为越巂郡太守，“政化清平”，深得“夷人爱慕”3。2见《史记·西南夷列传》。 《后汉书·西南夷传》。 2《后汉书·西南夷传》。 3《后汉书·西南夷传》。 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在民族间的纷争较少情况下，当时的夷、汉两族才有更多交流生产的机会，汉族先进经济才有可能发挥积极的影响。西汉中朝以前，西南夷各族以使用青铜器为主，铁质生产工具靠从蜀都输入。西汉中期以后，汉族移民带入的铁工具进一步推广。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生产工具中，铁器已经占一定数量，有锛、剑、削、铜柄铁刃斧等，共九十二件。贵州清镇、平坝发掘的同时期墓葬中，也发现了铁制的犁、锄、斧、刀、剑等4。东汉时，西南夷中一些地方的铁矿已直接被开采，用以就地制造铁工具。据《汉书·地理志》载，西南夷地区共五郡，只有犍为郡武阳、南安产铁，设有铁官；《续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西南夷地区越巂郡台登（今四川凉山州冕宁）、会无（今四川凉山州会理），益州郡滇池（今云南晋宁），永昌郡不韦（今云南保山）等县产铁，并设有铁官，比西汉时产铁的地点大为增多。至于铜、锡、铅矿的开采范围，则比西汉更加扩大。滇池周围地带成为更加富庶的地方，“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夜郎、哀牢、邛都的部分地方的物产，也较西汉时期增多。 当一些地方受汉族经济影响，生产有所提高之时，汉文化也逐步为一部分夷族所接受。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追为益州郡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2。通过兴办学校，让当地夷族子弟入校读书，以改变其文化生活面貌。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入内地“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3。 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动西南夷地区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阶级剥削既然是一种必然现象，民族压迫也不可避免。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称“初郡”或“边郡”。郡县既任命太守、令长、长史，又封部族土著君长为王、侯、邑长，实行两重统治。太守、令、长等往往赋敛烦苛，又不能与当地土官和睦相处，因而西南夷地区不断发生反抗事件，有时酿成较大规模的战争。 4见《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959年期。 《后汉书·西南夷传》。 2《后汉书·西南夷传》。 3《后汉书·西南夷传》。 第七节蛮与越蛮的主要分支蛮是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秦汉时，槃瓠、廪君、板楯，是蛮的三个主要分支。 槃瓠蛮因以神犬槃瓠为图腾而得名。秦汉时，居住在武陵郡（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边缘地区）、长沙郡（今湘中、湘南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或“长沙蛮”。武陵郡的沅水有雄、樠、辰、酉、武五条支流，称五溪，故聚居于当地的蛮族又有“五溪蛮”之称。史称槃瓠蛮“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其人多居住山地，从事粗放农业，并与邻近民族有一定的交换关系，“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有家庭手工业，“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能织木皮为布，以草实染料，衣服五色斑斓。秦汉时，槃瓠蛮部落分散，“有邑君长”，各有首领，汉朝廷授予首领邑君、邑长称号，颁赐印绶。蛮语“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汉“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半匹），是谓賨布”，作为赋税。蛮族历史悠久，并早在传说时代的唐虞时，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东汉时，“武陵蛮夷特盛”2。由于官府徭役失平，妄增租赋，槃瓠蛮屡起反抗，杀长吏，烧官府，终汉之世，连绵不断，经常挫败进剿的汉军。势力逐步有所扩展，往北达到南郡江陵一带，向东南发展到零凌、桂阳等郡。 廪君蛮，秦汉时有巴、樊、曋、相、郑五个氏族，其中巴氏首领务相，被推为五个氏族的共主，号为廪君。《录异记》云，廪君就是“求廪地”之君，其任务是率领五姓氏族寻找可耕之地。后遂以廪君为族名。他们早期活动在夷水（今鄂西南清江）流域，后发展到巴中、黔中（约当今川东南、黔东北、鄂西、湘西地区），其地约相当于汉的巴郡、南郡，故又被称为“巴郡南郡蛮”。相传廪君死后，“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廪君蛮有崇拜白虎和以人祠虎的习俗、表明他们以白虎为图腾。秦灭巴、蜀，巴氏仍世为廪君族君长，并娶秦女为妻。“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这表明廪君蛮的家庭手工业已有一定的基础。汉时赋税仍依秦制。东汉时，廪君蛮人户发展增殖，建武年间曾因反抗东汉统治，有七千多人被强制迁徙于江夏郡（今鄂东地区）。但因东汉官府“收税不均”，廪君蛮仍继续起兵反抗。迁入江夏郡的廪君蛮，在大别山南麓的巴水、蕲水、希水（今浠水）、赤亭水（今举水）、西归水（今倒水）等五水流域生息繁衍。其中一部分向东北进入了庐江郡。 板楯蛮分布在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一带，沿渝水（今嘉陵江）居住，“其人勇猛，善于兵战”。因使用木板为楯，冲锋陷阵，被称为“板楯蛮”。相传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板楯人应募“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秦官府因奖励其功，与板楯人盟誓，相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楚汉相争时，板楯蛮从汉高祖还定三秦有《后汉书·南蛮传》。 2《后汉书·南蛮传》。 《后汉书·南蛮传》。 功。战后，“遣还巴中”，免除其部落首领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纳租赋，余户岁纳“賨钱”四十。因此，又有“白虎夷”、“白虎复夷”或“賨人”之称。因居住巴地，又称“巴人”。板楯蛮从事农业生产，长于狩猎，俗喜歌舞。汉高祖刘邦赞赏其歌舞，“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各部落首领分别被封为夷王、邑君、邑长。由于板楯蛮英勇善战，东汉经常征调他们从军，北上汉中，两败羌人；东下武陵，镇压叛蛮；南入益州，助平南夷，屡立战功。但官府对他们“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板楯人“愁于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灵帝时，板楯蛮举行大规模反抗，“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与此同时，板楯蛮种姓“繁昌，分为数十姓”2。著名的李氏、范氏、泉氏、扶氏等就是后起的大姓。从板循七姓到数十姓的衍变，标志着板楯蛮种族的兴盛和势力的发展。 百越的族系越是我国古代东南部民族名。战国秦汉时期，越人分布地区很广。《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因这一地区为《禹贡》扬州之域，故对越人称“扬越”。因其“各有种姓”，各部杂居共处，互不统属，故又称为“百越”。“百越”，按当时的称谓举其著者，有东越（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雒越等。 百越各部分布虽广，却具有共同的民族特征。他们的族名是共同的。从战国到两汉这一时期中，百越部落有三个共同的族名称谓，即“越”、“骆”、和“骆”是本族的自称，“越”是华夏给的名称。他们有共同的居住区域。《汉书·地理志》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中国古代东南沿海，以至五岭以南和瓯江、闽江流域，都是百越分布地区。他们还有本民族的语言，即所谓“越语”。刘向《说苑》记有一段故事，说楚国有个王子泛舟于清波之中，听划桨的越族姑娘唱了一支歌。楚王子“召越译”翻译后，才懂得歌词的意义。这可见越语不仅不同于中原华夏语言，也不同于邻近楚人的语言。他们的经济生产相同，各部落都以种稻田为主，兼营渔猎或狩猎。《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汉书·地理志》记儋耳、珠崖郡说“男子耕农，种稻禾，紵麻；女子蚕桑织绩。”又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在战国时，于越冶铸的青铜剑就很有名，其锋利能“穿铜釜，绝铁■”2。岭南地区的越人，则表现为铜鼓的制作。传世的大量铜鼓，其铸造之精，雕镂之美，图案之丰富，均世所罕见。自东汉以来，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了铜鼓的使用、流传和出土情况。马援南征曾获得“骆越铜鼓”3。今出土铜鼓最多的地方是广西，已达五百面以上。 《后汉书·南蛮传》。 2《太平御览》卷一二三引《十六国春秋·蜀灵》。 《说苑·善说》。 2《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篇》。 3《后汉书·马援传》。 越人有共同的习俗。如建筑住宅，用柱搭架为楼阁，人居楼上，牲畜家禽则圈养在楼下。这种住宅，称为“干栏”。晋张华《博物志》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如断发文身，《史记·赵世家》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越人性习于水，善于水上活动。《越绝书》卷八称越“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王刘安在上武帝书中也说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从上述几方面的共同情况看，可以认为百越在战国、秦汉时即已形成为一个族系。 百越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分布在东南广大地区的百越部落，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南越的番禺（今广州），商品经济发达，汉代已成为我国南方海外贸易的门户。番禺通过秦水（今北江）、郁水（今西江）可与江南及西南广大的内地密切交往。蜀地产的枸酱，通过夜郎，可转输到南越2。临邛的程郑“冶铸，贾椎髻之民”。《史记索隐》“谓通贾南越也。”3由此沿海航行，往北可达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东冶（今福建福州）等地，因而贸易兴盛，成为岭南与内地商品交流的中心。古代岭南最先兴起的城邑主要是分布在河道沿线，著名的于番禺外，还有广信、布山、合浦等地。这些城邑，人口较密集，交通较方便，经济文化发展早，最先成为百越的地区性经济中心。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经济文化则处在闭塞落后状态。如闽越地区，“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地深昧而多水险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东汉末年，到过海南岛的薛综说“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九真郡的骆越，东汉以前尚“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百越之走向民族融合百越先民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春秋时期，越族中的先进部落联盟于越，在江浙一带建立了越国，不仅吞并了毗邻的吴国，而且与其他诸侯国逐鹿于中原，因而更接受了中原华夏族的影响。战国时期，楚灭越，“而越以此散”，“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2。同时，楚势力向南发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3，相当部分的越族地区成为楚国的版图。 秦汉时，百越各部正式纳入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体系中。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继灭楚之后，降服了越君，秦以其地置会稽郡（今江苏《汉书·严助传》。 2《史记·西南夷列传》。 3《史记·货殖列传》。 《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2《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后汉书·南蛮传》。 苏北）。秦统一六国后，在瓯闽地区置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在南越、西瓯及骆越地设置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境），大徙中原之民与百越杂处。但西瓯部分余众退据丛林继续抵抗，并曾挫败秦军。秦军将领屠睢死于此役。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不少早已徙居淮北的越人参加了起义军。被废黜的越君无诸和摇也率领越人随着鄱君吴芮投入起义行列，在推翻秦朝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当时代行南海尉事，乘机起兵割据，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无诸以助刘邦灭项羽之功，复立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治今福建福州）。惠帝三年（公元前92年），“举高帝时越功”，摇也复立为东海王，都东瓯（治今浙江温州），时俗号为东瓯王。高帝十一年（公元前9年），汉封赵佗为南越王，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十二年，立越裔南武侯织为南海王，遥领揭阳（今广东揭阳）。这时，西瓯君长也“南面称王”，南徙雒越（今越南北部）的蜀王子也称安阳王。这种百越地方政权相对独立的局面，随着汉朝集权的逐步加强而发生变化。吕后末（公元前80年前后），西瓯王、安阳王为赵佗所灭，在雒越设置了交趾、九真二郡。文帝初（公元前79—前74年），南海王反，汉击平之，徙其民于上淦（今江西新干）。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闽越攻东瓯，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南越王反汉，次年汉出兵灭南越，以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并开珠崖、儋耳二郡。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闽越反，汉出兵讨之，闽越诸将杀其王以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至此，百越各部全置于汉郡县统治之下。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推动下，百越地区的经济、文化有明显的发展。有些地区的出土文物反映出汉武帝以后，铁制工具显著增加，文化面貌上的民族特点逐渐减弱。部分百越与汉族在共同的经济生产与贸易活动，以及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第二章秦封建皇朝的建立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结束兼并战争之后，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封建统治。秦皇朝建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年），亡于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传二代，二帝，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延续一十五年。 第一节秦皇朝的建立秦皇朝建立之初的基本形势秦自商鞅变法图强以来，就逐渐形成“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并开始了兼并山东六国的斗争。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努力，至公元前24年秦王政继位时，实现统一的条件已基本具备。这时，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联系的加强，民族联系的加强，“四海之内若一家”，为统一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秦国变法比较彻底，政权巩固，经济发展，国富兵强，在实力对比上较之山东六国有着明显的优势，已经有了进行统一战争的可能性。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秦王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果断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从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灭韩起，至二十六年（公元前22年）灭齐止，前后只用了十年时间，便“初并天下”，统一了六国。 秦的统一，是秦皇朝建立的前提，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 如本书前卷所述，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以来，社会便逐步陷入长期分裂混战的状态之中。“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政由五伯，诸侯恣行”2。战国年间，更是“并大兼小，暴政经岁”，“力功争强，胜者为右”3。秦王政承秦孝、昭以来向外拓展的事业，结束了过去那种“兵革不休”、“流血满野”的战乱局面，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异政教，各自独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4的状态。这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符合历史的趋向和大多数人的心愿。秦《泰山刻石》写道“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5《之罘刻石》也说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旁达，莫不宾服。这些虽然都是歌功颂德之辞，但也不是毫无根据。试想，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出现一个粗安环境，特别是“无战争之患”，人们怎能不顺意呢？即使当时未能也不可能达到“莫不宾服”的程度，但也必定有为数众多的人表示归服的。这一点，连一向乐于贬抑秦朝的汉人也不得不承认。如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便说“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西汉中期的严安也说秦灭六国之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2。这些说法是公允的，道出了秦“初并天下”后政治形势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山东六国灭亡之后，秦统治集团与六国贵族地主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结贾谊《新书·过秦》。 贾谊《新书·过秦》。 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3刘向《战国策书录》。 4刘向《战国策书录》。 5《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贾谊《新书·过秦》。 2《史记·平津侯主父传》。 束。相反，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据历史记载，原六国有不少贵族和官僚深藏着强烈的反秦意识，并企图待机而起。如韩、赵、魏被灭后，“三晋大夫，皆不使秦，而在阿（今山东东阿西南）、鄄（今山东鄄城东北）之间者百数”3。韩国大贵族官僚出身的张良，其先人“五世相韩”。秦灭韩，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4。楚亡以后，楚国大夫“不欲为秦”，逃至齐都城南下的也是达“百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楚国还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5的谚语。 这里还应注意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本来，战国年间，由于地主阶级特别是军功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侵占土地，严刑重罚，迫使农民很早就走上了反对封建统治者的道路。他们有的逃亡，有的夺取地主富户的财物，有的甚至“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薮，扑击遏夺”，进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尽管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还处于形成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还只是开始；尽管封建统治者对这种早期农民斗争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农民的反抗仍然此伏彼起，不可遏止。如战国末年的楚国便是“盗贼公行，而弗能禁”。直到秦朝建立之际，这种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云梦睡虎地秦简多处提到“盗”和“群盗”，而且还有专门审讯“群盗”的案例2。 为了打击原六国贵族的反秦活动，为了防止和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秦统治者必须尽快建立足以控制全国的封建朝廷，构筑起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关。当然，总的说来，这个政权仍然是原来秦国的延续，是其统治机构的扩充。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与变化的需要，秦统治者还是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措施。 树立至高无上的皇权在秦代以前，“王”本是统治者最崇高的称号。商、周的君主均称为王。战国年间，王室衰落，七雄并立，于是包括秦国在内的一些诸侯国君也陆续自称为王。《史记·六国年表》载秦惠文君“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四月戊午，君为王”。秦王政即位后，同样是以“王”为号。秦从惠文王起，至秦王政统一六国止，称王已长达百余年之久。但是，经过兼并战争，山东六国的国王都一个个变成了秦的阶下囚。面对如此巨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秦王政认为，如继续使用“王”号，远不足以显示其胜利者的威严及其至尊的地位。为此，他在二十六年（公武林高手混都市全文阅读元前22年）亡齐后不久，颁布了“议帝号”令。 在这道给丞相、御史大夫等人的诏令里，秦王政首先概述了他兼并六国的经过，接着便指出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3《战国策·齐策六》。 4《史记·留侯世家》。 5《史记·项羽本纪》。 《吕氏春秋·孟冬纪》。 《战国策·韩策二》。 2参看《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35页，文物出版社978年版。 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议帝号”，是秦王政统一六国后下的第一道重要诏令，是他建立皇权的开始。秉承这道诏令的旨意，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与“掌通古今”的博士们商议之后，对秦王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现在，“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其功业之大，实“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臣等愿“昧死上尊号”，请王为“泰皇”2。秦王政不以为然。他提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3从此，“皇帝”便取代“王”，成为秦王政的称号，并为以后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本来，“皇”作为“美大之称”的褒意词，常用于美化人们想象中能主宰一切的天神，即所谓“皇天”。以后又逐渐演化为天神本身的称号，如“西皇”、“后皇”、“东皇太乙”之类便是。接着还出现了“三皇”和“天皇”、“地皇”、“泰皇”的传说。不过，这些仍是一种人格神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所以《风俗通义·皇霸》篇说“皇者天，天不言，四时行焉。三皇垂拱无为，设民而民不违，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称皇。”至于“帝”，大体在春秋以前亦多指冥冥中的上帝，至战国时期才开始成为人主的称号。如孟子称尧、舜为帝，说“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公元前288年，秦昭王为了拉拢齐国，自称西帝，并遣使尊齐湣王为东帝。但齐王为使“天下爱齐而憎秦”，很快便“去帝复为王”。秦无可奈何，也只得“去帝号”。此后，秦虽仍然企图称帝，但直到统一前，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所以，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以“皇帝”作为人间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实由秦始皇开其端。他这样做，显然不单是一个改称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给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装扮**间的“上帝”，从而建立起至高无上、足以主宰一切的权力。 为了建立和神化皇权，秦始皇在议帝号之后，紧接着还规定了皇帝专用的称谓，规定了玉玺的制度，废除谥号。 秦始皇采纳王绾、李斯等的建议，规定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雅·释诂》朕，“我也”。以前，人们不论尊卑，均可称“朕”，“上下共称之，贵贱不嫌。”皋陶对禹说“朕言惠可底行。”楚诗人屈原也说“朕皇考曰伯庸。”2但自秦始皇有了这一规定后，“朕”便成了皇帝独用的自称代词，其他任何人均不得再用了。 秦代以前，玺并非最高统治者所专有。春秋战国时期，鲁季武子取卞邑后，使人去告鲁襄公，“玺书追而与之”3。西门豹为魏邺令，魏文侯曾“收其玺”，后又“复与之”4。可见当时卿大夫及地方官吏的印章均可称玺。至《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史记·秦始皇本纪》。 《尚书·皋陶谟》。 2《离骚》。 3《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4《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秦代，则是“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巨莫敢用”。据历史记载，由秦始皇下诏、李斯书写而制成的传国玉玺，方四寸，上勾交五龙，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说作“昊天之命，皇帝寿昌”）2。又有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这些玉玺，确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象征。 我国古代大约从西周中叶以来，开始有谥法。当时，王及诸侯国的君臣等死了以后，后人便依据其生前行为与表现，给予相应的谥号。《逸周书·谥法解》称“谥者，行之迹。”由于行迹有是非之分，所以谥号也有善恶褒贬之别。这种后议其先、下议其上的作法，与秦始皇加强集权的意愿是相抵触的。为此，他便下制书，提出“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他明确宣布“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秦始皇企图除谥法之后，能够“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自然，这只是一种幻想。终始五德说，本是战国末期齐人邹衍创立的一种神秘主义的政治历史理论。它主要是以土、木、金、火、水这五种物质运动的相胜与制约，来依次比附历史上各朝代，借以说明这些朝代的更替都有其先天注定的命运，而人类的历史正是沿着这种天运安排的五德相胜的轨迹，周而复始，循环往还的过程。邹衍的这一学说传到秦国后，在秦国思想政治领域发生过深刻影响。《吕氏春秋·应同》篇曾概述过这一学说。它写道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含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吕氏春秋》集众书而成，是一部杂家著作。保存在此著作里的这段论述，虽不知是否出自邹衍之书，但它反映了邹氏“终始五德”的基本内容。对于这套有利于神化皇权的五行学说，秦始皇自然乐于接受。他以为，既然“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正好是水德主运，为“水德之始”。水，北方，色尚黑，故秦始皇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岁首，“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以黑为主色。又规定“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2。实际上，除符节、法冠、乘舆之外，其余也往往以“六”为基数。如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铸“金人十二”，“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徙黔首三万户琅玡台下，复十二岁”。这些数目，都是“六”的一定的倍数。连一些字数繁多的铭刻也往往依此为例。如泰山、芝罘、东观、峄山刻石皆一百四十四字，为“六”的二十四倍；会稽刻石二百八十八字，为“六”的四十八倍。“六”作为一个数字，为什么在秦代能如此广泛的使用呢？这是因为，在阴阳五行家看来，《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及《独断》卷上引卫宏语。 2《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水主阴，终数六。《周易》称卦中阴爻为六。《易·坤》“用六永贞，以大终也。”《说文》“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所以秦始皇限定“数以六为纪”，“度以六为名”，同样是为了合终始五德之数，给本朝的各种典章文物及有关措施涂上神秘主义天命论的色彩。 关于秦始皇加强和神化皇权的措施，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如严格避讳制度，制作皇帝专门的冠服乘舆，修宫室以象“天极”，等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罗列。 建立封建朝廷秦始皇倚仗皇帝的无上权威，总揽朝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不过，不管他怎样日夜兴作，“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但总不能事事躬亲，包揽一切。因此，在他议帝号，确立皇权时，还相应地建立了以他为首脑的封建朝廷。 秦代的朝廷，主要由“三公”和诸卿组成。“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 丞相，“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2。秦丞相多设左右二员。故秦朝建立之初，其首任丞相为隗状、王绾两人。此后，则有右丞相冯去疾和左丞相李斯。本来，丞相既为文官之长，又居三公之首。但在秦始皇在位时，不仅其任免权完全操纵在皇帝一人之手，就是在职掌范围内的政务，也是听命于皇上，任其专断。“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3，并无决策权。太尉，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太尉之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郑玄注《礼记·月令》时也认为太尉为秦官。《汉官序》还说“汉承秦曰太尉。”2但根据《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及有关列传的记载，秦皇朝建立前，历年的对外战争大都是以丞相、将军、庶长、大良造、五大夫或客卿等去领兵，并无太尉，而且这些人都是临时派遣，事毕即解除兵权，仍归原职。秦皇朝建立后，一些重要活动，如始皇二十六年议帝号，二十八年琅玡刻石，也只有丞相、御史大夫，不见有太尉。从制度上说，秦朝应有太尉的官位，实际上大概未曾具体选任担当这一职务的官员。这种状况的出现，自然与秦传统的君主体制，特别是与秦始皇强化皇权，意欲直接掌管军事，控制兵权的企图分不开的。 御史大夫，秦始皇始置。本来，早在周代就有御史，但当时只是一种低职微官。至秦代初年，出于抑制相权，加强监察的需要，于是改置御史大夫，擢为尊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3。御史大夫的主要职责一是承转皇帝诏令制书，“受公卿奏事”，并兼掌图籍文书及记事之任；二是监察百官，“举劾按章”，主治重大案件。元胡三省说“秦置御史，掌讨奸《史记·秦始皇本纪》。 2《汉书·百官公卿表》。 3《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 2《太平御览》卷二○九引。 3《汉书·百官公卿表》。 猾，治大狱，御史大夫统之”4，同时也兼掌图籍文书及记事之任。御史大夫位次于相，为丞相之副，职在辅佐丞相，协理国政，但它和皇帝的关系极为密切，堪称皇帝的耳目和心腹。 “三公”之下，则有分掌朝廷和国家各项行政事务的“诸卿”，或习惯地称之为“九卿”，但其实际名额并不限于九。这个庞杂的官僚集团主要有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应劭云“常，典也，掌典三礼也。” 颜师古亦云奉常，“王者旌旗也，画日月焉，王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其属官有太宰、太史、太卜等。又有博士，“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2。 郎中令掌宿卫宫殿掖门户，侍从左右，有丞。臣瓒云“主郎内诸官，故曰郎中令。”3《初学记》卷十二引《齐职仪》亦云“主诸郎之在殿中侍卫，故曰郎中令。”其“属官有大夫、郎、谒者。”4大夫掌论议；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谒者掌宾赞受事。由于郎中令侍卫禁中，接近皇帝，故其职位极为重要，甚至有时能左右朝政。 卫尉掌宫门卫屯兵。《汉旧仪》云“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5即统领皇宫的警卫部队，守护宫门内，有丞。 太仆“掌舆马，有两丞”，主要负责饲养和供给皇室车马，安排皇帝出巡时的车驾次第，有时还亲自为其执驭驾车，是皇帝最亲近的高级巨仆和“众仆之长”。 廷尉掌刑法，负责依法治罪，决疑平狱。应劭云“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故称廷尉。”颜师古云“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又《太平御览》卷二三一引韦昭《辨释名》云“凡掌贼之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罚也，言以罪罚奸非也。”廷尉为全国最高司法官，其属官有廷尉正和廷尉左、右监。由于秦代崇尚法治，所以廷尉在诸卿中享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秦始皇的重臣李斯曾担任这一职务，经常参与朝政，并由此而擢为丞相。 典客掌礼宾，有丞。主要负责各国君长、使臣及少数民族首领来朝时的迎、送、接待，“典其礼仪”。故《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其属官有行人、译官等。 典属国掌归义臣服的少数民族。《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其属官有九译令等。 宗正掌亲属，有丞。主要负责皇族宗室和皇室外戚事务。 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2其属官有太仓、平准、五令丞等。主要管理国家钱谷、租税等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领天下钱谷，以供国之常用。”4《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注。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2《汉书·百官公卿表》。 3《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4《汉书·百官公卿表》。 5《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汉书·百官公卿表》。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2《汉书·百官公卿表》。 同时，由于农业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极为密切，因而，全国的农田、水利、农业行政、粟帛貯运等，也都由其兼管。本来，早在周朝就有管理财政的太府，但它只是地位较低的五大夫。秦朝的治粟内史，位在诸卿之列，较之周的太府，不仅地位提高，职掌范围也明显扩大了。所以，国家对财政的充分重视，实由秦朝开其端。 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皇帝和皇室之用。《汉官仪》说“少府掌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府之设，亦始于秦。它和治粟内史的区别，在于前者专管皇室财务，后者职掌国家财政。故颜师古曰“大司农（汉对治粟内史的改称——引者）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由于少府专供皇室私养“小用”，故以“少”名之。“少者，小也，故称少府。”2其实，少府并不小。它府藏充实，收支浩繁，机构庞大。其他诸卿一般只有一丞或二丞，而少府则设六丞，置有尚书、符玺、太医、乐府、导官、中书、谒者、令丞等大批属官，而且直接役使着为皇室或官府制作器物服等的大量刑徒和奴隶。庞大的少府机构的设置及其财务活动的繁多，正是秦朝强化皇权，帝室与国家合一的重要表现。 中尉“掌徼循京师，有两丞”3，即主要负责卫戍京师，禁备和搜捕“盗贼”。中尉与卫尉的职掌各有侧重。卫尉巡行宫中中尉游徼于宫殿之外和京师之内。二者互为表里，共同组成以皇宫为中心的整个京师咸阳的卫戌系统。将作少府“掌治宫室”4，包括营建宫室、宗庙、陵园诸工程，连同这些工程周围和道旁的绿化，亦在其职掌范围之内。有两丞、左右中侯。由于秦朝一开始就大兴土木，大规模地营建宫室，修阿房宫，筑骊山墓，到处建造高宫别馆，因而将作少府的秩第虽稍低于奉常、中尉等官职，但在诸卿中却仍居于相当重要的位置。 主爵中尉“掌列侯。”5本来，秦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制订了相当完整的赐爵制度，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封建皇朝时，出于加强主义集权政治的需要，曾继续推行这一制度。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一再提到“爵”和“军爵”。在通行全国的秦律里有《军爵律》。律文明确规定“从军当以劳论及赐。”又规定，已拜爵之后，如果“赐未受而死”，或因犯罪应“耐覂（迁）者”，也要“鼠（许）赐其后人”。公元前2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时，同行的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以及五大夫赵婴、杨樛等。列侯是二十等爵中最高的一级。伦侯，仅次于列侯。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称“伦侯，爵卑于列侯，无封邑者。伦，类也，亦列侯之类。”五大夫即大夫，属五级爵。李斯曾说秦始皇“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2。主爵中尉就是为具体实施秦传统的赐爵制度，职掌其有关事务而设置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2《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3《汉书·百官公卿表》。 4《汉书·百官公卿表》。 5《汉书·百官公卿表》。 《史记·商君传》。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7页，文物出版社978年版。 2《史记·李斯列传》。 此外，还有侍中、给事中、中常侍等一些内朝官，有掌皇后、太子家的詹事和作为“皇后卿”的将行的宫官，等等。 由上述以三公诸卿为主而组成的封建朝廷，是秦代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封建国家的集中体现，是绝对受制于皇帝并代行皇帝政务的最高权力机关。围绕着这个政权核心，秦皇朝组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统治网络。废分封，置郡县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年）议定皇帝尊号，初建封建朝廷之后不久，秦始皇和公卿大臣们便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地方统治形式呢？在秦朝君臣中曾发生过著名的分封与郡县之争。 当时，丞相王绾等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此，他建议承袭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请立诸子”，以建封国。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们以为秦始皇有二十余子，理应效法周制，封邦建国，以藩皇室，故大都赞同王绾的建议，“皆称其便”2。唯独廷尉李斯不以为然。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3李斯的主张，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又有对现实的思虑，还有安置“诸子功臣”，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筹谋与措施，而且自郡县制在春秋战国之际产生以来，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过。特别是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曾普遍推行县制。以后，陆续增置郡县。如惠文君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惠文君二十七年，遣张仪、司马错等灭蜀，遂置蜀郡。昭王三十年，秦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至秦始皇十三岁继位时，已是每新占领一地区，几乎都要随之设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政“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事实上，秦当时已累计置郡十多个。因此，对于李斯的建议，秦始皇当即予以肯定。他指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于是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关于秦郡的设置过程、数目和诸郡名称，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着歧议。有的认为这三十六郡乃秦一代之郡数，有的则认为此系秦皇朝建立之初的郡数，而以后增置的并不在其中。前说始于班固《汉书·地理志》，后说始于裴骃《史记集解》，而成于《晋书》。《晋书·地理志》称“始皇初并天下，惩#战国，削罢列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史实表明，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据近人谭其骧考订，秦朝初年，《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即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为上郡巴郡汉中蜀郡河东陇西北地南郡南阳上党三川太原东郡云中雁门颍川邯郸巨鹿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砀郡泗水薛郡九江辽东代郡会稽长沙齐郡琅玡黔中广阳陈郡闽中以后，随着边远地区的开拓和郡辖范围的调整，秦又陆续增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九原、东海、常山、济北、胶东、河内、衡山、鄣、庐江等郡。终秦一代，前后可能置过四十八郡2。 郡是秦代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建制，其行政长官为郡守。《汉书·百官公卿表》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关于秦代郡守治郡的情况，尽管可供研究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多，但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语书》却能有所了解。《语书》是南郡守腾给本郡各县、道发布的一篇文告。文告强调“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还提到故腾为是而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歫）于罪。 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这篇文告虽发布于秦皇朝建立前的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但对皇朝建立之初的南郡无疑也是适用的。它表明，举凡郡内的民政、司法、监察以至财政、武事等，均在其职掌范围之内，特别是治民除邪，维护地方统治秩序，更是其基本政务。郡守之下，有郡丞、佐守以治民。《通典》卷三十三说“郡丞，秦置之以佐守”，秩六百石。在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亦六百石。还有郡尉，掌佐守职武职。《汉官仪》云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职”。又云“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备盗贼。”由于秦重军事，故郡尉秩比二千石，仅次于郡守，而高于郡丞。这里还应提到，秦尚有郡监，即监御史、监察御史，或省称监。《汉书·百官公卿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史记·高祖本纪》有“秦泗平监平”的记载。宋裴骃引文颖云“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平，名也。”2唐司马贞亦引如淳云“秦并天下为三十六郡，置守、尉、监，故此有监平。”3监御史的地位不高，排在守、尉之后，但其隶属御史大夫，代表朝廷监察地方官吏，限制守、尉的活动，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监御史的设置，是秦代加强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的重要措施。 郡之下设县。县万户以上置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满万户的置县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令、长掌治其县，主要是征发赋役，“理讼平贼”。县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又有令史等属吏。 县下设乡，乡有啬夫、三老和游徼。其中，啬夫“职听讼，收赋税”，2参阅《秦郡新考》，载《浙江学报》第二卷二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页，文物出版社978年版。 2《史记·高祖本纪·集解》。 3《史记·高祖本纪·索隐》。 主管乡内主要行政事务；三老掌教化，游徼“徼循禁贼盗”。乡又由里组成，里有里正。里之下还有以十户编成的什和以五户编成的伍。户是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而什伍则是秦皇朝进行统治和剥削的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由郡、县、乡、里组成的郡县制，是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体制。它和西周分封制的区别，主要是一、封国的君位和贵族职位都是世袭的，而郡守、县令则可以随时由朝廷任免；二、郡县必须直接接受朝廷的命令和监督，而封国对王朝则不一定。秦代郡县制的推行，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适应封建政体的要求而出现的2。它对于结束长期形成的诸侯割据局面，维护国家统一，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秦始皇首建封建朝廷，实行郡县制，这就建构了从朝廷到地方，从三公诸卿到乡里什伍的一套庞大的、多梯级的统治机构。它恰似一座金字塔，高踞塔尖的是封建皇帝，而压在塔底的则是劳动群众，这座封建政治金字塔的修建，标志着秦皇朝的建立。 《汉书·百官公卿表》。 2参阅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980年版。第二节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本身的发展和其相互间联系的日益加强，是秦兼并六国，实现统一的重要条件。而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秦皇朝的建立，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促使我国开始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统一东南和南方的越族地区在我国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很早就生息着一个人数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这就是史籍上所说的越族。越族由于族属众多，种姓互异，各部族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故又称之为“百越”。百越一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其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粤”即“越”。越而称百，可见其聚处之广，种姓之多。其中大的部族，依其分布地区的不同，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 于越一作於越。以先秦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一带。其民“剪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就是于越建立的。越王无强时，楚威王兴兵伐越，大破之，杀无强，尽取其地。从此，于越便逐渐分离，“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率兵灭楚。次年，王翦又进一步平定楚国广大的江南地区，并进攻臣服于楚的于越，“降越君，置会稽郡”2，郡治吴（今江苏苏州）。郡下分设吴、丹徒、钱塘、余杭、乌程、山阴等县。以后，秦始皇巡游会稽，曾亲临于越，“留舍都亭”取钱塘、浙江岑石，“刻文六，〔立〕于越东山上”3。又曾徙越民于乌程、余杭等地。《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云“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从此，于越便和正在形成中的汉族逐渐融合，于越文化也和中原文化趋于同一了。 东瓯和闽越东瓯亦名瓯越或东越，以今温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闽越以今福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江流域及其沿海岛屿上。《山海经·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其民“处豁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4东瓯和闽越，均为于越之分支，也都有“剪发文身”的习俗。但其各自分立，互不相属。战国末年，首领为越东海王摇和闽越王无诸，“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5。秦并六国、降于越之后，继续进攻闽、瓯地区，遭到东瓯、闽越人的反抗，经过激烈的争战，秦除其王，“皆废为君长，以其《淮南子·齐俗训》。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 4《汉书·严助传》。 5《史记·东越列传》。 地为闽中郡”，郡治东冶（今福建福州）。 南越和西瓯主要分布在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亦泛称扬越、外越，又曰陆梁。唐司马贞《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渭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梁。”张守节亦云“岭外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2岭南越人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交往。相传尧曾“申命羲叔，宅南交”3，舜曾“南抚交趾”4。这里所说的“南交”、“交趾”，就是指的岭南一带。商周以后，中原华夏文化逐渐传入岭南，岭南之特产奇珍，如珠玑、玳瑁、象齿、翠羽，以至“越骆之菌”、“南海之秬”，也先后传入中原地区。在这长期民族交往的基础上，至有秦一代，岭南终于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建立封建皇朝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开拓岭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时，始皇使尉屠睢发兵卒五十万，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县境）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宁远南）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东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境），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境）之水。”5秦军兵分五路，水陆并进，但抵达南岭后，却遭到了南越和西瓯人的顽强抵抗。史称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 越出击之，秦兵大破。 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军经过残酷而持久的激战，“三年不解甲弛弩”2，才打败南越，攻占了番禺。但西线的军队仍继续受到西瓯人的阻击。特别是军粮的转运受阻，致使秦军粮食匮乏，无力作战。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秦始皇乃命监御史禄（史称监禄或史禄）凿渠通道，修成了灵渠。 灵渠，又名零渠。以其曾部分利用灵（零）河水系的原有河道，故名。 因开凿于秦，一名秦凿渠。又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故近代或称之为兴安运河。灵渠是一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人工渠道，主要由铧嘴、大小天平石堤、南渠和北渠等工程构成。铧嘴是修建在湘江中的分水坝，用巨石叠砌而成，前锐后钝，形似犁铧。这是引湘入漓的关键工程，它有效地使湘江一分为二，一支顺南渠入漓江，一支沿北渠回流入湘江。南、北渠总长三十四公里，是灵渠的主体结构，是贯穿湘、漓二水的通道。在铧嘴尾端还筑有“∧”字的大小天平石堤，起着蓄水、溢洪，调剂水量的作用，能保证整个工程发挥正常的效益。 灵渠的兴修，是秦代南北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水利史上的创举。历代以来，这项工作虽屡有修治，但“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史记·东越列传》。 2《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 3《尚书·尧典》。 4《大戴礼记·少间篇》。 5《淮南子·人间训》。 《汉书·严助传》。 《淮南子·人间训》。 2《淮南子·人间训》。 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3。灵渠分湘入漓，北水南调，不仅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形成了更为合理的生态环境，而且开拓了南北水运通道，扩大了我国内河航行范围，并为中原地区与岭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灵渠大约修成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9年）。这一工程的兴建，直接解决了军粮转输的困难。秦军得到沿湘江、经灵渠运抵岭南的大批粮饷与物资的接济，才得以深入西瓯，继续作战，杀其君译吁宋，基本控制这一地区。在此基础上，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4年）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继续“略取陆梁地”，即攻占岭南，并分置桂林（治今广西桂平附近）、象（治临尘，今广东崇左境）和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三郡，基本上统一了岭南。次年，始皇又谪遣“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2。与此同时，又曾征集一万五千名未婚妇女至岭南，“以为士卒衣补”3；还一再大批地迁徙刑徒和内地民众到这里屯戍垦殖。据《汉书·晁错传》载当时是“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大批内迁民众南迁之后，与南越、西瓯人杂居共处，对于开发岭南，促进民族间的交往无疑是有积极的意义。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4，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和南至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铁工具的使用，匈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产生了私有，出现了奴隶制，建立了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权。其最高首领为单于。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加之中原地区正处于战乱割据状态之中，因而匈奴奴隶主贵族时而侵扰赵、燕的边境，抢劫财物，掳掠人口作为奴隶。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选练战骑武卒，“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迫使它一度“不敢近赵边城”。但以后由于内地兼并战争日趋激烈，赵、燕北边的防御力量削弱，以头曼单于为代表的匈奴贵族统治者，便乘机占据了赵自阴山至“河南地”（今内蒙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的大片区域，并继续南下侵拢。这是对刚刚建立的秦皇朝北边的严重的威胁。 为了解除侵扰，安定北边，维护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本想在兼并六国之后，立即出师北伐。但李斯却不以为然。他进谏道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3乾隆《兴安县志》。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4《史记·匈奴列传》。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2。 李斯的谏议，显然是不恰当的。诚然，北击匈奴遭到秦始皇的拒绝，但由于当时兼并六国的战争刚刚结束，秦皇朝草创伊始，大规模的对匈战争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秦始皇除委任蒙恬、王离、杨翁子加强对北边的屯戍外，在整个对匈奴的军事部署上，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还是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真正的反击战是在秦皇朝建立五、六年之后才开始的。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5年），他巡视北边，亲临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南）。这时，一方面，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日益加剧，另一方面，秦的反击时机已经成熟。适逢燕人卢生使入海求仙后还咸阳，以鬼神事，曾奏录图书，云“亡秦者胡也。”始皇以为“胡”人即匈奴，于是乃命蒙恬发兵三十万，大举出击。在反击战中，蒙恬的第一个目标是收复河南地。他采用集中兵力，穷追猛打，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若鸷鸟之追群雀”2，很快就收复了河南地以及榆中（今年蒙伊金霍洛旗以北）一带的广大地区。接着，他率军渡过黄河，乘胜追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4年），进抵高阙。高阙即今内蒙临河县北的狼山口。这里山脉中断，“两岸双阙”，地势险峻，原是赵的军事要地。秦军夺回高阙后，又收复了阳山和北假（均在今内蒙乌加河以北和乌梁素海一带），直抵阴山一带的广大地区，并在这里分设三十四（一作四十四）县，重新建立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使其统辖北抵阴山，南至“河南地”北（今河套北部）西过大河，东邻云中（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南）的大片边地。同时，朝廷又徙去大批刑徒，“实之初县”。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2年），进一步增加了徙边的人数。除谪徙刑徒外，还鼓励一般民众移居边地。如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年），一次就从内地徙民三万家至北河、榆中定居，凡是去了的，均“拜爵一级”。这些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对于开发北方边地，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皇朝反击匈奴的胜利，是对匈奴贵族侵扰势力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被迫“北徙”2十余年。 故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称其“郤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3。桑弘羊也说经蒙恬反击之后，“匈奴势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4。这场反击战，解除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与破坏，“悉收河南地”5，使今河套内外，大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了兵祸的灾难。 这对于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这些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保护包括匈奴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有积极意义的。秦在胜利击败匈奴贵族的侵扰之后，为了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始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 2《盐铁论·伐攻》。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匈奴列传》。 3贾谊《新书·过秦》。 4《盐铁论·伐攻》。 5《史记·匈奴列传》。 5 皇又命蒙恬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 长城的兴修，始于战国年间。当时，魏、赵、楚、齐、燕、秦等国都筑过长城。其中有的修在内地，而主要是修在北方与一些少数民族接壤的地段。如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为防御东胡，“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7。秦早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就曾“堑洛”8，即沿洛河修城以防魏。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24年），又曾“筑上郡塞”以御赵。秦昭襄王时，还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2。根据这些长城修筑的实际效用，秦始皇深感要防御匈奴贵族再次南下，继续营造一条规模更大的长城是十分必要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代修长城始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4年）。这一年，蒙恬夺得河南地及榆中后，即“城河上为塞”。在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后，又“筑亭障”。此后，修筑工程逐渐扩大。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3年），始皇接受李斯建议，下令焚书，规定“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3。时判为城旦的刑徒，主要是“输边筑长城”。同年，又“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4。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2年），使长子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5。扶苏到上郡后，主要也是“与蒙恬筑长城”。蒙恬修筑的长城，主要由三大段组成。西北段，西南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北至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除部分利用秦旧有长城外，大多因河为塞，并在险要处新筑了许多亭障；北段，由高阙至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以北；东北段，由代郡东行，抵辽东碣石。这两段大抵因赵、燕旧长城缮修、增筑而成。整个工程“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7。长城修筑后，虽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南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过一定的防卫作用。同时，长城本身作为伟大的建筑工程遗留后世，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富于智慧和独创性的见证。 通西南夷自先秦以来，我国西南的广大地区，主要是今贵州、云南、四川一带，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秦汉时期统称之为西南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开头就写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史记·匈奴列传》。 7《史记·匈奴列传》。 8《史记·六国年表》。 《史记·张仪列传》。 2《史记·匈奴列传》。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史记·秦始皇本纪》。 《水经·河水注》。 7《史记·蒙恬传》。 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根据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和有关资料可知，居住在今贵州中部和西部的有且兰和夜郎；在云南东川、曲靖一带有靡莫，滇池沿岸有滇人，洱海地区有昆明、巂；四川西南部有筰、邛都，西部有徙，西北部有冉。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这些民族，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分布区域的差异，往往过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着不同的习俗。夜郎、滇都等族人民束发为髻，从事农业生产，过着定居生活，并已进入奴隶社会，有了君长和政权机构。巂、昆明人习尚编发、畜牧为生，随水草迁徙，无君长，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徙、邛都、冉人亦有君长，其中有的过着农业定居生活，有的则仍以游牧为生。 西南各族人民和内地有着长期的交往。战国末年，楚顷襄王（前298—前23）曾使将军庄0将兵循沅江而上、经略黔中（郡治在今湖南沅陵）、且兰（今贵州黄平）、夜郎（今贵州西部），直抵滇池。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2。庄0平定这一地区后，本欲归报于楚王。适逢这时秦击夺了楚的黔中郡，归路被截断，庄0便重返滇池，乘机自立为王，建牂柯国。史称庄0“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3。“夜郎既降楚，而秦夺楚黔中地，（庄0）无地得返，遂留王滇地且兰，为牂柯国。”4秦并六国后，始皇派常通西南夷。常以其交通受阻，乃发众开凿了一条从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滇池一带的栈道，因“其处险阨”，“道广才五尺”5，故名五尺道。栈道开通后，秦皇朝的势力直接抵达且兰、夜郎、邛都、昆明等地，并在这里设官“置吏”，建立了行政机构。与此同时，秦又经蜀郡（郡治今四川成都），加强了与邛都、筰、冉的联系，并使之纳入了郡县制的行政系统。故汉司马相如曰“邛、筰、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从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密切了与内地的关系，而且成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秦皇朝对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等边远地区的开拓，使它的势力“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在这辽阔的疆域里，在一个国家政权的管理下，生活着各族人民，形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是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极为巨大而深远的意义。秦皇朝名播遐迩，以致“秦人”很早就成了中国的代称。古代印度梵文称中国为“支那”，希腊地理家托勒密的《地理书》有“秦尼”国。直到今天欧洲人仍称中国为hia。这一些，都是由“秦”字读音转变而来的。 此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作“楚威王时”，似有误。2《史记·西南夷列传》。 3《史记·西南夷列传》。 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遵义府·记事》引《府志》。 5《汉书·西南夷传》颜师古注。 《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节秦朝强化统治的措施秦皇朝建立后，为了强化统治，维护封建国家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秦始皇先后采取过许多重要措施。 颁布通行全国的法律秦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曾根据李悝的《法经》，“改法为律”2，着手制订成文的律令。秦始皇根据维护统治的实际需要，从以水德主运，“事皆决于法”的思想出发，又将商鞅以来的律令加以补充、修订，形成了统一的内容更为缜密的《秦律》，并颁行于全国。故李斯云“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3又云“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4不过，《秦律》早已佚失，其具体内容，史书上只有零星记载。975年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墓竹简一千余支，其中大部分是秦的法律条文以及解释律文的问答和有关治狱的文书程式，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秦始皇颁行全国的法律的重要依据。 从云梦秦简可知，秦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秦始皇统治全国的有力武器。 秦律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严禁对封建国有土地和地主私有土地的侵犯。律文明确规定“盗徙封，赎耐。”秦简《法律答问》还解释道“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2“封”，就是田间的阡陌、顷畔的地界。《周礼·封人》注“畿上有封，若今时界矣。”“耐”，古时的一种刑罚，即判处剃去鬚鬓。《礼记·礼运》正义“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谓之耐罪。”这条律令说明，当时的田地是有地界的，它作为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标志，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如果有人私自移动田界，侵犯所有权，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处以“续耐”，强制其出钱以抵耐罪。秦律突出反映了秦皇朝和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群众的贪婪。秦简中有关于征收田租的《田律》和《仓律》，有关于征发徭役和兵役的《徭律》、《傅律》、《敦表律》和《戍律》。《徭律》规定，农民每年必须给官府服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役，不得逃避或延误。“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3这是说地方为朝廷征发徭役，如果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两副军甲。迟到三至五天，应受斥责；六至十天，罚一盾牌；超过十天罚一军甲。《敦表律》还规定，服兵役期满后回家的农民，如无文券证明，就要“赀日四月居边”，即罚戍边四个月。 2《唐律疏义》。 3《史记·李斯列传》。 4《史记·秦始皇本纪》。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78页，文物出版社978版。 2《睡虎地秦墓竹简》第78页，文物出版社978版。 3同上书，第7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5页，文物出版社978年版。 秦律的制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反秦势力，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秦简秦律规定“内（纳）奸，赎耐。”2还规定游士居留而“亡（无）符”，所在的县“赀一甲”；居留满一年者，应加诛责3。逃亡，是当时贫苦农民和奴隶群众反抗封建统治，摆脱剥削压迫的主要方式。针对这种不断出现的斗争方式，秦律里有不少严禁逃亡的法令。如规定隶臣监领城旦时，城旦逃亡，隶臣应“完为城旦”4，并没收其妻、子为奴；隶臣妾拘禁服城旦舂劳役时，逃亡后随即自首，也“当笞五十”5，仍拘系至劳役期满。又规定捕获逃亡的完城旦，对捕亡者应赏黄金“二两”。至于对所谓“盗”、“贼”的制裁，更是秦律的基本内容。秦简《法律答问》共一百八十七条，其中单是“盗法”就有四十余条，而且量刑极重。如规定士伍盗窃，其赃值一百一十钱，就应“黥为城旦”7。公室祭祀未毕，其祭品被盗，盗者最轻也要“耐为隶臣”。甚至规定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也要“赀徭三旬”8。值得注意的是，秦律尤其重视对“群盗”的惩治。如规定，与盗者“不盈五人”，其赃“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只给予流放；但如“五人盗”，赃只“一钱以上”，也要“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早在李悝制定《法经》时，就把《盗法》和《贼法》放在首位。历代封建统治者也主张“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这里所说的“盗贼”，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对农民的反抗斗争或农民暴动的诬称。秦律如此注重惩治“盗”、“贼”，实质上是其封建地主阶级法律属性的体现。 继续消除原六国的反秦势力秦灭六国时，六国的许多兵器散入民间，有的甚至埋藏起来。如97年，河南省博物馆在河南新郑县城附近的战国时期韩国都城的城垣遗址里，发掘了一个埋藏兵器的土坑，坑内堆积着带有铭文的铜戈、铜矛、铜剑一百八十件，还有不少兵器残片。从其铭文看，这批兵器的时间大部分应属战国晚期，其中最晚的为韩王安八年2（公元前2记·韩世家》称王安“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韩遂亡。”韩亡于韩王安九年（公元前230年），可知这批兵器是韩国败亡时埋藏的。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及其残存势力利用这类兵器，伺机反秦，始皇于二十六年（公元前22年）兼并战争一结束，就下令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又铸铜人十二个，重各二十四万斤，“置廷宫中”3。《汉书·五行志》云“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尺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2同上书，第79页。 3同上书，第29页。 4同上书，第20页。 5同上书，第208页。 同上书，第209页。 7同上书，第5页。 8同上书，第54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0页，文物出版社978年版。 2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972年第0期。3《史记·秦始皇本纪》。 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班固给秦始皇销毁兵器涂上了神秘主义色彩，实际上，始皇这样做是有其现实政治目的的。 战国年间，山东六国为了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特别是为了和秦国抗衡，曾在不少地方修筑城郭，设关立塞。如楚有方城，齐、赵、燕等有内地长城。魏西界与秦相接，除“南自华州郑县，西北过渭水，滨洛水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筑长城以备秦”外，内地一些军事要地也多筑有城防。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相当坚实，“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2。这些国家还“壅防百川，各以自利”3，甚至“以邻为壑”，以致造成极不合理的川防和人为的水患。为了打击六国旧贵族，消除他们凭借这些旧有城郭川防以反秦的可能性，始皇于是下令“坏诸侯之城”4，拆除各国的旧城郭，掘通壅河自利的堤防，平夷便于据守的险阻，这就是秦《碣石刻石》所说的“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5。 秦在并兼六国过程中，有的六国旧贵族、官吏、名士及富豪四处逃匿，隐名埋姓，有的则试图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聚集势力，伺机再起。针对这种状况，秦除悬赏缉捕逃亡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强制迁徙的措施。如灭魏后，徙魏大梁都于丰（今江苏丰县）。灭赵后，迁赵王迁于房陵（今湖北房县）。灭齐后，迁齐王建于共（今河南辉县）。又曾迁“用铁冶富”的梁人孔氏及不轨之民于南阳（今河南南阳），迁另一“用铁冶富”的赵人卓氏于临邛2（今四川邛崃）。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年），更曾大规模地“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3。秦始皇的这些措施，对于继续打击六国尚存的反秦势力，削弱各种地方割据因素，防止旧贵族与富豪的沆瀣一气，串通反秦，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统一文字、度量衡和货币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年）开始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4以及统一货币，是始皇加强统治、维护统一诸项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文字产生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分裂割据状态的形成与延续，以致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5的局面。当时，同一个字，不同的国家往往有不同的写法。甚至在一国之内，写法也不尽相同。试以“马”、“安”二字为例列表《史记·魏世家·正义》。 2《史记·魏世家》。 3《汉书·沟洫志》。 4《史记·主父偃传》。 5《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货殖列传》。 2《史记·货殖列传》。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许慎《说文解字·叙》。 如下从表中可知，字形歧异，确实是战国时期文字发展演化的一个突出问题。一个“马”字，齐有三种写法，楚、燕、三晋各有两种写法。一个“安”字，齐、燕各有二种写法，三晋竟有四种写法。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这不仅妨碍了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会给初建的秦皇朝的各种文书、档案的书写、阅览和传播造成巨大的困难。 针对这种文字的紊乱状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接受李斯的建议，立即采取了“书同文字”的措施。对此，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曾明确写道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说明，秦始皇统一文字，主要是一、以秦字为基础，废除与“秦文”不同的原六国的异体字；二、简化字形，斟酌简省繁杂的史籀大篆，整理为小篆，作为全国规范化的文字；三、为推广小篆，命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撰《仓颉》、《爰历》、《博学》三篇，并用小篆写成，作为文字范本。小篆的形成，是一项“有意识地对于几千年以来文字自然发展的一个总结”2。尽管《仓颉》等三篇字书早已亡佚，但秦代的一些纪功刻石尚有字迹遗存，其中《泰山刻石》尚存九字，今嵌存于泰山下的岱庙中庭，《琅玡台刻石》尚存八十六字。《峄山刻石》有南唐徐铉摹本。这些字，相传为李斯所书，是标准的小篆范式。它字体整齐划一，布局紧凑，笔划匀称，明显改变了六国文字那种构造繁杂，难写难认的弱点。 在秦代，除法定的小篆外，在社会上还流行着一种更为简易的隶书。这种字体，前人以为作于程邈。实际上，它是人们在繁忙地抄录公文狱事时，在经常急促地不规则的草书篆体过程中，逐渐创造出来的。大抵这种“草篆”起初主要由狱吏用之于徒隶，故名隶书。《汉书·艺文志》说“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所以隶书不可能是程邈一人的发明，但他在群众创造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得到秦始皇的认可和采用，则是可能的。由于隶书笔划平正，结构趋于合理，便于书写辨认，因此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并成为全国常用的通行字体。连上述秦始皇关于统一度量衡的诏版，使用的也是“草篆”或“古隶”。而包括秦律和重要文书《语书》在内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更是“全为墨书隶体”了。 秦代文字的统一，隶书的通用，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更是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此，汉字的字形结构基本定型，而秦代以前的“古文”则“由此绝矣”。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相当混乱，计量单位很不一致。以长度而言，在传世品中被认为属于战国时期的几种铜尺中，洛阳金村铜尺长23.厘米，安徽寿县楚铜尺长米，长沙两件楚铜尺分别为米和米。单是这几件铜尺，就明显的长短不一，相差少则0.4厘米，多的竟达0.8厘米。在量制方面，魏以益、斗、斛为单位。齐以升、豆、区、釜、钟《说文解字·叙》。 2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奴隶制时代》第2页，人民出版社973年版。为单位，其中姜齐规定“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而陈（田）氏执政及其代齐后，则改为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2至于衡制则更为杂乱，连其单位名称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周以寽、■为单位，赵以釿、镒为单位，楚的衡器为天平砝码，以铢、两、斤为单位。根据楚墓出土的砝码实测，楚制一斤的平均值为克3。但现存楚制一斤砝码的实际重量低于此值，而郢爰金版的重量又往往略高于此值。 度量衡既是商品交换的必需工具，又和国家的赋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正常地进行这些活动，避免经济混乱，限定劳动群众如数缴纳赋税，秦在商鞅变法时，就实行过“平斗桶（斛）权衡丈尺”的政策。传世的商鞅量（现藏上海博物馆），就是由商鞅颁发到重泉地方的标准升。这件方升的周围刻有铭文十八年，齐■（率）卿大夫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重泉。 “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良造”，又称大上造，二十等爵的第十六级，同时又是一种高级官职，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或国相。商鞅变法有功，曾由大庶长升任此职。由他监制和颁发的这种方升的容积，为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这是法定的标准容量，5它不仅适用于重泉，而且是可以通行于秦国各地的。继商鞅之后，直到战国末年，秦还多次地采取过“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桶”2的措施。如西安西郊阿房宫遗址就出土过一件铜权，其原铭文为“三年，漆工■，亟诎造，工隶臣■，禾石，高奴。”据考订，这应是秦昭王三年（公元前304年），或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或秦王政三年（公元前244年），颁发给高奴地方的标准衡器。长期以来，由于秦国实行统一度量衡政策，度量衡器比较一致，因而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便以秦制为基础，下诏统一全国度量衡。其诏书云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3。这道诏书多铭刻在国家法定的度量衡的标准器和日用器上。上述商鞅方升和秦高奴铜权便都加刻了它的全文。这也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实际上就是以秦国原有度量衡器为标准和模式，并把它推行到全国。根据这些标准器，可以测出，在秦代，长度一寸为2.3厘米，一尺为23.厘米；容量一升为20毫升，一斗为200毫升；重量一斤为克，一石（20斤公斤。 秦代统一度量衡制的推行，取得过明显的成效。据考古发现，陕西的西安、咸阳、礼泉、宝鸡，甘肃的泰安，江苏的盱眙，山东的邹县、诸城，山西的左云、右玉，都先后出土过秦代的标准衡器或量器，连东北的辽宁赤峰、《左传》昭公三年。 2《左传》昭公三年。 3高至喜《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天平与砝码》，《考古》972年记·商君传》。 2《吕氏春秋·仲秋纪》。 3容庚《秦金文录释文》。 吉林奈曼旗也发现了秦代瓦量。这说明，秦代这一制度确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的。 战国时期的货币制度同样十分混乱。当时，不同的国家，对铸币权限往往有不同的规定。秦、楚由国家直接掌握铸币权。秦自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年）“初行钱”2以后，就由国家统一铸币。但在魏、赵、韩、齐等国，除国家铸币外，地方及一些大城市也可以独自铸币，甚至还能铸出地名。如魏大梁的“梁夸釿百尚（当）寽”，长垣的“长垣一釿”；赵晋阳的“晋阳化”（货）、“晋阳新化”（货）；齐即墨的“节墨之夻化”（货）、安阳的“安阳之夻化”（货），等等。由于诸侯割据，各国货币制度殊为不一，因而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使用价值以及计算单位，往往各不相同。仅就形制而言，即可分为以下四类一、布币，形似农具中铲形的镈（布），主要流通于魏、赵、韩。这种布币又有空首布、圆肩方足圆跨布、方肩方足圆跨布、方肩尖尺圆跨布、方肩方足方跨布等多种。 二、刀币，形状像刀，主要流行于齐、燕、赵三国。齐刀较大而多尖头，燕、赵刀较小而多方头或圆头。 三、圆钱，形圆，中有孔，分方孔和圆孔两种。主要流行于秦、东周、西周以及赵、魏沿河地区。秦圆钱不铸地名，仅铸币值单位，如“重一两十四珠”（铢）、“重十二朱”、“两甾”、“半两”等。东周、西周圆钱则铸有“东周”、“西周”字样。 四、郢爰和铜贝，只流行于楚国。郢爰是一种铸有“郢爰”、“陈爰” 等印文的金饼；铜贝作为郢爰等的辅币，形似海贝，俗称“蚁鼻钱”。 币制的混乱，不利于商品交换，更不利于统一国家的财政收支和社会管理，因此，秦灭六国后，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史记·平准书》写道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司马迁的这一论述，亦见于《汉书·食货志》。根据这些重要记载及有关考古文献资料，可知秦始皇统一货币的主要措施有三一、由国家统一铸钱，并把秦传统的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的法令，推行到统一后的全国。秦律明文规定凡私自“盗铸”者，除“索其室”，没收其所铸之钱及钱范外，还应予以拘捕和严惩。 二、法定全国通行两种货币一为黄金，属上币，以溢为名，每溢二十两；一为铜钱，属下币，圆形，方孔，有郭，径寸二分，铸文“半两”，“重如其文”，即每钱重十二铢，这就是通称的“秦半两”。 三、废除原六国的布币、刀币、郢爰、铜贝等各种货币，改铸秦以前的“重一两十四珠”、“重十二朱”、“两甾”等旧币，不准以龟贝、珠玉、银锡之类充当货币。 秦始皇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币制中的混乱状态。秦钱遍行于全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此后，各封建吉林省博物馆973年发掘资料。 2《史记·秦本纪》。 参阅《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第252—253页，文物出版社978年版。皇朝大都掌握铸币权，钱的形制也保持着类似“秦半两”的圆形方孔模式。秦统一货币对后世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修驰道、直道，巡行各地在秦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秦始皇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便于巡游督察，传递号令文书，曾主持修筑了著名的驰道和直道。 驰道始修于秦皇朝建立后的第二年。《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治驰道”。《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实际上，这种驰骋车马的通道，中央供天子行驶，立树为界，两旁还是可任人行走的。汉贾山《至言》写道（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贾山，汉初文帝时人，离秦不远，所言驰道事应是可信的。秦驰道以国都咸阳为中心，东达今山东、河北和辽宁，南抵今湖北、湖南，东南至今安徽、江苏和浙江。而且路面极为宽阔，路基高厚，又以铁锤（金椎）夯筑得坚实平稳，还在道旁栽种了树木。在两千两百多年前，我国就能修筑如此宏伟的交通工程，实令人惊叹！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2年），始皇又令蒙恬等修筑了从咸阳附近直通北边的“直道”。大史学家司马迁曾亲自考察并走过这条“直道”的全程，所以他在《史记》里多次写道（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2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3九原，即九原郡治所九原县，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云阳在今陕西淳化县境，有甘泉山，以泉水甘美得名。附近古时风景秀丽，为天然避暑胜地，故秦曾在此建林光宫，汉亦建甘泉宫。关于直道的路线和途中经地，史籍记载不详。975年，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后认定，它是从秦林光宫即今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起，沿子午岭主脉北行，经旬邑县石门关及陕、甘两省交界处的五里墩至黄陵县沮源关后，再沿子午岭主脉西侧的甘肃省华池县东，又直北径陕西省定边县东南，复折东北方向达内蒙古乌审旗红庆河、东胜县西、昭君墓东，至包头市西的秦九原郡治所九原县。秦直道“堑山堙谷”，穿过沙漠草原，全长一千八百里，合今约七百公里。这条重要通道的修筑，对于防御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南下侵扰，密切北边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政治联系，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 在修筑驰道、直道过程中，秦始皇出于炫耀威德，慑服四方的需要，曾先后五次巡行各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六国年表》。 3《史记·蒙恬列传》。 参阅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载《文物》975年0期；又王开《“秦直道”新探》，载《西北史地》987年2期，所述秦直道途中经地，与史念海先生见解略有歧义，亦可参阅。第一次巡行陇西、北地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即兼并六国的次年，始皇便马不停蹄地首次出巡，西至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南），出鸡头山（六盘山），过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陇西、北地两郡，地在今宁夏和甘肃东部，原是西戎族游牧区域，属秦的西部边陲。始皇到这一带巡视，显然是为了督察边防，解除后顾之忧。 第二次巡行东南齐、楚故地在治驰道的次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9年），又把视线投向东方和南方的齐、楚故地，开始了第二次巡行。这一次的随行文武大臣，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等。这帮人簇拥着秦始皇，浩浩荡荡地从咸阳出发，沿着渭河南岸的驰道东行，过函谷关（今陕西灵宝东北），经洛阳、定陶（今山东定陶），直抵邹县峄山（今山东邹县南），并在这里“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其铭文云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也，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2原来，秦始皇这次出巡，既是为“东抚东土”，也是为了封祀于泰山。 封禅是帝王的祭祀大典。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曰“封”，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辟土祭地曰“禅”。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多认为只有举行这种典礼，才算受命于天。秦始皇作为一名封建皇帝，自然也不例外。为此，他“于是征从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共议封禅事。无奈这些儒生也不知其具体作法，只是妄生异议。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3，乃忿然绌退儒生，沿用秦往日祭祀上帝的礼仪匆促了结这一活动。同时又刻所立石，强调“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4。看来，秦始皇固然重封禅，但更注重的还是加强皇权，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秦皇朝的现实统治。 秦始皇封禅之后，随即过黄（今山东黄县东南）、腄（今山东福山东南），穷成山（今山东成山角），登之罘（今山东芝罘半岛），立石颂秦德，然后南行至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境）。秦始皇在琅邪停留了三个月，还在这里修琅邪台，“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又立石刻于台上，宣称“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2《琅邪台刻石》明显反映了当时秦始皇踌躇满志、悠然“自得”的情趣。这时，适逢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有仙人居其上，请与童男女以求之。始皇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求仙不可得，始皇便南下进入故楚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峄山刻石文》，《史记》阙载，现据《金石萃编》卷四录其部分铭文于此，以资参阅。3《史记·封禅书》。 4《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灭楚后，楚地一直潜藏着相当强大的反秦势力。故镇服楚地，是秦始皇这次出巡的重要目的之一。始皇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因传闻象征天子权力的周鼎沉于泗水，乃使千人入水打捞，结果毫无所得。于是西南渡淮水，“过安陆”3（今湖北云梦一带），抵衡山（郡治邾城，今湖北黄冈北）。再乘船沿江而下，至湘山（今洞庭湖君山）。途中遇大风，“几不得渡”。始皇听说湘君神为尧之女，舜之妻，大怒，竟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4。然后便至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取道南阳、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而归咸阳。 第三次巡行之罘、恒山和上党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8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始皇再次东游。 当车驾出函谷关，行至阳武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北）时，突然遭到了张良及其刺客的狙击。张良出身于原韩国公族，其祖父、父亲曾相韩王五世。秦灭韩时，张良虽年少“未宦事韩”，但为了报亡国之仇，乃“弟死不葬”，并不惜倾其全部家财“求客刺秦王”。后果得一力士，又准备了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锥。然后张良便与力士在博浪沙中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始皇大怒，下令大索天下十日，张良更换姓名后逃走。 秦始皇在博浪沙“为盗所惊”之后，仍继续东进。他先到之罘，补刻了上一年所立之石，旋即赴琅邪，然后北上至恒山2（郡治东垣，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转上党（郡治长子，在今山西长治市西南）后回咸阳。 第四次巡行碣石和北边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5年），始皇第四次出巡。巡行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境内）。他北渡黄河，走过韩、魏、赵、燕故地，目睹往日遗留下来的城郭、关塞和川防，深感这些陈旧的防御设施，不仅妨碍了交通和社会生产与生活，而且很可能为各种反秦势力所利用。为此，始皇下令“坏城郭，决通堤防。”《碣石刻石》所说“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3，就是这一重要措施的最早记载。 秦始皇至碣石后，曾使燕人卢生求访古仙人，又遣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不久，他便北巡北边。这次“巡北边”的具体地点，史载不详，但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等郡及其治所，大抵是会去的。始皇此行的意图主要是为了加强边防，作北击匈奴的战略准备。所以当他从上穿越之三国吕布帖吧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返回咸阳之后，很快就遣蒙恬发兵三十万，开始了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战争。 继第四次出巡之后，秦始皇还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0年）进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巡行。这次巡行明显地反映了秦皇朝末期的矛盾与问题，我们将在下章论述。 焚书坑儒3《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第7页，文物出版社978年版。 4《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留侯世家》。 2《史记·封禅书》。 3《史记·秦始皇本纪》。 为了提高皇权，维护秦皇朝的政治体制及其统治秩序，在文化意识领域，秦始皇也采取过加强思想控制，反对是古非今，打击异己势力的严厉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史籍经常提到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3年），始皇在咸阳宫置酒宴饮，博士七十人向前祝寿。博士仆射周青臣当面颂扬始皇，称其“神灵明圣，平定海内”，“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齐人淳于越不以为然。他提出古时殷周分封子弟功臣，故能长有天下。“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一旦有事，谁来救助？为此，他主张以古为师，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本来，分封郡县之争，早在秦皇朝初建时就出现过。眼下淳于越旧事重提，且又涉及到“师古”与“师今”的大问题，故始皇“下其议”，着令群臣讨论。 这时，已由廷尉升任丞相的李斯当即指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国措施。“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三代之事，何足效法！现在，“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私学又“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哗众取宠，“造谤”生事。如不加以禁止，其结果必然是“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因此，李斯建议禁止私学，规定“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2；还建议焚烧《诗》、《书》，提出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3根据李斯的这一建议，当时只有《秦记》和博士官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及医药、卜筮、种植之书可以保存，其余的各种书籍，特别是诸侯国的史籍和儒家一些著作，均在焚烧之列。本来，焚书是秦很早就实行过的政策。商鞅变法时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势”4。所以秦始皇一听到李斯的建议，就表示认可，并随即付诸实施。于是，一次全国范围的焚书事件发生了。 就在焚书的次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2年），又发生了一起坑儒生的事。这件事是由几个方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2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上引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李斯列传》。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韩非子·和氏》。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还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贪于权势”，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3于是使御史审讯在咸阳的全部方士与儒生。诸生转相牵连告发，结果查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于咸阳。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事情发生后，始皇长子扶苏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4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使扶苏离开咸阳，北监蒙恬于上郡。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李斯所始料不及的。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章秦的暴政与秦末农民战争第一节秦的暴政与社会矛盾的激化皇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皇朝，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秦始皇作为这个皇朝的创立者，在结束长期以来的诸侯割据局面，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确立封建制度等方面，也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 但是，秦皇朝是通过长期兼并战争，依靠军事手段建立的封建政权。它的许多将士往往是屡建战功，拥有食邑和大量田宅的军功地主。而一旦兼并战争结束，这些曾转战南北，立过汗马功劳的军功地主，又很快成为封建国家各级统治机构的官吏。 因此，军功地主是秦皇朝的主要社会支柱和阶级基础。秦代地主阶级的统治，主要是军功地主的统治，而秦始皇则是以军功地主为主的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封建社会初期，地主阶级，包括军功地主在内，无疑还是一个新兴的阶级，有其积极、进取的一面，但也有其贪婪、残暴的一面。特别是军功地主，作为趁割据混战之机而兴起的暴发户，对土地、财物具有极大的贪欲；同时，由于靠战争发迹，因而又极端迷信暴力，主张严刑峻法，“权制独裁”，实行封建主义。而且随着兼并战争的结束和封建制的确立，这些阶级劣根性更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所以，实行暴政，加强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实为有秦一代政治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尊奖兼并之人”，维护奴隶制残余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出现土地兼并的现象。秦皇朝建立后，由于“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兼并之人”，因而土地兼并继续有所发展。当时，许多官吏和军功地主拥有大量田宅或封邑。公元前225年，王翦伐楚之前，向秦王政“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王当即回答说“将军行矣，何忧贫乎！”2果然，以后，王翦之子王贲、孙王离被封为列侯，而列侯正是有食邑的。《续汉书·百官志》称“秦爵，二十等为彻（列）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次于彻侯的关内侯，名义上虽然“无土”，但仍规定“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为了满足地主阶级首先是军功地主的土地贪欲，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年）还下诏“使黔首自实田”3，即命令地主和有田农民向国家如实呈报自己占有田地的数额，以论征收赋税。这实质上是在全国范围内，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确认封建土地占有权，公开承认土地兼并的合法性。 在秦皇朝的、庇护与纵容下，秦代地主阶级特别是军功地主侵夺土地，广占田宅，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崔寔《政论》。 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3《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语。 《汉书·食货志》。 况。贫富悬殊严重，始皇“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贫者筑道旁”2。地主豪富“设房闼，备廐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3。他们横行乡里，为所欲为。“荒**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4而贫苦农民失去仅有的一小块田地之后，只得为人佣耕，或被迫“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5，忍受沉重的剥削。他们虽然终生劳累，但仍“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关于这种状况，我们从秦末农民起义的阶级队伍里找到证实。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就是一个没有或只有很少土地、“与人佣耕”的雇农。史称陈涉为“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7。陈涉领导首举义旗的戍卒九百人，也是“闾左”贫民。由此不难看出，秦末农民起义，究其社会根源，与战国至秦代的封建地主势力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土地问题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皇朝继续维护奴隶制残余。当时，不论是封建国家，还是私人地主，都拥有相当多的奴隶。睡虎地秦墓竹简经常提到的“隶臣”、“隶妾”、“隶臣妾”，就是国家的官奴婢。而它所说的“人臣”、“人妾”、“人奴”、“人奴妾”，则多指私人占有的奴婢。秦代官私奴婢仍然相当广泛役使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受着奴婢占有者的残酷压榨。他们有的被迫从事农耕。秦简《仓律》有给“隶臣田者”供给口粮的具体限额。有的在手工作坊服役。秦律《工人程》有关于“隶臣”、“隶妾”、“小隶臣妾”等从事手工业劳动的规定。有的被迫承担官府和家内种种繁重的杂役。《史记·陈涉世家》称，修骊山墓的有“人奴产子”。《睡虎地秦墓竹简》也有“隶臣妾恒及为它事”、“为人仆养”的记载。秦代的奴隶制残余还受到法律的保护。秦简《法律答问》规定奴婢的主人擅自杀死、刑伤、髡剃其子或奴婢，奴婢也不得“告主”。如果控告，则政府不仅不予受理，而且还应治“告者罪”。还规定“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人臣”和“人妾”合谋盗卖主人的耕牛后潜逃，“当城旦黥之，畀主”2。“畀”，予也。对于触犯刑律的奴隶，秦皇朝既要依法治罪，而在治罪之后，仍要交还原主。这表明，奴隶完全是其主人占有的私有财产，而秦律倒是严格保护这种奴隶制占有关系的。 在秦代，奴隶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被视为钱财或物品，可以供人们赏赐之用。秦律规定“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3颜师古云“购，设赏募也。”4能破获投匿名信者，即赏赐两名奴婢。如有更大的功绩，赏给的奴婢一定更多。秦简《司空律》还写道“百姓有赀2《盐铁论·散不足》。 3陆贾《新语·无为》。 4《汉书·食货志》。 5《汉书·食货志》。 《汉书·食货志》。 7贾谊《新书·过秦》。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页。 2同上书，第83、52页。 3同上书，第74页。 4《汉书·高帝纪》注。 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5赀赎债务，既可以一奴或一婢，也可用一头马或牛的劳役去抵偿。这表明，在秦律面前，奴隶只具有与牛马相同的价值。奴隶社会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此外，秦律还公然允许转借和买卖奴隶。《仓律》规定“妾未使而衣食公，百姓有欲叚（假）者叚（假）之，令就衣食焉，吏辄被事之。”《法律答问》还说“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不可别，令从母为收。可（何）谓‘从母为收’？人固买（卖），子小不可别，弗买（卖）子母谓殹（也）。”2显然，秦代不仅存在着奴隶买卖，而且这种买卖还是合法的。繁重的赋役秦代的赋税十分繁重。有田租。秦律有关于“入禾”、“入禾稼”的规定。虽然秦代“租禾”的税率，史无明确记载，但从秦简里一再提到“入禾仓，万石一积”，“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不难看出，秦朝的田租无疑是很重的。还有户赋，按人口多少征收。秦律不仅规定征收户赋，还严禁“匿户”3，逃避负担。《淮南子·汜论训》云秦代“头会箕赋，输于少府”。高诱注“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赋，似箕然，敛人财多取意也。”《汉书·陈余传》亦云“秦为虐政，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服虔注“吏到其家，人人头数出谷，以箕敛之。”田租户赋之外，还有种种杂税苛捐。种田的要“入刍藁”，而且不管是否种了庄稼，都要一律缴纳。“入顷刍藁，以其受（授）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4樵采渔猎的要纳“山泽之税”。甚至连在禁苑打死了一条狗，也要“皆入于公”，或“食其肉而入皮”。诚所谓“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2。 秦代的徭役更是繁重到了极点。秦制规定一般劳动人民年十五始服役，六十岁老免。一生中须为正率一年，屯戍一年，每年还要为更卒一个月3。国家规定的这些徭役本来已经很重了，但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额外徭役，有的甚至不计役期。如秦简《徭律》规定兴徒以邑中之红（功）者，令緈（■）堵卒岁。未兴堵坏，司空将红（功）及君子堵者有罪，令其徒复恒之，勿计为繇（徭）。 县葆禁苑、公马牛苑，兴徒以斩离散及补缮之，辄以效苑吏，苑吏循之。未卒岁或坏■（缺），令县复兴徒为之。而无计为繇发役徒修筑各种工程，必须担保一年，如不到一年，已有“坏缺”，就应重新修筑，并不得算入规定的服役时间，这不仅大大加重了徭役的负担，而且给任意“兴5《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5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8页。 2同上书，第20页。 3同上书，第222页。 4同上书，第27—28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页。 2《汉书·食货志》。 3参阅《汉书·食货志》。 4《睡虎地秦墓竹简》，第77页。 徒”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认为需要，就可以随时征发徭役。 秦始皇大兴土木，连续不断地在咸阳及其它许多地方修筑宫室殿观。早在兼并六国过程中，秦每破一诸侯，始皇就派人“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这些风格各异的大型建筑群，“殿屋复道周阁相属”5，还将从各国掳掠来的美女和乐器充实其中，以供享乐。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始皇在咸阳渭南作极庙和甘泉前殿。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2年），他仍感到已有的宫廷太小，于是改在渭南上林苑中大规模营建朝宫，先作前殿阿房。据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还在殿前为阁道直抵南山，在南山顶峰上立华表以为阙门；又在殿后修复道渡渭通达咸阳。整个建筑布局象征着天极紫宫星座的结构。为了建筑这座豪华而宏大的宫殿，秦始皇征发了数十万刑徒，砍伐了今四川、湖北、湖南一带的大片林木。“蜀山兀，阿房出”2的著名诗句就是由此而来的。除阿房宫外，秦代还有数以百千计的离宫别馆。“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而咸阳附近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还皆以“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秦始皇就经常行幸其间，连丞相群臣也“莫知行之所在”3。秦始皇不仅滥用民力，修建大量生前享用的华丽宫室，而且煞费苦心经营他死后的地宫。还在他即位之初，就穿治骊山（今陕西临潼境内），为自己修墓。统一六国后，又发全国各地刑徒七十余万人继续大规模营造。陵“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4。合今高为20多米，周长27余米5。陵下“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以陵墓为主体，附近还修筑了各种大型陪葬工程。现已发掘的三个秦兵马俑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一号俑坑已出土陶武士俑五百余件，陶马二十四匹，木车六辆。估计全坑藏有陶俑六千个左右2。二号俑坑已试掘出陶兵俑二百二十三件，将军俑一件，陶马九十六匹，木质战车十一辆，如果全部发掘，大约会出土各种陶俑近九百件，陶马四百七十余匹，木车八十九辆3。三号俑坑有驷马战车一乘，武士俑六十八件4。这些出土的大量陶兵马俑，造型生动，神态逼真，而且与真人真马大小相似。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珍品。据有关方面试验，在今天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复制成功一件原大陶俑，大约需要五、六人紧张劳动5《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2杜牧《阿房宫赋》。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汉书·刘向传》。 5秦始皇陵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及人掘畜踩其封土堆渐趋缩小。90年，日本人足立喜六曾测出其高约7米，周长约20年，陕西省文管会测出其整形呈方锥体，高约43米，东西长345米，南北长350米，周长390米。顶部南北24米，东西0米（《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考古》92年记·秦始皇本纪》。 2《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975年期。3《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978年5期。4《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979年2期。两个月。在当时要创制出成千上万件这样的陶俑，该要付出多少人的血汗和劳动呵！何况这还只是始皇陵整个工程中的一项。 值得注意的是，秦代除修阿房宫、兴骊山墓外，还有不少大规模徭役征发。其中有的征发，如筑长城，开灵渠，戍边塞，修驰道、直道等，虽然在客观上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在短期百役并兴，旷日持久，其结果也必然给人们造成巨大灾难。这一些还只是秦皇朝直接征发的徭役。至于地方，还有官府公舍及“公马牛苑”的兴建修缮等各种杂役，也无不征用民力。据统计，秦代全国人口约两千万，而每年被迫服役的不下二百万，以致丁男不足，又征丁女。秦代徭役之繁重，由此可见一斑！ 严酷的刑罚如前所述，秦皇朝建立后，曾颁布过通行全国的法律。秦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严刑酷罚。特别是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秦得水德，水主阴，阴刑杀，因而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从史籍和云梦秦简的记载看，秦的刑罚名目繁多，大约可分为死刑、肉刑、徒刑、笞刑、髡耐刑、赀刑、赎刑、废、谇，收、连坐等十二种2。而在同一种刑罚内，又按处死的方式、对肢体残害的部位，鞭苔多少，刑期长短，迁徙远近和赀罚轻重等，分为不同的等级。如死刑有戮、戮尸、弃市、磔、定杀、族、夷三族、枭首、车裂、腰斩、体解、囊扑、剖腹、蒺藜、凿颠、抽胁、镬烹，肉刑有黥、劓、刖、宫，赀刑有赀甲、赀盾、赀戍、赀徭，连坐有亲属连坐、什伍连坐、官吏和士兵上下级之间的连坐、荐举人与被荐举人之间的连坐，等等。按秦律的规定，各种刑罚既可单独使用，也可重复使用，还可两种、三种结合使用。如《法律答问》云“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死，黥颜■”3。颜即额部，■为两颧。“黥颜■”，就是在额头和双颧均施以黥刑。又云“擅杀子，黥为城旦舂。”“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趾有（又）黥以为城旦。”这两条律文，前者是肉刑（黥）与徒刑（城旦）的合用，后者则是刖（斩左趾）、黥两种肉刑与徒刑（城旦）的合用。这种不同刑种的交错重复使用，使本来就名目繁多、用刑苛酷的秦代刑罚变得更加繁杂而残酷了。而这种种酷刑，又主要是针对农民和奴隶群众的。秦律对农民和奴隶往往是轻罪重刑，从严惩处。如规定盗采人桑叶，赃不到一钱，应“赀徭三旬”2；甲盗不盈一钱，前往乙家，乙“见智（知）之而弗捕，当赀一盾”3。还规定城旦舂毁折瓦器、铁器、木器，为大车折務（輮），辄治（笞）之。直（值）一钱，治（笞）十；直（值）廿钱以上，孰（熟）治（笞）之。4《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参阅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云梦秦简研究》第7—204页，中华书局98年版。3《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3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50页。 2同上书，第54页。 3同上书，第55页。 4同上书，第90页。 笞，实际上也是一种肉刑。服城旦舂的刑徒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只要对用器或工具稍有损坏，其损失虽只值一钱，就得鞭笞十下，如果值二十钱以上，竟可“熟笞之”，即不计次数地任意重打，直到打够为止。这种不加限定的行刑规定，实际上是给封建官吏任意残害人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 秦代“法繁于秋萘，而网密于凝脂”5。但秦始皇还不以此为满足，他往往滥施**威，肆意刑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8年），东游，行至阳武博浪沙（今河南中牟），“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今天下大索十日”。（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年），始皇微服行巡咸阳，夜出遇盗于兰池（今陕西咸阳市东郊），随行武士当即击杀盗，但始皇仍下令“关中大索二十日”。（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2年），始皇幸梁山宫，在山上见丞相出行时车骑很多，心甚不快。当时大概有在其身旁的宫中随行侍者私下告诉丞相。丞相从此便减少了车骑。始皇知道后大怒，推断“此中人泄吾语”。于是“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这一年，始皇还借口儒生“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坑杀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年），有人在东郡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始皇知道后，“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 始皇的这些暴行，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主要阶层。其中被诛杀的大多是劳动群众，但也有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儒生、博士，连宫廷内的“中人”也不能幸免。由于秦始皇“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因此，秦朝的许多官吏往往苛酷贪残，嗜杀成性。如范阳令便是一名“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的刽子手。 秦始皇严刑酷罚，以暴力治天下，自以为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正如汉陆贾总结亡秦教训时所说“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2陆贾这一论断，确是秦代历史的真实反映。 秦始皇的最后一次巡游及其猝死沙丘始皇的暴虐统治，直接把人民驱逐到了他的对立面，以至出现“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的局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年）秋，朝廷侍者从关东至咸阳，夜过华阴（今陕西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玉挡道说“为吾遗滈池君。”又说“今年祖龙死。”说罢，置其璧而去。使者捧着璧具以奏始皇。始皇默然良久，只得故作镇定地说“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转身又自我宽慰道“祖龙者，人之先也。”乃使御府视其璧，却原来是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9年）第二次巡游渡江时“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为了印证这种卦象，始皇便一面下令迁北河榆中（今河套地区北部一带）三万家，一面又开始筹划着第五次的5《盐铁论·刑德》。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2《新语·无为》。 贾山《至言》，见《汉书·贾邹枚路传》。 巡游。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固然颇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剔除其神奇的表象，真实流露的则是人们对始皇诅咒与痛恨的心音！ 始皇的第五次巡游始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0年）十月。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出游。随行的主要是左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少子胡亥最受宠爱，请求侍从，始皇许之。 秦始皇一行从咸阳出发，大约经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宛县（今河南南阳），十一月南下至云梦（今汉水、长江交汇处至洞庭湖一带湖泊区），望祭虞舜于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南）。然后沿长江东下，过丹阳（今安徽当涂东），抵钱唐（今浙江杭州市），临浙江。原来打算顺道在此渡江，但因浙江的这一段江面流急“波恶”，乃西行一百二十里，选择狭窄处渡江东南行，上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祭大禹，并在这里立石刻以颂秦德，这就是著名的《会稽刻石》。 《会稽刻石》文三句为韵，凡二十四韵，七十二句。刻石追述了秦始皇“平一宇内”，殄灭六国的历史功绩，赞扬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的集权统一的局面。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动荡不安和“**泆”之风。刻石还反复强调“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防融内外，禁止**泆，男女絜诚。”“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会稽刻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始皇晚年社会政治的潜在危机与问题。 秦始皇从会稽返回钱塘后，过吴（今江苏苏州市），从江乘（今江苏镇江市北）渡江，至海滨，乘船北上至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境）。琅邪，本是秦始皇以前巡游两次到过的地方，还曾在这里筑琅邪台，立刻石，派方士徐市等入海求仙人和神药。这次旧地重游，自然是为了亲自取得仙药，以便长生不老。可是，徐市等不仅求神药“数岁不得”，而且耗费巨大。为了免遭罪责，他乃谎称蓬莱仙药本是可以求到的，但常为大鱼所苦，海船受阻，故不得至，请派善射者以连弩射之。始皇求药心切，连梦中也想到这类事，于是令入海者准备了捕杀大鱼的工具，并亲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可是从琅邪北至荣成山2，都未见大鱼。直至之罘（今山东芝罘半岛），才“见巨鱼，射杀一鱼”。秦始皇得到这点心理上的满足之后，便转陆路西行，经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抵平原（今山东平原南）。 车驾到达平原津时，正是盛夏季节，始皇突然患病。但这位封建皇帝特别怕死，厌恶言及“死”字，群臣更是“莫敢言死事”，以致病情日益恶化。始皇无可奈何，只得为玺书给远在上郡的长子扶苏，要他迅速“与丧令咸阳而葬”。书已封，却被代管皇帝符玺的中车府令赵高劫持在手，未派人送走。七月丙寅，始皇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却偏偏只活五十岁就离开了人间。 沙丘之变，二世“暴虐以重祸” 《史记·秦始皇本纪》。 2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正义》云荣成山“即成山也，在莱州”。又据清顾炎武考证，“荣”应为“劳”之误，荣成山当应劳、成二山之合称。说见《日知录》。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死后，左丞相李斯以为主上崩于巡游途中，如果匆促宣布，“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将其尸体放在辒凉车中，由始皇生前亲幸的宦者参乘，每日照常上食，百官也依旧前来奏事，而由宦者从辒凉车中可具奏请。当时，知道始皇之死的仅李斯、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赵高，本是前赵国公族的疏远族属，生于隐宫，“世世卑贱”。始皇听说他“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其主管乘舆路车，又令其教胡亥决狱及律令法事，深得胡亥的宠幸。高有大罪，始皇使蒙恬之弟蒙毅治其罪。毅依法定其死刑，除其宦籍。但始皇以高敦敏于事，擅于迎奉，于是“赦之，复其官爵”2。赵高既骗取了始皇的信任，又得宠于胡亥，乃乘皇位替换之机，策划了窃夺朝柄的活动。 赵高擅自扣留了始皇临死前给扶苏的玺书，并对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还说“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胡亥犹豫不决，不敢贸然行事。赵高又进一步鼓动道“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经过赵高这番教唆，二十岁的胡亥果然采纳了他废兄而立弟的计谋。接着，高又去游说李斯，声称始皇“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并说“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2李斯受赵高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很快就与之沆瀣一气，共同“阴谋破去”了始皇封赐扶苏的玺书，“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3。又另为伪书给扶苏、蒙恬，诬其“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4，逼迫扶苏自杀，蒙恬被囚。这就是给秦朝统治带来了严重恶果的沙丘之变。赵高、胡亥、李斯的沙丘阴谋得逞后，随即从这里北上，经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抵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然后沿直道入关中。抵咸阳后，便为始皇发丧。胡亥以太子的名义袭帝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于骊山。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赵高为郎中令，居中用事。二世“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在原有暴政的轨道上走得更远了。 为了消灭异己，维持篡夺到手的政权，赵高、二世继逼死蒙恬之后，又制造了规模更大的残杀大臣宗室的惨祸。就在二世元年四月，赵高对二世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二世听后非常惊恐，连问“为之奈何？”赵高毫不掩饰地说2《史记·蒙恬列传》。 《史记·李斯列传》。 2《史记·李斯列传》。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李斯列传》。 贾谊《新书·过秦》。 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2赵高提出的这套消灭异己，培植亲信，诛戮故臣与宗亲的主张，二世言听计从，倍加赞赏。他重订了更为苛酷的法律，规定凡是群臣及诸公子犯了罪的，一律由赵高审讯惩治。赵高乘机报复泄怨，杀害蒙毅，先后戮死公子十二人于咸阳市、六人于杜（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公主十人甚至被活活裂其肢体而杀之。被株连者更是不可胜数。公子高本想奔逃，但怕遭致族灭，只得上书“请从死”，为始皇殉葬。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囚后，仰天大呼“吾无罪！”悲愤流涕，“拔剑自杀”。于是，一时间，“宗室振恐。 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二世、赵高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和掠夺，较始皇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继续大规模征发徭役，加紧赶修郦山墓。埋葬始皇时，二世下令，始皇后宫凡无子者，都要一律殉葬。为了防止在墓室内安装机弩矢的工匠泄露机密，竟在下葬后，关闭墓道羡门，将全部工匠闭死在墓内2。史称始皇葬于郦山之阿，曾“多杀宫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3。二世埋葬始皇后，紧接着就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他提出“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4于是，一度停建的阿房宫工程又重新恢复了。此外，还“外抚四夷”，征发大批贫苦农民戍守边地。又调集材官蹶张之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由于大批人马聚集咸阳，粮草供应不够，只得下令郡县运送菽粟刍藁，并规定，所有运送粮草的人都必须自带口粮，不得食咸阳三百里以内的谷物。 二世、赵高昏庸腐朽，贪婪暴戾。“繁刑严诛，吏治刻深。”5“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重者为忠臣。”如果说，秦皇朝在以前的一段时期内起过积极的作用，占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这时它在赵高、秦二世的把持下，就完全变成历史的恶性肿瘤，给人们带来的则是十足的灾难和祸害了。 秦的暴政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与冲突。残酷的剥削，使得“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繁重的徭役，使广大农民“丁男被甲，丁女转输”，离乡背井，飞刍挽粟，结果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累死道旁，“自经于道树”，2《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汉书·刘向传》。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贾谊《新书·过秦》。 《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竟出现了“死者相望”2，“道路死人以沟量”3的惨状。而苛酷的刑罚，更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4，“劓鼻盈蔂，断足盈车”5，冤狱遍于国中，被刑者多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大监狱。面对这样黑暗暴虐的统治，人们为了摆脱苦难，死里求生，只有斩木为兵，揭竿而起。于是，在陈胜、吴广的倡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暴秦的农民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淮南子·汜论训》。 4《汉书·刑法志》。 5《盐铁论·诏圣》。 6 第二节陈胜、吴广起义大泽乡起义在秦始皇去世之前，已是民怨悠悠，反者四起。其中有的人，如彭越、英布、刘邦等已初步组织起具有农民起义性质的队伍。这种局面的出现，生动地构成了农民大起义的前奏曲。而始皇之死与二世、赵高的倒行逆施，则大大加速了大起义爆发的进程。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2二世、赵高极端主义的黑暗统治，使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劳动人民以及社会各阶层，都无法按原样生活下去了。“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僇。”3“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4社会剧烈震荡，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南北各地如同堆积着易燃的枯草，最高统治者恰似坐在那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因此，只要有人率先振臂高呼，举起革命的火炬，就必然会使早已出现的分散的点点反秦星火，迅速燃遍各地，使微弱的前奏曲演成威武雄壮的场面。历史急需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也必然会涌现出来。于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高呼一举拉开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5人，出生于一个地位极为低下的贫苦农民家庭。吴广，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一名贫苦农民。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朝廷强征大批“闾左”贫民去戍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在今安徽、河南交界地区，有九百人被征调出发。陈胜、吴广在被征发之列，并被推定为屯长。这年七月，他们走到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大泽乡（今宿县东南）时，碰到滂沱大雨，道路不通，延误了到达渔阳的期限。按照秦代法律的规定，误期就要一律处斩。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暴虐的统治，激起了九百名贫苦农民莫大的义愤。 在这紧急关头，陈胜、吴广共同分析了当时的情势与出路，一致认为，逃亡是死，起义也可能死。同样是死，倒不如起义反秦，为争国而死。陈胜还进一步提出现在人们遭受秦的暴政之苦已经很久了！特别是秦二世作为始皇的少子，本不应继位，当继位的是长子扶苏。扶苏是由于多次劝谏秦始皇，引起始皇的不满，才被贬到边地去将兵的。“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原是楚国的名将，屡建战功，关怀士兵，深受楚人的崇敬与拥戴。现在有的人以为他死了，有的还说他逃亡在外。“今贾谊《新书·过秦》。 2《盐铁论·周秦》。 3《淮南子·兵略训》。 4贾谊《新书·过秦》。 5阳城，今属何处，史学界迄无定论。主要有河南商水说、登封说、方城说以及安徽宿县说等几种看法。笔者以为商水说更为合理可信一些，故从之。 《史记·陈涉世家》。 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2于是两人决定立即采取各种方式，制造反秦舆论，准备组织起义。他们先去找人占卜。占卜人深知其用意，便说你们的大事本是可望成功的，不过，最好还是求求鬼神。“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3他们于是用丹砂写了“陈胜王”的帛书，悄悄塞进渔民准备出卖的鱼腹里。戍卒买鱼烹食时，发现了这种帛书，感到十分奇怪。夜间，陈胜又密令吴广潜入戍卒驻处附近荒野丛林中的神祠里，燃起若明若暗的篝火，学着狐狸的嚎叫声，高呼“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听到后更是惊恐不已。等到天刚亮，他们便以奇特的心情指目陈胜，纷纷传说着与他有关的“丹书”、“狐鸣”的奇闻异事。这时，在戍卒心目中，陈胜显然已是一位具有神奇色彩的人物了。 陈胜、吴广经过一番舆论准备之后，迅速采取果断措施。这时适逢押送戍卒的将尉喝醉了酒，吴广便故意一再扬言自己打算逃亡，竭力激怒将尉。果然，将尉一听吴广说要逃亡，就当众辱打他，而且拔剑刺之。一时间，戍卒们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吴广乘势夺剑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至此，陈胜、吴广实际上已是九百名戍卒的首领。他们下令把这批最早的反秦勇士们集合在一起，郑重地宣告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一篇农民起义的誓言。它阐明了人们当时面临的严峻处境及可供选择的最佳出路，表达了革命农民蔑视秦代等级秩序，敢于斗争，宁死不屈的意愿，也是对传统的贵族血统论的有力抨击。陈胜、吴广的号召，得到了全体戍卒的热烈响应。大家搭起祭坛，祭以尉首。袒右盟誓，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号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迅速组织起一支农民起义军，攻下大泽乡，一场空前未有的农民革命战争爆发了。 “张楚”政权的建立与反秦斗争的蓬勃发展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之后，立即如燎原烈火，四处燃烧起来。起义军首先攻蕲（今安徽宿县南），蕲下。接着，陈胜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自己则率主力向西北进击，连克铚（今安徽宿县西）、酂（今河南永城西南）、苦（今河南鹿邑）、柘（今河南柘城）、谯（今安徽亳县）等地。起义军进展迅速，屡战皆捷。大军所至，人们“赢粮而景从”。当起义军逼近陈（今河南淮阳）时，已是一支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卒数万人的队伍了。 起义军决定集中兵力攻陈。陈的郡守、县令都不在，只有郡丞率师抵抗。但他们一战即败，郡丞死。陈胜乃入据陈。陈原是西周、春秋时陈国的都城，又是楚的后期国都。秦灭六国后，还在这里设置郡、县治所，加强防卫，把它视为皇朝在东方的重要统治据点。所以，起义军顺利克陈，首战告捷，不仅直接打击了貌似强大的秦军，而且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起义军入陈后，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陈胜很快就在这里召集三老、豪2《史记·陈涉世家》。 3《史记·陈涉世家》。 《史记·陈涉世家》。 杰等“皆来会计事”，决定正式成立农民革命政权。三老、豪杰一致认为，陈胜“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功勋卓著，宜立为王。在大家拥戴下，陈胜“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史记·天官书》说“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的《土星行度表》里还有以“张楚”纪元的确凿记载2。所以，“张楚”作为陈胜政权的称号或国号，应是确定无疑的。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李奇云陈胜“欲张大楚国，故称张楚也”。颜师古注《汉书》引刘德说张楚，“若云张大楚国也。”当然，陈胜这样做，并不是真正为了“复立楚国之社稷”，而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大家知道，秦的暴政，秦在故楚地区的残暴统治，曾使这里的人们产生过一种相当普遍的反秦暴政、眷念故国的社会心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人心思楚，群起反秦，这是故楚特别是陈、蕲一带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陈胜长期生活于这一地区，深知要在这里顺利地发动和组织反秦起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出兴楚的旗号，以此为天下唱。司马迁、班固称其张楚是为了“从民欲”、“从民望”2，这是有见地的。 “张楚”政权的建立，使各地农民纷纷投入起义行列，“家自为怨，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3。《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陈胜为王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史记·陈涉世家》也说“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在一段时间内，群起反秦的数百人以至数千人的起义队伍，各地多有，“不可胜数”。如早已“亡之江中为群盗”的刑徒英布等，这时就正式“聚兵数千人”以“叛秦”。在东阳（今江苏盱眙东南），人们亦杀其县令，“相聚数千人”，并有“异军苍头特起”4。在淮海之间，还有凌县（今江苏泗阳西北）人秦嘉、凌县（今安徽宿县西）人董緤、符离（今安徽宿县东北）人朱鸡石、取虑（今安徽灵壁东北）人郑布、徐县（今江苏泗洪南）人丁疾等，在“陈王初立时”相继起义。他们共同将兵攻郯（今山东郯城），一度把秦东海郡守庆围困在这里。还有，陈胜称王后，故鲁一带的许多儒生也“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委质为臣”。连孔子八世孙孔鲋（甲）也曾“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反秦起义席卷各地，“从之者如流水”。远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东瓯（今浙江南部沿海一带）、闽越（今福建沿海一带）等越族人民也参加了反秦斗争。当时，全国确已形成了天下共起反秦的形势。 在农民起义大好形势的影响与推动下，一些前六国的旧贵族和官吏也被卷进了反秦斗争的浪潮。原韩国贵族出身的张良，其“大父、父五世相韩”。秦灭韩后，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陈胜起义后，良“亦聚《史记·陈涉世家》。 2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星占〉附表释文》，载《文物》974年期。《史记·陈涉世家》。 2《汉书·陈胜传》。 3《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4《史记·项羽本纪》。 《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 少年百余人”2以反秦。原齐王田氏宗族田儋，于齐亡后北至狄（今山东高青）。陈胜初王楚时，儋即佯为缚其家奴，从少年之县廷，假借请求秦狄县令杀其奴的机会，“见狄令，囚击杀令”3，随即与其从弟田荣、荣弟田横召集豪吏子弟以起兵。原魏宗室诸公子魏咎，故魏时受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陈胜之起王也，咎往从之。”4还有与魏贵族有密切联系的“魏之名士”张耳、陈余，因受秦的悬赏缉捕，两人曾变易姓名，逃之至陈，“为里门监以自食”。陈胜入陈后，他们也求见陈胜，加入了反秦行列。农民大起义的风雷，搅动了社会的各个阶级与阶层。六国旧贵族卷入反秦的激流，一方面扩大了反秦的社会势力，孤立了统治集团，加速了秦皇朝的瓦解；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反秦往往是为存亡继绝，据地为王，恢复旧的社会秩序，夺回早已失去的天堂，因而不可避免地给整个斗争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与危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影响与危害日趋严重，以致酿成反秦队伍内部的分裂，并使陈胜农民起义军陷入了失败的困境。 陈胜起义军的军事进攻及其西征的失利随着反秦斗争形势的高涨和农民武装力量的壮大，陈胜以陈为中心，迅速组织起义军和各地反秦武装，分途出击，从几条战线上向秦皇朝及其统治地区发起攻势。 在东南一线，陈胜为了开拓后方，防止腹背受敌，继前已派遣葛婴徇蕲以东之后，又增派汝阴（今安徽阜阳）人邓宗进攻秦九江郡（郡治今安徽寿县），以控制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在北线，陈胜采纳陈余“请奇兵北略赵地”的建议，以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给予兵卒三千，使北上渡河，攻占原属赵国的地区。接着，又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在西线，以夺取关中为战略目标，兵分三路一路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今河南荥阳）。一路由周文率领。周文，一名周章，陈之贤人也，习兵，曾为楚将项燕军视日，占卜吉凶。陈胜任命他为将军，使其经颍川，过函谷关，直捣咸阳。一路由铚人宋留率领，令其定南阳（今河南南阳），入武关（今陕西商南南）。各路起义军在广大农民群众和各反秦社会势力的拥护与下，“望屋而食，横行天下”。他们“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为之糜费嵦动，云彻席卷，方数千里。”2面对起义军的凌厉攻势，秦兵“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3，于是，关东的大片土地和许多郡县很快便被起义军所占有了。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是吴广率领的军队顺利进抵三川郡，并围困了荥阳。荥阳本属军事要地，又是秦关中联接关东的重要通道，附近还有积贮大量粮食的敖仓。吴广一举包围荥2《史记·留侯世家》。 3《史记·田儋列传》。 4《史记·魏豹列传》。 贾谊《新书·过秦》。 2《淮南子·兵略训》。 3贾谊《新书·过秦》。 阳，迫使丞相李斯之子三川守李由龟缩在荥阳城内不敢出战，这就牵制了秦的兵力，为其他诸路的进军创造了条件。二是周文率领的军队迅速穿过颍川、三川两郡，直入关中。当他突破函谷关（今陕西灵宝东北）时，已是战车千乘，兵卒数十万的大军了。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周文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斩将搴旗，乘胜前进，一直打到秦始皇骊山墓附近的戏（今陕西临潼境内）。这里离咸阳只百来里了。 对于陈胜起义，二世、赵高开始本来很不介意，甚至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陈胜初起时，有一任谒者的朝臣出使东方后，回到咸阳，以所闻陈胜反秦事告二世。二世大怒，认为此等“群盗”小事，不足以闻于上，乃将这名谒者下吏入狱。不久，陈胜攻下蕲、陈。消息传来，二世召集博士儒生询问对策“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多人都说陈胜起兵，实为反秦，反者“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一听，便怒形于色。待诏博士叔孙通见情势不妙，只得随即阿顺其意曰“诸生言皆非也。”今天下一统，兵革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2陈胜等只不过是“群盗鼠窃狗盗”之辈，何足挂齿！且各郡守将尉正加紧捕捉论罪，陛下完全不用担忧。二世听后，转怒为喜，当即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同时又令御史案治诸生，凡“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3从此，不论是官吏还是诸生，就再也没有谁敢在二世面前言及陈胜反秦了。 陈胜的反秦起义，并没有因秦二世的蔑视与否认而中止。相反，它如燎原烈火，迅猛异常。当周文西征至戏时，二世才如遇晴天霹雳，急忙采取两项极为凶狠的措施一是采纳少府章邯的建议，大赦修骊山墓的数十万刑徒和人奴产子，并使其“悉发”以击周文军。二是命令守卫北边、修筑长城的三十万大军，由王离、苏角等率领，急速南下，以便从侧翼夹击起义军。秦皇朝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军事镇压，给陈胜起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从整体上看，陈胜王陈之后，随即分途出击，大举西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西征的三路大军缺乏统一的指挥与调配，他们不是协同作战，而是各行其是，互不依托。周文进军至戏，固然是农民战争的巨大胜利，但面临的却是孤军深入、后无救援的险境。吴广长时间地被牵制在荥阳城下，欲攻不克，欲罢不忍，势必导致士气疲软，陷入僵局。而这些，又必然给章邯军队的反击以可逞之机，并进而引起这场农民战争风云的突变与形势的逆转。 凶狠狡诈的章邯似乎猜测出了陈胜西征军的战略弱点。他集中可以投入战场的全部兵力，首先猛击周文。周文及其军队本来就缺乏正面作战的经验，加之孤立无援，突然遭到章邯数十万因赦免而组合的拥有精锐兵器的强大军事力量的反击，虽出生入死，英勇奋战，但仍“尽败”于秦。周文被迫退出函谷关，固守曹阳（今河南灵宝东北），并在这里和章邯军坚持战斗了两个月，才退至渑池（今河南渑池西）。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一月，《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叔孙通传》。 2《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叔孙通传》。 3《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叔孙通传》。 参阅朱绍侯《关于秦末三十万戍守北边国防军的下落问题》，载《史学月刊》958年4期；张传玺《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载《史学月刊》958年期。周文又在渑池浴血奋战十余天，终因寡不敌众，再次大败。周文自杀殉难，“军遂不战”而溃。 章邯击败周文西征军之后，乘胜进逼荥阳。这时的吴广军队虽仍包围荥阳城，但实际上已是军心浮动，甚至在领导集团内也出现了分歧。吴广的部将田臧等眼见周文已败，而荥阳又久攻不能下，感到“秦兵旦暮至”，“秦军至，必大败”。于是主张以一小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荥阳，牵制李由的守军，而以全部精兵迎击章邯指挥的来犯之敌。本来，田臧提出这一作战方案不无一定的依据，起码较之吴广的作法略胜一筹。但他却不仅没有和吴广商议，反而认为“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而竟假借陈胜的命令，杀害了吴广，“献其首于陈王”2。陈胜无可奈何，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任他为上将，使其指挥荥阳前线的大军。田臧取得军权后，乃使李归等屯守荥阳城下，自己则率精兵西进，迎击章邯，大战于敖仓。田臧战死，军队溃散。接着，章邯又直驱荥阳，与困守在荥阳城内的三川守李由夹击李归，破之，李归壮烈牺牲。至此，陈胜起义军西征的第二支主力部队也被残酷镇压了。 周文、吴广的西征军，是陈胜起义军的主力，是“张楚”政权的基石和支柱。这两支大军的失利与溃败，给陈胜的反秦革命事业造成了致命的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成为他由胜而败的一个转折点。 六国旧贵族的分裂活动与陈胜起义的失败随着农民起义形势的逆转和西征的失利，在整个反秦阵线内也出现了明显的碰撞与分裂。这主要是在革命中卷入反秦斗争的六国旧贵族的割据分立活动的加剧。这些人以为天下方乱，正是实行政治投机之时。他们或互相倾轧，你争我夺；或霸占故国，自立为王；或公开与陈胜的“张楚”政权分庭抗礼，拒不服从调遣，甚至坐视秦皇朝对农民起义军的围剿而不救援。张耳、陈余接受陈胜委派，北略赵地至邯郸后，听到周文至戏败退的信息，便劝武臣速立为王，并说“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今将军已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镇）之”。于是武臣乃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对于武臣的王赵，陈胜开始是反对的，甚至打算“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2。但为了减少反秦阻力，避免“又生一秦”，他仍接受柱国房君蔡赐的建议，遣使者前往贺之，令其“趣发兵西入关”以救周文。可是，张耳、陈余却劝武臣拒不发兵，说“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3武臣因不西向发兵，而使故燕上谷卒使韩广将兵北徇燕地，又使李良略恒山（郡治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张黡略上党（郡治长子，今山西长治市西南）。但韩广北至蓟（今北京市）后，亦在燕故贵人豪杰的怂恿下，自立为燕王。而李良不久则举兵《史记·陈涉世家》。 2《史记·陈涉世家》。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张耳陈余传》。 2《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张耳陈余传》。 3《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张耳陈余传》。 反赵，袭击邯郸，杀武臣、邵骚，赶走了张耳、陈余。还有，周市也立故魏后宁陵君咎为魏王。田儋更以“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 六国旧贵族的割据自立，不仅大大削弱了反秦势力，造成了反秦阵线内部的公开分裂，更严重的是直接牵制和孤立了作为反秦主力的陈胜起义军，给秦二世、章邯等镇压这支军队，扭转战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周文、田臧等就是在张耳、陈余、武臣拒不“西兵”的情况下遭致失败，整个陈胜起义也是在这些六国旧贵族热衷于分立割据、见危不援的困境中走向失败的。章邯继镇压周文、田臧西征军之后，接着便向陈胜起义军的政治中心陈及其周围进犯。这时，秦二世又增派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佐章邯以击陈胜。而对陈胜来说，由于上述种种客观原因以及自己军事上的轻敌2与失误，主力部队已丧失殆尽，剩下的可用于作战的兵力已为数甚少。在这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章邯为了尽快围歼起义军，一方面遣别将击邓说军于郯（今山东郯城），以便堵住陈胜至东北的退路。邓说军散走陈；另一方面则亲自以主力击伍徐于许（今河南许昌市东），以便打开攻陈的通道，伍徐军亦散走陈。章邯攻占陈的外围之后，便集中攻陈，守陈的柱国房君蔡赐死。紧接着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胜亲临督战。但因寡不敌众，张贺军破而死。秦二世二年腊（十二）月，陈胜走汝阴（今安徽阜阳）。不久，又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这时，陈胜本想且战且走，坚持战斗，但却不幸被阴险的御者庄贾所杀害。陈胜牺牲了，庄贾投降了秦军。 陈胜之死，引起了他往日的近侍“故涓人”将军吕臣极大的义愤。他组织“仓头军”，在新阳（安徽界首北）重新举起义旗，“攻陈下之”，杀了叛徒庄贾，并“复以陈为楚”。与此同时，早先受陈胜重任的第三支西征军的主将宋留，本已下南阳，即将入武关。但当他听到陈胜死讯后，竟自行放弃南阳，使“南阳复为秦”。宋留既已改变反秦的政治立场，乃东逃至新蔡（今河南新蔡），不战而“以军降秦”。只是宋留的投降，并没有苟延自己的性命。他被押至咸阳后，被车裂而死。 吕臣首次夺回陈之后，秦左右校复攻下之。吕臣再度聚集被打散的军队，并与在鄱阳湖一带活动的英布起义军相会合，共同反击秦左右校。他们大破秦军于青波（今河南新蔡西南），又第二次夺回陈，再次“以陈为楚”。不过，由于陈胜已死，陈胜起义的大势已去，吕臣、英布等为了坚持反秦斗争，很快便加入了项梁起义军的行列。 陈胜起义失败了。但他的反秦事业在刘邦、项羽等人手里得到继续和完成。他所开创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这次起义，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至二世二年腊（十二）月，前后只六个月2。陈胜之兴也速，其败亦速。究其原因，固已如前所述，有秦皇朝的残酷镇压，有六国旧贵族的分裂割据，也有自身的军事失误，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史记·田儋列传》、《汉书·田儋传》。 2据《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载“陈王既遣周章（文），以秦政之乱，有轻秦之意，不复设备。博士孔鲋谏曰‘臣闻兵法，不恃敌之不我攻，恃我不可攻。今王恃敌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陈王曰‘寡人之军，先生无累焉。’” 《史记·陈涉世家》。 2秦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陈胜及其“张楚”政权具有农民阶级不可克服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弱点与局限。第三节刘邦、项羽起义刘邦沛县起义刘邦（前25—前95年），字季，沛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亭是县以下的与乡并行的一种行政机构，主要职掌社会治安与邮传，也兼管服役刑徒的征调、押送一类的差事。刘邦就曾以亭长身份多次送刑徒去秦都咸阳。他在一次“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时，竟能自行扔掉当时不少人求之不得的亭长的吏职，果断地带领愿意跟随他的“徒中壮士”十余人，亡匿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闯荡江湖，静观时变。果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点燃了反秦的火炬，刘邦在黑暗中梦寐以求的光亮与机遇来临了。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起义后，风起云涌，从者如流，“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这年九月，沛县（今江苏沛县）周围已有不少地方为起义军所攻占，沛县辖区内也有人向往起义，跃跃欲动。面对这样的局面，沛县令惊恐不安。为了免遭起义军的屠戮，摆脱困境，另谋出路，他产生了“以沛应涉”，争取主动的意念，但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只得找县主吏萧何、狱掾曹参商量。萧何、曹参本是刘邦的同乡，均为沛人，又素有交往。“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徭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从萧何与刘邦过从甚密的关系来看，刘邦隐匿芒砀之间，萧何当是知道的。所以当沛令言及这类事时，萧何便与曹参有意这样说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2身为暴秦沛令，早已成为沛县子弟特别是其农民群众的敌手。那些深受其凌辱之苦的人们，怎能相信他会起兵反秦，并继续供其驱使呢！沛令自觉理亏心虚，无计可施，于是采纳萧何、曹参的建议，令樊哙往召刘邦。这时，刘邦已拥众数百人，活跃于江湖山林之间，俨然一支足以反秦举事的起义队伍了。 刘邦带着自己的队伍，跟随樊哙急速赶到沛县。这时，沛令却突然后悔起来。他担心刘邦至沛后，会影响他的官位，危及他的身家性命，于是下令关闭城门，加强守卫，还谋图杀害萧何、曹参。萧、曹深感形势危急，随即设法秘密越城投奔刘邦。刘邦得知城内发生突变，也相应地改变方略，起草了一份给沛城父老的帛书，捆在箭镞上射至城上，帛书写道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3这是一份很有号召力的反秦檄文。它揭示了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天下共起反秦，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沛城父老也只有共起“诛令”，才能保全家室，这是唯一的出路；如果继续为沛令守城，为之卖命，其结果只会是“父子俱屠”，遭致“无为”的牺牲。帛书《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书·萧何传》。 2《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3《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孤立了沛令，挫败了他负隅顽抗的企图；争取了民众，得到了沛城父老的响应。沛父老豪杰于是率领子弟少年攻打县府，“共杀沛令”，并打开城门，主动将刘邦及其队伍迎接到了城里。 刘邦入城后，大家想推他为沛令，但刘邦原来只是个小小的亭长，且沛城又不是他直接攻下的，因此不便贸然应允，只得推辞道“天下方拢，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当时最有条件被推择的，本是萧何和曹参。但这两人都尽力推让给刘邦。而在场的诸父老也都说“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2于是，在大家出于不同动机的推举下，刘邦乃立为沛公。同时还在县庭里举行祠黄帝，祭蚩尤，衅鼓旗的仪式，“帜皆赤”，庄重地宣布反秦起义。 这里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刘邦为什么自称“沛公”而不称“沛令”？这是因为，刘邦本出生于故楚的沛县，为楚人，且在楚国生活了三十多年3。楚的国君称王，其县宰则是称“公”的。秦既亡楚，楚人亦欲亡秦。而陈胜起义后，又号为“张楚”，自立为楚王。所以，刘邦称“公”，不仅是对秦的“县令”之类制度的蔑视与摒弃，也是他响应陈胜，尊从“民望”，走反秦起义道路的明显表现。唐颜师古引孟康云“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所说甚是。刘邦开始起事，就明确提出反秦的斗争目标，并自视为陈胜起义的组成部分，是对其反秦起义的响应。至于旗帜“皆赤”，除为着附会所谓“赤帝子杀白帝子”的异闻，借以神化自己之外，大抵也会是秦的“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2的否定。所以，刘邦称“沛公”，“帜皆赤”，实际上是他反秦起义的标志，是他由草莽英雄至农民起义领袖在品格上与政治上的一次升华与超越。从此，他便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辅助与下，聚集起由沛县子弟及农民群众组成的三千人的起义队伍，加入了以陈胜为代表的农民革命的洪流。 项梁、项羽的会稽起义及其渡江而西就在刘邦起义的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项梁、项羽也在会稽（今江苏苏州市）举起了反秦的旗帜。 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楚国贵族之后，其父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的楚名将项燕。项羽为项梁之兄子，名籍，字子羽（一字羽）。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起义的消息传至吴中，震撼了会稽郡。九月，会稽假守殷通慑于农民起义的强大威力，又素闻项梁贤能出众，多谋善断，乃召与计事。项梁说“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时也。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殷通无计可施，只得寄希望于项梁。他慨叹道“闻夫子楚将世《史记·高祖本纪》。 2《史记·高祖本纪》。 3关于刘邦的生年，历来看法不一。一般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25年，即周赧王五十九年、楚考烈王七年。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楚王负刍五年）秦灭楚，时刘邦正三十四岁。参阅安作璋、孟祥才的《刘邦评传》第页，齐鲁书社988年版。 《汉书·高帝纪》注。 2《史记·秦始皇本纪》。 家，唯足下耳！”梁见等待已久的反秦举事的良机已至，便献策说吴有奇士桓楚，可召以将兵起事。但其“亡在泽中，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守通急于先发制人，摆脱困境，乃接受梁的建议，随即召见项羽。羽见守，即在项梁的授意与指挥下，猝拔剑击斩守。梁持守头，佩其印绶。一时间，门下人人惊恐，四处乱窜。羽奋力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摺伏，莫敢起”。梁迅速夺取了会稽郡府。接着，他便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2，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于是项梁为会稽守，羽为裨将，又选任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随即攻城略地，很快平定了吴中各县。项梁、项羽的会稽起义，给陷入困境的反秦斗争增添了新的巨大活力。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陈胜的部将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召平奉命攻打广陵。进击过程中，传闻陈胜已经败走，秦章邯军即将追来，召平乃渡过长江，假借陈王令，拜项梁为张楚政权的上柱国，并命其“急引兵西击秦”3。梁受命后，乃率领江东精兵八千人渡江而西。至东阳（今江苏盱眙东南），汇合了故东阳令史陈婴的起义军两万人。渡淮之后，又汇聚了英布和蒲将军的部队。等到军屯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时，身任张楚上柱国重职的项梁，已拥众六七万人，成为张楚旗帜下的一支薪的起义大军了。 刘邦、项梁、项羽的反秦斗争与薛城之会随着刘邦与项梁、项羽的起义，在东南江淮一带的广大地区很快就形成了反秦斗争的热潮。秦二世二年十月，刘邦率军从沛县北上，首先攻胡陵（今江苏沛县北）、方舆（今山东金乡），连克两城。接着又大破秦泗川监平围攻丰邑的部队，并令雍齿守丰。十一月，刘邦引兵至薛（今山东滕州市南），再次大败秦军，杀秦泗川郡守壮。正当刘邦进展顺利，连战连胜之际，不料反秦阵线内部发生了争夺地盘的冲突，并导致了自己队伍的分裂。原来，受陈胜派遣北略魏地的周市，这时竟南下至丰、沛一带扩展自己的实力范围。他借口历史上魏一度东迁于丰，“丰，故梁（魏）徙也”，竭力策动雍齿背叛刘邦，归附于魏。雍齿本来就不愿追随刘邦，现经周市的一番威逼利诱，便公开“反为魏守丰”。雍齿的背叛，无疑是对刘邦的一次巨大的打击。他回师猛攻丰邑，仍不能取，只得暂时退守沛城，积蓄力量，设法争取新的援助。 秦二世二年正月，秦嘉、东阳宁君等率领陈胜起义军的余部，结集在留城（今江苏沛县南）一带，势力较强。刘邦往投秦嘉，请他给援兵以攻丰。但这时的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主要是秦章邯遣别将司马■将兵从陈郡北上，接连残暴血洗相城（今安徽濉溪市西），攻入砀郡（郡治砀，今安徽砀山南），大有进犯留、■之势。为了抵御司马■的进攻，刘邦与东阳宁君主动引兵迎战。初战于萧（今安徽萧县西北）西，不利；再战于砀（今安徽砀山南），激战三日，夺回砀城，并收编了部分砀郡士兵。不久，又攻克下邑（今安徽砀山）。经过这段时间近三个月的战斗与磨练，刘邦的部众已发展至万人左右。他自忖实力已明显增强，乃再度还击丰邑，但又未攻下。适逢这时项梁、上引均见《汉书·项籍传》，《史记·项羽本纪》所载略异。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3《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项羽率领的数万大军已进驻薛城（今山东滕州市南），成为当时农民起义军中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刘邦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雪雍齿背叛之恨，乃北上至薛，投靠了项梁。 如前所述，项梁、项羽自江东渡过江淮以后，势力有了更快的发展。当时，陈胜的部将秦嘉置张楚政权的危难于不顾，竟擅自立故楚贵族出身的景驹为楚王，独占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东，企图阻挡项梁、项羽起义军的北上。项梁严正指出“陈王先首争，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率军进击秦嘉，追至胡陵（今江苏沛县北），秦嘉、景驹战败而死，其军归降于梁。项梁收降秦嘉余部之后，使别将朱鸡石、余樊君迎战章邯军于栗（今安徽夏邑），起义军失利。余樊君战死；朱鸡石战败，亡走胡陵。项梁引兵至薛，杀鸡石。这时，刘邦领从骑百余前来投靠项梁。项梁给与刘邦兵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在项梁下，刘邦带着已经扩充了的军队，第三次还击丰邑，拔其城，雍齿仓惶出走，远逃至魏。与此同时，项梁又使项羽别攻襄城（今河南睢县）。由于守城的秦军负隅顽抗，拒不投降，羽激战攻克后，愤怒地下令将秦的守城将士“皆阬之”2。襄城之战，初次体现了项羽勇于拼杀的战斗风格，但也表露了他近于残忍的旧贵族的劣根性。而这一点正是他以后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得知了陈胜已死的确切消息。他作为陈胜张楚政权的上柱国，为了稳定人心，增强起义军自身的内聚力，决定“召诸别将会薛计事”，共谋反秦大略。刘邦也专从沛赶来参加了这一会议。会上，七十岁的居鄛（今安徽巢县）人范增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他提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为长久计，宜“复立楚之后”2。根据范增的建议，项梁乃找来已流落民间的牧羊人、楚怀王孙心，立以为楚怀王。又以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为食邑，与怀王共居于盱台（今江苏盱眙东北）。项梁自号武信君，掌握军政大权，成为各路起义军的实际首领。 如何评价薛城之会呢？主张“复立楚后”，固然是当时以项梁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领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与失误；但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一次农民起义，在那戎马倥偬的动荡之中，能召集这样的会议，它本身就是农民起义军的自我组织能力与斗争水准进一步提高的重要表现。它增强了“亡秦必楚”的信念，协调了各路起义军的行动，提高了反秦战斗力，成为秦末农民战争开始走向第二阶段的标志。如果说，这场革命战争在此以前，是以陈胜为首领和旗帜；那末，自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则是以项梁为盟主了。 薛城之会后，反秦的农民战争又迅速展开了。秦二世二年七月，项梁、刘邦冒着大雨引兵攻亢父（今山东济宁市南）。这时，章邯军正围困齐田荣于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田荣求救，项梁急速北上，大败章邯，解东阿之围。项梁又使刘邦、项羽攻克城阳（今山东荷泽东北），西败秦军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东。八月，刘邦、项羽进抵雍丘（今河南杞县），又破秦军，并一举斩杀了秦丞相李斯之子三川守李由。与此同时，项梁则从东阿挥《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戈南下，破秦军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在短短的两个月里，起义军攻城略地，五战五捷，杀死秦主将李由，屡次重创秦镇压起义军的主力部队；但这一些却使项梁“益轻秦，有骄色”，自满自足起来。当时，宋义曾告诫他说“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2但项梁未能听从宋义的劝告，更未采取加强防备的军事措施，以致为秦军所利用。秦“悉起兵益章邯”3，以优势兵力对定陶的项梁军营设下埋伏，然后在夜幕中冒雨发起突然袭击。项梁来不及组织反攻，便在一片混战中被杀身亡。 项梁的阵亡，是秦末农民战争中继陈胜被害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损失，它使开始出现新的反秦斗争再次遭受了巨大挫折。当时，刘邦、项羽正联合进攻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项梁阵亡的噩耗传来，士卒为之震恐。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刘邦、项羽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调整战略部署。他们与将军吕臣主动避开秦军主力，率军东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这里为集结点，吕臣军驻彭城东，项羽军守彭城西，刘邦军屯彭城外围的军事要地砀县城。三面构成犄角之势，互相策应。不久，楚怀王又从盱台徙都彭城，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以刘邦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这一些措施，使当时陷入窘促局面的起义军摆脱了秦军的追击，保存了有生力量，强化了控制系统与指挥机制，为今后积极主动的军事进攻创造了条件。 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在秦二世矫诏即位、赵高居中用事之后，统治集团内就迅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矛盾。而农民起义的爆发与反秦斗争的高涨，更使这种矛盾与冲突，特别是赵高、李斯之间的争斗日益激化起来。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赵高利用任郎中令、职掌宫殿门户的机遇，恃宠专恣，“所杀及报私怨众多”。但他作贼心虚，深恐大臣乘上朝奏事之便，向二世告发他胡作非为的种种行径，乃对二世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声闻，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且陛下年纪又轻，即位不久，何必与大臣见面“决事”呢？如果决断的事万一有失误之处，反而会在群臣面前暴露自己的短处，有损天子的威严。因此，陛下今后应“深拱禁中”，有事可和臣等内廷侍从商定处理办法，有所准备。这样，大臣们就不敢再面奏疑难不当之事，天下也会称颂陛下为“圣主矣”。昏庸的秦二世本来就沉溺酒色，怠于政事，听了赵高的奸计，于是“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从此朝中诸事便“皆决于赵高”2了。 赵高独揽朝政，引起了一向权势欲颇重的左丞相李斯的不满。赵高为了排斥异已，消灭政敌，便设法在二世、李斯之间播弄权术，竭力煽起二世对他的这位丞相的怀疑与忿恨。一次，赵高装着焦虑不安的神态向李斯询问道眼下关东“群盗”日益增多，而今上却还在“急益发徭治阿房宫，聚狗马无《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3《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史记·李斯列传》。 2《史记·李斯列传》。 用之物”。丞相身居高位，为何不上朝谏阻呢？李斯说我早就想进言了，但今时上不坐朝廷，我想见也没有机会。赵高见李斯已上圈套，便当即表示可代为语闻于二世。于是，他故意趁二世与宫女宴饮作乐时，要李斯前来奏事。李斯在宫门外三次求见。二世大怒道我平常空闲的时间很多，丞相不来。现在“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2，丞相岂不是有意轻视我，存心和我过不去吗？赵高乘机煽动道以往的沙丘之谋，丞相是参与了的。现在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却未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利禄，“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3。还有，丞相的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而在他的辖区里，陈胜等人的军队曾公行无阻，“过三川，城守不敢击”，还听说他们之间有“文书相往来”4哩！对于赵高的这番诬告，二世深信不疑。为了追查此事，他使人查“三川守与盗通状”5。李斯很快风闻了二世对他父子二人的怀疑，也自知这是赵高诬陷之所致，乃上书极言“赵高之短”。说高擅自作威作福，“与陛下无异”，且其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唐朝商人全文阅读”，他是企图像过去宋子罕“劫其君”、齐田常代姜齐那样，取君位而代之。“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但是，在赵高与李斯的这场争斗中，秦二世是明显倾斜于赵高的。他一向“雅爱”赵高，认为此人“契行修善”，“精廉强力”7。他不仅没有考虑李斯提出的问题，反而私下告诉了赵高。于是，火上加油，李斯、赵高之间的冲突与倾轧更加激化了。这时，农民起义正风起云涌，席卷各地。二世一方面加紧征调关中兵卒前去镇压，另一方面仍继续“戍漕转作”，劳民伤财。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维护既得利益，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和李斯向二世进谏道“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止阿房宫作者，减四边戍转。”可是，二世竟毫不以为然。他十分荒唐地提出“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者就应该“肆意极欲”，为所欲为，而他自己这方面还是有其名“毋其实”，享乐得远不够哩！更何况戍边地、修宫室之事，本都是先帝开创的功业。他还说现在“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2于是，二世下令逮捕冯去疾、李斯和冯劫。去疾、劫拒不受辱，愤然自杀。李斯被囚禁下狱。 李斯入狱后，二世使赵高审讯案治。高以“斯与子由谋反”的罪名，先收捕其宗族宾客，接着便对他施用酷刑，“榜掠千余”。李斯不胜其苦，竟招供诬服，承认有“谋反”之罪。但他又自恃有功，实无反心，乃上书二世，乞求二世能“寤而赦之”。可是赵高不仅扣下了李斯的奏书，还使自己的一群亲信和打手伪装成御史、谒者、侍中，对他轮番审讯。只要李斯稍一否认前供，“以其实对”，就会招来一顿毒打。不久，二世派人来复核案情，李《史记·李斯列传》。 2《史记·李斯列传》。 3《史记·李斯列传》。 4《史记·李斯列传》。 5《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李斯列传》。 7《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斯弄不清来人的意图，怕再受酷刑，不敢鸣冤翻供，终致屈招枉服。对此，二世自然也不会置疑。他还高兴地说“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3于是就在李由被刘邦、项羽的农民起义军打死后不久，李斯也被夷三族，具五刑，论腰斩于咸阳市了。 冯去疾、冯劫、李斯已死，二世乃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赵高的擅权独断，既是秦统治集团早已存在的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又是新的争斗的开始。秦皇朝就是在农民起义的强大冲击及其无休止的内部倾轧中走向灭亡的。 巨鹿之战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后九月，章邯已破项梁。他也犯了骄傲的病，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这时，前已王赵的武臣，已在其内部争斗中为李良所杀，继之而王的乃故赵国王的后裔赵歇。赵歇称王后，居信都（今河北邢台市），以张耳为相，陈余为将，但他们还未站稳脚跟，就遭到了来自秦军的猛烈攻击。当时，首先率军进攻赵王歇的，是秦将王离。离，王翦之孙，“秦之名将也”2。他和涉闲、苏角率领的部队，原是秦始皇时戍守北边长城一线的主力军，是当时最精锐的秦兵劲旅。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二世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反秦斗争，命令这支军队急速东渡，经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南下，至信都，大败赵王歇，迫使赵歇、张耳等仓皇退至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王离随即团团围住了这座城邑。《史记·王翦列传》云“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巨鹿城。”王离之众原为三十万，估计这时也还会有二十万左右。以如此之多的精兵，“攻新造之赵”，围困这样一座不大的孤城，其对赵歇、张耳威胁之严重，是可想而知的。 就在王离围巨鹿后不久，即秦二世三年十月，章邯也率二十余万之众北抵赵地。他首先接受了赵将李良的投降，接着便引兵入邯郸，大肆驱赶这里的居民，强徙他们至河内（今河南辉县、武陟一带），又平夷其城郭，毁坏其防御设施，企图把这座赵的故都变成废墟，以防赵国的再起。然后，章邯又北进至巨鹿南的棘原，下令筑甬道连漳水，通黄河，直达王离军营，使王离军有了源源不断的军需物资，特别是粮食的供应。王离兵多食足，又有章邯军作后援，因而不断地“急攻巨鹿”。而赵歇、张耳方面，巨鹿城内是“食尽兵少”，寡不敌众；城外虽有陈余匆促在常山（今河北定县、石家庄一带）收来的士兵数万人，驻在巨鹿北，但陈余“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赵歇、张耳困守孤城，危在旦夕，只得四处求助，其中主要是数次派使者至楚，乞请楚紧急出兵救援。 楚作为当时农民战争的主力，在各路反秦势力中，最具备救赵的条件。 只是早在陈胜起义军西征受阻时，原赵王武臣及张耳、陈余曾违抗陈胜“趣发兵西入秦”的命令，拒不援楚。但这已是历史的往事。而且眼下的秦围巨3《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李斯列传》。 2《史记·王翦列传》。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视为历史对张耳、陈余等的分裂主义行径的一种惩处。所以，从更现实的大局考虑，楚是应援赵的。这是因为，救人之危，合楚、赵之力，有利于激励士气，壮大声势，出其不意地夹击敌人，从而获得战争主动权，争取决战的胜利。如果坐视不救，秦一旦灭赵，并进而击败北方其余主要反秦势力之后，必然举师南下，全力击楚，使楚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权衡利弊得失，楚怀王决定出兵救赵。他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宋义统领诸别将，号为“卿子冠军”，具体指挥救赵的各项军事活动。 秦二世三年十月，宋义率军北上。当他行至安阳（今河南安阳）时，竟置赵之危难于不顾，下令全军停止前进，并在这里滞留达四十六天之久。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项羽提出“今秦军围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拒不接受项羽这一建议，不愿“急引兵”攻秦，却主张坐视秦、赵“先斗”，“我承其弊”，并宣布凡不服从他的主张和命令者“皆斩之”2。同时，宋义又私自打通与齐的关节，遣其子宋襄去任齐相，还丢下紧急繁忙的军务，亲身送之至无盐（今山东东平西南）。时正十一月，“天寒大雨，士卒冻饥”，而他却“饮酒高会”3。对于宋义这种贻误军机、擅离职守、徇私贪鄙、毫不怜恤士卒的行径，项羽极为义愤。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卒食半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并力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属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4显然，宋义不但不可能完成救赵击秦的重任，反而成了进军巨鹿的障碍物。为了排除这一障碍，项羽利用晨朝上将军的时机，即其军帐中斩宋义头，并宣布“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籍诛之。”军中将士对宋义本来早就不满，现在项羽既然为他们除了心头之恨，自然无不“慴服”，“莫敢枝梧”2。大家一致推举项羽为假上将军。使桓楚回报于楚怀王。怀王无可奈何，只得承认既成事实，遣使臣授命项羽为上将军，令其统领救赵大军。 秦二世三年十二月，项羽已杀号为“卿子冠军的宋义，威震楚国，名闻诸侯”3。他首先遣勇猛善战的当阳君英布和蒲将军将卒二万人渡过漳河，直奔巨鹿，以突然袭击方式，绝章邯运粮的甬道，切断王离军赖以生存的补给线，使之陷于“乏食”少粮的被动局面。接着，项羽乃统领全军抢渡漳河，然后下令“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4，以示拚死奋战的决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破釜沉舟”故事的由来。项羽军迅速扑向秦的前沿阵地，包围正处于饥饿之中的王离军，连续发起九次攻势，大破之，虏主将王《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3《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4《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3《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4《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离，杀苏角。涉闲不降楚，而死。连章邯也被迫引兵退却。当是时，“楚兵冠诸侯”。燕、齐等各路军来救巨鹿，壁垒于其周围者不下“十余壁”，但都不敢纵兵以应战。及至项羽发起攻势时，他们也只能躲在壁垒内去惊奇地观望。“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5项羽已败秦军，乃召见援赵的各诸侯将领。这些将领为其盖世无比的威武气势所折服，“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从此，项羽被共推为诸侯上将军，成为各路反秦军公认的首领。 秦二世三年四月，项羽继全歼王离军之后，又“急攻章邯”7，章邯军节节败退。二世使人怒斥章邯。邯遣长史司马欣至咸阳请事，本想向二世、赵高奏明战况，请求增援。但赵高拒不接见，并“有不信之心”。长史欣只得惴惴不安地秘密奔回章邯军，还报章邯说“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熟计之。”适逢陈余这时也遗书章邯，劝其投降。正当章邯动摇不定，犹豫难决之时，项羽乃乘机首先令蒲将军破其军于漳河之南，接着自己又引兵再击其军于汙水（漳河支流）之上，大破之。至此，章邯企图顽抗的幻梦已完全破灭。他深知自己已是山穷水尽，进退维谷，除向农民起义军投降之外，已别无出路。而项羽也感到自己军粮不足，继续作战也有困难，乃于秦二世三年七月，在洹水之南的殷墟（今河南安阳市西），接受了章邯及其部将司马欣、董翳的投降。章邯降楚后，项羽立其为雍王。又以司马欣为上将军，将秦降卒西向进军关中。行至新安（今河南渑池西），项羽以“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2，恐其发生变乱，竟下令将这批二十余万人的降卒夜击杀坑死于新安城南。 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迫降章邯军，一举消灭秦镇压农民起义的全部主力，取得了反秦斗争决定性的胜利，为刘邦入关，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在这一辉煌战役中，项羽的功绩则是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他不愧为秦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首领。 刘邦入关与秦的灭亡就在项羽北上救赵时，刘邦则分道扬镳，走上了西入关中的征程。 自楚怀王由盱台迁彭城后不久，农民起义军就确定了入定关中的战略决策。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后九月，楚怀王曾与各路将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时秦的兵力尚强，在战争过程中，起义军常败北失利，因而许多将领都不敢也不愿率先入关。只有项羽出于对秦击败项梁军、杀死项梁的仇恨，自告奋勇，愿与刘邦一起西入关。但怀王的一些老将却认为，羽“为人僄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像刘邦那样的“宽大5《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7《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长者”“扶义而西”。“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2于是，怀王不许项羽，而遣刘邦率军西征。 刘邦接受入关重任后，随即聚集陈胜、项梁余下的散卒，由彭城至砀县（今安徽砀山南）。从这里出发，西北抵城阳（一作成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及其邻近的杠里，进攻秦军壁垒，破其二军。秦二世三年十月，刘邦再破秦东郡尉于成武（今山东成武）。不久，引兵至栗（今江苏沛县境），遇刚武侯（一说作刚侯武），夺其军四千余人，又收编魏将皇欣、武满的部队，攻秦军，破之。秦二世三年二月，刘邦攻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与彭越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相会合。西过高阳（今河南杞县西），遇到这里任里门监的儒生郦食其（音历异基）。刘邦接受其建议，袭击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获得了秦的大量积粟，又争取了郦食其之弟郦商的部卒四千人的与归附。刘邦为了嘉奖郦氏兄弟的功绩，激励士气，乃以郦食其为广野君，郦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其一道攻打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南），未克。随即北上，与秦将杨熊首战于白马（今河南濮阳西南），再战于曲遇（今河南中牟县境），大破之。杨熊败逃至荥阳（今河南荥阳北），被秦二世下令处死。刘邦大败杨熊之后，开始把战场引向西南的颍川、南阳等地。这里物产丰富，兵源充足，既是秦统治中心在东面的屏障，又是进入关中的通道。刘邦在这一重要区域攻城略地，辗转奔驰了两个月。他先攻颖阳（一作颖川，今河南禹县南），屠其城，消灭了秦守城的顽固势力。又会合并运用张良、韩王成的兵力，略故韩的轘辕（今河南登封西北）、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下十余城。这时，赵遣别将司马卬南下，企图抢先渡河入关，争夺胜利果实。刘邦乃北攻平阴（今河南孟津北），绝河津，延阻了司马卬的入关进程。不久，他就与张良等一道从轘辕南下，经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向南阳挺进。 秦二世三年六月，刘邦率军进抵南阳郡的犨县（今河南叶县），秦南阳郡守前来迎击，战于犨东，秦军大败。刘邦乘胜穷追，翻山越岭，直抵南阳郡的治所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城下。退保宛城。刘邦攻城不下，急于尽快入关，乃绕过宛城，引兵迳直西行。张良劝谏说眼下秦的兵卒还相当多，且据险而守。现在我军不坚决攻下宛城，轻率西进，一旦“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我们必然陷于前后夹攻，腹背受敌的“危道”之中。刘邦感到张良的建议很有道理，当即命令军队在夜幕掩护下，偃旗息鼓，改从其他道路上迅速折回，并赶在天亮前完成对宛城的包围。等到黎明时分，南阳守发现自己已被困于重围之中，城破在即，走投无路，自觉一切均已绝望，便想自杀了事。这时，给他担任舍人的亲信陈恢说现在的情势虽然非常危急，但也不必匆忙地自寻短见，出路总是可以找到的。于是，陈恢踰城去见刘邦，并说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2《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陈恢的这番游说，旨在劝告刘邦止攻约降，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占有宛城，扩大影响，使西进通行无阻，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陈恢的这一建议，正好符合刘邦急速下宛与入关的迫切要求，因而很快就被采纳。七月，刘邦接受南阳守投降，封他为殷侯，又封陈恢千户。宛城以约降方式不战而下，随即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出现了“引兵西，无不下者”2的大好局面。刘邦进抵丹水（今河南淅川西）时，就有戚鳃、王陵率部前来归附，又招降了秦的西陵守军。在沿丹水南行，还攻胡阳（今河南唐河西南）时，又汇合了番君别将梅鋗的部队，并和他一起进攻析（今河南西峡）、郦（今河南南召南），析、郦秦军亦降。这样，宛城周围的许多城邑很快便为起义军所占领。八月，刘邦乘胜前进，一举攻克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于是，秦关中的南大门及其最后一道要塞也被攻破了。 刘邦的西征，从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开始，前后只用近十二个月的时间，就连克泗水、砀、东郡、三川、颖川、南阳等郡的广大地区，并突破武关，逼近关中。刘邦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就客观条件而言，主要是由于当时秦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力均已结集于河北，并先后为项羽所消灭，因而刘邦在进军途中，除了受到一些地方武装的分散狙击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这是历史的机遇。但能捕捉这种难得的机遇，成就其大业的，则离不开刘邦及其决策群体的自我奋进与作为。刘邦知人善任，从善纳谏，注意扩充军队，积聚实力，纪律严明，“所过毋得卤掠”。作战时还能避实就虚，分化瓦解，迁回突袭，各个击破。这一些，更是他克敌制胜的基本因素。 刘邦的西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项羽消灭王离、章邯军之后，也加紧向西进军。正当关中处于南北两面夹击之时，秦统治集团内的矛盾也发展到互相残杀、不可收拾的地步。 秦二世三年八月，杀害了李斯的赵高为了进一步篡权，了解群臣对自己行径的反应，故意将一头鹿献给二世，并硬说它是一匹马。二世笑道“这分明是鹿，怎能说是马？”又问左右群臣，群臣有的默不作声，有的“言马以阿顺赵高”2，也有的如实地说是鹿。结果，凡是言鹿的都遭到了赵高的打击与迫害。自是“群臣皆畏高”3，高也因此而更加肆无忌惮了。但是，历史的发展总不会以赵高的志愿为转移。特别是农民起义与反秦斗争的熊熊烈火即将烧进关中。“自关以东，大抵尽叛秦吏以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向”，更使赵高惊恐不安。加之二世又曾“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2，他感到祸已临头。于是暗中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弟赵成密谋，又使守卫宫殿的郎中令为内应，由阎乐率吏卒千余人突然冲入二世所在的望夷宫，逼二世自杀。阎乐对《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汉书·高帝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世说“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叛足下，足下其自为计。”3二世要求见赵高，阎乐不许；“愿得一郡为王”，“愿为万户侯”，亦不许；最后要求“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4，阎乐仍不许。二世无法，只得自杀而死。 赵高逼死秦二世之后，于这一年九月立二世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又使人与刘邦联系，“欲约分王关中”5。刘邦这时的十万起义大军已逼近离咸阳不远的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夺取整个关中，已是指日可待。因而当即拒绝赵高的要求，打破了他的缓兵之计。秦王子婴也深知高居心险恶，又听说他企图“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乃与二子合谋，刺杀高于斋宫，夷其三族以徇咸阳。同时，他还派军队加强对峣关的防守，企图抵挡刘邦的攻势。刘邦采纳张良的计谋，一方面在峣关周围的山上到处张起起义军的战旗，遍置疑兵，给秦军制造一种他们已被包围的假象；另一方面又派郦食其、陆贾往说峣关秦军守将，啗之以利禄，引诱他们答应归降“连和”，放松戒备。然后因其怠懈，引兵绕过峣关，从后面反击秦军，断其退路，大破之于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南）南。紧接着进至蓝田，再次大败秦军。至此，秦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也已被消灭，它剩下的只是一座咸阳孤城了。 汉元年（公元前20年）十月，刘邦率领胜利的起义大军进驻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南），给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即位仅四十六天的子婴，茕茕独立，已无任何抵抗能力，只得“素车白马，系项以组，封皇帝玺符节”，亲至枳道亭（今陕西西安市境内）旁向刘邦投降。一个盛极一时但却“政苛刑峻”的封建皇朝终于被农民战争摧毁了。 秦末农民战争，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开始，至汉元年（公元前20年）十月秦子婴投降刘邦为止，前后实际上只经历了两年四个月时间，但在历史上却产生过伟大的作用与深远的影响。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第四章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公元前207年冬十月，刘邦在霸上接受秦孺子婴的投降。汉朝的纪年即从此开始。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是为汉高祖。至汉十二年，刘邦卒。这十二年，是西汉皇朝创立的时期。此后，吕后当政十五年（前95—前80年）2，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前80—前57年），汉景帝刘启在位十六年（前57—前4年）。在这约五十五年中汉家皇朝得到了巩固。 汉初沿用秦《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故公元前207年冬十月起即为汉元年。而元年的大部分月份都在公元前20年。 2公元前95年至88年名义上是惠帝刘盈（刘邦之子）在位，但实权由吕后所掌握，故《史记》以《吕太后本纪》接《高祖本纪》。 第一节对楚战争的胜利刘项入关后的分歧秦皇朝以后，农民军反秦的斗争转化为农民军领袖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主要是刘邦和项羽这两大反秦主力之间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战争。 当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函谷关，就可在其地封王。刘邦入关后，就以掌握关中权力的人自居，派军扼守函谷关。项羽在巨鹿大战取胜后，听说刘邦已到关中，便连夜带领大军西进。项羽被挡在函谷关前，大怒，督军破关。于是刘、项两大主力都进入关中，双方在政治上策略上表现出根本性的歧异。 刘邦进关之后，很注意对居民和降将的安抚，实行宽厚政治。汉元年（公元前207年）冬十一月，刘邦召集关中父老宣告天下苦秦法久矣，我入关就是为废除秦朝苛法，实行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派使者周行各县乡邑，以此告谕百姓。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刘邦在约法三章中提出来的“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人身生存权的要求，是政治上很重要的大事。刘邦的作法获得关中民众的欢迎。项羽的做法恰好相反，他到处大肆杀戮。他率大军西进时，路过新安（河南今县），听说章邯降卒因受楚军士侮辱而有怨言，便连夜阬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于新安城南。 汉元年冬十二月，项羽驻军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准备向刘邦进攻。当时，项羽有大军四十万，号称百万，而刘邦的兵力只有十万。刘邦被迫求和，听从张良谏议，亲至鸿门项羽大营中卑辞言好。范增劝项羽在宴席上杀死刘邦，项羽没有答应，刘邦借故退席回去。数日后，项羽率兵至秦都咸阳大肆屠杀，杀了秦子婴，放火烧掉秦朝宫殿，大火燃烧三月不熄。他还掳掠了大批财宝、妇女，“秦民大失望”。 刘邦志在夺得天下，有政治眼光。刘邦军队入咸阳后，萧何独先入秦丞相府收集天下图籍收藏起来，因而刘邦得以具体掌握各地险要、户口多少、强弱形势。刘邦见秦宫殿华美，有住下享受之意。樊哙、张良劝阻说这些奢丽的宫殿是秦朝无道而灭亡的物证，若住下去，等于助纣为虐。沛公若欲有天下，就不能在宫中停留。于是刘邦退出咸阳，还军霸上。这些都表明刘邦及其部下已开始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新政权作准备。项羽的手下也有人劝说项羽，关中形势险要，且又富庶，可以凭此称霸天下。但项羽则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2汉元年（公元前20年）春，项羽在各支反秦势力自封为王的既成局面下，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他调整诸王土地，把自己的亲信分封于各王国的善地为王，而徒置诸故王于其原据地的边缘3。他名《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项羽本纪》。 2《史记·项羽本纪》。 3如立司马卬为殷王，据河内；张耳为常山王，据有赵地；立臧荼为燕王，都蓟。徙赵王歇为代王，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 义上尊楚怀王为义帝，却把他由彭城迁郴（今属湖南省），并在半途中把他杀了。项羽完全背弃当初怀王与诸将的约定，改封刘邦为汉王，让他僻处于汉中、巴、蜀的一隅。又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利用他们堵死刘邦的出路。项羽立了十八个王，并自立为西楚霸王。项羽这一措施不但不能收拾割据局面，反而加剧了割据。四月，项羽及各诸侯王罢兵各就国。但不久，田荣就在齐地起兵，自立为王，又有彭越起兵于梁，陈余起兵于赵，出现了诸侯王混战的局面。 对于项羽违约和排挤刘邦的行为，刘邦手下众将是不服气的，他们主张与项羽硬拼。在此关键时刻，萧何警告刘邦保持清醒头脑，若要硬拼，无异送死。他劝刘邦看得长远，接受封号，到汉中去安抚百姓，积蓄力量，最终定能拥有天下。于是刘邦率军至汉中，诸侯吏士民众慕从者有数万人。韩信也在此时背楚归汉。刘邦采用张良计策，烧绝所过栈道，向项羽表示无意东归。八月，刘邦采纳韩信建议，部署还兵关中。他引兵从故道出，连续击破章邯、司马欣、董翳军，夺取了函谷关及其以西地区。 汉楚在荥阳、成皋间的相持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自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渡黄河，又经洛阳，向东进军。这时，项羽正率军北上山东作战，北至北海，“烧夷城郭、宫室，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所过多所残灭。齐民相聚叛之”。刘邦利用彭城空虚，率诸侯兵五十六万人大举东伐，又得彭越率兵三万余人来归，遂攻入彭城。项羽闻讯，率三万精兵回师反击。睢水一战，刘邦大败，仅剩数十骑逃到砀（今安徽砀山南）。刘邦收集逃散的士卒，退至荥阳。诸败军至此会合，又得镇守关中的萧何征集补充兵员送来，汉军复振。刘邦策动九江王英布举兵叛楚，牵制项羽兵力。随后派韩信等攻占魏、赵两地。汉、楚双方在荥阳、成皋一带相持，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项羽大军曾把刘邦包围在荥阳，刘邦用计得脱，退入关中，留少数兵力固守荥阳。此后，改从武关出军宛、叶（今河南南阳市及叶县南）。项羽引兵南下，汉军坚壁拒战。当时，彭越常在项羽后方断其粮道，又在下邳（今江苏邳县）大破楚军。项羽背后受到威胁，只得移兵东击彭越。刘邦乘机北上，再次进军成皋。项羽打败彭越后，回兵攻拔荥阳，再夺成皋。刘邦派卢绾等率师渡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北）南下，与彭越会合，夹击项羽后方，烧毁其粮食积聚。与此同时，韩信也平定了齐地。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项羽不得不再次东征彭越，而留大将曹咎守卫成皋。汉军进攻成皋，楚军坚守不出。汉军故意在阵前辱骂，激怒曹咎，待楚军出动半渡氾水时，大破楚军，曹咎自杀。项羽引兵西还，楚汉双方在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相持不下。刘邦封韩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项羽既多方面受敌，后方供给又不断受到袭击，楚军缺粮而士气疲惫，汉军则粮多而士气高涨，汉军居于优势。刘邦趁机跟项羽讲和，双方约定以鸿沟（在中牟县）为界，“以西为汉，以东为楚”。 楚汉战争共五年时间，而两军在荥阳、成皋之间展开激烈争夺即有三年，刘邦的军事力量在相持中逐步由劣势变为优势。最后项羽陷入“兵疲食尽”《史记·项羽本纪》。 《汉书·高帝纪》。 的困境，他被迫同意划鸿沟为界，表示了他已不与刘邦争天下了。 垓下之围和项羽之死汉四年（公元前203年）秋九月，项羽引兵东归。刘邦采纳张良、陈平的计策，毁约乘胜追击。汉五年冬十月，刘邦追项羽至固陵（河南淮阳县西北），韩信、彭越却未应约联合击楚，汉军又被项羽打得大败。刘邦为了取得韩信、彭越全力对楚作战，划分睢阳（今河南商丘）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南）之地归彭越所有，自陈（今河南淮阳）以东至于海滨之地归齐王韩信所有。至此，刘邦部署了对项羽军队的包围，汉军及韩信、彭越、英布的军队一齐指向项羽。决定刘项胜败的最后一役来到了。十二月，项羽至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被围数重。入夜，汉军四面唱起楚歌，动摇了项羽军心。项羽半夜惊起，以为楚军尽为汉所虏，饮酒帐中，悲歌慷慨。他连夜带领壮士八百余人骑马突围南走。天明后渡过淮河，从骑只剩百余人。项羽至阴陵（今安徽凤阳南）迷路，向路旁一位老农问路。老农故意指给他错误的方向，于是陷入大泽之中，被汉军快骑追上。 项羽引兵向东，跟随的只剩下二十八骑，追击他的汉军骑兵却有数千人。项羽陷入重重包围，无法逃脱，对随从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时他还要显示他“溃围，斩将，刈旗”的勇气，大呼驰下，汉军披靡。汉郎中将杨喜追项羽，项羽瞋目叱咤，杨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项羽果然三次溃围，斩杀汉将数人。左右皆慑服。 项羽来到乌江（今安徽和县境）边上，乌江亭长要用船载他过江。项羽不肯，说“我带领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于是与随从下马步行，与汉军短兵接战。项羽杀汉军数百人，自己也负伤十余处，最后自刎而死。 汉初君臣说刘项成败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定陶（山东今县）即皇帝位，建立了西汉皇朝。 楚汉战争经过五年的较量，最后以刘胜项败而告结束，这是历史的一大变局。不可一世的项羽为什么最后失败？出身低微、原来处于劣势地位的刘邦为什么最后胜利？汉初政治人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刘邦君臣在汉朝建立不久的一次庆功宴上曾作过评说。史载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饻，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史记·项羽本纪》。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富有谋略、知人善任、善于采纳部下谏议，项羽则妬贤嫉能，刚愎自用，确是造成刘胜项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刘邦还十分中肯地评价了“汉初三杰”为创建西汉皇朝所立下的卓著功勋。汉初群臣除张良是韩相的公子外，其余大都出身微贱。萧何、曹参是沛县吏、掾，韩信是无业游民，陈平、王陵、陆贾、夏侯婴都出身平民。郦食其是乡里守门者。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娄敬是挽车的戍卒。由于他们各自显示出才能，受到刘邦的任用，成为有名的重臣、谋士、武将。项羽则堵塞言路，任人唯亲，最后众叛亲离。谋士范增因一再提出计策不被采用，愤而离开，半路上因气极而死。韩信、英布原先都在项羽军中，终因不受重用而改投刘邦。刘邦周围的文臣武将不仅帮助他战胜了项羽，而且在汉朝开国后为创设制度、治理国家作出卓越的建树。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 第二节汉皇朝规模的树立律令法仪的制定汉初，朝廷适时地制定律令法仪，定都长安，颁行一系列安定社会的诏令，树立了西汉立国的规模。 所谓律令法仪的制定是指“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2原先刘邦入关中，废除秦朝苛法，颁布“约法三章”取代它。汉朝初建，丞相萧何“攈摭秦法，权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这有名的《九章律》，比秦朝苛严的律令远为宽缓和简明，成为汉朝制定法律的基础，韩信删定军法，将原来芜杂的一百八十二家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为三十五家2。张苍为章程，包括制定历法和规定汉代度量衡两项3。历法对于确定封建王朝的正朔、安排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当时规定仍用秦朝的《颛顼历》（十月为岁首），被称为“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4叔孙通定礼仪，同是汉初大事。叔孙通原是秦待诏博士，在彭城归降刘邦，拜为博士。刘邦初登帝位，尚未建立起朝廷的礼仪，“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为此感到头痛。叔孙通据古礼及秦仪加以取舍和变通，制定适合汉朝的比较简易的朝仪，经刘邦试观之后，又让朝臣作了一番练习。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长安举行长乐宫落成大典，按照叔孙通所定仪式，文武官员严格按尊卑次序分别列队拜见皇帝，不合仪法者当场被带走，“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5叔孙通被拜为太常。汉初朝仪、宗庙仪法等都由他制定。 定都长安刘邦初都洛阳，不久即定都长安。在定都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主张。群臣原籍在山东，希望都城邻近家乡。他们认为秦都关中二世而亡，周都洛阳则延续了几百年。洛阳东西有成皋、殽山之险，南北靠着黄河、洛河，可以据险而守。另一种看法是天下尚未太平，关中三面有险可以固守，一旦有急难，可以动员百万之众东制诸侯。经济上，关中腹地广阔、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因此，建都关中就等于“扼天下之亢而附其背”。“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而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提出后一种主张的是娄敬2和张良。娄敬当时是挽车的戍卒，从齐到关东服徭役，穿着粗布短衣求见，向刘邦提出这一建议。2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又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汉书·刑法志》。 2《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3《史记集解》引如淳曰“章，历数之章术也。程者，权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4《汉书·律历志》。 5《史记·叔孙通列传》。 以上见《史记·刘敬列传》和《留侯世家》。 2娄敬建议被采纳，拜为郎中，赐姓刘，故以后称刘敬。 刘邦认为娄敬、张良的主张有远见，予以采纳，随即定都长安。多年来刘邦委任萧何在关中镇守，汉在关中地区统治稳固。不久后，臧荼、陈豨、英布等叛乱，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都是在山东地区发生，汉都长安处在西方，凭借其险要形势控制全国，有利于保持大局的稳定。 汉承秦制与除秦苛法西汉是封建的王朝。它在政治机构和政区体制上承续了秦朝的制度。西汉皇朝又是在反秦农民起义大风暴之后建立的，刘邦及其大臣们吸取了暴秦迅速灭亡的教训，在统治思想和政策上又有重大的改变。 “汉承秦制”，主要包括两项。一是职官制度采用了秦制。皇帝掌握最高权力，实行统治。在皇帝以下又同样设置了十二个主要朝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景帝时更名太常）、郎中令（武帝时更名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典客（景帝时更名大行令，武帝时又更名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景帝时更名大农令，武帝时又更名大司农）、少府。这些朝臣的职掌也与秦制相同。二是同样实行郡县制，作为全国基本的政区体制。以对居民实行编制为基础，郡辖县，县辖乡、里，而最基层的组织则是编户齐民的什伍。郡守、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实行上计制度，上报户口、垦田、赋税的统计数字，作为对郡县长官成绩的考核。郡县制保证了朝廷政策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在汉初，还有势力很大的封国。 汉初政治与秦又有根本性的不同。刘邦把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作为施政的指导方针，这是刘邦进关后所执行的宽厚政治的继续，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状况所迫切需要的。经历了秦朝十五年的严酷压榨和反秦战争、楚汉战争长达八年的战乱，汉初社会残破不堪，人民大量死伤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2。许多农民流亡他乡，不得耕作；有的还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卖为奴。社会财富极端匮乏，“自天子不能具钩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致使“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3。面对这种情况，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民力、与民休息，是十分急迫的任务。 刘邦在汉初开国短短七年间，为稳定政权和恢复社会生产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政令。 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罢兵并遣送回家。同年又连续下诏奖励从事农业生产，规定一，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二，劝说原先因逃避战乱逃亡山泽的回到原籍，重新成为编籍内的民户，恢复他们的爵位、田地、住宅，以从事农业生产，不准官吏虐待。三，规定原先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恢复庶民的身份。四，规定所有军吏卒无罪的，凡是无爵者一律进爵为大夫，原先是大夫的进据《汉书·高帝纪》载当时曾对艰苦战争的蜀、汉民众免租税二年。对关中从军作战者，全家免服徭役一年。选用“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授为乡三老、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协助当地教化，稳定基层政权。 2《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3《史记·平准书》。 爵一等，这些人并且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役。 七年（公元前200年）春，因人户稀少而鼓励生育，规定对增添丁口者给以免服徭役二年的优待。 十二年（公元前95年）二月，连续下两道重要诏令。一是布告天下，朝廷立意要减少赋敛，指出由于对各郡国向朝廷贡献未有作出规定，所以造成献礼过多，向民众征收赋敛过重。命令诸侯王等每年于十月朝献，并规定数额。一是诏令各郡国荐举贤能之士，要求各郡守、诸侯相国若发现有德行、有才能的士人，立即上报，并负责护送到京师。这两道诏令，体现了汉初轻徭薄赋的方针，并成为汉代重视荐举人才的先导。 刘邦实行十五税一，更是汉初轻徭薄赋政策的重要内容。 对历代兴亡的鉴戒汉代能有效地实行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政策的一个深刻原因，是汉初君臣重视总结历代兴亡的教训。史载陆生（陆贾）时时前称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天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2陆贾指出秦施暴政而致灭亡，继起的汉朝要立稳根基，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用暴力手段夺得天下后，要用宽缓的手段治理天下。刘邦醒悟之后对此十分重视，郑重要求陆贾总结秦亡汉兴以至历代兴衰的教训。《新语》十二篇可以说是汉初君臣共同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物，体现出汉初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受到刘邦及其群臣的赞赏。 汉初君臣总结历代兴亡教训推动了国家的治理，同时也影响此后汉代政治人物重视评论历史问题。文帝时有贾谊著《过秦论》、《治安策》，贾山著《至言》，都对历史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正是汉初风气的继续。 《史记·集解》“赵氏，秦姓也。” 2《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7 第三节汉家皇权的强化异姓王的消除刘邦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国家采取断然手段，逐一消灭掉拥有重兵、一方对皇家有威胁的异姓诸侯王势力。 西汉初年，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史称“异姓诸王”。他们据有关东广大区域，朝廷指挥不灵，是国家统一的隐患。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便据北部边境反，刘邦亲自率兵征讨。九月，虏臧荼，立长安侯卢绾为燕王。 六年（公元前20年）冬，有人上书言楚王韩信反。刘邦用陈平计，伪游云梦，与诸侯相会于陈（今河南淮阳）。韩信见征召令，疑惧不知所为，自度无罪，遂见刘邦，被武士所执，载至洛阳。被废去王号，封为淮阴侯。于是韩信常怏怏不快，称病不朝，也不愿与绛（绛侯周勃）、灌（灌婴）同列。 韩王信原先封地在颍川（今河南禹县），处于中原险要地带。刘邦对他不放心，徙他都太原，以御匈奴。高祖六年，匈奴军在马邑将韩王信包围。信投降匈奴，反以兵攻太原。七年十月，刘邦亲自带兵击信。信亡走匈奴，而令其旧将曼丘臣、王黄立赵利为王，与匈奴联合拒汉。刘邦率军北攻，结果在平城被匈奴大军包围七日，用陈平计方得解脱。八年冬，刘邦过赵，发现赵相贯高、赵午等有反谋，遂废赵王张敖为宣平侯。 十年（公元前97年）秋至十一年冬、春，有人说韩信与陈豨谋反。陈豨于刘邦自平城还长安时，由郎中封为阳夏侯，任代相国，负责监赵、代边境，边兵尽归他指挥。有人说，陈豨临行，与韩信密谋反汉，韩信为内应，陈豨拜将守边，私人宾客数以千计。赵相周昌请求入见高祖，即言陈豨拥兵在外，又宾客众多，须谨防有变。此年秋，高祖以“太上皇崩”为理由召陈豨，豨称病不至，遂与王黄、曼丘臣反，自立为代王。刘邦亲自到邯郸指挥平定。当时形势相当严重，刘邦以羽檄征集彭越、英布等，竟无至者。而陈豨部将侯敞、王黄、张春则分别将兵四处活动攻击，范围几乎波及华北全境。幸得刘邦以重金收买陈豨手下将领，将领多降。汉朝又派遣郭蒙与齐国将领击张春，太尉周勃从太原攻入代地，才得平定叛乱。至十二年，周勃斩陈豨于当城（今河北蔚县）。 当刘邦亲自将兵讨伐陈豨时，韩信称病不从。旧史称，韩信与陈豨勾结谋反，吕后阴与萧何设计将韩信处死，并将其剁成肉酱，遍赐群臣。刘邦听说韩信死了，且惊且喜。但谋反之说不一定可信。后世史家多疑其为诬陷之词。 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由于彭越不应征从刘邦击陈豨，刘邦派人责备，彭越疑惧。部将扈辄劝彭越反叛，彭越不听。后被人上告。刘邦派人至定陶，乘彭越不防备，将他绑赴洛阳。刘邦把他废为庶人，流放蜀青衣（今四川雅安）。在半路上遇吕后从长安东来，欲到洛阳。吕后用计把他载到洛阳，向刘邦报告说，像彭越这样的勇将，流放到蜀，将留下后患。遂找了个借口，将他全族处斩。 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英布先后获知韩信、彭越被处死，即暗中部署兵力，刺探周围各郡动静。后被人告发。刘邦与相国萧何商议，遣使者到淮南国查验。英布闻讯，举兵反叛。当是时，刘邦已经有病，手下诸将领都不是英布敌手，只好带病亲征。此举颇出乎英布意料之外。英布叛军先攻吴，吴王刘贾败走而死。英布渡淮击楚，得胜，继续引兵西进。十二年十月，刘邦率领的汉军与英布军相遇于蕲西（今安徽宿县北）。英布兵败，逃至江南，被当地人杀死于乡民田舍。 高祖十二年（公元前95年），又有燕王卢绾反。原先，卢绾曾助汉击陈豨，攻其东北。卢绾派张胜到匈奴，阻止匈奴援救陈豨。张胜却听了臧荼之子臧衍的计谋，反令匈奴助陈豨攻燕，联络陈豨，与汉对抗。卢绾知实情后，又把张胜包庇下来，让他逃匿至匈奴，为燕王秘密联系。又暗中派范齐去找陈豨密谋。谋泄，刘邦两次派人召卢绾，绾称病不行。二月，刘邦派樊哙击卢绾，令皇子刘建为燕王。卢绾带领数千人在塞下观望形势。至四月，闻刘邦卒，遂亡入匈奴。 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先后被消灭。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偏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所以当时无事，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刘邦在他生前逐一击败异姓王，消灭了威胁西汉朝廷的隐患。但刘邦又在异姓王的旧土上，分封自己子弟为王，以为这是“天下一家”，是维护朝廷的可靠保证。他还规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吕后掌权和诸吕的诛灭刘邦在临终之前嘱咐吕后，身后由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等人相继任丞相。 公元前95年四月，刘邦卒。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刘盈时年十六岁，尚未成年，生性懦弱，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吕后妒忌心很强，性格残忍，毒死赵王如意，又残害如意之母、刘邦宠姬戚夫人。惠帝无子，吕后取宫内美人之子佯装为惠帝王后所生，立为太子，又将其生母害死。太子立为少帝以后，又被吕后幽禁和害死。赵王刘友也被吕后暗中害死。此后吕后玩弄权术，大封吕姓亲属为王为侯。 从政治大局说，吕后掌握朝政大权的十五年间，执行的是刘邦确定的休养生息、恢复民力的政策。萧何任丞相，治事省约宽缓。他一生以谨慎细致、善于镇守后方著名。刘邦带兵征讨陈豨、英布等人，萧何都勉力镇抚关中。萧何还曾为长安民众请求刘邦，准许民众利用上林苑空余田地耕种。史称，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2。这充分地肯定了他奉行“与民休息”的为政方针。惠帝二年（公元前93年）萧何卒，曹参代之为丞相。曹参好黄老学说，先任东方大国齐国（当时齐国有七十城）的丞相，他寻找安辑百姓的办法，听说胶西有位善治黄老言的盖公，便派人用重礼请他。盖公告诉他“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尊敬地安排盖公住在正堂上，治理政事即以清静无为为指针。“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继任汉朝相国后，“举事无所更改，一遵萧何约束”。他任用丞相府的办事人员，标惠帝纪年七年。惠帝之后，吕后直接称制八年。 2《史记·萧相国世家》。 准是性格宽厚、口舌笨拙者，把贪图功利、玩弄心计者赶走。当时人用歌谣赞颂萧、曹二人治国“载其清静，民以宁壹。”意思是两位相国都实行清静无为的方针，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吕后秉政时，继续减轻刑罚，废除一人犯罪诛灭三族的残酷刑律，又宣布取消秦始皇时颁布的百姓家中私藏图书有罪的旧法令。吕后还避免了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吕后当政的十五年中，社会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经济处于上升趋势。史称“孝惠皇帝、高祖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惠帝时，吕后利用权术，胁迫大臣请封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皇宫内外，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吕氏权由此起”。此后，“号召一出太后”3。吕后欲封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因当场反对，冒犯了吕后，立即被夺了相权，让他做个毫无实权的“帝太傅”，王陵称病辞职。于是吕后先后封吕台、吕产、吕禄、吕通为王，吕姓亲属封侯的更难尽数，宫内和朝政大权都掌握在诸吕手中，形成了吕姓外戚势力。吕后八年（公元前80年），吕后病重，令吕禄、吕产将南北军。临卒之前，又任吕产为相国，吕禄独掌军权，诸吕谋乱进入紧张阶段。 在刘姓天下处于危殆的情况下，刘邦旧臣陆贾出面调和陈平、周勃之间的嫌隙，联合对付诸吕。齐王刘襄得知诸吕阴谋，发兵西向，欲诛诸吕。灌婴此时拥重兵屯守荥阳，遂与齐王相约，一旦有变，立即合诛诸吕。他们的举动对吕产等人具有威慑作用。在京城，陈平、周勃集朱虚侯刘章（刘邦之孙，齐王刘襄之弟）、平阳侯曹窋（曹参之子）商议，先用计夺吕禄兵权，周勃指挥北军，然后堵杀吕产于宫中。诸吕被荡平，齐王获讯后罢兵。经大臣计议，迎立代王刘恒（高祖子）为帝，是为汉文帝。 外戚擅权，这是封建政治下，皇帝拥有权力所派生的现象，可以引起宫廷残杀惨剧，以至改朝易代，权移他姓。诸吕虽因吕后的卵翼，一度掌握了军政大权，最后却阴谋失败，悉被剪灭，其根本原因是，刘邦建立西汉皇朝，废除了秦的暴政，使人民得以休息，社会出现了安定局面，因此在民众以及军队中大得人心。周勃进入北军军门，下令军中“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霎时军中一律左袒，表示要捍卫刘家天下。再者，当时大臣中陈平、王陵、陆贾、周勃、灌婴、曹窋等，都是刘邦亲手提拔的功臣或功臣子弟，他们遵从刘邦立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挺身而出，保卫刘家政权。刘姓子弟中还有刘章、刘襄兄弟这样有勇气胆识的人物，他们都能配合得很好。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皇权在它与外戚的斗争中，以胜利而告终。 郡县制与封国制的并存秦始皇废封国，立郡县，好像是封国的政治体制就扫除得一干二净了。 《史记·曹相国世家》。 2《史记·吕太后本纪》赞。 3《史记·吕太后本纪》。 《史记·吕太后本纪》。 实际上，并不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郡县制和封国制保持了两存的局面。不少人认为，封国制反映了朝廷的对抗势力而郡县制反映了朝廷的统一势力。实际上，也并不如此。封国制的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时是朝廷的对抗力量，有时是朝廷的依靠力量。郡县制的单位，有时也可以是朝廷的反叛势力。郡县制单位中的上下级官吏间的关系，有时表现为君臣间的关系，而封国制单位中的官吏有时则代表朝廷的权力。以上的种种，在汉初以至其后的历史中，都是可以有所见到的，而又各有其具体的情况。 汉初，郡县制是基本行政体制，但又先后分封异姓王、同姓王，所以又是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的局面。封国有王、侯两级。诸侯王国名义上受朝廷节制，但它们有割据之实，皇权不能施行于王国所属的郡县。汉初七个异姓王国的封域占去汉疆域的一半。侯国是列侯的封地，建制与县相当，直属朝廷，而不受所在郡的管辖。 刘邦在消灭异姓王后又大建同姓王国，作为朝廷的屏藩。在高祖晚年，“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嶷，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九个同姓王国占据地三十五郡2，与异姓王长沙国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总封域占汉朝疆域一半以上。朝廷直接管辖为十五郡3，比高祖初年更形缩小。吕后当政时，执行打击同姓王国的政策，废梁、赵，割齐、楚，分封外戚诸吕等共八个王国，高祖末年所封同姓王国尚余五国，加上长沙国，因此在吕后末年与汉朝诸郡并存的王国共有十四国。 文帝初年，恢复了齐、楚、赵同姓王国故地。由于同姓王联合朝廷大臣诛灭了诸吕，立有殊功，以后力量更为膨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长。他们仍然是威胁皇朝的力量。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反，发兵欲西击荥阳4。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74年），又发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5。所以，文景之时，削去藩国封地，扩大朝廷直接控制的郡县，就成为最突出的问题。 汉初郡县与封国消长的过程，反映出统一皇权与王国割据两种倾向反复大的封国，燕据有六郡，楚有五郡，淮南四郡。韩国、梁国最小，各据一郡。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引论第二节，人民出版社987年版。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2齐国最大，据有七郡。赵、燕各据有六郡。梁最小，据有二郡。 3这十五郡是内史、上郡、北地、陇西、汉中、巴郡、蜀郡、广汉、云中、上党、河东、河内、河南、南阳、东郡。 4刘兴居原为东牟侯，与诛诸吕有功。文帝前元二年封为济北王，封地小，兴居恃功不满。此年文帝至太原，兴居以为有机可乘，发兵反，随即兵败自杀。 5原先，淮南王刘长是刘邦姬赵美人所生，以后赵美人因受牵连被囚禁，愤恨自杀。当时受到高祖及吕后宠信的辟阳侯审食其知情而未尽力相救。二十一年后，刘长长大**，入朝袖铁椎椎杀辟阳侯，文帝赧而不治其罪，刘长更加骄恣。六年，计谋使人反谷口（今陕西醴泉县境）。事觉，被处流放蜀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刘长在路上不食饿死。 进行着斗争。刘邦消灭了异姓王，是皇权统一取得的一次胜利。以同姓王代替的结果，却又造成新的对抗皇权的潜在势力。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即是皇权与封国割据势力矛盾的又一次尖锐爆发。这场大规模叛乱被迅速平息，统一倾向再次取胜并且得到巩固。历史就是这样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第四节“文景之治” 簿税劝农，与民休息文帝和景帝在位共四十一年，继续执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是西汉社会经济上升的时期，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原为代王。代，地处北方边境，自然条件较差。他居代十七年，也经受了一些磨练。他即皇帝位后，重视农业生产，实行减轻赋税和刑罚，提倡节俭。 文帝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并连续下诏令减轻民众负担。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79年）三月，诏令群臣对百姓鳏寡孤独穷乏之人举行赈贷，又下诏规定各地存问老年人，发给布帛酒肉之物，地方官吏应当亲自阅视或送到。六月，令郡国无来献。 文帝前元二年十一月，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指摘施政的弊病；敕官吏务省经费以便民；减少守卫京师的士卒；减少太仆用马，用以补充邮驿的需要。正月，下诏亲耕籍田，并赦免因被论罪充当官府役作为奴者回乡务农。 文帝多次下诏提倡重视农业的社会风气。十二年（公元前8年），下诏派遣使者到各地慰问孝悌、力田、三老等乡官和廉吏。贾谊向文帝上疏，指出天下“背本而趋末”的情况很严重，致使国家或民户的粮食积贮都少得可怜。同时社会上奢靡成风，大量浪费财富。他认为，朝廷应极其重视积贮粮食，吸引农民回到本业“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贾谊的上奏引起文帝的重视，当即在春耕时节到京城的“籍田”上举行亲耕仪式，向天下表示皇帝奖励力农。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2。文帝十二年，取消出入关卡用传的制度，商业也活跃起来了。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一些好处。 随着粮食的降价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囤积居奇，侵蚀农民。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上《论贵粟疏》，提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3认为应该把吸引民众重视农业作为当今首要任务。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提高粮食的价格，对于能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主张招募天下民众，凡是能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可以赐爵，可以赎罪。这样，“主用足”、“民赋少”、“劝农桑”三个目的都能达到。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号令民户为国家输送粮食到边境，能运到六百石的赐二等爵，逐级增加，运到四千石的赐第九等爵（五大夫），运到万二千石的赐十八等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边塞粮食充足了，可以储备在郡县；郡县储足一年所需的粮食，即可免收田租。贾谊、晁错的主张，对于文帝奖励农业生产，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贾谊这篇言论即著名的《贵积贮疏》，见《汉书·食货志》上。 2《史记·律书》。 3《汉书·食货志》上。 文帝十二年，宣布免去当年田租之半。十三年六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共免收全国田租十三年。这说明官府掌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农民的处境也暂时得到改善。 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史载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而罢建露台。他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景帝继续实行薄赋劝农的政策。前元元年（公元前5年）正月，下诏准许民户由耕地缺少的地方迁到耕地有余、水利条件好的地方。五月，下令民半出田租，实行三十而税一，从此成为汉朝定制，因而汉代农民的负担比前代明显减轻。七月，禁止官吏贪受财物，贱买贵卖。 后元二年（公元前42年）四月，下诏不受郡国贡献锦绣等奢侈物品，以省徭赋，“欲天下务农桑，谷有蓄积，以备灾害。”对官吏贪污渎罪者，治其罪。 后元三年正月，诏令郡国务劝农桑，多种树，禁止官吏采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文景时期，在法律上也有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用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此后数年中，又诏除诽谤妖言法，令列侯、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废除肉刑。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又规定被判处犯罪而不服者可以申诉核实定案，即使申诉不当也不为过失。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但责大指，不求细苛，所以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之说。 长期减免田租徭赋，对地主有利，对农民也不无好处。因而户口繁息迅速。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者自倍，富厚如之”2。 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迅速上升。旧史所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增殖”3，可说并非十分夸大之词。人民大众的辛勤劳动，大大增强了西汉的国力，为西汉鼎盛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但在这一时期得到最多的是地主和商人。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大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助长兼并势力的扩展，加剧阶级矛盾。 汉与匈奴、南越的修好文景时期，边境的民族关系比较好，这对促进统一国家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上升，都是有好处的。 首先是汉与匈奴的关系。汉初，冒顿单于新立，恃其强盛，攻灭东胡，又西击走月氏。他利用中原兵革连年的局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控弦之士三十万”，威服诸国。高祖《史记·孝文本纪》。 《汉书·刑法志》。 2《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序。 3《汉书·刑法志》。 此段有关匈奴的引文，见《汉书·匈奴传》。 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匈奴军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汉兵追击，冒顿用计诱汉军，致使高祖受困七日。九年冬，高祖派刘敬与匈奴和亲。这是西汉和亲的开始。 吕后时，冒顿单于自恃武力强盛，蔑视汉朝军事实力，写信给吕后，措词甚为不恭。在群臣中，樊哙提出，派他将十万军可以横行匈奴境内。中郎将季布坚决主张国家正在医治战争创伤，派大军作战是动摇天下，斥责樊哙是当面欺骗。吕后采纳了季布的意见，派官员送国书，表示继续与匈奴修好。冒顿单于得书后，也派使者表示道歉，称“未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双方互以车马赠送，同意和亲。 文帝时，匈奴更强大。单于致文帝信中，自诩“吏卒良，马力强”，夷灭月氏、楼兰等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时老上单于初立，文帝遣宗室女公主嫁给老上，宦者中行说被派护送公主，竟投降匈奴，破坏汉与匈奴和好趋势，唆使匈奴对汉作战。文帝与匈奴单于虽有书信往来，互相表示约束诚信，但历年间匈奴仍数为边患。匈奴问题引起朝野关注，晁错先后上《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书》、《教民习战守书》，建议募民徙居边塞，兵屯合一，高城深堑，构筑城邑，使互相救助。对边塞居民实行以伍、里、连、邑编制，教射法及应战之法，劝以厚赏，威以重罚。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年）冬，老上单于将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宁夏固原南），候骑至雍（陕西凤翔境）、甘泉（陕西旬邑南），单于留塞内月余方去。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2年），匈奴连岁入边，为害甚剧。因而，文帝在继续实行和亲政策的同时，极其重视加强边境防卫、报警制度。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58年），匈奴两路各三万骑入上郡、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文帝令将军令免、苏意分守飞狐（河北蔚县南）、句注（山西代县境）等军事要地，防备极严。月余，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依靠这种以防御为后盾，同时通使和亲的修好的政策，使此数十年间汉与匈奴一直保持往来，战争破坏尚未至惨剧的程度。 景帝年间，又连续三次与匈奴和亲通好，时间是元年（公元前5年） 夏、二年秋、五年。故虽有景帝六年（公元前5年）匈奴入雁门、武源、上郡，后二年（公元前42年）匈奴再入雁门，但未引起大规模作战。这就使得中原地区经济生产的上升趋势继续得以保持。 其次是汉对南方边境的安抚。南粤（“粤”通“越”）王赵佗原籍真定人（今河北正定），秦时任龙川（今广东龙川）令。反秦起义爆发，南海（今广州市）尉任嚣在病危之际急召赵佗，称中原大乱，让他代己自立。秦亡，赵佗自立为南粤武王。高祖已定天下，于十一年（公元前9年）派陆贾通使南粤，立赵佗为南粤王，负责和辑南粤，与长沙王国接壤。吕后秉政时，因官吏建议，禁止中原铁器过关运入南粤。赵佗认为必是长沙王从中捣鬼，于是自立为南粤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县。吕后派侯竃率军进击，士卒因南方暑湿而流行疾疫，兵不能越南岭。于是赵佗控制闽粤、西瓯，东西万余里，黄屋称制，与汉朝相抗礼。文帝登帝位，即遣使告知诸侯及四方边境，示通好之意。为了避免南粤的对抗，文帝在派太中大夫陆贾再次出使时，特意写了一篇态度诚恳、措辞谦和的信。文帝不以皇帝之尊压人，而是先谦恭地作自我介绍，表示平等待人的诚意。然后告知赵佗，朝廷对他还留在河北老家的兄弟作了照顾，对赵佗所关心的祖宗坟墓已派人修葺。文帝语重心长他说明战争只会给汉和南粤造成祸害，“得一亡十”，所能得到的极小而危害极大，从希望国家安宁的目的出发，要求赵佗与汉通使如故。文帝的诚意，换得赵佗的真心归向。他重新盟誓永远当西汉朝廷的藩属。赵佗向文帝解释，他的称帝是因误会引起，一是闻说祖宗坟墓被破坏，二是疑心长沙王从中谗毁，于是派兵进攻长沙国边境，并“称帝号自娱”2，并非真心与汉对抗。文帝与赵佗还互赠礼物。文帝所赠是当时很贵重的丝棉衣一百件，赵佗所赠是南粤特产白璧、翠鸟、犀角等物。陆贾回报，文帝大悦。至景帝时，南粤仍称臣，遣使朝见。终文景之世，南粤一直是汉的藩属，南方边境长期保持安宁。 削藩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文帝时，贾谊认为济北王、淮南王先后谋反是严重的信号。他看到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已构成对封建国家的威胁，于是向文帝上《治安策》，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一，异姓王幸被战胜了，同姓王以后将成为严重问题。目前已有征兆，皇帝必须警惕。他说“其异姓负强而反，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二，现今，同姓王势力膨胀，朝廷无法制服。“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手脚肿大，指挥不动。“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同姓相残相杀。“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亲兄之子西乡而击。”目前，朝廷尚能控制诸侯，因诸侯王年幼，设置傅、相，握有权力。以后若皇帝威权减轻，将出现“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三，同是诸侯王，规律是强者先反。他举出，长沙王不反，不是因他天生最忠诚善良，而是因他势力最小，仅有二万五千户，结果“功少而最宽，势疏而最忠”。他又以樊哙、周勃等与韩信相比，也正说明不强者得保其忠臣地位和生命。因此，贾谊明确得出处理诸侯王的结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皇帝广泛地推恩，把大国分成小国，“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贾谊所主张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后即成为西汉朝廷处理和最后解决藩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当时文帝并未立即实行。在贾谊死后，文帝十六年（公元前4年），文帝追思贾谊前言，分齐地为六国2，分淮南王地为三国3，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议的实现。 藩国割据势力与统一国家权力的矛盾进一步发展，终于在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54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于高祖十二年受封，至此在诸王国中最强。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又收买人心，庇护罪人，为其卖命。“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他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公共禁弗许。”处心积虑经营达四十年，故敢于与朝廷对抗。文帝时，《汉书·南粤传》。 2《汉书·南粤传》。 《汉书·贾谊传》。 2齐文王卒，无子嗣，文帝分齐为六国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3淮南厉王之子刘安嗣立为淮南王，再分出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即借故不朝。晁错继贾谊之后，在他任太子家令时，也一再建议对吴国实行削地，文帝未予采纳。 由于吴王跋扈，景帝时，晁错又上《削藩策》，认为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用晁错之策，削楚王戊东海郡，削赵常山郡，削胶西六县。依次将削吴。于是吴王刘濞联合楚、胶西等国谋反。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吴王遂起兵，诛杀汉朝派出的二千石官员。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一齐反叛。吴首先发兵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吴王下令军中“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举全国士卒共二十余万人，又南使闽、南越，亦发兵随吴。吴兵西渡淮河，并合楚兵，发使致书各诸侯国，称他夜以继日准备三十余年，他的财物“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若各诸侯需赏赐部下，吴可尽量提供。并提出，重赏能捕斩汉诸将大臣及率军或城邑投降者。以诛晁错而清君侧为名，合兵向西。吴、楚共同进攻忠于汉朝的梁国，破棘壁（今河南柘城县境），杀数万人。 七国反，朝廷震动。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东进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策应前方。亚夫至洛阳，询问父周勃的宾客邓尉，接受他的建议，不与吴、楚兵争锋，坚壁昌邑南（今山东金乡县境），派轻兵切断淮、泗要道，截断吴军粮食供应线。梁国独当吴、楚大军前锋正面，向亚夫求援。亚夫坚守，不派援兵。梁孝王乃命韩安国、张羽率军与吴军作战，得小胜。吴大军欲西进，梁孝王坚守不下。吴军转攻昌邑，亚夫亦坚壁不肯战。吴兵远离后方，给养断绝。吴粮绝卒饥，多叛散，乃引兵退走。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军。吴王濞弃军逃至丹徒（今江苏丹徒），最后死于东越。楚王戊军败自杀。从乱起三个月即被迅速平定。当吴、楚发兵情势紧急时，景帝因听袁盎进计，误杀了晁错。 吴、楚七国反叛的爆发和平定，是西汉藩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最后溃败。反叛平定后，吴、胶东、菑川、济南、赵等国除。朝廷乘平乱的余威，免除了各王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改称王国的丞相为相。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汉朝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梁孝王刘武是文帝少子，景帝之弟，极受宠爱，王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地，拥财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城。他广招四方豪杰之士，如吴人枚乘、严忌，蜀人司马相如等，都是梁国宾客。这次在平定反叛中全力阻挡叛军西进，以至亲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于是更加骄纵，在梁国内出入都用天子仪节，随从者千乘万骑。窦太后曾出言，要景帝身后传位给弟孝王。以后，梁孝王闻说袁盎对景帝进谏，不能改变立子而立弟，孝王竟与宠臣羊胜、公孙诡商议，派刺客十几批到长安，刺杀袁盎及其他朝臣十余人。计谋被查觉之后，景帝对他疏远。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44年）四月，梁孝王卒，朝廷分梁国为五。 封国问题是西汉前期的严重问题。尽管同姓王国曾起过拱卫皇室的作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袁盎原为吴相，因私受吴王金，被御史大夫晁错查处治罪，免为庶人。他向景帝进计若诛杀晁错，吴、楚可立即退兵。晁错被诛，吴楚军却仍大举向西进攻。 景帝立孝王子五人为王，分别为梁、济川，济东、山阳和济阴五国。 用，在平定七国之乱时，与皇室关系亲近的梁国也曾为捍卫京师立了大功，但因诸侯王国带有割据性质，往往发展成为对抗朝廷的力量。消除这些割据势力，是巩固统一国家的要求。经过平定七国之乱，后来武帝时期才有进一步解决封国问题的可能。 第五章西汉盛世汉武帝刘彻在位的五十余年（前40—前87年），是西汉皇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成长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多所设施，中华民族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时期。公元前8年至前74年，年幼的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大臣霍光辅政，公元前73年至前49年汉宣帝刘询在位，共历时37年。这一时期由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休息民力、重视生产的政策，政治局面重新相对稳定，国力得到恢复，成为西汉盛世的继续。 第一节西汉盛世和武帝的基本政策西汉盛世的历史条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西汉鼎盛局面的出现，有其客观物质基础。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初年，由于连续实行恢复生产和休息民力的政策，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史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武帝初年这种经济富厚的情况，跟汉初社会凋敝残破的局面已经不同，是西汉皇朝走上它的盛世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西汉盛世出现的又一基本历史条件，是封建国家统一的局面得到巩固。 自汉初以来，异姓王被消灭，同姓王割据势力也被大大削弱，汉景帝又“令诸侯不得治其国”2，诸侯王国只封土而不治民，封建朝廷能够有效地控制全国，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加上武帝本人雄材大略，在位时间长，诸多因素结合而推动封建统治出现了盛世。 “举贤良、明教化” 汉武帝在以往高祖、文、景治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其多所设施、“兴造功业”的需要的基本政策，核心就是“举贤良、明教化”和尚法尊儒。 汉朝在武帝以前，荐举人材尚未形成制度。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78年），曾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武帝即位不久，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建立了郡国岁举贤良的制度。建元元年冬十月2，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武帝诏贤良曰“贤良明千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3这一次，董仲舒和公孙弘都以治《春秋》被举荐。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4的主张，这一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较为完备。岁举人材，统称为“贤良”或“贤者”，实际上包括才能之士和从封建道德伦理衡量应该表彰的人，荐举时若侧重于某一方面，则又称为举茂材、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03页，人民出版社972年版。 《史记·平准书》。 2《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汉书·文帝纪》。 2建元元年大部分月份在公元前40年，但冬十月在公元前39年。 3均见《汉书·武帝纪》。 4《汉书·董仲舒传》。 孝廉等。故马端临云“后遂令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5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徵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王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察举制度初行时，郡国实行不力，有的郡不荐一人。为此，武帝于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冬十一月下诏严加督责，云“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经过朝臣商议，规定了严厉的处罚办法“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这一时期，公孙弘由博士连续晋升，至此又任丞相，封平津侯，他在相府中建起客馆，开了方便出入的东门，延请天下贤人参与谋议政事。 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公元前40—前0年），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材即有六次。除了全国性的征召荐举外，武帝对于所遇到的有茂材异等者，也常予奖拔任用。各方面突出人材的涌现和任用，是造成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史称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阀。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坚，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2“举贤良”是选拔和任用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材，“明教化”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思想，造成忠于封建皇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汉初皇帝都曾重视教化，汉二年（公元前205）春，刘邦在关中择举“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为乡三老，又置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8年），下诏嘉奖孝悌、力田、三老、廉屯，派遣谒者赐帛慰问，并“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2。这些都是封建政治和伦理的需要对民众施加教育和引导。武帝时，更加重视“教化”，将乡里的教化跟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直接相联系。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下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挟世导民，莫善于德。”3认为在乡间尊敬年长者跟在朝廷尊敬爵位高者，同是自古以来不能违背的规矩，能够这样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就是5《文献通考》卷二十八《选举考》。 《汉书·武帝纪》。 《汉书·武帝纪》。 2《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 《汉书·高帝纪》。 2《汉书·文帝纪》。 3《汉书·武帝纪》。 有道德。武帝又将教化与举贤良密切结合起来。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诏书云“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夏六月诏书中又云“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4按照封建纲常伦理为标准举荐出人材，这些人既能为封建政权效力，又可成为乡里的表率，使有更多的人效法他们，达到“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的目的，所以具有“以为天下先”的意义。 兴太学和郡国学也是武帝“明教化”的一项内容。武帝在长安建立太学，于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课程为儒家五经，以博士为教授，设五经博士。全国各郡还可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遇和博士弟子一样。这些学生一年考试一次，考上中两等的当郎中官或补文学掌故，下等的黜令退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做地方官府的卒史。武帝还推广文翁在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样，从皇帝、丞相、博士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上下一同灌输忠于皇帝、遵守封建等级和伦理秩序的意识，“明教化”以统一思想的目的达到了。 尚法尊儒尚法尊儒是汉武帝统治国家、驾驭臣下的根本政策。这是西汉朝廷吸取了秦亡教训而形成的，把提倡仁义德治与依靠严施刑罚二者结合起来。尊儒与明教化相通，目的是用儒家学说作为统一思想的标准。武帝即位次年，便采纳丞相卫绾建议，对所举贤良中治法家、纵横家言者，一律罢去。随即又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提拔王臧（武帝当太子时的少傅，西汉名儒鲁申公的学生）为郎中令，主宫内诸事，又任命赵绾（鲁申公另一学生）为御史大夫。爱好黄老学说的窦太后仗势反攻，罪责赵绾、王臧下狱，又逼武帝将窦婴、田蚡免职。但是尊儒的趋势无法阻挡。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窦太后卒，武帝立即任命田蚡为丞相，大批地征召儒生，采纳董仲舒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从此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汉代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不但官吏的选拔以儒学为标准，儒学成为进身之途，士子争相奔赴，而且儒学成为统制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对于巩固封建统一国家、传播封建文化有其历史作用，但同时又严重地压制思想的自由发展，长期产生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 4均见《汉书·武帝纪》。 《汉书·文翁传》。 《汉书·董仲舒传》。 “尊儒”与“尚法”相结合，骨子里将君王驭下的权术和严施刑罚这些法家的办法作为根本的手段，用儒术加以缘饰，正是武帝政治的特点。汲黯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讲的也是这个特点。公孙弘在其对策中，既标榜儒家的仁、义、礼，又特别强调法家的权术，说“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如此重视和阐释君王驭下之术，正脑神最新章节投合内心“尚法”的汉武帝之所好，所以武帝亲擢公孙弘为第一名。史称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2故连续升迁，至拜相封侯。以“儒术”来缘饰律令法术，是汉武帝和公孙弘所共同的特点，武帝时期官场那种“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的习气，正是“尚法尊儒”政策造成的。 由于“尚法”，对违法者一律严治，因此武帝时律令越来越繁多。史载因武帝大事征伐，“徵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结果是，有关律令条例的文书把房间都堆满了，专门负责整理的人也无法遍看。于是郡国一级引用法律的便五花八门，往往案情相同而判处都不一样。奸邪的官吏便借此贪赃枉法，想让人减罪活命便引用免于死罪的条款，相反就引用从重判刑的条款把人处死，律令越多越加重民众的灾难。 2均见《汉书·公孙弘传》。 《汉书·刑法志》。 第二节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为了缔造一个封建皇朝的需要；汉武帝继续汉初以来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 迁徙郡国豪富郡国豪富有的是六国旧贵族之后，有的是汉初功臣或二千石大吏之家，有的是高资富人，或其他“豪杰并兼之家”2。这些人凭借世代名门显贵的地位或高额资产，长期盘踞于郡国，欺压百姓，兼并田地，造成朝廷的法制在这些郡国范围内难以施行。汉初曾迁徙这些郡国豪富，作为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使之离开经营多年的故地，削弱地方势力，又可以实空虚之处，就近控制。高祖时曾“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武帝时更加坚决实行这一措施。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徙郡国豪富至茂陵，赐迁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主父偃向武帝建议“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2武帝从其议，于此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又于太始元年（公元前9年），“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3。当时山东临淄有的强宗大族，还被迫离开故地迁居到几千里地以外的江南会稽4。武帝坚决采取的迁徙郡国豪富的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加强了朝廷力量。 推恩王侯子弟吴楚七国之乱平后，汉景帝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5汉武帝继续这一做法，又取消王国郎中令。至此，王国治权虽减少，而拥地仍广，依然成为对西汉朝廷的威胁。为了进一步削弱封国势力，主父偃向武帝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武帝采纳他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行“推恩令”，下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2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2《汉书·地理志》。 《汉书·高帝纪》。 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均见《汉书·武帝纪》。 4《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其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 5《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2《汉书·王子侯表》序。 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3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4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诸侯王问题解决后，全国还有列侯百余。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武帝以列侯酣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其余列侯因各种原因失爵的还有不少。 汉初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纵横论辩之士，还有敢死的所谓“豪桀之士”。他们在诸侯王策划反汉时都充当助手和死党，所以武帝力加压制。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被告谋反，武帝于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下令尽捕其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达数万人。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又颁布“附益法”，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更是与一般富室无异了。惩治地方豪侠在西汉前期，游侠在地方上很有势力。有的游侠以义气侠行相标榜，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困厄。有的则“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还有的被司马迁称为“盗跖居民间者”2。后者是豪侠。地方上那些不具有政治上身份的豪强（故不同于功臣或二千石大吏之家这些郡国豪富）也属于这一类势力，可以统称为地方豪侠。游侠豪强与封建皇朝之间，除上下相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外，显然又存在着矛盾。 为了惩治地方豪侠，出现了酷吏。景帝时，济南守郅都族灭当地豪强■氏为首的作恶者。宁成任都尉，为政效法郅都。郅都、宁成这样的酷吏，是汉武帝任用酷吏打击豪强和游侠的先声。武帝除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外，还大批任用酷吏，诛锄豪强、游侠。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3。其他如杜周、周阳由等，也是这一类酷吏。这些内外官吏的活动，对于抑压地方豪侠的猖獗气焰，提高皇权，起了显著的作用。当时河内有名的游侠郭解，“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家”，“睚眦杀人”，最后被处以族诛。 但酷吏同豪强、游侠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势力，酷吏宁成罢官还乡，“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2，本身也是称霸一方的豪强。酷吏王温舒杀河内豪强，竟至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这么多被株连的人，自然有3《汉书·武帝纪》。 4《汉书·王子侯表》序。 《汉书·诸侯王表》序。 2均见《史记·游侠列传》。 3《史记·酷吏列传》。 《史记·游侠列传》。 2《史记·酷吏列传》。 不少是贫苦人民。《汉书·酷吏传》说，由于郡国守相多效法王温舒的残暴杀人行为，所以“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这同《刑法志》所言“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都说明任用酷吏和实行苛刻刑律来加强皇权，势必要激化社会矛盾。 设置十三部刺史也是武帝时政治上强干弱枝的重要制度。因当时疆域大大拓展，需要加强朝廷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如《汉书·地理志》说“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武帝置十三部刺史时间在元封五年（公元前0年），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3。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后改为督察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和弘农郡，职权同部刺史相似。刺史由丞相派属员分任，秩六百石，但出刺时代表朝廷，故“位卑而权重”。十三部刺史的设立，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武帝还在内廷设立一个处理文书的机构，直接处理大臣们的章奏，侵夺了原来属于丞相的职权，使君主进了一步。 榷盐铁、均输、铸币、告缗跟政治上强化皇权的措施相一致，汉武帝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统一铸币等重大措施。原来铸币、煮盐、冶铁，不受法律限制，私人得以经营，实际上使利权都落在豪富、王侯和朝廷贵臣手里，成为他们剥削农民、扰乱社会经济的工具。汉武帝把这些利权收归朝廷，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摧毁了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对朝廷的压力。由于武帝长期对边境用兵，加上其它支出和挥霍，耗费了巨量财富，文、景时期的大量积蓄也都用尽。因此武帝一再实行募民入奴婢、入羊，并设置武功爵出卖，力图筹集钱财。元狩中，武帝打破商人不得任政府官员的旧规，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商人子弟桑弘羊主持财政事务，武帝依靠这些人相继采取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 盐铁官营，是分别在产盐区设盐官，雇工煮盐，又在产铁区设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盐铁官吏多用过去盐铁商人充任。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属官几十人到各个郡国，对各地应上交京师的货物，不再像过去那样长途输送，而是根据各地区对货物的需要沿途出卖，然后买取京师所需的货物运回。平准，则是在京师设平准官，统一掌管由天下运至京师的货物，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以求物价较为平稳。这样，大商贾无法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也限制了大商人的兼并行为。 西汉时因国家空前统一，取消了各地之间的关卡限制，使商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买卖、运输货物，商人资本发达。在封建社会中，商人财力过强，3《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 桑弘羊于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任大农丞，开办均输，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任治粟都尉，领大农，主管盐铁官营。 必然转变为土地兼并，造成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这对封建国家是事关重大的问题。武帝实行均输、平准和盐铁专营，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即是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大商人囤积投机，防止物价猛涨，对农民安心生产也有好处，抑制商人资本为牟取暴利而对封建国家经济生活起到破坏作用，朝廷也增加了收入。所以《汉书·食货志》又说“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民不加赋而天下用饶。” 汉初，黄金以斤为单位，钱重三铢，称为“荚钱”。文帝时，因为荚钱太轻，改铸四铢钱，面值“半两”。并取消禁止私铸的命令，准许诸侯王国铸钱。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规定使用三种货币皮币，用鹿皮一尺见方做成。面值四十万；白金（银与锡的合金），分圆形（面值三千）、方形（面值五百）、椭圆形（面值三百）；三铢钱。次年，因三铢钱轻，改铸五铢钱，规定由上林三官（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均输三官）专铸。一律禁止郡国私铸，命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钱作废熔化，把铜料送到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重量和成色都有保证，私铸者无利可图，币制得到较长时期的稳定，据《汉书·食货志》载，自武帝初铸五铢钱到平帝元始年间，铸钱总数为二百八十亿万余枚。王莽时币制混乱，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而私用五铢钱，证明武帝时期铸钱长期具有信誉。 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武帝下令对商人和高利贷者加重征收财产税，称为“算缗”。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积贮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责令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财物没收；有告发者，得没收财物之半，称“告缗”。结果，很多商人被没收了财物、奴婢和田宅。算缗、告缗带有侵夺商人利益的性质，有的商人因受诬告而破产。但政府得民财以亿计，从大局看，加强了朝廷的财力，使财政上的危机缓解了。汉武帝利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抑制了大商人的兼并和投机活动，且又利用商人为朝廷增加收入服务。他对商人的政策取得了成功。最后桑弘羊由商人子弟任御史大夫，跻身于“三公”高位。 《汉书·食货志》下。 《汉书·食货志》下。 第三节民族关系和统一局面的发展自西汉初年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发生过一些战争。汉武帝时期曾经长期对边境地区用兵，这些战争有的属于防御少数民族贵族所挑起的对中原农业地区的袭扰、掠夺，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作用；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侵犯，造成了破坏。武帝还大规模展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开发。从总的后果看，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发展了。汉族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边各民族，有些民族还显著地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西汉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统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进步的结果。 汉与匈奴的和战武帝初年，继续实行文景之世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武帝采用雁门富豪聂壹计谋，命聂壹诈降，引诱匈奴攻取马邑城，汉埋伏三十余万大军准备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匈奴单于以十万骑兵入塞，半途发觉有诈引还。从此以后，匈奴绝和亲，常常在边塞攻掠。但双方仍保持关市贸易。元光六年，武帝开始派军进攻匈奴，从此三十余年间，双方多次发生战争。其中关系最大的有三次战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匈奴入侵，汉遣卫青领兵从云中出击，北抵高阙，迂回至于陇西，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汉在那里设朔方郡，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同年夏，汉朝廷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次年，匈奴军臣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右贤王数次侵拢边境，直至朔方。元朔五年，卫青攻右贤王，右贤王脱身走，于是汉朝在河套地区的阵地得以巩固，使匈奴再也无力从正面进攻关中一带。 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归汉。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故俗为王属国。后又迁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余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西汉朝廷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对于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作用。 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汉发骑兵十万，“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令卫青、霍去病率军远攻，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击，预约会师绝漠。匈奴单于以精兵待漠北，被卫青击败，遁走。卫青北至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出代二千余里，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这次战役以后，匈奴主力向西远徙，“漠南无王庭”。汉军占领了自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海的大片土地，开渠屯田，“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保障了河西地区的安全。汉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而本身也遭受惨重损失，士卒死亡以万计，马死十余万匹。元封、《汉书·匈奴传》上。 太初以后至武帝末年，汉同匈奴虽然还发生过不少战争，但其规模和影响都小得多。至太初三年（公元前02年），汉朝令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又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泽边筑障塞。此年秋，匈奴军大入定襄、云中，尽毁徐自为所筑城障，又至酒泉、张掖袭扰。天汉年间，汉连续派军出击，均不甚利。至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大军出塞，军败，投降匈奴，汉军士卒死亡数万，此后汉不复出兵。 西汉朝廷对匈奴的战争，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从此，边郡与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屯田兵，在荒漠的原野上开辟耕地，垦殖发展。中原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在边地传播开来。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至敦煌，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泊），也修起了亭燧。屯田区、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经济、先进文化的传播站，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 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汉代把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今日新疆及其以西地区，称为西域（包括中亚以至更远的许多地方）。汉武帝时，西域有三十六国，以后分为五十余国。各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人口最多的龟兹国仅八万人，一般每国数千至二、三万人。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二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月氏原是河西游牧民族，被匈奴所攻，西迁葱岭以外。武帝闻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而河西及其西为匈奴所隔，所以募使者通使大月氏，欲联合他们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前往，于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俘获，扣留十余年。张骞设法逃出，朝着大月氏方向西行。经过大宛、康居，终于到达大月氏，此时月氏在中亚“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张骞不得月氏要领，居岁余而还。归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余，乘匈奴发生内乱逃归。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回到长安，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这次通使，亲到者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又传闻毗邻的五六个大国，前后达十余年，历尽艰险。他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情况，获得了大量前所无闻的西域资料，故被称为“凿空”。张骞通使以后，武帝发使广求通西域道路，并希求开通一条经西南身毒国（今印度）通向西域的新路，却迄未成功。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带，从此，“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道可通”。于是，武帝于元狩四年以张骞为中郎将，派他再次出使西域，欲招乌孙东迁回到河西故地，并联络西域各国。此行率将士三百人，每人备马两匹，并带牛羊以万数，金币丝帛巨万。张骞到达乌孙国，传达汉朝旨意。此时乌孙已分为三国，又畏惧匈奴，不愿东徙，只派译员送张骞归国。张骞分别派出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第52页，人民出版社983年版。《汉书·西域传》。 身毒、于阗及诸旁国，其中不少国家陆续派人随汉朝副使到长安，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频繁交往的时代。元封年间，汉朝遣宗室女细君公主妻乌孙国君。此时，汉在令居以西筑要塞，置酒泉郡，保障与西域的交通，一岁中使者多十余，少者五六辈。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汉派王恢、赵破奴击败西域通道上助匈奴与汉使为敌的楼兰、姑师。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武帝因欲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和获得大宛的汗血马，于太初年间两次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道出军击大宛。第一次大败，回到敦煌，“士不过十一二”；又再次出军，围其城，攻四十余日乃破。太初四年（公元前0年），李广利东回，“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质焉”。此后，西域各国震惧，“多遣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成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同时，中原同西域以至更远地区，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各种物产向东移植。此后，佛教及佛教文化也经此传入东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丝织品、科技和农业先进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羌人一般不作为西域民族来看待，但也是我国西部的古老民族之一。汉代羌人分居于广阔地带，主要聚集在青海东部河、湟一带，西北接西域，南达今之川、滇地区。据《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本以射猎为生，其酋长爰剑在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学到了农牧技术，他逃回羌人部落后教族人田畜，依附者众。至爰剑曾孙忍、舞时，居于湟中，人口蕃殖。武帝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四郡，通道玉门，建筑障塞亭燧，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羌人先零部与封养部等解仇结盟，与匈奴联络，合兵十余万，攻令居、安故（今甘肃临洮），遂围枹罕（今甘肃临夏）。汉遣将军李息等将兵十万击平之，始置护羌都尉，统领羌人诸部。羌人乃离开湟中，迁至西海（青海湖）沿岸居住。汉朝乃逐步移民到河西地区，从事耕种垦殖。 汉与西南夷、东南、东北各民族的关系西汉时，在今四川西部、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省及甘肃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称为“西南夷”。分布在乌江、金沙江流域的，有夜郎、滇、邛都等，以从事农耕、椎结为特点。在今澜沧江流域的有巂、昆明，以游牧生活、编发为特点。在今大渡河流域的，有徙、筰都、冉，习俗或农耕，或游牧。在今甘肃南部的还有白马，属氏人。秦时，巴蜀与邛、筰、冉已有交往。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知道蜀地经西南夷有路可通南越。于是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由蜀出使夜郎，汉朝在此设立犍为郡，发巴蜀卒修筑陆路通牂牁江。武帝又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筰，新设置十余县，属蜀。当时开通道路的士卒因给养困难和天气湿热，死亡很多，又遇西本段引文均见《汉书·张骞传》、《西域传》。 南夷君长接连反抗，派兵出击而耗费无功，于是暂罢开通西南夷。至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武帝又发使从蜀四出，取道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这样，汉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汉对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联系加强了，但由滇通向身毒的道路始终没有打通。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次年，汉兵从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牁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夜郎入朝，被封为夜郎王。汉又以邛都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巂都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县北），白马为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仍由滇王管理。武帝开通西南夷和设置各郡，加快了中原先进文化向边地的传播，推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武帝时，东南地区居住着越族，包括闽越、东越、南越。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闽越兵发兵围东瓯（东海王所都，在今浙江永嘉）。武帝遣庄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退兵。东越请举国徙中国，乃悉迁其众四万余人处江、淮间。建元六年，闽越王击东越，武帝发兵救助，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汉先后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又立余善为东越王。至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南越相吕嘉反，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汉军击吕嘉，后又暗中遣使勾结南越。汉攻下番禺后，余善又反。武帝派韩说、杨仆等分别从海路、陆路进击。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汉军各路均入东越，余善被越繇王居股等所杀，汉朝将东越居民徙居江、淮间。江、淮间的东越、闽越人从此逐渐与汉人融合。 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闽越王派兵击南越，武帝命严助率汉军解除了闽越对南越的威胁；六年，严助又受命出师南越，南越王派太子婴齐宿卫长安。后来婴齐之子赵兴继为南越王，上韦武帝，“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南越相吕嘉起兵反，杀赵兴、太后以及汉使终军等。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路博德、杨仆等率汉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俘吕嘉等，越人贵族很多人受汉封为列侯。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余万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 汉代的乌桓人和鲜卑人都属于东胡。西汉初，乌桓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受其奴役。至武帝时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后，把匈奴的一部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等五郡（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南部），设置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让他们替汉军侦察匈奴的动静。鲜卑自从被冒顿击破后，远徙至辽东塞外。汉初，朝鲜王满即与汉朝有藩属关系。《汉书·武帝纪》载，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东夷薉君南闾等率二十八万人降，武帝遂置苍海郡，元朔三年罢。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朝鲜王右渠（满之孙）不肯奉汉朝诏书，次年，朝鲜尼谿相参杀右渠降汉，汉朝遂定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越”亦作“粤”。 《史记·南越列传》。 第四节武帝末年的社会动荡及其转机武帝末年的社会动荡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封建皇朝的鼎盛局面，而这一时期又存在着严重的弊政和社会问题。当时主要弊政，一是刑罚太滥，治罪严酷；二是连年征伐和其它事项耗费巨量钱财，造成府库空虚，于是加重对人民剥削，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三是迷信鬼神，奢侈逸乐。这些弊政引起社会动荡，农民暴动接连发生。 武帝执法苛严，大量重用酷吏。大量任用酷吏虽然摧抑了豪强势力，也给人民带来灾难。《汉书·杜周传》载“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吏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酷吏治狱如此广为株连，严刑逼供，受牵连者被逼辗转诬告，必然致使许多无辜百姓受害。告缗令也造成许多民众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武帝连年征伐，仅与匈奴的战争前后就持续三十余年，动员的军队最多达三十多万，至少也有几万人。因此造成丁壮男子丢下锄把从征，又征发更多的人转运粮食给养，农民无法忍受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剥削，四处流亡，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故《汉书·食货志》说“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武帝当政时期财政开支惊人。长期战争耗费了大量钱财，光是赏赐给将士的就不计其数，元朔五年赐给卫青大军黄金二十余万斤。元狩四年赏给卫青、霍去病黄金五十万斤。武帝多次征调民工到边境筑城，或迁徙内地居民充实边境，如元朔元年兴十余万众筑卫朔方；元狩四年徙山东贫民七十二万充实新秦中时，“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货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又征调六十万卒沿边郡屯田，也都由政府供给衣食。武帝时期为了治黄河、塞决口，开凿漕渠，和其他水利工程，也需要大量开支，仅在朔方开灌溉渠，二三年间，“费用各以巨万十数”。加上武帝在其他方面大量挥霍，造成了国库空虚。于是武帝下令，犯罪可以出钱赎罪，将粮食输送到边境可以授官，结果更使贪污贿赂公行，欺诈和投机行为恶性发展“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2武帝一生沉溺于鬼神迷信，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22—前87年），他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二十九次，其中《汉书·食货志》下。 2《汉书·贡禹传》。 远程出巡、祭祀达十三次。元封元年，东巡，封泰山，沿渤海边到碣石而还，历时四个多月。元封五年，从冬十月开始至春四月封泰山而还，历时五个月。每次外出祭祀巡行，都带着大队人马，沿途官府动员众多吏民修路、献礼、迎送，耗费民力、财力、物力无数。武帝又任用神仙方士，给他们大量赏赐，仅给栾大的赏赐，一次就有十万金。武帝生活奢靡，“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 上述种种弊政引起了社会矛盾激化。至武帝统治后期，各地出现了农民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岱之间有坚卢、范生等。这些暴动，“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武帝指派酷吏，动员了军队，以几年时间进行镇压。暴动者虽失去首领，而“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群盗四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2轮台之诏和社会安定的转机面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虚耗、社会动荡的局面，武帝晚年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时值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击匈奴，又令开陵侯率楼兰等六国兵攻击依附于匈奴的车师，与马通军相配合，车师王投降。于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上奏，提出增派军卒到西域渠犁、轮台一带屯田，再“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蓄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田，以威西国，辅乌孙”。西域前线又传来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的消息，汉武帝折损大将和众多士卒。于是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丐若马’，又汉使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汉书·贡禹传》。 2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轮台诏”标志着武帝末年政策的转折点，改正自己的过失，停止连续三十二年的大事征伐。从此不复出军，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转变到重视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对此司马光评论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2富民政策的推行汉武帝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是为向天下宣告富民政策的推行，“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武帝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赵过先在太常、三辅作示范，“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又因耕牛缺乏，“教民相与庸挽犁”。推行代田法和人力拉犁，使“田多垦辟”，而且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新的耕作方法推广到边郡一带，“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武帝政策的转变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昭、宣时期即继续沿着这条罢兵力农的路线走下去，因而出现了“中兴”局面。 《汉书·西域传》下。 2《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汉书·食货志》上。 第五节宣帝“中兴” 霍光秉政。宣帝即位的初年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卒，太子弗陵继位，年仅八岁，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受遗诏辅少主。 昭帝在位十三年，大权掌握在霍光手中。史籍称霍光“知时务之要”，是指他正视因武帝连年征伐和奢侈挥霍，造成国家财富空虚、户口减半的严酷事实，认识到时势的迫切需要，继续实行武帝晚年减轻剥削、节约民力、与民休息的政策。又对匈奴实行和亲。因此八、九年间便取得成效，出现了“百姓充实”2的局面。 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年），即派遣使者王平等五人巡行郡国，举用贤良，了解造成民间疾苦的问题。自始元二年至元平元年（公元前87—前74年），曾连续九次颁发减免田租、给贫户借贷粮食及种子、免除军马负担、赐给孤老残疾者以衣被、减少马口钱及口赋钱、减少及停止漕运、裁减官府冗员以减轻民众负担等项诏令。始元六年二月，召集了各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反映民间疾苦，议论盐铁榷酤。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在大将军霍光、丞相车千秋的下，主张罢去盐铁官营及酒的专卖，指出武帝时期律令繁苛，罪名无数，使百姓难以自保。第二年七月，宣布罢去酒的专卖。又据《盐铁论·铁取》下篇云，并罢关内铁官。总之，由于辅政的霍光有效地实行休息民力、重视生产的政策，西汉统治得以相对稳定。 霍光又一历史功绩是废去昌邑王，确定宣帝继位。公元前74年，昭帝卒，无有子嗣，经大臣们计议，迎昌邑王刘贺立为皇帝。刘贺立二十七日，昏乱无度。霍光乃与丞相杨敞、大司农田延年等商议，并上告皇太后，废掉昌邑王，迎立武帝曾孙刘询为帝，是为宣帝。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 宣帝初即位，处事谨慎，霍光仍掌握实权，“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自昭帝时，霍氏宗族已经包揽朝政大权，霍禹、霍云为中郎将，霍山为奉车都尉，霍光的两个女婿为东西宫都尉，其亲属任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者多人，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废昌邑王、立汉宣帝都由霍光一手决定，“光权益重，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8年），霍光卒。宣帝始亲政事，“厉精为治”，号为“中兴”君主。宰辅的得力和吏治的循良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至神爵四年（公元前73—前58年），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材。又先后诏令安置流民、减免田赋、减低盐价和赈济灾民，还一再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各地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出入人罪的不法官吏，考查地方官治绩。被称为“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2《汉书·昭帝纪》赞。 均见《汉书·宣帝纪》。 安，莫有苟且之意”，提高了封建行政机器运转的效率。宣帝本人还到宫内宣室审核决断疑难案件，“狱刑号为平矣”2。 宣帝出身微贱，遭受过许多磨难3，对于不法官吏鱼肉百姓早有体会，因此在位期间特别注重吏治的整顿。史称“繇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4“县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5他每隔五日，便要听取丞相及下属部门报告本职工作。每逢任命刺史、郡守、诸侯王国相这些地方大员，宣帝都要亲自接见并仔细交谈，了解这个人过去的经历、政绩，听取他的打算，以后拿他的行为与诺言相对照，如果治绩不好，便要认真查找其中原因。“帝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二千石乎！’”他认为州郡太守选任得当，对于一郡官吏的办事作风和百姓的生活具有决定的意义，更换频繁，会引起地方的不安定。当地人知道这个郡守要稳定地当一段长时间，欺瞒不得，才会服从他的治理。对于郡守、刺史一级政绩显著的，便亲自颁发文书，加盖国玺，加以鼓励，增加俸禄赏赐，朝廷公卿大臣有缺位，便选拔他们来接替。 史籍称宣帝时期人材之盛仅次于武帝之时，其中宰辅人物以魏相、丙吉最有名。 魏相当过河南太守、扬州刺史，以执法认真闻名。宣帝即位，魏相任御史大夫，他及时地建议宣帝削夺霍氏权力，改变权臣专横的局面。宣帝愈加倚任魏相，拜为丞相。霍氏集团更为忌恨，密谋先杀丞相，后废皇帝，事败伏诛。至此，宣帝才“始亲万机，厉精为治，谏群臣，核名实，而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元康中，匈奴与汉争夺车师屯田，宣帝及朝臣计议，欲利用匈奴衰弱，出兵进击。魏相谏议阻止出兵，说因争车师屯田出兵，是报“纤介之忿”，师出无名。而现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征发士卒，徭役烦重，必然引起社会不安，所以首先要重视的是国家的安定与治理。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避免了与匈奴的一场战争。魏相还向宣帝建议赈济灾荒，派遣官员巡视天下，平冤狱，宽租赋等。他要求下属兢兢业业奉行职事，派出丞相府的吏员到各郡暗行察查，凡相府人员由原籍返来的，即向他们详细询问各地生产、民情、灾害等情况，随时上奏皇帝。时丙吉任御史大夫，“同心辅政，上皆重之”2。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魏相卒，丙吉继任丞相。丙吉治事注重边境戍守、时令农情等大事，宽让不苛小节，属员乐为之用。史称“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宣帝时期还出现了一批著名良吏。《汉书·循吏传》中载有六个“循吏”《汉书·宣帝纪》。 2《汉书·刑法志》。 3刘询是在巫蛊之祸中自杀的卫太子的孙子，当他还是个刚出世不久的婴儿时，就被裹着襁褓送到监狱，终于在灾难中活下来。以后被送到称为“掖庭”的宫中旁舍收养，不承认他是皇族后代，只能算个平民。4《汉书·循吏传》序。 5《汉书·宣帝纪》。 《汉书·循吏传》序。 《汉书·魏相丙吉传》。 2均见《汉书·魏相丙吉传》。 《汉书·魏相丙吉传》赞。 8 的传，除文翁是文帝时人外，其他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五人，都是宣帝时良吏，“所居民富，所去民思”。黄霸先任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后任颍川太守，教民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豢养牲畜，“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因治绩出色，以后升御史大夫至丞相。龚遂任勃海太守，上任时，因勃海左右郡饥荒，“盗贼”并起。龚遂初视事，即开仓廪济贫民，选良吏到各县任职，劝民农桑，放下刀剑弓弩，卖刀买牛。于是“盗贼”解散，“郡中颇有蓄积，狱讼止息”。召信臣任南阳太守，“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在本郡境内查蔡水泉，修起水利工程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又禁止奢靡风气，严治府县吏子弟不法滋事者。“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2由于宣帝对吏治认真整顿，“汉世良吏，于是为盛”。其他还有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皆称其位”3。史籍又称“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乐土，岁数丰穰。”农业连获丰收，谷价贱至每石五钱。宣帝又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就近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粮食供应京师，省去每年关中漕费之半。又在各边郡筑“常平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民便之”。 匈奴款塞。河西屯戍宣帝时民族关系也得到发展，导致北方边境长期的安宁。 匈奴在汉昭帝时攻打西域的乌孙国，声称欲得汉朝嫁去的乌孙公主，乌孙公主向汉朝求救。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朝廷派范明友、赵充国等五将军攻匈奴，大军出塞千几百里，匈奴仓皇奔走。随后，汉朝派驻在西域的校尉常惠与乌孙国将领进攻匈奴，杀伤俘虏甚众。此后匈奴三次连续发生天灾、饥荒，周围的丁零、乌桓、乌孙又分别从北、东、西三路进攻，使匈奴的力量更为衰弱。神爵二年（公元前0年）后，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归汉。又过二年，匈奴分裂为五部，有五个单于，互相攻杀。至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新立的呼韩邪单于一再受到匈奴别部的攻击，才有意归附汉朝请求帮助。 当呼韩邪与大臣郑重计议时，多数人以为臣汉有辱于先单于，为诸国所笑。左伊秩訾王则力主归汉，认为“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2于是呼韩邪率部南迁靠近长城一带，并派儿子右贤王到长安入侍汉朝皇帝。甘露三年正月初一，呼韩邪到长安觐见，宣帝派车骑都尉韩昌专程迎接，在呼韩邪所经七个郡有二千车骑列队迎候。宣帝以列在诸侯王以上的隆重礼节接待。呼韩邪居留长安一月余，归附之志更为坚决。于是要求率部众住在光禄塞下，有事可保卫汉城邑。宣帝派董忠、韩昌率一万六千骑兵，送单于出长城要塞，又命董忠帮助安定匈2以上均见《汉书·循吏传》。 3《汉书·循吏传》。 《汉书·食货志》上。 2《汉书·匈奴传》下。 奴内部的秩序。在这种和好的气氛下，至元帝时演出了昭君和亲的动人事件，导致北方边境出现了六十年的安宁局面。 著名的老将赵充国在河西用屯戍的办法，安辑西羌，在当时即受到赞扬。先是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牧地，汉将义渠安国斩羌族酋长，镇压羌人，羌人遂围金城郡。宣帝派七十余岁的老将赵充国率军西进。赵充国以“拊循和辑，保胜安边”为方针，释放无罪被拘执的羌人酋长，进入羌族居住区域后，又“令军勿燔聚落，刍牧田中”，遂得羌人先零部先行归附。后赵充国屯田河西，等待羌人内部分化，终于争取到羌人大多数部落降汉，汉朝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 王霸道的杂用宣帝时期保持了西汉朝廷的盛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宣帝继续实行武帝的治国政策，他视“霸王道杂之”为必须遵行的“汉家制度”。史载（太子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宣帝表面上尊奉儒家，而内心里所真正重视的是王霸道杂用，这是自武帝以来统治集团尚法尊儒政策的一种总结。霸是指法家的办法，用暴力和权术进行统治，王是指儒家的办法，从思想上进行统治。封建统治上的这两手并用的办法，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里有深远的影响。正如宣帝所言，刘奭继位后并不按这套“汉家制度”行事，只用儒术治国，西汉皇朝也就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宣帝时期政局上所出现的弊病也已预示西汉盛世至此接近了尾声。宣帝为了打击霍氏集团及上官桀等的权力，任用外戚许氏、史氏的子弟代替。许氏（许皇后的外家）一家三人封侯。史氏（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外家）四人封侯。还有王氏（宣帝母王夫人的外家）二人封侯。他们的子弟许延寿、史高、王接都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宣帝也不再像原先那样节俭，贪图起奢侈逸乐，被称为“颇修汉武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2。汉宣帝还任用宦官掌握宫中大权。司隶校尉盖宽饶进谏说陛下不行圣道，用受过宫刑的宦官做辅佐国家的重臣。汉宣帝竟认为他是怨谤，盖宽饶披逼自杀。宣帝初年鼓励直言谏议的做法至此也不见了。重用外戚和宦官必然造成邪恶势力上升，正直人材受到排挤迫害。这两项，成为西汉末期政治混乱局面的根源。 均见《汉书·赵充国传》。 《汉书·元帝纪》。 2《汉书·王吉传》。 第六章西汉的衰落第一节西汉的衰落大政方针的改变公元前49年，汉宣帝死，元帝刘奭继立。元帝改变了汉家“王霸道杂用”的大政方针，片面地推崇儒家，削弱了国家权力，汉家政权趋向衰落。元帝的政策，为成帝、哀帝、平帝相继承袭，以至政权落于外家之手，而出现了王莽篡汉的局面。 元帝在即位之初，即下诏征召名儒王吉、贡禹，拜贡禹为谏大夫。他还一度重用以经术闻名的萧望之、刘向等人。大批名儒受到提拔，进入封建朝堂。韦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等人相继作过丞相。儒生津津乐道的治国主张，如减刑宽政，不与民争利等，得到了实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实行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在西汉统治已近二百年，政治日甚一日之时，宽弛的政策使封建权贵、官吏、地主们如同脱缰之马、贪残暴虐，对百姓敲骨吸髓的压榨，日益加深。元帝本人还称得上“温恭少欲”。他曾几次接受臣下的劝谏，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对于百姓疾苦，他也并非不闻不问，曾下了十七道诏书，但这根本无助于贫困农民生活境况的改善。 成帝刘骜继续执行以儒术治国的方针，曾减免天下赋算，罢除六厩技巧官，几次赈济受灾百姓，赦免天下刑徒，并遣使察三辅、三河、弘农等地冤狱。但下层民众从中得到的恩惠甚少，宽弛的吏治给他们造成的灾祸却在变本加厉。 哀帝刘欣即位之初，很想重振朝纲。他为澄清吏治，任用龚胜、孙宝等人为谏官，派遣官员监察各级官吏，撤换不称职的人。他还罢除任子令，废掉诽谤诋欺之法。为缓解阶级矛盾，他也采取了一些恤民政策。曾罢乐府，禁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奢侈之物，禁郡国贡献名兽，制定限田之法等。但在外家掣肘、权臣作梗的阻力面前，他丧失了重整朝纲的锐气，由畏难而失望，由失望而颓唐。他面对汉家天下江河日下的局面，无所作为。 元、成、哀三朝，在政治上由宽弛而致败乱，在民族关系处理上却取得了很大成功。此时匈奴分裂成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分别统帅的两部。呼韩邪单于内附中原，汉朝对其采取安抚政策。郅支单于数度困辱汉使，在杀了汉使谷吉之后，引兵至康居国，横行于西域。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年）使西域都护甘延寿在副校尉陈汤怂恿下，征发屯田士卒及西域诸国之兵，攻杀郅支单于，消灭了这股匈奴力量。汉朝在西域重振声威，也取得了对呼韩邪单于关系上的主动权。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度入朝，并求和亲。元帝以宫女王嫱（字昭君）许之，单于号为宁胡阏氏。终西汉之世，边境一直比较安定，汉匈关系和睦。 宦官、外戚窃取权力的斗争元帝时，皇家威权下降。朝中各种势力乘时而起，展开争权夺势的斗争。宦官、外戚窃取权力的斗争是其中的主要形式。 外戚史高在宣帝临终时被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受遗诏与萧望之、周堪共同辅佐元帝。元帝即位之初，信任师傅萧望之、周堪，经常与他们讨论朝政。萧、周又举荐宗室刘向与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辅政。史高受到排挤，便与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相勾给。弘、石二人在宣帝时就掌握了朝廷机要。元帝对之信用不疑，委之以朝政。望之等人担忧外戚史氏与外戚许氏的放纵及弘恭、石显的擅权，多次劝谏元帝斥逐这些奸佞，整顿朝廷纲纪。可是元帝依违无断，“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任凭“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经过数年的斗争，元帝竟在石显等人挑唆下，迫使萧望之自杀，摒弃周堪、刘向等人于权力中心之外。 在萧望之等人之后，又有京房在与宦官佞臣的斗争中被害。京房是著名经学家，擅长阴阳灾异之说，曾数次上疏因灾异言政事，得到元帝赏识。他用历史上君主信任佞臣导致败亡的事例启发开导元帝罢黜石显，言词明白切至。石显在得知京房谋议之后，借故除掉了这个政敌。 在与石显等人的斗争中，还有贾揖之丢掉了性命，陈咸、杨兴受到贬黜。奸佞受宠，直臣被斥，助长了朝廷谄谀自保之风。刘向为元帝所描绘的图景“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变成了无情的现实。 成帝即位，石显被诛，宦官集团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外戚集团代之而起。成帝的软弱无能过于其父，母党王氏集团乘机崛起。王氏家族中有十人先后封侯，五人任大司马，长期把持朝政。成帝毫无主见，政权完全操纵在母舅王凤等人手中。有一次，成帝召见贵族子弟刘歆，很欣赏刘歆的才能，准备拜他为中常侍。手下人提醒成帝，一定要经王凤同意才行。成帝起初很不以为然，可是请示过后，他只能服从王凤的意见，拜刘歆为黄门郎。王氏专权，引起了朝臣的忧虑。京兆尹王章借谈灾异之机，多次晋见成帝，建议罢退王凤，收回王氏之权。王凤得知后，以辞职相要挟。在母后王政君的逼迫下，成帝只好罗织罪名，将王章下狱，迫害致死。经过这一回合的较量，“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2。王凤死后，其兄弟子侄轮流执政，横行无忌，气焰熏天。对刘氏政权忠心耿耿的刘向等人深知外戚势力的过分膨胀必然构成对皇室的巨大威胁。他们多次告诫成帝自古以来没有万世长存的政权，要抑制王氏等外戚势力的发展，以防止刘氏政权的灭亡。无奈成帝勇于纳谏，无力回天，对于这些言词激切，义形于色的劝谏，只能感慨、赞叹、悲伤其意而已，根本没有收回威权的气魄和胆略。 在皇权与外戚、宦官等集团的较量中，饱读《诗》、《书》的儒臣们分成了两大阵营。忠直之臣如刘向、京房、王章、朱云等人敢于挺身而出，与腐朽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结果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受到了沉重打击。匡衡、张禹、孔光等人采取明哲保身态度，奴颜卑膝，谄事权贵，唯外戚马首是瞻，唯求保住身家性命，求得荣华富贵。另有一班所谓直臣如谷永等人，虽然言词激切，颇能指明当世政治得失，实际上却因早已投身于权贵之门而无所顾忌。 哀帝上台后，收回了被王氏长期把持的大权。可是他同样受制于自己的《汉书·楚元彐传》。 《汉书·楚元王传》。 2《汉书·元后传》。 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之党。傅、丁二氏挟制哀帝，使其家族取代了王家的尊贵地位。他们尽力扩展权势，作威作福。经过一番争论，傅、丁二氏甩掉了藩妾身份，取得了皇太后的尊号，家中子弟接踵盘踞要津。傅家封侯的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丁家二人封侯，一人任大司马，六人任将军九卿二千石。他们两家中任侍中诸曹的各十几人。对于他们的骄奢跋扈，也有一些朝臣进行了斗争，老臣师丹因此被罢官夺爵。在外戚集团中，傅太后从弟傅喜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皎皎者。他恭俭礼让，拥有很高声望。对于家族的暴兴，他深感忧虑。对傅太后揽权、干政、扩大家族势力的举动常常进行一些规谏和抗争，由此得罪太后，被免去官职。 西汉晚期，外戚借着与帝王的特殊关系发展权势，帝王也借重外家势力以维系统治。外戚一旦羽翼丰满，又要回过头来与帝王展开你死我活的厮杀。成、哀、平三朝的政治舞台上演的，正是皇家与外戚、外戚与外戚你争我夺的历史闹剧。 除外戚乱政外，哀帝又为这幅动乱画图添加了几笔油彩。他宠幸嬖臣董贤，对之赏赐无算，任其为大司马卫将军，执掌朝政，甚至表示要将皇位让给董贤。丞相王嘉上疏劝谏，希望哀帝保持初即位时的恭俭作风，不要因私宠而败坏制度。哀帝假托太后遗诏，要益封董贤二千户。王嘉又封还了这封诏书，并再次规劝哀帝。哀帝大发雷霆，召王嘉诣廷尉诏狱。王嘉不肯按惯例自裁，在狱中不食，呕血而死。 哀帝短祚，在位六年病死。以王莽为代表的王氏集团在元后王政君的下，再整旗鼓，卷土重来。王莽在王家累世擅权的基础上，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推翻了西汉政权，建立起王氏的新朝。 第二节王莽篡汉王莽篡汉王莽字巨君，出生于魏郡元城王氏家族，是元帝皇后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成帝时，王莽的祖父王禁和伯父王凤、叔父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人均封侯，只有王曼因为早死，没有封侯。 王莽的同族兄弟，依仗权势，竞为奢侈，横行不法。王莽自幼节俭，没有堂兄弟的那种习气。他努力学习，曾以名儒沛郡陈参为师，研习《礼经》。他对母亲克尽孝道，对寡嫂孤侄尽心照料。在地位尊显的叔伯父面前，他礼貌有加，颇能得他们的欢心。伯父王凤病重，他亲自煎汤尝药，一个多月衣不解带。王凤深为他的孝行所感动，临死前再三嘱咐成帝和妹妹王政君，一定要好好关照王莽。王莽因此被征为黄门郎，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王莽多方收买人心，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任黄门郎不久，即升为射声校尉。当时的名士戴崇、金涉、陈汤等人不断在成帝面前赞誉王莽。于是成帝在永始元年（公元前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官职升迁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职位越高，王莽越是严于律己，谦恭待士，常用自己的车马衣服赈济宾客，弄得家中没有余钱。朝野人士都为他的行为感动，争相为他作宣传。他的声誉越来越高，连叔父们也自叹不如了。 王莽在政治斗争中很有权谋。他的姑表兄淳于长发迹较早，官居九卿，地位和权势均在他之上，又深受成帝和元后宠信。王莽认定这是一个必须除掉的竞争对手。他不动声色，暗地里搜集淳于长的过失，待到积累了足以置其于死地的罪状后，通过叔父王根，上奏成帝。淳于长被诛身死。王莽此举既除掉了威胁自己地位的对手，又获取了忠于职守、不徇私情的名声。此后，辅政的王根请求退休，推荐王莽代替自己。三十八岁的王莽于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拜大司马大将军，成为王凤、王音、王商、王根诸叔伯之后王氏家族的第五位辅政者。 王莽辅政一年，成帝去世。哀帝即位后重用自己的外家傅氏和丁氏家族。王莽在政治上暂时受挫，被罢免家居。 王莽不甘心失败，他随时在等待时机，重握权柄。在野期间，他抓住一切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三年间有上百名官员上书为他鸣冤叫屈。哀帝寿命不永，执政六年后病死。王政君以元帝皇后的身份出面收拾残局。她于哀帝死去的当日就驾临未央宫，收取了象征权力的传国玉玺，遣使者急速召王莽进宫，下诏把军政大权悉付于王莽。王莽掌权后马上罢免了辅政的哀帝宠臣董贤，迫使他自杀，自己则取而代之，重居大司马之位。哀帝无嗣子，他与王太后商议立了九岁的中山王刘衍做皇帝，由王太后临朝称制，实权则由王莽执掌。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后，王莽重握权柄伊始，就开始打击异己，培植亲信。为避免与王太后争权，他废掉了成帝赵皇后和哀帝傅皇后，迫使她们自杀。对“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悦者，莽皆傅致其罪于是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坐互相举免，丁、傅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徙远方。”就连已免官家居的自己叔叔王立，也恐怕他得到太后信任，妨碍自己的行动，而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他放逐到封国之中。经过一番经营，“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另外，“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在建立起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后，王莽开始了向权力最高峰的进军。 王莽自幼熟读儒家典籍，他有意地模拟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相传周公摄政，曾感动得越裳氏千里迢迢来献白雉。王莽示意塞外的少数民族也自称越裳氏来献白雉。因此，王莽的党羽就宣扬，这是他德政所招致的符瑞，与周公摄政致白雉之瑞有千载同符之效，从而把王莽推上了安汉公的宝座。为了巩固地位，王莽又把自己的女儿入选为皇后。按照古礼，后父应有百里封地。王莽之女既立为后，就有人请求以新野田地二万五千余顷益封王莽，以达百里之数。王莽假作推辞。这一下，据说感动得天下吏民近五十万人上书，要求加赏王莽。在有计划的舆论制造下，王莽成了当代圣人。于是，王莽的得力干将王舜等人建议把古时伊尹的阿衡和周公的太宰称号合并为宰衡，作为王莽的称号，以表示王莽兼有这两位圣贤的功德。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太后下诏宣封王莽为宰衡，其母赐号功显君，二子封列侯。王莽的政治地位又进一步上升了。 元帝以来，兴复儒家典章制度成为习尚。王莽为点缀文治，粉饰升平，于元始四年按照书中记载的古代礼治模式建立起明堂、辟雍、灵台，并网罗天下学者异能之士居于长安，讲论儒家经典，造成一派王道复归、制度隆盛的气象。一帮御用文人因此又大事颂扬王莽的功德，提出用古书中所载“加九锡”的办法，来显示这位当代周公的荣耀。所谓九锡就是在服饰、车马、仪卫诸方面都采用与帝王相仿的标准，以示地位仅次于帝王，高出诸侯王之上。这一建议，得到王太后批准。于是王莽的威权、气派都已经侔于人主了。在西汉晚期天人感应学说盛行之时，王莽深知只有上得天佑、下得民心的符瑞出现，才能给自己的执政找到合理的依据。于是在他辅政的五年之间出现了很多瑞兆，什么龙、麟、凤、嘉禾、甘露、醴泉等祯祥瑞异简直多得数不清。王莽还示意周边少数民族各自献上瑞物以示悦德归服之意。他又派出陈崇等十二个使者巡行天下以察风俗。之后，他们带回了三万余言赞颂王莽功德的谣谚。在所谓天命人心都倾向于王莽的情况下，已长到十四岁的平帝就不能不于公元5年驾崩了。为了不致于给篡权造成障碍，王莽选了一个两岁的皇室婴儿做皇位的继承人。 王莽篡位即真的野心已越来越明显，党羽们为把他最后推上权力顶峰又紧张忙碌起来。他们假造一块白色石头，说是汲井时所得，上边写着红字“告安汉公王莽为皇帝。”这些红字当然是天意了，王莽怎敢违抗。于是马上让王舜到王太后那里，表示王莽居摄践祚。公元年，王莽做了假皇帝，年号居摄。 对于王莽的所作所为，自然有一些汉家宗室和忠于汉室的人起来反对。 居摄元年，汉家宗室安众侯刘崇与其相张绍在南阳起兵讨伐王莽。次年，东郡太守翟义又兴兵讨莽，槐里男子赵朋、霍鸿等人起而响应，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王莽花了好大力气才把翟义等人镇压下去。 在灭了翟义后，王莽加紧了篡窃的步伐。就在这个时候，梓潼文人哀章，作了个铜匮。匮里的两个书检上，分别署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这里的某就是汉高祖刘邦。意谓刘邦顺应天命，要把江山让于王莽。书检内写明，王莽应当作真皇帝，王舜、平晏、刘歆等为《汉书·王莽传》上。 王莽篡汉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及哀章自己和王兴、王盛等十一个人是王莽的辅佐。哀章在黄昏时分，穿着黄色的衣服，献上了这个精心制造的宝贝。王莽得知后，大喜。第二天一大早，就戴上皇冠去见王太后，向她宣布“我不能不顺从天意去作真皇帝了，现在我已决定改国号为新，从十二月朔癸酉这一天起，天下就是新朝的了。”到了即位这天，王莽哭哭啼啼地把小皇帝拉下宝座，自己登上了垂涎已久的帝位。 王莽利用汉政权衰朽，失去人心之机，用虚伪狡诈的手段捞取政治资本，欺骗天下吏民，实现了作帝王的梦想。王莽的代汉，没有使社会衰微破败的局面有所改善，相反却把政治经济秩序搞得更加混乱。当初对他寄予厚望的善良民众，不会想到，正是这个再世周公，把他们推入了更深的苦海。王莽复古改制王莽篡汉后，试图按照古籍中所记各种制度，改变汉制，以为这样可使天下大治。 经济改制是王莽改制的重点。他用复井田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他发布了实行王田的诏书。诏书中论述了秦汉时期土地政策的不当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诏书说“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诏书指出，这些都是背离了“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的美好制度的结果。诏书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王莽在经济上另一重要改制是实行一套新的工商财政管理办法，即“五均”、“赊贷”、“六筦”。 西汉一代发达的商业，对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商人势力的发展也会产生与官府争利和居间盘剥农民及小手工业者的弊病。在社会衰败，政府财政困难，民众又无力承受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过分增值之时，这种弊病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王莽在刘歆等人建议下，实行国家的工商统制政策。他于始建国二年（公元0年）命令在商业比较发达的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等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对商品经营和物价进行管理。五均官的职责是一、用成本价格收购滞销的五谷、布帛、丝棉等日用商品，保护生产者不受损失。二、各市在每季度中月根据质量对商品定出上、中、下三种标准价格。如果商人售货超出市平均价格，就以平价强制抛售。如果物价低廉，则听其卖买，以防止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五均官还负责对农民、小生产者的赊贷事务。《汉书·王莽传》中。 百姓急需生活用钱，可借与工商之税，定期偿还，不取利息。百姓如果借款兴办产业，收取一成以下的利息。这就是“五均”、“赊贷”。王莽又采纳鲁匡的建议，实行“六菑”，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布铜冶等工商事业实行统一管理。对于六菑的意义，王莽是这样阐述的“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取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为了保证这一措施顺利施行，他“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 王莽的改制，由于违背经济规律，脱离社会实际，以及商人、地主、官吏的联合破坏等原因而彻底失败。 在封建社会里试图恢复古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度，是十足的梦想。在土地兼并已成为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之时，王莽想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收回土地，无异虎口拔牙。“王田令”在实施中受到顽强的抵制。由地主阶级成员构成，又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官府也无法把这一法令真正贯彻下去。结果是大地主纷纷采取各种对策，各级官吏又乘机上下其手，大谋私利，致使原来就很严重的土地问题陷入更混乱的状态。无地农民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土地，反而在土地公私倒手的乱局中弄得两手空空，衣食无着。中郎区博看出这一政策实在无法实行，上疏劝谏王莽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在天下汹汹，民怨悠悠的现实面前，王莽只得下诏“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宣告了王田法的破产。 对于税收、物价以及工商事业进行统一管理，这种设想不应简单否定。 但在的社会中，执法的官吏本身就是贪污中饱的社会蠹虫，根本无法想象他们会忠于职守，为民造福。更失策的是，王莽在无任何有效手段进行监督的情况下，竟效法汉武帝以富商大贾为兴利之臣的作法，起用姓伟、张长叔、薛子仲等巨奸大猾主持五均六筦之事。这等于授予了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他们和地方官相勾结，“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利用经济特权谋取更大的私利，把五均六筦作为盘剥百姓的科条，以各种手段敲诈勒索百姓。这些本意是通过限制大工商业者，使国家与百姓获利的措施，反倒成了摧残与勒索人民的酷政，造成了“百姓愈困”、“众庶各不安生”2的严重后果。王莽改制中最愚蠢的，是币制的改变。他即位前后数次改变货币形式，弄得多种货币混杂不清。最混乱时曾一次规定货币种类达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之多。五物即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是金、银、龟、贝、钱、布六种货币的名称。这六种货币又按币值分出钱币五品、布币十品共二十八品。他随心所欲地频繁更换，使币值无法固定、币种比价不合理，因此每一次币制改变亦都增加社会经济的紊乱。当时民间习惯使用通行已久的五铢钱，私下里往往把名目繁多、无法记清的新币放置一边，仍用五铢钱交易。《汉书·食货志》下。 《汉书·王莽传》中。 2《汉书·食货志》下。 王莽得知后，严格规定“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王莽勇于更张，又十分固执。他执行经济政策，有难以动摇的决心。对于违抗者，他规定了严厉的制裁办法。他的法令本不合理，又异常严苛，“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2后来眼见以此罹刑者实在太多了，王莽不得不减轻处罚办法。可是触刑的人仍是有增无减，地方上按照新的刑法把十余万犯人用槛车铁锁押解到长安来做苦工，因不堪忍受虐待而死于非命者达到半数以上。 王莽建立新朝后，根据《周礼》的记载，对官府机构作了调整，把职官名称均改成经典上有记载的名字。为了全盘恢复周代典章制度，他又以《周礼》为依据，重新调整划定地方行政区域，更改郡县及长官的名称。他以为这样一来，周政就可以重现，他的文、武之业也可安然成就了。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这样的结果又把朝廷及地方行政制度搞得一塌糊涂。朝廷组织机构的变化和郡县的一再分割，使官员数量大大增加，行政效率更为降低。频繁更改的地名也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混乱。人们根本无法记住朝令夕改的地名。就连政府公告也不得不在新地名上加注原来的地名。这样的行政制度的改变，除了烦政扰民之外，没有产生什么积极作用。百姓没有从中看到周代王政的复归，只看到了地方官走马灯似的更换和郡县地域变戏法似的来回拼拆。 为了显示新朝在统治规模上超迈往古，王莽下令把对四方少数民族首领原来封的诸王称号一律改称为侯。他派出五威将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向周边各地方政权宣讲新朝得天下的诸种符命，以及他执政的威德。“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鳖鸟之毛，服饰甚伟”，浩浩荡荡地向边境进发。他们傲慢的态度引起了边疆民众的不满。贬低封号和用阴谋手段调换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印绶的作法，激起了匈奴、西域、辽东各地方政权的反抗。这就使西汉皇朝及周边各族用很大努力才换来的和睦的民族关系很快恶化。面对少数民族的不满，狂妄自大的王莽采取压服手段，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他派孙建等十二员大将，十道并出征伐匈奴。派严尤征高句丽、秽貉。派冯茂击句町及其他西南民族。派王骏击西域。征伐句町政权的战争，前后进行数年，士兵死伤几万人，消耗粮谷军费不计其数。对匈奴的战争更造成了天下虚耗的严重后果。他派出由丁男、甲卒以及囚徒组成的三十万大军远征匈奴，命令各郡筹措运送粮食、军械等物资。各郡每年运往西北前线的钱谷都达百万以上。战争吞噬掉无数战士的生命，消耗了无穷的国家财富。更有不法将士借战争之机敲诈欺凌百姓。 王莽的新政搞得天下**，四邻不安，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在他的新政下，“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又因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汉书·食货志》下。 2《汉书·食货志》下。 《汉书·王莽传》中。 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在衰败的西汉政权中对王莽抱着很大期望的天下民众彻底失望了。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只有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了。 《汉书·食货志》下。 第三节绿林、赤眉大起义西汉晚年阶级矛盾的激化西汉晚年，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成哀之时，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衣食无着，辗转于死亡线上，甚至嫁妻卖子以求生存。为了抑制兼并趋势，缓解社会矛盾，哀帝时师丹提出了限田之议。在贵族官吏的反对下，限田计划不能实现。侥幸没有踏上流亡之路的穷苦大众，在官府及地主的剥削压榨下，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加上元帝以后频繁的自然灾害，广大民众的生活已苦到无法活命的地步。 两极分化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面对一无所得，只有死路一条的悲惨命运，民众只有揭竿而起，用武装斗争来争取改善自己的境遇。成帝时，先后爆发了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以及广汉人郑躬、尉氏人樊并领导的四次工徒、农民起义。哀帝时，农民武装此起彼伏，越来越壮大。有的活动于天子脚下的三辅地区，甚至放火焚烧了武帝茂陵，冲天大火在未央宫中都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此时还出现了从关东直到京城到处传行西王母等的怪事。人们甚至在京城中，半夜里举着火把，爬上屋顶，无目的地猛劲击鼓，拼命叫喊。这是社会失去向上力，民众失去信念，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状态的生动反映。农民起义的地火已在岩层下冲腾奔涌，即成喷发之势。在燎原烈火中焚毁行将就木的腐朽皇朝，已只是时间问题了。 绿林、赤眉大起义王莽的暴政伴随着严重的天灾。在王莽从居摄到灭亡的二十年间，水旱蝗灾和一道道掠民虐民的诏令接踵不断地向民众头上压来。不堪忍受的痛苦，点燃了人民反抗的怒火。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很快推翻了倒行逆施的新朝。 始建国三年（公元年）以后，北方的并州、平州不断有零星农民聚众起事。天凤二年（公元5年）五原、代郡一带出现了数千人的暴民队伍，他们转掠州郡，活动了一年多才被镇压下去。天凤四年（公元7年），各地农民起义接连爆发。临淮人瓜田仪起义于会稽长洲。吕母起义于山东海曲。吕母本是工商业者，因儿子以小罪被县宰杀害，吕母散其家财，招聚饥民，进行反暴政斗争。她率领众人攻陷海曲县城，杀掉了县宰。此后她自称将军，以海岛为根据地，继续进行武装斗争，部众达到万人。南郡人张霸、江夏人羊牧也于这一年举起了义旗。几年之间，各地义军掀起的反抗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汇成浩大声势。荆州的绿林，山东的赤眉、力子都，南郡的秦丰，平原的迟昭平，钜鹿的马适求，黄河以北的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各部互相呼应，规模浩大，遍及全国。绿林、赤眉两支义军声势最为壮大，是推翻王莽政权的两支主要军事力量。 鄂西连年大旱，人死无数。求生的农民成群结队到低洼的沼泽地中寻找一种叫做凫茈的草根果腹。新市人王匡、王凤在调解饥民争端中建立起威信，《汉书·五行志》下之上。 遂被饥民推为首领，于天凤四年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江夏郡的马武、王常、成丹等人闻讯后，前来投奔，也成为义军首领。几个月内，这支队伍就集合了六七千人。他们以现在当阳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被称为“绿林兵”。地皇二年（公元2年），荆州官府派两万大军前来征剿，王匡等率领义军在今湖北京山大败官军，歼敌数千，获取大量辎重粮食。这个重大胜利给了义军和百姓很大鼓舞，他们乘胜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等县，打开粮仓，赈济难民。当他们返回绿林山时，队伍已达五万余人。 次年，一场大瘟疫在鄂西扩散，义军染疾而亡者将近半数。将领们经过研究，决定分兵两路进行战略转移。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向西进入南郡，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及朱鲔、张卬等人率领向北进入南阳郡，称“新市兵”。战略转移扩大了义军的影响，给义军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这时，平林人陈牧、廖湛也聚集千余人响应起义，称“平林兵”。鄂北豫南成了义帜纵横之地。 绿林兴起的第二年，山东、苏北一带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当时，青、徐大饥，饥民们无以为生，往往自发组织起来，抢掠度日。山东莒县难民为统一行动，推举琅邪人樊崇为首领，尊之曰“三老”。樊崇率众以泰山为根据地，辗转作战。不到一年就聚众万余人。这时，同郡逢安和东海徐宣、谢禄、杨音等人也率众万余人加入樊崇的队伍。他们进攻莒县，转掠姑幕，打败了田况所率的四万征剿大军，消灭敌人万余。这支义军起初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组织也很简单。《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说“初，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寝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泛相称曰臣人。”其实当时大多数义军情况都与此相似，“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掠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王莽派出更始将军廉丹、太师王匡，率领十万大军开赴山东，征讨樊崇领导的义军。这些官兵“所过放纵”，给百姓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东方的人民愤怒地控诉“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2义军没有被官兵的汹汹气势吓倒，他们决心与官兵决一死战。为避免作战时与敌军相混，他们用矿物把自己的眉毛染成红色，由此得名“赤眉军”。赤眉军与官兵在成昌展开激战，获得全胜，一直把官军追杀到无盐，斩敌万余，杀死了官兵统帅廉丹。战后，赤眉大军十余万围莒县，转东海，在楚、沛、汝南、颍川、陈留等地流动作战。今山东、苏北、皖北及河南、河北的部分地区都成了赤眉活动区域。 下江、新市、平林三支队伍在斗争中逐步发展，使部分贵族地主看到了恢复刘氏天下的希望。地皇三年（公元22年），汉宗室在避罪逃亡中加入平林军。刘玄字圣公，是刘秀的族兄。他在义军中先任安集掾，后称更始将军。同年，汉宗室、南阳大地主刘縯、刘秀兄弟也在舂陵组织起七八千人的地主武装，举起了反莽大旗。贵族地主的加入，壮大了反莽斗争的力量。他们具有较高文化修养，较强的组织能力与丰富的斗争经验。在他们的组织和影响下，起义队伍面目焕然一新，战斗力量有了很大增强，斗争目标也更为明确。《汉书·王莽传》下。 2《汉书·王莽传》下。 但他们的加入也造成了起义成份的复杂，他们的影响逐渐改变着农民起义的性质。 刘縯兄弟起兵后，联合王常等人率领的下江兵，于地皇四年正月击败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所率大军，两名莽军统帅及数万官兵被杀。刘縯又率兵在淯阳大败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所率大军，进而围攻南阳的中心宛城。这两仗沉重地打击了王莽的军事力量，也显示出义军的实力。以前，义军组织机构很不健全，没有部曲编制、旌旗号令等。现在则队列整齐，旗幡招展，所到之处发表文告，安顿民心，号召反莽。这使王莽感到威胁。 农民起义联军在斗争中迫切感到，只有集中力量，在统一的领导下进行战斗，才能尽快取得反莽斗争的胜利。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一致认为，只有推举西汉皇族人员为领袖，以兴复汉室为口号，才能取得全国人民的拥护。经过一番争论，最有资格当选的刘縯被怀有戒心的平林、新市将领们否决，而刘玄被拥立为皇帝。地皇四年二月初一，农民军在清水边设起坛场，为刘玄举行登基大典，欢庆自己政权的诞生。刘玄宣布改年号为更始，大赦天下，封王匡、王凤为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将领封为九卿。一个有地主分子参加的农民政权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这是取得反莽斗争胜利的关键一步，也是断送农民起义前途的关键一步，当然更是历史必然选择的关键一步。 更始政权建立后，一面派刘縯、刘秀等人兴兵北伐，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政治号召。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义军势力的迅速发展吓坏了王莽。他一面故作镇静，把头发胡须都染成黑色，以示自己有力量战胜“群盗”，一面加紧配备后妃嫔御美人，搜刮天下黄金，以作末日的最后享乐。他最重要的对策还是调集军队消灭起义军。他“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雒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得颛封爵，政决于邑。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倾府库以遣邑，多赍珍宝猛兽，欲视饶富，用怖山东。邑至雒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2当王莽大军集结洛阳之时，刘玄的北伐之师在王匡、王凤、刘秀等人指挥下，已经击溃王莽的先锋严尤、陈茂之军，占领了昆阳、定陵、郾等地，而刘縯与更始军主力正在围攻宛城。王邑率领大军于六月从洛阳出发，准备去宛城围歼义军主力。途中，王邑、王寻自恃兵多，不听严尤、陈茂的劝告，决定先破昆阳，再向宛城进发。被围于昆阳城中的义军诸将在刘秀劝导下，决心以千人固守城池，与王邑大军对抗。刘秀命王凤、王常守城，自己与宗佻、李轶等十三人乘着夜色，冲出重围，集合了郾、定陵诸营中的士兵，增援昆阳。当时王莽的大军把昆阳城“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輣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刘秀率援兵来到昆阳城外，自带步《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2《汉书·王莽传》下。 《后汉书·光武帝纪》。 骑兵千余人为先锋，在官军前拉开阵势。王邑、王寻以为城破只在旦夕，根本没把义军放在眼里。敕令各营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只派数千人来接战。在刘秀率领下，义军意气风发，以一当百，连连向前推进。刘秀机智地传播宛城已攻破的消息，瓦解王邑的军心，然后率三千敢死之士猛冲敌营中坚。中军一垮，全军溃乱。在城内外两路人马夹击下，官军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昆阳之战是决定王莽失败的关键一仗。刘秀以少胜多，击溃王莽的有生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朝的灭亡和农民起义的失败昆阳大捷奠定了更始军的胜局。更始皇帝及新贵们为将来坐稳江山而铲除异己的工作随之开始。刘縯治军有方，战功卓著，在士兵中有很高威信。但他生性倨傲，盛气凌人，引起刘玄及平林、新市一帮权贵的嫉妒。他们认定出于刘氏家族的刘縯是更始政权的最大威胁，共同谋议杀掉了刘縯。其时刘秀正在前线作战，听说哥哥被杀，心中十分悲痛。他自知羽翼尚未丰满，无力与新市、平林之兵对抗，只好强作笑脸，驰赴更始皇帝驾前谢罪。 刘玄除掉刘縯后，分兵两路讨伐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领，北取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指挥，西向武关。更始军进展顺利。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响应，攻破武关。李松与他们合兵后，又各自遣将分徇京畿各地。三辅大姓豪强申砀、王大等人也纷纷起事，各自聚众千余，自称汉将军，与更始军配合作战。李松、邓晔在华阴整治攻城器具，进至长安城下，会集大军，准备攻城。 王莽早已众叛亲离，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当年追随他的党羽甄丰、刘歆以至本家兄弟王涉，相继谋议反叛。就连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也已因谋逆之罪被他除掉。他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在绝望中听信崔发之言，“呼嗟告天以求救”。他率领群臣来到南郊，把上天佑助自己的符命陈说一遍，又宣读了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告天策，然后捶胸顿足，号陶大哭，说是为了感动上苍，祈望回天之效。当义军分徇三辅之时，王莽还试图做最后一搏。他拜了九个人为将，号称九虎，调出几万精兵，东向迎击义军。王莽把九虎的妻子儿女解到宫中，作为人质，逼他们为自己卖命。他聚敛黄金无数，却赐给兵士每人四千钱。兵士们无心作战，在华阴附近一战即溃，九虎中的六虎或死或逃。在义军兵临城下之时，王莽赦免狱中囚徒，要他们上阵替自己卖命。这些囚徒还未出城，就一哄而散。兵士们掘了王莽的祖坟，放火烧掉了象征王莽德政的明堂、辟雍、九庙。 十月戊申这天，长安的城门被攻破。王邑率兵在宫城北门外做最后的抵抗。经过两天的挣扎，兵士百姓们攻入王莽躲避的地方，商人杜吴刺死王莽，校尉公宾就割下首级，军士们争相分割莽尸。这位三十八岁辅政，五十一岁居摄，五十四岁做皇帝的王莽，于六十八岁时连同他建立的新朝一同葬身于人民反抗斗争的火海之中。 王莽灭亡后，刘玄在百官奉迎下，由洛阳迁都长安，大封宗室、功臣。 但他没有远大理想，不懂得也不善于治理天下，在优裕、奢侈的环境下，很快腐化起来。朝臣向刘玄汇报政事，他经常醉得不省人事。有时实在没办法，就让侍中在帷幕后冒充他与臣下讲话。更始的新贵们在掌权后不思造福百姓，却恣意胡作非为。李轶、朱鲔在关东，王匡、张卬在三辅都擅作威福，残暴虐民。朝中的官员们也只知欺压、掠夺百姓。更始政权面对天下分裂，拥兵者各据一方的混乱局面，没有作出任何对策。百姓对他们大失所望，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却看到了争夺天下的希望。 更始政权建立之初，曾派兵招降赤眉。正在辗转苦战的樊崇等人听说汉室复兴有望，决定前来投奔。樊崇带领二十余人从濮阳赶到洛阳，被封为列侯。时间一长，他觉察到这不过是虚衔羁靡之计。他不甘受制于人，跑回濮阳，重整即将离散的队伍。他将赤眉军分成两部，西进中原。一部由他和逄安率领，攻取长社，南击宛城。另一部由徐宣、谢禄、杨音指挥，攻陷阳翟，转兵梁地，击杀了河南太守。赤眉军虽然打了胜仗，可拿起武器的农民已相当疲惫，他们不愿继续征战，日夜盼望东归家乡。樊崇等人知道如果东归，部众必散，就决定继续西进攻打长安。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赤眉军两道并进。次年正月，樊崇、逄安从武关，徐宣等人从陆浑关，开到弘农。他们与更始军的几次交锋，都取得了胜利，军心又振作起来。很多对更始政权失望的群众，也聚集到赤眉军中。樊崇对军队重新加以编制，以万人为一营，共分三十营，每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大军从华阴进至郑县，眼见长安在望，赤眉军觉得也应该立自己的皇帝，才好夺取政权，坐稳江山。这支纯朴的农民军队认为只有刘家后代才有资格当皇帝，就用抓阄的方式选择了西汉城阳王刘章的后代，十五岁的放羊娃刘盆子为帝。他们又拜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杨音以下皆为列卿、将军。新建政权的赤眉军开到长安东北，要与更始军见个高低。 这时更始政权内部分崩离析，正在自相残杀。赤眉军开到华阴、郑县之间，张卬与申屠建、廖湛等更始将军觉得，与其固守长安，不如流动作战。刘玄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决定劫持刘玄。不料刘玄事先得到消息，反将申屠建斩首。张卬、廖湛、胡殷等人走脱后，起兵反叛。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战，王匡、张卬率部投降赤眉。赤眉与更始叛军联合攻城。守城的李松战败被擒。其弟李况为保住哥哥性命，打开城门，迎接赤眉军入城。刘玄走投无路，肉袒投降，后被谢禄派人勒死。农民用双手建立起的更始政权，在完成了推翻王莽政权的历史使命之后，很快葬送在农民自己手中，这是历史的悲剧。 赤眉军占领长安后，重蹈更始覆辙。将领们忙于论功行赏，无纪律约束的兵士则经常在长安内外抢劫财物，欺凌居民。已对更始政权失望的群众再一次失望了。他们纷纷组织起来，筑壁自保。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的百万大军很快耗尽了城中粮草。已养成流寇作风的赤眉军，认为不能供给他们衣食的长安城，对他们已无意义，就放火烧了宫室，大肆劫掠一番后出城西向，重新踏上流动作战的道路。他们无目标地在陕、甘、宁、豫一带转徙求食。转战中，一场大雪冻死了很多士兵，逼迫他们重返长安。在郊外，他们挖掘了西汉帝后们的陵寝，把其中的宝货哄抢一空。但从此赤眉军战斗力逐渐削弱。公元27年，刘秀派征西大将军冯异出征，大败赤眉军。当十几万疲惫不堪的脱险兵在宜阳遇到正严阵以待的刘秀大军时，等待他们的只有缴械投降的一苦笑一生全文阅读条路了。 赤眉军从公元8年起义，到公元27年被刘秀镇压，走过了九年悲壮的历程。他们的足迹遍布半个中国，在流动作战中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和绿林等农民军用血和火埋葬了旧的封建皇朝，也用血和火为新的封建皇朝开辟了基业，他们自己却在新皇朝的奠基礼上成了祭坛上的牺牲。第七章东汉皇朝的建立第一节东汉皇朝对全国的统一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县（今河北高遇县南），重建汉政权。十月，刘秀收降了扼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入洛阳，遂以洛阳为首都。因洛阳在长安之东，史称刘秀政权为东汉，而刘秀本人则称为汉世祖光武皇帝。对山东等地割据势力的平定刘秀既已消灭了更始和赤眉，等待他的历史任务是全国的统一。他必须与地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集团、各派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争夺。当时张步割据于山东，刘永割据于梁地，李宪割据于庐江，秦丰割据于南郡，还有自保河西五郡的窦融，称雄于天水的隗嚣，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以及与匈奴勾结的卢芳等各派政治势力。 在群雄之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刘永。当时刘永雄据今豫东、皖北，与青州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连成一个颇大的军事同盟。因而当时的刘永实际上拥有鲁西、苏北、皖北、豫东广大的土地，东方，成为刘秀的劲敌。况且，刘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孙，曾诏封梁王，在宗法中的地位，比刘秀有利，因此对刘秀的威胁最大。刘秀首先要翦灭刘永，建武二年（公元2年）夏，刘秀派将军盖延攻陷刘永的首都睢阳（治今河南商丘南），刘永走山东兗州境内的湖陵（今山东鲁台东南）。但睢阳的百姓迎刘永，刘永再回睢阳，后来盖延再围睢阳，城中食尽。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永出走，为其部下所杀，永子刘纡继立为梁王。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八月，吴汉拔郯（今山东省郯城），斩刘纡。同年十月，耿弇与张步战于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大破之，张步斩苏茂以降，齐地平。建武四年九月，汉军围李宪于舒（今安徽庐江县南），六年正月，拔舒，获李宪。同年二月吴汉拔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于是，刘永的势力，完全肃清。 与此同时，刘秀又遣别将南征秦丰于黎丘（今湖北宜城北），征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田戎于津倻（今湖北沙市）。秦丰被俘；延岑、田戎皆亡入蜀，投奔公孙述。割据渔阳（今河北密云西南）的彭宠，为其苍头奴所杀，其奴投降刘秀。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荆襄，皆次第平定。 对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的平定东方虽平，但西南与西北，还是为众所割据。其中势力最大者为公孙述，其次为隗嚣，又次为卢芳。 当时公孙述据有益州之地，即今日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大部分地方。地势险阻，资源丰富。他北连隗嚣，东结延岑、田戎，称帝建号，以拒刘秀。他和刘秀一样，也欢喜玩弄图谶，诈欺愚民。他从谶记中找出汉运已尽，公孙当兴的预言，并常把这样的宣传品送到中原，与刘秀作精神战。这给刘秀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一定的威胁。 其次是隗嚣。当时隗嚣据有安定、陇西、天水、武都诸郡，即据有今甘肃省东南部地区。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粮草充足，士马强壮，进可闯入关陕，退可自保边陲。而且隗嚣也有“素谦恭爱士”的名声，所以“名震西州、闻于山东”。 再次是卢芳。卢芳据有晋、陕北部和内蒙一带，有匈奴做后台，而且卢芳造成一套假的谱系，宣言他是武帝曾孙刘文伯，常以此蛊惑群众，应该由他做皇帝。 刘秀面对这些割据势力，最初想用政治方法诱降，并首先解决势力较次的隗嚣。隗嚣之西是保境河西自守的窦融集团。刘秀有意与窦融联合，夹击隗嚣。史书说，刘秀“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据之以逼嚣、述。”2窦融曾参与镇压赤眉、绿林起义，新莽覆灭后，以军降更始。窦融见更始新立，关东形势混乱，他家累世仕宦河西，因此求任张掖属国都尉。更始败亡后，被张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五郡长吏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窦融居属国，置从事监察五郡，据境自保。他先奉隗嚣正朔，后见刘秀甲兵最强，号令严明，有意投靠。刘秀知道河西殷富，兵马精壮，又地接陇、蜀，遣使联络，以孤立隗嚣。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归附东汉皇朝，任凉州牧。 窦融归附后，刘秀准备用武力进攻隗嚣，嚣遣使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派兵马援助隗嚣。建武七年秋，嚣将步骑三万侵犯安定，至阴槃（县名，今陕西长武县西北），汉将冯异率诸将拒之。建武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汉县，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嚣悉大众围来歙。公孙述派其将李育、田弇助隗嚣，攻略阳，连月不下。刘秀率领诸将西征，窦融率五郡太守及西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与大军会于高平第一城（在今宁夏固原），共击隗嚣。刘秀分兵数道上陇，迫使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部众十余万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年）正月，隗嚣病死，其将立其子隗纯为王。汉军乘机发动军事进攻，窦融率军配合夹击。十年十月，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今甘肃甘谷县西），纯降，陇右平。 得陇望蜀。至此，东汉对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形成南北夹击的钳制攻势。刘秀发两路大军攻蜀。一路自北南下入蜀，一路溯长江而上。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吴汉奉命发荆州兵凡六万多人，骑五千匹，与岑彭在荆门（今湖北宜昌附近）会合。岑彭装战船数十艘，趁东风狂急，逆流而上，用火攻烧毁公孙述设防的桥楼，蜀兵大乱，汉军**，抵达江州（今四川重庆市），直指垫江（今四川合川县），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自北南进的一路，六月来歙与盖延攻克下辩（今甘肃成县北）。在乘胜前进中，来歙被公孙述暗中派遣的刺客刺杀，暂时受阻。公孙述以全部兵力重点防守广汉（今四川射洪县南）、资中（今四川资阳）一带。岑彭避实就虚，派臧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而上，自分兵回到江州，溯都江而上，晨夜倍道进军、直拔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使精骑驰击距成都只数十里的广都（今成都市南），势如暴风骤雨，蜀地震骇。臧宫一路，晨夜进军，采取“多张旗帜，登山鼓噪”的策略，水陆并进，大破公孙述的延岑所部，迫使王元投降。十月，公孙述垂死挣扎，暗地派刺客诈降岑彭，将岑彭刺死。但吴汉奉命自夷陵（今湖北宜昌）率三万人溯江而上，继续讨伐公孙述。建武十二年（公元3年）《后汉书·隗嚣传》。 2《后汉书·窦融传》。 春正月，吴汉围武阳，直取广都，派轻骑烧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桥。公孙述部下恐惧，日夜叛离。吴汉将步骑二万进逼成都，与公孙述八战八克，进军至成都附郭。当时，臧宫所部一路攻拔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破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又攻破繁（今四川彭县）、郫县（今四川郫县），与吴汉胜利会师。十一月，公孙述自将数万人攻吴汉。吴汉部下数万击之，述兵大乱。汉将高午奔阵刺中公孙述胸，公孙述当夜身亡。次日，延岑以成都投降，巴蜀平定上报。 最后剩下一个卢芳。因为有匈奴援助，刘秀屡次遣吴汉、杜茂往击，均不克。建武十二年（公元3年），卢芳知刘秀已统一中国，孤立不能相敌，乃逃亡匈奴。至此，全国统一的局面基本实现。 第二节东汉的政治体制东汉的创建者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一朝诸侯强横、权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严重教训，为防止那些事件的重演，他采取种种措施，进一步加强主义政治体制，以维护皇权的巩固。 加强朝廷集中的权力刘秀在争夺封建统治权的角逐中，不能不用利禄来笼络臣下。建武二年（公元2年），他刚即位不久，即封邓禹、吴汉等人为列侯，食四县之地，超过了西汉初年对萧何的封赏。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平定巴蜀公孙述之后，又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泽四十五人。对于功臣虽给以优礼厚禄，但不给功臣以实权实职，削夺他们的兵柄。功臣除了任边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后汉书·贾复传》说“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遂罢左右将军，复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帝方以吏士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当时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得与公卿参议大政，改变了西汉初年那种由功臣相继出任丞相，在朝秉政的情况。对于外戚在经济方面尽量优容，如光武帝郭皇后家号为“琼厨金穴”，但不让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尊贵地位。马援功勋很大，但在明帝时，尚因身为外戚，竟不得列入云台二十八将功臣图像之内。当时，外戚授官也以九卿为限。明帝还明令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2，并且还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不使有越轨行为。对于宗室诸王，则仅封与狭小国土，也严加控制。光武帝时，申明西汉旧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让诸王蓄养羽翼。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下令郡县搜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者以千数。明帝时，其兄楚王刘英，被告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图书，暗中封侯置吏对抗朝廷，遂以此被废自杀。穷治楚王之狱的结果，被株连而死徙的外戚、诸侯、豪强、官吏又以千计，被搜捕者达数千人之多。在行政制度上，刘秀虽然仍以三公（司徒、司空、太尉）担任宰相的职务，但进一步采用汉武帝重用内朝官员的办法，加重尚书的职权，扩大尚书机构，正式称为尚书台。凡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如三公辟召官吏，须经尚书核准；尚书不仅能举正和劾奏大臣，而且还有搜捕和诛罚的权力。属于典章制度中例行的事，亦归尚书掌管，并有权作出改变或修正；国家大事，常由尚书商议决定，三公则奉行而已。尚书台成为代表君主意志而居于三公之上的决策机构。尚书台的长官叫“尚书令”，他的副手称为“尚书仆射”。尚书台下设六曹，曹的长官称“尚书”。六曹分别掌管各种政事三公曹主管对地方官的考察，吏曹掌管官员的任用，民曹管理修缮营建，二千石曹主管刑法，南、北主客曹掌管少数民族事务。这样，尚书台官员统管了军政、吏治、司法等政治事务，真是“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而已。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拥有了朝廷的实际行政权力。三公名义上《后汉书·明帝纪》及注引《东观记》。 2《后汉书·明帝纪》及注引《东观记》。 《通典·尚书令》。 是宰相，并没有实权。刘秀“以吏士责三公”2，让三公只做一般官员做的事情，使他们名不副实。这种情况，延续了东汉一代。汉安帝时尚书陈忠曾说“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3东汉末期政论家仲长统指出“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他们的话反映了东汉政府的实际情况。尚书台官员权力大，官职地位并不高，尚书令的秩禄是一千石，尚书仆射和六曹尚书才六百石，只相当于中级官员。由于尚书品秩低，易于控制。这种尚书台制度在东汉时期起到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作用。然而，皇权强固和相权微弱，在东汉后期皇朝衰败的条件下，却导致外戚宦官挟主专权，这是东汉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加强朝廷在地方上的权力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刘秀裁并了四百多县。这相当于西汉末年县、邑、道、侯国数的四分之一。吏职减去了十分之九，边塞的亭候吏卒也陆续罢省了。这些措施主要为了减少开支，并使皇帝的政令更有效地达到地方，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另一个重要改革，是光武帝废除了内郡的地方兵，即“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2。他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以太守兼典郡兵。他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归还民伍。他废除内郡地方兵后，国家军队常常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朝廷和皇帝之手。这样就有可能加强皇帝镇压和控制的力量，减少州郡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 地方政权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州的地位由监察区域逐渐变为具有郡以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地方行政区域；刺史变为具有统郡职能的长官。刺史举动官吏，不再需要三公案验，即可黜免。史称“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验，然后黜退。帝（光武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只须年终派计吏奏事，不复自诣京师。《通典·职官典》指出“汉刺史乘传周行郡国，无适所治。中兴所治有定处。旧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不复自诣京师。虽父母之丧，不得去职。”2这是一个逐渐的变化，到东汉末年才算完成。这样，州由监察区逐渐转变为行政区，地方行政区划由秦汉的郡县二级制，开始进入州、郡、县三级制。对豪强地主武装势力的妥协西汉后期，豪族地主势力有了很大发展。农民大起义和东汉建立之初，2《后汉书·贾复传》。 3《后汉书·陈忠传》。 《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法诫》。 2《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七年（公元3年）。 《后汉书·朱浮传》。 2《通典·职官》一四。 “豪右往往屯聚”，他们“起坞堡，缮甲兵，为在所害”3，称霸一方。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豪族，他靠着自己的地主武装，才得以扩大势力，抢得皇帝宝座。南阳郡和河北诸郡响应刘秀的人，多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族地主。那时，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族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张乡里，抗拒政令。这种人既不放弃自己割据乡土的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与东汉统治集团公开抗衡。刘秀在建立统一封建政权过程中，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还尽量采取安抚手段对待他们，“营保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要在平定安集。”但这些豪族地主中许多人物的难以满足，这些“兵长渠帅，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2他们横行郡县，同官府相抗衡，甚至犯罪“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3。地方豪族势力，并未因东汉统一局面已经形成，而收敛其嚣张气焰。 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度田的实际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田数，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族武装。但是，州郡官吏畏惧豪族，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农民。史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4刘秀为了严厉推行度田命令，拿在皇亲贵戚集中的河南郡界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等人开刀，处死十多个州郡大吏。接着，郡国大姓和“兵长”便利用农民反抗官府情绪，发动叛乱。“处处并起，攻劫在所，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5刘秀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手段，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切断这些人同原所在郡县的联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豪族武装转为隐蔽状态。度田在形式上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然仅由郡县官吏岁时“案比”（案户比民），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度田事件表明，东汉建立伊始，各地豪族、郡国大姓势力即十分强大，东汉皇朝只能与之妥协。 儒家经学进一步神学化光武帝刘秀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重要的精神武器，特别提倡儒家经学，并把谶纬神学与之紧密结合起来。谶原是预决吉凶祸福的预言，纬是对经书的迷信解释。谶纬神学，主要是把阴阳五行同儒家伦理学说更深入地搅合在一起，使之带上神秘色彩，而更具有欺骗性。但它自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释。因此，在儒家中对谶纬的态度不尽相同。今文经学家信谶纬，而古文经学家多不大相信，斥责它不合儒家经义。王莽末年，许多地主豪族起兵，都利用谶纬作为割据称雄的思想工具。刘秀3《后汉书·李章传》。 《资治通鉴·汉纪》三二，建武二年。 2《后汉书·桓谭传》。 3《后汉书·桓谭传》。 4《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李贤注引《东观记》。 5《后汉书·光武帝纪》。 夺取政权也利用谶纬制造舆论，得天下后，遂极力宣扬谶纬，要求臣僚信奉。刘秀死前，更“宣布图谶于天下”，命令全国都要信奉谶纬。 但刘秀压抑不信谶的古文经学家，并不能解决古、今文经学家的争执，更不能解决谶纬学中的矛盾。汉章帝为了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诸儒于洛阳的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对不同的意见，汉章帝亲自裁决。这样的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最后由班固总结，写成《白虎通议》（亦称《白虎通德论》）一书。这书是经学与谶纬学的混合物，中心内容是宣扬三纲六纪。董仲舒已经提出三纲六纪的伦理观念，《白虎通议》则将它进一步理论化，把它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和最高的政治准则。它明确提出“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以唯心论的天命论为理论基础，并用某些自然现象与封建社会秩序比附，说明“三纲六纪”的“合理”。它神化皇帝，说皇帝享有天下，是“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是天命所决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又说皇帝和臣民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因此臣民要对君主竭尽忠诚，这是天意。进一步从理论上把以皇帝为总头目的封建政权神圣化，白虎观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白虎观会议后，马融注《孝经》、《论语》等书，使古文经学更加完整。他的门人郑玄以“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2为己任，注《周易》、《尚书》，著《天文七政论》等书，以古文经学为主，又杂糅经今文学。其实今文学用谶纬论证封建秩序神圣不可侵犯，古文学则以复古为名，反对现实的一切改革，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经历马融、郑玄一派的活动，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在古文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后汉书·郑玄传》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廪，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儒家经典今、古文之争的结束，适应了地主阶级用儒学统治人民思想的需要。 《后汉书·光武帝纪》。 《白虎通议·三纲六纪》。 2《后汉书·郑玄传》。 《后汉书·郑玄传》论。 第三节南北匈奴和西域各国东汉初期的汉、匈关系自西汉以来，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即存在对汉和好和对汉敌对的两种势力。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便是这两种势力的代表。王莽时，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抑政策，汉、匈关系恶化。当时代表匈奴主和势力的乌累单于等死去，主张对汉敌对的势力遂跃居主导地位。两汉之际，匈奴的侵扰就多起来，并且还勾结和中原的地方割据势力，如割据安定的卢芳在匈奴的下占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郡（分别在今内蒙包头西北、杭锦旗北、托克托东北、和林格尔西北和山西朔县东南），同匈奴经常进扰北边。当时，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各地，都遭到匈奴骑兵的骚扰，杀、略、抄、掠甚众，北方不得安宁。东汉由于政权初建，经济疲弊，对匈奴只能采取防守为主的方针。光武即位，拜苏竟为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所谓“固塞”即消极防守障塞之意。建武七年（公元3年），杜茂“屯田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古城营）、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以备胡”。他的任务主要是防守，更加明确。建武十二年（公元3年），段忠率诸郡弛刑徒配合杜茂镇守北边，仍是以守为主。故段忠发北边戍卒“筑亭候，修烽火”，以加强防御的设备和力量。统一战争结束后，卢芳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逃入匈奴。在此前后不久，汉为了避免边境冲突，罢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今内蒙东胜境）；徙雁门、代（今山西阳高）、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等郡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关（今河北延庆东南）、常山关（今河北唐县西北、太行山东麓的倒马关）以东。这样，匈奴左部就得以转居塞内。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匈奴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成为东汉皇朝的严重威胁。 东汉初期，匈奴虽不断南侵，汉、匈关系处在对立状态，但汉、匈两族人民之间，在当时战争较少的河西走廊一带，尚能维持较为密切的经济交换关系。《后汉书·孔奋传》载建武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甘肃武威县）称为富邑，通货羌（西羌）、胡（匈奴与杂胡），日市四合（每日交易四次）。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2按古时市集交易，通例一日三合，今一日四合，足见此地人货殷繁。姑臧是汉、羌、匈奴、杂胡各族杂居错处的地方，从东汉初年此地合市一日四次看，当时北方各族人民间的经济联系是相当密切的。 南匈奴的内附匈奴族的发展在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分裂为南、北二部。《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单于之子比，在其叔父呼都而尸道皋单于舆即位时（公元8年），被封为右薁鞬日逐王，驻牧于匈奴之南，管领南边八部及乌桓之众，部属计有四、五万人。及单于舆死，子乌达鞮侯立，复死，弟蒲奴立（公元4年）。比既不得以上参阅《后汉书·苏竟传》、《杜茂传》。 2《后汉书·孔奋传》。 立，遂生愤恨。当时适值匈奴地区连年旱灾、蝗灾，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亡大半。蒲奴单于恐怕汉朝乘其疲弊而出兵进攻，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年）命比遣使至渔阳郡（今北京密云县西南）请求和亲，企图缓和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汉遣中郎将李茂前往报聘，而比则暗中派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诣西河太守，请求内附。事为匈奴两骨都侯发觉，密报于蒲奴单于，时比弟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以报比。比遂率其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南投于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比的祖父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曾依汉得安，故欲袭用“呼韩邪”的称号，于是遣使至五原塞（在今内蒙河套北）向东汉朝廷表示“愿永为藩蔽，扜御北虏”。汉廷正苦于自开国以来，匈奴连年入侵，穷于应付，正可利用他的力量来保卫边塞，遂接受他的请求。同年冬，比遂自立为呼韩邪单于，于是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春，南匈奴单于比遣部属击北单于弟薁鞬左贤王，生获之；又破北单于帐下，并得其众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分立的南匈奴公开与北匈奴对抗，站住了脚跟。但需要东汉的与庇护，因此南单于比复遣使至京城洛阳，表示愿意“奉藩称臣”，贡献族中珍宝，请求派使者监护，愿“遣侍子，修旧约（重修稽侯珊与宣帝时的旧约）”。汉朝为了他并控制他，乃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派中郎将段郴等至南匈奴，帮助他设立单于庭帐于五原（今内蒙包头市西）西部塞八十里处，随后又让他入居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南）。 东汉朝廷大体上仿照西汉时对待稽侯珊的旧例，给南匈奴单于以优厚的礼遇。以诸侯王的礼仪，颁给南单于黄金玺，赐冠带、衣裳、车马、弓剑、甲兵、黑节、用具、乐器、黄金，以及大量的锦绣、缯、絮等物。又由河东郡转拨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接济他们。此外特设“使匈奴中郎将”一员（秩比二千石），“主护南单于”，将兵卫护之2。使匈奴中郎将下置安集掾史，带领弛刑徒五十人，持兵器，执弓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3。建武二十六年冬，因南单于对北单于交战不利，汉又命南单于将庭帐迁至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北），并派遣使匈奴中郎将段郴等留驻西河郡，“为设官府、从事、掾史”。又由“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从此，南匈奴政权在汉的下，便稳定下来。 南匈奴和东汉的关系十分友好。南单于“岁尽辄奉奏，送侍子入朝”，贡献礼物及汇报情况。“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4贺正月，拜陵庙，汉照例派谒者护送单于使，并赠送大批缯綵、锦、食物，甚至南方珍果“橙、桔、龙眼、荔支”等物给单于及其家属、左右贤王以下至骨都侯有“功善”者，即有功劳和表现好的人员，“岁以为常”。另外，每一单于死亡，汉朝都派使者前往，“吊祭慰赐”，又赐大批缯綵，“令赏赐诸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南匈奴传》及《耿国传》。 《后汉书·南匈奴传》。 2《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及《百官志》五。 3《后汉书·南匈奴传》。 4《后汉书·南匈奴传》。 骨都侯已下”，并把这种做法列为常规。 南匈奴内附，边境安宁，原来内徙的边郡居民，多陆续回归本郡，南匈奴人口增殖，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东汉初期，为躲避匈奴奴隶主侵扰，北方边郡人民纷纷内徙，边地空荒。南匈奴内附之后，边境安宁，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八郡，即今之甘肃庆阳、内蒙古河套、沿长城以北及晋北、冀北一带，人民陆续各还本土。南匈奴的人口，连同北匈奴陆续归附的及从战争俘虏的人口合计，到公元九○年前后，已有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多，胜兵五万多人2，较之内附时的四、五万人，竟增加四、五倍之多。沿边诸郡的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史称“时南单于及乌桓来降，边境无事，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3由于南匈奴人入居塞内，分布沿边各郡，与汉人杂居，因而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并且逐渐向东、向南迁徙。 北匈奴的衰落北匈奴退居漠北之后，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大削弱。故于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永平七年（公元4年），多次遣使至汉，请求和亲。汉朝因怕重开边衅，才于永平八年答应合市，并遣使回聘。但汉与北匈奴的通使，引起南匈奴部分上层贵族的猜疑。以须卜骨都侯为首的一小撮人妄图借机叛乱生事，并企图勾结北匈奴的侵扰势力。事为汉朝发觉，乃采取紧急措施，设置一个“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将兵屯于五原郡曼柏县（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于西河郡美稷县，以防止须卜骨都侯的叛众与北匈奴交通。永平八年（公元5年）秋，北匈奴的侵扰势力遣骑兵入朔方接应南部叛众，因汉朝已作了准备，未能达到目的，遂愤恨“数寇抄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以致“河西城门昼闭”。当时，北匈奴还胁迫西域诸国随同入寇2。 北匈奴的侵扰，对汉朝及中原封建社会的发展，是个莫大的威胁。正如明帝时耿秉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3随着汉朝国力的加强，并在南匈奴的积极下，一个目的在于统一全中国的、征伐北匈奴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早在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朝就已派窦固和耿秉出屯凉州（治今甘肃清水县北），作为经营北伐的准备。次年，大发缘边兵，分四路出塞征伐北匈奴。这次出征，窦固与耿忠一路，率甲卒及卢水羌胡二万骑出酒泉塞至天山，击败呼衍王部，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留吏士屯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其余三路，因北匈奴闻风逃往漠北，没有取得什么战果。这次战役，为与北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创造了条件。 自东汉初年，南匈奴附汉后，北匈奴即加强对西域各国的控制。当时西《后汉书·南匈奴传》。 2《后汉书·南匈奴传》。 3《后汉书·张纯传》。 《后汉书·南匈奴传》。 2《后汉书·西域传》序。 3《后汉书·耿秉传》。 域南道的于阗王和北道的龟兹王都是北匈奴扶植的傀儡。北匈奴还派呼衍王部驻牧于天山、蒲类海一带，造成对河西走廊的直接威胁。所以永平十六年北征，窦固一路专击天山的呼衍王部；同时派班超经营西域。因此，汉、匈之间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激烈斗争，而汉与北匈奴之间的最后决战，势不可免。北匈奴内部矛盾重重，既有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又有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有与其所奴役各族的矛盾。《魏略·西戎传》云“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这说明东汉初年以来匈奴奴婢由塞外亡匿于塞内的不少。东汉初，原受匈奴统治的乌桓配合汉军“钞击匈奴”，使“匈奴转徙千里”。于是乌桓大量徙入自辽东以西至朔方的十郡，“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2鲜卑自被冒顿单于击破后，受匈奴控制，未与汉联系；在“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后，才与汉“始通驿使”；其后在汉鼓励之下连年进攻北匈奴，“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3。北匈奴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其部众纷纷南下归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夏，其三木楼訾部落，在大人稽留斯等的率领下，有三万八千人至五原塞附汉。随后元和二年（公元85年），又有以大人车利、涿兵等为首的，凡七十三批，先后入塞归附。这大大削弱了北匈奴的力量。加以南匈奴的攻击，平时受其控制和奴役的各族乘机进一步反抗，“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4。北匈奴在漠北遂难立足，只得远远躲到安侯河（今鄂尔浑河）以西。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复从左地猛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这更引起北匈奴的大乱。有意内附的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二十万口，胜兵八千人，乘机纷纷南下，至朔方、五原、云中、北地附汉。这时，漠北蝗灾，人民饥馑，族内阶级矛盾尖锐起来，而北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兄弟争立，各部分势力纷纷离散。北匈奴的社会危机充分暴露出来。南匈奴欲乘机兼并北匈奴，请求东汉出兵北征。这一切为汉朝再度北伐，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汉朝大举征伐北匈奴的统一战争开始于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将窦宪、耿秉联合南匈奴，夹攻北匈奴于稽落山（今漠北西北部的额布根山），北单于遁走，汉斩首俘获甚众，先后接受归附计八十一部，合二十余万人，汉军追至燕然山（今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次年，汉复驱走北匈奴之守伊吾卢地者，夺回其地2，并派兵与南匈奴共出鸡鹿塞（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再击北匈奴。北单于受伤遁逃，仅以身免。永元三年（公元9年），汉复大举出击，耿夔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单于率领一部分人众“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3。匈奴奴隶制政权瓦解。从此，北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区。鲜卑族逐步西进，占据了匈奴故地。留驻原地的匈奴余众与迁入的鲜卑融合在一起，亦称鲜卑。附属于汉的南匈奴由于受鲜卑压迫，屯居于五《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及注引《魏书》。2《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及注引《魏书》。3《后汉书·鲜卑传》。 4《后汉书·南匈奴传》。 《后汉书·南匈奴传》、《窦宪传》。 2《后汉书·南匈奴传》、《窦宪传》。 3《后汉书·袁安传》。 原、朔方、云中、西河、美稷一带，并逐步向内郡移徙。此外，还有一股北匈奴势力长期活动于新疆北部，继续与东汉争夺对西域各国的控制达六、七十年之久。 东汉初年的西域西汉晚期，汉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能力。王莽统治时，匈奴贵族乘机略取西域。但这时莎车力量强大。东汉初，莎车王康率领南道诸国与匈奴对抗，保护故都护吏士和家属。匈奴仅能控制北道诸国。因此，东汉初年，驻河西大将军窦融奉命立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其弟莎车王贤后自诈称大都护向各国发号施令，“重求赋税”，并不断进攻龟兹等国。这时，北道诸国皆苦于匈奴“敛税重刻”2，都想联络东汉以驱逐匈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车师前王庭、鄯善、焉耆等十八个君长，都遣质子入侍，请求汉向西域派遣都护。但是刘秀正在巩固内部统治，没有答应西域各国的请求，遣还其侍子，厚加赏赐。莎车见汉都护不出，遂发兵攻破鄯善、龟兹等国，并废徙于阗等国国王。于阗将休莫霸在于阗人民下反抗莎车，大败莎车兵，自立为于阗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为王，乘莎车疲弊，率诸国兵围攻，擒杀莎车王贤并灭其地。于阗继莎车称霸南道。但后来于阗被匈奴和附属于匈奴的北道诸国联军所击败，被迫接受匈奴使者的监护。从此以后，整个西域南北道完全隶属于匈奴统治之下。而匈奴复得凭借西域的人力和物力，作为南侵东汉的后方基地。 明帝时，东汉在政局稳定、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发动进击北匈奴的战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耿忠率军出酒泉塞，击破呼衍王，追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占领伊吾卢（今新疆哈密西）。伊吾卢是“西域之门户”，而且是敦煌到车师大道上的食粮补给站。史称“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其北（按应为西）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可知伊吾是汉、匈奴为控制西域，势在必争的关键地方。汉占领伊吾后，在那里设置宜禾都尉，留下部分军队，进行屯田，以巩固伊吾根据地。次年，窦固、耿秉进攻车师后部，后王投降；车师前王为后王之子，亦率众投降。至此，北匈奴势力退出天山东麓。东汉恢复了西域都护，以陈睦充任，并以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分驻车师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和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附近）2，为东汉使节通往西域恢复了安全的通道。同时，窦固派遣假司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 班超通西域班超（32—02），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人。青年时，常为官府雇佣抄写文书。当时，北匈奴不断向汉朝边境侵扰。班超气愤地投笔叹息《后汉书·西域传》。 2《后汉书·西域传》。 《后汉书·西域传》。 2《后汉书·耿弇传附恭传》。 “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3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蒲类海之战，超多斩首虏有功。窦固看他有才能，遂任命他出使西域南道。 班超接受的使命，是联络西域各地的君长，使它们亲汉，而不被匈奴所利用。他没有统率军队，只带吏士三十六随从。他先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鄯善王开始对班超“礼敬甚备”，后来突然怠慢。班超判断是北匈奴也派使者来了，通过诈问招待他们的侍者，证实了这一事实。班超乃与随从三十六人计议“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连夜用火攻突袭之计消灭了匈奴使者，持其头以示鄯善王。鄯善遂专心臣服于汉。班超因降服鄯善有功，由假司马升为司马，复受命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于阗是当时新疆南道亲匈奴的地区，受匈奴使者监护。于阗王对班超“礼意甚疏”，并且听信妖巫的话，索取班超的马以祀神。班超佯许之，要巫自来取马。及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于阗王。于阗王震慑于班超在鄯善的威名，乃杀匈奴使者而投降。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疏勒王兜题是龟兹所立，非本国人，是北匈奴的党羽。兜题在匈奴的下，残酷压迫疏勒人。班超掌握了这个情况，派使者出其不意地将兜题抓获，另立疏勒前王兄子忠为王，解除了龟兹对疏勒的奴役，深得疏勒人民拥护，于是疏勒也归附东汉。至此，中断了六十多年的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得到恢复。 匈奴失去西域，势所必争。果然在第二年，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三月，北匈奴发动骑兵二万，反攻车师，包围金蒲城和柳中城。金蒲城在耿恭的坚守下，击退了匈奴兵。十一月，焉耆、龟兹攻杀都护陈睦。同时匈奴又策动车师后王叛变，共攻耿恭于柳中城。在匈奴的包围下，耿恭激励战士，坚守不屈。粮尽援绝，“乃煮铠弩，食其筋革”。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年），东汉派耿秉屯兵酒泉，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兵及西域鄯善等地兵出援，会师柳中，大败车师和北匈奴，救出耿恭，车师复降。东汉无力固守车师，于是撤销都护和戊、己校尉，下诏征召班超回京。次年又撤退伊吾的屯田兵，西域门户又暴露于北匈奴骑兵之前。 汉从西域撤退，引起南道诸国的惊恐，他们惧怕北匈奴卷土重来，进行报复。因此，当班超奉命准备返京时，疏勒、于阗恳切慰留。疏勒都尉黎弇，竟至引刀自杀。班超行至于阗，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说“依汉如父母，诚不可去！”竟至互抱班超的马足，不让他走。班超知道南道一些地区，可以信用，乃决心留驻西域，勒马回转，再定疏勒。当时西域北道诸国隶属于匈奴，南道则大多数服从东汉。但南道东通汉内地的道路已被匈奴切断，在疏勒与于阗之间的莎车役属于匈奴。因此班超决定首先从疏勒附近排除匈奴势力的威胁。建初三年（公元78年），他联合疏勒、于阗、康居、拘弥等国，击破北道的姑墨，以解除北来的威胁。班超上疏请兵，报告了西域的形势和自己的对策，取得了东汉朝廷的同... 9 灭亡。汉在其地设置四郡乐浪郡，以王险城为中心，统治鸭绿江（古称马訾水）以南、清川江南北最富裕的地方；玄菟郡，统治东临日本海的南沃沮部族；临屯郡，统治以貉为主体的部族，在乐浪郡以东；真番郡，统治乐浪以南的真番部族。四郡包括半岛的绝大部分。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玄菟郡从图们江南的旧地移至鸭绿江北，辽东郡东，其治所在浑河上游，辽宁新宾附近，从此乐浪郡便成为朝鲜半岛上的主要汉郡。汉代朝鲜全境同汉的经济、文化交流有所加强。朝鲜特产檀弓、文豹、果下马、班鱼皮等输入中国；中国的铜镜、漆器等工艺品，以及铁制生产工具等继续不断输往朝鲜。这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也为近现代朝鲜境内许多出土文物所证明。 朝鲜半岛东南隔海的日本，古代中国泛称为倭。此名称首见于《山海经》，可能周代我国即开始与其有了最早的接触。《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这可能是指当时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许多小部落。《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汉武帝时，有三十多个部落国家通过朝鲜半岛“使驿通于汉”，与汉朝发生了外交关系。汉代我国对日本情况已有初步的了解。其“土宜禾稻、麻紵、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气温腝，冬夏生菜茹。”“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有城栅屋室。”“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倭人善于水上活动，喜食海物，“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2东汉时，日本与汉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3。公元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此事。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在北九州的博多附近。这说明公元一世纪中期，日本北九州一带已与汉交通。安帝永初元年（公元07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4。通过不断交往，中国的铁器、铜器、丝帛传往日本，丰富了倭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的开辟。汉同中亚、西亚、南亚地区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我国在公元前三世纪，即以盛产丝织品而闻名于世界，被称为“丝国”。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并生产丝织品的国家。各地考古发现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我国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等地。汉武帝时，为在军事上取得反击匈奴的胜利，陆续设立了河西四郡，派遣使臣到西域开展外交活动。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到达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乌孙等国，而且其副使远至安息、奄蔡、条支、身毒、犛靬等国，跨越葱岭《后汉书·东夷传》。 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东夷传》。 2《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3《后汉书·东夷传》。 4《后汉书·安帝纪》。 《汉书·张骞传》。 即帕米尔高原，同高原以西的上述国家建立了联系，沟通了一条通向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的陆路通道。此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也陆续派遣使节到汉朝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绵绣沿此路不断西运，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陆续输入中国。 汉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根据文献记载，当时通西域的道路大致为通过河西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楼兰（即鄯善），自此分南、北两道。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自疏勒往西，越葱岭，向西南，到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再往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更西到达条支（今伊拉克一带），最后可直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自疏勒越葱岭往北，可到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康居（前苏联撒马尔罕）。东汉时，与北匈奴多次交战，迫使北匈奴西迁，汉遂开辟了新北道。这条通道的路线是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越天山至龟兹。再循原北道西行抵疏勒。这些沟通中西交通的要道就是著称于后世的“丝绸之路”。 通过“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穿井法、造纸术都先后西传。如李广利伐大宛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安息“其地皆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2。同时，中亚、西亚的良种马、植物等土特产，如毛织品、胡桃（核桃）、石榴、胡萝卜、胡豆（蚕豆）、大蒜、苜蓿等陆续传到中国。《汉书·西域传》载大宛王“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唐颜师古对此作注曰“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宿者，皆汉时所种也。”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及永元十三年（公元0年），安息国两次把狮子和条支大鸟（又名安息雀，即鸵鸟）赠献给东汉朝廷。东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也传入中国。史称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信其道者。”3当时，到达条支海滨的使臣甘英想远赴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受阻于安息人，未达目的。但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使东汉知道了“其王常欲通使于汉”的愿望。汉对大秦的社会情况也已有所了解，知道大秦是一个“土多金银奇宝”4的西方大国。“丝绸之路”从西汉一直到以后的唐代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成为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国家和人民加强联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南海交通。汉同东南亚及西方诸国的友好往来《汉书·李广利传》。 2《汉书·西域传》上。 3《后汉书·西域传》。 4《后汉书·西域传》。 秦汉以来，岭南地区和南海的海上交通逐渐开发。南海是泛指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等国而言。当时的番禺（今广州）、徐闻、合浦都是中国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据《汉书·地理志》载，由徐闻、合浦或日南边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岘港）乘船出海，沿印支半岛南下，船行约五月可到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又船行四月可到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再船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指泰国古都佛统）；由这里舍舟登陆，横越中南半岛，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再船行二月余到黄支国（今印度南部东海岸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意为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汉使至此及循原路而归。回程时，或自黄支出发，船行八月，到达皮宗（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一带），再船行二月，经新加坡，到日南、象林界（今越南岘港）。据此可知，当时南海航线的走向大致是从徐闻、合浦等地启航后，沿着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岸线航行，渡过暹罗湾后，再南下至马来半岛东岸登陆，步行越过克拉地峡，到西岸今缅甸的一个港口再乘船，然后绕孟加拉湾海岸线航行，抵印度半岛东南隅，南下斯里兰卡返航。汉使南行多伴随有应募的商人。他们带着“黄金、杂缯（丝织品）而往”，“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沿途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所至国皆禀食为耦”。不仅政治上友好交往，商业贸易的性质也很明显。这种海上贸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诸国和整个印度洋区域。汉代，每年不仅有大批中国人南下西去，亦有东南亚和印度洋各邦国的商人、使节东来。当时，我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活跃而较为密切的。西汉平帝时，远在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即受汉厚赠，并“遣使献生犀牛”2。东汉初期，中国的一些农具制造技术和牛耕传到越南。如任延为九真郡太守，“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3。越南人民也倾慕中国，元和元年（公元84年）春，“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4同年，究不事（今柬埔寨境内）邑豪到中国，赠送生犀、白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3年），叶调（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王便遣使者到东汉赠礼，帝赐金印紫绶。现代考古表明，印度尼西亚境内有许多汉代文物发现，可见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往来。东汉时，与地处缅甸东部一带的掸国交往更为密切。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5永宁元年（公元20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永建六年（公元3年），“掸国遣使贡献。”7汉代，我国南海航路一般达到东南亚与印度洋地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尚需安息、天竺等国中转。甘英由陆路想通使大秦，因受安息人的阻隔，到关于《汉书·地理志》所载汉使航程及各国地望问题，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本文所引，主要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8年8月版）及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98年5月版）。 《汉书·地理志》下。 2《汉书·地理志》下。 3《后汉书·循吏传》。 4《后汉书·章帝纪》。 5《后汉书·和帝纪》。 《后汉书·安帝纪》。 7《后汉书·顺帝纪》。 达波斯湾即被劝阻返回。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并未阻断，安息与天竺在其中起到中转作用。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2大秦最需要的中国丝织品靠安息等国的间接贸易。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3《后汉书·西域传》一再提到“（天竺）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和帝时，数遣使贡献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由此可知安息与天竺实为古代中国与欧洲罗马帝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 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东汉时又开辟了自永昌入印度的一条航线。由于东汉势力在我国西南地区伸张的关系，滇缅通印度一路，得以畅达。《魏略·西域传》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4所谓大秦有水道益州永昌，实自印缅中转，由孟加拉湾经缅甸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这较之绕道南洋更为便捷了。所以《后汉书》中所记“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遣使译向汉贡献的记载次数最多。永宁元年（公元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到洛阳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大秦。”5这次奉贡很可能又是通过永昌这条路线。可知，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东北）成为我国和掸国，并与天竺、大秦等国进行通商贸易的又一集散地。 东汉中叶以后，从地中海越印度洋到南海的海路交通终于沟通。中国和罗马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的外交联系。“延熹九年（公元8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略·安敦尼阿斯（公元—80年在位）。这条记载又称“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对这位使节是否真为罗马皇帝所派遣表示怀疑，因而引起中外史家的注意，千多年来，聚讼纷纭。但无可否认的是，即使是罗马商人假借罗马皇帝的名义和中国政府联系，企图得到一些商业上的优待。这也是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人民间第一次有记载的正式联系，其历史意义也是巨大深远而不容否定的。 正因为南海交通的发展，番禺（今广州）在汉代就成为我国南方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门户。《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称番禺为一都会，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是南方及海外所产珍奇物品的集散地。番禺经营的重要商品有的并不产于我国。比如“果布”，史家多解释为龙眼、荔枝、葛布之属2；据现代史家研究，“果布”是马来语“果布婆律”上半的音译，学名龙脑香，又叫冰片，是名贵药材和高级香料，盛产于东南亚等地3。有的物品我国南方虽有出产，但不够需求，尚要从海外进口。如犀，《后汉书·西域传》。 2《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3《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4《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 5《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后汉书·西域传》。 2此条最早见于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引韦昭曰，自后沿袭至今。 3参考韩槐准《龙脑香考》，《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一辑。 这种动物主要产于东南亚、印度等地。其角是名贵药材和装饰品，生犀则供观赏。《汉书·王莽传》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的记载。由此可知，番禺流通的物资，有许多是海外舶来品。当时番禺吸引着内地许多商人前往贸易，利润丰厚。“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可说是汉代我国南方国际贸易的中心。 《汉书·地理志》下。 第八章外戚、宦官、党锢。黄巾大起义第一节外戚、宦官与东汉政治外戚、宦官的轮番专政光武帝建立东汉后，“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朝廷机构中设尚书台，总揽行政权柄，丞相（大司徒）一职变成徒具其名的空衔。尚书权重职卑，权力更高度地集中于皇帝，这就为外戚、宦官扩展势力，干预朝政提供了条件。外戚专权多是凭借充任侍中，以至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内朝官职而得逞的。侍中有权审察尚书奏事，能够和尚书一样秉持朝政。当然，根本上还在于有临朝的母后，而外戚以皇帝的外家操纵皇权。东汉时，宫廷内官全部由宦官充任，“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宦官成了皇帝身边唯一依赖的对象。出入禁中的中常侍，“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黄门侍郎则“掌侍从左右，关通中外”，而小黄门又是掌“受尚书事”2。这样，宦官便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操纵或干预尚书政务。由于承担此等职务的宦官，较之尚书更处于宫廷内层，更接近皇帝，且便于接近临朝的母后，加以皇帝又往往依靠他们消除外戚势力，因此，他们更能控制皇权。当时人朱穆痛陈宦官专权的问题与危害时，指出“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殇帝年号）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恬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东汉末，太子多年幼即位，年轻的太后临朝，不便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造成了机会。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正如仲长统所指出那样，他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2他们为所欲为，简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了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立新皇帝后，接着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围绕皇权的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的起伏交替专政，便成为东汉后期封建政权的一个特点。 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窦宪以大将军位加官侍中，“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甚”。出入宫廷，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实际上掌握政权。许多地方大吏常由窦氏擢拔，“刺吏守令多出其门”。“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令百官总己以听”，“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宪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以与自己呼应。窦氏的“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后汉书·宦者传序》。 2《续汉书·百官志》三。 《后汉书·朱晖传附孙朱穆传》。 2《昌言·法诫》。 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举奏。”和帝年龄稍长，对窦氏弄权不满，但在深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他用中常侍郑众掌握的部分禁军，诛除窦氏集团在太后身边的党羽，下令收宪大将军印绶，遣归封国，迫令自杀，窦氏宗族宾客都免官放归本郡。郑众从此参预政事，并受封为鄛乡侯，“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2。 公元05年，和帝二十七岁死。其子刘隆（殇帝）立，次年八月又死。 邓太后及兄邓骘掌政，立和帝侄刘祐（十三岁），即安帝。邓太后除了并用外戚、宦官，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尽管如此，邓氏一门，仍权倾朝廷。邓太后死后，安帝亲政，邓骘以弟被告谋逆受株连，遣就国，自杀，邓氏势力破败。安帝重用宦官李闰、江京，皇后阎氏兄弟阎显等也在朝居位，短暂形成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 公元25年，安帝三十二岁死。废太子刘保十一岁，宫人李氏生，不得立。“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3，乃与阎显等迎立章帝孙北乡侯刘懿（少帝），但不终年而死。其时宦官孙程等十八人聚谋，共斩江京等人，拥立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阎显被杀，阎太后被迁，阎氏倒台。孙程等皆得封侯，宦官权势大为增长。安、顺帝时期的宦官能随意寝奏，矫诏。安帝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上奏请废除“大臣得行三年丧”的规定，而尚书陈忠以为不可，上疏争辩，“宦竖不便之，竟寝忠奏而从讽，布议”。《后汉书·杨震传》载安帝“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杨震上疏切谏。中常侍樊丰等见帝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寝章、矫诏，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可谓弥天大罪，宦官竟可随意妄行，这是宦官势力大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商子冀为大将军。顺帝死后，外戚梁氏掌权。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帝刘炳（二岁，公元44年）、质帝刘缵（八岁，公元45年）、桓帝刘志（十五岁，公元4年），成为外戚执政的极盛时期。梁冀所立质帝聪明，在朝会时目指梁冀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遂被梁冀毒死。冀以大将军领尚书事，“机事大小，莫不谘决之。”百官迁召，须先到冀府谢恩，然后方敢至尚书台言事。梁冀擅权二十余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2梁冀毒死质帝后，以议立帝事询问朝臣。太尉李固、大司农胡广等均以清河王刘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议可立为皇帝。而梁冀一党则以蠡吾侯刘志娶冀妹，坚立拥刘志即位。双方争持不下，梁冀气势汹汹地要挟。胡广等人恐惧，均改口说“惟大将军令！”独李固、壮乔坚持原议，结果李固被诬陷致死。在梁冀专权的二十四年中，梁氏一门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卿相尹校共五十七人。梁冀擅权时，强占洛阳周围黄河南北大片土地，“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在洛阳城西修建兔苑绵连数十里，到处调发活兔，兔刻毛为记，误杀者罪至死。冀犹未满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 2《后汉书·宦者郑众传》。 3《后汉书·皇后纪》下。 《后汉书·陈忠传》。 2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足，又时“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掳取民间子女做奴婢，多达几千人，诡称为“自卖人”。冀妻孙寿封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梁家宾客遍布各地，恃权请托，胡作非为。延熹二年（公元59年），梁皇后（桓帝妻，梁冀之妹）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方除掉梁冀，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连及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2。梁冀被抄的家财达三十余万万。官府获得这笔巨大收入后，得以在这一年减收天下租税之半，以收揽民心。 桓、灵帝时期宦官的骄横梁氏灭门之后，宦官独揽政权。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及小黄门左悺、唐衡，因参与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他们执政之后，骄横跋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3，权势达于顶点。单超死后，其他四侯，专横更甚。当时人称呼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4，可见其气焰之嚣张。灵帝刘宏时，宦官气焰更盛。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把持朝廷。灵帝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太傅陈蕃与外戚窦武“志诛中官”，上疏揭露宦官罪恶，未被采纳，事泄。宦官残暴地清除异己势力，矫诏诛窦武等。建宁元年（公元8年），杀窦武、陈蕃。次年又杀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熹平四年（公元75年），“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内廷）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2，把东汉宦官的势力发展到顶点。桓、灵帝时期宦官干预政治，与以往相比较，有几点值得注意（一） 干预察举。察举为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是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所享受的一种权力，本与宦官无关。桓、灵帝时期察举演变为宦官手中结党营私的工具，宦官甚至可以保任其子弟为郎官。《后汉书·杨秉传》说桓帝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造成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3的局面。（二）涉足司法。东汉宦官专权时，有座特殊监狱叫“北寺狱”，因为属黄门署，故又曰“黄门北寺狱”。北寺狱是一座由宦官掌管的特殊监狱，它主管监禁、审讯将相大臣。凡重大案件，均由中常侍出面审理，然后直接向皇帝呈报。《后汉书·李云传》延熹二年（公元59年），自马令李云上疏指责“桓帝用非其人，政化日损。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与御史廷尉杂考之。”宦官掌管北寺狱，是宦官势力扩张到司法部门后的结果。（三）典领禁军。汉代禁军系指侍卫宫省的皇帝亲兵，其中包括虎贲、羽林、厩驺等。宦官典领禁军，始于桓帝诛灭梁冀外戚集团时。《后汉书·梁冀传》《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2《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3《后汉书·宦者传序》。 4《后汉书·宦者单超张让传》。 《后汉书·宦者单超张让传》。 2《后汉书·灵帝纪》。 3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 桓帝“诏诸尚书入，发其事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侯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灵帝时，曹节、王甫、蹇硕等宦官也曾典领过禁军。《后汉书·曹节传》“建宁元年，（曹节）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四）亲属多参预政事。随着察举制的蜕变，宦官集团打破以往那种“中人无外党”的局面，“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2。（五）在争夺权力的关键时刻，宦官集团甚至使用武力逼迫制诏或自拟诏书。《后汉书·窦武传》说灵帝以幼年登基，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人想借此机会剪除宦官，中常侍曹节、长乐五官吏朱瑀等先发制人，挟灵帝“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镇压窦武等人，夺取了控制皇帝的权力。《何进传》曰灵帝死后，外戚何进等人谋诛宦官，张让、段珪等知其谋后，“诈以太后召进，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珪等自拟诏书，举兵作乱。这些特点表明，桓、灵时期是我国宦官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宦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已经完全成熟。 外戚、宦官专政与东汉政治的腐朽外戚、宦官专政时期，东汉政治日益腐朽。外戚、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都公行贿赂，搜刮财货，兼并土地。外戚梁冀被诛，抄没的家财竟达三十余万万，抵上东汉全年租税之半。宦官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势，也公然受贿。如侯览，“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敲诈勒索，如《后汉书·杨彪传》“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又大肆兼并土地，“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2为己有。中常侍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3。黄门侍郎张让，“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4宦官们聚积了无可估量的财富，便尽情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竞起第宅，楼观状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5灵帝后期，“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制度下的尖锐表现。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豪族政治势力的发展以外戚专权的形式出现，从而架空了皇权。而皇帝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得不求助于宦官，因而宦官能够专权。无论外戚或宦官专权，都力图控制皇帝，或拥立幼《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2《后汉书·宦者曹节传》。 《后汉书·宦者侯览传》。 2《后汉书·党锢刘祐传》。 3《后汉书·宦者侯览传》。 4《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载董卓上表。 5《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后汉书·宦者张让传》。 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时排除异己，大肆搜括，竭泽而渔。从封建士大夫看来，宦官是身份卑贱的暴发户，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 第二节累世公卿局面的形成。门阀的出现在宦官、外戚的反复斗争中，官吏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也逐渐在起作用。随着大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空前加强。东汉后期察举征辟任官，渐渐注重门第阀阅，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局面。又由于私人讲经之风盛行，在官府中的大小官吏之间，逐渐发生了一种封建从属倾向，形成了许多官吏集团。 东汉任官制度与门阀大族的出现东汉沿袭西汉，在任官制度上实行察举制、征辟制和任子制。察举制注重孝廉一科，从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34年）起，郡国每年都要向上推举孝廉，除州郡外，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有权向皇帝推举人才。察举的对象，多为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处士。察举是汉代低级官吏或儒生向上攀登的一个重要阶梯。东汉时，随着政治的，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章帝时，有官员上书“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要求“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汉章帝也承认“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2大族出身的官吏们为了把持政权，扩大本家族的利益，“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3，互相推荐亲属故旧。顺帝时，河南尹田歆“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田歆不敢“相违”4，只要求保留一个名额，选拔真才实学之士，以报效国家。人们为了得到察举，做出许多丑恶不堪的行为，以博取名誉。如许武被举为孝廉，他因两个弟弟还不出名，就“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故意搞分家，“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让两弟少得财产，以博得“克让”的名声，结果都被举为孝廉。然后许武又在宗亲面前痛哭流涕，又把他多得的财产，“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为自己博得了更高的声誉，因此许武的官职做到了长乐少府5。察举制成了豪族或官吏沽名钓誉、安插私人的工具。征辟制是由二千石以上官吏本人直接辟除一些人到自己官衙中做掾吏。两汉时，公府与州郡长官除奉令征辟之外，还可自行辟除。公府与州郡辟除，即为选官与入仕的重要途径，而公卿牧守自行辟除，为发展个人势力开了方便之门；士人为了做官，也投靠依托权门。所谓“名公钜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所依秉为重”。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任子制是专为中上层官吏设置的。西汉时，“吏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一级）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只有中上层官吏子弟方能凭借父兄的恩荫仕宦。东汉中叶以后，任子范围扩大。安帝《后汉书·韦彪传》。 2《后汉书·章帝纪》。 3《后汉书·王符传》引《潜夫论·实贡》。 4《后汉书·种暠传》。 5《后汉书·循吏许荆传》。 《东汉会要·选举》下。 《汉书·哀帝纪》注，应劭引《汉仪注》。 建光元年（公元2年），令“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2。西汉二千石以上官吏任期满一定年限才得任子，而此令并无任期限制；西汉二千石以上官吏才有任子特权，而东汉安帝时，校尉、尚书秩俸虽低于二千石，亦可享受任子的特权。这一制度主要是照顾大官地主的利益。 这些选拔官吏的制度，使豪族子弟顺利进入官场，使这些家族成为西汉以来世家地主中新的阶层。他们还利用这些制度，把较小的家族或某些中小地主以“门生”、“故吏”的名义招揽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个以某一家族为中心的政治势力。这样，官吏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吏中私人权势的增长。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常常充当被征辟者的“荐主”，被推荐者则成为荐主的“故吏”。荐主和故吏之间，就互相拉拢援引，渐渐地成了一种私恩的结合，形成了特殊关系，掾吏忠于主官，主官也包庇掾吏。故吏依附于主官，往往要随同主官出征、调转、流徙。主官死去，故吏要服丧，甚至荐主犯罪，故吏竟声言替死。凡此种种，都被视为合于名教的气节行为。当时，荐主同故吏、长官与掾吏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君臣名分的主从关系。一些累世公卿的门阀大族，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成为门阀大族强大的外围政治力量。 经学世家与门阀的形成私人传经讲学之风，也促进了官吏集团的形成。 自西汉武帝尊崇儒术，特别是元帝以后，经学兴盛，著名儒者世以传经为业。西汉时，有孔氏、伏氏。东汉时，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如桓氏（桓荣）等。有些大官也以传经相标榜，以提高门第威望。他们授业范周广泛，上自皇室、京师太学，下至地方州郡，许多官吏都出其门。受业者以弟子自居，弟子的弟子则为门生。这样，就在大小官吏上下级关系之上，涂上一层师生色彩。授业经师同弟子、门生，往往也是荐主与故吏，兼有双重关系。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如弘农大族杨宝，于西汉传授欧阳《尚书》，宝子杨震于东汉时官至太尉，震子杨秉亦至太尉，秉子杨赐位至司徒司空，赐子杨彪亦至司空、司徒、太尉，录尚书事，四世均以传“家学”为三公官。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良以后，至其孙袁安官至司空、司徒，安子敞及京皆为司空，京子汤为司空、太尉，汤子逢亦至司空，逢弟隗亦至三公、太傅。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这些大族累世为高官，累世传经学，有大批故吏、弟子、门生出于其门。汝南袁氏，人称“门生故吏遍天下”，成为官吏集团中的首脑人物。但东汉时期有的大官与门生，很少有实际授业关系。所谓“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无以教训，弟子亦不受业。”这种师生关系，不过“求志属托，规图仕进”而已。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上述种种特征的家2《后汉书·安帝纪》。 《后汉书·袁绍传》上。 徐幹《中论》卷下《谴交》。 族。东汉时“选士而论族姓阀阅”2，“以族举德，以位命贤”3，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两汉地方守相由朝廷任命，而曹掾属吏由守相自置，基本上从本郡士人中选拔。东汉时，郡国属吏的人数，比西汉成倍增长，郡县属吏数的扩大，为大族控制地方政治大开方便之门。东汉太守一到任，往往聘请当地名族大姓担任地方显职，并对他们优礼相待，言听计从，甚至完全委政于他们。汝南太守宗资（南阳人），委政于本郡的范滂；成瑨（弘农人）为南阳太守，委政于本郡的岑晊。于是社会上竟流传起“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晊），弘农成瑨但坐啸。”4的歌谣。操纵本州本郡政治的门阀大族，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无怪乎当时又出现这样的歌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5更多的则是地方官与大族互相利用，结成党援。郡府县衙宛如一个个小朝廷，属吏与长吏如同君臣。从东汉起，地方上直接以君臣相称已是很普遍的事。在朝廷中，尚书令、尚书仆射和尚书基本上由世族或其亲信担任，在可知的三十四位尚书令中，除曹节以中常侍的资格领此职外，均由世族担任。世族地主对地方政权和中央的有效控制是门阀产生的政治基础。 由于刘秀的提倡，东汉一代的官私教育较之西汉更为发达。上有太学，下有郡县官学，名师精庐、学童书馆和庄园宗族学堂。士人子弟，不辞千里，投奔名师宿儒，苦读经书，以求飞黄腾达。于是从东汉之初，伏湛、桓荣、孔僖、鲁恭等一批以齐、鲁、韩学为业的经学世家，就在朝廷中显露头角，其父子及其门人和再传弟子都能身居显位。最早由经学世家转化为门阀的士族，基本上都是以传授今文经为业。以经学起家是门阀形成的重要途径。东汉的察举制度是门阀产生的催化剂。西汉的察举只造成少数世禄之家；东汉的察举却造成了一批门阀世族。这是因为东汉选士是“论族姓阀阅”，察举权实际上落入名姓大族手中。东汉后期，世族地主互相吹捧，自我标榜，盛行一时，什么“乡里之号”、“时人之语”、“天下之称”，形成统治阶级的一种“公论”。“公论”好坏决定了被品评者的前途，于是主持“公论”的高门世族拥有极大的权威，“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所谓品评人物，实际上是世家大族按经济与政治的实力，将被品评者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依次分享做官的权利。由于东汉世族地主控制了诏举、岁举等所有仕官之路，所以权力相对地集中到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从而产生出统治阶级中的特殊阶层——门阀。 2仲长统《昌言》。 3王符《潜夫论·论荣》。 4《后汉书·党锢传》序。 5《意林》引《政论》。 《意林》引《典论》。 第三节反宦官斗争和“党锢”事件反宦官斗争宦官的残暴统治，加深了东汉社会的政治危机，阶级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东汉政权犹如坐在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延熹六年（公元3年），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三空”形象地概括了宦官暴政的严重恶果和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危机。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地主阶级一部分在野名士，既不愿与宦官集团同流合污，又无力去积极干预，于是拒不合作，消极地避世。而以杨秉、陈蕃和李膺为代表的部分正直官吏则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他们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正直官吏对宦官的斗争，得到了广大太学生的拥护和。 太学生绝大多数是官家子弟，质帝以后已是一个三万多人的大队伍。“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2。因而同官吏士大夫在经济和政治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学生不仅是官吏地主的子弟，而且是官吏的后备军。汉质帝时曾明确规定太学生“岁满课试，拜官有差”3。然而到桓帝时，宦官“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4，堵塞了太学生当官的道路。太学生中一部分人面对东汉皇朝日益衰败的趋势，与官吏士大夫有着共同的认识。如太学生刘陶向汉灵帝陈当今要急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笑谈大唐燃文太学生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眼里宦官是“刑余之人”，地位卑贱，羞于与阉党为伍。由于上述原因，太学生们自觉地同反宦官的官吏士大夫站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反抗宦官专政的力量。 太学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他们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攻击宦官的手段是上书奏，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与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官僚集团中的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财，塞灾谤”。杨秉揭露专权的宦官“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2。另外，对宦官进行舆论抨击。太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吏经常发生联系，互为声援。《后汉书·党锢传》说“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所作的一种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后汉书·陈蕃传》。 2《后汉书·儒林传》序。 3《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 4《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后汉书·刘陶传》。 2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口易记。官吏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他们对不畏权贵的人，如李膺、陈蕃、王畅的评价很高“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以颂扬他们的节操。除此以外，在反宦官的官吏集团中又有所谓“三君”、“八俊”、“八及”等雅号。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清议在当时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一些在朝的官吏还利用合法的权力，直接打击镇压宦官及其党羽。桓帝时，太尉杨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参的暴虐罪行，侯参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侯览罪恶昭彰，桓帝只好免去他的官职了事2。同时，司隶校尉韩縯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悺及其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的罪行，左悺、左称皆畏罪自杀3。在同宦官斗争中，态度最坚决的是李膺，他在复官之后，把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从其躲藏的地方搜出，审问毕即行处死。这件事轰动了京城，也吓坏了宦官，自此宦官“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4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太学生同正直的官吏结成了可靠的同盟。桓帝永兴元年（公元53年），冀州刺史朱穆案验宦官赵忠葬父僭为“玉匣、偶人”，这在封建社会乃是僭越“天子之制”，该当治罪，因而“收其家属”，但把持在宦官手中的桓帝却“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为朱穆伸冤辩理。他们痛斥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穆独亢然不顾身害”，是“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表示情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5。桓帝怕激成大乱，被迫释放了朱穆。“五侯”上台后，随着宦官集团倒行逆施和迫害正直官吏愈演愈烈，太学生反“五侯”暴政的斗争也随之升级。延熹五年（公元2年），由于宦官集团合谋陷害对羌人作战有功的皇甫规，又激起了一次政潮。皇甫规作战有谋略，又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取信羌人，羌人数十万人来降，基本上解除了为患多年的羌人进扰问题。但是，由于他惩办贪赃枉法的边吏多系宦官集团的爪牙，本人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甚至“五侯”的两巨头徐璜、左悺亲自出马“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向他勒索并表示亲热拉拢的时候，“规终不答”，被硬顶回去，结果“璜等忿怒”，反诬皇甫规贿买羌人降汉，把他下狱，“论输左校”。这种颠倒是非的事激起太学生和正直官吏的愤慨，于是“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最后，桓帝被迫把皇甫规释放了。 对宦官集团的同仇敌忾，使太学生和正直官吏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推崇，因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一股反宦官的政治势力。大臣李膺和名士郭泰的交往就颇具代表性。李膺是正直官吏中反宦官的健将，郭泰是太学生的领袖，他们结识后，“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2。李膺、范滂等经常往来太学，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党锢传》序。 2《后汉书·杨震传附杨秉传》。 3《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4《后汉书·党锢李膺传》。 5《后汉书·朱晖传附朱穆传》。 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皇甫规传》。 2《后汉书·郭泰传》。 给太学生以积极的影响，他们“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这种议政活动，使拥有三万多名学生的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集团的强大舆论阵地。太学生的议政活动和正直官吏翦除宦官的斗争此呼彼应，使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 “党锢”事件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宦官集团发动了一场镇压正直官吏和太学生的迫害活动。当时，素以方伎交通宦官的方士张成，“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执法严厉，将张子“督促收捕”，不顾赦令，将张子正法，轰动了洛阳。宦官集团乘机唆使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桓帝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下令逮捕李膺、林密、陈寔等二百多人，并且“布告天下，使同忿疾”。宦官集团大事网罗，“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不惜“悬金购募”。这起“党事”，“案经三府，太尉陈蕃郤之”，“不肯平署”。老臣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极力劝谏，“诸如原宥”。桓帝拒不接受，宦官也“由此疾蕃弥甚”2，陈蕃因而被罢官。第二年，由于士大夫的奋力营救，和迫于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才释放党人，“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3。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李膺等人获释之后，声望更高，宦官集团又兴起株连更广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结果这些被告皆“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统治阶级大肆株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2宦官集团的株连迫害并未因此罢休，三年后，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熹平元年（公元72年），“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3当权的宦官集团对于这种疯狂的迫害还不准声诉辩理。熹平五年（公元7年），“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4株连之广，简直前无古人！ 两次党锢，把反对宦官集团的正直官吏和太学生几乎罗致殆尽！汉政权完全被少数最贪婪、残暴、腐朽的宦官所把持。东汉皇朝连本阶级内部所进行的一点自救也做不到了。这表明，它已山穷水尽，末日临头！人民的愤怒，不可遏止。全国规模的黄巾起义爆发，终于敲响了东汉皇朝彻底覆灭的丧钟！官吏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它在客《后汉书·党锢传》序。 2《后汉书·陈蕃传》。 3《后汉书·党锢传》序。 《后汉书·灵帝纪》。 2《后汉书·党锢传》序。 3《后汉书·灵帝纪》。 4《后汉书·灵帝纪》。 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宦官的斗争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具有进步的意义。这一斗争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忠心和不畏强暴、奋力抗争的精神也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四节黄巾大起义持续不断的人民反抗斗争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政，官僚机构腐朽，灾害频繁。安帝以后，水旱蝗灾几乎接连不断，仅安帝一朝十九年中，水灾即达十一次，旱灾七次，蝗灾七次，受灾范围遍及中华大地。当时，“青、冀之域，**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扬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自西徂东，杼柚将空。”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生产破坏，人民普遍陷于饥荒，被迫流亡。他们“捐弃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2。尽管人民灾难深重，挣扎在死亡线上，封建国家和豪族地主的搜括压榨仍步步加紧，官吏贪得无厌。太学生刘陶上书说“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斗生之计。”3东徙内地的羌人，备受豪强官吏的压榨，“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曲折于奴仆之勤”4。官吏们强征兵徭，更为残暴。各族人民在租税徭役和饥荒逼迫之下，不得不掀起反抗斗争。 永初二年（公元08年），“剧贼”毕豪率部入平原界，于厌次河战败平原县兵，捉县令刘雄，为东郡太守镇压。永初三年（公元09年）七月，“海贼”张伯路自称将军，率义军三千余人活动于山东沿海九郡之地，杀二千石、令、长。次年，张伯路与勃海平原诸地义军刘文河、周文光部会合，攻厌次，杀长吏，转入高唐。御史中丞王宗持节调发幽、蓟诸郡兵数万人，与青州刺史法雄共同镇压义军。张伯路率部退于辽东海岛上。公元年春，伯路复进扑东莱，为法雄所败，退回辽东，为辽东人李久所杀。起义历时三年。2永初四年（公元0年），宁季部义军数千人在朝歌一带，“攻杀长吏，屯聚数年，州郡不能禁”。当地“青、冀之人流亡万数”。朝歌长虞诩自知“难与争锋”，使用诡计将起义镇压下去3。永初五年（公元年）九月，汉阳人杜琦与弟杜季贡、王信等起义，与羌族人民联合，攻克上邽城。年底，杜琦被汉阳太守赵博所遣刺客杀害。次年六月，侍御史唐喜镇压这部义军，王信牺牲4。元初三年（公元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盗贼”群起，“劫略吏民”5。顺帝阳嘉元年（公元32年）二月，会稽“海贼”曾旌等千余人，起于句章，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同年三月，扬《后汉书·陈忠传》。 2《后汉书·安帝纪》。 3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刘陶传》。 4《后汉书·西羌传》论。 《后汉书·独行刘茂传》。 2《后汉书·法雄传》。 3《后汉书·虞诩传》。 4《后汉书·安帝纪》。 5《后汉书·五行志》四。 《后汉书·顺帝纪》。 州六郡章河等自称将军，进攻四十九县，杀伤长吏7。阳嘉三年（公元34年）三月，益州义军“劫质令长，杀列侯”。永和三年（公元38年）四月，九江蔡伯流部义军数百人攻广陵、九江，杀江都长8。永和年间（公元3—4年），荆州一带的人民起义，“弥年不定”，李固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夏密等六百余人归附。当时太山郡，“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朝廷徙李固为太山太守，固到，悉罢遣归农。永和四年（公元39年），扬、徐一带农民纷纷起义，“磐牙连岁”，范容、周生部屯聚于历阳，攻没郡县。建康元年（公元44年）九月，击败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的官军，杀耀、显。东汉政府派御史中丞冯赦督地方兵数万人进击，这支义军遭镇压2。汉安元年（公元42年），张婴等于广陵起义。“张婴等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3建康元年（公元44年）十一月，徐风、马勉在九江起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次年正月，杀曲阳、东城长。三月，马勉在九江以黄色为服色，称“黄帝”，“建年号，置百官”。历阳义军华孟自称“黑帝”，攻九江，杀郡守杨岑，遭到九江都尉滕抚的镇压4。桓帝建和元年（公元47年）十一月，陈留李坚、江舍等起义，坚自称皇帝，被杀害5。建和二年（公元48年）十月，长平陈景自号“皇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都因准备起义而遭杀害。和平元年（公元50年）二月，扶风裴优自称皇帝，亦遭杀害。永兴二年（公元54年）九月，“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被镇压。该年十一月，太山、琅邪公孙举、东郭窦聚众三万人起义，攻杀长吏，活动于青、徐、兖三州。次年段颎为中郎将，对义军残酷镇压，义军被杀害者达万余人。延熹三年（公元0年）九月，劳丙聚众复在太山、琅邪一带起义，东汉政府派御史中丞持节督州郡兵镇压。十一月，太山义军叔孙无忌攻杀都尉侯章，并与劳丙部会合，“州郡不能讨”。东汉政府派中郎将宗资率兵镇压，其后兖州刺史第五种、太山太守皇甫规又以软化手段，才将这支义军镇压下去2。延熹五年（公元2年）四月，长沙、零陵义军七八千人，自称将军，南下桂阳、苍梧、南海、交阯四郡。交阯刺史侯辅、苍梧太守甘定望风奔逃；御史中丞盛修募兵镇压，未能得胜。八月，被募来镇压起义的豫章艾县六百多人，因官吏，“不得赏值”，亦起而反抗，焚烧长沙郡县，杀县令，发展为万人以上的队伍，击败谒者马睦、荆州刺史刘度的地方官军，睦、度逃走。东汉政府派度尚为荆州刺史，历时三年，才将义军镇压下去3。延熹八年（公元5年）五月，荆州兵朱盖等因“征戍役久，财赏不瞻”，起而反抗，与桂阳义军胡兰等三千余人会合，共攻桂阳。桂阳太守任7《后汉书·顺帝纪》。 8《后汉书·顺帝纪》。 《后汉书·李固传》。 2《后汉书·顺帝纪》。 3《后汉书·顺帝纪》、《张皓传附张纲传》。 4《后汉书·冲帝、质帝纪》、《滕抚传》。 5《后汉书·桓帝纪》。 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桓帝纪》、《段颎传》。 2《后汉书·桓帝纪》、《方术赵彦传》、《皇甫规传》。 3《后汉书·桓帝纪》、《度尚传》。 胤逃窜，苍梧太守张叙被活捉，转攻零陵未克。东汉派中郎将度尚，将幽、冀、黎阳乌桓步骑二万六千人，又与长沙诸郡兵合，并势讨击，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4。灵帝建宁元年（公元8年），“九江山贼起，连月不解”5。建宁三年（公元70年）冬，济南爆发起义，攻东平陵。熹平元年（公元72年）十一月，会稽许昭起义，自称大将军，立其父许生为越王，众以万数，攻破诚邑。东汉政府派兵镇压。连战三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 周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在东汉后期也此起彼落，持续不断。 在汉族人民所受压迫加深之时，周边各族人民所受剥削压迫更深一层，因而也不断反抗。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对东汉封建统治打击最大的是西羌起义。 徙居内地的羌人，深受豪强和官吏的压榨。“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2官吏强征兵徭，更为暴虐。永初元年（公元07年）夏，骑都尉王弘强征金城、陇西、汉阳羌人数百千骑出征西域，群羌害怕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各郡发兵堵击，并捣毁沿途羌人庐落，激起羌人相聚反抗。由于武器缺乏，这些羌人“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屡败官军。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都起而响应，“众遂大盛”。他们“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多次击败进剿的官军。永初四年（公元0年），起义羌人深入河东，至河内，迫近首都洛阳，给东汉皇朝以沉重打击，许多地方官“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3。永和四年（公元39年），新任并州刺史来机、凉州刺史刘秉对待羌人虐刻，扰乱，又激起羌人反抗。次年夏，且冻、傅难种羌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羌胡联合，大举进攻三辅，杀长吏。羌族起义者分兵攻武都，烧陇关（今陕西陇西），夺取苑马。永和六年（公元4年），在射姑山（今甘肃天水附近）击杀东汉征西将军马贤，“贤及二子皆战殁”，“于是东西羌遂大合”，焚烧皇帝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但终因起义缺乏集中领导，永嘉元年（公元45年）后，在护羌校尉赵冲等人的进攻和利诱之下，起义又告失败。羌族人民的第三次大起义，发生于延熹二年（公元59年）。当时郡县官吏贪残暴虐，引起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反抗，进兵陇西、金城塞，扩展到三辅及并、凉二州许多地方。护羌校尉段颎对羌族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但起义仍不断发展，“寇势转盛，凉州几亡”。永康元年（公元7年），西羌各部先后被镇压下去。段颎又移兵东讨，对三辅、西河、上郡、安定、北地等地的起义羌人血腥屠杀。建宁二年（公元9年），东羌诸部亦被征服。羌族人民的三次起义，先后延续了五、六十年，由于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 在羌族人民反抗斗争的过程中，其他各族也陆续进行反抗斗争。如蛮族4《后汉书·桓帝纪》、《度尚传》。 5《后汉书·酷吏阳球传》。 《后汉书·灵帝纪》。 《后汉书·灵帝纪》、《臧洪传》。 2《后汉书·西羌传》。 3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西羌传》。 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西羌传》、《段颎传》。 的槃瓠诸部，在安帝元初二年（公元5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永和元年（公元3年），汉顺帝依照武陵太守的建议，要对蛮族征收与汉族地区一样的赋税。澧中、漊中蛮“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蛮族聚集二万人围攻充城，八千人进攻夷道。桓、灵以后，由于朝政日益，激起长沙蛮、零陵蛮、武陵蛮先后如火如荼的斗争，东汉州郡官吏望风溃逃2。蛮族廪君各部，由于同样原因，也不断反抗东汉的反动统治。永元十三年（公元0年），因“郡收税不均，怀怨恨”，南郡的巫蛮“遂屯聚反叛”。东汉末年，江夏蛮不断起兵反抗，他们和庐江黄穰领导的农民起义相联络，掀起了十多万人的大起义，“攻没四县”，坚持数年之久。对于住居于巴中的板楯蛮，东汉统治者利用他们“天性劲勇”、“善于兵战”的特点，经常征发从军作战。而地方官吏的剥削也很残酷。“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颈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这种非人的奴役，迫使板楯蛮奋起武装反抗。黄巾起义爆发后，又跟巴郡黄巾军相结合，进行推翻东汉皇朝的共同斗争。 此外，元初二年（公元5年），苍梧蛮夷因不满东汉皇朝的统治起兵反抗。次年，联合郁林、合浦等郡的蛮人和汉人数千攻苍梧郡城2。西南地区的邛都夷本来“慕义内属”，但当“时郡县赋敛烦数”，元初五年（公元8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抗，杀遂久县令。次年，永昌、益州及蜀郡的少数民族皆起而响应，“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3。后来，在益州刺史张乔的镇压下失败。在此时期中，北方广大地区，内迁的南匈奴、乌桓、鲜卑等族，亦有先后反抗东汉统治的斗争。 据以上不够全面的列举，自安帝开始至灵帝的几十年中，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即达数十次之多。起义越到后来次数越多，时间的间隔也越来越短。起义的地区，几乎波及全国，烽火遍地。从起义的力量看，安帝时的起义不过几百人，多者数千人；顺帝以后，起义就以万来计数，越到以后，起义人数越多。范晔评论说“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羌族人民的反抗，使东汉皇朝军饷耗费“前后数十巨万”，加深了东汉统治的危机。封建史家惊呼“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2一些默默无闻的被统治者，打得声势煊赫的封建统治上层手忙脚乱，这不仅反映东汉地方统治的虚弱，也暴露东汉中央集权统治的腐朽，各族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强，东汉统治越来越弱，这就是汉安帝以后的基本形势。 黄巾大起义2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南蛮传》。 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南蛮传》。 2以上所引均见《后汉书·南蛮传》。 3《后汉书·西南夷传》。 《后汉书·张宗杨旋等传》论。 2《后汉书·西羌传》论。 东汉后期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为全国性的大起义积蓄着力量，准备了条件。在斗争中有的利用阴阳五行相生或相胜的道理，作为斗争武器。如建康元年（公元44年）在九江起义的马勉，以黄色（土德）为服色，火生土，表明要用土德代替火德（东汉光武帝刘秀以火德自命）。同年，华孟起义则自称黑帝（水德），以示水能克火，东汉必定灭亡。这些反映人民某种要求的阴阳五行观与当时“黄老道”宗教形式相结合，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旗帜和纽带。在道教经典《太平经》里虽充满宗教迷信说教，但也包含有平均平等和变革天命的积极思想成分。如它谴责富有者“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间大不仁人！”3主张变革天命“天失阴阳则乱其道，地失阴阳则乱其财君臣失阴阳则其道不理，五行四时失阴阳则为灾。今天垂象为人法，故当承顺之也。”认为水旱之灾，政治都是天道变乱的征兆，苦难的人们不能再忍受饥寒交迫的现状。在这种变革天命思想的基础上，汉末形成了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两个道派。 太平道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流传，用符水治病作为组织群众的手段。 “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它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2的变革天命的主张。根据五行相生之说，汉朝统治者自云属火，即赤德。而土为黄德，火生土。这句谶语告示人们受命赤德的汉朝气数已尽，以黄为服色的起义军是应运而起，当取而代之。 太平道领袖是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他自称“大贤良师”。 太平道为道教一支，奉黄帝、老子为教祖。张角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进行秘密活动。他派弟子八人到各州传道。太平道被苦难人民视为救星，“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3，遍于青（今鲁西北、胶东）、徐（今鲁南、江苏、长江以北）、幽（今冀东、辽宁）、冀（今冀中、冀南）、荆（今湖北、湖南）、扬（今苏南、皖南、浙、赣、闽）、兗（今豫东、鲁西）、豫（今豫东、皖北）等八州之地。太平道将各地的道徒组织起来，全国共分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4。 太平道的传播引起东汉统治集团的不安，朝廷屡颁赦令，以瓦解流民对太平道的信奉。司徒杨赐上疏提出“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以达到消弥人民“作乱”的目的。但杨赐的书奏没有送达灵帝，其原因恐怕是由于当时“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2，太平道同黄老道有一脉相通之处，而且宦官封谞、徐奉等人早已成为太平道徒。 张角积极部署大起义的准备，事先向各地道徒传布起义口号，决定在中平元年（公元84年）三月，在各地同日发动。他们在都城洛阳和州郡官府3《太平经·六罪十治诀》。 《后汉书·襄楷传》注引《太平经》。 2《后汉书·皇南嵩传》。 3《后汉书·皇南嵩传》。 4《后汉书·皇南嵩传》。 《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 2《后汉书·襄楷传》。 墙壁上，用白土大书“甲子”二字，作为起义攻打的目标。张角又派大方首领马元义先召集荆、扬地区信道群众数万人到邺（今河北临漳），与冀州道徒会合。马元义几次往来洛阳，联络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为内应，“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时俱发”。不料起事之前，张角弟子唐周叛变，向朝廷告密，泄露了起义计划。马元义被捕车裂牺牲，与太平道有联系的官兵、百姓千余人遭捕杀，张角被追捕。“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敕诸方，促令起兵。”3大起义被迫在当年二月发动。 二月，三十六方同时发动起义，起义群众都头裹黄巾作为标帜。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起义军声势大，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豪族地主聚居的城池坞壁。“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4大起义很快就遍及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黄巾军在战斗中不断取得胜利，捷报频传。二月，河北黄巾军活捉了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三月，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市）黄巾军张曼成攻克郡城，斩太守褚贡。四月，汝南郡（治今河南平舆北）黄巾军在波才、彭脱指挥下，打败了太守赵谦，并败右中郎将朱。广阳郡（治今北京市）黄巾军击毙了幽州刺史郭勋和广阳太守刘卫，左中郎将皇甫嵩主力被起义军包围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嵩兵少，军中皆恐”2。广大起义军在张角兄弟指挥下击败卢植、董卓所率领的官军。东汉政权“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3。黄巾军在战斗中迅速扩大，形成了三部分义军在颍川由波才指挥的黄巾军，在南阳由张曼成指挥的黄巾军，在河北由张角兄弟指挥的黄巾军。这几支军队从南北两方，形成了包围洛阳的形势。 黄巾起义急风暴雨的形势，使东汉朝廷十分惊恐，急忙派遣大将军何进率重兵驻扎洛阳附近都亭，“以镇京师”；同时在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和小平津八个险要地方，设八关都尉，加强洛阳外围的防御。另方面，汉灵帝又接受吕强、皇甫嵩的意见，“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4，和缓地主阶级的内讧。东汉政府又调兵遣将，各地豪族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对黄巾军残酷镇压。 起义军面临严重的困难。各地虽同日起义，毕竟事出仓促，起义之后必须同地方封建势力相持，义军在短时期内无法汇集为几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被分割在许多地区，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义军数量虽占优势，装备上则不及官军，并缺乏战斗经验。特别在各自为战的局面下，东汉政府所组成的统一的军事力量，具有相对的机动性能，自洛阳派出的官军往往能和地方军配合，因而在某一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上，就使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以至义军处于相对劣势，造成了被东汉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 颍川接近洛阳，对封建统治威胁最大，因而激烈而残酷的战争首先在这里展开。当年四月，波才义军击败来犯的朱和皇甫嵩，乘胜围皇甫嵩于长社。但波才“结草为营”，遂为皇甫嵩所乘。东汉官军深夜纵火，义军军营3《后汉纪》卷二四。 4《后汉书·皇甫嵩传》。 《后汉书·灵帝纪》。 2《后汉书·皇甫嵩传》。 3《后汉书·皇甫嵩传》。 4《后汉书·灵帝纪》。 延烧，阵势为之混乱。皇甫嵩乘势进攻，骑都尉曹操的援军恰又赶到，皇甫嵩与曹操、朱合兵进攻，义军因之大败，几万人遭到血腥屠杀。接着，波才义军余部于阳翟，彭脱义军在西华，又遭到镇压而告失败。之后，皇甫嵩军调赴东线，在仓亭击败卜己领导的义军，卜己被皇甫嵩护军司马傅燮俘杀。朱一军则继续南下进攻南阳一带义军。 南阳义军张曼成起兵，称“神上使”，有众数万，攻杀太守褚贡之后，在宛下屯驻了一百多天，军事上没有新的进展，而在六月里被新任南阳太守秦颉击败，张曼成牺牲。义军继推赵弘为帅，“众浸盛，遂十余万，据宛城”。从六月至八月，义军粉碎了官军多次进攻，坚守住了宛城，几乎迫使东汉政府撤掉朱。赵弘在战斗中牺牲后，义军又推韩忠为领袖，继续坚守宛城，抵抗朱。“兵少不敌，乃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因鸣鼓攻其西南。”义军全力奋战，官军“连战不克”，遂用计故意解围，引诱韩忠出战，使义军中计失败，韩忠被杀。义军再推孙夏为首领，在宛城进行了反复的冲杀。十一月，宛城陷落，孙夏率义军转移到西鄂精山，才被朱镇压下去2。 斗争的中心转移到河北地区。河北义军在张角亲自领导下攻占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河北晋县西）诸城邑。但在三月以后即遭受到北中郎将卢植率领的东汉官军的压力。张角、张宝分别率义军固守广宗，下曲阳。卢植“筑围凿堑，造作云梯”，未能攻下广宗。代替卢植的东中郎将董卓，围攻了两三个月，广宗依然屹立。八月底，东汉政府调皇甫嵩代替董卓，投入广宗战场。卢、董二人，“并无功而还”。这时张角病死，角弟张梁统帅广宗义军。义军勇猛善战，“梁众精勇，嵩不能克”，皇甫嵩不得不“闭营休士，以观其变”2，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由于义军一时疏忽，皇甫嵩“乃潜夜勒兵”，趁拂晓时进扑义军阵地。义军仓促接战；张梁阵前牺牲，英勇战死者三万多人，不甘屈服而投河牺牲的五万多人。同年十一月，皇甫嵩与钜鹿太守郭典攻破下曲阳，张宝等十多万义军被杀害。各地区起义人民都遭到东汉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连张角的尸体，也遭受到“剖棺戮尸，传首京师”的毁坏3。 各地人民继续坚持的反抗斗争黄巾主力虽仅几个月便被镇压下去，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并未能扑灭，许多地区的黄巾军依旧坚持斗争。散见于各种史籍的起义武装，以首领姓名、绰号或地名为号者就有一百多支（股），他们是冀州黑山军这批义军由黑山、黄龙、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城、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组成。这批义军“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他们朴素的称呼多是由起义首领的某些特征而得名，“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后汉书·皇甫嵩传》。 2《后汉书·朱传》。 《后汉书·卢植传》。 2《后汉书·皇甫嵩传》。 3《后汉书·皇甫嵩传》。 者为大目。”这批义军“大者二三万，少者六七千”。其首领“善得士卒心”，活动在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郡之间，互相联络呼应，“众至百万”，“朝廷不能讨”2。此外，尚有少数民族起义军，四营屠各、雁门乌桓等。初平四年（公元93年）三月，袁绍进攻黑山军，“与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各退。”3黑山军多次挫败官军的猖狂进攻，坚持了抗击袁绍割据势力的斗争。 西河白波军中平五年（公元88年）二月，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于西河白波谷，转攻太原，遂破河东，有众十余万。活动于太原、河东诸郡，抗击董卓的军队。当时内迁于汾河流域的南匈奴於夫罗，将其部众与白波车联合，攻破太原、河内等郡4。对洛阳城形成严重威胁。 青徐黄巾军“中平五年（公元88年）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5他们在击败北海相孔融后，又把青州刺史焦和打得狼狈逃窜。“初平三年（公元92年），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兖州刺史刘岱欲击之，遂与战，果为所杀。”黄巾军镇压了兖州刺史刘岱后，部众发展到百万人，成为东方最强的一支起义军。同年四月，在曹操残酷镇压下失败。 益州黄巾军中平五年（公元88年）六月，益州黄巾马相，“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雒县，杀刺史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马相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2。马相义军一度控制了益州大部分地区。在黄巾军胜利形势影响下，板楯蛮也起兵反抗东汉统治。史称“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3汉中起义军汉末，五斗米道以符咒治病为传道手段，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五斗米道的创始者是沛人张陵，从受道或医病者皆五斗米，遂被称为五斗米道。张陵死，传子张衡，衡死传子张鲁。五斗米道认为人患疾病是由于不肯相互扶助，才遭到天的责罚，患染疾疫的人，在接受符咒治疗同时，要在静室思过，表示服罪，道徒入道时交纳五斗米，似乎就是作为相互扶助之用的共同财产。五斗米道的组织严密初入道者称“鬼卒”，首领称“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治头大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4这套治理地方的作法，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这《后汉书·朱传》。 2《后汉书·朱传》。 3《后汉书·袁绍传》上。 4《后汉书·董卓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5《后汉书·灵帝纪》。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后汉书·刘焉传》。 3《后汉书·南蛮传》。 4《三国志·魏志·张鲁传》。 支起义军还包括张普、萌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杜濩、朴胡、袁约、阎圃2等股。 其他散布于各地的起义军还有长沙区星、周朝、苏马、郭石等，“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于零、桂，与星相应”3。江夏赵慈，“杀南阳太守秦颉，攻没六县”4。兖州炅母、郭祖、公孙犊、李条等5，徐州阙宣，淮南管承、从钱、王营等。庐江陈策，东郡王度7，江夏周直、吴霸8、吴桓9，豫章彭材、李玉、王海10，庐江雷绪，太原商榷，南山刘雄，南海王金等支。 东汉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一直持续到它最后灭亡。公元二二○年，桂阳王金“合众于南海界上”领导起义，不久被孙权部将、交州刺史吕岱镇压（）。这一年曹丕废汉建魏，东汉名实俱亡。 东汉后期人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达数十年之久，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人民起义活动几乎遍及全国，前期黄巾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及淮河流域，各地人民的持续反抗，不但活动于这些地区，还广泛活动于前期黄巾力量未及的许多地区。它北起幽州，南到南海，东到大海，西到益州，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当时的整个中国。 黄巾大起义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从张角领导发动的黄巾大起义到后期持续三十多年的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斗争成果，起到了应起的历史作用。 首先沉重打击了东汉皇朝的反动统治，打乱了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秩序。 黄巾大起义一爆发，立即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击官府，镇压官吏。“所在焚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自叙》中回忆他幼时的遭遇说“会黄巾盛于海岱，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2从东汉皇朝的政治中心城郭，到地主阶级田庄所在的乡邑，都受到起义军的冲击。不但地方官县令、长，就是地方大吏、州刺史和郡守，也无不受到制裁。“自黄巾之后，盗贼群起，杀刺史、二千石，往往而是。”3被农民军杀掉的地方长吏有兖州刺史刘岱、益州刺史郗俭、任城相郑遂、济北相鲍信、魏郡太守栗攀等人。在起义农民《隶牍·米巫祭酒张普题字》。 2《华阳国志·汉中志》、《后汉书·刘焉传》。 3《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朱治传》。 4《后汉书·羊续传》。 5《三国志魏志·吕虔传》。 《三国志·魏志·何夔传》。 7《三国志·魏志·刘晔传》、《程昱传》。 8《三国志·魏志·李通传》。 9《三国志·吴志·孙峻传》注引《吴书》。 10《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三国志·吴志·吕岱传》。吴书》。《后汉书·皇甫嵩传》。 2《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 3《后汉纪》卷二五。 10 “屠裂城邑”的军威震慑下，有的州刺史不敢与农民军交战，他们“望寇奔走，未尝接风尘，交旗鼓”4。以致造成有的州无长官，同朝廷失去联系。“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5。那些过去作威作福的诸王，在义军打击下望风逃窜，或被义军逮捕、镇压。安平王刘续“为所劫质，囚于广宗”。下邳王刘意“遭黄巾、弃国走”。淮阳王刘暠“遭黄巾贼，弃国走”2。甘陵王刘忠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为国人所执，既而释之（忠）嗣子为黄巾所害”3。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大起义已至尾声，义军还镇压了济南王刘暠4。汉末建安初，诸王国的整个情况是“是时诸国无复租禄，而数见虏夺，并日而食，转死沟壑者甚众。”5。封建统治秩序完全被起义人民打乱，东汉皇朝名存实亡，最后完全崩溃。 其次，横扫世家大族，摧毁了不少地主田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得到某些调整。大起义中，世家豪族受到义军沉重打击，不少地主田庄被摧毁，许多大地主举宗远逃。徐州黄巾攻破北海，有名的经学家“（郑）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而寇盗充斥，西道不通”；于是他们“周旋青、徐、兖、豫之郊，东下寿春，南望江湖”。汝南人许靖逃亡得更远，他同亲友“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7。其他如逃到辽东的有乐安国渊、管宁、邴原、王烈，逃到交州的有陈郡袁徽、沛郡薛综，逃到江南的有北海王裒、临淮鲁肃、陈留濮阳兴、义阳韩嵩、平原刘暠等，逃到荆州的有河内司马芝、颍川杜袭、赵俨、河东裴潜、琅邪诸葛亮等。这些被迫离开自己田庄的豪强地主，不可能带走他们的土地，就是那些僮奴、佃客、部曲，他们也只能带走一部分，相当一部分人是得到了解放，就像曹休家族那样。曹休本传载，“天下乱，宗族各散去乡里。休年十余岁，丧父，独与一客担丧假葬，携将老母，渡江至吴。”由于大起义扫荡豪强地主势力，北方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正如《司马朗传》所记“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2这就极大地缓和了东汉以来土地的恶性兼并，使封建土地占有关系有了某些调整。 黄巾军起义与先前两次农民起义相比，有显明的特点和进步。它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为实现这个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殊死的搏斗。秦末农民起义的发难者陈胜曾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迈壮语，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提出过“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要求，然而都没有像黄巾军这样，把农民的阶级仇恨一开始就引导到推翻反动腐朽的东汉皇朝，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来。同时，黄巾军第一次把农民4《三国志·魏志·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 5《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世语》。 《后汉书·乐成靖王党列传》、《下邳惠王衍传》。 2《后汉书·淮阳顷王羡传》。 3《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 4《后汉书·献帝纪》。 5《后汉书·陈敬王羡传》。 《三国志·魏志·崔琰传》。 7《三国志·蜀志·许靖传》。 《三国志·魏志·曹休传》。 2《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 斗争与宗教活动巧妙地相结合，利用宗教形式把分散的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形成有准备、有组织的全国规模的大起义，这也是前两次大起义所不能比拟的。这表明农民起义领袖的领导水平和斗争艺术，在实践中有了很大的提高。秦末和西汉末年的农民战争，都是在死亡威胁下揭竿而起的，虽然一呼百应，但事先并没有组织准备。黄巾起义则不同，它事先通过太平道积聚力量，组织起义队伍，然后部署兵力发动进攻。他们不仅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统一的行动口号，而且有统一的行动时间，因而能够做到一声令下，数十万人同日而起。这在我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是个罕见的创造，它为以后农民斗争提供了新的经验。张角和他领导的黄巾军英雄们以他们那种不畏强暴、顽强战斗、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一曲农民革命的正气歌。第九章秦汉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秦汉时期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是有重要地位的，这在上文已分别有所涉及。今不避重复，就这个问题加以概括的论述。 第一节秦汉时期的中国和同时的世界秦和孔雀帝国中国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呈现出一种新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各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另一方面，各国内部却在逐渐郡县化、一体化。从这种矛盾的趋势来说，各国内部郡县化、一体化的结果是国力和兵力的加强，由此而冲突更加剧烈；而剧烈冲突的结果却又是由兼并而统一。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他的确看出了，战国大动荡的前途是统一。 经过多年复杂的斗争，到战国晚期，秦已成为七国中最有优势的强国。 秦王政于公元前24年即位，于公元前238年亲政。于是“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于公元前230年灭韩，于前225年灭魏，于前223年灭楚，于前222年灭燕、灭赵，于前22年灭齐。更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南海、象郡，北却匈奴七百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秦王政成为统一国家的元首，称始皇帝。 统一，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立的大功。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他多次巡游各地，勅石纪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消除割据，免黔首于战乱之苦。他拒绝丞相绾等人的立诸子为王去镇守各国的建议，而同意廷尉李斯不封侯王的主张，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他的这一决定，一方面抑制了“封建”的再起，另一方面排除了宗法在政权结构中的作用。这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对以后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秦以暴力灭六国，同样以残暴的手段对待人民。这就在人民中播下了反秦的火种。公元前20年秦始皇死，次年农民起义爆发。公元前207年秦亡。与秦的兴起大体同时，在南亚次大陆曾出现了孔雀帝国。旃陀罗笈多于公元前四世纪末在摩揭陀建立了孔雀王朝。这个王朝通过兼并战争不断扩大领土。到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2）时期，除半岛南端以外，印度次大陆基本归于帝国版图。相传，阿育王原来也是一个十分残暴的君主。后来，他对战争中大量人民的死亡表示忏悔，派人四出宣扬佛教，并建筑了大量的佛塔。不过，孔雀帝国内部各地区的民族差异颇大，社会发展程度也很悬殊，很多部落和小邦在帝国内实际处于半独立的状态。阿育王死后不久，帝国便四分五裂。孔雀王朝在摩揭陀一隅大约维持到公元前87年为另一王朝所代替。 孔雀帝国和秦帝国都曾威震一时，也都昙花一现便瓦解了。但是，由于内部结构的不同，两国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了很大的差异。在印度，孔雀帝国解体以后，直到公元四世纪才有笈多王朝的局部统一局面；在中国，秦亡以后，紧接着出现的是两汉四百年大统一的局面。 西汉和罗马《史记·秦始皇本纪》。 公元前207年秦亡以后，反秦阵营中的两大主要势力——项羽领导的楚与刘邦领导的汉又角逐了五年。公元前202年，楚项羽败亡，刘邦即位为皇帝，创立了汉帝国。 刘邦出身布衣，原来只是区区一个亭长，他的部下将相也大多出身布衣。他为什么能在短短五年中再次统一中国？司马迁注意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并分析了原因“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他说的很对，秦在客观上为汉的统一扫清了道路。其实，六国内部产生的郡县制又何尝不是在客观上为秦的统一扫清了道路？因此，汉的统一可以说是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从刘邦建国到王莽篡汉，汉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公元前202—9年）。西汉基本继承秦的传统，但又有所变化。 首先，汉在政治上继承了秦的大一统的传统。一则西汉继续实行郡县制。虽然在早期封过一些诸侯王，但是经过文、景以至武帝，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以后的王侯实际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国了。二则加强了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汉与匈奴有过和亲，有过激战，到宣帝、元帝时又有了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汉在与匈奴冲突中还加强了同西域各族的联系。三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公羊家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实际政治的理论根据。应当指出，西汉所尊的儒家已经不同孔子时的儒家。当儒家竟能排斥百家而居于一尊的时候，它自身实际上已经包摄了多家的思想成分。秦在统一过程中有鄙视传统的倾向，而汉则重视以经过改造的传统为自己的统一服务。 其次，汉在经济上继承了秦的依靠个体小农的传统。秦在统一前奖励耕战，汉在统一后奖励孝悌力田。秦统一后不知爱惜民力，残民以逞，因而早亡；汉统一后则与民休息，乃有文景之治。不过，西汉的重农和与民休息，并未妨碍小农分化和土地兼并的进行。正是这一过程，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西汉的衰落。 当西汉屹立于东亚的时期，南亚的孔雀帝国瓦解了，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形成的马其顿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西亚的塞琉古王国也已过了它们的盛世。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在削弱自身的力量，并为开始雄霸于西地中海的罗马共和国的骎骎东来创造了条件。公元前200至前97年，罗马利用马其顿和希腊的矛盾，大败马其顿，使它一蹶不振。公元前92至前88年，罗马又大败塞琉古王国，使它实际沦于被保护国的地位。至此，罗马已经实际取得主宰东地中海的地位。公元前8年，罗马灭马其顿。公元前4年，罗马征服了希腊。同年，罗马彻底消灭了迦太基。公元前4年，罗马灭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0年，罗马灭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夏和安息从塞琉古王国中独立出来。约一个世纪以后，大夏为月氏人所征服，而安息却渐渐强大起来，占有伊朗高原西部、两河流域和中亚南部，成为一个帝国。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灭塞琉古王国以后，企图继续东侵。于是罗马与安息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53年、前3年，《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罗马两次大举侵犯安息，都遭惨败。以后双方屡有争战，大体相持于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一带。 公元前二至一世纪时，在从东到西的古文明带上先后形成了三个帝国汉帝国、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罗马实行共和政体，史书称之为罗马共和国。从它在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中征服和统治的地区来看，它早已是一个跨地区的帝国。大征服促成了罗马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大、小土地所有者矛盾的激化，罗马的权力逐渐集中。公元前27年，屋大维实际成为拥有一切大权的罗马君主。罗马的历史由共和时代转入帝国时代。 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在屋大维统治罗马帝国的时期（公元前27—4年），西汉的政权逐渐落入外戚王氏手中。公元年，王莽篡取大权，称“假皇帝”，公元9年，他正式代汉，改国号为新。王莽企图按古书上所说的周代的制度办事，给人民造成了许多痛苦。公元5年，开始有农民起义，两三年间起义就广泛展开。公元23年，王莽在军事上完全失败，随后为长安城内暴动者所杀。同年，一支称为绿林军的起义军拥立刘玄为皇帝，表示要恢复汉室。刘玄一度招抚了另一支称为赤眉军的重要起义军，但是不久又分裂。原来曾在刘玄部下的刘秀这时在黄河以北势力壮大起来。公元25年，刘秀即位称帝。随后，刘玄为赤眉军所杀，而赤眉军和刘玄余部又都被刘秀所消灭。刘秀出身汉的宗室，所建皇朝仍然称汉，建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 东汉在多方面都是西汉的继续。像西汉一样，基本实行郡县制，诸侯王在受封国内没有统治权，封国实际由朝廷派遣的官员统治，与郡县无大差异。东汉对匈奴继续采取有联合、有斗争的政策，对西域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大力加强联系。东汉时匈奴南支内附，北支向西远去。这对以后的东、西方历史都有很重要的影响。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起就尊崇儒术。在西汉时就和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的儒家，到东汉时更加具有神学的性质，成为巩固皇权的理论工具。东汉中期以后，出现了比西汉时期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世家豪族占取大量土地，剥削破产农民并使他们陷于依附地位，阶级矛盾日趋深化。另一方面，东汉统治者更加，也更加腐朽，外戚和宦官互相争权，长期倾轧，直至帝国没落。公元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权虽然在一年内镇压了起义的主力，但是它自身也更加削弱。随后发生了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公元9年，曹操迁东汉末帝献帝于许昌，实际已经夺取了东汉的政权。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篡汉自立，建都洛阳，国号为魏。公元22年，刘备在成都称帝，表示继承汉朝大统。史书称之为蜀或蜀汉。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称帝，国号为吴。统一的东汉帝国被三国鼎立的局面所代替。 公元一至二世纪，在亚欧大陆古文明地区从东到西并列着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四个帝国。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是大月氏人。他们原来是我国敦煌、祁连山一带的游牧部落，公元前二世纪时为匈奴所败，西迁至阿姆河流域，在征服大夏以后逐渐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部落。大月氏人分五部，各部首领称“翕侯”。约公元一世纪初，贵霜部翕侯丘就却（约公元5—5年），统一五部，建立贵霜国家。贵霜不断扩大疆土，至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约公元78—02年）时，占有帕米尔以西、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伊朗高原东部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国势最盛。汉与贵霜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中间贵霜求汉公主联姻，未成，一度发生隔阂。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贵霜副王曾率大军逾葱岭进攻班超，遭到挫败。班超也不为已甚，同意让他们退回。此后双方仍然保持友好关系。贵霜帝国在迦腻色迦死后逐渐衰落。公元三世纪前半，贵霜帝国已经分裂。保留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贵霜势力，到公元五世纪被消灭。 安息帝国在贵霜帝国以西，占有伊朗高原的中部和西部以及两河流域地区。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多次发生争夺领土的战争。公元54至0年，两国为争夺阿尔明尼亚发生战争。罗马一度赶走了安息安排在阿尔明尼亚的统治者，但是无法巩固对这里的统治。结果还是安息的人统治阿尔明尼亚，不过要从罗马得到王冠。双方妥协了一个时期。公元4至年，罗马打败安息，把阿尔明尼亚和两河流域夺归己有，划为行省。但是安息不久又夺回了这些土地。公元年，安息人攻入罗马所占的叙利亚。罗马反击胜利，又夺去了阿尔明尼亚和两河流域，但是还是不能长期占有这些地方。安息和罗马的战争总的说来难分胜负。安息抑制了罗马帝国的继续东侵，但它自身在多次战争中也遭到削弱。到公元三世纪初叶，安息帝国灭亡。萨珊王朝的波斯代之而起。 安息帝国以西是罗马帝国。公元前一至二世纪是罗马帝国的盛世。罗马帝国统治了多瑙河以南和莱因河以西的欧洲地区、北非沿地中海地区、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把地中海变为它的内海，短时期里还统治过两河流域、阿尔明尼亚、达西亚（今罗马尼亚一带）和不列颠南部。从公元二世纪中期开始，罗马国力已由极盛点逐渐下落。到公元三世纪，罗马的政治危机与社会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帝国从此走上没落阶段。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罗马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君士坦丁（30—337）作了一番整顿和挣扎，但是已无法阻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在日耳曼人部落的打击下，帝国于公元395年分裂为东西两部。40年，罗马城首次为日耳曼人攻陷，西部逐渐成为日耳曼人的天下。公元47年，西罗马最后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被废，帝国正式灭亡。 公元一至二世纪是四大帝国并存时期。此后它们延续的时间虽然不同，但都失去了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四个帝国之中，东汉与罗马在历史的地位尤为重要；而这两个帝国在幅员、人口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都大体相当，是其他两个帝国不能比拟的。 第二节秦汉时期东西方联系的形**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原来分散在不同的地区。随着文明区域的扩展和相互交往的增加，到公元前四世纪，在从地中海区域到南亚次大陆这一地带中，人们已经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联系。可是，东西方联系中的最关键的一步——中国与其以西的文明的联系，却由于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屏蔽，而迟迟不能实现。先秦时期的中国不了解葱岭以西的世界，西方同样也不了解中国。 最初的联系最初的联系看来是在民间通过间接的方式发生的。印度的古典名著《政事论》（rthasastra，或译《实利论》）中说到“来自秦那（ia）之地的丝和丝绸”（2，，4）。这可能是中国以西最早提到中国的记录。通常人们认为《政事论》为公元前四世纪晚期孔雀王朝的开国宰辅■底利耶（autiliya）所作。当然，现在学者们对此仍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秦那”所指不是中国的秦，而是另一地方。有人认为，“秦那”所指是中国的秦，而秦之统一在公元前22年，所以这条材料恰好是《政事论》成书较晚的证据之一。还有人认为，秦统一前已在中国西部很有势力和影响，“秦那”所指不必是统一后的秦。看来最后一说比较切实。张骞在大夏曾见中国出产的邛竹杖、蜀布，而当地人说，这些物品来自印度。可见中国西南地区人民与印度早有直接或间接商业往来。既然蜀布早已到了印度，当蜀归属于秦以后，印度人把这些纺织品说为来自“秦那”，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与西域各国的直接联系中国与葱岭以西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了解，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与匈奴对峙，从匈奴降者得知，月氏为匈奴所破，被迫西迁，常思报复匈奴，而苦于没有朋友。汉武帝决定联合月氏，以谋牵制匈奴右翼。张骞应募出使，于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从陇西西行，途经匈奴控制地区，被稽留了十多年。后来匈奴对他的监视逐渐放松，张骞逃出，西行数十日，至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从大宛又到康居（前苏联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到月氏（前苏联阿姆河以北），到大夏（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境内）。当时月氏已经征服大夏，在阿姆河流域安定下来，报复匈奴的念头已经泯失。张骞在月氏活动了一年多，但是不得要领。他在东归途中一度又被匈奴所拘留。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归汉，向汉武帝报告了他所亲历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的情况以及他在西域闻知的乌孙（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奄蔡（约在里海东北）、安息、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身毒（即印度）等地的情况。张骞还提到了黎轩。黎轩是《史记》所记的名称，在《汉书》中记作犂靬，在《后汉书》则称为大秦，所指都是罗马国家。这是中国对葱岭以西世界的直接联系和了解的开始。此后几年中，匈奴为汉所败，或降汉，或退至漠北。河西走廊转thea入汉控制之下。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追击匈奴于漠北，又大败之。约在同年，汉武帝命张骞率领三百余人，携带大批财物，出使乌孙。张骞从乌孙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锐意西向发展，“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每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每年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西汉经营西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宛、乌孙及其以东以南皆入汉西域都护管辖之下，另一方面，“丝绸之路”开通了。东汉在政治上表现为西汉的再生，在对付匈奴和经营西域方面也是西汉方略的重演。匈奴在西汉宣帝时期开始亲附于汉，但因王莽处置不当，又与中原发生对抗。东汉初年，匈奴亦曾侵扰边塞。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乱，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于汉，与北匈奴对抗。于是西域又成为北匈奴与汉必争之地。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命窦固伐北匈奴，取伊吾（在今新疆）。班超从征有功，被派出使西域。他初到西域时，北匈奴在那里的势力和影响还相当大，当地各国常常游移于汉和匈奴之间。班超以高度的果敢和才能打击北匈奴的影响，争取到一些西域国家的信任。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追至漠北，勒铭燕然山而还。次年，汉军再败匈奴于伊吾。在这样有利形势下，班超于西域大显身手。到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班超以后，其子班勇继承父业，经营西域。 班超在使西域五十余国内属以后，于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2东汉与罗马直接的联系没有成功。但是自两汉张骞、班超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这条路，东起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至安西分为两路北路经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西抵大宛；南路经天山南路，至蒲昌海（今罗布泊）又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以南两道至喀什会合，逾葱岭至大宛，在今浩罕附近与北路相会，再西行至今撒马尔罕、至今马里（中国古称木鹿），再西行至波斯古都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至安息都城泰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最后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境内安塔基亚）。这条道路历经雪山、沙漠、盐碱滩等天然险障，它的开通无疑是古代史上的一个伟业。两汉时期的中国人克服了葱岭的天险，曾使木鹿以东的道路都在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大贡献。 海上交通与汉对南方、西南方的经营秦汉时期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除了丝绸之路以外，也在南方通过海路发生了。这个过程是与秦汉时期经营南方和西南方的成就直接相关的。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4年）平定南粤（越），设桂林（今广西大《史记·大宛列传》。 《后汉书·西域传》。 2《后汉书·西域传》。 部和广东西南部）、象郡（今广东雷州半岛、广西南部和西部）、南海（今广东）三郡。秦末农民起义时，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乘机据南海独立。秦亡，佗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王。汉兴，高帝刘邦遣使立之为南粤王。吕后时，赵佗反，曾北攻长沙王，并“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今福建）、西瓯、骆（师古曰‘西瓯即骆越也。’按在今越南北部），役属焉”2。文帝、景帝时，南粤王向汉称臣。武帝时南粤相吕嘉杀王，反汉。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武帝命路博德等出征，次年平南粤，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儋耳、珠崖在今海南省。南海在今广东。苍梧跨广东、广西，在北；合浦包括广东雷州半岛及广西东南部，在南。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则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秦汉经营南方，为与西方的海上交通创造了条件。 在东汉时期，西起红海，经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达曼海，过马六甲海峡，而至中国南海的海上商路，逐渐开通。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香料等运至罗马帝国，罗马的玻璃器皿、货币等亦运往东方各国。《后汉书·西域传》记，大秦（罗马）人“与安息、天竺（即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大秦王安敦（按当时罗马安敦尼王朝马可·奥理略marusurelius在位）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一件事在罗马方面的史书上没有记载，很可能是罗马商人假托罗马皇帝的名义与东汉进行的一次联系。同篇又记，天竺（即身毒、印度）于“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公元59年、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可见，到东汉后期，南方海道的作用逐渐显著。 汉对西南的经营，与东西方联系的发展也有关系。中原经营西南，始于战国时期的楚。“始楚威王（前339—前329）时，使将军庄0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0者，楚庄王苗裔也。0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尝破（《史记》此二字作常，或疑为人名）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所以，战国末及秦时，今云、贵地区已经基本内属中原。汉初，这一带与中原政权失去联系，但是与巴、蜀经济联系未曾断绝。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汉番阳令唐蒙至南粤，南粤用蜀所产枸酱招待他。他问来自何处，回答是经牂柯江（即今北盘江和红水河）运来（经今西江运到广州）。唐蒙回到长安，问蜀商人，知道只有蜀出枸酱，有人私运到夜郎（在今贵州），夜郎临牂柯江上，行船可以通南粤。唐蒙向汉武帝建议，通过这一条道制服南粤。试了一下没有成功。到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张骞又说在大夏时见到蜀布、邛竹杖，是从身毒（印度）来的，估计身毒与蜀不远。汉武帝遣使通西南夷，求通身毒的道路。用了四年多时间，皆因昆明（非今昆明，当时滇在今昆明一带，昆明则在滇以西今大理、下关一带）闭塞，道路未通。汉武帝平南粤后，派兵伐且兰（《史记》作头兰，在今贵阳以东），设牂柯郡（在今贵州及云南日人泷川资言以为，“象郡，今安南国”（见《秦始皇本纪·考证》）。2《汉书·南粤王传》。 《汉书·西南夷传》。 东部）。夜郎降汉，滇王还在观望。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汉发巴蜀兵南征，滇王降，被划归益州郡，但仍保持王号。以后几年，又平昆明，亦划归益州郡。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年），哀牢（益州郡以西，今少部在云南，大部在缅甸东北部）内附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9年），在原哀牢地区设哀牢、博南二县，又划益州西部六县，合为永昌郡。这样就开通了西南地区通往西方的道路。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永元六年（公元94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公元97年），徼外蛮及掸国（在今缅甸）王雍由调遣使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安帝）永初元年（公元07年），缴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众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公元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可见，这是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又一条道路。 两汉时期上述陆路与水路的开通，第一次促成了中国文明与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文明的联系。东西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始发生，相互的了解日益增长。中国的《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对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国家也有不少记载。其中关于安息和贵霜（大月氏）的记载，至今还是了解这些国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印度《政事论》提到中国（秦那），只知丝绸出于此。《史记》、《汉书》提到印度（身毒），也未能有更多内容。《后汉书》则说到印度（天竺）与贵霜、大秦的关系，还说到了那里的风俗、物产和佛教。可见，班超、班勇父子以后，中国对于印度的了解大有增加。西方文献提到中国，始于罗马帝国时期。斯特拉波（strabo，约前4—2）的《地理学》说到赛里斯（seres，指中国），而无具体内容。老普林尼（gaiusliytheelder，23—79）的《自然史》则说到赛里斯产丝绸，运销至罗马。不过，老普林尼说赛里斯“红发碧眼”，所指显然是中国西域人而非内地人。他对汉的内地了解甚少。托勒密udiustolemaeus，活动于公元2年至5年间）的《地理学》，则根据商人旅行经历断言，亚洲最东部为秦尼（siae）和赛里斯，而秦尼更在赛里斯以东。学者或以为赛里斯指中国新疆，秦尼指中国内地；或以为自陆而至者称中国为赛里斯，由海路而至者称中国为秦尼。可见，至公元二世纪前期，罗马帝国的人对中国内地或东南方已有所了解。中国的《史记》说到黎轩，《汉书》说到犁靬，皆指罗马，而语焉不详。《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大秦国（又名犁靬或海西国，亦即罗马），大要说该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这反映罗马为大国；又“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这反映罗马共和制之遗风；又“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反映当时中国人认为罗马为与自己相当的文明民族；此外还记载了罗马物产以及与他国贸易情况。这些材料皆据班勇所记。可见，在公元二世纪初，大体与托勒密同时，中国人对罗马的了解已相当具体、准确，其程度与托勒密对中国的了解在伯仲之间，或稍过之。总而言之，到公元二世纪，中国与罗马已清楚地了解到对方的存在了。 参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一编，第一章。又《牛津古典词书》（theoxforssialditioary），seres条。 两汉时期中外交通中的一件大事，就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具体何时传入中国，前人有不同说法。大抵两晋南北朝佛教兴起以后的典籍，其中尤其是佛教的典籍，有把时间推前的倾向。按《史记》、《汉书》都没有说到佛教，这说明，直到西汉晚期，佛教即使已经开始传入，作用也不足道。佛教最初传入，可能在西汉末期。《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载明帝诏书说，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别译）之仁祠”，还说到当时有“伊蒲塞”（upasaa，男居士）和“桑门”（sramaa，或译沙门，出家人）。可见当时已有外国僧人到中国，也有些中国人信佛了。不过，这时的佛教还是被当作黄老一类的思想被相信的。东汉皇帝中第一个信佛的是桓帝刘志（47—7），不过，他也是对佛和老子同时加以信奉、祭祀的。就在桓帝时期，安息王子安世高来到洛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事业；随后西域月氏人支娄迦谶也来到内地，同时从事译经工作。安世高所译为小乘佛经，支娄迦谶所译则为大乘佛经。随着译经和讲经活动的开展，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大。不过，这种影响的加大，那是三国两晋以后的事了。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牧业第一节农业经济在分布地区上的发展秦汉时期，广大的半农半牧区的农业获得了发展；落后的江南地区也获得了一定的开发，从而扩大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 自殷周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和西北、东北北部地区，为畜牧业经济区；但靠近长城内侧，从碣石（今河北昌黎县），经龙门（今陕西卦城县）西南折向天水、陇西的广大地区，包括秦汉时期的北地、上郡、五原、朔方、云中、西河、河西等郡在内的地区，都是农畜两宜的半农半牧区。特别是随着秦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和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的胜利而来的，除丰富了牲畜品种和扩大了畜牧业的地区外，也在这片辽阔的地区兴建屯田和移民实边，从而扩大了粮食生产的面积。武帝破匈奴后，“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后武帝又置河西四郡，于是在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2。由于屯田的大量兴建，以至从今新疆地区到河西走廊及宁夏、内蒙古等地出土的汉简中，还屡见“农令”、“田官”、“候农令”、“别田令史”、“农亭长”、“代田长”、“农都尉”、“护田校尉”等主管农田的田官名称。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时的半农半牧区的农业经济确有发展。因此之故，处于边塞的桥桃，既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的畜牧业收入，也有“以万钟计”的粟3。班固之祖班壹，在边地“致马牛羊数千群”，而班况则为“上河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连最”4。马援在边郡，既有“马牛羊数千头”，又有“谷数万斛”5。这均反映出农、牧并重而且兴旺发达的景象。 至于广大江南地区，《禹贡》称荆、扬之地“厥土涂泥”，“厥田/titlegt下中”和“下下”，说明战国时期的江南，其土质的肥沃程度远不如关中及中原地区。在耕作技术方面也颇落后，直到秦和西汉末年没有多大变化。故《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均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流行粗放制的耕作方式。但是，到了东汉时期，王景在庐江郡推行牛耕之法；任延在九真郡“铸作田器”，教民牛耕7。可见江南的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到东汉，水利的兴建由以北方为重点逐步转向以淮河流域和江南为重点，且出现了陂塘化倾向，扩大了耕地面积。因此之故，东汉时期的人口分布，虽然仍是北多于南，然而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比例，大大超过北方。特别是自秦始皇大批移民岭南和汉武帝时期的征服南越，中土人民的耕作技术，定然相随南移。故江南地《史记·匈奴列传》。 2《史记·平准书》。 3《汉书·货殖传》。 4《汉书·叙传》。 5《后汉书·马援传》。 《后汉书·循吏·王景传》。 7《后汉书·循吏·任延传》。 区的逐步开发，扩大了秦汉农业的经营地区。 第二节铁农具的发展和牛耕的普及秦汉时期已较广泛使用牛耕与铁农具，人们认识到使用牛耕和铁农具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措施。《盐铁论·水旱》“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 据近年考古发掘，东北至辽西，西北至甘、青、新疆一带，西南云、贵边陲，共有五六十个以上地点出土了汉代的铁农具。陕西省还有成批成组铁农具出土。种类有耕具、起土器、中耕器和收割器等，式样繁多，规格统一。反映出农具生产已标准化、系列化和商品化。两汉皇朝采取不收价款“受牛”2，“假与犁、牛”3和令民“畜猪狗，卖以买牛”4等办法大力提倡牛耕。西汉后期，牛耕、铁犁开始大幅度发展；到东汉年间，就已普及于广大地区。甚至一发生牛疫，就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如章帝时，“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这时期的铁农具与战国时相比较，有明显进步。如最重要的翻土农具犁，陕西和河南出土的部分犁铧上的铧冠，形状虽和战国时相似，但冠的铁质优于犁铧部分，说明深知将“钢”用在刀刃上的道理。汉代开始广泛使用曲面犁壁。这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在陕西的咸阳、西安、礼泉，河南的中牟，山东的安丘等地出土的犁壁，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菱形壁、板瓦形壁、方形缺角壁和马鞍型壁。犁铧上安装犁壁，使犁耕的松土、碎土、翻土质量有了提高。汉代还出现了与近代铧式犁相似的古代铧式犁。它不仅具有较强的切土、碎土、翻土、移土的性能，且能将地面上的残茬、败叶、杂草、虫卵等掩埋于地面下，有利于消灭杂草和减轻病虫害。中耕除草的锄、收割用的铁镰，西汉后期在形制上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功效大为提高。 新农具的增加是秦汉时期农具发展的又一标志。翻土农具二齿耙、三齿耙、大型犁铧都是西汉时新出现的。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使用“耦犁”，比起“蹠耒而耕”提高工效十多倍。他还在总结劳动人民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播种机械——耧犁，即今天北方农村仍在使用的耧车。东汉崔寔《政论》中描述耧车“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2。近年在河南洛阳和济源县西汉墓葬中出土的明器陶风扇车是当时已发明使用风扇车的最好物证。它已具有盛谷斗、扇轮、扇缝等主要部件。利用杠杆原理和人的身体重量作功的踏碓，以及利用水流为动力“役水而舂，其利百倍”的水碓，还有灌溉用的手摇翻车，都是在两汉时期出现的。秦汉时期农具的进步，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刘庆柱《陕西永寿出土的汉代铁农具》，《农业考古》982年期。2《汉书·昭帝纪》。 3《汉书·平帝纪》。 4《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裴松之注。 《后汉书·章帝纪》。 2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桓谭《桓子新论》。 第三节具有地区特点的农田水利秦汉时期，农田水利工程分布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同时也扩展到了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地势高亢，雨量较少，地面积水少，湖泊、陂池不多的黄河流域主要营建灌溉渠系。如由黄河或黄河支流引水灌溉的有郑国渠、六辅渠、白渠、樊惠渠、成国渠、蒙茏渠、灵轵渠、渠、龙首渠。它们的维修或营建，使“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江淮、江汉之间，湖泊、沼泽、天然陂池较多，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为天然陂池修堤作堰，开设闸门，修理水路；或拦蓄山间沟谷水，使之成为人工陂池，用来灌田。西汉召信臣在河南南阳地区兴建数十处工程，其中最著名的“六门堨”，又称六门陂，“溉穰（邓县）、新野、昆阳（叶县）三县五千余顷”3。东南地区，古称泽国，陆地海拔很低，农田水利特点主要在于排除内潦积水，将下湿沮洳地改造成良田，工程措施主要治理陂塘，为天然湖泊筑堤，治理塘埔和兴建海塘等。东汉马臻主持修筑的位于今浙江绍兴县境内的鉴湖水利工程，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大型灌溉工程之一。农田水利建设在西北和新疆地区配合屯田也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汉武帝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考古发现，在今轮台、沙雅等地还留存有汉代的沟渠痕迹，当地人称之为“汉人渠”2。中原地区的打井技术也于西汉时传入了新疆。新疆的特殊水利工程——坎儿井，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其技术是从西汉修建龙首渠时所采用的井渠经验转化而来，随同西汉政府在新疆施行屯田而带入的。 大型无压引水隧洞的建成，是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技术的重要成果。 龙首渠和坎儿井都属无压隧洞引水工程。汉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竖井法进行长隧洞施工，反映出当时测量和施工技术均达到较高水平。《水经·渭水注》说汉长安县西南有“飞渠引水入城”的工程。“飞渠”就是渡槽。这是见于记载的我国第一条渡槽。鲍昱在汝南作官时，修建陂池工程“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3。石洫可能是石砌渠道，可防冲和防渗，所以在相同引水条件下能出现“溉田倍多”的效果。石质闸门也从汉代开始出现，如六门堨就修有石质闸门六座。在坝工方面，修建横断河床的潜水坝，用以抬高水位；引水入渠所采取的“激”4的水工技术，秦、汉时应用更为普遍。 农田灌溉技术方面，首先是有了一套明确的灌溉用水制度。如西汉兒宽为关中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5。灌溉用水制度是实行科学灌水的一项措施，合理的灌水计划，可以在有限的灌溉条件下，灌溉更多的田地。灌溉用水量与田亩间的比例，《淮南子·说林训》中有一个粗略的估算标准“一2《史记·货殖列传》。 3《水经·湍水注》。 《汉书·沟洫志》。 2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975年7期。3《后汉书·鲍昱传》。 4《孟子·告子》上“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5《汉书·兒宽传》。 顷之陂，可以灌四顷。”四川宜宾出土的汉代陶水田、水塘、鱼塘模型，其中水田和渠道占整个模型的五分之三，水塘、鱼塘和渠道占五分之二；鱼塘与水塘相比，则鱼塘占五分之三，水塘占五分之二。这可能反映了当时四川某些地区种稻、养鱼、蓄水的比例关系。这一时期的灌溉工具也有重大进步，发明了龙骨水车、水排等。 秦保生《汉代农田水利的布局及人工养鱼业》，《农业考古》984年期。第四节农作制的演变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制的演变在北方，连种制已经定型，轮作复种制有了初步的发展，间混作也开始萌芽。冬麦的推广对这一时期农作制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氾胜之书》“区种麦禾收区种”的记载，说明西汉时已有了谷子和冬麦之间的轮作复种。东汉郑玄在《周礼》“稻人”和“雉氏”注中说“今时谓麦下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又说“今俗间谓麦下为荑下，言芟荑其麦，从其下种禾、豆也。”说明出现了禾、冬麦、大豆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张衡《南都赋》中有“冬稌夏穱，随时代熟”句，据《集韵》解释“稌，糯稻也”，“穱，稻下种麦”。反映当时汉水流域河南南阳一带出现了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 以上可看出，冬麦在当时农作制中处于中心作物的地位。可以说，汉代轮作复种制的初步发展，是以推广冬麦为其前提的。汉武帝时曾两次下诏劝种“宿麦”。宿麦就是冬麦。冬麦为秋种夏熟的作物，在青黄不接时可起到接绝续乏的作用。轮作复种制的出现与发展，对提高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南方，东汉时，部分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的地区已开始种植双季稻。《异物志》“交趾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广东佛山市郊出土的东汉陶水田明器，也形象地塑造了夏种的场面2。 耕作理论和技术的提高秦汉时期，土壤耕作理论和技术有较大提高。《氾胜之书》提出耕作的基本原则“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趣时”就是及时，不违农时。这一原则，从农业耕作的总体上提出了耕作措施同其他措施的综合运用以及应注意的技术问题。 耕作技术方面，《氾胜之书》总结了春耕、夏耕和秋耕的适耕期“以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反之，耕不及时而出现的“脯田”与“腊田”都是耕坏了的田。这种田，土壤坚硬干燥，长不好庄稼。其次，继承发展了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任地”、“辨土”等所总结的因时耕作和因土耕作的经验。三是为了在关中地区气候干旱的条件下，夺取农业丰收，氾胜之还总结了及时摩压以保墒防旱的耕作经验，强调坚硬强地黑垆土耕后必须及时“平摩其块”，“勿令有块”；土性松散的土壤耕后必须“蔺（镇压）之”、“重蔺之”。《氾胜之书》还记载“冬雨雪止，辄以［物］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辄以虫冻死，来年宜稼。”综合上述可知，我国在秦汉时期已奠定了北方旱地保墒防旱耕作技术体系的初基。 代田法和区田法《太平御览》卷八三九“稻”，引《异物志》。 2广东省文管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94年9期。西汉时的赵过和氾胜之还在一些干旱地区试验、示范、推广了代田法和区田法。 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任赵过为搜粟都尉，在关中地区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代田法是赵过试验、示范和推广的先进耕作法。这一耕作法“用力少而得谷多”，“一岁之收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增产效果明显。代田耕作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其技术要点是（）深耕整地，开沟作垄，一亩地作三条垄（畮），三条沟（甽）；（2）垄沟互换，轮番利用，即今年的沟明年变为垄，今年的垄明年变为沟，造成土壤轮番利用与休闲的局面；（3）把作物播种在沟里，幼苗出土后及时中耕除草，并把垄上土铲下培壅在禾苗根部，使根系扎得深，既能防风抗倒伏，又能保墒抗旱。赵过推广代田法，采取先试验，然后重点示范，最后再普遍推广的方法和步骤，行之很有效，“是后，边城、河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2。区田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宽幅区田，一种是方形区田。宽幅点播区种法适用于平原地区，方形点播区种法适用于斜坡、丘陵地。区田法的优点，一是“不耕旁地，庶尽地力”；二是可以集中施肥，充分发挥肥效；三是等距播种，使农作物在农田中呈整齐的分布，既有合理的群体密度，又有个体的适当生活领域；四是重视及时和集中灌溉，“区种，天旱常溉之，一亩常收百斛”；五是重视中耕除草，“区中草生，拔之；区间草以刬之，若以锄锄”。 区田法适用于缺乏耕牛和大农具，土地少而质量差的小农经济，但由于它所要求投入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集约度要远远大于代田法，使它很难推广。 《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第五节作物栽培技术的进步作物栽培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作物栽培整体观念的产生，以及施肥、播种、管理、收获等技术的提高。 《氾胜之书》中所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六个环节，就是作物栽培整体观念的具体体现。即主张各种农事活动在适宜的农时季节里进行；继则，要采取耕作措施使土壤疏松柔和；施“粪”使农作物有良好的养分；还要采取保墒防旱和灌溉等方法使农作物有足够的“泽”（水分）供应；要及时进行收获以保证丰产丰收。上述六个环节基本上反映了农作物从耕种到收获的生产规律，以及和它相适应的技术措施。对如何提高改进地力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方法。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有精辟的论述“夫肥沃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 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 作为肥料施用的物质，根据《氾胜之书》记载，有“溷中熟粪”（可能是腐熟的人粪尿和牲畜粪溺等的混合物）、蚕矢（屎）、羊矢、麋鹿矢以及马、牛、羊、猪、麋鹿等骨汁和缲蛹汁。另外，已开始采用沤制野生绿肥的方法来改土肥田。四川省新津县和成都市出土的东汉明器陶水田中，有半月形的沤肥区。它和现在四川农村中仍然沿用的绿肥沤制区极为相似。 在施肥方法上创造了种肥和追肥的施用技术。从《氾胜之书》记载来看，当时施用基肥的作物有粟（谷子）、枲（大麻雄株）、芋、瓜、大豆等。施基肥的方法有漫撒法和穴施法。施用种肥已比较普遍，主要措施是“以原蚕矢”或“取雪汁渍原蚕矢五、六日，待释”与谷种相拌后播种。施用追肥似乎还不普遍，《氾胜之书》仅在种麻中提到。二是提倡采用集中施肥与肥水结合的办法，在《氾胜之书》“区种”大豆等部分有所介绍。三是创造了“溲种法”，将播种用的种子外面包上一层以蚕矢、羊矢为主要材料，用骨汁，再加上附子浸液调合成的稠糊，然后裹在种子外面。这一粪壳类似现代的“种子肥料衣”2。 《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等书的记载，反映出汉代人们对播种工作很重视，并总结出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强调适时播种，“种麦得时，无不善”，否则“早种则虫而有节，晚种则穗小而少”。为了适时播种，准确掌握播种期，当时普遍利用物候确定播种期。《四民月令》中就有“桑椹赤，可种大豆”；“蚕大食，可种生姜”等说法。其次，还总结了凭地力定播种期的经验。人们根据地力的不同，将田块分为“薄”、“中”、“美”三类，并认为薄田宜早种，美田可晚种2。三是根据作物种类，定播种量。《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中已规定了主要农作物每亩的播种量“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苓、小豆大半斗；叔（大豆）亩半斗”。《氾胜之书》在“种稻”中说“地美，用种亩四升”；在“种大豆”中说“土和无块，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文物》979年京农学院植物生理教研组《二千年前有机物溲种法的试验报告》，《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中华书局958年版。 《汜胜之书》。 2《四民月令》。 亩五升；土不和，则益之”。《四民月令》则说“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大、小豆和稻则“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田间管理方面，中耕除草强调早锄；还须根据不同作物进行中耕除草。 为保证冬麦安全越冬，要进行秋锄；第二年“春冻解”后麦子返青时，再锄；“到榆荚时，注雨止，候土白背复锄”。小豆在真叶生出来时就锄。大豆则“生布叶，锄之”。芋则“有草锄之，不厌数多”等等。水稻育秧移栽技术，《四民月令》首先有记载“是月（五月）也，可别稻及兰，尽至后二十日止。”“别稻”，就是移栽。94年广东佛山市郊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田块被田埂分成六方，在第五方田中，有表示秧苗的篦点纹和一个正在直腰休息的插秧俑3，说明我国南方某些地区此时也已进行水稻的育秧移栽。稻田灌溉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人们已认识到稻田灌水的温度会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并创造了调节稻田水温的方法“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汉书·食货志》记载“收获如寇盗之至。”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要丰产丰收，必须及时抢收，争取颗粒归仓。《氾胜之书》总结了根据不同作物的成熟特点，进行及时收获的经验。谷子要在“芒张叶黄”时，“捷获之”；大豆要在“荚黑茎苞”时收获，否则“其实将落，反失之”。 秦汉时期，人们还认识到选择优良品种和优质种子，充分发挥作物本身丰产性能的必要。《氾胜之书》中就有最早的选种法记载“取麦种，候熟可获，择穗大强者，斩束立场中高燥处，曝使极燥。无令有白鱼，有辄扬治之”；“取禾种，择高大者，斩一节下，把悬高燥处，苗则不败”。 种子贮藏和药物防虫方面，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认为种子生虫是由于“伤湿”，“郁热”和“温湿”2，因此贮藏种子必须通风干燥，即“曝使极燥”和“把悬高燥处”。 3广东省文管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94年胜之书》。 《汜胜之书》。 2《论衡·商虫》。 第六节蚕桑技术和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蚕桑技术的发展蚕桑技术有不少新进展，重要的技术成就有下列两方面首先是创始了培育地桑法。《氾胜之书》第一次总结了培育地桑的方法“每亩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黍、桑当俱出。锄之，桑令稀疏调适。黍熟获之。桑生正与黍高平，固以利镰摩地划之，曝令燥，后有风调，放火烧之，常逆风起火，桑直春生。一亩食三箔蚕。”地桑与树桑相比，具有许多优点地桑叶形较大，叶质鲜嫩，采凶王sodu摘省工省时，次年即可采叶饲蚕。所以，地桑的培育对促进蚕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人工加温饲蚕方法是我国养蚕技术的一大成就。仲长统《昌言》中说蚕“寒而饿之，则引日多（拖延老熟时日）；温而饱之，则引日少”。为了给蚕儿创造温饱的条件，在汉代就开始采用人工加温法，“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 畜牧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畜牧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相马术有较大发展。当时有“以相马立名天下”2的相马家黄直、陈君夫，并有相马专书问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相马帛书总结了根据马的外形识别不同用途马种的经验。东汉时的马援也是一位杰出的养马家和相马家。他继承先辈相马家仪氏、中帛氏、谢氏、丁氏的相马特长，又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西汉相马家东门京制作的铜马基础上，创制新的铜马式于洛阳宫中。这一铜马模型相当于近代马匹外形学的良马标准型。《史记·日者列传》记载“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留犬孺以相猪立名”。著名的相牛专家和相猪专家出现，说明在相牛和相猪方面也颇有成就。 由于军事和动力上的需要，西汉王朝对马的良种引入和马匹的改良给以高度重视。先后由西域引入大宛马（名曰“天马”）、乌孙马（名曰“西极马”），在当时的西北牧区（今陕、甘一带）进行大规模的马匹选育和改良工作3。根据《尔雅》“释兽”和“释畜”记载，秦、汉间已有豱、豥、■等优良猪种。从各地出土文物看，当时我国至少已有华南猪、华北猪、四川猪、大伦庄猪、贵州猪五个类型优良猪种4。比较著名的鸡种有鲁鸡和长鸣鸡。战国时期著作中已有“■騠”和“骡”的记载，但至汉代的《说文》中才明确解释说“驘（骡），驴父马母”；“■騠，马父驘（驴）母也”。马驴远缘杂交所生的骡和■騠有杂交优势，因而它们具有耐粗饲，耐劳，抗病力强，挽力大和持久等优点。马驴杂交不仅是我国古代在牲畜杂交方面的创举，而且也是遗传学上的重大成就。 《汉书·张汤传》颜师古注。 2《史记·日者列传》。 3《史记·大宛列传》。 4张仲葛《我国猪种的形成和发展》，《北京农大学报》980年3期。饲养管理方面，优质饲草苜蓿从西域引入试种和推广，是我国畜牧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对繁育良种马，增强马、牛的体质和挽力，都发挥了一定作用。猪的饲养，汉代则已由放养为主发展为圈养为主，或圈养与放牧结合。圈养猪既有利于猪的肥育，又有利于积肥。《氾胜之书》和《神农本草经》等书记载，以瓠瓤、梓叶和桐花饲猪“肥大易养”；《淮南万毕术》还记载有“麻盐肥豚法”“取麻子三升，千余杵，煮为羹，以盐一升著中，和以糠三斛饲豕，则肥也”2。人们总结出来的养羊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3。 兽医的发展兽医方面，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的“厩苑律”可知秦代对公家的马、牛、羊、犬、鸡的饲养管理、繁育和疾病防治都有奖惩的明文规定。如有一条规定诸侯国有来客，用火熏其车上衡轭。这样可以消灭挽具上的病菌和寄生虫，对防止家畜疫病的传播能起一定的作用。马医在战国时已出现，汉代又出现了专业牛医。《流沙坠简》和《居延汉简》中有十几片记载着治牛马病的医方，如治马鞌方，治马伤水方等。到汉代，牲畜阉割去势的范围已相当广泛。《说文》中有“騬，犗马也”；“犍，犗牛也”；“羯，羊羖犗也”；“猗，犗犬也”；“豮，羠豕也”等释文，说明马、牛、羊、犬、猪等牲畜均已实行阉割去势术。汉代还发明水骟法为马去势。此法比火骟法更安全保险。 《史记·大宛列传》。 2《齐民要术·养猪》引《淮南万毕术》。 3《史记·平准书》、《汉书·卜式传》。 第七节农学著作秦始皇焚书时，“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焚之列。“种树之书”，即农作之书。《汉书·艺文志》说农书有九家，《神农》、《野老》两书为“六国“时书，另有四种不知为何时之作，后来都失传了。剩下的《董安国》十六篇、《蔡葵》一篇、《氾胜之》十八篇，刘向和班固都肯定为西汉人著作。前两种也早已散失，只有《氾胜之书》流传到北宋初年。现在仅靠《齐民要术》等几部书的引文，保存下一部分，共计有三千余字。东汉二百年间，现在所知的农书只有崔寔的《四民月令》。原著已佚失，现存也只有《齐民要术》等书的摘引。 唐代贾公彦《周礼疏》说“汉时农书有数家，氾胜为上”。该书现存部分总结了耕作的总原则和十三种作物的栽培技术，为我国传统农业在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方面奠定了基础，内容相当丰富。残存部分还能看到的区田法、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种芋法等，都反映出西汉耕作技术之先进。 《四民月令》，“四民”是指士、农、工、商。这部书按一年十二个月和节气先后，安排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以及手工业和商业经营等事项，还夹杂有祭祀、社交、子弟教育、社会关系处理、习射、饮食、采药、晒书、晒衣服、保藏弓弩衣服等等内容。《四民月令》中每月的农业生产安排，如耕地、催芽、播种、分栽、耘锄、收获、贮藏以及果树、林木的经营等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反映出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概况。书中最早记载了“别稻”（水稻移栽）和树木压条繁殖法。由于各月的安排次序比较细致合理，所以它仍不失为农家月令书的开创者和一部代表作。 北宋所纂类书《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有《汜胜之书》，是否为完整原书，不能肯定。郑樵《通志》也有著录，在其他书目中已不见。 第二章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秦汉时期的农牧业生产，是跟当时的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密切联系的。 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是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深远的影响，更显得特别重要。本卷在论述农、牧、工、商等篇内，对这个问题都有所涉及。目前，是企图就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结构的等级特点，就官田和民田的发展状况，即不同阶级、不同等级占有土地及其相应的劳动力状况以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就农民及其他劳动者身份等三个重要的方面进行一次初步的探索。为了说得清楚一些，对于在本卷别的地方提出的论据，在必要时不免要有些重复。 第一节地主阶级的等级结构和土地等级制度全国最高的地主中国的封建制社会结构，是一座宝塔式的结构。皇帝是在这座宝塔的最上层，其下有各种不同的地主等级，最下层是劳动大众。 自秦始皇灭六国以后，皇帝就成为全国最高的地主。在他这里，国家的主权和土地的所有权是统一的，赋税和地租是统一的，户籍上的农民是封建国家的劳动力，是粮源、兵源和各种劳役及其他封建义务的承担者。在合法的形式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可分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的特点。秦始皇宣称“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汉高祖即帝位后，为他父亲祝寿，说“始大人尝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2。秦始皇和汉高祖都是把全国的土地看作自己的私产。事实上，全国臣民关于土地的权力也是都要从属于皇帝的最高权力。皇帝的这种特权，差不多一直延续到整个封建制时代，所以黄宗羲在明清之际还说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3这是中国皇帝与西欧封建国王不同的地方。在西欧，国王是没有这种全国土地最高所有权的。 马克思在论劳动地租时说“如果不是私有土地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4马克思的话，是泛论亚洲情况的，也很符合中国的情况。他所说的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就是皇帝，这跟“国家”的近代概念是不同的。皇帝是全国最高的地主，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独特的国家形式”。皇帝享有“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这是中国封建主义得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的主要等级秦汉时期，在皇帝统治之下，有各种等级的地主，其中有军功地主和宗室地主，汉代还有外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都从属于皇权的宗法体系。另外，还有豪族地主，往往表现出跟皇权对立的因素。又有富人，在秦汉法定的条件下，是被抑制的对象。 商鞅在秦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与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2按照这样的规定，军功地主在地主等《史记·秦始皇本纪》。 2《汉书·高帝纪》。 3《明夷待访录·原君》。 马克思语，见《资本论》第三卷第892页，人民出版社97年版。 2《史记·商君列传》。 级中，是在国君之下，排列在第一位的。在军功地主内部，又有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等级的田宅、臣妾和衣服。秦制，有军功者赐爵。爵有二十级。一级，曰公士。二级，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赐爵制度，从商鞅时起，经秦皇朝，沿用到汉。《商君书·境内》说，在战争中“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以此推论，享有五级爵的大夫可有田五顷、宅四十五亩；而五大夫可有田九顷、宅八十一亩；关内侯和彻侯可分别有田十九顷、二十顷，宅一百七十一亩、一百八十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皇帝并不受这些规定的限制。如秦将王翦将兵伐楚，秦始皇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2这可见，对功臣封赏田宅，是可以人主的意愿办理的，并没有一定不变的成规。宗室，在分封制废除以后，仍“衣食租税”，也有被分给的田宅。但如没有军功，就不得有军籍。在地主的等级系列里，宗室地主是排在第二位的。他们“虽富，无所芬华”。至于既无军功又非宗室的富人，在商鞅变法以后的秦，不居重要地位，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是存在的。另外，秦灭六国后，也有豪族的存在，这就是六国之后及后来各地起兵反秦的某些“豪杰”的家族。 汉初，因军功应得爵的人相当多。汉高祖五年诏“七大夫3、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诏书反映了得军功爵者有很大的数量，以致在一定时间内，得不到适当的安置，同时也反映了汉高祖对军功地主的特别重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地主阶级的等级不断有些变化。《汉书·地理志》对当时地主阶级的等级构成，作出一定程度的概括。它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这所说世家、豪杰和高资，是当时地主阶级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主要等级。《汉书·地理志》虽系就关中情况而论，但可认为，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般情况。世家地主世家地主，就是封建贵族，他们享有封爵、封土和封与民户的权力。他《汉书·百官公卿表》。 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3“七大夫”，颜师古注“公大夫也。” 《汉书·高帝纪》。 们可以包括宗室贵族、功勋贵族、外戚和儒宗。功勋地主，包括军功地主在内。外戚和儒宗是汉代新兴的地主等级。《汉书·地理志》说“世家则好礼文”，好礼文是世家突出的特点。所谓“礼文”，主要是区分贵贱尊卑。世家好礼文，正是维护封建特权的反映。《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在历史编纂学上，是《史记》中的一种体例；在阶级关系上，是政治身份。《史记》的体例是根据历史的现实而定，《史记·太史公自序》对世家的说明，表达了世家跟最高统治者的密切关系。 汉初，对宗室、外戚和有功之臣，实行封王、封侯制度。“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这样便出现了一大批宗室贵族、功勋贵族和外戚世家。据史载，自高祖至景帝，宗室被封为诸侯王的共四十六人2，王子侯者二十七人3，功臣侯者二百四十人4，外戚侯者二十五人5。《汉书·地理志》记西汉晚期的全国民户是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人口是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而二十个王国的民户是一百三十四万三千三百九十，人口是六百三十八万二千二百零五人。《续汉书·郡国志》记东汉中期全国的民户是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人口是四千九百一十五万零二百二十，而这时的王国是十九个，民户是一百六十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人口是一千零三十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三。这已可见，两汉王国占有户口在全国户籍中所占比数之高。《汉书·地理志》还记有当时的侯国“二百四十一”，《续汉书·郡国志》记当时侯国九十五，对于它们所占户口都没有具体记录，数字当不在少。王侯国受封的户口数字，实际上就是它们所可能控制的劳动力的数量，显示了世家地主在地主阶级的等级构成中占有特别的重要地位。如上文所说，秦代对军功地主最为重视，而对宗室地主次之。两汉在初建立时，功臣的势力强大。其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讨之”。非刘氏而无功者也不得封侯。于是，宗室地主的地位就逐渐凌驾于功勋地主之上了。外戚，在两汉时期不断涌现出煊赫的家族。如西汉成帝母王太后的家族，“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专断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筦执枢机，朋党比周。”东汉桓帝时的梁冀，前后受封共三万户，两个弟弟和儿子各万户。“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2后来梁氏一家被抄，“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3。 儒宗，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董仲舒把孔《汉书·高帝纪》。 2《汉书·诸侯王表》。 3《汉书·王子侯表》。 4《汉书·功臣表》。 5《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2《后汉书·梁冀传》。 3《后汉书·梁冀传》。 孟的儒学改造为新儒学，以适应封建主义的需要。他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和，“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4。当时，“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于是，“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5就这样，儒学和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要做官必须通晓儒家经典，通晓儒家经典便可能做官。正如汉宣帝时夏侯胜所云“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从此，地主阶级中便出现了一批以儒学起家的累世公卿的地主。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自宣、元以后，任职丞相者共十八人，其中就有十四人以明习经学起家，而韦贤、韦玄成及平当、平晏，均以父子为丞相。《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东汉以传习经学起家而累世公卿者则更多。如沛郡桓氏，自桓荣至玄孙桓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2。宏农杨氏，“自（杨）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3。其余，以明经历位公卿守相者更比比皆是。汉武帝以后，“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4。东汉“都计内外官及职掌人十五万二千九百八十六人”5。这些官吏，大都是以通经而进入政权机构的。汉朝的政治大权，在汉武帝以后，儒宗地主在政治上往往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儒学宗师，虽俨然为人师表，对土地掠夺依然有浓厚的贪欲。史称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价），它财物称是”。匡衡本来“家贫”，至“庸作以供资用”，及为丞相、封侯之后，便“专地盗土以自益”，甚至侵占官田四百顷7。郑太，司农郑众之曾孙，“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 封建皇权同世家各等级之间，各等级相互之间，不断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斗争，甚至出现过篡夺帝位的斗争。但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世家地主的各个等级毕竟都是皇权依靠的阶级力量。 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豪族地主，主要有原六国贵族的后裔和地方上的大姓。六国贵族的后裔，在国亡后，失去了贵族的身份，但仍在地方上保持很大的势力，而成为豪族。地方上的大姓，也是依靠传统的优势，成为控制地方的势力。《后汉书·酷4《汉书·武帝纪》。 5《汉书·儒林传》。 《汉书·夏侯胜传》。 2《后汉书·桓荣列传》。 3《后汉书·杨震列传》。 4《汉书·百官公卿表》。 5《东汉会要·职官》四。 《汉书·张禹传》。 7《汉书·匡衡传》。 《后汉书·郑太列传》。 吏传》说“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杰健者则雄张闾里。”就是指的这两种人。在秦汉时期，豪族地主是一股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势力，有时甚至对封建统治者是一大威胁。如“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2河北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3秦汉封建皇朝为了抑制豪族地主，采取了许多办法，主要是迁徙和镇压。 秦汉皇朝不断地将豪族从原来所在地方迁移到都城附近，以便于控制他们。秦初并天下，立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汉初，高祖“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2，“徙者十余万口”3。据说，在这次迁徙之后，“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4，汉朝的这一措施是相当成功的。 封建皇朝对一些不服从朝廷管辖，而又危害统治的豪族地主，有时也采取镇压的手段。如郅都为济南守，“诛瞷氏首恶，余皆股栗”。义纵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严延年为涿郡太守，即收捕两高氏，“究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5。 东汉时，豪族的势力显然很大。光武帝要实行“度田”，触犯了豪族地主的利益，结果引起了郡国大姓及兵长的叛乱。为了和他们求得妥协，不得不中止度田。豪族地主的迅速发展，成为地主阶级中一个很有势力的阶层，即使东汉朝廷也奈何不了他们。东汉以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长期分裂割据，跟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不无关系。 高资地主，是指经营手工业、商业和高利贷起家的地主。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发展起来。一部分地主在工商业的高额利润的引诱下，也同时兼营手工业、商业，或放高利贷。一部分工商业者及当时称作“子钱家”的高利贷者，也大半占有土地。当时称土地占有为本，称工商业为末。当时人一般都认为经营工商积累财富虽■但不如占有土地更为牢靠。司马迁说“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正是对高资地主的概括。西汉时期，高资地主，其资产一般在三百万钱以上，个别的可达千万、万万。如宛孔氏、齐刁间、鲁曹、任氏等都是以冶铁或煮盐致富，或富至“数千金”、“数千万”，或“富至钜万”。《汉书·食货志》说“富商大贾或蹄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秦汉朝廷对高资地主，历来是采取压抑和打击的政策。汉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2《汉书·酷吏传》。 3《汉书·酷吏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 2《汉书·高帝纪》。 3《汉书·娄敬传》。 4《后汉书·五行志》三，注引杜林疏。 5《汉书·酷吏传》。 《史记·货殖列传》。 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2。汉武帝时，又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3汉哀帝时，又重申“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4从法令来看，高资地主所占有的土地是不合法的。他们占有的土地，随时都有被没收的可能。他们也不得仕宦为吏。这是高资地主与其他地主不同的地方。 《汉书·地理志》所说“富者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这说的是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之分别具有的特点，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世家地主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既是豪族地主，又是高资地主。在豪族地主中，也有世家地主。但是，这些人也还是各有其主要的等级特点的。如齐国田氏的后裔，既是豪族，又是拥有“钜万”的富商大贾，但他们毕竟是以没落王孙的豪族身份而以商贾致富，与一般高资地主的情况仍是不同的。 世家地主、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都是地主阶级的上层。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小地主。中级地主，即所谓“中家”。中家资产，一般在十万钱以上。这些中小地主构成了秦汉时期地主阶级的中层和下层。 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是地主阶级等级结构的经济基础，而这样的阶级结构又反过来为它的基础服务，起到维护和巩固的作用。 在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的支配下，作为最高地主的皇帝，有最高的所有权。他的名字是“天子”，他的土地所有权是神授的。他还有权力和责任，把天下的土地作为私产，传给子孙。皇帝能享有这份产业，并把这份产业传下去，这就是皇帝的“大孝”。《礼记·中庸》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又说“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中庸》的这两段话，都表达了皇帝以天下为私产的意思。汉代皇帝，除了开国之君，都在谥号上写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之类，也都意味着同样的看法。我们一向把“家天下”看作政治的现实，实际也是经济的现实。 世家地主是最高地主以下的较高等级，其中又有一些小的等级。世家地主及其间的小的等级，都有土地所有权，而且都享有特权。但他们享有的所有权，是有限度的，他们之间所享有的特权也有数量上和程度上的差异。他们从皇权那里，得到赐爵、赐土地、赐民户、赐赋税。这其间最根本的一项，是土地，是土地所有权。世族地主从皇帝那里得到这些东西，不能说不归他们所有，但这些东西，包括土地在内，都是不能转让的，而且世族地主于赐地以外，按照法令，也不许用任何手段取得别人的土地。这就表明，世族地主的土地质有权是受限制的，是不完备的，在所有权的程度和数量上，都是不能跟最高地主相比拟的。 商鞅变法，“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2《史记·平准书》。 3《史记·平准书》。 4《汉书·哀帝纪》。 家次”。这大意是说，把尊卑、爵秩的等级弄明白，各按军功的差异，排列顺序；对于所占有的田宅、臣妾、衣服，按尊卑和爵秩等级的门第，排列顺序。这是在军功地主内部又有不同的等级，田宅和衣服都随着它们的主人而人格化了，它们也都具有主人的爵秩等级。这表明地主对土地的私有，也表明私有在等级上的限制。所谓“臣妾”，当即奴婢。对于封建等级所有制来说，作为劳动力的民户比奴婢更为重要。封户的多少，是地主占有财产更直接的标志。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这虽说的是欧洲的情况，但对中国也同样适用。本书第一卷曾引用《九章算术》卷三，如下的一例［问］今有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公士，凡五人，共猎得五鹿，欲以爵次与之，问各得几何？ 答曰大夫得一鹿、三分鹿之二。不更得一鹿、三分鹿之一。簪褭得一鹿。上造得三分鹿之二。公士得三分鹿之一。 这一例虽不直接涉及土地制度，但也反映在物权享有上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 豪族地主中，有一部分人享有合法的土地所有权。如被迁徙的六国后裔，曾赐予田宅。但多数豪族和所有高资地主，实际上占有大量土地，却没有取得合法的土地所有权。东汉末，荀悦论“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说“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买卖由己，是自专地也。”这可见当时合法的土地权跟非法的实际占有之间的矛盾。从当时的土地制度来说，豪族地主究竟还有部分的合法权力，豪族的土地权应比高资地主要高一个等级。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侯外庐对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的非运动的性质，封建主义所有权跟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的区别，以及封建主义所有权同政治权力的密切结合，都提出了有益的论断。中国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须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资本论》第一卷第785页，人民出版社975年。 第二节官田和民田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等级差异，反映在土地占有关系上，主要是官田和民田的区别。在官田和民田的内部，又都各有不同的类型。官田之内，有官府直接管辖的田，有封赐高爵和官宦人家的田，有牧场，有屯田。民田之中，有受赐的田宅，有来自历史的继承，有来自买卖和兼并。在所有这些土地占有形态中，基本上都离不开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 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都是在小块土地上，由一夫一妻为主要劳动力的个体家庭成员，进行耕织结合的生产劳动。秦自商鞅变法，就推行这种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农民不同于奴隶，他们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自行生产的自由，他们的生产兴趣提高了。同时，他们也不同于村社成员，他们有了自己可以从事生产的固定的土地，不再需要定期轮换耕地了，他们成为跟土地密切结合的农民，这也必然提高他们的生产兴趣。农民生产兴趣的提高，是刺激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战国中期，孟子在对齐宣王说到为民制产的重要性时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些话透露了战国时期那样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能不能为民制产，是统治者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商鞅以授田的政策招徕三晋之民，就是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发展局势的一种有实际效益的办法。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针对当时局势的特点，提出了为民制产的方案。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个方案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是小农家庭所需要的，也是在一般正常情况下所可能作到的。孟子所说的庠序之教，也是要求从维护小农家庭的父家长制特点出发，进行相应的道德教育。孟子认为，实行这个方案，“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就是他对于历史前途的看法，认为小农经济必然要发展。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一种理想，但这也可能反映当时东方国家中已经出现的某些现实。 商鞅变法，就是要发展小农经济。他的办法，是运用法律，强力推行。 他立了两条法。一条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2又一条是“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3第一条是督促个体家庭的发展，第二条是鼓励耕织结合的生产。秦始皇继承并发展了商鞅的政策。他在碣石刻辞自颂说“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在会稽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孟子这段话，在《孟子·梁惠王》下，凡两处，内容基本相同。同书《尽心》上也有一段话，意思相同，而异文较多。这可见，孟子的这一方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不是随便说出来的。2《史记·商君列传》。 3《史记·商君列传》。 咸化廉清。”4这些刻辞，表明秦始皇特别注意维护小农家庭的父家长的特点，因而强调妻不再嫁、男不入赘以及男女有别的重要性，这都是从巩固和发展小农经济出发的。 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具体表现，是封建主义得以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秦汉时期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强调“务耕织”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思想意识上的重要性。《吕氏春秋·上农》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晁错上汉文帝疏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所谓“本教”，所谓“地著”，都说明了耕织的重要性。“地著”，用现在的话说，即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制度的牢固基础。”他在《资本论》中又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2马克思的论断，不只指出了耕织结合在生产本身上的特点，还指出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秦汉时期，小农所用以进行生产活动的土地，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有来自村社解体过程中的土地占有。村社解体了，轮耕制逐渐为长期定耕所代替，直接劳动者从而取得土地。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使民得买卖土地，这就是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为他们取得土地提供机会和条件。有来自开荒过程中的土地占有。汉景帝元年诏“郡国或硗陿，无所农桑毄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3由硗陿地区移往饶广地区，这就是一种开荒活动，因而可得到土地。又有来自官府授4《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书·食货志》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972年版。 2《资本论》第三卷第372—373页，人民出版社975年版。 3《汉书·景帝纪》。 田者，有耕豪民之田及各等级地主之田者。小农的生产劳动，是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进行分散的个体劳动，也就是通过这样的劳动，使全国农田绝大部分得以进行生产。 《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时，“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 11 《汉书·东方朔传》。 2《史记·平准书》。 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的局面。屯田，不论是以兵士屯垦，还是以农民屯耕，其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性质都属于官有土地。因此，通过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战争，也确是汉武帝扩大官有土地量的又一途径。 此外，凡因战争、自然灾害等重大变故而暂时出现的无主荒地，也是官有土地的来源之一。最明显的例证，如东汉末年出现了大量无主荒田时，司马朗公开提出复井田的建议说“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这种因天灾而造成的暂时无主荒田，在整个汉代是经常存在的，故武帝时期也得收用荒田以扩大官有土地。 上述多种扩大官有土地的途径，并不限于武帝时期，但武帝时表现得特别突出和集中，有的事例还为此时所独有。 在扩大官有土地的同时，官府加强了对官有土地的经营管理。秦和西汉前期，朝廷仅有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2。武帝时，增加了不少农官，如“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3；“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4。其中，“农都尉”的官名，屡见于居延汉简，足见边郡屯田地区多设置此官。还有掌治京畿地区的左、右内史，明显有管理官有土地的职权。《汉书·地理志》说，左右内史的设置，在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3书·昭帝纪》中有“故稻田使者燕仓”其人，则“稻田使者”这一官职的设置，必在昭帝之前，也许便在武帝之时。在居延汉简中，除“农都尉”官名外，还屡见“别田令史”、“农令”、“农亭长”、“护田校尉”、“代田长”、“候农令”、“部农第四长”、“居延田官”、“骍马田官”及“张掖农都尉”等名称，同《汉书·元帝纪》中的“北假田官”可相印证。居延汉简所载，上始武帝时期，下迄东汉初期，上述诸见于汉简的农官名称，当都是在武帝时及其以后才有的。再结合《汉书·食货志》所载武帝没收商贾土地后，于“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及《盐铁论·园池》所载武帝“立诸农，广田牧”，又于“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等记载来看，更说明上述农官的设置，确在汉武帝时期。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扩大了的官有土地的经营管理。 为了改善官有土地的经营效果，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武帝还采取了改良土壤和推广水稻种植等措施。上文已说到武帝的水利兴建措施，大都使旱田变成了水浇地，使荒田、故卤地（即盐碱地）变成了肥田沃土，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现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武帝在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大都推广了水稻的种植。如河东渠田，官府交给越人耕种，其原因就在于发挥越人“习水利”的特长2。所谓“习水利”，即善于种植水稻之意。《汉书·昭3《史记·平准书》。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2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3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4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参阅高敏《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伏况》，见《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983年版。 2《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 帝纪》有“故稻田使者燕仓”。燕仓为主管官有土地的官吏，其官名为“稻田使者”。顾名思义，其所主管之土地，所种当为水稻。还有《汉书·沟洫志》说，武帝时的“左、右内史地，名山川甚众”，而这些土地中，多有稻田，故武帝有“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的诏令。武帝所以在北方的土地上推广水稻种植，目的无非是为了提高单位产量，同时也适应盐碱地宜于水稻种植的特点。 为了经营这些官有土地，武帝采取了两项新的经营措施。一是在边防地区大力扩大屯田制，具体表现为以兵士屯田的军屯制度和以徙民实边的民屯制度，事详《汉书》的《食货志》、《匈奴传》、《西域传》及《赵充国传》等。居延汉简也不乏这方面的记载。这种田制的类别、剥削方式、组织系统与管理机构等方面，均为东汉及曹魏时期的屯田准备了条件。二是租佃制，即把官有土地租佃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耕种，然后课取不同于三十税一的田租的高额地租——“假税”。这种经营方式，又叫“假民公田”制。这里的“假”，是租赁、租借的意思。前引《汉书·昭帝纪》所说的“稻田使者”，便是管理这种“假民公田”制的官吏，故曹魏人解释“稻田使者”说“特为稻田置使者，假与民而收其税入也。”见于《汉书·食货志》与《元帝纪》的“北假田官”，也是主管这种“假民公田”制的官吏。故《元帝纪》注引李斐语，释“北假田官”曰“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这种“假民公田”制下的“假税”，是高于三十税一的田租率的。 汉武帝经营官有土地的措施，虽然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好处，但连年用兵、广兴屯田和不断徙民实边，也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灾难，以致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迫使他不得不改弦更张，下罪己之诏，实行较大的政策性转变。于是，武帝末年采取了改进耕作技术、废弃轮台屯田、停止征伐战争和移民实边等措施。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把官有土地的经营方式，由租佃型“假民公田”改变为授田型“假民公田”，或曰“赋民公田”。自此以后，昭、宣二帝相继实行的“假民公田”与“赋民公田”，就是这种授田制，甚至还不断把官有土地正式赐予贫苦农民，以缓和阶级矛盾。由于授田制与赐田制的实行，特别是由于民田的迅速发展，使官田土地量日趋减少。加上官吏、贵戚和豪族地主经常不断地以借贷、强占、请射等方式侵占官田，以至到了西汉后期，官有土地在日益减少，不得不依赖于外戚王氏和其他官吏、地主的“献田”来补充官有土地量2，从而表现出官有土地制的趋向衰落。 官有土地制的进一步衰落，还是东汉时期的事。当时全国的可耕地面积有一个基本固定的总量。在全国的可耕地面积被区分为民田和官田两个部分的情况下，前者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后者的减少；反之，亦然。西汉时期的民田，主要是豪富占有土地，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之中，而官田的比重则相对地处于不断下降之势。到了东汉，豪富的土地兼并，其发展程度又超过西汉，故东汉官田的比重较西汉又有下降。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官田制又抬起头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总之，在土地占有关系中，两汉的官田与民田的地位是参阅高敏《论曹魏屯田制的历史渊源》，见《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987年版。详见高敏《试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987年版。 2《汉书·平帝纪》。 一个有起有伏的过程，而总的趋势是在官田制经过一段盛世之后，豪富势力占有的民田逐渐取得上风，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世家、豪富的土地兼并秦汉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三个主要等级，一有机会，就致力于土地兼并。 他们的社会身份不同。世家是封建贵族，是身份性地主，他们受封的田仍可说是官田性质；豪族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的人物；高资富人是靠经商致富的人物。豪族和高资富人在社会上有经济上的影响，一般没有封爵，没有封地和封户，这是不同于世家的。他们是非身份性地主，他们手中的田是民田。在这三种人之间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对于土地兼并的贪婪是相同的。从阶级关系上说，这三种人都是封建主义的阶级基础，但从具体的经济利益说，他们的土地兼并，一方面是侵占官有土地，一方面是掠夺民田，这又都是对封建主义的经济上的损害，甚至可以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了威胁。但这三种人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他们相互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或同时具备两种不同的身份。 秦始皇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些豪富占有土地的情况不详，但都可说是土地兼并的苗子。《史记·货殖列传》记乌氏倮和巴蜀寡妇清的事迹“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倮和清，可能是秦始皇时最著名的高资富人。倮是牧主，清是矿主，都一定占有大量的土地，但又都地处边远，跟一般的土地兼并，是有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意义。倮、清以富受到特殊的政治待遇，身份已与一般的富人不同。 六国贵族，经过秦的征服、楚汉战争和汉的建立，政治地位大非昔比，但他们仍有很大的社会潜力，不能不引起新皇朝的重视。汉高祖九年（公元前98年），娄敬献言“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对六国贵族在政策上的得失，可以影响汉朝廷的安定，足见其能量之大。但六国贵族，在这时也只能算入豪族的行列，与世家的身份是不同的。这些出身贵族的豪族，比起高资富人来，对于土地兼并更有优越条件，是很难从立法上加以阻止的。田氏，在六国贵族中是有地位的。诸田之中，有不少富商大贾，并从而扩张土地的占有。《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所谓“末”，是营商，所谓“本”，即占有土地，从事农业。 汉兴七十余年间，土地兼并之风延续不断。汉文帝时和汉武帝时，晁错《史记·秦始皇帝本纪》。 《史记·娄敬列传》。 和董仲舒先后分别进言，指斥土地兼并对社会经济的危害。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2晁错、董仲舒都是主张从法律上限制土地兼并。但因为妨碍一些权势人物的现实利益，很难得到实施。汉武帝时曾大规模地打击了兼并之家，但土地兼并之风并不因此就可终止，而是通过各种形式延续下去。汉平帝时，师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承帝旨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从孔光、何武所奏看来，当时占田逾制的人，包括诸侯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在内，这都是属于世家地主范围的人。此外，还包括吏和民，这范围就更大了。但孔、何的话详于世家地主而略于吏、民。这可见世家地主的权势，在土地掠夺中更显得出色。史称，此议一出，“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但这为当时权贵所反对，还是行不通2。 东汉初年，光武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这个故事，说明这时土地兼并在地主、官吏互相勾结的形势下甚有势力，光武帝后来也只得以不了了之。 在东汉时期，有一批世家地主，都可以从他们的家族渊源中，寻觅出他们的祖先是如何从战国、秦和西汉而世代蝉联的发展轨道。如东汉明帝时的廉范，本是战国时廉颇之后，在西汉时已成为豪宗，因此而被徙于北边。到边地后，“世为边郡守”。经过几代的“广田地，积财粟”和笼络宗党的活动，到东汉时便成了“宗党”势力强大的廉氏家族2。廉氏家族的经历，是由战国时期的封建贵族，经历了豪族的道路，又进入世家地主的行列。不可忽视，廉氏这一长期的发家史，是跟几代人的“广田地，积财粟”分不开的。又如东汉初期的马援，本系战国时赵国马服君赵奢之后，子孙以马为氏。汉武帝时，赵奢之后以“吏三千石”自邯郸徙茂陵。马援的曾祖父马通，以功封重合侯。王莽时，马援兄弟三人，都是二千石。东汉时期，马氏一门“声腾三辅”。其儿子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宾客奔凑，四方毕至”，当时人没有能比得上这个家族的声势的3。其他，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吴郡陆氏、南阳阴氏和樊氏等，无一不是累代相承的世家地主。两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发展，逐步表明它是在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地主转化，他们手中由兼并而来的土地带上了越来越多的私有性质，他们原来由于赐爵、赐民户而得到的土地也越来越减少了官有的色彩。 东汉晚年，仲长统论述古今及时俗行事，说道“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契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般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债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又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惟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纲禁疎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2约略与仲长统相先后，王符著《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说一些人“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皆疏骨肉而亲便辞，薄知友而厚狗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后汉书·刘隆传》。 2《后汉书·廉范传》。 3《后汉书·马援传附子防传》。 《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 2《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损益》。 怨望于家，细人谤誌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3这说的是当时豪富，主要是说高赀富人，说他们一旦富起来以后的骄奢**佚。像这样的人，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成为庶族的部分来源。 世家和豪富兼并土地，主要是通过横赐、假贷、侵占、请射和买卖等形式。横赐，是官府于制度以外横赐官吏以土地。如武帝以官田“赐乳母”，以官田百顷赐其姨2，以“公田、鱼池、蒲苇数顷”赐东方朔3，以“公田十顷”赐卜式4，以“公田二顷”赐苏武5，哀帝以“公田二千余顷”赐董贤等。假贷，是租借，只能有使用权。请射，是请求使用，可说是有一定的占有权。但对有权势的地主说，租借和请射，都只是名义，实际上都是兼并。如武帝时，酷吏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租佃给农民耕种7。《盐铁论·园池》谓官吏以“公田转假”，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指出了名义上的假贷，实际上是对官有土地的侵占。成帝时，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阳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便“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地8，这是以请射方式侵占官有土地。至于匡衡的私改土地疆界而隐瞒有官田四百顷9，陈汤所说的“关东富人”“多规良田”10以及“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等，则是更为明显的侵占官田的行为。东汉时期，如梁冀、苏康、管霸、张让、侯览等人，无不侵占了大量的官田。 通过买卖以兼并土地，是最常见的形式，而以买卖为名强买贱买其实的，也是常有的事。这在汉初，从丞相萧何那里就开始了。萧何为了消除汉高祖对他的疑虑，接受了门客的建议，“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果真“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又如司马相如未发迹时，在成都买田宅为富人2；霍去病“为中孺买田地奴婢”3；张禹为官之后，“买田宅至四百顷”4。东汉时期，土地买卖之风有增无减。前引仲长统、王符所说，都是明显的例证。9年，在四川郫县犀浦附近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簿书碑”，其中多有“某某田若干亩，贾（价）若干”的记载，如王岭□□，直□□万五千；□□田顷五十亩，直三万；3《潜夫论·忠贵》。“忠贵”，《后汉书·王符传》作“贵忠”。 《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2《汉书·外戚传》。 3《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4《史记·平准书》。 5《汉书·苏建传附子武传》。 《汉书·王嘉传》。 7《汉书·酷吏·宁成传》。 8《汉书·孙宝传》。 9《汉书·匡衡传》。 10《汉书·陈汤传》。 《史记·萧相国世家》。 2《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3《汉书·霍光传》。 4《汉书·张禹传》。 何广田八十亩，质□□五千；王汶田四顷九十亩，贾卅一万；故杨汉田二顷六十□；田顷卅亩，质□□万；中亭后楼，贾四万这些有土地一顷五十亩和二顷六十亩以上的人，应是乡村中、小地主。 残碑仔细标明各户土地的价格，有可能是评定资产的需要。但从“土地若干”可以“质钱若干”的话看，显然买卖土地与典质土地时也是这个价格。土地、住宅、奴婢均系于某人名下，可见东汉时期的乡村已出现了不少中、小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多来源于土地买卖与典质。这种乡村的中小地主的汇合，也像豪富地主一样，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庶族地主的部分来源。 官田和民田间的矛盾，官田内部出现的矛盾和民田内部的矛盾，往往在土地兼并情形下显得更为显著。土地兼并在秦汉时期是社会矛盾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农业生产中所遇到的灾难性的现象和阶级矛盾之激化为农民武装起义，往往跟土地兼并有直接、间接的联系。 第三节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秦汉时期的农民阶级，像在别的封建时期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上文所说，地主阶级内部有全国最高的地主，有世家、豪族和高资富人，还有各种中小地主。农民阶级内部也有各种不同身份的劳动者，有在官府授田制下劳动的农民，有租佃官田的农民，有在官田劳动的佃户和雇工，还有其他形式的依附农民及有较多人身自由的自耕农。这些不同身份的农民，基本上都在什伍编制之内，都称作“编户齐民”。不过“编户齐民”并不完全限于农民，也包含一定数量的新兴的地主。另外，还有牧区的牧民、官民手工业中的劳动者和奴隶身份的劳动者。 秦代的农民秦代的农民，以在官田劳动的佃户性质的劳动者占主要地位。这是由于秦皇朝时期对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的社会情况的继承和发展，也由于长期战争之后，官府直接控制了大量土地，因而有条件吸收广大农民，使其束缚于土地上。 秦代在官田劳动的农民，是通过“授田”的方式，从官府领取份地进行耕种。从战国时起，秦国就实行授田制。云梦秦简《田律》规定，被授予田地的农民，按照其受田的顷亩多少，无论其是否完全垦种，都要向官府缴纳刍藁作为租赋。每顷缴纳刍三石、藁二石。同时，还规定授予农民土地以“封”为界，不许私自移动。秦律《法律答问》说“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阡陌）。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这就是说，私移阡陌封界、扩占土地是有罪的。于是，被授田的农民，通过授田被束缚在官田上，成为由封建统治者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不再是奴隶，也不再是村社成员了。这种授田制度，自商秧变法以来，到秦朝统一以后，一直沿袭下来。 秦统治者除了通过授田以份地形式把官田分给农民外，还把官田直接租佃于贫苦农民，这是封建依附关系的另一种形式。秦律《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个答问“部佐匿者（诸）民田，者（诸）民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这是指掌管官田的田官——部佐，为了把官田的地租据为己有，便“隐诸民田”，即隐瞒已经租佃与农民的官田，不向官府呈报，以便从中渔利。《法律答问》指出，如果部佐已把官田租给农民而不上报，即“已租者（诸）民，弗言”，便以匿田论罪。如果未租，即未曾把官田租给人家，“不论为匿田”，即不以匿官田论处。从这条答问中，可见秦代以授田方式形成的依附关系而外，还存在着以租佃方式出现的另一种封建依附关系。这两种不同形式下的农民，虽同是依附于官田的佃农，但也略有差异。 授田制下的农民对土地有长期使用权，或说是有一定的占有权。采取租佃形式的农民则未能保证对土地的长期使用，而且跟租佃私家土地的佃农相同。部佐乡部之佐，主管官田收赋税的田官。 从封建国家对两种不同形式的官府佃农的剥削情况来看，授田制下的佃农每年“顷入刍三石，藁二石”，这是以赋税形式出现的地租，是地租与课税的结合。租佃制下的官府佃农，只能是按其租种的土地数额缴纳地租。他们虽同是缴纳地租，但在形式上却有差别。授田农民是以赋税形式出现的，与一般自耕农民差不多。而租佃农民缴纳地租的形式则与私家佃家完全一样，所缴纳的地租数额也同私家地租的“见税什五”差不多，其剥削率较之授田制下的农民要高一些。由此可见，官田的两种不同剥削形式授田制与租佃制之间无论在土地的使用上和赋税的缴纳上都有些差别，从而他们对封建政权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程度上也有所不同。相对而言，采取租佃形式的佃农同封建政权之间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封建依附关系，而官府对授田制下的农民的控制则相对地要松弛一些。 除了依附于官田的依附农民而外，还有依附于民田的依附农民。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耕种民田的依附农民和雇农的数量遂日益增多。由于当时对赋税徭役的繁重，“悉租税，专民力”，迫使农民或是“附托于有威之门，以避徭赋”，或是离乡背井去佃种“豪民之田”，依附豪富地主，缴纳“见税什五”的高额地租，并为之服务。他们跟地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农村中已有一部分破产农民，只有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成为受地主雇佣的雇农。《韩非子·外储说》“齐桓公微服巡民家，人有年老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又说“夫卖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由此可见，从春秋战国以来即已出现雇农。到了秦代，随着赋役的繁重和破产农民的增多，“卖佣而播耕”的“庸客”也就可能增加。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2雇农虽然同主人之间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但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而且还负担官府的徭役，生活非常困苦，一遇疾病灾害或征发远戍无法出卖劳动时，举家生活便难以维持，陷入绝境，出现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的悲惨景象。 当时除了广大的依附农民和雇农而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自耕农跟小农不是一个概念。自耕农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而小农主要是从生产规模方面说的。自耕农必然是小农，而小农则于自耕农以外，还包括有各种依附农民和雇农。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有自耕农的出现。他们之中，有的是反抗奴隶主贵族斗争中脱离奴隶制羁绊的奴隶和平民，从事垦荒，获得小块耕地；有的则是失势的破落贵族，下降到耕种小块土地的平民，如范氏、中行氏在晋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失败后逃往齐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自战国以来以至秦代，都保持一定数量的自耕农民。《吕氏春秋》所谓“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韩非子·诡使》。 2《史记·陈涉世家》。 《国语·晋语》。 徙”2，这种有产业而重迁徙的农民，当即自耕农民。《韩非子·六反》“今家人之治产也，相恶以饥寒，相强以劳劳，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这说的也是自耕农民，说他们如能勤劳治产，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尽力耕种，可致温饱，否则就有破产之虞。由于自耕农民处境艰难，因而有些自耕农民放弃种地，卖掉田宅从事别的谋生之道，如《韩非子·外储》所说“中牟之民，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到了秦朝后期，赋役更加繁重，自耕农民的处境也更为困难，“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3，生活陷于绝境。自耕农的社会地位优于佃农和雇农，但在繁重赋役的压榨下濒于破产，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降为佃农或雇农，甚至沦为奴隶或刑徒。 以上不同阶层的农民，虽然在身份地位上有所差异，但仅是大同而小异，他们同是受着秦朝政权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自耕农民虽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然而官府却用强制手段，通过什伍组织、户籍制度和法律上的各项规定，把他们编制起来，束缚在土地上为官府纳税服役，同佃农、雇农一样地为地主阶级提供剩余劳动。秦统治者所制定的秦律，就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的沉重枷锁和压迫农民的暴力手段。在云梦秦简中，就有强制农民从事无偿劳动的《徭律》和强迫农民缴纳田租赋税的《田律》、《仓律》，还有用农民的《捕亡律》、《傅律》等。这些刑律的规定是非常苛刻的。比如《徭律》规定，农民服役失期的就被处以罚款以至斩首的刑罚。在秦统治者急政暴敛下，“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死者相望”。“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室而七。”2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终于爆发了推翻秦朝残暴统治的农民大起义。秦代的手工业劳动者秦代，在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劳动者中，有具有一定自由身份的工匠，有丧失人身自由的刑徒和官奴婢，而后者比工匠所占的数量要大些。 具有一定自由身份的工匠，多系由民间个体小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征调而来，即云梦秦简中所说的“工”。在秦律的条文中，凡官吏犯法较轻者皆处以罚款，而一些有关罚款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工，可见工在身份上与吏相近，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自由身份。 刑徒，是因犯法被判处徒刑的人，其中多数系贫苦的农民。秦始皇专任刑狱吏，采取“以刑杀为威”的统治政策，人民动辄犯法，以致出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情况。二世时，“法令诛罚日益深刻”，人民动辄犯法，被处刑罚。他们在服刑期内，丧失人身自由，从事各种无偿劳役（有时也被征发服兵役），其身份地位大抵同奴婢差不多。在当时官营手工业中，尤其是在筑城、修路、营造宫室的土木工程中，刑徒人数最多，仅修阿房宫和骊2《吕氏春秋·上农》。 3《汉书·食货志》。 《汉书·严安传》。 2《汉书·晁错传》。 《汉书·刑法志》。 山墓的刑徒就多达数十万人。根据《汉书·刑法志》和云梦秦简所载，秦时刑徒的名称，有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候等。罪重的，要受黥刑（面上刺字）和劓刑（割鼻）。其中，舂、白粲皆为女刑徒。各类刑徒服役年限，秦律未有明文规定。秦律《法律问答》中规定刑徒犯有诬告罪的，在原来判刑的基础上“又系城旦六岁”，这说明城旦的服刑期是六年，可见秦代刑徒是有刑期的。 各种不同名称的刑徒，虽各有专职，如城旦之修治城垣，鬼薪之为祭祀鬼神采伐薪木，舂、白粲之舂米、择米，但实际上则兼任其他各种工种，并不完全从事原来规定的工种。如铜器铭文“上郡戈”云“廿五年，上郡守庙造，高奴工师竃、丞申、工鬼薪戠。上郡武库。洛都。”文中郡守系这一铜器的监造者，工师、丞系主造者，制造者即直接生产者，称为工，由鬼薪戠承担。据《汉书·刑法志》，隶臣妾是刑徒中的一种，但据秦律来看，隶臣妾的服役是终身性质，除非立有斩首军功不能赎免。就是“老当免”的隶臣妾，也得有成年男子顶替才能获得自由。隶臣妾的子女仍为隶臣妾。一般刑徒带刑具，穿赭衣，有的还要受肉刑，而隶臣妾却同一般奴婢一样，不受肉刑，也不带刑具和穿赭衣，所以秦代的隶臣妾是奴隶身份，同汉律中的隶臣妾是服刑的刑徒有所不同。 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劳动，秦律中称为隶臣妾（男为隶臣，女为隶妾）的官奴婢为数不少。他们之中，有的是犯法的罪人及其家属；有的是秦统一六国中所俘获的战俘，如秦律所说“寇降，以为隶臣”；有的是秦在统一以前原有的官奴婢及其子女；有的则是从罪犯那里没收而来的奴婢。秦统治者除以其中一部分官奴婢赐与贵族官吏作为家内奴仆或是用来耕种官田外，其余被认为能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被派往土木工程修建场所或其他手工业作坊。这就需要对官奴婢进行一番挑选的工夫。秦律《均工律》说“隶臣有工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这是不允许让有技能的官奴婢终身丧失人身自由。但如要免除奴籍，则只有在被征发从军中立下杀敌斩首的战功，才能作到，如秦律《军爵律》所说“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免除奴籍），昔令为工（工匠）；其不完者以为隐官（监司刑徒役作的机构官工的身份地位高于一般官奴婢，而低于工匠。 秦统治者对广大奴婢、刑徒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秦朝廷为了加强对官手工业的管理，强制手工业工匠，特别是强制奴婢、刑徒从事生产劳动，制订了苛刻的刑律，如秦律中的《工律》、《工人程》、《均工》等篇。这些刑律是秦统治者套在奴婢、刑徒身上的沉重枷锁。从律文中反映出秦统治者对奴婢、刑徒的残酷奴役。 在秦官手工业作坊有不少的妇女儿童充当苦役。他们多是罪犯家属或奴婢子女（“奴产子”），即秦律中所说的“小隶臣妾”、“小城旦”。小隶臣妾成年后为大隶臣妾，即一般成年奴婢，如秦律《仓律》所载“小隶臣妾以八月傅（登记）为大隶臣妾。”《仓律》还规定“隶臣、城旦不盈六尺五寸（约合今.50米），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约合今.40米），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约合今.20米），皆作之。”身高米20的小奴婢、小刑徒就要开始服苦役了。秦律还规定“城旦为工殿者，治（笞）人百”；不完，指成功不能达到规定的程度者。《商君书》以斩首三十三级以上为完整。秦尺一尺约合今0.23米。 “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监工人员罚款），徒笞五十”。秦统治者明文规定，把鞭打作为维持劳动生产率的手段，用以镇压怠工。秦统治者的残暴，激起了广大奴隶、刑徒的愤怒。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就有不少的奴隶、刑徒参加起义，成为反秦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秦代的私营手工业，包括豪族富商经营的作坊、矿场，个体小手工业，以及地主、农民的家庭手工业等几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工商食官”制被打破之后，私营工商业逐渐兴起，各地豪富、贵族为了广其产业，蓄养奴婢和一部分依附人口，或是从事家内劳动，或是从事生产劳动。秦朝统一全国后，实行徙豪富的政策，把关东各国的贵族、豪富分别迁徙到关中以及蜀郡各地。这些人中的一些豪商大贾迁徙到各地后重操旧业，冶铁煮盐，主要是使用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生产规模还相当地大。 个体小手工业者多从事于纺织、陶瓷、锻打（金银器、铁器）、漆器、木器、鞋帽、制车、制盐、制酱等小手工业，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自己制造，自己销售，其身份地位类似农村中的自耕农民。在农村中还有一些闲散的手艺人。他们是农民中具有某种手工业技术专长的人。他们自己没有生产资料，也不参加销售，只是利用农闲时间为人帮工做活，受人雇佣，其地位类似农村的雇农。至于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当时“男耕女织”已成习俗，主要是生产布帛。 秦代奴隶制残余的严重性及其历史地位的估计秦代官私手工业中，是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在农业生产以及在其他各种非生产性劳动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劳动。由于秦法苛酷，人民动辄犯法，罪犯及其家属被没为奴者为数甚众。在统一战争中也有不少六民被虏为奴。还有一些贵族、官吏、地主及其家属因罪籍没为奴的。因而，秦代奴隶制的残余是相当严重的，一度出现了回升的趋势。秦律中关于奴隶的规定甚多，其比重仅次于防止农民反抗的“盗贼”条文。 秦代奴隶制残余虽然相当严重，但并不能因而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仍是农民阶级。其一，在当时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生产中，虽也使用奴隶劳动，但耕种官田和民田的绝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是农民。在手工业中，除了官营手工业中奴隶劳动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大部分的手工业生产仍由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以及官私手工业中的工匠承担。农民阶级不仅是朝廷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二，秦代奴隶制残余虽然相当严重，但自战国以来，这种奴隶制残余已经长期地同封建生产关系融合在一起，成为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从奴隶的占有者来说，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要是为各级奴隶主所占有。战国、秦代虽有工商奴隶主，但他们占有奴隶的数量远远不如地主之多，地主是当时奴隶的主要占有者。当时的奴隶劳动是被控制在地主手中，已被纳入封建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其附属物。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中奴隶制残余所以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初期奴隶制残余之所以相当严重，除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之外，就是因为奴隶制残余已经成为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 秦代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奴隶的身份地位已开始发生变化，已经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奴隶。 第一，根据秦律的规定，奴隶的生命、人身虽仍然得不到保障，但对奴隶任意施加私刑以至杀害，是受限制的，不像奴隶社会那样可以对奴隶为所欲为了。例如秦律《告臣》爰书中说“某里士伍甲”因其奴“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甲欲斩其左趾，将其“缚诣”官府，请“斩以为城旦”。又如《黥妾爰书》中说“某里五大夫乙”因其婢妾“悍”，命家吏将其缚送官府，请求处以黥刑。这正如《史记·集解》引服虔注云“杀奴婢皆当告官”，主人不得任意加以处置。这说明那时奴隶的地位较之奴隶社会有所改善，因而奴隶社会杀奴殉葬的陋习，在秦汉时期已基本扫除；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现象。 第二，奴隶赎身机会的增多。商周时代的奴隶终身为奴。到了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奴隶可以通过立功赎身的事例。奴隶赎身的途径逐渐增多了，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人赎，即以亲邻代其为奴以求赎免，如秦律《仓律》所说“隶臣欲以丁邻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臣妾欲以丁邻一人赎，许之。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这种以二人赎一人、以壮赎老小的赎取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二是“冗边”赎，即在规定的服役期外自愿戍边五年来赎取其母或姊妹一人，如秦律《司空律》所云“百姓有母及同生为隶妾，非谪罪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三是以爵赎，即以归还爵位来赎免，如秦律《军爵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许之。”这种办法是对有爵位的官吏、地主的照顾。四是以军功赎，即奴隶本人或其亲属立有军功者，可以赎免其本人或其亲属为庶人，如秦律《军爵律》所云“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至于家奴婢，则是“偿身免”，可以由主人放免，免去其赎偿身价。 第三，秦代奴隶中出现少数有自己独立经济的奴隶。其中有的是夫妻双方只有一方被籍没为奴者，则其家得保有财产。如夫妻未离异，应共同享有财产，则被没为奴的人仍享有财产。如秦律《法律问答》所说“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服当收不收？不当收。”“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服当收？畀夫？畀夫。”有的未有家室者，法律虽然未有明文规定允许其私有财产，但实际上是有私有财产的，如秦律《金布律》所说“隶臣、府隶之无妻者”，夏季得缴纳夏衣费五十五钱，冬季得缴纳冬衣费一百一十钱；“隶臣妾之老小不能自衣者”，“冬入钱五十五，夏卅（三十）四钱；其小者，冬卅（四十）四钱，夏卅三钱”。如无独立经济，是无法缴纳这些钱的。至于民家奴婢，也很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如《法律问答》所说“人臣甲谋遣人妾乙盗主钱”；“人奴妾盗其主父母，为盗主”。假如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则盗主何为？上述史实，说明秦代奴隶跟奴隶社会的奴隶相比，他们的身份地位已开始有所提高。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秦代奴隶制残余之同封建制逐渐结合，并成为它的补充形式，但这并不是说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同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完全解决了，也不影响封建经济的发展了。在封建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奴隶制作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并不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起着桎梏的作用。秦代的严刑峻法，迫使众多的农民被沦为奴婢、刑徒，使农业生产高敏《云梦秦简初探》。 中的劳动力大为减少，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秦朝末年农业生产的萎缩，与农民沦为奴婢、刑徒人数的日益增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低估的。 两汉时期的自耕农在两汉时期，战国秦代以来封建经济结构基本上形成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此外，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和奴婢。两汉时期的阶级结构同秦朝没有什么差别。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份地位没有显著的改变，但在不同程度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农民阶级来说，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依附农民。自耕农在农民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的增加，但自耕农的地位不稳定，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两汉时期自耕农比重的升降，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都有影响。 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初年，自耕农的数量曾经有过大幅度的增加，在农民中的比重显著上升。汉初七十年间，自耕农数量之所以增加，主要是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广大的依附农民、刑徒、奴隶恢复人身自由并获得小块耕地创造了条件。 西汉建立之后，针对当时社会生产凋敝、人口大量减员的情况，高祖为招抚流亡，奖励垦荒，于五年（公元前202年）下诏，令兵解甲归田，赐以田宅。其中少数功高地多者转化为地主，多数兵则转化为自耕农。在同一诏书中还规定“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户籍），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包含以下两项内容，一是招抚在战争中流亡山泽的人口还乡，恢复他们的田宅爵位，其间既有地主，也有自耕农；二是赦免在战争中因饥饿自卖为奴的人为庶人，给以从事个体经营的机会。在当时土地大量荒芜、人口“十才二三”的情况下，这些人很可能成为从事垦荒的自耕农民。汉统治者解放他们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使其垦荒，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高祖以后，惠、文、景各朝相继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以民田及奴婢为限。”“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西汉初年，自耕农的个体经济当一度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个体经济毕竟还是很难稳定的。在号称承平盛世的“文景之治”时期，就已产生了不稳定的因素，出现了土地兼并的苗头。 到了武帝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逐渐膨胀起来，汉初七十余年间经过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被分割掠夺，兼并之风日益加剧，以致自耕农随时有破产及濒于死亡的危险。为了加强集权，汉武帝以“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在打击诸侯王和富商大贾的同时，曾经采取了一些打击豪族势力的措施，对敢于反抗朝廷的地方豪《汉书·高帝纪》下。 《汉书·主父偃传》。 族大肆诛杀。但由于西汉朝廷究竟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它对豪富的打击，只能局限在加强朝廷集权的范围内，并不能真正解决兼并的问题，对于改善农民的地位也不能带来什么好处。此后不久，豪富势力更加嚣张起来，以致宣帝时涿郡人民有“宁负二千石，毋负豪大家”的谚语。西汉后期，这些豪富大族伙同封建贵族，照旧兼并，并把破产农民沦为受其奴役的依附农民。元、成以后，西汉朝廷日趋腐朽，“大兴繇（徭）役，重增赋敛，征法如雨”2，包括自耕农民在内的广大农民，生活条件日益恶化。哀帝时，鲍宣曾上书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七亡”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等。七死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等。这时，广大农民的生活已经陷入绝境，因而，鲍宣向朝廷提出“国安，诚难”3的警告。西汉政府和新莽政权为解决由于土地兼并、自耕农破产而引起的社会危机，曾先后提出“限田限奴议”和王田制，都以失败告终。 东汉初年，由于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又一次给予封建统治和奴隶制残余以沉重的打击，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以及农民战争中摆脱奴役地位的奴隶和依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东汉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在光武、明、章三朝相继实行了释放奴婢、招抚流亡、减轻赋役、奖励生产等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因而自耕农的地位又有所上升，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年（公元9年）云“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东汉政权是在豪族地主的下建立起来的。在东汉建立以后，这些豪族地主又取得了世家地主的贵族身份。东汉时期的豪族势力较之西汉更为猖獗。东汉初年度田政策失败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自耕农的个体经济也就日益萎缩，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 两汉时期的依附农民两汉时期，虽然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特别是农民战争之后更有了增加，但自耕农仅占有小块土地，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总的说来，全国大部分土地仍然掌握在官府和不同等级的地主手中，依附农民仍占农民中的多数。 两汉时期的官田，一般是授田制与租佃制的并行。关于汉代授田制，见于记载者不多。但对于已经赐封中的封户，一般当系授田制下的农民。因只有这种农民，才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才得成为被封的对象。租佃制，是以租佃方式假与无地贫民。这些假官田的农民同授田制下的农民，都是官府的佃农。昭帝时，在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曾与贤良文学就“假公田”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辩论。贤良文学认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之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公田转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尽”，不如以“‘公田’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这就是主张以“公田”分与自耕农民，由官府征收赋税。这就是授田制的形式，这受到桑弘羊的反对。2《汉书·谷永传》。 3《汉书·鲍宣传》。 他认为“池鄣之假”可以“致利以助贡赋”，是朝廷的财源之一，“今欲罢之，绝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驳斥了“公田转假，利归权家”之说。会议结果，仍然维持桑弘羊的原议。因而西汉后期与东汉时期“假民公田”的记载，史不绝书。当时租种官田的佃农向朝廷缴纳的租税，称为“假税”。武帝、昭帝时期的“假税”大致与当时自耕农缴纳的赋税差不多，所以《盐铁论》说“假与税殊名，其实一也。”同时，官府佃农同朝廷之间的依附关系，比起民田的佃农来，相对地说，也比较松弛一些。但到了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假税的税率逐渐加重，达到生产物价格的百分之五十，同耕种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相同。 汉初，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徙塞下”，为汉代进行屯田之始。 到了武帝以后，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在西北边郡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屯田有民屯与军屯之分。民屯是迁徙内地贫民到边郡屯垦，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这些内地移民到达边郡后，由政府假与公田，贷与耕牛、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开始屯垦时，由政府供给衣食，屯田民则向政府缴“假税”。这些在边郡租种官有土地从事屯垦的农民霸唐逍遥录全文阅读与封建国家之间存在的封建依附关系，同租种官田的农民，同是朝廷的佃农。军屯，在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2。次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后来又在天山南北进行屯田。从事军屯的，除戍卒外，还有刑徒同弛刑士（遇赦的刑徒）。他们每人垦田二十亩4，由官府供给种子和生产工具。耕者及其家属也由官府供给衣食住宅。每年向政府缴纳地租四斗，余粮由官府收购。屯田戍卒、刑徒、弛刑士在缴纳田租上虽与招募的屯田民相同，但是他们耕种屯田仅限于戍守和服刑期间，具有徭役劳动的性质，并非长期依附在官田上，因而他们的身份并未因从事屯垦而改变。 在两汉时期的依附农民中，除官府佃农外，存在着大量的私家依附农民，而又以豪富及世家大族控制下的依附农民占多数。 如前所述，从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剧烈，豪强势力的急剧发展，封建依附关系不断地加强，沦为“徒附”的依附农民越来越多。在豪富大地主的田庄里，有大量的“徒附”。此外，还有不少的奴婢。依附农民是豪富田庄的主要劳动人口，奴隶劳动居于辅助地位。 在两汉时期封建依附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依附农民的数目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身份地位也日益低下。西汉末年，王莽在下令改制中曾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汉代的公田和假税》，见《西北大学学报》980年2期。 《汉书·武帝纪》。 2《汉书·匈奴传》。 3《汉书·食货志》。 4《汉书·赵充国传》“田事出赋入二十亩。” 《汉书·王莽传》中。 所谓“分田劫假”，《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云“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利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由此可见，西汉末年耕种豪富地主之田，缴纳的田租占耕耘所得百分之五十。到了东汉时期，豪富对依附农民的剥削更是变本加厉。后汉人荀悦所说“豪强占田逾多，浮客输大半之赋”2，这比百分之五十，还要多了。广大依附农民不仅经济生活困苦，而且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3，沦入农奴化的境遇。奴役他们的豪富地主们，则“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极尽奢侈腐化之能事。所以荀悦《汉纪》说“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两汉时期的宾客、“宗族”和雇农两汉时期隶属于豪富大地主的依附农民，除佃户外，还有宾客和“宗族”。宾客，简称客，是与地主不同宗族的依附人口，其地位略高于一般的佃客。他们来源于战国时期诸侯、贵族所养的“士”，原是自由身份，有的还居于幕僚、贵宾的地位。到了西汉前期，一些诸侯王和贵族官吏，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丞相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等，皆以喜宾客著名当世。他们所养宾客，多为文学、计谋之士，为之出谋划策。他们的地位大抵与战国时宾客相同，保持着自由身份。但当时宾客之中，也有一些游食之徒，投在贵族门下，供其驱使，甚至依仗主人权势欺压平民，充当其剥削压迫人民的鹰犬，如将军灌夫“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今河南禹县）”。这样，宾客与主人之间就已具有人身依附关系。西汉中叶以后，豪富地主们为了扩大他们的势力，纷纷招纳宾客。当时豪富地主的田庄，有的就不仅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也是武装割据的据点。于是，为这一势力服务的宾客，便逐渐地降低身份，参加田庄内的生产活动和军事组织，成为一些豪富地主的依附农民和家兵部曲了。在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中就有不少的宾客充当地主武装，参加作战。如南阳豪族岑彭“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彭将宾客战斗甚力”2；颍川豪族臧宫“少为县亭长、游徼，后率其客入下江兵中为校尉，因从光武征战”3；又一南阳豪族邓晨“世吏二千石，及汉兵起，晨将宾客会棘阳（今河南南阳附近）”4。这样，宾客的身份地位便一落千丈，从过去贵族官吏的座上贵宾下降为豪族驱使的依附人口，同其他依附人民没有什么差别了。因此，宾客的成分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很少有文人谋士厕身其间，而是以游食之徒和破产农民为主了。东汉时，宾客地位进一步下降。他们的户籍一般附属于主人户籍之内，不再由官府管辖。例如东汉末年济南豪族刘节的“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2《汉纪》卷八。 3崔寔《政论》。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2《后汉书·岑彭传》。 3《后汉书·臧宫传》。 4《后汉书·邓晨传》。 节家前后未尝给繇（徭）”。未尝服徭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在刘节的庇荫之下，没有正式的户籍。这说明宾客与主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东汉末年以后，宾客和奴婢并称为“奴客”。三国以后，宾客与佃客合二而一，统称佃客，连名义上的差别也消失了。 “宗族”，是与豪族地主有着同宗关系并隶属于豪宗地主的依附农民。 两汉时期，各地豪族地主多是聚族而居，但由于同族中的不同人家有贫富贵贱之分，因而分化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与被统治的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民与依附农民）。宗族人口中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大都租种豪族地主的田地，隶属豪族地主。豪族地主不仅利用这种隶属关系来控制同宗的依附农民；而且还利用血缘关系以族长的身份来控制他们。按照封建宗法的风习，族长是宗族中最有权威的人物。豪族地主利用他们的权势占有族长的地位，并施行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同宗族的贫苦农民，借以加强其对同宗依附农民的统治，并借此建立起一个以族长为核心的血缘集团，用以割据称雄，反抗官府。一旦有事，他们便合族相随，或举兵屯聚，或转徙避乱。同宗的依附农民的身份地位虽然略高于非同宗的依附农民，但他们跟非同宗依附农民一样，既受高额地租的剥削，又要为同族豪富打仗卖命，充当其家兵部曲。宗族和宾客是构成两汉时期地主武装的部曲和家兵的基干力量。三国以后，宗族仍然是在门阀士族的依附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除依附农民、自耕农民外，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还有雇农。两汉时期，雇佣劳动的范围较之秦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部门都使用雇工，当时称之为“佣”或“佣作”。雇佣劳动在当时农业生产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农村中特别是在农忙季节，雇佣劳动是相当普遍的。不仅地主有雇工，农民也有雇工。当时农业生产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雇佣劳动。一种是自愿的雇佣，来去有一定的自由。这种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农，其地位相当于自耕农。当时称这种雇佣劳动为“市佣”、“卖佣”。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两汉时期，有一些贫寒出身的官吏，寒微时曾经当过这种“卖佣”的雇农。如西汉兒宽求学时“贫无资用，带经而鉏”。元帝时人匡衡出身贫寒，“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佣作以助资用”2。东汉第五访“少孤贫，尝佣耕以养兄嫂，有暇则以学文”3。除此而外，另一种则是带有依附性的雇佣劳动。在当时赋税徭役繁重的情况下，有一些逃避赋役或是逃荒逃债逃罪的贫苦农民，远走他乡，投靠有权势的豪门大姓，在其庇荫下从事雇佣劳动。由于他们受到主人的庇荫，同主人之间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其身份类似于佃种地主土地的依附农民，当时人称之为“隶佣”或“赁仆”。史籍所载的“流庸”，可能就是指这类与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农，如《汉书·昭帝纪》所载“（始元四年）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还。’”在赋役繁重的荒年，这类远走他乡的“流庸”当是不少的。 两汉时期的手工业劳动者《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 《汉书·兒宽传》。 2《汉书·匡衡传》。 3《后汉书·循吏·第五访传》。 两汉时期的官营手工业，基本上继承秦制，在朝廷和地方都设有工官。 当时朝廷的一些行政部门如少府、大司农、水衡都尉以及太常、宗正、中尉、将作大匠等都设有工官或兼管手工业的官署。各工官、官署分别控制一些手工业作坊，从事铁器、铜器、铸钱、兵器、玉器、漆器、染织、衣服、木器、锻打、造船以及建筑材料、土木工程等生产。一些有条件的郡国县也分别设立铁官、盐官和工官。官营手工业生产，由护工卒史、工官长、工官丞、掾、史、令史、佐、啬夫等直接管理。在官营手工业作坊、矿场中，有工、卒、徒、隶四种不同身份地位的劳动者。 工，就是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自由身份的工匠。官营手工业生产中工匠的来源，如同秦朝时一样，多是从民间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征调而来。考古发掘出土的两汉器物，多勒有制造器物工匠名。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铜器上就勒有“工充国”、“工丙”的字样。有的出土器物除勒上工匠之名外，还勒上监制器物的管理人员的名字。这些工匠中的一些能工巧匠，有的受到汉统治者的赏识，被提拔为管理手工业的官吏，如武帝对“工匠阳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升迁到九卿之职。 卒，是指为封建官府服徭役的“更卒”。按照汉代制度规定，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的男子，都要向政府服兵役和徭役。“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这就是说，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一个月的徭役，称为“更卒”。另外，一生中还要服两年的兵役，一年当军队中的正卒，一年当戍守边境的戍卒。当更卒是一月更换一次，轮番服役，所以称为“更”。有的不能参加服役，可以出钱三百（一说二千）交官府雇人代替，称为“过更”。所出雇人代替之钱，称为“更赋”。既然更卒是轮番服役，还可雇人代替，所以其身份地位与工匠相同。更卒在服役期间，从事各种劳役，除担当本地修桥、筑路、运输等劳役外，还参加官营手工业劳动，如《汉书·贡禹传》所说“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更卒）、徒（刑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可见更卒是官营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人手。充当更卒是向朝廷承担的一种义务，是一种无偿劳动。 徒，是暂时失去人身自由的刑徒。汉承秦制，根据犯法的轻重将徒刑区分为若干等级，并在秦法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刑徒在服役期间被押解到工地服劳役，称为“输作”。汉代同秦代一样，刑徒从事各种劳动。在官营手工业中，特别是在冶铁、冶铜以及修建宫室、陵墓等土木建筑工程中，使用刑徒劳动最多。据考古发掘，在陕西咸阳附近的汉景帝陵和洛阳附近，都发现不少的刑徒墓。他们生前就是陵园和洛阳城的修建者。 两汉封建统治者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曾多次下令赦免刑徒或减其刑期。但得到赦减的是极少数，大多数刑徒的境遇仍然非常凄苦，备受虐待和残害。据洛阳东汉刑徒墓发掘报告“根据对四百四十二个死者骨骸所做的鉴定，其中又以二十五至三十四岁的死者最多，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在数十个刑徒的骨骸上留有被各种器械砍击或刺杀所造成的创伤。”在这批墓葬的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酷刑甚至随意屠杀等直接暴力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这也是大批刑徒死于青壮年的主要原因之一。汉景帝陵墓附近的刑徒墓也有类似情况。 《汉书·食货志》。 另外，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劳动的，还有一部分官奴婢。这些官奴婢有的被称为“工巧奴”。工巧奴分布于官府各部门所属的工官。在武帝时杨可告缗之后，从商人那里没收了大量的田宅、奴婢，“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在西汉末年，据《汉书·王莽传》记载“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钟官是水衡都尉所属上林三官之一，一下子就收容了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官奴婢达十万人，数目是够大的了。 在当时的私营手工业中，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凭借自己的技能，自造自售。以纺织精美著名的齐（今山东临淄一带）、蜀（今四川成都一带）、襄邑（今河南睢县）各地，就有不少的个体手工业者。《论衡·程材》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布，钝妇无不巧。”《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纺织业而外，采铜、铸钱、冶炼、制盐各业，也是当时个体手工业者比较集中的行业。《汉书·食货志》载“今农事捐弃而采铜者日繁，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浮食寄民欲擅干山海之货，以致富。”此外，在城市还有一些从事陶瓷、漆器、车辆、竹木器、鞋帽、制酱等行业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当时称为“以手工所作以卖之”的“诸作”。在农村，还有农民“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也生产了一部分布帛。 在城乡各地，还有豪富地主经营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和矿场，其中的主要劳动者是奴隶，其次是与工商业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隶佣”。两汉时代，以经营盐铁业致富的豪民，如蜀之卓氏、程氏，宛之孔氏，皆役使僮与“放流人民”从事生产。卓氏之僮多至千人，程氏等亦有僮数百人。僮是当时对奴隶的一种称呼。“放流人民”则多是来自他乡逃避赋役或是逃债逃荒逃罪的破产农民。他们在主人的庇荫下从事雇佣劳动，因而与主人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被称作“隶佣”。在世家地主中也有在手工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如张安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是以能殖业资，富于大将军（霍光）”。 两汉时期的奴隶制残余和奴隶身份的变化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虽然封建经济有大的发展，但在社会生产领域中，奴隶劳动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虽然汉律中不许擅杀奴婢的限制比秦律更严一些，但是私杀奴婢的事例仍然发生。至于虐待奴婢，更是常事。王褒《僮约》说“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王充在《论衡·程材》说“人奴之道，得不笞骂，足矣。”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两汉时期奴隶制残余仍然相当严重。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汉代奴隶身份在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其一，汉代奴隶中出现一些富有家财、仗势欺人的豪奴。秦代奴隶已开始有了少量的财产。到了汉代，更出现了一些拥有大量资财、仗势欺人的豪奴。比如高资地主刁间使用一些机智的“桀黠奴”外出经商。为了“尽其力”，允许他们“自饶”，可以分沾利益。这些“桀黠奴”善于经商，“连车骑，《汉书·食货志》。 《汉书·张汤传》。 交守相”，生活阔绰，结交官吏，不但给主人赚了大笔财产，自己也富饶起来。所以《史记·货殖列传》称赞刁间生财有道，“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又如汉哀帝“赐董贤苍头奴婢人十万钱”。董贤的奴婢也因主人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沾光受益，成为富裕的豪奴。不仅私家奴婢有致富的，就是官奴婢中也有发财的，如《盐铁论》所说“百姓无斗筲之储，官奴累百金。”豪奴们还依仗主人权势欺压平民，甚至公然抢劫行旅，如“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将刀兵入市”2；大宦官侯览“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3。这些情况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两汉时，达官贵人之家的奴婢习于奢侈，官私奴婢中不从事生产的非生产人口逐渐增多。当时贵族官吏家的奴婢不从事生产，有的甚至随从主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比如西汉成帝时，“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蓄奴婢，被绮縠”4；东汉安帝时，“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5。不仅私奴婢如此，官奴婢亦沾染了终日游戏的习气。如《汉书·贡禹传》所说“官奴婢十余万游戏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因此，贡禹向汉统治者提出“宜皆免为庶人”的建议。奴婢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日益增多，多是由于豪富地主及封建贵族表示阔绰，因而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其三，两汉时，出现不少要求改善奴隶身份地位的舆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提出一些改善奴婢身份地位的主张。如西汉时董仲舒向武帝提出“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建议。王莽改制时，下令禁止奴婢买卖、禁止杀害奴婢，以为“逆天心，悖人伦”。汉光武帝也曾下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此外，两汉时代还颁布了一些赦奴、减刑、灸灼奴婢依法治罪、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等诏令。这些主张和诏令虽未能贯彻执行，甚至成为一纸具文，效果不大，但在舆论上谴责了买卖奴婢、虐杀奴婢的罪行，提出了释放奴婢、改善其地位的主张。这对于改善奴隶身份地位是有利的。 以上这些变化，虽远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奴隶制残余仍然存在的现状，但却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两汉时期奴隶身份地位之相对的改变。 《汉书·尹翁归传》。 2《汉书·尹翁归传》。 3《后汉书·侯览传》。 4《汉书·成帝纪》。 5《汉书·食货志》。 《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三章官私手工业我国的封建社会，自始至终强调扶植与发展“男耕女织”的个体小农经济，把手工业视为农业的副业，显示出自给自足的特征。但虽然如此，手工业与商业仍有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经济，并不绝对排斥商业与手工业。恰恰相反，穷奢极欲的统治阶级是需要有商业与手工业为他们提供优质的产品；各地区物品资源的差别，也需要彼此交换、流通，以通有无。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和小农经济生产规模的狭小，各种农业器物的生产已非小农家庭之力所能奏效，“故工不出，则农用乖”；何况农业的发展，直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这一系列的因素，就使得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虽然一再倡导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和主张重农桑而抑工商，而手工业和商业却始终存在着和不断发展着、甚至构成了封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以致出现了把从事手工业与商业作为致富的必要手段的思想，连司马迁也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2秦汉时期的手工业，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承战国而加速发展的时期。 《盐铁论·本议》。 2《史记·货殖列传》。 第一节官府手工业所谓官府手工业，即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而所有权属于国家的手工业。这种性质的手工业，在我国是有其传统的。在商、周奴隶制国家统治下，创造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都是奴隶，从事农业劳动者为农业奴隶，从事手工业者为工匠奴隶即“百工”，甚至连商业也由官府经营并由贾人服役，故有“工商食官”的说法2，又有“质人掌成市之货贿”3。《吕氏春秋·上农》说得更明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政粟，工攻器，贾攻货”，各司其事。这些从事手工业的“百工”，“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土齿”4。他们永远只能是“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市，以合其用”5。因此，在奴隶制度下，基本上不存在私营手工业与商业。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井田制的瓦解、私有土地制的出现和封建依附关系的产生，奴隶制度崩溃了，一部分手工业奴隶与农业奴隶，在斗争中逐步获得了解放，离开了官府的控制而成了私营手工业者和私营商人；个体小农的大量存在，也为民营手工业者和商人提供了原料与产品来源。于是，“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了，逐步形成了官私手工业与官私商业并存的局面。战国时期形成的这种新格局，到秦汉时期就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定型化，这里单就秦汉官府手工业的状况述其梗概。 官府手工业的管理系统秦汉的官府手工业，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例如，主建筑宗庙、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的官吏，叫将作少府，又名将作大匠。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西汉“景帝中六年（公元前44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省中侯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东汉因之，且复左、右二校令，分掌左、右工徒。主管官府丝织业的官吏，叫东织令丞、西织令丞，均属少府。西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2。东汉时，少府设织室令，有丞3。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谓“御府尚方织室”，是尚方令下也有织室主管丝织手工业。至于管纺织品染色的官吏，叫平准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无平准令，《续汉书·百官志》始有之，属大司农，“掌知物价，主练染，作采色。”《宋书·百官志》亦载平准令掌染，而且说是“秦官”，《通典·职官》同《宋志》，因知《汉表》漏载掌染色之平准令。主管高级手工业工匠及制作《礼记·王制》。 2《国语·晋语》。 3《周礼·质人》。 4《礼记·王制》。 5《逸周书·大聚解》。 《续汉书·百官志》。 2《汉书·百官公卿表》。 3《续汉书·百官志》。 御刀剑等兵器的官吏，叫尚方令。《汉书·百官公卿表》虽无此官，但《续汉书·百官志》载少府有尚方令，“主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器物。”又《通典·职官》亦谓尚方令为“秦官”，可见秦已有此官，《汉表》漏载而已。主管奴婢制作衣服及缝补之业的官吏，叫“御府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亦无此官，但《续汉书·百官志》少府属官有之，谓“御府令，宦者，典奴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通典·职官》同，且谓为“秦官”；又《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御府令丞”官名，可见秦时确有此官，《汉表》实漏。主管制作兵器、弓弩、刀铠之类武器的官吏，叫“考工令”。《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官有“考工室令丞”，臣瓒曰“考工，主作器械。”《续汉书·百官志》亦有之，属太仆，“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缓诸杂工，左、右丞各一人。”东汉之制，显系继承秦和西汉而来，故考工令的职掌可视为通制。主管瓦当制作的官吏，叫做“都司空令丞”，属宗正。据《金石萃编》所收“宗正官当”瓦当、“都司空瓦”等，知宗正属官有“都司空令丞”，为主管宫殿建筑的瓦当制作手工业的机构与官吏，叫“东园匠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以“东园匠令丞”为少府所属十六令丞之一，颜师古注曰“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还有主管钱币制造手工业的“锺官”，属水衡都尉，东汉亦如之。于上可见，秦汉时期的官府手工业，即使在中央机构中，也分工细致，各有主官，其重要程度可知。 郡国县等地方机构中，也有分工主管各种不同手工业的官吏。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河内郡怀县、泰山郡及其所属丰高县、河南郡、济南郡东平陵、颍川郡阳翟、广汉郡及所属雒县、南阳郡宛县、蜀郡成都等十郡县均设有工官。（据乐浪出土漆器铭文，还有梓潼郡、武都郡也有工官。）京兆郑县、沛郡沛县、左冯翊夏阳县、魏郡武安县、右扶风雍县与漆县、常山郡都乡县、弘农郡渑池县、蜀郡临邛县、颍川郡阳城县、犍为郡南安县、汝南郡西平县、南阳郡宛县、辽东郡平郭县等凡四十八郡国均设铁官。河东郡安邑县、太原郡昔阳县等三十五郡县均设有盐官（《通典》作三十七处，以增东平之故；马非百在《桑弘羊年谱订补》中作三十六处，系误将雁门郡之沃阳、盐泽同时列入所致）。此外，丹阳郡有铜官，桂阳郡有金官，陈留郡与齐郡有服官，蜀郡严道有木官，巴郡朐忍与鱼腹均有桔官，庐江郡有楼船官，千乘郡有均输官，南郡有发弩官等。其中盐官主煮盐，铁官主铁的冶铸，服官主衣服制作，铜官主铜的冶炼，楼船官与发弩官分别主造船和制弩，工官则主金、银器的制作。总之，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专门为官府及宫廷所需制作各种器物、军械、衣服、金银器物及煮盐、冶铁、采矿、铸造、铸币等的手工业网，构成了官府手工业的庞大体系。 据云梦出土的秦简，表明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均设有“漆园啬夫”一官，主管官府漆园的种植与漆的生产；又有“司空啬夫”，主管大车与各种“公器”的生产；还有“左采铁”、“右采铁”等机构及“采铁啬夫”一官，主管铁的开采与冶炼。这些主管不同经济部门的“啬夫”，被通称为“官啬夫”，均受“大啬夫”的管辖。此外，还有“太官”、“右府”、“左府”、“都官”、“令、丞”及“曹长”等机构和官吏，也参加了对各种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他们又由中央的“太仓”和“内史”等官吏或部门管辖，详见高敏《云王先谦《补注》作五十处，盖误多宜阳与千乘二处。 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的有关篇目，此不赘述。以啬夫主管官府手工业的制度，汉代也同样存在。《汉金文录·雁足灯》铭文有“元康六年（公元前5年），考工工贤友缮作，府啬夫建、护万年、般长当时主”字样；同书铜鼎铭文有“永始三年（公元前4年），考工工蒲造，佑臣主、守啬夫臣彭、掾臣明主”字样；同书锺铭文有“居摄元年（公元年），考工□□缮，守啬夫□、守令史获、掾褒主”字样；《文物》972年2期所载汉漆耳环铭文，有“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考工工并造，■工丰、护臣彭、佐臣■（？）、啬夫臣孝主”字样；《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三《东海宫司空镫槃》铭文，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七月十六日，东海宫司空作铜槃□镫，重五斤，啬夫臣倍主，丞臣寿、长臣福省”等语。所有这一切，确证西汉、东汉时主管官府手工业的低级官吏，有啬夫、护、长、般长、令、丞、佐、掾、守令史及守啬夫等官名，而且都是考工令下及东海王国宫司空之下的属官。足证文献所记，不仅完全属实，而且有不少遗漏，还进一步证明秦汉官府手工业管理之严格，因为在器物上载明制作工匠的名字及主管官吏名字，是为了检查督促和以明职责。 秦汉的官府手工业，从上引《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续汉书·百官志》所载主管机构及官吏名称看，知其管理系统历东汉而无大变。然而，关于盐铁等手工业的管理办法，却变化不小，并不像其他官府手工业那样有恒制不变。西汉之初，煮盐、冶炼及铸钱等手工业，除官营外，还允许民间私营。故吴王濞可以擅国内之盐铁生产，邓通可以任意铸造，贾谊则主张取消“纵民鼓铸”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由于政治、军事及财政上的需要，才正式实行煮盐、冶铁及铸钱等手工业的全部官营和禁止私营的制度。故各郡国盐、铁官之设，多在此时。武帝死后，官营盐、铁的政策，立即引起了争论。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就围绕着是否罢去盐铁官和取消其官营政策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并未因此而取消盐、铁官营，仅仅废除了酒的官营，因而盐铁官营“历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改变”。其中，“元帝时”，虽然“尝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了盐铁官营2。汉末王莽时，进一步推行了盐、铁、铸钱等业的官营制度，公开宣布盐、酒、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铁币铜冶“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须由官府经营3。东汉政权建立后，据《续汉书·百官志》所云“郡有盐、铁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这表明东汉在所有产盐、产铁郡县设置的盐官、铁官并非官营盐、铁，只是收盐、铁之税而已。又同书同志大司农条云“郡国盐、铁官，本属大司农，中兴均属郡国。”表明东汉的盐、铁官，在隶属方面也不同于西汉。虽然，据《后汉书·郑兴传附郑众传》“建初六年（公元8年），（众）代邓彪为大司农”时，章帝“议复盐铁官”，郑众反对而不成。但转眼之间，盐铁官营的制度又废除了。故《后汉书·和帝纪》载和帝即位之初下诏曰“先帝即位（指章帝而言——引者），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3《汉书·食货志》。 事。”这表明章帝建初六年“复收盐铁”之后，因为出现了“吏多不良”的情况，不久又罢去了盐铁之禁，恢复了“纵民煮铸”的政策。和帝此诏，不过是重申章帝末年之诏而已。因此，《后汉书·朱晖传》，载章帝元和间（公元84—8年），“尚书上言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朱晖奏据林言，不可行。事遂寝。”同章帝末年已罢去盐铁之禁的事实，正相符合，否则，不必请求“官可自鬻”食盐了！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东汉时期的煮盐、冶铁等手工业，是允许民间私营的，这时虽然有郡国盐铁官之设置，其职事在于收盐铁之税而已，同西汉的官营盐铁官制度是有一定程度差别的。 官府手工业的类别秦汉官府手工业的类别较多，大别之，有采矿业和冶炼业、煮盐业、器物制作手工业、漆器手工业、衣服制作手工业等。 关于采矿业和冶炼业《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秦律杂抄》简文，有“采山重殿”者，“赀啬夫一甲，佐一盾”及“太官、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课殿”者，“赀啬夫一盾”等规定。这里的“采山”，就是指官府的采矿手工业；“左采铁”与“右采铁”，则是指主管采矿手工业的官吏。至于主管专卖铁器的官吏，则有铁官长丞，《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使张若治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史记·自序》谓司马昌“为秦主铁官”；《通典·职官》谓秦郡县有铁官。汉代铁官设置之多，已于前述，足证官府的采矿、冶矿手工业已遍及全国，其中采矿、冶铁业为最多，但也不乏采铜、采金手工业，故汉代郡国中有设置金官、铜官者。汉代除置铁官经营铁的开采、冶炼与铁器制作、出卖外，还专设有名目繁多的官，如《续封泥考略》有“临菑采铁”封泥，北大历史系藏有“齐铁官印”、“齐铁官长”、“齐铁官丞”及“临菑铁丞”等封泥，益见官府采矿与冶炼手工业，以铁的开采与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为大宗。 关于煮盐手工业上引《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使张若治成都，“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可见秦官府经营者除采铁手工业外，还有煮盐手工业。汉代盐官的设置更为普遍，详见《汉书·地理志》；又齐地有“琅邪左盐”封泥出土，西安有“玡左盐印”的发现，《封泥考略》有“楗盐左丞”封泥，盐官名目之多，足证官府煮盐手工业的发达。 关于器物制作手工业器物制作手工业门类很多，主要有铁器制作手工业、铜器制作业与金银器制作业等。汉代的金、银器制作业，主要集中于蜀郡与广汉郡，故《汉书·贡禹传》云“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主管器物制作者为“工官”，故蜀郡与广汉郡均设有“工官”。汉代官府经营的铜器制作业，有属于少府的尚方令的，有属于少府的考工令的，东汉属太仆；还有属于郡国工官的。制作铜器的类别有鼎、锺、弩机、铜壶、铜镜、铜扁、铜铫、雁足镫及其他用具。至于铁器制作手工业，尤为发达。铁器之中，除兵器外，“田器”实为大宗。为了生产大量的铁制农具，武帝时曾在详见高敏《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一文，刊《中州学刊》98年5期。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2。桑弘羊也说“今县官铸农具，使民务本。”3主作兵器、弓弩、刀铠的考工令，自然也是制作铁器的部门。此外，各郡国的铁官，除主管采矿、冶炼之外，还有权制作铁器，即使是边陲地区也不例外。如“肩水都尉彭祖归宁”，言及肩水侯官“铸作铁器”，“令品甚明”4。 关于漆器手工业漆器的制作，首先要作成木器，然后再涂漆。由于需要漆，故又有漆园的种植与漆的生产。《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秦律杂抄》，有“漆园殿，赀啬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及“漆园三岁比殿，赀啬夫二甲而废，令、丞各一甲”等规定，可见秦国早有漆园的种植，而且有专职官啬夫及令、丞、佐等官吏主管漆树的种植与漆的生产。汉代漆的生产地区甚广，《史记·货殖列传》有“陈、夏千亩漆”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七六六引何晏《九州论》，谓“共汲好漆”；同书同卷引《续述征记》云“古之漆园在中牟，今犹生漆树也”；《金石索》卷五有“常山漆园司马”印，可见常山亦有漆树的种植。汉代主管漆器制作者，大抵为各郡国之工官。具体制作漆器的工匠，据乐浪出土漆器题名，有素工、髹工、上工、画工、雕工、清工、造工、供工等，足见分工之细；具体监造漆器的低级官吏，有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足见其管理系统之完备。至于漆器的主要制作地区，大都集中于工官设置之地，故蜀郡、成郡、广汉、怀、河南、阳翟、宛、东平陵、泰山郡、奉高、雒县等有工官的地方，都应是产漆器的地方。据乐浪出土漆器铭文，知梓潼郡、武都尉也有工官。《太平御览·器物部》引《盐铁论·散不足》，有“作野王紵器”语，野王即河内，可见汉之河内也产漆器。 关于衣服制作手工业《汉书·地理志》载陈留郡襄邑有服官；齐郡有“三服官”。特别是齐郡的三服官，尤为衣服制作手工业的中心。这里的“三服官”，主管制作“天子之服”，所属“作工”“各数千人”。所谓“三服官”，即少府属官考工室、右工室、东园匠。此“三工官”，每年“官费五千万”，其生产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关于铸钱手工业《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年）“初行钱”。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得知早在商鞅变法后，就有钱币的使用与铸造。诸法律条文中，凡言及损坏公物、粮食及盗窃问题时，往往按其价值多少钱计算；可见钱的使用是相当广泛的。对钱币的铸造，是绝对禁止私铸的，故《封诊式》有一个关于盗铸钱者的案例，其爰书云“丙盗铸新钱，丁佐铸”，因而被人捕得交官。由此可见盗铸钱是受到禁止的。而汉初，铸钱由少府主管，《封泥考略》有“少府铜丞”封泥，《汉印文字征》有“斡官泉丞”铜印均可证。《汉书·百官公卿表》谓，大司农属官有“斡官长丞”，又说“初，斡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大司农。”颜注引如淳曰“斡，音筦，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而榷酒酤也。”实则2《汉书·食货志》。 3《盐铁论·水旱》。 4《盐铁论·复古》。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汉书·贡禹传》。 “斡官”为专主铸钱之官。到孝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2。但“自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3，可见武帝之初就已禁止私铸。到元狩五年，进一步“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前郡国所铸钱，皆废销之。”4此“上林三官”，在《盐铁论·错币》作“专命水衡三官作”。“三官”究何所指，史书无说明，据陈直先生考证，应为镜官令丞、技巧令丞与辨钢令丞，因为《齐鲁封泥集存》中，分别有“锺官火丞”、“锺官钱丞”、“技巧钱丞”等封泥出土，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谓水衡属官恰有锺官、技巧、辨钢三丞令名，与此正合。钱币铸造权之收归中央，对于提高钱币质量和统一规格，都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还有纺织手工业，染色及酿酒等加工性手工业，建筑器材的制作手工业，兵器、车辆、陶器等日常用品制作手工业等，无不在官府手工业中保持一定的地位。此不悉举。 官府手工业的材料来源官府手工业所需原材料的来源，则依据手工业门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来源。以漆器手工业来说，其所需漆，主要依赖于官府漆园的种植。以煮盐、采矿等手工业来说，主要依赖于山林川泽之利不许私有的国有土地制度。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家有权“颛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2即指此。但是，还有一些原料，非国有土地的所有权所能自然提供者，必须仰赖于各郡国的土贡方物。关于秦汉的土贡方物之制，史书颇少言及，但并非无之。《盐铁论·本议》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可见昭帝之前已有土贡方物之制。又《汉书·贾山传》建议文帝以亡秦为鉴，“减外徭、卫卒、止岁贡”。又《汉书·文帝纪》元年（公元前79年）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以此言之，“岁贡”之制，早在文帝之前就已有之。而汉初之制，多直接承秦而来，故土贡方物之制有可能也是秦制。值得注意者，官府手工业的原件，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官府用钱向民间购买者。955年，在西安汉城门外，发现了一批铜的原料，其中有一铜... 12 第二节民间手工业在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外，秦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三种一为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所经营的手工业；二为大手工业主经营的手工业；三为同农业相结合并作为它的副业的个体小农经营的家庭手工业。三者各占多大比重，虽然很难准确回答，但三者同时存在却是可以肯定的。如当王莽时，“博征天下工匠”以建九庙。这些工匠被征发之前，显然属于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史记·平准书》所说的“诸贾人、末作”中的“末作”，当就是城市中的独立手工业者。由于他们大都拥有自己的手工作坊，故《史记》又称他们为“诸作”，《集解》引如淳释“诸作”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即以手工方式为市场而生产的独立手工业者。拥有大量奴隶或手工业劳动者，并用以采矿、冶炼和铸造器物的大手工业主，在《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有集中的反映。至于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手工业，几乎比比皆是。因此，秦汉民营手工业一般存在这三种形式。 民营手工业的类别，也同官府手工业一样颇为复杂，但主要的要算采矿业、煮盐业、冶铸业、纺织业、造纸业及其他杂手工业。 采矿业、煮盐业与冶铸业我们知道，早在商鞅变法时，就“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外收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2，随后就有“盐铁市官及长丞”的设置。这表明盐铁早已官营。但自从“汉兴，海内为一”，有了“开关梁，弛山泽之”的条件，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3，私营工商业发展了，这中间自然也包括盐、铁的私营。加上文帝的“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的政策的实行，在“山东食海盐，山西食卤盐，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的情况下，鲁国的猗顿“用监盐起家”；邯郸的郭纵“以铁冶成业”；巴蜀寡妇名清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也”；赵人卓氏“用铁冶富”，秦破赵迁之于临邛，仍“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长，拟于人君”；山东的程郑“亦冶铸”，秦灭六国后迁之临邛，仍营其业，“贾椎髻之民”；梁人孔氏，“用铁冶为业”，秦灭魏后迂于宛，仍“大鼓铸”，“家致富数千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人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4。 吴越一带，“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吴王刘濞得以“专山泽之饶”2，“擅障海泽”3，“即山铸钱，富埒天子”4。“邓通专西山”以铸钱，“财《汉书·食货志》。 2《盐铁论·非鞅》。 3《史记·货殖列传》。 4《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 2《盐铁论·禁耕》。 3《盐铁论·错币》。 4《汉书·食货志》。 过王者”，以致“秦、雍、巴、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5。汉初所封赵国，也“以冶铁为业”。封于山东之胶东国与鲁国，都以“鼓铸盐铁”为务7。所有这一切，除汉初诸封国之经营盐铁多少有王国经营的性质外，其余都是私营盐铁手工业主兼大商人。实则王国所经营盐铁，相对于西汉官府中央的官府手工业而言，也有私营性质。各王国君主，实为大的盐铁业主。 煮盐、冶铁、铸钱三大手工业，自汉武帝实行严格的从采矿、冶炼、铸造到销售的官营制度以后，私营的比重虽下降了，却并未绝迹。故西安城门外，发现刻有“汝南富坡苑里田戎卖”给官府字样的铜块8。元帝时，贡禹也说“民坐盗铸，陷刑者多”9。即使在王莽严禁私铸钱币的情况下，私铸仍然不能断绝，出现了钱抵罪者，自公卿大人以至庶人，不可胜数”的局面，最后迫使王莽改变“私铸钱者死”的立法，“更轻其法”为“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10。到了东汉，郡国虽仍设盐、铁官，但只征税而已，实际上恢复了西汉初“纵民煮铸”的制作度。因此之故，民营采矿、冶炼等民间手工业便迅速发展起来。以远在江南的桂阳郡来说，这里“县出矿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建武年间迁桂阳太守的卫飒，为了不使“招来亡命，多致奸盗”，就在这里“起铁官，斥罢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可见在卫氏“起铁官”之前，这里的私营采铁与冶铁手工业是十分发达的。又河内郡的林虑县，西汉在这里设有铁官，东汉这里仍然产铁。据《后汉书·党锢·夏馥传》，桓帝时，馥为人所陷，“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庸”。这个“冶家”既用钱雇人冶铁，其为民营手工业主无疑。其实，不单是一般平民，即使是皇亲国戚，也有私营冶炼之业的。《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壬子年《拾遗记》云“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人，黄金为器，功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锻之声盛也。”显然，郭况实为一个大冶炼手工业主，不过像郭况所经营的手工业，就不能说是民营了，而是官宦人家的。 纺织手工业由于纺织手工业的材料来源容易获得，又不需要有雄厚的资金，一般小农家庭往往又是纺织手工业的兼营者，以致当时的统治者言及社会生产时，总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这表明家庭的纺织手工业是私营手工业的主要形式。由于家庭手工业的原料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的种植范围和水土所宜，于是随着各个地区气候条件的不同，带来了农作物产品的差别和产量的多少与优劣，从而使得不同地区的家庭纺织手工业也发生了差别。如河内的丝纺织业就比较发达。《后汉纪》卷二○，质帝本初元年（公元4年）九月，5《盐铁论·错币》。 《史记·酷吏·张汤传》。 7《汉书·终军传》。 8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9《汉书·贡禹传》。 10《汉书·食货志》。 《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载朱穆奏记曰“河南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这里的“调”，是调发、调运之意，意即在质帝本初元年之前，朝廷每年要向河内郡调发缣、素、绮、縠等丝织品八万多匹，而这些丝织品，都是河内郡的农民以纳税形式交给郡里的。如果农民没有普遍从事家庭丝纺织业的情况，是不会有这么多丝织品上交官府的。再从“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的话来看，表明有官府以钱购买丝织品的迹象，但实际上都是取之于民，更见缴纳丝织品者都是农户。据《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有户十五万。以十五万户之民，一次调丝织品十五万匹，合每户一匹，则河内地区丝纺织手工业之发达可知。又《居延汉简释文》卷三有“河内廿两帛八匹，三尺四寸大半寸，二千九百七十八”简文，可见河内地区丝纺织品已远销至边郡居延地区，反映出河内丝纺织品商品化倾向之突出。又曹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诏“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等“答汝（指倭使）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勾文锦三匹”，而此皆当时“好物也”，可见绛地、绀地，也早已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丝织品的集中产地。至于蜀、汉之地，则盛产蜀布；齐、陶之地，盛产缣；兖、豫之地，多产丝、絺、紵。故“齐、陶之缣”与“蜀、汉之布”并称2。汉简中也屡见“广汉八稯布”及“九秽稯布”等简文；“兖、豫之漆、丝、絺、紵”，“为养生送终之具”；齐地“织作”的“冰纨绮秀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2；蜀地之“女工之业，覆衣天下”3，其所产的“锦”号为“蜀锦”，以致汉末三国时成了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所谓“决敌之资，唯仰锦耳”4。还有鲁地，“颇有桑麻之业”；粤地“女子桑蚕织绫”；燕、代之地，“田畜而事蚕”5；三辅地区，出“白素”。特别是巨鹿郡一带和任城亢父等，也以产缣称著，故官府曾给马援以“巨鹿缣三百匹”7；而《西京杂记》卷一载“霍光之妻遗淳于衍散花绫二十五匹。”至于任城亢父所产之缣，则远销河西走廊及西域，故《流沙坠简考释》中有“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的简文。还有陈留郡的襄邑，由于盛产优质丝织品，故官府在这里设有服官，而《论衡·程材》则有“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的话。《陈留风俗传》也有“襄邑有黼黻藻锦，日月华出，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8此外，房县出御绵，朝歌产罗绮，清河产缣总，也同襄邑的缣绣齐名，故左思《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的概括。所有这一切，不仅说明丝织品与麻织品各有不同的产地；而丝织品中，又有锦、缣、绮、纨、縠、缟、绫、罗、白素、帛、绢等之分，又各有其集中产地。如此众多的纺织业产品，其中固然有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2《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本议》。 2《汉书·地理志》。 3《后汉书·公孙述传》。 4《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5《汉书·地理志》。 范子《计然书》卷下。 7《太平御览》卷八三一引《东观汉记》。 8《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 出于官府手工业，但小农经营的家庭纺织业和手工业主经营的纺织业，也不可忽视，而且在纺织技术上锐意改进者和具有专门纺织技术者，多在民营纺织手工业作坊中。东汉崔寔做五原太守时，为了发展本地的民间手工业，“乃卖诸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工作机及纺以教民织”，可见雁门、广武一带，早已有技术高超的民间“织师”，而且五原一带民户也普遍学会了纺织技术。边远地区的情况尚且如此，中原地区自然更不用说了。 如果以纺织品来说，无疑更以民营手工业为主。因为麻的生产者都是小农，而且其绩麻、纺织，技术性较低，麻布的生产也形成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特产；而且麻布的类别也很多。以著名的麻布产地来说，除前述之蜀汉地区的“蜀汉布”及“广汉八稯布”外，还有产于越地的“越布”，曾使“光武帝见而好之”，令会稽以此为贡2；还有东莱惤县所产之“惤布”。《说文解字》释惤曰“惤布出东莱。”即其证。更有“江东葛”，《太平御览》卷八六引《魏文帝诏》中有“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语可证。此外，少数民族地区也多产布。如氐人称殊缕布为“絣”，西胡人称毳布为“■”，南郡蛮夷所出布称“賨布”，又叫“幏布”3。至于麻布的类别，许慎《说文解字》中已有緆、絺、绤、绉、紵、絟、繐、紨等之分，并谓“緆为细布”，“絺为细葛”，“绤为粗葛”，“绉为絺之细者”，“紵为枲类布白而细者”，“絟为细布”，“繐为细疏布”及“紨为粗细布”。如果按纺织时所使用的缕的粗细而分，又有“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及“十稯布”等不同名目。《说文解字·禾部》云“布八十缕为稯。”“七稯布”大约是最粗布，故多为徒隶者之衣。《史记·孝文帝本纪》“后元二年（公元前2年），令徒隶衣七稯布。”可证。云梦秦简《金布律》有“褐衣”的名称，且用为刑徒与“隶臣妾”之衣。“枲”是制作褐衣的原料，枲即粗麻。可见秦汉时均以麻布供徒隶衣着用。实则，一般贫苦农民，也多作粗麻布，故一旦发迹为官，便称作“释褐”，意即脱下褐衣而穿官服了。八稯布与九稯布，多为戍卒所服用，故居延汉简中常见此等布名。至于十稯布，可能是最细的布，可以为官俸。《汉书·王莽传》所云“一月之禄，十稯二匹。”即其证。 制陶手工业早在战国时期，制陶手工业就很发达，产地遍及齐、鲁、燕、秦、楚诸国。秦汉时期，更有进一步发展。秦的制陶手工业，多集中于凤翔，凤翔彪脚镇画砖最为出色。秦汉官府手工业中，也有专门主管制陶业机构和官吏。《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安城设“陶官”，《齐鲁封泥集存》有“安城陶尉”封泥，便是例证。根据西安汉城出土的各种瓦当文中有“宗百官瓦”、“都司空瓦”及“右空”等文字来看，表明宗正属官都司空令及少府属官左、右司空令，实为其主管机构。汉武帝时期，官府制陶手工业达到了鼎盛时期。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华峤《后汉书》云“卓曰武帝时，居《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引崔寔《政论》。 2《后汉书·独行·陆续传》。 3均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关字义。 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窑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不难。”裴注引《续汉书》云“杜南山下，有孝武故陶处，作砖瓦一朝可办。”由此可见，在终南山有官窑区，专门烧制官瓦。除官府制陶业外，民营制陶业也同样存在。特别是今之咸阳县窑村，汉人称“咸里”、“咸亭”或“咸阳亭”，就是西汉民营制陶手工业的集中地。因为在这里出土的陶器中，有“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里亭久陶瓮”等等字样的若干陶片或陶器，而这些陶器上的文字，大都写上了私人的姓名，这同官府手工业题名的作法大不相同，故知为私人制陶者所题，亦得知汉之咸里为民营制陶业的集中所在。 秦汉时期的制陶手工业中，值得注意的是釉陶的正式出现和彩陶的盛行。早在商代和西周，就已有在陶器表面上釉的开端。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豆青釉布纹陶尊，质地坚硬，有不吸水性。次年，在西安封普渡村西周长田墓中，也发现了带豆青色釉的陶豆。这说明商周时就已多少知道上釉的技术。不过，这时的上釉技术还仅仅是开端，陶器表面还没有光泽，色泽也不纯正。但是汉代北方的釉陶，不仅数量多，而且色泽或作浓黄，或作深绿；南方的釉陶，多是淡绿色或淡黄色，这说明上釉的技术已有发展。因为釉是一种矽酸盐，施于素底上，经过火烧，就成了有釉的光泽面，可以洗涤而不剥蚀，更不会被玷污。釉的色彩，取决于在砂酸盐里加入某些氧化物。如加入氧化铁即成黄色，经过还得火，又呈青色，即成青釉，也即青瓷的前身2。汉代的釉陶色彩纯正，这说明已经懂得加入氧化铁和掌握火候等技术。这就为瓷器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造船和造纸手工业以造船手工业来说，属于官府者，《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缺载其主管机构及官名，但京兆尹有“船司空县”，颜师古注曰“本主船之官，遂以为县。”以此言之，秦或汉初本有船司空一官。又同书水衡都尉属官有“辑濯令丞”，师古曰“辑濯，船官，为檝櫂之假借。”《汉书·地理志》载庐江郡有楼船官，显然是郡国主管造船的官吏。从当时用船从事水战的需要量以及江南民间水上交通的需要来看，官府和民间的造船业应当都是存在的。从吴王刘濞能造“一船之载，当中间数十辆车”的大船和公孙述能“造十层赤楼帛兰船”2等情况看，造船业的分工应当是很细致的。特别是长沙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前后有三舱，有桨十六支，后有舵，广州出土的木船一件，船上建重楼，桨十橹一。如无发达的民间造船业为基础，官府也无法造出这种大船来。可惜史料缺载，无以知当时民间造船业之详情。 造纸手工业的出现，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我国史学界公认“纸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推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计量的。在中国，有了纸，才有印刷术的发明；有了纸，才能大量地抄书藏书印书，书籍才能流通，文化才能传播；有了纸，在世界艺术史上大放异上所引陶器字样，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2参阅《中国青瓷史略》。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2《后汉书·公孙述传》。 彩的中国绘画才能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纸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同样大的。传到欧洲，就助成了世界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社会的进化。”事实正是这样，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西汉史籍缺载关于造纸的主管部门和官吏，但西汉时确已有纸的生产。《汉书·游侠·原涉传》，谓他在武帝时曾“削牍为疏”，可见这时尚无纸的使用。但《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云“时儿生日。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宫。”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蹏，犹地也，梁纸素令赤书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又引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由此可见，西汉后期，确已有纸使用。 东汉前期，已有纸写经、传者。《后汉书·贾逵传》云章帝时，“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李贤注曰“竹简及纸也。”所谓“简纸经传各一通”，即简写经传与纸写经传各一通。可见和帝之前，已有用纸写经传者。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云永元十四年（公元02年），“至冬，立为皇后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此事发生在蔡伦于和帝元兴元年（公元05年）奏上其新的造纸术以前三年，更见蔡伦之前早已有以纸充贡献之物者。近人劳榦在其《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一文中，说他于942年秋天，曾在额济纳河流域的烽燧台下，在已掘旧坑中，发现了一张汉代的纸，尚可见三十余字，且此旧坑曾出土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及七年的兵器簿，还出土了一枚永元十年的木简。此纸出土的位置，在永元十年木简之下，表明它埋入地下的时间应在永元十年之前。由此可见，在元兴元年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已有纸的使用了。958年5月，在西安市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一叠大小不等的古纸片，共有八十八片。据鉴定，是用大麻的韦及树纤维制作的植物纤维纸。又973年至974年，在内蒙居延汉代遗址中，也发现了麻质纤维纸。可见，蔡伦之前确已有植物纤维纸，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术而已。到了东汉，官府造纸手工业正式规范化了，由少府属官尚方令主其事。《北堂书钞》卷一○四引《东观汉记》曰“蔡伦典作尚方作纸。”又《太平御览》卷六○五云“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伦纸也。”《后汉书·宦者·蔡伦传》云“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李贤注引《湘州记》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后汉书补注续》云“汉人能为纸者蔡伦之外，又有左伯。伯字子邕，东莱人。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又为之，而子邕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邕之纸，妍妙辉光。’”由上可见，早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确已有纸的使用。不过这时的纸，多丝、絮参用造成。大抵这段时期，各地都在改进造纸的技术。故东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页，三联书店982年版。 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册。 汉和帝时前后，蔡伦、左伯同工造纸之术。他们的作法，显系总结大量民间造纸之法而成，并实现了从丝、絮参用造纸别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植物纤维造纸的飞跃。从此以后，用纸日多，如《北堂书钞》卷一○四引马融《与窦伯可书》云“孟陵来赐书，见手书欢喜何量！书虽两纸八行，行七字。”又同书同卷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云“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按马氏为顺帝与桓帝间人，崔瑗则为吏于安帝以后，可见在和帝时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不久，纸的使用便大为推广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造纸手工业的发展。 如上所云，东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似有发展的趋势，至少采矿、冶炼与铸造手工业是这样。造纸手工业，则是新兴的手工业，官府未立专官经营，应以民营为主。造船手工业曾有官营者，但是主管机构并不很多，可能也以民营造船手工业为主。正因为如此，东汉时人王符曾以洛阳为例，描述当时手工业与商业等末业的兴盛情况时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千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毫无疑问，这些为末业者，都是属于民营手工业。《潜夫论·浮侈》。 第四章手工业技术秦汉时期的手工业，在生产技术上，多继承前代的传统，而各有所发展。如土木建筑，水利的治理等等，都是这样的。同时也有新的开拓，造纸术的出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第一节建筑木结构的广泛使用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是木结构的广泛应用，其主要成就是框架式结构和“斗拱”结构的高度发展。从具体结构来说，它们都用立柱、横梁组成骨架，全部重量由柱子承接，传到地面，墙体不承重而只起隔断的作用。这种建筑结构体系到汉代已趋于成熟，并已用拱作为柱、梁之间的过渡设施，同时起装饰作用。自两汉到清代的两千多年，我国建筑技术基本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所谓“墙倒屋不塌”，是说明梁柱系统的木结构的优点，并且在室内空间的分隔、开辟门窗、墙的用料和施工等方面都具有灵活性。无论哪种木结构，构件主要用榫卯接合。这种榫卯结构，从975年浙江河姆渡原始公社遗址的发掘看，自新石器晚期已经采用，有方形、圆形的榫，长方形、圆形的卯，有的构件上既有凸榫，又有卯眼。五里碑长沙战国墓葬中，棺椁方木榫卯有插榫、银锭、齿形三种形式，这些都说明这种建筑结构是我们先人独立创造的，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至今仍广泛使用。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自然资源条件差别很大，各民族的习俗和生产发展也各有特点。因而，在建筑形式、用材和结构方面都表现出十分丰富多采的内容，如黄土高原多用夯土版筑、打坯砌墙或打土为窑，西南地区部分为亚热带气候，炎热而潮湿，用木、竹搭成“干阑”式结构。利用硅酸盐粘土材料烧制砖、瓦，是从战国起建筑材料的一大发展。在还原气氛下使砖瓦成为灰色，尤为我国独创。秦汉时期小条砖逐渐趋向模式化，还创造了榫卯砖、企口砖、楔形砖等。“秦砖汉瓦”，表明在秦汉时期，综合使用木材、砖瓦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已相当成熟。此外，在建筑物中还采用了金属构件，例如秦代用“金杠”。木构建筑的这类铜构件，可以加固节点和装饰门窗。到了东汉，由于冶铁业的发展，能提供大量廉价、优质的钢工具，石构建筑如石室、石阙、画像石墓等大量涌现。以石阙为例，目前已发现汉代石阙二十余处。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建成的四川雅安高颐阙最为精美，其上仿木结构，做出直料的基座、层檐和斗拱。953年发掘的沂南东汉画像石墓全由石块砌成，其中有一幅画面为两个院落组成的建筑物，并有角楼、石阙、华表，对研究汉代建筑布局很有价值。 西汉时已出现多层建筑，到东汉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梁柱上再加梁柱的迭架技术的应用，表明了木构技术的重大发展，奠定了后世木构高层建筑技术的基础。 宫殿建筑和万里长城秦汉时期，宫殿建筑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虽然其主要形式仍是战国时期盛行的高台建筑，但规模更加庞大宏伟。所谓“高台建筑”，是一种夯土和木结构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它把许多单体建筑聚合在一个阶梯形夯土台上。秦代建成的咸阳新宫、朝宫等都是在夯土台群上修建的庞大宫室殿屋群。公元前22年秦始皇兴建的朝宫，尤其华丽壮观，朝宫的前殿就是著名的阿房宫，《史记》中称它“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 在建筑技术上有着伟大成就的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从战国时代起，燕、赵、魏、齐等国便各筑有长城以防备其他国家和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三十六万民工，花了十多年时间将列国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北达阴山，南至雁门关，东接燕长城直达辽东，工程十分浩大。以陕西韩城县现存魏长城为例，基部宽7米，顶宽4米，用黄土夯筑，烽火台每边宽7米，高9米。现存的秦长城有的用粘土夹杂碎石夯紧，夯窝小而密集，相当坚牢。汉代修筑长城的技术和规模又远胜前代。《居延汉简》称汉代长城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玉门关汉长城残高仍有4米多，自地面50厘米处起，每5厘米铺芦苇一层，夯土中加入小石子。烽火台每边宽7米，高达25米，有的用土坯砌筑，也夹有芦苇以增强抗压力，防止冲刷。长城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概和聪明才智，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的高超水平。 城市建筑和规划古代建筑规模的宏大和技术的进步，又表现于城市的建筑和规划。汉长安城周长达25公里，比当时的罗马城要大三倍，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这座城设有十二座城门，门道下有砖券下水道。城内三分之二为皇室、贵族占有，其中，未央宫竟占全城面积近四分之一。有八条主要街道，可容十二辆马车并列驰行。又设有九个“市”。居民多在城的东北隅。全城划分有0个街坊，所谓“街衢相径”，在城市规划上已有很高水平，趋于定型。张衡《西京赋》说是“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正是这一大城市的真实写照。汉初建长安城进行了多年，每次征发距长安城六百里以内的农民十四万人服役（为期一月），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贵族宅第“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由于崇尚厚葬，在营造墓室方面，也是煞费经营，造成极大的糜费。而平民百姓则是穷困到“无立锥之地”，居住条件极为简陋。 《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第二节水利秦代的水利事业秦代开通的水渠和运河，有秦渠、灵渠和江南运河。 公元前25年，秦将蒙恬领兵十万，驻守在现今的后套地区。为解决军粮，组织士兵在黄河沿岸开垦土地，修筑灌渠，此即秦渠。秦渠位于宁夏平原，从青铜峡边开凿上口和下口两个渠口，经金积，引黄河水向东北流，过灵武城北，全长75公里，有大小支渠222道，灌溉农田8万亩，至今仍在使用。公元前24年开凿的灵渠，沟通了湘桂交通。船只可以从湘江过灵渠到达桂江。灵渠全长35公里，主要工程有铧嘴、大小天平、北渠、南渠。当初灵渠的主要功能是航运，现在则主要用于灌溉。关于江南运河，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汉代的水利事业汉代，水利事业蓬勃发展，水利工程布及全国。有名的水利工程如山河堰是汉水支流褒水上的著名引水灌溉工程，传说是楚汉相争时，由萧何、曹参主持修建的。六辅渠是兒宽于元鼎六年（公元前年）主持兴修的，以郑国渠北面的冶峪、清峪、浊峪等几条小河为水源，灌溉地势较高而郑国渠又无法自流灌溉的农田。白渠是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修建的，因为是赵中大夫白公建议修筑的，故因人取名。它“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2。成国渠大约汉武帝时修筑，从今眉县引渭水，东北流，穿过漆水河，至今兴平县境入蒙茏渠，灌溉今眉县、扶风、武功、兴平一带的农田。龙首渠大约是汉武帝元朔至元狩年间（公元前28—前7年）修建的。它引洛水灌溉临晋平原，当渠道通过商颜山时，采用井渠施工法，开创了隧洞竖井施工的先河。在施工中，由于挖掘出恐龙化石，故取名龙首渠。六门筦，又称六门陂，是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于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主持修建的。它位于穰县（今河南邓县）之西，壅遏湍水，设三水门引水灌溉。元始五年（公元5年），又扩建三石门，合为六门，故称六门筦。鸿隙陂是汉成帝以前修的，位于淮水和汝水之间，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蓄水灌溉工程。鉴湖，又称镜湖，是东汉永和五年（公元40年）由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筑的。它是在各分散的湖泊下缘修一道长围堤，形成一个蓄水湖泊。“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余顷。”“水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浙以无凶年。”黄河的治理《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25、2页，水利电力出版社979年版。2《汉书·沟洫志》。 见《通典·州郡》十二所引刘宋孔灵符《会稽记》。 治理黄河，是汉代的重大水利工程。西汉初年，黄河尚比较安定，只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8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2。决口后曾派许多民工前往堵口，从而揭开了汉代治黄的序幕。汉武帝时，黄河决口频繁出现，曾造成连续二十三年的泛滥灾害，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派汲仁、郭昌主持堵塞决口工程。在几万民工的奋斗下，终于堵住了决口，这就是瓠子堵口。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又在馆陶和东郡金堤一带决口，淹没土地十五万顷，成帝派王延世主持堵口工程。王延世采用竹笼装石“两船夹载而下之”的施工方法，很快将决口堵住。可是只过了两年，黄河又在平原决口，这以后的近百年内，黄河泛滥不止，封建统治者不积极治河，致使人民灾难深重。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9年），才派王景主持治理黄河。王景动员组织了数十万人修筑黄河大堤，花费以百亿计。一年后，工程完成，使改道后的黄河河床得到固定，摆脱了原来高出地面的地上河床，使洪水灾害相应缓解。王景在治理黄河的同时，又整修了汴渠，“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从而发展了水门技术。 汉代的水利史专著汉代出现了水利史专著——《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河渠书》的体例是司马迁首创的，它系统论述古代治水史实以及当代的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同时，也指出少数水利工程效益短暂，得不偿失，要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比如山西引汾溉汾阴，引河溉汾阴蒲板的工程，仅利用几年，就因河流摆动位移，使工程失效。褒斜航道工程，修成后，因坡度大，水流急，不能通航。龙首渠花了十余年修筑，可是使用时间很短，造成惊人的浪费。这种从正、反两方面来写水利史的方法是很有价值的。《汉书·沟洫志》是《史记·河渠书》的续篇，“沟洫”二字，规模太小，不如“河渠”取义恰当。将《沟洫志》与《河渠书》对照，不难发现，《志》前面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基本上全部抄录自《书》，但有的地方作了简省，有的略有增加，有的只是个别字作了改动。自元鼎六年（公元前年）起，为《志》的新内容引泾增修六辅渠和白渠的由来与过程；齐人延年关于引河入内蒙古大沙漠然后东流入海的大胆设想及建议；黄河决口改道的历史及治理方策的多次论争；王莽当权时，王横在议论治河的言谈中，曾引《周谱》记载“定王五年（公元前02年）河徙”。这是黄河改道最早的记载。这些记载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对后代的治水工作有实际意义。2《史记·河渠书》。 《后汉书·循吏·王景传》。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第37页，商务印书馆982年版。 第三节纺织秦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纺织技术较前代更为发展，各种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汉时纺织品的花色品种十分丰富。以丝织为例，在缯或帛的总称下，有纨、绮、缣、绨、䌷、缦、綮、素、练、绫、绢、縠、缟、■、■，以及锦、绣、纱、罗、缎等数十种。这说明当时织造技术达到了纯熟的境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汉代出现了彩锦，这是一种经线起花的彩色提花织物，不仅花纹生动，而且锦上织绣文字。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还发现了几种起毛锦，说明汉代就创造了起绒织物，并成为我国传统的织锦工艺之一。汉代的布以麻、葛为代表。麻布的质量很好，有些甚至可以和丝、罗、绮相仿。此外，汉代还把毛织成或赶成毡褥，铺在地上，这是地毯的肇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纺织品，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水平。经鉴定，马王堆出土丝织品的丝的质量很好，丝缕均匀，丝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截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已相当进步。“薄如蝉翼”的素纱织物，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0厘米，两袖通长90厘米，领口、袖头都有绢缘，而总重量只有48克，纱的细韧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丝，如在缫丝工艺、设备、操作各方面没有一定水平，是根本生产不出来的。染色工艺在秦汉时已很发达，有一染、再染，加深加固颜色的技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色套印花纱及多次套染的织物，据分析共有3种色象，其中浸染的颜色品种有29种，涂染的有7种，以绛紫、烟、墨绿、蓝黑和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在染料上，无论是植物性染料、动物性染料还是矿物性染料的运用，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经过练染加工的织物，颜色绚丽，光彩动人。 汉代织物上的花纹图案，内容多为祥禽瑞兽、吉祥图形和几何图案，组织复杂，花纹奇丽。在织造技术上，主要有彩绘和印花两种形式。彩绘和印花，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很多，归纳起来约为两种一是彩色套印，一是印花敷彩。“两者的共同点是，线条细而均匀，极少有间断现象，用色厚而立体感强，没有渗化污渍之病，花地清晰，全幅印刷。这可见当时配料之精，印制技术之高，都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纺织机械的发展秦汉时期，纺织机械主要有纺车、布机、提花机等。汉代的纺车是由一个大绳轮和一根插置纱锭的铤子组成，绳轮和铤子分装在木架的两端，以绳带传动。纺车既可加捻，又能合绞，和纺坠相比能大大提高制纱的速度和质量。秦汉时期的布机，由滕经轴、怀滚、马头、综片、蹑等主要部件和一个适于操作的机台组成。由于采用了机台和蹑，操作者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可用脚踏提综，腾出手来更快地投梭引纬和打纬，从而提高了织布的速度和质量。提花机是比一般布机更复杂的织机。据汉代王逸《机妇赋》记载，汉代的提花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中国传统提花机的各种主要部件，从性能方面看，已经能织造任何复杂变化的纹样。秦汉时期的纺织机械，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李约瑟博士认为，西方的提花机是从中国传去的，使用时间比中国晚四个世纪。 第四节采矿汉代矿业的特点秦汉两代具体记载采矿技术的文献非常缺乏。除了一些零星记载外，没有专著。从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汉代采矿业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开采的矿藏种类增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开采的主要矿藏有铁、铜、金、银、锡、铅、丹砂、盐、玉、石油、天然气、雄黄、雌黄等十余种，其中尤以盐、铁、铜的开采规模最大，获利最多。“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公元前一世纪时，每年十万余人去“攻山取铜铁”，所凿矿井深达“数百丈”。2汉武帝时，全国设铁官49处，盐、铁官所在地一般即是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从《汉书·地理志》及《续汉书·郡国志》的统计对比中得知，铁官所在地的4％是铁的产地。当时比较有名的54个采矿点分布在3个郡国。第二是开采的矿石种类有所增加。以铜为例，汉以前开采的铜矿石主要是孔雀石〔u2（o3）（oh）2〕、自然铜（u）、赤铜矿（u2o）和蓝铜矿〔u3（o3）2（oh）2〕。汉代又增加了硫化铜（ufes2）。山西运城洞沟东汉铜矿遗址就是开采硫化铜的古矿井3。第三，矿井中运输矿石的工具有显著进步，出现了和现在手工煤窑用的四轮小斗车类似的车子。河北承德汉代矿冶遗址出土了这种车子的铁车轮。 汉代采矿技术关于汉代的采矿技术，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只能据现存汉代古矿井了解。比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有汉代采铁矿的矿区，内有方形和圆形两种竖井。类似的竖井在徐州利国驿汉代冶铁遗址采矿区也有发现。铁生沟矿井是沿矿脉平行掘进的，井下有道，有的巷道为斜坡形，可能与矿脉走向有关。沿巷道下掘，便进入矿床。从竖井和斜巷的位置看，当时已对不同的矿床采取了不同的采掘方法。 河北承德专区汉代铜矿遗址，矿井约有一百多米深，中部采矿场上，遗留有坑木，整齐地堆成四方形，有两米多高，已经朽坏。有的坑木被压断，坑道里尚有未运走的矿石。矿石从坑道顶端（即掌子面）开采下来后，先运到采矿场，然后从矿井中运出去。发掘出来的采矿工具有铁锤、锤形器、钎子、铁锄、铁车轮等。由于矿井顺着矿脉开凿，因此矿井的形状不是直上直下，而是弯曲的。在有斜坡的地方，矿石靠人背，在平坦的坑道里，则用斗车拉2。 930年，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石刻，描绘出采矿的劳动《汉书·食货志》。 2《汉书·贡禹传》。 3安志敏等《山西运城洞沟的东汉铜矿和题记》，《考古》92年0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92年版。2罗平《河北承德专区汉代矿冶遗址的调查》，《考古通讯》957年期。场面。在开采场里，有的用镐挖，有的用钎凿，还有三人合作的场面一人扶钎，两人用锤打。矿石挖出后，从竖井中提升出去3。这个画像石刻与古矿井遗址反映的情况相符。 3见《文物》959年期。 第五节冶金秦汉冶铁业的发展秦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有利于钢铁技术的进步。始皇陵侧出土的秦代大型铁铧长达三百毫米，重十余斤。近年来河北围场县等地也先后出土秦代铁权。从战国时已用“铁杖”，“铁殳”作兵器看，《史记·张良传》记载夯土使用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当非虚传。 汉代冶铁业较秦有更大发展。西汉中期，武帝刘彻和桑弘羊等实行盐铁官营，全国设立了四十九处铁官，人力物力相对集中，推广先进技术。西汉三大手工业中，冶铁业占着主导地位。《汉书·贡禹传》说当时“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实际上包括民间开采以及《盐铁论》所说“家人合会”这类小规模经营方式在内，参与冶炼铜铁的人数远不止此。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以盗铸论罪的数以十万计，就是证明。在广大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汉代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冶铁作坊。以河南为例，解放以来，经过普查、发掘和据文献所载，可以确定有冶铁遗址的所在已有十八处，所占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至十余万平方米。其中，如巩县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均经大规模科学发掘。巩县铁生沟发现大量经破碎拣选的矿石和木炭、铁渣，炼炉遗址十八座和藏铁坑、大铁块多件。南阳瓦房庄在三千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找到三个铸造区和一个炼钢锻造区，发现多个熔炉遗址，“人排”遗迹，大量铁范、泥范和各类铁器、耐火砖等。郑州古荥镇95年、975年两次发掘，发现两座大型炼铁高炉遗址，大积铁多块，其中最重者达二十多吨，烘窑十余座和大量泥范、铁器、铁渣、鼓风管、矿石等。温县西招贤村冶铁遗址在一座烘范窑内出土三百多套完整的叠铸泥范。这些重大发现为研究汉代冶铁生产和冶铁技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炼铁技术在炼铁技术方面，以古荥冶铁遗址为例，一号高炉炉缸呈椭圆形，面积达8.5平方米，炉高约5—米，炉容达到50立方米左右，估计日产量有半吨到一吨，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这是相当可观的，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椭圆形炉型反映了冶铁工匠增大炼炉产量的重大努力和对鼓风与炉径相互制约关系的深入认识。在古代鼓风器风量、风压较小的情况下，这是扩大炉容，多加鼓风器，使风能达到炉缸中心的一个途径。炉基南面的坑中重达二十余吨的大积铁，证明高炉曾多次修筑、使用。对积铁、铁块和铁渣的分析和计算，证实汉代已有意识在炉料中加入石灰石作熔剂，以降低炼渣的熔点，改善渣的流动性和炉况。 汉代的生铁一般是高碳低硅的白口铁。由于炉温增高和熔铸技术的改进，从西汉前期起，就出现质量比白口铁为优的灰口铸铁，如河北满城刘胜墓所出车■就是用灰口铸铁造的。南阳瓦房庄出土的西汉东汉铁釜、浇口各一件则是高磷灰口铸铁。磷份增高，使铁水流动性改善，适用于薄壁大型容器的铸造，即使在现代也还有这样使用的。汉代出现这种新的铸铁材料，应是冶铁工匠有意地加入高磷铁矿或富磷熔剂的结果。特别重要的是，在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出土的铁器组织中还发现了质量十分优良的球状石墨（铁生沟铁铲和瓦房庄铁䦆），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中的一类级球状石墨相当。球墨铸铁是947年才在英国研制成功的一种高强度铸铁材料，目前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在其研究过程中曾受到韧性铸铁中偶而出现的球状石墨的启发。而我国早在西汉后期已出现了球墨铸铁，可说是冶铸史上的一个奇迹。 制钢技术汉代工农业生产和军事活动的需要，使各种制钢技术得到蓬勃发展。西汉前期刘胜墓所出钢剑，经检验是由块炼铁渗碳反复锻打而成的，由于锻打次数增多，钢的质量比战国燕下都钢剑有明显提高。到了东汉时期，又出现了以炒钢为原料的经“三十炼”的金马书刀和钢刀。《汉金文录》著录的永元错金书刀，铭文为“永元十六年（公元04年）广汉郡工官卅炼史成长荆守丞主”。974年山东苍山县出土的东汉钢刀，铭文有“永初六年（公元2年）五月丙午造卅炼大刀吉祥”，为接近共析成份（碳含量千分之八）的高碳钢锻成。稍后一些时期，在东汉中平年间（公元84—89年）又出现具有“百炼清刚”铭文的百炼钢刀。 另一卓越的制钢工艺——铸铁脱碳成钢，则是从高度成熟的铸铁柔化术衍变而来。通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汉代冶铁工匠对于生铁的机械性能随着碳份的高低而变化这一点已有深入的认识。在实践上，他们能够把碳含量达4％左右或更高的铸铁，经过脱碳使内层也消除白口铁的组织，通体都成为高碳钢。这样，就创造了一种在固态下通过高温脱碳处理，把生铁变成钢的先进工艺。郑州东史马出土的东汉铁剪和南阳东汉铁戟等，就是这样制成的。由于生铁在浇注过程中，非金属和金属夹杂物可上浮撇去，金属组织较为纯净。因此，铸铁脱碳后所得到的钢，和现代碳素滚珠轴承钢的质量相近。这种制钢工艺从目前资料看，是我国所独有，很有独创精神。 西汉时期钢铁技术最重大的成就是炒钢（或炒铁）的发明。它是在地面上挖出缶状炉缸，内层涂以耐火泥，上置顶盖，做成炒钢炉。冶炼时，将生铁料烧成熔融或半熔融状态，鼓风吹炼并加搅拌，使成为熟铁，或在有控制地脱碳的条件下成为低中碳钢以至高碳钢。流传至今的传统炼钢工艺仍沿用了这种方法。因为它以生铁为原料，价廉易得，生产率高，因此和其它制钢方法相比，有极大的优越性。它的出现和逐步推广改变了整个冶铁生产的面貌，是钢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炒钢技术及热锻制钢，大大促进了百炼钢的发展，使之进入成熟阶段。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都出土有炒钢炉，说明炒钢技术可能在西汉中期或稍迟时已经发明。东汉时期铁器种类增多，锻铁器比铸铁器有明显增加，铜兵器全被铁兵器取代，社会生产力也较西汉有提高，这和炒钢的发明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制钢术的进步，需要更多的生铁作原料，从而促进炼铁技术的发展。巩县铁生沟似已试用煤来冶铁。用煤作燃料是冶铁技术提高的重要因素。在鼓风技术方面，东汉时期以水力为动力，创制了“水排”鼓风装置，在钢铁史和机械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从南阳地区诸冶铁遗址的实地调查看，有些炼炉即建在河边，很可能采用水力鼓风。南阳自战国以来即以冶铁著称，南阳大冶孔仅曾任西汉大司农和大农丞领盐铁事等要职，境内又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水排”在这里产生是很自然的。 铸造技术在铸造技术方面，汉代使用铁范和韧性铸铁更加广泛，技术上高度成熟。如南阳瓦房庄出土经检验的铁农具就有八件是韧性铸铁的，并且大都是质量较好的黑心韧性铸铁。它们铸作精细，退火完全，有的和现代韧性铸铁已无原则区别。温县烘范窑出土的叠铸范是战国齐刀币叠铸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有十六类铸件，三十六种规格，如各种车马器和权等，最多的一次可铸得八十四件铸件，工艺设计和制作都十分精巧。为了易于清理、打磨，内浇口薄仅2毫米，采用预热铸型浇注。这一技术在解放后多年内仍被一些工厂用以大批量地铸造纺织机、缝纫机的零件。 汉代《淮南万毕术》说“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指天然硫酸铜。它与铁作用得金属铜。这就是胆铜法，它开创了水法冶金的新途径。关于铜镜铸造方面，长期使人们感兴趣而又众说纷纭的是透光镜的铸作。河南省博物馆所藏西汉铜镜一面，经过测试，证实有“透光”效应。近年来经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与试制，已经弄清楚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由于镜体很薄，又在背面铸出花纹，冷却时造成铸造应力，再加磨制，而使镜面具有微小的曲度，这样在光的照射下，就可将镜背花纹、文字反映出来。汉代一些少数民族如居住在滇池周围地区的滇族具有发达的青铜文化。 石寨山、李家山等处先后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和铜柄铁剑等，造型、铸作都很精美。其中，如贮贝器盖的细小部件，应是用失蜡法铸成的。大量青铜农具（如斧、䦆等）的出土，证实这里也和商周时中原地区一样，曾使用青铜农具进行耕作。汉代式样的“滇王之印”和铜洗，又说明汉代在云南设郡后，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有所加强，加速了经济、文化发展。此外，如广西岭溪县等地出土的五铢钱、铜鼓等，也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实物例证。 赵新来《介绍一面西汉透光镜》，《河南文博通讯》979年3期。第六节机械农业机械农业机械方面，牛耕的推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汉武帝时推广大型铁农具，牛耕得到进一步普及。所谓“耦耕”，当是两牛抬扛合引一犁的耕作方式。汉代畜力犁已采用犁壁，从山西平陆等地汉墓出土的犁耕图看，犁由犁辕、犁梢、犁底、犁铧、犁壁组成，并可用犁箭调节耕地深浅，已基本定型。长江中、下游，在西汉时期农业生产还比较落后，如《史记》所说“饭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以后，南方逐步推广水利与牛耕，并普及东北、西北和西南的部分地区。 由赵过倡制的三脚耧，是武帝时期推广应用的先进播种机械。它有三条耧脚，下套三个小铧，用来开沟；每两脚间为一田垄；由闸板调节耧斗开口，以控制种子流量；耧后拖挂一木棒，木棒下端为方木框，横放垄上，一次可完成开沟、下种、覆盖等工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畜力播种机。《盐铁论》说“铁器，民之大用也。”又说“器便于不便，其功相计而倍也。”这正是汉代对使用农业机械和先进农具的正确认识。 扬水机械和风扇车在扬水机械方面，除使用桔槔和辘轳外，到东汉毕岚已发展为翻车。《后汉书·宦者·张让传》记载中平三年（公元8年）“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翻车主要是应用链传动的原理，将低处的水提升到高处，可用于灌溉和排水等。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扬水机械。 西汉时，我国已经使用了轮扇。《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973年河南济源县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陶风扇车明器。这说明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谷物脱粒后，清理籽粒，分出糠粃的风力机具。它把轮扇连续扇风以及籽粒重则沉、粃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起来，应用于一个机械之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在辽阳三道壕东汉晚期古墓的壁画上还有另一种玩具风车。 水碓用脚踏碓来舂米，发明很早。东汉时桓谭《新论》载有水碓，已利用水力驱动水碓。南阳地区又用水力来驱动鼓风器，称为“水排”，更是机械史和冶金史上的重大发明。欧洲十六世纪用水力鼓风，对当时的钢铁生产曾起了很大作用。中国“水排”的使用比欧洲早一千七、八百年。由于它“用力少，见功多”，逐步得到推广，直到近代，在东南、西南等地区仍有使用于炼铁的。水排是根据水碓凸轮传动的原理，使水碓通过曲柄摇杆、绳、绳轮和鼓风器联接而创制的，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动力机、传动机构和工作机的机器。据《后汉书·杜诗传》记载，南阳太守杜诗注意冶铁生产，兴修水利，“造作水排”，对这一鼓风机械的推广应用，起了促进作用。 候风地动仪汉代在机械方面的另一杰出成就，是张衡发明的著名的候风地动仪。中国古代对地震这一自然灾变早有认识，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地震记录，从而产生了创制地震仪的科学构想。张衡生于东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后汉书·五行志》载，从公元92年起，连年发生地震，出现地裂、山崩等灾变。正是在这种地震频仍和战国以来机械学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刻苦的钻研、摸索，张衡在阳嘉元年（公元32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候风地动仪），比欧洲同类仪器早一千七百年。据《后汉书·张衡传》，候风地动仪是用精铜铸造，形似酒樽，直径约.94米，高约2.72米的大型仪器。器内正中立有“都柱”，周围有八条滑道（“八道”），装有八组杠杆。樽体周围按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铸有八个龙头，分别对应“八道”。龙头口含铜丸，下蹲八个张口向上的铜制蟾蜍。它的原理和现代倒立式震摆相同。当地震震中较远时，由于体波（在地球内部传播的地震波）传播速度较快，首先被仪器接收，因惯性作用，都柱倾倒，通过杠杆作用，龙口张开，铜丸落入蟾蜍口中，发出响声，即可报知地震。文献记载及现代实验表明，这种装置能测得一、二级的无感地震。地动仪和张衡所制浑仪、浑象都设在洛阳灵台。有一次陇西发生地震，地动仪的西方龙口落下铜丸，从而作出正确的记录。过了几天，人们才从驿马邮传知道陇西地震的确讯。这证实了地动仪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它的结构和形象，由王振铎先生复原，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此外，张衡还发明了水运仪象（“作浑天仪，以漏水转之于室内”），这是我国第一台用水力作动力的天文仪器，又是最早的机械计时器。 《西京杂记》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什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司南车，驾四，中道记道车，驾四，中道。”沈约所著《宋书》与《宋史》都说张衡制作过司南车，或称指南车。记道车又叫记里鼓车。它利用车轮的转动自动表示出车行的里数，和现代汽车上的里程表的作用相同。 机械中转动原理的应用秦汉时期，机械中应用了凸轮传动、链传动、曲柄摇杆传动等原理，这是这一时期机械技术的重要成果。根据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和文献记载，至迟在西汉就发明了齿轮，并且不久就应用了齿轮系。975年山西省永济县出土了两个铜齿轮，相互啮合较好。据同时出土的遗物推断，这两个齿轮至迟是西汉的遗物。记里鼓车必是通过齿轮系传动实现准确可靠的记程，张衡的水运仪象和指南车也必是采用了齿衰神到最新章节轮系2。可见，汉代已对齿轮传动比有定量的认识，这是机械学的重大进步。秦汉时期掌握的几种基本的、重要的机械传动原理，为后世机械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93页，科学出版社92年版。陆敬严、田淑荣《中国古代齿轮新探》，同济大学科技情报站印。 2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93页，科学出版社92年版。《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巧工丁谖作“被中香炉”，在任何位置均保持水平不致倾倒，其持平装置和现代陀螺仪的万向支架相似，反映出汉代机械学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机械与冶金技术的发展发明与应用机械，要求有相应的制造技术。金属零部件的采用对机械制造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冶金技术的发展使金属切削加工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在河北满城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五铢钱，其外圆上有车削或锉削的痕迹，刀花均匀，切削振动波纹清晰，椭圆度很小。同墓出土的器物中，还有铁锉、铁凿、三棱型青铜钻、青铜弩机和青铜箭头等。其中，青铜弩机的结构相当复杂，但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很高，青铜箭头经过了抛光。以上表明当时的金属加工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不仅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冶铸技术，也展示了各种机械联接方式，如镶铸、铸焊、对焊、钎焊、过盈联接、销联接、铆接以及精确的孔加工技术和装配技术。王莽时中国已有先进的测量工具，其结构和功能基本上与现代卡尺相同。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四卷第二分册，第页。第七节交通运输陆路交通秦汉时期，陆路和水路交通都得到了较大发展。 驰道和栈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修了多条大道。如从咸阳到今包头西面修筑的驰道，宽达22米，有的路可高出道旁—.5米，用红砂岩石填筑，山口凿出宽达50米的通道，工程技术水平很高，规模很大。 栈道的修筑始自战国，秦汉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栈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构筑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壑之上的木构道路，表现了在筑路工程中适应十分复杂的地形条件的出色的技术能力。西汉前期已有四条通四川的栈道。东汉时在三门峡黄河北岸开凿栈道，于花岗岩悬崖上，向壁凿出凹字形空间，路面宽—2米，工程非常艰险，至今犹存和平年间的题记。 陆路交通的主要工具是各种车辆。汉代车型名目繁多，如《汉书·舆服志》所载辂车、安车等。车辆设计因不同的用途而异，大多为两轮车，还有结构简便、灵活适用的独轮车和稳定性强、载重量大的四轮车。辽宁辽阳西汉遗址出土有铁车輨（车轴承）、车■（铁圈）等物，说明汉代已在车轴上加铁圈，使与铁轴承相配，其间加上油脂润滑，以增强车轮的牢固性，减少与轴承的摩擦力。 水路交通和造船业与陆路交通相并行的是水路交通的发展及造船业的兴盛。秦代开凿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它的总体布局和具体设计都是很科学的，在我国和世界航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水军体制，发展了用途不同、类型多样的舰船。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记载有艨艟、舰、船、艇等船型，分别用于作战、航行。此外还有“高十余丈”的“楼船”。 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等的发明和应用。橹是比桨效率高的推进工具，俗语有“一橹三桨”之说。船尾舵的出现大概在两汉之交，它使人们能够轻便灵活地掌握特定的航向。刘熙《释名》说“随风张幔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这说明至迟到东汉已使用布帆，它是利用风力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的重大发明。橹、舵、帆的使用，标志着汉代造船、航海技术已较成熟。有人认为，974年在广州发掘的秦汉遗址，是一所造船工场，并据船台规模推算，已能造宽达七、八米的大船。但也有人认为这处遗址是一水上建筑。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于造船、航海技术的成熟，海上交通已很发达。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海路交通已可达今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等。在朝鲜、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曾有汉代文物出土，是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东汉桓帝时，大秦王派遣使者航海来到中国，又开辟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海上通路。这在本卷别处都已有所论述。 第八节造纸术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关于造纸技术的起源，它的发明者究竟是谁，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长期以来，人们根据《后汉书·宦者·蔡伦传》的记载，一直认为纸是东汉蔡伦于永元十七年（公元05年）发明的。但近年在甘肃金关、陕西扶风、甘肃天水放马滩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发现了西汉古麻纸，从而说明我国至迟在西汉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这在本编第三章中已有较多的论述。 蔡伦虽不是纸的最初发明者，但他是造纸技术史上杰出的革新家。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耒阳）人，是汉和帝时的宦官。永元十七年（公元05年）他把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制成的纸，献给汉和帝。这种纸非常受人欢迎，并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造纸工艺方面，除漂洗、碎切、浸沤、舂捣、打浆外，还可能采用了用石灰碱液进行烹煮的化学处理方法，以使植物纤维更易分解。蔡伦的伟大功绩在于他“造意用树肤、麻头、敝布、鱼网为纸”，在造纸原料上和方法上都有革命性的改进，使得纸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蔡伦之后，东汉末建安年间，东莱（今山东黄县东南）人左伯，字子邑，“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南齐萧子良在答王僧虔的信中说“左伯之纸，妍妙辉光。”据说左伯的造纸法到唐代还在沿用，但具体制法已不可考。第九节陶瓷陶塑技术秦都咸阳宫殿遗址出土的大量空心砖、板瓦和瓦当，以及秦始皇陵陶俑坑出土的大批兵马俑，反映了秦代制陶技术的高超水平，在出土的大批兵马俑中，最高的将军俑身高达.9米，陶马体型大小与真马相似，高约.70米。俑是泥质灰陶，相当坚硬结实，烧成温度在900度左右，气孔率2％，吸水率5％，这说明俑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 汉初的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的艺术风格。型体虽比秦代小，但仍然比较高大，注意细节的刻划，形象生动逼真，威严庄重。题材方面，除了军阵场面外，还有宫廷侍女、乐舞、杂技、宴饮等。西汉后期，陶塑所反映的则是地主阶级追求财富，追求生活享乐的内容。到了东汉，陶塑题材更加广泛，有说书俑、农夫俑、舞蹈俑、乐俑、动物俑等。 画像砖和瓦当建筑用陶方面，汉代的画像空心砖比秦代更发展，砖面上拍印的画面，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形象更生动，使得画像空心砖不单是建筑材料，而进一步成为富有艺术价值的陶质工艺品。这种画像砖，还为今天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真实资料。如河南郑州新通桥汉墓画像砖。画像内容包括阙门建筑、各种人物、乐舞、车马、狩猎、驯兽、击刺、禽兽、神话故事等四十五种，其中许多内容跟科学技术有较密切的关系。 四川发现的东汉砖室墓中的画像砖，并不是用作建筑材料，而是作为装饰品。这种画像砖的画面题材非常广泛，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类第一类是生产场面，包括播种、收割、舂米、酿造、盐井、探矿、桑园等。第二类是建筑画像砖，主要是庭院建筑及室内陈设和阙观建筑两项。第三类是社会风俗场面，包括市集、宴乐、游戏、舞蹈、杂技以及官宦士绅的家庭生活等。第四类是车骑出行的场面，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骄奢的生活。第五类是神话故事2。 汉代瓦当的特点是文字瓦当占大多数。按文字内容可分为四类宫殿类；2官署类；3祠墓类；4吉语类。除文字瓦当外，还有带纹饰图案的瓦当，画面仪态生动。尤其以王莽时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为代表作，画面气势磅礴，姿态雄伟。 铅釉陶的发明汉代制陶工艺的一个重大成就是低温铅釉陶的发明。它的应用和推广，为以后各种不同色调低温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铅釉陶大约在汉宣帝以后才有较快发展。到东汉，已在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湖南、江西等地流行。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文物》972年汉骥《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文物》9年期。 它的主要着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铜使釉呈现翠绿色，铁使釉呈黄褐和棕红色，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光滑平整。但是汉墓中发现的铅釉陶全是明器，无实用器物。这可能跟它的低温烧成，不宜实用有关。从化学成份上看，这种釉药主要含氧化铅（约5％）和氧化硅（约30％）及少量的金属氧化物着色剂，是一种低熔点（约700c）的硅酸铅玻璃物质。它的主要原料同古代炼丹家使用的丹药原料十分相似，说明铅釉的发明和发展与古代的炼丹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原始瓷秦代的原始青瓷，是977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与外城之间的秦代房基中发现的。它与战国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胎、釉原料不同，器物成型方法不同，品种和装饰也不同。从西汉到东汉早、中期的三百年间，原始瓷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在东汉中、晚期发展为瓷器，其烧制技术已基本成熟，从而开创了我国陶瓷生产的新阶段。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瓷窑遗址出土青瓷片的分析，制瓷原料采用窑附近的瓷土矿，烧成温度已达30±200c，釉料中含氧化钙5％以上，着色剂氧化亚铁（feo）的含量为.2％，三氧化二铁（fe2o3）的含量为0.58％，其还原比值为2.7，表明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釉呈较为纯正的青色，没有流釉现象。瓷胎的显微结构与近代瓷基本相同，说明东汉时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掌握了复杂的青瓷烧成技术。东汉瓷器的主要品种是青釉瓷和黑釉瓷，主要产地在今浙江的上虞、慈溪、宁波和永嘉一带。新出现的瓷器，无论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与原始瓷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22页，文物出版社982年版。第十节玻璃近年考古发掘表明，我国早在西周时就自创了与西方古代玻璃组成迥异的铅玻璃。战国时玻璃制作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玻璃珠串即为实物证据。作为文字旁证，公元前四世纪的《庄子·让王》及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览冥训》中，多次提到“隋侯之珠”。对于这种玻璃珠的制法，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云“隋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 秦汉时期的玻璃制作技术大概掌握在炼丹家手里，主要是伪充真玉，或供服食之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自汉代起，又不断有质量较高的外国玻璃输入。《汉书·西域传》载“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出虎魄、壁流离。”与此同时，西方的玻璃技艺也传入中国。 第十一节漆器漆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在尧舜禹时代，就已经使用加进红或黑色颜料的色漆髹饰食器或祭器。到秦汉时期，漆器手工业的规模和范围更加扩大，髹漆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载，商人在“通邑大都”，可以经销“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足见当时漆器业的发达。《史记·滑稽列传》中有关于制漆用“阴室”的记载。漆汁在阴湿条件下聚合成膜后容易干涸，而阴室的建立正是为此创造条件。本世纪以来，各地出土的漆器，种类繁多，质量优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精美漆器，便是漆器工艺提高的明证。名贵的漆器，其价格远过铜器，《盐铁论》说“一文杯得铜杯十”。 汉代漆器的制作有相当细致的分工。从出土汉代漆器的铭文看，当时髹漆技术的工序有素工（作内胎）、髹工和上工（上油漆）、黄涂工（在铜制附饰品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纹饰）、■工（雕刻铭文等）、清工（最后修整）等。此外还有供工（负责供料）、造工（管全面的工师）以及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监造工官，组织十分严密。各工序顺次相接，分工合作，使漆器生产工艺日臻完善，盛极一时。 漆不仅用于漆器，他如船只、建筑物等，也常用漆来保护并增加美观。 由于漆的广泛应用，漆树种植面积很大，种植者亦极富有，《史记·货殖列传》载，“陈、夏千亩漆”，其人与“千户侯等”。 第十二节酿造秦汉时期的制曲技术有明显提高。汉代扬雄的《方言》里，已经出现了许多种曲的名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饼曲也”。饼曲至今仍是通用的酒曲，而秦汉时就已开始制造。秦汉时期酿酒工艺有一个重大革新，即酿酒单独用曲，初步形成了我国酿酒的独特体系。《汉书·食货志》载“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这不仅是最早记录酿酒单独用曲的配方，而且是关于酿酒原料与成品比例的最早记载。秦汉时期的酿醋、作酱工艺也有较大发展。《齐民要术》引汉人所著《食经》说“作大豆千岁苦酒（醋）法用大豆一斗，熟汰之，渍令泽，炊。暴极燥，以酒醅灌之。任性多少，以此为率。”据此可知，我国以酒酿醋的方法至迟应起源于汉代。《齐民要术》还引汉代《食经》中的“作麦酱法”云“小麦一石，渍一宿，炊。卧之，令生黄衣。以水一石六斗，盐三升，煮作卤。澄取八斗，著瓮中，炊小麦投之，搅令调匀。覆着日中，十日可食。”此外还有作肉酱法、作鱼酱法等等。 第十三节制盐煮盐是秦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制度。著名的《盐铁论》反映了盐在当时国家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盐卤即池盐。《盐铁论》则说汉代海盐场规模大的有千余人之多。井盐多集中于四川境内。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境）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近年成都附近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砖中，发现几幅描写当时盐井的开采情况图，从中可以看到盐井取卤用的起重设施，汲卤滑轮，以及火井煮盐活动等，这表明汉代井盐生产已经具有较高水平和相当大的生产规模。 第十四节石油天然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石油资源的国家之一。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有关石油天然气的文献记载。《汉书·地理志》称“高奴有洧水，（肥）可■”。高奴即今陕西延长一带，这里后来成为我国最早的一处油田。洧水是今延河的一条支流。这里的石油，埋藏较浅，地表经过长期的侵蚀，石油渐渐露出，并在河水携带下，漂浮水面，从而被人们发现。当时人们已知道石油的可燃性，并按其状称之为“肥”。此后又发现甘肃酒泉的石油。《后汉书·郡国志》“酒泉郡”“延寿”刘昭注引《博物记》说，那里的石油“如煮肉洎，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极明，不可食，谓之石漆”。 石油天然气埋藏在地下，它的开发利用，与凿井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凿井技术的国家，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氏族时期，已有人工开凿的井。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经验的长期积累，人们凿井技术也向前发展，特别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为凿井技术开辟了新的道路。春秋时期我国开凿的井，深度有的已超过800英尺。战国后期（公元前255—前25年），在李冰的带领下，四川广大地区开始穿盐井、诸陂池2，为地质凿井和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最早开始地质凿井的巴蜀地区，恰好是石油天然气的富集区。人们起初并不是为了开凿油气井，而是在挖凿盐井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石油天然气。有人甚至认为天然气井就是盐井3，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石油天然气的初次开发有着共同特点。 如果说秦汉时对石油的开发，仅限于油苗发现阶段，那么，大量史料表明，当时人们对天然气这种新能源的认识和开发利用已达到较高水平。最初的天然气井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火井”。四川临邛县的天然气井是我国记载较早的天然气井之一4。《华阳国志·蜀志》提到“孝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这说明西汉宣帝时临邓已广开盐井，在这基础上发现临邛“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跃数十里。”又据刘敬叔《异苑》卷四载“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可知临邛天然气井最晚应始于宣帝之后，“汉室之隆”的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光武中兴”这一阶段，即公元25—54年。人们很快根据天然气的可燃性，把它用于照明，“以竹筒盛其光，可拽行终日不灭也”。因为天然气燃烧所发出的热量大，温度高，比干柴、木炭等燃料的性能优越，所以人们把它用于煮盐生产。天然气井是开凿盐井的副产品，同时也促进盐业生产的发展。四川成都西门外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提供了当时人们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景。五口大锅，并排置于灶上，在灶门处排列着三、四根管线，直通锅底，这些并排的管子，输送天然气，供盐锅下燃烧用以煮盐2。另外，邛崃见王先谦《汉书补注》。 （美）维斯里·欧文《石油发现者的历程》（英文版）。 2《华阳国志·蜀志》。 3《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4见《后汉书·郡国志》“蜀郡”“临邛”刘昭注引《博物记》及《蜀都赋阳国志·蜀志》。 2见（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四卷第二分册图39的说明文字。县花牌坊出土的另一块画像砖也表明，汉代我国劳动人民已开始利用天然气煮盐3。用天然气煮盐，蒸发快，收效大。据《后汉书·郡国志》“蜀郡”“临邛”刘昭注引《蜀都赋》注云“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盐，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盐耳。”此外，《华阳国志》、《四川总志》等书也有同样的记载4。这些资料表明，中国人不仅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天然气井，而且最早利用天然气从事盐业生产。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征服天然气的国家，并以此为能源，为世界科技史和能源开发史谱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天然气井是钻凿水井和盐井过程中发现的。它的燃烧现象，曾使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先民为之迷惑。《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年）“祠天封苑火于鸿门”。同书《地理志》中亦有“西河鸿门县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中出”的记载。另外，应劭在《地理风俗记》中亦提及訚阴县火井庙。上面所提到的鸿门、訚阴即今陕西省神木县一带，属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东北边缘，这一带出现天然气苗是极可能的。古代先民最初接触到天然气时，认为地下冒火是神的表现，所以建庙立祠，以示恭敬。像这样对天然气井的崇拜，并非仅见于中国。《马可·波罗游记》中同样记载中亚地区的拜火教徒对巴库天然气井顶礼膜拜的场面。天然气燃烧，有时极为恐怖，火焰高达数十米，面对面目狰狞的熊熊烈火，我国先民并没有单纯地、一味地敬奉它，而是利用它的特性为人类造福，使人们生产生活得以改观。天然气井以其神奇的出现，壮观的燃烧和广泛的应用，为文人骚客提供歌咏的极好题材。《蜀都赋》中盛赞天然气井，把它与铜梁、金堂、龙湫相媲美，当作蜀地名胜，其后人们对天然气的歌咏更是接续不绝。 3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第30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978年版。4《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四川总志》记载“井有水火，取井火煮水，一斛得盐五斗，家火煮之则盐少。” 《地理风俗记》“訚阴县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天封火井庙，火从地中出。”第五章商业和货币第一节官营商业伴随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秦汉时期的商业经济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秦汉时期的商业，有官营和民营之分。在中原地区，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也都有各具特色的商业活动。 关于官营商业，新近出土的云梦秦简为我们提供了证据。《关市律》云“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所谓“作务”，《汉书·尹赏传》王先谦《补注》释“无市籍商贩、作务”语时引周寿昌曰“作务，作业工技之流。”《史记·平准书》有“诸作”一词，《集解》引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由此可见，这条简文应释为“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卖产品”，表明有官府直接经营的商业存在。又《金布律》规定“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蚩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之，尽七月而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卖之。”这表明县、都官等官府的机构，都有出卖其破旧器物及原料的权力。同样，《廐苑律》也有关于官府廐苑可以出卖其死亡“公子牛”的规定；《仓律》还有官府可以出卖其所饲养的猪、鸡所生产的“子息”的权力。至于盐、铁，更是官府经营的主要产品，《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秦惠王时张若治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史记·自序》谓马昌“为秦主铁官”等等，都是秦时官府直接经营盐、铁之证。故《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曰商鞅变法后，官府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官府经营商业的作法，到西汉初期，有所放宽，特别是关于盐、铁的经营，“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和允许私家出卖盐、铁，使官府商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事不旋踵，武帝时，又实行了官营盐、铁的政策，并扩大了经营范围，乃至除盐、铁之外的金、银、铜、丹砂和酒的生产和销售，都进入了官府经营的领域。昭帝之时，酒的专卖制度虽然取消了，但盐、铁的官营，一直循而未变。王莽统治时期，官营商业又进一步扩大。东汉时期，虽然把盐、铁改为各郡国主管，实行了民营官税的制度2，但其他官府手工业部门，依然存在。个别的郡县，仍然实行官府经营采矿、冶铁和销售的制度，如东汉初期的桂阳郡便是如此，以致一岁之入增加了五百余万3，可见耒阳县官营冶铁的规模之大。 官府的商业经营，可以盐、铁说起。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20年），以东郭咸阳与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采取“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官与牢盆”的办法煮盐，有“敢私铸铁器、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凡“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这就是《盐铁论·错币》。 2参阅高敏《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 3《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史记·平准书》。 说，盐、铁的生产与销售都由官府进行，主持其事的机构，按颜师古所说为“主鬻、铸及出纳之外”的“作官府”2，主持的官吏，为各地的小铁官及“吏”。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桑弘羊领大农，取代孔仅之后，鉴于过去“诸官各自相争”的情况，“乃请罢大农部官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输盐铁官”以经营盐铁3。又以酒的经营来说，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其法系“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其所以谓之“榷”，是取“以木渡水”之意，意即“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4。也就是从酒的生产到销售，都由官府直接经营。再以其他产品的经营来说，则以均输之法处理之。所谓均输之法，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据《史记·平准书》，其法是“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名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同书又曰“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集解》引孟康曰“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盐铁论·本议》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以卜式的话来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师古注曰“市列，谓列肆。”综上均输、平准之法，其中都包含“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的内容。不独出卖盐、铁是如此，出卖均输之物和买卖“天下委输”，都是如此。至于官府出铁器，或设店铺于成市，以吏主之，农民只得“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到达之后，“吏数不在，器难得”，多次落空。有时官府“铁官卖器不售”，则采取摊派办法，“或赋与民”，即使是“坚”之器，也是一个价格，还“善恶无所择”2。因此，由官府统一价格和亲自出卖各种商品，虽然有控制物价，抑制富商大贾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许多弊端。所以早在汉武帝时，朝廷中就出现了反对官府经营商业的主张，卜式等人就是代表。只因武帝坚持如此，未能废除。及武帝死，昭、宣二帝时期，论争进一步激烈。论争的结果虽未曾取销盐、铁官营的制度，酒的专卖却废除了。到王莽时，“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并“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既控制物价，又经营商业贸易3，以致出现了“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卖，贱取于民，民甚患之”4的状况。不过，王莽的官经商业，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冲击得一干二净。东汉以后，包括盐、铁在内都取消了官营制度，纵民煮铸，官府置盐、铁的征税而已。故东汉时2《汉书·食货志》。 3《汉书·食货志》。 4《汉书·武帝纪》及注引应劭、韦昭语。 《盐铁论·水旱》。 2《盐铁论·水旱》。 3《汉书·食货志》。 4《汉书·王莽传》。 的官营商业基本不复存在了。 第二节民营商业战国时期，秦国已有了民营商业。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87年），“初行为市”。秦孝公时，都城咸阳已有市，故商鞅得以“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以募能徙者2。《商君书·垦令》有“重关市之赋”的规定；《三辅黄图》载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处有“直市”；《华阳国志·蜀志》谓成“市张列肆”；《汉书·王莽传》言及秦“置奴婢之市”。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秦国存在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固定市场。虽然这中间也包括官府经营的商业，但民营商业也是其组成部分。云梦秦简中，有专门的《关市律》，显然是关于管理关卡及市场交易等的法律，其中讲到“官府之吏”之从事商业者同“贾市居列者”同时并存，显然表明民营商业的存在。《司空律》也有“作务及贾而负债者”当其输作官府时“不得代”的规定，更是清楚地表明民营手工业者与民营商贾的存在。《法律问答》中称东方诸国入秦国贸易的商人为“客”、“邦客”或“旅人”，且明文规定珠玉等贵重商品不得“卖于客”；“客”必“请簿传于吏”才能进行贸易。这些“客”和“邦客”，无疑都是民营商贾。因此，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在官营手工业与商业之外，千真万确地存在着民营手工业与商业。尽管这时抑制民营商贾，甚至发展到给贾人另立户籍，和以贾人、有市籍者、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戍边，仍没有从根本上取缔民营商业。 到了西汉，民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同上承战国以来商业发达的余绪有关；另一方面是“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统一局面与奖励政策的结果。加上汉初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在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土特产各异的情况下，“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2就显得格外重要。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的商贾贸易之风大兴。大批农民，或出卖剩余产品，或脱离农业走向手工业与商业；战国和秦皇朝以来就存在的大商人，更是乘秦末战乱之机牟取暴利，以致顿时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逼得其所欲”4的局面。在商业发达的情况下，不仅“吴越之竹”，“隋、唐之材”，“江湖之鱼”，“菜、黄之鲐”5，“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枬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兗豫之漆丝絺紵”等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即便是产于不同地区的甚至穷乡僻壤的金、银、锡、铜、铁、丹沙、姜、桂、玳瑁、珠玑、马、牛、羊、骡、驴等等，也进入了商品的领域。以致当时的“通邑大都”，各种商品都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比价，大约一千瓮酒、一千甔酱、牛羊豕皮各一千、谷一千锺、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材一千根、竹子一万根、轺车一百乘、牛车一千辆、上漆木器一千件、铜器一千钧、素《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商君列传》。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盐铁论·本议》。 3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4《史记·货殖列传》。 5《盐铁论·通有》。 《史记·货殖列传》。 木铁器与巵茜各一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豕各一千只、奴婢一百人、筋角丹沙各一千斤、帛絮细布各一千钧、文采一千匹、榻布皮革各一千石、漆一千斗、蘖麹盐豉千荅、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粟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其价值大体相等。如果能拥有上述诸商品中任何一种的量，其富有程度就可以“比千乘之家”2。故司马迁明确指出一个封君，食其封户之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亲出其中”，而一个“庶民农工商贾”之家，“率亦岁万息二千”，故“百万之家，则二十万”，其富与封君相等，故“命曰素封”。如果以商品的价值去估算，“陆地牧马二百蹄，千蹄角千，千足平、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放锺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3。正因为任何土特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而实现为私有财富，因此，在当时社会形成了一个普遍流行的概念“用贫求富”之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就是所谓“末业”即经营手工业与商业，尤其是商业，“贫者之资也”4。从事商贾之业，成了致富的主要途径，正是发达的商业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观念。 由于民营商业的发达，以致出现了两大类型的商贾一是所谓“行商” 即流动性商人，他们打破地区与地区之间界限，勾结官府，周流天下，如师史之“转谷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曹邴氏的“贳贷行贾遍郡国”；齐人刁间之“逐渔盐商贾之利”5便是例证。二是颜师古所说的区别于“行卖曰商”的“坐贩”，谓之“贾”，简称“坐贾”，即固定性的商人。这就是《史记·平准书》中所说的“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的贾人，他们大都在城市里设有固定的店肆，还有屯积货物的仓库，贱买贵卖，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所谓“踕财役贫”，“废居居邑”，“买居邑，稽诸物”，使“封君皆低首仰给”；更有甚者，“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他们“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还“因其富源，交通五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2。其中尤以从事“冶铸煮盐”之业的商人更为猖獗，南阳孔氏、鲁人曹邴氏、齐人刁间、蜀人卓氏与程郑，即其代表人物。其他如宣曲任氏，乘秦汉初粮食缺乏之机，囤积粮食而致富；茂陵焦氏以“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而富“数千万”3；“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逾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锺”；至于其他以“力农畜工虞商贾”而致富者，“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不可胜数”4。秦汉商贾之业的发达，于此见《史记·货殖列传》。 2见《史记·货殖列传》。 3见《史记·货殖列传》。 4见《史记·货殖列传》。 5见《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平准书》。 2《汉书·食货志》。 3《汉书·酷吏·田延年传》。 4均见《史记·货殖列传》及《汉书·货殖传》。 可见其一斑！ 由于秦和汉初的这批大商人，多从战国时期蝉联而来，故多同奴隶主阶级关系密切，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大批奴隶拥有者，如蜀地的卓氏，就有“僮千人”。他们除了利用其雄厚的财富操纵物价，贿赂王侯之外，或如宣曲任氏之制造粮荒；或如关中“子钱家”之目睹七国之乱，不肯贷钱给官府而坐观成效；特别是“冶铸煮盐”的盐铁商人，“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之急”；更有甚者，还大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乘赋敛之时半价购买农民粮食，进而兼并农民土地，掠买农民人身为奴隶，使“黎民重困”，也妨碍新兴地主阶级扩大其私有土地。尤其令人惊心动魄者，他们利用财富，收拢民心，招集亡命，图谋不轨。如“豪强大家，得营山海之利，采矿石鼓铸，煮... 13 初平元年（公元90年）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4五铢钱之通制才被破坏。 汉代货币制度变化最大而且种类繁多的时期，莫过于西汉武帝时期与汉末王莽时期。以武帝时期而言，不仅如上述在铜钱重量方面变化不已，而且在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实行了一次币制大改革，增加了以银、锡造的“白币”和以皮革造的皮币两大类货币，并提高其与铜币的兑换率，其目的既在解决财政困难，也在于经济上打击大量贮藏缗钱的富商大贾以及诸侯王的势力。《汉书·武帝纪》云“（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河西、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元，其文龟，直三百。”这一变革实行后，盗铸者不可胜数；商贾也“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更有大农颜异，代表王侯宗室的利益，认为“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因而引起武帝不悦，张汤便利用此事以腹诽之罪处颜异死刑。民间仍反对新币，致“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寝不行”。由此可见，尽管元狩五年（公元前8年），（慎阳侯嗣）侯买之“坐铸白金弃市，2，官府严格推行白金、皮币之新币制，仍然不能奏效。 在武帝实行新币制的过程中，“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于是，“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所谓“赤仄”，即“子绀钱”，系“以赤铜为其郭也，令钱郭见有赤者”3。由此可见，所谓“赤仄”，即以赤铜加于黄铜之上，以别于民间伪铸官钱。然而，不久“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最后，只得以取消各郡国的铸钱权而全统之于“上林三官”的办法以防盗铸4。 另一次币制的大变革在王莽统治时期。西汉之末，王莽改制，其中也包括对钱币制度的改变。其主要作法是“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钱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王莽正式建立新朝后，又一次改变币制，一方面“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一方面又大造新币。分为“金货”、“银货”、“钱货”、“龟宝”、“贝货”、“布货”六个种类，每类又有不同名目，一共达二十八品，总称为“宝货”。以金货而言，规定“黄金一斤，直钱万。”以“银货”来说，又分二品“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以龟宝而言，“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4《后汉书·献帝纪》。 均见《汉书·食货志》。 2《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3《汉书·食货志》及注引应劭、如淳语。 4《汉书·食货志》。 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以“贝货”而言，“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至于“布货”，又分“大分、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如此繁杂的币制，又加上复古倾向，彼此之间兑换率不均等，必然是行不通的。故“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为市买”，最后不得不“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而已，“龟贝布属且寝”2。 以布帛充货币如前所述，秦汉的货币不论是上币黄金还是下币铜钱，都是金属货币。 但是，并不绝对排斥布帛谷物为货币者。如孝文帝时，贾山为《至言》以言治乱之道，其中讲到文帝曾“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此官府以帛充赏赐，则帛也起着货币的作用。又武帝“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2。这显然也是以帛充赏赐，其作用与钱、金相同。又董偃为馆陶公主散财以交士，“并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3这里的“帛”，同钱、金并列，同起货币的作用。由此可见，布帛等实物并未绝对排除于货币之外。因此之故，元帝时贡禹主张“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几布帛及谷”4，贡禹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如果布帛及谷物已根本无货币的职能，他的建议未免过于荒唐。到了东汉，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实物的货币化倾向又有明显增加。如东汉光武帝初年，因“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5，冯衍于建武末年上疏，道及其“家无布帛之积”，显然布帛有贮藏手段的货币职能。郑均曾“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7，这是帛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还有夏馥其人，“自剪须变形入林虏山中，为治家佣”后，其弟夏静“乘马车，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8。更有献帝时，诏“卖厩马百余匹，御府大农业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汉书·贾山传》。 2详见《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 3《汉书·东方朔传》。 4《汉书·贡禹传》。 5《后汉书·光武帝纪》。 《后汉书·冯衍传》。 7《后汉书·郑均传》。 8《后汉书·党锢·夏馥传》。 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9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帛的货币作用。正因为如此，章帝时，主张封钱不用，“一取布帛为租”；而且国家税收中，以实物缴纳的部分日益增多，详见本卷“租税”篇。 货币铸造权关于汉代货币的铸造权问题，前后也有颇大的变化。如前所云从秦简得知，秦的钱币是禁止私铸的，故有惩办盗铸者之律。及乎汉初，从《史记·平准书》所云“汉兴，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的话来看，表明汉初即已允许民间私铸币。又《汉书·吴王濞传》谓“孝惠、高后时”，吴国因有豫章铜山，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可见刘濞之铸钱煮海，早在惠帝高后时便已开始了。到了孝文帝五年（公元前75年），“除钱律，民得铸钱”2，《汉书·文帝纪》也有同样记载，可见文帝之时，不仅纵民冶铁、煮盐，而且进一步明确规定允许民间私铸钱币。正如《盐铁论·错币》所云“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然而，钱币一旦允许私铸，一定会出现规格不一、质量不纯和重量不足等问题，从而会使钱币贬值，出现物重钱轻、价格上涨等现象。因此，文帝时的贾谊，就坚决反对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认为由民间私铸钱有“博祸”，由官府铸钱可致七福3。因此，到武帝时期就开始由国家控制钱币的铸造权，各郡国铜官亦可铸钱，但仍然不免于盗铸与伪滥，最后，只得将铸币权全部收归中央，以上林三官主之。终西汉之世，未曾变更。东汉时期，史书虽缺乏关于钱币铸造权的记载，《续后汉书·百官志》也仅言大司农掌钱谷，而不言铸钱的官署。证以出土古物，知东汉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簠斋金■》所收建武时期的五铢钱范，其背刻文云“建武十七年（公元4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椽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又《隶续》卷十一《耿勋碑文》云“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东汉的钱范出土虽不多，但可以确信东汉的铸币权是由官府控制的，不同于盐、铁之允许民间煮铸。 9《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 《后汉书·朱晖传》。 2《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3详见《汉书·食货志》。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30页。 第六章都会与里（坊）市制度随着秦汉时期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在广阔的国内市场内，逐步形成了一批工商业集中的都会。早在战国时期，各都会之间就交通大畅。从巴蜀利用长江水运，“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而不费牛马之力”，中原地区，进太行山有“太行之道”；东西交往，有“成皋之路”，特别“无有大山大川之阻”的中原地区，“诸侯四通，条达辐辏”，“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2。再以西汉前期的情况而言，“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周、齐、鲁，商遍天下”3。具体而言，如下一些地方，均当时天下名都大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4又赵之“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5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名都大邑，“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中，跨街衢之路也。”这就是说，这些地方土地肥沃，农副产品丰富，加上交通便利，为交通要道。因此，这些城市都是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除上述诸名都外，还有一些都会，如巴蜀之成都、临邛，关中的咸阳，今河北的曲逆，今山东的定陶，今广东的番禺及今安徽之寿春、合肥，湖北之江陵，江苏之吴，河西走廊之姑藏等，虽然大多数为地方都会，但也不乏全国性的大城市。在所有这些都会之中，除西汉国都长安外，还有洛阳、成都、邯郸、临淄与宛五大名都，当时称“五都”。王莽时，曾在除长安外的上述“五都”“立五均官”，其“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其中长安的“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由此可见，长安与五都，确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其余则多为地区性城会。兹分别述之于后。 《史记·张仪列传》。 2《战国策·魏策》。 3《盐铁论·力耕》。 4均见《盐铁论·通有》。 5均见《盐铁论·通有》。 均见《盐铁论·通有》。 《汉书·食货志》。 第一节六大都会长安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心脏地带。这里，“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有一个农业发达的经济区给它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条件。加上自周人以来，就已逐步开发了这个地区。故秦国继之，得以先后都于栎阳、雍及咸阳，进一步开发了关中地区。由于这里地处陇、蜀之隙，故“陇、蜀之货物”多集散于此，商贾以多。由于它南通巴蜀，巴蜀的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及“筰马旄牛”，通过褒斜道而入关中；西北之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而长安为其必经之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故长安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又“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特别是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后，东方的豪富之民多徙于此，诸帝之陵又在于此，于是关中更成了“四方辐辏，并至而会”的地方，因而“诸田”、韦家栗氏、安陵及杜县之杜氏，都成了关中的富商大贾，长安便成了全国性的大都会。“诸田”及栗氏、杜氏等家资“钜万”的大商人衰落后，西汉后期，又有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卖丹致富的王君房，卖豉起家的樊少翁及王孙大卿等，皆“为天下高訾”，其中樊嘉富于家财“五千万”，“其余皆巨万”2。因此，长安的总情况，表现出“五方杂厝”，“富人则商贾为利”，“郡国辐辏，浮食者多”3；一般居民则“益玩巧而事末”4。班固《西都赋》描述其情况说这里“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咸聚于此。其人生活豪华，殊异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其商业贸易之兴隆，人口之众多，消费之侈靡，令人骇异！即使到了东汉时期，这里不再是国都所在，其繁华之景象，依然不减于旧。故张衡《西京赋》说长安除了“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径，廛里端直，甍宇齐平”的“城市之制”外，还有“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和“瑰货方至，鸟集麟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郊甸之内，卿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盛况空前，显然仍不失为一大都会。 洛阳自西周以后，在洛阳营建了成周城与王城，开始作为军事驻点，用以威镇“殷顽民”。这里地处“天下之中”，为“都国诸侯所聚会”之地，故地位日益重要，逐步由军事要塞，变成了政治中心和工商业城市。春秋、战国时期，洛阳成了东方诸国与秦国作战的要地和贸易的必经之地，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秦和西汉时期，这里大商人辈出。赫赫有名的师史，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汉书·货殖传》。 3《汉书·地理志》。 4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家财达到“七千万”。其他洛阳人，也多利用其“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的便利形势，争习商贾之业，久留于诸侯国，甚至数过洛阳家门而不入。师史之后，至西汉成帝、哀帝与王莽时期，又出现了大商人张长叔、薛子仲等，“訾亦十千万”2。到了东汉，洛阳成了国都，人口更加集中，地位更趋重要，于是富商大贾，更集于此。故王符《潜夫论·浮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这表明东汉洛阳城内居民，主要是从事手工业与经营商贩之业的人口。班固《东都赋》描述东汉光武帝和明帝时的洛阳城情况说“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泉流而为沼平夷洞达，万方辐凑。”张衡《东京赋》亦云“重舌人之九译，金稽首而来王”，少数民族及邻国使人，也集中于洛阳。所以，直到东汉末年洛阳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城内还是“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曹丕建魏，正式迁都洛阳，不是没有原因的。邯郸邯郸地区处漳水与黄河之间，向北可通燕涿，向南可达郑、卫，又与梁、鲁之地为邻，交通便利，也是手工业与商业发达的地方。故司马迁说“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又“近梁、鲁”，“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2。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成了赵国国都，为商贾、技艺及倡优集中之地。这里盛产铁矿，故郭纵其人，“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3。及于西汉，封于赵地的诸侯王国，仍“以冶铸为业”4。 临淄临淄，作为齐国的国都，早在战国时期，就是手工业与商业十分繁荣的地方。它处于泰山之北，“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5的大平原腹地。其地“宜桑麻”；又近海，多鱼、盐之利。因此，“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其集散地便是临淄，故“临淄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其民“好商贾趋利，甚于周人”。战国时，这里已是有户“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的大城市。到处可以看到“吹笙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踢鞠”2的人群，其“七万户”以家五口计算，全市人口当在三十到四十万左右。据苏秦估计，仅成年男子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汉书·货殖传》。 《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 2《史记·货殖列传》。 3《史记·货殖列传》。 4《汉书·张汤传》。 5《史记·齐世家》。 《史记·货殖列传》。 《战国策·齐策》。 2《史记·苏秦列传》。 就有二十一万之多。这些说法，虽然不无夸大之处，但据近期考古发掘的情况，当时的临淄有大小两城，大城为工商业集中的市区，还有铸币及冶铁的遗址，确不失为一大城市。像刁间这样的大盐商，就曾活动于此地。他利用“桀黠奴”之力，“使之逐渔盐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3。秦灭齐后，虽然迁徙了一批盐铁商人，但商贾之业仍很盛行。故入汉之后，武帝曾说“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有十万户，天下膏腴莫盛于齐者矣。”4武帝所讲“十万户”，虽是古临淄的情况，但其言是为了劝慰王夫人不求以子封洛阳而愿封于齐，也应是当时现状。至于主父偃，则更明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5足见西汉之时，临淄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甚至有超过战国极盛之时的迹象。所谓“市租千金”，尤见其工商业之兴盛。 南阳（宛城） 南阳（宛城）一带，相传为夏人所居之地，可见其开发之早。这里既有一片大平原，物产丰富；又“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交通便利，故“宛亦一都会也”。其地风俗杂错，人多以商贾为业。秦灭六国后，曾把“用铁冶为业”的梁人孔氏等“不轨之民”迁之于南阳。当这些人到达南阳后，仍操旧业，如孔氏就在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以致南阳的其他“行贾”，都以孔氏为师，游贾于全国2。刘邦攻宛城时，秦南阳守的舍人陈恢游说刘邦说“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畜多。”3东汉之时，南阳为刘縯、刘秀兄弟故乡，尤多富商大贾和大地主。 成都早在秦惠王时，就曾命张若经营成都城。于是张若在这里“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4。按成都地处成都平原，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5自然条件的优越，给成都形成为工商业都会提供了可能。秦灭六国之后，又把“用铁冶富”的赵国人卓氏之迁徙于“民工于市，易贾”的临邛；这些“迁虏”到临邛后，随即“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山东的俘虏程郑，也同样被徙于此。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3《史记·货殖列传》。 4《史记·三王传》褚先生补述。 5《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史记·货殖列传》。 2《史记·货殖列传》。 3《史记·高祖本纪》。 4《华阳国志·蜀志》。 5《史记·货殖列传》。 富埒卓氏”。临邛与成都，同属蜀郡，故临邛之富庶繁华，实与成都为一体。前后经过李冰、文翁及廉范等名太守的经营开发，其地更为富庶。特别是东汉章帝建初中（公元7—84年），廉范为蜀郡太守时，“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但居民仍然“夜作”，为了“隐蔽，烧者日属”，廉范乃取消禁止夜作之令，但令储水防火而已2。由此可见，成都居民早已有“夜作”的习惯，有“夜作”必有夜市，其工商业发达之景象可以想见！故左思《蜀都赋》云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麪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垒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咙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其工商业兴盛的景象，真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 《史记·货殖列传》。 2《后汉书·廉范传》。 第二节地区性都会秦汉时期在全国性的六大都会外，各地区较小的都会，不胜枚举。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咸阳咸阳，自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筑冀阙，秦徙都之”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由诸侯国的首都变成了统一国家的国都。商鞅变法时，曾“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能徙北门者”2，说明这时就有市场的出现。秦统一后，咸阳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秦每灭一国，就模仿其宫室建筑格局重建于咸阳；又建阿房宫等，征调之工匠、刑徒和服役之卒，动辄以数十万计，则咸阳之繁华富庶可以想见。及汉灭秦，改都长安，改咸阳为渭城县，但习惯上仍多称为“咸里”。从地下出土的汉代陶尊、陶瓮及陶壶等陶器上所刻“咸里”、“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亭”等文字3来看，证明汉代的咸里（即秦之咸阳）仍是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地区，而且许多官府手工业多集中于此。因此，汉代的咸阳仍不失为一都会。杨与平阳《史记·货殖列传》云“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正义》曰“秦，关内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绥、银三州，皆白翟所居。”又曰“种，在恒州石邑县，盖尉州也。代，今代州。”又《集解》引徐广曰“石邑，县也，在常山。”《索隐》曰“杨、平阳，二邑名，在赵之西，陈盖衍字。以下有‘杨、平阳、陈掾’，因此衍也。”杨，即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西。此二地商人，既“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则杨、平阳实为联系关中，与代北少数民族之枢纽。由于此二地近边胡，为用兵必经之地，“师旅委输，有奇羡”，使杨、平阳之民得以“掾其间，得所欲’，因而商贩之业甚盛。 温、轵温，即今河南温县西南；轵，在今河南济源南。因此，温、轵二地，均为黄河之北与太行山之南的两个都会。掘《史记·货殖列传》，二地可以“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实由洛阳向东北，联系山西与河北的两个地方城市。 曲逆曲逆，《史记·货殖列传》未言及之，但据同书《陈丞相世家》所云，《史记·秦本纪》。 2《史记·商君列传》。 3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 知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也是一个不小的都会。史称汉高祖“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以此言之，秦时的曲逆，几乎可以与洛阳比拟。燕、蓟《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其地“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这里“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缩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作“燕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由此可见，燕、蓟实为中原与东北少数民族及朝鲜半岛通商贸易的纽带。 陶、睢阳陶，即今山东定陶；睢阳，即今河南商邱。战国时的陶位于齐、鲁、宋、卫之间，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古济水与菏水，在陶这个地方一横一纵地通过。由此可以西通韩、魏，南经睢阳而下江淮，东走齐、鲁。不仅地势平坦，水路密如蛛网。又河、济之间，素以产丝、漆著名，江淮则多鱼、盐，故司马迁称这里为“自鸿沟以东，茫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且以其地理形势而言，“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以物产而言，“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凡拥有者，“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因此之故，战国时之范蠡，助越败吴后“之陶”，于此“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2。到了汉代，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辖县仅九个，而人口却达一百三十八万之多，定陶商业之盛可想而知。 陈陈，即今河南淮阳县，曾一度作为楚国的都城。它同定陶、睢阳一样，是当时水路的枢纽之一。以物产而言，这里盛产漆，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陈夏千亩漆”，其富与千户侯等。又“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工商颇发达。 江陵（故郢都） 江陵郢都，为楚国都城，也是当时西楚的经济中心。这里“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谓江陵“亦一都会也”。由于这里物产丰富，故昭帝时的文学之士在盐铁会议上说“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汉书·地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盐铁论·通有》。 理志》也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是以郢都不失为江汉平原的一大都会。 寿春、合肥寿春，楚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40年）由陈徙都于此。其南即合肥，地处江、淮冲要之地，江、淮之潮水，从南北两方均汇于此，为南北皮革、鲍鱼及枫、柟、豫章等木材集散地。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吴吴，即今江苏苏州一带。处太湖平原，物产丰富。自古为煮盐，冶铸之地，货物集散之所。故《史记·货殖列传》云“自阖庐、春申、王濞（即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番禺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地处珠江水系的终点，又南临大海，交通海外诸国，故为岭南货物如龙眼、荔枝、葛布等集散之地。《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致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可通今南洋诸国。 颍川颍川（阳翟），即今河南禹县。《汉书·地理志》云“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史记·吕不韦列传》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可见战国时，阳翟商业即已发达。入汉之后，仍然不减，故《盐铁论·通有》载御史大夫桑弘羊称“郑之阳翟”，“为天下名都”之一。 荥阳荥阳，地处黄河之滨，西通洛阳、长安，东连大平原，北距温、轵甚近，一向为郑国的商业要地。郑商人弘高，就曾活动于西去二周的商道一带。故秦曾在这里建立敖仓，储积大量粮食。楚汉之争，这里更是争夺的中心。自从凿通鸿沟，沟通了河、洛，东连洙、泗，把它同定陶、睢阳、陈乃至江淮一带都连结成一个商业贸易网。《史记》、《汉书》虽未曾突出记载此地的商业贸易发达情况，昭帝时的桑弘羊，却把“韩之荥阳”，列为当时“天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名都”之一，与燕、蓟、温、轵、邯郸及二周并列2，足见也是秦汉时期的一个地区性都会。 在上述大小都市里，主要居住着五类人一是皇族、官吏及其他富豪之家；二是官私手工业者及其家属；三是各类行商与坐贾；四是供一、三类人驱使、取乐或为之服务、消遣的被剥削依附人口；五是因各种原因而流寓城市的流动人口和乞丐等。其中一、三类人，大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正如贾谊所说“今世以侈靡相竞”，“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认（黼绣）被墙”；供驱使的奴婢，也“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庶人“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他们互彼之间，尔虞我诈，抢劫公行，“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他们再以盗窃来的官府财产，为自己买得高爵，或行贿而为使者，以致得以“乘传而行郡国”。有的囤积居奇，任意抬高物价，“操其奇嬴，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2。有的大放高利贷，再以其钱财，贱价收买货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使是其他杂业，也能获“什二”的利润3。钱财多了，他们除了“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外，还“■财役贫”，“役利细民”；更“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势吏，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缩”4。到了东汉，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更有甚于西汉。他们“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奸谋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缯綵，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綵丝而縻，断截以绕臂；.襦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以完为破，以牢为行，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麞麂履舄，文组綵褋，骄奢僭主，转相夸诧富贵嫁娶，车骈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5直到汉末，那些“船车贾贩”的“豪人之室”，仍然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侣讴妓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所以，秦汉的都市，大抵皆消费性城市，是剥削阶级享乐的场所，也是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在，而不是为整个社会经济创造财富和提供生产资料的市场。虽然也有个别城市主要由于交通便利，周围物产丰富和处于交通要道而形成的，但主要是商品的转运和流通场所，而不是商品的生产性城市。故秦汉城市虽众，商业虽盛，商人之获利虽多，却不能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甚至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结构的补充物。 2《盐铁论·通有》。 《汉书·贾谊传》。 2《汉书·食货志》。 3《史记·货殖列传》。 4《汉书·食货志》。 5王符《潜夫论·浮侈》。 仲长统《昌言·理乱》。 第三节里（坊）市制度由于我国古代的城市，大都附属于政治上的统治中心和军事上的要塞地区。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形成，往往首先是由于其在政治、军事上地位的重要性所引起。一旦人口集中，就有官府手工业与官府商业的出现。春秋战国以后，“工商食官”格局破坏后，私营手工业与私营商业兴起了。于是每一个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地，就产生了固定性的市场，定期集散，凡从事商贾贸易之人，都必须集中于固定的市场内进行。因此之故，市场就成了一切奸伪者集中场所。故曹参为齐相将去时，曾“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寄乎？吾是以发之。’”2这说明当时人把“市”与“狱”并列，而且都把它们当成容奸之所。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城市建筑的布局方面，首先确定政权机构的中心地位，奠定“左祖右社”和坐北朝南的格局；然后是居民区，谓之“里”或“坊”，作豆腐块式的区域，用以围绕着政权机构；再是把居民区与市场分开，即坊、市分治。不论是“坊”（或“里”）还是“市”，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其形状大体为正南正北的豆腐块式方块地区。其大小大体一致，四周均有围墙包围，各有一定的门径出入。“里”或“坊”有“里门”或“坊门”，有人专门监督里（坊）内居民出入，谓之“里门监”，像秦末的郦食其，就曾为陈留高阳的“里门监”。里（坊）内的居民，都不允许向街开门，出入总于里门。“市”也有“市门”，如秦之咸阳城，就有“市南门”与“北门”2。出入也有人监视。市场的集散与市门的启闭，都有固定的时间。市场内店铺排列成行，谓之次、肆或列肆。卖买皆市开而入，市罢而散。这种严格按照居民区与市区的坊市划分、商贾贸易只能在固定市场内进行、坊与市都有固定范围与固定形制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制度，就是我国古代的坊市制度。 在城市里设置固定市场的制度，战国时的秦国就已有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便是建立固定市场于秦国都城之始。商鞅变法时的新都咸阳，也建立了固定的“市”场，故有“市南门”与“北门”的专设市门。《史记·吕不韦列传》亦载他以其所写《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求有增损其书者。他之所以把《吕氏春秋》“布”之于市门所在，是由于这是人们出入必经之地，故可设想为固定市场。《华阳国志》载秦惠王命张若在成都“广营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据此，知“市”场之内有“列肆”即排列整齐的许多店铺，又有“里”有“阓”即门禁，还设有专门官吏主管之，可见其为固定市场甚明。《太平御览》卷八二七《资产部·市门》引《三秦记》，谓秦之“地市”有市“吏”，亦同于成都市肆之有“市官并长丞”。云梦秦简《金布科》有“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更表明“市”为店铺集中之所在，而且排列整齐，还有“吏”监督。同律又云“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这更证明诸店铺，也同一般居民一样按什、伍组织编制户口，并设有“列伍长”，还实行2《汉书·曹参传》。 《汉书·郦食其传》。 2《史记·商君列传》。 连坐之制；另外有官吏经常巡视、监督。这种商贾的户籍，大约就是所谓“市籍”。《司空律》还规定“舂城旦出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阓外；当行市中者，回，勿行。”意即刑徒外出服役时，不准前往“市”场，也不许在市门外停留；如果必须经过市场，也要折回或绕行，决不允许从市异界之闹事神龙全文阅读场通过。其所以这样规定，也许是为了防止刑徒逃亡。姑且不论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它证明秦有固定市场市制，却是十分明白的。 汉代继承了秦的固定市场制度。汉初，高祖六年（公元前20年），便在长安“立大市”。惠帝六年（公元前89年）夏六月，又起“长安西市”2。由此可见，汉代的长安不止一个固定市场。后来，长安城内还发展到九个固定市场，《文选·西都赋》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又《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目引《庙记》云“长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又云“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据此，不仅说明长安有九个固定市场，而且每市的大小一致，市内还有高楼，为了便于监视市内动态。长安九市，各有名称，其可查者有“东市”，其名见于《三辅黄图》卷二、《史记·日者列传》、《汉书·晁错传》及《汉书·食货志》等；有“西市”，其名见于《三辅黄图》卷二、《汉书·惠帝纪》、《汉书·食货志》及《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引《郡国志》等；有“柳市”，其名见《三辅黄图》卷二及《汉书·万章传》颜注引《汉宫阙疏》；有“直市”，其名见《三辅黄图》卷二、《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及《长安志》等；有交门市（在渭桥北头）、孝里市（在雍门东）及道亭市（在便桥东）等，均见《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汉宫阙疏》。此外，据陈直先生考证，还有“高市”之名，有出土“高市”陶瓶可证。长安九市，直到东汉仍然如故，故张衡《西京赋》中，有“郭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垂立，俯崇百隧”之语。至于其他城市，也类皆如此。《续封泥考略》所收汉代齐鲁封泥中，有“左市”、“右市”、“南市”、“西市”等封泥；《考古通讯》创刊号载洛阳王城出土有“河市”二字的陶片；《三国志·魏志·牵招传》谓东汉邺城有“马市”。这一切，都表明汉代城市普遍存在设立固定市场的制度。 汉代固定市场之内，也同秦时一样设有市门，以总出入；设有官吏，以司监督；更有高楼“旗亭”，便于监视；市内店铺集中，排列整齐，专为商贾居住之地。例如，司马迁的祖先司马无泽，曾为“汉市长”2；《续封泥考略》有“广陵市长”封泥；《汉印文字征》有“临菑市丞”封泥；东汉费长房“曾为市掾”。武帝时的官营商业，也“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2。《汉书·食货志》称“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又平帝元《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2《汉书·惠帝纪》。 参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 2《史记·自叙》。 《后汉书·费长房传》。 2《史记·平准书》。 始四年（公元4年），在长安“为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3。班固《西京赋》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的说法。西汉中期，尹翁归曾“为市吏”4。西汉末年，梅福弃官隐于会稽，“变姓名为吴市门卒”5。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两汉时期的都会里都设有固定市场，市场内为商贾集中居住之地；且商贾按经营商品性质不同又划分为隧或肆，故有“货别隧分”的状况；市场有固定的市门，市门还有专人看守，如梅福之为“市门卒”即其一例。至于市内高楼，其上有“旗亭”。秦简《封诊式》简文，也谓秦的市场设有“亭”，上设“亭校长”、“求盗”等员，专司追捕盗贼之职。汉代的市场“旗亭”很可能即由此演变而来。今出土汉代市场画像砖中，有市门，出入者甚多，内有高楼，其上树一旗，大约就是“旗亭”的写照。 市内的物价，也有官吏统一管理。秦时有“直市”，其所以如此命名，取其“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秦简《金布律》规定“有卖及买也，各婴其价；小物不能一钱者，勿婴。”其所以规定市内商品必须标明价格，正是统一物价的措施。汉武帝立平准之制，更是为了统一物价。汉末，王莽“奏定著令，又奏市无二价”，并令王孙卿“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2。东汉初，因“长安铸钱多奸巧”，京兆尹阎兴以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3。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统一物价以稳定市场而采取的措施。 市场的贸易，有固定时间。一般说来，交易均在白天进行。随着一天之内贸易的不同，有的规定“一日三会”，有的“市曰四合”4。夜晚闭户，没有“夜市”。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东汉时已逐步出现了“夜籴”与“夜作”的情况。《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风俗通》云“夜籴，俗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今乃夜籴，明其痴呆不足。”又《后汉书·廉范传》谓“建初中，迁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削前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所谓“夜籴”，自然是夜市的萌芽，“夜作”则为晚上加工从事手工制作之业。商贾贸易突破白天进行的束缚，已属是一大进步。甚至西汉之末还出现了突破固定市场的草市的萌芽。《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引《三辅黄图》云“元始四年（公元4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令市，但列槐树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纪、笙罄、器物，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以此言之，这种“会市”，已显然不是固定市场，有点类似于南朝唐宋时的“草市”。与固定市场并存的，就是一般居民区——“里”或“坊”。秦汉城市的居民区，都称为“里”。如西汉渭城县（即秦之咸阳）治有“咸里”，《关中秦汉陶录》卷三。所载出土的西汉陶器，不乏“咸里周子才陶盒”、“咸3《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三辅黄图》。 4《汉书·尹翁归传》。 5《汉书·梅福传》。 《三辅黄图》卷二。 《汉书·王莽传》。 2《汉书·食货志》。 3《后汉书·第五伦传》。 4《后汉书·孔奋传》及注。 里蒲奇陶尊”及“咸里高昌陶鼎”等名称，足证秦汉的城市有“里”。又《元河南志》称东汉洛阳城内有“里”。其他史籍及出土墓志中提到城市中有“里”者，更是不胜枚举。直到隋代，洛阳城内有“里一百三”2。但是，城市中的居民区里，到唐代一律改为河南志》卷一宋代洛阳城内“凡一百二十坊”句下注文曰“隋曰里，一百三，市三，唐改曰坊。”从此以后，城市中的里都称为“坊”，“坊”与“市”合称即为“坊市”制度。据此，似乎唐之前无称城市之“里”为“坊”者，其实不然。《元河南志》卷二《晋城阙宫殿古迹》目下，列举当时洛阳城内的宫殿、街里名称时，其中就提到了显昌坊、修成坊、绥福坊、延禄坊、休征坊、承庆坊、桂芬坊、椒房坊、舒兰坊、艺文坊等坊名，同时也讲到了永安里、汶阳里、延嘉里、德功里、宜春里、白社里、步广里等里名。此外，在标目中，还“诸坊”与“诸里”并列，二者都见于《晋宫阙名》一书。由此可见，“坊”的名称，并非始于唐代，至少西晋洛阳城已有“坊”、“里”并存的情况。东汉时，虽无“坊”之名，但“里”实即“坊”。因此，秦汉时期把“市”与“里”截然划分，市为商业贸易区，里为居民区，彼此互不相涉和互不混杂的城市结构，就是秦汉时期坊市制度的梗概。这种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它束缚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反映出从政治中心、军事重镇而演变成城市的一些都会的共同结构。因此，随着后来商品的发展和由于经济原因而形成的城市的出现，必然将突出古代城市坊市分立的结构。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72页。 2《隋书》卷三○《地理志》中。 第七章国内外交通自战国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开发国内外交通的必要。秦汉时期建立了封建国家，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地方各级官吏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地方的军事、政治与财政、治安等情况要及时报告朝廷，朝廷的政令也要及时传播各地。特别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及“龙门、碣石北”等不同经济区的存在和彼此之间的不平衡性，不仅有必要开发交通，而且也有条件发展交通事业。因此，秦汉时期又是我国国内外水陆交通路线的开创期和奠基期。第一节秦的水陆交通和直道、弛道的修建秦的陆路交通，首要的是以直道、驰道为干线的交通。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初，为了形成以咸阳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便在昔日因经济的交流而自然形成的国内交通路线的基础上，兴建了从咸阳通向全国各地的陆路交通干线，这便是驰道与直道。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年）统一六国，次年，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治驰道”。驰道的修建不止一条路线，大约凡是始皇出巡全国各地时经过的地方，大都有驰道的修筑。故《汉书·贾山传》载其在《至言》中说始皇“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曾于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乃遂上泰山，立石。”同年，又“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刻石。”同年，“始皇还，过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关归。”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行至云梦，浮江下，观籍河，渡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玡自琅邪北至荣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于此可知，始皇巡行的大致路线，西至陇西，东达海滨，东南至江、浙、福建，南面至衡山，北至上党、碣石。其所到之处，必有驰道的修建。可见，这时已形成从咸阳向西、向北、向东、向东南和正南的驰道网。 驰道的规模，“道广五十岁，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2由于驰道修筑雄伟牢固，以致汉代还完好无损，甚至到了明末清初，还有遗址保存。顾祖禹曾说“湖广永州府零陵县有驰道，阔五丈余，类大河道。《史记》秦始皇命天下修驰道，以备游幸，此其旧迹也。”由此不仅可以看出驰道修筑之牢固持久，而且表明始皇未到之处，亦有驰道的修筑，南方、北方，并无例外。故《晋书·地理志》载，始皇于南方设郡县的同时，也开道通路，“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可见交广地区也修建了驰道。 驰道之外，秦始皇还修建了直达咸阳的“直道”。直道始建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2年）。史称这年始皇“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2。《史记·六国年表》及《蒙恬列传》，均谓“道九原，通甘泉”或“直抵甘泉”，因甘泉宫在云阳之故。据《蒙恬列传》，修直道之争，系蒙恬主持，道长“千八百里，道未就”，似乎没有修成。但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0年）死于沙丘后，即“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六国年表》作二十八年“之衡山，治驰道”，这大约专指治“之衡山”的驰道而言。 2《汉书·贾山传》。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一。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表明此道虽未完全竣工，却已经能行驶车辆。根据上述记载，表明“直道”不同于“驰道”的地方，在于其路线直、距离近和行驶快，所以修建时必须“堑山堙谷”。始皇死后，其尸体之所以从平原至井陉，入今之山西，目的在于取道九原至甘泉宫的直道以加快速度。始皇之所以修快车道单从甘泉直达九原，大约与北备胡的战略构思有关。 上述建于秦始皇的驰道与直道，到秦二世时，仍在进一步修建，故史称二世“治直、驰道”4。与此同时，他也“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5。 除直道、驰道外，早在秦惠王时，为了开发巴蜀，还采用张仪、司马错等人建议修建了“石牛道”。及秦昭王时，相国范雎又建议修“栈道千里于蜀汉”2。这种栈道，又谓“五尺道”，《史记·索隐》谓“五尺道”之名，来源于“栈道广五尺”之故3。 秦在兴建陆路交通线的同时，水路交通线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战国策·赵策》一，载赵豹回答赵王问时曰“秦以牛田，水通粮”，可见秦时已有利用水路运输粮食之事。不过，此事在《史记·赵世家》中，作秦以“牛田之水”通粮，牛田虽成了水名，而以水通粮运之事不变。又秦惠王时，司马错率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舩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4。这里显然是利用长江，以通水运。至于秦伐越时，由于粮食缺乏，乃“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5，这是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广西漓江，以通漕运。至今广西东北地区，犹受其益。其他如秦始皇出巡全国各地时，曾多次并海而行，又几次渡江而南、浮江而下和渡江而还，其中自然包括了水路交通路线的开辟和使用。此外，从战国继承下来的渠运路线，有自“荥阳下行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上可见，秦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封建车制制度的实行，给国内交通的开发创立了新的局面。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李斯列传》。 5《史记·秦始皇本纪》。 《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 2《战国策·秦策》三及《史记·范睢列传》。 3《史记·西南夷列传》注。 4《华阳国志·蜀志》。 5《淮南子·人间训》。 《汉书·沟洫志》。 第二节汉代水陆交通的发达汉代交通中心向洛阳的转移交通的发展既密切依赖于经济交流的需要，自战国秦汉以来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这时交通路线的布局。 我们知道，周、秦都是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经济支柱的。秦统一全国后，假借政权的力量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中心。西汉都于长安，同样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根本。故汉因秦旧，水陆交通线的布局仍以关中为枢纽。但是，政治的力量并不能完全改变经济区域的兴衰。长安所在的关中，由于其农耕面积的局限性，人口集中于京兆、冯翊与扶风而带来的负担以及同成都天府之国的经济阻隔等，限制了它的发展。因此，秦都咸阳，当二世“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时，已感到粮食不足，不得不责令各“郡县转输菽粟刍稾”。到西汉建都长安之初，关中粮食危机已很严重，不得不每年“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每年虽“不过数十万石”2，但困窘之象已现。其后，日益严重。到武帝时，仅为了供应长安的刑徒、奴隶的粮食，每年“下河漕度四百万石”3。然而，从关东运粮，难越黄河的三门天险。为了避免这一困难，河东守番系想以开发河东渠田之所获谷类，从渭水运往关中，绕过天险。然而，其法失败。接着又有人建议“通褒斜道及漕”，即以褒水与沔水沟通，以斜水与渭水连接，至褒、斜之间百余里无水区，则“以车转”，用以致“汉中之谷”和山东之粟，结果同样归于失败。这些情况表明，关中经济区已不足以解决秦汉政权的粮食需要。而地处伊、洛平原的洛阳，既无漕运的天险，又处在关东经济区的西缘，东距自战国以来的关东经济的中心地带“陶”不远。而“陶为天下之中”2，范蠡曾看中其地而移居之，秦相魏冉以陶为封邑3，刘邦即帝位于陶4，故西汉之世，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虽只辖九县，却有人口一百三十八万之多，以密度而言，居全国之首。在这样形势下，洛阳的经济地位自然上升。因此，西汉以后的水陆交通，多以洛阳为中转站，东汉时期则成了真正的交通中心。 汉代的陆路交通汉代的陆路交通线，除继承和维修了秦的驰道、直道外，还新修一些交通线。先以继承和维修秦之驰道、直道而言，实为国内陆路交通的主要方面。如周勃之击燕王臧荼，其“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后又击韩王信，“所将卒当驰道为多”5。司马迁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平准书》。 3《史记·平准书》。 《史记·河渠书》。 2《史记·货殖列传》。 3《史记·穰侯列传》。 4《汉书·高帝本纪》。 5均见《史记·绛侯世家》。 堑山堙谷，通直道”。由此可见，驰道、直道成了运兵和一般官吏巡视的道路。为了保持驰道、直道畅通，官府重视了维修工作。如武帝曾“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又如武帝获得宝鼎以后，拟封禅，“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2。由此可见，官府虽重视对驰道、直道的维修，但因维修也给当驰道、直道的郡县带来了灾难。 秦之直道，入汉以后，在军事意义上加强了，它屡为追击匈奴的战略路线。史称文帝三年（公元前77年），为抗击匈奴，命灌婴率骑兵出击，文帝本人则亲到甘泉宫指挥，并曾北进至高奴（今陕西安塞）3。后“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4。这是文帝以直道作为对付匈奴的战略通道之明证。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至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还祠黄帝庙于桥山（今陕西黄陵县西北），乃归甘泉。”5武帝所走的路线，显然也是由九原直抵甘泉宫的直道。 汉代新建的陆路交通路线，重点放在通往巴蜀、西北、北边、岭南及西南等地区。以蜀道之开辟而言，在秦时之栈道外，汉代更多兴建。故《史记·货殖列传》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说法。武帝时，有人建议修褒斜道，“天子以为然”，乃“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这条褒斜道虽然主要是水路交通线，但其中也包括陆路交通线。又《析里桥郙阁颂》记载了改散关之“嶃漯”（即栈道木柱）为“石道”的事实。从此“常车迎布，岁数千两”，交通大便，故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能“乘四乘之传”至蜀。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2。后褒斜道失修，到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3年），汉中郡太守鄐君，以广汉、蜀郡及巴郡之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共造“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公元年）四月成就”，因此，从“益州东至京师安稳”3。到安帝延光四年（公元25年），废去了子午道，再次开通汉中的褒谷与斜谷，合称褒斜路，首尾凡七百里4。桓帝建和二年（公元48年），司隶校尉杨孟文又在这里“凿通石门”，修建桥梁5。是以汉末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多从褒斜道，并于斜谷口造邸阁以储军粮；曹军御蜀，也多从斜谷以攻汉中。 《史记·蒙恬列传》。 《汉书·王䜣传》。 2《史记·平准书》。 3《汉书·文帝纪》。 4《汉书·匈奴传》。 5《汉书·武帝纪》。 《汉书·沟洫志》。 《汉书·司马相如传》。 2《汉书·王莽传》。 3《续古文苑·鄐君开通褒斜道记》。 4《后汉书·顺帝纪》及注引《三秦记》。 5《续古文苑》卷一三王升《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序》。 分别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后主传》及《魏志·曹真传》与《武帝纪》等。以向西及北方的道路而言，秦始皇时早已开通至回中的驰道。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发卒治雁门阻险”7；元封四年（公元前07年），“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道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8。次年，又循此道巡行，至鸣泽之后，“从西河归”9。东汉建武年间，由于进兵需要，又“从番须、回中”、“伐山开道”、“径至略阳”10。这两条道路，都因军事需要而开，尤以前者为最。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作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尤为重要的，是开辟了通向河西走廊及西域诸国之通道。汉武帝时期，为了打通往西域的经济通道和防御匈奴的军事需要，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建置了驿道，还有烽燧亭障等一系列军事设施，这于出土汉简中有大量的记载。然后，又在此基础上继续向西，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线。所谓“西域”，即今新疆及中亚的部分地区。这里同我国中原地区早有交往，带有神秘色彩的《穆天子传》，就记载了周穆王西巡时过葱岭至中亚地区的情况；东西方丝绸的贸易，也由此通道。后来，由于匈奴崛起，赶走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并占领其地，以为从西、北面包围汉皇朝的“右臂”地区，于是早已存在的“丝绸之路”从此中断。为了打通这一通道，汉武帝首先派兵进攻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连战连捷的结果，使祁连山以北和合黎山、龙首山以南约一千公里的狭长峡谷地带——河西走廊的通道打通了。接着又派张骞通西域，说服了西域诸国，从此东西方的交通又畅通无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旁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外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渡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南道即敦煌出阳关向西，经罗布淖尔（即罗布泊），至楼兰，再依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向西，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西行，经且耒、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今新疆沙车）、疏勒等地，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再向西南至罽宾，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或向西到大月氏、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至于犁靬（今地中海东岸），是为南道。另一条，自敦煌向西，出玉门关，西行至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傍天山南麓，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侧向西，经危须、焉耆、尉犁、乌垒、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与南道相合，再西行越葱岭西向至于大宛、康居，又折经安息、条支而达大秦、犁靬等地，是为北道。一般说来，南道开通较早，张骞通西域后更为畅通；北道，到汉宣帝时期才畅通无阻。到东汉后期，此二道已发展为南、北、中三道，详见《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以向西南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而言，早在战国楚威王时，曾“使将军庆0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后，至于滇池”。不久，秦与楚争夺巴郡7《汉书·武帝纪》。 8《汉书·武帝纪》。 9《汉书·武帝纪》。 10《后汉书·来歙传》。 《后汉书·王霸传》及《杜茂传》。 与黔中郡，通西南夷之道遂绝。汉武帝时期，用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建议，致力于开发西南夷地区。首先，于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用唐蒙将兵，“从巴蜀筰关入”夜郎国，服之，“乃以为犍为郡”；与此同时，又“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司马相如也认为“西夷邛、筰可置郡”2。武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30年），“发巴蜀卒治西南夷道”3。自此以后，“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4。在修建通西南夷道的过程中，“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散币于邛筰以集之”，官府被弄得财政困难，最后不得不采取“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的办法以缓和矛盾。唐蒙“略道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后，邛、筰等地之西夷君长也要求“与汉通”，于是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邛、筰、冉、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筰。”2通过唐蒙与司马相如的经营，“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3。 在中原地区，也因地势险恶程度的不同，设有关隘以控交通路线之咽喉。洛阳向东，有“成皋之口”；其南又有轘辕、伊阙之道；从长安向东南，有武关至南阳之道；此外，还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等通道要冲4。可见，从长安和洛阳通往上述诸地，均有重要的陆路交通线。 此外，更有从中原通往南越及交趾等地的陆路交通线。早在秦时，通往南越有“越道”，又名“新道”。秦曾设横浦关、阳山关及湟溪关。其中横浦关在仁化县北一百三十里；湟溪关在乐昌县西南二里；揭阳在阳山县，阳山关当在此。及汉初，南越王赵佗绝此三关，从而断绝了“新道”5。到西汉武帝灭亡了南越国后，这条“新道”得以畅通。东汉建武时，为了进一步开发这一地区，以“越之故地”含洭、浈阳、曲江三县“内属桂阳”。由于其“民居深山”，“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以致“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卫）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从桂阳通往南越故地的陆路交通便利了，以致合浦郡之民，多拥有车辆2；安帝、顺帝时，从南海出发的道路可以“载之兼两”3。此外，通往交阯，也有新开陆路。史称“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东汉建武时期，郑弘为大司《汉书·西南夷传》。 2《汉书·西南夷传》。 3《汉书·武帝纪》。 4《汉书·西南夷传》。 《史记·平准书》。 2《汉书·司马相如传》。 3《史记·平准书》。 4《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5《汉书·南越王赵佗传》及《索隐》引《南康记》、《补注》引沈钦韩据《广东新语》等所作考证。《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2《后汉书·循吏·孟尝传》。 3《后汉书·吴祐传》。 农，“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4。 汉代的水路交通汉代的水路交通，较秦已有较大发展。汉武帝之平定两粤，均用水师，如“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宁波附近），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冬，咸入东粤。”5其征南粤，则“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由此可见，从浙江、江西、广西、湖南和四川都有通向南粤和闽越的水路和海运路线。在同闽粤王战斗中，“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今泉州城北）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抵泉山，陈舟列兵”，可见海运路线也相当发达。自定两越，江南的水运更有所发展。故司马迁把拥有“舡长千丈（指舡的总溶积）”的人，可以同拥有“木千梓”、“轺车千乘”的人一样“比千乘之家”的富有程度2，更可见水运发达的梗概。至于利用长江以通水运者，更不乏其例早在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就曾“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击楚3；“蜀汉之粟”，也可“方船而下”；景帝时，吴王“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4；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0年）南巡，“自寻阳浮江”，“舳舻千里”5；东汉初，岑彭之攻公孙述，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矣”，彭于是装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桓帝永兴二年（公元54年），巴郡“郡治江州，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7；汉末曹操之下江东，亦凭水师；孙权之破曹操于赤壁，亦藉水师之力。由此可见，不论是运兵及行旅往来，均有赖于长江水路者。中原地区的水运路线，多御赖于渠道的开凿，以通漕运。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29年）的“穿漕渠通渭”8；河东太守番系之建议穿引汾、引河以开渠，除了灌溉之外，便是为了“谷从渭上”，免砥柱之险；河南荥阳有狼汤渠，东南至陈入颍，长七百八十里；陈留有鲁渠，受狼汤渠东至阳夏，入涡渠；又有濮4《后汉书·郑弘传》。 5《汉书·闽粤王传》。 《汉书·南粤王传》。 《汉书·朱买臣传》。 2《史记·货殖列传》。 3《汉书·高帝纪》。 4《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5《汉书·武帝纪》。 《后汉书·岑彭传》。 7《华阳国志·巴志》。 8《汉书·武帝纪》。 渠，长六百三十里；浚仪有睢水，东流入泗，过郡四，长一千三百六十里。所有这些渠道，无一不是为了漕运之便。 秦汉水运路线的发展，除上述外，还表现在国内海运方面。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吴国与齐国等临海国家已在沿海海上活动，如吴之“舟师”自海入齐，被齐人打败2。范蠡“浮海出齐”，“耕于海畔”3，即其例证。及乎秦汉，海运大有发展，尤以吴、会及交、广地区为最。除上述西汉武帝平两粤时曾利用海运外，交趾等七郡的贡献转输，也“皆从东冶（即今福建）泛海而至”4；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也曾“阴乘船去郡”5；灵帝熹平三年（公元74年），桂阳太守周憬，亲见此郡“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源”。憬又命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汉末王朗，被孙策战败后，乃“浮海至东冶”，策又追王，“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7；汉末“初平中，天下乱。（桓晔）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8。由上可见，沿海地区的海运确已相当发达，尤以交趾、福建一带为最。 均见《汉书·地理志》。 2《左传》哀公十年。 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4《后汉书·郑弘传》。 5《后汉书·第五伦传》。 《隶释》卷四熹平三年《桂阳太守周憬功勋碑铭》。 7《三国志·魏志·王朗传》。 8《后汉书·桓晔传》。 第三节秦汉时期对外的交通路线前云从中原地区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葱岭以东者，属国内交通范围；越葱岭而西的通道，即属国外的陆路交通路线，此不赘述。对安息、大秦等国的交通丝绸之路从我国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大秦诸国的国外交通路线，首要的还是水路交通线，即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末三国之前，人们只知有通往大秦等国的水道，而不知有陆路，正如鱼豢所云“前也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大秦与我国的交往，其所以选择海上路线而不择陆路，主要是因为受到安息等必经之国的阻扰和破坏。即使是海上路线，也往往为安息等国得其利。它们往往从海道得到中国的丝绸后，又于海上卖给大秦国商人，因为中国商人很少从海上到达大秦者，也如鱼豢所说，大秦“又常得利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2从中国通往安息、大秦的海上丝绸之路，据《魏略·西戎传》所载如下“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所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即指陆路丝绸之路而言；“又循海而西”，才是指海上丝绸之路。从其下文看，可能是先到交趾，再从交趾到番禺（广州）或东冶（福建）。到交趾后，又有一条水道通到今四川省，大约是经过横断山脉中的水道。结合前引大秦商人“数与安息诸交市于海中”的情况看，大秦商人仅到安息南面海中而已，东至交趾者大约多为安息商人。又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中亚的大夏国，已拥有从身毒（即今印度、巴基斯坦）国得到的“蜀布”与“邛竹杖”，可见四川的物产，早已流入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其流通路线，有可能经今云南地区的陆路，也有可能是通益州、永昌之水路。又汉末的刘巴，从“巴入交趾”，后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柯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2。由此可见，牂柯道可通交趾，而牂柯道主要为牂柯江，“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其江流至夜郎国境内，“江广”有“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王常“以财物统属夜郎”，以致产于蜀郡的“枸酱”，在南越王处可以吃到，显然是通过夜郎的牂柯江而运达番禺的3。然则，从巴、蜀出发，经牂柯江，确可达于番禺；既到番禺，离交趾、印度只一间耳。可见汉代同交趾、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除陆路外，确有水路交通线可以沟通。到东汉时，大秦国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4至于印度，和帝之前多从陆路与中国通，后因“西域反《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2《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汉书·西南夷传》。 2《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 3《汉书·西南夷传》。 4《后汉书·西域传》。 14 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5。可见，东汉以后，通往印度、大秦的海上交通路线有所发展。 对南海诸国的交通汉代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大秦、安息等国交往外，还通过番禺同南海诸国有经常性的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云“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庐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庐国。自夫甘都庐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齏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里涉及的南海诸国，究系今之何国何地，国内学者劳榦、岑仲勉及国外学者日本之藤田丰八等人，各持一说，分歧不小。细观其路线，似有二道从合浦在东、日南之象林在西的情况看，自中国往南海诸国，似为先向东南行，再折而西行，先后经都元国、邑庐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庐国、黄支国。黄支国为西行终点，这是东道，也是去道。从合浦出发，到黄支国，共需时十二个月到十三个月之间。然后从黄支国返回中国，途经皮宗国而抵日南，需时约十个月，是为还道，也是西道。从上述的行程、方向及方位准之，所谓都元国、邑庐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庐国及黄支国，可能即今之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及爪哇等国家和地区。然后从爪哇向北，经今日之新加坡、马来半岛返回中国日南郡的象林县。以此言之，西汉武帝以后，我国与南海诸国及今日印度支那的水路交通线便已开辟，且专门设置了“译长”从事翻译，足见其贸易往来之经常性。到三国时期，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航，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其航行之速可以想见。至于郭璞《江赋》，谓当时江南的商业，“舳舻相接，万里连樯，沂泗沉流，或渔或商”2，及孙绰《望海赋》，也说当时“商客齐畅，随流往还，各资顺势双航同悬”3，均多少反映出当时海外交通兴盛的概况。至于印度支那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在汉代开始同我国建立了交往关系。 如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4这里的“蛮夷”，虽未指明为何国何人，因在日南郡云南，应包括今老挝、柬埔寨等国在内。同一事，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作“日南徼外蛮夷究5《后汉书·西域传》。 《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吴时外国传》。 2《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 3《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 4《后汉书·章帝纪》。 不事入邑豪献生犀、白雉。”有人认为“究不事”即今柬埔寨之异译。又东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3年），“日南徼外叶调国、禅国，遣使贡献。”5则今缅甸等国也已遣使来我国。这些日南徼外之国的来华，是由陆路还是水路，虽不甚明白，但随着这些使节的来华，我国通往印度支那地区的交通路线从此得以开辟。 对朝鲜、日本等国的交通秦汉时期北方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则开发更早；与朝鲜、日本等国的水陆交通联系，更为频繁。早在战国时，齐宣王、燕昭王之世，曾“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神山，名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始皇“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2《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瀛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住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有至会稽市易者。”又《史记·正义》引《吴时外国传》云“亶洲，去琅邪万里。”因此，有人谓此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岛。由上可见，自战国以来，我国大陆与近海地区确已有海上交通。至于朝鲜、日本等国，与我国的交往更多。据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之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或名之曰秦韩。”3按辰韩，在朝鲜半岛之东南部，即后之新罗国地。又如秦末“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朝鲜“避地者数万口”。其首领有燕人卫满者，率之击破当时的朝鲜，遂为朝鲜王4。西汉诸吕之乱时，东汉王景的八世祖王仲，惧祸及己，“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汉武帝于公元前09年至前08年派兵灭卫氏朝鲜时，其中有“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赴朝鲜者五万人2。至于日本，“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3。由上可见，从我国沿海地区由海道赴朝鲜、琉球、日本以及陆道去朝鲜等东方邻国或地区者，不仅时间甚早，而且人数不少，秦汉时为尤甚，足见秦汉的对外水陆交通确有发展。海上的交通工具从秦汉时期水路交通工具的发达情况来看，也反映出这时海运之发达。 我们知道，海运离不开大船，而且这时的运输船只，往往同战船不可分割。一般说来，当时的战船已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叫做楼船，为载兵水战之5《后汉书·顺帝纪》。 《史记·封禅书》。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后汉书·东夷传》。 4详见《汉书·朝鲜传》及《后汉书·东夷传》。 《后汉书·王景传》。 2《汉书·朝鲜传》。 3《后汉书·东夷传》。 船；还有“戈船”，也是武装战船；有的叫“先登”，相当于冲锋船；有的叫“斥候”，相当于侦察船；更有的叫“艨冲”，也是战船的一种；此外，还有赤马扶船和重武装船——“槛”4。战船名目之多，不仅见其分工之细，亦可见其建造之精。又《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汉官殿疏》，谓汉武帝曾造大船，有一种被称为豫章大船的，可载万人，船上有宫殿。又《释名》谓汉代船只有二层、三层、四层之分，二层者谓之“庐”，三层者谓之“飞庐”，四层者称为“爵室”。景帝时的吴国，取江陵之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汉末公孙述“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因以帛饰其兰槛，故名2。三国人张揖的《广雅》，谓两汉三国时之船，有艆、舟、艧等不同名目的航海大船3。造船业的发达和船名之多、船只之大，既是海运发展的条件，又是海运发展的结果。 秦汉时期在交通发展上的历史性成就总之，秦统一中国后，为国内外水陆交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秦始皇建的驰道与直道，为汉代的国内陆路交通奠定了基础。西汉以长安为中心，向西经天水、陇西、金城、河西走廊，渡玉门关与阳关而通西域，远至地中海滨。自长安向西北经云阳、安定而至北地；向北则自栎阳、上郡、西河，以达五原，均为战略路线，在同匈奴的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由长安向东北，则自华阳渡河，至河东，经太原，再北至于燕、代。自长安向南，自郿以南为斜谷道，自陈仓以南为陈仓道，由杜陵而南为子午道，三者皆会于南郑，再经剑阁而入巴蜀。自长安向东，经函谷关而达洛阳，再东达于海滨。从洛阳折而东南行，可抵江淮；折而南行，经登封、方城、南阳，可达江汉；转而北行，渡河抵幽、冀。其中河西走廊之张掖，又是一个交通中心，从这里向北，可达肩水、居延，有驿道、亭、隧之便；向南经大斗拔谷，可入青藏。东汉因之，无多变化，唯中心由长安移到了洛阳。通西域之道，自和帝以后虽有阻绝之势，但沿海的海上交通却代之而兴，可远通大秦、安息、印度，又可南下南海诸国，东至朝鲜、日本；内地航运也随之兴盛，为三国以后水路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汉时期在国内外水陆交通方面的成就，形成如此四通八达的局面，它的成就是空前的，可以说，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4均见刘熙《释名》。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2《后汉书·公孙述传》。 3据王念孙疏正本。 第八章户籍制度户口版籍制度，是统治者控制社会人口的手段。有了它，就有了制定法令、征发徭役、课取赋税和分配权力的依据，更有了加强控制、防暴止乱和彼此监督以巩固统治的基础。因此，商鞅主张“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东汉人仲长统也说为政之道，必须“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2。三国时，魏人徐干的《中论·民数》讲得更明白，他认为官府掌握“民数”，目的在于“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以此之故，治秦汉史实有研究其户籍制度之必要。殷周户籍之制，已很渺茫。后世行之者，大都上承商鞅变法后之秦制。因而研究秦汉户籍制度，更有明历代户籍制度渊源的作用。 《商君书·境内》。 2《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提益》。 第一节秦的户口版籍之制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秦的户籍制度的开始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伍”之上是否有“什”，尚不得而知。但到了秦孝公时期，就确知“伍”之上还有“什”的组织，即每十家为一记·商君列传》云“（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索隐》曰刘氏云“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也。”“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正义》释“什伍”曰“或为十保，或为五保。”同书又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显然是连坐法的具体内容。因此，不论是五家为保还是十家为保，知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时，已确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关于户口编制的“什伍”组织系统，借以实行互相监督的什伍连坐之制。 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的秦简，给我们提供了商鞅变法后确已实行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的新材料。秦简中的《秦律》（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及《封诊式》）简文，多次提到“伍”及“伍人”，《秦律杂抄》中的《屯表律》中一次提到“什伍”，《法律答问》两次提到“即伍人谓也”的“四邻”。此外，法律还有“伍人相告”必须属实的规定；也有“什伍”组织必须对于回乡兵士弄虚作假者进行告发的规定，如果“什伍知弗告”者，“赀一甲，伍二甲”（见《屯表律》）；还有对百姓傅籍时弄虚作假而“弗告者”，“伍人，户一盾”（见《傅律》）的律条。所有这些，无一不证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确有按什、伍编制户口的制度，也有同伍、同什必须互相纠举连坐的法律，表明《史记》所载不诬。值得注意者，是秦律简文透露了较《史记》所载更为详细的情况。首先，以什伍连坐的法律而言，对同犯人同什的人的惩罚，要轻于同犯人同伍的人的惩罚。如《屯表律》关于逃避兵役者规定，“屯长、什伍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意即与逃兵同什者弗告只罚出一甲，而与逃兵同伍的人弗告则要罚出二甲。可见同伍的连坐重于同什的连坐。其次，秦律告诉我们每伍的头目叫做“老”，而且对头目的惩罚又重于一般“伍人”。这从《傅律》关于百姓傅籍时“敢为作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皆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规定中清楚看出，因为在这里，“典、老”与“伍人”并举，且同犯一罪而惩罚轻重不同。又《法律答问》有某甲因遇盗而呼号，“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时，对于“四邻”，可以不追究，而对于“典、老”，虽然外出不在家，也在论处之列。可见对于“典、老”的惩罚，确重于“四邻”即同伍之人。其三，官吏享有不连坐的特权。《法律答问》云“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意即当官吏在官府有事时，与他们同伍的人犯了罪，官吏不在连坐之列。其四，有爵位达到“大夫”一级者，不同一般平民同伍。《法律答问》云“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意即为数不多的大夫爵获得者，不应当与其他人合编在一伍。所有这些内容，都为《史记》及其他关于秦的记载所无。据此，知什伍连坐制，仅仅是适应于秦国一般平民的户籍制度和法律规定。 什伍组织之上，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的头目叫什么名称，史书无载。《秦律》中有“典”与“老”并称。“老”既为伍之首，则“典”有可能是“什”之长，也有人认为是“里典者。” 用强制手段迫使一般平民建立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是秦的户籍制度的又一特征。《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用商鞅变法时，制定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规定，这显然是为了取缔大家族制下的大家庭，鼓励小家庭的建立，以发展小农经济。 户籍的申报为了编制户籍，官府还制定了一整套申报户籍、迁移户籍和除去户籍的法律程序。前引《商君书·境内》所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就是关于人人必须登记户口，生则著籍和死则削籍的规定。人人必须在官府的户口册上登记户籍的制度在秦简中也有反映。《秦律杂抄》中有《傅律》的名称，所谓“傅”，《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因此，所谓《傅律》，就是关于登记户口而准备服役的法律。据《傅律》内容有“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的规定；又有“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条文。这表明百姓“傅籍”时，既有隐瞒人口的情形，又有以小报老和以壮报残的事实，而且要经过“占”即自报的手续。如果“傅籍”不是登记户口，也不是为了征发徭役，又何至于出现“匿敖童”和“占癃不审”等“敢为诈伪”的行为呢？又有什么“不当老”而“请老”的必要呢？因此，《傅律》确是关于登记户口以备服役的法科，而且登记时是由户主自报和经典、老审查的，如有不实，自报者与审查者都要受到惩处。 “削籍”的规定，也见于秦简，而且是一种惩罚。《秦律杂抄》中的《游士律》规定“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意即凡帮助秦人越出国境者，在户籍上除名，如果其人有“上造”以上爵，则罚为鬼薪，如果是有“公士”以下爵，则刑为城旦。可见这种“削籍”，与“死则削”不同，它是一种政治上的惩罚，即不承认其为一般自由民的身份，而另入刑徒名册。 居民要迁徙户口，必须向官府办理“更籍”手续，方为有效。秦简《法律答问》简文云“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意即甲要迁居，请求吏迁移户籍，吏推脱不办，致使甲受到耐罪或罚款处分，吏是要受到罚款二甲的惩罚的。由此可见，居民要迁居，必须向官府申报，经过批准，并办理迁移户籍的手续；如果不办“更籍”手续而擅自迁移者，要受到法律惩处。由此可以想见，所谓“更籍”，不仅是改变户籍的地址，而且意味着有迁移证明之类的东西。《秦律杂抄》的《游士律》中，有“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的规定。所谓“游士”，是指无固定住址的游食之士，“亡符”，即没有身分证明。流动人口尚且需要有身份证明，则迁移户籍自然必有证明。这种迁移户籍必办“更籍”手续和取得迁移证明的制度，反映出户籍是不许随便迁移的，这同《商君书·垦令》中所说的“令民无得擅徙”的规定是一致的。 在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并不是所有民户都允许单独立户的。一般说来，允许立户的对象必须具备如下的一些条件第一，必须不是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方可单独立户。秦简《为吏之道》简文尾末附有《魏户律》，其中明确规定“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秦简中滥入《魏户律》的这一条文，表明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这些人，在魏国不能单独立户的情况，对秦国也同样适用。第二，立籍的对象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或者是官府授田的对象。秦时存在名田制度，自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制度后，就意味着私有土地在秦国的合法化。因此，这些土地的拥有者，就成了必须登记户口的对象，通过户口的登记，官府才有可能对他们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和“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政策。另外，就是官府的授田对象。据秦简《田律》，秦确实行了“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的授田制度。根据授田多少，不论垦种与否，一律课以“顷入刍三石、稾二石”的租税，可见授田民都是受官府控制的课户。反之，象上面《魏户律》规定的“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在“勿令为户”后，接着就是“勿予田宅”，即不给予土地。这就更反证授田民户是可以单独立户的。还有《商君书·徕民》讲到三晋的“宾萌”，是一些“上无通名，下无田宅”的人。他们的不向官府登记户口，同他们没有任何土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岂不进一步说明单独立户者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和官府的授田对象吗？ 户口册的内容秦时户口册的内容，史籍虽无正面记载，却可以从有关资料中寻觅其梗概。首先，户口册必须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其家内人口的情况。秦简《封诊式》简文的《有鞠》一目，讲到男子某受到审讯时，供称他是“士伍，居某里”；然后由审讯机关去查证其姓名、身份、籍贯是否属实，谓之“定名、事事、里”在当时法律中成了一专门术语，可见它是户口登记时的必备项目。其二，户主及家内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必须在户口册中注明。秦简《秦律杂抄》中的《傅律》规定百姓傅籍时，“匿敖童”、“占癃不审”、“不当老”而请老等等弄虚作假行为是不允许发生的，这显然表明百姓申报户口时有诈老、诈小和以健康人作残废人登记的情况存在。如果户籍中没有年龄、健康状况等项目，又何来诈老、诈小和“占癃不审”呢？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年）“初令男子书年”，则更是明显的必须登记年龄大小的铁证。其三，必须在户籍中注明其祖宗三代的出身情况前引《为吏之道》简文中滥入的《魏户律》，有“假门逆旅”及“赘婿、后父”，必待“三世之后，欲仕仕之”，否则是不许为官的。即使如此，“仍署其籍曰故某闾赘婿、某叟之乃孙”。由此可见，“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虽然不许他们同一般平民一样立户，却有特殊的户籍，而且其内容确有载明其祖宗三代出身情况一目。另外，另立市籍的商人，也得注明其本人为商人、父母为商人及大父母为商人等情况，应当也与赘婿之户籍相同。其四，家庭财产与类别，也可能要记入户口册。《封诊式》中的《封守》爰书，讲到有关官府查封被审讯者的家财《史记·商君列传》。 时，其中包括被审讯者的家室、妻、子、臣妾、衣服、器用和牲畜，还有一间堂屋，内间卧室，皆用瓦盖、木构齐备及门前桑树十棵等记录。《封守》爰书虽不等于户口册，但没收犯人家财时，必以户口册为依据。那么家内财产的多少与类例，也应是户口册的登记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公元前2年）条，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规定，可能也与户口册的登记内容有关。其五，也可能有户内成员的身高记录。如《封诊式》的《封守》爰书，讲到没收被审讯者的家财时，还有“子小男某高六尺五寸”的话；《仓律》讲到隶臣妾时，也有“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的规定，都反映户籍有身高记录。综而言之，秦的户籍登记，约有户主姓名、身份、年龄、籍贯、身体特征、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也可能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 民户户籍和特殊户籍秦时除有一般的民户户籍外，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特殊户籍。民户户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为“故秦人”，即秦国境内土生土长的民户。《史记·灌婴列传》谓“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军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又《商君书·徕民》也讲到秦国招诱三晋之民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这里两次提到的“故秦民”，就是秦国的土著居民。二为外来人相对于土著居民，就有不同的称呼，总称为外来人。如称三晋之民到关中者为“新民”，在秦简《法律答问》中，称这种从外地迁入秦国境内的人口为“臣邦人”，有“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的规定。“臣邦人”中，又依据其不同情况而被区分为“真臣邦”与“夏子”两类。所谓“夏子”，即“臣邦父、秦母”所生，也就是“故秦人”与“臣邦人”的混血儿；所谓“真臣邦”，即“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为真”，也就是其父母都是臣属于秦国的外邦人和出生在他国而随父母入秦定居者。既然秦的法律把“故秦民”、“新民”及包括“夏子”和“真臣邦”在内的“臣邦人”区分得如此清楚，而且有不同的地位与待遇，如“新民”只能“给刍食”而不能当兵，那么，这种歧视外来人的措施，必在户口册上也有所反映。否则，又何以知其为“故秦民”与“新民”呢？李必、骆甲已身为汉兵，又何必以曾为“故秦民”而忧虑呢？由此可见，在平民户籍的大类别上，必有“故秦民”与“臣邦人”的划分。 在特殊户籍中，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属于王族的“宗室籍”，属于贾人的“市籍”以及其他贱口的户籍等。关于“宦籍”《史记·蒙恬列传》云“（赵）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此为官吏有宦籍之确证。这种官吏另立户籍的制度，似始于商鞅变法之时，故《史记·商君列传》云赐爵制度实行后，出现了“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局面，《索隐》曰此“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也。”由此可见，所有因军功获爵而为官者，是有其特殊的户籍的。关于有爵者的爵籍，可以从秦简中获得启示。秦简诸法律简文，多处讲到各种拥有不同爵级者所应享受的传食、减刑和豁免等特权，如果有爵者无专籍，又何以证明呢？且《法律答问》有“大夫”不与一般平民同伍的规定，已于前述，岂不也可证明有爵者有不同于平民的特殊户籍吗？这种户籍，由于史书无专名，姑名之曰爵籍。关于“弟子籍”，其名见于《淮南子·道应训》“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又秦简有《除弟子律》，似为关于任用官吏子弟为官的法律。结合《除弟子律》关于“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的规定看，表明官府确有官吏弟子的专籍，而且同委任他们为官吏有密切关系。又《秦律杂抄》中的《佚名律》规定“县毋敢包卒为弟子”，违者，“尉赀二甲，免；令，二甲”。所谓“包卒为弟子”，即私藏兵卒而冒称为县令、县尉的弟子。以此观之，则作为官吏弟子，可能有某种免役的特权。综而言之，秦时确有为官吏子弟设置的“弟子籍”，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为官的权利，又有某种免役的特权。关于“宗室籍”，《史记·商君列传》云商鞅变法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索隐》曰“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由此可见，王室宗族确另立户籍，谓之“宗室籍”。关于贾人的“市籍”的问题，详见《汉书·晁错传》。晁错于汉文帝追述秦的戍边之制时说“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这说明贾人有“市籍”，确系秦制。至于赘婿、后父等身份卑贱的人，从前引《为吏之道》中滥入的《魏户律》来看，表明他们确实是于平民户籍之外另立户籍的，不过他们的户籍叫什么籍，史书缺乏记载，秦简也无反映，只得统称之为不同于平民户籍的特殊户籍。 如上可见，秦的户籍制度，自商鞅变法之后，日趋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也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还作出了不许擅徙，徙时必经审核和必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此外，关于户口登记的具体内容，似也有一定的规格。因此，秦的户籍制度，是秦的统治者向劳动人民征发徭役的基础和课取赋税的依据，也是不许平民任意迁徙和惩办逃亡犯的办法，还是剥削阶级监视劳动人民和加强统治的工具，更是官府区分官吏、宗室贵族、平民、商贾以及各种贱口的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手段。从而这一制度，对于巩固秦皇朝的集权制度起了杠杆般的作用，构成了整个剥削制度和统治办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汉代的户籍制度及其演变秦汉户籍制度的同异“汉承秦制”，在户籍制度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史记·萧相国世家》谓刘邦入咸阳后，萧何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由此可见，在西汉政权建立之前，就已作好继承秦的户口版籍的准备，及西汉政权正式建立，萧何又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户律》。其内容虽已不得详知，但从现存汉代史籍中，仍可窥见其继承秦制的某些迹象。例如以平民的户口登记来说，汉代也叫“傅籍”。如《汉书·高帝纪》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条，有“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的记载。同书《景帝纪》二年（公元前5年）冬十二月条，有“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的规定。以户口的编制方式来说，也与秦制基本相同。《续汉书·百官志》云“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续汉书》所载虽为东汉之制，但东汉之制直接承西汉而来，可证西汉之制也是如此。这表明西汉不仅在什、伍、里的户口编制系统和所管户数多少等方面，均同秦一致；在什、伍居民互相纠察、监督方面，也同于秦制。所不同者，仅西汉废除了什伍连坐之律而已。以伍、什、里户口编制系统的头目名称来说，秦时“里”曰“里正”，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右》，或谓为“里典”。西汉也谓之“里正”，见《汉书·尹赏传》。东汉谓之“里魁”。关于“什”，史书缺载其头目名称，《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损益》谓为“什长”。关于“伍”，其头目秦谓“老”，同伍之人谓之“伍人”，已见前述。西汉“伍”的头目也叫“老”，同伍之人也叫“伍人”，亦见《汉书·尹赏传》。东汉仲长统称“伍老”为“伍长”。此为汉代伍、什、里头目名称与秦制异同之梗概。此外，在户籍的类别方面，汉代也存在一般平民户籍与各种特殊户籍的区分。特殊户籍中，也有“宦籍”、“宗族籍”及“市籍”等名目，而增加了封通侯者的“通侯籍”、诸侯的“侯籍”2、宫廷后妃的“后妃籍”3及“博士弟子籍”4等名目。这些都是在秦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然而，汉代的户籍制度，也有不同于秦制的地方。以户口册的名称来说，汉代称为“名籍”，如居延汉简屡见“戍卒名籍”，“廪名籍”、“赐劳名籍”及“戍卒家属名籍”等名目。但在史籍中，往往称户籍为“名数”。如《汉书·高帝纪》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颜师古注曰“名数，户籍也。”同书《石奋传》载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07年）山东“无名数”的流民多达四十万人。东汉也是如此。如在《后汉书·明帝纪》、《章帝纪》及《和帝纪》中，屡见“民无名数”及“流人无名数欲占者”等说法。李贤注曰“无名数，谓无文薄也。”这可见，“名数”确是汉代对户籍的通称。以登记户口册的居民称呼来说，汉《汉书·高帝纪》。 2《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3《史记·外戚世家》。 4《汉书·儒林传》。 代也不同于秦时。秦时称一般的民户为“百姓”，多见于秦简；又称为“民”、“庶民”或“黔首”，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而汉代则第一次使用“编户民”的名称。《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临死时，吕后对审食其说“诸将与帝为编户民”，即可为证。查刘邦诸将，或为富室地主，或为“屠狗”、“贩缯”者，或为刑徒，或为狱吏，连他自己也不过是泗上一亭长，时有解送刑徒去咸阳之役，可见这些人大都是平民百姓，故“编户民”实为一般平民户的通称，也就是当时所谓“庶民”的代名词。又《史记·平准书》云“汉初，齐民无盖藏。”这里的“齐民”，也就是“编户民”。因此，后世往往把二者合而为一，称为“编户齐民”。其所以名曰“编户民”或“编户齐民”，大约他们的户口版籍被排列在一等的缘故。但是，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若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不能不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 汉代户等的划分汉代的户等划分，大致可区分为“细民”或“小家”、“中家”与“大家”三个等级。三等的划分，大体系依据资财多少，但又不十分严格，且无明确的划分标准与界限。大体言之，其家赀在三万以下者，属于“细民”或“小家”。《汉书·兒宽传》载宽任内史时，每逢输租，“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缀属不绝”。此处之“大家”、“小家”，只是一个笼统的富家与贫民的意思，并无严格意义的户等之分。然而，象《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三月诏中所说的“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等语，多少反映出下等户的财产标准。这里的“赀不满千钱”的贫民，可能是下贫户（即小家）赀财的最低标准。因为《汉书·成帝纪》鸿嘉四年（公元前7年）条，有“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的记载；同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条，又有“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的诏令。以此言之，其赀财在三万、二万以下乃至不满千钱者，均为下贫之户，可以享受虚假的优惠待遇，这自然都属于“小家”。至于“中家”，意即有中等赀财之家。“中家”之名，屡见于史籍，如《汉书·食货志》谓武帝用杨可告缗，使“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同书《桓谭传》亦有“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赀，中家子弟为之保役”的话。史籍里提到的这些“中家”，虽无固定的财产标准，但“中家”的财产标准也约略可寻。《史记·孝文本纪》谓文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这里的“中民”即“中家”。中民十家之产为百金，则一家之产约值十金。据《汉书·食货志》云“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则“十金”为钱当十万。可见“中家”的财产标准一般为十万钱。再结合前引《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中“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的规定来考察，则十万钱可能是中家之资的最高标准。我们知道，汉代是实行过计赀纳税制的，所纳税名谓之“訾算”，也叫“算赀”。《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公元前42年）条云“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这是景帝对按纳“訾算”多少《汉书·食货志》及《史记·货殖列传》。 任用官吏制度的改革。他把原来纳訾算十始得官的办法，改变为纳訾算四便可为官，目的在扶植家赀较少的廉士有作官的机会。所谓“訾算十”与“訾算四”，据应劭的解释，为每万钱纳訾算一算，则“訾算十”者为家赀十万钱；“訾算四”者为家财四万钱。以家财多少作为选任官吏条件的制度，其所以恰恰定“訾算十”乃得官，正因为家赀十万是中家的最高财产标准。景帝之所以降到“訾算四”，是以“中家”的最低财产为标准。因此，综而言之，“中家”的财产标准有可能是四万钱以上到十万钱。关于“大家”，其财产标准至少在十万钱以上，又可称为“高赀富人”。《汉书·地理志》谓“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猾并兼之家于诸陵。”同书《宣帝纪》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条又云“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由此可见，“高赀富人”都为家资在百万以上者，亦即“大家”中之“大家”。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奢侈到了极点，据《盐铁论·散不足》所云，他们“连车列骑，骖贰辎軿”，其中“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又宋人洪适《隶释》卷十五《郑子真宅舍残碑，载东汉熹平四年（公元75年）时的情况说“□所居宅一区，直百万。”他们一马之费，“当中家六口之食”；一区居宅，即值钱百万，“大家”之富可知了。 居延汉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大家及小家的财产状况的实况。兹举二例三堆■长居延西妻妻宅一区直三千妻妻一人道里乘徐宗年子男一人田五十亩直五千男子一人子男二人五十徐宗年男同产二人用牛二直五千子女二人五十女同产二人男同产二人女同产二人（《居延汉简甲编》8《甲乙编》24·） 公长■得广昌里小奴二人直三万用马五匹直二万宅一区万侯乘礼忠年卅大婢一人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田五顷五万轺车二乘直万服牛二六千·凡赀直十五万（《居延汉简甲乙编》37·35；《甲编》无此简） 此二简，分别记录了徐宗与礼忠二人的家财多少以及各项财产的名称，且礼忠简最末有“凡赀直十五万”语，可见这是关于家赀的登记册，即计赀名籍。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按家赀多少“算赀”。其中徐宗一户，人口甚多，而全部赀财仅值一万三千，显然属于“小家”之列；而礼忠一户，未列其家人口，仅列举了其家财产项目，合计值钱十五万，应属于中家以上之赀，已近入“大家”行列，只是没有百万钱以上的“高赀富人”富有罢了！根据这两个实例，可证汉代确有按财产多少而划分户等并籍以征收“訾算”的制度。汉代的“名数” 在汉代“名数”（即户口册）的内容方面，虽有同秦制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发展与变化，甚至不同的“名籍”有不同的登记内容。首先，象上述居延汉简中的计赀名籍，要求载明户主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爵级、各项家财的类别名称和估价，特别要突出家财类与估价，有的还要求写明家庭人口数量。其次，如果是“戍卒名籍”，则要求写明姓名、职务、爵级、籍贯、年龄等项，如“戍卒张掖郡居延广都里大夫虞地年卅四”、“戍卒张掖郡居延当遂里大夫殷则年卅五”2及“戍卒梁国已氏显阳里公乘卫路人年卅”3，便是例证。其三，如果是隧长、侯长等低级官吏的名籍，则除了要求写明姓名、职务、爵级、籍贯、年龄等项外，还要写明任职单位或地区，如“止北隧长居延累山里公乘徐殷年卅二”4及“止北隧长居延累山里公乘叶道年廿八”5等便是例证。其四，如果是记录官吏功劳的名籍，则除上述内容外，还要加上劳赐的等级、数量与特长，如“张掖君延甲渠塞有秩土吏公乘段尊中劳一岁八月甘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其五，如果是戍卒家属廪名籍，则除了要求写明何隧卒姓名，还必须分别写明其家属妻、母、弟、子、女等的名号、年龄、各用谷多少及总用谷多少等项，如“第四隧卒伍尊，妻大女女足年十五，见署用谷二石九升少”7，即其证。其六，如果是官府要追捕的逃亡犯名籍，则除了必须写明其姓名、籍贯、年龄等项，还必须加体貌特征及身长尺寸等，如“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8及“■都里不更司马奉德年廿长七尺二寸黑色”9等即可为证。甚至官府还专门规定了逃亡犯名籍的内容，居延简所谓“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士亡者，具署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初亡月日、人数白报。”这大约是最标准的追捕名籍。但是，不论各类不同名籍的用途与要求如何不同，它们都作为名籍的一种，都有共同的内容必须写明，这便是上述各类名籍中的姓名、籍贯、爵级、住址、年龄等项。正如《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公元前年）九月诏中所说“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颜师古注曰“名，其人名也；县，所属县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这就是说，名、县、爵、里这些项目是囚犯名籍所不可缺少的，也是其他名籍所必备。故居延汉简中常有“劾书名县爵里”2、“■县爵里年姓官秩也”3及“鞠系书到，定名县爵里年■”4的说法。从这个基本点来说，汉代犯人名籍同秦制犯人之必须“定名事里”者相同。 汉代户籍的迁移关于汉代迁移户籍的制度，史书缺乏记载，居延汉简又为我们提供了这《后延汉简甲编》（以下简称《甲》）234号简。 2《甲》759号简；《居延汉简甲乙编》（以下简称《甲乙编》）33·9号简。3《甲》35号简。 4《甲》25号简。 5《甲》30号简。 《甲乙编》57·号简。 7《甲乙编》55·20号简；《甲》392号简。 8《甲》38号简。 9《甲》794号简。 《甲乙编》303·5号简。 2《甲乙编》7·3号简。 3《甲乙编》4·27号简。 4《甲乙编》239·4号简。 方面的材料。兹录一典型的户籍迁移如下“建平五年八月□□□□□广明乡啬夫客、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作都亭部，欲取□□。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甲》982，《甲乙编》505·37，即简正面文字）“放行”（《甲》982b，《甲乙编》505·37b，即简背面文字）这是同一枚简的正面与背面的文字。细观此简，表明它是一个典型的户籍迁移证明。其内容的大意是这样西汉哀帝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按建平只有四年，可能是边郡地区尚不知晓）八月，广明乡的啬夫名客者，同假佐名玄者报告上级，说善居里男子丘张，自称其家在居延都亭部买了一份客田，因而请求迁移到居延，经过查问，丘张等人的更赋已经完纳，可以开具证明移居居延。据此可知第一，汉代“乡啬夫”和其助手“假佐”，是掌握一乡户籍大权的官吏，百姓要迁移户籍，必须经过“乡啬夫”的批准，并由“假佐”办理迁移手续。第二，要迁移者，首先自己提出申请，说明迁移理由。像丘张一样有田地在居延，请求迁到居延就近耕作，理由无疑是正当的和充分的。第三，迁移户籍的申请能否获得批准，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迁移者必须缴纳了更赋。第四，一经批准迁移，就由所在乡给被迁住的乡开具证明，即“当得取检谒移居延”，迁移方为有效。“乡啬夫”的这一职权，虽同《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乡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有一致之处，但也可以补充其掌握户籍之功能，却同《续汉书·百官志》谓乡啬夫“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贪富，为赋多少”的情况基本相同。因此，可证西汉、东汉的乡啬夫的职掌是相同的，即都有掌管一乡户籍的权力。凡申请迁移户籍者，必须有正当理由，而且要经过批准，开出证明，方为有效。这显然是秦的更籍制度的发展。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云凡“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颜师古注曰“舍匿，谓容止而藏隐也。”又王充《论衡》有“汉正首匿之罪，制亡从之法”的话，《后汉书·梁统传》谓西汉武帝“重首匿之科”。可见“首匿”之法，西汉武帝时便已有之。何谓“首匿”呢？据《急就篇》注，谓“为头首而藏匿罪人也。”由此可见，农民流移、逃亡和私家隐匿逃亡者，都是汉律所严格禁止的。居延汉简中屡见追捕逃亡犯的名籍，就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其实，汉代的这些作法，也多本之于秦。秦简中有取缔“游士”的《游士律》；有“有秩吏捕阑亡者”的事实；也有以亡命罚充谪戍的规定2；还有逃亡后虽然“自出”仍要受到严惩的“亡自出”案例3；更有专门的《捕亡》之律。因此，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这反映户籍制度，在皇权与地方豪族争夺劳动力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汉代户籍的核实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之《法律答问》。 2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条。 3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之《封诊式》简文。 为了健全和维护户籍制度，汉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对户口进行调查和核实的办法，也实行了各种具有欺骗性的措施。首先，是案比户口汉制，每县设户曹，掌户口之政，于每年八月案比户口。《续汉书·礼仪志》曰“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所谓“仲秋之月”，即每年八月。怎样“案比”呢？《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四年（公元7年）七月诏“方今案比之时”，李贤注引《东观汉记》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郑玄注《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条的“三年大比”句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因此，所谓“案比户口”，正是《管子·度地》所说的“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等作法的遗留，也就是把户口按什、伍组织编制起来，并审阅他们的面貌同所登记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等是否符合。故《后汉书·江革传》李贤注“每至岁时，县当案比”句时说“案验以比之，犹今阅貌也。”因此之故，连江革的母亲也一定要出场供人案比。由此可见，一年一度的案比户口，实为核查户口和防止奸非的强制性措施。其次，案比户口之后，就实行造籍。造籍时，必须选用字迹清楚的人进行抄写。由于书写如此重要，所以居延汉简中常见因“能书会计治民颇知律令”而获得“劳赐”的低级官吏。其三，每年将户籍层层上报，接受朝廷的检查，谓之“上计”。《续汉书·郡国志》谓县令长“皆掌治民，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各郡国之都尉与守相等官吏，也“皆掌治民，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告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于朝廷。上计的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户籍是上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胡广所说“秋冬岁尽，各司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效其功。”因此，上计制度也是中央督促各郡国县道重视人口的增减和检查户籍制度实行情况的一种手段。其四，就是利用“赐民爵”制度，引诱流民重新占籍。从西汉惠帝时开始，已实行普遍给天下民户主赐爵的制度。到东汉时又给流民欲占者赐爵，其目的在于以赐爵的荣宠去欺骗农民，使之地著，不随便脱籍流亡，即使脱籍了也乐于再占名籍，借以维护和巩固户籍制度。 参阅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982年版。第九章上计制度第一节秦汉上计制度记载的缺乏和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上计制度，是秦汉时期关于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然而，史籍关于秦汉上计制度的起源、演变、上计的内容、主持上计的官吏、管理上计的机构以及上计的时间等等，均缺乏详细记载，有的甚至连粗略的记载也没有，如关于秦的上计制度便是如此。因此之故，长期以来对秦汉时期的这一制度缺乏必要的认识，甚至还产生了某些错觉或者说秦时无上计制度，到了汉代才出现上计制度；或者把秦的上计制度同汉代的上计制度完全等同起来，也把东汉的上计制度同西汉此制混为一谈，从而否定了此制的变化发展过程。例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不载秦有主持上计的官吏。张晏注《汉书》中的上计时，认为“汉旧郡国丞、长吏（史）与计吏俱送计也”，意即上计制度只是汉代之旧制。杜佑在《通典》中也说“汉制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同样把上计制度说成只是“汉制”。又《后汉书·庞参传》王先谦《集解》引《通鉴》胡三省注云“汉郡国岁举茂才、孝廉，与上计吏皆至京师，岁计之日，公卿皆会于庭”，也把上计制度单纯视为汉制。还有孙贻让《周礼正义》说“汉时，谓郡国送文书之使为计吏，其贡献之物，与计吏俱来，故谓之计偕物”，显然也认为只有汉有上计制度。所有这些，无一不认为上计制度为汉制，无一人及于秦制者。唯有孙楷之《秦会要》卷十四《职官》部分，列有“上计”一目，但其下所列两条内容，却有一条为东汉之制。徐复之《订补》虽然指出“上计之制，六国亦有之”，而其证据仅三条，且无一及于秦制。由于这些原因，以致旧版《辞源》“上计”条，直谓“上计，汉制，郡国每岁遣诣京师，进计簿，谓之上计吏”，这等于否定了秦有上计制度。应当指出，此制之渊源、内容、演变、作用以及其盛行于秦汉时期的原因等，显然同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有密切关系。当我们探讨秦汉的各项典章制度时，不可不对这时的上计制度给予一定的重视。云梦秦简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战国和秦皇朝时期有关上计制度的确证，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弄清汉承秦制在上计制度方面的表现，也有可能初步明白上计制度在秦汉时期的变化发展过程。高敏所著《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未涉及汉制，更未就秦汉的上计制度作出比较。现在，我们试图就秦汉的上计制度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 《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98年版。 第二节战国和秦皇朝的上计制度根据云梦出土的秦简所载，确证战国时期的秦国和灭六国后的秦皇朝，均有上计制度。上计制度的“计”，本为计算之意。由于计算需要记录帐目，于是“计”又产生了记帐、结算帐目的“计帐”等涵义。又记帐依赖于簿籍，因而又导引出“计簿”等称谓。记录帐目与簿籍，需要专门机构与官吏，于是又有计吏、计史、计者、官计等官名和“计所”等机构名称。各级官府的簿籍所记录的情况，最后都要统一报告朝廷，这便叫“上计”。专门办理上计事宜的官吏，便叫“上计吏”。每个郡、县和每个部门，其经济的收支、户口的多少、土地面积的数量、耕地增减、自然灾害的情况以及社会治安状况，都在上计内容之列。官府通过它，可以掌握各个方面的情况和变化发展，从而据以作为征收赋税、征发徭役、计划经费开支和制定各种有关政策的依据。这一整套作法和规章，就是所谓上计制度。兹就秦简中所见上计制度的情况分别加以论述。 首先，秦简中出现的大量的关于“计”的用辞，均有计算、记帐之意。 秦简《仓律》规定“计禾，别黄、白、青。秫勿以禀人。”这里的“计禾”，为计算谷子帐目之意甚明。《仓律》又规定“稻后禾熟，计韬后年。”意即稻子成熟的时间在谷子之后，则应将稻子计算在下年的帐目之内。这说明此处之“计”，确有记帐及计算帐目之意。又如《徭律》规定被征发服筑城徭役的人，如果工程质量不合格而反工时，反工的时间“勿计为徭”。这里的“计”，更明显有计算之意。由此可见，秦简中大量的关于“计”的用辞，确有计算、记帐和计算帐目之意。 其次，秦简中也有大量的关于“计”的用辞，具有帐目、帐簿、簿籍等涵义秦简《效律》规定“计校相谬也，自二百廿钱以下，谇官啬夫”。意即计算帐目时，发现帐目同实际不符达到二百二十钱以上者，官啬夫要受到斥责。又云“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值其价，不盈二十二钱帐目不足实数和多于实数，且不足和多出部分超过有关规定不到二十二钱者，主管其事者可以免罪。还如《金布律》规定“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逮其输所之计，□□□□□□□移计其后年，计毋相缪。工献输官者，皆深以其年计之。”上述的许多“计”字，既有作为动词用者，也有作为名词用者。所谓“出计”，即出帐之意“入计”为记帐于收方之意；“计其输所远近”之“计”，有计算之意；“移计其后年”之“计”，为转帐之意。“计”的这些涵义，都同计算、记帐和帐目等分不开，并有逐步由动词计算之意向名词帐目、帐簿等涵义转化的趋向。 其三，主持“计算”、记帐和保管帐簿的官吏，在秦简中也叫做“计”，或叫“计者”，并按不同部门而有不同的名称，总称为“官计”。 《效律》规定“官啬夫赀二甲，令、丞赀一甲；官啬夫赀一甲，令、丞赀一盾。其吏主者坐以赀、谇如官啬夫。其它冗吏、令史掾计者，及都仓、库、田、亭啬夫坐其离官属于乡者，如令是关于主管国家财产的各级官吏在犯了赀罪时的罚款数量的规定，这里的“令史掾计者”，即令史上段所引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的释文及注释，文物出版社978年版。下同。掾属中之从事主管计算帐目和保管帐薄的官吏，可见“计者”是主管计帐官吏的专名。《效律》又规定“司马令史掾苑计，计有劾，司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计劾然。”这里的“司马令史”是官名；“司马令史掾”，即司马令史的掾属；“司马令史掾苑计”，即司马令史的掾属之担任计帐事务者；至于“计有劾”，即主管会计事务的官吏有罪之意。可见凡主管同计算帐目事务有关的官吏，确可称为“计”，类似乎今之会计。至于“官计”一名，乃是各种不同部门的“计”的总称；分称则有“令史掾计者”、“司马令史掾苑计”；甚至各县县尉之下也有计者，谓之“尉计”，同样见于《效律》。其四，主持记帐及计算帐目等事务的机构，也有专门名称，谓之“计所”《司空律》规定“官作居赀赎债而远其计所官者，尽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数告其计所官，毋过九月而毕到其官；官相近者，尽九月而告其计所官，计之其作年。”这是关于不在本地居赀赎债者如何计帐的规定。大意是说凡居赀赎债的人远离其计帐机关者，由官作单位于每年八月底，把居赀赎债者的劳役日数及领取衣服数量通知其计帐机关；相隔甚近的，可以延迟到九月底通知。律文中的“计所官”，即计帐机关的官吏之意。因此，“计所”应是计帐机构的名称，正如接纳谪戍者的单位叫做“迁所”一样。 其五，秦简中还反映出战国时期的秦国所设各级经济机构或部门，均有向中央政权上报其经济帐目的制度，而且已有“上计”称谓的萌芽《秦律十八种》中的简末有《效》字的简文云“禾、刍稾积，有赢、不备而匿弗谒，皆与盗同法至计而上籍内史。”这里的“籍”，是指仓库贮存的粮食帐目簿籍；“内史”，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又云“治粟内史，秦官，掌穀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43年），更名大农令。”这里的“内史”，不论是指前者还是指后者，均代表朝廷机构。律文的大意是说各地仓库都必须把粮食的多出部分（“有赢”）和亏损部分（“不备”）的数量上报内史，不报与盗窃同样论处。因此，此条律文之“至计而上籍内史”句中的“计”，就明显是向上级机关呈报帐籍之意，也就是后来的“上计制度”。结合《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载河东守王稽“三岁不上计”语，表明战国时期的秦国确已有上计制度的明显开端，连“上计”这个专门称谓也有了萌芽。 其六，秦简中已有上计时上计者必须携带计簿及有关簿籍和财物上缴中央机构的“与计偕”制度《仓律》规定“县上食者籍及宅费太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什么叫“与计偕”呢？《汉书·武帝纪》元光四年（公元前3年）八月条云“征吏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颜师古注曰“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征之人与上计者俱来，以县次给之食。后世讹误，因承此语，遂总谓上计为计偕。阚骃不详，妄为解说，云秦汉谓诸侯朝使曰计偕。偕，次也。晋代有计偕簿，又改偕为阶，失之弥远，致误后学。”以此言之，《仓律》的这一律文，是说县上报太仓的“食者籍”，应当与各县的其他计帐或帐簿同时缴送；并表明汉代的“与计偕”制度，战国时的秦国及秦皇朝实已有之。又《金布律》规定“受衣者”在“已禀衣”之后，还有“余褐十以上，“迁所”一词，见秦简《封诊式》之《迁子》爰书。 此条律文的个别句子，不见于《效律》的同条简文，故甚可贵。 输大内，与计偕”的制度。这显然是说，各地方机构除了应向中央机关上报其廪衣簿籍之外，还应将剩余的衣物也一并上缴中央机关的大内，这也谓之“与计偕”。 由此可见秦国以来的“与计偕”制度，既包括上计者携带的各种计帐、簿籍，也包括上缴中央的各种财物。它反映出关于当时的财经核算与使用权限的规定，是十分严格和周密的，封建的制度，在上计制度的“与计偕”制度中也有鲜明反映。 其七，上计时，计帐或计簿的种类繁多，表明上计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据上引《仓律》关于“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仓”的规定，得知廪食者有“食者籍”；每县的其他费用支付，也备有簿籍。据上引《金布律》，知廪衣者也有专门的簿籍；又《仓律》还有关于储存粮食的簿籍；《司空律》也有关于居赀赎债者的簿籍。由此可见，计帐的簿籍类别甚多。所有这些计帐、簿籍都需要上报中央机构，这就反映出上计内容的广泛性。正因为如此，所以，秦末萧何入关中，因为获得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遂使刘邦得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及“民所疾苦”者。 其八，上计的时间，一般在每年的九月前引《金布律》云“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逮其输所之计”者，允许“移计其后年”，意即每年的九月是输纳财物时记帐的截止期限。又《内史杂律》也规定“都官岁上出器求补者数，上会九月内史。”意即都官每年上报已经注销而需要补充器物的数量时，必须在每年九月上报到内史。这又一次证明九月，是结算帐目截止期限。其所以要以每年九月为结算各种帐目的截止期限，是由于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和九月为岁末之故，因此，各地向朝廷上计的时间，也只能在每年的九月进行。 如上各目所述，表明秦简所载秦的上计制度，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由于秦简中的《秦律》，基本上是秦统一六国前的法律，故上计制度的产生与形成，应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稽诸史籍，不仅战国时期的秦国已创立上计制度，其他诸侯国也有实行此制者。如《新序·杂事》篇谓魏文侯时，“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则魏文侯时的魏国确已有上计之制。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也说西门豹为邺令，“居期年上计”，这不仅说魏国确有上计制度，而且每年要上计一次。《吕氏春秋·知度》篇谓赵襄子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于赵襄子，这说明赵国也实行了上计制度。由此可见，上计制度的产生与形成，确在战国时期；而且实行此制者，不限于秦国一国，而为诸国所共行。由此可见，此制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取代了奴隶主阶级之后，亟待加强朝廷皇权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因此，此制的基础，是封建的国有经济制度。毫无疑问，此制实行的结果，必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也会有助于封建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史记·萧相国世家》。 参阅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中之《商鞅秦律与云梦出土秦律的区别和联系》一文。第三节汉代的上计制度西汉对上计制度的重视汉承秦制，在上计制度方面也同样有所反映。西汉政权建立之前，因为刘邦在咸阳获得了秦所藏的各种计簿，从而得知全国各地的情况，对于他们后来许多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西汉政权正式建立之初，就重视上计制度的恢复与实行。《汉书·张苍传》云张苍，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 及沛公略地过网游之生存挑战小说5200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燕王臧荼反，苍以代相从攻荼，有功，封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 据此，知张苍为计相，在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以后，因为燕王臧荼反于高祖五年七月。又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张苍封北平侯，在高祖六年八月，更知张苍之为计相在此年后不久。所谓“计相”，《张苍传》注引文颖曰“以能计，故号计相”；颜师古曰“专主计簿，故号计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引如淳曰“计相，官名，但知计会。”结合前述秦简中关于“计”字的涵义来看，可知“计相”实为主管全国上计事物的最高官吏。这表明西汉之初就设立了“计相”，正式恢复了秦的上计制度。 《汉书·张苍传》，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刘邦之所以用张苍为计相，是因为他有“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的经历和特长。他“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谓之“主柱下方书”。按照如淳注释“方，板也，谓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书也。”颜师古也说“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时立御史矣。”由此可见，张苍在秦代虽然主管过当时全国的舆图、版籍、计帐等上计来的簿籍，官位止于柱下御史，而西汉则设置“计相”之职。不久，计相虽改为“主计”，但以列侯为主，其职位之尊远过秦时。这说明西汉时主管上计的官吏的地位提高了，也反映这时上计制度的地位更重要了。 西汉时全国的“上计”文书虽由“主计”主管，但受理郡国的“上计” 之事，则由丞相与御史主持，甚至皇帝本人也亲自过问。《汉书·丙吉传》云“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这是说，每年年底，丞相要对郡国的官吏进行考课，而考课的依据，就是各郡国上报朝廷的各种上计簿籍。故丞相每逢岁末，要根据各郡国上计簿籍考核成绩的大小，并依此确定赏罚。又《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二月诏曰“今天下少事，徭役减省，兵车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多为欺谩，以避其课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其伪毋相乱。”以此言之，在朝廷受理全国各郡国的上计簿籍时，不仅丞相要主持其事，御史也要对上计薄籍的真伪进行核实。又据班固《东都赋》云“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这里的“天子受四海之图籍”，即皇帝亲自主持全国性的“受计”典礼。班氏所云，虽为东汉时的情况，但稽《昭明文选》卷一。 之史籍，西汉亦然。单以《汉书·武帝纪》所载来说，其元封五年（公元前0年）三月，“因朝诸侯、列侯，受郡国计”；太和元年（公元前04年）春，“受计甘泉宫”；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礼明堂，因受计”；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这些事实，都说明武帝曾亲自主持“受计”大典，可见“上计”事务的重要性较秦时确有进一步的提高。且丞相“领计簿”之制，直到西汉末期匡衡于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年）为丞相时，仍然未改。 汉代上计的官吏郡国向朝廷“上计”的官吏，非止一人，名称也异。西汉时，上计者有的是各郡国守、相。如《汉书·严助传》，谓严助为会稽太守时，“数年不闻问”，引起朝廷诏书责难，“助恐，上书谢，愿奉三年计最。”注引如淳曰“旧法，当使丞奉岁计，今助自欲入奉也。”由此可见，郡的太守确有亲自上计者。不过，这是特例。严助之亲自上计，是出于赎罪心情。故一般说来，上计者多系郡丞与长史，《汉旧仪》说“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即其明证。又《汉书·黄霸传》云“（张）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汉书补注》同条引宋祁曰“吏，当作史。”换言之，代表郡国上计于朝廷的上计者分别为郡守与国相的属吏，即守丞和长史，而非太守与国相。 当上计的郡丞与长史代表郡、国上计朝廷时，还有专门办理上计事务的“上计掾、吏”及“卒”随从。如《汉书·朱买臣传》云朱买臣家贫，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师古曰“载衣食曰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匄之上拜买臣会稽太守初，买臣免，待诏，掌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其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视之，还走，疾呼曰‘突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有顷，长安厩吏乘驷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 根据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如下几点第一，每个郡国，都在国都长安设有邸舍，谓之“郡邸”，供本郡国上计者居住。第二，郡邸平时有专人看守，名叫“守邸”，其身份属于“卒”，故当朱买臣为卒时，可以同本郡守邸一同生活，甚至同席共食。第三，各郡国的上计者，由郡丞（即前云“守丞”）带领“上计掾”及“上计吏”，由“卒”驾着载有“衣食具”的“重车”，直赴京师本郡邸居住，等待朝廷的召见。这说明每郡国上计时的官吏不止一人，而由郡丞、“上计掾”及“上计吏”组成一个上计使团，并有“卒”及“守邸”供他们驱使。第四，从朱买臣同驻京的会稽郡邸的守邸和上计者的《汉书·匡衡传》。 参阅韩连琪在《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3页的考证，齐鲁书社98年版。关系中，可以看出“守丞”（即郡丞）是太守的下级，“上计掾”及“上计吏”又是“守丞”的下级。第五，“上计掾”与“上计吏”，又可合称为“上计掾吏”，均得听从“守丞”的指挥。因此，这个故事，实反映出了西汉时期郡国上计于朝廷时的许多具体作法和制度内容。故张晏给此传之“白守丞”作注说“汉旧郡国丞、长吏，与计吏俱送计也。”颜师古也说“张晏是也。谓之守丞者，系太守而言也。” 到了东汉时期，各郡国上计的官吏也有“上计掾”之称，此外，还有“上计史”之号，统称为“上计吏”。《隶释》所收《南阳太守秦颉碑阴铭》，有一系列的低级官吏名称，其中有“上计掾平民朱谅季平、上计掾囗囗育子和、上计史宛卓韶、伯、上计史宛囗芟囗囗”等人。这里的“上计掾”与“上计史”，相当于西汉时的“上计掾吏”，东汉则合称为“上计掾、史”。例如《后汉书·范式传》云“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上书表（范）式行状，三府并辟，不应。”这里的“上计掾、史”，虽然是“上计掾”与“上计史”的合称。不过，句读应作“上计掾、史”，不应作“上计掾史”，这有《通典》所载“汉制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等语可证。不过，杜佑所云，实为东汉之制，即各郡国上计时仅各派上计掾与上计史各一人，而不再派郡丞（或守丞）、长史主其事。 东汉的“上计掾、史”，往往被统称为“上计吏”。按“上计吏”一名，虽已见于《汉书·朱买臣传》，但西汉时并不多见。到东汉时，“上计吏”的称谓多起来了。如《后汉书·度尚传》云“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及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又同书《公孙瓒传》亦云“公孙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续汉书·礼仪志》也说“郡国上计吏以次当神轩，占其郡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东汉统称上计者为“上计吏”，而且充任者多地位不高的人。 “上计吏”，有时亦简为“计吏”，如《后汉书·杨震传附子秉传》，谓桓帝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即其证。又《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其《别传》曰“孔融在郡，乃以郑玄为计掾，彭璆为计吏，原为计佐。”这里又多出一个“计佐”名称。 汉代上计的层次除全国各郡、国得于每年岁末上计于朝廷外，郡、国所属各县、道，每年也得上计于所属郡汉书·百官志》五“县、邑、道、侯”条本注曰“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由此可见，汉代的上计制度，包括县、道每年上计于所属郡、国，各郡、国每年上计于朝廷两个层次。 既然有两个层次的上计，则必须要求在不同时期进行，亦即必须先有县、道上计于郡、国，然后郡、国才能上计于朝廷。事实证明，确系如此。一般说来，县、道的上计于郡、国，在每年的秋季或冬季；而郡、国的上计于朝廷，则在每年的岁末。因此之故，《续汉书·百官志》本注称县、道上计作“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刘昭补注引胡广对此条的解释，作“秋参阅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5页。 冬岁尽”办理上计之事；而同书“郡国”条本注，作“凡郡国”于“岁尽，遣吏上计”。这显然是说县、道上计在每年的秋、冬之际，而郡国上计在每年岁末。有人把县、道上计固定于每年“八月算民”之时，未免过于拘泥。汉代各郡、国向朝廷上计和各县、道向所属郡、国上计，其内容也同秦时一样是十分广泛的。《续汉书·百官志》五“县、邑、道、侯”条刘昭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计说明县、道上计于所属郡、国时，其内容包括户口的多少、垦田的数量、钱谷的收支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情况；则郡、国之上计于朝廷，其内容只会比此更多，例如国有土地的四至舆图，也在上计之列。《汉书·匡衡传》载其封地乐安国的土地，“南至闽陌为界，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郡国误以闽陌为平陵陌”为界，从而扩大了封地的范围。当这一封国的土地四至在计籍上登记清楚以后，史书称之为“计簿已定”。作为丞相的匡衡，身“领计簿”，却对此错误不加纠正，从而落了个“专地盗土”的罪名。由此可见，计簿中包括有国有土地的四至疆界及舆图。又各郡国的宗室名册，也在上计之列。如《续汉书·百官志》三“宗正”条本注曰“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即其证据。此外，还有边防地区的戍卒财物等，也在上计之列。如《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众利侯郝贤”条云“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计谩免。”颜师古注曰“上财物之计簿而欺谩不实。”这说明边郡郡守上计时，戍卒财物册确在上计之列。既然戍卒的财物簿需要上计，那么，见于居延汉简中的“赋钱出入簿”等，必然也在上计之列，无怪乎劳榦在其《居延汉简考释》的释文部分，专列了“计簿”一类，收录了不少简牍，充分反映出边郡上计的内容较内地郡国更广。 东汉时期上计制度的变化如上所云，表明西汉政权继承了秦的上计制度，不仅在上计机构的设置、上计官吏的专职化和上计内容的广泛性等方面较秦时更为完备和增多；而且在主持上计事务的朝官及受理上计的仪制方面，其规格较秦时也有所提高，反映出西汉时期上计制度的地位与作用更重大了。例如西汉各郡国上计时，由皇帝与丞相主持受计大典；朝廷则设“计相”（后改“主计”），以主持上计事务，较之战国时期的秦国及秦皇朝时期之上计于“内史”与“太仓”，其规格有明显的提高。另外，县、道上计于所属郡、国，郡、国上计于朝廷的两大级分层上计制，似乎形成于西汉时期，因为战国时期的秦国的郡县两级制还处于逐步形成时期，自然尚不可能实行两层次的上计制。又“与计偕”的制度，汉代不仅同秦一样也有此制，而且“与计偕”的内容已从物发展到了人。如《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八月，“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颜师古注曰“令所征之人，与上计者俱来。”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西汉时的上计制度较之秦时确有明显的发展。 到了东汉时期，也同样实行了上计制度。光武帝建国初期，就有奖励边远地区地方官上计于朝廷的措施。《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建武十四年参见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2页。 （公元38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绶”，便是例证。此事在同书《光武帝纪》下作建武十四年，“越巂人任贵自称太守，遣使奉计。”李贤注曰“计，谓庶人名籍，若今计帐。”这里的任贵即前之长贵。通过这件事，不仅说明东汉上计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户籍名册；而且说明上计制度东汉初年便已全面恢复，以致连边远地区也不例外。 不过，东汉时期的上计制度，也有某些变化发展。例如郡国“上计吏” 可以补郎官的制度，便不见于西汉。《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四年（公元02年），“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的制度。以此言之，表明永元十四年之前曾行此制。但是，此制始于何时，史无记载。据此引《后汉书·和帝纪》条李贤注引《前书音义》曰“旧制，使郡丞奉岁计，武帝元朔中，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与计偕，拜为郎中。”其意以上计吏补郎官的制度始于武帝元朔年间。查武帝令郡国举孝廉之事，在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地方官所举贤能“与计偕”的制度，在元光年间就已有了，已于前述。但是，以孝廉为郎官同以上计吏为郎官，是不同的两回事。因此，不能说以上计吏为郎官之制始于武帝时的郡国举孝廉“与计偕”的作法。换言之，此制可能始于东汉初期，中间废，和帝时又复之。自和帝永元十四年之后迄于汉末，都在实行此制，如《后汉书·文苑·王逸传》云“元初中（公元4—9年），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同书《杨震传子杨秉传》云“桓帝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同书《度尚传》谓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由此可见，以上计吏为郎之制，灵帝时还在实行。在接受与主管上计事务的规格与机构方面，也略不同于西汉。西汉始有“计相”，旋改“主计”，为中央主管上计事务的最高官吏，东汉却无“计相”与“主计”官名；西汉时受计者是丞相，有时是皇帝亲自主持“受计”大典；而东汉则以司徒“受计”，已不见有皇帝亲自主持受计大典之事，如《后汉书·文苑·赵壹传》云“光和元年（公元78年），（壹）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以郡、国上计的官吏来说，西汉时主要以郡丞、长史担任，而东汉则主要以专职的“上计掾”、“上计史”担任，合称为“上计掾史”，又叫“上计吏”，一般属于郡丞、长史的下属。纵观这些变化，反映出上计制度的地位在东汉时期有趋于下降的迹象。第四节上计制度的作用上计制度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重大的，首先，它是封建统治者及时了解全国各郡、国的土地、人口、钱谷出入及社会治安等的重要手段。《史记·萧相国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这里“图书”，就是前引《汉书·张苍传》所说的“柱下方书”，也就是秦时全国各郡县上计于朝廷的“天下图书计簿”。刘邦入咸阳后，萧何因为首先掌握了这批“图书计簿”，所以刘邦才得以了解全国诸郡县的各种情况，足见由于上计制度而得来的材料，对于当时的统治者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具体说来，《汉书·陈平传》的下面一段记载，是一个很好的注脚高帝南过曲逆，上望其城，室屋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曲逆人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 刘邦手下的御史之所以对曲逆人口的数量与变化情况如此明白，其原因就在于御史掌管着全国各地上计来的图书计簿。因此，上计制度确是封建统治者了解全国各地各种情况的重要手段，从而它能为当时的统治者的行军作战和制定各种政策、采取各种措施提供可靠的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准确数据。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除其他原因外，也应与他占有了秦的“图书”“计簿”等材料，从而能选定敖仓这一粮食储存地等因素有一定关系。 其次，上计制度的另一重大作用，在于它能提供各级地方官吏政绩好坏的依据，从而它也成了考核官吏和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各郡、国上计于朝廷的计簿中，有关于各郡、国的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等的数量，也有关于各郡、国的“盗贼”多少以及边郡地区的戍卒、设施等等不同簿籍。朝廷掌握了这些上计簿籍，就可以从中考察出各级地方官的勤惰和优劣。《汉书·丙吉传》载西汉有“岁竟，丞相课其（指地方官）殿最，奏行赏罚”的规定；《续汉书·百官志》“司徒公”条本注载东汉有司徒公对“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的制度。其“课殿最”、“行赏罚”的依据，就是上计而来的计簿。故《续汉书·百官志》五载各郡、国对各县、道的考核时说“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又同书同卷县、道“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条刘昭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计）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诸对辞穷尤困，收主者，掾史关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缚责，以明下转相督■，为民除害也。”这就是郡、国依据上计情况考核县、道官吏的具体作法。郡、国对县、道的考核如此，朝廷对郡、国的具体考核办法，也大体相同，即也是依据上计制度而来的情况课其殿最，然后依殿最而定其赏罚。例如西汉时的黄霸，“以外课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天下第一，征京兆尹，秩二千石”；南阳太守召信臣也以“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而被“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汉书·循吏·黄霸传》。 太守”；任河南太守后，又以“治行常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2。而这些情况的获得，都是实行了上计制度的结果。因此，上计制度实为考核官吏与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 至于朝廷通过上计考核郡、国官吏的具体作法，比郡、国官吏对县、道官吏的考核更为严肃和周密。郡丞、长史上计时，除送呈各种计簿外，还有口头汇报和当面质询两个程序。《汉官仪》曰正月旦，天子御德阳殿临轩，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辟计吏，皆陛觐，宗室诸刘杂会，皆冠两梁冠，单衣。既定，计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赐群臣酒食，作九宾撤乐。”3这段记载，讲的是皇帝主持“受计”大典时的礼仪程序，充分反映出朝廷对上计吏和上计制度的重视。《汉旧仪》还有一段记载，对如何当面质询上计吏以及郡、国官吏应注意事项，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曰诏书殿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务于得中恶，恶止其身选举，民侈过度，务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 这个诏令，是每次对郡国上计于朝廷时的守丞、长吏宣读的例行文告。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告诫各郡国上计的守丞与长史，要同本郡国的二千石郡守与相国同心协力，多办“为民兴利除害”之事，并注意何种人宜用、何种人不宜用以及如何移风易俗等问题。二是要当面回答本郡、国年成的好坏、“盗贼”的多少与状况，并同往年作出比较。因此，上计制度确同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制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正因为上计制度同朝廷对郡、国地方官的考核制度密切相关，所以，上计时作弊以行欺骗，就成了贪官污吏逃避考核和虚报成绩、企图以殿为最的惯用手法。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地方官上计时，就已出现“流民愈多”而“计文不改”2的弄虚作假的状况。宣帝时的王成，更是一个上计时作弊的典型。《汉书·循吏·王成传》云（成）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最先褒之。地节三年（公元前7年） 下诏曰“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王成作弊，获得显赏。因此，自此以后，各郡、国之守、相，往往挑选那些明习计簿和善于作伪者为上计吏。正如《汉书·贡禹传》所云“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由此可见，西汉末年的上计制度，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其原因就在于它同考核地方官的政绩密切相关。到了东汉后2《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3《艺文类聚·礼部》及《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汉官仪》。 此据四部备要本《汉官六种》中的《汉旧仪》卷上。 2《汉书·石奋传》。 期，“令长、守相，不思立功，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证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上计制度已接近于名存实亡，从而对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废而不行了。 其三，上计制度对于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和巩固封建的国有经济，尤其有着重要的作用前引《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胡广语所载县、道上计的内容，包括“户口、垦田、钱谷出入”及“盗贼多少”等，就表明上计制度同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关系密切。因为户口版籍是封建统治者“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2的依据；垦田数量，更是官府课取田租的基础。官府通过上计制度去督促地方官扩大垦田和增加户口，正是为了保证和增加税源和役源，因而上计制度实为维护封建的赋、役剥削的工具。至于象秦时对国有经济部门如国有土地、牧场、仓库以及“居赀赎债”等的收入必须上计的规定，又如汉代的国有土地，也需要每年上计，而且需要绘制图版等，无疑有维护与巩固国有经济制度的作用。 由于上计制度有上述一系列重大作用，因此，此制推行的结果，必然导致封建制度的加强，因为它是朝廷控制全国各郡、国、县、道和考核地方官吏的有力手段。秦汉时期，正是主义皇权的确立和逐步强化的时期，无怪乎他们如此重视上计制度的实行。正因为上计制度对维护与加强主义皇权有着杠杆般的作用，因而皇朝集权制度的强弱，也会反过来影响到上计制度本身的一些变化及其执行程度。故东汉后期地方割据势力的逐步抬头，皇朝集权制度的相对削弱，也使得郡、国上计的官吏，西汉时主要由郡丞、长史承担的制度，变成了东汉时的由郡丞、长史的下属——“上计掾史”承担，反映出上计制度的重要性有下降的趋势。 王符《潜夫论·考绩》。 2徐幹《中论》。 第十章赋税制度“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在阶级社会，赋税制度就是国家政权实现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职能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当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形成的赋税制度，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固定化和完备化，出现了赋、算、租、税四大类别，不独土地占有，劳动者的人身以及关津市井都是课税的对象，而且每个私有者的财产、饲养的牲畜、各地出产的土特产以及若干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也进入了课税的领域，甚至还在原有的正税之外，又有各种附加税的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958年版。 第一节秦的赋税制度关于秦的赋税制度，史书记载甚少。云梦出土的秦简，对秦的赋税制度也涉及不多，而且颇有疑难莫释之处。兹就秦国及秦皇朝时期的税目及税率情况，分别述之。 田租和田亩附加税田租和田亩附加税，是作为课税基础的赋税。 当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原地区诸侯国纷纷实行按私有土地数量征收田税（如鲁宣公十五年之“初税亩”）或田赋（如鲁襄公十二年之“用田赋”）的时候，僻处西陲的秦国，封建生产关系虽然出现较晚，但也逐渐出现了私有土地制度，因而到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也实行了“初租禾”制度。这是秦国有按田亩课税制度的开始。这时有无“田租”之名，尚无从肯定。不过，到商鞅变法时，确已有“田租”的名称，故董仲舒追述商鞅之制时，已是“田租、口赋”并提。云梦秦简中提到“租”的简文，只有《法律答问》中的一则。简文提到要判断“部佐”是否“匿诸民田”时，必须区分“已租诸民”和“未租”两种情况，只有“已租诸民，弗言，为匿田”。因此，这里的“租”究为征收田租的“租”还是出租田地的“租”，尚难判断。不过，《仓律》有“入禾稼、刍、稿，轨为籍，上内史”的规定，又有“入禾仓，万石一积”的律条，可见官仓里确有征收来的粮食。这些官仓的粮食，除一部分来源于受出民缴纳的地租外，其中必然也包括“租禾”来的田租。这说明秦的田租之制，在秦简中也有间接的反映，且知其为实物税，只是税率多少和征收办法不甚明白而已。到了秦始皇及二世时期，出现了“收泰半之赋”的情况2。这里的“赋”，应当是指田租而非口赋，因为只有田租的征收才有按田亩产量计算出来的“泰半”的比例，其它租税是无所谓“泰半”的。果如此，则秦的田租税率，有一个逐步加重的过程。 田亩附加税，秦有刍、稿税。《史记》中讲到秦代刍、稿税征收之制者，仅有一处。这便是《秦始皇本纪》所载秦二世时，因咸阳“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乃“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以充食。如果各郡县无刍、稿税的征收，则调运之事就无法进行。另外，《淮南子·氾论训》云“秦之时发谪戍，入刍诱注曰“入刍、稿之税，以供国用。”这就确证秦有刍稿之税。但刍、稿税的税率及征收办法，均不明白。云梦出土秦简的有关简文，不仅进一步证明秦有刍、稿税的征收，始于商鞅变法之后，而且其征收办法及税率也约略可寻。前引《仓律》有“入禾稼、刍、稿，辄为籍，上内史”的规定，《田律》还有“禾、刍、稿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等律条，这说明官府粮仓中，同时存在谷子和刍、稿的情况，早已有之，故刍、稿税的征收早在商鞅变法之后便已存在。《田律》又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刍、稿，相输度，可也。”这说明刍、稿税的税率为每顷《汉书·食货志》。 2详见《汉书·食货志》，又《伍被传》，《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淮南子·兵略训》等书。 田地纳刍三石和稿二石；其征收办法是凡可以作为饲料的树叶和乾草等，都可以充税，并由纳税者运送到官府过秤。这同上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淮南子·氾论训》注，正可以互相印证。 口赋口赋是以人口为课税对象的赋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后，于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按“赋”，本为军役及同军役有关的军用品征发的专称，如《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国的“城濮之赋”、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国的“量入修赋，赋车借马”、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楚国的“赋皆千乘”及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的“鲁赋八百乘”、“邾赋六百乘”等语中之“赋”，都是这个意思。在国有土地制度下... 15 《汉书·食货志》。 这就是《汉律》关于“占租”的规定。 关于“占租”之制的始行时间、税率和课税对象，《史记·平准书》的下述记载就可回答。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令“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者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这段记载，有人把它当作“算缗钱”制，实为“占租”制。这是因为，它同“算缗钱”制有几点不同首先，课税的对象不同。算缗钱的对象仅限于商贾，而占租的对象除商贾外还有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及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之有轺车者。其次，课税的内容不同。“算缗钱”仅对商贾的“储钱”课税，而占租是把上述诸人的所有财产折合成缗钱再课税，故前者为“储钱”税，后者为财产税。其三，税率不同。“算缗钱”的税率为百分之二，而占租的税率则随课租对象的不同和财产性质的差别而不同，如同为轺车，三老等人有之则每车税一算；商贾人有之，每车税二算；商贾人的财产，每二千而一算；手工业者的财产，每四千而一算。至于船，则按其长短课税，更与算缗钱格格不入。由于“占租”同“算缗钱”有如上一系列明显的差别，故“算缗钱”为课之于商贾的“储钱”现金税；而占租则为课之于工商业者及车、船拥有者的财产税。（丙）关于“算訾”此制始于何时，已不可详，但知景帝之前就已有之，因为景帝曾于后元二年（公元前42年）五月下诏降低按“訾算”多少为官吏的标准，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降为“訾算四得官”。而所谓“訾算”，据颜注引服虔语，为“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即家财每一万钱纳税一百二十七钱，税率为百分之一点二七。因此，“訾算”或“算訾”，就是按财产课税，即《盐铁论·未通》所说“以訾征赋”，其课税对象应是除上述“占租”对象之外的一般居民。 由于汉代存在对一般居民课取的财产税“算訾”，故汉代史籍中常见“高訾富人”的说法，也有“大家”、“中家”、“小家”之称，居延汉简中还有“高赀”、“赀家”等称谓，特别是关于“侯长■得广昌里公乘礼忠”的简文及“三■隧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的简文，分别记载了礼忠家“赀直十五万”，包括小奴二人值三万、大婢一人二万、轺车二乘值万、用马五匹值二万、牛车二两值四千、服牛二头值六千、宅一区值万和田五顷值五万等项；徐宗家“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值五千”2等情况，充分反映“算訾”税制的存在。否则，简文实无必要把这两个低级官吏的田地、奴婢、住宅、车辆、用马、服牛等的价值一一载明，更无必要指明其“赀值十五万”之数。 东汉时期，仍有“算訾”之制。《后汉书·刘平传》谓光武帝时，刘平为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所谓“增赀就赋”，即自报家财时以少报多，从而多纳赋税，故有可能是“算訾”。至于和帝时，官府在核实民赀时，有以农民的“衣履釜甑为赀”的情况，更是地方官吏以计赀不实为手段额外剥削贫苦农民的情况。这些“增赀”、计《汉书·景帝纪》。 2前者见《居延汉简甲乙编》37·35号简文；后者见同书24·号简文。《后汉书·和帝纪》。 赀和核赀等事实，就表明了“算訾”的存在。 （丁）关于“市租”此税系继承秦制而来。秦时在城市中有固定市场并征收商贾贸易税的制度，汉代也同样有固定市场制度，并设有“市啬夫”2、“监门市卒”3、“市长”4及“市师”5等官吏及职使以主其事，故也同样有征收“市租”的制度。如西汉前期的临淄，仅“市租”之入，就多达每年“千金”。又何武之弟何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7。可见，有市籍商人是需要缴纳“市租”的，“市啬夫”即为收取“市租”者，除一般正常的“市租”外，还有特殊的“军市”，也有“军市之租”，或简称“市租”。《汉书·冯唐传》云“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到了汉代，云中太守魏尚，也开“军市”、“市租尽以给士卒”。“军市”还专设“军市令”，如《后汉书·祭遵传》谓遵等“从征河北，为军市令”。然则东汉时期仍有征收“市租”的制度。 （戊）关于关津税秦有“关、市之赋”，已于前述，所谓“关”即指关津、关门之税而言。汉也同样有之。汉武帝即位之初，曾“令列侯就国，除关”。《索隐》曰“除关”，谓“除关门之税也。”可见在此之前，已有“关门之税”。武帝虽然一度废除此税，但到太初四年（公元前0年）冬，武帝“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2。表明此时又恢复了“关门之税”。 （己）关于“六畜税”此税不见于秦时史籍，汉武帝时始有之。《汉书·西域传》赞曰武帝时，因“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此武帝始行六畜税之明证。《汉书·昭帝纪》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六月诏中，有“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语，颜注引文颍曰“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又引如淳曰“所谓租及六畜也。”由此可见，六畜税是一个总名称，它由“马口钱”、“课马息”及牛羊税等组成，故昭帝省去一年“马口钱”，并不意味着废除六畜税。武帝时，除“马口钱”外，还有“课马息”制度，其办法是“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3据《汉书·食货志》，此制是由官假母马于边县民，令三岁之中十母马还一驹以为息的制度发展而来，本质上是变相的六畜税。到成帝时，有翟方进者建议增加赋税，其中就包括“算马牛羊”，成帝“随奏许可”。其税率是按“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4。由此可见，成帝时仍有马、牛、羊均按头数纳税的制度，税率为百分之二。 （庚）关于酒税秦时已有酒税，但汉初无所闻，是否取消了酒税，不2《汉书·何武传》。 3《汉书·梅福传》。 4《史记·太史公自序》。 5《汉书·食货志》。 《汉书·高五王·齐悼惠王刘肥传》。 7《汉书·何武传》。 《史记·田昐列传》。 2《汉书·武帝纪》。 3《史记·平准书》。 4《汉书·翟方进传》及注。 得而知。或谓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才开始有酒税，其实不然。因为武帝之“初榷酒酤”，是始创官府专卖酒之制，并非始征酒税。是以至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秋七月，“罢榷酤官”，即取消酒的官府专卖制度后，仍“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2，这是取消酒的专卖而仍征酒税之明证。到成帝时期，翟方进主张“增益盐铁”外，又奏请“卖酒醪”3，即又恢复了官府专卖酒。但不久又废除专卖酒的制度，自然又是改征酒税，只是史书缺载其详情和变化而已。 山海池泽之税这是以官府所控制的山林川泽及园池苑囿为课税对象的税目，包括盐税、铁税、渔租（海税）、工租、累税及渔采之税等。秦时有山海池泽之税，已于前述。汉代因之，“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和“天地之藏”，皆“属少府”4，故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5，“山川、园地、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但由此而来的盐铁之利，武帝时以入大司农，并且实行盐、铁官营制度。然则汉初“纵民得鼓铸”时，官府但课盐、铁税而已。武帝以后，虽然屡有废除盐、铁官营之议，却并未实行。及乎东汉，郡国盛产盐、铁者虽仍设盐、铁官，但仅主征税而已，详见《续汉书·百官志》。章帝虽曾一度实行盐、铁官营，“复收盐、铁”之利，但不久“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乃“遣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显然又恢复了盐、铁之税的制度。 盐、铁税之外，还有“海租”（又叫“海税”）及其山泽之税。宣帝五凤中（公元前57年—前54年），大司农耿寿昌建议“增海租三倍，天子从其计”2。可见在此之前早已有“海租”的征收，宣帝时只是增加其税率而已。《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公元年）六月，诏“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颜师古注曰“海丞，主收海租；果丞，掌诸果实也。”同书《王莽传》云始建国二年（公元0年）下令“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这中间包括有许多名目的山泽之税。据《汉书·食货志》所载，王莽时的山海池泽之税，包括“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其征收办法及税率是“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这虽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山海池泽之税，而且地皇三年（公元22年），又不得不下令“其且开天下池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3，但东汉时期仍然课税如故。如和帝永元五年（公元《汉书·武帝纪》。 2《汉书·昭帝纪》。 3《汉书·翟方进传》。 4《盐铁论·复古》。 5《汉书·百官公卿表》。 《史记·平准书》。 《后汉书·和帝纪》。 2《汉书·食货志》。 3《汉书·王莽传》。 93年）二月，允许以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等“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同年九月，又规定“官有陂地，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诏凡“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假税”；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又命凡受灾害郡国居民，“令得渔采山林池泽，不收假税”；永元十二年（公元00年），“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以助蔬食”；永元十五年（公元03年），又“诏令百姓鳏、寡渔采陂池，勿收假税二岁”。（关于这里的“假税”，有人认为不是租佃者缴纳的地租型“假税”，而是渔采型“假税”。其实是两种情况已假与富民的山林川泽，则收假税；未假者，则收渔采税，亦可通。）所有这些不收渔采之税和“勿收假税”，都是一种优待特殊情况的应急措施，凡不属于这种情况者，可见都在课取其渔采税及“假税”之列。因此之故，官府设置了专门的官吏以征收各种山海池泽之税，正如《续汉书·百官志》所云“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均见《后汉书·和帝纪》。 第三节秦汉时期有关赋税制度的特殊规定上述各种税目及税率，都是秦汉时期对一般民户征收的赋税。至于对边远少数民族和其他特殊户口，则实行比较特殊的赋税制度。 对边远少数民族实行的赋税制度早在秦国惠王“并巴中”以后，对廪君蛮就实行了不同于秦国其他地区的赋税制度。官府规定“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文，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到了汉代，依然按照秦的办法，所谓“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即其证。由上可知秦和西汉，对巴郡南郡地区的廪君蛮，分“君长”与“民户”两种对象课税，二者均合田租与口钱、算赋于一体，“君长”以铜钱、“民户”的实物纳税，既简化了赋税制度，征收物又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况。 同是少数民族，又有不同的赋税征收办法。以板楯蛮为例，秦昭王时由于此少数民族射杀为害于巴汉地区的白虎，于是昭王“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2，即每户免去一顷田地的田租，免去十人的算赋。到了汉代，由于这些夷人曾“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而已3。《后汉书·南蛮传》则谓“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祖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对板楯蛮的征税办法，显然不同于廪君蛮。 又如对武陵蛮的课税，也有其特殊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这种按大，小口征收賨布的作法，又有别于按户征收的制度。 此外，对西南夷、羌人及岭南的少数民族，大都采取不同于一般汉族民户的赋税制度。以西南地区的哀牢人而言，自东汉建武年间内附，“自是岁来朝贡”而已，别无赋税。到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9年），以其地置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2。总之，对于西南诸夷，汉代统治者只不过取“其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而已3。以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西汉于此地初置十七郡之时，均“无赋税”，其地方统治机构的经常经费，也由临近的南阳、汉中以南郡县比照本郡县供给“其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等；至于军事经费，则全仰给于中央大司农4。即使到东汉时期，处于湘粤边境的属于桂阳郡的含洭、浈阳、曲江等县，仍然“不出田租”5。 由于秦汉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特殊的赋税制度，或者不征租《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 2《华阳国志·巴志》及《后汉书·南蛮列传·板循蛮传》。 3《华阳国志·蜀志》。 《后汉书·南蛮传》。 2《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 3《后汉书·西南夷传·论曰》。 4《汉书·食货志》。 5《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赋，从而有利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开发。反之，到东汉时期，由于地方官连续对南蛮、西南夷及羌人地区实行了重其租赋的政策，结果导致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接连反抗，终于加速了东汉政权的崩溃。由此可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不同的赋税政策的作法是可取的。 对商贾、奴婢、大家族、老年、妇女等户口实行的特殊赋税制度秦汉对商贾课税特重。前引《商君书·垦令》有“重关市之赋”的规定，又有“市利之租必重”的主张，这可能是对商贾实行重税政策的开始。到了汉代，这一政策更为突出。汉高祖刚统一全国，就“命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怎样重租税以困辱之？具体内容不详，但据《汉律》得知商人要多出一倍的算赋，所谓“唯贾人与奴婢倍算”2可能就是其内容之一。这里的“贾人倍算”，很显然是重税商人；“奴婢倍算”，也同样有重税商人之意。因为课之于奴婢的税，其缴纳者实为其主人。汉代的富商大贾多拥有奴婢，故“奴婢倍算”同重税商人密切相关，当然也有限制奴婢人数大量增加的用意在内。至于汉武帝时期所增加的算车船、算缗钱和占租等税，明显是主要课之于商贾的赋税，再结合“市租”、“关门之税”、盐铁酒的官营、均输、平准以及贾人和家属不得名田、不得为吏、另立户籍、强迫迁徙和以充谪戍等等措施，就构成了秦汉时期“排富商大贾”的特殊内容。也就是当时的“法律贱商人”3的具体表现。 至于对大家族和妇女的重税，显然也同特殊的政治目的相关联。前者为商鞅时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4的规定，目的在于削弱大家族制和发展小农经济；后者如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89年）时的“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的规定，则意在奖励生育和增加人口。 至于对老年人的轻税和蠲免、旌奖政策，则同西汉前叶几十年社会安定，老年人比重增加有关。故文帝元年（公元前79年）始有尊老之诏，并赐以布帛酒肉2；与此同时，又规定“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3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又规定“民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注引张晏曰“二算，复二口之算也；复甲卒，不豫革车之赋也。”4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西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王杖十简》5，98年9月在武威新华公社出土的成帝建始六年（公元前32年）王杖诏令册二十六枚都是尊老、养老之实物证明。特别是后者规定“夫妻俱毋子男为独寡，田毋租，市毋赋。”可见汉代对老年人的尊《史记·平准书》。 2《汉书·惠帝纪》注。 3《汉书·食货志》。 4《史记·商君列传》。 《汉书·惠帝纪》。 2《汉书·文帝纪》。 3《汉书·贾谊传》及注。 4《汉书·武帝纪》。 5见《考古》90年9期《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 《武威新出土王杖诏全册》，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984年版。重、轻租或蠲免，是自始至终实行的政策。 第十一章徭役制度徭役，是封建统治者剥削劳动人民剩余劳动的力役表现，是以国家对劳动人民的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实现的，也是以劳动人民对统治者与剥削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人身的不自由为其实现基础的。从本质上来说，徭役剥削是国家对劳动人民实行普遍的人身奴役制的一种特殊表现。秦汉时期为了实现徭役剥削而创立的一些制度，也同赋税制度一样，是封建国家赖以实现其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支柱。 第一节“更役”制及其特征称徭役为“更”或“更徭”、“更役”，早在战国时的秦国便已如此。 《左传》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晋伐秦，“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杜注曰“不更，秦爵。”随后，商鞅变法，创赐爵制以赏军功，其中爵名之一仍为“不更”。秦皇朝和西汉的二十等爵制中，第四等爵为“不更”。何以用“不更”名爵呢？《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不更，谓不豫更卒之事。”“更卒”又是什么呢？《汉书·食货志》颜注曰“更卒，谓给事郡县一月而更者也。”可见，“更卒”是服徭役之卒的称呼，而“不更”是不服更卒徭役之意。爵至第四级便不服徭役，所以叫“不更”。这表明“更”是徭役的代名词，而且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就已如此。 云梦出土秦简的《廐苑律》规定“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酒束脯，为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这是关于在考核中依据优劣对“牛长”、“皂者”（即饲牛者）实行奖惩的规定。获得优等者，“皂者除一更”，牛长则赐以“三旬”。“一更”与“三旬”对称，显然表明“一更”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概念。“除一更”，即免除“一更”徭役。这就进一步证明当时确称徭役为“更”。 由于称徭役为“更”，因而服徭役者，就叫做“更卒”。正如《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所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又加月为更卒”，正式出现了“更卒”的名称，而且每次服役的时间为“一月”。到了三国时，如淳为《汉书》作注，提出了“更有三品”的概念，即所谓“卒更”、“践更”和“过更”。按照他的解释，“卒更”是因为服役的正卒，“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意即其所以用“更”给徭役命名，是由于服役之卒经常更换。这是对更役之“更”的另一种解释。后世多从此说，于是“更”作为一种固定徭役的名称这一含义反而被湮没了。不过，从如淳的“更有三品”之说，仍可得知当时称徭役叫做“更”。 如淳的“更有三品”说，实际上并不是讲的更役的三种类别，而是讲的服更役的三种不同方式。如他所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这是讲亲身去服每年一月的更役而言。他所说的“贫者欲得雇更钱更，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这是讲不愿亲自去服更役者，可以用钱二千雇佣已经去服役者代替自己的一月更役，也算履行了更役。以上两种方式，都是讲的“一月一更”之役而言。他所谓“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这是讲的另外一种徭役，即戍边三日役。这种役也叫“更”，这就进一步证明当时称徭役为“更”。不过这种戍边三日的更役，虽然人人必服，但又不能人人都去服役；且去服役者，也不能三日便返回。因此，行者往往是一年更换一次，一年服役中除了自己三日外，其余都是代替他人服役，于是被代替者不需再服三日戍边之役，而改为缴纳三百钱之税，便成了取代三日戍边的“更赋”。完成了这一手续，就算“过更”了，即等于把更役过之于他人了。因而“过更”便成了“更赋”的代名词。这样一来，如淳的“更有三品”便成了更有二品，即一月一更的更役与戍边三日之役。而后者又系以钱代役，变成了“更赋”。这样，实际上“更”只有一品，即董仲舒所说的“月为更卒”，这便是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必服的徭役。服更役的方式，也只有两种即亲自去服役——“卒更”和出钱二千雇人代役——“践更”，后者便是《盐铁论·禁耕》所说的“郡中卒践更者，不堪责取庸代”的服更役方式。由于秦汉的徭役实际上只有一种即“月为更卒”的更役，所以，宋人徐天麟在其《西汉会要》中，便正式称汉代的徭役为“更役”。 但是，秦汉的徭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徭役包括兵役在内，狭义的徭役则是指兵役之外的无偿劳役而言。因此，从广义的角度着眼，秦汉的徭役是同兵役联系在一起的。秦汉都强行征兵制，凡符合年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而往往同徭役的征发混在一起。它不象募兵制下兵、徭的界限是比较清楚的。这是秦汉徭役的重大特征所在。故董仲舒称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力役制度说“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显然他把一月一更的卒更之役与正卒之役一岁、屯戍之役一岁三者都称为“力役”，实际上前者才是真正的徭役，后二者是兵役。服兵役者叫做“卒”，服徭役与服兵役的起役年龄和止役年龄相同，用于服徭役与服兵役的时间都是无偿的，服兵役者在服役期间除从事军事训练与作战活动之外，要从事生产性劳役，二者在这些方面的共性，并不能掩盖它们之间的区别。因此，狭义的徭役是不包括兵役在内的。古籍中，如云梦秦简，既有《徭律》，又有《戍律》，也是把徭役与兵役加以区分的。本文所指的徭役，就是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徭役。但是，由于严格意义的徭役，也有同兵役相联系的一面，故也不能截然划分2。 参阅高敏《秦汉徭役制度辨析》（上），见《郑州大学学报》985年书·食货志》。 2参阅高敏《秦汉徭役制度辨析》（上），见《郑州大学学报》985年3期。第二节徭役的类别与期限一般都认为秦汉有更卒之役、正卒之役与屯戍之役（即戍卒之役）三种类别，即董仲舒所说的“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每个丁男除每年一月的更卒之役外，还要服正卒之役与屯戍之役共两年。有的更明确地说秦汉的徭役包括“更卒徭役、戍卒徭役与正卒徭役”三者，如钱剑夫就是这样认为的。这些说法，都是由于混淆了徭役与兵役的界限造成的。正卒之役，是指凡成年男子在所属郡县作材官、骑士、楼船士等地方兵而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而言。屯戍之役，是指从地方兵中抽调出来去屯卫京师和戍守边防的活动而言。因而正卒之役与屯戍之役（包括为卫士），都属于兵役范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徭役。这样一来，真正的徭役，就只有“月为更卒”之役一种类型。服役的时间，为成年男子每年一月，直到老年免役时为止。但是，事实上，除更役外，还有征调到其他郡县去服超期徭役的“外徭”，也有被罚服役的“赀徭”之役；更有以劳役抵债、抵罚款或抵赎金的“居赀、赎、债”之役，也叫“居役”，本质上是变相的徭役。以下，试就徭役的类别与期限分别述之。 “更役” 凡成年男子每年应服之无偿劳役，每次为期一月。董仲舒所谓“月为更卒”及如淳所谓“一月一更”等说法，均系指此种更役而言。但是二人都未说更役为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服之役，以致有人认为每人一生中只服更役三年2。因此，有必要明确这一点。《汉书·贾捐之传》载捐之称颂文帝“偃武行文，则断狱数开，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颜注引如淳曰“常赋岁百二十，岁一事，时天下民多，故出赋四十，三岁而一事。”这里的常赋“岁一事”，即正常的情况为每年服更役一次。《论衡·谢短》也说“一岁使民居更一月。”这就更明确地说明“更役”是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服的一月之役。正因为“更役”为每人每年一月，故当官府复除徭役时，往往有“复之六岁”、“复之十二岁”及“终身复”、“世世复”2等提法。如果每人一生中只有三年服更役各一月，又怎么可能和有什么必要“复之六岁”、“复之十二岁”及“终身复”、“世世复”呢？至于每个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的时间为一月，这可从当时征发更役的实况获得说明《汉书·惠帝纪》云“三年春（公元前92年），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一连两次征发徭役，都以三十天为限，原因就在于每次服更役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不过，实际服役时，往往超过一月之限。如秦简《徭律》几次讲到因役使所为工程质量不合时，需要返工，而且“勿计为徭”，即不计算在固定的役期内，可见“更役”实际上往往超过一个月。 详见《试论秦汉的“正卒”徭役》，载《郑州大学学报》982年中国史研究》982年3期《试论秦汉的“正卒”徭役》一文。 《史记·高祖本纪》。 2见《汉书·高帝纪》、《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 “外徭” 更役，其服役的地区，一般多在本郡县。如上述惠帝之两次筑长城，所征发的服役者，都是长安六百里内的成年男女，而不及于其他地区的服役者，便是更役不出本郡县之证。《后汉书·独行·范式传》，谓范式“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姓名，傭为新野县阿里街卒”。孔嵩的服役，属于替人服“更役”而取其雇更钱的类型。其服役的地点在新野县，东汉此县属南阳郡，而孔为南阳人，可见其代人服“更役”者，也不出本郡县。因此之故，《东观汉记》载公孙述被平定后，“事少间”，以致“下县吏无百里之徭，民无出门之役”，更足证服更役之民大都在本郡县服役，而不远离本土。但是，也不排除有远离本土的更役，这便是“外徭”。一般认为“外徭”是指戍边之役而言，其实不然。《汉书·沟洫志》曾两次提到“外徭”。一则曰“其以五年（指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卒治河者为著外徭六月。”二则曰“后二岁，河复决平原，遣（杨）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复赐（任）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徭六月。”对此处之“外徭”一词，古代注疏家众说不一。例如如淳曰“《律说》戍边一岁当罢，若有急，当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复留六月。”又孟康曰“外徭，戍边也。治水不复戍边也。”颜师古不同意如、孟二人之说，他认为“如、孟二说，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劳，虽执役日近，皆得比徭戍六月也。著，谓著于簿籍。”颜氏的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治河卒系征发更役之卒为之，更役本为一个月，而此因治河之紧急需要，延长至六个月；而且治河之役，不比一般徭役，格外艰辛。因此，官府为了劳赐这些服役者，对他们中不是因为代人服役而没有获得平价每月二千雇更钱者，便允许他们以治河之役期抵销其应服的戍边之役六个月。其所以名之曰“外徭”，是由于这种更役要远离本郡县服役，且其艰巨程度可以相当于戍边之役，故曰“比徭戍也”。以此言之，“外徭”是应服更役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是远离本郡县的“更役”，而且是役期较长和劳动强度大的更役。 关于“外徭”非戍边之役，而且是远离本郡县、役期长和穷苦大的更役这一点，还可以从文帝之诏与卜式曾获得“外徭”赏赐等事实得到证明。《汉书·贾山传》云文帝即位之初，“减外徭、卫士、止岁贡”。在这里，“外徭”与“卫士”并列，可见“外徭”非卫士之役。而卫士之役，实为从正卒中调派出来的兵士，其守卫京师，同于屯戍之役。“外徭”既与卫士并列，则“外徭”也非屯戍边境之役。又《汉书·卜式传》云卜式以输财助边之故，武帝“乃赐式外徭四百人”。对此处之“外徭”，也有不同的解释。苏林曰“外徭，谓戍边也。一人出钱三百钱，谓之过更，式岁得十二万钱也。”另一种说法是赐外徭，是“在徭役之外，得复除四百人也”。颜师古本人同意后一说。所谓“在徭役之外”，即在更役一月之外，有过期徭役谓之“外徭”之意。按照如淳的“践更”之义，亲服更役一月者每代人服一月之役，得雇更钱二千，则赐卜式“外徭四百人”，即以四百人的雇更钱之数赐之卜式。如果“外徭”是指戍边之役，卜式家何能有四百人戍边而需赐复呢？故“外徭”，不一定是必须超过六个月之役，只要是超过更役一月之役的徭役都可称之为“外徭”。 “赀徭” 在云梦秦简中，“赀”是对社会罪犯的惩罚方式之一，犯有这种罪的人叫“赀罪”，故“赀”是有罪被罚之意。但随着所犯罪的轻重与性质的不同，“赀”的内容与数量也各异。有罚出实物或折款的，谓之“赀一盾”、“赀一甲”或“赀二盾”、“赀二甲”。有罚出钱币的，如“赀布”，《法律答问》之“邦客与主人斗，以兵刃、殳挺、拳指伤人，■以布”。而所谓“■以布”，即“■布入公，如赀布，入齏钱如律”。由于“布”是当时货币的一种，可与铜钱并行。故“赀布”就是罚出钱币。也有罚戍边的，叫“赀戍”，见《秦律杂抄》，戍期为一岁或二岁。还有罚无偿劳役的，叫“赀徭”，《法律答问》简文云“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何论？赀徭三旬。”这里的“赀徭三旬”，即罚服徭役三十天。简文把“赀戍”与“赀徭”明显区分，足见戍边之役不在徭役之内，而且二者在服役地点与服役时间方面均不同。前者系戍守边疆，为期一至二年或更多；后者，服役内地，为期较短。因此，“赀徭”即罚充徭役，也是在正常的更役之外的另一种徭役。 “居役” “居赀、赎、债”，即以役抵罚款，抵赎金和抵债，总称为“居役”。 在云梦秦简中，“居役”是一种变相的徭役名称。秦简《司空律》规定有罪以赀赎及有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偿，以今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居官府公食者，男子参，女子四。公士以下居赎刑罪、死罪者，居于城旦舂，毋赤其衣，勿枸椟欙杕葆子以上居赎刑以上到赎死，居于官府，皆勿将司居赀、赎、债欲代者，耆弱相当，许之一室二人以上居赀、赎、债而莫见其室者，出其一人，令相为兼居之。居赀、赎、债者，或欲借人与并居之，许之，毋除徭戍。凡不能自衣者，公衣之，令居其衣如律然。其日未备而柀入钱者，许之。以日当刑而不能自衣食者，亦衣食而令居之。官作居赀、赎、债而远其计所官者，尽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数告其计所官，毋过九月毕到其官百姓有赀、赎、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 《司空律》的这一规定，讲的是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以服劳役抵偿罚款（“赀”）、抵偿赎金（“赎”）及抵偿债务（“债”）时的不同规定。其中以服劳役抵偿罚款的作法，叫“居赀”；以服劳役抵偿赎金的作法，叫“居赎”；不过因为所赎刑罪不同，又有“居赎刑罪”及“居赎死罪”之分，合称为“居赎刑罪、死罪”或“居赎刑以上到赎死”；以服劳役抵偿债务的作法，叫做“居债”。“居赀”、“居赎”与“居债”三种方式合称为“居赀、赎及有债于公”或“居赀、赎、债”。有人把“赀赎债”连读，据上述简文，显然为“居赀”、“居赎”及“居债”三者的简称。“居”字在这里是服劳役之意。至于怎样抵偿，法律也作了规定凡非公食者，“日居八钱”，即不需要官府供给饮食的，每日劳役可抵偿八钱；凡“公食者，日居六钱”，即需要官府供给饮食的，每日劳役只能抵偿六钱。服劳役者的待遇和服役的地点，也以服役者的身份的不同而有差别，其中以服劳役抵偿刑罪及死罪赎金者，要同刑旦舂刑徒在一起服役，除有爵公士以上者不须戴刑具和不穿罪《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之《法律答问》简文。 人衣服外，其余都要戴刑具和穿罪人衣服；只有葆子以上的人“居赎”时，可以“皆勿将司”即不受管制；承担上述劳役的人，只要年龄相当和身体强弱一致，是允许他人代替的；凡同一家庭有两人以上服上述各种劳役时，可以“出其一人，令相为兼居之”，即可以放归一人，叫他们轮流服役；允许服役者请求他人与他“并居之”，即帮助他服役，但帮助者“毋除徭戍”，即不能免除帮助者本人应服的徭戍之役。凡此种种，都证明这条律文的所有“居”字，都是服劳役的意思。因此，我们称这种抵偿性劳役为“居役”。这种“居役”所不同于“赀徭”、“赀戍”的地方，在于官府所依法惩罚于人的，并不象“赀徭”、“赀戍”那样直接表现为戍边之役和其他劳役，而是直接表现为罚款、罚物、赎金和债负，只是允许被罚者以劳役去偿还而已。因此，表面的赀（罚款或罚物）、赎（赎金）、债（债负），实质上均被折合成劳役去偿还，故本质上是变相的徭役劳动。 到了汉代，仍称这种以抵偿债负的形式的出现的劳役为“居役”。《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条颜注引如淳释“更赋”语曰“《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所谓“践更”，按照如淳的说法，是“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此又称“卒践更者，居也。”那么，“居”的含义显然包含有受人雇值而以代人服一月更役以偿还之的意思。由于所抵偿者为更役一月，故曰“居更”。《史记·吴王濞列传·索隐》曰“案《汉律》，卒更有三，践更、居更、过更也。”这里也提到“居更”。由此可见，汉代仍有称以役抵偿形式为“居役”的残留，只因为现存《汉律》已残，无以知其详情而已。 如上所云，秦汉时期的常役虽只有“更役”一种，但实际上，劳动人民除服每年一月的“更役”外，还要服超期的和远离本土的“外徭”之役、依法被罚的“赀徭”之役及变相的“居赀、赎、债”的“居役”，可见除却兵役之外的狭义徭役，负担也是很重的。 参阅高敏《汉代徭役制度辨析》（下），载《郑州大学学报》98年4期。第三节徭役的役龄与役期傅和傅籍所谓役龄，即成年男子服徭役与兵役的始役和止役年龄；而役期，则为成年男子一生中应服徭役与兵役的年龄段。由于服徭役与兵役，都属于“役”，都是成年男子所承担的，故在役龄与役期方面二者是一致的。 既然只有成年男子才能承担徭役与兵役，则男子一旦成年，就需要登记名册，以为征发徭役与兵役的依据。史籍称登记服役的名册叫“傅”或“傅籍”。《汉书·高帝纪》二年（公元前205年），颜师古注“老弱未傅者”句时云“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因此之故，始役的年龄就叫“傅年”，即开始登记服役名册的年龄；有关服役者登记名籍的法律就叫《傅律》，云梦秦简中已有此律名。反之，止役的年龄，就叫做“老”，又称为“老免”，因为达到了“老”的年龄标准就可免除徭役与兵役，《汉律》、《汉仪注》及《汉旧仪》等，均有何时为“老”或“老免”的说法。因此，要明白役期的长短，必先知役龄的起止。 役龄和役期的秦制究竟多少岁为“傅年”即始役年龄呢？由于史籍缺乏关于秦时傅龙组谍影帖吧年的记载，前人往往据汉制以推断秦制。最早这样作的，就是刘宋人裴骃。《史记·项羽本纪》载汉之二年，“汉王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裴骃《集解》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年而后役之。”又引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内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汉仪注》‘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由于这里出现了“二十而傅”与“年二十三傅之畴官”两个傅年标准，于是裴骃就认为汉时的傅年标准是二十岁与二十三岁，并引此去解释汉二年的“老弱未傅者”之“傅”。按此时，汉制尚未建立，汉二年的“未傅者”，是按秦制而言的。因此，裴骃之意，无异于是以汉制去推断秦制。后世之言秦汉始役年龄者，多从裴氏此注。然而，裴氏之注，实有可疑。以三国时人孟康之注来说，“古者二十而傅”，究竟是指何时，并不明确。以如淳之注而言，所引《汉律》及《汉仪注》，均非汉二年时所有，无以证明汉二年以前的制度。退一步来说，即使二人所说都是汉初之制，也无以确证秦制也必然如此。因此，秦和汉初的傅年标准仍是一个疑问。 云梦秦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疑团的确证。秦简《傅律》规定“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又规定“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这里既讲到了隐匿敖童、申报废疾不确实、百姓年未及老而请求老免以及其他弄虚作假的情况，假如不是登记服役名册，又何至如此呢？因此，《傅律》确为关于登记服役者名册的法律，而且已有何时始傅、何时为老以及如何为废疾等规定，只因律文不全，未能知其详而已。特别可贵的是，秦简《编年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何时始傅的实例。《编年纪》云“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又云“今元年，喜傅。”我们知道，《编年纪》记载了上起秦昭王元年（公元前20年）下迄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7年）共九十年间的秦政大事，也附载了该墓墓主名叫喜的人的父母的死年、弟妹和子女的生年以及喜本人从出生到登记服役及从军为吏的简单情况。这里的“四十五年”，即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2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即昭王四十五年的第三个月（因为秦以十月为岁首）甲午日丑时喜出生；“今元年喜傅”，即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年）喜开始在服役名册上登记。果然“喜傅”之后第二年即秦王政三年，“卷军。八月，喜揄史”。大约是喜参加了在卷的战役，故这年年底就进用为史；秦王政四年初，“喜□安陆□史”；“六年四月，为安陆令史”；“七年正月甲寅，鄢令史”；“十二年四月癸丑，喜治狱鄢”；“十三年，从军”；“十五年，从平阳军”。即自从“今元年喜傅”之后，紧接着就服兵役、为吏、为令史、治狱，接着又“从军”，进一步确证“傅”，就是在服役名册上登记。既然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子，傅籍于秦王政元年，从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到秦王政元年十二月为十六年。假如傅籍于秦王政元年十二月前，则喜傅籍之时已满十五周岁，进入了十六岁。只有傅籍于秦王政元年十二月以后，才算满了十六岁。由于喜傅籍的月份不明，尚不能确定他究竟是在年满十五周岁时傅籍的，还是在十六周岁时傅籍的。不过，有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即秦时的傅年标准，既非二十岁，更非二十三岁，而是十五岁或十六岁。 如果再结合文献记载去考察，我们就可以确定喜傅的年龄应为十五周岁而非十六岁。《史记·白起列传》载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攻赵，困赵军于长平，赵军坚守“以待救至”。于是昭王“自之河内”，“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过去总认为这是特例，不能作为十五岁成年之证，今结合秦简《编年纪》来看，知其并非偶然。又《史记·项羽本纪》载羽攻外黄，久不下，及其“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诣城东，欲坑之。”其所以独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者，也应与男子十五成丁有关。更有班昭《为兄超求代疏》云“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岂不更证明十五岁成丁吗？秦简《内史杂律》有“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伍新傅”的规定，这也足以证明“新傅”者即刚在名籍上登记服役者，尚非壮年，同十五岁傅的情况正合。把这一系列情况综合起来考察，就益知秦昭王发男子十五岁以上从军的作法，正是秦时以十五岁成丁服役之制决定的。故秦之傅年为十五岁而非二十岁及二十三岁。 役龄和役期的汉制事实证明，汉初之制也同秦制相同。许慎《说文解字·贝部》引《汉律》云“民不徭，赀钱二十二。”即不服徭役的人，每年出赀钱二十二钱。而服徭役与不服徭役，是以年龄的大小为准绳的。故段玉裁注曰“二十二当作二十三。《汉仪注》曰‘七岁至十四，出口钱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时，又口加三钱，以供车骑马。’《论衡·谢短篇》曰‘七岁头钱二十《全后汉文》卷九六。 三’，亦谓此也。然则民不徭者，谓七岁至十四岁；赀钱二十三者，口钱二十并武帝所加三钱也。”这是说汉代出口钱的年龄标准为七岁至十四岁，而这些人是不服徭役的人；又十五岁为纳算赋者的年龄悠悠，《汉书·高帝纪》注引《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语可证，然则纳算赋者，即为成年人，也就是应服徭役的人。何况算赋，本与军赋及军需用品有关，益知纳算赋者为成年人。由此可见，十四岁以下为未成年、不服徭役，十五岁以上为成年、服徭役，这种赋年与役年的一致确系汉制。正因为汉初以十五岁为傅年即始役年龄悠悠，故惠帝之所以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也是十五岁成年之制的反映；吴王刘濞之所以自己“年六十二，身自将”和令十四岁的少子“为士卒先”，为的是树立一个“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的年龄上、下界限，以利于多征兵2，同样反映出十四岁以下为未成年者的上限。至于居延汉简中，一方面有“大昌不更李恽年十六”3、“昭武骑士并延里■宪十四”4及“葆鸾鸟宪众里上造雇收年十五”5等简文，另一方面又不乏称十五岁以上为“大男”、“大女”的例证。所有这些，都表明汉初以十五岁为“傅年”即始役年龄的悠悠，这就更可以反证秦时的傅年标准也是十五岁。 然则，始役年龄的悠悠又如何由十五而傅变成了二十而傅与二十三而傅的呢？《汉书·景帝纪》谓景帝“二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又《盐铁论·未通》云“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由此可见，秦和汉初的十五而傅之制，至景帝二年（公元前55年）变成了二十始傅，至昭帝时而变为二十三始傅。从此遂成定制，至东汉而无变异。景帝、昭帝先后改变傅年标准以后，而征收口钱、算赋的年龄规定却未变，从而使本来一致的赋年与役年，出现了差异。 至于止役年龄即老免标准，据前引班昭的《为兄超求代疏》所云，为六十退伍；据前引《汉仪注》，为五十六岁，因为五十六岁以后不纳算赋，表明已不服役，且同“年五十六为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的话一致；《盐铁论·未通》所云，也证明这一点。这就是说，秦汉的老免年龄有两种。何以会有此差异呢？据卫宏《汉官旧仪》云“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由此可见，五十六岁老免与六十老免，是针对不同情况的不同规定，有爵一级以上者，五十六岁老免；反之，无爵者一律六十老免。 明白了秦汉傅年与老年的年龄标准，就可以计算出每个成年男子一生中应服徭役的年龄段。秦和汉初，十五始役，无爵者六十老免，则一生应服四十五年更役；至于固定的为正卒一岁与屯戍一岁的兵役，也必须在此年龄段内完成，秦和汉初徭役的残酷性可以想见！景帝改为二十始傅，以无爵者来说，一生中应服四十年“更役”。昭帝以后，又减为一生服“更役”三十七年。如果是有爵者，则只服三十四年“更役”。因此，傅年的提高与有爵者《汉书·惠帝纪》。 2《汉书·吴王濞传》。 3见《居延汉简释文》卷三。 4《居延汉简甲乙编号简文。 5《居延汉简甲乙编简文。 老免年龄的下降，实为减轻徭役剥削和优待有爵者的重要措施。至于景帝的提高傅年，应与其休养生息政策有关；昭帝之又一次提高傅年，同他实行始于武帝轮台诏的政策转变不无关系。 以上参阅高敏《云梦秦简》（增订本）有关篇目；及《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载《求索》985年期。 第四节徭役的服役范围秦汉“更役”的服役范围至为广泛。大别之，有以下几类。 官府杂役秦简《徭律》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独断》曰“所进曰御。”因此，这里的“御中征发”，是指地方官征发服役者为朝廷官府服役。凡遇到这样的征发服役，必须立即赴役，否则就要因误期受到惩罚。到了汉代，各级官吏都配有一定数量的服役卒供其驱使，所谓“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都配有一定数量的“伍伯”、“辟车”、“铃下、侍閤、门蘭、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2，就是指此种情况而言。 官府土木工程官府土木工程，都由服役更卒承担。秦简《徭律》规定“兴徒以为邑中之功者，令婞堵卒岁。未卒堵坏，司空将功及君子主堵者有罪，令其徒复垣之，勿计为徭。”又云“县所葆禁苑之傅山、远山，其土恶不能雨，夏有坏者，勿稍补缮，至秋无雨时而以徭为之。”更规定凡“上之所兴”徭役，其工程“必令司空与匠度之”，“县葆禁苑”及“公马牛苑，兴徒以堑垣篱散及补缮之”。这就是说，凡官府的禁苑及公马牛苑的围墙、壕沟、藩篱等工程，官府的馆舍及衙署建筑，县邑中的城垣修筑等等，无一不由服徭役者承担，而且完成不符合质量标准者都要返工，返工的时间不计算在固定役期之内。 长城、陵寝、宫殿、道路等的修建秦时筑长城、修驰道直道、建骊山墓和造阿房宫等役，虽然役使了不少刑徒、奴隶以及有罪吏，但征发民间徭役是必不可免的，尤其是运输之役，更主要由服役者承担。又“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通甬道相连”，“夫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也同样主要为更卒之役所建。故当时人有“戍，漕、转、作、事苦”的概括说明2；《淮南子·人间训》有“秦皇发卒五十万筑长城，内郡挽车而饷之”的记载；至于用兵四方时的运役，尤为突出，如秦伐越，“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3；其伐匈奴，“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道死者相望”4；二世时，调材士屯卫京师，“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2《续汉书·舆服志》上。 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2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4《汉书·主父偃传》。 自赍粮食”5；由于“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以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代的情况也不例外，象如淳所说，百姓服更役者，“居更县中，五月乃更”2，承担着郡县的各种杂役；又如惠帝之两次修筑长安城，都是调发长安周围六百里内男女十多万人为之3。汉代在边境地区，“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4。武帝时，“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关”5，以致在今日的玉门关外，还可以看到用芦苇和泥土层筑而成的汉长城遗迹，可见汉代的筑长城之役也不少。成帝时建昌陵，“卒徒工庸以钜万数”。黄霸之“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7。武帝之通西南夷，“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8。武帝时在全国各地兴建水利工程，也动辄发卒数万或十数万不等，事详《汉书·沟洫志》。汉代的治河之役也不少，最突出者为武帝时与成帝时的几次治河之役，每次超过役期，只得以“著外徭”的办法解决，事详《汉书·沟洫志》。至于孝武帝时，宫殿建筑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锸之劳，岁月不息”9。据不完全统计，西汉之世，凡建宫殿七十四所，离宫别馆三百余所，台观楼阁三十二所，苑圃园池二十余处，其役使更卒之多可以想见！ 郡国煮盐、采矿、冶铁及制作器物之役郡国煮盐、采矿、冶铁及制作器物之役，也多以更卒充之。《续汉书·百官志》载“其郡有盐、铁、工、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均给本吏。”本注曰“所在诸县，均差吏更给之，置吏随事，不具县员。”这就是说，凡有盐、铁、工、都水官的郡国县道，都按需要由有郡国县道差遣“吏”与“更卒”给役。东汉之制，实本于西汉。故《盐铁论·水旱》有“卒、徒作不中呈”及“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等记载；同书《复古》也有“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的情况。《汉书·贡禹传》也说“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西汉时官府多征发更卒同服役“吏”及刑徒一道，从事铸钱、采矿、冶铁及铸作各种器物的劳役。 屯戍之卒也服劳役此外，服兵役的材官、骑士及担任屯戍任务的兵士，除有受训郡国、屯5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书·严安传》。 2《汉书·昭帝纪》注。 3《汉书·惠帝纪》。 4《汉书·匈奴传》。 5《汉书·西域传》。 《汉书·陈汤传》。 7《汉书·循吏·黄霸传》。 8《汉书·食货志》。 9《三辅黄图·序》。 卫京师、官府和戍守边疆等军事性任务外，也得服劳役。秦简《戍律》规定“戍者城及补城，令嬯堵一岁，所城有坏者，县司空署君子将者，赀各一甲；县司空佐主将者，赀一盾。令戍者勉补缮城，署勿令为它事；已补，乃令增塞埤塞。”这说明戍边之卒，也有筑城及修补旧城之役；筑城、补城之役完成后，还有把城池要害处增高加固之役。在京师屯卫者，得给王侯贵戚服杂役。由于这种情况甚多，而且每次役人不少，故景帝特作出规定凡诸侯王之“薨葬，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实际上，这种规定并不起作用，故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年）六月诏称卫士“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中，卫于不居之宫”，故有“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的措施2。据居延等地出土汉简所载，屯戍之卒除担任警戒、战斗任务外，还有耕田、修路、制土坯、割茭草、运输货物、修理渠道和传递文书等劳役，有的甚至直称之为“河渠卒”、“守穀卒”和“田卒”，兵士之从事生产性劳役者斑斑可考。 《汉书·景帝纪》。 2《汉书·元帝纪》。 第五节徭役的豁免从表面看，秦汉的徭役与兵役在征发对象方面都具有普遍性与无差别性。如“更役”是凡成年男子每人每年应服的一月之役；又如戍边，是“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之役，“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的3，故盖宽饶之子“常步行自戍北边”4，被誉为美谈。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特别是通过徭役的豁免制度，使皇族、官吏、富人、地主都排除在服役对象之外，全部徭役与兵役实际上都落在劳动人民头上。这从秦汉时期免役的条件与对象的事实看，可明其徭役剥削的实质。 秦汉时期免除徭役的条件，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其表现形式也五花八门。但总的说来，不外“赐复”、“买赐”、“爵复”等三个类型。 第一类型“赐复” 第一类型的免役特权，来源于官府的赏赐，简称为“赐复”。它可分为下列六种情况。 （甲）给勤于耕织而纳粟帛多者赐复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就规定“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所谓“复其身”，即免除一人的徭役，其条件是“大小僇力本业耕织”和“致粟帛多”。单讲前者，免役对象应包括农民在内，但结合后者，就只可能是私有土地较多的新兴地主阶级分子。 到汉代，这一免役条件发展成了如下二种情况一是“为三老”者。如汉二年（前205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2按照乡三老及县三老的条件而言，显然是农村中的地主分子。二是“孝弟力田”者，惠帝四年（公元前9年）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3武帝元朔元年（前28年）冬十一月诏耆老，复孝敬。”4这种“孝弟力田者”，也是农村地主无疑。 （乙）给“高年”者的赐复秦时还未见以高年免役的情况，到了汉代尊重老人的风气盛行起来了。 贾山说文帝“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颜师古注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也；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注引张晏曰“复甲卒，不预革车之赋也。”同年四月，又诏“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身率妻妾遂其供养之事。”3《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语。 4《汉书·盖宽饶传》。 《史记·商君列传》。 2《汉书·高帝纪》。 3《汉书·惠帝纪》。 4《汉书·武帝纪》。 《汉书·贾山传》。 颜师古注曰“若者，豫及之辞也。有子即复其子，无子即复其孙也。”298年9月，在武威出土的汉简中，有“王杖诏书令”木牍二十六枚，为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0年）时之物，其中讲到“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鲲，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寡，贾市毋租，比山东复。”3（丙）给援军、“从军”有功者赐复早在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二月，“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失中卒从事者，复家一岁。”4颜师古注“复勿租税二岁”语曰“复者，除其赋、役也。”这次免役的对象，大多数是农民，但地区仅限于蜀汉与关中，时间分别为二年与一年。到了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兵皆罢归家。诏“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军吏卒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颜师古注曰“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5这里的七大夫以下者，多系一般农户；诸侯子及有高爵者，都是贵族家属及官吏。故这次免役范围虽较广，其中农户并不多。 接着汉高帝又接连优复从军归者。如八年（公元前99年）三月，“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其复除范围为平城附近诸城守卒及从军者。十一年（公元前9年）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十二年（公元前95年）三月，诏“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这两次所复对象，虽然包括“士卒”，但绝大部分成了官吏、将领与勋贵，真正的农民是为数极少的。 （丁）给居于特殊地区的居民赐复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9年）四月，“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 十二年（公元前95年）十月诏“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所与。”2这是刘邦优抚其故乡的措施，这中间自然包括农户在内。文帝时，给应募徙边者，“皆赐高爵，复其家”3，欲以鼓励应募者以加强边防，但实际情况却是“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颜注引张晏曰“长爵，高爵也。虽受高爵之赏，犹将御寇，不得复除逸豫也。”又引苏林曰“轻，易也，不易得复除，言难也。”4由此可见，虽有给徙边者“复其家”的规定，实际上却并未实行。另外，还有中岳山下居民三百户，“独给祠，复无有所与”5，实则这些居民“独给祠”，已经包括贡献与徭役在内。至于东汉，因刘秀生于济阳，故建武五年（公元29年）“诏复济阳徭役”；建武二十年与三十年，分别“复济阳六年徭役”与一年徭役。明帝以生于常山元氏县，2均见《汉书·武帝纪》。 3《汉简研究文集》中的《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一文，甘肃人民出版社984年版。4均见《汉书·高帝纪》。 5均见《汉书·高帝纪》。 均见《汉书·高帝纪》。 2均见《汉书·高帝纪》。 3《汉书·晁错传》及注。 4《汉书·贾谊传》及注。 5《汉书·郊祀志》。 《后汉书·光武帝纪》。 均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故永平五年（公元2年），“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2。所有这些赐复，都以地区特殊之故。 （戊）给有特殊身份者赐复所谓有特殊身份者，包括许多种情况，如文帝四年（公元前7年）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3，便是给诸宗室成员免役的措施；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年）正月，“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4这同样是给宗族绝嗣者免役；景帝时，遗诏“出宫人归其家，复其身”5，便是给宫人免役；武帝时，曾“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这是给博士弟子免役的规定；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8年）三月，以霍光“功德茂盛”，“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无有所与”；又元康元年（公元前5年）五月，诏“复高皇帝功臣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7，这都是给功臣后代免役；元帝因为“好儒”，于是规定“能通一经者，复”，颜师古注曰“蠲其徭赋也”8，这是给儒者免役；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年）二月，“复贞妇，乡一人”9，这是给贞节之妇女免役。所有这些宗室成员、功臣后裔、博士弟子、通经名儒及宫人、节妇等，无一不是剥削阶级成员。 （己）为了一定的目的和实行某种政策而实行的赐复属于这种情况者，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十二月，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颜师古注曰“勿事，不役使也。”显然这是为了奖励生育而实行的免役政策。文帝时，晁错上疏，主张“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颜注引如淳曰“复三卒之算钱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颜师古曰“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耳。”这显然是为了增强武备以防御匈奴而实行的政策。又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年）五月，“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尽四年。”颜注引晋灼曰“不给官役也。”颜师古曰“收，谓租赋也；事，谓役使也；尽本始四年而止。”又地节三年（公元前7年）九月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颜师古注曰“不出算赋及给徭役。”2所有这些显然是为了安抚流民而采取的措施。 以上六种“赐复”，以官府对百姓施仁政、布恩德、行赈济和奖励等方式出现，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其实质在于给宗室成员及其后裔、官吏将领本人及其后裔、诸侯王子弟、博士弟子、通经名儒、三老力田、节妇宫人，丰沛亲故、高年老人子弟及从军有功者给予免役特权，主要是扶植与优待地主阶级的措施，贫苦农民获得免役权利者为数极少，即使有之，也都是临时2《后汉书·明帝纪》。 3《汉书·文帝纪》。 4《汉书·平帝纪》。 5《汉书·景帝纪》。 《汉书·儒林传·序》。 7均见《汉书·宣帝纪》。 8均见《汉书·儒林传·序》。 9《汉书·平帝纪》。 《汉书·食货志》及注。 2《汉书·宣帝纪》。 性的。因此，表面上人人均等、没有差别的徭役、兵役负担，实际上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均等性与阶级性。 第二类型“买复” 第二类型的免役特权，来源于服役者用钱财买得，简称为“买复”。它又可分为下面三种方式（甲）以入粟于官府获得免役特权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有“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的规定；秦始皇时期，进而实行过“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2的制度。及西汉文帝时，因边郡“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3，于是晁错建议“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4文帝从之。“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到了景帝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县官以除罪”5。其具体作法是“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从此入粟买爵制便进一步制度化了。按入粟买爵同入粟买复，实有一致之处。因为买爵“至五大夫以上”，就可以“复一人”7；秦时只要买爵到第四级“不更”，就可以不服更役。由于免役的特权可以随爵位的高低而来，故入粟买爵就等于入粟买复。因此，孝武帝时，桑弘羊“令民入粟甘泉宫各有差，以复终身”8，把入粟与复除徭役联系起来了。 （乙）以入奴婢于官府而获得免役特权关于输奴买复之事，尚不见于秦时史籍。但汉代史籍中确已有之。如文帝时，晁错建议改变边郡的屯戍制度，实行募民实边制。其所募之人，首先是“募罪人及免徒复作”者，其次是“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最后才是“募民之欲往者”。到武帝时，由于“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复终身”2。这里的输奴婢拜爵，同上述入粟拜爵而获得免役特权如出一辙。因此，到武帝时正式变成了“入奴婢得以复终身”的制度。故入奴婢于官府，也是一种“买复”的方式。 （丙）以入羊于官府而获得免役特权武帝时，在实行“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制度的同时，又实行“为郡增秩及入羊为郎”的制度。3《汉书·食货志》亦载此制，颜师古注曰“庶人入奴婢，则复终身；先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复终身；《商君书·靳令》。 2《史记·秦始皇本纪》四年十月条。 3均见《史记·平准书》。 4均见《汉书·食货志》。 5均见《史记·平准书》。 均见《汉书·食货志》。 7均见《汉书·食货志》。 8《汉书·食货志》。 《汉书·晁错传》。 2《史记·平准书》。 3《史记·平准书》。 多者，得为郎；旧为郎，更增秩也。”依此言之，入奴婢复终身，同“入羊为郎”是同一性质的。且郎官，得以侍皇帝左右，官吏有缺，先以郎补；惠帝时，还专门规定给各种郎官赐爵的制度，事详《汉书·惠帝纪》。由此可见，“入羊为郎”，确是获得免役特权的又一方式，也是一种变相的“买复”。上述三种买复的方式，都是对富商、地主有利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入粟、入奴婢和入羊于官府的条件，贫苦农民是无以问津的。因此，通过“买复”，使得大大小小的地主、商贾及其他高赀富人，都能买爵至“五大夫”和“千夫”而符合免役的条件，从而使得徭役与兵役完全落到了贫苦农民身上，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使得“征发之士益鲜”。元帝时，也因“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2。第三类型“爵复” 第三类型的免役特权，来源于爵级，简称为“爵复”。这种因爵位而免役的情况，同上述因入粟拜爵及入奴婢拜爵从而获得免役者不同，因为它不属于“买复”的范畴，而是通过爵位而自然享有之特权。如前所述，据秦制获得“不更”爵者，就可以不服更役；达到公大夫（二十等爵之第七级爵）以上爵者，便可以与令丞亢礼3。因此，凡因军功、事功和官位而获得爵位者，都在不服徭役、兵役之列。这种因爵而得复者，无疑更是官吏、贵戚和将领，一般平民之爵，在多次“赐民爵”的情况下，也是不许超过第八级爵“公乘”的4，故《居延汉简》中屡见有“公乘”以下爵而仍为戍卒、田卒者，可见贫苦农民是根本无法通过“爵复”途径而免役的。 综而观之，秦汉免役的“赐复”、“买复”与“爵复”三种方式，除第一种可能包括个别一般农户外，其余都是以官吏、将领、贵戚、地主、富商为对象的。故秦汉徭役制度在外表上的关于服役者的普遍性与无差别性等规定，只是掩盖其不平等性和残酷的阶级压迫剥削性质的手段。 上述徭役“复除”制度的阶级性所造成的徭役负担的不合理和不均等状况，尚有一件合法的外衣。除此之外，还有通过非法手段而造成的免役群，更扩大了徭役负担的不合理性与不均等性。例如云梦秦简的《秦律杂抄》有“县毋敢包卒为弟子”的规定，违者县尉、县令都要受到惩处。“包”是什么呢？据《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传》注引晋灼曰“包，藏也。”即不许县令、县尉藏匿卒作为弟子。结合秦简《除弟子律》考察，表明官吏弟子有专籍和特权。县令、县尉既藏匿卒为弟子，必与弄虚作假和逃避徭役有关，否则无此必要。秦简《傅律》有不许“匿敖童”的规定，《法律答问》有“匿户弗徭使”的情况，这说明通过非法手段，使应服役免除徭役的状况，秦时已经大量存在，故有为此制定法令的必要。又如西汉时期以“循吏”著称的黄霸，曾“以豪杰役使徙云阳”。颜师古注曰“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也。”这说明不仅黄霸本人不服役，而且还役使他人为自己服役。更有何《汉书·食货志》。 2《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条。 3《汉书·高帝纪》。 4参阅高敏《秦汉史论集》中有关赐爵制度的篇章。 《汉书·循吏·黄霸传》及注。 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其家“赋税、徭役不为众先”，甚至根本不纳不役2。东汉之安定地区，“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3。这种非法免役的人愈多，贫苦农民的徭役就愈重；豪强的私役愈烈，劳动人民的灾难就愈深，徭役负担的不合理与不均等状况，就愈为严重。2《汉书·何武传》。 3《后汉书·西羌传》。 第六节秦汉徭役剥削的残酷性秦汉徭役剥削的残酷性，不仅表现在如上所述的徭役负担的不合理性和阶级差别性以及早役制等方面，而且表现在“过年之役”与“逾时之役”的大量存在，官吏擅兴徭役的众多，禁止逃役的严格，以及服役者自备衣物制、吏役制、妇女从役制、谪戍赀戍制、居赀赎债制等的存在。 过年、逾时之役秦汉徭役、兵役，虽有“傅年”与止役年龄的规定，也有每年每人服更役一月及一生服正卒之役一年、戍卒之役各一年等固定役期，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以“更役”一月而言，当其所筑城垣、所建苑囿围墙和所有其他土木工程不满一年损坏时，官府责令服更役者返工，而且返工的时间不计算在他们应服徭役时间之内，即秦简《徭律》中多次出现的所谓“勿计为徭”，这实质上等于任意延长了服更役一月的时间。又以“正卒”、戍卒等兵役来说，名义上各为一年，而实际上不乏超过一年者。《秦律杂抄》有“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废；非吏也，戍二岁”的规定；又有“军人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的条款。这是戍边之役超过一年之明证。或谓此为“赀戍”而非正常的戍边之役，不足为据，实则正常戍边之役，也同样有超过一年者。史称“秦之戍卒”，“死于边”者甚多，以致“秦民见行，如往弃市”，戍边之役几乎成了无期限的。为了改变这种逾时之役，西汉高后五年（公元前83年）八月，“令戍卒岁更”，这更证明在此之前的戍期是超过一岁的。然而，汉代的边吏，尚且“三年一更”2，戍卒恐怕也不例外。至于卫士之役，名义上也是一年，但一年期满之后，往往强制留下，还美其名曰他们“自言愿复留作一岁”3，或曰“叩头自请，愿复留共更一年。”4难道这不是任意延长卫士的服役年限吗？至于不按法定的“傅年”及止役年龄征发徭役、兵役者，更是不胜枚举。前云秦和汉初的起役年龄为十五岁，至景帝时已改为二十岁，但居延汉简中还屡见服兵役者仅年十四、年十五和年十六者；又前云老免年龄，有爵者为五十六岁，无爵者为六十岁，但在居延汉简中同样屡见有爵的戍卒超过五十六岁者，也不乏无爵戍卒超过六十岁者5。由上可见，役龄、役期虽有定限，但实际上却多过年、逾期之役的情况存在。因此之故，当时人往往以“古者行役不逾时”和“古者无过年之徭，无逾时之役”为理由，去反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的过年、逾时之役。 官吏擅兴徭役《汉书·晁错传》。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2《汉书·段会宗传》注引如淳语。 3《汉书·魏相传》。 4《汉书·盖宽饶传》。 5详见《居延汉简甲乙编简。 《盐铁论·徭役》。 所谓“擅兴”，即不按法定的役龄、役期和徭役类别等去征发徭役。西汉长脩平侯杜恬之曾孙阳平侯，于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坐为太常与大乐令中可当郑舞人擅徭，阑出入关，免”。颜师古注曰“择可以为郑舞，而擅从役使之，又阑出入关。”宣帝时，江阳侯仁于元康元年（公元前5年），“坐役使附落免”2。又祚阳侯仁，于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坐擅兴徭、赋，削爵一级”。3还有宣帝于元康二年（公元前4年）下诏，要求“吏务平法”，不许“擅兴徭役”4。上述一系列擅兴徭役之事和宣帝之诏，都反映出擅兴徭役状况的严重性。 严禁逃役秦简《徭律》规定“御史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这说明服役者是不许迟到的，迟到了，按时间长短决定惩罚轻重。秦律还把逃避徭役与服役不足区分为“逋事”与“乏徭”两种情况，《法律答问》云“何谓‘逾事’及‘乏徭’？律所谓者，当徭，吏、典已令之，即亡弗会，为‘逋事’；已阅及屯车食若行到徭所乃亡，皆为‘乏徭’。”据此，知“逋事”为根本不应役，“乏徭”为参加检阅或已到服役地点而逃亡。法律对二者作出区分，为的是分别进行惩罚。为了防止服役者逃亡，专门制定了《捕亡律》，又有奖励捕亡者的种种措施，被捕到的逃亡者一律以充谪戍。愈到后来，禁止迟役和逃役的法律愈趋严峻，如陈涉卒戍卒九百人往戍渔阳时，途中因天雨误期，按此时法律规定“失期当斩”，“亡亦死”。到了汉代，有逃亡者，依军法当斩2。博望侯张骞后期，按“汉法”“当死”3。从居延汉简中，屡见追捕亡犯的简牍，具载明逃亡者姓名、籍贯、年龄、衣着、身长及体貌特征等，以利搜查。统治者对服役逃亡者实行严刑酷法，正是为更残酷地榨取其无偿劳动。 服役者自备衣物云梦出土的秦时简牍中有两枚木牍，其内容是始皇时黑夫与惊两个兵士写给家里的家书。他们二人在家书中，都不约而同地要求家里人给钱以便缝制衣服，或者给丝、布之“可以为禅襦者”，而且要求十分紧急，如果不给，则“即死矣”4。这说明秦始皇时的兵卒，在服役期间的衣服与个人费用，都是自备的，官府概不廪给。这种服役者自备衣物的制度，到汉代依然存在。例如“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2《汉书·王子侯表》。 3《汉书·王子侯表》。 4《汉书·宣帝纪》。 16 《史记·陈涉世家》。 2《汉书·高五王传》。 3《汉书·李广传》。 4见《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附录《睡虎地四号墓木牍释文》，载《文物》97年9期。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王者已不少矣。”颜注引应劭释“自悉而补，中道衣敝”语曰“自悉其家资财，补缝作衣。”5这正说明被征发到长安服役的人，要自备衣物和“钱用诸费”，以致弄得家财耗尽。因此，他们不想作为郡县之民而想割属于诸侯，以免去远役长安之苦。 妇女从役制服徭役与兵役，本不及妇女。但在秦时，由于连年用兵，土木建筑不已，弄得“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西汉惠帝时，两次征发徭役以筑长安城，每次都是男女并征，事详《汉书·惠帝纪》。武帝之时，也由于“军旅数起，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2。妇女从役者之多，表明徭役剥削的残酷性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吏役”制所谓“吏役”制，是在汉代逐步形成的一种带有职役性质的特殊徭役制度。这种服役的“吏”，在其开始时期，还具有低级官吏和职役承担者的二重性。越到后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逐步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服役者，而且被称之为“吏户”，另立户籍，隶属官府，世代相袭，不许改业，其社会地位比一般民户还低。两汉时期，正是这种“吏户”服役制逐步形成的时期。 两汉时期的服役“吏”，或来源国家招募，或来源于官府征发，再以之配置于各级官府。他们既承担土木建筑，又被用于从事各种杂役，还有从事屯田劳役的，更不乏采矿、冶炼、制作器物和放牧国有牲畜者。他们不同于更卒、戍卒的地方，在于其服役往往是通过其所任职务去实现的，故谓之职役；其服役的年限，比一般更卒、戍卒要长；在军队里的服役“吏”，其廪给也比戍卒要多；因而在身份方面，他们也略高于更卒、戍卒。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改变他们作为特殊的服役者的身份性质，只是其地位的卑下、服役的繁杂和另立吏籍、世代相袭、可供赏赐等特征尚未完备化和固定化而已。在整个吏役的发展过程中，两汉时期处于其初期阶段。 新近出土的居延汉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记载了甲渠候官粟君命令其“令史华商”与“尉史周育”二人，替他“载鱼之■得卖”。因为“商、育不能行”，于是商、育二人各出值六十石的牛一头及其他谷物十五石与四十石，都交给候官粟君（“皆予粟君”），作为他们二人雇车给粟君载运鱼之运费（“以当载鱼就直”）。粟君收到商、育二人的财物后，就不再命令他们载鱼去■得，而另外雇佣寇恩载鱼去■得出卖（“借（寇）恩为就，载鱼五千头到■得。”）上述事实，说明甲渠候官手下的令史、尉史，都是职役吏。他们一方面是下级官吏，另一方面又得为其所隶属长官服5《汉书·贾谊传》及注。 《汉书·严安传》。 2《汉书·贾捐之传》。 参阅高敏《试论汉代“吏”的阶级地位与历史演变》，见《秦汉史论集》。役，供其驱使。华商、周育因故不能给役时，还必须缴纳财物和牛，用以折合僦值，雇人代自己应服之役。故此简所载，形象地反映了汉代服役“吏”的职役性与二重性特征。2谪戍、赀戍制戍是指屯戍边疆之役，正常的戍边，谓之“徭戍”，其名见于秦简《除吏律》。与“徭戍”相对称的，就非正常的“赀戍”与“谪戍”。所谓“赀戍”，即被依法罚充戍边之役。秦简中有“赀罪”之名，“赀”即以罚款、罚物、罚充劳役、罚戍边以抵罪之意。故罚款谓之“赀布”，罚物谓之“赀盾”、“赀甲”，罚充徭役谓之“赀徭”，罚戍边谓之“赀戍”。所谓“谪戍”，即以社会罪犯戍边。秦简《司空律》中有“非谪罪也”的提法，可见必有“谪罪”者。以谪罪者充戍，即为“谪戍”。 关于“赀戍”，前引《秦律杂抄》“不当禀军中而禀者”，如果为“非吏也，戍二岁”；“军人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即其证。“赀戍”不是终身戍边制，随罚期长短而定戍期。但是，“谪戍”却不同，它一般是终身戍边制。“谪戍”在秦简中又被称为“迁”或“迁之”。触犯刑律者，动辄有被“迁”或“迁之”的危险。被迁的地区大都在巴蜀，一旦被“迁”，就终身不还。如《封诊式》的《迁子》爰书载“某里士伍甲告曰‘谒鋈亲子同里士伍丙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无得去迁所，敢告。’”后官府的判决，果如其父所请。《史记·商君列传》云凡“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可见谪戍之戍。”至于谪戍对象，据晁错的概括，包括如下几种人“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2这里一共讲了七种人。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还有“诸逋亡人”，合计为八种。其具体征发谪戍的情况是这样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4年），“发诸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阳，以谪遣戍。西北斥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始皇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始皇三十五年，“益发谪徙边。”3综而言之，可知秦的谪戍者包括诸逋亡人、有罪官吏、赘婿、贾人、尝有市籍者、父母尝有市籍及大父母尝有市籍者凡七种人，再加上秦末“发及闾左”的“闾左”，共八种人。其中所谓“诸逋亡人”，据云梦秦简可知又包括“盗亡”者、“囚亡”者、兵士亡者、服徭役“逋事”者及“乏徭”者、隶臣妾亡者、刑徒亡者等多种情况，故曰“诸逋亡人”，占谪戍对象八种人的绝大部分。因知秦的谪戍之制是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4。 到了汉代，继承了秦的谪戍之制。故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中，屡见以刑徒及弛刑徒为戍卒者，称为“弛刑”或“弛刑士”，《居延汉简甲乙编》诸简文即多其例证，此不悉引。又《汉书·宣帝纪》、《汉书·赵充国传》、《后汉书·和帝纪》等，均有“弛刑”之名和以“弛刑”戍边之事。汉武帝《汉书·晁错传》。 2《汉书·晁错传》。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参阅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有关篇文。 天汉元年（公元前00年），“发谪戍屯五原”，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正月，“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出征。颜师古注引张晏释“七科谪”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由此可见，汉代的谪戍对象，除无“闾左”外，其余均与秦制相同。及乎东汉，谪戍之制依然存在，故明帝、章帝、和帝和桓帝各代，均有以“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天下系囚”及“天子死罪”减一等以戍边之制，分别见《后汉书》诸帝纪，此不引述。至于其他谪戍对象，东汉史籍中已不见以其戍边的记载，可能已经改变，仅以减一等死罪罪人充谪戍而已。 此外，还有早役制，即以实际上尚未成年的十五岁的人服役的制度，已于前述。这无疑是徭役极为残酷的表现之一，因为以未成年者服役，不仅是对其劳力的无偿榨取，而且是对其身心健康的最大摧残。 如上所述，表明秦汉时期的徭役剥削是十分残酷的。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往往“其服役者不下二人”2。特别是戍边之役，死者往往十分之六七。即使是平常的徭役，也由于“苛吏徭役”，使农民“失农桑时”3。“戍徭无已”4，“征发如雨”5，故官吏，宗室、贵戚、地主、富商等最希望得到的特权是免役特权。观秦汉统治者所一再发布的免除徭役的诏令，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愿望。地主、富人之所以不惜入粟、输奴婢和入羊于官府，目的也在于取得免役特权。前述贫苦农民逃役者之多，正反映了他们最不堪忍受的是徭役剥削。官府之所以重逃亡之法，也表明剥削阶级所欲极力维护者也是徭役剥削制度。因此，秦汉时期的多次农民起义，多奴隶、戍卒、刑徒、服役吏等参加，这正是反人身奴役制的表现。 《汉书·武帝纪》及注。 2《汉书·食货志》。 3《汉书·鲍宣传》。 4《史记·李斯列传》。 5《汉书·谷永传》。 第十二章朝廷、郡县和封国秦汉时期的政治体制，是封建主义的制度。从朝廷到郡县和封国，从皇帝到郡县和封国的臣民，都按着身份尊卑的不同来规定不同等级的政治地位。这是一座宝塔形的政治结构，在宝塔的顶巅是皇帝，在宝塔的最下层是广大的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 随着秦统一事业的完成，封建主义制度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汉朝建立以后，仍承袭秦制，虽略有更改，但主义的集权制度却更趋向完备。汉代以后的历代皇朝，不论其政权的组织形式如何变化，基本上都是秦汉时期封建主义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所以，了解秦汉的政治体制，对于了解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节朝廷秦都咸阳，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都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朝廷居于京都之内，是全国的政治中枢。朝廷是由皇帝和众多官员构成。在朝官中，又大体可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最高级的官员，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即所谓“三公”；还有职位尊崇而实际不管政务的太师、太傅、太保，即所谓“上公”。第二类是各部门的主管官员，有太常、宗正、光禄勋、卫尉、廷尉、大鸿胪、大司农、少府、太仆等，即所谓“九卿”。第三类是皇帝的亲近侍从官员，有尚书、常侍、给事中等。这类官员形成于武帝时期，武帝为加强皇权，网罗亲信，出入宫禁，参与机密，从而形成了一个决策核心，围绕决策核心的这些亲信官员，可统称为“中朝官”，丞相以下诸卿为“外朝官”。第四类是服务于宫中的官员，有太子属官和皇后属官，这类官员可统称为“宫官”。以上四类官员，都各有许多职位不等的属官，其秩六百石（相当于县令级）以上者，均可称为朝官，有资格参与朝会和廷议。他们构成了庞大的朝官队伍，皇帝则是这支队伍的总首领。这就是朝廷的组织概况。 皇帝皇帝是君主的象征。这一名号创始于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曰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 汉因秦之名号，而又有所修定和补充。据蔡邕《独断》云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 又云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由于皇帝名号的确定，于是其亲属均有尊号，如皇帝父曰太上皇，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子曰皇太子、皇子，女曰公主，孙曰皇孙等等。 皇帝的尊号独一无二，本身就意味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秦汉时代除了有时因皇帝年幼庸弱而受制于母后、外戚、宦官、权臣或地方诸侯之外，在通常情况下，一切行政、立法、财政、军事大权，无不由皇帝独揽；一切任免、赏罚、生杀予夺大权也无不属于皇帝。如《史记·秦始皇帝本纪》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汉武帝时，董仲舒又发展了儒家的君权神授说，给君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君权与神权结合，更加强了君权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当时一般的社会意识，莫不认为皇帝就是天子，是秉承天命统治人民的。如《白虎通义》卷一《爵》称“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汉书·鲍宣传》也说“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总之，皇帝的权力是独尊无二的，所以皇帝又称为“至尊”。除了一个虚无而人格化了的天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超越皇帝权力之上的了。 三公和上公丞相。秦在建立封建主义集权的官吏组织中，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在朝廷内确立丞相制度。丞相作为正式官名，是由秦独创的。“丞”与“承”通，有承受之意；“相”的意思是辅助。丞相作为“百官之长”，重要的是上承天子的命令“助理万机”。 秦自武王后，一般都设二丞相，《全秦文》卷一所载秦刻石，多列有“丞相隗林、丞相王缩”或“丞相臣斯，丞相去疾”的署名，二丞相实即左右丞相。《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0年）“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即是明证。秦以左为上，左右丞相相当正副丞相。有时以中官宦者为丞相，则又有中丞相之称，如秦二世时以赵高为中丞相。“中”乃中宫宦者之称，宦者也叫“中人”，因赵高为宦者，故丞相之上冠以中字。赵高任丞相时，丞相之职不分左右，仅一中丞相。汉承秦制，但有所发展变化。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公元前9年）更名相国。孝惠、高后时置左右丞相。由于汉代以右为上，故其时右丞相为正。文帝时复置一丞相。武帝时曾一度欲置左右二丞相，但始终没有任命右丞相。总之，西汉前期基本上置一丞相。成帝时设置三公官大司空、大司马、丞相，而丞相官名仍旧。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年）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年）诏令去“大”，只称司徒。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复置丞相，由曹操任其职。 秦开创和确立丞相制度，完成了战国以来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重要转变第一，彻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丞相不但不是世袭的，而且不是终身的。丞相的任免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第二，权力进一步集中。与春秋时诸卿共掌国政相比，掌权的人数少了，开始虽有左右二丞相，实际是一正一副，权力更加集中。这样，权力比较地集中于丞相，而丞相的任免权又操在皇帝手中，相对说来，丞相制的确立加强了皇权。 丞相的权力，在武帝以前较重，武帝削弱相权以后，逐渐变轻，但总的来看，丞相乃人臣中的最高级官吏，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职责范围，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陈平的话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这就是说，丞相所职无所不统，无所不包，上自天时，下至人事，都是丞相的职责范围。它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丞相有选用官吏之权。据《汉书·田蚡传》记载，“当是时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这时的丞相几乎掌握了全部用人权，甚至引起皇帝的不满。 （2）丞相有劾案百官与执行诛罚之权。例如武帝时丞相田蚡奏请武帝案验灌夫，武帝说“此丞相事，何请？”又文帝时申屠嘉为丞相，奏请诛杀内史晁错，文帝没有批准，申屠嘉后悔地表示没有先斩后奏。这说明丞相既有劾案百官的权力，又有自行诛罚的权力。 （3）丞相有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之权。丞相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并根据官吏治绩的好坏，奏行赏罚。由于这项工作十分重要，所以丞相府设有专人掌管其事。有时为了慎重，丞相就委托各种官员组成临时班子，以仔细考察郡国上计，询问地方情况。丞相还时常派遣掾史直接到地方考察。丞相府又是京畿各郡的上诉机关。 （4）丞相有总领百官朝议与奏事之权。秦至西汉，凡遇重大事情，皇帝常召集百官朝议，或者群臣上议，谓之集议，由丞相主持。集议的内容很广泛，如立君、立储、封赠、赏功、罚罪、食货、选举、民政、法制、礼制、边事等等，皆可议论。集议结果，由丞相领衔奏事，皇帝裁决。 （5）丞相有封驳与谏诤之权。丞相对于皇帝的诏令有不符合法律、制度者，有封驳谏诤之权。如，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为侯，因丞相周亚夫谏阻而未封。又如，哀帝时丞相王嘉将皇帝已下的诏书封还不行。有时皇帝不听谏阻或所议不行，便是丞相的失职，丞相就要向皇帝申请辞职。 上述丞相职权主要在于用人和出谋定策。这是为政的要害，千头万绪的政事无不与之密切相关。 秦虽然确立了丞相制，但在组织上还不是那么完备，丞相之下属官较少。汉代则不同，随着组织的日益健全，属官队伍日益庞大，据卫宏《汉旧仪》说到汉武帝时，丞相府已经有“吏员三百六十二人”。其中比较重要的属官是司直、长史，此外就是诸曹掾属。司直是丞相府中的最高属官，级别相当于郡守，始置于汉武帝，职掌佐丞相，监察检举，并指挥丞相府中其他属官。长史类似相府的总管，丞相府有丞相史二十人，长史为众史之长，丞相有事，常交长史办理，实为佐助丞相，署理诸曹之职。丞相政务繁忙，故设有诸曹掾属，分曹处理政务，如东曹主督察地方，西曹主领百官奏事，还有集曹、奏曹、议曹、侍曹等等，其设置及职掌随着丞相职权的变化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 丞相地位既尊，权力又大，必然要与君权发生冲突，汉初几任丞相如萧何、陈平多能深自贬抑，故君臣之间矛盾比较缓和，但也担了不少风险。武帝开始削弱相权，一部分权力转归尚书。成帝时设三公官，相权一分为三。至哀帝时，连丞相之名也被废掉，改为大司徒。东汉光武时，尚书台正式成为朝廷最高权力机关，名为司徒的丞相有名无实，有职无权，仅备位而已。东汉末，曹操为丞相，大权独揽，皇帝如同傀儡。这时的丞相非复人臣之职，当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 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秦始皇始置，西汉因之。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更名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公元前年），又称大司空。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年），改大司空为司空。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曾一度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其职与司空无异。 御史大夫是“贰于丞相”的副职，位次丞相而高于诸卿，其职责是辅佐丞相，总理国政，故当时称丞相府与御史府为“两府”或“二府”，国家一切政务多归于两府。御史大夫的职掌具体说有如下几个方面（）掌管图籍秘书。御史大夫是天子左右亲信发展起来的朝廷高级官员，从历史渊源上看与皇帝的关系比较密切。无论皇帝诏书还是臣民奏章，大都经御史承转并保存，这些机密文书实际是当时的档案，有时连皇帝大臣都感到棘手的大事，只有依靠档案中的先例，即所谓“故事”来处理。鉴于其职比较重要，凡天下图书计簿，都集中于御史府掌管。御史大夫几乎是掌握了以机密文书、档案资料为中心的国家全部图书资料。 （2）纠察百官。考课、监察和弹劾百官，这是御史大夫的正常职权。无论是朝官还是地方官员，御史大夫都有权纠察。御史府设有专职人员负责弹劾朝官和督察地方行政，武帝时还专门从御史府中抽出人员，号曰“绣衣直指”，专办地方大狱等。 （3）受命处理重大政事。御史大夫既是丞相副职，而丞相位高权重，皇帝不便随时差使，或甚至不愿差使，所以有些重大政事，就往往直接交予御史大夫处理。秦至西汉，一直是这种状况。 （4）奉命督军出征。督军也是御史大夫的职责，奉命督军出征则兼有了领兵权力。如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二万人出西河伐匈奴；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讨匈奴，皆是其例。 西汉末年，由于中朝尚书权力的发展，御史大夫的职权与丞相一样，也逐渐转移于尚书。所以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后，虽号为三公，但已成虚位。到光武帝改大司空为司空，司空的职务，与成帝以前御史大夫的性质大不相同，据《后汉书·百官志》说“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坊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这时的司空已成了专管水土的官职。可见，御史大夫一职，实际只存在于秦和西汉，而真正起作用又是在秦和西汉前期。 御史大夫的主要属官有两丞，一曰御史丞，一曰御史中丞。御史丞领御史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御史中丞的职位则比较突出，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年领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掌，几乎就集于中丞之职。东汉时，由于尚书诸曹的发展以及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御史中丞分出改属少府。 太尉。秦朝是否有太尉一职不很清楚，但相当于汉代“掌武事”的太尉是没有的。秦朝掌武事的官员有国尉，秦国尉在大将之下，地位不高。汉初开始，太尉成为武官最高称呼之一，但时置时废，并不固定。汉武帝时，罢太尉官，置大司马。成帝时，大司马地位渐次升高，位于司徒之上。东汉光武帝时复旧名太尉，灵帝末年大司马与太尉并置。 太尉的职权是掌武事，实际上在西汉只不过是皇帝的军事顾问，太尉本身并无发兵领兵之权，也很少实际的军政职务。所以太尉的官属较少，就是太尉本职也是或置或省，大抵有军事则置，事毕即省。目的都是为了利用或限制太尉的职权，以维护君权。武帝以后，虽改太尉为大司马，其性质亦不过是加官，空有名号，并无军政实权。东汉光武帝复改大司马为太尉之后，因领尚书事，而其职权逐渐加重，于军事顾问之外，并综理军政。在东汉三公中，太尉地位最尊，属官较前也增多，据载有长史一人，署诸曹事；掾史属二十四人，各分曹理事；此外还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各主杂务。东汉的太尉府，实际相当于西汉的丞相府。 上公。上公指位在三公之上的太师、太傅、太保等官。太傅，高后元年（公元前87年）初置，中间省，至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年）复置。太师和太保，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年）始置。太师、太傅、太保，虽位列三公之上，但仅为虚衔而无实权。西汉末年王莽搞所谓四辅，又加少傅一职。这些尊崇的上公，名义上是辅佐朝政，为帝王之师，实际上只是封建朝廷的装饰品。到了东汉，罢太师、太保和少傅，仅保留“太傅上公一人”，而且时置时省，掌以善导，并无常职。不过，东汉的太傅比起西汉时的地位要高，他们往往是“元功之首”或“为国元老”的国家重臣，又常领尚书事，掌握实权，所以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影响。 诸卿太常。太常，秦官。秦曰奉常，西汉改称太常。惠帝时曾一度又曰奉常。王莽时曰秩宗。东汉恢复太常之称，至建安中又称奉常。 太常的基本职责是掌宗庙礼仪。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祭祀和军国大政的活动均集于宗庙，庙堂即是朝堂。后来朝庙分家，但宗庙祭祀仍是国家头等大事，非常严肃认真而隆重，所以主持宗庙祭祀礼仪的太常被列为诸卿之首。 太常的另一项职责是兼管教育，负责选拔博士与博士弟子。太常员吏八十五人中，有九人“学事”十六人“守学事”，即负责教育事宜。太常的职权在两汉有分化降落之势。汉初三辅有陵庙之县均归太常管辖，从元帝起移归三辅；武帝以后考试之权渐归尚书，太常职权有了明显的削弱。 宗正。宗正，秦始置，两汉除王莽时更名宗伯并曾一度废置以外没有什么变化。宗正是为管理皇室亲族而设的官。皇族外戚均有名籍，藏于宗正府，从西汉开始到东汉，宗室属籍一直存在，可见宗正对于名籍的保存管理相当妥善。西汉朝更对皇族外戚载有属籍者，时常加以赏赐；对于犯罪者，则削除属籍，降为平民，这些手续均由宗正办理。宗亲犯罪当髡刑以上者，先报宗正，宗正再申报皇帝，始能处置，一般司法机关则不能过问。宗正既为掌皇帝宗亲事务之官，所以任此职者不但皆为皇族，且往往是皇族中德高望重者。由于刘氏宗室人口猛增，到西汉末平帝时已有十余万人，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掌握实权的王莽为了便于统治刘姓宗室，便在各郡国设置宗师。东汉沿袭了这一制度。 光禄勋光禄勋，秦及汉初为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改名光禄勋。光禄勋的主要职责是“掌宫殿掖门户”，为宫内总管。因其居于禁中，接近皇帝，故地位十分重要。秦二世时赵高为郎中令，就是利用这种特殊地位左右了二世。汉文帝以代王立为皇帝，夕入未央宫，当夜即拜其亲信张武为郎中令，巡行殿中，以防有变。可见此官原来是很重要的，只是后来中朝官日益增多，光禄勋的地位和实权才逐渐降落。 光禄勋总领宫内一切，所以属官多，机构大，某些属官的地位也很高。 一类是大夫，大夫掌议论，名目很多，有太中大夫、中大夫（后更名光禄大夫）、谏大夫等，多至数十人；一类是议郎，亦掌议论，有十二人。这些官员都是皇帝的高级参谋，其中除议郎为光禄勋属官外，其他均与光禄勋没有严密的统属关系，但因为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宫内，所以习惯上列于光禄勋系统。光禄勋的主要属员，是以郎命名的属吏，有中郎、侍郎、郎中等。郎的职责是宿卫门户，出充车骑。有五官、左、右三署。汉代的郎官不仅是皇帝的亲近侍从，而且是备用官员，地方长吏令长多以郎出补，有些著名的执政大臣，如桑弘羊、霍光，也是出身于郎官。 卫尉。卫尉，秦官，两汉期间曾有两次改名，一次是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一次是王莽时更名太卫。卫尉的职务是统辖卫士，卫护宫阙之内。卫士的营房称为“庐”，就在宫墙之下。卫尉与光禄勋比较，光禄勋所领的郎官是皇帝的近侍卫队，而卫尉所领卫士，乃外围警备部队。卫尉属官，除一丞总署曹事外，主要有公车司马令，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吏民上书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有卫士令，主卫士，东汉时卫士令分为南宫卫士令和北宫卫士令，卫士也随之一分为二。又各宫门均有司马一人，主其门警卫。执金吾。执金吾，秦名中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更名执金吾，王莽时名奋武，东汉复名执金吾。执金吾的职掌是徼循京师，禁备盗贼，也就是说执金吾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宫殿之外、京城之内的警卫和治安工作。皇帝出行时，执金吾还要充任护卫及仪仗队。《后汉书·百官志》引《汉官》曰“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庞大队伍。东汉光武未称帝时，曾目睹过执金吾出巡的威风气势，感叹地说“仕宦当作执金吾。”由于与警卫工作有关，所以执金吾有权直接逮捕罪犯。东汉时执金吾还可循行郡县。执金吾的属官，除执金吾丞总署曹事外，在西汉有中垒令，掌宫中垒门；有寺互令，掌门禁；有都船令，掌治水，有武库令，掌兵器。西汉又有左辅都尉和右辅都尉，掌分区循缴宗师。其他还有侯、司马以及千人等，均为一般属官。东汉执金吾除保留丞及武库令之外，其余属官皆省。 廷尉。廷尉，秦官，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44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37年）复名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年）复为大理。王莽曾改名作士。东汉光武以后复曰廷尉。建安中又改为大理。廷尉的职掌是管理刑狱，为全国最高司法官。依法判罪是廷尉的职责，如果法无名文，廷尉的判例就成为“故事”，可以比作法律。地方上解决不了的案件，要上报廷尉，如果廷尉也不能解决，就要呈报皇帝亲决。廷尉在每年冬至节要亲自处理一批积案。平时如遇重大案件，由皇帝派人参与廷尉会审，名曰“杂治”。廷尉除依法判案，还掌管许多监狱。汉时皇帝对大臣有所谓“召致廷尉”的诏书，即为下狱。在这里，廷尉不仅是官名、官署名，且成了监狱的代名词。西汉武帝以后，有廷尉狱及中都官狱二十六所；东汉仅有廷尉及洛阳诏狱。廷尉属官，有廷尉正一人，主决疑狱；有左、右监，主逮捕事（东汉省右监）；有左、右平，掌平决诏狱（东汉省右平）；其他尚有许多名目繁多的掾史之属，分管具体事务。 大鸿胪（附典属国）。大鸿肿，秦名典客。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44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改名大鸿胪。王莽时称典乐，东汉复名大鸿胪。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实主要是礼仪方面的工作。例如诸侯王入朝时迎送、接待、朝会、封授等礼仪，乃至诸侯王的死丧赐谥及拜王嗣等，都是由大鸿胪掌管和安排。同时四方郡国上计之吏来京，也均由大鸿胪及属官管理，因为来京之吏要观光，遇上朝会大礼要参加，此正属大鸿胪的管理范围。大鸿胪下属官有诸郡邸长丞，即专为接待各地来京官员。大鸿胪所掌“归义蛮夷”，指接待或管理边区少数民族或国外的降者与使者，而重点又是朝见的礼仪。这项对外接待工作，成帝以前由典属国负责，典属国是与诸卿并列的一卿，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罢典属国，并其职于大鸿胪。大鸿胪属官，除一丞总署曹事外，主要有行人令、译官令、别火令、郡邸长、使主客、大行治礼丞等，分别主持内外接待、翻译、食宿、礼节等。 大司农。大司农，秦名治粟内史，汉初因之，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43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更名大司农。王莽改名义和，又改为纳言。东汉复名大司农。凡国家钱谷租税等财政收入和支出，均归大司农掌管。尤其是在西汉武帝时，大司农通过各种办法，搜罗钱财，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司农的属官，有丞总署曹事。平帝置部丞十三人，每州一丞，主劝农桑；东汉仅一部丞，主帑藏。太仓令，主受郡国传漕谷；均输令，主均输；平准令，主平物价；都内令，主京师库藏；籍田令，主籍田事；铁市长，主铁器买卖事。另外，于各郡国还设立仓长以管仓库，设农监以管农事，设都水以管水池渔利，设铁官以管铁器制造与经营，设盐官以管盐业生产等，统归大司农管辖。 少府。少府，秦官。两汉皆称少府，唯王莽时曾一度改为共工。少府与大司农比较，大司农是国家财政总管，收百姓租赋以供国家费用；而少府则是皇室的财政总管，收山海池泽税和经营园林手工业等以供皇室的消费。少府因系帝室之财政总管，故机构之大，属官之多，在诸卿之中居于首位，诸卿手下协助署理曹事的丞仅一至二名，少府却有六丞。其他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各有令、丞，这一类基本上是管理宫廷内各种事务的属官。有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胞人主供宫内肉食，都水及均官主山水之税。又有上林十池监，主监上林十池。还有中书谒者、黄门、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官令、丞，这一类多本是皇帝左右亲近的宦官。东汉时，少府财政事务减少，一部分职掌并入大司农，只管杂务，不再专管帝室财政，所以机构相应缩小，属官亦有裁减。水衡都尉。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初置，东汉光武省，此职仅存于西汉后期。武帝初设水衡都尉，打算以其主盐铁经营，但告缗以后，国家财政大增，收入集于上林苑，所以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原来铸钱及上林由少府职掌，现在设水衡专管其事，而原属少府的某些属官，也就转归水衡都尉掌管。《汉书·王嘉传》说，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水衡钱和少府钱都是皇帝私产，加起来比国库的钱还多，而水衡又比少府多将近三分之一，说明皇室收入的大部分归水衡管了，所以水衡地位相当高。东汉初省，併大职于少府。这时因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不再分开，少府基本上不管经济收入，水衡也随之取消。太仆。太仆，秦官，西汉皆称太仆，唯王莽时一度更名太御。太仆的职责一是掌皇帝乘舆，一是掌马政。皇帝出行时，太仆要亲自为皇帝驾车，因其常在皇帝左右，故其地位相当重要。至于太仆所掌的马政，一部分供天子用，即所谓“家马”，一部分供军国用，这是马政中的主要部分。太仆的属官，除一丞总署曹事外，主要就是一些掌马政之官。据史载西汉有六牧师菀和三十六厩，都是牧养家马和军马的大型马场。如“未央”、“家马”、“龙子”、“闲驹”、“路軨”、“承华”等，均为马场名号，各有令、丞或监、长之类的官员主管，而统辖于太仆。 将作大匠。将作大匠，秦名将作少府，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44年） 更名将作大匠。王莽时曾改名都匠。东汉初恢复将作大匠之称，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省，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年）复置。将作大匠的职责是掌治宫室，亦即掌管基本建设，如营建宗庙、宫室、陵园等，并包括宫室和陵园绿化在内。这些工程，有的相当浩大，比如起陵邑，每一新皇帝即位即开始动工，直到死去，下一帝又复如此，长年累月，无止无休。除国家正常工程之外，将作大匠还常受诏营建某些大臣的宅第，更是不胜繁忙。将作大匠的属官有丞二人，东汉减至一人。此外还有左右中侯，掌施工。有石库令，主石料保管及加工。有东园主章令，主木材及木器制作。巨大的土木工程，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劳动力多以刑徒充之。西汉设有前、后、中三校令，东汉又增左、右校令，分别掌管工徒。 中朝官武帝以前丞相权重，从武帝开始到宣帝，为削夺相权，搜罗亲信，逐渐形成一个起决策作用的中朝官系统，亦即朝中之朝；与之相对而言，丞相以下的朝官则为外朝，于是有中外朝之分。中朝官人员的构成基本有两类一类是所谓天子的宾客，他们在政府组织中并没有什么地位，却往往持着侍中的头衔参与机密；另一类是文武官员中的心腹之臣，武官有大司马、将军，文官有大夫、博士、尚书等，也是加上待中或给事中头衔，从而成为中朝之官。中朝官系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除了大司马、大将军一度权兼内外之外，再就是典掌枢密的尚书台最后接管了丞相府的事权，尚书和侍中等官位日益隆重。兹分述如下.将军。将军一官，由来已久，开始只是高级武官的统称。在一般情况下，将军是对武将的一种尊称；在统兵作战时，将军则是指的主帅。秦汉时将军名目繁多，最尊者为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其次是车骑将军和卫将军，这四种名号的将军，地位相当于丞相之类的诸公；又有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这四种名号的将军，相当于太常之类的诸卿。以上两类将军，均为重号将军，是皇帝的最高级武官。重号将军以外，还有许多杂号将军，或者说列将军，这些将军各有名号，诸如游击将军、骁骑将军、振威将军、扬武将军等，仅据《西汉会要》所列，名号就有百数十种。杂号将军并非常设官职，多为临时设置，事毕即罢。将军以下的中级武官就是校尉和都尉，亦各有名号。自大将军至校尉、都尉，这些众多的武官，自然并非都是中朝官，但如加侍中或给事中的头衔，就可以列入中朝官系统。自武帝以来，重号将军往往“领尚书事”，执掌朝权。例如大将军霍光领尚书事，为中朝官的首领，实际权力在丞相之上。 2.尚书。尚书即掌书，原是君主身边主管文书的小吏。秦制，尚书属少府，并且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以及左右曹诸吏，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办事机构。武帝为了削夺相权，强化君权，就更多地利用尚书办事，并任用宦官为尚书，名曰中书或中尚书，若用宦官为令，即曰中书令。尚书既是皇帝近侍，办事职能又日益增多，所以地位渐重，这是尚书职能转变的开始。元帝时，中书令石显专权，进一步加大了尚书职权。成帝时建三公官，以前由丞相总理政务的朝廷，一变而为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分权的朝廷，权力三分，三公互不统辖，实际是总归于皇帝，皇帝就委政于尚书，尚书职权陡然扩大，名额也随之增多，除令与仆射外，有五尚书分曹治事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三公曹主断狱事。这时的尚书，尽管职权范围很广，但实权仍不算太大，尚书基本上是作为中朝的一个政务办事机构，起上传下达的作用，真正的权力，基本控制在皇帝及其委任的权臣手中。到东汉，尚书正式成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东汉虽也有一个以三公为首、诸卿分职的朝廷，但实际上国家大权完全集中于宫廷，即集中于尚书机构。尚书虽仍然“文属少府”，但威权与日俱增，实际已从朝廷中分离出来，一变而为直属皇帝的尚书台。因为台在禁中，又称中台，凡尚书均称为台官。尚书台既是皇帝实行独裁政治，高踞于朝廷之上的御用机关，又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尚书不仅参与国家机密，起决策作用，而且出纳王命，发号施令，诸如选举、任用、考课、弹劾、诛赏、治狱等大权，无所不总，包揽一切。这时的尚书机构，规模又进一步扩大，令与仆射之下有左、右丞，诸曹尚书之下各有侍郎与令史。尚书台俨然成了朝廷中的一个小朝廷，台官则成为一种凌驾于百官的特权集团。 3.侍中、给事中等加官。加官就是加授一种官职，更亲近于皇帝，享受优宠待遇或特殊权力。《汉书·百官公卿表》在叙述朝廷官职之后曰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学法，散骑骑并乘舆车。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皆秦制。 这段概述简明扼要，但失之笼统，不过从侍中、中常侍、给事中等名号来看，加官都是接近皇帝的。这些加官在政治上乃至生活上侍从或者常侍皇帝，或给事殿中，或出入禁中，加这些官号的官吏，当然就属于中朝之官了。所以《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如果再加上左右曹、给事中等，那么以上加官就是中朝的主要成员。加官大体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得出入禁中的，如侍中、中常侍。侍中，西汉作为加官，东汉则成实职，其职是入侍天子，分掌乘舆服物，并賛导众事，顾问应对；常侍即经常侍从，冠以中字，指宦官任常侍，中常侍侍候皇帝，西汉时亦作为加官之号，而东汉转为实职。一类是天子的亲近执事之官，如诸吏、左右曹、散骑等。诸吏、左右曹原指皇亲左右近臣，武帝时变为加官，加此官者，地位即有变化，成为枢机重臣，或受尚书事，或得以举法案劾，东汉以后这类加官已不见记载。散骑是骑而散从，没有常职，皇帝赏识，即加此号，得以重用，东汉时演变为散骑常侍。给事黄门给事于黄闼之内，即服务于禁门之内，加此号者，亦属亲近之人。还有一类是备顾问应对之官，如给事中。给事中即给事于殿中，此职所加多大夫、博士、议郎或名儒重臣。东汉以后的给事中，其性质已和西汉的加官不同。 宫官.太子官。秦汉封建时代，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皇帝的继承人，为了保障皇位一姓继承，同时又避免同姓争夺皇位，秦汉时代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为了确保皇位传与皇太子，特为太子设立一套官职。太子官的最高官职是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的级别相当于诸卿，名义上是太子的老师，实际上除教授太子，还主管太子家政。太子太傅职掌辅导太子，太子少傅以辅导太子为职，并悉主太子官属。这些官属有太子率更令，职似光禄，主庶子、舍人更直；太子庶子、太子舍人，职似三署郎，主更直宿卫；太子家令，职似司农、少府，主仓谷饮食；太子仓令，主仓谷；太子食官令，主饮食；太子仆、太子厩长，主车马；太子门大夫，职比郎将；太子中庶子，职如侍中；太子洗马，职如谒者，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太子中盾，主周卫徼循；太子卫率，主门卫士。西汉时太子尚置有詹事一职，略低于诸卿，东汉省。 2.皇后官。秦汉时代，封建贵族大多一夫多妻。皇帝之妻更是多得难以计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宫教不修，后妃之制不定，就难于确定皇位继承权。为确保嫡长子继承制的实行，皇后称为中宫，也有一套行政机构。西汉时期，皇后卿有詹事（又名中少府）、将行（更名大长秋）、中太仆、中宫卫尉。皇后卿级别略低于诸卿。詹事即管家，有丞佐之，属官有中长秋，关通内外；私府令，主中藏币帛诸物；永巷令，主宫人；仓令，主仓谷；厩令；主车马；祠令，主祠祀；食官令，主饮食。大长秋，掌奉宣中宫命，凡给赐宗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有丞佐之，属官皆为宦者，有中宫仆，主驭；中宫谒者令，主报中章；中宫尚书，主中文书；中宫私府令，主中宫私府物藏；中宫永巷令，主宫人；中宫黄门冗从仆射，主黄门冗从；中宫署令，主中宫请署天子数；中宫药长，主医药；中太仆，掌舆马；中宫卫尉，掌宫门卫屯兵。东汉时期，中宫三卿皆省，高级官吏唯留大长秋一人，故以上属官均统于大长秋。 以上公、卿、中朝官、官官四类官员，皆为朝官。四类朝官，上有皇帝，下有佐属，构成秦汉的封建朝廷。从级别上看，公、卿以及宫官中的太子卿和皇后卿大体都在二千石（相当于郡守）或二千石以上，中朝官中则级别不等，高者二千石以上，低者六百石左右。这四类官员的属官，级别也不等，高者有两千石者，低者数百石，但多数为六百石（相当于县令）以上。按汉法规定，六百石以上可以参与朝会，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上述公、卿、中朝官、宫官及其属吏，基本上都可以有资格参与朝会。既可参与朝会，就具有议论国政的权力。但多数廷议，参加者都是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大员。而且各个时期的情况不尽相同，官职有改异，权力有转移，职掌有分合，故不可一概而论。总的原则是皇帝力图把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 第二节郡县秦汉的地方行政，基本上是郡县制。秦是单一的郡县制，两汉则郡国并行，仍以郡县制为主。秦统一六国之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又增至四十余郡。西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其中有郡八十三。东汉顺帝时，凡郡国一百五，其中有郡七十九。诸郡规模、情况并不平衡，就户口幅员而论，有大小之别；就政事难易而论，有剧（难治理）、平（一般）之异；就地区而论，有远近、内外之分。诸郡之中，由于京辅之郡地处中心，最为重要，所以京辅太守地位最高。秦的京辅太守名曰内史，掌治京师。西汉景帝时京辅地区分为左、右内史，武帝时又分而为三，名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统称三辅。东汉迁都洛阳，京辅太守名曰河南尹。两汉的京辅太守，均秩中二千石，得“奉朝请”，亦即可参与朝会，而一般太守秩两千石，没有朝会的资格。京辅太守显然高于一般太守。无论京辅之郡还是一般的郡，均领辖若干县。秦汉地方行政基本上是郡县二级制。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08年），把全国划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部或州，各设刺史一员进行监察，久而久之，州刺史成了固定的地方行政长官，州也由监察区域变为行政区域，这样，汉的地方政府又由郡县两级变为州、郡、县三级。不过，这有一个过渡过程，其最终完成应该说在东汉后期。两汉的多数时间内，州仅作为监察区而不是作为政区出现的。 州官的设置和演变.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初为朝廷官职，始置于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4年），是武帝因巫蛊一案而临时设置的督捕官。所以最初司隶的职责是率领徒隶从事掘蛊并督捕京师奸猾。巫蛊案以后，司隶保留下来，其职为督察三辅（京兆、右扶风、左冯翊）、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七郡。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省司隶校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复置，但称司隶。东汉沿用旧制，司隶校尉的地位较西汉为高，当时皇帝有特诏，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京师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的常职是督刺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其职与刺史略同，但由于京辅诸郡是朝廷的所在地，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比较集中，所以司隶校尉有着一般刺史望尘莫及的特权。司隶有持节的特权，可以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节即符节，是皇权的象征，持节者可代表皇帝行事。司隶这种持节特权在元帝时由于司隶校尉诸葛丰持节纠察元帝宠臣许章，才被解除。司隶校尉对于封侯、外戚、三公以下，无所不纠，对于京师近郡的罪犯，则依照诏令，有捕杀之权。司隶校尉的属官，有较高的从事和较低的假佐两类。东汉从事十二人，有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功曹从事，主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主奉引校尉行部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兵曹从事，主兵事；其余七郡各一从事主督察，共为十二。假佐为掌各种杂务的小吏。 2.刺史和州牧。秦统一六国后，没有特划监察区，政区以郡划分，郡置守、尉、监各一人，监即监御史，主监察，所以郡既是行政区，又是监察区。监御史隶属于御史大夫，掌监郡。其地位不高，但权力很大，不仅省察郡守治状，而且可以监军带兵。汉初曾一度沿袭此制，目的都是代皇帝监察地方官吏。武帝时分全国为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朔方、并、幽、交等十三部州作为监察区。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位下大夫，秩卑而权重，即有权督刺二千石的郡守。刺史直接受朝廷御史中丞管辖，分别监察各州，开始时明确规定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赏，烦扰苛暴，剥截黎元，山崩石裂，袄祥讹官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阿附豪强，通行货略，割损政令。六条问事主要是督刺二千石郡守。以后监察范围扩大，凡州内朝廷命官都在督刺之列，并有选举与劾奏权。刺史每年回京师奏事一次。地方政绩如何，全凭刺史上奏，郡守对刺史多敬而畏之，刺史逐渐干预地方行政，积久成制，也就变为行政长官。西汉末期，刺史曾两度改为州牧，秩为二千石，但真正掌握军政实权，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是灵帝中平五年（公元88年）之后。灵帝中平五年，刺史改为州牧。州牧与刺史的区别不仅在于六百石变为二千石大吏，更主要的是监察官变成了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武帝初置刺史，巡行郡国，无固定治所，属吏也很少，后来渐有治所，并形成一套幕僚组织。州刺史的属吏和司隶一样，皆有从事史、假佐。从事史也叫从事，有别驾从事、治中从事、簿曹从事、兵曹从事、部从事史等，假佐一类，亦与司隶略同。 郡守和郡廷官吏.郡守。郡设守一人，又称太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郡守为朝廷所任命，代表皇帝治理一郡，所以除对朝廷负责外，在一郡之内则是郡守。其职权相当广泛，凡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以及兵事等，可以说职无不总。 （）辟除权。秦汉时期，郡守及其佐吏丞、尉等虽由朝廷任命，但郡守的幕僚属吏，则可自行署置。其任用方式，或召、或请、或署，都是辟除的意思。在汉代，除京辅郡属吏可用他郡人外，一般辟除的郡吏都是本郡人。郡的下层行政长官县令长是由朝廷署置，郡守不得更调；但遇其不能胜任，则可置守令（代理县令）以摄理其事。至于真令有缺，郡守则更有权力选署守令。按当时法制，令长有罪必须先请，郡守不得擅自治罪，但事实上，郡守不但擅治其罪，而且可以随意加以驱逐。 （2）选举权。汉法规定，郡守任满一年后便有选举权。选举即由地方选拔向朝廷推举人才。这种选举，或为皇帝的特诏，指定其选举的科条；或为岁贡，依所定科目员额选举。诸如孝廉、贤良方正、文学、茂才、异等、明经以及有道之士等，皆在郡守选举范围之内。郡守虽有选举权，但如果不能选举人才，或举而不当，郡守本人也要坐罪。开始察举尚严，以后渐滥，郡守利用选举权以结私恩，形成了汉代门生故吏的关系网，助长了地方与朝廷的离心力量。 （3）自设条教。秦汉郡守可以因地制宜，自设条教，或劝民农桑，或整齐风俗，以及举办文化教育等各项地方事业。其中一些好的条教，往往还被推行到全国。如景帝对蜀郡守文翁在郡中起学馆，武帝令天下郡国仿蜀学馆建立学校，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4）赏罚、司法和监察权。郡守还具有一郡的赏罚、司法和监察权。因郡守有赏罚权，故置功曹，主选署劝劳、议论赏罚；有司法权，故置决曹，主治狱及罪法事。其中司法最重要，政平讼理是郡太守治绩的重点内容之一。郡守的监察权，主要是监察其所属县之长吏，其监察权是与其任免、赏罚等权相辅相成的。郡守行使监察权，必须以时巡行郡内，即所谓“常以春行所主县”，也有的郡守采取私访的方式。郡守亲自巡行所属县，按规定一年一次，私访则非正式制度。其对属县行使监察权，主要由督邮分部行县，分部多少，郡守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5）生杀予夺权。从法律上来说，郡守并无决杀权，虽罪至死，亦必先奏请，以待秋决。有时因特殊原因，令郡守得便宜从事或以军法从事，但除这种特许的权力外，太守却不得专杀，然而这只是法律上的规定，奏请实际上往往徒具形式，类皆报可，甚至先斩后奏，或以论决为报。随着郡守权力的膨胀，郡守甚至可擅杀县令。 （）兵权。郡守又称郡将，实际握有一郡兵权。不过秦和西汉时期，地方如有重要军情，一般是由朝廷命将置帅，郡守不得擅自发兵。如郡守发兵，须有皇帝虎符，或边郡军情紧急，事后必立即上报。东汉郡守职权渐大，建武中省都尉，并其职于太守，虎符发兵的制度渐坏，再加上东汉后期镇压农民起义及各族反抗的需要，郡守就有了发兵、领兵之权。一般州郡有事，常由刺史、郡守亲自领兵。东汉末，刺史、太守不仅领兵，且可募兵，往往变为私人部曲，父子相袭，造成割据因素。 （7）财权。郡守治郡，要依靠庞大的郡府组织乃至数量不等的军队。这些都必须有财政开支，还有郡守本人的俸禄，这一切经费均由国家拨给，由郡守支配。国家一般是从本郡赋税收入中拨给，收入少的边郡则由内郡调拨。按规定拨给的部分需每年上计，过此则须事先上报奏请。郡守只能在规定范围内行使财权，朝廷则通过上计制度控制。但实际上郡县地方官往往不顾经法，附加私调，不统于上计之数，这样朝廷就无法控制。除正式经费和非法私调，各郡还都有一些公田和山泽之利，收入亦由郡守支配。 秦汉郡守官职十分重要，郡守治理的好坏，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故汉宣帝有良二千石之叹。因此，朝廷非常注重郡守人选，并根据其治绩给予奖惩。 2.郡廷官吏。郡守之下的郡廷组织，因任命不同，可分为佐官与属吏两类秩二百石以上者由朝廷任命，有丞、长史、都尉等，谓之佐官；秩百石以下者由郡守自行辟除，如功曹、五官、督邮、主簿等掾史，皆为属吏。（）郡佐官。郡佐官为朝廷命官，有丞、长史和都尉。丞佐助郡守，有时可代理郡守行事，如郡守在作战中死亡，丞有权临时代理。边郡设置长史，掌兵马。东汉时边郡省丞，由长史主丞之职，而另置将兵长史，专主兵事。都尉，掌佐太守分管军事。秦时名尉，景帝二年（公元前55年）更名都尉。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内郡都尉。都尉秩比二千石，略低于郡守而高出于丞与长史。都内一切军事行动，均由郡尉具体负责，每年都试，也由郡都尉负责主持。维护境内治安，则是都尉的日常工作。都尉也和太守一样以时行县，但不管民事，专司盗贼。郡尉有自己的治所和属官。都尉治所，有的与郡守治所不在一县；都尉属官，除与太守一样有丞、掾、史、属、书佐等文职以外，更多的则是各种武职。 （2）郡属吏。郡属吏低于郡佐官，由郡守自己辟除，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功曹、五官掾和督邮，为郡府右职。功曹主选署功劳，包括郡吏的任免和赏罚。五官掾是一种星际大恶魔燃文荣誉职务，无一定职掌，其实是什么都管，功曹缺任，可以主功曹事，其他曹缺任，则可主其他曹事。东汉时，五官掾常主祭祠，从而列于诸吏之首。督邮主巡行境内，督察长吏，主要是督察县政。一郡往往分为两三部或四五部，各设一督邮充当郡守耳目，故督邮多选郡守所信任而又精明能干者充任。第二类是郡守门下亲近属吏，有主薄、主记室史、少府，门下督盗贼、府门亭长、书佐、循行、幹、小史等。主簿无固定职，拾遗补阙，代读书教、奉送要函、迎接宾客等均为主簿所职。主记室史主记事、簿书等。少府总管太守私人财政，与朝廷之少府性质相同。门下督盗贼主兵卫，类似郡守的侍卫队长。府门亭长主守府门。书佐主秘书工作，包括记录、缮写、起草、宣读等等。循行为低级散吏，类似门下食客。幹、小史均为郡府做杂务工作的卑末之吏。第三类是列曹，为郡廷各部门办公机构，户曹主民户、祠祀和农桑。比曹主管检核之事。时曹主时节祠祀。田曹主田事。水曹主兴修水利。将作掾主工程兴建。仓曹主仓谷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集曹主各县上计。漕曹主水运。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兵曹主征集和输送兵丁。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辞曹主辞讼事。决曹主决狱。医曹主医药事。第四类是上计掾史。地方上计中央，由来已久，最初由地方长官亲自上计，西汉时改为守丞，长史代劳，武帝时又有上计掾史随行，东汉则专由上计掾史上计。第五类是学官。武帝以后，郡国皆立学校，并设学官以管理其事。学官即文学掾（或文学史），其职责是管理学校，教授弟子，也兼管郡内教化、礼仪之事。第六类为特设官。因各地物产不同，某些郡特设机构和官吏管理，西汉时由朝廷派出官吏，直属朝廷某一系统，东汉改属地方，成为郡的属吏。如铁官、盐官、工官、木官、橘官、三服官、都水官等，各设令、丞以主其事。上述六类之外，还有一类是散吏，即闲散而无具体职事的官吏，这类人或以德高望重，志节清白，才能出众，而又不愿任职，郡守则以散吏名义养在郡府，待以师友之礼，以备顾问。 郡廷官吏是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由于郡守有权任命属吏，所以属吏往往与郡守结为一种私恩关系，他们心目中只有郡守而无朝廷。东汉时，逐渐发展为对抗朝廷的地方势力。 县廷及其基层官吏秦孝公时把全境划分为四十一县。秦统一后有县多少不可详考。汉代与县平级的政区有国、邑、道。国为列侯所食之县，邑为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之县，道为少数民族所居之县。西汉时凡县、国、道、邑千五百八十四，东汉顺帝时千一百八十。县以下还有乡、亭、里等基层组织及其官吏. 县廷官吏。县的行政官署也称廷或县廷。县廷官吏由县令、长，县丞和县尉，以及县属吏三种官吏组成。 （）县令、长。从秦开始，普遍实行了县万户以上置令、万户以下置长的制度。县令一般为六百石，高者有的千石，县长不满六百石，因所治县人口少，所以略低于县令。县令、长在秦简中又称为县啬夫或大啬夫，在王莽时曾改为县宰。秦汉的大部分时间统称为令长。县令长的职责是掌治其县，凡县内一切事务无所不管。有些令长比较勤于政事，注意人民疾苦，因此往往流人附归，受到人民的爱戴，或挽留，或怀念，或立祠。如果令长得其人选，是能对一县起良好作用的。汉制，县令长的铨选途径较多，或由“察廉”，或由“治剧”，或由“茂才”、“孝廉”，或由“征辟”，或由“吏积功”，而其主要途径则是由郎官出补。东汉初期以前，朝廷对于郎选比较重视，县令长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称职的。东汉自顺帝以后，选官制度日益破坏，地方令长多非德选，而到灵帝时，宦官专权，黄门子弟为令长者满天下，放肆渔肉人民。皇帝又贪财卖官，致使吏治大坏，东汉亦随之衰亡。 （2）县丞和县尉。县丞和县尉都是县佐官。秦时每县皆有丞，但没有见到县设尉的记载，两汉每县皆有丞，又设有县尉。县丞在县的地位，要高于郡丞在郡的地位。郡丞的职责仅仅是掌佐守，郡守可以重用，也可以不重用。县丞则不然，除了佐令长之外，还兼署文书，并主仓事和刑狱囚徒。也就是说，丞佐助令长之外，还能独立地处理仓、狱等事。仓、狱是县政中两件比较重要的事，由县丞专管，可见其地位之重要。一般说来，每县只有一个丞，但都城所在地则不止一丞，如西汉长安就有左、右丞。县尉的设置，每县情况亦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大县设二人，小县设一人。所谓大县小县，不完全以户口多寡为限，主要是以地区范围的大小而论。都城所在县，设尉就更多，西汉长安县有左、右、广部、明部四尉，东汉洛阳也有东西南北四尉。县尉的选任与令长略有不同，一般来说，原来地位要略低一些，或者多少与武事有点关系，多是从两千石的掾属中调选的。县尉的职责，主要是维持境内治安，掌一县的军事。县尉对于令长有一定独立性，有时还可与郡廷发生直接联系，而且有自己的单独治所——官廨，有自己属吏，例如尉史、尉从佐等。 （3）县属吏。秦和汉初，县廷的主要属吏是令史。武帝以后始逐渐有所变化，形成一套制度和名称，如分曹置掾之类。在分曹置掾以后，大体和郡属吏一样，各有名目和职掌第一类是功曹和廷掾功曹职总管内外，是县廷主要属吏，所以被称为“主吏”，在属吏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上可代表县令长，下可指挥游徼、亭长等。廷掾，相当于郡的五官掾，列曹有缺，均可代值，而在祠祀方面则居于功曹之前，处于首位，另外廷掾经常下乡巡行，充当令长耳目。第二类是门下亲近吏主簿，在县廷内地位仅次于功曹，但比功曹亲近，为诸门下吏之长。主记、录事，掌记事和文书。小府，又称少府，主出纳、饷粮及金铜钱布。门下游徼，门下贼曹，掌督盗贼。第三类是列曹其主管民政方面的有户曹，主户口名籍婚庆祠祀诸事；田曹，主劝课农桑；时曹，主农时节气；水曹，主水利之事；将作掾，主土木兴作。主管财政方面的有仓曹，主收民租；金曹，主收市租。主管交通方面的有集曹，主供纳输；法曹，主邮驿科程事；道桥掾，主修阁道；厩啬夫，主饲养。主管军事方面的有兵曹，主兵事；库啬夫，主兵械，尉曹，主卒徒转运。主管司法治安方面的除贼曹外，还有狱掾史、狱司空，主决罪和牢狱；传舍、候舍吏，监督行人；守津吏，督守津口；市掾，主市租和治安；少数民族杂居之县又设盟掾，主少数民族事务。第四类是校官，汉代县的学校曰校，置经师一人，主教育。第五类是散吏，其职与郡散吏略同，而地位低于郡中散吏。2.乡里官吏。县下的最基层是乡、亭、里等组织，乡里基层官吏虽非朝廷正式任命，但其地位至为重要，举凡国家赋税、徭役、兵役以及地方教化、狱讼、治安等，无不由乡里官吏承担。秦汉乡里官吏情况各不相同，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以啬夫为主的乡官。秦汉之制，县以下分为若干乡。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平帝时有县、道、邑、国千五百八十七，有乡六千六百二十二，平均每县辖四乡有余。《后汉书·郡国志》有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注引《东观书》永兴元年（公元53年）乡三千六百八十一，平均每县辖三乡有余。乡的官吏有啬夫、三老、乡佐和游徼。啬夫是乡中的主管官吏，职掌听讼与收赋税。啬夫根据其乡大小又有区别，一般大乡设有秩啬夫，或简称“有秩”，秩百石，郡所署为在册之吏；一般的小乡则设一啬夫，不名有秩，即不属国家正式官吏。三老是主管教化的乡官，往往设于大乡，选德高望重的耆老充任，三老不是行政职务，亦无俸禄，但在当时的地位很高，往往列于啬夫之前。乡佐是啬夫的助手。游徼，掌徼循盗贼，直属于县廷，也可说是县廷派往乡间的巡察吏。 （2）亭长和亭吏。亭和乡是同一级的单位，但其设置的地点与作用不同。设在城市中的亭，是县以下里以上的单位，亭下辖里，如同乡下辖里一样。设在乡村中的亭，称为乡亭，往往是乡村中的一个小集镇，或处于交通要道之上。这样的乡亭具有客舍和邮传的作用，而乡亭官吏同时又负有督禁盗贼的责任。亭的主要官吏是亭长，由县廷任命，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并听从县尉指挥。亭长之下有亭佐，佐助亭长；有亭候，主候望盘察行人；求盗，主求索盗贼等。 （3）里正、典和老。乡下设里，里下又有什伍，什伍指五家或十家的组织，几个或十几个什伍组织构成里。里有里正，或称里魁，兼有官民二重身份，负责一里事务。什伍组织，按秦制是主五家者曰伍老，主十家者曰什典，汉代则一般通称什长、伍长。里正、典和老不是专职官吏，其责任是率里邻相互扶助，里中出有非常事故，及时禀告官府。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设官秦汉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朝廷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设官建职，有属国都尉和持节领护诸官，秩皆为二千石或比二千石，相当于内地郡守。这些特设行署，有些类似今日的自治区. 属国都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四万余众降汉，武帝置五属国以处之。从此，朝廷对于降附或内属的少数民族，均设属国，如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0年）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东汉属国更多，而且扩展到东北和西南地区，故《后汉书·窦融传》注有“汉边郡皆置属国”的说法。属国的最高长官即名属国都尉，和一般都尉仅典武职不同，还兼理民事，“治民比郡”。都尉之下有丞、候、千人，还有主簿。两汉属国都尉的设立，不仅对加速民族融合、互相间经济文化交流起一定的作用，而且对开发祖国的边疆、保卫边疆地区的安全以及维护祖国的统一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2.持节领护诸官。朝廷对于更边远一些地区“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往往派一些临时的加官，即所谓“持节领护”诸官。（）使匈奴中郎将以中郎将出使匈奴，始于西汉武帝时，到西汉后期逐渐成为定制，但当时都只是临时的出使任务，虽“持节”而并无“领护”职权。东汉初，匈奴分为南北两部。东汉主要与南匈奴打交道，由于南匈奴多次请求，朝廷始正式设立“使匈奴中郎将”这一官职，并有“卫护”或“监护”的职权。使匈奴中郎将，史书中有时简称中郎将或匈奴中郎将，或者又称为护匈奴中郎将、领中郎将、行中郎将以及北中郎将等。其职是持节出使，监护南匈奴，故有一定的临时性和独立性，官属则随事而设，并不固定，主要是从事和掾、史等。使匈奴中郎将的设立，对防御北匈奴的侵扰，保卫汉朝边塞安全起一定作用。（2）西域都护张骞通西域后，西域诸国逐渐归附汉朝，至汉宣帝时，始置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任西域都护，都护西域三十六国，以后又增至五十余国，其范围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我国新疆地区。《汉书·西域传》说最凡国五十，自泽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人、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虽然保留“国”的名称，实则成为都护管辖下的自治区。王莽时期，西域不通。东汉或通或绝，西域都护时置时废，有时仅置护西域副校尉或军司马，延光二年（公元23年）改置西域长史，直至东汉末年。西域都护的属官，有副校尉一人，秩位较高，类似都护助手，为都护副职。丞一人，类似管文书的官吏。司马二人，职位约略相当于军中司马。侯二人，负责守望。千人二人，为带兵的低级军官。此外，都护还兼领屯田区的田官，如戊己校尉，屯田车师，虽单独置府，但亦受都护节制。 （3）护乌桓校尉乌桓原是东胡族的一支，武帝时正式与汉朝发生关系并臣属汉朝，武帝置护乌桓校尉，拥节监领乌桓。东汉因之，或称领乌桓校尉，或简称乌桓校尉。其主要官属为长史和司马，与其他持节使官相同。护乌桓校尉的设立，对于保卫北疆、开发东北起过一定作用。 （4）护羌校尉羌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汉武帝时为孤立匈奴，始置护羌校尉。东汉因之，不过时置时废。护羌校尉“主西羌”，即持节领护西羌。从东汉实际情况看，主要是镇压羌族人民的起义，隔绝西羌与匈奴的交通；但在护羌校尉主持下，沿河两岸广置屯田，修渠治沟，种植五谷，发展畜牧，对河西地区的开发也起过一定作用。护羌校尉的主要属官是长史和司马二人，秩皆六百石，又有护羌从事。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设职官，开始都带有临时差遣的性质，以后才逐渐变成常设职官。这一变化反映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和两汉朝廷的关系，同时也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节封国鉴于周朝实行分封制，诸侯混战数百年，秦灭山东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不但不分封诸侯王，就是列侯也不置封邑，所以秦朝是单一的郡县制度。汉朝则不然，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实行封国制度。封国包括王国和侯国，是两汉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制度，这项制度前后变化很大，兹分别叙述于下。 王国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换取各路重要将领的战胜项羽，曾封韩信等人为王。这样在西汉皇朝建立之初，被封的异姓王共有八人，即齐王韩信（后徙为楚王）、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耳、燕王臧荼（后更立卢绾）、衡山王吴芮（后改为长沙王）、闽粤王亡诸。王国的封地，多者一百多城，少者三四十县，总面积比朝廷直辖郡县还要多，而且各王都拥有兵众，对朝廷造成很大威胁。刘邦几乎用了他后半生大部时间和精力，才次第将他们加以翦除。刘邦去世以前，只剩一个长沙王国，后因王死无后而被废除。 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刘邦鉴于亡秦孤立之败，各地统治不稳，又大封同姓子弟九人为王，《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云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穀、泗，薄会稽，为梁、楚、吴、淮南、长沙国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 封同姓王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对地方的统治，以拱卫朝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姓王的势力迅速发展，至文帝时，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贾谊评论当时形势，说好比是害了臃肿病，小腿肿得差不多像腰一样，指头肿得差不多像胳膊一样，身体转动都很困难。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解决办法。文帝采纳其建议，分齐国为七国，淮南为三国。景帝时又采纳晁错的“削蕃”政策，先后削去楚之东海郡，吴之豫章、会稽郡，赵之河间郡以及胶西六县收归朝廷，遂爆发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七国之乱。叛乱平定后，反叛王国或被分或被削，王国政权收归朝廷，独立地位被取消。武帝时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了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别属汉郡。这样，从王国中就不断分出许多小的侯国，而王国封地越来越小，加之汉法对王国的层层限制，势力也越来越弱，诸侯王实际成了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的封建贵族。 吴楚七国之乱以前，朝廷对于王国已有立法限制。例如.诸侯王不得窃用天子仪制警跸、称制以及戴黄屋，均为天子仪制，诸侯王窃用，即为僭越违法。淮南王刘长就是因为窃用天子仪制坐罪，死在迁徙途中。 2.诸侯王置吏需依汉制汉初立法规定，王国二千石官，均由朝廷代置；二千石以下官，始由王国自置。景帝以后又定制四百石以上官吏由朝廷任免。3.诸侯王无虎符不得擅自发兵。如《汉书·高五王传》“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 4.诸侯王不得在国内私自煮盐冶铸山海之利，本属天子所有，故诸侯王不得在国内擅自煮铸。晁错所举吴王罪名，就是“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七国之乱平定后，“名山陂海，咸纳于汉”，朝廷更进一步从经济上限制诸侯王，不得专山海之利，否则处以死刑。 5.诸侯王不得擅爵人，赦死罪. 诸侯王不得收纳亡人，藏匿亡命。 7.诸侯王必须按时入朝诸侯王定期朝见天子，如不按时入朝，即当死罪。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故汉初诸侯王入朝率以冬十月。武帝太初改历以后，以正月为岁首，诸侯王入朝改为正月，称为“春朝”，诸侯王必须亲行。春朝之外，尚有“秋请”，秋请则可使人代替。诸侯王在朝请时，对天子要有三种贡献一种是献费，根据王国户口数而定，人岁六十三钱，制与郡同，是郡国从算赋中提交朝廷的人口税。一种是聘币，乃诸侯王私人对天子的贡礼，原为苍璧，价值不过数千，武帝改为以皮币荐璧，价值四十万。一种是酎金，酎金是一种助祭费，《汉金布令》曰“诸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又诸侯王入朝，不得稽留京师，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过期即为非法。 8.诸侯王不得与外戚家私自交往。 9.诸侯王不得与其他诸王私自会晤。 0.诸侯王不得私自出境. 诸侯王不得对朝廷大臣私行赏赐。 另外，诸侯王私行不检，更要受到汉法的严厉制裁，或削地，或夺爵，甚至诛死。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廷除直接剥夺诸侯王的政治权力与减省王国官属外，又作左官之律，设阿党、附益之法，进一步对诸侯王加以限制.左官律关于左官律，史无详文，《汉书·诸侯王表序》注引应劭说“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又引服虔说“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当作朝说仕于朝廷为尊，仕于诸侯为卑，仕于诸侯者为左官；一说既仕于诸侯为左官，就不准再仕于朝廷。二说并不矛盾。大概在汉初，仕于王国远不如仕于朝廷为尊，而七国乱后，朝廷又定为律令，不许左官再仕于朝廷。如史书屡载王国人不得宿卫就是明证。不过自武帝后，王国势力日衰，不足为患，而左官律亦渐变成具文，并未严格执行。 2.阿党法《汉书·高五王传》注引张宴曰“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可见汉初即有阿党法，但由于当时诸侯王有除吏之权，阿附之势在所难免，故景帝以后又重申阿党之法，制为律令，以便加强对王国的控制。如果诸侯王有罪，而官属知情不举，即为阿党，要受朝廷的严厉制裁。而王国官吏执行汉法，亦奉命唯谨，宁严勿宽。 3.附益法《汉书·诸侯王表序》颜师古注曰“附益者，盖取孔子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之义也。皆背正法而厚于私家也。”七国叛乱之首吴王刘濞的罪名即为煮盐铸钱，汉朝为从经济上限制诸侯王的努力，特设附益法，使各级官吏不敢背法厚私，为王聚敛。御史大夫张汤劾博士徐偃矫诏使胶东、鲁国煮盐铸铁，法至死，其“法”当即附益之法。此外，朝廷为便于监督王国，还允许各级官吏和王国臣民举奏诸侯王的不法行为。 东汉光武中兴，虽亦封诸侯王，但鉴于西汉王国叛乱，故对王国权势的限制尤严。当时王国封地很小，据《晋书·地理志》云，东海王疆以去就有礼，优以大封，才兼食鲁郡二十九县，其余称为宠锡者，也不过兼一郡而已。明帝时封国更明确以租税多少为准，而不以封地大小为准，也就是说，名为封国，已渐无封土之实了。 侯国秦统一中国后，对有封户而无治民之权的列侯，皆“以公赋税重赏赐之”，即朝廷将封户的赋税赏给列侯。汉初列侯，大体继承秦制，所不同的是侯国有封户。《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云（汉五年，刘邦）即皇帝位，八载而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公元前95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 这就是说，封邑内蕃衍的户口，完全归于封侯所有，与秦朝大不相同。 刘邦封功臣为侯，目的也是拱卫朝廷，但这样一来，功臣列侯的势力也就逐渐膨胀起来，也与朝廷发生矛盾。 秦和汉初，朝廷有主爵中尉掌管列侯，景帝时更名主爵中尉为都尉，武帝时列侯更属大鸿胪掌管。凡列侯初封或就国，以及朝觐聘享，皆归大鸿胪管理。秦汉时列侯多居京师，由朝廷赐予第宅；其所食租税，则由其封地转输京师以供费用。功臣列侯留居京师，一方面可以加强朝廷力量，另方面也便于朝廷对列侯的控制。文帝以代王入承大统，鉴于列侯大臣权势太重，为防止其把持朝政，始有遣列侯就国之举。列侯居国，对于征发国人徭役和赋税，均有严格法律规定，既不得“过律”，更不得“擅兴”；否则，要受到免爵或削封的处分。列侯居国，还不得擅自逾越国界，如擅出国界，轻者免爵，重者坐刑。更不得与诸侯王私通，犯者轻则免爵，重则处死。此外，列侯尚有以匿死罪、铸白金、擅发卒为卫、买田宅不法、阑出入关、诅咒皇帝以及谋反等罪名或免或削甚至处死者。列侯的所作所为，不仅受到郡守尉的监督，若有不法之举，即使庶民、奴婢，也有权告发。 朝廷在限制诸侯王势力的同时，也不断打击功臣列侯，例如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朝廷以列侯所献酎金不如法度，一次就削爵百六人2。削爵者多为功臣列侯，又加之功臣子孙后代骄奢**逸，横行不法，所以“多陷法禁，殒命亡国”，至于孝武后元之年，就“靡有孑遗”了。刘邦之后，每代皇帝在位时期，都要封一批列侯，其中有以军功封者，有以儒显仕宦封者，有以宗室王子封者，有以外戚恩泽封者，在列侯不断涌现的同时，又有大批的列侯因各种原因而被削爵。总的看来，西汉侯国虽然很多，但列侯有封户不治民，没有政治权力，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最终是趋于没落。东汉遵循西汉旧制，列侯封户更少，管制更严，在地方上已处于无足轻《史记·秦始皇本纪》。 散见《汉书·王子侯表》、《功臣表》。 2《汉书·武帝纪》。 重的地位。西汉侯国有的相当于县，有的相当于乡，然皆独立为国。东汉除县侯以外，还有都乡侯、乡侯、都亭侯，亭侯各级，都乡侯以下皆不独立为国，仅计封户，地位更是每况愈下。 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是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从上述朝廷、郡县和封国的政体及其内部变化中，不难看出，所有置、废、增、修，无一不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换言之，无一不是为了加强皇权。封建主义是中央集权的一种形式，在秦汉时期就是这样。秦灭六国，鉴于周封爵裂土，一切权力收归朝廷，集权于皇帝，可谓政权的高度集中。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虽然是由于对农民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但秦之速亡，却不能说与没有拱卫力量毫无关系。刘邦鉴于这个教训，大封同姓。封国在汉初曾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但不久却走向反面，成为朝廷的对抗力量。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解决了王国问题，但州郡牧守的权力却又接踵而起，并逐渐演变成汉末军阀封建割据的局面。历史表明，尽管封建统治者对巩固政权绞尽脑汁，投入大量气力，却没有哪一种制度能够确保朝廷权力的绝对集中和皇权的万无一失；只能是在比较完善的制度得到正常实施时，皇权才相对稳定，从而保障国家的统一局面。例如，秦汉的地方行政制度，无论是秦的单一郡县制，还是汉的郡国并行制，在大部分时间，地方政权机构中行政、军政和监察诸权是分立的，尤其是独立而直接受朝廷指挥的监察权，便于朝廷牢牢地控制地方行政机构和军队，从而对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大国实行全面统治。 第十三章官吏的选用、考核及其他制度秦汉皇朝都有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西汉官吏“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实际上这还不一定是全部。这样多的官吏，最高统治者如何驾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如果用人得当，吏治清明，就能巩固政权，也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兴旺发达。如果用人不当，吏治败坏，不但影响到封建国家的发展，也必然会威胁到朝廷的统治地位。官吏的选用、考核，是国家政治中事关重大的问题，所以自古以来就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经验。秦汉时期，无论选举、任用、考课、赏罚等都有一套相应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是秦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选官制度“设官分职”。文武百官怎样产生，这就是官吏选拔问题，史书称为选举。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汉代统治者通过多种方式，的确选拔了不少人才，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汉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以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和这个时期人才辈出有着密切关系。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选官流弊也很多。 选官方式一察举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这种制度秦汉以前就有，不过限于下级官吏而已。到秦朝，已经比较广泛地实行了由下而上的推举制度，如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2，《史记·范雎列传》所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里的任，当作保举讲。许多记载都说明秦比较普遍地实行了推举人才的制度。汉高帝刘邦称帝不久，就感到选拔统治人才的必要，十一年（公元前9年）下诏求贤，对象是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并要求登记品行、仪表和年龄。惠帝、高后时，都曾诏举“孝弟力田”，使其为民表率。文帝二年（公元前78年）、十五年（公元前5年）分别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初著名的政论家晁错即是通过十五年这次诏举入朝为官的。到汉武帝时代，汉代察举遂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现将察举主要科目分述如下（）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吏。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这是举孝廉的开始，本为举孝察廉二科，即举孝子和廉吏各一人。然而在后来的通常情况下，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武帝初《通典·选举典》。 2《史记·淮阴侯列传》。 《汉书·武帝纪》。 次诏举孝廉并不顺利，原因是汉承秦法，举人失当者有罪，所以各郡国对察举孝廉并不积极，“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所以武帝在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又下了一道严令郡国必须举人的诏书“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自此以后，举孝廉也就形成制度并得以贯彻执行。这项察举孝廉的制度，为岁举，即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人才，从而孝廉一科也就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也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当时各郡国人口多少不一，大郡人口多至五六十万，小郡人口只不过二十万，两者所举孝廉名额相同，事实上很不平均。名额的多少，不仅关系到郡国的被举者，同时也关系到举人的二千石郡国守相，因为孝廉既成入仕正途，举孝廉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名额不均，必然引起异议，所以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率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以后，和帝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又实行优宽政策，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限定期限和名额可以使察举孝廉有了制度的保证，但另一方面有时也不免滥竽充数。 文献关于汉代察举孝廉的史例很多，仅两《汉书》中可考见者就不下一百余人。从被举者的资历来看，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从任用的情况来看，在中央的则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可见孝廉一科，在汉代实乃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一些所谓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2）茂材。茂材，西汉曰秀才，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材，或写作茂才，与孝廉同为两汉重要的察举科目。察举茂材亦始于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公元前0年），“名臣文武欲尽，诏曰；‘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举茂才的开始。其后，宣帝、元帝时均有察举茂才异等的诏令。这个时期所举的茂材多为现任官吏，而且是属于特举，与孝廉岁举的情况不同。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年）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光禄发举茂才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此后，茂才也和孝廉一样变成了岁举。不过孝廉是属于郡举，而茂才则是州举，故茂才的数目较孝廉为少。据上引诏书，三公举三人，十三部刺史举十三人，总计不过十六人；再加上光禄、监察御史所举，亦不过二十人左右。 两汉茂才的出路，多为地方县令，而孝廉则多为郎官。东汉官制，县令是千石官，郎官最高不过六百石，可见茂才比孝廉任用为重。名额少，任用重，这是茂才与孝廉的不同之处，也是茂才比孝廉的可贵之处。汉代被察举为孝廉、茂才者，一般是先举孝廉，后举茂才，这也可见茂才比孝廉为高。（3）贤良方正与文学。举贤良方正始于文帝二年（公元前78年），其后两汉诸帝大都颁布过察举贤良方正的诏令，守相均得依诏令规定察举。诏举贤良方正常连言能直言极谏者，其目的是广开直言之路。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得下罪己诏，征求意见，以匡正过失。文帝二年的诏举，就是因为日蚀的缘故。所以汉代诏举贤良方正常在灾异之后。不过在汉代也有几次不言贤良方正而单举直言者。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07年）、五年（公元年）两次诏举贤良方正，均曾连言“有道术之士”，建光元年（公元2年）又诏令举“有道之士”。自此，“有道”也成了东汉察举的一科。 文学即指经学，亦始举于文帝，因与贤良相近，故文帝十五年（公元前5年）的诏举贤良，在《汉书·晁错传》中就连称贤良文学。此后贤良文学的连称多见于史籍。察举文学正式见于皇帝诏令，则始于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汉书·昭帝纪》“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这里贤良与文学区分很明显。东汉灵帝置鸿都门文学，流品颇杂，为士林所非。《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评论说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可见鸿都门文学是专门培养书画辞赋的学校，与选拔治国人才的贤良、文学的察举是两回事，二者不可等同。 贤良、文学、有道之士，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科目和途径，一些宿儒名臣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就是出于此科。但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论贤良方正，或是文学、有道，都和孝廉、茂才不同，前者均为特举或特科，而后者则为岁举或常科。 （4）其他特科。贤良、文学等科目虽非岁举的特科，但在两汉是常见的。至于偶尔一举或数举的其他特科，尚有多种明经。明经就是通晓经学。自汉武帝尊崇儒学，明经成为察举入仕的一途。在西汉，有些人或以明经为博士，或以明经为郎官，后均成为汉代名臣。韦贤、韦玄成父子以及张禹、翟方进等人更以明经先后历位丞相。当时邹鲁一带有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东汉章帝时限定郡国依人口贡举明经，元和二年（公元8年）“令郡国上明经者，不满十口十万以上五... 17 第二节任用制度秦汉任用官吏制度和选官制度一样，都是封建官吏制度下的产物。随着官吏制度的出现，秦汉时期任用官吏制度已经独立成为一种人事制度。秦汉时期官吏的任用称之为拜，或称之为除。拜除之权，特别是高级官吏的拜除权是属于皇帝的。这从秦始皇以前就已经开始，如秦昭王拜范雎为客卿，后又拜为丞相。又如秦始皇时拜李斯为长史，拜蒙恬为内史等，均史有明文。汉代，地方官吏秩过百石者皆由朝廷任命，实即皇帝任命，故有所谓“命卿”之称。事实上由于官吏越来越多，皇帝不可能一一亲自拜除，而不得不假他人之手，所以汉代上自丞相，下至九卿，皆有拜除之权。先是二百石至四百石由丞相调除，六百石以上由尚书调拜迁，都是由皇帝最后决定。以后，则二千石的地方官选任也归三府，三公府所属东曹即主二千石长吏迁除。 任用方式.真和守。真即真除实授，一般不用这个“真”字，只是在与守相对时才用。守为试署性质，一般是试守一岁，即试用期一年，称职者即可为真。试守期间如不称职，则或他调、左转或罢归原职。两汉时，无论文官或武官，朝官或地方官，均有试守之制。但也有因受到皇帝的宠幸，不经过试用期，初拜即为真者，那是对制度的破坏，并非常规。一般来说，京辅主官，尤其是京兆尹比较难当，不但要经过试守，而且称真之后也鲜有长任者。《汉书·张敞传》说郡国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为真，久者不过三二年，近者数月一岁，毁伤失名，以罪过罢。 宣帝时，颍川太守黄霸以治绩天下第一入守京兆尹，仅守数月，连试用期都不满，就因不称职罢归颍川。可见任京兆尹之不易。另外，守又有兼、摄之意。有既已居官，又有守职，或复再行他事者，如王尊“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这里的所谓守即为兼官性质。 2.假。假为摄事之意，非真假之假，如项羽为假上将军、王莽称假皇帝，言摄最为明显。《陔余丛考》卷二六说“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曰假，盖言借也。”秦汉时以假任者甚多，如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年）有南阳假守腾2，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拜曹参为假左丞相，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以班超为假司马2等等。上至丞相，下至军侯丞，均有以假为称者，皆为摄事之官。 3.平。平是平决的意思，《后汉书·梁冀传》注云“平，谓平议也。”汉代之平，多用之于廷尉和尚书。其用于尚书者，皆以本官而平决尚书事。如于定国“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3。梁冀为大将军，“十日一入平尚书事”《汉书·王尊传》。 2《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书·曹参传》。 2《后汉书·班超传》。 3《汉书·于定国传》。 4。平在这里可谓一种职权，在职官吏能够得到平尚书事的职权，当然是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朝廷以平的方式任用在职官吏，不用更动受任用者的原职，权力可以随时放出，随时收回，比较方便。 4.领。领为兼领之意，即已有主官主职，又领他官他职而不居其位者，则谓之领。西汉如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5，钟元为尚书令领廷尉；东汉如王丹领左冯翊7，盖勋领汉阳太守8等。从东汉情况看，领又有暂守之意。领或以领护、领校为称，如冯参为谏大夫领护左冯翊都水9，袁樊领校巴郡太守10，亦均为暂时署守之意。在领的任用方式中，汉史上引人注目者是“领尚书事”。武帝以后，以大司马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将军、前将军、光禄大夫等官而领尚书事者颇多。此种领尚书事，往往即代理皇帝职务，如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政事壹决于光”。可见领尚书事者权力之重。 5.视。一般居官治事为视事。但视在汉代则为任用官吏的一种方式。视，与平、领近似，也有兼官的意思。如《汉书·薛宣传》载薛宣“复爵高阳侯，加宠特进，位次师安昌侯，给事中，视尚书事”。即为兼职之意。不过，视尚书事并不多见，与平、领均为不定的名称. 录。录的名称始于东汉，仅限于尚书事。录有参决、总领之意，《后汉书·殇帝纪》云“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已以听。”东汉的录尚书事，其权位较西汉为重。西汉时中朝官多可平、领尚书事，东汉则渐以太傅、太尉兼任此职，并逐渐单用录名。录尚书事最初也只是兼官性质，以后则渐变为一种实职官。 7.兼。兼是以本官而兼任其他官职。早在秦武王时，即有兼官之制。两汉兼官，或以武官兼文官，如将军兼水衡都尉；或以文官兼武官，如司空兼车骑将军；也有以文官兼文官者，如以此县令而兼彼县令。兼官对于官吏任用来说，多了一层职权。但以武兼文或以文兼武，容易破坏行政系统，或造成权力过重，或顾此失彼，故秦汉很少实行兼官制度。 8.行。行是官缺未补，暂由他官摄行之意。两汉时，有以低级官吏摄行高一级官吏职务者，如司直行大司徒事，卫尉行太尉事；有以同级官吏互相摄行者，如少府行大鸿胪事；有以高级官吏摄行低级官吏之事者，如廷尉行丞相长史事；有以文官行武官事者或武官行文官事者。摄行制度较为普遍，这是在遇有官缺，而一时无适当人选补缺时所采取的一种临时任用方式。9.督。督是由朝廷派员监督地方的任用方式。督多为军事上的需要而设，并且属于一种临时差遣性质。如豫章“寇’起，朝廷“遣谒者马睦督荆州刺史刘度击之。”汉以后，有所谓都督、督军、总督等名称，其制盖渊源于此。0.待诏。待诏即等待皇帝诏命的意思，类似一种候补官员。秦时已有待4《后汉书·梁冀传》。 5《汉书·食货志》。 《汉书·何并传》。 7《后汉书·王丹传》。 8《后汉书·盖勋传》。 9《汉书·冯参传》。 10《隶释·巴郡太守樊敏碑》。 《后汉书·度尚传》。 诏之制，叔孙通即为“待诏博士”。汉承秦制，待诏多出于上书求试，或出于皇帝的征召，是当时一种特殊的仕途。在没有正式委任官职以前，由皇帝临时指定待诏官署，等待诏命，故曰待诏。待诏的地点并不固定，一般多待诏于公车署，称为公车待诏；比较受朝廷优待者，则待诏于金马门或宦者署；个别特受优待者，甚至待诏于宫殿之中。凡待诏人员大都有所专长，或善医，或善琴，或怀治国之术。因待诏非实职，故无正式俸禄，但有一定生活补贴。据《汉书·东方朔传》所载，公车待诏的补贴为“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待遇是比较低的。金马门和殿内待诏的待遇要高一些。因待诏地点不同，故待遇也有差异。这种以待诏方式对待人才的措施，对于朝廷广罗英才起了很大作用。尤其在西汉，许多能人奇士都出于待诏之中. 加官和散官。在《朝廷、郡县和封国》一章中，对于加官和散官已经作为官职进行了叙述，但加官和散官作为官吏的任用方式，还有必要再加说明。加官为本职外的一种虚衔，虽为虚衔，但由于一旦加官之后便可出入宫禁，侍从皇帝左右，权力很大。另外特进、奉朝请等也属加官性质，有此加衔，虽免官或退休之后，仍可参与朝廷大政。加官从人事任用上来说无疑是给予官吏本职以外的特殊权力。散官为无印绶、不治事之官，虽不治事，但或侍从传达，或议论参谋，可起拾遗补缺，匡正过失之功。其在朝廷者如大夫、博士、议郎等，多参与国家大政谋议与朝廷宗庙礼仪；其在地方者如祭酒、从掾位、从史位、待事掾、待事史等，或为地方主吏辅佐，或可调剂地方官吏余缺。散官从人事任用上来说是授予官吏闲职，使其摆脱繁杂政务，以发挥其才智和作用。加官和散官的任用方式都属一种灵活的用人方式，两汉许多脱颖而出的名臣就是出自加官和散官。当然，关系到国家兴衰的用人问题的关键，主要不在于任用方式，而在于任人唯贤。 任用法规.关于王国官、地方官的任用。自西汉初年起，朝廷为了从政治上削弱诸侯王国，对王国官吏的任用便常常采取限制与裁抑的政策，凡是二千石官，都要由汉朝廷任命。吴楚七国乱后，王国官吏一律由朝廷代置，诸侯王无权过问。武帝时又作左官律，设附益法，以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防止他们从事非法活动。依据这些政策的精神，汉朝廷在任用王国官吏时颇多限制。如龚胜“以王国人不得宿卫补吏”。彭宣任廷尉，“以王国人出为太原太守”；后任左将军，“有司数奏言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将军不宜典兵马，处大位”2。由于王国与朝廷的对立，故朝廷任用王国人特别谨慎，并加以限制。 对于地方官的任用，主要是对籍贯的限制。武帝以前尚没有这种限制，武帝中叶以后，地方长官明显地要回避本籍，虽无明令规定，事实上则是不用本籍人。刺史不用本州人；守相不用本郡人；县令长、丞尉不但不用本县人，且不用本郡人。不过西汉时司隶校尉、京兆尹、长安令、丞尉不在此限。郡县之属官佐吏除三辅外，则一律用本籍人，用外籍人即为破例。还有，郡督邮用本郡人，而不用所督诸县之人；州之部郡从事亦用本州人，而不用所部之郡人。东汉时，对地方长官的籍贯限制更严，京畿也不例外，一律不用《汉书·龚胜传》。 2《汉书·彭宣传》。 本籍人。甚至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即两州人士有婚姻者，则其家人不得交互为官；甲州有人在乙州做官者，则乙州人不得在甲州做官。此种限制以后又发展为“三互法”甲州人在乙州为官，同时乙州人在丙州为官，则丙州人不但不能到乙州为官，也不能到甲州为官；三州婚姻之家也是如此。例如史弼是陈留考城人，其妻是山阳巨野人，朝廷任他为山阳太守，他以三互法为由，转拜为平原相。 限制地方官籍贯的目的是防止地方官相互勾结庇护，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但由于限制过严，禁忌繁密，致使选用困难，所以有的地方官久缺不补。东汉这种对地方官任用的限制，目的与西汉对王国官的限制相同，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西汉是成功的，而东汉则是失败的。东汉后期尾大不掉之势已经形成，虽有严密的限制，也无法改变地方割据的局面。 2.关于宗室、外戚、宦官的任用。由于宗室、外戚、宦官和皇帝的关系特殊，往往对政权有很大影响。皇帝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对于这三种人，在任用方面有时也有意识地加以适当限制。例如刘歆“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汉代称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为三河。三河为天下重地，为防止宗室觊觎帝位，故规定“宗室不宜典三河”。这是对宗室的限制。《汉书·冯野王传》载有司奏云“王舅不宜备九卿。”《后汉书·明帝纪》载建武制度曰“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这是对外戚的限制。《后汉书·冯绲传》载“旧典，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又《杨秉传》载“旧典，中臣子弟不居位秉势。”这是对宦官的限制。两汉虽然对以上三种人的任用作出了一些法规上的限制，但法规并不能贯彻到底，又由于他们始终麇集于皇帝周围，皇帝和他们无法脱离关系，防此失彼，防不胜防。故宗室权落，外戚兴起；外戚势衰，而宦官又盛。这是君主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弊病。 3.关于财产、职业、身份、学历、年龄等方面的规定。秦朝即把财产作为择吏的一个条件，名将韩信少时不能为吏，就是由于家贫。西汉初年，有关于资算得官的规定。资算，就是按照财产多少交纳算赋，即财产税。汉代家资每万钱，算赋一百二十文，为一算。据《汉书·景帝纪》载，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42年）以前，“算十以上乃得官”；后元二年以后，“算四得官”。每算计家财万钱，算四为四万钱，算十为十万钱。十万家资，便是中产之家，即中等地主；四万家资，也不失为小地主。无论算十得官还是算四得官，都说明汉初只有地主阶级才能做官。西汉时张释之、司马相如均以訾（资）为郎，即是靠资算得官。直到东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2，做官仍有财产方面的限制。 职业方面，主要是对商贾做官的限制。汉初从高帝起，法令即禁止商人入仕。武帝时起用盐铁商主持铁盐专卖，禁商为吏的法令一度松弛。但到哀帝时又重申了“贾人不得为吏”。又武帝时的“巫蛊之祸”以后，朝廷对巫家为吏也有所限制。 在身份方面，秦律明确规定，不得任“废官”为吏，不许任罪犯为佐、史等。汉代沿袭这类规定，对臧吏及其子孙做官都有严格限制，而且犯法者《汉书·刘歆传》。 2王嘉《拾遗记》。 《汉书·哀帝纪》。 的亲属也不得在宫中任职。又文帝时，曾有禁止赘婿为吏的规定。这些，都是对于官吏任用中身份方面的限制。 学历和年龄方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也有许多具体限制。学历方面，如汉初萧何草律曰“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2武帝时博士弟子“能通一艺以上”方可补吏。又两汉四科取士之一为“学通行修，经中博士”。都是对学历的要求。年龄方面，秦代规定，新傅籍的青年人不可担任官府的佐史，只许任用壮年以上的人3。又如西汉武帝时，博士弟子限年十八以上；东汉质帝时，明经、博士限年五十以上4。这些都是关于年龄方面的限制。 4.关于官吏的任用期限。一般说来，秦汉官吏的任用在时间上没有限制。有的任职时间较长，有的任职时间很短。时间长者或达二三十年，时间短者仅数月而罢。没有任用期的限制，更非终身制。在职官吏按照当时的规定接受督察和考课，治绩好者继续保持原职或向上升迁，治绩恶劣或有过失者则降职或罢官。在秦汉时期的官场中，政治人物出出进进，或起家而为二千石，或由卿相而一朝变为布衣，宦海沉浮，司空见惯。当时的官吏都非常了解并比较适应这种入仕情况，所以大体都是能上能下，一旦罢官为民，或隐居不仕，或重操旧业，并不以罢官为意，而当时的社会观念也习以为常，并不大惊小怪。官吏的任职既然没有时间保障和终身保障想继续任职就得称职，要想高升就得做出成绩，这就会促使官吏在其任职期间奋发努力。秦汉官吏的任用虽无期限，但从两汉情况看，朝廷多重久任之制。官吏久任，固然有一定好处，因为熟悉情况，便于治理；但弊多于利，任职过久，主官与属官容易结成私恩关系，地方官与地方势力容易勾结起来，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们垄断政权，构成和朝廷对抗的力量。汉末割据纷争的局势，与此有很大关系。 2《汉书·艺文志》。 3《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史杂》。 4《后汉书·质帝纪》。 第三节考核制度《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明主治吏不治民。”这是治国经验的历史总结。只要把官吏治好，民的问题就好办；治不好官吏，国家绝不会兴旺发达。所谓“治吏”，关键在于考核严明以及赏罚公平。秦汉时期，对于“治吏”比较重视，主要是通过上计来考察官吏。 上计与考课战国时各国所推行的上计与考课，就是对官吏的考核制度。这种考核制度在秦汉渐趋完备。秦的上计，一年一次。上计不仅要将地方上各方面的情况登记造册，而且还要将有关物品一并送上，在史书中称之为“与计偕”，即与上计簿使偕同前往。汉代的上计考课，大体上承袭秦制。每年年终由郡国上计吏携带计簿（书面汇报）到京师上计（汇报），这叫常课。三年一考察治状，叫大课。汉代的考课制度，大体说来，有两个系统。一是公卿守相或各部门主官各课其掾属，这是上下级系统。如公府掾属、诸卿属官、守相掾史，均须依其职务由主官加以考核，按其能力高低和功劳大小，作为迁降赏罚的依据。至于无具体职务的散官，则另立条格，加以考核或考试，光禄勋岁以四行科第郎官即属此类考核。一是朝廷课郡，郡课县，这是从朝廷到地方的系统。下面即着重叙述这一系统的考课. 朝廷对郡国的考课。由于上计考课事关国家大政，故汉朝廷对此非常重视，皇帝不仅往往亲自主持其事，有时行幸郡国，也常就地上计。然而，朝廷负责上计的常设机关是丞相、御史二府。丞相主要负责课殿最（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上闻，御史大夫主要负责按察虚实真伪，二府相辅为用。丞相、御史大夫亲自主持上计，具体事务则另委派官吏专管，如汉初萧何为相国时，张苍曾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之事，故称为计相。东汉以三公分掌丞相之职，所以郡国上计亦由三公分管。据《后汉书·百官志》所载，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司徒掌四方民事功课，司空掌四方水土功课，皆于岁尽奏其殿最而行赏罚。但在实际上，自西汉末叶以至东汉，上计考课的实权即逐渐转归尚书。尤其是东汉，正如蔡质《汉仪》所说尚书“典天下岁尽集课事”，上计考课的实际权力已经完全掌握在尚书台。 此外，州刺史一方面接受朝廷御史中丞的督课，一方面在巡行郡国时代表朝廷刺察守相，岁尽诣京师奏事，而其时正当郡国上计之时，故其奏事对于考课郡国上计有很大作用，借此可以甄别计簿的虚实真伪。东汉以来，刺史渐由监察官变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州成为郡的直接上级，州之于郡也就有了考课的实际权力。 2.郡国对属县的考课。在郡县两级制普遍实行之前，秦和战国其他国家一样，是县直接上计于朝廷的；在郡县两级制普遍实行之后，郡国守相上承朝廷考课，下则考课其属县。因郡的上计时间系在岁尽，所以郡课县的时间就必须要提前，以便汇集郡内各县情况向朝廷上计。《汉书·尹翁归传》载“翁归治东海明察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郡课县的通常时间是在秋冬，并且县上计时，由令、长、丞尉亲行；东汉以后令长不再亲行，改为但遣丞尉以下代行。县经过郡的考课，治绩优异可以得到升迁，如由县长升为县令。治绩列为下等，当场就要受到斥责，如茂陵令萧育会课在扶风名居第六，漆令郭舜居殿而受责，萧育为之讲情，扶风大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会后，又传萧育至后曹进行了一番复查。当时的朝廷主要是通过上计制度掌握全国情况，并据以考核地方官吏的政绩，因此地方上的一切情况，都属于上计内容。《后汉书·百官志》补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这是上计的主要内容。其中户口最为重要，是每年都要统计上报的，而且是考察政绩的重点内容，西汉黄霸做颍川太守时，仅凭户口岁增，就课为“天下第一”。治狱情况，也是上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史书中载有许多断狱的数字，有的还相当具体，如《汉书·魏相传》“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计就是计簿，这些具体数字就是依据当年各郡国所上计簿统计出来的。 汉代上计内容非常广泛，而且十分具体，这对于朝廷了解地方情况，考察地方官吏，不失为一项重要措施，但书面汇报，难免弄虚作假，谎报成绩，以诓骗朝廷，冒功领赏。有些地方官甚至专门选用善于作伪的属吏署为右职，编造计簿。连汉宣帝也说“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西汉末叶，考课制度逐渐废弛。元帝时，京房为整顿吏治，曾奏考功课吏法，并在魏郡局部试行，其法比较具体，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当时，尽管京房多方努力求其实施，但在保守势力的阻挠破坏下，不但未能实行，连京房本人也不免遭杀身之祸。东汉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大体与西汉相同，但贯彻程度，却落后于西汉。至于末年，考核制度破坏殆尽，吏治败坏到极点，东汉也就随着灭亡了。 迁降与赏罚秦汉时期对官吏迁降赏罚，除皇帝或主官出于私人亲疏爱憎这类主观因素外，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以考课结果而定。考课之后，即登记在册，《汉书·薛宣传》说“考绩功课，简在两府。”简即记载劳绩的册籍。秦时计算官吏的劳绩，就已经有专门的律条。而登记劳绩的简册，就是迁降赏罚的依据. 迁降及其他。 （）迁。一般来说，考课为“最”，或为“高第”者，均能得到升迁。 迁有平迁和超迁两种情况。以考课高第，或因资历、功劳，循序而升者为“平迁”。如郑弘为淮阳相，以高第入为右扶风，赵禹以刀笔吏积劳迁为御史2，均为平迁。至于超迁，指有特殊功绩或奇才异能被破格躐等而进者。超迁既包括越级提升，也包括提升得快。如荀爽拜为平原相，尚未行至治所，即追回迁为光禄勋，视事仅三日，又进拜为司空，自被征到登台司，一共才九十五天3。超迁能擢用优秀人才，不致使人才埋没，但使用不当，也会带来流弊。（2）降。考课官吏，有功则升赏，有过则降免处罚。汉代官吏除因重罪《汉书·萧望之传》。 《汉书·宣帝纪》。 《汉书·郑弘传》。 2《汉书·赵禹传》。 3《后汉书·荀淑传》。 犯法被罢官削爵甚至处以死刑外，犯有小过而不宜重处者，一般仍留用而降职罚俸。降职，当时称为“左转”或“左迁”；罚俸称为“贬秩”。如平当任丞相司直，坐法，左迁朔方刺史4；黄霸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因乏军兴，连贬秩，以八百石遣返原任颍川太守5，均为降职处罚。 （3）转徙。转，既非迁，也非降。因工作需要由此官改任他官，而其级秩相同者，则称为转。如南阳太守转东海相，尚书仆射转太中大夫，均为转。转是正常的职务调动，没有升降赏罚之义。徙，兼有转、迁二义，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此太守徒为彼太守，即是转义；而少傅徙为太傅，卒史徒为督邮，则是迁义，属于升迁性质。 （4）出入。由朝廷官外调为地方官，称为“出”；由地方官内调为朝廷官，称为“入”。出和入常含有迁降或赏罚的意义。因为，入多半是外职内升；而出，则多为左迁，即使是“试其政事”，也被认为是左迁。不过，朝廷小官如郎官、公府掾属之出任地方长吏，则是一种优待，不属左迁性质。（5）迁补。迁补，指官吏虽无显著劳绩，但可以因资历久而补升高职。 汉代官吏的迁补，亦有常例可循，如丞相例由御史大夫迁补，御史大夫则选中二千石，中二千石则选郡国守相高第，而刺史居部九岁，可举为守相。这些常例，不仅史书中多见，而且已经成为“故事”。其他迁补的常例也很多，如博士可补谏大夫，尚书秩五百石可补二千石。这些虽非两汉之制，但在某一时期已经成为惯例。《汉书·董仲舒传》所谓“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就是指以资历久而迁补的情况。 2.奖赏和惩罚。迁、降即含赏罚之义，但汉代对于官吏的赏罚，并不局于职务的迁降，还有其他形式。 （）奖赏。奖赏主要有增秩、赐爵等以及礼遇上的优待。对于治理有效的官吏，有时因高职暂无空缺可补，就采取增秩或赐爵的办法，使之继续留任原职。赐爵之法，多用于二千石守相，赐爵高者，可至关内侯。增秩、赐爵之外，还有赐金、田宅、奴婢、甲第、安车驷马、秘器、缯帛、牛酒乃至冢地等许多赏赐，或玺书褒奖等等，这些都完全依皇帝意旨而定。礼遇上的优待，方式也不拘一格。如高帝之于萧何、桓帝之于梁冀，皆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其礼遇就很优宠。车饰冠服不同于众，或给予某种尊号，都是礼遇的优宠方式。至于每逢大典或节日的例行赏赐，性质不同，则不在此论列。（2）惩罚。秦汉之制，自丞相、诸卿以下至郡县小吏，如犯有罪过，必须按律惩罚。其科罪之律，虽不可详考，但也有许多零星记载。 汉法除谋反以外，贪污罪最严。《汉书·薛宣传》有“十金法重”一语，师古注曰“依当时律条，赃直十金，则至重罪。”又据《西汉会要》卷四三注引《刑法志》说文帝十三年（公元前7年）定律曰“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县官”于汉史中是皇帝的代名词，指朝廷或国家。依据律文看，官吏无论是贪赃枉法，还是贪污国家财产，皆处以死刑。汉法对于犯有赃罪的官吏，毫不苟容，处分一直很严重。有时赃吏纵得免死，也要禁锢终身，甚至锢及三世，不得为官。并且对于赃吏的4《汉书·平当传》。 5《汉书·黄霸传》。 分别见《汉书·萧何传》、《后汉书·梁冀传》。 处分，还要连坐主管官员，主管对下属的贪赃活动，若置而不问、知情不举，一律与其同罪。 其次，坐盗贼罪也很重。地方官境内盗贼过多，根据不同情况要受贬秩、降职、罢官处分。此外，还有坐灾害、坐刑滥、坐选举不实以及其他许多律条。例如，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建立太学选择首批博士弟子时，山阳侯张当居任太常，他“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同时受到除国、免职、完为城旦三种严重处罚。 对于官吏的惩罚，除夺爵免官、贬秩罚金以外，还有科律之刑，如杖、笞、耐、髡诸刑以至弃市、族诛，有多种刑名，皆视罪情轻重而定。但为保全大臣体面，诸卿以上的高级官吏可免捶扑之刑；如宣布死刑，则使之先期自裁。汉代有“将相不辱”、“将相不对理陈冤”的习俗，凡诏丞相诣廷尉诏狱，不论有罪与否，受诏后即须自杀，谓之“自裁”。有时皇帝并不明令处死，只是遣尚书令赐酒十石、牛一头，所赐之物即令其自杀的仪式，受赐的丞相便须自杀。 关于赏罚的意义，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三式》中说“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这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问题在于如何运用它。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所当赏，罚所当罚，赏罚分明，这是吏治清明和国家兴旺的重要因素；反之，功不必赏，过不必罚，赏所不当赏，罚所不当罚，赏罚不明，结果必然是吏治败坏，国家衰亡。 参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汉书》之《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及《百官公卿表》。第四节赐爵制度秦的赐爵制度战国时建立起来的军功爵制，在秦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起的作用也最大，并延续到整个汉代。秦和其他各国一样，论功行赏，但突出的特点是计首赐爵，得一甲首，赐爵一级，所以诸侯称秦为“上首功之国”。秦的爵位，可以为官，可以得到田宅和役使庶子，可以用来赎罪或赎奴隶，总之，可以给有爵者带来许多利益，而利益的大小，又根据爵位的高低有所不同，功多则爵高赏多，功少则爵低赏少，而且有罚与赏相配合。这就激励了秦军的无畏斗志。秦的军功爵制，集中了各功爵的优点，在一定意义上说保证了秦对六国的统一。 秦的赐爵制度，大体初建于商鞅变法，通过后来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二十等爵。据《商君书·境内篇》反映，商鞅变法时代似乎只有十五级爵，而且爵序以及有的爵名与后来的二十等爵制不同。十五级中大良造为最高级，商鞅本人最后即为大良造，可能是得到了当时的最高爵位。在《商君书》同篇中，又言及“军爵”和“公爵”，可见商鞅时，秦国爵制中又有军爵和公爵之分。秦的爵制，在商鞅初建时如何？以后又有何变化？还可以作进一步研究，但后来形成并固定下来的二十等制，则是比较清楚的。 《汉书·百官公卿表》详述了这二十等爵的顺序以及名称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这二十等爵，又分为两大等级，那就是以七级公大夫和八级公乘为界来划分。《汉书·高帝纪》说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公大夫以上为高爵，可与令丞亢礼，又称为官爵，公乘以下为低爵，又称民爵。这两大等级区别很大，地位大不相同，享受的权力也不相同。而官爵之中，公大夫以上相当于令丞，往上级别越高，则地位越高，最上层关内侯、列侯大体可相当于三公。不过，侯爵并不多。秦在统一之后，所封的侯爵也为数甚少，这说明秦朝的赐爵还是相当严格的。 西汉初对秦爵制的因袭刘邦响应陈胜起义后，也利用赐爵的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刘邦赐给部下的爵名看，有国大夫、列大夫、上间、七大夫、五大夫、卿、执帛、执珪等等。这些爵名，有的和二十等爵名相同，或者和秦国以前的爵名相同，也有的为各国所共有，但多半是楚国的军功爵名。因陈胜起义号为“张楚”，建官号按楚制，而刘邦原是楚人，又响应陈胜，所以官爵也从楚制。 但是，后来刘邦还是采用了秦的二十等爵制，据《汉书·高帝纪》记载，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统一中国，发布了一个重要诏令，与军功爵制有密切关系第一，诏令肯定了秦的军功爵制在汉朝的合法地位，恢复秦民原有的爵位和土地、房屋的所有权。 第二，对于从军的军吏除犯罪者外，一律赐给大夫爵位；原来享有大夫爵位的人各加一级；有七大夫爵位的人都可以食邑，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其个人和全家的徭役。 第三，明确宣布七大夫以上属于高爵，并表示对高爵的尊重，责令地方官必须优先满足高爵对于田宅和其他合乎规定的要求，不得拖延。 诏令反复强调军功爵的重要性，尤其表现了对获高爵者的关心。这说明楚汉战争之后，刘邦在主要方面因袭了秦的二十等爵制。 西汉时期赐爵制的变化刘邦死后，吕后执政，她为收揽人心，以惠帝名义发布了一个大规模的赐爵诏令，《汉书·惠帝纪》载曰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 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珪、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参乘赐爵五大夫。舍人不满五岁二级这次赐爵和刘邦时相比，有明显不同首先，取消了以军功赐爵这个根本条件，此后赐爵即趋于轻滥；其次是把“民爵”与“赐吏爵”分开，此后赐爵即吏民分提，赐民爵往往每次一级，赐吏爵则二三级以至更多；再次是取消了以爵级赐与田宅的规定，此后民爵仅为空衔，吏爵多为免役而已。这些变化，是由社会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因为这时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原来以军功赐爵的基本原则就必然会相应修改。 文景时期，赐爵制度日趋轻滥。朝廷有所谓“大事”之时，一般都要赐民爵一级，吏爵则更多。除大规模赐爵外，又正式实行卖爵制度，出钱可以买爵，入粟可以买爵，用奴婢也可以买爵。入粟买爵的办法，据上述所引《食货志》，六百石为上造，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这必然引起爵位的泛滥成灾，威胁到政府的兵、徭役来源。所以文景之时，已把高爵与低爵的界线由原来的七级公大夫上升至第九级五大夫，其区分标志也由食邑变成了免役。这样，二十等爵便以五大夫为界划分高低，高爵中除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列侯还拥有实际社会地位外，其他各级只是享受免役的优待，而八级公乘以下的民爵，成为徒有其名、而无实际价值的空虚头衔。 汉武帝时期，出于抗击匈奴战争的需要，朝廷又拟用军功爵制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旧有爵制已滥，不为人们所重，故于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又置武功爵，以宠战士。关于武功爵的级别和名称，《汉书·食货志》注引臣瓒曰《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政戾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根据《食货志》卖武功爵的价格为“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的记载看，武功爵并不止十一级，《茂陵中书》显然有所遗漏。武帝另设这一套武功爵，目的是要恢复军功爵的原有价值和作用，使立功受爵的将士得以补吏，得以赎罪；功劳超等，大者可以封侯，小者可以补郎，本为赏军功以宠战士之意。但同时武功爵也可以买卖，“级十七万”，如买至千夫即相当于二十等爵的第九级五大夫，可以免除徭役。由于买爵者多，致使调发之士减少，于是朝廷又调发千夫、五大夫为小吏，不去就出马一匹，实际是让买爵人变相服役。这样，武功爵和军功爵同样失去原有的意义，因此推行不久便自行取消，以致后人对武功爵的级数也不甚清楚了。 宣帝以后，“赐吏爵”日益增多。这表明，赐爵制度在原有的性质和作用丧失以后，作为维护官吏、贵族特权地位之工具的性质却更加突出了。东汉军功爵制的衰亡东汉时期，世家豪族地主阶层已经形成，他们通过察举、征辟和任子制度，完全垄断了政治特权，布衣之士，包括一般地主在内，已经很难进入政治舞台，完全用不着以“赐吏爵”去扶持新贵了。所以东汉时赐吏爵一次也没有，可见已经废除。至于赐民爵，则成为一种更廉价的点缀品。刘秀在位期间就颁布过四次赐爵令，以后的各个皇帝，也都颁布过赐爵诏令，赐爵的次数、级数都很多。但为了防止人民得爵超过八级，又三令五申“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的命令。因为不过八级公乘，就不得免役。这样，赐民爵与人民的减役、免役及士兵的社会地位，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于是爵制名存实亡。尽管东汉赐爵最多，但当时人即不知用意何在？故有“赐民爵八级何法？”2之问。可见军功爵制在东汉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当然，二十等爵的最高两级，即关内侯和列侯，还保留一些实际意义，以分封制的残余形式存在下来。 东汉后期，皇帝滥行封赏，为适应外戚、宦官、豪强、军阀势力扩张的需要，又增设了县侯、乡侯、亭侯等爵位。这是赐爵制的又一次变化。汉末曹操当政，建立新的爵制，“以赏军功”。除原有的列侯、关内侯之外，新设名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关内外侯十六级、五大夫十五级四等，但新增的这四等按规定“皆不食租”。这种空有名号，而不食租税的封爵，即后世所谓“虚封”。从此军功爵制不仅对广大士兵毫无用处，就是对一般将官也无实际利益可得。 以上爵制的变化说明，自东汉以后，商鞅变法时创立的赐爵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了。 《后汉书·光武帝纪》。 2《论衡·谢短》。 第五节秩俸、休假和致仕秩俸秩是指官阶，有几等秩即为几级官；俸是指薪俸，薪俸多少是依官阶的高低而定。一般说“增秩”或“减秩”，既包括官阶的升降，也包括薪俸的增减。秦自商鞅变法，即实行秩俸制度。秩以若干石表示，据秩而定俸额，按月发放，称为月食。秦的秩俸计算及发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汉代所因袭。汉代官吏的秩，也是用米谷数量来区分和表示，如二千石、千石、百石等。但在按秩发放俸禄米谷时，则用斛来计算。石是衡的单位，斛是量的单位，西汉一石约等于二斛，东汉一石约等于三斛。石不过是定等级的虚名，斛才是实俸。计实俸的斛并不是按上述比例与表示秩的石折合，而是另有定额。 两汉官吏的实俸，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师古注。东汉刘秀所定官俸例，见《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续汉志》以及刘昭补《后汉书·百官志》。今一并列表如下，以备参考（见《两汉官吏秩俸参考表》）。因秦汉时期，历时数百年，不仅各官之秩时有变化，就是俸也因物价与货币的比值不同，有增有减，而不尽相同，所以此表也只是表示一个大概情况。古代官俸多为谷物，秦汉也是如此。不过，从一些记载来看，西汉官俸曾有一段时间曾发放钱币，并且是以谷物数量折合而成。如《汉书·贡禹传》云两汉官吏秩俸参考表秩（石）别师古注李贤注刘昭注月俸（斛）月俸（斛）月俸（斛） 万石350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80六百石比六百石05550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斗食佐史888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月万二千。又如《史记·汲黯列传》《集解》引如淳曰《律》真二千石，俸月二万；二千石，月万六千。 《汉书·宣帝纪》如淳注曰《律》百石，俸月六百。 另外，《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簿录·钱谷类》也有西汉官俸的零星记载，如候官月俸三千，塞尉月俸二千，候长月俸千二百或千六百、千八百。■长月俸六百或九百。这些，都说明西汉官俸有时发放钱币。 至于东汉，《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百官受俸说“凡诸受俸，皆半钱半谷。”此文之下刘昭补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曰汉延平中，中二千石俸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钱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钱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钱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钱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钱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钱八百，米四斛八斗。这个记载虽不一定精确，但由此可见，东汉与秦、西汉一样，官吏也是以石定秩，月俸也是以谷数定额，但实际发放则是钱谷并用。 汉代官吏除常俸外，尚有节日赏赐，实际是常俸以外的加薪。但其赏赐对象，多为高级官员和朝廷官吏，地方官吏尤其是地方低级官吏，是难能得到朝廷这种赏赐的。与此相反，县令长以下的俸禄则比较低，时人颇以为非。如东汉人崔寔在《政论》中分析了一个“百里长吏”的收支情况，认为月俸钱二千，粟二十斛。庸客用钱一千，薪炭及二人的伙食生活费再用一千，两千钱就完了。二人食粟六斛，其余才够马吃，连四时衣被、会客吃酒的费用都没有，更不用说养家糊口。崔寔的说法虽未免夸张，但当时地方小吏的薪俸低微倒是事实。薪俸微薄，就设法取给于民，这可以说是促使地方小吏贪污的一个因素。 休假秦时官吏已经有休假制度，休假称为“告归”。如《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长男为三川守，告归咸阳。《高祖本纪》载，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两者均为休假。但秦的休假制度不可详考。汉代官吏的休假，大体上有休沐、告、宁三种形式. 休沐。汉代官吏，一般利用休假日洗沐，故休沐成为休假的代名词。 休沐是一般的例假，每隔五天休息一天，这一天的休息，实际是处理各种家务事，而拜谒父母是其中的头一件大事。其次是接待宾客和处理各种杂务。西汉时期，这种例假在郎官中曾一度受到破坏，《汉书·杨恽传》云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余不得休。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转相仿效。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富郎可以不循常假，日出游戏；贫郎长病，却以常假抵偿，至有岁余不能休假者。这就破坏了五日一休沐的正常规定，所以杨恽罢山郎，皆以法令从事。 五日一休沐的常假之外，还有时节假，《汉书·薛宣传》说“日至休吏。”日至指冬至日和夏至日。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日夏至，礼亦如之”，可见冬至和夏至的休假还不止一天。 2.告。告是因功或因病而休假的制度。告之中，又有予告和赐告的区别。《汉书·高帝纪》注孟康曰《汉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予赐皆绝。由此可见，所谓予告，乃在职有功，课为上等者，依法应赐予休假，其性质等于赏赐。所谓赐告，乃当时规定请病假不得超过三月，过三月者免职，但由皇帝赐告，则可延长假期而不免官。赐告与否，完全是依皇帝意旨而定。所以汉史上，有如汲黯者，赐告数次亦未免职；也有如谷永者，未得赐告，期满即免。予告和赐告的休假制度，在两汉时期也有一些具体变化，上述只能是一个大体情况。可能是由皇帝诏令的予告、赐告仅限于二千石步步巅峰小说5200以上的高级官吏；至于一般的下级官吏，也应有予告、赐告，不过由其主管部门批准执行而已。3.宁。宁是丧假的专称。告宁本来连称，为休谒之名。但告和宁又有区别，吉曰告，凶曰宁，所以宁的单称指丧假。官吏宁期的长短，大抵依丧服制度的推行情况而定。 西汉文帝崇尚节俭，也提倡丧制从简。他在遗诏中对自己的丧事作了安排。行丧的时间是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一共三十六日。东汉人应劭认为古制丧期三年（三十六月），文帝以日易月，故三十六日。文帝以后，三十六日释服成为西汉定制。如《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后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可见西汉时官吏父母丧亡，宁假三十六天为“国家之制”。《汉书·扬雄传》应劭注云“《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又《哀帝纪》载诏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这些，或许不是指在职官吏的丧服制，也或许反映西汉后期丧服制有所变化，均不可详知。 东汉初年，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公卿、二千石、刺史均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临朝，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又兴丧礼。其后或兴或废。东汉一代，丧礼废兴不定，或予宁三年，或不予宁三年，始终没有定制。汉代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国，故主张行三年丧制；但丧假三年，影响正常工作，尤其是高级主管官吏，一旦归宁离职，官事皆废，所以又不得不明令制止。甚至还有提前释服或夺服之举。如果大臣归行丧礼，皇帝遣使者赉牛酒至家，为其释去丧服，以返署视事，这就是释服；如果志守丧期，不肯释服，皇帝也会采取强迫方式，即夺服。例如太傅桓焉，为母“行丧逾年，诏使者赐牛酒夺服”。东汉崇尚名节孝道之风盛于西汉，宁期较西汉为长，却又废而复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致仕致仕，近似今日的退休。不过汉代致仕，一般指高级官吏。致仕的条件，主要是年老或有病。其手续，一般先由本人提出申请，或以老请，或以病请，谦称为“乞骸骨”，然后再由朝廷批准。致仕后的归养俸禄，以及是否岁时朝见皇帝等，则要看其官位、功绩和皇帝的恩宠程度。从两汉致仕事例中，《后汉书·桓焉传》。 可知两汉公卿大臣病老退休，一般均受国家的优厚待遇，不过情况不尽相同罢了。致仕就是去职，去职后不应享受在职期间的秩俸，故须另有诏令规定其俸。汉代高级官吏致仕的诸例说明，有的可以享受全俸，有的三公享受二千石俸。在一般情况下，大概只能享受原职三分之一的俸。正如《汉书·平帝纪》所载元始元年（公元年）令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不过，还有的官吏致仕时是一次性赏赐，或黄金、或钱币、或粮谷、或房屋、或车马等等。致仕后的政治待遇，除地方官定时派人“存问”之外，有些功高望重的老臣，仍可依时朝见皇帝。总之，汉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高低，主要是由皇帝恩宠程度的高低而定。 与致仕相关的另一项制度是恤典。恤典，是朝廷对于高级官吏死后的一种抚恤制度。高级官吏死后，朝廷或赠赙（即以财物助丧仪）、或赠印绶、或赐谥、或赐冢地、缯绣、衣物之类，不一而足。从丧葬到死后享受的各种赠赐，因人因时而异，但也有某些共同之处，例如，有一定身份的官吏，皆赠以东园梓器，数量和品种各有不同；皆派遣官吏持节视丧，所派官吏的地位因死者身份而定；皆发部分军士送葬，数量有多有少。除赠送钱物外，又往往加官进爵。此外，官吏因公死亡，除厚加赏赐，有的并得荫其后代，如除子为郎等等。总之，恤典也是汉代官吏的一项制度，只是抚恤程度如何因人而异而已。 用人是否得当，治吏是否有方，这无疑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 西汉选官的范围很广，再加上察举与考试相结合，因人而授官，汉之得人，实有赖于此。尤其是汉武帝时代，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这就使武帝一朝成为人才辈出、功业兴盛的一个黄金时代。《汉书·儿宽传赞》对此有一段综述是时，汉兴六十余载，上（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武帝一朝这种英才济济的盛况，即使在整个封建时代也不多见。西汉之所以能在我国历史上成为一个盛大皇朝，用人得当是一重要因素。东汉察举逐渐遭到破坏，后期又大规模公开卖官，朝廷完全不顾有关国家兴衰存亡的用人大计问题，灭亡是其必然趋势。 在治吏问题上，秦与两汉相比，最为得法。据《秦简》反映，秦的各级官吏，职责分明，有功者赏，有过者罚，条律不仅清楚具体而且赏罚必须执行，例如《行书》云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 紧急的文书要立即发送，不急的也必须当日处理完毕，否则以法论处。《秦简》中这类有关治吏的律条为数很多，说明秦治吏有方。官吏不敢怠于职守，办事效率高，吏治清明，这是秦能统一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汉代治吏，则较秦略逊一筹。汉律中，没有秦律对官吏职责规定得那样具体。而朝廷对地方官的考课，主要是通过上计，在上计簿“具文而已”的情况下，考课也就徒具形式。然而，汉代治吏方式中，亦有比秦高明之处。汉代设置刺史，以低秩督刺和考察地方长吏，位卑权重，直通朝廷，不属守相所辖，且巡回流动，不固定于一地，这就能有效地起到监督作用。而秦每郡置监御史，固守一郡，易于和太守勾结，狼狈为奸。总的看来，汉代还是有一套治吏办法的，但贯彻并不彻底，尤其是东汉后期，几乎是放任官吏胡作非为，完全不顾祖宗治吏之法规，以致吏治不堪，东汉政权亦随之灭亡。这是历史的教训。第十四章兵制兵制是秦汉封建主义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兵制是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兵农合一的郡县征兵制，并辅之以军功赐爵制度。西汉初的兵制因循秦代而有所损益，出现了南北军制度及诸侯王队。汉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和对外战争的需要，对兵制进行了改革，而有北军的发展和募兵制的兴起。东汉时，征兵制渐被募兵制取代，地方州牧刺史多掌兵权，边兵强悍，逐渐形成军事封建割据的状态。 第一节禁军、宫城近卫军和京畿驻军秦汉时代的军制，首先应说到宫廷禁军、宫城近卫军、京师及畿辅驻军。这都是朝廷直辖的军队。 宫廷禁军宫廷禁军，即负责宫殿门户、宫内警卫及国君出入仪仗的军队，其成员称为“郎”或“郎中”，因其轮流执兵器陈列殿下廊庑之中，故名。郎中无定员，秦统一后人数有所增加，例如仅诸生被征为郎者前后即有七百人2。郎除了侍从皇帝之外，主要职责是充作宫廷禁军。秦代郎官有三类给事禁中者称“中郎”；给事宫中者称“郎中”；给事宫外者称“外郎”。统称为“三郎”3。汉初，因循秦制。汉武帝时代，禁军中又增加了“期门郎”和“羽林郎”的名目。期门、羽林多来自精干骑射的西北边郡“良家子”，勇猛善战，“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4。期门郎无定员，多时达千人，职责是执兵送从，陛戟陈列殿下。西汉平帝时更名为“虎贲郎”；“羽林郎”大概是由原来的“外郎”（或称“骑郎”）演变而来，初名“建章骑”，后更名“羽林骑”，是皇帝车驾的骑卫。羽林郎亦无定员，或至七百人。后来，战死者的子孙又被收容训练，称为“羽林孤儿”，也编入禁军5。东汉时，宫廷禁军一称“虎贲”，即原来的期门，共一千五百人；一称“羽林郎”，一百二十八人（无常员）；一称“羽林左右骑”，左骑八百人，右骑九百人。东汉宫廷禁军一律父死子继，成为世袭兵。 宫城近卫军秦汉时代，皇宫位于京城以内的宫城里。负责宫城以内及宫城各门警卫任务的士兵称“卫士”或“卫卒”2。卫士的更代以一年为期3，从各郡受过一年军事训练的“正卒”内征调。卫士分为若干屯，在宫城各门及附近的营垒中屯驻。这些营垒称为“区庐”4。西汉时，因未央宫位于长安城西南方，《战国策·燕策》“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史记·荆轲列传》同。 2《史记·儒林列传》注引卫宏《古文尚书序》“秦即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余人。” 3《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史记会注考证》引苏林注“然则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 4《汉书·地理志》。 5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详见《后汉书·百官志》。 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2《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九年（公元前238年）长信侯毐发县卒及“卫卒”。3《汉书·盖宽饶传》“盖宽饶为卫司马，及岁尽交待，上临飨罢卫卒，卫卒数千人愿复留共更一年。”4《汉书·百官公卿表》师古注引胡广云“宫阙之门内卫士，于周垣下为区庐。区庐者，若今之仗宿屋矣。” 故称“南军”。西汉南军人数一度达数万人5，各按其不同职责分别称“宫门卫士”、“南宫卫士”、“北宫卫士”及各门卫士。除未央宫外，皇太后所居之长乐宫、长安城外的建章宫、长安以西的甘泉宫及诸帝陵寝均设卫士屯驻。各营卫士“从昏至晨，分部夜行”7，巡逻值勤。天子出巡，卫士挟道护卫。东汉卫士较西汉大大减少，总数不过二千五六百人8，主要负责宫城以内的警卫，其他职责大多由虎贲、羽林左右骑及五营兵取代。故尽管说东汉“京师（洛阳）有南北军如故”9，而实际上南军已不见于史乘了。 京师及畿辅驻军秦代，京师咸阳及关中屯兵主要职责是守卫京师及维持京畿地区的治安，其兵源来自关中当地的“故秦人”，战斗力较强。秦末兵源枯竭，才于郡县“尽征”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西汉时，京师屯军的主营位于长安未央宫北面一座永久性军垒内，称“中垒营”2，与南军相对，故称“北军”3。汉初北军有数万人4，主要来自京辅的正卒，负责戍守京师，守卫中垒营、军事监狱、武库及督造兵船，并不外出作战。武帝改革兵制，加强中央军的地位和力量，实际上主要是加强了北军的建设，故其人数、建制大大增加分置缇骑三百人、骑兵六百人、步卒一千二百人，专门负责维持京师及三辅治安；另设诸城门屯兵及三辅、三河、弘农诸营屯兵中垒营屯驻北军中垒门内外，掌四城5；屯骑营屯驻募自三辅的骑士；步兵营屯驻上林苑门，屯兵为募自三辅的步卒；越骑营屯驻轻骑兵；长水营屯驻长安城外长水宫、宣曲宫，屯兵为招募的胡人骑士；胡骑营屯驻左冯翊池阳宫，屯兵为招募的胡骑；射声营屯驻募自三辅的弓弩兵；虎贲营屯驻募自三辅的车兵。北军诸营的来源较复杂，既有由原北军诸营演变而来的，也有新增加的；既有征兵，也有募兵；既有三辅汉人，也有边郡胡人。北军诸营各兵种分工明确，技术装备精良，除戍卫京畿之外还5《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诏“卫士转置送迎常二万人，其省万人。”《汉旧仪》“飨卫士万五千人。”恐非卫士之全部，《汉书·韦玄成传》言元、成时帝后陵寝三十余所“用卫士四万五千二百一十九人”。 详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汉书拾遗》。 7胡广《汉官解诂》。 8详见《汉官》、《汉官仪》。 9《文献通考·兵考》。 《史记·秦始皇本纪》。 2详见钱文子《补汉兵志》。 3《汉书·刑法志》“京师有南北军之屯。” 4《汉书·高帝纪》淮南王反，发材官与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于霸上，此恐非北军之全部。5《汉书·百官公卿表》写作“西域”，王念孙以为作“四城”是。 要经常出征。至武帝时，北军制度已臻完备。东汉，专职警卫京师洛阳城内的“缇骑”仅二百人，多出自富家子弟；“执戟”五百二十人，多出自寒家；此外，洛阳城门屯兵仅“缇骑一百二十人”2。人数大大少于西汉。东汉北军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其中长水营一千三百六十七人（一说七百三十六人），其他四营各七百人3。北军五营初由刘秀元从士兵改编而成，其中长水营由乌桓骑兵组成。后来逐渐形成父死子继的“世兵”制度4。至安帝时，五营士卒多以洛阳官吏、富商的游惰子弟入钱谷充任5。因此，东汉后期中央军逐渐，出现“王旅不振”的局面。中平元年（公元84年）黄巾起义，东汉中央军在都亭屯兵，并分屯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八处关隘，以加强京师的防御力量。中平五年（公元88年），又以左右羽林五营、洛阳各处屯兵及各地招募的军队临时改编为八营，称“西园八校”7。实际上，这时中央军的制度已经彻底败坏，各部分裂涣散，其后遂为董卓所吞并。东汉的中央军名存实亡。 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汉官仪》、《汉旧仪》。 2《汉官》。 3《后汉书·百官志》、《汉官》、《汉官仪》。 4《后汉书·西羌传》。 5《后汉书·安帝纪》、《三国志·王郎传》。 《后汉书·何进传》。 7《后汉书·灵帝纪》注。 第二节郡国兵秦汉时代的郡有“边郡”与“内郡”之分。汉代，内地除郡之外，还有诸侯王国。所谓郡国兵就是指内郡兵与诸侯王国兵而言。 秦汉诸郡有“更卒”在当地服役，实际是一种劳役，虽也有警备地方治安的职责，但一般不算在兵役之内。因此，郡国兵在秦代和西汉前期主要是指地方按户籍征发到郡（国）县服兵役的“正卒”。正卒有“材官”、“骑士”、“轻车”、“楼船”等兵种。 材官，即步兵。秦代步兵统称“材官”或“材士”，“汉兴，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2。材官是郡国兵的基本成分，人数最多。材官有各种称谓，如“锐士”、“陷阵”、“奋击”、“虎贲”，皆形容材官之多力；又如“蹶张”、“引强”、“弓关”、“佽飞”、“射士”、“趣强”，皆形容材官之善射。总之，器械击技与弓弩箭矢是材官的主要军事技术装备。材官以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诸郡为最多。 骑士，即骑兵。春秋时代仅有车兵，战国时代出现骑兵，并称“车骑”。其后骑兵又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秦代称“骑士”3。汉循秦制，也在郡国兵中置“骑士”。诸兵种中，骑士是仅次于材官的兵种。骑士以三辅及西北边地如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东、上郡等地为最多。 轻车，即车兵，是驾驭战车作战的兵种。车兵单称“轻车”，与“骑士”并称“车骑”。车兵曾是最重要的兵种，后因骑兵的出现以及作战地形的复杂化，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秦代的车兵是辅助兵种或军官坐乘。秦代车兵地位较高，第三级爵“簪袅”为“驾驷马者”，第四级爵“不更”为车右，第五级爵“大夫”为车左。汉初常用车兵作战，武帝以后，车兵则通常用于军需运输。轻车一般多出于内郡，如三河、颍川、沛郡、汝南、巴蜀诸郡。楼船，即水兵。战国时秦国已有水军，有载兵作战和运载军需的舫船2，在对楚国作战中经常使用。秦代的水兵——楼船士，是南征百越的主要兵种之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汉循秦制，于郡国置楼船士。江淮以南多水，故楼船士多出于江淮以南诸郡3。 材官、骑士、轻车、楼船在内郡每年一度由各地征发，集中到本郡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则由中央统一征调出征作战。西汉与秦不同的是，除郡之外还有诸侯王国。汉初，诸侯王国多拥强兵劲卒，有些王国甚至甲兵多达数十万人4，而且对中央有较大的独立性。从郡县征调“卫士”，是到京师服役，而诸侯王国征调“正卒”作“卫士”，只是在诸侯王府服役。这种情况在“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才有所改变，诸侯王国同于郡《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选能引阙蹑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2《汉书·刑法志》。 3《史记·灌婴列传》“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刘劭《爵制》。 2《史记·张仪列传》“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3详见钱文子《补汉兵志》。 4《汉书·吴王濞传》“发书遗诸侯，书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汉书·龚胜传》言诸侯王国人不得入京师“宿卫补吏”。《贾谊传》“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劳榦《汉代的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942年第0本）“在王国方面是只县，其军队制度与郡县也没有什么差别了。武帝以后，募兵和刑徒兵等制度的出现部分地取代了郡国征发正卒的制度，郡国兵的构成开始发生变化。东汉初，由于常备兵制已经建立，于是罢郡国的材官、骑士、轻车、楼船，取消了正卒制度2，只是在战时才有临时性的征兵。这样，东汉时往往只在某些郡国的军事要地设置常备军屯驻，以取代更代番上的正卒。 东汉，屯兵人数较多者称“营”，一般多在边郡，内地郡国较少3；屯兵人数较少者称“坞”，多在内地郡国，如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置六百一十六坞，河内通谷冲要置三十三坞，扶风、汉阳、陇道置三百坞4。这些郡国屯兵大多是招募而来的职业兵，后来逐渐变成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的“世兵”，对地方的刺史、牧、守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大大加强了，故后人评论东汉兵制，“长从募士多而郡国之兵坏矣”5。 做王国自己的卫士，京城的卫士和边郡的戍卒都不做。”可见诸侯王国正卒不在中央服役。2《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七年（公元3年）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3《后汉书·西羌列传》、《南匈奴列传》、《南蛮列传》。 4《后汉书·西羌列传》。 5钱文子《补汉兵志》。 第三节边防兵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边地往往设郡作为守御边境的军事重镇。秦统一后，天下设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而以“边缘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秦代外郡驻扎边防兵；其职责是戍边备敌守土，遇有战事则从征出战。西汉初，中央政权力量较弱，边防主要依靠异姓诸侯王国，如以楚、淮南、长沙诸国防御越人，以燕、韩、代、赵抵御匈奴。其后又以同姓诸侯王取代异姓诸侯王。文帝时，由中央直接控制的边郡只有四个2。“七国之乱”平定后，边郡及边防兵遂置于中央直接控制之下。武帝时，南平三越（南越、闽越、东海）、北击匈奴、东并朝鲜，拓边数千里，先后在沿边设置数十郡。自武帝以后，对内附于汉朝的少数民族多在边地设置“属国”加以安置。另外，宣帝时，又在西域设都护府，置屯兵。因此，汉代边防兵除边郡兵之外，还有属国兵和西域都护府的屯兵3。 边郡兵秦代守卫边防的有民兵、戍卒和谪戍三种人。从内地发往边地的人也有“迁”、“戍”、“谪”三种形式。早在战国时代，秦国即从内地向人烟稀少的边郡徙民及罪犯，称为“实边”。徙边之民的户籍在边郡，平时垦荒种田，一旦有警，男女老幼一律从征，分别编入壮男、壮女、老幼三支队伍戍守备敌。实际上，这是作为边防兵辅助力量的民兵制度。正规的边防兵称“戍卒”，除了从边郡征发外，主要来源于内郡的“正卒”。戍卒除了修城、筑塞，还要候望、警戒、巡逻。秦制边地每城有若干署——哨所。每署管理若干戍卒，他们的名字都写在木板上，置于署中以备检查。戍卒上署迟到或擅自离署都要判罪2。戍卒每年更代一次。秦末，戍卒兵源枯竭，于是又增加了强制性的“谪戍”，征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治狱吏不直者”、“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乃至“闾左”戍边，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 西汉因循秦制，边郡的编户齐民除了极少数入选为禁军者外，一般只在本郡服兵役，守卫边境3。待服役期满后，复员归农。如遇战事，仍要从军作战。此外，也有内地郡国征发到边郡服役，每年更代一次的戍卒4。但是，汉初较秦代戍卒数量大大减少，全部北方边郡戍卒通常不过万人。边地如有重大军事行动，往往由中央调集内地军队出征，战争结束立即返回，不在边地《后汉书·章帝纪》韦昭注。 2《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汉兴，高祖子弟同姓而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其中，边郡唯蜀郡、陇西、北地、上郡而已。 3详见《汉书·西域传》。 《商君书·兵守》“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墨子·备城门》“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2《墨子·号令》。 3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边郡人除作过正卒以外仍要作戍卒，不过只在本郡屯戍而已。”4从汉简看，戍卒大部分是关东人，少数是本郡人。 常驻。汉初边防力量薄弱，不足以防止匈奴南下骚扰，而大规模的边地屯军的军需供应又难以保证，而且每年一度更代番上的戍卒又不习边事，不利于作战。因此，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9年）晁错上疏建议改革边防制度，募民于塞下屯田以防御匈奴“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实际上是秦代迁民实边政策的继续，也是一种民兵制度。至武帝时，在西北边地“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2，在边地屯田戍守，称“戍田卒”。 东汉初，“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边境屯田制度破坏殆尽，无民屯田，无卒戍守。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刘秀派马援修缮边防设施，“稍兴立郡县十余万户”，各置令长，招还流亡百姓，并于边地设立三营，屯田殖谷，徙弛刑谪徒以守边3。东汉内郡罢弛征发戍卒番上戍边的制度，边地屯戍的士卒多由招募而来。除光武时所置三营外，明帝时为隔绝南北匈奴，置度辽营于五原曼柏；和帝时于南越置象林营；安帝时为防御鲜卑置渔阳营，又于辽东属国置扶黎营4。东汉后期，边地诸营兵逐渐成为“世兵”，对边郡牧守边将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变成其私人部曲。 属国兵奏代的“属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少数民族举族臣服于秦的，称为“臣邦”5；一种是少数民族部分或成批投降内附的，秦特设一专门机构管理，称“属邦”（汉称“属国”）。这种制度汉代沿袭下来并有所发展，对边防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臣邦”又分为“外臣”和“内臣”2，仍保持其原来的部落结构。外臣有相对独立性，仅表示礼仪上的臣服；内臣则要除边关、置吏、用秦或汉法。不过，既然外臣和内臣都称“臣”，就都有共同守御边陲的义务。外臣尚有“葆塞”与“不葆塞”两种，但即使不葆塞的外臣，遇到紧急情况也必须入葆守塞3。 秦的属邦就是汉代的属国。属邦（国）收纳少数民族的归降者，他们脱《汉书·晁错传》。 2《汉书·食货志》。 3《后汉书·郡国志》刘劭补注。 4《后汉书·南匈奴传》、《南蛮传》、《西羌传》、《安帝纪》、《鲜卑传》。5秦简《法律答问》有“臣邦人”、“真臣邦君公”、“臣邦真戎君长”、“臣邦君长”等等称谓；《后汉书·乌桓传》“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可见是秦汉相沿的制度。 《汉书·百官公卿表》“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秦代兵器铭文也有“武库受属邦”（少府铜矛）、“诏事属邦”（吕不韦戈）、“属邦工”（铜戈）等称谓。可见属邦是秦制，汉代改称属国。2秦简《法律答问》有“者（诸）侯外臣邦”之谓；《汉书·两粤传》“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之语；《史记·朝鲜列传》“辽东太守既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史记·司马相如传》“是时邛、筰之君长多欲愿为内臣妾。”3青海孙家寨汉简“诸塞外蛮夷为外臣葆塞及不葆塞者，外有急，军吏谨以辨道。其不入葆及不居堑内与吏卒相佐者，辄言二千石。”（《文物》982年2期第338页） 离了原部族而归属于秦的属邦。属邦是为了防御塞外游牧部族的侵袭而设置的。在属国内，把归顺的少数民族人编成军队，用于作战和边防。西汉文帝时，贾谊建议“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4西汉自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匈奴昆邪王内附，武帝遂以其降地设河西四郡，由汉人屯田戍守，而将归降的匈奴人分置于五个属国天水郡勇士县、安定郡三水县、上郡龟兹县、西河郡美稷县、五原郡蒲泽县5。此后又增置西河、北地、金城诸属国。属国兵以少数民族为主，多按氏族部落编制，他们精于骑射，在对外作战和守卫边防中起了很大作用。 臣邦和属国兵往往悍勇难制，叛服无常。而且，属国兵是常备的职业兵，衣食俸禄皆仰给于“县官”，也造成财政上沉重的负担。 东汉属国较西汉更多。东汉既罢戍卒更代番上之制，北方边地除招募屯田卒外，边防更多地是依赖属国兵。自南匈奴款塞之后，东汉政府大量使用属国兵守边。例如，南单于居西河美稷，列置匈奴诸王为捍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藉骨都侯屯代郡。另外，还有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龟兹属国、辽东属国等等。东汉政府对边地少数民族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使之相互制约。例如，先以鲜卑、后以南匈奴对付北匈奴，又以南匈奴对付鲜卑和西羌。东汉后期，还利用属国兵镇压内地汉族人民的起义。东汉边兵强于内郡兵，而边兵中尤以西北边兵最为强悍，东汉末凉州军阀董卓就是凭借西北边兵起事的。 西域都护府屯军汉武帝时北击匈奴，西破楼兰、姑师，联乌孙、伐大宛，开辟了西域。 此后，西汉军队又五争车师，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为了确保西域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断匈奴之右臂，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屯戍，大大延长了对匈奴的防线。史称“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卫领护”。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的常驻机构称为“西域都护府”，实行屯田戍卫制，其屯田区初在轮台，后移渠犁，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又移至车师前王庭，由戊己校尉领护。西域都护府最初都护属国三十六，哀平之际增至五十五国。西域诸属队的组织形式仍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但对汉朝政府有出兵从征的义务，都护府也可以直接调发属队出征，各属国有对西汉屯驻在西域的军队供应廪食的义务。王莽时，西域诸国叛归匈奴。东汉明帝至顺帝时曾几度设置西域都护府于车师，顺帝以后才逐渐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 4《新书·匈奴》。 5《汉书·武帝纪》。 《汉书·西域传》。 第四节征兵制应征条件和应征士兵的待遇秦代至西汉前期的兵役制度以郡县普遍征兵制为主。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之下的户籍什伍制度，国家直接控制了以“户”为单位的“编户齐民”，按伍、什、里、乡、县逐级管理。籍隶于什伍的编户齐民是征兵的主要对象。汉循秦制，略有损益。到武帝以后，对外战争频仍，征兵的主要对象——个体小农纷纷破产，户籍制度也受到破坏，兵源不足，征兵制逐渐衰落。到东汉，征兵制便被募兵制取代了。 征兵制对年龄有明确规定。男子达到服役年龄正式“傅籍”，著于名册，称为“傅”；停止服役的年龄称为“免老”，或称“老”。秦代始傅的年龄是十五岁，免老的年龄有爵位者是五十六岁，无爵而为“士伍”者是六十岁2。汉初沿用秦制，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55年）改为二十岁始傅3，至迟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以前又改为二十三岁4。汉代免老的年龄是五十六岁。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东汉。不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超过规定。如秦代遇有“大役”，即大规模的战争，老者也不免役；汉代，更有小至十二岁，老至七十以上被征兵的例子5。 征兵制对征兵对象的身份有明确规定。秦代，一般情况下征兵对象严格限制在隶籍于“什伍”内的编户齐民，包括无爵的“士伍”、一级爵“公士”至四级爵“不更”（不更仅免其“更卒”之役，不免其兵役）。身份低于“士伍”的贱民和奴隶没有正式服兵役的权力，即使从军，也只能作“徒兵”7；而身份高于“不更”者，名籍不列于什伍之内8，享有免役的特权。西汉军功赐爵制度趋于轻滥，自无爵的“士伍”至八级爵“公乘”通称“民爵”，都要服兵役9。武帝时又设立“武功爵”，自七级爵“千夫”以下都要服兵役。西汉后期，军功爵、武功爵制度皆由轻滥而败坏。至东汉，爵秩制度徒具形式，对服兵役者身份的限制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 征兵制对服役者的身体条件有明确规定。傅籍时，身体羸弱或有残疾者称为“罢癃”，只服劳役，不服兵役。傅籍的身高标准是六尺至六尺五寸以上，不足六尺者称为“小”2，不得服兵役。 秦简《编年纪》墓主喜十七岁始傅。 2《汉仪注》“秦制十二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六十乃免老。”3《汉书·景帝纪》“二年冬十二月，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4《盐铁论·未通》“今陛下（昭帝）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5劳榦《居延汉简考释·簿录》《名籍类》、《车马类》。 《后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刘劭《爵制》不更，“不豫更卒之事”。7秦简《魏户律》、《魏奔命律》。 8秦简《法律答问》“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大夫以上不在户籍什伍的编制中，当为免役之民。 9《汉书·高帝纪》五年（公元前202年）诏“军吏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汉书·食货志》晁错说文帝“令民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汉书，食货志》“诸请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2秦简《仓律》。 秦代兵役制度对每户征兵的人数也有规定《戍律》称“同居毋并行。”即每户中已傅男子不同时服兵役，至少须留一人在家中，以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 上述各项规定仅适用于平时，在战时尤其是遇“大役”或兵源不足的情况下，随时可能逾制征兵。 在兵农合一制度下，应征士兵除国家供应的一部分物资以外，还有自带的部分。由国家供应的部分包括武器装备和军粮。秦汉时代武器由国家统一管理，士兵入伍后由国家统一发放，退役时上交国家。至于甲兵的授还有专门的条律规定3；国家供应军粮称为“禀”，或称“禀军中”，依爵秩身份以及在军队中的地位高下，禀给的数量也有等差4。一般情况下国家“下调郡县转输粟菽刍蒿”5，供应军队，但也时有“自赍”军食的情况。衣物的供应，除没有财产的奴隶、刑徒兵由国家统一供应，称“禀衣”之外，应征士兵都要自带钱物2。军队往往设有“军市”供士兵买卖物品。 免役的特权兵役是秦汉时代人民最沉重的负担，故征兵制度规定统治阶级享有免役的特权，称为“复除”。秦代复除特权主要限于第五级爵“大夫”以上者3，以及与之地位相当的各级官吏和隶于宗室“属籍”的皇室贵族。这些人依其等级的高下，分别可以享有复其身、复其家、复其宗族及依附人口等特权。此外，交纳粟、帛、资多者也可以复其身4。汉代，随着统治阶级构成的复杂化，有关复除的规定及享有复除特权的对象也趋于复杂宗室、王子侯的宗族皆列入“宗正”的“属籍”，永不服役；外戚、功臣封侯者世世免役；全国官吏除最低级的小吏以外，都有爵位，凡爵在第九级“五大夫”以上，月俸在六百石以上者都免役；低级官吏中县、乡的“三老”免役；凡选举为孝弟力田、博士弟子及能通一经者皆得免役；此外，还有特诏免其一年、两年、若干年乃至终身之役的情况5；平民如不服役，可以出钱、物代役；如要免去“正卒”之役或战时征调的兵役，则必须买爵。文帝时纳粟四千石买爵至五大夫即可免役；武帝时又规定纳奴婢、纳栗、纳钱可得补吏免役，并创“武功爵”，买爵至第七级“千夫”，与五大夫相等，可以免役2。至西汉后期，3秦简《效律》、《工律》。 4秦简《传食律》。 5《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简《金布律》。 2云梦睡虎地秦墓四号木牍。 3秦简《法律答问》言“大夫”不在什伍之内，故有免役特权。 4《史记·商君列传》。 5以上详见钱文子《补汉兵志》。 《汉书·食货志》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汉书·食货志》晁错言“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于是文帝“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如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2《汉书·食货志》“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诸请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赐爵、卖爵免役制度的轻滥，导致兵源匮乏，已无法正常地征发兵役。随着募兵制的发展，常规的军功爵免役制度已失去了实际意义3，而其他各项免役制度也仅在临时性征兵时才起作用。 兵役的多种名目秦代兵役与劳役合称“力役”，有更卒、正卒、戍卒、卫士等名目。汉制，男子已傅未老，每人每年都要到郡县服劳役，一月而更，故称“更卒”。更卒主要从事劳役，也担任地方的警备。应服“更卒”之役者如不亲自服役，须出钱雇人代役。以后雇更钱又演变为“更赋”，变成了赋税的一种。更卒服役期满后还复民伍。由于更卒主要是一种劳役，故不在正式兵役之列。正式的兵役首先是“正卒”。正卒在内地郡国服役，时间、地点、服役内容皆列于正规的军事制度之内4。郡（国）县征兵之后，士兵服兵役的第一年，皆在本地接受军事训练，因地制宜，或为“材官”，或为“骑士”，或为“轻车”，或为“楼船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按照汉代制度，每年秋季由郡县长官对训练成绩进行考核。除了训练之外，也担任地方警备以及辅以各种劳役。一年期满，便复员归农或者征调番上，作“戍卒”或“卫士”。作过正卒者，已掌握了基本军事技术，归农期间实际上相当于一种预备役，战时可随时应征。 在通常情况下，卫士和戍卒主要是从内地郡县中已作过一年正卒的在役或复员者中征发2。从役的卫士、戍卒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术，按所在郡县乡里为单位编制，征调的人数和番上的时间都有严格规定，人数不足或延误期限要按“乏徭”、“乏军兴”、“失期”罪论处3。卫士和戍卒服役的期限相同，都是一年。二者的区别在于服役的地点不同赴京师戍卫者称“卫士”，属于朝廷军系统；赴边地屯戍者称“戍卒”，属于边防兵系统。一般说来，作过卫士便不再作戍卒，反之作过戍卒也就不再作卫士了4。作卫士或戍卒一年期满，如果需要，还可能延长服役期，甚至有延期三至四年者5。服3元帝时，“以用度不足，民多买复，无以给中外徭役”；东汉初，爵至关内侯才得复除（《周礼·地官》郑众注）。 4《汉书·食货志》颜注“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左传·襄公九年》孔颖达疏“正徒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按正卒乃相对更卒杂役而言，其名籍在朝廷，可供朝廷调遣，故为正规兵役，称“正卒”。 《后汉书·百官志》刘劭注引《汉官仪》卷上。 2正卒是已在郡县接受一年训练的兵员，卫士和戍卒则是被朝廷调出服役或作战的兵员，故当在受训之后调发。详见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第80页及注。 3秦简《徭律》；汉有“军兴法”，见《史记·司马相如传》；《史记·陈涉世家》。4《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言“为正一岁，屯戍一岁”；而《汉官仪》则言“一岁作正卒，一岁作卫士”。不过，汉代兵役为两年，除作正卒一年外，另外再服役一年。可见，如果作卫士，便不作戍卒，反之亦然（详见劳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 5《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事记》吕后五年（公元前87年）“令戍卒岁更”；《汉书·晁错传》“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汉书·沟洫志》如淳注引《律说》“戍边，一岁当罢”，而《汉书·盖宽饶传》卫士“复留更一年”；《尉缭子·兵令》“军无功者戍三岁”；秦简《除更律》有服役四岁之例。 役期满者要等待下一期番上的卫士或戍卒到来之后才能复员，不得擅自离去，“不候代者，法比亡军”。复员归农后，遇有战事，随时还可能被征调从军。 边郡兵役和封国兵役边郡居民的兵役与内郡国邑是有所区别的。边郡居民服兵役，其主要职责就是在本地接受军事训练，戍守本郡边境。一般只有“六郡良家子”才到京师服役，加入朝廷的禁军2。北方边郡的兵役主要有“骑士”和“戍卒”两种，而兵役的负担则比内地郡国重得多。西汉初内郡有高爵者可以免役，但在边郡则不得免役，而且服役的年龄也大大超过内地已傅免老的规定3。秦汉时代边郡居民大多来自内地，专以屯田戍边为职，而且其中又以“谪”及“赎罪”之类性质者为多，故兵役较内地郡国更为繁重4。 在西汉初，诸侯王国对朝廷有相对的独立性，故征兵制度也不尽统一。 汉初诸侯王国之大者，其规模仪制几与汉廷相捋，封土占全国泰半，一国或兼数郡之地。有的诸侯王诱致天下豪杰、逋亡人为兵，如吴王刘濞即拥兵二十万人，最终酿成“七国之乱”。景、武以后，诸侯王国势力越来越小，完全置于朝廷控制之下。法律规定诸侯王不得“擅爵人”、“赦死罪”、“收纳亡人”2、“藏匿逋逃”3，严格了王国属县的户籍制度，保证了征兵制在王国推行。另外，规定王国不得私自调动军队，统一了军政。这样，王国的兵制与郡县已大体一致了。略有区别的是，诸侯王国县邑居民虽有正卒、卫士、戍卒制度，但王国的卫士不在京师服役，只在王府作卫士，而且不得到京师“宿卫补吏”4。在王府服役的人数与期限有明确规定，逾制者要受处罚。王国居民的戍役与郡县相同，战时的临时征兵也是郡、国并举，没有多少区别。到了西汉后期，“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5，征兵制度与郡县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东汉，诸侯王国的卫士制度仍有所保留。诸侯王“就国”随从的卫队仅有“虎贲”、“官骑”以及所用的兵弩、厩马，人数很少，至多不过一百人左右，而且来自北军胡骑，属朝廷军系统，与地方的征兵制已没有什么关系了。 征兵制的败坏《尉缭子》。 17 2《后汉书·百官志》注羽林郎“无员，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3《汉书·贾谊传》贾谊言“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4秦简《秦律杂抄》，处以“谪”罚者，常要服一年以上的戍役，甚至有“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封诊式·迁子》）的处罚。 《汉书·荆、燕、吴王传》。 2《汉书·贾谊传》。 3《汉书·淮南王传》、《燕刺王传》。 4《汉书·龚胜传》。 5《汉书·高五王传》。 《后汉书·中山简王焉列传》“焉与（诸王）俱就国，从以虎贲、官骑今五国各官骑百人，称娖前行，皆北军胡骑。”不过，个别诸侯王，如愍王刘宠“有强弩数千张”，终究是极少数。秦汉征兵制是以户籍什伍制度直接控制下的个体小农为基础的。武帝以后，个体小农大量破产，沦为流民、奴隶、依附民、租佃小农、雇佣劳动者，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大大减少，而豪强殷富之家则通过纳赀、纳粟、献奴婢等各种方式取得复除特权。于是，正常的戍卫番上制度已难以维持，征兵制逐渐衰落。至东汉初，光武帝对兵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几乎完全废止了内地郡国期年番上的正卒、卫士、戍卒制度。东汉一代虽偶有征兵于郡国之举，如灵帝中平末，广陵郡“若动桴鼓，可得二万人”2；又，“县在边垂，旧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3。这类事例往往仅限于战时的临时性征兵，不为常制，而作为常制的征兵制则已经败坏了。 说详贺昌群《东汉更役、戍役制度的废止》，载《历史研究》92年5期。2《后汉书·臧洪列传》。 3《后汉书·陆康列传》。 第五节募兵及正式兵役以外的各种兵源募兵制的推行西汉初，徭役制中的“更卒”之役已出现募人代役的制度，凡不服役者须雇人代役，平价每月出钱二千，谓之“践更”4。募兵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始于汉武帝5。武帝时，对外长期用兵，而征兵制无论从番上轮代的时间、人数，还是士兵的军事技术诸方面，均已不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而且，为了解决军事财政困难，国家采取入赀、入粟、入奴婢以赐爵免役的办法，豪富之家竞相免役，无业贫民则又以佣身服役谋生。可以说，募兵制已势在必行。故自武帝以后迄于东汉，募兵制逐渐发展并取代了征兵制，成为兵士的主要来源。 西汉的募兵有各种名称，曰“勇敢士”、“应募罪人”、“奔命”、“伉健”、“应募”等等。这些应募兵士多来源于无业流民、弛刑徒等无产者。汉朝经常用这些士兵从事对外的重大战争。王莽时，又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作为对匈奴战争的主要兵力2。 东汉的户籍什伍制度已大大松弛，个体小农大量减少，征兵制难于继续推行，军队的兵源除了战时临时性征兵之外，主要靠募兵维持。东汉各地屯兵多来自招募。例如，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武陵五溪蛮反，东汉政府即募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徒四万余人前往镇压3。东汉不仅内郡兵招募，边郡戍卒也完全实行招募制。例如，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发遣内地实边的百姓，皆赐以“装钱”4。实边赐钱制是西汉所没有的，是募民戍守边地的一种制度。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5，这标志着东汉募兵制全面取代了征兵制。东汉政府招募士兵的费用，称为“赏募钱”或“赏直”，实际上相当于雇佣士卒的工资。东汉对少数民族往往也采用招募的办法。东汉少数民族兵称“夷兵”，是军队中的常员，战事结束后也不遣散，编在军队中领受“牢直”、“廪赐”，成为一种常备的雇佣兵。可见，东汉募兵制的推行是十分广泛的。 4《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注引如淳“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 5《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已称“募”。以兵役抵罪，带有商品交换的色彩。武帝时的八校已是募兵的性质。居延汉简中有募戍卒和募卒吏等记录（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年）击西羌军中有“应募”（《宣帝纪》、《赵充国传》）。详见《西汉会要·兵》二“选募”条。 2《汉书·王莽传》、《食货志》。 3《后汉书·马援传》。 4《后汉书·光武纪》。 5《后汉书·明帝纪》。 《后汉书·度尚传》。 《后汉书·董卓传》载中平六年（公元89年），董卓上书“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又，《度尚列传》“广募杂种蛮夷，明设购赏。” 正式兵役以外的各种兵源秦汉时代，往往在正式兵役制度之外增加军队士兵的来源，以补充兵员之不足。其他兵源大致包括贱民、刑徒、奴隶和少数民族兵等等。 秦兵制对士卒身份的规定很严格，无爵的“士伍”以下如贱民、罪犯、奴隶都没有资格服兵役。但是，这类人要从军作苦役、作奴隶兵，在军队中享受最低的待遇，吃饭不给菜肴、攻城要冒锋矢负土填壕等等2。这些人包括“商贾”、“逆旅”（旅店主）、“赘壻”、“刑徒”、“罪吏”、“亡命”，以及豪富之家的奴仆如“厮”“舆”、“徒”、“童”3等等。这些人在户籍中注明身份，都不在什伍之中。如商、贾入“市籍”，其地位显然低于平民。一旦遇有战事，对这类人口即“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4。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4年）起，扩大了戍卒征兵的范围，称为“谪戍”，其中包括“吏有谪”、“赘壻”、“贾人”、“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几类人，遣至南海、桂林、象郡戍边。秦末，又发骊山刑徒、奴隶及“奴产子”从军，镇压人民起义2。 西汉初，仍袭用秦代禁止商贾、刑徒、奴隶服兵役的制度，不过，也有临时性的“赦死罪，令从军”的刑徒兵3。武帝时代，在兵源不足的情况下曾多次征、募刑徒兵，应征或应募者往往是“罪人”、“天下死罪”、“应募罪人”、“京师亡命”、“郡国恶少年”等等。这些人都是罪犯刑徒，以兵役代替服刑，故以后又称之为“弛刑徒”。从武帝开始，发弛刑徒为兵成为战时征兵的一项重要措施。另外，武帝时踵秦发“谪戍”之制，多次征发“天下谪民”、“谪戍”、“七科谪”从军。“七科谪”较秦代的谪发又多了一项“亡命”4。 东汉与西汉有所区别的是兵役对身份的规定已不复存在，而正式兵役之外的兵源，是大量使用刑徒屯戍边地，其中既有招募，也有征发，通称之为“弛刑谪徒”。弛刑徒从军，在边地屯驻，除了正式屯兵所应担负的屯田殖谷戍守边防之外，还要从事“筑亭候，修烽燧”等繁重的劳役。东汉常以弛刑徒屯戍边地，已形成固定的制度5。 秦代军队中已有少数民族兵。西汉的边防与对外战争中开始注意到少数民族兵作为汉军的辅助力量的重要作用“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武帝以后，少数民族兵加入到汉朝军队的建制中来，在中央军里就有“胡骑”等专门屯驻少数民族军队的营垒，在边地则设置“属国”兵。武帝以后，又2秦简《魏户律》、《魏奔命律》。 3《商君书·垦令》。 4《商君书·垦令》。 《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汉书·高帝纪》。 4详见《西汉会要·兵》二“发谪徒”条。 5东汉常以“系囚”赦其罪，与妻子俱在边地著籍戍边如明帝永平八、十六、十七年；章帝建初七年、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永元元年；安帝延光三年；顺帝永建元年、五年；冲帝建康元年；桓帝建和元年、和平元年、永兴元年皆有此类诏书（详见《后汉书》诸帝本纪）。 《汉书·晁错传》。 往往于对外战争中完全使用少数民族兵2。于是，少数民族兵逐渐成为汉朝军队中战斗力较强、具有重要作用的军队。东汉称少数民族兵为“夷兵”。由于东汉武备渐弛，“夷兵”用于边事的数量和次数都大大多于西汉。而且夷兵编入朝廷、地方及边地屯军，成为常备兵，其作用也大于西汉。东汉后期的“夷兵”，主要有匈奴、鲜卑、乌桓、氐、羌以及宾、叟、青羌、山越、南蛮等等，民族构成较之西汉复杂得多。总的看来，东汉军队边兵强于内郡兵，边兵中尤以西北边兵最为强悍。西北边兵以羌胡为主体，骠格悍勇，如凉州军“五郡精兵，羌胡毕集”3，久之成为边将的私属。董卓之乱就是凭恃凉州兵发难的4。 2《汉书·西域传》、《郑吉传》等。 3《东观汉纪》。 4《后汉书·董卓传》。 第六节军队的指挥和组织系统秦汉军队的指挥和组织系统有平时和战时之分，而且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秦代通常不设固定的高级武职，全国命将调兵的大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从西汉初开始，太尉成为高级武官，其职责是“掌武事”、“主五兵”，为武官之长，但时置时废，且无发兵之权。武帝以后改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东汉或置大司马，或置太尉，或并置2，但都没有实权。 秦代宫廷禁军中的郎由郎中令管辖，汉初仍其旧。武帝时改为光禄勋，其下以中郎将监禁军诸郎。东汉光禄勋所辖禁军有五官、左右署郎、虎贲、羽林郎、羽林左右骑等3。 卫尉秦代宫门内屯兵由卫尉管辖。西汉卫尉管辖“南军”卫士。东汉同西汉，但所辖人数较西汉为少。 秦代京师屯兵由中尉管辖。西汉中尉管辖“北军”。武帝时分内史地区为三辅，设置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分掌京师、左冯翊、右扶风的屯军。又设长安城门校尉，掌长安城门屯军；设中垒尉，掌北军中垒营屯军。这样，就分割了中尉的兵权，而中尉也更名为执金吾。东汉仍其旧，掌洛阳城警备，统辖缇骑、执戟，职权较西汉又有缩小4。 武帝时，朝廷直辖的北军有所扩大，新设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七校尉，分掌京辅驻军的七营兵5。东汉北军有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射声五校尉，简称“北军五校”。另设监军于北军，称“北军中候”。东汉洛阳也设“城门校尉”，不过所辖城门屯兵人数较少。东汉末，为镇压黄巾起义，朝廷又增置“八关都尉”。中平五年（公元88年）设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和右、中、左等八校尉，由大将军直接统率，并称“西园八校尉”。秦汉地方军队常设武职，初为郡、县两级，后逐渐过渡到州、郡、县三级制。 秦代各郡设监军，称“监”，代表朝廷监察郡县，兼有将兵的职责2。西汉，在武帝时设十三部州刺史，职秩虽低，但代表朝廷监察地方，权限很大3。东汉的州，或置刺史，或设州牧，成为郡国以上的一级权力机构。东汉中叶以后，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刺史州牧遂被赋予了领兵的权力4。 《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2《通典·职官》二“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年），复旧名为太尉公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自此则大司马与太尉始并置矣。” 3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 4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 5详见劳榦《论汉代的卫尉与中尉兼论南北军制度》（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958年第29本下）。详见陈连庆《汉代兵制述略》。 2《史记·高祖本纪》有“秦泗川监平”，《集解》引文颍“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3《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0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贡十三人。” 4《后汉书·刘焉传》“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乃建论改置牧伯，镇安方夏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秦汉的郡太守除管理民政外，也兼管武事，故又称“郡将”，而郡都尉则称“副将”，佐太守掌武事5。一般内郡只设一个都尉，边郡和新辟疆域则往往设两个乃至三个都尉。凡郡县的兵役征调、训练考核、屯戍驻防、治安警备、紧急军情等皆由郡守与都尉负责7。边郡除部都尉外，还在扼要之地设关都尉驻守8；在屯田区则设农都尉掌屯田卒9；边地多骑士，设骑都尉分掌其事10；属国都尉是边地属国的最高军政长官，东汉属国更多，安帝时边郡都尉多改为属国都尉；在更边远的地区，往往委派临时性加官，所谓“持节领护”，如“使匈奴中郎将”、“西域都护”、“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等。由于上述边地诸官职多涉及边防守卫、镇抚征伐等军事任务，故均以武将领护。 汉初诸侯王国自置武官，其中最高武职称中尉。景帝以后，改由朝廷代置，诸侯王已无兵权。其后，一度废除王国中尉，成帝时又复置。王国中尉一方面象京师的中尉一样，管辖王府的“卫士”，但同时也负责王国的警备、兵役、训练以及督察军吏等项事宜2。 东汉初，罢省内郡都尉，有事临时设置，平时则并职于郡守，于是，太守逐渐专有领兵之权3。东汉边郡仍保留都尉之职，不过，东汉边郡太守兵权极重，平时即可将万骑巡行障塞，治亭徼4。 县一级的令、长除掌管一县的民政外，也兼掌武事。县尉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县令长，负责一县的兵员征调、治安警备、军事训练等等。大县设二尉，小县仅设一尉5。县以下的乡、亭也设武职游徼、亭长。边郡设有烽燧的县，还有特设的武官系统城尉——候官——鄣（塞）尉——候长——徼长。以上是平时朝廷、地方的武职建制。在战时，军事指挥则另有一套体系。战时，皇帝临时派遣将军指挥作战。 秦代，最高军事长官称“上将军”或“大将军”，以下还有“尉裨将”、“裨将军”、“将军”等较高级的武职。汉代最尊者称“大将军”，次称“骠骑将军”，或冠以“大司马”的称号。大将军以下依次为列将军，如“车骑将军”、“卫将军”等等；再次是前后左右将军，都是高级武官。将军在战时有一套指挥机构，临时置“长史”、设“幕府”。每个将军各有一个幕府，幕府的属吏由将军自行遴选委任。拜将、命将、置幕府以后，朝廷军系统的南北军或由郡国征调的各营军队便由将军统辖指挥。战事毕，即交还兵权，5《汉官解诂》“都尉将兵，副佐太守言与太守俱受银印剖符之任，为一郡副将。”详见《汉书·地理志》。 7《汉官解诂》都尉“仅主武职，不予民事。旧时以八月都试，讲习其射力，以备不虞”。8详见《汉书·地理志》。 9《汉书·地理志》。 10《汉书·地理志》。 详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 2《汉书·百官公卿表》。 3光武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郡都尉之职，并职太守，分部领兵，详见《后汉书·百官志》。4《汉官仪》“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 5《后汉书·百官志》。 详见陈梦家《汉简缀述·汉简所具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 撤销幕府。将军以下的中级武官称校尉，相当于郡一级武职；其次是都尉，相当于县一级武职。军队的每一壁垒称一“部”或一“营”，每营置一个校尉和几个都尉。但是，特设的校尉和都尉级别相当高，秩二千石或比二千石，地位相当于列卿。如西汉北军八校尉、东汉北军五校尉、西园八校尉等。此外，护军都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等都属于此类武官。 秦代军队出征，将军以下统率若干“营”，每营由一个都尉（或“国尉”）统率一千人的军队；营以下统率若干“屯”，每屯五十人，由一名“屯长”统率，每两屯由一名“百将”（或称“佰长”）统率；屯以下又有“什”，由“什长”统率十人；以下有“伍”，每伍五人2。汉代，将军以下有校尉、军司马统率的“部”或称“营”；以下又有军候统率的“曲”；屯长统率的“屯”等等。 秦代军队调动权由国君掌握。调兵使用“虎符”，右符在皇帝手中，左符在带兵的将军手中。凡调动五十人以上的军队，必须派遣使者“合符”，所谓“会王符，乃敢行也”2。战事结束，还符于国君。另外，还有使用“檄”或“羽檄”发兵的制度3。只有军情紧急，将军才得权宜行事。汉行秦制，战时中央临时向郡国征调军队，除正卒、戍卒、卫士之外，已归田务农者皆可能应征。如无檄、符，不得擅自发兵，否则为叛逆罪4。东汉后期，刺史、州牧、郡守渐有发兵领兵之权，檄、符发兵制度渐被破坏。东汉末，刺史、牧、守不仅可以私自募兵，而且其募领之兵往往变成私人部曲，士卒父子相袭，成为世兵，对刺史、牧、守有很强的依附关系。东汉的刺史、牧、守逐渐变成了地方军阀5。 详见孙毓棠《西汉的兵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937年第5卷期。2秦兵制的编制情况较复杂，《商君书·境内》“五人束簿为伍，五人（当为五十人）一屯长，百人一将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将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国尉，短兵千人。将，短兵四千人。”这似乎是较早时代的制度。又《尉缭子·攻权》“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又《束伍令》“战、诛之法什长得诛十人。伯长得诛什长。千人之将得诛百人之长。”似乎是稍晚时代的制度。以上都是战国时代的秦制，可参考。 汉循秦制，编制相近。详见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2《新郪虎符》。 3《汉书·高祖纪》“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此乃循秦制。 4详见《西汉会要·兵》二“调发”条。 5详见贺昌群《东汉更戍制度的废止》。 第七节军队的训练和考核正卒在郡县服役，服役期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接受正规的军事技术、战术训练，而对各兵种的技术、战术训练还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 材官（即步兵），主要训练和考核项目是使用弓弩。秦制规定，发弩啬夫如果射不中目标，罚二甲；县尉也要受到处分。训练使用的箭靶称“埻跫”，使用弓弩的力量大小和射者与埻跫的距离都有明确的标准。按照汉代规定，每年举行“秋射”以考核训练成绩，发矢十二射中六矢者为及格，超过六矢则“赐劳十五日”。 骑士、轻车（即骑兵与车兵），主要训练和考核项目是驾驭战马。战马体格应在五尺八寸以上，称为“蓦马”。按秦制规定，蓦马如未经过严格训练，不能用作骑驰或驾车作战；不能按命令奔驰，考核成绩太差，即“马殿”，则具司马和令、丞要受处分。对驾车驭手的训练、考核也有规定，不能驾驭战车者，教官要受罚，驭者要补偿与训练时间相等的徭役2。 汉代每年秋季月间农事毕，郡太守与都尉便召集所属各县令、长、尉，在郡治所在地举行一次“都试”，材官、骑士、轻车演习射御、骑驰、战阵，由长官考课殿最，给以赏罚，大致与秦代相仿。汉代都试仪制有严格规定，逾制者要受处罚3；参加都试考核的人数事先有规定，违令不参加考核者要受处罚；随便遣散骑士、材官，即以“乏军兴”罪论处。汉初诸侯王事训练、考核，朝廷不予干涉。“七国之乱”后，各王国统兵的中尉皆由朝廷派遣，训练、考核由中尉负责，与郡无异。如王国私自练兵，即以叛逆罪论处4。 汉代朝廷军除了禁军中的“郎”和少数民族兵以外，大多来自三辅或各郡的正卒，原在各郡已接受过一年正规军事训练。但南北军的卫士和禁军仍然有“岁时讲肄，修武备”的训练、考核制度，以保证其军事素质。西汉南北军卫士的骑射训练多在上林苑内进行，所谓“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训练的项目很多，除通常的骑射战阵之外，还有“拔距”、“投石”、“弁”、“角抵”等等。“拔距”是一种力量训练；“投石”即以手抛石打击目标的训练；“弁”是徒手格斗的训练；“角抵”即相扑、摔跤的训练2。朝廷军的楼船士，从武帝时开始在昆明湖训练3。另外，每年立秋之日，在东门外京郊斩牺牲祭陵庙，由武官肄习战阵及队列仪仗。皇帝百官亲临检阅，进行每年一度的阅兵式4。 东汉初，罢郡国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士，令各还民伍；废止秦简《秦律杂抄·除吏律》。 详见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2秦简《秦律杂抄》。 3《汉书·韩延寿传》。 4《汉书·燕刺王传》、《淮南厉王传》。 《汉书·匈奴传》。 2《汉书·甘延寿传》。 3《汉书·食货志》。 4《汉书·武帝纪》引《汉仪注》“立秋之日，斩牺于郊东门外以荐陵庙，武官肄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刘’。兵官皆肄孙吴六十四阵，名曰‘乘之’。” 了正卒番上受训和定期考核的都试制度。东汉军队以招募而来的常备军为主体，人数大大少于西汉。常备军又渐向世兵制过渡，军事技术、战术也逐渐变成世代相传赖以谋生的手段了。遇有战事，临时征兵，平时缺乏训练，军队素质下降，所谓“官无警备”，“王旅不振”，“每战常负”，正是其必然结果5。 5《后汉书·百官志》刘劭补注引应劭《汉官》“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方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习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鹯，豚羊伐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不教而战，是谓弃之。”第八节有关兵制的其他问题兵器和兵种秦代军队的兵器分为远射兵器、长兵器、短兵器三类远射兵器有弓、弩、箭；长兵器有矛、戈、戟、钺、殳、铍；短兵器有铜剑等。另外还有防身的甲、盾。秦统一后，收天下兵器销毁于咸阳2。汉代以后，铜兵器被铁兵器取代。汉代兵器多用铁制，弩的力量有所增加，大弩甚至以矛为箭，又有“大黄连弩”，可以同时放数箭，大大提高了杀伤力；长兵器多用矛和戟；短兵器多用刀剑；甲以铜、铁或兽皮制造，盾多用木制3。秦汉军队兵器由国家统一管理，地方郡国和朝廷均设有武库。汉代长安、洛阳的武库为天下精兵所聚之地4。 骑兵是秦汉军队重要的兵种之一。汉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骑兵是最重要的兵种，故汉代重马政。骑士的马匹皆由朝廷供给，由太仆负责管理5。朝廷在西北边地设置马苑，使用大批官奴饲养战马。车兵使用的战车，也称“輣车”7。秦代战车一般由四匹马驾驭，中间两匹“服马”，外侧两匹“骖马”。汉代战车多用一匹或两匹马驾驭。西汉初，车骑并用，武帝以后兵车在战斗中已不占重要地位，主要用于军需运输。以马驭之者为“辎车”，以人挽之者为“辇车”。秦代水军战船称“舫船”，一船载五十人与三个月的军需，顺水可日行三百里2。汉代战船大者高可十余丈，作战则多用便捷的冲击船及小型战船。江淮以南的楼船集中地在浔阳，北方则在齐地沿海一带3。 兵器与兵种的配置取决于作战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战术山林川渎地形复杂，宜为“步兵之地”，“车骑二不当一”；丘陵平原为“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两军于平地浅草相拒，为“长戟之地”，“剑盾三不当一”；丛林地带为“矛梃之地”，“长戟二不当一”；崎岖险阸为“剑盾之地”，“弓弩三不当一”4。从这里不难看出，秦汉时代战术思想与兵器兵种配置的一般关系。 军需供应秦制对军队中地位不同的成员，禀给的粮食、菜羹的数量，质量均不相详见无戈《秦始皇陵与兵马俑》。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详见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 4秦简《效律》、《汉书·食货志》、《成帝纪》、《叔孙通传》、《魏相传》等。5《汉书·百官公卿表》。 《汉书·食货志》。 7《汉书·淮南王传》。 详见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2《史记·张仪列传》。 3详见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4《汉书·晁错传》晁错语。 同。秦代还有“禀衣”的规定，但不禀给士兵，而只是禀给军队中无家室的奴隶、罪犯和老小“不能自衣”者，由征兵从军的士卒则要自带衣物和钱币5。秦代边事繁剧，边地军队的物资供应主要靠转漕运输。秦开“五尺道”以供巴蜀；凿“灵渠”以供岭南；开“直道”以供北边；修“驰道”以调集天下物资。大量人力物力耗于运输，往往“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效率很低，“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能轻致也”。汉武帝惩秦之弊，于边地屯田，基本解决了屯戍军队的军粮供应，但除屯田卒之外的其他军用粮刍，仍由大司农供应。为了屯粮，中央设“太仓”、洛阳以北设“敖仓”2，战时军需供应主要靠转输，故运粮人数往往多于作战士兵，人力消耗很大。 边塞的设施与防御秦汉时代往往于边境修筑堡塞亭障等边防设施作为屯兵、戍守、候望的据点。 秦略定南越之后，于其地分置南海、桂林、象郡，并于五岭（塞上、骑田、都庞、甿渚、越城）冲要之地置“塞”分屯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3。为了保证诸塞的军需供应，又开凿“灵渠”以楼船通漕水运。与此同时，又北伐匈奴，修筑长城，发郡县戍卒戍守，并开“直道”以供屯戍之需。 西汉自武帝平“三越”之后，东南边境也置“塞”屯兵戍守，例如设置“日南障塞”等等。但汉代边患主要来自北方的匈奴和西北的羌人，故北部边境的防御设施数量多，工程大，种类也复杂。汉代称秦长城为“故塞”，较为简陋。武帝时逐匈奴于漠北，打通西域，在秦故塞基础上又加以延长和扩展。向西，自敦煌至盐泽，使秦长城向西延伸了三千二百七十五里。向北，出五原塞以外数百里至庐朐，远者千余里，皆筑堡塞亭隧。故史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匈奴）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2边防设施的种类和名称很多，有塞、障塞、城障、列城、外城、亭障、亭塞、亭徼、亭候、亭传、亭隧、堡壁、列亭、列隧、坞候、坞壁、坞等等。一般塞是指长城的某一段；城、障、壁、坞则指修有围墙驻军设防的建筑。“万里长城”至汉武帝时形网游之魅惑众生全文阅读成了一套庞大严密的防御体系，对巩固北部边防起了重大作用。 东汉初，“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队（隧）绝灭”3。至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东汉发民于边地分筑烽候堡垒，将废置的边防设施又部分地陆续修复起来。 秦制，边地城邑有警，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守城，“壮男为一军，壮女为5秦简《传食律》、《金布律》及四号墓木牍。 《史记·主父偃传》。 2《汉书·食货志》。 3《淮南子·人间训》。 详见陈梦家《汉简缀述·汉武边塞考略》。 2《汉书·匈奴传》。 3《后汉书·郡国志》刘劭补注引应劭《汉官》。 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称为“三军”。守城的方法，在城上“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五十步共四十人4。所持兵器，十人之中六弩、四兵，其中丁女、老、小每人一矛，使用弩的主要是丁男5。汉代逐渐完善了边防设施，整个北部边境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烽燧守卫制度。沿边亭燧发现敌情，白天举烽烟或布表，夜间则举火报警。烽燧之间大约相距三五里至十里，烽烽相望，以伺察敌情，一旦有警，消息很快就传至郡治和朝廷，以便迅速发兵出击。 行军与屯驻秦汉军队有专用的军事地图，每次出兵将军按地图行军布阵。大军之前派出前哨或探马，称为“斥候”，或派出侦探敌军行动的间谍，称为“伏听”，以便随时掌握敌人的情况。每至生疏之地，即绘制地图送往京师。夜间宿营，派士兵击“刁斗”巡逻。辎重前进，铺路架桥，行军速度每日五十里；负重行军仅三十里；急行军或轻骑兼程则快得多了2。 军队至前线屯驻，或为“营”，或为“壁”。所谓“营”，即以兵车尾向外围成圆形，出口处车辕相对称为“辕门”，军队的帐幕在其中；所谓“壁”，也称“垒”，以土木石修筑，四周掘壕，称“堑”。每营或垒屯军一“校”，约千人。军粮储存的地点一般在战场附近，派军守卫，并筑“甬道”与壁连通3。 军纪军法军法称“该”，“该，军中约也”4。秦军法很严，有各种规定，如隐瞒户口、谎报年龄、身材以逃避兵役或延误服役期限，“从戍不以律”，不及时赶到战场，不值勤或擅离职守，不服从军令，打架斗殴，修工事不合格，损坏或不按时交还武器，损坏官物或损伤战马，不能完成训练、作战任务等等，都要受到严厉处罚；又如逾制役使士兵，冒领或私卖军粮，从事商业贸易以谋取私利，保管发放武器质量低劣，管理军马不善，军马不堪驾驭，训练不得力，作战无功等，负责官吏都要受到严厉处罚。地方官对有功者赐爵不及时也要受处罚。处罚的方式，根据过失者的地位身份及过失轻重程度，轻则为“谇”，即斥责，或罚以数量不等的资、甲、盾等，重则免去其爵秩，罚以劳役，降为隶臣，处以肉刑乃至斩首不等。 西汉初，韩信申军法，以秦制为依据，杂以古代兵家成约，加以整齐、订补以成汉军法，其内容今已不可详考。目前可见之汉军法，除了因循秦制以外，确有损益。例如民家有丧事则缓其兵役，士卒给假治丧。取民家物，4详见《墨子·备城门》、《号令》。 5《尉缭子·守权》。 详见陈梦家《汉简缀述·汉代烽燧制度》。 2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3孙毓棠《西汉的兵制》。 4《说文》。 详见秦律有关条目。 行军喧哗，士卒逃亡，临战畏懦，从军失期，上功而首虏不足或增首不实，盗虏获或夺人虏获，以降者为虏，掘死人为获，匿亡虏，争功斗殴，冒功领赏，盗穷武库兵器等等，都要严厉处罚乃至斩首、弃市等。将吏作战，因士卒、军资亡失过多，擅自发兵等，都要治罪乃至斩首。战时将军有临时处置权，任何人无将军命令不得擅入军营。二千石以下违军令，将军可立诛于外。穿军垣、求贾利、私买卖与士卒者斩。将吏擅斥除士卒，军队不诣屯所，乱屯兵，出军无期、行军失道、临敌逗留、诅败、争功、擅出界、擅用军资、擅益幕府校尉、擅离部曲等等，将吏治罪2。 2《西汉会要·兵》三《军法》。 第十五章刑法秦汉皇朝处于我国封建国家的早期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历史阶段的一系列特点。从社会经济关系、政治体制到意识形态，都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作为集中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也在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起落、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转移，以及司法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丰富、改善其内容和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秦汉时期的立法活动和法律形式秦代的立法活动秦汉两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刚刚形成的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进行了频繁的立法活动。从历史渊源上讲，这个时期的刑罚体系，特别是汉文帝以前的墨、劓、剕（膑）、宫、大辟五刑之设，可以一直上溯到更古老的时代，而法典编纂的内容与形式，当是直接继承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由于《秦律》、《汉律》久已亡佚，对秦汉法律的全貌，我们是无从看到了，只能从现存的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的秦简、汉简等文物资料中，略窥这个时期立法活动的概况。 秦朝的法律，是战国以来秦国封建法律的继承和发展。秦国封建法律的奠基人是商鞅。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年），商鞅携带李悝《法经》入秦，于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主持变法。在变法过程中，商鞅将李悝《法经》六篇改为六律，即《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2，从而奠定了秦律的基础。 但仅仅六律，是不能完全适应封建国家需要的。商鞅本人，就没有受六律的限制。除了六律以外，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他还制定了军功爵制、什伍连坐法，以及鼓励分居、重本抑末等法令。商鞅制定的秦律，比起《法经》来，更集中地体现了法家的耕战思想，为秦统一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法律保证。 商鞅死后，秦律仍然在不断地修改、补充。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向我们提供了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时期立法的概况。《睡虎地秦墓竹简》，除《编年记》和《语书》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都是墓主人摘录的秦的法律条文。这些条文，是秦国在国内外进行各种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且在秦统一全国后，仍然通行。根据这些条文，可以看到商鞅变法以后秦立法活动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律干预加强了。这些条文包括了大量的经济法规。如关于农业管理方面的法规，有《田律》、《仓律》等；关于官营手工业管理方面的法规，有《工律》、《工人程》等；关于市场贸易管理方面的法规，有《金布律》、《效律》等；关于畜牧业管理方面的法规，有《牛羊课》等。第二是行政立法开始形成。中国在世卿世禄制的贵族政治瓦解以后，以皇权为核心的主义的官吏政治是唯一的形式。因此所谓行政立法，主要是官吏法。首先确定的是君臣关系。“为人君则鬼（读为怀），为人臣则忠”。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一直是皇帝和百官互相要求、自我标榜的准则。其次，由于官职不能世袭，随时可以罢免，需要有一个标准用以区别“良吏”和“恶吏”“良吏明法律令，有公心”；“恶吏不明法律令，不廉洁”2。这个标准，反映了法家关于官吏规范的指导思想。另外在《置吏律》、《内史杂》、《尉杂》、桓谭《新论》。 2见《唐律疏议·名例注》。 《为吏之道》。 2《语书》。 《为吏之道》等众多条文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对官吏进行任免、考核、奖惩的规定。这些规定，对组织国家政治生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置吏律》规定“啬夫之送见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这是防止官吏结党营私。又如《效律》规定“尉计及尉官吏即有劾，其令丞坐之，如它官然。”这是强调长官的法律责任。显然，这些法律规定，是通过若干次政治实践才上升为法律规范的，是符合主义的政治要求的。 秦统一以后，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两次重大的立法活动。 第一次是在秦始皇时期，为了改变由于诸侯割据造成的“律令异法”的局面，秦始皇在秦律的基础上“一法律”、“定刑名”，在政治统一的同时实现了全国法律的统一。为了在思想文化上进行控制，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发布了“焚书令”，禁止儒学和法家以外各学派的发展，“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为了提高皇权，在法律形式上规定命为“制”、令为“诏”。 秦朝第二次较大的立法活动是在二世胡亥统治时期。这次立法带有明显的政治斗争色彩。“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经这次立法以后，秦律更为残暴了。“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2，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法律的残酷，成为秦皇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代的立法活动西汉皇朝建立初期，接受了秦亡的教训，在法律上“改秦之敝”，“蠲削烦苛”。高祖元年（公元前20年），刘邦初入咸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后由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3。《九章律》即在秦的盗、贼、囚、捕、杂、具六律之外，增加了户、兴、厩三章。正如秦律在六律之外还包括了《田律》、《仓律》、《效律》、《置吏律》等众多的篇章一样，萧何制定的《九章律》，也仅仅是汉律的主体，而不是全部。孝惠、高后、文、景四代，黄老无为思想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刑罚用稀”4，在法律领域，继续清除秦律中不合时宜的内容。 惠帝元年（公元前94年）颁布了赎刑令，民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刑；又废除了挟书令。惠帝时期，叔孙通为奉常，以礼入法，增加了《谤章》十八篇。 高后时除三族罪、妖言令2，“复弛商贾之律”3。 文帝即位后，在“绝秦之迹，除其乱法”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这些改革包括第一，废除连坐收孥法，“除收孥诸相坐律令”《史记·李斯列传》。 2《史记·李斯列传》。 3见《汉书·刑法志》。 4见《汉书·刑法志》。 见《汉书·惠帝纪》、《汉书·叔孙通传》。 2《汉书·高后纪》。 3《史纪·平准书》。 4；第二，废除诽谤妖言罪。文帝以前汉律规定“怨望诽谤”者要处以斩刑，文帝宣布“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治。”5第三，废除肉刑。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愿没入为官奴婢，“以赎父刑罪”。文帝有感于此，下令废除了肉刑，其事在文帝十三年（公元前7年）。这在秦汉立法活动中，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文帝以后，虽然肉刑时有发生，但我们从许多请复肉刑的议论中，知道肉刑已不是法定的常刑。 武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化，法网渐趋繁密。“始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7张汤制定了有关宫廷警卫的法律《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制定了《朝律》六篇，连同《九章律》和《谤章》，合计六十篇，大体完成了汉律的规模。在武帝时期，随着儒术独尊地位的确立，也就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并对立法和司法活动起着支配的作用。其主要表现，是以大儒董仲舒倡导的“引经决狱”之风的兴起。在立法方面，董仲舒强调以经书为根据（主要是《春秋》），提出了“君亲无将，将而诛焉”、“亲亲得相首匿”、“恶恶止其身”、“原心定罪”等原则，这些原则，当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典，但对以后的封建法制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帝时期立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法律条文的迅速增加。“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典阁，典者不能遍睹。”这样众多的条文，必然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2宣帝以后，至西汉末年，统治阶级立法的主要精神为纠正武帝的偏颇，以缓和阶级矛盾。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诏“律令有蠲除以安百姓，条奏。”3地节四年（公元前年）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廷尉以闻。”4元康四年（公元前2年）复诏“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5并且设置廷平以平定刑狱。 元帝初立，下诏“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7成帝河平中，复下诏“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然而终汉之世，都未能解决律令繁多的问题。 4《史记·考文本纪》。 5《汉书·文帝纪》。 《汉书·刑法志》。 7《汉书·刑法志》。 《汉书·刑法志》。 2《汉书·刑法志》。 3见《汉书·宣帝纪》。 4见《汉书·宣帝纪》。 5见《汉书·宣帝纪》。 见《汉书·刑法志》。 7见《汉书·刑法志》。 见《汉书·刑法志》。 东汉初期统治阶级的立法指导思想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室之轻法”2。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以“顷狱多冤狱，用刑深刻”，诏“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罚”3。从此在具体立法方面屡诏减省，例如“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杀奴婢不得减罪”、“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等等4。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梁统以法网弛纵、人轻犯法、吏易杀人，使“吏民俱失”，上书请恢复严刑，未获许可5。 章帝时，司徒鲍昱奏定《辞讼比》七卷，《决事都目》八卷，以期“齐同法令，息遏人讼”。 和帝时，廷尉陈忠“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7东汉后期，豪强权势日盛，法网驰纵。为整顿法纪，崔实、荀悦、仲长统等人都提出过恢复肉刑的主张，但均未被采纳。纵观东汉一百七十多年，立法精神总的方面是趋于宽缓。 根据上述史实，我们可以看到秦汉时期立法活动的主要成就，有第一，实现了国家法律的统一。第二，由于肉刑的废除，在刑罚体系中逐步减轻了奴隶制法律的原始性和残酷性。第三，由于以礼入法，儒家学说和法律条文相结合，扩大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在依靠刑罚的强制力量的同时，重视德化的作用，成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点。在这三点以外，秦汉时期制订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形式。 秦汉的法律形式秦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制、诏、课、程、式等。见于秦简的，有律，如《田律》、《徭律》、《军爵律》、《置吏律》等；有程，如《工人程》；有式，如《封诊式》。制和诏，是秦代独创的法律形式。秦始皇规定，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在先秦，国君的命与令，从来就有很高的权威，都有法律的效力。不过，命与令不仅国君可以发布，公侯大臣和各级官吏都可以发布。至于发布制、诏，则是秦王政称帝以后，皇帝专有的特权。 两汉的法律，在秦的基础上，发展为律、令、科、比四种比较固定的形式。 律，是法律的基本形式，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是中国法律的主体。见于史书的汉律篇目，除《九章律》外，尚有《田租税律》、《钱律》、《尉律》、《左官律》、《酎金律》、《大乐律》、《尚方律》、等等。 令，也称诏或诏令，即皇帝的命令（在秦代称制和诏）。由于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命令也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其法律效力之大，可以改2《后汉书·循吏传》。 3《后汉书·光武帝纪》。 4《后汉书·光武帝纪》。 5见《后汉书·梁统传》。 《后汉书·鲍昱传》。 7《后汉书·陈忠传》。 变律的规定，即杜周所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比起律来，令有很强的现实性，往往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发布的。见于史书的汉令有《功令》、《金布令》、《宫卫令》、《秩禄令》、《品令》、《祠令》、《祀令》、《斋令》、《狱令》、《箠令》、《马复令》、《胎养令》、《养老令》、《任子令》、《缗钱令》等。由于令的数量太多，宣帝时将令编为《令甲》、《令乙》、《令丙》，以便查阅和应用。 科，就是科条或事条，亦即法令条文，包含“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的意思。汉科数量也很繁多。《后汉书·陈宠传》“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这些科条大抵都是就某些事类作出的弥补律，令之不足的专门规定。如《晋书·刑法志》中所举属于告劾方面的《登闻道辞》、属于断狱方面的《考事报谳》、属于擅兴方面的《擅作修舍》等即是。 比，凡律无正条者，比附以为罪。《汉书·刑法志》载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诏“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说明在西汉前期，比附的依据为律令。武帝以后，比附的依据还包括儒家的经典。从法学的角度看，是有弊病的。因为以儒家经典比附为罪，可以置法律规定于不顾，任意按统治者的意志“论心定罪”，即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比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以至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汉代的比有《决事比》、《死罪决事比》、《辞讼比》等。董仲舒曾作《春秋决事比》，收集《春秋》经义断狱的案例二百三十二本2。 《汉书·杜周传》。 《汉书·刑法志》。 2《后汉书·应劭传》。 第二节秦汉法律的立法精神和阶级本质秦汉法律，作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地主阶级的意志，特别是集中地反映皇帝，有时还有皇帝的家族的意志。秦汉法律的立法精神，主要是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封建等级的统治秩序，维护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父家长制。秦汉法律都是从如何对封建统治有利进行考虑的。也有少数条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劳动者的要求，那是封建国家为了保证粮源、兵源，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而制定的。旧的法学分类，曾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别。秦汉法律，可以说是属于公法范围的，或基本上是属于公法范围的。如说秦汉时期缺乏私法的制定，可以说是符合历史情况的。 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秦汉法律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正是封建主义最集中的体现。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废分封，行郡县，称皇帝，规定避讳制度和废谥法，规定“命为‘制’、令为‘诏’”等等，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和提高皇帝的权威。秦始皇还制定一些恐怖性的法令，如“行所车，有言其处者，罪死”，“偶语《诗》、《书》弃市，”等等。为了有效地控制人民和封建国家机器，秦始皇还亲自过问司法，“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具石之一”。汉朝统治者为了提高皇权，制定了更多的律令。汉律规定，臣下如有侵夺皇帝权限者处死刑。例如矫诏者腰斩；擅发兵者斩；擅兴徭役赋税者降官贬爵；违反诏令者，弃市。景帝伐吴王濞时，诏“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2居延汉简中有“不奉诏当以不敬论”的记载。在汉律中“不敬”、“大不敬”罪，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如阑入宫门、殿门、皇帝园圃，醉歌于宗庙堂下，犯跸，触讳，侵犯皇帝的人身等等。 为了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使臣民无条件地效忠尽职，汉律严惩对皇帝诽谤、诬罔、诋毁等言行。汉律有“非所宜言”罪，以广泛钳制臣下的言论。更荒唐的有“腹非罪”，即“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不说什么，也要被处以死刑3。 “七国之乱”发生后，汉朝统治者吸取了教训，从加强皇帝统治的立场出发，严禁臣下“阿党”、“附益”，内外交结。“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封诸侯过限为附益”4。凡触犯阿党、附益之法、坐与诸侯王交通者，都要处以重刑。又制定了《左官律》，即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朝廷任命的官吏，称“左官”，不得在朝为官。这显然是防止诸侯王延揽人才以对抗朝廷。汉代抑制诸侯王势力的法律还有《酎金律》、《尚方律》、《推恩令》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书·刑法志》。 2《汉书·荆、燕、吴王传》。 3见《汉书·食货志》。 4《汉书·诸侯王表》。 秦汉法律及户籍、赋税、徭役、上计等各种制度和各级官吏的任命，也都无一不同维护皇权的最高权威相密切联系的。 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意味着对人民的剥削压迫的极大的随意性。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皇帝是国家统一的象征，维护皇权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对于发挥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效能、稳定社会秩序，有时甚至对于发展生产，都是有利的。但皇帝的权力既如此之大，皇帝个人的作用就极为突出，因为法律的实践如何，就要看皇帝的态度如何，而法律的规定往往是不一定能发挥应有的效力的。 维护封建等级的统治秩序封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等级制度。商鞅变法，废除了奴隶制时代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代之以军功为条件，以田宅、臣妾为物质基础的二十等爵制。“商君为秦制爵二十等，以赏功劳。”它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这是有秦一代建立和维护封建等级体系及其特权的最初立法。 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建立，各个等级之间，特权阶层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也确定下来。秦律规定“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而庶民则“有罪各尽其刑”。官吏和有“大夫”爵位的人，还可以不编为“伍人”，或编为“伍人”不因四邻犯罪而负连坐之责。秦律还有保护公族特权的规定“内公孙无爵者当赎刑，得比公士赎耐不得？得比焉。”2秦简《司空律》规定，凡服劳役刑者根据不同身份，在管理上也有所不同。公士以下无爵庶人服城旦舂刑，不穿囚衣，不戴刑具。鬼薪、白粲、不加耐刑的下吏和私家奴婢被主人用以抵偿赀赎债务而服城旦劳役，要穿红色囚衣、带刑具，并监督劳动。葆子，即高级官吏的子弟如用劳役抵偿赎刑以上到赎死的罪时，只需在官府劳作，官府不能不讯问而长期监禁，同时允许在“耆弱相当”的条件下由别人代替服役。 秦律中还广泛使用“赀甲”、“赀盾”作为一般刑事犯罪和职务犯罪的刑罚。此外，还有“赎耐”、“赎黥”、“赎迁”、“赎死”等赎刑。赀刑和赎刑的存在使官吏、贵族、地主和富人，纵使有罪，也可以逍遥法外。两汉时代，在等级制的支配下，官吏、贵族有更大的特权。汉律规定贵族官吏犯罪，其俸禄比六百石以上者，有罪先“请”。所谓“请”，就是司法官吏无权决断，只能依据法律，提出审判意见，上请皇帝裁夺。皇帝有权抛开法律，依据犯法者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功劳大小，甚至个人爱憎，决定量刑的轻重。 汉律和秦律一样，爵位可以用来抵罪。如“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2这种减刑的特权，甚至延及于贵族官吏的子孙。 文帝时，贾谊曾就周勃狱上疏“已在贵宠之位，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史记·商君列传》。 见《汉书·宣帝纪》。 2《汉书·惠帝纪》。 司寇，编之徒官，非尊尊贵贵之化也。”文帝采纳了这些意见，所以，“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维护封建的父家长制在秦汉时期，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是社会生产活动和承担国家赋税徭役的基本单位。因此，维护这样的小农家庭结构的稳定，对封建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生产技术传习等的需要以及长期历史的形成，作为家长的父亲在家庭中享有至高的地位。因此，维护父家长制也就成为维护小农家庭结构的必然结论。这种生产者家庭的基本形式，也同样在地主阶级中得到实践。他们也实行父家长制，不过他们不是由于生产上的需要，而是由于财产管理和财产继承的需要。秦律规定“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2这就说明了秦朝法律确认了父亲对子女、家长对奴隶的生杀予夺大权。秦以后，随着制度的发展，生杀之权集中于国，集中于君，父亲对子女仅可扑责，不能随意杀害。《白虎通德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地所生也，托父母气血而生耳。王者以养，长而教之，故父不得专也。”正由于对子女的生杀大权收归国有，封建法律就更加重视对父权的保护。汉律规定殴父母及不孝顺父母者，死刑；如杀父母则以大逆论，本人腰斩，妻子弃市。维护夫妻关系的稳定性及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是秦汉法律保护封建家庭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秦律规定，离婚要得到官府的许可，并且要进行登记。“‘弃妻不书，赀二甲。’其弃妻亦当论不当，赀二甲。”汉代对离婚有“七去三不去”的规定。七去是“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三不去是“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2“七去三不去”实际上是以丈夫的意旨为依归的，男女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是很明显的。 自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把它神化，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君臣关系和父子、夫妇关系并列，家庭关系被看成是国家政治关系的缩影，封建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的强制作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又披上了一件神权外衣，于是父权、夫权就更强化了。 《汉书·贾谊传》。 2《法律答问》。 《法律答问》。 2《大戴礼记·本命》。 18 第三节秦汉的刑罚制度秦汉的刑罚制度，有死刑、族刑、肉刑、笞刑、徒刑、籍没、迁刑和徙边、罚金等不同的处分。 死刑死刑即剥夺生存权。见于史籍和地下出土简册的秦汉时代死刑名称有枭首、腰斩、弃市、磔、车裂、凿颠、抽胁、镬烹、囊扑、具五刑、定杀等。后来枭首、腰斩、弃市成为三种固定的常刑。 枭首，“枭谓斩其首而悬之也”，即杀头示众。如《汉书·高帝纪》“枭故塞王欣头于栎阳市。”《汉书·窦武传》“枭首洛阳都亭。” 腰斩，“斫头曰斩，斫腰曰腰斩。”2《史记·商君列传》称秦法“不告奸者腰斩”。腰斩之罪，次于枭首。《汉书·武帝纪》“丞相屈氂下狱腰斩，妻子枭首。”因为刘屈氂的妻子作巫蛊，是主犯，刘屈氂同坐，故腰斩。磔，“谓裂其肢体而杀之”3。秦简《法律答问》“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何论？当磔。”《史记·李斯列传》载“十公主矺死于杜。”矺就是磔。汉初也还用磔刑，至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48年）始废，为弃市所代替4。 弃市，“市死曰弃市，市众所聚，言与众人共弃之也”5。秦简《法律答问》有两处提到弃市“士伍甲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市。”又“同母异父相与奸，何论？弃市。”汉律盗高庙座前玉环者，“当弃市”。另外还有《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等7。 族刑族刑实际上是死刑的扩大化，是把家属的连带责任强调到极端的一种最惨重的刑罚。它的施刑对象一般为重大政治犯罪。关于族刑的范围，见于史籍记载的有“七族”与“九族”2等说法，但“夷三族”为法定常刑。汉初“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3夷三族的施刑对象为犯有谋反罪的人，如李斯、赵高、韩信、彭越、新垣平等。有材料证明，夷三族亦称夷宗族，而夷宗族是指从《汉书·陈汤传》颜师古注。 2《释名·释丧制》。 3《史记·李斯列传·索隐》。 4见《汉书·景帘纪》。 5《释名·释丧制》。 见《汉书·张释之传》。 7《汉书·景帝纪》。 《汉书·邹阳传》。 2《后汉书·寒朗传》。 3《汉书·刑法志》。 主犯上溯三世至祖父、下延三世及孙的男性世系亲属集团4。 汉代与“夷三族之令，相并列的还有“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5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亦称“族”、“族家，，其施刑对象为犯有非谋反的大逆无道罪的人，如晁错、郭解、刘屈氂、李陵、杨恽等。宣帝以后，针对主犯家属的死刑常为徙边刑所代替7。 肉刑古代所说的肉刑是指对犯人切断其肢体或割裂其肌肤之刑。肉刑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同态复仇法，夏商周成为法定的常刑，秦及汉初沿而不革，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7年）下令废除。肉刑分为黥、剿、刖、宫四种。黥，即刻面额等处，以墨涅之，故亦称墨刑。秦简《法律答问》“擅杀子，黥为城旦舂。”“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英布因犯法受黥刑，后即以黥布为名。黥刑在秦及汉初的肉刑中属较轻的刑罚，可以作为主刑单独使用，也可与其它刑罚（徒刑）结合使用。汉文帝时废肉刑，当黥者髡钳城旦舂。 劓，即割鼻刑。秦简《法律答问》“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钱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可见劓刑同黥刑一起作为徒刑的附加刑使用的。汉文帝时废，当劓者笞三百，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5年）减为二百，中元六年（公元前44年）又减为一百2。 刖，即断足，古代或称“膑”，或称“刖”，或称“腓”。刖刑又分为刖左趾（即足）和刖右趾，刖左趾为轻。秦简《法律答问》“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文帝时废，当刖右趾者改弃市，当刖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改笞五百为三百，后又减为二百3。 宫刑，亦称腐刑，男子割其势，女子幽闭。汉代又称宫刑为下蚕室，因受宫刑者防中风需到蚕室保温才能活命。秦简《法律答问》“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有腐罪，［赎简中的“宦者”、“宦奄”、“宫隶”、“宫均人”、“宫更人”、“宫狡士”，大都是受过宫刑的男女犯人。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宫刑为次死之刑。汉文帝废肉刑不包括宫刑在内。汉武帝时，司马迁以李陵降匈奴，募下蚕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2。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年）诏犯大逆募下蚕室3。这说明两汉可用宫刑代死罪。 4参见《汉书·霍光传》、《后汉书·梁冀列传》、《晋书·刑法志》。5见《汉书·孔光传》。 见《汉书·李陵传》。 7参见《汉书·杨恽传》、《息夫躬传》等。 《汉书·刑法志》。 2《汉书·刑法志》。 3《汉书·刑法志》。 《汉书·司马迁传》。 2《后汉书·光武帝纪》。 3《后汉书·和帝纪》。 笞刑笞即用竹制成的板子榜掠犯人。秦简《法律答问》“‘不会，笞；未盈卒岁得，以将阳又行笞’。今士伍甲不会，笞五十。”这条律文及解释是说征发徭役时不应征报到，要受笞刑。又如《厩苑律》规定，喂养耕牛不好的，“殿，笞卅”。又如《秦律杂抄》“城旦为工殿者，笞人百。”说明秦施用笞刑比较普遍。 在汉景帝以前，笞刑是笞背，容易使人致死。汉景帝时，定《■令》，规定“当笞者笞臀”，并且规定“笞者，■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在施行笞刑时，“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4。徒刑徒刑就是在罪犯论处后，由专门机关拘系，强令服一定时限苦役的刑罚。秦汉徒刑的名称最初表示服苦役的工种，后来有了刑期的含义。 城旦舂。秦汉强制劳役方式大多是筑城，即名“城旦”。舂者，即“不豫作徭，但舂作米”。男子为城旦，女子为舂。但城旦舂所从事的劳役往往超出筑城和舂米的范围。城旦舂是最重的徒刑。据东汉卫宏《汉旧仪》，城旦舂附加髡钳者（剃发曰髡，以铁束项曰钳）为五岁刑，不加髡钳者即完城旦舂为四岁刑。 鬼薪白粲。男为鬼薪，女为白粲。秦简《法律答问》“何谓‘当刑为鬼薪’？当耐为鬼薪未断，以当刑隶臣及完城旦诬告人，是谓‘当刑鬼薪’。”《汉书·惠帝纪》“上斗极星辰帖吧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应劭注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皆三岁刑也。” 司寇。《汉旧仪》“罪为司寇，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司，同伺，就是被派往边地服劳役，并用以防御外寇，故名司寇。候。秦简《秦律杂抄》“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候。” “耐为候”即被发往边地充当斥候。候是秦代刑罚，汉代与此相类似的是“罚作”、“复作”。《史记·冯唐列传》“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汉书·宣帝纪》“使女徒复作。”《汉旧仪》“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复作实际起初不限于女徒。如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平侯遂坐知人盗官母马，为臧，会赦，复作。后来才演变为针对女徒的刑种。 汉代徒刑，二至四岁的统称为耐罪，意为不亏形体，犹堪其事，故谓之耐罪。据《后汉书·陈宠传》载“今律令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说明汉代有关耐罪的律令是十分繁密的。 籍没籍没又称记·商君列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4《汉书·刑法志》。 据《汉书·王子侯表》。 收孥。”《索隐》“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秦简《法律答问》“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律规定，罪人的妻子“没为官奴婢黥面”2。《吕氏春秋，开春论》注引汉律“律坐父兄投入为奴。”由于籍没刑的存在，因而造成秦汉时期官奴婢为数众多的状况。 迁刑和徙边迁刑，见于秦简和史籍，是秦广泛使用的一种刑罚。“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伍人，户一盾，皆迁之。”3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长安君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4。迁刑，汉代称徙边。明帝永平八年（公元5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诏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戌，妻子随，占著所在。”2以后和帝、安帝、桓帝时皆有徙边之令。 迁刑和徙边都是流放到边疆去。但秦的迁刑在刑罚等级上较徒刑城旦为轻，而汉代的徙边为减死一等的重刑。 罚金罚金多半适用于对封建统治者危害不严重的杂犯轻罪，秦代称赀赎，汉代始称罚金。据《说文》“赀，小罚以财自赎也。”秦律赀刑包括“赀甲”、“赀盾”、“赀布”等等，多用实物偿付。汉代罚金用金属货币偿付。如“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3；“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4。 2据《三国志·魏志·毛玠传》。 3《秦律杂抄》。 4《史记·秦始皇本纪》。 《后汉书·明帝纪》。 2《后汉书·章帝纪》。 3《汉书·文帝纪》注。 4《汉书·哀帝纪》注。 第四节秦汉的司法制度司法组织秦汉朝廷设有廷尉。所谓“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5廷尉是主管刑狱的最高长官，其下设有正、左右监、左右平等属官，主要任务是负责诏狱，即皇帝交办的案件；审理地方移送审判和复核的重大疑难案件。但不管什么案件，也不管廷尉的审理结论如何，皇帝都有最后的裁夺权。汉成帝时于尚书中“又置三公曹，主断狱”，也握有一定的司法权。遇有重大疑难案件，其他高级官员也参与审判，叫作“杂治”。 秦汉的地方司法机关，系由地方行政长官郡守、县令兼理。守、令均有佐吏在郡为决曹掾，在县为丞，都是专职狱吏。县以下啬夫和游徼等乡官也负有维持治安、逮捕罪犯等职责。 诉讼制度秦代的诉讼形式，大致可分为自诉和公诉两种。自诉即案件的当事人直接向官府告发，“辞者辞廷”。公诉即官吏代表封建官府纠举犯罪。在秦的诉讼活动中，大量的是公诉案件。 汉代的诉讼形式明确地分为“告”和“劾”两种。告是当事人直接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相当于自诉。劾是指官吏纠举犯罪者，类似于公诉。 审判制度据秦简《封诊式》所举案例，秦代从立案开始，经调查、勘验、查封、审判，直到判决，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治狱，能以书从（读为踪）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要求在审讯中耐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尽其言而书之”，“诘之极而数訑，更言不服，其律当笞掠者，乃笞掠”。不采取拷打逼供的下策，只有当讯问到犯人理屈辞穷，仍然翻改口供或进行欺骗、拒不服罪的时候，才依法施行拷打。这些规定反映了秦代依法判案的精神。它比起一味地刑讯逼供信，有值得肯定之处。但以官吏主观地踪迹其言于前，又以笞掠施之于后，也反映了封建司法制度专横擅断的基本特点。 汉代的审讯过程叫“鞠狱”。司法机关审讯犯人，虽然也注重证据，但主要以口供作为判决的依据，因此广泛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强迫犯人招供。“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因此造成了众多的冤狱。 关于判决，即“断狱”。秦汉两代的统治者都要求治狱吏及时处理案件，作出判决，严禁拖延。所作判决，要符合法律规定，不得故纵、故不直（即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违者要依法惩处。但在封建司法制度下，皇帝可以随时改变律文，贵族官吏可以凭借权势干预司法过程，是很难做到及时而公5《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 《法律答问》。 《汉书·路温舒传》正的。 图版目次一、牛耕画像石（拓片）东汉陕西米脂出土二、收获画像石（拓片）东汉四川成都出土三、纺织·铜贮贝器盖饰西汉云南晋宁石寨山二十号墓出土四、帛画（局部）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五、锦绣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六、地毯东汉新疆民丰县尼雅出土七、人兽葡萄纹罽东汉新疆民丰县尼雅出土八、蜡染棉布东汉新疆民丰县尼雅出土九、彩绘陶盘西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十、云纹漆奁纹饰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十一、秦始皇陵·兵马俑前锋队列秦陕西西安出土十二、秦始皇陵·兵马俑个体像秦陕西西安出土秦始皇陵·铜车马秦陕西西安出土以上图版共十二幅。图版一、九，选自《**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二，选自《新中国出土文物》。图版三，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展品选集》。图版四、五，选自《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图版六、七、八，选自《新疆出土文物》。图版十，选自《汉代漆器艺术》。图版十一、十二，“铜车马”选自《秦兵马俑》，其余均选自《秦始皇陵兵马俑》。 19 丁编传记第一章秦始皇帝附李斯赵高第一节灭六国，创帝业平定叛乱秦始皇帝，姓嬴、名政，秦庄襄王之子，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生于邯郸。嬴政十三岁（公元前247年）即王位。因年少，国事皆决于相国吕不韦。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年）至七年（公元前240年），秦继续对外用兵，它攻击的重点是韩、魏、燕三国，其间取韩十三城，魏二十城，燕二十城。 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命王弟长安君成■将兵攻赵。成■反，兵败于屯留，军吏皆斩。九年，长信侯嫪毒反。秦王政发兵，与嫪毒战于咸阳，俘嫪坶，车裂以徇，灭其宗。旧史相传，庄襄王在赵为质子时，吕不韦以孕姬进，生子即政。政即王位后，其母为太后，与吕不韦旧情不断。吕不韦怕事泄被诛，以嫪毐为宦者进，太后甚宠幸，因得主国政遂起意反叛。十年，吕不韦以嫪毐事免相，归河南封国。秦王政恐其叛乱，赐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恐惧，饮鸩而死。从此，秦王政大权独揽，王位得到巩固，以“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代替了事皆决于吕不韦、嫪毐的局面。 灭六国秦王政步入青年时代，恰逢七雄进入决战时期。他凭借先辈创建的雄厚基业，又平定了嫪毐等的叛乱，在七雄对峙中处于有利地位。他抓住战机，对六国的斗争从蚕食转向吞并。他采纳李斯的建议，制订“先取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 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韩王遣韩非使秦。韩非至秦，被杀于云阳。韩王畏惧，请称臣。十六年（公元前23年），韩献南阳地。次年，秦王政遣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灭韩。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王政遣端和将兵围邯郸。次年，遣王翦等攻赵，得赵王迁。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秦王政到邯郸，诸与其母家有仇者，皆坑杀之。二十一年（公元前22年），秦王政遣王贲、王翦攻燕，取蓟城，得燕太子丹之首。燕王逃奔辽东。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王政遣王贲攻魏，水灌大梁。魏王降，魏亡。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遣王翦攻楚，得楚王负刍。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次年，王翦、蒙武破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贲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得太王嘉。二十六年（公元前22年），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灭齐。短短十年间，秦王政剪灭本节及下节基本上取材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吕不韦列传》。 六国，结束了征战几百年的分裂状态，建立了规模空前统一的皇朝。 创建帝业的自我满足在灭六国的过程中，秦王政创建了秦的帝业，其后又有所发展。同时，秦王政不断滋长了自我满足的情绪。 秦王政在二十六年（公元前22年）灭齐后，令丞相御史“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议论的结果，还是由秦王政决定下来，称作“始皇帝”。这个称号，表示至高无上、万世一系的权力。他要后世，自始皇帝以下，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从此，秦王政就改称始皇帝。 同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应为水德之始。 按着水德的特征，他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始皇的这些规定，是为了显示秦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出现是必然的，是符合天意的。这是神化皇权的特殊形式，是周人所谓“天命”的翻版。 秦新破六国，丞相绾建议置王以镇之，“始皇下其议于群臣”，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废古封国制而以郡县制去代替。以当时具体情况来说，郡县制推行到如何程度，不可详知。但从制度本身来说，郡县制是以地缘本位的地方政权取代了以血缘关系为本位的地方政权，这是地方政权封建化的主要标志。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9年），立石琅邪，称“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鲜明地规定了皇帝的身份既是最高的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而生存在这土地上的人既是民又是臣。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3年），采纳李斯的意见，规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第二年，以卢生等诽谤罪，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秦始皇的封建皇朝，至此完备了由土地的最高所有权，政治上的绝对统治权，以至在思想意识上的绝对顺从之整个体系。在他的自我满足的精神状态下，为所欲为，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以致人们忍无可忍，终于在始皇死后不久就埋葬了这个皇朝。 第二节巡行，刻石，求神仙多次出巡始皇灭六国后，先后五次大规模地出巡。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西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自回中归。二十八年（公元前29年），东巡，上邹峄山，封泰山，至渤海，过黄、腄，登成山、之罘山，南至琅邪、彭城等地，自武关归。二十九年（公元前28年），再次东巡，登之罘山，至琅邪，自上党归。三十二年（公元前25年），第三次东巡，至碣石，巡北边，从上郡归。三十七年（公元前20年），最后一次东巡，至云梦、丹阳、钱唐，登会稽山，祭大禹。 始皇出巡的地区集中在东方，特别是燕、齐、楚旧地。这表明，出巡的目的之一，是镇服六国贵族，巩固统治，而不是简单的游观。这是因为燕、齐、楚比韩、赵、魏灭亡得晚，距离咸阳又远，反抗的力量也较大，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一再出巡这些地区的必要。几次东巡，都有刻石。虽然刻石充满了歌功颂德之词，但也宣扬教化，具有从社会秩序上巩固统治的重大政治意义。 琅邪刻石和会稽刻石刻石是始皇创造的宣传工具。在众多的刻石中，始皇二十八年在琅邪刻石和三十七年的会稽刻石具有代表性。 琅邪刻石说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这篇刻石的第一部分，是颂扬始皇统一之功。第二部分是颂扬始皇政治之清明。第三部分是颂扬始皇泽及牛马之德。这是一篇以颂扬为主的刻石，表述了始皇在创建帝业上的主要成就。 会稽刻石，特别强调了封建伦理的规定。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腵，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像这样对于封建伦理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于个体家庭劳动的保护，是密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访求神仙不死之药始皇称帝后，已充分占有世俗的一切享受。他所最感不足的是，他不能不死。他最怕的是死。史称“始皇恶言死”。为了长生不死，他不惜代价访神仙，求不死之药。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9年），齐人徐市投始皇所好，称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他请求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始皇即刻遣徐市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三十二年（公元前25年），始皇东至竭石，令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两位古代仙人。又遣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数年后，仙人不死之药踪影不见。卢生畏惧，欺骗始皇说“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巨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惔。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求药心切，一切照卢生的话办。他自称真人以代替称朕，并令咸阳周围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世上本来不存在仙人和不死之药，靠欺骗过日子，总有一天会大祸临头。所以，卢生，侯生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2年）就偷跑了。他们的逃亡，加之韩终去而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令始皇大怒，遂逮捕咸阳诸生，令御史审问，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 始皇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0年）病死于沙丘平台。终年五十岁。 秦始皇评论关于秦始皇的评论，一般对于他在统一上的作用，多推崇过高。秦灭六国，实现统一，是时代的产物，始皇不过是“续六世之余烈”，最后促成而已。始皇即王位之前，秦对六国的战争，已是节节胜利。公元前293年，秦白起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74年，白起伐魏，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0年，白起败赵师，坑杀四十五万。此外，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战役，秦在不同程度上杀伤敌方的有生力量。可以说，始皇即位时，统一的基础已经奠定，而始皇最终剪灭六国，结束长达几百年的割据状态，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他在历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 始皇在灭六国之前是能纳谏的。他接受李斯的上书，撤销逐客令，对秦的吸收人才很有好处。伐楚时，始皇问李信需用多少兵。李信说不过二十万人。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错误地认为王翦老了，胆怯；李信年青，壮勇。于是命李信、蒙恬将二十万众伐楚。开始时，李信、蒙恬两路并进，节节胜利。但是不久便被楚军打败，秦军伤亡惨重，仅都尉就阵亡七人。始皇后悔轻信李信的话，亲自到频阳向王翦谢罪，说“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始皇一再谢罪，请王翦出来。王翦毫不让步。最后，他提出，如果一定要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不仅答应了王翦的要求，出发时还到灞上为王翦送行。 灭六国后，始皇自以为功高五帝，地广三王，居功自傲，不可一世，“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博士形同虚设，丞相、大臣只能“受成事，倚办于上”。群臣为了保官，不敢说真话，“谩欺以取容”。始皇对百姓残酷暴虐达到了极点。当他在世的时候，地方上已出现了反秦的火种，只等待有《史记·王翦列传》。 人来点燃了。他所实现的统一并不是巩固的，他的政权很快就被推翻了。第三节李斯的功绩建立帝业的献策李斯，楚上蔡人，约生于公元前28年2。年少时为郡小吏。继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有所成，公元前247年西入秦，求为秦相吕不韦舍人。吕不韦看中了他，任他为郎。李斯因此有了说秦王的机会。他见秦王，献利用时机，灭诸侯以成帝业之策。秦王听了他离间各国君臣之计“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然后以良将随其后。秦王先后拜李斯为长史和客卿。李斯献策的实际情况不可详知，但这对于加速六国的灭亡，显然是起了作用的。 谏逐客书韩国人郑国以修渠为名，来秦作间谍活动。郑国的计谋被发现了。秦宗室大臣乘机攻击客卿，说“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也在逐中。李斯上书，申述逐客之不当。他说到客卿对秦国强盛的重大贡献。他说，穆公取由余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使秦并国二十，称霸西戎；孝公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富民强，举地千里；惠王用张仪之计，拆散六国合纵，使秦拔三川之地，并巴蜀，取上郡，收汉中；昭王用范雎，使秦强公室，杜私门，为帝业打下基础。他们都不是秦国人，“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李斯进一步说明各国的物产和文化，对秦国文化发展的诸多贡献，从而得出结论说“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取消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秦王听从了李斯的计谋，二十余年后竟并天下。而李斯官至廷尉，又升为丞相。 分封制与郡县制的论争废分封，置郡县，是秦代政治体制上重大的变革。对于这个问题，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而李斯是一贯主张郡县制的。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年），既灭六国，丞相王缩等以六国新破，燕、齐、楚距咸阳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群臣皆以为便。这时，李斯是廷尉，独持异议。他以周末诸侯争战不休为由，反对分封，主张全国皆为郡县。始皇同意李斯的意见，说“廷尉议是。”于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从此，郡县制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形式。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3年），灭六国以后的第九年，分封之议又起。是年，始皇置酒咸阳宫，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本节所据材料见于《史记·李斯列传》者，不一一注出。 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 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把这问题交给群臣议论。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始皇同意了李斯的说法，郡县制仍旧坚持下去，它在中国历史上有长远的影响。 申是古非今之禁始皇三十四年，因议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得失，李斯申论是古非今之不利于治，主张申是古非今之禁。他说“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始皇同意李斯的这些主张，制曰“可。”2在始皇批准的这些禁令中，《诗》、《书》、非秦纪的史籍，非博士官所职百家语都必须焚烧。因犯禁而判的刑，有城旦、弃市以至灭族。私藏者有罪，偶语《诗》、《书》者有罪，以古非今者有灭族的大罪。这些禁令的总意图是在政治思想上禁私学而定一尊。这是始皇政治上的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他使用的行政手段是很严厉的，但除了破坏、阻碍文化的发展外，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功绩和权势李斯对秦的功绩是大的。他的权势，在始皇那样的形势下也是仅有的。司马迁为李斯立传，说秦王撤回逐客令后，“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又说他“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以及“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鲁迅推崇李斯在文字改革方面的贡献，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李斯“于文字，则有殊勋。六国之时，文字异形。斯乃立意，罢其不与秦文同者，画一书体，作《仓颉》七章，与故颇不同，后称秦篆。” 李斯长男李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李由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的权势，在当时是很突出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死后，李斯为了个人得失，上了赵高的圈套，制造宫廷政变，促使秦皇朝走向衰亡，而他本人为赵高所杀害，于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7月被腰斩，灭三族。 第四节赵高与秦的灭亡伪造诏书赵高，兄弟数人皆为宦官。赵高熟悉狱法，始皇以其为中车府令。他利用职务之便，私事胡亥，教胡亥法令，决狱，深得胡亥的信任。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0年），李斯、赵高、胡亥等随始皇东巡。在折返途中，行至沙丘，始皇病甚。于是始皇赐公子扶苏书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封，未发，始皇死，遗诏落入赵高手中。 李斯怕天下有变，秘不发丧，置始皇辒辌车中，上食，像平常一样。赵高想立胡亥为帝，扣留始皇赐扶苏书不发，为达到目的，他三劝胡亥，多次说李斯。他先以权势诱胡亥篡位。胡亥以遵父命，行孝悌，安社稷，加以拒绝。赵高又以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卫君杀其父，不为不孝，继续策动。胡亥开始动摇，但提出君父丧礼未终，不宜于此时干扰丞相。赵高针对胡亥的犹豫不决，又提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迫使胡亥及早决断。胡亥终于接受了赵高的阴谋。 赵高知道“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便以试探、说服、威胁的手段迫使李斯站在他一边。赵高利用李斯眷恋权位的私心，对李斯说，如扶苏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又说“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李斯无可奈何地仰天而叹，听从赵高的摆布，终于与赵高合谋。赵高伪造始皇遗诏，说“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扶苏自杀于上郡，蒙恬请囚。胡亥立为二世皇帝。二世为了回报拥立之功，拜赵高为郎中令。从此，赵高“常侍中用事”。在封建的政体下，赵高创始了宦官干政的恶例。 阴谋篡权赵高得势后，一步一步地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他因除去异己，杀人很多。他怕二世知道真相，于己不利，便耍弄手腕，把二世与大臣隔开。他对二世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又假装关心地说“陛下年轻，未必事事皆通，如果上朝，处事不当，则示短于大臣。不如居深宫，学习法令，事来则处之。这样，大臣既不敢欺骗陛下，又称陛下圣主，一举而两得。”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谎言，从此，居深宫之中，日事宴乐，不再上朝。赵高成了二世的代言人。 赵高设计陷害李斯。他对李斯说“关东群盗多。今上急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见。”李斯说，我早就想进谏，只是上居深宫，不上朝，无机会见上。赵高说，君真想进谏，等上空闲无事，愿为君通报。于是赵高每见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说“上方闲，可奏事。”李斯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见条件成熟，乘机造谣说，李斯参与沙丘之谋，想裂地封王。又说李斯本节所根据材料，见于《史记·李斯列传》。 之子李由与陈胜勾结。李斯得知上了赵高的圈套后，急忙上书二世，揭露赵高的“邪佚之志，危反之行”，要求除掉赵高，消除隐患。由于二世对赵高的信赖，不仅不怀疑赵高，反而把李斯的揭发告诉了他。赵高于是进一步诬陷说“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谗言，把李斯交给他惩治。 赵高以严刑拷打，强令李斯承认与子谋反。榜掠千余，不胜痛，李斯被迫诬服。接着，赵高又令十余人，诈称御史、谒者、侍中，审讯李斯。李斯申述冤情，说出真相，总是遭到一顿毒打。后二世遣使复查案情，李斯以为又是赵高的人，不敢再说真话。于是二世对所谓李斯谋反，信以为真。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7月，李斯具五刑，腰斩咸阳，夷三族。 李斯死后，二世拜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 赵高为检验群臣是否跟他走，故意指鹿为马。二世大笑说，丞相错了，是鹿不是马。并问群臣，是不是鹿？多数人回答说是马。一些人沉默不语。只有少数人回答是鹿。这一场面，使二世迷惑不解，他甚至怀疑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事后，凡言鹿者，都被赵高暗中治罪除掉。从此，“群臣皆畏高”，顺从赵高，不敢持异议。 皇室宗亲是赵高的眼中钉。他挑唆二世“远骨肉”，杀诸公子。二世杀十二公子于咸阳，磔十公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囚禁宫中。二世遣吏责将闾说“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说“阙迁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吏无言以对，只好说“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昆弟三人，都流着泪，拔剑自刎。 秦宫政变陈胜起义之初，赵高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以欺骗二世。巨鹿一战，项羽大败秦军，擒王离，降章邯，秦军的主力被消灭。不久，刘邦攻占武关，关中危在旦夕。已升为丞相的赵高，怕二世追究责任，日夜不安。二世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赵高感到不妙，决定先下手。他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弟郎中令赵成，合谋废二世，立子婴。阎乐以追盗贼为名，率千余人进望夷宫，指责二世骄恣，诛杀无道，致使天下共叛，逼其自杀。二世要求见赵高，阎乐拒绝。要求封为郡王，阎乐不许。要求封为万户侯，阎乐不准。最后，二世哀求，愿为黔首。阎乐开门见山地说“臣受丞相命，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二世绝望，遂自杀。 赵高召集大臣、公子，宣布诛二世，去帝号，立子婴为王。赵高令子婴到庙堂受玉玺。子婴与其子谋，决定诛赵高。赵高多次遣人请子婴前去受玺，子婴称病不去。最后，赵高亲自去请，子婴乘机杀赵高，灭其三族。赵高虽死，但关东已失，人心已离，天下已处土崩瓦解之势。子婴为王四十六天，刘邦率军至霸上，子婴降于轵道旁。秦亡。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二章陈胜项梁项羽2第一节反秦起义陈胜首倡大泽乡起义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人。少时为人佣耕。一日，耕于垅上，陈胜对伙伴们说“苟富贵，无相忘。”伙伴们笑着答应说，“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胜叹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官府发九百人戍守渔阳。陈胜和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吴广，都是屯长。行至蕲县大泽乡，大雨，道路不能通行。估计不能按期到达。而秦法规定，戍卒失期者皆斩。陈胜吴广计议说今逃亡是死，举大计也是死，都是个死，举大计不好吗？ 经过密谋，陈胜吴广以丹写“陈胜王”于帛上，塞进鱼腹。鱼被戍卒买回，破鱼见丹书，大家感到蹊跷。晚上，吴广又到附近神祠点火，学狐叫，叫“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被惊醒。天亮了，戍卒们指点着陈胜，纷纷议论。 吴广平日爱惜戍卒，戍卒听他的话。吴广故意顶撞将尉，招他鞭笞，借以激怒戍卒。将尉果然大怒，拔出剑来。吴广夺剑，杀死了将尉。陈胜和吴广召集戍卒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戍卒们皆曰“敬受命。”于是他们诈称公子扶苏、楚将项燕，称大楚，设坛盟誓，以校尉之头致祭。陈胜称将军，吴广为都尉，攻下大泽乡。 胜利进军起义军从大泽乡出发，很快攻占蕲县。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葛婴率领，从蕲县东进。一路由陈胜、吴广统领，攻占铚、酂、苦、柘、谯等地，进而北至陈。这时，起义军已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陈胜据陈后，召集三老、豪杰议事。他们称陈胜“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胜乃立为王，国号张楚。“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陈胜以陈为中心，分兵略地。北线以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率兵三千略赵地，他们以收降为主，下数十城。占领邯郸后，张耳、陈余策动武臣自立。武臣即赵王位，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武臣为扩大地盘，遣韩广略燕地，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韩广至燕，燕人立广为燕王。”北上的另一路，以周市为将领，略魏地。周市攻占魏地后，转攻齐，至狄。齐国贵族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发兵攻周市。周市败还，田儋占据齐地。周市退回魏，立魏咎为魏陈胜材料见于《史记·陈涉世家》者，不另作注。 2项羽材料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者，不另作注。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史记·田儋列传》。 王，占据魏地。 西线以吴广为假王，欲先得荥阳，取道函谷关，直捣咸阳。荥阳是秦在东方的战略要地，附近有贮粮基地敖仓。秦以李斯之子李由为三川守，死守敖仓。吴广久攻不下，双方的主力都陷在荥阳，进攻两难，形成僵持状态。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冬，陈胜另以周文为将军，蔡赐为上柱国，取道函谷关，攻关中。周文一路收兵，至函谷关，战车已千乘，兵数十万人。函谷关地处崤山之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向称一夫守关，万夫莫开之地。周文一举越过了函谷关，进至咸阳附近的戏。 陈胜政权刚建时，秦吏从东方还，禀告二世。二世大怒，把他打入狱中。后从东方还者，二世复问，皆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2当周文军逼近咸阳时，二世再不能自欺了，他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少府章邯认为调兵已来不及，建议赦免骊山刑徒，编组新军。二世采纳他的建议，下令大赦，很快组成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由章邯率领。周文对秦大军突然进攻，准备不足，加之孤军深入，缺乏后援，被迫退出关中，屯兵曹阳。陈胜“令赵发兵西入关”3，增援周文。武臣拒不执行。周文等了两三个月，援兵不至，败退渑池。章邯追至，周文战败自杀，全军覆没，形势发生逆转。 陈胜败死章邯败周文后，继续东进。吴广面临章邯与李由夹击的危险。吴广围荥阳数月，久攻不下，并与部将发生矛盾。副将田臧矫称陈胜令，杀了吴广。陈胜非但不惩处田臧，反而赐他“楚令尹印，使为上将”。陈胜赏罚不当，还不止这一件事。当初，葛婴徇蕲东，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陈胜立为楚王后，葛婴杀襄强，拥戴陈胜，可是，陈胜还是把葛婴杀了，使田臧取得指挥权。田臧令李归继续围攻荥阳，自己率精兵迎击章邯，败死于敖仓。章邯既杀田臧，乘胜进击荥阳，杀李归，起义军的主力被消灭。 章邯移兵陈县，陈胜与他战于陈西。柱国房君、将领张贺先后战死。陈胜兵败，退至下城父。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二月，御者庄贾杀陈胜，降秦。 从大泽乡起义，到陈胜被杀，只有半年时间。起义的历程虽短，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奠定了思想基础。 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由于陈胜用人不当，赏罚不明，骄傲自满，受到严重挫折。陈胜佣耕时，与穷伙伴相约“苟富贵，无相忘。”当穷伙伴真的找来时，只不过说了几句“陈王故情”，陈胜认为有损他的威望，就把穷伙伴杀了。“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胜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管群臣诸将。朱房、胡武办事不公，常“以苛察为忠”。可是，陈胜却对他们很信任，“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故人已“无亲陈王者”，加上诸将“不亲附”，这就已决定了陈胜必然失败。但是，由他掀起的反秦浪潮，却正以更大的波涛冲击着秦政权。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第二节项梁和会稽起义项梁和会稽起义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县西南）人。父项燕，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为秦所杀。侄项籍，字羽，始皇十五年（公元前232年）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项梁怒，项籍却说“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教其兵法，“籍大喜”，但略知其意，又不肯再学。 项梁犯罪，入栎阳狱，嗣得释。后项梁杀人，与项籍逃到吴中避难，当地贤士大夫对项梁很敬重。吴中有大事，常请其主办。项梁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0年），始皇游会稽，渡钱塘江。项梁带项籍观看。项籍见到始皇的气派，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急掩其口说“毋妄言，族矣！”项梁“以此奇籍”。他发现不念书、不习武的侄儿胸有大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召项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殷通请项梁为将。项梁曰吴有奇士桓楚，亡在泽中。“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遂推荐项籍召桓楚。项梁出，与项籍语，令其持剑待召。然后，项梁入，言于殷通。殷通即召项籍入。项梁向项籍使眼色说“可行矣。”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府中惊恐，项籍击杀欲反抗者数十百人，余者皆慴服。项梁自立为会稽守，任项籍为裨将，安排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收吴中及下县兵，得八千人，起兵反秦。 渡江西上初，陈胜遣召平略地，至广陵，闻陈胜败走，秦兵将至，于是渡江矫陈胜之命，拜项梁为楚上柱国，令其急引兵西上，迎击秦军。项梁遂率八千人渡江西上。这时，东阳少年杀县令，推故令史陈婴为长，众至二万人。少年们欲立陈婴为王。其母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于是陈婴推辞说“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于是众从其言，归属项梁。项梁渡过淮河，英布、蒲将军也以兵归属，众至六七万人，驻军下邳。 秦嘉等响应陈胜，起兵攻东海。陈胜遣武平君畔为将军，前往监护诸军。秦嘉不受命，杀了武平君，立景驹为王，自为大司马，驻军彭城东。项梁击败秦嘉军，追至胡陵，杀秦嘉，并其军。景驹走死梁地。章邯进至栗，项梁遣朱鸡石、余樊君迎战，余樊君战死，朱鸡石败退胡陵。项梁杀朱鸡石，引兵至薛。 薛地会议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六月，项梁得知陈胜已死的确切消息后，在薛召集众将议事。刘邦率百余骑赴会。范增往说项梁立楚后，以从民愿。项梁纳其言，找到为人放羊的楚怀王孙心，立为楚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武信君。这次会议，标志项梁政权的诞生。从此，他成为继陈胜以后，能够统领全局的第二位农民起义领袖。 章邯攻临济，齐王田儋战死，其弟田荣收余兵，走东阿。章邯追围之。 项梁遣项籍、刘邦救东阿，败秦军于濮阳东，攻占城阳。然后，转攻定陶，不下。西攻雍丘，大败秦军，杀三川守李由。项梁率军至定陶，破章邯军。从此，项梁有骄色，轻视秦军。九月，章邯发动突然袭击，大败楚军于定陶，杀项梁。项籍、刘邦闻项梁死，与吕臣军自陈留东撤。吕臣军驻彭城东，项籍军驻彭城西，刘邦军驻砀。 第三节项羽的霸业巨鹿决战章邯击杀项梁后，以为楚兵已不足为忧，遂渡河击赵。大破赵军，攻占邯郸。赵王歇、丞相张耳退守巨鹿城，将军陈余驻守巨鹿城北。章邯令王离、涉间围攻巨鹿，自己驻军城南，筑甬道，为秦军输粟。 赵求救于楚。楚怀王命卿子冠军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上救赵。然后，遣刘邦直捣关中。并约定，先入关者王其地。由于宋义惧怕秦军，行至安阳，停止前进，坐观秦赵相斗。项羽一再催促急行，宋义不听，还说“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就这样把时间拖延下去，军粮吃完，将士靠食芋菽度日，加之天寒地冻，士兵情绪波动。项羽气愤地批评宋义说“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宋义仍然无动于衷，并下令说，如敢不服从指挥，擅自行动者，“皆斩之。”项羽忍无可忍，第四十六天清晨，闯入宋义帐中，斩其首，示众说“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将卒皆慴服，推项羽为假上将军。项羽令桓楚报于楚怀王，楚怀王拜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归项羽指挥。项羽取得军事指挥权后，命当阳君、蒲将军率两万人渡漳河，救巨鹿。 当阳君旗开得胜，灭了秦军的气焰，但巨鹿之围并未解除。陈余再次请求援兵。项羽率全军渡河救赵。他破釜沉舟，烧庐舍，只准备三日粮饷，表示三日内必破秦军的决心。到了巨鹿，围王离，断其粮道。经过九次战斗，终于大败秦军，杀苏角，虏王离。涉间自杀。 当时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支，皆畏秦不敢战。唯独楚兵骁勇果敢，无不以一当十，呼声震天，使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已破秦军，石见诸侯将。诸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秦军巨鹿大败后，二世追究章邯的责任。章邯惧，遣长史欣至咸阳，欲说明情况。赵高拒绝接见，大有问罪之势。陈余乘机策反，劝章邯倒戈反秦，不要步白起、蒙恬的后尘。章邯犹豫不决。项羽再次发动攻势，遣蒲将军败秦军于漳南。自己率军大败秦军汙水上。章邯被迫投降。 巨鹿之战，扭转了整个战争局势，它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导致秦政治上的崩溃，使秦彻底瓦解。 项羽马不停蹄，率军进攻关中，大批章邯降卒随行。他们心中不安，且自身遭受楚兵的欺侮，不免忧愤交加，窃窃私语，有些怨言。项羽并没有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把降卒变成自己的力量，反而错误地认为留着降卒“事必危”，把二十余万降卒坑杀于新安城南。 鸿门宴汉元年（公元前20年）十一月，项羽至函谷关，刘邦已捷足先登，派兵守关。项羽大怒，遣当阳君攻破函谷关。项羽率四十万大军，进至戏西，驻军于新丰鸿门。这时，刘邦兵十万，驻军霸上，两军对垒。 刘邦左司马曹无伤遣人到项羽处告密，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闻言大怒，将于次日击刘邦。范增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他鼓动项羽从速进兵，勿失时机。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在此关键时刻，项羽的叔父项伯夜驰刘邦军，邀张良脱离险境。张良引项伯会见刘邦。刘邦乘机陈述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项伯听信刘邦的话。嘱咐刘邦次日及早到鸿门拜谢项羽，消除误会。项伯连夜赶回鸿门，把刘邦之言告诉项羽，并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 次日，刘邦率张良、樊哙等百余骑，携带礼品，到鸿门拜谢项羽。他解释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羽设宴招待。席间，范增一再示意项羽击杀刘邦，项羽默然不应。范增出，召项庄进去祝酒，欲乘舞剑助兴，击杀刘邦。项庄祝酒毕，请舞剑为乐，即拔剑起舞。项伯一眼视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用心。他也拔剑起舞。项庄多次欲击刘邦，项伯“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张良见事急迫，至军门，见樊哙。樊哙闻事急，带剑拥盾，推倒卫士，闯入军门。他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眥尽裂。他陈述刘邦之功，怒斥项羽听信谗言，欲杀功臣。项羽令赐酒肉，连连称壮士，令其入席就坐。刘邦借口去更衣，招张良、樊哙等一块出去。刘邦想逃走，但又怕项羽怪罪。樊哙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刘邦遂与樊哙等四人，从小道归霸上。留张良拜谢，赠送札品。范增听说刘邦已走，气愤地说“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也。”充满战争气氛的刘项对峙，至此得到暂时的缓解。 分封诸侯鸿门宴后，项羽进入咸阳，烧了秦宫室，杀了秦降王子婴，携带珍宝美女，回军戏下。对如何分配胜利果实，项羽遣人试探楚怀王的态度，楚怀王说“如约。”就是说，刘邦应为关中王。有人劝项羽都关中，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但他也不愿叫刘邦占据形势险要的关中，便诡称“巴、蜀亦关中地也。”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把关中分为三块，封秦的三个降将。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利用他们截断刘邦东进的道路。 项羽把关东地区，分封为十四个王国。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封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韩王成不变，都阳翟。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英布为九江王，都六。吴芮为衡山王，都邾。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臧荼为燕王，都蓟。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都为齐王，都临菑。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另外，封陈余为三县侯，梅鋗为十万户侯。凡有功于项氏者，都得到封地。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占地九郡，都彭城。汉元年（公元前20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 第四节项羽的衰亡楚汉战争与鸿沟划界诸侯各就国后，项羽徙义帝（楚怀王）于长沙郴县，密令英布、吴芮、共敖等杀之于江中，招致封王和群臣的不满。韩王成既已受封，项羽又翻旧账，嫌他遣张良送刘邦及无军功，不让就国，带到彭城废为侯，继而又杀之。封国的墨迹未干，项羽便自毁其诺言。 项羽分封不公，引起田荣和陈余的极大愤怒。他们于陈胜起义不久，便积极响应，参加反秦战争。论战功，他们有资格封王。但是，由于他们不听项羽的调遣，未被封王。汉元年（公元前20年）五月，田荣首先起兵反项羽，击败齐王田都，击杀胶东王田市，济北王田安，夺取三齐，自立为齐王。田荣赐彭越将军印，令其反于梁地，扰楚。陈余和张耳本为刎颈之交，后来变成死敌。抛开他们的个人恩怨，就反秦而论，功绩不相上下。而张耳被封为常山王，陈余仅为三县候。他愤怒地说“张耳与余功等也，今张耳王，余独侯。此项羽不平。”愤怒之下，他向田荣请兵击张耳。田荣为扩大反项羽的势力，便遣兵助陈余击张耳。张耳大败，投奔刘邦。陈余迎代王歇，复立为赵王。赵王歇立陈余为代王。楚霸王的霸局被田荣和陈余破坏了。项羽大怒，遣萧公角击彭越，自己率兵击田荣。项羽向九江王英布征兵，英布装病不去，只遣“四千人”随行，项羽由此怨恨英布。 八月，刘邦乘项羽征战田荣，一举击败章邯。楚汉战争开始了。然后，刘邦遣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随后，令薛欧等出武关，继续东进，迎接太公、吕后。项羽发兵拒于阳夏，并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堵截汉兵东进。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冬，项羽败田荣于城阳。田荣走平原，被当地人杀害。项羽烧夷齐城郭室屋，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起于城阳，继续与楚战斗。项羽进不能胜，退又不甘心，兵力被陷在齐。三月，刘邦自临晋渡河，至洛阳，采纳新城三老董公的建议，为义帝发丧。刘邦“袒而大哭”，以“杀主背义”的罪名，号召诸侯共同讨伐项羽。四月，刘邦率诸候兵五十六万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楚都彭城，尽收项羽的美人财宝。项羽闻讯，率精兵三万，回救彭城，大败汉军。汉军坠入泗水淹死的、被杀的达十几万人。项羽追至睢水，再歼汉军十几万人，尸体塞满河道，致使“睢水为之不流”。刘邦所率几十万大军，死散殆尽。他被项羽包围，侥幸率数十骑突围。路遇儿子刘盈与女儿鲁元公主，乘车共行。楚兵追急，刘邦三次把他们踢下车来。滕公不忍，一次次把他们扶上车。最后刘邦急得想把滕公杀了，丢掉儿女，轻车逃命。最终他们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太公和吕后成了项羽的俘虏。刘邦逃到荥阳，萧何征发的关中老弱，及韩信所遣士卒，先后赶到，又有部分散卒回归，刘邦得以重整军容。 项羽追至荥阳，刘邦迎战于城南，双方互有胜负。项羽不能越过荥阳而西，刘邦也无力东进，这里成了楚汉相争的主战场。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项羽多次破坏汉的粮道。汉军给养困乏，军心动摇。刘邦请求以荥阳为界，握手言和。项羽欲答应，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羽纳其言，急围荥阳。刘邦恐惧，用陈平之计，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项羽遂疑范增，稍夺其权。范增气愤地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范增走，未至彭城，发病而死。 刘邦被困在荥阳，处境十分危险。纪信扮作刘邦，乘天子辇，率二千多名妇女夜出东门，欺骗项羽说“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听说刘邦降，欢呼雀跃，纷纷跑到东城观看。刘邦乘机率数十骑从西门出城，逃往成皋。项羽发现受骗，把纪信烧死。 几经挫折之后，刘邦无力继续战斗，退回关中。从袁生之计，南走宛叶。项羽随即追至。刘邦坚壁不战。这时，彭越渡过睢水，大败楚将项声、薛公于下邳。项羽被迫东击彭越。刘邦乘机北走，败终公，复取成皋。项羽已破彭越，回兵夺取荥阳，杀周苛公，虏韩王信。然后，兵围成皋。刘邦无力固守，与滕公出北门，渡河，走脩武，“得韩信军”。刘邦遣刘贾率二万人，数百骑，渡白马津，入楚地，助彭越，“烧楚积聚”，下梁十余城。项羽再次被迫东击彭越，一路节节胜利，夺取陈留、外黄等十余城。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乘项羽东击彭越，围攻成皋。本来项羽告诫守将曹咎“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开始刘邦挑战，曹咎不应。后刘邦一日数次挑战，并羞辱曹咎胆小像妇女。曹咎终于顶不住了，他不顾项羽的训令，率军渡汜水，欲与刘邦决战。曹咎军刚渡一半，刘邦发动进攻，大败楚煜霸天下小说5200军。守将曹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杀。刘邦再得成皋，驻军广武，就食敖仓。项羽已破彭城，回军广武，与汉对峙。楚汉数年征战，使“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百姓厌战。项羽也想早日结束战争，便把太公置于东广武高俎上，告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刘邦却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项羽大怒，欲烹太公，经项伯劝阻而止。以刘邦的父亲作筹码，无效，项羽提出与刘邦决战。刘邦笑谢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反复要求决战。刘邦列举了项羽的十大罪状。第一，负约封他为汉王。第二，矫命杀卿子冠军宋义。第三，已下赵，不回报，擅自将兵入关。第四，烧毁秦宫，掠夺财物。第五，杀秦降王子婴。第六，坑秦降卒二十万，王其降将。第七，分封不公。第八，夺占义帝彭城，多占封地。第九，杀义帝。第十，弑主，杀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故天下不容，大逆不道。项羽怒不可遏，伏弩射中刘邦胸。刘邦急扪足曰“虏中吾指！”他带伤慰劳将士，而后走成皋。 刘项成皋对阵时，韩信攻下齐历下、临淄。齐王逃到高密，求楚援救。 项羽遣龙且率二十万众救齐。龙且求胜心切，不顾他人劝告，急于与韩信决战。双方隔潍水对阵。韩信令人以万余沙袋截断水流，率军渡河，行至河中退回来。龙且以为韩信怯懦，率军渡河追击，士卒刚渡一半，韩信令人撤去沙袋，大水骤至，把龙且军隔断。韩信发动进攻，很快全歼齐楚联军。 项羽与刘邦正面对峙，虽然略占上风，但北线连续丢失赵、燕、齐。特别是龙且所率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是项羽起兵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后方又屡遭彭越的骚扰，出现了“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刘邦遣陆贾见项羽，请求释放太公，项羽仍不应。刘邦又遣侯《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高祖本纪》。 公请项羽释放太公，项羽这才应允释放太公、吕后，并与汉中分天下，以鸿沟以西为汉，鸿沟以东为楚。 垓下之围与项羽败死项羽依约东归。刘邦却听从张良、陈平之劝，越过鸿沟，追项羽于阳夏，并邀韩信、彭越共击项羽。由于韩信、彭越不到，项羽大败刘邦于固陵。刘邦以大片封地争取韩信、彭越的兵共击项羽，遂围项羽于垓下。在此关键时刻，楚大司马周殷归汉，使项羽处境更加困难。 决战前夕，刘邦作了重大的部署。令韩信担任主攻。自己在二线，准备接应。周勃等人在三线待命。战斗开始，韩信佯败后退，楚兵追击。韩信令左右侧出击，楚兵不利，大败于垓下。项羽被围，夜闻四面楚歌，以为汉皆得楚地。他面对美人虞姬，思念骏马骓，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泪流满面，左右皆泣不成声。歌罢，项羽率八百骑突围。汉将灌婴率五千骑紧追。越过淮水，项羽尚有百余骑。至阴陵迷失道路，陷入大泽。项羽引兵至东城，仅剩二十八骑。自知难逃厄运，对从骑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他对部下说“吾为公取彼一将。”果如其言，连斩汉将两人，杀汉卒数十百人。 项羽逃到乌江，乌江亭长已备船等候，催他急渡江。项羽犹豫不决。亭长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项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遂自刎而死。汉军争抢项羽的尸体，自相残杀者数十人，最后王翳等五人各得项羽的部分尸体。合尸后，以鲁公礼葬于榖城。 第三章汉高祖吕后第一节沛公破秦沛县起义汉高祖，姓刘名邦，字季，生于沛丰邑中阳里（今江苏沛县）。为人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既壮，为泗水亭长，好酒及色。常到王家武家老妇人的酒铺赊酒，喝得大醉。年终仍不还账。老人常自毁账目，不向他索债。 刘邦曾服役咸阳，见到秦始皇出巡的气派，喟然叹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单父人吕公，与沛令交好，为躲避仇人，移居沛县。沛县豪杰闻令有贵客，纷纷送礼祝贺，萧何代收礼钱。他宣布“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刘邦诈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萧何知其为人，当即揭露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吕公见到刘邦，敬重他的状貌，竟把他迎入上坐。吕公不顾家人的反对，断然把女儿吕雉许配刘邦为妻。吕雉即后来的吕后。刘邦作为亭长，为县送徒于骊山。路上，徒多逃亡。他估计，走不到骊山，徒都要跑光了。行至丰西的泽中，便“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后来，发展到数十万人。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各地纷纷响应，郡县多杀其长吏以应陈胜。九月，沛令欲响应起义。萧何、曹参建议召亡在外者，以便劫持众人。沛令使樊哙召刘邦。 刘邦至，沛令后悔，拒刘邦于城外，并欲杀萧何、曹参。萧何、曹参恐惧，逾城投奔刘邦。刘邦以帛书射城上，上写“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沛人得书，共杀其令，开门迎刘邦，欲以为沛令。刘邦推辞说“置将不善，壹败涂地。”萧何、曹参等都是文吏，怕万一事不成，遭到灭族大祸，所以，尽让刘邦。于是立刘邦为沛公，旗帜皆赤。萧何、曹参、樊哙等收沛县子弟，得三千人，起兵反秦。 入关破奏起义不久，刘邦攻杀泗川守壮，令雍齿守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二月，魏遣周市说雍齿降，雍齿叛归魏。刘邦引兵攻雍齿，不胜，欲借秦嘉兵，故率众从秦嘉。是时秦将章邯已屠相，至砀东，秦嘉率刘邦与秦军战于萧西，不利。二月，攻取砀，得兵六千，进而攻拔下邑。四月，项梁攻杀秦嘉，驻薛。刘邦率百余骑投奔，项梁益刘邦兵卒五千，五大夫将十人。刘邦还军攻丰，雍齿败，走魏。七月，章邯围田荣于东阿，刘邦从项梁救田荣，大破章邯军。八月，刘邦与项羽西至雍丘，大败秦军，杀三川守李由。九月，楚怀王拜刘邦为砀郡长，封武安侯。 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楚怀王遣将攻关中，并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因怨恨秦杀项梁，积极请战，要求率兵攻关中。楚怀关于刘邦的材料，见于《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者，不另一一作注。王嫌项羽慓悍残暴，不准。别遣刘邦收陈胜、项梁散卒，西攻关中。刘邦自砀出发，于成阳、杠里两败秦军，至昌邑遇彭越，共攻秦军。战不利。还军栗，夺取楚怀王将刚武侯军，得四千余人，西走高阳。郦食其献策，说刘邦攻取陈留，得秦积粟。刘邦纳其言。遣其弟郦商攻开封，城坚不拔，乃西攻白马、曲遇，大破秦将杨熊。杨熊走荥阳。二世遣使斩之。 刘邦攻南阳，南阳守龆齮败走宛城。刘邦欲越宛城，直取关中。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刘邦遂连夜引兵还，围攻宛城。宛守齮欲自杀，舍人陈恢逾城谏刘邦收降齮，否则以宛郡县城之坚，“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齮降，封为殷侯。陈恢献策有功，封千户。于是刘邦引兵而西，“无不下者”。刘邦遣魏人宁昌使秦，未还，章邯已降项羽。赵高杀二世，遣使于刘邦，欲约分关中，刘邦不许。秦子婴杀赵高后，遣将守峣关。刘邦遣郦食其、陆贾说秦守将以利害。秦将欲从，刘邦乘其懈怠，绕峣关，逾蒉山，大破秦军于蓝田南，又破秦军于蓝田北，秦军彻底瓦解。汉元年（公元前20年）十月，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旁。秦亡。刘邦进入咸阳。 约法三章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好酒色的刘邦，当然经不起**，他欲留住秦宫。樊哙谏，他不听。张良再谏，刘邦才封府库，还军霸上。这表明，刘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正如范增所言“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十一月，刘邦召集诸县父老豪杰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我“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秦民大喜，争献牛羊酒食飨军。刘邦以仓库粮多，不劳民破费，拒收百姓所献食物，百姓更加高兴，“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同月，项羽兵至关门，遣英布攻破函谷关。十二月，项羽至戏，欲攻刘邦。在项伯，张良的斡旋下，刘邦到鸿门与项羽和解。正月，项羽分封诸侯，负约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 《史记·项羽本纪》。 第二节汉王灭楚夺取关中破秦后，项羽无论威望还是实力，完全可以主宰天下。然而，他却自立为霸王，又放弃了“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2的关中，而满足于衣锦还乡，被人讥讽为“沐猴而冠”。刘邦不同于项羽，他从入关起，就想据有关中。项羽负约封他为汉王时，他很恼怒，想进攻项羽。萧何以众寡不敌，劝他先“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四月，诸侯罢戏下。刘邦率吏卒三万人，及楚与诸侯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途中，将士多逃亡。及至韩信以不被重用，也在逃亡中。萧何连夜把韩信追回，拜为大将。韩信建议，利用将士思念东归的心情，东上争天下。韩信问刘邦“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可见，刘邦想的是得天下，与项羽衣锦还乡的狭隘思想相比，气度大，视野宽。 汉元年（公元前20年）八月，刘邦乘项羽征战田荣之机，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得三秦，占据关中。刘邦为了把关中建成与项羽争天下的基地，颁布了一系列得民心的措施。秦故苑囿池皆令民耕种，除蜀汉民租税二岁，关中民从军者复其一岁。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又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刘邦得关中，是他与楚争天下的第一步。 逐鹿中原自从与项羽直接交手，刘邦总是吃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五十六万人，乘项羽攻齐，偷袭彭城成功。项羽仅以三万人回救，竟然打得刘邦溃不成军，伤亡几十万人。刘邦率数十骑突围，狼狈逃走。但是，到荥阳后，刘邦立即整组军队，阻止项羽西进。 刘邦一败再败，在极度困难时，竟让纪信扮作他，率两千多妇女出城投降。刘邦率数十骑逃出荥阳。刘邦回关中收兵，然后，重回前线继续与项羽周旋，坚持战斗。 在与项羽斗争中，刘邦以争取舆论，弥补实力的不足。他为义帝发丧，就是为了争取舆论，动员诸侯共同对付项羽。刘邦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把与项羽的争夺，变成了维护义帝的“讨逆”战争，从而，在舆论上占了主动。 楚汉战争中，虽然刘邦总吃败仗，但他总是败而不馁。靠韧劲，与项羽周旋五年，一次次的败而复振，直至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刘邦终于取得了灭楚的胜利。 善将兵和善将将刘邦转弱为强，夺得天下，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会用人。汉五《史记·淮阴侯列传》。 年（公元前202年）五月，刘邦在洛阳南宫设酒宴，总结楚汉成败的原因，让大臣各抒己见。王陵认为，刘邦能与天下人共利，故得天下；项羽不能与天下人同利，故失天下。刘邦回答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的确如此。刘邦从起兵以来，几乎所有胜招，都是别人的主意。西进时回头夺取宛城，乘秦军懈怠攻取武关，是张良的主意。利用士卒思归争天下，开辟战场，是韩信的主意。徙都关中，是刘敬的主意。当然，刘邦能采纳这些建议，这本身就反映他比别人高明。刘邦欣赏自己会用人，实际上，除了王陵说的与天下人共利之外，就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付诸于行动。 韩信、英布、陈平等，本来都是项羽的部下，因为项羽对人有功当封爵者，“刻印劊滩荒苡琛薄k窍群笸侗剂醢睿晌醢钫绞は钣鸬牡昧θ瞬拧＜偃缌醢畈荒苡胩煜氯斯怖遣唤霾换崂赐侗迹褪抢戳艘膊换徂账缆裘鲋饕狻a醢疃圆懿巍18懿7嗟日浇负跏谴蛞淮问ふ躺淮尉簟a醢钜愿咝停谷宋裘e沓前芎螅醢钗收帕肌拔嵊韫匾远绕捎牍补φ撸俊?进入决战时期，因韩信、彭越不至，刘邦再败于固陵。于是遣使告诉韩信、彭越说“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3韩信、彭越得到许诺，立刻进兵，围项羽于垓下。值得注意的是，刘邦当时并未真正控制这些地区，而他却以这些地区为筹码，鼓励将士与项羽拚命。 刘邦称帝后，曾与韩信谈论将领的才能。刘邦问像我这样，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人。刘邦说你能带多少人？韩信说我带的人，越多越好。刘邦笑着说你带的人越多越好，怎么你反让我擒了？韩信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4韩信所说，很有道理。刘邦能转弱为强，自己老打败仗而能领导善战的将领，这说明他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军事领导的才能，从而取得灭楚的胜利。 《汉书·韩信传》。 2《史记·留侯世家》。 3《史记·项羽本纪》。 4《史记·淮阴侯列传》。 第三节汉高祖创帝业开国规模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联合上书，劝刘邦称帝。他们说“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刘邦三让后，二月甲午即帝位。他本想久都洛阳，以娄敬、张良谏，即日起驾，西都长安。 汉六年，刘邦始剖符封功臣，封萧何、曹参等为彻侯。当刘邦在位时期，功臣封侯者一百三十七人，与外戚合计，凡一百四十三人。封爵有誓，誓约“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后裔。”这些得封侯的人，是汉朝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是地主阶级中的世家地主。 汉初功臣，多来自乡里田野。他们没有受过礼仪的约束，常饮酒争功，大呼大叫，甚至拔剑击柱。叔孙通看到刘邦有建立朝廷秩序的要求，便提出“起朝仪”。经刘邦同意，叔孙通从鲁征集三十人，加上刘邦左右的学者及其弟子百余人，参照秦仪，制订出新的朝仪。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贺，起用新定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御史执法，举不加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失礼者。这一套朝仪，不只是一套仪式，更重要的是从而突出了尊卑不同的封建等级。于是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封功臣和定朝仪都是刘邦开创帝业中的大事。此外，刘邦还在更多的方面创立了规模，史臣论曰“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远矣。”这所说，自萧何次律令以下，基本上都属于立法工作，为后世立制垂范。章是历数的章法，程是度量衡的规定，军法是讲用兵之道，《新语》是讲历代兴衰之故。礼仪，不仅限于朝仪的内容。这样多方面的开国规模，是前代所没有的。强本弱末的战略思想强本弱末，或称强干弱枝，是刘邦采纳群言，体现在政治实践上的战略思想。 汉六年，田肯说刘邦曰“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非亲子弟，莫可使王矣。”刘邦称善，分楚地为二国，以从兄刘贾为荆王，弟交为楚王；以子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汉九年，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比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史记·高祖功臣年表》。 《史记·叔孙通传》。 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齐楚大姓于关中，有十余万口。把齐楚大姓西迁，以加强关中，又以刘姓子弟分王齐楚，这是从两个方面强本弱末的措施。刘邦末年还宣称“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2强本弱末的措施，更制度化了。强本弱末，是巩固封建主义的必要措施，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有久远的影响。 政治局势的趋向稳定刘邦自汉五年称帝，汉十二年死，在位共八年。在这八年期间，刘邦并不能将他的汉家天下治理得太平无事，但他缓和了汉与匈奴、南越的关系，平定了内部的反叛，铲除了内部潜在的威胁，使当时的政治局势趋向稳定。匈奴在秦末，乘内地变乱的机会，扩张势力，不断南侵。刘邦于汉七年（公元前200年）被匈奴围困于白登七天，用计得脱。汉九年（公元前98年），与匈奴结和亲之约，汉与匈奴的关系相对地缓解。 南粤赵佗，原为秦南海尉。秦既破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使陆贾说服赵佗归顺。汉十一年，封赵佗为南粤王，令称臣，奉汉约。南粤一带始成为汉朝统治的一部分。 刘邦在位时，汉内部的反叛活动比较集中地出现在燕代地区，并多与匈奴有些联系。汉五年，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刘邦自将出击，俘臧荼。汉六年七月，韩王信以马邑降匈奴，与匈奴勾结反汉。刘邦自将击之，破其军。一直到八年冬，韩王信的残部还继续活动。汉十年八月，陈豨与匈奴勾结反汉，自立为代王。刘邦仍是亲自出击，于十一年冬败陈豨军。十二年冬，斩陈豨。 刘邦在灭楚战争中的手下将领，以韩信的功最大，威望最高，彭越、英布次之。这些在战争中的得力人物，在战争结束后，可能会成为威胁皇权的人物，这是刘邦所不放心的。刘邦在楚灭后不久，就夺取韩信的部下兵，并将原封韩信为齐王加以变动，而改封为楚王。汉六年十月，黜韩信为淮阴侯。汉十一年，以谋反的罪名杀韩信和彭越，夷三族。英布因韩信、彭越之死，起兵反汉。刘邦仍自将击之。汉十二年十月，英布败走，被追斩于鄱阳。刘邦征英布后，回长安，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旧故，为笑乐。刘邦自为歌，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乐饮十数日，乃去。 汉十二年（公元前95年），刘邦死于长乐宫。年六十三。 《史记·刘敬列传》。 2《史记·吕后本纪》，又《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 第四节吕后2称制吕后干政吕后，名雉，刘邦的妻子，在刘邦称帝后为皇后。生有一男一女，男名盈，是后来的汉惠帝，女是鲁元公主。刘邦为汉王时得定陶戚姬，很喜欢她，生赵王如意。戚夫人常在刘邦身边，而吕后年长，常留守，不常见到刘邦。但吕后干预汉初的政治，是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 吕后为人，刚毅残忍，佐刘邦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杀韩信、彭越，都是吕后的主意。刘邦对韩信虽有疑忌，但不一定要杀他。韩信死后，刘邦“且喜且怜之”。喜是喜其死，怜是不忍其死。彭越已得到刘邦的赦免，吕后却特别跟刘邦说，彭越必不可留。这两位大臣不只被杀，而且被夷三族。 在刘邦病危时，吕后考虑到未来的丞相人选，询问刘邦的意旨。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刘邦说“曹参可。”吕后问其次。刘邦说“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辅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更问其次。刘邦说“此后亦非尔所知也。”刘邦死后，相位的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按刘邦所说去办的。这表明吕后对这事的关心，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吕后与戚夫人的矛盾是很尖锐的。她们都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刘邦已立盈为太子，却又喜欢如意，说如意像他，想把盈换掉，立如意为太子。在大臣们的下，盈保持了太子的地位，在汉十二年刘邦死后即皇帝位，是为汉惠帝。 吕后想杀害如意，召他进长安，惠帝知道她的用意，亲自把如意接到宫中，与如意同卧起，吕后一时下不了手。惠帝元年二月，帝出射。吕后使人持鸩饮如意，如意中毒死。于是，吕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暗药，使居厕中，称为人彘。数日后，召惠帝观人彘。帝听说是戚夫人，大哭。帝因此致病，岁余不能起，使人告吕后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此后，惠帝日饮为**乐，不听政。 惠帝七年八月死，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吕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 吕后称制吕后称制，共八年（前87—前80）。她特别关心的，是如何加强她娘家人吕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她提出来封诸吕为王的问题。她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吕后听了，不喜欢。她又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他们的回答是“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这就是说，高帝作了天子，可以封子弟为王，现在您作了天子，当然也可以封吕家的子弟为王。吕后拜王陵为太傅，实际上是免去了王陵的右丞相，而以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以审食其为左丞相。 2关于吕后事迹，见于《史记·吕后本纪》者，不一一注出。 《史记·高祖本纪》。 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吕后采取了步骤。她选择了刘家有功的和有影响的人物，封王封侯，以和缓刘氏对吕氏的对立情绪。她封刘邦时功臣无择为博城侯，又封刘章为朱虚侯，刘章之弟兴居为东牟侯，俱令入宿卫。她封刘泽为琅邪王。刘泽是刘邦从祖昆弟，在诸刘中年最长。吕后在王诸吕以前，先侯诸吕，以作王诸吕的舆论准备。诸吕之得封王者，有吕后哥哥的儿子吕台为楚王，台弟产为梁王，禄为赵王。诸吕有六人，为列侯。 吕后八年七月中，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梁王产居南军。 吕后在宫廷中的权位争夺，并不妨碍她推行一些德政。她在称制的元年春正月，诏除三族罪及妖言令，称制五年初令戍卒更，用以代替秦以来戍卒的无限期，这都是在刑罚、减徭役方面的德政。司马迁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从汉初的大局上说，吕后的一些措施是应运于当时经济恢复的要求的。当然，这也是跟当时执政的丞相之行政方针分不开的。 吕氏灭族吕后称制八年（公元前80年），病危。她自知诸吕封王，不得人心，刘家的势力还是比吕家的大，便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七月，吕后死。周勃、陈平以计夺得兵权。周勃率兵入宫，朱虚侯刘章杀吕产，“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大臣们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汉文帝。第四章萧何曹参第一节萧何汉初的重要决策萧何，沛丰（今江苏丰县）人，秦时为沛主吏掾，常以吏职之便帮助刘邦。刘邦以亭长“徭咸阳，吏皆送奉三钱，何独以五”。萧何为吏尽职，有方略，受到御史监郡者和从事的好评，晋升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九月，沛县吏民响应，萧何等拥立刘邦为沛公。 汉元年（公元前20年），秦王子婴降于轵道旁。沛公入咸阳，诸将皆走金银财宝之库，争夺财物。萧何独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刘邦所以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全赖萧何所得秦图书。 当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2既然刘邦先破秦，定关中，理应王其地，而项羽负约，封刘邦为汉王。刘邦大怒，欲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等皆推波助澜。唯独萧何劝刘邦屈居关中。他说虽王恶地，岂不比死好吗？刘邦不以为然。萧何说“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听从萧何劝告，到汉中就国，并拜萧何为丞相。 刘邦部下不乏勇将，但缺少帅才。萧何数次推荐韩信，刘邦犹豫不决。 韩信得知不被重用，不辞而别。萧何知韩信亡，顾不得请示，急忙追赶。刘邦以为萧何也逃亡了。萧何星夜把韩信追回来后，去见刘邦。刘邦责骂萧何为什么逃亡？萧何答“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刘邦得知他追的是韩信，又大骂“诸将亡者数十人，你不追，为什么偏偏追韩信？”萧何说“诸将易得耳。至如韩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2在萧何的极力推荐下，刘邦答应拜韩信为将。萧何说“虽为将，信必不留。”最后，刘邦答应拜韩信为大将军。拜将时，韩信谈了对楚斗争的有利条件及策略，刘邦听后大喜，“自以为得信晚”。劝刘邦屈尊居汉中和推荐韩信，是汉初开国时的两件大事，对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留守关中和功居第一楚汉相争，长达五年，萧何治理关中井井有条。汉得三秦后，未及巩固，便出关东征。“何留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在刘邦多次失军亡众，溃不成军时，萧何总是以关中的人力、物力输往前线，使刘邦重整旗鼓，继续战斗。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论功行赏，刘邦想给萧何记头功。武臣们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本节资料依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者，不另注。 2《汉书·萧何传》。 《汉书·萧何传》。 2《史记·淮阴侯列传》。 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说追杀兽兔的是狗，而发踪指挥狗的是人。“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在朝廷排位次时，武臣们又说“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刘邦既给萧何记了头功，当然想把他排在第一位，但想不出驳倒武臣们的理由。鄂千秋帮忙说“群臣议皆误。曹参虽有野战之功，但这是一时的事。萧何全关中，供前线，此万世之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于是刘邦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益封二千户。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受封，有食邑。 汉建立全国政权后，刘邦与秦民约法三章，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秩序的需要。于是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九章律的制定，是汉律令的基础。 恭谨自持萧何一生小心谨慎。楚汉战争时期，刘邦授权给他，“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萧何虽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但他仍然十分谨慎，为了解除刘邦的疑虑，听鲍生言，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实际是送去作人质。汉十一年（公元前9年），刘邦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萧何听布衣召平言，让封，并以全部家财佐军。汉十二年（公元前95年），萧何又以所有佐军，并从客言，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尽管这样，由于萧何为相多年，在百姓中有相当影响，他虽然一再设法自保，最终还是被刘邦打入监狱。赖王卫尉说情，才免遭厄运。 萧何与曹参甚亲密。萧何病，推荐曹参代相。萧何为相多年，有条件为后代留下丰厚的遗产，但他没这样作。萧何所置田宅，多在穷乡僻壤，而且家不设围墙。他说“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惠帝二年（公元前93年），萧何死，谥为文终侯。后嗣以罪失侯。武帝时，求何后，续封酂侯。 第二节曹参战功最多曹参，字敬伯，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时为沛狱掾。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沛县吏民响应，曹参等拥立刘邦为沛公，曹参被推为中涓。曹参经历的战事甚多，难以详举。 刘邦初起，曹参将兵击胡陵、方与、薛等地，破秦监平、司马巨及章邯之军，杀三川守李由。曹参晋爵为执帛，号建成君，迁为戚县公。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的第一阶段。 楚怀王封刘邦为砀郡长，曹参随刘邦进兵关中，击成武、杠里、开封等地，破秦东郡尉王离、赵贲、杨熊之军，虏南阳守齮及司马、御史各一人，至咸阳，灭秦。曹参晋爵为执珪，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第二阶段。 刘邦为汉王，封曹参为建成侯，至汉中，晋升为将军。曹参随汉王还定三秦，击下辩、故道、雍等地。汉王彭成败后，王武、程处、柱天侯等反汉，曹参一一击破之，然后归荥阳。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第三阶段。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汉王拜曹参为假左丞相，屯兵关中。月余，魏王豹反汉。曹参随韩信渡河击魏，大破魏军，虏魏王豹，尽得魏地。乘胜击代，杀其相国夏说。韩信东击赵，曹参留代地清扫残敌，杀代戚将军于邬城。韩信已破赵，汉王拜韩信为相国，曹参为右丞相，东击齐。齐地已定，韩信将兵诣垓下会战，曹参留齐，击未服者，此为曹参战争生涯第四阶段。曹参戎马一生，“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史》、《汉》对曹参的战功记述颇多，但未记任何作战方略，与两书对韩信战事的写法截然不同。这说明曹参虽然战功卓著，但缺乏谋略。刘邦把他的战绩比作“狗功”，话虽粗野，却有一定道理。曹参独自作战很少，随刘邦、韩信一同战斗居多，即战争之谋略多出他人。 萧规曹随，无为而治楚汉战争结束后，曹参以功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平阳侯。刘邦拜他为齐相国，辅佐刘肥。齐是大国，刘肥“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2。齐国民情“伪诈多变”，加之多年战争的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治理齐，是大难题。刘邦拜武将曹参为齐相国，是想让他镇服齐。但是曹参未用武力，使齐得到安定。 曹参至齐，召集长老和儒生，征求“安集百姓”的计策。诸儒至者上百人，所言“人人殊”，均属不着边际的空论。曹参听说胶西盖公善长黄老之术，便使人厚礼请盖公。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盖公一语道破了时代的需要，提供了济世之术。曹参纳其言，用黄老之术，“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公元前93年），萧何死。曹参为汉相国，仍以治齐之术治曹参事迹见《史记·曹相国世家》，下引不再另注。 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2《史记·高祖本纪》。 汉，施政办事，一遵萧何约束，无所变更。郡国吏，选用重厚长者，对华而不实、欲务声名者，概不录用。人有小过，曹参加以掩饰，相府相安无事。曹参日夜饮酒，不治事。吏及宾客见此情景，皆想劝他。曹参知其意，凡来者乃以酒堵其嘴。复欲言者，曹参复予之酒，直至大醉而去，终不得言。不久，吏多仿效曹参，日夜饮酒高歌。从官对此很反感，但无可奈何。他们借相舍后园与吏舍挨着的条件，请曹参游后园，让他听到醉吏的狂叫，想乘机请求他惩治那些人。曹参非但不惩治醉吏，反而“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 惠帝见曹参整日无所事事，以为是欺负他年轻。曹参的儿子窋为中大夫，惠帝令窋规劝其父。曹窋谏曹参。曹参大怒，笞曹窋二百大板。上朝时，惠帝责问曹参为什么打曹窋？曹参不直接回答，他脱帽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曹参与惠帝的对话，实际是关于汉初统治政策的争论。由于汉一改秦代的“政苛刑惨”、“赋敛重数”，在“无为”思想指导下，推行约法省禁、轻徭薄赋政策，所以收到了“天下俱称其美”的社会效果。 惠帝五年（公元前90年），曹参死。百姓歌颂他的功劳“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百姓歌颂，是因为经济得到恢复，百姓“衣食滋殖”。曹参作为汉初推行“无为而治”的代表人物，对于恢复经济，“安集百姓”的贡献，至少不下于他的军功。 《史记·吕后本纪》。 第五章张良陈平第一节张良的家世张良，字子房，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其先是韩国公族，曾为相韩的五世君主。祖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韩悼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50年），父平死，张良尚幼。韩灭后（公元前230年），张良决心为韩报仇，“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公元前28年，始皇东巡，当行至阳武博浪沙时，张良埋伏下的刺客，以百余斤重的铁椎投向他的车驾，误中了副车。始皇下令搜捕。张良为便于隐藏，更改了姓名。 张良到了下邳，在一座桥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故意把鞋甩到桥下，命令张良说“孺子下取履。”张良把鞋取来了，老人又说给我穿上。张良跪下给老人穿上了鞋。老人走了，又转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张良感到老人非常人，立刻跪下来答应。五日后，天未亮，张良就赶到桥上。可是，老人已在那里等候。老人生气地说“与老者约会，为什么迟到？回去吧！五日后早点来。”五日后，鸡刚刚叫，张良便赶到桥上。但老人又已早到。老人责备张良说“为什么又晚了？回去吧！五日后再来。”五日后，不到半夜，张良就去桥上等候。不一会，老人来了，高兴地说，应该这样。他把手中的书递给张良，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榖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天亮后，张良才知老人给他的是《太公兵法》。这部书可能转变了他依赖刺客报仇的思想，对他以后的事业有重大的意义。 张良在下邳，还有一些反秦活动。项伯杀人，张良把他藏匿起来。陈胜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张良聚少年百余人，要去投景驹。路上遇到刘邦，刘邦以他为厩将。张良不断以《太公兵法》说刘邦，得到刘邦的赞许和采用。张良把他的意见同别人讲，别人都听不懂。张良说“沛公殆天授”。他就一直跟随刘邦，不到景驹那里去了。 项梁击杀景驹，在薛召集各路起义军会议。项梁采纳范增的建议，立楚国后裔孙心为楚怀王，并拜张良为韩司徒。项梁给了他们千余人，令他们西略韩地。张良与韩王攻占数城，但很快又被秦夺去。他们留在颍川一带，继续与秦军周旋。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楚怀王遣刘邦西取关中。四月，刘邦攻占颍阳，略韩地。张良与韩王引兵配合，连下十余城。刘邦欲速取关中，令韩王守阳翟，张良随其攻关中。至南阳，刘邦大败秦军。秦南阳守齮走宛城，旋不战而降。八月，张良随刘邦进至武关，北至蓝田，一再败秦军。 汉既灭秦，张良为韩报仇目的已经达到。但韩成虽得封，项羽不令他就国，并把他带到彭城，先是废掉韩成的王号，改称为侯，接着又把韩成杀掉。项羽实际上又成为韩的新仇人。后来张良辅佐刘邦把项羽灭掉了。张良自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此可见张良在本节材料见于《史记·留侯世家》者，不另作注。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政治上的成就与其为韩报仇的思想之密切的联系，而其在汉朝取得的政治地位，也自有其贡献。 第二节张良为汉划策破秦途中的行军策略刘邦在对楚战争胜利后，与群臣畅论得天下之故，以能用三杰为很重要的一条。三杰，即张良、萧何和韩信，而以张良为三杰之首。刘邦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确实为汉的创业出谋划策，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在刘邦西行攻秦的途中，张良就已开始了这样的工作。 秦二世三年，刘邦攻秦之师已抵南阳。为了快速入关，刘邦拟弃宛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刘邦纳其言，偃旗息鼓，当晚秘密返回，把宛城层层包围起来。南阳守齮见刘邦兵临城下，估计难以抵挡，不战而降，刘邦封他为殷侯。然后，引兵而西，所至皆降。 同年八月，刘邦进至武关，欲发兵二万攻秦峣下军。张良谏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喼秦将。”刘邦行其计，秦将果然欲降，说要共击咸阳。刘邦欲接受，张良谏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刘邦纳其言，击秦军，大破之。 战机和政治效果的重视张良为汉划策，重视战机和政治效果、政治影响。 汉元年（公元前20年）十月，刘邦既入咸阳，为秦宫室的豪华和珍宝美女的众多所动心，想在秦宫住下去。樊哙谏，不听。张良说“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刘邦听了，离开秦宫，返军霸上。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引起人们的重视。项羽的谋士范增就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刘邦入关后，有人劝说他以兵守函谷关，无纳诸侯军。项羽率诸侯军西来，欲入关，见关门闭，大怒。这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刘邦兵十万，号二十万。双方兵力悬殊。项羽拟以手中的优势兵力给刘邦以严重打击。曾受过张良救命之恩的项伯，是项羽的长辈，乘夜驰入刘邦军，私见张良，想邀张良离去，躲开这场灾难。张良反引项伯见刘邦，说明当前的情况。刘邦请托项伯代向项羽解说，“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刘邦、张良同百余骑亲到项羽驻地，向项羽解说。项羽在鸿门设宴相待。宴前虽也有些风险，但刘项间的矛盾为之缓解，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的一场战争没有发生。这对于保全汉的实力有很大的好处。 汉元年（公元前20）四月，刘邦以汉王身份就国。张良送刘邦至褒中，《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项羽本纪》。 临分手了，张良对刘邦说“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刘邦因使张良在回去的时候，烧绝所过栈道。张良还致书项羽说“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同时，张良又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羽。后来，他再致书项羽，说“齐欲与赵并灭楚。”张良的这些活动，迷惑了项羽对战局重心的认识，使刘邦有保全实力并有向优势转化的机会。 汉四年（公元前209）八月，楚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以东者为楚。项羽遂即引兵东归。刘邦也打算西归。张良、陈平认为这是军事上的重要关头，军机不可失。他们说“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刘邦听了他们的话。后五年十月，刘邦即出兵击项羽。十二月，遂围项羽于垓下，终于破楚2。 推荐破楚主将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张良从刘邦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刘邦下马，而问“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说“九江王英布，楚之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这是推荐破楚的主要将领，是战争中极为关键性的大事，而且在兵败之余相信这三人可以破楚，这需要很犀利的军事眼光。汉王听了张良的话，遣随何争取英布，英布果然反楚归汉。汉王又遣人争取彭越。后来，这三人在对楚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司马迁说“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对待裂土分封的不同态度裂土分封，是汉初政治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大问题。张良对待这个问题，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表示了不同的态度。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在荥阳被围，形势严重。郦食其献策，封六国后。他说，“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如能复立六国后，“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刘邦很欣赏郦食其的这种想法，把他所说转告张良。张良说，“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张良说“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间，式智者之门乎？其不可，三也。 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史记·项羽本纪》。 2《史记·项羽本纪》。 20 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张良从古今形势的变化上，指出立六国后之不可行。这里，他着重指出的，是分封制度会削弱以至破坏汉家内部的反楚力量。但这是专指封六国后而言，张良并不一般地反对分封制度。在增强反楚力量的情况下，张良是主张利用分封制度作为团结内部的工具的。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共击项羽。至期，信、越之兵不至。楚击汉军，大破之。刘邦问计于张良。张良说“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糓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刘邦派使者以张良所说告韩信、彭越。两人答应出兵，并且都出了兵，以至结果有垓下之战，终于击破了楚军。 破楚之后，刘邦在雒阳南宫，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刘邦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他们是想谋反。“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因而，他们害怕自身难保，所以要谋反。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置酒会群臣，封他平日所要杀的雍齿为什方侯，并催促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说雍齿仍为侯，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于是人心安定了，分封起了很好的效果。 定京都和安太子刘邦想建都雒阳。刘敬劝都关中。刘邦的左右大臣都是东方人，力主都洛阳，刘邦犹豫不决。张良说雒阳四周虽有山河险阻，但仅有地数百里，容易四面受敌，并且土地贫瘠，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势险要，四塞为关，“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张良的话使高祖打消了犹豫，他当日起驾，西都关中。 刘邦欲废太子刘盈，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大臣们极力谏争，不被采纳。 张良深知，“此难以口舌争”。他献计吕后以刘盈的名义，厚礼请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客。这四个人都是刘邦所敬仰而多次遣人请他们都没有请到的。吕后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竟然把他们请来了。高祖看见四个白胡子长者侍太子游，当他得知是东园公等人时，惊奇地问“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说“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四人走后，高祖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高祖酝酿已久的废立念头，从此打消了。张良谦抑自守《史记·项羽本纪》。 汉六年（公元前20年）封功臣，张良未有战斗功，然以运筹帷幄，为刘邦所重，使自择齐三万户，这是黄河下游肥沃之区。张良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于是张良封为留侯。 张良是一个军事家，但不掌军权。是一个政治家，但也不掌握国家的行政权力。他给人的印象，是一派谦抑自守的形象。晚年，他表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学辟糓、导引、轻身之术。刘邦死，在吕后的强迫下，恢复了日常的饮食。吕后元年（公元前87年）卒，谥文成侯。 司马迁《留侯世家》说“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汉书·艺文志》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些言论和撰次，可以说是基本丰富，都没有能流传下来。 第三节陈平的计谋陈平的早年汉初的谋臣，张良以外，就要数陈平了。 陈平，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户牖乡人。少时家贫，好读书。家有田三十亩，兄伯种田，纵平游学。可是，陈平的嫂嫂却抱怨，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大怒，休其妻。 陈平已到成婚的年龄，但富者莫肯嫁，而贫者，陈平不娶。当地富户张负的孙女五嫁，夫皆死，人不敢娶，而陈平却欲娶以为妻。邑人有丧，张负在那里见到陈平，很为他所吸引。丧罢，负随平至其家，看到他家乃负郭穷巷，弊席为门，而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回来后，提出把孙女嫁给陈平。其子张仲说“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张负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陈平不会长期贫贱，还是把孙女嫁给陈平，陈平也从张家得到一些资助。 陈平曾任里社宰。因分肉公平，受到父老们的称赞。陈平自负地说“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其将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陈平辞别兄伯，事魏王。魏王以陈平为太仆。陈平数说魏王，王不听。又有人进谗言。陈平恐，不辞而别，不久，投奔项羽。汉王夺取三秦后，挥戈东进，殷王司马卬反楚归汉。项羽拜陈平为信武君，令其击殷王。殷王降。项羽嘉奖陈平，赐金二十镒，拜为都尉。不久，汉王击殷王，司马卬再次反楚归汉。项羽怒，欲诛定殷将吏，陈平惧，他把封金和都尉印遣使送还项羽而去。陈平至脩武，经魏无知引进，见刘邦。刘邦设宴招待他，请他回舍休息。陈平说“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刘邦与陈平语，很投机，乃拜他为都尉，并使之参乘，典护诸将。诸将不服，为之哗然。但刘邦却对陈平表示更多的信任。 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陈平随刘邦攻占彭城。项羽自齐回救，刘邦败退荥阳。刘邦拜陈平为亚将，属韩王信，驻军于广武。周勃、灌婴等攻击陈平居家时盗其嫂，后来事魏、事楚不忠，归汉后又“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他们说陈平是反覆乱臣。刘邦责备魏无知，为什么推荐这样的人。魏无知说大王所知者行也，臣所言者能也。今与项羽争天下，有德而无能，则无益于胜负。臣进奇谋之士，只要其计对国家有用，盗嫂受金，又有何妨？刘邦又责备陈平。陈平说“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臣**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刘邦向他表示了歉意，并厚加赏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从此，诸将不敢再言陈平之短。 荥阳突围刘邦被项羽困于荥阳，请求项羽以荥阳为界，项羽不应。刘邦问陈平，本节所据材料，见于《史记·陈丞相世家》者，不再说明出处。 “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意思是说楚汉相争何时了？陈平指出，刘项两人各有短长，并提出在楚军内部行反间之计。他说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其得力之臣，不过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数人。如能出数万金，离间楚君臣，然后举兵攻之，破楚必矣。刘邦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于是陈平在楚军中散布说钟离昧等功高，但是未能裂地封王。他们不满，想与汉联合，共灭项羽，分王其地。话传到项羽那里，他果然对钟离昧等生了疑心。他遣使于汉。陈平乘机以太宰规格接待楚使，见楚使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言于项羽，项羽又增多了对范增的疑心。范增建议项羽，乘汉军心不稳，急下荥阳。项羽不听。范增知项羽怀疑于他，愤怒地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来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荥阳围困急。陈平献计，以妇女二千余人被甲，夜出荥阳东门。楚以为刘邦逃，调兵追击。汉将纪信扮作刘邦，乘天子辇，扬言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到城东观看。陈平与刘邦率数十骑从西门出，入关收散兵，然后出宛叶间，调动项羽南去。 计擒韩信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韩信袭齐。十一月，尽有齐地。韩信遣使，求封齐假王。刘邦气得大骂。陈平和张良踢其脚，汉王领悟，厚遇齐使，改变态度，佯装骂韩信是因他不求真王。随后，遣张良拜韩信为齐王。 汉六年（公元前20年），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问诸将怎么办？诸将皆言，应发兵征讨。陈平问刘邦“陛下精兵孰与楚？”对曰“不能过。”又问“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对曰“莫及也。”然后，陈平说“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他建议刘邦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智擒韩信。刘邦纳其策。韩信郊迎。刘邦使武士缚之，载之后车。 平城解围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韩王信投降匈奴。刘邦亲自率兵征讨匈奴，至平城，被匈奴伏兵包围，七日不得食，十分危险。陈平暗使匈奴，厚赐单于阏氏，并挑动阏氏的忌妒心。他说刘邦被单于包围，甚紧急，刘邦已遣使迎美女，欲献给单于以求和。阏氏怕单于得汉美女，自己失宠，便急劝单于解围。加上还有别的临时性原因，单于解平城之围。刘邦南过曲逆，登城了望，见其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更前封陈平的户牖侯为曲逆侯，尽食所户，除前所食户牖民户。后陈平常以护军中尉，从刘邦击陈豨、英布等。史称陈平凡六出奇计，六益封。又称“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 陈平的委曲自得及其晚年的政治生涯汉十二年（公元前95年），燕王卢绾反。刘邦遣樊哙将兵讨伐卢绾。 已行，有人说樊哙的坏话，刘邦大怒，用陈平之计，召周勃于床前说“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陈平、周勃虽然受诏，可是樊哙功高，又是刘邦的连襟，所以，二人怕刘邦后悔，便决定逮捕樊哙，囚归长安，让刘邦自己处理。陈平至军，逮捕樊哙，传诣长安。未至，刘邦死。陈平怕吕后与吕媭怒，乃急驰，拟先至长安，说明缘由。路遇使者，令其与灌婴屯兵荥阳。陈平又驰归长安，在灵前痛哭甚哀。吕后可怜他，劝他说“君劳，出休矣。”陈平仍畏谗恶，哀求宿卫宫中。吕后以陈平为郎中令，使其“傅教惠帝”。此后，吕媭虽谗陈平，但已行不通。 惠帝五年（公元前90年），相国曹参死。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惠帝死，吕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他抬出刘邦生前的盟约，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吕后大怒。问左丞相陈平，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吕后十分高兴。罢朝，王陵责备陈平背叛刘邦的盟约，陈平反驳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吕后徙王陵为太傅，拜陈平为右丞相，审食其为左丞相，而审食其得幸于吕后，居宫中不治事。 吕后死，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诛诸吕，拥立文帝。文帝即位，陈平谢病。陈平对文帝说“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周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徙陈平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金千斤，益封三千户。一天，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决狱多少？周勃不知。问钱谷出入多少？又不知。周勃汗流浃背，羞愧不能对。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有主者。”文帝问主者为谁？陈平说“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生气地说既然各有主者，君主何？陈平回答主臣。丞相的职务是佐天子治理万物，镇服四夷与诸侯，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文帝听后，高兴地称其善。下朝后，周勃责备陈平说“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周勃自知才能远不如陈平，于是谢病免相，陈平成为唯一的丞相。 文帝二年（公元前78年），陈平死，谥为献侯。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曾孙陈何因略人妻弃市，国除。 《史记·吕后本纪》。 第六章韩信彭越英布第一节韩信早年的贫困韩信，彭越，英布，是佐刘邦争天下的三员主要将领。 韩信，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东南）人。年少时，家贫。父母早亡。母死，无钱埋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 贫困的韩信，既不得推举为吏，又无钱经商，只好流浪求食，经常遭到白眼。他常到下乡南昌亭长家吃饭。时间长了，亭长妻深感厌恶，便提前吃饭，使韩信来了吃不到饭。 韩信到城下钓鱼，有一些老母在那里漂絮。其中一位老母，见他常饿肚子，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一连数十日。韩信感激地说“吾必有以重报母。”老母愤怒地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户少年，见韩信身材高大，好带刀剑，却到处乞食，便当众侮辱他说“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围观者起哄，等待韩信的选择。他强忍着耻辱，“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登坛拜将项梁率起义军渡淮后，韩信杖剑往从之，居戏下。但是，一直无声无名。项梁战死后，项羽拜韩信为郎中。此后，他多次献策，谋划大计，然终不为项羽所用。他决定另谋出路，便投奔刘邦，刘邦拜他为连敖。不久，韩信犯罪，当斩，同行的十三人均已被处决。至韩信，他仰视监斩官滕公，说“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滕公与韩信交谈后，觉得韩信是个人才，建议刘邦重用。刘邦拜韩信为治粟都尉。韩信仍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偷偷地跑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走，来不及请示，星夜把他追回。然后，极力向刘邦推荐，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于是刘邦决定拜韩信为将。萧何说，这样仍留不住他。刘邦遂拜韩信为大将军。 登坛拜将时，刘邦说“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韩信反问说大王东向争天下，对手是不是项王？刘邦答是。又问“大王自己感觉勇悍仁强，与项王谁强？”刘邦答不如项王。刘邦既已承认不如对手，韩信便提出从强者手中夺天下的计策。他分析说“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然而他不能任用贤将，所以是匹夫之勇。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说话和气，然而有功当封爵者，“印劚祝滩荒苡琛保允歉救酥省o钔跛淙怀瓢蕴煜拢欢斜┖蒙保址獠还煜露嘣梗傩詹磺赘剑运溆邪酝踔导噬弦咽煜氯酥摹；谏鲜龇治觯诺贸觥捌淝恳兹酢钡慕崧邸k徊剿荡笸跞缒芊雌涞佬兄叭翁煜挛溆拢嗡恢铮恳蕴煜鲁且胤夤t迹嗡环恳砸灞铀级橹浚嗡簧3俊笨銮遥刂懈感衷购奕赝酢6笸踝匀牍刂校锖廖薹福乜练ǎ朊裨挤ㄈ拢刂邪傩战杂翟卮笸酰瓮笸跬豕刂小！敖翊笸蹙俣睾攀录＜凇妒芳恰せ匆鹾盍写氛撸灰灰蛔髯1Ⅻbr /> 可传檄而定也。”韩信的一席话，使刘邦深感得韩信之晚。韩信对项羽的透彻分析，增强了刘邦争夺天下的信心，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汉元年（公元前20年）八月，刘邦东进，击败三秦，夺取了关中。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乘项羽征田荣、田横兄弟的机会，率诸侯兵五十六万，攻占彭城。项羽率三万兵回救，大败刘邦。汉兵死伤二十余万。刘邦率数十骑突围，逃至荥阳。在刘邦大败之际，韩信从关外收散归之兵，使诣荥阳，从而阻止了项羽西进，缓解了刘邦的困境。 破魏、代刘邦彭城败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魏王豹是其中之一。他占据今山西南部，扼守临晋关，西向可取关中，东向可使刘邦腹背受敌，对汉威胁极大。刘邦“方东忧楚，未及击”，遣郦食其游说魏豹2。豹不仅不归顺汉，反而陈兵黄河东岸的蒲坂，封锁临晋关渡口，截断刘邦与关中的联系。在这关键时刻，韩信以武力击降魏豹。他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把船只集中在临晋，摆出渡河的架势，吸引魏豹的兵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渡河用的木罂缶。一切具备，出其不意，从阳夏抢渡黄河，一举成功。渡河后，直逼魏都安邑。魏豹闻讯，仓皇迎战，战败被俘。接着，韩信击破代兵，擒获代相夏说。然后，韩信把收编的魏、代降卒以及自己的精兵，送到荥阳前线，增强正面的战斗力量，使刘邦恢复了元气。 破赵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韩信提出他的作战方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刘邦给了他三万人，使与张耳率兵越过太行山，攻击赵国。赵以二十万大军，扼守井陉口，准备与韩信决战。赵谋士李左车认为，韩信涉西河，虏魏豹，擒夏说，乘胜远斗，锋锐不可当。他想利用井陉的有利地形，制伏韩信。他献策说“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成安君陈余则认为，韩信以少数兵力远征，士卒疲惫，不堪一击。他傲气十足，以“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轻易地拒绝了李左车的建议。 韩信遣人探知赵不用李左车之谋，即刻进兵，至井陉口三十里，停止前进。选轻骑二千人，各持一赤旗，埋伏在赵营侧后。任务是待赵兵倾巢而出，进击汉军时，闯入赵营，拔掉赵旗，插上汉的赤旗。为了诱使赵军出营决战，韩信故意背水列阵，把将卒布置在绵蔓水东岸的微水村，摆出易受攻击的阵形。然后，他亲自率军出井陉口。赵军见韩信军至，出营阻击。经过一阵急战，韩信佯败，丢旗弃鼓，向绵蔓水后退。背水列阵，向来为兵家之大忌。《史记·项羽本纪》。 2《史记·魏豹列传》。 《汉书·韩信传》。 所以，赵王歇、成安君陈余误认为韩信不懂军法，见他后退，便下令追击。赵军倾巢出动，争抢旗鼓，一味前进。韩信埋伏的二千人，乘机占领赵营，拔掉赵旗，插上汉的赤旗。韩信与绵蔓水的将卒会合后，被置于死地的汉军，拼死战斗，勇猛异常。赵军见取胜无望，准备退回，但见营寨一片赤旗，顿时仓皇溃逃。韩信军前后夹击，追至泜水，全歼赵军，俘赵王歇，斩成安君陈余。韩信庆功完毕，将领们问说“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韩信答说“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败赵后，韩信立即下令不准杀害李左车，并且高价悬赏，生得李左车者予千金。后李左车被捆来时，信乃解其缚，东向坐，西向对，向他请教攻燕伐齐的策略。李左车分析了韩信军的长处与短处后，提出了和平取燕的良策。韩信称赞说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不发一兵一卒，燕国归降。 在韩信节节胜利之时，刘邦却被项羽困在成皋。他和滕公从北门逃出，渡黄河，到脩武。韩信再次把精兵交给他。刘邦由于“得韩信军，则复振”。破齐韩信“收赵兵未发者”及刘邦挑选剩下的士卒，东进击齐。乘齐守备懈怠，韩信一举破齐历下军，夺取齐都临菑。齐王田广逃到高密，求楚救援。项羽遣龙且率军救齐。人们劝龙且坚壁清野，令齐王发使招所亡城郭，逼使汉军“无战而降”。龙且自恃有大兵二十万，齐将田间也将二十万，所以傲慢地说“吾生平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与韩信夹潍水对阵。韩信军水西，龙且军水东。韩信夜遣人以沙袋万余截断水流。然后，引军渡河，刚过一半，佯败而还。龙且高兴地说“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龙且军刚渡近半，韩信使人撤去沙袋，大水骤至，把龙且军分成两半。渡过河的龙且军，人数并不比韩信军队少，但是由于被分割，将士恐慌，韩信轻易地击败了渡河的楚军，杀了龙且。未渡河的楚军惊慌逃散。韩信乘胜追击，至城阳，全歼楚军，虏齐王田广和守将田光。又败齐相田横于嬴下，杀齐将田既于胶东，遂定齐地。但是，齐田氏仍在抵抗。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以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遣人申请作假齐王。刘邦拆书，大怒，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急踢他的脚，并咬耳说现在能阻止韩信为王吗？不如善待之，使其守齐。不然，生变，后果不堪设想。刘邦醒悟，改口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就这样，刘邦违心地遣张良拜韩信为真齐王。 垓下决战汉五年（公元前202年），韩信率兵赴垓下，参加楚汉最后的决战。当时，项羽所剩兵力约十万人。由于“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战斗力仍然很强。汉军的阵势排列是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是第一线。刘邦在后，是第二线。周勃、柴将军在刘邦后，是第三线。战斗开始，韩信佯败。项羽追击，孔、费二将从两侧出击，楚不利。韩信杀回马枪，大败楚军。第二、第三线未动，楚军便被打垮。项羽丧失了再战的信心，被迫突围，至乌江自刎，楚汉战争结束。 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立即“袭夺齐王军”，徙他为楚王，都下邳。韩信到下邳，召漂母，馈赠千金，高赏赐食之恩。而于下乡亭长，仅给百钱，对他说“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又召逼他钻胯的少年，拜为中尉，并称赞说“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已为王的韩信，如此处理微贱时的恩恩怨怨，可以反映他的为人及喜好。 冤死钟室汉六年（公元前20年），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之计，伪游云梦，谲谋擒信。韩信恍然大悟地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刘邦说“人告公反。”把信押解到洛阳，降为淮阴侯。但是，并未让韩信去淮阴，而是使他居留在长安。 通过被捕，韩信进一步认识到，刘邦“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但仍很高傲，羞与绛、灌等列。一次，刘邦与韩信讨论诸将带兵的能力。“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刘邦本来就“畏恶其能”，韩信不顾阶下囚的地位，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触动了刘邦的痛处。 高帝十一年（公元前9年），刘邦去代地镇压陈豨的叛乱。韩信的舍人得罪韩信，韩信要杀他。其弟告变，说韩信与叛将陈豨合谋造反。吕后与萧何诈称刘邦已诛陈豨，诱韩信入宫祝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刘邦回到长安，对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并问韩信死时说了些什么。吕后回答“信言恨不用蒯通计。” 所谓蒯通之计，是韩信定齐后的事。这时，项羽遣武涉说韩信反汉，三分天下。韩信对刘邦授上将军印，予数万众，言听计从，感恩不尽，表示“虽死不易”，婉言回绝了武涉。齐人蒯通知道天下之事，“权在韩信”，便欲以奇策打动韩信，三分天下。蒯通从相面入手，对韩信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面”，指跟刘邦走；“背”，指背叛刘邦。蒯通接着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叁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几天后，蒯通再次敦促韩信反汉。韩信坚定地回绝说《史记·项羽本纪》。 “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那时，韩信要搞垮刘邦，并不难。但是，他坚定地谢绝了蒯通的献策。“悔不用蒯通之计”，足以说明韩信未曾反。至于说韩信与陈豨有谋，显系诬陷。陈豨叛乱，是养客引起的。陈豨养客很多，门庭若市，周昌怀疑他图谋不规，上报刘邦。刘邦遣人调查，事多牵连陈豨，陈豨恐惧，仓促起兵叛乱。“安得与淮阴有夙谋？”《史记评林》卷七二。 第二节彭越巨野起义彭越，字仲，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常在巨野泽中打鱼。 陈胜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少年们鼓动彭越响应。彭越说“两龙方斗，且待之。”一年后，巨野泽间少年聚众百余人起义，请彭越为长。彭越不允。少年们强请。彭越勉强答应了，相约明日日出相会，迟到者斩。次日日出，迟到者十余人，最晚的中午才到，彭越很生气，对少年们说“我老啦，诸君强让我为长，可又不听我约束。这么多人迟到，不能都杀掉，杀最后迟到者一人。”他命令校长执行。校长不以为然，笑着说“何至是？请后不敢。”彭越见校长不忍杀同伙，他亲自拉过最后到者，斩首示众。接着，设坛祭祀，宣布军纪。少年们皆大惊，畏惧彭越，莫敢仰视。彭越遂率少年们略地，收拢诸侯散卒，得千余人。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刘邦奉楚怀王命，从砀出发，西攻关中。至昌邑，与彭越相遇，合兵攻昌邑，不胜。刘邦引兵西去。彭越将其众，在巨野泽发展势力，收编魏的散卒。秦亡，项羽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还归彭城。这时，彭越众至万余人，无所归属。 扰楚后方汉王元年（公元前20年），田荣起兵反楚，自立为齐王。田荣赐彭越将军印，鼓励他起兵反楚。在田荣鼓励下，彭越攻占济阴。楚遣萧公角征讨彭越，彭越大败萧军。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诸侯兵五十六万伐楚。至外黄，彭越将其众三万余人归汉。刘邦拜彭越为魏相国，令其略定梁地。不久，刘邦败于彭城，率数十骑逃归荥阳。彭越所占城邑，复被项羽夺去，彭越率其众暂居河上。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彭越为汉游兵，击楚军，断绝楚军的粮道，并渡过睢水，大败楚将项声、薛公于下邳。项羽被迫放弃对刘邦的包围，东击彭越。刘邦乘机北走，复军成皋。项羽已破彭越，闻刘邦回军成皋，立即挥师西向，拔荥阳，杀周苛、枞公，俘韩王信，进而围攻成皋。刘邦与滕公逃出成皋，渡河至脩武。得韩信军，刘邦复振。遣卢绾、刘贾将二万人、数百骑，深入楚地，助彭越，破楚军于燕郭西，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城。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项羽令曹咎等守成皋，再次将兵东击彭越，收复了失陷的城邑。彭越战败，率将士北走谷城。刘邦乘项羽击彭越，大败曹咎，收复成皋。项羽又回军击刘邦。这时，彭越居梁地，为汉游兵，往来苦楚兵，绝其粮运。调动项羽东征西战，疲于奔命。加之韩信已攻占齐，对楚构成包围之势。项羽恐，乃与汉王约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彭越连下昌邑等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输送给汉军，以供军食。楚汉既已停战，项羽东撤。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建议，破坏停战协议，追项羽于阳夏，召彭越共击项羽。彭越说“魏地2彭越事迹见于《史记·彭越列传》者，不一一作注。 初定，尚畏楚，未可击。”刘邦至固陵，由于彭越、韩信军不至，项羽再次大败刘邦。刘邦入壁自守，采纳张良的建议，遣使对彭越许愿说打败项羽后，睢阳以北至榖城归其所有。彭越得到许诺后，率军参加垓下会战。项羽已死，刘邦封彭越为梁王，都定陶。 冤屈惨死汉十年（公元前97年），陈豨反于代地，刘邦将兵击陈豨，至邯郸，征梁兵。彭越称病不去，遣将将兵往。刘邦怒，遣人责备彭越。彭越恐惧，欲前往。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彭越不听，但也不敢自往。这时，彭越怒其太仆，欲杀之。太仆亡走汉，告彭越与扈辄欲反（刘邦遣使以隐蔽方式捕彭越，囚之洛阳）。有司请以反叛法治罪，刘邦赦其死罪，流放于蜀地青衣。彭越西至郑，遇吕后从长安来，他对吕后哭诉无罪，请求回故邑昌邑。吕后满口许诺，遂带彭越至洛阳。吕后对刘邦说“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吕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奏请族彭越。于是夷彭越宗族，并把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分赐诸侯。 第三节英布喜笑受刑英布，六（今安徽六安县北）人。少时请人看相，卜问前程。相者对他说“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遂改姓黥。英布受刑后，输于骊山作陵。骊山刑徒数十万人，英布遂与刑徒长豪杰交往，聚集力量。后率刑徒逃于江中为“群盗”。 陈胜起义后，英布率数千人响应。番君以其女为英布妻。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章邯破周章军，继而“灭陈胜，破吕臣军”，大有荡平起义军之势。英布引兵北上，破秦左右校于清波，打击了秦军的嚣张气焰。项梁到淮南后，英布以兵归项梁。项梁击秦嘉、景驹，英布冲锋陷阵，勇冠全军。项梁立楚怀王，自号武信君，拜英布为当阳君。项梁战死后，楚怀王徙都彭城，英布与诸将共保彭城。 章邯破项梁后，以为楚兵不足忧，北上围赵，赵求救于楚。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英布、蒲将军皆为将，北上救赵。及项羽杀宋义，楚怀王拜项羽为上将军，诸将皆归项羽统领。项羽遣英布率两万人，渡河击秦军。英布数败秦军后，项羽引兵渡河，遂大败秦军。章邯等降。项羽乘胜西进，欲取关中。至新安，令英布等夜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至函谷关，刘邦已据关守险，项羽遣英布等从间道破刘邦关下军。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服属楚者，以英布常以少胜众。项羽分封诸将，以英布为九江王，都六。汉元年（公元前20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羽立楚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又密令英布等杀义帝。八月，英布遣将杀义帝于郴县。 叛楚归汉汉二年（公元前205年），项羽将兵击田荣，征兵于英布，英布称病不往，遣将率四千人随行。项羽以此怨英布。刘邦乘项羽攻齐，率诸侯兵五十六万人，攻彭城，英布又以称病不救，坐视彭城陷落。因此，项羽更加怨恨英布，数遣使责备英布，召英布。英布愈恐惧，不敢见项羽。是时项羽北忧齐、赵，西患汉，处境孤立，欲以英布为援。所以，虽怨英布，但不敢动他。刘邦彭城败后，至虞城，对左右从者说“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随何说“不审陛下所谓。”刘邦说“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愿出使淮南，率二十人前往。随何见英布后，先问“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英布说“寡人北乡而臣事之。”随何抓住英布的话，以质问的口气说，项王征齐，“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乃发四千人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又说，汉王攻彭城，项王在齐，“大王宜骚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随何接着针对英布对项羽的顾虑，说楚兵虽强，但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而汉王得诸侯之助，故楚之不如汉，其势是易见的。随何又对英布说如能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至于淮南更为大王所有。英布答英布事迹见于《史记·黥布列传》者，不一一作注。 应了叛楚归汉，但不敢马上泄露。正巧楚使催英布发兵。随何怕英布反悔，便对楚使说“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楚使闻言，惊起。随何对英布说事已至此，必须杀楚使，无使其归。英布已无退路，遂杀楚使，起兵反楚。 项羽遣项声、龙且等将兵击英布，数月，打败了英布。英布与随何间道归汉。英布至，刘邦无任何欢迎表示，边洗脚边召见英布。英布大怒，后悔归汉，欲自杀。及至舍，“帐御、饮食、从官，如刘邦居，布又大喜过望”。于是英布遣使至九江收兵。使至，项伯已收九江兵，尽诛英布妻子。使者得英布故人、幸臣数千人归汉。刘邦益英布兵，使北至成皋。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七月，刘邦立英布为淮南王，共击项羽。次年，英布遣将入九江，攻占数县。继而英布与刘贾入九江，诱楚大司马周殷叛楚，举九江兵归汉，共破项羽于垓下。项羽死后，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都六，据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诸郡。 起兵叛汉汉十一年（公元前9年）春，杀韩信，复诛彭越，并将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遍赐王侯。英布接到彭越尸体作的肉酱，大恐。他预感大祸将临头，暗令人聚兵边郡，候伺动向。英布的幸姬有病，求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去医家，贲赫乃厚遗姬，并与姬饮于医家，想借姬讨好英布。姬果然对英布称赞贲赫为长者。英布大怒说“汝安从知之？”姬讲述了前后经过。英布不信，疑姬与贲赫私通。英布召贲赫，贲赫恐，称病不去。英布愈怒，欲捕贲赫。贲赫亡走，至长安，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刘邦问萧何。萧何说“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对贲赫逃走，英布就怀疑必告发淮南阴事。汉使既来，英布验证了他的判断，遂诛贲赫家族，发兵反汉。这反而证明了贲赫并非诬陷。刘邦赦贲赫，拜其为将军。 刘邦召诸将问对策，诸将皆说“发兵击之，坑竖子耳。”但并未提出妙计。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请教计策。薛公却说“是故当反。”“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于是刘邦召薛公问策。薛公说英布反不足怪，其战略可有上中下三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这样，山东非汉所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如此，胜败难卜。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则汉可安枕而卧。薛公断定英布将出下计。 英布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刘邦已老，又厌兵，不会亲征。他所怕的韩信、彭越已死，觉得汉无将可与他抗衡。他选择了薛公所说的下计。他东击杀荆王刘贾，尽得其兵。继而渡淮击破楚，西与刘邦相遇蕲西，会甀。刘邦与英布遥望相见，问英布为什么反？英布说“欲为帝耳。”英布军战败，渡淮，数战再败。英布率百余人走江南。初，英布妻番君（长沙王）女，长沙王使人欺骗英布，称欲与其共亡。英布听信其言，亡走番阳，被杀于兹乡。英布死后，刘邦立子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刘邦虽击杀了英布，但自己也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不久卒。 《史记·高祖本纪》。 第七章娄敬陆贾叔孙通第一节娄敬汉初，娄敬、陆贾以善论政，叔孙通以定礼仪，佐刘邦成帝业。 建议都关中娄敬，齐人。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他戍边于陇西。行至洛阳，正巧刘邦在这里。娄敬见同乡虞将军说“臣愿见上，言便事。”请求虞将军引见。当时，娄敬推着小车，身披羊皮袄。虞将军要给他更换服装。娄敬说臣平时衣帛，衣帛见上，平时衣褐，衣褐见上，不敢更换衣服。 娄敬见刘邦后，便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刘邦说敬以汉得天下与周不同，建议刘邦徙都关中。他说“尧封周祖后稷于邰，积德累善十余世，深得百姓拥护。公刘避桀徙居豳，太公避狄徙居岐，百姓争着随他们走。及文王断虞芮之争，深得诸侯敬慕，贤人纷纷归附。武王伐纣，诸侯会者八百，一举灭殷。殷亡周兴，是长期积德的结果。而陛下起于丰沛，席卷蜀汉，还定三秦，与项王战荥阳，大战七十，小战四十，致使百姓肝脑涂地，父子暴骨郊野，不可胜数，哭声未绝，伤者未起。陛下靠武力得天下，欲与周比隆，窃以为汉与周不同。” 他说洛阳无险可守，“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至于关中，则物产丰富，“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刘邦寻问群臣的意见。因为群臣都是东方人，都说洛阳便。张良驳斥了群臣的意见，同意娄敬的看法。刘邦当日便起驾，西都关中。娄敬以建议徙都关中有功，赐姓刘，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献和亲、移民之议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围攻韩王信，韩王信投降，引匈奴南逾句注，攻太原。刘邦怒，欲击匈奴，遣使探听匈奴的虚实。因匈奴匿其壮士肥马，使者见到的都是老弱羸畜。使者十返，皆言可击。刘邦遣刘敬再去侦察。刘敬报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其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这时，汉兵已出发，刘邦听说“不可击”，大骂说“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下令把刘敬押解到广武，等候处置。刘邦率兵至平城，被匈奴四十万伏兵团团包围，一连七天七夜，十分危险。用陈平之计，匈奴围开一角，刘邦率士卒逃出重围。至广武，刘邦懊悔地对刘敬说“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刘邦封他二千户，为关内侯，号建信侯。 匈奴冒顿单于恃其兵强马壮，不断南下侵扰。刘邦无力征讨，深感忧虑，问刘敬有何良策。刘敬献策说冒顿既不可以武服，又不可以仁义说服，只有从长远着眼，使其子孙为臣。办法是和亲，以长公主妻冒顿单于，并厚送珍宝。冒顿羡慕汉女、汉财物，必以公主为阏氏，而生子为单于。冒顿在，娄敬事迹见于《史记·刘敬列传》者，不一一作注。 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外孙岂敢与外祖抗礼？这样，“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刘邦说刘敬使匈奴，结和亲之约。 刘敬从匈奴回来后，以匈奴河南白羊、楼烦，距长安近者仅七百里，骑兵一日夜即至。关中地肥人少，北靠匈奴，东有六国强宗，“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刘敬建议说“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第二节陆贾出使南越陆贾，楚人，汉初出使南越，获得政治上的成功。 秦汉之际，秦南海龙川令赵佗，乘中原战乱，攻占桂林、象郡等，自立为南越武王。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又为中原战争所困扰，无力征伐赵佗。汉十一年（公元前9年），刘邦遣陆贾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陆贾至南越，见赵佗头梳南越人的发式，箕倨而坐，他生气地说足下是中国人，亲戚和祖坟都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汉抗衡，祸将临头。他继续说秦失政，诸侯豪杰蜂起，汉王最先入关灭秦。项羽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最强。然而，汉王起巴蜀，率诸侯鞭笞天下，五年剪灭项羽，平定海年，此天助也。足下非但未助汉王诛暴逆，反而自立为王。汉朝将相对此很生气，欲移兵诛足下。天子怜悯百姓遭受战争之苦，欲令百姓休息，故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非但不去郊迎，北面称臣，反而欲以新造未集之越，称强于此。如汉闻之，掘足下先人之冢，夷灭宗族，遣一偏将，率十万之众临越，越人杀足下降汉，易如反掌。 赵佗听了陆贾的议论，突然站起来，承认由于久居蛮夷之中，有失礼仪。稍微冷静后，他问陆贾，他与萧何、曹参、韩信比，谁贤？陆贾答说王似贤。又问与皇帝比，谁贤？陆贾不客气地说“帝起丰沛，诛暴秦，灭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三皇五帝治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开天辟地未曾有过。足下众不过数十万，居蛮夷山海之间，如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赵佗说“我没有起于中原，故王此地，假如起于中原，为何就不如汉？” 赵佗留陆贾数月，畅谈欢饮。陆贾回来时，赵佗说“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他赐给陆贾大批珍宝，价值二千金。陆贾拜赵佗为越王，令称臣，奉汉约。至此，汉正式承认南越为封国，而南越则承认从属于汉，汉与南越从对立变为一家。刘邦赞赏陆贾出使成功，拜其为太中大夫。 著《新语》陆贾常以《诗》、《书》说刘邦，刘邦所得腻烦了，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列举了吴王夫差、智伯及秦“极武而亡”的教训，说假如秦得天下之后，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面有愧色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粗述历史存亡之征，共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是一部受到汉人重视的政论书。班固颂扬刘邦创建帝业的规模弘远，以陆贾造《新语》与萧何次律令等事并列。今本《新语》，或疑其为后人依托，所说未必可信。 陆贾事迹见于《史记·陆贾列传》者，不一一注出。 参看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子部一，《新语》条。 协调将相关系吕后初王诸吕，畏恶忠于刘氏大臣中能言善辩者。陆贾知道争辩无益于事，乃告病免官家居。陆贾有五个儿子，他把使南越所得珍宝，卖成千金，分给每子二百金，令各自从事生产。陆贾则安车驷马，携歌舞琴师侍者十人，四处漫游。他有宝剑值百金，随身佩带。与诸子约，路过谁家，谁供其人马酒食，食物要好。每次住不过十日，每年不过两三次。死到谁家，宝剑、车骑、侍从者就归谁所有。 后吕氏权益盛，欲危刘氏。右丞相陈平力不能争，又恐祸及自身，日夜深思，一筹莫展。有一天，陆贾去其家，陈平正苦思冥想。陆贾已就坐，陈平尚未发觉。陆贾说“何念之深也？”陈平说“生揣我何念？”陆贾答“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说“然，为之奈何？”陆贾告诉他“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又说“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结。”陆贾为陈平谋划有关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以五百金为太尉周勃祝寿。太尉也厚报陈平。从此，两人深相结交，共谋政事。陈平又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厚赐陆贾。陆贾以此游说汉廷公卿间，名声甚盛。 吕后死后，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而“周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刘氏危在旦夕。已成为密友的陈平与周勃共谋，夺取吕禄的兵权。曲周侯郦商子况“与吕禄善”。陈平与周勃使人劫持郦商，“令其子况绐吕禄。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2，击杀吕产，“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已诛诸吕，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文帝。 再使南越吕后时期，南越与汉的关系恶化，责任在汉。吕后听有司之言，禁止铁器、牛马羊等输往南越，遏制南越的发展。赵佗三次遣使，请求吕后解除禁令，毫无结果。于是赵佗于吕后五年（公元前83年），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城，并以金钱收买，使闽越、西瓯等归属于他。南越的势力空前强大，“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互■，称制与中国侔”。文帝即位后，复拜陆贾为太中大夫，令其再次出使南越。陆贾至南越，责备赵佗自立为帝。赵佗恐，去帝号，自称蛮夷大长老，从此，南越与汉长期和睦相处。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2《史记·郦商列传》。 第三节叔孙通归汉叔孙通，又名何，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人，以文学见长。秦时，为待诏博士。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领导农民起义。官吏数奏，二世不爱听，召博士儒生问“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三十余人皆说“臣子反叛，罪死不赦。愿陛下急发兵讨阀。”叔孙通见二世有怒色，急忙上前说“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高兴地说“善”。二世尽问诸生，有的改说“盗”，但仍有人坚持说“反”的。二世令御史以“非所宜言”，治言“反”者之罪。言“盗”者皆罢归。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回舍后，诸生讽刺叔孙通说先生真会阿谀奉承！叔孙通说你们哪里知道，我几乎难逃虎口。接着，叔孙通逃回了老家。这时，薛已被楚占领，叔孙通投归项梁。项梁败死后，从楚怀王。项羽杀楚怀王后，叔孙通留事项羽。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诸侯攻占彭城，叔孙通投降汉。 儒生出身的叔孙通，一向穿儒服。但是，刘邦却憎恶儒生，甚至在儒生帽子里撒尿。叔孙通逢迎刘邦，立刻改变服装，衣短衣，从楚制，投刘邦所好。叔孙通降汉时，儒生弟子从者百余人，他概不推荐，专门推荐能征善战的壮士。弟子们对此不满，偷偷地说从先生数岁，又共同降汉，今不进臣等，专进“大猾”，这是为什么呀？叔孙通知道后，对弟子们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秦时叔孙通迎合二世，被拜为博士，而今刘邦也拜他为博士，号稷嗣君。 制朝仪及诸仪法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即帝位，随即废除了秦的礼仪。但是，由于不讲朝仪，群臣毫无约束，在大堂上饮酒争功，甚至拔剑击柱，混乱不堪。刘邦深感忧患，但又不知道如何办。善于察颜观色的叔孙通，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在鲁邀约儒生。儒生们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叔孙通讥笑他们说“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制定出汉的朝仪，取得了刘邦的欢心。这时，叔孙通推荐弟子们作官，刘邦悉以为郎官。叔孙通又把刘邦赐给的五百斤黄金，统统分给弟子。弟子们对叔孙通的不满顿时消失，高兴地称赞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汉九年（公元前98年），拜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公元前95年），刘邦欲废太子刘盈，立赵王刘如意。叔孙通力保太子，举史事为鉴。叔孙通事迹见于《史记·叔孙通列传》者，不一一注出。 他说晋废太子，立奚齐，使国家动乱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不早定太子，使赵高诈立胡亥，导致国家灭亡。他又以太子仁孝、吕后有功不可忘为理由，极力谏说“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汙地。”刘邦见叔孙通谏争坚决，改口说算啦，我是说着玩的。叔孙通抓住刘邦的话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刘邦只好说“吾听公言。”刘邦最终放弃易太子，固然与张良献策请四杰有关，但是，叔孙通谏争，同样起了作用。 惠帝即位后，徙叔孙通为太常，令其“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 惠帝所居未央宫，与吕后所居长乐宫，距离较远。惠帝每次朝长乐宫，要戒严，很不方便。他下诏于两宫之间修复道。复道未成，叔孙通谏说“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一听犯禁，大惊说“急坏之。”叔孙通又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在叔孙通的建议下，反而修了原庙。 第八章冒顿单于第一节冒顿即位前的匈奴匈奴的族源在秦及西汉初期，匈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强大民族。冒顿是匈奴强盛时期杰出的领袖。相传，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其祖先曰淳维。据王国维《鬼方昆夷獿狁考》所考，匈奴“见于商周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獿狁。入春秋后则谓之戎，继号白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2。 匈奴的习俗畜牧是匈奴的衣食之源，其习俗多由此而生。匈奴人食畜肉，衣其皮。 牲畜离不开水草，匈奴常随水草迁徙，无定处，无城郭，被称为“行国”。其牲畜以牛羊马为主，还有驴、骡等。 匈奴，儿童能骑羊，便学射鸟、鼠小动物。稍大，射狐兔以为食。成年，皆为甲骑，平时射猎禽兽，遇急皆为士卒，参加征战。其兵器，长则弓矢，短则刀鋋。尽管兵器简单，但由于匈奴人善骑射，战斗力很强。打仗观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 匈奴崇尚强健，贱老弱。生活上，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妻其妻。 战国时期匈奴与中原的交争自周以来，匈奴常与中原发生矛盾，有时导致战争。战国时期，“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由于匈奴不断南扰，邻于匈奴的燕、赵、秦三国奇异的历程小说5200皆筑长城以防范匈奴。赵武灵王一方面“胡服骑射”，击破林胡、楼烦，另一方面，自代至高阙沿北边筑长城，置云中、雁门、代郡，防范匈奴。燕将秦开破东胡，却地千余里后，自造阳至襄平筑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秦昭王败义渠后，夺取“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三国为防范匈奴侵扰，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头曼单于时期的匈奴当秦始皇时期，头曼单于在位，势力甚为强大，迫使秦始皇修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以防范匈奴南下侵扰。但由于“东胡强而月氏盛”，秦处南方，在三面受敌的形势下，头曼单于不得不率众北徙。陈胜、吴广起义后，头曼单于乘中原多事，南下收复河南失地，再与中原对抗。匈奴的社会性质，在冒顿单于即位后，发生了变化，由部落联盟进入奴隶制部落国家的社会阶段。 冒顿单于和匈奴事略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者，不另一一作注。2《观堂集林·鬼方昆夷ǎ狁考》。 《史记·赵世家》。 第二节冒顿单于与匈奴的强盛冒顿杀父夺权冒顿是头曼的儿子。当他已被定为继承人的时候，头曼单于宠爱的阏氏生少子。头曼爱少子，欲废冒顿，送冒顿于月氏为人质。此后，头曼发兵攻月氏，欲激怒月氏而杀冒顿。月氏果然欲杀冒顿。在紧急关头，冒顿盗其善马，亡归匈奴。头曼见冒顿勇壮，觉得杀了可惜，遂改变主意，命他为万骑将领。 冒顿日夜练兵，教士卒射猎鸟兽。他以鸣镝为号令，规定“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以鸣镝射自己的善马。有些将士不敢发箭，冒顿便把他们统统斩杀。而后，冒顿又鸣镝射其爱妃。将士仍有犹豫未射者，冒顿又把他们杀掉。不久，冒顿以鸣镝射其父的善马。将士皆随鸣镝发箭，至此，将士已养成习惯于绝对服从的军纪。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冒顿率将士随其父狩猎。突然，冒顿鸣镝射其父头曼单于。将士皆随鸣镝放箭，头曼单于被乱箭射死。冒顿既杀头曼单于，随即尽杀其后母与弟以及大臣不服从者，自立为单于。 冒顿统一各部东胡看到匈奴内部斗争，冒顿政权未稳，认为有机可乘，遣使匈奴，要求得到原头曼单于的千里马。冒顿寻问群臣的意见，群臣皆说“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却说“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他答应把千里马送给东胡王。东胡王以为冒顿软弱可欺，又提出要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说“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又把阏氏送给东胡。东胡两次得手后，日益骄横，得寸进尺，竟然提出要独占东胡与匈奴之间的大片空地。冒顿又问群臣。群臣回答说“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冒顿勃然大怒，斥责说“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他把主张予的大臣统统杀掉。然后，冒顿出击东胡。由于东胡毫无准备，冒顿大破东胡，掳掠畜产、人民，胜利而归。冒顿乘胜，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洋，收复被秦蒙恬夺占的河南故地。后又“北服混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夷灭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冒顿单于第一次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当时，正值秦末汉初，中原多事，无暇北顾。冒顿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控弦之士很快发展到“三十余万”人。而后，他不断南下侵扰燕代地区。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为了阻止匈奴的侵扰，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围攻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因南逾句注，攻太原，兵至晋阳。 军政合一组织的建立冒顿以前，匈奴的官制不甚可考。冒顿时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自左右贤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匈奴官制的特点是双职，即都设左右。二十四长各有份地，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盘最大。左右骨都侯辅佐单于治理政事。二十四长，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 匈奴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最贵。单于阏氏常从此三姓中选取。诸大臣皆世官。二十四长既是军事首领，又是行政长官及生产的组织者。这是一套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它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以冒顿为首创。 冒顿时期，匈奴的法律仍很简略。“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单于每日早拜日出，晚拜月。族内聚会不多，只是正月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先人、天地、鬼神。秋天，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战争方面，制订了一些奖励制度。斩首虏者，赐一卮酒。掳得财物，归其所有。俘获人口，以为奴婢。由于这些规定，战争中人人为利而战，见敌追逐，如鸟飞集。不利，则瓦解云散。无封树丧服之礼。大首领死者，从死者往往多达数百千人。 冒顿与汉之间的平城之战汉业初定，匈奴在北边的威胁已然存在。刘邦徙韩王信于代，可说是一种防范措施。韩王信投降匈奴后，匈奴的威胁更显得严重。刘邦不断遣人侦探匈奴的虚实。冒顿为了诱使汉兵进击，把所有精兵隐藏起来，使汉人侦察看到的都是老弱残兵。“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刘邦仍不放心，又遣刘敬侦查。刘敬回报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这时，大兵已经出发，刘邦听不进刘敬的话，遂率三十二万大军，征伐匈奴。遇天下大雪，将士“堕指者十二三”。冒顿佯败后退，“诱汉兵”。刘邦的先头部队行至平城，被冒顿的四十万伏兵包围，一连七日，内无粮饷，外不得援救。刘邦用陈平密计，遣使厚赠单于阏氏财物，还散布流言说，汉欲送单于美女以求和。于是阏氏劝冒顿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原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约，二人之兵，逾期未至，冒顿怀疑有变。于是，纳阏氏之言，解围一角。刘邦这才率士卒逃出，与大军会合。冒顿引兵还。 平城之役，发生在汉七年，是汉匈关系史上的大事。它使刘邦看到匈奴不可以力取。于是他只好接受刘敬提出的和亲政策，以“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 刘邦死后，吕后以女主当政。冒顿对吕后很轻视，致书吕后，有吕后不能忍受的话，吕后见书大怒，欲发兵征讨匈奴。季布提醒吕后，“高帝平城之败，至今呻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吕后只得强忍怒火，婉言相拒，并赠冒顿车二乘，马二驷。 汉文帝继位后，匈奴右贤王于文帝三年（公元前77年），率众扰上郡。文帝遣丞相灌婴率八万五千骑击右贤王，右贤王出塞。次年，冒顿致书文帝，把右贤王的侵扰说成是汉边吏的挑衅，并威胁说“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文帝召集群臣，研究对策。公卿皆说“匈奴新破月氏，不可击。”于是文帝于六年（公元前74年），致书冒顿，申说“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并赠送冒顿锦衣金饰绣缎等礼物。是年，冒顿死，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 冒顿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即位，至文帝六年（公元前74年）死，在位三十六年。他在位期间，匈奴从氏族联盟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他以武力统一匈奴各部，吞并周围部落，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国家，雄居于我国北方，对我国北方的发展，有超出前代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冒顿死后的匈奴冒顿建立的强大政权，在他身后，仍然困扰着汉政权。汉在文景时期，继续刘邦、吕后的政策，与匈奴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74年），汉以宗室女为老上单于阏氏。文帝遣中行说护送公主于匈奴。中行说不愿去。文帝强令其去。中行说降匈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并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伺机攻汉。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攻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进至与长安不远的甘泉宫。文帝遣周舍、张武发骑十万，车千乘，驻守长安旁，防范匈奴。又以卢卿为上郡将军，魏遬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相如为大将军，董赤为前将军，发车骑击匈奴，但均无所获。老上单于一再南下侵扰，掠夺财物，杀伤人畜甚众。汉患之，乃遣使遗单于书。单于遣使报谢。文帝于后元二年（公元前2年），再次遣使致单于书，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重申汉与匈奴的界限，要求单于遵守。匈奴老上单于卒，子军臣单于即位后，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58年），率六万骑，侵扰上郡、云中，“杀略甚众”。文帝遣三将军屯北地，又遣三将军屯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匈奴。景帝五年（公元前52年），汉以宗室女为军臣单于阏氏。景帝时期，匈奴“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武帝时，改变了对匈奴的消极防守为主动进攻，先后发动十多次征讨。 其中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两次进攻，使匈奴受到严重打击。匈奴遭受失败后，仍想保留和亲所得，“数遣使于汉，请求和亲”。孤鹿姑单于在遭到武帝拒绝后，又摆出其先辈的态势，威胁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言下之意，如不奉送，匈奴将攻汉边境。孤鹿姑单于的威胁，对于已经强盛的汉，毫无价值。武帝继续对匈奴用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损失惨重。 匈奴南下掠夺受阻后，矛头转向西方。乌孙深受其害，乌孙昆尔上书汉宣帝，表示愿发全国一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击匈奴，请求汉出兵相助。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宣帝遣田广明率四万余骑出西河，范明友率三万余骑出张掖，韩增率三万余骑出云中，赵充国率三万余骑出酒泉，田顺率三万余骑出五原，击匈奴。常惠助乌孙昆尔，将其五万余骑，从西方出击，与五将军配合。匈奴闻汉大兵出动，率其老弱，驱畜产远走。五将军出塞二千余里，所获甚少，而乌孙兵则所获甚多。他们攻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又得马牛羊等牲畜七十余万头。“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 第九章赵佗第一节开辟岭南两征岭南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4年），平定岭南，设置郡县，岭南正式与中原并为一体。赵佗是完成这一重任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是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秦任南海龙川令。 据《淮南子·人间训》，秦统一六国后，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征伐岭南。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秦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经过艰苦战斗，秦打败了越人，杀了他们的领袖译吁宋。越人并未屈服，他们转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乃发适戍以备之。”《淮南子》没有提到赵佗。《史记·主父偃传》记载这次战役说“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显然，这次征战是以屠睢和赵佗为统帅的。 越人击杀大将屠睢后，使秦有被赶出岭南的危险。始皇再次发兵征岭南。这是在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4年），他“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此后，任嚣任南海尉，赵佗任龙川令。这两个人当也是在这次战争中立了功的人。 南越建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南海尉任嚣欲响应起义，但染病，危在旦夕。乃召赵佗，分析形势，说“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赵佗继承任嚣的遗愿，负起南海尉的重任。任嚣死，赵佗传檄横浦、阳山、湟溪关说“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 秦亡，赵佗迅速“击并桂林、象郡”。岭南三郡并为一体。赵佗自称南越武王。赵佗此举，避免了岭南地区重新出现百越的分裂状态，避免了中原地区遭受的多年战争之苦。这对岭南地区百姓的安危以及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随着南越的建立，越族在中国历史上再次显示其重要性。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经营二十余年，终于灭吴，报了会稽之耻。随后北渡淮河，与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命勾践为伯。后来，楚威王攻“杀越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赵佗事迹见于《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及《汉书·南粤王传》者，不一一作注。《史记·秦始皇本纪》。 南海上，服朝于楚。”越族衰落了。 汉初，越族的地位再次上升。第一，出现了越族政权。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他虽然不是越人，但早已越化。赵佗自己也不回避这一点而自称“蛮夷大长老”。南越的百姓以越人为主，其国名叫“南越”。所以，南越是越族政权。刘邦又立越君“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惠帝立闽君“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这就形成了南越、闽越、东海三个越族政权。第二，不少人靠越族的力量受封拜爵。吴芮因率“百粤之兵，以佐诸侯”，封为长沙王。梅鋗因率越人灭秦有功，“封十万户，为列侯”。贳侯“以越户将从破秦”。海阳侯“以越队将以破秦”。绛阳侯“以越将从留起”。煮枣侯“以越连敖从丰起”。这可见，越人破秦有功，被封侯爵。这些人是不是越人，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是靠越人爬上去的。而归义越侯严和甲、越驰义侯遗之为越人，是无疑问的。 越族各部通称“百越”，生活在今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越南的北部。越的始祖，《史记》、《汉书》均追溯到夏帝少康，两书都说夏帝少康封庶子于会稽。其详不可考。 第二节携土归汉接受封号汉十一年（公元前9年），刘邦遣陆贾使番禺，拜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见陆贾时，用越人打扮，神态倨傲。陆贾斥责赵佗说“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接着，陆贾大事宣扬刘邦得天人之助，灭秦夷楚的功绩。然后，他进一步威胁说“天子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城，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陆贾的一席话，打击了赵佗的傲慢。他坐不住了，起身谢罪，承认久居蛮夷，“殊失礼义”。然而，他毕竟是统一岭南的人物，他又自负地问陆贾，他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贤？陆贾含糊地回答，他似乎贤于三人。赵佗又问，他与刘邦比，谁贤？陆贾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越“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赵佗不服气地笑着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赵佗虽然对刘邦不尽服气，但还是接受了汉的封号，对汉称臣。 汉对赵佗的和协政策，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在陆贾出使南越这一年，刘邦一方面要对付韩王信部下王黄、赵利等人的骚扰，一方面忙于铲除异姓王。正月，杀淮阴侯韩信。三月，杀梁王彭越。七月，淮南王英布起兵。一年之内，刘邦两次出马镇压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对汉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承认赵佗的存在，通过加封实行松散的统治。赵佗既然“自保一方，兵力震于荒裔”，如拒绝接受封号，刘邦也无可奈何。但他还是接受了汉的封号。刘邦的正确决策，赵佗的明智选择，不仅消除了汉与南越的对峙，而且开辟了一条从分裂到统一的和平途径。 称帝与帝号的撤销吕后时，采纳有司的建议，禁止金铁田器、马牛羊输越，“即予，予牡，毋予牝”，想通过禁运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赵佗遣内史潘、中尉高、御史平先后上书，请求吕后解除禁令。吕后非但不取消禁令，反而将三人扣留。因为刘邦曾把南越封给长沙国，赵佗误认为禁运是长沙国的主意，想以此削弱南越，进而吞并南越。赵佗于吕后五年（公元前83年），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国边邑。汉遣隆虑侯周灶将兵助长沙国征南越。因气候潮湿，士卒大疫，汉兵不能逾五岭。岁余，吕后死，汉遂罢兵。赵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称制，与中国侔”，并且“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强大的南越，成为汉在南方的大患。 出兵后，赵佗曾致书周灶，提出恢复关系的两项条件“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文帝即位后，主动采取措施，遣人把赵佗家祖坟修葺一新，并置守邑，岁时祭祀。召赵佗的昆弟，安排官职，厚加赏赐。然后，以陆贾为特使，带上文帝书信和礼品，出使南越。文帝赐赵佗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在承认“服岭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劝他取消帝号，分弃前患，通使如故。信中阐明战则俱伤，和则两利。赵佗虽然“定百越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与汉廷抗争，仍显力不从心。再说，他的要求已得到满足。赵佗表示，愿意重修旧好，“长为藩臣，奉贡职”。并下令去帝制黄屋左■。他复信文帝，解释攻长沙国的缘由，承认错误，表示不敢背先人，“改号，不敢为帝矣”，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同时，献白璧一双、翠鸟千只、犀牛角十只、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等珍贵物品。 历文、景、武三朝，赵佗称臣奉职，不断“使人朝请”，维护与汉的和好关系。然赵佗在南越仍然称帝，只对汉称臣，称王。文帝不费一兵一卒，使赵佗称臣，使南疆安定，是汉代在民族地区的重大成功。当然，这也是赵佗对国家统一作出的重大贡献。 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37年），赵佗卒，孙胡继位。是年距汉建国已七十年，皇甫谧称“佗盖百岁矣。”赵佗在秦始皇时期为南海龙川令，年龄当不会太小。在汉又生活了七十年，其子已先他去世。以此看，赵佗享年百余岁的说法，是可信的。 吕嘉的叛乱赵胡继王位的第三年（公元前35年），闽粤王郢发兵攻南越。赵胡诉诸汉廷。武帝遣两将军征讨闽粤。兵未逾岭，闽粤王弟余善杀郢以降。汉罢兵。武帝使庄助谕意南越以汉击闽粤之功。赵胡当即表示要报汉恩，令太子婴齐随庄助入宿卫，自己也准备稍后朝见武帝。庄助去后，南越大臣谏赵胡勿行。他们说“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赵胡称病，不去朝见武帝。十余年后，赵胡卒，太子婴齐继王位。婴齐在长安时娶邯郸樛氏女，生子兴。婴齐立樛氏为王后，兴为太子。这时，武帝又数次遣使讽谕婴齐朝见天子，“用汉法，比内郡诸侯”。婴齐和其父一样，称病不行。婴齐卒，子兴继位。兴母未为婴齐妻时，曾与安国少季私通。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武帝再次遣安国少季使南越，辩士终军、勇士魏臣随行，谕王和王太后入朝，比内郡诸侯；并令路博德屯兵桂阳，等待消息。安国少季至南越，复与王太后私通。越人颇知之，于是多不服王太后。王太后欲依汉威，劝王及群臣内属，上书“请比内郡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武帝许其请，并赐丞相、内史、中尉、太傅印绶。“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郡诸侯。”王与王太后准备北上朝见武帝。丞相吕嘉数谏，王不听。吕嘉连相南越三王，宗族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其男娶王女，其女嫁王子，势力大，耳目多，“得众心愈于王”。吕嘉谏止无效，便欲叛乱，称病不见汉使。汉使欲诛吕嘉，慑于其势力，未敢轻动。王与王太后恐吕嘉发难，欲借招待汉使者谋诛吕嘉。乃置酒宴。王太后南向坐，王北向坐，吕嘉及大臣西向坐。吕嘉弟将兵居宫外。席间，王太后质问吕嘉说“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若不便者，何也？”她以这席话激怒使者。汉使欲诛吕嘉，而犹豫不决。吕嘉见势不妙，即出。王太后欲击杀他，王劝阻，吕嘉遂出。于是，吕嘉决心进行叛乱。 武帝以为，使者优柔寡断，但又认为吕嘉叛乱不足为患，不想发兵。他想令庄参将二千人擒吕嘉。庄参说“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韩千秋说“以小小之越，又有王和王太后相助，愿带二百勇士，斩吕嘉头，以报天子。”于是武帝遣韩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入南越地。吕嘉闻汉兵至，起兵叛乱，杀王和王太后，立王兄建德为王。传令郡县，煽动民族情绪，抗击汉军。韩千秋初入越，略有小胜。行至距番禺四十里，大败身亡。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武帝遣路博德、杨仆等将楼船士，四路征伐南越。次年，杨仆攻陷寻陕、石门，得越船和积粟，进而挫败越军先锋数万。待路博德至，共围建德、吕嘉于番禺。杨仆居城东南，路博德居城西北。天黑，杨仆攻击越军，纵火烧城，天明，城中皆降。吕嘉与建德逃入海中，乘船西去。路博德遣人追击，获吕嘉和建德，尽定南越。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南越自赵佗称王，历五世，近百年而亡。 第十章汉文帝汉景帝汉文帝、汉景帝是西汉时政绩比较好的两个皇帝。旧史相袭，称他们在位的时期为文景之治。 第一节汉文帝大臣拥立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57），汉高祖刘邦中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9）春，破陈豨定代地，立刘恒为代王。 高后八年（公元前80年），临朝称制的吕后去世。汉宗室、大臣与外戚吕氏间本来存在的矛盾顿时公开激化。吕禄、吕产害怕被诛，阴谋作乱。周勃、陈平等大臣与汉宗室刘章等合谋诛除诸吕，内外结合，一举成功。大臣们认为代王刘恒乃“高帝中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立刘恒为帝较为合适。于是派使者去召代王刘恒。刘恒一再推辞，探听了消息之后才来到长安，受到大臣们的欢迎。他先居在代邸。大臣们去拜谒，送上天子之玺，尊他为皇帝。他谦逊地说，自己不足以当此重任。陈平等群臣坚决请求。他谦让再三，然后才说“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于是当夜入未央宫，登上帝位。宽厚的政治和恭俭的作风文帝即位后，封赏了诛吕有功的将相大臣，颁布了《振贷诏》、《养老诏》等诏令，以振救、抚养贫困年老的百姓。他因长期生活在代地，对下层社会多有体恤，因此他在位期间，基本上奉行了一条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帝二年（公元前55年）春正月，文帝下诏说“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文帝在此诏中明确了以农立国的思想，并举行亲耕仪式，表示为务农带头。同年九月，文帝又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重申以农为本，反对弃本事末，还决定减免当年半数的田租。十三年（公元前7年）春二月，文帝再下诏书说“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此后，文帝又多次下诏书申劝务农之旨，批评官吏劝农不力，并诏令各地基层官吏设置“常员”，督促百姓务农力田，甚至可全免土地税。后元元年（公元前3年），因连年欠收，又遇水旱疾疫之忧，文帝下诏求言。诏中所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何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未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欤？”这反映了文帝在思考农民为何饥馑。他要求官吏想出“佐百姓”的办法。 文帝还下诏“务省徭费以便民”，并裁减了侍卫人马，以减轻赋税。据贾捐之说，文帝时“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按汉初常赋百二十，岁一事，文帝时的赋役仅为三分之一。 文帝劝民力农，减轻租税和赋役，对汉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汉初社会的稳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帝很慎于用法。他在即位之初，曾对群臣说“法者，治之正也，所本篇材料见于《史记·孝文本纪》及《汉书·文帝纪》者，不另作注。《汉书·贾捐之传》。 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就是说，用法当正，以禁暴导善。他不同意那种一人犯法、株连全家的做法，强调法用的正才能使民诚实，罪定的当才能使民服从。官统治民，本应导之为善，既不能导，又用法不正，定罪不当，这是反而害民为暴，怎能禁民为非？于是下诏除收帑相坐律令，就是废除一人有罪株连全家的法令。但后来（文帝后六年）新垣平谋反，文帝“复行三族之诛”2，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根除苛滥之法的。 文帝二年（公元前78年）五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诏中有“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之语，又说百姓说错了话就以为“诽谤”，都不可取，今后不必处治。对于秦定的诽谤妖言之罪，不许臣民议政，偶语者弃市的做法，文帝一概除之。 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时，下诏明确地规定，首恶者定重罪；主动归顺者鼓励，官可复原职；随从谋反而不坚决者不问。这是一条区别对待的法令。平乱后，文帝“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说明政策是兑现的。 文帝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逮系至长安。淳于公无子，少女缇萦随至长安，上书提出要求“愿没为官奴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受了感动，随即下令废除肉刑。他说，现在有三种肉刑（黥、劓、刖），而奸不止，这是上未尽训导之过；而用了肉刑，造成终身残废，这不是为民父母之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又拟定处治罪人之法。事实上仍有受刑致残致死者。故史称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但不管如何，文帝对原来的肉刑有所减轻是无疑的。 曾有这样三个有关文帝与法故事文帝有次经过中渭桥，有个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皇帝的坐骑，因而被捕。廷尉张释之审查，知其并非故意惊驾，只处以罚金。文帝生气，以为罚得太轻。张释之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不能因人而异，如果随便更改，“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称是。有人偷了高祖庙坐前的玉环，廷尉张释之定了弃市罪。文帝以为轻了，说要族诛。张释之说，偷玉环就株连全家族，如果偷更多更大的怎么处治？文帝只好同意。云中郡守魏尚治军有方，守土有功，只因小过就被罢官削爵。冯唐对文帝说，“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用人有问题。文帝听了，立即赦了魏尚，复其官职2。 文帝还十分重视有识之士，听取和采纳他们有利朝廷的建议。思想家贾谊提出农业生产是立国的根本，只有把粮食积贮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轻商的主张，提出使农民附着于土地的观点，文帝都采取了措施加以实行。 西汉建立后，王国势力的强大，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问题。文帝本以代王入朝为帝，自然不会忽视这个问题。他听取了贾谊的建议，在原来的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数目，以分散其实力，使朝廷跟他们的关系可以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文帝于六年以谋反罪废了淮南王刘长，又于十六年立刘长三子都为诸侯王，以原淮南王之地“三分之”。表面上以示对宗室的怜悯，实际上以大化小，一分为三，便于控制。悼惠王死后，文帝也采取了同样的做2《汉书·刑法志》。 《汉书·刑法志》。 2此段情节与引文，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汉书·淮南王传》。 法，将齐地分给悼惠王的六个儿子。这一建议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诸侯王的分封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文帝不仅在政治上宽厚，在生活上也素有恭俭的作风。他从代地即位以来，二十三年中“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他曾经想作一露台，召工匠计之，置百金，便放弃了这个念头，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他常衣绨衣，还令他的夫人穿衣不得拖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淳朴。他又主张薄葬，“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勿烦民”。他的这种俭朴的作风，一直为史家所称颂。 与匈奴的和与战匈奴在西汉初年力量很强。自刘邦平城被围、采用娄敬的和亲政策以来，主要是用联姻并赠送大量礼物的办法来维系汉同匈奴的关系。但匈奴总不能信守盟约。文帝即位之初，与匈奴复修和亲之好，以加强汉皇朝政权的稳固。文帝三年（公元前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破坏和亲之约，驱骑入塞，占据“河南”地。文帝下诏指出匈奴的侵扰行为违背和亲之约，派遣丞相灌婴带八万人马反击，赶跑了匈奴骑兵。接着，文帝又加强长安的驻军，以保卫京师。第二年，匈奴冒顿单于来书要求复和亲之好。汉朝考虑到匈奴势力正盛，乃许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74年），给冒顿单于一书，赞许其愿意和亲的态度，但要求他守信而不可负约。 不久，冒顿去世，其子稽粥立，号称老上单于。文帝以宗室女为公主，送与匈奴为单于阏氏，派宦者中行说为使送去。再次和亲。中行说投降了匈奴，得到单于亲信，为其出谋划策。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年）冬，匈奴单于领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了北地都尉孙卬，虏掠民众畜产。文帝乃派三位将军带兵分驻于陇西、北地、上郡，又派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带骑兵十万人，驻于长安近旁以防匈奴。文帝亲**劳军队，视察演习，申明军令，赏赐将士。他本想亲自带兵出征，因被劝阻而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统兵征伐，击退了匈奴。 于是，汉匈复言和亲之事。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2年）六月，文帝下诏，表示欢迎。他在诏书中说“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此诏表达了文帝厌恶战争、希望汉匈两族和好的热情与努力。这次和亲是要“结兄弟之义”，是一次两族友好的和约。 但此后五年，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58年）冬，匈奴数万骑入上郡与云中郡侵扰。文帝立即以令免为车骑将军带兵驻于飞狐，苏意为将军带兵驻于句注，将军张武带兵驻于北地，缘边亦各坚守以备匈奴。又以周亚夫为将军带兵驻于细柳，刘礼为将军带兵驻于霸上，徐厉为将军带兵驻于棘门，防备匈奴。过了几个月，匈奴退去，文帝才撤退以上驻军。 由于文帝对匈奴采取了亦战亦和的态度，争得了边境上相对的安宁。文参考《汉书·匈奴传》上。 帝进而采纳了晁错的建议，移民于北方边塞，使其屯田务农，加强了边备的防守力量。 后元七年（公元前57年）六月，文帝死于未央宫，遗诏薄葬。 第二节汉景帝宽厚政策的继续汉景帝刘启（前88—前4），汉文帝之中子，公元前57年即皇帝位。景帝即位时，已不是文帝登位时的形势。经过文帝时期的休养生息，汉初经济有所发展，社会日趋安定。因此，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了“与民休息”政策。 景帝元年（公元前5年）春正月，下诏说“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广大地者听之。”准许百姓从贫瘠地区迁往土地肥沃地区，以利发展农业。景帝二年（公元前55年），又下诏“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将以往十五税一的田租，又减轻了一半。他还多次下诏申明以农为立国之本，强调重本抑末。他在诏文中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同时要求郡县官吏认真执行，对失职者加以严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由于景帝重本抑末，减轻赋税，“民遂乐业”2，农业生产有所增进。 此外，在对待匈奴的关系上，景帝也采取了争取和亲、积极防御的措施，故当时匈奴只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3。景帝还把来降的匈奴封为列侯，汉匈两族“通关市”，足见这一时期的边境关系是比较友好和安定的。 景帝在刑法上也很慎重。在他在位期间，下诏减免了一些刑法，制定了惩处官吏犯罪的办法，并有“欲令治狱者务先宽”之说。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秩序的安定起了促进作用。 “削藩策”的推行景帝时，诸侯王的封地和权力仍然是威胁皇朝的力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也在不断增长。文帝时虽然采纳了贾谊众建诸侯的主张，但并未真正推行。景帝即位后，采纳了晁错提出的“削藩”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一部分土地，收归朝廷直接统辖。他削夺了赵王国、楚王国、胶西王国的封地，还准备削夺吴王国的封地。诸侯王不甘心其权势被削弱，于是在景帝三年春，爆发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联合反对朝廷的叛乱。 吴王刘濞早已蓄谋夺取朝廷大权。他盘据吴王国，利用当时优越的经济条件，冶铜铸钱，煮海水为盐，又减免赋税收买人心，并引诱各处来的逃犯及流民为其服役，因而经济和军事上有一定实力。当景帝采取削夺王国土地时，刘濞立即诱逼和勾结其他诸侯王举兵作乱，吴楚联军直指中原。晁错劝导景帝对叛乱者坚决镇压。景帝起初听信袁盎之言，杀了晁错，以求平息事端，实际上是上了刘濞等人“清君侧”阴谋的当。当他发觉吴楚七国并未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史记·孝景本纪》及《汉书·景帝纪》，凡引此两纪文字者，不另作注。《汉书·食货志》上。 2《汉书·食货志》上。 3《汉书·匈奴传》上。 诛晁错而罢军，立即采取积极的对策，派遣代理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大军去迎击。由于人心向背、军事实力及战略战术诸方面的因素都是汉军见长，故在三个月内汉军便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经过这个事件，景帝不仅继续推行“众建诸侯”政策，而且还把诸侯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朝廷，并裁减其官吏，降黜其官吏的秩位，他于中元三年（公元前47年）下诏“罢诸侯御史大夫官”，又于中元五年（公元前45年）“更名诸侯丞相为相”，都是为了抑损诸侯王之权，使其低于朝廷。这样，就在实际上取消了诸侯王国的独立性，使其几乎等同于朝廷直接统辖的郡县。 景帝通过一些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办法，打击了分封势力，加强了君主。 后元三年（公元前4年）景帝死。终年四十八岁。 第十一章贾谊晁错刘安西汉早期，先秦诸子学风仍有流传。贾谊亦儒亦法，晁错是法家，刘安杂收诸家。 第一节贾谊青年政论家及其早死贾谊（前200—前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西汉著名的政论家。 贾谊十八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写文章，在郡中颇受称誉。河南守吴公因治郡和平数为“天下第一”，又是同邑李斯的学生，为文帝所了解，被征召入朝任为廷尉。吴公向文... 21 第二节晁错“削藩策”和晁错之死晁错（？—前54），西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一带）人。早年跟轵县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因通晓文献典故，走上了仕途，当了太常掌故。一生中著作二十篇。 汉初，对文化学术事业较为重视。文帝时，朝廷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专家，只听说济南人伏胜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书》，已经九十多岁，因年老不能征召，文帝就诏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学习。晁错被派去学习，回朝后，上书报告向伏胜学习《尚书》的情况。从此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又提升为博士。他呈上《言太子知术数疏》，很受文帝的称赞，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因他善辩，得到太子刘启的宠爱，在太子家里号称“智囊”。这时匈奴势力强盛，往往前来扰乱，汉朝实行防御政策。晁错呈上了《言兵事疏》。文帝予以赞许，并以尊崇对方的言语给予答诏。晁错又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这两件事，作为当世之急务，向皇帝呈上《守边劝农疏》。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地区。晁错又呈上《募民实塞疏》。 文帝诏令朝廷大臣推举贤良文学士，晁错是被推举者之一。文帝亲自以诏书策问，晁错呈上《举贤良对策》，对时政大发议论。这时贾谊已死，对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错名次最高，于是提升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顾问。晁错面对当时诸侯与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势，提出“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书达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然奇其材”，当时，太子刘启赞许晁错的计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刘启）即位，很想有所作为，马上提拔晁错为内史，让他掌治京师。晁错多次请求与景帝个别谈话，所议都被听取，受宠超过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满。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时大臣”，因“自绌所言不用，疾错”。他觉得晁错所为不对，但又无法阻止。内史府座落在太上庙的墙外，大门朝东，因外有庙墙挡着，出入不方便，晁错就命令开了一个南门以便出入，因此凿开了堧垣（庙外的围墙）。申屠嘉得知大怒，打算把此事奏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锗听到消息，当晚请求皇帝个别接见，说明情况。申屠嘉上朝报告，说晁错擅自拆庙墙为门，请求交给廷尉处死。景帝心里已经明白，说“此非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申屠嘉无可奈何，退朝后愤怒地对其部下长史说“吾当先斩以闻（即先斩后奏），乃先请，为儿（指晁错）所卖，固误。”回到家里，因气愤“欧血而死”2。从此晁错更为显贵。 晁错升任为御史大夫，掌管全国纠察、弹劾等事，地位仅次于丞相。他向景帝报告诸侯王势力膨胀的事实，请求削去他们的“支郡”。景帝将晁错的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和宗室讨论。谁也不敢反对，独有外戚窦婴持不同意见，由此与晁错产生矛盾。对于晁错所更定的三十章法令，诸侯“喧哗”。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急忙从颍川老家赶来长安，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2本节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晁错列传》和《汉书·晁错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史记·申屠嘉列传》。 2《史记·申屠嘉列传》。 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于是这位胆小怕事的老人喝了毒药而死，临终时说“吾不忍见祸逮身。” 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起兵反叛朝廷，声称诛伐晁错。景帝与晁错商议出兵征伐，晁错打算让景帝亲自带兵出征，自己在京城留守。这时窦婴所推荐的袁盎正应诏来到。景帝向袁盎问对付吴楚叛乱的策略和具体办法。袁盎原与晁错有矛盾，又因受吴王刘濞贿赂被晁错惩治过，怀恨在心，现在景帝发问，见报复的时机已到，就要求个别谈话。景帝命众臣退下，独有晁错还在。袁盎对景帝说“臣所言，人臣不能得知。”于是景帝让晁错出去。晁错退避到东厢房，心知袁盎在捣鬼，十分恼恨。这时袁盎对景帝说“吴楚相遗书，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景帝面临着重要的决策，是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让步呢？还是坚持重用晁错而坚决征伐吴楚呢？他一时默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表示，要看真实情况如何，并说“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意思是，如果情况真象袁盎所说，那就可以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认错。袁盎还要求景帝仔细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地出使吴国。 又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向景帝劾奏晁错。他们认为，吴王反叛朝廷，应当诛伐，现在御史大夫晁错提出讨伐军不可交给群臣，而要陛下亲自带领，让晁错居守京师，又主张把尚未沦陷的徐、僮等县送给吴国。这说明晁错不能宣扬陛下德信，打算疏远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又打算以城邑送给吴国，实无臣子之礼。他们建议“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景帝下令说错还不知道。于是派遣中尉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行市中。晁错穿着朝服被斩于东市。 晁错死后，在讨伐军中当校尉的邓公，回朝来报告军事，面见皇帝。景帝问他你从部队中来，知道晁错处死，吴楚罢兵否？邓公回答吴王蓄意谋反已几十年了，是因削减他们的封地而恼怒，以诛晁错为名，其本意并不在晁错。现在杀了晁错，我担心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再讲这件事了。景帝惊问“何哉？”邓公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景帝后悔莫及。 晁错政论的进步性晁错生活的西汉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和封建的重要时期。他的政治言论和活动，对当时的国家统一和封建，对所谓“文景之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晁错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君主集权、任人唯贤。晁错在《举贤良对策》和《言太子知术数疏》两篇政论文中，根据历史经验和朝廷面临的形势，论述了发挥朝廷的威力，打击分权和分裂势力的问题，为加强封建提供了思想武器。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提出了加强国家政权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君主要“躬亲”政事，通过君主亲自执政，以加强封建主义的集权。文帝对他的对策很欣赏，擢为“高第”，说明君臣俩是灵犀相通的。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选拔人才的意义和标准。 他指出，古代贤明的君主之所以贤明，就在于他们善于选择贤臣以辅助自己。他详细地论述了选拔贤臣的标准和条件制定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是“苦民劳众”；对害国伤民的法令与行为，要敢于“直言极谏”，“请而更之”，而不是听之任之；按功罪定赏罚，不徇私情；品行端正，“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这是强调“任人唯贤”，而否定“任人唯亲”。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还阐述了自己对制令行政要“本于人情”的政治见解。他说，三王时代君臣合谋相辅，计安天下，使得“百姓和亲，国家安宁”，是“明于人情”的功效。还说，人情都是“欲寿”、“欲富”、”欲安”、“欲逸”，就是想要活得长一点，家庭富一点，生活安一点，还要舒服一点；三王对待的办法，则是“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节其力而尽”，就是顺乎人情的做法，而不是违背民情。晁错说三王如何如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借助于传说以表自己的政见。他要明乎人情的，是要汉朝统治者明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势，接受秦朝末年“赋敛不节”、“宫室过度”、“民力疲尽”，以至“内外咸怨”、“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的历史教训，不致于有覆舟之灾。晁错强调本于人情，是为了“名位不失”，使“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也就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这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也还是有利的。 在《言太子知术数疏》中，晁错强调君主要知“术数”，就是要讲究任用官吏、驾驭政权、控制国家的方法和手段。他指出，皇太子虽然读书很多，而未深知术数，是无用的，所以提出用“术数”教育太子的建议。文帝对此颇为称许，所以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辅导太子刘启学习。后来刘启为帝颇有权术，与晁错的辅导自然有一定关系。 晁错在经济思想方面，是主张重农贵粟，防荒备战。经秦楚之际大战乱，到了汉初，“民失作业”，土地荒芜，粮食缺乏，人民困苦，以至“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地步。同时，有些诸侯王与地主富商私营冶铁、煮盐、铸钱等手工业和商业，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朝廷收入。西汉朝廷早就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虽有一定的功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晁错在《论贵粟疏》和《勿收农民租》两篇政治经济论文中，针对当时政治经济情况，发挥了先秦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重农、贵粟、抑商、防备边患和防水旱灾害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主张，对于发展当时的经济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开头就提出了发展农业、搞好粮食生产的“开其资财之道”问题。他认为，民众如果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即使慈母也难保全其子，君主也难保全其民，所以英明之主应当“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重农贵粟实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他向文帝建议，为了长有其民，就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广积粮食，充实仓库，以供应边防之需，防备水旱之灾。他还针对当时“地有遗利，民有《汉书·食货志》。 余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农贵粟的具体措施，如劝农力本，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以保证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劳动力；“薄赋敛”，甚至“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使农民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有能力供给战争物资和应付水旱之灾；“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纳粟于国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从富人那里取得粮食，就可少收农民的赋税，这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需要发展农业生产以防荒备边的西汉社会，是适时的可贵的经济思想与主张。 同时，晁错对于当时的“弛禁”政策，对于私人冶铁、煮盐、铸钱不加限制，以至富商与诸侯王富侈，农民贫困，出现了农民“弃本逐末”，大片农田荒芜，“耕者不能过半”状况，极为不满。他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抑商而重农，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 文景之时是贯彻重农政策的。文帝曾规定入粟拜爵的标准与办法，下诏减收一半租税，还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税。景帝屡次命令“有司以农为务”，“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2。所以当时农业有所发展，“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3，米价降低，由汉初每石五千钱降至每石数十钱4。到武帝时，竟有“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盛况。这说明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符合于当时的历史要求。 晁错在军事思想方面，主要是守边备塞，抵御侵扰。他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三篇军事论文中，根据当时汉匈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守边备塞的方针政策以及抵御匈奴的战略战术。 在《言兵事疏》等文中，晁错总结了近世汉匈关系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双方的特点和长短，提出了对待匈奴的战略战术。以从事农业的汉民众对待前来侵扰的游牧族，晁错以为汉初那种敌来则消极抵抗，敌去则缺乏边防的被动挨打状况，必须解决。他主张招募内地之民移屯于边塞，适当安排，使他们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亦农亦兵，“卒伍成于内”，“军正定于外”，做好守边备战工作。 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晁错强调募民徙边，一定要“本于人情”，使他们“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这就要求官府为他们安排好生活与生产，不仅要管衣食住行，还要注意“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这样才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贫民相募而劝往”。同时，要把徙边之民组织起来，“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邑”。按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再加之有一套赏罚奖励的办法，就可起到守卫边塞和维护农业生产的作用。在《言兵事疏》中，晁错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战略战术，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把“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详尽地论述了武器、地形与士兵三者间的关系。他认为，武器要完备精良，要选择和创造有利的地理条件，还要严格训练士兵，使他们行动敏捷，严守纪律，《史记·货殖列传》。 2《汉书·食货志》。 3《风俗通义》。 4《汉书·食货志》。 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兵器要利，士兵可用，将要知兵，君要择将等军事要素。晁错还提出联合受匈奴政权压迫的少数民族，供应其作战物资，发挥其“长技”，使其与汉军“相为表里”，共同抗击匈奴侵扰的策略思想。 第三节刘安“谋反”案件刘安（前79—前22），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文帝八年（公元前72年），封为阜陵侯。文帝十六年（公元前4年），封为淮南王。在西汉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刘安好读书鼓琴，辩博善为文辞，不喜欢嬉游打猎，很注意抚慰百姓，“流誉天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中有苏非、李尚、左吴、陈由、雷被、毛周、伍被、晋昌及大山、小山等等，在其主持下编写《鸿烈》（后来称《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当时武帝“方好文艺”，对父辈刘安（叔侄关系）较为尊重。每次给予书信，常召司马相如等文士看过草稿才发出。刘安入朝献上新作，往往为武帝喜爱而秘藏。曾受命写《离骚传》，早上受诏，日食时就献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次宴见，谈说政治及方技赋颂，直到黄昏才罢休。 建元二年（公元前39年），刘安入朝。当时身任太尉的田蚡，因与刘安原有交情，亲自到霸上迎接。还对刘安说“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宴驾，非大王当谁立者！”刘安因父刘长被文帝处治而自杀，内心怨恨。现在听田蚡此说，暗中高兴，于是，一方面拉拢田蚡，赠与厚礼；一方面广结宾客，等待时机。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武帝发兵讨伐闽越，刘安上书劝谏，说用兵有害无益，得到武帝的称赞。可是，他自己却在谋兵。这年，“彗星见”，有人对刘安说“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丈，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刘安心想武帝没有太子，万一天下有变，诸侯并争，不可不早作准备，便筹办武器，收买人心。有些游士“妄作妖言”，阿谀蛊惑刘安，使得刘安更是暗喜，而积极预谋。 刘安对聪慧、能辩的女儿刘陵非常喜爱，常给予很多金钱，让她在长安做侦探工作，勾结武帝的近臣。刘安与王后荼所生一子名刘迁，娶了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为妃。刘安担心修成君泄露秘密，与太子商量之后，让他假装不爱妃，三个月不同席；又假装对太子发怒，把太子与妃关在一起三个月，太子还是不亲近妃。修成君要求归去，刘安暗自高兴，就让她还了家。因此，王后荼、女儿刘陵、太子刘迁都得到刘安爱幸，“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胡作非为。 太子刘迁学用剑，自以为本领超群，听说郎中雷被善于用剑，召之比试。雷被一让再让，后来剑误中太子。太子发怒，从此在刘安面前说雷被的坏话，雷被害怕，表示愿意去奋击匈奴，实际上是想借此离开淮南王国而到长安去。刘安听信儿子之言，罢了雷被的官。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雷被私自跑到长安，向皇帝上书表白。武帝将他的告章交给廷尉和河南郡查究。河南郡要逮捕淮南王太子，刘安与王后荼想不让太子去受审，打算发兵对抗，犹豫未决，十多天没有定下来。适值皇帝有诏就淮南审讯太子，不必逮往河南郡了。这时，淮南相对寿春县丞顺从刘安之意而不及时逮送淮南王太子非常生气，劾他犯了“不敬”之罪。刘安向淮南相说情，淮南相不听。淮南王派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及《汉书·淮南王安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参考《汉书·严助传》上。 人上书告淮南相，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查究。追查到刘安，刘安派人到朝廷侦探，公卿要求将刘安逮捕查办。刘安担心事情暴露，打算发兵对抗。太子刘迁建议不要操之过急，伺机谋刺举兵。这时武帝并没有批准公卿的要求，而是派遣汉中尉殷宏去审查刘安。汉中尉到了淮南，态度平和，向刘安审问对待雷被之事。刘安估计自己在此事上无多大罪过，未曾动手。汉中尉回朝报告情况。处治此案的公卿说“淮南王安雍（壅）阏求奋击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诏，当弃市。”就是说刘安压制雷被不让去奋击匈奴，不遵诏令，应处以弃市之罪。武帝诏令不许可。公卿要求废除淮南王，武帝又不许可。公卿要求削去淮南王国五个县，诏削去两个县，使中尉殷宏赦淮南王刘安之罪。刘安起初听到公卿要求诛之，不知定了削地之罚，闻汉使来，害怕被捕，便与太子准备照原定谋刺的计谋行事。等到汉中尉来到，向他致贺，刘安因此就未动手。但刘安被削地之后，反悔说“吾行仁义见削地，甚耻之。”故加紧谋反。有些使者从长安来，胡说些武帝没有男儿等事，刘安便高兴；如果说朝廷治得好，武帝有男孩，刘安以为是妄言，加以否认。 刘安有个庶子刘不害，年龄最大，因不受刘安喜欢，故王后荼不以其为子，太子不以其为兄。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轻视其父，又因其父不得封侯而心怀不满，阴结交外人，打算搞垮太子刘迁，以其父代之。刘迁得知，将刘建逮捕拷打。刘建心里越加怨恨。他了解到太子曾想谋杀汉中尉的情况之后，于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派其友人严正向皇帝上书，说才能出众的刘建知道淮南王太子阴谋之事。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河南郡处治。这时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插了一手。审卿怨恨淮南厉王刘长杀了其祖父审食其，便向其友好丞相公孙弘添油加醋地告发淮南之事。公孙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探其狱”。河南郡治刘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 起初，刘安召伍被商议军事行动。伍被在刘安宾客中位于“冠首”。他认为刘安考虑不周，不可妄动。刘安发怒，将伍被的父母抓起来，囚禁了三个月，逼迫伍被随从。伍被认为淮南不足以对抗朝廷。刘安说“苟如公言，不可以侥幸邪？”伍被说依我之见，伪造一些朝廷、郡县及诸侯的印章、衣冠，假传朝廷之令，迁徙各地豪杰及其家属到朔方郡，逮捕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再派辩士到各地游说，这样也许可以侥幸取胜。于是，刘安立即行动，“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又使人伪装畏死潜逃去投靠大将军卫青、丞相公孙弘；一旦发兵，就刺杀卫青，而将公孙弘劝诱过来。 刘安打算调发其国中兵，担心相与二千石不同意。他就与伍被预谋，打算假传王宫中失火，如果相与二千石来救，就可乘机杀之。又打算命人穿上捕盗者之衣，持羽檄从南方来，呼喊“南越兵入界”，因此就可发兵。但尚未派出人去。刘安又与伍被商议联合诸侯及进退之计。伍被建议南收衡山，以击庐江，占据险要，“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刘安同意，并说“急则走越耳”。 廷尉因此案牵涉很大而上报皇帝。武帝任命廷尉监为淮南中尉，前去逮捕太子刘迁。刘安得知廷尉监前来，与太子阴谋召相与二千石，打算杀了他《汉书·伍被传》。 们而发兵。使人召之，相来了，内史不应召而解说已经外出，中尉说有诏命在身而不能见王。在这种情况下，刘安心想只杀了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没有什么用，就让相退去。这时刘安仍然犹豫未决。太子以为，虽然牵连谋刺汉中尉事，但同谋者已死，口绝，就对刘安说发兵已错过时机，恐怕不行了，并表示愿意去受审判。刘安一筹莫展，已无可奈何了。这时看风使舵的伍被自动坦白，详细地交待了与淮南王刘安谋反的情况。法吏因此逮捕了太子、王后，包围了王宫，尽捕了在其国境内的淮南王宾客，索得“反具”向皇帝报告。 武帝命诸侯与大臣议如何处治淮南王刘安。诸侯和大臣都说应当严惩之。武帝使宗正以符节治淮南王刘安。刘安闻知，自杀。王后荼、太子刘迁及所有参与阴谋者都族诛。武帝以为伍被曾说过汉朝好话，打算勿诛。廷尉张汤说“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于是诛了伍被。废除淮南王国而为九江郡。不久，衡山王案件发生，刘安之弟刘赐自杀，受牵连者也都被诛除。汉朝治淮南、衡山等案件“皆穷根本”，株连而死者数万人。时为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十一月。 刘安事件，在当时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是朝廷与诸侯矛盾斗争的一次大爆发，以朝廷加强了统一集权、诸侯受到削弱而告终，有才能和思想的刘安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了解这个事件，有利于认识当时汉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和残忍性。 《淮南鸿烈》的编撰刘安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头面人物，而且还是当时学术界一个著名学者。他原有集，已佚。他所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据《汉书·艺文志》分为“内”、“外”，据《汉书》本传还有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而现存只是内篇部分。此书反映出他主要的学术成就和思想。 《淮南鸿烈》在形式上类似《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基本是道家，并有阴阳家、神仙家，以至“出入儒、墨、名、法”。作者好言“道”，认为宇宙万物都由“道”所派生，而“道”是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东西。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者不形者乎？”2就是说，“道”不可能耳闻、目见和言传，谁也不知是形还是无形。照此说来，“道”是不可知的神秘的东西。这说明其自然观是唯心主义的。又说“达于道者，反于清净，容于物者，终于无为。”3就是说，达于“道”，只有清静无为。这就与政治思想挂上了钩。 此书对儒法多有讥刺，实际上是刺汉武帝内法外儒。作者说“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慲觟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荒之陂，而失其《汉书·张汤传》。 2《淮南子·道应训》。 3《淮南子·原道训》。 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所提“儒墨”，显然只是指“缘饰《诗》、《书》”的儒。讥刺儒者是哗众取宠，趋炎附势之徒，造成不良影响，以致世风日下。所指是汉儒代表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之所为。作者又说“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性，内愁五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毫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始也。”2这就不是讥刺儒者，而是抨击以仁义礼乐招摇过市的“俗世之学”，以及提倡此学“暴行越智于天下”的“有天下”者。这是对汉武帝的明讽暗刺。 不仅抨击俗世之学，而且还揭露那个“俗世”，把俗学低劣与俗世衰乱联系起来，加以诅咒。作者说“乱世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又说“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就是说，俗学无益于治，却贻患无穷，那套知巧诈伪与繁文缛礼，导致追求享乐与争相奢侈。因此，俗世是富者富有而侈靡，贫者贫困而饥寒。作者说“富人则车舆衣纂（绘）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2论者以为这种贫富悬殊以及主奴区分的衰世之俗，与“俗世之学”大有关系，故其申明“羞而不为”。作者所为的，是要将道家摆在百家的主导地位，将黄老之术作为君临天下之道。他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3很显然，作者是要抬高黄老之道，以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对抗。即坚持汉初的儒道之争。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所谓“与民休息”政策，曹参、陈平等大臣“治黄老之术”。当初势力较大的功臣、外戚、诸侯王大多崇道黜儒，要求皇帝垂拱无为，不干预藩国的事务。所以当时诸子百家并存，道家居于优势，儒术尚未独尊。到了武帝之世，为了制驭大臣、削弱藩国，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司马迁说“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淮南子·俶真训》。 2《淮南子·俶真训》。 《淮南子·齐俗训》。 2《淮南子·齐俗训》。 3《淮南子·主术训》。 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在汉初数十年间，始终存在儒道斗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2。这种斗争，一直继续到武帝之时。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儒学，就是这场斗争之最后代表。而这场所谓儒道斗争，归根到底，乃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武帝独尊儒术，正是代表藩国而与朝廷对抗和斗争的。 可悲的是，刘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是失败的。当时，削弱藩国与独尊儒术可谓大势所趋；刘安逆流而动，实难得逞。 第十二章周勃周亚夫第一节周勃随从刘邦打天下周勃（？—前9），沛县（今属江苏）人。他的祖先原是卷城（在今河南省原阳）人，是迁徙来沛县的。他以织苇席为生，又常常当吹鼓手给人家办丧事，还在材官手下当过强弩手。 刘邦起义时，周勃投身义军，起初当个中涓，是刘邦的侍卫官。在反秦斗争中，大多随从刘邦东征西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立了不少战功，但没有独当一面指挥过大战。 起义军灭掉秦朝后，刘邦做了汉王，周勃受赏爵为威武侯。他跟从刘邦到了汉中，被任命为将军。自刘邦揭开反楚的战幕后，他在汉军中积极作战，在还定三秦的各次战役中战功卓著。汉军冲出函谷关，在中原与楚军大战时，他一度守卫峣关，以保卫汉军后方的安全，又一度守卫敖仓，以保证汉军粮饷的储备与供应，最后参与追击项羽。在击垮项羽之后，他带一支汉军向东平定楚地泗水、东海等郡，取得二十二个县。可见周勃在楚汉战争中立了不少功劳，为灭楚兴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新建的汉皇朝在军事上主要是镇压异姓诸侯王以巩固政权。这时周勃带军驻守洛阳（在今洛阳市东北）、栎阳（在今陕西渭南与富平之间）。当时异姓诸侯王都在函谷关以东，如楚王韩信都于下邳，梁王彭越都于定陶，淮南王黥布都于六，韩王韩信都于晋阳，燕王卢绾都于蓟。洛阳是关东的重镇，驻守此城具有维护关东安全的意义。栎阳在京师（长安）之东，处于由关东入关至长安的路线上，驻守此地有卫护京师的意义。 就在楚汉战争结束这年（公元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反，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征伐。周勃作为将军随从前往，九月活捉了臧荼。他带领的士兵在驰道上阻击叛军，功劳最多。因功赐爵列侯，食绛县八千多户，故称绛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年）九月，韩王信被前来侵扰的匈奴围困于马邑，被迫投降，双方勾结，气焰嚣张，北方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出击。周勃随从出兵，先是击韩王信于代，打下了霍人（县名）。《史记·儒林列传》。 2《史记·老子列传》。 本节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和《汉书·周勃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继续挺进，在武泉北面击败匈奴骑兵。转战到铜鞮，击破韩王信军。转回，打下太原郡的六座城。在晋阳城下又击败韩王信和匈奴骑兵，取得晋阳。又击韩王信军于硰石，破之，追击八十里。还攻楼烦县的三座城。适值大寒，汉兵受冻堕指者十分之二三。这时刘邦被匈奴大军围于平城。周勃在平城下打击匈奴骑兵，所带领的士兵多在驰道上阻击敌军，功劳最多。周勃因功提升为太尉，掌管汉朝军事。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97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刘邦亲自带兵出征。周勃也发兵前去，攻下马邑，进行大屠杀。转击韩王信、陈豨等军于楼烦，破之。平定雁门郡十七个县，云中郡十二个县。又击陈豨于灵丘，破之，斩了陈豨，平定代郡九个县。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95年），燕王卢绾反。周勃与灌婴奉命带兵讨伐卢绾，攻下蓟城。继又击败卢绾军于上兰、沮阳等地，追击至长城。平定上谷郡十二个县，右北平郡十六个县，辽西、辽东两郡二十九个县，渔阳郡二十二个县。据当时军方统计，周勃这次出征，攻战克获甚为可观，共俘虏了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级官员各三人；另外，打垮两支敌军，攻下三座城邑，平定了五个郡，七十九个县，获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安刘者，勃” 周勃平定燕地后还朝，刘邦已经去世，就以列侯辅佐惠帝。惠帝六年（公元前89年），朝廷又置太尉官，任命周勃为太尉。 过了九年，时为吕后八年（公元前80年），吕后于七月去世，吕禄以赵王身份为汉朝的上将军，吕产以梁王的身份为相，两人窃据军政大权，居在长安，打算危害刘氏。在长安宿卫的朱虚侯刘章是刘氏宗室，因其妇为吕禄女，得知吕氏之谋，就派人东去告知其兄齐王刘襄，要他发兵来京，自己在长安为内应，共诛诸吕。刘襄当即举兵，并向诸侯王发书，揭露吕氏的罪恶阴谋，号召刘姓诸侯王共诛不当为王的吕氏。吕产闻知此事，乃派大将军灌婴带兵东去阻击。灌婴到了荥阳，按兵不动，派遣使者同齐王刘襄等联合，等待事变的发展。 这时，周勃身为太尉，不得进入军营的大门，一点军权也没有；陈平身为丞相，不得处理政事，只有空头衔。两人在陆贾的劝说下，加强友好关系，与刘章等人合谋，因曲周侯郦商之子郦寄与吕禄友好，就迫使郦商命令郦寄去欺骗吕禄说吕氏封王是众臣所知而认可的，不会发生麻烦，现在的问题是，你不应该带兵留在长安，使人怀疑。为什么不赶快交出将军印，把军权交给太尉，让梁王也交出相国印，与大臣结盟而回到封国去？那样，齐王之兵必罢，大臣得安，你也安居王位，这是万世之利。吕禄觉得郦寄说得对，派人告知吕产及诸吕老人。有人以为不便，犹豫未决。吕禄仍然相信郦寄之言。八月，有人向吕产报告了灌婴与齐王通气的消息，这事又被曹窋获知。曹窋是曹参之子，其父曹参与周勃、陈平等是老战友、老同事，可说是通家之好，现在知道这个重要消息，立即驰告周勃和陈平。周勃打算先控制北军，但未得入。掌管符节的纪通在这关键时节倾向于周勃，令持节诈称天子之命让周勃进入北军。郦寄等人又遵照周勃的吩咐去劝说吕禄“帝使太尉守北军，欲令足下之国，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随即交出了印信，把兵权给了太尉周勃。 周勃进入军门，马上向北军宣布命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 全军都是左袒，周勃随即掌管北军，但还未控制南军。周勃命令刘章监守军门，命令曹窋告诉卫尉不要让吕产进入宫殿门。这时吕产还不知周勃已掌管北军，打算进入未央宫发动叛乱，到了殿门不得进入，来去徘徊。周勃知道这个情况后，还怕没有胜利的把握，不敢公开宣布诛除诸吕，只是对刘章说“急入宫卫帝。”刘章带领周勃调给的一千士兵，冲入未央宫的掖门，发现吕产正在廷中，便发动攻击。吕产逃走。时已傍晚，天刮大风，随从吕产的官员大乱，没有一个敢于战斗。刘章追击吕产，杀之于郎中令官衙的厕所中。接着，刘章又杀了长乐卫尉吕更始。然后回到北军，向周勃报告。周勃非常高兴，说“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又随即捕杀了吕禄及诸吕氏。同时，周勃与大臣们合谋，废除了由吕后安排而非惠帝所生的少帝，拥立代王刘恒为帝（文帝），齐王罢兵而去。 “谋反”冤案文帝即位，任命周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十斤，食邑一万户。过了十多个月，有人对周勃说“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厌之，则祸及身矣。”意思是人臣功高震主，势必危险。周勃听了害怕起来，感到不妙，于是主动要求交回相印，得到文帝的允准。据传有一次，文帝在朝廷上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说“不知。”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周勃又答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答对。文帝问左丞相陈平，陈平都能应付。周勃大为惭愧，出朝时批评陈平说“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着答道“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周勃知道自己远不如陈平2。这也是他申请免相的一个原因。 过了一年多，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前来绛县巡视，周勃就有恐惧心理，常穿着铠甲，命令家人拿着兵器，才接见来者。因此有人上告周勃谋反，交由廷尉查办。周勃被捕受审，心中恐惧，不知如何措置对狱之辞。法吏对他稍有侵害和侮辱。周勃送给狱吏一千斤黄金，狱吏就在木牍的背面写字向他示意，写的是“以公主为证”。这里说的公主是指文帝的女儿、周勃之子周胜之的妻子，所以狱吏教他以公主为自己不会谋反作证。周勃又把皇帝给自己的部分赏赐，送给薄太后的弟弟薄昭，由薄昭替他向太后说情，薄太后也认为周勃不会有谋反之事。文帝去朝见太后，太后就把戴的头巾扔向文帝，说“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查看了周勃在狱中的供词，就对太后说“吏方验而出之。”于是派人持节赦免了周勃，恢复了他的爵位和食邑。周勃出狱后，感叹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周勃又回到了封国，于文帝十一年（公元前9年）去世。其子周胜之继嗣，因娶公主不合意，又犯了杀人之罪，处死。过了一年，文帝选择周勃另一个贤能的儿子周亚夫复为列侯。 周勃出身布衣，为人耿直倔强，忠厚诚实。他不喜好文学，每当召见儒这一段情节，主要依据于《史记·吕后本纪》和《汉书·吕后纪》。 2这个情节，依据于《史记·陈丞相世家》和《汉书·陈平传》。 生和说客，自己总是不客气地向东坐着发话“趣为我语。”用今语翻译，就是“快给我直说”。这话的意思是，用不着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他纯朴憨直就是这个样子。自沛县起义始，直到刘邦去世，他始终是跟从和拥戴刘邦，是刘邦集团坚定而忠实的成员，所以刘邦“以为可属大事”，常常交给他重要的军事任务，甚至任命他为太尉，掌管全事。当诸吕谋乱，危及刘氏，他挺身而出，负起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文帝的重任，使刘汉皇朝转危为安，使社会避免了一场扰乱，这在当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司马迁评论“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这个评语是恰当的。周勃拥立文帝后，一方面功高位重，功名赫赫；一方面处于种种窘境，后者说明了封建的君主和法制有严重的阴暗面，这在其后世乃至现今还有反面的教育意义。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第二节周亚夫细柳营，“真将军” 周亚夫（？—前43），沛县（今属江苏）人。周勃之子。西汉文景时期的名将。 周亚夫起初当河南太守，未曾封侯。当时著名的观相者许负给他相面，说“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周亚夫不信这话，笑着说“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着他的口，说“有纵理入口，此饿死法也。”这话是说，你脸上的竖纹直入于口，这是饿死的面相。过了三年，周亚夫之兄绛侯周胜之犯罪处死，文帝要选择周勃之子中贤能的人，大臣都推举周亚夫，于是封周亚夫为条侯，作为绛侯的继承人。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58年），匈奴大举侵扰边塞。文帝任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霸上；任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任河内郡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前去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都是直接驰入，将领们下马迎送。后来到了细柳的军营，军中将士都披着铠甲，执着兵器，张开弓弩，军风严整。皇帝的先行官来到营门，不得进入。先行官说“天子且至！”营门都尉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过了一会，文帝来到，又不得入。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持节诏令将军“吾欲劳军。”周亚夫才传令打开营门。守卫营门的军官对皇帝的侍卫人名花谱sodu员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文帝就让车骑缓缓地前行。来到中军大帐，将军周亚夫全身武装向文帝行礼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深受感动，肃然起敬。派人向周亚夫传话“皇帝敬劳将军。”劳军的仪式结束就离去。出了营门，群臣都很惊讶。文帝赞叹地说“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赞了好久。过了一个多月，三支军队都撤了回来。文帝任周亚夫为中尉，负责京城的治安。 文帝临死时，告戒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去世后，周亚夫调任车骑将军。 定吴楚叛乱汉景帝三年（公元前54年），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发动武装叛乱。 吴王刘濞亲自领兵二十万来犯，北渡淮河，会合楚军。先向梁国进击，又派奇兵到崤、函之间埋伏起来，伺机行动。周亚夫以中尉的身份代行太尉的职务，奉命率领大军东进，反击吴楚叛军。他先拟了个先予后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向景帝请示，得到景帝的同意。 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及大军出发，到霸上时，有个名叫赵涉的人拦道对他说“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2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绛侯世家附周亚夫传》和《汉书·周勃传附周亚夫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 《史记·吴王濞列传》。 周亚夫当即下车，向这人行礼请教。赵涉说，吴王刘濞得知将军领兵出发，必然伏兵于东去路线上崤山至渑池险要之处，伺机伏击。况且兵贵神速秘密，将军为什么不从此向右行进，走蓝田、武关一线，奔向洛阳，不过相差一二日就可赶到。到了洛阳，先控制武库，击响战鼓。诸侯听到消息，会以为将军从天而降。周亚夫采纳赵涉的建议，南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据有洛阳武库，抢先占了荥阳，控制敖仓，还抚慰游侠剧孟2。他派兵到崤、渑间搜索，果然捕到吴王所遣的伏兵。于是任赵涉为护军。 吴楚联军“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3，围攻梁军于睢阳。梁王刘武请求周亚夫派兵救援。这时周亚夫曾向邓都尉（原是周勃门客）请教破敌之策。邓都尉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精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吴必矣。”周亚夫说是确定了“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的战策4。他带军向东北进至昌邑，深沟高垒而防守。梁王一再派使者来向周亚夫请求援助，周亚夫按既定策略，不发兵。梁王上书向景帝报告，景帝派使者诏令周亚夫救援梁国。周亚夫不执行诏令，仍然坚守营垒不肯出兵，而派遣弓高侯韩穨当率领轻骑兵断绝吴军后面的粮道，然后将大军推进到下邑。 这时吴楚联军已感到进退两难，乃回军向下邑，要与汉军主力决战，多次向汉军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出兵应战。夜间，汉军营中突然惊动，互相攻击，扰乱到周亚夫帐旁。周亚夫安卧不起。过了一会，就安定了。吴军拉到汉军营垒的东南角，摆出在东南进攻的态势，周亚夫却安排在营垒的西北角加强戒备。一会儿吴军的精锐部队果然调到西北方发起进攻，但不能攻入。吴楚联军因为饥饿，不得已引军撤退。周亚夫乘机发动精锐部队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刘濞丢弃自己的军队，带着几千名士兵逃跑，到了长江以南，在丹徒进行防守。楚王刘戊走投无路而“自杀”。汉军乘胜追击，俘虏了大部分吴楚将士，平定了许多县邑，并悬赏黄金千斤捉拿吴王。过了一个多月，越地民众斩了吴王刘濞的头前来领赏。这次用兵，前后三个月，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到这时候，将领们都承认太尉周亚夫的计谋正确，只有梁王刘武从此与周亚夫有了嫌隙。 汉军凯旋，朝廷重新设置太尉官，正式任命周亚夫为太尉。过了五年，景帝七年（公元前50年）二月，周亚夫升任丞相，深受皇帝的器重。 亚夫冤死正是周亚夫任丞相时，麻烦来了。景帝想要废掉栗太子，周亚夫不赞成，为此争执，没有成功。景帝因此疏远周亚夫。梁王刘武每次进京朝见，常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 这时景帝的生母窦太后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她对景帝说皇后之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感到为难，说当初先帝没有封窦彭祖（窦太后兄子）、2《史记·游侠列传》。 3《史记·梁孝王世家》。 4《史记·吴王濞列传》。 《史记·楚元王世家》。 窦广国（窦太后弟）为侯，我即位后才封他俩为南皮侯、章武侯，因此我不能封王信为侯。窦太后说君主应按当时的情况办事。我的哥哥窦长君活着的时候竟然不能封侯，死后，其子窦彭祖反而得到侯爵。我为此事深感遗憾。她说到这里，用命令的口吻说“帝趣侯信也！（皇帝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答“请得与丞相计之。”景帝与周亚夫商议。周亚夫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他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封王信为侯。景帝听了默然不语，未封王信为侯。窦后自然记恨在心。后来，匈奴王唯徐卢等人投降汉朝，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来的人。周亚夫说“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说“丞相议不可用。”否定了周亚夫的意见，封唯徐卢等人为侯。周亚夫因而称病闲居。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47年），就被罢免了丞相职务。 过了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饮食。席上放了一大块没有切开的肉，又没有放筷子。周亚夫心里不满，就叫主管筵席的去取筷子。景帝看着发笑，说“此非不足君所乎？（这不是没有给你筷子吗？）”周亚夫向景帝免冠称谢。景帝说亚夫也就快步出宫，不告而别。景帝两眼直盯着他出去，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这话的大意是，这个含恨不乐的人，终究不是我这年轻君主的臣子。 时过不久，周亚夫之子为父从工官那里购买五百具甲盾备作殉葬品。苛待雇工，不给工钱。雇工知道这是私买皇帝的器具，就上书告发周亚夫之子，这事牵连到周亚夫。景帝看了告发之书，就交给官吏查究。官吏按照告发书中所列罪状审问周亚夫，周亚夫拒不回答。景帝恼怒，骂道“吾不用也。”于是把周亚夫交给执法官廷尉处治。廷尉责问周亚夫说“君侯欲反何？”周亚夫说“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廷尉官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官吏威逼他日益加重。起初，官吏去逮捕周亚夫时，周亚夫打算自杀，他的夫人加以制止，因此没有死，才被廷尉捉了去，因绝食五天，吐血而死。封国也被废除。时为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43年）。周亚夫死后，景帝就封王信为盖侯。 文景时期，法治已趋苛急。周亚夫对此颇为反感。他早年认识廷尉张释之，知道他用法持平，“乃结为亲友”。他当丞相时，属吏赵禹声称“廉平”，但他觉得赵禹“贼深”，不予重用，曾说“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2后来汉武帝尚法，重用酷吏，赵禹当上了廷尉，成了文法深刻的酷吏之一。 《汉书·张释之传》。 2《汉书·酷吏·赵禹传》。 第十三章朱家剧孟郭解《汉书·地理志》论述汉帝诸陵园所在地区的社会结构，有世家、豪杰，有富人，论述得很简单，并且涂抹了浓厚的阶级色彩。但它提供了当时阶级分析的线索，是汉代社会史的重要文献。 司马迁的《史记》写了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基本上都写的是世家系统的人物，他也写了豪杰和富人，那就是《史记》的《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篇幅也都写得很少，但写得精彩出色。 《史记·游侠列传》写了游侠作为地方势力的力量，写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朝廷利用的力量，同时也是朝廷唯一的力量。这是一篇写汉代社会的大文章。 《游侠列传》写了朱家、剧孟、郭解，他们都是游侠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本文材料依据《史记·游侠列传》者，不另作注。 第一节朱家朱家，鲁人，大约与高祖同时，因任侠闻名于鲁及关东一带。 朱家的生活简朴，“衣不完采，食不重味”，出门只乘一牛之车。可是他救济别人却很慷慨，平时专好打抱不平，替人家解难，十分认真，往往不避个人安危。人们都乐意与他交往。 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曾经多次围困汉王刘邦。刘邦坐天下后，便以重金购求季布。布告上说，谁胆敢藏匿季布，罪及三族。季布先是躲藏在河南濮阳县周氏家中，由于官兵追捕得紧，他听从周氏计，剃发为奴，周氏用拉棺木的牛车把他运出河南，拉到朱家的家里出卖。朱家明知车中所拉的是季布，还是把他买了下来，藏在家中。 朱家随后驾车去洛阳。他找到了汝阳侯滕公，问季布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刘邦下重赏捉拿？滕公说季布数为项羽围上，上怨之，所以非要捉住他。朱家又问您看季布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说“贤者。”朱家于是说臣各为其主用。季布是项羽的大将，为项羽围困汉王，这是他的职责呀。难道项氏的臣都要杀了吗？今天陛下刚刚得天下，就以个人恩怨购求一人，这样做，何示天下之不广？况且象季布这样的贤能之士，汉求之急，只会逼他北走胡或南入越的。“夫忌壮士以资敌国”，当年伍子胥鞭荆平王之墓的事迹不就是这样吗？你何不向陛下进谏？滕公深知朱家的为人，又觉得朱家说得有理，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朱家一席话很有见地，他指出了刘邦诛杀仇怨将会引起的后患。后来，刘邦赦季布，拜为郎中。季布至尊贵后，并没有回报朱家救难之恩。朱家因此事而闻名当世。 朱家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不仅只季布一人，他藏活的豪士有百数，其他各类人物不可胜言。不过他从不夸耀，也不在乎别人是否感恩于他。他的事迹为后人所传颂。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第二节剧孟剧孟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一带有名的豪侠。他的行为同朱家的行为大致相同，爱打抱不平，扶弱济贫，藏活豪士，不求报酬，因此而显扬于诸侯。他的母亲故世时，前来送葬的车达千乘之多。 景帝三年（公元前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六国，以清除晁错为名，发动了叛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带兵出征。周亚夫星夜兼程赶到河南，会兵荥阳。他到洛阳后，见到剧孟，大喜，说洛阳得以保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剧孟没有动，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这样看来，荥阳以东不用发愁了。吴楚举大事不求助剧孟，可见他们成不了大事。三个月内，叛乱平定下来。 天下**，亚夫得剧孟如得一敌国，足见剧孟的势力之大，对当时形势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为此，剧孟的事迹虽流传不多，司马迁还是郑重地为他立了传。 剧孟死后，家无十金之财。 《史记·吴王濞列传》。 第三节郭解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今河南济原南）人，汉善相人许负的外孙。其父亲因为行侠，孝文帝时被诛。 郭解长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性格沉静，勇悍，不喝酒。年青时心狠手辣，恣意杀人。他肯舍命助人报仇，还干些藏命作奸剽攻、铸钱掘冢的事情。后来，郭解一改前行，对人以德报怨，厚施薄望。救人之命不恃其功。因此，他在当地声望很高。 郭解曾有一个外甥，在与人喝酒时，仗势欺人，强行灌酒，被对方一怒之下杀死。郭解的姐姐陈尸街头，想借此羞辱郭解。后来，凶手自归，将实情告诉了郭解。郭解不仅没有加罪于他，还说，是我的孩儿作得不对，把他放走了。随后，他又埋葬了外甥。郭解如此公正，深得大家敬重，越发依附于他了。 郭解有一次出门，见有个人姿势不端地坐在路旁，很不礼貌地看着他。 门人看见了很生气，想杀了那个人。郭解说在家乡得不到尊重，是我的修行不够呀。暗地里，他叮嘱尉吏说这个人我很看重，到践更时放过他。践更是当时一种徭役，受钱代人服役者称践更。每月一次。践更数次，都没有人找他。那人很觉奇怪，一问，才知是郭解替他解脱。于是他袒胸露腹地前去谢罪。郭解此举，得到少年们的倾慕。 雒阳邑有互相结仇的人。邑中贤豪多次从中调解，始终不听。郭解听说后，夜见仇家。仇家听了他的劝解。郭解说我听说雒阳诸公在这里调解您都不听，幸而现在您听了我的话。但在您的地面上出了这样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合适。我还是离开这里的好。他连夜悄悄地离开了雒阳邑。 郭解处世恭俭，在本县从不乘车，到邻郡为人请求事，也是能办则出，不能为则不为，从不为难人家。因此，诸公争相为用，亡命者多归郭解，而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也经常把大车送到郭解家，以备投奔郭解的人来使用。 武帝年间，朝廷迁徙豪富于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以便控制。 郭解因家贫，不中赀，但也在迁徙之列。大将军卫青为郭解向武帝求情，武帝说郭解身为布衣，能使大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并不贫穷。郭解仍被迁徙到茂陵。临行之日，前来送行的人数众多。可见郭解在当地的影响之大。后来，他到了陕西茂陵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纷纷前来与他结交。 郭解迁徙茂陵，是朝廷的诏令，可是郭解的侄儿却把轵县掾的头扭断了。后来，县掾的父亲杨季主也被人所杀。杨家上书武帝，上书人又被杀。武帝下令捕捉郭解，并要“穷治所犯”。办案人到轵，郭解的门客齐口称誉。有一儒生却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以称贤？”便被郭解的门客们杀死，凶手不知去向。办案人于是回报武帝，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郭解虽然不知是谁杀了人，但他身为布衣任侠行权，以小冤小仇杀人，这罪更重于他亲自杀人，当属大逆不道。”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郭解全家被诛。司马迁说我看郭解这个人，貌不惊人，语不足采，然天下贤与不贤，知与不知，都倾慕他的名声，言侠者都称引郭解。俗话说，以貌荣名，貌有衰老之日，以誉荣名，岂有尽乎？ 第十四章汉武帝汉武帝是两汉时期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建立了封建主义多方面的制度，旧史往往以他与秦始皇并举，称为“秦皇汉武”。 第一节强干弱枝，封建主义体制的建立强干弱枝的思想强干弱枝，是汉代建立封建主义体制的思想基础。秦始皇废封国，立郡县，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娄敬对高祖献策移民，正式提出强干弱枝的主张。汉文帝时，贾谊陈政事，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执，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人。”这种“众建说”是在朝廷和诸侯王之间建立强干弱枝的封建主义体制。文帝采纳了这个主张，但未能真正实行。景帝时推行的削藩策，也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反映，但因操之过急，出了乱子。武帝时采纳主父偃的献策，制定推恩令，这也是强干弱枝的思想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上的反映。 多种封建主义体制的建立主父偃的献策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34年）。他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以主父偃的分析，强干弱枝对保持朝廷统治的安定，是非常必要的。推恩的办法是有关的皇族所愿意或乐意接受的，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推恩法不断加强了朝廷的统治，也不断削弱了地方的力量，这对于封建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汉武帝也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加强朝廷对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他于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分别颁布并推行了盐铁官营、铸币和均输、平准的诏令。盐铁官营，即由朝廷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利，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铁官进行经营管理，凡是私铸铁器或煮盐的都处以重刑，并没收其货物。铸币制度，即禁止私铸钱币，改由官铸，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三官负责铸造，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即五铢钱。均输、平准制度，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令各地各以其土特产作为贡物，由工官制造运输工具运往京师。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由大司农设立平准官于京师，“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平抑物价。这样，就把过去由富商大贾掌握物资、操纵物价的利权收归朝廷所有。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树立了儒学的统治权。他在太学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作为一代大儒的董仲舒受到尊重。他的“天人感应”《汉书·主父偃传》。 《史记·平准书》。 说，成为神化皇权的理论依据，他的“三纲”说，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说法，成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但“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着儒家衣冠才能出场。以上各项体制的树立，使汉成为规模具备的封建主义的大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它深远的影响。 对人才的重视对人主在政治上的成就，贤能的辅佐是决不可少的。刘邦深明这一点，他在称帝后，同群臣议论刘、项得失。他说他有萧何、张良、韩信等人，能各用其材，因而获得胜利；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因而灭亡。文帝也是个重视人才的人，他尊重细柳营的严肃军纪，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武帝继承先帝这个传统，在继位后，多次下诏求贤。武帝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问答，已成为著名的政治文献。他读了司马相如的赋，极想见其人。他见汲黯，衣冠不整齐不见。主父偃、徐乐、严安被诏见，武帝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班固称赞说“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蝉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蝉，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2这可见武帝时人才之盛，此后，虽有名臣，也非武帝时期之可比。 体制之建树，人才的登用，是治国的两件大事。武帝在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他雄才大略的重要标志。 《汉书·主父偃传》。 2《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第二节汉和边疆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武帝重视汉和边疆各地区间民族关系的发展，当武帝在位时期，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西域、西南夷闭塞的状态有了相对的改变。 汉和匈奴关系的变化汉对匈奴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武帝时，转被动为主动，巩固了汉在全国各民族中的优势地位。 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武帝令公卿大臣商量对策。大行令王恢主张“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强调“和亲”。在主战主和双方的争议中，大部分官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武帝勉强从和亲之议。然而，和亲之后，匈奴仍然大肆侵扰。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马邑（今山西朔县）聂一献破匈奴之策。武帝以时机已到，决心抗击匈奴。王恢积极赞成聂一诱匈奴单于入塞聚而歼之的计策。武帝乃命韩安国、王恢、李广、公孙贺、李息等为将军，率领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因匈奴单于发觉而引兵去，落了个空。从此，和亲断绝。是后，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征讨匈奴。经过多次战争，特别是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的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的漠北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匈奴军主力被歼，从此衰弱，单于失据，“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河西战役后，汉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皆在今甘肃河西地区）。 通西域为了切断匈奴“右臂”，也为了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武帝一再命张骞通使西域。 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武帝始命张骞通西域。张骞行程万余里，历时十余年，同西域各国开始建立联系，归来后以所了解情况报告朝廷。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时，汉已设置河西四郡，由内地至西域交通畅通无阻，顺利地到达西域，加强了天山南北各族与汉朝的联系，同乌孙建立起和亲关系；并派许多副使随同张骞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地。从此以后，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日趋密切，开辟了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为了保障汉使以及商队往来的供应和安全，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西汉开始在邻近西域的酒泉、玉门（皆在今甘肃西北部）建立亭障。后来，把亭障延展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并在天山南路屯田。每处有屯田兵数百人，设置卫司马和校尉戍守，兼护天山南北各国。从此，天山南北三十六国和乌孙都先后成为汉朝西北边疆之一部分。 参考《汉书·韩安国传》。 《汉书·匈奴传》上。 通西南夷武帝时期，割据东南地区的东瓯、闽越和南越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汉武帝先后派兵平定了这些地区，并设置了郡县。 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当时被统称为“西南夷”。在平定东南割据政权的同时，汉武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使夜郎首领及夜郎附近各部相继归汉，于其地设置了犍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马相如通使邛都、笮都，在那里设置了十余县，隶属蜀郡，还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七郡，封滇（在今云南昆明市一带）人的首领为滇王，发给王印。从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第三节武帝晚年的社会变乱和朝政的相对变革武帝在位时期，汉的强大是空前的。但在强盛的同时，也伴随着奢侈、腐化，潜伏着衰落的因素。 武帝的奢侈武帝从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起，大兴土木，修宫室，凿池籞，先后修建了建章宫、明光宫、柏梁台。长安周围还建有长杨宫、五柞宫等六宫。为了便于他巡游，各地尚建有行宫。园囿中兴修最早、规模最大的是上林苑，池沼最大者为昆池。修筑这些宫室园池，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此外，武帝巡游无度，从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以后，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和侍卫巡游全国各地，见诸于记载的巡游达二十余次之多，足迹遍于长江以北各郡县，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超过了秦始皇。每次“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万匹，钱金以巨万计”。 武帝还宠信方士，迷信神怪，惑于方士们所谓神仙长生不老之说，希望通过方士求得不死之药。他多次派人入海求仙，还想亲自入海求神仙，后被东方朔固谏乃止。 武帝这些活动，不仅靡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上行下效，使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加之繁重的赋税、兵役和御役，造成了“民力屈，财用竭”的恶果。武帝末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广大农民穷困破产，无以为生，流亡农民越来越多，终于导致了天下的动乱。 农民起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声势之大，要超过秦末农民起义初期时的情况其最著者，“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起义军多则数千人，少则数百人，到处攻打城邑，夺取兵器，杀戮官吏，释放囚犯。汉武帝急忙派遣军队到各郡县镇压，对起义军大肆屠杀，甚至把供应过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一概处死；并作“沉命法”，规定凡是发生起义的地区，如果郡县没有发觉，或是捕杀起义人民不够多的，有关的大小官吏都要处以死刑。尽管西汉朝廷用尽一切严刑酷法来镇压起义人民，并没有能把起义镇压下去。 轮台之诏和政治改革面临危机四伏的境地，汉武帝深感他的政策有改弦易辙的必要。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曾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汉书·酷吏·咸宣传》。 不可追悔。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罢去了诸方士侯神人者。 同时，武帝又于是年下诏，“陈既往之悔”，罢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之戍。诏书中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2武帝下诏后，“由是不复出军”，减少了边事。他又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还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这些政治上的改革，挽回了当时的局势，使汉未陷入秦末的厄运。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死，终年七十一岁，葬于陕西茂陵。 《汉书·西域传》。 2《汉书·西域传》下。 第十五章董仲舒公孙弘董仲舒、公孙弘，都是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所建立的新的儒学体系，对当时以及后世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董仲舒及其学说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79年），死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或说景县）人。他少年时代治《公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毋生。汉景帝元年（公元前5年）与胡毋生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因为他治学认真，所以在学术上造诣很高。《史记·儒林列传》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汉书·五行志》也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在司马迁看来，自汉初到汉武帝，传《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中，水平最高的是董仲舒。班固则认为，董仲舒是西汉儒者的一代宗师。 汉武帝即位之后，举贤良文学之士，于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即“天人三策”）上书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春秋》公羊学为理论基础，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才孝廉”。汉武帝对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十分满意，于是用他为江都（今扬州）相，辅佐易王刘非。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向来骄横，喜好武勇。而董仲舒能以礼义予以匡正，因此易王对他也很敬重。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治理封国用《春秋》灾异学说的观点，推衍阴阳的变化，例如求雨的方法是要闭塞阳气，而放纵阴气的发展；要使雨停止，其方法则相反。其实这只是一种迷信的仪式而已。 著书立说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易王刘非上书汉武帝，愿意领兵出击匈奴。汉武帝不许可。因为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很可能因为此事，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 中大夫是“掌论议”之官，居于都城长安。在此期间，董仲舒因善为灾异之说，便在家里就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推说其意，写成《灾异之记》2草稿，尚未上书皇帝。主父偃私见其稿，因为嫉妒董仲舒，所以将《灾异之记》草稿偷窃出来上奏朝廷。汉武帝将它交与朝中诸儒审阅。其中有讽刺时政的文字，当时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并不知道它是老师所写，以为是很愚蠢之作。汉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下了大狱，继又下诏赦免其罪。因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 董仲舒之所以被赦免，大约与汉武帝看重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有关。在他复为中大夫以后，汉武帝又下诏书，要吾丘寿王“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即要吾丘寿王向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 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公孙弘任丞相，董仲舒《诣丞相公孙弘记室》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董仲舒传》及《春秋繁露》。 《汉书·景十三王传》。 2《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吾丘寿王传》。 一文中有“江都相董仲舒”之语，可见此时董仲舒已由中大夫复为江都相。董仲舒为人廉洁直率。他治《春秋》公羊学，造诣很深，而丞相公孙弘在这方面远不如他。公孙弘此人对于和他有过矛盾冲突的人，虽然表面上与其亲善，而背地里却喜欢陷人于罪。他妒嫉董仲舒，盘算着找机会报复。他知道汉武帝的哥哥胶西王特别恣意放纵，便对汉武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任用为胶西王相。汉武帝便调董仲舒为胶西王相。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是个大儒，很有德行，因此也还能善意的对待他。但是董仲舒还是怕时间长了难免得罪，于是推病辞去胶西王相之职。董仲舒退居家中，始终不过问家里的产业情况，专心从事著书立说。 董仲舒在家居数年中，朝廷中如有重要事情商议，汉武帝都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询问，而他的对答都能阐明纲纪法度。 董仲舒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些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最后因“年老，以寿终于家”。他的弟子有褚大、吕步舒、殷忠等以百数，而他的子孙皆以有学问而做大官。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说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是最尊贵的“百神之君”。天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2。而人在自然界的万物之中处于特殊地位，最为可贵。人与天是相合的，“天人一也”3。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董仲舒认为，只有人的结构能与天地偶合**有骨3节，与一年的天数相副；大骨2节，与一年之月数相副；体内有五脏，与五行相副；外有四肢，与四季相副4，如此等等，总之，人确乎与天数相似而“合二为一”。 董仲舒还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他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5其实天本无目的可言，在自然界只存在因果关系，而并不存在目的关系，天有目的之说，是董仲舒强加给自然界的。它便于统治者假借天的目的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制度服务的。首先，他通过“天命”的桥梁服务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他认为，天意是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春秋繁露·郊义》。 2《春秋繁露·阴阳义》。 3《春秋繁露·阴阳义》。 4《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5《春秋繁露·服制象》。 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还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他认为天的意志是“贵阳而贱阴”的，而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2，因此，天“任德不任刑”。他还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将五行伦理化。他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3董仲舒还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4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5又说“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这里所说的三纲，即《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董仲舒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即矛盾的对立双方是不转化的。这种思想当然是形而上学的。那末，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可见“谴告”之说是对君权神授的一种变相解释。而“改制”之说则是保证新继位的君主执掌政权的一种形式。即新即位的统治者表示接受天命之后，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2。但是“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即“三纲五常”等丝毫没有改变。因此他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3董仲舒的“三统”说，是“改制”说的延伸。他认为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历史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循环不已。每次朝代的更替都要按照“三统”说来“改正朔、易服色”。这样虽然不断在形式上发生变化，但实质上，即社会性质、生产方式却是永恒不变的。 神秘的认识论与性三品说董仲舒的认识论继承了孟子通过内省的途径，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视反听”4，“察身以知天”，即由内省的《春秋繁露·顺命》。 2《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3《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4《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5《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春秋繁露·服制象》。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2《春秋繁露·楚庄王》。 3《春秋繁露·楚庄王》。 4《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2。在名实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名”要符合天意。他说“名则圣人所发天意。”3又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4名并非真实事物的反映，而是天意的反映。而且他还认为，“名”要符合“义”与“理”5。他强调的是“名”，而不是实。认识是以“名”为中心，他说“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可见董仲舒是用“名”去正“实”。显然“名”是第一性的，而实是第二性的。这是孔子唯心主义的“名实”论的发展。 董仲舒的认识论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7。因此，他的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其所以如此，这是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分不开的。 董仲舒的人性论，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8。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9，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10。他认为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他认为，性好比田里的禾苗，善好比谷米。禾苗长大能结出谷米，而禾苗并不全都能长出谷米。善是从质朴的性中经过教育而成的，而性的质朴并非完全成为善2。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而谁来实施教化呢？当然是统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顺天之意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因此，董仲舒进一步提出“顺命”、“成性”、“防欲”的主张3。这种统治方术，继承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主张，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使之更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评论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春秋繁露·郊祭》。 2《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3《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4《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5《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7《春秋繁露·祭义》。 8《春秋繁露·实性》。 9《春秋繁露·玉杯》。 10《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3《汉书·董仲舒传》。 21 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他提倡的“谴告”说，也是借神权对君权的限制。他还提出“限民名田”、“盐铁皆归民”、“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改良主张4，在当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三纲”与神权的结合，形成一套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不良的影响。4《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公孙弘两次应征，两任博士公孙弘（前202—前2），字季，西汉菑川国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年轻时，当过薛县狱吏，因事免职，家贫，在海上牧猪为生。到了四十余岁才发愤求学，学习《春秋》杂说。武帝初年，下举诏贤良文学之士。那时，他年已六十，菑川国推举他以贤良应征，被任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回朝向皇帝报告出使情况时，奏事不合旨意，武帝以为无能，遂告病回家。 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武帝下诏令各郡国举荐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举公孙弘。于是，他又西去长安，到主管征辟的太常衙署参加对策。在这次对策中，他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同时，他又把法家标榜的法、术、功利揉和到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之中，认为“致利除害”是仁的重要属性，朝廷之上必须是“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又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就把法术同礼义熔为一体，强调礼义与刑赏的交替为用。此外，他还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术，又把二者熔于一炉。这种揉和儒法、以仁义为表、法术为里的治术，也就是杂王霸之道。所以这篇对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当时参加对策的儒士共有一百余人，主持征辟的太常在评议对策等第时，“弘第居下”，后来上奏皇帝，武帝把他的等第颠倒过来，“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阿顺君旨，位至卿相公孙弘从狱吏出身，通晓法令，后来又攻读儒书，精通儒术，故史称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所以能够以儒术饰法术，即外儒术而内法术，由此得到了武帝的赏识。此人“恢奇多闻”，有权术，善辩论，深谙人情世故，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武帝却以为“其行敦厚”，“上大悦之”。由于他深得武帝欢心，因而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他当了一年多博士，就超升为左内史，从比六百石升至二千石。 公孙弘升任左内史后，更加小心谨慎，“奏事不可，不肯庭辩”，恐怕当面辩论会引起武帝的反感。他知主爵都尉汲黯以好直谏深受武帝的器重，所以在朝廷奏事时，往往先问清汲黯所奏何事，了解他的意图，等到汲黯发言后，然后推衍其说，加以发挥，武帝听后非常高兴，对于他的意见“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他还用一种诡诈的方法来取得信任。有时同公卿大臣事先约好在上奏时采取一致的意见；但到了皇帝面前，则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往往“倍（背）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当面指责他内怀奸诈，不讲信义。他辩解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深以为然，以弘忠于己，后来凡是有人揭发他的短处，武帝不仅不听，反而更加信任他。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武帝免去御史大夫张欧官职，以公孙弘代之。他当左内史不过三年，又超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本节主要依据于《史记·平津侯公孙弘列传》和《汉书·公孙弘传》，凡引上述资料者，不另作注。当时，武帝命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又于东北的貊地区（今朝鲜东部）设置沧海郡，漠南战役后又于河南地筑朔方城，设立朔方郡。公孙弘数谏武帝，“以为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武帝命朱买臣等人在设朔方郡、筑朔方城这个问题上发出十条策问诘难之。公孙弘在十条策问中未能解答出任何一条。乃认罪道“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武帝许之。公孙弘平素才智过人，为什么在同朱买臣等辩论时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呢？正如韦昭所说“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为不可，不敢逆上耳！”意思是，以公孙弘的辩才，不是答不出来，只是不敢说，深怕违背武帝的旨意。 公孙弘虽为三公，但生活非常节俭，以为“人主病不能广大，人臣病不节俭”，常盖布被。汲黯对武帝说“弘位在三公，奉（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武帝以问弘。他承认汲黯所说属实。他说“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武帝听后，“以为谦让”，更加信任他。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薛泽罢相后，武帝任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弘为丞相三年，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病卒，终年八十岁。 以儒术饰文法，适遇其时公孙弘出身贫贱，以对策称旨，武帝拔为举首，十年之间，位至卿相。 他之所以能出贱入贵，平步青云，由于当时武帝方标榜儒术，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弘既“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深合武帝旨意；又富于才智权术，善于揣摩武帝心意，精通做官诀窍，故能“日益亲贵”，始终得到武帝宠遇，终于相位，正如《汉书》传赞中所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他在当御史大夫和丞相的六年中，并无多大建树。 《史记·公孙弘列传·集解》注。 第十六章卫青霍去病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均以击匈奴有功为当时名将。而卫青、霍去病以椒房之亲特荷恩宠。 第一节卫青以外戚入仕卫青（？—前0），字仲卿，西汉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县人，本姓郑。他的生父郑季当过平阳县吏，因为办事经常出入平阳侯曹寿家。曹寿的妻子平阳公主（原封阳信公主，下嫁曹寿后改称平阳公主）是汉武帝之姊。郑季在平阳侯家办事时，与平阳公主侍婢卫氏私通，生卫青，因从其母冒姓卫氏。在此以前，卫氏尚生有子女数人，长子长君，长女君孺，次女少儿，三女子夫，子夫的弟弟步广。他们都是卫青的同母兄姊，也都冒姓卫氏。 卫青幼年时，曾经回到生父郑季家，从事牧羊。后来因不堪异母兄弟的歧视凌辱，又返回平阳侯家当家奴，年长，善骑射，为平阳侯府骑卒，常骑马扈从平阳公主出游。 卫青的同母姊卫子夫为平阳侯家讴者（歌女）。建元二年（公元前39年），武帝出游霸上（长安东郊），还至平阳公主家。平阳公主设宴款待，讴者献歌，武帝唯独喜爱卫子夫，平阳公主“因奏子夫送入宫”，给了武帝，年余，有身孕。武帝陈皇后母陶长公主（武帝之姑）听说卫子夫得到武帝宠幸怀了孕，很妒忌，乃使人捕了卫青。当时卫青给事建章（宫名），未知名。幸赖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率领壮士数人把他抢救出来。武帝闻知其事，召见卫青及其亲属，厚加赏赐，以青为建章殿侍中。不久，武帝立卫子夫为夫人（后立为皇后），擢卫青为太中大夫。 善骑射，有将才卫青做了几年太中大夫，武帝察知其善骑射，有将才，乃改其文秩为武职，任之为将军，委以抗击匈奴的重任。 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匈奴单于出兵侵扰上谷郡（今河北西北部），杀掠吏民。武帝拜卫青为车骑将军，从上谷出击，以公孙敖为骑将军，从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东北部一带）出击，以太中大大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由云中郡（今内蒙河套地区东部）出击，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从雁门郡（今山西西北部）出击。结果，公孙敖、李广两军俱为匈奴所败，公孙贺军无所得，唯独卫青所率一军追击匈奴至龙城，“斩首虏数百”，以功赐爵关内侯。 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秋天，匈奴骑兵二万入侵扰辽西郡（今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一带），杀辽西太守，虏掠二千人；又侵扰渔阳郡（今河北北部）、雁门郡。卫青奉命率骑兵三万人从雁门出击，击败匈奴，“斩首虏数千人”。第二年，匈奴又侵扰辽西、上谷、渔阳各郡。卫青率领所部从云中出击，又经云中郡至朔方郡（今内蒙河套以南伊克昭盟等地）之高阙向西扫荡追击，直至陇西郡（今甘肃西南部）。这次漠南之役，卫青所部汉军纵横数千里，击败匈奴，“捕首虏数千，畜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战后，封卫青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筑朔方城。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汉书·外戚传》。 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匈奴右贤王多次率兵侵扰朔方城。武帝决定大举反击，命车骑将军卫青率所部三万余骑从高阙出击；同时，以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各率所部从朔方出击，皆受卫青指挥。另外，又以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各率所部从右北平郡（今辽宁西北部、河北东北部）出击。以上各军共十余万人。这次战役大败匈奴部众，右贤王率领残部数百骑远遁，“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数十万以至百万）”。大军还至塞上，武帝“遣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后又加大司马之号。并封其子卫伉、卫不疑、卫登及其部将为侯。 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春天，大将军卫青奉命从定襄郡（郡治在今内蒙和林格尔以北）出击，以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这年夏天，卫青又率六将军从定襄出击，“斩首虏万余人”。但苏建、赵信率所部三千余骑逢匈奴单于所部大军，接战一日，汉军寡不敌众，死伤殆尽。赵信降匈奴，唆单于远走漠北，俟汉军远征疲敝而击破之。单于听从他的计策，远走漠北。 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匈奴单于远走漠北后，武帝作出决策，令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深入漠北，以步兵数十万人随其后，另有担任运输的军马数万匹，军容甚盛。命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分两路出击。又以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皆随从大将军出征。卫青率领所部出塞后，侦知单于所在，乃自率精兵出塞千余里，直抵漠北单于屯兵处，见单于正率所部结阵以待。于是，两军展开决战。卫青令汉军以兵车环结为营，而以精骑五千往袭单于营。傍晚，大风，飞沙走石，两军不相见，卫青乘势从左右两翼包围单于营。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估计不能取胜，遂乘六骑，“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黑，汉匈两军展开搏斗，杀伤大抵相当。卫青侦知单于逃走，发轻骑追之，自以大军随其后，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未擒到单于，直追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凡斩首虏万九千级”。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军，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击，奔驰二千余里，越过大漠，大败匈奴左贤王部，斩获七万余人。合计卫霍两军斩获约九万，而汉军亦损失士卒数万、战马十一万匹。这次漠北之役，是抗击匈奴三大战役（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战役。经过三大战役之后，匈奴主力被歼。从此，单于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漠北战役以后，西汉以战马损失过多，又以当时正从事于消灭东南、西南割据势力，不能兼顾，不久霍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匈奴也因疲敝而数使使于汉，“将辞甘言求请和亲”。汉匈之间暂时相安无事。 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卫青病逝，谥长平烈侯，与平阳公主合葬，起冢象庐山，以纪念其破匈奴之功。 卫青有三子，皆以卫青战功封侯。武帝末年，迷信巫蛊，怀疑有人诅咒他，派人搜捕巫蛊，公卿王侯因此被杀者甚多，卫皇后两女及卫伉皆被杀。征和二年（公元前9年），卫皇后和太子都因巫蛊受害，卫氏全家亦遭到灭卫青尊贵之后，平阳公主改嫁于他，但早死，故卫青死后与其合葬。 族之祸。 仁善退谦卫青出身家奴，虽因其姊之故，得以出贱入贵，亦由其有将帅之才，所以能得到武帝的重用，能够建立战功，得到高官厚禄。他尊贵后，又能谦虚谨慎，宽厚待人，故司马迁称其“为人仁善退谦”；班固亦称“青仁，喜士，退让”，在作风上与他的外甥霍去病的恃贵而骄、不恤将士有所不同。史称“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以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2这件事情说明汲黯不以卫青地位尊贵而卑恭屈膝；卫青并不因此责怪汲黯，反而更加尊敬他，可谓谦恭待人、礼贤下士。 但卫青在谦虚谨慎中过于小心拘谨，“以和柔自媚于上”，一味顺承武帝旨意，不敢有所谏诤；他虽然“喜士”，也能“礼贤下士”，却不能招贤荐士，苏建劝他注意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霍去病也是如此。卫青、霍去病处于亲近的地位，深知武帝不满意诸侯王结交宾客，为了保全禄位，所以不敢招贤荐士。司马迁、班固认为为将之道不应如此，故在《史》、《汉》传赞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言及之。2《汉书·汲黯传》。 指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 第二节霍去病年轻为将，号称冠军霍去病（前40—前7），系卫青姊卫少儿之子。他的生父霍仲孺，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当过平阳县小吏，因事常到平阳侯家，与其家侍婢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不久，霍仲孺还家娶妻，生子霍光，遂与少儿断绝往来。后来少儿妹卫子夫立为皇后，少儿更嫁为詹事陈掌妻，少儿姊君孺也更嫁太仆公孙贺。数年之间，卫氏家族由贫贱平步青云，富贵无比。去病亦以皇后姊子早贵，年十八，为侍中，出入宫禁，侍从武帝，深受信任。武帝以霍去病善于骑射，令其随卫青出征。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今内蒙河套东部一带）击匈奴，接受武帝诏令，任二十岁的去病为票（骠）姚校尉，以所部壮士为其部属。去病勇敢善战，率领所部轻骑兵八百人，驰驱数百里，奔袭敌营，予敌以重创，“斩捕首虏过当”，即斩获超过损失之数。论功行赏，武帝以去病为首功，封去病为冠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春天，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品秩与大将军相等。去病率领精骑万人，从陇西郡（今甘肃西部）出击，历经匈奴五王属地，转战六月，过焉支山千余里，俘获匈奴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捕斩“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下诏增封去病爵邑二千户。这年夏天，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从北地郡（今甘肃北部、宁夏南都一带）出击，去病率领所部深入敌境二千余里，越过居延，过小月氏，直抵祁连山（在今酒泉、玉门以南的甘青边境），大败匈奴军，捕获单桓王、酋涂王，匈奴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匈奴军被歼灭十分之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河西战役。战后论功行赏，武帝增封去病爵邑五千户，并封其有功的部将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骠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辉渠侯。 这年秋天，匈奴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武帝命令骠骑将兵往迎之。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其众。骠骑将军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骠骑乃弛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诣至，“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在这次迎接匈奴浑邪王归降中，霍去病又立大功。武帝下诏表彰去病功绩，又增封其爵邑一千七百户。由此，“去病日以尊贵，比大将军矣”。不久，汉在河西地区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春天，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大将军卫青各率五万骑兵出塞，“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原先决定去病从定襄出击，与匈奴单于相当；后由俘虏口供获悉单于往东的消息，乃变更计划，令去病率领所部东出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在北平郡（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北部一带），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卫青率领所部从定襄北上后，方侦知匈奴俘虏所供情报不确，单于仍留在定襄以北地区，并未东去，于是，卫青立即度过大漠直追单于大军，与之展开激战。由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击，2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和《汉书·霍去病传》。北度大漠，奔袭二千余里，与匈奴左方（即东方）兵接战，大获全胜，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2，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约歼灭匈奴左方兵十之二三。此战，史称漠北战役。汉武帝以为这次战役中霍去病所部斩获甚多，厚加赏赐，增封去病爵邑五千八百户，并下诏予以表彰。又封其部将路博德为邳离侯，卫山为义阳侯，复陆支为杜侯，伊即靬为众利侯（后二人为匈奴降将），李敢为关内侯。卫青因斩获不多，未蒙赏赐，其部将亦未有封侯者。又增设大司马一人，由霍去病充任，令其品秩俸禄与大将军相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 壮年逝世，战功卓著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霍去病病逝，年方三十三岁。武帝非常哀悼，下葬之日，令由匈奴归降将士组成的属穿着黑甲送葬，自长安至茂陵（在长安以西，今陕西兴平县东），络绎不绝。为他建造了一座巍峨的坟墓，以纪念他在抗击匈奴战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谥号景桓侯。 去病死后，由其子霍嬗袭冠军侯爵位。嬗后来随从武帝到泰山封禅时夭亡。去病有两孙霍云、霍山。昭帝时，云官居中郎将之职，山为奉车都尉。霍光临终，愿将国邑三千户分封霍山，汉宣帝乃封山为乐平侯；不久，又封霍云为冠阳侯。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年），霍云、霍山与霍光之子霍禹皆以谋反被处死，自霍去病、霍光以来显赫一时的霍氏家族终遭灭族之祸。霍去病在抗击匈奴战争中，战功卓著。“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皆以将军（按另两出为校尉，从卫青出征），斩首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其歼敌之众，辟地之广，在同时诸将中可谓首屈一指。武帝封他为冠军侯，就是表彰其勇冠三军之意。他“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作战之先，“所将常选”，“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这说明去病所部，是得到特殊照顾优先挑选的。临战时，他身先士卒，“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亦敢深入”。武帝常欲教之孙武兵法。他答道“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古兵法。”说明他很注意在实战中运用战略战术。武帝为他修建了宅第。但是，由于他少年得志，生活优越，养成骄奢的习气，身为大将，却对部下将士漠不关心，不了解他们的疾苦。据史籍记载，他奉命出征时，武帝常调拨给他数十辆车的食物作为犒劳，但他却留着自己使用，宁肯腐烂掉，也不分给将士，“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有时，他远征塞外，粮食供应困难，士卒愁苦，他却在踢球作乐，不去抚慰。其恃贵而骄，不恤士卒，“事多类此”。《史记》、《汉书》以此来说明他的特殊作风。对于一个统率大军的将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狼居胥山，当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 2翰海，即今西伯利亚之贝加尔湖。 第三节李广年少从戎，屡任边将李广（？—前9），西汉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通渭县东）人，秦始皇时大将李信之后。他的先世原居长安附近之槐里，后来迁徙成纪，世代为将，以善骑射著名当世。他和卫青、霍去病同是西汉的名将。 李广“结发从戎”，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抗击匈奴侵扰势力的战争。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领骑兵十四万人大举南侵，攻朝那、萧关（朝那县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县东；萧关在朝那县境），前锋直抵离长安不远的雍县、甘泉（甘泉宫）。文帝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李广以良家于弟从军。他善于骑射，奋勇杀敌，擢升为中郎，不久，升迁为武骑常侍，常随从文帝射猎。文帝见李广格杀猛兽，勇力过人，深为叹赏，对他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当高皇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景帝即位之初，李广任北地郡都尉，不久，调回京师，任骑郎将。吴楚七国之乱时，广任骁骑都尉，随太尉周亚夫与叛军激战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城下，夺得敌军军旗，威名大震，由此知名当世，梁孝王刘武以将军印赐之。战后论功行赏，朝廷以广身为汉将，不应接受藩王官印，故未加赏赐，徙为上谷郡（在今河北北部）太守。典属国公孙昆邪谏景帝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广为离京师不远的上郡（今陕北一带）太守。不久，又转任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各边郡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景帝末年，李广又任上郡太守。景帝派中贵人（宫内贵官）到上郡视察李广所部的作战演习。中贵人率领骑兵数十人先行，忽遇三个匈奴人，双方交战，中贵人被射伤，随从骑兵亦多被射杀，中贵人逃回李广营中告知其事。李广认为这是三个射雕的匈奴人，乃率领骑兵一百人前去追赶，射死二人，生擒一人。正返回时，忽然望见前方有匈奴骑兵数千人挡住去路。李广的部下以敌我势力相差悬殊，惊恐异常，慌忙上马，欲疾驰回营。李广说“我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因令兵士继续前进，进至距匈奴军营二里之处，“下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见之，以为诱兵之计，恐中埋伏，果然不敢出击，夜半解围而去。 号为“汉飞将军” 武帝即位后，“以为广名将也”，从上郡太守调入为掌管宫门屯兵的卫尉。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武帝采纳王恢之计，引诱匈奴单于入塞，然后伏兵袭击之。李广奉命为骁骑将军，与护军将军韩安国等率兵十余万埋伏马邑（今山西朔县）山谷中，后来单于发觉中计，急忙出塞，广等无功而还。 元光六年（公元前29年），匈奴侵扰上谷，杀掠吏民，武帝遣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各率骑兵万人反击匈奴。李广奉命率领所部从雁门出击，遭遇匈奴大军。在众寡悬殊情况下，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传》。 兵败被虏。匈奴单于知道李广贤能，命令把李广押去见他。匈奴士兵因李广受伤，在两马之间套上绳索，令其卧在绳索上。走了十余里，李广装着伤重昏厥过去，察觉道旁有一骑骏马的匈奴小儿，趁其不防，腾身上马，推儿下地，取其弓箭，鞭马疾驰，南行数十里，遇见所部残军，率之入塞。匈奴遣数百骑追之，被李广射杀殆尽。回到长安，朝廷以广兵败被虏，士卒伤亡大半，论罪当斩，赎为庶人。广罢职居家时，常到蓝田（今属陕西）南山射猎，夜半归家，行经霸陵（在长安东郊，今西安市东），霸陵县尉责以不当夜行，把他拘留于霸陵亭下，广恨之。 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匈奴侵扰辽西郡，杀辽西太守，击败韩安国所部汉军，于是，武帝起用李广为北平郡太守。临行，请调霸陵尉同去，“至军而斩之”，上书谢罪。武帝下诏表示不加追究，并勉其率军御寇，以安边陲。广守右北平数年，匈奴畏之，不敢寇边，号之为“汉飞将军”。不久，郎中令石建病死，武帝召李广回朝，命其为郎中令。 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匈奴。武帝以李广为后将军，与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中将军公孙敖、强弩将军李沮等随同大将军出征，“诸将多以军功封侯”，而李广无功，不得封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汉军大举击匈奴。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从陇西出击，郎中令李广、博望侯张骞从右北平出击，结果，西线大获全胜而东线失利。东线兵力比较单薄，由李广率四千骑为前锋，张骞率万余骑随其后。广军行数百里，匈奴左贤王率四万骑围广，广所部兵士以敌我相差悬殊，非常惊恐。为稳定军心，李广命其子李敢率数十骑驰往敌营附近观察动静。李敢回报说“胡虏易与耳。”于是，军心乃安，从容不迫地摆出环形阵势，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不久，匈奴发动猛攻，矢下如雨，汉军伤亡过半，弓矢也快用完了。李广乃令将士矢无虚发。他连发数弩射死匈奴裨将数人，匈奴军队暂时向后退却。到了晚间，将士畏惧匈奴军队乘夜偷袭，惶恐不安，“而广意气自如”，“军中服其勇”。次日，正当与匈奴力战之际，张骞所率大军前来接应，匈奴军乃解围而去。在这次战役中，张骞以行军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李广虽然以少敌多，但按照汉法，以李广所部伤亡大致与杀伤敌军相当，功过相抵，未能得到赏赐。 “数奇”而遭不公平“待遇” 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大军北伐匈奴。李广多次要求参战，武帝以为他年老，弗许，考虑良久，才命其为前将军，隶属大将军卫青。卫青侦知单于所在之地，自率精兵前往，准备与单于统率的大军接战，而令李广与赵食其所部并为一军，从东道出击。东道不仅绕道，路程较远；而且所经地区水草缺少，行军困难。李广对卫青说“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卫青因暗中受到武帝告诫，以为“李广数奇（命运乖舛），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同时，卫青好友公孙敖因不久前战败失去侯位，亦愿让他共击匈奴单于，给予立功的机会，因而不用李广为前锋，徙其出东道。广知之，深感不平，向卫青固辞前往东道，卫青不允，李广含怒，不告而别，不得已仍与赵食其俱出东道。由于没有找到向导，迷失道路，未能度过漠北，与匈奴接战。卫青率大军与单于接战后南返，乃与李、赵两将军会合，因遣长史责问其失道情况，并令到大将军幕府对簿。李广对其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矣。”乃以佩刀自刭而死。他的死，引起了兵士们和百姓们的深切哀悼。李广出身行伍，以战功位至二千石，两为九卿（卫尉、郎中令），七任边郡太守，历仕文、景、武三朝，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以善骑射、有勇略、能力战著名当世。特别是他的廉洁奉公、与士卒共甘苦这种为国忘身的优良作风和爱国精神，更是难能可贵，感人至深。史称李广为人廉洁，“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所以他死时，“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素相识与不相识），无老壮皆为垂涕”。 司马迁叹道“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这是对李广质朴诚信作风无限的怀念，也是对他遭受不公平待遇以至自到深切的同情。后人所谓“李广无功缘数奇”，实在是莫大的误会，远不如司马迁了解李广及其遭遇之深。 汉武帝拘泥于汉法，对李广赏赐过薄，不予封侯，位不过九卿。李广曾发过牢骚“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弦外之音，他本人不负于世，而武帝却亏待了他。武帝妄称李广“数奇”，而偏爱卫青、霍去病，显然是不公平的。 李广死后，其子李敢、其孙李陵皆以勇略而参与对匈奴的战争。李敢在漠北战役中，随从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力战，夺得左贤王军旗，以功封关内侯，代其父李广为郎中令。敢怨大将军卫青刁难其父，令其饮恨而死，乃击伤之。骠骑将军霍去病怨敢击伤其舅卫青而射杀之。李陵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深入匈奴境内作战，因寡不敌众，又被切断粮道，遂投降匈奴。这是李氏的悲剧。 王维《老将行》。 第十七章张骞苏武张骞通西域，苏武使匈奴，均以对外特殊表现为汉名臣。 第一节张骞通西域匈奴、大月氏和西域诸国张骞（？—前4），西汉汉中郡城固县（今陕西成固县东）人。武帝建元年间，骞为郎官。当时汉武帝正准备反击匈奴，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域有大月氏国，与匈奴为敌。大月氏与乌孙原居河西地区的敦煌、祁连间。后来匈奴攻破大月氏，杀大月氏王，以其头为盛酒的饮器，月氏人被迫西迁，迁徙到西域的伊犁河流域（今新疆西北部）。匈奴又指使乌孙远攻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迁，迁徙到妫水（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因而与匈奴积怨甚深；但却无人援助，与之共击匈奴。汉武帝听说这个消息，为了截断匈奴的右臂（西域在匈奴之右），必须联络西域诸国，特别是联络大月氏，利用它同匈奴之间的矛盾，与之夹击匈奴。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武帝下令招募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的使臣，张骞便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西域。汉代的西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泛指今玉门关、阳关（皆在今甘肃西北部）以西，经过天山南北，越过葱岭，直至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是指我国新疆天山南北、葱岭以东、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方。这一地区，小国林立，号称三十六国，后来又分为五十余国，是从汉朝通向葱岭以西诸国的交通孔道。当时通往岭西诸国的道路有南北二道南道诸国有鄯善、婼羌、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拘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等国，皆在今昆仑山以北、塔里木河以南，由莎车（今新疆莎车）向西越过葱岭，通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诸国，由此向南，可通身毒（今印度半岛）。北道诸国有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犛、焉耆、尉犁、危须、山国等国，皆在今天山以南、塔里木河以北，由疏勒（今新疆喀什）西越葱岭，通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康居（今中亚阿姆以东、巴尔喀什湖以西之地）、奄蔡（约在今咸海、里海一带）诸国。南北道诸国，皆在今新疆天山南路，居民大多数从事农业，也有畜牧业。天山以北，有姑师（后分为车师前国、后国），且弥东、西国，卑陆前、后国，蒲类前、后国等国。这些地方的居民大多过着游牧生活，姑师一带农业比较发达。西域三十六国人口稀少，最大的龟兹，有八万多居民，最少的只有数百人，除王以外，还设有辅国侯、左右将、骑君、都尉、译长等官职。在张骞通西域前，西域三十六国受匈奴的役属，由匈奴西边的日逐王派遣僮仆都尉进行统治，经常率领数千骑兵巡逻各地，并征收繁重的赋税。 在西域三十六国以北，今天山北路的伊犁河流域有乌孙族。乌孙人原居河西地区，后来乌孙人在匈奴指使下远攻已迁至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迁，乌孙人就在伊犁河流域定居下来。乌孙有人口六十余万，骑兵十八万多人，过着游牧生活，国王号称昆弥，下设相、大禄、左右大将、侯、大将、都尉、大夫、大吏、舍中大夫、骑君等官吏治理政事。乌孙原来役属于匈奴，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反抗匈奴的控制；同时，天山南北三十六国不堪匈奴繁重的赋税，也渴望脱离匈奴的羁绊。 张骞出使西域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张骞传》。 正在西域各国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张骞来到了西域。建元三年，张骞应募出使之后，偕同堂邑氏家的家奴甘父以及随从百余人一起从长安出发，取道陇西郡进入匈奴境内，被匈奴捕获，送到单于驻跸的地方。单于下令把张骞扣留起来。经过十余年之久，张骞已在匈奴娶妻生子；但他仍然手持汉节，不忘记他的使命。甘父原本是匈奴人，善于骑射，穷困时，依靠他射猎鸟兽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后来他们设法逃出匈奴，向西走了几十天，经过姑师（今新疆土鲁番一带）、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等地，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大宛王早已听说汉朝的富强，渴望同汉朝通使往来，见张骞到来，非常欢迎；并问他们的去向。张骞说明自己是出使月氏的汉朝使臣，经过匈奴被拘留了十余年，现在逃出匈奴来到大宛，请求派人送到月氏，将来返回汉朝，定当厚报。大宛王深以为然，派遣向导和翻译把张骞送到康居，又由康居送到大月氏。张骞劝说大月氏东归河西地区，与汉夹击匈奴。那时，大月氏打败大夏，占领了肥沃的妫河流域，“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不愿东归。张骞居住大月氏很久，始终得不着要领，只好动身返回长安，从大月氏经南道的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地东归。行经匈奴时，又被俘获，拘留了一年多，适逢单于死后匈奴发生内乱，才又同堂邑父（甘父）携带在匈奴的妻子逃出匈奴，于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回到长安。从出使到返回前后达十三年之久，初行时百余人，生还的仅他和堂邑父而已。汉武帝深为嘉奖，拜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同西域各国开始建立联系，知道了许多有关西域地区的山川、地形、物产、人口、风俗等情况，回到长安后报告汉武帝，增进了汉朝对西域情况的了解。 经营南线的建议张骞在出使西域路经大夏时，曾经见到了蜀郡出产的蜀布和竹杖。据大夏商人说，是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外的身毒买来的。大夏位于汉的西南，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想必离蜀郡不远。从汉地经过匈奴或羌地到西域去，道远而又艰险，又可能被匈奴捕获，莫如从蜀地经过“西南夷”地区，穿过身毒到西域去，路程既近，又无被匈奴截获的危险。他向武帝陈说通西域之利，以为葱岭以西的大夏、安息诸国都是大国，出产奇珍异物，当地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大同小异，但其兵力较弱；大宛以北的大月氏、康居等国虽然兵力较强，也都“贵汉财物”，如能赠以财物，令其入朝，这样，不用动用兵力，就可使其归服，“则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武帝听后，“欣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蜀郡、犍为郡（今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一带）派遣使者，从冉駹（今四川西北部茂汶一带）、筰都（今四川西部汉源一带）、邛都（今四川西昌一带）、僰道（今四川宜宾附近）四条路线出发，各行一二千里，结果没有找到通身毒之路；后来又听说西南有滇越（今云南昆明一带）可通身毒，乃派使者至滇。武帝原来就有意“通西南夷”，以费用颇大，宣告中止。这时听张骞说可从西南通西域的建议后，又重新继续经营西南。后来虽然始终未能找到从西南通西域的道路，但却起了加强经营西南地区的作用，在那里设置了许多郡县。 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武帝以张骞曾经留居匈奴十余年，熟悉当地情况，令其为校尉随从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由于张骞熟悉地形，了解沙漠地区的水草地，使得汉军饮水“不乏”。大军凯旋之后，论功行赏，封张骞为博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以张骞为卫尉，令其与李广从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北部一带）击匈奴。李广率四千余骑为先锋，张骞率万余骑殿后。由于张骞所部行军迟缓，未能按预定日期到达，以致李广所部被匈奴大军包围，伤亡较重。张骞以后期贻误戎机论罪当斩，允其赎罪，免官为民。这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浑邪王降汉，河西地区归属汉朝，于是，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遂畅通无阻。 第二次通西域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张骞又向武帝提出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东归河西地区共击匈奴的建议，说乌孙原处于祁连山、敦煌之间，乌孙王昆莫本来臣属于匈奴，后来兵力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双方发生摩擦，乌孙远徙。如今匈奴单于困于汉，而河西地区空无人，蛮夷俗尚故地，又贪财物。如果现在厚币赂乌孙，招以东居其故地，与汉结为兄弟，就可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任命他为中郎将，率领随从三百人，每人给马二匹；并携带牛羊万头和价值数千万的金帛；另有持节副使多人，如道路方便，即派遣其到其他诸国通好。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没有受到匈奴阻拦，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到了乌孙后，张骞说明来意。乌孙自以距匈奴近，大臣皆畏匈奴；距汉远，又未知其大小，不愿东归。张骞留乌孙久之，不得要领，因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其他诸国。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张骞返回长安时，乌孙派使臣携带礼物随同前来，窥视汉朝情况，看到汉朝地广人众，国势富强，回报乌孙王，遂与汉朝和亲。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经过六年之久，虽未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却加强了汉朝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回长安后，被拜为大行，掌管各族事务。过了一年多，于元鼎三年（公元前4年）病卒。他死后一年多，所遣副使也分别回到长安，各国使臣也随同前来，纷纷与汉朝建立联系，“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促进中西的交流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日趋密切，使节往来日益频繁。张骞虽已病逝，但是他的声名卓著，“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自张骞以通西域致身显贵，著名中外，“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为备众遣之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指罗马帝国之亚非部分）、条支（约在今伊拉克东南部）、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岁，近者数岁而反（返）”。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臣以及从西域到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 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十九年之久，行程数万里，途中历尽艰辛；但他以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终于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从此以后，西域天山南北各国相继归汉，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亦由此开辟，这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苏武奉使匈奴苏武（？—前0），字子卿，西汉杜陵县（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他的父亲苏建在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以校尉随从大将军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平陵侯，曾率领兵士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南），后来升任卫尉之职。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苏建以卫尉为游击将军随从卫青出朔方郡（今内蒙河套以南地区）击匈奴，斩获颇多。第二年，大将军卫青率六将军从定襄郡（今内蒙河套以东地区）出击，苏建任右将军，会同前将军赵信率三千余骑北上，与匈奴单于所率数万大军遭遇，激战一昼夜，部下伤亡殆尽，赵信降匈奴，苏建脱身归，以失军罪论斩，允许缴纳赎金，免官为民。苏建晚年被起用为代郡太守，终于任所。苏建有三子，以次子苏武最为知名。 苏武少年时，因其父为九卿，按照汉朝任子制的规定，他与他的兄弟们同任郎官之职。不久，升任厩中厩监。 当时汉匈战争频繁，但双方仍通使往来不绝，观察对方情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匈奴先后留汉使路充国等十余人，不遣送回国；汉朝也是采取同样办法，所留匈奴使节大致与匈奴所留汉使数字相当。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00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新立，畏惧汉朝兴兵北伐，“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以其态度恭顺，派苏武为中郎将，命其持节护送过去所留匈奴使者归国，并以礼物厚赠与单于，以为答谢。苏武与副使张胜（时为副中郎将）偕同随员常惠等以及卫士百余人来到匈奴，完成使命。 杖节不亏单于准备派人护送苏武等回国，忽然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情。原来在太初二年（公元前03年），汉浚稽将军、浞野侯赵破奴兵败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汉官虞常和匈奴降将缑王（河西战役中随同浑邪王降汉）等。苏武等到匈奴后，缑王与虞常合谋正准备劫持单于之母阏氏归汉。虞常在汉时与张胜相知，乃以其密谋告知张胜，张胜表示。后来密谋泄漏，缑王等被杀，虞常被擒，供出张胜参预密谋。单于怒，欲尽杀汉使，后来听从臣下意见，命降臣卫律胁迫苏武等投降。苏武觉得屈节辱命，无颜归汉，乃引佩刀自刺。卫律大惊，急忙抱持已受重伤的苏武，召来医生治疗，“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苏武复苏后，常惠等把他抬回营中，“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 苏武痊愈后，单于又派卫律前去劝降。卫律当苏武、张胜之面将虞常斩首，然后举剑击张胜，张胜请降；又举剑欲击苏武，“武不动”。卫律以威胁无效，又以利诱。他对苏武说“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苏武痛斥卫律说“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卫律知苏武终不肯降，乃报告单于。单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苏武传》。 于更想要他投降，将他幽禁在装粮食的空窖中，不给饮食，想迫使他投降，适逢天降雨雪，苏武饥则吞毡，渴则饮雪，数日不死。匈奴人叹为神奇，乃把他迁徙到北海（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上，使其牧羝羊（公羊），告诉他说等候羝羊产乳才放他回去。苏武到北海后，无人送食，以挖掘野鼠所藏的草实作为食物，经常手持汉节牧羊；过了几年，节上旄毛脱落殆尽。 苏武在汉时，与李陵同为侍中，平素交情颇深。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即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他深知苏武为人，不敢见苏武。后来单于派了李陵前去北海劝降。李陵到了海上，置酒设乐，与苏武欢饮数日，乘间劝苏武说“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又说，你的兄弟，听说皆坐事自杀；我来时太夫人（指苏武母）已不幸；你的妻子已改嫁了；还有你的两个妹妹、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李陵劝说数日，苏武始终没有动摇。他告诉李陵，如欲逼降，愿“效死于前”。李陵见其至诚，深深叹息“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告别苏武而去。 完节归汉昭帝即位后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朝因遣使寻求苏武、常惠等，匈奴诈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再次来到匈奴，常惠说通看守他的人，夜间往见汉使，告以苏武未死；并教使者对匈奴单于这样说汉天子在上林苑打猎，获得一只雁，雁足上系有帛书，书上写明苏武现在某地大泽中。使者见到单于后，按照常惠所教的那一番话，责备单于不诚实。单于大为吃惊，只得承认“武等实在”。随即召见苏武及其部属常惠等人，允其归汉。除去投降匈奴和已经死去者外，随同苏武回国的仅有常惠等九人。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苏武一行到达阔别多年的长安。昭帝下诏令武等拜谒武帝陵园，任命武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随武出使的常惠、徐圣、赵终根等三人，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告老还乡，赐每人钱十万，终身免除赋役。“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西汉一代奉使不辱使命者，以苏武、张骞为最著。 苏武归国的第二年，即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左将军上官桀、骠骑将军上官安父子、御史大夫桑弘羊与昭帝兄燕王旦、昭帝姊鄂邑长公主等阴谋发动政变，废昭帝，黜霍光，立燕王为帝。政变失败后，苏武之子苏元因参预上官安密谋被处死；同时，武又与上官桀、桑弘羊友善；燕王旦又曾上书为苏武回国赏赐太薄鸣过不平，廷尉奏请逮捕苏武，霍光以武有重名，且未参预政变，不加追究，仅罢免他的官职而已。昭帝死后，“武以故二千石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卫将军张安世荐其“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宣帝起用他为典属国，“甚优宠之”。朝廷大臣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平恩侯许广汉等“皆敬重武”。宣帝悯武年老，其子苏元前被处死，无人侍奉，询问苏武在匈奴时有无子女。苏武报告，在匈奴时曾与当地妇人通婚，生子名通国，因奏请宣帝准其用金帛赎回，随从汉使归国，立为后嗣。宣帝许之。后来通国随汉使回长安，任为郎官。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0年），苏武病故，终年八十余岁。 名垂青史苏武为人廉洁，所得赏赐皆施与亲友中贫困的人，死后，“家不余财”。宣帝甘露年间，“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苏武归汉时，李陵为之饯别，曾说“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后来事实证明这一番话确非虚誉之辞。直到唐朝，各地尚有苏武庙，受到后人的瞻仰凭吊。如唐末著名诗人温庭筠《苏武庙》诗云“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庙两茫然。云边雁断胡边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这首诗表达了后人对他高风亮节的无限崇敬；同时对于汉朝赏功太薄也不无遗憾。 第十八章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是武帝时期的理财名臣。孔仅、东郭咸阳在武帝时期的盐铁经营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本章主要取材于《史记·平准书》及《汉书·武帝纪》、《食货志》等，还参考了《盐铁论》。第一节桑弘羊的时代背景及其政治经济思想桑弘羊的时代背景桑弘羊（前52—前80），西汉洛阳（在今洛阳东北）人。 汉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弄得“财赂衰耗而不赡”，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府库并虚”，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剥，日趋穷困，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这种民穷财尽的困难局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使垂成的功业隳于一旦，还有可能使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危及西汉封建统治。 此时，豪商大贾们却“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甚至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生产部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皇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面对此严峻的情势，汉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元狩三年（公元前20年）起，开始重用“兴利之臣”，选用善于理财的人，任命他们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其中最受信任的是桑弘羊。 桑弘羊出身于洛阳商人。洛阳处于汉朝中心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发展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桑弘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受家庭经商的影响，所以从幼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工商业业务，学到工商业知识，据说他能“以心计”，而不用筹码（当时一般商人用竹制成的筹码进行运算）进行运算。武帝刚即位的那一年（公元前4年），他被召入宫廷任侍中之职，那时，他才十三岁。侍中地位亲近，“得入禁中”，经常接近天子，参预议论朝政。其中有不少人如卫青、霍光，得到皇帝赏识，升迁至高位。担任此职的，多系显官、贵戚以及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桑弘羊以商人子弟得膺此职，而历仕达二十余年之久，说明汉武帝对他特别重视。 桑弘羊的政治经济思想桑弘羊是具有法家思想的理财家。他强调厉行法治的重要性，主张设法奸禁。他以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惧），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所以必须严刑峻法。“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2他认为汉武帝任用酷吏杜周、王温舒等以严刑峻法为治，是必要的。他说“杜大夫（杜周）、王中尉（王温舒）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3他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推崇备至，说“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4《盐铁论·刑德》。 2《盐铁论·刑德》。 3《盐铁论·大论》。 4《盐铁论·非鞅》。 桑弘羊虽然推崇法治，但也常称引儒书，饰以儒术。他认为“仁”与“刑”并非对立，而是交互为用，“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5。他用四时的代谢说明“仁”“刑”二者之间相互为用的关系，颇有汉武帝杂霸王之道的气味。 桑弘羊还具有兴功利的思想。商鞅主张教耕战，实行重本（农）抑末（商）的政策。商鞅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桑弘羊则肯定商业活动，对于春秋战国以来以经商致富的子贡、陶朱公、白圭、猗顿都是非常赞扬的7，特别是他对法家先驱人物管仲重视发展工商业更是颂扬备至。他说“《管子》云‘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8又说“《管子末利则本业何出？’”桑弘羊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本末并重，“农商工师，各得所欲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2他还认为城市的繁荣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营工商业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并列举当时齐之临淄、赵之邯郸、楚之宛等“富冠海内”的名都，以说明之3。桑弘羊这种重视工商业发展的主张，就是他所说的“开本末之途”中的“开末”。 但是，桑弘羊所要开的末，并非豪商大贾所经营的工商业，而是指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他认为，封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事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部门必须由封建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对于阻挠封建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豪商大贾必须予以打击。他斥责豪商大贾为“不轨之民”，“困挠公利，而欲擅山海”。 第二节桑弘羊的理财活动桑弘羊正式主持财政经济改革是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20年）开始的。这年，武帝采纳大农令郑当时的建议，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三人中，桑弘羊最受信任。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中丞。元鼎六年（公元前年），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4“领大农”，代行大农令事，“尽管天下盐铁”。从此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完全由桑弘羊负责主持。 桑弘羊与孔仅、东郭咸阳先后在财政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 算缗、告缗在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具体筹划下，西汉朝廷于元狩四5《盐铁论·论灾》。 《史记·商君列传》。 7《盐铁论·贫富》。 8《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通有》。 2《盐铁论·本议》。 3《盐铁论·通有》。 4治粟都尉当为搜粟都尉，为大农令下属官。 年（公元前9年）颁布了算缗告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所谓告缗，就是向朝廷揭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隐产漏税的违法行为。这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也有打击豪商的用意。“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于是，张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这时，桑弘羊正“以计算用事侍中”，算缗、告缗这项政策与其不无关系。算缗、告缗令的内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诸贾人末作（工商业主）、贳贷（高利贷者）、买居邑稽诸物（囤积居奇者）及商以取利者（一般商人），虽无市籍（不论有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每家估计财产多少呈报政府），率缗（“丝也，以贯钱”）钱二千而一算（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诸作有租及铸（一般小工业者），率缗钱四千一算（四千钱抽税一百二十钱）；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除了官吏和乡官三老以及北边骑士外），轺者以一算（一般人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百二十钱），商贾人轺车二算（商人加倍，每辆轺车抽税二百四十钱），船五丈以上一算（五丈以上船只，每只抽税一百二十钱）；匿不自占（隐瞒不报），占不悉（呈报不实），戍边一岁（罚戍边一年），没入缗钱（没收财产），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赏给揭发者以没收财产之半）；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以便民，敢犯令，没入田僮（违令者，没收其田宅奴婢）。”由上可见，算缗、告缗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拥有大量资财、广占田宅奴婢的豪商大贾，这就是张汤所说的“锄豪强并兼之家”。 算缗令颁布之后，豪商大贾们强烈反对，“富豪皆争匿财”，对这项政令采取了抵制态度；只有以经营牧羊业起家的洛阳人卜式“愿输家之半”献与政府作充实边防之用。武帝以卜式为表现好的榜样，加以表扬和奖励，“以风百姓（商贾）”，然而“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能分财助县官”。武帝乃采用告缗手段。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武帝派遣杨可主持告缗事；元鼎三年（公元前4年），重申告缗令。这时，任大农中丞的桑弘羊想是卖了力的。在告缗令贯彻实行之后，“中家（中等以上商人）大抵皆遇告”，由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御史中丞杜周负责审理全国告缗案件。凡是遇告的人很少有得到平反的。实行算缗、告缗的结果“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豪商大贾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西汉朝廷由此获得了一笔巨款收入。 盐铁官营汉初以来“开山海之禁”，听任盐铁私营，豪商大贾和诸侯王纷纷冶铁煮盐，积蓄雄厚的经济力量，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于西汉皇朝都是十分不利的。元狩三年（公元前20年），御史大夫张汤秉承武帝旨意，提出了“笼天下盐铁”的建议。武帝当即采纳，任用熟悉盐铁业务的孔仅、东郭咸阳为大农丞，主管全国盐铁事务。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孔仅、东郭咸阳提出了实行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规定食盐的生产“募民自给费，因官器《史记·酷吏·张汤列传》。 作煮盐，官与牢盆（煮盐工具）”。这就是说，招募盐户煮盐，费用自理，由官府供给煮盐用盆；煮成后，由官府按所值给价。至于铁器的生产，则规定在产铁地区设立铁官，就地冶铸；不产铁的郡国设立小铁官，利用收集废铁冶铸。食盐和铁器一律由官府统一销售，禁止私卖私铸，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用六斤重的铁镣锁在左脚上代替刖刑），没入其器物（没收私营者的生产用具和生产品）。”方案制定后，孔仅、东郭咸阳在实施过程中以权谋私利而被罢官。于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桑弘羊被任为搜粟都尉代领大农令事，直接管理盐铁。 桑弘羊到任后，立即派人到各郡国进行整理，清除积弊，并扩大盐铁官营的建置，在全国各地盐铁产区设立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经过整顿，盐铁的产量和销售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是当时经济改革中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其法类似盐铁官营，由私家作坊酿造，由官府统一销售。实行之后，也起了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 改革币制汉初以来，听任郡国自由铸钱，私铸之风盛行。其结果，造成币制紊乱，铜钱大小轻重不一，劣币充斥市场。到了武帝时代，铜钱越来越轻、物价越来越贵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一些诸侯王和豪商大贾、豪强地主乘机利用财势操纵铸币大权，积蓄经济力量。文帝时，著名政论家贾谊曾建议禁止私铸，未蒙采纳。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在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筹划下，为了“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并兼之徒”，西汉朝廷开始改革币制，发行新币。所发行的新币，一种是用白鹿皮制成的皮币，价值四十万钱，规定诸侯王觐见天子时必须用它作为献礼，实际上是强迫诸侯王捐献；另一种用银和锡的合金铸成的白金币，大者值三千钱，中者值五百钱，小者值二百钱；还新铸三铢钱，以代替过去的半两钱。规定凡是私铸金钱者都处以死刑。但是，由于白金币比值太高，私铸者甚多；三铢钱虽发行，而旧钱未收回，币制仍然很紊乱。后来又废白金，改铸赤仄钱。不久又因赤仄钱轻而贱，人民不愿使用，宣布作废。虽有禁铸规定，由于盗铸犯法的人多达数十万人，诛不胜诛，也无法实行。 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武帝采纳桑弘羊建议，采取废除一切旧钱，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彻底进行整顿“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这种新铸的钱，称为三官钱，亦称上林钱，后世称为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等，规格相同，质量较好，成本较高，使私铸者无利可图，从而杜绝了汉初以来民间私铸金钱的流弊，结束了汉初以来币制紊乱的状况。从此以后，全国货币统由政府铸造，币制归于统一。 均输、平准上林三官，系掌管上林苑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属水衡都尉。 为了制止豪商大贾们利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来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并借此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桑弘羊主管全国财政的时期，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实行了均输和平准。均输的设置，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桑弘羊任大农中丞时，先在一些地区试行。由于行之有效，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中枢设立均输令，属于大农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管理均输事宜。所谓均输，就是调剂物资运输。据《史记·平准书·集解》均输，“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这就是说，令各郡国把应当缴纳的贡赋都按照当地市价，缴纳当地出产的土特产，由各地均输官组织运输工具（其中一部分是由政府工官所制的运输工具），根据物资供需情况，或是运往京师，或是运往缺乏该项物资的地区出售。过去各地缴纳贡赋都是自备车辆或是雇商人的车辆运往京师，往往运费高于所运物资的价格；而且由于各种物资都集中京师，供过于求，而有的地方缺乏该项物资，却是供不应求，商人乘机牟取暴利。设置均输以后，既减少了人民远道贡赋的负担，以免商人从中渔利；又可使朝廷得以控制运输和贸易，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后来又令远方各郡县“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作为贡赋，由官府就地出卖，既免运输之劳，又可调剂当地物价。 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过去商人经常抬高物价，特别是元鼎二年开始试行均输以后，由于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地均输官争购物资，富商大贾更是乘机抬高物价，引起物价暴涨，影响政府的财政和人民的生活。元封元年（前0年），为了平抑物价，桑弘羊建议“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这就是说，在京师设立平抑物价的机构，它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和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应。由大农所属诸官把全国各地输纳的货物集中起来，作为资金，物价上涨时卖出，物价下跌时买入，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以稳定物价。 实行均输、平准的结果，不仅打击了富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活动，有利于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也开辟了财源，为西汉朝廷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实行均输、平准之后，朝廷仓库储存的粟帛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郡）余谷满城尽带黄金牛全文阅读，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赏赐桑弘羊黄金二百斤，赐爵左庶长。除此，还采取过“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垦的政策。实行告缗之后，西汉朝廷以所没收的商贾田地假与关东地区受水旱之灾而四处流亡的流民从事耕种；还把朝廷掌握的一部分园池苑囿租与贫民，解决了一部分流民和贫民的耕地问题。还招募各地流民、贫民迁往西北沼边各郡，并令戍边的兵士进行屯田，一时之间，民屯、军屯布满边野，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财活动的成效这次财经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是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从而使正在进行中的对匈奴战争和对边疆的经营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如《汉书·食货志》所载“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其次，通过各项财经改革，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豪商大贾和地方割据势力（诸侯王、豪强地主）“擅山海之利”、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积蓄反叛资财和造成币制紊乱的大患，既有利国计民生，又加强了皇权。第三，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边疆屯田的政策，不仅是有益于当时的国计民生，而且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桑弘羊不但是汉武帝兴功立业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具有远大眼光的杰出的理财家。 只开源，未节流桑弘羊虽然是一位卓越的理财家，但是他只能为武帝开辟财源，而不能使其节约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只能开源而未能节流，要取得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当时除了封建国家的庞大开支外，武帝本人的挥霍浪费也十分惊人。武帝多年来养成豪华奢侈的积习，大修宫室，迷信方士，巡游无度，浪费掉无数的钱财。仅以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那次巡游为例，“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武帝前后巡游二十余次，其挥霍浪费不可胜数。故武帝末年出现了比过去更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因而加重百姓的负担，终于激起农民起义，迫使武帝不得不转变政策，下轮台之诏，“陈既往之悔”，转而采取“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第三节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死盐铁会议汉武帝对桑弘羊一直是信任的。天汉元年（公元前00年），桑弘羊被任大司农（前一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桑弘羊坐子弟犯法被贬为搜粟都尉，但武帝命他代行大司农事。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逝。临终在遗诏中提升他为御史大夫，与新任命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受遗诏辅少主”。 桑弘羊对武帝末年政策上的转变不理解，因而对于霍光奉行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有抵触情绪。这种在政见上的分歧充分体现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 盐铁会议是在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召开的。《汉书·杜周附延年传》记载“（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悦民竟，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参加盐铁会议的，有代表朝廷的丞相田（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还有来自各郡国的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人。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盐铁官营等各项财经政策、对匈奴的和战政策以及“德治”与“法治”上。 在为汉武帝前期政策的辩解中，桑弘羊据理力争，力陈盐铁官营之不可罢。他仍然主张继续征伐匈奴，继续采取以严刑峻法为治。而贤良文学们则提出应当“劳而息之”、省除严法的意见，同武帝晚年政策的转变相吻合，也是对霍光奉行这项政策的肯定。这次盐铁会议，既肯定了武帝前期的政策，也肯定了武帝后期的政策，为霍光继续奉行武帝末年政策制造了舆论，使反对霍光现行政策的桑弘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霍光借桑弘羊之口驳倒了贤良文学罢盐铁之议。会议之后，霍光只是宣布罢了酒榷，而盐铁官营则继续推行下去。 桑弘羊之死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即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桑弘羊参与了以上官桀父子为首的谋反事件。 当初，昭帝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为副。不久，辅政大臣之间逐渐失和，发生了争夺权力的矛盾。上官桀父子不愿屈居霍光之下，暗中策划夺取权力，欲取霍光而代之。 桑弘羊以功自傲，瞧不起霍光。又曾因为子弟求官被霍光拒绝而怨恨霍光。同时，由于政见上的分歧，使他在上官桀与霍光两派势力的斗争中站到了上官桀父子一边。 上官桀父子暗中策划，“谋共杀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燕王）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王。”他们上书诬告霍光有不臣之心，并多次在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没有得逞，便决定发动政变，废掉昭帝，另立新主。不料事发，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宗族也被诛灭。桑弘羊《汉书.武五子·燕刺王传》。 的儿子桑迁逃亡外地，不久也被捕获处死。 桑弘羊评论桑弘羊是辅佐汉武帝建立功业的能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所提出的“开本末之途”这种农业与手工业并重的经济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可谓具有卓识。他所筹划、主持的各项财政经济改革措施，不但在汉武帝完成其巩固统一、加强集权的功业中立下了大功；而且对后世也有重大的影响。比如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市易法就是脱胎于桑弘羊设置的均输、平准；历代以来实行的专卖政策也是出自他的盐铁官营之法。所以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 第四节孔仅东郭咸阳孔仅，西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是资财累千金的大冶铁商。东郭咸阳，西汉齐人，是资产累千金的大盐商。他们对于盐铁生产有丰富的经验，又在兴功利上有所建议，得到武帝赏识，故提拔为大农丞，委以主管全国盐铁的重任。从元狩三年至元鼎六年（公元前2o—前年）的十年间，他们跟桑弘羊一起，共同主持进行了财经改革的工作。 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8年），孔仅、东郭咸阳领盐铁事，他们“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韦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给赐经用也。公用属大司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并于元狩六年制订了盐铁官营方案（见本章第二节）。武帝命孔仅、东郭咸阳驰赴各郡国贯彻执行。 孔仅、东郭咸阳在建立盐铁管理机构时，安插一些经营盐铁的大商人担任各地盐官、铁官。这些人虽熟悉盐铁业务，但多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不仅制品质量低劣，而且还任意抬高价格，因而影响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行之数年，流弊日趋严重，破坏了盐铁官营的声誉。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孔仅、东郭咸阳被罢官。 第十九章张汤杜周张汤、杜周，世称“酷吏”，而廉、贪不同。如从封建主义体制的建立来说，二人都是武帝时期有功的名臣。 第一节张汤少有狱吏之才张汤（？—前5），西汉京兆杜陵县（在今西安市东南）人。少有吏才，精通刑律。幼年时，父为长安县丞，因事外出，命汤守家，回家后，发现肉被鼠盗食，大怒，责打汤。汤乃挖掘鼠洞，捕得盗肉的鼠和吃剩的肉。他把鼠放在堂下，像审问囚犯那样加以审讯。审讯程序从传讯到定案非常完备，然后取鼠与肉结案定罪，按刑律将鼠处以磔刑。他的父亲把判决书取来观看，文辞非常周详而准确，同老狱吏一样，感到非常惊异，以其有狱吏之才，命他学习刑律。其父死后，张汤为长安县吏，做了很久。 田胜（武帝母王太后的弟弟）为九卿时，因罪关押长安狱中，“汤倾身事之”，对他关怀备至。田胜出狱后，被始立的武帝封为周阴侯，同张汤结为至交，引其拜见当时的权贵人物。宁成出任内史时，用汤为内史掾，以其能干，向丞相府推荐，得以调任茂陵尉，掌管为武帝预建陵墓事宜。 武安侯田蚡为丞相时，征辟张汤为丞相史（丞相府幕僚），不久，又向皇帝推荐他，任为侍御史，办理案件。在治陈皇后巫蛊狱中，深究党羽，受株连而死者三百余人。武帝以其能干，迁升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定律令，条文严刻，特别是对现职官吏尤严。 执法深苛不久，武帝以张汤明法令，擢其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赵禹迁为掌山海池泽税的少府，皆居九卿之位。两人交谊虽深，而志趣不同。赵禹为人廉洁奉公，性情倨傲，“务在绝知交宾客之请”，孤立独行。张汤则多权术，“舞智以御人”，起初为小吏时，与世沉浮，以势利相交，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当时武帝方提倡儒术，重用文学之士。“汤决大狱，欲傅（附会）古义”，乃从博士弟子中选拔学习《尚书》、《春秋》的人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使其按照古义来解决疑难狱案。在上奏前，先向皇帝说明原由。凡是皇帝同意的，即以板书之，制为律令，作为断狱的依据，用以宣扬皇上的聪明善断。如果所奏不合皇上旨意，汤即主动承担责任，引过谢罪，而不推过于贤能的属吏。这样，即使所议有错，甚至有罪，也能得到皇上的谅解而免于罪。如果所奏事得到皇上的嘉奖，他就奏禀皇上说所奏事非我所能知，这是属官某人的意见。“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 在判断刑事案件中，如果此人是皇上想要治罪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严刻的属官去办；反之，如果案中此人是皇上想要释放或从轻发落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轻平的属官去办。他所想要治罪的，即使是有权势的豪强，必定“舞文巧诋”，引用严刻的法令条文，多方罗致其罪；他所想要开释的，即使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具文上奏，按律应当治罪，他却常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往往得到从轻发落或无罪开释。 张汤当大官后，注意修身之道；结交宾客，供给饮食；对于故人子弟做官吏的以及贫穷的亲族都加以照顾厚待。拜访公卿大臣，他不避寒暑，非常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酷吏·张汤列传》和《汉书·张汤传》。 殷勤。所以张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却得到这样的声誉。许多执法严刻的官吏都乐为之用，多成为爪牙使用的，“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公孙弘“数称其美”。他治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案件，都从严追究党羽，受株连者很多。与淮南王案件有牵连的严助、伍被，武帝以严助是素来亲信的臣僚，伍被曾劝说淮南王尊重朝廷，“欲释之”。张汤争辩说，伍被本来为造反出谋划策，严助本是亲幸之臣，乃私交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武帝从其议。“其治狱所巧排大臣，自以为功，多此类。”由于武帝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需要依靠张汤等人为之推波助澜；张汤也能迎合武帝旨意，虽用法严刻，亦附会儒术，礼遇文学之士，“由是益专任”。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武帝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十余年间，由小吏升迁到三公。建议兴利张汤任御史大夫后，由于当时匈奴浑邪王降汉，赏赐甚多；大举出击匈奴，军费开支浩大；加之以关东地区连年水旱，流民需要安置、供给，因而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张汤秉承武帝旨意，想出了一套财政改革的办法，统一币制，“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针对当时财用不足情况，每上朝奏事，他都议论如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往往谈论到傍晚，皇帝因有兴趣而忘了吃饭。当时的丞相碌碌无能，无所建白，充位而已，“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虽然在财政经济上作了一些改革，但国家获利不多。因为“奸吏并侵渔”，营私舞弊，于是“痛绝以罪”。由是受到众人怨恨，“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于汤”。但武帝对他仍然言听计从，倚之如左右手。他尝有病，武帝亲临其家探病，“其隆贵如此”。 当时，武帝对匈奴大事征伐，匈奴请求和亲。武帝命群臣议论可否。博士狄山以为“和亲便”。武帝问其所以然。狄山列举高、惠、文、景之世采取和亲政策，“天下富实”，“今日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武帝问汤，汤说“此愚儒无知。”显然是武帝兴功的态度。狄山反唇相讥，攻击张汤为“诈忠”。武帝怒形于色，问“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狄山答“不能。”又问“居一县如何？”对曰“不能。”复问“居一障间如何？”狄山自度辩穷，必定下吏处治，只好答道遣狄山乘障，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斩了狄山的头而去。自此以后，群臣震恐。 招怨致祸田甲，原是张汤当小吏时的朋友。他见汤权势太盛，指责其过失，告诫之。张汤当了七年御史大夫，果然遭到杀身之祸。 御史中丞李文同张汤原来有矛盾，在张汤部下，想要从文书中寻找其错误以中伤之。汤所亲信的廷尉史鲁谒居知道张汤心中不满，乃使人上书告发李文奸事，武帝令汤审讯，汤挟怨判文死罪。他本来知道这是鲁谒居令人告发的。当武帝问起上告变事缘何而起之时，汤假装吃惊说“此殆文故人怨之。”鲁谒居因病卧床不起，汤往探病，为其摩足。赵王因为张汤和鲁谒居曾经排挤过他，心怀怨恨，探知汤为谒居摩足，乃上书告发张汤为谒居摩足，“疑与为大奸”。武帝令廷尉追究其事，谒居病死，事情牵连其弟，其弟被囚禁于官狱。张汤曾来此狱，发现谒居弟被囚，想要暗中营救他，而表面上假装不予理睬。谒居弟不理解汤的用意，心中怨恨，便使人告发张汤同谒居合谋陷害李文之事。武帝令御史中丞减宣审讯这件事情。减宣与张汤不和，严加追究，尚未上奏，适逢有盗贼发掘埋在文帝陵园内的瘗钱，丞相青翟在上朝时与张汤约定在朝见天子时同时谢罪。到了天子面前，汤以为巡查陵园是丞相职责，与他无关，因而不肯谢罪。丞相谢罪后，武帝令御史追查此事，汤欲告丞相知道陵园事而不揭发，纵容盗贼，丞相听说，非常恐惧。 三位长史朱买臣、王朝和边通过去都曾当过二千石的官，也都是因事贬官为丞相府长史。他们当二千石时，张汤还在当小吏。张汤曾多次以御史大夫代行丞相事，他知三长史原来都是贵官，故意凌辱他们，以部下僚属之礼待之，因此三长史都怨恨他。他们对丞相说，“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因派狱吏捕捉、审讯与汤有关系的田信等人，令其供认与张汤勾结、汤欲奏请的事，信常先知消息，以囤积居奇致富，与汤均分。武帝听说此事，问张汤“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既未申辩，也不谢罪。减宣又奏汤与谒居合谋事。武帝以为汤怀奸欺君，派遣使臣责问汤，汤自陈无此事，不服。武帝乃令赵禹责汤。赵禹对他说“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意思是，你杀人甚多，现在应该明白自己审处。张汤乃上书皇帝，指出“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居官廉洁，死后家产所值不过五百金，皆得之于赏赐，别无其他产业。他的子弟准备厚葬，他的母亲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恶名而死，何厚葬为！”乃以牛车送葬，有棺而无椁。后来武帝尽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武帝对张汤之死深为惋惜，对其子张安世多加照顾，擢升其官；昭宣时竟至拜相封侯。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 第二节杜周执法以“当时为是” 汉武帝时代，以执法严刻著称的，除张汤外，还有杜周、赵禹、王温舒、义纵、减宣等人，其中杜周尤为突出。 杜周（？—前95），字长孺，西汉南阳郡杜衍县（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出身小吏，甚有能名。义纵任南阳太守时，“以为爪牙”，推荐他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他为张汤服务，汤称赞之，官至御史。受命查办沿边郡县因匈奴侵扰而损失的人畜、甲兵、仓廪问题。他在查办过程中，严格追究造成损失的责任，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由于他执法严峻，奏事称旨，因而得到武帝的赏识，加以重用，同减宣更替任御史中丞十余年。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尤为严酷。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 诏狱的增加武帝后期，用刑益严。杜周任廷尉时，秉承武帝旨意，极严刻之能事。 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当于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狱的，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办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案件既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于是，听说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吓得逃亡藏匿。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结案。当时告状的多给别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牵连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的监狱所捕的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执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则以其只是“诋严”而碌碌无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废”。对杜周则少有肯定，讥刺其“从谀”，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杜周任廷尉数年，中间因事罢官，后又当上了掌管京师治安的执金吾，以“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升任御史大夫，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病死。杜周为官大抵仿效张汤，但远不如张汤廉洁。张汤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临终家产“不过五百金”。杜周初为廷史，只有一匹装备不齐的马，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家资累巨万矣”。杜周子孙相继为高官，终西汉之世，簪缨不绝。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酷吏·杜周列传》和《汉书·杜周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为九卿之一。第二十章司马相如司马迁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家。司马迁还是当时的大历史学家，大天文学家。 第一节司马相如及其文学成就司马相如的早年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四川成都市）人2。少时好读书、击剑。因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名相如。大约生于汉文帝初年。景帝元年（公元前5年），相如年在二十，“以訾为郎3，为武骑常侍，侍卫景帝。这个职位（秩六百石）对能文能武、年轻的司马相如是合适的，但他并不乐意。景帝七年（公元前50年），梁王入朝，随从人员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辞赋家。景帝不好辞赋，对他们并没有注意，而司马相如见到他们却很喜欢。司马相如托病辞去侍卫的职务，而以游士的身份，作梁国的宾客。梁王令司马相如与诸先生同游共处。他已有辞赋的修养，又与众多的辞赋家相处，他的创作和才能自然地增长起来。过了几年，他写了一篇《子虚赋》，盛言齐楚两国国王奢侈田猎状况，借以讽谏梁王。又有《美人赋》，写司马相如与梁王对话，言己不好色之经历，以讽谏梁王。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44年）梁王卒，游士们多散去，司马相如亦回成都。这时他已三十多岁，家居贫穷，无以为生，跟十多年前很不同了。司马相如应友人临邛（四川邛郲）县令王吉之招前往临邛，生出一段与临邛富人卓王孙寡女文君的爱情故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与之驰归成都。卓王孙大怒，不给文君钱财。文君与相如往临邛开酒店。文君卖酒，相如与奴婢一起，系长围裙，做杂事。卓王孙闻之以为耻，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景帝末年（公元前4年），司马相如已年近四十，虽有名气，仍在成都赋闲。新到任的蜀都太守文翁，“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但这个小组里面，不可能有司马相如。 武帝好辞赋。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即位后，即以安车蒲轮征召著名的老年辞赋家枚乘来长安，枚乘奉诏成行，可惜在路上逝世了。 武帝偶读《子虚赋》并以为好，以“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为恨，经过狗监蜀人杨得意的介绍，便召来司马相如。相如见武帝后。承认自己是《子虚赋》的作者，并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那就是《上林赋》。武帝又加称赞，并赐给相如笔札，任相如为郎。《子虚》、《上林》都是大赋，是司马相如对辞赋的开拓和独创，表现了一代汉赋的新风貌。 武帝即位后，通过各种形式，选用人材。在宫廷内，即在自己的身边，也聚集不少人物，以备使用。其中尤亲幸者，有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司马相如的材料，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汉书·司马相如传》者，不另作注。2《史记》、《汉书》传俱未叙述司马相如家世，其家为蜀郡本土人，或迁自“秦晋一带”？近人王瑶持后说，参看其《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载《中国文学论丛》。 3《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公元前42年）五月诏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又曰“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注应劭曰“十算，十万也。”又《汉书·文帝纪·赞》曰“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注师古曰中谓不富不贫。”据此，景帝初年司马相如“以訾为郎”，则其时为中民之家，有赀在中算以上，其家尚不贫。 《汉书·循吏·文翁传》。 寿王、司马相如。但武帝对待他们也有不同。相如常托病不出，逃避外事。东方朔、枚皋，态度滑稽，说话无根据，武帝视他们如俳优。“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在这班内廷人物中，严助选用最早，为中大夫，即在建元元、二年间。司马相如为郎，当在此后不久。 司马相如为郎后，常怕事避事，并不积极争取任职，只以辞赋之长侍从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武帝始改换服装，在长安城西南一带地方游行打猎，吾丘寿王为之规划区域界线，扩大上林苑，为天子游猎行乐之地。司马相如曾从武帝到长杨宫打猎，武帝年富力强，好登临险阻，亲自追逐野兽，相如上疏劝戒，以为这里有危险，应避免不测之祸，“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这《谏猎书》是短篇散文。武帝赞赏他的谏言。回来过宜春宫，这里有秦二世墓地，相如又作《哀二世赋》，是短赋，哀二世之行失，实藉以讽谏武帝应留意自己的行动。于此可见相如侍从武帝所尽力的一斑。大约不外文字讽谏。 出使巴蜀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武帝听从番阳（江西波阳县）令唐蒙的建议，南通夜郎，以便由水道出奇计取南越。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并准许他带领巴蜀民千人前往。唐蒙到了巴蜀，除得到千人自随外，还发动一万多巴蜀民转运粮食，违抗者即以军情制裁。巴蜀民大为惊恐，或逃亡或自杀。武帝恐怕巴蜀民变，就命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向民众解释，说这不是朝廷的意思。司马相如在他的文告《喻巴蜀檄》里，一面说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一面又说“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司马相如这篇文告，真正代表了武帝蒙蔽人民的立场。实际上唐蒙这时已由巴郡的符关（四川合江县西）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并和多同达成协议，使夜郎归附汉朝。唐蒙回长安报告后，武帝就在那里建立了犍为郡。 这时西南夷的邛、筰等的君长，知道南夷与汉朝交往，得汉财物赏赐，很有好处，因而也表示愿意归汉，请求汉朝派遣官吏治理。武帝就此事问司马相如。相如说“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 22 和作者对他们的遭遇同情有关系。 个性和典型性的统一《史记》传记叙事，善于以个性和典型性统一起来。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无固定的格式，大抵因人立传，因事成文。就形式说，有单传、合传、类传的区分，主要意图在于表现传主为人的特征，根据对人物特征的认识取舍事件。取大事，这是当然的，因为它们有关于客观的历史实际，也有关于人物的历史业绩。但也不排除小事。如《李斯传》在传首写李斯“见吏厕中鼠食不洁”和“观仓中鼠食积粟”而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目的在于表现李斯为人见机行事，不顾是非美恶，阿世苟活，一生贪图富贵利达的特征。又如《张汤传》在传首写张汤儿时“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的故事，叙述详细，目的在于表现张汤为人善于治狱，而他的酷吏之才，实出于天性。此外如张良、韩信、陈平等传，也都写他们年轻时一些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往往也不都是光彩的。司马迁写这些小故事，目的同样是为了表现他们为人的特征的。一般取事不多，这是《史记》的特点。不写太多的事件，选取重要的几件事来写，这样叙事是简洁的，不堆砌许多事。项羽、李广都自称身经“七十余战”，但传中所写他们的战迹也只有两次。有些事件由于牵连别人或其他原因，则写于别传，这是司马迁惯用的“互见法”。项羽的好多缺点，写在韩信传里，一方面表现出韩信用兵有独到的见解，一方面也赞美了韩信，避免了正面批评项羽。又如写刘邦美的事情，大的事件，但看了《项羽本纪》及其他一些传，就会感到刘邦还有另一个面貌。刘邦被项羽打败，逃难，以及把儿子和女儿屡次推下车等情节，都写在《项羽本纪》里。避免在一篇中堆砌事件，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为人”的复杂性则于此可见。对于所取之事，无论大小，往往极力描写，有细节、场面，使之故事化，成为历史画面，则又是《史记》传记的风格。这是古代史官记事又一新的高度的发展，实开后世小说的先河。这里历史和文学就分不开了。《项羽本纪》里关于“鸿门宴”的描写，《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关于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的描写都是最突出的。如以《汉书·高帝纪》中所写的“鸿门宴”与《史记》的相比，那就清楚地看出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差异。《史记》所写的“鸿门宴”，也不是司马迁想象或虚构出来的，而是根据传说写成的。这种风格，实即重点突出。梗概的叙述和具体的描写相结合，形成波澜起伏，繁简相间、引人入胜的独特风格。选择人物，全面了解人物的“为人”，剪裁事件，重点突出。某些事件，既是个人传记，又往往有典型意义，反映丰富的历史内容。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从而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项羽本纪》、《李广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酷吏列传·张汤传》、《游侠列传·郭解传》等，都是代表作品。 传记中的语言《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很丰富。口头流传的成语、谚语、歌谣，广泛采用。又不回避方言土语，和后来古文家只求“雅”不同。用古史资料，往往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关于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尧典》的“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惟时懋哉！”等语，译为“信饬百官，众功皆兴”，“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维是勉哉！”等，原文和译文比较读之，就觉译文易读易懂多了。《史记》的语言，是“文言”，但接近口语，一般叙述和人物对话谐和一致，明快而含蓄，言外有意，耐人玩味；简约而繁复，不拘一格，各当其用，大抵服务于人物特征的描写。特别引人兴味的是刻画人物说话口吻，从而表现人物的精神态度。又往往适当地强调、夸张，使人物形象突出。这是《史记》语言很突出的特点，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一、《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二、《陈涉世家》“陈胜王凡六月陈王出，（其故人）遮道而呼涉入宫，见殿层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三、《陈丞相世家》“于是上（孝文皇帝）亦问左丞相平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四、《张丞相列传》“（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及帝欲废太子，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五、《汲郑列传》“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以上五例，汉高祖让皇帝位的话，陈胜故人惊讶陈胜为王一派阔气的话，陈平惶恐对答汉文帝的话，周昌口吃对答汉高祖的话，汉武帝对汲黯的讲话，都是当时口语的直录摹拟，或完全或不完全，生动地反映了说话者当时各各不同的神情态度，至今读之，犹觉汉初人物谈话的各种情景展现于目前。《史记》人物传记的出色和作者运用语言的努力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战国秦汉以来的那些篇，既是历史文献而又富有文学性。其特征在于作者根据确实可信的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剪裁和强调，通过明晰通俗的语言，忠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的生动鲜明的形象，有他们的个性和典型性，从而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面貌和本质。司马迁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 由于辞赋和散文的发达，东汉时代产生了文章的概念，人们往往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为文章家的代表，文章家就是文学家。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的著名的辞赋家；司马迁也写过辞赋，但著名的作品则是《史记》的传记散文。他开创了我国古代散文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史记》流布以后，在历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史上发生了长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五节司马迁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在史学、文学之外，司马迁对天文学也有杰出的贡献。他主持了历法的改革，在《史记》中，对天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但在许多篇本纪、表、传中记载了丰富的天文学资料，而且还写了《历书》和《天官书》，开创了中国史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资料的优良传统。我国历代天文学资料之所以能大量流传至今，并成了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财富，追本求源，司马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司马迁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天文学家。 交食周期的首次提出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日食和月食是一种不可预测的天变现象。在惊惧之下，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并且进一步提出了种种星占学的结论。然而，日、月食是日、月、地三者处于特殊的相对位置——几乎或完全成一直线——时必然会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而日、月的运动（实际是地、月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因而日、月食的发生也是有规律的。当然，人们认识这些规律曾经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司马迁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开创性的作用。司马迁分析了历代的月食记录，他一破月食不可预测的成见，总结出月食现象的发生存在一种周期性的规律。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交食周期的数据。《史记·天官书》中说道“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故月蚀，常也。”这一段文字中的数字由于千百年流传中的讹误而有矛盾，但，月食是有规律的，月食是件正常的天象，这却是叙述得十分明白的。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司马迁的交食周期就是后来刘歆《三统历》里的数据，即，一百三十五个朔望月。如果是这样，那么上引《天官书》中的数字，自“六月者一”起可改为“六月者五，而五月者三，凡百三十五月而复始。” 正是由于司马迁发现了月食现象中有周期规律，人们此后才能自觉地去探求日、月食现象中的其他规律性，并由此而发展起中国传统的日、月食预报工作。 行星方面的发现和发明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即已发现，在相对位置固定不变的众多繁星之间，有五颗星在不断地运动着，即今所谓行星。行星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从西向东的方向，称为顺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从东向西运动的情况，而在方向变换关头则会发生行星相对静止不动的现象。前者称为逆行，后者称为留。由于逆行和留在行星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只占很短的时间，因此在司马迁之前人们虽然早已观测到行星有逆行，但却认为除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之外，其他都是一种反常的变异；至于就火星和金星来说，人们认为它们的留仍是一种反常的变异。这些反常现象都被归入到了星占学的范畴里去了。 司马迁分析了汉兴百余年来的史官行星观测记录，并结合他自己的观测验证，他发现，在五个行星的运动中都有逆行现象有规律地出现。《天官书》中说道“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进而他对每个行星都总结和建立了第一份动态完整的行星动态表，其中包括了每个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中的顺行、逆行和留各个阶段的运行时间和所行度数。尽管司马迁所定的行星动态表精确度还不高，但是他把逆行和留都归入到正常的、可计算的范畴里来，从而为我国的行星运动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悠悠。司马迁是一个敏锐的观测者。他指出，行星在逆行时比顺行时可能更加明亮。他说“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由于逆行大多发生在行星离地球比较近的时期，因此，观测者自然会看到它比较明亮。他还指出，金星可以亮到照出地面物体的影子，甚至可以见到它在白昼过子午线2。这些结论也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五颗行星，在司马迁之前一直有独特的名字。例如，土星称为填星，木星称岁星，火星称荧惑，金星称太白，水星称辰星。还有其他各种名称。这些名称来源于各种不同的特征。例如，土星的恒星周期为近于28年，古人认为它每年在二十八宿的一个宿内运行，将之填满，因称填星。岁星的恒星周期近于2年，古人认为它一年在十二次中的一个次内运行，观测岁星位置所在即可纪年。荧惑则因这红色的星运行规律复杂，古人感到困惑，故名。太白则因其色白而明亮。辰星则因其距太阳最远不超过一辰（一周天的十二分之一，即30°）。其他的名称则根据种种不同的原由而来。到了司马迁的时代，他的《天官书》里第一次出现了土、木、火、金、水这五大行星的名称。它们是在古代五行理论的支配下，根据五星的颜色特征而提出的。按五行理论，五行配五色，即土黄、木青、火红、金白、水黑。而土、木、火、金这四颗行星的颜色确实与此相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马迁天文观测的精细。当然，水星的颜色并不是黑的。司马迁也知道这一点。它的命名只是为了凑合五行理论。 传下了第一个全天星官体系为了辨认恒星、观测及记录天象的方便，古人把恒星多寡不等地组合起来，每个组合有一个特定的名字。这种组合统称星官。 《天官书》是现存介绍全天星官的最早的完整文献。虽然在战国时代的石申（一作石申夫）《天文》八卷（后又称《石氏星经》）和甘德《天文星占》八卷（后又称《甘氏星经》）等著作也有他们自己的全天星官体系，但这些著作都没有完整而可靠地流传下来。现在只能在唐代的一些星占著作（如《开元占经》等）中见到大量标为“石氏”和“甘氏”的文字片段，它们都是后人增删摘取的结果，无法反映出先秦时代的石氏和甘氏星官体系的全貌。 《天官书》将中原地区可见的全部星空划分成五个天区，称为五宫。在北极周围的称为中宫，有星官4官；其他天区则划为东宫，官；南宫，20官；西宫，9官；北宫，9官。合共88个星官。这些星官的命名大多取材于人间，包括各级官吏、诸侯、古帝、贤相、各种器物、动物、植物等等的名称。人们一见这个体系定以为步入了一个天上的封建王国。其与古希腊的星座命名大异其趣。 《史记·天官书》。 2金星离太阳的角距离最大只有48°。如果金星在子午线上时，太阳一定在地平线上很高了。这时，不是很亮的天体是无法看见的。 鉴于“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谈父子又均任太史令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提出，《天官书》的星官体系是司马氏的体系。它的渊源可能追溯到先秦。它的最晚完成时间当不会晚于《天官书》撰成的年头公元前一世纪初。这个体系当也是汉朝皇家天文机构所使用的体系。 把这个体系与世传的各个石氏、甘氏、巫咸氏等各家古星官体系比较，可以看出，这些体系中都有若干星官是受到《天官书》的影响和启发而组合命名的。例如，《天官书》说“胃为天仓”，意为胃宿是天上的粮仓。而石氏却因此而另组合了天仓一官。《天官书》说“张，素，为厨”，意为张宿是南宫朱鸟的嗉子，又是天上的厨房。而甘氏却因此而另组合了天厨一官。又，《天官书》说“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太一是秦及汉初最尊重的天神，也是天帝的别名。把天帝置于明亮的北极星的位置上是非常恰当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和司空这三个权位最高的官职，它们之设在天帝的边上自然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甘氏却另外设立了三公星官。石氏则把太一独立成一星官，置于一个离天极相当远的一颗小星上。显然，甘氏的三公和石氏的太一两星官都是在《天官书》之后出现的。总之，由于《天官书》的时代下限是明确的，以此来研究后代流传各古星官体系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恒星的颜色观测恒星的颜色是恒星的重要物理特征之一。《天官书》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恒星颜色的可靠文献，它给后世留下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书中所记的恒星颜色有质，白色；狼，白色；心大星，赤色；参左角，黄色；参右肩，苍色；奎大星，黑色；南极，赤色；昴，白色。 质，即现代天文学上所谓的鬼星团，m34；昴，即今所谓昴星团，m45；参右肩，即参宿七，猎户座γ星；心大星，即心宿二，天蝎座星；狼，天狼星，大犬座星。司马迁对上述恒星或星团的颜色描述都是正确的，和现代观测到的一致。奎大星为仙女座β星，红而较暗，《天官书》为适应五行配五色的理论，因而称之为黑色。考虑到中国有把深色的东西称为墨色的习惯，则奎大星之色也可算勉强符合实际。 不符合现今观测所见的有两颗星。一是南极，即所谓老人星，船底座星。现今所见为的亮度，光谱型为f0，属黄白色。这与《天官书》所称“赤色”相差太远。这倒不是司马迁观测有误，而是因为这颗星的赤纬太低，对黄河流域的观测者来说，它显露在地平上的高度最多只有5°左右。在离地平线这样近的地方，地面空气对星光的吸收比较利害，从而使恒星的颜色变得发红了。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对司马迁的恒星颜色记载的客观性是没什么可怀疑的。 这样，我们对唯一一颗其颜色记载与现代观测不同的恒星就必须作认真的对待。这颗参左肩，今名参宿四，猎户座星。现今观测到的是颗0.92等亮度的红色的m型星，而司马迁记其为黄色。在二千年中，这颗星从黄色变成了红色，这只能表明这颗星本身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此事引起了现代天文学家的兴趣，对之作了许多研究，并因之又一次对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引起了赞叹和钦佩。 提出恒星亮度概念的雏型亮度是表征恒星物理特征的一个重要的量。现代天文学上用星等来反映恒星亮度的大小。星等数值越小，亮度就越亮。等星就比等星亮00倍，而等星则比2等星亮（00） 5倍，如此等等。用数字表征星的亮度，这个方法起源于古希腊，当然，当时是没有严格的数量定义的，即，当时并不知道等星比等星亮00倍的具体数值，因为当时还不掌握测量亮度的具体原理和方法，而只是凭肉眼的大概估计。然而正是有了这种直观的数量估计，才会发展起后来有严格定义和科学量度原理与方法的恒星亮度概念。 长期以来，人们都从未想到中国古代是否有恒星亮度的概念问题。因为从未发现过中国有用星等数值来表征亮度的记述。然而，恒星有亮有暗，这是个明显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家不会不注意到这个事实。我们仔细分析《天官书》的文字描述，发现其中有着某种恒星亮度概念的雏型。 《天官书》中注意到恒星的亮暗问题，它用五种文字描述来反映恒星的明亮程度。虽然《天官书》并未给出这五种描述文字的严格定义，因而它们彼此间的界限是很难划清的，但是，从总体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可以分辨的。 第一种描述是“大星”。被称之为大星的，在介绍全体星官的那部分文字有0颗，其中9颗已被证认出来，它们是（按通用古星名、通用国际名、星等数值排列）心宿二（天蝎座，.22等） 南门一（半人马座β 南门二（半人马座等） 轩辕十四（狮子座，.34等） 毕宿五（金牛座，.0等） 天狼（大犬座，—.58等） 南极老人（船底座，等） 北落师门（南鱼座，.29等） 河鼓二（天鹰座等） 这9颗星中最暗的是轩辕十四，但也有.34等，即，仍是属于现今所谓一等星的范围。如计算这9颗星的平均星等，则为0.5等。 至于第0颗星，司马迁称之为将位，它的位置应在今所谓后发座的范围内。但这个星座内没有什么亮星。一般认为，将位星即后世所谓的“郎将”星。但此星星等只有5.07等，这就不但不是一颗亮星，简直是一颗很暗弱的星了。然而，从前面9颗星的分析可知，司马迁的大星称号不是胡写的。我们只得认为，也许必须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天区有无恒星亮度变化的问题。 此外，在介绍金星颜色变化的一段文字中，还谈到一颗“奎大星”。奎宿一共颗星。这颗奎大星，后称奎宿九，即仙女座β星，星等为2.37等。它与前述9颗大星相比至少暗了个星等。因为一个星官中常常不止一颗星，为了称呼其中的某一颗星时，古人常常不得不借助于该星在整个星官中的位置或该星与其他星的亮度比较。前者如称“参左肩”、“参右肩”之类；后者如称这颗“奎大星”。细察全天星官部分中介绍的大星，大多是与全天其他星官比较而言的，与奎大星这种主要就一个星官范围内而言的大星意义有所不同。加之，奎大星之称并不在介绍全天星官的那部分文字中出现。因此，我们不认为“奎大星”应属于前述0颗全天范围内的大星之列。话说回来，即算把“奎大星”也计算在内，则也不过把大星的平均星等增到0.9等而已，就平均数而言影响不大。 第二种描述是“明者”。只有一颗星有这称谓，即“北极”星官四颗星中最亮的一颗。今称帝星，小熊座β星，星等2.24等。 第三种是没有任何描述的一般星。《天官书》中记的全天星官共约500多颗星。其中绝大部分未加亮度描述。这些无描述的星中有亮到2等以上的，乃至象织女星这样很亮的星；也有暗到5等以下的星；不过，其中大多数是3—4等左右的星。 第四种描述是“小星”。明确被这样描述的有三颗星轩辕御者（狮子座3等） 长沙（乌鸦座x等） 附耳（金牛座等） 另外还有紫觿三星（猎户座、、）ljj2，被称为“小三星”。这个“小”字也可理解作指所占范围小。但如果也理解作指亮度小，则颗星的平均亮度为4.42等。如果不计这“小三星”，则三颗小星的平均亮度为4.2等。第五种描述是针对最暗的星的，称为“若见若不”。这种描述只对“阴德”三星用过。这三颗是天龙座0号星和南京大学《全天恒星表》（972年出版）中的880号和8号两星。它们的星等分别为4.7等，.等。其中第一颗星不难看到，第二颗就较难看到，第三颗星则必须有很好的目力，在很好的天气条件下才能看到，故此司马迁称这一星官是“若见若不”。这三颗星的平均星等为5.7等，也是在常人目力能见的边缘上了。总起来说，司马迁对星体亮度的五种描述大体上可以这么区分“大星以上的星；“明者”为2等左右的星；一般无描述的为3—4等星；“小星左右的星；“若见若不”为5—等以下的星。尽管这几种描述有交叉，但大体上的区别还是明显的。这种恒星亮度概念发展下去，未尝不可形成一种严格的系统。但很可惜，司马迁开创的事业后世并没有沿着正确的道路予以发展，致使这一工作被埋没了二千多年。 关于变星的观测变星是一种亮度在不断变化的恒星。对变星的研究是现代天文学上的一项重要课题。因为大气现象也能导致人目所见的恒星亮度变化，所以人们对古人遗留下的大量关于恒星亮度变化的记述难以鉴别。但是，有些变星，它的最大亮度在人目可见的范围内，而最小的亮度又在人目不可见的范围，这样忽隐忽现的变星既容易被勤于观测的中国古代天文工作者所发觉，而我们后人也容易对之进行鉴别。《天官书》就有几处记述了这类变星隐现现象“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脱。” “（天）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耗。” “三柱。柱不具，兵起。” 所谓“贱人之牢”，主要包括北冕座的半圆形部分，其中有三颗变星r、s和t星。变幅分别为5.8—2以及2都是变化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变星。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解这一段时写道“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一星不见有小喜，二星不见则赐禄，三星不见则人主德令且赦。”撇开这些星占话语不谈，其中谈到正好是三颗星有不见的现象，而北冕座t星又正好在半圆形的边上，符合“牢口一星为门，欲其开也”的话。可见，司马迁说的星实，即是指r、s和t三星的出现；星虚，则是指它们的隐没。 “天市”，司马迁说的是四颗星，它们是蛇夫座、k、ν三星及巨蛇座η星。这四颗星的范围内有蛇夫座u及rs变星两颗，变幅分别为5及5它们当是司马迁“星众”、“（星）虚”之说的实际内核。 “三柱”是指“五帝车舍”（后世称“五车”）五颗星范围内的三组星，每组三颗星，都是成尖锐的小三角形。其中西北方一柱为御夫座xeh、、、三颗星。ex和均为变星，e的变幅为5.0—5.等。在天气条件较差的情况下，e是有可能看不见的。这时就可以说是“柱不具”。 总之，司马迁观测到并记下了多颗变星。这项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对奇异天象的介绍和记录所谓奇异天象，这里是指并不经常出现的，古人因不明其本质而对它有神秘感的天象，其中包括各种彗星、大流星、陨石、新星和超新星、极光，以及一些大气光学现象。对于这些天象，古人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单单看这些名词，现代人已难知它们究竟是什么。而这些长达几千年的天象记录却是当代天文学研究极感兴趣的对象，因为许多天象的规律性只有在很长的时期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所以，人们必须求助于古人对天象的具体描述和介绍。在全面介绍这些奇异天象的古书中，《天官书》是最早的一部（虽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比《天官书》时代更早，但其中只有图像，而文字却全系星占条文，并无天象本身的描述，除了彗星外，其他是很难判别的。另外，在《开元占经》中虽有一些石氏和甘氏的有关片断，但它们是否都是战国时代石申、甘德的遗文，还很难说）。 《天官书》记载的奇异天象名称共有20多个。从对它们的具体描述来看，大体上有以下几类.彗星《天官书》中记有天欃、彗星、天欃、天枪四，那都是具有直而长的彗尾的彗星。有蚩尤之旗，那是尾巴特别弯曲的彗星。有五残星，那是有五条彗尾的彗星，等等。 2.大流星和陨石有的大流星，由于气流的影响，它的余迹会发生扭曲变化，人目看来就好象蛇行一样，称之为枉矢。有的流星体很大，它们能进入到低层大气，形成火流星，最后堕入地面，造成很大的陨石坑，陨石形如狗，因称之为天狗。有的火流星未堕到地面就爆炸毁灭了，如果它们发生在白昼，人们看不到（或注意不到）它们的亮光，而只听见它的爆炸声，这就是《天官书》中说的天鼓。关于一般堕落地面的陨石，《天官书》称为坠星。 3.极光《天官书》中记载了多种极光现象。烛星一种象火炬形状的极光。卿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是一种无定形的弥散光面型极光。天开在黑夜的天幕上突然出现一条光带，好象天开裂了一样。还有归邪、旬始等，都是各种形状的极光。 4.黄道光《天官书》关于格泽星的描述就是一幅黄道光图像的写照“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太阳系中存在许多尘埃粒子，它们主要分布在黄道面及其附近。太阳光照在这些尘埃粒子上，再反射出来，被人们观测到，就成为黄道光。它的图像就如上述格泽星的描述。因为它很微弱，所以很难观测。西方是在十七世纪由法国天文学家开始观测的。因此，司马迁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描述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5.新星和超新星它们绝大多数是原来暗得肉眼不可见的恒星，忽然亮度增加几千乃至几万倍，人们就看到天上新出现了一颗星，因称新星。有的会增亮几千万乃至几亿倍，就称为超新星。新星和超新星的亮度后来又慢慢降下去，逐渐消失不见。古人因称之为客星。有的客星很亮，受大气衍射的作用，看上去好象射出许多光芒，古人因而又称为孛星。这两种名称在《天官书》里都有记载，但奇怪的是未作定义性描述。由于彗星也具有出现后又消失的现象，有极少数彗星也会向四周所有方向喷射出气体，因此古人也把彗星称为客星或孛星。精细如司马迁，居然未能从运动或不运动来区分彗星和新星、超新星，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除了上述这些奇异天象名称的介绍外，《天官书》中也有一些天象的记录。但这些记录极为粗略，无法具体确定其发生的日期乃至年份。从这一点来说，《天官书》的意义不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记录，而是开创了一个在纪传体史书中有专门篇幅保存天象记录的先例（至于准确的天象记录则在《史记》的一些本纪和年表中有所记载）。 对太初历工作的作用、贡献和批评太初改历是由司马迁发起的。他也参与了安装仪器、进行观测的工作。 可是最后实施的是邓平、洛下闳的太初历，而这种历法与《史记·历书》中所记的《历术甲子篇》是完全不同的。《历术甲子篇》中所记的，是一种四分历。它的基本数据是一回归年的时间为354日（因而称为四分历），一朔望月的时间为40日。邓平等人的太初历，其基本数据则为一朔望月时间为29438日，一回归年时间为39日。化成十进制小数就可知道，这两组数据十分相近，而以四分历为略优。司马迁的拒绝太初历，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司马迁在历法问题上有他的缺点。为了强调这次改历的历史意义，使汉武帝的统治获得一种神圣性，他和一些同事把历法时刻所在的年名加以改动，称为焉逢摄提格，用干支来表示即为甲寅。这个年名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在改历诏书中予以发布。然而，按实际的年名，当时应该是丙子年。改不过，《天官书》把孛星写成茀星。 为甲寅，一下断开了38年，给历史记载和推算添加了种种麻烦。这使最早奉命改历的人发生意见分歧，导致有人上疏“不能为算”的一个可能的原因。不管怎么着，后来邓平等的太初历并未采用这个年名，使纪年保持了连续。从这一点来讲，邓平是对的。 在天文学思想方面的贡献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这就是要研究天和人间的兴亡治乱之间的关系。 古代统治阶级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主宰着人间的命运，帝王则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人民的。天通过天上的各种现象来警示地上的帝王臣民人间将要发生何种大事了。至于何种天象将预示何种人间大事，则是中国古代星占术研究的内容。天和人间两者有着神秘的关系，这种关系古代称之为“天数”。历代帝王设立了官方的天文机关，其职责之一就是要监视天象，以猜测天的意向。司马迁本人当过多年的官方天文机关的负责人——太史令。他自认他的家族世代是传“天数”的，他的祖先是重、黎、羲和，都是星占家兼天文学家。司马迁本人也不可能跳出这种阶级的和社会的局限，他也相信星占术。他的《史记·天官书》中充满了星占术的语句。这是时代使然，也不足怪。 然而司马迁却并不受星占术所束缚。在他研究天人关系的过程中常常发现客观的天文现象和以往星占家所传的条文有明显的矛盾，在这样的时候，司马迁并不怀疑客观现象的真实性，而是宁可对星占术作出局部的否定。作为太史令，司马迁有条件掌握历代遗存的天象记录和人事史料。仔细研究了这些材料后，他发现，过去的许多星占术文是靠不住的。他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祥不法。”“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这就是批评这些星占家们并没有固定的原则，而是见风使舵，“以合时应”，“因时务论其书传”。这一来就降低了星占家们“通天”的神圣形象。 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的结果认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这个思想就突破了天命的观念，强调的是国君的行为对国家兴亡的作用。由此他提出，在见到天变之后，对国君来说，“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2。这些对策反映出，司马迁并未彻底否定天的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司马迁把“修禳”放在对策的最末一种，而把调整国君行为的“修德”、“修政”作为第一、第二种对策。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对于国家的命运来说，国君自己的行为比天意的作用要大得多。而这个思想，实际上可以说已否定了天意的作用。因为，如果人的作用盖过了天，那么也就谈不上什么天的至高无上了！由于司马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七国兴亡、楚汉相争之类，虽然也用过不少天命之类的语言，但是他也从他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作了许多纯属人世的经验总结。尽管这类总结的正确性还大可讨论，但它们和天意、天命《史记·天官书》。 2《史记·天官书》。 决定论之类的思想相比是高明得多了。而这种纯属人间的经验总结才是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本质。 天文现象和任何自然现象一样都是有规律的。但是，许多天文现象的规律性比较复杂而不能立即辨出。比如说，由于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因此离地球不远而同绕着太阳运动的行星，在地球上的人看来其运行规律就不是很简单。又比如说，月亮绕地球转的轨道平面和地球绕太阳转的轨道平面不相重合。因此造成日、月、地三者有时会在一条直线上的局面，这时就发生日食或月食。但由于月亮和地球的公转周期不可通的，月亮的运动速度和月亮轨道本身都有比较复杂的变化，这就使不大能看到的日、月食的出现显得更加捉摸不定。如此等等的现象在古代世界天文学知识极其低下的时候是不可理解的。按照中国古代星占术的观念，凡是和已知天文学规律不相符合的天文现象就叫做“变”，凡是变，就是上天的警告，就属于星占家的工作范畴。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就不可能发现旧规律的谬误和粗疏，更不可能会发现新的天文学规律。这是星占术阻碍天文学进步的关键所在。 然而，司马迁并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前面说到他发现五星逆行和留的规律，发现月食有周期性，等等，都是他冲破了星占术观念的束缚而得出来的。 一般来说，当发现和过去所认为的天文学规律不合的现象时并不盲目地把它归之于超自然的“上天警告”，而是在大量客观资料的启发下，意识到它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从而努力寻找出新的天文学规律或对旧规律作出修正，这是古代天文学摆脱星占术的束缚而获得发展的一条比较普遍的道路。司马迁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杰出典型。 第二十一章霍光金日赵充国霍光、金日、赵充国是武帝晚年、宣帝早年间的重臣。霍氏盛世，势倾朝野。 第一节霍光受遗诏辅政霍光（？—前8），字子孟，西汉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他的父亲霍仲孺是平阳县的一名县吏，因事出入平阳侯家，与侯家侍婢卫少儿相爱，生下去病。不久，霍仲孺吏毕归家，娶妻，生子霍光，从此与卫少儿不相往来。后来少儿妹卫子夫入宫立为皇后，卫氏满门富贵，去病亦以皇后姊子得到武帝的重用，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屡立战功，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去病自知生父为霍仲孺。适值出征匈奴，道经平阳，及派遣官吏迎接霍仲孺至官舍相见，认了父亲，“大为买田宅奴婢而去”。出征归来，经过平阳，乃携带霍光西至长安，这时霍光年仅十余岁，武帝以为郎官，稍迁为诸曹侍中。去病死后，霍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征和二年（公元前9年），戾太子刘据（武帝长子）被江充陷害致死，武帝以次子燕王刘旦及其弟广陵王胥多过失，不堪继承皇位，爱少子弗陵，欲立之；但弗陵年幼，须由大臣辅政。他观察周围群臣，唯有霍光最可信赖，而且老成持重，能够担当起托孤重任，于是，命宫廷画工画周公辅成王朝见诸侯像以赐光。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游五柞宫，病危，霍光随侍右侧，涕泣问道“如有不讳，谁当嗣者？”武帝说“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让金日，日不肯。武帝乃下诏立弗陵为皇太子，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政；又以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次日，武帝病逝，太子即位，是为昭帝。 专断政事，破除“谋反” 昭帝即位时，才八岁，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全国政务，“政事一决于光”。武帝遗诏封霍光为博陆侯，金日为秺侯，桀为安阳侯。不久，金日病死，由霍光与上官桀共同辅政。他们之间有着姻亲关系，光女为桀子上官安妻，彼此之间原本亲密无间，光有事，由桀代其处理政事。但过了不久，两人关系逐渐紧张起来。上官安有女，年方五岁。安贪图禄位，请求霍光把他的女儿送进宫去，许配昭帝为后。霍光以外孙女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上官桀父子又求鄂邑长公主相助，由长公主出面主持婚事，立上官安女为昭帝后，封安为桑乐侯、骠骑将军。上官桀父子对长公主十分感激，请求霍光封长公主的姘夫丁外人为侯，光不肯，又为之求官，光又不许，因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霍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此，上官桀父子和长公主都怨恨霍光，企图与之争夺权力。 此时，自以为年长又未得立为帝的燕王刘旦，常怀怨望之心；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他的子弟求官不得，也怨恨霍光。于是，上官桀父子便同长公主、桑弘羊串通一气，勾结燕王刘旦，策划发动政变，先除掉霍光，然后废黜昭帝，立燕王旦为帝。燕王答应事成后封上官桀父子为王。上官安则图谋事成后杀燕王而立其父。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八月，上官桀等令人以燕王名义上书攻击霍光“专权自恣”，说他有三大罪第一，谓其到长安东郊广明乡检阅、考试郎官和羽林军将士练武情况时，擅自使用天子外出时的礼仪，“道上称（跸），太官先置”；第二，谓其赏罚不公，“苏武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杨）敞无功为搜粟都尉”；第三，谓其擅自增加大将军幕府的校尉名额，不报告朝廷。并称燕王请求到京城来保护皇帝，防止奸臣作乱。这封奏章乘霍光休假之机呈了上去。昭帝虽只十四岁，却能识别贤愚，明辨是非，他以为霍光到广明都试不到十日，燕王远在数千里外，“何以知之”，乃召见霍光。光入，免冠顿首谢罪。昭帝说“将军冠，朕知此书诈也，将军无罪。”后来上官桀及其党羽又在昭帝面前攻击霍光，昭帝发怒说“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 上官桀等见上告的计谋不行，乃密谋使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长公主家舍人之父稻田使者燕仓知道这个密谋，告诉他的上司大司农杨敞，杨敞畏事不敢揭发，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告霍光。这年九月，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皆以谋反罪处死，并诛灭其宗族。长公主、燕王旦自杀。这次政变被粉碎后，霍光“威震海内”，昭帝对他更加信任，直至昭帝成年以后，仍令霍光照旧主持政务。终昭帝之世，一直由他执政。 废昌邑，立宣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没有后嗣。武帝之子唯有广陵王刘胥在，群臣属意于广陵王。霍光素知刘胥多过失，为武帝所不用，犹豫不决。他听了一个郎官“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以”之言，决意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刘贺狂纵荒**，动作无节，政事失当。 霍光见昌邑王荒**无道，非常担忧，向大司农田延年问计，延年说“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并说古代伊尹相殷就有“废太甲以安宗庙”的先例。霍光深以为然，就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合谋，召集公卿大夫会议于未央宫。会上，霍光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听了惊愕失色，不敢吱声。田延年离席按剑，要求霍光不能辜负武帝的委托，应当实行废立，以安社稷。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霍光表示同意。议者皆叩头说“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于是，霍光与群臣进宫谒见太后，具陈昌邑王刘贺“荒**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奏请太后下诏废刘贺为庶人。 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商议迎立新君。当时武帝的子孙，参考《汉书·武五子传》。 齐王刘闳早死，没有后嗣；广陵王刘胥多过失，前已不用；燕王刘旦以谋反自杀，其子孙不在当议之列；近亲唯有武帝长子故太子刘据之孙病已在民间，号皇曾孙。光禄大夫丙吉以皇曾孙“至今十矣，通经术，有美材”，上书霍光请立之。杜延年“亦知皇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2。霍光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这年九月会同公卿大臣上奏太后立皇曾孙为帝，是为宣帝。宣帝即位后，下诏褒扬霍光“安宗庙”之功，增封爵邑一万七千户，连同以前所封共二万户；另外，先后“赏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自昭帝时至宣帝初年，霍光子弟亲属皆任朝廷要职，总揽兵权，党亲连体，相据于朝廷。一时之间，贵盛无比。霍光的夫人霍显还不知足，又欲使其小女成君“奇贵”，令人毒死许后，送女入宫，立为皇后，声势更加显赫。后来霍显把毒害许后之事告知霍光，霍光非常惊恐；但始终不敢揭发。 霍氏之祸宣帝即位后，霍光曾经请求归政，宣帝谦让不受，令一切政事“皆先关白光”。光每朝见，宣帝“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对他非常敬重。宣帝初即位时，谒见高庙，霍光骖乘，帝心里严畏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可见宣帝对于霍光敬而畏之。 地节二年（公元前8年），霍光病危，宣帝亲临光家问候，光上书谢恩，请求以国邑三千户分封其兄霍去病之孙霍山为侯，宣帝立即令丞相御史大夫照办，并拜光子霍禹为右将军，以慰其意。光卒后，宣帝和太后（霍光外孙女上官后）亲自临丧，葬礼非常隆重，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将士送葬，自长安至茂陵，络绎不绝。葬后，谥光为宣成侯，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光子霍禹袭爵为博陆侯。不久，又封霍山兄霍云为冠阳侯。霍光死后，“霍氏骄侈纵横”。光妻显“广治第室”，霍禹、霍山“亦并缮治第室”，霍云也是游猎无度。御史大夫魏相上书，以为霍氏倚仗权势，“骄奢放纵”，应当“损夺其权”。宣帝“自在民间闻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后来又听说霍显毒死许后，乃采纳魏相的建议，罢免霍光女婿度辽将军、卫尉范明友等人的兵权，改任文职；霍禹虽被任为大司马，而罢其屯兵官属，也是有职无权。霍显、霍禹、霍山、霍云等见权势被夺，又恐宣帝追究许后被毒事，“于是，始有邪谋”。地节四年（公元前年），霍显、霍禹、霍山、霍云、范明友等密谋发动政变，先杀死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然后废黜宣帝，立霍禹为帝。尚未发动，即被人告发，霍云、范明友皆自杀，霍显、霍禹及其他霍氏亲属皆被处死，“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自武帝以来贵盛一时的霍氏家族终于遭到灭族之祸。 《汉书·丙吉传》。 2《汉书·杜延年传》。 第二节金日谨慎而受信用金日（前34—前8年），字翁叔，匈奴族人。原本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因其父休屠王曾作金人祭天，故汉武帝赐其姓金氏。他是西汉封建政权中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是汉武帝最亲信的大臣之一。 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春、夏，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两次出陇西郡，击匈奴右地（今甘肃河西地区），斩获颇多，获得匈奴休屠王用来祭天的金人，俘获匈奴王侯贵族数十人。浑邪王、休屠王听到单于“欲诛之”的消息，合谋投降汉朝，后来休屠后悔，浑邪王杀之，遂率领自己的部下和休屠王的部下降汉。汉武帝令霍去病处置匈奴降众，把降卒留居边塞，设属国以处之。至于投降的王侯贵族则派人护送到长安。这些人都得了赏赐和封爵，或封侯，或封官，唯有金日同他的母亲休屠王阏氏，因为休屠王后悔投降的缘故，都以罪被罚为官奴婢，日被分配到宫中饲养马匹。当时他年方十四岁。 过了几年，武帝到宫中游宴，带着不少的妃嫔、宫女，检阅宫中饲养的马匹。金日等数十名养马人牵着马匹经过殿下接受检阅时，别人都偷看殿上的贵人，唯独日走过殿下时目不斜视。武帝见他身材魁梧，仪容庄重，饲养的马匹又很肥壮，惊异地询问之，日如实奉告。武帝当即提拔他为管理宫中养马的马监。后来逐渐升迁到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之职。 金日升任扈从皇帝的高官后，小心谨慎，未尝有过失，武帝“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武帝周围的皇亲贵戚多暗中嫉妒，说“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武帝听说，反而更加宠信他。 金日之母平素教诲两个儿子（日与其弟金伦）“甚有法度”，对他们要求严格。武后听说，甚为嘉奖。日母死后，武帝令画工画其形于甘泉宫。日每次扈从武帝到甘泉，见其母像必拜，涕泣尽哀而去。日有两子，为武帝弄儿，经常陪伴武帝。有一次，弄儿从后拥抱武帝颈项，日见而怒视之。弄儿走，且啼说“翁怒”。武帝对日说“何怒吾儿。”后来弄儿长大，在殿下与宫人游戏，日望见，“恶其”，遂杀弄儿。所杀的弄儿，就是日的长子。武帝听说弄儿被杀，大怒。日叩头谢罪，说明他所以杀弄儿的缘故。武帝听了，深受感动，更加信赖日对他的忠诚。由此亦可见他的小心谨慎。 擒马何罗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侍中、仆射马何罗与其弟马通因戾太子事件惧诛而谋反。金日发现马何罗兄弟情态异常，怀疑他们有异志，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何罗也察觉日在监视他，不敢贸然行动。这时，武帝巡游林光宫（秦宫，在甘泉宫旁），日小病卧于殿中休息处。何罗兄弟乘机夜出，杀掉使者，发兵。第二天早晨，武帝尚睡眠未起。何罗等人尚未入宫。日正准备上厕所，感到情况异常，立即坐到武帝卧室前。一会儿，马何罗袖中藏刀前来，见到金日，脸色变了，快步欲入卧室，被室中乐器撞倒。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金日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日得以抱住何罗，大声高呼“马何罗反！”武帝闻声惊起，左右侍从人员拔刀直取何罗。武帝深恐格斗中误伤日，制止之。日挟住何罗的头颈，把他摔倒在殿下，随即将其绑起来，恶惩之。 武帝赐出宫女，日“不敢近”。帝欲纳其女入宫为妃，日亦不肯。 受命辅政武帝病危时，召见金日与霍光等人，嘱其辅佐少主，封日为车骑将军。 昭帝即位后，按武帝遗诏，以讨马何罗功封日为侯，日固辞，不受封。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年），日病危，霍光再申武帝遗命，封日为侯。接受封爵的第二天，日病逝，谥为敬侯。日死后，其子金赏承袭侯位，为奉车都尉，次子金建为驸马都尉，并为昭帝所宠信。宣帝即位后，赏为太仆，列于九卿。日弟金伦早死，伦子安上，宣帝时封侯，后来子孙贵盛。 第三节赵充国附辛武贤“通知四夷事” 赵充国（前37—前52），字翁孙，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人，后来迁徙到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他起初是骑兵，因是金城郡良家子，善于骑射，补为羽林军士，侍卫皇帝。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 汉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身份随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被匈奴骑兵所包围。汉军几天吃不到食物，死伤者很多，赵充国与一百多个壮士冲出重围，李广利带兵跟随其后，终于脱身。赵充国身上二十多处受伤，李广利向皇帝报告这个情况，皇帝下诏召见。武帝亲自察看他的伤口，颇为感叹，任他为中郎，迁为车骑将军长史。 汉昭帝时，武都郡的氏族人闹事，赵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的身份带兵平定了此乱，升为中郎将，带兵屯守上谷郡，又调回朝廷任水衡都尉。 在拥立宣帝的过程中，赵充国参与了霍光的定策，因此封为营平侯。本始年间（公元前73—前70年），为三国之刘珂传小说5200蒲类将军，带领三万多骑兵，出酒泉击匈奴。他本当与乌孙合击匈奴于蒲类泽，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没有赶到。他带兵出塞一千八百多里，西去候山，杀虏数百人，掠畜七千多。返朝后为后将军、少府。匈奴发动十多万骑兵向汉塞开来，打算侵扰汉朝边区。匈奴人题除渠堂投降汉朝后说起这个情况，汉朝就派遣赵充国统领四万骑兵驻守缘边的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等九个郡。匈奴单于听到这个消息，领兵退去。汉即罢兵。 羌族的动向这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元康三年（公元前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于是汉朝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 义渠前去，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为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据《汉书·匈奴传》。 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时为神爵元年（公元前年）春天。 赵、辛对羌策略之分歧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以为他老了，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意思是说，用兵不能远离战场空想，而要亲临前线观察，然后作出对策。他要求宣帝交给他任务，不必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赵充国到了金城，集结了一万骑兵，打算渡过黄河，又恐被羌人截击，就在夜间派遣三支小分队骑马衔枚先渡，渡后安营置阵，到了天明，全都完毕。于是大部队依次全都过渡。羌人百来个骑兵前来，出现在汉军近旁。赵充国说“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命令汉军不要攻击。派遣骑兵到四望峡中放哨，知道没有羌骑。夜间带领汉军上了落都山，召集各个分队的校司马，对他们说“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峡中，兵岂得入哉！”赵充国用兵，“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为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他来到设在金城的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羌骑多次前来挑战，赵充国命令坚守而不出兵。捉到的俘虏供认羌人内部各个头领互相埋怨说“语汝毋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十矣，善为用。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这说明羌人畏惧赵充国之用兵，因而内部发生了矛盾。 赵充国之子右曹中郎将赵卬，带领一支队伍到了令居。羌兵出动截断这支汉军的粮道，赵卬向皇帝报告。皇帝下诏将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联合搜捕山间的羌兵，以打通粮道。 起初，羌族部落头领靡当儿派遣弟弟雕库来向都尉报告先零部落谋反，过几天果然反汉。雕库那个部落的人有一些混在先零部落中，都尉就把雕库留下作为人质。赵充国以为此人无罪，就让他回去告诉该部落头领说“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意思是，汉军前来是诛羌族中有罪的人，区别对待，你们不要互相勾结，应当立功赎罪，还可论功行赏。赵充国是想凭威信招降、■部落及被掳掠者，瓦解羌族联合之谋，待其松懈时击破之。 这时宣帝已调发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提出建议郡兵都守备在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长久。现在敌兵朝夕侵扰，土地寒苦，汉军之马不能过冬，驻守在武威、张掖、酒泉等地有一万多骑兵，马匹大多羸疲。可以增加马的饲料，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在鲜水上的、■等部落。羌人以畜产为生命，现在都已离散，汉军分兵出击，虽不能全诛灭之，只要夺了他们的畜产，掠了他们的妻子，然后退兵，冬天再次出击，大军频繁打击，羌人必定丧胆。 赵充国策略的成功宣帝把辛武贤的奏书交给赵充国，命他与校尉以下知羌事者博议。赵充国以为辛武贤之策不妥，他与长史董通年上书认为辛武贤打算轻引上万的骑兵，分为两道出张掖，纡回千里之路。以一马驼负三十日粮食，大约米二斛四斗，麦八斛，还有衣装兵器，实在难以追击。辛辛苦苦到了目的地，羌人必然根据这种情况以定进退，稍稍退去，逐水草，入山林。汉军再深入，羌人随即占据汉军前后险要之地，切断粮道，势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所嘲笑，千年也不得挽回。而辛武贤以为可夺羌人畜产，掠羌人妻子，这只是空话，不是什么好策。再说武威县、张掖日勒县都当北塞，有通谷水草。我们估计匈奴与羌族必有预谋，打算大举侵扰，希望能阻塞张掖、酒泉以断绝汉朝与西域的交通，所以那里的郡兵尤不可调发。估计先零部落首为反叛，其他部落是被迫胁从，所以赵充国等建议欲捐、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意思是，对羌族各部，应当根据主谋与胁从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严惩主谋者，宽恕胁从者，选择了解羌俗的良吏抚慰羌民，这才是万全之策。宣帝将其上书发给群臣议论。公卿议论者都以为先零部落兵马强盛，而且倚仗、开部落的协助，难以对付，不先破、开等部落，就无法打击先零。这种意见完全与赵充国之策相反。 宣帝于是任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发下玺书嘉纳其策。同时发书给赵充国，指责他迟迟不肯用兵，不顾士兵艰苦，不计国家开支；告诉他朝廷已按辛武贤之策行动；命令他“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并说天道顺当，出兵必胜。 赵充国受到皇帝指责，并不放弃己见，他以为将军带兵在外，虽受诏命，只要能安国家，就应按便宜行事。于是上书表面上承认过错，实际上进一步陈述用兵利害，说侵扰者乃先零羌，而不是羌。“今置先零，先击，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先零羌为主谋，深恐汉军到来而羌、开羌背约，如果汉军“先击羌，先零必助之”，以“坚其约，合其党”，这样，必然耗费巨大，旷日持久。最后说“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如果马上进兵，“诚不见其利”。宣帝很快地采纳了赵充国之策。 赵充国领兵到了先零羌所在地。先零羌因长久驻于一地，思想上松懈，突然看见汉军大部队到来，抛弃车辆辎重，打算渡过湟水，道路险隘，赵充国缓慢地驱逐之。有人说逐利宜速不宜迟，赵充国说“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果然，羌人赴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斩首五百多人，获得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多辆。汉军到了羌地区，命令不得烧毁住所损害农牧。羌知道这个消息，高兴地说“汉果不击我矣。”他们的头领靡忘派人来说“愿得还复故地。”赵充国报告这个情况，还未得到答复。靡忘亲自前来，赵充国招待饮食，让他回去告谕众。护军以下的军官对这件事都有争议，有说对于这种反虏，不可放他回去。赵充国说“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意思是，你们都是从自己方便考虑，而不是忠于国家的打算。他的话还未说完，答复的玺书已到，命对靡忘以将功赎罪论。后来羌竟不烦兵而平定。 屯田“十二便” 那年秋天，赵充国病了，宣帝给他书说听说你有病，年老加疾，万一去世，我很担忧。现在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到你的驻地，担任你的副手，赶快趁此天时大利，将士锐气，定于十二月击先零羌。你如果病很严重，就驻守不动，只让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领兵前去。这时羌众来投降者已一万多人。赵充国估计他们必定动摇，打算安排骑兵屯田，以待其敝。奏书还未送上去，正好得到命令进兵的玺书。中郎将赵卬害怕起来，派人劝告赵充国说如果奉命出兵，破军辱国，将军守之还可。现在有利而您病，又何必争议？“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指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赵充国叹息说何以说话如此不忠！如果朝廷早用我的建议，羌患还能到这种程度？往昔推举可以使羌之人，我推举辛武贤，丞相和御史却荐举义渠安国，以致羌事搞坏。金城、湟中的谷物每斛八钱，我劝说司农中丞耿寿昌，籴二百万斛谷，羌人就不敢乱动。耿中丞只申请籴一百万斛，结果只得四十万斛。义渠安国再次出使，耗去谷一半。失此二策，羌人所以敢于叛逆。“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意思是，只可设法固守，不可轻举妄动，如果“四夷”猝然起兵，那就不只是羌患了。于是奏上了屯田书。在屯田书中，赵充国提出两点建议一、我带的兵马，消耗粮、盐、草等数量巨大，“难久不解，徭役不息”，还可能发生其他变故，而且羌患“易以计破，难以兵碎”，所以我以为“击之不便”。二、在临羌至浩亹一带，罢骑兵，招募民众，“缮乡亭，浚沟渠”，进行屯田。只以少数骑兵卫护屯田者，“益积蓄，省大费”。 宣帝复书问如果实行罢骑兵而屯田之策，“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要求再申明理由。赵充国申诉说羌人与汉民一样，都有“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之心。如果罢骑兵而屯田，“顺天时，因地利”，胜利在望。羌众已经动摇，前后来降者万余人，听了宣传而归相告谕者凡七十人次，这是解决羌患的实情。同时，还提出留兵屯田“十二便”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坠，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遂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他以为“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所以要求朝廷采纳其策。 宣帝复书提到，屯田不一定能解决羌患，大开、小开还可能与先零联合，要求赵充国认真考虑然后再次报告。赵充国又报告说先零羌所剩精兵不多，“失地远客，分散饥冻”，、开、莫须等部落离叛。汉军屯田，搞好战备，以逸待劳，“内有无费之劳，外有守御之备”，故胜利在望。“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专给于一方，颇为“不便”。 赵充国报告每次送上朝廷，皇帝都交给公卿议论。赞成赵充国之策者，起初“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足见赞成者越来越多。丞相魏相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指赵充国）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这表达了当时大臣们对赵充国的信服。宣帝于是答复赵充国，肯定了他的计策。但宣帝因辛武贤、许延寿多次建议出击，又担心赵充国屯田可能受到侵扰，于是采取折衷之法，“两从其计”，诏令辛武贤、许延寿与赵印等出击，只取得小利；而赵充国不出兵，“所降复者得五千人”，也获了利。于是又诏令罢兵，只留下赵充国负责屯田。 神爵二年（公元前0年）五月，赵充国估计羌众伤亡及投降者甚多，力量削弱，请求罢屯兵。得到皇帝的允准，于是振旅还朝。 友人浩星赐迎接赵充国时说将军朝见时应当归功于出击的辛武贤、许延寿二将，“如此，将军计未失也”。赵充国说“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他还是把原意作了回报。宣帝肯定了他的计策，让辛武贤复为酒泉太守，赵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 这年秋天，羌若零等部落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之首，不少部落首领率众来降。汉朝予以安抚，“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诏令推举可以任护羌校尉之人，时赵充国已病，四府推举辛武贤小弟辛汤。赵充国立即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这时辛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来临众病免，五府又举辛汤，辛汤“数醉酩羌人，羌人反叛”，果如赵充国之言。 起初，辛武贤与赵卬谈话，赵卬说起车骑将军张安世所为不中皇帝之意，皇帝打算杀他，是赵充国为其解说才得以免。等到赵充国回朝报告军事时，辛武贤罢归原官，怀恨在心，就上书告发赵卬泄漏省中之语。赵卬“下吏自杀”。 赵充国要求退休，回了家。朝廷议论“四夷”问题，还常常参与兵谋。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谥为壮侯。 赵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追美赵充国，曾召黄门侍郎扬雄称颂之。扬雄有“在汉中兴，充国作武”的颂词，歌颂赵充国在西汉中兴中的武功。 第二十二章汉宣帝汉宣帝承武、昭之后，重视吏治，谋求相对安定的局面，史称“中兴”。第一节经历磨难幼受“巫蛊”事件株连汉宣帝（前9—前49）刘询，原名病已，武帝的曾孙，戾太子的孙子。 在位二十五年（前74—前49）。 戾太子刘据是武帝与皇后卫子夫所生，他与妃史良娣生子名叫刘进，号称“史皇孙”，史皇孙与夫人王翁须生子名叫刘病已，号称“皇曾孙”。武帝晚年多病，心生疑忌。这时卫皇后已失宠，江充用事。江充与卫皇后、太子刘据有矛盾，深怕武帝死后被太子所害，打算先下手谋害太子。当时迷信，以为用巫术诅咒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丞相公孙贺追捕游侠朱安世，朱安世诬告他用巫术诅咒皇帝，武帝轻信，结果公孙贺被捕死于狱中。次年，江充用朱安世之法，诬告太子刘据在宫中埋了木偶人，以巫术诅咒皇帝。太子刘据闻知大惧，乃发兵杀了江充及胡巫。武帝发兵追捕，刘据以兵对抗，在长安激战五日，死了数万人，结果刘据兵败自杀。史称“巫蛊之祸”。当时有人替太子鸣冤叫屈，说巫蛊之事多不可信，武帝才感到太子“惶恐无他意”，而族灭江充家，为太子作“思子宫”。太子刘据本有三男一女，他本人受害，夫人与子女也受株连，只遗下一个孙子刘询。 巫蛊案发时，刘询才生下几个月，但也被监禁在郡邸狱中。当时廷尉监邴吉受命处理巫蛊郡邸狱，怜愍刘询年幼无辜，便命两个谨厚的女犯保养，私给衣服食物，多方照顾。邴吉治巫蛊事，连年不作决断。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重，另派人严治犯人。不久，大赦。此时邴吉就将刘询送到他的祖母史良娣老家。年已老迈的史良娣之母贞君怜愍刘询幼孤，亲自抚养。后来刘询由掖庭收养，才由宗正登记上了宗室簿。当时掖庭令张贺怜爱刘询，注意奉养，以私钱供给教书。刘询长大，娶了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依靠许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生活。 继承皇位刘询因幼遭家难，生长于下层，不仅知道节俭，好学，而且“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他还喜欢旅游，走遍了三辅之地，虽经历困难，也自觉快乐。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昭帝去世，因昭帝无子，霍光先是召昌邑王刘贺入京即位，不久觉得刘贺“”，乃废除之，而建议另立刘询为帝。于是把刘询召到未央宫，先封为阳武侯，然后才即帝位，史称宣帝。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宣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参考《汉书·外戚传》上。 第二节亲理政事肯定霍光功绩宣帝登位时，年已十八。霍光因其**，表示“归政”。宣帝谦让不受而“委任”之。当时朝政，“诸事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霍光每次朝见，宣帝“虚己敛容”，以示礼貌。但霍光随侍，宣帝内心恐惧，“若有芒刺在背”2。直到地节二年（公元前8年）霍光去世，宣帝“始亲政事”。宣帝肯定霍光的功德，诏中提到霍光“定万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并称霍光“功如萧相国”。霍光侍卫武帝三十多年，辅佐昭、宣二十年，掌权期间鼓励农业，减轻赋税，与匈奴和亲，抵御侵扰，在当时政界扮演了主要角色，对“中兴”事业起了重要作用。故史称“孝昭委政霍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3宣帝对霍光功德的肯定，其实也是表示对霍光之政的肯定，尽管他后来为了集权而族诛霍氏，但并未抛弃霍光所定的政策。 继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宣帝亲政初，曾于地节三年（公元前7年）十月下诏说“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就是说，将苑囿和公田分给贫民与流民耕种，贷给种子与食物，还不要百姓出算赋和给徭役。 元康元年（公元前5年），宣帝诏“所振贷勿收。”就是说，原来赈贷给贫民的种子与食物一笔勾销，不予追回。 元康二年五月，宣帝诏有“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之说。 即宣布受害严重的地区，不必出当年的租赋。 神爵元年（公元前年）春，宣帝行幸甘泉、河东等地，下诏“所振贷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让边郡都筑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以供给边郡，节约转漕。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宣帝诏称“减民算二十，”即减去百姓算赋（原为钱一百二十文）中二十文。 因此，史称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 重视吏治，综核名实宣帝亲政之初，就注意政情吏治，命令群臣奏封事，由此了解下情。五《汉书·霍光传》。 2《汉书·霍光传》。 3《汉书·昭帝纪·赞》。 《汉书·食货志》上。 日一听事，对官吏观其言，察其行，考试功能。他要求官吏尽职，地节三年（公元前7年）下诏说“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要求郡国长官管教和督促地方官吏，不能让他们失职。 他强调决狱宜平，特设廷平官。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他要求官吏奉法，元康二年（公元前4年）下诏说，“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 他审察吏治，元康四年派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主要任务是“察吏治得失”；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又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者”。 他反对苛政，下诏批评说“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即反对地方长官干涉民间喜庆之事。 他反对欺谩，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诏责当时“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指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无相乱”。 宣帝根据吏治情况，奖功罚罪。奖赏有功者，如地节三年（公元前7年）对安抚流民有功的胶东相王成，下诏奖励，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对治行优异的颍川太守黄霸，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同时对颍川吏民也有赏赐。王成与黄霸，原秩二千石，一年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升秩中二千石，一年得二千一百六十石，增加秩俸百分之五十。责罚罪过者，如元康二年（公元前4年）冬，本来精明能干、治理有绩的京兆尹赵广汉，因执法出了偏差，“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2，而被腰斩。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十一月，号称“屠伯”的河南太守严延年因酷急和诽谤之罪，弃市3。 故史称宣帝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加强汉与少数民族关系宣帝即位之初，汉与乌孙为了反抗匈奴侵扰，相约分头出兵击匈奴，匈奴无力抵抗而逃，损失很重。后来匈奴又遭乌孙、乌桓、丁令等族袭击，加之大雪成灾，力量大大削弱，故欲与汉和亲。于是汉边境“少事”。宣帝亲政时，正是匈奴内乱外患之日，无力侵扰汉境。此时宣帝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于地节三年（公元前7年）下诏说“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即减少边塞的军屯。匈奴内乱，出现了五个单于，各派势力多争取与汉和亲，或来投靠汉朝。汉为了自身的安宁，也积极应付。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匈奴日逐王先《汉书·刑法志》。 参考《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 2《汉书·赵广汉传》。 3参考《汉书·酷吏传》。 贤掸率众来降，汉封其为归德靖侯4。五凤二年（公元前5年），匈奴左大将军王定来降，封其为信成侯5。同年，匈奴呼遬累单于来降，汉也封其为列侯。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三月，宣帝诏中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遬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汉朝此时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安置匈奴来降者。次年，匈奴单于向汉称臣，派遣其弟谷蠡王入侍。汉朝因边塞无寇，减戍卒十分之二。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于汉。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表示愿奉国珍三年正月来朝，宣帝同意，并安排接待。次年正月，呼韩邪来汉朝贺，受到盛情接待，并得到很多赏赐。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来汉奉献。甘露四年，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者格外有礼。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来朝，汉朝对他礼赐如初2。 宣帝亲政时，汉羌和战是汉羌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宣帝初年，羌族先零部落擅自北渡湟水，侵占汉民地区。元康三年（公元前3年），羌族先零部落与各部落的酋长二百多人集会，“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地。宣帝闻知，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以为，羌人各部盟约，还可能联合其他各族，应当及早准备。他建议一方面命令边兵加强战备，监视诸羌；一方面要破坏诸羌联合，探听其预谋内情。于是派遣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前去，召集诸羌首领，杀了逆而不顺者，又调兵杀了先零羌民一千余人。羌族各部震恐，起而反抗，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神爵元年（公元前年）春，义渠所部三千骑兵被羌人袭击，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情况。宣帝当即调发兵马前往金城。以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带兵前往；又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赵充国到了金城，以哨兵了解敌情，派间谍宣传政策，日飨军士而不进击。羌人见汉军坚壁固守，无法进攻，互相埋怨，发生了矛盾。辛武贤以为进军时机已到，向皇帝上书建议进兵。赵充国以为，辛武贤的建议不妥，如果冒险进兵，必然进退两难。他一再上书建议只能先击主谋者先零部落，逼其悔过而赦之，再选择良吏前去抚慰羌众。宣帝要他作详细说明。赵充国反复论说，马上进击失十二利，留兵屯田有十二便。宣帝肯定了赵充国屯田之策，于是诏令罢兵，让赵充国负责屯田。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0年），羌民斩了先零大豪杨玉、犹非之首，向汉投顺，汉朝设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顺的羌民。羌乱至此告一段落。 加强与西域的联系4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5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此据《汉书·匈奴传书·宣帝纪》曰“（甘露元年）冬，匈奴单于遣弟右贤王来朝贺。”两个记载不同。 2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还参考了《汉书·匈奴传》上。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主要参考《汉书·赵充国传》。汉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开始在西域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地节二年（公元前8年），宣帝派遣侍郎郑吉到渠犁负责屯田。郑吉通过屯田积蓄了粮食，发兵打败了车师。宣帝诏令郑吉继续在渠犁与车师屯田积粮，以安定西域，对付匈奴。匈奴得知消息，前来争夺车师之地。郑吉固守力弱，要求增援。宣帝诏令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开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吓得匈奴骑兵退去。车师王因得到汉军保护而不受匈奴欺压，乐于“亲汉”。稍后，郑吉又迎匈奴日逐王来汉投降。宣帝先命郑吉负责卫护鄯善西南方（南道）各国的安全，继又命其兼护车师西北方（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宣帝还封郑吉为安远侯，这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之事。西域都护的幕府，设在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同时主管屯田事业。汉朝的西域都护取代了匈奴在西域的僮仆都尉，反映了汉匈势力在西域的消长，所以史称“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也可以说，汉与西域关系的密切，始于武帝之世而成于宣帝之时。 “昭宣中兴”论史称“昭宣中兴”，是谓西汉初年的皇业得以复兴。以昭宣之政与汉初政治两者比较，在经济、政治、民族关系诸方面都是后来居上，但同时社会矛盾有所发展和激化，故汉朝统治旋即由兴而衰。“中兴”之功，就统治阶级方面来说，主要是两个人物起主要作用，一个是霍光，一个是汉宣帝。宣帝诛除霍氏，只是政治权力之争，而不是政治路线斗争。 此段情节，主要依据于《汉书·郑吉传》和《西域传》。 第二十三章萧望之贡禹师丹萧望之、贡禹、师丹以名儒为大臣，能高论而无济时艰。 第一节萧望之受霍光冷遇萧望之（？—前4），字长倩，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徙于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家庭世代以种田为业，到了萧望之开始学习儒学。他“好学”，起初学习《齐诗》，师事后仓达十年。后来到太常受业，又事同学博士白奇，还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的儒生们对他都很称赞。他还写有赋四篇2。 那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长史丙吉推举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等谋杀霍光，霍光杀了上官桀等之后出入都加戒备。进见他的官民都要露体被搜身，摘去兵器，由两个侍卫挟持。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他这套摆布，自动出阁，说“不愿见。”侍卫人员对他叫嚷乱扯。霍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吩咐侍卫人员不要乱扯。萧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对他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霍光居功自傲，听不得这种意见。于是独不任用萧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补为大将军史。三年间，王仲翁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东门。王仲翁出入，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对萧望之说“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意思是，你不肯循规蹈矩，得罪了执政，结果不得大官而守门。萧望之说“各从其志。” 过了几年，萧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牵累，不得宿卫，免归而做了郡吏。 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经过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个司礼官。 建议宣帝亲政霍光死后，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马，霍山领尚书，霍氏亲属都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公元前7年）夏，京师下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皇帝安排接见，当面申说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已闻萧望之之名，决定由少府宋畸问明情况，要求不必隐讳。萧望之当即提出了看法，说现在陛下“思政求贤”，用心很好，“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建议皇帝“亲理政”，“举贤材”，“考功能”。 这显然是针对霍氏专权而发的重要议论。宣帝任萧望之为谒者，当了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 这时宣帝初即位，想要进用贤能之士，将官民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处理。 萧望之做得很合宣帝之意，接连提升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升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级的大官。后来霍禹竟以谋反罪受诛，萧望之则日益受到信用。此篇材料主要依据《汉书·萧望之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2参见《汉书·艺文志》。 发表政见，多所建议萧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选任为平原太守。他想留在朝廷内，不愿意远出为郡守，元康六年（公元前5年）被征入朝廷当了少府。宣帝觉得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打算试试他处理政事的才干，于元康二年任他为左冯翊。萧望之由少府左迁左冯翊，怀疑君主对己有所不满，就装起病来。宣帝听到消息，派遣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去向他宣谕旨意说“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萧望之知道了皇帝试用他的原意，马上积极处理政事。 这年西羌反，汉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去讨伐。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说，现在大军出征，供给紧张，西方农业歉收，将会引起饥荒，希望命令有罪者入谷赎罪，以救急难。萧望之与少府李强发议，以为民有“好义欲利”之心，关键在于上之教化，对待义与利不可不慎，“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他们引经据典，反对张敞入粟赎罪的建议。 宣帝又将此议交给两府商讨，丞相、御史向张敞问难。张敞说，萧望之等所言，是“常人之所守”。“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 萧望之与李强又举出武帝时期赎罪法引起暴乱的事实，再次反对赎罪之议。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羌患快要解决，军需大致相给，就否定了张敞之议。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于神爵元年（公元前年）迁为大鸿胪。 在此之前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表示要立元贵靡为嗣，要求娶汉公主，结婚内附，叛离匈奴。诏下公卿议。萧望之以为乌孙远在西域，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万里结婚，不是好策。宣帝不采纳其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0年）派遣长罗侯常惠护送公主（或称少主）远嫁元贵靡。还没有出塞，乌孙昆弥翁贵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负约自立。常惠从塞下上书报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亲至乌孙，指责狂王负约，因立元贵靡，回来迎公主。诏下公卿议，萧望之又表示反对，他说“乌孙持两极，无坚约”，建议征还少主。宣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汉不再与乌孙和亲。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萧望之升为御史大夫。五凤（公元前57—前54年）年间匈奴大乱，议者多说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乱举兵灭之。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等大臣问策于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如果“乘乱而幸灾”，“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他建议“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汉朝果然调兵卫护呼韩邪单于，平定其内乱。 这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宣帝称好，萧望之却表示反对。然而推行常平仓，“民便之”。丞相丙吉年老，宣帝对他甚为器重，而萧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称职。三公非其人，《汉书·食货志》。 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意思是，百姓穷困，盗贼未止，官吏无能，都因丞相不称职。宣帝因萧望之轻视丞相，就命几个官吏诘问他。萧望之知道不妙，免冠答对。宣帝从此对他不大高兴。 由太傅辅政后来丞相司直緐延寿上奏，告发萧望之对使者傲慢失礼，对丞相患病也不过问，还有擅作威福和贪财行为，触犯了法律，要求逮捕查办。宣帝于是指责萧望之“廉声不闻，傲慢不逊”，沾染污点，于五凤二年（公元前5年）左迁为太子太傅。 萧望之左迁后，黄霸、于定国等相继由御史大夫升为丞相。他却不得为相。做太傅时，以《论语》、《礼服》等教授太子。 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来朝见天子，诏公卿议接见礼仪。黄霸、于定国等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依次在下”。萧望之则认为、对待匈奴，应当尊重，“宜待以不臣之礼”。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客礼待之”。 甘露三年（公元前5年），萧望之主持石渠阁会议，评议诸儒对《五经》同异的意见2。 宣帝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病重，选择可以嘱托大事的大臣，把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召到宫中，任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周堪为光禄大夫，都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去世，太子即位，是为元帝。萧望之与周堪本以师傅受到尊重，现在多次宴见，参议国家大事。萧望之又推荐刘向，擢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元帝重视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信任并采纳他们的意见。 与弘恭、石显的矛盾以前宣帝不大重视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弘恭“善为请奏，能称其职”。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法”。他们与外戚车骑将军史高互相勾结，而与萧望之等对立。萧望之与史高“有隙”2，又“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3，打算建议罢免这伙人。他以为中书是为政之本，应当选用贤明之人，武帝因游宴后庭而任用宦者，这不是本朝旧制，又违古代不近刑人之义，建议罢免中书宦官，更用士人，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等的矛盾加深。元帝初即位，难于改革，议久不定，还将刘向调为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才士备用谏官，会稽人郑朋暗里打算附从萧望之，上书揭发史高、许章及其子的过错。周堪看过这个奏疏，建议让郑朋待诏金马门。郑朋当面吹捧萧望之，说萧望之如果兴周、召之业，他愿追随2《汉书·宣帝纪》。 《汉书·佞幸传》。 2《汉书·匡衡传》。 3《汉书·楚元王传》。 效力。萧望之对此奉承颇为乐意。郑朋还多次称颂萧望之，短毁史高，说许章、史高的过失。 被宦者势力迫害而亡自郑朋的不正之风暴露之后，萧望之就与他断绝来往，周堪也不予推荐任用。郑朋为此怨恨，倒向许、史，把说许、史事的责任推给周堪等人，说“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建议召见了郑朋。郑朋出外扬言说“我见，言前将军（萧望之）小过五，大罪一。中书令在旁，知我言状。”萧望之听到这个消息，就此问弘恭、石显。弘恭、石显担心萧望之亲自申诉，会交由其他官员查办，立即勾结郑朋及其同伙华龙，命二人告发萧望之等阴谋打算罢车骑将军及排挤许章和史高，等候萧望之休假之日，上奏皇帝。于是这事交给弘恭审问，萧望之率直地对话“外戚在位多奢**，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弘恭、石显上奏说“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离毁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召致廷尉。”意思是说萧望之等结党营私，要求法办。当时元帝初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便答应了弘恭等人的建议。后来元帝召见周堪、刘向，才知萧望之已关在狱里，大惊地说“非但廷尉问邪？”就此责备弘恭、石显，二人叩头认错。元帝说，把他们放出来照常管事。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出面对元帝说，皇帝新即位，就审查师傅，既然已经下狱，应该就此罢他的官。于是元帝下诏说，萧望之辅导我八年，没有什么罪过，把他及周堪、刘更生都罢官为民。而郑朋却当上了黄门郎。 过了几个月，元帝又下诏说，萧望之“导以经术，厥功茂焉”，赐爵关内侯，任为给事中。元帝还打算依靠萧望之用为丞相。恰巧这时萧望之之子散骑中郎萧伋为其父前事上书鸣不平，有司受理此事，反而上奏说萧望之本来有罪而不是他人诬告，现在他教子上书，失大臣之体，犯了不敬之罪，要求逮捕。弘恭、石显知道萧望之个性刚而不屈，上奏说萧望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不将他下狱，不足以解决他怏怏之心。元帝说“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石显等人说“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元帝于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石显等立即着手逮捕萧望之，并命执金吾派兵包围萧府。使者到了萧府，召萧望之。萧望之知道不妙，打算自杀，他的夫人加以阻止，以为这不是皇帝之意。他为此问门生朱云怎么对待。朱云是个好节之士，觉得不好对待，劝萧望之自己拿定主意。于是萧望之仰天叹道“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然饮鸩自杀。这时是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十二月。元帝得知消息大惊，拊掌大叫“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他罢食不吃，直掉眼泪，近侍人员也随之哀恸。于是召来石显等责问议论不审，石显等免冠认错，过后也就作罢。 元帝对萧望之始终追念不忘，不仅让其长子萧伋嗣为关内侯，还每年派使者去扫墓。 萧望之是当时的名儒，作风上尚算正派，政治上有一定见解。史称他“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似乎评价过高。他身为天子之师，官高位重，却斗不过两个中书宦者，即使有元帝关怀，也逃不脱石显等人的暗算。这个问题，扯不上什么儒法... 23 《汉书·王吉传》。 而近于迂，所以无能挽救世道习俗。班固评道“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2此评不无道理，但尚欠深刻。儒者往往能揭露矛盾，但大多无能解决矛盾。 2《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 第三节师丹多所建议师丹（？—3），字仲公，西汉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治《诗》，受教于匡衡。举孝廉为郎。 元帝末，为博士，免职。成帝建始（公元前32—前28年）年间，州举茂材，又补为博士，出任东平王太傅。鸿嘉四年（公元前7年），河水溢流，造成水灾，群臣对修堤与不修堤争议不休，结果不修，师丹等多次论说百姓可哀，朝廷才派使者去灾区抚慰百姓4。稍后，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认为师丹议论深博，廉正守道，大力推举。于是师丹被征召入朝，任光禄大夫、丞相司直。过了几个月，又以光禄大夫给事中，从此任少府、光禄勋、侍中，“甚见尊重”。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师丹为诸吏散骑光禄勋。是年十一月，成帝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以师丹为太子太傅。同时王莽为大司马2。刘欣即位，是为哀帝，师丹任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于是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不久，徙为大司空，辅政。 自成帝以来，外戚王氏已逐渐掌握朝政。哀帝刘欣为定陶王时，看到成帝将政事付托于外家，王氏权重，内心常常忧虑。自做了皇帝之后，打算对时政有所改革。他封丁、傅两个外家，而稍抑王氏之权。如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之子丁满为平周侯，封皇后之父傅晏为孔乡侯3；外遣曲阳侯王根于封地，罢免成都侯王況为庶人，又免去王根等人所推荐的官员4。师丹以师傅居三公之位，得到哀帝的信任。他以为哀帝处理政事猝急，上书说古时父死子承，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先帝去世不久，竟然封拜舅氏与后家，而放出王氏。频繁地发下诏书，变动政事，猝急而不慢稳。如今各地并不安定，阴阳失调。他向哀帝建议，多看多想，“不宜仓卒”。 提出限田法，议而不行师丹辅政时，看到土地兼并与贫富悬殊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极为严重，欲救社会之急，想出了个限田法。他向哀帝建议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哀帝把师丹的建议交给群臣议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师丹的建议，并向哀帝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办法“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3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师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4《汉书·沟洫志》。 师丹于永始三年（公元前4年）由少府为光禄勋，过二年迁侍中光禄大夫。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3参见《汉书·哀帝纪》。 4参见《汉书·元后传》。 没入官。”这对各个等级的人，都作了限田、限奴婢的规定。所谓“名田”，即以私人名义占有土地；名田若干，就是限田多少。 这种建议，算不得什么社会改革方案，只是权宜之计，对权贵和豪富“略为限”而已。但即使如此不能针砭社会弊病之议，居然也引起当时社会小小波动及部分权贵的反对。此议传开，顿时田宅与奴婢的价格下降，丁氏、傅氏等用事之外戚，董贤等隆贵之大臣，都感到“不便”，因为此议如果付诸实施，自然对于正在大肆兼并土地和追求奢侈的他们有点碍手碍脚。哀帝此时举棋不定，诏书“且须后”，即等待以后再办，于是限田、限奴婢之议“遂寖不行”。 因持异议而被罢官哀帝即位之初，称成帝之母王氏为太皇太后，称成帝的赵皇后为皇太后，而自己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都在定陶王国邸。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教养刘欣“至于**”。她知道成帝无子为嗣，通过向赵昭仪及帝舅骠骑将军王根行贿的办法，使刘欣得以立为皇太子2。因此，刘欣即位后，她自以为应当尊贵，“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3。这时，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引秦华阳夫人称太后之史例，建议“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即以哀帝生母为皇太后。师丹以左将军的身份和大司马王莽共同弹劾董宏，以为董宏“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犯了“大不道”之罪。哀帝因为刚刚即位，脚跟未站牢，羽毛不丰满，于是表示谦让，违心地采纳了王莽和师丹的意见，罢免董宏为庶人。傅太后闻知大怒，要挟哀帝必称其尊号，哀帝于是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乘机上奏，建议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等都不宜冠以“定陶”藩国之名，车马衣服及立官置吏也宜称“皇”之意，还应当为共皇立庙于京师。哀帝将此议交给群臣讨论，不少官员表示赞同，只有师丹表示异议。师丹认为，必须明尊卑之礼，正人伦之序。如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合乎“母从子、妻从夫之义”，打算将其车服与立官置吏，比同于太皇太后王氏，“非所以明尊卑无二上之义”；定陶共皇的号谥前已决定，也不必再改；今帝既然继承成帝，“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庙”。哀帝本欲通过这个行动树立自己的权势，以抑制王氏；而师丹却高谈阔论表示反对，实际上是倾向王氏，自然这对君臣之间有了隔阂。从此师丹逐渐不合哀帝之意。 适值此时有人向哀帝建议改革币制，说古代以龟贝为货，现在改用为钱，百姓因此贫困，应当改币才好。哀帝征询师丹的意见，师丹答对可改。哀帝将此案交给有司再议，都以为钱已用了很久，难以猝然变易。师丹因年迈健忘，忘了前之所语，后从公卿之议。又一次，师丹命属吏代写奏疏，属吏私自留下草稿，因而传了出去，丁氏、傅氏的子弟听到这个消息，派人上书告发师丹，说他一方面向皇帝上书言事，一方面让外人也得到其书。哀帝因此本节依据于《汉书·食货志》上。 《汉书·孔光传》。 2参见《汉书·外戚传》下。 3《汉书·傅喜传》。 问大臣有何意见，都答对说大臣奏事不应当漏泄，使吏民传写流闻四方。应当交付廷尉查办。于是事下廷尉，廷尉劾师丹犯了“大不敬”之罪。事尚未了，给事中博士申咸等人上书为师丹辩护，说他品行出众，积极言事，使人写书，漏泄之过不在其身；以此贬黜，可能众心不服。尚书劾申咸等人说，这些人以儒者身份受到重用，对师丹这样的国家重臣议罪处罚本是慎重的事，他们起初附会经义以为当治，一旦事已公之于众，又上书妄誉师丹，前后矛盾，实属“不敬”。哀帝降了申咸等人各二等，随即下了罢免师丹大司空之职的策书。策书上说三公是我的腹心大臣，应当起到“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的重大作用。我因不明，委政于您。近来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很多，灾害严重，百姓困苦流亡各地，司空之职没有尽到。您既不与我同心，何以率示臣下？我想到您“位尊任重”而不称职，但您曾为我太傅，未忍治理，已诏有司赦而勿治。马上交出大司空高乐侯印绶，免官归去。 尚书令唐林以为哀帝对师丹处治过重，上疏说，师丹为世儒宗，德高望重，亲傅于帝，位在三公，过失不大，而处治过重，京师有识之士都以为应当恢复其爵邑。哀帝采纳了唐林的建议，下诏赐师丹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师丹免官之后，哀帝采用朱博的建议，尊其祖母傅太后为皇太太后，其母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王氏及皇太后赵氏同样尊贵，“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又为其父共皇立寝庙于京师，仪式如同元帝。朱博迁升丞相后，又与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应将师丹免为庶人，复封董宏为高昌侯。哀帝同意。于是师丹废归乡里。 随外戚派系波动而沉浮平帝即位，王氏权势重新膨胀。新都侯王莽报告太皇太后王氏，发掘了傅太后、丁太后的墓，剥夺了她们的玺绶，更以庶民身份葬之，隳废了共皇庙。原来提议尊定陶共王为“皇”者泠褒、段犹等人都迁徙到合浦，又免高昌侯董宏为庶人。征师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元始三年（公元3年）二月2，太皇太后王氏下诏大司徒、大司空说褒有德、赏元功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定陶太后造称僭号，悖于义理。师丹为人忠节，分明尊卑，可谓社稷之臣。应根据“章有德、报厥功”之道，对他增加封赏。于是封师丹为义阳侯，赐以二千一百户。过了一个多月，师丹去世，谥曰节侯。其子业嗣侯，随王莽之亡而绝爵。 西汉自元、成以后，外戚权重，直接影响刘氏政权兴亡，也影响社会安乱，外戚丁氏、傅氏与王氏互相争权夺利，有派别之分，但无优劣之别，师丹与董宏依此倚彼，更为胜败，无足称道，不必褒贬。班固说“（师）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师丹与董宏的表演，确可悲啊！师丹限田之议，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不是个积极改革的良法，从当时限田之议一风吹的史实来看，且不论其主客观原因，就说当事者吧，哀帝不象个锐意改师丹为大司空“一年免”，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汉书·外戚传》下。 2参考《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赞》。 革之主，师丹也不是改革大家，最多只是个空想的小改良者。 第二十四章郑吉段会宗傅介子冯嫽郑吉、段会宗、傅介子、冯嫽是西汉中后期经营西域的人物。 第一节郑吉掌西域屯田郑吉（？—前49），西汉会稽（郡治吴县在今江苏苏州）人。起初在汉军中当士兵，多次前去西域，因而升为郎官。他为人“强执，习外国事”。自从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大宛之后，开始在西域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8年），郑吉以侍郎的身份被派遣到渠犁负责屯田，积蓄粮食，打算攻打车师。到秋收时，郑吉与校尉司马熹发动西域城郭诸队一万多人，自己带领的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破交河城（今吐鲁番西）。车师王躲在北边石城中，未曾捉到，适值军粮已尽，郑吉决定罢兵，回到渠犁屯田。秋收完毕，又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车师王听说汉军将到，往北逃走向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车师王与贵族苏犹商议，打算向汉军投降，又担心不见信任。苏犹教车师王攻取匈奴旁边的小蒲类国，劫掠其人民，然后投降于郑吉。匈奴听说车师王投降于汉朝，发兵攻打车师，郑吉带兵向北迎战，匈奴吓得不敢前来。郑吉就留下一个军侯及二十个士兵保卫车师王，自己领兵回到渠犁屯田。车师王害怕匈奴军队又去杀他，于是逃到乌孙，郑吉迎接车师王的妻子安排在渠犁。郑吉回朝报告，到了酒泉，有诏命他回到渠犁与车师屯田，增加积粮以安定西域，对付匈奴。郑吉回到西域，“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同时，开始调发三百士兵到车师屯田。据投降者报告，匈奴贵族都说“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果然匈奴派遣骑兵来击汉屯田者，郑吉就和校尉将渠犁的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全都调到车师屯田，匈奴又增调骑兵前来，汉屯田士少不能当，退守于车师城。匈奴贵族在城下对郑吉说“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几天就解了。后来常有数千骑兵往来守车师。郑吉上书报告“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公卿大臣议论，以为道远烦费，可以罢归车师屯田。诏命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开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匈奴骑兵退去，郑吉才从车师回到渠犁，共有三校尉屯田。汉朝立了故车师太子军宿为王，将车师国民迁到渠犁。车师王因得到汉军保护，不受匈奴欺压，“亦安乐亲汉”。后来汉朝置戊己校尉屯田，居于车师原来的地方。 始为西域都护郑吉因在渠犁与车师之功，升为卫司马，负责卫护鄯善西南方（塔里木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郑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此段情节与引文，据《汉书·西域传》。 盆地以南、昆仑山以北，所谓“南道”）各国的安全。 神爵（公元前—前58年）年间，匈奴内部矛盾严重，日逐王先贤掸打算投降汉朝，派人来与郑吉联系。郑吉当即发动渠犁、龟兹各国五万人迎接日逐王，日逐王部下一万二千人、大小头目十二人随郑吉到了河曲地区，有一些人逃亡，郑吉追杀了他们，于是带着日逐王及其部下到了京师。朝廷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郑吉因打垮了车师，召降了日逐王，“威震西域”，于是兼护车师西北方（天山以北，所谓“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是从郑吉开始的。汉宣帝为了嘉奖郑吉的功劳，封他为安远侯，下诏书说“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这时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 郑吉选择西域中心、土地肥饶的地方设立都护的幕府，治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同时发展屯田事业，“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开始从属于都护。 匈奴日逐王投降于汉朝，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标志着汉朝与匈奴势力在西域的消长。以往匈奴的势力很大，“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慰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自日逐王投降于汉朝，匈奴的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2。而汉朝自张骞始，至于郑吉，在西域发展壮大了势力，“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所以史称“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汉书·西域传》。 《汉书·西域传》。 2《汉书·西域传》。 第二节段会宗两任西域都护段会宗（前84—前0），字子松，西汉天水上邦（今甘肃天水）人。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任西域都护、骑都尉光禄大夫，西域各国敬重他的威信。任满三年，按例更换官吏而还朝，任为沛郡太守，继又徙为雁门太守。过了几年，坐法免官。因为西域各国上书要求他前去，所以阳朔（公元前24—前2年）年间又任西域都护。 谷永与段会宗友好，知道段会宗又任西域都护，怜悯其年老又远出，写书告诫说“足下以柔远之令德，复典都护之重职，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优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总领百蛮，怀柔殊俗？子之所长，愚无以喻。虽然，朋友以言赠行，敢不略意。方今汉德隆盛，远人宾服，傅、郑、甘、陈之功没齿不可复见，愿吾子因循旧贯，毋求奇功，终更亟还，亦足以复雁门之踦。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愿详思愚言。”大意是，您再任都护是件美事，但凭您之材，可以在朝取卿相之位，不必去西域勒功。既然远任，还望不贪奇功，任满即还，不要像在雁门时再次摔跤。远在万里之遥以保重身体为要。 段会宗到西域，各国都派子弟欢迎。乌孙小昆弥（小王）安日感念段会宗以往立他的恩德，打算远出迎谒，于是，他阻绝有些贵族的劝告，到了龟兹谒见段会宗。西域一些城邦小国都亲附于汉朝。康居太子保苏匿率领一万多人打算投降于汉朝，段会宗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朝廷派遣卫司马迎之于道。段会宗调发戊己校尉的部队随从卫司马接受投降者。卫司马对投降者不放心，要求他们都要自己綑绑起来，保苏匿对此怨恨，率领其众逃去。段会宗任满还朝，因擅自调发戊己校尉的部队而耽误了军用物资的调拨，有诏以将功赎罪论。又任为金城太守，因病免职。 建奇功于乌孙过了一年多，乌孙小昆弥安日被其国内贵族所杀，内部大乱。朝延征用段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前去安抚乌孙。段会宗立了安日的哥哥末振将为小昆弥，安定了乌孙的内乱而还朝。 当时，乌孙的贵族们对勇健的大昆弥（大王）雌栗靡都很畏服，告诫牧民不要进入大昆弥的牧区放牧，免得扰乱，所以“国中大安”。小昆弥末振将“恐为所并”，派人去刺杀了大昆弥雌栗靡。汉朝派遣中郎将段会宗前去与都护共同谋划，立了伊秩靡为大昆弥。不久，末振将死去，安日之子安犁靡代为小昆弥。元延（公元前2—前9年）初，汉朝又派遣段会宗调发戊已校尉各国部队，诛伐末振将的太子番丘。段会宗担心大兵进入乌孙，番丘会受惊逃亡而捉不住，就将调发的部队驻扎在垫娄，选择三个精干的壮士，每人持带强弩，直接到了昆弥的所在地，召见番丘，指责他说“末振将骨肉相杀，杀汉公主子孙，未伏诛而死，使者受诏诛番丘。”随即亲自执剑刺杀了番丘，番丘的部下惊恐而逃。小昆弥安犁靡带领数千骑兵包围了段会宗，3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段会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汉书·西域传》。 段会宗对他说明来意，并说“今围守杀我，如取汉牛一毛耳。宛王郅支头悬麜街，乌孙所知也。”意思是，如今你们杀了我，实是自取灭顶之灾。乌孙昆弥以下的人都很惊服，承认汉朝诛末振将之子理所应当。段会宗还朝报告办事经过，公卿大臣说他“权得便宜，以轻兵深入乌孙，即诛番丘，宣明国威，宜加重赏”。汉成帝对他赐爵关内侯，黄金一百斤。这时是元延二年（公元前年）。 末振将的弟弟卑爰疐本来参与谋杀大昆弥雌栗靡，这时带着八万多人归附于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两昆弥畏惧。汉朝又派段会宗前去安抚，与都护孙建共同研究对策，元延三年（公元前0年），段会宗病死于乌孙，终年七十五岁，西域一些小国都很怀念他，“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谷永劝告段会宗“因循旧贯，毋求奇功”，而段会宗偏要出奇，建功于乌孙；谷永嘱咐段会宗“万里之外以身为本”，而段会宗竟然死于乌孙。史称段会宗“为人好大节，矜功名”，是有根据的。 《汉书·西域传》。 第三节傅介子往使西域傅介子（？—前5），西汉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北）人，因为从军才当上了官。先是西域龟兹、楼兰都曾杀汉朝派去的使者，到了元凤（公元前80—前75年）年间，他以骏马监的身份要求出使大宛，受诏谴责楼兰与龟兹。 傅介子到了楼兰，指责楼兰王与匈奴勾结拦杀了汉朝使者，说“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楼兰承认错误，说“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傅介子到了龟兹，又指责龟兹王，龟兹也承认了过错。他去大宛，再到龟兹，龟兹报告“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傅介子就率领部下杀了匈奴使者。回到朝廷报告情况，任他为中郎，迁为平乐监。 谋刺了楼兰王傅介子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耳，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霍光说，龟兹的道路遥远，可以在楼兰试一试。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受命出发。 傅介子与部下都带了金币，扬言是要赠送外国的礼物。到了楼兰，楼兰王并不亲近他，他就假装离去，到了楼兰西界，让译员传话“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于是拿出金币给译员看。译员还报楼兰王，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就来会见使者。傅介子与他同坐饮酒，陈列财物让他看。酒喝醉了，傅介子对楼兰王说“天子使我私报王。”就是说汉朝皇帝派我向大王秘密报告。楼兰王相信了，起身跟着傅介子进入帐中密谈，两个壮士从背后刺楼兰王，剑刃穿出胸前，立刻死去。他的侍从人员都吓得逃散。傅介子宣告“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因此没有引起动乱。 于是傅介子带了楼兰王安归的头回朝廷报告，文武大臣都称赞他的功绩。昭帝下诏说楼兰王安归曾为匈奴间谍，拦杀了汉朝使者，发兵杀掠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批人马，以及安息、大宛等派来的使者，抢去汉朝使者带去的节印和安息、大宛所献之物，违背天理。平乐监傅介子持节出使斩了楼兰王安归的头，已挂在北阙，给予适当的报复，而不烦兴师动众。现在封傅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动手刺杀楼兰王的两个壮士都补为侍郎。汉朝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 傅介子倚仗汉朝声威，又有冒险进取精神，所以远至西域建功，结果封了侯。西汉自张骞始，多有这样的人，如郑吉、段会宗等等。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傅介子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汉书·西域传》。 第四节冯嫽冯嫽，西汉人。能史书，有办事能力。为解忧公主侍者。随从公主在乌孙时，常持节充任公主的使者，通好西域诸国。西域诸国敬信她，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 当时乌孙内乱，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杀了狂王，自立为昆弥。汉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带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穿井通渠，积居庐仓，准备去讨之。都护郑吉了解右大将与乌就屠相好，使冯嫽去对乌就屠说，汉兵方出，必见诛，不如降。乌就屠恐惧，说“愿得小号”。 冯嫽受到汉宣帝征召，报告了情况。宣帝派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使，送冯嫽出使西域。冯嫽锦车持节，诏乌就屠来到赤谷城，立元贵靡（解忧公主长子）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辛武贤因此不出塞而还师。 甘露三年（公元前5年），乌孙公主年老返汉，冯嫽也可能随之归来。 乌孙大昆弥元贵靡病死，其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势弱。冯嫽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朝遣之，士卒百人送行。冯嫽出使乌孙，果然使得星靡局势稳定。 冯嫽乌孙之行，使得乌孙内乱平息，得以安定；也成就汉朝遣使绥远，而不烦劳师动众。她是个具有外交才干的杰出的女性。 本节取材于《汉书·西域传》下。 第二十五章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增进汉和匈奴间的友好。 第一节出任单于匈奴内外交困呼韩邪单于（？—前3），名稽侯珊。他是公元前一世纪匈奴族的杰出人物。 自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之际汉朝与匈奴多次交兵，双方在兵力、物力上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都产生了和亲与友好的要求。当时，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常闹矛盾，在对汉政策上意见不一，有时欲和亲，有时又侵扰。汉对匈奴始终存有戒心，既愿和亲，又不忘边备。汉昭帝时，汉朝加强边防；匈奴侵扰而“少利”，便把矛头指向乌孙，声称欲得出嫁到乌孙的汉公主。乌孙公主向汉帝上书求救。宣帝即位时，乌孙昆弥又上书求救。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大发兵击匈奴，由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等五将带十余万骑进击，加之乌孙发动五万余骑由两边进攻，二十余万大军压到匈奴。匈奴闻知，吓得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损失很重，“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这年冬天，匈奴壶衍鞮单于自领万骑击乌孙，适值天下了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邻国又乘机袭来，“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马甚众。”加之兵民饿死又多。匈奴经过这一灾难，“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大为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再也无力对付汉军，而“欲乡（向）和亲”。汉之边境也就“少事”得安。地节二年（公元前8年），壶衍鞮单于去世，虚闾权渠单于立，这年匈奴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是后数年，匈奴与西域一些小国常发生战斗，而无能力侵扰汉境。同时，匈奴贵族内部不断发生权力之争。呼韩邪单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了单于的。 由左地贵族立为单于神爵二年（公元前0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他初立为单于时，贬黜了颛渠阏氏，颛渠阏氏便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右贤王去龙城赴会，颛渠阏氏告以单于病重，不要远去。过几天，单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各部贵族，未曾来到，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阴谋立右贤王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单于初立，对汉朝“复修和亲”，专力对内，将虚闾权渠单于时的当权贵人全部杀掉，又将虚闾权渠的子弟近亲全部免职，而任用颛渠阏氏的弟弟都隆奇，安置自己的子弟占据要职。稽侯珊是虚闾权渠单于之子，不得继位，投奔妻父乌禅幕。乌禅幕本是乌孙与康居之间一个小国的君主，因多次受到侵扰，便率领部属投降了匈奴，与匈奴贵族结了亲，仍然为其部属之主，居于右地。匈奴有些贵族以为日逐王先贤掸“当为单于”。日逐王先贤掸向来与握衍朐鞮单于有矛盾，此时便率领其部属数万骑归顺汉朝，受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匈奴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汉封为归德侯。握衍朐鞮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次年，握衍朐鞮又杀了先贤掸两个弟弟。乌禅幕对此提出意见，未被采纳，心里怨恨。稍后，左奥鞬王死，握衍朐鞮又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奥鞬王，因其年幼留在单于庭。奥鞬部贵族另立原奥鞬王之子为王，一同向东迁徙。握衍朐鞮派人带万骑追击，失败。握衍朐鞮为单于二岁，“暴虐杀伐，国中不附”。其太子与左贤王多次谗毁左地的贵族，左地贵族也都怨恨。又过一年，乌桓击匈奴东部姑夕王，掠取人民，握衍朐鞮恼怒。姑夕王恐惧，便与乌禅幕、左地贵族等联合起来，共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动左地兵四五万人，向西进攻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失败逃走，派人向其弟右贤王求救，右贤王恨其凶恶“不爱人”，不予援助。握衍朐鞮无可奈何，自杀身亡。都隆奇投奔右贤王处所，其部属全都投降了呼韩邪单于。这时是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 匈奴五单于相攻呼韩邪单于即位后，匈奴贵族之间的矛盾仍在发展。他归单于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收其流落民间的哥哥立为左谷蠡王，派人嗾使右地贵族杀右贤王。这年冬天，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向东击败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以其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留居于单于庭。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秋，屠耆单于使日逐王先贤掸之兄右奥鞬王为乌藉都尉，带二万骑驻屯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这时，西方呼揭王来与唯犁当户阴谋，共同谗毁右贤王，打算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就杀了右贤王父子，后来才知其冤，又杀了唯犁当户。于是呼揭王恐惧，随即叛去，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听到这个消息，就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藉单于。就这样，匈奴有了五个单于。屠耆单于亲自带兵东击车犁单于，使都隆奇攻击乌藉单于。乌藉、车犁都失败，逃向西北，与呼揭单于联合，拥兵四万人。乌藉、呼揭都免去了单于之号，一致尊辅车犁单于。屠耆单于听到这个消息，派遣四万骑分屯于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亲自率领四万骑西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失败，逃向西北。屠耆单于随即引兵奔向西南，留屯闟敦之地。 五凤二年（公元前5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于东方之兵，杀掠一万多人。屠耆单于闻知，亲自带领六万骑东击呼韩邪单于，行军千里，遇上了呼韩邪单于约四万兵众，接战起来。屠耆单于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楼头归奔汉朝。呼韩邪部下乌厉温敦与乌厉屈父子眼看匈奴内乱，也率领几万人南降于汉，受封为义阳侯与新城侯。这时，呼韩邪收纳了前来归顺的车犁单于，又捕斩了乌藉单于，随即又都于单于庭，势力有所增强，但部众还只数万人。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带了一部分兵力，到了右地自立为闰振单于，在西边。接着，呼韩邪单于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也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居东边。其后二年，郅支单于与闰振单于战斗，杀了闰振，掠取其众，又击败呼韩邪，都于单于庭。 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诏书中曾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这概述了当时匈奴的内乱、耗损与危机。寻找出路，是当时匈奴族人十分迫切的课题。 《汉书·宣帝纪》。 第二节积极与汉和好事汉与不事汉之辩论自呼韩邪单于败于郅支单于之后，深谋远虑的左伊秩訾王劝告呼韩邪称臣事汉，向汉朝求助，他认为只有如此，匈奴才得以安定。呼韩邪与各个贵族大臣商议，都以为不可，他们说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此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王不以为然，并申述己见。他说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如此，未尝一日安也。 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在事汉与不事汉这个问题上，匈奴各个贵族大臣相难很久。呼韩邪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思之再三，终于听从左伊秩訾王之计，决定引众向南靠近汉塞，派遣其子右贤王瞀楼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廷。这时是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呼韩邪朝汉甘露二年冬，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愿于次年正月到汉廷朝贺。汉朝对此十分重视，派遣车骑都尉韩昌负责迎接，调发所过七郡每郡二千骑兵，排列于来道两旁以示欢迎。甘露三年（公元前5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在甘泉宫朝见汉天子。事先宣帝诏有司议论接待规格，群臣以为汉对匈奴单于“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宣帝决定“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故呼韩邪朝见时，位在诸侯王之上，赞谒称藩臣而不名。汉宣帝赏赐他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把，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糓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派使者导引呼韩邪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于长平。宣帝自甘泉宿于池阳宫。宣帝登上长平坂，诏呼韩邪不必拜谒，让他的群臣可以列队观望，各族君长王侯欢迎者数万人，夹道排列。宣帝登上渭桥，众人都呼万岁。又置酒建章宫，以飨呼韩邪单于，并示以珍宝2。 汉匈和约甘露三年（公元前5年）二月，呼韩邪返回匈奴。他表示要留居于光禄塞下，遇有急难就自守于汉受降城。汉朝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带领一万六千骑兵，又发边郡几千士马，送他出朔方鸡鹿塞。并诏令《汉书·宣帝纪》。 2《汉书·宣帝纪》。 董忠等留卫呼韩邪，协助诛伐不服者，又运送去粮食，前后达三万四千斛，供给其食用。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奉献，汉朝待之也很优厚。次年，呼韩邪与郅支两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的使者格外有礼。再过一年，到了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正月，呼韩邪又入朝于汉，汉朝对他礼赐如初，还加衣一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二月，呼韩邪归国。汉因边郡有屯兵，故不再调发骑兵护送。 起初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归顺于汉，兵弱不能再返回，就带领部下向西，打算攻定右地。屠耆单于的小弟原来侍从呼韩邪，也奔向右地，收其两兄的余众得到几千人，自立于伊利目单于，路遇郅支单于，双方交战。郅支杀了伊利目，掠取其众五万余人。这时郅支闻知汉朝出兵出粮协助呼韩邪，就留居于右地，自度兵力不能敌，乃向西域进兵，击败了乌孙；又乘势北击乌揭，迫其投降，再向西击破坚昆，向北迫降丁零，并吞了三国。郅支留都于坚昆。呼韩邪于汉元帝初即位之时，又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等郡运送粮食二万斛以救其困。郅支单于自以道路遥远，又怨恨汉朝呼韩邪，遣使上书求回侍子。汉朝派遣谷吉护送，郅支杀了谷吉。 大约是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朝派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归呼韩邪的侍子，求问谷吉等人的下落，宣布赦免其罪，勿使他们怀疑汉欲讨伐。韩昌、张猛见到呼韩邪的民众很多，足以自卫，不畏郅支，而塞下的禽兽几乎猎尽。听说匈奴贵族大臣多劝呼韩邪北归，但呼韩邪担心北去之后难以约束。韩昌、张猛就与呼韩邪单于订立了汉匈盟约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今其世世子孙尽如盟。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及其贵族大臣都登上了匈奴诺水边的东山，刑白马，呼韩邪单于以宝刀刻金以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韩昌、张猛回汉朝报告，有些大臣以为他俩擅自作主，与夷狄诅盟，有损汉朝威信，不可允准，应该马上遣使前往匈奴，与呼韩邪单于解盟，还要治他俩“奉使无状”之罪。汉元帝以为他俩只是小过，有诏韩昌、张猛以赎论，不必解盟。其后呼韩邪便北归单于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 郅支单于既杀了汉使谷吉，自知有负于汉，又闻呼韩邪单于更加强盛，担心被袭击，便向康居逃亡。其部众多冻死于道，剩下三千人到了康居。后来（建昭三年，公元前3年）郅支被汉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发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兵所诛灭。 呼韩邪单于闻知郅支被诛的消息，且喜且惧，向汉元帝上书说“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入朝于汉，受到的礼赐和当初一样，所得衣服锦帛絮比黄龙时加倍。这时呼韩邪单于亲自提出娶汉女为妻而为汉婿的要求。汉元帝乃以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字昭君）赐与他为妻。汉朝因此觉得边境安宁有望，于是改元为“竟宁”。呼韩邪娶了王昭君，号其为宁胡阏氏，“宁胡”是使匈奴得以安宁之意。汉匈双方都对这次和亲感到高兴。 呼韩邪单于在位二十八年，于建始二年（公元前3年）去世。 参见《汉书·西域传》上。 呼韩邪单于评论呼韩邪单于身处匈奴乱世，积极与汉朝改善关系，定和亲之好，汉朝也主动与匈奴订立盟约，这不仅使呼韩邪单于得以巩固政权和统一匈奴，促使汉匈双方得以安宁；也促使汉匈保持和好达六七十年之久；而且还促使汉在西域威信的提高及与各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历史记载说“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这说出了匈奴与汉朝在西域势力的消长，反映了呼韩邪“朝汉”对历史所发生的重大影响。 《汉书，西域传》上。 第二十六章刘向刘歆扬雄刘向、刘歆、扬雄同是西汉末年笃学之士，而政治和学术倾向各异。 第一节刘向、刘歆的政治生活刘向屡劾权宦。二度入狱刘向（约前77—前），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时更名向，汉楚元王刘交的玄孙。 刘向十二岁时，其父刘德保任他为辇郎。成年时提升为谏大夫，后又任为郎中给事黄门，升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汉元帝初即位时，刘向被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推举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皇帝左右。四人同心辅政，讨厌外戚许氏、史氏在位放纵，尤其愤恨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打算报告皇帝罢退之。但还未报告而走漏了消息，遂被许氏、史氏和弘恭、石显等告了一状，刘向与周堪被关进监牢，萧望之被罢了官。 这年自然界有地震等异常现象。宣帝觉得萧望之、周堪、刘向等人受了冤屈，打算重新启用，任为郎中。刘向通过其外亲，向皇帝上书，为萧望之等鸣冤叫屈，要求罢退弘恭、石显，而重用萧望之等。他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矛头指向专权的外戚与宦官。这书奏了上去，弘恭、石显知是刘向所为，请求皇帝考问奸诈。刘向又被关进狱中，后被免为庶人。接着，萧望之被诬、自杀。 汉元帝悼念萧望之，提升周堪为光禄勋，加以信用。永光六年（公元前43年），刘向见周堪等人在位，盼望自己得以信用，便上封事谏说，大谈灾异之变与政事得失相关，矛头直指当今“谗邪并进”的宦官。石显见到其书，与许氏、史氏等更加怨恨刘向等。当年夏寒，日青无光，他们便借此说是周堪等“用事之咎”，诬陷周堪与刘向等“谋毁骨肉”，建议“勿令典事”。元帝将周堪等人下放为地方官。刘向的期望落了空。 以后，元帝虽又重新任用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但石显为中书令主管尚书之事，周堪很少见到皇帝，办事取决于石显之口。适值周堪患瘖疾而死，石显诬陷是张猛所害，逼具自杀。刘向为此大为伤感，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等，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他被废黜达十余年之久。 刘向极论外戚当权之害成帝即位，石显等伏法，刘向才又得以进用，为中郎，主管三辅灌溉之事，随后又升为光禄大夫。这时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都封为列侯。刘向上《封事》，极论外家当权之害。《封事》中，引用大量历史事实，以申其说。 《封事》首引古事说“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宁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歆传》、《扬雄传》。凡引上传者不另作注。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尹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封事》继引秦事“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雎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雍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封事》继称“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 《封事》又继称外戚王氏之事说“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室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封事》最后指陈“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早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机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机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刘向的封事书使成帝为之感动，但并无办法，只有任刘向为中垒校尉。 元延年间（公元前2—前9年），异常现象屡见，星孛东井，岷山崩坏，还有日食。刘向对此颇生恶感，产生了一些想法，又上奏，说历来天象与人事相应，“天命信可畏也”，“神明之应，应若影响”。近来灾异多见，“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建议崇刘氏，诛数奸，并要求成帝接见，以便“指图陈说”。成帝果然召见刘向，“然终不能用”。 刘向一生很关心刘氏宗室的命运。史书记载他“数言公族（指刘氏宗室）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指外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又记载他“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颂宗室，讥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 但正因刘向关心皇族而讥刺外戚，就必然遭到外戚的忌嫉与排挤。据说皇帝多次欲用刘向为九卿，然总得不到王氏居位者及大臣的，故终不得提拔。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多年，七十二岁去世。 刘歆在政治上与刘向的异趣刘向的儿子刘歆，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他年轻时因通《诗》、《书》，能属文被成帝召见，因大将军王凤不同意任他为中常侍而改任为黄门郎。刘向去世后，刘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即位初期，刘歆由大司马王莽推荐，任侍中太中大夫，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又领校《五经》，完成其父未竟之业。后因写《让太常博士书》，指责诸儒专己守残和党同伐异的政策，与执政大臣有了矛盾，又被众儒所谤，出京任河内太守。后又转为涿郡太守。过了几年，以病免官，又起用为安定属国都尉。 哀帝去世后，刘歆受到执政者王莽的重视，他俩早年同为黄门郎，有一段旧交情，现在由王莽任为右曹太中大夫，升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元始五年（公元5年），刘歆与陈崇等十二人受命“治明堂，宣教化”，被封为红休侯。 平帝时，王莽玩弄权术，欺上压下，“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刘歆趋附王莽，而“典文章’，是王莽的笔杆子。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正月，王莽改国号，封拜大臣。刘歆为国师、嘉新公，与太师王舜、太傅平晏、国将哀章，号称“四辅”，居上公之位。刘歆为了与王莽拉关系，将己女许配王莽之子，结成了亲家。 刘歆与甄丰、王舜等同为王莽的心腹，参与一些阴谋篡权与吹捧活动，故得到重赏而“并富贵”。但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反对王莽者四起，刘歆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于是对王莽三心两意。当王莽篡位时，刘歆等内心恐惧，流于形色。王莽有所察觉，大为生疑，先发怒于甄丰，逼得其自杀，刘歆之子刘歆受牵连被处死，“牵引公卿亲党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王莽末年，社会矛盾更为严重，赤眉军、绿林军给予王莽政权以严重打击，王莽统治集团内部日益分裂，刘歆估计王莽必败，大祸且至，又怨恨王莽杀了其子，乃与卫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合谋，准备劫持王莽，去投降绿林军。正待机举事之时，被人告了密，董忠被杀，刘歆与王涉皆自杀，谋反事宣告失败2。刘歆死时为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刘歆掌管过儒林、史卜等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其义被班氏删取于《汉书·律历志》中。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据此量器的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3.547，世有“刘歆率”之称。刘歆文章，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 《汉书·王莽传》上。 《汉书·王莽传》中。 2此段情节依据于《汉书·王莽传》中、下。 第二节刘向、刘歆的学术活动刘向、刘歆在政治上的各异，在学术上也有所反映，但他们父子在学术上基本是子承父业。 刘向、刘歆的神学思想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激荡三十年最新章节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在经学上，刘向治《春秋榖梁传》，参与石渠阁讲论，刘歆治《左传》，坚持立《左传》于学官。《榖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左传》属于古文经学。从经学派别来看，父子二人是对立的。 古今典籍的校雠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刘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们分成六类，由他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班固在《律历志》里没有明文写出这一点来。《王莽传·赞》说王莽是“余分闰位”。这是东汉人的说法，应与《三统历谱》的精神不同。 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他作了这个工作约二十年之久，刘歆在他死后奉命完成了未竟之业。刘歆把父亲的叙录，按照典籍的分类，分别概括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成为《七略》一书2。刘向的叙录后来别辑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依现存《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七略》的材料来看，刘氏父子在思想上，第一，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先秦评论学术流别者，多以学术思想接近的学者并举，不称学派。孟子和韩非始并称“杨墨”或“儒墨”。司马谈始区别六家，加以评论。刘氏父子增六家为十家九流，作为诸子一类。另外又分诸子以外的典籍为五类。他们把皇家藏书定为六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多篇。他们在总的分类上是按着皇室进行统治的需要来安排次第的。六艺、诸子和诗赋都是属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书属于武备，列于其后。术数和方技，或在统治上起补充作用，或与生活上有联系，就放在最后。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分类，在思想本质上反映了皇权思想。但这毕竟在学术分类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典籍的具体分类、典籍的保存和检寻上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刘氏父子注意了学术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对各家各派作出了评述。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各种学术、各个学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论其短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们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好象是给了诸子一定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认诸子的现实影响下为儒术独尊提出了历史的根据。第三，刘氏父子称《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始终”，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他们肯定数术各家能测吉凶、候善恶。这又是神学思想的表现。 在技术上，刘氏父子创造了大规模校雠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于后来所谓“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它们的始祖。同时《七略》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成为学术史的主要的表达形式。 看起来，刘氏父子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华贵外衣下掩遮着虚弱的贫困的思想。这是他们父子学风上的特点。班固称赞他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赞语表明了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刘氏学风的很好的继承人。刘向、刘歆父子还续补了司马迁书，未传于世。刘向采摘先秦旧事及汉初遗文，撰《新序》、《说苑》二书，又撰《列女传》，这是记载妇女史事的第一部专书。 2见《汉书·艺文志》，并参考《隋书·经籍志》。 第三节扬雄辞赋和讽谏扬雄（前53—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后期著名的学者。 扬氏的祖先曾仕宦为官，由北方迁往南方。扬雄祖上有个名叫扬季的，官至庐江太守，在元鼎（公元前—前年）年间避仇溯江而上，到了岷山南面的郫县住了下来，有田一百顷，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扬季至于扬雄，五世都是单子独传，所以扬雄这支扬姓在蜀中独一无二。 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究明指义，博览群书。口吃，不能剧谈，沉默好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 扬雄初好辞赋，欣赏司马相如之赋“弘丽温雅”，每作赋，常模仿其形式。又觉得屈原文过于司马相如，以至为世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读其文未尝不流涕。以为君子得时则安步徐行，不得时则如龙蛇蛰伏，遇不遇乃命中注定，何必自沉。他拾取《离骚》之文而反之，自岷山投于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扬雄四十多岁时，自蜀游至长安，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又向朝廷推荐，成帝召扬雄待诏承明殿。元延二年（公元前年）正月，随从成帝上甘泉宫，写了《甘泉赋》，描述甘泉宫似上天的紫宫，游幸者车骑众多。还朝后奏上，以讽谏游幸奢侈。三月，成帝率领群臣东渡大河，祠汾阴后土，又游览龙门、华山等处，追观前代遗迹，思欲步古遗风。扬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写了《河东赋》，还而奏上，劝谏当今从实际做起。这年十二月，扬雄随从成帝打猎。他以为古时二帝三王的宫馆苑圃“才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故“国家殷富，上下交足”；近世武帝广开上林苑，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他担心后世不能认真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故作《校猎赋》以为讽谏。这时任为黄门郎，与王莽、刘歆共事。 元延三年（公元前0年）秋，成帝想要向各族头领夸耀所畜禽兽之多，发动许多百姓入南山捕捉各种动物，用槛车运载至长杨射熊馆，把动物用网圈起来，命令胡人赤手空拳进圈捕捉，成帝亲临观看这种活动。这一捕兽活动，使得百姓耽误了秋收。扬雄曾随成帝到过射熊馆，了解这种情况后，写了《长杨赋》，借用翰林为主人，子墨为客卿，通过主客问答，而寓讽谏之意。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匈奴单于来书要求于次年正月来京朝贺。哀帝问公卿大臣如何处置。有人主张拒绝，以免耗费财物。匈奴使者告辞，还未走时，扬雄上书谏说现在匈奴单于上书要求朝贺，本朝不许而辞之，汉与匈奴从此产生矛盾。多年以来汉朝一直争取与匈奴和亲，自呼韩邪单于与汉朝和亲之后，两族关系一直和好，这是可贵的。“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家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哀帝顿时领悟，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其来朝，使汉匈和好继续维持下来。 著《太玄》扬雄经历一段人情世故之后，由喜好辞赋转向研究哲学。他淡于利禄，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有人嘲笑他“以玄尚白”，著作而不得禄位。他为文辩解，号曰《解嘲》。他说，当今是庸夫钻营禄位之时，而自己不愿赶这种时髦，自甘淡泊而写《太玄》。《解嘲》中所写“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吞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政治有些不满。 有人认为《玄》道太深，众人所不喜好，扬雄又为文辩解，号曰《解难》。他说，“宏言崇议，幽微之途”，难为俗人所了解。“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燿八纮；泰山之高不嶕峣，则不能浡滃云而散歊烝。是以《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妙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欤！”意思是说，道深而知者少，曲高而和者寡，但总会有知音者的。《解嘲》与《解难》，都是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作的。 当成、哀、平之世，王莽、董贤都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扬雄三世没有升官。到了王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得封侯升官者很多，扬雄不得封侯，因耆老转为大夫。他“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故专心于著述。 王莽本以符命自立，篡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歆又玩弄献符命之事。于是王莽生了疑心，严加诛除，受牵连者也全都收捕。这时扬雄校书天禄阁，闻知治狱使者来收捕，害怕不能免祸，就从阁上跳下，几乎跌死。王莽听到这个消息，说“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派人密问原因，原来是刘歆曾向扬雄学过古文异字，而扬雄实不知刘歆献符命之事。所以王莽下诏不予追查。有说扬雄曾作《剧秦美新》以谀王莽。 扬雄于天凤五年（公元8年）去世，终年七十一。 形式的模仿和内容的创新扬雄的著述，除上面提到的《法言》、《太玄》及《甘泉赋》等以外，还有《方言》、《训纂篇》及其它赋、箴之作。《方言》记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资料。《训纂篇》，是续《苍颉篇》而作。他的文集，早已散佚，明人辑有《扬子云集》。清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等四卷。 据说，刘歆见扬雄贫困而著《太玄》，曾对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此段情节与引文，取之于《汉书·匈奴传》下。 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复酱瓿也。”意思是，《太玄》不能谋禄利，不会为世人所重视。扬雄对刘歆之言笑而不应。当时只有桓谭以为扬雄学识“绝伦”，其书“文义至深”，必传于后世。 扬雄著述，好模仿，但不是没有新的内容。他模仿司马相如之赋，用以讽谏最高统治者游乐与奢侈，而不宣导**；模仿《易经》而作《太玄》，以玄作为万物的根源，论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而不好言阴阳灾异；模仿《论语》而作《法言》，舍弃诸子，独尊儒教，但不取性三品说，而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恶人”2，以强调人的自我修养的必要性。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 《太玄·玄图》。 2《法言·修身》。 第二十七章王莽王莽以外戚身份盗窃汉家天下，建立了短暂的新朝。 第一节篡窃帝位的历程虚誉和高官王莽（前45—23），字巨君，新皇朝的建立者，在位十五年（9—23）。 王莽的祖先，原为战国时期齐田氏，因汉初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文景时，王氏处于东平陵，武帝时徙至魏郡元城委粟里。王莽的祖父王禁，少时学法律于长安，为廷尉史，自此以长安为家。王禁生四女八男，其中，次女政君，为元帝之后（称元后），生子成帝。成帝时，元后诸兄弟多任官封侯，只有王曼早卒未及封侯2。王莽乃王曼之子，元后之侄。他的堂兄弟因是将军列侯之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而他因父早死未侯，“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少时受儒家教育，“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侍奉母亲及寡嫂，抚养孤兄子，都很周到。又结交英俊，侍奉父辈，符合礼仪。阳朔（公元前24—前2年）年间，王凤患病，王莽侍候甚恭。王凤临终时，推荐王莽任黄门郎，王莽于是走上了仕途。 过了几年，王商及一些名士称誉王莽，成帝便于永始元年（公元前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在此前后，王莽又被连续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这时“宿卫谨敕”，“节操愈谦”。常以车马衣裘“振施宾客”，交结名士与公卿甚众。所以公卿推荐，游士谈说，“虚誉日隆，倾其诸父矣”。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三十八岁时升任大司马。这时，王莽“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请一些贤良为掾史，所得赏赐分给下属，而自己非常俭约，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犹如僮仆。王莽为大司马一年，成帝去世，哀帝即位（公元前7年），外戚丁、傅用事，王莽乃退位，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 哀帝于元寿二年（公元前年）去世，九岁的平帝即位，元后临朝称制，以王莽为大司马。王莽自元寿二年再为大司马至于身亡，掌握政权达二十四年之久。 翦除异己，笼络亲党王莽辅政头六七年（公元前—公元年），一意攫取大权。他输政伊始，立即翦除了丁、傅势力，“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从而除之。同时，拉拢名儒孔光及其婿甄邯，为其所用。他怕其叔红阳侯王立在元后面前搬弄是非，就让孔光上奏王立“旧恶”，从而遣放王立回到封国。因王莽颇有胁持上下的手腕，于是“阿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还有甄寻、刘棻、崔发、陈崇等爪牙也得到信用。 王莽的权欲只要有所暗示，党羽便承其旨意而行动。起初，王莽讽益州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王莽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2以上情节，参考《汉书·元后传》。 令塞外蛮夷献白雉，群臣便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要求赐予王莽安汉公的称号。于是拜王莽为太傅，号安汉公。王莽想要元后交出政权，讽公卿奏言“太后不宜亲省小事”，又使元后下诏说“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于是王莽处理一切大事，“致密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王莽曾自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他这种献田及让财的行为不止一次，因而赢得了美誉，吃小亏占了大便宜。于是公卿“慕效”之。每有水旱之灾，王莽便素食。 嫁女以为后，杀子以固权王莽想以女配帝为皇后，“以固其权”。上书建议选美女入宫。于是有司报上众女之名，其中多有王氏之女。王莽担心众女与己女争，就说“身无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元后乃下诏勿采王氏女。而党羽领会其意，建议说“愿得公（指王莽）女为天下母。”于是选了王莽之女。不久，王莽之女做了皇后。 陈崇勾结文人张竦写了一份歌颂王莽功德可比周公的奏章，建议“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公卿方议此事，适值吕宽事起。起初，王莽通过元后，将帝母卫姬及帝舅卫宝、卫玄等排挤出京师。其子王宇深怕平帝长大后怨恨，与卫宝通书，教他设法还京。王莽不同意。王宇与妻兄吕宽等人私下商议，用迷信的手段想令朝廷归政卫氏。但吕宽夜间在王莽门第上洒血时被发觉逮捕，在狱中自杀。王莽奏请杀了儿子王宇，宇妻因怀孕待产后才杀。王莽因此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杰素非议己者，还株连敬武公主（元帝之妹）、梁王立、红阳侯立、平阿侯仁，逼其自杀。“死者以百数”。王莽还为此写书，宣扬治子之罪乃公而忘私，以戒子孙；其爪牙还奏请以此书发行全国，令学官以教授，使官吏能了解此书旨意。 吕宽案件结束后，王舜又重提陈崇之建议。爪牙们煽动“民上书者八千余人”，都要求照陈崇建议办。于是元始四年（公元4年）四月，拜王莽为宰衡，位上公。王莽还刻了“宰衡太傅大司马印”，高踞于公卿之上，出入威仪与众不同。 粉饰太平，夸张功德这时，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召经学人材，及懂得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之人。“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一异说云。” 群臣奏请加赏王莽。元后同意，诏议九锡之法。元始五年（公元5年），官民因王莽不受新野田之赐，“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要求加赏王莽。王莽上书说，自己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常恐不能称职，现在天下“治平”，乃元后之德，同列之功，非自己之能，拒绝加赏。但他还是受了九锡，权势大异于群臣。王莽曾于元始四年派遣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观览风俗”。元始五年秋，陈崇等八人还朝报告，说天下风俗“齐同”，还“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王莽“奏定著令”。他又奏“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夸饰太平。 同时，王莽为了夸张功德，派遣中郎将平宪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平宪顺其意奏说，羌豪良愿等种一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王莽趁此上奏元后“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愿等复举地为臣妾，昔唐尧横被四表，亦无以加之。”大大吹嘘一番，并奏请设西海郡。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郡。徙者以千万数，于是“民始怨矣”。 受金匮而即帝位乐陵侯刘庆上书说，现在皇帝年幼，应当让王莽“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都说应该如此。这时平帝病了，王莽作策，愿以身代，藏策于金縢，置于前殿。这是诈依周公为武王请命而作金縢的故事。不久，平帝夭亡，要选继位者。这时元帝世绝，王莽恶宣帝曾孙数十人都已长大，不便于摆弄，便在玄孙中选了个最小的子婴，年仅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实际上是便于控制。 这时有人奏说武功长孟通浚井得到一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从此演出了符命的闹剧。王莽让公卿向元后报告，元后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从中斡旋，向元后解释说这事阻挡不了，王莽不敢有其他想法，“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元后无可奈何，只好应许，诏令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于是群臣奏请王莽摄政“皆如天子之制”，并于次年改元“居摄”。不久，王莽便以子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 居摄元年（公元年）四月，安众侯刘崇鼓动刘氏宗室起而反对王莽，从者百余人，进攻宛城，不得入而败。天下反莽自此始。刘崇的族父刘嘉诣阙请罪，获赦，乃奏颂王莽功德，骂刘崇为乱，而肯定王莽对刘崇镇压。王莽大为高兴，封刘嘉为帅礼侯。这时群臣又说，刘崇谋逆是因为王莽“权轻”，应提高王莽的权位才能镇服全国。于是元后命令王莽进见她时自称“假皇帝”。 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义，讨伐王莽，响应者众，达十余万人，指向长安。王莽恐惧吃不下饭，昼夜抱着孺子婴祷告，仿效《大诰》写了一份策书，说明现在摄位将来当返政于子婴之意。同时派遣王邑等将前去镇压翟义，数月告捷。王莽大喜，居摄三年（公元8年）置酒未央宫白虎殿，劳赐将帅，大行封赏，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于是“封者高为侯、伯，次为子、男”，赐爵关内侯者凡数百人。王莽镇压翟义后，自以为威德日盛，获得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矣”。这年王莽母死，王莽“意不在哀”，而想的是服制规格高低。刘歆与博士诸儒阿意，说王莽服母丧应当“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 这年广饶侯刘京等人奏符命，伪造“摄皇帝当即真”等把戏，说是天意所归。于是王莽对元后说我向您报告时，自称“假皇帝”；而我号令天下，天下向我言事，就不必言“摄”了。十一月，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以应天命。这时官民都知道王莽奉符命的旨意，爪牙们开始认真议论和建议，王莽“即真”提到日程上来了。 哀章是个素无行而好为大言的学子，他猜准了王莽心思，做了个铜匮及两张封书题签，一张题签上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一张题签上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中说王莽为真天子，元后照天意行事。还在书中把自己姓名摆在辅佐之列。他在黄昏时身穿黄衣把铜匮送到高庙。王莽闻知，立即到高庙拜受金匮神嬗。于是王莽登上真天子之位，定国号曰“新”，改元始建国。接着，策命孺子婴为安定公。读策毕，王莽亲执孺子婴手，流涕歔欷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盛命，不得如意！”孺子婴下殿后，随即被幽禁起来。王莽按照金匮书名封拜辅臣，制造金匮的哀章被封为国将、美新公。同时，策命百官之职责，如典诰之文。 第二节改制及其失败王莽称帝前后七八年间（公元7—4年），主要是改制。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在此背景下，掌权的王莽力图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而着手于改制。 王田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颁行了王田制的诏书，指出古时行井田制，国给民富，秦汉以来破坏了井田制，土地兼并严重，“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提出了王田制方案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所谓王田制，实质上是个均田的制度。这是针对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打算做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以缓和阶级矛盾的土地制改革的方案。这种王田制，是从书本上学古代的井田制，想解决现实的土地问题，是托古改制，比之师丹的限田政策还有过之。但经过几年，到了始建国四年（公元2年），中郎将区博提议，井田制废之已久，不可复行，现在“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王莽也明知实行起来困难，乃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这实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协，听任土地买卖，而宣告王田制中废。 奴婢政策王莽在颁行王田制诏书中，指责买卖奴婢有违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而规定“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这是承认奴婢为人而不是牲畜，通过禁止买卖而加以限制的奴婢政策。但到了始建国四年，王莽在宣布土地可以买卖的同时，也令“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新奴婢政策也废止了。稍后，天凤四年（公元7年）王莽下令“三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这是为了搜刮钱财，但也寓有限制奴婢之意。五均六筦王莽为了限制商贾兼并及物价波动，于始建国二年（公元0年）定了五均六筦政策。所谓“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五均司市师的工作，一是定时评定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原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平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王莽说，搞五均六筦，是为了“齐众庶，抑兼并”。他下令六筦的诏书还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农田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贾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六筦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富商大贾的投机兼并活动，以保证人民生活生产所需，也是为了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六筦之设，王莽虽依托于“先圣”，实际上多继承于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稍加变通而已。在当时政治的情况下，五均六筦是官吏从中渔利和剥削人民的工具，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改变币制及其它西汉自武帝以来，通行五铢钱。王莽则四次改变币制第一次，居摄二年（公元7年），于通行的五铢钱外，另铸三种新币“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三种都是高值货币，只有五铢钱是低值。而每种货币的含铜量相差并不甚大，于是“民多盗铸”，造成货币混乱。第二次，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令废止五铢钱及错刀、契刀等币，另铸小钱，重一铢，值一，与大钱并行，为大小二种货币。但这两种货币的重量与币值关系也不合理，故有私用五铢钱及盗铸的现象。第三次，始建国二年，王莽为了使货币轻重大小各有差品，重新发行货币，总名“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货币，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百姓愦乱，其货不行”的后果。王莽强制推行，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犯法者众。王莽只好恢复小钱、大钱二品。第四次，天凤元年（公元4年），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这次改变币制较为合理些。但因屡次改币，币制极大混乱，“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犯法者多，不可胜行”，因犯法及株连而没为官奴婢者“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从而加深了人民对王莽的怨恨。 此外，王莽还改变朝廷与地方的官制与官名，频繁地更改地方行政制度及名称，甚至一个郡更了五次名，弄得官民都记不清楚，公文上还得附写上旧名。还设五等爵，大行分封，但因“图簿未定，未授图邑”，有些诸侯只是虚封。还新定吏禄制度，分明等级，多少不等，但因制度烦碎，“课计不可理”，官吏往往得不到俸禄，于是“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贿赂以自供给”。这又加重了百姓的灾难。 王莽在民族关系上也捣鬼。他无理地侵侮各族，贬降各族的王为侯，引起各族的不满与反抗。王莽随又加以征讨，更加侮辱对方，如改称高句丽为“下句丽”，改称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于是破坏了汉与各族的友好关系，特别是破坏了汉匈和亲，断绝了汉与西域的交通，发动了几次战争，造此段情节，参考《汉书·食货志》下。 2《汉书·食货志》下。 《汉书·食货志》下记为天凤元年，《汉书·王莽传》下记为地皇元年，兹从《食货志》。此段情节，参考《汉书·食货志》下。 成重大损失。 改制失败的主观原因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客观原因而言，当时存在政治，官风败坏，政敌作对，豪富反抗等情况。就主观原因而言，班固在《王莽传》中是这样指出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lt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贿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乡。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 班固说出了王莽改制失败的主观原因（）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只用心于定制，而不着力于兑现，故改制多停留在纸面上。（2）王莽改制往往“讲合《六经》之说”，尽管他也针对时弊，但不无儒家教条的本本主义。（3）所用官吏乃原班人马或阿谀奉承之徒，多非干才，而善于为非作歹，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4）王莽因阴谋而篡权，故防备臣下效法，“畏备臣下”而操纵一切，独木自然难支大厦。（5）王莽专权，其臣下受信用者可以上下其手，被疑忌者则“为奸寝事”，故政事不理。（）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吹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少。这些，都与王莽本质上是个贵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书生性格分不开。他了解一些时弊，也想解决社会矛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并不精明干练，而显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懊丧的丑态。如此王莽，改制岂有不败之理！ 第三节在农民起义中垮台农民起义王莽改制失败后的十年（公元4—23年），一直处在熊熊烈火之中。西汉后期，不断出现农民起义。王莽掌权后，农民起义有增无减。天凤元年（公元4年），因王莽用兵，不顾百姓苦难，“三边尽反”。次年，北方受难百姓“起为盗贼”。天凤四年（公元7年），吕母起义于山东。从此四方不断出现大规模起义。 吕母起义后，王莽派遣使者前去宣布大赦，使者还京如实报告“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王莽听了大怒，罢了这个使者的官。有人顺从王莽旨意，说“民骄黠当诛”，又说“时运适然，且灭不久”。王莽听了大喜，就提升其官。同年又有瓜田仪起义、绿林起义。 这年八月，王莽亲自到南郊，监督铸造威斗。所谓威斗，是以铜及其他原料合铸，像北斗。王莽妄想以此压胜众兵。 天凤五年（公元8年），以费兴为荆州牧，朝见时，王莽问到任的对策。费兴回答说“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几可以解释安集。”这本是说老实话，想办老实事，以安定民众。可是王莽听了大怒，罢了费兴的官。 这年樊崇起义于琅邪，游击各地。因其作战将眉毛涂成红色作为标志，称为“赤眉军”。王莽调兵前去镇压，不能取胜。 天凤六年（公元9年）春，王莽见起义军众多，便玩迷信把戏，下令改元，布告天下，宣传应合符命。又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打算以此欺骗百姓，“销解盗贼”。民众都嘲笑他愚妄。 当赤眉军日益发展之时，匈奴又来侵扰。王莽准备先击匈奴，调兵遣将，召募壮丁，征发囚徒及官私奴婢，名曰“猪突脪勇”，充当精锐部队。又搜刮官民财物，勒令各级官吏保养军马。一些狂妄之徒乘机献策出招，欲往上爬。“素有智略”的大司马严尤建议，匈奴问题可以放一下，先应付“山东盗贼”。王莽听了大怒，罢了严尤的官。 镇压失败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见四方“盗贼”众多，一方面，为了镇压，而扩大军事编制，朝廷设前、后、左、右、中大司马，各州牧号大将军，郡县长官为偏将军、裨将军、校尉。另方面，为了表示自安，而能建万世之基业，下令建筑宏伟的九庙，穷极百工之巧，“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万数”，更增加了矛盾。 地皇二年（公元2年），绿林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三辅地区义军群起。王莽忙于应付，还大量地征粮调兵，打算征讨匈奴。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官军，作战无能，而放纵掠夺，使得百姓“重困”。王莽派人招降起义者爪田仪，瓜田仪写书表示投降，但未出而死。王莽抓住此事大作文章，为瓜田仪起坟墓，造祠堂，赠谥“瓜宁殇男”，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招降其他起义者，“然无肯降者”。 王莽这时心神不宁，寻求精神安慰，既玩弄符命，破坏汉庙，喜欢女色，又猎奇求仙。有人说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王莽就令造华盖，置于四轮车上，六马驾车，三百个力士穿戴黄色衣冠挽车，车上人击鼓，挽车者呼“登仙”。王莽出行，令华盖车队导引。官民窃窃私言“此似软车（载尸车），非仙物也。” 这时有个小官上书说，四方民众因饥寒穷愁起，常思岁熟就还乡种田，并不想夺取政权。意思是说，王莽并不了解起义民众的思想，对策有错误。王莽大怒，将他定了诬罔之罪而关进监牢。还因此下诏责备官吏，严令捕诛起义军，并说“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于是群臣恐惧，不敢说实话，不敢言起义情状，不得擅自发兵，因而起义军越加发展。 关东有个小地方官田况，颇有对付起义军的办法。他对王莽说应当选择良吏，申明赏罚，积粮守城，迫使起义军瓦解；现在调兵遣将，“郡县苦之，反甚于贼”。他建议“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王莽畏忌此人，不仅不采纳其策，反而派人监视其兵，夺了他的兵权。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王莽派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带十余万大军出征，亲自送出都门，寄予平乱的很大希望。可是这支部队“所过放纵”，闹得地方鸡犬不宁。当时关东民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不久，官军与赤眉军在成昌大战，廉丹战死，王匡脱逃。这时绿林山一带发生了疫病，起义者死伤很多，绿林军便分兵转移，有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三支队伍，很快发展壮大起来。王莽派遣孔仁、严尤、陈茂等前去就地募兵，以镇压起义者。但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接着，派遣国将哀章去协助王匡。又派遣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将兵十余万驻守洛阳，大司马董忠训练军士，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职。 这年十一月，东方天空出现彗星。王莽多次召太史令问吉凶，一些术数家都荒谬地答对，说“天文安善，群贼皆灭。”王莽听了，稍稍得到一点精神安慰。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春天，绿林军各支部队大有发展，杀伤几万官军。三月，绿林军将领王常、朱鲔等共同推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改元更始。王莽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恐惧。但他表面上装作镇静，染了须发，立所选淑女史氏为皇后，举行迎亲大典。他一方面整日与一些方士在后宫考验方术，放纵**乐；一方面还作政治上的挣扎，诏令各路兵马进剿起义军，又派遣隗嚣等七十二人分赴各地宣布赦令，妄图招降起义群众。隗嚣等人出京，全都逃亡。 昆阳惨败四月，绿林军继占领宛城之后，又攻下了昆阳、郾、定陵等县邑。王莽闻知大为恐惧，立即派遣王邑赶往洛阳，与王寻结合，调发各地兵马，号称“虎牙五威兵”，并大力调拨物资支援军队。六月，王邑、王寻纠集精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从洛阳出发，前往宛城，经过昆阳。这时绿林军守着昆阳。王邑、王寻得到严尤、陈茂前来会合，纵兵围困昆阳，想一口吞下。严尤以为，更始帝在宛城，当先取宛，取了宛城，各城自然而定。王邑以为，百万之师，所过当灭，才是快事。于是围城数十重。严尤建议，让被围之军逃出，“以怖宛下”，王邑不采纳。昆阳城中的绿林军商议对策，留下一支千人的队伍守城，由刘秀出城组织援军。刘秀调动郾、定陵等地的援军来救昆阳，自己亲率一千多人作前锋。王邑、王寻知起义军人数不多，轻视而不认真对待。绿林军勇敢奋战，无不以一当百，首战获胜。在累捷之后，刘秀又率三千敢死队员进捣官军的中坚，大败敌人，杀了王寻。昆阳守军也乘势出击，内外夹击官军。官军溃逃，自相残踏。这时刮大风下大雨，城外的河水高涨，败逃的官军淹死好多万。王邑与几千人脱逃到洛阳。昆阳之战，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王莽以沉重打击。关中闻之大惊，各地起义更壮大起来。 长安传说王莽鸩杀了汉平帝。王莽心受刺痛，召集百官于王路堂，打开他为平帝请命金滕之策，一边哭泣，一边让群臣看，还让张邯宣传他的德行与符命之事。 在这局势急变之时，王莽集团发生动摇与分化，卫将军王涉、大司马董忠与国师公刘歆密谋出路，打算劫持王莽去向更始皇帝投降。董忠又与握有兵权的孙伋密谋。孙伋归家，变了脸色，吃不下饭，向其妻陈氏吐露了真情，陈氏以告其弟陈邯。七月，孙伋与陈邯向王莽告密。结果董忠遇害，刘歆、王涉都自杀。 神昏而挣扎王莽内外交困，更是不信臣下。召来王邑，本来说是传位，到京后则任为大司马。他忧闷吃不下饭，只是饮酒，吞吃鳆鱼。读军书疲倦，便伏几而睡，不再就枕安眠。他迷信方术，窘急时便玩这种把戏。派人破坏渭陵（元帝陵）、延陵（成帝陵）园门的罘罳，说“毋使民复思也。”又派人以墨涂抹了陵垣，改变其颜色。他梦想这样一搞，刘氏就不能复兴，而由他永久统治了。 这年秋天，绿林军乘昆阳大胜之势，兵分两路，一路攻取洛阳，一路攻进关中，指向长安。王莽更加忧愁，不知如何才好。他自知必败，带了群臣到南郊，陈说符命之事，仰天而言“皇天既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捶胸大哭，气短力竭，伏地叩头。又作千余言的告天策，自陈功劳。还鼓励几千儒生为其悲哀及诵其策文。他明知将亡又不愿死。 王莽命九个将军带领北军几万人东征，把他们的妻子关在宫中作人质。 这时宫中有黄金六十匮，每匮万斤。京都各部门都有很多钱帛珠宝财物。王莽非常爱惜，而给九个将军的官兵每人四千钱。军士深怨，毫无斗志。结果九个将军大败，死的死，逃的逃，只有三个退保京师仓。 途穷身亡罘罳门外之屏。《释名·释宫室》“罘罳在门外。罘，复也；罳，思也，臣将入请事，于此复重思之也。” 绿林军步步进逼，官军很多倒戈，长安已被包围。王莽大赦城中各监狱的囚徒，给予武器，杀猪饮血，对他们发誓“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但囚徒们怀恨在心，很快倒戈。 十月初一早晨，绿林军由宣平门冲入城中，与官军激战。黄昏时，各官府衙门都跑个精光。第二天，绿林军在群众下攻打皇宫，呼喊“反虏王莽，何不出降？”放火焚烧皇宫。王莽避火到了宣室前殿，手执威斗席地而坐，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但他多日未吃饭，此时已有气无力。 初三日清早，群臣扶着王莽上车，到了渐台。渐台是在池中。王莽欲凭池水阻挡绿林军，还怀抱符命和威斗。大小官员一千多人随从。王邑昼夜指挥战斗，疲惫已极，士兵死伤殆尽，逃到渐台来保卫王莽。绿林军冲进宫中，喊着“反虏王莽安在？”有个美人出房说“在渐台。”于是绿林军将渐台重重包围。双方以弓弩相射，矢用完了，便短兵相接。王邑等人都已战死。王莽躲入室内。傍晚，绿林将士攻到台上，杀死不少官员。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取了他的绶。校尉公宾就割了王莽的头。义兵分裂王莽的尸体，争相杀者几十人。 初六日，绿林军许多将领会于长安。将王莽的首级呈送更始皇帝，悬于宛市，百姓掷击之，有人割吃其舌。不久，官军将兵死的死，... 24 《东观汉记·光武纪》。 刘玄政权覆灭之日，正是刘秀势力发展之时。刘玄初都洛阳时，任命刘秀为司隶校尉，先到洛阳，整顿官府文书。继以刘秀行大司马持节过河，招抚河北诸州郡。刘秀于更始元年十月“持节渡孟津，镇抚河北，安集百姓”。所至之处，“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邓禹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刘秀深以为然，“与定计议”。 当刘秀北至真定（今河北正定南）时，有个卖卦的卜者王郎，诈称是汉成帝之子，由刘林与赵地豪强李育、张参等拥立为天子。他们一面派兵遣将攻占城邑，一面发布檄文招抚州郡，幽州、冀州各地“皆望风响应”。更始二年，刘秀以王郎势力强盛，乃自真定北走蓟城（今北京市），又南奔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东北），渡嘑沱河至信都（今河北冀县一带），得到信都太守任光的，乃发信都郡县兵攻克堂阳（今河北新河县西北）等地。冀州豪族刘植、耿纯等各率宗族子弟相随，众至数万人；并征发所据郡国的材官、骑士为兵，北向攻克中山之卢奴（今河北定县），南向攻克常山之真定、元氏（今河北元氏县西北）、房子（今河北高邑西）等地，大破王郎大将李育所部大军于柏人（今河北内丘县东北），然后集中精锐围攻邯郸。上谷（郡名，属幽州，今河北怀来一带）太守耿况、渔阳（郡名，属幽州，今河北密云一带）太守彭宠派遣部将吴汉、寇恂率兵前来助战。更始二年五月，攻克邯郸，斩王郎。 平定王郎后，刘玄封刘秀为萧王，令其属部南归。刘秀以河北未完全平定为借口，拒不接受南归的诏令。这时，更始政权土崩瓦解，割据势力纷纷拥兵自立，刘永据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公孙述据巴蜀，李宪据淮南（今安徽寿县一带），秦丰据黎丘（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张步据北海（今山东益都一带），董宪据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一带），延岑据汉中（今陕西汉中一带），田戎据夷陵（今湖北宜昌一带），或称王，或称帝。各地起义军，除赤眉军而外，河北地区有铜马等数十支起义军，共数百万人。 平定河北各地刘秀击破王郎后，便积极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向河北地区各支起义军发动进攻。首先，派遣大将吴汉调发幽州、冀州十郡兵，在这年秋天大破铜马军。高湖军、重连军来援，亦为所败，余部被迫归附刘秀。刘秀收编铜马等起义军后，势力大增，众至数十万，故当时人以“铜马帝”称之。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刘秀又率领大军攻歼尤来、大抢、五幡诸路农民起义军。于是，河北地区义军主力被刘秀消灭殆尽，河北地区亦尽归其所有。 刘秀称帝刘縯、刘秀兄弟起兵舂陵时，早有帝制自为之心，因而与刘玄之间存在着争夺帝位的矛盾。其后刘縯被杀，刘秀虽满腔悲愤，但以势力孤单，只得隐忍不发，缪为恭顺。到了吞并河北义军之后，“跨州据土，带甲百万”，遂公开与更始政权决裂，于建武元年六月在鄗（今河北高邑）称帝，改元建武，建立起东汉政权。同年七月，赤眉军进军关中，立刘盆子为帝；九月攻《东观汉记·光武纪》。 破长安，更始政权宣告灭亡。 第二节光武帝的帝业统一政权的重建东汉政权建立后，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首先是扫荡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然后集中主力镇压赤眉军。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阳。这年十月，刘秀由河北至洛阳，遂定都于此。建武二年（公元2年）春天，邓禹率部到达关中地区，趁赤眉军撤离长安到扶风（今陕西兴平）的时机进入长安。不久，赤眉军复还长安，击败邓禹军，迫使其撤出关中。但这时赤眉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关中地区的豪族地主结成营垒，负隅顽抗；另方面，关中又接连发生灾荒，粮草供应非常困难。赤眉不得已再度撤离长安，决意引兵东归。不料在东归途中陷入汉军的重围之中。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邓禹屡战败绩，乃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代邓禹总统诸军；又命邓禹率军与冯异会合，在崤山（今河南渑池以南）一带布防，狙击赤眉军。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之役，赤眉军大败，损失八万余人。余众十余万人南走，在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附近陷入重围。光武“自将征之”，赤眉忽遇大军，非常惊震，乃遣刘恭乞降。 镇压农民起义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从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年）之间，陆续消灭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建统一的刘汉封建政权。 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集权于尚书台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2，“三公之职，备员而已”3。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唐六典》。 2《后汉书·仲长统传》。 3《后汉书·仲长统传》。 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提倡儒学，表彰气节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注意民生，与民休息第一，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后汉书·光武帝纪》。 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 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病逝于洛阳南宫，终年六十三岁，在位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葬于洛阳城北之原陵。 光武帝评论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在昆阳之战中，他知人善任，中兴二十八将大都拔擢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 光武在战争中所以能够克敌制胜，还在于他注意讲求策略，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在统一战争中，善于采用政治攻势，如宣布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用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势力。他还注意整饬军纪。早在他担任更始政权的将军时就注意约束部下遵守军纪，这就有利于取得更多的。 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汉书》作者范晔论曰“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马光也说“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他们对于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的政绩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光武晚年，虽因迷信图谶，宣布图谶于天下；光武中元二年人口为4，279，34户，2，007，820口，较之建武初年将近增长一倍。《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 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在封建帝王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这些评论，对于评价汉光武帝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评光武帝说“这个以南阳豪强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虏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42—43页，人民出版社979年版。第三节汉明帝汉明帝刘庄（28—75），初名阳，后改名庄，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年十二封东海公，不久，进爵为东海王，年十六立为皇太子。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帝病逝，明帝继位，时年三十。第二年改年号为永平。 明帝即位后，勤于政事，“乙更尽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3。在位期间，“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4，继续奉行光武帝在位时期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 继续加强皇权，整顿吏治明帝继承光武帝抑制外戚、大臣（包括功臣）权势的政策。《东观汉记》说“初，世祖闵伤前世权臣太盛、外戚预政。汉家中兴，唯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无权臣。外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势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贵者裁家一人备列将校尉，在兵马官充奉宿卫阖门而已。自皇子之封，皆减旧制”；“总揽盛权，权不借下”。对于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外戚、大臣严加惩处。比如护羌校尉窦林系大司空窦融亲属，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永平二年（公元59年），窦林坐欺君罔上、贪赃枉法罪下狱论死。明帝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下诏切责融，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就第养疴”2，亦被罢官。后来，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杀；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可见明帝对于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控御极严，一旦犯法，从严治罪，决不因其官职高、地位亲近而加以宽贷。于是，群臣震恐，朝廷肃然。 明帝还注意整顿吏治，对地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察和黜陟。明帝即位之初，下诏“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从慎重选举官吏着手，对吏治进行整顿。永平九年（公元年）又“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规定出对地方官吏的考察黜陟制度，每年进行一次。在选官用人上，明帝严令杜绝权门请托。他的姊妹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 明帝还能纳谏，听取逆耳之言。比如明帝大起北宫，尚书仆射钟离意建议停工，立即得到采纳。他还下令废除度支日（每月初一至初六日）不受章奏的旧制，以便远方来京臣民随时诣阙奏事。 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明帝统治时代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2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明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3《东观汉记》卷二。 4《东观汉记》卷二。 《太平御览》弟九十一引《东观汉记》。 2《太平御览》弟九十一引《东观汉记》。 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民。他即位之初，即下诏“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永平三年（公元0年）诏令“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永平二年（公元59年），“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皆除之。”永平九年（公元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诏郡国死罪囚减罪”。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诏令“滨渠下田赋与贫民，毋令豪右得专其利。” 明帝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百姓怨叹”。明帝乃令著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明帝提倡节俭，宫廷生活不尚奢侈，皇后“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一时之间，上行下效。 因有以上各项政治经济措施，东汉政局更加稳定，社会经济文化也得以发展。故史称永平之世，“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出击北匈奴，再经营西域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明帝积极经营边疆，与北匈奴争夺西域。光武帝统治时期，因忙于恢复社会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无力经营边疆，对西北地区暂时采取羁縻政策。到了明帝永平末年，国势强盛，明帝乃改弦易辙，变过去的消极羁縻为积极经营。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派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率兵驻屯凉州，以为经营西北的准备。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明帝命窦固、耿秉等分四路出击北匈奴。窦固率军出酒泉，大败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守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并遣假司马班超等率所部吏士三十六人，先后在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击败亲匈奴势力。“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耿秉等率领大军再次击败北匈奴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后，复置西域都护、戊已校尉于龟兹（今新疆库车）、车师（今新疆吐鲁番），恢复汉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班超之功，得到了明帝的首肯。 继续崇尚儒术、谶纬神学明帝继承了汉武以来外儒内法的传统，在政治上注意吏治，执法严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故史称“帝尤任文法”；又称其“追踪宣帝”，“善刑理，法令分明”。 明帝少习儒业，从名儒桓荣学习经学，“十岁通《春秋》”，“治《尚书》，备师法，兼通九经，略举大义，博观群书，以助求学，无所不照”。即位后，仍然好学不倦，极力推崇儒术，提倡尊孔读经，曾经多次召集太子、诸王、文武大臣及知名儒生共同讨论儒家经义，有时还亲临参加，亲自主讲；对于谶纬神学尤为重视，亲自主持谶书纬书编写工作，以谶纬解释经义。“帝尤垂意经学，删定拟议，稽合图谶亲自制作五行章句。”他还亲自到曲阜，“幸孔子宅，祠祀孔予及七十二弟子；并亲御讲堂，令太子、诸王说经”。在明帝的大力提倡下，“是时学者尤盛，冠带搢绅游辟雍而观化者以亿万计”。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明帝病逝于洛阳东宫前殿，在位十八年，终年四十八岁。临终遗诏“无起寝庙”，“无得起坟”，“扫地而祭”，“省送终之礼”，一切从俭。葬于洛阳城西北之显节陵，谥号孝明，庙号显宗。汉明帝评论明帝是东汉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薛莹《汉纪》对他极力称赞，说他“及临万几，约身率礼，恭奉遗业，一以贯之，虽夏启，周成继体持统无以加焉”。华峤《后汉书》一方面称他“中兴以来追踪宣帝”。另方面又含刺地说“夫以钟离之廉法，谏诤恳切，以宽和为首，以此推之，亦难以德言者也。”意谓其稍欠宽和。范晔《后汉书》评汉明帝，也有这个意思。 执法严明，严于驭下是汉明帝加强皇权、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并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但执法过严，以致发生冤狱，如楚王刘英案件株连而死者竟达数千人之众，这是明帝政治之累，范晔《后汉书》所谓“弘人之度未优”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后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大体沿袭范史的观点。 第四节汉章帝汉章帝刘炟（5—88），明帝第五子，永平三年（公元0年）立为皇太子，年方四岁。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病逝后，章帝即位，时年十九岁。即位第二年建年号为建初（7年—84年七月），后来又改元元和（84年八月—87年七月）、章和（87年八月—88年），在位十三年。 继续与民休养生息章帝在位时期，继续奉行光武帝、明帝之世所推行的发展社会生产、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其一，奖励垦荒，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苦农民，并减轻田租、徭役，贷与或给与粮种、田器，或为雇人耕种。如建初元年“诏以上林池籞赋与贫人”；元和元年“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算赋）三年”；元和三年诏“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与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其二，轻徭薄赋，减轻刑罚，招抚流民。史称章帝即位后，“平徭简赋”，多次下令减免田租徭役，如即位之初即下诏“勿收兖、豫、徐三州田租刍稿，以其见谷赈给贫人。”元和二年下诏“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令诸怀孕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建初八年下诏“减徭费以利饥民。”同时还下诏减轻刑罚“决狱断刑，多依矜恕，条诸重文可以从轻者四十一”；“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息事宁人，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另外，还下诏招抚流民归还本乡从事生产，如建初元年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人方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 其三，注意整顿吏治，饬令地方官吏勉劝农桑。章帝继续奉行前朝注意整顿吏治的政策，诏令“有司慎选举，进柔良，退贪冒”，奖励廉吏，严惩贪官；并饬令地方“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顺时令，理冤狱”。指出“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以“勉劝农桑”、增加农业生产作为地方官吏的首要任务。 经过上述各项具体措施，东汉社会生产持续上升，正如《后汉书》所说“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由此政局也持续出现稳定局面。 继续经营西域正是在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的基础上，章帝继续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经营。章帝即位之初，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朝廷曾有过争论。杨终、第五伦等以为“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工频年服役，转输烦费，陛下宜留念省察。”意思是要退缩。牟融、鲍昱等则以为征伐匈奴，屯戍西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章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域，是先帝所建，“不宜回异”。杨终又以“光武绝西域之国”为理由加以反驳。章帝采纳杨终等的意见，下诏罢戊己校尉及都护官，征还班超。但西域疏勒，于阗诸国苦留班超，“互抱超马脚不得行”。班超见恢复西域大业功败垂成，乃于建初五年（公元80年）上疏朝廷，反复陈述经营西域的利害得失，请求增兵。并建议与乌孙和亲，“遣使招慰，与共合力”。疏奏之后，章帝“知其功可成”，乃放弃前议，派遣平陵人徐干为假司马率兵千人赴西域，后又派假司马和恭等将兵前往，俱受班超节制。在东汉朝廷的下，班超等依靠西域各地人民击败了亲匈奴势力，“威震西域”，丝绸之路由此复通。至和帝初年，遂明令恢复西域地区行政机构建置。 白虎观会议章帝还遵循光武帝、明帝时代崇尚儒术的政策。史称章帝“少宽容，好儒术”2，即位以后，重用儒臣，提倡儒术。建初四年（公元79年），采纳了校书郎杨终的建议，诏朝臣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由班固等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巡幸鲁地，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从此，儒家谶纬神学在当时思想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 放纵外戚窦氏章帝在防止外戚专权方面则未能继承父祖遗训，而启后来外戚专权之端。章帝即位之初，尚书陈宠建议“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章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然凡事从宽，则近于纵容，流弊更甚，其结果，一是影响吏治，“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二则助长了贵族官僚特别是外戚的骄奢**佚、专横跋扈。章帝宠信窦后，窦后兄弟窦宪等“恃宫掖声势”，横行霸道，甚至“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章帝虽然“召宪切责”，但“不绳其罪”，以致后来章帝去世后，窦宪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怙势，以致“朝臣上下莫不附宪”2，开东汉时代外戚专政之先例。司马光对于章帝之纵容窦宪曾加以评论说“章帝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是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他指出这无异于“放纵”。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章帝病逝于洛阳章德前殿，终年三十一岁，葬洛阳城东南郊之敬陵，庙号肃宗。 明、章二帝为政的异同得失明、章二帝统治时代是东汉皇朝臻于富强的极盛时期。他们所奉行的各项政策，对于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故可以说他们都是东汉时代继光武帝之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班超传》。 2《后汉书·章帝纪》。 《后汉书·陈宠传》。 2《后汉书·窦宪传》。 后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历代史学家都对他们予以肯定，然而肯定的角度则有所不同。大抵明帝以严明著称，章帝则以宽厚著称。范晔《后汉书》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薛莹《汉纪》也说章帝“除苛法，蠲禁锢，抑有仁贤之风矣！”范、薛二家只见明帝持法过严之弊，而未见章帝持法过宽之失。袁山松《后汉书》则说“孝章皇帝弘裕有余，明断不足，闺房谗惑，外戚擅宠，惜乎！若明、章二主损有余而补不足，则古之贤君矣。”2这种评论，比起上述范、薛二家所云，似乎较为确切些。 《太平御览》卷九十一。 2《太平御览》卷九十一。 第二十九章邓禹寇恂冯异光武帝重建汉室，佐命功臣之著名者有邓禹等三十余人。汉明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祜（或作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脩、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因是外戚，没有计入。邓禹为功臣中之首是没有问题的，有东汉诏令为证；但邓禹以下的名次并不一定是以功名高下为顺序。据中华书局版《后汉书》卷二十二校勘记云“按云台二十八将排列次序，原作一行，故首邓禹，次马成，次吴汉，次王梁。汲本则作两行排列，王先谦谓当以汲本次第为正，今从之。又按《通鉴》胡注云‘云台功臣之次，以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祐、祭遵、景丹、盖延、铫期、耿纯、臧官、马武、刘隆为一列；马成、王梁、陈俊、杜茂、傅俊、坚镡、王霸、任光、李忠、万脩、邳彤、刘植、王常、李通、窦融、卓茂为一列。’后人误认横行为纵次，将上下两列，先奇后偶，硬相排比，列为一行，遂失范书之旧，惟汲本不误。”所以如果以功名高下为排列顺序，则排为二列比较合乎实际，前列次第应在后列之前；但亦有不完全正确之处。兹将中兴功臣中比较重要、事迹也比较详细的邓禹、寇恂、冯异、岑彭、贾复、吴汉、耿弇、祭遵、铫期、王常等十人的事略概述如次，分列三章，其余从略。 第一节邓禹善于画策邓禹（2—58），字仲华，生于汉平帝元始二年，荆州南阳郡新野县（今属河南）人。王莽元凤二年（公元5年），年方十三岁的邓禹在熟读诗书颇通经义之后，为了求学深造，不远千里来到了京都长安。在长安游学的数年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八岁的同乡学友刘秀，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后来他竟成为光武帝建立帝业中最亲信最得力的功臣，被称为“元功之首”2。邓禹才识过人，少有知人之明。王莽末年农民战争爆发后，绿林军将领拥立刘汉宗室刘玄为帝，建元更始。绿林豪杰们以邓禹青年有为，通晓文韬武略，争相荐举；但邓禹深知刘玄庸碌无能，不肯答应。更始元年（公元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克长安，推翻王莽统治。十月，刘玄自南阳北上，建都洛阳（第二年迁都长安），但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政令所及，仅限于洛阳、长安、南阳一带，其他广大地区则处于分崩离析状态，既有起义的农民军，又有割据的地主武装，还有一部分王莽政权旧官吏仍在行使管辖职权；尤以同洛阳近在咫尺的河北地区形势最为严重，光是不相统属的农民起义军就有铜马、青犊、五幡、五校、五楼、尤来、大枪、枟乡、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富平、获索等数十支，众达数百万人。所以更始政权建立不久，立即派遣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名义持节北渡黄河，抚慰河北各州郡。邓禹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渡河北上追赶刘秀，追到邺城（今河北磁县南）才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邓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2《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诏。 得相见，促膝谈心，为之出谋画策。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更始政权腐朽无能，群臣争权夺利，不能成大事，劝说刘秀“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刘秀对刘玄的所作所为本来不满，又怀有帝制自为之心，所以对邓禹的献策深表赞同，“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止宿于中，与定计议”。从此，邓禹成为刘秀帐下参与决策的最亲信的谋士。邓禹不仅是一位善于运筹帷幄的谋士，而且他还是一员勇于冲锋陷阵的将军。由于能文能武，故能出将入相，在平定河北、河东和建立东汉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平定王郎的战役中，刘秀自蓟至信都，派遣邓禹征发数千人，令自将之，别攻拔乐阳。后来，邓禹又随刘秀击王郎横野将军刘奉，大破之。在进攻河北农民军的战斗中，邓禹奉命与盖延等击铜马于清阳，延等先至，战不利，还保城，为铜马军所围。禹遂进与战，“大破之”；又从刘秀追铜马军至蒲阴，“连大克获”。 邓禹不仅能将兵，还能发现将才，举荐将才。当时任使诸将，多访于邓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所以在“北州略定”中，他不仅是有定策、荐贤之功，也在征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秀在略取河北地区的过程中，采纳了邓禹罗致人才的建议，任用了不少有才能的谋臣武将，故势力发展很快。平定了河北，取得了河内郡。刘秀以河内险要富实，欲选择诸将中可以守河内的人才，询问于邓禹。邓禹说“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于是，刘秀乃拜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 平定河东这年冬天，樊崇率赤眉军自颍川（今河南禹县）分两路入关进攻长安。 刘秀预料赤眉军必破长安，欲乘机兼并关中，考虑自己先经营山东，而授邓禹“以西讨之略”。乃拜其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的部将。邓禹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与赤眉军首领樊崇同名）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引而西”。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率领所部攻破箕关（在今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南），进入河东（今山西西南部一带），围攻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达数月之久。在安邑以南击败前来解围的更始大军数万人，斩更始大将军樊参。六月，驻守洛阳的更始大将王匡、成丹、刘均等又率十余万大军渡河攻邓禹，邓禹军应战失利，骁骑将军樊崇战死。诸将恐惧，劝邓禹退走，邓禹不听，整军再战。第二天早晨，王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无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之。王匡等皆弃军逃走，邓禹遂定河东。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充分显示出邓禹的军事才能。捷报传至河北后，光武大悦。此时，光武已在鄗邑（今河北高邑县东）即位，使使者持节拜禹为大司徒，封为酂侯。对其“谋谟帷幄，决胜千里”、“斩将破军，平定山西”的功绩深加表扬。这时，邓禹方二十四岁。 《后汉书·寇恂传》。 进出关中邓禹攻破王匡后，继续西进。从汾阴（今山西河津县南）渡过黄河攻克夏县（今陕西韩城县南），又在长安东北的衙县（今陕西白水县北）击败更始左辅都尉公乘歙所部十万之众。这时，赤眉军攻克长安，关中混乱，百姓听说邓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邓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邓禹部下诸将皆劝他乘胜进攻长安，邓禹以为，其众虽多而能战者少，而且军粮不足。既无积蓄，又无馈运，而赤眉军新破长安，财粮充裕，势不可挡。莫如驻屯长安外围，略取长安以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就粮养士，坐以待变。于是乃引军北至栒邑（今陕西旬邑附近）。 刘秀以邓禹久不进兵，下令催促。邓禹仍坚持己见，自驻北地大要（今甘肃宁县），督率诸将攻略北边各郡，同时征兵征粮，而令部将冯愔、宗歆留守栒邑。冯愔为了争权而杀掉了宗歆，并出兵反击邓禹。后来这场叛乱被平息。同时粮食也开始缺乏起来，军士们皆以枣菜为食。继而在长安附近又为赤眉军所败，被迫退至高陵（长安东北）。 正当处境困难之际，光武令其东还，诏书说“赤眉无谷，自当来东。 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建武三年春，邓禹率骑将军邓弘等引兵东归，行至华阴（今属陕西）以东，与征西大将军冯异相遇。冯异正率领所部自洛阳经弘农（今河南灵宝）西进关中，在华阴地区已与东归的赤眉军相峙六十余日。邓禹自以未完成攻占关中的使命，有负刘秀的重托，便和邓弘一起要求冯异同他们一道共攻赤眉。冯异以为赤眉军尚有较强的实力，不如等待时机，与光武部署在渑池附近的大军东西夹击，一举歼灭赤眉军。邓禹、邓弘急于成功，不听冯异的劝阻，向赤眉军发动了进攻。赤眉军采取了诱敌之计，“弃辎重走，皆载赤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之，军溃乱，吏士散已尽”。邓禹率领残余二十四骑逃奔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向光武请罪，引咎辞职，缴还大司徒、梁侯（原封酂侯，建武二年改封梁侯）印绶，光武给予免官留爵处分。过了几个月，又起用为右将军。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光武命邓禹率将军邓晔等击破割据汉水流域的延岑，军威重振。 功臣之首建武十三年（37年），东汉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邓禹以功更封为高密（今山东高密县西）侯，食邑达四县之多。其弟邓宽亦因邓禹功封明亲侯。东汉初年，光武“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2。邓禹深知光武对待功臣采取的赐以高官厚禄而不令其执掌朝政的旨意，“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资用国邑，不修产利”。所以“帝益重之”，令其与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与公卿大臣参议国家大事。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年）又命其“复行司徒事”，即行宰相之职，这在东汉功臣中是罕见的破例之举。明帝即位后，“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太傅位在三公之辑本《东观汉记》卷七。 2辑本《东观汉记》卷一。 上，是最高的官职。一般臣僚进见皇帝都是北向，东向是以宾礼相待，这也是十分罕见的事例。永平元年（公元58年），邓禹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谥为元侯，有确认他为中兴功臣之首的意思，故后来凌烟阁标名也以之为首。邓禹早年虽与光武为布衣之交，但在中兴功臣中，他既非首事之臣，也不如后来吴汉、贾复等人功绩显赫，其所以居中兴功臣之首，盖以运筹帷幄之功居多。他曾协助光武，初定取河北以成帝业之谋。后来以知人荐贤名世，并在一系列决策性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后汉书》著者范晔所说“明定帝略”、“勋成智隐”，诚为中肯之言。 邓禹死后，子孙相继为高官。南阳邓氏与扶风窦氏、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都是东汉时期显赫的世家大族。 第二节寇恂投顺刘秀寇恂（？—3），字子翼，上谷郡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县南）人，出身豪强大族家庭。王莽末年任上谷郡功曹，辅佐太守治理郡事，以才智出众、刚强果决深受太守耿况的器重。 刘玄建立更始政权后，派遣使者招降河北各郡国，允许“先降者复爵位”。使者到上谷，寇恂随从耿况前往迎接，缴上太守印信。寇恂见使者收了印信并无归还之意，乃率兵入见使者，夺回印信。不久，王郎起兵邯郸，又派使者到上谷征兵。寇恂以刘秀“尊贤下士，士多归之”，与同僚闵贡劝说耿况拒绝王郎，归顺刘秀，耿况畏惧王郎势大难拒，又建议联合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太守彭宠共抗王郎。耿况接受寇恂的建议，派他前去渔阳。在约彭宠后，他在返回上谷途中行经昌平，乘王郎使者不备击杀之，夺取其部众后，遂与耿况之子耿弇率军南下，追刘秀到了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刘秀拜寇恂为偏将军，号称承义侯。寇恂从刘秀进攻河北农民军。在行军中，多次同邓禹商议军国大事，邓禹以为奇才，相交甚厚。 镇守河内刘秀攻占河北地区后，乘胜南下，又攻取了洛阳以北的河内郡。当时更始政权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等率领大军镇守洛阳，同时并州地区亦驻有更始政权军队，形成南北包围河内之势。刘秀以河北形势严峻而必须固守，但很难选择一位足以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的人，征求邓禹的意见。邓禹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于是，刘秀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对他说“河内完富，吾将固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寇恂于是下令所属各县讲武习射，砍伐竹条，造箭百余万支，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以供军资。 朱鲔听说刘秀派遣寇恂守河内后，率领大军北上进攻河北农民军，乘河内兵力薄弱之机，派遣大将苏茂等将兵三万余人渡河进攻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寇恂闻讯后，立即发兵前往救援。军吏都劝他调集众军之后才可出兵。寇恂说温县，是河内郡的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救之。次日晨，两军交战，适逢偏将军冯异率领所部以及各县援军前来救授，寇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阵动，恂因奔击，大破之，追至洛阳，遂斩贾强，茂兵自投河死者数千，生获万余人。恂与冯异过河而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尽闭。”捷报传到河北，刘秀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纷纷庆贺，乘势劝刘秀称帝，于是光武帝在鄗邑即位。 转运粮饷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寇恂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当时东征西讨，军粮奇缺。寇恂亲自督促粮运，畜力不足，又组织人力挽车，奔赴各地，前后络绎不绝，从而保证了军粮供应，甚至文武百官月支的禄米也由他运粮接济，在后勤工作上很有劳绩，光武曾多次赐书慰劳嘉奖，功名威望日益提高。儒生董崇警告他说“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建议他“宜思功成身退之计。”寇恂听从董崇的意见，当即称病不视事，请求引退，光武不听；请求从军，又不听。乃令其侄寇张、外甥谷崇从军充当先锋，光武以为忠，擢寇张、谷崇为偏将军。 光武对待功臣虽然优厚，但对其过失也要依法惩处。建武二年（公元2年），寇恂因擅自处罚上书人被免官。这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严终、赵敦与密县（今河南密县东）人贾期聚众起义，光武乃起用寇恂为颍川太守，令其与破奸将军侯进率兵前往镇压。事平之后，以功封雍奴侯，食邑万户。当时，大将军贾复任统率禁军的执金吾之职，因事前往汝南郡，其部将在颍川擅自杀人，为太守寇恂捕获，依法斩之于市，贾复深以为耻，在从汝南返洛阳途中道经颍川，对他的随从说“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寇恂已经预料到了他会这样做，不愿相见，但又恐礼貌不周。外甥谷崇愿执剑充当护卫，寇恂以为不应采取敌对态度，他说“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区区之赵，尚有此义，吾安可以忘之乎？”乃令所属各县多多准备羊羔美酒，对贾复及所部将士厚加款待，亲自出郡城迎接贾复，不等他发作，立即称病告退。贾复欲率兵追之，但所部将士皆酒醉饭饱不能上马，无奈只好返回洛阳。后来经过光武的调解，二人才和好如初。不久，寇恂调任汝南太守，也很称职。时值光武南征途经颍川，“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可见他也是很善于治理地方事务的。 迫降高峻建武七年（公元3年），寇恂调任执金吾之职，第二年随光武出征割据陇西的隗嚣。隗嚣死后，他的部将高峻拥有精兵万人盘据高平（安定郡郡治，今宁夏固原）。光武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围之，未能攻下。建武十年（公元34年），光武亲率大军西征，寇恂以“士马疲敝，方履险阻”相谏，光武不从，下令进军，结果正如寇恂所料。乃转而采取招安的办法，命寇恂前往。既至高平，高峻遣军师皇甫文前来谒见。相见时因礼貌不周，出言不逊，寇恂怒，欲斩之。“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听，斩之，令其副使回报。高峻惶恐，即日开城投降。诸将请问何以戮其使而反降的缘由？寇恂说“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杀之而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都表示叹服。可见其平生智谋过人。高峻招降两年后（公元3年），寇恂病故，谥为威侯。 寇恂足智多谋，临事果决，既长于吏治，又善于用兵，可谓才兼文武。 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在保证军粮供给中更是成绩斐然，史称“子翼守温，萧公是埒，系兵转食，以集鸿烈。” 第三节冯异供应豆粥冯异（？—34），字公孙，颍川郡父城县（今河南郏县南）人，少好读书，能通晓《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王莽末年任颍川郡郡掾之职。绿林军起义后，冯异奉命监护五县，与父城县长苗萌据城抗御起义军。 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奉命率军由南阳攻取颍川，进攻父城，未能攻克，便屯兵于父所属城巾车乡。这时冯异一人外出巡视所监护的属县，被绿林军捕获。他的堂兄冯孝及同郡人丁綝、吕晏当时都在刘秀军中，共同保荐冯异，刘秀当即召见。冯异以老母现在城中，如释放回城，愿以所监五城奉献以报恩德。刘秀深为赞赏。冯异回到父城后，劝苗萌一同投顺刘秀。苗萌表示同意。后来绿林军攻克长安，刘玄建都洛阳，刘秀被任命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冯异、苗萌当即开城迎接，刘秀当即委任冯异为司隶校尉部主簿，苗萌为从事。冯异并举荐他的同邑人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人，刘秀都任命他们担任司隶校尉部掾史之职，随从他一起到了洛阳。后来这些人都在东汉建立中立下了功勋。 刘玄屡次欲派遣刘秀经营河北，部下诸将皆以为不可。当时左丞相曹竟之子曹诩任尚书之职，颇有权势，冯异劝刘秀与之交好。后来刘玄决定派遣刘秀前往河北，除了刘玄极力推荐外，曹诩的赞助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到了河北之后，冯异便劝说刘秀乘机收揽人心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宜急分遣官属，循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刘秀采纳了他的意见，到邯郸后，派他同铫期巡行各县，慰问民间疾苦，并“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暗中调查各郡太守对于刘秀的态度是“同心”还是“不附”。 王郎盘踞邯郸后，刘秀率领部众自蓟城（今北京市）昼夜奔驰南下，到达饶阳（今河北饶阳东北）所属无萋亭时已经深夜，正值天气严寒，大家都感到饥饿和疲劳，冯异急忙煮好豆粥供应。次日，刘秀对诸将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继续南行到南宫（今河北南宫西北），遇大风雨，刘秀率领随从避雨道旁空舍中，冯异又亲自煮麦饭为之充饥，在艰难中扈从刘秀，一路上辛勤备至。刘秀入据信都（今河北冀县）后，命冯异至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收兵，授偏将军，在击破王郎和镇压农民军的历次战役中屡立战功，封应侯，为诸将中最先封侯者。 离间敌方刘秀攻占河北后，更始政权以洛阳为关东重镇，派遣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与河南太守武勃率三十万大军镇洛阳。刘秀为巩固其在河北地区的统治，自率大军回师河北，扫荡农民军余部，以河内魏郡未经战乱，人口众多，仓廪充实，不仅为军粮、兵源基地；而且邻近洛阳，亦为战略要地，乃以寇恂为河内太守，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河内、魏郡二郡驻军，共同抗御朱鲔、李轶等。冯异探知朱鲔、李轶等不和，为了分化瓦解，致书李轶晓以祸福，指出刘玄政权已危在旦夕，而刘秀势力则蒸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冯异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后汉书·冯异传》注《东观汉记》及《续汉书》“段并作殷”。 蒸日上，劝其“觉悟成败，亟定大计”。先是李轶曾与刘縯、刘秀兄弟同谋起兵，情谊深厚，后来他依附刘玄，曾参与杀害刘縯之事，故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在答冯异书中表示，愿同冯异交好，希望通过他能和刘秀恢复旧好，为自己留一条归降的退路。所以他自从通书后，不再与冯异“争先锋”。 冯异利用这个时机，北攻天井关（太行山关隘，今山西晋城县南），攻取上党郡两城，又南下攻取河南成皋（今河南巩县东）以东十三县，这些地区豪强割据的屯聚也都一一平定，归降者十余万人。更始政权洛阳太守武勃乃率兵万余人讨伐归降者，冯异率军渡河救援，与武勃大战于士乡（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大破之，斩武勃。李轶对武勃“闭门不救”。 冯异见分化瓦解策略已经奏效，乃上奏刘秀。刘秀为进一步激化李轶、朱鲔间的矛盾，故意泄漏李轶与冯异通书信的内容，朱鲔闻知大怒，派人刺杀李轶；并派讨难将军苏茂将兵数万人渡河进攻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同时他自己也率兵数万人进攻洛阳西北的平阴（属河南郡，今河南孟津县北），以牵制冯异。冯异与寇恂先合兵击破苏茂，然后冯异所部渡河攻朱鲔，朱鲔逃归洛阳，冯异军直追至洛阳城下，围城一周而归。在这次战役中，冯异先用离间计，乘机攻克了不少县城，后来又与寇恂密切配合，大败洛阳更始军队，不仅保住了河内，而且扩大战果，攻下洛阳周围各地，使洛阳之敌成为釜底游鱼，更始政权在关东势力几乎一扫而光。所以这是刘秀在河北独树一帜后和更始政权在争夺关东地区中一次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捷。冯异同寇恂在这次战役中立下了大功。 劝刘秀称帝捷报传到河北，诸将纷纷到刘秀府庆贺，并劝他即位称帝。刘秀乃遣使令冯异来鄗邑计议。冯异劝刘秀“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刘秀告诉他昨夜梦乘赤龙上天，醒后，心中动悸不安。冯异说，这是天命所示。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刘秀所以不远千里宣召冯异，一来是因为冯异是拥戴他最得力的亲信；二来是因为冯异在广大将士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建议能使众人信服。 平定关中建武二年（公元2年），大封功臣，更封冯异为阳夏侯。这时关中遍地饥荒，原来盘踞汉中地区（今陕南）的延岑出兵侵扰长安以西各地，各郡县豪强地主纷纷拥兵自守，赤眉军因给养困难，将士多欲东归。光武以邓禹经营关中日久无功，乃以冯异代邓禹率兵入关，主持关陇地区军事。光武亲自送至河南，赐以七尺宝剑，告诫他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愿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冯异受命西行，布施威信，一路投顺者众。 当时正值赤眉军自长安东归，与冯异部汉军相遇于华阴，两军相持六十余日。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光武派遣使者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这时，大司徒邓禹奉诏率车骑将军邓弘等引兵东归，亦到达华阴，他们要求与冯异合兵进攻赤眉军。冯异认为，现在光武帝“使诸将屯渑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邓禹、邓弘不听。邓弘领兵攻赤眉，被赤眉军击溃，冯异不得已只好同邓禹一起率兵前往救援，赤眉军稍稍向后退却。冯异劝邓禹暂且收兵，邓禹贪功追击，被赤眉军挥戈反击，打得大败，士卒死伤逃散，溃不成军，邓禹逃奔宜阳。冯异与麾下数人弃马步行，走上回溪阪（今河南渑池县南），收集溃卒并纠集附近地主武装数万人，整军复战，先以精兵伏道旁，令其身着赤眉军服装，假扮赤眉军，然后纵兵会战，俟赤眉军疲劳时，伏兵尽起，赤眉军不别真假，惊惶失措，大败于崤底（今河南渑池县西南），余众十余万东奔宜阳，陷入重围之中，被迫投降。于是，光武赐书褒奖冯异，称其“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令其入关平定关中。 当时关中各地群雄割据，豪强地主武装分据各郡县，从汉中北上的延岑自称武安王，纠集一部分地主武装围攻冯异，异纵兵反击，大破之，延岑经武关（今陕豫边境）逃窜南阳，其余豪强势力亦陆续投降。经过三年时间，终于取得了平定关中的胜利。当时有人上书言冯异关中，百姓归心；异亦以在外久，不自安，请求解职还朝。光武乃派使者以上告奏书令冯异观看，并亲自召见，商议进取巴蜀之策，临行赐以珍宝、衣服、钱帛，令其妻子相随入关，以示不疑；命其率领大军与诸将共同攻取割据天水、陇西两郡（今甘肃东南部）的隗嚣。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夏，光武以隗嚣叛汉，派遣大司马吴汉、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攻之，为其所败。隗嚣部将王元、行巡乘胜侵扰关中，冯异与龙骑战机sodu征虏将军祭遵分别击破之。于是原来归附隗嚣的北地郡豪强首领耿定等纷纷投降，乃使冯异进军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兼领北地太守事。不久，冯异又出兵打败割据西北的卢芳的部将贾览和匈奴薁鞬日逐王，平定了上郡、安定郡。刘秀又令其兼行安定太守事。建武九年，祭遵卒后，又令冯异以征西大将军兼征虏将军，领其部众。这时，隗嚣病死，部将拥立其子隗纯据守冀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北），光武又令冯异行天水太守事，与诸将围攻冀县。第二年，冯异病逝军中，谥为节侯。 冯异出身儒生，曾为郡吏，又通晓《孙子兵法》，既有文才，也长于武略，不仅战功卓著，在云台诸将中名列前茅；而且治理郡政也是很有成绩，史称其在关中时，“怀来百姓，申理枉结，出入三岁，上林成都”。其为人谦退不伐，居功不傲，可谓难能可贵。 第三十章岑彭贾复吴汉第一节岑彭劝降朱鲔岑彭（？—35），字君然，南阳郡棘阳县（今河南南阳市南）人。王莽末年任棘阳长。绿林军起义攻破棘阳，他带领家属投奔王莽前队大夫甄阜，甄阜战死后，又逃归宛城（今南阳市），与前队副大夫严说坚守该地。绿林军围攻数月，城中粮尽，二人乃举城投降。刘玄封岑彭为归德侯，令其听刘縯节制。刘縯被刘玄杀掉后，岑彭又为大司马朱鲔部下校尉，随从朱鲔攻破淮阳城（今属河南），杀王莽政权扬州牧李圣。以此朱鲔推荐他为淮阳都尉。不久，又以攻破反将徭伟有功，升迁为颍川太守。 当时汉朝宗室舂陵（今湖北枣阳南）人刘茂起兵攻下颍川郡，岑彭不得就任，乃同部下数百人投奔他的同乡河内太守韩歆。这时刘秀正率领所部南下攻取河内，韩歆准备据城抵抗，岑彭进谏，他不采纳。继而，刘秀大军迅速包围了河内郡城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韩歆仓皇失措，只得投降。岑彭表示愿为刘秀效劳，又建议用韩歆。刘秀接受了他的意见，任命韩歆为邓禹的军师。 当时更始政权大将军吕植率兵驻扎淇园（今河南淇县北），岑彭因奉命前往招降，故被任命为刺奸大将军，使其督察驻守邺城的更始各营军队。后又从刘秀北上平河北。光武称帝后，他为廷尉，行大将军事。当他与大司马吴汉等围攻洛阳时，更始大司马朱鲔据城坚守，数月未能攻下。岑彭曾为朱鲔部下校尉，故光武命他前往说降。朱鲔自以为杀害过光武兄刘縯，又劝阻过刘玄派遣光武北伐，畏罪而不敢降。岑彭把朱鲔的顾虑一一报告刘秀，光武说“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于是派岑彭向朱鲔说明此意，朱鲔乃来降。光武乃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来又任命他为九卿，子孙世袭侯爵。 平定荆州建武二年（公元2年），光武命岑彭率领大军南下平定荆州，由洛阳出发，连克南阳郡所属之犨县（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等十余城。这时，荆州情况非常混乱。南郡人秦丰割据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先后攻占邔县、宜城、新野、穰县、湖阳等十二县，自称楚黎王；董䜣据堵乡（在堵阳附近，堵阳在今河南方城县东）；许邯据杏聚（属复阳县，今河南桐柏县东北）；此外，更始诸将还拥兵割据南阳等地。光武以岑彭兵力不足，又增派大司马吴汉率军南征，所部军纪不佳，“所过多侵暴”。当时破虏将军邓奉所部正驻扎其家乡新野，看到吴汉的军队掠夺他的乡里，非常气愤，遂发兵击破吴汉军，屯驻淯阳（今河南新野县北），与荆州各地割据势力串通一气，形势更加严峻。这年秋天，岑彭所部攻克杏聚，许邯投降，光武乃晋升岑彭为征南大将军。又派建威大将军耿弇、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等会同岑彭讨伐邓奉。先攻董䜣于堵乡，邓奉率所部万余人救援。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岑彭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由于邓、董所部皆南阳精兵，岑彭等围攻数月未能下。建武三年（公元27年），光武亲自南征，至叶县遭到董䜣部将的狙击，岑彭急率兵往援，大破董部。光武进至堵阳，邓奉闻讯逃归淯阳，董䜣势孤被迫投降。岑彭乃与贾复、耿弇及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联合追击邓奉，于淯阳县北之小长安（今河南南阳南）接战。邓奉大败，穷蹙投降。光武意欲赦免邓奉，岑彭与耿弇建议严惩之，于是处以极刑。 平定邓奉叛乱后，光武令岑彭率领将军傅俊、臧宫、刘宏所部共三万余人南下进攻秦丰，初战告捷，攻下了新野县的黄邮聚。秦丰与其大将蔡宏乃集结主力坚守邓县，数月不能下。光武使人责问岑彭，岑彭乃用声东击西的计策，扬言进攻山都（今湖北光化县南），暗中却渡过汉水并击败秦丰大将张杨于襄阳之阿头山，然后出奇兵从山谷伐木开道突袭黎丘，秦丰、蔡宏闻报大惊，回师救黎丘。岑彭以逸待劳，大败秦丰军，杀蔡宏。秦丰相赵京以宜城降，并与岑彭合围秦丰于黎丘。当时荆州另一割据势力田戎拥兵据有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与秦丰合流。岑彭出兵攻田戎，田戎大将伍公投降，田戎便逃回夷陵。岑彭围攻秦丰三年，共斩杀秦丰士卒九万余人。光武亲赴黎丘奖赏将士，更封岑彭为舞阴侯。当时黎丘被围已久，粮食将尽，士卒仅有千余人。光武以为不足虑，乃以朱祐代岑彭围城，令岑彭率领傅俊等消灭田戎的残余势力。岑彭遂攻克夷陵，田戎与亲随数百人逃入蜀地，其妻子和将士数万人被俘。不久，朱祐攻陷黎丘，秦丰出降，送至洛阳斩首，于是荆州割据势力遂告平息。之后，岑彭屯兵于江陵之津乡，写信给他的至友交州牧邓让“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邓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荆州北部的平定和荆州南部以及岭南郡的归附，岑彭之功居多。 西进伐蜀建武八年（公元32年），岑彭率领所部随从光武进攻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割据巴蜀的公孙述派遣大将李育出兵救嚣，助其防守上邦（今甘肃天水市）。当时颍川、河东兵民**。光武乃东归洛阳，命盖延、耿弇率所部围上邽；又令岑彭“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不久，隗嚣大将行巡，周宗率领巴蜀救兵前来接应，而汉军粮食将尽，不得已退回关中，岑彭率领所部担任后卫，奋力击退隗嚣派出的追兵，故诸将得以在撤退中安全东归。之后，岑彭率所部还屯荆州之津乡，作西攻巴蜀的准备。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在消灭陇西隗嚣割据势力之后，光武派遣岑彭、吴汉率领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荆州南阳、武陵、南郡三郡兵以及桂阳、零陵、长沙三郡棹卒（水军）共六万余人，战马五千匹，会师荆门（荆门山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西进伐蜀，消灭公孙述。当时蜀将田戎、任满、程汛所部数万人占据夷陵、夷道（今湖北宜都县），在夷陵南长江两岸的荆门山、虎牙山“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櫕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岑彭乃使偏将董奇率舟师直冲浮桥，引火焚烧浮桥斗楼，汉军舟师顺风并进，蜀兵大乱，坠水淹死者数千人。斩任满，俘程汛，田戎逃至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岑彭率部溯江西上，过江关（今四川奉节县东），直抵江州。因守将田戎军粮充足，易于坚守，乃令部将杨骏围江州，自率大军西上。公孙述令大将延岑、吕鲔、王元率大军分别扼守广汉（今四川射洪县南）、资中（今四川资阳县）。岑彭乃为疑兵之计，使护军杨翕、臧宫将兵与延岑等对垒相拒，而自帅舟师自江州沿江西上，昼夜兼行二千余里，攻克武阳（今四川彭山县），前锋直抵广都（今四川双流县），距成都不过数十里。公孙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乃遣刺客诈降，刺杀岑彭。谥曰壮侯。后来吴汉继之，终于平定巴蜀。 岑彭与冯异都在王莽时代当过官吏。刘縯、刘秀识之于囚徒之中，拔以为幕僚，后来兴立功业，在东汉中兴功臣中号称贤将。范晔称岑彭之“信义”，主要是指他在征伐中军纪严明，不受馈赠不扰民，“持军整齐，秋毫无犯”。比之吴汉“屠成都”是有天壤之别的。 《后汉书·光武纪》。 第二节贾复立功于河北贾复（？—55），字君文，南阳郡冠军县（今河南邓县西北）人，出身儒生。青少年时代从舞阴（今河南泌阳县北）李生攻读《尚书》，以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受到师友的器重。王莽末年为县吏，奉命与同僚十余人到河东地区（今山西西南部运城一带）运盐，途中遇盗，同僚十余人皆弃盐而逃，唯独他运盐而归，受到人们称赞。 绿林军起义后，贾复聚众数百人响应，自称将军。更始政权建立后，他率众归附刘玄族兄汉中王刘嘉，被任命为校尉。后来，贾复以更始政权日趋，形势岌岌可危，乃劝说刘嘉脱离刘玄，另树一帜。 刘嘉不愿背叛刘玄，但写书向刘秀推荐贾复。贾复持刘嘉推荐他的书信前往河北，先拜见了邓禹，然后通过邓禹谒见了刘秀，被委任为破虏将军督（“督盗贼”）。刘秀见贾复所乘马羸弱，即解自己所乘良马以赐之。大司马督段孝等人排挤他，禀告刘秀调他为鄗县尉。刘秀对这些人说“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不许他们把贾复排挤出幕府。不久，刘秀到了信都（今河北冀县），擢贾复为偏将军。 贾复感刘秀知遇之恩，在攻取河北的历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扈从刘秀攻克邯郸消灭王郎的战役中，以战功升任都护将军。不久，又扈从刘秀在河内郡射犬（今河南武陟县西北，地区镇压青犊这支河北起义军。他手执旌旗，一马当先，率领所部冲锋陷阵，“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后来，他率师北上与五校农民军大战于真定（今河北石家市东北），也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以致身负重伤。刘秀闻讯大惊，深表关怀，说“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子耶，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伤愈后，刘秀待之更加亲近。他又率军南下攻破邺城，打击更始政权在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 以勇武见称光武即位后，任贾复为统管禁军的执金吾，封冠军侯。先令其渡河围攻洛阳，击败更始大将陈侨部。不久洛阳守将朱鲔投降。但当时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以尹尊所部最强。贾复再次自愿充当先锋，遂使其攻郾，连战皆捷，尹尊投降。又乘胜挥戈东向，进攻更始淮阳太守暴氾，暴氾亦降。接着陆续攻克洛阳东南的郾城、召凌、淮阳、新息等地。建武三年（公元27年），晋升为左将军，率军屯驻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间，狙击赤眉军。后南下与光武会师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最后迫降赤眉军。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光武统一全国。更封贾复为胶东侯，食邑六县，在封侯诸将中为最多。他得知光武在统一后，“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遂解除军职，以列侯加特进奉朝请。与高密侯邓禹率先倡导儒学，“阖门养威重，受《易经》，知大义”。当时，功臣朱祐等推荐贾复宜为宰相，光武虽严格执行“功臣并不用”的政策未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贾复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许可，但仍允贾复、邓禹和李通三人得预国家大政，在功臣中恩宠最深。贾复虽然出身文士，但在东汉中兴功臣中以勇武见称。临阵果敢，身先士卒；但很少独当一面，以显大将之才。 第三节吴汉因武功为大司马吴汉（？—44），字子颜，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人，出身贫苦，为人质厚少文，青年时代曾在本县当过亭长。王莽末年，他因门下宾客犯法，恐怕株连，逃至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之间（今河北北部及北京市一带），结交各地豪杰。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派遣南阳人韩鸿为使臣前去招降河北地区各州郡。韩鸿召见吴汉，非常器重，遂以刘玄的名义委任为安乐县（今北京市顺义县附近）县令。 当时王郎假托汉成帝后裔割据邯郸，刘秀亦以更始政权大司马名义经略河北，河北各州郡王莽故吏何去何从，深感困惑。吴汉素闻刘秀有忠厚长者之名，决心归附。他劝渔阳太守彭宠归附刘秀，以建功立业。彭宠乃决定归附刘秀，并派吴汉与上谷郡诸将会师南下去追赶刘秀，沿途攻杀王郎派到幽州各地的将帅，在冀州巨鹿郡的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赶上了刘秀。刘秀任吴汉为偏将军，使其率骑兵围攻邯郸，攻克邯郸后，赐号建策侯。 为了补充兵源，刘秀准备到幽州去征兵，但又顾虑刘玄所派幽州牧苗曾从中作梗。晚间召见邓禹，询问谁去可以完成征兵的任务，邓禹推荐吴汉，说“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刘秀乃拜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征发幽州所属十郡骑兵。苗曾听说后，果然暗中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并下令各郡不得发兵。吴汉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率领随从二十人前去苗曾驻地——无终（属右北平郡，今河北蓟县），苗曾见其人少，以为没有准备，便亲自出城迎接。吴汉乘其无备，令随从就地斩杀之。于是幽州各郡震恐，吴汉征调全部兵员南下，至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刘秀驻地待命。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秀乘更始尚书令谢躬北征尤来农民军，令吴汉、岑彭袭取邺城（今河北磁县南）。当时谢躬北征尤来，留大将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共守邺城。吴汉派人劝降，陈康乃开城投降。后来谢躬兵败回邺，又乘其不备伏兵杀之。吴汉兵不血刃，夺得了邺城，降数万之众。此后，吴汉又随刘秀北上进攻铜马、重连、高湖各支农民军，常率骑兵冲锋陷阵。刘秀占领河北全境后，他又与诸将劝进。光武即位后，以吴汉功高，拜为大司马，统帅全军，更封舞阳侯。 东征告捷建武二年（公元2年）春，吴汉率领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等大破檀乡农民军于邺城以东之漳水上，农民军十余万人被迫投降。光武派使者封吴汉为广平侯，食邑四县。后又率军南下，扫荡河内郡各地豪强割据的屯聚；又进兵南阳，攻取更始诸将据守的宛、涅阳（今河南南阳市西南）、郦（今南阳市北）、穰（今河南邓县）、新野各县。然后与秦丰军大战于新野之黄邮水，击败之；又与冯异军北上击溃铜马、五幡农民军余部于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吴汉率领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进攻驻屯在河内郡轵县（今河南济源县南）地区的青犊农民军，最后迫使这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吴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支起义军投降。之后又率领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南下攻打割据梁地（今河南东部）的梁王刘永，困其大将苏茂于广乐（今河南虞城北）。刘永手下另一大将周建率兵十余万人前来救援，吴汉以轻骑接战。初战失利，坠马伤膝，只得还营养伤，诸将对他说“大敌当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吴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饷士，士气大振。次日天明，周建、苏茂出兵围吴汉军。吴汉选精兵为前锋，奋力还击，结果大破之。苏茂、周建弃城突围出走。吴汉留杜茂、陈俊守广乐，自率大军与盖延围刘永于睢阳（今河南商丘市）。不久，城中食尽。刘永、苏茂、周建等弃城出走，刘永部将庆吾杀永以降。于是梁地宣告平定。 建武四年（公元28年），吴汉又先后率领陈俊、王梁、耿弇、王常等扫荡河北农民军余部五校、富平、获索等各路农民军。第二年，吴汉随光武东征董宪。东海郡人董宪，王莽末年起兵攻占郡城，同时琅邪郡人张步亦起兵攻占琅邪郡。归附更始政权的梁王刘永，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将军，张步为辅汉将军。刘永死后，其子刘纡为主。后来在汉兵追击下，刘纡与其将苏茂先后逃奔东海，与董宪合兵。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派遣平狄将军庞萌与虎牙大将军盖延共击董宪，诏书只下到盖延处，庞萌怀疑光武听信盖延谗言不信任他，遂发兵反叛，与董宪合流。光武闻知大怒，率兵亲征庞萌、董宪。吴汉先后在东海郡之新阳、建阳（皆在今山东枣庄市南）等地击败董宪。后来董宪逃至郯县（今山东邦城附近），吴汉又率军攻克之。董宪与庞萌乃南下退保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吴汉又跟踪追击进围朐城。第二年，城中粮尽，吴汉遂下其城，董宪，庞萌逃出，但先后被人追斩；同时张步亦被斩，苏茂投降。东方诸郡国完全平定。 西伐失利关东平定后，光武以陇、蜀未平，令吴汉率军入关中镇守长安。建武八年（公元32年），吴汉随光武西征隗嚣，与岑彭围隗嚣于西城，关中诸郡甲卒亦奉调围城。光武将东归，告诫吴汉说“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吴汉与诸将以兵多势众，贪图留诸郡兵以借其力，遂不遵命，后来果然粮食短缺，士卒逃亡。隗嚣部将行巡，周宗亦率所借蜀兵前来救援，吴汉终以军粮不继而告败退。直至建武十年（公元34年），隗嚣割据势力才得以平定。 平定蜀地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吴汉奉命率征南大将军岑彭自荆州入蜀讨伐公孙述。岑彭攻破荆门后，率领大军长驱入蜀，吴汉留守夷陵，装修舟船。事毕后，率所部三万人溯江西上，适逢岑彭遇刺身亡，便兼领所部大军。建武十二年（公元3年）春，吴汉率部与公孙述大将魏克、公孙永大战于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市）鱼涪津，大破蜀军，遂北上进攻武阳，歼灭前来救武阳的蜀将史兴部众，乘胜攻下成都西南的广都，前锋直逼成都市郊。光武曾经告诫吴汉“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吴汉求胜心切，率步骑兵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倚江为营。自驻江北，留副将武成将军刘尚率万余人屯守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在江岸修筑浮桥作为联络。光武闻知大惊，遣使责问吴汉说“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公孙述果然使其将谢丰、袁吉率兵十余万围攻吴汉，另派兵万余人攻刘尚，使其两不能救。吴汉与谢丰大战一日，兵败还营，召诸将训话“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必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应诺。于是闭营三日不出，乘谢丰等不备，夜间拔营疾走与刘尚合军。谢丰、袁吉发觉后急忙率兵追击。吴汉等奋力迎战，大败蜀军，斩谢丰、袁吉。此后，两军激战于广都、成都之间，汉军八战皆捷，遂围成都。这年十一月，辅威将军自北道攻破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南下至成都北郊，与吴汉军合围。公孙述乃自率数万人出城大战，吴汉使护军高午、唐邯率精兵数万人冲锋陷阵，蜀兵大乱，高午冲入阵中刺伤公孙述，公孙述返回城中伤重而亡。次日，公孙述大将延岑开城出降。吴汉、刘尚、臧宫率部入城，“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兵民死者不可胜数。光武闻之大怒，谴责吴汉，又指责汉副将刘尚失伐罪吊民之义。于是，巴蜀平定，全国宣告统一。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吴汉奉命率领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据成都反，光武又令吴汉率刘尚、臧宫将兵讨平之。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吴汉病死。死后，按西汉霍光葬礼旧例，发北军五校尉所属兵车、甲士送葬，赐谥忠侯。 吴汉刚强果敢，勇于任事；东征西伐，屡立大功。自建武元年起任大司马，以终其身。生活俭朴，不多置田宅。然为将不注意整饬军纪，放纵将士，残害百姓，甚至有屠城之举。 《后汉书·公孙述传》。 第三十一章耿弇祭遵铫期王常第一节耿弇征兵护军耿弇（3—58），字伯昭，扶风茂陵（今西安市西郊）人，出身官僚家庭。其父耿况，字侠卿，王莽末年任上谷郡太守。耿弇少年时代，学《诗》习《礼》，以勤奋好学著称。他常见郡中岁终举行郡试，讲武练兵，由衷爱好，因而学习骑射，“由是好将帅之事”。既有文才，又兼武略。 更始政权建立后，派遣将帅到各地建立统治据点，其中有的人凭借权势撤换了一些郡县的太守县令。耿况以为自己系王莽故吏，心中非常不安，命年方二十一岁的耿弇去朝见刘玄，贡献方物，以图巩固自己的地位。耿弇从上谷南行至宋子县（今河北赵县东北），适逢王郎起兵邯郸，自称汉成帝之子刘子舆。随从耿弇的上谷郡吏孙仓、卫包信以为真，遂投奔王郎。耿弇以长安道路阻隔，听说更始大司马刘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乃北上晋见。刘秀任他为门下吏。他请求回上谷发兵攻取邯郸，刘秀听后大笑说“小儿曹乃有大意哉！” 不久，刘秀北至蓟城（今北京市），听说邯郸派兵来蓟，即准备南下。 耿弇以为不可。他说你的同乡彭宠为渔阳太守，我的父亲为上谷太守，可以发此两郡，控弦万骑，壮大力量。刘秀官属都不愿北行，计议未定，蓟城扰乱。刘秀匆忙南下，官属走散。耿弇走至昌平，劝说其父耿况归附刘秀。耿况派郡吏寇恂前往渔阳，约同渔阳太守彭宠发兵刘秀，二郡各发骑兵二千、步兵一千。于是，耿弇、寇恂、景丹率上谷兵与吴汉所率渔阳兵会师南下，沿途击斩获王郎的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人及士卒三万余人，攻取涿郡、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巨鹿、清河、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所属二十余县。行至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追赶上刘秀。这时，刘秀正在进攻王郎，见二郡兵来大悦，封耿况为大将军、归义侯，其余皆为偏将军。耿弇、吴汉、寇恂、景丹等率领部众随从刘秀攻克邯郸。 劝刘秀拒更始之命刘秀势力的发展，引起了更始政权的疑忌。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派遣使臣持节立刘秀为萧王，令其罢兵，率领部下将士还长安，另派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企图把刘秀在河北地区的势力瓦解掉。当时刘秀昼卧于邯郸宫温明殿。耿弇前至床前密谋，他说“今更始失政，君臣，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百姓不知所从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刘秀听了十分高兴，——一面以河北未平不能回朝辞谢刘玄，一面拜耿弇、吴汉为大将军，令其北上征发幽州十郡（上谷、渔阳、涿郡、广阳、勃海、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兵。耿弇到上谷，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耿弇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斩韦顺、蔡充，吴汉亦杀掉苗曾，率幽州兵南下，随刘秀转战河北各地。在击破铜马、高湖、青犊、赤眉、尤来、五幡、大枪等各路农民军的战役中，耿弇常率精锐骑兵为前锋，屡立战功。光武称帝后，以耿弇在攻取河北中立有大功，拜为建成大将军，建武二年（公元2年），更封好畤侯，食邑两县。建武三年（公元27年），延岑自汉中出武关（今陕豫边境）侵扰南阳所属各县，攻下数城，耿弇率军与延岑大战于南阳西北之穰县，大败之。延岑与数骑逃奔东阳（东阳聚属淯阳县，今河南邓县东南），与秦丰合。 北征彭宠先是这年春天，彭宠攻陷蓟城，自称燕王，涿郡太守张丰起兵响应。耿弇击败延岑后，随光武至舂凌（今湖北枣阳县南），自告奋勇请求“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光武谓其有壮志，甚为嘉许。建武四年（公元28年），命他率兵进攻渔阳。但他又以为其父耿况曾与彭宠有故旧之谊，又没有家属留在洛阳，恐怕引起疑心，故上书请求回到洛阳。光武下诏要他放心，并命其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耿况闻知，亦不自安，命耿拿弟耿国到洛阳侍候天子，以表忠心。光武为嘉奖耿况父子的忠诚，进封耿况为阴麋侯，增加了食邑。命耿弇与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等进攻望都（今河北望都县西北）、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等地的农民军；另派征虏将军祭遵屯良乡（今河北涿县北），骁骑将军刘喜屯阳乡（今河北固安西北），同彭宠对峙。彭宠自领数万大军，并派其弟彭纯率领匈奴骑兵二千余人，分两路袭击祭遵、刘喜军。当匈奴骑兵行经昌平以北军都山时，遇到耿弇弟耿舒伏兵袭击，匈奴两王被斩，彭宠退走。耿况、耿舒父子又出兵攻彭宠，攻取军都。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彭宠死后，光武嘉奖耿况父子在平定彭宠中之功，但以“边郡寒苦，不可久居”，派光禄大夫樊宏迎耿况回洛阳，赐甲第，奉朝请，封耿舒为牟平侯。同时令耿弇与大司马吴汉率兵进攻结集平原（平原郡在今山东北部德州一带）地区的富平、获索两支农民军，农民军四万余人被迫投降。 东伐张步在镇压平原农民军后，光武下诏命耿弇率领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二将军讨伐割据齐地的张步。张步闻之，令其大将军费邑在历下（今山东济南市）驻扎重兵，又分兵驻屯祝阿（今济南市西），另于太山郡、钟城（今济南市南）列营数十，待耿弇来攻。耿弇渡过黄河后先攻取祝阿，围城时故意留一角，使祝阿人逃奔钟城。钟城兵民闻祝阿失守，大惧，纷纷逃奔。于是汉军不战而取得了钟城要塞。费邑又遣其弟费敢把守要隘巨里（又名巨合城，在今山东济南市东、章丘县西）。耿弇令军中修理攻具，扬言三日后攻巨里，引诱费邑前来救援。至预定日期费邑果然统率三万精兵前来，耿弇留三千人围巨里，自率精兵埋伏山坡两侧，当费邑兵到，居高临下冲击之，敌兵大溃，斩费邑，费敢逃走。然后纵兵扫荡未降的残兵四十余营，一举平定了济南郡（今济南市及其附近各县）。 《后汉书·耿弇传》注引《袁山松书》。 当时张步据有城阳、琅邪、高密、胶东、东莱、北海、齐、千乘、济南、平原、太山、临淄等十二郡（皆在今山东境内），刘永封之为齐王，都剧县（今山东昌乐县西）。耿弇攻克济南郡后，进逼剧城。张步乃使其弟张蓝率领精兵二万驻守临淄（今属山东）西北的西安，各郡太守所部万余人驻守临淄，相距四十余里。耿弇进军画中（邑名，在西安东南），位于二城之间。他以为西安城小而坚固，张蓝部下多是精兵，易守难攻，临淄城虽大而易攻。便准备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扬言五日后将攻西安，实则出其不意而进攻临淄。攻拔临淄，则西安孤立易取。他向诸将说明用意。诸将心服，乃进攻临淄，仅半日即克之。张蓝闻之，弃城逃归剧县，于是不战而又夺取了西安。耿弇乃下令军中暂不攻剧县，扬言须张步至乃攻之，以激怒张步。张步果中其计，欺耿弇兵少远来，而可一举歼之，遂与其弟张蓝、张弘、张寿合兵，号二十万，进至临淄大城东。耿弇“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张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耿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观歆等交锋，乃自引精兵以横突张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耿弇股中飞矢，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次日乘胜再战了一整天，又大破之。张步于平寿力竭投降。于是齐地完全平定。此后，耿弇又参与了攻灭隗嚣诸战役。耿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建武十三年（公元34年），光武统一全国后，耿弇上大将军印绶，以列侯奉朝请。永平元年（公元58年）病逝，终年五十六岁，谥为愍侯。 耿弇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初见光武，便建议攻取邯郸，后在南阳，又献平张步之策，即范史所谓“决策河北，定计南阳”，在光武经营河北、平定齐地中建立了大功。 第二节祭遵执法严，战斗勇祭遵（？—33），字弟孙，颍川郡颍阳县（今河南襄城县东北）人，少时好读儒家经书。家境虽然富裕，但他节俭朴素。县中以为他是柔弱书生，经常欺负他，引起他的愤怒，结交宾客刺杀之。从此，乡里始知其外柔内刚而惮之。 王莽末年，祭遵任颍阳县吏。昆阳之战以后，投靠刘秀，充当管理文书的门下史，随刘秀出征河北，为执行军法、整顿军纪的军市令。侍候刘秀的舍中儿仗势犯法，祭遵立即格杀之。刘秀大怒，命人把祭遵抓起来。经人劝说，刘秀赦免了祭遵，以为刺奸将军。并告诫诸将说“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不久，命祭遵为偏将军，随从刘秀平定河北，以军功封侯。 建武二年（公元2年）春天，光武大封功臣，拜祭遵为征虏将军，定封颍阳侯。这年二月，陕县人苏况率众攻破弘农郡，光武以弘农邻近京城洛阳，急令祭遵与骠骑大将军景丹等率军入箕关（今河南济源县西），南下围攻盘踞弘农郡的苏况。祭遵被弩射中，洞出流血，众见他受伤，稍有退却。祭遵叱止之，士气大振，“皆一人击十，大破之”。当时新城县（今河南伊川县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祭遵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西南）蛮中聚（今河南汝阳县东南）人张满聚众称王，光武诏令祭遵攻之。祭遵截断张满的粮道，张满多次挑战，祭遵坚壁不出。到了第二年春天，乘张满饥困攻破之，活捉张满而斩之。祭遵率兵南下，在南阳附近的杜衍消灭掉邓奉余党邓终；又与建义大将军朱祐会师，大败延岑与秦丰将张成于南阳之东阳聚，斩张成。 北定渔阳同年，涿郡太守张丰举兵叛乱，自称无上大将军，同上年发动叛乱的渔阳太守彭宠连兵，互相勾结。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光武下诏，命祭遵与建成大将军耿弇等，率兵讨伐之。祭遵率领所部先到，立即向张丰驻地发起进攻，张丰被部下孟厷擒着向祭遵投降。 平定涿郡后，耿弇、朱祐、刘喜等奉命班师回朝，只留下祭遵所部驻扎良乡抵御彭宠，俟机进取。祭遵派遣部将傅玄率兵袭击彭宠部将李豪于潞城（今北京市东），大破之。两军对峙一年多，祭遵所部屡次获胜，彭宠党羽纷纷投降。建武五年（公元29年），彭宠为其奴所杀，祭遵进军渔阳，平定其地。 西拒陇蜀建武六年（公元30年）春天，光武下诏命祭遵与盖延、王常、马武、刘歆、刘尚等从天水郡入蜀，讨伐公孙述。当时割据天水、陇西的隗嚣，名义上虽称臣于汉，实际上意存观望，想要保持他的独立地位，深恐汉军假道天水伐蜀灭掉自己，所以借故推托，不愿汉兵越过陇山进入自己境内。光武召集诸将计议，众将都说“可且延嚣日月之期，益封其将帅，以消散之。”即主张暂缓进取。唯独祭遵以为，“隗嚣挟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时，则使其诈谋益深，而蜀警增备，固不如遂进。”即主张马上进兵。光武听从祭遵意见，命他为前锋率兵先进。隗嚣令大将王元于陇坻（今甘肃静宁、庄浪、张家川以东地区）布防，祭遵率兵进攻，大败之，追至新关（今甘肃张家川县南）。耿弇等率兵继至，却被王元打败，退回陇山以东地区。光武乃诏令诸将暂停进兵，命祭遵所部■县（今陕西陇县南），耿弇所部驻漆县（今陕西彬县），冯异驻军栒邑（今陕西旬邑县东北），吴汉等军则还屯长安。隗嚣乘胜追击，派部将王元进攻■县，行巡进攻栒邑，分别为祭遵、冯异击退。建武八年（公元32年）秋天，祭遵等将随光武亲征隗嚣。越过陇山，攻克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隗嚣大将牛邯等十余人率士卒十余万投降，隗嚣逃奔西城（今甘肃礼县北），命王元入蜀向公孙述求救。后来王元率救兵至，打败了汉军，吴汉、耿弇等亦以军粮不继后撤，唯独祭遵坚守驻地，光武下诏褒奖说“将军连年距难，众兵即却，复独按部，功劳烂然。兵退无宿戒，粮食不预具，今乃调度，恐力不堪，国家知将军不易，亦不遗力。今送缣千匹，以赐吏士。”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祭遵病死军中，归葬洛阳。葬礼非常隆重，光武帝素服临之，“至葬，车马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 《后汉书·祭遵传》注引《东观汉记》。 作风优良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被，夫人裳不加缘”。博士范升曾于祭遵死后上疏追称祭遵说“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当世。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光武把这篇奏疏遍示公卿，叹息这种人实在难得。 第三节铫期立功河北铫期（？—34），字次况，颍川郡郏县（今属河南）人。身材魁梧，容貌威严。他的父亲铫猛曾经在西汉末当过桂阳郡太守。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进军颍川郡时，听说铫期有志尚义，召他为贼曹掾，主管盗贼之事。他随刘秀经营河北，来到了蓟城（今北京市）。当时王郎发布的檄书传到蓟城，蓟城的豪强起兵响应王郎。光武见形势不妙，慌忙出走，意欲离开蓟城南下。但由于百姓相聚围观，满街喧哗，人行道被遮断。铫期骑马执戟，瞋目怒视，大喊戒严。于是众人望风逃散，但走至城门，城门已失，攻之得出。刘秀到了信都（今河北冀县）后，任用他为裨将，与傅宽、吕晏都隶属邓禹部下。他攻占了附近县邑，又完成了到房子县（今河北高邑县西南）去征兵的任务。邓禹欣赏他的才干，命为偏将军，管辖士兵二千人，傅宽、吕晏二人各领兵数百人。邓禹向刘秀报告他的决定，得到了刘秀的赞成，并令铫期率兵攻取了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宋子（今河北栾城县东），又占领了乐阳（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稾县（今石家庄市东南）和肥累（今河北晋县西）。 在消灭王郎割据势力的战役中，铫期随刘秀与王郎大将倪宏、刘奉大战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南）城下。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手杀五十余人。额部受创，整冠再战，士卒亦皆奋勇当先，遂大破王郎军。平定王郎后，刘秀以铫期功高，拜为虎牙大将军。铫期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建议刘秀顺乎民心，意谓称帝。当时铜马农民军数十万人进入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博平（今山东聊城县北），铫期与众将奋力迎战，连战不利，乃背水为阵，决一死战。双方死伤甚多，适逢刘秀率领大军前来救援，铜马军陷入前后夹击之中，遂败走馆陶（今属河北），被迫投降。后来又随刘秀袭击青犊、赤眉农民军于河内郡之射犬（今河南沁阳县境内）。农民军夺取铫期所部辎重，铫期率兵反击，手刃数十人，自己也三处受伤。但仍然奋力苦战，终于击败了农民军。在刘秀攻取河北的历次战役中，他立下了汗马功劳。 25 第二节班彪著《王命论》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其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即彪之姑）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父伯，颇有儒学修养，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为刘向校秘书。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这样的家世，对班彪的思想、文化以至政治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班彪幼年与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较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当时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班彪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意思是说，刘汉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汉家复兴”之说不可信。 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认为天命加人事，才能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河西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干，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徐县令，后因病免官。又为司徒掾，是司徒的属官。他时有奏言，对时政作出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作《后传》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所撰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不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采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接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已多为《汉书》吸收，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字，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评论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一转，“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和《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是“怀忠愤发”，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拨乱反正。《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同“拳拳”）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欺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在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尔）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悦），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此写元后握玺投玺的言行情态，可谓生动传神。如果说《元后传》原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评论前史（指《史记》）得失，为了撰写《后传》有所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对司马迁与汉儒思想分歧之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指金敞，“婕妤”即班婕妤。 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检阅班固在《汉书》中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传的旨趣，就可了然。 班彪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病死于望都长任上，卒年五十二。所著除《后传》外，还有“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有些文字流传至今，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所收辑。 总的来看，班彪其人，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政治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史学上有一定成绩，但无多大创新。 第三节张衡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张衡早年的文学兴趣张衡是公元一、二世纪间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卓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 张衡（78—39），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县南）人。他年轻时，家境并不很好。但也受到教育，早年即善于为文。十六七岁，他便离家拜师访友。从他家西北行，过武关，经蓝田、南山，到达长安。他游览了三辅，京兆、右扶风、左冯翊。此后，东去新丰，参观骊山沮泉，作了一篇《温泉赋》。这是他的少作之一。 由新丰再向东，过函谷关，张衡就到了京师洛阳。这时候的洛阳，早一辈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已经不多见了。王充已年过七十，未知是否还在人世。大将军窦宪幕府里几位著名的文人，随着窦宪的垮台，也都去世了。班固、崔骃都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逝世。傅毅还死在他们的前头。贾逵还健在。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崔骃的儿子崔瑗到京师来了，他慕贾逵之名，就跟贾逵学会了天文、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等学问，为太学里诸儒生所钦佩。张衡大概在这时候认识了崔瑗，并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了《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好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 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文学——诗歌、辞赋、散文。扶风班氏是著名的书香世家，班固当时的新著《汉书》，虽很难读、难得，他可能部分看过；大赋《两都赋》，他也可能找到了。在洛阳，张衡的名气渐渐地有了，朋友也多起来了，他结交了马融、王符、窦章等。有人荐举张衡为孝廉，他漠然无动于衷。有些公府请他为属官，他也无意去作。张衡虽非高傲，但不愿与“俗人”交游。因此，他在洛阳几年，所专注的仍是他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创作。他有一篇《定情赋》，可惜只存这样四句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 这是对美人的赞叹和思慕。他还写了一篇《七辩》。凡“七”之类，也是一种赋的形式，始创于前汉初期淮阴人枚乘的《七发》，以七事启发“太子”而得到使听者悔悟的目的。到了张衡时代，这种赋体仍有人模拟试作。张衡的《七辩》，借无为先生与虚然子等的谈话而表达自己的志趣所在。虚然子言“宫室之丽”，雕华子言“滋味之丽”，安存子言“音乐之丽”，阚丘子言“女色之丽”，空桐子言“舆服之丽”，依卫子言“神仙之丽”。无为先生对前五子之说都默然无对；对依卫子之说虽有所言，实际也不以为然，末以“将飞未举”一语婉然谢绝了。最后，髣无子曰在我圣皇，躬劳至思，参天两地，匪怠厥司。率由旧章，遵彼前谋，正邪理谬，靡有所疑。旁窥八索，仰镜三坟，讲礼习乐，仪则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赏而劝，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于是二人之俦，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后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国而悦远人，化明如日，下应如神，汉虽旧邦，其政惟新。 髣无子这一段话，真正打动了无为先生的心，“而先生乃翻然回面曰‘君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张衡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全后汉文》卷五十三。 子一言，于是观智，先民有言，谈何容易！予虽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务。’”这是一篇赋体的寓言。张衡借髣无子的口，倾吐了自己的理想，“汉虽旧邦，其政惟新”，他把现实想象得这样完美，中兴的汉室，将达到圣人之治的神化境界。但现实距此境界又如此遥远，他也不敢期其必然，所以他在兴奋之余，还只能表示“敬授教命”，努力以赴，将来究将如何，不敢多言了。 南阳时期《二京赋》和《南都赋》的创作京都洛阳是不能久居的。张衡回到了家乡南阳。在这里，他做了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鲍德是西汉末年鲍永的孙子。永初从更始，后归刘秀。有子名昱，昱子德。在《后汉书·鲍昱传》末有一段关于鲍德的记载子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为南阳太守。时岁多灾荒，唯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在职九年，徵拜大司农，卒于官。 鲍德是哪年为南阳太守的，这里没有说。张衡为南阳太守主簿，有他的《绶笥铭·序言》为证。但从哪年开始的，也没有讲清楚。据近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张衡从二十三岁（永元十二年，公元00年）开始为南阳太守主簿，大致是可信的。张衡和太守鲍德相处很好，他为太守做文书工作。除本职工作之外，时间还是不少的，他有可能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他写了一篇与《定情赋》有关的《同声歌》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谒，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芳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2。 这写新婚夫妇的喜悦，以新妇的口吻，自述尽妇道，供妇职，求得白首不忘的幸福。这是一首合乐可歌的文人乐府。这种五言诗体，在张衡时，还在创造的途中。它说的是直接的抒情叙事呢，还是借新婚夫妇的相得心情而有所比喻呢？这是不易肯定的。但如果以之比喻和鲍德的官属友谊关系，似乎也是说得通的。 在南阳的官邸里，张衡完成了蓄志已久、酝酿约有十年的《二京赋》。 这两篇与著名文章家班固的《两都赋》相仿。它们的形式相似，寓意也无异，都是说一个故事，以铺陈西都的奢侈为鉴戒，而盛赞东都的节俭以进行讽谕，对统治者都是有益的。但班张的时代已不同，张衡所处的后汉社会危机已逐渐地加剧了，所以他在《东京赋》里所表示的讽喻比班固讲的深刻多了。这不是“劝百而讽一”的小讽，而是站在皇朝危亡的高度，大声疾呼了。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聩墙填堑，乱以收置解罘，卒无补于风规，祇以昭其愆尤。臣济奓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故函谷击柝于东，西朝颠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全后汉文》卷五十五。 《全后汉文》卷五十五。 2逯钦立《汉诗》六。 学，体安所习，鲍肆不知其臰，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齐度于■咬，而众听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这一段的讽谏之辞，决不是纵横家那样的危言耸听，而是从人民能否承受的观点以阐明统治者不知不觉的奢侈所带来的严重的以致于亡国的后果。它的高度的思想性决不是班固所能想象的。 张衡在南阳除完成了《二京赋》，还写了一篇《南都赋》，这当是对光武皇帝的歌颂，也是对自己家乡一隅之地快意的描绘和赞美。就大赋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但其结构则比较简单，弘富亦逊于前者。 鲍德为南阳太守，在职九年。调为大司农，病卒。张衡在鲍德调离南阳后，没有跟着他走。这时朝廷上是邓太后临朝，邓氏兄弟秉权，做出招举士人的模样，张衡不为所动。但张衡还是有书信和邓骘保持联系。 两任太史令。《思玄赋》、《四愁诗》和《归田赋》安帝早知张衡“善术学”，就于永初五年（公元年）以公车特请他到京都来，给以亲近的郎中职位。这时（前一年）朝廷刚成立一个校订典籍的组织，“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东观在洛阳南宫，是皇家的藏书处。当时有名的学者如马融、窦章等都在这里，为校书郎。张衡没有在东观校书，他由郎中迁为尚书郎，再迁为尚书侍郎。元初二年（公元5年）又迁为太史令，这年他三十八岁。这个职官主管天文、历法等等，对他是合适的，他在这方面早有修养，新任职守又给他创造了进一步钻研的条件。这样，从理论到实践，他就不断地有所贡献了。张衡第一次为太史令共六年。经过公车司马令五年的转折，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2年）再为太史令，又七年。前后十三年的专业职守，使他的科学事业日益巨大而显著。顺帝阳嘉元年（公元32年）即复为太史令的最后一年，他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即地震仪。这是世界上地震仪的鼻祖。此事载之《后汉书·安帝纪》，可见当时受到的重视。 作为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张衡，并不是不关心政治的。顺帝时，尚书令黄琼上疏言事，颇致力于腐朽内政的改革。张衡在这种朝气复萌的形势下，亦自陈其思想政治上的主张。自光武帝以来，图谶成为统治者欺骗人民的工具。张衡愤其虚妄，首先上疏论其言而无征，实为少数妄人欺世愚民捏造出来的把戏。他以秦至西汉末的历史事实，证明本无图谶，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后来有些人所言某些灾异，亦无事实效验。因此他主张“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这些议论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没有多少人敢说，而且儒者们一直在“争学图谶”。这时朝政大权已由外戚转移于宦官集团。张衡复上疏言事。但张衡作为太史令，不在公卿之位，他的几篇奏章，虽都言之成理，一律是无效的。这样，他对政事就愈来愈没有兴趣了。 顺帝即位后，张衡再转为太史令。这职务在他为专业对口，但也说明了他长久官升不上去，总不能没有一点感慨。于是他仍用与客谈话的形式，作《应间》赋，表达了他的仕途不得意的情绪。 《后汉书·安帝纪》。 阳嘉元年，张衡发明地震仪。次年，迁为侍中。他接近了皇帝，进言的机会多了。而宦官们则怕张衡告他们的状，揭发他们的丑恶，常以凶恶的目光威胁他。因此当顺帝问他事时，张衡就情不自禁地简单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事。但宦官们始终不放心张衡在顺帝身边，共同诬陷，一意要驱逐他离去。本来张衡就受老庄思想影响，以为人的吉凶祸福，幽微深藏于无形之中，说不定哪一天要得祸，因此又作了一篇《思玄赋》，开始说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贞节。竦余身而顺止兮，遵绳墨而不跌。志团团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与琼枝。镌幽兰之秋华兮，又缀之以江蘺。美襞积以酷烈兮，允尘邈而难亏。既姱丽而鲜双兮，非是时之攸珍。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幽独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传说之生殷；尚前良之遗风兮，恫后辰而无及。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鸾鹥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这是一首骚体赋，学屈原《离骚》，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不可得，则云游上下四方，以至于天上。 据开阳而畋_兮，临旧乡之暗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悁悁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辀而徘徊。虽遨游以媮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出阊阖兮降天涂，乘飚忽兮驰虚无。云霏霏兮绕余轮，风眇眇兮震余旟。缤联翩兮纷暗暧，倏眩眩兮反常闾。从天上又回人间。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长余珮之参参。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欧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幕历陵之钦崟。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夕惕若厉以省諐兮，惧余身之未■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遥。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驱除幻想，一切还是照常，不求人知，自我努力而已。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何必远游自求劳苦。这是儒道思想的诗化，从苦闷中解脱出来，自得其乐。张衡另有《髑髅赋》，则是道家思想的游戏之作。 在为侍中的时候，张衡曾“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 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他几次上书，俱被排斥，不为顺帝所接受，他觉得事已一无可为了。于是张衡于顺帝永和元年（公元3年）被调为河间（河北献县）相。在这里，他努力作一些切实的事，如打击豪强，整齐法度，使地方安定，上下肃然，政事耳目一新，一切有条规地得到治理。但张衡心中始终去不掉愁思，安静不下来，不得不寄情于诗，而有《四愁诗》之作。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霑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赠我金琅我员ㄖ衽獭b吩赌乱楞扳辏挝秤切姆成恕Ⅻbr />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旟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芬芬，侧身北望涕旟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这是从骚体赋变化来的诗篇，而有歌谣色彩。全诗四章，章七句。所思东南西北四地为理想所在，美人则是理想的化身。最高理想在太山、桂林二地，它们是古代圣王封禅、巡狩的地方，属于立德事业；其次是雁门、汉阳二地，它们是西北边疆要地，属于立功事业。由此可见他的理想与现实处境的矛盾是很大的，所有理想都为现实困难所阻挠而莫能如愿，与美人赠答之事都是幻梦，只有愁思怅望，涕泪霑襟。张衡为人正直，博学多能，而始终为下级官吏。他虽有许多贡献，但不能行其志，愁苦不得解决，遂有“怀土”之思，作归居田园以善终其身的打算，因作《归田赋》以见志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魦鰡。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以老庄思想和儒家经典为精神支柱，以田园游乐为生活旨趣，这样张衡便抛弃了人世间的荣辱，而**于复杂矛盾的世界之外。然而这只能是最后的一个幻想。在河间三年，张衡上书求退，顺帝徵为尚书。他没有归田。永和四年（公元39年）卒，年六十四。 张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反映了他在仕途生活中遭受的曲折和坎坷，他在辞赋、诗歌和散文等方面都有优秀的业绩，表现了独创性。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张衡所作各体，大赋、骚体赋、咏物小赋、抒情小赋，表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后者则是他的创新和开拓，对后世有影响。诗作不多，对五言诗的成长有贡献。散文则以上书言事的政论为主，而上书驳斥图谶的虚妄，则比“疾虚妄”的王充还彻底些。 《全后汉文》卷五十三。 第四节张衡在科学上的贡献《灵宪》。浑天说张衡第一次任太史令共六年。在这时期内，他作了几件重大的科学工作，发明了浑天仪，著《灵宪》和《算罔论》。 《灵宪》是一篇杰出的天文学著作。它从理论的高度对当时的天文学知识作了精要的概括和重大的发展。 当时，我国并存着几种宇宙结构理论，而以盖天说和浑天说最为流行。 张衡是主张浑天说的。他的《灵宪》是浑天说的第一部传世的代表作。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昔在先王，将步天路，先准之于浑体”，明指天是个球体。后面又说到，这个球的直径是里。从地到天则是此数的一半，且地的深度也是如此。天“通而度之，则是浑已”。但地则是一个近似的半球，其中地面的南北距离比天的直径短000里，而其东西则长000里。天这个球是从东向西不停转动的，地这个半球却在天内静止不动。至于伸出天外的地块是否会阻碍天的转动？张衡没有说。显然，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由此可见，张衡心目中的天不是一个坚不可破的硬壳。而且更进一步，张衡还认为天并不是整个物质世界的边界。《灵宪》说“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在天之外还有无限广漠的宇宙世界，不过人们还不知道那些地方罢了。 说到天地，人们自然会问，它们是怎么来的呢？对此，中国古代先哲们有一个很好的非神创论思想传统，认为是有规律地演化而成的。老子《道德经》中就说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道，是一种说不出形象和色彩，不在当时人日常经验之内的物质；所谓一，就是气；二，乃是阴和阳；三，则是阴、阳、天。三者结合，生出地面万物。《易·系辞》则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元气已分，天地设位，清浮升乎上，沉浊居于下。”到了西汉时代，《淮南子·天文训》发展了两家学说，提出“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在《灵宪》中，宇宙演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张衡把天地的形成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溟涬”。在这阶段里，整个原始宇宙是“幽清玄静，寂漠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灵，厥外惟无。”所谓“灵”，是一种阴性的精气，看不出任何形象，也没有明显的运动，因此，整个宇宙空间中一片寂静。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从灵中逐渐生成各种不同的气。这些气互相混合在一起，“并气同色，混沌不分”。这混沌漫的元气，自然还没有固定的形状，而且也分辨不出它们的运动速度。这个混沌的阶段称之为“庞鸿”，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然后来到第三个阶段，称为“太元”。这时，那片混沌同色的元气发生了分离。清气向外，形成了圆球形而不停运转的天；浊气向内，积淀凝结成为一个上面平而静止的半球形大地。此后，由张衡的这些著作，原书已佚。《续汉书·律历志》，又《天文志》，刘昭各注，《太平御览》、《开元占经》等有其佚文。今据洪颐煊《经典集林》辑本《灵宪》和《浑天仪》。“灵”字在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天文志》中作“虚”，但其校勘记中指出，汲本、殿本作“灵”，今查《开元占经》引《灵宪》也作“灵”。故从“灵”字。 于天和地的互相结合与作用，产生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万事万物。由上可知，张衡不但继承了先辈学者的优良传统，认为天地的形成是物质自身变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更加强化了这一传统的唯物主义倾向，即，他更明确地表明了，在演化的各个阶段中都是物质——气，而且只有气在起着作用。此外，他把浑天说引进了天地形成的思想，这也比古代演化学说中所依据的天上地下的质朴概念或盖天说思想要来得进步。 日、月、五星天空中最亮的天体是日和月。月有圆缺，而日则始终是圆的。古人在长期观察月亮的运动变化中已经认识到，太阳是自己发光的，而月亮本身则不发光，只是靠反射太阳光才发亮。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中说“日兆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汉晚期的京房也说“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对于这个问题，张衡也提出了进一步的看法“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朔望现象取决于月亮和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所谓“当日”是指月亮行到了太阳的正对面（相对于地来说）。那么，这样说来，月在望时应该总是很明亮浑圆的了，为什么有时又有月食的现象发生呢？对此，《灵宪》解释说“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月过则食。”所谓“月过则食”的虚，用今天的概念来说，那是太阳照射地球时在地球背后投射出的影子。但是，张衡的地是个相当于半个天球那么大的东西，因此，这个虚与现今的地影概念很不相同。可是究竟张衡是怎么想象的，我们现在还难解释。唯一肯定的是，张衡知道月食的原因是地遮蔽了日光。不过仅仅这一点也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了。 除了日月外，还有五颗肉眼可见的行星在星空背景上运动，运动方向大多时候与日、月一样，是由西向东。因此，这样的运动称为顺行，古代又称右旋。五大行星和我们所在的地球实际上是在各自的轨道平面上绕着太阳作椭圆轨道运动。这些运动都不是匀速的。它们的平均速度也各不相同，离太阳越远的天体，其平均速度越小。由于行星和地球有上述这些运动，因此，在地球上的观测者就会看到，行星有时会出现由东向西的运动，这种运动称为逆行。在顺行和逆行变更之际，行星就好象停留在天空中不动一样，这种状态称之为留。这些天文现象，以及行星运动速度变化的规律，都是在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又经7世纪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以后，才得到科学解释的。比哥白尼早了4个世纪的张衡完全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但是，他根据他那个时代所积累的天文观测和日常经验，加上他自己的天才，对行星运动的规律作出了自己的猜测。 张衡在《灵宪》中说“文曜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 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于天也。”他认为，行星的右旋是一种自然规律——天道。他又因为天本身是从东向西运动的，所以又提出，越靠近天，行星的运《开元占经》卷一。 动所受到天的影响也就越大（“迫于天”），这就可以解释行星速度为什么会放慢下来，甚至可以完全停止，乃至倒退（逆行）。这种天的影响力使行星速度发生变化的想法，是对控制天体运动的力的一种思辨性解释。张衡的解释是早期中国天文学史上探求天体运动变化的物理机制的最后一个企图。这种企图由于整个科学发展状况的条件限制，在古代中国就没有可能得到发展和解决。正因为如此，张衡的解释努力应得到后人的钦佩，而不因其牵强不科学而忽视。 五星中火、木、土三行星离太阳比离地要远。金、水二星则离太阳比离地要近。前三者称为外行星，后二者称内行星。张衡当时还不能测定行星与太阳的距离，他当然无法说出何为内行星，何为外行星（这问题也是哥白尼开始才解决的）。但是他已经知道三外行星速度比太阳（实即地球）慢，而二内行星则比太阳快。他还观测到“行迟者觌于东”，即三行星都是先在早晨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以后太阳离它越来越远，过相当时间后太阳反从西面赶上外行星，终于使它在黄昏时被淹没在太阳光中。直到太阳赶过它相当远后，它又在早晨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而内行星则不同，它不但会在早晨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也会在黄昏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以后仍然在黄昏消失于太阳光中。因此张衡称之为“行速者觌于西”。于是他借用阴阳观念说道“觌于东属阳”，“觌于西属阴”。并且用“日与月此配合也”，把五星分成二类“摄提（木星）、荧惑（火星）、地候（土星）见晨，附于日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见昏，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焉。”虽然没有内、外行星的概念，但两者是区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其中终究运用了某种距离的概念，这是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极为少见的。循此以往，未必不能发展出正确的概念来。很可惜的是，以后再没有人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关于恒星关于恒星，张衡认为是“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这个见解当然是错误的，它是当时已流行了数百年的天地对应思想的反映。《灵宪》中就说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这种尺地之间的对应，纯粹是附会的，是毫无道理的。例如，天的九位（九天）和地的九域（九州）全都是人为的划分。这种对应纯属数字偶合。不过，话得说回来，《灵宪》所说的星“体生于地，精成于天”的话却也不是全无原由的。《灵宪》又说到“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丽其职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于是乎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因为天上坠落的星星（陨星）掉到地上的都见到是石头（陨石），所以使古人起了错觉，认为星星原是地上之物。那么，为什么会升到天上的呢？这就自然会解释成是地上山岳（山多石头）的精气上升就成为星，而星星陨落也自然是“神歇精”的结果了。因此，不管这种解释是多么的荒谬，但却反映了古人对陨石的观察。要知道在欧洲，一直到十七世纪，还不认为陨石是从地球以外的空间掉入地面的。关于恒星，《灵宪》还说到它们的命名计数“众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四方，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征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这里给出的星官命名数和星数都大大超过了《汉书·天文志》的记载。这篇写作时代离张衡不远的志文中也有个数字“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可见，张衡在当太史令的期间是亲自做过恒星的观测、命名、综合（其他前人所定的星官）和计数工作的。张衡所定的星官体系甚至比后来三国时陈卓综合石氏、甘氏和巫咸三家星官而成的星官体系还要庞大。后者只有星官283官，星数44星。可惜的是《灵宪》中没有记录下张衡星官的详情，其他可能记下详情的张衡著作也未有留存。不过近年有人在南宋郑樵编的《通志·天文略》中找到了一些张衡关于某些星官的描述及其星占文字的残篇。只是郑樵是按《步天歌》星官系统——陈卓系统的重新组合——来写的，所以，只有与上述283官相合的张衡星官才会被引入《通志》。至于这个体系之外的张衡星官那就只有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了。此外，张衡所说的征星之数，则并不是实际观测的结果（在整个星空中，人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总数不过千多颗，其中还包括了南极附近中国古代所一直看不见的天区中的恒星），而是从《易·系辞》中说的“万物之数”来的。这是天地对应思想的又一个反映。 浑天仪张衡所作的浑天仪是一种演示浑天说的仪器，故有此名。 《晋书·天文志》中记载了一段葛洪论天的话，其中说到“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既然是在密室中用的，当然不可能是观测天体的仪器，而只能是一种演示仪器。这件仪器的细节在《晋书·天文志》的“仪象”中有更具体的记载“张衡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蓂荚于阶下，随月盈虚，依历开落。”这里又称张衡的浑天仪为浑象。事实上在早期，浑天仪、浑仪和浑象这些名称是混用的，即，凡是表现浑天说的仪器都可以称之为浑天仪或浑仪；而不象隋唐以后，名称逐渐规范，专以观测仪器称仪，而以表演仪器称象。 从《晋书》的上述记载可知，张衡的浑天仪，主体是一个大圆球。与现今的天球仪相仿。球上画了张衡所定的星座和星星，也画了赤道、黄道。黄道上则绘出二十四节气。在大球相当于南、北极的地方，伸出一根转动轴。这根轴架在一个圆环形支架上。圆环循所在地的子午面方向直立着。转动轴北高南低，与地平面所夹的角度正好是所在地的地理纬度。如果在子午圆环正中间设一个水平放置的大圆环，代表所在地的地平面，那么，转动大球，就可以表演星星的东升西落。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远在地平线以上不会下落，其极限是一个以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称之为内规。反之，以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经的小圆，则为球上永不升到地面以上的部分的极限，这圆就称为外规。这个大球，有一个齿轮系连接着。用漏刻流近年有人对张衡发明浑天仪有异说。参看陈久金《浑天仪的发展历史新探》，《科技史文集》第一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978年版。 出的水推动这个齿轮系，就可带动大球自东向西转动，只要齿轮系转动速度调节适当，就可使球上天体的东升西落和中天现象与室外的实际天象一致。按《晋书》的记载，张衡的大球上还有日、月、五星。这些天体除了随着天球东升西落外，还有各自的轨道运动。这些轨道运动和天球的东升西落方向都不一致，因此，要象表演恒星的东升西落那样来表演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运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械工程问题。现代研究家都认为，张衡的时代还不能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人们认为，张衡浑天仪上的日、月、五星实际上是一种可以用手搬动的附加物，它们能随天球东升西落，但是是由仪器操持者随时按照它们在星空背景上的移动来搬动它们在浑天仪大球上的位置。 虽然张衡的仪器尚不能完全自动地表演日、月、五星的运动，但是，用一个机械系统来取得与天球旋转相同步的机械运动，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从张衡开始，我国诞生了一个制造水运仪象的传统。由于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原子钟发明和采用之前，时间的计量都是以地球的自转，也即天球的转动为基础的，因此，张衡的发明实际上就成为后世机械钟表的原始鼻祖。 有意思的是，张衡浑天仪中还有一个叫做“瑞轮蓂荚”的附件。所谓蓂荚，是一种神草，传说长在尧的居室阶下。随着月亮的出现，一天长出一个荚，最多十五个荚。过了月圆之后，又一天掉一个荚。这样，蓂荚就可以指示出月相和一个太阴月中的日期。这个传说实际是反映了尧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张衡却根据这种传说制造了一种机械装置，所谓“随月盈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历显示。 既然浑天仪能和天球的转动相合得丝丝入扣，“皆如合符也”，可见它的稳定性相当高。因为浑天仪是用刻漏流出的水推动的，所以可知张衡的刻漏技术也很高明。 刻漏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守时和计时仪器。从目前出土的三件汉代刻漏来看，它们都是所谓“沉箭式单漏”，都铸造于西汉时代。这种刻漏仅只有一个盛水的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随着容器内水的流失，水面降低，由浮在水面的箭舟所托着的刻箭也随之下降，由此可读出时刻。沉箭式单漏的计时准确性主要决定于漏水流出的速度是否均匀。而水流出速度又与小管处的水压成正比，即，随着水的流失，刻漏容器内的水面下降，水的流出速度也会变慢。用这样的刻漏来推动浑天仪，浑天仪的转动就会越来越慢，因而也就不可能较长久地保持浑天仪与天球的同步关系。 为了提高刻漏的准确性，古人想了许多办法。首先是把沉箭式改为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流到另一个柱形容器内，把箭舟和刻箭也放在这聚水器内，以刻箭的上升来反映时刻的推移。第二步是在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使下面的刻漏中不断有水来补充所滴出的水，这样就可使下刻漏水面的下降大大推迟，从而提高下刻漏出水速度的稳定性。这样的刻漏称为二级刻漏。如果在上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那么上刻漏的出水速度也就比较稳定，因而下刻漏的出水速度就更加稳定。这就成了三级刻漏。当然，还可以组成四级或四级以上的刻漏，这是后话。关键是从单漏到二级刻漏这一步。但这一步的发明，在文献和考古发掘中都没有发现什么资料和证据。 不过，在一篇题为《漏水转浑天仪制》的文章中描述了张衡所用的刻漏是一组三级的刻漏。这篇文章已佚，只在唐代的《初学记》卷二十五中留有三段残文。《初学记》所引残文题名前还有“张衡”二字。因此，很可能，残文是张衡的原作。这三段文字如下“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盖上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金胥徒，居右壶。”“（皆）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所谓“叠置”就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再叠”，则当然是又加上第三具刻漏了。至于下面的聚水器（壶）分左、右两把，那是因为古代的时刻制度夜间的和白天的有所不同，因而刻箭上的刻度也有不同。所以张衡干脆就用两把聚水器。从张衡之前没有多级刻漏的记载这个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推断，正是张衡作出了从沉箭漏到浮箭漏，又从单漏到多级漏这样两步卓越发明的，而且是从单漏直接跨上了三级漏的。无论如何，张衡对我国古代刻漏技术的发展是有其贡献的。 《算罔论》《算罔论》一书久已佚失。唐代李贤在注《后汉书》时就指出“衡《集》无《算罔论》。盖网络天地而算之，因名焉。”因为看不到《算罔论》，他就怀疑它根本不是一部书，而是《灵宪》一书的补充名词，即，应作《灵宪算罔论》。可是《后汉书·张衡传》文末再次述其著作名时仍只称《灵宪》，且后世引张衡著述的也无《灵宪算罔论》之称，李贤所说是没有根据的。《算罔论》应是单独的一本书。查《九章算术·少广章》刘徽注开立圆术时引有“张衡算”若干言，这当是《算罔论》的遗文。从这些遗文得知，张衡第一个否定了对圆周率的古代粗疏认识，提出了π=0的新值。这个数值虽然仍很粗略，但却是进步的开始。由此才有刘徽的推进，并最后导致祖冲之的杰出发明。 修改历法的活动安帝建光元年（公元2年），张衡去史职，改任公车司马令。这是个掌管宫阙南门，品级和太史令相同的官职，虽然他离开了太史令职位，但仍关心天文历法工作。延光二年（公元23年），东汉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是否继续颁行《（后汉）四分历》的大讨论。张衡曾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后汉）四分历》是为了纠正以前行用的《太初历》的疏误，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起酝酿，到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经过科学而慎重的大讨论之后才得颁行的。《（后汉）四分历》在天文数据和计算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改进。延光二年的讨论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有人提出，根据图谶，当改用甲寅元《（后汉）四分历》是用文帝后元三年为元，岁在庚辰）；又有人提出，章帝改历以后“灾异卒甚，未有善应”，而汉武帝用《太初历》后，“享国久长”，故应复用《太初历》。这两种观点提出以后，张后两段在《文选·陆公佐新刻漏铭》李善注中引为一段，括弧中字即据李善注所引增补。详见李俨《中国数学大纲》上册。 衡和另一位学者周兴一起，立即和他们展开了辩论。数次辩论，对方或者无可回答，或者回答失误。史书没有留下这些一定是很精彩的辩论记录，但可以推测，张衡他们是用天文学的科学论据和对方的迷信观念作的辩驳，因为张衡、周兴二人在驳倒上述二种改历要求之后，又根据多少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提出应该行用一种比《（后汉）四分历》更准确的历法《九道法》。张衡、周兴的提议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进入讨论的公卿有一百多人。很可惜，张衡等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不过要求改用甲寅元或《太初历》的提议也彻底被否决了。《九道法》现已无传，只知它是在西汉时代出于民间的一种历法，西汉末年刘歆曾对它作过改进和推广。这种历法最主要的是其中提出了定朔的概念。而在官方的历法中，直到东汉末年刘洪的《乾象历》中才有定朔概念。定朔概念的产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由此可见，张衡的科学见解是非常高明的。 候风地动仪的创造经过公车司马令五年的转折，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2年）起，张衡又回任太史令。这次任职直到阳嘉二年（公元33年）才得升迁。在这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内，他作出了一件震烁古今的伟大发明——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这件仪器铸成于阳嘉元年（公元3汉书·张衡传》中留下了一段有关候风地动仪的简要记载。依据这段珍贵的文字，今人王振铎复原了这件驰名中外的古地震仪。 多种巧艺的制作张衡还作了另外一些机巧的器械。但其制作年代不明，且其制作详情也都已失传。不过，从传下来的一些简单描述中也可推知，其机构一定是很巧妙的。 张衡制造过一种能飞的木鸟，类似今天的模型飞机。《广博物志》引《文士传》云“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飞数里之说或许是夸张。不过即使只有数丈，那也是一个王牌梦魇燃文杰出的成就了，因为那是世界上第一个机械飞行器2。 张衡制造过指南车。《宋书·礼志》云“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因而后来曹魏时马钧又一次作了再创造。 张衡还作过一种有三个轮子的器械，《傅子》云“张衡能令三轮独转。”张衡在所作《应间》中也说“参轮可使自转。”不需外力而纯粹的自转是不可能的，这是件什么东西还难断定。今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引宋王应麟的话，认为是记里鼓车。记里鼓车的特点是能反映车所行经的里程，与“独转”、“自转”所强调的似乎是两回事。或许，这更象是一架风车，或水磨，因为它们是借助于自然的风力或水力驱动的，故仍可称之为“自转”。 王振铎的详细复原报告发表在《文物》93年2、4、5期上，本书《科技志》中据此详细介绍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 2有记载说古代墨子造过一只木鸢，能“飞三日不下”。这只能是一种风筝类的东西，而不是飞行器。无论如何，张衡被后人誉之为“制作侔造化”（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善机巧”（《后汉书·张衡传》），“性精微，有功巧艺”（《北堂书钞》卷五十五引《文士传》），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张衡也研究过地理学，根据他研究和考察的心得，画过一幅地形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衡尝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第三十三章班超马援班超、马援是东汉早期立功边区的名臣。 第一节班超附班勇投笔从戎班超（32—02），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西北）人。少有大志，略涉书传。善辩，不修细节，孝谨，“不耻劳辱”。父班彪，官至兰台令史，博学多识，作《史记后传》。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卒，合家还归乡里。兄班固继承父志，潜心研究，继续写作。人告班固“私改作国史”，明帝下诏逮捕班固。班超上书为其兄辩白。明帝诏见班超，了解详情，正巧郡县奉命将查抄班固的书送到洛阳。明帝观后，十分赏识班固的才能，便封班固为兰台令2，掌管皇家的图书，从事校书工作。班超与母随班固到洛阳。 班超曾为官家抄书，继而辍业，投笔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别人皆笑之。班超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西域与中原的关系，王莽时期中断。匈奴乘虚而入，重新控制了两域。 由于“匈奴敛税重刻”，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建武年间皆遣使求内属，要求汉朝派遣都护。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明帝时期，政治已经稳定，经济得到恢复，要求反击匈奴的侵扰，恢复汉在西域的统治。班超“立功异域”的心愿，适应了客观形势的要求。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遣窦固等四路讨伐北匈奴。班超投笔从戎，随窦固出酒泉，扫荡车师一带的匈奴势力，破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班超以假司马率偏师击伊吾，与匈奴大战于蒲类海，斩获甚众。班超首战，崭露头角，受到窦固器重，因此遣他与从事郭恂出使西域。 开通南道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鄯善王广对待班超毕恭毕敬，奉若上宾。但时隔不久，突然对他们疏远冷淡起来。班超判断一定有匈奴的使者到来，使鄯善王狐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乃召侍胡者诈说“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说出了真情。班超立即扣留侍胡者，召集部下三十六人共饮。酒酣，因激怒他们说你们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现在匈奴使者到了才几天，而鄯善王广对我们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其部下都说“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人都说，应当同从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怒说“吉凶决于今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班超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2《后汉书·班固传》。 《后汉书·西域传》。 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人说夜，天大风，班超率吏士奔匈奴营寨，命十人持鼓伏于匈奴营后，相约见火即鸣鼓大呼，其他人持兵器伏于匈奴营两侧。部署就序，班超顺风纵火，顿时前后鼓噪，匈奴兵大为惊恐。班超率众杀敌，亲自杀匈奴三人。匈奴使屋赖带、副使比离支等三十余人被杀，其余约百人皆被烧死。次日，告诉郭恂，郭恂“大惊，既而色动”。班超知其意，忙解释说战胜匈奴，是使团的功劳，从事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一样有功，班超绝不会独霸功勋。郭恂听罢，乃悦。然后，班超召鄯善王广，以匈奴使首示之，“一国震怖”。班超说明情况，加以抚慰，鄯善王广“遂纳子为质”。 班超将情况报告了窦固。窦固“大喜”，将此情况报告朝廷，并且提出更选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赏识班超，下诏对窦固说“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班超又当了使者，窦固欲增加其兵力。班超说“愿将本所从三千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是时，于寘王广德新破莎车，雄居西域南道，匈奴遣使监护其国，附近“十三国皆服从”。班超一行，先至于寘，广德不仅礼仪甚疏，而且听信巫言，遣使向班超要求献马以祠巫。班超了解其情况，答应其要求，而令巫自来取马。巫至，班超斩其首送给广德，并指责之。广德早就知道班超在鄯善杀匈奴使团的壮举，非常惶恐，立即攻杀匈奴使者而投降班超。班超重赏其王以下官吏，镇抚于寘。于寘和鄯善是南道的两个强国，他们的归附，对于开通南道有重要意义。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来到了疏勒，离疏勒王所居寘橐城九十里。疏勒王兜题是龟兹人，由匈奴扶立为王。班超先安排田虑前去诈降，嘱咐田虑“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投降便可执之。”田虑见到兜题，乘其没有防备，劫缚兜题。左右侍从因出其不意，都惊惧逃跑了。班超得知消息，立即至勒豪，晓谕其众，立疏勒故王兄子忠为王，疏勒国人大悦。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卒。焉耆乘汉丧，攻杀都护陈睦。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班超拒守岁余。章帝以陈睦新没，担心班超孤单难支，下诏征班还朝。班超将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而自杀。班超还至于寘，王侯以下皆哭泣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班超的马脚，而不得行。班超从其所愿，又欲遂本志，乃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更还疏勒。疏勒自班超离去，已投降了龟兹，与尉头连兵，班超捕杀了疏勒的反叛者，击溃尉头，动荡的疏勒又安定下来。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弥兵万人，攻破姑墨石城。班超乘胜平定西域诸国，上书请求增加兵力，欲攻龟兹等，并提出“以夷狄攻夷狄”之计，可以就地取给，相机行事。章帝知其功可成，于建初五年（公元80年），以徐干为假司马，带领千人支援班超。 班超欲进攻龟兹，考虑到乌孙兵强，想出“遣使招慰，与共合力”的办法，得到章帝的允准。建初八年（公元83年），任班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军司马，另派卫候李邑前与乌孙结好。 李邑始至于寘，恐惧，不敢西行，便上书说攻西域不会成功，并谗毁《后汉书·西域传》。 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闻之，不胜感叹，“遂去其妻”。章帝不信谗言，斥责李邑，说“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命令李邑至班超处听从调遣。并下诏班超说假如李邑能胜任在外的工作，可以留下任用。班超即遣李邑护送乌孙侍子回京师。徐干对班超说可以照诏书办事，留下李邑。班超表示，可予谅解，不搞打击报复。 建初九年（公元84年），班超发疏勒、于寘兵击莎车。初，莎车以为汉兵不出，故投降龟兹。莎车收买疏勒王忠，忠叛汉，西保乌即城。班超乃更立成大为疏勒王，发兵攻忠。半年不下，康居发兵救忠。是时月氏与康居通婚，班超遣使以锦帛送月氏王，令其劝康居罢兵。康居王遂执忠而归，乌即城降于班超。 元和三年（公元8年），忠借康居兵，还据损中，与龟兹通谋，遣使诈降于班超。班超心知其诈而伪许之。忠大喜，从轻骑来见班超。班超作了准备，设宴款待。酒行，令吏缚斩忠，因破其众。 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超再发于寘等国兵二万五千人，攻莎车。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莎车。班超兵少，以佯撤诱敌分兵。龟兹王听说班超撤退，“大喜”，自率万骑于莎车西界截击班超兵，命温宿王将八千骑于莎车东界截击于寘兵。班超得知龟兹王已上当，密令诸部紧急集合，鸡鸣时驰奔莎车营，对方猝不及防，惊慌奔逃，班超追杀五千余人，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退散。班超威震西域，南道从此畅通。 开通北道月氏曾助汉击车师有功，因而要求娶汉公主。班超“拒还其使”。月氏于是怨恨。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月氏遣副王谢率七万大军，进攻班超。班超兵马不多，“皆大恐”。班超却镇静自若，对吏士分析说月氏兵虽多，但几千里越过葱岭而来，缺乏供应，不足为忧！只要收谷坚守，他们“饥穷必降”，不过几十天就见分晓。果然如班超所言，月氏攻战不胜，钞掠无所获，处境困难。班超估计月氏粮饷将尽，必向龟兹求救，便在东界设伏兵截击。月氏果然遣骑兵赍金银珠玉赴赂龟兹求救，结果被班超伏兵一网打尽。谢大惊，“遣使请罪，愿得生归”。班超放走了他们。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永元三年（公元9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班超升为都护，徐于为长史。更换了龟兹王。班超居龟兹它乾城，徐干屯疏勒。 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吏士贾客一千四百人，讨伐焉耆。行至尉犁界，遣使晓喻焉耆、尉犁、危须说“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焉耆王广遣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接班超。班超指责北鞬支。焉耆王不亲自来迎接，是你之罪。然后赐而遣之。于是焉耆王广与大臣迎班超于尉犁，奉献珍物。但他断绝苇桥，不让汉军入其国。班超避开苇桥之险，从它道过渡。七月末，进入焉耆，离城二十里，结营于大泽。焉耆王广出乎意料，大为惊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尝质于京师，密遣使告诉班超，班超斩使者，以示不信用元孟。乃约期大会诸王，声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余人会见班超。国相腹久等人惧诛，逃亡入海，危须王也未到。班超怒责广等说“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令吏士缚广、汎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遂进兵，斩首五千级，活捉万五千人，牲畜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班超留焉耆半年，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北道重新畅通。 永元七年（公元95年），和帝下诏嘉奖班超说班超经营西域二十二年，“不动中国，不烦戍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封班超为定远侯，食邑千户。 班超因久在他乡，年老思归。永元十二年（公元00年），班超上疏提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故遣其子班勇上书求归。永元十四年（公元02年），班超妹班昭也上书，言其兄通西域已三十年，“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力不从心。请求和帝开恩，令其兄生还朝廷。书奏，征班超还，是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九月，病故，终年七十一岁。 班超一生，“专功西遐”，直到“衰老被病”才归故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班勇三通西域班超征返时，任尚继任都护。班超以多年的经验告诫任尚“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任尚以为班超“所言平平”，并不放在心上。只是几年，“西域反乱”，果然“如超所戒”。永初元年（公元07年），“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西域重新被匈奴控制。元初六年（公元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北匈奴与车师后部攻杀索班，略有北道。曹宗请发兵五千击匈奴，复取西域。公卿大臣多主张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邓太后召班勇“诣朝堂会议”。 班勇，班超少子，字宜僚，少有父风。他既反对放弃西域，又反对发兵攻北匈奴。他建议恢复敦煌营兵三百人，恢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并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寘心胆，北鞬匈奴，东近敦煌”。诸臣先后问难，班勇一一驳回。邓太后终于听从班勇之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延光二年（公元23年）夏，又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柳中。 次年正月，班勇至楼兰，不战而楼兰归附。接着，班勇又恩威并施，争取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自缚归降。班勇因发其步骑万余人至车师前王庭，击败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俘获五千余人。于是，车师前部始复开通。 延光四年（公元25年）秋，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车师后部王军就，大获全胜，杀虏八千余人，获马畜五万余头，俘其王军就与匈奴持节使者，斩于索班没处，以报其耻。永建元年（公元2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班勇遣将斩东且弥王，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 这年冬天，班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北单于率万余骑入车师后部，到了金且谷。班勇遣假司马曹俊驰救之。单于退走，曹俊追杀其贵人骨都侯。匈奴呼衍王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只有焉耆王元孟未归附。 永建二年（公元27年），班勇请击焉耆，顺帝应允，并遣敦煌太守张朗发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合。班勇又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骑两路攻焉耆。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张朗原先有罪在身，欲徼功自赎，遂先期到达爵离关，首战告捷。焉耆王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遂得免诛。班勇则以“后期”论，“征下狱，免”，后卒于家。 再通西域的意义东汉重新确立在西域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重新开通西域的原因，主要是二点（一）汉匈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东汉建立后，经济恢复，政权巩固。而匈奴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单于比归汉，且助汉击败北匈奴。（二）汉、匈与西域关系不同。匈奴对西域“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西域诸国迫切要求摆脱匈奴的统治。汉则不掠取西域，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系内属”。 重新开通西域，意义不亚于张骞首通西域。首先，西域与中原隔绝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开通，带有一定程度的开辟性质。其次，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条支，临大海，他涉足之地，“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大大扩展了国际交往的范围。再次，班勇写的《西域传》，是实地考察的结晶，真实可靠，是今天研究这一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此传被《后汉书·西域传》全部采纳，范晔曾坦率地说，其传乃采班勇所记2。 第二节马援不为守钱虏马援（前4—49），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平陵西）人。其先祖赵奢为赵将，号马服君，子孙遂以马为姓。于汉武帝时，马家以吏二千石，从邯郸徙于茂陵成懽里。曾祖马通以功封为重合侯，坐兄马何罗反，被诛，故再也不显。祖父马宾，宣帝时为郎持节，号使君。其父马仲，官至玄武司马。马援兄弟四人，三个兄长均有才能，王莽时并为二千石，家世再次显赫。马援“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十二岁父母双亡，马援随长兄马况至河南，学《齐诗》于颍川满昌；守章句，辞别长兄，欲到边郡从事田牧。马况鼓励他说“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适值长兄病故，马援守丧，不离墓地。后为郡督邮，送囚徒至司命府，放跑了重罪的囚徒，自己亡命于北地郡。遇赦，留在当地放牧，归附者众，“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牲畜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道“凡殖货则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后汉书·西域传》。 《后汉书·西域传》。 2《后汉书·西域传·论》。 3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马援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则守钱虏耳。” 王莽末年，马援曾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后避难于凉州。受隗嚣器重，任绥德将军，参与决策定计。 马援被派往蜀观察公孙述情况。他与公孙述是同乡、好朋友，自以为到蜀当握手欢如平生，而公孙述却大摆派头和阔气，欲授马援以封侯大将军位。随从都乐意留蜀升官，马援启发他们说公孙述不是礼致贤士，而是装腔作势，这种人是不能久留天下士的。毅然而归。他对隗嚣说公孙述乃“井底蛙”，“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建武四年（公元28年），马援携带隗嚣的书信到洛阳，见光武帝于宣德殿。返回陇右后，隗嚣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马援称赞光武帝为人“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隗嚣非常信任马援，遂决定遣长子隗恂到洛阳作人质。马援携家属随隗恂到洛阳。后来上书请求屯田上林苑中，得到许可。 隗嚣听信王元之言，犹豫摇摆。马援一再致书隗嚣，规劝他切莫动摇。 隗嚣怨恨马援背叛于己，得书增怒，遂发兵拒汉。 平定陇西隗嚣既发兵拒汉，马援乃上疏光武帝，陈述消灭隗嚣之策。光武帝采纳马援之谋，令他率突骑五千，游说隗嚣的将领高俊、任禹等人以及羌豪，陈述利害祸福，分化瓦解隗嚣集团。 马援又致书于隗嚣之将杨广，让他劝告隗嚣，当知利害，而回心转意。 杨广竟然不答。马援又劝杨广，假如隗嚣执迷不悟，可自行离去，脱离险境。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来歙率兵攻占略阳，杀隗嚣守将金梁。隗嚣率数万众围攻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乃发屋断木以为兵”。闰四月，刘秀率兵征伐隗嚣，行至漆具，将领们以不宜远入险境，劝刘秀扎营。刘秀犹豫不决，正巧马援应召来到，刘秀“大喜”，以诸将之议问马援。马援分析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以米堆成山川地形图，指画形势，说明进军路线，分析曲折，一目了然。刘秀高兴地说“虏在吾目中矣。”次日早晨，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骑数万，辎重五千辆前来助战。汉大军压境，隗嚣“众大溃”，“城邑皆降”2。隗嚣逃往西城，从此一蹶不振。 建武九年（公元33年），马援为太中大夫，与来歙率诸将平定凉州。自王莽末年以来，西羌多事，活动于金城郡属县，凉州不宁。来歙推荐马援治理凉州。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为陇西太守。夏，先零羌攻临洮，马援发步骑三千击破之，降者八千余人。马援把他们“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继而马援与马成进攻浩亹羌，浩亹羌逃奔允吾谷。马援潜行，袭击其营寨，浩亹羌大惊恐，徙居唐翼谷中。马援继续追击，浩亹羌引精兵占据北山，马援陈兵山下。夜令数百骑偷袭其后，放火烧山，一时锣鼓齐鸣，浩亹《后汉书·来歙传》。 2《后汉书·窦融传》。 《后汉书·窦融传》。 羌大惊，率众溃逃。马援以兵少，不便穷追，收粮畜而归。这次战斗中，马援受伤，光武帝以玺书慰劳之。 这时，朝臣议欲放弃金城。马援上书反对此议，建议以金城作为据点。 得到同意，加强了金城郡的耕战守备。又令羌豪杨封，说塞外羌来和亲。于是郡中逐渐安定，民乐其业。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马援奏请复其侯王君长，赐给印绶。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族，攻杀长吏。马援率四千余人征讨，至氐道县，羌占据山头固守，马援据便地断绝其水草，不与战，迫使羌豪率数十万户，逃出塞外，余者万余人皆降，“于是陇右清静”。马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傍县有人发生矛盾，吏民惊言羌反，逃入城中。狄道县长来报告，要求发兵。马援估计不是羌反，命狄道县长归守官府，如果恐惧，“可床下伏”。果然稍定，郡人服之。视事六年，征入朝为虎贲中郎将。马援一再建议重铸五铢钱，光武帝同意，“天下赖其便”。他“尤善述前世行事”，讲得头头是道，使人“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常谋划，为光武帝所用。 平定交趾建武十七年（公元4年），交趾太守苏定依法处决了诗索。诗索之妻徵侧及妹徵贰起兵反抗，攻占郡城。九真、日南、合浦“蛮夷”起而响应，攻掠岭外六十余城，徵侧自立为王。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征讨二徵。大军行至合浦，段志病故，诏马援并将段志兵。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开道千余里。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春，大军到了浪泊，大破二徵，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马援追二徵至于禁溪，每次击败之，其众离散。次年正月，斩杀徵侧、徵贰，传首洛阳。马援受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犒劳军士。 马援率楼船二千余艘，战士两万余人，追击二徵余部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余众散亡，岭南悉定。马援以西于县有户三万二千，地远，奏请分成封溪、望海二县，得到许可。马援所过之处，皆“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他还条奏越律与汉律乖舛者十余事，加以整顿，“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马援班师回朝。军吏经瘴疫死者大约一半。光武帝赐他兵车一乘，朝见时位次九卿。 马援好骑，善于相马，曾师事于杨子阿学习相马骨法。他在交趾时，销熔所得骆越铜鼓，铸成象生马一样的模型，其“高三尺五寸、围四尺四寸”。还京时，送上之。光武帝下诏立于洛阳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 病死疆场马援返京，大受奖赏。友人孟冀相贺。马援说“功薄赏厚，何能长久乎？”他想到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请求击之，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在儿女子手中邪？”孟冀称许其为“烈士”之志。 马援还京仅三个月，就于当年十二月率兵屯驻襄国。次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马援率三千骑出高柳，巡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侦察而知汉军出动，便退散而去。马援无获而还。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五溪“蛮”抢掠郡县。光武帝遣武威将军刘尚征讨，“战于沅水，尚军败殁。”次年，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征讨，仍无战绩。已经六十二岁的马援请求将兵征讨，光武帝担心他年事已高，不许。马援说“臣尚能被甲上马。”光武帝令他试骑。马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光武帝笑道“矍铄哉是翁也！”遂令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带领四万余众征讨五溪“蛮”。马援夜与送者诀别，对友人杜愔说我已年老，“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他只是担心权贵子弟不听调遣。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率大军到达武陵临乡，击“蛮夷”，胜之，余众逃进竹林中。 马援驻军下隽县，决定选择“路近而水险”进军壶头山的路线，以为取得壶头山，就扼住“蛮夷”的咽喉，充县之敌可不攻自破。三月，汉军进至壶头山下，“蛮夷”乘高守隘，水流湍急，船不得上。适值暑热，士卒多疫死，马援也病，遂困。乃凿岸为室，以避暑气。“蛮夷”往往升险鼓噪，马援辄曳足以观之。不久，马援病死。耿舒代替马援监督诸军。 遭受诬陷随从马援出征的中郎将耿舒给其兄耿弇之信中，提到马援进军迟缓，坐失良机，先攻壶头山乃失策。耿弇将此信呈给皇帝。光武帝乃遣虎贲中郎将梁松前往责问马援，并代替马援监督诸军。这时马援已经病死。 梁松是皇帝之婿，颇为骄贵。以往有一次他去问候生病的马援，拜于床下，马援“不答”。马援因是松父之友，身为长辈而不答礼小辈。梁松则恃皇亲而记恨在心。这时马援虽然已死，他仍然怀恨，遂借故陷害。光武帝因而大怒，收回原先赐给马援的新息侯印绶。 以往马援在交趾常吃薏苡（植物名）的果仁（名曰薏米），用以“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回京时，以车载薏苡种子。时人以为他带回来珍宝，权贵们都怨望忌妒，只是没有及时发作。马援死后，有人上书谮之，说马援带回的是一车珍宝。光武帝更怒。马援的家属非常恐惧，不敢将马援遗体葬于旧坟地，只在城西买了几亩地掩埋了事。宾客故人也不敢来吊唁。后来马援家属才知蒙冤，经过多次申诉，才得到皇帝谅解，以丧归葬。同乡故人朱勃上书，说马援“以死勤事”，应当得到公平的待遇。词语恳切，情义可嘉。汉明帝时，图画东汉初年的名臣列将于云台，因外戚之故（援女时为皇后），唯独没有列上马援。到了建初三年（公元78年），汉章帝才追策，谥马援为忠成侯。 《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三十四章窦融窦宪两汉之际，窦融、梁统各以所部兵力归汉，有利于统一。此后，两人的后裔发展成为显赫的外戚家族，对于东汉的政局有相当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窦融雄据河西窦融（前—后2），字周公，扶风平陵（今咸阳市西）人。七世祖窦广国，孝文帝窦后之弟，封为章武侯。窦融高祖父自常山徙于平陵。窦融少孤，王莽时期在强弩将军王俊部下作司马，参与了镇压瞿义、赵明起义，以军功封为建武男。其妹嫁大司空王邑为小妻。全家徙居长安，“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 王莽末年，起义者蜂起。王莽遣太师王匡前往镇压，王匡请窦融为助军，与樊崇战于青、徐一带。地皇三年（公元22年），窦融复从王邑征讨刘秀，大败于昆阳，逃回长安。汉兵入关时，经王邑推荐，窦融为波水将军，引兵至新丰，企图堵截起义军西进。 王莽失败后，窦融投降更始军，在大司马赵萌部下为校尉，后被推荐出任巨鹿太守。 窦融见更始政权不稳，东方扰乱，不愿出关。他的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曾为获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对其兄弟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国。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们都同意他的看法。窦融于是辞巨鹿太守，谋求镇守河西，把家属带了去。在那里，抚结雄杰，怀辑羌众，河西民心向之。 窦融在河西，与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等结交。“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一致推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是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得知消息，解印绶离去。窦融仍居于属国，领都尉职，而置从事监察五郡。 河西民俗质朴，窦融“政亦宽和”，所以，“上下相亲，晏然富殖”。 窦融等练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惊。防羌人扰乱，击匈奴侵扰。“安定、北地、上郡流民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东向破隗嚣刘秀称帝后，窦融便想归附，因隔远而未能自通。这时隗嚣虽然采用建武年号，但“外顺人望，内怀异心”，派遣辩士张玄到河西游说，建议各自割据一方。说什么“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窦融召集豪杰与诸郡太守商议，有人认为刘秀受符命，和人事，也有其他说法，“或同或异”。窦融小心谨慎，“遂决策东向”。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窦融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于汉。梁统等各本节及第二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窦融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遣使随。”这时刘秀也遣使出使河西，争取窦融等共同对付隗嚣、公孙述。双方使者遇于途中，共还洛阳。刘秀见到刘钧等很高兴，赐窦融书，称赞窦融安定河西，远见卓识，并赐黄金二百斤，授其为凉州牧。 窦融接刘秀书，复遣刘钧上书，陈述投顺之意。同时遣弟窦友赴洛阳面陈心迹。窦友行至高平，适值隗嚣叛汉，道路隔绝，驰还河西。窦融遣席封携书间道东行通书。刘秀又赐窦融兄弟书，加以抚慰。 窦融既投顺于汉，乃致书隗嚣，批评他出尔反尔，不识世务，不顾民生，要他深思逆顺之道。隗嚣不理睬。窦融乃与五郡太守共作战备，上书请战。刘秀对窦融的态度和表现颇为赞赏，并与其拉上外戚关系，说窦融乃文帝窦后家后裔，自己是窦后所生景帝之子定王之后；还说汉兵即将西进，希望窦融“以应期会”。窦融得到诏令，随即与诸郡守率兵入驻金城，进击投顺隗嚣的先零羌封何之众，大破之。只因汉兵未进，窦融乃引还。这时，梁统也与隗嚣断绝关系。 建武七年（公元3年）秋，隗嚣攻安定。刘秀将兵亲自西征，令窦融等定期相会。因遇大雨，道路阻绝，加之隗嚣已经退兵，乃止军。窦融已至姑臧，得到诏令而罢归。窦融恐刘秀久不出兵，上书向刘秀建议抓紧时机，东西夹击隗嚣，若旷日持久，则易生变故。 刘秀接受窦融的请求，建武八年（公元32年）夏，发兵征隗嚣。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与刘秀会于高平（县）第一（城名）。刘秀举行盛大宴会，待窦融以殊礼。任其弟窦友为奉车都尉，从弟窦士为太中大夫。双方遂一同进军，隗嚣之兵“大溃”，城邑“皆降”。刘秀因功封窦融为安丰侯，食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其弟窦友为显亲侯。诸将也得到封赏。封赏完毕、刘秀率众东归，窦融等西还故地。 放远权宠窦融兄弟并受侯爵，久专西方，惧不自安。多次上书，请求辞职。刘秀诏令挽留。等到陇、蜀已经平定，窦融受诏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从者车千余乘，马牛羊被野。窦融到了洛阳，送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刘秀还其安丰侯印绶，以诸侯位引见，“赏赐恩宠，倾动京师”。过了数月，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任窦融为冀州牧，十余日后，又迁为大司空。 窦融自知不是刘秀的旧臣，故小心谨慎，多次辞让爵位，光武帝表示留用。窦融不敢再提请求。直到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刘秀才策免窦融官职。次年，加窦融位特进。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令窦融代阴兴行卫尉事，特进如故，又兼领将作大匠。其弟窦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窦融又要求辞职，光武帝则屡加赏赐。到了这时，窦氏一门贵显，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永平二年（公元59年），窦融从兄子窦林因罪下狱死。明帝多次下诏责让窦融，并“戒以窦婴、田蚡祸败之事”。窦融惶恐，复乞骸骨，被诏第养病。一年以后，窦融上卫尉印绶。后来，其长子窦穆，依仗权势，胡作非为，《后汉书·梁统传》。 矫阴太后诏，令六安侯刘盱去妇，娶其女为妻。永平五年（公元2年），被告发此事。窦穆等免官，家属受株连而归故郡，只留窦融于京师。不久，诏诸窦悉还京师。窦融终年七十八岁，谥为戴侯。 第二节窦宪仗势横行窦宪（？—92），字伯度，窦融之曾孙。祖父窦穆，父窦勋均以罪被诛。建初二年（公元77年），章帝立窦宪妹为皇后，拜窦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窦宪依恃宫掖声势，飞扬跋扈，强夺民产，就连明帝女沁水公主的园田也被他以贱价买了去。章帝过此园，得知内情，指责窦宪说“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窦宪大为震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园还给公主。章帝虽然赦免了窦宪的罪过，但也不委以重任。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十岁即位，“太后临朝”。下诏说“侍中宪，朕之元兄，行能兼备，忠孝尤笃，先帝所器，亲受遗诏。”“今供养两宫，宿卫左右。”从此，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窦宪以前太尉邓彪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他欲行何事，令邓彪报告太后，“无事不从”。又推荐“累世帝师”的桓郁“授经宫中，所以内外协附，莫生疑异”。 窦宪得势，往往仗势报怨。他派遣宾客杀了往昔考劾其父窦勋的韩行之子，以灵祭于窦勋坟地。都乡侯刘畅至京师奔丧时，私通于太后（即窦宪妹），窦宪怕刘畅分享宫省权力，遣人暗杀了刘畅，栽赃刘畅弟利侯刘刚，令侍御史与青州刺使考治刘刚等。后来被揭发，太后怒，禁闭窦宪于内宫。 征伐匈奴窦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罪。这时北匈奴大乱，加之饥、蝗并发，南单于欲乘机吞并北匈奴，要求汉朝。群臣多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太后犹豫不定，征求征西将军耿秉的意见。他认为，“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太后采纳其议。 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十月，拜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次年，窦宪、耿秉各将四千骑，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名）万余骑出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相约共会涿邪山。窦宪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左贤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一万多，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北匈奴兵众溃散，单于奔逃，追至私渠比鞮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马牛羊骆驼百余万头。于是北匈奴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刻石颂功，记汉威德。 窦宪率师而还。由于北匈奴惊慌未定，窦宪派人向北匈奴单于宣明汉威，招降万余人。北单于遣其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于汉。窦宪嫌单于不亲自前来，奏请遣还其弟。 《后汉书·和帝纪》。 是年九月，遣中郎将持节到五原，拜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宪辞侯爵，受大将军印绶。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以下。由于窦宪威权震朝廷，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窦宪凯旋还京，朝廷大加奖赏。 窦宪兄弟“竞修第宅，穷极工匠”。永元二年（公元90年），和帝下诏，以功封窦宪为冠军侯，并封其弟窦笃为郾侯。窦宪独不受封。七月，窦宪将兵出镇凉州。 北单于以窦宪遣还其弟，复遣其子至居延塞。窦宪遣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迎之。适值北单于被南匈奴击败，受伤逃走。班固等至私渠海而还。窦宪想乘北匈奴微弱，一举消灭之。于永元三年（公元9年），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出居延塞，击北匈奴于金微山，大破之，俘获甚众，北单于逃走，不知去向。 被逼自杀窦宪荡平北匈奴后，威名大振，“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弟窦笃进位特进，窦景为执金吾、窦瓌为光禄勋。窦宪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氏骄纵，以窦景为甚。其奴客也仗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因此，“商贾闭塞，如避寇雠。有司畏懦，莫敢举奏”。太后闻之，只是罢了窦景的官，还保留特进之位。 窦宪居功自傲，横行无忌。永元四年（公元92年），受封为穰侯的邓叠与其弟步兵校尉邓磊、窦宪的贵婿射声校尉郭举等，相互交结，邓叠母与郭举得幸于太后，遂共谋杀害和帝。和帝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欲诛郭举等。因窦宪在外，恐其惧祸作乱，故忍而未发。不久窦宪、邓叠班师还京师。和帝诏使大鸿胪持节郊迎，赏赐将吏。窦宪到来，和帝幸北宫，令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诛邓叠、邓磊、郭举、郭璜，皆下狱诛，家属徙合浦。遣谒者仆射收窦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窦宪与弟窦笃、窦景、窦瓖皆遣就国，和帝以太后故，不欲有诛窦氏之名，选严能相督察之。窦宪、窦景、窦笃至国，皆被迫自杀，受株连者也都免官还乡。 窦宪征平北匈奴，使汉北边免受骚扰，也为东汉通西域创造了条件，故其功不可没。但他功高震主，终于被和帝逼迫自杀。范晔评窦宪，肯定其北征之功，并说“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意思是，后人因其自杀也就不提其功。还称引东方朔“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之语，而寄寓悯惜之意。 窦宪族子窦武，灵帝时为反宦官的领袖。本编第三十九章另有传。 第三十五章梁统梁冀第一节梁统由河西归洛阳梁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他的远祖是晋大夫梁益耳。高祖父梁子都自河东迁于北地郡，曾祖父梁桥以赀千万徙于茂陵，祖父梁溥、父梁延“以明军谋，特除西域司马”。西汉末年，徙于安定郡。梁统原为郡吏。更始二年（公元24年），召补中郎将，安集凉州，拜为酒泉太守。更始失败，赤眉军入长安，梁统与窦融等起兵保境，计议立统帅。起初共推梁统，梁统固辞，改推窦融为河西大将军。更以梁统为武威太守。梁统“为政严猛，威行邻郡”。 隗嚣割据陇右，惧梁统等归附刘秀，遣张玄游说梁统等，制造刘氏不再复兴的舆论，令梁统等“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梁统则以为，“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建武五年（公元29年），梁统遣使随窦融使者刘钧到洛阳奉贡，刘秀诏拜梁统为宣德将军。 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征讨隗嚣，梁统与窦融等率兵与刘秀会兵于高平第一。等到隗嚣失败，光武帝封梁统为成义侯，胞兄梁巡、从弟梁腾为关内侯，都遣还河西。建武十二年（公元3年），梁统与窦融等都到洛阳，以列侯奉朝请，更封为高山侯，拜为太中大夫，四子为郎。 建议加重刑罚梁统喜好法律。他以为“法令既轻，下奸不胜，宜重刑罚，以遵旧典。”及上书，建议加重刑罚。朝臣多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之急务”，而且旧法日久，不可一朝改革，否定了梁统的建议。梁统又上言和对状，还是要求改革刑法。他认为，西汉前期法律适可，“断狱益少”，西汉后期轻法减刑，“盗贼浸多”，故谓“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其议被搁置了事。 后来梁统迁为九江太守，定封陵乡侯。在郡也有治绩，“吏人畏爱之”。卒于官。 子孙事迹梁统的长子梁松，字伯孙，尚光武帝女舞阴长公主，迁虎贲中郎将，嗣父爵。梁松“博通经书，明习故事，与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论议，宠幸莫比”。光武帝卒，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公元58年），迁为太仆。因为私书请托郡县，被发觉而罢了官，怀恨在心。后被告下狱，死于狱中。 梁统的次子梁竦，字叔敬，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坐兄梁松事，与弟梁恭俱流放于九真郡。后来诏还本郡。闭门自养，著书数篇，名本节及第二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梁统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曰《七序》，受到班固的好评。他自负其才，很想封侯，瞧不起州郡官职。“后辟命交至，并无所就。”章帝纳其二女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后养以为子。窦氏惧梁氏得势，于建初八年（公元83年），谮杀二贵人，并诬陷梁竦等以恶逆，而逮捕下狱。梁竦死于狱中。和帝时，窦宪兄弟伏诛，梁竦才得到昭雪。 梁竦之孙梁商，字伯夏。永建三年（公元28年），梁商二女被选入掖庭，梁商被任为侍中、屯骑校尉。阳嘉元年（公元32年），其女一为皇后，一为贵人，梁商为执金吾，位特进。三年（公元34年），梁商拒不接受大将军。次年，才勉强受命。梁商身居要位，谦逊礼让，虚己进贤，轻财好施。“赈与贫餧，不宣己惠。检御门族，未曾以权盛干法。” 但梁商“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因宦官曹节等人弄权，他让儿子梁冀、梁不疑与其交友，然宦者忌商... 26 《后汉书·李固传》。 2《后汉书·李固传》。 就是跟梁冀走的人也难免受祸。“为世通儒”的马融，曾为梁冀起草诬陷李固的奏章，但因为马融不能事事顺从，有时忤旨，梁冀便让有司奏马融犯有贪污罪，“免官，髠，徙朔方”。 挥霍无度梁冀之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梁冀也奇装异服，扮演风流。梁冀靠孙寿取得了一些权位，并与孙寿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地勒索财物。当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都是先送到梁府，然后才轮到皇帝。吏人行贿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梁冀还遣人交通各族，“广求异物”。他霸占人家妻女，殴打吏卒，“所在怨毒”，怨声载道。 梁冀大兴土木，营造宅第园囿。孙寿仿效，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梁冀夫妇建造的亭台楼阁，豪华异常，难计其数，占地甚广。两人共乘辇车，前呼后拥，游乐其间，日以继夜。“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所起兔苑，“经亘数十里”，征发民工，几年才修成。所养兔子，如被误伤，则置人于死地。曾有西域商人误伤一兔，“坐死者达十余人”。梁冀还在洛阳城西起别第，“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权压皇帝建和元年（公元47年），桓帝立梁冀妹为皇后。这样，皇太后、皇后均为梁冀的姊妹，其权势更加牢固。桓帝益封梁冀一万三千户，并增大将军府属官，倍于三公。又封其弟梁不疑为颖阳侯，梁蒙为西平侯，其子梁胤为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公元50年），益封梁冀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封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如长公主。 元嘉元年（公元5年），朝议对待梁冀之礼。有司奏请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朝会时，另坐一席。但梁冀还觉得“礼薄”，内心不悦。他独断一切，抓权不放。甚至官吏升迁必须先到梁冀家谢恩。辽东太守侯猛，任命时未谒见梁冀，梁冀“托以它事，乃腰斩之”。吴树被拜为宛令，到梁冀家谢恩辞行。到任后，“因诛杀梁冀宾客为人害者数十人”，梁冀深怨之。后吴树迁为荆州刺史，到梁府辞行，被梁冀鸩酒毒死。 当时，郎中袁著愤恨梁冀凶横，上书桓帝建议让梁冀致仕，交出大权。 梁冀知道后，密遣人逮捕袁著。袁著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但还是被梁冀捉到，悄悄杀死。袁著的学生被其侮辱，朋友郝絜、胡武也被害死。胡武家受株连者六十余人。 梁冀指使众人上书桓帝，荐其子梁胤为河南尹。梁胤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嗤笑”。其叔梁不疑为梁冀的行为感到羞愧，遂让位归第，闭门自守，梁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而害其交往者。至永兴二年（公元54年），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预”。 梁氏灭族梁冀以援立之功，狂妄自大，操纵桓帝，桓帝内心不平。延熹元年（公元58年），太史令陈授陈述日食灾异之变，咎在梁冀。梁冀得知，害死陈授。桓帝由此发怒。这时梁冀又欲认邓贵人为己女以自固。实际上，邓贵人名猛，其母宣改嫁于梁纪（梁冀妻舅）。梁冀欲达到目的，害死知情人，又欲杀宣，被中常侍袁赦发觉，使宣得知报告了桓帝。桓帝大怒，决心除掉梁冀。 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唐衡、左悺、徐璜、具瑗等人，共同谋诛梁冀。梁冀怀疑单超等人的行为，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的罪名逮捕了张恽。桓帝使黄门令具瑗率兵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梁冀宅第。又使人收梁冀大将军印，徙封他为景都乡侯。梁冀与其妻孙寿自杀。梁、孙两氏的亲友皆受株连，“无少长皆弃市”，其他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致使“朝廷为空”。事发突然，朝野鼎沸，“百姓莫不称庆”。“县官没收梁冀的财货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 第三十六章班固王充蔡邕班固、王充、蔡邕是东汉时期卓有成就的著作家。其中，班固和蔡邕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王充是思想家。 第一节班固班固的生平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是班彪之子。班彪见另传。 班固九岁能写文章诵诗赋，十六岁至二十三岁游太学。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此时二十三岁，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检阅其父所作《后传》的手稿。此后，他感到“彪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公元58—75年）初年起，着手撰写《汉书》，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东汉又随之兴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作出对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只是补续《史记》是远远不够的。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临时之需，未能承担历史使命。班固写西汉全史，给大一统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成败得失，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等载记，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记》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汉书》。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二十余年”，至“建初（公元7—84年）中”，完成了大部分著述任务。“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自为郎之后，“遂见亲近”。当时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侈之论”。《西都赋》和《东都赋》都是宏篇巨制。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帝论学。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年），班固当了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担任记录，会后奉命根据记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这书是董仲舒以来儒家学派的法典性著作。 元和元年（公元84年），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并要求“和亲”。章帝诏问群臣。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班固发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2。这大概与班固的建议有关。 永元元年（公元89年），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天灾频仍的北匈奴。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等大胜，出塞三千余里，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班固奉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对方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权，被迫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牵累罢了官。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过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窦宪而含怒未发，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将班固逮捕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班固去世时，《汉书》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几十年才毕其功的；当然，其中最主要是班固二十余年心血的结晶。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有很多诗赋文章，明代张溥曾辑《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班固的辞赋班固的辞赋很有成就。他写骚体赋；也写咏物小赋，最著名的是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式的大赋。汉武帝好辞赋，其时辞赋高度发展，形成兴盛的文章风尚。宣帝亦好辞赋，并有所评论，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认为辞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虽有所肯定，但亦比之于倡优博弈，视为“小道”。扬雄“少而好赋”，后来则以为类似“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他认为赋的讽谕作用甚微，而“不免于劝”。他不“尚辞”而“尚事”，以为“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法言·吾子》）。赋以辞胜，辞是赋的特点和优点。有一类赋如司马相如的大赋，本来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行人之辞和纵横家之辞。扬雄根据自己创作辞赋的经验，对辞赋的评价实际是可信的。班固处于汉室的中兴时期，作《两都赋·序》，再一次评论辞赋的价值，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它与诗歌一样是“润色鸿业”，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后汉书·南匈奴传》。 2《后汉书·南匈奴传》。 务的。他具体地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要也。”他极力提高辞赋的历史地位，认为辞赋的兴盛，“而后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他所以作《两都赋》却非倡优博弈之戏可比，而是解决重大的建都问题的。《两都赋》指《西都》、《东都》二赋，西都之宾盛夸西都长安，为周秦汉三代名都，汉“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东都主人盛夸东都洛阳，而语“建武之治，永平之事”，开国立制，归于节俭，以说服西都之宾，实后汉初期的一篇阿颂之辞。到后汉，辞赋的形式已成定局，一般堆砌词藻，连类并举，全面铺陈，以达其“劝百而讽一”的旨趣，班固的《两都赋》亦不例外。 班固的传记文学在传记文学方面，班固也是一把好手。在《汉书》里，有不少这方面出色的作品，举例来说，《李广苏建传》写李广、苏建、李陵、苏武四人。其中写李广，基本用《史记》文，但有删改，有增益，有移易段落者。写李陵则几乎重写，利用《史记》者极少。从此传可以看出，班固并不只是概括地叙述史事，而亦不排斥细致的描写。此传写出了一个英勇战斗、以寡敌众最后失败的英雄，并同情司马迁对李陵的看法，引用了司马迁的话，说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此传详细描写李陵的战斗实际为司马迁给李陵辩护强有力的证词。它的具体描写，是文学性很高的史文。 班固写苏建，基本为《史记》文，增末句引出苏武，目的在新写《苏武传》，此为《史记》所无。《苏武传》也是有文学性的史文，是班固的新创。它表现出另一个英雄形象，出使匈奴十八年，千辛万苦，始终不屈，终有匈汉和解得以归汉的一日。它写苏武迎汉李陵送别的场面最为动人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聵。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兮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这是李陵的自辩和自责，可见李陵原无投降匈奴之意，只是因为汉武帝听信流言蜚语随便杀了李陵全家，使李陵无以自明，无路可走而不得不耻辱地留居匈奴，直到匈汉和解苏武还朝才有机会吐露自己的心情。这段悲壮的描写，使二千年后读者认识到这场悲剧真正的根源只是汉武帝封建主义的无情和黑暗的。 《李陵传》和《苏武传》是《汉书》后部分突出的传记文学。 《汉书》在史学上的贡献班固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史学方面，他所著《汉书》，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述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个别篇章贯通古今数千年（如《古今人表》和十志）。全书八十余万字。它承袭了《史记》的体例而有所变化，《史记》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汉书》则是纪、表、志、传四体，改“书”为“志”，舍弃“世家”，体例较为严整。它为断代体“正史”定下了格局，遂为后代正史不祧之宗。我国传世的“廿四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的体例。详赡是《汉书》的一大特点。《汉书》中有关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自《史记》，甚至有抄袭之嫌，但实际上补充了很多内容，也有些删改。例如，《汉书》增设了《惠帝纪》和贾山、李陵、苏武、张骞等传，创立《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萧何、韩信、刘安等传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别是在一些纪、传中记载了很多诏令、奏议、诗赋、文章。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武帝以后的记载，大概是缀集班彪《后传》及各家续《史记》之作，加以编撰而成。各家所作及《后传》早已散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从班彪的《前史略论》“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来作推敲，《后传》大概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看来，班固写武帝以后史事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 从《汉书》的总体来看，十二纪写西汉十二世君国大事，记明年月，多列事目，不写细节，起提纲作用。八表，有六个王侯表是从《史记》中的汉王侯表发展起来的；《百官公卿表》比之《史记·将相名臣表》丰富得多，既叙述秦汉官制演变，又记录汉代三公九卿的任免；《古今人表》把远古至楚汉之际的人物列为九等，未列汉人。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记述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传，先专传、合传，后类传，记载西汉各种人物、各个民族及邻近诸国，末尾传写王莽及《叙传》。 十志最体现《汉书》的详赡。《食货志》记述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业、农政、货币和财政的情况。《刑法志》记述西周至东汉初年的军制和刑法的历史变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政区，以及各地区的范围、山川、户口、物产、风习和中外交通。《沟洫志》记述古今水利事业，详载了贾让的治河三策。《礼乐》、《郊祀》二志记载历来的礼乐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历》二志记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五行志》详记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灾异现象。《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情况，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和短长。这些详细的记载，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对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志影响很大，对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的影响也不小。 《汉书》所记民族历史，比《史记》增多了。它把《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汉朝与西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西域几十个地区或国家的历史，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样的记述，为后世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故《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文赡而事详”之誉。 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是《汉书》的又一大特点。首先，它肯定大一统，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秦汉的一统，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史记》已写出了中国古代趋向统一的历史大势，但尚未完整地记载汉代统一的历史。《汉书》吸收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发展，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述汉代统一，给汉代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一统大业，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其次，它推崇汉为正统。《汉书》写道“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高帝纪》）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和篡汉的王莽政权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王莽传》），没有合法的历史地位。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家有正闰之论。同时，它卑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农民大起义对于汉之代秦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史记》将陈涉列于“世家”，将项羽列于“本纪”，给以较高的历史地位；而《汉书》则将陈涉和项羽一律列于“传”。王莽建立过政权，且不论其政治得失，就体例而言，也应当入纪，而《汉书》只列于“传”。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正统思想。《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今应当审慎地予以分析批判。 再次，它独尊儒学思想。《汉书》评司马迁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司马迁传》）这正表明它以“圣人”之是非（实即封建正统思想）为准则。它独尊儒家和《六经》，把诸子、诗赋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它把凡是结宾客、广交游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称为游侠，斥其为“背公死党”（《游侠传》），它谈谋生之道，也强调封建等级，说“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要求老百姓“贵谊（义）而贱利”（《货殖传》）。这种与司马迁《史记》对立的观点，确是宣扬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 还有，它杂有神学色彩。汉代统治者有意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故使全社会和学术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响，《汉书》作者也难幸免，故它在记述史事中，往往夹杂这种思想和说教。如讲汉得“天统”，汉为“火德”，讲五行灾异，天变与人事的符应（见《天文志》、《五行志》），这种思想渗透于其书。不管作者是有意或无意，写得多或少，实际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的作用，而为汉朝封建统治服务。 《汉书》因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深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历来研究它的学者甚众，颜师古的《汉书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以及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等，都对汉书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二节王充王充的生平王充（公元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祖先为魏郡元域（今河北大名县）王氏家族。先辈曾几世从军有功。祖上以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今址不详），不久因故失爵，就此定居在那里。此后他家或务农，或经商，并有世代任侠的传统。 王充家境贫寒，困难的环境使他很早成熟。儿童时“恭愿仁顺，礼敬具备”。六岁开始习字，八岁出入书馆。稍长，王充开始学习《论语》、《尚书》，一日可背诵千字。青年时期入太学读书，曾以班彪为师。 刚刚成年的王充，就承担起养家重任。先是回乡以教书为业，在地方官府做过小官吏。大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作《讥俗》、《节义》十二篇，著《论衡》八十篇，二十余万言。 元和三年（公元88年），他六十岁，为避祸举家迁往扬州郡，转徙于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九江（今安徽寿春）等地。此间扬州刺史董勤曾召他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公元88年），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 王充晚年贫病交困，无人帮助。他写下了最后的著作《养性》十六篇。 七十岁以后，王充病逝于家中。 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思想王充继承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他对天地的性质做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夫天者，体也，与地同。”不论天是体，还是含气的自然，都从根本上肯定了天地的自然物质属性。 从天地的物质属性出发，王充阐发了天地自然无为的理论观点。所谓天地自然无为就是“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他认为天地的运行是一个自然变化过程，不具备任何精神作用，人和万物都是在天地运行中自然产生的，是“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而绝非“天地故生人”，“天故生万物”。他用气和气化说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丰富了古代的朴素唯物论。 在天人感应说甚嚣尘上之时，王充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他首先对当时盛行的君权神授之说和谶纬符命的种种神异传说做了有力驳斥。王充对于当时流行的刘邦母与蛟龙感而生刘邦的传说，大胆提出异议。他说“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对美化统治者的符瑞说，如周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鱼、赤乌而受命等神话，王充用偶然巧合加以解释“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 谴告说是汉代天人感应论的核心。王充对它进行了重点批驳。灾异说特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充传》和王充《论衡》，凡引上述传文者不另作注。别重视日食、月食，认为这是统治者失德所致。王充指出“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对于所谓旱灾是天神对人君骄横暴虐的谴责，涝灾是天神对君主迷恋酒色的惩罚，虫食谷物、老虎吃人是天神对官吏为奸的警告等等神学呓语，王充都予以有力的批驳。他还运用矛盾律对谴告说进行总的清算“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 王充还追究谴告说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欲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无神论思想鬼神之说是儒家祖先崇拜的立脚点，是古代较为普遍的世俗迷信。王充针锋相对地提出“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鬼论主张。 王充首先从形神关系上对无鬼论加以论证“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强调“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王充从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入手，否定鬼的存在。这为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无鬼说，他还做了一个风趣、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古以来，死者亿万，“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加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王充用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说明鬼神怪念的产生“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优惧，忧惧则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所谓鬼不过是人们由于疾病、畏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这个说明很接近客观实际。 王充还把无鬼论引入薄葬说，批判了儒家的厚葬。他指出，只有“明死人无知”，才能定“厚葬无益”。王充克服儒、墨两家学说的片面性，把薄葬主张与无鬼论结合起来，使这一主张立足于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之上。王充用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思想，否定了成仙得道、长生不死等迷信。他推论道“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因而“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这对于沉迷此道的封建帝王及众多信男信女，无异当头棒喝！ 当时各种迷信禁忌之说盛行，举凡盖房迁居、丧葬嫁娶、沐浴裁衣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要择良日，卜吉凶，唯恐得罪鬼神，触犯忌讳，招来祸患。王充在《论衡》中，专门写了《四讳》、《■时》、《讥日》、《辩祟》、《难岁》、《诘术》、《解除》、《卜筮》等篇章，一一对世俗迷信的各种说法作了批驳。如说“或有所犯，抵触县官，罹丽刑法，不曰过所致，而曰家有负。居处不慎，饮食过节，不曰失调和，而曰徙触时。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有事归之有犯，无为归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祷先祖，寝祸遣殃。疾病不请医，更患不修行，动归于祸，名曰触祸”，实在是舍本求末的行为，是“用知浅略，原事不实，俗人之材也”。这是非常清醒的药石之言，不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充对卜筮迷信也有所批判。他认为人世间的祸福吉凶，决定于人事，也决定于时命，唯独不决定于鬼神。他说“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这是可贵的见解。 为什么会产生诸多忌讳迷信之说呢？他认为一是统治者神道设教，“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二是人们对于吉凶祸福产生种种错觉，把许多巧合事件作为吉凶的根据；三是搞迷信者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是在“惊惑愚暗，渔富偷贫”。所以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实知的认识论思想对于知识来源问题，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知识源于后天的学习。他申明“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用认识论划清了与先验论的界限。 对于儒者论圣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离奇妄语，在《实知》里用孔子不能先知先觉的十六件事实加以诘难。如“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又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如果真的生而知之，又何劳询问呢？ 王充还强调实践对于知识技能的决定作用“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过，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这是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的高见。 王充还强调感觉经验的可贵，也看到了直观感觉的局限性，因而提出要想得到正确的知识，还必须经过一个“揆端推类”、“以心原物”的逻辑推理和思维判断过程。他说“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推断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这把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充在认识论中提出的“效验”，就是用事实来检验言论的当否。他认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终）不见信。”这个观念的提出，提高了王充辨别是非的水平，也增强了王充论定是非的能力。王充用“以心原物”和“效验”的方法，对儒家经传虚妄失实之处提出质询和攻讦。 王充认为，古书传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都经过了增饰与放大。他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章中列举出很多经传及传说中美化上古之世的实例加以反驳。比如儒书里面“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可是，又写有尧、舜、文、武、成、康用兵征伐之事。尧、舜、成王既然大动干戈，四出征伐，怎么可能“一人不刑”，“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呢？另外所谓“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等等说法，他都认为是在夸大其词。他正确地阐明，这些说法的本意是要褒美先王，但是“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夸张、虚美是起不到预期宣传效果的。 王充在批判“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的尊古卑今之论时，表述了今胜于古的历史发展观点。他把周与汉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理直气壮地声言当今胜于三代盛世。 王充很少偶像崇拜。为了求真求实，他把质询的矛头指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问孔》中，他揭示出孔子学说中的多处矛盾。 王充自己对《论衡》的写作旨意做了明确说明“《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求真求实是王充理论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是《论衡》一书的灵魂。 王充思想局限和内在矛盾王充的进步思想，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也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十分明显的内在矛盾。 王充在《论衡》中用《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篇章颂扬汉朝的历史功绩，这对于战胜复古倒退思潮，推进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宣汉”用意真诚，无可怀疑；所谓“宣汉非出本心”的说法，是一种误解。但是，王充宣汉很少使用历史的方法，却把瑞应说当作最得力的武器。这就产生了他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反对感应论与宣扬瑞应说，对瑞应说时而赞同时而反对的矛盾。在《恢国》中，甚至重弹“高祖母妊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的滥调。 王充用元气自然论，批驳了神学目的论。但在人的穷通祸福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上，由于他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懂得在社会本身寻找原因，只好拾起命定论武器，说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这种命是在娘胎里就决定了的，人们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由个人的命定推而广之，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系于时数“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这个论断的要害，是除了命或时数之外，人事与社会因素都与国家治乱安危无关。甚至还说“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从中我们看到他从依违于循环论和天命论之间，最终滑向天意史观的轨迹。这造成了他思想中另一个重大矛盾。即在命运面前无所作为的悲观思想，在从畏天、戡天到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进程中，它是一个严重的历史倒退。这是王充思想中的最大弱点。 王充在否定有鬼论的同时主张有妖说，这妖怪到处存在“天地之间，妖怪非一，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含气为妖。象人之形，诸所见鬼是也；人含气为妖，巫之类是也。”承认妖的存在是王充向迷信妥协的表现，这同承认人死为鬼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因此，有妖论成为王充思想的一大芜累。 承认王充思想中的缺陷与矛盾，不论是源于他所处时代科学与思维的不发达；是源于他阶级地位的限制；还是源于他稍嫌严重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都不能因此而否定他贡献出那么多至今还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思想瑰宝。 第三节蔡邕蔡邕家世蔡邕（33—92），字伯喈，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六世祖蔡勋，好黄老，汉平帝时为郿县令。王莽篡汉，拜蔡勋为厌戎连率（陇西郡守）。蔡勋面对印绶，仰天叹道“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祖父蔡携，字叔业，汉顺帝时“以司空高弟迁新蔡长”。父蔡棱，字伯直，“处俗孤党，不协于时，垂翼华发，人爵不升”。行为清白，谥曰“贞定公”。 蔡邕笃孝。母尚滞病三年，他侍母“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里“高其义”。 政治活动灵帝建宁三年（公元70年），蔡邕步入仕途，先在司徒桥玄府干事，受到桥玄的器重，出补河平长。不久，召拜为郎中，校书于东观，进而迁为议郎。 先是，朝议认为“州郡相党，人情比周”，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到了这时，又制订了“三互法”，规定诸州郡行政长官，不仅不能任用本籍之人，而且两州人士及婚姻之家也不能交互任官。其目的是防止官吏来互相勾结庇护。但“禁忌转密，选用艰难”，致使幽、冀两州，欠缺不补。所以，蔡邕上书皇帝，指出幽、冀两州官职欠缺不补，耽误了政事，就是因避“三互法”。他建议赶快突破禁令，选用人才，安置诸州刺史。结果，他的建议如石沉大海。 灵帝时，天灾连年不断，雷霆、疾风、地震、陨雹、蝗灾等，往往数害并发，加之鲜卑不时侵扰，百姓赋役加重。熹平六年（公元77年）七月，灵帝制书“引咎”，要求群臣各陈政要及当务之急。 蔡邕上书，陈述七事。第一，行祭“宜如旧典”。他说郊祭“五帝”，是为了“导致神气，祈福丰年”；庙祭祖宗，是为了“追往孝敬”。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应当排除一切禁忌，按故典行祭。第二，广开言路，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他认为，国之将兴，能听到至言，从而“内知己政，外见民情”。第三，广求贤才，“以劝忠謇”，“博开政路”。第四，督察贤奸。应当恢复朝廷遣使的办法，“纠举非法”，同时“更选忠清，平章赏罚”。对官吏要进行年终考核，处分优劣，“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第五，以经术取士。不能以“书画辞赋”的“小能小善”取士，而要取“通经释义”的人才。第六，考察治民的长史。应“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以政绩的优劣，定赏罚升黜。第七，慎选太子官属。他指出，前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须知今虚伪小人，“假名称孝”，应当“搜选令德”。 蔡邕所陈七事，大多与官吏制度有关。他认为，天灾与官吏良莠有密切关系；而解决的办法，只有革除吏制的弊端，惩治不法官吏，选择贤良任用。 本节主要依据《后汉书·蔡邕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蔡邕的奏疏送了上去，灵帝采纳了部分建议，如亲自迎气于北郊，行辟雍之礼，令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者，一律改为丞尉，以及置鸿都门学等。但是，对于涉及吏制弊端的问题，灵帝并未触动，因此，问题依然如故。 当时灾异多次出现，吏民惊忧。光和元年（公元78年）七月，诏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等人，引入崇德殿，使宦官曹节、王甫询问灾异产生的原因，以及清解的办法。蔡邕认真作了回答。皇帝又特诏要他不必顾虑，“指陈政要”，封好上奏。蔡邕说天对于汉朝非常关怀，“故屡出妖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现在发生灾害，主要原因在“寺署”（指宦官），这是老天给予的监戒。还有一些灾异，是“妇人干政”、“小人在位”的“天戒”。对付的办法，只有“忍而绝之”，意即解决宦官专权、妇人干政等问题，才是报答“天望”的切实措施。末了，他还要求皇帝保密，泄密则有“杀身之祸”。灵帝看了奏章而叹息，因起更衣。宦官曹节在后偷看了奏章，并泄露了出去。一些仇家便伺机报复。 蔡邕与司徒刘邰原有矛盾。其叔蔡质与将作大匠杨球也有矛盾。杨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使人飞章诬告蔡邕、蔡质多次以私事“请托”于刘邰，邰不听，蔡邕怀恨在心，便企图中伤之。灵帝得书，令尚书召蔡邕诘问。蔡邕上书陈述情况我与刘邰本有宿怨，错在对方，我父子（指叔父蔡质与己）本无伤陷对方之事，竟然出现谤书，应当以我之言与刘邰“参验”，以澄清是非。实际上，问题出在我上次的奏章中“讥刺公卿，内及宠臣”，招来了诽谤。请灵帝主持正义，否则，“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再者，这事与我叔父蔡质无关，不当株连于他。我年已四十六，孤特一身，忠言而死，“死有余荣”。灵帝昏愦无能。蔡邕及蔡质还是被关进洛阳牢狱，被劾为“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定了“大不敬”之罪，弃市。 案件报告皇帝。中常侍吕强觉得蔡邕无罪，为其说情，灵帝也想起以往的奏章，下诏“减一等，与家属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即流放朔方而不能再赦免了。杨球收买刺客，令追杀蔡邕于路途。刺客为蔡邕的忠义所感动，不肯下手。杨球又贿赂其部主毒杀蔡邕，而受贿者反以其情告诫蔡邕要严加防范。因此，蔡邕幸免于难，徙居于五原安阳县。次年大赦，灵帝改变“不得以赦令除”的诏令，宽宥蔡邕还归本郡（陈留郡）。 蔡邕在五原安阳县服刑九个月，将还，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饯行。王智乃宦官王甫之弟。酒酣，王智起舞对蔡邕劝诵，蔡邕却不予理睬。王智在宾客前感到失了脸面，恼羞成怒，骂蔡邕道“徒敢轻我！”蔡邕拂衣而去。王智记恨在心，密告蔡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宦官更加“恶之”。蔡邕为了避祸，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在吴度过了十二年。 跟董卓的关系中平六年（公元89年），灵帝卒，董卓为司空。董卓想借蔡邕的名气巩固地位，征他入朝。蔡邕称病不出。董卓大怒，骂说“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令州郡催蔡邕速行。蔡邕不得已，应征，拜为祭酒，“甚见敬重”。继而补侍御史，又转为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不久，迁为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初平元年（公元90年），拜蔡邕为左中郎将，随献帝迁都长安，封为高阳乡侯。 董卓的宾客部曲欲推崇董卓比姜太公，称为“尚父”。蔡邕说姜太公辅周翦商，故特为其号。你威德“诚为巍巍”，然还不可称尚父，要等到关东平定，车驾还返旧京洛阳，然后才议尊号。董卓接受了他的意见。当时关东以袁绍为首的反董势力很强，蔡邕之言实是反对尊董卓为“尚父”的托词。初平二年（公元9年）六月，蔡邕借董卓问及地震，答道地动者，“阴盛侵阳”，乃“臣下逾制”所致，并指出董卓车舆僭越的事实。董卓于是改乘“皂盖车”。蔡邕的诸多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董卓的权欲。蔡邕虽然很受董卓器重，并想借此提出有益时政的建议。但董卓刚愎自用，蔡邕恨他很少听取意见，对从弟蔡谷说“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表示想脱离董卓而东去，以待时机。蔡谷说他状貌异常，很难瞒过众人。蔡邕只好作罢。 董卓被诛时，蔡邕在司徒王允处，不经意地叹息，形之于色。王允勃然斥之，说董卓乃“国之大贼”，你受其“私遇”而忘大节，岂不是一路货色。即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表示愿受刑得以“继成汉史”。士大夫为其说情，太尉马日也劝王允勿失人望。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蔡邕遂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 善音律，能文章，有志于汉史蔡邕博学多才，他善音律，能碑传文字，有志于续修汉史。蔡邕善弹琴，还能制作琴，深知琴音。他逃难于吴时，听到吴人烧桐炊饭的火烈声，知道是良木，乃以桐木制琴，果然发出美妙之音，而琴尾犹焦，故时人称为“焦尾琴”。他在家乡时，应邻人之召去饮酒，到达时乡人已酒酣，听到屏后弹琴之声，仔细听之，觉得琴音有“杀心”，便返回家去。主人得知蔡邕至门而去，便向蔡邕追问何故。蔡邕说了原因，众人觉得奇怪。弹琴者说我鼓琴时，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我唯恐螳螂受害，这可能就是“杀心”形之于声吧？蔡邕莞然而笑，说这就是了。 桓帝时，宦官徐璜、左悺等五侯专权恣肆，听说蔡邕善于弹琴，以皇帝的名义令陈留太守督促蔡邕到京师。蔡邕不得已，行至偃师，称病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 蔡邕著述很多，“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其中，《释海》是蔡邕仕宦前的作品，其宗旨是“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表达“贫而不耻”的思想，标榜淡于名利的清高品格。《释诲》体现了蔡邕早期的思想状态。 传世的《蔡中郎文集》保留了蔡邕七十余篇作品，其中多数是碑铭。碑铭虽然有歌功颂德的成份，但它的史料价值却很高，个碑传所传记的一些人，《后汉书》颇缺其传，故碑又成了独一无整二的史料。碑文中的得意之作是《郭林宗碑》。蔡邕在碑文中称郭林宗“砥节励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他曾对友人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熹平四年（公元75年），蔡邕曾与当时一些学者“奏求正定《六经》《后汉书·郭太传》。 文字”，以订正后学对儒家经籍的穿凿，得到灵帝允准。他自书丹于碑，使工人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蔡邕所作碑文，很受当时人的喜爱。传说祢衡能背下来他的一篇碑文，“惟两字缺”2。 蔡邕的史学造诣也很深。他曾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因遭事故不得成书，他曾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后汉书·蔡邕传》引李贤注引《邕别传》说，“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能复操笔成草，致章阙廷。诚知圣朝不责臣谢，但怀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光武以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臣所事师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会臣被罪，逐放边野，恐所怀随躯朽腐，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绪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 蔡邕既死，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此可见蔡邕对汉史造诣之份量。蔡邕所叙汉事，有《灵帝纪》及十意，有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淹没多不存。看来，继汉史者，班固以后，蔡邕是一大家。 第三十七章仲长统王符崔■仲长统、王符、崔■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 第一节仲长统生平与著述仲长统（80—220），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 仲长统自幼勤奋好学。他博览群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青、徐、并、冀（今山东、淮北、山西、河北）等地游历访学，扩展了自己的学识。凡是与他交往的人都很佩服他。当时的并州刺史高于是袁绍的外甥，向来贵显有名，门下网罗了不少游士。仲长统去拜访他，很受敬重。高干以当世事务向他请教，他指出了高干的毛病在于“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提醒他应深以为戒。高干十分自负，听不进仲长统的逆耳之言。仲长统见言不见从，就辞别而去。不久，高干举兵叛乱，灭族。仲长统不拘小节，一些人目他为“狂生”。他有政治见解，却不愿做官。每当地方官想推举他出仕，他总是以病为由加以拒绝。他的才智得到尚书令荀彧的赏识，被推荐任尚书郎。后来，一度做过丞相曹操的军事幕僚。汉献2谢承《后汉志》卷五。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仲长统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帝被逼退位之年，他与世长辞，年四十一岁。 仲长统著《昌言》一书，三十四篇，大概在宋代开始散佚，现存者，均已收入严可均《全汉文》中。 天人关系论仲长统在天人感应学说居于正宗统治地位的时代，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表现出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历史进步性。 仲长统认为人们的行为与措施是关乎社会治乱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果人事修正，自然会天下大治“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锡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如果人事悖乱，对于上苍再顶礼膜拜也无法避免败亡的下场“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欤？” 既然天道居末，对它不学、不知、不信是理智的、正确的态度，沉迷其中则是下愚之人所为。他用汉代的史实说明，刘邦、刘秀以及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霍光、丙吉、魏相等二主数子之所以威震四海，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他不便明言的昏主庸臣败国亡家的现实则告诉人们“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复国亡家之臣也。”仲长统明确划开具有神学意味的天道与人事的界限，强调人事、人略的重要，把“知天道”、“信天道”作为下愚不齿之民、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才从事的低级迷信活动，表现出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否定态度，在当时具有中华控卫全文阅读鲜明的战斗性和积极的意义。 仲长统认为应该遵从的“天之道”是星辰运行、四时代序等自然界变化的法则，而不是吉祥灾异的神学虚构。他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他以农业为例，说明顺应自然的重要“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而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强调自然的变化有一定规律，人们根据其变化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就会得到成功。仲长统还对当时流行的巫祝、祈禳、丹书、厌胜、时日、风水等神学迷信活动做了揭露批判。他指出要想寿孝吉祥，就要从讲究卫生、医治疾病和修正行为等方面努力来求得。舍此而求诸鬼神迷信，是通人所深疾的迷、误、惑的行为。他说“常俗忌讳可笑事，时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贵富，而望其德致之于我，不亦惑乎！”这个批判是很深刻的。 历史治乱说仲长统对历史变化趋势做了比较精辟的分析。他阐述社会的治乱遵循着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由人事而决定的演进程序，与天命、历数是没有关系的。他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武力兼并天下，建立统治秩序。他说“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竞起焉。” 第二阶段人心思安，社会稳定。他说，“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 百姓“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处于秩序初建的稳定阶段，即使是无德、无能的昏庸君主也可作威作福而不至于有倾覆的危险。 第三阶段运徙势去，天下大乱。“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上下同恶。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统治者骄奢**逸，罪恶多端，使生灵涂炭，祸乱并起，自身的威权也就随之丧失。 历史的治乱过程从争夺权势开始，经继体之君凭借威权进行统治，到滥用权势导致败亡，这样循环往复进行。这个趋势是由人们行为决定的，一旦形成，又非人力所能挽回。“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这就是他的结论。把君主作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他历史眼光敏锐之处。指出“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的客观趋势，显示出他历史思考的深度。用人文主义的历史治乱说同三统循环的神意史观相对抗，更表现出他历史观的珍贵价值。但满目疮痍的动乱现实、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限制了他的眼界。把历史治乱看作周而复始的过程，落入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乱世长而化世短”的基本估计和“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的历史结论，虽然具有揭露封建统治反动本质的思想意义，却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主观臆断。他对社会似乎已完全绝望，“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他感到世事茫茫，苦海无边，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这种悲观主义的历史怀疑论是消极无益的。 政治批判思想仲长统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既有超世脱俗、寄情山水的精神追求，又时时为经济残破、战乱不息、民众流离的悲惨世界而感愤叹息；他既有社会危乱、无法救活的悲叹，又不放弃对匡世济民良策的寻求。 仲长统对东汉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观察，揭示了造成国家衰败、社会残破的原因。他的批判笔触首先指向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奢**无度。他指斥帝王，“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大旗，珠玉翡翠以为饰，连帏为城，搆帐为宫，起台榭则高数十百尺，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 壁带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绨锦之饰。”对于恶性发展的豪强大地主势力，他进行了抨击“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他们运用诈力聚敛财富，作威作福，不要说广大劳动人民被他们敲骨吸髓，在死亡线上挣扎，就是“清洁之士”也“徒自苦于茨棘之间”。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抓住了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东汉政权的颓靡不振与外戚、宦官势力的膨胀是分不开的。他阐述外戚专权的危害“汉兴以来，皆引母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乱者甚众。”又说“东汉桓、灵之世，宦官跋扈，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耶？” 他认为豪强势力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土地私有，自由兼并，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改变的办法就是实行“井田”法。土地公有，使民财均匀，是走向太平治世的根本措施。如果一时不能恢复井田制，也要采取变通措施，“限夫田以断并兼”。即使是“土广民稀，中地未垦，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绝不能任人自取。 为了防止外戚、宦官擅权，他主张逐层选拔人才，充实到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使通治乱之大体者，总纲纪以为辅佐；知稼穑之艰难者，亲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下无侵民之吏，京师无佞邪之臣。”他还主张选任称职的丞相总领朝政，或给三公以重权，削夺外戚、宦官权力。这在当时是很切实的救弊措施。 仲长统十分重视德教与刑罚的关系问题，阐述“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2在以德教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十六条政务原则“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他认为，以此十六条作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坚持下去，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外，仲长统的人生观是迷惘、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以儒家学说指导为人处世。在事亲、敬君、交友方面，都要尽心诚意，既要孜孜不倦，内省诸已，又要对尊长、朋友负责，勇于纠正他人的过失。他轻视天下士人的“三俗”、“三可贱”、“三奸”，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3要求士人达到儒家标准。 《全后汉文》卷。 《全后汉文》卷。 2《全后汉文》卷。 3《全后汉文》卷。 另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人生信念发生了动摇。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声称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他甚至要消极避世，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脱。在《乐志论》中，他抒发了放浪形骸“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寻求自身超越的心绪。在他身上折射出两汉儒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他本人也成为魏晋名士的先驱。 第二节王符隐居著书王符，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生活于二世纪前中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学者友好。安定俗鄙妾生之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故被乡人贱视。自东汉中期以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士人大多到处求官谋职，当权者更相荐引，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因此不得升进。思想上积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分十卷），不愿显露其名，而称《潜夫论》。 《潜夫论》是一部政论与社会史论著作。王符面对东汉衰世重重的社会矛盾，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他尖锐地指出，东汉政治，经济凋弊，民生苦难，风气不正。他说，仁人君子“夙夜箴规，蹇蹇匪懈”，“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推其仁义之心，爱君“犹父母”，爱民“犹子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岂能墨（读‘默’）乎哉！”他大声疾呼“一国尽乱，无有安身。”“有亲者，忧将深。”他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都必须改良，才能挽救危亡。论富民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符传》及《潜夫论》。凡引上传文字不另作注，凡引《潜夫论》文字，只夹注篇名。 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论求贤王符于《潜夫论·实贡》篇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所用的人之贤或奸。 东汉选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或誉不以实，营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王符对此甚为不满，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实贡》） 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考绩》），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论荣》）意思是，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实贡》），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同上）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获多士”（同上），使得贤才济济。 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特别气愤。他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本政》）他还指出，贵宠之臣往往“援私人进奸党”（同上），即结党为奸。这些人，排挤忠贤，“谗妒群吠啮贤”，使得忠直贤能之士多灾多难，“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贤难》）。对此，王符深为慨叹，“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君主表面招贤，实际养狗咬贤，贤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贤？王符想的，首先还是“礼贤下士”的老办法。他要求君主“以谦下士”（《本政》）。不能“慢贱信贵”，而当“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明暗》）。判定贤鄙，不按出身贵贱、官位高低；而视品质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际》）四者为标准，去衡量，即认为品行端方、敬贤尊长、守信仗义、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可选用。 王符还认为，贤与不贤，不是以主观断言，而是“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即要以考绩来检验。所写《考绩》篇，专论这个问题。他说“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按考功之虚实，就可鉴别官吏之贤奸，还可以促进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即从实际出发，观察名实是否相符。 论边事王符生于西北地区，身遭羌乱，故对东汉皇朝事羌问题特别注意，多有论述。 羌乱是东汉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危害不浅，影响很大；东汉皇朝处理羌乱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王符于东汉安帝初年羌乱发生不久，就于永和和元初几年间写下了《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文字，对羌乱和事羌问题发表议论。他指出了羌乱的严重性“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救边》） 执政者对如此严重问题，不仅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发民难之财。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实边》）。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救边》），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积极事边。他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 （《救边》），“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边议》）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救边》），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边议》）他认为，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的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边》）。 对于民难国危，王符主张积极实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实边》），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劝将》），“土地、人民必相称”（同上）。故强调边地不可弃，要让百姓在边地从事生产，才可望安宁。同时，他还主张，对于“耕边入谷”的人，应当拜爵赐禄，以奖励实边有贡献者，还说这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实边》）。 不迷信东汉时期，神学谶纬迷信盛行，但同时，无神论思想，也有很大发展，王符继承和发展了后者。 王符是个元气一元论者。他说，元气历久，“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本训》）。天地间万物万象，包括“鬼神人民”、“变异吉凶”，“何非气然”？这可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非“天人感应”论的货色。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王符说，“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训》）这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事在人为。而且强调人生的贵贱贫富，不取决于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为。 对于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灾祥奖惩之说，王符是不轻信的。他认为，宇宙间万象变化，“莫不气之所为”（《本训》），并不是什么祥瑞符志和灾异谴告。 王符对于卜筮、占梦、相术，也持不轻信或反对的态度。他警告人们不要惑于卜筮，不要“为巫所欺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卜列》）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梦境，“不专信以断事”（《梦列》）。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说，相术可以根据某种迹象推测一定的后果，但决不能据以达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认为，“吉凶之应，与行相须。”（《叙录》）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是由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所决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浮侈》）。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论正学王符非常重视“正学”（即教育）问题。强调以“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在《务本》篇里，王符把正学与富民作为治道的两大问题。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显然，他是把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认为只有重视和办好教育，民众才能走正道，国家才兴旺发达。 于此，我们还悟到，王符为什么把《赞学》篇置于《潜夫论》首位的用心。《赞学》篇开宗明义“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就是说，人在天地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道德知识，而智义的获得和修养，就在于求学问、受教育；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要靠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先圣先哲都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就师求学才智博德硕的，故强调所有的人都要求学受教。 关于教学的内容，王符强调的是《六经》。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认为，人只要从师就学，就一定“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就能有“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他还断言“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以上均见《赞学》） 王符的政论与社会史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这里仅略述数端，其它从略。 他的思想，自然有历史局限性，或近乎浅；但论旨明，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节崔寔做官为民崔寔（？—约70），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少时沉静，喜好典籍。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 其祖父崔寔，是东汉著名的学者，为人正直，曾规谏窦宪“擅权骄恣”。其父崔瑗锐志好学，能传其父业，善于文辞，有名于世。他为汲县令时，“为人开稻田数百顷”，“百姓歌之”。临终，嘱咐儿子崔寔“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藏）形骸，勿归乡里。其寔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可见他颇有唯物主义思想和精神。其父去世，崔寔遵照父亲遗嘱，留葬洛阳，隐居于墓侧。服丧毕，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年，崔寔由郡推举，征诣公车，因病未对策，除为郎。经羊傅、何豹的推荐，崔寔拜为议郎，迁大将军梁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任史职，著作东观。 后出京任五原太守。五原郡地处西北，天气寒冷，土地宜植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到任后，拨出一些钱和教导百姓种麻、纺绩，使民有衣可穿，“得以免寒苦”。其母刘氏博览书传，颇有淑德，对崔寔“常训以临民之政”。崔寔有政绩，与其母的教训有关。这时西北地区发生民族纠纷和矛盾，崔寔练兵马，严烽候，积极防御，遂得以安定。 后崔寔因病征召还京，拜为议郎，又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桓帝延熹二年（公元59年），梁冀因罪被诛，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锢了几年。 这时鲜卑多次犯边，崔寔经司空黄琼推荐，出任辽东太守。适值其母病故，请求归葬行丧。服丧后，召拜尚书。他因世道混乱，称疾不办事，数月免归。所撰《政论》，据“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犁”云云，可以推断大约写于为辽东太守及其后一段时期，但也不排除此前写有部分文字的可能。 崔寔一生清素。其父去世时，变卖田宅，为起坟墓，立碑颂，因此“资产竭尽”，“穷困”，乃以酿酒贩卖为业。时人多以此讥笑之。但崔寔为此职业，只是为了生活需要，“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做官后，“愈贫薄”。病死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殓）”，受人资助才得以办完丧事。崔寔于建宁年间病卒。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另有《四民月令》留存部分内容。 论政尚法崔寔的《政论》，全书已佚，一部分文字节存于《后汉书·崔寔传》及《群书治要》等，清人严可均收辑残文断片于《全后汉文》。 他身经乱世，置身政局，对于世道官风颇有体会和认识。他指出当时有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崔寔传》及《政论》。 均见《后汉书·崔骃崔瑗传》。 “三患”一是奢侈。手工业者制造奢侈品，商贾贩卖之，民众被诱而买之，于是奢侈成风。二是上下匮乏。奢侈风气所及，民多贱视正业而奔竞**侈，误了粮食生产，奸盗增多，仓廪空而囹圄实，“上下俱匮，无以相济”。三是犯法者众多。富豪者养生送死，大讲排场，极事铺张，“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 “三患”何以严重？崔寔认为，主要的问题，首光是君主昏暗不明。他说“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寔不自睹。”昏君表现不一，“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然结果是一样，“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难免发生患难和危乱。 其次是官风不正。崔寔对此有些揭露。他指出“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征用民众劳力，“更不与直（值）”，即不给适当的报酬。百姓上诉，“终不见省”，即不予理睬。或过几年才给一点欠款，也是大打了折扣；或是给一些陈旧废弃之物，百姓得到也不好使用。“是以百姓创艾，咸以官为忌讳，遁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心苟不乐，则器械行沽，虚费财用，不周于事。”意思是，百姓见官惧怕而逃走，如果被捕强迫劳动，也不为其好好干活，造物让其享用。官吏“上为下效”，败坏风气，“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这样，有害无利，都是由于官吏“不明为国之体，苟割胫以肥头，不知胫弱，亦将颠仆也。”这就是“聚敛之臣”、“贪人败类”所造成的恶果。他又指出“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饕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淬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人，刀牟（矛）悉钝。”就是说，有些负责监管制造兵革的官吏，偷工减料，加以盗窃，从中大捞一把，而制品质量低劣，不堪使用。这样，“铠则不坚，弩则不劲”，“兵钝甲软，不可依怙”，国家不仅遭受财力人力的耗损，而且有损武备能力。 他还指出，现在大小官吏不思尽心职守，而“各竞摘微短，吹毛求疵，重察深诋，以中伤贞良’。他们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以致坏官不臭，良吏被害。而君主又不了解下情，用人不当，“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凶残者更为毒辣，仁贤者也受影响而变坏。于是，被害的百姓“嗷嗷之怨，咎归于上”，甚至“仇满天下”。 崔寔认为，面对政敝风坏，必须改革。他说，君主御世，譬诸“乘弊车”，破车载不了人或物，“当求巧工，使辑治之”，改旧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如果不加修理而乘用之，便有“摧拉捌裂”的危险。他认为，如今，“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而思中兴。必须想出济时拯世之术，“中兴之主，亦匡时失”。 如何匡时之失？崔寔认为，首先，要总结西汉为政得失的经验教训，不必纯法远古。他说“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汉宣帝“严刑峻法”，天下治安；汉元帝“多行宽政”，终于致衰。“政道得失，于斯可监（鉴）”。这里强调的是“严”。关键是要懂得“与世推移”的道理。他进一步论道“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治理乱世，只有尚严用刑罚才能奏效。“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对此，尚宽岂能奏效，复古之法更是行不通。 其次，要注意取士用人。崔寔认为，应当网罗贤士，注意养士。他说“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士。”“马不素养，难以追远；士不素简，难以趋急。”“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芦菔根。”招贤，就得识别贤佞。他说，贤人并不书名于脸以待沽，而且往往遭受排挤和压抑，“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以千里”。故明君“其犹慎之”，即要求君主谨慎地辨别贤佞而选士。他提出关心和爱护官吏，既要“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即要分清官吏的功过，取其所长，而原谅其小过失；又要增禄养廉。他指出“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待遇低下，养不了父母妻子，要他们“临财御众”，犹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即不贪污，那是办不到的。于是“则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生矣”，意谓官吏便有以权谋私，执法者而为盗贼之事发生。尽管有个别的廉吏，然而，“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意思是，虽然也有一贯廉洁的人，但只是极少数，是不能作为天下通例的。故他强调，对待官吏，应当“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俸），不与百姓争利”。要争取使官吏养成“习推诚之风，耻言十五之计”。 此外，崔寔还论及“民不可轻”；徙民于“土旷人稀”之处，既可活民而有利开发；不可数赦，“赦以趣奸”，不利于治，等等。 崔寔评论崔寔撰《政论》以论政，颇受时人称许。仲长统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意思是，《政论》可作为君主的座右铭或参考书。范晔写史也予以肯定，曰“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曰“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曰“子真持论，感起昏俗”。他们对崔寔《政论》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司马光认为崔寔严治之说，针对时弊，可以“矫一时之枉”；但又申明，此“非百世之通义”，他说只有“宽猛相济”才能“政和”。王夫之既不同意崔寔严治之说，也不赞同司马光宽猛政和之说，而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说2。其实，崔寔严治之说，是以官吏为对象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针对于民。而且，崔寔既讲严，又讲宽；既讲刑罚，又讲重赏、厚禄，有点辩证法。他揭露时弊，对症下药，颇有实事求是的味道。 第三十八章檀石槐第一节鲜卑势力的发展檀石槐（37—8）2，鲜卑族首领。 见《资治通鉴》卷五三。 2见《读通鉴论》卷八。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鲜卑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2按《后汉书·鲜卑传》有“光和（公元78—84年）中，檀石槐死，时年四十五”的记载，而《后汉东汉前期，匈奴又一次南北分裂，南匈奴依附于汉，北匈奴势单力弱，鲜卑势力逐渐发展。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向汉朝“始通驿使”。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首领於仇贡等到洛阳朝贺，“慕义内属”，受光武帝的封赏。从此两族和好，达数十年之久。“明、章二世，保塞无事。”和帝永元（公元89—04年）年间，汉军击破匈奴，北匈奴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当地匈奴部落“皆自号鲜卑”。从此鲜卑逐渐强盛。自永元九年（公元97年）起，处于辽东的鲜卑数次寇扰汉境肥如、渔阳等地。安帝永初（公元07—3年）年间，鲜卑首领燕荔阳到洛阳朝贺，邓太后封赏之，命他居于宁城（即宁县，今河北万全）地区，通市交易，筑馆接待。“是后或降或畔（叛），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公元二世纪前期，其势力发展到今冀、晋二省的北部，不时骚扰汉境，但汉朝尚能防御之。 第二节鲜卑“大人” 永和二年（公元37年），檀石槐诞生。传说，其父投鹿侯在匈奴从军三年，其母在家生子，自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实际上是私生子。其父不信其说，遗弃此儿。其母私语家令收养，取名檀石槐。 檀石槐长到十四五岁时，智勇双全。曾单骑击退另一部落的骚扰，夺回被掠的牛羊，“由是部落畏服”。他制定和维护法令，处理部落内部纠纷，“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威信很高，于是被推为“大人”（即部落首领）。 第三节称雄于北方檀石槐建“庭”（部落联盟中心）于弹汗山欼仇水（今名东洋涧）地区，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北三百余里，兵马很盛，东、西部落首领都归属之。这时鲜卑南抄汉境，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势力大为扩张，“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檀石槐把幅员辽阔的鲜卑占领地分为东、中、西三部。“从右北平（郡治土垠，在今河北丰润东）以东至辽东，接夫余、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郡治沮阳，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大致是，今河北丰润以东为东部，今河北怀来以西为西部，东、西二部之间为中部。三部之地，包括今内蒙古、蒙古的大部，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北京、山西、新疆的一部分。三部各置首领掌管，都统属于檀石槐。 这时檀石槐招诱汉人，采集铁器，利用汉人的技术和物资，制造武器和工具，发展生产，加强兵力，称雄于北方大漠南北。 永和二年（公元5年）秋，檀石槐寇抄云中郡，被汉度辽将军李膺击退。延熹年间（公元58—7年），鲜卑多次寇抄北边汉郡，为患不浅。延熹九年（公元年），汉朝担心不能抵制鲜卑，遂遣使者持印绶封檀石槐书·灵帝纪》未记檀石槐之死，足见范书对檀石槐死期并不明确。《资治通鉴》写明檀石槐死于光和四年（公元8年）。此从两书所记，推断檀石槐的生卒年。 为王，欲与其“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更加寇抄汉之边郡。 汉灵帝（公元8—88年）时，汉朝幽、并、凉三州缘边各郡年年遭受鲜卑寇抄，有时一年被掠数十次，“杀略不可胜数”。熹平六年（公元77年）秋，北地太守夏育上奏灵帝，提到“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足见事态极为严重。他建议集中汉兵出塞击之。朝廷未许。田晏通过中常侍王甫的关系求得为将，愿与夏育并力讨伐鲜卑。灵帝乃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汉朝群臣意见不一，于是召集百官议于朝堂。议郎蔡邕论说华夷关系有悠久的历史，因历史各阶段形势不同，时和时战，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一概而论。汉武帝因文景之积蓄，穷兵黩武，有得有失，晚年后悔，乃息兵罢役。如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而鲜卑强盛，占据匈奴故地，“称兵十万”；加之中原铁器传入鲜卑，逃去的汉人又为之谋主，使鲜卑“兵（武器）利马疾，过于匈奴”。在这种情况下，夏育、田晏辈岂能取胜。假如大事用兵，弄得内外交困，便难收拾，故强调守御而不出征。灵帝不从，命令夏育、田晏、臧旻各率汉军马骑三道并出，以讨鲜卑。 檀石槐命令东、中、西三部首领各率众迎战，将汉军打得落花流水。汉军“死者十七八”，即战死三分之二，夏育等三将被罢了官。从此鲜卑仍然寇抄汉之边郡。 这时鲜卑族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以供给食物，檀石槐亲自巡视各地，发现乌侯秦水（今名老哈河，在内蒙古东部）流域数百里之内，池泽中有鱼，但无法捕取。他听说倭人国善于以网捕鱼，便东击倭人国，收得千余家渔民，迁徙到乌侯秦水流域，命令他们捕鱼以资助鲜卑食物。 光和四年（公元8年），檀石槐死，时年才四十五岁。其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乃父，“贪**，断法不平，众畔（叛）者半”。寇抄汉北地郡时，被汉人射死。其子骞曼年幼，兄子魁头为首领，后来骞曼长大，与魁头争权，内部矛盾严重，“众遂离散”。自檀石槐以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鲜卑统一势力丧失，各部实已相对独立。 檀石槐在鲜卑族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汉书·鲜卑传》所论“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并非虚言。他实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 第三十九章党锢东汉“党锢”事件，株连上千人，有史可查姓名者数十人，著名者十余人。据《后汉书·党锢传·序》称“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窦武、陈蕃等实是反对宦官专横的“党人”之首领。故本篇先据《后汉书》之《窦武传》、《陈蕃传》，传写窦、陈二人；再据《党锢传》，从二十一人传中，选写李膺、杜密、范滂、张俭、贾彪五人；还据《郭太传》，传写郭泰，共写八人。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之《党锢传》及《窦武传》、《陈蕃传》、《郭太传》，凡引此数篇文字不另加注。 第一节窦武谋除宦官窦武（？—8），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窦融的玄孙。其父窦奉是定襄太守。他少时以“经行”著称，显名于关中。 延熹八年（公元5年），其长女入宫为桓帝的贵人，不久立为皇后。 窦武先为郎中，随即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次年，为城门校尉。他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才充足而已”。这时有羌蛮之难，... 27 杜密（？—9），字周甫，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据传，“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升至代郡太守，再任泰山太守、北海相。宦官子弟为其属县长官有奸恶行为者，都收捕查办之。 后来杜密去官还乡，常去拜谒地方长官，多所请托。同郡刘胜（字季陵）从蜀郡告归乡里，闭门修养，不大交往。郡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他知王昱激己，答道刘胜官位高，您待为上宾，但他知善不荐，闻恶不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这是罪人；我知善必举，知恶必纠，使您“赏罚得中”，这不是显然的高低之分吗？王昱惭愧而佩服，待之弥厚。 桓帝时，杜密任为尚书令，迁河南尹，转为太仆。“党人”事起，被免官还本郡，与李膺一同坐罪，两人齐名，故时人称为“李、杜”。太学生誉之曰“天下良辅杜周甫”。 灵帝时，陈蕃辅政，杜密又任太仆。“党锢”事件再起，被迫自杀。 第四节范滂、张俭、贾彪范滂严整疾恶范滂（37—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东南）人。少时因“清节”为州里所佩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冀州因饥荒而百姓闹事时，范滂由朝廷任命为清诏使，前去审理之。他登车前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待到了州境，地方官自知贪赃枉法，闻风而弃官逃跑。他对朝廷的报告，都能合乎众议。 任光禄勋主事之时，他对光禄勋陈蕃以“公礼”相待颇为不满，乃弃官而去。郭泰批评陈蕃未曾优礼对待范滂，陈蕃承认欠妥。 后又被太尉黄琼辟为掾属。皇帝诏令三府掾属“举谣言”，即举报地方长官贤奸、百姓苦乐。范滂举奏刺史、二千石（即州郡长官）、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掌举奏的尚书责备他举劾猥多，怀疑他有私心。他说我的举劾，如果不是针对奸暴而为民除害，那还有什么必要！现在只是先举所急，还有待充实材料。“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如果我言之不实，愿受处治。但他察觉情况复杂，本意难以兑现，便投劾而去。 郡太守宗资曾闻范滂之名，任其为功曹，委以政事。他在位，“严整疾恶”。如有不遵孝悌之行、仁义之道者，一概斥逐之。荐举清节隐居之士。他的外甥李颂，本是公族子孙，但未被乡里荐举，中常侍唐衡为其向宗资说情而拟用为吏。范滂以为推荐者人品不正，便不召李颂。宗资知之，迁怒而责打办事小吏，小吏以为范滂决定正确而不可违背。宗资只好作罢。郡中之人对此颇存看法，指范滂亲信任用之人以为“范党”。 后来范滂被诬为“党人”，被捕关进了黄门北寺狱。狱吏将拷打审问囚犯，范滂因为同囚者大多病弱，乃要求先受审，遂与同郡袁忠争受刑。中常侍王甫审问拷打囚犯时，范滂等颈、手、足上都戴着刑具列于阶下，王甫审问他你为臣不忠，“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范滂对答我只知道孔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之言，政治上要求分清贤奸，奖善惩恶，不懂得什么是“党”。王甫说你拔举用人，合则相好，不合则排斥，什么意思？范滂仰天而叹，自觉问心无愧。王甫无法，只好解下他的刑具。 范滂因无罪而释放，南归。从洛阳出发，汝南、南阳二郡士大夫迎接者数千辆。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也免罪俱归，并侍卫于范滂，应对宾客。范滂对两人说你俩相随，是加重吾罪，遂遁逃还乡。 建宁二年（公元9年），大诛“党人”。诏令急捕范滂等。郡内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手捧诏书，紧闭传舍，伏床而泣。范滂听说此事，知道必为自己，随即主动投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要和他一同逃走。范滂说我死则祸了，怎敢连累于你，又使老母流离呢！其母与他诀别。他对老母说我死得其所，只是希望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不要增加悲伤。老母道“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范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辞。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路人闻之，莫不流涕。这时范滂才三十三岁。 张俭举劾侯览张俭（5—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父张成是江夏太守。张俭初举茂才，因刺史不是正经人，推说有病而不起。 延熹八年（公元5年），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这时中常侍侯览家在山阳郡属县防东（今山东金乡南），残暴百姓，所为不法。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罪恶，请求诛之。侯览扣押其章表，使不得上达朝廷，从此结怨。乡人朱并本是佞邪之徒，因被张俭冷落而怀恨在心，上书告发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欲诛捕之。张俭逃跑，所到之处，都因重其名行而收容之。后来流转到东莱郡，躲在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带着武器来到，李笃对毛钦说张俭天下闻名，无罪而躲匿，你忍心捕他吗？毛钦劝李笃不必要做老好人。李笃说我好义，你如今也有一半。毛钦叹息而去。张俭由李笃设法逃亡出塞，故得以免祸。据说，张俭逃难所经历之处，“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传·论》对此救贤扶危精神大加表扬，说“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 张俭历经磨难，到中平元年（公元84年）“党事解”，才返回乡里。 建安年间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贾彪同气相求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阳北）人。少时游洛阳，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起初与郭泰同为太学生首领，结合李膺等人，评论朝政，褒贬人物，与“党人”同气。 初举孝廉，补为新息县长。平民贫困，多不养子女，贾彪订了严厉的制度，凡不养子女者与杀人同罪。有一次，他出城巡视，城南有盗劫害民者，城北有妇人杀子者，掾吏想引他往南。他怒道“贼寇害人，这是常有之事；母子相残，实是逆天违道。”随即驱车北行，查办其罪。因此几年间，民养子者数以千计，都说这是贾彪治理的效果。 延熹九年（公元年），党事发生，太尉陈蕃谏诤无效，朝臣惊惧而不敢言。贾彪对同志者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到了洛阳，劝说窦武等人向皇帝报告情由，桓帝因此大赦“党人”。李膺释放后，说“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前岑蛭因党事逃亡，亲友大多收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为众人所怨。他解释说，岑蛭触犯皇帝而获罪，咎由自取，吾既然不能捕捉他，又怎能收容他。众人都服他处理有原则。 后以“党人”禁锢，死于家中。 第五节郭泰郭泰（28—9），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家庭世代贫贱。早孤，母亲想要他到县府做点事。他说，大丈夫不能为“斗筲之役”。从师就学三年，博通典籍。善于谈论。游学于洛阳。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都。后归乡里，官吏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他只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 司徒黄琼征辟，太常赵典推举，有人劝郭泰乘机仕进，他认为世将大乱，一概不应。他有知人之明，奖训士类，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各地。曾在陈、梁间行路遇雨，头巾一角下陷，时人仿效而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可见其为人仰慕。有人问范滂“郭泰何如人？”范滂答“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他虽然善于交游，但不“危言核论”，所以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他。等到党事发生，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只有他和袁闳得免。于是闭门授徒，弟子数以千计。 建宁元年（公元8年），陈善、窦武等为宦官所害，郭泰痛哭于野，深为国家前途担忧。 次年春，郭泰死于家，时年四十二岁。远近许多士人奔丧而来，同刻石立碑，由蔡邕撰文。郭泰同“党人”有广泛联系，并寄予同情，故附传于此。第六节“党人”评论“党锢”人物，首先，以反对宦官专横侈恣为“同志”；次之，多数人员是士人或太学生，自持清高，又要求仕进；再者，多出身于世族和豪族，骨干是官吏与贵戚，故当宦官侵犯其利益、损害其权势、阻碍其仕进时，便群起反对，形成一股反“浊流”的社会势力。范晔《后汉书》盛称“党人”的行为和精神，曰“桓、灵之时，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又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甚至还将“党人”与宦者区分为“泾渭”、“玉砾”、“兰莸”，比其为“清”与“浊”，而极称“党人”志行高尚，这未免言之过当，然却也不无一点道理。宦者专权确是最腐朽的势力，而有些“党人”实是企图针弊治世的贤者。 但在封建帝制而皇帝又被宦者挟持的情况下，“党人”既难以得到皇帝，又无严密组织和政治军事实力，更未鼓动和争取民众，自然难以消灭宦官势力，反而为其所迫而禁锢。 第四十章宦者宦者，是中国古代主义帝制的产物。其上层分子为皇帝最亲近的奴才，往往恃宠弄权，甚至专权乱政。秦朝的赵高、西汉的石显，都曾弄权为非，本书已写有赵高传，于萧望之传附述石显事。东汉后期，因母后、少主轮流临朝，则外戚、宦官更番专权，宦官弄权与东汉衰亡有直接关系，故对其有立传之必要。宦者在社会矛盾斗争中并非铁板一块，有贤奸之分，本篇据史实具录其主要人物。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宦者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第一节郑众专谋除窦宪郑众（？—4），字季产。南阳犨县（今河南鲁山）人，谨慎敏捷，颇有心机。永平年间，在刘炟太子家做事。刘炟即帝位（称章帝）后，任为小黄门，升任中常侍。 和帝初年，郑众加位钩盾令。当时窦太后秉政，外戚窦宪任大将军，窃据威权，朝臣上下无不附从。只有郑众“一小王室，不事豪党”，颇得和帝亲信。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郑众首谋诛之，因功升为大长秋，封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又益封三百户）。由此常参与议论政事，东汉宦官参政从此开端。 郑众死于元初元年（公元4年）。 第二节蔡伦改进造纸术蔡伦（？—2），字敬仲。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永平末年，开始在宫廷做事，建初年间，任小黄门。和帝时，任中常侍，参与宫廷谋议。后又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有才学，敢于谏诤。每当假日，往往闭门不接宾客，或亲历田野考察。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监制秘剑及各种器械，都“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据今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已经有纸。蔡伦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原料制造了纸。于元兴元年（公元05年）奏报朝廷，得到皇帝称赞，“自是莫不从用”，纸便推广应用了，当时称为“蔡侯纸”。故后世传说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 元初元年（公元4年），因邓太后说他长期宿卫宫廷有功，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掌管长乐宫。元初四年，安帝选用刘珍、良史等儒者去东观，校正经传文字，令蔡伦监管其事。 蔡伦起初曾受窦后旨意，诬陷安帝的祖母宋贵人，致使她自杀。窦太后死后，安帝亲自掌权，便命蔡伦去廷尉受审。蔡伦知道不妙，怕受耻辱，乃饮药而死。 第三节孙程、曹腾谋立皇帝孙程设谋立顺帝孙程（？—32），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人。安帝时，为中黄门，在长乐宫办事。 当时邓太后临朝，安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安帝乳母王圣常常一同诬陷外戚邓悝（邓太后之兄）欲废帝而立平原王刘翼，安帝又恨又怕。邓太后死后，安帝在宦者下随即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李闰为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因谗谄进用，起初曾迎立安帝，封为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李闰、江京同升为中常侍，江京还兼大长秋，与其他宦官樊丰、刘安、陈达及王圣等“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专横跋扈，枉杀了太尉杨震，废皇太子刘保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公元25年）三月，安帝死，立北乡侯刘懿为帝。阎显等争权夺利，杀了樊丰，废了耿宝、王圣，排挤其党羽。 过了几个月，刘懿病重。孙程与济阴王刘保的属下兴渠商量，如果刘懿病危，共除江京和阎显，就可扶立济阴王刘保。中黄门王康，原先也是刘保属下，为刘保被废而愤恨。长乐太官丞王国也附从于孙程。十月二十七日，刘懿死。阎显想要扶立的人尚未召到。十一月二日，孙程与王康等十八人聚会计谋，共同宣誓。四日夜间，他们在崇德殿集合，进入章台门，杀了江京、刘安、陈达。因李闰在宫内有一定权势，孙程等欲推他为首，举刀胁迫他服从，李闰答允。于是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同时，一边召集大臣，一边加强宫内外警戒。 这时阎显在宫内吓得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他以太后诏发兵，屯于朔平门，以御孙程等。阎显之弟卫尉阎景从宫中还外府，收兵到盛德门，被尚书郭镇所捉，送廷尉狱，当晚死去。第二天早晨，又活捉阎显等，于是事成。孙程因功封为浮阳侯食邑万户，提升骑都尉；王康、王国等也都因功封侯食邑，共封了十九侯。 永建元年（公元2年），孙程等人在朝骄横，“呵叱左右”。顺帝发怒，罢了他的官，并遣十九侯离京就国，后徙封他为宜城侯。孙程非常怨恨，封还印绶、符策，偷偷地回到京师，往来于山中。诏书又遣他回到封地。永建三年（公元28年），顺帝念及孙程等功勋，将他们召回京师，孙程又任骑都尉，其他侯也有重任。阳嘉元年（公元32年），孙程病危，授为奉车都尉，位特进。不久死去，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 孙程临终时遗言上书，要求将封国传给其弟程美。顺帝应允，又分封地之半，封孙程养子孙寿为浮阳侯。阳嘉四年（公元35年），诏令宦官养子都可以承袭封爵，并作为条令定了下来。 曹腾定策立桓帝曹腾，字季兴。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安帝时，为黄门从官，由邓太后指派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太子即位，是为顺帝，曹腾即为小黄门，升中常侍。桓帝得以即位，曹腾以定策之功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他用事宫中三十余年，奉事四个皇帝，未尝有过错。他推荐一些名人入朝。蜀郡太守想通过计吏贿赂曹腾，被益州刺史种暠在斜谷关搜得其书，奏劾蜀郡太守和曹腾，要求查办严惩。皇帝以为，这事是蜀郡太守所为，与曹腾无关。曹腾并不因此而埋怨种暠，还常称其为能吏，博得人们的称赞。曹腾死，养子曹暠嗣位。曹暠即曹操之父，到三国时，魏明帝曹暠追尊曹腾为高皇帝。 第四节“五侯”逞凶除梁冀单超（？—0），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阳东北）人；徐璜，下邳良城（今江苏邳县东）人；具瑗（？—5），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左悺（？—5），河南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人；唐衡（？—4），颍川郾县（今河南郾城南）人。桓帝初年，单超、徐璜、具瑗为中常侍，左悺、唐衡为小黄门史。 起初，梁冀两个妹妹为顺帝、桓帝的皇后，冀代父梁商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梁冀自从诛了太尉李固、杜乔等，更加骄横，皇后也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之人钳口而不敢多言。桓帝受逼长久，心怀不平，但不敢公开发作。延熹二年（公元59年），皇后死去，桓帝对唐衡单独询问我身边谁与皇后家有矛盾？唐衡答单超、左悺与河南尹梁不疑（梁冀之弟）有矛盾，徐璜、具瑗常忿恨外戚专横。于是桓帝召集单超等五人，对他们说梁冀兄弟专权，胁迫内外，朝臣多附从之，今欲诛之，你们以为如何？单超等都说早就应当诛之。桓帝就命他们密谋办法。他们说谋诛梁氏并不困难，就怕再生狐疑。桓帝悦，无可怀疑。于是桓帝与五人定议，桓帝咬单超手臂出血为盟，立即诏捕梁冀及其宗亲党与。梁冀及妻自杀，其宗亲党与多被诛除。左悺、唐衡升为中常侍；单超封为新丰侯、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各一万五千户，赐钱各一千五百万；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阴侯，各一万三千户，赐钱各一千三百万。单超等五人同日受封，故世称“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权归宦官，朝政日乱。 单超患病时，桓帝任其为车骑将军。次年（延熹三年，公元0年）死，葬礼十分优厚隆重，“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发五营骑士，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冢茔”。 其后四侯骄横，当时人们说“左（悺）回天，具（瑗）独坐，徐（璜）卧虎，唐（衡）两堕。”说他们骄贵横行，凶狠狡诈。他们“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都以养子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连郡”，残害百姓。 单超之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之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之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为沛相，“所在蠹害”。徐璜之兄子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未达到目的，后便率领吏卒到李嵩家强抢其女，“戏射杀之，埋著寺内”。当时下邳县属于东海，东海相黄浮接受告状，收审徐宣家属，并将徐宣弃市，暴尸示众，郡中震慄。徐璜向桓帝诉怨，桓帝将黄浮定罪，罚做苦工。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百姓起而反抗。延熹七年（公元4年），唐衡死，葬礼也很优厚。 第二年，司隶校尉韩演揭发左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都畏罪自杀。韩演又揭发和查办具瑗之兄具恭贪污罪，贬其爵。单超及徐璜、庸衡之袭封者，并降为乡侯，其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 第五节侯览、曹节、吕强、张让侯览贪狠陷害张俭侯览（？—72），山阳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北）人。桓帝初年，为中常侍，以“佞猾”进用，倚势贪狠放纵，受贿货财以巨万计。延熹年间，连年征伐，国库空虚，乃借贷百官俸禄、王侯租税。侯览乘机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借口参与议诛梁冀有功，进封高乡侯。 他与小黄门段珪兼并土地，段珪家在济阴，靠近济北境界。其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过往旅客。被济北相滕延捕杀数十人，陈尸于道。侯览、段珪大怒，向皇帝诉怨，诬告滕延多杀无辜百姓，免其官职。 侯览等从此更加得意放纵。其兄侯参为益州刺史，诬陷富民有大逆之罪，诛灭而没收其财物，前后累积以亿计。最后被太尉杨秉奏劾，槛车押往京师，于道畏罪自杀。其车三百余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侯览因受连累而免官，不久又复职。 建宁二年（公元9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残害百姓。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奏劾侯览贪侈奢纵，前后侵夺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十八顷。兴建第宅十六区，都是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形制犹如宫苑。又预作寿冢（未死而自为冢），有石椁、双阙，庞高百尺，侵损百姓住屋，掘民坟墓，夺人妻女。请求严惩之。侯览伺机没收其章表，使不能上达朝廷。张俭便捣毁侯览的第宅冢墓，没收其财物，揭发其罪状。又奏劾侯览之母生时交通宾客，干扰地方行政。其奏章还是不能送上朝延。侯览反而诬陷张俭为“钩党”，诛了李膺、杜密等人。侯览后又代曹节领长乐太仆。熹平元年（公元72年），侯览被劾专权骄奢，罢了官，遂自杀。其党与也都被免官。 曹节制造“党锢”事件曹节（？—8），字汉丰。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本是魏郡人，世代为官。顺帝初年，为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公元8年），持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人，迎接灵帝入宫，故灵帝即位后以定策功封其为长安乡侯，六百户。 当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谋诛宦官。曹节勾结朱瑀等十七个宦官，一同矫诏以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除窦武、陈蕃等，制造了“党锢”事件。他因此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玉甫、朱瑀等或升官或封侯。次年，位特进，秩中二千石，不久转为大长秋。 熹平元年（公元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皇帝诏令司隶校尉刘猛逐捕书写标语者。刘猛以为标语实是直言，不肯急捕，过了一个多月，还不知书写者是谁。刘猛因此被降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替他的工作，四出逐捕，拘留了太学生和游士一千多人。曹节等对刘猛的怨气还没有消去，唆使段颎假借它故将刘猛定罪罚作苦工。朝臣多为刘猛说情，才免刑，又被征用。 曹节与王甫等诬桓帝之弟勃海王刘悝谋反，诛之。曹节、王甫等十二人以功封侯或增邑。曹节增邑四千六百户，加上以前的食邑共有七千六百户。他的父兄子弟都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其弟曹破石为越骑校尉，强行索求其部下的妻子，该妇女执意不从而自杀。他们“**暴无道”，多如此类。 光和二年（公元79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其二子。当时连年出现灾异，郎中审忠（字公诚）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上书为窦武、陈蕃等鸣冤，要求严惩行凶作恶的朱瑀等宦官。其书提到朱瑀等害贤窃权，“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所揭宦官窃权谋私，奢侈骄横，败坏政治，影响恶劣，可谓切中要害。但其奏章被扣而不得报送皇帝。曹节这时领尚书令，掌握机要，总领纪纲，扣押审忠奏章与他自然有关。光和四年（公元8年），曹节死，赠车骑将军。其后朱瑀也病死，他们的养子袭封“传国”。 吕强建议大赦“党人” 吕强（？—84），字汉盛。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氾水镇）人。少时以宦官为小黄门，迁中常侍。灵帝时，按封宦者之例，封他为都乡侯，不肯接受。 他上书陈事，指出曹节、张让等宦官“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建议停止滥封和重用；又指出“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加重百姓苦难，建议勿使民忧怨而减轻其负担；再指出皇家及贵戚、宦官建造楼阁亭馆，“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仿效，莫肯矫拂”，建议去奢从俭；还指出蔡邕直言，“毁刺贵臣，讥呵竖宦”，而被宦者诽谤，遭受刑罚，段颎功勋卓著，而被阳球诬害致死，妻儿流放，致使朝臣畏难，功臣失望，建议“徙邕更授任，反（返）颎家属”。灵帝虽以为是“而不能用”。 当时灵帝多有私蓄，收藏天下之珍玩，还有于郡国贡献来的财物中先收入其私库的所谓“导行费”。吕强上疏直谏，指出“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灵帝不予理睬。 中平元年（公元84年），爆发黄巾起义。吕强建议先诛贪污的宦者，大赦党人，审察地方大员是否称职。灵帝乃先赦党人。某些宦者有所收敛。而中常侍赵忠、夏恽等则诬陷吕强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意谓欲仿效霍光谋废立之事。灵帝不悦，使中黄门带了兵器去召吕强。吕强得知，无奈而自杀。赵忠、夏恽还诬言吕强未审问而自杀，显然“有奸”，于是收捕其宗亲，没收其财产。 当时丁肃、徐衍、郭耽、李巡、赵祐等五个宦者“称为清忠”，“不争威权”。赵祐还“博学多览，著作校书”，受到诸儒称赞。小黄门吴伉达观，知不得用，“从容养志”。 张让蠹害招致民愤张让（？—89），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赵忠（？—89），冀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少时都在宫中做事，桓帝时为小黄门。赵忠以参与诛梁冀之功，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公元5年）黜为关内侯。 灵帝时，张让、赵忠并升为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曹节死后，赵忠领大长秋。张让有个管理家务的监奴，“交通货赂，威形喧赫”。富人孟佗与监奴勾结，倾囊行贿，要求监奴设法使张让接见他，果然达到目的。众宾客见到张让接待孟佗，误以为孟佗与张让相好，都以珍玩贿赂之。孟佗将所得之物分给张让，张让大喜，便以他为凉州刺史。 这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都为中常侍，世称“十常侍”。他们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郎中张钧上书，指出黄中势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他建议斩十常侍，布告天下，就可平息民怨。灵帝将奏章宣示张让等人。张让等非常害怕，愿出家财以助军费，乞求恕罪。灵帝诏令他们照常办事，而怒问张钧难道十常侍竟无一个好人，张钧又上疏，坚持己见，但其奏疏被扣而不得上报。这时诏令追查为张角道者，张让等乘机唆使御史诬奏张钧学黄巾道，逮捕拷打，致使其死于狱中。实际上张让等多与张角“交通”，大耍两面派。后来灵帝得知消息，追问之。张让等推说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灵帝也就不再追究。 张让等还借南宫火灾之故，劝说灵帝增收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并乘机搜刮各地材货，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地方官“复增私调”，乘机捞一把。凡诏令征求，都由“中使”暗中操办，“恐动州郡，多所赇赂”。并且鬻卖官职，大郡太守之价达到二三千万，其余各有差价，名为“助军修宫钱”。官员赴任之前，先商定价钱，才能离去。不能如数付钱的官员，有的被迫自杀。“守清”而乞求不赴任的官员，都被迫遣去。 当时新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马直，因有“清名”，减债三百万。司马直不忍割剥百姓以讨好皇帝，便托病辞官，上书极陈当世得失，吞药自杀。灵帝才稍事收敛。 灵帝在西园（即上林苑）造万金堂，将司农征收到的金钱缯帛取来，堆满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建屋宇。灵帝即位前并不富裕，登位后由宦官协助大蓄私财，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由是得志，无所畏惮，并起第宅，如同宫殿。灵帝常登永安宫的瞭望台，宦官怕他望见其第宅，乃使中大夫尚但劝告灵帝“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从此灵帝不敢再登台榭。 次年，缮修南宫玉堂。又铸铜人、大钟、天禄虾蟆、翻车渴乌、四出文钱等。复以赵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中平六年（公元89年），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听了袁绍劝说，谋诛宦官，然计谋泄露。张让、赵忠等先下手杀了何进。袁绍勒兵斩了赵忠，杀了很多宦者。张让等数十人挟持少帝出走，被迫着急，遂投黄河而死。 宦者评论《后汉书·宦者列传》说东汉自和帝利用宦者诛除外戚窦宪，对郑众封侯信任，“中官始盛”；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皆由宦者决定政局。信用宦者自有其缘故，“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纳）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故“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有些宦者非常狡诈，表里不一，“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于是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割剥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专横害政，以至“倾国”。 宦者弄权，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封建皇帝不能不依靠亲信，大权就往往落在宦官手中。这主要是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第四十一章经学第一节汉代经学的历史意义经学，是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之学。因《乐》早已佚失，实际只有《五经》之学。 秦和汉，对经学的态度，在表面上好像很不一样，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是以暴力的手段夺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统治权，为巩固他的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汉推崇儒家，尊重经学，以利禄的手段争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统治权，目的也是为巩固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脸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汉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儿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以上这些记载，表明汉代经学不是要实行儒家的主张，而是作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来进行思想统治。汉代的这种办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统治效果上是起了历史性的作用的，但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什么作用，就须另论了。 参看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2《汉书·元帝纪》。 《汉书·循吏传》。 第二节秦及汉初经学的流传经学的传人在秦始皇下令后，《易》以卜筮之书得不禁，《诗》为民间讽诵者多，也禁不了。实际上，《易》、《诗》和《书》、《礼》、《春秋》都各有传人，而且多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令曾为经学的流传制造了严重的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塞经学的流传。 相传，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子木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这都是汉兴以前的事。汉兴，田何系六国齐田之族，徙杜陵，因号杜田生。汉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传而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后皆立于学官。 《书》在汉初有伏生口传本，有孔子壁藏本。汉兴，文帝欲立《尚书》于学官。闻济南伏生传之。伏生曾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余，不能行。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业。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伏生又传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生传同郡儿宽。此后，传授不绝，立于学官。壁藏孔氏本，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国为之传。此本，东汉季年不传。 《诗》，相传子夏所传。或称子夏传曾参，再传魏人李克，李克三传赵人孙卿子。汉兴，《诗》有鲁、齐、韩，毛四家之传。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号“鲁诗”。齐人辕固生，作《诗传》，号“齐诗”。燕人韩婴推《诗》之意作内外传，号“韩诗”。鲁人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传“毛诗”亦源自子夏，子夏四传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文帝、景帝之际，鲁、齐、韩三家均立于学官。毛诗在平帝时始得立于学官，而传播较三家为久远。 礼，依《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部”所著录，有“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六篇”。此即后人所谓“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士礼》即《仪礼》。高堂生以后传《士礼》者，在宣帝时有后仓，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戴德、戴胜以其繁，分别删选为二书，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周官经》，景帝时河间献王所献，出世较晚，王莽时始一度立于学官。 《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相传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谷梁》俱立于学官。这所说三传传授情况，不一一皆实。然三传越过秦火之灾，传授不绝，则确然可信。 诸侯王的经学活动2参看吴承任《经典释文·序录·讲毓》。 当经学传人不断地出现并日趋众多的时候，诸侯王中也有人对经学活动深感兴趣而有助于经学的发展。这可以楚元王刘交和河间献王刘德为代表。《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汉初经学的发展形势在向朝廷提出决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呢，还是掌握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朝廷最初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经学掌握了起来。 第三节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以下夫于汉代博士的考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 《史记·陆贾列传》。 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3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汉书·儒林传》。 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这事发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2。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超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经今古文之争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发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后汉书·儒林传》。 2《后汉书·儒林传》。 3参看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十节，“经学”。 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2。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0年）卒，年七十二。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著的突破了。《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年）卒，年八十八。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三。 2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均参见《后汉书》各本传。 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他认为《公羊》义法必须坚持，《左氏》已病入膏育，《谷梁》已废不能兴，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以申其说。郑玄站在何休的对立面，著《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休说。玄休之争已不是简单的今古经学之争。郑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经学，何休所反对者亦有今文经学。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近尾声。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见到了郑玄所著之书，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颇有自居下风之慨。何休事迹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何休传》，又《郑玄传》。 第四节经学对其他学术思想上的影响两汉经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上文我们已经说到汉朝廷以经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这种统治，可以说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两汉经学还有其他的学术影响，其中最显著者，一是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学方面的成就。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中国境内某种程度的一统，远在宗周时期已经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意识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这种统一越来越残破，同时也越来越接近新的一统。孔子、墨子、孟子都有这种新的一统意识，不过有的是用历史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梁襄王曾经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把“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提出来，是对新的一统，说得比较明白的。 “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的提法是很鲜明的。公羊学家有更明白的阐述。《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文王也。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在传文“大一统也”下注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所说，“自公侯至于庶人”，是政权上的大一统；“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是所有权上的大一统。把这些说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权、所有权和道德规范上的大一统。这种三合一的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特点，对于后来历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割据局面，成为加强地区间和民族间的联系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封建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大一统是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如从汉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统的“大”有它极高的境界。《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又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日配天这是把“大”神化了。汉儒不只把皇家的政权神化了，而且把它的道德规范也神化了。 小学上的成就在两汉经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经书的注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字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在开始的时候总不能离开经文。后来有了发展，可以离开经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规律加以表述，有时还汇集成书，这就是所谓小学。在《汉书·艺文志》里，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列于“六艺略”之中，而又是置于“六艺略”之末，这也略可说明经学和小学的关系。在汉代学者中，有些人既是古文经学家，又是小学家。张敞，修《春秋左氏传》，又通《苍颉篇》，能读宗周铭文。桑钦传《古文尚书》，又有说小学之书，《说文解字》载其字说。杜林，传《古文尚书》，史称其博学多闻，尤长于小学，著有《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卫宏，传《古文尚书》、《毛诗》，作《毛诗序》，《唐书·艺文志》有卫宏《诏定古文字书》一卷，《汗简》引有卫宏《字说》。徐巡，传《古文尚书》，《说文解字》引有徐巡说二条。贾逵是经学大师，是许慎之师，《说文解字》引其字说十七条。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个有成就的经学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学家。他博学经籍，为马融所推敬。当世人称道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他认为《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撰《五经异义》。又认为“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他撰《说文解字》十四篇，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00年）写成，其中收入古文、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二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分为五百四十部，分别说明文字的结构、意义，辨别伪讹。这是两千年来小学书中的权威著作。书序中，论述文字发展的过程和文字结构的原则，也是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第四十二章方士第一节先秦的方士秦汉时代之所谓方士，是一种讲神仙方术以欺世盗名的骗子。神仙本是古时凡人思想的产物，人生纷扰苦难之世，幻想超凡脱俗，自由自在，就创造了出世的神仙。当时有些统治者对已享有的人间富贵荣华还不满足，妄想长生不老或成仙升天而崇拜信用方士，结果大上其当；或有怀疑而加惩处，然多还是迷途而不知返。故方士始终得以招摇过市。 方士起于何时，史料难征。据《史记》载，“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苌弘是周灵王（前57—前545）时人，当时周王朝势力已经削弱，诸侯不来朝贡。苌弘以方术为周灵王办事，鼓吹通过射击假设不来朝的诸侯，可以招致诸侯到来。诸侯并不信从，晋人还把苌弘杀了。 齐威王、宣王之时（前378—前324），燕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都修仙道，传说能够灵魂脱离躯体，而成鬼神。他们宣传在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是以金银建造的，里面住了许多仙人，还藏着吃了可以长生不死之药。神山上的禽兽都是白色。齐威王、齐宣王及燕昭王都是他们的信徒，听了他们的宣传，派人到海上去寻找神仙奇药。寻找者回来报告，说远望神山，犹如白云，接近之，就沉到水下去了，再临近，风就把船吹了回来。这些君主听了心里非常羡慕，只是可望而不可及。此传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后汉书·方术传》，本篇凡引其中文字不另加注。 第二节秦时的方士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第一次东游齐鲁，封禅天地，刻石颂功，并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还寻找羡门子高等方士。他想长久统治下去。许多方士乘机怂恿他求神仙奇药。齐人徐市（即徐福）上书，请秦始皇斋戒，带着童男女去求三神山的仙人。始皇就派徐市带童男女数千人，乘大船入海去寻求。得到的报告是，船到了海上，风向不顺，未能到三神山，但已望见山了。过了几年，始皇东游到了碣石，派燕人卢生寻找羡门等，并了解方士求仙的虚实。还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回来报告，奏录图书，编造谎言。他对始皇说，君想见仙人，就得隐居，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药。为此，始皇深居内宫，行动诡秘，杀了一些泄密的人。 卢生与侯生两人谋议，认为始皇刚愎自用，严刑峻法，如果他发觉方术虚而不实，找不到不死之药，便会处死方士。于是相约逃去。始皇得知消息，怒气大发，骂道我召用了很多方术士，花了很多钱财，为了兴太平、求奇药，现在一无成效，而他们不仅诈骗贪利，还造谣惑众，竟然给我抹黑。于是命令御史查办。方士互相告发拆台，又牵累及儒生，结果被坑杀四百六十余人。 次年，始皇为东郡陨石上刻有“始皇死而地分”事内心不乐，命博士做《仙真人诗》，让乐人随着他游到哪里，就唱到哪里。他怕死、爱慕仙人，自称“仙真人”，就是要长生。 又过一年，始皇又到海上，希望遇到三神山，找到奇药。方士入海求神找药，几年没有收获，花了不少钱，害怕治罪，撒谎说蓬莱仙药是可以找到的，就是因有大鲛鱼捣乱，而不能前去，这时始皇恰好做了一个与海神交战的梦，占梦博士说除了大鱼蛟龙这个恶神，就可以迎来善神。始皇亲自带着连弩在海上等候，果然射杀了一条大鱼，但神仙奇药仍然落空，而且上岸不久就病死。 以上秦始皇求神仙奇药事，参考《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节西汉前期的方士楚汉之际，战乱不休，民生困苦，人们首先想的是能否活着，还不企求长生不死。加之秦始皇坑术士的余威犹在，故这时方士在社会上并不活跃。新垣平诈言“神气” 过了几十年，赵人新垣平玩弄新花样，拜见汉文帝，说长安东北方有五采的“神气”，这是“天瑞”，应当在它的下方立庙祀上帝。于是文帝立了渭阳五帝庙，还任新垣平为上大夫，赏赐了不少钱。新垣平颇为得意，又耍了献“人主延寿”四个字的玉杯，因“金宝气”而求周鼎等把戏，也骗得了文帝的信任。有人上书揭发新垣平“所言皆诈”，文帝命令查究。结果新垣平被处死，文帝因扫兴而对鬼神事也缺乏了兴趣。 “神君”能言汉兴六七十年，天下治安，达于极盛。武帝即位，好大喜功，“尤敬鬼神之祀”。方士得以大显身手。 元光年间，出了个“神君”。所谓神君，实是长陵县的一个女子，因儿子死去而装神弄鬼，骗得不少愚民往祠。武帝也礼祠之，但只闻其言，而“不见其人”。 李少君病死方士李少君感到有机可乘，就对武帝大谈“祠灶”、“祠老”之方，骗得武帝的尊信。李少君这个人，原是深泽侯赵将夕的舍人，主管方药。隐瞒了真实年龄，常自谓七十岁，还说有不死之术。他没有妻子，是个光棍汉，遍游四方，骗得不少钱财。人们以为他不从事生产而生活富裕，又不知其底细，更信奉他。有一次，他从武安侯田蚡饮酒，同坐有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对他大谈与其祖父游射的故事，说的有鼻有眼。而此老人小时候曾听祖父讲过游射之事，了解大概，便信以为真。在坐者听了大为惊奇。武帝有件古铜器，问李少君是何时之物。他答是齐桓公十年陈列于柏寝台的铜器。一按铜器的铭记，果然是齐桓公时之物。一宫之人都很惊奇，以为他是“神”，是几百岁的人了。其实，他只要早知游射故事和铜器年代，就能信口说来，再添枝加叶，就能使愚者惊讶。 李少君对武帝说礼祠灶神，可以丹沙炼出黄金，以黄金制作饮食器可以益寿，益寿就可以见到蓬莱仙人。又说他在海上曾遇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吃硕大如瓜的巨枣，能通往蓬莱。武帝听了入迷，亲自祠灶神，命令以丹沙炼黄金，派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等。不久，李少君病死，其骗术显然已自拆穿，但武帝还以为他“化去不死”，派人受其方。尽管寻求安期生落了空，而海上燕齐之方士更来言神仙之事。 少翁伪造帛书元狩年间，齐人少翁说有“鬼神方”而得到武帝信用。武帝此时非常怀念已死的王夫人，少翁耍了弄鬼的把戏，以假充真，使武帝深夜于幽暗中隔着帷帐隐隐瞧见有个像是王夫人的身影，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于是少翁受到武帝的青睐，得到宾客的礼遇，任为文成将军，还得到很多赏赐。少翁对武帝说君主想与神通，就得改饰宫室被服，否则，神物不来。于是制作云气车，车分青、赤、玄、白、黄五色，出驾时限定某日乘某色车，以“辟恶鬼”。又在甘泉山建造离宫，在其台室中画天、地、泰一各种鬼神，使武帝拜祭，冀以与天神通话。过了一年多，天神毫无音信。少翁又玩了另一套把戏，以帛书掺在饲料中让牛吃进肚里，假装不知，宣称这牛腹中有奇物。剖杀此牛而得帛书，人人感到奇怪。想不到武帝识破帛书为人所写，追查底细，果然是伪书。于是少翁被诛，但事涉皇帝威信，只好隐瞒了事。 巫与“神君”通话元狩五年（公元前8年），武帝大病，召了很多巫医诊治，还是不愈。当时传说上郡有个巫能通鬼神。于是被武帝召来，安置在甘泉宫内与神君通话，试验有效。他向武帝传达神君的话“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武帝听了很高兴，心情一好，龙盘劲最新章节病也好转了，去到甘泉，病全消了。于是大赦，置寿宫，张羽旗，设供具，供奉神君。各个神君中，数泰一最为尊贵，其余是些辅佐、侍从。人们见不到帷帐内的神君，只听到言语，其言和普通人音一样。据说神君来去，有肃然的风声；有时白天说话，但大都是在夜间细语。武帝斋戒而入，通过巫与神君通话。神君的话，武帝都使人记了下来，称为“画法”。神君的话，只是平常之言，没有什么特殊，但武帝听了独自欢喜。 栾大为将封侯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方士栾大见用于武帝。栾大，本是胶东王家人，曾与少翁同学方术，人长得既高又美，擅长言词，敢于吹牛说大话。武帝杀了少翁，后悔未得到其方，这时有人推荐了栾大。栾大对武帝夸夸其谈我常往来海中，见到安期、羡门等。我的老师说“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但我怕和少翁一样的下场，故掩口而不谈方术之事。武帝说少翁是吃了马肝而死。你只要能修其方，我会重赏，难道能吝惜金宝和禄位吗！栾大听了，乘机伸手要价我的老师无求于人，只有别人求他。陛下必欲请他，就要派遣亲贵的佩官印的使者，才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肯与不肯，就看能不能派出亲贵的使者而定。武帝还有点怀疑，使栾大验方术，栾大随即玩了使棋子互相触击的游戏。 这时武帝正为黄河决口、铸黄金不成而犯愁，乃任栾大为五利将军，幻想通过栾大与神沟通，碰上好运气。接着又任栾大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一个多月里，栾大佩带上四枚将军印。并封栾大为乐通侯，赐食邑二千户，又赐高级住宅、一千奴婢，以及车马器物。还将卫皇后的长女嫁给了栾大，送金万斤。武帝有时亲幸栾大之府，使者慰问供给相属于道。武帝之姑及将相大臣也都到栾府饮宴，赠送礼物。武帝又命刻了“天道（导）将军”之印，令使者和栾大都穿上羽衣，都在夜间立在白茅之上，举行授印仪式，以示不同凡俗。栾大佩“天道”之印，是将为皇帝导引天神的意思。从此栾大常在家中夜间祀神，想把神请下来。传闻神没有请到，但百鬼已来听差。他后来整治行装，东往海上，去求其师。栾大见到武帝仅仅几个月，就佩了六枚将军印、封侯而娶帝女，“贵震天下”。消息传扬开去，海上燕齐之间，很多人都异想天开，纷纷鼓吹“有禁方，能神仙”。 公孙卿侈言神仙这年夏天，河东太守报称出土一个大鼎，武帝将鼎置于甘泉宫。齐人公孙卿乘机宣传“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已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相同。”又在札书上写道黄帝得了宝鼎，便成仙上了天。通过宠臣将札书呈于皇帝。武帝看了，非常高兴，召见询问。公孙卿答受此书的申公已死。武帝问申公是怎样的人？公孙卿见武帝兴致很浓，便大吹起来，说“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帝亦当上封禅，封禅则能仙登天矣。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所言虽然玄而又玄，但又明明白白，鼎书所谓“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显然是指武帝，因汉高祖之孙景帝已死，在世的只有“曾孙”武帝了。这怎不使其兴奋。所以，武帝听了，得意忘形地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于是，公孙卿就任郎官，被派东去太室山候神。后来，武帝在桥山祭黄帝冢，心中生疑，问“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方士解释“黄帝已成仙升天，群臣葬其衣冠。” 原派往入海求仙的栾大，言大胆小，不敢入海，转到泰山去祠神。武帝派人眼去探验，实无所见。栾大的谎话被戳穿，于元鼎五年（公元前2年）被武帝处死。 不久，到太室山候神的公孙卿传来喜讯。他报告在缑氏城上见到仙人迹，有物如雉，往来城上。武帝立即亲幸缑氏城，察看仙人迹，问公孙卿道“你不会学少翁、栾大吧？”公孙卿知道这是警告他不能撒谎，便镇静地耍花腔说“仙人非有求于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暇，神不来。言神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意思是，求神之事急不得，应当耐心地长期等候。因为武帝亲幸缑氏城视仙人迹，各地闻风张罗开了，修桥铺路，建造宫观名山神祠等处，盼望皇帝亲幸。 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三月，武帝又到缑氏城，登上太室山礼祠，据传有喊“万岁”之声。接着，经过泰山，东巡海上，礼祠八神。齐人乘机上书称道神怪奇方者成千上万，但一无效验。乃增加船只，令那些言海中神山者几千人去求蓬莱仙人。公孙卿到了东莱郡，报告夜晚见到数丈高的“大人”，靠近则不见，只见其迹很大，类似禽兽。群臣有说，见到一个老父牵着狗，说“吾欲见巨公。”转眼就不见了。武帝看了大人迹颇为怀疑，但以为老父就是仙人，于是留宿海上，给方士传车，随时派使者求仙，数以千计。四月，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无风雨灾，可谓顺利。方士乘兴进一步鼓吹蓬莱诸神可以求得，武帝也想有此幸遇，兴冲冲地又东至海上，希望到达蓬莱。不料这时侍中奉车霍子侯暴病而死，可能武帝觉得扫兴，随即离去。 次年春天，公孙卿报告在东莱见到神人，似乎神人说“欲见天子”。武帝听了，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立即动身，先幸缑氏城，再到东莱，留宿了几天，一无所获，据说见到了大人迹。又派上千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仍然扫兴而还。 公孙卿对武帝说仙人是可以见到的，但陛下前去匆促，所以见不到。 现在陛下可以建造楼馆，像缑氏城那样，供置脯枣，可能请到仙人。况且仙人是喜欢居住楼馆的。武帝听了，马上下令长安建造蜚廉馆、桂馆，甘泉建造益寿、延寿二馆，派公孙卿持节设具，恭候神人。还在甘泉建筑高三十丈的通天台，在台下摆了祠具，将招来神仙之属。甘泉还建置前殿，开始扩建各个宫室。夏天，甘泉殿内生芝，又传通天台上似乎闪光。武帝为此而下诏大赦。 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十一月，武帝东至海上，对方士入海求仙进行考察，毫无效验，但又增派方士入海，还希望遇到神仙。十二月，临渤海，幻想通过望祀之属，有机会到达蓬莱仙庭。 因柏梁台遭了火灾，武帝到甘泉听取各地官吏汇报。公孙卿说“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不少方士也说古帝王有的建都于甘泉。因此，以后武帝往往在甘泉接见诸侯大臣。有人建议，楼台被烧，再建必须更大，才能消灾。于是所造建章宫规模宏大，超过汉初所建的未央宫，其中太液池上拟建有蓬莱、方丈、瀛洲等神山。 太初三年，武帝东巡海上，考察神仙之属，没有收获。方士有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武帝采纳，而造意谓延年的迎年殿，亲自前去礼祠上帝。这时武帝除了五年一度修封泰山外，还增加了禅祠石闾。因为方士多说石闾乃仙人之闾，所以武帝亲禅之。 后来，因方士之候祀神人、入海寻蓬莱终无效验，公孙卿只是报告见到大人迹，实未见到神仙，武帝对方士怪诞之语不免厌倦，但他还抱一线希望，“冀遇其真”。 第四节西汉后期的方士武帝以后，方士的时运不大好了，但由于帝王迷信神仙和不死之药，方士的骗术仍然得逞于世。 宣帝时，信方士之言，有祠神、立仙人祠之事。大夫刘更生献秘方，无效，被治罪。张敞上疏有“斥远方士”之谏。 元帝初年，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轑阳侯学仙等事，“纷纷复起”。 成帝即位，信匡衡之言，按阴阳五行说审查郊祀之制，清理了原来的祠宇，候神方士七十多人被免职回家。方士受了很大挫折。但成帝末年颇好鬼神，又因没有生子，于是有不少方士上书言方术，都得待诏，在长安和上林苑搞祠祭活动，花费很大。 谷永上书成帝，谏道“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就成仙上天，浮游蓬莱，长生不老，化铸黄金，“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影，终不可得。”他还指出，历来方士惑众，君主上当，事例颇多，足以为戒。成帝觉得此言有理。 西汉末年，博征方术士，派出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王莽掌权，除祭祀有不少花样外，又兴神仙事。他篡位之后，听信方士苏乐之言，在宫中建造八风台；又在殿上种五粱禾，说这是“黄帝谷仙之术”。到了他的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他多次下诏，自言当成神仙，详见《汉书·王莽传》。 第五节东汉的方士东汉之世，方术之士也多。仅《后汉书·方术列传》就载有四五十人。 但东汉比之秦与西汉，既无入海之徐市、致鬼之少翁、通神之栾大那样著名的方士，也无秦皇、汉武大张旗鼓地追求神仙奇药那样的世主，不免相形见绌；而且方士的绝招也不大相同。这里略传东汉的樊英、费长房、左慈三个方术士，以见一斑。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少时学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过隐居生活，教授学生。有一回，西方刮起暴风，樊英对人说“成都市火很盛。”口中含水向西方喷去，并记下了时间。后来有人从成都来，说起当时大火，忽然东来黑云，下起大雨，火遂熄灭之事。于是人们称道其术。安帝、顺帝都曾召之，他不愿出来做官。后来被逼任五官中郎将，干了几个月，并无建树，就回了老家。费长房，汝南人。曾做过市场小吏。他看到，市上有个老翁悬壶卖药，罢市就跳入壶中。他也跟着入壶饮酒。这老翁自称神仙。他要向老翁学道，顾虑家人牵累。老翁以一根与他一样高的青竹挂在舍后作为费长房之形，费家人以为费长房上吊而死，就殡葬了事。费长房随老翁入山学艺，不怕艰难困苦。老翁要他吃粪，粪很臭，其中还有三条虫，他为难了，告辞回家。老翁送他一根竹杖并为作一符。他骑了竹杖，可以随便游到什么地方。回到了家，自以为离家只是十来天，实际上已过了十多年。家人说他早死了，不相信他。他说往年所葬的是竹竿，发棺检验，果然是真。从此，“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还能责鬼魅、使东海君作雨等。“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有一回，与曹操等人同坐，曹操对众说今日高会，酒菜齐备，只是缺少松江鲈鱼。左慈以为好办，他就用钓竿在贮满水的铜盘中钓出一条鲈鱼。曹操拊掌大笑，与会者皆惊。曹操说，一条鱼不够大家吃的。左慈又钓出几条大鱼，都是活泼新鲜的。烹鱼时，缺乏生姜。左慈又弄出了蜀中之生姜。又一回，左慈与曹操等饮酒时，又耍弄别人，曹操不高兴，想杀了他。左慈乃躲入壁中，谁也找不到。或见之于市，又捕之，而市人都变了形与左慈仿佛，不知哪个是真。后来有人在阳城山头见到了他，又捕捉之，他就走入羊群。曹操知道无法捕得他，便发出话来“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然有一只老公羊如人站立而言“何必如此！”当人赶上前去，数百只羊都变为那只老公羊一样的形状和动作，而人不知哪只是真。 第六节方士评论秦汉方士的特点，一般是以召鬼神、候神仙、求奇药、炼丹砂的骗术欺世，盗名图利。君主因梦想成仙或长生不死，甘心受欺，贻笑于世。据史所载，秦与西汉的方士跟东汉的方士相比，有些不同前者多为海上燕齐人，后者多为内地人；前者多是道道地地的方士，后者多学过《五经》，是儒生兼方士；前者多求蓬莱神仙奇药，后者多是耍把戏，变幻术。 还应该指出，《史》、《汉》记载秦与西汉的方士，显然是暴露方士的骗术及君主的愚昧。司马迁记述之后，说“具见其表里”，意谓通过具体描写而透露内情。班固记述之后，说“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岂不正乎！岂不正乎！”他们否定方士之术及神仙奇药之说，正告君主和世人不要上当受骗，态度极为明确。《后汉书》记方术之士，品种复杂，有真有假，似乎客观记述，不像有意揭露，容易使读者不辨真假，信以为真。范晔所论“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探精远，曷感灵效？如或迁讹，实乖玄奥。”他对方士之术，是信还是不信，令人捉摸不透。 我们今日为方士作传，无意宣传迷信，而是据史述事，以明当时史事与风气。 第四十三章数学随着数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以及对于零散的材料逐渐加以总结和系统化、理论化，于是陆续出现了数学方面的专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数学专著。这两部书都已失传了。秦汉时期传留至今的数学著作和涉及数学方法较多的著作，有著名的《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此外，还有近年出土的简书《算数书》。这些书中包含了算术、代数和几何等丰富的数学内容，诸如复杂的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比例问题，盈不足术，开平方和开立方术，方程术和正负术，面积和体积问题，勾股算术和勾股测量术，等等，其中有不少算法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先进成就。这些成就表明，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数学体系。 第一节“九数” 根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周朝设有称为“保氏”的官员，专门负责向贵族子弟传授所谓“六艺”。数学是六艺中的一门课程，共包括九项内容，称为“九数”。但什么是“九数”，现已难于考证。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引郑众说，“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郑众所称“九数”中的“均输”，实际上是西汉时的赋税制度，不可能是《周礼》九数的内容。但从二郑注释可以了解到，西汉数学大致包含方田、粟米等九个方面，而重差、夕桀、勾股则是数学上的新的发展。上述九项内容与《九章算术》的篇目基本相同。“旁要”和“夕桀”两项，今已不知所指。有人认为“旁要”指简单的勾股问题，“夕桀”二字系传抄有误，应为“互乘”，即解线性方程组的一种方法。东汉一些数学家整理数学著作，用“衰分”代替“差分”，用“勾股”代替“旁要”，于是编写成为著名的《九章算术》。正如刘徽所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2，九章的名称无疑是由《周礼》九数演变而来的。 “赢不足”，《九章算术》作“盈不足”，后皆依此。又，亦有人将“今有重差”断开，作“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把“今有”作为一种数学方法。 2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93年版。第二节秦汉简牍和《算数书》在居延、武威、临沂银雀山、云梦睡虎地及江陵凤凰山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汉简牍中，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与社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学计算问题，但就数学方法而言，仅有九九表，整数和分数的算术运算，面积、体积和容积的计算等。这些方法一般都很简单，尚不足以反映秦汉数学的全貌。984年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数学著作《算数书》。据推断，《算数书》抄写于西汉初年（约公元前二世纪），成书时间应该更早。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也是目前可以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全书采用问题集形式，共有六十多个小标题，九十多个题目，包括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各类比例问题，各类面积和体积问题等。其中有些内容（如“合分”、“少广”等）与《九章》相近，甚至文句都很相似，说明二书间可能有某些传承关系，有些内容（如“相乘”、“增减分”等）是《九章》所没有的。在张家山简书汉律中，还发现有关于“均输律”的简文。过去一般认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郡国始置均输官，施行均输法，《九章算术》中的均输问题，应是在此之后写成的。现在看来，这一论断需要进行修改。这部比《九章算术》还早的竹简《算数书》的出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周髀算经》《周髀算经》是著名的《算经十书》之一，主要是一部解释盖天说的天文学著作，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而其中很多内容可能要早得多。在数学方面，《周髀》记述了矩的用途，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其中包含了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定理。《周髀》开篇就以商高回答周公问题的形式提出“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即勾3股4弦5，这是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接着，又在陈子回答荣方的问题中提出“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太阳到观测者的距离）”，即a2+b2=2，这是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据研究，陈子可能是公元前七到六世纪的人。在西方，这个定理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把勾股定理的发现归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周髀算经》中测量太阳高远的陈子测日法，是勾股测量术的发展，又是重差术的先驱，比起西方“测量之祖”泰勒斯测量金字塔的成就是毫不逊色的。《周髀》中还有开平方和等差级数等，以及相当复杂的分数运算，用以解决古“四分历”的计算问题。唐代国子监添设算学馆，主要学习十部算经，《周髀》即是其中之一。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学史和数学史而言，《周髀》是传留至今的最早的宝贵文献。 第四节《九章算术》《九章算术》的成书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是我国最早的传世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与《周髀算经》一样，不是一人一时写成的。它经历了多次的整理、删补和增订，是几代数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大约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一世纪）。《九章算术》采用问题集形式，列举了24个数学问题及其答案，并在若干具体问题之后，叙述这类问题的解题方法。全书分为下列九章方田、粟米、衰（ui）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方田章是关于土地面积的计算，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环等面积公式，以及弓形面积和球冠表面积的近似公式。后两个公式比较简单，但误差很大。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曾提出用类似割圆术的方法推求弓形面积，但未能给出更好的结果。在这一章中还有分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约分、通分、求最大公约数方法。在《九章》中，把最大公约数称为“等数”，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要“以少减多，更相减损”，这种方法与欧几里得的辗转相除法是相同的，后来在解决一次同余组等问题上获得了更重要的应用。《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的贡献完整的分数运算法则，在印度迟至七世纪才出现，而欧洲则更晚。粟米章主要讲各种粮食交易折算的比例问题。所用方法称为“今有术”，即在成比例的四个数中，从三个已知数求第四个数的算法。在欧洲，这种算法称为“三率法”。关于比与比例的思想，古希腊就已经有了，但把比例和三率法联系起来却是迟至十五世纪的事情。衰分章是比例分配问题，即按等级分配物资或按一定标准摊派税收。在这一章中还有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问题，但都用比例方法来解决。少广章讲的是已知正方形面积或正方体体积反求边长，即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其具体运算过程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则的记载。在运算中，要把算筹摆放几层，相当于用分离系数法列出与求解二次和三次方程，从而发展了筹算的位值制，并开辟了求解数字高次方程的途径。少广章中还有从已知球体积求直径的问题，给出一个误差很大的球体积公式。刘徽和祖氏父子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终于获得了正确的结果。商功章主要是各种立体体积的计算。这些问题大都来源于营筑城垣、开凿沟渠、修造仓窖等土木和水利工程实际。其中包括长方体、棱柱、棱台、圆柱、圆锥、园台、楔形体等，都给出了正确的体积计算公式。缺点是圆周率取π＝3，这个数值误差很大。根据刘徽对商功章的注释可以知道，这些公式是通过具体模型的分解与合并来证明的，这说明中国古代的体积理论有很高的水平和不同于西方数学的独特的处理方法。均输章是平均赋粟和徭役问题，计算如何按人口多少、物价高低、路途远近等条件，合理摊派税收和民工等。包括正比、反比、复比例、连比例、等差级数等数学方法。盈不足章属于盈亏类问题和算法。盈不足术是通过两次假设取值，然后根据公式求出未知数，其原理与现在求高次代数方程和超越方程近似解的线性插值法是相同的。在中世纪欧洲，这种方法叫做“双设法”或“契丹算法”，是欧洲符号代数学产生以前的一种主要代数方法。据考证，古代阿拉伯数学文献里，“契丹”一般指的是中国。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盈不足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在西方数学领域起了重要的作用。方程章讲的是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线性方程组）问题及解法。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项重大成就。用算筹表示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类似于由方程组各系数构成的矩阵，其解法与现在中学代数中的消元法基本相同。古希腊和印度也有过一些特殊的联立方程组解法，但没有一般解法，远不如方程章的算法完整。而在欧洲，提出同类问题要晚一千多年，直到十六世纪才有了加减消元法。在这一章中还引入了负数概念，并给出了正负数加减运算法则“同名相除，异名相益，正无入负之，负无入正之；其异名相除，同名相益，正无入正之，负无入负之。”负数的出现，反映出对意义相反数量的正确理解，从而实现了数的范围的一次新扩充。这一项杰出创造，也是以中国为最早。印度于七世纪引进负数概念。欧洲十二世纪对负数有所认识，而直到十六世纪才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一点甚至影响到线性方程组的求解问题。勾股章主要内容是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测量问题。其中包括勾股容方和勾股容圆问题，以及二次方程x2＋ax＝b（a＞0，b＞0）的解法。关于勾股数的原术及刘徽注中的有关公式，是对整数论的重要贡献，也是世界数学史上整数勾股数研究的较早成果之一。《九章算术》及其中一些问题曾经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度、阿拉伯和欧洲，对世界古代数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九章算术》已被译成英、俄、德、日等多种文字。 《九章算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总结及其对后来的影响《九章算术》系统地总结了西周至秦汉时期我国数学的重大成就，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的显著标志。它的丰富多采的内容，大多来自生产和生活实践，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高度发展的数学水平，以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和以算法为核心的突出特点，并对后世数学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九章算术》对中国数学的影响，正像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中国历史上著名数学家如刘徽、祖冲之、李淳风、贾宪等，都曾经深入研究和注释过《九章算术》，并通过这种形式提出许多新概念和新方法，为推动中国数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也是历代进行数学教育的课本之一。唐代国子监算学馆规定十部数学著作作为学生的数学教科书，后代称为“算经十书”，《九章》就是其中的一部。 第五节数学与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天、算、农、医是成就卓著的四大学科，其中天文学和数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天文历法的进步促进了数学的发展，而数学的发展也为天文历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前面提到的《周髀算经》是一部天文学著作，其中也包含了勾股定理、勾股测量、开平方和分数运算等数学方面的成就。东汉晚期的天文学家刘洪在《乾象历》中用“强”、“弱”来表示某数的过剩近似值和不足近似值。他的“强弱”概念与“正负”概念是相通的，并且明确指出“强正弱负，强弱相并，同名相除，异名相消；其相减也，同名相消，异名相从；无对互之。”这与《九章算术》中的正负数加减运算法则完全一致。刘洪为解决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不等速运动问题，提出了一次内插法。根据这种方法，通过某日某时前后的两个实际观测值，可以比较精确地推算月球在该日该时的实际位置。一次内插法实质上就是盈不足术，它使历法精度有所提高，并为研究二次和高次内插法、不等间距内插法，提供了新方向，后世在这一领域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西方，古希腊天文学家采用几何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相当繁琐，远不如中国的代数方法简捷明确。此外，由于汉代历法中出现了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因此也产生了求解一次同余式或简单不定方程的问题，后世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成就。 第六节数学家秦汉时... 28 杨文衡《试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数理基础》，《科技史文集》第3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980年版。 第四十六章生物学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与探索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我国古代生物学是与农学和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远古以来，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与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采集、渔猎、植物栽培、动物驯养以及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对于动植物（包括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生态环境，生物的发生与进化等许多方面，都有了较全面的和准确的描述，并且进行了较系统的或带有理论性的总结，从而为生物学的深入研究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生物分类自然界的生物形形色色，千差万别，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道理，并在大量观察与比较的基础上，根据生物体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生物区分为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系统。《周礼·地官》中把生物分为动物与植物两大类，动物又细分为毛、鳞、羽、介、臝五类，植物则细分为皂、膏、核、荚、丛五类。此外还有“小虫”和“大兽”，“百卉”、“百谷”、“百果”、“百蔬”、“百药”等根据形态和用途而类聚群分的简单分类法。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辞书《尔雅》，较集中地反映了先秦至汉初学者的分类观点。《尔雅》将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草类著录草本植物一百九十余种，木类著录木本植物七十余种。在区分植物方面，《尔雅》发展了“比物醜类”的“相醜”概念，提出“苇醜芀葭华（苇花）”2，“槐棘醜乔，桑柳醜条，椒■醜莍（聚生的莍果），桃李醜核”3等，用一种植物或植物体的某些部分为代表，来类比或标识形态相似或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其中“醜”字，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相当于“植物分类”的专门术语。在《尔雅·释木》中还按植株形态提出木本植物的三型高耸的“乔木”，丛生的“灌木”和无枝的“檄木”（棕榈科植物），前两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尔雅》著录动物三百余种，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虫类相当于无脊推动物，鱼类相当于鱼纲、两栖纲和爬行纲等变温动物，鸟类基本上为鸟纲，兽类为哺乳纲。在虫、鱼、鸟、兽之下，还有较细的分类，如兽类中分别收有鹿、虎、熊、狸、猩猩、马、鼠、牛、羊、犬、豕等以及相关的各种动物名称，其收录方式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目”和“科”，即鹿科、猫科、熊科、牛科、灵长目、马科、啮齿目、牛科、羊科、犬科、猪科。这种分类方法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动物分类阶元思想，有许多内容符合于近代的分类体系。《尔雅》中给出的一些定义，如“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等，简明扼要，相当准确地概括出所定义生物的基本特点。《尔雅》记载的生物的分类命名，有些使用单名，有些使用复名，如“壶枣、白枣、酸枣、羊枣、大枣、无实枣”，“桑蚕、樗蚕、肖蚕”，“鼢鼠、鼸鼠（黄鼠）、鼶鼠（旱獭）、鼮鼠（花鼠）”等，这些名称相当于将物种的属名与种名结合起来，蕴含有用“二名法”来定种名的思想。《尔雅》虽然是一部训诂著作，但其中有关生物的分类与描述，基本上体现了自然分类原则，对后世生物分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尔雅》的分类系统外，为适用于不同的实践需要，还有一些偏重人为性质的分类标准。例如，《神农本草经》中根据对人体的作用，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我国现存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将九千三百余字归纳为五百四十部。其中与动物有关的有牛、犬、羊、羽、虫、豕、豸、虎、马、鸟、鹿、鱼、象、鼠、熊、燕、龟等部首，与植物有关的有草（艸）、竹、麦、木、禾、黍、米、麻、尗、韭、瓜等部首。在《说文》《易·系辞》上。 《礼记·学记》。 2《尔雅·释草》。 3《尔雅·释木》。 《尔雅·释鸟》。 中，这些部首用于编排文字，但就有关动植物的编排与描述而言，也可视为古代的生物分类体系之一。 第二节形态方面的知识对于生物形态特征的观察和认识，是中国古代生物分类学的基础。春秋战国以来，人们的生物形态知识，包括对生物体各部分器官的识别、命名及描述，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入。《韩非子·解老》提到“树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意思是说，直根具有支撑植物的功能，使之挺然耸立；蔓根具有吸收养料供植物体持续生长的作用。《后汉书·延笃传》提到“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说明枝叶繁蔚是由于根发育得好的缘故。《尔雅·释草》记述“卷施草拔心不死”，认识到植物有宿根的现象。在《说文》中，“茎”解释为“草木幹”，并进一步称草本植物的茎为“茎”，称木本植物的茎为“幹”。从茎派生出的枝条称为“枝”。茎的上部、表皮等都有专名。《释草》中还提到“莽，数节，桃枝四寸有节，邻，簢，坚中，徐中。”说明已注意到茎有“中实”和“中空”的不同，并已有了“节”和“节间”的概念。类似记载还可以列举很多，反映出当时对于植物营养器官根茎叶以及繁殖器官花果核的部位与功能，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在《尔雅》、《说文》等著作中，关于动物形态的描述，大多以大小、毛、皮、颜色以及突出特征等为主，著录范围较广但说明文字比较简略。后来东晋郭璞撰《尔雅注》，对动植物形态性状进行了更具体和详细的描述，对于生物形态学以至生态学和分类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秦汉时期的其他著作中，还有一些有关生物形态的零星描述，如东汉杨孚《异物志》载“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斑文采，形体既大，细颈，隆背，自背及尾背有珠文，五采光耀，长短相次，羽毛皆作员文，五色相绕，如带千钱，文长二三尺，头带三毛，长寸许，以为冠。”首次详细和逼真地记述了孔雀的形态特征。此外，《尔雅》所载“桑■有椹”，指的是桑树有半数能结桑椹，说明当时对于植物有雌雄性别的分化已有初步认识。《氾胜之书》中则进一步总结了雌麻和雄麻的不同栽培方法，而且指出收获麻（雄麻）最好是在“穗勃”，即花粉散出的时候，反映出对雌雄株的不同生理特性已有相当的了解。还应特别提到的是，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对家养动物的形态与内部解剖的观察和认识更为丰富，并且有专著问世。如《汉书·艺文志》载有《相六畜》等书，近年曾在马王堆出土帛书《相马经》，银雀山出土简书《相犬经》残卷，这些都可说是我国早期的动物形态学著作。 第三节生态方面的知识关于生物与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不少新的认识，有些还试图从理论的高度来加以解释。例如，动物对天气将雨的变化会产生反应，蝼蛄和蚂蚁要搬家，蚯蚓会钻出地面，王充认为，“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这是“风雨之气感虫物”2的结果。王充还提到“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3“何知虫以温湿生也？以蛊虫知之。”4指出了温湿环境和季节对昆虫繁殖的影响。仲长统《昌言》也谈到温度对蚕的生长发育的影响。《吕氏春秋》已谈到蚌蛤等水生生物的生殖活动受月亮周期的影响。《淮南子·天文训》载“月死而蠃蛖膲。”《论衡·顺鼓》载“月毁于天，螺蚄舀缺。”都是说，月晦时，螺类动物的肉就变得不丰满。发现月亮周期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是我国古代动物学上的一个重要成就。动物的共栖现象，早在《尚书》中就有记载，《尔雅·释鸟》称“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鼷。”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具体地指出了同穴共居的鸟鼠名称。《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这是鲸鱼集体自杀现象的最早记载。王充在《论衡》中说“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正确地认为这是与人事无关的自然现象。植物的生态环境，如水分、土壤、阳光、空气、温度等，对于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和作用尤为重要。《氾胜之书》指出，种豆时要灌水，“临种沃之，坎三升水”，种麻遇“天旱，以流水浇之，树五升”，说明要根据天气、土壤等环境状况，进行合理灌溉，以保持植物体的水分平衡。《氾胜之书》还介绍了利用雪水处理种子使稻麦耐旱多实，利用灌溉水控制田间温度促进稻麻生长，用手摩擦果实控制瓠定向生长，以及独特的施用种肥的溲种法等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都是改善农作物或园艺作物生态环境的增产措施。《神农本草经》载“大豆黄卷（即黄豆芽），味甘平，主湿痹，筋挛，膝痛。”《盐铁论》载“冬葵温韭”，冬季用加温方法生产韭菜，生长出来的是韭黄。说明我国一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因光照不足而产生的植物黄化现象并且加以利用，在世界蔬菜栽培上增添了重要的一页。 王充《论衡·变动》。 2王充《论衡·变动》。 3王充《论衡·商虫》。 4王充《论衡·商虫》。 第四节遗传与变异早在远古时候，人类就已经利用生物的遗传性和变异性来培育符合自己需要的动植物。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人们积累了选育优良品种的丰富经验，从而把物种性状的遗传看成是完全正常的自然现象，如同《吕氏春秋·用民》所说“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东汉王充指出万物“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物生自类本种”2，更明确地和概括地指出了各种不同生物种类性状的遗传性。他还进一步指出“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3即万物的生殖和种类的各种特性遗传给后代，都是通过种子（“实”）来实现，并在《论衡·初禀》中更清楚地说明“草木生于实核，出土为栽蘖，稍生茎叶，成为长短巨细，皆由实核”，即植物的个体发育是从种子开始的，亲代的特征可以通过生殖，而由种子传留给后代。但不同种类的生物不能**和繁殖，“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若夫牡马见牝牛，雌雀见雄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4人们在实践中不仅认识到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遗传现象，而且也发现了各种变异现象。例如史籍中载有许多不同品种的作物和不同品种的家畜等等，《尔雅》就记载了多种枣和多种马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王充在《论衡》中清楚地论述了生物的变异，他指出“种类无常”，“同类而有奇，奇为不世，不世难审”5，并举出许多事例加以说明。如“越常献白雉。白雉，雉生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种也。”即是说，白雉犹如常雉，只是毛色出现了白色的变异，并非特别的种类。至于凤凰、麒麟和嘉禾等所谓“瑞物”，也都不是什么特别或神秘的生物种类，而是普通的鸟类、兽类和谷类作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变异而已，“瑞物皆起和气而生，生于常类之中，而有诡异之性，则为瑞矣。”7王充在《论衡·讲瑞》中说“鲁人得戴角之獐，谓之麒麟，亦或时生于獐，非有麒麟之类”；“凤皇亦或时生于鹄鹊，毛奇羽殊，出异众鸟，则谓之凤皇耳”；“嘉禾生于禾中，与禾殊穗”，讲得十分明确。还值得一提的是，嘉禾是谷类作物在谷穗方面的变异，一茎多穗，产量高于普通谷类，自然给人以深刻印象，因而有人进行过种植“嘉禾”的试验。王充指出“试种嘉禾之实，不能得嘉禾。”说明当时已认识到有些变异是不遗传的。现代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谷类作物的分枝变异确实是不遗传性变异。当然，人们在实践中也发现了许多可遗传的显著变异，并加以选择用来培育满足各种需要的动植物新品种。如《氾胜之书》已对多种作物的选种，提出了具体要求，以便利用作物的变异和遗传选育优良品种。显然，这对于抗拒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增产丰收具有重要意义。 《论衡·物势》。 2《论衡·奇怪》。 3《论衡·物势》。 4《论衡·奇怪》。 5王充《论衡·讲瑞》。 王充《论衡·讲瑞》。 7王充《论衡·讲瑞》。 第五节朴素的生物进化观关于生命（包括人类）的来源问题，自古以来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远古的人们曾认为人类自身与某些动物或植物之间有着某种亲缘上的联系，因而对其加以崇拜。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直流行所谓“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之类上天创造一切的说法。战国时期，宋■、尹文等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把非物质性的“道”改造成物质性的“精气”，并作为产生和构成万物的要素，如“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2西汉初，淮南王刘安进一步提出“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2认为各类生物都来源于一种原初物质状态的气，生物之所以有多样性，是由于所享受的气不同。此外，西汉时还提出了“元气”概念，从而真正把气作为宇宙的本原。王充也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3宋■、尹文以来的这些看法，反映了先秦和秦汉思想家对于生命来源问题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界的发展。关于自然生物之间的联系，《淮南子·坠形训》中有一段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论述 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凡者生于庶人。 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介麟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介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鼋，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煖湿生容，煖湿生于毛风，毛风生于湿玄。湿玄生羽风，羽风生煖介，煖介生鳞薄，鳞薄生于煖介。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日冯生阳阏，阳阏生乔如，乔如生干木，干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于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于庶草。海闾生屈龙，屈龙生容华，容华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这一段文字清楚地勾划出一幅生物进化的图解4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 2《管子·内业》。 《淮南子·诠言训》。 2《淮南子·诠言训》。 3王充《论衡·自然》。 4苟萃华《再谈〈淮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观》，《自然科学史研究》，983年，第2卷第2期。又参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989年版。通过这幅图解可以看到，在《淮南子》中已把当时具有的分类学知识与朴素的生物进化观统一起来。例如把动物分为（人类），毛（兽类），羽（鸟类），鳞（鱼类），介（龟鳖类）等五类，把植物分为藻类、草类和木类等三类，并且描述了各类动植物的系统进化过程。此外，还意识到所有的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类型，叫湿玄。湿玄派生出两支即“毛风”和“羽风”。毛风又演变出（人类）和毛（兽类），羽风演变出羽（鸟类）、鳞（鱼类）和介（龟鳖类）。而且每类动物、植物也都有一个原始型，如人类的原始型是“”，兽类的原始型是“毛犊”等等。最后归结为“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认为这五类不同的动物各按其自身性状特征而繁衍下去。这是一幅关于生物界从一个原始祖先开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的逐步演化发展的图景。它虽然是凭借想象而臆测出来的，与现代生物进化论的生物谱系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反映了两千多年前所产生的生物进化观念，因而是非常可贵的。可惜的是，《淮南子》的生物进化观后来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 第四十七章物理学秦汉时期的物理知识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电和磁等方面，同先秦时期相比，都有不少新的成果。 第一节力学知识关于力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继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对力进行定义（“力，刑之所以奋”）之后，秦汉时期对力的认识又有发展。在西汉刘安（前79—前22）组织编写的《淮南子》、《淮南万毕术》和东汉王充（27—约79）所著的《论衡》等著作中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物体内力不能使物体自身发生运动“力重不能自称，须人乃举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这是关于物体的内力不能使物体自身产生运动的最早表述。 外力的作用因物体重量的不同而不同“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轻也金铁在地，焱风不能动；毛芥在其间，飞扬千里。”物体形状影响了物体的运动“圆物投之于地，东西南北，无之不可，策杖叩动，才微辄停；方物集地，一投而止，及其移徒，须人动举。”2移动物体所需之力比举起物体所需之力少“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3就是说，移动物体要比举起该物用力少。这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就可得知的，但已隐含着对移动摩擦阻力问题的认识。此同先秦著作《考工记》中所提到的车轮着地须“微至”，以减少滚动摩擦阻力的认识相类似。 有锋刃的器具也须外力作用才能产生运动“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锸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诸有锋刃之器，所以能断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4如果没有外力，利器也不能发挥作用“干将之刃，人不推顿，苽瓠不能伤；苽瓠之箭，机不动发，鲁缟不能穿。”5截面积对压力有直接影响，截面积越大，压力越小“针锥所穿，无不畅达；使针锥末方，穿物无一分之深矣。”关于“势”的概念在先秦著作《孙子·势篇》中提出了“势”的概念，此概念包含了物理学中的动能和势能。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指的是动能；“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指的是势能；“势如彍弩，节如发机”，指的是弹性势能。至秦汉时期对于“势”的概念亦多有论述。如“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论衡·效力》。 《论衡·状留》。 2《论衡·状留》。 3《淮南子·主术训》。 4《论衡·效力》。 5《论衡·效力》。 《论衡·状留》。 《淮南子·主术训》。 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2“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约甚守，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3十围之木与五寸之键，巨小悬殊，但因五寸之键居于要处，故其用甚大。对于弓矢之势，视远近而有别“矢之于十步，贯兕甲；及其极，不能入鲁缟。”注云“言势有极。”4就是说，矢至最大射程时，动能为零（势有极），虽薄如鲁缟，亦无力穿入。 对浮力的认识和利用对水浮力远古时代已有舟楫，因而对水浮力早有所认识。秦汉时期造船业具有一定规模，水浮力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利用。如“抱壶而渡水”5，“鸿毛之囊，可以渡江。”也就是说，空壶和装满鸿毛的皮囊，可以助人渡江。这可看成是后世救生圈、救生衣的滥觞。人们还从竹和金属相比较角度对水浮力进行探讨“长竹之性浮，残以为牒，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体也；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7秦汉时期对空气浮力也有一定的认识。相传帝舜曾借助于空气浮力而免于死难。因舜父瞽叟偏爱后妻子，常欲杀舜。有一次，瞽叟让舜上粮仓（廪）修顶，“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扦而下，去，得不死。”王莽时为抗击匈奴，特招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坠。”2这是人类第一次仿生滑翔飞行的大胆尝试。 对于表面张力的认识秦汉时期，人们已注意观察**的表面，记载了一种属于**表面强力的现象。《淮南万毕术》云“首泽浮针。”高诱注“取头中垢以涂针，塞其孔，置水即浮。”因头垢有油脂，涂在针表面，并塞其孔，钟与水便不浸润，当针足够轻的时候，由于水的表面张力的作用，便能使针浮于水面。这是关于表面张力的最早记载。其后晋葛洪说“头垢犹足以使金铁浮水，况妙于兹乎？”3即是指表面张力现象。 对大气压力的利用有关利用大气压力的具体例子突出表现在制造虹吸管上。东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84—89年），掖庭令毕岚曾作“翻车”、“渴乌”，李贤等注2《淮南子·主术训》。 3《淮南子·主术训》。 4《淮南子·说林训》。 5《淮南子·说林训》。 《淮南万毕术》。 《史记·五帝本纪》。 2《汉书·王莽传》下。 3《抱朴子·登涉》。 云“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渴乌就是利用大气压力而制成的虹吸管。此种虹吸管自汉代以后，历代都有制造。 关于运动问题，汉代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2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地动思想和运动相对性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可惜的是，这两种重要思想未受到后世应有的重视。 《后汉书·张让传》。 2《太平御览》卷三六引《尚书纬·考灵曜》。 第二节热学知识对热的认识和利用热是人类须臾不可离的。秦汉时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积累了不少热的知识。 在燃料方面，人们除了使用木炭和煤以外，还发现了新的能源——石油。《汉书·地理志》载“高奴有洧水，可燃。”当地人用它来做过燃料是有可能的。 这一时期对烟囱和火道等通风设施与燃烧程度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当时已有关于“曲突徙薪”的见解“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3这里的“突”指的是烟囱，“直突”就是把烟囱安在火膛的上方；“曲突”则是让火焰先通过一段火道，然后再通向烟囱。直突火势过盛，容易招致火灾，因此居家不宜；而曲突可使火势延缓，有利于炊事安全。 秦汉时期，人们已能利用热胀冷缩的现象于工程施工上。据载秦国李冰父子在修建都江堰的施工中，曾采用“积薪烧之”的方法，坼裂岩石，开山劈岭。即是先用柴草烧炽岩石，使其热胀冷缩不均匀而致裂解。东汉武都太守虞诩在开通粮道时，也使用此法“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2这是工程实践中的巧妙发明。 秦汉时期人们还开始利用热气流。《酉阳杂俎》载“汉高祖入咸阳宫，宝中尤异者有青玉灯，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炳焕若列星。”3蟠螭的鳞甲可能是很薄的金属片所制，燃灯所产生的热气流向上冲动这些鳞片，致使其炳焕若列星。除了生产生活实践中利用热气流外，人们还做些热气流或热膨胀方面的科学实验。《淮南万毕术》云“艾火令鸡子飞。”高诱注“取鸡子去其汁，燃艾火，内空卵中，疾风因举之飞。”事实上由燃艾而引起的热气流外喷不足以令鸡子自飞，但空卵内的空气受热膨胀而使比重减小，从而在疾风中飞行短短的一段是有可能的。后世热气球的原理与此完全相同，只是升力更大而已。 对水的三态变化的认识和利用秦汉时期已经知道水的三态变化，并且知道水的蒸发、凝结同温度有密切的关系。如《大戴礼记》说“天地积阴，温则为雨，寒则为雪。”《论衡》更进一步指出“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汉刘熙《释名》曰“雪，绥也。水下遇寒而凝，绥绥然下也。”《韩诗外传》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雪花曰霙，雪云曰同云。”3《汉书·霍光传》。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2《后汉书·虞诩传》注引《续汉书》。 3段成式《酉阳杂俎·物异》。 《论衡·说日》。 2汉代人们还做过沸水骤然冷却的实验，由此可以获得低于大气压力的效应，尽管古人当时可能没有低压的概念，但在实践中已有此经验知识。《淮南万毕术》云“铜瓮雷鸣。”高诱注“取沸汤置铜瓮中，坚密塞，内之井中，则雷鸣闻数十里。”这是二次悠悠现象。沸汤倒入铜瓮后，即止沸。但坚密塞后，入井中骤冷，瓮中液面蒸汽由于迅速冷凝而使气压骤降，因而引起了二次悠悠；同时因瓮内气压低，致使外力挤压铜瓮，从而使瓮壁塌陷或破裂，发出巨响。至于声闻数十里则是夸张之词。 《淮南万毕术》还提到用沸汤造冰的实验“取沸汤置瓮中，密以新缣，沉井三日，成冰。”这是属于通过减压来提高冰点的实验。但是此种气压的降低对水的冰点的提高影响甚微，因此这个实验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既有如此记载，说明当时人们是在没有经验事实的情况下提出人工造冰的想法的，必定是受到了某些经验的启示。我国古代典籍中不止一次提到“夏造冰”。如《庄子·徐无鬼》说到鲁遽的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这里的“夏造冰”只是说说而已，未必能造成。《淮南子》对此就明确地否定，在“以冬铄胶，以夏造冰”句下，高诱注曰“言以非时铄胶、造冰，难成之也。”这说明当时的人就指出“夏造冰”是不可能的。但是从获得低气压的手段来说，上面两条实验是很先进、很了不起的。 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曾谈到寒温燥湿对大地的影响“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固矣。”又说“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人们生活在不断变化的寒温燥湿的环境中，需要时刻掌握其变化规律。在对寒温燥湿的大量实践认识的基础上，人们制造了最原始的温度计和湿度计。 最原始的温度计是利用水的结冰和溶化来判断气温的变化。“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2“见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3寒与不寒，人体当然能够感觉出来，周围的景物也可以做参考，但专门设置一铜瓶进行测温，这在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前进了一大步，反映了我国先民可贵的实验精神。 汉代人们测量燥湿变化的方法也是相当科学的，即是把炭和羽毛或其他物质放在天平的两端，经过一段时间后视其两端的起伏，就能判断燥湿。《淮南子》云“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燥故炭轻，湿故炭重。”2这是利用炭与羽的不同的吸湿性来制成最原始的湿度计。《史记·天官书》有类似的记载“冬至短极，悬土炭。”裴骃《集解》引孟康曰“先冬至三日，悬土炭于衡两端，轻重适均，冬至日阳气至则炭重，夏至日阴气至则土重。”又引晋灼曰“蔡邕《律历记》‘候钟律权土炭，冬至阳气应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先后，五日之2《艺文类聚·天部》下引。 《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 2《淮南子·说山训》。 3《淮南子·兵略训》。 《淮南子·说林训》。 2《淮南子·天文训》。 中。’”前者是把土与炭放于衡之两端；后者则把土炭合放一端，另一端为砝码。古代测定燥湿的方法有多种，王充在《论衡》中记述了另一种判断燥湿的方法“天且雨，蝼蚁徙，蚯蚓出，琴弦缓。”3其中琴弦缓属于人们可以测量的物理现象，据此可以预报晴雨天气。王充还对寒温的传播做了研究，指出“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4这实际上是从“气”的角度探讨热的传导的问题，明确指出，热是靠气来传导的，愈远，热在传导中损失就越大，因而渐微。 3《论衡·变动》。 4《论衡·寒温》。 第三节声学知识秦汉时期声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是乐器的种类增多，不仅编钟和编磬每组增加至三十余架，而且还出现了笛、阮、箜篌等新的乐器。另一方面是音律学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有所前进，开始对十二律的旋宫难题进行研究。 十二律和六十律秦相吕不韦（？—前235）所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记述了十二律的律名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生律法是三分损益法，即从黄钟起隔八相生“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但是这种用三分损益法生律生到第十二律后，不能回到出发律上，亦即不能旋相为宫。为解决这个问题，西汉京房（前77—前37）提出六十律制。即从黄钟起生到第十二律仲吕后，继续往下生律，直到六十律“南事”为止。《后汉书》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2事实上，当京房用三分损益法生律到第54律时，就与出发律很相近，只差一个微小的音差音分值），按说此时就可以旋宫转调。可是京房把律数与历数统一起来，就一直生到六十律，即把六十律中的每一律代表一天至八天，使六十律正合一年三百六十六天。京房这种生律法虽较烦琐，在演奏实践和乐器制造方面都有困难，但生律法本身则是一个有创见的尝试，它通过继续生律的办法来找到微小音差，以实现旋宫的目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京房还认为“竹声不可以度调”，即认为律管不能用以定律。因为律管的口径和管长都须经校正，而管口校正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因此京房特地“造准以定数”，即用弦来定律。《后汉书·律历志》上对京房准做了介绍“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 973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西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50年） 的一组律管，共十二支，最长为7.5厘米，最短为0.2厘米，孔径约0.5厘米。这组律管的出土对于探讨我国古代以管定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从文献资料来看，秦汉时代已有用管定律的内容。《汉书·律历志》孟康注黄钟空围九分，林钟空围六分，太簇空围八分。说明不仅律管的长度不同，而且内径也各不相同。显然已经过管口校正。 共振共鸣《吕氏春秋·音律》。 2《后汉书·律历志》上。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02页，文物出版社973年版。 秦汉时期，人们对于共鸣现象也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庄子》中说“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2《淮南子》也做了类似的论述，说是“同音之相应”3。用“音律同”或“同音之相应”很容易给人以错觉，认为它是“自鸣”。董仲舒对此做了批驳。他说“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他指出这种鼓宫宫动、鼓角角动的现象，是由于“物之以类动者”，“实非自然也”。董仲舒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弦线不会自鸣，不会自振动，它必须是在周期性变化的外力的作用下，当外力的振动频率与弦线的固有频率很接近或相等时，才会引起共振共鸣。 2《庄子·徐无鬼》。 3《淮南子·齐俗训》。 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第四节光学知识关于目视物问题东汉王符所撰《潜夫论》中说“中阱深室，幽黑无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此则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则为已明矣。”2这是说目能视物是由于借物之光，若没有外光，目即“无见”。此同先秦时期墨家学派关于“目以火见”的见解是相一致的。《潜夫论》又说“偶烛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烛即尽照之矣，后烛入而益明，此非前烛昧而后烛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3这是关于两个光源照度叠加的论述。 关于平面镜组合成像的实验《淮南万毕术》云“高悬大镜，坐见四邻。”注“取大镜高悬，置水盆于其下，则见四邻矣。”此种平面镜组合的实验装置，可以克服障碍，扩大视野，其原理与后世之潜望镜相合。 凹面镜与透镜先秦时期已有用金属凹面镜取火。《周礼、秋官》载“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礼记》载“金燧。”2《考工记》载“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3这里的燧，都是指阳燧，即金属凹面镜。《淮南子》云“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4又云“若以燧取火，疏之则弗得，数之则弗中，正在疏数之间。”5此处“疏数之间”指的是阳燧的焦距，说明当时就有焦距概念，这是中国古代光学中的一大进步。秦汉时代有没有用透镜取火？这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管子》中提到珠能取火。“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论衡》说“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7此处的阳燧仍为凹面镜，但消炼五石所制之器，则可能是透镜。《淮南万毕术》中记载了冰透镜取火“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是我国关于冰透镜取火的最早记载。 透光镜2《潜夫论·赞学》。 3《潜夫论·释难》。 《周礼·秋官·司烜氏》。 2《礼记·内则》。 3《周礼·考工记》。 4《淮南子·天文训》。 5《淮南子·说林训》。 《管子·侈靡》。 7《论衡·率性》。《论衡·乱龙》也有关似记载。 上海博物馆珍藏有一面西汉时的“透光镜”。此镜为铜制，背面铭文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个字，正面光可照人。但若把它对日反射日光，则背面花纹文字悉映于墙壁上，故被称为“透光镜”。隋唐之际王度的《古镜记》说有一镜，“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即指此种透光镜。为何铜质之镜能“透光”？奥妙在造镜技术上。唐宋以下探索此技术者代不乏人。宋沈括认为；“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这就是说，因铸造时厚薄不同，因而冷缩的先后有差别，从而使镜面产生细小的曲率差异，反射日光时就会把背面文画映出来。元代吾丘衍在《闲居集》中说“如镜背铸作盘龙，亦于镜面窍刻作龙如背所状，复以稍浊之铜填补铸入，削平镜面，加铅其上，向日射影，光随其铜之清浊分明暗也。”这种补铸的办法，的确也能制出“透光镜”来。还有的认为是压磨所致，即在磨镜面时，薄处因弹性作用，磨得少，呈稍凸，厚处受力大，磨得多，呈微凹，结果就能在日光下反映出背部花纹。事实上，上述三种办法都能制成“透光镜”。 《梦溪笔谈·器用》。 第五节电和磁的知识电雷电风雨是最普遍的自然现象。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注意观察雷电现象，留下了不少记载。如“雷风相薄”、“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2、“雷不发而震”3、“雷电击夷伯之庙”4、“三月癸酉大雨震电。震，雷也；电，霆也”5等等。人们震慑于雷电，但也试图对其起因及性质进行探索。秦汉时期的典籍中对此屡有论述。如“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争，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7这是用阴阳观点来解释雷电产生的原因。此种观点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 史载车师后王姑句家“矛端生火”8，这可能指的是尖端放电现象。 磁石汉代人们也已发现摩擦起电的现象，并把此种现象同磁石的吸铁性联系在一起。如公子一笑全文阅读“顿牟掇芥，磁石引针。”顿牟即玳瑁，其甲壳经摩擦后会产生静电，可以吸引芥一类的轻小物体。至于磁石吸铁性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所认识。只是汉代人们又有新的发现，即磁石不能吸引铁以外的物体。如《淮南子》云“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2又云“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3显然，这些知识是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获得的。汉代人们还做了磁石本身相互吸引、排斥的有趣实验。如《淮南万毕术》云“磁石拒棋。”注“取鸡血与针磨捣之，以和磁石，用涂棋头，曝干之，置局上，即相拒不休。”棋头涂以磁石，便赋磁性。相拒不休，即是磁石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现象。 秦始皇时代还利用磁石的吸铁性建造阿房宫的北阙门4，为的是使“怀刃者止之”。 磁石的指极性在先秦时期也已被发现并用来做成磁性指向器——司南。 关于司南的形制，王充在《论衡》中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5据近人王振铎的研究，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琢磨成的勺状物，底部呈球形，放《易·说卦》。 2《易·解》。 3《左传》昭公四年。 4《公羊传》僖公十五年。 5《烜榖梁传》隐公九年。 《淮南子·墬形训》。 7《论衡·雷虚》。 8《汉书·西域传》下。 《论衡·乱龙》。 2《淮南子·览冥训》。 3《淮南子·说山训》。 4《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 5《论衡·是应》。 在地盘上，可自由旋转，旋定，其柄指南。“投之于地”的“地”字，指的是古代栻占用的地盘。地盘呈正方形，为铜制或漆木制，四周标有八干、十二支和四维合为二十四向。中间天盘呈圆形，作投转司南之用。整个地盘是采天圆地方之制。这种司南可以看成是后世指南针的前身。 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及发明》上，《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948年。 第四十八章化学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化学的奠基时期。特别是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自战国时代兴起，经过秦皇汉武的热心提倡，到东汉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汉代疡科“五毒方”的升炼，标志着中国医药化学的开端。秦汉时期冶金技术在战国时期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不少与化学有关的创造和发明。 第一节炼丹术炼丹术与求仙活动战国时期就有不少关于神仙和不死之药的传说。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使人入海寻仙求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燕人庐生求羡门、高誓”，“使韩终（众）、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西汉桓宽说“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秦代的炼丹活动已有相当规模。所谓“炼丹”，最初的含义和内容就是提炼丹砂。据说当时有“韩终丹法”、“羡门子丹法”，都是以蜜或酒拌合丹砂而服食。 在汉代，炼丹术的规模更为扩大。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也以好神仙和长生之术著称。先是“齐人之上疏言神仙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武帝“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在为数众多的方士中，其姓名见于《史记》、《汉书》者有少翁、栾大、宽舒、公孙卿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为李少君。李少君曾向汉武帝提出“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于是，汉武帝“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与汉武帝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此外，“有枕中鸿宝秘苑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2。其后，宣帝、成帝、哀帝以及王莽也都笃好神仙方术。东汉时期，炼丹术与道教结合，相得益彰。从此，方士便演变而为道士，炼丹术也大都由道士掌握了。 汉代丹经在现存丹经中，一般认为属于汉代作品的有《三十六水法》、《太清金液神气经》（即今《太清金液神气经》卷上）、《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即《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绛生神丹方（经）》、《周易参同契》等。其中淮南王刘安时就已行世的《三十六水法》是迄今所知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炼丹术著作。 《三十六水法》记述有溶解34种矿物和2种非矿物的54个方子。从这些方子可以看到，当时已知利用硝石和醋的混合液（有时加石胆）来溶解金属或矿物。其中第一方为“矾石水”方，方中说矾石水（含有铜盐）“以《盐铁论》卷六。 《史记·封禅书》。 2《汉书·刘向传》。 李时珍《本草纲目》云“金乃西方之行，淮南《三十六水法》，亦化为浆服饵。”《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八载“昔太极真人以此神经及水石法（即《五灵神丹上经》及《三十六水法》）授东海青童君，君授金楼先生，先生授八公，八公授淮南王刘安，安升天之日授吴左。”华池（盛有浓醋的溶解槽）和，涂铁，铁即如铜”2。《淮南万毕术》也说“曾青得铁则化为铜。”这说明西汉时的炼丹家就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这一反应的发现，奠定了唐宋时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西汉末或东汉初问世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记载了后世丹家极为推崇的铅汞还丹的炼法“取汞三斤，纳土釜中，复以玄黄覆其上，厚二寸许。以一土釜合之，封以六一泥，外内固济，无令泄。置日中暴，令大干，乃火之。湿者不可，得火即拆破。如调丹华法，以马通若糠火，火之九日夜，寒一日。发之，药皆飞著上釜，状如霜雪，紫红朱绿，五色光华，厚二分寸余，以羽扫除之。”3玄黄一名黄芽，即“仙经涂丹釜所须”的黄丹（铅丹，pb3o4）。因为铅丹在500c以上能分解放出氧气，氧气又能与汞结合生成氧化汞而凝结在温度较低的上釜内壁，所以上述升炼产物为氧化汞（hgo）。这种以黄芽制汞为丹的还丹炼法为魏伯阳、狐刚子等铅汞还丹派炼丹家所继承，并给后世的中国炼丹术以很大影响。 魏伯阳与炼丹术魏伯阳是会稽上虞人，东汉桓帝时在世。他在所著《周易参同契》中说“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河上姹女”为汞，“黄芽”即黄丹（b3o4）。意思是汞易挥发，若要将其制服成丹，则须用铅丹。《周易参同契》主要讲的是内丹，但其“内丹以外丹言之”，所以对研究外丹黄白术仍有参考价值。如《参同契》里说“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就是说，经炭火的作用，胡粉（碱式碳酸铅）不但色变，而且质也变了，还原为铅。 魏伯阳的炼丹理论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他认为，“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同类”的物质才能“相变”。在阐述炼丹术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时，魏伯阳说“自然之所为兮，非有邪为道若檗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皮革煮为胶兮，曲蘖化为酒。”在阐述服食仙丹何以能使人长生不死时，魏伯阳说“巨胜（胡麻）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这是一种希图把黄金的抗蚀性机械地移植到人体中去以求长生的天真想法。 狐刚子与炼丹术东汉末年，大致与魏伯阳同时或稍后的炼丹家狐刚子，本名狐丘，是一位铅汞还丹派的实践家。他的著述反映了汉代炼丹术成就所达到的高度，堪称我国古代化学的瑰丽篇章。他在所著《五金粉图诀》中说“丹铅（b3o4）2《三十六水法》，《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总第597册。 3《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道藏》总第584—585册。 炼丹术有内丹、外丹之分。所谓内丹，指的是锻炼人体内在的精、气、神，“以神运精气，结而成丹”。所谓外丹，是指求身外之药，炼之成丹。 之精，其功既深，其力亦大，九上九下，覆荐水银，化汞为丹。”这与《黄帝九鼎神丹经》中的还丹炼法是一脉相承的。《五金粉图诀》还记载了狐刚子作“九转铅丹法”。所谓“九转”，是指先以铅制备铅丹作为原料，再从铅丹出发用炭火还原出铅，接着以所得铅复炼为丹，如此反复九次。由于铅丹在500c以上会发生分解，所以狐刚子特别强调，制铅丹时“不得猛火”。在《五金粉图诀》中，狐刚子还提到“硫黄功能变银化汞。”意思是说硫能与银和汞化合生成硫化银和硫化汞。硫化汞也是中国古代炼丹家的“灵丹”之一。 在狐刚子的另一著作《出金矿图录》中，有一段“炼石胆取精华法”的记载“以土墼（土坯）垒作两个方头炉，相去二尺，各表里精泥其间，旁开一孔，亦泥表里，使精熏，使干。一炉中著铜盘，使定，即密泥之；一炉中以炭烧石胆使作烟，以物扇之，其精华尽入铜盘。炉中却火待冷，开取任用。入万药，药皆神。”2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干馏石胆，接取馏分、冷凝所得干馏液即为硫酸。该反应为uso4·5h2ouo＋so3↑＋5h2o↑so3+h2o=h2so4。 狐刚子的“炼石胆取精华法”是干馏法制取硫酸的世界最早记录，比西方要早五六百年。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十二，《道藏》总第584—585册。 2《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九，《道藏》总第584—585册。 第二节医药化学五毒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和炼丹术是分不开的。历代丹家常兼修医药学，炼丹术的新成就也常被吸收于《本草》和方书之中。《周礼·天官·冢宰》下载“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东汉郑玄注云“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堥，置石胆、丹砂、雄黄、礜石（fess）、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雄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这是现存古代文献中最早的丹药配方。模拟实验表明，“五毒方”的基本升炼产物是三氧化二砷（s2o3）、β型硫化汞（β-s4s4）和硫化汞（hgs）；如果石胆相对量较大，则硫化汞（hgs）的成分会减少，并得到硫酸亚汞（hg2so4）；如果石胆过量，则硫化汞（hgs）会完全转化，生成硫酸亚汞（hg2so4）及少量汞。“五毒方”的升炼，标志着中国医药化学的开端，在化学史和医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神农本草经》和炼丹术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明显地受到炼丹术的影响，其中吸收了炼丹家的不少成果。此书对一些元素及化合物的化学变化和性质作过一些正确的叙述。例如书中指出“丹砂能化为汞。”就是说丹砂（hgs）在加热时能分解成汞。又说“水银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说的是汞能和一些金属形成汞齐，并能缓慢氧化为红色的氧化汞。还说“空青能化铜铁铅锡作金”，“曾青能化金铜”，“石胆能化铁为铜。”这是说铁、铅、锡等金属能与铜盐起作用，置换出金属铜，铜又可以与铁、铅、锡形成金黄色的合金。书中还提到“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意思是硫黄能和金属化合，生成硫化物，如硫与铁化合则生成硫化亚铁fe＋s＝fes赵匡华、张惠珍《汉代疡科“五毒方”的源流与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985年），第99—2页。 第三节冶金化学冶铁的规模和技术，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有很大发展。西汉时期，炼铁高炉已开始使用石灰石为熔剂。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命人造“百炼”宝刀五把，曹植为此作赋，说此刀“实真人之攸御”，说明东汉百炼钢技术的发展似与炼丹术有关。 炼钢技术的继续发展虽然秦汉时期青铜工具逐步被铁制工具取代，但是炼铜技术并没有停顿，而是在继续发展。除青铜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铜合金。《淮南子》里有“饵丹阳之伪金”一语。西汉东方朔所撰《神异经·西荒经》中说；“丹阳铜似金，故《淮南子》曰饵丹阳之伪金，即此也。”据此可知，刘安所谓“丹阳之伪金”即丹阳铜。相传西汉武帝时丹阳人茅盈三兄弟先后入山修炼，“以丹阳岁歉，点化丹阳（铜）以救饥人”，所以“后人以煅粉点铜者，名其法曰丹阳”。葛洪《神仙传》载；“三茅君中之长兄大司命君茅盈冶铜于句容山（属丹阳郡）。”《抱朴子·黄白》里则明确记载了用武都雄黄点化铜为“黄金”的真秘，并且指出这就是刘向得自刘安的作黄金法。可见丹阳铜大概是一种砷黄铜，即含砷量在0％以下的铜砷合金。在现存古籍中，“黄铜”一词最早见于西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在其《中荒经》中说“西北有宫，黄铜为墙，题曰地皇之宫。”东方朔所见的黄铜大约即丹阳铜。 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曾着重讨论“三黄相入之道”和“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所谓三黄相入之道，就是用伏火三黄（雄黄、雌黄、砒黄）点化五金（金、银、铜、铁、锡）为药金、药银的方技。如以铜为例，狐刚子指出“铜得伏雄，异性合同”；“铜得伏雌，成真是非”；“铜得伏砒，柔弱自低”。所谓“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当指五金彼此间能否相互结合形成合金的规律。如狐刚子说“金得银而虚，银得铜而疏，铜得铁而缩，铁得锡而舒，铜得锡而殊，锡得铁而俱。”同书还指出“雄黄功能变铁，雌黄功能变锡，砒黄功能变铜，硫黄功能变银化汞。四黄功亦能变铁为铜，反铜为银，反银为金。如谷作米，是天地之中自然之道。”这里狐刚子明确提到“砒黄功能变铜”，四黄功亦能“反铜为银”，此“银”当为药银，显然是砷白铜，即含砷量在0％以上的铜砷合金。这表明我国古代炼丹家在东汉就已制得砷白铜。 汞、金、银等的冶炼技术秦汉时期，汞、金、银等金属的冶炼技术也获得了许多新成就。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还记载了“下火上凝”式炼汞法。这种方法是在铁质下釜中放置朱砂，“然后以瓮合之，以羊毛稀泥泥际口”，“先燃腐草”，再以木柴加热下釜，于是朱砂分解生成的水银便升到上瓮，冷凝在内壁上。狐刚子还对该法的水银产率作过定量研究，结论是“好朱一斤，可得十二两，丁晏纂《曹集铨评·宝刀赋》。 中朱十两，下朱八两。”据计算，他从优质朱砂（假设是纯hgs）中取得汞的产率已达87％。 在《出金矿图录》中，狐刚子首次记录了冶炼金银的“吹灰法”。他说银“若未好白，即恶银一斤和熟铅一斤，又灰滤之为上白银”。他在“出金矿法”和“出银矿法”中都详细记载了“锡灰坯炉法”，即今所谓的“吹灰法”。东汉道教祖师张道陵所撰《太清经天师口诀》中也记载了炼金银的“吹灰法”“铅炼金法用金三十六两，用铅七十二两。作灰抔，火烧令干，密闭四边，通一看孔。安铅抔中。作一铁抔，大小可灰抔上，遍凿作孔，用合灰抔。抔上累炭，炭上覆泥。火之铅尽，还收取金。更作灰抔，如是三七遍，名曰铅炼金也。” 以上史实说明，中国古代炼丹家对冶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十九章医学先秦医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医学理论的系统总结为特点，是中医学的理论奠基时期。秦汉时期的医学，则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和再发展。其特点虽然《内经》的影响明显可见，但并不十分拘泥于《内经》的观点。 第一节《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本草”一名，初见于《汉书·平帝纪》。《纪》云“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纪、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教授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楼护传》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2之记述。《汉书·郊祀志》还有“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3本草待诏是精通本草而等待诏用者，说明中国药物学在秦汉时已为最高统治当局所重视，并统称之为“本草”，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如前所述，本草学发端极古，千百年无数医学家用药经验的积累，为专门本草学之成书创造了条件。据考证，我国第一部药学专书——《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汉代。但该书未见《史记》、《汉书》等收录，至梁陶弘景时，始因参考而提及。因此，对《神农本草经》之成书年代有成于西汉、东汉之分歧。不过陶氏撰《本草经集注》时，凡《神农本草经》内容则以“朱书”。可知本书在梁时尚存，但已多有脱简虫蛀和传抄错讹，因以为陶氏撰《本草经集注》之重要动机，所以《神农本草经》之成书或早于东汉。 《神农本草经》所收药物品种《神农本草经》三卷，分药物为上、中、下三品，如序例所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以应周天之要。其中除8种重复外，实有植物药239种，动物药5种，矿物药43种。植物药历来占绝对多数，或系“本草”命名之由来。本书虽谓上品无毒养命，中品少毒养性，下品有毒治病，实际上并不尽然，或正相反。例如上品中之丹砂、消石等，所谓能“轻身延年”，“久服不老神仙”等，魏晋不知有多少人照此服用而蒙受其害，因为这些服石之品倒多为有毒之物。而下品中之附子、大黄、青蒿、白头翁等，不但并非大毒之品，相反却是至今仍很常用的良药。故从《神农本草经》之内容和思想倾向分析，有明显的神仙家、道家影响。 《神农本草经》所总结记述的有效药物，如麻黄定喘，黄连治痢，常山截疟，附子镇痛，大黄泻下等等，均为现代实验研究所证实，其中不少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运用。该书虽至隋已佚，但《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多有引用，故宋、明、清医家及日本学者有多种辑佚本，其中以宋王炎《本草正经》为最早，现流传较广者有卢复、孙星衍、顾观光及日人森立之的辑佚本。 《汉书·平帝纪》。 2《汉书·游侠传》。 3《汉书·郊祀志》。 第二节记录病历的创始者淳于意淳于意和女儿缇萦淳于意，姓淳于，名意，齐临菑（今山东淄博市）人，约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初，西汉时著名医学家。曾任齐国太仓长，故《史记》为仓公立传，世人亦多称之为仓公。淳于意从幼年起即喜好医学方术，先后以公乘阳庆、公孙光为师，学习黄帝、扁鹊脉书，五色诊病，并得师授禁方。因此，他的医疗经验丰富，治病效果显著。但因未能满足某些官吏的而被诬告，于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7年）解送京都长安。淳于氏只生五女，因无男为己之冤案奔走而烦恼。小女缇萦上书汉文帝，为父鸣不平，表示愿“身为官婢以赎父罪”。文帝为其胆识所感动，亲自过问了这一案件。 记录病历的创始当汉文帝询问淳于意案情时，淳于意一一回答了经他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的姓名、职业、贯里，所患病名、病因、脉象、治病用药、疗效、预后等。其中病名有疽、气鬲病、涌疝、气疝、热病气、风瘅等20余种，多为内科消化系统疾病。从所论述可知，淳于氏诊断疾病精于切脉，分析病因，重视酒色过度，治疗多以药物为主。他强调切脉审疾“以起度量，主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辨表里，调阴阳，别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他在叙述经自己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十例死亡）中，可贵的是对其治疗结果实事求是，对治愈和死亡都有分析，并不回避自己的失误。这些有系统的记录，史称之为《诊籍》，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病历记录。淳于意传授的生徒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亦为当世名医。 参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第三节《治百病方》汉代医方简牍早在《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已有发现，但内容零乱，残缺严重，且为数很少。《治百病方》，即《武威汉代医简》，972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是一批木质医药简牍，共92枚。经整理，以《武威汉代医简》为书名出版。据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逾七十的医学家，约卒于东汉早期2。这批简牍十分珍贵，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末、东汉初我国西北地区医药学水平的真面貌。《治百病方》内容颇为丰富，包括用于临床内、外、妇、五官及伤寒杂病等的治疗方剂三十六首，所用药物有百种之多，剂型分汤、丸、膏、散、酒、栓等，其方剂组成几乎均系复方。在用药等方面也反映了西北畜牧地区的特点，比内地使用的动物药为多。在治疗伤寒、内伤等病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医学家已开始重视辨证论治的思想，在分析病理、辨别病证、处方用药上尤为明显，这些及其他地方出土的有关伤寒简牍，对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思想之形成不无影响。 2《武威汉代医简的发现与清理》、《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载《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975年版。 第四节医圣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攻读医学的历史背景张仲景，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约生活于公元50—29年。张仲景在叙述其攻读医学之背景时指出“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桓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木，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张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同郡张伯祖为师，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精良，治多有效。他反对墨守陈规，指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 《伤寒杂病论》的深远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千余年来，一直为中外学者所推崇，其理论、经验、医方等，至今仍是治疗传染病、内科杂病的准绳，甚至被奉为医学经典。 《伤寒杂病论》经晋王叔和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门论治传染病、热病，后者专门论述内科、妇科和外科等杂病的理论和方法。自宋至今，注解、阐述、发挥其书者数百家。如孙思邈、钱乙、庞安时、朱肱、成无己、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著名医学家，几乎无不尊崇。张仲景对病因提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在疾病诊断上，他强调望、问、闻、切四诊，以确定疾病之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进而判断其治疗的原则，即汗、下、吐、和、清、温、补、泻八法的运用。因此，在其著作中，理、法、方、药齐备，使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法则趋于完善，所以历代医家推崇张仲景为医圣，日本医学家则尊之为先师。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见《伤寒论语译》，人民卫生出版社959年版。参阅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95年版。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编《中医图书联合书目》，9年。 第五节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和导引术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华佗，一名旉，字元化。后汉三国间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约生活于公元4—208年间。游学于安徽、江苏、河南一带，兼通数经，尤以外科、麻醉最为精通。世尊为外科鼻祖，并精晓养性导引之术。《后汉书·华佗传》“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三国志·华佗传》也作了内容相似的描述。由此可知，华佗曾在酒服麻沸散之全身麻醉下，为病人进行过腹腔瘤肿摘除术、肠部分切除吻合等手术。 养生导引之术华佗除外科手术技术高明外，对养生导引之术也颇有研究，并以之教导弟子吴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华佗的五禽戏源于春秋战国时的六禽戏和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他继承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发展了古代在养生长寿问题上的唯物论思想，对服五石之服食派予以批判。华佗传授的生徒有吴普、樊阿等，均为当时享有盛名之医学家、本草家。华佗由于不肯作曹操侍医，终遭杀害。其著作未能传世，题名华佗撰之《中藏经》乃后人伪托之作。 《后汉书·华佗传》。 第六节针灸学的发展针灸学的发展中国针灸学起源极早，扁鹊已以针灸治病而闻名。《内经·灵枢》颇多针灸理论和经验之论述。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制和银制医针，其形制、长短，与《内经》等古典文献所论述之九针很相近。虽然只有锋针、毫针、提针和圆针四种，未能完全证实九针，但仍以实物反映了秦汉时期我国针灸学的高度发展。后汉时，华佗、张仲景、涪翁、郭玉等均擅长针灸治病，所以，这一时期针灸学比以前有了更明显的进步。 涪翁及其后学涪翁，人不知其姓名，因经常垂钓于四川涪水，人称之为涪翁。《后汉书·方术列传》谓其“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这段记载说明，涪翁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民间针灸医师，而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可惜其针灸著作早已失传。但他的医疗技术已传授给学生程高。程高十分崇敬老师，翁乃尽心悉授。程高学成后，尊师教导，亦隐迹不仕，以为群众疗疾为愿。其后，程又传授针灸给郭玉。郭玉，广汉郡雒（今四川广汉县）人，亦以针灸、切脉诊断为专长，秉承先师遗志，热心民间医疗，所谓“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以高明的医术闻名于时。和帝时，郭玉曾任太医丞，然其治疗不如为群众治病的效果高。和帝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故询问其所以然，郭玉回答“夫贵者处尊高而临臣，臣怀怖慑而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2其论颇富哲理。 针依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考古》972年3期。 《后汉书·郭玉传》。 2《后汉书·郭玉传》。 第七节医事制度和公共卫生依文献及出土文物所见，秦汉时期是有官医和公共卫生设施的。从这里也可以见到当时的医药卫生水平。 医事制度秦设太医令之官职。杜佑《通典》“秦有太医令丞，主医药。”而且“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可见秦已设侍医之职。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发现一批秦律竹简2，其中有涉及法医部分之文字。可知秦已设有“令史”、“隶臣”、“隶妾”、“医”等官职，负责自杀、他杀、斗殴等之现场勘察、验尸、验伤以及麻风病人的检查确诊。对麻风病人之隔离已有病所之设置等。 两汉时期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发展，《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等六令丞。太医令丞有二，主管医药，所以设二人者，一属太常，主医疗之事；一属少府，则主药材之事。后汉时在少府之下设暴室，由宦官任暴室丞，供宫人及被废皇后等疗病休养之所。其次还有女医、乳医、女侍医，多属宫廷皇后、少小保健之设。其他如“医工长”、“太医监”、“典领方药”等官职，似为宫廷医药管理之官员。值得注意的是“医待诏”、“本草待诏”，显然是从民间高明的医学家、药学家中被诏至京城皇室的预备官员。《后汉书·百官志》“设太医令一人，掌诸医，计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吏十九人，药丞一人，方丞一人，药丞主药，方丞主方，考补选用均由太医令主之。”此外，从《折伤簿》之出土，证明公元前80年军队的医疗卫生也已有了严格的制度。 公共卫生设施卫生设施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出土的医药卫生文物十分丰富，尤以秦汉为最多。医药简牍、帛书、帛画等，为研究秦汉及其以前之医药学发展状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此外，从文献记录和出土的卫生文物，可知秦汉时已十分讲究环境卫生。如饮食卫生方面有公共水井，在水井建设上更有井亭、井栏、井甃等完善的设备以保持水的清洁卫生；还有炊事用的灶具、灶台、瓯、盛水器、食具和冷藏食物的深井、冰窖；在洗浴卫生方面有秦阿房宫供多人同时入浴的浴池，铁制澡盆及个人洗手浴面之器物，都说明秦汉时已很讲究个人卫生。当时《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环境卫生方面，秦汉时期无论宫廷或人口聚集之城市，都发掘出大量下水道，有圆筒形的，方形的，也有五角形的，其管与管之间的接口，地下管道与地面之接连，在设计上也相当科学，尤其秦宫之五角形下水道管，非常坚固。汉代除陶制的下水管道外，还有以砻石为沟建造者。《三辅黄图说》“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道。”这更是较大型的下水道建设。又如城市街道的防尘，不但要求定期洒扫，而《史记·刺客列传》。 2贾静涛《云梦秦简与医学、法医学》，见《中华医史杂志》980年期。且设计制造了洒水车之类的工具。毕岚铸作“天禄蛤蟆”，可以喷水；还有“翻车”、“渴乌”等引水车作为喷水洒扫街道的机械。《后汉书·张让传》“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面，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贵。”此外，各地都从汉墓的明器中发现许多造型各异或大同小异的猪圈、公厕等，说明当时人畜已经分离，从而可以减少很多消化道传染病。清洁俑的出土，更证明秦汉时期我国人民对清洁卫生的重视。 第八节中外医学交流秦始皇笃信方士，妄图长生不老，有琅玡方士徐市，上书始皇，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徐市等至日本，不返。此举虽属荒诞，却是中日医学交流之嚆矢，徐市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从今阿拉伯世界带回许多药用植物，如石榴、胡桃、胡瓜、苜蓿、蒜葫、胡荽、西瓜、无花果等。后汉马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后带回薏苡仁等。《后汉书·大秦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2，是今日常用中药苏合香传入之最早记载。如此等等，丰富了我国本草学宝库。 《后汉书·马援传》。 2《后汉书·大秦国传》。 第五十章技艺第一节歌舞先秦之时，歌舞甚盛。降至秦汉，斯风不衰，时人颇喜以歌舞的形式来表达喜、怒、哀、乐，且往往出口成章，为千古绝唱。如刘邦做了皇帝后，衣锦还乡，置酒沛宫，召父老乡亲纵饮，“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这就是有名的《大风歌》。秦汉歌舞形式众多，风格不一，各有千秋，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歌舞形式。 盘鼓舞盘鼓舞，是在地上倒置盘，杂以小鼓，盘、鼓的数目不等，多至七盘七鼓，舞者翩翩于盘间，以脚点鼓为节，且舞且歌。有赋形容说七盘陈于广庭，畴人俨其齐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轩跱。邪睨鼓下，伉音赴节。安翘足以徐击，■顿身而倾折。 袖舞袖舞，即挥动长袖而舞。舞袖或上、下宽窄一样，或于宽袖约齐手腕处延接出一窄长袖。西安汉墓中出土的一拂袖舞俑，左手长袖已残断，右手长袖拂肩，垂在背后，表情温婉。有赋描写袖舞云振飞糓以舞长袖，袅细腰以务抑扬2。 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3。 巾舞巾舞，即手特长巾而舞。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砖上，一女伎头梳双髻，足踏木屐，双手挥动两条长巾凌空而舞。据说，巾舞取材于鸿门宴。在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叫项庄舞剑，名为助乐，意在刺杀刘邦。楚左尹项伯见状，也挥袖起舞，以身翼蔽刘邦，谓项庄曰“公莫！”后来，为纪念此事，编成舞蹈，然非舞袖而是舞巾，并以项伯的话命名为“公莫舞”。到晋代，改名“巾舞”4。 假面舞假面舞，即头戴雁雀怪兽等假面具而舞。张衡《西京赋》中所说的“戏《史记·高祖本纪》。 王粲《七释》。 2崔骃《七依》？ 3张衡《西京赋》。 4《晋书·乐志》。 豹舞黑，白虎鼓瑟，青龙吹蜲篪”，就是假面舞的场面。 仙人舞仙人舞，即化装成传说中的仙人的歌舞。张衡《西京赋》描写仙人舞云“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崖立而指挥，被毛羽之襳■。” 鞞舞鞞舞，是一种以伎者持鞉导引的舞蹈。鞉，“如鼓而小，有柄，两耳，持其柄摇之，则旁耳还自击”。类似现今的货郎鼓。鞞舞出自《巴渝舞》。巴渝賨人，“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渝之乐”2。此舞有四个舞典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日《安台》，四曰《行辞》。在四川彭县出土的汉画像砖上，左边一个不冠赤膊的伎者盘腿摇鞉；中间一伎穿长袖舞衣，翩翩起舞；右边一伎裸袒上身，两手各舞一剑，右脚踏鼓为节。 《说文》段注。 2《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 第二节斗鸡、蹴鞠等游戏秦汉文娱活动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斗鸡、蹴鞠等游戏形式。 斗鸡斗鸡，即促使两只公鸡相斗，盛行于民间。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在故乡沛县丰邑中阳里时，特好斗鸡。刘邦称帝后把他接到长安宫中，太公悒悒不乐。刘邦为此专门建置了一个新丰县，把故乡的斗鸡、蹴鞠等娱乐也迁去，太公转忧为喜。当时有人以斗鸡为业，人称“斗鸡翁”。封建帝王、公卿大夫也往往斗鸡取乐。曹植有《斗鸡》一诗，云长筵坐戏客，斗鸡欢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qingfo，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这首诗等于再现了当时精彩而热烈的斗鸡场面。 蹴鞠蹴鞠，也称“踏鞠”。鞠，是一种球，“以皮为之，实以毛。”或云“丸毛谓之鞠。”2蹴鞠即踢球，传说发明于黄帝，战国时已很盛行，在齐都临淄城，居民就有“斗鸡走犬，六博踏鞠”等娱乐活动。秦汉时更为盛行，汉武帝、汉成帝都是球迷。官宦之家，多嗜于此；在“穷巷”里，也有这种活动。蹴鞠还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汉书·霍去病传》载“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踏鞠也。” 蹴鞠的方式，据《鞠域铭》说是“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是非。”大意是说，鞠是圆的，球场及围墙是方形的，球场两端各有六个月状球门，彼此相对。参赛双方各设队长，推选裁判员，按规定进行比赛。裁判要公正，不能有所偏向；队员要心平气和，输了球不要埋怨、责怪别人。田池射猎田池射猎，是通行于上自皇帝下至“豪民”的一种娱乐活动，主要包括“走犬”、“弋射”、“骋马”及养花草鸟兽等项活动。“走犬”是驱使猎狗追逐兔子，“弋射”是以弓弩射鸟。《淮南子·原道》云“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骋马”是骑马比赛。养花草鸟兽也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嗜好，在皇家和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的苑囿里，多有奇花异草、珍禽奇兽。如汉武帝所建的博望苑就是一个万国动物园。又如茂陵富人袁广汉，有一个南北五里、东西四里的苑囿，里面养着白鹦鹉、紫鸳鸯、■牛、青兕、江鸥、海鹤，又积沙为洲峙，激水为波涛。 《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 2《太平御览》卷二五四引《风俗通义》。 29 《战国策·齐策》一。 博弈博弈，博指六博，始于春秋，战国秦汉时在民间和宫廷都很盛行。东汉时有人写了一本《博经》，专门介绍六博的玩法，早已散佚。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博具。六博的场面也见于汉画像砖石。六博的玩法大致是在博的两端各放六只棋子，两人对坐，一人执白棋，一人执黑棋（或采取其他的区别方法，如一方画虎，一方画龙），滚动骰子，依出现的字数行棋。决定胜负的方法，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六只棋子中，有一只叫“枭”，其余五只名“散”，以“枭”为贵。“枭”可以吃掉对方的“散”，“枭”在“散”的帮助下可以杀掉对方的“枭”，以杀“枭”为胜。或说到东汉时，棋局当中有一方块，叫“水”，“水”中放“鱼”，得“骁”棋后即入水食“鱼”，亦名“牵鱼”，每牵一“鱼”，获二筹，翻一“鱼”，获二筹，最后谁得的筹码多，谁就为胜。六博根据掷得的彩行棋，有很大的偶然性，故班固《奕旨》云“夫博悬于投，不专于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踦拿相凌，气势力争，虽有雄雌，未足以为平也。”弈是围棋，比赛方法与六博不同，按规则行棋，讲究争夺地盘，围死敌人，胜负决定于棋艺的高低。行乐钱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的墓中出土了一套“宫中行乐钱”和一枚铜骰。“宫中行乐钱”共四十枚，外圆内方，形状与铜钱相仿，其中二十枚上分别铸有自“第一”至“第十九”的字样，另二十枚则铸有三字或四字一句的韵语，如“圣主佐”、“得佳士”、“乐无忧”、“饮酒歌”等。铜骰子径长二点二厘米，有十八个面，各个面上分别用金银错出“一”至“十六”的数字和“酒来”、“骄”字样。其比赛方法可能类似六博，先投骰再行钱，输者罚酒。窦绾将“宫中行乐钱”带进坟墓，表明她生前很爱好这一活动。第三节杂技秦汉杂技表演大放光彩，常见的项目有角抵角抵源出于古老的“角力”，至秦二世时更名“角抵”。应劭说“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说“两两相当，角力，伎艺射御，故名角抵也。”可见角抵类似现今的摔跤。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一件木篦的上部弧形背面的画面上，三个男子赤臂，穿短裤，翘头鞋，右边两人正在进行热烈而紧张的角抵比赛，左边一人平伸双手，似为裁判。画面上部有一帷幕飘带，说明这场比赛是在帷幕中进行的。 履索履索即走绳。《晋书·乐志》载“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以两大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沂南汉画像石上的履索图像，是在地上立两个三角架，横系一根粗绳，绳头固定在木柱上，绳上有三个小孩，中间一个双手撑绳倒立，站在绳两端的两个小孩，手中分别拿着木橦、戟，举足向绳中间走去。绳下立着四把刀，显得十分惊险。 缘竿缘竿俗称“都卢寻橦”，类似现代的爬竿运动，其表演形式是立一竿于人额上，或于地上，或于车上，或一人仰身躺在地上，双脚抬起，支撑一竿，在竿上，有一至三人表演各种险技。在沂南汉画像石上，有一人于额上立一十字形长竿，竿上横木的两端，有两个小女孩在翻转着，竿的顶端有一圆盘，一个小女孩用腹部在盘上旋转。 叠案叠案类似现代在桌、凳等物上表演倒立等活动的杂技。叠案的表演形式是伎者先于一案上表演，逐渐累叠，多者达十二案。在四川彭县出土的画像砖上，有一位头梳双髻的女伎在重叠的十二案上表演倒立，以双手着案，弯腰，脚后伸，脸向上，似乎见脚跟。在四川德阳县出土的一画像砖上，伎者在六案之上表演倒立，旁边一人手扶叠案，故作惊骇状，给人以惊险之感。 冲狭张衡《西京赋》中说“冲狭燕濯，胸突铦锋”，张铣释“狭”曰“狭，以其为环，插刀四边，使人跃其中，胸突刀上，如燕之飞跃也。”薛综注云《文选·西京赋》李善注。 “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儿以身投，从中过。”可见“冲狭”的表演方式是以草木编成草环，环上插刀矛等兵器，刃尖向内，伎者从中穿过。 旋盘旋盘的表演方式是伎者头顶一竿，竿端顶一盘，使之旋转。在四川和山东汉画像砖、石上都可以见到这一活动场面。 扛鼎扛鼎是双手把一沉重的大鼎举起。这是一项强体力的活动，史书中也往往以力能扛鼎来形容一个人力气之大。如西楚霸王项羽，“力能扛鼎”。转石转石是将若干个大石滚串联成一线，由一人猛力启动第一个石滚，使个个石滚撞击而滚动。张衡《西京赋》中有“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的描写。 弄丸剑弄丸剑又叫跳丸剑，其表演方式是以手抛接数丸或数剑于空中，往复不绝，也有丸剑并用，飞丸兼飞剑的，丸剑的数目从一至九不等。据说大秦来的幻人，“善跳丸，数乃至千”。 手搏手搏又称卞，即徒手相搏，技术高超者，可以与持兵器的人相搏而不伤。《汉书·艺文志》中有《手搏》六篇，皆已散佚。 戏兽张衡《西京赋》中说“熊虎升而拿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踆，白象行孕，垂鼻麟囷”，就是玩兽的场面。 弄蛇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左室第五石上有一弄蛇图，图上三人，当中一人双膝并拢跪在地上，右臂着地，侧身蜷伏，两臂相交，左臂挟一蛇，蛇头直立，蛇尾盘曲；左边一人长袍高冠，左手持斧；右边一人长袍不冠，持一锤，两人似为保护人。此外，还有一蛇飞舞于上，并有蜥蜴之类的东西点缀其中。《史记·项羽本纪》。 《后汉书·西域传》注引鱼豢《魏略》。 魔术张骞“凿空”以后，中西交通开辟，从西方传入了魔术表演。《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安息“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索隐》引《魏略》云“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又《后汉书·西南夷传》亦载，安帝时，掸国（今缅甸）献大秦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 第五十一章妇女传在悠久的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妇女在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生产以外的领域中，妇女当有不少的贡献，但记载缺乏，不可详考了。两汉妇女见于记载者，有后妃，有公主，有起义领袖，有学术才女。 第一节母后干政母后干政，是在西汉初年由吕后开始的。当吕后还是皇后的时候，她敢于杀了开国的功臣，显示出她掌权的。汉高祖死后，吕后严重违背了惠帝的意愿，杀害了戚夫人和赵王如意。惠帝死后，她临朝称制达八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汉的统治。但这种尖锐的宫廷斗争并没有怎样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所以司马迁称颂“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后可以说是有政治才能而手段狠毒的女主。景帝时，窦太后好黄老，阻碍了一些儒生的仕进之路。西汉末年，元后信赖外家，导致王莽以新代汉。 东汉时期，母后干政现象特别显著。其后临朝称制者就有窦、邓、阎、梁、窦、何六位太后。清人赵翼约举六后的事迹说“章帝时，窦后专宠，有梁贵人生和帝，窦后养为己子，而陷贵人以忧死。章帝崩，和帝即位，窦为太后称制。和帝崩，皇后邓氏为太后，立殇帝嗣位，殇帝殂，太后又立安帝，终身称制。安帝崩，皇后阎氏为太后，立北乡侯懿嗣位，身自临朝。未几，懿殂，宦官孙程等迎立顺帝，太后乃归政顺帝。顺帝崩，皇后梁氏为太后，立冲帝，身自临朝。冲帝殂，太后又立质帝，犹秉朝政。质帝为梁冀所酖，太后又立桓帝，数年归政。桓帝崩，皇后窦氏为太后，立灵帝，仍自临朝，后其父武为宦官所害，太后亦迁于南宫。灵帝崩，皇后何氏为太后，立子辨嗣位，身自临朝，寻为董卓废弑。”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妇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拥有最高的权力，这是研究历史的人所应注意的一大问题。《史记·吕后本纪》。 《廿二史札记·东汉乡母后临朝外藩入继》。 第二节公主和亲解忧公主，西汉楚王刘戊的外孙女，武帝太初年间出塞，远嫁乌孙。 乌孙原为匈奴右臂，后与汉通好，愿与汉和亲，为昆弟。汉曾于元封中，遣江都王建之女细君公主嫁于乌孙。因语言不通，又远在异乡，细君思乡心切，曾上书武帝要求回归故里。武帝令她“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乌孙王死，遂续嫁王孙。不久，细君公主死，汉廷又以解忧为公主，继续对乌孙推行和亲政策。 昭帝时，匈奴与车师为一，共侵乌孙。公主上书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求昭帝出兵。适逢昭帝死，宣帝即位，公主又与乌孙王上书说，匈奴使使谓乌孙交出公主，欲隔绝汉，请求汉出兵与乌孙共击匈奴，以解救乌孙王和公主。于是，汉发兵十五万，同乌孙一起，直捣匈奴右谷蠡王庭，斩获首级四万余，各种牲畜七十余万头，给了匈奴以沉重的打击。 解忧在乌孙期间，曾两次从俗。她嫁到乌孙后不久，乌孙王死，又续嫁其叔父肥王及乌孙王前妻的儿子狂王为妻，并生有四男二女。甘露三年（公元前5年）解忧70余岁了，她的两个儿子病死。于是她上书宣帝，请求“得归骸骨，葬汉地”，携孙儿孙女，回到长安。宣帝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甘露五年，解忧公主死。从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0年）出塞到宣帝甘露三年，她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在此期间，汉和乌孙基本上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王昭君，字嫱，东汉南郡（今湖北兴山县）人。元帝时，她以良家女选入后宫。昭君入宫数年，未得进见。 当时，东汉和匈奴的关系重新修好，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 元帝以宫女五人赐之。王昭君得知后，特请求行。呼韩邪临行前，元帝为了表示友好，还专门请呼韩邪过目所赐女子，昭君丰容靓饰，光彩照人。元帝很后悔，可是最终还是送昭君出塞。 王昭君到匈奴后，与呼韩邪生有二子。呼韩邪死后，其前妻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请求归汉。成帝令从胡俗，她从命为后单于阏氏。 昭君后来死于匈奴，唐杜佑《通典·州郡》九“金河”下，提到“王昭君墓”。昭君墓上草色常青，故又称之为“青冢”。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南，有一座昭君墓，不知建于何时。 昭君出塞，对汉朝和匈奴的友好关系有着良好的影响。 2本节材料依据《汉书·西域传》下及《后汉书·南匈奴传》者，不另一一注出。参见《汉书·匈奴传》。 《太平环宇记》卷三八。 第三节吕母起义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是由一个名叫吕母的妇女揭开的。 吕母，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照境内）人，家资数百万。天凤元年（公元4年），她做县吏的儿子因犯小罪，被县宰处死。吕母为了替儿子报仇，“密聚客”，以家财酿醇酒，买刀剑衣服。有来饮酒的少年壮士、无钱者，吕母赊酒给他们；穿着单薄者，则借给衣裳，不问多少。数年以后，吕母的家财殆尽，大家都准备偿还所欠债物。吕母伤心地说我厚待诸君，非为求利，只因县宰屈杀了我的儿子，我想报仇。大家听了，都很同情。这样，吕母集中了好几千人，自称将军，攻破了海曲县城，捉住县宰。诸县吏叩头为县宰请命。吕母说我儿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县宰所杀，杀人当死，有什么可请求的！说罢，便杀了县宰，以其首祭子冢。 后来，吕母的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的光景3，这时，吕母的活动就不限于为儿子报仇了。公元7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今湖北当阳境内）起义，公元8年，樊崇等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起义军开始出现了浩浩荡荡的形势。 约公元22年，吕母病死，她的部下基本上转入樊崇的队伍。这时樊崇的队伍已成为著名的赤眉军。 在吕母起义后不久，公元2年，平原（在今山东平原境内）女子迟昭平，能说经，也聚集了数千人在平原起义，但因缺乏记载，情况不明。 2本节材料依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者，不另作注。 3荀悦《汉纪》卷三十称琅邪女子吕母，为子报仇，党众浸多，至数万人，号曰赤眉。这可见吕母部队同赤眉军关系是很密切的，因而被看作一支队伍了。 第四节班昭著书班昭，字惠班，一名姬。扶风曹世叔妻。世叔早死，史称班昭有“节行法度”。 班昭博学高才，其兄班固去世后，所著《汉书》有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班昭奉和帝诏续而成之。和帝数召班昭入宫，师事皇后诸贵人，所以又称她作“大家”。和帝还诏她为所贡献异物作赋颂。后来邓太后临朝，有事总要找班昭议论，并封昭子为关内侯，官至齐相。当时《汉书》刚刚完成，书中还有不少要上下互通的地方。于是班昭在楼上讲《汉书》，同郡马融在楼下受读通写。后来班昭死，又诏融兄马续继昭成之。 永初中，邓太后的兄弟、大将军邓骘，上书请求还归故里。起初，邓太后不肯，征求班昭的意见，班昭上疏说“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论语》说‘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她劝太后答应了邓骘的要求。 班昭作《女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导无素，恒恐子榖，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女诫》后来流传甚广，成为对妇女施教的封建规范。马融善之，令妻女习之。班昭丈夫曹世叔妹，不同意班昭的观点，作书问难，其书不传。 班昭七十余岁卒。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由其儿媳丁氏撰集之，又作《大家赞》。 班昭的姑母也是一个女才子，孝成帝初即位时，她被选入后宫。开始为少使，不久得幸于成帝，立为倢伃。班倢伃能诵诗，熟读古箴之书，每日进见皇上，必依法古礼。 后来，班倢伃失宠。鸿嘉三年（公元前8年），她同许皇后受赵飞燕僭告，许皇后坐废。班倢伃对皇上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故不为也。成帝听了，甚怜悯之，于是赐黄金百斤。 班倢伃恐再受赵氏之害，退处东宫。成帝崩后，充奉园陵。死葬园中。 班倢伃著作之传世者，《汉书·外戚传》下收其自伤之赋一首，《昭明文选》收其《怨歌行》一首。 本节材料依据《后汉书·列女传》、《汉书·外戚传》下者，不另一一作注。第五十二章杂传田横、季布、东方朔、朱云都未建立什么功业，然各能以其言行获于当时，留传后世，其事迹不可没也。 第一节田横和五百壮士田横，齐人，故齐王田氏族的后裔。他和兄长田儋、田荣，都是狄县（今山东省青高县东南）的豪族。 秦末陈胜起义时，田横随其兄杀狄令，东略定齐地，举兵抗拒诸侯，并趁乱扩充齐的地盘。后来田儋被秦将章邯杀死，田荣也被项羽击败而死。田横收齐散兵，反击项羽。他趁项羽与刘邦撕杀之际，夺回了齐的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自己为相，专国政，既不为楚，也不为汉。 公元前204年，汉王刘邦派儒生郦食其说齐归汉。郦食其对齐王说“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今汉王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之可立而待也。”田横觉得郦食其说得不错，便撤去守备，准备依附于汉。韩信听说郦食其不费一枪一马便为汉王下齐七十余城，出兵袭齐。田横大怒，以为郦食其不讲信义，耍弄了自己，便烹杀郦食其，然后东走梁地，投靠了当时正值中立的彭越。 刘邦定天下后，封彭越为梁王。田横因杀了郦食其，害怕刘邦报复，就跑到了海州东海县一岛上据守，跟从者有五百余人。刘邦素闻田横三兄弟定齐，齐多贤能者。他担心以田横在齐人中的威信，长期留在海岛中，会生后患，对汉不利，便下诏赦去田横之罪，召他回朝。田横不肯，他说“臣烹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且贤，臣恐惧，不敢奉诏。”他表示愿为庶人，守海岛中。 可是刘邦不肯罢休。他一面诏令郦商，如有敢伤害田横人马从者的，夷族，一面又派使者对田横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举兵加诛。”田横无奈，只得随使者前往洛阳。 田横深知刘邦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看看自己的长相。田横当年与刘邦都南面称王，平起平坐，如今要他北向称臣，这使他感到羞辱。他烹了郦食其，现在却要与郦生的弟弟同为刘邦做事，即使郦商因惧刘邦之威不敢把他怎么样，他难道不羞愧吗？因此，当他随使者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地的尸乡驿站，洗沐完毕，便把自己的心里话跟从客说了，并要他们割下自己的头，送给刘邦。说完，便自杀了。 刘邦见到田横的头颅，流着泪说“田横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随后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又拜田横从客二人为都尉。不想两个从客将田横墓侧凿开，自刭在墓里。刘邦闻之大惊，于是他使使者召尚在海岛的其余500人，那些人听说田横死了，也都纷纷自刭身亡。 本节材料依据《史记·田儋列传》及《汉书·田儋传》者，不另作注。《史记·郦食其列传》。 第二节季布“一诺百金” 季布，楚人。以任侠名闻于时。楚汉相争，他为项羽手下大将，数围困汉王刘邦。刘邦称帝后，拜他为郎中。 季布为人耿直，不善阿谀奉迎。孝惠帝时，他任官中郎将。那时汉皇朝和匈奴的关系不好。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后，吕后觉得其中有侮慢之意，便召集诸将商议付伐匈奴之事。上将军樊哙说，他愿率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也都阿吕后之意，表示赞同樊哙的意见。季布对吕后说，樊哙这是当面欺谩，当斩。当年高皇帝率四十万兵马被围困于平城，这事你应清楚，因为你也在其中，可现在你却说以十万兵横行匈奴中，这不是当面欺谩吗？秦以事于胡修长城而使得陈胜吴广起义，这创伤至今未复，樊哙又当面奉谀，这要摇动国家的根基！诸将听了季布的话都很恐慌，怕吕后动怒。吕后罢朝，从此以后再不议论讨伐匈奴的事儿了。 孝文帝时，季布为河东守。有人向孝文帝推荐季布，说他是贤者。文帝便诏季布到京城，想提升他为御史大夫。季布来到京城后，又有人向文帝说季布好喝酒，难以接近。文帝又放弃了原意。季布留在京城整整一个月无所用事。于是他面见文帝说“臣因为陛下的恩宠任河东守，今陛下无故召臣，大概是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好话。今臣至，却又无所受事，大概又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坏话。陛下以一臣之誉召臣，又以一臣之毁去臣，陛下这样做，我只恐怕有人会利用您这一点的。”文帝听后，很惭愧。季布辞官而去。 季布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语言信实，说话算话，当时人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的军功政绩都为人们所忘记，而季布“一诺百斤”的佳话却为人们所称颂。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做到这一点是极不容易的。唐代诗人李白在他的诗中，把“一诺”和“千金”联系起来，于是又有“一诺千金”的说法。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但也可见这事受到重视，历久不衰。 本节材料依据《史记·季布列传》及《汉书·季布传》者，不另作注。见唐李白《李太白诗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第三节东方朔的滑稽东方朔，齐人，以善滑稽著称。 武帝初即位，举天下贤良方正。东方朔也在被举荐之中。别人上书都说天下得失之策，而多被武帝罢之令归。东方朔上书则陈述自己的德才，自荐可为天子大臣。这书用了三千牍，费时两月才读毕，因其“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武帝以为奇才，令他待诏公车。不久，又待诏金马门。后拜为郎中，常在侧侍中。 东方朔说话诙谐有趣，常于调笑中直言切谏。武帝很喜爱与他交谈，还常常赏赐他钱帛。有人对武帝说，东方朔把所赏钱帛全都花费在妇人身上；又有人说，东方朔不拘礼节，不等割肉大臣来到就先自分割赐肉，还带回家去。武帝说，东方朔在事无所求，你们不如他。 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武帝要把南山一带提封顷亩，增为上林苑，供自己弋猎消遣。东方朔进谏武帝，不要取民膏腴之地，这样做，会“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非所以强国富人”，于国于民都不利。武帝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与黄金百斤，而没有听从规劝，遂起上林苑。武帝的侄儿昭平君，醉杀主傅，被投入内官治罪。廷尉以他是公主之子，上奏请议。左右的人都为昭平君说情，武帝也垂泪叹息，但仍旧以法治罪。这时，东方朔上前为武帝敬酒。下朝后，武帝责备东方朔敬酒不看时辰。东方朔却说“我听说乐极生悲，哀极阴损，我敬酒是明示陛下正而不阿，不再因此事而悲哀。”东方朔前因酒醉入殿中，遗尿殿上，被劾为不敬，有诏免为庶人，待诏金马门。因此事而复为中郎。 武帝时，天下侈靡趋末之风很盛。武帝想改变这种风气，便问东方朔用什么办法来教化人民呢？东方朔说，孝文帝身为天子，崇尚节俭，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大兴土木，奢侈成风，而想使民独不奢侈失农，实在是困难。陛下如能“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改变风气也就不难了。《易》说“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氂，差之千里。” 武帝以东方朔能言善辩，曾问他说“先生看我是个怎样的君主？”东方朔回答说唐虞之隆，成康之际，不足以比喻当世。您的功德在五帝、三王之上，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得到天下贤士，在位的公卿都可得到适当的人选了。“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赣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候。武帝大笑，又问东方朔“你看你比公孙丞相、兒大夫等这些人如何？”东方朔说“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东方朔虽有才华，但在政治上一直得不到重用。于是会聚宫下的博士诸先生与他议论，故意作难他。他们说昔日苏秦、张仪凭一张嘴位居相卿，你虽博学多才，尽忠以事皇帝，而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这是什么缘故呢？东方朔回答说，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苏秦、张仪时，天下不稳，诸侯2本节材料依据《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传》和《汉书·东方朔传》者，不另作注。相争，因此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士人可以身处尊位。现在天下一统，人才济济，即使苏秦、张仪在世，也不能有所作为。“传曰天下无害菑，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子何疑于余哉！”这一席话，使嘲笑他的诸先生无言以对。 东方朔临死前，对武帝说“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可见他对武帝的一片忠心。 东方朔善文辞，他的作品，刘向《别录》加以收录。《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载“东方朔二十篇”。东方朔的作品中，以《设客难》、《非有先生论》两篇最著。 第四节朱云折槛朱云，字游，鲁人，后徙平陵。西汉后期时人。少时好侠义，经常聚集一帮人为人报仇，以勇力闻。年四十始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萧望之受《论语》，学业很深。后来，华阴守丞嘉上封事，举荐他为御史大夫，以代替贡禹，丞相匡衡极力反对，未成。 当时，尚书令五鹿充宗善讲《梁丘易》。元帝好梁丘氏，因此五鹿贵幸一时。元帝欲考《易》之异同，令五鹿与诸《易》家辩论。诸儒因五鹿藉尊贵之权，都称病不敢与之对抗。有人便推荐朱云与五鹿相对。朱云“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常常驳得五鹿哑口无言。儒生们都很钦佩他的勇气和才华，为语说“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朱云由此做了博士，后来又迁杜陵县令。因得罪了中书令石显和丞相韦玄成，遂被废锢，直到元帝去世。 成帝时，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丞相，成帝非常尊重他。张禹为相六年，无所作为，只图自己享受。朱云上书求见成帝，朝廷公卿俱在。朱云说“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他请求成帝赐尚方宝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成帝问他要斩何人？朱云说是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令御史将朱云拉下。朱云攀住殿槛，槛折。朱云大声呼道“我得以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 此时，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连连叩头，请求成帝宽恕朱云，说，朱云素著狂直于世，不可诛，臣敢以死争。辛庆忌叩头流血，成帝赦朱云。后来，御史要治理殿槛，成帝说“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从此以后，朱云居闲不仕，教授学生。七十余岁卒于家。 直言折槛，这是朱云有名的大事，对当时以及后世很有影响。 附录秦汉礼俗安作璋礼俗，存在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中。它反映人们的生活面貌，也反映人们对于生活某些方面之传统的认识。我们对于民间礼俗的兴趣，比对皇家贵族礼俗的兴趣要多得多。但关于秦汉时期礼俗的记载，对皇家贵族的记载要比对民间的记载详细得多。而统治阶级的礼俗，也必然对民间礼俗有深刻的影响。同时，阶级社会既存在着阶级对抗，在统治思想占优势的情况下，实际上也有反统治思想的存在。在礼俗这一领域内也必然有类似的情况。不过一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地起步。以下，试依现在所见到的材料，就衣食、住行、嫁娶丧葬等三个方面的礼俗，作一些叙述。本节材料依据《汉书·朱云传》者，不另作注。 第一节衣和食冕、冠、巾“衣”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衣”，是指上衣。广义的“衣”，包含有冕、冠、巾，有上衣、下衣和鞋袜。 冕、冠、巾，都是帽子。周制冕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祭服。秦、西汉之冕，于史无征。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诏有司采《周礼》、《礼记》、《尚书》而制冕，规定皇帝之冕“广七寸，长一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三公、诸侯、卿大夫之冕，也广七寸、长一尺二寸，不同的是三公、诸侯之冕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民间或谓冕为“平天冠”。 周制，贵族子弟年满二十，于宗庙中举行加冠之礼，以表示成年，可以从政。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度的瓦解，选官制度的产生，冠礼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备典而已。秦汉之时，自皇帝至百官所服之帽，亦多谓之冠，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通天冠。《晋书·舆服志》云“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缺，乃直下，铁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汉承秦制，通天冠犹为皇帝之常服。 法冠。又名“柱后”，“高五寸，以为展筩，铁柱卷。”2法冠原为楚王冠。传说当时有一种叫“獬豸”的神兽，一只角，秉性耿直，能别曲直，见有人争斗，即用角戳无理的一方；听到谁说假话，则咋之。楚王猎获到这种神兽后，仿制为冠。秦灭楚，赐与御史服之，盖寓执法公正之意。汉则为侍御史、延尉之服。 武冠。武冠又名“武弁大冠”，原为“胡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时仿制，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王冠。秦灭赵，赐与近臣服之。汉时为诸武官之服。 刘氏冠。刘邦任泗上亭长时，做了一顶高七寸、宽三寸，竹皮为里，漆丝而成的帽子，时常服之。刘邦做皇帝后，命名为“刘氏冠”，规定公乘爵位以上者，方可服之。大约从刘邦死后，刘氏冠成为祭祀宗庙时戴的一种帽子，并更名为“长冠”。 樊哙冠。传说在“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樊哙闻之大惊，裂裳以裹楯，蒙在头上闯入军门。其后，仿造成一种冠，宽九寸，高七寸，前后各出四寸，制若冕，命名为“樊哙冠”，后为司马殿门卫士之服。 委貌冠。冠长七寸，高四寸，状若覆杯，前高而宽，后低而窄，皁绢为之。在辟雍行大射礼时，公卿、诸侯、大夫服之。 远游冠。其状若通天冠，有尺筩横于前，无山述。为诸王所服。 高山冠。又名“侧注”，形似通天冠，顶不斜却，直竖，无山述展筩。 为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 进贤冠。即古之缁布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有三梁《续汉书·舆服志》。 2《续汉书·舆服志》。 刘氏宗室、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多见此冠。 却敌冠。前高四寸，后高三寸，长四寸，制似进贤冠，为卫士之服。 建华冠。铁为卷柱，贯大铜珠九枚，下，上轮小。祀天地、五郊、明堂时，舞《育命舞》之乐人服之。 方山冠。状若进贤冠，以五彩绢为之，祠宗庙时，舞《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之乐人服之。 在先秦时，贵族服冠，庶人用巾。从秦开始，唯庶人服巾的传统礼制被打破。《续汉书·舆服志》云“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入西汉以后，自皇帝至庶人，皆可服巾。巾的用法是用一幅纱或绢包在头上，两端在脑后打成耳状结，文官长耳，武官短耳。不同身份的人和在不同的季节，巾的颜色有所变异。 上衣、下衣和鞋袜上衣，秦汉时名目繁多。大别之，有以下几种禅衣。禅衣是一种单层的长袍，源于先秦的深衣而与深衣又有所不同。抗日之快意恩仇小说5200 深衣由衣和裳缝合而成，肥大臃肿。禅衣上下相通，不别衣裳，较深衣轻便。秦、西汉之时，禅衣是一般地主和贵族的常服。据《汉书·江充传》载“初，充召见犬台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糓禅衣，曲裾后垂交输。”据《汉书·盖宽饶传》，至迟到宣帝时，司马等武官开始服用禅衣。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一件用素色纱做成的禅衣，衣长28厘米，袖长90厘米，重量只有49克。 襜褕。襜褕为禅衣之变种。禅衣曲裾，襜褕则是直裾，所谓“直裾谓之襜褕”。在汉代，襜褕为妇女常服，男子虽也有服用者，但较少。绿林军将士服襜褕，三辅旧官吏和士人讥笑他们“服妇人衣”2。 袍。袍源出于深衣。《释名·释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 袍，苞也，苞内衣也。”又说“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袍有里有面，也谓之“复袍”。有时还填以绵絮。故袍多为春秋服和冬服。 襦。襦是一种及于膝的短衣，有面有里，也谓之“复襦”，为御寒之衣。古诗《孤儿行》曰“冬无复襦，夏无单衣。” 汗衣。《释名·释衣服》曰“身受汗垢之衣也。”汗衣是一种内衣，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背心，而样式则近似于现代的马甲。 下衣曰“裳”，所谓上衣下裳。裳主要有以下几种袴。“袴，谓胫衣也。”似后世的套裤，穿于两腿，分挂于腰带上。显贵子弟以纨作袴，故称“纨袴子弟”。 裈。袴之有■者，谓之“裈”。 裙。裙也作“帬”，男女皆可服用，但以女子为多。 犊鼻裤。裤腿较短的裈，曰“犊鼻裤”，近似现代的裤衩。司马相如在许慎《说文解字》。 2《后汉书·光武帝纪》。 《急就篇》颜师古注。 成都当酒保时即曾穿过犊鼻裤。这是一种盛夏之服。 秦汉时的衣和裳皆用带子系扎。用带子系扎，需用带钩。考古发现的带钩，长者几近半，短者仅二至三厘米。就质料而言，多为金、玉、铜、铁，也有石、骨、木、陶等。带钩的用法大致有三一是将钩纽嵌入革带一端，钩弦向外，与腰腹弧度贴合，钩首钩在革带另一端的穿孔中。二是将两个或更多相同规格的带钩并联起来使用。三是带钩并不直接钩在革带上，而是在革带的一端先置一环，钩首挂在环上。 鞋，有单底、复底之分。单底的鞋称履2。履有三种一种是用皮革制成，也曰“鞜”。其深而大者，谓之“裒”；薄革的小履，谓之“鞮”；以柔皮制作、头尖者，谓之“靸”。一种用丝制成，曰“绵履”，云梦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说“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绵履。”一种是用麻制成，也叫“不借”，所谓“不借者，小履也。以麻为之，其贱易得，人各自有，不须假借，因为名也。”3也有以草为之者。 复底的鞋，曰“舃”、“屐”。舃，乃履下有木底者，木底与履底大小相同，实心。屐则以木为之，或以帛为面，有的以漆画之，下有两木齿。《续汉书·五行志》“延熹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初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作丝。” 据《搜神记》载，男鞋方头，女鞋圆头。但男女往往通用。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的贵妇人的鞋和出土的四双青丝鞋来看，女鞋的前头有两个昂起的小尖角。 袜，以布帛作成，也有以皮革制作者。袜一般高尺余，上端有两带，以缚系于足胫。 秦汉时有进门脱鞋的习惯。在屋中，多穿袜行于席上，不仅平时燕居如此，上殿朝会亦然。着鞋上殿，以为殊荣，汉时唯萧何、梁冀、曹操等膺此殊礼。 南方湿热，一般平民多赤足。如东汉时桂阳郡一带，民多“无履，足多剖裂”。谢罪时也要赤足，谓之“徒跣”。 服色的等级性在先秦时期，衣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一个重要标志，“非其人不得服其服”2。否则，就是僭礼。至于秦汉，一方面，有些旧的等级有了变化，加以往唯庶人才服的巾，到秦汉之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3。另一方面，新的等级开始建立。秦汉时区分衣之尊卑的标志主要有三一是服色。秦人尚黑。汉初尚赤。汉武帝时正服色，色尚黄。东汉则尚赤。此外，青紫也是贵族的服色，平民不准服用，到西汉后期，才放宽了限制。一是质料。如秦简《法律答问》有一般人不得穿“绵履”之条文。汉初，刘邦曾规定商人不2《急就篇》颜师古注。 3《急就篇》颜师古注。 《东观汉记》。 2《续汉书·舆服志》。 3《续汉书·舆服志》。 《汉书·夏侯胜传》颜师古注“青紫，卿大夫之服也。” 得衣丝，以卑贱之。一是形制。一般说来，长而肥者为贵，短而瘦者为贱。主食中华民族素以擅长种植五谷而著称于世。以五谷为主。辅之以鱼肉、蔬菜的饮食习惯，由来已久。随着秦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生活也有所改善。 秦汉人一日两餐或三餐，主食是五谷2。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各地区的食粮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南方以水稻为主；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麦为主，其次是粟、黍、菽；关中地区以黍、粟为主，后来，麦子渐增，而食用大麻，则为天下之冠。粮食加工工具也有了改进，桓谭说“庖牺之制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又复设机关，用驴、驘、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3汉献帝时，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以安民4。粮食加工工具的革新，有助于人们主食水平的提高。 主食的制作方法和品种很多，大别之，有饼、饭、粥三种。 饼的制作方法有三一是蒸。颜师古注《急就篇》说“溲面而蒸熟之，则为饼。”这是一种用水掺和面，不经发酵，捏成饼状，放入釜甑中蒸熟而成的饼。二是烤。至迟到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一种“胡饼”，汉灵帝及王公大巨等皆喜食之。胡饼是一种撒有胡麻的烤饼。三是煮。《四民月令》说“距立秋，无食煮饼。” 饭，即用麦、粟、黍、稻等制作的干饭，亦称“糒”或“糗”，多为一般平民之食；贵族官吏食之者，则被目为俭约，如“公孙弘为丞相，食脱粟之饭”。有的在饭中加入干果等以调味，如有加枣而称之为“枣糒”者。粥，是在麦、粟、黍、稻、菽等食粮中掺水煮成，有把麦等磨碎做粥的，也有不磨碎做粥的。 由于畜牧业的发展，肉食品较前有所增多。 肉食、禽、鱼及蔬菜、瓜果家养畜类有马、牛、羊、猪、狗等。马、牛多用于生产、运输和战争，一般很少食用，多食用羊、猪、狗等。野生的鹿、豲（獾）、黄鼠鼬（黄鼠狼）、兔、鼠等也是人们猎食的对象。人们不仅吃畜类的肢体，也嗜食其“杂碎”。在河西发现的一支汉简上记载着头六十，肝五十，肺六十，蹄二十，舌二十，胃一百，心三十，肠四十，等等。对畜类的大、小与肥、瘦，也很有讲究，一般以小、瘦者为佳。 家养的禽类有鸡、鸭、鹅等。禽蛋也是人们喜爱的食品，汉墓中曾发现带有“卵笥”标牌的竹笥和变质的禽蛋。据说曹操善射，他在南皮（今河北省南皮）一天射杀了六十三只野鸡，可见当时的野生禽很多，其中主要有雉、2关于五谷，有不同的说法，或曰黍、稷、麦、菽、稻；或曰粟、稷、麻、菽、麦。3《新语·离事》。 4《三国志·魏志·张既传》。 《汉书·公孙弘传》。 雁、鹄、鹤、鸠、鸽、麻雀、鹌鹑、鹧鸪等，这些都是人们猎食的对象。秦汉时期已开始较大规模地利用陂塘养鱼。如汉安（今四川省内江市西），“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樊宏，“池鱼牧畜，有求必给”2。陂塘养鱼也常见于汉画像石、画像砖。人工养鱼的产量很高，多者一年可达千石，与一个千户侯的收入相当。人们还捕捉江海湖泊中的鱼、鳖、螺、蚌、蛤等，方法有网捞、毒杀、线钓等。 上古物质生活简陋，蔬菜种类较少，很多植物被当作菜吃。至秦汉时，情况有了改善。这时的蔬菜主要有五种葵、藿、薤、葱、韭，此即所谓的“五菜”。葵在植物分类上称冬葵，汉时葵有“百菜之首”之称。藿是大豆的嫩叶。此外，还有藕、笋，芥、芹、芋、菘（白菜）、萝卜、葫芦、菠菜、蔓菁等。还有从西域传入的胡葱、胡蒜等。内地的蒜叫小蒜，产量较低，胡蒜即今天食用的大蒜。据说，当时一个人要有“一百本■、五十本葱、一畦韭”3才能满足需要。在皇家的太官园内，蔬菜四季常绿。冬菜的种植方法犹如今天的温室栽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4。 人们解剖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具女尸，在她的食道、肠胃里发现了一百多粒甜瓜籽。甜瓜是秦汉众多瓜果中的一种，此外还有西瓜、梨、桔、桃、李、杏、柚、柿、杨梅、香橙、荔枝、龙眼、板栗、橄榄、核桃等。张骞通西域，又传入了葡萄、石榴、胡桃、胡瓜等。有的瓜果成片种植，并形成了一些特产区，如真定的梨，安邑的枣，燕秦的栗等。 烹饪技术的提高与灶及炊具、餐具的改进对于饮食，时人是很讲究的，烹饪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张衡说南阳的菜肴有“百种千名”，枚乘说吴楚的食馔为“天下之至美”2。烹饪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羹，即作肉汤；灸，是把肉用签子串起来放在火上烤；濯，是把食物放在热油中炸；脍，是把生肉切细生吃；脯，是做肉干；腊，是把肉烤熟再晒干；炮，是将带毛的禽兽包以泥巴放到火中烧烤；菹，是腌制瓜菜；，是做鱼酱。此外，还有类同于现代的蒸、煎、熬、煮等方法。 烹饪技术的提高与灶、炊具的改进是分不开的。从出土的陶灶模型和画像砖、画像石上的灶画像来看，灶面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船形等几种形状，灶门有方形、长方形和券形等形式，灶面上一般有一个大火眼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火眼，火眼上放置釜、甑等炊具。《汉书·霍光传》有个“曲突徙薪”的故事。“曲突”，就是在灶上装有弯曲的烟囱，这种灶不仅安全，且通风助燃，火苗旺，温度高。当作锅用的釜、甑向着轻薄小巧方面发展。据说，汉献帝建安年间，出现了一种复层的“诸葛行锅”，熟饭很快；还有一种一釜多味，号称“五味齐芳”的“五熟釜”。厨刀、勺、通火钩等炊具也已具备。 《华阳国志·蜀志》。 2《后汉书·樊宏传》。 3《汉书·循吏·龚遂传》。 4《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南都赋》。 2《七发》。 餐具有盛饭的碗，取羹的勺，盛菜的盘，盛酒的耳杯，夹菜的箸。箸有象耳箸、竹箸、木箸和铁箸。当时仍有用手抓饭菜的习惯。 第二节住和行宫殿、楼房和城堡秦汉建筑有新的发展。宫殿建筑代表了当时建筑的最高水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令人把六国宫殿的图样摹绘下来，在咸阳照样兴建。他还嫌六国宫殿狭小，又在上林苑兴建规模宏大的朝宫，它的前殿即历史上有名的阿房宫。据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有秦一代，关中宫殿计有三百，关外四百余。秦亡汉兴，刘邦把秦代的长乐宫加以修缮，住在这里。又在秦章台宫的旧址上修建未央宫，作朝会施政之所，后来的皇帝也住宿在这里。汉武帝时又兴建了明光宫、桂宫和北宫，作为后妃等人的住所。汉都长安，内外宫室一百四十五所，而其壮丽程度，无逊于秦。如未央宫，用名叫木兰的香木作栋，有花纹的杏木作梁，华椽头上用玉璧装饰，柱础以玉石为之，金饰窗，玉饰门。二千余年后，在汉宫遗址上发现的铜器，涂金镂银，工巧绝伦；出土的砖瓦，古朴厚重，坚实耐用。 刘秀做皇帝后，都洛阳，修建了南宫和北宫等宫殿。北宫中的德阳殿是最重要的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殿前的朱雀阙高耸入云，据说从四十多里以外即可望见。 最能代表官吏、富商居住条件的是楼房和城堡。楼房的大量出现，是在东汉。古诗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甘肃武威和江苏句容出土的陶楼模型，有五层的。楼房的各层之间有楼梯相联。在扬州邗江汉墓出土的楼房模型中，有一整木刳成的楼梯，共十五档，旁有扶手。勾阑也已具备，望柱多加装饰。 作为主体建筑的楼房往往与附属建筑构成城堡，也有以平房组成的城堡。在成都杨子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一座城堡式建筑，由周垣围成的庭院分两大部分。右部是两进的居住正院，内进上方是四开三间的正堂。左部前端是个跨院，有厨房、水井和晒衣架，后端建有一座望楼，还有一个粮仓。 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住宅显示出地区特色。华北地区，冬寒多风，住宅建筑封闭紧锢。江南一带，炎热多雨，住宅敞开外露，多外廊，深出檐，窗口开孔较大，有可以支撑、摘下的“支摘窗”，还有“干阑”式建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居民以板为室屋。日南郡的住宅，开门朝北，即所谓“北向户”；而漠北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则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 室内用具秦汉时期，自帝王至平民，坐卧起居皆用席。席一般是用蒲草或蔺草编成，也有以竹为之者。马王堆汉墓出土莞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2.9米另一件长2.22米米。席边皆用黄绢包缝，边宽0.20米左右。 坐席之礼，有一定的规定。一般是多人同坐一席，唯尊者有专席。如《后汉书·张禹传》载“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中，乃诏禹与三公绝席。”在坐次上，坐北面南最尊，这是帝王之礼，一般人则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为北向，而西向最卑。坐席的姿势，如同今日之双膝跪地。若伸腿向前，谓之“箕踞”，是为傲慢无礼。 睡眠一般用床。床多木制，较矮。战国时的大床，多绕以栏干。而秦汉时的床，一般无栏干。**铺席。床除了用于睡眠外，也可当坐具。 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了“胡床”。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坐具，类似于现今的“马扎”。 官宦之家，也有坐榻的。榻是一种较床轻便的坐具。在河北望都汉墓中的壁画上，一主簿和一记吏各坐一榻，榻呈方形，铺有座垫。也有两人同坐一榻者。坐榻姿势同坐席，也是跪坐。 几案的使用很普遍。其用途有二，一是用来放置碗、盘等，近似于现今的饭桌。一是供书写用，类似今天的书桌。有木案、石案等，以木案为多，形状多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圆形的。几案腿短，适应于秦汉人跪坐的姿势。用来照明的是灯烛。烛的使用较早，灯的使用大约始自战国。秦汉时的灯形式众多，制作精巧。现今可知的灯具有象形的人俑灯、羊尊灯、牛灯、朱雀灯、凤鸟灯、雁足灯、花树连枝灯等。还有仿器皿的豆形灯、槃灯、卮灯、三足炉灯、奁形灯、耳杯灯等。其质料有铜、铁、陶等几种。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其造型是宫女跽坐持灯，生动逼真。灯盘有双重直壁，插置两片弧形屏板为灯罩，灯盘可以转动，屏板可以开合，灯光照度与射光方向，均可调节。侧举的右臂和下垂作灯盖的右袖，既增加了美感，又可使灯盘内空气流通，导烟助燃。灯的各部分都可拆卸，便于清除烟垢。 香炉也是家庭常备之物，有陶制的，也有铜制的。据《西京杂记》载，有一个叫丁缓的人，制作了一具卧褥香炉，“为机环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他还制作了一具九层博山炉，镂以奇禽怪兽。后者在汉墓中时有发现，是汉代香炉的代表作。 空中还备有唾壶，以盛痰污，有玉制、铜制和陶制等种类。朝廷多将其作为赐物，颁赐群臣。 装置物品的有簏、箧、笥等，都是竹制的箱子。 车马和船秦汉交通，陆行有车马，水航则舟船。 皇帝的坐乘叫“安车”，立乘叫“立车”。安车、立车十分坚固，都是重辋、复毂、两辖；又极其华丽，较（车箱）上有交错的金龙，衡（车辕头上的横木）上立着金鸟，轼（车前扶手的木栏）上画着伏虎；车上坚着高九仞、垂十二旒、画有日月升龙的大旗，驾六马，体现了皇帝的尊严。举行籍田仪式时，皇帝乘耕车，出征则乘戎车，而校猎则乘猎车。 妇女乘坐的车叫“軿车”。“軿，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太皇太后、皇太后乘坐的軿车屏之以紫罽，左右騑，驾三马。长公主的軿车屏之以赤軿，贵人、公主、王妃则乘油画軿车，皆只有右騑”。 皇太子、皇子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虎，轼上画鹿，青色盖，旗垂九旒，画降龙，左右騑，驾三马。公侯也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鹿，轼上画熊，黑丝盖，黑轓，右騑。中二千石至六百石皆乘黑丝盖车，区别是中二《释名·释车》。 千石、二千石朱两轮，千石、六百石朱左轮。三百石乘黑布车，二百石以下乘白布车。而三老、商人等则多乘小型、轻便、快速的轺车。“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承秦末战乱之后，经济残破，“将相或乘牛车”2。汉武帝实行削弱王国的政策，有的诸侯王穷困潦倒而乘牛车。然自此以后，牛车渐被重视，到东汉后期，从天子到士大夫都常乘牛车。此外，还有载尸柩的辒辌车，载衣物的辎车，载竹木的栈车，囚罪犯的槛车，服任时坐的柏（大）车，等等。 秦汉时的畜力车与现今的畜力车不同之处是车前是轼，人从后面上车；车轮木制；车箱较小，一般只能乘坐一至三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独轮车，汉代叫“鹿车”。鹿车类似于现今的手推车，方便轻巧，大路、小道都能通行，可运物，也可载人。 马也是重要的陆路交通工具。驿传多用马，宾客相过也往往乘马。如汉武帝即位之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3造船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造船地点遍及全国。在广州曾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造船工场遗址，木船及木船模型、陶船模型屡有出土。船体具备了桨、橹、帆、舵及锚等设备。汉代的战船——楼船是很有名的，以“楼船”命名的水军，是汉代的重要兵种之一。商船大者在五丈以上，漕运粮食入关的船队，在万艘以上。 战国时发明的指南针，在秦汉时尚未用于航海，舟师主要靠观察日月星辰的方位、现象来测定航向和气候的变化。《汉书·艺文志》记有六种航海天文书，早已失传。 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受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仍较多地使用独木舟。 《晋书，舆服志》。 2《史记·平准书》。 3《史记·平准书》。 第三节嫁娶和丧葬嫁娶春秋战国时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婚礼发生了变革。无媒而嫁、同姓而婚、同姓联姻，卜之不吉而犹通婚等违背传统婚礼的行为，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不乏其例。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统治者重整了婚礼。 周礼，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娶妻；女子十五而笄，笄而许嫁。秦人不以年龄而是以身高作为成丁与否的标准，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合今.50米）、女子身高六尺二寸（合今.40米），即为成丁，始可嫁娶。汉承秦末战乱之后，人口锐减，“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为增加人口，汉惠帝六年（公元前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2惠帝此诏，法定了年十五为女子的最高婚年。至于最低年限，则无条文规定。据《汉书·外戚传》载，上官安之女立为昭帝皇后时，“年甫六岁”。至于男子婚年，则无条文规定，有年十九而娶者，也有年八岁而娶者。总的看来，惠帝以后男女婚年普遍过小，因而带来了某些弊端。宣帝朝的博士谏大夫王吉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秦汉时期，婚姻的决定权依旧操持在父母手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自由结合违背了卓王孙的意志，遭到极大的阻挠。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先由父母包办婚姻，后又被焦母拆散，两人被逼死。若父母的意见有分歧，则服从父意。如吕公欲嫁女吕雉与刘邦，吕雉母不同意，吕公斥之曰“此非儿女子所知！”2最后按照吕公的意见把女儿嫁给了刘邦。若父已谢世，长兄便代行父权。刘兰芝被婆母赶回后，其兄要她改嫁县令之子，刘兰芝表示她的婚事要“适兄意”，不能“自任专”3。这是子从父、妇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婚姻上的反映。 在择偶标准上，汉人认为有五种女子不可娶“丧妇之长女不娶，为其不受命也；世有恶疾不娶，弃于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于人也；乱家女不娶，类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废人伦也。”4汉时谓此为“五禁”。除了“世有恶疾”一条外，其余四条都属于封建伦理道德。 在先秦之时，名位不同，婚姻礼仪亦异数。遭秦焚书后，先秦婚礼文献只有《仪礼·士昏礼》残存下来。吕后时，将《士昏礼》稍加变通，用之于皇帝。故在汉代，自皇帝至庶人的婚礼，皆由《士昏礼》变通而成。 按《士昏礼》，媒人受男方父母之托，到女方家中求婚，谓之“纳采”。秦汉时，为皇帝纳采者，有宗正、少府、尚书令等人。官僚或遣吏为子纳采，或躬自为之。在周代，宾主相见要执一定的礼物，叫作“贽”，实际上是“身《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2《汉书·惠帝纪》。 《汉书·王吉传》。 2《史记·高祖本纪》。 3《孔雀东南飞》。 4《后汉书·应奉传》注引《韩诗外传》。 份证”，用来识别贵贱。据《士昏礼》，士用雁。在秦汉，纳采无论尊卑，一律用雁。这时的雁已非身份地位之标志，其含义是顺乎阴阳，因为雁为候鸟，叶落南翔，冰泮北徂。此外还有璧、羊、酒等三十余种礼物，各有名堂，大意都是象征婚姻和谐美满。行纳采礼者，多是皇室和讲究礼仪的官宦之家，一般人户求婚大都比较简单，无繁文缛节。 按《士昏礼》，纳采之后，便问女之姓名生辰，谓之“问名”。男方占卜联姻是否吉利，叫“纳吉”。秦汉时期二礼犹存，然备典而已。 占亲之后，行纳聘之礼，因定婚约，古谓之“纳征”，秦汉称“聘礼”。汉高后制，聘皇后黄金二万斤。在汉初，这相当于两千个中等人户的资产。嗣后诸帝皆以为故事，唯王莽娶史氏，增聘金为三万斤。聘金之外，又有奴婢、车马、布帛等若干。如王莽除给史氏三万斤黄金作聘金外，“车马、奴婢、杂帛、珍宝以巨万计”。官吏之家的聘礼也很丰厚，若以二、三万钱为之者，便被视乃为俭陋。贫无聘礼者，则假贷以聘。有的人家为骗取聘金，至“一女许数家”2。女方要为女儿置办嫁妆，也很丰厚，富者有奴婢、金钱等，贫者也有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之属。秦汉最重聘礼，婚姻具有明显的买卖性。官府屡下禁令，皆无成效；士大夫们也多加讥斥，然则沿而不改，以致造成“贫人不及，故不举子”的惨景。 下聘礼后，选定吉日迎娶新娘，谓之“请期”。如平帝纳王莽女，“待吉日月”2。新郎亲往迎娶，谓之“亲迎”。秦汉皇帝不亲迎，遣大臣代迎。王莽纳史氏，曾亲迎至未央殿前殿两阶间。一般人均需亲迎。迎皇后用乘舆法驾，登车称警跸。王莽之制，自四辅至郎官，亲迎立轺并马。东汉之时，“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3水乡则有以船亲迎者。 女将行，家长致戒。如张负嫁孙女与陈平，临行，戒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4既行，家人送之。 迎至后，行同牢礼，饮合卺酒，及妇见公婆等礼。据《戊辰杂抄》载，李夫人初至，武帝迎入帐坐，饮合卺酒，令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接之，云得果多得子多。此即后世“撒帐”之礼的渊源。 婚日，亲朋故友，上司下属，皆往贺，夫家具酒肉以飨之。婚宴上，宾客开杯畅饮，歌舞以乐，言行无忌，后世“闹房”之俗，汉时已有之，甚至闹出人命。如杜士娶妻，婚宴上，其友张妙恶作剧，“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士遂至死”5。灵帝时，更有于婚宴上作傀儡戏，唱挽歌者。当时部分士大夫曾指斥此违礼败俗。仲长统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泆于广庭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汙风诡俗，生**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汉书·王莽传》。 2《潜夫论·断讼》。 《汉书·王吉传》。 2《汉书·外戚传》。 3《潜夫论·浮侈》。 4《汉书·陈平传》。 5《意林》引《风俗通义》。 《群书治要》引《昌言》。 婚后三月，新婚夫妇拜见祖庙，婚礼告终。 关于离婚，汉代的基本原则是“七弃、三不去”。所谓“七弃”是“不顺父母；无子；**；妒；有恶疾；多言；窃盗。”“不顺父母者，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后也”；“**，为其乱族也”；“有恶疾，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2。若妻子犯有七条中的任何一条，便可与其离婚。但在具备以下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则不应离婚，这三条是“有所取而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而后富贵不去”3。此即所谓的“三不去”。 关于离婚手续，秦律规定，离婚必须报告官府并登记；否则，夫、妻各罚二甲。汉代离婚手续，是因秦制还是有所变更，于史无征。 丧葬对皇帝来说，在他即位后不久便开始操办丧葬了，这就是作“寿陵”或曰“初陵”。寿陵始见于战国。秦王政初即位，即在骊山营建规模庞大的寿陵。“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4有的皇帝即位数年以后方作陵。到皇帝驾崩之时，他的陵墓也基本上作好了。 人初死，沐浴饭含。饭含之物以玉石珠贝最为常见。裹尸的衣衾，有金镂玉衣、银镂玉衣、铜镂玉衣三种。建国后在考古发掘中不断有这类葬衣出土。据《续汉书·礼仪志》载，皇帝用金镂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镂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镂玉衣。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如西汉时诸侯王可用金镂玉衣；东汉时的诸侯王也有用铜镂玉衣者。其他人等，则用布帛之类裹尸，也有而葬者。 宣布死讯，谓之发丧。闻丧讯后，亲属无论是家居者，抑或外出者，均要赴丧；其不能亲赴者，则寄物以吊。丧家具酒肉以飨吊唁者，并娱之以音乐。对于王侯公卿，皇帝或遣使持节吊祭，或亲临其丧；对某些重臣谢世，天子往往罢朝三日，以示哀悼。 天子之丧，乃国之大事，发民男女哭临殿中。文帝临死遗诏“无发民哭临宫殿中”；“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其后诸帝，遵以为故事。文帝又令临丧的王侯百官等，“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2参加会丧的人员，有一定的限制。如安帝崩后，废太子刘保（即顺帝）“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3。 《礼制·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由于预作寿陵，秦汉诸帝停尸的时间大为缩短。如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故后人有“以日易月”之说。 送葬时，帝王用辒辌车，具黄屋左纛，大驾卤薄，礼仪甚重，丧车所过，街路有祭。重臣之丧，国家或遣羽林孤儿挽送，或派军士列阵以送。东汉时，2《大戴礼记·本命》。 3《大戴礼记·本命》。 4《晋书·索靖传》。 《汉书·文帝纪》。 2《汉书·文帝纪》。 3《后汉书·顺帝纪》。 常有皇帝或帝、后共同为重臣送葬之举。 棺椁之制，因等级而异。皇帝用的棺椁是“黄肠题凑”。所谓黄肠题凑共包括黄肠题凑、枞木外藏椁、楩房和梓宫四部分。这是一套甚有讲究的葬具。西汉时，皇帝、皇后和同制京师的诸侯国王、王后，皆可用这套葬具，某些重臣如霍光，也曾受此殊礼。东汉时，有的诸侯王犹可用黄肠题凑，但不能用梓宫，改用樟棺。秦汉时新兴的墓葬形式，有砖室墓、石室墓，即用砖、石或砖、石混合砌成地下墓室，墓室里面安置棺槨。在室壁、门楣上，往往刻上画像，内容丰富，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故这两种墓葬又被称为“画像砖墓”、“画像石墓”。到东汉时，这两种墓葬形式达到极盛。在随葬品上，秦汉时的礼器和仿礼器逐渐减少，反映现实生活的模型明器逐渐兴盛，从杯、盘、勺、案等生活用具，到仓、井、灶、楼房、猪圈、鸡鸭舍等建筑；从水田、池塘，到鸡、鸭、猪、狗等禽兽，无不具备，简直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现实世界。 帝王陵墓埋葬更为丰富。如秦始皇骊山墓，“宫室百官奇器珍怪徏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2在陵墓东面，埋藏着阵容整齐、兵强马壮的兵马俑。两汉诸帝随葬物品虽比秦始皇有所减损，但也十分可观。武帝茂陵随葬物品多至“百九十物”3。晋建兴年间（公元33—3年），有人盗掘了霸陵和杜陵，得珍宝极多，以致当时的晋愍帝都大为惊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秦汉帝陵封土，皆如山似陵。秦始皇骊山现残存的封土堆高7米，底面周长485x55米。昔日的骊山，比现今还要高大，还种植着草木。西汉诸陵封土面积，一般方20（汉）步，高2（汉）丈。东汉帝陵封土，一般方300（汉）步，高度不等，有高5（汉）丈者，也有高4.（汉）丈者。 在文帝以前，行服盖如先秦。文帝遗诏短丧，规定下棺后服大红（“红”同“功”）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合计三十六日。此后遂成定例。如翟方进为丞相，后母死，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2。王莽时，复行三年丧服之制。东汉建立后，刘秀废告宁之典。安帝时，邓太后临朝，诏长吏不亲行服者不得选举。邓太后死，安帝又改制，仍不听行服。桓帝时又令刺史二千石行服，未几又断之。实际上，无论官府准与不准，从西汉到东汉，都有很多服丧三年者。东汉时，有的人为博取乡曲之誉，进入仕途，竟行服多达二十余年。 《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2《史记·秦始皇本纪》。 3《汉书·贡禹传》。 《晋书·索靖传》。 2《汉书·翟方进传》。 1 图版目次一、莫高窟259窟佛北魏敦煌二、莫高窟248窟菩萨北魏敦煌三、莫高窟432窟菩萨北魏敦煌四、洛神赋图卷（部分）晋顾恺之故宫博物院藏宋摹本五、梁武帝修陵石刻天禄南朝丹阳六、墓砖画狩猎耕作魏晋嘉峪失七、《荐季直表》魏钟繇唐摹本传刻八、《丧乱帖》晋王羲之日本藏唐摹本九、《兰亭序》晋王羲之故宫博物院藏唐摹本十、墓砖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南壁）南朝南京西善桥十一、墓砖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北壁） 十二、梁南康简王萧绩墓石刻全景南朝句容十三、云岗石窟20窟主佛及东立佛北魏大同十四、云岗石窟窟后室东壁北魏大同十五、云岗石窟3窟南壁门拱上部七立佛北魏大同十六、龙门石窟中洞北壁全景北魏洛阳十七、麦积山石窟千佛廊北魏天水图版共十七幅。图版十三至十七，是关于石窟艺术的，分别选自《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图版一至三，选自《敦煌彩绘》，均系文物出版社出版。图版四至十二，选题较宽，涉及书法、绘画、雕刻等方百。图版七，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图版八、图版九，选自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通史》。图版五、图版六，选自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相片。图版四，选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1。图版十至十二，选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南朝艺术》。题记本卷和下卷（第六卷）都是论述中国中古时代发展时期历史的。这是一个全国性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在这时期的前期，民族重新组合现象在展开。这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这时期的后期，民族重新组合的现象逐渐告一阶段。这是在隋唐时期。三国而晋南北朝时期给一些人的印象，好像只是一团混乱，其实这段历史也自有它的行程可以稽考的。大致说来，这个时期相当于公元9年至589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三国的鼎立。第二，西晋短暂的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第三，南北朝的对峙。第四，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从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上看，这个时期历史形成的脉络还是相当清楚的。本卷的综述对这种情况有更具体的论述。这种划分是从历史发展的全局上看，而不是简单的作为割据的历史来处理的。 本卷的撰写者整整有42位，其中有何兹金同志，是本卷主编，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一、二、三、四、五章和第六章的一至五节。兹全，9年生于山东菏泽，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读史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 周一良同志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一章和第三章。他93年生于安徽东至，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94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哈佛大学日文教员、燕京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988年离休。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礼记》，并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吴于廑同志共同主编《世界通史》等。 黄展岳同志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陈连庆同志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六章第六节和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他93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后转攻中国史。先后任长春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秦汉魏晋南北朝姓氏研究》、《西域南海古地志辑佚》、《岭南大地志辑佚》、《诸家异物志辑佚》。所写论文已收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年去世。 黎虎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一节，他于93年生于广东兴农。 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留系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发表有《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三国时期的自耕农经济》、《论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早田作物的南移》、《魏晋南北朝时期主粮作物品种的增加》、《六朝时期江沔地区的屯田和农业》、《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等论文多篇。 范楚玉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二至第六节。 华觉明、周卫荣、杨文衡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至第八节和第十节。杨文衡同志并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二十六章。 张清健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九节。 凌光、朱大为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十一节。 祝总斌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三章。他930年生于江苏苏州，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万绳楠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他现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郑佩欣同志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五章，传记部分的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他933年生于河南省温县。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著有《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并发表有关魏晋南北朝史论多篇。 胡守为、叶妙娜同志合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胡守为同志并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八章第三节。他929年生于广东东芜。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副校长。主要论文有《汉魏的浮华士风》、《黄巾起义口号试释》、《大般涅经在河西的传释》、《山越与宗部》、《张昭与孙吴的立国方针》、《暨艳案试释》、《陈寅恪的史学成就与治学方法》。 陈玉屏同志为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七章。 陈琳国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三节、第十章第一节、第十六章第二节、第十七章第四节，与周兆望同志合写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他943年生于福建龙海。990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发表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和《庶族、素族和寒门》、《论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等论文。 曹文柱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十六章第三节，第十七章第一节，第十九章第一节，第二十章第一节、第二节。他于945年生于北京，9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著有《略论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治乱嬗替》、《胡汉分治》等。 张文强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二节和第十章第三节。 余桂元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章。 杨光辉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六章第一节，第十八章第二节。他9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985年、988年先后获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学位。989年至99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科部主任、副编审，主要论著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封爵制度》、《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等。 郭豫衡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一节。 韩国磐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他99年生于江苏海安。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福建省历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隋唐五代史纲》、《魏晋南北朝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北朝经济试探》、《南朝经济试探》、《南北朝经济史略》、《隋朝史略》等，并发表论文多篇。 于天池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三节，第二十章第四节。他945年生于山东烟台。97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9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988年至990年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金日成综合大学任专家，讲授汉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他编印了馆藏多种书刊，发表了研究蒲松龄的论文多篇。 周兆望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八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三节、第十七章第三节、与陈琳国同志合写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他944年生于湖南。9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现为江西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薛军力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九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 郭良玉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三节。她95年生于山东巨野，曾任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学校教师，北京三十九中语文教员。974年退休。著有《唐太宗演义》、《朱元璋外传》、《唐明皇》、《女皇武则天》等历史小说。 曾敬民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第一节。 李经纬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第二节、第二十八章。 何绍庚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二十三章，并负责第二十三至二十八章的统稿工作。 施光明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七章第二节、第十九章第二节。 夏露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一节、第十九章第三节。她还在综述部分协助何兹全同志写了几节初稿。 邓奕琦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三节。 瞿林东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章第三节、第二十一章第二节。他937年生于安徽肥东。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97年获硕士学位。曾任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政史系讲师、副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导论》（合作）。 郭朋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第一节。他920年生于河南唐县，现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已经离休）。先后出版了《隋唐佛教》、《汉魏而晋南北朝佛教》等九部书，在同时期内，还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佛教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 季羡林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他9年生于山东省请平县。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9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9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984年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译著甚富，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季羡林选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大唐西域记校注》、《论印度》、《沙恭达罗》、《罗摩衍那》（—7）等。 杜升云同志、刘金沂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四章。 林文照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 汪子春同志为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七章。 刘雪英同志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 以上共4人，把我算在里边就是42人。这里有少数人没有介绍他们的学历、经历和著作。这是因为他们在本书第三卷、第四卷的题记中介绍过了。有的是国为编者手下材料残缺，以后有条件的还可以把欠缺的地方增补起来。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是很复杂的历史，写成一部史书很不容易。现在依靠各位同志的努力，毕竟还是把这部历史写出来了。在我们的书稿中，有好多佳作，如周一良同志的文献资料，黄展岳同志的考古资料，祝总斌同志写的门阀制度，郭预衡同志写的曹植，何绍庚同志写的祖冲之，曾敬民同志和何绍庚同志合写的葛洪，郭朋同志写的道安，季羡林同志写的法显，科技史小组的同志们合写的科技各章，都是可以提出来说一说的。 书稿中也有明显的欠缺，这主要是，各篇数字之间的不平衡，文字表述有时浮词过多，把史书写成论文，这些都是史学界长时间形成的，必须不断加以克服，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克服得了的。 王仲荦同志是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著名的专家。我曾邀请他参加本卷的编撰工作。他说，因为他已经写出了《魏晋南北朝史》一书，就不再参加我们的这项工作了，但答应本卷可以采用他这部著作的材料和论点。本卷确实利用了他的一些成果，有的注明了，有的也没有注明。我谨在这里表示对这位史学家的感调和怀念。 本卷传记部分在编辑上的工作是相当重的，黎虎同志为此费了很多的力气。科技小组的同志们对于所承担的任务都是完成得那么认真、及时，这都是我们深为感谢的。本卷科技方面拟目原有化学一项，因其内容几乎完全与葛洪、陶弘景相同，在本卷订稿时，也就删去了。 缪钺同志和周一良同志为本卷扉页题署书名，在此深致谢意。 白寿彝987年5月30日于北京友谊医院初稿994年2月日修改 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第一节正史《三国志》《三国志》陈寿（233—297）撰。有魏志（志一作书，下同）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陈寿字承柞，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蜀汉时任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任治书侍御史。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陈寿撰《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但他的思想感情，仍倾向于蜀汉。关于《三国志》的宗旨、体例和后人对它评论的当否，可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 陈寿的时代距三国不远，不少事是他所闻甚至及见的。魏、吴两国都有官修史书，成为陈寿撰述的依据。蜀汉末立史官，但陈寿心怀故国，尽力搜求能得到的材料，如《诸葛亮传》中收录了诸葛氏集目录和传主自己编集的上表；《杨戏传》中收录了杨戏的《季汉辅臣赞》，都是《史记》《汉书》所未有的变例。《三国志》中包括董卓、袁绍等人的传，可与范晔《后汉书》比较对照研究。所撰日本古代史重要资料的《倭人传》，迄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陈寿书取材颇广，但漏略也不少，如名医张仲景、发明家马钧都未立传。少数民族只收录了东北方面，而蜀汉的南中诸族和孙吴的山越都付缺如。《三国志》以简练见长，而“裁制有余，文采不足”（清李慈铭语），是其缺点。 弥补《三国志》这一缺陷的，是宋裴松之（372—45）的《三国志注》。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先世东晋时渡江。松之官至国子博士太中大夫。他奉朱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元嘉六年（429）奏上。裴松之的宗旨是补缺略，备异闻，纠正错误，评论得失。他广搜博采，注中引书一百五十余种，绝大多数今已亡佚，如陈寿只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各用了十三字和四十一字叙述曹魏重要措施屯田，裴松之在《武帝纪》注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在《任峻传》注中，引用《魏武故事》所载曹操令以补充枣抵事迹，关于屯田有一百八十二字。裴注中保存的史料，质和量都不在原书之下，同为今天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依据。裴注的字数约为本书的三倍，但亦有六十一篇传（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传）没有注。关于裴注的评价，参看杨翼骧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一文，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一。 长期以来，《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受到重视。清代学者赵一清、钱大昭、潘眉、粱章矩、钱仪吉等，都曾为《三国志》作注。民国时，杨守敬的弟子沔阳卢弼（字慎之87—97）汇集各家之注，并附自己的校勘与见解，编成《三国志集解》，书前有93年自序。卢氏创获无多，但鸠集旧注颇完备，地理方面尤详，是目前最方便的本子。《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的补表补志于下万斯同（38—702）《三国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国纪年表》。 谢钟英《三国大事表》。 张守常《三国大事表补正》。 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 万斯同《三国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 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吴将柏大臣年表》。 黄大华《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 周明泰《三国志世系表》。据南宋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补录不见于陈寿书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 洪饴孙（773—8）《三国职官表》。曹魏官制大异于汉，而两晋南北朝的职官多渊源于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下列前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 吴增仅、杨守敬（839—95）《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氏订正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三国分列，按诸帝次序，依州郡县列为表。杨氏补正。 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列三国最后疆域所包括郡县名，并注清末今地。 洪亮吉（74—809）、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洪氏撰，谢氏补注，以三国最后疆域为断。县下注城镇山川等及有关当地故实。 谢钟英《三国疆域志疑》。 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 侯康（798—837）《补三国艺文志》。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清代杨晨编《三国会要》二十二卷，分十六门。引用正史为正文，裴注等书低格写。此书与以后朱铭盘所编南朝宋、齐、梁等会要一样，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 关于《三国志》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编纂处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中华书局所出高秀芳、杨济安编的《三国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处较广。但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见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词语，反未收录。如“三史”、“人伦”、“人流”、“羌胡穀”、“虏穀、“楼梦”、“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类词语进行研究。又如“中国”、“中州”、“部曲”等条目下所列出处，亦有脱漏。引得约纂处所出其他引得，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如《世说新语引得》，亦存在类似问题。 《晋书》《晋书》唐以前人所撰纪传体和编年体的晋史很多，一般称有十八家，实际二十几家，俱已亡佚。今天的《晋书》是唐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40—42）间，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主编，连同李淳风、令狐德棻等共二十一人参加，以齐臧荣绪所撰《晋书》（包括东西晋，纪录志传共百一十卷）为依据撰成的。唐太宗撰写了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四篇纪传的论，所以又称此书为太宗御撰。 《晋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天文、地理、历律、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正史。由于书成众手，所以纪传、纪志、纪与载记、志传以及传与传之间时有牴牾矛盾之处，有时一事两传重出。《李重传》称见《百官志》，《司马彪传》称见《郊祀志》，这些志实皆《晋书》所无，盖沿各家旧晋书之文未改。在典章制度方面，当时颇为重要的九品中正制不见于职官志中。太常等九卿自汉至宋齐皆无卿名，梁以后始在太常等官名下缀以卿号，而书中皆称某卿；江左侨置州郡宋以后始冠以南字，而书中一律称南某州，皆不确切。《晋书》撰成晚于《宋书》一百余年，诸志中记事多沿自《宋书》，往往可用后者纠正前者失误。又如徐广在《晋书》、《宋书》中皆有传，《晋书》本传称义熙初封乐成侯，而《宋书》本传作乐成县五等侯。五等侯无实封，与一般封侯不同，五等两字不应省，这也说明《晋书》疏略。但《晋书》包含史料比较丰富，刘知几批评它多采杂史小说。今天看来，此点恰恰可贵。列传中收录不少有关重要史事的文章。《晋书》采用班固所创名称和体例，根据崔鸿《十六国春秋》，把十六国（除去张氏前凉、李氏西凉）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历史编为载记，填补了东晋南渡以后北魏统一北方之前中国北部一百二十年历史的空白。五行志三卷虽多记灾异迷信，但如“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羌煮貊炙”等记载，以及百姓歌谣等，作为史料都很有用。 有关《晋书》的补表补志很多，胪列如下万斯同《两晋诸帝系统图》。 万斯同《晋诸王世表》。 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收录有爵可考之宗室，以封国为纲，凡徒封本国者皆列入，较万表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功臣世表》。 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 秦锡田《补晋异姓封爵表》。 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补订周济《晋略》之执政表，较万氏将相大李培栋《晋书研究》，景蜀慧、郑小容《晋书的修撰及成书时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辑）及赵俊《唐修晋书时间考》（《史学史研究》984年第3期）三文不约而同地考定为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臣年表为周密。 万斯同《晋方镇年表》。 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 秦锡圭《补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东晋万镇年表》。吴氏两表皆远较万表秦表为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世表》。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年表》。 秦锡田《补晋僭国年表》。 张愉曾《十六国年表》。 万、秦、张三表皆按年以各国政权为纲。 沈维贤《晋五胡表》，以民族为纲。 万斯同《伪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成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赵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 练恕《西秦百官表》。 缪荃孙（844—99）《后凉百官表》。 缪荃孙《南凉百官表》。 缪荃孙《西凉百官表》。 缪荃孙《北凉西官表》。 缪荃孙《夏百官表》。 缪荃孙《北燕百官表》。 卢文弨（77—79）《晋书天文志校正》。 卢文弨《晋书礼志校正》。 毕沅（730—797）《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晋书·地理志》详于西晋之初，而又不以武帝时郡县为断限。惠帝时记述己略，东晋尤为疏漏。毕氏补漏订讹凡数百条。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 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分别叙述实州郡县、实州侨郡中侨州郡县，清晰有用。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 钱仪吉（783—850）《补普兵志》。 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 文廷式（85—904）《补晋书艺文志》。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收录石刻一百三种，为其他补志所无。 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以上补志五家，互有详略异同，大致以文氏吴氏书为较详备。 补表补志之外，清代周家禄、劳格皆有《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有《晋书校文》。吴士鉴（？—933）字絅斋，浙江钱塘人，汇集各家旧晋书佚文，和清代学者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洪颐煊、张熷等诸家校勘及考订成果，编成《晋书斠注》。928年由刘承干出资刊刻，所以他也列名为作者之一。清代学者对《晋书》注释用力不如《三国志》之勤，吴士鉴钻研此书功力也不深，虽汇总不少史料，而时有疏忽。如《资治通鉴》胡注有助于理解《晋书》处，《斠注》未收。虽用《文选》中干宝《晋纪总论》核对《晋书》卷五所收，只注意了次要文字，《晋书》省略的几句，《斠注》反未著出，李善注也未利用。黟县姚铭恭著有《晋书纂注》，只存本纪十卷。搜集不如吴氏书之广，但本书内互证较吴书细密。《晋书斠注》性质与《三国志集解》相近，而质量不如，但仍不失为方便有用的本子。关于《晋我欲成神小说5200书》的工具书，有中华书局所出张忱石编的《晋书人名索引》。 清代开展辑佚工作，黟县汤球、甘泉黄奭皆曾辑亡佚的晋史。汤球所辑有九家旧《晋书》（臧荣绪、王隐、虞预、朱凤、谢灵运、萧子云、萧子显、沈约、何法盛），干宝、陆机、曹嘉之、邓粲、刘谦之、裴松之的《晋纪》，陆机《惠帝起居注》，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以及极为片断的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困学纪闻》十三考史门称，“萧方等梁元帝子，为《三十国春秋》，以晋为主，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国。”然二十九国具体何指不详），常璩《蜀李书》，和苞《汉赵记》，田融《赵书》，吴笃《赵书》，王度《二石传》，范亨《燕书》，车频《秦书》，王景晖《南燕书》，裴景仁《秦记》，姚和都《后秦记》，张谘《凉记》，喻归《西河记》，段龟龙《凉记》，刘暋抖鼗褪德肌罚炮埂赌涎嗍椤罚咩獭堆嘀尽贰l狼蛩返榷际沼凇洞允榧伞贰；茒]所辑有虞预、朱凤、谢灵运、臧荣绪、陆机的《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干宝、邓粲的《晋纪》，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刘谦之、徐广的《晋记》，王韶之《晋安帝纪》，檀道驾《续晋阳秋》，刘道荟《晋起居注》，及片段的其他众家晋史。黄奭所辑书收在《汉学堂丛书》。敦煌残本邓粲《晋纪》见《鸣沙石室佚书》，吐鲁番残本孙盛《晋阳秋》见《出土文献研究》第一集。 《宋书》《宋书》梁沈约（44—53）撰。沈约，字体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历仕宋齐梁三朝，官至尚书令。《宋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律历、礼、乐、天文、符瑞、五行、州郡、百官），列传六十卷。沈约利用徐爰所撰宋史纪传和何承无所撰诸志，只补充了宋代最后十几年的事，所以齐永明五年（487）春着手，次年二月即完成。 《宋书》志的内容上溯到魏晋。沈约志序称“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辑本臧荣绪《晋书·五行志》中亦记魏文帝时大疫，明帝时地震，孙权时大风，盖宋时原有上溯之传统。对于这样的体例，自来评价不一。今天看来，《宋书》的志这样弥补了《三国志》的不足，是有益的。《宋书》各志占全书三分之一，包含的史料来源较早，历来受到重视。《礼志》不仅有婚丧祭祀仪注，而且包括旗章服物。所记公主居第成婚，皇帝宴会行洒，有司表格式等，都是有意义的史料。《乐志》记载了各种场合的歌曲歌词，记录了某些音乐的曲调，描述了乐器形制和舞蹈杂伎等。《符瑞志》、《五行志》的指导思想固属迷信，但前者保存了一些村名、里名，后者包含不少有关衣食住行的社会史料，所收民谣作为历史及文学史资料都是有用的。《州郡志》定出以大明八年（44）为断限，远较《晋书·地理志》为科学。关于东晋渡江以后南方州郡的分割侨置，宋志较晋志为详确，可用以较正晋志。 《宋书》载录有关政治的文字较多，过去为学者所讥评。但从保存原始史料角度看，今天应当称赞。尤其是百官集议某问题时，《宋书》往往收录全部议论内容，如《王弘传》载王弘、王淮之、何尚之等关于同伍犯法、主守偷盗之议，《颜竣传》关于铸钱的两议，《孔季恭传》的耕湖田议。这些资料保存当时公文的格式和语气，所录明帝与诸方镇诸大臣诏书中，多当时口语，作为史料都是极为可贵的。 《宋书》的补表有盛大士《宋书补表》。包括纪元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侯表、恩幸侯表。 万斯同《宋诸王世表》。 罗振玉；（8—940）《补宋书宗室世系表》。人名下列其致死之由，以说明宋代宗室互相残杀之酷。 万斯同《宋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宋方镇年表》。 沈约在志的总序说，“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别，附之纪传。”实际这不能成为不立两志的理由。清代郝懿行（757—825）作《补宋书刑法志》、《补宋书食货志》，材料全出纪传。 《宋书》还有补志、校勘等书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记》。 聂崇岐（903—92）《补宋书·艺文志》。 苏晋仁、萧■子《宋书乐志校注》。 清代朱铭盘（852—893）编《南朝宋会要》，分门别类辑录《宋书》中有关典章制度资料，颇完备，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但亦有疏漏，如方域门失收《符瑞志》所见村名里名。 《南齐书》《南齐书》梁萧子显撰。包括本纪八卷，志十一卷（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列传四十卷。原有序录一卷，今佚。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兰陵（今江苏武进）人，齐豫章王嶷之子，仕梁至吏部尚书、吴兴太守。书中叙述他的祖父齐高帝萧道成词多溢美，为其父萧崇所作传长达六千七百余字，备极揄扬，而对齐梁禅代之事，因以前朝宗室仕于梁朝，不免有所回避。萧子显虽去齐时代较近，所收史料并不丰富，不少处记载不如《南史》详备。如《巴陵王子伦传》明帝会典签杀高武子孙事，《晋安王子懋传》防阁董僧慧事，建安王子真被杀事，《南史》都较《南齐书》记载为详。崔庆远与魏孝文帝的应对，附见于《萧遥昌传》，萧子恪仅附于《萧嶷传》，皆嫌简略。 《南齐书》与《宋书》相似，收录文字较多。其中如《虞玩之传》所载高帝诏书及玩之表文，《王僧虔传》载与檀珪书及戒子书等，不仅是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的原始史料，而且保存不少当时习用语言，颇有价值。类传中设立文学传，为以后《梁书》《陈书》所沿袭，反映了齐梁时期文学的兴盛。继《宋书·恩幸传》之后，《南齐书》立幸臣传，以往史书所无，也反映了宋齐两代门阀制度之下皇帝利用寒人掌机要的政治特征。 《南齐书》的志可能利用了齐代时檀超、江淹所撰旧本而加以增损。《乐志》收歌词，为《宋书》旧例。《州郡志》每州总序中除建置沿革外，兼叙当地社会经济及风土人情，继承了《汉书·地理志》的优良传统，史料价值甚高。《百官志》虽只一卷，而编排眉目清楚，叙述明确，包含不少纪传中所不见的当时官制特征，对于了解南朝官制，比《宋书·百官志》更为有用。祥瑞、五行两志中，也包含不少社会风俗以至文化史料，如虎与象出现之地，有助于研究古代气候，用树（即茱萸）调味，朱雀桁上有华表柱，王俭谓江南不闲隶书，属龙、属虎、属猪、属马等等。 《南齐书》的补表补志等有下列诸书万斯同《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齐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齐方镇年表》。 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 朱季海《南齐书校议》。 朱铭盘《南朝齐会要》。 《梁书》《梁书》唐姚思廉（557—37）撰。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姚思廉字简之，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仕唐至散骑常侍。思廉之父姚察（533—0）在陈时修《梁书》未完成，思廉继承父业。《梁书》中王茂、曹景宗、萧颖达等甘五篇传的史臣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可以推断《梁书》约有一半是姚察原本。书中收录有史料价值的诏策表疏不少，但将相大臣死后赠谥诏书的例行文字，也往往载入本传，重复雷同，用处不大。卷五四诸夷、海南诸国及西北诸戎共收三十二个外国及国内少数民族，比宋齐两史为多，反映梁代声教远被。文学传占两卷共二十四人，反映梁代文风之盛。由于多沿梁代旧史，有时回护，如临川王宏北伐失败事，从《梁书》找不到材料。萧颖胄、王琳、萧■在《梁书》无传，亦是疏漏。与宋齐史论赞之用四六文字相比，姚氏父子的史臣论皆用散文，是一特色。 《梁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梁诸王世表》。 万斯同《梁将相大臣年表》。 洪孙（804—859）《补梁疆域志》。 朱铭盘《南朝梁会要》。辑录有关典章制度资料，如选举门有年贯一项，列举补国子生或任起家官年岁，颇有用。然资料限于正史，如《金楼子》、《广弘明集》等书中大量史料，以及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北朝及外国使臣入梁事等，皆未收录。 《陈书》《陈书》唐姚思廉撰。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陈朝立国三十三年，当时也曾有人修史，姚氏不乏依据。高祖纪、世祖纪末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知是根据姚察旧本。但《陈书》却是二十四史中最小的一部，叙述颇为简略。可能因为姚思廉父子都曾仕陈朝，时世较近，旧人存者尚多，难免顾虑，故宁从简以免纠纷。《南史》于宋齐书都有增删，《陈书》过简，删节很少，但也没有多少增添的史料。所以陈代历史主要还要依靠《陈书》。关于《陈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陈诸王世表》。 万斯同《陈将相大臣年表》。 臧励和《补陈疆域志》。 《南史》《南史》唐李延寿撰。记述宋、齐、梁、陈四朝史事，包括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李延寿字遐龄，陇西著姓，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延寿父大师曾计划用编年体综合南北朝写一部通史，未完成而卒。延寿曾三入史馆，参加《隋书》和《五代史志》的编纂，过目的杂史达千余卷。他追终父志，用了十六年时间，参酌诸书，合宋齐梁陈书为南史，合魏北齐北周隋书为北史。显庆四年（59），《南史》先成，《北史》较晚。 《南史》编纂目的在求简明扼要，对南朝四都史书都加以删节。《宋书》所载诏书表文等较多，所以删略尤甚。为掌握南朝历史大略，《南史》便于省览，但从史料角度看，不能代替四朝正史。在南朝地方官制的处理上，如刺史同时“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或“都督某州之某几郡军事”，《南史》一律简化为“某州刺史加都督”或“都督某州刺史”。这就不但使加督的刺史其军事职权范围模糊不清，而且混淆了刺史及都督的官职，制造出当时根本不存在的名称。都督诸州军事有都督、监和督三级的区别，《南史》或者一律称为加都督，或者略去监字督字。这些都是利用《南史》资料时必须注意的。有些不出于四朝正史，而是另有来源的史料，《南史》也有删节失当之处。如《通典·食货》可能据梁代旧史收录梁时沈约上书，其中建议两事。一是用晋宋时代比较可靠的旧黄籍，来核对当时的黄籍，以查出在户籍册上冒充士族规避徭役的庶族。另一建议是利用晋宋旧籍来检查后来伪造以冒充高门士族的家谱。第二条建议前冠以“臣又以为云云”，《通典》在沈约建议之后结尾说，梁武帝因此留意谱籍，设立了谱局。《南史·王僧孺传》亦载沈约奏议，但删去“臣又以为云云”一段，而结尾仍云“武帝以是留意谱籍云云”，把检查黄籍事与谱局连到一起，前后不相衔接，令人不解了。《南史》另一特点，是仿效何法盛《晋中兴书》中以一氏族为一篇（如琅玡王录，陈郡谢录等）的精神，把南朝各代一姓祖孙父子的列传合在一起。这样便于考见门阀制度下一个家族的发展，作为史料也有其方便之处。 《南史》对四朝正史也有不少订正和补充，给后人提供了有用的史料。 例如宋代檀道济初与谢晦等同预废立之事，后来文帝用道济讨代谢晦，《宋书》未作任何交代。《南史·檀道济传》有这样一段“上将诛徐羡之等，召道济欲使西讨。王华曰‘不可。’上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抚而使之，必将无虑”，事情便首昆明白。南齐明帝往往命典签杀高武子孙之在外者，《南齐书》语焉不详，而《南史·巴陵王子伦传》详细叙述了典签权势。《南史·梁武帝纪》比《梁书》多出四五百字。赵翼《廿二史札记》十有“南史增齐书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两条，列举了《南史》补充两书的资料。只有对于《陈书》，《南史》增删甚少。《南史》所增还有些比较琐碎或神奇怪异的故事，自来为史学家所诟病。但今天作为史料来看，保存下来仍然是有益的。 有关《南史》的考订著作，见《北史》条下。 《魏书》《魏书》北齐魏收（50—572）撰，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平乡）人，历仕魏齐两朝。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祐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在《官氏志》中除职官之外兼载鲜卑氏族的改易名称及分布方位，别立《释老志》，记述有关佛教道教的史事。这两篇志旧史所无，是《魏书》特色。《魏书》是正史中第一部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的断代史，魏收采取《序纪》方式，迫叙道武帝以前的世系和大事，处理恰当。从嘎仙洞的发现和《魏书·礼志》的记载与洞中所刻祝词相一致，可以推断《序纪》的记载大体是有事实依据的。外戚传只叙后妃家人，不包括后妃，改变了班固《汉书》体例，亦是《魏书》首创。 魏收根据北魏旧史，而旧史鉴于崔浩国史之狱，可能忌讳甚多。平文、穆帝、昭成、道武、太武、献文诸帝虽都非善终，而《魏书》一律不载。魏收书成于齐文宣帝时，他虽然对魏收说过，“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魏书·自序》），但其人粗暴凶虐，所以魏收书中关于高欢和北齐的事，亦多曲笔回避。由于北齐继承东魂，所以魏收以东魏为正统，对于西魏的事略去不书。《地形志》不采取北魂宣武延昌（52—55）时最大版图，反而用东魏武定（543—549）时疆域为据，关西全付缺如，史料甚不完备。加以魏收恃才傲物，刚愎自用，对于人物的记载和评价，时时任意高下，所以引起许多人不满，目为秽史，曾几次奉皇帝之命作局部修改。但关于北魂一百七十年的历史，魏收的书还是唯一丰富的史料来源。 今本《魏书》从宋时起已有二十九卷全部或部分亡佚，后人用隋魏澹撰《魏书》、唐初李延寿《北史》、张大（作太者误）素《后魏书》和唐元和时高峻《高氏小史》补。今天使用《魏书》史料，这些亡佚部分不宜作为魏收的书援引。《魏书》自序称有三十五例、廿五序、九十四论。论或指纪传未的“史臣曰”，例和序当亦亡佚了。 清代以来关于魏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魏诸帝统系图》。 万斯同《魏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外戚诸王世衰》。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西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魏将相大臣年表》。 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以州为纲，每州之下按年记途任刺史之人名，并举出处。序文中概括叙述北魏疆域之开拓，较《地形志》更为简要有用。 温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书名校录，实为据正史及各种古地志为《地形志》订讹补缺。虽未能恢复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时参考。 卢文弨《魏书礼志校补》。据《通典》补《礼志》第十四之缺页。 陈毅《魏书宫氏志疏证》。 谷霁光《补魏书兵志》。 罗振玉（8—940）《魏书宗室传注及表》。据出土墓志注《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至孝文五王列传，订正名字年月误字，补充世系官爵。附宗室世系表，增补周嘉猷表之脱漏。书成于924年，以后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清代谢启昆（737—802），字蕴山，撰《西魏书》二十四卷，纪、传、载记之外，有三表（封爵、大事、异域）、四考（纪象、仪制、地域、百官）。材料来源于正史及《通鉴》等，可供参阅，不宜作为史料引用。 《北齐书》《北齐书》唐李百药（55—48）撰，包括本纪人卷、列传四十二卷。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深县）人。其父德林在齐时预修国史，入隋后继续修撰齐史而未成书。百药历仕隋唐两朝，太宗时奉诏继承父业撰《齐书》，贞观十年（3）完成。以后为区别于萧子显的《南齐书》而称《北齐书》。 李德林父子生长于齐代，掌握资料方便，而成书又远在齐亡之后，写作顾虑较少。隋王劭著《齐志》，记载北齐事忠实可据。多用当时口语，如实传达时人风貌，尤为刘知几所赞赏。李百药可能也充分利用了王劭的著作，所以《北齐书》中颇保留生动的口语。可惜的是，《北齐书》自北宋时即亡伏约三分之二，现存李百药原书只有卷四、卷十二、卷十六至甘五、卷四十一至四十五、卷五十，其余皆后人用《北史》或《高氏小史》所补，不能作为李百药原书引用。 《北齐书》的补表有万斯同《北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将相大臣年表》。 《周书》《周书》唐令狐德棻（583—）撰。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初任秘书丞。 他曾向高祖建议“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旧唐书》本传）因而提出修周隋两朝史。武德五年（22），德棻与陈叔达、庾俭负责修周史，迄未成。贞观三年（29），又奉诏与岑文本、崔仁师修周史，十年（3）书成。 周代有柳虬、牛弘所撰国史。由于西魏北周政治文化各方面提倡复古，当时的文字也力求古奥。《周书》沿用旧史，所以风格与同时修撰的《北齐书》颇不相同，在此意义上也反映了北周实际情况。 《周书》从宋代即亡佚不少，非令狐德棻原本者有卷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卷二十一、二十六亦不完全，后人用《北史》等书所补。 《周书》的补表有万斯同《周诸王世表》。 万斯同《周公卿年表》。 练恕《北周公卿表》。 近人王仲荦著《北周六典》十卷，叙述北周政府组织形式。全书分三十目，穷尽并排比今日所能见的北周有关史料，使宇文氏一代典制粲然大备。又有《北周地理志》及附录三种，弥补了《魏书·地形志》的严重不足，为考究西魂北周地理沿革所必需的重要参考书。 《隋书》《隋书》包括本纪五卷，志三十卷（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列传五十卷。纪传于贞观三年（29）开始纂修，贞观十年（3）完成。参加者有颜师古、孔颖达、敬播、许敬宗等，总其事者为魏征。贞观十五年（4）太宗下诏，因梁陈齐周史无志，命令与隋书的志一起纂修。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菜等。高宗显庆元年（5）完成，以长孙无忌名义上表进呈，当时称为《五代史志》。以后全部编进《隋书》，成为它的一部分。 隋朝没有注意修撰国史，文献又多散佚，所以唐初修史的依据较少，有些传中径称“史失其事”。加以书出众手，纪传与志的修撰又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人执笔，所以二者之间缺乏联系，互不照应。如《晋书·牛弘传》称事在音律志，而今本《隋书》《音乐志》与《律历志》分开。《何稠传》称事见威仪志，《阎毗传》称见舆服志，而今本《隋书》只有《礼仪志》。《五代史志》所保存有关典章制度的史料比较丰富。除地理、经籍两志外，都按五代次序叙述，眉目比较清楚。经籍志是《汉书·艺文志》以后的第一次结集，对于研究这几百年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献的存亡、学术的流变、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隋书》的表志有万斯同《隋诸王世表》。 万斯同《隋将相大臣年表》。 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自大业七年（）至贞观二年（28），按月表列起兵者兴亡。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地理志》以隋代统一的疆域为纲，梁陈齐周时的沿革列于注中，时有疏漏错误，为杨氏考证重点所在。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主要为志中失收的北魏北齐北周人著作。 章宗源（？—800）《隋书经诺志考证》。只有史部。一说此书本名《史籍考》，后人误改。注意辑录佚文，而于书之原委、撰人始末多未详考。姚振宗（842—90）《隋书经籍志考证》。推寻志中所收书籍之本末源流，补直考订志所遗漏，远较章书为详备。 《北史》《北史》唐李延寿撰。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北史》的撰写宗旨和体裁与《南史》相同，对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有删节，也有增补。删略不当之处，如“都督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省为“都督某州刺史”，其误与《南史》同。对于《魏书》删节较多。因唐承隋而隋又承西魏北周，所以以西魏为正统，增加了魏收书所无的西魏三帝本纪，附见东魏诸帝，增加了西魏若干人物列传。北齐方面补充了一些可能出于王劭《齐志》的带有口语的记载。《周书·徐招传》附赵肃传后，不足百字。《北史》详记其离间葛荣与鲜于修礼使二人致败事。李弼等传论中，详细记述了北周军事制度，为《周书》所无。可能因为《隋书》属于本朝著作，《北史》叙述隋事、变动《隋书》甚少。 关于南北史的补表补志有周嘉猷《南北史年表》。 周嘉猷《南北史帝王世系表》。 周嘉猷《南北朝世系表》。计收一百十余姓，各姓又接不同郡望分列，颇有用。 汪士铎（802—889）《南北史补志》。存天文、地理、五行、礼仪，共十四卷。地理志以宋齐为一篇，梁陈为一篇，魏齐为一篇，周隋为一篇。宋以大明八年为准，魏以武定之世为准，皆仍《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之旧，参考价值不大。礼志依据纪传诸志及《通典》等，而未注出处，唯五行志注明出处，征引时须检原书。 汪士铎《南北史补志未刊稿》。存舆服、乐律、刑法、职官、氏族、道释，共十三卷，体例与天文志等相同。《廿五史补编》首次据稿本印行。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分南史、北史、载记三篇，以见于南北史纪传者为准。不见于南北史仅见于八书者入载记。《隋书·经籍志》未收者居十之六七。各条皆注明出处，便于利用。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分年表、州郡表、郡县沿革表三部分。年表自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起至隋炀帝大业四年（08）止，按年排列。以西晋末的二十一州为纲，每州下举出当年变迁沿革，各朝重要年份举出当时全疆域所统州郡名称数目。州郡衰接二十一州次序，每州下依朝代举出本州及所统郡的变迁。郡县表按各州所统郡为次序，每郡及所统县下又依朝代叙述变迁。南北朝皆有侨州郡县，大抵多在淮南、淮西、沔北、汉东。徐氏注意考出实土所在，以免读史者为空名所惑，故详州郡之建置分合于郡县之下，因而州郡表及郡县沿革表有重复处。此书与周嘉猷世系表为读南北朝史的两部重要工具书。 陈乃乾有《廿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其中有关魏晋南北朝正史部分可以参考。 关于正史中个别史事的考订和文字的诠释，宋代以来学者笔记中屡见。 清代学者以治经方式治史，考史益趋缜密，散见于各家笔记文集中。集中考订正史（包括《三国志》、《晋书》及八书二史在内）的著作，有下列几种书王鸣盛（722—797）《十七史商榷》。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本书沿用宋代及毛氏汲古阁汇刻《史记》至《五代史》诸正史而统称为十七史的旧名，实际包括《旧唐书》、《旧五代史》在内。共一百卷，《三国志》至《隋书》计三十卷。考证不如钱大昕书精审。钱大昕（728—804）《廿二史考异》。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本书包括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及《明史》的二十二史，共一百卷，其中《三国志》至《隋书》共二十六卷。以考证职官地理为主，同时校勘文字，皆极精确。钱氏最先指出，东晋在南方侨立的州郡不称南某州南某郡，到刘宋时才冠以南字。臆校改正的误字，往往与宋刊本暗合。钱氏《十驾斋养新录》中亦有考史条目。 赵翼（727—84）《廿二史札记》。赵翼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人。本书对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皆作为一史处理，实际包括全部二十四史，共三十六卷。《三国志》、《普书》及八书二史共十卷。系统论述各朝正史的编撰得失，运用正史资料对重要臾事进行考订与分析综合，接近于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王树民有《廿二史札记校证》。赵翼的《陔余丛考》中亦有考史条目。王利器纂辑的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有读王、钱、赵三家书的眉批。 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李慈铭（829—894）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此书由王重民辑录，涉及本段者有《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魏书》、《隋书》、《南史》、《北史》。张元济《校史随笔》。张元济（87—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 此书校勘误字，多所发明。 2 1《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1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2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1《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2《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1000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隋唐城址隋唐长安城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1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米，进深1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墙外侧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1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余皆宽1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115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1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1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1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1674米，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余处2。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17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种。1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0米，西壁1275米，北壁1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0米。城墙夯筑，宽15—16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1670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00米，南北120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0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0米，东墙残长1270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700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曲折，长6776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6期。 1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宽一般在500—580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1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0米左右，小的宽3米左右，进深皆3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1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米。前殿东西宽58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2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米左右，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3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1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1参见第103页注1。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2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3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2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发掘了其中6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0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1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10x10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030米，东西宽3120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2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1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二节唐代的重要遗址重要发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陆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发现，1989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发掘，发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1—4，1号牛在西北方位，2号牛在东北方位，3号牛在西南方位，4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米，长3.5米，厚0.7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米，身高1.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米，周长1.03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1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位于t2的西南方，据文献，t1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和t1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1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古采场4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个天井和28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1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1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第三节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1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1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160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1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1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1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2。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曋钩菩四辏挥谏挛飨萄簦馔猎残危坝惺窳脚牛刑炻弧6怼6āa暝耙盐兀荒鼙嫫湫沃脾邸4送猓颖笔÷∫11鼗褂刑聘咦胬钤u谒拇嫘实劾钗醯慕u趿旰偷谌婀饣实劾钐齑偷钠粼肆辍Ⅻbr />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 3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第四节隋唐墓葬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撰、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撰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撰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1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1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陆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1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1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2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31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2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年第4期。3《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隋唐壁画墓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1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4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23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号似为工匠居室，2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米，宽2.6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余件，包括200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厘米，腹径42.5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件，包括4件银盘、1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1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1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年第7、8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2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0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1第三章研究概况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地理考证》、《地理考证》等，n婕澳谌菁u悖贾ぃ交岬胤教u唷s*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1。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1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1。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2。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3。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 3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982年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982年版。 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属于元魏后期的有0个窟（编号24—249、285、288、288、43、435、437），系元荣任瓜州刺史时开凿。特点是将内地深受南朝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移植西来。其中285窟有西魏大统五年题记。属于北周的有5个窟（250、290、294、29—299、30、428、430、438、439、440、442、4）。这时在壁画里首次出现宣讲孝悌观念的须阇提品、喜事太子入海品等故事画。北朝佛教重视禅行，敦煌早期石窟的内容也多与僧人坐禅观佛的宗教活动有关。 无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县南40公里。创建于北凉沮渠蒙逊在位时。北凉凿窟已不存。现存石窟3个，保存较好的有8个。其中第窟和第4窟是北朝式的塔庙窟。从最下层遗存下来的壁画风格看，应是北凉遗迹。根据这两窟的形制，参照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的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三座石窟资料，初步认为这是我国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模式，可称为“凉州模式”。其内容是（）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平面方形或长方形的塔庙窟；（2）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3）窟壁主要画千佛；（4）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5）佛和菩萨面相浑圆，眼多纲长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飞天形体较大。 陇东固原区包括甘肃东部的平凉地区、庆阳地区以及宁夏南部的固原县。石窟风格与河西走廊基本相同，以多塑像壁画为主要特征。 经调查的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以及分布在平凉、庆阳境内的以南北石窟寺为首的陇东石窟群20多处。须弥山、南北石窟寺始凿于六世纪；炳灵寺、麦积山始凿于五世纪。 炳灵寺石窟位于永靖县西南约40公里处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是我国著名石窟寺之一。窟群分布在上寺、下寺和上下两寺之间的洞沟等处。现存窟龛9个，大小石雕造像94尊，泥塑82躯。残存壁画约92平方米。造像最大的高27米，最小的不足20厘米。炳灵寺石窟创建于十六国西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西夏、元、明。第窟和9窟系西秦时开凿。9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时代也最早。初创时系利用天然洞穴，仅在洞内四壁用篱笆涂泥作龛，然启塑像。塑像多是释迦牟尼禅定、说法、苦修等像，也有无量寿佛、三佛和菩萨。窟内北壁无量寿佛龛龛侧有西秦墨书题记，末尾书“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这是我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题榜下方彩绘供养人，皆侧身面佛，知题记为造龛发愿文。北魏继续开凿，造像以石刻为主。立佛“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面相清瘦，体躯修长。第2窟附近发现有北魏延昌二年（53）曹子元造窟题记。 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情况和保护问题》《文物参考资料》955年2期。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武”》，《考古学报》98年4期。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989年版。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45公里的麦积山。洞窟开凿于山体峭壁上。高处洞窟下距地面约0—70米，险峻异常。因早年地震破坏，窟群被分隔成东崖和西崖两部分。现存窟龛94个，其中西崖40窟，时代较早；东崖54窟，时代稍晚。保存历代泥塑、石雕造像共7800多尊，壁画9oo多平方米。是我国保存泥塑造像数量较多的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古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始于十六国的后秦，年代大约在公元400～40年之间。历经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诸代的开凿。现存洞窟和造像，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三代的遗存。唐代以后，因麦积山窟体大面积崩毁，无法续开新窟，故多在前代窟内重塑或改塑佛像。 须弥山石窟2在宁夏固原县西北55公里处，东经0°，北纬3°3′。 石窟分布在南北长800米、东西宽700米的东南向崖面上。创建于北魏，兴盛于北周和唐代。现存32窟。风化破坏严重。目前可辨认的北魏窟有4个窟（编号4、24、32、33），形制为中心柱窟。中心柱每页只开一龛。龛年成铺造像均为一佛三胁侍。每窟四壁开龛，有的一壁三龛，多为三佛题材。北周窟数量多、规模大，造像精致，亦作中心柱窟，内部构造均仿木构佛帐雕凿，与麦积山同期洞窟近似。现存的北周洞窟，主要的有45、4、48、5、7等5个窟。 陇东石窟3陇山以东的平凉地区和庆阳地区，有大小石窟20多处，主要分布在泾河两岸及陇山和子午岭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庆阳西南的北石窟寺和泾川县东北的南石窟寺。两窟相距45公里，南北对应，主窟窟形和造像布局完全相同。据现存《南石窟寺之碑》记载，南石窟寺为北魏永平三年（50）泾川刺史奚康生创建。北石窟寺碑已不存，推测亦奚氏创建。两窟均开凿在红砂岩上（或称黄砂岩）。北窟规模较大，自北魏创建后，历西魏、北周、隋、唐、宋各代不断开凿，现存窟龛295个，造像2000余躯，其中北魏窟龛个，西魏22个，北周20个，其他为隋唐宋所扩建。南窟较小，共5个窟龛，除号窟为北魏永平三年开凿外，余皆唐代开凿。北魏开凿的南窟、北窟，都是大型的七佛窟，窟外置二力士，窟内四壁窟顶满布大型浮雕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原有题记，今已风化不存。 此外有王母宫石窟、罗汉洞石窟、丈八寺石窟、石空寺石窟、嵩显寺和祥佛寺石刻造像、石拱寺石窟、云崖寺石窟、主林寺石窟、陈家洞石窟、保全寺石窟、张家沟门石窟、连花寺石窟等。陇东石窟，大多创建于北魏，风化剥蚀严重，有的已残缺过甚，殆成空窟。可以看出窟形造像的0多处，其中以张家沟门石窟和保全寺石窟中的北魏太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窟龛为最早，但都是小龛。陇东地区石窟开凿的盛期在北魏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即六世纪上半叶，主要石窟大都在这时完成。其凿建规模和艺术技巧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纪年的窟龛及石雕造像的有景明四年、永平二年和三年、延昌三年、神龟二年，以及水平二年敕建的嵩显寺。 中原北方地区麦积山文物保管所《麦积山石扈》（一），文物出版社978年版。张学荣《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文物》983年期。 2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管会等编《须弥山石窟》，文物出版社908年版。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陇东石窟》，文物出版社987年版。 以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最为著名。此外有安阳灵泉寺石窟、小南海石窟、宝山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等。本区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并多杂有摩崖龛像。造像以雕刻为主。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维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等。窟龛形制和造像装饰，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过程，在全国石扈中占有重要地位。 云冈石窟2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石扈依山开凿，东西绵延公里，分东、中、西三个部分。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窟龛207个3。此外还有许多小窟，共计00多龛，大小造像5000多个。石扈开创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正光之后走向衰落，唐以后各代仍有一些小规模的营建和修缮活动。石窟的绝大部分雕凿于北魏中后期，按石窟形制和造像内容分为三期4。第一期是和平元年（40）昙曜为皇室所开的五所五窟（编号—20窟）。洞窟摹拟草庐形式，平面椭圆形，穹窿顶；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和千佛。主像形体高大，占据窟年面积的大部分。第二期是孝文帝迁洛以前（45—494）开凿的五组石窟（7、8窟、9、0窟、5、窟、、2窟和、2、3窟）。洞窟平面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或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开始出现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和装饰。造像题材多样，服饰开始中国化，同时出现世俗供养人。第三期是孝文帝迁洛后至正光五年（494—524）开凿的中小窟，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和第一、二期窟间的补刻小龛。洞窟内部方整，流行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龛式和四壁重龛式。造像面容削瘦，着褒衣博带式装，下部衣褶重叠。 龙门石窟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洛阳市城南3公里的伊水两岸东、西山上。南北长约公里。石窟开创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续有雕凿。两山现存窟龛200多个，造像0万余躯，碑刻题记3800多品，佛塔0余座。其中北魏窟龛约占三分之一。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并称龙门北魏三大窟。孝文帝迁洛前后，已在西山古阳洞凿龛设像。宣武帝景明初开始大规模开凿，著名的宾阳三洞即凿于此时。宾阳三洞中，仅中洞完成，是北魏后期的代表性洞窟。正壁列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是典型的五尊像组合。左右壁各雕一佛、二菩萨。前壁有著名的帝后礼佛图，已被盗往国外。莲花洞以一佛二弟子三尊像、高浮雕莲花藻井和繁杂精细的佛龛装饰而驰名。三大窟以外，北魏末年陆续开凿的还有火烧洞、石窟寺、药方洞、魂字洞、唐字洞、赵客师洞、普泰洞等。东西魏、北齐大都在北魏窟壁上补刻小龛。龛形无大变化，龛饰趋于简化。总的说，龙门北朝造像日趋中国化、世俗化，它是在云冈造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对其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988年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977年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99年版。 3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新编云冈石窟窟号的说明》，《文物》988年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978年期。 龙门文物保管所等《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99年版。他石窟产生影响。 巩县石窟位于巩县东北7.5公里的洛水北岸大力山下。创建于北魏晚期，现存有普泰元年（53）造像题记。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都有增凿。现存大窟5个、龛328个、造像7700多尊，铭刻窟均为平面方形，除第5庙外，都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凿龛设像，窟顶凿平棊，刻伎乐飞天、莲花等浮雕。中心柱四面及窟内四壁雕刻千佛、释迦多宝对坐像、维摩文殊并坐像及三佛等题材。第窟规模最大，窟门两侧壁有浮雕“礼佛图”，作三层四组。每层以僧尼为前导，后为供养人和侍从，冠盖相属，反映了北魏崇佛之盛。第5窟有唐龙朔二年镌刻的《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响堂山石窟2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包括南响堂、北响堂及小响堂（水浴寺）3处。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时，现存南响堂7窟、北响堂8窟、小响堂2窟。总计造像4000余尊，并有北齐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所刻维摩诘经等重要石刻。响堂山北齐石窟平面多呈方形，平顶，分中心塔柱式和三壁开龛式两种。石窟在20世纪初遭到严重破坏，佛像头部大都被盗凿，不少雕刻精品散失在日本和欧美各国。 天龙山石窟3在太原市西南40公里的天龙山东西两峰南坡峻峭山腰间。 依白砂岩开凿。现存东峰2窟，西峰3窟。始凿于北朝，隋唐时期又有开凿。经考古类型学研究，推定第2窟、第3窟开凿于东魏，第、0、窟开凿于北齐；其他为隋唐时开凿。东魏窟为双窟，平面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四壁低坛。佛像面相清瘦。北齐窟为前后室，圆拱形龛，佛像面相浑圆，肉髻低平。 万佛堂石窟位于辽宁省义县县城西北9公里大凌河北岸。分东西两区，西区9窟，东区7窟。始凿于北魏。内容风格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较为接近。造像大多风化泐损。最重要的是两方北魏造窟题记。一方是太和二十三年（499）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帝祛病祈福“敬造石窟一区”的造窟题记，置西区第5窟；另一方是景明三年（502）“慰喻契丹使”韩贞等人“建造私窟”的题记，置东区第5窟。 南方地区以四川省的石窟寺遗址和摩崖造像最为丰富。经调查，四川省将近50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龛在0个以上的分布地点有20多处2。早期大多利用崖墓雕刻佛像或在地面上建寺造像，著名的有乐山崖墓的东汉浮雕佛像，茂汶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造无量寿、当来弥勒二世尊像，蒲江县龙拖湾出土的西凉嘉兴元年（47）石刻造像群，以及成都万佛寺南朝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089年版。2水野清一等《响堂山石窟》，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937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93年。 3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992年期。 于余《万佛堂石窟》，《辽宁大学学报》982年4期。曹汍《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文物》980年期。 2谭洛非《四川石刻——尚待开发的艺术宝库》，《四川文物》98年，“石刻研究专辑”。造像等3。早期石窟寺大多集中在川北，石窟龛像属北方中原系统。其中以广元千佛崖石窟和皇泽寺石窟最著名。 千佛崖石窟位于广元市城北5公里嘉陵江东岸。北魏晚期开凿，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开凿历史之长在四川称最。以大云洞为中心，窟群分南北两段。现存54窟、89龛、大小造像7000余躯。窟龛最高处距地面由下而上多达3层。早期石窟大多集中在南端下层。其中第7窟（大佛窟）平面略呈马蹄形，穹窿顶，窟内为三尊像组合，依云冈昙耀五窟旧法雕凿，具有明显的北魏晚期作风。第2窟（三圣堂）平面方形，平顶，三壁各开一大龛，为北朝三壁三龛窟的典型遗存。窟内造像接近麦积山、须弥山西魏、北周时的风格，应为同一时期遗存。 皇泽寺石窟2位于广元市西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与东岸的千佛崖隔江相望。现存窟龛50个、大窟个、造像203躯。约始凿于西魏北周，唐代曾进行大规模改建和扩建。可辨认的北朝石窟有第45窟和第38窟。其窟形及造像题材与巩县石窟、须弥山石窟的塔庙窟类似，亦属北方中原系统。 南朝石窟仅见于南京栖霞山3。栖霞山在南京市东北20公里。南齐永明二年沙门法度舍宅为高僧明僧绍建栖霞精舍。南梁皇室继续凿岩造像，或五、六尊一龛，或七、八尊一龛。被近代栖霞寺主持僧用水泥涂缮，外观已非原貌。此外，浙江新昌南明山有南齐时依崖雕成的弥勒佛立像一尊，被后人改为趺坐式，原貌已失。 3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文物》988年8期。 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文物》990年期。2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文物》990年期。3宋伯胤《南京栖霞山石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8年版。第三章研究概况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协助修这一段的是刘恕。刘恕字道原，卒于元丰元年（078），《宋史》本传说他“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刘恕的儿子刘羲仲所著《通鉴问疑》中，保存了他父亲与司马光讨论这段历史的一些记录。司马光利用正史以及许多正史以外资料，审核比较，选择可信者笔之于书。他排比剪裁，体大思精，把这四百年头绪纷繁的历史叙述得井然有序，明白清楚，正是对本段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而《通鉴考异》反映了研究的过程。如北魏献文帝之死，《魏书》本纪只说“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通鉴》卷一三四就写明冯太后“密行鸩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考异》云，“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太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入谒，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为怪，又孝文终不之知。按《后魏书》及《北史》皆无杀事，而天象志云，‘显文暴崩’。盖实有鸩毒之祸，今从之”。胡三省的《通鉴》注，当然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宋代学者的笔记中，如沈括（030—094）《梦溪笔谈》、洪迈（23—87）《容斋随笔》、程大昌（23—95）《演繁露》、陆游（25—20）《老学庵笔记》、王应麟（223—29）《困学纪闻》等，都有涉及本段历史的个别考订。清代学者关于本段历史的研究，首先推钱大听、王鸣盛和赵翼的著作，其次体现在各种补表补志（见前）。此外如顾炎武（3—82）《日知录》、杭世骏（9—773）《诸史然疑》、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陈澧（80—882）《东塾读书记》等，都有有关的个别考订。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和吴士鉴的《晋书斠注》，都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清代学者对本段历史的研究。 这里附带提一下另一类型的书。历代正史中，前四史自来为文人所喜读。此外则南北史被目为富于词藻的史书，可以丰富文人的修养，供写作时采摭，因此有人专门分类辑录其中词句鲜华、事迹新异的资料。宋洪迈有《南朝史精语》十卷，明王涣有《两晋南北奇谈》六卷，周诗雅有《南北史抄》（无卷数），清陈维崧有《两晋南北集珍》六卷，俱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抄类》存目。史抄类只收了清沈名苏、朱昆田同编的《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各八卷。提要目为“撷其精华，以备选用，使遗文琐事，披卷灿然，”又说存目所列诸家皆“不及后来沈名荪、朱昆田书之有条理”。郝懿行有辑自《宋书》的《宋琐语》，分为德音、藻鉴等二十八门，也属同类性质。五四以后，陈寅恪（890—99）的著作在司马光之后把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继承乾嘉朴学和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语言、历史之学的传统，以敏锐之头脑与深厚的文学、哲学、佛教知识基础，靠朴素的辩证法，从事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他以文化与民族为着眼点，依据习见的史料，从中发现别人未注意的联系与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并且善于由小见大，对于这段历史道出他认为的所以然之理。陈寅恪长于贯通以观察发展变化，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相辅而行，互相促进，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中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陈寅恪有关本段历史的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结集在《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中的论文。 解放之前，直接或间接受陈寅恪影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内（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备方面）做过研究的人及其著作如下（有的论文集中兼有解放后成果）姚薇元《北朝胡姓考》。 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汪筏《隋唐史论稿》。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缪钺《读史存稿》。 何兹全《读史集》。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解放前的论文尚未有结集者，有余逊、谷霁光。不专研究这段历史而所撰某些论文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作出贡献者，有谭其骧、劳幹。 解放前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奠定基础，取得突出成就，影响深远的著作，是汤用彤（893—94）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收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的论文。思想史方面有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社会史方面有王伊同《五朝门第》。经济史方面有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学术史方面有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吕思勉（884—957）的《两晋南北朝史》搜集大量史料，体系完整，线索清楚。注意了当时为人忽略的有关生产、社会方面的现象，对文化学术也予以重视。余嘉锡的《余嘉锡论学杂著》、吕思勉的《读史札记》、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中，都有关于本段历史的考订论述。 解放后，史学界普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出并研究新课题，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农民起义、民族关系等展开了讨论。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得到尊重，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也和其他段落的历史一样，出现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本段断代史专著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杨伟立《成汉史略》。 研究政治史、政治军事等制度、门阀的专著有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有熊德基、祝总斌、陈仲安、张泽咸、朱大渭、黄忠贤、杨德柄、卢开万、蒋福亚等。 研究土地制度、经济史的专著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 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韩国磬《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 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 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研究民族史的专著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突厥人和突厥汗国》、《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 林幹《匈奴史》。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有陈连庆、黄烈等。研究思想、宗教、文学等方面的专著有汤用彤、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 任继愈《汉一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 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张可礼《三曹年谱》。整理校注的史料有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 章巽《法显传校注》。 张泽咸、朱大渭《魏普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柔然资料辑录》。专门刊载有关本段历史论文的刊物，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魏晋隋唐史论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日本最早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是冈崎文夫，三十年代著有《魏晋南北朝通史》及《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以后滨口重国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兵制、徭役等问题，成果收入《秦汉至隋唐史研究》。五十年代以后，日本注意这段历史的学者日益增多，探讨的方面逐渐扩大，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各个领域大小许多问题。形成专著或结集为论文集的有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六朝宗教史》。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国中世研究》（合著）。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越智重明《魏晋南朝政治社会》、《魏晋南朝之贵族制》。 福繁太郎《中国南北朝史研究》。 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 藤川正数《魏晋时代丧服礼研究》。 村上嘉实《六朝思想史研究》。 塚本善隆《中国佛教史——北魏篇》。 佐久间吉也《魏晋南北朝水利史研究》。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发表过重要论文，而尚未集结成书的，有藤家礼之助、川本芳昭、中村圭尔等。研究秦汉史的大庭修、古贺登，研究唐史的池田温、菊池英夫、崛敏一，研究佛教史的牧田谛亮、福井文雅，研究史学史的铃木启造，也都发表过有关这段历史的论文。 为了解国内近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领域的研究论文，最方便是查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定期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国史研究动态》中也定期刊登前一年各段历史的研究状况。关于日本的研究，日本《史学杂志》每年五月号刊登前一年研究概况。如果要了解世界各地的论文与专著，可以查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年出一册的《东洋学文献类目》。五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世界历史事典》第二十三卷史料篇东洋部分，有关于本段历史史料和五十年代以前研究概况的介绍。八十年代日本又出版了北根幸夫等主编的《中国史研究入门》和岛田虔次等主编的《亚洲历史研究入门》，都收有本段历史史料及近年研究概况介绍，前者由池田温执笔，后者由谷川道雄执笔。 第四章本卷编撰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习惯上多称作魏晋南北朝。魏是三国之一，是三国中比较重要的，但它不能完全代表三国。魏必须加上蜀和吴，才能称三国。晋，有西晋和东晋，混称为晋是可以的，但称作两晋，就更清楚些。因为这些原因，本卷没有采用旧称“魏晋南北朝”，而使用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称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上限，有人定在曹丕称帝的一年，有人定在赤壁之战以后。我们认为，建安元年曹操挟持汉帝迁都许昌，是新的历史形式的一个开端，是三国序幕的开始，应该作为这个时期的上限。赤壁战后，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到了曹丕称帝以及蜀、吴相继称帝，不过是三国政权的形式化而已。至于汉末黄巾大起义和诸侯讨伐董卓的战争，只是旧时期的结尾而不能当作新时期的开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下限，有人定在隋建国的一年。有人定在隋灭陈的一年。后说比较合适。因为陈灭了，南北朝才算结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是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也是地方性的撰述为多，总揽全局的著述少。在二十四史中，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著述，有十一部之多。其中有十部，包括《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都是关于割据政权的史书。只有《晋书》，是记述一代史事的。近代史家能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事于一书，但往往不能通观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总形势及发展中的阶段性。本卷试图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动乱，长期受到人们的重视。但这一历史时期在分裂和动乱中为自己寻求出路，却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我们认为，这个时期在大量的消极现象掩盖下，存在着积极的因素，国家的分裂为新的统一规模准备了条件，民族间的斗争为新的民族关系的协调准备了条件。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而不是把它简单地写作漆黑一团，这是本卷所力求做到的一点。 史书之文，要做到信实、凝练、确切。凝练非一日之功，要下长期的功夫。信实和确切也不易做到，但必须努力去做，这是不能打折扣的。专著、论文和考据所论述的对象不同，所论述的目的不同，文体也当有所不同。数十年来，这三者的区别也不大讲究，不利于历史表述的发展。我们虽已认识了这一点，但在实践上，还不能免俗，幸读者谅之。 乙编综述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即从封建割据到全国再统一的时期。从民族的角度来说，这又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属于这个时期的前期，隋唐历史则属于后期。前期的封建割据是为后期的再统一准备条件，使后期历史达到更高的统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含有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魏、蜀、吴三国的鼎立，约在公元9—2年之间。第二个阶段为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战，约在2—420年之间。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是南北朝的对峙和南北朝的并趋衰弱和周隋的转强，约在420—589年之间。这一时期，共达三百九十四年之久。 第一章三国的鼎立第一节曹操稳占中原魏、蜀、吴三国的鼎立，是以曹魏的盛衰为发展主线的。建安元年（9）曹操迫汉帝迁都许昌，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实际上架空了皇帝，结束了汉朝的统治，这可以说是揭开了三国鼎立的序幕。同年，曹操以军事编制的形式，推行屯田。在当时北方普遍粮荒、农民大量脱离土地的情况下，这是较有效地保证军粮供应的措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流民的就业问题，这对曹操军事力量的充实、政治威望的提高，都有重大的意义。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宫渡之战中消灭了袁绍的基本力量。这是历史性的重大战役，开创了他稳占中原的局面，使曹魏在以后三国历史发展中始终占有优势的地位。 袁绍占冀州建安初年，在关东各地割据称雄的人物中，势力最大者是袁绍。他起兵讨董卓时任勃海太守，乘董卓西迁长安之机，夺得了冀州。当时的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称得上兵强粮足。随后他又取幽州、青州、并州，兼有河北四州之地。这四州，在当时是具战略形势的要地，其北有乌桓、鲜卑，可以为用；南有大河为阻，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在袁绍初占冀州时，其谋士沮授就向他进言“将军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袁绍听了，很高兴，说，“此吾心也。”袁绍占据北方的雄心，早在讨董卓时就有了。当时，“绍与曹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2袁绍早已看中了河北四州这块地方。曹操虽有本领任天下之智力以与人争衡，但也同样看重河北这块地方。袁绍占有河北，这是他强大的基础。曹操想发展他的功业，也必然以河北为争夺的对象。 袁绍的父祖，四世三公。他是一个煊赫的世家子弟。袁家的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故他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号召力。 曹操在许（今河南许昌县西南）兴起后，迎献帝都许，假献帝之命，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不甘屈居曹操之下，并且也受不了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气焰，决心要灭掉曹操。建安五年（200），袁绍举兵攻曹操，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 《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2《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操在官渡战前的几次胜利官渡之战以前，曹操在军事上所处的地位，有相当大的困难。在建安元年前后，占据南阳一带的是张绣，荆州是刘表，扬州是袁术，徐州是刘备。建安元年，吕布袭取了徐州，刘备来许投靠曹操。当时刘备已很有名气。曹操的谋士对曹操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意思是劝曹操要杀掉刘备。曹操却回答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建安二年，曹操征张绣。张绣先投降，后又反复，曹操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大败而归。建安三年春，曹操再征张绣。刘表派兵援助张绣，曹军腹背受敌，又听到袁绍将要攻许，遂退兵。袁绍很想拉拢张绣，以便南北两路出兵夹攻曹操。建安四年冬，就在袁绍进攻的前夕，张绣听从谋士贾诩的劝告，又归降了曹操曹操非常高兴，封张绣为列侯，食邑二千户，此在曹魏一代的封侯中，封户是最多的。 袁术和吕布，一个在扬州，一个在徐州，结为儿女亲家，但关系时好时坏。建安二年，袁术称帝，遣使清吕布送女完婚。吕布先允许，送女在路，继而后悔，追回绝婚。袁术大怒，发步骑数万，七道进攻吕布，为吕布所破。曹操乘机东征袁术，袁术败走淮南。建安三年九月，曹操攻吕布，围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引沂、泗水灌下邳城。吕布手下的宋宪等举城降。吕布求为曹操将，曹操不允，缢杀之。 袁术被曹操所败后，困顿淮南，又遇天旱地荒，士民冻馁，极为狼狈。 他打算通过徐州、青州，北投袁绍。曹操派刘备带兵去徐州截击。袁术不得过，想折回寿春，发病死在路上。 刘备在许，深得曹操的器重。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字）之徒，不足数也。”当曹操派刘备去徐州邀击袁术时，谋士们都反对，谋士程昱等对曹操说“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2刘备离开许都前，曾与外戚董承等受献帝衣带中密诏诛曹操。刘备到徐州后，立即派人与袁绍联络，共同反对曹操。 曹操对刘备是很重视的，他决不会让刘备在徐州站住脚。他计划在袁绍出兵之前，先消灭刘备。他手下的将军们都说“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3谋士郭嘉也赞同曹操先灭刘备。刘备到徐州还未来得及整顿，曹操大军一到，刘备战败，只好经青州，北投袁绍。这一战，从决策到胜利回师，都在建安五年正月之内。而袁绍也正像曹操所估计的，“见事迟，必不动”，待曹操回师北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袁绍还没有动。 至此，袁术、吕布死，张绣降，刘备败。在经过这几次军事胜利以后，许地被四面包围的形势已转化为稳定的局面。至于刘表，这是个划地自守的人，曹操根本看不起他。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2《三国志·蜀志·程昱传》。 3《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袁两方的军情曹操东征刘备，许都空虚，正是袁绍对曹操发动进攻的最好时机。袁绍的谋士田丰也向他建议“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要抓住这一时机向许进兵。袁绍没有采纳田丰的意见，却说儿子病了，无心出征。田丰气愤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袁绍在曹、刘交战时坐失良机。在曹操已回师官渡的时候，他却又坚决出兵了。 在讨论出兵时，田丰又提出不同意见“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2。袁绍又不从。田丰强谏，袁绍怒，把田丰下在牢里。 袁绍移檄州郡，数曹操罪恶。建安五年二月，袁绍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官渡之战就此开始了。 论兵力，袁绍军队人数是远远超过曹操。关于袁军人数，诸书记载都称为十万人。如《三国志·魏志·袁绍传》称袁绍“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曹操军队的人数，诸书记载多谓不过万人。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而《荀彧传》载荀彧对曹操说“公以十分居一之众，划地而守之。”按当时的情况讲，曹操兵士不如袁绍众多，是没有疑问的，但少到兵不满万，似乎又太少了。裴松之就不同意曹操兵不满万的说法。他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并举了几条事例，说明曹操兵数“不得甚少”，“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官渡之战前，当时人对于曹、袁双方的军情，是有评论的。曹操和袁绍自幼就有交往，知己知彼，曹操对能战胜袁绍很有信心。在听得袁绍提大军十余万将攻许的消息后，曹操手下诸将都以为不可敌。但曹操却说“吾知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2荀彧和郭嘉都是三国时代有名的谋士。两人都先仕袁绍后投曹操，对曹、袁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荀彧评论曹、袁，认为曹操与袁绍相比有四胜，“绍貌外宽而年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已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后汉书·袁绍传》。 2《后汉书·袁绍传》。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郭嘉称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内容与荀彧所说大致相同。 官渡之战前夕，凉州从事杨阜到许来。回去以后，凉州人士问他关于曹、袁形势，杨阜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令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2三国时评论曹、袁优劣的还有很多人，荀彧、郭嘉、杨阜之说是有代表性的。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其心，也就必然不能容人、不能用人。好谋少决，就必然当断不断，失掉时机。作为一个军事家，这就足以招致失败了。 官渡之战的序幕官渡之战，是由三个战役组成的一是解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之围，二是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北）之战，三是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主力决战。自马和延津之战，又可看作官渡主力决战的序幕。 袁绍驻黎阳，派大将颜良攻曹操别将刘延于白马。曹操谋士荀攸建议曹操领兵趋延津，虚张声势，好像要从延津渡河袭击绍军的后路，引诱袁绍分兵西来应敌。然后掉转兵力，快速行军，掩袭围困白马的袁军。 袁绍见曹操兵趋延津，以为曹操要从那里渡河抄袭自己的后路，果然分兵，西趋延津迎击。曹操得知袁绍已分兵西下，即从延津急行军，斜趋白马。曹军离白马只有十余里路了，颜良才得知这一消息，仓卒应战。曹军大破袁军，斩颜良，遂徒白马军民，沿河往西撤退。 曹操能取得白马之战的胜利的原因，第一，曹军主动，袁军被动。曹操以计分散袁绍兵力，袁绍果真陷入曹操的计谋。第二，曹操采取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灭敌人的作战方法。第三，曹操所采取的速决战。黎阳在河北，白马在河南，相距不过几十里路。这就要求曹操从延津向白马的进军，既要机密，又要迅速。既到之后，作战又要速决。不然，黎阳袁绍援军一到，战局便会全部改观。速决战使曹操获胜。 曹操从白马后撤的时候，袁绍从黎阳渡河追击，在延津南又打了一仗。 这一仗，曹操又获胜了。《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绍骑将文醜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醜。良、醜，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延津南之战，曹操正是利用了袁绍军队的贪婪无纪律的弱点，采取了以白马辎重饵敌的策略。袁绍兵骑虽多，但到了“分趣辎重”之时，已经乱了阵脚，成为一群乌合之众了。 打了白马、延津南两个战役之后，曹操从容地把军队撤退到官渡。与袁绍在官渡决战，曹操是早有安排的。撤军到官渡，这是一个主动的战略撤退。《三国志·魏志·荀彧传》。 2《三国志·魏志·杨阜传》。 官渡之战和曹操的胜利官渡位在中牟县北，在古官渡水的南岸。此地比延津更靠近许都。出为曹操缩短了防线，也缩短了补给线。而对袁绍来说则是深入敌境，分散了兵力，延长了补给线。选择在官渡与袁绍决战，是对曹操有利的。 官渡之战，曹操是守方，袁绍是攻方。当曹军撤至官渡，袁军进到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时，沮授向袁绍献策“北军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财货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这仍是出兵前田丰、沮授向袁绍建议的策略。袁绍没有认真考虑，一下就把沮授的意见否定了。 建安五年八月，袁军自阳武连营稍进，进迫官渡，大军依沙推为屯，东西数十里。曹军亦分营相当。从八月到十月，袁、曹两军在官渡相持了两三个月。由于袁军兵多势强，曹军兵少势弱，曹军的处境是非常艰苦的。据《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载“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曹操乃为发石车（即“霹雳车”），击袁军之楼，皆破。袁绍又挖地道，欲袭曹营，曹操辄于年为长堑以拒之。曹操与袁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相持期间，曹操曾一度打算撤退到许，再与袁绍决战。他写信与留守许下的荀彧商议。荀彧回信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建议，坚守官渡。 袁绍也曾试图分兵扰袭曹操的后方。他曾派刘备到汝南一带协助当地的地方势力，扰乱许南。最初确也给了曹操后方一些威胁，使得“自许以南，吏民不安”。但刘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三国志·魏志·曹仁传》）。曹操派曹仁将骑出击，刘备败退，尽复诸县。袁绍又遣别将韩荀抄断西道，为曹仁击破。袁绍就再不敢分兵出击了。 派兵扰乱曹操的后方，是田丰、沮授等尝向袁绍提出过的建议。但这时情况已有变化，此计已不适用。袁绍讨曹操的檄文中虽然说到“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这说的是四面包围的形势。但这时实际出兵的，却只有袁绍亲自率领的黎阳、官渡这一路。荆州刘表根本没有出兵的打算（参看《三国志·魏志·刘表传》）。曹操已占有河内，委魏种“以河北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并州高干的军队，一时也就出不来。官渡之战的前一年，建安四年八月，曹操已派臧霸等将精兵入青州，以捍东方。青州刺史是袁绍的长子袁谭。从一出兵，袁谭就在袁绍身边。袁绍似根本就没有从青州出兵的打算。这样，虚张声势要四面包围，实际上只是一路兵。在这种条件下，派游军远离大军主体，到汝南一带去活动，是冒险的。 官渡会战，曹操的胜利是由两次奇袭袁军辎重的成功及在最紧要关头袁绍战略决定的错误所决定的。 《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三国志·魏志·荀彧传》。 九月间，袁绍运粮车数千乘送军粮到官渡。荀攸对曹操说“绍运车旦暮至，其将韩■，锐而轻敌，击可破也。”（《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曹操采纳荀攸的建议，派徐晃、史涣在路上邀击韩■，大破之，烧其辎重。冬十月，袁绍复遣军运粮，使部将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护送，宿绍营北四十里乌巢。袁绍谋臣许攸与审配不和，攸家犯法为审配所治。攸往投曹操，将袁绍辎重屯集乌巢，“袁军无严务”的情况告诉曹操，并建议曹操乘夜往袭。曹操听从许攸的意见，决定由曹洪、荀攸留守，自己亲自率兵夜袭乌巢袁军粮谷。曹操“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资治通鉴》卷六三）但天明以后，淳于琼看见曹操兵少，便开门出击，后又入营自守。曹操一时攻之不下。 袁绍听得曹操往攻乌巢粮屯的消息，以为曹操本营必已空弱，决定攻取曹操的本营。袁绍对袁谭说“就曹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部将张郃、高览等攻操营。张郃反对说“曹操精兵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事去矣，请先往救之。”并说曹操营固，攻之必不能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资治通鉴》卷六三）袁绍谋臣郭图迎合袁绍，力主进攻曹操本营。“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的袁绍，采取两听的办法，一面以重兵攻曹营，一面也派了一部分轻兵去救淳于琼。 袁绍援救淳于琼的军队将近乌巢。曹操眼看两面受敌，情况十分危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曹操十分沉着冷静，仍决定集中兵力，先攻破琼营。时“操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谷。”（《资治通鉴》卷六三）援军眼见琼军已破，也不战自败。 张郃、高览攻曹操本营的结果又如何呢？郭图自惭他的计策失算，却反来陷害张郃，对袁绍诬说张郃“听得军败很高兴”。张郃一怒之下，遂与高览焚烧攻具，投奔曹操。 至此，袁军败局已定。军中听得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降曹营的消息，全军大溃。袁绍仅和儿子袁谭单骑逃回河北。官渡大战就这样结束了。 袁绍回到邺，悔恨交集，于建安七年夏天呕血而死。袁绍有两个儿子，长子谭，次子尚。袁绍死后，两子争位，互相攻伐，臣下也分为两派。袁谭战败，跑回青州，求救于曹操。这时曹操正要去征刘表。是继续征刘表呢？还是回师北救袁谭？群下意见，“多以为表强，宜先平之，谭、尚不足忧也”。荀攸说“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遭恶，此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曹操接受了郭嘉的意见，回师救袁谭，并以女嫁之。 建安九年，曹操取邺，袁尚投奔幽州袁熙。袁谭的求救，本是时势所迫。曹操约为婚姻，也不过借以笼络。袁谭借曹操攻袁尚的机会，大肆扩充势力。十年，曹操攻斩袁谭。幽州守将以幽州降曹操，袁尚、袁熙奔三郡乌恒，后韩■，《资治通鉴》卷3作韩猛。《三国志·魏志·荀攸传》裴松之注云“案诸书，韩■或作韩猛，或云韩若，未详孰是。” 又奔辽东，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黑山农民军张燕有众十余万，也于此时投降曹操被，封为列侯。十一年，曹操攻取并州，斩高干。十二年，征三郡乌桓，出卢龙塞（今河北迁西喜峰口附近），东指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胡汉降者二十余万。曹操占据了河北四州，征服了乌桓，自领冀州牧，让还兖州。从此，曹操稳占中原，邺成为曹氏的基地。 第二节三国局面的形成曹操消灭袁氏，占有河北四州，已统一了大半个北方和中原地区。余下还未被曹操控制的地方，西有马超、韩遂占有的关中和陇右，南有刘表占有的荆州，东南有孙权占有的江东。 刘表在荆州刘表，年轻时就已知名，初平元年（94），由何进推荐，任荆州刺史。 刘表到荆州时，北有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南阳有户口数百万，原是一个富庶的地区。袁术在南阳，对刘表构成很大的威胁。南有少数民族的强梁，隐然割据一方。刘表先任用荆州人士蒯良、蒯越、蔡瑁等，诛杀了一些不服从命令的少数民族领袖，安定了荆州八郡。由于袁术“奢**欲肆，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既与刘表不和，又北联公孙赞，与袁绍、曹操为敌，结果被曹操所败，南逃江淮间。后张绣占有南阳，与刘表关系友好，荆州解除了北方的威胁。刘表采取对皇帝“不失贡职”，在地方保境安民的政策。所以自初平元年（94）到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去世，近二十年间，中原和关中地区迭遭变乱，民不聊生，荆州却比较安定的。很多北方人逃难到荆州依靠刘表，荆州地区多少有点乱世乐园的味道。据《后汉书·刘表传》称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治，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刘表处在群雄角逐的时代，只有保境安民思想，而没有兼并一统野心。 他能使荆州人民在战乱时代，保持二十来年的安定生活，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对于投奔荆州的北方才学之士，刘表虽然都能给予赈赡，使之过安适的生活，但却不能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才能。从长安逃到荆州去的王粲后来就对曹操说“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所谓对避乱到荆州的俊杰都“不知所任”，王粲就是一例。对诸葛亮，徐庶，庞统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曾荟集在荆州的俊杰之士，刘表却一个也未任用。 刘备得诸葛亮官渡之战时，刘备在袁绍帐下。袁绍派他到汝南去联络当地的黄巾余部，扰乱曹操的后方，同时也是为了与刘表取得联系，夹击曹操。官渡之战后，曹操亲自征讨刘备。刘备遂南奔荆州依刘表。刘表驻襄阳，使刘备屯樊。樊在汉水北，与襄阳隔水相望，是荆州的北方门户。刘表害怕刘备的声望，不敢用他，但又想依靠他抵御曹操，所以就让他屯樊。 刘备在荆州的最大收获，是得到诸葛亮出山作他的助手，这是刘备一生中的大事。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水县）人。随叔父诸葛玄避乱荆州，住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躬耕陇亩，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刘备知道诸葛亮，是由于司马德操和徐庶的推荐。据《襄阳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优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徐庶也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往驾顾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刘备三顾茅庐，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对他吐露自己的心志，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自己不度德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由于智术短浅，半生颠沛，以至今天。然志犹未已，请先生指教。诸葛亮对刘备讲了一席话。诸葛亮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攻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诸葛亮分析了天下形势，指出曹操在北方，孙权在江东，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两块地方刘备已不能与他们竞争；荆州是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而处其两地的刘表、刘璋都是暗悲歌当泣sodu弱不能守成的人，刘备正可攻占荆、益之地。如能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边结好孙权，遇有机会，就可以荆、益两路出兵中原，成霸业，兴汉室。诸葛亮这一席话，使刘备长了见识，就恭敬地请诸葛亮出山作助手。以后的三国鼎立之势，果如诸葛亮《隆中对》中所分析的那样。 曹操南征建安十二年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刘表有两子，长子刘琦，少子刘琮。刘表派刘琦为江夏太守，死后遂以刘琮为嗣，代领军众。当曹操进兵到新野（今河南新野）时，刘琮瞒着刘备，暗地向曹操投降。在曹操大军压境时，荆州人士曾分为两派，一派依附刘琮，劝刘琮投降曹操，一派不同意投降，他们后来多跟随了刘备。 劝刘琮投降的人，主要有蒯越、蔡瑁、韩嵩、傅巽等。他们对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三国志·魏志·刘表传》） 他们劝刘琮投降的理由，不外两项。一是以人臣拒人主，这是叛逆。这正是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所得到的好处。二是打败了不如投降，打胜了也是刘备的，对刘琮没有好处。这理由是很动听的，刘琮听了他们的话，遂投降曹操。 待曹操大军到了宛，刘备才知道刘琮投降的消息。刘备处在这个地位，抵御是不可能的，遂决定退到江陵。江陵原是荆州的郡治，那里存有军用物资。 曹操征荆州，主要是北方已大体统一，关中诸将也都服顺，征荆州，下江东，已提到曹操的日程上来。但曹操急于攻荆州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不让刘备在荆州站住脚。刘备在荆州数年，已经取得荆州人的敬服和，一旦刘备取刘表而代之，占有荆州，将是极大的麻烦。 曹操也知江陵存有军用物资，怕刘备先去占有，便急速赶到襄阳。听到刘备已过襄阳去江陵，曹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县之长坂，赶上刘备。江陵是去不了的，刘备只得与诸葛亮，张飞、赵云斜趋汉津，与关羽率领的水军会合，又与来迎接的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会合，一同到夏口（今汉口）暂驻。 孙、刘联合和赤壁之战曹操征荆州和刘表死的消息传到江东后，鲁肃清孙权派他以吊丧为名去荆州察探军情。鲁肃到荆州时，曹操已驱军南下。鲁肃与刘备会于当阳，同至夏口，刘备派诸葛亮随鲁肃去吴，商议联合破曹，同时由夏口移住樊口（今湖北鄂城县西北）。 时孙权在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诸葛亮见到孙权，陈说孙、刘联合破曹之计“豫州（指刘备，刘备曾为豫州刺史）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听了诸葛亮一席话，心里安定了些。曹操到了江陵，就送信给孙权，内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诸葛亮到时，孙权正在为此事忧虑。曹操此次南征刘表，目的不仅在争荆州，也要一举解决江东，来信中的语言很明白的了。摆在孙权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抵抗，要么投降。孙权的部下以长史张昭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倾向投降。张昭等对孙权说“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作“议者咸曰”，未指明张昭曰。《资治通鉴》卷5作“长史张昭等曰”。孙权给陆逊书论周瑜、鲁肃、吕蒙功业说“至子布（张昭字），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三国志·吴志·吕蒙传》）。 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汁不如迎之。”（《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力排众议，主张抵抗的是鲁肃。《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载当孙权诸将皆劝权投降曹操时，“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这时，周瑜正外出到鄱阳，鲁肃劝孙权召还周瑜参与讨论。周瑜也是主张抵抗的。周瑜对孙权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令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揖，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今又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周瑜、鲁肃和诸葛亮的议论，增强了孙权抗击曹操的信心。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孙权拔刀斫前奏案说，“诸将吏敢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就此定下来了。曹操的兵力，在他给孙权的信里称八十万。据《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记周瑜估计“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孙权方面的兵力，周瑜曾要求五万人，孙权告诉他“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授。”可以估计，周瑜率领的第一线兵力是三万人，孙权续发人众是多少，没有明确记载，可能也是三万左右，因为孙告诉周瑜“卿能办之者诚快，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盂德决之。”孙权如此气壮，人众不会太少。刘备方面的兵力，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共二万来人。孙、刘联军合计，第一线的兵力共约五万人左右。 曹操由江陵水陆东进，孙、刘联军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 曹军战士多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交战之前，军中已疾疫流行。刚一交战，曹军不利，便撤到江北。周瑜部将黄盖针对曹军不习水战，船舰连接一起的机会，建议用火攻。周瑜采纳了黄盖的火攻并诈降之计。黄盖先向曹操送了降书。正好遇上东南风起，黄盖以斗舰在前，余船在后，向江北进发。曹军以为黄盖来降，都高兴的出营观看。离曹军二里来路时，来船同时点起火来，火烈风猛，船行如箭，直冲曹军船群，烧了曹操的战船，还延及岸上兵营，曹军烧死落水无数。周瑜率军随后攻到，曹军大败。 曹操带领败兵由华容道（今湖北潜江南）撤退。一路大风，天寒地冻，又遇上这一带道路泥泞，步兵携草铺路，冷饿马践，死伤甚众。曹操总算逃得性命。 赤壁之战虽败，曹操还希望能保有荆州。他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然后北回。 孙、刘联军乘胜追击。曹仁困守江陵经年，终因孤军悬远，后援补给困难，撤军北归。但曹操还占有了襄阳，取得以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孙权占有江陵、夏口、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荆州东半部。刘备占荆州的南部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今湖南和湖北西部），以油口（油水入江处，今湖北公安）为驻地，改名为公安。后孙权又把江陵让给刘备。曹、刘、孙三家瓜分了荆州。 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初步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给刘备制定的第一阶段的目标。曹操没有实现吞并荆州和江东的目的，但占有了襄阳，消除了从南部给许下的威胁，总算有所得。孙权占有荆州的东部江夏等郡，扩大了地盘，巩固了江东根据地，所得不少。成就最大的是刘备集团了。刘备奋战半生，在北方从未能取得个立脚之地。如今据有半个荆州，有了个安身立命之处，进取益州在望，荆、益两路出击与曹操争胜的理想也有了实现的可能。赤壁之战，对三国新局面的出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荆州为孙、刘、曹三家瓜分，却伏下孙、刘两家争荆州的祸根。 第三节取益州和争荆州刘焉、刘璋在益州刘备取得荆州四郡，初步站住了脚步，但形势仍是很困难的。诸葛亮后来曾形容在荆州时的形势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而且取得荆州，只是实现了刘备雄图的第一步。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方略，是要“跨有荆、益”。现在已占有荆州，第二步就该跨据益州了。 这时，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已二十来年。灵帝时，刘焉历任刺史、太守、宗正、太常。他曾向灵帝建议，选派清名重流到地方上去当州牧，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他原来希望到交址去。后来听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三国志·蜀志·刘焉传》），便改求益州。刘焉在当时也属于“海内清名之士”（《三国志·蜀志·刘焉传》注引《续汉书》），又是皇家宗室。益州上层人士对于他当州牧是欢迎的。广汉人侍中董扶，巴西人太仓令赵韪都去官随刘焉回益州。刘焉走到荆州时，益州人马相、赵祗领导益州人民起义，自号黄巾，旬月之间，攻杀益州刺史郤俭，连破广汉、蜀郡、犍为三郡，有众万余。益州从事贾龙率家兵攻破黄巾军，迎刘焉到益州。 刘焉到益州后，与当地豪族关系紧张。他杀豪族王咸、李权等十余人，欲以立威，但结果适得其反。犍为太守任歧和迎接刘焉入蜀的贾龙，都起兵反对他。任歧和贾龙都是蜀郡人。任歧、贾龙都被刘焉打败杀死，刘焉也失去了益州人对他的。 赵韪原是跟随刘焉入蜀的。刘焉死，他以益州大吏的身份推荐刘璋为益州刺史。但后来赵韪也因反对刘璋而被杀。 汉末以来，很多北方人流入益州。这些流人与益州土著之间难免有些矛盾。刘焉、刘璋曾利用流人势力来抑制益州豪族。据《英雄记》记载“先是，南阳、三辅入流入益州数万家，（璋）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注引） 益州豪族大姓对刘璋不满，时思叛乱。刘璋暗弱，缺乏明断，不能控制局势。在刘备入益州前，益州的形势就是这样。 刘备取成都曹操吞并荆州、江南的计划受挫以后，乃改而谋取关中。建安十六年，曹操声称要付伐张鲁，进兵汉中。明眼人都会看出这是欲盖弥彰，因为当时占据关中的是韩遂、马超。如进兵汉中，关中是必经之路。不先取韩遂、马超，是不能进兵汉中的。韩遂、马超是知道曹操的意图的，遂联合起来，反对曹操。 曹操进兵关中，用计离间马超、韩遂，大破关中诸军，韩遂、马超逃往凉州。曹操遂占有关中，留夏侯渊屯长安。之后，曹操并不急于进攻汉中，反而于建安十七年和十九年两次出兵东征孙权。只是在东征无功后，才于建安二十年进攻汉中。 建安十六年曹操声称进攻汉中，对益州豪族阴谋反对刘璋却有大用处。 他们抓住这个机会，要把刘备引进益州来，达到驱逐刘璋的目的。刘璋的别驾从事张松对他说“刘豫州（指刘备），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璋听了张松的话，派法正去荆州请刘备带兵入蜀征伐张鲁。刘备当然求之不得，遂安排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守荆州，自己带领庞统、黄忠等入蜀。庞统，当时被称作“风雏”，与“卧龙”（诸葛亮）齐名。 刘备到涪（今四川绵阳境），刘璋来会。张松、法正、庞统都劝刘备在会上袭取刘璋。刘备不肯，说“此大事，不可仓卒”。（《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自己是被请来的，没有助人讨张鲁，先把主人杀掉，这是丧失人心的事。为收一时之利而失掉人心，刘备不干。刘璋盛情接待刘备，给兵给饷，使他北讨张鲁。 刘备北到葭萌关（今四川昭化南）。但他没有进兵去讨张鲁，而是按兵不动，“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建安十七年，曹操征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要赶回荆州，请刘璋助兵助饷。但这次，刘璋却很冷漠，给兵给饷不及刘备希望的一半。 张松听说刘备要回荆州，忙写信给刘备“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知道了这事，报告给刘璋。刘璋杀掉张松，下令各关城防范刘备。刘备到蜀经年，已得到益州一些人的。现在又得到曲在刘璋的借口，便回师进攻成都。诸葛亮在荆州得到消息后，留关羽守荆州，亲率张飞、赵云入蜀，攻下白帝、江州（今重庆）、江阳（今泸州），与刘备合围成都。建安十九年，刘璋降。汉中是益州北方门户，对取得益州的刘备来说，汉中是必争之地。汉中也是关中长安的屏障，曹操也要争汉中。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 刘备取汉中张鲁在汉中已二十多年。他利用宗教在汉中进行统治。他信奉的宗教，叫“五斗米道”，因信教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就称五斗米道了。《后汉书·刘焉传》称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三国志·魏志·张鲁传》，鹤作鸪）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张鲁。”（《三国志·张鲁传》略同）五斗米道，是道教天师道的一支。东汉后期兴起的道教，最早的传播地大约是青、徐各州的滨海地区。自汉至南北朝，天师道之传布多与此滨海地区有关系。张鲁一家原是“沛国丰人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张陵到蜀，参看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原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 乃是客居。丰沛离东海不远，张鲁一家的五斗米道是从东方带去的。 张鲁原任刘焉督义司马。刘焉派张鲁和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入汉中，攻杀汉中太守而占有其地。后来张鲁又杀了张脩。刘璋以张鲁不顺，尽杀其母及家室。张鲁遂脱离刘璋，割据汉中。 张鲁在汉中的统治，只设宗教职，称祭酒、大祭酒，不置官吏。《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载“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农民受剥削，生活普遍贫困，他们的理想，就是平均主义，只求生活上都能过得去。张鲁义舍，义米肉，是符合农民要求的。不置长吏，少些官吏，农民所受的剥削是会相对地减轻些的。因此，农民对张鲁的统治，是“便乐之”的。 曹操自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出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征张鲁，张鲁降。曹操以夏侯渊为征西将军，留守汉中。建安二十三年，刘备进兵汉中，与夏侯渊相持经年。二十四年正月，刘备部将黄忠大破渊军于定军山，并斩渊。曹操率兵争汉中。刘备据险固守不战。曹操军攻不能取，战士多逃亡，曹操不得已放弃汉中，五月撤军东归。刘备遂占有汉中。这年七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 这时，是刘备最盛的时期。他东边占有荆州，西边占有益州，北边占有汉中，完全实现了《隆中对》所说的跨有荆、益的形势。 刘孙失和与荆州之争诸葛亮入蜀后，留关羽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间，关羽以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攻曹仁于樊城。曹仁派于禁、庞德屯樊北，与樊城为犄角之势。八月间，大霖雨汉水泛滥，于禁等七军被淹。于禁等登高避水。关羽乘大船进攻。于禁降，庞德被擒，不降而死。樊城发发可危。陆浑人民杀县吏，南附关羽，关羽皆加官号，给兵，使扰乱曹军后方。有的记载说这时，自许以南，往往遥应关羽。关羽威震华夏，曹操曾一度考虑徒许都以避其锋。 关羽是三国名将，当时人称关羽、张飞为“万人敌”。但此人孤高自傲，孙权曾遣使为子求婚于羽女，但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注引《典略》）。关羽在荆州违背了诸葛亮《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策略。关羽出兵攻樊城，留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关羽的主要助手，但《关羽传》中称他们“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 在当时的曹、刘、孙三角形势中，只有刘、孙联合，才能敌得住曹的压《三国志·魏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后角被诛，脩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奉脩，遂增饰之。”所记与《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后汉书·刘焉传》皆不同。裴松之认为“张脩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力，才能存在。曹操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比刘、孙任何一方大得多，刘、孙不联合就敌不住。刘、孙两方面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是都有认识的。诸葛亮、鲁肃在这方面是代表人物。刘备，孙权也都能这样作。 但在刘、孙联合中，荆州问题始终是个疙瘩。赤壁之战后，围绕着借荆州的问题孙、刘之间发生了争斗。孙权给陆逊的一封信中，曾评论鲁肃“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三国志·吴志·鲁肃传》）鲁肃索荆州时责备关羽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同上）孙权、鲁肃所说的借地，借的是江北江陵南郡。赤壁战后，曹操留曹仁守江陵。周瑜围江陵经年，到建安十四年，曹仁弃江陵走，周瑜取得江陵，“权以瑜为南郡太守”（《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次年，周瑜死，鲁肃代瑜领兵，以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程普俱屯江陵。鲁肃劝孙权以江陵即南郡借刘备，鲁肃改屯陆口，程普改领江夏太守。孙权以荆州借刘备，借的就是江陵南郡，并不是刘备占有的荆州都是孙权借给的。刘备取得益州后，建安二十年，孙权曾与刘备争荆州，结果两家妥协，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孙权以南郡换取了长沙、江夏、桂阳。按理借荆州这问题也该解决了，但孙权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等机会要夺占刘备的全份荆州，这已不是还和借的问题了，而是要占有荆州的问题了。 荆州问题的纠缠，并不是借与还的道义问题，而是军事形势上的实质性的斗争。荆州在谁手里，军事上的地理优胜条件就掌握在谁手里。荆州对于蜀汉进取中原，极为重要，对于孙吴保卫江东也是非常重要。荆州为军家必争的要区，刘、孙在荆州问题上的难以和解，是客观形势所造成的。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间，关羽大军北上攻樊，后方江陵、公安空虚。这是孙权夺荆州的好机会。 鲁肃死后，吕蒙接替鲁肃屯陆口。关羽北攻樊，吕蒙上疏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吕蒙遂假称病重，孙权也明令召吕蒙回建业治病。关羽信以为真，把留在江陵、公安的军队调出一部分赴襄阳。 孙权得到消息，即令吕蒙进兵。吕蒙到寻阳（今江西九江）把精兵埋伏在船仓里，伪装商人船只，昼夜兼行，遂到南郡。士仁、麋芳不战而降。关羽战士家属，尽在江陵，吕蒙都好生款待，问所不足，疾病给医药，饥寒赐衣粮。关羽听得江陵被孙权偷袭，从前线撤回。将士听到家中平安，生活很好，都不愿跟关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关羽败走麦城，至漳乡（今湖北荆门西），被孙权军队擒获，杀死，孙权取得荆州。孙权在偷袭荆州前，已与曹操暗中联络。孙权遣使向曹操称臣。曹操并没有作皇帝，孙权上书称臣，弄得曹操对人说“是儿欲踞吾著火炉上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语）取荆州后，曹操以天子名义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子曹丕继承魏王位。这年十月，曹丕作了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消息传到成都，刘备以献帝已遇害，于次年四月（22）也即皇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史称蜀国为蜀汉。 章武元年（22），刘备率师伐吴，与孙权争夺荆州。刘备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自己亲率大军自江南缘山截岭，树栅连营军于夷道猇亭（今湖北宜昌北）。孙、刘两军相峙数月，最后，陆逊以火攻，烧刘军营，连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军。刘备夜遁，逃归白帝（今四川奉节）。 与孙权争荆州，刘备部下有不同意见。赵云就是不主张争荆州的，他对刘备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付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三国志·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诸葛亮只于军败之后，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蜀志·法正传》）看来诸葛亮也是不同意代吴的。刘备的失败，就连魏帝曹丕也有所预料，《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帝（曹丕）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从地理形势看，从巫到夷道猇亭，约三百里，从秭归到夷道猇亭，不过百余里，所谓“连营七百余里”，不知如何算法。陆逊以火攻取胜，亦不知如何攻法。这些，旧史都不能详。 为了争荆州，孙权曾与曹操联络，上书称臣，并接受曹操的封爵，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客观形势是，吴、蜀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强敌——曹魏，唇亡齿寒，吴、蜀重修联盟，才是图存的必然决策。于是，在吴、蜀打了一大规模的战役后，孙权遣使臣到白帝向刘备求和。刘备到此已无力量与孙权争荆州，也就接受孙权和议。222年，孙权与曹魏绝。223年，刘备死。诸葛亮继续执行东和孙吴的方略。229年，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吴，建都建业（今南京），改元黄龙。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稳定。 第四节曹魏政局的发展“唯才是举”，整饬吏治吴、蜀夷陵之战和魂、蜀、吴的相继称帝，为三国时期的历史划分出两个不同的阶段。三国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三个领导集团为了打下自己的基业而进行了各种活动。第二阶段，则是各自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活动。在第二阶段中，各国内部的矛盾比较复杂，有不同于第一阶段的特殊情况。曹操是魏国的奠基人。他破格用人、整饬吏治的政策，创造了魏国的活泼有生气的政治局面。后来，曹丕继他执政并作了皇帝，魏国的政治局面就有了变化。 曹操主张只有整饬吏治，才能打击那些目无法纪的人，使百姓安心，社会秩序得到保证。他在指责袁绍在冀州时吏治的败坏时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速逃主。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取得冀州后，曹操特别强调“重豪强兼并之法”下令“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对于地方官中注意整饬吏治、打击豪强者多加以鼓励和。加王脩任魏郡太守，“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三国志·魏志·王脩传》）。王脩曾前随孔融，后随袁绍，都有好的声名。杨沛为长社长，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杀之，曹操“以为能”（《三国志·翻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司马芝为管长。豪族刘节为郡主薄，宾客千余家多不奉法，包庇宾客不服兵役，司马芝即以刘节为兵。满宠为许令，曹洪的宾客犯法，满宠依法治罪。曹洪向曹操求情。满宠知道后，未等曹操说话，就把曹洪的宾客杀掉了。曹操听到后，高兴地说“当事不当尔邪？”（《三国志·魏志·满宠传》）曹操用人，注重真才实学。他甚至不问品行如何，只要有才能，都任用。有名的举才三令，鲜明他说出了他的这种主张。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二十二年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汗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三令的内容差不多，中心思想只有一句话“唯才是举”。在用人的具体行动上，曹操曾“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秦汉以来，地主阶级上层有世家、豪族、高资等不同成分。他们虽属于一个阶级，但属于不同等级。在同一等级中，又有各种区别。他们的社会身份又各不相同。东汉中叶以后，有机会登入仕途者，更多为世家子弟。曹操唯才是举，打破了这种压抑人才的仕途积习。他既任用世家子弟，也选拔豪族俊秀。如李典，山阳巨野人，他的从父李乾有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李乾以众随曹操征战。李乾死后，李典代领其众。官渡之战时，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臧霸，泰山华人，先随吕布，后归曹操，曹操使他领青、徐两州。又如许褚，谯国谯县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坚壁以御寇。后归曹操，为操的宿卫，很见亲信，官至武卫中郎将。李典等，都显然是豪族中人物，曹操任用他们，得到他们的效力。 曹操的主要助手，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也主要是来自世家的名士。曹操所用的士人中，最器重的一位是荀彧，是颍川人，父祖都是“知名当世”的人物。叔父位至司空。他们可能是颍川世家的第一流门第。荀彧又向曹操推举了许多人，《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称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严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这些人物成了建安年间曹操集团的骨干，在曹操左右居于重要地位。 曹操所用的地方官，也多是名士。《魏书》载“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何）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三国志·魏志·何夔传》注引） 荀彧所推举的，多是中原汝颍地区的人，系荀彧的家乡人士。曹操取得冀州后，网罗了一些冀州的人才，取得荆州后，又网罗了一些荆州人才。曹操到荆州时，王粲向他祝酒，说“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农业经济的恢复曹操重视农业经济的恢复，采取各种措施安定流民，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赋税负担，促进了社会安定的局面。 建安元年在许下屯田，是曹操采取的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许下屯田以后，曹操和他的子孙们，又继续在各地屯田，其见诸记载的就有颍川、魏郡、邺、汲郡、河内、河东、沛、洛阳、长安、汉中、皖、睢阳、芍陂、淮南北、襄城等地。屯田，特别是建安初年的屯田，为曹操解决了军粮问题，对他在军事上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建立屯田系统的同时，曹操也重视郡县地方官的选用。一大批郡县守令在恢复农业方面作出了成绩，他们尽心农事，轻刑宽政，招抚流亡农民。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锺繇为司隶校尉，治洛阳。董卓乱后，洛阳人民散亡殆尽。繇“徒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三国志·魏志·锺繇传》）。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骑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魂志·刘馥传》）。郑浑为下蔡长、邵陵令。时天下未定，人民流动，不治产业，生子无以相活，大都弃而不养。浑在官，劝课农桑，又开稻田，对弃子不养的，严加治罪。民初畏罪，后来富裕了，生下儿女也都养育了。人民感念郑浑，所育子女，多用郑作名字。后郑迁左冯诩，吏民数千余家相随。曹操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勤稼穑、明禁令，民安于农。曹操征张鲁，以苏则为金城太守。时值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有方，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又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曹操破袁绍后，以杜畿为河东太守。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耗减较少。杜畿为政，崇宽惠，百姓勤农，家家丰实。曹操征关中韩遂、马超，军粮皆仰仗河东。战后，粮食尚余有二十余万斛。杜畿在河东十六年，治绩为天下最（《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各地郡守和屯田官都注意水利，兴修水池、陂堨和灌溉水渠。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贾逵为豫州刺史，“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戈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 （《三国志·魏志·贾逵传》）。 曹操和他所用的地方官减轻农民负担，招诱流民屯田就农，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曹魏初期的单位亩产量，超过了前朝。 九品中正制和封国制曹操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精神，到曹丕在位时就有了变化。 杨沛在曹操和曹丕两代的不同际遇，很说明这种变化。杨沛，冯翊万年人。初平年间，作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他历任曹操时期长社令，九江、东平、乐安太守，邺令，护羌都尉，京兆尹等职，一再为曹操所称赞。他任长社长时，曹洪的宾客征调不肯如法，杨沛先打断他的脚，然后杀掉。曹操以为能。在九江、东平、... 4 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扬言要由斜谷道（由陕西汉中到郿县）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口（斜谷道的南口）。曹魏派大将军曹真率众迎战。诸葛亮率大军西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震动。魂明帝曹叡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诸葛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天水南）。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节度，驻军山上，为张郃所破，以致影响整个战局。诸葛亮斩马谡，取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这年冬，诸葛亮又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宝鸡东）。魏派曹真迎战。诸葛亮因粮尽而还。魏部将王双率军追击，被战败而亡。 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迎击陈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成县西），郭淮退走。遂克武都、阴平两郡。 建兴八年（230）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今甘肃天水南），张郃由子午（由今西安南到宁陕东）、曹真由斜谷（郿县到褒城）出，三道欲攻汉中，诸葛亮待之于城固、赤阪（今陕西洋县）。因遇大雨，道绝，真等皆退走。这年，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 建兴九年（23）春二月，诸葛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输军粮。魏将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费曜、郭淮等御之。诸葛亮破费曜、郭淮于上邽，司马懿敛兵依险拒守。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来追，蜀汉伏兵弓弩齐发，张郃中矢而死。 建兴十二年（234）春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十万由斜谷出，以流马运输粮米。并进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司马懿对峙渭南。诸葛亮每患粮不继，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相持百余日，八月，亮病笃，卒于军中。蜀军退。 这六次战争，有两次是出祁山，一次是出斜谷，一次出散关，一次出建威，一次是魏军进攻，诸葛亮在汉中拒守。六次战争中，第一次，第六次规模比较大。 治戎和理民陈寿评论诸葛亮，称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干将略”（《诸葛亮传》）。治戎和理民，是封建时代治理国家的两大纲领，在和平时期是这样，在战争时期也是这样。这是丞相应当尽到的职责，也是有丞相才能的人才能尽到的职责。蜀汉在三国中的根基最薄，取得基地的时间最晚，诸葛亮能辅佐刘备父子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与魏、吴鼎立，极为不易。这种成就，是跟诸葛亮治戎和理民的成果分不开的。 陈寿称誉“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饬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为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魏志·诸葛亮传》评曰）“用心平而劝戒明”，是诸葛亮贯彻于军政民政的一贯作风。“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表明这位政治家的深刻的政治影响。 有关诸葛亮的事迹，见于史籍者不多。就流传下来仅有的简略记载而言，如建兴六年街亭失败后，取西县民千余家还汉中。建兴十二年屯田渭滨，耕者杂于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这都表明，诸葛亮的军队是节制之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 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局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治先后由蒋琬、费祎掌管。蒋琬还考虑过伐魏，兴复汉业。费祎就全无与魏争天下的思想了。费祎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国大体上采取了保境安民政策，军事活动比较少。费祎死后，姜维在蜀掌权。诸葛亮对他很赏识，称他“思虑精密，敏于军事，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费祎时，姜维“负其才武，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三国志·蜀志·姜维传》）。 姜维掌权后，又恢复了对魏的战争。他仍是贯彻诸葛亮的军事路线，重点首先在争取占有陇西。姜维自以为是天水人，“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同上）他数次出兵，都是争夺陇西。 自后主延熙十六年（253）到延熙二十年（257）的五年之间，姜维五次伐魏。延熙十九年在上卦南段谷（今甘肃天水西南）一次战争中，因另一路军队误期，姜维被邓艾打败，战士“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讟，百陇以西亦**不宁”（《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段谷败后，不仅姜维的威望大减，蜀国蜀军也元气大伤。 蜀汉后主刘禅是个庸材，他为政四十年，前期因有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辅政，政治较为清明。但在费祎之后，他听信宦官黄皓，政治昏聩。就连大将军姜维也因害怕黄皓陷害而不敢驻在京城成都。 蜀汉晚期，朝政是相当的。公元2年，吴派使臣薛珝来蜀，回国后对吴主孙休说到蜀国情况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三国志·吴志·薛综传附子珝传》）姜维的抗战及其失败景元三年（22），司马师以锺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司马昭谋伐蜀，朝臣多以为不可，独司隶校尉锺会赞成。司马昭遂以锺会都督关中，筹划伐蜀。他对朝臣们说“自定寿春以来（指讨伐诸葛诞），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指吴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晋书·文帝纪》） 姜维听得司马昭派锺会都督关中，已经看出司马昭的诡计，赶忙从沓中上书后主说“闻锺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今陕西略阳南阳平关）、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境），以防未然。”（《三国志·蜀志·姜维传》）后主信任宦官黄皓，迷信鬼巫，黄皓说王人告诉他，魏决不会进攻，刘禅即把姜维的奏章压下，朝中群臣都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景元四年（23），魏国兵分三路大举伐蜀。西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领，带兵三万从狄道（今甘肃临洮）向甘松、沓中进攻，目的是缠住姜维，使他不能从沓中回撤。中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带兵三万从祁山（今甘肃西和县北）向桥头进发，截断姜维的归路。东路是主力，由锺会亲自率领，带兵十万分从斜谷（今陕西郿县南）、骆谷（今陕西盩厔南）、子午谷（今陕西鄠县南）三道，向汉中进发。 这时，姜维提出的御敌的方案是“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三国志·蜀志·姜维传》）锺会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汉中，蜀军就是按照姜维的方案作御敌的安排。这时蜀在汉中的守军，有一万来人。于是撤诸外围守军，分为两部，分别退守汉（今陕西沔县东）、乐（今陕西城固）两城，守城军不过五千人。锺会进入汉中，了解了这种情况，并不留在那里攻城，只派两位偏将带领一部分军队把汉、乐两城包围起来，自己却带领大军越过汉中向阳安关2进发。魏军不伤一兵一卒，不战而取下汉中。 《资治通鉴》卷七七甘露三年（258），引此句作“听敌入平”。胡三省注云“谓纵敌使入平地。”意思与此《传》正相反，细审形势，当以《资治通鉴》为是。 2《资治通鉴》卷22景元三年注“阳安关口，意即阳平关也。” 姜维在沓中，听得魏军主力已到汉中的消息，急忙从沓中向汉中转移。 后面邓艾跟踪，紧追不放。姜维到了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桥头大道已被魏将诸葛绪占领。姜维假装要从诸葛绪军的北面过境，靠着地熟、人熟、情报快，在诸葛绪撤兵向北去堵截的时候，他却折回头以快速行军通过了桥头，等到诸葛绪再回到桥头的时候，姜维领兵刚刚过去。 姜维走到阴平，锺会已经攻下阳安关口，正向白水关（今四川广元西北）进军。姜维急忙会合由成都开来的廖化、张翼率领的援军，一同退守剑阁（今四川剑阁）。 剑阁，有大、小两座剑山，相隔三十里，群山相连，形势绝险。姜维守住剑阁，锺会屡攻不下。后方遥远，粮运困难，军队给养大成问题。锺会一筹莫展，打算退兵。 邓艾进兵到阴平（今甘肃文县），听得锺会被姜维阻止在剑阁，正欲退兵，急忙写信给司马昭报告军情大军已深入蜀境，功告垂成，千万不能撤退。他认为从阴平走山路向南，出剑阁西面一百多里，可以袭击涪（今四川绵阳）。涪在剑阁后面，离成都不过三百里，是成都的门户。如果军队到涪，姜维势必撤兵来救，这样，锺会的大军就能不战而取剑阁，如果姜维不来援救，涪守军势弱，必然容易攻下。邓艾信送出后，不待司马昭的回示，就照信上所说的计划，自阴平向南进军了。 邓艾所走的这条路，实在艰险。山高谷深，七百里地很少人烟。邓艾一路凿山开路。遇到险要之处，兵上们便攀着树枝，缘着悬崖，一个拉着一个的前进。 邓艾就这样翻山越岭来到江油（今四川江油），驻守在江油的蜀军，大吃一惊，便向邓艾投降了。邓艾由江油进一步迫进涪。 蜀汉军驻涪的主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没有乘邓艾远来疲惫还没有站住脚步的时候向邓艾进攻。他的部将黄崇再三向他建议，诸葛瞻不肯接受。邓艾进攻了，他的人马都是处在不进就死的处境，攻势非常勇猛。诸葛瞻被迫退守绵竹。邓艾派人去劝他投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附子瞻传》）瞻大怒，立斩来使。邓艾攻入绵竹，诸葛瞻和黄崇都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诸葛尚，听得父亲战死，说父子为国家大臣，没能早杀黄皓，致使国破家亡，有何脸面活下去。也力战而死。 邓艾进军到雒（今四川广汉），离成都只有八十里。后主招来群臣会议。有的主张到南中去，有的主张到东吴去。光禄大夫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犹豫了半天，最后也就听了谯周的话，向邓艾投降了。只有后主的一个儿子北地王刘谌，很有点烈性和气节。他愤慨地对后主说如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于地下，奈仍屈辱投降！后主不听。刘谌觉得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便带着妻子到他祖父刘备庙里大哭一场，先杀妻儿，然后自杀。 后主投降以后，又命姜维向锺会投降。蜀汉的兵士听得要向敌人投降，都气得拔刀砍石头。 有的史书记载称蜀亡时有二十八万户，男女九十四万口，将士十万二千人，吏四万人（参看《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第六节孙吴对江南的开发。孙吴的灭亡赤壁之战后，孙权占有江东，又占有荆州一部分，江南广大疆域都在他控制之下。自公元200年孙策死，孙权代他领兵，到公元252年孙权死，孙权统治江南前后达五十二年。这五十多年，基本上是江南的开发时期。东汉末年，先有镇压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北方遭受破坏，人民大批南逃避乱，对于江南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的开发，是有帮助的。 征山越、蛮族和夷族孙吴能在江南立国，就是以前代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为条件。孙权时期，江南的开发主要仍在长江沿岸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岭南珠江流域也在逐步兴起，而广大内地，仍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这时期，在东南内部地区居住的是越族。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多是山地，历史上就称他们为山越，这与秦汉之际，东越、闽越、南越的得名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都是越族。除去居住平原地区的已经汉化外，大部分山越人仍很落后。他们居山谷幽邃之地，“未尝入城邑，对长吏”（《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自然也不服役纳租。 山越人口众多，地区广大。他们居住地区又靠近孙权统治地区中心的吴郡、会稽、建业等地，对孙权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有相当大的威胁。孙吴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如何征服山越，使他们成为东吴的兵源和财源，变有害因素为有利因素。 孙吴与山越人的战争，从孙策时即已开始，一直到孙皓时止，几十年中连续不断，几乎与吴国的统治相始终。其中，次数多，规模大的征讨战争，多在孙权时期。每次征讨之后，就把降服的山越人中强壮的收编为士兵，赢弱的划归郡县。公元234—237年，诸葛恪征讨丹阳郡山越，一次就得兵四万人（《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据《吴志》各传中所载诸将征讨山越所得士兵人数加起来，已不下十三四万。吴亡时，吴国士兵人数大约有二十多万，其中山越人约在半数以上。 居住在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族，交州地区的被称为夷。孙吴对蛮、夷人也有过不少征讨。黄龙三年（23），孙权以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斩首获生，盖以万数”（《三国志·吴志·潘濬传》）。赤乌十一年（248），交阯九真夷攻没县邑。孙权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务崇招纳。“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三国志·吴志·陆胤传》） 孙吴征服山越、蛮、夷等族后，一方面是把他们征发出来作战士和划归郡县作编户耕田种地，一方面也逐步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设置郡县。江南荆、扬、交、广地区，东汉时有二十个郡和二百六十五个县。2东吴时期，由《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励。”《三国志·吴志·贺全吕周锺离传》“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这些记载，说明山越对孙氏政权的威胁。参看何兹全《东吴兵制》，见《中国史研究》，984年第3期。 2此据《续汉书·郡国志》。无广州，在交州内。 于分置和增置，已增为四十三个郡和三百一十三个县。3通常情况下，郡县数目的增加多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而东吴时期，江南郡县数的增加，除这种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山越、蛮、夷族居住地区被开辟而增设了郡县。 农田水利的发展东吴政权注意兴修水利。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使江南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江下游三吴地区最为显著。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东吴与曹魏一样，也注重屯田。吴的屯田也有军屯和民屯之分。征服山越、蛮、夷所取得的民户，一部分成为郡县编户，一部分也用来屯田。管理屯田的官，称为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这和曹魏管理民屯的农官名称是一样的。他们也同样不受郡县的管辖。典农校尉，地位等于郡守，都尉等于县令长。屯田的规模都是相当大的。在皖城的屯田，有稻田四千余顷。2江北的屯田，有屯田兵数千家3。诸葛恪在庐江皖口屯田，屯田兵有万人4。毗陵屯田，有男女各数万口5。这些规模大的屯田，都是军屯。民屯人数也不少。永安六年（23），“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既然说是“取屯田万人以为兵”，这些屯田人原不是兵，这是很清楚的。而且从屯田人中抽出一万人，大约不会影响屯田的耕作，这也说明孙吴民屯中的劳动人数是多的。 民屯中的屯田者不服兵役。军屯中的佃兵，平时耕田种地，疆场有事则参加战斗。《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载陆凯谏孙皓的话“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可知孙皓以前，屯田兵是平时耕田种地，有战争就参加战斗。这与曹魏的军屯大体也是一样的。 孙氏在江东建国，靠的是江北豪族和江东豪族的。为了对豪族进行报答，曹魏晚期出现的给客制度，在孙权早期就出现了。建安十九年（24），孙权取皖城，以吕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建安二十四年，蒋钦死，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志·蒋钦传》）。建安二十年，陈武从孙权征合肥，战死。“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三国志·吴志·陈武传》注引《江表传》）。 3参看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作“县三百一十三”。 《宋书·州郡志》“溧阳令，汉旧县。吴者为屯田。”“湖熟令，汉旧县。吴者为典农都尉。”“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年二十一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这些记录，说明吴的屯田与魏一样，也是独立于郡县之外，不受郡县守令管辖的。 2见《晋书·王浑传》。 3《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青龙三年（235）春，（权）遣兵数千客佃于江北。”4《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恪自领万人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5《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诸将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 孙权前期，内外形势动荡，他依靠江北、江东豪族为他维持局面，所以这时期孙吴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是比较团结的。孙权后期，情况变化了。本来，吴和蜀的立国情势就有所不同，蜀的理想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出师表》）。孙吴则满足于划江自守的偏安局面。诸葛亮生前曾几次北伐，吴则很少主动向魏大规模进攻。西晋的傅玄说孙权“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傅子》）。到孙权后期，三国鼎峙局面已大体稳定下来，孙权年事已长，为子孙皇位计的思想逐渐突出，他与将相大臣间的矛盾也就逐渐出现了。陈寿评论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评曰）。他信任宦官左右下人，嫌疑大臣。后来孙皓猜疑大臣，果于杀害，不过是孙权晚年事态的发展而已。 与夷洲的交通孙权时期有一件大事，这就是与夷洲的交通。夷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台湾。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华木不死，四角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髠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居室，种荆为蕃障。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其地并出铜铁，唯用鹿觡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见《太平御览》卷780引）从用鹿觡矛，石镞刀斧看，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石器时代，或已到晚期。从种荆为蕃障看，当时掠夺战争尚不严重。国家，往往是在城邑、掠夺战争之后出现的。夷洲居民当时还没有城邑，也还没有国家组织。 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亶洲，不知今何地，可能是琉球。孙权使万人至夷洲，可能事先对夷洲已有很多的了解。不然，他不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海上活动。 夷洲以外，北到辽东半岛，南到南洋诸国，都曾有吴的使臣和商人活动。魏明帝曾诏辽东，提到孙权“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狂诱边民”（《三国志·魏志·公孙渊传》注引《魏略》）。吴与南海各地的海上来往和贸易也比前代有所发展。吴的使臣曾多次泛海南出。交州刺史派康泰、朱应出使南海各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海南诸国传》序）。回国后，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导物志》。大秦的商人经南海来到吴的建业。大和尚康僧会，也是从海上到达吴都建业的。 孙皓与吴的灭亡司马昭灭蜀之后，本来打算休息三年就去灭吴。但灭蜀后的第二年，司马昭就死了。司马昭死后不到半年，儿子司马炎即受魏禅为帝，改元泰始元年（25），西晋开始。又过了十五年，晋才伐吴。 吴国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孙权的孙子孙皓。其人既残暴，多忌讳，又荒**，好酒色，还使用一些酷刑来杀人。但这个人却有点聪明，也有才干，与蜀后主刘禅不一样。 吴的租税徭役很重。孙权时，大臣张昭、陆逊曾上疏，希望能减轻赋税。但孙权认为三国分立，常要打仗，租税徭役不得不重。到孙皓时，虽然不打仗了，但修造宫殿，穷极技巧，功役费用以亿万计。人民服役，不胜其苦。后宫的宫女已有数千人，还年年要挑选。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陆凯曾上疏“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茶毒百姓，不为君计。自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贺邵也上疏，“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三国志·吴志·贺邵传》）可是，孙皓对于陆凯、贺邵的上疏，却恨之入骨，贺邵因此被杀。 百姓受不了孙皓的压迫剥削，就起来反抗。施但领导的起义，有一万多人参加，直攻打到离建业三十里的地方。交州、广州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斗争了好多年。 孙皓的荒**暴虐，使吴国上下离心，伐吴的条陈，就时时在晋朝廷上提出来。大臣对伐不伐吴，分成两派。一派以羊祜等为首，主张伐吴。一派以贾充为首，坚决反对伐吴。晋武帝是个平庸募断的人，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咸宁五年（279）晋益州刺史王濬上疏“孙皓荒**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贤王，则强敌也。愿陛下勿失事机。”（《资治通鉴》卷八十）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也上疏“凡事当以利害相校，今此举之利十有，而其害一二，止于无功耳。”疏到之时，武帝正与张华围棋。张华也说“吴主**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这才下了伐吴的决心。 这年冬十一月，晋大举伐吴，沿长江上下六路出兵。一路由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领出涂中（今安徽滁县），一路由安东将军王浑率领出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一路由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今湖北鄂城），一路由平西将军胡奋率领出夏口（今湖北汉口），一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领出江陵（今湖北江陵），最西一路由龙骧将军王濬率领，从蜀顺江而下。六路大军共二十多万。但总领六路大军的却是始终反对伐吴最力的贾充。 在六路大军中，王濬一路作战最勇猛。吴军曾在西陵（今湖北宜昌）以西吴晋两国交界处，用铁索和铁锥把长江的水底、水面都封锁起来。王濬到后，破除了障碍，顺江而下。加上江陵、夏口、武昌诸路大军的胜利，晋军很快就到达建业，孙皓只得投降。孙吴的灭亡，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吴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差不多比蜀多一倍。附三国世系表第二章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第一节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晋皇朝相对安定时期。这期间，从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平吴以前，晋就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据《晋书·食货志》载“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泰始二年（2），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4年），就“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大约这次政令未能得到贯彻，晋武帝泰始二年（2）又“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280）颁布户调式，同时还颁布了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晋书·食货志》）。占田和课田的关系如何？“其外”两字如何解释？问题和争论都很多，详见本卷典志篇。这里只指出一点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郡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对世家地主的优遇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参看《晋书·食货志》）。 世族地主的占田数额是远远超过劳动人民的。即使第九品还可以占田十顷，超过劳动人民占田七十亩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给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具体的规定，没有传下来。晋武帝太康元年关于依品高低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这方面的最早纪录。 曹魏时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晋时已完全成为世族地主独占高级官位的手段。这时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巩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权。晋人刘毅在上疏武帝时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刘毅传》）。 朝廷规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荫庇人口，是对既成事实作合法化的承认。承认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荫庇法中规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晋书·食货志》），就是限制。但事实上，限制是不起作用的。太康年间，即占田法颁布之后，李重上疏反对限制奴婢数额时就指出“诸侯之轨既减，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晋书·李重传》）这说明朝廷对品官占田虽有明文限制，但事实上，世族地主的特权是没有限制的。举例来说，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玉戎传》）。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晋书·石崇传》）。 晋对世族地主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遇，这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但世族地主之无限制的特权，助长据唐长孺先生说，见《西晋田制试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5—4页。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长。 第二节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宗室诸侯王权力之重魏晋间帝位的更替，是通过宫廷政变来实现的。晋武帝认为，要防止这种事变的重演，就必须培植皇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使其成为维护朝廷的可靠力量。因此，武帝在泰始元年即位后，就大封宗室。以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上》）。 晋继承了两汉的封国制，有王、侯两级。因有西周五等爵制的传说，又定了五等爵。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4年）五月庚中复设“五等爵”（《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纪》）。总的说来，晋“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又“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通典·职官典·历代王侯封爵》）。 西晋初年，大封同姓王，有二十七王之多。比起西汉初年所封的王来，西晋诸王的封地还不能跨州连郡，而且西晋的诸侯王也是“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的。封邑民户的户调田租，也不都归王侯所有，他们享有的只是户调的三分之一（绢一匹）和田租的二分之一（二斛）。西晋诸侯王的势力，主要来自他们的职务。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冏，是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任职朝廷的，如东海王越和长沙王颙。 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捍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敝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以致出现了八王之乱。 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子惠帝即位。惠帝是一个近乎白痴的庸人，而皇后贾后，却怀有政治野心，并手段毒辣。晋武帝时，外戚贾氏和杨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武帝死后，外戚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了朝廷大权。惠帝无康元年（29），贾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峻及其家属和党羽数千人，命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录尚书事以辅政；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北军，是守卫京城的禁军，是军队的精锐和骨干。 不久，贾后又以惠帝的手诏，责楚王玮擅杀大臣，杀楚王玮。至此，朝廷权力都落在贾后手里。贾后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中书监张华、裴 为侍中；安南将军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右朴射王戎并管机要。在这《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元年“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个政权的核心人物中、贾模、裴等是贾后的亲党，张华是个撑门面的人物。张华和贾模，裴頠同心辅政，从惠帝元康元年（29）到元康九年间，在政治上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司马光的评论称当时“虽王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八二元康元年）。 惠帝的太子司马伷，幼年聪明，为武帝所喜爱。长而刚猛，又渐为贾后所畏忌。贾后的亲党伯将来太子继位后，对他们不利，便劝贾后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杀害了他。 太子遹死后，赵王伦在他的心腹孙秀的谋划下，宣称为太子报仇，起兵杀贾后及张华、裴頠等。不久，赵王伦自立为帝。 与此同时，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齐王冏的父亲齐王攸和晋武帝都是司马昭的儿子，后齐王攸出为司马师的继嗣。司马师死，司马昭继兄执政。司马昭常说“天下是司马师打的，天下也应由司马攸继承。”司马攸才出武帝之右，且为众望所归，也差一点代替武帝为嗣君，因而齐王冏原有作皇帝的可能。赵王伦称帝时，齐王冏出镇许昌。他得到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的，联合进兵洛阳。加之赵王伦的亲信王舆在洛阳起兵反伦。齐王冏内外结合，大败伦兵，杀伦和孙秀，迎惠帝夏位，齐王冏辅政。 惠帝无子，按亲疏顺序，应由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齐王冏贪恋权位，立了惠帝一个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引起成都王颖的不满。河间王颙在联合讨伐赵王伦以前，曾过赵王伦。对此，齐王冏是心怀不满的，河间王颙也因而内不自安。 齐王冏辅政后，骄恣专横，擅杀朝臣，不听劝谏。河间王颙推尊成都王颖为首，起兵讨冏。骠骑将军长沙王乂起兵为内应，发兵攻冏。冏败被杀。成都王颖居邺，遥执朝政。长沙王乂虽在朝廷，事无大小，皆去邺征询成都王颖的意旨。这局面是维持不久的。长沙王乂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间嫌隙渐生。颙、颖联合起兵讨乂。长沙王乂，史称其“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晋书·长沙王乂传》）。及二王来攻，乂率兵应战。战久，粮乏，洛阳城中大饥，将士虽然疲敝，但上下同志，皆愿为乂效死。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乂围洛阳日亟，洛阳城中“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晋书，惠帝纪》）。情况困难，洛阳城内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东海王越，密与殿中诸将联合，捕乂送全塘城，为颙部将所杀。 成都王颖入洛阳，复还镇邺。惠帝诏以颖为丞相，东海王越守尚书令。 不久，又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任丞相如故。 司马颖僭侈日甚，大失众望。东海王越奉惠帝诏亲征颖，为颖所败，逃归东海。司马颖俘惠帝到邺，河间王乂部将张方入洛阳。 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同起兵讨颖，连破颖军。邺中大震。司马颖仓惶挟惠帝去洛阳。张方迎惠帝入洛阳，拥兵擅政。因连年兵燹，洛阳残破。张方又拥惠帝和司马颖去长安。这时朝政大权自然又转入河间王颙手中。司马伷废成都王颖，另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惠帝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以迎惠帝为名，起兵讨河间王颙。次年颙败，越迎惠帝还洛阳。成都王颖北渡河，为人所杀。河间王乂后来在应征诏赴洛阳途中为人所杀。公元30年，惠帝中毒死，皇太弟炽立，是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越之手。 从汝南王亮到东海王越，一共有八个王参加混战，中间还夹着一个贾后。这是西晋历史上的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经过这次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 汉族流民和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晋在八王混战期间，各地水利失修，吏治混乱。正在这时，天灾也连年流行，各地大量人口的流亡也开始了。 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关中人口有十余万流入汉川（《晋书·李特载记》）。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人民流入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的有数万家（《晋书·王弥传》）。益州流民流入荆、湘的也有数万家（《晋书·杜弢传》）。刘琨上疏陈述他在并州目睹人民流亡的情况“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晋书·刘琨传》）流民到新的地方，生活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地官府和地主阶级，给他们的不是帮助和同情，而是歧视和欺压。如关中流民在四川遇到的是官吏的贪暴，官吏们甚至想“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晋书·李特载记》）。巴蜀流民在荆、湘为旧百姓之所侵苦（《晋书·杜弢传》）。流民没有活路，便起而暴动。 内迁各民族，在北方以匈奴人为最多。建安年间，曹操分匈奴人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来监督。魏末，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该氏县；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地区大水，二万余落徒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 散居在西方边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晋时期，他们可能还有部落组织。 《魏略·西戎传》记述“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散居在关中的氐、羌各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多的。据西晋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受汉族官吏和地方权贵的欺辱。曹魏后期太原一带的汉人地主常以匈奴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他们还买匈奴人为奴婢。魏齐王芳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请陈泰代买奴婢。更有甚者，竞公开掠卖并州胡人。匈奴右贤王刘宣愤恨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 惠帝永宁元年（30），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后来李特的势力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了大成国，后又改称“汉”，史称“成汉”。李特的暴动，是流民暴动的开始。接着暴动就不断发生。主要的暴动，有王弥在青、徐等地的暴动，张昌在江、汉间的暴动，王如在豫、荆的暴动，杜弢在荆、湘的暴动。在暴动的流民队伍中，也有当地人民参加。 在流民和各地人民起来反抗晋的统治的同时，以匈奴人为主的内迁各族的反晋活动也在酝酿。 秦汉以来，在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内迁。他们一方面受郡县管辖，一方面仍保存着他们的部落组织。汉族官吏权贵对于各族人民遭受屈辱、压迫的愤怨，是知道的。阮种对晋武帝反映过“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惠帝时，江统作《徙戎论》，也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他们看到民族压迫的严重性，从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要把各族内迁人口迁回他们的原地。平吴之后，侍御史郭钦上疏宜及平吴之威，“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晋书·匈奴传》）。江统《徙戎论》，也提出同样主张。当然，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内迁民族忍无可忍，最后只有反抗晋朝统治的一途。 匈奴人刘渊最先起兵反晋。他是匈奴的贵族。王浚、司马腾讨成都王颖时，颖以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发匈奴人抗浚、腾军。刘渊遂起兵。旬日之间有众五万人。公元304年，刘渊即汉王位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刘渊就认为“帝王岂其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所授耳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及，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称自己为汉王，是表明他是接续汉朝的帝统，要与晋争天下。刘渊在河北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并州（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一带地方。 刘渊起兵后，在东方起事的还有羯人石勒。 石勒是上党羯人。羯是附属于匈奴的一支。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显然与匈奴不同族。石勒的父祖，都是部落小帅。他幼时作过商贩，作过田客。惠帝末年，并州荒歉，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取胡人，“两胡一枷”卖到山东作奴隶，换取军粮。石勒年二十余，也被卖到茌平（今山东茌平南）师懽家为奴，从事耕种。后来，师懽放免他作田客。 石勒是与牧人魏郡汲桑共同起兵的。他们最初的基本部卒是牧人，他们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投奔在赵魏（今河北、河南）的公师藩。公师藩为濮阳太守苟晞所杀，石勒和汲桑亡伏苑中。汲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招纳山泽亡命”（《晋书·石勒载记》）。 刘渊的起兵，本是阶级斗争的性质，是被降为田客、奴隶的已经汉化了的内迁的匈奴人民对晋统治者的反抗。由于参加者大多是匈奴人，也就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这种色彩，是在后来匈奴贵族对汉族人民越来越采取一些报复手段时，才浓厚起来的。 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石勒起事的地点，是远离羯族的居住区的。石勒本人是田容奴隶，与他一起起事的是牧人、郡县系囚、山泽亡命，这些都是汉族劳动人民和受压迫的汉人。 怀帝永嘉三年（309），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永嘉四年，刘渊死，刘聪继位。这时洛阳周围地区或遭破坏，或为刘聪、石勒占领，洛阳饥困日甚。掌权的东海王越，眼看洛阳难守，遂以出讨石勒为名，率领仅有的一些军队和满朝文武公卿离开洛阳，东屯项。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病死。石勒率骑追司马越军，在苦县宁平城（今安徽鹿南郸城东）大败晋兵，“从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虏到平阳。 怀帝被虏后，晋人立憨帝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晋书·愍帝纪》）。经过五年艰苦战斗，公元3年，刘聪遣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晋朝在北方的政权垮台，西晋亡。怀、愍两帝在平阳受尽侮辱，最后都为刘聪所杀。第三节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 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史称前赵），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也还是以汉人居多。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的政权东移，偏安于东南，史称东晋。东晋的统治，几乎是与十六国相始终的。 成汉的建立成汉的建立，可以上溯到李特为流民所推重的过程，但李特时尚未建国。公元3年，李特的儿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308年，李特侄李寿改国号为汉。史家把两个国号合起来，习称为“成汉”。 在西晋晚年，略阳、天水等地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徒，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成了流民的领袖。李氏，就是略阳巴族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称流徒之中，“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惠帝元康八年）。 西晋益州刺史赵廞见中原多事，遂怀有割据巴蜀的野心。他想利用十余万流民的力量来和西晋朝廷抗衡，就拉拢李庠等，使招流民中的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入蜀之道）”。西晋任命耿滕为益州刺史来替代赵廞。廞在耿滕到达成都之后，集兵杀膝，自称大将军、益州牧。廞又猜忌李庠“饶勇得众心”，借故杀李庠及庠子侄十余人。李特及弟李流将兵在外，团聚流民七千余人进攻成都，廞战败逃亡，为其部下所杀。 赵廞既死，晋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率兵万余入蜀。晋廷并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故里。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傭”，“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琏动红楼全文阅读”。同时，广汉太守辛冉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还“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在这样情势下，流民遂起而反抗。李特屡为流民向益州当局请求放宽遣返期限，因此为流民所感戴。公元30年，李特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结大营，收容流民。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参看《晋书·李特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特分其众为两营，李特自居北营，弟李流居东营。他派阎式去见益州刺史罗尚，再一次请求放宽遣返回乡的期限。罗尚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流民，所以假意应允。阎式知道罗尚欺骗他，便说“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阎式回去不久，罗尚果然调动步骑三万来袭击李特大营。李特率军反击，官军大败。于是众推李特为主，成立政权，自称行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进兵广汉。据《晋书·李特载记》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些措施，比西晋政权要好得多。巴蜀的土著地主，虽然也己结成坞堡，但是军事力量薄弱，不得不与李特假意周旋。及至李特屡败官军，攻入成都小城，罗尚退守成都大城时，特因军中粮少，乃分出部分群众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议“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惠帝太安二年）。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告诫“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这些意见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罗尚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合兵袭击李特。李特大败，被杀。 李特被杀后，由李流继续领导作战。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与西晋政权斗争。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终于逐走罗尚，攻下成都。304年，雄遂自称成都王；30年，称皇帝，国号大成。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人李氏虽是略阳的巴族大姓，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等郡大姓，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之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的反晋运动，是完全符合广大流民的利益的。 成汉在建国初期，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远较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国为轻。《华阳国志·李雄志》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境内因而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国纷扰的时代里，初期的成汉政权，应该算是人民所拥护的政权。公元334年，李雄病死。这时，成汉宗室内部，酝酿着一场权力斗争。 李雄之兄子班继位，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公元338年，李特弟李骧之子李寿，又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李寿即位后，务为奢侈，大起宫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晋书·李寿载记》）。李寿死，子李势继位，**杀尤甚，上下离心。347年，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出兵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自李雄称成都王至李势降晋，立国凡四十四年。汉（前赵）的建立前赵的创建人是刘渊，其祖父於扶罗为匈奴南单于羌渠的儿子。中平年间（84—89），羌渠派於扶罗将兵助汉朝统治者镇压黄巾起义。羌渠被国人所杀，放扶罗便留在内地，自立为单于。刘渊之父名豹，为匈奴的左贤王。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也都用刘氏。刘氏是匈奴的部落贵族。这些刘氏贵族，虽然分领五部，却都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在生活上和文化上，他们已经汉化。刘豹死，刘渊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改为北部部尉。 八王乱时，成都王颖想拉刘渊率领匈奴五部帮他打内战，因以刘渊为北单于。刘渊到了左国城，受匈奴贵族们的拥戴，称大单于，都于离石。公元304年，称汉王。公元308年又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国号汉。汉廷设置的官职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还有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农等，这些都是汉朝官职；仅于临终前以子刘聪为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以西，此是匈奴称号。 刘渊死，子和立。刘和少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汉化也是比较深的。刘渊死时，受顾命之托的刘聪等都手握强兵。特别是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和与刘聪所处的对文形势是很难相安无事的。刘和发兵要消灭刘聪，反为刘聪所杀，刘聪即帝位。 刘聪也是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傅祇的子孙傅畅、傅纯、傅粹，大司徒朱纪、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志遐等，都是以儒士而仕于刘聪朝廷。刘聪大臣陈元达，是匈奴后部人，也是汉化很深的，他处处以汉族传统的治国道理要求刘聪。刘聪大兴土木，兴建宫殿，陈元达就上疏诤谏“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佑之如子。陛下龙兴以来，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晋书·刘聪载记》） 刘渊、刘聪父子，依靠起家的是匈奴族五部之众。刘渊以刘聪为大单于，大单于所领就是匈奴人，刘聪所“握十万劲卒”也是匈奴人。据《晋书·刘聪载记》记载刘聪时，“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在刘氏朝廷，大单于手握匈奴族强兵，地位仅次于皇帝，实际上又是皇帝储贰的地位。匈奴刘氏政权，特别在早期，应看作是胡汉的联合政权。但其士卒主要是匈奴人。匈奴人因受汉族统治者欺辱，心怀怨恨。起事之后，对汉人进行报复。这就加剧了匈奴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刘聪攻下洛阳，长安，俘虏了怀帝、愍帝后，大体上统一了中原。但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发展。石勒据有赵、魏；曹嶷占有东齐（今山东），刘曜坐镇关中（今陕西），鲜卑之众星布燕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刘琨为晋保有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刘聪获得政权后，很快生活腐化，荒**奢侈。其子弟争权，各拥强兵。 宦官弄权，挑拨是非。加之连年战争，社会不安定，人民无法正常生产，饥荒频仍。在这种情况下，前赵的人民不断逃亡。如“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晋将赵固，郭默攻河东，至绎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晋书·刘聪载记》）。到刘聪晚年，刘氏汉朝已陷入上下不宁，分崩离析的局势。 流民和坞堡组织八王混战之后，接着刘渊、刘聪，石勒等起兵反晋，中原地区人民又陷入战乱之中，人口南移的不下九十余万。不能或不愿外逃的，留在中原。逃亡也要有条件，或者依附世家大族，或者自相团聚，还都有最起码的川资和生活资料。携家带口，长途逃难，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口仍留在原地，在面临的命运中挣扎。当时留下来的人民求生存的一个办法，是组成坞堡以防守。有了坞堡，就可以防御小股的流寇。坞堡越坚固，人数越多，防御力量就越大。 顾名思义，坞堡是一种堡垒，内能住人，又可储存粮食。董卓的郿坞是东汉未年的建筑，但可以作为坞堡的典型来看。《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载“（卓）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据说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年坞”，由此可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刊《燕京学报》5卷第期，934年月。以想见大型坞堡的坚固，难于攻破。 坞堡组织，还可以上推到西汉未年。汉光武刘秀与五校农民军在渔阳一带作战，令“百姓各自壁以绝其食”，“视人堡壁坚完者，敕今固守”（《后汉书·陈俊传》）。堡壁之起和防边有关系，渔阳就是北方的边地。东汉初，北边备匈奴，沿边地区以及河北各地都筑有堡壁。光武十四年，扬武将军马成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陛，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侯”（《后汉书·马成传》）。为了防御羌族的**，汉光武以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奏请为金城“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后汉书·马援传》）。汉和帝时，樊准任河内太守，“羌人屡入郡县，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后汉书·樊宏传附曾孙准传》）。汉桓帝时，羌人“寇钞关中”，“复没营坞”（《后汉书·皇甫规传》）。“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巨鹿坞”（《后汉书·段颖传》）。陇西，关中，北方边郡的坞堡多为防御羌人而建。西方的多称坞，北方的多称堡壁。三国、西晋未，已混而为一了。 西晋未年，刘渊，石勒起事时，中原黄河流域到处是些汉人聚众自守的坞堡组织。刘曜“周旋梁陈汝颖之间（今河南、安徽省一带），陷垒壁百余”（《晋书·刘聪载记》）。曹嶷在“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石勒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清丰西南），诸垒壁多陷之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垒百余（今河北省中部）（王浚）讨勒，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晋书·石勒载记》）。 垒壁和坞堡大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从这些记载可以想像，当年中原大河两岸广大地区到处都是坞堡组织。 每个坞堡都有一个坞堡主。这些坞堡主，首先是当地的豪族，也可能是些英雄勇猛之士，在敌方进攻时能领导大众进行防御。这些坞堡，构成了各地不能自保的小农的避难场所。如《晋书·郭默传》所述“郭默，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流人依附者甚众。”又据《李矩传》称“李矩，平阳人。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魏浚传》也称，“永嘉未，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郗鉴传》称“郗鉴，高平金乡人。鉴得归乡里，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千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苏峻传》也记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从以上记载来看，坞主大都是推选的。当时是在战乱环境中。这些最初团聚起来的及后来依附投靠来的人，就逐渐成为坞堡主的部曲。如最初跟随魏浚的数百家和后来襁负而至的人，在魏浚死后都归其族子魏该所率领。这些人就都被称为魏该的“部曲”了。最初，这些部曲与主人的隶属关系可能还不太强。魏该后来受刘曜的攻击，拟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晋书·魏浚传附该传》）。但这些部曲总是要受些军法部勒的。八王之乱时，庚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众推衮为主。庾衮对大众说，立之为主就要听他的命令。于是他就定出一些法规，“众咸从之”（《晋书·庾衮传》）。魏晋时期依附关系，隶属关系转强，中原地区坞主和坞内大众的关系即是隶属关系强化的体现。 这些坞堡组织，是军事性的防御战斗组织，又是经济性的生产组织。每一个坞堡都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在城市破坏，交换停滞，金属货币萎缩，战乱频仍的条件下，每个坞堡都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特别是粮食衣物。庾衮后来自禹山迁到林虑山，林虑山附近的人都来投靠他。当地有个大头山，形势绝险。庾衮率领他们共守这个大头山，而在山下耕田种地（《晋书·庾衮传》）。邵续纠合亡命，绥怀流散，屯于厌次。曹嶷乘续军外出，“乃破续屯田，又抄其户口”（《晋书·邵续传》）。有粮食才能生存，耕田种地，且耕且守，必然是各个坞堡组织的共同情况。 东晋普的再建及在东南的偏安南逃的中原人，在世家大族率领下拥立琅邪王司马睿为帝，在建康再建东晋政权。这些南下的北方世家大族，其中琅邪王氏家族的王敦、王导是代表人物。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司马伷封琅邪王。怀帝时，东海王越把持朝政，司马睿受东海王越的提携，被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他接受了王导的建议，由下邳移镇建业。以后，司马睿就从建业起家，开创了东晋帝业。 司马睿、琅邪王氏和西晋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越，他们三家的关系很密切。王导曾参东海王越军事。司马睿在洛阳时，王导就与他过从甚密，劝他离开洛阳到琅邪封国去。司马越为太傅时，王衍以太尉之尊，却作他的太傅军司。永嘉元年，即司马睿移镇建业这一年，王衍请求司马越以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可见，永嘉年间，晋统治者已在安排逃往江南的后路。司马睿虽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其父祖在政治上都未立过大功、也未处重要地位，因而也就没有卷入西晋晚年诸侯王争夺政权的斗争漩涡。他与司马越是皇室的远支，封地相邻，思想意识上也接近，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特别密切。 公元37年，愍帝被杀，司马睿就在江南作起皇帝来，史称为晋元帝。 他能建立东晋王朝，主要靠下述两个条件。 第一是靠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司马睿封国琅邪在东方（今山东临沂一带），曾为都督徐州、扬州诸军事。先镇下邳，后移镇建康，也均在东方。建康是孙吴的都城。江南的财富曾孙吴建国数十年之久，而江南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西晋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以及刘渊、石勒等的起事，都很少波及到这一带地方。因此，正当中原连年战乱，迭遭破坏之际，江南却是一片祥和的乐土。这里是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地区。 第二，得到了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世家大族的和拥护。 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就是王导。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南方的世家大族看不起他，多持观望态度。后来看到王导、王敦对司马睿的拥戴，才改变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 参阅陈声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刊《金明馆丛稿初编》。 态度。王导遂即向司马睿建议“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让王导亲自去拜访他们，顾荣、贺循都应命而出。江南人看到顾、贺两家如此，也都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北方的世家大族乐意拥戴司马睿是比较自然的，但也靠了王导的拉拢联系。《晋书·王导传》记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所以司马睿称帝时，硬是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至于三四次，才不相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晋中典书》），真实反映了东晋初年的势态。 王氏与司马氏的关系如此重要，但也并非始终都很融洽的。司马睿作了皇帝，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这样的安排，司马睿是未必情愿的，因而逐渐任用刁协，刘隗，以疏远王导。当时王导尚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可是王敦却“益不能平”，“嫌隙始构矣”（《晋书·王敦传》）。 太兴四年（32），元帝接受刁协的建议“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这是在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同时，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究、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各领兵万人，名为防御石勒，实为防御王敦。王敦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武昌，其部参军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以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和沈充，以东西两路夹攻建康。 这次战争，王敦打胜了。军队进入建康，诛杀大臣多人。刘隗出逃过江，投奔石勒。刁协在出逃途中被杀。 王敦打胜后没有留在建康，又退还武昌。是年冬，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为晋明帝。玉导受遗诏辅政。元帝在位时，喜爱琅邪王裒，欲以易太子。赖王导的保护，才得不废。为感激王导，明帝即位后对他非常信任。 王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屯于湖（在站孰南），又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324），王敦病，明帝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病死，军败，亲党皆死。王敦虽死，王导尚在，王氏在政治上仍为第一世家大族。 明帝在位三年（323—325）死，年仅二十七。儿子司马衍继位，即晋成帝，即位时才五岁，王导、庾亮、郗鉴、温峤等受遗诏辅政，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庾氏是庾亮之妹。朝政大权就落在庾亮手里。明帝病笃时，受遗诏辅政的大权几乎都在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之手。庾亮一得势，司马宗深为不满，不久被庾亮杀掉。司马宗一头白发，成帝好久不见到他，问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晋书·成帝纪》）。庾亮杀了司马宗，又图排挤王导。但担心荆州刺史陶侃势力强大，对自己不利，就用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城），以防备陶侃。接着，庾亮又要调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到建康作大司农，目的在夺苏峻的兵权。庾亮问朝臣的意见。王导反对，说“苏峻为人猜险，必不奉诏。不着且包容之。”光禄大夫卞壶说苏峻拥强兵，历阳与建康一江之隔，一天可到。一旦不听调命，领兵来犯，将很危险。温峤也带书信来表示反对。庾亮不听，一意孤行。 咸和二年（327）十一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渡江进攻建康。次年初，苏峻攻破建康，放火焚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又“纵兵大掠”（《晋书·苏峻传》）。庾亮逃往寻阳，投奔温峤。陶侃本对庾亮不满，不愿出兵救建康，因温峤的劝告，才同意出兵。庾亮又亲自去看他，引咎自责，陶侃始释然。 陶侃、温峤大军顺江而下，打败了苏峻，收复建康。苏峻被杀，祖约逃走，投附石勒，后为石勒所杀。 战后，陶侃回荆州，自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温峤回江州武昌。庾亮自愧惹出苏峻之乱，请求外镇，出为豫州刺史，镇芜湖（今安徽芜湖）。朝廷大政仍归王导执掌。王导在政治方面的指导思想仍是“镇之以静’和“政务宽恕”。此后，东晋的政局大体上安定了几十年。 从前赵到后赵。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短暂统一正当东晋在王敦、苏峻之乱以后这一时期，内部暂时相对平静和少事，北方中原地区也在饱经战乱之后，出现了后赵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统一的局面。但不久以后，由于石虎的残暴统治，北方人民又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8年，汉刘聪死，经过一番内乱，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乃刘渊之族子，少养于渊。年少时，博览群书，汉化较深。刘曜称帝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选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智可教者千五百人，以朝贤宿儒教之。 石勒于刘聪死后内部大乱时，出兵占有平阳、洛阳，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城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刘曜东西相峙。史称石勒之赵为后赵。关中地区，经汉未及西晋未年的破坏，到刘曜占有时，并未有多少恢复。这是个胡、汉、羌、氏民族杂处的地方。刘曜在这里与羌、氏的战争频仍。公元320年，刘曜部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人首领句徐、厍彭相联结。刘曜杀解虎、尹车、并杀句徐，厍彭。于是巴众反，“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同年，又与陇右氏羌虚除权渠部战。此后，又连年与仇池氏羌杨难敌战，与陈安战。后来，他又向凉州张茂进攻，“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但刘曜自己也知道他的“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晋书·刘曜载记》）。公元325年，刘曜与石虎在洛阳附近作战。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士卒奔溃，乃退屯渑池。夜，又惊溃，遂归长安”（《资治通鉴》卷九三）。无故大惊奔溃，说明刘曜军队因连年战争，士卒疲惫，战斗力已非常弱了。 成帝咸和三年（328），后赵石虎率军四万自积关（今河南济源西）西入，下河东五十余县，遂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刘曜救蒲坂。石虎退，刘《资治通鉴》卷九一“巴酋句徐、厍彭”，《晋书·刘曜载记》作“巴酋徐厍彭”。今依《资治通鉴》。胡注“句，古侯翻；厍音舍；皆姓也。” 曜追之，于高候原（今山西闻喜北）大破石虎军，石虎败奔朝歌（今河南卫县）。刘曜自太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渡河攻洛阳金墉，分兵攻汲郡。河内、荥阳、野王皆来降。石勒部将石生守金墉，自八月至十一月，刘曜攻之不下。冬十一月（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已进入公元329年月），石勒亲自统步骑救金墉。臣下劝他不要出兵。石勒说“刘曜率十万大军，攻金墉一城，一百天攻不下，已看得出他的师老卒怠了。但如不救金墉，金墉破，刘曜乘胜来攻，将席卷河北，就大事不好了。”石勒的大臣徐光对他说，“刘曜高候大胜之后，不能乘胜直趋襄国，而去围攻金墉，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无能为。伐之必胜。乎定天下，在此一举，机不可失。” 石勒对刘曜可能采取的作战计划作了三种估计。他说“曜盛兵成皋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入河处），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到成皋，见无守军，高兴地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大军直抵洛阳。刘曜军十余万，集中在洛阳城西。石勒自帅步骑四万人入洛阳城。石虎率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刘曜中军。石堪、石聪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石勒帅大军出城三面夹击。刘曜自幼嗜酒，未年尤甚。这次大战之前，刘曜又大饮酣醉。临战，石堪以骑兵冲击，曜军大败。曜昏醉退走，落马坠于冰上，为石勒军所俘。后被杀。刘曜子刘熙、刘胤放弃长安，逃往上卦（今甘肃天水）。公元329年，石勒出兵攻占上邦，杀刘熙、刘胤等。前赵亡。至此，西起关陇，东接辽西，大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都归在后赵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尽管这个局面没有长期维持下去，但在十六国的混乱时期也是值得重视的。石勒，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聪明而有才略，又勤奋好学。在戎马倥偬中，常令儒生读书给他听。石勒占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后不久，就建立大学，简取明经善书者署为文学椽，选将佐子弟三万人教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以教之（《晋书·石勒载记上》）。他提倡经学，任用儒家。以从事中郎将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立秀孝试经之制。又命各郡立学宫，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 石勒拉拢、使用一些汉人作官，帮助他进行统治。同时，对汉人也有杀戮，有报复。大致可以认为，石勒的这些作法是有一定的政治考虑的，不是简单的残杀。对一般汉人、老百姓，石勒懂得，应当加以安辑，使他们能够安定地生活。《晋书·石勒载记上》称“勒与刘零、阎黑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安阳、临漳、清丰一带）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幼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攻巨鹿，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到巨鹿一带），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后来，他在襄国设崇仁里。“徙朝臣椽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张宾，说他之所以依靠石勒，是因为“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石勒载记附张宾传》）。张宾是十六国时期很有才略、高识的人，对石勒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帮助。北方的上层人物多和张宾一样，愿意依附石勒。张宾说“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晋书·石勒载记上》）这说明北方“衣冠之士”乐于依附石勒者不少。 但这也并不是说在石勒统治时期，北方胡汉各族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石勒曾对胡人“重典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这条禁令的本身，就说明侮易衣冠华族的事实是存在的。《石勒载记》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受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敝坏，大惊曰樊将军何贫之甚也？坦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赏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土，不关卿辈老书生也。”内迁的胡羯，在魏晋时期是备受汉人统治者的欺辱的。如今他们的贵族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把对汉人统治者的仇恨撒在一般汉族人身上，也是难免的。但石勒是懂得胡汉各族的相安，对他巩固统治的重要性的。他是用法律来维护这种相安的。 石勒采取措施，鼓励生产。他“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曾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光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他采用魏晋的户调田租制，每户出户货二匹，租谷二斛，这比魏的田租亩四斛，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和晋的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要轻的多。这在战争频仍，生产破坏的十六国时期，也是难能可贵的。 石勒还注意建立法律、租税、田亩制度，稳定国家秩序。但他的时代究竟还是个战乱时代，军事权力的分配是一件头等大事。随石勒一同起家的石虎，领兵多年，威震内外，但残暴不仁，诸子又并握兵权。这对儒雅的太子石弘是个极大的威胁。石勒在世时，未加防范，石勒一死，石虎就杀掉石弘，自己称王。 石虎于公元334年末或335年初夺位，公元349年死，在位十五年。这个十五年，是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十五年。 石虎是石勒的族子，一说是族弟。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在作战时，“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但他骁勇善战，为石勒立了大功。石勒作了皇帝，立子弘为太子，弘弟宏为大单于，封石虎为中山王。石虎非常不满，对儿子石邃说“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之，令人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石虎统治时期，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对外作战，徭役非常繁重。他准备征辽西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了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成，以备征军之调”（《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又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又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余人，分为三等来分配。郡县迎合他的意思，务于美淑，夺人妻妇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当时有个和尚对石虎说“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昔役晋人，以厌其气。”于是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晋书·石季龙载记下》）。 在石虎残酷奴役下，人民起义不断发生。梁犊领导的戍卒起义，曾攻陷长安，发展到十多万人，从长安东出，大败石虎军，东进到荥阳，陈留（今河南省中部）。 公元349年，石虎死，诸子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石虎养孙汉人冉闵利用胡汉两族的仇恨，大杀胡羯，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都承冉闵意旨，大杀羯人，高鼻子黄胡须多有滥死者。这是十六国时期，汉胡两族最残酷的一次互相残杀。 冉闵，魏郡内黄人（今河南内黄西北），幼而果锐，勇力绝人。他镇压了梁犊的起义军，因而声威大振。冉闵杀死石虎的儿子石鉴，杀石虎二十八孙，自立为皇帝，后赵亡。 冉闵，曾企图以汉人为基础来巩固他的政权。他最盛的时候，“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他也曾企图联络东晋，遣使臣去对东晋的君巨说“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但晋军未来。永嘉之乱后，北方长斯陷入动乱中。人口死亡，土地荒芜。无论是前赵还是后赵，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基础，都争着抢夺劳动力，把人口迁到自己的都城和中心地区。人口的流动迁徙，成为这时期突出的事情。在冉闵占据邺建立魏国的时候，石赵的余部占据襄国和一些地方，与冉闵对抗，互相残杀，中原地区情况非常混乱，成为无政府状态。于是当初被迁徙的各族人民，各还本土，实际上是又一次的流亡。据《冉闵传》称“青、雍、幽、冀州徙户及诸氏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冉闵的魏，不过建立了两年多一点（350年闰正月至352年四月），史家不把它计入“十六国”之内。起于辽西的前燕，消灭了冉闵，占据了北方黄河下游地区。前秦兴起于西方，占有关中。于是中原出现前燕、前秦对峙的局面。此外，还有前凉，建国在河西走廊一带，还是由汉人建立的，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曾起了相当促进的作用，是在十六国中自具特点的政权组织。 第四节前燕前秦的对立及前秦的统一北方前燕的建立前燕慕容氏，是鲜卑族的一支。曹魏初年，入居辽西。魏晋之际，迁居辽东北。晋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部落首长慕容皝率部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对部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晋书·慕容皝载记》），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逐渐接受汉文化。 西晋未年，中原大乱，北方一些地方的人民多向辽西一带流亡。慕容皝乃侨立一些郡来收容他们。《晋书·慕容皝载记》称“时二京倾复，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据当时人说，来归的流亡人口之多，十倍于旧有人口。 投靠慕容廆的流人中，也包括一些世族大家。中原大乱时，一部分青、冀、豫等地的世族大家北徒幽州，投靠王浚。王浚败，他们又东投慕容氏。慕容廆任用他们作官，“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隽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领慕容氏贵族子弟束修受业。 慕容廆说，“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愿也。”（《晋书·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他以此为号召，笼络汉人世族大家。这些世族子弟也说“慕容龙骧将军（廆）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诚、义感天地，方扫平中壤，奉迎皇舆。”（《晋书·慕容廆载记》）他们也以此来宽慰自己。两方面就这样结合起来了。公元333年，慕容廆死，慕容皝继立。公元337年，慕容皝即燕王位。 公元342年，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慕容皝时期（333—348），燕国与段辽战，与宇文归战，与高句丽战，拓占土地，迁掠人口。成帝咸康四年（338），慕容皝征段辽，掠五千户及畜产万计以归。后赵石虎率众数十万围棘城，慕容皝坚守不动，间出城冲击，所向披靡。石虎不得已而退。慕容皝遣将追击，斩获三万多人，石虎大败而还。慕容皝西边拓境至凡城（约在今河北青龙东河北辽宁边界一带）。公元340年，慕容皝袭赵蓟城（今北京），略三万余家而归。石虎徙边民于三魏，以蓟城为北境。公元342年，燕军分南北两路攻高句丽，大胜，掳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其都城而还。公元344年，燕伐宇文氏，大胜，克其都城。燕国收其畜产，徙宇文氏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今辽宁义县）。 慕容皝，南败后赵，东兼高句丽，北取宇文氏，十多年内拓地三千余里，掠徒人民十万余户。 对于来归的汉族流人，慕容皝给以土地、耕牛，使他们从事农业。前燕原定田租是用官牛的二八分，十分之八入官，十分之二归农民自己；用私牛的三七分，十分之七入官，十分之三归农民自己。后来慕容皝接受记室参军封裕的建议，改用魏晋屯田的租额“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晋书·慕容皝载记》）。 高句丽、宇文氏族人等，因为都是战败之后被强迫徒来，不像汉人“慕义而至”，多“有思归之心”，而且人数不少，有十万户之多。封裕建议，对他们采取强制性的限制。他说“句丽、百济、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徒，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云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晋书·慕容皝载记》）看来，高丽、百济、宇文各族的人，人身自由是受到一些束缚的。 燕境内人口增加，旧有土地不能容纳，“无田者十有四焉”。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慕容皝罢诸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开垦荒地，离不开水。他大兴水利灌溉，下令“沟洫灌溉，有益公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晋书·慕容皝载记》） 慕容皝死，子继位。经过慕容廆、慕容皝两代的经营，前燕已有强固的基础，正俟机会向外发展。恰好这时冉闵在对后赵夺权。慕容就趁机于352年消灭了冉闵，自称燕皇帝，初都蓟城，后定都于邺。一直到370年，前燕为前秦所灭。 前秦的建立和对北方的统一慕容氏所占据的，是中原的东半部。乘后赵之乱，氏族苻氏以关中长安为中心，建立起秦国，史称前秦。 苻氏是氏族的一支，世居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前赵刘曜据有关中，部落帅苻洪归附刘曜，曜以洪为率义侯。石勒擒刘曜取长安，苻洪西保陇山。石虎攻上邦（今甘肃天水），苻洪降，石虎以洪为冠军将军。石勒徙关中豪杰及羌、氏十五万户于司、冀州，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率户二万居仿头（今河南滑县西）。后赵未年大乱，关陇流民相率西归，苻洪降晋，招引归众，至十余万。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 公元350年，苻洪为石虎降将麻秋毒死。子苻健杀麻秋，率众西入长安，占据关陇。公元35年，自号天王、大单于，国号秦。次年，称帝。 公元355年，苻健死，子苻生立。据一些史书记载，这是个极残暴的君主，动辄诛杀宗室大臣，以致朝中人心惶惶不安。 公元357年，苻健弟苻雄之子苻坚杀苻生自立。苻坚是一个很能干的君主。公元370年灭了前燕，公元37年灭了前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北方燕、秦两国，论人口，疆土，都是燕强于秦。秦能灭燕，在于其政治修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燕为秦所灭，是由于其政治，经济衰落，社会穷困。 秦主苻坚得到王猛，自比为刘备得到诸葛亮。王猛协助苻坚，整饬吏治，打击豪强，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关中是个水旱不时的地区，苻坚、王猛采取引泾水，修渠道溉田，推广区田法，取得“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的效果。秦国政治社会一片朝气，据《晋书·苻坚载记》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路，工商贸贩于道。” 燕国的政治情况，恰与秦国相反。燕主慕容时期，军事由大司马慕容恪主管，军队还是强的。政治由太傅、司徒慕容评主管，却是昏庸。史称其“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资治通鉴》卷一○一晋海西公太和三年）“百姓困弊，盗贼充斥，纲颓纪紊，莫相纠揭”（《资治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燕国后期，有两个人是有才能的，一是慕容恪，一是慕容垂。公元37年，慕容恪病死。慕容垂不容于慕容评，被迫外逃，投奔苻坚。慕容评为人贪鄙，封固山泉，鬻樵及水，积钱帛如丘陵。而燕国人民困难，士无斗志。苻坚、王猛早有灭燕之心，公元39年东晋北伐时，燕向秦求救。秦曾出兵救燕。但这并不是秦有爱于燕，而只是形势使然。燕王派使臣求救时，王猛对苻坚说“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因此，苻坚出兵援燕。次年，在桓温败退后三个月，前秦即由王猛帅军进攻洛阳。燕国在洛阳的守将出降。秦取得洛阳以西地。 公元370年，苻坚遣王猛督镇南将军杨安、邓羌等步骑六万伐燕。杨安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晋阳是燕国重镇，驻有重兵。取下晋阳，可解除秦军后顾之忧。王猛自帅大军攻壶关（今山西长治北）。燕主命慕容评帅中外精兵三十万拒秦兵。慕容评畏惧王猛，屯兵潞川（《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据《水经注》潞川在上党潞县北。阚骃曰潞水，即漳水也。按当是浊漳水），不敢再进。他认为王猛是悬军深入不能久留，欲以持久制之。王猛以游击将军郭庆帅骑兵五千，绕道间行出慕容评军后，烧评辎重。 大火熊熊，百里外的邺城可见火光。秦军猛将邓羌等率部冲入燕阵、战到日中，大败燕兵，俘斩五万余人。秦兵乘胜追击，所杀及降者又十万余人。慕容评单骑走还邺城。 秦兵进围邺都。慕容欲逃往龙城，为追兵所俘。秦灭燕，得郡一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苻坚迁慕容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人四万余户于长安。 秦灭燕后，次年即公元37年灭仇池氐杨氏。公元373年，苻坚遣将攻取东晋的梁州（今陕西汉中地区）、益州（四川大都）。西南夷邛笮、夜郎皆附于秦。公元37年，... 5 第一次进兵，是以关中长安为目标。晋穆帝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与桓温同时主张北伐的还有殷浩。殷浩在建康主朝政，桓温握重兵后荆州上游，乘后赵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屡求北伐。殷浩与桓温不和，诏书皆不许。殷浩欲以北伐自立功名，公元352年以谢尚、荀羡两路出兵许昌、洛阳。后因将军张遇的叛变，兵不得进。公元353年，殷浩率众七万自寿春北伐，为姚苌所卖，大败而还。 统步骑四万由江陵出发。水军自襄阳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至南乡（今河南浙川南），步兵自浙川（今河南西峡）趋武关。秦兵五万由太子苻苌、丞相苻雄等率领，在峣柳（今陕西蓝田东南）拒温。两军大战于蓝田，秦兵大败。桓温进军至灞上（今西安东北）。三辅郡县皆来降，关中人民争持酒肉劳军。有的老人流着眼泪说，“不图今日复睹官军”。 桓温兵到关中，时在五月，正是麦收时节。他原希望就地收麦，解决军粮问题。秦王健采取坚壁清野的对策。桓温军中乏食，不得不撤退。秦兵从后追击，温军屡败，死亡以万数。 第二次北伐，是进兵洛阳。穆帝永和十二年（35）七月，桓温自江陵出发。八月，至伊水，大败姚襄，收复洛阳。桓温极力主张还都。但一般朝臣已安于江南的享受，无意于还都洛阳，举朝反对桓温的还都计划。桓温军还以后，司、豫、青、兖诸州又为燕夺去。公元35年洛阳也为燕所攻取。第三次北伐是伐燕。海西公太和四年（39）四月，桓温帅步骑五万，发自姑孰（今安徽当涂），经兖州北伐燕。六月，桓温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天旱，水道绝，使人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引水军自清水入黄河。七月，大军至枋头（今河南滑县西南）。枋头离燕都邺（今河北临漳西）约二百里。邺中人心惶惶，燕主和大臣慕容评大惧，谋逃回龙城。慕容垂说“臣请击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垂与征南将军慕容德帅众五万拒温。燕主一面又派人求救于秦，许割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以西地予秦。秦王苻坚用王猛策略，由邓羌帅步骑二万救燕。出浴阳，趋颖川。 桓温由水路进兵。水路偏在东方，逆水运粮，时间长，困难重重。他驻兵枋头后，寄希望于打通石门（今河南颍阳北）水道；通过谯（今安徽毫县）、梁（今河南商丘南）运粮。慕容垂知道这条线对桓温的重要，派慕容德领骑兵一万五千屯石门，又以燕豫州刺史李卦帅州兵五千断温粮道。 桓温使晋豫州刺史袁真攻谯、梁，开石门以通水运。袁真攻下了谯、梁，而不能攻开石门。 桓温粮尽，粮路又断，遂不得不退。他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路奔还。燕军乘胜追击，温军死者三万余人。援燕的秦军，邀击温军于谯，温军死亡又以万计。 冬十月，桓温收集散卒，屯于山阳。枋头之战，是历史上一次大战，桓温又一次大败。 桓温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内部的不和，以及作战计划的失误。 桓温从金多帅众由清河入河时，他的参军谋士郗超说“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胡注云自清水入河，皆是泝流，又道里回远，故言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故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此贼因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已。”（《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桓温不能听。 桓温屯驻枋头时，燕国两个大臣也有一段对话。太子太傅封孚问于申胤曰“温众强士整，乘流直进，今大军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见克殄之理，事将如何？”胤曰“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又，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大众深入，值可乘之会，反更消遥中流，不出赴利，持久，坐取全胜；若粮廪愆悬，情见势屈，必不战自败，此自然之数。”（《资冶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这也说出了桓温在政治上的困难和军事上的失策。 桓温进兵路线靠的是经巨野由清水入河的水路。这可以叫作东线。东线的缺点是道远而水源不足，又是溯流而上，运兵运粮，都有困难。到枋头后，使袁真取谯、梁，开石门，这条线可以叫作西线。西线的问题是在开启石门。慕容垂派大军守护石门，袁真无法攻克。石门不开，水运不通，桓温军粮断绝，只有速退的一条路了。 前秦的南征。淝水之战前秦在统一北方后，境内居住着多种民族。关陇地区有卢水胡和羌人。 今山西西北部和陕西北部有山胡（匈奴族）。山西东北部和内蒙一带有鲜卑拓跋氏。辽东，河北和河南北部有鲜卑慕容氏。此外，汉族更是中原地区的主要人口。 苻坚于公元380年分关中氏族子弟十五万户于各方要镇，目的在加强和巩固秦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本来，氏族人口在关陇地区比较集中而占有优势。分散各地后，因人数比较少，并不能起到巩固统一的作用；由于人口分散，反而起到削弱氏族在关陇的优势的作用。 要巩固大北方的统一，解决民族问题，需要时间来消化，需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使各族人民都先安居乐业。但苻坚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就又走上新的征途了。 当时不在秦统辖之内的，只有偏安东南的东晋了。苻坚自侍兵力强大，决心灭掉东晋，完成全国的统一。公元383年，他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以前，秦和晋之间已发生过几次或大或小的战争，这些都可以看作淝水之战的序幕战。公元373年，苻坚出兵夺取了东晋的梁州、益州。378年，苻坚派其子苻丕等兵分四路，步骑十七万，合攻襄阳。围攻经年，襄阳陷，生俘襄阳太守朱序。同年，出兵七万攻彭城（今江苏徐州）、淮阴、盱眙。次年，秦兵取彭城、淮阴、盱眙。随进兵攻三阿。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不过百里。晋朝廷大震，临江戒备。秦军为晋兖州刺史谢玄打败了，退还淮北。38、382年之际，秦荆州刺史率众二万攻竟陵。晋桓冲出兵拒战，大败秦兵，斩首七千级，俘虏万人。从这时期双方在战争中的互有胜负来看，东晋并不是弱手。 这时东晋当政的是谢安。谢安颇识大体，使统治阶级关系协和，时人把他比之王导而又“文雅过之”（《晋书·谢安传》）。他与桓氏的关系，处理得特别好。桓温既掌兵权，又掌政权，又有上游荆州为根据地。桓温死后，朝廷加温弟荆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都督荆、梁、雍、交、广五州诸军事；弟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镇姑孰；豁子竟陵太守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三分了桓温生前的职务。桓冲也能顾全大局，他能“尽忠王室”，“忠言嘉谋，每尽力心”（《晋书·桓冲传》）。桓豁死，桓冲迁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等地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自以德望不逮谢安，故委以内相，而四方镇扞以为己任”（《晋书·桓冲传》）。谢安，桓冲一在朝廷，一在上游。当时桓、谢两家手里都，掌有兵权，两家能够合作共处，东晋政治上就能获得安定。这是晋廷自过江以来，很难得的好时机。 淝水之战的前夕，东晋的兵力也是比较强大的。北府兵，是一支精干强大的军队。北府，是指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北方兖州、徐州南来的流民，多集中居住京口、常州一带。东晋朝廷设置了南兖州、南徐州来安置这些侨民。这些来自北方的侨民“人多劲悍”，招募他们为兵，能组成一支劲旅。晋孝武帝太元初，谢玄任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就“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晋书·刘牢之传》）。 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侨民，最初不负担租赋徭役。后米为了整顿户口，使侨民也负担赋役，曾多次实行土断。淝水战前，桓温主政时实行的一次土断，历史上称作庚戌制（因为是在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4年，三月庚戌这天施行的），比较彻底，得到“财阜国丰”的效果。后来刘裕实行土断时的上表中称“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宋书·武帝纪中》）可见，从财政上看，淝水之战前也是东晋财力较为充足的时期。 淝水战前，苻坚曾与他的王公大臣们讨论伐晋问题。他首先吐露自己思想，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通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略计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何如？”（《晋书·苻坚载记下》）参与朝议的王公大臣，几乎都是反对伐晋的。这时王猛已死，苻坚的同母弟征南大将军苻融，太子苻宏，中心公苻诜，乃至苻坚尊敬的大和尚道安，都反对伐晋。 朝会散后，苻坚独留苻融商议。《晋书·苻坚载记下》记载“坚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群议纷坛，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融曰‘岁镇在斗牛，吴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晋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数战，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愿陛下纳之。’坚作色曰‘汝复如此，天下之事吾当谁与言之！今有众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称令主，亦不为劣。以累捷之威，击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终不以贼遗子孙，为宗庙社稷之忧也’。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优，作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苻融所说王猛临终之言，是“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王猛、苻融所说晋不可伐的理由，其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兵将疲倦，不愿再打仗；二是鲜卑羌羯是心腹之患。从战争的结果看，这两个问题都是存在的。淝水之战，苻坚败了，败就败在这两个问题上。苻坚灭燕以后，没有杀害燕主慕容昧和燕国王公大臣，仍让他们作官，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回答苻融说“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晋书·苻坚载记》）。这些话表达了苻坚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豁达的气度，但这些想法在当时却是不现实的。那时，被征服的各族的贵族是不会满足于现有地位的。对于这一点，苻坚是没有考虑的，后来在战争中他就吃了这个亏。 晋孝武帝太和八年（383）七月，苻坚下诏、大举攻晋。民每十丁抽出一丁当兵。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八月，以苻融为前锋都督，指挥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先行，苻坚随后继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刚到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粮万艘，自河经石门，汴水、蒗薚渠达于汝颍。 苻融兵三十万，先到颍口（今安徽颍上东南，颍水入淮处）。 东晋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与将军谢琰，桓伊等率众八万，北上抗击秦军。晋军的主力，就是北府兵。 十月，秦军渡过淮水，攻陷寿阳（今安徽寿县）。晋朝派去援助寿阳的胡彬水军，闻寿阳失陷，退屯硖石。苻融命将军梁成帅大军五万进屯洛涧，载断淮水通路，这样就截断了胡彬的退路，也使晋军不得从淮水水路西进。谢玄大军自东而西推进，在到达洛涧以东二十五里处停止前进。胡彬派人给谢玄送信说“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资治通鉴》卷一○五晋孝武帝太元八年，下同）送信人被秦军捉去。苻融赶快送信给苻坚说“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苻坚见信，留大军于项城，带轻骑八千，赶到寿阳。 苻坚派朱序去晋军大营，劝说谢石投降。朱序原是东晋襄阳太守。朱序到了晋营，不但不劝说谢石投降，反给谢石划策，说“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 十一月，谢玄遣刘牢之帅精兵五千人趣洛涧。梁成隔洛涧布阵以待。刘牢之渡水进击，大破梁成军，杀成。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一万五千人。于是谢石大军，水路俱进，迫临淝水。 苻坚和苻融登寿阳城东望，见晋军布阵严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苻坚开始有惧色，回头对苻融说“此亦劲旅，何谓弱也！” 秦军紧靠着淝水西岸布阵，晋军进到淝水东岸，与秦军隔水相峙。谢玄派人对苻融说“君悬军深入，而置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阵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的将军们都说“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苻坚说“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苻融也同意这个主意。苻融指挥军队稍退。哪知大军一退，便收不住了。谢玄等领晋军渡水，冲杀过来。苻融想拦阻退兵，不想马倒，死在乱兵之中。朱序又乘机在阵后大呼“秦军败矣！”苻融一死，秦军已慌，又听得秦军已败，一发不可收拾。晋军从后追杀，直追出三十多里。秦军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逃奔的兵卒，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晋军收复寿阳。苻坚中流矢，只带领少数人退回淮北。 淝水之战，以秦军的大败结束。淝水之败，除了上文所说的原因外，苻坚也有很多失误的地方。 中事史上有句成语“骄必败”。苻坚就太骄傲了。出师之前，有人说长江天险，苻坚就说“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虽有长江，其能固乎？”（《晋书·苻坚载记下》）这就犯了兵家大忌。而且刘牢之以五千人可以在敌前抢渡洛涧，追杀秦军主将梁成，使秦军步骑奔溃。这不是小事，而苻坚、苻融竟然不能采取紧急的对策，这也暴露秦军在作战索质上的重大缺陷。 淝水之战的后果，在北方是又一次出现了分裂。在东晋是夺回了一些地方而在统治集团内部滋生了权力上的矛盾。 无论是东晋的北伐或前秦的南征，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两方面发动的战争，也都不无表明历史的脉搏在向全国统一的方向跳动，不过前进的道路还相当曲折。 第六节淝水战后北方的再分裂淝水之战败后，苻坚带伤北归，一路收集散兵，回到洛阳时只有十多万人。苻坚带着这十多万人回到长安。维持统一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垮了，统一也维持不住了。原来被秦征服的各族贵族，都乘机起来谋求恢复他们的政治势力。前秦土崩瓦解了。在淝水战后半个世纪里，北方黄河流域又重新分裂成燕、秦、凉三个部分，许多小国互相攻夺。公元384年和385年，在前秦原来控制的土地上出现了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鲜卑人慕容垂和乞伏国仁建立的后燕和西秦、氏族人吕光建立的后凉。苻坚在385年为姚苌俘杀。397—409年，从后凉中分裂出北凉、南凉和西凉，从后燕中分裂出南燕和北燕，从后秦中分裂出夏。直到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中国北方的这种局面才告结束。 后燕（附西燕）。北燕和南燕后燕慕容垂始建。淝水败后，秦军溃败，唯慕容垂军三万人保持完整。 苻坚带着败兵一千多骑，投奔慕容垂。垂子慕容室和弟慕容德都劝他杀掉苻坚，恢复燕国，慕容垂不肯。他说“我昔为太傅（指慕容评）所不容，置身无所，逃死于秦。秦王以国士遇我，恩礼备至。后复为王猛所卖，无以自明，秦主独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运必穷，吾当怀集关东，以复先业耳，关西会非吾有也。”（《资治通鉴》卷一○五晋孝武帝太元八年，下同）慕容垂把军队交给苻坚。军行至渑池，慕容垂对苻坚说“北部之民，闻王师不利，轻相扇动。臣请奉诏书以镇慰安集之，因过谒陵庙。”苻坚答应了。苻坚尚书左仆射权翼说“国兵新破，四方皆有离心，宜征集名将，置之京师，以固根本，镇枝叶。垂勇略过人，世豪东夏，顷以避祸而来，其心岂止欲作冠军而已哉！岂可解纵，任其所欲哉！”苻坚说“卿言是也。然朕已许之。匹夫犹不食言，况万乘乎？若天命有废兴，固非智力所能移也。”而翼说，“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东之乱，自此始矣。” 苻坚子苻丕镇邺。慕容垂到邺后，丕将石越劝苻丕杀垂。苻丕不肯，说“淮南之败，垂侍卫乘舆，此功不可忘也。”石越对人说“公父子好为小仁，不顾大计，终当为人擒耳。” 慕容垂到了河北如鱼得水，辄谋独立发展。公元384年春，慕容垂自称燕王。他围攻邺城一年。最后苻丕放弃邺城，奔往晋阳。慕容垂进入邺城。河北大部分地区，都归于慕容垂统治。公元38年，慕容垂自立为皇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 公元392年，慕容垂攻占滑台（今河北滑县），尽取丁零族翟钊所统治七郡三万余户。公元394年，慕容垂取长子和晋阳，杀慕容永，灭西燕，得西燕所统八郡七万余户。后燕全盛时，疆域南到琅邪，东到辽海，西到河汾，北到燕代，是十六国后期中原最强盛的一国。 西燕从慕容泓开始。他是前燕主慕容之弟。 苻坚灭前燕，曾迁徙鲜卑数万户到关中。这些西迁到关中的鲜卑人生活贫困，就是贵族，有的也沦为贫民。如慕容永，他是慕容廆之弟慕容运的孙子；徙长安后，“夫妻常卖靴于市”（《魏书·徙何慕容廆传》）。淝水战后，前秦的统治力量削弱。慕容泓据华阴起兵，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慕容冲也在河东（今山西南部汾水流域）起兵，响应慕容泓。 这时，慕容垂已在关东起兵反秦。但慕容泓这一支起自苻坚的心腹之地，对前秦威胁更大。前秦大臣权翼就对苻坚说“慕容垂正可据山东为乱，不遐近逼。今及宗族种类尽在京师，鲜卑之众，布干畿甸，实社稷之无优。宜遣重将讨之。”（《晋书·苻坚载记下》，下同）苻坚接受权翼的意见，遣子苻睿领重兵讨慕容泓和慕容冲。但却被打败，苻睿战死。 这支鲜卑人的希望是回关东，并不愿留在关中，慕容泓遣使者对苻坚说“秦为无道，灭我社稷。今天诱其衰，使秦师倾败。将欲兴复大燕，吴王（指慕容垂）已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当率关中燕人翼卫皇帝，还返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分王天下，永为邻好，不复为秦之患也。”苻坚大怒，把慕容找来，当面责备，并让他给慕容垂、泓、冲三人写信，要他们罢兵还长安，慕容却密遣使者对慕容泓说“吾既笼中之人，必无还理勉建业，大以兴复为务。” 慕容泓接到密信，遂进兵长安，改元建兴（384）。慕容泓的部众，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持法又严苛，遂杀泓立冲。 慕容冲在长安城郊与苻坚战争经年，互有胜负。这时，“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炊烟。” 公元385年，苻坚离开长安去五将山，以太子宏守长安。宏不能守，慕容冲入据长安。 慕容冲得到长安，便留恋长安，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这引起意欲东归的鲜卑人的不满。一些鲜卑贵族遂利用这种不满。杀了慕容冲，率领鲜卑男女三十万人离开长安东归。在东归途中，鲜卑贵族间多次发生权位争夺，最后立了慕容永。公元38年，慕容永进据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即皇帝位，改元中兴。慕容泓以来的这支鲜卑慕容氏，历史上称作西燕。西燕盛时，其疆域南抵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北至新兴（郡治九原，今为西忻县），东依太行，西临黄河。 后燕主慕容垂和西燕主慕容永都要复兴燕国，但慕容垂只许自己复兴燕国，不许慕容永复兴燕国。他认为，不能容许慕容永存在“以累子孙。”393年冬，慕容垂征集了步骑兵七万进攻晋阳。次年春，又增调司、冀、青、兖四州兵，分三路进攻。慕容垂亲率大军，与西燕军合战于台壁（今山西黎城西南）南。西燕军中伏，大败，慕容永逃回长子。后燕军乘机攻下晋阳，进围长子。于八月间，灭西燕，杀死慕容永及其公卿大将三十余人。西燕从384年慕容泓改元，到394年慕容永被杀，首尾十年。 后燕的衰亡后燕灭西燕后，乘东晋的衰乱，渡黄河而东，略地青、兖，把后燕疆域向南扩展到今山东临沂、枣庄一带。慕容垂还想征服北魏。但他对北魏用兵的结果，是遭到很大的失败。 这时，鲜卑拓跋氏的势力已经在长城以北发展起来。公元32年，拓跋珪建立了北魏，都盛乐（今年蒙古和林格尔）。后燕和北魏的关系本来是友好的，后因后燕求北魏解决他战马缺乏的困难，没有达成协议，以至两国失和。394年西燕危急时，拓跋珪派骑兵五万，进至今山西忻县附近，遥为西燕声援。三九四年，后燕即灭西燕。次年五月，后燕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麟等率兵八万伐魏，范阳王慕容德率步骑一万八千为后继。拓跋珪把所率二十多万大军转移到黄河以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后燕出兵五个月，一直找不到与北魏军主力决战的机会，士气渐为衰落。加上塞外严寒，后燕军不能坚持，决定撤退。拓跋珪派拓跋遵率骑兵七万，堵塞后燕军南归之路。十一月，暴风冰合。拓跋珪引兵渡河、留辎重，选精锐二万余骑，急追燕军。十一月九日，燕军宿营叁合坡（在今年蒙古凉城县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沟），轻敌不设备。当日黄昏，拓跋珪的骑兵追到叁合坡西，乘夜布署诸将，使士卒衔枚，束马口，潜进。第二天，日出，魏军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将东引，忽见山上敌军，士卒大惊乱。拓跋珪纵兵奋击。燕兵走赴水，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拓跋遵在前邀击，燕兵四、五万人纷纷放下武器，敛手就擒，逃脱的只不过几千人。拓跋珪还俘虏了后燕文武将吏数千人，兵甲粮货以万计。拓跋珪坑杀全部俘虏。慕容宝等单骑逃回。 慕容宝不甘心于叁合坡失败，要求再次伐魏。398年三月，慕容垂留慕容德守中山，亲自引兵密发，越过险峻的山路，直抵平城。这时，北魏陈留公拓跋虔，帅部落三万余家镇平城，素不设备。后燕军到了平城，他才发觉，仓促应战，战败而亡。燕军尽收北魏在这里的部落。史称这一战役，拓跋珪“震怖欲走。诸部闻虔死，皆有贰心，珪不知所适”。但后燕军到平城后，慕容垂病重，全军改前进为后退。四月间，在归途中，慕容垂死于沮阳（今河北怀来南），太子宝继位。 慕容宝继位后，“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这是跟世家大族和军事组织争夺户口，而国家户籍上的一般民户比荫户的封建负担要重。因此，“士民嗟怨，始有离心”（《资治通鉴》卷一○八，太元二十一年），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局面。在慕容垂时曾经制造内乱的征东将军平规，又纠合余党，重行作乱，但历时不久，就平定下来。39年月间，拓跋珪率领了步骑四十余万大举攻燕，轻易地攻占晋阳。十一月，兵锋转向河北，攻下常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信都（郡治信都，今河北冀县）。河北许多郡县的守宰，不逃即降。慕容宝在中山有步卒十二万，骑兵三万七千，悉数迎战魏军，被打得大败。魏军进围中山。一直到397年三月，慕容宝率领一万余骑，突围退往龙城。十月，北魏攻下中山，后燕公卿将吏及士卒降者二万余人。 398年，慕容宝在龙城为鲜卑贵族兰汗所杀。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杀兰汗，慕容盛又为其臣下所杀。后来，鲜卑贵族拥立了慕容垂的少子慕容熙。慕容熙时，后燕据有辽西地区，境域狭隘，民户不多，但他却是个贪图享乐、不理朝政的人。407年，慕容熙为冯跋和高云等所杀，后燕亡。自384年，慕容垂称燕王至407年慕容熙被杀，后燕立国共二十四年。 北燕和南燕是冯跋和慕容德所分别建立。冯跋，汉人，仕后燕为禁卫军将军。冯跋和高云等杀慕容熙，推高云为主，以冯跋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武邑公，掌军国大权。409年，高云为其宠臣离班所杀，冯跋自立为王，称燕天王，史称北燕，以与后燕相区别。慕容德是前燕主慕容皝的幼子，后燕主慕容垂的幼弟。慕容宝时，北魏进兵中原，攻取中山。慕容德时镇邺城，见魏军乘胜来攻，乃率民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从邺城迁住黄河南岸的滑台，称燕王。399年，迁都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改称燕皇帝，史称南燕。南燕的建立，较北燕为早，当时后燕尚未灭亡。 冯跋任北燕主后，废除后燕苛政，务从简易。励意农桑，省徭薄赋。下令“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晋书·冯跋载记》）。冯跋对农桑的重视，对当时辽西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所促进。430年，冯跋病死，跋弟冯弘杀冯跋诸予而自立、称燕天王。冯弘时，北魏开始进攻北燕。有一次，掠夺辽西民户三万余家。又一次，掠夺男女六千口。北燕都城龙城也屡次遭到魏军围攻。43年，冯弘被迫放弃龙城，逃往高丽。北燕亡。北燕建国共二十四年。慕容德“立治于商山（今山东桓台西南），置盐官于乌常泽（今山东寿光东北）”，他对于盐铁之利是重视的。他又进行户口搜括，在原来仅有十余万编户的青州，就搜括出荫户五万八千。405年，慕容德病死，无子，兄子超继位。超专事畋猎，在政治上毫无作为。40年，东晋刘裕北伐南燕，攻取广固，斩鲜卑王公以下三千人。南燕亡。南燕建国首尾十二年。 后秦。西秦。大夏后秦羌族姚苌所建立。羌族和氏族是关陇地区的两个民族。后赵时期，两族同被迁徒到关东。氏族在苻坚的祖父苻洪率领下住在枋头羌族在姚苌的父亲姚弋仲的率领下，住在清河。后赵未年内乱，姚弋仲降晋。戈仲死，其子姚襄和殷浩不和，反晋，北据洛阳，拟以洛阳为基地，开建王业。后为桓温所败，遂西入关。但这时关中已为苻秦所有。苻生派苻坚拒襄，战于三原。襄败，为苻生将邓羌所杀。姚苌向苻坚投降。 淝水战后，慕容垂以扫祭祖坟为借口，回关东去了。姚苌随苻坚回到长安。慕容泓在关中起兵，苻坚派儿子苻叡去征讨，以姚苌为苻叡军司马。苻叡战败被杀，姚苌派他的长史赵都去向苻坚请罪。苻坚在盛怒之下把赵都杀了。姚苌畏罪，逃奔渭北，遂至马牧。西州豪族拥护他，共推姚苌为盟主。姚苌遂于384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大秦天王，反前秦，独立发展。 在苻坚和慕容泓、慕容冲紧张战斗时，姚苌即移兵岭北，广收资实。他称要“待秦弊燕去，然后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晋书·姚苌载记》）。后来，姚苌的设想实现了。慕容冲所率鲜卑人攻入长安，旋又放弃长安走关东。姚苌坐取长安。苻坚在长安失落前，走保五将山，为姚苌俘获缢死。公元38年，姚苌即皇帝位于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后秦。 苻坚虽死，苻秦氏和氐族的势力还在。苻坚族孙苻登，于苻丕死后即皇帝位，率领氏族势力继续和姚苌作战，公元393年，姚苌死，太子姚兴继位。次年，兴征苻登，登兵败被杀，苻氏的势力才被压下去。西燕灭亡时，姚兴取得了河东。后又乘东晋衰乱，出兵潼关，取得了东晋的洛阳。后秦盛时，它的疆域南到汉川，东过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 后燕、后秦，是十六国后期东西方的两个强国。后秦在姚兴时期（394—45），学术文化相当兴盛。姚兴作太子时就与臣下“讲论经籍”（《晋书·姚兴载记上》，下同），作皇帝后，更大兴儒学。“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姚兴给关尉下令说“诸生咨访道艺，修身厉行，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甚盛。 姚兴提倡佛教。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姚兴时，还翻译了大批佛教经典。在政治上，姚兴申明律令，严惩贪污，打击豪强。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都因贪污伏法。鲜卑族薛勃叛奔岭北。“上郡贰川杂胡皆应之，遂围安远将军姚详于金城。（姚兴）遣姚崇、尹纬讨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营掎之。而租运不继，三军大饥。”纬言于崇曰“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运稽留，令三军乏绝。宜明置刑书，以惩不肃。”遂斩之。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余万。姚兴亲率步骑二万，自往征讨，薛勃惧，弃其众而逃。 姚兴重视农业。灭苻登后，“散其部众，归复农业”。他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姚兴在长安立律学，调集郡县没有职任的令史来学习。学成后，回原郡县。“论决刑狱”。姚兴自己也常常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法律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在刑法酷滥的十六国时期，姚兴对法这样的重视，是很难得的。 48年，姚兴病死，太子泓即位。东晋太尉刘裕乘机进兵，攻下后秦的洛阳。这时，后秦的皇室内部却又出现了争夺权位的尖锐斗争。晋军长驱入关，水陆并进，于47年攻破长安。姚泓出降。后秦亡。后秦建国，凡三十二年。 西秦鲜卑族乞伏国仁所建立。鲜卑族从北方向漠南迁徙时，有一支南出阴山，迁往陇西。这一支里有乞伏、如弗斯、出连、叱卢四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其中，乞伏部落比较强，其首长被推为统主。这支鲜卑部落在陇西一带辗转迁徙，后来居住在苑川水（今甘肃榆中东北）一带。据《水经·河水注》，这一带地方“为龙马之沃土”。王莽末年，马援曾在这里屯田。这支鲜卑人定居在这里，很快发展起来。 前秦强大时，这支鲜卑人被苻坚征服。淝水战后，这支鲜卑人的首长乞伏国仁招集诸部落，众至十余万。他率众脱离了苻坚，于公元385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建元建义，史称西秦。 公元388年，国仁死，弟乾归被推继位，改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公元400年，又迁回苑川。后秦姚兴强大时，降于后秦。公元42年，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这时是西秦最强盛的时候。炽磐灭了南凉，又屡败吐谷浑，还掠夺了契汗部落的牛羊五十余万头。西秦的疆域，西越浩亹（今青海乐都），东抵陇坻（陇山），北距河，南有吐谷浑。428年，乞伏炽磐死，子乞伏慕末继位。慕末“刑政酷滥，内外崩离”。430年，连续九个月没有下雨，饥荒严重，民多流亡。乞伏慕末想东趋上邽，归附北魏。他率一万五千户走到南安（郡治在今甘肃陇西东南）的高田谷，遭到夏军的堵击，退保南安城。43年，夏军围攻南安，慕末出降。西秦建国共四十七年。 大夏匈奴族赫连勃勃所建。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在前秦时受苻坚任命，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部，驻屯代来城（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西）。淝水战后，刘卫辰势力发展，占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有三万八千人。39年，北魏拓跋珪攻取代来城，杀卫辰子弟宗党五千余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 赫连勃勃逃奔后秦。姚兴很赏识他，称他有“济世之才”，命他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给以鲜卑部落二万余落，镇朔方。407年六月，勃勃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有人劝他定都高平（今宁夏固原），但他不愿固守一城，而要以云骑风驰，与姚兴争胜，“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他不断以流动袭击的形式，蚕食后秦的城镇，消灭后秦的有生力量。姚兴遣将齐难伐夏，全军覆没。勃勃俘其将士二万，收其戎马万匹。此后，勃勃多次向后秦进攻，多所斩获。到了后秦灭亡前夕，后秦的岭北（今陕西醴泉九嵕山以北地）镇戍郡县大都为勃勃所占有。48年，勃勃取关中，在长安灞上即皇帝位。大夏盛时的疆域，“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版图虽不如后秦盛时的广大，但军事力量却超过后秦。 勃勃有统一全中国的愿望。43年筑都城于今年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 称统万城，意为“统一天下，尹临万邦”。但他极为残忍，任意杀人，使侍从群臣都人人自危。425年，勃勃死，子赫连昌继位。 42年，北魏派大将奚斤等率兵五万余，取蒲坂，进据长安，北魏主拓跋焘自率精骑二万，渡河袭统万城，掠得牛马十余万，徙其民一万余家而还。427年，赫连昌遣其弟赫连定率军二万攻长安，与魏军相持。魏主拓跋焘征调十万大军，乘虚进攻统万。拓跋焘自率轻骑三万，兼程至统万城下。赫连昌以步骑二万迎战失败，逃往上邽。魏军占领统万城。第二年，魏军进兵上邽，生俘赫连昌。赫连定这时已由长安退到上邽，又由上邽逃平凉，自称夏皇帝。43年，赫连定灭西秦，欲渡河西击北凉，在半渡黄河时遭到吐谷浑袭击，定被俘，夏亡。夏建国，凡二十六年。 后凉和南凉。北凉和西凉后凉和南凉为氐人吕光和鲜卑人秃发乌孤先后建立。 吕光是略阳（郡治在今甘肃天水东北）人。前秦统一中原后，苻坚命吕光率兵七万、骑五千征西域。吕光到达龟兹（今新疆库车），西域三十余国陆续归附。苻坚任命吕光为使持节、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 淝水战后，吕光以长安危急，全师东归。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发兵五万拒光于酒泉，为光所败。吕光进驻姑臧城。苻坚死，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建元大安。389年，改称三河王。39年，称大凉天王。 公元399年，吕光死，子绍立。光庶长子吕纂杀绍自立，吕光弟子吕隆又杀纂自立。吕纂“游田无度，荒耽酒色”（《晋书·吕纂载记》）。吕隆“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南凉秃发傉檀和北凉沮渠蒙逊屡来侵伐，“姑臧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晋书·吕隆载记》）。403年，吕隆向后秦姚兴投降，后凉亡。 南凉秃发乌孤部，是拓跋鲜卑的一支，其“秃发”两字，是“拓跋”的异译。据传，他们与北魏拓跋氏同源。八世祖秃发匹孤率领这支鲜卑拓跋从塞北迁到河西，被称为河西鲜卑。他们活动的地区，“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其中心地区是今甘肃武威东、兰州西，青海西宁市及乐都地区（《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秃发乌孤时期，部众稍盛，“务农桑，脩邻好”。筑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以都之。公元397年，秃发乌孤称西平王，后又改称武威王，徙于乐都。乌孤时，广收各方人才。史称“四夷之豪隽”，“西州之德望”，“文武之秀杰”，“中州之才令”，“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德其所”。（同上） 乌孤死，弟利鹿孤继位，徙居西平（今青海西宁），改称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有意采用兵农分离制，以汉人为农，鲜卑为兵。《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记载，其将鍮勿崙对利鹿孤说“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但这种制度似未能实行，或行而未能贯彻。傉檀一次征伐沮渠蒙逊，曾“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晋书·秃发傉檀载记》）。这戎夏之兵中的夏，当然是晋人。乞伏炽磐袭乐都时，乐都守军曾拟“聚国人（鲜卑）于内城”，使“晋人距战于外”。可证晋人也是当兵打仗的。 利鹿孤在部族中提倡儒学。建立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以赵诞等为博士祭酒。 利鹿孤死，弟傉檀继位，改称凉王，又迁回乐都。这时，后秦姚兴强大，傉檀向姚兴称臣，姚兴以傉檀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镇姑臧。据有凉州姑臧，是傉檀的宿愿，达到了目的，傉檀随即和姚兴分裂，自称凉王。 这时北凉沮渠蒙逊和夏主赫连勃勃强大，常出兵侵犯南凉北境，南凉曾先后为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所败。傉檀后又以五万骑伐蒙逊，又大败于穷泉，傉檀只身逃回。傉檀被迫放弃姑臧又迁回乐都，在乐都又三次受到沮渠蒙逊的包围。 南凉连年对外战争，农业失耕，使得“连年不收，上下饥弊”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傉檀带兵去掠夺青海乙弗部。战争是胜利了，掠获牛马羊四十余万头。但都城乐都却为乞伏炽磐乘虚袭破。傉檀后退无路，部众离散，遂奔降西秦。时为44年，南凉亡。南凉建国凡十九年。北凉和西凉是临松（今甘肃张掖南）卢水胡沮渠蒙逊和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汉族世家李暠所分别建立。《宋书》卷九八《大且渠蒙逊传》载“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依此，“卢水胡”，意谓卢水（今黑河）地区的胡人，没有表明这种胡人的族属。而沮渠既以匈奴的官职为氏，又取羌人酋豪之称，似可信其为匈奴人，而所部群众则有相当数量的羌人。 蒙逊的父亲，为前秦中田护军。蒙逊代父领部曲，以有勇略，多计数，为诸胡所推服。吕光建后凉政权后，蒙逊仍统率旧部，而叔父罗仇任西平太宁。399年春，吕光遣子镇东将军吕纂率罗仇伐西秦乞伏乾归，前军大败。吕光委罪罗仇，杀罗仇。是年四月，蒙逊求归葬罗仇于临松，宗姻诸部曲会葬者万余人。因杀吕光在临松所置官吏，与从兄沮渠男成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段业以蒙逊为镇西将军，临池太守，又领张掖太守。蒙逊多次受命征讨，均为段业立了战功。 蒙逊恐以雄武为段业所惮，内不自安，请为西安太守。段业怕他在肘腋之下，会发生重大的变故，也就答应了他。这时，段业以谋叛嫌疑杀了男成。蒙逊就借口为兄报仇，攻下张掖，杀了段业，自称车骑大将军，建号永安。这时是400年五月。敦煌太守李暠也在这一月起兵，自称冠军大将军、西胡校尉、沙州刺史，称庚子元年，与蒙逊相抗。至是，北凉和西凉都先后由后凉分裂出来了。 这里所说蒙逊建号永安和李暠称庚子元年，都在公元400年，即晋隆安四年，系据《宋书》卷98，《大且蒙逊传》。近人著书，多以永安元年为公元40年，当是依据《资治通鉴》卷2和《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西凉初建都张掖，后迁都酒泉。西凉的疆域，只有今甘肃的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县，是十六国中“地狭民稀”的一个国。西凉建国后的第十七年，即47年，李暠病死，子李歆继位。420年，西凉为北凉所灭，首尾二十一年。 北凉一直是西凉的一个劲敌，但战争中也互有胜负。420年，沮渠蒙逊声称东伐西秦乞伏炽磐，李歆想乘机偷袭北凉的张掖。实际上，他是上了蒙逊的圈套，在进军途中，西谅军遭到北凉军队的伏击，大败。李歆不肯撤兵，结果是所率步骑三万，全军覆没，李歆战死。跟着就是酒泉失守，西凉亡。北凉初在张掖建都。经过同南凉多次的战争，夺取了姑臧。42年，北凉迁都姑臧。沮渠蒙逊灭西凉后，取得酒泉、敦煌，河西走廊完全为其所占领，北凉全盛时，拥有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郡治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金城、西平、乐都等郡地，并且交通西域诸国。433年，蒙逊病死，子牧犍继位。四三九年，北魏主拓跋焘亲率大军伐北凉，包围姑臧。牧犍出降。北凉亡。北凉立国凡四十年。 北凉、西凉所在河西地区，也像淝水战前的前凉一样，是中原人户逃避战乱的一个地区，也是保持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个地区。苻坚时，曾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徒七千余人”。后来武威，张掖以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也有数千户。李暠对这些人作了安置，“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沮渠蒙逊也是汉化相当深的。他们与东晋和后来的刘宋，都有信使往来，并以藩臣自居，在文化上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437年，北凉主沮渠牧键曾遣使至宋，献书一百五十四卷，其中包含《敦煌实录》十卷，《凉书》等地方性历史地理书和《周髀》、《甲寅元历》等算学、历法等方面著作。牧犍又向宋求晋赵起居注等书。 北凉是十六国中最后灭亡的一个。此后，北魏统一了中国的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第七节东晋的衰亡淝水战后东晋的政局淝水战后，东晋乘机收复了一些北方失地。公元384年正月，鹰扬将军刘牢之攻取秦之谯城。后上庸太守郭宝等又攻取秦之魏兴、上庸、新城、成固等地。八月，晋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帅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走，谢玄进据彭城（今江苏徐州）。九月，谢玄使彭城内史刘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张崇。张崇弃鄄城奔燕。牢之据鄄城，河南城堡皆来归附。十月，谢玄遣淮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军至琅邪，苻朗降。谢玄又遣刘牢之等攻占碻磝（今北东东阿），济阳太守郭满攻占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晋将军颜肱、刘袭，军于河北，遂克黎阳。谢玄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东晋朝廷以谢玄数月之间连克秦之徐、兖、青、司、豫诸州，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385年正月，刘牢之进驻枋头，并曾一度进至邺城。三月，荥阳人郑燮以郡降晋。四月，蜀郡太守任权攻占成都，斩秦益州刺史李丕，东晋复取益州，以广州刺史罗友为益州刺史，镇守成都。公元38年，以前辅国将军杨亮为雍州刺史，进驻洛阳，保卫晋的祖陵。荆州刺史桓石民遣将军晏谦攻下弘农。这是东晋疆域最大的时候。 淝水战后，谢安功劳大，进位太保。谢安是想尽力协调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淝水战后一年，公元384年二月，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死，东晋朝廷拟以谢玄为荆、江二州刺史。谢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怕桓氏会因失官怨望，乃以恒石民为荆州刺史、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使桓氏仍掌握长江上游军政大权，保持住荆扬势力的平衡。谢安这样作，缓解了桓、谢两大家族的矛盾，却未缓解谢家和皇室间的矛盾。谢安功名既盛，孝武帝和他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猜忌谢安。为了避开矛盾，谢安自请出镇广陵之步丘，屯驻在新建的新城里。太元十年（385）八月，谢安死，晋朝廷以司徒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自此，道子继谢安掌权。 谢安执政时期，东晋政治上是安定的，谢安在门阀大族间执行平衡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在他执政时期，社会凋弊，百姓受侵削而流亡的现象，仍很严重。淝水战后，刘波上疏指出“今政烦役殷，所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37—372）以来，十分去三。”（《晋书·刘隗传附孙波传》）。 司马道子执政时期，政治更加。前秦瓦解，北方分崩离析，东晋统治者却只是苟安江南，并无统一中国的大志。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一君一相，酣歌为务，官以贿迁，政刑谬乱。道子又好作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的政治，加深了人民的痛苦。道子信佛，用度奢侈，民不堪命。当时有人就曾上疏，指出“时谷贱人饥，流殣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晋书·简文三子·会稽王道子传》）对于道子的昏庸和抓权，孝武帝也不满意了，他遂以王恭为兖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王恂为尚书仆射，以张大皇室而潜制道子。公元39年，孝武帝死，子司马德宗继位，司马道子摄政。道子委任王国宝、王绪，以对抗王恭、殷仲堪等。道子先以王国宝为中书令，兼中领军，后又任他为左仆射、领选举、加后将军、丹扬尹，领东宫兵。 安帝隆安元年（397），兖州刺史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等，以讨王国宝为名起兵。道子无奈，诛王国宝。王恭退兵还京口。 道子诛了王国宝，更任用宗室司马尚之、休之兄弟，企图削弱地方势力。道子为防王恭、殷仲堪再次起兵，就任儿子元显为征虏将军，并帅领卫将军府兵和徐州兵。 司马尚之“以藩伯强盛，宰相权弱”，劝道子“宜多树置以自卫”（《晋书·王恭传》）。道子便以王愉为江州刺史，并割豫州四郡使王愉为督。王愉为王国宝之兄，道子的同党。豫州刺史庚楷大怒，派人对王恭说“尚之兄弟，复秉机权，欲假朝威削弱方镇，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除之。”王恭以为然，又联合殷仲堪、桓玄共同起兵。桓玄为桓温之子，在荆州有很大潜在势力，复已任命为广州刺史，但未赴任，仍住荆州，欲待机夺取荆州。殷仲堪、桓玄共推王恭为盟主。王恭所依靠的是北府兵，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并不同意王恭二次起兵。 道子得悉王恭、殷仲堪、桓玄起兵的消息，忧俱不知所措，儿子元显却颇沉得住气。道子便以元显为征讨都督、假节，领兵讨伐王恭。元显使人劝说刘牢之归顺朝廷，许事成后即以王恭的位号授他。王恭出身于东晋第一号门阀，他虽依靠刘牢之，却又以牢之门第低微而轻视之，因使刘牢之深怀怨恨。刘牢之遂背叛王恭，投附元显。王恭兵败被俘，送建康斩首。 杨佺期、桓玄的兵到建康城外，殷仲堪至芜湖。刘牢之帅北府兵入京师，军于新亭。道子接受桓冲之子桓脩的建议，用计拆散桓、杨、殷的联合。未经战斗，桓、杨、殷便撤军回荆州。三人之间名义上还维持同盟关系，内心已是互相猜疑。 荆州兵退后，元显便谋篡道子之权。道子有病，又每日酣饮，无日不醉。元显使朗廷免除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自为扬州刺史。道子酒醒后才知道，但已无可奈何。 元显性苛刻，生杀任意，刚愎自用，不听别人意见。他想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但兵源不足，于是就“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晋书·简文三王，会稽王道子传》）。按晋朝制度，“客皆注家籍”，是主人的依附民。奴免为客，身份地位有提高，但仍属于主人，不能离开主人。发奴免为客者号曰乐属，乃是把私家的依附民收归朝廷，却还美其名是“乐属”，说他们乐于从属官府。客的主人失掉了客，不满意。客都已成家立业，令要移置京师，当然也不满意。元显此举，损害了以客为主要劳动力的地主们的利益，也失掉了客这一阶层的。上游荆、江等州已非元显所有，今又失掉扬州东土的人心。元显的这一措施，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成为孙恩起义的导火线。 孙恩起义孙恩，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其叔父孙泰，师事钱塘杜子恭。子恭死，孙泰传其术，借传教组织群众。“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煽集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晋书·孙恩传》）。道子诱斩了孙泰及其六个儿子。泰兄子孙恩逃亡海外。 安帝隆安三年（399）十月，元显征发免奴为客者兵役，引起了三吴的骚乱。孙恩乘机自海上回来，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鍼、吴郡陆环、吴兴丘■、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皆被杀。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隐、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等，纷纷弃城出奔。三吴地区，是门阀地主集中的地区。此次那些被杀和逃亡的地方官，大多是谢、顾、张、孔等族的人。 孙恩占有会稽后，自称征东将军。东晋朝廷以元显领中车将军，以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领兵镇压孙恩起义。刘牢之也领兵协助谢琰作战。 隆安三年十二月（400年初），谢琰攻杀义兴许允之，破吴兴丘尪。谢琰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派司马高素领兵协助刘牢之向浙江（今钱塘江）推进。孙恩战败，率男女二十多万人退入海岛。刘牢之的军队到处掳掠，弄得“郡县城中无复人迹”（《资治通鉴》卷——一，晋安帝隆安三年）。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再次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登陆，入余姚，破上虞。战争互有胜败。后孙恩攻克邢浦，乘胜径进，至会稽。会稽太守谢琰骄傲轻敌，孙恩兵到，他还未吃饭，便夸口说“当灭此贼而后食”。双方一交战，谢琰及二子均被斩杀。 冬十一月，东晋派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帅兵击孙恩。孙恩败，撤回海岛。 隆安五年（40）二月，孙恩出浃口，攻句章，为刘牢之所败，复走入海。三月，孙恩北趣海盐，为刘裕所败，转趣沪渎（今上海）。五月，取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孙恩浮海溯江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这时，孙恩有战士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京师建康大震。东晋朝廷赶忙调集各地军队入卫京师。孙恩知建康有备，遂北走郁州（今江苏连云港），遣别将攻入广陵。孙恩军为刘裕所败，死伤甚多，军力大减。至沪渎，又为刘裕所败，遂又退入海岛。 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几年战争，起义军损失惨重，这次进攻，已是强弩之末了。孙恩进攻临海失败，知大势已去，便与部下一起投水而死。 桓玄的篡位在孙恩农民起义期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异常激烈，这主要是围绕着桓玄的夺权、篡位活动而展开的。 公元398年，桓玄、殷仲堪、杨佺期以讨司马尚之为名，进兵建业。后因王恭被杀，退回荆州。后来，桓玄火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东晋朝廷命他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和扬、豫八郡诸军事，兼任荆、江两州刺史。桓玄又以兄桓伟为雍州刺史，从子振为淮南太守，朝廷也只好依他。这样一来，桓玄所控制的地区，以荆州为基础，西起梁（今陕西省南部），益（四川），宁（云南），东抵建业近郊。 但桓玄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作皇帝。他写信给元显，指责朝政日坏，在朝君子不敢说话，致酿成孙恩之祸。元显看了信，非常害怕。谋士对他说，桓玄刚占据荆州，人情未附，应乘此时机，进军讨伐。元显决定发兵征桓玄，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自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 桓玄听得元显发兵，一面发檄文数说元显罪状，一面挥师东下，直指建康。历阳一战，俘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司马休之败逃。 元显所依靠的是北府将领刘牢之，但刘牢之率军投降了桓玄。元显不战而溃，被俘。桓玄入建业，杀元显。公元403年，桓玄废晋帝，自为皇帝，国号楚。 桓玄对于东晋政治是想加整顿的。据《宋书·武帝纪》记载，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桓玄作皇帝没有几个月，就失败了。 北府兵是一支较强的军事力量，桓玄代晋后，对北府兵一直心存疑虑。 当时北府兵最高的将领声魅音魑全文阅读是刘牢之。刘牢之先是背叛王恭投降元显，后又背叛元显投降桓玄，桓玄对刘牢之不信任，对北府兵也存有戒心。桓玄开始有计划地消灭北府兵中有影响的人物。他先借故杀了刘牢之，后又杀北府诸将。《晋书·桓玄传》记载“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刘牢之之党，北府旧将也。” 桓玄对北府兵的疑惧并非是无端的猜测，北府兵确实足以构成对桓玄的威胁，日后，桓玄果然败于北府兵将领刘裕之手。刘裕在镇压孙恩起义中有勇有谋，已日露头角。桓玄对刘裕的军事才能是很赏识的，评价很高。但，因之也颇有疑忌。桓玄篡位前，他的从兄卫将军桓谦与刘裕密谈，探听刘裕的口气。刘裕说“楚王（桓玄），宣武（桓温）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宋书·武帝纪》）桓谦高兴地说“卿谓可尔，便当是真可尔！”桓玄篡位后，刘裕随徐、兖州刺史桓脩入朝。桓玄对王谧说“刘裕风骨不桓，盖人杰也。”桓玄的皇后刘氏对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桓玄说“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关河平定，然后别议之耳。”（《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参看《宋书·武帝纪》）这些都反映桓玄对刘裕又疑忌又赞赏的情绪。刘裕以劝进的手段和伪装的忠心取得桓玄的信任，但同时他却在京口和北府旧人刘道规、刘毅、孟昹、何无忌、诸葛长民等密谋推翻桓玄了。 安帝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在京口，刘毅在广陵，同日起兵。刘裕杀徐、兖二州刺史桓脩。刘毅杀青州刺史桓弘，领兵渡江至京口与刘裕军会合。众人共推刘裕为盟主，统众向建康进发。 桓玄听得刘裕等起兵，甚为震惊。如何对付，可以有两条战略安排。一是出兵东下迎战，一是在建康待敌。桓谦等主张前者，桓玄主张后者。桓玄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百我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复舟山（今南京市东北）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宋书·武帝纪上》）桓玄虽这样决策，但因桓谦力争，遂一面以侍中、后将军卞范之屯复舟山西，桓谦屯复舟山东北，一面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率兵东向迎敌。 刘裕和吴甫之、皇甫敷的军队在江乘（今江苏龙潭）相遇。刘裕手执长刀，大呼冲阵，众皆披靡、裕手起刀落，斩吴甫之于军前。刘裕军进至罗落桥，又大败皇甫敷军，斩皇甫敷。吴、皇甫，皆桓玄之骁将。两将死，桓玄大惧。 刘裕军进至复舟山东。桓谦的兵，多北府旧兵，素畏刘裕，闻刘裕到，没有斗志，刘裕与刘毅分兵为数队，进突桓谦阵。刘裕身先士卒，将士皆殊死战，呼声动天地，无不以一当百。桓谦军大溃。 桓玄知桓谦等大军败绩，遂仓惶离开建康逃回荆州，收集战士，得二万多人，楼船、器械甚盛，遂又帅军东下，与刘裕大战于峥嵘洲（今湖北黄冈附近）。此战桓玄败北，被杀。桓家在上游荆州等地是有基础的，桓玄虽死，桓谦和桓玄从子桓振等在荆州继续抗击刘裕，有一年左右，才最后被消灭，桓玄退回荆州时，是带着东晋安帝一起走的。安帝是个白痴，又被刘裕迎回去，复了皇位。东晋军政大权，遂落入刘裕之手。 刘裕的专权和东晋的灭亡义熙五年（409），刘裕因南燕对边境的不断骚扰，率军北伐。四月，刘裕自建康出发，率舟师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留下船舰辎重，自陆路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所过之处，皆筑城，留兵守之，以防南燕人断其后路。 刘裕率大军过了大岘山天险，见燕兵没有防备，大喜过望，说“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敌虏已入吾掌中”（《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安帝义熙六年）。刘裕进军与南燕军战于临朐南，这一战役，是两军的主力决战。南燕几乎全军覆没，南燕主慕容超只身逃回广固。次年二月，刘裕攻破广固城，生擒慕容超，斩于建康。南燕王公以下被杀者三千人，家口投入者万余。南燕亡。 正当刘裕进兵南燕、围困广固的时候，孙恩的余部卢循、徐道覆想乘机袭取建康。徐道覆是卢循的姐夫。在孙恩失败后，卢循为了保存实力，接受了东晋任命的广州刺史官职，在广州住了五年零四个月。 40年二月，卢循与徐道覆分两路出兵。卢循自始兴（今广东韶关市西）攻长沙，走现今湖南一线，这是西线。徐道覆出南康、庐陵、豫章，走今江西一线，这是东线。 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自浔阳迎击徐道覆。两军战于豫章。何无忌大败，战死。刘裕闻讯，慌忙班师南归，自己只带几十个人，于四月间赶回建康。卢、徐合兵，沿江顺流而下，与刘毅的军队遇于桑洛洲（今江西九江东北）。毅军大败，辎重所弃，堆积如山。建康人心惶惶，有人主张过江暂避。卢、徐顿兵建康城下两个月，师老兵疲，给养困难，只好南撤，退守寻阳。此后，卢循、徐道覆与刘裕屡战不利，决计退军先取荆州，又为刘裕所败，遂退回广州。徐道覆退保始兴，因险自守。4年二月，晋军攻破始兴，徐道覆被杀。三月，卢循率部到广州，广州城已为刘裕从海路登陆的军队所攻取。卢循转战奔交州，兵败投水而死。自399年孙恩起义至4年四月卢循的失败，这次农民战争前后持续了十一年零五个月。 灭了南燕，又灭了卢循、徐道覆，刘裕开始整顿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东晋的政治社会问题，主要是门阀和豪强的土地兼并和对于劳动力的强占，致使广大人民流离失散不得温饱。刘裕的整顿，矛头也必然指向门阀和豪强。《宋书·武帝纪》记载“公既作棘，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诛虞亮，是在义熙七年（4）。虞亮是门阀大族中以身试法之第一人。就在这一年，刘裕恢复了秀才、孝廉策试的制度，这就阻断了门阀士族的仕进之途。“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宋书·武帝纪》）州郡所送的不经策试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约都是以门第关系进来的。刘裕“申明旧制，依旧策试”，一方面把决定权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击了门阀和豪强的势力。 义熙八年（42）十一月，刘裕在江陵消灭刘毅的反对势力后，即下书整顿荆州、江州户籍租役和不利于民的一些征敛，规定“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州郡屯田、池塞，诸非军团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巴陵均折度之，依旧兵运。原五岁刑以下，凡所质录贼家余口，亦悉原放。”（《宋书·武帝纪中》，下同） 东晋以来，山湖川泽多为门阀和豪强霸占。一般老百姓使用，要向他们纳税。公元43年，刘裕下令禁断这些人封固山泽。据《宋书·武帝纪》载“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同年，刘裕规定实行土断法。他对桓温在兴宁二年（324）月庚戌颁布的土断法是很推崇的。他说“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他请求“准庚戌土断之科”。 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实行过多次土断，成效显著的是桓温和刘裕这两次。刘裕这次土断，只有“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在整顿内政的同时，刘裕继续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收复北方失地。 益州自义熙元年（405），即为谯纵所割据。那年，桓振在荆州作乱，益州刺史毛璩派蜀兵东下讨桓振。蜀人不乐远征，群推谯纵为主，攻陷成都，杀毛璩。谯纵自称成都王。义熙八年十二月（为43年初），刘裕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众伐蜀。次年（43）五月，朱龄石至成都。谯纵逃出，自缢死。蜀平。 公元4年，后秦主姚兴死，子姚泓即位。姚氏兄弟子侄间展开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刘裕乘此机会，于八月间自建康发兵，北征姚泓。晋兵分五路出征，龙骤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兵自淮、淝向许、洛；一路趋阳城；一路趋武关；一路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一路自巨野入河。 晋军所向皆捷。 47年七月，晋军自河入渭攻长安。大破长安守军。后秦主姚泓兵败出降。后秦亡。 九月，刘裕到长安，杀了后秦投降的王公大臣，把姚泓送到建康，斩首示众。 取得了关中，刘裕的声望是树立起来了，这为他的篡位奠定了基础。但保住关中却是不易的。夏和北魏都在那里窥伺着，等待机会夺取关中，而让刘裕先夺取关中，是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在刘裕取关中之前，夏主赫连勃勃就说“刘裕伐秦，水陆兼进。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岂能自固。吾验以天时人事，必当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长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待裕发轸，吾取之若拾芥耳。”（《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崔浩对北魏主拓跋嗣的话，也持这种看法，他说“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趋尚不同，适足为寇敌之资耳。愿陛下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安帝义熙十三年） 刘裕有一得力大臣叫刘穆之。刘裕领兵北伐，刘穆之留守建康，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史称其“决断如流，事无雍滞”（《资治通鉴》卷一一七）。刘穆之病死。刘裕一怕朝中有变，二来他本无久留关中之心，于是便匆匆南返。他以十二岁的儿子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雍、东秦二州刺史，镇守长安。留下为争功而不和的王镇恶、沈田子等人辅佐义真。沈田子对刘裕说“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刘裕说“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害，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又私对田子说“锺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瓘故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 刘裕东返后，夏主赫连勃勃即向长安进兵。沈田子忌恨王镇恶，诬镇恶谋反，把他杀害。义真的长史王脩，以擅杀之罪杀田子。义真年少，用度无节，王脩常加以裁俭。义真不高兴。有人乘机陷害王脩，说王镇恶本是谋反，沈田子把他杀了，王脩杀田子是自己在谋反。义真信以为真，又把王脩杀了。夏主赫连勃勃得知长安政局的混乱，即迅速攻占长安附近的咸阳。义真在长安呆不住了，纵兵掠夺，多载宝货妇女，撤离长安。勃勃派兵追杀。义真大败，藏匿草中，只身逃回建康。刚刚收复的关中，又失掉了。十二岁的义真，回建康后只是降职处分，作了建威将军、司州刺史。 附西晋世系表东晋世系表十六国简表刘裕回建康后，于公元420年废晋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历史上以这一年为南北朝开始的年代。这时，北魏已不断强大，但北方尚存在西凉、北凉、北燕、西秦和大夏。一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才在全中国境内正式形成。 十六国简表国名创建者建立年代民族亡于何国成——汉李特——李雄304氐巴347年亡于东晋西晋未年建立的两国汉——前赵刘渊——刘曜304匈奴329年亡于后赵国名创建者建立年代民族亡于何国后赵│石勒39羯350年亡于冉魏前燕慕容皝337鲜卑370年亡于前秦前凉张茂320汉37年亡于前秦东晋初年建立的四国前秦苻健35氐394年亡于西秦后秦姚苌384羌47年亡于东晋后燕慕容垂384鲜卑409年亡于北燕西秦乞伏国仁385鲜卑43年亡于夏后凉吕光385氐403年亡于后秦北凉沮渠蒙逊40匈奴439年亡于北魏南凉秃发乌孤397鲜卑44年亡于西秦南燕慕客德398鲜卑40年亡于东晋西凉李暠400汉42年亡于北凉夏赫连勃勃407匈奴43年亡于吐谷浑淝水战后建立的十国北燕冯跋409汉43年亡于北魏第三章南北朝的对峙第一节北魏建国的历程拓跋氏是鲜卑族部落联盟中的一个构成单位。拓跋氏建立魏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的。 据《魏书·序纪》记载，拓跋氏历史的序幕是从拓跋毛开始的。他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关于这时期拓跋氏的历史，我们知道的很少，所谓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大约都是一个氏族部落联盟中的氏族部落。 拓跋毛后，五传到了拓跋推寅时候，正值东汉初年，拓跋氏开始从原来的居地向南移动。“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七传到了拓跋邻，以所在地荒遐，又谋南迁，因年老，传位于子拓跋诘汾，帅部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神兽之说，是拓跋氏早期的神话传说。 拓跋力微和拓跋猗卢。拓跋氏的初步发展拓跋诘汾死，子拓跋力微立。在《魏书·序纪》里，力微被称为始祖，他在位五十八年，活了一百零四岁。在拓跋氏历史上，力微是有贡献的，因此他被称为始祖。 拓跋力微居匈奴故地之前，拓跋氏的原始居地大约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北部一带。《魏书·礼志一》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落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落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室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据《礼志》这条记载看，这石室所在之处，就是拓跋氏族最早活动的地区。980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发现了这个石室。石室内还保存着北魏世祖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443）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告祭天地时的石刻祝文。石刻祝文与《魏书·礼志一》所记大体一致，仅个别字句稍有出入。石室的发现，证实了今年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一带是拓跋氏族的最早居地，正是从这一地区南移居匈奴故地的。 拓跋力微之前，拓跋氏还经历过一次纷乱。《魏书·序纪》记载，“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拓跋氏逐渐发展，力微率领部人“北居长川”（内蒙兴和县一带）。“诸旧部民，咸来归附”。他在位的第二十九年（曹魏齐王芳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拓跋氏与没鹿回部发生矛盾，力微兼并了没鹿回部。于是“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十年后（曹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迁于定襄之盛乐（今年蒙和林格尔北）。这年四月举行“祭天”大典，“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力微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这说明拓跋力微部落大首长的地位、权力，渐渐突出。 魏晋之际，拓跋力微与汉族朝廷的关系是比较和好的。曹魏末年，他曾米文平《大兴安岭北部发现鲜卑石室遗址》，《光明日报》980年月派长子沙漠汗去洛阳。沙漠汗在洛阳多年，自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晋武帝时，卫瓘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他一方面挑拨乌桓与拓跋力微间的关系，一方面又挑拨力微与沙漠汗间的关系，致使力微杀了沙漠汗，又使力微与贵族间矛盾，出现“诸部离叛，国内纷扰”的局面。这情况，在《晋书·卫瓘传》里有记载“于时（晋武帝泰始初至太康初）幽并东有乌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乌桓降，而力微以忧死。” 拓跋力微死后十多年，子录官得立。录官分部落为三部，录官自领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今河北沽原东南），东与宇文部为邻；以沙漠汗之长子猗■统一部，后代郡之参合陂北（今山西阳高东北）；以猗■之弟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后录官和猗■先后病死，猗卢遂总摄三部，拓跋氏强大起来。 这时正是西晋末年中原大乱的时候。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请求猗卢援助，以抗击刘渊、石勒。晋怀帝以猗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并以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地给猗卢。愍帝以猗卢为代王。 从力微到猗卢，拓跋族的历史发展，大体已到氏族社会的末期。这时期，拓跋族对外战争主要是为了掠夺财富。在这个社会阶段上，掠夺被认为是一种生产形式。 财富的积累，自然促进拓跋部落中交换关系的发展。《水经·河水注》“皇魏桓帝（猗■）十一年（305），西幸榆林，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皇后行。”《魏书·莫合传》“莫含，雁门繁峙人也，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往来国中，穆帝（猗卢）爱其才器，善待之常参军国大谋。”莫含，就是个大商。 对外掠夺，加上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氏族部落内部贫富差异的扩大，也促进氏族部落内部阶级的分化。 拓跋力微以后，最高首长——王的权力扩大起来，法律开始萌芽。《魏书·刑法志》载“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没有法律，没有牢狱，这正是氏族公社时期的情况。但猗卢时期，情况就不同了。猗卢“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国落骚骇”。《魏书·序纪》也说他“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战之。”这些材料，显著地表明猗卢作为最高首长的权力的提高，已有超越公社首长的权力向王权发展的趋势。为王服务的刑法已初步形成。 鲜卑拓跋族的历史发展，在猗卢晚年受到一次挫折。 拓跋力微时期，与汉人的接触较多，在拓跋部落联盟里也逐渐掺入了一些晋人。猗卢因为帮助刘琨与刘聪作战，从刘琨得到楼烦、马邑、阴馆、繁时、崞五县，这里的汉人虽然大部迁走，但总留下一部分。加上一些汉人对拓跋氏的投靠依附，猗卢治下的汉人逐渐多起来。《魏书·卫操传》说“始祖（力微）崩后，（操）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猗■）、穆（猗卢）两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 猗卢以盛乐为北都，在旧大同以南百里，灅水之阳，筑新平城（今山西山阴北），晋人谓之小平城。猗卢使长子六修住小平城，统领南部。南部大约是以晋人为多。这时期，拓跋氏还没有长子继承制，常常是“兄终弟及”和由少子继承。后来，受了汉人长子继承制的影响，猗卢时，在王位继承上发生了一场争夺战。六修是猗卢的长子，六修住新平城，统领南部。猗卢没有立六修为继承人，而是立了少子比延。这就和长子六修发生了矛盾，战争在猗卢和六修之间发生了。结果是六修胜利，猗卢为六修所杀。但以南部为基础的六修并没有能够取得北部拓跋部落联盟本族的，六修为北部所杀。拓跋族“国内大乱，新旧猜嫌，迭相诛戮”（《魏书·卫操传》附《卫雄·姬澹传》）。南部汉人和非拓跋氏的鲜卑其他族人，在卫雄、姬澹的率领下南投刘琨。 拓跋什翼犍与代国的兴亡从猗卢七传到什翼犍（338—37）。什翼犍曾为质于石赵，住在邺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什翼犍时期，拓跋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有了更大的发展。 什翼犍即代王位，称建国元年（338），这是拓跋氏有年号之始。什翼犍建立了百官，分掌众职。《魏书·官氏志》称“昭成（什翼犍）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不管这些近卫官的名称是否真的已经“多同于晋朝”，但依此记载看，在什翼犍左右已汇集了一批为他服务而又不是氏族部落族长之类的公职人员。这是一批新产生的区别于氏族首长的为“王”服务的新贵。代，至此正式具有国家的规模。 什翼犍时，也正式产生了法律。《魏书·刑罚志》称“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从这里所记述的刑法的内容来看，其一部分是对氏族传统习惯的肯定，一部分是新法对旧的氏族传统习惯的代替，最重要的是已明确规定对私有财物的保护。 什翼犍时的拓跋族社会虽有较大发展，但仍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外来的人，虽然不是血缘关系，但仍然按氏族部落的方式组织起来。《魏书·官氏志》称，“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正当代国有长足的发展时，前秦迅速强大起来。公元37年，在什翼犍晚年，苻坚灭了拓跋氏的代国，什翼犍的结局，史籍有不同的记载。《晋书·苻坚载记上》称什翼犍被俘至长安，苻坚曾让他到太学学礼；《魏书·序纪》则记载他战败死在云中。看来，《魏书》可能是为尊者讳；《苻坚载记》的记载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拓跋珪与北魏的壮大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以前为苻坚征服的各族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王国。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也乘机恢复了拓跋族的独立。38年，拓跋珪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 鲜卑族所居的地区，原是匈奴故地。匈奴族大部分西迁和南移，但不是所有的匈奴人都西迁和南移了，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鲜卑族来了以后，就与这一部分没有迁移的匈奴人融合起来，建立起部落联盟关系，把匈奴部落编入鲜卑部落联盟内，并以婚姻为纽带加强两族的关系。在氏族部落时代，通过征服是仍然可以建立部落联盟关系的。自然在这个联盟中，征服族和被征服族的地位不一定是完全平等的。 苻坚进攻什翼犍时，铁弗部首长刘卫辰曾与苻坚合作，向什翼犍进攻。 什翼犍失败后，刘卫辰和另一铁弗族首长刘库仁两部强大起来。苻坚使他们以河为界，分别占有拓跋氏的故地，刘卫辰部居西，刘库仁部居东。 刘卫辰、刘库仁都出自南匈奴。因汉与匈奴和亲，以宗女嫁匈奴单于，故匈奴人多冒姓刘。这两部匈奴又都与拓跋鲜卑联姻。刘库仁母是拓跋郁律（平文帝）之女。什翼犍以宗女嫁给刘库仁，把女儿嫁给刘卫辰。《魏书·铁弗刘虎传》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也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源。八世祖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秃发是拓跋的异译。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称产于被中之说不可信，但这说明鲜卑父胡母的混血种得称为拓跋。这些材料反映鲜卑拓跋部落联盟中，匈奴族和鲜卑族的婚姻关系。 拓跋珪要复兴拓跋氏，首先就要与匈奴族的刘库仁、刘卫辰两个部落争夺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刘库仁接受了拓跋珪的领导，刘卫辰则和拓跋珪展开了斗争。最后卫辰失败被杀，他的儿子勃勃率残部南逃依附后秦姚兴。 拓跋珪恢复了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联盟领导地位后，开始向南北发展。这时期，在拓跋氏北面的是文化上更为落后的高车族和柔然族，在南面的是鲜卑慕容垂所建立的后燕。 拓跋珪击败了高车族。高车是游牧部落，是善战的骑兵。对高车族的征服，增强了拓跋氏的战斗能力。但拓跋氏与柔然的战争却一直不断。 拓跋氏和后燕的关系原来是好的。拓跋珪复国活动的早期，多得慕容垂的和援助。公元38年，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派兵护送什翼犍的少子窟咄和拓跋珪争国。拓跋氏原有立少子的习俗，窟咄之来，对拓跋珪构成很大威胁。诸部落都有动摇，引起**。拓跋珪的左右也阴谋执珪以应窟咄。拓跋珪惧，北踰阴山，依于贺兰部，派人向慕容垂求救。慕容垂派慕容麟领兵救珪，大败窟咄。公元39年，拓跋珪大破刘卫辰，卫辰死，子屈丐亡奔薛于部，自河以南，诸部皆平，虏获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拓跋珪强大起来了，与后燕的关系也开始由好转坏。拓跋珪对慕容垂渐渐不那么恭顺。公元394年，慕容垂出兵灭西燕。西燕未败前，曾求救于拓跋珪，珪派兵救西燕。拓跋珪与后燕的矛盾，逐步扩大。 公元395年，拓跋珪与后燕公开决裂。这年五月，慕容垂令太子宝等领兵伐魏。拓跋珪把部众和牲畜都迁到河西躲避。燕军到了五原，只得到拓跋主力以外的一些部落三万余家，收■篻田百余万斛，却见不到拓跋珪的主力来决战。十月，塞外严寒，出师五月之久的慕容宝军只得撤兵。十一月间，拓跋珪率领精骑二万余，在叁合陂（今内蒙和林格尔东南杀虎口附近），追上燕军，大败燕军。 公元39环形山年，拓跋珪大军伐燕，步骑四十多万，旌旗二千余里鼓行而进。先攻取了并州然后自井陉趋中山，一战攻下常山，常山以东守宰或逃或降，诸郡县皆附于珪，所不降者唯中山、邺、信都三城。拓跋珪围攻信都。公元397年正月，信都降。经过多次大战，两军都死伤惨重。最后北魏攻克中山和邺。至是，后燕的名城重镇都落入北魏之手。 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晋隆安二年十二月（399年），拓跋珪称帝。 在拓跋珪时期，拓跋氏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制向国家和阶级社会的转化。 拓跋氏在什翼犍时期，已经开始有俘虏生口的记载。据《魏书·序记》称公元33年，什翼犍“讨高车，大破之。获生口、马牛羊百余万头。”公元37年，征卫辰，“收其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生口，就是奴隶。他们是人，但是和马牛羊放在一起，按头数计算了。对外征服的胜利，更刺激起奴隶制的发展、在拓跋珪复国以后，文献记载中关于拓跋族掠夺奴隶的事例，就显著地增加起来。 俘虏的奴隶，国主保有大部分，一部分赐给从征将帅和留守的人员。无论从征还是留守的部落大人和扈从们，通过掳掠和赐与都占有奴隶而成为奴隶主。拓跋族贵族奴隶主，各设有“典师”来管理他们的奴隶。《魏书·官氏志》“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随着对外征服的胜利，疆域的扩大和人口增加，拓跋氏旧的氏族部落联盟组织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国主的权力渐而扩大和强化，原未的氏族制的机关逐渐转化为国家权力机关。原为氏族部落联盟军事领袖的拓跋珪和一班氏族贵族也转化成为奴隶主国家的国王和贵族阶级了。 公元399年，拓跋珪伐高车，大破高车三十余部，俘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卫王仪别将三万骑绝漠千余里，破高车七部，俘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万余头。这是一次对高车的大的战争。公元402年，魏与后秦的关系开始恶化。后秦姚平等将步骑四万攻取魏乾壁（今山西襄陵东南）。拓跋珪发骑六万反击。姚平退守柴壁。姚兴亲率大军来援，但屯驻汾水西岸，不敢渡水而东。姚平粮尽援绝，渡汾水不得，将校四十余人及兵士二万余人皆束手就擒。姚兴隔水坐视不敢救。因为听说柔然有侵魏的打算，拓跋珪引兵还。 公元409年冬十月，拓跋珪死，拓跋绍立。绍是珪的庶子。在这以前，太子拓跋嗣因得罪拓跋珪，逃匿在外。这时，拓跋嗣自外还，得群臣的，杀绍，即帝位。拓跋嗣在位十四年（409—423），死，子拓跋焘即位。从拓跋珪到拓跋焘，祖孙三代，是北魏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拓跋族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先有奴隶制的发展但却急速转入封建社会的时期。 拓跋氏是游牧民族，入塞以前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从拓跋力微开始，逐步向南扩张，到猗卢时已占有内蒙南部和山西北部一大片汉人居住的地区，境内包括一些农业人口，拓跋氏区域年开始有了农业生产。什翼犍时曾讨论定居问题，这反映农业生产对拓跋氏生活的影响。虽然由于反对者力量大，未能商定，但这说明农业生产在拓跋族经济生活中已占有一定地位了。拓跋珪以后，农业生产在拓跋地区的经济生活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公元394年，拓跋珪“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秵阳塞（今年蒙古自治区河套北）外”（《魏书·太祖纪》）。公元394年，后燕慕容垂遣子宝攻拓跋珪。“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田百余万斛。”（《资治通鉴》卷08）这反映拓跋珪时，河套地区已是一大片农业区。 拓跋珪击破后燕的战争中，曾迁徙今河北一带的人民到北魏京师附近去从事农业，当时是按人口“计口授田”的。拓跋嗣时期也有过一次“计口授田”。《魏书·太宗纪》载“永兴五年（公元43年）七月，奚斤等破越勒倍尼部落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屯田，可能是集体农庄形式的，计口授田则是个体农户了。这些被迁徙的人口，可能已和奴隶有别，他们被称作“新民”，而且还保留着他们的家庭组织，加以他们是计口授田的，他们的身分可能已接近农奴。 推动拓跋氏族奴隶制快速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对外征服中所遇到的是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汉族。拓跋氏无法打散汉人的封建社会组织，而以奴隶劳动的方式把汉人组织到自己的社会体内。《魏书·食货志》有一段记载拓跋焘在开拓领土中，“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所谓各族“各有其性”，因而“不改其俗”，“不易其宜”，就是不改变被征服者的社会组织。 公元420年，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北魏作为南北对抗两大力量中的强者出现，与南朝宋相抗争。 第二节北魏和宋的兴盛时期拓跋嗣的南征和宋初的政局刘裕和他的儿子义隆时期，是刘宋的兴盛时期，也可以说是南朝的兴盛时期。刘裕灭了蜀、后燕和后秦，大有统一全国的势头。但刘裕时期，内部多事。孙恩起事的余留势力卢循、徐道覆还在坚持斗争，反对刘裕的政治势力如刘毅和门阀大族势力还很强大。这些势力，阻止了刘裕雄心壮志的进一步实现。宋文帝时期，这些势力都消灭了。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勃勃雄心，想对北伐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时期的北魏，正是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祖孙三代相继在位时期。 拓跋嗣，即明元帝。拓跋焘即太武帝。这一段时期，也正是北魏的兴盛时期；其向外发展的强大势头难以扼止。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南北两种势力在疆场相遇了。 在这期间，北魏和宋一方面在战争中决胜负，一方面也在后方进行自我调整，宋大力消灭权臣，拓跋氏则努力进行统一北方的工作。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五月，刘裕死、子义符即帝位。刘裕遗言，以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共同辅政，并对义符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九） 义符作太子时，接近的多是些小人。谢晦就曾对刘裕说“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刘裕问“庐陵如何，”谢晦回答说“臣请观焉。”他去看庐陵王义真，回来对刘裕说“德轻于才，非人主也。”刘裕于是把庐陵王义真派出去，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北魏拓跋嗣听到刘裕死了，乘机出兵。当时关中已被夏赫连勃勃所占，宋北方的边境线，自西往东，有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滑台三重镇。公元422年十月，魏派大将奚斤等帅步骑二万过河驻滑台东，拓跋嗣自领五万人为奚斤后援。十一月，奚斤攻破滑台，乘胜进迫虎牢。次年正月，魏军攻取洛阳。魏军分兵略取兖州、青州各城邑，大镇只虎牢坚守不动。在魏军多次进攻下，虎牢坚守二百多天后，最后也被攻破。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宋失掉司、豫、兖州等地，洛阳、虎牢、滑台皆为魏占。宋只保有兖州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以南和豫州项城（今河南项城东南）以南的地方。拓跋嗣还曾派叔孙建入临淄，所向城邑皆溃，宋青州刺史聚民保东阳城（今山东费县西南）。 公元423年十一月，拓跋嗣死，拓跋焘即位。公元424年，焘改元始光。边疆战争暂时停下来，宋朝廷的内乱就开始了。 宋义符虽然作了皇帝，大权实在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手里。他们想废掉义符，先把庐陵王义真废为庶人，徙居新安。义真是刘裕的次子，如果不废掉他，废了义符就该他作皇帝。谢晦曾在刘裕面前说过义真的坏话，害怕他作了皇帝，对自己不利，所以先废掉他。 公元424年五月，徐羡之等用皇太后的名义废义符为营阳王，迁居吴。 不久，就把他和义真都杀害了。 徐羡之、傅亮等决定迎立刘裕的第三子宜都王义隆。时义隆为荆州刺史，驻江陵。傅亮率行台百官到江陵去迎接。徐羡之等以荆州是长江上游重地... 6 第三节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典签权力之大，甚至诸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的控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年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世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齐书·武帝十七王列传论》称“帝王子弟，龆年稚齿，养器深宫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屈，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典签权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猩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坚，举动每为典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其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制以专辄之罪。鱼复侯子响愤杀典签吴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杀。齐武帝闻之说子响遂反？戴僧静大声喊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典签小官，权重如此。 典签之设置，即使把诸王、刺史的一举一动都管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朝廷与地方间的矛盾。皇帝、诸王，是亲父子兄弟。亲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残杀。典签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也可以参与诸王地方集团对朝廷的反抗。权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权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让。这在历代政治史上已习见，在宋齐时期，君臣、父子、兄弟间的斗争以至屠杀，比前后各朝代表现更为残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间宋文帝以弟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两个重点地区。《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在传后又发挥了一句“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彭城王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文帝以义康为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是对这个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请求解职，让义康入朝主持政务。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见，命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使义康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让义康主政。从此时开始，朝廷内外大权集中在义康手里。前面引录的文帝给义康的信，就是这时写的。 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事，又渐渐不满意。他想作扬州刺史。他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可卧治！”元嘉九年，王弘死。义康改领扬州刺史，达到作扬州刺史的目的，并且独揽朝政。 义康仗恃天子之亲弟，又喜问政事，遇事常自己专断，不请求文帝的诏旨。有的人看见义康权力大，遂来依附。太子詹事刘湛和领军将军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还曾把刘湛推引给文帝。殷景仁得幸于又帝，官职比刘湛为高，刘湛便极不高兴。刘湛曾作过义康的长史，有这层旧关系，这时义康专掌朝政，刘湛便委心自结，希望因义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罢黜殷景仁。可是，义康愈是说殷景仁的坏话，文帝对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为中书令、中护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对义康的专权已经不高兴了。刘湛初到朝廷来时，文帝对他礼遇甚厚。他善论治道，熟悉前代故事，听者忘倦。后来结党朋比，煽惑义康。文帝对他极不喜欢，但表面。上还忍耐着。文帝对亲近人说往日刘湛来见我，我“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刘湛就对义康等说“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他还常到尚书议曹查看晋成帝末年立康帝的旧事，为文帝死后立义康为帝作准备。刘湛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闻，虽然为了义康间兄弟关系，还未有所发作，但“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矛盾终于爆发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行，在狱中处死，并诛其子及党羽。义康上表逊位，文帝以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向文帝辞别，文帝对他沉默哭泣，不说话。他动身去豫章的时候，文帝遣沙门慧琳去送他。他问慧琳“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史说义康虽然“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进”，“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杀文帝，迎立义康，徐向文帝告密，事败孔被杀。事情自然连及义康，被削爵治罪，义康及其子女皆降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今广西宾阳东）。义康在安成，读书读到汉淮南厉王长事，废书长叹说“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义康一再获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会稽长公主的保护。会稽长公主是刘裕的长女，文帝对她很尊敬。她尝对文帝说“车子（义康小字）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罢恸哭。文帝指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初宁陵，指刘裕的陵墓，墓地在蒋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打算推奉义康为主。事败，被杀。 义康不死，对文帝说终究是一块心病。胡诞世反时，江夏王义恭就对文帝说“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义康不愿就徙。文帝犹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拓跋焘大军南征，到瓜步。当时人情汹汹，文帝怕有人奉义康为乱，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对义康早作处置，文帝遂赐义康死。骨肉关系终究抵不过权力之争，蒋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劲，“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意之所欲，上必从之”（《宋书·元凶劭传》）。看来，劭有文武才具，并且自幼为文帝所喜爱。瓜步之战，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文帝欲兴师北伐，太子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表示反对，唯吏部尚书江湛、丹阳尹徐湛之善窥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说不斩此两人，无以谢天下。由此，太子劭与文帝的宠臣徐湛之、江湛结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对太子劭还很信任，为了防备宗室诸王谋乱，使太子东宫甲士数与羽林兵相等，有一万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后，文帝和太子劭之间渐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发生巫蛊事。文帝宠爱潘淑妃，潘妃生子濬与太子劭一同搞巫蛊。文帝对潘妃说“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濬小字）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巫蛊是刻木人，埋地下，诅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这样的话。 文帝欲废太子劭，赐濬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濬。劭遂起兵入宫杀了文帝，并杀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寻阳讨劭。经过一场战争，劭败被杀。武陵王骏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与同姓王的矛盾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时，他的叔父南郡王义宣任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想调义宣为丞相、录尚书事。义宣不听调动。一些野心家如臧质、鲁爽等恭维他，劝他称帝。义宣遂举兵反。义宣是个庸才。司州刺史鲁秀听他哥哥鲁弘的话跟随义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谒见义宣，出来后捶胸后悔说，“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鲁秀说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庆之、薛安都迎战鲁爽，以柳元景、王玄谟迎战义宣。战争的结果，沈庆之败鲁爽，于军斩之。柳元景大败义宣军。义宣兵溃，单舸逃走，不知所措，闭户而泣。臧质败回寻阳，被杀。义宣败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杀义宣后，更大杀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后杀了武昌王刘浑、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 扬州刺史、竟陵王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近，更徙广陵”。并使心腹大臣刘延孙“镇京口以防之”。竞陵王诞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围广陵。城破，杀诞，诞母、妻皆自杀。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 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和领军将军王玄谟。 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都是前废帝的父辈。前废帝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 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最后，宫省内外结合把他杀掉。湘东王彧即帝位，是为明帝。前废帝于公元44年五月即位，45年十月被杀，在位一年有半。 宋、齐宗室的灾难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起兵响应子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许多地方郡守都起兵响应子勋。“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资治通鉴》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经过艰苦的大战，最后战胜子勋和各路放军，取得胜利，杀（时年十一岁）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接着，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皆赐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杀光了。 明帝后期，身体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后，他的弟弟们将不利于他的太子，于是又拿他的弟弟开刀。泰始十年（47），先从性情刚狠的南徐刺史晋平王休祐开始，命人把他从马上挤下来加以殴拉致死；继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临死，骂道“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一三三）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胆小谨慎，但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阳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吴喜在晋安王子勋起兵时，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吴颇得民心，他对亲信刘励等说，“（喜）泰始初东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己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因此，功劳卓著的吴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严重了。时后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为宰相，对儿子不利，便送毒药给他赐死。 明帝死，子苍梧王即位，年十岁。这时，宗室的势力是削弱了，但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萧道成逐渐掌握政权，杀苍梧王，立顺帝。不两年，萧道成消灭了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场禅让剧，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杀宗室子孙也是很残酷的。《南史·宋本纪下》记载“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出死矣。”即皆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曾告诫他的儿子武帝说“宋氏若不骨肉相践，他族岂得秉其衰敝。”因此，当南齐武帝时，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时候，他就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道成子）子孙。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杀绝了。 宋、齐大杀宗室，是因为怕这些宗室起来夺取皇位。事实上，宋齐时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争夺皇位，其中有的还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夺得皇位。但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晋安王子勋起兵时只有十岁，那有几岁的孩子就能指挥大军起兵反叛。这与他们手下的官佐有很大关系，他们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贵。 门阀大族离开必争的“权力”，倒是因祸得福了。他们一般满足于高官厚禄的荣誉地位。他们起家都作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官，这些官职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清选。当时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地兼美”（《陈书·蔡凝传》）、“秘书丞，天下清官”（《南史·张裕传附曾孙率传》）的说法。他们不须争斗，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中有点野心的，也不过如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子僧达传》），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附曾孙王融传》）。他们优游岁月，无案牍之劳神，不必为政治斗争互相残杀而惊心，也不必为改朝换帝而动容，君统变易，朝代更迭，与己无关。他们像别人结婚时的宾客一样，有时为受禅者授玺而已。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末司空褚渊的儿子褚责去看望从叔褚炤，炤问司空今日何在？贲回答说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炤不高兴地说“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附从孙炤传》）对待改朝换代，他们漠然置之，因为改朝换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称“自是（指魏晋）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朝帝室间的杀戮和门阀大族对政治风云的漠不关心，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的不同表现。 梁武帝的协调政策梁武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 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召揽文学之士，萧衍、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沈约、谢眺聚集于其间，号为“八友”。 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统治的时间近半个世纪（502—548），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统治，可分两大时期。前期的统治较为安定，《梁史·武帝纪赞》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梁武帝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他一方面采取重用门阀中人，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他们担任机要之职。例如，他十分宠信的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南史·朱异传》），就出自寒门。门阀大族和寒门并重，是梁武帝选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认为宋、齐动乱，是皇帝御下太严所致。他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他的六弟萧宏“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梁临川王宏传》）。他原以为萧宏在私藏武器，后来看到只是财物，便称赞他会积财。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 梁武帝这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对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急于黎庶”，终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无法无天，最后终于酿成恶果。但在梁武帝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 第四节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南北朝的战与和瓜步战后，南朝与北魏之间仍不断有战事，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著。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虽然南北战争不断，但南北朝之间的聘问并没有断绝。 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这段略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役，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一个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叡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叡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于梁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魏军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受战争的灾难，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相对而言，长江流域遭受的破坏是比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断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经济和交换经济因破坏而衰落的时候，南方随着土地垦殖，人口增长，靠着长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业交换也有相应的发展。 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原来是比北方落后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描写，江南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土地垦殖常常采用火耕水耨的办法。这种火耕水耨的办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在使用。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写道“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庾信《归田诗》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办法还在使用。但粪肥似也在推广。宋文帝的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他的曾孙到溉官至吏部尚书，当时人还参阅《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讽刺他“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南史·到彦之传附溉传》）到彦之由担粪农民作了大官，这是不多见的，但农民担粪肥田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了。江南水乡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更广泛的整理和推广。有了水，有了肥料，农业产量自然会提高。南朝时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阳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东部的会稽地区，成为著名的产粮区。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就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丹阳、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霩、杜之间（汉代农业发达地价高昂地区），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初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商业交换也发展起来。魏晋开始，金属货币在北方几乎绝迹，谷帛代替了钱币。但在南方，金属货币的使用却是不断扩大。宋时，何尚之说“晋迁江南，疆土未郭，或士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远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何尚之传》）由于钱币的铸造落后于社会对钱币的需要，因而产生筹码不足和钱币盗铸等问题，这是江南社会经济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长江的大都市，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有数十万人口。这数十万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粮食自然绝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这也促使建康商业的繁荣。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4），因发生了一次大风灾，便出现了“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飺相望”（《晋书·食货志》）的情况，这可见长江船只之多。建康几十万市民日用百货、粮油杂用，除市内手工业作坊供应外，要靠郊区、三吴地区供应，一部分还要由长江中上游供应，靠长江上下船只运输。也有一部分粮食从长江中上游运到建康来。《宋书·吴喜传》即记载，吴喜自荆州还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而粮食由长江下游往上运的情况却是比较少的。《宋书·孔觊传》称“时（孝武帝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觊弟）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见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未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同书卷还记载“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千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添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这故事也说明长江上下颇有作贾客的，其中还包含一些士流。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而粮价并不高涨。孔觊说“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糴不贵，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刘悛传》）。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才使得纵有水灾粮食减产，而粮价因之不贵。 因为商业交换发达，“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 北魏世宗时，甄琛上疏，曾以南朝关市税比北朝的谷帛之输。他提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魏书·甄琛传》）北魏世宗的时代，约当南朝齐梁之际，比宋齐时代稍晚，但他既说“相承”又说“仍崇”，这段文字所说是可以包括宋齐的。那就是说，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和南海各地的贸易，在宋齐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广州是南海贸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货物多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多从这里输出国外。历史记载宋齐时期凡在广州作官的，无不发大财。《宋书·褚叔度传》称叔度任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当时人有两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王琨号称清廉，及罢任还都，还“买宅亩三十万，余物称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关系江南、广州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影响到有关地区原来的居民。在这些居民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汉族人经济势力的渗入，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安静生活。 长江以南，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到三国两晋时为止，汉族和汉族文化在南方的发展，也只是沿长江两岸，沿海以广州为重点的一些点，与从荆州南下，通过湖南、江西逾五岭而至广州交通线上疏落的一些点。这以外的广大区域，还多是少数族居住着。 汉末晋末，北方汉人大量南移。东晋南朝时期，汉族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沿着原来汉人已到的上述点线地区向外发展。当时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蛮”、傒、俚和僚等。汉文化传到他们居住的地区，与他们便发生冲突，又通过冲突而逐渐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蛮”，是南方诸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 蛮族中有两大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是槃瓠之后。他们的居住地区是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宋书·夷蛮传》）。后向西北迁移，发展到今湖北西部。他们原居在武陵一带的，又分为椎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谓之五谿蛮；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今湖北省西部）。蛮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迹少到的山区。宋时，荆州设南蛮校尉，雍州设宁蛮校尉，用以管理有关蛮族的事务。当时，“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宋书·夷蛮传》）。 巴郡、南郡蛮，是廪君蛮的后裔。传说廪君原出于武落锺离山，廪君乘船从夷水至盐阳（约在今四川、湖北相邻地带，参看《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条》注）。后繁殖、生活于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东汉光武时，徙其种人七千余口到江夏郡界，后称为沔中蛮（今湖北汉水下游一带）。“东晋时，沔中蛮因刘石乱后渐徙于陆浑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满山谷。”（《通典·边防典·南蛮传序》）其活动地区还东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一带）。《宋书》所称豫州蛮，就是指的这一支。他们“种落炽盛”，居住的地区“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夷蛮传·豫州蛮条》）。汉人在长江流域的发展，首先与“蛮”族接触。汉族统治者需要蛮族人民向他们出租税、出徭役，当兵打仗。为此，他们不断向蛮族人民居住地区展开残酷的进攻。宋时，进攻得很频繁，也很残酷。沈庆之前后数次领兵向蛮族进攻，他们俘获的生口就有几十万人。《宋书·夷蛮传》总论宋廷对蛮族的战争指出“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浮，盖以数百万计。” 对蛮族用兵所得俘虏，一般是送京师作营户，充兵役。征服的地区，即设立郡县称左郡左县，以管领蛮族人民，使其供租赋。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可能就是左郡县的赋税征调。宋孝武帝时，西阳（今湖北黄岗北）蛮附，“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宋书·夷蛮传》）。在《宋书·州郡志》中，晋末及宋时以蛮民立的郡县有武宁、宋安、安陆、建宁等数郡，有靳水、赤亭、东安、阳城等二十多县。 南齐时，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有更多的以蛮民设立的郡县。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宁蛮府领下以蛮民设立的郡县，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县。这些县所管领的户口，没有记载。如果以晋时所置的武宁郡“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为基数来估计，一百三十九县当有四十来万人口。南齐管领的户口总数，照崔祖对齐武帝所讲的情况，是“今户口不能百万”（《南史·虞玩之传》），则蛮族人口占的户口比数是很高了。 溪，也写作奚或仅。溪族居住的地区，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 溪族人多以渔钓为业，所居多在水边，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陈寅恪以为溪人之称，当与五溪地名有关系。东晋南朝的门阀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骂他们是“溪狗”。温峤就曾嘲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为“傒狗”（见《南史·胡谐之传》）。《晋书·陶侃传》称陶侃本鄱阳，徙家寻阳，早孤贫。刘敬叔《异苑》云，钓禨（周一良疑“禨”当从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钓于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贱，少年时曾以渔钓为业，温峤又嘲他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2。 历史文献中，常常谈到溪族人的语音不正的问题。如《初学记·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又如《南史·胡谐之传》“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此两处都提到溪人语不正。溪语音不正，似正好说明溪人之汉化。如溪人纯说溪语，汉人将完全不懂。语音不正，盖正在汉化，说汉语又杂有溪语，故成不正。晋末宋初，溪人还是强悍善斗的。卢循起兵北上时，殷阐对何无忌说“（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所谓“始兴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湘、广西州，即今湖南、广东。汉族势力向广州一线发展，与俚人的接触渐多。如《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载“泰始参看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 2参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族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又《宋书·良吏传·徐豁传》载“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今广东韶关）。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蛮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僚，主要居住地区是长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华阳国·志李寿志》称，“晋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魏书·僚传》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由此可见，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蜀，自巴西、犍为一线逐渐向外扩展。 自东晋至陈，南朝常与“僚’族有战争。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南齐时益州有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齐开僚郡、齐通僚郡，大约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户籍整理和反却籍斗争南渡的北方劳动人民，江南汉人和各少数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广大土地，发展了江南经济，但江南统治者剥削惨重却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遂不断发生。 南朝的租税制度，大体是延续魏晋的制度下来的。人民的负担，主要有租、户调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鱼池税、丁塘税、口赋、赀赋等杂税。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宋齐时期，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顾宪之对武帝的启中所谈山阴一县的情况，可见一斑。他的启写道“山阴一县，课户上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才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资华贵。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岂可得乎？”（《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东晋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安书写道“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死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晋书·王羲之传》）。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宋书·武帝纪》） 人口逃亡，在户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则剩下的在籍者租税徭役负担必更重；重则人民逃亡。整理户籍，成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几个去处一投依门阀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养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户。还有其他，等等。朝廷势力强大时，它搜括逃户是比较全面的。它与大族争人口，也与寺院争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隐瞒户籍的逃亡户。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土断，都是比较严厉的。一般整理户籍的矛头，多是指向不附籍的侨户和逃亡户。东晋以来，户籍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是郡国户口。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之。”（《太平御览》卷六○六）齐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诏书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倾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这两条史料说明，黄籍是郡国编户民的户籍。 自籍似是郡国编户民以外的侨户的籍。白籍最早见于《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34）“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白籍似是土断的对象，即尚未正式编户的侨民。 宋、齐两代都整理过户籍，宋文帝元嘉年间曾整理过一次户籍。文帝无嘉二十七年，曾规定以“八条取人”。“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还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这都说明宋文帝元嘉年间曾进行过一次户籍整理。南齐开国的两代皇帝，都曾积极整理户籍。齐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诏书的意图，上表请求整理户籍。他认为当时“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阀”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二、勋薄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如此两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上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六、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温比肩，弥山满海。他指出，有这六项，是“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户籍之所以顿阙，乃由这些原因。（同上）齐高祖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随即采取措施整理户籍。“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但这办法本身就有问题。限人一日得数巧，必然会出毛病。于是不仅出现。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却以充程限”的情况，还出现“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志》）的情况。 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的，好办法通过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第五节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桌历史发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据统计，自47年到48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好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高祖纪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太祖纪》）。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终都逃说不了被杀的厄运。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的对象。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 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腆麟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对吏治的改革北魏初年规定，地方官不论其治绩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满离任。因此，许多官吏对治理民事毫不热心，却竭力追求个人财富。如公孙轨当地方官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长传附公孙轨传》）。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官场中屡见不鲜。有一次，孝文帝问臣下高祐怎样才能使盗贼平息呢？高祐回答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称职，治化有方，就不会再有了。孝文帝听了深以为然。这可见孝文帝对吏治问题的重视。为了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实行俸禄制。公元484年，魏颁布法令，正式规定“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俸禄之外，贪污满一匹者处死。二是对地方官任期长短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治绩而定，好则留，不好则去。这样一来，官吏治绩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了，使他们在盘剥人民时不能不有所考虑。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实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为以后各项改革的进行打下基础，意义是重大的。迁都洛阳北魏的汉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建国之初，汉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汉化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北魏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方面。拓跋焘时，建立太学，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对汉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长于天文历学。拓跋焘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委以重任。通过这些汉族知识神服最新章节分子谋士群的努力，北魏统治集团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汉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汉化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拓跋统治者的政策常有变化，对于汉族士人，时而信任，时而排斥，对于汉族文化时有抵触。孝文帝时，开始把汉化做为一项国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迁都洛阳是他的汉化政策中一项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建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处北方，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与鲜卑故土相近。但随着北魏在中原疆土的开拓和被统治的汉人的增加，平城对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已不适合。平城地区游食者众多，且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早在拓跋嗣统治时期，就有迁都之议。史书记载“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魏书·食货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来，竟然“野无青草”。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平城一带也常有饥荒现象。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逐渐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所以从关外贫瘠的平城转移到中原经济中心，已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平城长期作为北魏都城，功勋公老多居于此，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拒不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因循守旧，给北魏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这一点来说，迁都也是当务之急。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军事实力虽然已逐渐衰落，但孝文帝却抱有灭南朝、统一全国的雄心。这可由文帝所说迁都洛阳的理由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可证。所以，从军事上说，平城作为国都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了。 当时新都选择地点有二，一是洛阳，一是邺城。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汉、魏、西晋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谓“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邺则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了北方财富，是河北主要的粮食和丝绵产地。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邺要胜过洛阳一筹；但从吸收汉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阳要比邺优越。孝文帝最后把新都定在洛阳，可见迁都之举主要还是从加速鲜卑族汉化的方面考虑的。 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来一个变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 反对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陆叡、穆泰等，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孝文帝迁都之心已定，为防止节外生枝，便假称要大举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人，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大军行至洛阳，连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坚持进军南向。尚书李冲等人就出来反对，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请！”孝文帝听了大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声，苦苦劝谏。孝文帝这才说，如不南伐，便须就此迁都洛阳。並即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迁都之计就这样定下来。 孝文帝的儿子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又不上进的人。他体胖怕热，到洛阳以后，“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他趁着孝文帝出游嵩山，“轻骑奔代（平城）”。孝文帝闻讯大怒，为了保证汉化顺利进行，毅然将太子贬为庶人，后又用毒酒将其毒死。紧接着，拓跋族元老穆泰、陆叡与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结，想据平城起兵，史载其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魏书·于栗传》）。形势十分危急，迁都与反迁都是关系到拓跋氏汉化的关键。孝文帝当机立断，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镇压叛乱，再次将反对派挫败。 洛阳终于成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为北魏占据中原，正式接受汉化的象征。 改革风俗的措施太和二十年（49），孝文帝下诏改姓。孝文帝在诏书中把鲜卑氏与汉文化联系起来，宣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资治通鉴》卷一四○）明帝建武三年，以此为例，改乙■氏为叔孙氏，丘穆氏为穆氏，独孤氏为刘氏，素和氏为和氏。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汉服，服装样式与南朝流行样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对禁穿胡服下了很大决心，不允许有任何松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他坐在车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饰，见仍有人穿鲜卑旧服，大为不满。第二天，他对群臣说“朕昨入城，见车上妇女，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释穿旧装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驳这话说得奇怪，你难道还想满城都穿旧装吗？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说鲜卑语。北魏初入中原时，以征服者自居，不仅自己讲鲜卑语，还命令所有任职于魏的汉人官吏也要讲鲜卑语。为了提高鲜卑族的文化水平，便于读汉人书，接受汉文化，孝文帝下令宣布“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指汉语）。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北史·咸阳玉禧传》）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庙礼节方面，也实行了汉化，放弃了拓跋氏原来崇拜的天神，改用汉礼。在官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汉制，进行了改革。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规定实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均田制出现的原因，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生产，迅速改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另一方面是与豪族地主争夺人口和土地。北魏进入中原后，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北魏诸帝多能注意劝课农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后，更是孜孜以求，希望农业不景气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一再号召“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高祖纪下》）然而天灾几乎连年发生，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均田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统治中期，北方豪族己遍布全国，势力很大，“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兴趣也愈来愈强烈，他们纷纷“就耕良田，广为产业”（《魏书·和跋传》）。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辟为牧场，或辟为私家园林，民无田业的现象十分突出。农民失去土地，四处飘流，或转投豪族，成为荫护人口，或聚集山泽，成为绿林好汉。人口流亡的情况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因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无法获得赋税；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农民从豪族地主的荫护下解脱出来，成为均田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均田制的实施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须能够掌握、支配这些土地，也就是说皇权必须强大到能够辖制地方豪强。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连年战乱，以致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至孝文帝时，情况虽有所变化，然土地抛荒的现象仍很严重。而当时北魏豪族地主势力也还未强大到能与皇权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了。 公元485年，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经在京城附近实行过计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广、改进百发展起来的。另外，中国古老的一夫受田百亩的井田制以及西晋占田制，都给了均田制以经验借鉴。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授给，以备休耕。露田不得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者归还官府。桑田则永为个人所有，不须归官。桑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桑田须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不宜种桑之地，男子给麻田四十亩，妇女五亩。 （二）奴婢和耕牛参加授田。奴婢依一般农民授田。耕牛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牛。 （三）田地缺乏地区，允许农民“逐空荒”，迁往他郡。 （四）犯罪流徒户或绝户，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顷，郡丞、县令六顷。公田不得买卖。 在均田制颁布的同一年，又宣布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由本乡有威望者担任。三长制代替了过去的宗主督护制，改变了“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李冲传》）的状况，使趁着管理混乱，荫庇大量人口的汉族大地主受到约束和打击。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当时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后很有识见，她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魏书·李冲传》）。在她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推行。 与均田制、三长制相辅相成的还有新的租调制。北魏原来实行的租调制很混乱。“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于户籍不清，人民负担重。实行新的租调制后，规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类推。家庭作为受田纳税单位，人民负担有了一定之规。故“事（指新租调法）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年安之”（《魏书·食货志》）。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历史上的突出事件，其影响是值得重视的。单就北魏的统治来说，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实施，使鲜卑贵族在新的基础上与其统治区内的汉族地主取得一定程度的协调，也使之与一般汉族百姓的矛盾趋向缓和，对于巩因北魏政权，有其有利的一面。 孝文帝在社会经济领域年的改革是有成就的。均田制的实施，可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得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从而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地主的兼并也受到一定限制。北魏朝廷大为头痛的流民和粮食问题，在均田制实行后，情况有所改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且事出空前，也难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因而也带来很多弊病。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会矛盾的暂时缓和所掩盖，但根源仍在，在改革几十年后便爆发了六镇起义。 第四章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第一节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北魏的东西分裂大起义的历史背景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新都洛阳繁荣起来。《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洛阳的景象“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观楼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到孝文帝的第三代继承者孝明帝时，史称其“魏累世强威，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景况仍然可观。 然而，经济繁荣的结果并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从中获益。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相反，汉化的鲜卑贵族很快坠入锦衣玉食之中，迅速走向腐化。 孝文帝时，贪污之风虽很盛行，然由于孝文帝采用严刑峻法，尚能控制局面。史称其时“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志》）。宣武帝即位，形势发生变化，宣武帝对贪污腐化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就很奢侈，无心于朝政。上行下效，“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北魏统治集团生活日趋腐朽。胡太后临朝时，奢侈之风更盛。最典型的是高阳王雍和河间王琛。“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锺）、马脑碗、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增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这些惊人的财富，无疑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河间王琛，在宣武帝及孝明帝两朝皆作定州刺史，他“在州贪惏”。连胡太后也觉得他贪心无厌，下诏“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致。”（《北史·河间王若传》）为饱私囊，朝廷甚至卖官鬻爵，“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遂传曾孙晖附传》）。仕人买官花了钱，及到任上，就大肆搜括，加倍贪婪地吮吸人民的血汗。 孝文帝时所行均田法，这时也被破坏。原来规定不得买卖的公田和露田，都可以买卖。露田流动尤为严重，因为“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通典·食货典》）。在均田制下有田可耕的农民，又开始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使北瑰经济潜伏着危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本来就有对南朝用兵的因素。迁都之后就改变了自己一度奉行的与南齐和好的政策，开始大举南伐。尽管每次几乎都以无功告终，仍然不肯罢休。这时因洛阳位于黄河之南，与南朝相接壤，既要保卫洛的安全，就必须将南朝长江以北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孝文帝每次出击，目标都在义阳、淮上、宛、邓等地。宣武帝、孝明帝时，战事未休，反而有扩大之势。人民要负担兵役和作战物资，苦不堪言。当时，“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以至“死丧离旷，十室而九”。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民对北魏政权的敌意更加强烈。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爆发的。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又爆发了关陇、河北、青州起义。 以六镇起义开始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六镇，一般是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之外，又有御夷等镇。大部位于北魏的北方边境，即今内蒙古境内。六镇是北魏的军事要塞，历史上曾一度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北魏原来一直以平城为国都，为了防御北边的柔然南下，拓跋焘设此六镇，以拱卫都城。当时，六镇将领，乃至一般士兵，身份都是比较高贵的，在六镇作兵是光荣的。“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齐书·魏兰根传》）他们“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深附传》）。然而，在迁都洛阳之后，平城不复为国都，六镇也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将兵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远在漠北，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劣势。氏族部落成员当兵是义务也是权利，拓跋氏封建化后，兵户身份低人一等。加上汉化后的北魏政府受到汉制度的影响，常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六镇为兵，更使六镇兵民的处境不佳。六镇将兵中，不满情绪逐渐增长。孝明帝时，有一个叫魏兰根的官吏对此情况深表忧虑。他告诉尚书令李崇说“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他建议北魏朝廷采取断然措施，“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北齐书·魏兰根传》）。李崇亦深以为然，上奏朝廷，朝廷竟不闻不问。 起义终于在六镇首先爆发了。 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镇，怀荒镇民请求开仓取粮，武卫将军于景无理拒绝，镇民不胜忿恨，遂起兵造反，杀了于景。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姓）拔陵（名）亦聚众起义，杀镇将，改元真王。其余各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卷一四九）。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破六韩拔陵引兵南向，派别帅卫可孤包围武川和怀朔两镇。朝廷派临淮王或都督北讨诸军事。彧为人胆小，顿兵不进，武川、怀朔俱为起义军所陷。不久，破六韩拔陵与彧激战于五原，彧大败，朝廷罢了他的官。这时，魏肃宗改派李崇率兵前往讨伐，双方战于自道，李崇副手崔逼被打得单骑逃命。李崇亲自迎战，也出师不利。起义军声势更大，二夏（夏州、东夏州）幽、凉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朝廷见此情况，慌忙下诏“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军籍），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资治通鉴》卷一五○）。并派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但这些笼络政策根本不起作用，起义之势一发不可收。公元524年，在高平镇（今甘肃固原），有赫连恩等人的起义，推敕勒首长胡琛为高平王。在秦州（甘肃天水），有羌人莫折大提起义。在秀容（山西忻县），有乞伏莫于的起义。在关中一带，有被迁徙到关中的蜀人起义。在汾州一带，有胡人起义。几乎整个魏的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在起义浪潮冲击之下。 公元524年夏天，羌人和氐人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和新秦州（今甘肃武都、成县一带）起义，反抗北魏统治，推莫折大提为首领。不久，莫折大提死，他的儿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向东攻下了歧州（陕西凤翔南），杀北魏都督元志。向西攻下了凉州。后来，在黑水（陕西兴平西）为魏将崔延伯、萧室寅战败，退回陇西。 公元527年春，莫折念生率部反攻，大败萧宝寅于泾州（甘肃镇原），攻占了东秦州（陕西陇县）、北华州（陕西黄陵南西），东下潼关，威胁洛阳。北魏统治者一面调集大军防守，一面收买起义军将领，进行分化。这年秋天，莫折念生被叛徒杀害。以后，这支起义队伍大部集合千万俟丑奴领导之下。公元530年，万俟丑奴在关陇地区为魏将尔朱天光所灭。 魏无法对付破六韩拔陵起义军，便请柔然王阿那瓌前来助战。公元525年，阿那瓌率柔然兵十万，自武川西向沃野，进击起义军。破六韩拔陵军被击败，部众二十万人降魏。魏将起义军分化瓦解，派往内地冀（河北冀县）、定（河北定县）、瀛（河北献县）三州就食，想就此扑灭起义烈火，然起义军分散到三州后，活动并未停止，他们又在三州展开了斗争。 胡琛起义军据有高平，声势也很大。胡琛大将万俟丑奴等进攻魏泾州。 这时，攻破莫折念生的魏将萧宝寅、崔延伯引兵驻于安定，兵众十二万，铁骑八千，军威甚盛。丑奴先以轻骑扰之，不等交战，就故意避走。崔延伯十分骄傲，派兵出击。将战，有起义军数百骑手持降书，请求缓师。崔延伯未及阅视，起义军从东北杀出，与伪降数百骑汇合，腹背夹击。起义军皆轻骑，而魏兵骑步相杂，战久疲乏，被起义军打得惨败，死伤近二万人。崔延伯再次孤军出击起义军，又被起义军打败。崔中流矢死，士卒死者万余人。这次胜利，意义重大。史称“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朝野为之忧恐。于是贼势愈盛。”（《资治通鉴》卷一五○）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起义，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玉，怀朔镇人高欢、尉景等皆从之。不久，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地戍兵响应，合众二万，归于社洛周旗下。杜部向南发展，连克幽州、定州。后来，杜洛周为葛荣所杀，这支队伍归入了葛荣领导的起义军中。 公元52年，沃野镇降人鲜于修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又攻破定州、燕州（京郊昌平）。鲜于修礼为内部叛徒杀死，葛荣代统部众，于博野县境（河北博野）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改元广安。葛荣都是北魏末众多起义军力量最强的一部，号称百万之众，占有冀州、定州、瀛州、沧州、殷州五州地。葛荣军南下，前锋已过汲郡城（河南汲县），危及洛阳，朝廷大震。公元528年，尔朱荣亲率骑兵七万，以侯景为前锋，东出滏口，在邺城北大破葛荣军。葛荣被俘，被解到洛阳杀害。 在起义近于平息时，又出现了邢杲起义。这次起义，是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悲壮的尾声。 邢杲是魏幽州乎北府主簿。公元528年，他帅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在青州起义，自称汉王，改元天统。起义坚持了八个月之久，后在济南被魏上党王无穆及尔朱兆打败。邢杲牺牲。 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北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中原历次农民起义不同，这是一次鲜卑、羌、氏、汉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黑暗统治的联合行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统治，促进了这个日益走向腐朽的政权的瓦解。 北魏的分裂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北魏皇朝徒具形式，实权落到了靠镇压起义起家的尔朱荣手中。 尔朱荣的父亲“家室豪擅，财货丰赢（盈）”，与北魏朝廷关系十分密切。“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魏书·尔朱荣传》）北魏都城迁洛阳后，朝廷亦给他家以特殊照顾，允许“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后，尔朱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积极镇压人民起义，侯景、贺拔岳、高欢等人都先后投靠了他，成为北魏后期一支主要的军事势力。 当时，朝廷政治昏暗，胡太后权倾天下，与儿子孝明皇帝不合。公元528年，孝明帝密令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的尔朱荣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魏孝明帝又密令尔朱荣不要来洛阳。胡太后用毒药鸩死孝明帝，立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年方三岁。尔朱荣立长乐王之子修为帝（魏孝庄王），以“入匡朝廷”为名向洛阳进兵，杀北魏朝臣二千多人，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史称河阴之变。经过这一次大屠杀，北魏朝廷实力几乎全部被消灭。尔朱荣尽掌朝政，视孝庄帝为傀儡，引起孝庄帝及朝臣不满。永安三年（530）九月，孝庄帝设计杀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闻讯轻骑至洛阳，杀孝庄帝。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尔朱兆令部将高欢为冀州刺史，统率六镇流民。这些流民大多是葛荣余众，约二十万余，流入并州，穷困无以为生，多次举行反抗，都遭到尔朱部的残酷镇压。公元53年，高欢率流民到山东，据有冀、殷二州，势力进一步扩大，于公元533年消灭尔朱氏，杀节闵帝，另立元修为帝（魏孝武帝）。元修不愿受高欢的控制，于公元534年逃出洛阳，投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国。高欢立元善见为帝（魏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宇文泰于公元535年杀死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西魏文帝），都于长安，史称西魏。东、西魏的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高欢、宇文泰的手里。北方又进入了分裂时期。 第二节东、西魏的战争高欢、宇文泰在东、西魏的掌权在尔朱荣的势力衰亡之后，北方又出现了两个掌握大权的人物。他们乘机起来，分据关东、关中，各拥一主，彼此之间争战不休。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 高欢是汉人，因累世在北方边镇生活，“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神武纪上》）。这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边军镇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高家系犯罪的徒户，地位更是低贱。高欢家贫，娶妻之后，因妻家财富较丰，才有了一匹马。他从府户升为队主，后又为函使（信使），往来于洛阳至北镇之间递送公文。有一次，他到洛阳给令史麻祥送信。麻祥让高欢吃肉，高欢便随便地吃起来。麻样认为高欢目无尊卑之分，生性傲慢，打了他四十大板。这一次受辱使高欢十分震动。他返回怀朔后，开始倾家产而结宾客。亲戚朋友不理解，问他缘故。他说我到洛阳，见宿卫羽林把领军张彝的房子烧了，朝廷怕得罪他们竟然不闻不问。政治昏暗到如此地步，财物岂能守得住？他没有谈自己受辱之事。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起义，高欢率其心腹好友前往投奔。但不久就对杜洛周心怀不满，想谋杀杜洛周。事情暴露，差一点丧了性命。他又转投葛荣，最后投奔到了尔朱荣的门下。他为取得尔朱荣的信任，向尔朱荣献计，颠覆朝廷取而代之“方今天子愚弱，太后，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北齐书·神武纪上》）尔朱荣听了十分高兴。从此高欢受到重视，“每参军谋”。有一次，尔朱荣向左右说“一日无我，谁可主军？”旁边的人都回答可用其侄儿尔朱兆。尔朱荣不以为然，他认为尔朱兆只可统帅三千骑，而可代他地位的人只有高欢。 公元530年，尔朱荣为魏孝庄帝所杀。后尔朱兆又杀孝庄帝，另立长广王晔为帝，改元建明。高欢被封为平阳郡公。他与尔朱兆之间屡有冲突，但由于势力未丰，故只好忍气吞声与之合作。 当时，葛荣降户二十余万流入并、肆（山西忻县西北一带），为胡人虐待，穷困无以为生，前后进行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被诛杀者将近半数。尔朱兆深以为患，问计于高欢。高欢乘机要求统帅这支降户队伍。从此，高欢摆脱了尔朱兆的控制，以六镇降户作为自己争夺权位的本钱，与尔朱兆展开了角逐。尔朱兆勇而无谋，远不是高欢的对手。公元532年，高欢以少胜多，在邺城附近的韩陵，大败尔朱氏。不久，高欢进洛阳，废节闵帝元恭而立孝武帝元修。孝武帝封高欢为大丞相、大柱大将军、大师，世袭定州刺史。高欢实际上控制了朝政，他专横拔扈，很快与孝武帝发生矛盾。孝武帝不堪忍受，于公元534年，西奔长安，投依宇文泰。高欢改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高欢立元善见，不过是找到另一个傀儡而已。他居千晋阳，遥控邺地朝廷。“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北齐书·神武纪下》）。 宇文泰，武川镇人。其祖先是匈奴族宇文部，因长期与鲜卑人相处，混杂而居，也就鲜卑化了。 破六韩拔陵起义时，宇文泰之父宇文肱也曾参加，但不久叛变了，杀破六韩拔陵得力将领可孤，降于北魏。后又转而投入鲜于修礼起义军中，在定州被北魏军所败，战死于阵中。宇文泰也曾随父参加过起义，后鲜于修礼被葛荣杀害，他又转投葛荣。宇文泰少有大度，工于心计，虽年仅十八岁，却得到葛荣重视，任以将帅。但他以为葛荣成不了大事，一直想叛逃。不久，尔朱荣镇压了河北起义军，葛荣被俘牺牲，宇文泰也为尔朱荣所俘，尔朱荣杀了他的三兄宇文洛生，又准备杀他。他向尔朱荣讲了自己的身世，叙说被迫加入起义军的经过，才得免一死。 以后，宇文泰跟从尔朱荣，在镇压北方人民大起义中逐渐显赫起来。公元534年，尔朱荣手下大将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部众推宇文泰为主，攻杀侯莫陈悦，关西遂为宇文泰所据有。 公元534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宇文泰鸩杀孝武帝，予公元535年另立孝文帝之孙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都长安，史称为西魏。宇文泰为太师、太冢宰，掌握着军政大权。 自此，依靠武力起家的高欢和宇文泰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一度繁荣兴盛的洛阳城，又一次化为灰烬，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东西魏之间的战争，小的不计，大的战争就有五次。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都是其中较大的战争。 公元538年，关中地区天灾严重，人至相食。高欢先发制人，于公元537年正月，乘机发动了对西魏的战争。令前锋窦泰率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令高敖曹率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高欢自己则率军赴蒲坂，造浮桥三座，声言要渡过黄河。蒲坂地于黄河弯曲处，隔河与潼关相对，为河东通往关中的要冲。宇文泰为了迎战魏军，进抵广阳。面对东魏三路大军夹击的形势，西魏将领都反对舍近袭远，主张分兵迎击。宇文泰则力排众议，主张舍其余两路，集中兵力，先消灭窦泰一路。他认为高欢造浮桥准备渡河，无非是虚张声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军主力，使窦泰军得以乘虚西入。再者，窦泰常为高欢前锋，屡战屡胜，必有骄心，不如径袭窦泰。泰军一破，高欢就不战自退了。如若先攻蒲坂，高欢扼前，窦泰袭后，那就表里受敌了。宇文泰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了他的从子直事郎中深的全力。 宇文泰为了迷惑东魏军，扬言欲保陇右，退还长安，暗地里则率军东出，日夜兼程，行抵小关。窦泰闻宇文泰军突至，自恃骁勇，赶忙从风陵渡过黄河前进。宇文泰选择了牧泽这一有利地形，四面埋伏，引诱窦泰进入泽中泥淖地重围。窦泰铁骑不得驰突，西魏军万弩齐发，窦泰军死伤大半，窦泰自己身上也中数箭，料知无法脱围，自刎而死。 高欢在蒲坂，闻窦泰军败，大恸，几乎晕倒，只好撤去浮桥，退回晋阳。只有高敖曹一路进展比较顺利，攻下了西魏上洛城，正欲向蓝田关进发，高欢恐孤军深入，传令招还。这一战役，历史上称为小关之战。 同年，东西魏之间还展开了一次大的战争。 这一次，是新胜的西魏主动出击，宇文泰亲自率领李弼等十二将领，以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连克盘豆、恒农两郡，虏俘了东魏陕州刺史李微伯及八千余名将士。黄河之北原来归附东魏的诸城也纷纷反叛，归于西魏。高欢即发兵二十万，由壶口直趋蒲津（黄河津渡，在山西永济境），令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迎战西魏军。 宇文泰发动的这次战争，是仓促之举。当时西魏境内大饥，虽然新挫东魏军，国力还是虚弱的。宇文泰率领将士不过万人，攻下恒农后，因粮草不足，竟逗留了五十多天。听说高欢将渡黄河，便匆忙引兵入关。东魏右长史薛琡向高欢建议“西人连年饥馑，故冒死来陕州，欲取仓粟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饥死。宝炬、黑獭，何优不降，愿勿渡河。”（《资治通鉴》卷57）。东魏大将侯景也劝高欢不要全军渡河，以免为西魏一举全歼，高欢不听，执意率军从蒲津渡过黄河，直趋西魏腹地。宇文泰连忙派使者前往华州，命华州刺史王罴抵住东魏的进攻。王罴叫宇文泰放心，说“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果然，高欢见王罴守城坚固，不易攻下，只好转渡洛水，驻扎在许原西边（洛水入渭，许原大概在渭北洛南）。 宇文泰下令征发各州兵，一时未能召集。他想不顾兵力悬殊，与高欢决一死战。但诸将都认为寡不敌众，请等高欢西进再观形势。宇文泰坚持要立即出兵决战，他说“欢奢至长安，则人情大拢。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他连夜叫人在渭水河上赶造浮桥，令士兵只携带三日粮，轻骑渡过渭水到达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水与渭水之间），距高欢军仅六十里。 宇文泰招集诸将商讨对付高欢的战略方案。开府仪同三司李弼建议敌多我寡，不可与他们正面相抗。离沙苑东边十里有一个叫渭曲的地方，草深可以藏人，我们可以埋伏在那里等待敌人。宇文泰采纳了这一建议，命西魏军背水而阵，李弼埋伏在右边，赵贵埋伏在左边，将士都把武器藏在苇草中，约定闻击鼓声则一跃而起。快日暮了，东魏兵才到。东魏仗着人多，根本不把西魏兵放在眼里。高欢一声令下，个个争先恐后，都想速立战功，队伍不复成列。正在这时，宇文泰一声鼓响，士兵纷纷跃起。 李弼、赵贵铁骑从左右突入，把东魏军横截成数股，一时杀声震野。此战东魏惨败。 高欢还想收拾残军，再行决战。他派张华原巡视各营，照簿点名，无人答应。张华原急忙国告，“众已散尽，各营皆空了！”高欢还不想撤离，阜城侯斛律金在侧提示“众心已经离散，宜速还河东为是！”遂命左右牵马来，敦促高欢上马。高欢上马后，仍据鞍不动，斛律金用鞭猛击马背，才向东驰去。到了河滨，忽闻后面人声马沸，料知有追兵到来，只好匆忙急渡，许多将士情急逃生，跃入河中，尽随水漂去。此役，东魏共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件。 宇文泰回师渭南后，令每个将士植柳一株，以纪念和表彰这次武功。 宇文泰沙苑得胜后，又继续向洛阳、蒲坂等地进军。东魏大将侯景在撤军时焚烧浴阳城内外官府和民居，经此兵燹，洛阳城的建筑存留的不过十之二三。接着，梁州、荥阳、广州（洽襄城）都望风归附，河南诸州郡，多半为西魏军所占领。... 7 侯景之乱中，东西魏、北齐趁机吞并了梁的一些领地，梁的某些将领，也纷纷投降北朝，是以梁“州郡大半入魏”。南朝的疆域大大缩小，只有江陵以下的江南，长江以北的土地大都丧失。直到陈朝统治时，一直都是划江而守。 梁是南朝时间最长的朝代相对地说，也是南朝比较拥有实力的朝代。 此后的陈朝，无论地域和实力，都大不如梁，北强南弱的形势也更为显著。第四节北齐北周间国力的升降和突厥的兴起东魏、北齐的民族矛盾和错误的民族政策高欢创建的东魏，起初在军事、经济、地域范围上，都远远超过宇文泰的西魏。自公元534年，不堪忍受屈辱地位的孝武帝西入关中，高欢事实上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次政治上的失算使他面临两大敌人，一是南朝，一是西魏。尽管他们之中，有强有弱，但都是堪与之匹敌的独立政权。高欢要想在对峙中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成为全中国唯一主宰，就必须强化东魏的统治。但因其民族政策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使原来居于优势的国力转为弱势。 高欢集团是依靠六镇鲜卑贵族，尤其是以怀朔镇鲜卑贵族的起家的。因而他认定自己的政权，应该是鲜卑人的政权，这个政权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鲜卑贵族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也争取汉族的门阀世族参与政权，作为政权的第二种力量。为此，他自称是渤海汉族高氏的子孙，又把女儿嫁给华阴门阀世族杨愔，想以此提高自己在汉人中的威信。他所引用并授与要职的官吏，如高敖曹、高乾等人，都是汉族门阀世族中人物。他还企图调和当时相当尖锐、紧张的鲜卑与汉人的关系，下令军中“不得欺汉儿”。他告诫鲜卑人，要懂得怎样使用汉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对饱受鲜卑贵族欺负的汉人，他又换了一副腔调，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五七）高欢的这些方法，并不能促进民族关系的融洽，解决当时颇为尖锐的民族矛盾。 高欢的儿子高澄，在政治上有不同于高欢的看法。公元538年，高澄任吏部尚书后，进行过革新，废除了以论资排辈为晋升标准的年劳之制，这是一种“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资治通鉴》卷一四九）为庸才大开仕途之门的制度。高澄废除了这一制度，开始选拔贤能，注重官吏的才学。“凡才名之士虽未荐擢，皆引致门下，与之游宴、议论、赋诗，士大夫以是称之。”（《资治通鉴》卷一五八）高澄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依靠汉族势力，为高氏集团代魏作准备。高澄也知道这样会引起鲜卑亲信的不满，但他决意坚持下去。有一次，他故意在满室鲜卑勋贵的注视下，给汉人崔暹让位作揖，以示敬重，借以抬高汉人世族的政治地位。他把崔暹和崔季舒视为心腹，委以重任。这就更加引起一些鲜卑贵族的不满。高澄一死，崔季舒和崔暹就被强加罪名，鞭打受辱，发配边鄙之地。 公元550年，高洋称帝，正式取代东魏静帝元善见，建立了北齐。但这时，鲜卑贵族与汉世族之间的矛盾，还是没有缓和。 高洋时，一批汉族官吏，像杨愔（高欢之婿）、郑子默、燕子献等在朝廷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虽然不能说高洋对他们不器重，但高洋认为自己的政权是鲜卑人的政权，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这部分人的根本利益。尽管他也引用汉人，但是有所提防。汉世族杜弼为人直率，当着高洋的面部敢鄙视鲜卑人，说他们只会骑马坐车。高洋心里就很不痛快，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终于把杜弼杀了。他立汉人李夫人为后，李夫人是汉世族大地主赵郡李氏之女。立她为后，不能说仅仅是出于宠爱而没有政治上的用意。他立李夫人所生的高殷为太子，后又嫌高殷软弱，有汉家气质，没有鲜卑人横刀立马的英雄气概。高洋要高殷杀人，高殷害怕，连砍几刀，还没有割下头来。高洋气得打颤，认为此儿无用，不堪为帝。但他临死前，还是命尚书令杨愔、侍中燕子献等汉族官吏辅佐高殷继位。 高殷继位，意味着具有汉家血统的人统治北齐，这使北齐鲜卑勋贵大为震动，他们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高洋弟弟高演、高湛联合朝廷鲜卑权势人物，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杨愔等人，废了高殷，高演当了皇帝。这是争夺皇位的斗争，但同时也是汉与鲜卑的矛盾。这一点，高欢妻子娄氏就说得很明白，她是坚决反对高殷为帝的，理由是“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指李夫人）斟酌！”（《北齐书·杨愔传》） 北齐统治的晚期，汉世族在朝中地位更加低下。鲜卑贵族韩凤常常当面骂汉人“狗奴，大不可奈，唯须杀却。”（《北齐书·韩凤传》）高欢时，有人说治河役夫多溺死，要想法解决。鲜卑勋贵刘贵听了说“一钱汉（汉人的生命只值一文钱），随他死。”汉世族高敖曹听了十分愤怒，拔刀要杀刘贵。高欢只好劝阻，还没有斥责高敖曹。而此时韩凤辱骂汉人，却再也没有人出来表示愤怒了。 东魏、北齐汉世族与鲜卑贵族的矛盾，以及统治者一直奉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就使东魏、北齐政治上蒙上了阴影，不能像西魏、北周那样争取各方面对自己政权的。 东魏、北齐政治的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也不敢打击豪强势力（包括鲜卑和汉族豪强），适当地限制他们的经济扩张，而是采取听之任之，甚至鼓励纵容的态度。 东魏时，官吏贪污，盘剥人民的情况就很严重。豪强纷纷庇荫人口，与政府争夺劳动力，政府利益受到很大损失。所谓“是时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隋书·食货志》）高欢对此不敢进行制裁。汉世族杜弼不知其中缘故，一个劲地劝高欢采取措施。高欢对他说，“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宇文泰）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着急作法网，不相烧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北齐书·杜弼传》）高欢的顾虑有其客观的原因，但他对这些人的纵容，不但不会使东魏、北齐强盛起来，反而会腐蚀吞没这个政权。对这一点，高欢没有认识到。 北齐后主高纬统治时，北齐政治昏暗到了极点。后主比起高欢、高澄这些前辈来说，无论智力、才能和个人品质都差多了。 齐后主生长深宫，没有统治经验。他宠信乳母陆令萱，陆令萱收养和士开、高阿那肱为养子，与他们结为一伙，权倾朝廷。他们“卖官鬻狱，聚敛无厌，每一赐与，动倾府藏杀生予夺，唯意所欲。”（《资治通鉴》卷一七二），起初，陆令萱曾推荐汉世族祖珽执政于朝廷。祖珽执政后，政治情况有所好转，史称祖珽“颇收举才望，内外称美，珽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官号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为致治之方。”（《资治通鉴》卷一七一）但不久就因触犯鲜卑勋贵的利益而被陷害。北齐后主时昙花一现的振兴气象很快化为乌有。直到北齐灭亡，这种政治才算结束。北齐河清三年（54），虽然宣布实行新的均田和赋役制度，但北齐朝廷对大土地兼并已束手无策。从《关东风俗传》的描绘可以看得很明显。“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肥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民，不得一垄”。又说，“露田虽复不听买卖，买卖亦无重责。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至春困急，轻致藏走。”“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通典·食货志·田志》）由此可见，北齐的均田制几乎已名存实亡。这种状况的出现，无疑加速了农民的破产，以致流离失所。这当然是北齐政府所不愿意的，但又是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人民只好用起义的形式来争取生存的权利。从东魏初到北齐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次数是较多的，地区也较广，规模虽然没有达到全国范围，但也常常众至万人。农民起义对北齐的灭亡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东魏、北齐本来国力在当时鼎立三方中，并不居于劣势。从地域上看，它所占据的地区，经过北魏长期经营，经济基础是比较厚实的。当时中原最富庶的农业地区大都在北齐境内，而且还兼有鱼盐之利。仅沧州一地，就有煮盐地一千四百八十四处（见《魏书·食货志》）。它的手工业、制造业，如冶铁、制瓷也很发达。但北齐政府统治下的贪污公行，苛重的赋税，很快摧毁了他的经济实力。东魏、北齐的军事力量是高欢起家的资本，但在后期也已衰弱，失去了在军事上的优势。北齐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了。 西魏、北周转弱为强宇文泰操纵下的西魏，本是当时南北鼎立的三方中所辖之地最小、势力也最弱的一个政权。然而，它最终却由弱变强，灭了北齐。 在宇文泰控制西魏的初期，民穷兵弱，处境十分艰难。魏孝武帝西奔，随从不过左右微臣。北魏朝廷得力之臣多为高欢所用。为了建立巩因的统治集团，宇文泰不得不面对现实，一方面竭力争取关西世族的，另方面则缓和阶级矛盾，争取国内形势的好转，走向繁荣和稳定。宇文泰苦心经营，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措施。经过两代人的努力，这才在夫西立足，并且越来越强大，到北周武帝时，北方的局势就为之一变了。 在西魏初期宇文泰急欲革易内政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献策。其中有苏绰提出来的六条措施”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捆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这六条，宇文泰都“甚重之，常置诸坐右，又令百官习诵之”（《资治通鉴》卷一五八）。不会背诵六条的地方官，甚至有丢官的危险。 宇文泰在魏孝文帝之后，再次规定了均田制和赋役制度。为了保证均田制和赋役制的推行，西魏以及后来的北周朝廷是作了一些努力的。北周法律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了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隋书·刑法志》）西魏对农业的恢复发展一直较为重视，他们认识到“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周书·苏绰传》）因此，宇文泰令官吏励行劝农，对那些能执行命令、奉公清廉的官吏大行奖赏。河北太守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最”，宇文泰给他厚赏，并让他进朝谒见时另立一旁，以示尊贵，朝野为之叹服，称之为“独立君”。而对那些贪官污吏则严惩不殆，宇文泰内兄王超世贪污，就被他处以死刑。朝廷着力劝农及吏治的整顿，对均田制和赋役制的推行是有促进作用的。 但是尽管如此，均田的实际效果远远达不到规定的数量。根据新发现的敦煌石室资料中《郑延天富等户户籍计帐残卷》（斯坦因汉文书第3号）记载，残卷所涉及的三十三户中，只有六户授田达到规定数字；而其余各户授田数量则远远达不到规定标准。这一文件，经中国学者考订为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的户籍或计帐。它的出土，说明了两点其一，证实西魏确实行过均田制。其二，证实西魏时期均田制下农民实际授受的土地，还达不到规定数目。然而从残卷中却可见尽管均田户授田不足，但他们是要依照足额授田数目交纳田租、户调的。而且每年还要服二个月的力役。由此可见，农民的负担还是比较沉重的。但由于西魏朝廷尚能大体上做到“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在赋役上力求均平，规定从守令到正长，都要斟酌得当，以免激化阶级矛盾。所以关陇地区土地兼并要比北齐统治区域速度慢些，程度也小些，均田农民多多少少还能分到一些土地，从事生产。所以西魏北周局势能够平稳下来，使实力逐渐超过北齐。 宇文泰在西魏的改革宇文泰在军事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创立了府兵制。府兵制具体的建置年代，说法不一。有认为建于大统三年（537），也有说建于大统八年或大统十六年（542—550），它在中国历史上先后维系了二百多年，直到唐中叶玄宗天宝年间才趋于破坏。这可见府兵制的创立，意义是深远重大的。初创时的府兵制，是仿效鲜卑拓跋早期部落制的一种兵制。早期部落制时期，拓跋氏部落联盟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是战斗员，一部落的成年人都统一在部落酋长的帅领下。宇文泰初创建时的府兵制，就是摹仿这种制度的。它以八拄国统领全部军队，一个柱国就相当于一个部落酋长，“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周书·文帝纪下》）。改从其姓，就是人为的使他们成为一个部落，一个血统。 早期的府兵与农民是分离的。府兵是一个特殊的集团，不属于郡县管辖，即所谓“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北史》卷六十）。 早期府兵制的优点在于一、一个军事单位有如一个部落，他们的关系有如同姓兄弟，内部团结好、组织好，因之战斗力是强的。所谓“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二、士兵的身分、社会地位提高了部落成员都是自由人。南北朝时期，兵的身分地位是普遍降落了，无论被称作士家、兵家、兵户、营户、府户等等，他们的身分都是依附民。拓跋氏留在北边六镇的士兵身分，就明显地经过这种变化。北魏末的魏兰根曾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因此他建议“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序，一准其旧。”（《魏书·魏兰根传》）役同厮养和悉免为民，说明他们身分的低下。他们心中不满，终于爆发了六镇起义。府兵制摹仿部落制，使军中上下成为同姓一家，“抚养训导，有如子弟”，兵士身分地位大大提高，从厮养成为子弟。三、府兵的生活待遇提高了，他们当兵以外“无他赋役”；训练有素了，“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 西魏的府兵，最初可能以鲜卑人为主，但西魏鲜卑人不多，六镇起义后的鲜卑人大多留在东魏。 宇文泰起家靠的是以武川镇兵户为骨干组成的军事集团。起初，它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后来逐渐有所发展。孝武帝入关前，宇文泰又创立了十二军，“简诸将以将之”，赵贵、李弼、独孤信等人就是各军将领。这时，十二军仍带有浓厚的部落兵制的色彩。大统九年（543），西魏军已有十万人左右。但邙山一战，西魏军伤亡近六万人。经此惨败，加上关陇地区鲜卑人兵源本来就有限，宇文泰不得不开始用汉人充兵，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周书·文帝纪下》）至此，汉、鲜卑共同组成军事力量，以备防守征讨之事。府兵制的这一演变，使鲜卑骑兵和汉人乡兵结合在一起，也使鲜卑将领和汉族大姓结合在一起。旧六镇军人入关者和当地强宗大族结合组成关陇统治集团。汉人的加入，扩大了府兵制的兵源，改变了府兵主要是鲜卑兵的成分。 府兵制也由原来脱离农业生产的兵农分离制，逐渐走向兵农合一化。但兵农结合的最后完成，是隋唐时才实现的。西魏北周时，只有一点萌芽。由于豪族所领乡兵，实际上也就是农民，他们与早期部落军事组织不同，往往与农业生产结合较密切，但这时的府兵制还没有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兵民还是分别治理的。 府兵制的创立，是西魏北周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它对增强西魏北周军队的战斗能力，对强化朝廷权力，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由于一个军事单位有如一个部落，使兵士之间如同兄弟相处，利于团结，战斗力也就因此而增强。西魏北周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逐渐超过东魏。 在政治上，宇文泰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深知，要在关西立足，与东魏、南梁争一日之长，就必须培植起自己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必须包括汉族。但汉族与鲜卑贵族之间存在一定的民族界限。宇文泰不愿像孝文帝那样，全盘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积极汉化，他把魏末六镇起义看作是鲜卑人对汉化的反抗。但是他也看到，不汉化也是没有出路的。他采取的办法是军事，鲜卑化；政治，汉化。公元554年，宇文泰宣布孝文帝时改姓元的鲜卑人一律改姓拓跋，然后又将汉人改姓鲜卑姓。如赵贵赐姓乙弗氏，苏绰弟苏桩赐姓贺兰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府兵制中的汉族士兵，也一并跟其汉将改姓。宇文泰想用这种表面上的鲜卑化来平衡西魏政权日益汉化的现实。 宇文泰不仅在军事上依靠汉人，而且在政治上也积极吸引他们参与政权。府兵高级将领中，汉人占了四分之一。帮助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文官如苏绰等也是汉人。宇文泰确信汉人制度有值得仿效之处。他令苏绰、卢辩依周礼改定官制。当然，周礼已年代久远。但正因年代久远，他才可以在周礼的旗号下作适合于自己意愿的变动。他所行官制，有许多已是秦汉制度。他打起周礼的旗号，也还有深一层的意义，这样就是想因此而使自己的政权带有几分古老华夏文化的色彩。改革后的官制，加强了朝廷集权，这对朝廷权力的上升是有好处的。在选拔官吏上，西魏“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因之“其所察举，颇加精慎”（《通典》卷十四《选举典》）。这种唯才是举的方针，对于西魏整个官制的更新，无疑是重要的环节。这比起北齐的佞幸卖官要好得多。由于选官制度的严格，西魏吏治是较为清明的。 励精图治的宇文泰很想给邻近的齐国一点颜色看看。北齐当时虽然弱点已经暴露，但仍处于强盛时期。几次讨伐，西魏都无功而还。而南方的梁朝这时却陷入内乱之中。宇文泰认准时机，对衰败中的梁朝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比北齐占到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550年，乘梁朝内乱，宇文泰派大将杨忠包围了梁的安陆，安陆附近诸城的梁守将，也纷纷投降西魏。从此，“汉东之地尽入于魏”（《资治通鉴》卷一六三）。同年二月，杨忠乘胜到达石城，准备进攻江陵。湘东王萧绎连忙派使臣同杨忠谈判，缔结了出卖国土，称臣于西魏的盟约，规定“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诸同附庸，并送质子”。萧绎之所以如此慷慨，是想借用西魏力量，灭掉与他争夺皇位的哥哥萧纶。西魏乐得从中渔利。不久，西魏果然如约杀了萧纶。到了公元553年，萧绎已经称帝（梁元帝）。这时，他的八弟萧纪也已在蜀称帝，率水军东下，以讨侯景为名，实际上是冲着萧绎而来。萧绎再次求救于西魏。宇文泰高兴地对群臣说“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他采纳了大将军尉迟迥的建议，派他率甲士一万二千人，马万匹，从散关兼行袭蜀，西魏轻易地于当年就拿下了蜀。至此，宇文泰的胃口更大了。公元554年十一月，西魏军攻破江陵，引狼入室的萧绎被杀。西魏获得梁朝数万人口，驱入长安，分赏三军作奴婢。对梁朝的侵犯，使宇文泰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了。 公元55年，宇文泰病死，时年五十二岁。《周书·文帝纪》说他“知人善任使，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能驾驭英豪性好朴素，不尚虚饰”。虽有过誉之嫌，但基本上勾画出了他的政治品质。宇文泰对西魏和以后北周的强大有突出贡献，他制定的缓和阶级矛盾的均田、赋役制和强化中央政权，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府兵制，以及注意平衡调节汉和鲜卑两族矛盾的政策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些政策的实行，为北周武帝时期的强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武帝和北周的强大宇文泰死后，诸子年幼，不能担当大任，政权落在他的侄子宇文护手中。宇文护见宇文氏家族势力已经强大到可以代魏的地步，就迫使西魏恭帝拓跋廓封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为周公。公元557年，宇文觉登天子位，废西魏，建立了周朝，史称北周。 同年，宇文护先杀宇文泰的旧臣赵贵、独孤信以及对他独揽北周大权表示不满的人。宇文觉对宇文护专权也越来越反感，便与一些大臣亲信密谋，想除掉宇文护。宇文护察觉后，先发制人，杀宇文觉，另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为天王。公元559年，宇文毓改称皇帝，是为北周明帝。公元50年，宇文护又杀了周明帝，改立宇文泰另一个儿子宇文邕为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周武帝。 周武帝不同于被杀的两个兄弟，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宇文泰对他一直很器重，曾对人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周书·武帝纪上》）周武帝即位之初，不露声色，表面上听凭宇文护摆布，而暗中却积极积蓄实力，终于在公元572年，杀宇文护，夺回政权。他在他父亲励精图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首先值得提出的是释放奴婢。西魏、北周还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宇文泰灭南朝萧绎时，将江陵男女数万口没为奴婢。周武帝即位后，于公元55年下诏“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赎为庶人。”公元572年再次下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周书·武帝纪上》）。公元577年灭齐后，即下诏“自伪武平三年（572）以来，河南诸州之民为齐破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听还；愿住淮北者，可随便安置。”（《周书·武帝纪下》）同年不久又下诏“自永熙三年（534）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通过这两个诏书，北齐公元572年以来抄略的奴隶、北周自公元534年平江陵自由民被没作的奴隶和北周在57年十月以前抄略北齐民没为奴隶的，都放免了。只有公元57年十月和齐作战新被俘掠的奴隶未被放免。周武帝这一举动，对于一个鲜卑皇帝来说，是颇为不易的。以战俘为奴是鲜卑长期沿袭的旧例。周武帝释放奴婢，是对祖宗以来旧习惯的改变。这一改变，把公私奴隶解放为良人，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力量，削弱了豪强私家势力。同时，也推动了鲜卑族奴隶制残余向封建化的转变。 周武帝的第二项值得提到的措施，是他开展的灭佛运动。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阶段。大量人口遁入佛门，朝廷失去劳动人手和士兵来源。因此，周武帝决心灭佛，“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周释昙积《谏周太祖沙汰僧表》，“太祖”当作“高祖”）。周武帝灭佛是经过长期的准备的。他先允许佛教徒申述教义，让佛、道二教自由争辩。公元574年，他召集百官，宣布儒、佛、道三教，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末。后来才正式下诏灭除佛教，“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书·武帝纪上》），将寺院财产分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灭齐后，周武帝又下令禁齐境内佛教，“现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括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教事》）。至此，北方佛教几乎湮灭无存。 灭佛的结果，可用周武帝自己的话来概括“自废以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伐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广弘明集》卷十《叙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 周武帝对世族和豪族的打击，也很果断。世族大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是南北朝时期普遍的现象，也是使历朝统治者大伤脑筋的一个严重问题。统治者和他们在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上有矛盾，所以历代统治者也不断地想打击他们。但打击的程度往往有限，总是缩手缩脚。周武帝规定得很严厉，凡“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周书·武帝纪上》）。这一法令可以说是从北魏孝文帝创置三长以来，对大地主荫护土地人口最严厉的一次法令。 周武帝是主张集权的。他在一次与他的弟弟齐王宪的侍读斐文举的谈话中阐述了他对强化君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看法。他说，“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据天子尔。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君主。”（《周书·齐王宪传》）他认为东汉末以来的封建依附关系和人口的分割极大地削弱了王权，是造成社会长期混乱不治的原因。他主张积极强化君权。而君权的强大，对于全国统一局面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在宇文泰改革府兵制的基础上，周武帝实行了加强军队和君主的关系的措施。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侍官，天子之近臣。改军士为侍官，用以加强军士和皇帝的亲近关系，用以改变过去府兵专属于某一军队统帅的传统，使其直接隶属于君主。这样一来，军队分权的倾向有所改变，皇帝对全事劲旅的掌握更为紧密。 周武帝一生戎马倥偬，能与兵士同甘共苦。他“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步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战之处，躬在行阵，”故“能得士卒死力”（《周书·武帝纪下》）。 在宇文泰、周武帝两代人的治理下，北周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朝廷统治较为巩固，国力也日益强大。在这些前提下，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开始把目光转向邻国，转向整个鼎峙中的南北双方，欲以完成他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 此时，南方已从梁末大乱中复苏。陈朝尽管辖地最小，但国内形势还能维持小康局面。相反，与北周对峙的北齐却日益走下坡路，正处于“阖境嗷然，不胜其弊”的状态中。因此，周武帝决定与陈朝通好，取得陈的，首先灭齐。为麻痹北齐君臣，他听从柱国于翼的建议，暗中蓄锐养精，表面上仍制造假象与齐保持友好关系。 建德四年（575），北周武帝下诏大举伐齐。他亲率六万大军，直指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其余几路进展也很顺利。但围攻中■城（河南孟律东）时，由于城防严密，二十多天都无法攻下。周武帝又转攻金塘，也没有攻下。九月，北齐援军赶到，正好周武帝患了重病，只好全军撤回。 第二年，北周武帝又准备伐齐。他对臣下说，我去年伐齐，因病不得克敌，但却看到了齐军的无能。况且，齐朝廷昏乱，老百姓朝不保夕，生活很苦，这是天给我灭齐的机会。要犹豫不决，就后悔莫及了。他下令，军中有不愿伐齐者，以军法裁处。十月，北周三路大军由周武帝率领，到达晋州，驻扎在汾曲。赵王招率步骑一万人攻打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守汾水关，内史王谊攻平阳城。不久，齐后主高纬从晋阳率军奔救晋州，但还未到达，周武帝先从汾曲赶到晋州城下督战，一举攻下了晋州城，俘虏齐军八千人。十一月，齐后主率军到达平阳（今山西霍县以南），将平阳紧紧包围，昼夜攻打，城墙被毁，仅存数仞。城中周军冲出，两军短兵相接，齐兵稍退。十二月，周武帝率八万人解平阳之围。以后，又经过几次激战，于公元577年，灭了北齐。 周武帝善于指挥，意志很顽强，在灭齐战斗中，几乎每次都亲临阵地指挥。周军纪律也严明。周武帝曾号令全军，进军时不得践踏庄稼，违者斩。这对于北周灭齐，是很重要的原因。 北周灭齐，结束了北方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北方又开始走向统一。 北方的统一，为以后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灭齐后，北周国力达到了立国以来的鼎盛时期。从宇文泰苦心经营关西，到北周武帝灭齐，北周一直处于政治较为清明，君臣励精图治的形势下。周武帝死后，情况骤然发生了变化。 突厥的兴起正当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对峙时，北方的突厥民族逐渐兴起并趋于强大，这是代替柔然族的新兴民族，对于当时东西对峙的北方两国都有影响，对于此后隋唐时期的历史也有影响。 突厥人原是隶属于柔然人的。五世纪末，柔然逐渐衰落。突厥人大概就在这时开始慢慢地摆脱柔然的束缚，用牲畜和手工业产品（主要是铁制品）与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并开始“至塞上市增絮，愿通中国”。公元545年，西魏宇文泰派酒泉胡安诺槃陁出使突厥，突厥对此很高兴，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周书·突厥传》，下同）公元54年，突厥也开始派使者到中原向西魏赠送礼物。就在这期间，突厥打了一次大胜仗，俘虏了五万多落高车人。经过这次大捷，突厥开始走向强盛。突厥向柔然求婚，柔然主阿那璃很生气，说“尔是我煅奴，何敢发是言也，”突厥主也大怒，杀了柔然的使者，正式与之绝交。突厥主转而向西魏宇文泰求婚。没想到，宇文泰倒同意了。公元55年，西魏把长乐公主嫁给了突厥主土门。公元552年，突厥主土门发兵袭击柔然，大败柔然于怀亡之北。“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妻子为可贺敦，犹古之阏氏也。”土门死，他的儿子科罗继位，号称乙息记可汗。科罗死，他的弟弟俟斤即位，是为木杆可汗。从阿史那到科罗，突厥与中原的关系还是友好的，但到了木杆可汗统治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木杆可汗是个很有雄心的人，他“勇而多知，务于征伐”。这时突厥国力也日趋强盛，为木杆可汗提供了施展宏图的物质基础。他率兵击邓叔子（柔然主），破之。叔子以其余烬奔西魏。他又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一系列成功的征伐，使突厥的领土大大扩展。“其他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木杆可汗死后，其弟他钵可汗立。木杆可汗和他钵可汗都有“凌轹中夏之志”。 西魏与突厥通使，起初是有扶植突厥以治柔然想法的。柔然败亡后，西魏与突厥往来更为密切。西魏对突厥“岁给缯絮、锦綵十万段。对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北齐也争相结好于突厥，“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恃其强盛，非常傲慢。有一次，竟对他身边的人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子（北齐、北周）孝顺，何优无物邪！”当时“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厚”。突厥摸透了西魏、北齐的心理，趁机从中周旋。 突厥本来不尚佛教，北齐有一个叫惠琳的僧人，被突厥俘虏。惠琳向他钵宣传佛教教义，并告诉他说，齐国富强，就是因为有佛法。他钵大感兴趣，也在突厥统治的地方建起寺庙，并派使节到北齐，寻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和《十诵律》。他钵“躬自斋戒，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建德二年（574），他钵开始与齐通好，派使献马。与北周的交往则越来越少了。 北齐被北周灭后，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投奔他钵。他钵便拥立高绍义为齐帝，声称要为齐报仇。 公元578年四月，他钵率突厥军攻打幽州。北周柱国刘雄率兵拒战，兵败身死。北周武帝非常气愤，亲自率领北周主力，准备北伐，但不等出发，他就病死了。这一年冬天，他钵又包围了北周的酒泉，大掠而去。北周对它无可奈何。第二年，他钵又要求和亲。北周同意把赵王招的女儿千金公主嫁给他钵，同时提出要交回高绍义。他钵不同意。北周屡次派人前往交涉，他钵才同意送交高绍义。 隋文帝初年，突厥阿波可汗与沙钵略可汗不和。阿波渐强，电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国都接受他的号令，因而从突厥分裂出来，号西突厥。隋文帝派上大将军元契使于阿波，进行安抚。对沙钵略，隋文帝也答应给他军事上的援助，阻止阿波可汗对他的侵袭。隋开皇五年（585），沙钵略上表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玉。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蕃附。”并派子库合真入朝。文帝赐诏书“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第二年正月，隋颁历于突厥。按照传统，接受颁历等于接受正朔，意味着臣服的意思，突厥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为隋的藩属。 突厥的社会习俗，“被发左袵，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突厥很崇尚武力，崇尚气力，“贱老贵壮”。 大约到木杆可汗时，突厥已有了“官”，“大官有叶护，次特勒，次俟利发，次吐毛发，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官”实行的是世袭制，大约都是些大大小小的氏族贵族长。突厥社会中也有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者，割势而腰斩之。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以其女妻之。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伤目者偿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支体者输马；盗马及杂物者，各十余倍征之。”从这些刑法看，也体现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突厥这时还“无文字，其征发兵马及诸税杂畜，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 以上所叙为突厥早期历史，史料皆见《北史·突厥传》。木杆可汗是六世纪中叶的人物。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到六世纪中叶，突厥族还没有显著发展起来的奴隶制，记载中所说的官，大约还只是些大小氏族贵族首长，他们已是世袭的。所谓刑法，也还只是些氏族部落的习惯。他们已经有了私有财产，习惯法也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从这些情况看来，六世纪中叶的突厥，大约还在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阶段，或正跨进阶级社会的门槛。 第五节隋代周，灭陈，统一南北北周的衰落和隋之代周公元578年，一代英主北周武帝病故，儿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宣帝。北周武帝死时才三十六岁，正当年富力强，施展宏图之年。他的去世对于北周正在进行中的统一事业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周宣帝与其父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性好奢侈，胸无大志，却极有阴谋。周武帝死时，他毫无悲怆之状，反而抚摸着自己身上被父亲生前教训时留下的伤痕，气愤地说“死晚矣！”（《资治通鉴》卷一七三） 周武帝生前，对太子的品质是极了解的。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想促使之改邪归正。太子喜欢饮酒，常喝得酩酊大醉。周武帝规定不许把酒送进东宫，甚至把跟随他干坏事的太子宫尹郑译等人给撤了。但这一切努力都毫无效果，太子表面上“矫情修饰”，暗地里一如既往。为太子之事，周武帝伤透了脑筋，但是其他诸子不是太小，便是与太子一样不争气。他又不愿意让颇有才干的弟弟宇文宪继承皇位。对太子的昏**、无能，以及北周未来的命运，连周武帝的心腹之臣也看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周武帝和群臣开宴会，内史中大夫王轨假借酒后失态，捋着周武帝的胡须说“可爱的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周书·王轨传》） 周武帝最终还是把皇位传给了这个不肖之子，北周衰亡的悲剧也从此开始。 周武帝临终时，曾火速召回宇文孝伯，授以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之职。宣帝即位后不久，企图杀掉威望颇高的宇文宪，就请宇文孝伯助力，孝伯坚决拒绝，说“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无故害之，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矣。”（《资治通鉴》卷一七三）从此，宣帝开始对孝伯不满，另与于智、郑译等人密谋，杀了宇文宪。第二年，又杀了王轨、宇文孝伯。一帮群小都留在宣帝身边，受到重用。宣帝整天纵情酒色，不问政事，群臣请事，都由宦官代奏。有一个叫杨文祐的宿卫下士讽刺说“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无秩序）。”（《隋书·刑法志》） 周宣帝害怕自己穷奢极欲，为天下所不容，就制定严刑峻法，用滥施**威，慑服群下。一面密令左右暗中伺察群臣言行，稍有过失，就加诛杀，弄得人人自危。但是还是有直臣京兆郡丞乐运冒死进谏，数了皇帝八条过失（一）事多独断，不令宰辅参政。（二）采女实宫，仪同以上诸女，不许擅嫁。（三）至尊入宫，数日不出，所有奏闻，统归阉人出纳。（四）下诏宽刑，未及半年，更严前制。（五）高祖斵雕为朴，崩未逾年，遽违遗训，妄穷奢丽。（六）劳役下民，供奉俳优角觗。（七）上书字误，辄令治罪，杜绝言路。（八）玄象垂诫，荧惑屡现，未能咨诹善道，修布德政。周宣帝听了勃然大怒，将运入狱，欲加死罪。群臣都惧怕，不敢营救。独内史中大夫元岩叹道“臧洪同死，人且称愿（臧洪事见《三国志》）况同时遇着比干，岩情愿与他同毙。”遂入谏“乐不惜一死，实为了沽名，陛下不如好言遣他回去，借此显示圣上的宽宏大度！”周宣帝这才把乐运放了。 周宣帝知道自己不得人心，同时觉得当皇帝总要操心政治，于是即位一年，就将皇位传给了七岁的儿子字文阐，才二十多岁索性做起太上皇来了。从此，周宣帝更加沉湎于酒色，先后立了五个皇后。命营造洛阳宫，尽选民间美女，充入宫中。经常外出巡幸，晨出夜还，侍臣皆不堪奔命。因为他恣情享乐无度，不久就得病死了。周宣帝在位只越一年，禅位后又越一年，总算合成三年，死时才二十二岁。 周宣帝的儿子，八岁的周静帝，年幼无知，根本不能处理攻事。嗣后，北周的大权就落到了宣帝皇后杨氏之父杨坚的手里。杨坚趁北周主幼臣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这一年是公元58年。 杨坚是弘农郡华阴人，汉族。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开国功臣，因功高被封为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年纪很轻时就显示出过人的才识。宇文泰见到他，曾叹道“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隋书·高祖纪上》）周武帝对杨坚也很重用，武帝弟弟宇文宪一再劝说武帝尽早除掉杨坚，以免后患，武帝都拒绝了。杨坚知道自己易被猜疑，就故意表现出一付胸无大志的样子。 周宣帝死时，郑译、刘昉等人因杨坚为皇后之父，便假造遗诏引杨坚辅政，杨坚一方面将北周诸王骗到京师，予以制服，并以武力平息了北周故臣王谦、尉迟迥的武装反抗。另一方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周宣帝即位以来的弊政，史称其时“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隋书·高祖纪上》）。这样，北方的政治局势就稳定下来，开始出现强盛的形势。 陈的衰腐与此同时，南朝却处于日暮途穷之中，自梁末侯景之乱后，始终没有恢复元气。陈朝因循守旧，各种矛盾趋于激化，终于成了杨坚的俎上食。 陈霸先建立陈朝后，梁朝的残余势力及在梁末大乱中趁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方豪强，不断起来反抗。陈霸先几乎没有一刻安宁。两年后，他死去时，陈的局势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陈文帝继位后，陈的号令仍不出建康四里之处。但文帝还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军事上平定了盘踞湘、郢的王琳，解除了陈的一个大隐患。王琳本是梁元帝任命的湘州刺史，江陵陷落后，他成为长江中游一带萧梁残余势力的盟主，并与北齐相勾结。他立梁元帝年仅七岁的孙子萧庄为帝，准备与北齐一同东下进攻建康。玉琳败后，陈收复了江、郢二州，消除了后方隐患。 陈文帝在经济上也较为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还实行过土断，他统治时间不过七年，但在陈朝历史上，还算是一个粗安的年代。 公元59年，陈文帝死，宣帝即位。此时北齐已经走向衰落。陈宣帝很想趁此机会北伐。太建五年（573），他发兵十万北伐。一路乘胜前进，攻下了“襟带淮汝，控引河洛”的军事要地寿阳，又活捉了逃到北齐去的王琳。但宜帝只想划淮自守，苟安江南，故不愿乘胜进攻。 后来，北周准备灭齐，约陈出兵协助，平分天下，陈宣帝立即赞同。公元577年，北周乘陈牵制北齐时，自己出兵灭了齐。陈宣帝很气愤，于是派大将吴明彻再次北伐，想夺取徐、兖。 公元578年二月，吴明彻包围了彭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日夜进攻，北周王轨引轻兵南据清水（泗水别名，位于山东省东部）入淮之口，用铁锁连接数百个车轮，沉于清水之中，切断了陈军的后路。援救彭城的北周各路大军都到了彭城。陈军攻城无望，水路又被断绝。吴明彻采取了决堰方法，想趁水涨顺水南下。谁知到清口时，水势渐渐小了，舟舰被车轮挡住，无法通过。王轨引兵把吴明彻包围起来，陈兵大败，吴明彻被俘，陈军将士三万，连同器械辎重都被周军俘获，只逃回了数千骑兵。第二年冬，周军乘胜反攻，尽占江北、淮南之地，自是江北之地尽没于周。陈军这次惨败，给了南朝一个很大打击。胡三省也称“彭城丧师，陈人通国上下摇心。” 宣帝时，陈政治上是昏暗的。其时“爟烽未息，役赋兼劳”，百姓很苦，所谓“贫居陋巷，彘食牛马”。史书对宣帝的评价是“德不逮文（文帝），智不及武（武帝）”（《南史·陈本纪下》）。但宣帝总算还有一点进取之心，到他儿子陈叔宝继位时，陈朝政治就彻底了。 陈后主叔宝统治时，赋役苛重。官吏的职责就是“刻削百姓为事”，弄得人民“资产俱竭”，无以自保，而且还要“身充昔役，至死不归”（《文馆词林》卷六六四引隋文帝《安边诏》）。 人民的生活如此痛苦，陈后主却日益昏**。他在光昭殿前筑起临春、结绮、望仙三个楼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饰以金玉、珠翠，内设室床、宝帐，史称其中“服玩瑰丽，近古所未用，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资治通鉴》卷一七六）。 陈后主宠爱贵妃张丽华及孔贵嫔等人，令她们住在三阁之中。宰辅江总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及文士十余人，与陈后主游宴于后庭，称为“狎客”。他们之间互为唱和，选出其中一些最为艳丽的诗词，令宫女歌唱。陈政治昏暗已到了极点，“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赏罚之命，不出于外”（《资治通鉴》卷一七六）。官吏励行搜括，每岁剥削所入，超过以往数十倍以上。 与此同时，北方的隋朝正处于蓬蓬勃勃的上升时期。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革新之举，隋灭陈，已是势之必然了。 隋灭陈，统一南北隋文帝有灭陈之意。隋开皇七年（587），问高颎取陈之策，高颎出了一条计谋“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是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隋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就按此行事。果然，陈朝中计，更加困窘。隋文帝命大作战船，准备进攻陈。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巴东）造的战船，称为“五牙”。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用以拍敌船），拍竿高五十尺。战船可容纳八百人。 隋磨刀霍霍，陈还是一派歌舞升平。陈后主除一味昏**奢侈外，此时又迷信起佛来。他整天疑神疑鬼，忽而自卖佛寺为奴，忽而又在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级浮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一个叫章华的看到陈朝危在旦夕，上书劝陈后主说，“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后主见奏，不但不思改过，反把章华杀了。 隋开皇八年（588）三月，文帝下诏伐陈，诏曰“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己。穷奢极侈，仰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罪，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侧。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同上）并命将诏书写三十万纸，晓谕江南各地。这是史无前例地对敌的大规模宣传攻势。 同年十月，隋大举伐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广出，俊出襄阳，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凌，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旦数千里。杨素引舟师，下三峡，乘夜掩袭陈在狼尾滩（在今湖北宜都）的守军，悉俘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素率水师，顺流东下。陈江滨镇戍相继奏闻，陈后主不以为意，仍旧是奏伎、纵酒、赋诗不辍，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开皇九年（589）正月朔，陈后主朝会群臣之后，一直昏睡到黄昏。就在这一天，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渡江，陈军居然没有觉察。韩擒虎自横江夜渡抵采石，采石守军都醉了，遂拿下采石。初六日，贺若弼攻拔京口。史称“弼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人于民间酤酒者，弼立斩之。所俘获六千余人，弼皆释之，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风纪的严整，对宣传的重视及善通俘虏，都应视作隋军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初七日，韩擒虎进攻姑孰，半日拔之。江南父老素闻擒虎威信，来谒军门者昼夜不绝。于是贺若弼自京口，韩擒虎自姑孰，并向建康进军。二十日，隋军入建康。陈降将引韩擒虎军直入朱雀门。陈后主投井避兵。隋军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而出。此后，原属陈的一些地方还不断战斗，到二月间全部平定。隋得陈州三十，郡一百，县四万。南北久经分裂之局，至此复归于一统。 附:南朝世系表北朝世系表第五章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第一节门阀世族的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有了变化，门阀世族取代了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地位。门阀世族是世家地主的继承，也是世家地主的发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属于占统治的等级。在地主阶级内部，还有其他的等级，习惯上往往是混称作“庶族”。其实，“庶族”也包含不同的等级。 世家地主主要指有封国封邑的王侯。门阀世族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政治上的特权，这是与世家地主相同的。门阀世族与后者不同的地方首先，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与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与国税分离的地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宦途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在近人撰述中，对门阀世族使用多种不同的名称，有世家大族、高门大姓、士族、豪族、豪强、权势等称呼。“高门大姓”、“势族”、“权势”，都是一般性的名称，并无特定的意义。“豪族”、“豪强”，在字面上的含义，与“世族”有别；在具体的使用习惯上，基本上是指地方上有权势而与世族有别的人家，但有时也与“世族”一词混用。相对地说，“门阀世族”这个词，更能表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主等级的特点，既能表示其与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连续性，又能表示前后的差异性。世族和士族是同义语或基本上是同义语，但门阀世族一词用以概括北朝的这一阶层的地主，则比“士族”更为合适。 门阀世族的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是在地主阶级中享有高贵身分的等级。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最足以反映这时期门阀地主和一般地主在身分上的划分。“士”是指门阀世族“庶”是非门阀地主。 门阀世族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章帝时有一诏书称“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刚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李贤的注称“言前代举人，务取贤才，不拘门地”。这说明东汉章帝时阀阅之家在选举上已占有一定的特权地位，这是与汉初以来的世家地主不同的。 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之中有的是靠世代居高官，有的是世代儒门，又有具备两种资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弘农杨家和汝南袁家，四世居三公位，而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是近代史家所常举的事例。但这种事例，在东汉后期毕竟还不多见。 三国两晋时期，世家大族和地方豪族的势力大为膨胀。曹操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豪门大族的发展，但仍不能不依靠世家大族中的名士来作他的助手。曹操最得力的辅佐是荀彧，荀彧就是颖川的世家名门。荀彧向曹操引进的人，有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杜袭、辛毗等十多人，多半是世家大族的名士。曹操又用“唯才是举”的办法，任用一批有才能而不为乡里清议所取的人，但他仍不能不用那些来自世家名门的才能之士。 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由各郡现任朝官的高门大姓品第本地人物。这就使高门大姓特别是现任朝官更易于垄断官位。西晋时就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的局面。门阀世族逐渐形成。 九品官人之法或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但这实际上也是势不得已，当时门阀世族已在逐步形成，九品中正、九品官人之法则是使其在事实上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 东晋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鼎盛的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也引进了南朝的门阀世族制度，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魏的门阀世族制。 门阀世族的特权身分东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凭借门资通过九品官人之法，占据了朝廷中的高级官位。《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门阀世族的子弟一出仕就作秘书郎、著作郎。《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载，“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而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和庶族在法律上还没有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已是不平等的。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宰臣王弘和大臣讨论士庶在法律上的地位时，对在座的八座丞郎说“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有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度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宋书·王弘传》）王弘在总结讨论时又说“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滴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有，故不尽亲谪耳。”王弘的话，说明当时法律上是不分士庶的，但事实上世族的特权是存在的。在这次讨论中，就反映出在一些大臣的心目中世族同庶族在法律上是不能平等的；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执行法律时，也是不平等的。左丞江奥说，“士人犯盗赃不及弃世者，刑竞，自在赃汗**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尚书王淮之说“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当罪耳于时行此，非唯一处。”（《宋书·王弘传》）。在法律上，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但事实上，士庶虽然同伍，士人在伍却谓之押符，同伍庶人有罪，士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却要连坐。这不是山阴一处如此，其他地方也多如此。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说“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本。”（《南齐书·竟陵王于良传》）。他反对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参唐长孺《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世族，他认为这不是先王立理之本。他的反对说明，这些情况事实上是存在的。 士庶之际的界限，像隔着一层天，是非常森严的。两者之间的婚配是不允许的。南齐时，世族王源嫁女于富阳满氏。满氏虽自托高平旧族、曹魏大官满宠之后，然不为世族所承认。沈约就为此上奏，弹劾王源称“王满连姻，寔骇物听，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己污之族，永愧于昔辰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沈休文（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四○）。 门阀世族的婚姻，完全依据门第的高低。王谢等世族高门的婚姻，多在他们这几家高门间婚配。（参看王伊同《五朝门第》下编第七章三节，“婚姻”） 士庶两个等级不但不通婚，而且不相交接。《宋书·张劭传附子敷传》载“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优不得共坐。敷宅设二坐，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宋书·蔡廓传附子兴宗传》载“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南史·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尝令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之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王弘是刘宋开国元勋，未曾任中书舍人，他与王球是同宗弟兄。从《南史·王球传》看，王弘可能是徐爰之误。 从这几个故事看，门阀世族同庶族不相交接是很清楚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姓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尽管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世族有这样那样的特殊地位和身分，他们的经济基础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他们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在这一点上，豪门大姓也有共同之处，但他们不具有世族的那些特权，他们同世族的身分就不同了。 门阀世族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广大土地。西晋的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谢家，“谢混，仍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徽传》）。宋时的沈庆之，“有园舍在娄湖。沈庆之一夜携子孙徒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暄伞9憧镌爸担恐傅厥救嗽磺≡诖酥小i硐泶蠊宜馗缓瘢道弁蚪穑浊恕保ā端问椤ど蚯熘罚3n芳宜俚目琢榉安瞪豕恪s钟谟佬肆6芑厝铮降囟倭迩辏剑钟泄熬糯Α保ā端问椤た琢榉罚Ⅻbr /> 田园之外，他们也与东晋的大土地所有者一样，封占山泽。如《宋书·羊玄保传》载“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宋书·蔡兴宗传》“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这些世族和豪门族的大土地所有，常是几代不衰的。东晋时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的谢混家，刘宋时仍然“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到谢混之妻晋陵公主死时，仍是“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宋书·谢弘徽传》）。北朝高门大姓也都占有大量土地。如赵郡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北史·李灵甫传》）。一般说来，北方未垦殖的荒地比较多，劳动人手比土地更重要。有了人，土地容易解决。所以争夺人口，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突出。 当然，这是就南北双方的情况对比而言的，专就北方说，也不是没有土地争夺。北魏孝文帝均田制度实行以前，土地兼并的情况已出现了。《魏书·李安世传》就说在均田制实行前“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的上疏说的更详细。他说“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岂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北齐时，土地兼并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关东风俗传》载“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富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民，不得一垄”（《通典》卷二引）。 官府的户口争夺门阀世族和豪门的依附民是不交纳租税不服徭役的，其结果是多一户依附民，国家就少一户编户民。当然其时还有既不归国家编户，也不在世族或豪门家籍的流民，有时流民数量还很多，但这并不妨碍世家、豪门与官府间对劳动人手的争夺。从官府的立场上说，把依附民夺回来变为编户，这是对世族和豪门的尖锐斗争。 东晋南渡，流民过江者“多庇大姓以为客”。由于“编户虚耗”的问题异常突出，当时南方地方官的治绩之一就是查出豪族大姓私藏人口。如《晋书·颜含传》载“（含）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中，欲令户给人足。”又如山遐为余姚令，当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绳之以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口归者三万余口。这些地方官吏都代表了朝廷的利益，与世族和豪门争夺人口。东晋南朝，实行过几次土断，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桓温主政下的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的庚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把世族和豪门荫庇和挟藏下的依附民户夺回来编入郡县户籍。土断的实质，就是国家向世族和豪门争夺户口。 南朝对户口荫附打击得最严厉的是刘裕。《宋书·武帝纪中》“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竞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年史司马休之。”晋、宋之际是南朝门阀世族势力升降的一个转折时期。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政治上有实权，而且还掌握兵权。王、谢、庾、桓四大家族都掌握政权和兵权。王敦以后，王氏已无人掌兵。庾氏在庾翼以后，后继无人。桓氏在荆楚势力最大，桓玄被刘裕消灭后，在荆州还挣扎过一段时间。谢氏顽强地抓住兵权不放，最后也被刘宋打垮。刘宋及以后，南朝的门异界赞歌帖吧阀世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都还有地位，但已没有兵权，而且政治上虽有地位，也少实权了。 永嘉乱后，北方陷于混乱，大小坞堡主都拥兵自守。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或依附或对抗，只要他们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承认其领导，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他们的存在是承认的。因而世族和豪门荫附人口的情况是一直存在而且发展着的。与此同时，官方对世族和豪门的户口争夺，一直是在发展着的。石勒时期，中原地区到处是坞堡组织。石勒在幽冀地区稍能立足之后，就“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晋书·石勒载记上》）。前燕慕容时，也有一次对荫附户口进行的争夺。《晋书·慕容载记》“仆射悦绾言于曰太宰（指慕容评）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纳之。绾既定制，朝野震，出户二十余万。”这次斗争是激烈的。慕容评对悦绾怀恨在心，不久就把他暗杀掉。南燕慕容德时，尚韦韩上疏说“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今宜隐实黎萌，正其编贯，庶上可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军国兵资之用。”慕容德采纳了韩的建议，检查出来荫附户五万八千。当时南燕只有青齐之地，五万八千户这个数字也不算小了。 北魏三长制的建立，也是由“民多荫附”引起的。荫附者皆无官役，却要受地主的征敛。三长制正是官方争夺户口的手段。 北周武帝对荫附户口的禁令，很严厉。他制定的法律规定“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隋书·刑法志》） 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晚期强调君权集中的皇帝。他改府兵的军士为侍官，旨在加强军队和皇帝的关系。他对他弟弟齐王宪的侍读裴文举说“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只据天子尔！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君臣。”《北周书·齐王宪传》）周武帝所说的近代以来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的一弊，实即魏晋以来发展起来的依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封建依附意识。周武帝解释《诗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为“一人者止据天子”，正是封建君主对门阀世族分割权力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因素的孕育。从东汉开始形成的封建依附关系及有关的封建特权，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至此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门阀世族也就随着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节寺院经济的兴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起来，寺院经济也跟着兴盛起来。由于佛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寺院经济拥有很大的特权。名寺大刹实际上也是门阀世族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他们不是世俗门阀，而是僧侣门阀。 佛教的传入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张骞曾在大夏看到蜀布、邛仗，说是来自身毒（印度）。这时，佛教是否也由印度传入西域，再由西域东传，史籍无考。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此事是可信的。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有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的记载。明帝时楚王英已经信佛，供养僧众。明帝的诏书中已说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说到退还楚王英的缣帛“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撰”（《后汉书·楚王英传》），对佛教已不陌生。 东汉末年，笮融在徐州一带修建佛寺。《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载“笮融者，丹阳人也。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以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是有关造像、立寺、受道，见于典籍的最早的记载。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其中，可能是有出家为僧的。“复以他役”，这是中国僧众免除役调最早的记录。楚王英初在彭城，后徒丹阳；笮融兴立佛寺招人信道，也在彭城下邳广陵。徐州一带是佛教最早传布的地区。 佛教寺院之盛及其政治原因三国两晋以后，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发展起来。这时期的统治阶级，大多是信奉佛教，推动佛教寺院的建立和发展的。统治阶级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和僧众可以帮助他们麻痹人民，使其驯服地服从统治。《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居俗。”何尚之对宋文帝说“慧远云，释氏之教，无所不可；适道固是教源，济俗亦为要务。窃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则？百家之乡，十家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千亿则仁人百万。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刑息于国，此明昭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 北方的统治者，以佛是戎神，对佛教有特殊感情。后赵石虎的一个诏书称“朕出自边戍，忝君诸复。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第一节《开辟西域与佛教》和第二节《伊存授经》。 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晋书·佛图澄传》） 石勒、石虎，对于来中国的西域僧人佛图澄都很崇敬。石勒称之为大和尚，石虎下书国中称“和尚，国之大宝朝会之日，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挟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皆起坐，以彰其尊。”（《高僧传·佛图澄传》）于是“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院，相竞出家”（《晋书·佛图澄传》）。当时“澄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高僧传·佛图澄传》）。 后秦主姚兴，崇信佛教，尊敬西域名僧鸠摩罗什；亲率群臣听罗什讲道。佛教在关中大盛。《晋书·姚兴载记》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统治者的提倡，对佛教的兴盛当然是有关系的。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却不能单从统治者的提倡来解释。这时，人民愿意投身佛教寺院去作僧众或寺院依附民，甚至愿作寺院奴隶，主要是因为寺院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人民受不了国家租税役调的压榨，宁愿抛妻别子远离父母到寺院里去作僧众、依附民和寺奴。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列举了十条作僧众的好处，其中弟四、五条是“假使棘生王路，桥化长沟，巷吏门儿，何因仰唤？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库部仓司，岂须求及？其利四也。门前扰扰，我且安眠；巷里云云，余无惊色。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还自在。其利五也。”（《广弘明集》卷二四） 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这就是在棘生王路桥化长沟时，作僧众的好处，也是人民投靠寺院的主要原因。寺院经济发展的初期，就是与人民逃避租税役调分不开的。如上所述，后赵时百姓“相竞出家”，而石虎的一个诏书就指出“今沙门众甚，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高僧传·佛图澄传》）北魏末年，僧尼二百多万都是为避役调逃到寺院里来的。《魏书·李孝伯传·附孙李瑒传》称“延昌末，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场上言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逃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魏书·释老志》也记载“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可见慕道是假，避役是真。 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建康城有佛寺五百多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宫饶。僧尼和白徒、养女之多，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参看《南史·郭祖深传》）。魏末和北齐时期，是北朝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洛阳一地，有佛寺一千多处（《洛阳伽蓝记序》）。“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魏书·释老志》）。国家大寺四十六所，三公等寺八百四十所，百姓所造寺三万余所（《释氏通鉴》卷五）。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魏书·释老志》）。僧抵户（寺院依附民）和佛图户（寺院奴隶），遍于州郡。北齐有佛寺四万余处，僧尼大众三百多万（《广弘明集》卷十）。 寺院大小不等。小寺一般能容僧众五十人。北魏世宗时，沙门统惠深奏请“其有造寺者，限五十人以上启闻听造”（《魏书·释老志》）。限五十人听造，可能当时小寺僧众有不满五十人的。大寺院有数百数千僧众和依附民户的，不在少数。最大的佛寺，可容僧众万人。例如东晋桓冲在荆州所造的佛寺“太元二十年；荆州牧桓冲命昙翼法师渡江造两二寺，自晋、宋、齐、梁、陈氏常及万僧。”（《佛祖统记》卷三七） 王公贵族和豪富人家，修建佛寺，竞尚高大华丽。以北魏的造寺为例，《洛阳伽蓝记序》称“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展；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魏孝文帝延兴二年诏书指出“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竟，费竭财产，务存高广。”（《魏书·释老志》）。北魏末年灵太后胡氏所兴建的永宁寺，中有九级浮图一所，架木为之，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洛阳伽蓝记·永宁寺》）。北朝的统治阶级，还曾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今山西省大同的云岗、洛阳伊阙的龙门山等地，开凿石窟，造了大量佛像。 寺院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压迫寺院都占有大量的土地。无论国家兴造寺院，王公贵族兴造寺院，一般都随之施舍一些土地以供养僧众。魏孝文帝“兴造大中兴寺，置中兴寺庄，稻田百顷并以给之”（《释氏通鉴》卷五）。梁武帝于钟山造大爱敬寺，以寺侧良田八十顷施寺（《梁书·皇后传·太宗简皇后王氏传》）。隋文帝曾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释氏通鉴》卷六）。立寺赐田，这大约是当时的通例。 土地之外，寺院还有其他财产。梁武帝于阿育王寺设无碍大会，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并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梁书·诸夷传·扶南国传》）。善男信女都向寺院施舍土地，施舍钱财。有钱的人是“糜费巨亿而不吝”的（《晋书·何充传》）。寺院也使用各种手段，向人民敲诈夺取土地财产。北魏任城王澄上疏，就说“天下州镇僧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魏书·释老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寺院是社会福利机关，兼作社会救济事业。北魏设有僧抵粟，它原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歉收年月贷给贫民。《魏书·释老志》称“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抵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北齐武平六年，大水为灾，人民饥馑。北齐后主特诏寺院救济流亡（《北齐书·后主纪》）。富足的僧人，也出私财救济贫民。如南朝宋时僧人道猛用每月由宋明帝那里得来的三万钱，救济贫民。（《释氏通鉴》卷四）。南北朝后期，寺院救济事业渐渐变成了高利贷剥削。北魏的僧祇粟，就成为高利贷息的资本。宣武帝永平四年诏“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魏书·释老志》） 佛法平等，佛寺却是不平等的。僧尼本是按内律不许私蓄财产的，但事实上却是蓄有财产的。僧尼可以接受社会上的供养和施给财物。大和尚往往接受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供养。僧侣世界按照世俗世界的面貌来塑造他们自己。寺院中的上层僧侣构成寺院中的贵族阶级。他们是寺院财产的掌管者，实际上就是寺院财产的所有者，他们居僧官高位。他们除受寺院内僧众，寺院依附民和寺院奴隶的服役和供养外，有时还接受朝廷赐予的租税和人员。南燕主为太山竺僧朗建神通寺，给二县租税（《释氏通鉴》卷三）。宋明帝对沙门道猛“月给钱三万，令史四人，白簿二十人”（《佛祖统纪》卷三十七）。又以僧瑾为天下僧主，给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及车舆吏力。南齐高帝对沙门玄畅敕蠲百户，用充资给。僧智f于天台建寺，陈宣帝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用供薪水。 一般僧众，按佛教内律是不许掘地耕田的。但事实上僧尼大众，许多是参加寺内田园劳动和其他杂役使的。北周释道安《二教论》说“或垦殖园田，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广弘明集》卷八）僧众是既参加农业劳动，又经商作商贩。 寺院依附民户所受的剥削压榨，甚至比俗界农民所受的还要重。仍以北魏僧抵户为例。沙门统昙曜曾于承明元年奏请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管事的都维那僧暹等违反成旨，任情追求役使，致使五十余人自缢或溺死。 残酷的压迫剥削，激起了僧众的反抗。北魏后期，从孝文帝时始，接连不断有几次僧人领导的暴动。兹据《北史·本纪》列出如下孝文帝太和五年（48），沙门法秀谋反。 太和十四年（490），沙门司马御惠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 宣武帝水平二年（509），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 永平三年（50），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 延昌三年（54），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 延昌四年（55），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 孝明帝熙平二年（57），大乘余贼复相聚攻瀛州。 从公元48—57年，三十多年间，僧人领导的暴动就有七次之多。魏明帝时，任城玉澄上疏，深切地指出佛教教会活动对社会治安的危害。他说“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魏书·释老志》） 寺院的特权和北朝的灭佛僧尼有免役调租税特权，寺院僧祇户、寺户、白徒、养女等，也不向国家纳租税出役调，这已经播下官方和寺院间矛盾的种子。当僧众人数少，依附户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这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人数众多，严重影响官方税收，僧众又在民间不是起劝化的作用，而是煽动人民反抗，甚至领导人民暴动时，官府和寺院间的矛盾就突出了。限制僧尼人数，限制壮年劳动者出家，强制一些僧众还俗，在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双方都是不断出现的。严厉取缔佛教寺院，强制全部僧众还俗的所谓“灭佛”，就发生了。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一宗”之祸。这都是灭佛的大事件。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是指后周世宗。四次灭佛，就有两次发生在北朝。 北周武帝的灭佛，最足以说明官方与寺院争夺户口、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和斗争。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七日，“初断佛、道两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财富，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广弘明集》卷八）。当时，“国境僧道反俗者二百余万”（《佛祖统纪》卷三九）。这时的道教，只是配角，武帝格于众论，灭佛不得不灭道。但不到一个月，就又恢复了道观，二百万僧道中，道士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僧尼。 北齐佛教寺院发达，僧众有三百多万，使得北齐政府租税收入大为减少。文宣帝高洋诏“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四） 建德六年（57），周灭齐。武帝又尽废齐境佛教。“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刲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广弘明集》卷十） 北周武帝的灭佛，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他说灭佛的好处，“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广弘明集》卷十）因为废佛，僧众还俗，出租调服徭役的人数增多了，才能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兴盛数百年的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由北周武帝的灭佛，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隋朝取代北周、灭了陈朝，统一南北后，佛教又有恢复。中唐以后，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变化，寺院组织成为单纯的宗教组织，寺院经济进入另一发展阶段。 第三节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属于封建依附关系的性质。这种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这三、四百年间不断地有所发展。封建依附关系，有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有对豪门大族的依附关系，有对一般地主的依附关系。具有这种性质的农民，都可称为依附民或依附农民，他们之中有各种不同的来历，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的身分。 客和部曲身分的依附化东汉时期，客的身分已有所降低。马援在北地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他归附刘秀后，以三辅地旷土沃，乃上书求将其宾客屯田上林苑中。马援的宾客既作牧客又作田客，从事生产劳动，这必然会影响到客的身分地位。我们虽然还难以明确他们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但宾客向依附关系上走了一步是无疑的。（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三国之始，客和奴隶已联缀起来称为“奴客”、“僮客”，客的身分明显降低了。晋元帝太兴四年（32）诏“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附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晋书·元帝纪》）显然客和奴隶一样，身分都是不自由的，所以皇帝用诏书来放免他们。 魏、吴都有赐客制度。孙权赐潘璋妻田宅，“复客五十家”（《三国志·吴志·潘璋传》）。陈武死，孙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陈武传》注引《江表传》）。曹魏后期，“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晋书·王恂传》）。 《晋书·华廙传》“初表（廙父）有赐客在鬲，使廙因县令袁毅录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货赇致罪，狱辞迷谬，不复显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与廙遂于丧服中免廙官。”这说明西晋时奴、客的地位已相去不远，可以以客来换取奴隶，说明客的身分的低落。客对主人已是世代隶属，除非经主人放遣或以钱财自赎、子子孙孙没有脱离主人的自由。元帝初年，王敦说元帝听刘隗的话，“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道”（《晋书·王敦传》）。王敦的疏，反映了晋时客的社会身分和人身隶属关系。客要脱离主人，必须得到主人同意，经过自赎或放遣。客和主人是有连带关系的。客出了问题，主人也负有责任。 部曲的名称，始见于西汉，是军队的编制称号，东汉时成为军队的代名词，三国时已用于豪门大族的私兵。随着部曲的私兵化，部曲和主人之间产生了人身隶属关系，身分上部曲成为主人的依附民。直到唐代，法律上仍然规定“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唐律盗贼律·疏议》）部曲和奴隶虽然都是身系于主，但身分地位仍是不同的。依《唐律疏议》所载，部曲的法律地位比奴隶要高一些。 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和客已逐渐混同。如《三国志·魏志·李典传》先说李典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随后又说他宗族部曲数千家在乘氏。大抵私兵性质强时，多称作部曲；生产和劳役性质强的，多称为客。 奴隶也成为依附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分依附民是来自奴隶。唐释道宣解释部曲说“部曲者，谓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量度轻重仪》卷上）。这就是说，部曲是由奴隶解放来的，虽然赐姓从良了，但还未离开本主。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奴隶解放，往往不是解放为编户民，而是解放为依附民，被称为部曲或客。他们的解放，只可说是半解放。 如果追溯奴隶半解放为依附民的渊源，似可以追到王莽的改革。王莽改制中有一条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在这里土地由私田变成了王田，奴隶则仍属私人所有，所以称作私属。私属和奴隶不同的是奴隶可以买卖，私属不能买卖。这对奴隶虽然不是全解放，已是半解放。私属，就是魏晋南北朝依附民的先驱。东汉和以后，部曲、僮客、奴客的出现，和王莽改革中的“奴婢曰私属”，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西晋用奴隶屯田。《晋书·食货志》记载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十二月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通过屯田，“皆如屯田法”，奴隶的身分地位提高到和屯田客一样，成为国家的隶属农民。 魏晋之际发展起来的世兵，身分上低于编户民，实际上是国家的依附民。东晋朝廷因兵源需要，常发私家奴隶为兵。晋元帝为了防御王敦，以讨伐胡人为名，“悉发扬州奴为兵”（《晋书·王敦传》）。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晋书·何充传》）。发奴为兵，实含着提高奴隶身分为依附民的社会意义。司马元显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居京师，以充兵役”（《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元显传》）。“免奴为客”，是奴隶主人自己放免自己的奴隶为自己的依附民——客。元显发私家的客为乐属以充兵役，只是改换了依附民的主人，并未改变客的身分。 依附关系的发展依附关系在东汉末期已相当发展。仲长统说“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东海胸人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三国志·蜀志·糜竺传》）。他曾以奴客二千人资给刘备，这二千人成为刘备的部曲，壮大了刘备的军事力量。 依附关系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失去土地不得已而流亡、投靠门阀世族或豪门大族作依附民。 遇到社会不安或战乱时候，大地主有财力有人力的可以筑起堡壁自守。 没有能力自守的小农，多投附他们求取保护。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这情况非常突出。东汉末年的田畴率宗族及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西晋末年，匈奴族刘渊父子起事反晋，中原大乱。门阀世族多逃往江南，留在北方的地方豪强多聚坞自守。这些坞堡，成为农民的避难场所。郗鉴率宗族、乡曲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李矩，平阳人，刘渊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被推为坞主，东屯荥阳。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晋书·李矩传》）魏浚，“永嘉末与流入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砍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晋书·魏浚传》）。郭默，“河内怀县人。永嘉之乱，率遗众自为坞主，流民依附者渐众”（《晋书·郭默传》）。这些来归依附的人众，最初可能是自愿的投靠，但由于在战争年代以兵法部勒下，渐渐变成私兵部曲和私兵部曲的家属，成为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他们是初为投靠而终成都曲，成为依附民的。 依附民，因主人的荫庇，可以免除国家的役调负担。汉末三国初期，全国性政权瓦解，各地陷于一片混乱，各地门阀世族和豪门大族成为地方主人，他们占有下的依附民不出役调，逐渐形成制度。建安初期，曹操逐步恢复社会秩序和地方政权机构，有些大地主依然不肯使依附民出役调。如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三国志·魏志·王脩传》）。曹洪的宾客在长社县的，“征调不肯如法”（《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济南郡主簿刘节家在营县，“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前后未尝给摇”（《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曹操对此采取了打击的政策，不承认依附民有免役调的特权。 依附民免役调的特权，是在曹魏末期才取得合法地位的。《晋书·王恂传》称“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家，动有万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正式见诸法令成为制度，是在西晋时期。西晋户调式规定，以官品之高低荫庇亲属，并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一、二品的官可以荫庇佃客五十户。受荫庇的佃客，就是他们的依附民。实际上受荫庇的佃客，不会在数目上受法律规定的限制的。 依附民免除役调的特权，南北朝时期是一直存在的。东晋时“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隋书·食货志》）。对佃客户数的规定是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以下每一品递减五户。南朝的依附民有时称作“属名”。《南史·齐东昏侯纪》载“先时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可见属名是免除役调的依附民。北朝的依附民也无官役。《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孝文帝建立三长制和均田制，对依附关系虽然有所限制，但孝文帝实行汉化，尊崇门阀，对依附关系必不能给以多大的削弱。由于战乱，赋役繁重，北魏后期农民向门阀世族的投靠有增无减。 逃避税役的僧尼大众及其依附化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统治者基本上对佛教是保护的。僧尼是出家人，不事生产。对国家，他们是免除役调的。三国时期开始，编户齐民为了逃避国家租税谣役负担而投入寺院为僧尼。北魏末年... 8 也常令人读史书，并发表意见，论古帝王善恶成败。有一次，他使人读《汉书》，听说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后读到汉高祖听了张良的话，不立六国后了，他就说“赖有此耳。”又一次，是在酒酣后，勒问徐光“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光以轩辕相比拟。勒笑说“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肤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2苻坚也曾以古帝王相比。他问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勌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二武，是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王寔对曰“自刘石扰复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3这两例，可见石勒和苻坚读史的兴趣和他们的历史知识。史书未记录苻坚对王寔的话作何表示。王龛的话中有不少谀词，但也反映了苻坚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夏主赫连勃勃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南朝刘裕遣使带书信来，请通和好。 勃勃命中书侍郎皇甫微为文，命人写下来，自己偷偷地背诵下来。当着来使的面，勃勃以口授的形式，命人写下来，封好，交给来使。刘裕读了答书，很惊奇。这位使者又形容勃勃如何英武，刘裕叹了口气，说“吾所不如也”4。这一故事说明一个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君主是如何渲染自己汉化的深度。赫连勃勃给刘裕的答书是别人代撰的，而北魏孝文帝的作品多是出自本人手笔。史称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以后诏册，皆帝文也。自写文章，百有余篇。”尽管史臣所说，多有溢美，但孝文帝对汉学修养之相当深厚，是可信的。冯太后死，为治丧问题，引起朝廷上的大议论。孝文帝依据具体情况，斟酌大礼，不惜独排众议，坚持守孝三年之礼。2这件事，是过去汉族皇帝也往往办不到的，孝文帝却坚持办到了。《隋书·经籍志》著录《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还著录《后周明帝集》九卷，《后周赵王集》八卷，都已早佚。 自十六国以至北朝各代，汉族才智之上多受到重用。如石勒之于张宾，苻坚之于王猛，字文泰之于苏绰，都信任到言听讨从的地步。苏绰为六条诏书，甚为宇文泰所重，“尝置诸座右，又令百官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3，汉族才智之士参加有关地区的政治活动，有时还取得重要地位。这对于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晋书》卷一零五，《石勒载记下》。 2同上。 3《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4《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2《资治通鉴》卷一三七。 3《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第六章文化发展的总形势第一节玄学和儒学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迭相专政，政治日趋。面对这种社会政治现实，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一些人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他们站在外戚、朝官一边反对当政的宦官。宦官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残酷迫害反对派。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开始不过问政治，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 东汉末年，曹操掌权，即以法治天下。他在用人上提出唯才是举，曾下令“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遇未而无知者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这种只问才能不问德行的思想，是直接与东汉以来儒家的名教相对抗的。曹操杀了对他存大功的荀彧、崔琰、毛玠等人，也使一些人心惊胆战。 东汉末年以来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 政治上他们从过问政治、砥砺名教和积极的现世态度，转变为不问政治、逃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思想上他们接受了消沉的、对事不作反抗的，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庄思想。以老、庄、易为内容的玄学思想，开始抬头。魏普时期洛阳的玄风及其东渡汉末三国，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化中，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马融，东汉中后期人，是一名儒。邓骘仰其名，召为舍人，马融不就，客居凉州武都汉阳。遇羌人暴动，边境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马融后悔未应邓骘之召，对他的朋友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飓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遂往应邓骘之召，也就是这位大儒，为了保全生命，为大将军外戚梁冀诬害名臣李固，并作大将军《西第颂》。政治上堕落的人，生活上无不堕落。马融就是“居守眼器，多有侈饬，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他以老庄哲学作为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和灵魂的安慰。他为《老子》作注，竭力捏合儒家和老庄。 郭泰，生于东汉晚年。当时政治极端，知识阶层的人曾激烈地起来反对，要求改良政治，但在残酷迫害下，他们对政治前途失去信心。时身为大学生领袖的郭泰说“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大之所废，不可支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流横，吾其鱼也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抱朴子·正郭篇》）南州高士徐穉使人劝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后汉书·徐穉传》）郭泰、徐穉的思想，反映汉末知识阶层思想的低沉。低沉的思想潮流，为老庄思想和玄学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奠基人。《文心雕龙·论说篇》称“迄至正始，务欲守之，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冉（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涂矣。”《颜氏家训·勉学篇》也指出“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何晏、王弼，都祖述老、庄，大煽玄风。何晏著有《道德论》（此据《三国志·魏志·曹爽传》，张湛注《列子·天瑞篇》引何晏作《道论》）。王弼著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还著有《老子指略》。何晏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咸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这里所谓“皆以‘无为’为本”，可能多了一“为”字，应该是“皆以‘无’为本”。以下几句话，也都是讲“无”的，不是讲“无为”。“无”和“无为”含义是不同的。 王弼的主要论点，大体与何晏相同，也是把“无”说成万有的本体。他认为“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老子指略》） 何晏、王弼祖述老、庄，阐扬玄学，但两人都尊崇孔子。何晏著有《论语集解》，此书现尚存。王弼著有《论语释疑》，此书已佚，但部分内容保存在皇侃的《论语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正义》中。他们注释《论语》，与汉儒的解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注重讲《论语》的微言大意，而且多从玄学的角度加以发挥。 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这规律是客观规律，是自然规律。合乎这个规律的就是正确的，就是道理，就是“道”。如何看待自然、社会，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这是哲学问题；古往今来的认识，是千差万别的。 儒家有儒家的认识。《中庸》称“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性，就是客观自然、客观规律；顺着性走，即顺乎自然走，就是道把顺乎自然的道加以修饬整齐，就是教。 儒家虽然讲性、道、教的关系，但儒家所重的却是教。儒家是政治家、教育家、人事家，而不是哲学家。至少不怎么太讲宇宙万物的本体这些哲学问题。对“性”、“道”，只是说说而已。 玄学，是哲学。玄学讲世界万事万物的本体。比起儒家来，老、庄和玄学追求解释宇宙万事万物更根源的东西。 在玄学家眼里，宇宙万事万物都生于“无”，无生有，有生一切。前面所引何晏、王弼的言论，都讲的是这个意思。无，要给一个名称的话，就是“道”。如王弼认为“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邢昺《论语正义述而篇》“志于道”句疏引《论语释疑》）《老子》书中有一句“道常无为”。据王弼注这句话是“顺自然也”。“无为”就是顺自然。 这里可以看到儒学、玄学的同和异。儒学和玄学都承认自然的存在，自然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道”。这是他们的共同处。但如何对待“道”，两家就不同了。儒学认为应该“教”，即应该“修道”，把自然朴素的道加以文饬整齐，这就要“有为”。玄学认为要顺乎自然，顺乎道；顺乎道，顺乎自然，就要“无为”。 认识上虽然有这不同，但在实际问题上，何晏、王弼，都不反对儒家的名教。名教的“教”，就是“修道之为教”的“教”。他们认为自然就是道，无为就是顺乎自然名教不能离开道，名教应当体现自然。顺乎自然和体现自然没有矛盾。这样，自然和名教就统一起来了。 老庄“自然”和儒家“名教”的统一，不仅是何晏、王弼的思想，而且是西晋玄学的主流思想。《世说新语·文学篇》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桓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衍）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差不多同样内容的故事又见之《晋书·阮籍传附瞻传》“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恣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故事出之王衍、桓修还是出自王戎、阮瞻，问题不大。他们都是西晋玄学的正统派人物，代表的都是玄学中的主流思想。在正统派眼里，名教、自然是统一的。 魏晋之际，司马氏为了夺权，对党于曹氏的反对派，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这就使得玄学阵营出现分化。依附司马氏的一派（他们之中也有并非真心依附，只是在恐怖面前不得不低头），一面谈玄一面不离名教。如王衍，就一面谈玄，一面欣赏桓修的老庄和圣教“将无同”的答案。山涛“性好老庄”，是所谓竹林七贤之一，他曾上疏晋武帝，劝他对百姓“崇风尚教以敦之”（《晋书·山涛传》）。所谓“尚教”，自然是儒家名教。党于曹氏的一派，他们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但又怕有杀头的危险。于是他们一方面向司马氏低头，一方面又旷达放诞，不务世事。阮籍和向秀就是例子。据《晋书·阮籍传》称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卧为常。”嵇康被杀后，向秀应本郡计入洛阳。司马昭问他“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说“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晋书·向秀传》） 对于魏晋玄学之盛，也不能过于夸大，好像魏晋时期只有玄学。应该看到的是玄学只是洛阳之学，而且只是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学。洛阳城外无玄学，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外，无玄学。洛阳以外，仍有儒家的传统地位。洛阳以外的士子，仍是读儒家传习的经书。 永嘉乱后，一部分洛阳世族渡江而东，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思想也随之东渡了。《晋书·卫瓘传》附孙《卫玠传》记载“（玠）好言玄理玠以天下大乱，欲移母南行母泣涕从之。至江夏遂进豫章。是时，大将军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先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论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王弼）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何晏）若在，当复绝倒。”卫玠，可以说是稍后于阮籍等人的玄学代表人物，他也从洛阳来到江东。东晋初年掌权的人物，如王敦、王导、庾亮，都是玄学中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 东晋一朝，玄风是相当盛的。王、谢等世族子弟，虽然大多没有哲学头脑，不能谈玄说理，阐述老庄，他们的生活情调却是正始遗风。梁朝时期，玄学似又一度小盛。《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凤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 儒学传统地位的继续关于魏晋时期地方上仍尚儒学，可从《晋书·儒林传》的人物大多是地方上的人得到启示，也可以此作为一种证明。 《晋书·儒林传》中的人物，都是地方上的人。他们来自吴郡钱塘、巴郡临江、东海襄贲、会稽余姚、济南东平、济北卢县、高密淳于、上党、雁门、庐江潜县、弘农、东莞姑幕、鲁国、陈留、京兆、乐陵等地。他们教授生徒，有的有数千人；有著述，往往都是潜心儒术，家世好学。他们传经授业，在地方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范宣家于豫章，范宁为豫章太守。“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这些儒家，除少数为地方著姓，多数是“家贫”，能“安贫乐道、“潜心著述”。《晋书·儒林传》，反映了地方上儒学之盛，是儒学的天下。 洛阳以外，地方人士要读书，都是读儒学经典的。在十六国的君主中，如刘渊的儿子刘聪、石勒、荷坚等及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重视儒学的。在本卷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反映。 五德终始思想在十六国时期又大盛起来。十六国的君主都信奉这一套，定服色，定德性，信灾异样瑞之说。石勒以赵承金（晋为金德），为水德，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发生日蚀，石勒就避正殿三日，令群臣公卿各上封事（《晋书·石勒载记》）。前燕慕容携，也以自己为水德，承金之后，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晋书·慕容载记》）。后秦姚苌，自谓是以火德承秦氏木行（《晋书·姚苌载记》）。姚兴以日月薄蚀，灾青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晋书·姚兴载记》）。 这是十六国中几个较大的国信奉用五德终始、灾异之说的几个例子。其他小国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材料，说明了十六国时期儒学在北方中原地区仍是居有传统的统治地位的。 十六国时期的儒学是上承魏晋、东汉的。玄学在洛阳世族上层盛行起来了，儒家丢了洛阳这块地盘，但在地方上保存下来。 就是西晋玄学极盛时期，玄学也并未迈出洛阳一步，并没有能像《晋书·儒林传》所描述的那样，“摈阁里之经典，使宪章弛废，名教颓坏”。洛阳之外，地方上仍是儒家天下。当然，长期兵荒马乱之后，魏晋十六国时儒学不如两汉之盛，也是事实。 《北史·儒林传序》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种学风的不同，与北方儒学渊源和玄学东渡有关系。北方的儒，来自十六国时期的儒，其渊源可以更上推到东汉。东汉儒是章句之学，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到百余万言。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来源于此。南方儒学浸润着玄学精神。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去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这说明北方儒学不受玄学的影响，而南方玄学之盛则会影响儒学。 第二节佛教、道教和无神论思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甚为流行。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都极为兴盛。道教也由形成而发展。同时，反佛教的斗争和无神论思想也都显示了一定的威力。 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虽在西汉末年已传入中国，但一直到东汉，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是很有限，一般把佛教理解为类似黄老之学，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才逐渐得到提高。 中国最早流传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汤用彤认为汉明求法事，因年代久远，书史缺失，难断其真相。但东汉时，《四十二章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经中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此经为东汉社会中最流行之佛教经典，人们遂取经义与道术相附会，因而把佛教和黄老捏合一起。佛教借黄老而传布。 汉末桓灵之世，佛教经典翻译渐多。其中最有影响的译经人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安息人。支谶，月支人。由于经典的翻译，佛教的教义才逐渐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佛教名僧多与玄学中名士相交往。名僧多能清谈。东晋以后，佛教教义才正式以宗教哲学的独立姿态出现。 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经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安世高等所翻译介绍的小乘禅学，一是支谶等所翻译介绍的大乘“般若”学。般若空宗一派的学说接近玄学思想，合乎玄学家的口味，所以“般若”学在东晋得到广泛的传播。从东汉末年到刘宋初年，佛教经典最流行的是般若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更多。据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寻》所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达一千六百二十一部。 佛经的翻译，实际上就是佛教思想的介绍。南北朝的佛教经典，把佛教思想大量的介绍过来，为隋唐时佛教思想的发扬和中国化准备好了条件，并打下基础。 有重要影响的高僧在佛经翻译和佛教思想介绍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僧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 释道安，晋怀帝永嘉六年（32）生于常山扶柳。十二岁出家，为人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他先师事佛图澄，随澄在邺。后赵末年，北方大乱，道安在今河北、山西各地避乱传教。晋哀帝兴宁三年（35），道安到襄阳。苻坚克襄阳，道安随赴长安。晋孝武帝太元十年，道安死，年七十四。 道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宣传佛教和培养弟子，创立“本无”学派。 道安一生有很多著作，为经作注，为经作序。他的著作对阐明经义起重大作用。僧佑在《出三藏记集·道安传》中说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55卷第08页）“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了道安在阐明经义方面的历史地位。道安晚年住长安时期，组织并主持译经，共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万字。他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道安的总结，对以后的佛经翻译很有指导意义。五失本，谓翻译佛经有五种情况使译文不能符合胡语佛经原本。三不易，指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参看方立天《道安评传》，载《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982年版） 道安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他一生收了很多弟子，并分派他的弟子到各地去传教。著名高僧慧远，就是道安的高足。 道安对佛教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北方时，对禅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当时北方正盛行禅学。他到南方后，又钻研般若学，当时南方盛行的是般若。他还热心地翻译小乘一切有部经典。道安对传入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容并包的。在兼容并包中也有主次，般若思想是道安的主要思想。道安关于般若的著述就有二十种。 般若学的根本思想是“本无”。后来虽分为多种学派，有所谓“六家七宗”之说，而道安则是本无宗。嘉祥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叙道安本无说“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原作未，依汤用彤说，应作末）有。若宅（原作诧，依汤用彤，应作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安公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吉藏这段话，叙述了道安的根本思想。 道安的“本无”思想和何晏、王弼的玄学“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思想很接近。东晋时期，玄学随世族过江，当时的执政大臣和士大夫大多是玄学中人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道安和他们大都有交往或书翰问候。东晋佛教的发展，主要在社会上层。道安的本无和玄学的无为，正相合拍，更有助于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发扬。 鸠摩罗什，天竺人，家世国相。罗什生于龟兹，约当晋康帝之世（343—344）。自西晋以来，龟兹即有佛教流行，为小乘学。 罗什曾游沙勒、温宿，又归龟兹。广诵大乘经论，洞其奥秘。在西域各国，讲说佛法。吕光破龟兹，获罗什，致之凉州。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破后凉。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姚兴迎罗什到长安，时已在公元402年初。当时长安佛教已甚盛。自苻坚迎道安到长安后，主持译经，长安已是译经重镇。罗什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罗什在长安住了十二年，弘始十五年（43）去世。在他主持下，译经三百多卷。 协助罗什译经的助手，都是当时的名家。如道生、道融、昙影、僧叡、慧观、僧肇等，都是名僧。他们对经义的领悟，常受到罗什的称道。罗什主持下的译经，不仅文字是佳制，而理解精微，也非旧译所能及。 罗什对佛教思想的理解，造诣是很深的。可惜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译经上，自己很少著述留下来。罗什对佛教思想理解的幽微，未能尽传于世。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 生。年二十一，随道安出家，时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传布佛教。后随道安南投襄阳。苻丕争襄阳，慧远别师东下，到庐山。时桓伊为江州刺史，为慧远造东林寺。慧远住东林寺三十多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8）或谓十三年卒，时年八十三或八十四。 慧远天资聪颖，早年曾读儒书，博通六经，也接触过老庄。后听了道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说“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晚年尝致书刘遗民，叙述由儒、道而入于佛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儒学经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二七上） 道安门下高僧很多，但他特别看重慧远，把传播佛法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道安说“使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慧远在庐山三十多年，是他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他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全国名僧保持联系，并交结南朝朝中公卿，使庐江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慧远传布佛教宣扬佛法，从两方面作了工作。在人民群众中，他宣传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宣传善恶有报，这是针对广大群众的愚昧迷信而提出来的。因果报应说，帮助佛教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传布。在佛教教义方面，慧远属于道安的本无派。道安的本无思想，和玄学家以无为本思想是合拍的。慧远早年曾研究过儒学，研究过老庄玄学。他在庐山讲过儒家的经典。他讲《丧服经》，也讲《诗经》。他在讲《般若经》时，为了使听众容易听懂并接受，常引用《庄子》的话来作说明，使听众晓然。慧远讲儒家经典，用玄学比附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使得佛教在上层知识界得以广泛传布。 概括地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思想经过三变，由儒转入玄，又由玄转入佛。儒是继承汉儒传统，玄是洛阳世族之学。晋东渡后，玄学也随之东渡，北方仍以儒学为主。佛学兴起在汉末魏晋，先藉玄学以传播；其后，讲究修练的禅学和因果报应之说在北方比较发展，讲究义理的般若学则仍借助玄学在南方较为发展。 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当西来的佛教在中国境内广为传播的时候，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由形成而走向发展。一千多年来，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中国的两大宗教。 道教和先秦的道家，都以“道”字为名，而道教还推崇老子为“太上老君”。但两者实各不相干。道家大师老子倡导“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宣扬“齐死生”，而道家却是向往长生不老的神仙，幻想飞升。 神仙长生不死的幻想，起源甚早。史书所记，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史记·封禅书》“自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后来“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武帝也是一个追求仙人想得不死之药的人。他招致的方士李少君，对他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武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皇、汉武以极富极贵而消除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反而增长了贪生怕死的困拢，这是帝王权贵追求神仙的思想根源，带有显著的阶级性。他们追求神仙的手段，从沿海巡行以期偶然的际遇，发展到妄图通过提炼丹砂以创造难得的机会。李少君的丹砂黄金之术，可说是原始道教金丹派所宣传的主要内容，这些方士就是原始道教的道士。 东汉晚年，在汉中有张修、张鲁宣扬的五斗米道，在青、徐等东方八州有张角宣扬的太平道。太平道，以其流传的经典称作《太平清领书》而得名。据《三国志·张鲁传》及裴注引《典略》，太平道，以巫师“持九节仗为符呪，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五斗米道的办法约略与太平道同，而有所增饰。五斗米道设有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道大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对于有病的人家，要“家出五斗米以为常”，因而有五斗米道之称。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近年我国的学者称之为“廉价的符水道教”，以与“高贵的金丹道教”相区别，是相当正确的。符水道教的出现，使原始道教拥有大量的群众和宗教的组织形式，可说是道教的正式形成。张角是黄巾大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的太平道就是用作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后来，张角被杀害了，张鲁投降了曹操，但他们所创立的道教仍然继续流传。 东晋初年，葛洪著《抱朴子》，为长生求仙说出一番道理，他可以说是神仙道教的理论家。他认为，玄是天地万物之本。玄，又称作道，称作一，是非物质性的神秘的存在。他提出，人要守一。守一，可以突破的局限，分身有术。只要你想着要分身为三，三个人就出现了，辗转增益，“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同一个主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座位上与客人谈话，在门口迎客，还可以在水边垂钓。守一，还可以突破生命的局限，长生不死，并且“位可以不术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邦，威可以叱咤梁柱”，可以享受超人间的富贵。这种“神仙思想，原是封建贵族想延长他的生前享受至生命的极限以外，甚至延长至永远的一种荒店的想望。在乱离之际，封建贵族的生活被震撼着的时候，神仙思想更帮助他们追求超人间的永远幸福。”葛洪申论这种幸福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追求得到的，“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神仙也必须具备先天性的条件，这也同样是反映封建地主之贵族意识，他们在求仙的活动中也享有其特权。 守一的办法是服丹，这是求长生的要道。《抱朴子·对俗》“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抱朴子》内篇有二十篇，其中心旨趣就是讲长生之道，而《论仙》、《对俗》、《至理》、《塞难》、《辨问》等篇专论神仙必有，服食可信，《金丹》、《仙药》、《黄白》等篇则专言金丹的作用和制作。葛洪在书里既极言金丹的妙用，又极言炼丹的种种困难，因而既吸引人们的向往，又使他们永远做不到。而且，炼丹也须投下本钱。如炼丸转全丹，须黄金数十斤，约费四十万钱左右，即四万匹绢左右，不要说穷人，即是小康之家也是根本没有条件过问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神仙服食药方》十卷，称“抱朴子撰”，久佚。 关于葛洪思想的论述，参用侯外庐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957年版。葛洪反对符水派道教，并说过去的一些道书，篇幅虽多，用处不大，“徒诵之万遍，殊无可得”，“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葛洪对医药学是有贡献的。他著有《金匮药方》一百卷。后因此书卷帙过大，又著《肘后卒救方》三卷，备列急性传染病、内外科、儿科、眼科、皮肤科病症，所载方药也多易得之物，因此，本书流传甚广。从医疗的角度看，葛洪的医药学比起符水教之以符水治病要进步多了，并且也包含一定的科学因素。当然，从神仙道教的传播上看，葛洪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可增进他在宗教上的神秘性，增长他在宗教上的威望。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和寇谦之分别成为道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人物，南北朝统治者都曾对道教有所尊崇。《隋书·经籍志》“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榖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梁）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命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果兴，故亦奉焉。”这说的是道教在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隋书·经籍志》又记“后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曾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箓真经，劾召百神，六十全卷，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百、玉浆之法。太武（拓跋焘）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东南起坛字，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隋）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这说的是道教在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陶弘景和寇谦之也像葛洪一样，在医药方面做了些工作。陶弘景增订了葛洪的《肘后卒救方》，改称《肘后百一方》，有更广泛的流传。他又著《本草经集注》，对后世药典的编撰有相当大的影响。 道教自东汉末年起，到南北朝的结束，有不断的发展，道书的撰写也不断地增加。梁阮孝绪的《七录目录》中，有《仙道录》，列经戒部二百九十种，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饵部四十八种，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种，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图部七十种，七十六帙，一百零三卷。 《隋书·经籍志》所著道经与此略有出入，而增益不多。然而，与东汉末年只有《太平清领书》相比，则《七录》及《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就够多了。 《广弘明集》卷三。 无神论的战斗传统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封建朝廷对人民的精神统治。但佛、道之间有矛盾，佛、道跟统治者之间也有矛盾，甚至出现了封建朝廷对佛、道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神论者对于鬼神及成佛成仙的虚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无神论的战斗的优良传统。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的灭佛活动。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的灭佛。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曾下诏，禁止王公以至庶人私养沙门、师巫。沙门是佛教中人，师巫应是道教中人，这似是佛、道并举的。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下诏，坑杀全国沙门，烧毁所有佛像。因为事先走露风声，有些僧人得以逃遁，没有全部被杀。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灭佛。这次灭佛，是经过朝廷上的多次议论，最后才决定了的。宇文邕的诏书，是禁断佛、道之教，实际上是针对着佛教，想把三百万僧人收为编户，四万所庙宇收归官府。这对于调整农民的劳役和租税的封建负担，都有一定的好处。在这次灭佛之前，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7）还曾下令禁绝道教，要所有道士削发为僧，不从者立即斩首。如道士自称是神仙，就命他从铜雀台上跳下去，粉身碎骨。以上两次灭佛和一次禁道，都反映统治阶级内部之不同形式的斗争。但无论灭佛或禁道，都是暂时性的，对佛、道的尊崇则是经常性的。后来还有第三次的灭佛，那是在会昌五年（845），是唐武宗时的事了。 北魏北周的灭佛，和北齐的禁道，都是以暴力强迫进行的活动，谈不到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斗争。这是北朝反佛、道活动的特点。南朝跟北朝不同，从宋到梁，有神无神、神灭不灭的论争不断。这种论争，是中古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论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范缜是南朝反对有神论的旗手，他的《神灭论》是震撼当代思想领域的唯物主义的杰作。在他以前，有孙盛、何承天、范晔，与他约略同时的刘峻，都是阐扬无神论的学者，也都是南朝的人物，而孙盛、何承天、范晔又都是历史学家，刘峻也是博通文史的人。孙盛（302—373），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官至秘书监。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记晋枋头之败，触怒了桓温，并受到威胁。孙盛坚持照实记载，不肯迎合权势。当时，有罗含著《更生论》，认为“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他由此推论，认为神之不可灭，“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孙盛给罗含书信，称“吾谓形既粉散，知 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各失其旧，非复其旧。”这是指明，形体既已不存，精神也随之消散。孙盛是以神灭思想批判罗含的神不灭思想。 何承天（370—477），宋东海剡（今山东剡城北人。官至国子博士，御史中丞。他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宋初撰定《元嘉历》。又受诏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志，原定十五篇，他写出了一部分，其中包含《天文》、《律历》。后来沈约修定的《宋书》，对他的旧稿多所因袭。此外，本节，参用侯外庐和王仲荦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八、九章，《魏晋南北朝史》第十章第四节。 罗含《更生论》；孙盛《与罗君章书》。 《宋书》卷十一，《志序》；又卷一百，《自序》。 他还著有《春秋前传》和《春秋前杂传》，并删定了《礼论》三百卷。2与何承天同时代，有宗炳者，著《神不灭论》3，宣称“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并称，“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形虽灭而神不灭。何承天给宗炳写了一信，直接驳斥宗炳的这种观点。他指出，“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4。并著有《达性论》5，驳斥佛教的轮回之说。他指出“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他又著《报应问》，以驳斥佛教因果报应之说。他指出，鹅浮游于池塘，与人无争，而难免于庖人的刀俎；燕以昆虫为食，却得到人们的爱护，“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何承天以生活中习见的事例进行论战，说理虽简单，却使对方难以辩解。 范晔《后汉书》的作者，与何承天同时代人。他“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但没有写出来。他因事被株连，临刑前还“语人寄语何仆射（何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第二句是讽刺何尚之，意思似是说，如何尚之真是心口如一地相信因果报应之说，就不会诬陷人了。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论》里，比较集中地批评了佛教。在一开始，他指出自张骞以来对西域的记载“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但都没有写什么印度佛教的神话。后来关于佛教“理绝人区”的“神迹诡怪”和“事出天外”的“感验明显”等等，都是张骞、班超没有听见过的。范晔问道“岂其道闭往运、数开来叶乎？不何诬异之甚也！”这是要从历史上指出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因而与张骞、班超所记的相比，就显得有很厉害的虚构和怪诞了。下文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牛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范晔在《后汉书·桓帝纪·论》里说“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他在这里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批评了汉桓帝崇佛的荒谬。他在《襄楷传》收入襄楷上桓帝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乘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这篇上书之收入《后汉书》，可看作是范晔对崇佛的“贤达君子”的讽刺。这些人也只是嘴上说说佛法，在实际生活上是不可能遵从佛教戒律的。 刘峻（42—52），字孝标，原籍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父亲流寓江南。他经历了大半生极为坎坷的生活，晚年居东阳（今浙江金华县）讲学。2《隋书》卷三三《经藉志》，史部杂史类；《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3即《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4参看《弘明集》卷三所收何承天、宗炳各书。 5《弘明集》卷四。 《广弘明集》卷二十。 他著《辨命论》指出“夫通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勋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焦金流石；文公嚏其尾，宣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毙淑媛之言，子舆困臧仓之诉，圣贤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刘峻认为，一切都成于自然，所谓“道”、“天”、“命”，都是“自然”的同义语。“自然”的背后，别无主宰，人的才能贤愚在这里一点力量也用不上。这是跟有神论相对立的思想。这说的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法则，并带有命定论的性质。但比起过去的一些无神论者简单地从个别自然现象或个别社会现象立论，在理论上有了发展。 范缜（约450—55），字子真，祖先原籍顺阳南乡（今河南浙川县），东晋初年流寓江南。他早年从名儒刘学习。史称他“博通经学，尤精三《礼》。” 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致宾客，范缜也是被延揽的宾客。萧子良信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而范缜不信。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有的是落在茵席之上，有的是落在粪土之侧，这只是偶然的遭遇，贵贱因而西游漫走全文阅读不同，因果究在何处？子良没有能说服他。 范缜著《神灭论》，这是他反佛的杰作。《神灭论》跟佛教信徒的神不灭论的根本分歧，在于范缜坚持“形神相即”，而后者则宣扬形神相异。范缜所说“形神相即”，用他的话说，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从事物之总的方面说，形神是统一的，不能分割。从形神的关系说，神的存灭从属于形的存谢。这是旗帜鲜明的唯物的一元论。神不灭论者所宣扬的形神相异，其主旨在于强调神的独立存在，神可独立于形之外，形灭而神不灭。这是以形从属于神，也是佛家轮回说的理论依据。范缜更申论形神的关系，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这是以形为神的本质，为神的基础，而神则是形的作用。范缜还以刃与利的关系来说明形神的关系。他说“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是用问答体，一步深一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继承了汉王充自然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魏晋以来名理辨析的续余。 《神灭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子良又派人以高官相诱。范缜大笑，表示不能“卖论求官”。梁武帝即位第三年（504）诏佛教以外，都是邪道，百官王侯都要“舍邪入正”。后来，梁武帝降敕，不点名地指斥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大僧正法云，还在这时鼓动王公朝贵六十二人，以信札的形式对范缜围攻。范缜并不为这些干涉所动摇，仍坚持神灭的理论，显示了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梁书》卷五十《刘峻传》。 斗精神。 第三节史学历史撰述的成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关于本题的论述，参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94年内部排印本。司马懿的话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先主传》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都使历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著述，有鱼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书》四十八卷，韦昭著《吴书》二十五卷，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巨细毕载，芜累甚多”。王沈书，《晋书》本传的评论是“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韦昭书，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赞”，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著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机对辩速”，作文倚马可待。所著《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7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孔衍《后汉春秋》六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四种。袁宏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著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了。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 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史通·题目》。 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范晔著《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此外，他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细意”，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著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自得”之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傑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尽管范晔的话未免过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宦者列传·序》，都是著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冏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刘昭说“二子平业；俱称富丽。”司马续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职分”，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笔势纵放”，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舞文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责“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刘邠等评论魏收书“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但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著。《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传序”中论述了历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认为“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恩幸”的帽子，并说“《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实际上，《宋书》的“恩幸”与《汉书》的“恩”“幸”并不相同，只是用以区别“士庶”，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晋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唐中叶以后，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类，所著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参用柴德赓说，见《史籍举要》，页7，北京出版社985年版。 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这是以父子关系为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六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2这话说得好，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此后，隋唐图书的著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著《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师法相传，并有解释”。《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这些书已不传，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注》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后汉纪》卷二十六。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又卷三十二，《经籍志》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f、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第四节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大变动，丰富了文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诗作大为发展，小说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成就。 建安文学建安时期（9—29），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盛世。这时期出现了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的诗文，反映了时代的动乱和动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他们诗文的风格，慷慨苍凉、意境深沉却又富有生气。《文心雕龙·时序》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他的诗歌质朴豪迈，多有悲凉慷慨的特色。如他的《蒿里行》，叙述了董卓之乱、关东义军讨代董卓之战以及随后的自相攻杀，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诗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二十多首，大都具有雄放豪迈的风格。 曹丕的诗，多是抒情诗，文字流丽，基调比较伤感低沉，没有曹操那种积极乐观风格了。文学造诣比较高的是曹植。曹植字子建，是曹丕的同母弟，得到曹操的宠爱，但也因此遭到曹丕的猜忌。曹丕作了皇帝后，曹植受到百般压制。他虽贵为封王，实情同囚徒，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可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反映他的政治抱负及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疾苦。后期作品充满了受压抑的激愤。他的前期作品如《送应氏》诗，写出洛阳经董卓乱后的残破景象，有曹操《蒿里行》的气势。另一首《野田黄雀行》是他后期的诗作。诗中，借黄雀比况自己，恨不得像黄雀一样冲破罗网求得解放。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曹丕在《典略·论文》里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就诗而论，王粲的诗是七子中最好的。他的《七哀诗》，反映了战争对人民所造成的浩劫。当时，长安遭受董卓之乱，王粲避乱南依刘表，离开长安时他在郊野里看到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诗写得真实而有感情。 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在辞赋方面也很有成就。曹植的《洛神赋》，用洛水女神宓妃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塑造了一位雍容华贵、秀丽多情的洛神。想象丰富，描写细腻，很有艺术魅力。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240—248），玄学兴起。玄学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出现了玄言诗。这时政治斗争残酷，有些玄学中人物如嵇康、阮籍，内心都有苦处，他们的诗还是有感情，有内容的。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的理解是对的，嵇康、阮籍虽然也是玄学中人物，但他们的诗却有感情，有内容，不是空洞无物的谈玄说道。正始年间，是魏晋政权的递嬗时期，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激烈，司马氏残酷地杀害了党于曹氏的文人志士。阮籍、嵇康都是党于曹氏一方的人。嵇康被杀。阮籍嗜酒放达而内心却是苦痛的。这些思想感情，自然反映到他的诗文里去。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中一首《夜中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qingfo吹我襟。 孤鸣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是心声，《咏怀诗》反映了阮籍内心的苦闷。 嵇康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恬静寡欲崇尚老庄，一方面却又疾恶如仇，刚强任使。他的性格气质自然会在他的诗里得到反映。有些诗如《酒会诗》表现清逸脱俗的思想，有些诗如《幽愤诗》又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感情。西晋文学正始以后，直到两晋之际，玄言诗是主流。《诗品·总论》说“永嘉贵黄老，祖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作既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们便转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龙·情采篇》评西晋的作品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内容，文指形式。这就是说不注意内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太康中有所谓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号为文章中兴。其实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赋》，当时名家如皇甫谧、张载、刘逵等为之作序作注，都评价甚高。“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其实，左思的诗要比他的赋好。左思出身贫寒。后来左思的妹妹为晋武帝贵嫔，但这似乎并没有抬高左家的社会地位。左思的诗里对社会门第充满了愤恨不平。他写过八首《咏史》诗，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之愤恨不平，溢于言表。他还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他蔑视权贵，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他豪气昂然地说“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的豪气和意境，跃然纸上。 另外还有傅玄，他的诗反映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几首反映妇女问题的诗，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和《秦女休行》，或写妇女的受欺凌，或写爱情的坚贞，或写妇女的刚烈，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被《诗品》称作“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的刘琨，在西晋末年屯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刘聪等相持，后因失败被害。死前有《重赠卢湛》诗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这表现了他的效忠国家而又壮志未酬的郁积悲怆的感情。这种悲壮风格是西晋诗中少见的。 东晋南朝的玄言诗和山水诗东晋前期，文学方面比较消沉，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正像锺嵘《诗品·总论》所说“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说“诗皆平典似道德”，指的正是玄言诗。 东晋初年的诗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诗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诗》。托名游仙，实是表示对现实不满。李善注解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瘡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文选》卷二一郭景纯《游仙诗》七首解题）郭璞的诗，可以看作阮籍、嵇康、刘琨、左思一流派。他生在两晋之际玄学盛世，思想里难免受有玄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有内容有感情，语言鲜明生动，不是“平典似道德经”的玄言诗。 东晋后期，山水诗兴起。到了南朝宋初，山水诗大盛，玄言诗衰落。《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兴起的背景是过江世族居住东土会稽，境地含山临海，河流纵横。出身名家的公子文学之士，闲暇无事，可以邀游山水。兴之所至，发之为诗，于是山水诗出。最有名的山水诗人是谢灵运。 晋末宋初，文学造诣高的有陶渊明、鲍照、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的文学造诣要比谢灵运、颜延之为高。 陶渊明（35—427），字元朗，后改名潜。东晋大司马、荆州牧陶侃的曾孙。但陶渊明这一支，到他父亲时就没落下来。中年时期，陶渊明曾作过几任小官。义熙以后，便不再作官，终老田园。 陶渊明一生，尤其是晚年，生活是相当穷苦的，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他的诗句中就有“弱年逢家乏，老来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陶渊明少年时受过儒家教育。他的《饮酒》诗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证。他也曾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的《赠羊长史》诗有“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破长安，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遣长史羊松龄去关中称贺，渊明作此诗以送之。诗中流露出他对收复关中的高兴心情。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官场的，他才意志消沉，辞官归隐田园。 渊明的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也都表现出闲适恬静不慕荣利的意境。 这可以他的《归田园居》诗一首为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间。 榆柳荫后簷，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位田园诗人，不喜欢战争、压迫和剥削。他理想的社会是人们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的社会。他大约听到过流亡逃户所建立的村社生活的一些传说，他就空想了一个桃花源社会。在这个桃花源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这首诗反映当时农民的理想。 谢灵运（385—433），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王、谢两家是东晋南朝地方上最高的门阀世族。“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宋书·谢灵运传》，下同）谢灵运喜爱山林生活。他家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西南）“有故宅及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他在会稽“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西南），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这种山水生活，孕育了他的山水诗。谢灵运写诗，注重字句的雕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评论宋初的文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林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另一评论家锺嵘在《诗品》里评论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胜，富艳难纵。”两人对谢灵运的诗都是推崇的。但他们所说的，都是谢灵运在文字上下工夫，不是诗的内容。谢灵运、陶渊明都写五言诗。陶渊明写田园生活。透过田园生活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诗可以说文情并茂。谢灵运写山水，太注意文字技巧，伤害了内容。这是同他的优裕生活分不开的。 颜延之（384—45），是和谢灵运同时的人。祖籍琅邪临沂，移居建康。少孤贫，好读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诗的缺点，一是喜用典故“弥见拘束”（《诗品》卷中），二是太注意文字雕饰。他的诗比谢灵运更注意文字的雕凿，更加局促于绮语浮词。他问鲍照，他的诗和谢灵运的诗比起来如何，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形象化地指出了颜诗形式上的优点，也就涵蓄地指出了内容上的缺点。 宋初的作家，能够一扫只注意形式之风，不在文字词藻方面苦求雕琢，而以矫健之笔抒写自己感情的，只有鲍照。 鲍照，因为出身门第低微，总是被看不起而受压抑。文学上也不为当时所重视。锺嵘《诗品》感叹地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当代。”他的诗总反映出一种怀才不遇和对现实不满的愤懑情绪。 无论从文学技巧还是内容来看，鲍照的诗确是高出他同代的一些诗人。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称赞他是“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把他与李白、庾信并称。他的诗对唐代诗人如李白、高适、杜甫等都有很大影响。鲍照的作品，以乐府诗为多。他的诗现存的约二百首，其中八十多首是乐府诗。 永明体南齐时，出现了“永明体”的诗。齐竟陵王子良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其中沈约、谢跳等八人尤为竟陵王子良所重，号为竟陵八友。谢脁最长于诗。谢朓的诗，与谢灵运一样也写山水。但他的诗风清新流丽，与谢灵运精雕细刻不同。 南齐文人极讲究音韵声律。他们把五言诗推向律诗。他们的诗称为“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四声是沈约首先提出来的。他和谢朓又把它应用到诗里去。 永明体开创了六朝诗的新风格，被称为新体诗。 宫体诗宋齐诗人讲究文字技巧，描写山水，而内容感情却是空虚的。梁武帝时期，南方长期粗安，门阀贵族生活由安逸更趋腐朽堕落，华侈颓糜。反映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去，于是产生了宫体诗。 宫体诗的创制者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纲（即简文帝）和他周围的文人徐陵、庚信之徒等。萧纲先是太子，后是天子，所以由他和他周围的文人兴起的诗体就被称作宫体诗了。宫体诗比永明体诗更加辞藻绮丽，而内容更加颓废，以描写**为主。《北史·文苑传序》载“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清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 陈时，宫体诗仍在继续发展。徐陵入陈以后，仍是宫体诗的主将。他们的诗，都是冶艳的，充满了**的刻画。陈后主也好为艳体。亡国之音，直唱到亡国。侯景乱时，庾信奔江陵，依梁元帝萧绎。出使西魏。梁亡，留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世称庾信为庾开府。他的诗以出使西魏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是宫体诗靡靡之音；滞留北方以后，怀念江南故国，诗多伤感、沉痛、悲观之作。 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南北朝时期，起自民间的新的乐府诗歌即民歌发展起来。无论南方或北方，民歌都很发展，成为南北朝时期突出的文学表现。 南北方民歌的色彩和情调有鲜明的不同。南方的民歌，以缠绵婉转为特色；北方的民歌，以激昂慷慨为特色。南方民歌的内容，多是描写爱情；北方民歌的内容，恋歌之外，又有牧歌、战歌等等。 南方的民歌，主要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吴声歌是长江下游吴地的民歌，西曲歌是长江中游荆湘一带的民歌。《宋书·乐志》称“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卷四四“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七，“西曲歌，出于荆、襄、樊、邓之间。”建业是六朝都邑，商业繁华；荆、襄、樊、邓也都是长江中游的都市，商业也比较发达。荆、扬二州，风土人情不同，吴歌、西歌的情调不一样。但它们所反映的都是都市生活，没有农村或农家生活。吴声歌至今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三百多首。西曲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一百四十多首。吴声歌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等。西曲歌有《石头乐》、《乌夜啼》、《襄阳乐》等。它们的歌辞，多数是恋歌，有的控诉恋爱不自由，有的表诉失恋或被遗弃的悲伤。而情调都是婉转缠绵的。今举《子夜歌》一首为例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都。 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为，冶客不敢当。 天不夺人愿，故使依见郎。 北朝文人的诗，既少，又不好。就是北魏末年的温子升、邢邵、魏收号称“三才”者，其诗也只是模拟南朝，毫无特色。但北朝的民歌，却大放异彩。 北朝民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约有七十来首，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主。这些北朝民歌，作者有汉人，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这些民歌的情调，和南方民歌的婉转缠绵不同，就是写男女关系的也是直来直去，没有忸怩神态，既不羞怯，也无含蓄。如《折杨柳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地驱歌》侧侧力力，念君无极。 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男女情歌外，也有写迁徙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如《陇西流水歌》陇头流水，流离西下。 念我一人，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吞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绝断。 9 也有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死伤的。如《企喻歌》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自骨无人收。 著名的《木兰诗》，最初可能是北朝晚年的作品。历年加工改造，到唐初才写定的。先是人民的集体艺术创作，又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内容是写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这首诗塑造了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女扮男装去抵抗外族入侵的英武女性，一千多年来，为人民传诵不已。 文与笔、骈文的发展魏晋以来，散文的发展，向西方面走。一是出现“文”与“笔”的对立。文以抒情，笔以应世。文是有韵的文字，笔是无韵的文字。刘勰《文心雕龙·总述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二是出现骄体文。东汉以前，辞、赋、诔、赞以外，一般文体都用散文。东汉末，散文也渐有对仗的倾向。西晋时，潘岳、陆机的文章，开始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对偶的工整。这一趋势，到了南朝更加发展。辞藻愈来愈绮丽，对仗也愈来愈工整，连辞赋也都骈偶化了。骈体文也传到北方，北朝后期的文章辞赋也都骈偶化了。 小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记述鬼神怪异和人物轶文轶事的小说发展起来。 这和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以及门阀世族的盛兴是有关系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对魏晋南北朝鬼神志怪一类小说兴起的时代原因的说明是正确的。 三国两晋时期是神鬼志怪小说的兴起时期，现存所谓汉人小说，大概皆为晋以来文人方士之伪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现存之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第四章《今所见汉人小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鬼神志怪小说，保存下来或部分保存下来的，还不少。其中晋人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是最高的。《搜神记》二十卷，原书已侠，今本为后人所辑录。《搜神记》一书，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借助神怪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如《韩凭夫妇》条宋康王（战国宋君僵）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怒，王囚之，沦为城旦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乎而死。遗书于带曰，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己，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两冢之端，旬日而大，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为相思树。 这一故事，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无道，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并通过幻想，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鬼神志怪小说之外，记述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也颇为盛行。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这类小说，最早的是托名汉刘歆著的《西京杂记》。《旧唐书·经籍志上》称“《西京杂记》一卷，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也作“葛洪《西京杂记》二卷”。但此书内容庞杂，人物轶闻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专门记载人物轶事的小说故事最早的，大约是东晋裴启的《语林》。此书收集了汉魏以来一直到东晋穆帝时的门阀世族，名士显宦的言行轶事。所记故事新颖，文笔清新，当时曾风行一时。东晋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启《语林》的风格体例，著《郭子》三卷。 这类书中，最负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义庆的《世说新语》。《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义庆传》对他编纂《世说新语》没有记载，只载他在徐州时“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之”，“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上，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大约《世说新语》就是陆展、何长瑜、鲍照这些人集体为他编纂的。 梁武帝时，刘孝标又为《世说新语》作注，征引广博，用书四百余种。 原作有误，则加以纠正；事有不详，则详加引释。其考证之详确，征引之繁富，可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媲美。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是简明而有风致。它保存了当时一些口语。 文字简练，往往通过三言两句就能把一个人物性格面貌勾划出来。 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的专著也在这时期出现了。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艺术为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文学的自觉包含着对文学的反思，也包含着文学批评。 先秦典籍和两汉著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评论文学作品，但没有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等专门批评文学作品的著作。 建安时期人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及自觉精神，是文学批评的社会基础。汉末评论人物的清议，由人到物，对文学评论的出现也有影响。 曹丕《论文》对文学作品所以出现体裁的不同和作品优劣差异，都提出了看法。《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宜丽。此四科不同。”又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已看到各体作品，有不同的要求，奏议要求雅，论说要求说理透，铭诔要求实，诗赋要求华丽。气，是各人所具的聪明才智，各人聪明才智有高低，作品自然有高低。这是不可强求的。曹丕对文学作品的这些认识，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主了积极的影响。 《论文》提高了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地位。汉朝统治者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作“博奕”，而《论文》却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学作品的价值，比寿命、荣乐还高，这就高度评价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价值，抬高了文学家和作品的社会地位。 西晋陆机作《文赋》。《文赋》探讨文体的风格特征，提出了十种文体，比曹丕的文体分四科要细密。《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于作品的形式之外提出对作品内容的要求，比《论文》只讲形式的提法更进了一步。陆机《文赋》还对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但从总的方面看，《文赋》仍是重视文字技巧，对作品内容要求不够。刘勰《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的《文赋》是“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就指出了《文赋》的缺点。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朝齐梁时期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家贫，一生未婚娶。晚年出家当了和尚。 《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刘勰针对当时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对仗、用典、辞藻、声律、只重文字形式、不重内容的风气，中肯地提出了批判。对于声律，他主张“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反对勉强。关于对偶，他主张“自然成对”，“不穷经营”。对于重形式轻内容，他批评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他系统地论证了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讨论了文学创作艺术技巧各方面的问题。刘勰已接触到文学发展规律问题，认识了文学要反映现实。他认识到现实是夜不断交易中，文学也在跟着现实的变易而不断发展变化。 锺嵘的《诗品》是专门评论诗的。他把汉魏以来的五言诗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自汉至梁22位诗人中，列入上品的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他认为诗是“吟咏情性”的。他反对写诗用典。他批评颜延之的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他说刘宋中叶以后的诗作像“书钞”一样，没有创造性。他说好的诗句，都是“直寻”（创造）出来的，多不用什么典故。他反对玄言诗，说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经”。他最推崇建安文学，说建安风格有创造精神。他也反对过于讲究声律，认为过于讲究声律会损伤诗的自然美，所谓“使人多拘忌，伤其真美。” 锺嵘《诗品》把诗人分为三品的作法，大约是受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影响。它和《古今人表》一样，流于主观。而且见解也不高明，如它把曹操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却把潘岳、陆机列为上品了。这反映锺嵘仍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 这里还要提到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这是自周秦以来文章的总集。全书三十卷，李善加注时折为六十卷，以类（文体）分卷，共分为赋、诗、表、启、赞、论、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三十九类。萧统选录作品是比较严格的，略古详今，对晋宋以来的作品选收的比较多，选的也比较精。 《文选》的出世，本身就是对古今作品的评价，它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第五节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方面也有发展。无论是绘画、雕塑、书法、乐舞，都有成就。 绘画三国时的大画家，有曹不兴，善画大幅人像。他是画中国佛像画的始祖。曹不兴弟子出名的有卫协和张墨，他们在晋时被称为“画圣”。他们也擅画人物，所画人物画不仅相貌逼真，而且富有神采。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画家东晋顾他之，就是卫协的大弟子。顾恺之善画人物，他画的人物，传神致妙、栩栩如生。谢安称顾恺之的画是“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晋书·顾恺之传》）。他每画**物，常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他画人物很注意描写人物的特点。他“曾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毫。观者觉神气殊胜”（《晋书·顾恺之传》）。他为谢鲲作像，把他画在岩石里。人问所以，他说“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下同）他要为殷仲堪画像。“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谓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顾恺之的人物画，传世的只有唐初人临摹的《女史箴》图卷。这是世界名画中杰出的作品之一。 顾恺之画人物，也画山水。他的《雪霁望五峰》图，能干人物背景中扩大和强调山水的气氛。后世称顾恺之为“山水画的祖师”。 南朝前期，在绘画艺术方面，是人物画和佛教艺术的继续发展。人物画仍是盛行的，尤其是佛教人物画。山水画已有独立发展的趋势。 宋齐时期，绘画方面出了很多名家，其中最有名的，在宋有陆探微和宗炳等，在齐有谢赫等，梁有张僧繇等。宗炳画山水画，其他都是画人物的。陆探微，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善画人物。张怀瓘说他画的人物肖像，“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引）。谢赫《古画品录》把他的画列为上品，极为推崇。 谢赫也善于画人物。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改变，直眉曲鬓，与时竞新”（《历代名画记》引姚最《续画品》）。这可见他写生的意境和技巧都很高明。谢赫把绘画中的六法，归纳为一定的规律。六法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他宫于写实精神，根据自己绘画实践对绘画理论有所发展，对后代绘画也有很大的影响。谢赫所著《古画品录》，把魏晋以来的名画家二十七人分为六品，对于每人都详加评语，可以说是绘画批评的开山祖。绘画评论和文学评论都在三国两晋甫北朝特别是南朝产生的。 张僧繇是梁武帝时著名的画家。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的极盛时期，佛教寺院壁画也以梁时为最盛。建康更是佛教寺院壁画最集中的地区。僧郝骞的西行求法，僧迎佛陀、摩罗萨提等来中国，都将印度的壁画画法传入中国。印度的画法是晕染法。前此的中国画，是线条法，即高古琴弦画法。张僧繇吸取印度的画法，以彩色在画面上现示凹凸，为中国画法开辟了新天地，有这样一个故事，“建康一乘寺门上有扁额画，为张僧繇笔迹。其花形称天竺遗法、以朱及青绿成之，远望眼晕如有凹凸，故人称成寺为凹凸寺。”（《建康实录》）这种画法，是于线条以外，别施彩色，微分深浅，其凸出者施色较浅，凹入之处，傅彩较深，于是高下分明，有立体之势。这和中国原来的线条画法——高古琴弦画法，大不相同，是画法上的一大变。 张僧繇和顾恺之、陆探微被称为六朝画家中的三大家，他们的画各有特点。《画断》喻三人之画“张得其肉（丰润），陆得其骨（清秀），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 晋宋之际，随着门阀世族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山水诗，山水画也开始受到重视。刘宋时的宗炳就以画山水画出名。宗炳很喜欢游山涉水的，“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晚年住在江陵，“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隐逸·宗炳传》）。 宗炳著有《画山水序》，序曰“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如是则松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历代名画记》引） 宗炳同代人王微和梁时萧贲，也是山水画的名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水。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续画品》）。南北朝时期，北方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画家。北齐时有杨子华，当时称为“画圣”。北周时有田僧亮，他画“野眼柴车，称为绝笔”（《历代名画记》）。 从绘画发展史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是以人物画为主，山水画还在开始发展的阶段。 书法汉字书法，也是一门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辈出。三国时有锺繇、蔡邕、刘德升、胡昭。西晋时有索靖、卫瓘、卫铄（世称卫夫人）。东晋时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南朝有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薄绍之、释智永等。这是魏晋南朝系统。 锺繇，曹魏时作过太傅。他的书法，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和行书。 唐代张怀瓘称他的书法“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书断》）。 书法造诣最高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32—379），字逸少，东晋琅邪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他早年曾从卫夫人受笔法，后博采众长，创造了新体。他的书法为历代学书者所宗尚，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尊称为“书圣”。 王羲之的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等。现在所流传的《兰亭序》，大约是齐梁间人或唐初人所摹临的。 王羲之几个儿子都善书，而以献之的成就最大。父子二人书法齐名，世称二王。羊欣评献之的字“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书法要录》）。东晋南朝的书法宗二王，十六国、北朝则重钟繇、卫瓘。西晋末年，范阳卢谌、清河崔悦，都以书法著名，卢法锺繇，崔师卫瓘。卢、崔两家，世代以书法称显。北魏的书法，传自卢、崔两门。它们的特点是发展了汉魏这一系统的风格，笔力雄劲骏放，结体端庄古雅，有别于南朝二王的“流风迴雪”的韵情。在流传下来的敦煌写经和现在出土的北朝墓志中，我们还可看到北朝书法风格。 雕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空前发展。这和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广开石窟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时期主要的雕塑艺术成就都集中在寺庙和石窟里。它受到印度艺术很深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戴逵，是著名的画家，画人物也画山水，同时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善于雕塑佛像。他曾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灵宝寺雕无量寿佛一尊，前后费时三年，艺术上妙绝当时。 他儿子戴颐，也在雕塑方面有很大成就。时“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肿肥耳。既错减臂肿，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 （《宋书·隐逸·戴颙传》）。 乐舞在音乐方面，这个时期对边区各族的音乐兼收并蓄。这是这一时期的特色。这些音乐是十六国至北朝后期自西域逐渐传来的，中间又经过几次演变。按其传入的顺序，先有天竺、龟兹、西凉等乐。天竺乐，是前凉张重华时自天竺传入的。龟兹乐，是前秦末吕光自龟兹传入的。西凉乐，是后凉、北凉时在龟兹乐的基础上，结合“胡、戎”音乐形成的。西凉乐，当时号为秦汉伎，而其所用“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在舞曲当中有于阗乐曲，其“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其来源杂有于阗、羌胡，不以龟兹为限，但与华夏却关系不多。北魏平定河西之后，把秦汉伎改称为西凉乐。龟兹乐的声调也有很多变化。北魏平定北燕和通西域之后，又输入了疏勒、安国、高丽等国的音乐。北齐时，龟兹乐盛极一时，乐工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魏、周之际，西凉乐地位提高，取得国技的称号。北周武帝纳柔然皇后，输入了康国乐。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长于弹琵琶，传来七调和五旦。七调相当于中国宫、商、角、征、羽、变征、变官，五旦相当于十二律中的黄撞、太簇、林锺、南吕、姑洗等五均。隋代郑泽在苏祗婆的基础上，测定了其他七律的调声，更立七均，与十二律完全配合。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纠正了多年以来太乐所奏乐律中的错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 舞蹈和音乐是密切联系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舞蹈也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三国两晋南朝的体系，一个是十六国北朝的体系。 南北朝后期，有南北之分的音乐舞蹈趋于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音乐舞蹈的进一步发展。 以上关于文艺部分，大量采用王仲荦《魏普南北朝史》。仲荦在世时，本卷主编曾请其撰写这一部分。未能实现，而仲荦去世，曷胜悼念。 第六节中外文化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南亚的五天竺诸国（包括有名的笈多王朝），师子国（斯里兰卡），都通过陆路或海路与当时的中国发生关系。它们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不断前来，从而各地的物资得到交换，科学技术和艺术、宗教也得以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对中国和有关的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外人员的往来据近人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都加强了。这所谓“西域”，按习惯的用法，系指葱岭东西极为广大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域，是指葱岭以西，不包含葱岭以东的新疆在内。专就中国同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较以前发展。三国时期，魏鱼豢所著《魏略》，有《西域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大秦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对大秦的了解。孙权于黄武五年（22）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的交通。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通魏，魏以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见《三国志·魏明帝纪》）齐王芳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大月氏王波调即贵霜王朝国王韦苏特婆二世国志》对大月氏无专传，《南州异物志》称“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宫室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这可补《三国志》的不足。朱应、康泰出使之后，南海各国纷纷与孙吴通使。扶南、占城、堂明诸王，于黄武中各遣使奉贡。扶南王范旃千赤乌六年（243）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孙权传》）康泰诸人的足迹，大约已经到了马来半岛的南端，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的了解。大秦商人秦论的东来，反映了海路的疏通。 当时全国的通都大邑，洛阳、建业、成都、交州、广州、敦煌、长安等地，都有外国人居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里不但有南海商人，也有西域贾胡。魏明帝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等人，提倡中外贸易。他们拨出专款，收购本地物资，与贾胡进行交易。《三国志·徐邈传》称“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就是这个意思，仓慈对于要赴洛阳的贾胡，发给“过所”（通行证或护照），对于在当地交易的贾胡，则由官府收购其物资，以官府所有的物资和他们交易。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平城，已与粟特、普岚（即拂菻）及昭武等国人来往。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葱岭以西及五天竺各国都发生联系。萨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经常与魏通使。称霸中亚的嚈哒与北魏的关系尤为密切。南朝通过今四川青海一线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更从海上与扶南、阇婆、师子国、中天竺通使。中外人员的往来，北朝以北魏末年为极盛，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西夷来附者，处崦峨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城里的外国人就有一万余家。（均见《洛阳伽蓝记》）南朝以宋、梁两代为盛。南海各国在通使之际，均有国书，对南朝政权极力赞美。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给宋文帝的表文说“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师子国国王刹利摩河南的表文称“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均见《宋书·夷蛮传》）表文所说并不是一句空话。综合南北朝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国际间交往的频繁。由于贵霜王朝的解体，昭武诸国在粟特地区，陆续形成，康国、安国、何国、曹国等地的商人十分活跃。天竺方面，发多王朝之外，也有许多小国。所有这些国家，大多数和北朝有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南方师子国的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到过平城，歌营国的沙门菩提拔陀到过洛阳。2在这个时期的外来人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粟特人的东迁。他们在两汉时期逐渐来到中国经商，三国页晋时期深入内地。他们在阿富汗、印度和印支半岛都有经商的据点，从撒马尔干到洛阳，更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粟特文书中所见的地名，有蓟城、南阳、淮阳、洛阳等地。在南方的建康、广州、江陵、成都、乃至北方的邮，也都有他们的足迹。在五至六世纪时，粟特人聚落整批地东移，到了七河地区。 他们在都赖水流域和楚河左岸大举发展农业，在那里建立了他们带有城郭的据点。在六世纪至六世纪中叶之间，粟特人也在罗布泊以西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甚至在唐代敦煌的户籍中也夹杂着大量粟特人的户籍。粟特人的活动很少越过由波斯所阻隔的地区，但是他们在鲜卑、柔然、突厥的统治地区始终是活跃着的。在北魏建国时，安同就作为拓跋珪的特使，到处活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早期的突厥碑文，竟然是用粟特文书写的。三国时期访问扶南的康泰、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王朝的石勒，唐代发动叛乱的安禄山，都是属于粟特系统的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外国僧侣，也为数很多。见于慧皎《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的，这一时期有天竺沙门二十二人，罽宾沙门十人，康国九人，安国二人，扶南二人，西域十三人。此外，还有师子国的比丘尼和婆罗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教。慧皎按其性质，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印度佛教的各宗各派搬到中国来。因此，在中国争取建立寺院的佛图澄、大规模翻译佛经的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这时期，由中国赴西域及天竺求法巡礼的沙门，更是大有人在。据梁启超的统计，由曹魏的朱士行到北齐的僧律，有名可考者共六十三人，佚名者五十二人。 除了大量的翻译经典之外，当时人士也写了大量的旅行记、地方志和物见《魏书·释老志》。 2见《洛阳伽蓝记》卷四。 见《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载《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第28～4页，唐以后诸入未计算在内。 产志，反映了西域、南海的具体情况，著名的《法显传》和《宋云行纪》，记载法显、宋云到印度求法的行程，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出现了各种文字的译本和注释。同时期的著作，目前能够找到一些佚文的，约有旅行记二十余种，地方志十余种、异物志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域、南海的原始材料。其中，如吴人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吴佚名的《交阯外域记》，晋人释道安的《西域记》、支僧载的《外国事》、竺法维的《佛国记》、魏完的《南中志》、失名的《凉州异物志》、郭义恭的《广志》、刘宋失名的《林邑记》、梁元帝的《职贡图》，都是比较重要的撰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书中，也都有些有关记载。中外物资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超过两汉。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丝路受阻。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oyumal）和巴士高有玛尔（bash—ovumal）都发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的，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产品。近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发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的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发去绢帛若干捆。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部分靠内地供应。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衣物疏中，丝绸制品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当然，这种地方的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的需要的。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这些运送锦彩的人都是“商胡”。（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见《周书·吐谷浑传》）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的输出。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的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的。 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的萨珊王朝）买来纺好的生丝或役有捻好的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他们能够纺织华丽的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的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的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到了公元553或554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或者说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和284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的两次尝试。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见法人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中译本第35页。 久”。（见《丝绸之路》第48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345—33），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北魏太安二年（45）和和平六年（4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平城。东晋和拜占庭的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的不同译名。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m，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的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是一件大事。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一是纸的西传，它比较早。一是造纸术的西传，它比较晚。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曹丕把自著的《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通常的文书大量应用简牍。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的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的文书。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六○五）桓玄的话当在元兴元年（402）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 从考古材料看纸的传播情况，新疆一带在汉代不是没有纸，但比较少。 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三张纸，可能是汉代的。至于其发现的粟特文书，斯氏虽定为东汉末年之物，实应写于永嘉乱后，这不是最早的纸。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纸，有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5）、永嘉四年（30）等年号。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的纸，有奉始六年（270）、永嘉六年（32）年号。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最古的纸是隆安三年（399）的，日本桔瑞超等人发现过元康六年（29）写本《诸佛要乐经》和有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解放后，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大量文书，上起前凉，下至唐中叶。较早的文书有前凉、前秦、北凉、西凉乃至高昌的。从这些文物来看，魏晋时期大体上纸和简并用，十六国时代已成为纸的普及时期。此外，在焉眷、库车、巴楚、和阗等地，还发现过古代焉耆文和龟兹文乃至梵文残卷，其时代也不早于魏晋。有的书谈到，在萨珊王朝时期，纸已经传到波斯，但数量不多，价钱还很贵。至于造纸术的真正西传，还要晚到唐代天宝十载（75）怛罗斯战役之后。 印度离中国比较近，来往比较频繁，对于蚕丝和纸的认识比西方清楚，输入的时代比较早。季羡林指出在侨低厘那所著《治国安邦术》（rthasatra）中说过“侨奢那（auseya，野蚕丝）和产生在脂那（即中国）的成捆的丝”。《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几处讲到丝。语法学家波儞尼在其著作中用过auseya这个词。■胝厘耶和波儞尼，据说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作品，这可见印度对于蚕丝知道的很早。它既有从中国输入的蚕丝，又有本地的野蚕丝。它一直了解丝是虫子生的，丝是茧抽成的，就这一点说，印度人比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在唐代义净等人所著的《梵语千字文》等书字，载有绢、绫、锦、绣的梵语，而《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中所载有关梵语尤多。不过话虽如此，一直到唐代，丝绸在印度还没有普及。中国外传的技术还很多，如冶铁术即其一例。中国的漆器、铜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黄、黄连等药材，以及茶叶等。输出都是从海陆两路。时代有早有晚。丝绸输出减少以后。瓷器就成为主要输出品，大批由海路运销，在英文中瓷器（hia）竟成为中国的国名。在南洋一带考古发掘中，出土过汉代的陶瓷。在埃及西亚的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后的器物居多。茶叶在英语中叫tea，是从厦门话传译的，波斯语、印度语、俄语中叫ai，是从北方话传译的。名称的不同，也反映输出道路的不同。 从外国输入中国的技术和各种物产也很多。外国史学家喜欢谈论的是玻璃制造技术的输入。原来玻璃的制造以高卢南部和莱因河沿岸地区为最盛，后来才转移中东，三国两晋时期输入中国，称为琉璃器，为上层社会所使用。北魏太武帝时，由大月氏传来制法之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叙利亚、犹太和希腊人对于有色玻璃的垄断，至此被打破。人们把这件事和蚕种的输出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汉朝从西域输入天马、葡萄，以后始终为人们所艳称。曹丕在文章中盛赞葡萄和葡萄酒的甜美，以为“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艺文类聚》卷八七）西域的马，一直到南北朝后期仍在不断输入。不过这时已不是大宛马，而是波斯马。北魏秦州刺史元琛，遣使向西域搜求名马，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见《洛阳伽蓝记》卷四）梁武陵王纪也西通资陵（今伊朗东部）、吐谷浑，有马八千匹。前一个时期，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已经输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犀、象、狮子、鸵鸟、鹦鹉、孔雀等珍禽异兽和真珠、珊瑚、玳瑁、瑟瑟等珍宝之类，仍在继续输入。苏合香、薰陆香（即）、郁金香、青木香、安息香、龙涎香、鸡舌香、沉香、藿香、胡椒等香药，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等药品，白疊（棉布）、波斯锦、金缕织成火浣布等纺织品，石蜜（冰糖）、千年枣（即椰枣）等食品，多数是初次输入。大体上，输入的商品逐渐定型，而香药一项在数量上虽不如以后各代多，在种类上已经相当齐备。这些产品，在当时人的著作中首先著录，在正史的外国传中得到反映，到了一定时候，在有关《本草》的书中作了总结。陶弘景的《别录》和苏敬的《新修本草》就是这样的两部书。梁代以前输入的物品在《别录》多有记载，梁代以后的就要查《新修本草》了。（《新修本草》今有影印残卷及尚志钩辑本。上述产品多半列入“新附”项中，比较好找。美国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所论列的动植物虽多属唐代以后之物，亦可供参考） 印度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输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主要来自印度。其中，除佛教已另有论述外，有寺院建筑、石窟艺术、天文学、历算及医药等。 佛教寺院建筑，西晋时在洛阳、建康盛极一时。北魏末年，洛阳的寺院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已增至三万余所。北齐时，仅邺城的大寺已以上参考《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第3—页。 参考《梁书·中天竺传》，《周书·波斯传》及《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载《史学集刊》98年第2期。 约计四千所，齐境之内竟达四万余所。北魏的永宁寺和梁朝的同泰寺是当时的具有代表性的寺院。《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永宁寺都有具体描述。据说当时的西域沙门菩提达摩，来到洛阳，“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对它歌咏赞叹，自称走过好多国家，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寺院。在洛阳的寺院里，多建有浮图，佛殿僧房也模仿天竺的形制。至于佛像的雕塑，更富于异国的色彩。“摹写真容，似丈天之见厢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见双林”。为了便于创建寺塔，求法人往往在巡礼之际，按照天竺的佛教寺塔形式制造模型，北魏使者宋云，在乾陀罗国（即提陀罗）访问了著名的雀离浮图。特意妙选工匠，用铜制造了雀离浮图和释迦四塔的模型。当年的寺院建筑因是土木构成，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已大量毁灭。佛塔之属，还有存者。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高十五层的密檐式砖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 石窟艺术目前还有很多遗存。西起新疆，东至辽西，西南至四川，东南到江苏、浙江，都有这一时代的石窟。其中以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岗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为最有名。 莫高窟，通说以为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近来有人把它推定为西晋时期。云岗石窟，大约创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造像碑记最早的为太和七年（483）。石窟的构造，渊源于印度巽加和安达罗王朝时代的“支提窟’和“毗河罗窟”。所谓“支提窟”是作为聚会和礼佛的佛殿。其形制，一般有两下列往和半圆形空间，建有石雕的佛塔。窟顶有卷式装饰，一个或数个不等。这种建筑，正面有窟门的楣框，上有拱窗，可使阳光透入。这种正面的建筑设计最能引人入胜。在五世纪以后，开始雕凿佛像。所谓“毗诃罗”则与此不同，它普遍与迎兰混称，即讲堂及精舍。最普通的形式是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的广堂，于堂之正、左、右三面造许多僧房，各有出入之口通于中堂，各房内设有石坛，或为坐禅之用。中堂正面之后壁与“支提”相仿，于壁面刻有佛塔。又堂之背后造有小别室，安置佛塔，或单设一坛。这两种石窟形制传到中国之后，逐渐就中国化了。支提窟的前端往往出现中国屋顶形的“人字披”，毗诃卢窟的顶部也出现中国式的藻井。在龙门、敦煌的北朝石窟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印度的支提窟相当于佛教徒的礼拜堂、毗诃卢窟则是佛教徒的住处。到了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了，它们是作为功德与宣传之用而修建的。 莫高窟的造形艺术，彩塑较多，属于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有三百多，小千佛约有千数。就其题材来说，多为释迦、弥勒、多宝佛的塑像，其次是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像，再就是佛弟子比丘像和天王、力士之属。浮塑方面以飞天、伎乐为最多。人物面部造形，含有西域形象的特点。其衣着或祖肩或通肩，衣纹细密而贴体，菩萨披肩长裙与裸其上体，都有曹衣出水之趣和健陀罗作风的影响。 云岗石窟以石刻造像著称于世。在最早的昙曜五窟中，五尊大佛，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各窟大佛以北魏的皇帝为模特儿，即太武帝（8窟）、明元帝（9窟）、道武帝（20窟）、景穆帝（7窟）、孝文帝（窟）。颜面和服饰都有西域的影响，但由于以帝身为佛体的关系，中国人的气质己显然增加了。虽然如此，第八窟的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五头六臂乘金翅鸟的鸠摩罗天、十三窟的供养天人像，都是外来的东西。特别是不少窟内出现的佛传与佛本生故事以及《维摩诘变相》浮雕等等，反映的是异国情调，在表现手法上则流露了中国的作风。 龙门石窟中的北朝石窟，以古阳洞与宾阳中洞为最有名。古阳洞主尊为释迦牟尼，傍有二菩萨，南北两壁各有三列大龛，小龛百计。雕像丰富多采，精美异常，龛楣、龛额的设计诡形奇制、变化多端，为龙门石窟之冠。古阳洞的造像，还有浮雕佛传及本生故事。在其南壁靠近地面第一层大龛之间，有一佛传图，而南壁的释迦多宝龛媚上有佛传浮雕，它完整地刻画了释迦牟尼的入胎、诞生、立为太子，以至苦修成道的整个过程。在情节的选择和构图的安排上，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把成道放在正上方的中央部分，就更加醒目。宾阳中洞，就是帝后礼佛图所在之洞。这个洞窟佛像的特点，汉化的色采更为明显，表现了由云岗向隋唐过渡的作风。（有关三大石窟部分，参考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第458—59页） 敦煌莫高窟全部石窟共六百余，中有壁画的共有48个。壁画的作风有印度样式的，有波斯萨珊式的，有属于于阗、龟兹系统的，也有完全是中原传统形式的。壁画的内容以佛教故事为主。在古代凡是用绘画或雕刻表现在佛经中故事的场面，叫作“变现”、“变相”，一般简称为“变”。壁画中这种“变相”或“变”，又可以按照它所依据的经典分为三种。一是根据某一部经典，将其中所述的信仰中心，例如某佛，以及其侍从在其所领区域内的种种活动，用绘画表现出来。二是依据释迦牟尼传记的经史，将佛的一生的故事单独地或系统地描绘出来。三是依据佛本生故事来绘图。 麦积山，在甘肃省天水县东南，从正面看，很像当地农家的麦积堆。由最低处之五一号龛至岗顶高42公尺，矗立在青翠的群山之间，显得很奇特，很突出。 麦积山有一百八十多个龛和窟。规模最大的是“碑洞”（一三三号）公尺，横广4.9公尺，进深最大处.5公尺。也有很小的石龛，小到人都进不去。此外还有几个崖阁。“上七佛阁”（○○四号）最大，它的长廊——“散花楼”在七个大石龛的外面尺尺。麦积山造像始建年代，根据西崖第一一五号窟中须弥座上的墨书发愿文看来，至晚在北魏景明三年（502）以前就已经有完整的龛窟和造佛。据《魏书》的记载，则早在公元四二四——四二六年之间，就有高僧隐居麦积山前的寺院，僧徒三百余人。可见这时期这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佛地，已有可能营造石窟。 记载中的麦积山那些壮丽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物已经没有了，崖阁、龛和窟中的塑象、石刻、石碑、壁画还保存了不少。除了无数用模型印制的小佛象之外，大小佛像约有一千尊。受了粗糙的砾岩石质的限制，如同敦煌石窟那样，这些佛像几乎全部是泥塑的。大部分是北魏后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后代重塑或重妆的。西部小龛窟的佛像毁坏程度较小，而且大多不是重修重妆的。未经重妆的塑像，虽然被烟薰得黝黑，丧失了外部妆绘的灿烂色彩，可是作为雕塑来看，形象还是很美丽很动人的。完整的大石佛二尊，为北魏杰作。石碑十八块，有简朴而优美的浮雕。因为受了地震、潮气（麦积山终年多雨）、流水和野乌的损害，现存的壁画不多，虽然多半残缺不全，模糊不清，却都是当时的美术精品。 麦积山那些静坐着的、眼光向下、永远微笑着的佛或菩萨，似乎在沉思，以下关于麦积山石窟的论述，节取自王朝闻《麦积山石窟艺术》，原载《人民画报》954年第二期。似乎陶醉在某种幸福的瞑想里，似乎存心不和观赏者发生关系，观赏者却不能不被那特别而不普通的神态所吸引。 例如一二三号窟内的佛像之一，它那种矜持，温婉和愉快的神态，是很自然很生动很感人的。这些塑像和中亚或印度佛像不同，和中国北魏其他各地区同一时期的佛像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有名的龙门古阳洞佛像的外形还显得有些过于清癯，那么，麦积山“碑洞”左侧的小佛像就具备了柔和、圆润、丰满的特色。 以面部而论，虽然面型和眉眼都是修长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风格，却显得更婉美动人，透露出向隋、唐艺术风格过渡的端绪。 印度的天文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拾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搶仙人、竭伽仙人，并未详。《法苑珠林·传记篇》有《婆罗门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姚振宗云梁武纪年无天和，自是天监之误），摩勒国沙门释达流支法师译出”。此书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婆罗门天文经》，当是一书。《隋书·经籍志》又有《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又《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云“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开皇十二年（592）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见唐《贞观内典录》。梁启超云“所谓‘乾文’者，当是天文书也。”其说可信，但书皆不传。 印度的历算，《隋书·经籍志》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并不著撰人。《续高僧传》卷二《达摩发多传》云“（隋）有翻经学士泾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校数法》一卷。冯兼通佛典和一般学问，长于数学，以中印两国的度量衡不同，如“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因而写成这本著作，可见婆罗门算法当时确有人传习。 印度的医药之学，《隋书·经籍志》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通志·艺文略》亦著录此书，又有《龙树眼论》一卷，《郡斋读书志》云“《龙树眼论》三卷。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七十二种目病之方。”姚振宗认为晁志所载三卷本，疑即四卷本的残卷。其说近是。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在唐代中国还有到处行医的印度眼科医生。《隋志》又有《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原误作“录”，据《通志艺文略》改）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这些医方的内容已不可考。《隋志》又有《青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耆婆茯苓散方》一卷，《耆婆脉诀》十二卷，释罗什注。《宋史艺文志》有《着婆脉经》三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耆婆五藏论》一卷。诸书的书名、卷数均不相合，而且全部久已不传，故无从论定。所可知者都是祖述印度医学，而且由中国翻译之后，又流传到了日本，它的形响就不小了。 按“天和”二字不误。“梁”当作高僧传》卷二《菩提流支传》三“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季敕为大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即指此书。北周时，攘那跋陀罗、阇那耶舍，共译《五明论》。五明者，一声论、二医方论、三工巧论、四咒术论、五符印论（见《大唐内典录》卷五上）。参与这次翻译的还有阇那崛多，由沙门智僊笔受（见《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所记，与此有异。它说“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沽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日内明，畅究五乘，因果妙理。”（见同书卷二）。根据以上的解释声明是研究语音、语法、修辞的学问。工巧明是工艺、数学、天文、星象、音乐、美术等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总称。医方明即包括医、药、针灸、禁咒在内的印度古代医学。因明，即印度的逻辑学。内明，是印度的宗教哲学。它们之间的分歧，牵涉到各宗各派的教义，一时还难以说清。《五明论》的汉译，说明印度文化已经比较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第一节农业发展的形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农业的发展上，南北有显著的差别。北方由于战乱频仍，农业生产儿经由破坏到复苏的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使其原来居于农业生产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南方由于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并因为北方的动乱而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人口的大量南迁和先进生产技术的输入等，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为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 武灭虚空全文阅读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农业由调敝到复兴自汉末以来，北方农业区迭遭战乱，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史称“时大饥荒”。“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2。饥荒之严重，不仅劳动人民惨罹茶毒，拥兵割据的势力也深受影响，“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之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饥荒持续时期之长也是空前的，从中平元年（84）黄巾起义到建安元年（9）曹操在许下屯田，已历十二年之久，实际上直到建安之末（29），饥荒的发展也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持续的大饥荒，使北方农村呈现空前的调敝，加之“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昔日繁荣的关中三辅地区“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山东地区“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2。“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3。“是时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4。 曹操对于恢复和发展北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安元年（9），曹操在挟汉帝都许后，接受枣抵、韩浩的建议，在许下兴立屯田。当年获得丰收，“得谷百万斜”5。于是，从许下向北方各地推广，同样获得成功，“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屯田使大量流民成为政府的依附农民，在政权力量的强制推行下，与土地结合起来，使荒芜的土地得到耕种，解决了军粮匮乏的问题。与此同时，又“于征代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晋《三国志·魏志·曹洪传》。 2《三国志·魏志·张邈传》。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2《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曹瞒传》。 3《三国志·魏志·袁术传》。 4《三国志·魏志·张绣传》。 5《三国志·魏志·任峻传》。 书·食货志》），大兴军屯。黄初元年（220）魏皇朝建立后，民屯方面没有更多的进展，军屯方面却有进一步的发展，尤以正始年间（240—249）邓艾首倡以五万人在淮南北的军屯成效突出。 与此同时，曹操针对当时“户口耗减，十裁一在”的情况，大力采取措施迁徙人民，充实司、冀、雍州等心腹地区。几乎整个建安年间都在进行这一工作。不仅从边境地区徒汉族农民进入腹心地区，而且迁徙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以增加劳动力。 在地方上，各郡县官吏也致力于“招怀流民，兴复县邑”（《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如吕虔为泰山太守，“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三国志·魏志·吕虔传》）。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郑浑为冯翊太守，“前后归附四千余家”（《三国志·魏志·郑浑传》）。苏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之甚谨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由是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有的地方官吏还为“新集”的流民制定“移居之法”，令其伍、比相保，不复流散。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努力，曹魏统治之下的北方农业生产呈现复苏的景象。在各个屯田区域，大批流民复归土地，荒芜了的农田得到开垦，如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邓文在淮南北屯田获得巨大成功，“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田屯兵连属焉”（《晋书·宣帝纪》）。 郡县所辖广大的个体农民经济，也呈现活跃的景象。在曹魏的辖境内，已从汉末的饥荒中摆脱出来。 由于农村经济的复苏，个体农民经济相应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那种军事编制的民屯组织已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到了魏末晋初便先后两次宣布取消民屯，全部成为郡县编户农民了。 西晋初期，尚能励精图治，发展农业。《晋书·食货志》称“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晋武帝曾一再下诏敦促“省摇务本，并力垦殖”，他深知“使四海之内，弃末返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于是，累累下诏敦促郡国守相计吏巡行属县，“敦谕五教，欢务农功”“务尽地利”。地方官中，有很好贯彻这一路线的，如王宏为汲郡太守，“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史称“时谷贱而布帛贵，（武）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可见粮食产量的增加太康元年乎吴之后，六十余年的分裂扰攘局面终于结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种统一安定的局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年颁布了占田、课田令，更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史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干宝《晋纪总论》）。撇开封建史家溢美的成分，太康年间农业的兴旺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安定、繁荣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便又一次遭到空前的破坏。 永熙元年（290），司马炎死后的第二年，爆发了八王之乱，接着又是空前纷《三国志·魏志，邓艾传》。 扰的十六国之乱，北方农业区再度遭到空前的破坏。史称“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同、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从晋惠帝即位之后开始，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直至十六国后赵政权建立为止，约三十年间，了无宁日，农业萧条，饥荒频仍，民不聊生，“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懂，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魏书·食货志》）。 十六国北朝时用北方农业的破坏与缓慢发展十六国北朝的二百八十五年中，北方在政治上经历了由分裂割据到实现南北统一的漫长过程，在农业生产上，也几经由破坏而复兴的曲折历程。西晋末年的战乱严重地破坏了北方在魏晋八十余年间恢复起来的农业生产，“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慕容皝载记》）。“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北部中国又一次陷入“天下饥乱”的境地。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当时主要的农业区。 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农业曾出现两个恢复年代。即在石赵政权时和苻秦政权时。永嘉六年（32），石勒根据汉人张宾的建议，定都襄国。建兴元年（33）在他的统治区，“司冀渐宁，人始租赋”（晋书·石勒载记》）。建兴二年（34）“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货二匹，租二斛”。大兴二年（39）石勒建立后赵，在即位之后，即“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均百姓田租之半”。大兴四年（32）“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太宁二年（324）以右常侍霍皓为功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规定“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咸和五年（330），石勒即皇帝位。史称“勒以休瑞并臻，逻方慕义，赦三岁刑以下，均百姓去年逋调”。这种政治上的安定气氛，多少反映了其统治区内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情形。 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他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君主中最重视农业生产的一位，在他统治的二十余年间，前秦境内农业生产有了较大起色，一度几有升平气象。其即位之后即大力改变农桑废业的情况，以“课农桑’为事。第二年即巡视各地，“丐所过田租之半”。下令“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晋书·苻坚载记》）。他即位不过五年，即已收到显著成效，出现了“田畴修辟，帮藏充盈”的景况。中原地区农业又从石赵后期以来的衰败中复苏。苻秦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安定，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此基础上，苻坚得以凭借“国内殷实”的实力，次第打败各割据政权，统一北方，形成与江南的东晋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十六国时期，除了石赵和苻秦的时候曾呈现农业的复苏外，在辽东的鲜卑慕容氏统治区和凉州张氏政权统治区内，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鲜卑慕容氏兴起于辽东。元康四年（294），慕容庞迁居于大棘城（辽宁义县西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开始经营农业。永宁（30）年间，幽州一带发生大水，慕容廆“开仓赈给，幽方获济”（《晋书·慕容鹿载记》），可知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地区陷入一片战乱，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土地，吸引着中原地区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这对于这一地区农业的开发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其子皝继位，继续前代发展农业的政策，“躬巡郡县，劝课农桑”。 在中原地区干戈扰攘之时，西北的凉州地区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安定的地方。“中州虽乱，此方安全”（《晋书·张轨传》）。于是，避战乱的流民纷纷涌向这里。劳动力的增加和较长期的安定环境，有利于凉州地区的开发，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刑清国富的局面。 十六国后期，北魏崛起于代北。鲜卑拓跋魏是对北部中国农业发展有贡献的。拓跋族原是游牧民族，在其与汉族人民接触后，逐步转向农业。拓跋珪建国后，加速了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登国九年（394），他“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桐阳塞外”（《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398），平定中山后，“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师，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志·食货志》）。同时又于首都平城“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年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 （《魏书·食货志》）。经过这一番努力，拓跋魏的农业生产已建立了初步基础，“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魏志·食货志》）。不过，由于战争频繁，“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其农业基础还是薄弱的。到了拓跋焘时，北魏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北魏统治者依靠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的实力，实现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当拓跋焘“戎轩四出”“廓定四表”（《魏书·世祖纪》）之时，以其子拓跋晃监国。太平真君年间（440—45），下令修农职之教，使“垦田大为增辟”。“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这时，拓跋魏已经建立了坚实的农业基础，使几经破坏的北方农业又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到孝文帝施行均田制、三长制之后，北方的农业生产推到了自汉魏以来的又一个新的高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魏书·食货志》）。 但是，到了北魏后期，农业生产又遭到破坏。“正光（520—525）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百姓怨苦，民不堪命”。及至庄帝之时，“承丧乱之后，仓凛虚罄”2。“自永安（孝庄帝年号，528—530）之后，政道陵夷，寇乱实繁，农商失业”3。北魏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分裂，形成东西魏对峙局面。由于东西魏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4。相继建立的北齐、北周政权，虽然先后颁行了均田制度，农业生产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但始终没有达到北魏中期的高度。 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的发展从统一的东汉皇朝瓦解之后，江南开始出现独立的政权，从孙吴建国，2《魏书·食货志》。 34《隋书·食货志》。 历东晋和宋、齐、梁、陈，约三百七十年间，除西晋一度统一江南之外，始终存在南北分割和对峙的局面。史称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于北方来说安定的政治环境，农业在这三百七十余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然中间也有波动起伏，但其发展的总趋势是向上的。六朝时期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江南农业逐步得到开发，其经济地位逐步上升，日益取代黄河流域而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东汉末年，由于北方发生战乱，人口南移的趋势发展。这不仅使江南劳动力得以增加，同时也将北方先进生产技术带入，这对于江南农业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孙氏政权的建立既是江南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反过来又有利于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发。 永嘉乱后，北方人口比东汉末年以更大的规模向南方迁移，史称“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据估计，截至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达九十五万，占当时南方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2。大批劳动力的补充，是南方农业得以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东晋朝廷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巩固偏安政权，对农业生产也不敢放松。在南北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农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时人已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书·诸葛恢传》）的说法，提示了南方经济地位上升的信息。在督课州郡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实行屯田，规定“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太兴二年（39）后军将军应詹上表建议“江西良田，旷废未久，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并在寿春“绥集流散”，“专委农功”。规定“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同上）。北部边界的屯田还是有一定成效，如北兖州“有阳平石鳌，田稻丰饶”。桓温平蜀后，将荆州移治江陵。其西部的临沮”道带蛮蜑，田土肥美”，于是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南齐书·州郡志》）。从东晋建立以来，直到孙恩、卢循起义爆发之前，江南境内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战争之扰，所谓“自晋氏迁流，迄于太无（晋孝武帝年号，37—39）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宋书·武帝纪》）。这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对江南农业的进一步开发是有利的。 东晋末年，刘裕注重发展农业，“抑末敦本，务农重积”，从而使东晋末年再度呈现了“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局面（《晋书·武帝纪》）。宋文帝继续大力劝课农桑，一再下令“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紵，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宋书·文帝纪》）。宋文帝元嘉（424—453）之世，农业生产取得空前发展，史称“元嘉之治’。沈约评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的繁荣状况称“自义熙十一年（45）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元嘉三十年，453），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五四传论）。这种发展势头，到宋孝武帝大明（457—44）年间仍未停止，“自江以南，在所皆穰”，其中尤以荆、扬二州最为突出，史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宋书·何尚之传》），“江左以东，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毅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宋书》卷六六传论）。荆扬二州地位之重要，成为六朝政权之《晋书·地理志》。 2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5期。 支柱，这主要决定于其富厚的经济力量，所谓“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宋书》卷五四传论）。农业开发最好的地区，当推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元嘉二十二年，刘溶上书，盛称吴兴郡之富庶“彼邦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时或水潦，则数郡为灾。”“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之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宋书·二凶传》）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已超过了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关中平原。晋末宋初这几十年，是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最高峰，而其生产水平已呈现超越北方的发展势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除了吴会地区以外，江南其他地方的农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南部如湘州，“湘川之奥，民丰土闲”（《南齐书·州郡志》）。梁中大通二年，陈庆之除南北司二州刺史，“江湖诸州（《资治通鉴》胡注“谓洞庭、彭蠡间诸州也”）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梁书·陈庆之传》）。郢州的序溪（今湖南淑浦），“最为沃壤”，江北如寿春，“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雍州“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南齐书·州郡志》）。淮南郡，“姑熟饶旷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字高薨，阡陌如绣”（《陈书·宣帝纪》）。 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南方的粮食充盈。在刘宋后期，周朗说，“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这反映了粮食市场交易繁盛的情况。同时，南朝政权的粮储也大为充实，国家的仓库，仅首都一地就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台城年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等，首都之外的大粮仓有豫章仓、钩矶仓、钱塘仓等，“并是大贮备之处”，此外，国家及诸州郡，各有仓库。 梁朝后期，由于政治，横征暴敛，阶级矛盾尖锐。太清二年（548） 的侯景之乱，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战乱长达四年之久，对江南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破坏，成为六朝经济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江南农业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节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玉石部》“铁精”条引南齐陶弘景的话“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鍒（熟铁）作刀镰者”。近年从河南渑池、洛阳，四川昭化，湖北均县，江苏南京等地出土的大量农具犁、铲、䦆、锄、镰等，也都为白口铁柔化制成的。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制造农具的原料质量有较大提高。成书于后魏的《齐民要术》其中记载农具有二十余种，主要有犁（长辕犁、蔚犁）、锹、铁齿4■（人字耙）、耢、挞、水斫、耧（一脚耧、二脚耧、三脚耧）、窍瓠、锄、锋、耩、铁齿耙、鲁斫、手拌斫、碌碡等，种类相当齐全，可以适合各种农活的需要。农具的性能也有所改进，如齐地的蔚犁，操作时比长辕犁灵便，适用于多种用途，对土壤的适应性也较强。此外，还增加了新农具，如前面所列举的二十余种农具中有许多是汉代刘熙编撰的《释名·释器用》篇所未记载的。在耕作方面，耙和耱为以前所没有的，“耙”在《齐民要术》里叫铁齿4■；“耱”是无齿耙。它们的出现是整地工具的一大进步。中耕农具除锄、锋、耩外，有专门用于蔬菜园艺的“手拌斫”、“铁齿耙” 等，反映出中耕管理上进一步细致化的特色。这一时期，以水为动力的水碓、水磨颇多见于文献记载；近年来，考古出土的碓、磨也很多。它们的普遍应用，促进了中国古代食物构成的变化和麦类种植的推广。 北方旱作地区的特点是全年降雨量分布不均匀，春季雨少，多风旱；夏季到初秋雨量偏多，冬季雨雪也不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作区种植业以生产粟、麦为主。为解决春种粟时遇春旱，秋播麦时逢墒缺这一突出问题，农民们在前人土壤耕作技术的基础上，改进了耕犁，发明了耢和耙等整地工具，并创制了耕—耙—耱一整套的土壤耕作技术。使北方广大灌溉条件较差，或没有灌溉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春季风旱和秋季缺墒的威胁。 耕—耙—耱土壤耕作技术的要点首先是要耕好地，在犁细的基础上进行耙、耱。据《齐民要术·耕田第一》记载，当时耕地已颇为讲究，以操作时期分有春耕、夏耕和秋耕；以操作程序先后分有初耕和转耕（第二遍耕）；以耕翻深度分有深耕和浅耕；以操作过程的方向分有纵耕、横耕和顺耕、逆耕等。此外，对耕地的时宜、深浅度书中也有记述。其次是要多次耢（耱民要术·耕田第一》特别强调“犁欲廉，劳欲再”。“廉”，就是犁条要窄小，地才能耕得透而细；在此基础上“劳欲再”。铁齿4■将耕后的大土块耙小，耱则使小土块变成细末。多次耙耱，能使土壤细熟，上虚下实，有利于保墒防旱。耙耱进行的时间则以“燥湿得所”为好。我国古代北方旱作地区的历代农民就是利用耕—耙—耱这一整套保墒防旱技术，向干旱作斗争，夺取农业丰产的。 《太平御览》卷72“碓”引《魏略》々王思宏作水碓。”《南齐书·祖冲之传》“冲之于乐游苑造水碓、磨”。 第三节农作制的发展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多种多收，以及农作物种类的变化，形成了多样化的农作制度。 《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作物有几十种之多。粮食作物有谷、黍、稷（■）、粱、秫、大豆、小豆、大麦、小麦、瞿麦、水稻、旱稻。此外，还有纤维作物、饲料作物、染料作物、油料作物等。种类繁多的作物，为进一步发展轮作复种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黄河中下游的二年三熟制大致有（）粮、豆型，绿豆（或小豆、瓜、麻、黍、胡麻、芜菁、大豆）—谷—黍、■（或小豆、瓜）；大豆（或谷）—黍、■—谷（黍■）；麦—大豆（小豆）—谷粮、麻型，小豆—府粮食、蔬菜型，小豆（晚谷或黍）—瓜—谷；蔓菁（或大、小麦）—蔓菁—谷等轮作方式。江南地区则发展了二熟制。二熟制主要是双季稻，东汉时已见记载。西晋左思《吴都赋》提到“国税再熟之稻”。以稻作为统治者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足见栽培已相当普遍。南方在水热条件特别好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三熟制，如湖南便县（今永兴县）界有温泉水，“左右有田数千亩，资之以溉温水所溉，年可三登”。 间、混、套作和复种轮作一样，也是充分利用地力和太阳光能的重要措施。我国的间、混、套作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经过五百年的发展，到后魏已初步奠定了技术基础。《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多种间、混作方式林、粮间作有桑苗下“种绿豆、小豆”，“绕树散芜菁子”2；蔬菜间作有“葱中亦种胡荽”等3。混播已用于饲料生产，“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4。套作也有初步发展，“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子而锄之，拟收其根”5。《齐民要术》的记载还反映出人们已深刻认识到间、混、套作中作物与作物、作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采取了正确的选配作物组合和田间配置方式。 种植绿肥是以田养田的一种有效措施。这时已从以前的“■埋青草”作为绿肥发展到有意识的栽培绿肥。关于栽培绿肥的记载始见于晋郭义恭《广志》“苕草，色青黄，紫华（花）。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后魏时期，北方已广泛利用栽培绿肥以培养地力，《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绿肥作物有绿豆、小豆、芝麻之类。并说利用绿肥和施肥有一样功效而省施肥之功力。对各种绿肥作物的肥效还进行了评价和比较“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种，七、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当时的绿肥轮作有苕、稻轮作，绿豆、小豆、胡麻与谷子轮作，还有与瓜、葵等蔬菜轮作的。这时绿肥轮作制的比较发展，是与人们对绿肥肥效有了相当认识以及存在着地多人《水经注·耒水》。 2《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 3《齐民要术·种葱第二十一》。 4《齐民要术·养羊第五十七》。 5《齐民要术·种麻子第九》。 《齐民要术》卷0“苕”引。 《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少、肥源不足的经济原因有关。 第四节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识到选种和良种繁育是作物增产和提高品质的重要因素。具体采取的措施是“粟、黍、■、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蓑草蔽窖”。2上述做法已近似近代的“种子田”和良种繁育，是品种选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精细管理、单种单收、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整套措施，奠定了我国传统的选种和良种繁育技术基础。这一时期涌现大量农作物新品种，特别是谷类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如西晋郭义恭《广志》中记载粟的品种十一个，水稻品种十三个；而《齐民要术》记载的粟品种就已有八十六个，水稻品种二十四个（内糯稻十一个）。南方栽培稻除有秔稻和秫稻之别外，还有两熟稻、再生稻等品种。品种的命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齐民要术》还谈到关于品种的分类标准，称“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并把八十六个粟的品种按性状又分为四大类等。对与育种目标有关的一些问题，如矮秆与高产之间的关系、产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也已有一定的认识，颇为难能可贵。 播种质量比以前提高了，人们已掌握种子好坏的测定、选种、晒种、催芽等技术。《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用“口含少时”测定麻子的好坏2和“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生芽者好”3的方法都为简易而又快速的测定法。用清水净淘种子，强调曝晒种子以及浸种催芽也被视为种子处理的重要环节。为做到适时播种、争取增产，已总结出了一些重要作物的播种期，《齐民要术》把谷子、黍■、春大豆、小豆、麻、麻子、大麦、小麦、水稻、旱稻、胡麻瓜等许多作物的播种期分为“上时”、“中时”和“下时”。“上时，为播种最适宜的时期。并指出要根据物候现象、土壤肥力和墒情等条件确定播种期；提出了种谷早晚要搭配、一般宜于适当早种，以及闰年应迟种等原则。播种形式在《齐民要术》中记述比较多的有“漫掷”，即散播；有类似近代条播的“耧种”和“耧耩漫掷”；有类似近代点播的“■种”、“耧耩■种”和“逐犁■种”等。还指出播种量和种植密度，以及播种深度和播后镇压都应注意“因时”、“因土”制宜的原则。水稻移栽技术，《齐民要术》中有最早较为具体的记载“既生（指秧苗）七、八寸，拔而栽之”。还称“栽法欲浅”，插时“根须四散，则滋茂”2。 这一时期，田间管理中有几项突出技术值得注意。第一项，是认识到做好中耕除草工作有利于保墒防旱和熟化土壤，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因而操作上比以前更精细，提出多锄、锄小、锄早、锄了的要求，《齐民要术·种谷第三》称“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大、小麦第十》称“凡五谷，2《齐民要术·收种第二》。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2《齐民要术·种麻第八》。 3《齐民要术·种韭第二十二》。 《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 2《齐民要术·旱稻第十二》。 唯小锄为良”。中耕除草的方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五种锄、耙、耢、锋、耩。以锄为主，视幼苗生长情况而定。苗生长较小时中耕一般用耙和耢；苗生长较大时用锋和耩。其次是水稻生产中已出现了烤田技术。《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中指出第二次“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决去水”措施就是中国水稻烤田技术的最早记载。“曝根令坚”，即通过烤田，土壤环境改善后，促使根系向纵深发展，使稻株茎杆坚强，有利防止倒伏。第三，《齐民要术》“种瓜”和“种葵”中都强调要尽量利用冬雪蓄墒。“种葵”中所说的“若竟冬无雪，腊月中汲井水普浇，悉令彻泽”，是中国蔬菜生产中实行冬灌的最早记载。第四，对病虫害的防治，有合理轮作、选育抗病虫的优良品种和贮藏时进行防治的农业防治和药物防治方法。我国利用生物防治由来已久，始见于此时期的《南方草木状》。书中记载“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这是世界上利用天敌进行生物防治的最早记载。第五，在粮食储藏方面出现了“窖麦法”、“劁麦法”和“蒸黍法”，值得一提的是“劁麦法”这一特殊储藏法，《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倒刈，薄布（佈），顺风放火，火既著，即以扫帚扑灭。仍打之”，“如此者，经夏，虫不生”。■的储藏法也较特殊，要求■子脱粒后，立即蒸一遍，并趁湿热时密封收藏。 第五节园艺、畜牧兽医和蚕桑技术园艺方面，果树和蔬菜的栽培技术有发展与提高。 果树种类和品种增多，北方除枣、桃、李、梅、杏等“五果”外，还有柿、梨、栗等。南方果树，《齐民要术》卷十辑录的有几十种。果树品种培育也很早就受到重视，《广志》中记载有“长二寸”的东郡谷城（今山东阿县）紫枣，“小核多肌”的大白枣等二十三种。《广州记》称壶桔（金桔）“有七、八种”。果树栽培技术的提高，表现在繁殖上重视“栽”（包括扦插、压条、分根和嫁接）而不“种”。人们从实践经验中得出了“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的认识。嫁接技术这时有显著发展。西汉末《氾胜之书》中只谈到草本植物——瓠的靠接法，而《齐民要术》记述的则已由草本发展到木本，由靠接发展到劈接，由近缘嫁接发展到远缘嫁接；在目的上，由单纯为了结大的果实发展到选择接穗和砧木，使果树提早结实和改良品质。《齐民要术》还记载了提高座果率、能增大果实的“嫁树法”和“疏花法”2。果树的防寒防冻已有裹缚、熏烟、埋蔓等方法。 蔬菜种类比秦、汉时期增多，据《齐民要术》记载，有葵、菘、葱、韭、蒜、蔓菁、芦菔、芸苔、各种瓜类等三十多种。栽培技术提高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土地利用率提高，一年之内可多次收获，《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三掐更种，一岁之中，凡得三辈”；《蔓菁第十八》“剪讫更种，从春至秋得三辈”。其次，在菜园地的选择、整地作畦、匀播种子、施肥灌溉以及贮藏等方面的技术也比以前有所提高。如蔬菜埋土贮藏保鲜的技术至今仍在沿用。有的特殊栽培技术，其巧妙令人叹服。举一例而言，《齐民要术·种瓜第十四》中记述的利用大豆帮助甜瓜出苗法把大豆和瓜子各数粒种在一个坑内，大豆顶土力比甜瓜强，大豆吸水后膨胀，子叶顶土而出，甜瓜子的幼芽就随着豆苗顶松的土跟着出苗。等瓜黄长出几片真叶，再将豆苗掐断，还可利用断口上流出的液汁润湿瓜苗附近的土壤。 畜牧兽医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齐民要术》把畜牧生产实践经验和技术上升到理论性高度，总结出“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十六字的总原则，既全面又确切。相畜术有突出成就，《齐民要术》记载了先采取淘汰严重失格和外形不良的“三羸五驽”，再相其余的外形鉴定法。不仅有整体观念，而且有明确的重点部位，如相马，“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胁为城廓，欲得张；四下（四肢）为令，欲得长”2。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良马的标准型。在鉴定技术上，还掌握了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的有机联系，“相马五脏法”说“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同上）。对母畜和仔畜的选种工作已很重视，尤其对仔畜的选种更严，提出羊羔要“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至今我国西北牧区仍选留冬羔作种。对《齐民要术·插梨第三十七》。 2《齐民要术·种枣第三十三》。 2《齐民要术·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齐民要术·养羊》。 猪的选种则要求“母猪取喙短无柔毛者良”2。《齐民要术》还阐述了远缘杂交可使生物产生变异和杂种优势以及远缘杂交的后代杂种不育的事实，称“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草骡不产，产无不死。养草骡，常须防勿令杂群也”。畜、禽繁育的公母配合比例羊为“大率十口二羝（公羊）”，鹅为“三雌一雄”，鸭为“五雌一雄”，鸡为雌鸡十只，雄一”。牛、猎的阉割技术已达到可以避免破伤风致死的高水平。 这一时期，虽无专门兽医书留传下来，但在《齐民要术》和《肘后备急方》中都有所记述。对传染病、侵袭病已知采取隔离预防措施，如说“羊有疥者，间别之，不别相染污”。治疗主要有药物和针灸，如马、羊的疥癞治疗有十种药方，马、牛蹄病的治疗方法有十多种。不过药物治疗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齐民要术》记载的四十八个处方，《肘后备急方》收录的十八个处方，均属单方和偏方，用药一、二味，多的也只有五、六味。《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伯乐疗马经》一卷，《马经孔穴图》一卷，说明家畜针灸学在此时期已基本形成。 这时期，黄河流域蚕桑生产在全国仍占较重要地位，江南地区有显著的发展。蚕桑技术提高的表现是桑树繁殖较普遍地采用压条法，《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称“大都种椹，长迟，不如压枝之速。无栽者，乃种椹也”。压条方法是当年正月、二月压条，第二年正月中截取移栽。再就是人们对蚕的化性、眠性有了确切的认识，所记述的蚕有一化、二化，三眠、四眠之分，并说南方有八化的多化性种，此系利用低温控制产生不滞卵，从而达到一年中分批多次养蚕的目的。这是中国古代养蚕技术取得的一大进展。 2《齐民要术·养猪》。 晋郑辑之撰《永嘉记》记述永嘉有“八辈蚕”。原书已佚失，此段记述由于《齐民要术》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第六节贾思勰与《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中国古代农学名著。对后世农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在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作者为后魏贾思勰，其籍贯，研究者一般推测为山东益都（今寿光县一带书》中未见其传。根据书上的题署“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说明他做过高阳太守。后魏有两个高阳，一属瀛州（旧治在今河北高阳县东二十五里），一属青州（旧治在今山东临淄县西北三十里），较多研究者认为他任职的是青州高阳郡；也有学者认为是瀛州高阳郡。 《齐民要术》成书年代在公元六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之间。据书中所记载的具有地区性的农业资料分析，其反映的地区范围主要在后魏统治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据《齐民要术·序》记载贾思勰“采据经传，爱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而写成此书。书的内容则“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全书共计十卷，九十二篇，约十一万余字。九十二篇之外的“杂说”为后人所加。卷一，总论耕田、收种二篇，种谷一篇；卷二包括谷类、豆、麻、麦、稻、瓜、瓠、芋等十三篇；卷三为种葵、蔓菁等蔬菜作物十二篇，苜蓿、杂说各一篇；卷四总论园篱、栽树二篇，果树十二篇；卷五有竹、木及染料作物十篇，伐木一篇；卷六为家畜、家禽和养鱼六篇；卷七为货殖、涂瓮各一篇，酿酒四篇；卷八、卷九有酿造、酱、醋、豉和食品制作以及贮藏二十二篇，还有煮胶、制笔墨各一篇；卷十，“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一篇，引载了一百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栽培植物和六十多种野生植物。总之，范围广泛，综揽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 《齐民要术》在唐代以前通过传抄而流传。至今所知刻本始于北宋初的崇文院刻本。此后，复刻本和传抄本多至二十余种。有日、英文译本。 第二章手工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比起秦汉时期是有发展的。尽管这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部门大致依旧，但品种增多了，产量有所增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第一节建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继承和运用汉代的成就。但由于佛教的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随之而来的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使我国在石窟、佛像、壁画等方面有了巨大发展。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 佛教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地方各郡县也都建有佛寺。现存的栖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齐、梁时的王公贵族施舍所造。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崇信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达三万余所，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可见佛教建筑之盛。 北魏佛寺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大，按《洛阳伽蓝记》所记，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经近年发掘证实，其平面布局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初期的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佛，仍以... 10 以掌管各种织造业。 棉布据魏人孟康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福建早在汉代已种植棉花。《太平御览》卷八二○辑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子所织布为鲜洁也。”这里所谓白叠子所织布，当为西域生产的“白叠布”。由此可见，在三国之际，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织棉布已传入中原。 南北朝时，棉布已广泛流行。高昌为产棉区，其都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9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09号高昌时期的古墓葬中，出土了一种以大红、粉红、黄、白四色构成几何图案的织锦，为丝、棉混合物，残长37厘米，宽25厘米。这个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纯棉纤维织成的白布，还发现了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年）借贷棉布（叠）和锦的契约2。一次借贷叠布达六十匹之多，这种棉布显然是当地生产的。棉布和锦同被用作流通手段，可见棉布产量不会很少。《南史》列传第六十九也记载高昌“其地高燥”，“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细如，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除吐鲁番外，于田一带也有了棉织品。959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莽中，出土了一块长厘米，宽7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 印染三国时期的织物印染技术，是直接继承东汉的。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东汉时已能染十四种以上的颜色。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大量锦绮，可以看到有大红、绛红、粉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叶绿、白等颜色，色彩极为丰富。还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南京以染黑著称，所染黑色丝绸质量相当高，一般平民穿不起，大部为有钱人享用。晋代南京秦淮河南有乌衣巷，据称住在这里的贵族子弟及军士都穿黑色绸衣。南京出产的黑绸直到近代仍驰名中外。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92年第7、8期合刊。2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92年，第7、8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第四节采矿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采矿技术，有关文献中只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如左思《魏都赋》曾提到一种“墨井”，从张载的注可知，墨井深八丈。唐李周翰的注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2。可见“墨井”就是采煤井。这表明西晋时中国已开凿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煤井。煤井之下有巷道，有支撑顶板的木头和简单的排水机械。据《晋书》载石虎因盗掘古墓而发现了一个久废的旧煤井，其中有支撑顶板的木垛和大量坑道水。《南齐书·刘悛传》载“南广郡（令四川珙县西南）蒙山下有烧炉四所，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谈到开采丹砂矿时说“采砂，皆凿坎入数丈许”。南朝王韶之撰写的《始兴记》中，有一段关于开采银矿的较详细的记述，“英德、清远，其山传有银矿者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灶土然，斯矿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由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复寻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2。王隐《晋书·地道记》载有开采金矿的两段文字。其一曰“鄱阳乐安出黄金，凿土十余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这是开采沙金矿。其二曰“金乡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旁却入为室三方。云得白免不葬，更葬南口，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3。这是偶尔发现的山金矿。 2《四部丛刊·六臣注文选》第89页。 《晋书·石季龙载记》。 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3《晋书·地道记》已佚，转引自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9年版。第五节冶金三国曹魏，鉴于“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4，仍实行盐铁官营。《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刘备任王连为司盐校尉，“校盐铁之利”，“有裨国用”，又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引吴黄武五年（228）“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皆是南钢越炭作之”2。 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严重破坏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但由于军事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冶铁业仍具有一定规模，后赵、南燕在丰国、绳池、商山设有铁冶3。北魏时经济逐渐恢复，《魏书·食货志》记载“其铸铁为农具兵刃，在所有之”，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中，必尽坚精，相州牵口冶（今河南濬县）尤以锻炼军刀著称。北周在夏阳（陕西韩城）设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4。渑池北魏铁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铁器0多种，4000余件，总重3500公斤5。《梁书·康绚传》记述修筑浮山堰时，曾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可见北方和南方冶铁业都有相当的规模和生产能力。 北方人口和技术南迁，使南方地区的矿冶业进一步发展。西晋在安徽贵池和湖北武昌设梅根、和塘两冶。东晋在江南诸郡县设冶令和丞。《晋书·庾亮传》记邓岳在广州“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所用技术是由浙江会稽郡传去的。南朝时，建康有左右冶，尚方有东西冶，扬州成为冶铸中心，上虞谢平和尚方匠师黄文庆号称中国绝手7。 铁范、生铁范铸术和铸铁柔化术等在汉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百炼钢已相当成熟，魏、蜀、吴三国都用之锻制刀剑。曹操曾令工师制作“百辟利器”，曹丕《典论·剑铭》说“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制成的刀剑有美丽的纹理，文似灵龟，“采似丹露”，“理似坚冰”，“曜似朝日”。《太平御览》卷34引《刀剑录》称“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舆服》称“吴大帝有宝剑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陈琳《武军赋》称“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晋书》记述赫连勃勃命将作大匠比干阿利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刃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由此可见，一些少数民族也已掌握这项技术，并用于铠甲和兵器制作。 此外，在制钢技术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十五“石部”引陶弘景语“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的文献资料。东汉王粲《刀铭》4《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蜀志·张裔传》。 2《太平御览》卷89引陶弘景《刀剑录》。 3《晋书·石季龙载记》、《慕容德载记》。 4《周书·薛善传》。 5河南省博物馆《渑池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97年第书·百官志》。 7《太平御览》卷六○五。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内诫令》。 “灌辟以数”，晋张协《七命》“乃炼乃烁，万辟千灌”，这些词句似乎表明类似的工艺在汉末、晋代已经出现。北齐的綦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2。“生”指的是生铁，“柔”指的是熟铁。先把含碳高的生铁溶化，浇灌到熟铁上，使碳渗入熟铁，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然后分别用牲尿和牲脂淬火成钢。牲畜尿中含有盐分，用它作淬火冷却介质，冷却速度比水快，淬火后的钢较用水淬火的钢硬；用牲畜的脂肪冷却淬火，冷却速度比水慢，淬火后的钢比用水淬火的钢韧。由此可知，当时不但炼钢技术有较大的发展，淬火工艺也有了提高。灌钢法在坩锅炼钢法发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 冶铸中的鼓风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三国时魏国的韩暨在官营冶铁工场中改进和推广应用水排，计其利益比马排、人排增加了三倍。这种鼓风水排，节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代广为流传使用。 这一时期的铜产地主要在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省。金、银、铅、锡也有一定开采量。据《魏书·食货志》记载，恒农郡（河南陕县）铜青谷矿每斗可得铜五两四铢，河内郡（河南沁阳）王屋山矿每斗得铜八两（含铜量约2.5～3.5％），长安骊山银矿每二石得银七两，白登山银矿（今山西大同）每八石得银七两（含银量约0.2～0.％）。总的来说，有色金属的生产仍处于恢复和缓慢发展的阶段。 除青铜外，黄铜和白铜在此期间已有冶炼和使用。《太平御览》卷八三引曹魏钟会《刍荛记》“秀生似禾，鍮石像金”。晋王嘉《拾遗记》说以鍮石、珷块为隄岸”。梁宗懔《荆梦岁时记》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或以金、银、鍮石为针。”这里的鍮石，即是现代的黄铜。至于如何炼得，尚待进一步研究。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螳螂县因山而得名，出银、铅、白铜、杂药”，螳螂又作堂琅，即今云南会泽、巧家一带，这里的白铜当即指镍白铜。 2《北史·綦母怀文传》。 第六节机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机械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出现了一位机械大师马钧。 马钧，字德衡，曹魏时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他的突出成就是改进织机和发明（或改进）翻车。据《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注称“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工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易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由于绫机的改良简化，使操作简易方便，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新绫机很快就得到推广应用，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杨泉《织妇赋》描写织绸女工“节奏相应，五声激扬，屈申舒缩，沈厚抑扬”。 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东汉毕岚曾“作翻车”，供洒道之用。这在马钧之前约半个世纪。但毕岚的翻车是否就是后世的龙骨水车，不得而知。而马钧所作之翻车，则无疑是用于农业排灌的龙骨水车。其结构精巧，“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可连续不断地提水，效率比其他提水工具高得多，并且运转轻快省力，儿童都可操作。所以马钧应是龙骨水车的发明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继毕岚之后，对翻车作了重大改革，并用于农业排灌的革新家。翻车问世后，迅速得到推广，并沿用至今。在近代水泵发明之前，翻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对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钧还制成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关于马钧作指南车的问题，以及与高堂隆、秦朗在宫廷上的争论，史书上有很生动的描写。其后的祖冲之曾将一辆只有外壳的指南车，制作安装了内部机构，予以修复。但宋代以前史书关于指南车的记载都较简略。直到宋代，燕肃于027年，吴德仁于07年又先后制造了指南车，《宋史》详细地记载了指南车的内部构造。据此，人们才对指南车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马钩还改进了连弩和发石车，又利用机械传动装置，创造了以木为轮，以水为动力变化万端的水转木偶百戏。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机械发明家，如杜预、刘景宣、祖冲之等。他们在发明或改进各种机械，如先进的农业加工机械——畜力连机磨，水转连磨，水力连机碓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国志·方技传》。 第七节交通运输工具三国以前，陆上运输所用的车辆，多数是双轮车。双轮车只适用于在平地大道上行驶，而在山间小路上则无法使用。三国时，蜀汉在与曹魏的战争中，由于山道运粮困难，运输工具亟待解决。这时，蒲元发明了独轮车——“木牛”，“廉仰双辕，人行六尺，牛（指木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蒲元别传》）。这种独轮车适用于在崎岖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书·王濬传》）。这一时期的造船数量很大，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所毁官商船只约达万艘；北魏神■三年（430），在冀、定、相三州造船即达三千艘。由此可见造船业之发达，如何提高船行速度，是船舶设计建造中的重要问题。祖冲之造“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有人认为这是利用轮桨的车船。关于车船的最早明确记载，出现在唐代。《旧唐书·李皋传》载有李皋设计的新型战船，“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梁侯景军中有0桨的高速快艇“鵃■”，“去来趣袭，捷过风电”；这是史书所见船桨数量最多的快艇，后世快艇大都在40至0桨之间。船用设备亦有改进，如船尾已采用升降舵，帆的面积逐渐加大，大帆用布20幅，高9丈，并注意到帆的方位，以利于充分发挥风帆效率提高船速。 《梁书·王僧辩传》。 第八节兵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攻守器具方面，有火车、发石车、钩车、虾蟆车等。梁侯景在制作攻城器械方面尤为突出，曾“设百尺楼车”，又造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木、阶道车、火车等，“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2。攻防器械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官渡之战中，先是曹军失利，袁绍军“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使曹军“大惧”。曹操便令制造发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发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在兵器制造方面，诸葛亮改造前人连弩制成一种新式连弩，取名“元戎”，它具有简单的自动发射性能。两晋时弩机趋于大型化，《晋书·舆服志》称“中朝大弩卤簿，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刘裕击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折”。三国时，刀已安上长柄，作为长兵器使用。刀的质量也比前代提高了，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用这种刀劈砍装满铁珠的竹筒，象斩草一样。两晋和南北朝，兵器的质量又有了新的突破，东晋时发明横法钢，以制刀剑，锋利无比；南朝时改进了灌钢技术，提高了钢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制造兵器；北齐綦母怀文所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两晋、南北朝的兵器种类，除承袭前代的刀、矛、剑之外，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杂色兵器，如鞭、锏之类。原来的戟，已很少用于战阵，而多用于仪仗，矛也逐渐演变为枪。 2《梁书·侯景传》。 《三国志·袁绍传》。 第九节造纸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比汉代已有明显进步。通过对出土汉纸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纸进行检验，即证明了这一点。汉纸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结构不紧，纸面上纤维束较多，纤维帚化度低，帘纹不显，纸质粗厚。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纸则白度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凑，纤维束较少，有明显的帘纹，纸质较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0％，已接近机制纸。 汉代造纸术发明后，在书写纪事材料方面，还是纸与缣帛和简牍并用，纸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简帛。这种情况，到晋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晋代已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而逐步习惯于用纸。最后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推广，这一时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建业、扬州、广州等地则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当时主要生产麻纸、桑皮纸和楮皮纸。浙江嵊县剡溪沿岸是藤纸中心。由于藤纸质地优良，曾名噪一时。但在南方仍以麻纸为大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原料，以麻料为主，此外还采用其他韧皮纤维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时还将树皮纤维和麻料混合起来造纸。造纸原料的扩大，与造纸技术的革新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的造纸，已在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打浆，抄纸等工序上更加精细，如舂捣已不止进行一次，并一般以碓代替杵臼，打浆度有显著增加。为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的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剂，或将其掺入纸浆中，或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处理的纸在书写时就不会发生走墨、晕染等现象。在设备方面，出现了活动的帘床纸模，即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因而可反复捞取成千上万张湿纸，并且这种先进的抄纸工具，能抄出紧薄而匀细的纸面。这是造纸技术中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加工技术也有了发展，其中较重要的加工技术是表面涂布，即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既可增加纸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术是所谓的“潢治”之法。后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专篇叙述染潢法“凡打纸，欲生则坚厚，特宜入潢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这样一整套入潢法，其目的不仅在于染色，更重要的在于借黄蘗药力以防虫蛀。另外，书中还叙述了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方法。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三章，文物出版社979年版。 第十节陶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烧制瓷器的生产技术已进入更成熟的阶段。 当时南方以青瓷为主，北方以白瓷为主，间有黑瓷等。三国时，各地的瓷窑都用当地的瓷土作为制坯原料，而西晋的越窑则可能有意识地选用了铁、钛含量较高的瓷土作为坯料，使胎烧成灰色，对釉起衬托作用，并使釉青中带灰，色调比较沉静。这一时期，南方各青瓷窑场都使用石灰釉。由石灰石和瓷土配成的石灰釉，其特点是光泽好，透明度高。而黑釉则是用含铁量很高的紫金土配制。北魏时期，青瓷烧造技术传到中原，以后又发展了黑瓷和白瓷。而白瓷的产生，为我国制瓷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前程。早期的白瓷，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白，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有些釉层厚的地方呈现青色，说明它脱胎于青瓷。北方青瓷、黑瓷、白瓷的烧制成功，为以后唐、宋时期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和打下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在南方作为日用器皿的数量并不多，大量流行的是明器。北方的铅釉器在三国至东晋时期已日趋衰落，北魏以后才开始复兴，并在汉代传统基础上有了改进，其用途日益扩大，花色品种增加，施釉方式也增多了，或黄地加绿彩，或白地加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并用；从汉代的单色釉向多色釉迈进了一步，并为过渡到唐代三彩陶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陶塑艺术不甚发达，制作简陋，形态呆板，数量不多。但北朝的陶塑艺术则突破了生硬的作风，注意了神态的刻划，因而造型优美。这一时期的建筑用陶，继续得到发展，砖瓦的生产规模较大，产量质量都有所提高。砖瓦的大小、形制均不同于汉代，花纹瓦少见，大多数是素面瓦。瓦当上的卷云纹渐被莲花纹所代替。吉祥文字仍旧流行，并出现印有纪年的瓦当。北魏已使用了琉璃瓦，施浅绿色的釉。砖除了有长方形素面砖和绳纹砖外，还有供装饰用的大小雕塑砖两种。其中一面塑有神态凶猛、巨口虬须，怒目獠牙的兽面，造型生动，气魄宏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郭演义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980年第3期。第十一节石油天然气经过秦汉长达四百余年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就为三国两晋时期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过这四百年的凿井实践，也为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手段。 首先，人们对酒泉延寿、高奴等地的石油苗有了新的认识。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三》写道“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水也。”这是对石油的形态、性质及用途所作的详细和真实的记录。其中还明确指出石油非高奴独有。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发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石油不但被用于照明，而且还用作润滑剂，“膏车及水碓缸”。 随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时史书中出现新疆石油的最早记载。《北史》中记载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一带）“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甚臭”。这里讲的“流出成川”者即石油在地表风化后，大量流出的现象。当时人们把这种石油视作灵丹妙药，认为“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石油的药用价值。7世纪中亚地区的人们认识到巴库地区石油的药用价值。9世纪初，美国的丹纳用石油制成药品，号称可医治百病。相比之下，中国对石油药用性的认识，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早得多。 此外，这一时期在石油应用上还有一项重大突破。石油密度比水小，可以漂浮在水面燃烧，不易被扑灭。根据这个特性，人们首次将石油用作火攻原料。北周武帝宣政年间（578），突厥围攻酒泉，酒泉人以石油为燃料，焚烧突厥攻城器具，突厥人用水扑火，火不但不灭，反而愈烧愈旺，突厥军大败。这样酒泉城才未被突厥军占领。这个战例，在中事史和石油应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石油逐渐成为火攻武器的重要原料。 人们在对石油认识加深的同时，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曾亲往临邛，观看天然气井的壮观景象2。这时临邛的天然气井“深六十余丈”3，如果折成现行公制，相当于米。这样深的井，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天然气井挖凿成功后，如何采气便于利用，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天然气井采气的最早记录见于晋朝张华《博物志》。书中记述临邛天然气井“执盆盖井上煮盐”的采气法。说明最早的采气装置是“盆”，即煮盐的铁盆，反盖在井上4，使井底上升的天然气不致扩散和泄溢。然后“以竹木投以取火”5。这就起到采气和利用热能的作用，从而成功地开发浅层天然气。此外，人《北史·西域列传》。 《元和郡县志》卷40。 2《异苑》。 3《太平御览》卷89。 4《四川通志》卷59。 5《博物志》卷2。 们还掌握了竹筒采集储存天然气的技术。 这时的天然气，不但被广泛应用，还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素材。著名文学家郭璞在其《盐池赋》中写道“饴戎见轸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左思更有“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的佳句。大书法家王羲之因听说四川天然气奇景，写信问友人具体情况，而给后人留下了千古名帖2。秦汉时期，天然气井仅限于巴蜀及陕西少数地区。魏晋时期，发现天然气苗的地区有所扩大。据《博物志》记载，酒泉延寿的人们不但发现了石油，而且也发现了天然气喷出地面燃烧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晋书》中记载炎熙元年（30）五月，“范阳国地燃，可以爨”。地燃即天然气喷出地表燃烧的现象。当时范阳国辖境，相当于今河北涞源以东，固安、永清以西，徐水、容城以北，北京房山区以南的地区，就是今华北油田所在地。一千六百多年前，我国人民就在这里发现天然气，并用于烧饭，这是很了不起的。不久，人们又在这一地区幽州遒县发现了天然气。魏晋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能力也不断加强，虽然这时还摆脱不了神秘主义的桎梏，认为石油、天然气为“异物”，但对它的产状、性质及用途已有较深刻的了解，并大胆地将这些“异物”用于生产生活的许多领域。这一时期对石油苗、天然气苗的记载，为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兴起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发现油气显示较多的地区，如玉门、延长、新疆、四川等，都成为后来石油、天然气勘探的重要地区。我国早期的油气田正是在这些史料所提供的范围内建成的。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的一个重要阶段。 《华阳国志》云“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后汉书·郡国志》云“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 左思《蜀都赋》。 2《王羲之汇帖大观》，上海碧梧山庄，932年据南宋贾似道藏淳化阁草帖影印。第三章门阀制度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本卷综述编已就门阀制度作了简要的叙述，本章继而作更为详细的考察。为了保持论述专题的完整性，两处文中难免有重复的地方。 汉魏以降的“门阀”一语，其形成有一个过程。按“阀”通“伐”，义为功劳。与另一义指资历的“阅”字，往往连用。有无伐阅，乃任用、提拔官吏之极重要条件。考虑伐阅之风，先秦已萌芽。据徐中舒、唐兰先生考证，金文中屡见之“蔑历”，大体就是简阅、称美某人功劳、资历之意。“伐阅一语，就是蔑历一语的变异”。 本来，伐阅仅与官吏个人相关连，东汉以后因世家大族兴起，一个家族中往往多人出仕，于是出仕者的伐阅便又成为家族荣誉、声望的标志。《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载，张纮草成关于孙坚、孙策经历、功业的文章，孙权读后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家门阀阅”的简化，便是“门阀”。随着魏晋九品中正制之推行和士族之发展，“门阀”之义有时指“土族”、“高门”。《宋书·百官志》称殿中将军等，“晋孝武太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周书》赵贵等传末“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均其证。但更多的还是相当于“门地”、“门第”的同义语。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末范晔“论曰刑余之丑声荣无晖于门阀”。《北齐书·赵郡王睿传》“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由于两义可以相互补充，覆盖面比较宽，所以本文采用了“门阀制度”一语。 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所以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方才逐渐完全转化为社会制度，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本章仅论述主要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之时期的门阀制度，到南北朝结束为止，而不涉及隋唐以后。 这一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第一节门阀制度的萌芽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 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2。它们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其鼎盛标志。然而这些家族贵宠的取得，主要依靠乡举里选，通经入仕，建立在个人才德和儒学传统基础之上，特别唐兰《“蔑■”新诂》，《文物》979年第5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978年第2期。两位先生具体训诂略异，大体意思则同。 南朝前期指宋、齐，北朝前期指魏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 2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载《北京大学学报》987年2期。 是在兴起的前期。 大约到了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这是汉代著作中第一条将选士与“族姓”联系在一起的材料2。所谓“族姓”，或作“姓族”，当指世家大族。《后汉书·朱穆传》“侍中皆用姓族”。章怀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同书《独行陆续传》也称“世为族姓。祖父闳建武中为尚书令”。同书《张堪传》称“为郡族姓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受业长安诸儒号曰圣童”。《群书治要》卷四五引《昌言》说得更清楚，王侯子弟“生长于骄溢之处其行比于禽兽也故姓族之门不与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常）不和睦，闺门不洁盛耶”。可见仲长统虽反对选士论族姓，却仍赞许姓族之门风。这种“姓族”，王侯愿与通婚，而它竟加以拒绝。联系上引材料，除了世家大族，还能是别的哪种社会力量呢。 《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谓衣冠，即衣冠之族，亦即世家大族。《后汉书·党锢尹勋传》“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是为证。衣冠家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不谢人恩，这与仲长统选士而论族姓之说，正好一致。 然而从仲长统把选士论族姓视为“一俗”，将它与“交游趋富贵之门” 等庸俗行为等量齐观，又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没有形成经国家认可的制度，顶多只能算是这种制度之萌芽。前引《英雄记》提到衣冠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然而又限定必须是“有材秀者”，这与后来纯以或主要以门地选士，存在明显区别，反映东汉后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衣冠子弟”已有一些特权，但“材秀”仍是重要标准。所以公孙瓒在“衣冠家子弟”下提到另一类型“善士”也自以为当得富贵，同样给予压抑。按“善”本吉、美、德行好之义。《后汉书·党锢传序》称党人多“名士”，又说“皆天下善士”。而党人正以德、才著称，见党锢各传自明。可见公孙瓒所以在“衣冠家子弟”之下紧接着又举“善士”，绝非偶然，正是东汉末当得富贵者中，德、才标准仍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反映。又《英雄记》称公孙瓒“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称“庸儿”，也证明主要着眼点不在门第。 更能说明门阀制度在东汉后期尚未形成的材料，是《后汉书》中的《陈寔传》、《郭太传》。他两人尽管出身贫贱，可是因为“博通坟籍”，或“天下服其德”，不但深受公卿士大夫尊礼，陈寔还多次被推为三公之选，死后“司空荀爽（出身名族颍川荀氏）并制缞麻，执子孙礼”。这在门阀制度形成之后，是不可想象的。《三国志·卢毓传》毓于曹魏之时两为吏部尚书，前后历五、六年，“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选举思想和制度，仍重在德、才，反过来也就更加证明东汉后期选举论“族姓”，只可能是一种风气，门阀制度仅处在萌芽阶段。 《意林》卷五引《昌言》。 2至于仲长统所说“阀阅”一语，则出现较早，见《后汉书》中《章帝纪》、《韦彪传》。不过指的是被选举者个人的功劳、资历，这与“族姓”不同。 《意林》卷五引《昌言》。 《通典·选举四》记载沈约认定两汉官吏之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裴子野以为两汉取士，“学行是先，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这正是门阀制度尚未最终形成的一个有力侧证。 第二节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 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影响甚大，本章将在后面专门论述。这里仅研究一下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一些什么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便是西晋的“二品系资”。《晋书·李重传》重上奏日，“如（癸酉）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放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此“二品系资”既为诏书承认，自为一种正式制度，而非仅社会风气。按李重上奏在惠帝元康年间，“二品系资”之制当建立于上奏之前，或许就在晋武帝太康末年。 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目的是“平次人才之高下”，与官品不同。本文试称之为“人品”2。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二品是上品，应由德充才盛者取得。可是西晋竟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在门阀制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当官的功劳与资历。由于资历中可以包括功劳，多半体现功劳，逐渐便简称为资。后来资亦包括父祖的功劳与资历，于是又有了门资、世资等熟语。由于当官的功劳、资历与官位高低往往一致，所以“系资”的最简便办法，便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晋书·卫瓘传》上疏称九品之制开始“犹有乡论余风”（指根据德、才评定），“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说，“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指霍原）为列侯不应寒素之目”。可见，资即指爵位列侯，与卫瓘“居位”之说吻合。按卫瓘上疏于太康五年，“计资定品”大概不久就正式形成制度二品系资。 总之，大体是先开风气，后定制度。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即只有据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 《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2长期以来所惯用的“乡品”一词，似不甚恰当。按“乡品”二字最早见《世说新语·尤悔》温峤因被认为孝道有阙，“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意思是直到官高位显，在评定他的品第时，乡邑总不通过高品。这里“乡品”并非一词，而是乡邑给予品第之意。其用法与《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之“无乡邑品第”略同。把“乡”与“品”勉强凑成一词，与“官品”并举，其毛病首先是二者角度并不一致“乡品”之“乡”是就由谁给予品第而言，而“官品”之“官”是就何种事物的品第而言。其次，更重要的是“乡品”一词涵义不很准确。因“乡品”与“乡邑品第”并非真由乡邑评定，而是由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实际上与“官品”之确定出于一源，全都是封建王朝。而称“乡品”则会给人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之错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将“乡品”改称“人品”，指士人德、才之品第，与“官品”角度一致，而不涉及由谁给予品第。据人品，定官品，合乎魏晋指导思想。“人品”一词也有历史根据。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品第就是九等。《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班固人表“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经郭太评题，“人品乃定”。《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当时虽重在门品，但仍反映士人德、才品第原称“人品”。故宋《愧郯录》卷十、《通考·职官二一》俱称“人品”。2。所谓资，汉魏之时多称阀阅。如前所述，阀阅本来仅指个人前面已讲，考虑阀阅即功劳、资历之风，先秦己萌芽。可是直到东汉末年，从来没有在制度上规定，必须本人或父祖具有某种阀阅方可取得某些官位。而至西晋却不同。由于“二品系资”乃硬性规定，加上中正官往往趋炎附势，故意抬高高官显贵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于是一种过渡性门阀制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第差别，便逐渐产生。在这种制度下，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据有人品上品，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2。它与汉代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家族相比，存在显著差别。后者在制度上除有限制的父兄任出身外3，没有任何特权；子弟的大部分在未出仕前用裴子野的话便是“还齐布衣之土”。而前者却有“二品系资”。“公门”、“卿门”的子弟，在未出仕前已有很大可能评为人品上品，为以后在仕进上超越虽有德、才，而资不够的官吏及其子弟，开辟了广阔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4。 那么，“二品系资”的“资”，或者说“唯以居位为贵”的“位”，指多高的官位呢？ 一般当指官品五品以上官位。这从下述零碎材料中可以推得《晋书·刘弘传》郭贞人品四品，在晋本任官品八品的尚书令史。张昌在荆州起事，用他为官品六品的尚书郎，自是大力提拔，但他“遁逃不出”。荆州刺史刘弘为鼓励此忠君行为，“辄以贞为信陵令（官品六或七品）”，当然也意味不次拔摆。可见适应人品四品的官品，一般当为八品2。 《北堂书钞》卷六八“山简不拘品位”条下引西晋镇东大将军司马伷表“从事中郎缺，用（人品）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简，清精履正，才识通济，品仪第三也”。按中散大夫官品第七；司马佃镇东大将军府之从事中郎，官品当第六3。可见，人品三品一般当与官品七品相适应，如用为官品第六的从事中郎，便算超越品位。不过这种关系大概只限于朝廷官吏，至于地方官吏则要宽一些。《晋书·王彪之传》为吏部尚书。宰相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三品县耳，殿下（指宰相司马昱）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岂可处卜只有西汉初规定需以列侯为丞相，可这只涉及个别官职。 2《晋书·文苑王沈传》。又参《晋书·段灼传》。 3参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987年期。4曹魏虽无“二品系资”，但已有九品中正制。由于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大体同步发展，紧密关连，“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风气在曹魏后期当已流行，刘毅也批评它是“魏氏之弊法”，所以这里把曹魏、西晋归为一个阶段。 见《通典·职官十九》“晋官品”。以下凡官品出处均见《通典》。 2《晋书·刘弘传》记载刘弘还用以“孝笃”著称，人品为四品的南郡廉吏仇勃“为归乡令”。按归乡县属晋荆川建平郡，见《水经·江水》注“又东过秭归县之南”下杨守敬疏。上引郭贞之信陵县，亦属此郡。据《晋书·地理志下》，建平郡人口稀少，统县八，户一万三千二百，每县不到一千七百户，在荆州二十二郡中居下等，则县令之官品一般恐为七品，而不可能是六品。信陵县当同。既然官品七品对人品四品来说是拔擢，一般自当与官品八品相应。 3据《通典》“晋官品”，公府从事中郎官品第六，与诸大将军长史、司马相等，则诸大将军从事中郎官品自当第七。但司马伷是皇叔、郡王，身份特殊，故从事中郎或官品第六。阎步克以为此处“三品”当作“二品”，方与语气事理相合，见“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载《北京大学学报》988年2期。其说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句容县”下曰“晋元帝兴于江左，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彼）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超用寒悴，当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此材料说明.所谓三品县、二品佳邑，当指例用人品三品、二品充任县令的县。这两县县令官品应俱为第六2。联系上引司马伷表，证明与人品三品相适应的官品，除了七品，还有六品。曲安远人品当在三品以下，所以用为秣陵今后“谈者纷然”，王彪之当然更拒绝将他补句容令。这和郭贞人品四品，因德行可嘉，被超拔为信陵令，在制度上正好相衔接。2.湘东郡太守官品第五，殿中待御史官品第六。奚朗人品当为三品，任殿中侍御史合乎制度，所以王彪之不置可否。他对用奚朗为郡太守之所以反对，当因官品第五例以人品二品充任，或以人品三品中“人才可拔”者超补，而奚朗两个条件都不够3。由此可见，人品三品、四品例用官品一般都在六品和六品以下，则人品二品以上例用官品一般自当在五品至一品4。《晋书·温峤传》东晋初上书反对选拔“使臣”“取卑品之人”，建议其资格“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按二千石为汉官等级，相当于魏晋官品四、五品；二品则为人品。此奏说明.所谓“卑品”，自指人品三品以下。2.前考人品三品例用官品为六、七品，则联系此奏，“二千石”即官品四、五品按制度自应以人品二品例用。其所以要提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当因东晋初“卑品之人”因军功等升迁“二千石”的不少，湿峤以为他们不够资格充使臣，所以要限定“二千石”中“见居二品者”。3.温峤的意图也有另一可能，即高官显贵子弟定为人品二品，已起家并历官七品、六品者，经验还不够，不能胜任出使重任，所以建议历练多年，已升至“二千石”以上者充任。 不管怎样，人品二品例用官品四、五品以上当是常制。这样我们便找到了前述恶性循环的一个环节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五品以上官品的资格。则在有关史料奇缺条件下，据此推定下一个循环只有本人或父祖有了五品以上官品，方可获得人品二品，亦即认定“二品系资”之资，“唯以居位为贵”之位，为五品以上官品，当无大误。 将官品五品与六品之间，定为人品上品和卑品例用官位的分界线，也和其他制度符合《晋书·礼志下》西晋元会朝贺，二千石与千石（官品六品）以下礼制截然不同。“王公二千石”可“上殿”向皇帝敬酒，而“千石、六百石（官品七品）停本位”。朝朔望时“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千石以下只能在殿下祝贺。《晋书·舆服志》皇帝出巡，“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中二千石）、谒者仆射（二千石）皆大车立乘，为畿内第二品县”，是其证。 2据《通典》，县令官品或六品，或七品。秣陵、句容属丹阳郡，东晋以后，人口仅次于吴、会稽、吴兴诸郡各县，远居全国其他县之上，县令自当为官品六品。参《宋书·州郡志》。3参见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另外，曲安远、奚朗也有出身寒人，无中正品第的可能。 4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官品五至一品位置少，某些官品六品之清要官，也有例用人品二品的，如上举公府从事中郎、二品县县令即是。此外，人品二品之起家官及早年为官，仍得从官品六品以下开始，只不过他们可以较快地升至官品五品甚至三品以上，而人品三品以下一般最高只能升至官品六品。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20页。 《隋书·百官志上》梁武帝于官品九品的文书上注曰“一品秩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 驾驷”，与千石以下制度不同。 《南齐书·礼志上》曹思文上表称，西晋太学生三千人，“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子弟）得入国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 《通典·礼十三》东晋后期，国子学废已久，孝武帝时尚书谢石请恢复旧制。帝纳其言，“选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入学）而品课无章，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上言‘臣闻旧制，国学生皆取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当即殷茂所说“冠族华胄”，应该都是门地二品。由于东晋后期官分清浊，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见第三节），而淝水战后，估计门地非二品，因军功升迁四、五品以上浊官或不分清浊之地方官者不少，而国学一时未加区分，只要二千石以上子弟便予以吸收，这恐怕就是所谓“品课无章”、“混杂兰艾”。由此证明，直到东晋后期，官品五、六品之间这条制度上的分界线，依然未变；而且在一些冠族华胄中，更加重视二千石中人品或门地二品与卑品之别。这是温峤建议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举出一证。《晋书·桓玄传》篡位前，“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数百人”。和孝武帝时相比，学官当即国子学官，“二品子弟”大多数当即“公卿二千石子弟生”。不同的只是桓玄出身第一流高门谯国桓氏，门阀烙印极深，不让学官教授二千石以上浊官等子弟，企图以此笼络门地二品，“冠族华胄”，求得大力。 总之，通过以上考证，我们确信，“二品系资”之“资”，是指五品以上官品。而前述由于人品、官品之间的恶性循环所导致的西晋过渡性门阀制度，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差别，正是以官品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出现明显界限，为其主要特征。《晋书·刘毅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其“寒门”、“势族”的界限便是如此，并非如门阀制度已经确立的东晋以后，是以血缘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以血统高贵与否为区分。虽然出身低微，只要升迁至官品五品以上，便成势族；反之，尽管出身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如家族成员官品长期徘徊在六品以下，仍是寒门。简言之，这一阶段的门阀制度，其大体趋向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如族灭，本人不寿而子弟又早夭等），又导致官品进一步提高。这和东晋南北朝大体趋向是门品决定官品，再导致门阀档次的进一步提高，有着显然区别。这种门阀制度，我们其所以称之为过渡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这一阶段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刘毅激烈批评九品中正制，核心便是反对中正评定人品“随世盛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他一再强调“才实”、“才德”，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资”。卫瓘公开反对“计资定品”，主张恢复乡举里选，更是重视才德之证。刘毅、卫瓘都是大臣，两人不但公开上奏，而且武帝览奏后至少表面上“优诏答之”“善之”，这些表明，作为定品标准，德、才虽然逐渐被忽视，但在制度上仍占主要地位。对于“计资定品”的出现，卫瓘在奏文中用了“中间渐染”四字，也证明只是一种风气、倾向，尽管已经十分严重。 如果以为刘毅、卫瓘上疏时间稍早，“二品系资”之制或许尚未建立，地方官不分清浊及其原因，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22页，28页。参见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987年期。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二品系资”已行之后的材料。如前引《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在反对评定霍原人品为二品时，除指出他身为列侯，谈不上门寒身素外，还批评他“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而尚书吏部郎李重为他辩解，只陈述、宣扬他的德行，而不及是否有世祚之资。这决非偶然，正好表明霍原能否进入人品二品，关键在德才。荀组明白，如果霍原“德礼”有闻，则加上世祚之资，岂不更应评为二品，尽管可以不名“寒素”。李重也明白，只要在“德礼”之论证上站得住脚，不管霍原有无世祚之资，都有希望升入二品。最后李重之议得到批准。这正是有了“二品系资”之制后，德才仍为定品极重要标准之证。也就是说，这时官品五品以上之“势族”，其子弟要定为人品二品，虽在“资”上比官品六品以下“寒门”子弟占有优势，但决定因素仍在德、才。如果德、才不够，至少在制度上是不能进入二品的（中正迎合“势族”是另一回事）。相反，“寒门”子弟，德、才够了，仍可以通过“寒素”之目进入二品，虽然此目比较狭窄。 附带一说，从《李重传》可知，晋惠帝曾专门下诏举寒素。又《晋书·隐逸范乔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发优论”。这与上述惠帝诏举寒素似乎是一回事。从尚书郎王琨荐，司徒张华于乔特发优论，联系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司徒府不从后，沈又抗诣中书，中书复下司徒府，出现荀组与李重辩论一事，证明“寒素”一目极受重视，执行得很认真。东晋以后便不见这种情况了。 和德、才仍受重视紧密相关的现象，便是裴子野所说的，在魏晋，“草泽高士，犹厕清途”。如出身“兵家子”，少为县小吏、亭子的刘卞，因有才干，最后升为并州刺史、太子左卫率（官品五品）。祖父曾为“苍头”的熊远，靠自己的才干、“忠公”，东晋初升至官品三品大臣侍中、太常卿。“出自寒素”的陈頵，主张“随才授任”，反对“藉华宗之族”取官，仍历官品三品、四品的尚书、州刺史诸官。至于“早孤贫，为县吏”，被轻为“小人”的陶侃，由于吏才、德行，西晋末已升为人品二、三品方得出任的郡中正，东晋初因军功卓著又封长沙郡公，位大司马（均官品一品），更是一个突出例子2。当然，出身寒微因军功而历高位的，南北朝一直不断；可是由“小人”升郡中正的，一般情况下却几乎见不到。《晋书·李含传》“门寒微”，遭豪族排挤，曾仕不入流的“门亭长”，但因州刺史“素闻其贤”，经过推荐、提拔，终于人品得定二品，并领始平国中正。由此可见，陶侃的殊遇决非个别，这正是两晋之际，亦即由门阀制度初步形成期，向确立期过渡时，德、才标准尚未完全被忽视的反映。 2.这一阶段的户籍，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的士庶区别。这从免徭役之制便可见到。 如所周知，门阀制度确立和鼎盛时期，士族除了铨选上享有特权，还在徭役上享有特权复除。然而在西晋，《晋书·食货志》载太康法令却是这样规定的。 据《晋书·张华传》，华从未位司徒，具体人或有误。 《通典·选举四》引裴子野语。 2以上四人，分别见《晋书》本传。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古田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升级系统全文阅读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八、第九品一户。 关于占田，这里不论。而从荫亲属、荫客规定中，可以清楚看到，享受特权最多的，是现任官吏。他们两者兼而有之，而“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则仅有荫亲属之权。这里的“士人子孙”虽非指现任官吏，但从其与“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并列，数量应该较少，和东晋南北朝一郡一县就有较多的“士人”、“士族”情况不同。或许主要指的是魏晋时期声望特别高的士人，本人及子孙均未出仕，西晋为了表示对儒学、德行之尊重所以给予某些照顾。如《晋书·隐逸范粲传》本人是“时望”，西晋时不仕，武帝予以优待，使“以二千石禄养病”。子乔声望也极高，“凡一举孝廉，八荐公府，再举清白异行，又举寒素，一无所就”。这样的士人，西晋肯定不会让其子孙服徭役，所适用的恐怕就是上引太康法令规定。又《晋书·孝友玉裒传》父王仪为司马昭司马，因直言被斩。裒“行己以礼”，“博学多能”，但一生不仕晋朝，“三征七辟皆不就”。所教授之门人应服徭役，“告裒，求属（县）令”。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从“德薄不足以荫卿”句，联系王裒随后送门人至县服役，县令“以为诣己，整衣出迎之”，并免除了该门人徭役等情况看，王裒恐怕也属太康法令中“士人”范围，所以县令对他很礼貌，但他只能荫亲属、子孙，而没有资格荫客包括门生。县令放免其门生，乃属特殊优待，并非法令规定。像范粲、范乔、王裒这样的士人，全国肯定不多。他们之所以能荫亲属，与“先贤之后”取得这一特权一样，道德意义恐重于政治意义，这和东晋以后大量士族复除，主要是王朝借此求取这一社会力量的，是有所不同的。近人论证士族身份有无法律界定时，有引此太康法令中“士人”依法可荫亲属，以为“士人”即士族，似是不确的。 如果这种理解不错，则由此可以推断，在魏晋，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依靠高官显贵父租之血缘关系而享有免役特权的士族。除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士人子孙”等特殊情况外，按制度，有官则可荫亲属以至荫客，哪怕出身寒微，仅八、九品的官吏；如果失官或死去，子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仕，则不但不能荫客，连荫亲属之权也失去，哪怕原来是五品以上甚至三品以上“势族”，也不例外。一句话，在魏晋，离开官位基本上不存在士庶差别。《礼记·王制》公、卿、大夫、士，都是“官”，其下则为“庶人”，礼制差距极大。魏晋政治、社会制度基本上未脱离这一范畴。士庶之别，乃以官品九品上下为标准，极不稳定。原为庶人，如果出仕官品九品以上，户籍就应注为“士”，享受一些特权。《三国志·王粲传附吴质传》注引《魏略》“始质为单家，少游邀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可见本来“出官”就应得到“士名”，亦即户籍上注为“士”。吴质因眼中只有京师贵戚，不把“乡里”势力当一回事，所以遭到压抑。另一种情况是，原为官品九品以上“官”，已有“士名”，但如果失参见《南齐书·顾宪之传、王僧虔传》。 官，户籍上则又恢复成编户齐民，作庶人对待，丧失一切特权。士庶区别的这种不稳定性，便是门阀制度处在过渡阶段，只能算初步形成时期的又一特点。 3.由于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庶人仕进之路还不算很窄，所以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并不很严。如东晋南北朝士庶之间几乎不可能的通婚问题，这时却仍存在可能。《世说新语·贤媛》司徒王浑子王济，为驸马、待中，见一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母钟琰，出身名门（祖钟繇，曹魏三公），也说“诚是才者，其地可遗。”及至见面后评价说“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这表明，地寒如兵家子（低于庶人），只要有才，虽会遭到一些压抑，但在较长时期内仍可“申其才用”。上述兵家子，如果形骨有寿征，则门阀高到三公之家，也将与之通婚。这同样属于门阀制度处于过渡阶段或初步形成时期之特点。 第三节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长时期内一般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发生变动的社会等级。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一、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进一步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即所谓“凡厥衣冠（冠族华胄），奠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宋书·恩幸传序》）。因而后来便出现了“门地二品”之用语。官职的清浊，升迁之迟速，是否达到五品以上清官高位，全都与门阀或门地是二品还是卑庶相适应。《晋书·王述传》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南史·谢方明传》出身第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评他与另一著名高门济阳蔡廓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官品一品），何况还有才干。总之，这个时期一般不再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而是门品决定官品。至南北朝，高级士族特权更加制度化。南朝前期有“甲族（高级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低级士族）以过立试吏”之格，见《梁书·武帝纪上》。第一流高门依惯例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前期魏孝文帝“制定姓族”，全盘接受并推行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任用官吏，“专崇门品”，形成“以贵承贵，以贱袭贱”2。 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即低级士族，不服徭役）”。东晋未地方长官赵伦之发觉户籍混乱，乃命长史范觊之加以整顿。范“条次氏族，辨其高卑”，宗越被改定为“役门”，需服徭役。后来宗越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官品四品），领台队”，“启太祖（宋文帝）求复次门”，许之。可见，“次门”、“役门”是按“氏族”血统“高卑”决定的；而且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及官位高低而变化。否则，如果仍像西晋那样，依官位区分士庶，则宗越已有四品扬武将军军号，自可依军功升迁，荫亲属、荫客，何必请求皇帝批准改回“次门”，按特殊情况处理呢？请求皇帝特批本身，就表明按制度“役门”无法改变。这也就是说，自东晋以后，按制度庶人凭才干虽能取得官位，却无法升为士人，家族在户籍上仍为“役门”。 三、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森严，即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宋书·范泰传》。又《晋书·桓玄传》“二品子弟”，亦门地二品。2《魏书·韩显宗传》。 士族如与比庶人地位还低的工商杂户通婚，刘宋时曾规定“皆补将吏”，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家；北魏则规定“犯者加罪”，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2。士族如与庶人通婚，虽打击没有这么重，也会成为门阀之玷。南齐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竟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请求免王源“所居官，禁锢终身”。3《魏书·公孙表传》表孙邃、叡乃堂兄弟，只因叡母出自高门渤海封氏，本人又为第一流高门清河崔氏之婿，而邃母出自雁门李氏，“地望县（悬）隔”，二人声望便大不相同。以至善人伦的祖季真“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所谓“当须好婚亲”，更重要的倒不在吉凶会集时人们礼遇高低，而在它涉及仕进升迁的迟速，官品的上下。《魏书·韩显宗传》称“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宦”指官之清浊，“婚”就是看是否有“好婚亲”。这和《晋书·杨佺期传》“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 的记载，时间虽相差约一百年，精神可说完全一样。此外，《南史·玉球传》出身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任吏部尚书。“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宋文帝），上尝命球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又说明士庶之际，私下绝不交往。 以上特点，也可以说是门阀制度确立、鼎盛的标志。 下面再就几个有关重要问题，作些说明、考证或推测。 高门、次门形成的原因按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其高门、次门的形成、固定，大概和长时期内一定的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有极大关系。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便极大程度决定于几代人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官品一至五品这一因素。 上节已讲，“二品系资”之资，一般指的是五品以上官品，按制度德、才仍为当时定品极重要标准。虽有资，如无德、才，仍无法评为人品二品以上，从而也就无法最后升至官品五至一品。当然，刘毅、段灼所说的中正官对“势族”的逢迎、照顾，正在逐渐瓦解这种制度，但如果皇权伸张，这种瓦解过程必然较慢，或者说门阀制度不可能很快确立，因为从整个封建皇朝统治着想，迅速抛弃才德标准是十分不利的。可是东晋以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环境，加速了上述制度的瓦解过程。即由于种种机缘，东晋王朝君弱臣强，以北方一批“势族”为主，联合江南一批大族，把持了统治大权。如果说西晋“二品系资”尽管对“势族”作了很大让步，着重考虑的仍是整个皇朝利益，所以定品不放弃德、才标准的话，那么东晋制度很大程度上考虑的便是各“势族”利益，皇朝利益必要时得服从这些“势族”利益。于是定品注意德、才，拔擢寒素，自然也就越来越不合潮流。相反，在君权不张情况下，“势族”子弟定品，要比刘毅上书之时受到更多的照顾。估计东晋初期“下品无势族”现象一定更加突出，从而使“势族”子弟除早卒者外，升迁至官《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五年条及胡注。 2见《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诏、《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年诏。 3《文选》卷四十沈休文“奏弹王源”。 品五品以上的或然率更高。 试看以下几个“势族”所达到最高官位的材料（均见《晋书》各传。每个“势族”只举显赫的一、两支。代表一代人，但不一定是父子关系）太原王氏.王昶曹魏司空，一品（指官品，下同）。2.王浑西晋司徒，一品。3.王济西晋太仆，三品。4.王述东晋尚书令，三品。5.王坦之东晋中书令，三品.王愉东晋尚书仆射，三品。 琅邪王氏.王祥西晋太保，一品。2.王裁西晋抚军长史，五品。3.王导东晋丞相，一品。4.王洽东晋中书令，三品。5.王珣东晋卫将军、都督，二品.王弘刘宋太保，一品。 颍川庾氏.庾峻西晋侍中，三品。2.庾琛东晋会稽太守，五品。3.庾亮东晋司空，一品。4.庾龢东晋中领军，三品。5.庾恒东晋尚书仆射，三品。谯国桓氏.桓颢西晋郎中，六品。2.桓彝东晋散骑常侍，三品。 3.桓温，东晋大司马，一品。4.桓玄东晋太尉，一品。 陈郡谢氏.谢衡西晋国子祭酒，三品。2.谢裒东晋吏部尚书，三品。3.谢安东晋太保，一品。4.谢玄东晋前将军、都督，二品。5.谢混东晋尚书仆射，三品.谢弘微宋侍中，三品。 泰山羊氏.羊忱晋徐州刺史，四品。2.羊权东晋黄门郎，五品。3.羊不疑东晋桂阳太守，五品。4.羊欣宋中散大夫，四品。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第一，这些家族除个别人外，全都取得五品以上官品。这种官品和人品二品的结合，并在这些家族中不断重复，不知不觉提高了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于是同时逐渐出现一个显著变化取得高官要职，不再仅看作个人德才杰出和资历深、功劳大的结果，而首先是看作家族血统高贵，秉赋异常的外在表现。上引刘穆之评谢方明为“名家驹”，与蔡廓“直置并台鼎人”，便是反映这种观念之一例。与这种观念上变化紧密相联系，大概也是同步形成的，则是制度上的人品演化为门品。“门地二品”出现了。自负“门地高华”、“膏腴之族”的风气流行了。就这样，高档次官品与人品的结合和反复取得，导致了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 第二，同是五品以上官品，由于也有高下之分，这些家族又区别为第一流高门和一般高门。如泰山羊氏，四代人的官位都徘徊在四、五品之间，所以只是一般高门。据《世说新语·方正》，泰山羊氏与名族琅邪诸葛氏为“世婚”。《世说新语·文学》，羊氏子还与琅邪王氏联姻。这些都是羊氏为高门之证。可是羊欣得罪司马元显，元显竟以他为“本用寒人”的后军将军府舍人以示侮辱，这又表明羊氏并非第一流高门，否则司马元显决不敢如此毫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下册，高门世系婚姻表。 分别见《建康实录》卷十隆安二年九月、及《晋书·王国宝传》。 无顾忌。上举除羊氏以外的五大家族则不同。他们多数达到官品三品以上，而且每个家族全有人取得官品一品，或主持国政，或立下辉煌功勋。太原王浑在西晋有平吴之功。琅邪王导为东晋开国元勋。颍川庾亮及弟庾冰（中书监，三品；车骑将军，二品），先后与王导、何充分主国政。谯国桓温不但很长时间（十九年）掌握“内外大权”，官居一、二品，而且西灭成汉，北伐中原。陈郡谢安、谢玄淝水之战，以少胜多，阻遏了北方胡族之南下，立下不世功绩。这些便大大提高了这些家族的声望，标志了其血统之高贵，使之成为第一流高门。 第三，同是第一流高门，由于达到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时间有早晚，门阀形成时间也就不同。太原王氏、琅邪王氏、颍川庚氏，都是在西晋或东晋初期使有人升至官品一品，并建立功勋，主持国政的家族，所以确立第一流高门地位也早。而谯国桓温建立功勋，取得官品一品稍晚，陈郡谢安更晚，因而家族开始遭到一些轻视。如太原王述不愿与桓氏联姻；谢氏被讥为“新出门户”。可是终究因为桓氏、谢氏官高功著，其第一流高门地位，谁也无法否认，太原王氏最后仍不得不与桓氏通婚。陈郡谢氏进入南朝，更是后劲十足，与琅邪王氏一起，发展成两支并秀的甲族之甲族。相反，颍川庾氏、太原王氏、谯国桓氏因在东晋稍晚和末年的激烈政治、军事斗争中几乎族灭，后人在南朝官位较低，很少取得三品官品，无一升至一品，所以尽管仍是高门，已从第一流宝座上跌了下来。 总之，在东晋君弱臣强的特殊环境里，以上几个“势族”，由于种种机缘，几代人中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五品以上官品，于是逐渐形成、固定为高门甲族。其中较多取得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的“势族”，又形成、固定为第一流高门。这样，由于个人官位显赫而形成的“势族”，通过家族几代人中的官位显赫，便起了质的变化，而发展成以家族血统高贵为标志的高门甲族、膏腴之族了。 《新唐书·柳冲传》柳芳记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云“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虽然其中“四姓”之说，可能有些问题；是否主要以北魏官爵为标准重定门阀高下，也值得怀疑（见后）；但祖上如无魏晋官爵，便依三代人在北魏反复取得官位上下，确定门第高低，这恐不会是孝文帝创造，应该承袭有自，可作为前述东晋高门甲族形成、固定原因的一个侧证。 以上是高门。 次门大概是由刘毅所说的“寒门”中经常评为人品三品至九品，反复充任一般最高达官品六品的家族固定而成。可举彭城刘氏家族为例。据《宋书》纪、传，刘裕父系、母系、妻系三代官位可查者十三人。除一人于制度尚疏分别见《晋书·王述传》、《世说新语·简傲》。 据《资治通鉴》卷一四○建武三年“魏主雅重门族”条，及胡注，“四姓”指卢、崔、郑、王，而不是甲、乙、丙、丁。依柳芳说，“四姓”位在膏梁、华腴之下，亦与该条所载太和十九年诏（又见《魏书·官氏志》）推崇“四姓”而不及其他的精神不合。 因为刘裕父亲可考者人数太少，所以把母系、妻系也一并统计。好在当时婚姻论门第，官位高下应接近。参见祝总斌《刘裕门第考》，载《北京大学学报》982年期。 的东晋初位至五品清官散骑侍郎，三人位至清浊不分、官品五品的郡太守外，其余多数（七人）均位在官品六、七品之间（如尚书郎、治书侍御史、县令等）；还有两人则是东晋后期高门所不屑为的郡功曹。试将这些官位和上述泰山羊氏相比，虽然两者有的是交错的，如都有郡太守，可是就整体看，则有明显区别。泰山羊氏这支可考者十八人2，一人早卒，其余十七人，官品五品以上者十二人。十二人中五人为刺史、太守，七人为清望美官（如黄门郎、中书郎），包括三品、四品各一人。剩下五人，也全为六、七品清望官（尚书郎二人；车骑掾、卫军功曹、州别驾各一人）。对比之下，刘裕家族包括婚姻家族，主体官位在官品六、七品，且杂有低微官职。而泰山羊氏这支主体官位在官品五品，且除不计清浊之刺史、太守外，均清望官。所以一个当为次门，一个则是高门，界限是清楚的。 刘裕家族在次门中品第又是比较高的。据《宋书·武帝纪》“初为冠军（将军）孙无终司马”。冠军将军为位次很后的三品军号，其司马官品大约在七、八品官品之间。如所周知，刘氏家族到刘裕时已破落得很厉害，“盛流皆不与相知”。可是起家仍为司马，这只能用门品在次门中还较高来解释。类似情况还有刘牢之、刘毅、刘迈、何无忌、檀凭之等人。如刘牢之虽“世以将显”，但第一流高门玉恭曾当众拜他为兄，自亦次门。他的起家是谢玄建武将军参军。建武将军虽为四品军号，但谢玄还“监江北诸军事”，独当一面，所以刘牢之的参军，当与刘裕的司马官品相仿。估计他们的门品（原为人品）当在三品。 次门中品第比较低的大概由经常评为人品四品以下，反复充任一般是官品八、九品的家族固定而成。它们就是后来常见的“寒微士人”或“人士之末”2。宗越可能本来就是类似门第，所以比较容易降为“役门”。东晋末，刘宋初的鲍照，虽起家宋临川王（刘义庆）王国侍郎（官品八品），可是如考虑他“家世贫贱”，因刘义庆“爱其才”，给予优待，实际上与“人士之未”巢尚之因得君主赏识而“补东海国侍郎”情况略同，应该也是“人士之末”，原来起家官恐只能是官品九品，而与刘牢之、刘裕有别3。出身这种门第，一般情况下如要充任供士人铨选的官位，恐终身只能徘徊在八、九品官品之间4。可是鲍照因为有才干，所以除历清浊不分的、官品达六、七品的海虞令、秣陵令、永嘉令外，还升至一般供士人铨选的太学博士（七品）和前军刑狱参军（七品），超越了门第应得官品。不过也正因原来门品太低，官位也就到此为止，五十多岁死去，迄未再升进。 至于役门，本魏晋以来之庶人，亦称寒人，当由无人品、无任何官位，或即便入仕，也只能反复充任不入流寒官的家族固定而成。因为史书中这方2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下册，高门世系婚姻表。 参《晋书·刘牢之传》、《世说新语·文学》“桓玄下都”条注引《续晋阳秋》。2分别见《隋书·百官志上》、《宋书·恩倖传》。 3参见《鲍参军集》虞炎序；巢尚之情况见《宋书·恩倖传》。 4其所以认定“人士之末”官位徘徊在八、九品之间，是因据《隋书·百官志上》所记梁、陈“寒微士人”充任的流外七班，正好是东普、宋、齐的官品八、九品，考证见后。又以理推测，士人出仕，这类门第官吏数量最多。可是因他们门品低，官位又不高，很难有什么事迹，故史书极少为之列传。偶尔有记载，也只是其中极个别因特殊机遇而超越了门第应得官品的人物。巢尚之、鲍照即其例。我们决不能据此便忽视“人士之末”按制度绝大多数当徘徊在八、九品官位间的事实。 面记载极少，所以只能作此推测。 以上由于一定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而形成、固定的门第，最后都要经过一定手续，由皇朝认可。东晋以后多次进行土断和整顿户籍，主要目的是为了固定和增加剥削对象，则在这同时认可或调整高门、次门、役门等，是十分必要，完全有可能的。前引《宋书·宗越传》，东晋末赵伦之镇襄阳，使长史范觊之整顿户籍，改定宗越为役门，其事虽然不是全国性的，却足可说明，门第之形成、固定，须经封建政权认可，后者有权整顿、调整。《南齐书·王僧虔传》为会稽太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被劾，“委州检削”，“坐免官”。所谓旧门，乃士族之泛指。虽然这条材料时间稍晚，但东晋南朝制度一脉相承，南齐“旧门”之固定须要地方长官批准，其制应沿袭自东晋。 以上还表明，两晋门阀制度之确立，有一个按官位高低区分的“势族”、“寒门”、庶人等，向按血缘关系区分的高门、次门、役门等发展的过程。前者与后者虽不能截然分开，但也不能等量齐观。 《晋书·石勒载记下》“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这个“士族”指的是过渡阶段的“势族”加“寒门”呢？还是确立阶段的高门加次门呢？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决不能把它理解为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 首先，石勒所清定的“五品”、“九品”，指的是人品，而不是门品。 《晋书·石季龙载记上》所载石虎诏书，对我们理解石勒这一措施大有帮助。该诏书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自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石勒）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遏）浊，使九流咸允也”。这就表明，石勒、石虎只不过照搬了曹魏之制，并无发展。意谓“扬清激浊”中之“清浊”，也只是指的人伦上的清浊，竟谓要严格按德、才定品。这和后赵统治状况也相适应。当时西晋原“势族”、世家大族之留中原者，多不愿与石赵合作。为稳定统治，石赵固然不放松对他们的争取，下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即其一例；但更重要的则是把希望寄托在愿意为自己效劳的一般士人甚至庶人上。清定五品，续定九品的对象应该就是这些社会力量。主持选举和清定人才的张宾，当即属西晋的“寒门”2，亦其证明。因而石勒所“典定”的“士族”，应该就相当于西晋人品九品、官品九品以上的官族。目的是通过定为“士族”，给予荫亲属、荫客特权，进一步笼络他们，使之死心塌地忠于自己。也就是说，石勒所典定的士族身份，失官也就失去，应大体与西晋一样，而和门阀制度确立时期的士族不同。这是因为石勒之时还不具备形成后者的条件。从以下几条材料，也可看出石勒以及随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士族，是按官位高低区分的《晋书·石勒载记下》“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晋书·刘毅传》指责中正定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石氏之清浊即此处之清浊，并非官分清浊之清浊。《论衡·累害》“清浊殊操”。《论衡·命禄》“操行清浊”，刘毅、石氏清浊之涵义与此略同。 2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张宾，赵郡人。并非望族。敦煌发现的唐代姓望资料，赵郡无张氏即一侧证。参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王仲荦、唐耕耦两文所举氏族谱。张宾父张瑶，官止中山太守。西晋重内轻外。祖上无显宦，仅一代官止太守，也不可能是“势族”。 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按“公族大夫”见于《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荀家等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石勒似采此制。故第一句话当理解为朝臣凡椽属以上之家族，称士族，统被迁徒，由公族大夫领之。此按官位定士族之一证。 《晋书·苻坚载记上》苻坚建太学，“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行礼于辟雍（太学），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释奠焉”。这“公卿以下子孙”、“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以前引石勒措施例之，恐即“士族”。可见直到苻坚之时，太学入学资格仍和西晋以官位高低为标准之制同，而与东晋末桓玄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之制异，则在石勒之时岂能形成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 我们知道，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与东晋不同，加上胡汉隔阂的存在，所以门阀制度确立的时间也比较晚一些。《晋书·慕容宝载记》“定士族旧籍”，时在公元39年，或许这才是北方门阀制度确立的一个反映。既称“定”，就不是沿用，而是新定。又称“士族旧籍”，恐怕指的是后燕以前旧的户籍上的士族。在这以前，如石勒等全都按出仕本朝的官位高低，将九品以上定为士族。而一般不承认被推倒王朝户籍上之士族，除非他们归附了本朝。从慕容宝开始，对旧籍上士族不再一概否定，即便未出仕新朝，根据情况，不少人仍可予以承认。“定士族旧籍”的内容或许就是如此。另外，从永嘉末年以来，留在北方的某些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河东裴氏等，每个胡族王朝上台，全都有人出仕，而且位居公卿，经过几代，家族声望大大提高，成为不管出仕与否，胡族王朝全得考虑依靠或拉拢的力量。这些情况，大概就是慕容宝其所以要“定士族旧籍”的一个客观动因。当然，南方东晋门阀制度的确立，对之也有很大影响。 役门之出仕及出仕后免徭役问题在门阀制度确立之后，高门、次门、役门等已经固定，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以及官位高低而发生变化。这种制度十分有利于高门甲族，而不利于次门、役门等。许多特权，特别是出仕中升迁迅速，轻易取得美官、高官等特权，被高门甲族垄断，长期把持，次门特别役门等，很难染指。不过，为了维护整个王朝的统治，高门甲族又不能把什么事务都包下来，特别是他们鄙薄的武事、吏事，必须依靠次门、役门以至兵户、吏家去承担。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以下制度第一，虽为役门等，但如果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在职期间，本人和家族沿用西晋太康旧制，仍可免徭役（官品九品以下大概不能荫族）。只不过去职之后仍须按“役门”等门第服徭役。和高门、次门无论在职、去职均享有免役权相比，这种优待是很有限的，可是毕竟对役门等为王朝服务的积极性，是一个不小的刺激。 第二，推行西晋已经萌芽的官分清浊之制，使之逐渐确立。这一制度一方面可以刺激役门等贡献个人才能，为皇朝效力的积极性。因为根据这种制西晋官品五品以上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入太学；前秦只有太学，卿大夫、士以上元子入学。两者具体规定虽不同，但按官位入学之精神是相同的。 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一文有详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度，高门所不愿为、不屑为的武官和吏事烦杂的文官虽不是清官，但品级并不低，有的高到三品以上，在统治人民，指挥战争上，权力很大。另外还有不分清浊的地方官（县令、太守、刺史），取得一定官职的役门等，也可升任。另一方面又不影响高门甲族的优越地位。因为役门等不得为清官，清官必须由士族铨选。清官不但社会声望远高于官品高的浊官、武官，而且升迁迅速，易于飞黄腾达。特别是朝廷大权掌握在高级士族手中。他们虽鄙薄武事，但还是通过文武兼任或文武迭任方式，紧紧抓住军事长官（如各地都督）的位子。 这些就使役门等官位虽高，也只能从属于高级士族，为他们服务。《晋书·陶侃传》庾亮抵抗苏峻失利，“亮司马殷融诣侃谢曰“将军（指庾亮，时以护军将军为征讨都督）为此，非融等所裁。’将军王章至，曰‘章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殷融出身陈郡殷氏，是名族；所任将军府司马，也是士族常出仕的幕僚性质之武官。王章事《晋书》仅此一见，不知详情，推定出身将门。陶侃的意思是殷融本来出身名门，故是君子，王章出身将门，故是小人。但现在殷融作为幕僚，打仗失败后，归过于府主，而王章却风格甚高，肯替庾亮承担责任，故从思想品质言，两人倒换了位置。按王章敢于替庾亮承担全部责任，陶侃也没有斥他不够资格，可见其将军官品不低，权力不小，但他从门第言，仍是小人，和殷融存在士庶之别。《晋书·郭默传》“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以后虽逐渐升至官品颇高的后将军（三品）领屯骑校尉（四品），但仍被官品与他相等，然出身大族的平南将军刘胤视为“小人”。这种制度和风气，正是又拉拢“小人”，又保证“君子”优越地位的手段。 第三，如果役门等因功勋能够升至官品九品以上，甚至五品以上职位，子弟又能小心谨慎，将以上官位接连保持两、三代，还可以改换门庭，成为高门或次门。如彭城到彦之曾以担粪自给，显属役门。但自因军功封侯，升至护军将军（四品），第二代位至州刺史（四品），第三代位至五兵尚书（官品三品），到氏便升为高门。这种制度与风气，对役门等为王朝服务的积极性，是个更大的刺激。当然，由于高门甲族的压抑与排斥，以及当时役门等家族本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取得高官要职并维持两、三代的，几如凤毛麟角；但将六至九品官位保持两、三代，升为次门的，虽然不多，却也不能算很稀罕，特别南朝。 以上为役门等出仕的制度。 至于次门，本为士族，无论出仕与否，均免徭役，自比役门等优越。但在高级士族掌握统治大权的东晋，同样受到压抑，仕途升迁困难，因此对待他们也有个如何调动其积极性问题。估计上述关于役门等出仕的制度，有的关于地方官不分清浊的原因，宫崎市定以为是西晋行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晋书·王戎传》），世族、寒门均得先经宰县，故无法分清浊。其实西晋官分清浊仅处萌芽时期，地方官恐怕还不存在是否分清浊的问题。而到东晋，并未继续推行甲午制。地方官其所以不分清浊，很可能是因为统治地方，事务极烦杂，边境还有战争，原则上无法排斥让有才干的役门、将门充任但地方上有丰厚剥削收入，高门都力争当外官，因而清浊之分也就无法适用地方官。 《南史·到彦之传》彦之孙到■竟讥琅邪王晏官职“清华所不为”。侄到溉位吏部尚书。到氏门阀自己成高门。 固然与次门无关（如出仕九品官以上免徭役），有的则大体也适用于他们。如次门虽有取得清官资格，但所得官位除清度低外，品级也不可能高，因为高级清官多为高门把持。因此次门也往往把出仕武职或清浊不分的地方长官，作为晋升的终南捷径。而且应该说，在东晋，通过这一途径取得高官的，次门因为条件稍优，数量要多于役门。同样，次门两、三代中保持五品以上高官升为高门的，可能性也大于役门等，南朝前期材料稍多，见后。 以下着重讨论一下役门等出仕后的免徭役问题。 如上所述，役门如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去职后不能免徭役，但在职期间，依太康制度，是可以荫三族的。然而自刘宋，元嘉年间起，发生了对役门不利的变化。 《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七年）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又以兵力不足，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倩暂征行。唐长孺先生认为“虽然这里没有说凡充任上举官职的才是士族，但既承认其免除兵役权利，实际等于宣布这些官职是最起码的士族标识。”又指出“寒人”如仕至这些官职，“也当认作准予荫三族的起码士族。”此说可酌。这似是把役门、寒人仕至这些官职免役，与是否士族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了。诚然，士族中层次低的，往往充任这些官职，甚至高门也有起家或历官州从事的，然而仕至这些官职的，却不限于士族，也可以是役门、寒人。如《宋书·武念传》乃“三五门”，即仕至宋孝武帝当皇子时，军号抚军将军，任雍州等州都督的“参军督护”。唐先生自己也举了好几个寒人仕至参军督护、国三令的例子。可是这些人怎么能因此便“认作准予荫三族的起码士族”呢？试看下例《南史·江敩传》宋末齐初，寒人纪僧真得君主宠幸，自小吏仕至中书舍人（官品七品，士庶杂选）、尚书主客郎（六品清官）、太尉中兵参军（官品七品），官位都高过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可是他仍非士族。他对齐武帝说“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意即将门第改为士族）”。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结果纪僧真碰了一鼻子灰，叹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考永明年间，江敩任司徒左长史，谢■为吏部尚书。当时纪僧真必仍为役门或吏家，武帝是要他找江敩等将出身或门第改为士族，而江敩予以拒绝。《江敩传》又称“时人重敩风格，不为权幸降意”。这既说明当时权幸改变门第的不在少数，一般司徒左长史、中正无此“风格”，所以江敩为参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7页及72页注一。虽然唐先生在作出上述论断前曾说“规定最起码的士族起家官是在元嘉二十七年”。似乎要讨论起家官，可是因为何尚之议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起家问题，所以在具体分析中实际上主张仕至这些官职就是“起码士族”。 这当中定有一套制度和手续，因史料阙如，试推测如下凡士族均有门品，归司徒左长史掌管，吏部尚书则据品铨选。而役门等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大概仍无门品，与司徒左长史不发生关系，直接由吏部尚书根据另一套制度铨选。要改士族，不但要司徒左长史准予定门品，而且也要吏部尚书将其铨选由役门等改为士族铨选系统，这就是为何要找江敩、谢■两人之原因。 人所重。另一方面又说明如不经一定手续，即使在君主示意下仕至清官，甚至更高的三品以上文职大臣（如南齐王敬则、陈显达，均位三公），也非士族。 再举一例《文选》卷四十《奏弹王源》一文反映南齐士族王源因与寒人满氏联姻，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此事前已提及。而据沈约文，满璋之官“王国侍郎”。如是皇弟皇子王国，则侍郎官位高过“国三令”... 11 . 内台正令史梁在三品蕴位。 2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三册74页此处作“太子左右二卫率、殿中将军及丞”，其中顿号“、”误，应删。因“殿中将军及丞”乃太子二卫率属下之殿中将军及丞，加上顿号，只会造成混乱。“杂号护军”，见《宋书·百官志下》。 2“署”字今本《宋书·百官志》无。按《宋书·百官志》官品表第六品中有“诸县署令千石者”，六百石、千石相对，可知六百石上当脱一“署”字。又《通典·职官十九》晋官品丧第六品下有“诸县置令秩千石者”，第七品下有“诸县置令六百石者”，和宋志所载比较，知“置”均“署”之讹。晋有“诸县署（置）令六百石者”，则宋当亦有之。 2.郡丞梁制不载。陈制万户郡丞和不满万户郡丞分别在七、八品，可推定梁制亦当在流内。 3.诸县、署长梁制不载。据《后汉书·百官志五》，县长秩四百石或三百石，署长四百石。陈制五千户以下六百石县令在九品，则不满六百石之县长自在九品以下，亦即梁当在一班以下。诸署长位次于诸署令，诸署令梁在一班，则署长亦当在一班以下。 杂号宣威将军以下据《通典·职官十九》，门品二品铨选的军号二十四班，与宋、齐军号的对应关系是二十四班相当宋齐骠骑、车骑等。二十三班相当四征等十六班相当征虏，十五班相当冠军，十四班相当辅国，十三班相当宁朔。十二班以下未言相当宋齐何军号。但依十六至十三班的对应比例，据宋志宣威将军以前尚有建威至凌江共军号十八，则到杂号宣威将军以下，其相当的军号自应由“不登二品”者铨选，亦即其官相当于流外。 由此可见，宋制官品八品基本上转为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外官。 至于宋制官品六品，十四类官，虽然几乎全转为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内官，但一般班次均高于和宋制官品七品对应的流内官，最高的达到十一班（皇弟皇子师），九班、八班也颇多。而后者最高才只有六班（公府掾属、太子洗马）。 综观宋制官品六、七、八品和梁改革后官制之对应关系，可以肯定，梁制十八班不是宋制六品以上，而是七品以上官品的重新组合。 这样改革，有着历史根据。 自汉以来，官秩二千石（相当于官品四、五品）与千石（相当于官品六品）之间固然有着一条重要界线，而官秩六百石（相当于官品七品）与四百石（相当于官品八品）之间，也存在一条重要界线。《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材力，自今以来，毋得举”。表明六百石是大夫等级，享有先请特权。什么叫“秩禄上通”？《礼记·儒行》“上通而不困”。郑注“上通，谓仕道达于君也”。据此可知“秩禄上通”便是其官职是直接效力君主，政绩可上达于君主之意。按汉代公府与州郡辟除掾属，秩禄最高四百石（公府东、西曹掾），见《后汉书·百官志一》。这些掾属有事只与辟主相通，相互有君臣关系，相当于先秦的“陪臣”，由“士”充任，而不能上通于君主。汉宣帝不许举六百石官吏，就是为了给这些掾属之察举开辟道路，反过来也就证明二者之间存在一条重要界线六百石以上是大夫，四百石以下是士，多数是“陪臣”。这条界线也体现于晋宋礼制中。《晋书·礼志下》西晋元会朝贺，二千石以上与千石以下固然有着截然不同礼制，已见前考；另外六百石即官品七品以上与四百石即官品八品以下礼制的不同同样突出，这就是除服务人员（如一些郎官等）外，凡元会正式成员，亦即在殿前设有位次者，均六百石以上官吏，而无四百石以下官吏位次。这恐怕仍是汉代大夫上通之制的延续当然，这并不意味四百石以下全不能上通，如少数四百石、三百石之县长、郎中等，亦可上通，宣帝诏只是大体划一界线。《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三年将“先请”范围扩大到秩禄三百石，但只限于“墨绶长、相”，即直接效力君主可“上通”的官吏，精神同。 2。 通过以上改制，梁武帝将十八班界线划在宋、齐官品七品以上，规定由门品二品之人充选，实际上就是将原来一般情况下最高能升至官品六、七品，即层次较高的低级士族（门品约三品），吸收到门品二品即高级士族行列中了3。这是因为在宋、齐两代低级士族的儒学修养、文化素质、统治经验日益提高，越来越表现出他们在巩固封建皇朝统治中的才干和作用，因此梁武帝为了自己朝廷的利益，采取承认现实的政策，在继续拉拢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第一流高门，也不忽视重用某些有才干、有作为的一般高门的同时，不得不进行改制，大幅度地拉拢、讨好这一社会力量。具体变化大概是凡原来上代往往充任宋、齐六、七品官位，本人官位又在改制后的十八班以内，便由低级士族升为门地二品，成为高级士族，从而为合乎制度地取得五品以上特别三品以上官品，准备了资格、条件。梁武帝在位期间最信用的一批参与机密的大臣，除周■为一般高门外，其他原来多为这类低级士族如徐勉，被梁武帝目为“寒士”；朱异，自称“寒士”范云“起家（宋武陵王赞）邱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俱见《南史》本传。如起家法曹行参军，还有可能是一般高门，起家州西曹书佐（即西曹或西曹从事，亦即汉代功曹书佐，见《宋书·百官志下》，梁在改制后的一班），原来只能是低级士族。梁代这些人都升至五品以上高位，如范云，尚书右仆射，三品；徐勉，尚书仆射，十五班，右光禄大夫，十六班；朱异，中领军，十四班。而且门阀也改变了。《南史·张缵传》出身范阳张氏，“本寒门（低级士族）”，弟张绾曾被人目为“寒士”（《周书·刘璠传》）。可是因父张弘策助梁武帝夺天下有功，三子包括缵均起家秘书郎（乃著名高门起家官），缵、绾均位吏部尚书、尚书仆射。门阀未升二品，是不可能得此任命的。《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太清二年条梁武末年，欲利用侯景，景“征求无已，朝廷未尝拒绝。景请娶于王、谢，上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配奴！’”侯景生气的是未能与第一流高门王、谢联姻，并不意味朱、张门阀低；相反，从梁武对侯景征求一直给予满足推测，朱、张肯定门阀也比较高，只不过稍逊王、谢而已。“朱、张”，胡三省注“谓朱异、张绾之族也”。这不但再次印证范阳张氏门阀升得相当高，而且也表明朱异自称“寒士”，是就过去的门阀而言，或就与原高门交往中仍被目为寒士而言（此即朱异所谓“诸贵皆恃枯骨见轻”，见《南史》本传），其实在户籍记注上，在吏部铨选文书上，他已和范阳张氏一样，升为相当高的门阀了。总之，梁武帝改制，乃是东晋末至宋、齐间士族队伍变化在官制上的反2《晋书·舆服志》规定车制，也只有六百石以上官吏制度。又《晋书·礼志》中、下篇两见以官品六品以上为界线，但都只涉及局部问题（一为晋成帝杜皇后死，选六品子弟为挽郎；一为晋孝武帝于太学行释奠礼毕，会六品以上官吏），和汉代以来一般的大夫上通之制并不矛盾。3《南史·王僧孺传》梁武帝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僧孺曾“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或即反映官制改革内容的一部分。当然，梁武帝的改革也可解释为进一步扩大高级士族特权，将官品六、七品的推选也从低级士族手中夺走，完全转归高级士族。可是这和东晋以来士族的整个发展趋势（高级士族没落，低级士族逐渐取而代之）不合，是不可能的。观梁武帝全部政策自明。如他即位前就上书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为“后门”即低级士族鸣不平，即一例。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载《中华学术论文集》。有关问题考证、分析极详。映。它表明，宋、齐门阀制度虽仍处鼎盛时期，高级士族仍占据高官要职，享有种种特权，但已极大程度上要受皇权支配和限制，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个层次的士族升降、兴衰已大不相同。梁武帝官制改革，便是宋、齐这些变化的一个总结。 附带一说，前言宋、齐多以“寒人掌机要”，为什么梁武帝改革着重照顾、优待的却是原来的“寒士”呢？ 原因有二第一，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限制，从东晋末至宋、齐，只有原来的低级士族儒学修养、文化素质、统治经验显出长足的进步，逐渐在顶替原来的高级士族，充当支撑封建大厦顶梁柱的角色。与低级士族有所不同，役门、寒人虽得到皇帝出于种种动机的信用而“势倾天下”，但多半仅长于吏事和武职，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尚未跟上，还缺乏从封建统治的整体、长远利益着眼，考虑和处理政务之水平，因而一旦得宠，虽能带来短期效益，往往因贪污纳贿，胡作非为，最后反而导致皇朝或君主的覆败。沈约在《宋书·恩倖传序》中便说“民忘宋德，虽非一涂，宝祚夙倾，实由于此（指信用恩幸）”。这就是说，从整个社会发展趋势言，役门、寒人的德、才虽有进步，但与士族特别高级士族平起平坐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新起的梁武帝君臣不可能重视他们。 第二，宋、齐两代，特别宋代的君主和皇族虽然原为低级士族，可都是以长于吏事、武职和权术，乘前朝末年种种矛盾尖锐，统治昏乱之机，夺取政权的。本身气质则与寒人比较接近。所以为了巩固统治，君主一方面固然不得不拉拢、拔擢某些有才干而又愿意为自己效忠的高级士族，和文化素质、儒学修养好的低级士族，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出于种种特殊目的（如解决与皇族、大臣之间矛盾等），需找亲信密谋、商议时，气质相近而又极力謟附、迎合自己的寒人，便入选了。梁武帝的气质则不同。尽管过江的兰陵萧氏各支本低级士族，多以武功显，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已有了很大提高，梁武帝萧衍之学术与文才更为突出，所以他虽仍重吏事，但在他面前，寒人多半任奔走之劳，参与内省政事谋议的均范云、徐勉、周■、朱异一类兼长吏事的士大夫。君臣在一起有时还讨论经学、礼学、文学、佛学等，甚至吟诗作文，仅长于吏事的寒人很难与他气味相投。《南史·朱异传》本小官，梁武帝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随后朱异便逐步飞黄腾达。这种情况，宋、齐幸臣无一其例。《隋书·百官志上》天监九年梁武帝下诏将过去由寒人充任的尚书五都令史，“革用士流”，委派的五个人并登门地二品，“才地兼美”。这虽然不涉及参与机密问题，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梁武帝对仅长于吏事之寒人的态度。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的标准关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典定士族”和“定士族旧籍”问题，前面已经简略分析。 对于后燕慕容宝所定士族，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大概是承认的。《魏书·高允传》上书建议于郡国立学，“学生取郡中清望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显祖（献文帝）从之。”北魏建国至显祖时从未清定士族，所云“高门”、“中第”，自依五胡十六国以来，特别慕容宝之制。 随着汉化的推行，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方面对鲜卑贵族固然不得不以当代三世官爵为标准；另一方面对汉人重定士族高下，则似乎是以魏晋官爵为主要标准；至少定第一流高门是如此。 《资治通鉴》卷百四十建武三年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代人）八姓，自太祖以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看来宋弁定诸州士族，最高等级无疑就是这“四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姓”入魏后到孝文改革前的官爵全都不很高。 范阳卢氏卢玄，宁朔将军（四品上，此据孝文帝所颁第一职令，下同）。子卢度世，平东将军（从二品上）、青州刺史。孙卢渊，仪曹尚书（二品中）。渊弟敏，议郎（当即中书议郎，五品中）。 清河崔氏崔玄伯、崔浩一支入魏虽官至八公、三公，十分显赫，但因国史案已遭族灭。其余早入魏各支无一达此高位，如崔逞在北一支到孝文帝初，且灭绝。此外崔亮、崔光都是晚入魏的“平齐民”，上代仕南朝，到定姓族时二人官位均不算很高（亮，中书侍郎，四品上；光，散骑常侍，二品下），更无三世官爵可言。至于崔宗伯，是崔逞留在南朝第二子崔諲的后代，入魏颇晚，似未入仕。子崔休，至定姓族时才位尚书郎（从五品中）。 荥阳郑氏郑蠢曾祖仕后燕；祖，史无传；父，不仕。本人于定姓族时已卒，位中书令（二品中）。当时子郑懿不过位司徒左长史（四品上）。 太原王氏王琼祖慧龙，晚入魏，最高位龙骧将军（三品上）、荥阳太守。琼父宝兴，袭军号为龙骧将军。琼本人定姓族时为前军将军（从三品上）、并州大中正。 以上无一人达官品一品。如果就封爵言，这“四姓”最高不过为“侯”，无一达“公”者（郑羲乃“假南阳公”，不得世袭，与正式爵位不同）。孝文帝改革前封爵甚滥2，爵位并不足贵，故孝文第一职令亦不载其品级。这“四姓”如从当代官爵言，都不如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 赵郡李氏李顺，都督四州诸军事（二品上）、太常（从一品下），爵高平公。从父弟李孝伯，位尚书（二品中），爵宣城公。顺子敷，中书监（从一品中）。敷侄宪，定姓族时位建成将军（四品中）、赵郡内史。 陇西李氏以下官爵，除另注明者外，均见《魏书》、《北史》各本传。 2参见《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四》按语。 此据李宪墓志铭，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六册。 李宝本西凉宗室，归顺北魏后位镇南将军（从一品下）、并州刺史，爵敦煌公。长子承，位龙骧将军（三品上）、荥阳太守。承弟冲，定姓族时位镇南将军（从一品中），爵陇西公。 这“四姓”当代官爵甚至也不如门阀比两李氏还低的士族。如勃海刁氏，刁雍入魏位征南将军（从一品中）、特进（一品下），爵东安公。顿丘李氏，李峻因系外戚，先后封公、封王，位太宰（一品上）。弟诞，封陈留公，官镇西大将军（从一品上）。诞弟嶷，封彭城公，定姓族时，诞子崇已位安东将军（二品下），嶷子平，已位太子中庶子（三品中）。 可是孝文帝定姓族时“四姓”的门阀却最高。重视与汉族高门联姻的孝文帝，如上所引《资治通鉴》记载，对“四姓”，是因他们为“衣冠所推”即门阀高而“咸纳其女”；对陇西李冲则首先因他“以才识见任”，方“亦以其女为夫人”。至于对赵郡李氏之女，则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后来孝文帝为六个弟弟聘高门之女，同样不及赵郡李氏。当然，这并不意味赵郡李氏门阀很低。前引《资治通鉴》下文又说，“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可见赵郡李氏比陇西李氏虽略低，但仍属“高华”，共同构成“五姓”中之一姓。 那么究竟根据什么标准定门阀高下的呢？ 主要当依据魏晋官爵。 范阳卢氏卢毓，曹魏三公；卢钦，西晋尚书仆射。 清河崔氏崔林，曹魏三公；崔随，西晋尚书仆射。 荥阳郑氏郑浑，曹魏列卿（将作大匠）；郑袤，西晋三公（未就）。 太原王氏王昶，曹魏三公；王浑，西晋三公。 而陇西季氏、赵郡李氏魏晋间却无确凿的、值得称道的官爵可言。 “四姓”与二李门阀高低主要决定于魏晋官爵之有无，是十分清楚的。 当然，如果上代魏晋无闻，但五胡十六国时官爵显赫，后者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孝文帝定姓族的重要依据。如陇西李宝、李冲，本西凉皇室，社会声望自然极高。赵郡李顺，祖李颐，高阳太守，武安公2；父李系，后燕散骑侍郎（官品五品）；从父李勰，史书虽未载其官爵，但既称“有声赵、魏间”，以至魏道武帝平中原，闻其已死，甚悼惜，竟赠将军、太守之位，自亦五胡十六国名族。勰子李灵能与范阳卢玄等一起被魏太武帝所征，征至京师由平民直接拜中书博士（即原国子博士，从五品上），当亦依据十六国旧籍。所以，我们估计陇西、赵郡二李定为高门，当决定于十六国旧籍，上升为第一流“高华”，则依靠入魏后显赫之官爵。而和二李情况不同，如前述顿丘李峻等，虽入魏后官爵之显赫少有伦比，但因上代魏晋、五胡十六国俱无闻（仅知李峻父位刘宋清浊不分的济阴太守），估计当出身役门、寒人，所以定姓族时门阀远比不上“四姓”、“二李”，虽然也是高门。 再举一例。 《北史·宋隐传》出身广平宋氏，曾祖、祖、父“世仕慕容氏，位并通显”。由隐从弟宣、从子愔起，子弟先后仕魏，官位最高不过员外散骑常陇西李氏西晋当为寒门，见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赵郡李氏，多称东汉名士李膺之后，即便此说可靠，团其后入魏晋间默默无闻，不是“势族”，对北魏定姓族也不起多少作用。 2《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 侍（从三品上）。愔孙宋弁，孝文帝用为黄门郎（三品中），兼司徒左长史。“时大选内外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专参铨量之任，事多称旨”。弁也”自许膏腴”。可是有一次孝文帝“以郭祚晋魏名门”，谓弃曰“卿因当推郭祚之门”。并不肯。帝曰“卿自汉魏以来，既无高官，又无俊秀，何得不推？”按郭祚出身太原郭氏，乃汉大司农郭全，曹魏车骑将军（二品）郭淮弟郭亮之后。淮侄奕，西晋尚书，“有重名，当世朝臣皆出其下”。五胡十六国时郭氏似未出仕。入魏，郭祚祖逸最高位徐州刺史；祚父洪之，坐崔浩姻亲诛。祚定姓族时位散骑常侍（二品下）。以上材料表明广平宋氏入魏并非显宦，与太原郭氏大略相同，可是因为按旧籍宋氏于十六国时“位并通显”，是高门，故宋弁得负责定姓族之事，孝文帝临终还以宋弁为六名辅政大臣之一。而郭氏尽管五胡十六国默默无闻，但因是“晋魏名门”，所以孝文帝要宋弁推郭祚门阀在前。这与孝文帝推崇“四姓”之精神完全一致。考虑十六国旧籍，特别是重视魏晋官爵、门阀之风，早已在北魏社会流行。《魏书·崔浩传》与崔赜、崔模虽同出清河崔氏，但“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书·王慧龙传》自称出身魏晋太原王氏，王氏世齇鼻（酒糟鼻），“慧龙鼻大”。司徒崔浩曰“真贵种矣”，推崇其高贵血统，并妻之以女，“数向诸公称其美”。随着汉化发展，类似崔浩思想在社会上进一步扩散，到孝文帝定姓族时，把魏晋官爵放在主要地位，便毫不奇怪了。 关于重视魏晋官爵之风，还表现于许多人往往假托两汉魏晋显宦之后代。《魏书·成淹传》“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张熠传》“自云汉侍中张衡是其十世祖”。《温子昇传》“自云晋大将军峤之后也”。类似情况还可见刘道斌、孙惠蔚、陈奇、窦瑗、王显、赵黑、抱嶷各传。甚至前述“四姓”之一的王慧龙，也是“自云”出身太原王氏，只因崔浩赞许，方才得到王朝承认。这种风气既推动了定姓族对魏晋官爵之重视，也是定性族重视魏晋官爵之制在社会上之反映。 由上也可证明，唐代柳芳关于北魏孝文帝重定郡姓高下，系以北魏三世官爵为主要标准之说，并不完全符合当时实际。 以下参见《魏书》本传、《三国志·郭淮传》及注、《晋书·郭奕传》。第四节门阀制度的衰落南北朝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衰落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自南北朝后期起，门阀制度走向衰落。最主要标志便是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削弱，寒人或庶人比重在各级政权之品官中进一步增加。其结果首先是官吏铨选上的士庶界限难以坚持，长期存在的清浊之分逐渐淡化以至消失。随后，门品失去了意义，至隋，九品中正制亦被废除。最后，在唐代，由原来士族演变而成的郡望、氏族，特别是一些旧有的高门，社会地位虽高，选官特权和免役特权则已丧失，剩下在婚姻上的高自标置，与人际关系上对非旧有高门、士族的歧视，因为已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成为无本之未，延续至唐末，终于在社会上基本消失。门阀制度也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下面对以上观点略加申述。 南朝后期在南朝后期，如前所述，梁武帝在位期间信用一批原来的低级士族进入秘书咨询机构，以至宰相机构。梁武帝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这批低级士族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和统治经验已经或正在超过原来的高级士族，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他们巩固统治。因此，他虽然没有象宋、齐君主那样信用寒人掌机要，但其政策精神从一开始可以说就在鼓励寒微士人和寒人提高儒学修养、文化素质，并把达到标准的吸收入各级政权。试看下例。 《隋书·百官志上》天监四年，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开馆招生。“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梁书·武帝纪》天监八年诏凡五馆生，“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主要当指招纳寒微士人子弟。按西晋国子学生只收官品五品以上子弟。至南齐，已经下降到官品六、七品的子弟。据《南齐书·礼志上》，齐高帝时规定入国子学的资格，自“王公已下”，最低包括太子舍人、领军与护军诸府的司马和咨议参军等官（均七品）子弟。如今梁武帝将这一“限以贵贱”的条件再降低，则“寒门俊才”自一般当属门地不登二品，即门地三品以下的寒微士人子弟。不过从“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句推测，似乎寒人子弟也可入学。按“寒品后门”，自指寒微士人子弟，与“寒门俊才”涵义相近。而“牛监羊肆”则不同。它与“寒品后门”并举，疑是当时熟语。《周礼·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肴、肉豆”。对此“羊肆”，前郑、后郑训诂有异，我们可以不管，总之与陈奉羊牲进行祭祀有关。梁武帝之“羊肆”当指掌管这类事物之官吏。又《唐六典》卷十七、《通典·职官七》均记魏晋以下太仆属官有掌管马牛羊畜牧之事者，叫《梁书·武帝纪上》齐代“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后门”虽比不上甲族，但毕竟三十岁起便可出仕，与庶人服徭役不同。又“寒品”，也是在中正官那里有“品”，“寒”，当指门地三品以下，而庶人、寒人、役门是没有中正之“品”的。 “牧师令”、“牧监”。疑“牛监”与之类似。这一类“牛监”、“羊肆”，南朝多用寒人。如掌陈奉牛羊等牺牲之事的廪牺令，齐梁用三品勋位，见《唐六典》卷十四。又如掌管皇帝车、马，地位应略高于“牛监”、“羊肆”的乘黄令，梁亦用三品勋位，见《唐六典》卷十七。由此可见，说“牛监羊肆”指一些由寒人充任的官吏（这里包括指他们的子弟），是很有可能的。 第二，重视并提倡儒术。这与梁武帝本人的儒学修养、文化素质有关，也是时代使然2。《梁书·武帝纪》天监四年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才同甘（罗）、颜（渊），勿限年次”。此诏指的虽是由士人铨选的流内官，一般不涉及寒人，但强调官吏必须通经，将通经与“才”等同看待的精神，同样适用寒人。所以前引关于五馆生之诏也称能通一经，便可由吏部量加叙录；并且不论出身寒人或寒微士人，全都“随才试吏”。后句的“才”，与前句的通经，也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在这以前，从东晋以来庶人、寒人只能靠吏干、武功谋取仕进。由于中正无品，察举无望，通经读史对他们是无用的。因而少数寒人虽升高位，与士族比，不但制度上官分清浊，更重要的是，气质也有很大不同。而梁武帝的开五馆，却为寒人仕进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鼓励和推动他们钻研经学，提高文化素质，从而客观上为后来从气质上泯灭士族与寒人界限，为门阀制度的瓦解创造了条件。 在梁武帝新政策的影响下，私人讲学传经之风也逐渐发展。据《南史·儒林传》，梁陈两代计有伏挺、孙详等十余人，均为普及文化做出了贡献。寒人凭经学、史学、文章入仕为流内官者逐渐增多。《南史·儒林沈峻传》，“家世农夫，至峻好学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由兼国子助教（流内二班）升兼五经博士（流内六班）为其一例2。这样，梁、陈之时寒人既继续凭借吏干、武功仕进，甚至升为高官显贵，与高门平起平坐，陈霸先以寒人夺取帝位，更开了南朝从未有过的先例（宋、齐、梁开国诸帝均出身低级士族）。同时，寒人又开始通过经史学术跻身九流，逐渐向士族转化。此外，还有一个新情况也必须看到。这就是由于自东晋以来官分清浊，清官声望越来越高，因而逐渐形成易代之际往往用清官，而不能再象东晋、刘宋那样用浊官奖励寒人的吏于和武功。如齐末梁初，就有不少“吏姓寒人”选为清官，甚至得到了黄门郎、散骑侍郎这样长期为高门垄断的极清之职，见《梁书·文学钟嵘传》。梁末陈初，也是“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两者也都是清美之官，见《陈书·徐陵传》。 所有这一些，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必然导致士庶界限走向模糊。《陈2东晋以后，玄风独振，士族高门放松儒家经典即古代统治经验之学习，使封建政务遭到不小损失。有鉴于此，南朝刘宋、萧齐先后兴国子学，尽管时置时废，但崇尚经学之影响却在扩大。梁武帝正是顺应潮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儒术的。 门阀制度鼎盛时期，被察举者一般得是士族，寒人是没有资格的。见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学制度的萌芽》，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2又参见《南史·儒林孔子祛传、文学吴均、周兴嗣传》。 在梁、陈，通过经史学术而取得流内官之寒人，疑继续充任一、两代，即可转化为士族，如“家世农夫”的沈峻，因通经致位流内官后，子沈文阿习父业亦位五经博士，遂成士族。时有王元规者，自恃士族，不愿与“郡土豪”联姻，认为不能“辄昏非类（寒人）”，可是却“少从吴兴沈文阿受业（捐私馆）”，是沈文阿已是士族之证。参见《南史·儒林传》。 书·章华传》“家世农夫”，“素无伐阅”，可是至章华因为“好学”，竟冲破了士庶天隔的界限，“与士君子游处，颇览经史，善属文”，仕为流内官。《陈书·周迪、周敷传》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自是寒人。可是因为“勇冠众军”，梁末动乱竟被“郡中豪族”推为领袖。当时同郡周敷也是豪族，“迪素无簿阀，恐失众心，倚敷族望（《资治通鉴》卷一六六作“族望高显”），深求交结。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此事一方面反映门阀制度仍有一定影响，另一面从诸豪族推迪为主，周敷事迪甚恭，而迪原来官位并不高，也可看出，寒人只要有才干，凌驾士族，或与士族平起平坐的可能性，比东晋、宋、齐已进一步增加（假如周迪原已官居方面，权势甚重，而被豪族、士族推为主，情况就不足为奇）。 《隋书·百官志上》称“陈依梁制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子转（《通典·选举二》“转”作“迁”）”。其实这是南朝共有现象。由于不少寒人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士族行列，许多低级士族转化为高级士族，门地二品的队伍也不断扩大，因而官分清浊以保障高门甲族优越地位之制（见本书55至5页），其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少了。 除了寒人地位的变化外，梁、陈高级士族的状况也发生极大变化。 东晋与南朝前期，高级士族子弟不管才干如何，都可凭门阀直接起家，所以往往不参与需要考试的察举与国学，特别是第一流高门。以琅邪王氏为例，东晋与南朝前期，没有一名子弟入国学；举秀才者亦为声望稍逊各支。宋、齐最显赫的王弘、王昙首两支，除王融因祖王僧达犯罪而死，父道琰因而流放，本人方应秀才之举外，其他无不直接起家。而至南朝后期，仍以琅邪王氏为例，其起家于梁、陈，《梁书》、《陈书》、《南史》有传者共十六人，即琮、训、琳、铨、锡、佥、规、褒、承、冲、通、劢、质、固、玚、瑜。其中国子生八人（琮、训、锡、佥、承、通、劢、质），举秀才四人（规、褒、琳、固），直接起家三人（铨、冲、玚），起家不明者一人（瑜）。举秀才者中，王规、王褒正是齐代最显赫之宰相王俭之嫡孙和嫡曾孙，相继袭爵南昌县侯，且为外戚（王规妹为梁皇后）。另两人王琳、王固虽非王弘、王昙首两支，但琳父王份已仕梁位尚书左仆射而上升为新的显赫一支，王琳又尚梁公主，历清官，有子九人，诸史书有传者七人。或直接起家，即王铨；或为国子生，即锡、佥，通、劢、质；或举秀才，即固。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直接原因，除上述梁武帝重视经术，甚至下诏强调“九流常选（其中自然包括高门子弟），不通一经者不得出仕”，以及规定学校学生策试得第，出仕可不受年龄限制，促使或吸引高门适应这一形势外，还与统治集团对文学的态度有关。 由于齐、梁之际很长一段时间南北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博得君主、贵族、官僚的欣赏与重视。《梁书·刘孝绰传》出身刘宋时方兴起的高门彭城刘勔一支，因善文，得梁武帝欣赏，除极清之官秘书丞。梁武帝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梁书·文学庾於陵传》，出身颖川庾氏，时为一般高门，“博学有才思”。“旧事，东官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隋书·百官志上》“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得仕”。《梁书·王承传》、《陈书·萧乾传》，均于梁代以国子生策试得第，十五岁即出仕，不受年龄限制。时於陵与周舍（一般高门）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梁书·徐摛传》出身一般高门东海徐氏，任太子宫官，为文创立“官体”。“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说曰‘徐叟出入两官，渐来逼我（指将取代其权位）’”。这些表明，文学已发展成为飞黄腾达的一个途径。而要向当政者，特别是君主，炫耀自己的文学才能，作为一个尚未出仕的青年来说，正常、稳妥的渠道便是“举秀才”，因为秀才需应策试，从现存《文选》卷三六所载齐、梁三组策秀才文看，没有文学才能，是无法对策夺标的。也正因此故，在齐、梁，已经出仕者，往往还愿意举秀才，以博得当政者赏识。如《梁书·张率传》出身吴郡张氏，齐末已起家人们欣羡的清官著作佐郎，不久又举秀才。再如《梁书·顾协传》出身吴郡顾氏，梁初已起家扬州议曹从事史，兼太学博士，又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此作”。所有这些变化，便不能不给琅邪王氏极大影响。 此外，必须看到，还有一个因素，大概也促成了高级士族的上述变化。 这就是梁武帝一代范云、周舍、徐勉、朱异诸人飞黄腾达的示范作用。如前所考，范云、徐勉、朱异出身低级士族，周舍也不过是一般高门，可是他们竟先后位宰相或握实权约数十年。其原因，晓习吏事虽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全都博通经史，文才出众。陈代姚察把徐勉、朱异致位卿相仅归因于“明经术”，固然不全面，不过如果说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结合经术、其他各种学术、文才以及吏事在一起，适合当时统治需要的文化素质，或许不会有大误。前引徐摛既懂五经大义、历代史，又懂百家杂说、释教，也长于吏事2，因而“宠遇日隆”，便是梁武帝重视这种人才的一证。这样一些典型的存在，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必然把过去往往满足于“清言”、“玄谈”的高门，包括第一流高门，引向对经术、文章、学术，甚至吏事方面的重视。《梁书·何敬容传》出身著名高门庐江何氏，在徐勉的推荐下，继任宰相，“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这招到讥讽。据说“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不过另一方面此事也说明，在时代潮流包括徐勉等人示范作用的推动和影响下，像庐江何氏这样的高门也去精心钻研过去所最鄙视的吏事，则琅邪王氏入国子学，应秀才之举，转向高尚得多的经术、文学，自然顺理成章，毫不奇怪。当然，由于积习使然，上述变化多半还打有门阀制度的烙印。如入国学者，皆门地二品士族，寒门俊才只能入五馆；高门皆轻视孝廉，仅应秀才之举同样是明经对策，国子生与五馆生的出仕，便有清浊、高低之别等。可是对高级士族纯凭门阀直接起家出仕的特权，毕竟是极大的冲击。 这样，一方面门地二品士族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仕进特权却逐步减少，迫使高门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索质，扩大知识领域，注意锻炼统治本领，不少人需入国学，应察举，开始凭个人学识，通过考试出仕。另一方面，寒人子弟于吏事、武功之外，渐趋经学文史之途，气质发生变化，不少人还通当时“文学”一词，兼指文章与学术。所以《梁书·文学传序》称“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为‘文学传摛传》称梁武帝用人要求“文、学俱长，兼有行者”。均为文、学并举。2徐摛后为新安太守，有治绩，是亦长于吏事之证。见《梁书》本传。 过考试出仕，甚至跻身士族。 南朝后期的这些特点，使得东晋以来士庶之间，特别是高门与寒人之间，在铨选制度上“实自天隔”的差距明显缩小。这正是门阀制度衰落的最重要标志。 北朝后期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比南朝后期来得厉害，这是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特点决定的。 这些特点主要有四第一，这一门阀制度，是魏孝文帝借鉴东晋和南朝前期长期采用的门阀制度，在北方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前期不很完备的门阀制度基础上，用诏令形式在全国范围推行的。根据以往各皇朝之经验教训，这一制度除有巩固北魏统治的作用外，同时还蕴藏着严重的弊端。所以门阀制度刚刚推行，大臣李冲、李彪、韩显宗等即予以批评、谏净，其用语之精炼、准确，论据说服力之强，可以说在东晋南朝从未见过。正因如此，魏孝文帝在坚持推行门阀制度的同时，也不得不松口说“（寒人）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不管孝文帝的主观意图如何，在门阀制度刚刚推行，阻力还不小之时，便开了一个可以“不拘此制”的口子，又是出自孝文帝之口，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来这一制度坚持不好和比较早地走向衰落的种子。孝文帝死后，宣武帝即位，大量重用寒人，甚至以“出自夷土，时望轻之”的高肇为宰相、三公，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孝文帝所开口子，恐怕也是他的重要依据。宣武帝、孝明帝以后，政治混乱，战争频仍，寒人兴起更多，这个口子自然越开越大。第二，这一门阀制度适用的对象，不但有汉族，而且有鲜卑族。其中汉族高门从未拥有东晋高门那种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权力；也不象南朝高门，虽已丧失了左右皇权的优越地位，毕竟仍是皇权政治除皇族以外的另一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在北朝，皇权政治的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是包括皇族在内的全体鲜卑贵族。由于他们进入封建社会时间不久，没有门阀传统，门第观念不强，虽经孝文帝大力倡导，一般说真正重视的仍是当朝的官位和权势，而不是“冢中枯骨”。《魏书·恩幸茹皓传》本县吏，得宣武帝宠幸，权势显赫。“为弟聘安丰王延明妹，延明耻非旧流，不许”。太傅、北海王详“劝强之云欲觅官职，如何不与茹皓婚姻也”“延明乃从焉”。《魏书·侯刚传》，“本出寒微”，以善烹饪，孝明帝时位居侍中，“进爵为公”。“刚宠任既隆，江阳王继、尚书长孙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颇窃侮之然公坐对集，敬遇不亏”。皇族和第一流鲜卑贵族尚且如此，社会风气可知。《周书·宣帝纪》宣政元年八月九条诏制，其中用人部分，除才学要求外，只说“伪齐七品已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爱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预选，降二等授官”。一个字未及门第。这和南朝梁武帝即位之初下诏搜括“邦国旧族”入朝作官，显然不同。《文馆词林》卷六九一载隋初文帝敕举荐山东三十四州（原齐地）人才，说“如有仕齐七品已上官，及州郡县乡望，（仕至）县功曹已上，不问在任下代，材于优见《资治通鉴》卷百四十建武三年。又《魏书·李彪传》。 长，堪时事者，仰精选举之。纵未经仕宦，材望的然；虽乡望不高，人材卓异，悉在举限”。虽然提到了门望，但着重强调的是“材干”，而且官位仍先于门望。 我们知道，南朝寒人虽位居三公，仍对高门企羡、敬重；而高门往往不因寒人握有权势，据有高位，而改变对之轻视的态度，这在北朝便几乎看不到。与此相关连的一个问题是东晋南朝需要继续两三代维持住一定的官位，方可更换门庭，由寒人升士族，或由次门升高门（参本书555至5页）；而在北朝后期，尽管魏孝文帝典定姓族时，有三世官位的要求，可实际上寒人只要一代取得高官要职，一般就被视为盛门，即便汉族第一流高门也不拒绝与之联姻。如陇西李氏曾与佞幸、寒人，然位至录尚书事的穆提婆家联姻；范阳卢氏曾嫁女与出身西域商胡、位至录尚书事的和士开弟和士休；清河崔■也嫁孙女与出身寒人，但官爵达二、三品的陈元康之子。《北齐书·白建传》因善吏事，由小吏升至侍中、中书令（俱正三品），“诸子幼稚，俱为州郡主薄，新君（指州郡长官）选补，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胜流”。按州郡主簿在北朝是士族、高门充任之官2；婚嫁中的“胜流”虽不见得是一流高门，门阀较高总可以肯定。这表明，即便出身低微，只要有了官位权势，子弟便可像高门一样地“婚宦”。《魏书·李彪传》“家世寒微”，后任高官，为子李志向吏部尚书郭祚“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散骑常侍），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时论以此讥祚”。后任城王澄用李志为列曹行参军，“时称美之”。由此可见，，早在魏孝文帝改革之初，就存在按“旧第”（原来出身）或“贵游”（当前官位）铨选的不同制度。从“时论以此讥祚”句，知后者占有优势。北齐白建的子弟像高门一样“婚宦”，沿袭的正是按“贵游”待遇之制。2.任城王澄用李志为高门起家官列曹行参军3，既是当时“按贵游拔之”制度占优势之一证，也再次表明鲜卑贵族重视的是当朝官位、权势。 北朝后期这一门阀制度，可以说大体相当于曹魏、西晋初步形成的门阀制度与东晋以后确立了的门阀制度的混合体。一方面从北魏孝文帝以后评定了按血缘关系区别的汉族士族和鲜卑姓族；另一面依鲜卑习气，真正重视的仍是当前官位、权势——略相当于西晋刘毅所说的“势族”。如前所述，西晋“势族”一般说是东晋以后高级士族的前身，逐渐发展成为后者。而北朝后期是许多出身低微的“势族”，与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姓族并存。前者实际上起着瓦解门阀制的作用。因为这些“势族”，不论胡汉，多半靠吏干、武功起家，儒学传统和文化素质一般很差；特别是魏孝明帝以后又处在不断动乱之中，“势族”更迭频繁，很难发展成新的稳定的士族。相反，前者参见《南齐书·王敬则传》《陈显达传》。后者参《南史·王球传》、《张敷传》。甚至寒士位底显贵，仍被高门“侍枯骨见径”，见《南史·朱异传》。 分别见《北齐书》李玙传、冯子琮传、崔■传。 2参见《魏书·卢玄附卢道侃传》、《魏书·李顺附李显进传》、《北齐书·崔暹传》、《隋书·韦世康传》。又《魏书·文苑袁跃附袁聿修传》出身陈郡袁氏，父翻，位都官尚书，加抚军将军（从二品），乃朝廷显贵。聿修“九岁，州辟主簿”，与此处白建诸子“幼稚”而为州郡主簿，正相呼应。3据《魏书·李顺附李晔传》；《李宝附李德显传、李暖传》；《卢玄附卢义悰传》；《郑羲附郑士渊传》，诸人作为第一流高门，起家官均公府行参军，与李志起家官任城王澄（姑蕃王）的列曹行参军，俱为官品从七品上，地位、声望相等，见《魏书·官氏志》。 他们的存在却排挤、压制了旧有的高门，尤其是汉族高门的仕进。南朝高门“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很少见到，原因就在于此。如自魏宣武帝即位（500年）至北周灭亡（58年），八十年中，位宰相（录尚书事、尚书令、仆射）者，汉族第一流高门（卢、王、郑、两崔、两赵），只有清河崔亮于北魏时任尚书仆射一年，博陵崔遇与崔昂于北齐时分别任尚书仆射两年和三月。而且这三人仕进、升迁靠的都是个人才干，并不是门阀特权。这和南朝后期王、谢两族至少形式上仍多为宰相，也很不同。 由于在“宦”上门阀与官位难以一致。所以在“婚”上也就无法不作某些通融。《魏书·郑羲传》“自灵太后预政，**风稍行，及元叉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叹息矣。” 总之，北朝后期不断更迭的“贵游”，往往凌驾于稳定的“旧第”之上，从而导致在“婚宦”上，与魏孝文帝改革时的指导思想和制度，存在相当距离。这既是门阀制度没有得到南朝那样高度发展之证明，也是门阀制度建立后，迅速走向衰落的征兆。 当然，必须说明，以上是就朝廷官吏和地方长官而言，它们多由鲜卑族和较早投靠北魏的一部分汉族后代充任。至于州郡佐吏情况则有所不同。曲于从五胡十六国以来，各国统治者便依靠汉族士族控制地方，北魏皇朝建立后对他们依然极力拉拢（如献文帝时于郡国立学，“先尽高门，次及中第”，见《魏书·高允传》；孝文帝时，州郡举秀才、孝廉，“但检其门望”，见同上《韩显宗传》），所以北朝后期如就州郡长官辟除的佐吏（如州主簿、郡功曹等）而言，门阀影响还是很大的。试看诸第一流汉族高门位望稍差的各支，和二流以下汉族高门，应州郡辟除者颇多；以及现有北朝后期州郡佐吏的材料，多为士族子弟，便可知道。《周书·苏绰传》“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反映的就是这一状况。不过因为它们在整个统治机构和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所以并不影响前述论断。 第三，北朝后期在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鲜卑贵族，在重视官位、权势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军功。吏于。东晋南朝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事之风，在北朝一直缺乏社会基础，无法广泛流行。 《魏书·良吏明亮传》出身平原郡一般士族，由员外常待（五品上） 越过从四品，升勇武将军（四品上），不愿。进曰常侍是“第三清”，而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魏宣武帝答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不许。明亮又说，南方未平，君主应不惜官爵，鼓励效死。宣武帝笑曰卿欲为朕平南方，“非勇武莫可”，今辞“勇武”，是“自相矛盾”。终于没有改授。 此事一方面说明，自孝文帝重定士族后，重文轻武，计较官位清浊之风，已在一部分汉人士族中传播，明亮就是一例；另一面通过宣武帝的回答，又可清楚看到，在鲜卑习气的支配下，加上平定南方之需要，君主的指导思想见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北齐将相大臣年表》、《周公卿年表》。当然，汉族第一流高门任宰相、高官者少，还有其他原因，如皇族的排挤等，这里不论。 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编第四章“州府僚佐”又《唐书·柳冲传》北朝“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高门）不在选”。 实际上仍非常重视军功。“文武号殊，佐治一也”的话，便是强证。影响所及，官分清浊之制实际上也有两种一种以官品九品上下为界线。九品以上都算清官。如《魏书·源怀传》便将包括“守宰”（郡守、县令）在内九品以上官统称清流，而与“勋品以下”官对举。“勋品”亦作“流外勋品”，见《隋书·百官志中》。“勋品以下”大概就是《魏书·刘昶传》载魏孝文帝所提到，与“士人”之官对举的“小人之官”。《北史·元顺传》为吏部尚书。宰相元雍欲用三公曹令史朱晖为廷尉评，元顺反对曰“高祖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而朱晖小人，身为省吏（时令史一般均流外官），何合为廷尉清官？”此证“小人”按制度只合为流外官。《魏书·任城玉澄传》称“门下录事”为“三清九流之官”。按门下录事，官品从八品上，位次与尚书都令史相侔，见《魏书·官氏志》。这更是九品以上官，不论官品高下，职掌烦杂与否，均清流官之证。上引宣武帝语“九流之内，人咸君子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批评明亮“妄相清浊”，实乃强词夺理。因为孝文帝定制，官品九品以上确分清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官制上另一种清浊，决非明亮妄分。如《魏书·儒林传序》魏孝明帝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此证五品以下官当有清浊之分。不过宣武帝语的确反映了大量鲜卑贵族的看法，并不同意重文轻武的制度，强调的是“九流之内，人咸君子”，无所谓清浊。如果定要分清浊，也是按官位，以九品上下为界线。 以上两种清浊。如就孝文帝定制言，由于模仿南朝，官分清浊本主要当指后者，即官品九品以上所分清浊。在南朝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充任九品以上官者，不但有高门，有次门，而且有官品虽入流，而门第尚未改变的寒人，要借官分清浊来区别士庶，以至区别士族中门阀之高下。而在北朝后期，由于社会特点（鲜卑族重当前官位、权势，寒人一成“贵游”，就可凌驾非贵游的旧族之上等），这一制度遭到抵制，真正流行的主要是前者，即以官品九品上下为界线所分清浊。后者在制度上虽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但远不能与南朝相比。 关于重文轻武和九品以上官分清浊之制遭到抵制，试举一例《资治通鉴》卷百四九天监十八年载北魏孝明帝时，旧族清河张彝之第二子仲■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招致鲜卑羽林、虎贲近千人，冲至张家诟骂、捶辱，彝及长子均死。对此，当权的胡太后不敢深究，相反，作了妥协，“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据上下文义，所谓“依资入选”，即根据军功入清官之选。 这条材料表明.在此之前，孝文帝所行门阀制度，并未认真排抑武人，武人仍预清品，所以张仲■才会上封事，并引起极大震动。2.孝文帝其所以没有认真排抑武人，宣武帝其所以宣扬“文武号殊，佐治一也”，主要原因就在鲜卑无敌剑全文阅读武人实力强大。如果说在北镇地区还可勉强推行新制的话，则在内地，尤其是京师，便不可能不有所顾忌，而不敢完全照搬南朝模式。张彝父子想进一步推行新制，落此可悲下场，是毫不奇怪的。3.据《资治通鉴》，张彝死后不久，因“依资入选”的人太多，吏部尚书崔亮被迫实行停年格。旧制“依资入选”虽不排抑武人，但还得考虑待选者的“贤愚”，而按新格，则专凭“年劳”用人。因而一个寒人、武人只要因军功进入九流，以后便可参见《北齐书·魏兰根传》。但最后仍爆发六镇起义。 熬年头，按步就班升迁，进入清官、高官行列2。当时战争较多，因军功甚至“窃冒军功”取得官位者甚多（参《魏书·卢同传》）。这些，便给寒人大量转为士族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君主、鲜卑贵族全都重视军功，社会风气也就不能不相应受到极大影响《魏书·李琰之传》出身陇西李氏，从父李冲乃孝文帝时宰相。琰之“经史百家无所不览”，“虽以儒素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北史·卢同附卢勇传》出身范阳卢氏，叔父卢同曰“白头（卢勇从兄景裕）必以交通，季礼（卢勇字）当以武达。兴吾门者，二子也。”《隋书·酷吏崔弘度传》出身博陵崔氏，“祖楷，魏司空”。弘度专习武事，曾自四五丈高楼上“歘然掷下，至地无损伤”。仕周，屡以“战勋”升迁。《隋书·长孙最传》“时周室尚武，贵游子弟咸以相矜”。可见，不但社会尚武，甚至第一流汉族高门也不轻视“武达”，不讳“将种”，和南朝有很大的不同。这种风气，也是适合寒人仕进、升迁，淡化士庶界限的。 除了军功，吏干在北朝也一直受重视。魏孝文帝改革时本来似乎想引导人们把吏千与儒术、文才、学识结合起来。所重用或重视的人，汉族中多属这一类型。如王肃、宋弁、郭祚、李彪、崔光、邢峦、崔休、甄琛等均是。其中如李彪，“家寒微”，只因“学博坟籍，兼优吏职”，便被孝文帝不断提拔，升任清官散骑常侍（从三品），兼度支尚书（三品），以至“等望清华”。这种做法，和随后南朝梁武帝信用范云、徐勉、周■、朱异等，指导思想，颇为相近。 但是，因为北朝社会鲜卑贵族政治上占优势，他们虽然受汉风薰陶，子弟渐趋文史经术之途，毕竟一时和汉族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参见《魏书·山伟传》。所以孝文帝把吏干与儒术、文才、学识结合起来的官吏选拔标准，后来实际上很少贯彻和实行。当权者真正重视的，除了军功，就是吏干。《魏书·羊深传》魏末上疏称，孝文、宣武重视儒术，“自兹以降，世极道消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同上《文苑邢听传》“自孝昌以后，天下多务，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两文都把铨选重视吏干，忽略儒术、文学，归诸魏孝明帝以后。这不符合事实。其实，这种风气宣武帝之时就很厉害。“本无学识，动违礼度”的高肇，只因有吏干，“世咸谓之为能”，便被拔为宰相（尚书仆射、令），前后任职达十年之久。另一任职较久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源怀，也毫无学术。宣武帝十分信任的（对这种信任，梁武帝也为之叹服）处在与南朝斗争最前线的扬州刺史、都督李崇，其长处除了“深有将略”，便是“断狱精审”。至于不少毫无儒术、文学的恩倖，受重用，升高官，“参机要”，“关与政事”，几乎也多在宣武帝之时，参见《魏书·恩倖传》。这正是推动“进必吏能，并非学艺”风气的强大因素。总之，前述魏孝文帝在官吏选拔标准方面的努力，总的来看，收效并不大。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宣武帝没有很好继续、坚持，倒不如说这是当时北魏社会特点决定的。因为从魏初以来，选官标准中儒术、文才、学识便处于很次要地位。孝文帝进一步汉化，大力倡2参见《魏书·辛雄传》。又《北齐书·魏兰根传》提到，与北镇府户身份日益卑贱不同，其在内地的“本宗各类，各备荣显”，当即指这一类人。 导，如果随后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环境，鲜卑贵族在这些方面逐渐赶上汉族，或许孝文帝的目标可以实现。无奈北朝后期动荡、战乱多，稳定、和平少，于是孝文帝的努力成果渐披搁置一边，基本上恢复了魏初以来除了军功，主要重视吏干的传统，“进必吏能，非升学艺”，便是很自然的。所以不是羊深所说，似乎魏孝明帝以后改变了孝文、宣武的用人标准，而是魏孝文帝时一度有所改变的、魏初以来的用人标准，宣武、孝明以后又逐渐恢复了。北齐、北周情况略同，如北齐寒人赵彦琛“始从文吏，终致台辅”（《北史》卷五五传论），其间还当过多年宰相，为其著例。另一寒人唐邕“以干济见知”。北齐文宣帝曾“亲执邕手，引至太后前，坐于丞相斛律金之上（时邕位仅给事中），启太后云‘唐邕强干，一人当千’。”或切责侍臣云“观卿等举措，不中与唐邕作奴”（《北齐书》、《北史》本传）。这与南朝齐武帝夸奖善吏事之寒人刘系宗语气十分类似。可是刘系宗最高官位仅宁朔将军、宣城太守，均非清官；而唐邕最后却当上了宰相（尚书右仆射、令、录尚书事）。这清楚地表明了吏干在南北不同的地位。 重吏干，就像重军功一样，也是有利于寒人仕进、升迁，从而淡化士庶界限的。 关于寒人因军功、吏干而转化为士族，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北朝后期寒人大量兖任州郡中正。如恒州有王峻、齐州有赵彦琛、并州有唐邕、云州有张遵业、夏州有赫连子悦、冀州有高岳2、雍州有王仲兴、燕州有寇猛、肆州有茹皓、荆州有赵邕3、济州有张轨、华州有冀俊、西安州有宇文盛4。甚至于卑贱之宦官，也可充任州大中正。如平季、杨范、成轨、封津均是，见《魏书·阉官传》。其中如平季不但是幽州大中正，而且摄燕、安、平、营四州中正。 如所周知，州郡中正必须以士族，特别是高门充任。孝文帝时曾“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于乡国，才德充于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核人物”，可是从宣武帝起，制度便已破坏，到孝明帝时，中正已是“所置多非其人”。无疑是指许多寒人混进去了。这和前述北魏社会重官位、权势，重军功、吏干，孝文帝一度强调门阀、儒术、文学，宣武帝以后逐渐又基本恢复旧状，也是一致的。针对这种现象，清河王怿于孝明帝时上表情重中正之选，可是积习已久，虽然“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 州郡中正尚且士庶不分，其他官吏可知。《隋书·卢恺传》称“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这是大势所趋，毫不奇怪。 第四，北朝后期，由于门阀制度不够发展，通过考试用人、取士，范围也比南朝要宽。其主要原因有二.鲜卑贵族尚武，而骑射之类的高低，最《北齐书，邢邵传》“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这符合本文帝改革后正常发展规律。可是六镇起义后，此风即衰。即《魏书·文苑邢听传》所称“孝昌以后，天下多务文学大衰”。 参见《南史·恩倖刘系宗传》。 2见《北齐书》各本传。 3见《魏书·恩倖传》。 4见《周书》各本传。 以上均见《通典·选举四、二》。 好的办法便是通过比赛、考试决定。对此，鲜卑贵族十分习惯2，将它推行于用人、取士上，是很自然的。2.北朝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军功、吏干，应该得官者多，而且越来越多，可是官位有限3。崔亮所立停年格，只能解决一部分人，即已经出仕，数年后期满停官，等待另行任命时，官位少，待任命者多的矛盾；至于大量尚未取得出仕资格者争取出仕，以及已经取得出仕资格，任命时争取美官、要官等一系列问题，则无法解决。于是，在上述鲜卑贵族习惯比赛、考试风气的影响下，加上汉魏以来察举本行考试之法的作用，这一制度逐渐向多样化演变，便成为不可避免之趋势。 首先是学校和察举中的射策、对策制继续推行，由于种种原因，已由士族垄断逐渐转为容纳寒人。通过此途，寒人仕进的越来越多。 其次，有时有的官职可由白衣不经学校或察举，直接通过考试取得。如《魏书·文苑温子升传》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遂补御史”。按温子升时为广阳王渊家“贱客”，本“在马坊教诸奴子书”，自无官职。据《北齐书·孙搴传》第一任官是御史中官位最低的检校御史，当即此次与温子升同时射策所得，则射策前亦为白衣。《北史·卢仲宣传》虽不言考御史事，亦未言释褐何官，但据其称仲宣兄弟入仕前“俱以文章显”，这与元匡“博召辞人”之说正相吻合，似亦可推定射策前原为白衣。这种由白衣直接射策取得某种官职之制，无疑是北朝后期铨选上一个重要发展，对寒人仕进也是有利的。温子升“家世寒素”，只能在王府充“贱客”，“教诸奴子书”，却通过此制一跃当上御史，进入清流官行列，便是明证。 再次，某些美官、要官可由已有官职的人考试取得。《魏书·字文忠之传》“忠之好荣利，自为中书郎六、七年矣，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忠之入试焉。既获丞职，大为忻满，志气嚣然”。这一制度同样对寒人有利。因为它虽不能使无官职的寒人仕进，却可使已经仕进的寒人，由于种种原因宦途受阻时，借此取得较好官职。《北史·文苑樊逊传》北齐天保八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即樊逊）；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长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从杨愔评语推测，似乎既有笔试，又有口试。“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自指笔试（《北齐书·文苑樊逊传》此事正记为“所司策问，逊为当时第一”）。“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似为口试观察“身、言”的结果。据《北齐书·杨愔传》“典选二十余年，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杨愔把卢思道用为员外将军（从八品），长兼员外郎（从七品），高出另外两个人，正和他用人“多以言、貌”之说相吻合。至于“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恐亦为口试。后来唐代吏部试中“身、言、书、判”四条标准，这时已有了三条（除“书”）的萌芽。不过唐代的“判”比较重视文采，是笔试，而此处称“几案断割”，似侧重吏干，口试的可能性大。杨愔所下评语，又叫对士人“题目”。《北齐书·辛术传》位吏部尚书。“天保末，文宣（帝）尝令2多见《魏书》卷十五《元祯传》、卷十六《元浑传》；《北齐书·元景安传》。3《魏书·崔亮传》称，早在孝明帝时已是“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阎步克博士学位论文《察举制之变迁》，第五部第四章对当时考试任官之制，有详细考证。文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术选百员官，参选者二、三千人，术题目士子，人无谤”。此处虽未提到考试，但其经过与前一次十分相像，相隔时间也很近，参选者与入选者之比例更加悬殊，所作“题目”，恐怕也是通过了考试的。辛术用人，史称重视“才器”，“管库（指寒人）必摆，门阀不遗”，则天保末这次“题目”，自亦守此精神，其中包括拔摆一些有才干的小官（类似“管库”），所以才会“人无谤”。在这一方面，前面提到的樊逊，更为好例。他出身寒人，“门族寒陋”，但因为“学富才高”，曾多次被州举为秀才，证明当时察举确已容纳寒人。可是大概由于其他环节还存在着门第歧视，所以尽管对策高第，取得出仕资格，仍然长期得不到吏部铨叙实官，只能凭此资格辗转官府中承担一些临时杂务。幸亏有了东西二省官的更选，使他摆脱了困境，被用为流内官——员外将军。官位虽不高，但这种考试制度，同样有利于寒人仕进，却是可以肯定的。 最后，历来察举均需先经州、郡长官推荐，而至北朝后期却出现了自愿报考的萌芽，见《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这对有才学的寒人的仕进，无疑十分有利。 总之，北朝后期考试制的发展与多样化，是内在原因促成的。因为主要是凭个人才学竞争，便于武功、吏于之外，又为寒人开辟了一条仕进、升迁之路。士庶界限之淡化，门阀制之早衰，都和这一特点分不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朝后期私人开学馆，教授生徒之风，远盛于南朝。“横（黉）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北史·儒林传序》）。其中如经师张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大儒徐遵明“每精庐暂辟，杖策不远千里，束修受业，编录将逾万人”。这些盛况，南朝私学是看不到的，从而为一些寒人学习儒术，在考试中夺标、出仕，准备了条件。 以上是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四个特点。正是这些特点的存在，决定了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不振，或者说早衰。 参见《魏书·儒林刘献之传、徐遵明传》。 第五节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为什么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时期会出现门阀制度，并前后存续了数百年？ 中国古代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根据这一理解，再进一步探讨其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和规律。 一、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其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 如所周知，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农村公社逐渐瓦解，奴隶制宗旌。氏族大量没落以后，到西汉初为止，社会上涌现出来的是无数个体小农，以及伴随土地兼并相继形成的一些中小地主。至于大土地所有者，虽然有，数量还很少，且因多与六国贵族、官僚、豪杰身份相结合，往往与封建皇朝发生矛盾、冲突，在秦及西汉前期不断受到压制、打击，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另一面，封建皇朝的主要支柱是功臣、贵族、官僚。为了换取他们的全力，除了经济方面的优遇，西汉皇朝在政治方面也赋予不少特权，如其子弟可以“父兄任”出仕，公卿以“武力功臣”为之，形成“以列侯为丞相”的惯例等2。可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素质的限制，这些功臣、贵族、官僚家族在政治上同样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子孙或者骄奢**逸，“多陷法禁”，丢掉官爵；或者统治才干很差，在职“备员而已”3。 所以，从汉武帝开始，为了巩固统治，被迫适应上述社会条件，在全国范围内，主要按德、才标准，从“布衣”，包括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中，选拔人才，实行经由“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从此，整个两汉，公卿大臣，郡国守相，基本由此出身。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不是某些显赫家族，天生贵胄把持朝政，而是力图把大权交给有德、才的贤士掌管，用沈约的话，这种局面便叫做“以智役愚”。 可是后来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导致了这一局面的破坏。 第一，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展起来。这些大土地兼并者，有在野的“强宗豪右”，也有原为一般“布衣”，依察举制仕进，又飞黄腾达而成的朝廷显贵。封建皇朝曾十分注意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甚至还任用酷吏，给一些不法豪强地主以严重打击。可是由于封建经济规律的作用，一部分豪强地主消灭了，更多的大土地所有主继续涌现。他们的总体力量不但没削弱，反而日益增大。在其压力下（如东汉初“度田”事件中“郡国大姓”等的叛乱），封建皇朝被迫改变过去的态度与政策，向大土地所有者一步步妥协退让，经济上听任其自由发展，政治上渐予拉拢。 第二，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大家族、宗族也同步发展起来。 一些大地主家族将大量土地出租给丧失土地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这些农不算秦朝，仅仅高祖至宣帝一百多年中强制迁徙来强即达七次；景、武之际用酷吏打击豪强，更为厉害。参田余庆《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历程》，载《中国史研究》i983年第别见《汉书·儒林传序、公孙弘传》。 3分别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史记·张丞相附申屠嘉传》。民，除外来的“宾客”外，更多的是本地的“宗族”成员。经济上的剥削，在当时条件下必然导致人身奴役和控制，形成封建依附关系。很自然，大土地所有主逐渐演变成乡里、宗族的领袖。在其影响、控制下，乡里特别是宗族的凝聚力大大加强了。依靠这一力量，大地主家族平时可以左右地方治安，战乱时又可以聚集成千上万户宗族、宾客拥众自保，甚至组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就每一个大地主家族、宗族言，和封建王朝相比，其力量自然是不足道的。但当这种力量在全社会中比重日益增加之后，就总体言，就构成上述足以迫使封建皇朝不敢再轻易限制、打击，不得不对其改变态度与政策的强大力量了。 为了防止大土地所有制分散，实力削弱，无法长期有效地影响、控制宗族与乡里，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反作用（见下），封建大家族渐次发展起来，改变了秦以来诸子成年即与父母别籍异财，另立小家庭的制度，从此一直延续两千年。 第三，除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促成封建皇朝改变对豪强势力或豪强大族（即大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大家族、宗族之结合体）的态度与政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是儒学的广泛传播。 如所周知，汉代儒学宣扬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便是倡导孝道，“亲亲”，力图通过大家族成员间的亲爱、和睦与感化力量，通过维护父家长的权威和影响，来稳定各个家族、宗族、地区的秩序；进而要求人们由父及君，“比国如家”，实现“忠孝之道”，以巩固整个封建皇朝的统治2。《汉书·宣帝纪》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当即这一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由于儒家积累下了大量经典著作，经过汉代学者糅合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进行注释，其所包含的内容，不但体现上述政治、社会观点和原则，而且凝结成为当时说来是丰富的理家、治国的具体经验。这些著作和内容，成为汉代提高文化素质，培养合格统治人才，特别是高级统治人才的最好教材。其他任何一种学派，都无法与之比拟。 这种儒学正好适合西汉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封建大家族的需要。对于这些大家族的父家长来说，以儒学教育后代，既可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又可以使子弟提高文化素质，应州郡辟除和察举出仕，保证家族、宗族在本地以至全国的声望长期延续不衰。由于此故，早在西汉便出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谚语（见《汉书·韦贤传》）。东汉以后，封建大家族世代奉习儒学的越来越多，甚至原来的律学世家，也转而“兼通经书”。这样，在豪强势力中便逐渐形成了一些由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的统一体。随着这些统一体中辟除、察举出仕人数的增加，特别是其中一部分还升为朝廷显贵，形成政治上的累世公卿，社会上的世家大族，它们与封建皇朝的利害关系日益接近，自然也就越来越靠拢和封建皇朝。这和西汉初年往往与六国贵族、官僚、豪杰身份相结合的强宗豪右，常与皇朝冲突、对抗的政治态度，迥然不同。 另一方面，自西汉初年起，吸取秦朝因严刑峻罚而覆灭的教训，儒家还宣扬德化思想，特别是强调统治集团内部应注意团结、和睦的思想。封建皇参见祝总斌《略论晋律的儒家化》，载《中国史研究》985年第2期2“忧国如家”，见《汉书·翟方进传》；“忠孝之道”，见《汉书·张敞传》。《后汉书·郭躬传、陈宠传》。 朝逐渐认识了这一思想对巩固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并以之指导行动。当豪强势力施加压力之时（如“度田”中之叛乱），封建皇朝其所以往往妥协退让，固然有着力量对比方面的原因，同时恐怕德化思想也在起着指导作用2。而当豪强势力积极出仕，主动靠拢、之时，封建皇朝对它们自然更加注意拉拢、团结，除了经济上的照顾外，便是将它们大量吸收进入各级政权，转化为官吏甚至朝廷显贵，使它们与皇朝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 就这样，作为西汉初年异己力量的豪强势力，逐渐变成了封建皇朝的社会、阶级基础与统治支柱。二者由矛盾、对立、斗争，终于走向了统一、结合、相互依存。自此直至明清，双方形式尽管有着发展，这一基本关系，却始终没有根本的变化。而在二者的结合过程中，儒学的传播，从文化方面，从思想意识上层建筑方面，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的。 以上论述了在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结合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汉代“以智役愚”局面的逐渐遭到破坏，正和这种三结合统一体的存在分不开。 道理并不复杂。当三结合统一体发展，特别是其中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力量壮大，甚至“势倾天下”（《三国志·袁绍传》）之后，为了争取他们的全力，封建皇朝对这些家族子弟的出仕，升迁，往往不能很好地坚持长期以来实行的德、才标准。察举、铨选上不时发生凭借权势，走后门，“竟相荐谒”等现象2，封建皇朝由于自身危机重重，为了求得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相安无事，对之也只得采默许、放任态度。这样，日积月累，人才的选拔、任用，自然发生对普通“布衣”不利，而对豪强势力、世家大族有利的变化。后者实际上得到某些法外照顾，仕宦不绝的可能性增加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相继出现。“以智役愚”局面开始破坏。“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之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流行起来的。很明显，这一系列连锁反应，追根溯源，全都关系到前述力量对比的变化，关系到三结合统一体的出现与发展。 不过，直到东汉末年为止，如本章第一部分所论，用人考虑“族姓”只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未形成国家认可的制度。一些朝廷显贵家族其所以能仕宦不绝，累世公卿，固然与越来越多的法外照顾分不开，但就大多数情况言，主要依靠的仍是儒学传统、文化素质、统治本领，亦即封建德、才。另一方面，一些普通“布衣”，只要有德、才，进入各级政权仍有不少机会。 这也就是说，东汉末年虽然出现了“选士论族姓”这一门阀制度的萌芽，但是离开门阀制度的形成还存在相当一段距离。三结合的统一体，特别是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的存在，已经导致了门阀制度的萌芽，并就其不可抗拒的总趋势言，必将继续导致门阀制度的形成。事实也证明，魏晋以后门阀制度其所以形成，离开豪强势力的强大，特别是当时的三结合统一体的制约，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门阀制度下的高级士族，正是由东汉兴起或魏晋兴起的累世公卿、世家大族所转化。不过在东汉末年，这一制度毕竟尚处在雏形之中。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如果统一皇朝继续存在下去，门阀制度由雏形到2《后汉书·光武帝纪》提出以“柔道”治天下，即其证。 东汉一代，特别是桓、灵、献帝三朝，三公《后汉书》有传者，大多数出身公卿二千石官吏家族。参见永田英正《从后汉三公看起家与出身》，载《东洋史研究》24卷见《后汉书·种暠传、郎f传》。 形成的过程将会是很慢的。作为一个庞大的统一皇朝，有着大量个体小农散居，提供兵役、徭役、赋税，使它能保持相对强大的力量；同时又有着相当数量有德、才、出身普通“布衣”的士人，不断被选入各级政权，作为新鲜血液，为朝廷出谋划策或掌管行政事务。因而对当时的豪强势力、世家大族，虽然已在经济上给予照顾，在用人上有所偏向，但是决不会很快把它们视为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将照顾、偏向发展为赋予特权，从法令上固定下来，建立门阀制度的。 只有东汉末年以后，出现了新局面，产生了新问题，方才加速了门阀制度的形成过程。 二、战乱，统一帝国瓦解与分裂，新皇朝力求三结合统一体，特别是世家大族大力，是门阀制度加速形成的决定因素。 东汉末年爆发黄巾农民大起义。军阀混战的结果导致社会大动乱和统一帝国解体。随后形成三国鼎立。几十年后，经过短暂统一，各类矛盾又汇为永嘉之乱，再开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 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及其连锁反应，迫使封建皇朝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加速推行门阀制度。 第一，在东汉灭亡以后几百年中所建立起来之鼎立、对峙的各皇朝，不仅声望远逊于统治达四百年之久的汉皇朝，而且统治地盘缩小，统治基础与实力也无法与之相比。东汉桓帝时皇朝编户人口达500多万；百进入三国，编户最多的曹魏才440多万，西晋统一时也只有00多万；南北一分裂，各自的人口又复减少。劳动力控制大大减少，意味着实力极大削弱；再加上鼎立对峙，战争频仍，消耗至巨，因而各皇朝统治的稳固程度，也无法与东汉相比。 可是另一方面，在这过程中，前述三结合统一体，特别是世家大族的实力，一般却比过去加强。原因是在战争不断，兵役、徭役沉重等条件下，个体小农很难维持生产，不得不大量投附这些势力，充当佃客、部曲，以求庇护。十六国末南燕尚书韩■曾上疏曰“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惧熏烧，公避课役，擅为奸宄”（《晋书·慕容德载记》）。此证豪强势力，特别是一些高官显贵家族隐占大量劳动力，自魏晋以来很普遍。它们的力量本已不可忽视，得到大量投附佃客、部曲之后，便进一步扩大。对基础、实力削弱的新皇朝来说，地位和重要性显著提高，后者对前者的依靠程度，也远超过东汉。 以统治区比较狭小，豪强大族数目不多，容易看出上述规律的孙吴政权为例，其对“僮仆成军田池布千里”的江南豪强大族，尤其是对实力最强的吴郡顾、陆、朱、张四姓的依靠和优遇，是惊人的。顾雍为丞相，一于就是十九年；雍母由吴郡至建业，孙权作为君主“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此均秦汉以来所未见。朱治任孙吴最富足的吴郡太守，前后竟达二十二年，死而后已，可以说实际上让他操纵了经济命脉。而且“治每进见，（孙）权常亲迎，执版交拜”。陆逊为荆州牧，镇守长江上游军事要地，孙权许其独自与蜀国办交涉，“并刻（孙）权印，以置逊所”；后升丞相，领荆州牧如以上数字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抱朴子·吴失》。“僮仆”，实际上多指佃客，见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故，萃内外大权于一身2。值得注意的是，对充任高官显贵的豪强大族代表人物，制度上还有特殊优待。首先是免除他们田客的赋役，即“复客”制度。其次是高级将领死后，子弟可以袭爵为官，继续统率其军队，即世袭领兵制度。这两项特殊优待，作为皇朝认可的制度，亦为秦汉以来所未见。以上这些全反映了新形势下，基础、实力较弱之朝廷，对相对强大之豪强势力、世家大族之特殊让步与笼络。如果西晋不统一，听任孙吴独立发展，不受干扰，迟早孙吴式的门阀制度是会确立的。 通过孙吴之例，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晋要规定“二品系资”，东晋要允许“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要建立和发展门阀制度，其实全是为了笼络高官显贵家族，以此换得他们对自己不很稳固统治的全力。 第二，东汉灭亡，特别是永嘉乱后，文化学术中心由汉代京师的太学，以及各地的郡国学，逐渐转移子三结合统一体。“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情况是这样的连绵战乱，官府书籍大量焚毁、损失，再加上玄学清谈的巨大影响，无论南北，公私学校全都沦废，或形同虚设。由此产生的一个连锁反应便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庶人、寒人甚至某些低级士族，要想找到书籍和经师，提高文化素质，学习统治经验都十分困难。同时，编户减少，不断战争对兵役、徭役等的需要又极大增加（一部分编户且被强迫充当军户、吏家等），庶人、寒人也很难再有条件读书、出仕。这样，他们就无法象汉代普通“布衣”那样进入士人行列，更谈不上跻身庙堂，为君主筹谋划策了。前述东晋南北朝之庶人、寒人只能靠吏干、武功出身，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在此条件下，一般说只有三结合统一体、世家大族保存和传习文化学术。一则，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一般都重视儒学，注意搜集、保存经籍史书，有一部分还发展成儒学世家、“儒宗”。及至学校沦废，庶人、寒人又无法读书，文化学术、古代统治经验，只在这些家族中保存和传习下去，便是很自然的。再则，在战乱或赋役沉重条件下，也只有世家大族得以保存书籍，传习文化学术。因为他们往往拥有坞壁等防御工事，一般可以拥众自保，使书籍、文化免遭摧残。而等战乱过去，他们又往往是新朝官吏和权贵，家族享有免役等特权，从而不影响将文化学术和古代统治经验稳定地传习下去。这样就迫使各新皇朝不得不主要从这些三结合统一体、世家大族中选拔统治人才，特别是高级统治人才。 必须指出，各皇朝之所以要从三结合统一体、世家大族中选拔、补充统治人才，除文化素质、统治本领外，还有一个重要考虑，这就是认为在儒学的薰陶下，这些家族子弟一般具有较高的封建道德品质，而这正是封建统治人才必备的条件。《魏书·韩麒麟附子显宗传》魏孝文帝实行门阀制度，李冲反对说“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孝文帝回答“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本文第三节已说，南朝宋、齐诸寒人出身之佞幸，虽有吏干，但由于缺乏儒学修养，掌权后贪污纳贿，胡作非为，结果反而导致了皇朝或君主的覆败。魏孝文帝模仿南朝推行门阀制度，在这次对话中重视“德行纯笃”，把它作为其所以要从“君子之门”选拔人才的一个理由，恐怕同时也2以上三人分别见《三国志》本传及裴注。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是有鉴于佞幸给皇朝带来危害之教训的。 总之，在汉代三结合统一体形成与发展，“选士论族姓”之风开始流行的基础上，魏晋以后各皇朝其所以要加速建立，并持续实行门阀制度，一是因为连绵战乱，鼎立对峙局面改变了皇朝与诸三结合统一体的力量对比，迫使皇朝不得不进一步依靠他们，特别是铨选上赋予更大特权，以求其全力自己不很稳固的统治。二是因为当时一般也只有这些三结合统一体，尤其是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中拥有统治人才和高级统治人才，不在铨选上赋予更大特权，新皇朝便不能将他们尽快地、大量地吸收入各级政权，以巩固统治。一句话，必须从这些统一体中选拔人才，一般也只可能从这些统一体中选拔人才。于是便形成了沈约所说的“以贵役贱”的局面。 三、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的影响。 上面论述的是门阀制度实行的前提，以及加速形成的原因，但究竟采用什么形式来赋予这些三结合统一体以特权，从中选拔统治人才呢？历史上有世官世禄制，有父兄任，而魏晋南北朝却主要采用了和以前制度有所不同的、独特的门阀制度。它是九品中正制在一定条件下逐渐推移促成的。 如所周知，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由朝廷官兼任各级中正，将人才依古制分为九等，原来意图只是为了便于铨选，并将用人权掌握于朝廷手中，防止、抵制当时世家大族的“浮华”结党之风。这可能与曹魏“三祖”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较大有关。随着社会经济恢复，三结合统一体特别是其中世家大族日益强大，而封建皇朝力量却相对削弱，出于种种具体动机，封建皇朝不得不对前者加意拉拢、依靠之后，九品中正制便逐渐变质了。如西晋司马氏为篡代曹魏和巩固新皇朝统治，对诸世家大族态度十分迁就。《晋书·良吏胡威传》，为尚书，“尝谏时政之宽，帝曰‘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在如臣等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皇帝毫不讳言自己只准备对官品六品（尚书郎）以下官吏犯法给予惩罚，六品以上就要“假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见到。他不但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三年载司隶李憙劾大臣、宗室山涛、司马睦、武陔，以及县令刘友侵占官稻田。对这种直接损害皇朝经济利益的行为，晋武帝只处死了官位最低的县令刘友（官品六品），对山涛等（官品三品以上）则下诏“皆勿有所问”。怪不得司马光就此事评说这是“避贵就贱”，“可谓政乎”。既然皇帝都对高官显贵如此迁就，则各级中正在评定他们及其子弟的人品时怎么可能公正呢？很自然，结果便是刘毅所说的，“随世盛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九品中正制并不公正了。 前面已经涉及，九品中正制的特点有二.九品之“品”，作为人品，不是社会道德观念，而是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即封建王朝承认、备案的，具有权威性。2.这样定下来的人品，不仅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它还与吏部铨选，与官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品上品则官品悠悠高，且升迁快，容易爬上高位；反之，则往往沉滞于卑官贱职。 由于具有这两个特点，所以九品中正制在逐渐变质后，特别是稍后再与西晋皇朝公开优待高官显贵的“二品系资”相结合，便导致以下结果第一，发展成一种恶性循环家族中有人官居高品，子弟便容易获得人品上品，取得较快升迁官品高品之资格；等这批子弟达到官品高品后，下一批子弟又容易获得人品上品。反之，官居下品者，子弟往往得到人品卑品，便形成向官品下品之循环。这便是过渡性的、按官位高低区分的门阀制度。第二，东晋建立后，“势族”和皇朝比，相对说，力量更强大，因而评入品上品，升官品高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于是又引起以下连锁反应本来，九品中正制下一个士人被评为上品或下品，是个人德、才问题，与家族血缘无关。“二品系资”后，与家族发生了关系，也只涉及“资”即官位，仍与血缘不相干。可是等到“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以后，由于是由中正官与司徒府代表封建皇朝确定的，具有权威性；相应地这些“势族”子弟又往往最后达到官品高品，成为高官显贵，这样，时间久了，其人品、官品之取得，就不仅被看成个人德、才，而首先被视为出于整个家族血统高贵了。相反，“寒门”子弟屡被评为人品下品，充任下级官吏，时间久了，便被视为整个家族血统卑贱的结果。经过以上演变，终于人品转为门品，个人德才转为家族血统。过去是官品决定人品，此后是门品决定官品。这就是按血缘关系区分的门阀制度。至于庶人、寒人，因为本无人品，其中极少数人的官品是靠士族轻视的吏干、武功取得，家族仍需服徭役，血统之卑贱自然又在低级士族之下，因而也就被压在门阀社会的更下一层，“士庶天隔”便是它的真实写照。 十分清楚，无论以上哪一阶段门阀制度的形成，最初全都始于中正评定人品。中正评定和吏部铨选依据人品、门品，构成门阀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与特点。可以说，门阀制度在形式方面是渊源于九品中正制的。 必须指出，无论以上哪一阶段门阀制度，均与世官世禄制、父兄任制有所不同。后者由贵族地位或官位直接决定子弟出仕，而前者形式上需经过一个中间阶段，即考虑人品或门品。按规定，人品主要标准为德、才，考虑它便意味“势族”子弟仍需德、才，方能取得出仕优势。这显然带有很大欺骗性。至于门品，虽按血缘关系区分，但它从人品发展而成，所以也意味与德、才标准紧密相关。门品二品，即意味其家族由血缘决定的门风，在德、才上具有优势，因而理应出仕悠悠高，并迅速升至大位。任防赞琅邪王氏“六世名德，海内冠冕”；琅邪王筠自称家族“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前引魏孝文帝以为“君子之门”“德行纯笃”，全都把门阀血缘与“名德（名指著名，名德即重德、大德）”、“德行”连在一起。这和世官世禄、父兄任相比，具有较大欺骗性。 总之，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在形式方面，离开九品中正制便不可想象。 以上即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出现并持续存在门阀制度的三个原因。 等到南北朝后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结合统一体在实力和文化素质、统治经验上，不再占有压倒优势；相反，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农民起义之打击，高级士族日益没落；而庶人、寒人地主则在新形势下经济实力加强，文化索质提高，特别在北朝，军功、吏于出身的官吏从来就占据重要地位，往往便是朝廷显贵。在这诸种因素结合下，“以贵役贱”的局面已无法维持下去，至隋唐，封建皇朝为了更广泛地选拔人才，求取各种社会力量，以巩固统治，便把九品中正制废除，使门阀制度与政治制度脱离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社会制度。 分别见《文选》卷4《王文宪集序》、《南史·王筠传》。 第四章户籍制度第一节户口数的历史记载本节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户口数，仅是一般民户在国家户籍上登记而见于历史记载的户口数。由于当时有许多人不向国家登记户口，一些特殊身份的人也不编入一般民户的户籍，所以一般来说，国家户籍上的户口数要少于或远远少于实际所有的户口数。 由于战乱影响，三国时期户口的数量大幅度地下降。 关于蜀的户口，史籍中有两个数字。《晋书·地理志·总序》称章武元年（22）“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时隔四十二年，至景耀六年（23）蜀亡时，刘禅向邓艾所上之士民簿，仅有“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增加的户口数微乎其微。 吴的户口，《晋志·总序》称“孙权赤乌五年（242），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载王濬灭吴时（280），吴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以上两组户口统计数字大致相同，仅口数一作... 12 岑仲勉《隋唐史》第7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957年版。又，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代户口数的资料，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集相当齐全，并有不少精辟考辨，本节吸收其中研究成果。第二节普通民户的户籍黄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有普通民户户籍和特殊民户户籍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他们归州郡管理，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特殊民户主要有兵、僧尼、奴隶、杂户等，他们的户籍和普通民户不属于一个系统，国家统计户口，一般不包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 东晋南朝时期，普通民户的户籍被称为黄籍。顾名思义，黄籍是用黄纸制成的户口簿籍；但用黄纸制成的户籍不一定就称为黄籍。从西晋初年中正官的下属访问令刘卞“写黄纸一鹿车”2这一事实来看，黄纸在当时已普遍应用，西晋的户籍很可能就是用黄纸制成，但当时并无黄籍之名。盛唐的户籍用黄麻纸，当时亦不称黄籍。黄籍之名仅流行于东晋南朝。这是因为在东晋南朝境内有大量北来侨民，他们的户籍与土著居民不同，系用白纸制成。这样，东晋南朝普通民户的户籍就分为两种用黄纸制成的土著居民的户籍和用白纸制成的侨民户籍。人们为区别这两种户籍，始以纸色对它们命名前者称黄籍，后者称白籍。南朝后期白籍被废除后，黄籍虽仍然存在，但也渐渐地不称为黄籍了。 黄籍的形式，《太平御览·文部·札》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可见黄籍用纸的高度为一尺二寸，凡承担官府徭役的人都要登记入籍。据沈约说，东晋咸和三年（328）至宋元嘉的黄籍，皆“朱笔隐注，纸连悉缝”。大概黄籍上字的颜色用两种一般用墨笔，重要的籍注用朱笔。“纸连悉缝”，是指每张纸之间的接缝处都粘连得很好。这说明黄籍也是采取那时书籍的通行形式——卷轴式。 对于黄籍，统治者认为它是“民之大纪，国之治端”2，是极为重要的。用我们的观点来看，它无非是统治阶级赖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和征调赋役的工具。可以说，黄籍所登记的内容，都是以上述目的为出发点。 首先，在黄籍上要登记每个民户成员的名字和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晋书·礼志》中载有一个故事东晋南平郡陈诜娶李氏为妻，生四子；后李氏被贼掠去，陈诜又娶严氏为妻，生三子。李氏归后，“诜籍注领二妻”。后李氏、严氏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发生了争执，征西大将军庾亮的司马王愆期议论说李氏“子为首嫡，列名黄籍”，这证明李氏的身份为陈诜之嫡妻。在妻未死的情况下，陈诜只能纳妾，不能娶妻。由于“诜籍注领二妻”乃特殊情况所致，非故意犯法，可以不问，但严氏的地位只能是继室。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陈诜的户籍上首先列出的是户主陈诜的名字；下面是李氏、严氏，并注明为陈诜之妻；再下面是依次排列陈诜的七个儿子，并在李氏所生长子下面注明首嫡。 从这个故事还可以看出在黄籍上妇的身份有嫡妻、继室、妾三种，子的身份除长幼顺序外，还分嫡庶。 两晋南朝的赋役和性别、年龄有密切关系。拿梁以后的制度来说，老（六十六以上）、小（十六以下）免赋役，男丁（十八至六十）服役并纳全额祖调，女丁（二十至六十）和男子半丁（十六至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五）纳半2《晋书·刘卞传》。 《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2《南齐书·虞玩之传》。 额租调。两晋、宋、齐的制度与此略异。因此，在黄籍上除要求注明性别以外，还要求注明年龄。如南朝宋何之平，“母本侧庶，籍注失实，年未及养（八十岁），而籍年已满”；齐张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满，岱便去官从实还养”2；萧道成说，宋、齐时人民为逃避赋役，在户籍上“盗易年月”3之风甚盛。这都说明在黄籍上要注明每个人的年龄。 由于死人、逃亡者、在役的人、患病者都不可能再服役，所以这些情况也要注在黄籍上。宋、齐之际户籍发生极度混乱，这方面的情况有“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即人在家而户籍上却注死和逃；“停私而云隶役”，即在家为私而户籍上却注为官府服役；“身强而称六疾”，4即身体健康而户籍上却注患多种疾病。梁初邓元起为益州刺史，有人对他说“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5。以上说明死、逃、服役、患病等情况，在户籍上都必须注明。 由于东晋南朝的士族享受免役优待，而是否士族主要决定于宦和婚，所以在黄籍上也要注明这两方面的情况。所谓宦，是指做过什么官。沈约说东晋的黄籍“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又说那些在户籍上冒充士族的人，“罕知其祖，假称高、曾”。可知由远祖直到本身所历官位，都要在户籍上登记。刘裕的诏书也说“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2。“资状”即指历代做官的情况。所谓婚，是指和哪些人家通婚。宋大明五年（4）孝武帝下诏说“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3。“杂婚”指士族和非士族通婚，按当时规定，士族杂婚即丧失士族资格，所以宋孝武帝才使他们补将吏。宋孝武帝怎样发现这些杂婚的士族呢？据记载大明五年孝武帝在户籍上又作了一些新规定4，为贯彻这些规定，政府必然要进行户籍检查，因此才能发现并处罚这些杂婚的士族。这说明户籍上登记有通婚的状况。士族如犯罪、犯清议，也会影响他们的士族地位，所以这些情况也要注籍。南朝各代开国皇帝的即位诏中都有这一类的话“有犯乡论清议，赃污**盗，一皆荡除，洗除先注，与之更始”5，就是明证。 在黄籍上还要登记民户的门第等级。刘宋人武念，史称“本三五门”。宗越“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条次氏族，“点越为役门，后宗越向宋文帝求情，才恢复为次门7。宋明帝时王僧虔为吴兴太守，“听民何系先《宋书·何之平传》。 2《南齐书·张岱传》。 34《南齐书·虞玩之传》。 5《梁书·邓元起传》。 《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2《宋书·武帝纪》下。 3《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五年末。 4《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条有“近籍改新制，在所承用”之语。 5《南齐书·高帝纪》下。参见《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条、《梁书·武帝纪》中天监元年条、《陈书·高祖纪》下永定元年条。 《宋书·宗越传附武念传》。 7《宋书·宗越传》。 等为旧门”8，后王僧虔因此被免官。《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大明五年胡注“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盖“三五门”为服役之民户，亦即“役门”。《南齐书》卷四六《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称“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看来黄籍上民户的门第主要分为两大等级一为免役的士族，另一为承担力役的役门或称三五门。旧门、次门都是士族，但后者属低级士族。 三国两晋南北朝备代都实行给客制度，规定官员可以占有若干户佃客作为自己的合法荫户。如西晋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可分别占有佃客一至十五户，东晋时又增加到五至四十户。除了这些依法占有的佃客外，皇帝还向有特殊功绩的官员赐给客一类的生产者，这些赐客也属于合法的荫户。荫户只向其主人缴租，不向国家服役纳税。为了确认荫户的这种依附地位，国家规定“客皆注家籍”2。这就是说荫客也要在黄籍上登记，只不过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他们的户籍是登记在主人户籍的后面，称为附籍。目前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国家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佃客、部曲这类依附农民未被计算在国家户口之内。我认为，这有欠分析。按当时大族的依附农民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注家籍的合法荫户，另一类是不允许注家籍、版籍不载的非法隐户。前者因户籍上有名，应在国家户口统计数字之内；后者因版籍不载，则理应在国家户口统计数字之外。现存西凉建初十二年（4）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斯03号），其中有大府吏随嵩一户，注籍者四人，附籍一人，户口总计为“凡五口”。可证附籍人口要纳入国家户口统计之内。 8《南齐书·王僧虔传》。 分别见《晋书·食货志》、《隋书·食货志》。 2《隋书·食货志》。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第页。 第三节特殊民户的户籍白籍关于白籍，周一良的解释是“以蘖汁染纸，谓之入潢。则纸不生蠹虫，缝不绽解。盖土著户籍原为保存久远，故用入潢之黄色纸。侨人户籍原系临时性质，故用普通白纸”2。此为籍分黄、白之一因。东晋为招怀流民，对侨人给予免除赋役之优待，与南方土著有不同，在户籍上自然也应有所区别。这是户籍分为黄、白的另一原因。关于白籍，文献记载甚少。《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称“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允许在户籍上注明本人的原籍，似乎此为白籍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由于在白籍上注籍的人免除正常赋役，所以在白籍上登记的事项可能较黄籍少一些。 2《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24页。 第四节资簿由于魏晋宋齐调的征收采取“九品混通”制度，这种方法要求先评资、定出户等，然后才能征调。但户籍上却没有财产登记，它只能解决哪些人应纳或不应纳户调的问题，而无法解决纳多少的问题。因此，当时还有和黄籍相联系的、专门登记各民户财产的资簿。这种资簿就是地方官每年在进行评资、定户等的工作中所形成的文书。 资簿上登记些什么内容呢？《晋书·石苞传附子崇传》称“有司簿阅崇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这里所说的“簿”，不是指户籍，而是指资簿。由此可见，在资簿上登记的有水碓、田宅、珍宝、财货、奴隶（苍头）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不能登记在户籍上，而只能作为主人的财产登记在资簿上。南朝人在谈到评资所产生的流弊时说“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资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守宰相继，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资课”2。可见资簿上重点登记的是土地、桑树、房屋，并且按照它们的数量、质量折算成钱，在资薄上予以注明。刘宋大明初年实行占山法以后，人们占领的山泽也要“条上资簿”3。 在资簿上除登记财产外，还要注明户等。在齐武帝萧赜的诏书中有“诸责负众逋，七年以前悉原除，高资不在例”；“其非中资者，可悉原停”；“凡下贫之家，可蠲三调二年”4。看来户等分为上资、中资、下贫三档，每档又各分三等，共九等，与“九品混通”征调法相适应。《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称“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资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大概户资三千钱是一条界线，在此上者为中资以上户，在此下者为下贫户。 梁以后，废除了“九品混通”征调制，调的征收也变成和田租一样的按丁征收，但资簿似尚未被废除。因为梁、陈还有亩收米二升的田税，为征收田税，有时也为了对富户和贫户负担的租调进行调节（如免除贫户的租调），都需要查核资簿，所以资簿仍与户籍并行。《梁书·武帝纪》下称“田者荒废、水旱不作、无当时文例，应追税者，并作田不登公格者，并停。”此所谓“公格”，也许就是指资簿吧。但由于梁以后废除了评资，梁、陈时期的资簿内容可能要简单一些。 《宋书·周朗传》。 2《南齐书·竟陵文宣传子良传》。 3《宋书·羊玄保传附羊希传》。 4《南齐书·武帝纪》。 第五节西凉建初十二年户籍残卷十六国时期的户籍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但从现存西凉十二年户籍残卷可知其大概。这个残卷共保存有九户民籍，残缺者四户，完整或大体完整的五户。兹择录一户完整的于下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兵吕德年四十五唐妻年卅一丁男二息男■年十七小男二■男弟受年十女口二受女妹媚年六凡口六媚男弟兴年二居赵羽坞建初十二年正月籍可见在当时户籍上登记的有姓名、籍贯、性别、年龄、职业、家庭成员关系、丁中统计、女口统计、户口总计等项目。这种户籍登记，从内容到形式应是沿袭魏晋的户籍制度而来。 应指出的是，在建初十二年籍见到的丁中制度，有丁男、次男、小男，这和两晋南朝一样；但妇女却无丁中之分，被统称为女口，而在两晋南朝妇女也是有丁中之别的。这种不同主要是由剥削制度的不同所决定。两晋南朝的妇女无徭役负担，调按户征收（梁以后始改成按丁），这都不要求妇女实行丁中制；但那时的田租却一直是按丁征收，丁女纳丁男的半数，次丁女、老小免征，这就要求妇女也要实行丁中制了。因此西晋规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梁也规定“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2。估计在两晋南朝的户籍中也会注明丁女、次丁女字样。及至十六国后赵时期，石勒始改田租为按户征收，规定户“租二斛”；3北魏在实行均田制以前，也实行按户征田租制，户征“粟二十石”4。可见在十六国至北朝前期，田租一般实行按户征收，因此不再要求妇女有丁中之别。在建初籍上见不到丁女、次女字样，而出现了“女口”这样笼统的统计，原因即在此。至于建初籍上男子所以有丁中的划分，这是为了适应徭役征发的需要。 《敦煌资料》第一辑，第5页。 《晋书·食货志》。 2《隋书·食货志》。 3《晋书·石勒载记》上。 4《魏书·食货志》。 第六节计帐户籍制度北魏推行均田令以后，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都发生了大变化，这自然要引起户籍制度的变动，到西魏苏绰当政时，就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户籍制度。《周书·苏绰传》称“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这种“计帐户籍”的形式及内容如何，史籍不载。幸好敦煌发现的斯六一三号文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此文书经日本学者山本达郎的复原、研究，认为写成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文书分为、b两类类以户为单位记载有关人口、赋税、土地等情况，b类大体是以类为基础形成的三十三户人口、土地、赋役的总计。该文书的性质，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它就是苏绰所创制的计帐式户籍。 类文书的具体内容在户口方面，包括户主及家庭成员的姓名、生年干支、年龄、现任官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丁中制的丁、中、老、小、黄的划分；家庭成员的死亡、出嫁情况；奴婢的姓名、性别、年龄；附载牛的颜色和大小。在赋税方面，包括课户、不课户和上、中、下户等的划分；全家人口的集计，下分为出除人口（死亡和出嫁者）和见在人口，见在人口又分为课口和不课口；全家应纳租、布、麻若干，并分别标明良、贱、牛缴纳的数量。在土地方面，包括受田的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受田若干、未受田若干，受田中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受田率是足或几分未足；受田人所受各段土地的亩数、方位及四至。 b类文书的具体内容在赋税方面，包括课口若干人，贱婢几人，牛几头；都合调布若干匹，其中良人、贱丁、牛各若干；都合租粟若干斛，其中良、贱、牛各若干，良人上、中、下户租的折草数字；都合税租若干斛，其中台资户、上中下三等不课户各输若干，上、中不课户税租的折草数字。在徭役方面，都合课丁男若干人，其中杂任役若干人，六丁兵若干人。在受田方面，包括都合受田若干户，其中受足、三分未足、二分未足、一分未足、未受各若干户；各类户受田的丁男、丁女、丁婢、牛各若干，应受田若干，实受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未受田若干。 大统文书反映的户籍制度，在内容上的特点，是户籍和均田制度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赋役制度相结合。但在户籍、均田、赋役三者中，户籍居主导地位。作为大统文书基础的类文书，首先要完整地记录各户的人口情况，不受田、不纳租服役的中、老、小、黄家庭成员，甚至死亡、迁出的成员，都要无遗漏地进行登记，这就说明户籍的主导地位。由于与均田制度相结合，土地开始被列入户籍，作为受田的奴、牛，也被列于家庭成员之后。土地、奴、牛过去是资簿登记的重要内容，它们被列入户籍之后，资簿可能就被取消了。大统文书的书写形式十分严格，提纲挚领，条理清晰。类文书既有每个家庭的户口、租调、土地的逐项登记，也有各方面的集计；b类文书首先是人口、赋役、均田情况的集计，下面再按子目分类统计，这类格式的文书在编制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气力，但却易于查阅、掌握。也许由于苏绰创造的这种户籍制度格外强调各种统计数字，所以被称为“计帐户籍”。 十六国北朝也实行士族制度，这在户籍上应该有反映。但因现存的建初山本达郎《敦煌发现讨帐式的文书残简》，载《东洋学报》第37卷。第2、3号。谭两宜的译文，收入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4期。十二年户籍和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都属残卷，上面登记的民户都不是士族，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记注就无法见到了。 第七节特殊民户多种三国两晋南北朝实行世兵制度，兵户子弟要世袭当兵，身分低于一般民户。所以他们不编入一般的民籍，要另立兵籍。三国两晋南朝的史籍中，有不少免兵户为民户的记载，就说明那时兵、民是分籍的。在十六国时期，各国也多推行世兵制度。后赵石虎曾免秦、雍二州的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七个望姓的兵役，“蠲其兵贯”。“兵贯”就是兵籍。前燕和南朝一样，有时称兵户为“营户”2。为什么叫营户？就南朝史来看，这和士兵“妻子营居”3、家属“便付营押领”4，亦即其户籍隶属于营署有关。前燕的营户大体应和南朝相同。在北魏，被降俘、征服的各族人民和罪犯，往往被变成营户或兵户，被编入兵籍，世代服兵役；中央宿卫兵、北镇兵中虽有很多鲜卑人，他们的身分比较高一些，但也都入兵籍5。《隋书·食货志》北周“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县籍”即一般民籍，因当时世兵都入兵籍，故“除其县籍”。直到隋开皇十年（590），文帝才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至此兵籍才并入民籍。需要说明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世兵外，也召募大量自耕农参军，这一部分人因不是世袭兵户，所以不入兵籍而仍隶属于民籍。 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盛行，僧众猥多。在北朝属于佛教寺院的还有僧祇户和佛图户，北魏和平初年（40）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管理僧众之官，南朝有僧正。北魏初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僧曹之长初名道人统，后更名沙门统，又有都维那。州有州统、州维那，郡有郡统、郡维那。僧尼及寺院之依附人口，当由僧官管理。南朝郭祖深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2《历代三宝记》称北周武帝灭佛，“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可证南北朝之僧尼及寺院之依附人口皆不属一般民籍，而另有户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官府和私家都拥有大量奴隶。官府奴隶相当于刑徒，长年服苦役，到六十岁以后才有可能免为平民，他们的户籍当然要自成系统。私家奴隶属于其主人的资产，要记入资簿，这在上面已谈到。《晋书》卷九四《翟汤传》称“建元初，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晋书·石季龙载记》上。 2“前燕营户”一词见《普书》卷一一一《慕容载记》，“南朝营户”一词见《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3《宋书·何承天传》。 4《宋书·武帝纪》下。 5《魏晋南朝的世兵制，参见何兹全《魏晋南朝的兵制》；北魏的世兵制，参见何兹全《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两文均载《读史集》。 《隋书·高祖纪》下。 《魏书·释老志》。 2《南史·郭祖深传》。 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这说明奴隶虽记入资簿，但还不算正式编户，放免后才有“编户为百姓”的资格。北朝推行均田制以后，奴婢也要受田、纳租调，他们的姓名才脱离资簿，附注在主人的户籍上——这也叫注家籍。上面说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官员的合法荫客要注家籍，奴婢注家籍与佃客注家籍有何不同呢？《周书》卷六《武帝纪》下载建德六年（577）的诏书可说明这个问题“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去年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前期，部曲、佃客是身分相同的两种人，后逐渐混淆而难以分清，此处所说的“部曲”也应包括着佃客。“共居”即共籍；奴与主共籍，也就是注家籍。从诏文中可以看出，奴注家籍后身分仍为奴（大统年间的计帐户籍即如此），经放免后才能上升为注家籍的佃客、部曲及客女。 北朝历史上“杂户”一词，主要指隶户、伎作户、绫罗户、屯田户、牧子户等，他们在身分上都是高于奴隶、低于自由人的国家农奴。 隶户来自俘虏和罪犯，他们有一部分被皇帝赐给达官贵人，但大部分是留在官府服役。国家的隶户和奴隶归都官尚书统一掌握，自立户籍。《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孔疏引《魏律》“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这里的“工乐杂户”，应是指隶户被分配到官府作工匠、乐户者。古代的奴隶皆“著之丹书”，北朝与奴隶近似的官府的隶户，大概也包括官府的奴隶，他们的户籍用赤纸即本此意。 伎作户指各类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民户，北朝政府对他们控制很严。 北魏太武帝曾严禁官员、地主私养百工伎巧，下令“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北齐官员毕义云”坐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器物”，遭到禁锢2。这说明伎作户不属地方，亦为受官府直接统领的特殊户口集团。 关于北魏的绫罗户，在《魏书·食货志》及卷九四《仇洛齐传》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仇洛齐传》称“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縠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检括。洛奏议罢之，一属郡县。”可见绫罗户也是一个不属郡县守宰，而由杂营户帅统领的特殊户口集团。 北魏曾仿照魏晋多次推行屯田制度。太和十二年（488），李彪建议“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3，是其中最大的一次。魏晋的屯田户是由屯田官府直接统领的，北魏也应如此。北魏在河西、并州、河阳等地设置有许多国营牧场，在这些牧场为国家放牧的称牧子户，他们的户籍应隶属于管理牧场的官暑。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天保二年（55）下诏说“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4。这道诏书可能执行不彻底，所以在天统三年（57）高湛以太上皇的身分又下诏说“诸寺署所绾杂保（役？）户姓高者，天保之初《魏书·世祖纪》下。 2《北齐书·毕义云传》。 3《魏书·李彪传》。 4《北齐书·文宣纪》。 虽有优敕，权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可见伎作、屯田、牧子等杂户皆隶于寺署，放免后才可为郡县编户。2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化的加深和扩大时期，各个阶级、阶层都在发生激烈的变动。其中，情况最复杂的莫过于封建依附这个阶层了。它包含多种职业、多种名称的人，这些人的处境虽大致一样，但并不完全相同。如两晋南朝的百工户和吏户，其身分相当于北朝的杂户，但他们是编于黄籍（在黄籍上注明他们的门第、身分）呢，还是另有特殊户籍？现在还不太清楚。《北齐书·后主纪》。 2以上所述隶户、伎作户、屯田户、牧子户，参见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第八节争夺劳动力的斗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有复除权的官贵、士族以外，还有很多人不向国家服役纳税。这些人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一、籍注不实之人。这一类人多通过在户籍上谎报年龄、诈注疾病、妄报死逃或冒充士族等手段，以求规避赋役。其中冒充士族最保险，但冒充士族必须得贿赂官员，对籍注进行篡改，需要有一定的财产。所以，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属于富商、庶族地主，但也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他籍注不实之人则多为不堪赋役剥削的自耕农。 二、脱离户籍之人。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依附于大族、受大族剥削奴役而未能注家籍的劳动者，他们实际上已下降到佃客、部曲的地位，但由于未注家籍，所以在身分上还有较多的自由。另一种是虽脱离户籍、但仍保留独立身分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破产的自耕农变成的流民，但也有一小部分庶族地主。《陈书·褚玠传》称山阴“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这些隐没的“全丁大户”，大部分应是地主。在战乱和政治昏暗时期，这类脱离户籍之人数量十分庞大。如三国时袁绍统治下的青州，“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梁元帝时“人户著籍，不盈三万”2；北齐高洋时，“户口租调，十亡六七”3。可见当时大多数人都成了无籍之人。 三、注家籍佃客、奴隶和僧尼。这类人的户籍与一般民籍不同，注家籍佃客、奴隶受世俗地主的牢牢控制，僧尼受僧侣地主的控制。他们一般不向国家服役纳税，只向地主服役纳税。这一类人也大多是由破产的自耕农转化而来。 以上三种类型不向国家服役纳税之人，除一小部分属于剥削阶级以外，大部分是自耕农或来源于破产的自耕农。自耕农为什么经常破产呢？这基于西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土地很少，生活十分困苦。南朝人所谓“家有五亩之鸡，一母之豕，**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4，可说是自耕农的生活写照。自耕农的经济是如此脆弱，所以无论是赋役的加重、战乱、天灾乃至婚丧嫁娶等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迫使他们趋于破产。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经济势力的不断扩张，要求大量的佃客、奴隶等劳动者为他们种地和服役，这些劳动者只能从自耕农阶层中攫夺，所以他们无时无刻地都在迫使自耕农走向破产。如果说注家籍和未注家籍的佃客、奴隶是大土地所有者已争取到手的劳动力的话，那末，破产的流民和那些被迫“改注籍状”的自耕农，就是他们的劳动后备军，这些人时刻都在面临着沦为佃客、奴隶的厄运。封建国家为了保证兵源税源，加强中央集权的力量，一直都在想着把上述三种类型的人重新纳入国家正常的户籍制度之内，使他们重新向国家服役纳税。封建国家的这种努力，实质上就是与大土地所有者展开争夺劳动人手的斗争。 封建政权与大土地所有者争夺劳动人手，重点在上述第一、第二两种类《三国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2《南史·梁元帝纪》。 3《隋书·食货志》。 4《南史·邓元起传附罗研传》。 型的人。对这些人封建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检籍、土断和括户。 提起检籍，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南朝齐初的户籍大检查。这次著名检籍的起因，是由于当时的户籍发生了极度的混乱。《南齐书·虞玩之传》称“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八条取人，孝建元年（454）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南史·王僧孺传》引沈约的话说“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所谓“八条取人”、“七条征发”，现在已无从知其详细内容。唐长孺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征引《宋书·索虏传》载何尚之关于“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的议论，对此作了精要的阐释。据唐长孺的意见，在元嘉二十七年大征发时，制定了哪些人该服役、哪些人不服役的硬性标准，何尚之所谓不在征发之列的“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这些人以上即为有免役权的士族。由于士族的标准明确，所以在孝建元年编造户籍时，许多企图避役的人就增损籍状，把自己变成合乎免役条例的士族。这样就造成了户籍的大混乱。由于当时户籍混乱主要是冒充士族造成的，所以齐初检籍的重点，是对准那些“改注籍状，诈入士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的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内容，当时检籍还包括纠举那些“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吏役，身强而称六疾”以及“盗易年月”等投机取巧者。对那些“抱子并居，竟不编户”、“小塘藏丁匿口”2等脱离户籍之人，在这次检籍中也要把他们重新编入户籍。当时凡被认为有伪冒或脱离版籍的民户，都被称为“却籍”，却籍者要充远戍。萧齐统治者对这次检籍决心很大，但由于检籍官员行私舞弊，反而造成很坏的后果。梁沈约说齐初“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于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士伍或有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牣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3。这样，至永明三年（485）就激起了以唐寓之为首的农民起义。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也因为这样的检籍再也无法推行，所以到永明八年（490）齐武帝下诏“既往之愆，不足追究。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4。宣布这次检籍完全作废。齐初大检籍以后，小规模的检籍仍不时发生。如在齐东昏侯时，“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诈注疾病，遣外医巫。在所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这样的检籍，当然也不会有多大成效。 除上述检籍外，统治者在编造新户籍时，也要依据旧籍进行户口检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0—页。 2《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3《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4《南齐书·虞玩之传》。 《南史·废帝东昏侯纪》。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检籍。由于户口状况是不断变动的，所以封建政府窍隔一段时间要编造一次新户籍，这属于正常情况造籍；另外，在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时，为了适应新制度的要求，封建政府也往往要编制新籍，这属于特殊情况的造籍。后一种情况因与改革相配合，所以在争夺劳动人手方面，往往会取得巨大成绩。这种造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西晋太康元年推行占田制时，太康三年国家控制的户口较太康元年增加一百三十多万户，就是这一次造籍所取得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说过。 第二次是在北魏推行妃不如妾小说5200均田制三长制时，北魏中央曾派遣使臣到各地编定户籍，如派尧暄为“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2，派闾庄“为定户籍大使”3等。由于在均田制下农民能够受田，而且剥削较轻，所以大量隐漏人户就纷纷向国家呈报户口。北魏的户口猛增到五百多万户，当是这次与推行均田相联系的造籍的结果。 第三次是在北齐、北周时期。自北魏推行均田制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均田制度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隋书·食货志》记载的北齐河清三年（54）均田令和北周保定元年（5）后的均田令，标志着均日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均田制度的演变，户籍格式逐渐定型为像西魏大统十三年那样的计帐户籍制度，这当然也要编造新籍。由于计帐户籍对人口的控制较严，所以北齐、北周虽为戎马倥偬的乱世，但两国人口的总数并不减于北魏盛世的人口总数，仍然达到三千多万口。 东晋南朝连续推行的九次土断措施2，主要是把北来侨民断入黄籍，使他们也像土著居民那样向国家服役纳税。但把侨民断入黄籍，不一定具有向大族争夺人口的性质。这不仅因为有些侨民原来就在国家白籍上登记，受侨州郡统辖，而且在侨民中也包括不少官僚、大族。但在土断的同时，也进行户口检查，许多隐户、流民也被编入户籍。如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4）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规定“不得藏户”，司马“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附廷尉”3。萧齐初年吕安国曾“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4；所谓“杂民”，当包括各种无籍之人。陈文帝天嘉元年（50）的诏令说“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5。这些被土断的隐户、流民等无籍者，就含有和大族争夺劳动人手的意思了。如果说检籍、土断只把搜检隐漏之人作为附带任务的话，那末，封建政府的括户就主要是为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了。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括户的记载不绝于史，而东晋一代尤为突出。 颜含为吴郡太守，王导问他“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颜答“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2《魏书·尧暄传》。 3《北史·闾毗传》。 《隋志》载北周的均田令很简略，年代也不明确，从与它相联系的徭役制度来看，它的颁布当在保定元年以后。 2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34—35页。 3《晋书·彭城穆王权传附曾孙纮传》。 4《南齐书·柳世隆传》。 5《陈书·世祖纪》。 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可见与大族争夺劳动人手，在当时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当时括户的干将有山遐，他为余姚令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2。庾冰辅政时，“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3。简文帝时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4。淝水之战前夕，东晋为“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5。东晋末刘裕当政时，因“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刘裕严申禁制，处死了“藏匿亡命千余人”的余姚大地主虞亮。对结聚于山泽的流民群，东晋的官员或用武力、或以招抚，重新把他们控制到国家的手中。前者如海陵县的青浦，“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淮南太守毛璩“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7；后者加太末县的深山中，“有亡命数百家，恃险为阻，前后守宰莫能平”，江逌任太末令后，“招其魁帅，厚加抚接，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至”。类似例子很多。 在北方，有几次著名的括户，规模要壮观得多。如前燕慕容时，“百姓多有隐附”，仆射悦绾主持括户，一举“出户二十余万”2，朝野为之震惊。南燕慕容德时，“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慕容德“遣其车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以（尚书韩）■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3。北魏献文帝时，冀、定等“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献文令韩均往检括，“出十余万户”4。东魏武定二年（544），高欢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凡获逃户六十余万”5。北方的朝廷集权力量都比较强，所以才能主持这样大规模的括户。 封建国家对上述第三种类型的人——注家籍佃客、奴隶和僧尼，主要是采取控制发展的政策。 对于佃客，从曹魏规定的“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到西晋规定的品官可占有佃客一到十五户，再到东晋规定的品官可占有佃客五到四十户，再到北魏赐给王、公、侯、子臣吏十二人到二百人7，这些规定既是保护官贵的利益，也含有限制他们大量占有注家籍佃客这类生产者的用意。因为《晋书·颜含传》。 2《晋书·山涛传附山遐传》。 3《晋书·庾亮传附弟冰传》。 4《晋书·王廙传附侄彪之传》。 5《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注引《续晋阳秋》。 《宋书·武帝纪》中。 7《晋书·毛宝传附孙璩传》。 《晋书·江逌传》。 2《晋书·慕容载记》。 3《晋书·慕容德载记》。 4《魏书·韩茂传附子均传》。 5《魏书·孝静帝纪》。 《晋书·王恂传》。 7《魏书·官氏志》。 这些规定等于宣布，官贵们超过规定的佃客和臣吏是不合法的，这是一层限制；这些规定也等于宣布，除品官有权占有佃客、王公侯子有权占有臣吏，其他人则无此特权，这是又一层限制。再说当时所谓皇帝给客、赐臣吏，也不一定实际授给，往往是在官贵已占有的大量依附农民中，政府按制度予以登记、注家籍，而超过规定数额的则不予承认。《南齐书·州郡志》上南兖州条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32），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这些“多庇大姓以为客”的失籍流民，是政府无法控制的，所以才由大姓“条名上有司”，然后再由政府按当时的给客制度赏赐给他们。很明显，东晋推行这样的给客制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从大族势力下挖出一部分失籍流民。 为防止奴隶数量的膨胀，封建政府作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执行“良奴之制”，严格禁止把良人变成奴隶。北魏的法律规定“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这一类法令当继承于魏晋。在南朝也严禁卖良人为奴。其次，不断地下令释放奴婢，或免为兵、客、部曲，或免为良人。特别是在大的军事冲突以后，战胜的一方往往把众多的战俘变成奴隶，结果导致公私占有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因此，事隔不久，战胜的一方往往下令大规模地释放奴婢。如东晋在太元十四年（389）下令道“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遣散，男女自相配匹，赐百日廪。其没为军赏者，悉赎出之。以襄阳、淮南饶沃地，各立一县以居之”2。淮南所获俘虏即淝水之战中俘获的前秦军民。类似资料，在史籍中可以找到很多。朝廷采取这种措施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即在于把私家控制的人口变成国家控制的人口。 为了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帝王对佛教大多采取既保护又限制的政策，也有少数帝王推行灭佛措施。南朝宋文帝、宋孝武帝曾沙汰僧侣，齐武帝甚至规定“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2。北魏曾一再限制僧侣的数额，文成帝规定“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至孝文帝时，“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3。以上的限制措施，所起作用都不大。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字文邕都信道不信佛，他们推行了断然的灭佛措施。 拓跋焘下令“沙门无少长悉坑之”4。字文邕灭佛的手段比较缓和，但决心极大，一时间，北周、北齐境内的三百万僧尼皆改为编户。但在字文邕死后，佛教又逐渐恢复。 封建政权执行的上述争夺劳动人手的措施，有时成绩显著，有时则不起作用。其原因何在呢？根本一点是决定于那时的政治状况。如果封建政治比《魏书·刑法志》。 2《晋书·孝武帝纪》。 参见《南齐书·郁林王纪》永明十一年八月条，《梁书·简文帝纪》太清三年五月条《周书·武帝纪》上建德元年十月年，《武帝纪》下建德六年二月条。十一月条、宣政元年三月条，等等。2《南齐书·武帝纪》。 34《魏书·释老志》。 较清明，横征暴敛较少，这则就会出现“豪强征敛，倍于公赋”5，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是愿意做国家的编户的，国家与豪强争夺劳动人手，当然会取得胜利。反过来，如果政治昏暗，百端征调，这时就会出现宫府征敛甚于豪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宁愿做豪强的依附农民，国家即使用强力能把劳动人手争夺过来，但也只是暂时的，不久仍会逃散，国家的争夺劳动人手措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封建社会里，总是治世少而乱世多，所以国家与大土地所有者争夺劳动人手的斗争，总是后者占上风。 5《魏书·食货志》。 第五章赋役制度第一节三国赋役制度曹魏的赋税分为两种，一种是对郡县编户征收的田租与户调，一种是对典农部民与士家征收的租赋。较之汉赋，有很大的差别。 在曹操的经济政策中，维护和发展自由农生产的政策，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表现为田租与户调新科的实行。 《三国志·何夔传》写到“曹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以前。所谓“新科”，便是《魏书》说的“其收田祖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按东汉田租以产量为标准，实行三十税一之制。灵帝中平二年（85）曾收天下田一亩十钱，用于营建宫宇2。至建安五年，曹操推行一亩收租四升的制度，汉朝按产量收租之制遂为税亩制度所代替。又汉有算赋，是人头税，即按人头收钱。曹操改为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这是户调，收绢、绵。从此算赋制度被革除。 税亩制依据田亩的多少收租，田多租多，田少租少。户调制是不是各户一律都出绢二匹、绵二斤呢？非是。《魏略》有这样一段话初，太祖（曹操）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曹）洪货财与公家（曹操家）相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这段话说明发调是要“平赀”的，赀多之户则多出，赀少之户则少出。 然则，所谓“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并不是说每户一律调绢二匹，绵二斤，而只是一个按照家赀户等的不同，各户所应出的平均数额而已。徐坚《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说到“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曹魏户调之法，当即九品相通。 根据曹操、曹洪的家赀被“平”，我们还可知悉在曹魏，上自曹操，下至一般官吏，都没有免税的特权。租调征收对象，包括了各级官吏、庶民中的地主、工商业者、小块土地所有者（自由农）。即所有的郡县编户。曹魏根据土地与家赀的多少征收租调的政策，对发展自由农生产是有利的。河东号称“百姓劝农，家家丰实”2；冀州号称“户口最多，田多垦辟”3。由此二地情况，可见自由农生产在曹魏时期，在北方，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曹魏时期的典农部民即屯田客，由特设的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等官吏管理，不属郡县管辖4。所交赋税与郡县编户不同。 据《魏氏故事》，屯田用的是黄巾的资业。这种资业包括牛在内，都是官有。对典农部民，原来实行的是“计牛输谷”（或“僦牛输谷”）之制，《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引。 2《晋书·食货志》。 《三国志·曹洪传》注引。 2《三国志·魏志·杜畿传》。 3《三国志·魏志·杜畿传》附《子恕传》。 4《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有“都尉自以不属郡”的话。 即根据租赁官牛的头数交纳租赋。典农中郎将任峻认为什牛输谷，大收不增租赋，坚持要求实行“分田之术”。曹操遂规定“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典农部民）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2。此即任峻所谓“分田”。侯声说是“于官便，于客（屯田客，即典民部民）不便”3。 从“私牛而官田者”看，典农部民是带有家属的，他们都是作为屯田客户而非作为个人存在于典农部所拥有的官田上。生产、交租均以户为单位进行。 曹魏时期还有一种“士家”。此种士家原不屯田。魏文帝践祚之初，王朗建议“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大小，并勤耕稼，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徭，赡其衣食”4。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才用士家去屯田。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把对屯田客户的剥削方式即“分田之术”，用到了剥削士家上。《晋书·傅玄传》说到“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即可上溯到曹魏。傅玄说的兵、士，指兵家、士家，不是指出征之士。因为“私牛”只有士家才有。出征之士营田受廪，无所谓自持私牛。管理屯田客户的典农组织具有军事性，而对屯田客户的剥削形式，又被用到了士家身上，这就使得屯田客户与士家之间距离缩短。魏末民屯废了，但士家屯田与剥削士家的方式仍旧继续下去。 以上是赋法，在役法方面，根据《三国志·司马芝传》所说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 可知典农部民只用于屯田，除了农事上的“治廪系桥，运输租赋”等以外，没有其他徭役。负担徭役的，是郡县编户、士家与吏家。下面分别叙述。 郡县编户的徭役负担首先在年龄上，汉时民年二十开始服设，至五十六免役。曹魏时期末见改变。及龄的丁夫或大男，是都要服役的。到建安二十三年，才有“老耄须侍养者，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的规定2。 其次在役使的方式上，曹魏有一种错役制。晋时刘颂曾说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魏氏错役，亦应改旧。3从刘颂所言可知这种错役法，始自曹操，直到西晋都未改动。按照这种役法，服役的（人役）与室家（居户）分离，各在天一方。因为户户如此，所以说“分离天下”。 编户中公卿以下的官吏或士族，在曹魏时期，可以不服徭役，但曹魏无《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 2《晋书·慕容皝载记》。 3《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 4《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 从汉简中所见汉代戍卒年龄，小者十五，老者六十五。十五岁以上服役在汉代是正常现象。2《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3《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士族免役的规定。魏明帝时期，百役繁兴，“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那时太学诸生有千数，他们来上太学，“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2。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就在曹魏无士族免役之制。高堂隆说公卿与厮徒共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3。未说违制。士族免赋免役，在三国，只见于孙吴。 吏、士之家的徭役负担《三国志·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说曹魏吏士皆有“暴徭”。《高柔传》说出征之士鼓吹宋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又说“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可见曹魏吏、士之家皆给官役。但从魏文帝接受王朗的建议，令“吏、士小大并勤稼穑”开始，士家除了营田纳赋以外，士只服兵役。吏有吏役，如农吏、鼓吏等4。如鼓吏当不在营田之数。 曹魏吏、士有分休之制。《三国志·刘动传》写到魏明帝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满宠表请“召休将士”。《杜恕传》注引《魏略》写到孟康为弘农郡守、领典农校尉，“郡领吏二百余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这是关于曹魏兵、吏分休的明文记载。 吴、蜀二国的赋役制度，由于史料短缺，所知较少，特别是蜀国。 吴国孙权时，陆逊曾陈时宜，以为当“施德缓刑，宽赋息调”5。然而由于“兵久不辍”，民总是困千役调。太元元年（25），孙权曾下令“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这已到了他的晚年了。到永安二年（259），孙休在一通诏令中说“顷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然乎？”他要求“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2。这通诏令涉及的优均对象，包括郡县民户、吏户和诸营兵户。民户主要是自由农户，兵户是用去屯田的兵和他们的家属。如赤乌中，诸郡出部伍，陈表、顾承等“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3。兵户指的便是这种有男有女的部伍。吏户是官府掌握的吏家。兵户“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有事则责兵以死效4。吏户除了用于生产外，还给他役。永安元年的王子诏说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限米，军出不从。”5从“出限米”可知孙吴吏家是要生产的。打仗军出，原来吏须从行，这样的吏家与兵家或士家没有多大区别。五人三人为役，开三五占丁之端。孙休有所减轻，但到吴末孙皓时，却更加严重。陆凯说“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2《三国志·魏志·王朗传》附《王肃》注引《魏略》。 3《三国志·魏志·高堂隆传》。 4《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记京兆太守颜斐起菜园，“使吏役间锄治”。邓艾原为丛草吏。5《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黄武五年。 《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嘉禾三年。 《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太元元年十二月。 23《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 4《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5《三国志·吴志·孙休传》。 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自张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汉时“算缗”在吴末重新出现7。兵家原来不给他役，吴末却“供给众役，廪赐不赡”。吴亡时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吏三万二千2，均入于困境中。 孙吴士族、将领及其所荫佃客，均可免税免役。孙权曾著令“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3法令不准过问人客，是少有的。潘璋之妻住在建业，孙权赏给她“田宅、复客五十家”4。这即是孙吴的复客制。从此制可推知孙吴将领、士族是免税免役的特权阶级。西晋士族及其亲属享受免税免役特权，是承袭孙吴而来。 蜀国诸葛亮采取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5；“以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的政策。这里所谓“民”，指的是负担赋税的自由农户。诸葛亮说过“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7这与息民、养育民物的政策一致。无夺民时也就是轻徭，让农民有时间生产。加上薄赋，蜀国的农业后来是发展了。蜀亡前，“男女布野，农谷栖亩”8。如果不是轻徭薄赋，蜀国农业不会有此发展。蜀国也搞屯田，如诸葛亮在渭滨分兵屯田9。但不是主要的。 蜀亡时，有户二十八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10。这里所谓户，主要也是指自由农户。兵、吏的存在同于魏、吴，但在蜀，我们只见到带甲将士在前方屯田。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7算缗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天玺元年。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2此数字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 3《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4《三国志·吴志·潘璋传》。 5《三国志·蜀志·后主传》建兴二年。 《三国志·蜀志·杜微传》。 7《诸葛亮集》卷三《便宜十六策·治人》。 8《三国志·蜀志·蒋琬传》。 9《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建兴十二年。 10《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第二节西晋赋役制度西晋的赋税制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研究的人虽多，但材料过少，至今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与西晋税制有关的材料，主要的只有两条，先引在下面，然后再说当前的看法。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初学记》卷二七《绢第九》“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其绢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为侯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户三匹，绵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 对以上两条材料的解释很多，但就税制来说，可以归纳为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西晋赋税制度继承曹魏，田租为亩税，户调为户税，只不过剥削量加重了。曹魏的田租是亩收二升，西晋的田租以“夫五十亩，收租四斛”计算，为亩收四升，重了一倍。曹魏的户调是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则是户出绢三匹，绵三斤，重了半倍。绢三匹、绵三斤是平均数，征收时“九品相通”。这也是继承曹魏而来。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晋在田租上已改变了从前的亩税制度，变为按户征收，与户调一样，九品相通。这种意见的根据有二一是《晋书》既说绢三匹、绵三斤是“户调之式”，则《初学记》引《晋故事》说的“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中的“民丁”，应是丁男之户，如果是丁不是户，则《晋书》所说“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就不可理解了。《晋故事》的话，意味着西晋一户以一丁计。既然民丁是丁男之户，那么，课田五十亩便是对丁男之户的要求，而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则是了男之户所应纳的租调。二是《晋故事》说到侯国减“绢户一匹”、“民租户二斛”以为侯秩侯奉。西晋“以郡为国”，诸侯“三分食一”以绢一匹为侯秩，就丁男之户应向国家岁纳绢三匹而言，正是三分食一。所分民租则明说是“户二斛”。尤其是接着说的“书为公赋”的“其余租”及旧调绢、绵，“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表明租不仅是户租，即以户为单位征收，而且是九品相通。《晋故事》所说“租四斛”，只是丁男之户所应交纳的一个平均的租额而已2。持这种意见的认为《文献通考》所说，晋把两汉田赋与户口之赋合而为一，把田赋变成户调，不再履亩而税，只逐户赋之3，是一个卓见。 《晋书·地理志上》。 2《晋故事》所说“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用以增置诸侯，解释不通。主张西晋租谷是亩征八升的，以为“斗”是“升”之误。主张西晋租谷是户征四斛的，以为“亩”是“户”之误，因为后面讲的所分民租户二斛及余租都是户租。 3《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按两汉之制，三十而税一者，田赋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户口之赋也，今晋法如此，则以台二赋而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则无无田之户矣，此户调所以可行欤？”这是说晋把田赋变成了户税。卷三《田赋考三》还说晋法与均田制下，“不必履亩在役法上，西晋规定“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 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六十五，为次丁，按赋税“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而言，次丁徭役应有所减。惠帝太安二年（303）一次征发徭役，“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是特殊情形。十六至六十的正丁全役2。 役使方式，据刘颂所说曹魏用之于百姓的错役法，至晋武帝平吴之后，仍旧未改3，可知与魏无异。 以上是郡县编户负担的税役。不属于郡县编户的典农部民，在魏末晋初罢除4。吏、士之家则保留下来。士家在晋初仍旧用之于屯田，剥削有所加重。晋武帝泰始四年（28），傅玄上疏说到“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他认为应该恢复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之制5。据《晋书·慕容皝载记》所说“且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而为五六来看，傅玄的话是被采纳了。 太康元年（280）平吴，随着州郡兵的罢除，武吏的设置，占田、课田法的实施，士家屯田废止。刘颂在说到魏氏错役至今未改时，又提及平吴后吏、士的徭役负担。 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丙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洛阳）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投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他要求改变这种情况，并以为“魏氏错役，亦应改旧”。他的设想是“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如果不能全做到，“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这样天下也就受益不浅了。刘颂的话，清晰地说明了平吴后西晋吏、士的戍役与运役之重。 在西晋，全部赋役均由郡县编户中的庶民以及吏、士之家负担。西晋的官吏和他们的亲属是免税免役的特权阶级。这与曹魏不同，而与孙吴一致。西普允许官吏各以品级占田，最低的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顷。可是对他们不课田。既不课田，也就不课税役。问题尚不止于此，西晋还制定了官吏可以官品的高卑，荫他们的亲属，并可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制度。《晋书·食货志》在写了官吏各以品级占田之后，接着便写道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荫亲属，就是亲属可以不交税，不服役。品级高的官吏，可荫及九族，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是一致的。 《晋书·惠帝纪》。 2《晋书·食货志》。 3《晋书·刘颂传》记刘颂在说到“魏氏错役”时，有“逡巡至今”未改之言。他是在平吴后说的。4《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咸熙元年“是岁罢屯田官以均役政。”《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 5《晋书》卷四七《傅玄传》。 《晋书·刘颂传》。 低的也可荫三世，加上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的予孙，又可依官吏之例，荫其亲属，这就把各级官吏及其宗族变成了一个可以不纳税服役的阶级。比之曹魏，在税役制度上，是一个退步。 宗族中的佃客，因为荫亲属制的实施，税役已经免除。《晋书·食货志》中说的各级官吏所荫佃客无过多少户，是指前来依附成为佃客的非本族的农民而言。 西晋此制完全是在维护官僚地主的利益，维护士族的利益。 西晋征发与免除赋役，均据黄籍。《晋令》说到“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黄籍是西晋郡国士庶统一的户籍，此外西晋没有别的户籍。士族在黄籍上注有爵位（详见第四节），以证明自己是兼复之家。地主的佃客注地主的家籍2，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户籍，与税役不发生直接联系。兼复之家的佃客，不承担官家税役。 《太平御览》卷六○六《文部·札》引。 2《隋书·食货志》记晋时“客皆注家籍”。 第三节十六国赋役制度十六国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单纯的少数民族的政权，而是有汉人参加的政权；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治者，大多数也已汉化；各个政权都具有汉化的色彩，只是深浅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总的趋势是后来出现的政权比先前的政权，汉化程度更深，色彩更浓。因而在税役上，各个政权大都袭用魏晋旧法。 最早建立的成国，在李雄时，制定了赋役制度。“其赋男丁岁输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因而出现了“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的好局面3。对“男丁岁输谷三斛”，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丁税；一种认为“男丁”系指丁男之户而言，岁输谷三斛是户税。按西晋之法，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三斛应是一个平均定额。无论哪种解释，都以为成国赋税，承自西晋，只是量上有所减轻。 成国对役法无明文规定，百姓一个时期可能“事少役稀”，另一个时期也可能为徭役所困。李寿时，“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竟至“十室而九”。 汉国与前赵无赋役之制，后赵石勒在称王之前，“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2。这里明言租二斛是户税。认为西晋祖四斛是户税的，说石勒此制承自西晋，非首创。又按西晋九品相通之例，赀二匹、租二斛应为平均定额。在役法上，后赵有徒民以充戍役之制，被徙以充戍役之民，均在兵籍。《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说到，“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他们有“兵贯”。石虎接受王擢意见，免除了雍秦望族十七姓的兵贯，但“其非此等，不得为例”。为了战争的需要，石虎还曾下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运送军粮；“青、冀、幽州三五发卒”3。“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这表明后赵到石虎时期，不仅普通百姓要服役，“兼复之家”也要服役，已服兵役的征士，还要出车、牛、米、绢。役调是很重的。但要注意五丁取三，四丁取二，三五发卒之言。孙吴已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之法，但未见三五发卒之制。曹魏是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兵役由士家担任。西晋被课之以田的正次丁均须服役，吏、士则负担戍役与运役。从后赵开始，始见徒民戍役及三五发卒之制。三五发卒对后世役法影响很大。 士族是“兼复之家”，这是西晋之法。 前燕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后，颁布了赋税制度。慕容皝曾“以久旱，丐百姓田租”。这说明当时已有常赋。慕容皝尚曾“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后因封裕进言，改变为悉罢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3《晋书·李雄载记》。 《晋书·李寿载记》。 2《晋书·石勒载记上》。 3《资治通鉴》卷九七晋成帝咸康八年，“皆三五发卒”注“三丁发二，五丁发三也。”《晋书·慕容皝载记》。 13 即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这就在郡县常赋之外，出现了一种类似曹魏屯田剥削方式的赋税制度。 慕容儁迁都于邺，进入中原，未再实行乐取官牛垦官田的魏晋旧法。在税役上，慕容儁曾“宽常赋”2，然而“赋法靡恒”3，征收并无常额。役法也无一定的标准，申绍谓为“役之非道”。郡县守、宰在征税起役之时，又“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以至“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4。值得注意的是，在兵役方面，慕容儁曾实行“三五占兵”之法5。这与石虎所行三五发卒”之法正同。 前燕又有所谓“军封”。悦绾曾向慕容进言“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慕容采纳了悦绾的意见，由悦绾定制罢军封，“出户二十余万”。这说明前燕的官吏和他们所荫庇的人户，也是不交税、不服役的。军封助长了隐附之风，罢军封，免营户，利于检括逃避税役的隐附之户。 前秦的赋役，从现有材料来看，体现了轻摇薄赋的特点。苻健曾“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苻坚即位之初，“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并能注意减免田租。一次从龙门还长安，曾“丐所过田租之半”。苻坚的目的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灭燕之前，前秦境内已经是“田畴修辟，帑藏充盈”。灭燕后，苻坚继续推行了轻摇薄赋的政策。在役法上，“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复魏晋士籍也就是免除士族的税役，这是晋法。使役有常闻是说不任意征发徭役，以免影响生产。苻坚曾以关中水旱不时，“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地”。这样的工程没有征调农民而征调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的僮隶去进行，很能说明苻坚的使农民役有常闻的政策，得到了实行。因为僮隶本来是不服官役的。我们还可看到苻坚对于被征服的代人，“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对于新附的涼州，“复租赋一年”2。三五取丁，沿自后赵、前燕的三五发卒、三五占兵，苻坚用到了徭役上。此制对起役有所限制，不是全发。有这样的制度比没有要好。江左也采用这种制度。但苻坚是否把三五取丁用到他族上，尚不可知。 淝水之战以后出现的国家，在赋役制度上，材料更少。但从中可以知道，大多数国家都有赋役制度，而且有的国家赋役还较轻，并非徒知掠夺。 后燕慕容垂时，慕容农为幽州牧，“法制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至者数万”。这说明后燕不仅有赋役之制，而且某些地方官吏还能省赋轻徭。慕容宝时，曾经“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2《晋书·慕容儁载记》。 3《晋书·慕容载记》。 4《晋书·慕容载记》。 5《晋书·慕容儁载记》。 《晋书·慕容载记》。 《晋书·苻健载记》。 2上引均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三《后燕录二》。 县”。这是为了增加课户。又曾“定士族旧籍”。2这是为了区分士庶，按晋法免除士族的税役。 南燕慕容德之时，“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是士族则因为是兼复之家，与之合户共籍的百室千丁，都无须交税服役。是庶民也因为在西晋以来的户税制度下，户无论大小，只须出一户之税，即使定为上上等户，也难增加多少税收。故慕容德用韩■“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正其编贯”。3这说明南燕不仅有课役，而且曾经采取措施，解决荫冒逃避课役的问题。慕容超的时候，课役增重。太史令成公绥曾说慕容超“信用奸臣，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苦”4。这是南燕致败之由。 北燕冯跋以“自顷多故，事难相寻，赋役繁苦，百姓因穷”，为政“务从简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他“省徭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5。一时政治颇有起色。北燕仍是一个胡汉合组的政权，只不过以汉人为首而已。北燕存在时间不长，可冯跋乃是历史上轻徭薄赋的统治者之一。 羌人在东汉时还很落后，但后秦却是一个汉化的政权。在赋役制度上，后秦一开始便有田租，姚兴时，一次“租入者五十余万”。而姚兴尚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他认为“能踰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他的做法是“损有余以裨不足”。2山林有税，在魏晋时期，只见于后秦。 后秦姚苌曾经规定“兵、吏从征战，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3这是有关兵、吏之家的免税免役的规定。东晋有“唯蠲役在之身”的政策，北方兵、吏之家赋役的豁免，也只见于后秦。 河右诸凉赋役制度材料更少，然亦可考知一二。后凉吕光“崇宽简之政”，末年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4。继起的北凉沮渠蒙逊，很注意轻徭省赋。他曾下书“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母车氏病重，在下书反躬自问中，他提到“赋役繁重，时不堪乎？”某年春早，又在下书反躬自问中，提到“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5在河右诸凉中，北凉最注意赋役问题。《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收有北凉征发役作和有关兵役的文书，还有若干份名籍，证明北凉存在徭役的征发。文书中还可看到北凉有酒吏、仓吏、藏吏、财帛吏。以之与后秦的兵、吏合看，可知十六国时期同样存在吏与吏户。 西凉李暠世为西州右姓。《敦煌资料》第一辑所载西凉建初十二年（4）户籍残卷，记有丁男、次丁男、小男的年龄，与晋制略同。《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后主李歆时，“人力凋残，百姓愁悴”，氾称要求“罢宫室2《晋书·慕容宝载记》。 3《晋书·慕容德载记》。 4《晋书·慕容超载记》。 5《晋书·冯跋载记》。 《晋书·姚兴载记上》。 2《晋书·姚兴载记下》。 3《晋书·姚苌载记》。 4《晋书·吕光载记》。 5《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百姓租税，专拟军国”。可知西凉末年税役很重。 十六国中落后的只是夏国。赫连勃勃在晋安帝义熙二年称天王、大单于，官属中没有用一个汉人。他未颁布赋役制度，战争供给所采取的是“我则游食自若”的办法。但也要看到赫连勃勃后来的变化，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人，他“拜置守宰以抚之”，表明他懂得了政治的重要。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第四节东晋赋役制度东晋的赋役，由于北人的南奔，“侨人”的出现，土断的进行，呈现复杂的情况。 《隋书·食货志》说“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因为他们是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赋役上与土著居民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户籍上。黄籍之外出现了白籍。 东晋时的范宁说过户籍本“无黄、白之别”，原来郡国户口，统统是黄籍。因为“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北方原来的籍贯）”，从而在黄籍之外，产生了“白籍”。持白籍的不修闾伍之法，不在考课之科。2由此可知白籍是侨人的户籍或“侨籍”。它是侨人的身分证，凭白籍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 但是，来到南方的北方侨人极多。元帝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是流民第一次大过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这是流民第二次大过江。流民涌向江南，住侨郡，持白籍，免除税役，这就必然要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必然要影响国家财政的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土断因而在所必行。 《陈书·高祖纪上》所载“（成帝）咸和中土断”，是东晋最早的一次土断。关于这次土断，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这次土断是紧接咸和初流民第二次大过江采取的措施。土断的目的是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恢复籍无黄白之分的旧状，以解决赋役问题。因为赋役跟随户籍，故而土断的核心是整顿户籍。《南史·王僧孺传》有这样一段话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 这段话告诉我们，咸和二年（327）曾对户籍大加整理，整理出来的户籍被称为“晋籍”，因为“所书并皆详实”，所以一直沿用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达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为此年“以七条征发”，造成了“伪状巧籍”的弊端，才使本来很精详的晋籍发生了问题，因而齐时不得不“东堂校籍”。齐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袭下来的晋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对户籍的整理，相当彻底。这次整理的户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国统一的户籍，可知必为咸和中土断的成果。否则，无从整理为统一的晋籍。由此也可确定这次土断的年代，为咸和二年。因为土断就是为了整顿户籍。户籍的整顿既在咸和二年，土断也就必在此年。 二、这次土断和土断后整理出来的晋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内。《陈书·高祖纪上》记载此次土断，将出身于颍川士族陈氏的丞相掾陈康，断为吴兴长城县下若里人。这是因为陈康之父陈达“出为长城令”，以长城2《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晋书·地理志下》徐州与扬州条。 下若里为家。陈康之子陈英为盱眙太守。将陈家情况与《南史·王僧孺传》所说咸和二年整出的晋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证，可知咸和二年土断及整出的晋籍中，包括了渡江南来的公卿世族。换句话说，咸和土断之制，对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适用，没有例外。 三、这次土断整理出来的“晋籍”是黄籍。按《南史·王僧孺传》说晋籍本来详实，可以依案，从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条征发起，才发生问题。因循至齐，不能不对晋籍进行检定。而《南齐书·虞玩之传》所载的齐建元二年（480）检定户籍的诏文，明言“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民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编户齐家，少不如此。”这与《南史·王僧孺传》的话是衔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与土断同时整理出来的沿用到宋齐的晋籍，必为黄籍。晋令说过“郡国诸户口黄籍”，晋籍本无黄白之别。北人南流，产生白籍，经过土断，又统一为黄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34），东晋又进行了一次土断。这次土断的令文说实编户，王公己下皆正土断白籍。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令文有一条注释“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据胡三省这段释文，说土断是易黄籍为白籍，或给白籍。这种意见与上面说的土断是易白籍为黄籍，正相反对。胡三省的话，有几个问题.他以为这是第一次土断，因此说“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3.令文的重点本来是“实编户”三字，他把重点放到了土断白籍上。实是验的意思，实编户即验实编户。自咸和二年土断（327）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进行一次验实。3.他把“正”字解释成为“著之”，把“正土断白籍”，解释成为“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是无根据的。即从字义而言，正是质正的意思，无“著之”之意。“皆正土断白籍”，本来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实编户”三字，皆正土断白籍即都要验实、质正土断和白籍的问题。土断是不是都进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过来了。这个令文是针对咸和二年的土断而发，而胡三省把它当成了第一次土断，因此，也就不明白“实编户”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义，造成解释上的错误。 东晋的第三次土断是在哀帝兴宁二年（34）进行的。关于这次土断，有两种记载.《晋书·哀帝纪》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这是大阅人户，与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同府元龟·邦计部·户籍》“一说天下所在土著”。这与咸和中土断同。刘裕说当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称赞这次土断解决了财政问题。 东晋的第四次土断是在安帝义熙九年（43）进行的。《宋书·武帝纪中》记述这次土断说“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为什么要多次进行土断。刘裕说自庚戌土断以来，“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2。从他说的话可知一次上断不可能彻底。虽然，土断取消了侨民与土著、白籍与黄籍的区别，画一为土著、黄籍，但多年以后，又颓弛下去。何况北人不断南来，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财政发生问题，只有多次土断。义熙土断本身也有问题。这次土断特许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郡的人，不在《晋书·成帝纪》。 2《宋书·武帝纪中》。 断例。他们合法地保持住了侨人的身分和证明侨人身分的白籍。 土断是为了把侨人纳入士著居民中，对他们征税起役。东晋的赋役在第一次土断前后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断之间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是东晋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税的问题。《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元年（37）秋七月记载“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东晋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断后的第三年咸和五年（330）实行的，一亩三升。四十六年后改行口税，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税的对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亩税对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则，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纳税的。王公以下纳税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有二.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来王公士族的免税特权，对他们在江东站住脚跟来说，反而有利。2.东晋税制的改革是结合第一次土断进行的，而土断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断在前，要改变王公以下不纳税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 东晋的赋税实际分为四段。自元帝建武元年（37）至成帝咸和土断与度田收租之前，为第一段。这段赋税制仍旧是西晋之制。《隋书·食货志》说东晋“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便是这一段的税法。之所以无课役，是因为受到诸王公贵人的荫庇。 第二段自成帝咸和年间土断与度田收租起，至孝武帝太元元年（37）改行口税前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实行的时期。咸和土断，将侨人包括士庶都纳入了黄籍税户之中。田租是亩税，户调仍旧要“结评百姓家赀”，九品相通输入于官。这段税制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王公贵人免税及荫亲属的特权。但他们仍可免役，这从太元元年实行的在役之身可以免税的制度，即可知之。第三段自太元元年改行口税起，至太元八年（383）淝水战后“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2前止。在这段中，东晋除了将亩税改为口税外，还创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劳役与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税，对于农村与军队的稳定，都有一些作用。东晋用以打胜淝水之战的北府兵，都在免税之列。 第四段从太元八年淝水战后增税米口五石起，至东晋灭亡止。《隋书·食货志》说的“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即税米口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便是这一段的税制。它的特征是，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制度。如按另一种说法，西晋一户以一丁计，那《隋书·食货志》中所提到的租米五石及布、绢、丝、绵，便都是以户为单收征收，而且九品相通。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是一个印证。王玄谟之法承袭的当是淝水战后东晋之法。 这阶段的一个变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调，太元元年的“蠲在役之身”的规定废止。范宁说过，当时“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爽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的话2。百姓是既《晋书·刘超传》。 2《晋书·孝武帝纪》。 《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2《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殣不绝”的现象。 在役法上，东晋规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这与西晋同。“男年十六亦半裸，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这比西晋役及十三岁以上要轻。特别是关于“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已开北朝与隋朝规定每年役期之端，二十日与隋同。另有“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规定。33《隋书·食货志》。 第五节南朝赋役制度南朝的赋役制度又有变化，其突出表现是新的赀税的出现，关■之税比重的加大，役法上雇借的产生。 南朝宋孝武帝时，周朗上言说到“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今宜家宽其役，户减其税。”周朗所谓“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说明当时行的是赀税。周朗所谓今宜“户减其税”，说明当时赀税的征收，以户为单位。周朗所谓树长一尺，田进一亩，屋加片瓦，税也跟着增加，说明当时的赀税，完全根据各户财产的多少，非分九品。2即在宋孝武帝时，实行占山格。《宋书·羊希传》所载官吏及百姓占山，“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这正是因为当时行的是赀税，而山也是赀，所以自当条上赀簿，一体纳税。税制由东晋后期的租调九品相通变为完全按照财产的多少纳税，当在宋孝武帝时。 南齐萧子良的《陈时政启》说过与周朗同样的话。“而守宰相继，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伐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3所谓“围桑品屋，以准赀课”，即周朗说的桑长一尺，围以为价，屋不得瓦，皆责赀实。这说明齐时税制一同于宋。“围桑度田”，计赀定课，按《南史·罗研传》的说法，是南朝的“故事”4，即定制。 宋时又出现了所谓“三调”。《南史·孝义传上》记宋元徽末年，“有三调不登者”，吴翼之母丁氏“代为输送”。三调，据《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注，为“调粟、调帛与杂调”，又名“三课”。征收方法，据《宋书·隐逸传·刘凝传》所说“一年三输公调”，似为一年三次分别征收。南朝史籍中所见租税即“调粟”。齐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戊申诏说到“所逋田租其非中赀者可悉原停”2。说明租粟按赀征收。 三调是与赀税同时产生的，它是南朝赀税征收的形式。所谓调粟、调帛与杂调，并不就是调实物。周朗说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是调钱。齐明帝建武四年十一月丁亥，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可详减旧价”3，也是调钱。南朝有所谓“折课市取”4，课即三课或三调，折收钱币，市取是官府用折收来的钱币，从民间购买军国所需的物资。将折课市取与周朗、齐明帝的话互相参证，便可明瞭南朝的三调是调钱。南朝史料中关于市取的记载颇多。《宋书·武帝纪下》永初元年秋七月记有“台府所需，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租已折钱，故军国物资不《宋书·周朗传》。 2一说南朝赋税仍为九品相通，依据为《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此说不承认宋孝武帝以后有何变化。 3《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4罗研附于《南史·邓元起传》。 见《南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三月戊申诏。 2《南齐书·武帝纪》。 3《南齐书·明帝纪》。 4见《隋书·食货志》。 能再责成租民办理。《后废帝纪》元徽四年记有“敕令给赐，悉仰交市。”之所以要悉仰交市，是因为粟、帛、杂物均已折钱，敕令给赐，必须购买。《南齐书·武帝纪》记有“可现直和市”，“其和价以优黔首”。此令是针对往常的强买而发。这种交市、和市或市取，唐朝称之为“和买”，与‘折课”是不可分的。不收粟、帛、杂物而收钱，从赋税发展史来说，与财产税的出现一样，也是一个进步。 南朝士人可以免除赀税，但官吏不能都免。复与不复，以士庶分，非以官民分。《宋书·王弘传》有所谓“复士”，这种复士包括“无奴之室”的、无官爵的士人在内。从《宋书·羊希传》说的官吏和百姓占山，一律“条上赀簿”来看，庶民出身的官吏，是不能免除赀税或三调的。士人到底有多少？沈约说“且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这近万士人是可以享受免税免役特权的阶级，是不课户。 以三调为形式的财产税，在梁陈时期，基本上维持下来。梁天监初，一度改调帛为“计丁为布”2，但后来又有“三调”3。 赀税或者说财产税，适用于士人以外的所有的人户，是南朝最重要的税收。此外，南朝还有一项重要的税收，即关市之税。 北魏的甄琛说过，南朝“崇关廛之税”4。廛税即市税，市中有收税牌告，叫樢格。南齐萧嶷徒镇荆州，尝以市税重滥，“更定樢格，以税还民”5。南朝都城建康秦淮河北有大市百余所，备置官司，税敛很重。 南朝又有“输估”与“散估”。《隋书·食货志》说“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这种输估与散估，是市税的一种。 关税即关津之税。在南朝，有埭、桁、渡、津税。埭税即牛埭税。南朝于风涛迅险、人力不济之处立牛埭，出租官牛，以助民运。如越州肖山县西钱塘江岸的西陵埭、浦阳江的南北津埭等都是2。始立牛埭，尚在济急利物，后来的监领者却“禁止别道通行，或力周而犹逼责租牛”3，遂成民病。津为过津税，四方都有。南朝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获、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4称之为津税。 桁与航同，是浮桥的意思。南朝建康有朱雀桁渡，为以舟济河。桁、渡有税，南齐顾宪之说到“京师航渡”税，始立也在济急利物，“既公私是乐，《通典》卷一六引。 2《梁书·良吏传序》。 3见《梁书·武帝纪下》大通元年。 4《魏书·甄琛传》。 5《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见《隋书·食货志》。 见梁《书·武帝纪下》大同十一年三月庚申诏。 2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注。 3《南齐书·顾宪之传》。 4《隋书·食货志》。 所以输直无怨”5。 在关、市之税方面，南朝规定“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这非那一朝所制，而是南朝的“旧制”。除此以外，南朝尚有行之于蛮族和俚族的赋税——赕物。“赕”，本意为“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之谓7。后来变成对蛮、俚“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8。还有行之于官吏的赋税——修城钱。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 此制在南朝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宋齐间因军兴关系，一度未收此钱。以上所述南朝赋税，主要的仍是赀税。由于南朝的赀税已具有财产税的性质，对财产少的人来说，减轻了负担。南朝庶民终年最为害怕的，从史料上看，是徭役。庶民规避徭役的问题是宋、齐统治者最感头痛的问题。 南朝宋时，王弘上言说到“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他认为过重，建议“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2这个建议为宋文帝所接受，成为定制，齐时未见改变。这是役龄。丁有半丁、全丁，役有半役、全役之分。 征发的方式为三五发丁。宋元嘉二十七年伐魏，曾“悉发青、冀、徐、豫、二兖五州三五民丁”3。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彭城孙棘兄弟二人，弟孙萨当充行，“坐违期不至”，罪当死4。三五发丁，在宋、齐是定制。齐时顾宪之说过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5。宋齐役门即三五门。 此外南朝又有“吏姓”、“事力”、“滂民史·文学传·钟嵘》有所谓“吏姓寒人”。《宋书·周朗传》说“贫者但供吏”。南朝吏姓承自魏晋吏家。吏音示，奉也，职事也，劳也。南朝又有事力，或称力。萧惠开自京口请假还建康，由水路，舟力（事力）达二三百人。这种为官家私人服役的事力，北朝也有，“皆听敕乃给”。或说事力即吏力。事力之外又有“干”。宋孝武帝制定“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张融鞭杖“干钱敬道五十”，被免官。2可知干的地位与僮等，类似门仆3。 滂民，据《南齐书·周颙传》“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可知是替县提供杂役之民，多用之于山泽。至于多少户出一个滂民，则各县不等。山阴是“每百户一滂”，在会稽郡中，被认为最轻。 5《南齐书·顾宪之传》。 《南史·思倖传·沈客卿》。 7《南史·垣闳传》。 8《隋书·食货志》。 《南史·齐本纪·世祖武皇帝》建元四年。 2《宋书·王弘传》。 3《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兵三》。 4《南史·孝义传上·孙棘传》。 5《南齐书·顾宪之传》。 《南史·萧惠开传》。 2《南史·张融传》。 3《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十九·禄秩》。 南朝能免除摇役的，只有士族。庶民要想逃避徭役，有一个办法，就是买通有关官员，在黄籍上“改注籍状，诈入士流。”一入士流，便变成“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所谓“改注籍状”，主要是“窃注爵位，盗易年月”。4而这种爵位，不一定要父、祖、曾的爵位，可以是远祖的爵位。注上后他就可以变成士族5，就可以“百役不及”。 改注籍状的问题，到齐时非常严重。齐高帝下令检定黄籍，设置板籍官，提出严格要求。但南齐严厉检籍，反而引起了怨望。唐寓之起兵，“却籍者”（籍被却者）都站到唐寓之一边。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到永明八年（490），齐武帝却不得不下令“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7即允许重新注上祖先爵位，不服徭役。此后徭役制度发生了变化。 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十一月丁亥下诏“细作、中署、材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南朝官府工匠可以轮番休假，自建武元年开始。到梁时，“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2。营造工人“皆资雇借”，而不再是征发而来，是役法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陈太建二年（570），宣帝又下诏“巧手于役死亡及与老疾，不劳订补。”官府仍然拥有的“国匠”，从此只减不增，雇借势将成为唯一的方法，并将扩大其范围，非仅国匠而已。唐代的和雇实导源于南朝。 4《南齐书·虞玩之传》。 5沈约在《奏弹王源》中说到吴郡满璋之自称是三国、西晋名臣满宠、满奋之后，为“高平旧族”。如果属实，他便是士族。可知士族不一定就是父、祖、曾有爵位。否则，很难冒充。另一个原因是南朝的土族已经有了分化，同为士族人物，而升沉贫富各异。否则，也很难冒充。《全梁文》卷三七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 7《南齐书·虞玩之传》。 《南齐书·明帝纪》。 2《梁书·贺琛传》。 第六节北朝赋役制度北朝的赋役成为制度当自天兴元年（398）十二月拓跋珪设置八部大夫，功课农耕，量校收入开始。八部大夫具郁八部或八国首领与“以拟八座”，即尚书八座的双重身分。3《魏书·官氏志》称天兴二年三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资治通鉴》谓“令八部大夫主之”4。《资治通鉴》加“八部”两字，意义更明确了。八部或八国大夫实为全国的行政长官，并非单单是管理“八国良家”的首脑。5而八国良家“同为编民”，既是直隶于八部大夫的住在畿内八国的特殊成员，又是如同州郡居民一样，受八部大夫管辖的普通编户，北魏的赋法对八国良家与郡县编户同样适用。这是探讨北魏税制首先要明白的一个问题。 《魏书·食货志》载“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所谓“先是”，即魏初以来。“天下户以九品混通”，表明北魏建立之初，在赋法上承继了晋朝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之法。 太和八年（484），北魏准古班百官之禄，“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又“增调外帛满二匹”。常赋加重。但次年北魏即“下诏均给天下民田”，实行均田与三长之制，从此按籍而征之税立，而九品差调之法废。 《文献通考》载在均田法下，国家对受田的农民“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2。这个看法是对的。《魏书·食货志》记载均田之后，“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三长之职在征集民调。初行此法，给人一个假象，似乎在均田制下，各户男女土地数字相等，只要按籍对他们征收同等的民调就可以了，实际却是“有盈者无受无还”，超过均田法令土地数字的大地主很多，而他们却只须与农民“一例出赋”。再他们的奴婢依良受田，而调数只有农民的八分之一。这对大地主是有利的。不过，因为“赋有恒分”，比起聚敛烦数、土地得不到保障之日，农民的日子也要好过一些。傅思益曾担心“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事实上未成扰乱，原因便在这里。 北齐和北周继续实行均田制。北齐赋法，“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3见《魏书·官氏志》称天兴元年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座，谓之八国”。4《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纪》安帝隆安三年。 5《魏书·食货志》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对“其外”两字有两种解释。一说为皇城外的四方四维，即畿内之地；一说为畿外的四方四维，即州郡之地。前一种说法是不明白八国大夫具有尚书八座的身分，“总理万机”（《宫氏志》）；后一种说法是不明白八国大夫为八国首脑。无论畿内畿外，作为总理万机的八部大夫是都要管的。监督与劝课衣耕，量校收入，也只能是八部大夫的一项职责而已，不是全部。 《魏书·官氏志》。 2《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三》。 《魏书·李冲传》。 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斗。”与北魏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比较，北齐的租调重了。北周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2粟五斛较诸北魏的粟二石，北齐的垦租二石、义租五斗，都要重。但是，北周在征收上，规定了丰年、中年、下年与艰凶札之别，这是赋法上的一个改进。 在均田制外，北朝尚有屯田制。太和十二年（488），北魏“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进行屯田。在田赋上。“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免其正课并征戍杂役。3北齐则于“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田赋无具体规定，只是“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4这是在均田和民调之外的另一种田制和税制。 甄琛说“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5他的话说明北魏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农业，靠租调。北魏的货币经济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是不发达的。自“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到太和十九年（495），才通行“太和五铢”。甄琛说的“唯受谷帛之输”，是实际情况，与南朝折课市取不同。但北魏自迁都洛阳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关市之税也日渐重要。魏明帝孝昌二年曾税市，“入者人一钱”。这是入市税。“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2这是店舍税。北齐后主之时，“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主施行。可却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北周也有市门税。闵帝时一度除之，到宣帝即位，又兴入市之税3，每人一钱4。 北朝的徭役，在均田前后，有所分别与联系。北魏实行均田制度以前，已将丁男或男夫、夫定为十五岁以上5。道武帝天赐三年（40）六月，尝“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漫南宫三十日罢”。四年七月，“筑北宫垣，三旬而罢”。这里所谓“三十日罢”、“三旬而罢”，是番役。但筑宫非恒役，在北魏的徭役中，以运输所调谷帛为最经常，也最重要。献文帝时，曾“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7。输送地点的远近，按户等作出区别，这种规定无疑对下三品户较为有利，是运役上的一个改进。但这种运役无所谓轮番。 太和九年（485）均田，规定“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年十一2《隋书·食货志》。 3《魏书·食货志》。 4《隋书·食货志》。 5《魏书·甄琛传》。 23《隋书·食货志炼妖壶在异界小说5200》。 4《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5《魏书·高宗纪》兴安二年有“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的记载，这是由于十五以下尚未成年。《魏书·太祖纪》。 7《魏书·食货志》。 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还所受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按此规定，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受田服役纳赋。十一至十五岁的“半夫”，半受田服役纳赋。年满七十的称老，通例要退田兔役。户无丁男、中男以老年为户主的，七十岁以上不退田，但免役。若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可有一子不从役。十一岁以下的为小，既不授田，也不承担课役。北齐河清三年（54）定令“男子年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六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2无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的规定，亦未说到半夫田。 西魏大统时尝定男年十八以上、六十四以下为丁，十岁以上、十七岁以下为中，六十五以上为老，九岁以下为小3。北周有司役，掌力役之政令，规定“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过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4按北魏在均田后，在徭役的征发上，仍然可以见到服役轮番的现象。宣武帝景明二年（50）九月，“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东魏兴和元年（539）九月，“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三年十月，“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武定元年（543）八月，“齐献武王召夫五万于肆州北山筑城四十日罢”。2这都是番役，但不见成文规定。北周则明文规定了丰年役三十日，即十二番；中年役二十日，即十八番；下年役十日，即三十六番。且规定凶年无力征，家起徒役无过一人。这是北朝役法上的一个显著进步。不过实行起来，又非全依规定。字文护当政时，是一年八番（所谓八丁兵），武帝初，改为一年十二番（所谓十二丁兵），或者说“率岁一月役”3。即原规定的丰年的天数。此后基本成为北周定制。这是对农民而言。北周在番役上还有一项创制，即规定“匠则六番”4。这是北朝对工匠服役的一个调整。 在徭中最为重要的仍旧是租调运输。北齐有“皆依贫富为三枭”的规定，“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5。这与北魏的“租输三等九品之制”，正相类似。 以上所说是北朝郡县编户的徭役负担。除此以外，北朝又有所谓“城民”、“府户”、“隶户”与吏等，他们提供卒役与兵役。 城民是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在各个州普遍设置起来的。城民的来源是被征服的和被迁徙的各族人民。城民的身分如同“皂隶”。城民的子孙《魏书·食货志》。 23山本达郎《敦煌发见计账文书残简》，刊《东洋学报》第37卷第2号，954年。4《隋书·食货志》。 《魏书·世宗纪》。 2《魏书·孝静帝纪》。 3《隋书·食货志》。 4《隋书·食货志》。 5《隋书·食货志》。 还是城民。他们不仅要负担各种“碎役”，而且还有“兵贯”7，父子相袭为兵8。这又与府户无异。 城民分布地区广大，《魏书·帝纪》所见有秦州城人、南秦州城人、凉州城民、营州城人、朔州城人、岐州城人、雍州城人、东徐州城民、齐州城人、荆州城民、南兖州城民等等。可知西至凉州，北至朔州，东至兖、徐，南至荆州，无不有城人。他们是北魏统治者劳动力和兵员的一个重要来源。府户、兵户或军户置于边境地区。如高聪、蒋少游曾为云中兵户，赵苟子二百家为凉州军户2。这种户服的是兵役，然而平时也被他们的上司役同厮养。八国良家在边镇当兵的，原来“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3，不在府户之列。但自孝文帝迁洛以后，地位下降，被视同府户。 魏明帝正光五年（524）八月丙申，下诏“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此等世习干戈，率多劲勇，今既甄拔，应思报效。可三五简发，讨彼沙陇。”4此诏的颁布，表明自正光五年起，北魏诸州镇有军籍的府户、镇人或城人都被废除了，他们都成了郡县编民。然而军队不能没有，原来兵员的来源靠府户与城民，现在他们既被免为民，遂改为“三五衡发”。此法前代与南朝已经有过。北齐则简六坊内徙者为“百保鲜卑”，简华人勇力绝伦者为“勇士”。北周行府兵制。 隶户魏初便已存在，道武帝曾赐给安同“隶户三十”，明元帝曾赐给姚黄眉“隶户二百”5。太武帝灭北凉，“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不是隶户的开始，而是隶户的发展。隶户用于杂役，与城民不同的是，城民归地方管理，隶户则由朝廷掌握；城民为官府提供杂役与兵役，隶户则只提供杂役。城民始终属于官府，隶户可以用来赏赐，而一经赏人，便成为私役。魏明帝改镇为州，免诸州镇城人为民，城人到魏末已不存在，可隶户依旧存在下去。 吏在南北方都有。太和二十年（49）冬十月，魏孝文帝下令“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2这是从编民中按人口比例征发吏役，给予番假，孝明帝时，扬州刺史元助曾上表奉“国吏二百人以充军用”3。北朝又有事力，或云即是吏役。官家私人事力均听敕给。北魏李彪曾向宣武帝请求“官给事力，以充所须”4。北齐规定“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勋品各给事力”。州、郡、县事力由所置的“白直”充当。5见《魏书·刘暣贰Ⅻbr /> 7见《魏书·肃宗纪》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诏。 8《魏书·自序》记东益州城民“父兄子弟外居郡戍”，一家都在兵籍。见《魏书·高聪传》。 2见《魏书·释老志》。 3《魏书·广阳王深传》。 4《魏书·明帝纪》。 5见《魏书·安同传》、《外戚传上·姚黄眉》。 《隋书·刑罚志》。 2《魏书·高祖纪》。 3《魏书·元劭传》。 4《北史·李彪传》。 5《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十九·禄秩》。 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帝下令“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时周已灭齐，武帝此令，是对魏初以来北方人户复杂化的一次大澄清。此后无论劳役与兵役，均由郡县编户担负，劳役与兵役一致起来。北周丁兵合在一起，出现“八丁兵”、“十二丁兵”之类，原因也在这里。 免役免赋在北朝也有它的规定。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令“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服以上赋役无所与”7。七庙是泛指皇帝的七代祖先，即自拓跋魏始祖以下的子孙，都被免除赋役。缌服亲是指族祖父母等亲，外戚的缌服亲也同样被免除赋役。范围虽广，但到此时尚未见士族免赋免役的规定。北魏鲜卑高门子弟到六镇去当兵的，可以享受“复除”的特权。这种复除指的是赋税。北魏清流，根据《魏书·肃宗纪》所说“杂役之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可知是能免役的。北魏邻、里、党三长，“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也是“复征戍，余若民”。 在北朝民役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纳资代役的出现。从《魏书·食货志》所记薛钦之言，官府用绢布为酬，雇百姓车牛运输租调，是北魏百姓已可用绢布代替现役的征象。 《隋书·刑罚志》。 7《魏书·高祖纪下》。 第六章法制第一节法典三国时期中国古代法典史较发达，很早就有成文法。战国初年，魏国李悝集各国法典之大成，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商鞅相秦，改《法经》六篇为《六律》，是为秦律。汉萧何因秦律，加兴、户、厩，为九章律。东汉末，政局动荡，且各个割据势力都打着匡正汉室的旗号，不便重修律令，故一般都沿用汉律。至魏明帝太和三年（229）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说等修订《魏律》，共十八篇。其中，盗、贼、捕、杂、户五篇袭用汉律，新增“劫略”、“诈伪”、“毁亡”、“告劾”、“请赇”、“乏留”、“惊事”、“偿赃”、“免坐”等九篇，又改具律为刑名，改兴律为兴擅，分囚律为系讯、断狱两篇。 单纯从篇名上看，魏律比汉律多出一倍，但汉律除正律九章外，又有孙叔通的傍章十八篇；张汤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的朝律六篇，此外，还有起副法作用的令甲、令乙、令丙等三百余篇；鲍昱所撰有关民事诉讼的单律《法比都目》九百六卷；马融、郑玄等名儒所通的章句至于魏，所当用者共二万六千余条，七百余万言。故汉律体系十分繁杂。魏律将这些傍律、单律、章句等统统归并到正律中去。废除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旧律。如汉有厩律，掌厩置、乘传、副车、食厨等，后因花费太多而省略，仅设骑置，但律文犹存。魏除厩律，取其可用之条，别立为邮驿令。 汉律不仅繁芜，而且杂乱，篇目之间互相重复或抵触的律文甚多。魏律集类为篇，对汉律内容作了更合理的调整。一是将各项律令中同类的条目合并为一律。如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以上合为魏的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皆属于告反诉讼，合为告劾律。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以上罪行类似，合为擅兴律。请赇律合并了盗律中的受财在法；杂律中的假借不廉；令乙中的呵人受钱和科中的使者验赂诸条而成。偿赃律则合并了盗律中的还赃界主，金布律中的罚赎入责和科中的平庸坐赃等条。二是将一律中包含数种罪例的重分为别律。如盗律中的劫略、恐猲、和买卖人，皆不属于盗的罪例，故从盗律中分出，合上科中的持质，立为劫略律。贼律中的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和囚律中的诈伪生死皆与原律名相抵，故分出立为诈伪律。囚律包含囚、鞠狱、断狱等，内容繁多，分为系讯、断狱两篇。 魏律在删除繁芜时，注意保存了有用的条例。如废厩律时，除了取骑置为邮驿令外，又将其中的上言变事合入变事令，将惊事告急合上兴律中的烽燧等条，立为惊事律，使新律名副其实。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必要的律文。如汉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哈订“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规定“不见不知，不坐也”。但因免坐之例繁多，有必要独立成律，故魏律更制定其由例。诸律令中有其教例而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 魏律除了删除、调整汉律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对法律体例进行了改革。 汉律中具律在第六篇，具律规定罪名条例，是律文的总则，既不在篇首，也不在篇末，这种篇章结构不甚合理。魏律改具律为刑名，置于篇首，统领全文。“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这种以罪例带法令的体例，一直为后来历代的封建法典所沿用。 魏除正律外，还有令、科两种法律形式。曹操时，陆续颁布了设官令、军策令、褒赏令、求贤令等六十多篇，是根据形势随时颁发的法令，作为法律的修改，成为魏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修正律时，又于律外再修编魏令一百八十余篇，分为州郡令、尚书令和军中令三大类，内容涉及民治、吏治和将治，属于行政法规，与汉令集皇帝诏令的统一法典有所不同。但仍具有副法作用。 科起源于汉初，而作为法律形式则始于曹魏。科有两种涵义，一是对罪犯处于刑罚，“课（科）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一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条文，又称“科条”、“事务”。曹魏第一次颁科是建安五年（200）（《资治通鉴》卷六、七十三）。官渡之战后，曹操占领青州、冀州，“制新科、下州郡，颇增严峻”。史称“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三国志·何夔传》）。故长广太守何夔上书曹操，认为青州新收复，加上历年战乱，不可卒绳之以法，宜使长史临时自行处理，数年之后，民安其业，才可整齐法令。曹操听从了这一建议。可见，新科不是一般单行法令。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科起源于曹魏。汉代的科只是普通名词，不是正式的法律形式。科出现于三国时期的理由一、汉律繁芜庞杂，对紧急事项有必要规定简明的法规。 二、汉末混乱时期，须颁临时法令以解决非常事件，或对和平时期的规定作修改。 三、曹魏、刘蜀、孙吴初皆以汉为宗，不便明改汉制，新颁法令不敢以律令为称，故名之为“科”，以区别于汉的律令。又《三国志·曹仁传》载曹仁“严整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贾逵传》注引《魏略》载杨沛治邺的方针是“奉宣科法”。这都说明魏新科具有统一法典的性质。魏科亦有为单行法令，如建安十八年的“甲子科”对汉的肉刑作了修改。这类单行法令性质的魏科还有“禁内学兵书科”、“禁长史擅去官科”（《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禁酒科”（《徐邈传》）、“持质科”（《晋书·刑法志》）。魏明帝诏订新律时，以科入律，遂废。但不久又颁布新的科法。《司马芝传》“（明帝时）芝居官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著者。”《魏志·三少帝纪》“正元三年，诏其力战死其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但此后所颁的科都仅是临时修改律文之义，属于补充行政细则的单行法令。 刘蜀一直没有制订新律。建安二十四年2，刘备令诸葛亮、伊籍、法正、刘巴、李严等五人共造蜀科。蜀科内容未明，但由五位重臣编纂，估计不是见《关于汉唐法典的二三个考证》，载《东方学》第十七辑，95科制订年代史无明载。《册府元龟》载在刘备定成都时，即十九年。但《伊籍传》载时籍以从事中郎迁昭文将军，与诸葛亮等共造蜀科。十九年籍为从事中郎，二十四年，刘备称汉王，籍才封昭文将军。故采用二十四年。 单行法令，而是适应蜀汉军政实际状况的临时法典，与魏新科具有同样的性质。除蜀科外，又有《科令》两篇，《军令》三篇（《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大概是些单行法令。还有诸葛亮撰的《法检》，吕乂的《格论》，谯周的《法训》，可能是释律的著作。刘蜀国的军政活动中，未见有其他的法律形式记载，大概以科令为主要法典。 孙吴亦见颁新律。黄武五年（22）令有司写科条，郎中褚逢斋主执，陆逊、诸葛瑾裁定。嘉禾三年（234）孙权新城，又表定科令。赤乌二年（239）诏令“造三置官吏，皆依四科”（《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周鲂在诱降扬州牧曹休时称“东主有常科，悔叛还者，皆自原罪”。可见科是孙吴主要的法律形式。也有单行法令性质的吴科，如嘉禾五年的“盗铸之科”；嘉禾六年的“长吏擅去官科”；凤凰三年（274）的“出亡叛科”；天纪元年（277）的“实广州户口科”（皆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孙■传》）。“■初立，发优诏，恤士民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拢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吴科内容十分丰富，但除科外，罕见其他法律形式。如上所述，三国时期的刘蜀、孙吴两国法制甚不完备，既无新律，所颁科令对后世影响也不大。而曹魏则在大规模整理汉律的基础上，制订新律十八篇。魏国占据中原，又施行屯田政策，国力较蜀，吴强盛、有统一全国的基础，加上曹操以来的法治传统“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比较注重法治，故三国唯魏能立法。魏津在封建法典史上有一定地位，从体例上看，厘正篇第，以刑名冠于律首，这种篇章结构遂成此后封建法典的定制；从形式上看，魏律删繁芜，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提高了法律效能和律文的一致性从内容上看，魏律改正“母出女嫁免坐法”及以八议入律都产生了较大的历史后果，为后来的法典所吸收。 西普时期魏末，司马昭秉政，嫌魏律科纲严密，本注烦杂，又偏取郑玄章句，故令贾充等人重新删定新律，参与者有太傅郑冲、司徒荀颔、中书监荀朂、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工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欣、骑都尉成公绥、尚书柳轨和吏部令史荣邵等共十四人，于泰始三年（27）完成上奏，晋武帝亲自审阅诏准，于四年正月颁行全国。因晋律成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 晋律共二十篇（一说二十一篇，但篇名无考），目次为刑名、法例、盗、贼、诈伪、请赇、告劾、系讯、断狱、捕、杂、户、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关市、违制、诸侯。合六百二十条（《唐六典》记为一千五百三十条，误，见滋贺秀三的论述文章），二万七千余字。晋律篇章基本沿袭魏，分刑名为刑名、法例二律，又恢复汉的厩律，另新增卫宫、违制、关市、诸侯四篇，删去魏律的劫略、惊事、偿赃、免坐四篇。晋律用刑较宽，删除了魏律苛秽的条目，相对减轻了动辄获罪、轻重无情的弊病，更加适应于安定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体例、内容都较严谨和完善。卫宫律加强了对皇室和封建国家的保护；违制律规定了官吏渎职的惩罚，通过法治来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无疑有进步性。诸侯篇是针对分封制而设立的。西晋时，世族势力迅速膨胀，特别是一些显赫家族，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皇室势力相对削弱。司马氏政权要求各诸侯国、世族集团和地方政权无条件地服从皇权，反映在法律上，便是维持君臣上下关系的诸侯篇的产生。晋律自称“律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诸侯篇依《周官》所撰，以礼乐名分为中心，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意识和伦理观念。 贾充定新律，同时撰《晋令》四十篇。目次为一户、二学、三贡士、四官品、五吏员、六俸、七服制、八祠、九户调、十佃、十一复除、十二关市、十三捕亡、十四狱官、十五鞭杖、十六医药、十七丧葬、十八——二十杂、二一门下散骑中书、二二尚书、二三台秘书、二四王公侯、二五军吏员、二六选吏、二七选将、二八选士、二九宫工、三十赎、三一军战、三二军水战、三三——三八军法、三丸——四十杂法（一说三十二篇，按实际篇名为三十二，杂三篇、军法六篇、杂法二篇、合四十篇），凡二千三百六条，九万八千余字。 晋令与汉令、魏令在性质上有明显差别，它以令设教，违令有罪才入律。也就是说，晋令以教喻为目的，不具备副法作用。先教化，后刑罚，晋令首开教令法之先例，在法典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使律令分离，令不再作为法律的补充形式，而独立为教令法，解决了汉以来律令混杂，互相抵触的矛盾。 晋科在法律中占很小的部分。魏时已将科入律，后虽时或有颁，但数量不多，晋不另设科，附于律年终晋一代，见于史载的独立科令，仅咸康二年（33）的壬辰科，内容是禁占山泽，属于律外科人，不久旋废。另有律学家杜预、张裴注晋律时，将科释律，起详明律文的作用，以防止一律二科。晋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形式故事。贾充等人编纂令时，删定当时制诏之条，撰为故事，与律令并行（《唐六典》），共三十卷（一说四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四十三卷）。故事即旧事，指前代之事例，为习惯法，晋始编纂为成文法。晋故事的主要内容是百官行事及处分的规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晋书·刑法志》）。故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仅存在于魏晋间，南朝或称“簿状”，梁时改称为科，隋唐以后并入于“式”。晋律综合了汉魏旧律之长处，较魏律更为合理、严密和简明，对南北朝的法律皆产生重大的影响，南朝基本上承用晋律，北朝初年所编律令也大部采自晋律。 南朝时期南朝社会尚清谈不重名法，律学衰竭，法治混乱。宋齐两代皆未颁新律，仅是制订或废除一些令、科以补充或修改晋律。如永初元年（420）除“无故自伤残者补治士”，二年又诏定杖罪之科，元嘉有酒禁、戒坛铸佛像造寺观等科。大明七年，改定“隶杀长史科”。齐永明七年（489）尚书删定郎王植集张裴、杜预所注律，取张说七百三十一条，杜说七百九十一条，一律两家各释互异的取一百七条，互通的取一百三条，合共一千三十二条，成书二十卷。武帝诏令狱官详正，公卿八座参议。后宋躬整理王植的抄撰及八座裁定的意见，编成律文二十卷，附录叙一卷，共二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为八卷）。永明九年，孔稚珪上表请求施行，诏虽从纳，但终齐一代，并非正式施行，故永明律为非实施法律。而且，与其称之为律，不如说是考证晋律注释。永元元年（499），东昏侯即位时又下诏删省科律，但齐末兵乱，始终未行。而张、杜旧律及王、宋所纂诸书皆遗失殆尽。 南朝最大的立法行动是梁天监元年（502），武帝因律令不一，实难去弊，下诏重议新律。齐代旧郎蔡法度家传律学，能背诵王植之律，于是任命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让他凭记忆加以整理成文。又诏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常侍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太常丞许懋等参议，成梁律二十篇，一千五百二十九条，天监二年正式颁行。 梁律大体沿袭晋律。只是省诸侯篇，增仓库篇。另外改称盗律为盗劫；贼律为贼叛；请赇为受赇；捕为府捕。余十五篇一如晋律。蔡法度又撰梁令三十篇。目次为户、学贡士赠官、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公田公用仪迎、医药疾病、复除、关市、劫贼水火、捕亡、狱官、鞭杖、丧葬、杂上、杂中、杂下、宫卫、门下散骑中书、尚书、台秘书、王公侯、选吏、选将、选杂士、军吏、军赏。梁令大致因晋令而略加增损。此外，又集晋故事中仍适应于南朝的条例，编成梁科，共四十卷（《梁书·武帝纪》作四十卷，《唐六典》作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均作二卷，大概是逐渐遗缺）。 陈朝永定元年（557）诏尚书删定郎范泉制定律令，参议者有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右丞贺朗等，成陈律三十卷、科令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陈律九卷、陈令三十卷、陈科三十卷）。陈朝的律、科、令基本上沿袭梁朝，甚至连“轻重繁简”，也“一本梁法”，而且“条法冗杂、博而不要”在法典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很快被淘汰了。南朝前两代未有立法，后两代虽成新律，但皆沿晋制，没有重大改革。 这是凝固了的门阀制度在意识形态上腐朽没落的反映，作为侨姓士族文化标志的玄谈越走越远，整个社会尚释老，轻名法，以清谈为高逸，以理法为庸俗，故出现法制停滞不前的局面。故隋统一全国后，弃南朝法制而循北朝法制，魏晋以来一脉相承的法制系统至此终结。 北朝时期北魏皇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原是大兴安岭的游牧部落，处于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入中原以前，尚无成文法，部落首领四部大人依习惯法处理部落内部的纠纷。《魏书·刑罚志》称“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庭决群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遣决。”永嘉之乱，拓跋氏乘机入主中原，逐渐被汉族较高的封建文化所征服，开始了封建化过程，“乃峻其法”，陆续颁布了一些单行法令，如昭成帝建国二年（339）定赎罪法及对大逆、、贼杀、盗劫等罪例的刑罚。拓跋珪即皇帝位后，着手制定法律。天兴元年（398）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品、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饷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用科禁；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这是北朝首次制定较系统的成文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封建秩序，同时废除了一些原始落后的酷刑。拓跋焘即位后，第二次修定法律，神祐三年（430）诏司徒崔浩改定津令，主要是宽刑省罚，如增设一年刑、允许以官爵除刑以及对孕妇、老少的恤刑等，进一步废除了原始刑罚的残余；正平元年（45），拓跋焘再次诏太子太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公孙质、李虚、散骑常侍高允等改定律令。主要是减轻对盗劫的刑罚，并增加放纵、通情、止舍三法例及其他罪行，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条、大辟一百四十五条，刑二百二十一条。 以上三次修定律令皆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前，时拓跋族入主中原不久，封建化程度不深。这一时期法律的特点是大量吸收汉代旧律，废除部落旧习惯法，主要是宽刑省罚，法律中儒家学说的成分较重。首先从制定律令的人看，崔玄伯、崔浩都是汉士族高门，从两汉以来，一直是中原学术的代表，所法家学是传统经学。胡方回出自西北，永嘉之乱以后，该地区一直保留着汉魏学术风气，胡方回的律学大抵亦属汉律系统。而高允、游雅、高闾诸人皆为北方汉士族名流，“贤隽之胄，冠冕州邦”，其学术也必承汉儒之嫡传。史称如高允“尤好春秋公羊”，北朝初期由这些汉以来的士族名流所制定的法律，大量吸收汉律和儒家学说，与南朝专用晋律，不超过张、杜律释体系有所不同。其次从法律内容看，三次定律都是以德治仁政为中心，主要是减轻刑罚。再从审判方式上看，真君六年（445）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以儒家经典取代法律条文来裁决罪行，这种方法正是汉“春秋决狱”的再现。春秋决狱自汉以来一直存在，但北朝表现得比东晋南朝更为突出。如上所述，北朝前期的法律大体上源于汉律系统，所不同的是糅合了更多的儒家学说。 孝文帝即位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包括对律令的改定。太和元年（477）诏群臣于太华殿议订律令。三年，又诏中书令高阁集中书秘书官修改旧律条文，经群官参议、孝文帝亲自刊定，于五年颁行，共八百三十二章，以枭首为最重刑，废除了神■律中残酷的(刑。太和十五年再次诏定新律，于十六年颁行。主负太和新律修订的是中书令李冲、参与者有尚书令怀谦、中书侍郎封琳、侍中冯诞、奉朝请高绰等人。李冲是陇西世族，曾祖李暠曾建西凉政权，是河西文化的嫡传。李冲辅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他所主持参订的太和新律，使河西文化的因素渗进了北朝法律系统。宣武帝正始元年（504）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宗室彭城王勰、高阳王雍、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卿王显等监修新律，具体修订的是尚书殿中郎袁翻、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彪、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高绰、前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黾、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人。参与者虽然众多，但实主其事的为刘芳和袁翻、常景。刘芳、袁翻都是北还的南朝士族。刘芳先居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州时，被徙为平齐户。袁翻父宜先为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献平帝平东扬州时，翻随沈文秀投奔北魏。刘、袁来自江左，熟谙南朝律令体制，又为当世儒宗，修律时必然把南朝律学因素渗透进去。除江左因素外，正始律又进一步吸收了河西因素。常景为凉州“儒林先生”常爽孙，程灵虬家世本出凉州，父骏为河西大儒刘炳门人，灵虬本人也师事常爽，故灵虬之律学源出河西系统。北魏皇朝在封建化过程中，十分注重法律的修订，一百多年间，先后修律达十多次，其中以神■律，太和新律、正始律最有代表性。神■律体现了北魏前期的法律特点，主要是采自汉律，以传统法制为基准。太和新律吸收《北史·刘芳传》，芳自青州刺史还朝者定律令“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方意也”。《北史·常景传》“先是太常刘芳与景共撰朝令，未成，芳卒，景撰成其事”。 了河西因素，正始律则加入了江左因素，在历次修律时，又不断揉进了儒家学说，故北魏津令集汉、晋、南朝律学之大成，为北齐、隋唐律令之源头。北魏律令大都遗失，篇名可考的有刑名、法例、贼、盗、斗、擅兴、系讯、诈伪、断狱、捕亡、户、厩牧、宫卫、违制、杂等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载北魏律二十卷，一般以篇目为卷，故应有二十篇。上述篇见于《通典》《魏书》和《唐律疏义》，余五篇无考。程树德《九朝律考·后魏律考》认为是请赇、告劾、关市、水火、婚姻，沈家本《律令考》则认为有赦律。姑列之以存疑。 北魏令自太武帝时已开始修订，崔浩修神■律时也定令，后游雅纂成。 史失篇名，可能孝文帝时已亡佚。故太和时，诏群僚“仪定百官，著依令”。颁太和新律时，宣示职员令二十一篇，篇名无考，见于史载的有职令、品令、狱官令等。可推北魏令主要规定百官行政细则。但似乎未付诸实施。《魏书·孙绍传》“高祖律令并议、律条施行，令独不出。”宣武帝时，刘芳也撰有朝令，同样未颁行。北魏令的成效不明显。 北魏以科入律，科无专典。但开始出现“格”的名称。孝武帝太昌元年（532）诏曰“理有一准，则民无觊觎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非所以准的庶昌，隄防万物，可令执笔之宦，四品以上，集于都督，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从诏令可看出，格是补充律令的临时实用法规，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与律令并行。北魏格仅此一例，内容亦未详，可称之为格的萌发时期。永熙以后，魏分东西。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集群臣在麟趾殿议定新制，由中书监高澄监修，三公郎中封述，散骑常侍温子昇、御史中尉崔暹、侍中封隆之等人撰成文十五篇，颁于天下，又称麟趾新制。麟趾格篇名无考（《北史·窦瑗传》引麟趾新制三公曹第六十六条，则麟趾格似以曹名为篇名。 后北齐令亦取二十八曹名为篇名）。内容是“百官有司之所常引之事。”属于行政法规，类似于南朝的科。以格代科，始于北朝，而为隋唐所沿袭。西魏在法制史上的贡献是创造了“式”。大统元年（535）宇文泰辅政时，命有司变通古今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作新制二十四条。七年，依度支尚书苏绰奏议，颁六条诏书，令百官作为座右铭熟诵，又恐百官不力，同时颁职制十二条作为监督。九年，令尚书苏绰将前所作二十四新制和十二条职制加以损益，总为五卷，颁于天下，称为“中兴永式”，又称“大统式”。格、式这两种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是法制史上一大创举，至唐遂制度化，与律令并列为封建法律的四大形式。 北齐初年沿东魏“麟趾格”。天保元年（550），文宣帝嫌魏格未精，令李浑、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人对麟趾格进行修改，定为“北齐麟趾格”。天保八年，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不改律令，非所以创世垂法。于是，令魏收、邢邵、李铉等议定齐律，但积年不成。武成帝即位，于太守元年（5）下诏催督，至河清三年（54）才修成，由尚书令王叡审定上奏。参与北齐编修的先后有录尚书事赵彦深、中书令魏收、散骑常侍崔昂、大理卿封述，尚书右仆射薛琡、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散骑常侍王松年、殿中侍御史崔■等。北齐律共十二篇，二十卷。目次为名例、禁卫、婚、擅兴、违制、诈伪（《唐六典》作欺误）、斗讼、贼盗（一作贼误）、捕断、毁损、厩牧、杂。定律例九百四十九条。同对，又定北齐令五十卷（《隋书·经籍志》、《唐六典》作四十卷、《通典》作三十卷，《新旧唐书》志作八卷），二十八篇，以尚书八曹为篇名，内容大都采自魏晋故事。又将那些不可立为定法的，另编《权令》二卷。 北齐也有格。河清无年（52）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定罪，但律无正文，于是另立“权格”，与律令并行。武成帝年间，由工部郭彦、太府高宾、司车路下大夫裴汉等修成齐格，卷数篇目无考。 北齐律是自晋泰始律以来又一个重要法典，对历朝法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校正古今所增损者十有七八”。其特点是“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如贼、盗自战国以来一直为二律，北齐合为一律。又合捕律、断狱为捕断，因为贼、盗同类，捕、断狱相连，故这些合并都比较合理。在刑罚种类上，北齐律定死、流、耐、杖、笞为正刑，正确确立了封建五刑制，以后历朝的刑罚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五刑的范围，仅是名称变动或刑罚轻重不同而已。在内容上，北齐律立十条重罪，即后来的十恶，一直沿用至封建社会晚年。在法律形式上，北齐律、令、格、式并行，奠定了封建法律四大形式的基础。因此，北齐律是一部承上启下的法典，在中国封建法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隋律、唐律的蓝本。 北周在宇文泰辅政西魏时，令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未竟而赵肃死。宇文觉称帝后，又令司宪大夫拓跋迪继续修律，至保定三年（53）修成上奏，称为大律，共二十五篇。目次为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竞、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赇、告言、逃亡、系讯、断狱，凡一千五百三十七条。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时，颁《刑书要制》，内容主要是加重刑罚。又称刑经圣制。由于酷刑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大象元年（579）废《刑事要制》。北周律是仿周之大诰而修的。即仿周礼，又采晋律，古今混杂，礼律凌乱，兼之条流苛密、烦而不要，又失之于严，刑罚峻苛，在内容上，体例上，用刑上都存在许多弊病，故隋朝虽继北周而来，但隋律却弃北周律而采北齐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编纂了大量的法典。其中晋律和北齐律在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科、东魏的格、西魏的式，丰富了封建的法律形式；历朝法典对体例篇章的厘正，对后代法典也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节刑法刑法是中国封建法律中最发达的部分。在古代，刑就是法，法就是刑，刑罚构成法律的基本内容。历代法典都详细地规定刑罚的种类、级别。秦以前，刑罚种类主要有墨刑（黥）、劓刑、膑刑（刖）、宫刑、大辟五种。前四种为肉刑，常附加于劳役刑，墨者守门，劓者守关，别者守囿，宫者守内。汉律承前五刑。汉文帝时废肉刑，用徒刑代替墨刑，用折左趾笞代劓刑。用折右趾代替大辟中的弃市。这是中国古代刑法史上的一个创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继续这种改革的趋势，逐渐形成和确立了笞、杖、徒、流、死这五种新的主要刑罚。此外，还有赎刑、肉刑也一定限度内存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刑罚有下述几种。 死刑（族刑附） 14 （622），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撰史之风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 一、注重史料价值。《梁书》56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等1。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卷，姚察《梁书帝纪》7卷，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后略》10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卷，赵齐旦《陈王业历》1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3卷。《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唐■之起义，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1著者或作萧大圜、萧圆肃。 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縡传》记傅縡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二、是文风朴实。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1。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 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三、是叙事简严。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1，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1《梁书》卷五六史论。 2陈太建九年（577），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打败，“众军皆溃”，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姚思廉认为，“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3。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他指出，陈宣帝初即位时，命将出师，开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4。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如论述侯景、王伟成篡盗之祸，在《陈书·后主纪》述陈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这说明，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2《梁书》卷三史论。 3《陈书》卷九史论。 4《陈书》卷五史论。 第二节李百药隋唐间的政治遭遇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由于幼年时体弱多病，祖母赵氏就为他取名“百药”，寓祛病防疾之意。父李德林，字公辅，学问渊博，名重于时，在北齐、北周、隋都做过高官，负责起草诏令和重要文件。 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客人读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药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1客人听后大为惊叹。 百药二十岁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东宫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成为陪伴太子的学者。年少有才的百药招来一些人的嫉妒和诽谤，为避祸，他随即称病辞官。开皇十九年（599），因父亲去世，袭爵安平公。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看重百药，于是奏请授百药为礼部员外郎，太子杨勇又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从此，百药发挥自己的才学，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然而正当百药积极施展才能抱负之时，却突然被卷入最高统治层的争斗中，成了受害者。原来，隋文帝第二子晋王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觊觎之心，乘出镇扬州（今属江苏）之机，四处招揽人才，培植个人势力。他召百药为幕僚，但百药称病推辞，杨广由此对他怀恨在心。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死，已谋得太子之位的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百药被贬出京城，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来罢州置郡，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免去，于是回归乡里。大业五年（609），百药出任鲁郡（治所在今山东曲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613），戍守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大起义正如火如荼地兴起，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隋皇朝统治机构一片混乱。百药没有到建安就职，参加了反隋的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带，北方李唐势力浩大。李渊派使者招抚杜伏威，百药力劝杜伏威归唐。杜伏威听从，遂前往京城，命部将辅公祏与百药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犹豫后悔，遂写信密令辅公祏杀百药，幸杜伏威养子王雄诞极力保护，百药得免于死。随后辅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渊，百药与辅公祏同反，李渊大怒。平定辅公祏后，李渊就要治百药之罪，恰好这时发现杜伏威令辅公祏杀百药的密信，证明百药与辅并非同党。李渊这才怒气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将百药流放泾州（今甘肃泾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药始终未获唐高祖的任用。 唐太宗即位后，他很看重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627）召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百药又奉诏撰北齐史，贞观十年（636）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1《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子，赐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这个时期是百药一生中最惬意时期，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官位显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对唐太宗尽心竭力，以报知遇之恩。由于以往百药经历坎坷，几经贬官，数次遭人谮害，甚至险些丧生，因而他生活阅历丰富，积累了较多的政治经验。从他撰《封建论》和《赞道赋》两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药的政治眼光和对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封建论》和《赞道赋》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即，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答道：“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始议封建”1。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但有理有据、系统深刻阐述这一观点的，当推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 百药认为，时代变了，制度也须改变，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赞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变化。当今若实行分封，就如同“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等于“锲船求剑”。这是一种朴素的历史发展观点。 接着，百药具体分析了分封制的危害：封邦建国之后，使受封家族以高贵门第自傲，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不愿靠个人才干而进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骄奢残暴。并且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所谓藩国屏障就会变成仇敌，封国各行其是，强国欺凌弱国，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事不断。百药以“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的史事来说明，分封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另一方面，百药大力推崇郡县制的优越性：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内外百官都由朝廷决定。可以从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镜那样清晰地考察他们。以资格及辛劳程度确定其官职阶品，以政绩优劣确定废黜或迁升。总而言之，爵位不世传，启用贤人之路就广；百姓无定主，与朝廷的离心力就不大。1《封建论》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倾向，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百药卓越的政治见解，深深打动了唐太宗，“太宗竟从其议”2。唐中叶，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可以看作是百药《封建论》的继承和发展。 还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药对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授百药太子右庶子，令其辅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对学习经籍颇有兴趣，但后来耽于享乐，嬉戏过度。于是百药便作《赞道赋》一文以规劝太子。唐太宗见到此赋后非常赞赏，派使者对百药说：我在太子处见到你所献的赋，以历来储君成败事告诫太子，很是精辟切实。我选你辅佐太子，非常称职，1《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 12《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希望能善始善终。赐百药彩绢五百段。 百药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受到各方面名流的敬重。他为人沉静寡言，乐于引进青年，提携后进，又不喜聚敛财富，所得俸禄，多散分亲友。百药不但在史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五言诗，通俗易懂，“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可见影响之广。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让也进入晚年的百药以此题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极为赞叹：“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1贞观末，百药因年老执意辞官，回到故里。贞观二十二年（6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卷。 撰写《北齐书》李百药撰成《北齐书》，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北齐书》50卷，大致记载了东魏、北齐（534—577）的历史。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东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因此从历史叙述的系统完整性来看，《北齐书》记载由叙高欢事迹开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百药撰《北齐书》，有数家北齐史可供参考，最主要的是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李德林在北齐官中书侍郎，曾奉诏修国史，终北齐末，修纪传体北齐史27卷2，全书未成。入隋后，李德林续撰，增至38卷，送交朝廷，藏于秘府。其他北齐史有，王劭《齐志》及《齐书》。王劭，字君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为著名史家。他最初撰编年体《齐志》20卷，又撰纪传体《齐书》100卷。1此外还有崔子发《齐纪》30卷。2百药治史有几个特点。首先，《北齐书》记载了不少当时口语，叙事生动活泼，如：卷十二《高俨传》：“帝（后主，俨之兄）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兄唤，儿何不去。’” 卷二三《魏兰根传》述魏恺迁青州长史，推辞不就，文宣帝高洋闻知大怒，对杨愔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待高洋见到魏恺时说：“死与长史孰优，任卿选一处。”魏恺答：“能杀臣者是陛下，不受长史者是愚臣，伏听明诏。”高洋对杨愔说：“何虑无人作官职，苦用此汉何为，放其还家，永不收采。” 卷二四《杜弼传》：“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 卷五○《高阿那肱传》记北周军进攻北齐，齐将安吐根在齐后主面前夸口说：“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着汾河中。” 这类例子很多。刘知几赞扬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由于《齐志》为百药所参考，所以《北齐书》采用不少口语，大约是受了王劭的影响。其次，《北齐书》保存多方面珍贵史料。 一是有关农民起义。北魏末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东魏、北齐时期，农民起义也接连不断。李百药尽管主观上不能意识到农民起义的1《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2此据《史通·古今正史》。又，《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云李德林北齐末修书24卷。1《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2《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 重要历史意义，但他为了表现高氏统治集团镇压农民起义的发迹过程和社会激烈动荡的现实，还是对农民起义作了一些记载，这在同时所修的几部正史中是较突出的。李延寿《北史》中有关东魏、北齐内容，基本上取材于《北齐书》，但删去了不少农民起义史料。在《尉长命附子兴传》、《任祥传》、《斛律羌举传》、《叱列平传》、《慕容绍宗传》、《薛修义传》、《封隆之传》、《高季式传》，共删掉《北齐书》中同传所载九次农民起义。另外，《北齐书》的《高市贵传》、《李元忠附李愍传》中所载五次农民起义，因《北史》未给高市贵和李愍立传，因而也失载。《北齐书》记载的这些农民起义，有些规模是很大的，如《封隆之传》载，天平初“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自号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虏太守高永乐，南侵冀州”。 二是有关生产科技。李百药比一般封建文人及士大夫有见识之处，表现在他不轻视生产技术和发明创造。他在《北齐书》中立《方伎列传》，记载了当时著名科技人物的事迹。 数学家信都芳，河间（今属河北）人，少年时就擅长算术，在州里很有名声。他专心致志研究问题时，往往废寝忘食，走路时也看不见坑坎。撰《器准》一书，将历来的浑天仪、地动仪、欹器、漏刻等科学仪器作了具体记述，并且附有图。他还私撰历书，名为《灵宪历》，一年中分大月、小月，天象记载很符合实际。 《方伎列传》还记载了医学家马嗣明的事迹。马嗣明熟悉医家经典，如《甲乙》、《素问》、《明堂》、《本草》，并且能融会贯通。他为人治病，能在一年前预知病人生死。他很擅长治痈肿，烧石取屑，然后加醋调匀，涂患处，“无不愈”。他针灸也敢于创新，取穴往往与《明堂》不同。 记述较详的还有一位冶炼专家綦毋怀文。他善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百药还指出其方法流传后世，“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 三是有关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百药较详细记载了杜弼与邢劭“共论名理”的一场辩论。邢劭认为，人死之后，不会复生，也没有灵魂存在，“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杜弼则认为灵魂和人体可以分离，既不是一同产生的，也不能一同消灭，“神之于形，亦犹君之有国。国实君之所统，君非国之所生。不与同生，孰云俱灭？”此次辩论是两人在扈从东山途中进行的，以后他们又以书信形式继续辩论，“前后往复再三”1，可见思想斗争之激烈。李百药虽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看待这场辩论，但毕竟记载保存了邢劭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 《魏收传》内容详赡、文笔精采，是一篇很出色的人物传。此传简述魏收袒籍、少时经历、在魏时修史事迹及出使梁朝事，着重记述北齐建立后魏收如何撰魏史，并追述在魏收之前关于魏史的撰述情况，如著作名称、卷数、撰人，加以简要说明。对于魏收修史过程中用人多非史才、纳贿受金及《魏书》成后“众口喧然”的激烈反应，都记载生动具体。对于魏收的评价，既赞其“硕学大才”，又指出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这些记载对于后人了解此期史学史是很有帮助的。 《文苑列传》序，述有齐一代文学发展概况，实际形同北齐文学小史。 1《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百药《北齐书》第三个特点是，较多暴露统治集团的丑行恶事。 在唐初修成上进的梁、陈、周、齐、隋五代史中，《北齐书》的这个特点是较突出的。如卷九《皇后列传》述高澄妻元氏，“文宣（即高澄弟高洋）受禅，尊为文襄皇后，文宣渐致昏狂曰：‘吾兄昔**妇，我今须报。’乃**于后。其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于前。”宫闱中的禽兽之行代代相传。武成（高湛）即位后，又逼文宣皇后李氏，并威胁说：“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卷八《幼主高恒纪》的记载反映出北齐灭亡之必然。后主高纬“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所任佞臣“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疋，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敝”。除“增益宫宛”外，“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上行下效，官僚、地主也奢暴惊人。卷二二《卢中传附子宗道传》载，卢宗道“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百药之父李德林入仕在北齐，并累迁至高官，但百药却大量揭露了北齐诸帝和官僚、地主的罪恶，并没有像一般封建史家那样曲笔掩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方面是反映百药对统治阶级的荒**无耻行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唐皇朝视北齐和南朝各代为僭伪。暴露“僭伪”皇朝的“无道”，是希图反衬“正统”皇朝的“有道”。 李百药的历史观是较复杂的。《封建论》一文中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有进步的一面，如认为历史是发展运动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必然趋势，统治政策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也有落后的一面，即较突出的天命论思想。如“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 综观《北齐书》全书中的叙事及论赞，百药对史事得失成败的看法是天命、人事并重。关于北齐亡国之原因，百药指出，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1。武成帝高湛“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2后主高纬“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3。这些分析都切中要害。但百药又认为天命也在起作用。卷八《幼主纪》之末，一连举四个例子说明天意，一是“武成梦大猬攻破邺城”，“识者以后主（高纬）名声与猬相协，亡齐征也”。二是“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三是“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四是“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用这四个例子来说明齐亡征兆，显然是极牵强荒唐的。但百药却由1《北齐书》卷六史论。 23《北齐书》卷八史论。 此得出结论，“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由于百药把天命和人事混在一起，主次轻重不甚分明，因而监修魏徵在《北齐书》帝纪后又写一总论，强调“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应当看到，百药较浓厚的天命论思想还受到其父李德林和王劭的影响。李德林仕隋时，曾为隋文帝劝降江南梁士彦及元谐，作《天命论》，宣扬“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1。王劭仕隋，屡屡上书言符命，取悦于隋文帝。甚至撰写专门著作，“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2。李百药修史主要参据了李德林和王劭所著齐史，从《北齐书》来看，李、王的天命观对他有所影响。 1《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2《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第三节令狐德棻一生荣华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在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善骑射，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1。德棻才华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炀帝末年，德棻授官为药城（今安徽亳县东南）长。当时天下纷乱，炀帝已是穷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没有远程跋涉去就职。待李渊起兵反隋后，李渊从父弟李神通在今陕西鄠县起兵响应，德棻就加入了这支反隋军队，在总管府任记室。李渊入据长安后，先为丞相，奉代王杨侑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记室。李渊称帝后，德棻随即转为起居舍人，“甚见亲密”2，又迁秘书丞。在贞观年间德棻历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书少监；在唐高宗时，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太常卿，国子祭酒，兼授崇贤馆学士。龙朔二年（662），德棻以八十高龄致仕，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又四年，卒于家。 德棻的爵位是步步上升的。贞观六年（632）赐爵彭阳男，又五年，进爵为子，高宗时，进爵为公。在近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他同唐初三位皇帝都有较亲密关系。皇帝信重德棻，不断委以修史重任，而德棻也殚精极虑，竭诚尽忠。由于令狐一门为关中望族，而李唐皇家也发迹于关中，故把关中贵族集团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 奏请购募遗书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重加钱帛”，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增置楷书，令缮写”。在唐高祖支持下，这个计划顺利执行，“数年间，群书略备”。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1。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并且已分类别，足见成绩之大。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继续购求遗书，选书手、雠校百余人，缮写群书，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2特别是贞观二年（628）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3。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1《周书》卷三六《令狐整传》。 2《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下引两《唐书》本传，不另加注。1《唐会要·宏文馆》。 2《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旧唐书》卷一九○上《崔行功传》。3《唐会要·经籍》。 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参与八史撰修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一月4，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这段话从史学和政治两个角度，十分扼要地强调了修前代史的重要性。从史学上看，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从政治上看，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1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德棻指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未成的原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待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师佐修；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4此时间据《唐会要·史馆》。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1。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641）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上进，共10志，30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唐代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实在是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国史、实录及其他令狐德棻的史学贡献除了修前代史，他还参加了本朝国史和实录的撰写。 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显庆元年（656）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1。 永徽元年（650），德棻参与修撰的《太宗实录》上进，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20卷。2显庆四年（659），德棻参与修撰的《高宗实录》上进，起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即位至显庆三年，成书20卷。 令狐德棻还撰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卷，《令狐家传》1卷，《皇帝封禅仪》6卷，《令狐德棻集》30卷，但可惜这些著述均已遗佚。流传至今的令狐德棻文字，《全唐文》卷一三七收上奏二状和二碑铭并序，《全唐诗》1《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1据《唐会要·史馆》，国史“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 2《唐会要·史馆》。 卷三三收五言诗一首。 令狐德棻是一个异常博学的人，他的著述才能也是多方面的，并不仅局限于史学。他曾参与了类书、政书、律书等各方面的大量撰述。 武德五年（622），德棻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成书100卷，武德七年奏上。 贞观十一年（637），同修《新礼》上进，成书100卷。3贞观十二年（638），同修《氏族志》上进，成书100卷。1永徽元年（650），同撰定律令，第二年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勒成律12卷，令30卷，式40卷，颁行全国。2令狐德棻勤奋一生，“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暮年尤勤于著述”，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和罕见的勤勉，在中国史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写出灿烂的一页。 《周书》的特点令狐德棻著述虽富，但传至今最有价值是《周书》。《周书》主要为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师。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今河南南阳南）人。贞观元年（627）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旧唐书》本传称：“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但《新唐书》本传不载其同修周史。崔仁师，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武德年间由陈叔达荐为史官，曾参与修梁、魏史。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两《唐书》本传均不载其参与修周史。由于德棻主修《周书》，又负同修诸史的主编之责，因此可以认为，《周书》的编纂形式，内容去取和点明鉴戒之处的史论，主要体现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图。后人了解德棻的政治、历史观点也主要根据《周书》。在同时所修的五史中，《周书》突出地全面体现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观点。 北周自公元557年由宇文觉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1年外戚杨坚代周建隋，立国仅二十五年。但事实上宇文氏政权的历史是从东、西魏分裂，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535）开始的，所以《周书》也就增加记载了西魏的历史，这符合历史实际，表明了德棻的识见。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议中曾强调史书的作用是“贻鉴今古”，接着唐高祖修史诏也指出史书的作用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更是经常阐述“以古为镜”的思想。德棻既负“总知类会”之责，对唐皇朝的意图自然领会得相当透彻，在《周书》中，以史为鉴的观点得到了全面体现。《周书》中各个类传的立意，都与封建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孝义列传》树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传序明确指出这些忠孝事迹可以“垂范方来”，“有助于名教”。《儒林传序》则着重指出儒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周书》对方术技巧也有新的见解。一般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视为奇技**巧、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或是迷信其修仙炼金之诡说，耗费钱财，甚至送命。《周书》的《艺术传》则把方技视为对于社会有广博用处的技术手段，并且可以和仁义教化相辅相成，“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1《旧唐书·太宗纪》称130卷。 2《唐会要·定格令》。 用，博矣”。1贞观初，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2唐太宗要求史书所载内容以能否资治为取舍标准。德棻对皇帝的这一指示心领神会，如《乐逊传》中就这样记载：“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对崇治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五条，因“切于政要”而全部照录传中，其余九条全删。 德棻不但崇儒，也笃诚于佛教。唐高宗为稍抑佛教，提高君权，于龙朔二年（662）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令僧、道对君、亲也要行致拜礼节。僧、道行不行俗礼，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月后，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和州、县官等千有余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陈词，认为僧、道为出家离尘之人，“功深济度，道极崇高”，如拜俗则不伦不类，“披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惬”。会议之后，唐高宗于六月八日又下“停沙门拜君诏”，许不拜君，但须拜亲。1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礼义王道之说，却同时又笃于佛教之规，颇耐人寻味。还在东晋时，儒佛两家就围绕僧人见皇帝应否跪拜发生争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渐调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补充，有合流的趋势。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个例证。 德棻在《周书》中所表现的历史观，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时所修诸史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姚思廉的《梁书》、《陈韦》和魏徵的《隋书》，表现出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李百药的《北齐书》，虽然也承认人事的作用，但过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于魏徵不得不在该书帝纪总论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书》则天命人事并举。如认为魏“水历将终”，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归，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宝”不可以“力征”，“神物”不可以“求得”。宇文泰本来“田无一成，众无一旅”，但能成功，就因为“属兴能之时，应启圣之运”，天命系于此人，“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1。但天命也须人事相配，宇文泰“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2。德棻所宣扬的天命人事并举的观点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君臣深切感到总结前世施政经验教训的迫切性，但同时为了欺骗人心，又要给新皇朝披上应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统治者的总的宣传方针总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强调。 《周书》对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重要史实记载较具体，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西魏、北周地处较偏僻的西北，本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在与东魏、北齐的抗衡中处于劣势。但经过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觉、宇文邕的相继改革，国力逐渐强盛，终于统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历史上的1《周书》卷四七《艺术传·史臣曰》。 2《贞观政要·文史》。 1以上均见《广弘明集》卷二五。 12《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关键事件。《周书》对此记载颇为详明。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在北周统一北方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并且为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名存实亡。关于府兵制的一些情况、特点，《文帝纪》、《苏绰附苏椿传》、《韩褒传》、《郭彦传》、《韦瑱传》等都有记载。西魏、北周时期，各族人民起义屡屡发生，《周书》出于总结教训和宣扬统治者武功的目的，对这些起义记载较多、较具体，这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最突出的。从中可以看出起义之多，声势之大。 《周书》很注重记载周边各民族情况和邻国大事，显示出德棻具有纵观全局的眼光和风度。《异域传》共2卷，序文说：“斯皆录其当时所记”，可见所据资料来源于魏、周人当时记录，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另外，《周书》对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纪或有关列传中简要叙及，显示出天下大势的主要脉络，这是个突出的优点。 《周书》的文字比较简洁，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学才能。清代史家赵翼称赞《周书》“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1。 德棻修《周书》主要采三种资料，一是西魏大统年间秘书丞兼领著作柳虬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国史；三是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从《周书》行文中，仍可见到采用周代国史之语句，如，“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我师不利”2。《艺术传序》说：“茂雅、元华、许奭，史失其传。”在卷末又简略提及蜀郡卫元嵩，“史失其事，故不为传”。这明确说明有些资料遗佚，另外也是存疑备考，虽作不成传，但记下名字，给后人查考留下线索。 德棻所修《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人情佳传之多，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较突出的。推崇门阀士族的倾向也是较明显的。德棻对“并在周时”的李唐“二祖功业”是尽力宣扬的，在排列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顺序时，将李世民曾祖李虎赫然列第一位。还夸耀说：“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3德棻既出身于阀阅之家，对自己家世门第也是很自豪的。《周书》为德棻祖父令狐整立传，附述德棻父令狐熙、叔祖令狐休等，炫耀令狐家族官爵、门第。这虽与当时社会风气有关，但作为史家而津津乐道于此，则不能不说是史学思想的局限了。 1赵翼：《陔余丛考》卷七。 2《周书》卷三九《杜杲传》。 3《周书》卷十六卷末。 第四节李延寿先世李延寿，字遐龄。有关他生平流传下来的记载很少。两《唐书》中仅在令狐德棻传后有附传。甚至没有记载他的年龄情况。李延寿自撰的《北史·序传》，为后人了解他的家世、生平提供了宝贵资料。其先人原是陇西的名门大户，后迁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待他出生时，家居相州已有数代了。受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制度影响，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门第习气，李延寿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传》中津津乐道地讲述先世事迹，自称帝颛顼高阳氏、周柱下史李耳为“李氏之先”。被尊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定三教顺序为道、儒、佛，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寿以李耳为祖，意在表明自己为圣贤之后，并且与当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传中长篇累牍地列举了历代祖先的仕宦情况和功绩，形同撰述家谱，表现出较强的门第观念。他既迷恋于先祖的光荣，又流露出对现时自己名位较低的不满。 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史家一样，李延寿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与家学渊源分不开的。曾祖李晓，字仁略，“博涉经史，早有时誉”，“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1，很受当时人称赞；祖父李超，字仲举，“博涉经史，不守章句业”，颇有创新学术的气概。特别给延寿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李大师。李大师，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奋好学，知识广博，善于作文，尤长史学，“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师一生经历坎坷，他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升迁极慢。隋炀帝末年，政治，官吏贪污成风，大师任信都（今河北冀县）郡司户书佐，“独守清戒，无所营求”，生活很窘迫。郡丞鞠孝稜感佩地说：“后于岁寒，此言于公得之。”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窦建德据有河北，大师在建德军中为尚书礼部侍郎。起义军被唐兵镇压后，大师被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他在那里郁闷不乐，作《羇思赋》以寄怀。当时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杨恭仁见到此赋，很赞赏大师的才学，于是把他召至府内，深相敬重。大师早有编著南北朝史的志向，此时正有闲暇时间，而且杨恭仁家中藏书丰富，可以尽情阅览。于是大师在辛勤著史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到了武德九年（626），唐朝廷大赦天下，大师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他的旧友房玄龄、封德彝已为朝中高官，劝他留京做官，他已无心仕进，便回河南家乡继续编写南北朝史。不幸的是，两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史学生涯李延寿承继家学，专意治史。大师去世后第二年，即贞观三年（629），延寿就正式成为一名史官，在颜师古、孔颖达督导下编撰《隋书》。从此，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修史中度过的。 延寿参加贞观三年至十年的“五代史”修撰工作后，于贞观十五年（641），又参加了编写《五代史志》，同修的还有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1《北史》卷一○○《序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仁。这次修志费时达十六年，成书30卷，在唐高宗显庆元年（656）由长孙无忌奏进。贞观二十年（646）诏修《晋书》，李延寿也是撰人之一，两年后修成。 李延寿也参加了本朝史的修撰。显庆元年（656）七月三日由长孙无忌等奏进国史81卷，起于义宁，尽于贞观末。参加修撰的有于志宁、崔敦礼、令狐德棻、李义府、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 值得称道的是，延寿还撰《太宗政典》30卷。在他去世后，唐高宗看到了这部书，大为赞赏，诏赐延寿家属绢五十匹，诏书中称延寿“艺文该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词殚直笔，虽其人已亡，功有可录”1。评价是很高的。还命将《太宗政典》详细刊正，抄录三部，交秘书省存二部，赐皇太子一部。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从名称上看属于政书。学者一般以刘秩《政典》为政书之始，但延寿的《太宗政典》则更早数十年。中唐又有杜佑《通典》。这一段时期，三部政书相继诞生，说明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客观上要求政书的出现。李延寿在政书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的膳食事务）、崇贤馆学士（掌管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掌管皇帝印玺及国家符节）；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管理御史台文书事务）。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南史》与《北史》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南史》、《北史》。 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这也是个大胆、新颖的做法。那个时代，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由于偏见作怪，记他国事既不详备，又往往失实。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计划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可是，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就着手搜集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大师的南北朝编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谈到，在父亲旧稿中，齐、梁、陈、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见”。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大师在世时，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即沈约所著的《宋书》，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魏收所著的《魏书》。恰好，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工作极为辛苦。过了两年，延寿因事离开史局，资料远未抄录完，“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阙，未得及终”。幸运的是，在贞观中、后期，延寿又获1《高宗皇帝赐李延寿家物诏》，《全唐文》卷十三。 准参加修《五代史志》和《晋书》，于是他进一步“遍得披寻”，继续全面搜集史料。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暂时未予公开流布，只是藏于秘阁，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又因“家素贫罄”，无钱雇人誊写，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1000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卷，加上杂史1000余卷，延寿在抄录、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才写成《南史》、《北史》180卷，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 延寿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 他从贞观十七年（643）着手编纂，“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到显庆四年（659）成书上进，时间为十六年。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那么延寿为《南史》、《北史》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 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李大师所作是仿《吴越春秋》，为编年体；延寿所作则仿《史记》，为纪传体，但又与《史记》不完全一样，是介于《史记》和《汉书》间的一种体例。 人们都熟悉，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自远古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叙西汉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纷纷仿效《汉书》的体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记》以下的历代纪传体断代史列为“正史”，视为史学正宗。不过，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准，以个人之力完成。延寿所处时代，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已确立，官修前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一统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纪传体史书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刚刚补齐，并且这些书都是本朝“钦定”。李延寿不过是一名普通史官，却要重修南北朝史，对本朝皇帝批准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显示出他是一位较有勇气和责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亲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遗愿，原因之二是他对已有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不满意，他在《进书表》中批评这些史书记叙矛盾，“互陈闻见，同异甚多”，又认为这些史书采集史料不广，而那些被忽视的史料“易为湮落”，如不抓紧利用，以后即使想纠史书之失，也会“求勘无所”。 李延寿欲以南、北二史代魏、齐、周、隋、宋、齐、梁、陈八史，气魄雄心之大是勿庸赘言的，那么他在编纂上下了哪几方面的功夫呢？ 一、“编次别代，共为部秩”。他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分别对南、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他把魏（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史事编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至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618），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实，隋已统一全国，本不应单列于北史，延寿此举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隋承继北周，将隋列入北史在编写上较方便，否则要在南、北两通史外再编一隋史，易给人体例混乱之感；二是将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统一的重大意义，为本朝政治利益服务。延寿把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代史事编成《南史》，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共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为李延寿用通史体例叙述南、北朝史事，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分别对北朝、南朝的人物、史事作归纳集中，两史的帝纪、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以下的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其子孙附其父祖传中，连缀书之。《南史》以王、谢二大姓为主，《北史》以崔、卢二大姓为主，家族体系分明。其他类传更进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这种作法，引起后世某些学者不满。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认为延寿叙例为家传之体，不应用于国史。1著名考据家王鸣盛批评延寿使国史变成家谱，最为谬妄。2其实这些批评者有些过于拘泥正史体例，没有看到李延寿对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创造。《南史》、《北史》为数代之通史，正为断代正史之变例，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首先，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都不长，往往一人历经数朝，有时很难恰当把某人归入某朝，所以延寿把断代之体变为通史之体；其次，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王、谢、崔、卢等高门大族与南北朝相终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举足轻重，延寿注重谱牒世系是对历史的如实反映，而且世族牵连附传，便于读者检寻。 二、“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之《南史》、《北史》，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离合而成，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针对旧史作者重视官方资料而忽于私人记载，延寿有意把自己补充史料的重点放在“易为湮落”的“小说短书”上，他认为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延寿之后的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持同样观点：“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1这两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官方记载受种种牵制，往往不能据事直书，隐讳必多，而私家记载多记亲历之事，没有审查之类的控制，较能求其真。南、北二史和《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比较，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实。就梁代史来说，《南史》比《梁书》多立了王琳等十余传，对原有的某些传也充实了内容，如《范缜传》。延寿所增内容固然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但由于延寿对奇闻异事兴趣较浓，导致所增内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诞之事和无关宏旨的琐言碎事。如阴子春传中，《南史》就比《梁书》增：青州有神庙，刺史王神念毁之，栋上一大蛇，长丈余，遂入海。子春夜梦一人乞地安置，乃办牲醴，请召安置一处。夜梦前人来谢曰：“当以一州相报。”后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此类怪诞事入史，显然失当。 三、“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史共566卷，而经延寿改作为南、北二史，减至180卷，可见删掉了相当多的文字。总的看，延寿删《魏书》、《宋书》最多，原因是这两部书在八史中原来卷帙就最多，《宋书》100卷，《魏书》更达130卷，延寿欲省减南、北史篇幅，宋、魏二书必为砍削重点。另外，宋、魏二书为前朝人所修，南、北朝相互攻击之辞甚多，延寿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纠正此弊，斧削起来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顾忌。 延寿所删多为诏诰、符檄、章表，认为重要者则以简略语言概括之，意图简净。另一删削重点为南、北征战攻伐之事，这是因为延寿深知，原来各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正史类·北史》。 2《十七史商榷》卷六八《并合各代每一家聚为一传》。 1《史通》卷十《杂述》。 史关于战争记载多不实，夸胜讳败已为作史者惯例，延寿在此时一一核定战争胜败之迹实非易事，所以多删去。 四、“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对原有八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延寿并不随意改动，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内容，则或全抄旧文，或离合编排。特别是对《陈书》、《隋书》，延寿基本上无大的增删改动。如《北史》中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全录自《隋书》，仅《文帝纪》开头一句“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改为“树基立本，积德累仁”。 南、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相辅相成，对于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来说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长处，所以后世学者大都把南、北史和八史对照起来读，互为补充。 李延寿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史为鉴”，这同唐初官修史书的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但延寿的特点在于，他善于选择一些细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情节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当然得益于他重视“小说短书”的独特眼光和更勘杂史一千余卷的勤奋劳动，史书因此也增加了趣味性。对于某人行为不单靠直接叙述，而是通过他人的谈话来显示，也易于给读者新鲜深刻印象。 李延寿赞成国家统一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纠正了南北分裂时期某些史书的种种狭隘偏见，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不带狭隘的地域观念，有力地向读者展示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民族团结、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两史比较，《北史》比《南史》写得更好，因为李延寿和父亲李大师均为北方人，因此，对北朝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都较熟悉，所能见到的史料也较多；另外，李唐起源于北朝，官方对北朝各代史的研究格外重视，客观上给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北史》的记载比《南史》详明。 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在普及历史知识上颇有功绩。由于卷帙不繁，易于抄写，所以得到较广泛流传，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就指出：自《南史》、《北史》行世以来，原有的八部正史就变得不重要了，很少有人诵习，所以时间愈久，八史阙佚愈严重。这说明南、北二史比八史更受到社会重视，更有效地传播了历史知识。后代史家对延寿曾有较高的评价，后晋人所作《旧唐书》中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1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刘道原信中感叹道：“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1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李延寿当年主要是依据八史来编纂南、北二史，可是到了北宋刊印正史时，《魏书》、《北齐书》、《北周书》的一些残缺反而要靠《南史》、《北史》来补足了，可见，南、北二史在客观上还起了保存历史资料、维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这个贡献当然是李延寿当年未想到的。 1《旧唐书》卷七三“史臣曰”。 1司马光：《与刘道元书》，《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六二。 第十三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第一节欧阳询生平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属湖南）人，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祖欧阳頠，陈初任大司空。父欧阳纥，陈宣帝时为广州刺史，征召为左卫将军，不应召，举兵反，被宣帝诛杀。按照当时刑律，欧阳询应当处死，有人把他隐藏起来，幸免于难。陈朝尚书令江总同欧阳纥非常友好，便私下收养欧阳询，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他虽相貌丑陋，却聪明过人，读书一目数行，于是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成为学问渊博的名儒。隋朝建立后，搜罗各地才学之士，他以贯通儒经，被任用为太常博士。唐高祖李渊在隋朝任职时，也同他交游，招他为唐公府宾客。李渊即位后，任他为官，经过多次升迁，官至给事中。武德七年，高祖下诏命欧阳询和裴矩、陈叔达同撰《艺文类聚》100卷，书成之后，上奏朝廷，高祖赐以丝帛二百段。太宗贞观初年，欧阳询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之职，封渤海县男。贞观十五年（641）卒，享年八十五。 书法成就欧阳询擅长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被誉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1独自成为“欧体”，所写的碑帖书信，遂成*人们学习书法的楷模。他写的字不仅誉满当时，也流行国外。高丽就几次派遣使臣到唐朝求欧阳询的书法，高祖叹赏说：“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欧阳询在书法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天资聪明外，主要是他长期勤学苦练结成的硕果。比如，有一次他看到晋朝著名书法家索靖所写的碑帖，非常赞赏，看后很久才离去，但走了几步，觉得留恋不舍，又回转仔细鉴赏，站立久了，又坐下来看，直到把这幅碑帖的长处领会才悄然离去。 后代书法评论家对欧阳询的书法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辑有唐人张怀瓘所著《书断》说：欧阳询“八体2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3，亦别为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4，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5，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又说：欧阳询的“飞白、隶、行、草入妙；大令小篆、章草入能。”意思是说，欧阳询的1《旧唐书》卷一上《欧阳询传》。 2八体：指书法上八种主要书体，如宋周越所说：“自仓、史逮皇朝，以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通为八体，附以杂书。” 3大令，指东晋王献之。 4智永，王羲之七代孙，陈朝著名书法家。 5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 书法技巧非常全面，对于各种书体都很有造诣，不仅精于篆书、飞白书，而且擅长正书（楷书）、行书、草书，虽然笔法出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最初摹仿二王，但能有所发展，自成一体，超出了著名书法家智永，可以同当代书法大家虞世南相比拟。其隶书也被《书断》列为妙品。 宋人《宣和书谱》亦称：欧阳询“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廷争之风，或比之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至其笔墨工巧，意态精密俊逸处，而人复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论者皆非虚誉也。”但是该书佚名作者认为欧阳询的书法，应以他的正书为最，为其“翰墨之冠”。他说：“然询以书得名，实在正书，若《化度寺石刻》，其墨本为世所宝，笔者虽尽力不能到也。而张怀瓘又称其飞白、隶、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盖亦各具一家之见。然而询虽以正书为翰墨之冠，而至于行字，又复变态百出，当是正书之亚，此得其行字为多焉。”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说：“欧（阳询）《皇甫》、《虞公》二碑是一条路，是自成一家时，其用笔用意，折处是险，峭处是险。”他的《详书帖》也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欧书凡笔险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可见险劲二字足以代表欧字的风格面貌。清人冯武编著的《书法正传》辑录了欧阳询关于书法理论的论述：一是欧阳询《用笔论》：“莹神静虑，临池志逸。虚拳直腕，指齐掌虚，意在笔前，文向思后。分间布白，勿令偏侧。墨淡即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勿使伤于软弱，不须怒降为奇。调匀点画，上下均平，递相顾揖，筋骨精神，随其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易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为不可也。”强调写字时必须精神贯注，注意执笔手法、和墨浓淡、字体肥瘦、调匀点画、上下对称等各方面。 二是欧阳询八法：“丶，如高峰之坠石；乚，如长空之新月；一，如千里之阵云；丨，如万岁之枯藤；■，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岩；，如万钧之弩发；丿，如利剑断犀角；丶，一波常三过笔。”这是指点笔画的具体写法。三是欧阳询付善奴诀：“每秉笔必在圆正，重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妙要处。”这一练字秘诀从强调秉笔运神开始，然后指出关键之处在于考虑每个字的形体和态势对其笔画的四面八边结构作出妥当安排，即“四面停匀，八边俱备”。如本书编著者冯武所说：“此即方法，此八字惟欧公独妙，他人不能也。”此外，对于笔画的短长、粗细、疏密、斜正也必须适中，下笔时不可忙，也不可缓，不可瘦也不可肥。他认为这些都是写字的奥妙之处。他的书法论著尚有《三十六法》，但近人考证不大可信。他的书法和书法理论对于后代书法都有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墨迹传世者颇多，据宋人《宣和书谱》称御府所藏欧阳询笔迹有四十品，流传至今的，行书主要有《卜商请书帖》、《张翰帖》、《梦奠帖》等，正书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以及隶书《唐宗圣观记碑》等。 小欧阳欧阳通也是著名书法家，他是欧阳询晚年得的幼子，人称小欧阳。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亲的书法，恐怕他不勤奋，经常命他拿钱到市上书肆购买父亲写的字帖，“通乃刻意临仿以求售，数年，书亚于询，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体’”1。故唐人《述书赋》云：“学有大小夏侯，书有大小欧阳。”但欧阳通的字体“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胡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2。“然行草得询之险劲，盘结分布，意态则有所未及，亦不失其为名书也”3。欧阳通历仕太宗、高宗、武后三朝，高宗仪凤年间，官居中书舍人之职。武后垂拱年间，升迁殿中监，天授年间，转司礼卿判纳言事，不久，因不同意立武承嗣为太子，被酷吏来俊臣诬告杀害。《宣和书谱》称其“风节学艺，父子表见，一时为唐名臣，亦已美哉！” 1《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 2《朝野佥载》。 3《宣和书谱》卷八。 第二节虞世南早期生活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生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他是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祖虞检，萧梁时，任始兴王府咨议，父虞荔，陈朝时，任太子中庶子，均为知名之士。他继承家学，少年时，同兄长虞世基受业于吴郡名儒顾野王名下，勤奋好学，精思不倦，对经学、文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在文学上仿效当时名家徐陵，徐陵称赞他的文风深得自己的旨趣，由此知名。同郡人智永禅师，继承其先祖王羲之书法，在当时负有盛名，虞世南又拜他为师，得到他的真传，并有所创新，擅长书法之名更超过了文学。陈文帝天嘉年间，征召虞世南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后主至德年间，转调西阳王友。 陈朝灭亡后，虞世南、虞世基兄弟从建康到了长安，都以擅长文学获得声誉，当时人把他们比作西晋时代的二陆。那时隋炀帝杨广为晋王，听说虞氏兄弟很有才学，同他的兄弟秦王杨俊争着聘任他们为王府属官，结果晋王依仗权势把他们招致门下。炀帝大业年间，任用虞世南为秘书郎，后转起居舍人。炀帝虽然爱重他的才学，但由于他为人正直，不善于逢迎，所以不肯重用，十年之久仍然是七品官。虞世基却因善于阿谀奉承，得到宠信，官至内史侍郎，颇有权势。虞世南素来勤俭清廉，过着清贫生活。隋末，虞世基随同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虞世南则随宇文化及到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后他被窦建德擒获，任用为黄门侍郎。 归唐以后窦建德所建农民政权覆灭后，虞世南归唐，被任用为秦王府参军，不久，转任记室，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同掌秦府文书。秦王为太子后，升任他为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后，转著作郎，仍兼弘文馆学士。虞世南以年老，多次请求致仕，太宗不许，升迁为太子右庶子，辞谢不就，转秘书省少监，贞观七年，升任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八年，晋爵县公。太宗器重虞世南学识的广博，每逢处理政事后有闲暇时间，便同他共观经史，互相议论。他虽是一个体弱多病容貌儒雅的文人，但是秉性刚正不挠，每当太宗向他询问时事，或同他议论古代帝王政事的得失时，他都能直言敢谏，因势利导，提出一些兴利除弊的意见。贞观八年，陇右地区山崩，各地多次出现大蛇，山东和长江、淮河流域相继发生水灾，太宗感到忧虑不安，向虞世南征求意见。世南举出历史上一些山崩地震，洪水泛滥，大蛇出现的例子。说明深山大泽是龙蛇所居，出现大蛇，不足为怪；山崩、洪水等自然灾害，只要实行德政，“施惠于天下”，“修德可以销变”，太宗采纳他的意见，派使者到各地赈济灾民，平反冤狱，从而减轻了人民的疾苦。 太宗喜好宫体诗，写了一首命虞世南唱和。虞世南进谏说：“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1太宗嘉奖他的直谏，赐绢50匹。太宗颇好畋猎，虞世南多次规谏，1《大唐新语》卷三。 都被采纳，史称其“有犯无隐，多类此也”1。 虞世南的直言规谏，深受唐太宗的器重，“太宗尝谓侍士曰：‘朕固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2“帝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3唐人《隋唐嘉话》亦称“兼是五善，一人而已”。他的直言敢谏，为官清正，对于促成“贞观之治”是有影响的，不仅是书法、文学见长而已。 博学与文采虞世南在陈、隋、唐三朝都以博学文采著名当世。据《隋唐嘉话》记载：“太宗将致樱桃于酅公4，称奉则以尊，言赐则以卑，乃问之虞监，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5称饷’，遂从之。太宗常出行，有司请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令虞监写烈女传，以装屏风，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 虞世南的生平著作，除有文集30卷外，尚有《北堂书钞》。据《大唐新语》所载：“太宗顾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列，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可惜他的著作大部散失。 贞观十二年（638），虞世南因年老多病再次请求致仕，得到朝廷准许，不久病逝，终年八十一岁。虞世南逝世后，太宗对他十分悼念，赠礼部尚书，谥文懿，陪葬昭陵。贞观十七年，太宗下诏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虞世南即其中之一。他的儿子虞昶，官至工部侍郎。 书法成就虞世南书法渊源于王羲之父子，幼年从智永禅师学书。智永笔法又来自家传，故唐人《云仙杂记》称：“虞世南书冠当时，人谓其有（王）羲之鬼”。宋人《宣和书谱》谓：“释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后先。”虞世南作品之佳者可同王羲之相比。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名人书法论》对虞世南书法艺术也有很高评价：“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徐浩，皆第一等书也。”1虞世南在中国书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虞出自王氏嫡传，欧阳询则从王氏脱体另树风格；欧擅长各种书体，比虞全面，虞则专精正行草书，较欧严谨；虞书内含刚柔，欧书筋骨外露，各具特色。在唐太宗君臣珍惜王氏父子书法的影响下，出自王氏嫡传的虞氏当然更受重视，因而唐代书法评论家自张怀瓘开始以欧书外露筋骨，虞书内含刚柔为名，引用“君子藏器”12《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 3《新唐书》卷一○二《虞世南传》。 4隋恭帝杨侑禅位后，唐封之为酅国公。 5齐和帝刘准禅位后，梁封之为巴陵王。 1引自清人戈守智《汉溪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第一》。 的说法。 虞世南在书法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有唐人张彦远所辑《法书要录》中所录《书旨述》，清人冯武编著的《法书正传》中辑录的《虞永兴笔髓》。其中《笔髓》一篇影响较大。 虞世南书法真迹保存至今的为数不多，其中最受推崇也较可信的代表作当为《孔子庙堂碑》，凡四十行，三千余字，碑成于贞观七年，为虞氏晚年作品。“用笔俊朗圆腴，外柔内刚，字形稍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派平和中正之气象。然端观之，其中每一波法，无不一过而三折；每一浮鹅，无不调锋而再三；其一纵一横，无不平铺而直过者；乃至每一点划无不精思俯会，如见其血脉之流动”1。除《孔子庙堂碑》外，其他尚有《昭仁寺碑》、《破邪论序》、《汝南公主墓志》以及散见于刻帖的《大运帖》、《用笔赋》、《书指述》、《演连珠》、《景纬成象》、《孔有新制帖》、《积时帖》、《朝会帖》、《瘦朽帖》、《临乐毅论帖》、《潘六帖》、《世南伏奉三日疏》、《醒滞帖》等。这些碑帖中，有些是伪作，有些是集碑文钩摹而成，可信的为数甚少。 1汪谷兴：《虞世南的书法》，《书法》1985年第1期。 第三节褚遂良贞观诤臣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2，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父褚亮，历仕陈、隋、唐三朝。隋末贬官凉州西海郡（今青海青海湖西）司户。薛举称帝割据凉州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唐平定凉州后，授秦王府文学。太宗贞观年间，官至散骑常侍。褚遂良隋末被薛举任为通事舍人。后随父归唐，被任命为秦王府铠曹参军，掌管兵器铠甲事务。太宗贞观初，升迁至起居郎。他博览文史，擅长书法，尤工隶书楷书。自从虞世南死后，太宗常常叹息说：“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1魏徵推荐褚遂良精通书法，令其谒见，果然非凡，于是太宗命他充当侍书。太宗深爱王羲之书法，当时正好下令广泛收购王羲之墨迹，各地纷纷进献，但是真假难辨，于是命褚遂良加以鉴定。他接过这些法帖，精心挑选，去伪存真，指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论据充分，令人信服，经过反复验证，他的鉴定完全正确无误。从此，他逐渐得到太宗的信任，君臣之间谈论的内容，也逐渐从论书转移到论政，而他又以直言敢谏著名于贞观、永徽之际。太宗曾说：“朕始得魏徵，朝夕进谏，徵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之。”2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准备效法古代帝王举行封禅，到泰山祭祀天地，命群臣扈从，从长安到了洛阳，这时天上出现彗星。褚遂良以为封禅泰山，劳民伤财，便假借彗星出现，进谏说：“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辄见，此天意有所未合。”3太宗采纳他的意见，下诏停止封禅。不久，升任谏议大夫，仍兼知起居事。太宗问他：“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他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他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1太宗阅览古书所载：“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谏者十余不止。”深感奇怪，认为区区小物，何必如此？褚遂良进谏说：“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漆器不止，必金为之。金又不止，必玉为之，故谏者救其源，不使得开，及夫横流，则无复事矣。”2认为这些不是小事，人的是逐渐升级的，一旦奢侈成风，就无法制止了。太宗听了他这番治国必须防微杜渐的议论，非常赞叹。 唐初，在政治制度上有一种特殊的惯例，即皇帝的子弟不论年纪长幼一律充当各州都督、刺史。褚遂良上书进谏说：“今州县率仿秦法，而皇子孺年并任刺史，陛下诚以至亲捍四方。”3并指出各州刺史是亲民之官，是人民的表率，任用是否得人，对于人民生活，国家安宁至关重要，所以必须革除以年幼皇子充当州刺史这一荒唐可笑的弊政。经过褚遂良的直言规谏，太宗翻然醒悟，立即表示采纳。 2一说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 1《新唐书》卷一○五《虞世南传》。 2《新唐书》卷九九《刘洎传》。 3《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1234《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太宗晚年，锐意经营四方，他为了安抚在平定突厥中起过支援作用的薛延陀，曾经答应以公主下嫁薛部可汗，并已接纳其聘礼，后来又后悔，宣布断绝婚姻关系。褚遂良进谏劝太宗对边疆藩属部落首领要守信义，以免挑起边患。由于太宗有灭薛延陀的打算，所以没有采纳。后太宗准备伐高丽，平辽东。褚遂良又规劝：“一不胜，师必再兴；再兴，为忿兵。兵忿者，胜负不可必。”4太宗表示采纳谏言，后因李勣极力反对褚遂良计策，遂决心东征。遂良感到畏惧，又上言劝阻。太宗虽没有听从他的谏阻，但还是嘉奖他的忠谏，升迁他为黄门侍郎，掌管机要，参与朝政。不久，因父亲褚亮去世，在家服丧罢官，服丧期满，拜中书令。 受命托孤，反对废后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召见褚遂良、长孙无忌，命为顾命大臣，对他们说：“汉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而（尔）毋忧。”1因命褚遂良草拟太子继位遗诏。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封河南县公，晋升郡公。不久，因事牵连出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第二年，召回朝廷，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监修国史，兼任太子宾客。不久，进职尚书右仆射，主持尚书省政务。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高宗将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宣召大臣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褚遂良入宫。事前，他们都已知道这个消息。有人以为赵公长孙无忌德高望重，又是皇亲国戚，应当先谏，褚遂良说：“太尉，国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弃亲之讥。”又有人以为英公李勣劳苦功高，又为皇上敬重，应先进言，褚遂良还是认为不可，他说：“司空，国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遗诏，若不尽愚，无以下见先帝。”进言以后，高宗说：“罪莫大于绝嗣，皇后无子，今欲立昭仪，谓何？”褚遂良进谏说：“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执陛下手语臣曰：‘我儿与妇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它过，不可废。”高宗听了，很不高兴。当天，未作出决定。次日，再议，褚遂良直言不讳说：“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高宗羞愧不言。遂良把手中所持朝笏放在金殿台阶上，叩头流血，说：“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高宗大怒，命人把他牵出金殿。武昭仪从金殿后的帷帐中高声呼喊：“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启奏说：“遂良受顾命，有罪不加刑。”这时李勣提出异议，认为废立皇后是皇帝家事，大臣不能干预，遂立武昭仪为后，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调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不久，又贬爱州（属岭南道，今越南北部）刺史。褚遂良心中忧惧，恐怕死在爱州，而高宗不了解自己的拥立功劳，死后不能自明，遂上表启奏，希望能迁徙内地，但高宗畏惧武后，对他的奏章置之不理。显庆三年（658），褚遂良死于爱州，终年六十三岁。死后二年，许敬宗、李义府诬奏褚遂良煽动长孙无忌谋反，高宗下诏削去他的官爵。他的两个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不久被杀。中宗复唐后，以遂良忠于唐室，下诏恢复其官爵。 1《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书品与书迹褚遂良擅长书法，颇负盛名，为唐初四大名家之一。 历代书法评论家对褚遂良在书法上的造诣都有较高评价，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唐人李嗣真《书后品》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因而把他的书法列为上品下。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所辑张怀瓘《书断》称褚遂良“善书，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说褚遂良的正书不在欧、虞之下，行书草书则在其下；并把他的隶书、行书列入妙品。清人戈守智《汉溪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引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说：“褚书如熟战御马，举动随人意，而别有一种骄色。”今人杨仁恺《中国书画》评褚书说：“他的书法融欧、虞为一，方圆兼备，波势自然，结体... 15 扉页题字周一良撰稿白寿彝曹文柱陈连庆陈琳国邓奕琦杜昇云郭良玉郭朋郭预衡韩国磐何绍庚胡守为季羡林黎虎李经纬林文照刘金沂刘雪英瞿林东施光明汪子春夏露薛军力杨光辉杨文衡余桂元于天池张文强曾敬民郑佩欣周兆望（按汉语拼音序列） 中国通史(第五卷丁编传记第一章袁绍、曹操第一节袁绍谋诛宦官袁绍（？—202年），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出身于东汉后期一个势倾天下的世家。从他的高祖父袁安起，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2父逢，官司空。叔父隗，官司徒。伯父成，官左中郎将，早逝。袁绍庶出，过继于袁成一房。 袁绍生得英俊威武，甚得袁逢、袁隗喜爱。凭借世资，年少为郎，不到二十岁已出任濮阳县长。不久，因母故服丧，接着又补服父丧，前后六年。礼毕，他拒绝辟召，隐居洛阳。 这时是东汉统治日趋黑暗的年代，宦官专政愈演愈烈，残酷迫害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为代表的“党人”。袁绍虽自称隐居，表面上不妄通宾客，其实在暗中结交党人和侠义之士，如张邈、何颙、许攸等人。张邈是大名鼎鼎的党人，“八厨”之一。何颙亦是党人，与党人领袖陈蕃、李膺过从甚密，在党锢之祸中，常常一年中几次私入洛阳，与袁绍商量对策，帮助党人避难。而许攸同样是反对宦官斗争的积极参与者。袁绍的密友中，还有曹操，他们结成了一个以反宦官专政为目的的政治集团。袁绍的活动引起了宦官的注意，中常侍赵忠愤愤然地警告说“袁本初抬高身价，不应朝廷辟召，专养亡命徒，他到底想干什么！”袁隗听到风声，于是斥责袁绍说“你这是准备败我们袁家！” 中平元年（84），黄巾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朝廷被迫取消党禁，大赦天下党人。袁绍这才应大将军何进辟召为掾。何进，汉灵帝刘宏皇后的异母兄，以外戚贵显，统领左右羽林军，对宦官专政不满。袁绍有意借何进之力除掉宦官，而何进因袁氏门第显赫，也很信任袁绍。从此，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当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中常侍赵忠、张让等并封侯爵。郎中张钧上书痛斥宦官专政之害，竟被捕杀狱中。中平五年（88），东汉朝廷另组西园新军，置八校尉。袁绍被任命为中军校尉2，曹操为典军校尉。但大权掌握在宦官、上军校尉蹇硕手中，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听从他的调度指挥。 中平六年（89）四月，灵帝病重，太子未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宦官与外戚何进的矛盾激化了。灵帝有两个儿子一是何皇后所生，名辩；一是王美人所生，名协。群臣请立太子，灵帝因刘辩轻佻浅薄，很不中意，但废嫡立庶，又担心群臣反对，所以举棋不定。蹇硕等宦官当然心领神会，尤不愿大权落入何进手中，因此借口韩遂作乱，提议请大将军领兵西上。在这个关键时刻，何进洞悉宦官的诡计，以青徐黄巾复起为辞，奏请遣袁绍东进徐本节资料依据《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者，不另作注。 2《后汉书·袁安传》。 参见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载《学术月刊》987年第二期。2《后汉书·袁绍传》称袁绍任佐军校尉。 兖，待袁绍兵还，自己再西击韩遂。不几天，灵帝病死，蹇硕决定先诛何进，后立刘协，于是派人迎何进入宫计事，何进却集结军队于宫外，严阵以待，而称病不入。蹇硕迫于压力，不得不立刘辩为帝。 刘辩即帝位，何皇后以皇太后临朝称制，太傅袁隗与大将军何进辅政，同录尚书事。这是外戚与官僚士大夫对宦官的一个胜利。这时，袁绍通过何进的宾客张津对何进说“黄门、常侍这些宦官执掌大权已经天长日久，专干坏事，将军应该另择贤良，整顿国家，为天下除害。”何进甚以为是，乃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何颙为北军中候、许攸为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同时受到提拔的有二十多人，他们都成了何进的心腹。 蹇硕内不自安，再度谋诛何进，但被人告发，何进下令捕杀之。鉴于宦官蠢蠢欲动，何进恐怕发生意外，称病不参预灵帝丧事。袁绍认为只有杀掉所有宦官，才能免除后患。他对何进说“从前窦武准备诛杀内宠，而反受其害，原因是事机不密，言语漏泄。五营兵士都听命于宦官，窦氏却信用他们，结果自取灭亡。如今将军居帝舅大位，兄弟并领强兵，军队将吏都是英俊名士，乐于为将军尽力效命。一切在将军掌握之中，这是苍天赐予的良机，将军应该一举为天下除掉祸害，以垂名后世！”何进报告太后，太后不许，他也就不敢违背太后意旨。事后他想“或者只杀几个罪恶昭彰的？”袁绍见何进动摇，又进而对他说“宦官亲近至尊，传达诏令，如不一网打尽，必将贻患无穷。况且现在计划已经外露，将军为何不早下决断？事久生变，后下手会遭祸殃的。”但是，由于太后母亲舞阳君与何进弟何苗屡受宦官贿赂，而从中作梗，多方阻挠；也由于何进素无决断，犹犹豫豫，所以仍然没有结果。 袁绍看见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焦灼，再一次献策说“可以调集四方猛将豪杰，领兵开往京城，对太后进行兵谏。”何进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下令召并州牧董卓带领军队到京，又派部下王匡、骑都尉鲍信回家乡募兵。四方兵起，京师震动，何太后才感到事态严重。她匆匆把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放回家。宦官们着慌了，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一起去叩求何进恕罪。袁绍在旁再三劝何进乘此机会杀掉他们，但何进还是把他们放走了。袁绍很不甘心，写信通知州郡，诈称何进之意令逮捕宦官亲属入狱。 宦官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他们借口离京前愿最后侍奉一次太后，又进了宫。在张让的指挥下，中常侍段珪等率党徒数十人，候何进入宫，斩之于嘉德殿前。何进部将听说何进被杀，领兵入宫，虎贲中郎将袁术攻打宫城，焚烧青琐门。张让等人遂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从复道仓皇外逃。袁绍与叔父袁隗佯称奉诏，杀死宦官亲党许相、樊陵，然后列兵朱雀阙下，捕杀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宦官赵忠等，又命令关闭宫门，严禁出入，指挥士兵搜索宫中的宦官，不论老幼皆斩尽杀绝，死者有二千多人，有些不长胡须的人也被当成宦官杀掉了。 讨董盟主正当袁绍在内宫大肆屠戮宦官的时候，董卓率领军队抵达洛阳西郊，于北邙阪下与少帝和陈留王相遇。董卓无意中得到了一张王牌，他拥簇着少帝，带着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洛阳城。 在何进决定调董卓领兵入京时，主簿陈琳曾经提醒他说“大兵一到，强者称雄，这样做是倒拿干戈，授柄于人，不但不能达到目的，恐怕还会引起混乱呢！”目睹董卓八面威风，不可一世的模样，刚刚从泰山募兵回到洛阳的鲍信忧虑地对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居心叵测，如果不能及早采取措施，就要陷入被动，如果乘他长途行军，士马劳顿，发起突然袭击，还能擒拿他。”袁绍见董卓兵强马壮，心里害怕，不敢轻举妄动。鲍信不觉非常失望，带兵回泰山去了。 董卓十分骄横，决意实行废立，以建立个人的权威。他傲慢地对袁绍说“天下之主，应该选择贤明的人。刘协似乎还可以，我想立他为帝。如果还不行，刘氏的后裔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袁绍一听非常生气，但慑于董卓威势，只默不作声地横握佩刀，向董卓拱了拱手，扬长而去。 袁绍不敢久留洛阳，他把朝廷所颁符节挂在上东门上，逃亡冀州。董卓下令通缉袁绍，当时有人劝董卓说“废立大事，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因为害怕逃跑，并非有其它意思。现在通缉他太急，势必激起事变。袁氏四代显贵，门生、故吏遍天下，得到袁家恩惠的人更多。如果袁绍招集豪杰，拉起队伍，群雄都会乘势而起，那时，关东恐怕就不是明公所能控制得了，所以不如赦免他，给他一个郡守当，那么，他庆幸免罪，也就不会招惹事端了。”于是，董卓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赐爵邟乡侯。 董卓在洛阳一意孤行。中平六年（89年）九月，他废少帝为弘农王，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他自署相国，又自称“贵无上”，性极残忍。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贵戚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家更不胜其苦了。洛阳附近也惨遭董卓军队的**和洗劫。有一次，董卓派军队到阳城，遇见一群正在举行祭社活动的人们，士兵冲入人群，砍杀男子，掠抢妇女和财物，驾走他们的车牛，把砍下的头颅挂在车辕上，说是攻贼大胜，狂呼滥叫地回到洛阳城。其景象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董卓擅行废立和种种暴行，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愤恨，他所任命的关东牧守也都反对他。各地讨伐董卓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讨伐董卓，袁绍是最有号召力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家世地位，还因为他有诛灭宦官之功和不与董卓合作的行动。本来，冀州牧韩馥恐怕袁绍起兵，故派遣几个部郡从事驻勃海郡监视，限制袁绍的行动。这时，东郡太守桥瑁冒充三公写信给各州郡，历数董卓罪状，称“受董卓逼迫，无以自救，亟盼义兵，拯救国家危难”云云。韩馥接到信件，召集部属计议，他问大家“如今应当助袁氏呢，还是助董氏呢？”治中从事刘子惠正色说“兴兵是为国家，如何说什么袁氏、董氏！”韩馥语塞，脸有愧色。不过从韩馥的话中，也可知袁绍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份量。迫于形势，韩馥不敢再阻拦袁绍，他写信给袁绍，表示他起兵讨董。 初平元年（90）正月，关东州郡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韩馥留邺，供给军粮。豫州刺史孔颍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各有军队数万。董卓见关东盟军声势浩大，乃挟持献帝，驱赶洛阳百姓迁都长安，临行前杀害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等袁氏家口五十多人。 《后汉书·董卓列传》。 袁绍虽为众望所归，其实很不孚众望。作为盟主，他既不率先杀敌，也指挥不了这支数十万的大军。各州郡长官各怀异心，迁延日月，保存实力。酸枣驻军的将领每日大摆酒宴，谁也不肯去和董卓的军队交锋。甚而“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酸枣粮尽，诸军作鸟兽散，一场讨伐不了了之。董卓西走长安后，袁绍准备抛弃献帝，另立新君，以便于驾驭。他选中软弱的汉宗室、幽州牧刘虞。当时袁氏兄弟不睦，袁术有自立之心，假借维护忠义，反对另立刘虞为帝。袁绍写信给袁术，信中说“先前我与韩文节（韩馥字）共谋长久之计，要使海内见中兴之主。如今长安名义上有幼君，却不是汉家血脉，而公卿以下官吏都媚事董卓，如何信得过他！当前只应派兵驻守关津要塞，让他衰竭而亡。东立圣君，太平之日指日可待，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况且我袁氏家室遭到屠戮，决不能再北面事之了。”他不顾袁术反对，以关东诸将的名义，派遣原乐浪太守张岐谒见刘虞，呈上众议。刘虞断然拒绝。袁绍仍不死心，又请他领尚书事，承制封拜，也同样被刘虞拒绝了。 割据冀州董卓未垮，关东牧守为了扩充个人的地盘，争夺土地和人口，自己倒厮杀起来了。韩馥唯恐袁绍坐大，故意减少军需供应，企图饿散、饿垮袁绍的军队。而袁绍并不安于渤海小郡，对“天下之重资”的冀州垂涎已久。在联兵攻董时，他曾问过曹操说“大事如果不顺，什么地方可以据守呢？”曹操反问“足下的意思怎样呢？”袁绍答道“我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兼有乌丸、鲜卑之众，然后南向争夺天下，这样也许可以成功吧！”袁绍所谓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其中间广大地区正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冀州。不过，当时袁绍颇不景气，门客逢纪建议取冀州时，袁绍甚踌躇，对他说“冀州兵强，我军饥乏，如若攻打不下，我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逢纪心生一计，说“韩馥是一个庸才，我们可以暗中与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相约，让他南袭冀州。待他大兵一动，韩馥必然惊慌失措，我们再趁机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去和他说明利害关系，不怕他不让出冀州来。”袁绍很看重逢纪，果然照他的意思写一封信送给公孙瓒。初平二年（9），公孙瓒发兵，外托讨伐董卓，南袭冀州。韩馥军一战败绩，慌了手脚，此时袁绍的说客高干、荀谌不失时机地到了邺城。高干是袁绍外甥，荀谌与韩馥的关系不错。他们对韩馥说“公孙瓒乘胜南下，诸郡望风而降；袁车骑也领兵到了延津，他的意图难以预料，我们私下都很为将军担忧。”韩馥一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急切地问“既然如此，那怎么办呢？”荀谌不正面回答，反问道“依将军估计，在对人宽厚仁爱方面，您比袁绍怎样？”韩馥说“我不如。”“在临危决策，智勇过人方面，您比袁绍怎么样？”韩馥又说“我不如。”“那么，在累世广施恩德，使天下人家得到好处方面，您比袁绍又当如何呢？”韩馥摇摇头“还是不如。”连提了几个问题后，荀谌这才说“公孙瓒率领燕、代精锐之众，兵锋不可抵挡；袁绍是一时的英杰，哪能久居将军之下。冀州乃国家赖以生存的重地。如果袁绍、公孙瓒合力，与将军交兵城下，将军危亡即在旋踵之间。袁绍是将军的旧交，而且结为同盟，如今为《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将军着想，不如把冀州让给袁绍。袁绍得到冀州以后，公孙瓒也就不能和他抗争，那时，他一定会深深感激将军。冀州交给亲密的朋友，将军不但能获得让贤的美名，而且您还会比泰山更加安稳，希望将军不必有什么顾虑！”韩馥生性怯懦，缺少主见，听荀谌这么一说，也就同意了。韩馥的许多部下都忧虑重重，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劝谏说“冀州虽然偏僻，但甲士百万，粮食足以维持十年，而袁绍则是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我手上，一旦断了奶，立刻就会饿死，为什么我们竟要把冀州让给他？”韩馥无奈地说“我是袁氏的故吏，才能也不如本初，量德让贤，这是古人所推崇的，你们为何还要一味加以责备呢！”驻屯在河阳的都督从事赵浮、程涣听到消息，急急自孟津驰兵东下，船数百艘，众万余人，请求出兵拒袁绍，韩馥不许。终于，韩馥搬出了官署，又派自己的儿子把冀州牧的印绶送交袁绍。 袁绍代领冀州牧，自称承制，送韩馥一个奋威将军的空头衔，既无将佐，亦无兵众。袁绍手下有一名都官从事朱汉，曾经遭到韩馥的非礼，一直耿耿于怀。他知道韩、袁二人之间积怨甚深，借故派兵包围了韩馥的住所，手持利刃，破门而入。韩馥逃到楼上，朱汉抓住韩馥的长子，一阵乱棍拷打，把两只脚都打断了。韩馥受了很深的刺激，虽然袁绍杀死朱汉，但他还是离开了冀州去投奔张邈。有一天，在张邈府上，韩馥见袁绍派来一个使者，使者对张邈附耳低语。韩馥心中不觉升起了一团疑云，感到大难临头了，于是起身到厕所，举刀自杀。 袁绍得了冀州，踌躇满志地问别驾从事沮授说“如今贼臣作乱，朝廷西迁，我袁家世代受宠，我决心竭尽全力兴复汉室。然而，齐桓公如果没有管仲就不能成为霸主，勾践没有范蠡也不能保住越国。我想与卿同心戮力，共安社稷，不知卿有什么妙策？”沮授原任韩馥别驾，颇有谋略，袁绍使居原职。他回答说“将军年少入朝，就扬名海内。废立之际，能发扬忠义；单骑出走，使董卓惊恐。渡河北上，则渤海从命；拥一郡之卒，而聚冀州之众。威声越过河朔，名望重于天下！如今将军如首先兴军东讨，可以定青州黄巾；还讨黑山，可以消灭张燕。然后回师北征，平公孙瓒；震慑戎狄，降服匈奴。您就可拥有黄河以北的四州之地，因之收揽英雄之才，集合百万大军，迎皇上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阳。以此号令天下，诛讨未服，谁抵御得了？”袁绍听了，眉开眼笑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愿啊！”随即加沮授奋威将军之号，使监护诸将。沮授的这番话，充满了肉麻的阿谀之词，博得袁绍笑逐颜开，也得到升官发财的酬劳。不过，他主张迎汉献帝，挟天子以号令天下，确为有识之见。如果后来袁绍能照着做，日子肯定会好过得多。但是，袁绍原来就反对立汉献帝，他所谓“兴复汉室”不过是遮人耳目的高调罢了。袁绍又用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这两人比较正直，但在韩馥部下却郁郁不得志。此外，袁绍还用许攸、逢纪、荀谌等人为谋士。但是，袁绍无甚政治才能，他在冀州“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治中审配的家族，竟藏匿罪犯，为逋逃渊薮。正如曹操指出的那样“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攻灭公孙瓒《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魏书》。 冀州北有公孙瓒，南有袁术，这是袁绍的两个劲敌。初平二年（9）冬，孙坚依附于袁术。袁术以他领豫州刺史，屯阳城。孙坚出兵攻击董卓时，袁绍却派周昂任豫州刺史，袭取阳城。袁术派遣公孙瓒弟公孙越协助孙坚回救阳城，公孙越在作战中被流矢射中身亡。当时，正在青州镇压黄巾军的公孙瓒怒不可遏地说“我弟弟的死是袁绍惹出来的。”于是举兵攻打袁绍。公孙瓒攻势凌厉，威震河北。一时间，冀州郡县纷纷望风而降。袁绍大惊，为了取悦公孙瓒，缓和局势，他拔擢公孙瓒从弟公孙范任勃海太守，但公孙范到了勃海，立即倒戈。初平三年（92）春，袁绍亲自领兵迎战公孙瓒，两军在界桥南二十里处交锋。公孙瓒以三万步兵，排列成方阵，两翼各配备骑兵五千多人，他自督“白马义从”为中坚2。袁绍令麹义率八百精兵为先锋，以强弩千张为掩护，他统领步兵数万在后。公孙瓒见袁绍兵少，下令骑兵发起冲锋，践踏敌阵。麹义的士兵镇静地俯伏在盾牌下，待敌骑冲到只距离几十步的地方，一齐跳跃而起，砍杀过去；与此同时，千张强弩齐发，向敌骑飞去。公孙瓒的军队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全军陷入一片混乱，骑兵、步兵都争相逃命。麹义的军队则越战越勇，临阵斩公孙瓒所署冀州刺史严钢，杀敌千余人，又乘胜追到界桥。公孙瓒企图守住界桥，但再次被打败了。麹义一直追击到公孙瓒的驻营地。袁绍命令部队追击敌人，自己缓缓而进，随身只带着强弩数十张，持戟卫士百多人。在距离界桥十余里处，听说前方已经获胜，就下马卸鞍，稍事休息。这时公孙瓒部逃散的骑兵二千多突然出现，重重围住了袁绍，箭如雨下。别驾田丰拉着袁绍，要他退进一堵矮墙里，袁绍猛地将头盔掼在地上，说“大丈夫宁可冲上前战死，躲在墙后，难道就能活命吗！”他指挥强弩手应战，杀伤了不少敌骑，敌骑没有认出袁绍，也渐渐后退。稍顷，麹义领兵来迎袁绍，敌骑才撤走了。 这一年，公孙瓒又派兵到龙凑攻打袁绍，结果再次被打败，遂退守幽州，不敢轻举妄动了。 初平四年（93），太仆赵岐奉命劝和，袁、公孙双方宣告休战。三月，袁绍南下薄落津。这时，魏郡发生兵变，造反的兵士和黑山起义军会后，占领了邺城，整个邺中有十多支起义部队。但起义军中有一个叛徒陶升，他入邺城后把袁绍和州内官吏家属保护起来，并把他们送往斥丘。袁绍迸屯斥丘，任陶升为建义中郎将，然后大举进剿起义军。他在朝歌鹿场山苍岩谷围攻黑山军五天，杀害首领于毒。接着，他又凶狠地镇压了左髭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多支起义军，屠其屯壁，滥杀无辜，死者数万人。 从初平三年至兴平二年（92—95），中原局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长安，司徒王允和中郎将吕布等密谋杀死了董卓，使万民额手称庆。但王允不能妥善处理董卓部属，引起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举兵叛乱。结果王允被杀，吕布东逃。后来，李傕、郭汜发生火并，互相屠杀，而汉献帝作为一尊偶像，被这些军阀争来抢去。在兖州，曹操异军突起。原兖州刺史刘岱死后，兖州地方势力推举曹操接任，他采取武装镇压和诱降的两手，迫使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投降。他又连破袁术，把袁术挤到淮南。在他东征徐州刺史陶谦时，地方势力的代表张邈、陈宫背叛他，迎吕布入兖州。曹操经过艰苦的斗争，2《后汉书·公孙瓒传》“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才重新夺回了兖州。在幽州，公孙瓒兼并了刘虞，刘虞旧部鲜于辅等招引乌桓，攻打公孙瓒，袁绍也集中十万兵力与鲜于辅等合兵，在鲍丘共同打败了公孙瓒，迫使他退保易京。 兴平二年（95）十月，汉献帝在杨奉等人的护卫下逃到曹阳，后面李傕率军穷追不舍。这时，沮授再次提醒袁绍把汉献帝这面旗帜抢到手。他说“将军生于宰辅世家，以忠义匡济天下。目今皇上流离失所，宗庙受到毁坏。而州郡牧守以兴义兵为名，行兼并之实，没有一人起来保卫天子，抚宁百姓。现将军已经粗定州城，应该早迎大驾。在邺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兵马以讨不臣。那时，还有谁胆敢反抗！”沮授的意见遭到郭图、淳于琼的反对，他们说“汉室衰微已经很久了，今天要重新振兴谈何容易！况且目前英雄各据州郡，士众动以万计，这时就是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天子迎到自己身边，那么动不动都得上表请示。服从命令就失去权力，不服从就有抗拒诏命的罪名，这不是好办法。”沮授又苦口婆心地劝告“迎皇上不仅符合道义，而且是符合当前需要的重大决策。如果我们不先下手，一定会有人抢在前头。取胜在于不失时机，成功在于敏捷神速，希望将军考虑。”但是袁绍终于没有采纳沮授的意见，以致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曹操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当汉献帝回到故都洛阳，曹操力排众议，于建安元年（9）八月，亲自到洛阳朝见献帝。他借口洛阳残破不堪，粮食奇缺，把汉献帝转移到许县，在许县建立新都城，从而把献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曹操借天子以自重，略取了河南大片土地，甚至关中的割据势力也纷纷来归附，势力发展很快。原来，袁绍没有把曹操放在眼里，他举荐曹操担任东郡太守，把曹操当作自己的附庸。吕布占领兖州，他又与曹操连和。那时，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和谐。现在，曹操迎汉献帝都许，许县成了当然的政治中心，曹操也成了汉帝当然的代言人，随心所欲，号令四方，这是袁绍始料未及的，他实在后悔不迭。 袁绍要求迁都鄄城，那儿离自己较近，便于控制。曹操不但一口回绝，而且下诏书责备他说“你地广兵多，而专门树立私党；不见你出师勤王，但见你发兵与他人互相攻伐。”袁绍明知是曹操捣鬼，也只得上书为自己申辩。曹操自任汉大将军，而任袁绍为太尉，改封邺侯。太尉虽贵，但地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深感屈辱，上表不受封拜。他愤愤地说“曹操几次差点完蛋了，是我挽救了他，今天他反以天子的名义对我发号施令！”当时，曹操的实力不如袁绍，且东有徐州吕布、西有南阳张绣、南有淮南袁术，皆虎视眈眈，曹操无暇与袁绍争锋，只能采取克制忍耐的策略。建安二年（97），他派将作大匠孔融使邺，拜袁绍为大将军，以缓和矛盾。 此后几年，袁绍继续致力于讨伐公孙瓒。公孙瓒在易京的外围挖了十道壕沟，城内垒起许多土台，一般高五、六丈，高台上建楼。他自己居住在中间高达十丈的台楼上，以铁作门，男人七岁以上皆不得入门，身边只有侍奉他的姬妾，来往书信文书都要用绳索吊上吊下，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城内积谷甚多，防守严密，袁绍进攻历年，也攻打不下。谋臣田丰见大军长期滞留冀北，对袁绍说“迁都之计既然不能实现，应该及早夺取许都，奉迎天子。那时我们也可以事事以诏书为名，号令四海，这才是上策。否则，我们总有一天会落入人家的手中，即使后悔也来不及。”袁绍不听。 建安三年（98），袁绍亲领大军围攻易京，公孙瓒遣其子续向黑山军求救。袁绍上架云梯，下挖地道，不断加强攻势，易京危如累卵，公孙瓒手下的将领有的投降、有的溃散。翌年春，公孙续和黑山军首领张燕带领十万救兵分三路向易京进发。公孙瓒派人给公孙续送密信，约定以点火为信号，内外夹击袁绍军。这封信被袁绍的哨兵截获了，袁绍将计就计，依照约定的信号点起火堆。公孙瓒以为救兵已到，领兵攻出来，遭到袁绍伏兵的痛击，又龟缩入城。袁绍加紧挖地道，一直挖到台楼下，先用柱子顶着楼基，然后火烧支柱，楼台也就随之崩塌了。公孙瓒无路可走，乃缢杀姐妹妻子，然后引火，这时袁绍的士兵冲到楼上将他斩杀。至此，袁绍占据了幽州，兼并了公孙瓒的军队。 袁绍有三子长子谭、次子熙、三子尚。他宠爱后妻刘氏，对刘氏所生的袁尚特别偏爱，有意以袁尚为嗣，因此出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沮授劝诫说“年纪相当应选择贤者为嗣，德行又相当要用占卜来决定，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将军如果不能改变决定，祸乱就要从这件事上发生了。”袁绍则说“我是准备让几个儿子各据一州，考察他们的才能。”攻克幽州以后，以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只留袁尚在身边。 袁绍占据冀、青、幽、并四州，拥有几十万军队。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的野心更大了，给献帝的进贡渐渐稀少了。有一次，他忽然接到久无往来的袁术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汉朝的天下早就丢掉了，天子受人控制，政出于私门，豪强角逐，国土分裂，现在和周朝末年七国纷争的时代没有两样，结果是强者兼并天下。我们袁家受命于天，理应当皇帝，符命、祥瑞都显示得一清二楚了。今日您拥有四州之地，民户百万。论实力无人比得上您的强大，论德行无人比得上您的崇高。即使曹操有心扶衰拯弱，怎么能够接续已经灭绝了的天命呢？”袁术在建安二年（97）称帝淮南，但只过了两年半时间，搞得资实空虚、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在走投无路之际，他“慷慨”地表示愿把帝号让给袁绍。心有灵犀一点通，袁绍见信虽然不敢声张，心里却是求之不得的。他指使主簿耿苞为自己当皇帝寻找根据，耿苞私下对他说“赤德已经衰败，袁氏是黄帝后裔，应该顺天意、从人心。”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按“五德相生”的“理论”，汉朝是所谓火德（即赤德），火德要由土德代替；黄帝就是土德，而袁家为黄帝的后代，所以袁氏取代汉朝是“天意”。袁绍故意向军府僚属公开了耿苞的这些鬼话，本指望大家同声拥戴，没想到僚属们都认为耿苞妖言惑众，混淆视听，应当杀头。袁绍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唯恐露出马脚，急忙令人杀了耿苞。 官渡败北建安四年（99）初，袁、曹之间的一场决战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了。袁绍称帝不成，便决定驱使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夺取许都，把汉献帝从曹操手里抢过来。他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积极准备南下。当时，袁绍部下意见纷纭，监军沮授说“近年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兴兵，百姓疲惫不堪，仓库没有积蓄，赋役也十分沉重，这些都是令人忧虑的。现在我们不如先派使者给朝廷送上平定公孙瓒的捷报，并抓紧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如果捷报不能上达天子，那么我们可以上表谴责曹操封锁我们与朝廷的联系，那时就能出师黎阳，经略河南。我们还应该多造船只，修缮器械，派遣精骑，几路骚扰曹操的边境，使他们不得安宁。如此以逸待劳，在三年之内，就可不劳而定。”但是，郭图、审配极力主张迅速出兵，他们说“按照兵法，兵力超过敌人十倍以上者可以包围敌人，超过敌人五倍就可以进攻，而兵力相当，则可决战。现在有明公的英明勇武，集结河朔的强兵，以此讨伐曹操，实在易如反掌。如果不乘机攻取，以后就难办了。”沮授又说“救乱除暴，称为义兵；恃众凭强，称为骄兵。义兵所向无敌，骄兵必先灭亡。曹操奉迎天子在许都建立宫室，如今我们举兵南向，是违背道义的。况且最重要的在于正确决策，而不在力量强弱。曹操法令畅行无阻，士卒都训练有素，不像公孙瓒那样坐受围困。如果我们不采取稳妥的办法，相反兴起无名之师，未免太使人担心了。”郭图、审配针锋相对地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尚且不能说不义，何况征讨曹操，怎么说师出无名！明公将士精勇，人人争先，此时不能早定大业，是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正是越国之所以称霸，吴国之所以灭亡的缘故。监军的意见乃只求稳妥，不知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呀！”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郭图等人又在背后进谗言说“沮授监统内外兵众，威震三军，倘若他的势力逐渐加强，怎么控制得了！臣下服从主人才能昌盛，主上服从臣下就会灭亡，这是黄石公在《三略》中所告诫的。统兵在外的将领，不宜让他参知内政。”因此，袁绍把沮授统领的军队分成三部，其中两部分分别交给郭图和淳于琼。 九月，曹操分兵把守官渡，准备抗击袁军。袁绍企图联合张绣和刘表对曹操进行夹击。他派使者到穰城联络张绣，还特意给张绣的谋士贾诩捎信结好。张绣打算应允，还没有说话，贾诩在一旁先开口了，他说“请你回去转告袁本初，兄弟都不能相容，怎么容得了天下的国士呢？”使者怏怏而回。不久，张绣率众投降曹操。袁绍又派人到刘表处求援，刘表假惺惺答应了，实际上按兵不动，对袁曹之争斗只打算作壁上观。张、刘的态度使袁绍迟迟没有动手。 建安五年（200）元月，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背叛曹操，策应袁绍。曹操为消弭后患，领兵攻打刘备。此时，田丰对袁绍说“曹操东击刘备，一时不容易罢兵，明公如能举兵袭击他的后方，一定可以一往而胜。”但袁绍却说孩子有病，田丰气冲冲地退了出来，边走边用拐杖狠狠敲着地面，说“完了，没有希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因为孩子有病就丢掉，可惜啊！”袁绍听说以后，恼羞成怒，从此疏远田丰。 待曹操击败刘备，还军官渡之后，袁绍才匆促决定出兵，田丰认为战机已失，再次进谏说“曹操既然打败了刘备，现在许下不再是空虚的了。而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常，兵众虽少，也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不如作持久之计。将军据有山河之固，拥有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选拔精锐，分为奇兵，速速打击敌人势力薄弱的地区。他救右则击左，救左则击右，使敌人疲于奔命，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这样，我方还没疲劳，敌方已经困乏，不出三年，可以安坐而战胜它。如今放弃必胜的策略，以一战决定成败，倘若不能如愿，悔之晚矣！”袁绍不仅不听田丰的劝告，而且积前后之怨，加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把田丰拘押起来。 二月，袁绍发布讨伐曹操檄文，指控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良，专为枭雄”。他派颜良包围白马，自己率领大军抵黎阳。四月，曹操声东击西，北救白马之围，斩杀颜良，迁徙民众撤向官渡。袁绍依仗自己人多势众，准备挥师渡河，追赶曹军。因为屡谏而被嫌弃的沮授，这时又站出来劝阻说“战争胜负变化莫测，不能不周密计划。大军应当留屯延津，另分兵进攻官渡。如能攻克，再迎大军也不迟，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袁绍不从。沮授在大军即将渡河的时候叹息“在上者骄傲，在下者贪功，悠悠黄河，我还能渡回来吗！”他推托身体有病，不愿过河。袁绍非常气恼，强迫沮授随军渡河，而把他所部军队割属郭图。袁绍渡河后，驻屯在延津南面。他派出刘备、文丑挑战，被曹军打败，大将文丑被斩。再战，又折两员战将和许多人马，袁军中大为震恐。曹军退还官渡后，袁军集结在阳武，沮授忍无可忍，又对袁绍说“北军人多，但英勇善战不如南军；南军粮少，物资储备不如北军。南军利于速战，北军利于缓兵。所以我军应打持久战，拖延时日。”袁绍仍然不从，他命令部队逐渐逼近官渡，紧靠曹军扎营，军营东西绵延数十里。 九月，两军会战，曹军失利，躲进营垒中坚壁不出。袁绍修筑壁楼，堆起土山，从高处发箭射击曹营。箭如雨下，曹营中的将士只得蒙着盾牌走路。但壁楼、土山不久就被曹军的“霹雳车”轰毁了。袁绍又暗凿通往曹营的地道，曹军则在营中挖掘长沟进行防御。袁军的运粮车还遭到曹军的袭击。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河南老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背叛曹军，响应袁军。然而，这种有利于袁绍的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这时，袁绍派淳于琼带领万余人北迎运粮车，沮授特意提醒说“可增派蒋奇领一支人马在淳于琼外侧，以防止曹操钞略。”而谋士许攸则提出乘曹操倾军而出，轻骑奔袭许都的建议。然而，刚愎自用的袁绍竟听不进分毫，无所动作。事有凑巧，在邺城的许攸家族中有人犯法，被留守的审配抓进监狱，许攸大为不满，遂投奔曹操。在许攸的谋划下，曹操亲自领兵赴乌巢，袭击淳于琼。当曹操奔袭乌巢之时，袁军部将张郃主张救授淳于琼，他对袁绍说“曹操亲自出马，必然得手，那么事情就无可挽回了。”郭图却别出心裁地说“不如现在发兵去进攻曹军大营。”袁绍认为郭图说得对，只要攻拔曹营，曹操就无家可归了。于是派高览、张郃率领重兵攻击曹营，而只派一支轻骑救援乌巢。高览、张郃攻营不下，乌巢大败的消息已经传来了，二将无心恋战，竟自向曹军投降。袁绍全军大乱，一下子全垮了。慌忙之中，袁绍及长子袁谭各单骑逃遁，直奔黄河渡口，随后又逃来一群骑兵，约有八百骑，渡河至黎阳北岸。这一仗袁绍损失七、八万人，武器、辎重、图书、珍宝无数。当他跌跌撞撞走进部下蒋义渠营帐中时，握着蒋的手，无比伤感地说“我把自己的脑袋都交给你了。” 袁、曹双方逐鹿于大河南北，袁绍据兵精粮足的冀州，所谓“带甲百万，谷支十年”，或许有些夸张，但当四战之地的河南遭受严重破坏时，冀州相对是比较富足的。从袁绍提十万大军南下、粮草又源源不绝地起运的情况看，优势显然在袁绍方面，况且袁绍手下的文臣武将，如田丰、沮授、许攸之流，也都称得上足智多谋的人才，然而袁绍却在官渡一败涂地，众叛亲离，并从此一蹶不振。 官渡败后，有人对田丰说“你必将受重用了。”田丰平静地回答说“如出兵打胜了，我一定能够安全。如今兵败，我必死无疑。”果然，袁绍回到邺城，说“我当初不听田丰之言，今天真的要让他笑话了。”于是下令杀了他。 不久，袁绍发病，死于建安七年（202）夏天。 袁绍子袁谭、袁尚在袁绍死后争权相攻，被曹操各个击破。建安十年（205），袁谭被杀，袁尚与二兄袁熙逃亡辽西乌丸。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定乌丸，袁尚、袁熙败走辽东，被公孙康所杀。 第二节曹操早年的政治生活曹操（55—220），又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 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曾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官。曹操是曹嵩的长子，他“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善诗词，通古学。曹操也有过人的武艺。曹操“任侠**，不治行业”，未被时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随之，桥玄又让曹操去拜访汉末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子将，许子将评价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2。由此，曹操渐知名于世。 灵帝熹平三年（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3。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立即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4。 灵帝中平元年（84），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中平五年（88），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讨伐董卓中平六年（89），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 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90）正月，关东州郡牧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本节材料依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者，不另作注。 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郭颁《世语》。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3《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4《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主。曹操以行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讨董军。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之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军十余万人驻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无人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军遭遇，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 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 初平三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杀王允，进攻吕布，关中也陷入战乱。是时，州郡牧守各据一方，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收编农民起义军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 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献帝初平四年（93）秋，曹操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2。 曾参加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不满，遂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曾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惇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兴平二年（95）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操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挟持汉帝迁都许昌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建安元年七月，献帝终于回到洛阳，洛阳经董卓之乱，已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2《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披荆棘，依丘墙间”，洛阳也没有粮食，“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2。 早在初平三年（92），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3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汉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发展农业生产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通过以上二项措施，曹操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迎献帝、迁都于许和恢复农业生产是曹操得以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 从建安二年起，曹操利用他“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东征西讨，开始了他翦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 其时，在曹操的北边，是占有冀、并、幽、青四州的袁绍；南边，是占据扬州的袁术；东南，是占据徐州的吕布；正南，是占据荆州的刘表；西边，是关中诸将。此外，董卓部将张济之侄张绣投降刘表后，屯驻于宛县（今河南南阳），对许都形成威胁。 征徐州建安三年（98）九月，曹操东征徐州，进攻久与他为敌的吕布。在曹军攻势之下，吕布军上下离心，十二月，吕布将侯成、宋宪等生擒吕布谋士陈宫归降曹操。吕布见大势已去，下城投降。曹操将吕布、陈宫处死，收降吕布将臧霸、孙观等人，初步控制了徐州。 当时，群雄实力最强的是袁绍。曹操预作布置，命在青州有潜在影响的《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2《后汉书·献帝纪》。 3《三国志·魏书·毛玠传》。 《三国志·魏书·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臧霸等人攻入青州，占领齐（治今山东临淄）、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巩固右翼；又命大将于禁屯军黄河南岸，监视袁军。不久，张绣听从谋士贾诩之计，投降曹操，曹操大喜，拜张绣为扬武将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年十二月，曹操自率军屯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准备迎击袁绍。 刘备在徐州牧陶谦死后，曾一度出任徐州牧，后徐州被吕布攻占，刘备投奔曹操。曹操认为刘备是个英雄，先后表他为豫州牧、左将军。曹操攻占徐州不久，淮南袁术准备逃往青州往依袁绍，曹操派刘备去截击。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人谋诛曹操事泄，被曹操杀掉。刘备遂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 曹操为了免于将来同袁绍作战时前后受敌，决定先消灭在徐州立足未稳的刘备。时诸将皆怕袁绍乘机来攻许都，曹操对此胸有成竹，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有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遂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刘备逃奔袁绍。 官渡之战袁绍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也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 袁氏一门，自袁绍曾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力本就很大，后袁绍取得冀、并、幽、青四州之地，实力大增，有军队数十万人。袁绍以其长子谭、次子熙、外甥高干分守青、幽、并三州，后方稳固，兵精粮足，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他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志在一举消灭曹操。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今河南滑县北），自率大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向曹操发动进攻。 曹操的实力比袁绍弱得多。曹操所占的大河以南地区，地盘既小，又是四战之地，残破不堪，还没有完全恢复，物资比不上袁绍那样丰富。曹操的兵力也远不及袁绍，其总兵力大概不过几万人，投入前线的兵力据《武帝纪》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刘宋裴松之认为此数不准确，操之兵力不会如此之少，但曹操兵力远逊于袁绍却是毫无问题的。袁绍大军来攻，许都震动。曹操安慰众将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众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我奉也。”曹操对袁绍有很深的认识，他敢于在袁绍将要大军压境之时抽身去进攻刘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之上。 建安五年二月，袁军颜良等人围攻白马，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在白马以西），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态势，吸引袁军分兵西向，然后突然转向兼程去救白马。曹操军突然杀到，袁军措手不及，颜良被曹军杀死，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西撤。袁绍闻知，立即渡河追赶曹操。曹操见追兵渐近，命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袁军追兵大至，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率领仅有的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袁绍另一大将文丑。颜良、文丑为袁军名将，二战分别被杀，袁军大震。曹操初战得胜，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依沙堆为屯，进逼官渡。曹操《三国志·魏书·袁绍传》。 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起土山，由上向曹营中射箭，接着又挖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皆被曹操以相应办法击破。两军一攻一守，相持近二个月。久战之下，曹操处境极为困难。 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看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的乌巢。恰好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亲率精锐步骑五千人，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曹操军至乌巢，命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拒营死守。袁绍闻知，急忙派兵救授，曹操左右见“‘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草”。当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时，认为这正是攻破曹操大营的好机会，因此派去的援兵很少，而以重兵围攻曹操大营。但曹营未破，乌巢败讯已经传来，袁军溃散，大将张郃等人投降曹操。袁绍弃军逃回黄河以北。于是曹军大获全胜，斩首七万余级，尽获袁军辎重图书珍宝。曹操清点袁绍书信，得到自己部下写给袁绍的信，尽烧之，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从客观条件上说，曹操本处于劣势，但由于他能正确分析客观条件，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所以能扬长避短，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经过自己主观上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胜利。 官渡一战，曹操击溃了最大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 建安七年，袁绍病死，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不和，发生火并。袁谭不敌袁尚，向曹操乞降。 建安九年二月，曹操乘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机，进军围攻邺城。袁尚率军回救，依滏水（今滏阳河）为营，曹操进军将其营寨包围。袁尚害怕，请求投降，曹操不许。袁尚乘夜逃跑，袁军溃散。袁尚逃奔中山（今河北定县）。曹操命人拿着缴获袁尚的印绶节钺招降邺城守军，城中斗志崩溃。邺城遂被曹操攻破。第二年正月，曹操又以负约为名，攻灭袁谭，冀州平定。于是，曹操让还兖州牧，改任冀州牧。 袁尚兵败后，逃奔幽州刺史袁熙。不久。袁尚、袁熙又逃奔三郡乌桓。 征乌桓建安十二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是为三郡乌桓，其首领为辽西部的蹋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这年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今河北蓟县）。时正雨季，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从无终人田畴之议，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寻”的路线进军。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大军登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进至离柳城不足二百里时，乌桓才发现，于是蹋顿与袁尚、袁熙等人率数万骑兵迎击。八月，二军相遇，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放军《资治通鉴》卷六三汉献帝建安五年。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三国志·魏书·田畴传》。 军势甚盛。曹操登高了望，见敌军虽多，但阵势不整，遂命大将张辽为前锋，乘敌阵稍动之机，向敌军发动猛攻。乌桓军大乱，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袁尚等人逃奔割据平州的公孙康。这时，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也。”遂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与曹操。诸将不明所以，曹操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于是，曹操攻破三郡乌桓，也彻底肃清了袁氏势力。 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 曹操基本平定北方后，兵锋转而南向。建安十三年七月，进军南征荆州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接任荆州牧。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今属河南），刘琮以为无法抵挡，举荆州之众投降曹操。这时，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的刘备屯驻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听说刘琮投降，便率军向江陵（今属湖北）撤退。江陵为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听说，怕江陵落入刘备之手，遂亲率五千骑兵从襄阳（今湖北襄樊）疾驰三百里，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将刘备追上，并将其军击溃，随后进占江陵。 由于曹操的进军威胁了孙权的统治，孙权命大将周瑜率军三万，与刘备联军抵抗曹操。 曹操自江陵东下，至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与孙、刘联军接战不利，暂驻军于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与对方隔江对峙。 周瑜用诈降之计，命大将黄盖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假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曹操率军从华容道（今湖北监利西北）陆路撤回江陵。遂撤军北还。 赤壁战后的事功赤壁大败后，曹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内部。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材收罗到自己身边。 建安十六年，曹操开始对关中用兵。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锺繇率大将夏侯渊以讨伐汉中（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心生疑惧，一时俱反。曹操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人屯据潼关。七月，曹操率大军亲征关中。九月，大破关中诸军，马超、韩遂逃至凉州，杨秋逃至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十月，曹操进军安定，杨秋投降，关中地区基本平定。 建安十八年，曹操起兵号称四十万，亲自南征孙权。次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军七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二军相持月余，各无所获。曹操见孙权军容严整，自己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五月，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割冀州的河东、魏郡等十郡以为魏国封地。曹操封魏公后，所任丞相和冀州牧如故，权势愈来愈大。七月，曹操建魏国社稷宗庙，又在魏国内设置尚书、侍中。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七月，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沔县西北）。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 曹操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随后向汉中发动进攻。建安二十三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沔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刘备杀掉，曹军大败。曹操遂放弃汉中，军队全部撤回长安。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曹操刚刚从汉中撤出，刘备大将关羽就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关羽乘洪水泛滥之机，大破于禁所统七军，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被水淹，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很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而且他早已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曹操接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兵，路上被孙权军擒杀。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自己还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2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这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都是不朽的文学作品。 《三国志·蜀书·杨戏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第二章刘备、诸葛亮第一节刘备的早年刘备（—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据说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之子刘贞，西汉元狩六年（前）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因为不及时向皇帝缴纳贡金，失去侯爵，于是世代成为涿县人。刘备的祖父刘雄和父亲刘弘，都曾在州郡做官。 刘备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贩鞋织席为生，艰苦的生活使他从小得到许多锻炼。少年老成的刘备，处境虽然艰难，对前途却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他坚信终有一日能够摆脱贫困，干一番大事业。十五岁那年，刘备经母亲张罗，又得到同宗刘元起的资助，与公孙瓒等人一起，拜九江太守、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卢植为师。刘备平日喜好的是狗马、音乐和衣着一类的东西，对读书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期间，他的一大收获是与比他年长的公孙瓒成了好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刘备平时不大讲话，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但很善于接近他人。由于他喜欢交结天下豪侠，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包括关羽、张飞在内的一批有作为的青年人。 汉灵帝中平元年（84），黄巾起义爆发。当时，中山国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正在涿郡一带从事贩马活动，他们对农民起义十分害怕，见刘备很有组织能力，就捐助了许多钱财，让他纠合起一支队伍，跟随校尉邹靖镇压黄巾军。不久，刘备因为镇压有功，被任命为中山国安喜县（今河北定县东南）尉。一天，郡督邮因公到县，刘备满怀希望求见，却遭到拒绝。盛怒之下，刘备强行进入督邮的住处，将督邮绑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但也因此丢了官。此后，刘备加入大将军何进的队伍，继续参予镇压黄巾军。下邳一役，刘备表现突出，被任命为下密县（今山东昌邑东）丞，不久又做过高唐县（今山东禹城西南）县尉、县令。我的老婆是警花2最新章节 初平元年（90），黄巾军攻下高唐县，刘备投奔已经做了东汉中郎将的公孙瓒。当时天下大乱，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公孙瓒以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楷一道，抵抗冀州刺史袁绍的进攻，数立战功，先后被提升为平原县（今山东平原南）县令，平原国相。其时，战事频仍，天下饥馑。刘备矢志功名，乐善好施，他经常与那些地位比他低的士人同席而坐，同桌而食，交结了一批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平原国有位叫刘平的人，素来瞧不起刘备，见刘备地位比他还高，心中甚是不平，于是收买了一名刺客前去刺杀刘备。刘备浑然不觉，对来客照样热情备至，刺客不但没有下手，反而将实情全部告诉了刘备。 公孙瓒被袁绍打败后，刘备与田楷向东转移，屯驻齐国（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初平四年（93），曹操大举进攻徐州，徐州牧陶谦派人向田楷告急，刘备与田楷迅速前往相救。刘备所部共千余人，还有一些乌丸骑兵，途中，又收容了几千饥民。到徐州后，陶谦表奏刘备为豫州刺史，让他驻守小沛（今江苏沛县），以防曹操。刘备在此广交文武豪杰，礼贤下士，赢得当地人士的好感。碰巧陶谦一病不起，他于临终前对心腹麋竺说“非刘备刘备、诸葛亮传主要依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下引上传者，不另注。不能安定此州。”陶谦死后，麋竺依嘱率州人迎请刘备，此时为兴平元年（94）冬。徐州“殷富，户口百万”，做徐州牧对于一心想要“立功立事”的刘备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此举并非可以无所顾忌，近在寿春的袁术就让他十分头疼，于是刘备推托说袁术“四世五公，海内所归”，你们应当去请他。北海相孔融劝刘备说“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刘备这才做了徐州牧。不出所料，袁术听说刘备做了徐州牧，于建安元年（9）六月，率兵来攻。刘备留张飞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率领关羽、赵云到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一带迎战，相持一个多月，互有胜负。没想到另一支势力吕布乘虚向刘备后方下邳发起了进攻。下邳守将曹豹本来就与张飞不和，此时与吕布联合，击败了张飞，吕布于是掳走了刘备的家属及将士家口。刘备急忙回军下邳，结果溃败。刘备重新聚合散兵后，攻取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平山堂），但又被袁术打败，不得已退守海西县（今江苏灌南县西南），打败了那里的杨奉、韩暹。当时兵疲粮乏，吏士自相啖食，刘备主动向吕布求和。结果吕布归还其妻儿，还让他做了豫州刺史，吕布自己做了徐州牧。刘备驻守在小沛，暗中招兵买马，不久发展到万余人。建安三年（98）春，吕布派人外出买马，刘备的部下不明情况，贸然抄略了他们的钱财。吕布一气之下，亲自出兵攻打刘备，刘备只身出逃，投奔了曹操。 刘备到许（今河南许昌）后，曹操对他非常器重，曹操的谋臣程昱对曹操说“据我看，刘备才能出众，又很得人心，终究不会屈居人下，应该乘早除掉他。”曹操考虑再三说“现在正是收揽英雄的时候，如果因为杀掉他一人而失天下人士之心，是我们不该干的。”于是推荐刘备做了豫州牧。为了让刘备去攻打吕布，曹操一面让他在沛县收集散卒，一面资助他粮食和兵力。公元98年，吕布进攻刘备，曹操先派夏侯惇救援，不成。于是亲自率军前往梁国（今河南商丘县城南），与刘备会合，然后包围下邳，吕布屡战屡败，部将侯成、宋宪、魏续等率众投降，最后吕布也被活捉。刘备与曹操回到许后，被提升为左将军。曹操对刘备更加客气，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但刘备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专擅朝政的做法十分不满。那时，汉献帝亲手授给外戚车骑将军董承一道密诏，要他筹划诛杀曹操，刘备后来参与了密谋。建安四年春，当他们还没有发难的时候，曹操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酒宴。曹操同刘备评论当时英雄人物，从容地说“今日天下英雄，看来只有您和我。袁绍之徒，不足挂齿。”刘备正在吃饭，一听此话，还以为自己恢复汉室的密谋被曹操发现，顿时吓得连正在夹菜的筷子都失手了。当时外面正在打雷，刘备为掩饰自己的失态，对曹操说怪不得古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此刻一震，便致于此。为了争取主动，刘备索性暗中加快速度，与董承等人谋划，准备除掉曹操。正在这时，淮南的袁术因力单势弱，想经徐州北上依附袁绍，曹操担忧二袁联兵以后难以对付，就派了刘备等人率军去截击。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闻讯赶来，告诫曹操刘备放走不得！曹操也意识到不妥，想改变主意，但已追之不及。刘备还没到徐州，袁术就病死了。刘备乘机再次占领下邳，杀死徐州刺史车胄，自己还驻小沛，让关羽留守下邳。这时，附近的一些郡县脱离曹操，归附刘备，刘备兵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他又派孙乾到冀州（治邺城，今河北临璋县西南邺镇东），与袁绍结盟。曹操得知刘备占据徐州，急忙派兵征伐，但没有成功。建安五年（200），曹操决定亲自东征。当时袁绍正准备兴兵南下，攻击曹操，所以诸将劝阻曹操说与您争天下的是袁绍，他现在兴兵南下，您反而去东征，如果他乘机从后进攻，我们将措手不及。曹操说刘备为人杰，今日不除，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但处事迟缓，不会马上南下的。于是分兵把守官渡，亲率精兵征讨刘备。刘备原以为曹操大敌当前，无暇东顾，所以并无应敌准备。曹操精兵突然而至，使刘备大惊失色，他来不及作正面抵抗，便弃众而投奔了袁绍。曹操收编了刘备的部众，截获了他的家属，还活捉了刘备的左右臂关羽。第二节诸葛亮出山，蜀汉的建立三顾茅庐，隆中对策袁绍听说刘备要来，十分高兴，不但派大将远道接应，而且亲自出城迎接。不久，袁绍率大军南下，与曹军在官渡对峙。袁绍派刘备和刚刚从曹操那里投奔过来的汝南黄巾军刘辟袭击曹操的后方许，结果为曹军所败。但值得庆幸的是，关羽又回到了刘备身边。接着，刘备率领本部人马与汝南黄巾军首领龚都等合兵，发展到数千人。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后，接着进攻刘备。刘备投奔荆州的刘表。刘备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阳），荆州牧刘表待他以上宾之礼，交给他一支部队，让他屯驻新野。 屯驻新野期间，刘备广交荆州英雄豪杰、贤能之士，以图振兴汉室。有一次，他去拜访荆州名士司马德操，向他请教天下大事。司马德操素以善于识别人才著称，他谦虚地对刘备说我一介俗士，哪能看得清天下大事？只有俊杰才能识时务。他向刘备推荐了外号伏龙、凤雏的两个人。刘备赶紧问谁是伏龙，谁是凤雏。司马德操告诉他，诸葛亮是伏龙，庞统是凤雏。不久，名士徐庶到新野见刘备，也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他说我的朋友诸葛孔明，人称卧龙，是个少见的杰出人才，将军您想见见他吗？刘备说你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才，只能您去见他，不能随便召他来见您。”刘备觉得有道理，于是带着关羽、张飞，从驻地前往隆中拜访，没想到一连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第三次才见着。 诸葛亮（8—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父亲诸葛珪做过东汉的太山郡丞。诸葛亮父母早亡，投靠了叔父豫章太守诸葛玄。后来诸葛玄为避世乱，带着诸葛亮投奔了荆州牧刘表。叔父去世后，诸葛亮隐居在襄阳西北二十里的隆中，一个院落，几间草屋，一面种地，一面读书，过着清贫的生活。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常常自比为春秋时候的大政治家管仲和战国时候的大将乐毅，很想干一番大事业。他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像卧龙一样随时准备腾飞而起。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屏退众人，推心置腹地对诸葛亮说现在汉室倾危，奸臣擅政，致使皇上颠沛。我自不量力，试图申张大义，苦于智谋短浅，至今仍然没有多大建树。但我的志向没变，你看我该怎么办，才能取得成功？诸葛亮早就听说刘备思贤若渴，善于用人，此刻见刘备坦诚求教，就毫不保留地把他对时局的看法和个人的设想，和盘托了出来。他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见刘备虚怀若谷，抱负宏大，当下就痛快地答应了刘备的请求。不久，刘备以隆重的礼节把诸葛亮接到了自己的驻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刘备对诸葛亮更加佩服，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刘备的知己关羽和张飞，见诸葛亮寸功未立，就受到刘备如此的青睐和倚重，不免流露出一些不快，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什么。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如此敬重，就停止了对他不服气的议论。 经过几年经营，到刘备屯驻樊城时，他们已经拥有了一支万余人的军队。在刘备的周围，聚集了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诸葛亮、徐庶、孙乾、麋竺等谋士。由于刘备善于用人，荆州一带许多人士都归心于他。 赤壁之战，立足荆州曹操统一北方后，雄心勃勃，企图一举南下，统一全国。当时南方有江东的孙权、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三大势力。刘表割据的荆州之地，北据汉、沔，利尽南海，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这里距离中原最近，曹操担忧刘备一旦夺取荆州，将刘表的七八万水陆军和数以千计的战船全部据为己有，必将构成对自己统一事业的威胁，于是决定先从荆州下手。 建安十三年（208）八月，曹操率领十多万大军南征，直指襄阳。就在此时，刘表突然病死，其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大臣劝刘琮投降曹操，刘琮说现在我和你们占据全楚之地，守着我家先辈的家业，坐观天下，为什么不行呢？有个叫傅巽的大臣对他说你自认为比得上刘备吗？刘琮回答我不如他。傅巽分析说假如刘备有足够的能力抵御曹操，那么刘备就不会甘居于您之下。希望您能当机立断。刘琮慑于曹操的军威，于这年九月，就派使者向曹操投降了。当时屯驻樊城的刘备，对曹操南征和刘琮不战而降等事一无所知，刘琮也不敢将乞降的事告诉他，所以，直到曹操大军抵达宛（今南阳市）城，刘备才听到消息。刘备兵微将寡，腹背受敌，形势非常严峻。经过商议，决定向南撤退，约好在江陵（今湖北江陵）会合。江陵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可以西接益州牧刘璋，东联江东的孙权，而且那里屯积了不少军需物资，有利于同曹操周旋。刘备派关羽率领水军乘船走水路，自己率余众经襄阳南撤。经过襄阳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杀刘琮，以便占据荆州，刘备说刘表临死前，将刘琮托付给我，现在为了保全自己，背信弃义，我实在不忍这么干。不然，我死后有什么脸见刘表？于是刘备主动邀请刘琮一起南撤，刘琮没有接受。但刘琮左右的人和其他一些荆州人都归附了刘备。到达当阳（今湖北当阳东北）时，跟随刘备的百姓多达十余万。由于带着数千车物资，队伍行动缓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十多里路。有人提醒刘备说“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刘备回答成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我怎么能忍心抛弃他们？依然照旧行进。刘备后来在当阳境内的长阪被曹操追上，结果兵众四散，几千车物质也被曹操截获。刘备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脱，斜趋汉津，恰好与关羽的水军相会。前来迎接的刘表长子刘琦也带着一万多人随后赶到。合兵以后，刘备所部共两万多人，一同前往夏口（今武汉市汉阳）。 曹操南征以来，一路收编了刘琮的七八万水陆军队，缴获了大量粮草和武器。占领江陵后，他决定乘胜顺江东下，一举消灭刘备、刘琦，然后再图江东。 当曹操南征、刘表病死的消息刚刚传到江东的时候，孙权就感觉到形势不妙，连忙派鲁肃前往荆州观察动静。鲁肃找到刘备、诸葛亮，已是长阪之败以后，当时刘备正准备投奔苍梧（今广西梧州一带）太守吴巨。鲁肃劝刘备说，与其远投岭南，不如近联孙权。建议他们向东撤退。诸葛亮见情况紧急，也劝刘备向孙权求救，于是刘备一面率领队伍向东撤退，一面派诸葛亮去见孙权。 当时孙权拥军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观望曹刘成败。诸葛亮跟着鲁肃来到柴桑，为了促成孙刘联盟，他用计激孙权说曹操现在攻破荆州，威震四海，将军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他抗衡，就应早日与他绝交；如果抵挡不住，为什么不按兵束甲，向他称臣呢？孙权听后大怒说我拥有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岂能受制于人。于是决定与刘备共同抗曹。诸葛亮为了坚定孙权取胜的信心，解除后顾之忧，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豫州（指刘备）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归附曹操，为兵势所逼，并非心服。今将军如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操必矣。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孙权听了大喜，立即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统领三万水军，跟随诸葛亮与刘备会合，迎击曹操。 建安十三年（208）十月，曹操亲统大军自江陵顺流而下，与逆水西进的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当时曹军士兵大多水土不服，染上疾疫，初战即败，于是撤退到江北的乌林，和联军隔江相对。后来联军利用火攻，大败曹军，曹操留下曹仁、徐晃驻守江陵，乐进驻守襄阳，自己带领军队退回北方。 经过赤壁之战，孙权的统治得到巩固，刘备也乘机向江南发展势力。他表奏刘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这四郡的太守先后投降，刘备因此占据了荆州的江南部分。不久，刘琦病死，刘备做了荆州牧，领兵屯驻油口，改油口为公安（今湖北公安）。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收赋税，供军政费用。为了加强孙刘联盟，共同抵御曹操，孙权嫁妹给刘备，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又同意刘备的请求，将南郡借给他，即所谓“借荆州”。后来，曹操正在写字时，听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连笔都落到地上了。至此，刘备在荆州立足已稳。为了实现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目标，刘备集团开始谋划，准备夺取西面的益州。西取益州，奠定基业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全部和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地方广大，土地肥沃，素以“天府之国”著称，但在刘焉、刘璋父子的统治下，这里成为一个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地方。公元208年，曹操打下荆州，刘璋曾归附曹操。赤壁之战后，刘璋断绝了同曹操的关系。孙权曾遣使和刘备商议，试图共同攻取益州，刘备因为另有打算，拒绝了孙权的建议。 原来，刘备在此之前，已经与刘璋方面的人士有了一些接触。刘璋在赤壁之战前，派部下张松，赤壁之战后又派部下法正，先后拜见过刘备。刘备不但热情地接待，而且借机询问了许多益州的情况。张松、法正见刘备才能突出，善于用人，于是都对他十分倾心，把益州的地理形势和府库钱粮、人马兵器等情况，都告诉了刘备，甚至还画了益州详细的山川地理形势图，供刘备参考，使刘备“尽知益州虚实”。张松、法正从刘备那里回益州后，都劝刘璋与刘备结好，后来二人又密谋寻找机会迎接刘备入蜀。 谋臣庞统这时也劝刘备尽早占据益州，他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最后，他还提醒刘备“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 建安十六年（2），益州牧刘璋听说曹操准备派大将钟繇率军进攻汉中的张鲁，十分恐惧。张松乘机向刘璋进言“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巧妙地向刘璋提出了迎刘备入蜀的建义。刘璋为了抵抗曹操，派法正领兵四千，携带厚礼，前往荆州迎接刘备。法正出发前，主簿黄权曾提醒刘璋刘备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著名人物，接他来益州，如果以部下对待，他不会满意；如果以宾客礼对待，一国不容二主，势必造成累卵之危，请他作长远考虑。但刘璋根本就听不进他的意见。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刘璋此举是引狼入室。 果然，法正一到荆州，就劝刘备乘机占据益州，他说刘璋懦弱可欺，又有张松作内应，您肯定能占领益州；成功以后，凭借益州险阻，利用那里的财富，不愁成不了大事。刘备听后点头称是。 刘备以接受刘璋的邀请为名，率领步卒数万人，与庞统、黄忠等进入益州，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守荆州。刘备经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垫江（今合川）抵涪县（今绵阳市东北），刘璋率步骑出城热烈欢迎。刘璋让刘备做了行大司马，兼领司隶校尉，又将杨怀、高沛统领的白水军交给刘备，让他去攻打张鲁。张松让法正提醒刘备，可以乘机袭杀刘璋，谋臣庞统也赞成这么做。刘备认为此事非同一般，不能仓猝，就暂时按刘璋的意图，率领约三万人，带着大量的武器装备，向北前进，去攻打张鲁。当前进到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的时候，刘备根本不再考虑什么讨伐张鲁的问题，而是停下来拥军自保，“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为夺取益州作准备。 建安十七年（22）十月，曹操进攻孙权，孙权请刘备回救荆州。刘备以孙权和他势同唇齿为借口，派使者请刘璋给予一万兵力及武器粮草，以便他援救孙权。刘璋对刘备不讨张鲁，却去援救孙权相当不满，只勉强答应给兵四千，武器粮草等也都只给刘备要求的一半。刘备借机激怒将士说我为刘璋征讨强敌，将士辛勤劳顿，无暇安宁；刘璋虽然资财积累丰富，对我们却如此吝啬，这怎么能让大家为他拼死作战呢？使军中上下都对刘璋产生了不满情绪。在成都的张松认为刘备真的要离开益州，赶紧给他写信说“今大事垂手可立，怎么就放弃而走呢？”不料此事被他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所告发。刘璋当即捕杀了张松，然后下令各守关将领不得放刘备通过。刘备闻讯大怒，果断诱杀了刘璋的白水军督杨怀、高沛，收编了白水军，接着与黄忠、卓膺率兵进驻涪城，准备继续南下进攻刘璋。 刘璋得到消息，慌忙派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迎击，结果连吃败仗，退守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刘璋又派李严总督绵竹诸军，准备反击，不料李严倒戈投降。至24年刘备兵势加强，于是分兵攻占附近诸县，最后将刘璋包围在雒城（今四川广汉西北）。与此同时，刘备下令留守荆州的诸葛亮火速领兵西上。诸葛亮留下关羽驻守荆州，自己立刻与张飞、赵云统兵入蜀。一路上，诸葛亮、张飞、赵云攻下巴东、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犍为（今四川彭山西）、巴西（今四川阆中）、德阳（今四川遂宁东南）。24年五月，刘备攻下雒城，刘璋逃至成都。刘备乘胜追击，在成都与诸葛亮的军队会师。当时，成都城内有三万精兵和可供一年支出的粮食布匹，不少人还想固守。但刘璋见大势已去，无心抵抗，便说我家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对老百姓无恩无德，已经让他们四处奔波，攻战三年了，我怎么能忍心再让他们为我受苦呢！于是在这年六月出降。刘备终于取得了益州。在此之前，马超前来投奔，刘备闻讯，特别高兴地说这下准能取得益州了。在庆祝胜利的酒宴上，刘备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直言不讳地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听后一时大怒，但转念细想，又觉得庞统说的不无道理。另外，他想到，夺取益州，只是统一大业的第一步，今后的历程很可能更艰难，不可盲目乐观。 占据益州后，刘备自称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依靠法正、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文臣武将，收拢了董和、黄权、李严等一部分刘璋旧部，初步具备了封建统治的规模。从此，刘备外出征战，诸葛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配合十分默契。 作为外来势力，刘备占领益州后，吸取刘璋的教训，一开始就注意搞好与当地“土著”以及刘璋旧部的关系，只要不公开反对他，就加以笼络和任用。黄权曾极力反对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入益州后，黄权还闭城坚守，直到刘璋投降后，他才投降。对这样的人，刘备也不计前嫌，加以任用。这样，刘备较好地调和了主客之间的矛盾，使他的统治得到初步的稳定。 刘备刚刚进入成都时，有人主张将成都内外的一些土地房屋分赐诸将，赵云提出反对意见说现在天下尚未平定，切不可追求安乐。益州百姓遭受了战争的祸害，我们应该把土地房屋归还给他们，使他们安居复业，我们也可以征调赋税徭役，满足财政军事的需要。刘备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考虑，很痛快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另外，攻破成都时，兵士将财宝钱物争抢一空，后来军用不足，刘备很是担忧。有个叫刘巴的建议说这不难，您只要铸造钱币，平抑物价，开展官市，就行了。刘备照他说的办了。不久，财政状况果然有了好转。 刘璋统治益州时，由于地方豪强和官僚们的专横自恣，侵夺百姓，不仅阶级矛盾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也因分赃不匀而矛盾重重。进入益州后，诸葛亮采取了“先理强，后理弱”的政策，来改变这种现状。“理强”即是限制、打击“专横自恣”的豪强官僚“理弱”即是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在刘备的下，诸葛亮厉行法治，对那些为非作歹以及敌视刘备集团的豪族官僚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有些人因此攻击诸葛亮刑法峻急，法正也写信劝诸葛亮说我们刚刚占据益州，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就施用权威，按主、客关系论，我们也应该多行点恩德，把刑罚、禁令放得宽一些，以示安慰。诸葛亮回信说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为了更有效地实行法治，诸葛亮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令、条例，后来的《蜀科》就是其中的一种。由于诸葛亮赏罚严明，刘备集团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统治秩序也进一步稳定。 荆州受挫，北据汉中建安二十年（25），刘备正准备向北进攻，扩大自己的统辖范围，孙权以刘备已经取得益州为理由，派人要求他归还荆州。荆州为刘备集团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是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的一份胜利果实，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借与还的问题，所以他自然不会轻易让给孙权，于是推辞说等我夺取了凉州，荆州自然归还给你。孙权大怒，认为刘备对荆州借而不还，太不讲信用，不加说明，就派吕蒙夺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地。刘备闻讯，急忙领兵五万来争。孙刘间的冲突眼看就要升级。正值此时，曹操打败张鲁，平定汉中，进而直接威胁巴、蜀。刘备权衡利害，不得已与孙权讲和，约定孙权统辖江夏、长沙、桂阳，刘备享有南郡、武陵、零陵三郡，然后迅速回防益州。这样，刘备虽然丢掉了一些地盘，却避免了与孙权的一场火并，得以腾出力量与曹操在汉中周旋。 荆州受挫后，夺取汉中，并把它作为对付曹操的军事据点，已成为刘备集团的一个战略目标。汉中周围群山环绕，中间是汉水盆地，土厚民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刘备如能占有汉中，进可以伺机出军中原，袭击曹操，退可以拥有雍州（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凉州（今甘肃张家川）。汉中本属益州，曹操从张鲁手中夺下汉中后，蜀中上下一日数十惊，刘备想用斩首示众的办法制止慌乱，都无济于事。当时曹操的谋臣刘晔劝曹操一鼓作气，灭掉蜀汉。曹操考虑到自己后方不稳，控制汉中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实际上，后来曹操控制汉中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建安二十三年（28），曹操以夏侯渊、张郃守汉中。刘备采纳谋臣法正的建议，让诸葛亮驻守成都，负责供应军需，自己率兵进攻汉中。二十四年（29），刘备在汉中西南的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与夏侯渊对阵，令老将黄忠出击，消灭了夏侯渊。曹操迅速率军从长安赶来，企图夺回失地，刘备自信地说曹操即便赶来也没用，我肯定夺下汉中了。刘备占据险要，任凭曹操多次挑战，始终不出兵交锋。日子一长，曹军开小差的日益增多，到这年夏天，曹操仍然一筹莫展，不得已撤军回了长安，刘备终于实现了占领汉中的目标。这年秋天，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留守汉中，自己迁至成都。 同年七月，关羽接到刘备命令，乘曹操汉中失利，东部又疲于淮南防御孙权的时机，对曹军占领的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发动了进攻。结果曹军大败，于禁、胡修、傅芳等曹军将军或者被俘、或者投降。关羽在荆州的节节胜利，吓得曹操准备迁都，也使孙权极度不安。在曹操的离间下，孙权放弃已经很脆弱的孙、刘联盟，派吕蒙袭取了关羽的后方公安、江陵，关羽弃樊城回救，兵败被杀，刘备失去了荆州。 第三节刘备称帝后的蜀汉刘备称帝，兵败猇亭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为了继承汉统，第二年，诸葛亮等人也请刘备称帝，刘备还想推脱，诸葛亮劝道“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尺寸之功耳。”认为刘备称帝既合理，又必要，刘备于是在这年四月正式称帝，国号汉，也叫蜀或蜀汉，定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同年五月，立刘禅为太子。章武元年（22）七月，刘备决定进攻孙权。赵云和其他一些文武大臣谏阻说，蜀国的当务之急是早图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曹魏，而不是讨伐孙权。吴蜀一旦交战，祸福难料。但刘备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下决心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 关羽是刘备的生死患难之交。关羽早年跟随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整日侍立护卫，不辞艰险。后来，他们又共同经历了四处奔波、寄人篱下的岁月。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前，刘备被曹操打败，关羽也被曹操捉去。曹操十分佩服关羽的为人，任命他做了偏将军，又封他为汉寿亭侯。关羽却始终不为所动，他说“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不久，关羽果然寻机逃回刘备身边。刘备、诸葛亮先后入蜀以后，关羽依然留守荆州，为保证刘备夺取益州作出了很大贡献。关羽突然被孙权杀死，刘备从感情上始终难以接受，所以他不可能不为关羽报仇。这一点连曹魏的刘晔都料到了，他说关羽与刘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死了，刘备不为他兴军报仇，怎么着也是说不过去的。另外，从当时刘备集团的利益看，刘备也确有攻击孙权，夺回荆州的必要。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的蓝图中，把占据荆州作为刘备能否完成帝业的重要条... 16 第二节从才人到皇后武则天是武士彠的次女，自幼聪慧，有才智。武士彠病故时，她才十二岁。不久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十四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后宫，充当才人。临行时，生母杨氏痛哭不已，她却安静如常，对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2进宫叩见太宗后，赐号“武媚”。高宗当太子时，经常到父皇宫中问安，受到武才人的殷勤接待，一见倾心。太宗逝世后，凡未生育的妃嫔均要出家为尼，武才人亦不例外，到长安感业寺落发。这时，高宗的王皇后多年没有生育，又对高宗宠爱萧淑妃深为不满。有一天，高宗到感业寺上香，遇见武才人，才人悲哀啼哭，高宗很受感动，回宫后心神不宁。王皇后探知情况，暗中派人把武才人接进宫来，侍奉高宗，图谋使萧淑妃失宠。武才人进宫之初，十分小心谨慎，千方百计取得王皇后的欢心，王皇后多次向高宗称誉她，因而进宫不久，便从才人晋升为昭仪。但武昭仪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在夺去萧淑妃的宠爱以后，便积极设计取代王皇后的地位。她利用王皇后性格稳重而倨傲，对上不肯奉承、对下又不体贴的弱点，用皇上赏赐的财物结交宫中内监女官，特别是对王皇后不满意的人，恩情更厚，让她们刺探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言语行动，有过失立即上报；但并未发现有重大过失。于是，武昭仪便采取诬告手段，诬告王皇后扼杀她的女儿，又诬王皇后同她的母亲柳夫人用巫术诅咒皇上，高宗信以为真，遂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等都认为王皇后没有重大过失，不应废黜，高宗不肯采纳他们的谏诤。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揣知高宗旨意，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面对反对、赞成两种不同意见，高宗犹豫不决。有一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1永徽六年（655），高宗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 2《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1《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第三节由干预政事到垂帘听政武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2，对政事很感兴趣，而且权势欲很强，不同于一般居深宫的后妃。她城府很深，真情很少外露，为了成就大事，能屈能伸，在未立为后时，尚能屈己待人，因此高宗误认为她日后能顺从自己，所以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立她为后。但到了地位巩固之后，她便逐渐干预政事，利用高宗庸懦无能，极力树立自己的威权，于是不久权势遂凌驾于高宗之上。高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1，想要伺机夺回失去的权力，一度产生了废黜武后之心。麟德元年（664），武后秘密召道士郭行真入宫施行巫术，宦官王伏胜向高宗报告，高宗大怒，派人把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秘密召进宫来，商议如何处置武后？上官仪以为武后跋扈专横，使天下臣民失望，莫如把她废黜，与高宗意见不谋而合，于是高宗命上官仪草拟废黜武后诏书。高宗身旁内监急忙告知武后，武后立即赶来申诉。高宗见武后突然来到，十分狼狈，既羞愧，又害怕，反而怕武后生气，安慰她说：“是皆上官仪教我！”2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不久，武后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伙同废太子李忠谋反，处以死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3。从此，朝廷政事，武后俱参与裁决。 上元元年（674），朝廷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当时天后虽是掌握实权，但仍居于后台地位。上元二年，高宗患风眩症，欲禅位于天后，“使摄知国政”，正式临朝称制。宰相郝处俊进谏说：“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1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和他的意见，高宗才作罢。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123《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上元二年。 第四节承前启后的武周政权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无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2。次年九月，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由太后临朝改制。天授元年（690）九月，太后宣布革命，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降唐帝为皇嗣，追尊武氏祖先为帝，立太庙于神都洛阳，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后来又先后改元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立为皇后之日与高宗共同执政时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五十余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武则天出身勋贵家庭，对于历代兴亡及政治得失颇有了解；又侍奉唐太宗多年，“贞观之治”对她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执政的五十年间不少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但有她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1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2。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第二，广开言路，注意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3。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4。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2《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1《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2《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 3《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4《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1长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2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3。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4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5“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6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1长寿元年（6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2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3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注意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123《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长安元年。 4高宗时追尊唐高祖为神尧皇帝，唐太宗为文武圣皇帝。 5《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6《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久视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2圣神皇指武则天。 3《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4，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1；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2。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3。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4。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5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6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1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2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3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4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4《资治通鉴》卷二○七。 12《资治通鉴》卷二○七。 3《新唐书》卷二○九《来俊臣传》。 4《新唐书》卷二○九《索元礼传》。 5《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6《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2岑长倩，武周时宰相，酷吏诬其谋反，被诛杀。 3《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四年。 4《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5。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1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2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3。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4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5。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1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2，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3；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4；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5《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永徽六年。 1《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3《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5《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1《大唐新语》卷八《文学》。 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据徐松《登科记考》：贞观二十三年中录取进士为二百零五人，武则天执政的五十余年共录取进士一千余人。 4《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5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1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第五，注意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维护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1，“泛延谠议，时礼正人”2，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3；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5《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1《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1《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4《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4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尽管如此，同她主要的治绩相比，还是功大于过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 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等。《宣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第十八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生活在唐高宗和武后初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唐代诗坛的佼佼者，号称“初唐四杰”。 第一节王勃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是隋末学者，著有《元经》、《中说》行于世，去世后谥为“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做过文职小官。王勃自幼聪明过人，六岁时就能作文章，构思敏捷，词情豪迈。九岁时他得到颜师古《〈汉书〉注》，便作《指瑕》，指出注中的错误。颜师古是颇负盛名的学者，王勃敢加以评论，表现了少年老成的不凡胆识。兄长王勔、王勮都很有才气，当时王福畤的友人杜易就称这兄弟三人为“王氏三珠树”。 麟德元年（664）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 他指陈朝政，主张“信赏而必罚，道德而齐礼”，提倡“重耕耘之务”，阐发了“德治”和“法治”并用的政治思想。虽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出自一少年书生之口，刘祥道深为赏识，称誉他为“神童”。刘祥道上表朝廷加以推荐，对策得高第，被任朝散郎，时王勃才十四岁。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写了《宸游东岳颂》，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上《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很有名声，召为沛府侍读兼修撰，他奉命撰写《平台秘略》10篇，沛王对他非常爱重。当时，诸王之间盛行一种斗鸡的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斗鸡文》，风传一时。此文为高宗得知，斥责其意在挑拨诸王的矛盾，禁止他入府。以后他漫游江汉，客居剑南，登山远望，睹物思古，并赋诗以抒怀。 咸亨元年（670）王勃到虢州，经友人推荐，被补为参军。这时他写了不少诗赋。但由于他耿介清高，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忌。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处隐藏起来。王勃担心被人发觉危及自己，于是杀曹达以灭口。结果事泄被告发，应判死刑，幸逢上元元年八月改元大赦，得免一死。他父亲时任雍州司户参军，因受其连累，贬职为交趾令。 上元三年（676）王勃再次前往交趾探望父亲。在渡南海时，不幸溺水，被人救起后，心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王勃寿命很短暂，但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成就，其诗文在唐代及以后有很大影响。《新唐书》本传说他“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1。这是很出名的文学典故。他的散文虽然承袭了汉魏六朝骈体文的文风，辞藻华美，却能推陈出新，写出前人未能道及的意境。王勃写《滕王阁序》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据《唐摭言》卷五载，显庆（656—660）年间，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曾在章江和广润门之间修建了一处滕王阁。后阎伯屿继职任洪州都督，上元三年（676）九月九日重阳那天在滕王阁上设宴。阎公让自己的女婿吴子章写好一篇宴滕王阁的文章，借此在众宾客面前夸耀女婿的才华。勃正往南方探望父亲，路过洪都，也被邀请参加。宴会开始，阎公故作姿态，拿出纸笔，遍请各位来宾作序，知情的宾客都推辞了。当阎公请到王勃时他一点也没有谦辞，接过纸笔满怀信心地写了起来。阎公因精心安排被打乱，非常生气。1《新唐书》卷二○一《王勃传》。 借口更衣离开了宴席。可是他不放心，遣人窥探王勃所撰之文，并一一汇报。起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听了沉吟不语。当听到再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阎公便矍然而起，感叹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1这篇有名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通称《滕王阁序》。这篇序文与六朝堆砌辞藻、晦涩难懂的骈文文风不同，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舟，下临无地”；“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等，描写了眼前自然景色和楼台殿阁的壮丽，极为简练优美又富有情趣。其中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最为精绝，成为千古名句。 王勃还在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表明自己仕途屡遭坎坷，但不甘自弃，仍要振作精神、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 王勃一生虽年未满三十岁，但著作不少，据统计，文章有数百篇，文集30卷，可惜多已亡佚，仅存40余篇。1王勃写诗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说：“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2他的作品使初唐的诗风为之一变，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而富有价值的五七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有《采莲曲》、《腾王阁》。如《滕王阁》写道：滕王高阁临汪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即景抒情，表现了物存人亡，岁月无情的感慨。其风格高昂，气势雄放，与六朝的浮靡诗风迥然不同。 王勃五言律诗写得尤有特色。如：《山中》写道：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王勃在长安时为去四川的友人杜某送别之作。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语言豪放，意境高雅，明白贴切，炉火纯青，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其他如《九日》、《咏风》、《别薛华》等也都很有特色。《全唐诗》收有王勃诗2卷，60余篇。还有杨炯所编并序的《王子安集》行于世。 1辛文房：《唐才子传》。 1万曼：《唐集叙录》。 2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第二节杨炯杨炯，华阴（今属陕西）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幼年时聪明好学，善于作诗文。显庆四年（659），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67）应制举，授校书郎，掌管校勘书籍之事。 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永隆二年（681）被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为崇文馆学士，后又改任詹事司直，掌太子东宫庶务。 武则天统治时期，杨炯由于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活动，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686）贬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任满后被选授为婺州盈川令。 天授元年（690）杨炯回到洛阳，在习艺馆任教。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杨炯擅长诗文，与王勃一样，恃才傲物，为人所嫉忌。他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骐麟楦”：“今假弄骐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言词极为尖刻，因而引起了一些朝官的忌恨。又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告诫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这一坦率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约在长寿二年（693）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时年约四十四岁。 初唐时人称王、杨、卢、骆为“四杰”，杨炯听后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有人觉得此言有理。如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认为“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1。杨炯有文集30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汸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10卷，有诗30余首，文40余篇。 杨炯善写五言律诗，《夜送赵纵》、《出塞》、《紫骝马》、《战城南》等都是名篇。如《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写边塞生活诗最富有特色，《从军行》为代表作：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1《旧唐书》卷一九○《杨炯传》。 这首诗描述了战事的紧急和边塞的激战场面。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诗人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志愿。全诗对仗工整，音韵合律，笔力苍劲，是杨炯的成功之作。 杨炯的文章，主要是赋、序、赞、碑铭等，用骈文写成。辞采华丽，文风与王勃接近。如《公卿以下冕服议》，《旧唐书》本传全文转录。此文旁征博引，论辩有力，为人所重。他所写的《王勃集序》谈文体的演变，痛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华而不实文风，指出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必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些言论对于唐初文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卢照邻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附近）人。生于贞观中期。自幼好学，十余岁跟随文字学家曹宪学《埤苍》、《尔雅》，又随学者王义方学经史等。所以有良好的文学素养。 永徽五年（654）卢照邻不及二十岁，被授任为邓王府典签。据《朝野佥载》所记，邓王李元裕府中“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邓王非常爱重他，对群官们说：“此郎，寡人相如也。” 卢照邻的一生很坎坷。早年因“横事被拘”坐过牢，并为“群小所使”，要予以加罪，后得友人援救，才得出狱。1乾封三年（668年）左右，卢照邻被任命为益州新都（今属四川）尉。此时期他心情是较低沉的，写的诗如《寄赠柳九陇》：“提琴一万里，负书三十年关山悲蜀道，花鸟忆秦川。”《赠益州群官》：“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都表现出他怀才不遇远客西蜀，孤独悲苦的心情。就在新都尉任上，不幸染上了风疾，病情很重。任满之后，不得不辞官。咸亨四年（673），他在长安养病，曾“伏枕十旬，闭门三月。”当时名医孙思邈正与他同住在光德坊的官舍里，他得以有机会向孙思逸请教医道，实际上他已得不治之症。后来，卢照邻由长安转居太白山。据《新唐书》本传所记，他在此“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移居东龙门山。此时他的家境每况愈下。为了给他治病，他的母亲和兄长不惜破产以供医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拮据，过着“布衣藜羹”的艰苦生活。由朋友韦方质、范履冰等不时供给他衣、药。可是病情严重恶化，一手残废，两脚**，行动艰难，他在《释疾文》中自述：“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2他仍以坚强毅力克服疾病的折磨，常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遭腐刑而著《史记》的精神激励自己，先后写出《释疾文》、《五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写法上“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3。 后来卢照邻全身瘫痪了，他在难堪的疾病长期折磨中极度绝望。约在调露二年（680年）前后，自沉颍水而死，结束了悲惨的生涯。 卢照邻的作品，今存有《幽忧子集》7卷，其中诗有90余首，文有20余篇。他以七言歌行成就最高。前期作品以《长安古意》为其代表作。 诗中以托古讽今的手法揭露了唐代京城长安上层社会的骄奢**逸生活和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诗的前半部分铺陈长安的繁华景象，并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指出其好景不长：节候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后四句则以穷愁著书的汉代学者扬雄自况：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与前四句描写长安繁华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表达了诗人有着迥然1卢照邻：《穷鱼赋并序》。 2卢照邻：《释疾文》。 3《旧唐书》卷一九○《卢照邻传》。 不同的生活情趣。全诗文笔纵横奔放，结构条理有致，善用排比铺陈。这首诗虽然在词句上没有完全摆脱六朝宫体诗的遗风，但在初唐前期七言古诗中是很少见的，它对歌行体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骆宾王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生于贞观十一年（637）前后。父亲骆履元，曾为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南）令。幼时天资聪明，喜欢读书，七岁就能写诗。有一次在池边戏水，看到群鹅游于水中，便随口而咏成《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因此被人誉为“神童”。 骆宾王从小随父到博昌。后父亲病故在任上，他随母亲迁居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过着“糟糠不赡”、“箪食无资”的艰苦生活。后又流落在京、洛一带。 龙朔元年（661），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663）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自叙所能。他在《自叙状》中却自持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推荐。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乾封元年（670），吐蕃东犯，骆宾王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写了许多边塞诗。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和自己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壮志。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加过姚州道大总督李义征讨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在蜀中宦游多年，曾任武功主簿。 上元三年（670）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四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进行征伐。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婉辞，后调任明堂县主簿。有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以豪放的语言描绘了长安的繁华壮丽，“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又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生活作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娼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对这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发出警告，要他们知道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情趣迥异，它吸收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也较巧妙，是一篇为人所重视的作品，所以《旧唐书》说“当时以为绝唱”。 仪凤三年（678），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为朝官侍御史。当时正值武则天以“天后”掌政，制定告密法。由于骆宾王多次上疏讽谏言语不慎，被御史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申诉了自己的冤屈，并流露忧国之情。其中《狱中咏蝉》最为人所传诵：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诗中以蝉自喻，托物寄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含蓄地表达了周围的政治气氛和自己的不得志。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深沉有力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又难以诉说的强烈感慨。此诗以蝉自喻，情与物融为一体。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名作。 仪凤四年（679）唐高宗主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大赦天下，骆宾王获释出狱。他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叙述自己的坎坷遭遇。随后北赴幽燕，被裴行俭招为幕府，出征突厥。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即在此时所写：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与此同时还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蒲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6s0）骆宾王被授为临海（今浙江天台）丞。他到临海后，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684）骆宾王来到扬州。当时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处境有某些相近之处，逐渐结合成为政治上的伙伴。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在光宅元年（684）九月于扬州起兵，领扬州大都督，讨伐武则天。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任艺文令。有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由骆宾王起草的。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期郁积在胸中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对武氏统治不满的心声。檄文言辞激烈，有很强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全篇采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只是微笑而已。可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谁为之？”当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她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1可见武则无也不得不佩服骆宾王的文才。 武则天派遣了三十万大军镇压徐敬业。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关于骆宾王在兵败后的下落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据孟棨的《本事诗·征异》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总之，骆宾王的一生是非常坎坷，以悲剧告终的。 1辛文房：《唐才子传》。 第十九章陈子昂上书论政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少年时，喜好射猎、赌博，十八岁时痛改前非，发愤读书。数年之间，遂以擅长诗文著称。京兆府司功王适看到他所作《感遇诗》三十八首，非常叹赏，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1，由此远近知名。 唐睿宗文明年间（684），陈子昂自蜀进京，考举进士。此时唐高宗已病逝洛阳，朝廷下令驻东都大军和文武百官护送灵柩回长安安葬。陈子昂上书进谏，指出关中地区频遭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如护灵柩回京，不仅沿途骚扰百姓，供应困难；修筑陵墓要征发徭役，必将耽误农业生产，一旦民不堪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都是令人忧惧的。洛阳乃形胜之地，莫如就地安葬，何必舍近求远。武则天读奏章后，虽未采纳他的建议，但见其文采词藻，叹为“奇才”，在金华殿召见了他。他貌不出众，应对敏捷，慷慨陈词，武后擢升其为麟台正字。 垂拱元年（685），武则天下诏策问群臣“调无气当以何道？”就是如何燮理阴阳，调和元气以达到太平。陈子昂上书劝“兴明堂”、“立太学”，认为乃是调元气致太平的根本。因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1。 武则天阅览奏章后，觉得太迂阔，未加采纳，但仍召见他，赐以笔札，命其在中书省对时政最关紧要问题“条上科害”。陈子昂对三个问题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是在全国九道派遣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即考核官吏和视察民间疾苦。他认为派遣大使出巡是非常必要的，人选要派有德有才的充任；如果不得其人。则足以祸国殃民，莫如不派。 二是任用州县刺史、县令人选必须慎重。州县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如任人不当，必然祸国殃民，这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 三是偃武修文，与民休养生息以平息危机。他认为当时崇尚武功，人民兵役劳役负担过重，易出危机，因而提出“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疲民”。只有这种安民政策，才可能防止危机。 这时，吐蕃贵族开始进扰西北。陈子昂上书指出：河西乃中原通向西北的咽喉之地，必须驻重兵固守，欲固守河西，又必须广开屯田。 当武则天听信将相建议，准备从蜀地开辟山道，由雅州（今四川雅安） 西出攻占生羌地区，然后由此袭击吐蕃。陈子昂又上书举出七验（即七条理由）来谏止。武则天又召见他，“使论为政之要”，但禁止援引古事，必须针对当时政事上不便之处陈述意见。陈子昂乃上奏八条：一是措刑。认为“刑急网密，非为政之要”。二是官人。认为“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三是知贤，四是去疑，五是招谏，六是劝赏，七是息兵，八是安宗子。此次书奏以后，不久被调任右卫胄曹参军。 陈子昂这些谏书奏章，所述内容除兴明堂、立太学议沿袭儒家旧说较迂1《旧唐书》卷一○五《陈子昂传》。 1《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腐外，其他大多议论时政、军事的得失，并提出建议，是颇有识见的，说明他很有才识，故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多次予以召见。但他在评论时政得失时，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势必触犯一些有权势者，武则天也不会高兴的，因而这些建议没有完全被采纳。《新唐书》本传说他“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诸■切，故奏闻辄罢”。可见他的性格倔强正直。 忧愤而死陈子昂对武周革命抱积极赞扬的态度，曾作《周受命颂》上呈武则天；但对权势显赫的武氏贵族并不阿谀奉承。武则天的侄儿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有一些知名人士作他的幕僚，陈子昂被荐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规劝说：战局的安危成败在此一举，决不能草率从事。凡是行军必须法令严明，选拔可靠的人担任将领，以防发生叛变。久驻边境，停留不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对陈子昂的直言，认为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而谢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迁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 武周圣历元年（698），陈子昂因父老病上表请辞还乡。朝廷下诏准许他保留官职回乡供养。不久父病逝，他在墓旁设庐舍服丧，每逢哀思痛哭，闻者无不下泪。射洪县令段简是个赃官，他听说陈家是县中首富，图谋勒索大笔钱财，陈子昂家属送了二十万缗尚嫌少，借口把陈子昂加罪入狱。陈子昂忧愤而死，终年四十二岁。临终前他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但朝廷始终不过问。直到代宗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梓州为陈子昂立旌德碑，表彰他在振兴文学上的重大贡献。 “海内文宗” 从初唐到中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期。唐初，继承南北朝时代骈体文、宫体诗的遗风，追求雕词琢句的形式美，内容却空虚贫乏，陈子昂反对这种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他在《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1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尽五百年矣”，必须改变魏晋南北朝以来“采繁竞丽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发扬《诗经》风雅颂和西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才能使文学振兴起来。他在创作中就是贯穿了“诗以言志”，文必达意古雅的新文风。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感遇诗》38首就是这样。《新唐书》本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在他的倡导下，文体文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唐诗和古文兴起的新局面，陈子昂是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先驱人物。唐代人王适称他为“海内文宗”，是当之无愧的。 1《陈子昂集》卷一。 第二十章唐玄宗附杨贵妃第一节少年时代唐玄宗（685—762），名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此时正是唐朝宫闱多事之秋。在他降临世间的前一年，他的祖母武则天与宰臣裴炎把他的伯父中宗废为庐陵王，其父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名为大唐国主，年富力强，却只能居于别殿，不许听政。而武则天年逾花甲，仍临朝称制，军国政事由她专断。武则天在镇压徐敬业起兵之后，兴告密之风，冤狱迭起，唐宗室及朝臣中的反对派不少人受到迫害。史称“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1。 李隆基三岁时被封为楚王。六岁时，武则天正式废唐改周。睿宗被降为皇嗣，仍回东宫。天授二年（691）初，年仅七岁的楚王开始出阁，建置官属。这年八月，因为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谒见皇嗣，武则天知道后，杀死二人，并严令禁止睿宗接见公卿大臣，玄宗兄弟与二伯父李贤的三个儿子再次入阁，“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1。长寿二年（693）腊月，玄宗被改封为临淄王。这一年，其母亲窦妃被户婢团儿诬谄为“厌蛊咒诅”，在正月初二朝后，与刘妃一起被秘密地杀死于宫中，不知埋在何处。这年八月，其父也被诬告有“异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理，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大义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才躲过了这场灾难。2李隆基在宫中被幽闭了七年之久。圣历二年（699）他十四岁时，才与诸兄弟再次出阁。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经大臣狄仁杰等人的规谏，放弃立武承嗣为太子之念，李显被接回洛阳，仍被立为太子，皇嗣被封为相王。长安年间（701—704），李隆基先在亲卫府任右卫郎将，后任尚辇奉御，负责掌管皇帝的内外闲厩马匹。在此期间，以张柬之为首的朝臣进行政变，杀死了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迫使她让位于中宗。弱冠之年的李隆基目睹了这场政变。 1《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按，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改用周正，以夏正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故李隆基改封临淄王实为692年十二月，其母被杀在692年十一月，其父被诬实为693年一月。 第二节从平王到初登大宝唐中宗复位，皇族子孙也得以“量叙官爵”。李隆基擢任卫尉少卿。不久兼任潞州别驾，主管一州军事。潞州治所上党（今山西长治），地连太行山脉。在兼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机会接触社会。他有一首诗《早登太行山中言志》：“野老茅为屋，樵人薛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1反映了他有敦化风俗，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意向。 唐中宗软弱无能，只知享乐游玩。韦皇后乘机掌握大权，重用武三思。 专掌制诰的上官昭容与之相呼应。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恃宠骄恣，野心勃勃，欲做皇太女。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除异己，与武三思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这个集团先是夺取了张柬之等“五王”的实权，继而又以各种借口把他们贬到地方并加以杀害。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矫诏发羽林军欲诛灭韦武集团，未能成功。事后，他们声称相王等也参与了此事，欲将他置之死地，赖大臣极力辩护而得以保全。 对于韦武集团篡夺皇位的阴谋，李隆基早已察觉。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他回京城参加郊祀，感到皇室又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决定留在京城，准备应变。他暗结万骑果毅葛思顺等人，以争取羽林军，成为决胜的力量。景云元年（710）六月，当韦皇后一伙毒死中宗时，他果断发动了宫廷政变，把韦武集团一网打尽。事后，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因安定社稷之功被封“平王”。 诛灭韦武集团，拥戴父王复位，平王在朝廷中骤然提高了政治地位，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因此，在确立皇太子时，身为嫡长的宋王成器一再声称“时平则嫡长，困难则归有功”，哭着恳让与平王李隆基。宰相刘幽求更是直言不讳：“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1在大臣们的拥戴下，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平王就做了皇太子。 平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很快形成了一个辅弼班子：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兼太子左庶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兼太子右庶子，侍中韦安石为太子少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为太子少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任太子侍读。皇太子政治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姑母太平公主的不安。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沉敏多谋略”，有政治野心，他曾参与推倒韦武集团的宫廷政变，为恢复睿宗帝位出过力，因此睿宗对她有言必从。每逢宰相议事，睿宗必先问：“与太平议否？”然后才问：“与三郎（李隆基）议否？”起初，太平公主以为李隆基年少，不放在眼里。立为皇太子后，又见他手下有一批得力的人，成为她干预朝政的障碍。她一方面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太子非长，不当主”，借以挑拨离间太子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拉拢朝臣，排除异己。景云二年（711）正月，她竟把宰相邀截到宣政殿光范门内，明目张胆地劝宰相更易太子，遭到宋璟的严词拒绝，阴谋才未能得逞。太平公主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演愈烈，睿宗对此感到不安。二月间，他听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更1《全唐诗》卷三。 1《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加感到局势严峻，遂颁下诏书，命太子监国。延和元年（712）七月，又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正式下制传位李隆基，改元“先天”。但在太平公主的劝说下，退为太上皇的睿宗仍“自总大政”2。 太平公主的阴谋活动仍在加紧进行。她利用玄宗虽即帝位却未能全面掌握国政之机，逐步排斥异己，尽力安插亲信。开元元年（713）六月，在朝廷中她占了优势：“太平公主依太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1太平公主公然提出要废掉玄宗，因遭陆象先反对而未遂。后又密谋定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 玄宗获悉后，决定先发制人，七月三日率羽林军袭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讯仓皇逃入南山，后被赐死。太上皇睿宗遂退居百福殿，“高居无为”。至此，朝廷军国大政才真正转移到玄宗手里。 2《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先天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第三节除旧布新，开元之治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14）六、七月间，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1。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开元三年（71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1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2。这样，1《资治远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1《唐会要》卷八一。 2《通典》卷十九。 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1。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2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3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4。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1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发展经济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1《樊川文集》卷十二。 2《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3《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1《全唐文》卷二七。 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2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1），玄宗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人无遗力”1。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己卑。”2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监。3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4。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八屯之多。5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兴文治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2《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1《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 2《全唐诗》卷三。 3《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 4《大唐六典》卷七。 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1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2。因此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3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撰成上奏1，凡书48169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2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3开元九年（721），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 17 正月，他又攻陷凉州的治所武威城。消息传来，司马炎坐卧不宁，对臣下叹气说你们有谁能为我讨平西方啊？宫内宿卫官司马督马隆毛遂自荐，当即被拜为武威太守、讨虏护军。马隆要求自己募兵，自己挑选武器，司马炎满足了他的要求。当年十一月，马隆带领三千五百名募兵渡过温水，与秃发树机能的几万人大军展开激战。由于马隆士兵剽悍，武器精良，他本人又足智多谋，结果连战连胜，不但收复武威，还迫降一部分附属于秃发的河西鲜卑。十二月，秃发树机能被马隆击溃后，不幸为下属所杀。轰轰烈烈的河西鲜卑人的反晋斗争遂告失败。 完成一统大业太康元年（280）年初，南下灭吴的晋军所向披靡。杜预攻克江陵，横扫沅、湘、交、广诸州，王浑渡过横江，胡奋拿下江安。王濬率领的水师连破吴人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椎，捣毁沿江险关隘口，先与胡奋、王戎等军陷落夏口、武昌，继而长驱东进，直指建邺。与此同时，王浑的大军也到达了江北。 孙皓派出的军队皆被晋军击败，丞相张悌等人战死。这年三月，王濬以水军八万、方舟百里，鼓噪攻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无计可施，面缚舆榇，向晋军投降。至此，东吴亡国，三国鼎立后的吴、晋两国对峙的局面结束，全国重归一统。 孙皓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举朝庆贺。司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当年为经营平吴战争耗尽心血，不由得潸然泪下，说道“这都是羊祜的功绩啊！”南下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远离前线的主帅贾充却上表称东吴不易平定，要求司马炎班师回朝，还咬牙切齿地要求将张华腰斩。荀勖也随声附合。就在这时，平吴的捷报进京，贾充丑态毕露。司马炎丝毫没有责怪贾充的意思，反而极力宽抚。 平吴后，司马炎为稳定新征服地区的人心，把孙皓封为归命侯，赏赐大量的衣物、车乘、钱谷，还安排了一些随降的吴国朝臣和大族为官。对于北渡的吴国将吏和百姓，他分别给予免除赋役十年或二十年的优待。 在对平吴功臣进行封赏的时候，司马炎遇到了难题王濬和王浑为争功而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按说，王濬平吴有首功应该重赏。但是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大，党羽多，儿子又是司马炎的女婿。他们极力争吵，在封赏中占据了上峰，王浑被封为公，王濬却被封为侯。一些朝臣为王濬功高赏薄鸣不平，司马炎为平息众怒，又回过头来给王濬升官加赏，搞得十分狼狈。而那个灭吴的阻力贾充却平白得到增封食邑八千户的赏赐。 太康元年，司马炎将全国的版图划成为十九个州，州之下共设郡、国一百七十三个。政府所统领的在籍人口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 这一年，司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规定，刺史只作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司马炎说，这是对汉末州刺史既统政事，又掌军权的弊病进行改革，用意在于维护“天下为一”，防止重新出现“四海分崩”的局面。在州郡去兵的同时，他规定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以维持地方治安。后人批评司马炎的这一措施与造成“永宁（30）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资治通鉴》卷八一）的结果，有一定的关系。 颁行占田荫客制平吴之后，司马炎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占田和课田、户调的制度。法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还规定，课田五十亩，收田租四斛。“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晋书·食货志》）。边远郡县只交户调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不课田，每户交三斛，再远的交五斗，名曰义米；极远的交钱二十八文叫作算钱。户调为賨布一匹，远地可减至一丈。上述规定只是个平均数，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贫富分为九等，根据户等收税，即所谓九品相通。 司马炎实施这一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限定最高占田数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并土地。二是通过规定课田的最低限额，占田农民根据固定的课田数而交纳固定的课田租税，又使封建国家的租税收入得以保证。 这一制度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当时，占田数是农民向政府办理土地登记时的最高限额，至于农民是否能够占有规定的足额土地，政府并不过问，而政府却要求农民必须按足额的课田提供田租。西晋的田租比曹魏时期的亩税额加重一倍，户调则增加了二分之一。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因不堪政府剥削，而流入私门，成为豪强士族的依附民。 在颁行上述制度的同时，司马炎又规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的种种特权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按官品递减五顷直到九品官占田为十顷；并按官品的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晋书·食货志》）。这些被荫占的人口，只附属于大户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担负国家的租税赋役，只同主人保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主人的剥削和奴役。 这一规定保证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占田和荫客尚未达到规定数额的人可以借此补足。这是封建国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荫占人口的权力，是地主国家对地主分子在人口问题上的重大让步。这一规定也是对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制，它反映了西晋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激烈争夺。但是士族官僚们并不把司马炎的限令放在眼里，在合法占有之外，还往往通过兼并和私自侵夺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象司徒王戎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强弩将军庞宗有田二百余顷；历任方镇的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田宅无数，仅某一处田庄就有地十顷。宗室司马睦在封国招诱逃亡人口，私占人口达七百余户。 奢侈荒**，世风日下司马炎出身于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从小习于安乐，贪恋奢华。称帝之初，他极力矫情伪饰，一俟统治巩固，骄**的本性便按耐不住。泰始九年（273）他下诏采择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备后宫，并禁断人间婚嫁。到平吴之后，全国统一，天下安定，司马炎遂变本加厉起来。他“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晋书·武帝纪》），生活极端腐化。孙皓投降，东吴后宫五千粉黛尽归洛阳，西晋后宫的女子则达万人之多。司马炎不知宿在何宫为好，于是他乘坐羊车，由羊任意而行，停在哪里，就宿在哪里。一些希望得宠的宫嫔，在宫前放上羊喜爱吃的竹叶和盐，诱使羊车停在自己那里。后来宫嫔们互相模仿，羊也不知所向了。 皇帝纵情**乐，臣下们也敢胡作非为，西晋统治阶层的奢侈荒**称著于史。太傅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晋书·何曾传》）。何曾每天膳食用钱一万，还说没有下筷子的菜。他的儿子何劭衣裘服玩无数，每天的饭钱比老子多一倍。司马炎的舅父后将军王恺同散骑常侍石崇竞相夸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恺用紫丝绫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彩织锦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恺摆出司马炎赐给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珊瑚打碎，拿出六、七个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选。石崇的后房百数，膳食穷尽水陆珍奇。厕所挂满锦帐，有手持香囊的侍女在一旁侍候。石崇请客用美女劝酒，客人不饮，当场就把劝酒的美女杀死。司马炎的女婿王济用铜钱堆成短墙，用人乳喂猪、人乳蒸肉，还自称是掌握了烹调的秘方。真是丑恶透顶。 也有一些正直的臣下对此不满。太康三年（282）车骑将军傅咸上书猛烈抨击上层社会崇尚奢华的风气，要求司马炎对此加以限制。他指出，粮食布匹，来之不易，如果不知节俭，就会造成物质财富的匮乏。奢侈浪费对于社会的危害比天灾还要厉害。傅咸认为，要想让人们祟尚节俭，必须指斥奢侈，如果不指斥奢侈反而加以推尚，那么浪费起来就没有止境了。实际上，傅玄是在委婉地对司马炎提出批评。 不过，由于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太康年间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太康三年国家统计的户籍总数为三百七十七万户，比平吴之初增加一百余万户，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隐漏浮逃人户，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据史书记载，太康初年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主要应归结于劳动人民辛勤努力的结果。 立嗣风波太康三年年底，司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职务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调至青州担任都督。在司马昭的生前，司马攸曾是与司马炎争夺晋王世子的对手。到这时，他又成了司马炎要将皇位传给太子的障碍。 原来，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近于白痴的低能儿。他除享乐之外，什么事也不懂，闹出的笑话很多。有一次，司马衷游华林园，听到蛤蟆叫，问左右侍者说“这个叫唤的东西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后来听到天下发生灾荒，百姓饿死不少，他竟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呀？”对于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颇以为忧。尚书令卫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马炎注意，太子不堪为嗣。尚书张华博学多识，名重一时，被人们推崇为有三公之才，司马炎对他也很器重。司马炎曾偶然问起他对继承人问题的看法，张华如实回答说“如论才干、德望和亲缘关系，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人了。”朝臣们的这些意见，使司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东宫交由司马衷处理。太子妃贾南风是有野心的女人，当然不甘心权力易手。她忙托人代作答案，并由太子亲手誊写清楚，然后再交给皇帝。司马炎以此作为证据来堵卫瓘的嘴。他还把张华调离朝廷，打发到幽州去了。 而那个司马攸也确实为争取到继承皇位的资格煞费苦心。按照规定，王国吏属的衣食皆由国家供给，司马攸却上表称租秩足用，不必由御府开支。他还把租税收入分给部属和士卒，遇到水旱灾荒，又用粮食赈贷王国的饥民，到丰年归还时只收原数额的十分之八。对于军国大计，无论是上表，还是当面议论，司马攸都作得十分得体，因此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拥戴。他们希望接替司马炎皇位的是司马攸，而不是那位白痴太子。 司马炎嫉恨司马攸的才干与威望。对于司马炎想传位于子的意思摸得很清楚的荀勖和冯紞，乘机挑拨说“群臣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很难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让齐王外出，必然举朝反对。”果然，司马炎调司马攸去青州的诏书一下，许多大臣纷纷上表谏阻。司马炎又气又恼，贬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婿王济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将几个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亏尚书夏侯骏等人出面辩驳，才免去他们一死。 太康四年（283）三月，司马炎催促司马攸立即启程。司马攸愤怒成疾，乞求宽限日期。司马炎派去御医察看病情。御医谎称齐王无病，于是司马炎再次下诏催促。弄得司马攸只好带病辞行，结果加重病情，呕血而亡。司马炎这才知道齐王不是装病。他用惩办几个御医的办法，以塞罪责。司马炎极力排斥司马攸，用自欺欺人的办法巩固司马衷的地位，这就为其死后，司马衷尸居其位，无力控制政局，引起天下大乱而埋下了祸根。 无法收拾的身后事太康五年（284），尚书左仆射刘毅上书反对司马炎选官用人的标准，要求废止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代汉时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实施的一种选官制度。由于负责品定人物的各级中正职务逐渐为大族名士所控制，这一制度遂成为士族操纵选举的有力工具。司马炎受禅后，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时，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选官论品的唯一标准。各级中正在定品之前，只看对象的籍贯和门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门第的高低，其中尤为重视的是“当代轩冕”，而不是“冢中枯骨”，所以西晋朝廷的重要官职，几乎为功臣勋贵及其子弟所垄断，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刘毅将九品中正制归纳出八种弊病。指出，它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虚作伪，营私舞弊。“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由于中正公然接受贿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绩于官而获高叙”，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没，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在此之前，段灼也曾上表指斥九品中正制阻塞有才能的人入仕之路。当时，赞同刘毅建议的大臣还有卫瓘、李重等人。司马炎虽然肯定他们的意见，以上引文出自《晋书·刘毅传》。 但是由于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已成为西晋的既定国策，他自然不会因此废除这一被士族视为身家性命的制度。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是匈奴屠各族人，自称为匈奴南单于的嫡系。东汉末年，很多匈奴人入居今甘肃、陕西、内蒙和山西一带。曹魏分匈奴为五部，以酋长为部帅，其中以北部匈奴力量最强。司马炎代魏后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共领匈奴三万余落，分别居住在山西的中部地区，人数达几十万以上。刘渊在其父刘豹死后，已自代为左部帅，司马炎的任命使刘渊的职务正式得到西晋政府的认可。 也是在这一年，司马炎下诏拜慕容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为东部鲜卑慕容人的酋长。魏初慕容人进入辽西，到西晋时又迁至辽东郡北，后被宇文部和段部所逼，遂南迁到徒河青山（今辽宁义县）一带。 魏晋时期，除匈奴屠各族、鲜卑慕容部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陆续迁徙到内地，旧史上把他们归纳为“五胡”，即主要是鲜卑、匈奴、羯、氐、羌。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东北、西北一带，特别是在关中、并州等地，早已形成胡汉杂居的局面。汉族地主强迫少数民族为他们充当田客，甚至掠为奴婢，封建政府则常征调少数民族的骑兵，为他们去打仗。由于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和奴役，内迁的少数民族常常反抗。 早在泰始年间，西晋统治营垒中就有人提出要把内迁的少数民族徙回原地。由于这一建议既很难办到，又要使统治者丧失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力来源，所以司马炎没有采纳。但是他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却毫无措施，致使死后不久，内迁的少数民族人民不堪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痛苦，终于起而反抗。而少数民族中的野心家又把这一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到处抢掠，野蛮烧杀，使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纷扰割据之中。刘渊、慕容廆都是那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人物。 太康十年（289），司马炎刚刚五十四岁，由于极意声色，身体已经完全垮掉了。当年年底，他的病势转重，不能起床。控制朝政的大臣杨骏以此为借口，禁止百官与司马炎见面。杨骏是司马炎继后杨氏的父亲，出身于弘农大族。他专权好利，与其弟杨珧、杨济权势熏灼，有“三杨”之称。杨骏害怕司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马亮，影响他擅权，遂极力鼓动病重的司马炎答应把司马亮调至豫州。 太熙元年（290）三月，司马炎气息奄奄，整日处于昏迷状态。杨骏乘机将皇帝左右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当司马炎偶而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杨骏弄鬼，十分生气，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马亮参与辅政。但是诏书被杨骏扣押，不为外人所知。不久，皇后杨氏假借司马炎的旨意发布以杨骏独自输政的诏书，并催促司马亮上路。 四月，司马炎病死。临死前，他还在打听“汝南王来了没有？” 司马炎死后，其子司马衷即位，这就是晋惠帝。杨骏开始以太傅、太尉、大都督、侍中、录尚书事诸职总揽朝政。但是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将杨骏杀死。此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成了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建兴四年（3），刘渊的侄子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末代皇帝司马邺，西晋亡国。时距司马炎之死，只有二十五年。 第二节张华张华（23—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县）人，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父张平，曹魏渔阳郡太守。张华年幼丧父，家境清寒，孤贫无以自立，不得不为人牧羊为生。他并未因此自甘暴弃，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谨，博览群书，故“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恪守封建道德礼法，为人豁达，“勇于赴义，笃于周急”，“造次必以礼度”。他气质深沉，“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彭城刘讷有“人伦鉴识”，曾见张华而感叹说“张茂先我所不解。”（《晋书·刘隗传》）。 以才华而被擢用曹魏后期，张华仍居乡未仕。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同时，他目睹了在曹马斗争中荣辱不定、诛黜无常的政治现状，又受到广为流传的玄学思想的影响，难免产生出愤世嫉俗的情绪。他遂著《鹪鹩赋》以自寄，通过对鸟类的褒贬，抒发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在赋中，他感叹雕鹖（鹖古书中一种善斗的鸟）、鹄鹭（鹄天鹅）、鹍鸡（类似鹤的一种鸟），“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苍鹰鸷而受绁，鹦鹉慧而入笼”，“鹫（雕）鹗（鱼鹰）鹍鸿，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其原因就在于“有用于人也”，“惟体大妨物，体瓖足玮也”。对比之下，他赞誉“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色浅体陋，不为人用”的小鸟鹪鹩（又名巧妇鸟），认为它虽“无玄黄以自贵，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却所求甚少，“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所以鹪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处世之道却是很明智的。《鹪鹩赋》既是对玄学处世哲学的形象阐述，也是张华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赞誉“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的鹪鹩的同时，抨击了“怀宝以贾害”，“饰表以招累”，“诱慕于世伪”的社会风尚，揭露了声称任自然的门阀世族的虚伪面目。他提倡“飞不飘飏，翔不翕习”，反对浮华交游；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的简朴生活方式，反对奢侈纵欲，恣意享乐的生活观；主张“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委命顺理，与物无患”，反对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所以，张华的“任自然以为资”，与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尽情享乐的腐朽哲学观，是有本质区别的。 《鹪鹩赋》问世后，引起很大反响。名士陈留阮籍看过之后，赞扬张华可谓“王佐之才也！”张华由此声名鹊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书卢钦见到张华后，十分器重他。同乡大族曹魏左光禄大夫、方城县侯刘放“亦夸其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张华。 张华在二十五岁左右时，被范阳郡太守鲜于嗣推荐为太常博士。吏部尚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张华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见《文选》卷十三。 书卢钦在辅政的司马昭面前对张华备加推崇，张华又转为佐著作郎，参与编撰国史。不久，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他才识过人，思维敏捷，“朝议表奏，多见施用”，深得司马昭赏识，遂正式任命他为中书郎。 晋武帝禅代曹魏，转张华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张华接近皇帝，位居要冲，具有相当大的实权。他习于吏事，“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他史识渊博，“善谈史汉”（《晋书·王戎传》），谙通封建典章制度。晋武帝曾问他汉代宫室制度和建章宫的千门万户，张华“应对如流，听者忘返。画地如图，左右属日”，使人大有亲临其境之感；他博通礼乐制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泰始五年（29），晋武帝修定礼乐，命张华与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等人创作正旦行礼、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共十三篇，张华一人即写了《冬至初岁大会歌》、《宴会歌》、《命将出征歌》、《劳还师歌》、《宗亲会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诗歌采用四言或五言诗的形式，内容主要是盛誉司马氏功德、粉饰西晋太平盛世，宣扬皇道德教，虽音韵逗留曲折，诗句庄重典雅，但与《鹩鹪赋》相比，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语。 但张华也创作出一些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他著《博物志》十篇。《博物志》闻见甚广，取材宏富，是张华渊博的知识、剪裁取舍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坚实的文学功底的集大成。只是《博物志》中因多载怪异，而在某些方面不那么切实可信。他还创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诗，流传至今的虽寥寥可数，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负。在《杂诗》一首中，他慨叹“晷度随天运，四时互相承”，遂“伏枕终遥昔”，回顾了历代兴衰隆替的历史，不由得“永思虑崇替，慨然独抚膺。”一个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憧憬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的政治家的形象，跃然纸上（《文选》卷二九）。在《情诗》二首（《文选》卷二九）中，张华用苍凉苦楚的伤感笔调，表达了与佳人离别后的闲愁哀怨的心情。“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不曾远离别，安知慕俦侣”等佳句，虽只是个人悲欢离合的抒发，却反映了他对爱情忠贞不贰的信念和情操。 张华所著的四言诗《励志诗》（《文选》卷一九）气宇不凡，颇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诗文带有一定的老庄思想色彩，同时又仍以儒家思想作为最高的行动准则。它对仗工整，又不枯燥无味；它引经据典，却不流于晦涩。诗文一开头的“大仪斡天，天回地游，四气鳞次，寒暑环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几句，即让人感到“逝者如斯，曾无日夜”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这种“日与月与，茬苒代谢”的形势下该如何立身处世呢？他的回答是“嗟尔庶士，胡宁自舍”，应以儒家经典作为座右铭，即“先民有作，贻我高矩”；用玄学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荡，栖志浮云。”他告诫人们不要“放心纵逸”，而是要像耕耘南亩一样去修身修德，“力来既勤，必有丰殷”。他用“水积成渊”、“土积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川广自源，**在始，累微以著，事物之理，纆牵之长，实累千里”等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只有矢志不渝，才能达到理想境界的辩证关系。他勉励人们要戒骄戒躁，做到“山不让尘，川不辞盈”，用“若金受砺”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进德修业”，“以隆德声”，实现“复礼终朝，天下归仁”的政治抱负。《励志诗》是张华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完全成熟的标志。儒玄并用，以儒为主，是张华世界观的基础和核心。 在这种十分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张华在从政过程中披肝沥胆，政绩突出，不仅深受晋武帝赏识，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评，时人比之为子产。不久，四十岁左右的张华就被擢为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成为西晋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 平吴立功张华在任中书令期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促成并制定了伐吴大计，从而加快了南北统一的步伐。 咸宁初年（275），距西晋代魏已有十年，距灭蜀亦时逾十二载。时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边境战事不多，经多年休养生息，国力强盛，“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晋书·羊祜传》）。而割据江南一隅之地的孙吴，则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下，各种矛盾急剧激化。孙皓“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名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在毫无限制的横征暴敛下，“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老幼饥寒，家户菜色”（《三国志·吴书·贺邵传》），可谓“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晋书·羊祜传》）。西晋攻伐孙吴，取乱侮亡，统一全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当时，镇守江汉地区的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羊祜上疏晋武帝，陈“宜当时定，以一四海”（同上）。晋武帝召集群臣朝议。司空、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紞等人“同共苦谏不可”（《晋书·冯紞传》），群臣亦多附合，以当时关陇地区氐羌少数族屡叛，官军屡败为由，多不赞成羊祜的建议。只有张华据理力争，与羊祜、杜预共同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虽“密有灭吴之计”，却因“朝议多违”而未做出伐吴的决断。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见晋武帝时，又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为之心动。因羊祜有病，不宜经常召入宫内咨询，晋武帝遂派张华去羊祜住处问其筹策。羊祜与张华推心置腹，陈述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和伐吴的战略方针。张华十分赞同羊祜的见解和伐吴之计。羊祜对张华说“成吾志者，子也！”（《晋书·羊祜传》）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吴大业并未因此而中止。羊祜临终前，推荐了志同道合的杜预接任自己的职务。张华也不负羊祜所望，为完成羊祜遗愿而力排众议。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张“无失事机”，迅速征伐孙吴（《晋书·王濬传》），贾充等人再次反对，贾充上表，以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戎。天下劳扰，五谷不登，兴军议讨，惧非其时”（《晋书·贾充传》）。张华与之针锋相对，固劝伐吴。不久后，杜预在“缮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吴准备工作后，表陈武帝，主张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杜预表至时，晋武帝正与张华下围棋。张华趁热打铁，劝说武帝采纳杜预的建议。他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晋书·杜预传》）。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后决断，发诏伐吴。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朝廷财政，“量计运漕，决定庙算”。 太康元年（280）春正月，伐吴正式开始。贾充任大都督，总统六师，负责整个伐吴战役。开始时，“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一直反对伐吴的贾充因而上表武帝，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病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同时因张华筹谋平吴之策，与中书监荀勖建议腰斩张华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对此晋武帝回答说“伐吴是我的决策，张华只是赞同我的意见而已。”给予张华以信任和。尽管如此，当时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贾充、荀勖的主张，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张华为了使统一大业不致功亏一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不顾贾充等人以腰斩相威胁，“独坚执，以为必克”。 通过著名将领杜预、王濬、王浑等人的努力，伐吴战役终于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它的胜利进程，充分证明张华确实是目光远大、意志坚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政治家。平吴后，武帝特下诏令，对张华所建立的殊勋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奖赏。诏书说“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陷入党争平吴后，张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但皎皎者易污，他的功勋和才能，亦招来忌妒和谗言。张华虽襟怀坦白，洁身自好，不搞浮华交游，不介入朋党之争，可是，处于政争纷纭的旋涡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谈何容易！西晋统治集团从咸宁年间开始，在围绕齐王司马攸之国、伐吴以及太子（即惠帝）废立的问题，逐渐形成两大对立势力。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左卫将军冯紞等人为一方，他们为人鄙薄，好观察上旨，承颜悦色，专以曲意逢迎为事；他们主张剥夺齐王攸实权；反对出师伐吴；反对废黜“不堪政事”的痴呆太子。侍中任恺、中书令和峤、庾纯、向秀等人为另一方。他们以名士自居，刚直守正，素轻视贾充等人的为人；他们反对齐王攸之国；主张废昏立贤，更择太子。两派矛盾逐渐激化，由政争发展到人身攻击，互相倾轧，闹得不可开交。张华与任恺、和峤等人关系虽很好，政见基本一致，但他却避免卷入两派的人事争端中。可是，他在伐吴问题上与贾充等人形成的尖锐对立，却使他在平吴前后成为贾充一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屡遭谗言中伤。 平吴后，“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对张华“憎恶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晋武帝起初并未听信荀勖谗言。有一次，晋武帝问张华谁可成为辅政大臣的合适人选，张华回答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宜留以为社稷之镇。”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齐王攸，不欲他权势过重，而想出齐王攸之国。张华的意见当然不合圣意，故“微为忤旨，间言遂行”，遂于太康三年（282）春正月，出任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 张华到镇前，鲜卑慕容涉归大肆侵掠辽西，占领昌黎。张华一到镇，即于三月派安北将军严询征伐慕容涉归，在昌黎附近大败之，杀伤数万人。张华在军事胜利后，并未继续穷兵黩武，以武力征服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杠杆，而是以安抚来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归子慕容廆往谒张华，张华以礼相待，“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晋书·慕容廆载记》）。正由于张华“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张华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绩，得到朝野人士的赞赏。时朝议欲征召张华入朝，任为尚书令，进号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动议使贾充党羽侍中冯紞不安。冯紞曾反对伐吴，“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晋书·冯紞传》）。加之张华曾对武帝非议过冯紞的哥哥冯恢的品行才能，所以冯紞利用“深有宠于帝”的地位，对张华竭尽中伤之能事。冯紞曾侍从武帝，借议论锺会叛乱说“臣以为锺会之所以叛乱，颇与太祖（司马昭）有关。”武帝听后大为不解，问冯紞缘由。冯紞回答说“锺会才浅识薄，而太祖却夸奖太过，称赞他有谋略，授以高官显爵，使他处于要帅重地，掌握精兵强将，因此使锺会自以为谋略万无一失，却功名不符，未受重赏，遂心怀不满，飞扬跋扈，起兵反叛。”武帝听后表示赞同。冯紞又进一步说“既然陛下已经同意我的看法，那么就应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诫，不要让像锺会那样的人再重蹈覆辙。”武帝问“现在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紞让武帝屏退左右后，遂以隐喻的方式诋毁张华说“过去曾为陛下出谋献策，为国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谓人人皆知。现在出据方镇、掌握军队的人，陛下都应对其严加防范。”于是武帝遂“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晋书·五行志》），非但未采纳朝议征召张华为尚书令，反而剥夺了张华的方镇统兵权，以重儒教为由，任命他为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太常卿。不久后，又以太庙屋栋折为由，免张华官。而后一直到武帝死，张华始终郁郁不得志，未任职官，仅“以列侯朝见”，尽管这样，他仍能做到宠辱不惊，既不为自己申理称冤，又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与佞幸小人争一日短长。 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张华的处境稍有好转。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广陵王司马廆为皇太子，是为愍怀太子。惠帝“盛选德望以为师傅”（《晋书·愍怀太子传》），张华因而被任为太子少傅。当时杨太后的哥哥杨骏操持朝政，他“自知素无美望”（《晋书·杨骏传》），所以对张华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与朝政”。张华心胸豁达，没有为此而耿耿于怀。永平元年（29）三月，贾后与汝南王亮、楚王玮合谋诛杀杨骏，又欲废杨太后为庶人。在朝议时，群臣“皆承望风旨”，赞成废黜太后。张华则既不以贾后旨意为己见，又不计多年来官场失意之恩怨而对武帝遗孀杨氏落井下石，他认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待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武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尽管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其为人之坦荡正直却由此可见一斑。 辅佐朝政杨骏被诛后，统治阶级内部再次出现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当时政出多门，权柄不一。大司马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二公辅政，权倾朝野。野心勃勃的贾后虽挟持昏主惠帝，有皇权这张王牌，却因二公执政而不能专恣。元康元年（29）六月，贾后让惠帝手写密诏，指使卫将军楚王玮诛杀了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等人。但局势却一发而难以控制，时“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张华明知楚王玮并非矫诏而杀二公，仍参与了贾后在诏书问题上大作文章的密谋。他派人对贾后说“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专杀之罪诛之”（《资治通鉴》卷八二），又亲自劝说惠帝“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贾后遂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说玮矫诏，乃收玮诛之”（《晋书·楚王玮传》）。事后，张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 张华受皇权至上观念的支配，主观上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而参与了诛杀楚王玮的密谋，这从封建道德观念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客观上，他的这一行为却有助纣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洁身自好的名誉。献计诛杀，不仅背离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处世准则，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实的朋党之争中，不得不与贾后一党相沉浮。贾后则出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考虑，认为像张华这样出身庶族，宗族势力薄弱，“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人，是辅政大臣的最佳人选，而对张华“依以朝纲，访以政事”。从而使张华在政争中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以至于愈陷越深，难以自拔。为了宠络和控制张华，贾后不顾张华十余次推让，进封他为壮武郡公。元康六年（29），又晋升他为司空，领著作。 元康年间，皇权衰落，“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也”（《晋书·惠帝本纪》）。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张华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的处境而忧心忡忡。他的少子张韪曾以灾兆劝张华逊位。“志不在功名”的张华，身处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之间，亦曾有过告老还乡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诗二首》（《文选》卷二四）中，自叹年老体衰，“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无力应付复杂的明争暗斗，难以改变奢糜腐化的时代风尚，故时时感到“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常常“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惟恐因力不胜任和出现失误而被政敌暗算中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散发重阳下，抱杖归清渠，属耳听鹦鸣，流目翫儵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张华对“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处境极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敌瞩目的形势下，他却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苦闷，脱离骚乱动荡的政界，实现他憧憬的超脱世俗的田园生活，只能继续自己“缨緌为徽纆，文宪岂可逾”的从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遂不得不安于现状，用“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复好心的亲友，聊以**。 但是，张华在辅政期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修德和无为而治。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为辅政的主要方针，希望通过封建礼教来改变时弊，实现比较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 贾后为人凶险，擅权专政，是造成朝纲不振的主要根源。张华并不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贾后，以承风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讽”。《女史箴》以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为宗旨，隐喻贾后要以“妇德尚柔，含章贞法”当作行为的准则。他列举了樊姬不食禽兽肉三年以劝谏楚庄王狩猎，齐恒公夫人因齐恒公好听**乐而不听郑卫之音，冯昭仪以身挡熊以保护汉元帝，班婕妤为正名位而不与汉成帝同辇的典故，劝诫贾后应恪守妇道，行仁义礼教以辅佐惠帝。他辩证地指出“宠不可见《文选》卷52。 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的利害关系，规谏贾后不要因君宠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他认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贾后摈弃佞幸小人，杜绝文过饰非。贾后看了《女史箴》之后，虽未有什么痛改前非的变化，但碍于张华的正言规谏，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严重的僭越之举。 尽管“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但她执政的本身却使得乱政隐患越来越表面化。为此，当时辅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与侍中贾模和张华共议废贾后而立愍怀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为皇后。张华对此表示异议，他说“惠帝自己并无废黜贾后的意思，如果我们擅自废立，惠帝会认为是僭越之举。况且宗室王势力强盛，朝廷内又有持异议的朋党，恐怕一旦进行废立就会出现动乱，招致杀身之祸，引起政治危机，这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裴頠说“情况确实与你的担忧相符，但贾后这样昏庸残暴的人，做事毫无顾忌，不考虑后果，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动乱，那又该如何办呢？”张华说“我们二人现在还能被贾后所信任，只要经常在她身边进行规谏，申明祸福利弊，估计她不会做出什么大的僭越行为。幸好现在天下局势还比较安定，我们照此行事，可能会一直维持平安无事的局面的。”（《晋书·裴頠传》）谋废贾后遂未能进行。 张华辅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马氏宗室，即贾后亲族，或豪门望族。他们不仅各有朋党，相互倾轧，而且亦各有短长，良莠不齐。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张华亦能坚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宁人，维持了数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司马氏宗室诸王，或于中央任职，或出镇方面。他们仗“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华虽无力改变自武帝以来形成的诸王强盛的局面，但他尽可能做到对诸王敬而远之，虚授职官，不委重任。如关中氐羌少数族爆发起义，梁、赵诸王“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张华即及时调离二王，委任虽出身低下却有“文武材用”的孟观率宿卫兵赴关中。结果孟观“大战十余，皆破之”，镇压了起义（《晋书·孟观传》）。赵王伦调回京师后，任有职无权的车骑将军、太子少傅，伦“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遂“求录尚书”，张华“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张华复不许（《晋书·赵王伦传》）。 与张华共同辅政的大臣，多是贾后亲族。如侍中贾模，是贾充族子，他“潜执权势”，“至于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惮之”，此外又“贪冒聚敛，富拟王公”（《晋书·贾模传》）。侍中裴頠，出自河东裴氏，亦是贾充妻之从子，为人“欲而无厌”（《晋书·韦忠传》）。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岳父，与“贾郭通亲”，时任尚书左仆射，领吏部，他“苟媚取容”，“驱动浮华，亏败风俗”，“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庶族出身的张华，对这些地位与自己相当的权臣的丑恶行为，自然无可奈何。他一方面超脱世俗，不与之随波逐流，尽可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严于律己，不营资财，惟“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另一方面又能够善于找出与这些权臣之间的共同点，与之通力合作。如贾模为了本宗族的私利，对贾后擅权心怀忧惧，尚能“尽心匡弼”（《晋书·贾模传》）；裴頠“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多次上书进表，陈述“多任后亲，以致不静”之弊，主张“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晋书·裴頠传》）。这与张华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张华尽可能与贾、裴二人保持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利用他们的力量规谏贾后，以推行和实施自己的政见，达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张华在辅政期间的最突出的政绩就在于选官任人方面。当时门阀世族极力垄断和控制选官权，拒寒素于政权之外。尚书左仆射王戎领吏部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晋书·王戎传》）。张华出身庶族，对没有门阀背景的人进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颇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侪身政界，主要是凭借自己“世无与比”的博物洽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视知识，雅爱书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搬家时，曾“载书三十乘”，以至于“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正由于此，张华亦重视人材，敢于打破“户调门选”的用人标准。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许多两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都或是经他延誉称咏，或是由他荐举征辟而成名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重视南士，不因他们是孙吴亡国之余而怀有偏见。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入洛。“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这种清高，实际上是南士与北士之间存有芥蒂的反映。当时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对南士有所轻侮。张华则不然，他素重二陆兄弟，见之如旧相识，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称赞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晋书·陆机传》）。陆云为人不拘小节，而张华“多姿制”，喜欢用帛绳緾束胡须，陆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张华对此毫不介意，仍将二陆荐之于诸公，为其延誉（同上）二陆遂对张华倍加钦佩，待之以师资之礼。又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号为南土“五俊”，入洛，张华见而奇之，称其为“皆南金也”。（《晋书·薛兼传》）。他常常用“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东南之宝”这样的话语品价南士，并随才授职（《晋书·褚陶传》）。 他举人荐士公允，不囿于门第出身，唯以吏幹文义为准。陶侃早孤贫，为县吏，举孝廉入洛，张华与之交谈，“异之，除郎中”（《晋书·陶侃传》）。名士牵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侠”，帝舅王恺诬陷他有秽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张华请为长史”（《晋书·牵秀传》）。成公简虽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朴素，不求荣利，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张华对成公简十分赞赏，经常对人说“简清静比杨子云，默识拟张安世”（《晋书·成公简传》）。刘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张华甚重之”，因而出镇幽州，“甚有威惠，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晋书·刘弘传》）。张轨“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却未受高品，“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晋书·张轨传》）。成公绥“博涉经传，性寡欲，不营资产，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张华雅重绥，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徵为博士”（《晋书·成公绥传》）。陈寿有“良史之才”，张华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欲举陈寿为中书郎，为荀勖所阻而未遂（《晋书·陈寿传》）。左思出身于地位卑微、世业儒学的家庭，他博学多识，文赋情采富丽，著《三都赋》，通过对蜀、吴、魏自然风光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渴望四海为一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张华读赋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一时间豪贵人家竞相传写，遂有“洛阳为之纸贵”的美谈。（《晋书·左思传》） 正由于张华能够像何劭赠诗中所说的那样“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镇俗在简约”，（《文选》卷二四），故他“尽忠匡辅，弥缝补阙”的努力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晋书·张华传》曰“虽当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 但是，张华的种种主观努力，只能暂时地缓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势力强盛，后族外戚擅权乱政，门阀世族奢侈纵欲，恣意聚敛。就在所谓“海内晏然”时，关中地区少数族就频繁起义，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亦危机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华对此是深有认识的。他之所以反对废黜贾后，就是担心因此而造成危机的总爆发。但贾后权欲无穷，她时时欲废非己所生的愍怀太子，打算长期操执朝政。幸赖张华、裴等人极力反对，这一阴谋才迟迟未能实现。而诸王因不满贾后擅政，也时刻虎视眈眈，觊觎皇位，寻找时机，以求一逞。元康五年（295），武库发生火灾，张华就因怀疑是诸王叛乱，而“先命固守，然后救火”，致使累代异宝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事后张华说“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晋书·五行志上》）预见到太子废黜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内乱的总导火索。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张华之死元康末年，辅政大臣之一贾模失宠于贾后，忧愤而卒，制约贾后的力量遂大为减弱。随着贾模的失势，一向与贾后沆瀣一气的贾谧（贾充的外孙）操持权柄，“迁侍中，专掌禁内，遂与后成谋，诬陷太子”（《晋书·贾谧传》）。在这种情况下，张华原来的“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的方针已难以奏效。所以，愍怀太子的亲信，太子左卫率刘卞去找张华，打算与张华合作，发动武装政变以制止这一阴谋。但张华却推说不知贾后欲废太子事。刘卞说“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赏识，才由须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谈论此事，您为什么却对我有所怀疑呢？”张华说“假如有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刘卞答道“太子东宫内人才济济，有精兵万余人。您身为宰辅，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让他录尚书事，废黜贾后于金墉城，这不过是两个黄门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会万无一失。”张华拒绝了刘卞的建议，他回答说“现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儿子。我又没有受命辅助太子执政，忽然立太子而废贾后，这是无君无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够成事，我也难免要身负不忠不孝的罪名。况且权巨贵戚当朝，威柄不一，我以此举授人以口实，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呢？”废黜贾后之事再度成为泡影。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后设计，将太子灌醉，因使太子书写犯上谋乱之书，然后当惠帝于式乾殿会群臣时，出太子手书遍示之，群臣看后，未敢有异议，均附合贾后赐太子死的建议。时只有张华坚决反对，他说“废黜太子并赐死，这是国家的大祸。自汉武帝以来，每次废黜太子，往往导致丧乱。在大晋据有天下不长时间的今天，废太子事更应慎重考虑。”尚书左仆射裴也认为应核对笔迹，以防诈妄。贾后遂将手书与太子过去奏事笔迹相对照，果然是太子所书。张华等人无言相对，但却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贾后知道难以让张华等人改变主意，遂上表把赐太子死改为废为庶人，惠帝下诏同意。 太子被废后，引起东宫将士和诸王的强烈不满。东宫左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等人，谋废贾后，复太子。他们“以张华、裴安常保位，难与行权”（《资治通鉴》卷八三），而赵王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晋书·赵王伦传》），遂与赵王伦密谋此事。赵王伦与其佞幸谋臣孙秀，一向朋比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当然不会放弃这一良机。他们先劝贾后在永康元年（300）三月杀了太子，借贾后之手除掉了夺权的障碍，接着又策划政变，以废贾后。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赵王伦和孙秀为了使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派司马雅去张华处，说“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机，赵王想与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业。”张华知道赵王伦、孙秀等人得手后一定会有僭越篡权的逆行，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司马雅恼羞成怒，说“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敢如此说话。”遂看也不看张华就扬长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张华亦未发赵王伦之谋。可见他还是赞成废黜贾后，只是不愿与赵王伦共事并直接卷入这种不忠的活动中而已。 当天夜晚，赵王伦发动兵变，矫诏废贾后为庶人。他亦因对张华的宿怨新恨，以党附贾后的罪名，将张华和裴等人收执于殿前马道南。张华责问主事的（中书）通事令史说“你想要害忠臣吗？”称诏诘责张华说“你身为宰相，太子被废，为什么不能守节廷争！”张华说“式乾殿朝议废太子事，我是力谏的，这有文字记载为证。”问“既然劝谏未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去位！”张华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使者至，下达了斩张华、裴并夷三族的命令。张华临刑前慨叹道“我是武帝时的老臣，一片丹心。我并不惜命，只是担心今后国家将有不测之祸难。”遂被杀害，时年六十九岁。 张华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闫缵抚张华尸体痛哭道“早语君逊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晋书·闫缵传》）刘颂哭之甚恸，他得知张华子孙有逃脱免难者的消息后，又转悲为喜，说“茂先，卿尚有种也！”（《晋书·刘颂传》）陆机、陆云兄弟，为张华作诔，又写《咏德赋》以悼之。 永宁元年（30）五月，齐王冏、成都王颖、长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诛杀赵王伦、孙秀，齐王冏执掌朝政。齐王冏上奏惠帝，请求给张华昭雪。太安二年（303）、朝廷正式下诏，恢复张华的官职和爵位以及所没财产，为张华洗刷了冤案。 第三节羊祜羊祜（22—278），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头脑清醒的政治人物羊祜出身于汉魏名门士族之家。从他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皆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的官职。祖父羊续，汉末任南阳太守。父亲羊衜为曹魏时期的上党太守。母亲蔡氏是汉代名儒、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姐姐嫁与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为妻；而他本人迎娶的是曹魏皇室成员夏侯霸的女儿。 在羊祜的青年时期，曹魏统治阶级内部正进行着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这一斗争主要是在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间展开的，羊祜与斗争的双方都有姻亲关系。处于夹缝中的羊祜不愿意卷入到旋涡之中，采取了回避态度。他虽然因博学多才、善于写文、长于论辩而有盛名于世，却多次回绝州郡政府的征辟，主要是出于上述的原因。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去世，继位为帝的齐王曹芳只有八岁。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受遗命辅政，两大集团的斗争白热化。正始初年，曹氏集团在斗争中明显地占据优势。曹爽把司马懿排挤到太傅的闲职之上，将统领禁军、掌管枢要的权力皆掌握到自己的弟兄及心腹的手中，从而控制了政府的实权。司马懿实行韬晦之计，假装生病，暗中却加紧布置，伺机反攻。羊祜虽然年轻，但很有政治头脑。他判断曹爽终将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所以，当曹爽征辟他为僚属的时候，羊祜不但自己拒绝出仕，而且劝阻同时受辟的王沈，也不要答应曹爽的要求。由于门第关系，尽管羊祜基本游离于两大集团争斗之外，但从思想感情上说来，他对司马氏的一派显得更为亲近一些。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掉曹爽，夺得曹魏政府的军政大权。政变之后，司马懿大举剪除曹氏集团，与曹爽有关的很多人遭到诛连。羊祜的岳父夏侯霸为逃避杀戮，投降了蜀国。在这场灾难中，羊祜并未因岳父降蜀受罚，这大约得济于他的亲司马氏的政治态度。 高贵乡公曹髦统治时期，司马昭执政。羊祜第一次接受征辟，先后出仕中书侍郎、给事中、黄门郎等职。陈留王曹奂时期，羊祜调任为秘书监。曹魏末年已完全是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司马懿父子兄弟相继执政。他们先后废杀两位皇帝，又屡次诛杀大臣，改章变制，发号施令，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实际统治者。这时，羊祜已加入司马氏集团，并逐渐上升为该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司马炎建五等爵制，羊祜以功被封为巨平子，食邑六百户。不久，又被拜为相国从事中郎，与司马炎的另一心腹荀勖共掌机密。晋代魏前夕，司马炎调羊祜为中领军，把统领御林军，掌管京城内外戍卫的重任交给了他。咸熙二年十二月（2年月），司马炎受禅称帝，建立西晋王朝。羊祜以佐命之功，被进号为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进爵为郡公，食邑三千户。羊祜怕引起贾充等权臣的妒嫉，固让封公，只受侯爵。泰始初年，司马炎曾改任羊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等职。 镇戍荆州，以德服人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羊祜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司马炎雄心勃勃，积极筹划消灭孙吴政权的战争，以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泰始五年（29），司马炎除任命大将军卫瓘、司马伷分镇临淄、下邳，加强对孙吴的军事布置以外，又特地调任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进行战前准备。 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西晋的荆州包括今天的陕西、河南的一小部分和湖北北部地区。孙吴的荆州则有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晋吴间的边界线以荆州为最长，所以这里是灭吴战争的关键地区。 羊祜到任后，发现荆州的形势并不稳固。不但老百姓的生活不够安定，就连戍兵的军粮也不充足。于是，羊祜首先把精力放在开发荆州方面。他下书给辖下的镇将，禁止他们以建造府第的名义扰民，并大量开办学校，允许晋吴双方的边民来去自由，尽可能地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了消除边害，以便抽出一部分军队进行生产，羊祜设法使孙吴撤掉了对襄阳威胁最大的石城驻军。然后，他把军队分作两半，一半执行巡逻戍守的军事任务，一半垦田。当年，全军共垦田八百余顷，到年底收获的时候，打下的粮食足够十年的军需。羊祜的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荆州的社会秩序，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晋武帝为表彰他的功绩，下令取消江北所有的都督建置，授予羊祜南中郎将的职务，负责指挥汉东江夏地区的全部军队。不久，羊祜又被加封为车骑将军，并受到开府如三司之仪的特殊待遇。这一年，羊祜四十九岁。 泰始六年（270），孙吴在荆州的都督换上江东著名的军事家陆抗。陆抗到达荆州后，注意到西晋的动向，立即上疏给吴主孙皓。陆抗对荆州的形势表示忧虑，提醒孙皓不要盲目迷信长江天堑，应该认真备战。他把自己的想法归纳为十七条建议，请求实行。陆抗的到来，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因此，他一面加紧在荆州进行军事布置；一面向晋武帝密呈奏表。密表建议，伐吴战争必须利用长江上游的便利条件，在益州（今四川地区）大办水军。羊祜认为，益州刺史王濬是治理水军的最佳人选。而当时在西晋朝廷内部，王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羊祜极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主张济其所欲，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羊祜的密表，终于使晋武帝改变将王濬调离益州的打算。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不出羊祜所料，王濬统率的益州水军起了重要作用，成为首先攻陷建邺、生擒孙皓的西晋军队。 泰始八年（272）八月，吴主孙皓解除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阐的职务。步阐因害怕被杀，拒绝返回建邺，当年九月，献城降晋。陆抗闻讯，立即派兵围攻西陵。晋武帝命令羊祜和巴西监军徐胤各率军分别攻打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建平（今四川巫县），从东西两面分散陆抗的兵力，以实现由荆州刺史杨肇直接去西陵救援步阐的计划。但陆抗破坏了江陵以北的道路，晋军粮秣的运输发生困难，再加上江陵城防坚固，不易攻打，羊祜顿兵于城下，不能前进。杨肇兵少粮悬，被陆抗击败，步阐城陷族诛。战争结束后，羊祜受到处罚，被贬官为平南将军。 西陵救援失利后，羊祜总结教训认识到孙吴的国势虽已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荆州尚有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主持军事，平吴战争不宜操之过急。于是，他采取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的两面策略，以积蓄实力，瓦解对方，寻找灭吴的合适时机。羊祜派兵占据了荆州以东的战略要地，先后建立五座城池，把石城以西的土地都纳入西晋的版图之中。在荆州边界，他对孙吴的百姓与军队讲究信义。每当发生军事冲突，羊祜都预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从不搞突然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将，羊祜用酒将他们灌醉，不许他们再说。有一次，部下从边界抓到吴军两位将领的孩子。他知道后，马上命令将孩子送回。羊祜经常释放被俘的敌将，对战死的吴人也厚礼殡敛，送交对方。行军路过吴国边境，如果晋军使用当地的粮草，他都要下属按数作价给予赔偿。打猎的时候，羊祜约束部下，不许超越边界线。凡是被吴人射杀的禽兽，他都送还对方。对于投奔西晋的吴军将领，羊祜更是格外优待。羊祜这些作法，使对方心悦诚服。吴国人十分尊重他，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羊公”。许多人受到感召而投降于他。例如，吴将夏详、邵f降晋，随同他们而来就有当初被羊祜送回孩子的两位将领。吴将邓香进攻夏口，兵败被俘，羊祜当场将他释放。不久，邓香率领着部下重新归降过来。陆抗对羊祜这一套收买人心的措施，毫无办法，只好告诫部下说“羊祜专门做好事，如果我们专门干不好的事，这不等于说，不用打仗，我们就让人家制服了吗？现在，我们只要守好边界就行了，千万不能光想占对方的小便宜。”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吴两国的荆州边线处于和平状态。 壮志未酬身先死咸宁二年（27）十月，晋武帝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恢复其贬降前的一切职权。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吴军，恰巧两年前，吴军主帅陆抗病死，孙吴荆州前线失去唯一能与羊祜抗衡的军事家。而这时，在孙皓高压统治下的吴国境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民怨鼎沸，危机四伏。这一切表明西晋灭吴的条件已经成熟。羊祜不失时机地上疏给晋武帝请求伐吴。 在上疏中，羊祜追述平蜀之后的南北两国关系。指出，双方边战屡起，根本的原因是吴国的弃信背义。只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扫灭吴国，才能天下太平，永无兵役。他反对以春秋诸侯争霸的观点类比晋吴关系，劝告晋武帝在广泛听取臣下意见的同时，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羊祜以蜀亡为例，说明两国交战，只有势均力敌，自然环境的险阻才能起作用。如果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光凭山水险阻，无济于事。他分析说，吴国的地理条件远不如蜀国，“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而危机却十分严重，“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在西晋方面，无论军队的数量，还是资储器械，都大比灭蜀的时候丰足。但如果不抓着这个大好的时机，军事优势就会在日常的消耗中丧失。羊祜详细地为未来战争进行了规划，建议“梁、益（今四川、陕西地区）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指在今湖北东北、河南西南一带的晋军），直指夏口（今湖北武汉）；徐、扬、青、兖（指今皖北、苏北一带的晋军），并向秣陵（今江苏南京）”。几路大军，同时进击，吴军势分形散，根本无法对抗。孙吴国内人心思乱，兵临之际，绝不会出现奋力死战的局面。吴人长于水战，短于陆战。一旦晋军攻破长江，吴人只能退保城池，去长入短，自就死地。羊祜估计，整个灭吴战争不用很长的时间，就会获得胜利。 羊祜的建议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等人的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人骚乱问题，认为那里尚未平定，不应该同时进行灭吴战争。最初晋武帝对羊祜的上疏是大体赞同的，听到反对派的意见，态度又犹豫起来。为此，羊祜再一次上表说，灭吴与平定鲜卑骚乱并不矛盾，相反，只会促进西北问题的解决。他要求晋武帝尽快完成这一丰功伟绩。但是，除了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人外，羊祜的意见没有为众人所接受，灭吴建议被搁置了。羊祜对此十分痛心，他说“世间不能如人意的事情太多了。这样好的机会被放过了，怎么能不受再兴办此事的后来者谴责呢？” 咸宁三年（277），孙吴夏口都督孙慎侵入西晋边界，掠走弋阳、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没有派兵对孙慎进行追击。事后，晋武帝派人追查原因，并打算移徙荆州的治所。羊祜回答说“襄阳和江夏相距八百余里，等我们得到敌人的消息，对方早已离开多日，怎么会追得上呢？调动军队徒劳往返，只是为避免个人受罚，这是我绝不干的事情。”他还认为，曹操置都督府与州治相近，主要目的为防止兵力分散。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能因为战场上的偶然失利，随便迁徙州治。 第二年八月，羊祜身染重病。返回洛阳后，他抱病再一次向晋武帝陈述伐吴主张。后来，因病势沉重，不能入朝，他仍向前来探病的张华讲“孙皓昏庸暴虐，现在灭吴可以不战而克。如果一旦孙皓不在了，吴国另立有为的新君。我们虽然有雄兵百万，也不容易灭掉它超级召唤海螺燃文了。吴国终将成为我们的后患！”在得到张华的赞同后，他高兴地说“你是能使我志向得到实现的人。”看到羊祜的病势继续恶化，晋武帝开始着急，要求羊祜带病指挥这场战争。羊祜回答说“灭吴的战争，不一定非要靠我指挥不可。对于功名的事，我并不挂在心上。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会推荐他的。”这年十一月，羊祜不幸病故，终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他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羊祜没有看错人，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杜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羊祜虽然失去亲自参加战争的机会，但他为规划、准备这场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晋武帝在灭吴后的庆功会上流着眼泪，追忆羊祜的功绩说“这都是羊太傅（羊祜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的功劳啊！”并按照汉代封萧何的仪礼，给予羊祜的家庭极其丰厚的赏赐。 羊祜为人正直。在士族统治的西晋社会，他身为外戚，职居高位，却从不随波逐流，结党营私。有人曾劝他“有所营置，令有所归戴者。”羊祜拒绝说，绝不干树私背公的事情。一旦完成了平吴大业，他本人即弃官回乡。由于一直谦让不肯辟士，以至在他死后，许多僚属都未能得到正式的官职。他讨厌奸佞邪恶的小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的浮华之徒。为此，他得罪了当朝的一些权贵。荀勖、王衍兄弟都非常恨他，经常造他的谣。时人也有顺口溜讲“二王当国，羊公无德。”羊祜对下属十分谦和。初到荆州，他曾夜出营门游玩。军司徐胤拒绝开营门，并批评他说“您担负都督的重任，随意外出，是不顾国家安危的轻率举动。”羊祜不但当面接受徐胤的批评，而且从此以后出入十分谨慎。 羊祜的生活也比较俭朴。他的俸禄很少自己享用，大部分用于资助亲戚和赏赐军士。死后，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在荆州地区，羊祜有较高的威望。羊祜死讯传到荆州，正是襄阳城的一个大集日。满集的人闻讯莫不痛哭流涕。谁也无心作生意，最后只好罢市。这一天，街头巷尾一片哭泣之声。孙吴守边的将士知道消息后，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地的老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憩的岘山，刻下石碑，建起庙宇，按着时节进行祭祀。由于人们一看见石碑就要落泪，所以这块碑又名“堕泪碑”。人们主动避羊祜的名讳，把屋室称作门，并改户曹为辞曹。 羊祜生前的著述，除《晋书·羊祜传》记载的《老子传》外，《隋节·经籍志》又收录有《集》二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第四节杜预杜预（222—285），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 博学多通的“杜武库” 杜预出身在曹魏政府的高级官僚家庭。祖父杜畿有大功于曹操，曾先后出任护羌校尉、河东太守、司隶校尉和尚书仆射等职，受封为丰乐亭侯。父亲杜恕官至幽州刺史，并以建武将军领护乌丸校尉的职务。 杜预虽然生长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袴子弟。他从小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当时的人曾给他起个“杜武库”的绰号，称赞他博学多通，就象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他特别爱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 在杜预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府的内部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杜预的父亲杜恕是忠于曹魏政府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杜恕曾上书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马懿连朋结党的动向。杜恕因此触犯司马懿，屡遭排挤，被出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彻底击溃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实际权力。当年，征北将军程喜秉承司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受到父亲的牵连，杜预一直到三十多岁也未能出仕。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相继病死后，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司马昭接替父兄职务执政。这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有政治军事实力的曹氏余党陆续被翦除干净，司马氏代魏只是个时间问题。司马昭为扩大统治基础，对某些政敌的子弟进行拢络收买。司马昭素闻杜预的才能，极力争取他，亲自把妹妹嫁与杜预为妻。又在甘露二年（257）恢复了杜预袭爵的权力，征辟为尚书郎。司马昭任相国后，杜预改任为参相府军事。 景元四年（23）五月，魏军兵分三路大举伐蜀。杜预被委任为主力军统帅锺会的镇西将军府长史。魏军攻灭蜀国，钟会联合蜀将姜维谋反，准备杀害同来的魏军将领，以割据益州。次年正月，钟会在实施计划时，被乱兵杀死。魏军监军卫瓘又乘机杀死了解这一阴谋的邓艾。在这场变乱中，钟会的许多僚属丧生。杜预凭借智慧幸免于难。事后，他冒着被卫瓘构陷的危险，当众对卫瓘杀人灭口的卑鄙行径进行指责，认为卫瓘对这场动乱也是有责任的。 咸熙元年（24）七月，司马昭委托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官制，为上台作最后的准备。杜预时任守河南尹，受命参与法律的制定。这部法律即是晋武帝泰始四年（28）颁布的晋律，它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响。名义上主持修律的官员是贾充，而实际上杜预担负了最繁重的劳动，全部晋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杜预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体系更加完备。杜预还提出，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标准，不是讲道理的书，所以法律应该条目省减、文字简明通俗，以便使老百姓容易理解，不敢触犯。晋律以前的汉律，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政府虽对此作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其政权支柱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各级官吏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泰始四年（28），杜预针对这种情况，向晋武帝建议实行考课制度，按照官吏的实际情况评定优劣，然后区别对待，或迁或黜。但是杜预的建议没有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因得罪司隶校尉石鉴，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职务。六月，晋武帝启用他出镇边关，先为安西军司，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杜预刚刚在秦州就任，他的对头石鉴也到达了这里。石鉴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秦州诸军事，是杜预的顶头上司。当时，杜预所在的陇右地区很不安定，鲜卑人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晋武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官报私仇，命令只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骑的杜预出击。杜预识破石鉴的阴谋，不肯去送死。他顶撞石鉴说，草盛马肥的六月根本不适合同鲜卑人作战，另外政府军队的兵源给养问题也必须集中力量预先解决，所以交战的时间只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预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五不可，四不须”。杜预拒绝出兵，激怒了石鉴。石鉴找个罪名，将杜预逮捕送交给廷尉治罪。多亏杜预与皇室有婚姻关系，在“八议”的赦免范围，才保住性命，但仍丢掉了爵位。不久，石鉴在一次战斗中，被秃发树机能打得惨败，事实证明杜预的意见是正确的。 泰始七年（27）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由于杜预明于筹略，善于规划，朝廷重新使用他参谋军国大谋。很快，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278），杜预一共担任七年的度支尚书。其间，因为石鉴的报复，他一度被免职，但为时很短。在任上，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其中包括常平仓的兴建、谷价的调整、盐运的管理、课调的制定和边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行科学发明。社预制造成功人排新器，并复制出久已失传的欹器。为了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他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在建桥过程中，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订出《二元乾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时历，通行于世。 咸宁四年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于杜预对当时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他指出，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和水利设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杜预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坏陂宣泻。“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蓄。”那些建造比较合理的“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对“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宜大坏兖豫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至于灾民，除靠政府救济官谷外，还可以让他们借助水产作眼下日给。坏陂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杜预还建议把典牧不供耕驾的种牛租借给灾民。在上书中，杜预对西晋政府的办事效率表示忧虑。他谴责某些部门、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害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三陈平吴策同年十一月，晋武帝改任杜预为镇南大将军。受命之后，杜预南下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经去世的原荆州都督羊祜的职务，为即将开始的灭吴战争作战前准备。 当时，全国尚未统一，西晋王朝只有半壁河山，孙吴政权仍控制着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不过，孙吴的国力远比西晋要弱，再加上政局动荡，很难同西晋抗衡。晋武帝登位以后一直想发动灭吴战争，可是西晋朝廷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除羊祜、张华等少数大臣晋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数人态度暧昧。朝廷中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象贾充、荀勖等则持有不同见解，以致错过了一些灭掉孙吴的极好的战机。咸宁四年春天，荆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羊祜突然病重，一直优柔寡断的晋武帝有些后悔，想让羊祜带病出征，但羊祜很快去世了。临终前，羊祜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认为他完全可以担此重任。羊祜举荐杜预，一方面是因为在朝廷内部的争论中，杜预始终站在羊祜一边，积极灭吴战争；另一方则是因为杜预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杜预驻守的襄阳是西晋南部边境荆州的首府。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战争一开始，杜预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孙吴的荆州。 杜预到达荆州后，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同时派兵奇袭西陵。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是孙吴的西部边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晋军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师就可以顺流而下，驰骋荆州。对于西陵的重要性，孙吴也早有注意。大将陆逊曾指出，西陵是孙吴的西大门，丢掉西陵则整个荆州不保。所以，从陆逊到他的儿子陆抗，从没有放松过对西陵的控制。但杜预发现自陆抗死后，吴主孙皓逐渐削减了这里的兵力。只是驻守在这里的总督是孙吴的名将张政；不除张政，西陵很可能成为未来战争中晋军前进途中的巨大障碍。于是，杜预实施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他从军队中挑选了一批精壮的将士，突然偷袭张政。张政虽然对杜预的到来有所警惕，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到任就来偷袭，由于没有准备吃了败仗。张政害怕孙皓惩罚他，没有如实报告情况。杜预早了解孙皓生性多疑，对臣下不很信任，故意把在西陵抓到的俘虏送到孙吴的首都建邺。孙皓果然中计，气急败坏地召回张政，任命武昌监刘宪接替他的职务。在大战之前，敌人将帅移易，军心动荡，这就为晋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咸宁五年（279）八月，杜预准备就绪后，上书晋武帝请求开战。这时，驻守在扬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王浑上表声称孙吴要发倾国之兵攻打晋国。反对派乘机说三道四，弄得晋武帝对杜预的请战迟疑不决，最后竟同意将灭吴的计划推迟到下一年。 杜预得知晋武帝变卦，非常着急。他再一次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说，孙吴的兵力相当紧张，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连西线也无力增援。杜预婉转地批评晋武帝听信谣言，放弃灭吴大计，实际上是纵敌养患，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认为，灭吴战争胜券稳操，即使没有成功，也不会损失什么。对于杜预的上书，晋武帝仍然迟迟不置可否。杜预又急又气，第三次上书请求立即开战。他愤怒地批评反对派既不顾国家利益，又怕别人立功的阴暗心理和可耻行径。杜预还向晋武帝指出，由于我们要攻打吴国的消息已经泄露，吴国可能要采取对策，那必将给我们灭亡吴国的战争带来许多新的困难。当杜预的这次上书被人送到晋武帝那里的时候，大臣张华正在陪晋武帝下棋。张华立即推开棋盘，劝晋武帝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恳求他采纳杜预的建议。这时候，贾充、荀勖等人又出来大唱反调。大臣山涛竟然强词夺理地说“外宁必有内忧。留下个吴国，可以避免内乱，说不定是件大好事呢！”由于杜预的几次上书，把攻打孙吴的形势剖析得一清二楚，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立即发兵攻打孙吴。 功勋卓著这一年十一月，晋武帝调集大军二十多万，兵分六路，水陆齐进，大举进攻吴国。杜预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担任主帅，晋武帝只是任命他为西线指挥，具体任务是取江陵、占荆州，并且在荆州地区负责调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师。 咸宁六年（280）正月，杜预命令他的军队包围江陵。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杜预不想在这里消耗时间和兵力，对它只是围而不歼。在切断了江陵和外部的联系之后，他立即调动一部分兵力向西进攻，夺取沿江的一些城池。一个漆黑的夜晚，杜预派遣几名得力的将领率领八百名精壮的士卒去偷袭江南的乐乡。这支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人不知鬼不觉地渡过长江。他们按照主帅的计谋，一方面在山上到处点火，树立旗帜，虚张声势；一方面分兵袭击乐乡附近的各个要害地区。这样一来，把乐乡城里的吴军都督孙歆吓得坐卧不安，各处的吴军也人心惶惶，不敢随意行动。接着，杜预的这支人马就埋伏在乐乡城外，等待时机攻城。正巧，这时候有一支吴军从江岸返回乐乡；杜预的将士就乔装打扮，混杂在吴军的队伍里溜进城里，活捉了吴军都督孙歆。杜预设计巧取乐乡，使部下将士十分钦佩。他们都说“主帅用计谋打仗，真是以一当万啊！” 在扫清江陵的外围之后，杜预很快拿下江陵，占据荆州。接着杜预挥师东进，配合其他地区各路晋军攻打孙吴的都城建邺。有人对连续进军产生了畏难情绪，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天气转热，雨水增多，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容易感染疾疫，应该等到冬天再继续进军。杜预不以为然，分析整个战争形势说“现在我们接连取胜，士气大振，正需要一鼓作气。打仗好比劈竹子，只要劈开几节，底下就会迎刃而解了。”杜预的意见终于为大家所接受，以后战争的形势正象杜预所预言的那样发展着。 在向东进的同时，杜预还分兵南下，攻占了交州、广州地区，也就是现在广西、广东一带。整个灭吴一役，杜预功勋卓著，共斩杀、俘虏孙吴都督、监军一类的高级官吏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多达一百二十人。杜预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武艺。《晋书》本传讲，他连骑马都不会，射箭的技术也很糟糕。但每有军事活动，朝廷都要召他参谋规划。他知彼知己，善于同敌人斗智。在灭吴战争中，吴人最恨杜预，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兵，常常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杜预有大脖子病，东吴人就给狗脖子上戴个水瓢，看见长包的树，写上“杜预颈”，然后砍掉，借以发泄对杜预的仇恨。他心胸宽阔，遇事能够顾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多年来一直在益州建造战船、培训水军，为战争做准备工作。战争开始以后，他统率水军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达荆州界内，王濬需受杜预指挥调遣。但是，杜预十分尊重他，没有利用自己职务给对方制造任何困难。杜预还向王濬表示，水军可以根据战争的发展，自行指挥，并建议他尽量减少耽搁，直下建邺，建立旷世之功。杜预的态度与益州水军率先攻占建邺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也同王濬在长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指挥调遣水军的王浑，怕王濬夺得头功，对他百般刁难。就在王濬排除种种干扰占领建邺、俘获吴主孙皓之后，王浑还在攻击陷害他。和王浑相比，杜预的人品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它也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成功的一次统一战争。杜预在这次战争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功绩是非常突出的。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杜预继续镇守襄阳。他反对天下安定了就要废弃军备的观点，在任职期间，始终没有放松部队的训练。杜预把荆州军队的防卫重点集中到了对付当地少数民族方面。 在荆州，杜预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在整修前代河渠的基础上，他引滍水、淯水两江之水入田，使一万余顷农田受益。为了使屯田和普通民田均能得到灌溉，杜预又把水渠按照地段标上界石。杜预开凿了从扬口到巴陵的运河一万余里，使夏水和沅、湘两水直接勾通，既解决了长江的排洪问题，又改善了荆州南北间的漕运。杜预的政绩，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扬，老百姓称他为“杜父”，并歌颂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但是，杜预却不得不提防京城中的权贵对他的陷害。每年杜预都要大量送礼贿赂他们。他曾对别人说，这样作不是企图通过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权贵不要加害于他。 太康五年闰十二月（285年月），杜预被征调到中央政府任司隶校尉，途中行至邓县，突然病故，终年六十三岁。 杜预生前的著述很多。他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杜预的书保留到唐世，还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杂律》七卷，《丧服要集》二卷，《女记》十卷以及他的文集十八卷。 第六章曹植、阮籍、陆机、陆云第一节曹植“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曹植（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正当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曾随其父曹操转徙于军旅之中。所谓“生乎乱、长乎军”，正概括了他幼时生活的特点。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仅亲历了频繁的战乱，而且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生活基础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琏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操“设天网”罗致文学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学的发达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 曹植当年曾是才华山众的贵公子，经历过富贵豪华的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其《斗鸡篇》有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名都篇》有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李白《将进酒》所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曹植为人毕竟又与一般的豪华公子有所不同。尽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围之中，斗鸡走马，但他并未完全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他写于此期的几篇作品都颇有慷慨之气，而不是耽于佚乐的奢靡之音。例如《赠丁仪》诗中有云“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样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的。他在《前录·自序》中曾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赋固如此，诗亦如之。当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时期的一代文风，不独曹植如此。《文心雕龙·明诗》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就是说，“任气”、“使才”，乃建安时期各家都有的特点，亦即时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弛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 18 他谴责缤纷子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欢笑不终宴，俛仰还欷歔。（其五十九） 缤纷子是当权派的忠实走狗，帮助其主子作尽坏事，后来又被主子一脚踢开。成济刺杀高贵乡公，后来不也是夷三族了么？ 所谓洪生，相当于礼法之士。除了《大人先生传》之外，《咏怀诗》中也有他们的影子。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其六十七） 这些洪生者流，在礼法的幌子下，规行矩步，道貌岸然，但是他们说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典型的伪君子。“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是他们的特点。《晋书·阮籍传》说“礼法之士，疾之如仇”，正是因为阮籍刺到他们的痛处。 通过以上的讨论，初步可以看出，阮籍怀念的对象，是不肯和司马氏同流合污的人；他所羡慕的对象，是敢于和司马氏斗争的人；他所怜悯的对象，是被司马氏暗算了的人；他所谴责的对象，是司马氏卵翼之下形形色色的帮凶。 阮籍本人思想的变化，在《咏怀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他年轻的时候，是有一番抱负的。他喜欢诗书，学过击刺，也喜欢音乐，有点浊世佳公子的味道。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其十五） 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其六十一）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其五） 第一首说的是接受传统教育，第二首说的是从事军事锻炼，第三首说的是艺术上的陶冶。他有学问，有抱负，本来是想大干一场的。但在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营立家门，政治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劣，他的理想破灭了。诗中的“自嗤”、“悔恨”、“失路”，都是这种心情的反映。这种描述，和《晋书》本传的记录是一致的，“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阮籍渴求解放，幻想神仙，《咏怀诗》中充满逃避现实的思想。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其三） 本来是桃李成荫、繁华似锦的环境，经过秋风的扫荡、摧残，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竹林名士的阮籍认识到“一身不自保”的险恶处境，心情十分沉重。《咏怀诗》屡次流露出惧生之嗟。他感到孤独，他说“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其一）他感到忧虑，他说“咄嗟行至老，g俛常苦忧。”（其七十一）他有难言之隐，他说“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其十四）这种情况不断升级。“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其四十）“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的辞句，也络绎笔下。阮籍是喜欢喝酒的，但诗中罕见酒字。我认为最能反映阮籍的心情的，是一日复一夕一首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无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冰薄，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这首诗反映了阮籍的处境，忧谗畏讥的心情跃然纸上。这首诗的写作，当在嵇康遇祸之后，被迫写劝进表之前。明乎此，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要口不臧否人物了。 阮籍的思想情况和嵇康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嵇康惨遭杀害而阮籍幸免，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与阮籍的人生观是分不开的。老子的齿弊舌存，庄子的处于材不材之间，毕竟是他的处世的基本态度。他和司马氏的关系不即不离、始终保持一定关系，而不是坚决的不合作，这是他和嵇康最大的区别，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得以幸免的原因。 阮籍的《咏怀诗》，曲折地、反覆地通过形象思维，艺术地表达他的感受。这种作法，正是《诗经》、《楚辞》以来的老传统。正如王逸指出的那样《离骚》之文，依《诗》起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序》） 《离骚》是如此，《咏怀诗》亦何莫不然。从其描写手法来看，用朝阳、白日、西隤日、朱阳，以喻君主；用大梁、梁王、魏都、梁东，以代替魏朝；用凤凰、鸾鹥、幽兰、芳草，以比君子；用葛藟、荆棘、野草，以譬小人；用景山松、凌风树、乔松，以喻坚贞；用寒风、朔风、凉气、凝霜，以喻强暴，这些情况都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话不便明说，他便广泛地利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委曲婉转表达其难言之隐。前面所举的“一为黄鸟哀”两句，出自《战国策·楚策》，用战国的典故，比喻当前的危机。“求仁自得仁”两句，引用《论语·述而》，实际是藉伯夷叔齐，以歌颂司马氏的政敌。明乎此，《咏怀诗》并不难读，但这正是几百年来许多人努力探讨、研究的结果。阮籍《咏怀诗》是建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它具备刚健、清新、自然、浑厚等等特点，利用五言诗的新的形式，以比兴手法，抒发胸臆，指陈时弊，在万马齐暗的时代，能够针对当时的黑暗势力，提出被压迫者的呼声。虽然不够明朗、不够强烈，但是能作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容易的。 阮籍出身于士族，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自然难免保留着浓重的阶级烙印，无须为之辩护。但是也由于他的不当权、受迫害，在魏晋易代之际，除了自己的遭际之外，他也看到了广大的颠沛无告的劳苦大众。如果说《咏怀诗》是他个人的控诉，那么，《大人先生传》就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因此，对于阮籍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这是完全应该的。 阮籍《咏怀诗》问世之后，引起极大的反响。左思、陶渊明、庾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都接受这个传统，斐然有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发扬无君论，后来只有一个鲍敬言。他的著作只靠葛洪的批判才保留一些片断。至于黄宗羲《原君》的出现，那已在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荫芽之后了。 无君论接近于无政府主义，有其消极的一面，而反对剥削，反对，又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三节陆机、陆云陆机的生平陆机（2—303），西晋文学家。字士衡，晋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曾任平原内史，故世称“陆平原”。与其弟陆云并称“二陆”，与潘岳并称“潘陆”。 陆氏家族为吴世臣。祖父陆逊是东吴丞相，父陆抗是东吴大司马。陆机身材魁梧，声音宏亮，少有异才，以文武韬略鸣于当世。陆抗去世时，陆机十四岁，即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二十岁时，吴灭，与其弟陆云退居故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但陆机虽隐居于乡，却不能忘情于当世。东吴颠覆的惨痛经历，尤给他以很深的刺激，作《辨亡论》二篇，一方面抒发了他对东吴灭亡的感慨，总结东吴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则透过祖述其祖父的功业，表达出自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晋武帝太康十年（289），陆机与其弟陆云终于不甘寂寞，结束蛰居生活，离开家乡，一起来到洛阳拜访太常张华。张华很器重他们，高兴地说“攻打东吴的战役，最大的收获是得到这两位人才！”并为他们广为称扬，使陆机兄弟在京城获得很大声誉。当时有“二陆入洛，三张（指当时著名文学家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减价”之说。由于张华的举荐，陆机被太傅杨骏任命为祭酒。杨骏被杀，陆机担任太子洗马、著作郎等职。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以陆机为郎中令。后又升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当时贾谧专权，开阁延宾，一时文土辐辏其门，其中著名的有二十四人，号“二十四友”，陆氏兄弟亦入其列。 陆机为人，体气清刚，词锋警醒，才辩敏捷。初入洛时，有不少名公巨卿看不起他，企图用言词加以侮辱，但都受到陆机的回击而予以折服。有一次，陆机拜访侍中王济，王济指着面前所吃的羊酪对陆机说“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陆机立即回答说“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意思是说江东千里湖的莼羹可以与之媲美，只是眼下没有人知道去加以调味罢了。还有一次，范阳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问陆机“陆逊、陆抗是你的什么亲戚？”古代当着儿子的面直呼其父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行为，陆机当即回敬说“那关系就像你同卢毓、卢珽一样！”也直呼卢志祖父和父亲的姓名，搞得卢志下不来台。陆云当时曾劝陆机说“他们这里离江东很远，不太了解情况，可以谅解，何必这么针锋相对！”陆机倔强地回答说“我们的父祖名播四海，并非无名之辈，他难道不知道吗！”陆机、陆云两兄弟初来洛阳时，名声不分高下，通过这件事，大家分出了两人的优劣。 赵王司马伦辅政，陆机做了相国参军，因参与谋杀贾谧有功，赐爵关中侯。司马伦准备篡位自立，又用他当中书郎。司马伦被诛杀后，齐王司马冏怀疑他身为中书郎，可能参与起草赵王篡位的文章，于是将陆机和有关的人员交给廷尉审讯，幸亏有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的救援，陆机才免死流放边疆，后遇赦未行。 陆机感念成都王司马颖的救援之恩，又看到司马颖礼贤下士，温文谦让，便想在成都王手下干一番事业，司马颖也很赏识陆机的才华，让他参大将军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陆机、陆云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军事，又表为平原内史。 太安二年（303），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任命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率包括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在内的二十万人马前往洛阳。行前，陆机对于自己担当军事要职很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道家思想影响，认为陆氏家族三世为将，杀戮过多，恐遭不祥，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在朝廷中根基不深。他以东吴旧臣的身份，旅居洛阳，成为晋朝官吏，一下子突然身居要职，早已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尤其司马颖左右的亲信，像王粹，牵秀，还有那个受到陆机羞辱而耿耿于怀的卢志，一直在寻找机会坑害他。陆机几次坚决地向司马颖提出辞去都督的职务，司马颖都没有允许。陆机骑虎难下，他的同乡孙惠劝他将都督的职位让给王粹，陆机说“再这样辞让下去，别人会误认为我首鼠两端，临阵逃避，这样反而会更加速灾祸的到来呵。” 出发的时候，司马颖向陆机许愿说“假如大功告成，我将以郡公，台司的爵位相许。你好好努力吧！”陆机坦率地对司马颖说“从前齐桓公信用管仲建立了霸业，燕惠王由于疑忌乐毅而失去了即将成功的事业。这次讨伐长沙王行动的成败，在您而不在我。”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听到后，担心陆机进一步得宠，便乘机进谗。他对司马颖说“陆机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而拿您同历史上的昏君相比。自古以来，派遣将帅出征，没听说过对君主这么没礼貌而可以成功大事的。”听了卢志的一番话，司马颖沉默了很长时间。 陆机同长沙王司马乂大战于鹿苑。陆机的军队大败，尸积如山，河水断流。 陆机的部下，有一个叫孟超的，他同哥哥宦官孟玖都是司马颖所嬖宠的亲信。孟超在陆机军中任小都督，领兵一万。还没同敌人交锋，他就先放纵士兵大肆掠夺老百姓的财物。陆机发现后，逮捕了首恶分子，而孟超竟然带着一百多骑兵直入陆机驻地将人抢走，并回头对陆机示威说“你能做什么都督！”陆机军中的执法官孙拯劝陆机将孟超杀掉，陆机没有采纳，而孟超却在军中散布说陆机要造反，图谋不轨，并写信给哥哥孟玖，造谣说陆机心怀二志，观望不前。战斗过程中，孟超不听陆机的指挥，单独带领所部轻率前进，被敌人消灭。孟玖怀疑是陆机有意让他弟弟被杀的，便向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早有“异志”，并串通陆机部下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等作伪证，诬告陆机谋反。司马颖大怒，便派牵秀秘密逮捕并处决陆机。 陆机对于事情的结局早有所料，当牵秀带兵来逮捕他时，他脱下军装，身着白衣衫与牵秀相见，并神色坦然地对他说“从东吴灭亡以来，我们陆氏家族蒙受国家重大的恩惠，受到信用。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王又特别付托我以重任，我屡次推辞也没有成功。今天被杀，难道不是命运驱使的吗！”他给司马颖写了一封词语凄恻的信诀别，写完后，叹息说“家乡华亭的鹤唳，再也听不到了。”他的两个儿子陆蔚、陆夏与他同时被害。 诗歌与赋作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负盛名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他的诗现存一百零四首，多于同时期各作家，多半是拟乐府诗和拟古诗。这类作品尽管有不少是敷衍旧题，摹拟前人之作，因之被后人讥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但也不乏寄托遥深之作。如《君子行》反映诗人对险恶的政治环境的感慨，《长安有狭邪行》反映诗人强烈的政治追求和大志不遂的苦闷。五言诗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尤其把去国离乡的悲苦和旅途上的寂寞写得栩栩如生，在西晋诗歌中是难得的佳作。陆机的诗歌一般华美整饬，辞藻富赡，而失于裁剪，有繁芜之累。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陆机诗歌对太康诗坛有深刻影响，成为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 较之诗歌，陆机的赋与散文，内容较为充实，取得了更高成就。他的赋今存二十七篇，大都篇幅短小，文笔清灵。或悲故旧之丧亡，或抒思乡之情愫，回环曲折，一往情深。他的散文时有峭健峻拔之作，像著名的《辨亡论》，论东吴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归之于人才的得失，议论滔滔，笔势劲健，可称得上是西晋论文中最为博大的篇章。《吊魏武帝文》高度评价了曹操的功业，而对他临死前儿女情长不胜感慨，暗寓讥刺。《豪士赋序》讽谕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受爵不止，笔锋冷峻严厉，咄咄逼人。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高度评价了陆机的散文，说“《吊魏武》而老奸掩袂，《赋豪士》而骄王丧魄，《辨亡》怀宗国之忧，《五等》陈建侯之利。北海以后，一人而已。”陆机的散文一般音律谐美，讲求对偶，以情带理，典故繁密，开创了骈文的先河，在文体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赋》陆机留给后世最重要的著作是《文赋》。它是作者在自己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的成果和经验而写成的，是我国第一篇对作家的创作构思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探索的理论文章，同时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及各种文体的特点，也有精到的论述。《文赋》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均有较大启发和影响。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就指出“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但《文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他探讨文学创作，多半是凭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往往只能言及现象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显得琐屑而缺乏思辨性。诚如刘勰所批评的“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文心雕龙·总术篇》）丰赡的造诣及其作品的流传陆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文学之外，他在史学、艺术方面也造诣颇深。 在史学上，他曾著《晋纪》四卷，《吴书》（未完成）、《洛阳记》一卷等，多已佚失。在艺术上，他是书法家，所写章草《平复帖》是书法中的珍品。他也是绘画评论家，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著有画论，但已佚失。 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三百多篇。但原集久佚，南宋时徐民瞻得遗文十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元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明代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陆平原集》。 陆云的生平陆云（22—303），西晋文学家。字士龙，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文学家陆机之弟，与陆机并称“二陆”。曾任清河内史，故世称“陆清河”。 陆云少聪颖，六岁即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年幼时东吴尚书吴闵鸿见到他，非常称赏，说“这个小孩子如果不是龙驹，一定是凤雏。”陆云被荐举贤良时年纪才十六岁。 东吴灭亡后，陆云与哥哥陆机蛰居乡里，闭门苦读。太康十年（289），二人相携入洛，受到太常张华的赏识。在张华的举荐称扬下，刺史周浚任命陆云为从事，并对人说“陆士龙是当今的颜回。” 不久，陆士龙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浚仪县地处交通要道，靠近大城市，向来很难治理。可陆云到任不久就管理得井井有条，建立了良好的治安秩序。有一次，县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谁也不知凶手是谁，也不知受害者为什么被杀。陆云把被害者的妻子拘押起来，但并不审问。过了十几天，陆云把她释放出来，派人秘密地跟踪，指示说“她离开不出十里远，一定会有另一个男人在路边等待并和她说话，发现了，立即抓来！”事情果然不出陆云所料。当把这个男人抓来后，他交待说“我同这国个女子私通，一起谋害了她的丈夫。听说她被释放出来，想她和谈谈，了解情况。但担心离县城太近，被人发现，便在较远的地方等着她。”案子侦破后，一县的人都很佩服陆云审案的能力。然而陆云的才能却受到郡守的嫉妒，多次找机会排挤刁难陆云，陆云没有办法，只好辞去官职。浚仪县的百姓怀念陆云，为他图画塑像，放在县里的神庙中，与社神一起祭祀。 过了一段时间，陆云被任命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居官期间，陆云直言敢谏，对吴王的弊政多所匡正。司马晏大兴土木，建筑宫室，陆云上书说“先敦素朴而后可以训正四方；凡在崇丽，一宜节之以制。”司马晏信用部将，派他们去监督审查官吏的清廉问题，陆云上书反对说“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愚以宜发明令，罢此等覆察。”明代张溥后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评论陆云说“宰治浚仪，善察疑狱。佐相吴王，屡陈谠论。神明之长，谏诤之臣，有兼能焉。” 陆云后入为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成都王司马颖表为清河内史。司马颖准备讨伐齐王冏时，以云为前锋都督。适逢齐王冏被杀，便改任大将军右司马。张昌为乱时，司马颖表奏陆云为使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以讨张昌。恰逢讨伐长沙王，此事暂时中止。 陆云在成都王司马颖幕府中也直言敢谏，多次冒犯司马颖，并得罪了司马颖周围的亲信。有一次宦官孟玖意欲任用自己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为了讨好加以附议。但陆云坚决反对，说“邯郸令向来都是公府掾资历的人担任的，怎么可以任命一个宦官的父亲来担任！”孟玖对此事耿耿于怀，从此与陆云结下了怨仇。 陆机被害时，也同时逮捕了陆云。由于陆云居官清正，爱才好士，善于团结人，当时许多人，如江统、蔡克、棗嵩等纷纷上疏给司马颖，要求他谨慎从事，不要株连陆云，并指出“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统等区区，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然而，尽管江统等人多次竭力救授，但司马颖被孟玖、卢志等人包围蒙蔽，陆云还是被害了。时年四十二岁。 诗歌创作与文学见解陆云作诗不如陆机藻思纷披，文彩富赡，但清新明净，结构严谨。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称“士龙朗练，以识检玑，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陆云的诗作以《为顾彦先赠妇》、《答张士然》、《谷风》较为优秀。陆云写给陆机的书信，记载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互相切磋的情况，反映了陆云对文学创作的有益见解，向来为文学批评史家所重视。陆云论文，重在文辞的声**思和“清新相接”，他说“文章当贵清绮”，“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征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陆云对陆机作品的批评，颇得陆机重视，并据此作了修改。《晋书·陆云传》称陆云“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除对陆机的作品外，陆云还对《楚辞》、王粲、蔡邕作过评论，颇有独到的见解。 据《晋书·陆云传》，陆云“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录有《陆云集》十二卷，但已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陆清河集》。 第七章刘渊、石勒、祖逖、刘琨第一节刘渊西晋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急剧激化。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内徙中原的匈奴屠各种贵族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族政权——汉国。从此，中国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汉国的开创者就是刘渊。 两次仕进受阻刘渊（？—30年），字元海。远祖是汉初的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娶汉高祖刘邦的宗女为妻，并与刘邦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以刘氏为其汉姓。刘渊所属的屠各种，是东汉以来依附于中原王朝并建庭于山西离石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北）的南匈奴的一支。刘渊祖父于扶罗，在黄巾起义时率兵助汉镇压黄巾。因单于庭内乱而不能被立为单于，遂留居中原。自立为单于，乘董卓之乱而攻掠太原、河东等郡，屯驻于河内郡。于扶罗死后，其弟呼厨泉立为单于。刘渊的父亲刘豹被任命为左贤王。曹操执政，分呼厨泉部为五部，刘豹又为左部帅。左部有众万余落，居故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市南），是当时左右南北中五部最大的一部。五部共三万余落，分布于晋阳汾涧之滨（今山西汾水流域）。五部虽在形式上保留了匈奴的部族组织，但“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三国志·梁习传》），实际上却置于中原封建王朝的严密有效的控制之下。 刘渊的母亲也是匈奴人，姓呼延氏。大约在曹魏嘉平年间（249—254） 生下刘渊。他自幼就十分聪慧伶俐。母亲去世时，他年仅七岁，就像大人一样号哭不绝，哀感四邻。宗族部落的人都为之赞叹。当时的司空王昶听到此事，也派人送来办丧事用的财物，以褒奖刘渊的孝道。刘渊所在的匈奴部落，因久在中原，汉化程度较高，故刘渊自幼就拜上党士人崔游为师，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等儒家经典。他特别喜欢读《春秋左氏传》和《孙子兵法》，并大体上可以将二书内容背诵出来，他勤勉好学，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他曾对同学朱纪、范隆说“每当我读《汉书》列传时，常常鄙视随何、陆贾没有武功，周勃、灌婴缺乏文治。承上启下，开创大业，全在于人。做不到博学广识，是君子的耻辱。随何、陆贾在汉高祖开国之世而不能建军功封侯，周勃、灌婴辅佐汉文帝却不能设学立教，真是可惜啊！”于是刘渊又学习武事，并且武艺超众，擅长射箭，体力过人。成年后，身高八尺四寸，胡须三尺余长，体态魁伟，一表人才。屯留人崔懿之、襄陵人公师彧以善于相面著称，见到刘渊后，大惊失色说“此人形貌非凡，平生头一次看见。”于是对刘渊非常崇敬，甘居其下与之交结。太原士族王浑也虚襟与刘渊交友，命其子王济拜见刘渊。 曹魏咸熙年间（24—25），刘渊作为任子居住在洛阳，当时输政的司马昭对他十分礼遇。西晋建立后，时为越骑校尉的王浑屡次向晋武帝谈起刘渊。晋武帝遂召见刘渊，与之交谈后，非常高兴，对王济说“刘渊仪表堂堂，虽由余、金日也无法与之相比！”王济回答说“刘渊仪表，诚如圣本节材料依据《晋书·载纪·刘元海》，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旨，但他的文武才干却远在由余、金日之上。陛下如果用他负责对东吴征伐，平定江南，指日可待。”武帝深以为然。但孔恂、杨珧却进言道“臣下观察刘渊的才能，感到当今之世恐怕无人与之匹敌。陛下如果让他掌握少量兵马，则平吴事难成；若授以威权，则平吴之后，恐怕他将据有江南，不复称臣。与我族类不同者，其心必然不同。以刘渊统帅其部族，臣下尚且为陛下担忧寒心。如果以有天险为凭依的江南资助刘渊，怎么可以呢！”晋武帝默然不语，任用刘渊事亦按下不提。 西晋咸宁年间（275—280），关陇地区氏族在树机能领导下起义，朝廷屡次镇压均告失败。晋武帝为一举扑灭起义烈火，决定选拔得力胜任的将帅出征。尚书仆射上党人李憙劝武帝说“陛下如果能够征发匈奴五部的兵力，授刘渊以一将军名号，令其西征平叛，凉州指日可定。”孔恂说“李公的话，还没有点破消除危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说“以匈奴的强悍善战，刘渊的通晓用兵，再加上奉宣圣威，消除叛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孔恂说“刘渊如果能够平定凉州，斩树机能，恐怕凉州才真正有危难罢了。那时蛟龙如得，将遨游长空，不再是池中之物。”晋武帝认为孔恂言之有理，未采纳李憙的建议。 两次仕进受阻，刘渊深知其原委。后来东莱游侠王弥离开洛阳回乡里，刘渊在九曲之滨与王弥饯行，哭泣着对王弥说“王浑、李憙与我同乡，对我的为人深知熟知，常向皇帝称赞推荐，离间之谗言因此随之而生。这一切本不是我之所愿，却深受其害。我并不想为官仕进，这一点只有你清楚。恐怕今生只能死在洛阳，与你永别了。”说罢慷慨长叹，歔欷不已，纵酒长啸，声调激昂，在座者天不为之凄然泪下。当时，齐王攸也在九曲，闻讯后驰马探视究竟。见此状，遂进言晋武帝说“陛下不除掉刘渊，臣下惟恐并州不得长久安宁。”王浑劝谏道“刘渊为人忠信，臣下愿为他担保。再则大晋刚刚宣称要以德招抚四方，殊俗共存，为什么要以没有根据的怀疑而杀匈奴的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呢？”晋武帝说“王浑的话是对的。” 拥晋以图发展刘豹死后，晋武帝命刘渊代为左部帅。刘渊由洛阳回到了并州。他摆脱了人质的地位后，在自己所辖的部族和地区施展政治才能，史称他“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从而为他以后成为匈奴族的主要首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太康十年（289），西晋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刘渊任北部都尉。杨骏辅政期间，又以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正式承认了刘渊在匈奴五部中的领导地位。元康末年，刘渊坐部人叛逃出塞，被免官。时成都王颖镇邺，表请任刘渊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脱离五部，在邺城任官。 刘渊被免官和仕宦于邺城，是西晋政权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歧视的心理，企图限制刘渊势力的发展、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一措施引起了长期以来受到中原封建王朝的排斥打击的匈奴上层贵族的不满。当时正值司马氏诸王相攻，“惠帝失驭，寇贼蜂起”，西晋政权对少数族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刘渊的从祖，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遂召集匈奴五部上层贵族，对他们说“过去我们的祖先与西汉约为兄弟，同甘共苦。自汉亡以来，魏晋更替，我们的单于却徒有虚号，而没有国土可言；至于诸王侯，地位降同编户齐民。现在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正是我们振兴国家、恢复先祖大业的大好时机。左贤王刘渊才能和气宇超众拔群。上天如果不是想要光大尊崇单于，绝不会白白地降生此人。”于是众人密谋，共同推尊刘渊为大单于。又派呼延攸到邺城，将众人之谋告知刘渊。刘渊遂请求成都王颖，佯称回部落参加葬礼。颖不答应。刘渊无奈，只好让呼延攸先回去，告诉刘宣等人纠集五部，再招聚宜阳附近的诸胡族，表面上声称助成都王颖讨逆，实则为以后起兵做准备。 刘渊既然一时不能回部落，只好暂时依附于司马颖。时司马颖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又任丞相，在邺城形成与拥戴惠帝的东海王越相对峙的政治中心。刘渊在表面上的恭顺，使他赢得了成都王颖的信任，任命他为太弟屯骑校尉。后来，东海王越率洛阳禁军讨颖，颖又以刘渊为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战于荡阴，越大败，成都王颖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刘渊也因此迁冠军将军，封卢奴伯。 成都王颖虽取得胜利，但地位并不巩固。东海王越系统的并州刺史东赢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发兵讨伐成都王颖。面对强敌，刘渊劝告颖说“现在二镇强盛，有众十余万，恐怕宿卫军队及邺城附近的士庶难以抵御。我愿为殿下返回五部发兵，以赴国难。”颖说“五部发兵是否能确保呢？即使可以发兵，司马腾和王浚手下的鲜卑和乌丸骑兵强悍善战，抵挡其进攻又谈何容易！我打算奉惠帝返回洛阳，避强敌锋锐，然后传檄文于天下，以其叛逆之罪令四方共讨之。你看如何？”刘渊回答说“殿下是武皇帝之子，有特殊功勋于王室，素有威信恩德，享重名于四海，谁不想为殿下捐躯献身？发四方之兵是易如反掌。王浚区区小人，司马腾是宗室疏属，怎能与殿下抗争？！但殿下一旦离开邺城，示弱于人，是否能抵达洛阳呢？即使到达洛阳，恐怕殿下也难以掌有实权。光凭一纸檄文，谁又肯事奉呢？况且东胡虽强悍，较之匈奴五部却稍逊一筹。但愿殿下能够勉励安抚士兵，镇之以静，我可以为殿下用二部击败司马腾，用三部打垮王浚，二人之首级指日可取。”成都王颖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遂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派遣他回部落纠集五部，以抵御司马腾和王浚的进攻。 刘渊回到左国城，刘宣等人尊他为大单于。短短二十天，刘渊就招集了五万余众，集中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这时，王浚派部将祁弘率领鲜卑兵攻打邺城，司马颖迎战失利，遂挟惠帝南奔洛阳。刘渊闻讯，说“司马颖不听我的劝告，稍败就向洛阳奔逃，真是个奴才。但我与他先有许诺，不能不去救援。”于是命令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准备进攻鲜卑。刘宣等人再三进谏说“晋朝不讲道义，视我们犹如奴隶，右贤王刘猛因此不堪忍受而率众反抗。只因当时晋朝纲纪未弛，遂使右贤王兵败，功业未成。这是我们的耻辱。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这是天厌晋德，授之于我。你躬行积德，正应当带领我们的部族去恢复祖先的大业。怎么能攻伐可以引为外援的鲜卑、乌丸而拯救仇敌呢？上天命我灭晋，不可违背。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不要再迟疑了。”刘渊深以为然，激愤地说“对！大丈夫在世，当如崇山峻岭，岂能甘为蝼蛄！哪有帝王之运长在一姓之理？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于东夷，他们之所以为王，只是有德罢了。而今我有部众十余万，皆能以一当晋十人，击鼓征讨的朝廷，必将摧枯拉朽。上可以成汉高祖一统天下大业，下可以像曹氏拥有半壁河山。只是恐怕晋人未必都能拥戴我。不过，汉朝长期统治天下，恩德深入人心，故刘备树汉家旗号，以一州之地而能与曹氏抗争。我是汉朝刘氏的外甥，与刘氏约为兄弟，兄亡而弟承，难道不可以吗？姑且称国号为汉，追尊汉后主，以招抚民心。”于是刘渊迁都于左国城，远方来归附的人有数万之多。 建立汉国永兴元年（304），刘渊在左国城正式登上汉王位。他以复汉为名，追尊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刘邦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对于“乱汉”的黄巾军、阉党、董卓及曹氏父子予以口诛笔伐。又大赦境年，建年号元熙，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依据汉制设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呼延翼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部将授官各有差。 既然刘渊公开打出反晋旗号，据并州一隅之地建立政权，与西晋王朝分庭抗礼，故并州刺史司马腾立即派将军聂玄征讨刘渊。两军战于大陵（今山西交城东南），结果聂玄大败。司马腾闻讯大惊失色，慌忙带领二万余户逃离并州。刘渊派遣建武将军、族子刘曜攻下了太原（太原市南）、中都（山西榆次）、屯留（山西屯留南）、泫氏（山西高平）、长子（山西长子）等军事要镇，控制了晋东南地区。永兴二年（305），司马腾又派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率兵讨渊，屯军于离石汾城。刘渊命令武牙将军刘钦等率六军进攻司马瑜，凡四战，皆胜，司马瑜等落荒而去。 为扭转败局，西晋王朝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刘琨不同于司马腾，具有一定的武干谋略。他到任伊始，即以州治晋阳（山西太原西南）为据点，抚循劳徕，甚得人心。刘琨还派人离间刘渊与其统属的其他少数族之间的关系，使得叛刘渊附晋的“杂虏”达万余落。刘琨的活动，对刘渊构成重大威胁。刘渊遂委任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攻击刘琨于版桥，结果反为刘琨所败。刘琨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并州的政治、军事地位。 面对刘琨的威胁，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刘渊说“殿下自起兵以来，已近一年，而仍居偏方，王威未振。望能命众将四出，择机决战，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率军南征，攻克长安以为都城，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若如此，成高皇帝（刘邦）的大业，易如反掌罢了。”刘渊大喜，说“正合我意！”于是在永嘉二年（308）正月，他遣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辅汉将军石勒等十将东下赵魏，将军事活动扩大到西晋王朝的腹地——中原地区。 随着刘渊影响的扩大，其他反晋势力先后依附于其麾下。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以及叱咤风云于青徐兖豫等州，给予西晋王朝以沉重打击的东莱王弥，都称臣于刘渊。刘渊均署其官爵，委以重任。当王弥归附时，刘渊特地派侍中、御史大夫呼延翼郊迎，致书王弥说“因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所以隆重迎接。渴望将军之至，我将亲自到将军下榻的馆舍，拂席尘，洗酒爵，敬待将军。”后两人会面，王弥劝刘渊称帝，刘渊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将军不过是悍勇武将，今日方知将军有勇有谋，堪称孔明。我得将军，如鱼得水！”于是任命王弥为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后又进弥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负责东线战事。 在刘渊的指挥下，汉国政权在对晋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永嘉二年三月，刘渊占汲郡，控制了顿丘、河内地区。七月，刘渊进据河东地区，攻克蒲坂（山西永济西）、平阳（山西临汾西南），并将汉国都城由离石南迁至蒲子（山西隰县）。刘渊兵锋所及的河东、平阳二郡的诸县垒壁望风而降。在并州，刘渊亦控制了除州治晋阳以外的诸郡。九月，刘渊又遣王弥、石勒进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魏郡太守和郁弃城败走。 为了进一步提高汉国政权的政治影响，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力，永嘉二年十月，刘渊在蒲子即皇帝位，国号仍称汉，改元永凤。任命其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仿东汉制，设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为三公；又仿晋制，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不久，迁都平阳，改元河瑞。 进军洛阳刘渊称帝后，没有停顿对西晋皇朝的军事活动。他遣石勒进攻冀州，连下魏郡、赵郡、巨鹿、常山数郡，陷郡县堡垒百余，众至十余万。同时，接连发动了对西晋都城洛阳的攻势。 永嘉三年（309）三月，晋积弩将军朱诞叛晋归汉，劝刘渊进攻守备空虚的洛阳。刘渊遂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部督，进攻洛阳。刘景先克黎阳（今河南浚县），又在延津击败晋将王堪。刘景嗜杀成性，将男女老幼三万余口沉溺于黄河。刘渊听到这一消息，大怒，说“刘景还有什么脸来见我！滥杀无辜，天道不容！我所欲消灭的不过是司马氏而已，平民百姓有何罪过！”于是降黜刘景为平虏将军，中止了这次攻洛的军事行动。同年夏，刘渊又派刘聪、王弥、石勒攻下军事重镇壶关（今山西黄碾南）、屯留（山西屯留南）、长子（山西长子），斩首万九千级。八月，刘聪受命南攻洛阳，大军**，败平北将军曹武，推进至离洛阳一百里的弘农郡宜阳（河南宜阳市西）。刘聪自恃骤胜，怠不设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刘聪，刘聪大败，不得不撤军。 十一月，刘渊再次派刘聪、刘曜、王弥、刘景等率精锐骑兵五万进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兵为继援。刘聪屯驻宜阳。西晋皇朝没有想到汉军在刚刚败后就再次发动攻势，慌了手脚。刘聪军遂至洛阳城西南的西明门。但因守城晋军死战，攻城受挫。刘渊不得已，只得下令撤军，将兵锋转向徐、豫、兖三州。永嘉四年（30）上半年，汉军在冀、徐、豫、兖等州取得了重大进展。二月，克鄄城（山东鄄城北），杀兖州刺史袁孚，又拔仓垣（开封市北），杀晋将王堪。这几个州的流民有数万家，素为西晋皇朝所苦，故纷纷起来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刘渊。 刘渊在起兵过程中，尽量抑制滥杀烧掠，招徕士人，力求收揽民心。加刘渊部将乔晞杀西晋介休令贾浑，又欲纳贾浑妻宗氏，宗氏不从，晞又杀宗氏。刘渊得知此事，大怒说“若天道有知，乔晞必定断子绝孙！”遂降乔晞秩四等，又收贾浑尸，以礼葬之。又雁门范隆，上党朱纪，并为士人，刘渊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刘渊还委任京兆士人王育为太傅，征召隐士卜珝为光禄大夫。又有后部士人陈元达，刘渊未举兵时曾招之，元达不应。等到刘渊为汉王时，有人担心地对陈元达说“你难道不害怕吗？”陈元达笑着回答“我深知刘渊为人，刘渊亦明我心，恐怕二、三天内，就会有委任我的驿书。”果然当天晚上，刘渊就招元达为黄门郎。陈元达屡进忠言于刘渊，甚为得力。又刘渊在俘获西晋河内太守河东大族裴整后，即任命裴整为尚书左丞。但尽管如此，由于刘渊纲纪不严，加之他长期坐镇都城，带兵出征均是其子和诸将，故滥杀无辜，烧掠**之事虽禁不止，愈演愈烈。刘琨曾描绘当时并州的情景“群胡数万，周布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晋书·刘琨传》）。虽有夸张，但多少反映出汉国政权不重视抚恤流亡，组织生产以及制止杀掠的措施不力的事实。汉国政权与汉族之间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刘渊建国初期的“称汉以怀人望”的企图难以实现，故他在永嘉四年七月临终前，为了确保死后匈奴族贵族在政权中的支配地位，委任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实行所谓的“胡汉分治”。这一政体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十六国时期，成为各少数族政权行之有效的统治形式。 永嘉四年七月己卯，刘渊卒。他临终遗诏嘱太宰欢乐、太傅刘洋等入宫辅政。刘渊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 刘渊死后，太子刘和即位。刘和生性猜忌无恩，功业不著，威望不高。 而刘渊生前又不审轻重之势，给予其他诸子以很大的权柄。如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集军权大权于一身，拥兵十万屯于京师近郊；安昌王盛、安邑王钦、西阳王璿皆领武卫将军，分典禁军，总强兵于内。故刘和即位伊始，就想削夺四王的权力，巩固自身的地位。刘聪当然不肯坐以待毙，他举兵反叛，攻入殿省，弑杀刘和，自立为帝。刘聪继承了刘渊灭晋的遗业，于永嘉五年（3）六月攻陷洛阳，执晋怀帝。但刘聪为人暴虐，嗜杀成性，在他的统治下，汉国政权所奉行的民族仇杀、民族歧视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刘渊举兵反晋的正义性，从而揭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黑暗的一页。 第二节石勒石勒的少年时期和起兵伊始石勒（274—333），字世龙，西晋时上党郡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境）羯族人，原名■，石勒这个姓名，是后来汲桑替他取的。他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种落的后裔，祖父名叫耶奕于，父亲周曷朱2，又名乞翼加，都曾为部落小帅。石勒出生后，经过西晋的短期统一，随即进入八王之乱的混乱年代。少年时的石勒，健壮有胆力，善于骑射，很有才干。当他十四岁时，跟同邑人到洛阳做小买卖，曾倚上东门长啸，被大官僚王衍看到，王衍认为他有“奇志”，恐怕将来会扰乱天下，派人来抓他，幸而他已先离开。年轻时他还曾代父督摄所部胡人，很得人心。 并州（山西省大部及邻近的河北、内蒙部分地区）一带，魏晋以来，官僚地主们拥有许多佃客。尤其是“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2。石勒青年时由于生活贫困，就曾当过邬人郭敬、阳曲宁驱的佃客。郭、宁认为石勒不同于一般人，所以对石勒另眼相待，并且在困难时还能对石勒予以周济。 西晋太安年间，并州发生饥荒，社会动荡不安，胡人佃客乘机散走，石勒就投靠于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要缚卖石勒为奴，宁驱把他藏匿起来，幸而获免。于是石勒潜行，拟转投纳降都尉李川，路上遇到郭敬，泣诉饥寒之苦，郭敬即以货卖所得，供给石勒的衣食。石勒目击当时灾荒严重和掠卖胡人为奴事，因而建议郭敬诱骗诸胡人到冀州（河北中、南部及山东西端与河南北端）就食，趁机卖掉他们，既可使饥胡免于饿死，自己也可得利，可谓“两济”。此事议而未行，而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已经采用建威将军阎粹之计，令将军郭阳、张隆等，虏捉诸胡，两人共锁于一枷，驱向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出卖。二十多岁的石勒，也在被掠卖者之中。幸而郭阳是郭敬的族兄，郭时是郭敬的侄儿，他们受郭敬之托，所以石勒在路上未吃大苦。到山东后，石勒被卖与茌平（山东茌平县）人师懽家为奴。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老百姓时常听到鼓角之声、或者产生鼓角之声的错觉，这是不足为怪的。石勒和诸奴在田野耕作时，就常听到这种声音。石勒还说到在家乡种田时，同样也曾听到这种声音。大家即将此告知师懽，师懽也因石勒相貌非凡，就免掉石勒奴仆的身份。 师懽的家邻近于西晋的一个牧马场，师懽与牧帅汲桑常相往来。石勒借机以善于相马结识了汲桑，从此开始了收揽人才、积聚力量的工作。起初召集到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接着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人，也来投奔，号称十八骑。石勒就以这十八骑为基本力量，向茌平牧场东面的赤龙、骥等马苑中夺得苑马，乘马到远方掠夺丝绸珍宝等物，用以结好于汲桑。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2按《册府元龟》卷二一九《僭伪部》作周朱，无曷字。 据《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所载，此条未必可信。 2《晋书》卷九三《王恂传》。 这时，八王之乱已经进行多年。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早已被杀死于元康元年（29）；赵王司马伦称帝于永宁元年（30），并在同年被杀；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也相继败死；永兴元年（304），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于荡阴大败晋惠帝，逼迁惠帝于邺（河北临漳县西南）。这时，东瀛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举兵攻邺，成都王颖战败，挟惠帝南走洛阳，河间王司马颙又派大将张方，逼惠帝与成都王颖西入长安。就在这一年，匈奴刘渊称汉王于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李雄称蜀帝于成都。次年，即永兴二年（305），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惧怕不敌，废除司马颖皇太弟的位号。但司马越的军队终于攻入长安，司马颙、司马颖最后都被杀死，司马越掌握了军政大权，拥立了晋怀帝，八王之乱结束。 当成都王司马颖西入长安后，邺城空虚，颖的旧将公师藩就在永兴二年起兵，以援救颖为名。石勒随即同汲桑一起，投奔公师藩。这时，“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石勒的姓名由此而来，从这里看不出与昭武九姓的石氏有何联系。于是，公师藩命石勒为前队督，攻打邺城。结果，公师藩被晋将苟晞所斩，汲桑、石勒逃匿于茌平的牧苑中。 石勒初次参加战斗就遭到失败，但他并不气馁。他率领苑中牧人，劫出郡县狱中囚徒，并招纳山泽逃亡之人，许多人都来归附，他就带领这支队伍协助汲桑。永嘉元年（307），汲桑自称大将军，以石勒为前锋，宣言替成都王司马颖报仇，讨伐东海王司马越及其弟弟东瀛公司马腾。司马腾这时已进爵为新蔡王，镇守邺城。邺城经过战乱，府库空虚，人民生活痛苦。司马腾自并州东下时，尽携府藏所有，又掠卖胡人，所得资财甚丰，但十分吝啬，不肯济人之急，因此，“人不为用”。故汲桑与石勒一举攻下邺城，杀死司马腾。接着又向南进军，拟攻打兖州（山东省西南部及河南省东部部分地区）。东海王越闻讯大惊，急派将军苟晞、王赞等阻击，司马越还进屯官渡（河南中牟县东北），为苟晞声援。经过大小数十战，汲桑、石勒才被打败，死者万余人。二人收拾余众，想投奔刘渊，中途又被冀州刺史丁绍所拦击，汲桑败死，石勒奔于乐平（山西昔阳西南）。 这时，胡部大（少数民族的一部之长）张■督、冯莫突，拥众数千人，壁于上党（山西襄垣县东）。石勒前往相从，深被亲昵。石勒因向张■督建议如果自己没有力量自立，就应归附于强有力者，大单于刘渊正是可依之人，何不前往归附！假若你的部下先往归附，那时事情就难办了。张■督接受了这一建议，随石勒归降于汉王刘渊。石勒不但自己招徕人马，而且扩大了刘氏势力，刘渊自然十分高兴，就封张■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而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率■督等。石勒改张■督姓名为石会，意思是■督幸而与石勒自己相会合。 还有乌桓族的张伏利度，拥众二千人，壁于乐平，刘渊屡次相招而不来。于是，石勒假装得罪了刘渊，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和石勒结为兄弟，派勒带兵攻掠，所向无敌，深为诸胡人所畏服。石勒知道自己是众望所归，就借一次聚集的机会，抓住伏利度，并即当众询问“如果发动大事，我与伏利度两人，谁能胜任为领袖？”大家皆推石勒。石勒当场释放伏利度，带领这支队伍归于刘渊。刘渊加封石勒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将伏利度部众拨与石勒指挥。从此，石勒既获得了张■督和张伏利度的部众，又是在汉刘渊政权的《资治通鉴》卷八六。 统领下，形成一支相当独立的军事力量，和初起时的依附汲桑、公师藩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日益发展和壮大起来。 协助匈奴刘氏灭亡西晋石勒归附匈奴刘氏的汉王国后，在名义上是接受汉王国的指挥，事实上也得到刘氏指挥下其他部队的声援和配合，从而成为匈奴刘氏的一支方面军，驰骋疆场，既助刘氏灭掉西晋，也逐步为自己建立后赵政权打下基础。归附刘氏汉政权的次年即永嘉二年（308）正月，刘渊命令他的儿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南据太行山，石勒则受命东进，攻打魏郡（河北临漳县西南）、汲郡（河南汲县西南）、顿丘（河南清丰县西南）等处，这里的垒壁望风而降者五十多所。石勒即假予这些垒主以将军、都尉的名号，给予印绶，而从这些垒壁中挑选强壮者五万人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于是，进而俘斩了魏郡太守王粹、冀州西部都尉冯冲，并攻杀乞活赦亭、田禋等。 石勒帮助汉刘氏严重打击了西晋，故在永嘉三年（309），刘渊封石勒为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僚属。石勒继续进攻巨鹿（河北平乡县西南）、常山（河北正定县南）二郡，攻克冀州郡县的堡壁百余所，部队增加到十多万人。就在这时，石勒将在这一带所罗致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由于吸收汉族地主中的才智之士为其出谋划策，从此，石勒这支军队才真正成为多谋善战的军事力量。 说到张宾，字孟孙，赵郡（河北高邑县西南）中丘人，父亲张瑶，曾任中山太守。张宾博涉经史，而不泥于章句，尝言自己的谋略不在张良之下，只是没有遇到像汉高祖刘邦这样的人。及至见到石勒，即对亲近的人说“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业。”于是，“乃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开头石勒没有器重他，后来他“机不虚发，算无遗策”2，石勒这才十分倚重他，称他为“右侯”而不名，对他言听计从。石勒能够据有中原，张宾确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石勒进军常山郡后，西晋安北将军王浚，命其大将祁弘，带领鲜卑段务勿尘等十余万骑兵来攻打石勒，由于步、骑的不敌，石勒被大败于常山的飞龙山，死者万余人，石勒只得退据黎阳（河南濬县东）。但随即转而进攻信都（河北冀县），杀晋冀州刺史王斌，并连败晋将。刘渊因授勒为镇东大将军。至永嘉四年（30），匈奴汉帝刘渊死，刘聪称帝，加封石勒为征东大将军，勒辞而不受。这时，石勒还转战于黄河南北的兖州、冀州一带。到这年冬十月，汉刘聪命刘粲、刘曜、王弥等率众四万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命石勒率领骑兵二万与粲等会师，大败晋军于渑池，石勒进至成皋关（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被晋将王赞所败。于是，石勒转而南攻襄城（河南襄城县），进驻于宛（河南南阳市）的北山。 此时恰逢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于江汉间。王如是京兆新丰（陕西《资治通鉴》卷八七。 2《晋书》卷一○五《张宾传》。 临潼县东北）人，因乱流离到南阳。西晋下令流人皆还乡里，而关中荒残，众皆不愿归。西晋就派兵押送。王如等潜结许多少年，袭击晋军，取得胜利，因而归附者日多，结集到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因为害怕石勒来进攻，王如就和石勒结为兄弟，并厚礼贿赂石勒。时王如驻地在穰（河南邓县），侯脱则据守宛城。王如与侯脱不和，就暗中联络石勒，要他袭击侯脱。石勒正拟扩张自己的势力，立即令军士夜中吃饱饭，喂好马，鸡鸣时出发，天亮时直逼宛的城门，攻下宛城，杀死侯脱。严嶷带兵救脱，脱已败死，因而降1906新英雄时代小说5200于石勒。石勒囚嶷送于刘聪，尽并脱、嶷之众。由于军队有了新的增员，力量加强了，石勒又再南攻襄阳，转而攻陷江西（泛指汉、沔以东、淮水以南、长江以北这一带）壁垒三十余所，还屯于襄城。王如派弟弟王璃率领骑兵二万五千，伪装前来犒军，实际上是想袭击石勒，却被石勒击毙。于是，石勒又再回军到江西。 石勒第一次转战和屯兵于江汉一带，从永嘉四年十月到五年（30—3）正月，经过了三、四个月，他很有“雄据江汉之志”。不过，由于粮饷不继，军中又遇时疫流行，死伤大半，并且琅邪王司马睿又派兵前来抗击，石勒这才接受了张宾的建议，于永嘉五年正月，渡过沔水，攻据江夏（湖北云梦县）。又继续北上，攻杀新蔡王司马确于南顿（河南项城县西），进占了许昌城。当石勒转战于江汉一带时，在洛阳的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专擅朝政，杀害异己，搞得众叛亲离；尤其害怕匈奴刘氏的进攻，洛阳难守；就以讨伐石勒为借口，企图回到他的封国东海（山东郯城县北）以自全。因此，在永嘉四年十一月，率领甲士四万余人，以及王公卿士等大批人员，离开洛阳，经过许昌，进屯于项（河南沈丘县南）。晋青州刺史苟晞因移文州郡，声讨司马越的罪状。晋怀帝司马炽也痛恨司马越擅领军队离开京城，手诏与苟晞，令其讨伐司马越。越忧惧成疾，于永嘉五年三月，病死于项。众推太尉王衍为首，继续东行，要将司马越的灵柩送还东海。石勒知道后，率领轻骑追赶。这年四月，在苦县（河南鹿邑县东）宁平城追上，石勒用骑兵围住越的队伍，乱箭齐发，王公士庶兵卒十余万人，无一幸免，王衍和襄阳王司马范等被俘。王衍这位当时的清谈领袖被俘后，竟对石勒说他自己本无宦情，不豫世事，并劝石勒称帝，企图免死。石勒大怒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即于夜中，使人排墙杀之。王衍临死前才懊悔说“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石勒同时斥责司马越是扰乱天下者，劈其棺而焚其尸。司马越的妃子裴氏、世子司马毗听到越死的消息，自洛阳赶来，也都被石勒所俘，并及宗室四十八王等许多士众，尽为石勒所杀掉。 东海王越离京时，带走了大批的僚佐和精锐的部队，所谓“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致使洛阳防卫空虚，公私匮乏。司马越、王衍这些贵族官僚本想保全自己，结果不但不能如愿，反而自取速亡，并且使洛阳守卫更加空虚，促使西晋更快地灭亡。所以，司马越、王衍这些人确是罪有应得。而石勒的消灭东海王越这股势力，既大有助于匈奴刘氏的灭亡西晋，也是他收拾人心扩大影响之举。 消灭司马越的力量后，石勒率领精骑三万，由城皋关而入，与匈奴汉帝《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 《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刘聪所派遣的刘曜、王弥等会师，共攻洛阳。永嘉五年六月，洛阳陷落，晋怀帝被俘至平阳，石勒则率军再回屯于许昌，扫荡洛阳东南方的西晋力量，其中重要的一役，是在蒙城打败并捉住西晋大将军苟晞，任用晞为左司马。随后企图消灭王弥。 王弥是东莱（山东掖县）人，晋惠帝末年，随刘伯根起兵反晋，伯根败死后即自领一军，屡败晋军，后归附于刘曜，与刘曜、石勒等再次进攻洛阳。至攻破洛阳这一战，弥军先登，受汉帝刘聪封为大将军、齐公。在群雄角逐时，互有相图之心。王弥也想称霸一方，他接受刘暾的建议，想除掉石勒后称王于青州（山东德州市以东、渤海以南、泰山以北一带地方）。于是派刘暾到东方召还他的部将曹嶷，以加强实力。而刘暾在途中被石勒游骑所捕，搜出王弥与曹嶷的信，石勒暗地处死刘暾，也密谋消灭掉王弥，而弥尚未知。及石勒活捉苟晞后，王弥写信给石勒，故意这样说“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石勒看出这是骄兵之计，即对张宾说王弥位重而辞卑，这是有意图我。张宾建议及早除掉王弥，并劝石勒出兵。在时机成熟后，石勒请王弥赴宴，王弥毫无防备，石勒在酒酣时亲手杀死王弥，合并了王弥的部队。这样，石勒就除掉了他逐鹿中原时的一大对手。 王弥与石勒同为匈奴汉王国刘氏的大将，石勒杀了王弥，故汉帝刘聪大怒，曾遣使责问，但又无力驾驭石勒，只得还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等虽降于勒，勒恐其叛走，即以谋叛罪名把他杀死，实即更彻底的消灭异己的力量。自杀王弥后，在名义上石勒仍为汉刘氏之臣，实际上他已在独立行动了。 自葛陂回师北据襄国经营四方石勒既杀王弥后，在永嘉五年十月，继续向南攻打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河南新蔡县北）”。到次年二月，方自葛陂北还。 石勒再次向南方活动于江淮一带，屯兵于葛陂四个月左右。在葛陂曾经修缮室宇营垒，劝课农耕，向临时任命的地方官征收“义谷”，以供士卒粮饷，并且制造舟船，准备进攻建业。于此足见其雄心。但为什么跟上次一样，还是回军北上呢？仔细研读刘琨《与石勒书》，可以窥见其中消息。 当初石勒被掠卖于茌平时，跟母亲失散了。并州刺史刘琨知道石勒母亲及侄儿石虎的下落时，派部下张儒护送他们前来，并写信给石勒说“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将军岂知其然乎？”信的结尾，劝勒降晋，石勒没有答应，并且回信拒绝，这是意料中事，姑且不谈。而刘琨信中谈到石勒“饮马江淮，折冲汉沔”，即两次向南方进军，一次是在汉沔与王如交关的事，另一即这次即屯军葛陂的事，一般注意到葛陂屯军而忽略了前者。再则信中一再强调了石勒没有固定的立足点，虽然百战百胜而飘忽不定，未能掌握到必要的土地和人民，也就是没有立国之本，并且要石勒考虑这个重要问题。这对石勒《资治通鉴》卷八七。 《全晋文》卷一○八刘琨《与石勒书》。 的启发很大。要树立王霸之业，就必须拥有必要的土地与人民这样的据点，这样的据点应在何处才合适，这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必须选得其地。上次屯兵江西和这次屯兵葛陂，显然表明石勒要以汉沔或江淮之间为据点的。可是，这是否合适呢？应由事实来作回答。首先，江淮或江汉间的气候水土，北方士兵不能适应，霖雨和时疫流行，造成大批士兵的饥饿和死亡，石勒屯兵这里两次，就两次遇到这种情况。其次，南方习于水战，北兵非所敌，如自葛陂退兵时，石虎想夺取东晋粮船而大败，即是一证。再则江汉、江淮间是东晋对北方的门户或屏障，要保住江南政权，就必定以死力来保住这些地方，石勒两次南来，琅邪王司马睿就两次结集大军进行抗击。事实证明，以江淮或江汉为据点是不行的，必须重新考虑。刘琨《与石勒书》着重提出立足点的问题，这对石勒的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有很重要的关系。从当时具体形势来看，江汉、江淮均不可作为据点，据点非北方不可。 从北方形势来看，关中、河东各有其主，则唯有选择河北为当。这样重大的决策，在石勒集团中经过大争论，最后才由石勒本人作出决定，这是关系到石勒集团成败的关键，大争论必不可免而且是集思广益之方。 争论发生在永嘉六年（32）二月。这时，逢到春季大雨，历时三个月而雨不止，加上时疫流行，石勒军中饿死和病死者大半，东晋又派扬威将军纪瞻督率大军集于寿春（安徽寿县），军情紧急。在此情况下，石勒召集众将商讨对策。右长史刁膺主张投降，并求扫平河朔以赎罪，等东晋退兵后再图他计。石勒听后，长啸而不应。中坚将军夔安，建议先移营高地以避水，石勒笑他太胆怯了。孔苌、支雄等三十多员将官建议，趁纪瞻的大军尚未完全集中时，他们各领步兵三百人，乘船分三十多路夜登寿州城，斩东晋将官的头，据其城，食其粟；要当在今年破丹阳，定江南，活捉司马家小儿辈。石勒听了，笑着说这是勇将之计。各赐予铠马一匹。然后对张宾说你看计将如何？张宾首先分析了不能投降的道理，指出杀王弥后进军江淮的错误，又说明如果退军，东晋不会追击，而主要的意见是“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就是北据邺城，以争天下。张宾在上次屯兵江西时，就主张北还，和这次的意见基本一致，可说是能够洞察当时形势者。石勒经过两次向南进军的实际经验教训，也认识到据点必须选在北方，而刘琨的启发，张宾的划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故石勒决策回军北上，在河北一带建立据点。 在回军北上途中，由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石勒军队过处，都是“坚壁清野”，所以军士粮饷十分困难。从二月到七月，走到汲郡（河南汲县西南），分兵袭击向冰的军队，夺得了大批的军资粮饷，军势才复振，于是长驱至邺。因为邺的守卫犹固，一时难于攻下，而徒耗兵力，张宾又建议说“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襄国（河北邢台市西南），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王业可图矣。”石勒欣然从计，进据襄国，以为据点，再分兵攻取冀州诸郡县，运其资粮送于襄国，并上表于汉主刘聪，聪即封石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上党郡公。石勒据有襄国，建立了稳定的据点，这就为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基石。 《晋书》卷一○四《石勒载纪上》。三台即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不过，石勒据有襄国，就和晋大司马幽州刺史王浚发生正面冲突，永嘉六年十二月，王浚命鲜卑段就六眷、段末杯、段匹等，进攻襄国。段氏鲜卑素以勇悍闻名，但石勒计擒了段末杯，随即与段氏讲和，放还段末杯。诸将有反对者，石勒说辽西鲜卑与我素无怨仇，只是被王浚所驱使；如果杀掉末杯一人而结怨一方，不是办法；如果将他放还，“必深德我，不复为浚用矣”2。石勒以这样的策略来拆散王浚与段氏鲜卑的联盟，颇收成效，段氏从此倾向于石勒，而王浚的势力日趋衰落。 接着在建兴元年（33）四月，石勒派石虎攻克邺城，三台的许多流民都归附于石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镇守于邺，不久，改用石虎代替了桃豹。就在这段时间内，石勒还俘虏了许多“乞活”，从中发现了曾经救济过他的郭敬，就用敬为上将军，将降者拨归他统领。这年，刘聪又加封石勒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封勒母为上党国太夫人，妻为上党国夫人。 石勒既取襄国，又占邺城，在河北的据点日益稳固，势力日益发展，消灭王浚就是指日而待的事。但王浚既是晋侍中、大司马，又是都督河北东夷诸军事幽州刺史，掌握一方的军政大权，有不小的军事实力，与其力敌，不如智取。因此，石勒采用了张宾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派使者携带了大量珍宝财物，并送表文，推尊王浚为天子，自愿为藩臣，以骗取王浚的信任。同时，利用王浚和刘琨之间的矛盾，张宾又建议石勒派使者送信与刘琨，说明过去得罪于晋朝，现在王浚有不臣之心，故要讨伐王浚来赎罪，使刘琨不但不助王浚，且给予石勒以进军的便利。一切准备就绪，就在建兴二年（34）三月，石勒亲率轻骑袭取幽州，表面上却伪装是亲来幽州奉戴王浚称帝的。于是迅速进入幽州，活捉了王浚，斩于襄国。 王浚既灭，石勒在北方的对手就数到刘琨了。刘琨为晋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自东瀛公司马腾离开并州后即由刘琨继任刺史，他虽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但力量有限，曾几次求援于鲜卑拓拔猗卢。建兴四年（3）冬，石勒进攻晋乐平太守韩据于沾城（山西昔阳县西南），刘琨新得猗卢之众姬澹等，即命姬澹率军拒勒，琨自为后援，结果，姬澹大败，奔于代郡（山西大同市东）；刘琨部下长史李弘以并州降于石勒，刘琨只得奔投于段匹，后为匹所杀。 就在刘琨失掉并州的这年冬天，汉刘聪派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送于平阳。次年，琅邪王司马睿称晋王于建康，改元建武元年（37）。再过一年即大兴元年（38），司马睿称帝。而汉主刘聪病死于这年七月，临死前，召石勒至平阳受遗诏辅政，并任命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勒固辞不去。石勒在攻取襄国为据点后，除上述军事上的经营外，在经济和文化教育上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如在占有邺城的这年，开始正式征收租赋；又立太学，简选明于经术、善于书史的人担任文学掾，选出将佐的子弟三百人，给予教育。及至消灭王浚后，幽冀一带渐趋安定，就令州郡阅实户口，按户每户征收帛二匹，谷二斛。所规定的这个征收数字，可能比西晋还轻些。这些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措施，表明石勒已在作建立政权的具体准备。汉主刘聪的大臣在上表中就对刘聪说“石勒谋据赵魏”；石勒派石越到并州招纳从就六眷亦作疾陆眷，末杯或作末柸。 2《资治通鉴》卷八八。 《资治通鉴》卷。《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作“户赀二匹，租二石。”平阳流散出来的流民二十余万人，刘聪遣使责让石勒，而“勒不受命”2。这都可说明石勒正在摆脱匈奴刘氏，自建政权。到刘聪死后，这个发展趋势就变成了现实。 在大兴元年（38）七月刘聪死后，子刘粲继立为汉帝，但为受遗诏辅政的大臣靳准所杀，准自立为汉天王。因此，石勒自襄国、刘曜自长安都向平阳进发，攻打靳准。刘曜在途中即汉帝位，封石勒为赵公，不久又进封为赵王。在消灭靳准势力的过程中，石勒与刘曜两个势力的矛盾逐渐加深。由于靳准的部下杀准而投奔刘曜，拒降于勒，勒即烧毁平阳宫殿，将浑仪、乐器等迁于襄国。在刘曜这方面，恐怕石勒势力的增长和袭击，杀掉石勒所派的使者，停止太宰的封授大礼。至此，双方闹僵了。石勒大怒说没有我石家兄弟，你刘家能称帝吗！“帝王之起，复何常耶？赵王赵帝，孤自取之”。于是，石勒在大兴二年（39），积极准备称王。他设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修建正阳门，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所小学于襄国四门，简选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为学生而教之，并兼为击柝的卫士，还设置挈壶署，铸造丰货钱。不久，石勒下令指出，在大乱之后，律令烦琐，应采集其中的必要者，作为施行条制。即令法曹令史贯志，制订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这儿设置了为帝王服务的医疗、工巧制作机构，增置学校和选拔卫士，铸造货币，制定律令等等，都是为正式成立后赵政权作好准备的。 建立后赵政权后的文治武略大兴二年（39）十一月，由于石虎、张敬、张宾、支屈六、程遐等文武一百二十九人联名上疏，请石勒称尊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郡、汲郡等十一郡和前封赵国、广平、阳平、渤海等十三郡合计二十四郡，计有二十九万户，为赵国；郡太守皆改称内史，又以大单于“镇抚百蛮”即管理少数民族，并罢去并、朔、司三州。石勒接受了这个建议，即位称赵王，改元称赵王元年，即以襄国为都城。由于汉主刘曜此前已经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故称石勒所建为后赵。 石勒既称赵王后，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举其要者如下一、均百姓田租之半；孝悌力田及死义之孤赐帛有差。孤老鳏寡者赐谷每人三石。 二、建立社稷、宗庙、营建东西官署。 三、派使者巡行州郡，劝课农桑。 四、设官分职，各司其事经学祭酒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 律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 史学祭酒任播、崔濬。 门臣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专明胡人辞讼。 门生主书张离、张良、刘群、刘谟，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 五、大执法张宾，专总朝政，位冠寮首。 单于元辅石虎，都督禁卫诸军事。 2《资治通鉴》卷。 司兵勋前将军李寒，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 六、编撰工作《上党国记》由记室佐明稭、程机撰。 《大将军起居注》由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 《大单于志》由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 七、封赏功臣，死事之子赏加一等。 八、厘定习俗禁国人不准报嫂（即兄死不得以嫂为妻）。 禁止在丧婚娶。 其烧葬令如本俗。 以上诸项，均在赵王元年。至赵王二年（320），还继续进行了若干措施。关于礼乐方面，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又造金根车、大辂、黄屋、左纛等，天子的车旗礼乐，至此具备。又徙朝臣掾属以上士族三百户于襄国的崇仁里，设置公族大夫来统领他们。还制定宫殿诸门的出入制度。特别注重选举，先是清定五品，以张宾管领选举事宜，又继续定为九品。以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协助张宾负责选举工作。命令群寮和州郡每年各举秀才、孝廉以至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确定士族品级，选举贤才，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参与政权，这对巩固后赵的统治是有利的。石勒的建立后赵政权，不止于仅称赵王，还要称帝。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二月，石勒就进而称赵天王，行皇帝事。同年九月，正式即皇帝位。不仅石勒本人称帝，臣下也须升官晋爵，除石勒世子石弘立为皇太子、其他诸子及侄儿石虎封王外，在职官设置上有明显的改变，举例如下石虎为太尉、尚书令。 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 右长史程遐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 夔安、郭殷、李凤、裴宪为尚书。 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 又论功封爵，封开国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县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像这样的尚书、中书等官职和公侯封爵，就是采用魏晋制度。固然还另有一套管理少数民族的大单于属下的政府机构，但上面所列这些职官，证明石勒已采用了汉人的官制，以此与刚称赵王时的官职相比，是个重要变化，亦即是后赵政权中职官制度的汉化，同时也是巩固后赵政权的措施。再则，石勒称皇帝的第二年，即营建邺宫，拟迁都于此，还以洛阳为南都。由此可见，石勒是不甘于以偏方政权而告终的。 在后赵王国刚刚成立时，重点进行政权建设，采取若干措施、确立一些制度是必要的。不过，处于各个王国对峙时，军事行动还是频繁和时常出现的。石勒在建立后赵后，依然不断地进行军事活动，以期统一北方。 就在石勒称赵王的二年（东晋大兴三年、公元320年），东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祖逖，渡江北伐后取得不小的成就。早在东晋建武元年（37），祖逖就受命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渡江北进。祖逖善于抚纳，与士卒同甘苦，劝课农桑，招徕新附，有的坞堡曾经归降石勒，有任子在赵的，祖逖允许其两属，用以窥探石勒军情，因而多所克获，“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练兵《晋书》卷六二《祖逖传》。任子，以子弟为抵押者，义同质子。 积谷，为进取河北之计。石勒看到对祖逖难以取胜，就改变方式，以祖逖本北方士族，祖坟在幽州，就下令幽州修好祖氏茔墓，置守冢者两家。写信与祖逖要求互通使者，进行互市。祖逖的牙门将叛归石勒，勒斩其首送还祖逖，并告知祖逖，叛臣逃吏，你我之所同恶。石勒采用这样的策略，来缓和祖逖的进攻，颇有成效。祖逖于是也不接纳后赵叛将，禁止边界上的抄略，因而东晋与后赵的“边境之间，稍得休息”2。但到明年，祖逖死后，石勒又攻取了河南大片土地。 除经营河南外，在后赵王三年（32），石勒命石虎、孔苌等攻打鲜卑段匹等于厌次（山东阳信县东南），俘虏了段匹及其弟文鸯等，消灭了段氏鲜卑的势力。后赵王四年（322），石勒又命石虎率众四万，攻晋泰山太守徐龛，俘至襄国后斩之。东晋兖州刺史郗鉴，被石虎所逼，只得退至合肥。至是，徐、兖二州地方，多归于石勒。五年（323），石勒命石虎率领步骑四万，进讨曹嶷于广固（山东益都县西北），嶷部下东莱太守刘巴、长广太守吕披相继投降，曹嶷也只得投降，被石勒杀死于襄国。石虎要坑杀曹嶷的降卒三万人，新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徵说你任命我来当刺史，是要治理人民的，把人杀光，还要我这个刺史做什么？我还是跟你回去吧！石虎这才留下男女七百口与刘徵。于是，青州郡县也尽归于石勒。六年（324年、东晋大宁二年），石勒派将兵都尉石瞻，攻取东晋的下邳（江苏睢宁县西北）、彭城（江苏徐州市）、东莞（山东沂水县）、东海（山东郯城县北）等郡。又派司州刺史石生，攻杀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河南新安县），破垒壁十余所，掠五千户而还。从此，“二赵构隙，日相攻掠，河东、弘农之间，民不聊生矣”。 至此，石勒在北方的主要对手就是前赵刘曜，二赵间的决战，如箭在弦上了。在后赵王七年（325）石生据守洛阳，前赵中山王刘岳来攻，石虎率军救石生，大败刘岳于洛西，俘岳送于襄国。刘曜自长安来援刘岳，军队在夜中一再惊溃，无法作战，只好退还。 到后赵太和元年（东晋咸和三年、328年），石虎进攻前赵的蒲坂（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赵主刘曜亲自来救，大败石虎于高候（山西闻喜县境内），进围石生于洛阳。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于刘曜，“襄国大震”。于是，石勒拟亲自带兵援救洛阳。程遐等还劝石勒“不可亲动，动无万全”。石勒大怒，斥出程遐，而召徐光计议。徐光力主石勒亲自出马，认为“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石勒所崇信的和尚佛图澄，也认为“大军若出，必擒刘曜”。在这个两赵决战的关头，石勒决策亲征，率领四万人马，进援洛阳。途中石勒还对徐光谈到，如果刘曜陈重兵于成皋关，这是上策；如果阻洛水为阵，这是中策；如果坐守洛阳，则必为我所擒。及勒至成皋，各路军队集合，共有步兵六万，骑兵二万七千，而这里却没有刘曜的军队防守，石勒大喜，迳趋洛阳，大战于洛阳的西阳门。刘曜酗酒，战前还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大败落马，被石勒所俘处死。次年即太和二年（329）石虎攻入关中，俘虏了刘曜的太子刘熙，前赵势力被消灭。 到这时，中国北方除凉州张氏、代北鲜卑拓跋氏、辽西鲜卑慕容氏外，绝大部分均为石勒所统一。石勒的占地和建国规模，远远超过匈奴刘氏。至2《资治通鉴》卷九一。 《资治通鉴》卷九三。 后赵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330年），石勒的荆州监军郭敬，曾攻占襄阳。不过，自灭前赵以后，石勒死前，没有大的战事。而外国如高丽，即曾遣使送方物以结好；国内如西域高昌、于阗、鄯善、大宛，前凉张骏，都派使者送来方物；东晋陶侃，也遣使来骋，送来江南的珍宝奇兽。可见石勒的后赵，还和各割据政权以及国外通使通商，互相往来的。 除以上这些战胜攻取，统一北方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石勒继续做了不少工作。 一是继续劝课农桑。在石勒称赵王的第六年，命右常侍霍浩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从这里不仅可看到石勒的劝农，还可看到当时设有劝课大夫、典农使者、典农都尉等农官，课农应是经常的。并且石勒自己还曾亲行过藉田之礼，这在纷争割据的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此外，石勒还禁止酿酒，以减少粮食的消耗。 二是日益重视文化教育。石勒在称王的第六年，亲到襄国的大、小学，考试诸生的经义，对成绩最优者，赏帛有差。八年（32），石勒用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胡三省注解，指明秀、孝要考试经书，原是晋朝制度，后赵至此也予以施行。则不止大、小学学生要试经，被推荐的秀才、孝廉也要试经，后赵对汉人文化经籍的重视，可见一斑。到石勒晚年时，还曾令郡国也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三考修成。不仅如此，石勒虽不识字，也经常教人读经史给他听，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见识，即在行军打仗时也是这样。他曾教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之后，大惊说此法大错，如何能得天下？及至听到留侯谏止这一措施，才说幸而赖此一谏。可见石勒本人学习汉族文化经史，是深得其奥的。另外，石勒还曾建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这更是取法于周制了。 三是求贤纳谏。石勒曾准备到襄国的近郊打猎，主簿程琅劝谏他不要去，并举孙策行猎遇刺为戒；即使是枯木巧株，也能为害。石勒认为是书生之言，不听。及至猎时，所骑马触木而毙，石勒自己也几乎丧命，因而懊悔未听忠臣之言，是自己的过失。立即封程琅为关内侯，赐以朝服锦绢等物。由此，“朝臣谒见，忠言竞进”。以后，到太和二年（329），石勒在巡行州郡时，引见了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赐予谷帛；并令刺史太守宣告所属，凡有意见要说的，不要隐讳不说，朝廷正如饥似渴的希望听到忠言谠论啊！建平二年（咸和六年、33年）三月，石勒将营建邺宫，准备迁都于此，而廷尉续咸上书切谏，石勒怒，欲杀之。徐光力救，劝勒不可因直言而杀列卿，石勒叹息说“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岂不识此言之忠乎，向戏之耳！”虽然石勒停建邺宫是暂时的，但他还是赐予续咸绢百匹、稻百斛，以为奖赏。并且，借此机会下令与公卿百寮，每岁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等各一人，所考试的答策为上第者拜官为议郎，中第者为中郎，下第者为郎中。并令“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就在石勒死的那一年，他还选拔了太学生五人，担任佐著作郎。 石勒的招揽人才，重用贤能，可说是经常的和一贯的。他早期就成立了君子营，从实践中认识张宾确有出人之才，于是就重用他，并且用而不疑。及张宾早死，石勒痛哭流涕说“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张宾死后，石勒与程遐等议事，有所不合，石勒又感叹说，“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石勒既知人才的可贵，也领会到不得人才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他能选拔人才、重用人才，并且信任而不疑的道理吧！四是减租缓刑，依法办事，以缓和矛盾。石勒称帝的这年，曾下令“均百姓去年逋调”，又赦免三年刑以下者。不久，又赦免五岁刑以下者。石勒又曾令州郡如有坟墓被发掘不掩覆的，必须推劾查处；暴露的骸骨，县政府要具备棺衾埋葬掉。还曾特别下令“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如果是石勒自己在忿怒中下旨杀的人，而其德位已高，不宜训罚，或是因公致死的孤子，不期而得谴，门下都应奏明情况，石勒就会重新予以考虑。所有这些，是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措施，也是石勒稳定政权的办法。依法办案，在当时虽未必能贯彻执行，但在纷扰割据时期，能提出这点就很不简单。 抑且石勒立法虽严，而能灵活处理。如石勒称赵王后，宫门出入规定很严，并且，特别讳言“胡”字。适有醉酒的胡人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大怒，责问守门者，守门者十分害怕，忘了忌讳，说是“醉胡乘马驰入”，不可与理论。石勒听了，反而笑着说“胡人正自难与言”，对守门者恕而不罪。又有一事，石勒因参军樊坦清贫，就任命坦为章武内史，可有较多俸禄。及坦来辞行，衣冠都很破烂，石勒见了大惊，询问何故一贫至此？樊坦未加思索，很直率地回答说“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石勒听后还是笑着说“羯贼乃尔暴掠耶？今当相偿耳。”樊坦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忌讳，赶快磕头泣谢。石勒说，“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不但没有处分樊坦，还给他车马衣装钱三百万。像这样的处理，执法而不拘泥于法，通情达理，缓和了紧张的局面，也收揽了人心。 五是防止贪赃枉法。石勒尝于夜间外出私访，带了许多缯帛金银财宝，贿赂守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不但不受，还要把石勒抓起来，及至石勒的随从到后，才告终止。次日清晨，石勒召假，任命他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这是鼓励守法不阿，告诫贪赃枉法的办法之一。不过，私访很难经常，故意用财物作诱饵，未免陷人于法了。 六是不念旧恶，收拾人心。石勒称赵王的第三年，令家乡武乡县的父老到襄国来，大家叙齿列坐欢饮，叙述平生家常。有个李阳，原是石勒邻居，两人年年因争麻地，互相殴打，现在石勒当了赵王，故不敢来。石勒说他自己方取信于天下，岂计个人恩怨，特地将李阳找来，和李阳酣饮欢谑，并对李阳说，“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即赐予李阳甲第一区，封为参军都尉。并说明武乡是他的老家乡，死后他的灵魂要回到故乡，即免去故乡的三世课役。显然，这种以乡情打动人心的做法，会收到一定的成效的。最后，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在他称帝第三年正月，大宴群臣时，他问徐光自己可比古代哪个开国皇帝，徐光说他超过汉高祖、魏武帝，可比轩辕氏。石勒认为徐光所言过分，自从“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者，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刘之间，轩辕岂所拟乎！”这段话固然表明石勒有自知之明，不如黄帝，不如汉高祖；也反映石勒要当一个光明磊落者；还有一点，比较含蓄些，即《晋书》卷一○五《张宾传》。 《太平御览》卷一二○《偏霸部》引《十六国春秋》。 他要当汉祖、光武，这是统一天下者，不愿当魏武、晋宣，因为这是割据时期的霸主。希望统一天下，石勒在临死前说得更清楚，他对徐光说“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形色。”不过，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石勒就病死于襄国了。石勒的病亡后赵建平四年（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六月，石勒病卧，召中山王石虎、太子石弘、中常侍严震等待疾宫中。而石虎伪造诏命，隔绝群臣亲戚，不许进宫探望病情。七月，勒病死，年六十。石弘继立。石虎强迫石弘杀了程遐、徐光，石虎子石邃带兵入宫宿卫，原来卫士皆被撤换。次年，石虎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夺取了帝位。 石虎字季龙，是石勒的侄儿，勒常用他领兵专征，屡立战功，颇擅威权。太子石弘是光禄大夫右仆射程遐的妹妹程夫人之子，虚怀爱士，喜为文咏，其所亲近者多为儒生。石勒曾对徐光谈到太子文雅，不似将家子。徐光则以汉高祖马上取天下，文帝以玄默守之，胜残去杀，天道之所必然。石勒听了很高兴，石弘的太子位置也就固定下来。当石虎镇邺日久，威权日盛时，程遐建议修建邺宫，迁出石虎的家室，而用石弘镇守邺宫，配与禁兵万人，且将车骑所统六十四营皆配与之，又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辅助石弘。因此，石虎痛恨程遐，派人夜入程遐家中，奸其妻女，掠其财物。到石勒称帝，用石宏为大单于时，石虎渴望得到大单于位置而不能，更加气忿，对其子石邃说他自己亲自参加战斗二十多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平定了十三州，成就了大赵之业，大单于的位置应该归于自己，现在却授与黄口婢儿，真叫自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等主上死后，一定杀他个不留种。石虎的这种怨忿之气，专擅之心，程遐、徐光等也看得很清楚，劝石勒早作准备。程遐指明石虎勇武而有权术，群臣皆不及，除主上以外，他全不在眼下，且久专征伐，威震内外，恐不可辅少主，该早日除掉他。但石勒却这样说“今天下未平，兵难未已中山佐命功臣，亲同鲁卫，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你程遐是不是怕“不得独擅帝舅之权”，发此议论呢？程遐再泣诉理由，并告知徐光。徐光也向石勒建议，中山王无伊霍之忠，而势倾王室，轻视皇太子，恐怕主上万岁之后，宗庙必生荆棘。石勒这才叫太子石弘处理尚书事的奏事，中常侍严震予以协助，日常事务径行决断，征伐刑斩大事，才呈报石勒。不过，这是在石勒死的上一年，虽然旨在锻炼太子，让他取得统治的经验和掌握一定的权力，但为时已晚。抑且太子断事之时，严震又弄权，而中山王石虎之门，可以张罗捕雀，石虎更加怨恨。 到石勒病危时，对太子石弘兄弟说你们兄弟“宜善相保，司马氏，汝曹之前车也。”对石虎说“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2。看来石勒认识到天下未太平，还要打仗，既要打仗，即须将帅之才，当时后赵的将帅之才无过石虎，此石勒所以始终不能除掉石虎之故。又因石虎是自己的石勒卒年，据《太平御览》、《资治通鉴》，《晋书》所载有误。 《晋书》卷一○五《石勒附石弘载记》。 2《资治通鉴》卷九五。 侄儿（有时又以兄弟相称），如同鲁卫之与周室的关系，想以此亲情来打动石虎，要他如周公辅成王、霍光扶幼主那样来辅佐石弘这位少主。不过石虎蓄志已久，不管石勒的遗言怎样讲，只等石勒眼睛一闭，后赵的政权就迅速落入石虎手中。就这点来说，石勒没有处理好他的身后事宜。 总之，石勒崛起于穷困的少数民族之中，能够统一中国北方的大部，在文治上也有若干建树，并且有统一中国之志，这在当时十六国中确是个杰出的帝王。当然，他屠杀了不少人民，已降者如曹嶷、徐龛等均所不免，尤其是因为戏谑之言，将其姊夫折足而杀之，何其残忍如此！至如弃旧怨而与李阳握手言欢，恕樊坦之失言而厚与赠送，则又俨然一个忠厚长者了。 第三节祖逖刘琨闻鸡起舞西晋太康十年（289），司州（治洛阳）有两个英气蓬勃的青年主薄一个叫祖逖，一个叫刘琨。两人意气相投，共被同寝，关系十分融洽。 这是西晋“八王之乱”的前夜。大族擅权，政治黑暗；豪强纵横，民不聊生，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盖不住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了。祖逖素怀大志，对每况愈下的政局充满了忧虑，他经常和刘琨议论国家大事，有时夜深了还不能入睡，拥被起坐，相互勉励说“如果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你我两人应该各自在中原干出一番事业！”一天半夜里，祖逖被野外传来的鸡鸣声吵醒了，他踹了踹身旁的刘琨，说“这不是什么坏声音呀！”于是，两人相邀到户外，拔剑起舞。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闻鸡起舞”的佳话。 祖逖（2—32），字士稚，生于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北）一个官僚大族，父亲祖武，曾出任上谷太守。祖逖少孤，性格活泼，不拘小节，十四、五岁了还不知道用心念书，但他很富于同情心，每当到田庄上去，往往佯称兄长意旨，散发一些谷帛接济生活困苦的乡亲，因此博得宗族乡里的敬重。 后来，祖逖发愤读书，“博览书记，该涉古今”，渐渐有了些名气，人们称赞他有政治才干。这时，祖家侨居阳平，阳平郡察举他当孝廉，司州进而举荐他为秀才，他一概不应。不久，他才出任司州主簿。在这里... 20 有一次，元帝赐给太子一部《韩非子》，庾亮婉转地对太子说“申、韩冷酷无情，败坏社会风气，殿下不必去读它。”又有一次，庾亮奉使到芜湖与王敦商议国事，两人原来各坐一旁，谈着谈着，王敦喜欢上庾亮，不禁凑到了他的跟前。送走庾亮，王敦赞叹说“庾亮比裴贤明多了！”以后，王敦还上表举荐他为中领军。 王敦以诛刁协、刘隗为名举兵攻入建康，元帝郁郁而死。元帝死后，司马绍继立，是为明帝。明帝任命庾亮为中书监。中书监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原来由王导担任。庾亮深知王氏兄弟对自己怀有戒心，这个中书监是万万当不得的。他立即上表辞让。明帝见庾亮态度很坚决，只好作罢。不久，庾亮又借口养病，向朝廷告假。 太宁元年（323），王敦谋反的消息不断传来建康，明帝暗中进行反击准备。东晋王朝的兴废与庾亮的利益息息相关。他名为养病，实际上时时刻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这时，在王敦身边任记室参军的老朋友郭璞请假归来，庾亮邀约温峤找他。郭璞的卜筮之术名闻遐迩，据说非常灵验。庾、温两人求他占占王敦的吉凶，郭璞摆弄一番，摇摇头说“算不出来。”两人又求他占自己的吉凶，稍顷，郭璞说“大吉。”告别了郭璞，两人议论说“郭璞说算不出王敦的吉凶，或是不便明说，或是王敦不敢动手了。而我们将要参加辅佐皇室削平王敦的义举，却得了吉兆，可见这次义举一定会得到成功。” 在庾亮、温峤等人的下，太宁二年（324）六月，明帝发布讨伐王敦的诏命，任命庾亮以中书监领左卫将军，与诸将共同抵御王敦的心腹钱凤。不久，王敦病死，王敦的另一个心腹沈充败逃吴兴。明帝又任庾亮为假节、都督东征诸军事，追击沈充。事平之后，明帝论功行赏，封庾亮为永昌县开国公，赐给绢五千四百匹，庾亮谦让不受。 明帝不愿当傀儡皇帝，他着手调整内外军事将领，任命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为左卫将军、舅父虞胤为右卫将军，统领京城宿卫禁军；任命寒门出身的将领陶侃镇守荆州，控制荆楚地区的军事力量。庾亮被拔擢为护军将军，但反而失去实权。他和司徒王导都很不满意，曾经在明帝面前流短飞长，说司马宗等人的坏话。明帝大不以为然，对司马宗、虞胤更加信任了，甚而把宫门的钥匙全交给他们掌握。明帝生病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庾亮声称有事要进宫见明帝，派人向司马宗索取钥匙，司马宗不但不给，还大声斥责来人说“这宫门难道是你家的门户，可以随随便便进出的吗？”庾亮一听，更加愤愤难平。 明帝病重，不愿人家去打扰他。群臣进宫，司马宗、虞胤一概挡驾。明帝如有不测，皇位由谁继承？庾亮不觉心急火燎，他怀疑司马宗、虞胤以及司马宗之兄——西阳王司马羕有阴谋。于是不顾宿卫禁兵的阻抗，强行闯入禁内。一见明帝，泪水止不住簌簌而淌，他便咽地说“西阳王羕、南顿王宗居心叵测，策划排斥大臣，谋取辅政大权，这件事关系社稷安危、国家兴亡，臣恳请陛下予以贬黜。”明帝心中一震，若有所悟，但默然不作声。不久，明帝病危，传诏引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和丹杨尹温峤入宫。明帝宣布以他们七人辅佐太子，轮流统领禁兵宿卫宫殿，免去司马宗、虞胤的左、右卫将军之职。拜卞壸为右将军，庾亮中书令、加给事中，陆晔录尚书令。 也许明帝对身后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七个辅政大臣中，有宗室，有外戚，有南、北士族，使之相互制约，可以防止个人擅权。然而事与愿违，明帝一死，东晋大权落到了庾亮的手中。 一意孤行，酿成动乱太宁三年（325）闰八月一天，司马衍即位大典就要开始了，忽然，司徒王导派人来请病假，这犹如给隆重的大典兜头倒下一桶凉水。尚书令卞壸声色俱厉地说“王公难道不是国家大臣吗？大行皇帝还没有殡葬，嗣皇帝还没有继位，这时候是臣子称病告假的时候吗？”王导自知理亏，才坐车赶来。司马衍即位，是为成帝。成帝年方五岁，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而委政于庾亮。从此，王导常常称病不上朝。王导执政，实行优容世家大族的政策，导致东晋初年政治，官吏贪污，豪强兼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局面。庾亮执政，反其道而行之。他提倡法治、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因此，遭到世家大族的反对。尤其严重的是，庾亮和地方势力的矛盾不断激化。当时，荆州刺史陶侃和豫州刺史祖约怀疑庾亮私自删改明帝遗诏，有意把他们排挤出辅政大臣的行列，所以对庾亮散布了不少流言蜚语。历阳内史苏峻自恃手拥强兵，实力雄厚，不把庾亮放在眼里。他在历阳私自招聚亡命之徒，扩充军队，以致运送军需物资去历阳的船只首尾相接，给朝廷造成沉重的负担。只要稍不如意，苏峻就破口大骂朝廷。为此，庾亮派遣温峤任江州刺史，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守武昌，监视荆州方面的动向。接着，他又布署修筑石头城的工事，加强首都的卫戍力量，预防发生突然事变。 乱子首先从京城发生。司马宗从左卫将军的显要职位下台以后，心怀怨望，暗中组织力量，企图搞掉庾亮。庾亮抢先一步，在司马宗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他和他的同伙，贬斥了司马羕和虞胤等人。司马宗的一个部下卞阐逃亡到历阳投奔苏峻，庾亮下令苏峻把人交出来，苏峻拒不从命。 庾亮一直觉得苏峻是一个祸根，早就有心剥夺苏峻的兵权。卞阐潜逃一案，促成他将苏峻调回建康的决心。起初，他私下征求王导的意见，王导劝阻说“苏峻为人阴险多疑，不会老老实实奉诏回来，不如暂且宽恕他，免于闹出风波”。庾亮听不进去，又召集群臣商议，他慷慨激昂地说“苏峻狼子野心，总有一天要出来捣乱，现在征他回京，纵然不肯顺从，祸害毕竟小一些；如果再放纵几年，恐怕就难以制服了。”朝堂上一阵沉默。这时，卞壸站出来反对说“苏峻手握强兵，逼近京城，从历阳到建康，不足一天的路程，一旦发生动乱，建康就十分危险，这件事应该慎重考虑。”庾亮哪里听得进去。卞壸越想越不安，只得写信给温峤，让他出面规劝庾亮，但是庾亮依然置若罔闻。 消息传到历阳，苏峻意识到庾亮将要拿自己开刀了。他又是差人向庾亮求情，又是上疏表示愿意在边境为朝廷效力，然而朝廷的诏书还是颁发下来了征召苏峻回京，担任大司农，加散骑常侍。苏峻狗急跳墙，与祖约一道以讨伐庾亮为名举兵反抗。 咸和二年（327）十月，一场动乱爆发了。江州刺史温峤闻报，请求率军下援建康，队伍还没有出发，庾亮来信制止说“我对西部边陲的忧虑超过历阳，足下不可越雷池一步。”庾亮不许温峤越雷池东向，是对陶侃放心不下。与此同时，三吴将领请求发兵保卫建康，庾亮也加以拒绝。庾亮太盲目自信了！ 叛军主动进攻，庾亮却采取消极防御，局势的发展十分不妙。有人对王导建议说“应当派兵迅速切断阜陵，坚守江北当利等渡口，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一战胜之。倘若敌军未到，我们可以进逼历阳；如果我们不进攻，敌军就会先发动进攻。这是先声夺人，机不可失啊！”王导听了很赞成，庾亮却认为建康固若金汤，苏峻决不敢直接进犯建康。然而，当庾亮还在自我陶醉的时候，苏峻的部将韩晃、袭取了东晋囤积了大量食盐、大米的姑孰，直捣慈湖。庾亮得到报告以后，叫苦不迭。 建康进入战争状态，庾亮自任假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其弟庾翼，当年二十二岁，尚未出仕，也带领几百名士兵守卫石头城。宣城内史桓彝率军入援，被韩晃堵截在广德。徐州刺史郗鉴也准备起兵，庾亮仍是硬充汉子，以防御北方敌人为由，发诏阻止。然而建康的局势日益险恶了，庾亮派司马流守慈湖，司马流贪生怕死，还没有交锋，就吓得吃肉都送不到嘴里，慈湖很快失守。咸和三年（328）一月，苏峻、祖约的联军二万多人从横江渡口抢渡长江，进抵陵口，晋军抵挡不住，连连败北。二月，苏峻占领蒋陵覆舟山。敌人近在咫尺，建康城内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王公贵族和官僚已经竞相把家眷送到外地避难。这时，又有人给庾亮出主意说“苏峻知道石头城有重兵防守，不敢从正面发起进攻，一定会从小丹杨南路迂回，应该派兵埋伏在那儿，截击他们，就可以取胜。”庾亮刚愎自用，竟再次拒绝部属的正确意见。后来听说苏峻果真从小丹杨绕道过来，夜里行军时迷失了方向，队伍七零八落。这样一个歼灭敌人，扭转危局的大好机会又被庾亮贻误了。苏峻攻入建康台城，卞壸战死。庾亮率领诸将守卫宣阳门，阵势还没有拉开，将士们见敌人蜂拥而来，纷纷丢盔弃甲溃逃了。庾亮知道大势已去，也顾不上当皇太后的妹妹和皇帝小外甥了，匆匆对侍中锺雅说“这里的事就拜托你了。”锺雅见庾亮临阵脱逃，怒冲冲地说“大梁折断，房椽崩塌，这究竟是谁的责任呢？”庾亮无可奈何地说“今天的事情不必多说了，你等着我打回建康就是了。”然后，急忙和弟庾怿、庾条、庾翼跑了。他们刚刚在江边登上一条小船，敌军也追赶上来了，双方混战一场。庾亮左右开弓，匆促间不意误中船上的舵手，船上的人一时大惊失色，慌张地要跳船逃跑。庾亮反倒冷静下来了，他一动也不动，怅恨自责说“这双手那能用来杀贼！”众人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小船脱险以后，直驶寻阳。一个月前，温峤见局势危急，不再理会庾亮的“不得越过雷池一步”的禁令，移兵寻阳，驰援建康。庾亮见到温峤，以皇太后的名义，宣诏进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之职。温峤坚决不受，说“还是消灭苏峻要紧！”他把一部分兵力分给庾亮。二人共商征讨苏峻大计，庾亮推举温峤为盟主，温峤则推举庾亮，争执了半天。温峤从弟温充提议他们应该共同推举陶侃为好，于是温峤派人去荆州邀请陶侃。 五月，陶侃兵众到达寻阳。人们窃窃私议说，陶、庾本来不睦，苏峻之祸又是庾亮惹起的，陶侃此来，当诛杀庾亮以谢天下。庾亮委实惶恐不安，但他不得不听从温峤的安排，硬着头皮去拜见陶侃，陶侃很吃惊，连忙扶起他，带着几分不解和几分得意的神情说“庾元规怎么拜起我陶士行来了！”士行，是陶侃的字。想当初，庾亮是名士中人，求见一面尚且不易，今日竟拜倒在寒门将领陶侃的脚下。陶侃一肚子气，顿时消了一半。庾亮又引咎自责，那声调，那姿态，使人感到又诚恳又亲切。陶侃一阵大笑，揶揄地说“君侯曾经修筑石头城工事要对付老夫，今天也来求我了。”陶侃设宴招待庾亮，二人饮宴终日，谈笑风生。 以陶侃为盟主的四万联军从寻阳出发，浩浩荡荡进军建康。联军屯驻在蔡洲，遥对石头城。庾亮率先派将领王彰攻打石头城，被苏峻的部将张曜所败。首战失利，庾亮羞愧交加，心情十分沮丧。他派人把象征军事指挥权的节传送交陶侃，以示自责。陶侃派人宽慰他说“古人曾经三败而后胜，君侯这才失败了两回。当今情况紧急，不要总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庾亮带领二千人守卫白石垒，苏峻步兵万余人从四面发起强攻，白石垒前烟尘滚滚，杀声震天。庾亮指挥若定，激励将士们英勇杀敌，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又乘胜追杀了数百名敌人。 出守藩镇，庾王之争咸和四年（329）二月，联军平定了苏峻之乱。成帝在群臣的拥簇下驾临温峤乘坐的大船。庾亮上船拜谒成帝，他长久俯伏在地，欷歔不已。庾亮哭什么？是君臣重逢，悲喜交集而激动？还是哭在动乱中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的庾太后？或者是哭自己轻举妄动铸下的大错呢？或许兼而有之吧！翌日，庾亮又入宫谢罪。八岁的小皇帝突然问“往日被称作白头公的那个人在哪儿呢？”庾亮大吃一惊，成帝说的白头公指的是司马宗，他忙答道“司马宗因为谋反，早已伏法了。”成帝一听哭了，对着庾亮说“舅舅说人家造反，就可以随便把人杀了；人家要是说舅舅造反，又该怎么办呢？”庾亮真没有想到成帝这样说，吓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流。他叩头不止，请求辞去官职，允许他全家到远离京师的偏僻地区去，做无声无息的平民百姓。 庾亮心里又急又怕，虽然成帝派遣尚书、侍中送来一道手诏，说“这次大乱是国家的一场灾难，不是舅舅的责任”，但是他觉得是非走不可了。他上疏成帝说臣凡鄙小人，才不经世，阶缘戚属，累忝非服，叨窃弥重，谤议弥兴，便烦显任而才下位高，知进忘退，乘宠骄盈，渐不自觉。进不能抚宁外内，退不能推贤宗长，遂使四海侧心，谤议悠悠。 祖约、苏峻不堪其愤，纵肆凶逆，事由臣发。社稷倾覆，宗庙虚废，先后以忧逼登遐，陛下旰食逾年，四海哀惶，肝脑涂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斩之，屠戮之，不足以谢祖宗七庙之灵；臣灰身灭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责。臣负国家，其罪莫大，实天所不覆，地所不载。陛下矜而不诛，有司纵而不戮。自古及今，岂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剑北阙，偷存视息，虽生之日，亦犹死之年，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 臣欲自投草泽，思愆之心也，而明诏谓之独善其身。圣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愿陛下览先朝谬授之失，虽垂宽宥，全其首领，犹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没，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 成帝下诏苦苦挽留，庾亮决定不辞而别，他带着家眷，由暨阳东门出城。成帝又派人扣住了船只，不放他走。在这种情况下，庾亮请求朝廷放他出任方镇，效力疆场，朝廷也就同意了，于是任命他担任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不久，后将军郭默矫诏擅杀江州刺史刘胤，占据湓口。司徒王导不仅不予追究，而且以他继任江州刺史。太尉陶侃不满王导姑息养奸，发兵东下湓口。庾亮随即也上表朝廷，督率步骑二万余人西上，配合陶侃讨伐郭默，很快平定了这次叛乱。事后庾亮不受爵赏，撤兵回到芜湖，陶侃写信给他说“赏罚黜陟是国家的重要制度，我实在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过分克制，独自当君子！”庾亮回信说“这次胜利上有元帅指挥，下有将士效力，我庾亮有什么功劳呢？”朝廷又进庾亮为镇西将军，但他怎么也不肯接受。 这时，王导再度执政，“上无所忌，下无所惮，把自己凌驾于成帝之上。成帝一天一天长大了，可是见了王导要下跪，给王导的手诏要称“惶恐言”，好像他不是皇帝，王导反倒是皇帝似的。陶侃和庾亮对王导的擅权都耿耿于怀，陶侃曾经倡议起兵废黜王导，由于郗鉴反对，才避免了一场干戈。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病死。朝廷擢升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这一次，除开府以外，庾亮都受而不辞了。随着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增大，庾亮对王导“挟震主之威下陷百官”更不能容忍了。他写信给郗鉴说昔于芜湖反复谓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 主上自岁以及**，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之主，方受师臣之悖。 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 庾亮也要起兵赶王导下台，但郗鉴仍不同意，庾亮才没有轻举妄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庾亮的动向被陶侃的儿子陶称觉察到了，陶称便报告王导，王导故作从容地说“我和元规休戚与共，聪明人那能传播这种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即便真有这么回事，他来我走，回家当平民百姓，有什么可怕的！”话虽这样说，但由于庾亮手伸得很长，坐镇荆州而遥控朝政，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都倒向他，王导心里很不舒坦，遇到刮西风的日子，他一面举起手中的扇子去挡灰尘，一面慢悠悠地说“庾元规刮来的灰尘太脏了！”后来，陶称告密的事也被庾亮知道了。庾亮故意推荐他任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陶称从长沙带领本部二千兵众兴冲冲到江夏赴任，途中，转道往武昌拜会庾亮，随身只带了二百人。庾亮当着众多的将佐，历数他的罪状，把他杀了。按照晋制规定，使持节者才能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即使陶称犯了死罪，庾亮也无权擅杀。所以庾亮上疏为自己辩解，说陶称是“豺狼愈甚，发言激切，不忠不孝”，说自己是“义有专断”。石勒死后，庾亮便有北伐后赵、收复中原之志。咸康五年（339）三月，他对所辖地区军事部署作了一番调整，表请桓宣任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镇守襄阳；又以其弟庾怿任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守魏兴；弟庾翼任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镇守江陵；毛宝任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统领精兵万人戍守邾城。此外，庾亮还派遣偏师进攻蜀中的成汉政权，俘获成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 庾亮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决定亲自领十万大军北上，移镇石城，作为其他诸军的后援。他上疏朝廷说“襄阳北连宛、许，南有汉水阻《晋书·陶侃传子称附传》。 隔，地势险要，粮食充足。臣请求移镇襄阳石城，派军队星罗棋布于江、沔之间。几年以后，战士得到训练，即可抓住战机，大举进军，直指河帝让公卿大臣进行讨论，多数人都不赞同，于是不许庾亮移镇。 咸康五年（339）七月，王导死去，成帝征庾亮入辅，担任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庾亮不肯就职，他信心十足地准备移镇襄阳了。此时，邾城突然失陷。这个消息给庾亮极大的打击。原来，后赵以重兵围攻邾城时，守将毛宝曾经派人告急，庾亮麻痺轻敌，以为邾城十分坚牢，没有及时派兵增援，结果邾城倾覆，智勇双全的大将毛宝和突围而出的六千将士又都淹死在江中了。庾亮自求贬官三等，降为平西将军，虽然诏命恢复原职，但从此以后，他郁郁不乐，渐而成疾，次年二月病死，时年五十二岁。 第二节陶侃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家境贫寒，仕途艰难陶侃，字士行（259—334），原籍鄱阳，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槃瓠蛮即谿族杂居的地方。谿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2。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29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陶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又称“散吏”，实际是一种徭役。 2《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 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2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 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军功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晋书·惠帝纪》。 2《晋书·张华传》。 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 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晋书·刘弘传》。 《晋书·华轶传》。 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 时荆州刺史周f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为达士”。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2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晋书·明帝纪》。 《晋书·熊远传》。 2《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 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都督八州，怀止足之分太宁三年（325）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 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2。 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3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陶侃对庾亮如《晋书·应詹传》。 2《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3《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2，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 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2。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3。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2《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如《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专写《陶侃被诬》一节，为陶侃辩冤。 2陶侃身任荆州刺史时，温峤仍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3《晋书·庾亮传》。 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谿。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晋书·桓宣传》。 第三节桓温坐镇荆州桓温（3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龙亢集）人，东晋宣城内史桓彝之子。桓彝为北方世族，西晋永嘉之乱后随晋元帝南渡，很得信任，先后任中书郎、尚书吏部郎等职，名显朝廷。明帝时，桓彝拜散骑常侍，曾与明帝密谋平定王敦之乱，以功封万宁县男，后为宣城内史。桓温未满周岁时，名臣温峤见到他，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2，及闻其声，称赞说“真英物也。”因为得到温峤的赏识，桓彝便给他取名叫作桓温。 桓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时人刘惔认为他是稍逊于“孙仲谋、晋宣王之流”的人物。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作乱，桓彝被苏峻部将韩晃杀死。桓温年才十六，但他“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桓温十八岁这年，曾参与杀害他父亲的泾县县令江播病死，其子江彪等兄弟三人为其父守丧，因怕桓温前来寻仇，预先将兵器放在身边。桓温诡称吊孝而入，手刃江彪于丧庐之中，又追杀其二弟于道，终报父仇。桓温由此为时人所称。 桓温**以后，以选尚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又袭父爵为万宁县男。成帝咸康元年（335），桓温除授琅玡太守，登上仕途。这一年，桓温仅二十三岁。康帝建元元年（343），桓温进位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 穆帝永和元年（345），久踞荆州的权臣庾翼病死，他临死前上表请以子庾爰之继己之任。由于荆州是东晋重镇，关于庾翼的继承人选在朝臣中引起争论，有人认为诸庾世在荆州人情所归，应依庾翼所请，以庾爰之镇守荆州。但时任宰辅的侍中何充认为“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2。丹杨尹刘惔认为桓温确有奇才，但亦有野心，“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宜常抑之”3。因此他劝会稽王司马昱自己出镇荆州，又请以自己为军司，司马昱不听。于是桓温出任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其地民风劲悍，兵强财富“居天下之半”2，素为东晋重镇。东晋在江南立国，以建康为京都，以荆、扬为根本，而荆州地处扬州上流，常能对京师建康形成威胁，故唐杜佑说“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3。桓温既居此形胜之地，就为他日后朝政，几移晋室的作法打下了基础。 2《晋书》卷98《桓温传》，下引此传者，不再作注。 《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2《晋书》卷七七《何充传》。 3《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晋书》卷八《穆帝纪》。 2《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3《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 灭蜀桓温有雄才，史称他“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庾翼在世时很看重桓温，曾向成帝推荐说“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为立功以树威，决定西伐占踞巴蜀并已日渐衰微的李氏成汉政权。 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上疏朝廷要求伐蜀。随后他不等回音，便在当月以江夏相袁乔为前锋，亲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司马无忌径自出兵伐蜀，有精兵万余人，溯江而上。朝中闻知，诸臣皆因蜀道险远而温军寡少深以为忧，唯刘惔认为桓温必能克蜀，人问其故，刘惔说“以蒲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 永和三年二月，桓温军至青衣（今四川名山北），成汉主李势以其叔父李福、族兄李权和大将咎坚为统帅，发兵阻拦桓温大军。桓温军从另道而进，三月，进至彭模（今四川彭山县）。这时，有人建议桓温分兵两处，异道而进，以分散汉兵兵力。袁乔说“今深入万里，置之死地，士无反顾之心，所谓人自为战也。今分为两军，军力不一，万一偏败，则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赍三日粮，胜可必矣。”2桓温以袁乔所言为是，乃留辎重于彭模，命参军周楚、孙盛率羸兵看守，自率大军直趋成都。这时成汉李福等人转头进攻彭模，周楚、孙盛奋力将其击退。桓温大军一路上三战三捷，又击败李权等汉军。汉军溃散，从小路逃回成都。桓温进逼成都，汉主李势倾全部兵力出城，与桓温军激战于成都城之笮桥（在今成都市西南，桥用竹索编成）。桓温前锋出战不利，参军龚护战死，晋军皆惧，意欲退军，前锋袁乔声色俱厉，拔剑督士卒死战，遂大破汉军。桓温乘胜攻入成都，纵火烧成都小城（内城），李势乘夜逃走，远遁九十里。不久，李势见大势已去，先使散骑常侍王幼送降文，然后舆榇面缚诣桓温军门投降，成汉遂被桓温灭掉。 桓温既平蜀，在李势殿上置酒大宴将佐参僚，当地缙绅皆来庆贺。桓温生性豪爽，气度不凡，加上新平蜀地，志得意满，在宴会上神采飞扬，历数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之事。他“音调英发，”“其状磊落，一座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3。 桓温驻军蜀地，援引成汉政权中的贤才为己之用，像成汉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嘏、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地一时之选，桓温并用为参军。但不久，王誓、邓定等复反，众各万余，桓温一一讨平。桓温大军驻蜀三十日，然后凯旋，回师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永和四年，桓温以平蜀之功，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一时威名大振。 时晋廷中穆帝年幼，康帝皇后褚太后临朝摄政。桓温伐蜀时拜表辄行，已引起朝廷疑忌，待其平蜀，更怕他威名过大而日后难制。于是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乃使在朝野中素具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参综朝政，以期能对桓温有所抑制。桓温对此很是不满，但他与殷浩素相识，知其不会有多大作为，并《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2《晋书》卷八三《袁乔传》。 3《世说新语·豪爽篇》。 不惧怕。此后，桓温经营荆州，“在州宽和，百姓安之”。同时渐露不臣之心，与晋廷虽名为君臣，实际在荆州自行其事。晋廷对桓温已不能征调如意，但求羁縻而已。桓温平蜀后，又加督交、广二州诸军事2，此时，他所督荆、司、雍、益、梁、宁、交、广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但因当时国中无事，君臣尚能相安一时。 锐意北伐永和五年（349），后赵主石虎病死。桓温自江陵出屯安陆（今湖北安陆），遣诸将经营北方，并上疏请求北伐。朝廷不加理睬。反而在这年七月，以征北大将闪电风暴小说5200军褚裒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五州诸军事，命其北伐后赵。桓温北伐之举遂搁置。此后，桓温又屡次上表要求北伐，但朝廷对其既有戒心，均未获准。永和七年十二月，桓温再次拜表辄行，率大军四、五万自江陵顺流而下，至武昌（今湖北鄂城）而止。朝廷上下惊恐不安。褚裒既败，晋廷又欲以殷浩北伐，故殷浩时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闻桓温陈兵而下，惊慌失措，欲去位以避之，经吏部尚书王彪之力劝乃止。这时，会稽王司马昱写信给桓温，极力劝阻，说北伐尚非其时，应先“思宁国而后图外”，所以以前未准桓温北伐。又说桓温行此“异常之举”，容易引起非议，希望桓温深思熟虑之。桓温还不敢公开对抗朝廷，见信后即刻率军还镇，并上疏解释说，此次率军东来，是要北伐扫灭赵、魏（冉魏），历年多次上疏要求北伐都是想为国家“静乱”，恢复中原，自己并无私心。朝廷以桓温为太尉，桓温固让不拜。 永和八年，殷浩自寿春率晋军北伐。但不久其督统、安西将军谢尚等在许昌（今河南许昌）大败于前秦将张遇，晋军死伤一万五千人，谢尚逃回，殷浩又退回寿春。第二年，殷浩率军七万再次北进，准备进据洛阳，修复晋廷园陵。但前锋羌人将领姚襄于中途倒戈，进击殷浩。殷浩军大败，将士损失万余人，殷浩尽弃辎重狼狈逃回，其北代又告失败。 桓温见殷浩兵败，立刻上疏弹劾，请朝廷废掉殷浩。于是殷浩被免为庶人，徙居信安。自此，朝廷内外大权渐归于桓温，朝中已没有人再能阻止桓温北伐。从永和十年至海西公太和四年（39），桓温连续进行了三次北伐。北伐前秦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使步军自淅川（今河南淅川均水）趋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水军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西，古均水入汉水的水口）；又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出子午道（关中到汉中的通道），诸道并趋关中，进攻前秦。 桓温大军进展顺利，淅川一路步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擒获前秦荆州刺史郭敬，接着攻克青泥城（今陕西蓝田）。前秦主苻健派太子苻苌、子苻生等率兵五万屯于峣柳（今陕西商县西北），阻挡桓温亲率的主力军西进《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温别传》。 2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穆帝永和七年胡三省注。 以上引文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穆帝永和七年。 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四月，二军相遇，展开激战，前秦苻生骁勇异常，杀桓温将应诞、刘弘等多人，晋军死伤千余人。桓温督军力战，终于大破秦军。与此同时，桓温弟桓冲又大败前秦丞相苻雄于白鹿原（今陕西蓝田西灞、浐二水之间）。随后，桓温军转战而前，进军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长安指日可下。苻苌等秦军退守长安城南，苻健自领羸兵六千固守长安小城（内城），倾全部精兵三万，由大司马雷弱儿等率领，与苻苌合力抵抗桓温。晋军顺利入关，长安附近郡县纷纷来降。桓温抚喻百姓，使其安居复业。关中百姓牵牛担酒沿路迎接桓温，耆老见到晋军，惊喜万状，流着眼泪感叹“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北伐形势非常之好，但桓温却顿军灞上，观望不进。隐居关中的王猛闻桓温入关，前来相见，与桓温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桓温见民间有此人才，大为惊异，问王猛说“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王猛说“公不远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桓然默然无以应。王猛意思是说桓温志在立威，以功名镇服江东，并非真心伐罪吊民，恢复晋土。这正说中桓温心事，故其无所答对。 桓温进军之初，本打算以秦地之麦为粮，但苻健“收麦清野以待之”，晋军军粮发生危机。不久，桓温大败于苻雄，死伤万余人。于是，徙关中百姓三千余户而归，退至潼关，又被迫军苻苌所败。九月，桓温回至襄阳。第一次北伐无功而返。 北伐姚襄永和十二年，晋廷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桓温进行第二次北伐，目标是占据许昌的姚襄。 姚襄叛殷浩后，先屯于淮南，招掠流人，众至七万，同时遣使上疏晋廷罪状殷浩，后又听从其将佐的建议，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带兵北还，占据许昌，围攻洛阳。当时占据洛阳的是降晋复反的魏前荆州刺史周成。姚襄进攻洛阳，逾月未能克。桓温乘机北伐。 六月，桓温军发自江陵，遣督护高武据鲁阳（今河南鲁山县），辅国将军戴施屯于河上，率舟师从黄河进逼许、洛，自己亲率大军随后进发，又上疏晋廷，请徐、豫二州出兵从淮、泗入黄河配合作战。八月，晋军进至伊水（在洛阳城南）。姚襄撤洛阳之围，将精锐埋伏于水北林中，拒水而战。桓温亲自被甲督战，命晋军结阵而进。二军接战，桓温之弟桓冲及诸将奋勇向前，大败姚襄。姚襄军大乱，自相杀死者达千余，姚襄逃奔平阳。桓温既败姚襄，周成率众出降，桓温进入洛阳，谒晋诸帝陵寝，有毁坏者皆令人修复之，并置陵令看守。表镇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因谢尚未至，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等以三千人镇守洛阳。又徙归顺的百姓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自率大军还师。 桓温既掌内外大权，其诸弟皆身居要职，桓氏势力一时甚盛。其二弟桓云任江州刺史、加都督司豫二州军事、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假节。桓云在职，“招集众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滥，众皆嗟怨。时温执权，有司不敢《晋书》卷一一四《王猛传》。 弹劾”。其三弟桓豁任建威将军、督沔中七郡军事、新野义成二郡太守，后又因功进位右将军。其四弟桓秘，虽素与桓温不睦，但也任职辅国将军、宣城内史，并一度监梁益二州征讨军事、假节，后官至中领军。其五弟桓冲数从桓温征伐有功，多次升迁，先后镇守襄阳、江陵等要冲，升平四年（30）桓云死，接任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谯二郡太守，振威将军。此外，其子侄也多有任要职者。升平四年，晋廷加封桓温为南郡公，桓冲为丰城县公，桓温之次子桓济为临贺郡公。 北伐姚襄之前，桓温曾多次上疏，请求还都洛阳，朝廷不许。收复洛阳后，桓温于哀帝隆和元年（32）再次上疏，请迁都洛阳，并请将永嘉之乱后流亡至江南者，全部北徙，以充实河南之地。晋廷君臣但求自保江南，无意恢复失地，皆不同意迁都，但惧于桓温权势，无人敢言。扬州刺史王述认为桓温“欲以虚声威朝廷耳，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于是朝廷诏答桓温说，“诸所处分，委之高算”，有关迁都事宜请桓温筹划办理。后迁都之事果然作罢。朝廷改授桓温都督并、司、冀州，罢交、广二州都督，桓温表辞不受。 哀帝兴宁元年（33）五月，桓温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东晋内外军政大权集于桓温一身。桓温乃上疏陈便宜七事“其一，朋党雷同，和议悠悠，宜抑杜浮竞，莫使能植。其二，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宜并官省职，令久于其事。其三，机务不可停废，常行文案宜为限日。其四，宜明长幼之体，奖忠公之吏。其五，褒贬赏罚，宜允其实。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学业。其七，宜选建史官，以成《晋书》”有司皆奏行之。从桓温所陈七事看，大部分是针对当时朝廷上的问题而发，如果真能照此实行，对于东晋的弊政当能有所改革。 兴宁二年，桓温当政时期，东晋实行了“庚戌土断”。由于桓温法令严明，这是东晋最有成果的一次土断。 东晋过江以来，对于北来的流民采取优待政策，“以其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2。这些“无有土著”之人不入于国家的正常编户，因此也不负担国家的赋役。从成帝咸和年间，东晋政府为了增加劳动人手和赋役来源，也为了防止国家的正常编户冒充北方流民逃避赋役，开始实行土断。在“庚戌土断”之前，先后实行过二次土断。兴宁二年三月初一庚戌这天，朝廷颁布法令，“大阅户人，严法禁，谓之庚戌制”3。桓温当政，执法雷厉风行，彭城王司马玄“违禁藏匿民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由于桓温一反东晋过去优容世族贵戚的作法，执法有力，这次土断取得很大成果，大批人口成为国家的编户，流民减少，时会稽一郡即“亡户归口三万余口”2。后来刘裕当政时评论此次土断说“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3。桓温当政期《晋书》卷七四《桓云传》。 《晋书》卷七五《王述传》。 2《隋书·食货志》。 3《晋书》卷八《哀帝纪》。 《晋书》卷三七《彭城穆王权传》。 2《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3《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间，较之东晋其他时期，在政治上似乎稍有振作。 北伐前燕，兵败枋头兴宁二年三月，前燕将李洪侵许昌，大败晋军于悬瓠（今河南汝南县）。桓温使西中郎将袁真、江夏相刘岵通水运，自己率舟师进至合肥，准备北伐。五月，晋廷又以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遣侍中颜旄宣旨，召桓温入朝参政。桓温以中原尚未恢复为由推托。朝廷不许，再次征桓温入朝。桓温军至赭圻（时属宣城郡，今安徽宣城附近），晋廷又诏尚书车灌止之，桓温遂城赭圻而居之，辞录尚书事不受，遥领扬州牧。当年，桓温移镇姑孰，转以其弟桓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右将军号如故，镇守荆州。其时桓温权倾天下，威势镇主，既镇姑孰，遥控朝政，四方州牧皆遣上佐纲纪致敬4。不久，哀帝死，桓温北伐之举暂时搁置。 海西公太和三年（38），晋廷加桓温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 太和四年，桓温在土断之后“财阜国丰”的基础上，第三次出兵北伐，这次的进攻目标是前燕。 这年三月，桓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讨伐前燕。时郗愔所领徐州，其民多劲悍，为精兵所聚之地。桓温常说“京口（徐州治所，今江苏镇江市）酒可饮、兵可用”，很不愿意让郗愔居于京口。这时，郗愔听从其子郗超之计，写信给桓温，自称老病，不堪军旅，请桓温统率自己所领之兵，并乞闲职自养。桓温见信大喜，即刻转郗愔为会稽太守，自己并郗愔之兵，又自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实力大增。四月，桓温率桓冲、袁真等步骑五万从姑孰出发北伐。朝中百官皆来送行，“都邑尽倾”。大军行经金城（东晋侨置琅玡郡治，在今江苏句容县北），见己昔为琅玡太守时所植柳树皆已长大，感慨万分，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泣然流涕。大军继续北进，过淮、泗，踏上北土。桓温与将佐僚属登上楼船眺望中原，慨然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2时正大旱，水道不通，参军郗超劝阻桓温说“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3。桓温不从。六月，桓温大军进至金乡（今山东金乡），桓温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今大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清水）。这条航道后称“桓公渎”。于是桓温率大军乘船自清水进入黄河，舳舻连绵数百里。这时，郗超又建议说“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4《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附郗超传》。 2《晋书·桓温传》记金城泣柳及北眺中原之事皆在穆帝永和十二年，《资治通鉴》不载金城泣柳事，但亦将北眺中原之事记于永和十二年，皆误。刘盼遂、程炎震先生考辨此事当为海西公太和四年伐前燕时事，其说甚是。见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第5页《言语篇》刘盼遂曰及第834页《轻诋篇》程炎震云。 3《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见《水经·济水注》。 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2。但桓温又未采纳，既不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役，又不肯顿兵河、济，以待来年。于是桓温使建威将军檀玄攻湖陆（在今山东西南部）。檀玄很快攻下湖陆，擒获燕之宁东将军慕容忠。前燕主慕容以下邳王慕容厉为征讨大都督，率步骑二万于黄墟（今河南民权北）迎战晋军，结果大败于晋军，慕容厉单骑逃回。接着，桓温前锋邓遐、朱序又大破燕将傅颜于林渚（今河南郑州市东北）。七月，桓温大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晋军顺利进军，燕主慕容君臣惶恐不安，准备逃往和龙（今辽宁朝阳市）。这时，前燕名臣慕容垂劝阻说“不然，臣请击之，若战不捷，走未晚也。”3于是慕容以慕容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率众五万抵御晋军，又使其散骑侍郎乐嵩去向前秦求救。 桓温进军之初，曾使袁真进攻谯、梁之地，并开石门（即汴口，在今河南荥阳境）引黄河水入汴渠（今河南荥阳西南之索河），沟通淮、泗水以通水运。袁真虽然平定谯、梁之地，但石门却没能打开，这时，桓公渎因为干旱水位下降，已不能通运。而慕容垂又派燕范阳王慕容德，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骑兵一万五千驻屯石门，桓温水军的退路及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 桓温进至枋头，离燕都邺城只有二百里路，但他顿兵枋头，不敢直趋邺城。这时，晋军的形势已很不妙，水运不通，粮草不继，退军已经是必然的了。此后，桓温几次与燕军交战都未取胜，又听说前秦军将至，乃命令烧掉船只，弃掉辎重从陆路退军。晋军为怕燕军在上流放毒，一路上凿井而饮。晋军既退，前燕诸将皆欲追之，慕容垂说“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于是慕容垂亲率骑兵八千跟踪于后，又使慕容德率精骑四千埋伏于襄邑（今河南睢县西）东涧中。桓温见燕军未来追赶，果然放心，命令晋军兼程而进。慕容垂命令部下急速追赶，在襄邑追上晋军。慕容垂与慕容德前后夹击，大败桓温，晋军被杀者达三万人之多。此后，前秦救兵苟池又于路邀击桓温，晋军又死伤万余人。十月，桓温收拾散卒，驻军于山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桓温的第三次北伐遂以惨败告终。 桓温三次北伐，除第二次有些成果外，皆无功而返，而第三次更以惨败告终。这有主客观二方面的原因。 从桓温主观上来说，其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欲以功名镇江东，伺机取晋室而代之。因此，桓温在作战中务求持重，在大好形势下常常观望不进，贻误战机。另外，桓温确实很熟悉兵法，也善于用兵。比如他伐蜀途中，曾于鱼腹（今四川奉节东）平沙上见诸葛亮用石垒就的八阵图，其“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其军中文武皆不识此阵，但桓温一见就说“此常山蛇势也，”可见他对兵法阵势是很精通的。又如他入关伐秦，镇守陇西的前凉将王擢赶紧“驰使于（张）祚，言温善用兵，势在难测”2《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3《晋书》卷一一一《慕容载记》。 《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引起前凉一阵恐慌。但桓温还不是一个出类拨萃的军事家，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于此却略逊一筹，他多次在大好形势下观望不进，虽与他志在立威，无意真正北伐有关，但也反映出他用兵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所以前燕申胤说他“骄而恃众，怯于应变”2。又如他在第三次北伐撤军时，谋略上也输了慕容垂一筹。 从客观上来说，东晋君臣无意恢复失地，志在割江自保，又桓温权势日增，朝廷对其深怀戒心，因此其北伐得不到真正的。当桓温大军进展顺利之时，申胤就曾预料说“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微，温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3这是正确的分析。 尽管如此，桓温的三次北伐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了北方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打击了少数族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这是符合当时中原人民愿望的。 桓温既遭惨败，深以为耻，回至山阳，乃归罪于袁真，奏免袁真为庶人。袁真上表辩冤，并奏桓温罪状，朝廷不加理睬。袁真遂据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投降前燕。桓温使毛虎生领淮北太守，镇戍历阳（今安徽和县），防备袁真。然后桓温发徐、兖二州百姓修筑广陵城，徙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太和五年，袁真病死，其将朱辅立其子袁瑾继任其职。八月，桓温率兵二万从广陵出发，进攻袁瑾，袁瑾固守寿春，桓温遂围而攻之。太和六年正月，桓温军攻下寿春，生擒袁瑾、朱辅。寿春又入晋手。 废立专权，野心未遂桓温北伐本意是欲先立功河朔，然后还受九锡，渐窃朝柄。既有枋头之败，威望顿减。参军郗超乃劝桓温说“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之事，为伊、霍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桓温素有野心，他曾卧对亲信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接着又抚枕而起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其部下见桓温出此不臣之言，莫敢答对。又桓温对于叛逆王敦甚为倾慕，经过王敦墓，连声说“可人，可人”，称赞王敦能行非常之举。这时与郗超一拍即合，遂定废立之事。 由于海西公司马奕（3—37在位）平素谨慎，没有过错，桓温与郗超商量，乃诬海西公有痿疾，是太监之身，并说海西公使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与美人私通，生下二子，将要冒充皇子建储为王，改变皇家血统，倾移皇基。太和六年十一月，桓温率军从广陵返回姑孰，半路止军于白石（今安徽当涂西），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海西公帝位，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并草拟好诏令呈之于太后。褚太后在逼迫之下，只得同意。桓温集百官于朝堂，依《汉书·霍光传》所记废立故事，宣太后令，废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桓温命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收海西公皇帝玺绶，又亲率百官至会稽《晋书》卷八六《张祚传》。 2《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3《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见《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第47页《赏誉篇》嘉锡案。 王邸。迎司马昱入朝。于是司马昱即帝位，改年号为咸安，司马昱是为简文帝。简文帝诏桓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 桓温废掉海西公后，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好习武事，为桓温所忌，殷浩之子殷涓、广州刺史庾蕴素与桓温有隙，又庾、殷二姓势力很强，亦为桓温所忌，桓温皆欲除之。乃使其弟桓秘逼迫新蔡王司马晃自首，称与司马晞、殷涓、庾蕴之弟庾倩、庾柔等谋反，然后将他们全部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谯王司马恬上疏，请依律处死司马晞，简文帝不许。桓温又亲自上表请杀司马晞，言辞激烈。简文帝手诏答桓温说“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桓温这才作罢，改请废司马晞及其二子，其家属皆徙于新安郡。不久，殷涓、庾倩、庾柔等都遭族诛，唯庾蕴因其侄媳乃桓豁之女，桓温使其饮酖自尽。桓温既诛庾、殷之族，“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简文帝下诏进桓温为丞相，桓温辞让不受，带兵返回白石，还镇姑孰。 前秦主苻坚闻知桓温行废立之事，很不以为然，说“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2简文帝虽身为帝王，但摄于桓温权势，常惧被废，“拱默守道而已”。曾对郗超咏庾阐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2，在位不到二年，便忧愤而死。 咸安二年（373），简文帝病重，急召桓温，一昼夜四诏，桓温不至。几天后，简文帝病死。群臣惧于桓温，不敢拥立太子，有人认为应该请桓温来朝后再说，尚书仆射王彪之说“天子代立，大司马（桓温）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3于是群臣才敢立太子司马曜即帝位，司马曜是为孝武帝。简文帝临死，遗诏使太子家国事一禀之于桓温，如诸葛亮、王导故事。桓温本以为简文帝临死将禅位于己，不然便会使己如周公行居摄之事。见简文帝遗诏，很不高兴，给其弟桓冲写信说“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桓温未能遂愿，疑心是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从中作梗，心中愤愤不平。孝武帝宁康元年（372）二月，桓温带兵入朝，朝中人心惶惶，传言桓温将要杀掉王坦之、谢安，取代晋室称帝。孝武帝诏令王、谢率百官至新亭（今南京市西）迎接桓温。王坦之恐惧不安，谢安说“晋祚存亡，决于此行”。4桓温至新亭，百官拜伏于道，桓温大阵兵卫，和百官相见。于时气氛十分紧张，朝中位望稍高者皆惊慌失措，王坦之汗流遍体，错将手版倒拿。但谢安神色不变，就座与桓温谈笑自若，答对得体，气氛渐渐缓和，二人交谈多时，竟尽欢而散。 桓温入朝，因当时发生的卢悚入宫事，将尚书陆始收付廷尉，连座者甚众。三月，桓温染病，于是回姑孰养病，在建康只呆了十四天。 《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2《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2《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3《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4《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桓温回至姑孰，病渐沉重，但其野心未已，逼迫朝廷加其九锡，屡屡使人催促。谢、王等人闻知其病重，故意拖延，时桓温使其记室袁宏撰九锡文，谢安屡次修改，多日不成。宁康元年七月，桓温病重身死，年六十二岁。终于没能实现他先加九锡，再渐移晋室的野心。 第十一章桓玄、孙恩、卢循第一节桓玄优游江陵桓玄（39—404）字敬道，一名灵宝，东晋大司马桓温少子，深受桓温钟爱。桓温临终，命为继嗣，袭爵南郡公，时年五岁。 桓玄七岁时，守丧三年期满，原桓温属下的文武佐吏都来向桓玄叔父，荆州刺史桓冲告别，桓冲抚摸着桓玄的头告诉他“这些人都是你家的故吏！”玄应声痛哭，哀动左右，众人无不惊异。数年之后，桓玄长成了一表人才，容貌不凡，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又善作文。他自恃门第高贵，才华出众，常常以英雄豪杰自居，令人望而生畏，朝廷也有所疑虑而不加擢用。 直到二十三岁，桓玄才被拜为太子洗马。时人纷纷议论桓温晚年有不臣之迹，桓玄兄弟因此遭到排抑。朝廷只让他们作些无权的闲散官。有一次，桓玄去拜见琅邪王司马道子，正值饮宴，宾客满座。司马道子突然睁着两只醉醺醺的大眼对众人说“桓温晚年想造反，是不是？”桓玄吓得汗流浃背，拜伏在地，不敢起身。琅邪王骠骑长史谢重举起手板回答说“已故宣武公（桓温）废昏立明，功过伊尹、霍光，人们的种种议论，应当有所识别。”道子点头，桓玄这才爬了起来。从此，桓玄的心中更加惴惴不安，对司马道子恨得咬牙切齿。 后来，桓玄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曾登高眺望震泽，愤懑叹息说“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便弃官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桓玄向来不甘屈居人下，他为自己出身元勋之门却负谤于世而愤愤不平，乃上书晋孝武帝。疏中说先臣蒙国殊遇，姻娅皇极，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浐，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先臣勤王艰难之劳，匡复克平之勋，朝廷若其遗之，臣亦不复计也。至于先帝龙飞九五，陛下之所以继明南面，请问谈者，谁之由邪？谁之德邪？岂惟晋室永安，祖宗血食，于陛下一门，实奇功也。 自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晋之罪人，臣等复何理可以苟存圣世？何颜可以尸飨封禄！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贝锦萋菲之说，臣等自当奉还三封，受戮市朝，然后下从先臣，归先帝于玄宫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录旧勋，窃望少垂恺悌覆盖之恩。 奏书送到朝廷，犹如石沉大海。 桓玄闲居江陵，优游无事。荆州是桓氏发迹之地，桓温、桓豁、桓冲等兄弟子侄先后任荆州刺史数十年，故吏宾客遍布荆楚各地，根深叶茂，人多势众。桓玄甚为骄横，江陵士民怕他比怕荆州刺史殷仲堪还厉害。而殷仲堪是一个玄学名士，资望不深，对桓玄也甚为敬畏。有一回，桓玄到刺史厅前跑马，手持马矟在殷仲堪面前比比划划，摆出一副要刺杀的架势。殷中堪的中兵参军刘迈看不下去，讥刺说“你的马矟之技有余，只是精通义理则不足。”桓玄满脸不高兴，殷仲堪见势不妙，大惊失色。桓玄离去，殷仲堪指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桓玄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责刘迈说“卿是狂人！桓玄晚上派人刺杀你，我岂能相救？”他让刘迈回建康躲避。桓玄果然派人来追杀，刘迈勉强逃脱。征虏将军胡藩路经江陵，对殷仲堪说“桓玄志趣不同于常人，一副怏怏不得志之态，将军过份优崇他，恐怕于将来不利。”殷仲堪听了很不高兴。 吞并殷、杨太元二十一年（39）九月，晋孝武帝醉卧内殿，被张贵人杀死，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安帝。安帝不辨寒暑饥饱，是个著名的白痴皇帝。太傅、琅邪王司马道子朝政。司马道子嗜酒如命，一天到晚喝得昏头昏脑，不问政事，尚书左仆射王国宝与从弟王绪专权用事，威震内外。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士马强盛，王国宝、王绪劝司马道子削弱方镇兵权，加强中央实力。消息传出，内外**。桓玄备受朝廷排抑，早已心怀不满，见有机可乘，乃游说殷仲堪，挑唆说“王国宝一向与诸君作对，唯恐不能早点对你们动手。现今既掌大权，与王绪互为表里，他们想撤谁换谁，无不如意。孝伯（王恭字孝伯）贵为皇上太舅，为朝野所重，他们一时不敢轻动，唯有先拿你开刀。你是先帝提拔的，破格居方面重任，但人们未必认为合适，都说你虽有思想意趣，却不是作方伯的人选。倘若朝廷下诏征你作中书令，用殷f为荆州刺史，你该怎么办？”殷仲堪回答说“这件事我担心很久了，不知足下有何高见？”桓玄又说“王国宝奸诈凶狠，天下所知；王孝伯疾恶如仇，有过人之处。你赶紧秘密派人游说王恭起兵，以匡正朝廷，对他说你将率全荆士众顺流而下，推举他为盟主。我等亦当奋起追随，如此天下莫不响应。此事若能实现，乃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勋业啊！”殷仲堪仍犹豫不决。不几天，王恭派使者送信到江陵，邀殷仲堪与桓玄共同匡正朝廷，殷仲堪表示应允。 安帝隆安元年（397）四月，王恭以诛王国宝为名，起兵京口。司马道子惊慌失措，杀王国宝、王绪以释众怒，王恭遂罢兵回到京口。殷仲堪直到得知朝廷诛王国宝后才派兵进据巴陵，旋亦退兵。事后，桓玄趁机提出要作广州刺史。司马道子惧怕桓玄，又不愿让他久居荆楚，便任命他为假节、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兼广州刺史。桓玄受命，但并不赴任，仍然留居江陵，以等待时机。 第二年，王恭联合豫州刺史庾楷，以讨伐江州刺史王愉及谯王司马尚之兄弟为名，再次起兵京口。桓玄、殷仲堪一齐响应，共推王恭为盟主。司马道子不知所措，慌忙把军权交给十六岁的儿子司马元显，自己只顾酗酒。殷仲堪拨出五千军马交给桓玄，命南郡相杨佺期与桓玄同为先锋，自己率兵二万殿后，挥兵沿江东下，直达湓口。王愉毫无戒备，仓惶逃奔临川，为桓玄偏将所擒。桓、杨乘胜直驱建康，桓玄大败台军于白石，又与杨佺期进军横江。这时，北府兵名将刘牢之被司马元显所收买，刘牢之倒戈，王恭兵败被杀；庾楷也兵败，投奔桓玄。刘牢之率北府兵抵御荆州军，桓玄、杨佺期只得回军蔡洲。为了分化荆州军，司马道子采纳桓冲之子桓脩的建议，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脩为荆州刺史，而贬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殷仲堪一听诏命，大为恼怒，催促桓玄、杨佺期进兵。桓玄、杨佺期得到好处，不想出兵。殷仲堪一气之下遽然回军荆州，遣使告谕蔡洲兵众说“你们如不各自散归，我到江陵便杀尽你们的家人。”于是，杨佺期部将刘系立即带领二千人西上，桓玄等大惧，都赶快撤退，至寻阳才赶上殷仲堪。桓玄由于兵力有限，羽毛未丰，需要殷仲堪相助；殷仲堪丢掉了荆州刺史，也需依仗桓玄的声望。三人便在寻阳重新结盟，桓玄被推为盟主，大家共同约定，不接受朝廷诏命；又联名上书朝廷，为王恭伸冤，要求处死司马尚之，刘牢之等人。司马道子被迫让步，宣布恢复殷仲堪的荆州刺史。这次起兵，桓玄取得江州，得到最大的实惠。他被推为盟主后，更加骄矜，每以寒士裁抑杨佺期。而杨佺期为人骄悍，自以为出自北方高门弘农杨氏，最恨别人瞧不起，在盟誓坛上就想发难袭击桓玄，但被殷仲堪制止了。桓玄觉察到杨佺期有异谋，暗中有了吞并他的打算。 不久，殷仲堪等人的矛盾渐渐激化起来。殷仲堪担心桓玄跋扈，遂与杨佺期结为婚姻，相互支援；桓玄敌不过殷、杨二人，害怕被击灭，于是上书朝廷，要求扩大都督区，壮大实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也想借机挑起矛盾，让他们互相残杀，以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遂下令分杨佺期所督长沙、衡阳、湘东、零陵四郡归桓玄管辖，又以玄兄桓伟取代杨佺期之兄杨广为南蛮校尉。杨佺期受到损害，火冒三丈，即刻调集人马，声称援救洛阳，暗中想联合殷仲堪共击桓玄。殷仲堪顾虑重重，既畏惧杨佺期兄弟骁勇，难以对付；又担心桓玄一旦被击灭，杨氏兄弟得势，自己反而受害，故极力予以阻止。杨佺期孤掌难鸣，只好忍气吞声，偃旗息鼓。 隆安三年（399），荆州发大水，平地水深三尺，殷仲堪赈恤饥民，仓库空竭。桓玄早想火并殷、杨，见时机已到，率军乘机西上。首先袭取了屯积粮草的巴陵，继而进兵杨口，败殷仲堪之侄殷道护，随后占领距江陵二十里的零口。殷仲堪见大势不妙，急召杨佺期相救，终因粮草奇缺而惨败，双双为桓玄所杀。 隆安四年（400）三月，桓玄一举夺得荆、雍二州，随即上表朝廷，求领荆、江二州刺史，朝廷授以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后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以桓脩为江州刺史。桓玄不满意，上疏坚持领江州，朝廷不得已，加桓玄都督江州及扬豫八郡，并领江州刺史。桓玄得寸进尺，又提出以兄伟为冠军将军，雍州刺史，以侄子桓振为淮南太守，朝廷都不敢不从。这时，浙东一带的农民起义正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朝廷忙于派兵镇压，无暇西顾。司马元显代父执掌朝政后，继续用佞臣，树亲党，聚敛无度，朝纲紊乱。加之桓氏子弟布列朝野，势力强大，故桓玄的种种非分之求，朝廷都有求必应。 桓玄独霸荆楚，兵强马壮，乃广树腹心，安插亲信。以兄伟为江州刺史，镇夏口；以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督八郡，镇襄阳；派遣桓振、皇甫敷、冯该戍湓口，控扼寻阳。迁沮、漳蛮人两千户于江南，设立武宁郡；招集流民，立绥安郡。又在各郡置郡丞。朝廷下诏征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入朝，都被桓玄擅留不遣。桓玄踌躇满志，自以为东晋天下三分有其二，而司马氏气数已尽，故多次指使人替自己上祯祥、献符瑞。 篡晋称帝隆安五年（40）末，桓玄写信指斥执政说“今日朝廷显贵心腹，谁是时流清望？岂能说没有佳胜者，只是不能信任罢了。因为住昔朝政的失误，才酿成今日之祸患。朝廷上的君子，怎能没有看法，但因有身家性命之虑，故不敢说话。我忝任在外，所以能揭露事实。”司马元显读后大为恐慌，准备征讨桓玄。桓玄部下、武昌太守庾楷则担心桓玄结怨朝廷，一旦失败而祸及自己，暗中派人与司马元显联系，答应作为内应，司马元显大喜。桓玄派人切断长江航运，致使建康漕运不佳，公私匮乏，官军士兵不得不以谷皮、橡子充饥，给司马元显造成严重困难。 元兴元年（402）一月，司马元显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以前将军谯王司马尚之为后部，称诏举兵伐玄。官军将要出发，桓玄堂兄桓石生时为太傅长史，及时送来了紧急秘密报告。桓玄原以为扬州一带闹饥荒，农民起义尚未剿灭，朝廷顾不上讨伐自己，正可待机积蓄力量，观衅而动。及接到桓石生的报告，得知司马元显兴师问罪，心中不免恐惧起来，打算固守江陵。长史卞范之献计说“公威名远扬，谋略震动天下，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不得人心，如果兵临京畿，恩威并施，则土崩瓦解之势可翘足而待，哪有延敌入境而自己削弱自己的道理？”桓玄闻言大悦，当即留下桓伟守江陵，上表朝廷，率师沿江东下。兵抵寻阳，发布檄文，列举司马元显的种种罪行。檄文传到京都，司马元显吓得不敢下令开船。桓玄兴师甚失人心，自觉以下犯上，惟恐将士不为所用，常怀返旆之计。及至兵过寻阳，不见台军踪影，不禁大喜过望，将士们也个个精神振奋，沿路如入无人之境。兵抵姑孰，击败谯王司马尚之，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弃城而逃。当时，刘牢之兵屯冽洲，桓玄遣使劝降，刘牢之即敛手归降。桓玄挥兵直驱建康城外的新亭，司马元显不战自溃，弃船逃回京城，与其父司马道子在相府相对而泣，终被桓玄所擒。 桓玄攻入建康后，矫诏自命为总百揆，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又加假黄钺、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等，署置丞相府的大小僚属。奏请杀司马元显、谯王司马尚之、尚之之弟恢之、允之及庾楷父子等人；流放司马道子到安成郡，未发而毒杀之；解除刘牢之的兵权，用为会稽内史。继而布置亲信占据要津，任命桓伟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堂兄桓谦为左仆射、加中军将军，典掌选举；桓脩为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为前将军、江州刺史；心腹卞范之为丹阳尹，王谧为中书令、领军将军。改年号为大亨。不久又辞去丞相，自署太尉，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并给自己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名的殊礼。同年四月，桓玄出镇姑孰，姑孰当长江重要渡口，既是豫州治所，又是建康的西南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镇姑孰既可以控制朝廷，又可以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可谓一举两得。桓玄虽出居外镇，但朝中大事都要向他请示报告，小事则由桓谦、卞范之处理。 桓玄当权之初，还能有所作为，政治颇有起色。他大力整肃朝纲，黜凡庸之辈，远奸佞之臣，选用贤才，时局有所好转，京城内一时欢欣鼓舞。为了革除岭南贪污奢糜的弊政，他选派良吏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短期内使岭南风气为之一变。为此，他大加赞赏，称道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提拔吴隐之为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他曾试图革除豪强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的劣政，但因阻力重重，加之政令繁密而无法实行。针对晋末佛教开始盛行、伤政害民的弊端，桓玄还提出沙汰僧尼，打击寺院经济的主张，并《晋书》卷90《良吏吴隐之传》。 亲自下达了淘汰僧尼的命令，命令中说佛所责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踵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宰佛教，固已彼此俱敝，实污风轨矣！2他规定，除了那些精通佛理、恪守戒律的佛教徒外，其他僧尼一律淘汰，还俗为民，“严为之制，速申下之”3。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奢豪之态不久复萌，政令无常，朋党互起。这时三吴发生大饥馑，饿殍遍地，户口减半，会稽郡人口只剩三、四成，临海、永嘉郡死亡殆尽，殷实人家也竟身穿罗纨，怀抱金玉，闭门相守而饿死。在这种情况下，他加紧篡权的步伐，首先大杀北府旧将以绝后患。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式、冠军将军孙无终等人皆无幸免。刘轨、刘敬宣、高雅之、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被迫北逃，分别投奔南燕和后秦。接着，他让朝廷以平元显之功，封自己为豫章公，又以平殷仲堪、杨佺期之功，封桂阳郡公，然后改赐子侄。又让发诏避其父桓温讳，有姓名同者一律更改，赠其父马氏豫章公太夫人。 元兴二年（403）二月，桓玄为提高威望，上表请率领诸军扫平河、洛，然后指使朝廷下诏制止，便称“奉诏故止”。九月，使朝廷拜自己为楚王，封十郡，加相国，总百揆，备九锡，楚国置丞相以下官属。为制造舆论，他上表请求返回藩镇，然后自作诏挽留，再上表固请，逼天子出手诏坚留。他还暗中指使人献祯祥，呈符瑞，诡称钱塘江边的临平湖多年淤塞，现已湖开水清。又称江州百姓王成基家的竹子上降有甘露，命百官大加庆贺。历代都有隐士，偏偏此时没有，桓玄觉得不光彩，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希之隐居山林，提供各种费用，再征为著作郎，然后又指使... 21 遵顼的侵金政策，给西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到处是“败卒旁流，饥民四散”2。由于战争，金关闭了向西夏开放的榷场，中断了双方贸易，使西夏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对金战争，也激化了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皇室中以太子德任和大臣梁德懿为首的联金抗蒙古派，反对遵顼的侵金政策。光定十三年，德任即因拒不领兵侵金而被废囚禁于灵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疏谏阻，也被罢官。这一年，蒙古军大举攻夏，遵顼在附蒙古侵金政策彻底失败后退位。次子德旺继位后实行联金抗蒙古以挽救危机，采纳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议，于乾定二年（金正大元年，1224）十月，遣使同金朝议和。次年，金、夏又成为“兄弟之国”1，但此时金也已处于灭亡前夕，兵虚财尽，自顾犹不及，更无力量去援西夏抗蒙古了。 2《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1《西夏书事》卷42。 第五节西夏的灭亡西夏政权仁宗（仁孝）后期，外戚任得敬分裂西夏，后依靠金朝而得以平定，但此后统治集团腐朽没落，内乱不断，日渐衰亡。此时蒙古最强盛的克烈部落也因其内部矛盾，一部落长亦剌合桑昆逃入西夏境内避难，引起蒙古与西夏的矛盾。 西夏北境与漠北蒙古高原上的克烈部与乃蛮部接界，并早有交往。在漠北各部的相互争战中，克烈部首领汪罕联合蒙古部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打败其叔古儿罕，古儿罕曾逃入西夏避难。夏乾佑四年（1193）二月，乃蛮部首领亦难赤进攻克烈部，汪罕逃往河西时曾路经西夏，仁孝馈赠粮饷2。天庆十年（1203）成吉思汗灭克烈部，汪罕之子亦剌合桑昆逃往西夏，后被逐出。西夏一贯支持蒙古部成吉思汗的敌人，成为蒙古决心灭夏的原因之一。后来成吉思汗即以西夏曾经纳其仇人亦剌合桑昆为借口，首先发动了对西夏的进攻1。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后，把进行掠夺战争的目标对准了金与西夏。西夏在金之西，蒙古之南，成吉思汗想先进攻金，但顾虑金与西夏联合，所以决定攻金之前先攻西夏，解除侧面威胁，采取扫除外围的战略。从天庆十二年（1205）至宝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的23年中，成吉思汗对西夏发动了六次大规模的进攻2。 蒙古军破力吉里、取斡罗孩、围中兴府西夏天庆十二年（1205），成吉思汗以“西夏纳其仇人桑昆”为借口，第一次征西夏3，破力吉里寨（今地不详，当在今甘肃西部），躏瓜（今敦煌西）、沙（安西东南）诸州，以天暑将盛，不敢久留，引兵还，经落思城（一说在河套北）4，大掠西夏人口及牲畜而去。西夏主纯佑先是不敢抗拒，后以蒙古兵退，即修复被破坏诸城，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今宁夏银川），以示西夏中兴。 西夏应天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年，1207）秋，成吉思汗获悉西夏安全废主自立，于是第二次出兵侵西夏，攻取斡罗孩城（当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西南的龙骨山，与甘肃山丹县接界处）1，四出攻掠，夏帝安全召集右厢诸路兵准备抵抗。成吉思汗见西夏兵势尚盛，未敢再进。逾五月，以粮尽自动退兵。 2《金史》卷134《西夏传》、卷62《交聘表》下；《西夏书事》卷41。1《元史》卷1《太祖纪》；《西夏书事》卷38。 2《元史》卷1《太祖纪》；《西夏书事》卷39。 3《元史》卷1《太祖纪》；《西夏书事》卷41、卷42；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元史》卷150《耶律阿海传》载，成吉思汗首次攻西夏在癸未年（1223），今不取。1落思城：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207页）作克邻罗失城，《新元史》卷2《太祖纪》上作乞邻古撒城，均无落思城；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85页末注1有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应天四年春2，因金朝降蒙古叛臣劝蒙古伐金。成吉思汗恐西夏助金，决意先攻西夏，于是第三次侵西夏。成吉思汗率兵由黑水城（当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境喀喇木伦〔蒙语“黑水”〕河滨）北入侵西夏腹地，夏帝安全遣其子承桢为主将督兵5万抵抗，夏兵大败，副元帅高令公（逸）被俘不屈死。四月，蒙古军攻占兀剌海城（当在今杭锦后旗境），太傅西壁讹答率兵巷战被俘3。蒙军遂进攻西夏都城中兴府的外围克夷门（今宁夏石嘴山北），克夷门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极为险要。夏帝遣嵬名令公再率兵5万抵御，相持两月，蒙军设伏以游兵诱嵬名令公，伏发将其擒获，遂破克夷门，进围中兴府。九月，蒙军引黄河水灌城，夏帝安全亲督将士登城守御。会大雨，河水暴涨，成吉思汗遣将筑防，遏水灌城，居民死者无数。十二月，堤决，河水久灌，城将圮，而水势四溃，蒙古军也不能支，将解围退，乃遣原西夏太傅讹答入城谕降。 夏帝安全登城，隔水与成吉思汗相见，面约和好，且请纳女、称臣4。蒙古军始退，西夏从此一蹶不振。 西夏的灭亡西夏光定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十二月，蒙古第四次进攻西夏，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夏主遵顼出奔西凉（今甘肃武威，或作逃往西京，即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1。旋即遣使请降，蒙古兵退。 西夏乾定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新即位的夏帝德旺改变降蒙政策，当听说成吉思汗远征西域未返，乘机遣使联结漠北诸部，企图联合抗蒙古。次年，成吉思汗从西域返还，得知西夏阴怀异图，遂自将攻沙州（今甘肃敦煌西），逾月未下后退兵。同年九月，蒙古大将孛鲁由东面攻下西夏的银川（今陕西米脂北）。守城主将塔海出战，兵败被俘，死伤数万，被掳掠牲口牛羊数十万，损失惨重。 西夏宝义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正月，成吉思汗以西夏纳其仇人亦剌合桑昆（一作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为藉口，发动东西两路夹攻。东路为主力，大军10万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从蒙古草原南向取沙碛古道直捣河西走廊之背，破黑水城，死者数万，进攻贺兰山（今宁夏西北与内蒙古接界处），西夏大将阿沙敢卜战败被擒。西路由将领忽都铁穆儿率领，出兵先破沙州，屠肃州（今甘肃酒泉），东进而下甘州（今张掖）。七月，东西两路会师，合攻西凉府，西夏守将斡札箦力屈投降。成吉思汗率兵越过沙陀进军黄河九曲（皆在今宁夏中卫西南）处，破应里（今中卫）等县。十一月，攻灵州（西京），逼近首都中兴府，新即位的西夏末帝李■遣大将嵬2《西夏书事》卷40。《圣武亲征录》及新旧《元史·太祖纪》的年代及地名同。《元朝秘史》作兀剌孩，拉施特《史集》作额里哈，《多桑蒙古史》作委剌哈。有的学者将斡罗孩城与兀剌海城释作一地，本文释作两地。 3此据《元史》卷1《太祖纪》；《新元史》卷3《太祖纪》下则作太祖五年（1210）。4《西夏纪》卷26注；按《元史·太祖纪》称太傅西壁氏而无其名，而下文有太傅讹答，当即此人名。1沈曾植注《元朝秘史》卷13：“（西夏）主不儿罕降，将女子名察合的（《元史·后妃表》，第三斡耳朵有察儿皇后，当即此察合女子）献与成吉思汗（中略），遂将本国驼只科敛，直至赶逐不动，送将来了。”名令公领兵10万赴援2，蒙古军渡河邀击，西夏军英勇抵抗，领军佐里等战死，灵州失守，蒙古军遂围中兴府。 次年初，成吉思汗仅留一部分兵力攻西夏，自率大军南下攻金。六月，中兴府被围已半年，西夏末帝力屈投降，末帝举族入蒙古军中，旋即被杀，西夏亡。 蒙古于1227年灭西夏后，又于1234年灭金，于1276年灭南宋。在继续清除了南宋的残余势力后，建成了统一的元皇朝。 附表：西夏世系表（1038—1227） 2《元史》卷1《太祖纪》：“十三年（1218）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遵顼出走西凉。”是将蒙古四次攻西夏事，推迟一年了。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有一解释：“陈■《通鉴续编》、薛应旗《宋元通鉴》皆在前一年（1217）。今按《金史·宣宗纪》，兴定二年（1218）正月，“陕西行省获归国人言，大元兵围夏王城，李遵顼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凉。”夏与金相去辽远，而金人于是年正月已传闻知之，则必是前年事，《元纪》误。 第十四章周边的民族及其政权第一节奚族奚族源起奚族，属阿尔泰语系原始蒙古语族，隋朝以前称库莫奚，《魏书》首立其传。 早在东汉时，部分南匈奴人迁到以紫蒙川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今辽宁朝阳西北，老哈河上游），与鲜卑人杂居，遂被融合。史称这部人为鲜卑宇文部。公元345年，该部为慕容部所灭，余部窜入松漠间（今内蒙古东南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其后逐渐向东发展，其中一部分始以库莫奚见称。北朝时，库莫奚多次越过长城，南下到靠近今河北省中部的地区。其自然条件和接受中原影响等方面，较东北许多民族优越、直接，因此经济发展较快。北魏登国三年（388），道武帝从弱洛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南的四部掠夺了牲畜10余万头。北齐天保三年（552），文宣帝讨西徙于代郡（今山西大同北）的部分奚人，获杂畜10余万头。这两次牲畜数字表明，奚人的剩余产品是相当可观的。登国三年战争后，奚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人口随之增长，明确记载为五个部：辱纥主、莫贺弗、契个、木昆和室得，每部首领称俟斤。为调节内部纠纷、组织战争和抵御灾害等，形成以阿会氏为首的部落联盟，无疑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的象征。 唐代前期，除畜牧业外，奚人还掌握了种植、加工和储藏粮食（穄）的技术，制造车辆、武器等手工业也占有一定地位。大量的剩余产品为各级酋长占有，大小酋长成为奴隶主贵族，对广大部曲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唐末光启年间（885—887），契丹对奚人的一次战争就俘虏部曲7000户，可见奚族中处在奴隶地位的部曲是相当多的。唐代前期，部落联盟长就正式以奚王相称，而且又得到“都督”等唐朝的封号。奚王王位早已世选——世袭化。饶乐府（今内蒙古赤峰）及其所属各州机构，实际上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辽代，奚族社会发展深受辽朝影响，为朝廷控制的奚人部曲、俘虏，与奴隶相同。奚王府所辖奚人，辽前期仍维持奴隶制度。是时，奚族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比重逐渐上升。汉人、渤海人相继迁入奚人地区，奚贵族将大量土地租佃给汉族农民。那些输租于地主，又纳课于官的奚人“二税户”，慢慢成为国家编民，于是封建因素逐渐增加，并占有重要地位，但奴隶制度并没有全部退出奚族社会舞台。金代，随着奚族的分散和汉化加深，封建制便更加巩固。 奚族历史始终与中原皇朝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北魏“开辽海、置戍和龙（今辽宁朝阳）”，奚族归服，并入塞贸易。同时还不断南下与安州（今河北隆化）、营州（今辽宁朝阳）民杂居，“并无疑贰”1。6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征服奚族。突厥降隋，奚族与隋朝的往来频繁，隋朝通过营州总管府经略奚族。唐贞观四年（630），东突厥汗国瓦解。同年八月，大部分奚人内1波斯史料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317页）作50万人，《新元史》卷3《太祖纪》下作50营。 附。二十二年（648），全部奚人内附。唐朝在奚族地区置饶乐都督府，阿会部置弱水州，处和部置祁黎州，奥失部置洛瑰州，度稽部置太鲁州，元俟折部置渴野州。各部酋长为该州刺史，大酋长可度者持节五州诸军事、饶乐都督。鉴于民族和地区的特点，均属于羁縻性质的州府。治于柳城（今朝阳）的营州都督府，系代表朝廷直接管辖饶乐等地区的最高权力机构。 武则天时，两蕃（奚和契丹）亲突厥势力抬头。万岁通天元年（696），奚族随契丹反唐，唐争取奚、契丹失败。后东突厥可汗默啜（691—716）趁机控制了饶乐地区，营州都督府南撤至渔阳（今天津蓟县）。开元四年（716），奚清降，饶乐府恢复。唐封其首领李大酺为都督，饶乐郡王。翌年，以固安公主嫁大酺。其后，还有两位公主嫁奚王。七年（719），赐奚绢3万匹；二十二年（734），再次赐绢20万匹。应大酺等人之请，营州都督府重治柳城。都督宋庆礼开垦屯田80余所，几年内便“收岁储”，免除从千里之外挽运粮食的旧例。宋庆礼又“集商胡，立邸市”1。开元四年，奚族土特产品进入当时最大国际市场唐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市。饶乐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政治稳定，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都督李鲁苏任内。 天宝元年（742），平卢节度使直接管辖饶乐地区。安禄山假造奚人“谋反”，多次进行镇压。再以此“战功”取得平卢（今辽宁朝阳）等三大节镇的重权。然后又利用民族矛盾，将数万奚人丁壮编入军中，并成为其主力。安史之乱不仅荼毒北部中国，而且奚人也遭到了巨大伤亡，此后奚族即一蹶不振。 安史之乱后，奚族成为回鹘汗国的属部，但与唐朝仍保持附属关系。唐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契丹、奚两蕃使”。奚王及其各级酋长不断接受唐朝的封官、赐爵、赐姓和赏赉。鉴于奚使往来频仍，于元和十一年（816）规定，奚使团行至幽州（今北京）时，“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1。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灭亡，奚族从中解脱出来。 辽时的奚族唐光启年间（885—887），契丹打败奚王吐勒斯，奚人元气再次挫伤。9至10世纪之交，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对奚族交替使用战争和诱降手段。后梁开平五年（911），契丹终于征服奚族，奚族五部先后纳入契丹统治。 阿保机建国前后，战火连年不熄，相当一部分奚人丁壮编入辽军，从事征战和守边，所以伤亡很大。如辽天显三至四年（928—929），在契丹与后唐的战斗中，奚军万余骑全部战殁。当时契丹初起，尚缺乏管理统治其他民族的经验，竟出现虐待贵族首领的事件。酋长去诸带领部分奚人逃奔妫州（今河北怀来）北山，依附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刘守光父子，陆续来到这里的有数千帐，史称他们为西部奚，去诸为西部奚王。这支奚人处于契丹与后唐间，并与后唐关系日益密切，不断朝贡往来，后唐庄宗赐第二任西部奚王扫剌国姓李氏，名绍威。但严重影响契丹与奚关系的还是“逐不鲁事件”。逐不鲁系契丹舍利，绍威以其姐为妻。逐不鲁得罪契丹帝，亡奔奚，绍威纳庇。契丹以此为借口，对西部奚发动战争，双方终至决裂。同时西部奚进一步向1《魏书》卷100《库莫奚传》。 1《新唐书》卷130《宋庆礼传》。 后唐靠拢，成为其臣属。后唐清泰三年（939），石敬瑭联合契丹灭后唐，辽得到包括西部奚驻地在内的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16州。西部奚民最终还是归属辽朝，并被强迫迁回本土。 契丹与奚，习俗语言相同，地区毗邻，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因此阿保机早就选定奚族作为自己最好的联盟者。为建立并巩固这种联盟，辽将奚族分成两大部分，采取不同的统治形式。 一、辽朝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 唐天复三年（903），契丹阿保机将所俘奚族7000户编为迭剌迭达部，亦称奚迭剌部。辽神册六年（921），辽太祖阿保机又将另一部分所俘奚族编成乙室奥隗部和楮特奥隗部。这三个部均列入太祖二十部之中。撒里葛、窈爪和耨盌爪，原为奚族三个营，系著帐子弟，籍于宫分。圣宗将他们各置为部，又置讹仆括部，这四个部都列入圣宗三十四个部之中。上述七个部皆隶南府，直属辽朝廷。因其摆脱了奴隶地位，故与辽朝的对立情绪也就越来越少。他们接受契丹影响较多，各有不同程度的契丹化。 二、奚王府管辖的各部。 辽太祖阿保机毅然保留奚族最高的军政领导机构奚王府。该府除奚王外，至太宗时还加设二宰相、二常衮。二宰相匡辅奚王；诰命大常衮，在奚王左右；副常衮，总知五房族事。奚王均由奚人担任。奚王府管辖遥里、伯德、奥里、楚里和梅只（知）五个部，与唐代的奚五部具有直接对应关系。每部长官为节度使。奚王府与契丹北大王院、南大王院、乙室王府合称四大王府。后三个大王府下的民众，在契丹本族中的地位很高。奚王府能够与三大王府并列，可谓荣宠。奚贵族和朔奴、萧莆奴、萧阳阿、萧韩家奴等入仕辽朝，在朝廷和地方任高官，享厚禄。奚“五王族，世与辽（契丹）人为昏（婚）”1，又多了一层血缘宗亲关系。统和十五年（997），辽圣宗免除奚王府所属各部税贡。通过这些措施，使得奚贵族与契丹贵族的关系更加密切。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对奚族毕竟存有戒心，担心奚王府壮大而无法驾驭，更害怕他们反戈相向，故不断地采取控制和防范的措施。如辽太祖于天赞二年（923），镇压胡损领导的奚人起义后，便改组奚王府，任命忠于朝廷的奚人贵族勃鲁恩为奚王。其后，奚王一直由朝廷任命。同时清理各部，裁撤奚王府“给役户”，查出大量“隐丁”，再加上起义失败后的“流散”者，由这三部分人组成“堕瑰部”1，于是奚王府统属的五个部变为六个部。奚王对六部的实际权力仅维持到辽中期，圣宗将奚王府对六部的“单线”领导改成由奚王府和朝廷的“双线”领导。统和十二年（994），圣宗对奚六部进行大规模调整，将梅只、堕瑰二部合并到奥里部之中。分奚王府二克为南克部和北克部，从而削减该府常备军。奚王府所属六部军队，由契丹贵族任监军。奚六部秃里太尉，系巡回地方、监理词讼的官员，铁剌之后也一直由契丹人担任。这些措施削弱了奚王府的力量，使其地位和权力不能超出固有的限度。 辽对奚族的基本政策即契丹与奚族结成的政治联盟，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作用，既保证奚贵族的特殊地位，使奚变成第二等级的统治民族；又使得奚族能够就范，更好地为契丹所用。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在辽朝的创业、1《旧唐书》卷199下《奚传》。 1《金史》卷67《奚王回离保传》。 守成和拓疆等过程中，奚族都充当了忠实可靠的助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契丹族许多先天性的不足。 金时的奚族辽金嬗递之际，奚王回离保率部分奚众以迁州（今河北秦皇岛市北）箭笴山为根据地，金天辅七年正月初三（1123年1月31日），建立奚族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权，即大奚国，回离保被拥戴为皇帝，建元天复。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他们举起“抗金”的旗帜。同年五月中、下旬间，回离保为部下所杀，政权瓦解，余党金臣阿古者坚持抗金，后也战败被俘，奚人先后归附金朝。 金朝对奚族采取笼络上层、分散诸部的政策，具有代表性的奚族上层人物纷纷进入金朝统治集团。如伯德特离补，天德间（1149—1152）任大理卿、同知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萧恭，天辅间（1117—1122）先后为兴中（今朝阳）尹、兵部尚书。海陵王（完颜亮）时（1149—1161），萧怀忠官至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西北部招讨使。萧肄，有宠于海陵，入相。萧裕，系海陵王心腹，官至中书令。奚人各部多次被拆迁，一部分西徙于数千里之外的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一部分北上临潢（今巴林左旗东南）、咸平（今辽宁彰武西）和泰州（今吉林洮南东北），还有一部分南下中原。留在原地的奚人不多，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抗金力量。奚人被编置在猛安、谋克中，担负着沉重的兵役。12世纪60年代初，奚人参加了契丹耶律窝斡等人领导的反金大起义。被拆散的奚人，逐渐地与当地民族融合。元代，随着民族融合的迅速发展，也就很难辨认谁是纯粹的奚人。大部分奚人被融合在汉、契丹人之中，女真和蒙古人中也有奚人血统。被契丹、女真人融合的奚人，后来也多半融合在汉人之中。 奚族虽然消失，但是其后人仍以其他民族的身份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这个民族的历史作用应当肯定。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在较长的时间里，奚族保持着畜牧业、农业、狩猎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因此也就突破了单纯游牧民族的文化框框。奚人的马，善于在山岭林莽间奔驰，奚人熟练地掌握了培育、驯养这种良马的技术。辽代，相当一部分奚人由逐水草而居发展到造屋定居，在奚王避暑庄中还建有亭台。奚车早就享有盛名，其特点是不能任重而利于山行。辽代，奚人造车成为专门手工行业，不仅自用而且供应契丹，连造车技术也传给了契丹，甚至辽朝皇帝也经常乘坐奚车。宋代，奚琴已演变为马尾琴，使用马尾弓，成为擦弦乐器。这种乐器，声音悦耳，音色明亮，广泛流传于民间。它是现在二胡、四胡和京胡的前身。由此判定，奚人喜爱歌舞。奚人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还出现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辽、金朝尤多。这些成就进一步丰富了祖国大家庭的文化遗产。 第二节鞑靼鞑靼诸部“鞑靼”之名最早见于公元732年突厥文《阙特勤碑》，突厥人把位于其东方的蒙古语族室韦诸部称为“三十姓鞑靼”。 隋唐时室韦诸部分布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及其附近地区，主要从事渔猎业。南部的室韦人由于受靺鞨等邻族的影响，也兼营粗放农业和养猪，其特点是“无羊少马”、“多貂”、“多猪”。 8世纪初，一部分室韦人已西迁。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后，室韦人大量西迁或南迁，进入今蒙古国境内和我国内蒙古西部各盟草原。迁到大草原上或草原、森林交界地区的室韦人，改变原来以渔猎为主、兼营粗放农业和养猪等生活方式，成为草原游牧部落或半游牧半狩猎部落。这些室韦人在外迁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大量突厥、回鹘及其他突厥语族人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语言、习俗、生活、种族成分等方面，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突厥化过程；进入漠南的室韦人除吸收突厥、回鹘人外，还吸收了不少党项、吐谷浑、沙陀、汉人等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为颇不同于原室韦人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此外，一部分原室韦人在数世纪中逐渐西迁到今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广大森林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森林狩猎部落。以上这些由原室韦人外迁后形成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就是唐末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鞑靼诸部。 鞑靼即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包括敌烈、乌古、阻卜、梅里急、萌古、斡朗改等部。 一、敌烈，又译敌烈德、迪烈得、迪列子等名，是由八个分部组成的大部落，分布于今中蒙境内的克鲁伦河中、下游和今中蒙边界的贝尔湖及今内蒙古呼伦湖之间，即金代塔塔儿部的前身，主要从事游牧。 二、乌古，又译于厥、羽厥、于厥里、乌古里、妪厥律等名。为人数众多的强大部落集团，分布于今克鲁伦河下游、呼伦湖、今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以及今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的东岸，今内蒙古的根河、海拉尔河等地。主要从事游牧。 三、阻卜，又译阻■、术不姑等名，为分布于北起今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南至今内蒙古阴山一带大草原上的，众多室韦系蒙古语族游牧部落的泛称（见《辽史》萧韩家奴、萧图玉、萧惠等传）。所谓“阻卜诸部”，意为“草原游牧民”、“草原游牧部落”，实为蒙古大草原上室韦系蒙古语族游牧民之自称，转而成为契丹人对蒙古大草原上尚无部落专名的室韦系诸游牧部落之泛称2。 四、萌古，即蒙古，辽时为人数不多的半狩猎、半游牧小部落，分布于今俄、蒙境内的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到辽末金初时逐渐强大起来。五、梅里急，又译密儿纪、蔑儿乞惕，分布于今俄、蒙境内色楞格河的下游一带，为强悍好战的半狩猎、半游牧部落。 六、斡朗改又译嗢娘改，即拉施特《史集》所载森林兀良合惕诸部，分2《辽史》卷33《营卫志》下。 布于今贝加尔湖地区，为辽时该地区森林狩猎部落的总称。 辽时的鞑靼辽初，神册三年（918），斡朗改诸部向辽廷进献挽车人（拉车奴隶），从此开始归属辽朝。次年，辽太祖征服乌古诸部。天赞三年（924），敌烈诸部主动归附辽朝，从此不断向辽廷进贡。 辽朝为统治乌古、敌烈，在乌古部和敌烈部各置节度使或详稳（大部分由契丹人充任），又于其上置乌古敌烈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以统辖之。咸雍四年（1068），设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为统辖两部的最高机构，其最高长官为统军使（有时仍称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 辽初，阿保机征服了分散于大漠南北的阻卜诸部后，尚未建立牢固的统治。保宁三年（971）起，辽廷委派耶律速撒为阻卜九部都详稳，在漠北招抚诸部，他在任的二十年间对阻卜诸部实施了颇为有效的统治。速撒死后，一些阻卜部落叛辽。统和十二年（994），辽廷派皇太妃（承天太后之姊）统率军队进屯克鲁伦河，并委派萧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协助太妃掌管军事，讨伐阻卜诸部中不服从辽朝统治的部落，加强对阻卜诸部的统治。萧挞凛奏请辽廷在漠北腹地建立三座城以镇抚阻卜诸部。统和二十二年（1004），建成了镇州、防州、维州三城（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西南）。此后，辽设置了西北路招讨司驻镇州（今蒙古土拉河支流喀鲁哈河南面），最高长官为招讨使。西北路招讨司是辽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负责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管辖阻卜等部落。统和二十九年（1011），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辽廷同意他的建议，从此向阻卜各部委派节度使进行管辖，阻卜各部酋长也多由招讨使推荐给辽廷正式任命为节度使1。 僻处今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在辽大康十年（1084）向辽廷遣使进贡，其酋长接受了辽廷封授的部族官称号令稳、详稳，成为辽的属部，例如，成吉思汗的五世族祖察剌孩被辽廷封为令稳，四世族祖必勒格被辽廷封为详稳。 斡朗改，这些活动在今贝加尔湖地区的森林狩猎部落，虽从辽初即已归属辽朝，成为辽的属部，但这些森林部落由于居于僻远地区，并不经常向辽廷遣使进贡，《辽史》仅载三次。 受辽朝统辖的乌古、敌烈、阻卜等属部每年必须缴纳大量贡赋。例如，阻卜诸部岁贡马2万匹。除每岁常贡外，属部还须服兵役，自备武器马匹，接受征调，随从出征。 此外，阻卜等属部必须负担各种徭役。圣宗统和年间，在漠北辽军屯驻区，“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1。 由于辽西北边疆地区都详稳、统军使、招讨使等高级官员以及各部节度使，对待阻卜等属部骄横暴虐、征敛无度，阻卜、敌烈、乌古等部在辽代各个时期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1余大钧：《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1《辽史》卷93《萧图玉传》。 应历十四年（964）十二月，乌古部起义，辽详稳僧隐与起义军交战，败死。次年正月，辽廷派枢密使雅里斯等统率军队镇压，经过一年半交战，未能摧毁起义军。后辽廷增派萧干等征讨乌古部起义，又经过半年，萧干等人到应历十七年正月才讨平乌古后返回。 开泰二年（1013）正月，阻卜诸部起义，围攻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于镇州（可敦城）。三月，辽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率军来援，萧图玉又遣人诱降诸部，才将这次起义平定。 开泰三年九月，敌烈八部起义，邻近诸部皆响应，攻占巨母古城（今内蒙古满洲里东南）。这次起义延续了半年多，次年四月，才被北院枢密使耶律世良讨平。 太平六年（1026），西北路招讨使萧惠统率军队出征甘州（今甘肃张掖）回鹘，征兵诸部，“阻卜酋长直剌后期，立斩以徇”2，于是阻卜诸部起义，攻杀辽都监涅鲁古、国舅帐太保曷不吕等人。这次起义延续了数年，辽军征讨累年，未能成功。后来改用招抚的办法，阻卜诸部才逐渐归顺辽廷。 从辽兴宗时起，分散的阻卜诸部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辽廷为招抚阻卜诸部，封阻卜诸部联盟长屯秃古斯为大王；其弟撒葛里为太尉。重熙十四年（1045），屯秃古斯曾率领阻卜诸部酋长至辽廷朝觐。重熙二十二年（1053），屯秃古斯又率领阻卜诸部酋长进贡马匹、骆驼。 辽道宗时，磨古斯担任阻卜诸部联盟长。大安八年（1092），由于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部，磨古斯杀死辽金吾（武官）吐古斯叛辽。何鲁扫古战败，他所统率的二室韦、六院部、宫分等军及特满群牧均陷没。辽廷改任耶律挞不也为西北路招讨使，征讨磨古斯。磨古斯假投降，诱杀挞不也。大安十年（1094），辽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等统率大军讨伐磨古斯，打败磨古斯所率阻卜四部，斩首千余级。磨古斯尽管战败遇挫，但此后六年间继续坚持抗辽斗争，到寿昌六年（1100）才被斡特剌擒获，押回辽廷处死。磨古斯死后，阻卜、乌古、敌烈等部的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以迄辽末，成为对辽朝的严重威胁。 金时的鞑靼在辽朝势力衰落时，尤其是辽亡金兴的过程中，形成了若干较强大的鞑靼部落集团，如克烈（又译客列亦惕，即辽时北阻卜诸部）、蔑儿乞惕、斡亦剌惕、汪古、广吉剌（又译弘吉剌、翁吉剌惕）、塔塔儿、蒙古等等。这些部落集团在12世纪金代时，互相掠夺、争战不休，尚未形成统一的力量。他们大部分对金朝保持某种程度的臣属关系，向金朝纳贡，其首领接受金廷的封号。金朝设置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管辖各归属部落，收受贡赋，颁发赏赐，并统军征讨叛部。 与辽代相比，金代对漠北地区的统治已大为减弱，由于鞑靼诸部的强大，三路招讨司的治所均设在内地，未能设到漠北，如东北路招讨司治所设在泰州（今吉林洮安东），承安三年（1198），迁治所于泰州长春县（今大安南），西北路招讨司治所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西南路招讨司治所在丰州（今呼和浩特东），实际上只能较严格地控制接近内地的各部落如塔塔儿、2《辽史》卷104《耶律昭传》。 汪古等部。 鞑靼诸部反抗金朝统治、侵扰内地的战争不断发生，形成对金朝愈来愈严重的威胁。金朝除采取派遣军队征伐以及利用若干鞑靼部落之间的矛盾，挑动它们互相仇杀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外，在内地与鞑靼诸部分布地区之间开浚界壕、构筑边墙进行防御。早在金熙宗天眷（1138—1140）年间，就曾在东北路开浚界壕；金世宗（1161—1189）时，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全面动工，构成了东北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起，向西南延伸，经今阿巴嘎旗、苏尼特左右旗，以迄今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北部，连绵不断的界壕边墙，这也就是著名的“金长城”。但是13世纪初当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游牧贵族崛起于漠北时，历时数十年、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开凿构筑起来的金界壕、边墙，并未能阻挡住蒙古铁骑的进攻。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地越过边墙南下，驰骋在华北平原上，开始严重地威胁到金朝的存在。 第三节回鹘（附喀喇汗王朝） 以甘州回鹘为中心的河西回鹘公元840年，曾左右中亚和东亚形势近百年的回鹘汗国（744—840），在内乱迭起、天灾频仍的情况下，又遭黠戛斯的突袭而溃散，其部族分三支西迁。 早在7世纪末至8世纪20年代（唐武则天时），复兴后的东突厥默啜可汗（691—716）方强，向外扩张，攻取铁勒故地。所以在漠北色楞格河流域时期，回纥汗国中的一部分人，会同其外九部的契苾、思结、浑三部从漠北度碛，首批迁住河西走廊甘（今甘肃张掖）、凉（今武威）二州之间，唐朝常取其壮骑参加当时设在凉州的赤水军，这是回鹘人迁往河西的先驱者。唐天宝十四载（755），发生安史之乱，西边空虚，于是吐蕃乘机东向，尽占陇右、河西。所以到唐开成五年（840），回鹘一支西迁河西时，初依吐蕃。唐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达玛被刺，贵族内讧，混战二十余年，于是河西汉人张议潮（原任唐沙州节度使）的政权崛起。张议潮受唐封为归义军（沙州）节度使，节度瓜（今甘肃安西东南）、沙（今敦煌西）、伊（今新疆哈密）、肃（今甘肃酒泉）、鄯（今青海乐都）、甘、河（今甘肃东乡西南）、西（今新疆吐鲁番东）、兰（今属甘肃）、岷（今岷县）、廓（今化隆西）等11州。唐大中五年（851），在甘、凉二州的一支回鹘又西向与张议潮联合，以共击东南的吐蕃（时其主要据地在陇右）。五代时吐蕃势衰，回鹘渐强，牙帐设在甘州。 唐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入朝长安（今陕西西安），其侄张淮深代行归义军节度使事。十三年，张议潮死于长安，张淮深继任节度使。借唐朝的声威镇抚河西，与各族和睦相处，河西遂成富庶之区。唐中和二年（882），黄巢起义占领长安，唐僖宗出奔，“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1。归义军又卷入当地藩镇（李茂贞）的斗争之中，力量削弱。唐大顺元年（890），张淮深在内乱中被害。二年后，河西内乱，直至唐光化三年（900），唐昭宗任命张淮深之侄张承奉为节度使，河西内乱始告结束。张承奉建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天子，占据瓜、沙等州。当时甘州回鹘扼河西入唐的孔道，又控制河、兰两州，成为金山国的劲敌，双方战争频仍，最后回鹘打败张承奉，两国议和，张承奉尊称回鹘可汗为父。 张承奉的后嗣到五代后梁贞明年间（915—920）断绝，州人推长史曹义金做首长，他于同光二年（924）受后唐册命任节度使领瓜、沙二州事。曹义金继张承奉之后，仍尊称甘州回鹘为“父大王”，目的是希望通过他能同中原后唐相通。所以事实上，这时瓜、沙二州是依附于甘州回鹘的1。 从五代至北宋，整个河西回鹘的分布，除以甘州为中心外，还有下列各处：一、沙州。上已述及，瓜、沙二州到五代初已依附于甘州回鹘。而曹义1《辽史》卷93《萧惠传》。 1程溯洛：《河西回鹘》，《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1《资治通鉴》卷252，唐咸通十三年八月。 金后人在瓜、沙二州的势力还绵延到北宋景佑、皇佑之间（1034—1053）1。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时，沙州开始为回鹘所控制2。宋庆历二年（1042）、皇佑二年（1050），到宋朝贡骆驼、名马、玉等物。辽开泰三年（1014），到辽朝贡方物。 二、凉州（今甘肃武威）。宋天禧四年（1020）时，凉州回鹘常到北宋贡奉。 三、贺兰山（今宁夏西北边境与内蒙古交界）。宋端拱二年（989）时，这里的回鹘都督石仁政、么啰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等四族并居贺兰山下。 四、秦州（今甘肃天水）。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那里的回鹘人安密到宋朝献玉带贺祀汾阴，礼成，宋朝封其首领翟符、守荣为神武大将军，安殿民为保顺郎将，余皆赐冠带器币。宋乾兴元年（1022），秦州回鹘赵福献马并银缨钹，自此每年到宋朝朝贡。 五、合罗川（今额济纳河，即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境东河、西河）。宋雍熙四年（987），这里的回鹘族第四次太子遣使到北宋贡鍮石，又回鹘等四族首领也遣使朝贡。 六、肃州。这里连同东面的甘州回鹘合称“黄头回鹘”（即“撒里维吾尔”），人数达1万左右，与蒙古族、汉族杂居，从事游牧。他们原信萨满教，后来又信佛教，但没有受到过伊斯兰教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语言里没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却夹杂有一小部分汉族政治和佛教语汇。 河西回鹘的官制与风俗在官制方面，五代时，甘州回鹘的官号仍用突厥名，如史载后唐庄宗“册仁美为英义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银嗣立”3。据沙勤）。又如后唐清泰二年（935）入朝的“密录都督”，应为buyruqtutuq，“相温”，似即突厥语借汉语将军的音译1。同时，甘州回鹘这时兼采汉制，有宰相、枢密使的职名，如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左温宰相、何居录越枢密使、翟符守荣等来贡。 在风俗上，甘州回鹘可汗常楼居，其国相“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2。又甘州回鹘的妇女常着青衣如中国道服的样子，用薄青纱罩面而露其脸。 整个河西回鹘为游牧封建社会，但尚保留有原始氏族社会的残存。如五代时，甘州为整个河西回鹘游牧封建大领主牙帐的所在地。至于合罗川的小部落，每一部落又有分封的小领主，领主有管辖他自己部落——“族帐”的1参见《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义金《上回鹘众宰相状》，载〔法〕伯希和《巴黎敦煌经卷》，引自《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6号。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表》，《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2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考证》，载《雪堂丛刊》。 3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1《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 2〔法〕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权力。其他散居瓜、沙、凉三州间的回鹘也“各立君长，分领族帐”1。在游牧封建社会中，牧民是固定地依附于其世袭的领主个人。 北宋天圣六年至景佑三年（1028—1036），甘、凉、瓜、沙、肃等州被西夏赵德明父子攻取，河西回鹘变成西夏之属。西夏宝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西夏又亡于蒙古。 高昌回鹘的形成及政制高昌回鹘，高昌为唐代西州，故亦称西州回鹘2，阿拉伯史家称为“九姓乌古斯”。据《隋书·铁勒传》和《唐会要·结骨国》记载：隋唐时，今新疆哈密（古称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天山（白山），已有乌护（ohur）或乌纥（oqhur）。乌护或乌纥与回纥（uyqhur）即一音之转，实为一族。从此可以证明，从公元6世纪末起，今新疆东部天山附近已有回纥人居住。又《宋史·高昌传》也有记载，在唐安史之乱（755—763）时，高昌一地“颇有回鹘”。此外，《新唐书·回鹘传下》还说在唐代，北庭（今吉木萨尔北）和焉耆之北一带，还有回纥外九部的拔悉密和葛逻禄。到唐开成五年（840），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回鹘汗国政权崩溃，由贵族庞特勤率领，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先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定居，不久分出一部分人东去高昌。唐咸通七年（866），回鹘首领仆固俊从北庭南下，击败吐蕃，收复西州（高昌）、轮台（今乌鲁木齐北）等要地，使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遂安定下来。高昌（广义的指今整个吐鲁番盆地）是当时回鹘人巨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除首府高昌（今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外，另在天山北麓唐代北庭的旧址，建设夏都，作为其王室在夏季中避暑及放牧之地。整个高昌回鹘王国的疆域，到9世纪后半期即已形成。东起哈密力（今哈密），西至冰达坂（今阿克苏北），北抵赤列河（今伊犁河），南距吐蕃。境内实行双王制，即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分立。 高昌回鹘，从9世纪50年代建立后，历五代、北宋、西辽、元，到14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元朝及察合台汗国之亡而亡。前后存在500多年（龟兹回鹘大约在12世纪初西辽西迁时即消亡）。其政治史略从其王室即亦都护的谱系3，可分为前后两大段：从唐末至北宋、西辽为第一段，其政治倾向是和内地唐朝、北宋往来密切，如唐末其首领仆固俊斩吐蕃大将尚恐热后，传首于唐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即为明显的例子；又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高昌回鹘王阿厮兰汗遣使臣麦索温到宋朝赠送礼物，自称“西州外甥”，追认从前与唐朝的姻亲关系。而稍前即从辽天赞三年（924）开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西征北庭，其势力及于今阿尔泰山，威震西域。从元初至元末为第二阶段，其总的政治趋势，因蒙古兴起，脱离西辽的统治而归附于蒙古，且助成吉思汗西征，有助于元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还曾好几代娶元朝皇室公主为可敦。从13世纪亦都护纽林的斤（1308—1318）时起，高昌回鹘一直忠于元朝皇室，与蒙古西北诸王笃哇之乱作战，纽林的斤的长子帖木儿补化曾从其父入元朝备宿卫，后拜中书左丞相，和内地的政治发生极其1《新五代史》卷74《回鹘传》。 2《宋史》卷249《回鹘传》。 3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密切的关系。 在政治制度上，高昌回鹘的最高统治者为“亦都护”（突厥语，意为幸福的君主），他自称为“阿厮兰汗”（意为狮子王），其政治权力是和世袭的。其下有宰相和枢密使，再下有“于尔奇”（大臣）、断事官（司法首长）以及大小伯克（存在于首府高昌以及各地方）。被统治阶级主要为农民，分为：卡朗奇（受雇的农民）、伊得如（即燕齐户，近似奴隶）、库瓦克（要向国家和官吏缴纳实物和捐税）、图图克（作为农奴被使用，期满可自由）、卡达篱（在自由民与农奴之间）；其次为奴隶；第三种为萨里，是佛僧的仆人。如果哪一种农民失去土地，那就被迫去租种地主的土地。 高昌回鹘的经济、文化与宗教高昌回鹘在吐鲁番盆地定居以后，其发展起来的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生产，都已基本上摆脱了过去在漠北时期以游牧为主的内容，而具有西域的特点。 在农业生产上，放弃过去在漠北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而以经营定居的农业为主，地产五谷，产葡萄酒，在种植白■（即棉）并织成布方面有长远的传统，梧桐的树脂称为梧桐泪，可做药用及工业上金属的焊剂。在农业上利用水力，引导天山上的雪水以灌田园，造作水佑硙即水磨，便于粮食加工，因地制宜，用骆驼耕田，也有一部分畜牧业。 在手工业上，丝织品有兜罗、锦、纻丝、熟绫。棉、毛织品有斜褐、白■布、绣文花蕊布。矿物中有著名的硇砂，是一种氯化钠，为制皮革不可缺少的原料。铁制品中，回鹘人已有镔铁即钢，当时回鹘人手工业操作的各种器械，许多得用钢铁才能制成。 在商业上，从其和内地商业的往来频仍可以看出商业之发达。回鹘人多到辽南京（今北京）做买卖，善于鉴别珍宝。也常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进行贸易，辽朝特别在上京南城设立”回鹘营“作为居留地。与五代、北宋也进行贸易。向宋的洛阳、开封源源不绝地输送马匹，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元丰八年（1085）将战马约24000匹送抵开封。又如棉布（白■布）一项，后周广顺元年（951），一次运到开封的就达1329段，这也说明当时内地植棉业还很不发达。 高昌人的文化宗教事业也十分发达。 高昌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先信最早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而后信佛教。所以，在今新疆吐鲁番西的木头沟或吐峪沟的墙壁上或废墟内，已发现大量回鹘人的宗教壁画，表现出与波斯文化融合的倾向。高昌回鹘人“乐多琵琶、箜篌”，“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1。高昌壁画中，经常有天堂中跳舞的画面。塔里木盆地的戏剧表演，在汉代已产生，这由20世纪在吐鲁番、哈密发现的译成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抄本的残卷、写本1，以及近代在库车出土的有关当时戏剧演出的场面和文物可以证明。 19世纪末，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我国敦煌千佛洞发现几百个属于元朝初年回鹘文木刻活字。据研究，这些回鹘文木刻活字很可能是元朝初年因在敦煌、1程溯洛：《高昌回鹘亦都护谱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1《宋史》卷490《高昌传》。 吐鲁番一带大量翻译佛典，就参考同时代王祯那一套汉文活字印书的办法，用于畏兀儿地区所留的痕迹2。在唐代，已从内地传去七曜历，有十二地支及生肖，这由我国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得到的回鹘文历书残页（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可以证明。 在回鹘文书方面，除零星契约及文书外，主要的有回鹘文的《玄奘传》，原译本为10世纪中别失八里回鹘佛僧详古舍利所译，1930年在新疆出土，现已整理。《金光明经》（汉文译者为唐高僧义净）的回鹘文译本（译者同《玄奘传》），是从汉文译本转译的，另从梵文本添译了好多处，成为研究古代维吾尔语和宗教（佛教）的基本材料。《乌古斯可汗传说》，这是未经14世纪波斯史家拉施特·丁掺入伊斯兰色彩的、维吾尔族最早有关其自己始祖的民间传说。传说写成的时间大约在10世纪，地点在天山南路，为一佚名回鹘人的手稿，现收在拉得洛夫氏的《福乐智慧·导言》之中。 吐鲁番古代各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早有成熟的医药（如唐代的《西州续命汤》）。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高昌回鹘境内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36人到宋朝献香药。元代畏兀儿人军医月举连赤海牙曾在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奉命修麴药以疗师疫”3。 在宗教信仰方面，高昌回鹘人曾先后信奉摩尼教、佛教和景教，所以回鹘文佛典中有些与摩尼教相混合之处，即将佛教诸神披上摩尼教的神名。至于景教，则与摩尼教几乎同时在高昌流行，但只为少数人所信仰。到元朝时，畏兀儿人景教徒在促使伊利汗国中的蒙古人和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国王相互往来中作出了贡献。 2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3程溯洛：《论敦煌、吐鲁番发现的蒙古国和元时期回鹘文木刻活字和雕版印刷品与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关系》，《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的兴亡公元840（唐开成五年），回鹘从漠北分四支外迁，除一支南下，其他三支西迁，其中最大的一支在汗族成员庞特勤和相馺职的率领下西奔葛逻禄（今阿尔泰山以西地区）。这支西迁回鹘，建牙于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称之为喀喇斡尔朵。这个王朝，国外史学家有的称为阿弗拉西亚勃王朝，有的称为伊利克汗王朝；中国史学家有的称为黑汗王朝，有的称为黑韩王朝；现在史学界通称之为喀喇汗王朝1。 喀喇汗王朝在七河地区巩固住地位以后，迅速把领域扩大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地区。根据喀喇汗王朝史学家阿布杜·加费尔在公元11世纪写成的《喀什噶尔史》（此书已佚，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杰马尔·卡尔希于14世纪写成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所记载的传说，喀喇汗王朝创建者的称号为“毗伽阙·卡迪尔汗”。 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古老的习惯法“双王制”，即汗国分为两部分，由汗族中最长者任大可汗，次长者任副可汗，分别统治汗国的一部分。汗位的继承，是传长制，不是嫡承制。大可汗称为阿尔斯兰（突厥语意为“狮子”）喀喇（意为“伟大”、“最高”）可汗，驻巴拉沙衮，以后随着王朝统治民族定居农业文化的发展，多驻喀什噶尔。所以喀什噶尔又称为“斡耳朵坎特”（意为“汗城”）。副可汗称博格拉（意为“公驼”）喀喇可汗，初驻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中迁喀什噶尔，后又迁回怛逻斯。 喀喇汗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的王朝。据史料记载，10世纪前期，驻喀什噶尔的博格拉汗萨图克正式接受伊斯兰教。他的儿子阿尔斯兰汗穆萨·阿布杜·克里木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推行到全境。公元960年（宋建隆元年、辽应历十年），有20万帐游牧民皈依了伊斯兰教。992年（宋淳化三年，辽统和十年），博格拉汗哈桑（哈龙）率军占领萨曼王朝的首都蒲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因染病撤兵，死于返回的途中。999年（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阿尔斯兰伊利克（意为“狮子王”）纳赛尔再度出兵，几乎完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蒲华，灭掉萨曼王朝，河中地区被纳入喀喇汗王朝的版图。11世纪初1，卡迪尔汗玉素甫攻下于阗（今新疆和田南），灭掉于阗李氏王朝，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所谓“圣战”，把喀喇汗王朝的东部疆界扩大到约昌城（今且末南）以东（今若羌境内）。11世纪前期，喀喇汗王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达到鼎盛时期。1140年（西辽康国七年），喀喇汗王朝在河中地区的统治者布里特勤伊卜拉欣脱离东部大可汗的统治而独立，自称桃花石（意为“中国”）·博格拉汗。从此，统一的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部汗国为哈桑支系统治，首府仍是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西部为阿里支系统治，首府最初是乌兹根（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乌支根），不久迁往萨末鞬（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后来，西部汗国的汗位也转到哈桑支系手中1。 1《元史》卷135《月举连赤海牙传》。 1参见魏良弢：《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其名称》，《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1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李氏的年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诸说不一：992年，1001年，1004年，1006年，1009年。今采1006年说。 喀喇汗王朝实行分封制（“伊克塔”制），这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王位和封地而经常发生内讧和混战，使国力日趋衰弱。1089年（宋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塞尔柱王朝攻下蒲华，西部喀喇汗王朝从此在政治上成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庸；东部喀喇汗王朝在1130年（西辽耶律大石称帝前一年），也曾一度表示臣服于塞尔柱王朝。1134年（西辽康国元年），东部喀喇汗王朝大可汗伊卜拉欣同葛逻禄首领和康里首领不和，发生冲突，请求西辽王朝出兵支援。西辽趁机占领巴拉沙衮，作为自己的都城，把东部喀喇汗王朝降为附庸，从此东部喀喇汗王朝的辖地只有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1137年西辽在和毡（今塔吉克斯坦的霍占）击溃西部喀喇汗王朝的军队。1141年九月九日，塞尔柱王朝与西辽王朝在卡特万草原（萨末鞬以北）上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会战。西辽以少胜多，塞尔柱王朝惨败，结果退出了河中地区，西部喀喇汗王朝改换宗主，仍以附庸形式保存下来。后来乃蛮部酋长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王朝的统治权，放还东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穆罕默德。1211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喀什噶尔的贵族暴动，杀死了这个末代可汗，东部喀喇汗王朝灭亡。次年，即1212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出兵占领萨末鞬，处死西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苏丹奥斯曼，西部喀喇汗王朝也灭亡，河中地区成为花剌子模的疆域。 喀喇汗王朝社会经济与文化喀喇汗王朝时是中亚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回鹘以及一些其他的游牧部落开始并完成了由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生活的过渡；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封建制度在中亚农业地区得到普遍确立。喀喇汗王朝采取一些促进措施，使封建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社制的残余受到有力的冲击，原来氏族贵族的“迪杭”土地所有制为“米尔克”土地所有制（即土地私有制）所代替。这在当时是一种社会进步。喀喇汗王朝的赋税和徭役较其前其后的王朝都要轻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因此，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的繁荣昌盛。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城市的规模扩大，而且一批新的城市建立起来，尤其在七河地区。建筑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在蒲华、萨末鞬、喀什噶尔等城兴建了一批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其中一些至今尚完好存在，显示了喀喇汗王朝当年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由于大批突厥语的游牧民转入定居，加快了中亚土著民族突厥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喀喇汗王朝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广大居民在宗教、习尚上也伊斯兰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这种民族相互异化和融合的过程中，科学文化也获得巨大的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形成。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作为王朝统治民族的、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回鹘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回鹘学者和诗人，他们写下了一些不朽的著作，如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和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语言学巨著《突厥语大词典》，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和他的劝诫性长诗《福乐智慧》。它们不仅是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和哲学—伦理学著作，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是研究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科学的珍贵资料。它们是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世界文化的瑰宝。它们为今天绚丽多姿的维吾尔文化和突厥语各民族的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宋、辽的政治、贸易关系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或“东方与中国之王”，喀喇汗王朝同当时中国的其他几个皇朝都有密切的外交、贸易关系。《宋史·回鹘传》说：“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喀喇汗王朝可汗称宋朝皇帝为“汉家阿舅大官家”（《宋史·于阗传》）。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材料，喀喇汗王朝向宋朝派出的使团前后有50多次，他们受到宋朝的礼遇。这些使团实际上多是商队，运往宋朝的货物以为大宗，运回的主要是丝织品、衣服、金银器皿和茶叶。《福乐智慧》写道：“要是〔从〕中国来的商队砍倒自己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喀喇汗王朝与辽朝相互聘问相当频繁，并结为姻亲，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贸易往来不断，每当春天，“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了中国的商品”。喀喇汗王朝同高昌回鹘汗国和西夏是近邻，也应有更多的交往，但史籍所留下的记载较少2。 2这里所说的哈桑支系和阿里支系，是前面提到的博格拉汗萨图克的两个孙子——哈桑和阿里——的后裔。 第四节吐蕃分裂割据下的吐蕃诸部强盛的吐蕃王朝末代赞普（王）、反佛教的达磨（也作达玛，俗称郎达玛），于唐会昌二年（842）被佛教僧侣拉隆贝吉多杰刺死后，发生了达磨小妃所生的遗腹子哦松（也作欧松），与冒充为掌权的大妃的亲生子实为领养的云丹（也作永丹，即《新唐书·吐蕃传》“乞离胡”）争夺王位，吐蕃王朝迅速分裂。随后发生了东部多康地区（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地区）的韦·科协列东（阔协列登）起义，一直打到逻些（今拉萨）附近；伍如地区（今拉萨西）的韦·洛波洛琼（罗泊罗穷）起义；南部的秦浦（今札囊地区）和逻些城东的工布（今工布江达及以东地区）秦木贡米珠、许布达孜聂（许布岱则）等起义，许布达孜聂起义军，一度攻占历代赞普陵墓所在地秦瓦达则（今琼结），并捣毁了除松赞干布陵以外的所有陵墓。这次从相当于唐末到五代前期，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爆发在广大地区的奴隶、平民大起义，藏史称为“邦金洛”，意为编氓反上。不仅给奴隶制以毁灭性的打击，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经济的发展，也摧毁了吐蕃王朝，形成了以吐蕃王室后裔为主的，分裂割据的众多封建领主政权。吐蕃王朝云丹后裔据有首府逻些城地区，史称拉萨王系。哦松后裔之一退居纳里（今阿里）地区布让城（今普兰），史称阿里王系；其中一支居于西部麻域（亦作孟域，即拉达克，今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地区，史称拉达克王系；另一支的后裔居于布让东的亚泽（今尼泊尔西部）地区，史称亚泽王系。哦松的另一支后裔在雅隆地区（今地不详，当在今西藏东南部），史称雅隆觉阿王系；其中的一支后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活动，史称青唐羌，宋代的唃厮啰，就是青唐羌的著名首领。 除了上述由吐蕃王朝王室后裔建立的各自独立的割据政权外，其他许多封建领主也分别割据一地，各自为政，史称：“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1，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蒙古国和元朝统治吐蕃地区为止。 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兴起相当于唐代初年，公元7世纪前期的松赞干布（弃宗弄赞）时期，佛教已传入吐蕃。相当于唐代中叶，公元8世纪后期的赤松德赞（婆悉笼腊赞）时期，佛教成为吐蕃的国教，就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毁灭佛教之前十多年，吐蕃的达玛（达磨）赞普即位（唐文宗开成三年，828），不久即开始大规模的毁灭佛教，除边远地区外，吐蕃的佛教基本被毁灭。在此之前吐蕃地区的佛教，基本上是印度佛教及其教义、形式的传播，西藏佛教史称之为“前弘期”。 随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农奴制经济普遍建立，佛教首先在沿边地区逐步发展，重新兴起的佛教，吸收了吐蕃的原始宗教，1参看魏良弢：《喀喇汗王朝与宋、辽及高昌回鹘的关系》，载《中亚学刊》第1辑，1984年。史称“本教”（“黑教”）的许多特色，因而也缓解了佛教与本教曾经有过的长期斗争，更容易为吐蕃的农奴主和农奴所接受。这种带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的僧侣，被称为喇嘛，意为“上人”、“上师”，因而也称为喇嘛教，这个与其他地区有别的佛教，西藏佛教史上称之为“后弘期”。 吐蕃王朝后裔拉萨王系的意希嘉参（意希坚赞），是山南地区的桑耶寺主、农奴主，在相当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时派人前往多康（今青海西宁地区）学习佛法、求取佛经1，这一年被佛教徒定为后弘期的开始，也是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开始。此后所译的佛经（主要是密宗经籍）称为新译，所以，史亦称后弘期为“新经”时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吐蕃王朝另一支后裔阿里王系的益喜哦（意希沃、松额、智光）是古格地区（今西藏普兰以西）的农奴主、僧侣，他派人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学法，邀请天竺僧侣到吐蕃地区传播佛法。西藏佛教史上称为“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藏史称下路指东部地区，这里是指前往多康取经求法；上路指西部地区，这里是指古格地区派人前往天竺求取佛法。藏传佛教不久就发展出多个派系。 最早的是“噶当派”。“噶”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堆龙（今堆龙德庆）地方的农奴主仲敦巴·甲哇迥乃（仲敦巴嘉迥乃）邀请天竺僧侣阿底峡（阿底厦）大师讲经传法，他主张显教与密教结合，循序渐进，以佛语作为僧侣修行和行为的准则，他死后，仲敦巴作为大弟子继承并传布他的教法，相当于宋嘉祐元年（1056），建造第一座寺院热振寺（今林周北），作为传教的基地，逐渐形成为藏传佛教第一个教派“噶当派”，噶当派发展很快，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最大的教派，但政治实力不如后起的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的庙宇为白色。明代噶当派教徒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因教徒戴黄帽，习称“黄教”，人们因而亦称噶当派为“老黄教”。 相当于宋熙宁六年（1073），自称吐蕃王朝贵族昆（款）氏后裔的贡却杰布（衮乔杰布、宝王）在家乡创建了萨迦寺（在今萨加），萨迦意为灰土，据说其地为灰白色土壤，因而取名。寺主由昆氏家族世袭，其子贡噶宁布（衮噶宁保）继承后形成萨迦派，主要宣扬密宗的喜金刚，寺主称“萨勤”，意为萨迦大喇嘛，是为萨迦始祖。庙宇墙上涂有两小幅红、白颜色，一大幅灰色，象征萨迦无上部本尊喜金刚，外观华丽，汉人称之为“花教”。萨迦派是政治势力最强的教派，萨迦四祖贡噶坚赞（衮噶坚赞、功嘉监藏），知识渊博，通晓“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因而被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元史》称为班弥怛），意为萨迦大博士，是吐蕃地区主要的僧俗代表人物。蒙古乃马真后三年（宋淳佑四年，1244），他受蒙古皇子阔端之召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蒙古贵由汗二年（宋淳佑七年，1247）贡噶坚赞进见阔端表示归附，随后向吐蕃地区僧俗宣布，纳里（今阿里地区）、乌思（今前藏地区）、藏（今后藏地区）皆已降附蒙古。蒙古蒙哥汗元年（宋淳佑十一年，1251）贡噶坚赞死于凉州，其侄罗追坚赞贝尔桑（八思巴）继任为萨迦五祖，蒙古中统元年（宋景定元年，1260）受封为蒙古国师，并开始在吐蕃地区建立了在蒙古统治下的萨迦政权。 噶举派，噶举意是佛语传承、口传，重视师徒口头传授，是藏传佛教中支系最多的教派。噶举派一开始就分为两个传承体系，一个是由琼布南交（琼1《宋史》卷492《吐蕃传》，本节引用本传不一一出注。 波南交）创立的“香巴噶举”，后在香地（今南木林）建寺传教。后又在山南建桑顶寺（桑定寺、桑丁寺），在今浪卡子南羊卓雍湖南。 另一派为“塔布噶举”，创建者塔布拉杰（塔波拉结）原是噶当派僧侣。此前，创始人玛尔巴（玛巴）两赴天竺学习密法回来后传授，弟子米拉日巴（米拉热巴）最为著名，塔布拉杰师从米拉日巴，在相当于宋宣和三年（1121）建造岗布（波）寺（今朗县西北）传教，创立“塔布噶举”派。庙宇为白色，教徒衣服也为白色，汉人称之为“白教”。 他的四个门徒又分别创立四个支派，其中最大的支派，为都松钦巴在噶玛建噶玛丹萨寺（在今类乌齐），因而得名的噶玛噶举（噶玛巴）派。相当于宋淳熙十四年（1187），又在逻些城（今拉萨）西堆龙（今堆龙德庆）建粗朴寺（磋卜寺），成为噶玛噶举派主寺。公元13世纪时，首创了“活佛转世”制度。 蔡巴噶举创建者是向蔡巴，后为逻些城东的农奴主噶氏把持，势力很大，噶氏蔡巴是元初十三万户府之一。 拔戎噶举曾在拉堆绛（今昂仁境）建立过较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势力较小。 帕竹（帕主）噶举，帕竹（帕主）是帕木竹巴（帕摩主巴）的简称，创建者即是帕木竹巴·多吉杰布（意为金刚王），在帕木竹（今桑日县境）建寺（即后来的丹萨替寺），为山南地区的农奴主朗氏家族（在今乃东泽当）控制，势力强大，也是元初十三万户府之一。帕竹噶举还有八小支派，其中重要的有止贡巴（在今墨竹工卡东北直孔）、达垅巴（在今林周）、雅桑巴（在今乃东亚桑）、主巴等。 藏传佛教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教派，势力不大。而吐蕃原始宗教“本教” （钵教），俗称“黑教”，主要崇拜天、地、水、火、雪山、湖泊、守护神、祖先等，也在吸收佛教教义、形式，后继续流传在边远地区。前弘期所传的佛教密宗，称为“宁玛”派，因僧侣戴红色僧帽，俗称红教，“宁玛”意为“旧”、“古”，受“本教”影响较多，与后弘期兴起的各教派有明显区别，势力也较小，建造于8世纪的桑耶寺（在今扎囊雅鲁藏布江北岸），后弘期时成为宁玛派的重要寺院。 藏传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方面，有噶举派创建人塔布拉杰（达波拉结，1079—1153）著的《喇嘛格言》，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萨迦班智达，1182—1251）著的《萨迦格言》、《正理藏论》、《三律仪论》等，宣扬教义、教规。还有成书于13世纪，署名为海如嘎所著，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米拉日巴（1040—1123）是噶举派创始人之一，塔布噶举派创建者塔布拉杰的老师。传记通过歌颂米拉日巴，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著名的史诗是《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是吐蕃（藏）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相当于宋仁宗时代。从11世纪以来陆续进行创作，以诗歌形式歌颂格萨尔王。《格萨尔王传》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仅已译成汉文的已达1500多万字。此外还有蒙文译本及英、法、德、俄文节译本。吐蕃交际礼节所用的“哈达”，传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藏医学方面，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创建者塔布拉杰和萨迦派四祖贡噶坚赞，都是著名的藏医，贡噶坚赞精通的藏学“五明学”中的“医方明”，就是专门研究藏医学的。塔布拉杰在所著《喇嘛格言》的“十应避”中，有“饮食习惯不合卫生者应避”，反映了普及医学知识的要求。 藏历“胜生”历法也是这个时期建立的，这是吐蕃历法、数学、天文学发展的综合标志，胜生历是从相当于宋天圣五年（1027）开始计年的。 绘画雕塑也有了新的发展，今拉当寺的弥勒佛、哲公寺的智明佛母铜雕佛像，夏鲁寺的舞伎和群神供养的壁画，以及拉当寺的滚噶吉祥、白度母的卷轴画，也是这时期传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1。 1关于意希坚赞（意希嘉参）派人前往多康地区学法取经的时间，藏史说法不一，《安多政教史》有后梁乾化三年（913）说、贞明四年（918）说，以及《青史》的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说，三种说法。《藏族史略》在注中列举了上述三种说法，采用后梁贞明四年（918）说；《藏族史要》采用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说，未说明出处，也未提及另两种说法。撰者按：意希坚赞为永（云）丹五世孙（《藏族史略》。《藏族史要》作六世孙），永丹为末代赞普达玛死后，以遣腹子身份出现的抱养儿子，达玛死于842年，下距913年计71年、918年为76年、978年为136年。即使依意希坚赞为永丹五世孙说，加永丹为六世，每世平均分别为11年多、12年多和22年多，后者较为可信，今采用此说。 第五节唃厮啰（青唐羌）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赞普达磨被弑，建国二百数十年的吐蕃王朝解体，后经贵族、边将混战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王朝在各地的统治机器被彻底摧毁。因此，到9世纪晚期至11世纪，无论在吐蕃本部（今西藏），还是在河陇地区，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农奴制的因素不断增长，奴隶制逐渐为封建农奴制所代替；政治上则是出现了一些僧俗首领割据的地方势力集团。在这些割据势力中，有赞普后人建立的政权，河湟地区的唃厮啰，就是其中之一。 唃厮啰政权的建立唃厮啰，本名欺南陵温，“绪出赞普之后”1。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也说唃厮啰是吐蕃王朝达磨赞普五世孙赤德的后人。当他12岁时，被大贾何郎业贤带到河州（今甘肃临夏），安置在■心城；不久，又被大户耸昌厮均迁到移公城，“欲于河州立文法”（即联合各部落首领聚众举事，建立政权组织）。当时“河州人谓佛为‘唃’，谓儿子为‘厮啰’，自此名唃厮啰”，故史称其建立的政权为“唃厮啰”。 吐蕃人有尊崇贵族的传统，被奉为佛的化身的唃厮啰在河湟吐蕃人中有巨大的魅力。因此，宗哥（今青海平安）李立遵、邈川（今乐都）温逋奇等大首领，得知河州有赞普后人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后，旋即以武力将唃厮啰劫持到廓州（今化隆境），立文法，尊之为“赞普”。不久，李立遵将王城迁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宗哥城，自立为相（论逋），挟“赞普”以令诸部，遂“帐族甚盛，胜兵六七万”1。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李立遵派人到宋朝，号称聚众数十万，“请讨平夏以自效”，争取宋室的支持。后又上书秦州宋朝守将曹玮，请求朝廷册封其“赞普”号。“朝议以赞普戎王也，立遵居厮啰下，不应妄予”，仅“授立遵保顺军节度使”。对此，李立遵甚为不满。遂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亲率3万余众攻打秦（今甘肃天水）、渭（今平凉）二州一带城寨，与曹玮战于三都谷（今甘谷县境），为宋军所败，落荒而走。 李立遵得势后骄恣好杀，御下严暴。唃厮啰对他的所作所为日渐不满，相互之间嫌隙日深，遂带领亲信及属下部族到邈川。以温逋奇为首的当地首领拥戴唃厮啰为主，自为“论逋”，并派人到宋朝进贡修好，请求封赐。明道元年（1032），宋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邈川大首领，温逋奇为归化将军。后来，温逋奇对唃厮啰的势力增长甚为不安，欲取而代之，于是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唃厮啰。唃厮啰被守卒放出，以“赞普”的地位和威望集部众捕杀温逋奇及其党羽。平息政变后，唃厮啰举族迁徙青唐（今青海西宁）。此后的近百年间，唃厮啰政权遂以青唐为首府，成为这一地区吐蕃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1本节主要参考书目有：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黄奋生（吴均校订）：《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宋史》卷492《吐蕃传》。 与宋、辽、夏、金的关系正当唃厮啰刚刚立足青唐，专心经营河湟之时，近邻西夏又继占领甘、凉二州后，把矛头直指唃厮啰。西夏广运二年（1035），元昊亲率大军进入湟水流域，攻城占地，掳掠人畜，吐蕃人甚苦之。唃厮啰指挥吐蕃诸部奋起反击，与之激战二百余日，终以奇计破元昊，大获全胜。唃厮啰抗击元昊之胜利，不仅保卫了新生的政权，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在吐蕃人中的威望，许多不甘屈服于元昊统治的凉州（今甘萧武威）的六谷部吐蕃人和甘州（今张掖）回鹘人都纷纷南下投奔唃厮啰，进一步壮大了与西夏抗衡的实力。后来，宋、辽、西夏为争夺西北战略要地而互相角逐，唃厮啰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1038）十月，西夏元昊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宋室为之大震。宋朝为了牵制西夏南下，不得不重赏在西北地区能为之效力的唯一“同盟者”。十二月，加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次年六月，派左侍禁鲁经带上宋仁宗的诏书和2万匹丝绸的厚礼出使唃厮啰，“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宋康定元年（1040）八月，又派屯田员外郎刘涣到青唐，与唃厮啰商议讨伐西夏事宜，受到隆重接待。唃厮啰并上“誓书及西州地图”2。宋加封唃厮啰为“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1。唃厮啰与辽国亦有往来，元昊称帝，辽夏关系恶化。辽为了继续牵制西夏，曾西联甘州回鹘、唃厮啰为外援，策划对西夏用兵。为此，辽于清宁四年（1058）以公主（当为宗室女）下嫁唃厮啰子董毡，共图夏国。吐蕃与辽贡使之往来，自李立遵时起皆不乏记载。 宋治平二年（1065）十月唃厮啰卒，次年五月安葬，终年69岁。其第三子董毡继位，史仍称唃厮啰后裔的政权为唃厮啰唃厮啰有三房妻子，前二妻为李立遵之女，各生一子，一为瞎毡，一为磨毡角。李立遵死后皆失宠，各携其子逃出青唐，磨毡角居宗哥；瞎毡居龛谷（今甘肃榆中境），后其子木征迁河州。董毡为乔氏所出，甚为唃厮啰宠爱，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唃厮啰在世时，董毡就已参与军政事务，征战沙场，屡立战功。他即位后，仍继续执行其父的施政措施，与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宋熙宁三年（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西夏出兵攻宋环（今环县）、庆（今庆阳）二州，董毡提兵助宋，乘西夏西线空虚，沿边抄掠，迫使西夏撤兵，宋军大部分将士遂得生还。但是，这种友好关系在王安石任相后就蒙上了一层黑色的幕纱。这时有一个“试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的王韶，向宋朝廷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主张2。王安石遂命王韶前往秦州主持边事。熙宁五年，又命王韶率大军向唃厮啰政权属下的熙河地区发动了进攻，到次年九月，相继占领熙（今临洮）、河（今东乡西南）、洮（今临潭）、岷（今岷县）、叠（今迭部）、宕（今宕昌）等地，“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1。熙河之役给董毡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加剧了宋朝与河湟吐蕃的民族矛盾，从此这一带成为战争频2《文献通考》卷335《吐蕃》。 1《宋史》卷324《刘涣传》。 2《宋大诏令集》卷239《唃厮啰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制》，康定二年正月乙未。1《宋史》卷328《王韶传》。 仍、烽火不灭的地方，给吐蕃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宋军占熙河后，遇到董毡的奋力抵抗。他首先与西夏通好，夏国以公主、秉常妹下嫁董毡子蔺逋叱，结为婚媾，共同对付宋朝。同时派出部将鬼章攻打河州，杀宋将景思立于踏白城。董毡侄河州大酋木征也率部助鬼章围河州宋军，后因军力悬殊而败绩。木征降宋，赐名赵思忠，成为宋朝的命官。熙河之役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董毡和宋朝恢复了中断七年之久的友好关系。熙宁十年十月，董毡派人到宋进贡，宋依旧例回赐。董毡由保顺军节度使改为西平军节度使，后又由常乐郡公进封武威郡王，其他首领则依其实力授团练使、刺史、本族军主、副军主等职。宋神宗接见董毡使者时也称赞“其上书情辞忠智，虽中国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过如此”。 元丰六年（1083）十月，董毡卒，终年51岁。其养子阿里骨继嗣。 《宋史·吐蕃传》记述：“阿里骨本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毡，故养为子。元丰兰州之战最有功。自肃州团练使进防御使。”由于阿里骨非唃氏家族，所以遭到唃厮啰族人的竭力反对，在这种形势下，阿里骨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一度改变前朝依宋抗夏以自保的政策，欲利用夏国的力量收复被宋占领的熙河地区，并通过战争缓和内部矛盾。遂与西夏相约在对宋的战争中如能取胜，熙、河、岷三州归阿里骨，兰州、定西归西夏。元祐二年（西夏天仪治平元年，1087）四月，阿里骨令鬼章攻洮州，西夏也出兵围河州。后因鬼章被宋军俘获而结束战争，阿里骨收复失地的希望破灭。 阿里骨受挫折后，于次年派人携带厚礼到宋朝上表谢罪，并要求释放鬼章，边界息兵。宋朝同意了阿里骨的请求，亦“依旧许般次往来买卖及上京进奉”，后又加封阿里骨等人官爵2。自此，阿里骨与宋朝的关系重归于好。绍圣三年（1096）九月，阿里骨卒，终年57岁。其子瞎征继承青唐主位。瞎征执政后，唃厮啰家族溪巴温及其后人、各地的部落首领纷纷据地而治，自立为王，整个政权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瞎征执政之初，宋朝授其为“河西军节度使”。后来看到瞎征不能控制政局，属下各有篡夺之心，窥伺河湟已久的北宋认为进取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元符二年（1099）六月命王愍、王赡为正副统军，由河州北渡黄河进入湟水流域，连下宗哥、邈川诸城，直逼青唐。 瞎征和其他首领纷纷往宗哥城降宋。 瞎征出走，青唐无主，大首领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陇拶为主，陇拶不能控制早已造成的残局。遂于同年九月同契丹、西夏、回鹘三公主以及大小首领出城降宋，迎王赡入青唐城1。 宋军占领河湟后，由于遇到吐蕃人的反抗，后方供应不继，于次年开始撤出河湟，当地首领又立溪巴温第三子溪赊罗撒为主。河湟一带“仍旧文法管勾”1。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宋朝授溪赊罗撒为“西平军节度使、邈川首领”2。 蔡京当国后，复主开边事宜，于崇宁二年（1103）六月再次出兵河湟，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 1《宋会要辑稿》蕃夷6之22。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壬申；《宋史》卷350《王赡传》，陇拶，《王赡传》作“溪巴温之子”。此据《宋史·吐蕃传》：“陇拶乃木征之子唃厮啰嫡曾孙。”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9，元符二年十二月癸丑。 次年四月取青唐。龟兹公主及诸大首领开青唐城出降，溪赊罗撒走投西夏。北宋在濒临崩溃前夕两度占领河湟。仅维持了20年统治。 北宋宣和七年（1125）以后，金兵大举南下，宋朝江山危在旦夕，无暇西顾，由陕西经制使钱盖寻唃厮啰血统封立，以图为之守边。有益麻党征者，是为陇拶之弟。“素为国人信服”，遂命其为“措置湟鄯事”，赐名赵怀恩，这是北宋在河湟的最后一名命官。南宋绍兴元年（1131），金人占河湟。绍兴四年，赵怀恩“弃离部族田宅，驱携老小”来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投附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赵怀恩由熙州观察使改授“鼎州观察使，充成都府路兵马钤辖”，至死亦未再回到河湟3。唃厮啰政权及其后人在河湟地区百多年的统治从此结束。 经济、文化唃厮啰政权统治河湟期间，特别是在唃厮啰和董毡时期，在内外施政方面制定了一些较为得体的措施，因此，其经济和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据载，牧业是河湟吐蕃人的传统经济部门，牧放牲畜是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李远《青唐录》说当地人们善逐水草，“以牧放射猎为主，多不粒食”。又农业比较发达，在湟水、洮河、黄河诸水两岸，宜五谷种植。李远笔下的河湟竟是一派江南村色，邈川一带“川皆活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硙”。宗哥川则“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 贸易也是唃厮啰的重要经济支柱。西夏崛起后，传统的“丝绸之路”受到严重威胁，到景佑三年（西夏大庆元年，1036），西夏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夏人对过境商人十分苛刻，沿途“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商人苦之”1。因此，来往于宋朝和西域的商队和贡使绕道青唐，改走青海故道。当时，在青唐城东就居住着好几百家往来做生意的于阗、回鹘商人。所以《宋史·吐蕃传》说：“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 唃厮啰使用传统的藏文，向宋朝上表皆用“蕃字”，时人称之为“蕃书”。“无正朔”，“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宗教以藏传佛教为主，古老的本教在民间仍有极大影响。据藏文史籍记载，河湟地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的发源地，对藏传佛教在西藏再度弘传起了重要作用。唃厮啰迁青唐后，“尊释氏”，开始在青唐城西建寺院，“广五六里，缭以周垣，屋至千余。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青唐录》）。此外，在河州有“积庆寺”，在青海湖海心山岛上，也有“习禅者赢粮居之”，佛塔则遍及各地。唃厮啰执政者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自己也信奉佛教，“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国主处理军政大事的宫殿旁就供有高数十尺的“金冶佛像”。岷州“广仁禅院碑”，也说广仁禅院之建成与当地吐蕃大首领赵醇忠、包顺、包诚等施财造像有关1，这些都是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3《皇宋十朝纲要》卷16。 1《宋会要辑稿》蕃夷6之42，兵17之2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九月癸巳。1《西夏书事》卷15。 第六节大理大理政权的兴亡唐天复二年（902），南诏政权崩溃之后，白族中的贵族分子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先后起而进行政权的争夺，郑买嗣继南诏之后建立了长和国（902—928）。赵善政推翻郑氏政权，建立天兴国（928—929）。杨干贞取代赵善政，建立义宁国（929—937），及至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乃夺得政权而建立了大理。 段思平建立大理之后，对南诏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进行了调整。首先是肯定新兴的白族封建主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扶持。如封白族封建主高方为岳侯，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巨桥（今云南普宁）地方为其世袭领地；封董伽罗为宰相，亦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其余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如杨氏家族的封建庄园，也都得到扩大。对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中的村社农民，则是在承认他们原来使用的土地前提下，减轻税粮负担，宽免徭役三年2。对于“凡有罪无子孙者”的奴隶，则一律“赦免”，即加以释放。对于被统治的部族和部落，则解除他们南诏时期的集体奴隶地位，免除奴隶性质的徭役1。大理政权终于稳固下来。 大理和南诏一样，仍然是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这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以白族中的封建主为主要统治者。在政权组织方面，则是以段氏封建国王为首，布燮（宰相）等大臣作辅佐来进行统治。白族封建诸侯们各有领地，以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基础。地方行政单位，划分为府和郡1，分派白族中的封建主们作为各府、郡的长吏来进行管理。府和郡是在南诏统治时期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建立起来的。各府、郡分管的区域内都仍然存在许多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这些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都保持着自己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由本民族的贵族分子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接受府、郡长吏的统治。 宋绍圣元年（1094），大理国权臣、白族封建主高升泰夺取政权，称“大中国”。两年之后，高升泰的儿子高泰明被迫把政权重新归还段氏，以段正淳为国王，此后或称大理国为“后理国”。大理国后期，段氏国王失去了实际上的控制权力，以高氏家族为首的白族封建领主们，则在白族的主要聚居区进行封建割据统治；其他被统治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则为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而相互兼并纷争，造成分裂局面。蒙古蒙哥汗三年（宋宝佑元年，1253），一支蒙古兵南下，打破了大理国境内各民族贵族分子对立纷争的局面，十二月十二日（1254年1月2日），蒙古军到达大理首府大理（今属云南）城下，蒙古军入大理城，大理国亡。 2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 1《南诏源流纪要》。 1《南诏野史》。 大理的民族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白族（“白人”、“白蛮”、“僰蛮”），白族主要聚居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的城镇和平坝地区。在这里，除了主要城镇中和城镇附近的平坝地区有白族人口之外，其余的小城堡和广大的村落中，则为许多其他不同民族的氏族、部落人口所聚居、杂居和散居。主要城镇中的白族封建主们，是通过封建的政治、经济组织与大理国王联系起来。并以白族中的封建政治、经济组织为主要依靠力量，把所统辖的府或郡内的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统治起来。而在被统治的各民族内部，却又分别保持着一套与白族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白族封建主们对于这些被统治民族中的氏族和部落，是任其内部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保留着，然后通过它们内部的贵族分子来进行贡纳的征收。 被统治的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南诏统治时期相比较，大的范围基本上未曾发生变动。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地带的山区、半山区和少部分平坝区，主要是“乌蛮”（彝族）系统的村落和氏族；今金沙江上游两岸是么些（纳西）的分布区域；今澜沧江和今怒江上游之间是“卢蛮”（傈僳族）；南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带是“金齿百夷”（傣族）、阿昌和孟高棉系统的部落；东南部边境地带则是和泥（哈尼）、僚（壮族）、“白衣”（傣族）等的共同杂居区。部分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居住区域较之南诏时期有所变动。如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中的部分人口，北迁入威远（今云南景谷）、开南（今景东）一带，与“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相杂居2。这里原来就有一部分“金齿百夷”（傣族）人口，至此则“金齿百夷”的人口增多了。又一些民族中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较之南诏时期未变。如今大渡河南、金沙江北的“乌蛮”（彝族）中的邛部、两林、丰琶，仍按原来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出现在原地1。而一些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却在人口增多、分裂繁衍的情况下，在原来居住的地区或原来居住地区的周围，出现了一些新的部落。如西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中，有勐梯（今盈江境）、勐卯（今瑞丽）、勐生谷（今缅甸克钦邦境内）、勐生喜（今缅甸南掸邦一带）、勐生威（今缅甸北掸邦一带）2，它们分别联系着附近同族的各个小部落，共同结成一个联盟集体；又如建昌城（今四川西昌）北部“乌蛮”（彝族）中的落兰部（今冕宁南部的泸沽一带），繁衍成为许多小部落；东爨区（今云南楚雄以东）部落分裂繁衍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定时间阶段内，在这里出现了“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但实际上并不止于三十七部。因为，各个部都不断繁衍出一些新的氏族、部落来。如罗伽部（今澄江境）即繁衍出强宗部、步雄部、普舍部等，分散到邻境的其他地方去。三十七部中的各个部，都不断繁衍，不断分裂为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各有地界，筑营垒以闭关自守。 各民族中的各个氏族、部落，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聚居的地方，分别从事各种生产。如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的各部落，依旧进行他们的农业2《元史》卷61《地理志》四：“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郡四。”1《元史》卷61《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2《元史》卷61《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威楚府（今楚雄）辖境内则为“杂蛮耕牧之地”3，这里的“乌蛮”（彝族）、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或耕田，或狩猎、畜牧，或半耕半牧，自按其内部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大理国王把各民族的居住区域分别划归各府、郡管辖，或分封给白族诸侯。除了一部分仍然从事更为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的氏族、部落之外，在大部分的氏族、部落中，各个家庭在从村社那里分得一块土地之后，每个居民耕种自己的田地，女人和女儿从事于家庭纺织。而部分“乌蛮”部落中的男子，则在从事耕种之外，也从事畜牧和狩猎。他们在生产中获得的各种产品，以其中的一部分交由本民族中的贵族，以贡纳的形式提供给当地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实际供给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的那一份，往往少于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所留下的那一份的数量。所以，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在地方的统治权力，得以世世代代地牢固地承袭下去。这种情况，以“金齿百夷”和“乌蛮”各部中最为突出1。因此，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的“金齿百夷”（傣族）及一部分“乌蛮”（彝族）、“和泥”（哈尼）等的“村社内部有奴隶制和阀阅制”2，他们中的贵族，一直世袭地统治着他们的部落或村社，部分地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而且控制着自己的区域，与邻境的其他氏族、部落相对抗。与宋朝的关系当南诏政权崩溃之后，内地的唐皇朝也在相距仅五年的时间即趋于瓦解，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 22 鼻，他大唱反调，盛称无佛。结果，在齐永明七年（489），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佛门信徒与范缜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一天，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信因果报应说，那么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范缜说“人生如同树上的花同时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花瓣由于风拂帘帷而飘落在厅屋内，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则因篱笆的遮挡而掉进粪坑中。殿下就犹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于粪坑中的花瓣。贵贱虽然不同，但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萧子良不能驳倒范缜这番有理有据的答辩，无言以对，心里却对范缜深为不满。 经过这一次交锋，范缜觉得有必要将自己无神论的观点加以系统阐述，他遂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今天所见的设宾主形式的《神灭论》并非初稿，是范缜在梁时的修订稿）。他以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无神论与有神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即形与神之间的关系，将有神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范缜在《神灭论》一开始就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他说“形即神也，神即形也。”所谓“形”是形体，“神”是精神，“即”就是密不可分。范缜认为，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形体存在，精神才存在；形体衰亡，精神也就归于消灭。在范缜看来，形体和精神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即两者“名殊而体一”，或曰“形神不二”。 范缜在“形神相即”，“不得相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质神用”的著名论点。他写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即认为形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两者不能分离。他打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就是说，精神与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刀刃与刀刃的锋利之间的关系，锋利指的不是刀刃，刀刃指的也不是锋利。然而，离开刀刃也就无所谓锋利，离开了锋利也就无所谓刀刃。既然从未听说过刀刃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怎么能说死亡后而精神还能存在呢？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精神对形体的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 范缜对“质”和“用”的范畴也给予了深入浅出的论证。他提出，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而且精神作用只是活人的特有属性，宣扬佛教的人以树木和人为例，说人和树木同是质体，但人有知觉，树木则没有，可见树木只有一种性质，人有两种性质，所以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范缜反驳说“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所以，质的不同，决定了人的“有知”和木的“无知”，即特定的质体具有其特定的作用，不可混为一谈。同时，范缜还从发展、变化的观点阐述了质与用、形与神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驳斥了佛教徒对“生形”与“死形”、“荣木”与“枯木”之间区别的故意混淆，说“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人从生到死，木从荣到枯，形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质的作用也随之而变化。所以，随着人的死亡，精神活动也停止消失了。这样，佛教鼓吹的灵魂不死的谬说，即“神不灭论”便不攻自破了。 范缜不仅指出了“用”随“质”变，而且辩证地认为物体的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如人的生死，必是先生后死；木的荣枯，必是先荣后枯，顺序不可颠倒。他还认为，事物的变化有突变和渐变两种形式。突然发生的事物，如暴风骤雨，必然突然消失；逐渐发生的，如动植物，必然逐渐消灭。故他总结说“有欻有渐，物之理也。”认为突变和渐变是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 范缜在对形神关系作深入探讨时，还把人的精神活动分为互相连接的两个阶段，把人的生理器官看作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所谓精神活动的两个阶段，即一是“痛痒之知”（感觉），二是“是非之知”（思维）；两者的区别是“浅则为知，深则为虑”；两者又是属于一个人的精神活动的整体之中，即“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变有异，亦总为一神矣。”他认为，口、眼、耳、鼻、手足担负着不同的感知职能；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他还不了解大脑的作用，错误地认为“是非之虑”由“心器所主”。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论述也揭穿了佛教徒的“虑体元本”，即思维活动没有自身的物质基础，精神可以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的谬论。对轮回说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范缜在神灭论的最后部分，无情地揭露了佛教的欺骗性和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他写道“佛教损害了国政，僧尼败坏了民俗。佞佛如同骤起的狂风迷雾，弛荡不休。我有感于这一弊端，渴望拯救沉溺于佛教的人们。为什么人们都要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而不肯去接济亲友、抚恤贫困呢？这是由于佛教重于利己而轻于济世。所以佞佛之人在穷亲贫友相求时，都不肯解囊相助，而是斤斤计较，吝啬已极，但却将千万资财贡献佛寺，献媚求欢于僧尼。岂不是在于从僧侣那儿可以捞取好处，而在亲友身上却无油水可榨；加上拜佛虽破费钱财，还可以获得周急积善的美名。人们又受到佛教种种虚诞说教的迷惑、引诱、恫吓和欺骗，纷纷摈废礼教而遵从佛法，家家不讲孝悌，人人不行慈爱。致使兵源短缺，官府缺少办事的官吏，土地荒芜，粮食乏匮，而僧寺佛塔却耗费了无数钱财，奸佞不法之徒层出不穷，人们仍粉饰太平。正由于这样，佛教的危害和弊端是无限的。我认为人们应禀承自然天性，行自我修养，于有若无，来者不拒，无亦不求，人人各守其职，各安天命。小人甘愿躬耕于田亩，君子保其恬和朴素的本性。这样，种田打粮，粮食将取之不尽；养蚕织衣，衣服将用之不竭；百姓用衣食之余奉献君主，君主以无为而治天下。欲使人民昌盛，国家强大，君主权重，必须采用此道。” 范缜的思想受时代以及其所属阶级的局限，是有缺陷的。例如把“圣人”视为生来就具有特殊的体质，因而具有“圣人之神”，而“凡人之形”则决定了“凡人之神”，不免陷入到物质结构的机械论。此外，他又以儒家的宿命论和天性论，以及儒家经典中的神道设教的学说，去反对佛教，即用唯心主义去反对唯心主义，难免在某些问题上缺乏说服力。 决不卖论取官《神灭论》抓住了时弊，击中了佛教的痛处。它一问世，士林争相传抄，朝野为之喧哗。竟陵王萧子良凭借宰相的权力，慌忙调集众僧名士，软硬兼施，轮番围攻范缜。但由于他们讲不出象样的道理，尽管人多势众，也没有压倒坚持真理的范缜。佛门信徒太原名士王琰，借儒家讲究孝道为武器，撰文立著，企图一下子封住范缜的口，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呜呼！范子，你怎么竟连自己的祖先在哪里都不知道！”但范缜当即反唇相讥说“呜呼！王子，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杀身去追随它们呢？”王琰哑口无言，败下阵来。萧子良又派名士王融到范缜那儿，企图用官位加以利诱，王融对范缜说“神灭之说既然是异端邪说，而你却坚持己见，恐怕会有伤名教。以你出众的才华和美德，何愁官至中书郎。而你为什么要违背众人的信仰，自讨身败名裂呢？”范缜听后哈哈大笑，回答说“倘若我范缜肯于出卖人格，背叛信仰去捞取官位，恐怕早就当上尚书令、尚书仆射一类的高官，你说的中书郎又岂在话下！” 范缜的刚直不阿的可贵品德，以及决不“卖论取官”的原则立场，在当时只能增加他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他出尚书省，迁领军长史。又被出为宜都太守。他仍坚持神灭论，不信鬼神。当时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当地人笃信三庙有神灵，经常祭祀。范缜在任期间，下令严禁祭祀活动。不久后，范缜的母亲去世，他因此辞官守丧，自此至梁初，他一直未出仕任官，居住在南州。坎坷的后半生齐末，梁武帝萧衍起兵。范缜虽在守丧，仍身穿丧服去迎接梁武帝。梁武帝与范缜曾在南齐时共游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关系不错，见了范缜后畅叙友情，非常尽兴。梁武帝平建康，任命范缜为晋安太守。范缜在任四年，清廉节俭，除了俸禄以外一无所取。天监四年（505），朝廷任命范缜为尚书左丞。范缜离任回京前，所有财产未给亲戚，而是都赠与了前尚书令王亮。王亮是王导六世孙，范缜曾与他在南齐时同为尚书殿中郎，结为好友。齐梁之际，王亮拥立萧衍有功，任尚书令，后因在天监二年（503）对梁武帝大不敬，削爵废为庶人。当时范缜念及旧日友情，对王亮十分同情，仍经常去王亮家看望他，两人过往密切。 范缜刚任尚书左丞，一天，梁武帝设宴招待群臣。梁武帝志得意满，对群臣说“朕终日听政，孜孜不倦，希望能知道自己的得失。你们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望畅所欲言。”范缜为人耿直，站起来说“司徒谢胐徒有虚名，不涉政务，但陛下却如此重用。前尚书令王亮擅长治国，陛下却废为庶人。对此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梁武帝听了这番话，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厉声说“你还可以更改你所说的话。”范缜固执己见，并无惧色，梁武帝恼羞成怒，宴会不欢而散。 事后，御史中丞任昉遂上奏弹劾范缜，罗织罪名，说他不遵士操，弄口鸣舌，拨弄是非；指责范缜在居丧时拥立武帝，目的是想要位居台辅，而一旦未得重用，就心怀不满，党附王亮，二人私下议论朝政，诽谤正直。因此，建议免去范缜所居官，收付廷尉治罪，委之狱官，以法制从事。 梁武帝对任昉奏书表示赞同，并亲自写玺书责诘范缜，列举了王亮的十大罪状后，气急败坏地问范缜“对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竟敢妄自喊冤鸣不平！你要对我所说的王亮十大罪状做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范缜自知有口难辩，对武帝所诘王亮十大罪状，只是支支吾吾，搪塞而已。但仍未能免除惩罚，被流放到广州。 梁朝时，南朝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梁武帝笃信佛教，他在天监三年（504）下诏说“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广弘明集》卷四）这道诏令，无异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一时朝野上下，佞佛成风。但也就在诏令颁发后不久，范缜不顾他被流放的不利处境，将《神灭论》充实完善，修订定稿，并在亲友中传播，再一次向佛教发出了挑战。 为了不让范缜的《神灭论》在更大的范围流传，当时最高的僧官大僧正法云上书给梁武帝说“范缜所著《神灭论》，群僚尚不知道它的观点，先以奏闻。”提醒梁武帝萧衍用皇帝的威严压服范缜。萧衍欲崇尚佛教，当然也必须搬开《神灭论》这块绊脚石。但为了表示他的宽宏大量，他首先解除了对范缜的流放，将他召回京师建康，并授以中书郎和国子博士的官衔。紧接着，梁武帝又布置了对范缜的围攻。为了确保一举成功，他颁布了《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为这次围攻的总动员令。他在诏书中首先定了神不灭的调子。诏书说“观三圣设教，皆云神不灭。”同时，训斥范缜“不求他意，妄作异端”，“违经背亲，言语可息”。并引经据典，说灵魂不灭在儒家经典里是有记载的。据《礼记·祭义》说，只有孝子才能使死去的亲人享受祭品。《礼记·礼运》说，如果在祭祀前三天进行斋戒沐浴，就能见到所祭祀的鬼神。但是，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以势压人，梁武帝又虚伪地把这次围攻加上学术讨论的装潢，他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长短，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见《弘明集》卷十）所谓“设宾主”，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问答体论文体；所谓“就佛理以屈佛理”，言外之意是让范缜放弃真理。 范缜对此毫不示弱，他坚持真理，绝不妥协，勇敢地接受了梁武帝萧衍以及众僧名士的挑战，并将《神灭论》改写成有宾有主、一问一答的文体，共设三十一个问答。萧衍见范缜不肯就范，于是唆使光禄寺大僧正法云写了《与王公朝贵书》，发动朝野僧俗，一齐上阵，轮番向范缜展开进攻。先后参加围攻的有六十四人，共拼凑了七十五篇文章。可是，他们多是无真才实学的御用文人，才华、文笔、思辨能力距范缜相去甚远，只能以谩骂代替争论。他们指责范缜“欺天罔上”、“伤化败俗”，叫嚣取缔“妨政实多”的《神灭论》。范缜从容自若，沉着应战，据理驳斥，史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弘明集》卷九）。当然，围攻者中也不乏辩士。东官舍人曹思文，能言善辩，笔力不凡，接连写了《难神灭论》和《重难神灭论》，但与范缜交锋后，亦一筹莫展，不得不承认自己“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在这场论战中，范缜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被载入史册。梁武帝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既不贬黜，也不升擢范缜，让他位居国子博士，直至死。《神灭论》也未予以取缔。 大约天监十四年（55），范缜病逝，终年约六十五岁。他有文集十五卷。范缜有一子，名胥，字长才。他继承父志，传父业，亦有口才。官为国子博士。 范缜一生坎坷，然而他生性耿直，为人正派，为坚持真理，不怕威胁利诱，不惜放弃高官厚禄，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展开斗争，写下了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作品——《神灭论》。他在形神关系的论证上，他的思想深度和逻辑的严谨不仅超越了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思想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他那种为坚持和捍卫真理而斗争的勇气，更是难能可贵。李延寿在《南史·范缜传》的论中，曾对此作出了中肯恰当的评价“缜婞直之节，著于始终，其以王亮为尤，亦不足非也。” 第三节郦道元家世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生年据后人推算，可能在北魏和平六年（4）或延兴二年（472），卒于孝昌三年（527）十月。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出生在封建官宦世家。曾祖郦绍，原是后燕慕容宝的濮阳太守。 祖父郦蒿曾任天水太守。父亲郦范，在拓跋焘时曾“给事东宫”，赐永宁男爵，以后晋为子爵、侯爵，封冠军将军，任青州刺史，尚书右丞等职。郦道元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他父亲任青州刺史期间度过的。郦范死后，道元袭爵永宁侯，按惯例降为伯爵，任尚书主客郎中。太和十八年（494）随孝文帝北巡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王子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四镇。太和十九年（495）任治书侍御史。景明中（500—503）任冀州东府（治信都，今河北冀县）长史。景明末，任颍川（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太守，永平中（508—5）任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太守。延昌末，任东荆州（治比阳县，今河南泌阳县）刺史。正光五年（524）任河南（今河南洛阳市）尹。孝昌元年（525）以后，授官安南将军、御史中尉。孝昌三年（527）十月，道元和弟弟道峻以及两个儿子被萧宝夤的部下杀死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主要著作有《水经注》40卷，《本志》3篇和《七聘》诸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水经注》一种，其余均已失传。 《水经注》三国魏人写的《水经》，记述河流37条，郦道元从小就喜爱读它。此外，他还喜欢读《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他觉得这些书写的不够周详和完备。他把自己看到的地理现象与古代地理书籍对照，发现地理现象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发展的。上古的情况已很渺茫，因为部族的迁徙，城市的衰亡，河道的变迁，名称的更异，都是十分复杂的。如果不把这些变化了的地理现象及时记录下来，后人就无法弄明白。由此他认识到，把经常变化的地理现象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是非常必要的。于是他决定选取《水经》为蓝本，为之作注。他以水道为纲，将河流流经地区的古今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古迹等作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从而达到“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的目的。这样一来，《水经注》在内容和文字上都大大超过《水经》，河流数目由《水经》的37条增加到252条，而文字则三十倍于《水经》，达到3万多字，成为当时一部内容空前丰富的地理巨著，是北魏以前中国地理的总结2。它在地理学上赵贞信《郦道元之生卒年考》，《禹贡》半月刊，7卷—3期，937年。王成组在《中国地理学史》中提出生于455年。 王先谦《水经注合校》序。 《唐六典》工部·水部郎中注。 2侯仁之、黄盛璋《lt水经注gt选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93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有四项，分述如下。 一、《水经注》在水文地理上的成就《水经注》讲的是陆地上河流、湖泊的水文特征。全书记载大小河流252条，名称有河、江、水、川、溪、渠、渎、沟、涧、伏流、峡、谷、瀑布等，并按次序描述其发源、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流程、方向以及水量的季节变化，河水的含沙量，河流的冰期等。在给河流命名时，它有一定的指标，如河流的干支关系，长短大小，独流入海还是汇入大河等。如经水的指标是“水出山而流入海者”；枝水是“引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川水是“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于海者”3。在描述河流的发源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紧紧抓住各个河源的自然地理特点作仔细描述。如卷九《清水》、《沁水》和《淇水》三篇中，所记三条河流都发源在太行山东麓或黄土高原，但在郦道元的笔下，这三个河源具有各不相同的河源类型。清水是一条以山麓分布的诸陂散泉为水源的河流，“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沁水是一条以山涧小溪为源流的河流，“三源奇注，迳泻一隍，又南会三水，历落出左右近溪，参差翼注之也”。淇水则是一条以山崖断层瀑布为水源的河流，“水出山侧，颓波崩注，冲击横山，山上合下开，可减六、七十步，巨石磊砢，交积隍涧，倾澜漭荡，势同雷转，激水散氛，暖若雾合”。汝水的发源地，郦道元还对照地图和地方志，亲自进行野外查勘，然后写入注文。 黄河的流域范围和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郦道元大都引用历史文献予以说明，少数是他亲自调查的结果。如黄河支流白鹿渊水，“南北三百步，东西千余步，深三丈余。其水冬清而夏浊，停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这是道元调查以后的记录。 《水经注》中有不少运河和农田水利的记载。把先秦、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状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以陂来说，共记载09个陂，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28项。象都江堰、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灵积渠、郑国渠、六门碣等，都是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 《水经注》不仅记载有水河道，而且还注意记载无水旧河道。所记“今无水”的旧河道约24条。它可以为今天寻找地下水提供线索。 《水经注》记载的洪水，不仅有当时的，也有历史上的。这些历史水文资料是道元经过实地考察收集来的，非常宝贵。如穀水在魏太和四年（480）发大水，“暴水流高三丈”。道元进一步考察，发现穀水千金堨的石人记载了“太始七年（3）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2。在伊阙左壁上，道元也发现了测水石铭上的记录“黄初四年（223）六月二十四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比已下”3。 郦道元非常重视收集历代河水和泉水颜色的资料，水色不同，反映河水的所含物质有差异。黄河水色黄浊，因为水中含黄泥多，达到“一石水六斗泥”的程度。黄河、渭水的水色有时变赤，可能是含有大量氧化铁。有的河水呈黑色，有的呈绿色，而庐陵郡（今江西吉水县）南城中有一口井“其水3《水经·河水注》卷一。 《水经·河水注》卷五。 2《水经·榖水注》。 3《水经·伊水注》。 色半青半黄，黄者如灰汁，取作饮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 《水经注》共记伏流30余处2，其名称有伏流、潜水、重源。但书中对黄河重源说的传播，对济水三伏三见的讹传，则是《水经注》的不足。所记30余处伏流，大部分是可靠的。道元还把有些伏流周围的岩溶地貌作一番描述。有的伏流，道元还记有长度。 对我国北方河流的冰期，《水经注》也有记载，如黄河孟津河段的冰层厚度是“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3《水经注》记载的湖泊类型名称有4个，即湖、泽、海、坈、陂、浦、渊、潭、池、薮、渚、塘、淀、沼等。其中有非排水湖，如蒲昌海、卑禾羌海（青海湖）等；有排水湖，如彭蠡泽、洞庭湖、叶榆泽等；有的是人工湖，如芍陂、长湖等。有的湖泊记载了面积大小，大的如洞庭湖，“湖水广圆五百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4，小的如华池“池方三百六十步”5。《水经注》记载的湖泊，反映了分布不均的特点。广大朔北地区只有屠申泽；而在河南汝河流域的平舆县，安徽淮河流域的新息县则湖泊分布比较稠密，有湖陂27处。此外还记载了季节湖和沿海泻湖。 郦道元多次记载排水湖与河流之间的水文关系，表明湖泊可以调节河流水量。洪水期，河流将洪水排入湖泊；旱季，湖泊又把湖水补给河流。 二、《水经注》在地质、地貌学方面的成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阐述的关于流水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的见解，在中国古代地质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长期观察，确认水的侵蚀力量很强，“水非石凿而能入石”，“触石成井”2。他不仅解开了安喜县（今河北定县东南）城角下面出现成堆积木之谜，而且体现出他具有流水侵蚀、搬运、沉积的思想。书中写道“余考记稽疑，盖城（指安喜县城）地当初，山水漭荡，漂沦巨栰，阜积于斯，沙息壤加，渐以成地。板筑既兴，物固能久耳。”3秦氏建元中（374年前后）又发大水，冲崩两岸，安喜城也崩了一角，露出了古代沉积下来的积木。这就是积木的来历。郦道元的分析判断很正确，运用流水侵蚀、搬运、沉积的原理，解释了积木的来历，很了不起。这个卓越的思想，为流水地形成因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中国古代地质学理论作出了贡献。 《水经注》中记载了许多化石，包括古生物残骸化石和遗迹化石。如会稽有古脊椎动物残骸化石，渭水上游成纪县（今甘肃庄浪县）僵人峡有人类化石，湖南湘江流域石燕山有腕足动物壳体化石，湖南湘乡有鱼化石。 郦道元很注意收集矿物、岩石资料，所记矿物有20余种，岩石9种。 如盐矿，不仅记载种类，池盐、井盐、岩盐、海盐、戎盐，而且所记产地很广，西到天竺，东至海，北到黄河流域，南及长江流域。 《水经·赣水注》。 2陈桥驿《水经注研究》第4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985年。 3《水经·河水注》卷一。 4《水经·湘水注》。 5《水经·河水注》卷四。 《水经·河水注》卷四。 2《水经·滱水注》。 3《水经·滱水注》。 《水经注》中记载温泉3个，其中可供治病的2个。有的温泉“赴集者常有百数”。各地温泉水温差异很大，有的暖、有的热；有的炎热特甚，可燖鸡豚；有的炎热倍甚，下足便烂；有的炎势奇毒，可以熟米。从低温到高温有五个等级。在当时无温度计的条件下，作者能用不同程度的词汇作出区别，很不容易。它为我国地热变迁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此外，道元还记载了温泉中的矿物质和生物，以及用温泉种稻等。 《水经注》中有丰富的地貌学内容。就地貌类型说，有3种，如山、岭、原、丘、坂、阜、洞穴、沙漠等。有的名称一直使用至今。《水经注》记载了岩溶洞穴4个，按洞穴结构、性状特点取不同名称。描述内容有洞穴大小，洞穴结构，洞穴气候，洞**文，洞穴利用，洞穴生物等。 三、《水经注》在生物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水经注》全书所记植物品种大约40余种2，不算多，但各地的植被状况却有不同程度的描述。如“林木茂密”、“多木无草”、“无木多草”、“少草木”、“无草木”、“无树木”等。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林木茂密”和“无草木”两种。书中记载了植物分布的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记载了我国东部湿润地区的沼泽植被和水生植被，也记载了我国西部干燥地区的草原和荒漠植被。对植被垂直分布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是“由地迥多风所致”。书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大约有00多种2，很有特点第一，明确记载了动物的分布界线，说“瞿塘峡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闻声，将同貉兽渡汶而不生矣”3。第二，记载了各地的特种动物，如伊水的鲵鱼，若水的象、犀、钩蛇，叶榆河的猩猩、髯蛇，吊鸟山的候鸟，沔水的猴猿、野牛、野羊，长江的鳄鱼，■道县的犹猢，瞿塘峡的猿等。第三，多次记载淡水鱼类洄游的习性，是世界上记载淡水鱼类洄游的最早文献。 四、《水经注》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水经注》中有关农业地理的内容很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狩猎业。其中以农田水利为中心的种植业占了很大比重，全国几个有系统灌溉工程的大型农业区均作了重点记述。对边疆地区的农业，如轮台以东广饶水草的绿洲农业，西南地区温水流域的“火耨耕艺”原始农业也有记载。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水经注》的记载也很有特色。如湖泊的开发利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湖泊的灌溉效益；2.湖泊的资源开发；3.湖泊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工业地理方面，《水经注》记载的门类有采矿、冶金、造纸、食品、纺织等，其中以屈茨的冶铁工业的记载最出色，是一项完整的工业地理文献。在这个冶铁基地上，既有就地开发的原料和燃料，同时也有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是一个十分理想，具有很高经济效益的冶铁工场。此外还记载了铜、铁、金、银、锡等多处冶炼工场以及冶炼设备，全国各地大小盐场8处。介绍了池盐、井盐、石油、天然气、金、雄黄等矿物的开采技术和运销范围。《水经·沔水注》上。 2陈桥驿《郦道元与水经注》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987年版。《水经·渐江水注》。 2陈桥驿《水经注研究》第24页。 3《水经·江水注》一。 《水经注》中有关运输地理的内容包括水上运输和陆上运输。河道中的滩、堆、峡、濑常被作为航运条件加以评价。水位的季节变化也结合航运问题介绍，如“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陆上运输方面，郦道元广泛搜罗了各地桥梁和津渡的资料。全书提到的各种桥梁超过90座，津渡有90余处2。桥的种类按材料性质分有藤桥、木桥、竹篾桥、石桥；按桥的结构形式分有悬索桥、平面桥、浮桥、石拱桥。 民族地理方面《水经注》提到的民族有3个以上，分别介绍了他们的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指明了某些民族的地理分布，叙述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彼此交流等。 沿革地理和地名学方面，《水经注》也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全书出现地名约775个，有全面地名阐释的达234条3。全书提到的县城、镇、乡、聚、村、戍、坞、墟、堡等居民点数目接近4000个4。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和居民点，大部分都记载了历史沿革。有的地名，除了叙述沿革外，还常常进行地名学的考证。 《水经注》是一座异常丰富的文化宝库，除了地理学的成就外，还在文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碑版学、语言学等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水经注》的内容十分丰富，所以后世学者纷纷从中吸取营养，进行广泛的研究。经历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叫做“郦学”，其中又形成了学派，如考据派，词章派，地理派。“郦学”不仅在中国发展、壮大，而且在国外有所发展，出现一些著名的“郦学”专家，如伯希和（aulellit）、费琅沙畹马伯乐（h·maspero）、森鹿三等。 《水经·泗水注》。 2《水经注研究》第7页。 3刘盛佳《我国古代地名学的杰作——lt水经注gt》，《华中师院学报》（自然版）983年期。4《水经注研究》第7页。 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二集》第—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987年版。第十六章慕容廆、苻坚、王猛、姚兴第一节慕容廆兴起于辽西慕容廆（28—333），昌黎棘城人，鲜卑贵族首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诸部由鲜卑山（年蒙古呼伦贝尔盟）入居辽西地区。景初二年（238）莫护跋助司马懿征讨辽东太守公孙文懿有功，拜率义王，建国于棘城（辽宁义县西）之北。慕容姓氏的由来有二说，一说是莫护跋好戴步摇冠，步摇的音讹为慕容；一说是莫护跋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二说无论孰是，均是鲜卑族趋向汉化的反映。 慕容廆祖慕容木延是左贤王。父慕容涉归西晋时因保全柳城（今辽宁朝阳地区）之功，被封为鲜卑单于，由棘城迁至汉族聚居的辽东北，于是更加速了其汉化的进程。 慕容廆年少时就长得仪表堂堂，身高八尺，雄杰而有大度。他曾去拜见安北将军张华。张华素有识人之鉴，看到慕容廆之后赞叹不已，对廆说“你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一代豪杰，肩负起匡难救时的重任。”因此将自己的帽子送给廆，结为忘年之交。 慕容涉归死后，他的弟弟慕容耐篡夺了鲜卑单于之位，又企图杀害廆。 慕容廆被迫出逃以避祸。后来部族内部的人诛杀慕容耐，迎立廆为鲜卑单于。慕容涉归在世时，就因求讨宇文鲜卑未被晋武帝所允许而与西晋产生矛盾，并于太康二年（28）侵掠辽西，但多次都被西晋军队所击败，慕容廆继位后，每年都侵扰辽东或辽西，亦经常受挫。为了掠夺劳动人手和财富，他又于太康六年（285）东伐扶余国。扶余王依虑自杀，其子弟走保它方。慕容廆屠杀扶余国居民，又掠虏万余人而归。扶余后王依罗求援于西晋。太康六年，西晋护东夷校尉何龛遣督邮贾沈率兵护送依罗归国。慕容廆于半路截击，反而被晋军击败。依罗复国后，慕容廆仍不断掠虏扶余人，然后卖往中原地区。晋武帝采取相应对策，一方面以官物赎还扶余奴婢，一方面则下诏司冀二州，禁止买卖扶余生口。 在与西晋的战争中，慕容廆胜少败多，居于下风。他感到得不偿失，遂与部族人商量说“我们的祖先世代事奉中原王朝，况且华夷风俗章制不同，强弱对比悬殊，我们怎么能够与晋朝长期抗衡呢？为什么一定要因双方不和而使我们的百姓蒙难呢？”众人表示赞同。于是廆遣使西晋求和。晋武帝对此表示赞赏，封廆为鲜卑都督。慕容廆又身穿士人服饰，到东夷府拜访。东夷校尉何龛列兵引见。廆见此状，遂改服戎衣入府。有人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说“主人不以士大夫之礼相待，宾客为什么要以礼相见呢？”何龛事后得知此话，惭愧不已，对慕容廆愈加敬重，不敢怠慢。但慕容廆并不恃强凌弱。东胡宇文鲜卑、段部因廆威德越来越大，担心自己被慕容部吞并，因此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经常侵扰慕容部。慕容廆非但没以牙还牙，兵戎相见，反而卑词厚币对其加以安抚。 太康十年（289），慕容廆率部由辽东北迁往辽西的青山。元康四年（294），本节主要依据《晋书·慕容廆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他又移居至所谓颛项之墟的大棘城。在这里，他对所属诸部劝以农桑，实行与西晋一样的法制，大大推进了慕容鲜卑的封建化。永宁中（30—302），幽州发大水，廆开仓赈给灾民，幽州得以渡过灾年。由此可见慕容部已以农耕为其生产形式。为了嘉奖慕容廆，朝廷特褒赐命服。 太安初（302—303），慕容部与宇文部又发生摩擦。宇文部首领宇文莫圭遣弟屈云侵扰边城，屈云的副帅素廷攻掠诸郡。慕容廆亲自率军迎战，首战告捷。素廷大怒，纠集十万余众将慕容廆团团围在棘城中。守城将士惊恐万分，兵无斗志。慕容廆勉励众人说“素廷虽人多势众，但军无法制。我已有败敌之计，愿诸君力战杀敌，不必忧虑。”然后廆身着甲胄，跃上战马，率骑兵飞驰出击。素廷大败，溃不成军。廆率军追杀败敌，行程百余里，俘斩万余人。 乱中偏安幽州八王之乱和刘渊起兵，使得中原鼎沸，海内涂炭。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亦卷入到内战之中。如鲜卑拓跋部、段部、宇文部，都依附于东海王越势力，与成都王颖以及刘渊、石勒为敌。白部鲜卑则依附于刘渊，与西晋王朝相对立。在内乱初期，慕容廆则采取观望中立政策，既未党同某一派系势力，也未独树一帜，趁火打劫。只是在永嘉元年（307），他自称鲜卑大单于，但也未公开与晋朝分庭抗礼。 这期间，幽州局势亦动荡不安。辽东太守庞本以私仇杀东夷校尉李臻，结果塞外的鲜卑素连、木津二部借口为李臻报仇，连年寇掠，使得辽东百姓流离失所，归附慕容部以求庇护者日月相继。太守袁谦连战失利，东夷校尉封释欲求和于素连等。在这种情况下，廆子翰劝他说“求助于诸侯不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无不以此成就功业。现在素连、木津跋扈，王师败覆，苍生涂炭，局势的确十分严重。素连等人以诛庞本为名，实则叛乱为寇。封释欲诛庞本请和，其后果不堪设想。辽东倾没，至今已有二年；中原兵乱，王师屡败，故勤王仗义，时在今日。望单于出师救倒悬之命，发义兵以诛素连、木津等叛逆。这样，上可以兴复辽邦，下可以吞并二部；外可得忠义之名，内则尽收私利，同时为我们的部族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最终必将得志于诸侯。”慕容廆接受了这一建议，率骑兵征讨素连、木津，皆斩之。二部降廆，徙居于棘城。廆复立辽东郡，又返回辽西。 平定辽东后，慕容廆声望大增，成为幽州地区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他奉行勤王和不受制于他人的政策，积极发展个人势力。洛阳陷落后，冀州刺史王濬承制，任命廆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企图将廆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廆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建兴中，廆接受了晋愍帝的任命，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愍帝被俘后，晋元帝又遣使拜廆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本想拒而不受。征虏将军鲁昌劝说道“今两京陷落，天子蒙尘。琅邪王睿在江东承制，终将继晋朝正统。今明公雄据辽左，跨总一方，而诸部仍聚众称兵，不遵从明公，原因就在于您官非朝廷任命。而今宜通使琅邪王，劝其称帝，然后宣敷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廆认为鲁昌言之有理，遂遣其长史王济从海路到建康，并在建武元年（37）六月，与并州刺史刘琨、幽州刺史段匹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司马睿劝进。司马睿称帝后，复遣谒者陶辽到廆处重申前一次任命，廆受之，固辞公封。 慕容廆受命，并不表明他甘为晋臣，只是因他的势力尚未强大到建国称帝的程度而已。他常说“我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建武二年（38），世子皝得子，廆见了后，高兴地说“此儿骨相不凡，必然为我家夺得天下。”为了替子孙奠定得天下的基础，他虚怀引纳，法政修明。他认为“刑狱关系到人命，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是国家的脊梁，不可以不敬。农耕是国家之本，不可以不急。酒色宠佞是乱德之甚，不可以不戒。”又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训诫子孙。 慕容廆所实行的清明政治，使他所控制的辽左地区在二京倾覆、幽冀沦陷的情况下，成为中原流亡士庶的归宿之一。慕容廆遂立郡以统流民，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当时流寓士人见廆草创大业，都怀有去就之心。河东闻喜名士裴嶷首先以廆为主，确定双方的名分，为群士作出表率。廆非常高兴，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为稳定人心，招揽人才，廆还在流民中推举贤才，委以政务。他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平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虎、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精通儒学，任为东庠祭酒，以教授世子皝和其他鲜卑贵族子弟。慕容廆有余暇时，还常常亲临太学听刘赞授业，以示重视儒学。于是博得汉族士人的赞誉，在辽左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胡汉结合的地方政权。当时晋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认为出身名门望族，流亡士人必然会投奔他，结果事与愿违。他猜疑是廆拘留了流亡士人，遂暗地里勾结高句丽、鲜卑宇文部及段部，企图借用三者的力量攻灭廆并分割其地。太兴二年（39），三国伐廆。廆轻蔑地说“三国相信了崔毖的谎言，为了一时之利，乌合而来罢了。既无统一指挥，又互不服气，此敌被我所破是必然的。然而敌人刚刚会师，锋芒毕露，希望与我们速战速决。如果迎战，正中其下怀。不如固守待敌，使敌人产生疑惑，互相猜忌防备。一是可能怀疑我们与崔毖私订密约，诱其攻伐而欲削弱三国的实力；二则可能怀疑三国中有与我们相通者。等到敌人人情沮丧，然后进攻，必定会大获全胜。”于是在三国合攻棘城时，廆一方面闭门不战，一方面遣使送牛酒以犒劳宇文部。同时又故意在城墙上大声对将士们说“崔毖昨天遣使至我方。”果然高句丽和段部中计，以为宇文部与慕容廆私下相通，遂撤军归国。 宇文部首领悉独官仗着人多势众，说“二国虽然撤军，我却可以独自兼并慕容部，何必非要别人助攻！”遂率军围城，连营三十里。守城将士生惧，内外**。慕容廆向长史裴嶷征求对策。裴嶷说“悉独官虽然兵多势众，但军无号令，兵无部阵。如果挑选精兵，攻其不备，必将取胜。”廆遂挑选精锐步兵由世子慕容皝率领，为前锋；又让其子慕容翰领精锐骑兵为奇兵，从旁门出，直冲敌营；他亲自率方阵军队为后援。悉独官自恃兵众而未设防，直至廆军出击，才慌忙率军应战。两军刚一交锋，侧翼慕容翰所指挥的骑兵已攻入敌营，四处纵火。宇文部军心顿时大乱，悉独官束手无策。慕容廆乘势猛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悉独官只身逃脱。 崔毖闻讯，担心慕容廆识破自己在幕后所搞的诡计，派兄子崔焘前往廆处致贺。恰好三国使者也来廆处请和。使者都说“攻伐并非我们的本意，是崔毖挑唆的结果。”慕容廆于是领着崔焘来到大破悉独官的战场，并布置了戒备森严的军队，对崔焘说“你的叔父指使三国攻打我，为什么你还来虚伪相贺！”崔焘十分恐惧，在事实面前狼狈不堪，不得不低头认罪。廆遂放了崔焘，让他捎口信给崔毖说“投降是上策，逃走是下策。”随即发兵伐毖。崔毖无力抵抗，只好丢弃家室，带领数十骑投奔高句丽。慕容廆收降崔毖部众。崔毖的谋主高瞻，英爽而有俊才，慕容廆很敬重他，使他与崔焘一起迁往棘城，待以宾礼。又任命他为将军，瞻称病不起。慕容廆几次去高瞻住处探视，指着高瞻的心意味深长地说“你的病在此而已。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崩，苍生涂炭，流离失所。我愿与诸位匡复帝室，消灭叛逆于洛阳、长安，迎天子于江南。澄清天下，建立殊勋，这就是我的心愿。你是中州大族，冠冕后裔，应痛心疾首于局势，为兴复帝业而枕戈待旦，为什么要以华夷之别而与我心怀芥蒂呢？况且大禹出自西羌，周文王生于东夷。所以看人应以其志略如何来判断，怎么能因为族俗不同而不肯与之共事呢？”高瞻仍然称病不起，慕容廆极为不满。而宋该与瞻早有矛盾，遂劝廆除掉高瞻。高瞻风闻此事，恐惧不安，忧郁身亡。 太兴三年（320），高句丽又派兵侵扰辽东，慕容廆发兵击退了这次进攻。接受东晋官爵慕容廆在打败悉独官时，于敌营获得三枚皇帝玉玺。为了表示自己虽逐崔毖却并无分立之意，遣长史裴嶷去建康献玺。过去，东晋王朝认为慕容廆盘据荒远燕地，所以并不平等相待，而视之为边地少数族酋豪。裴嶷到了建康后，四处游说，赞誉廆具有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举贤任能，使人们改变了对廆的成见。晋元帝欲留裴嶷于建康任官，裴嶷婉言谢绝说“在四海分崩的形势下，龙骧将军慕容廆虽地处边陲，仍能效忠王室。其忠义之心，感动天地。慕容将军为了恢复中原，奉迎皇帝回归洛京的大业，才派遣我为使臣，不远万里，表示其诚心。现在若留臣不返，必然会使慕容将军认为朝廷不能理解他的一片丹心，遗弃他于僻陋之地，而怠懈其忠义之心。”晋元帝说“你说的对。”遂遣使者任命廆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不久后又加使持节、都督幽平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置官司，置平州守宰。 慕容廆既然得到了东晋王朝的任命，遂以燕地霸主身份出现，征伐那些不肯顺从听命的部族。鲜卑段氏刚刚易主，武备未修，廆遂遣皝趁虚攻之，掠夺名马宝物而还。石勒遣使通和，廆严辞拒绝，并送其使于建康。石勒大怒，派遣宇文部的乞得龟伐廆。廆先派慕容皝拒敌，又以裴嶷为右部都督，率索头为右翼；以少子慕容仁为左翼，攻乞得龟，大败其军。遂乘胜攻克宇文部国城，掠得财物数以亿计，又徙其人数万户于辽西地区。 晋成帝即位，加廆侍中，位特进。 慕容廆对东晋王朝苟安江表、无意北伐的态度十分不满。他致笺于太尉陶侃，“深怪文武之士，过荷朝荣，不能灭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借古喻今，指斥“吴土英贤比肩，而不辅翼圣主，陵江北伐”，嘲笑“今之江表为贤俊匿智，藏其勇略”。他认为，只要“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兖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可惜的是东晋王朝并未重视慕容廆的建议。 东晋王朝的无能，使慕容廆十分失望，同时也助长了他的雄据中原、独占天下的。咸和中，宋该等人建议廆向东晋王朝表请大将军、燕王之号。慕容廆欣然采纳，命令群僚博议。众人都表示赞同。只有韩恒表示异议，认为当务之急是整治军队，积蓄力量，一有机会则出兵中原，平定四海。功成之后，九锡不求自至。而要挟君主以求爵位，不符合为臣之义。廆十分不满，出恒为新昌令。 于是慕容廆授意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上疏太尉陶侃，陈述廆忠于王室、诛讨大逆之功，以为“廆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轻，九命未加，非所以宠异藩翰，敦奖殊勋者也。”要求进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陶侃收到封抽等人上疏后，回书表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说自己无权对此做出决定，其进爵可否和快慢，都决定于朝廷。结果朝议议而不决，一直拖到慕容廆死，遂按下不提。 咸和八年（333）五月，慕容廆卒。时年六十五岁。晋成帝遣使策赠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 慕容廆死后，子皝嗣辽东郡公，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慕容廆生前授兵权于诸子，又宠皝庶兄建武将军慕容翰，皝母弟征虏将军慕容仁、广武将军慕容昭。廆死，皝杀弟昭，翰出奔段辽。仁据有辽左之地，自立为车骑将军、平州刺史、辽东公。后于咸康初年为皝所杀。 皝嗣位后，东晋王朝只是于咸和九年（334）承认皝可以继任廆生前的官爵，而仍未封其为燕王。皝认为任重位轻，于咸康三年（337）自称燕王，追谥慕容廆为武宣皇帝。正式建立了十六国前期的又一少数民族政权——前燕。 前燕政权虽成于燕王慕容皝，但其实际的开国者则是慕容廆。慕容廆雄才大略，是十六国前期少数民族贵族首领中不可多见的佼佼者。他向往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明智地终止了与中原汉族的敌对状态；他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促进了鲜卑慕容部的封建化进程；他安抚流亡，刑狱修明，提倡儒学，举贤任能，在中原动乱之时，使汉文化在其统辖区内得以保存和发展；他为人恪守忠信，虚心纳谏，赢得了胡汉人民的和拥护。当然，他亦曾多次恃强凌弱，攻伐劫掠，但毕竟瑕不蔽瑜，不应苛求。 第二节苻坚、王猛政变夺权苻坚（338—385），字永固，又名文玉，氐族人。祖父苻洪原是氐族酋长，乘永嘉之乱起兵，继后赵之后建立政权，史称前秦。伯父苻健嗣位，率部攻入关中，定都长安。父亲苻雄是苻洪的少子，辅弼苻健，以功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雍州刺史，封东海王。 苻坚聪敏好学，从小得到祖父的喜爱。八岁时要求读书，苻洪很高兴地说“你是戎狄族人，戎狄世代只知道饮酒，你却知道读书呀！”于是特地为他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十三岁，苻健授以龙骧将军之号；其父战死后，又袭爵为东海王。 苻健传位苻生。苻生是个有名的暴君，性残忍，峻刑极罚，恣意屠戮大臣，上台不足二年，已经把前秦拖到崩溃的边缘。 这时，一场政变在悄悄地酝酿着，主角就是苻坚。史称他“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侍中、尚书吕婆楼，特进、光禄大夫强汪，特进、领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人是他的羽翼；薛缵、权翼二人是他的心腹，宫中侍从也不乏他的耳目。 薛缵、权翼见朝政混乱、危机四伏，建议苻坚起来推翻苻生的腐朽统治。他们说“如今主上昏庸暴虐，君臣离心离德。继承国家大业者，非殿下莫属！愿大王效法汤、武，上应天道，下顺人心。”苻坚密召吕婆楼商议，吕婆楼向他推荐了汉族寒士王猛。苻坚和王猛一见如故，大有相识恨晚之概。“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苻坚大喜说“我遇见你，就象是刘玄德遇见诸葛孔明了！” 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县）人，后来移家魏郡。他出身贫寒，小时候曾经以贩畚为业。长大以后，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一班庸俗轻浮的士族子弟瞧不起他，他也不屑与他们为伍。桓温入关的时候，王猛披着一件破旧的短衣去求见，一边捉虱子，一边纵谈天下大事，面无愧色，旁若无人。桓温见他与众不同，就问道“我奉天子诏命，率领精兵十万，为百姓除害，可是三秦的豪杰都避而不见，这是什么原因？”王猛答道“明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如今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灞水，百姓不知明公有什么打算，所以不来。”桓温一时语塞，沉吟半晌，才慢慢说“江东无人可以与卿相比呀！”于是授予军谋祭酒之职。桓温准备撤兵，更拜他为高官督护，邀请他一同南下。王猛知道东晋容不下自己这样的寒士，坚决地拒绝了。三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苻坚的赏识。前秦寿光二年（357）六月的一个深夜，苻坚接到由苻生侍婢传出来的密报说，天明以后苻生要对他和他的庶兄、清河王、后将军苻法下毒手了。事变在即，不容稍有迟疑，苻坚兄弟决定立刻采取行动。于是，苻法与梁平老、强汪率领数百名壮士潜入云龙门，苻坚与吕婆楼率领部下三百余人鼓噪前进。宫廷宿卫将士不愿替暴君卖命，纷纷倒戈。苻坚顺利攻入宫中，把还在昏醉中的苻生处死了。 政变以后，苻坚以嫡嗣即位，去皇帝号，称大秦天王，改元永兴。 《晋书·苻坚载记》，以下凡出此者不再加注。 打击豪强有一天，苻坚带着群臣游龙门。他站在龙门山上，极目远眺，感慨地说“这险固的山河多么好啊！娄敬说过，‘关中四塞之国’，不是没有根据的。”给事黄门侍郎权翼和中书侍郎薛缵回答说“臣听说夏、商的都城并非不险要，周、秦的兵众并非不多，但它们终于败亡，是因为不修德政的缘故。吴起说，‘在德不在险。’山河再险固也是靠不住的。”苻坚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他立志干一番事业，非常赞赏这些话，高兴地笑了。 他在德治上大作文章，劝课农桑，兴办学校，开山泽之利，偃甲息兵，与民休息，减收部分地区的田租等等。 但是，在前秦社会中，氐族贵族豪强飞扬跋扈，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危害极大。当时始平县的氐族豪强，大多是跟随苻洪在枋头起兵的旧人，他们自恃有功，在乡里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苻坚起初用王猛为中书侍郎，委以机密，这时不得不把他派到始平去担任县令，整顿社会秩序。王猛到任后不畏强暴，执法严明，鞭杀了一名为非作歹的县吏。这下惹翻了氐族豪强，他们联名上书诬告王猛滥杀无辜百姓。上司偏袒氐族豪强，将王猛押解还京，投入狱中。苻坚亲自提审王猛，他说“处理政务的根本是要把德化放在首位，而你上任不久就滥杀无辜，未免太残酷了！”王猛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臣听说国家安定的时候实行礼治，国家混乱的时候就要实行法治，陛下不嫌弃我，派我去治理混乱的地方，为陛下翦除歹徒。如今我才杀了一个奸吏，该杀的还有很多。陛下如果责备我不能杀尽那些坏人，我甘受法律制裁；但如果加以酷政的罪名，我实在不能接受。”苻坚顿时醒悟过来，原来一味实行德政行不通，他对群臣说“王景略诚然是管仲、子产一流的人物！”下令释放王猛，委任他为尚书左丞，管理尚书文案，监督朝廷百官；稍顷，又以他兼咸阳内史。 王猛日益受到苻坚的信任，“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朝中宗戚勋旧非常眼红，妒火中烧。特进樊世是一个立有大功的氐族贵族，他愤愤不平，当众羞辱王猛说“我们曾经和先帝共创大业，却不能参预朝政；你没有汗马功劳，凭什么担当大任？这是我们种地让你吃白食呀！”王猛针锋相对地说“还正要让你去当屠夫呢，那里只让你种地！”樊世听了大为冒火，声色俱厉地喊道“我一定得把你的脑袋挂到长安城门上去，不然我誓不为人！”王猛把樊世的无端挑衅报告苻坚，苻坚非常生气说“必须杀了这个老氐，文武百官才能有规矩。”一会儿，樊世入朝奏事，听见苻坚问王猛说“我准备让杨璧和公主成婚，不知杨璧人品怎样？”他一时勃然大怒说“杨璧是臣的女婿，已经定婚很久了，陛下怎么可以让他和公主结婚呢！”王猛叱责樊世说“陛下贵为帝王，拥有四海，你胆大到竟敢与陛下争夺婚姻，这简直成了两个天子，哪里还有尊卑上下！”樊世暴跳如雷，站起要打王猛，侍卫赶忙制止，樊世就破口大骂，闹得不成体统。苻坚忍无可忍了，下令将樊世推出去斩首。这时，殿上的氐族贵族闹得更凶了，竞相攻击王猛。苻坚气坏了，也不顾帝王的尊严，骂不绝口，又把肇事者打了一顿。从此以后，公卿以下的官吏没有不害怕王猛的。 甘露元年（359）八月，苻坚擢升王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京兆是氐族权贵聚居的地区，不好治理。特进强德是苻健妻弟，他经常酗酒滋事，作恶多端，在光天化日之下掠人财货子女。老百姓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王猛一上任就派人把他逮起来，强太后找苻坚说情，苻坚无奈，只得下诏赦免，使者驰马赶来，只见强德已经被陈尸示众了。御史中丞邓羌性刚直，与王猛同心协力惩治豪强，数旬之内，他们诛杀了贵戚豪强二十多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社会风气大有好转。 在苻坚的下，王猛法治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效地抑制了氐族贵族豪强的势力，加强了前秦的中央集权。苻坚感喟地说“现在我才知道有法的作用，才知道天子的尊严！” 这年十月，王猛迁任吏部尚书，再迁太子詹事；十一月，晋升左仆射，侍中、中书令如故；十二月，加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并以骑都尉居禁中宿卫。王猛上疏辞让，推荐苻融、任群、朱肜代替自己，苻坚不许，另给苻融等人安排了职务。王猛时年三十六岁，一年中凡五迁，荣宠无比，权倾内外。虽然氐族贵族屡次造谣中伤，但苻坚始终对他深信不疑。 苻坚十分重视统治阶级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广置学官，从郡国学生中挑选精通一部经书以上者充任，教授公卿以下官吏的子孙。他亲临太学主持考试，评定学生优劣。他经常提一些《五经》中的问题同博士讨论，博士们大多回答不了。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个月三次到太学，亲行赏罚，不敢稍有懈怠，也许周、孔学说不至于失传，汉代二武帝的盛世可以赶上吧！”从此，他每月到太学巡视一次。他还下令表彰在孝悌、力田、廉直、文学、政事等方面成绩卓著的优秀人才，选拔他们当官，并规定官吏举人得当者受赏，推荐失实者受罚，即使是宗室外戚，没有才干也不能做官。因此各级官吏不敢妄举，基本刹住了请托贿官的歪风。 苻坚当政五年，据说“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史籍的记载难免溢美夸张，但当时生产有所恢复，社会秩序有所好转则是可以肯定的了。 平定外患内乱在割据势力林立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割据政权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建元元年（35），前秦和平宁静的局面被破坏了。 前燕太宰慕容恪从东晋手中夺取洛阳后，兴兵西进，占领崤山、渑池，威逼前秦东境。消息传来，关中大震，苻坚率领大军驻守陕城。 不久，原来归附前秦的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举兵叛变，率领二万人马进攻杏城以南的郡县，而鲜卑部落首领乌延也起兵与匈奴相呼应。苻坚乃亲率大军出征，前锋都督杨安、毛盛在同官川大败曹毂部，杀死四千余人。曹毂请降，苻坚迁徙其酋豪六千余户到长安。苻坚击斩乌延，另派将领邓羌讨刘卫辰部，在木根山活捉了刘卫辰。接着，苻坚进兵到朔方，安抚匈奴降众，封刘卫辰为夏阳公、曹毂为雁门公，统率旧部。 建元二年（3），略阳羌族首领敛歧叛变投靠李俨，而李俨则是前凉的叛将。次年二月前秦派王猛、姜衡、姚襄、邓羌讨敛歧，前凉张天锡也同时出兵讨李俨。敛歧不战而降，王猛遂克略阳；李俨兵败于张天锡，向王猛求救。苻坚增派杨安等部将带领二万骑兵驰援。秦、凉二军大战于枹罕以东，王猛大胜，俘斩一万七千余人。但王猛审时度势，不想和张天锡继续纠缠，写信对他说“我受诏命救李俨，没有与凉州交战的使命。现在准备坚壁高垒，等待命令。这样旷日持久下去，恐怕双方都要受到损失，不是好办法。如果将军退兵，迁徙民众西归；我押送李俨东还，不是很好吗！”张天锡果然撤回凉州。这时李俨存心反悔，关紧枹罕城门不出来投降。王猛心生一计，便服乘车，只带随从几十人，请与李俨会面。李俨开了城门，没想到埋伏在附近的秦军将士蜂拥而入，捉住了李俨。李俨被送到长安以后，苻坚任之为光禄勋，赐爵归安侯。 外患方平，内乱骤起。建元三年（37）十月，晋公苻柳、赵公苻双、魏公苻庾、燕公苻武合谋作乱。早在甘露六年（34）和建元元年（35），前秦宗室前后发动两次未遂军事政变。第一次政变后，王猛建议将苻生的五个兄弟（所谓“五公”）一网打尽，铲除后患，但苻坚不从。第二次政变中，不仅苻生弟苻柳陷进去了，苻坚胞弟苻双也陷进去了，苻坚仍然不闻不问。“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一再宽容、姑息，终于招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内乱。并州牧苻柳占据蒲阪、秦州刺史苻双占据上邽、洛州刺史苻庾占据陕地、雍州刺史苻武占据安定，同时起兵，苻坚派遣使者宣喻，都遭到拒绝。 平定内乱的战争打了整整一年。苻坚以杨成世、毛嵩分别攻打上邽、安定，以王猛、邓羌进兵蒲阪，杨安、张蚝进兵陕城。杨成世和毛嵩吃了败仗，苻坚再派王鉴、吕光诸将率领三万人迎战，斩苻双、苻武于上邽。蒲、陕二军奉命坚壁不出，苻柳多次挑战，王猛都不予理睬，苻柳以为王猛怯阵，留长子苻良守蒲阪，而亲自领兵二万直趋长安。当苻柳刚走出一百多里地，王猛派邓羌以精骑七千乘夜袭击；苻柳引军返回，王猛又在半路上截击，大获全胜，苻柳只剩下数百骑兵逃回蒲阪城中，终于城破被杀。苻庾尚未交手，就献陕城给前燕，请求前燕发兵，他写信给前燕吴王慕容垂等说“苻坚、王猛都是人杰，早就阴谋灭燕，今日不乘机进取，他日燕国君臣后悔也就晚了。”但前燕内部矛盾重重，自顾不暇。王猛派邓羌、王鉴攻陷陕城，俘获了苻庾。苻庾被送到长安，为苻坚所杀。 统一北方从建元五年（39）起，前秦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是，前秦政局日趋稳定，实力日益雄厚；另一方面是，前秦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继走向没落，其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激化。这就是说，由前秦重新统一中国北方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时候，苻坚不失时机地发动统一战争，“取乱侮亡”，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由于东晋大司马桓温北伐军抵达枋头，前燕朝野一片混乱。燕主慕容和太傅慕容评准备逃往和龙（今辽宁朝阳市），因慕容垂的反对才勉强出兵应战。慕容又派遣使者向前秦求救，答应割让虎牢城以西的土地给前秦。苻坚召集群臣商议，大家都说“过去桓温进攻我们，兵临灞上，而燕国在一旁袖手旁观；如今桓温讨伐燕国，我们为什么要救它？”王猛不同意这种看法，私下里对苻坚说“燕国虽然强大，但慕容评不是桓温的对手。如果桓温拿下关东，进屯洛阳，网罗幽、冀兵众，倚仗并、冀粮草，然后攻击崤山、渑池，那时，陛下统一大业就付之东流了。现在不如暂时与燕联合打退桓温，等到桓温退兵，燕国也精疲力尽了，那时再乘势取燕，不是很好嘛！”苻坚采纳王猛的意见，派将领苟池率领步骑二万援救前燕。 这年八月，王猛升任尚书令。 桓温在枋头滞留了两个多月，连战失利，粮食又供应不上，只得撤兵，一路上遭到前燕慕容垂、前秦苟池的沉重打击，狼狈逃回淮南。 但是，战争的胜利反而加深了前燕的危机。太傅慕容评妒贤忌能，暗中与太后谋杀功臣慕容垂。慕容垂走投无路，带着子侄投降前秦。苻坚大喜过望，亲自迎到郊外，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天生贤人俊杰，必然让他们共建大功。朕要与卿一起平定天下，上泰山封禅，然后送卿回到本国，世代封为幽州。”慕容垂及其子侄受到优厚的礼遇，使王猛感到忧虑。他对苻坚说“慕容垂父子象龙虎一样，不是可以驯服的，要是遇到风云际会，就无法驾驭，不如及早除掉他们。”苻坚不以为然，说“我正要收揽英雄，统一天下，怎么能杀他们？而且他们刚到的时候，我已经表示了我的诚意，匹夫还不能言而无信，何况是万乘之主呢！”于是，任慕容垂为冠军将军，封宾徒侯；任慕容垂侄慕容楷为积弩将军。 这年十二月，秦、燕战争爆发了，导火线是前燕拒绝割让虎牢城以西的土地。前燕使者说“过去的使者传错了话，两国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救授，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割让土地呢？”苻坚找到了一个进攻前燕的口实，他派王猛、梁成、邓羌诸将统率步骑三万伐燕。大军出发前，王猛去拜会慕容垂，慕容垂为他饯行。王猛一副依依惜别的神态，叹说“这次远别，不知何日能再见将军，将军是否送我点什么作为纪念，使我睹物思人！”慕容垂很受感动，顺手解下佩刀相赠。 王猛请慕容垂长子慕容令为参军，充当向导。大军直趋洛阳，发起强攻。慕容派慕容臧领精兵十万救解洛阳之围，但是在荥阳遭到秦军的伏击。王猛写信敦促洛阳守将慕容筑投降，信上说“我军已经堵塞网游之重生.freexs不在平凡最新章节成皋险要，切断盟津通道。现在御驾百万雄兵，从轵关直取邺都。洛阳外无援兵，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围城大军，难道是你三百名残兵弱卒所能抵挡的吗？”慕容筑恐惧万分，只得开城门投降。 王猛对慕容垂一直耿耿于怀，但苻坚不听劝谏，于是他设下一个圈套。 攻下洛阳后，他买通慕容垂的心腹金熙，金熙带着慕容垂送给王猛的佩剑，装着偷偷摸摸的样子找到慕容令，假传慕容垂的口信说“我父子逃命到秦，但王猛一直把我们看成仇人，他诬蔑我们的坏话越来越多。秦王表面上待我们很好，只是知人知面难知心。大丈夫为了逃命而终不免于一死，将会被天下人所耻笑。而且我听说主上和太后都幡然悔悟了，所以我决心回到东边去，你也要赶紧想办法离开。”慕容令感到有些可疑，但见到父亲随身佩带的短剑，又不能不信，于是伪装出猎，投奔前燕石门守将慕容臧。王猛立刻上表弹劾慕容令叛逃，慕容垂一听吓坏了，只得骑马逃跑，刚逃到蓝田，被苻坚派来的骑兵追获。不过苻坚并没有责备慕容垂，反而安慰他说“卿在困难的时候投奔我，是对我的信任。贤子不忘本，也情有可原，不必怪他，只可惜他白白地送入虎口而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必害怕到这种地步呢！”尽管慕容垂父子都上了王猛的圈套，但苻坚还是不杀慕容垂。 次年（370），前秦大举进攻前燕。六月，王猛奉命督杨安、张蚝、邓羌等十员将领，以步骑六万伐燕。苻坚到灞上送行，再三叮嘱王猛说“今日委任卿担负关东重任，你首先要攻下壶关，平定上党，然后**，夺取邺城，这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我将亲自领兵继发，在邺城同你们胜利会师。”王猛充满信心地回答说“臣凭借陛下威名，尊奉陛下决策，扫平残胡，一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愿不用惊动銮驾，陛下要预先准备房舍，好接待鲜卑俘虏。” 王猛兵分两路一路攻晋阳，由杨安指挥；一路攻壶关，他亲自指挥。 他指挥的这一路进兵神速，不几天就拿下壶关，俘获前燕上党太守慕容越，而附近的郡县也都望风降附。杨安指挥的那一路久攻晋阳不下，王猛急忙引兵增援。他下令挖掘通到晋阳城内的地道，挑选壮士数百名从地道潜入城中打开城门，秦军随即涌进城去，俘虏了前燕并州刺史慕容庄。 慕容评率领四十多万军队救壶关、晋阳二城。他贪生怕死，屯兵潞川，不敢继续北上。王猛也进军潞川，与慕容评相持。王猛派将军徐成出去侦察敌情，限定中午回来报告，可是徐成直到傍晚才回来。王猛大怒，下令将徐成斩首。将军邓羌向王猛求情说“如今贼众我寡，立刻就要打仗，徐成是一员大将，还是饶了他吧！”王猛说“不杀徐成，还有军法吗？”邓羌再次请求说“徐成原来是我的府君，虽然超过期限应当斩首，但我愿意和徐成效力疆场，将功折罪。”王猛仍然不许。邓羌发怒，回营集合兵众，准备攻打王猛，气冲冲地说“我奉诏讨伐远贼，今天出了近贼，自相残杀，我要先除掉他！”一时军营里剑拔弩张，气氛非常紧张。王猛权衡利害后派人告诉邓羌说“将军不要动武，我立刻赦免他。”徐成被释放以后，邓羌向王猛谢罪，王猛拉着他的手，笑着说“我不过试一试将军而已，将军对府君尚且这样义气，何况对国家呢！我不必担忧消灭不了敌人了。” 慕容评贪财如命，霸占山水，士兵砍柴汲水都得花钱买，军中怨声载道，士兵毫无斗志。王猛听说，高兴地说“慕容评真是十足的守财奴，这种人即使手下有千百万人也不可怕，何况几十万人！”他派将军郭庆率领五千骑兵从小路迂回到慕容评军营的背后，纵火烧毁燕军的粮草辎重。刹时烈焰腾空，映红了半边天，远在邺城的燕主慕容望见火光大为恐惧，派人训斥慕容评，命其速战。 两军在潞源进行一场决战。王猛激励将士说“我王景略受国家厚恩，任兼内外要职，今天和大家深入敌后，一定要拚死向前，有进无退，共立大功，报效国家。来日我们在朝廷上接受明君爵赏，在家里与父母同庆，那该有多么荣耀呀！”全军将士摩拳擦掌，士气高涨，纷纷破釜弃粮，准备与燕军决一死战。 但是，燕军的人数毕竟比秦军多几倍，王猛心中有数，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首先必须挫败敌人的锐气。他对勇敢善战的邓羌说“今天决战，没有将军就不能击败这支劲敌。成败的关键，就在此一举。”没料到邓羌竟说“如果能让我当司隶校尉，那末明公就可以放心了。”王猛为难地说“这不是我能办到的事，不过我可以举荐你担任安定太守，封万户侯。”邓羌一言不发，悻悻然地走了。一会儿，两军交兵，王猛召唤邓羌，邓羌故意不来。战场上瞬息万变，在这关系到全局命运的决战的关键时刻，王猛不再迟疑，亲自找到邓羌，答应他的要求。邓羌这才高高兴兴地与张蚝、徐成诸将跃马扬刀，驰赴敌阵。他们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杀死杀伤敌人数百人。燕军士兵本来就无心打仗，见秦军来势凶猛，纷纷败退，到中午时分，燕军全线崩溃，损失五万余人。秦军乘胜追击，又杀伤俘获十余万人。燕军统帅慕容评弃军逃走，单骑回到了邺城。 《十六国春秋》的作者崔鸿说“邓羌请郡将以挠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无上也；临战预求司隶，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长，若驯猛虎，驭悍马，以成大功。”三天之后，秦军包围了邺城。王猛治军严明，军纪整肃，而法简政宽。 秦军占领区的社会秩序井然，老百姓各安其业。王猛上疏报捷说“臣在甲子日大歼敌寇，奉行陛下仁爱之志，使六州士庶不知不觉中换了新君，只要不是执迷不悟、违抗命令的人都没有受到损害。”苻坚下诏王猛说“将军出征不到三个月，大败敌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勋。朕即日亲自统帅六军，风驰电掣，奔赴前线。将军暂且休养将士，等待朕到达之后，再行攻城。”苻坚率领十万精锐部队到达安阳的时候，王猛暗地里到安阳谒见苻坚。 苻坚问“从前周亚夫不出军门迎接汉文帝，而将军为什么在大敌当前之时远离军队呢？”王猛回答说“周亚夫不朝见皇上，是为了沽名钓誉，臣瞧不起这种人。况且前燕是垂死的敌人，像是釜中之鱼，不必过虑。臣担心的是太子年幼而大驾远出，倘使京城发生不测，就追悔莫及了。陛下难道忘记臣在灞上说过的话吗？” 诚如王猛所说，前燕已经像釜中之鱼，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苻坚大军兵临城下，城内顷刻土崩瓦解，前燕散骑郎余蔚领着留在邺城的各地人质五百多人造反，夜里打开邺城北门接应秦军，前燕君臣见大势已去，争相逃命而走。慕容逃到高阳，被苻坚派来的追兵抓获；慕容评跑得快，投奔高句丽，但高句丽不敢接纳，押送他交给追到龙城的前秦将军郭庆。邺城失陷以后，关东诸州郡及少数民族首领都悉数投降前秦，前燕就这样灭亡了。 苻坚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邺宫，接管了前燕户藉帐册。根据这些帐册记载，前秦凡得郡一百五十七个，县一千五百七十九个，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多，人口九百九十八万多。 灭燕之后，苻坚为加强对关东地区的统治，任命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守邺城；迁徙慕容 和燕王妃、王公、百官及鲜卑族人四万多户至长安；次年又迁徙关东豪强和其他少数民族十五万户至关中，安置乌桓族在冯翊、北地一带，丁零族在新安、渑池一带。 苻坚委托王猛全权处理关东六州事务，听其自行选任六州的太守、县令。王猛上疏辞让说“六州责任重大，不是我所能胜任，应当改授亲贤。如今徐州刚刚归服，淮、汝方面的防守至关重要，都督之任不可久旷，望陛下早日派人赴任。”苻坚写信给王猛说“我同卿名义上是君臣，实际比骨肉还亲。只有把六州托付给你，我才能免去东顾之忧；这并非为了优待你，而是我自求安逸之计。攻取固然不易，防守同样艰难，如果因为用人不当，出了意外，不仅是我的忧虑，也是你的责任。所以我宁可空着朝廷的职位，而把关东重任放在前面。你不能理解我的用心，就太使我失望了。”苻坚又派侍中到邺城当面劝说王猛，王猛才出来理事。 接着，前秦对周边连续用兵。建元七年（37），前秦攻仇池，仇池氐帅杨纂出降；九年（373），前秦攻取东晋的梁、益二州，而邛、莋、夜郎等小国也降附了前秦；十二年（37），前秦发步骑十三万进兵姑臧，前凉主张天锡兵败投降，苻坚迁徙前凉豪右七千多户至关中；同年，前秦灭代，解散鲜卑部落，安置在北部边陲，设立尉、监管理，督课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征发一部分人当兵，宣布免收三年租税。 《资治通鉴》卷一○二，《晋纪》二十四，海西公太和五年。 鼎盛时代苻坚对被征服的上层分子一概采取优容政策，封官拜爵，委以要职。慕容为尚书、新兴侯，慕容评为给事中，慕容冲为平阳太守，张天锡为北部尚书、归义侯，唯拓跋什翼犍因不懂礼仪，苻坚送他入太学学习。苻坚这一政策，表现出他具有不寻常的气魄和志在统一天下的抱负，但也暴露了他在屡战屡胜之后的骄傲情绪。在灭前凉与代之后，他下诏称“我消灭二凶，用不了一年，俘降百万，辟土九千，是五帝之所未能宾服，周、汉之所未能到达者。”苻坚的政策引起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的恐慌和忧虑，当时，太史令张孟说“慕容父子兄弟是我们的仇敌，现在却布满朝廷，使人十分担忧。”他甚至以天象变化为理由劝苻坚除掉慕容氏，苻坚不听。苻坚爱弟、阳平公苻融也上疏说“臣以为虎狼不能驯养，陛下应该留心才是。”苻坚回答说“对百姓要安抚，对夷狄要友好。我既然要统天下为一家，也就应当把夷狄当作这家里的孩子，你不必多心了！” 至此，前秦进入了它的鼎盛时代，它的疆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东北的新罗、肃慎，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六十二国，都派遣使者和前秦建立了友好关系。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苻坚在内政方面也有不少建树。为了抵御旱灾，他在关中推广区种法，他征发官僚贵族和豪富之家的僮隶三万人，在泾水上游凿山筑坝，修建渠道，灌溉地势较高的贫瘠土地，使百姓受益不小。他节省宫廷的生活费用，降低百官俸禄，屡次派遣使者巡行四方，整顿吏治，抚恤孤寡。他规定禁卫、军人和后宫都要读书，拔擢优等太学生八十三人当官，贬黜不通一部经书的官吏。他还禁止老、庄、图谶之学。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歇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至少可以相信，这是魏晋以来难得的清明政治了。 建元八年（372）六月，苻坚征王猛入输大政，任以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王猛车驾刚回到长安，又诏加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王猛四上章表辞让，苻坚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朕正要致力统一天下，除了你无人可以当此重任，你不能推辞宰相之职，就像我不能推却天下的责任一样。”在王猛执政期间，“（苻）坚端拱于上，百官总己于下，军国内外之事，无不由之。猛刚明清肃，善恶著白，放黜尸素，显拔幽滞，劝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由是国富兵强，战无不克，秦国大治。”2苻坚对王猛说“卿孜孜不倦，日夜操劳国家大事，我像是周文王得了姜太公，才能优哉游哉过日子。”王猛说“陛下太过奖了，我那能与古人相比。”苻坚经常嘱咐太子苻宏和诸子要像奉事自己一样奉事王猛。 建元十一年（375），正值盛年的王猛一病不起，苻坚又是为他祈祷，又是宣布大赦天下。王猛料想自己没有痊愈的希望了，上疏说“古人说，善作者不一定善成，善始者不一定善终。过去的贤君哲王因为深知建功立业不《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2《资治通鉴》卷一○三《晋纪》二十五，晋简文帝咸安二年。 易，所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果陛下也能这样，那就是普天下的幸运。”苻坚读着奏疏，十分悲痛。七月，苻坚亲自到病榻前探视王猛，临终前，王猛语重心长地说“晋朝虽然处在江南偏僻之地，但乃历代相承的王朝，且上下和睦。臣死之后，愿陛下不要对它用兵。鲜卑、西羌才是我们的敌人，终究要闹事，应当逐渐清除它们，以利于国家安全。”言罢而逝，时年五十一岁。苻坚为之失声痛哭。在王猛尸体入敛的时候，苻坚又三次亲临吊唁，难过地对太子说“老天难道不让我统一天下，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王景略呢！” 在前秦鼎盛时代的下面，潜伏着社会危机。王猛死后不久，前秦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出来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阳平国常侍慕容绍觉察到这种变化，对其兄慕容楷说“秦自恃强大，连年对外用兵，既要北戍云中，又要南守蜀、汉，万里转输，饿死了多少人！现在士兵在外贫苦不堪，百姓在内日益穷困，可见危亡已经临近了。冠军叔父（慕容垂）智慧过人，一定能够恢复燕国社稷，我们要善自珍重，等待时机。”秦王苻坚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这种变化，他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热衷于制造表面的繁荣强盛。后赵将作功曹熊邈经常在他的面前炫耀石氏宫室如何富丽堂皇，奇珍异宝如何丰富精美，被他提拔为将作长史，领将作丞。于是大修船舰，制造兵器，都用金银为饰，穷极华丽。这时，慕容农悄悄对父亲慕容垂说“自从王猛死后，秦的法制日益毁坏，如今又追求奢侈，祸乱就要来了。大王应结交英雄豪杰，顺承天意，这个大好时机不能错过。” 苻坚发动对东晋的战争，不断加深了前秦的社会危机。建元十四年（378）二月，苻坚首先挑起秦晋冲突。他派遣尚书令苻丕任都督征讨诸军事，与武卫将军苟长、尚书慕容率领步骑七万进攻襄阳；又派遣荆州刺史杨安为前锋，征虏将军石越领精骑一万出鲁阳关，京兆尹慕容垂、杨武将军姚苌领兵五万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等领兵四万出武当，三路并进，会攻襄阳。四月，秦军到达沔水北岸，东晋襄阳守将、梁州刺史朱序麻痹轻敌，认为秦军既无舟楫，不能插翅飞渡，因此也不加强防守。当秦将石越指挥五千骑兵泅渡过江的时候，朱序慌忙退守襄阳中城。石越占领外城，缴获了一百多艘船，接引苻丕的大军过江，秦军团团包围了中城。苻丕准备发起强攻，苟苌建议说“我军是敌人的十倍，粮食堆积如山，只要把汉、沔的人民迁徙到许、洛，堵住粮道，断绝援兵，襄阳可以不攻自溃，何必让将士去作无谓的牺牲呢！”苻丕认为有理，于是对襄阳采取围而不攻之势。 七月，前秦兖州刺史彭越请求攻击东晋彭城和淮南诸城，苻坚即以他任都督东讨诸军事，攻彭城；以后将军俱难、右禁将军毛盛、洛州刺史邵保率领步骑七万进攻淮阴、盱眙，从而开辟了秦晋战争的东部战场。 苻丕大军滞留襄阳外城半年多，毫无进展。御史中丞李柔弹劾说“长乐公苻丕与诸将拥十万之众，日费万金，围攻一座小城，竟久攻不克，请征下廷尉治罪。”苻坚也很恼火地说“苻丕等人广费军资，一无所成，实在应加贬黜，但出师已久，不可半途而废，故特予宽恕，责成他们将功折罪。”于是派黄门郎持节训诫苻丕等诸将，并带给苻丕一把剑，说“如果来年春天不能获胜，你可自杀，不必活着回来见我。”苻丕和诸将接到诏命，诚惶诚恐不敢怠慢，全力进攻襄阳。苻坚准备亲自下襄阳，诏命阳平公苻融率领关东六州兵众会师寿春，梁熙带领河西兵众为后继。苻融不赞成，上疏劝谏说“陛下如果准备夺取江南，就应当深思熟虑，不能仓促上阵；如果只是为了夺取襄阳，大可不必亲自出征。”梁熙也说“晋主的残暴，还没有达到孙皓的程度，江东山高水险，易守难攻。”苻坚这才没有发兵。次年（379）二月，苻丕攻陷襄阳，俘虏了朱序。朱序被送到长安，苻坚任以度支尚书。西部战场的秦军拖延了近一年才攻下襄阳，东部战场的秦军起初进展顺利，在连克彭城、盱眙、淮阴、魏兴之后，六万秦兵把东晋幽州刺史田洛包围于三阿。三阿距离东晋江防重镇广陵只有百里之遥，三阿告急，建康大震。东晋宰相谢安派兖州刺史谢玄带领刚刚组建不久的新军（后被称为“北府兵”）救三阿之围，从此东部战场的局面为之一变。秦将俱难、彭超节节败退，一个月里，秦军丢失了盱眙、淮阴，一直逃到淮北。谢玄与手下将领追到君川，两军在君川决战，俱、彭全军覆灭，二人落荒而逃。苻坚大怒，追究俱、彭的责任，彭越自杀，俱难也被罢了官。 建元十六年（380），前秦再度发生内乱。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膂力过人，勇猛异常，因苻坚对他不信任，一直充任边州刺史。在灭代战争中，苻洛立了大功，要求加开府仪同三司之号，苻坚又不许。这年三月，苻坚迁苻洛为使持节、都督宁、益、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令其从伊阙出发，经襄阳，沿汉水西上成都。苻洛接到诏命，愤怒地说“我是帝室至亲，不能入朝为将相，常常被摈弃边鄙之地；今天又发配我到西南边境，还不准经过京师，其中必有阴谋，是要叫梁成把我淹死在汉水里！”于是，他在和龙举七万众叛乱。镇北大将军苻重，苻洛之兄在豫州刺史任上，曾因谋反，被长史吕光收捕，苻坚赦免了他，这时刚刚出镇蓟城，立刻举兵响应苻洛。 苻坚召集群臣谋议，步兵校尉吕光说“苻洛是宗室至亲，竟谋叛逆，天下都切齿痛恨。请让我带领步骑五万进讨，消灭他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苻坚说“苻重、苻洛兄弟占据东北，兵精粮足，不可轻视。”苻坚先派遣使者劝告苻洛说“天下尚未统一，你我兄弟，不比他人，为什么还要反叛？你如回到和龙去，我一定把幽州作为你世世代代的封地。”苻洛狂妄地回答说“你回去转告东海王吧！说幽州太狭小又太偏僻了，容不下万乘之尊。我需要君临咸阳，继承高祖大业。如果他能够到潼关接驾，可以居上公之位，还他原来的封爵。”苻坚这才派遣左将军窦冲和吕光率步骑四万进讨，派遣右将军都贵发冀州兵三万为前锋，又以苻融为征讨大都督，节度诸军。窦冲在中山大败叛军，苻洛被俘苻重逃到幽州，被吕光追兵所杀；石越从海道奔袭和龙，消灭了苻洛余党。苻洛被送到长安后，苻坚没有杀掉他，只把他迁徙到凉州。 司马光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秦王坚每得反者辄宥之，使其臣狃于为逆，行险侥幸，虽力屈被擒，犹不忧死，乱何自而息哉！”对氐族豪强，苻坚敢于严厉打击；对宗室至亲，他却心慈手软，他企图维系血亲关系，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基于这种思想，苻坚决定分封宗室子弟和亲信出镇关东为诸侯，他对群臣说“我们族类的后代枝叶繁茂，我准备把三原、九嵕、武都、汧、雍等地十五万户分配到各地重镇，结成磐石一样牢固的关系，你们以为如何？”大家都说“这正是周朝长达八百年的原因，对国家大有好处呀！”七月，苻坚以苻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镇邺城，领氐族三千户；以仇池氐帅杨膺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左司马，领氐族一千五百户以九嵕氐族部落贵族齐午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右司马，同样领氐族一千五百户；杨膺、齐午就成为苻丕长乐公封地的世卿。杨膺是苻丕的妻兄，齐午又是杨膺的岳父。八月，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镇龙城；梁谠为幽州刺史，镇蓟城；毛兴为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河州刺史，镇枹罕；王腾为并州刺史，镇晋阳。毛兴、王腾都是苻氐的姻亲，各领氐族三千户。又以平原公苻晖为都督豫、洛、荆、南兖、东豫、阳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巨鹿公苻叡为雍州刺史，镇蒲阪，各领氐族三千二百户。 苻坚送苻丕到坝上，氐族父老也来送别自己的亲人。坝上哭声不绝于耳，一幅生离死别的惨象。在苻坚举行的送别宴会上，侍臣赵整弹琴而歌“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苻坚虽然明白其中的讽谏之意，但笑而不纳。 从建元十七年（38）冬到十九年（383）五月，秦晋在淮上接壤的地带比较平静，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但荆州一线先后发生了几次局部的摩擦。建元十七年十一月，前秦荆州刺史都贵遣将进犯东晋竟陵，被东晋荆州刺史桓冲挫败，损失一万七千人。次年，桓冲也遣将攻打襄阳，焚烧、践踏前秦沔北屯田，掠六百多民户而归。 淝水惨败秦晋之间的一场大战在酝酿着。 兼并东晋，统一全国，是苻坚由来已久的愿望。统一北方后，他的这一愿望更加强烈了。 建元十八年（382）十月，苻坚在太极殿大会群臣，商讨伐晋大计。他踌躇满志地说“自我继承大业，至今已经近三十年。现在四方大体平安，唯有东南一隅不肯归降。每当想起天下尚未统一，我饭都吃不下去。估计我们现有兵力，大约有九十七万，我准备亲自领兵伐晋，大家意下如何？”秘书监朱彤立即随声应和道“陛下应乎天道，顺乎时势，恭行天罚，叱咤则五岳摧毁，呼吸则江海绝流，如果百万大军齐发，必然有征无战，晋主不望风投降，只有逃亡江海。中州之民，得以返归桑梓。然后陛下大驾东巡，封禅泰山，这真乃千载一时之功。”苻坚听了大喜，说“这就是我的志向呀！”这时，尚书左仆射权翼出来反对说“臣以为不能伐晋。如今晋国虽然微弱，但未有大恶，谢安、桓冲是江左大才，其君臣和睦，上下同心，因此，目前还不是伐晋的时候。”苻坚沉默半晌，才说“那么大家各抒己见吧！”太子左卫率石越说“现在岁星、镇星守于斗牛，福运在晋一方；而夷夏的人情，也还向往晋主。他们有长江的天险，无分裂的气象，臣认为我们只能保境养兵，等待时机。”苻坚立刻反驳说“听说当年武王伐纣逆岁星，却取得胜利；夫差、孙皓凭借天险，却不免灭亡。现在我有如此之众，投鞭足以断流，有什么险要可以依恃的呢！”廷议中，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苻坚不耐烦地说“这是所谓路边盖房子，你说这不对，他说那不好，房子怎么盖也不成。我只能自己决断了。” 群臣散后，苻坚留下苻融，对他说“自古以来，决定大事只一、二人而已，我和你来作出决定。”半年前，苻融就任征南大将军，这是苻坚为伐晋所做的人事安排，但苻融也不同意伐晋之举，他说“现在出兵有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二是晋国无隙，三是我军数战疲惫，有畏敌情绪。所以主张不伐晋才是上策，希望陛下加以采纳。”苻坚一听勃然变色，叱道“你竟也这样，我还有谁可以商量！如今我强兵百万，粮草器仗如山，我虽不敢自称明主，但也决非昏庸，乘连战连胜之势，攻击垂死之国，还担心不能攻克吗！难道我们还要留下它，使它成为国家的祸患？”苻融哭谏道“晋不可伐是很明显的。大举出兵，只能徒劳往返。但臣的忧虑还不只是这个。陛下优待鲜卑、羌、羯族人，让他们遍布于京城附近；而我们的同族旧人，反而迁徙远方。当陛下举国南下，只有太子监国和数万孱兵弱卒留守京师，一旦风烟突起，情况紧急，后悔莫及呀！” 苻坚本来还是比较能够纳谏的，但在伐晋这个问题上，变得异常固执，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后来，虽然太子苻宏、释道安、宠妃张夫人、爱子苻诜以及朝中许多大臣都一再进谏，但苻坚主意既定，不为所动。朝臣中，惟有慕容垂有意迎合苻坚狂妄自大的心理状态，积极伐晋，他对苻坚说“强以并弱，大以并小，这是势所必然，不准理解的。陛下神明英武，威加海外，雄兵百万，良将满朝，岂能容忍江南蕞尔小国，独抗王命！陛下只要下定决心就够了，不必询问众人意见。”苻坚高兴地说“与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卿一人而已。” 司马光曾经引用古人的话评论说“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在主骄民疲基础上作出进攻东晋的决策，使苻坚一步步地陷入覆亡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建元十九年（383）一月，苻坚派遣都督西讨诸军事吕光从长安出发，以定西域，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窴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作为吕光的向导。 同年七月，苻坚颁布进攻东晋命令，规定百姓每十人抽一人当兵。良家子年二十以上有武艺者为羽林郎，得三万余骑。以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征调各州公私马匹，一律充作军马。八月，苻坚从长安出发，戎卒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阳平公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龙骧将军姚苌督益、梁诸军事为另一路。当苻坚抵达项城时，凉州兵才到咸阳，蜀、汉兵才顺流而下，而幽、冀兵到彭城，东西万里。前秦大军表面上声势浩大，旷古未闻，实际上面铺得太大，战线拉得过长，分散了力量。十月，前锋苻融军攻克寿阳、郧城，晋军退保硖石，苻融原是反对伐晋最坚决的一人，寿阳初战告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派人驰告苻坚，说“敌人很少，容易降服，但恐怕他们逃遁，诸军应该火速南下。”苻坚求胜心切，得到报告后只率领轻骑八千，日夜兼程赶到了寿阳。 苻坚派尚书朱序到东晋军中劝降。朱序本为东晋襄阳守将，兵败被俘，前秦任以度支尚书。朱序向东晋征讨大都督谢石献策说“如果秦百万大军俱来，的确难与为敌。现在乘诸军尚夫到达，必须迅速出击，只要打败其前锋，挫其锐气，就可以战而胜之。”十一月，晋将谢玄派刘牢之领精兵五千，攻击洛涧秦军，斩梁成、王咏，秦兵死者一万五千人，于是晋军水陆并进。当苻坚和前秦将领登上寿阳城头，只见晋军阵容整齐，气势不凡，遥望八公山上影影绰绰的草木，像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军队。苻坚顿时面有惧色，回头对苻融说“这明明是劲敌，怎么说少呢！” 秦、晋两军夹淝水布阵，隔河对峙。晋军要求秦军稍稍退却，以便渡河决一胜负。秦军将领都认为，敌少我众，只要遏守淝水... 23 触目神伤。又想到自己远离朝廷，心情怆然。于是感而有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所欲留人在，百匝千遭绕郡城。”1同年十二月，李德裕郁郁而死。时年六十四岁。 咸通元年（860），唐懿宗从延资库（即备边库）路过，见锦帛堆积如山，问左右，有人回答说：“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岁度支备用之余，尽实于此。自是以来，边庭有急，支备无乏。”当知道李德裕以吴湘狱贬死崖州时，懿宗说：“有如此功，微罪岂合诛谴！”2右拾遗刘邺又上表盛赞李德裕的功绩，于是懿宗下诏恢复李德裕原太子少保、卫国公的官爵，并赠官左仆射。 李德裕虽位至宰辅，而读书却从未间断。他爱好著述，善写文章，析理透彻，文词动人。武宗常以翰林学士起草诏书，言词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意思，多命李德裕执笔。在那多事之秋，表奏云合，发往各地的诏书、制诰频频相仍。李德裕在长安私第特建一起草院，院中有精思亭。他奉诏之后，独自一人，“凝然握笔”，挥笔而就。后郑亚将他在会昌年间起草的册命、典诰、奏议、碑赞、军机羽檄加以整理，综合在一起，计二十卷，题名《会昌一品制集》，并亲自写了序言。3后来又汇总他的诗、赋、表状、论，编为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合称《李文饶文集》（或《李卫公文集》），流传至今。1李德裕历仕宪、穆、敬、文、武、宣宗六朝，他兴利除弊，锐意进取，多所建树。可惜一代名相却因朋党倾轧而“功成北阙，骨葬南溟”。 1《李文饶文集·别集》卷四。 2《唐语林》卷三。 3《李文饶文集·序》。 1万曼：《唐集叙录》。 第二节牛僧孺2党争的由来牛僧孺（780—848）字思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祖父牛绍，官至太常博士。父牛幼闻，仕宦不显，仅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牛僧孺幼时随父客居郑县，六岁因父亲病故，遂就养于庐陵禾川（今江西吉安）外家周氏。十五岁时，始迁寓于长安城下杜樊乡（今陕西长安县境）祖业。3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从此他孜孜矻矻，学业日有长进。永贞元年（805），受到宰相韦执谊的青睐，举进士，得上第4，时年二十六岁。释褐任伊阙尉。元和三年（808），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与李宗闵等人“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骨骾正直，不避宰相，遂署为上第。时李吉甫为宰相，憎恶牛僧孺等人抨击时政，向宪宗哭诉此事，于是诸考官被贬，牛僧孺等人的官职也久久不得迁转，“各从辟于藩府”1。 这元和三年的对策案，史书记载有歧异。有人认为，牛僧孺的策文内容一为“数强臣不奉法”，二是“忧天子炽于武功”，他所竭力抨击的并非李吉甫，而是宦官与桀骜不驯的藩臣2。但李吉甫时以宰相当国，抨击时政自然不能与他无涉。牛僧孺长期不得迁转，也必然会对李吉甫耿耿于怀，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 秉公执法，廉洁自律元和年间，牛僧孺历任监察御史、考功员外郎等职。元和十五年（820） 正月，穆宗即位，他被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十一月，改御史中丞。翌年五月，他以“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于是条列诸事，上奏穆宗。其中规定：凡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结案，申奏刑部，限三十日上奏。中事、小事各递减五天。同时，还规定了大、中、小事的具体内容”3。这样加快了审理狱案的时间，改变了旧时狱案滞留，长期不得结案的拖沓现象。牛僧孺秉公执法，对于一些“人多冤抑”的刑狱，他“条疏奏请，按劾相继，中外肃然”。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当判为死刑，又暗中行贿中官，由宦官出面为之申理减罪，牛僧孺坚决回绝。穆宗也出面为李直臣说情，说直臣虽然犯赃罪，但却有经度才能，可调他到边远之地任职，以宽免其罪。牛僧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对穆宗说：“凡人不才，止于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浊乱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穆宗欣赏他的严于执法，当面赐以金紫之服。长庆二年（823），牛僧孺由侍御史迁为户部侍郎。 2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3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载《文苑英华》卷八八八。4《登科记考》卷十五。 1《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三年。 2参唐长孺：《〈旧唐书>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年版。3《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此前，宣武节度使韩弘之子公武任右骁卫将军，为了维护其父的权位，曾用财货行贿于内外权臣。韩公武卒后，韩弘也继之于长庆三年二月而卒。有人将公武行贿事诉讼于御史府。穆宗可怜其孤孙年幼，尽取韩弘财簿亲自查看，见其中注明中外权臣多收受贿赂，唯独有一行朱笔小字写道：“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钦佩牛僧孺的廉洁正直，将此簿出示给左右侍臣，高兴地说：“果然，吾不缪知人！”1于是迁拜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长庆四年（824），敬宗即位，牛僧孺进为中书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县子。不久，又进为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敬宗荒**无度，宦官用事，大臣又朋比为奸，朝纲隳紊。牛僧孺感到有些畏惧，又束手无策，乃数次上表求任外职，予以回避。宝历元年（825）正月，他以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使。牛僧孺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见江夏城“风土散恶，难以垣墉”，每年都加板筑，并征收菁茆加以苫盖。有些贪官污吏从中营私舞弊，鱼肉百姓，“蠹弊绵岁”，百姓深受其苦。为了革除这一弊端，他计算了每年茆苫板筑的费用，约十余万钱，用以做成砖坯垒墙，取代过去的板筑苫盖，只用了五年的时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他又感到所属沔州与鄂州只有一江之隔，虚设官吏，应废除沔州，于是上奏朝廷，得到应允后遂废掉了沔州的设置。这样裁减了官员，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牛李党争太和三年（829），李宗闵辅政，屡次向文宗推荐牛僧孺，称赞他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于是四年（830）正月，召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时李德裕在浙西任职八年，文宗将他调入京师，欲委以重任。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举荐。但由于牛僧孺、李宗闵从中作梗，李德裕又被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从此“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两人又怨恨裴度举荐李德裕，遂使其丢了相位，并出为兴元节度使，从此，“牛、李权赫于天下”。 太和五年（831）正月，卢龙军副兵马使杨志诚率其徒举兵作乱，莫州刺史被杀，监军李载义与其子仓皇逃往易州。此事上奏朝廷，文宗召诸宰相商讨对策，牛僧孺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聪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对于牛僧孺这种不分是非、漠然处之的态度，宋代史臣司马光给予了严厉批评，说：“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1不久，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王守澄获知其谋，遂诬奏宋申锡谋反，欲立漳王李凑。文宗一时不明事情真象，将杀宋申锡。牛僧孺为他申辩，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1在牛僧孺的申辩下，申锡才幸免一死。 1《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1《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1《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九月，吐蕃遣使者来表示愿请和休兵。恰在这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其众奔成都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遂发兵入据其城，并上奏朝廷，以为韦皋经营多年，至死恨不能收复此城，今不费一兵一卒，使失陷四十年之久的维州重又归唐。文宗将此事交付廷议，朝臣皆同意李德裕的做法，唯独牛僧孺以“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为由，命将原唐西边重镇维州又拱手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等人执送于吐蕃。结果，吐蕃再次进据维州城，悉怛谋等惨遭杀害。牛僧孺妒嫉李德裕的功劳，以私害功，确实为一严重失策，故时人“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太和六年（832）十一月，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使，向文宗诉说朝廷处理维州事不当。文宗怨恨牛僧孺决策失误，僧孺心里不安。一次在延英殿议事时，孜孜求治的文宗对宰相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也有志于此吗？牛僧孺回答说：“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朝以后，他又对宰相们说：“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此地耶？”十天之内，接连三次上表，请罢相职。遂于十二月，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内有宦官专权，外有飞扬跋扈的强藩，战事连年，赋敛日益加重，牛僧孺却称之为小康，岂不是欺人之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严厉地批评他说：“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莫大焉！”1太和九年（835）发生了甘露之变，宰相及朝官多人被杀，南衙与北司更是势如水火，宦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更是心灰意懒，无所作为。他虽然已出任外官，还“嫌处重藩，求归散地”，屡次上表朝廷，未得准许，故在淮南任职六年。至开成二年（837）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他赴东都就任后，在归仁里建筑了豪华的住宅，把在淮南任职时的嘉木美石，安放在阶庭，“馆宇清华，竹木幽邃”，从此，他“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又时常与好友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开成三年（838）九月，文宗征拜牛僧孺为尚书左仆射，并令左军副使王元直持告身宣赐。按照旧例，东都留守入朝，并无中使赐诏的惯例，文宗因怕牛僧孺退让推辞，故由中使赐诏，促令他赶赴京师，牛僧孺不得已而入朝。文宗频频宣召牛僧孺，他又以足疾为由相推辞。由于他坚持不任朝官，遂于翌年八月又检校司空、兼平章事，出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临行辞别时，文宗赐给他觚、樽、杓等金银古器，并令中使转告他说：“以卿正人，赐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却奏称：“汉南水旱之后，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恳求，才被允许离京赴任。 襄州（治今湖北襄樊）位于汉水之滨。会昌元年（841）秋，洪水泛滥，汉水溢过堤防，大水冲坏了城郭和城内民舍。时李德裕辅政，因牛僧孺治水不力，被贬为太子少保，加太子少师。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先已降唐的将领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乌介可汗又一再剽掠边郡。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1《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六年。 等地。武宗以回鹘军入寇，渐进内地，令少师牛僧孺、陈夷行与公卿共同商议对策。牛僧孺奏称“今百僚议状，以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而宰相李德裕却认为“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1。武宗采纳了李德裕主动出击的建议，反击回鹘取得了成功。 十二月，牛僧孺认为御史大夫在秦为上卿，汉为副相，汉末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甚重，品秩殊峻”。建议准六尚书例，提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建议升为正四品下，“以重其任”。并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武宗同意牛僧孺的建议，遂颁下诏书，以其奏请行事2。同时，牛僧孺对中书门下所奏“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正五品上”一事提出了异议，他上奏武宗说：谏议大夫自汉以来“常居帷幄，从容讽谏，拾遗左右”，如果“其秩峻，其任重，则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谔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优崇，则难用耆德”。因此，建议请改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并“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秩”。武宗又采纳了他的意见，“敕旨依奏”1。牛僧孺奏请增加御史中丞和谏议大夫的品秩，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于整肃朝廷，规谏讽喻朝廷的过失，以减少其失误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昌三年（843），牛僧孺进为太子太傅，再为东都留守。翌年九月，在平定了昭义镇刘稹反叛朝廷之后，李德裕上奏武宗，以为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时入朝，牛僧孺与李宗闵为宰相当政，不但不将他留下，反加宰相衔纵去，这是放虎归山，今日刘稹的反叛实是牛李二人之罪。河南少尹吕述致书李德裕，说刘稹死亡的消息传到东都，牛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将其书信上奏武宗。刘稹被杀后，石雄军吏还得到他与牛僧孺、李宗闵的“交结状”。于是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为汀州刺史。十一月，又贬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李宗闵也同时被贬。 会昌六年（846）春，武宗病逝，宣宗继立，白敏中当政。八月，牛僧孺由循州司马北迁为衡州长史，不久又进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分司东都。从此，他“池台琴酒，逍遥自娱”。大中二年（848）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于东都城南别墅2。时年六十九岁。赠太尉，谥曰文贞3。 牛僧孺生当宦官专权、藩帅跋扈、唐皇室日渐衰败之时，他以“方正敢言”进身，但当权以后，却苟且偷安，又与李宗闵“奋私昵党，排撆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1《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2《唐会要》卷六○。 1《唐会要》卷五五。 2《牛僧孺神道碑》。而《牛僧孺墓志铭》记为十月二十七日，未知孰是。3牛僧孺谥号《新唐书》本传作“文简”。今从《旧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卷八○。第四十五章张议潮1第一节驱逐吐蕃，收复河西张议潮（？—872），沙州敦煌（今属甘肃）人。张氏世为州将2，父张谦逸官至工部尚书3。张议潮曾率领沙州各族人民起义，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使瓜、沙等十一州又重新回归唐朝。 安史之乱使唐朝国势渐趋衰落，边防力量虚弱，于是吐蕃乘隙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至大历十一年（776），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当吐蕃军最后攻取沙州时，虽然沙州与唐朝的联系中断，但城中军民却顽强抗击。沙州刺史周鼎一边撄城固守，一边向回鹘求救。但救兵经年不至。周鼎召集诸将商议，欲焚毁城郭，率众东奔。部众都不同意，都知兵马使阎朝便缢杀了周鼎，自领州事，继续抗击吐蕃军。当时沙州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军粮问题，阎朝“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最后，“粮械皆竭”。为了保护城内兵民，阎朝与蕃将绮心儿相约，“苟毋徙佗（他）境，请以城降”。在绮心儿许诺不将沙州人民外迁的前提下，遂于建中二年（781）出城投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1。沙州军民同吐蕃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陷落后的河西人民惨遭吐蕃的**，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2。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日夜思归唐皇朝。开成年间（836—840），唐使者赴西域，途中“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3。即使几十年过去了，当地人民仍念念不忘唐皇朝。 会昌年间（841—846），吐蕃灾荒连年，“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吐蕃内部尚婢婢和尚恐热为了争权夺利，相互厮杀，一时大乱，吐蕃势力衰落。大中（847—859）初年，唐皇朝乘机收复了陷于吐蕃的三州（原州、乐州、秦州）和七关（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和萧关）。4极大地鼓舞了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吐蕃统治的斗争。 不久，吐蕃尚恐热率五千骑兵来到瓜州，大肆劫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不仅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慨，而且使他的部下怨望不平，“皆欲图之”1。原陷于吐蕃的沙州首领张议潮，暗中结交豪俊，密谋归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见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1两《唐书》、《通鉴》均作“张义潮”，敦煌石室文卷原作“议潮”，盖归义后改作“义潮”。2《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言：“沙州陷落后，有张氏世为州将者”，此指张议潮家族无疑。3巴黎藏石室本张景球撰《归义军节度使张府君墓志铭》云张淮深祖曰谦逸，工部尚书，考曰议潭。议潭与议潮为兄弟，据此可知。 1《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据《元和郡县志》载沙州失陷时间为建中二年。2《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3《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国列传》。 4《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尚恐热作“论恐热”，《新唐书·吐蕃传》作尚恐热，今从《新唐书》。 1《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2。张议潮等率众驱逐了吐蕃守将，光复了沙州，即派遣使者，赴京师告捷。当时，凉州等地仍控制在吐蕃手中，东道受阻，张议潮的使者，不得不迂道东北的天德城，至大中四年正月，才因天德军“防御使李丕以闻”3。接着，张议潮又“缮甲兵，耕且战”，又先后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大中五年（849）八月，复派其兄张议潭和州人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入朝告捷，并献瓜、沙等十一州图籍。4至此，除凉州而外，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区复归唐朝。 唐宣宗特下诏令，大力褒奖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张议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5。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拜明达为河西节度衙推兼监察御史，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吴安正等亦授官武卫有差。十一月，唐朝令于沙州置归义军，统领沙、甘、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以张议潮为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特进，食邑二千户，实封三百户。1咸通二年（861）三月，张议潮命其侄张淮深率蕃、汉兵七千人克复陷于吐蕃的最后一州凉州，并表奏朝廷2。至此，陷没百余年之久的河、湟故地已全部收复。咸通四年（863），唐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使贞元初年失守而废置的凉州军镇又得以恢复。3从此河西走廊又畅通无阻，对于加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河西人民热忱赞颂张议潮的英雄业绩说：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归路，一振雄名天下知。423《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将光复沙州事记于大中五年，向达引证石室本《沙州志》认定为大中二年，今从其说。详见《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4《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5杜牧：《樊川文集》卷二○《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向达考证此制时间当在大中五年十月。 1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 2《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 3《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新五代史》卷七《吐蕃传》。 4《张淮深变文》，见王重民《敦煌变文集》上。 第二节加强守备，发展生产，重振河西唐宣宗时，由于政治，国力衰微，除置军设使以官爵羁縻张议潮以外，已没有经营河西的能力。因此“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宗）、懿（宗）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5。张议潮身兼节度、管内观察、营田支度等使，掌握河西军事、行政、财经大权，经营河西地区的重任自然由他承担了。他继续推行耕战政策，大力加强守备，保卫胜利成果；同时还发展生产，以稳定河西局势。张议潮领导河西军民，多次击退了吐蕃军的进攻。居住在河陇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东面的党项、北面的回鹘、西南的吐浑残部等，都曾臣服于吐蕃。另外，吐蕃的奴部嗢末，自“尚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1。他们纠结在一起，常常大肆劫掠，但均遭到张议潮的沉重打击。有一次，哨探得知吐浑欲来劫掠沙州，于是星夜报知张议潮说：“吐浑王集诸川蕃人欲来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张议潮得知此事后，随即调兵遣将，主动出击。当他率军进至西同附近，遇到了吐浑军。吐浑军不敢交战，狼狈逃归。张议潮挥师追击一千多里，一直深入到吐浑境内，活捉其宰相三人，当场斩首示众。这一战大获全胜，俘虏三百多人，收夺驼马牛羊二千头（匹），然后唱《大阵乐》，凯旋而归。2在沙州北约一千里远的伊州城西，有纳职县（今新疆哈密西北），这里聚集着回鹘及吐蕃残部，频频劫掠伊州，俘虏人民，抢夺牲畜，闹得民无宁日。为了解除这一威胁，大中十年（856）六月，张议潮又亲率甲兵，进击纳职的回鹘部族。兵行不过旬日，进至纳职附近。回鹘一时无备，措手不及，张议潮指挥大军四面围攻，奋勇冲杀，“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杀）戮横尸遍野”，回鹘大败，“各自苍黄抛弃鞍马，走投入纳职城，把劳（牢）而守”。这次战役，张议潮大胜，收夺驼马之类一万头（匹），凯旋而归。3张议潮打败回鹘以后，仍然“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顽，不曾暂暇”1。由于他加强战备，积极防御，兼之富有军事才干，足智多谋，屡次击败吐蕃军，稳定了河西的政治局势。人们给予高度评价：“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犴，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駃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2在武力保卫河西的同时，张议潮还积极治理，大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河西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有的务农，有的放牧，还有的经商。张议潮着手恢复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当时沙州修建了许多沟渠，每一沟渠还没有“渠头”、“升门”等专门管理人员。3由于水利灌溉的兴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五谷丰登景象。当时人们赞颂说：三光昨来转精耀，六郡尽道似尧时。 5《新唐书》卷四○《地理志》。 1《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三年。 2《张议潮变文》。孙楷第认为变文可弥补正史不足，参《敦煌变文论文录》下。1《张议潮变文》。 2《张氏勋德记》，巴黎藏石室本p2762号。 3齐陈骏：《略述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大起义》，《甘肃师大学报》1979年第四期。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脂。 □中现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满□渠。 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读文书。4张议潮还大力传播汉族的先进文化。“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轨俗一变。”5使河西地区的风貌有了较大的变化。他能团结各族人民，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大中四年（850），张议潮收复伊州，“因沙州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1，使他们和睦地杂居在一起。这对于稳定河西地区的政治局势，发展生产，无疑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咸通七年（866）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2。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3。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4。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张议潮收复瓜、沙十一州和凉州后，从长安经萧关通往西北的道路已完全打通，“路阻萧关雁信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咸通七年七月，张议潮曾向朝廷进甘峻山青骹鹰四联、延庆节马二匹，另有奴婢等。5经过张议潮的惨淡经营，河西地区的局势已稳定，生产得到了发展。咸通八年（867）二月，张议潮入觐长安，朝廷任命他为右神武统军，赐给田地，并于宣阳坊赐第一区6。还晋升为司徒7。 张议潮入朝后，尚遥领河西节度，而以其侄张淮深知留后。咸通十三年（872）八月，张议潮卒于京师，赠官太保。 4《张议潮变文》附录一。 5《张氏勋德记》。 1敦煌出土光启元年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 24《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七年。 3《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唐会要》卷九七。 5《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唐方镇年表》卷五。 6《唐方镇年表》卷五注引《长安志》，但记于咸通七年。 7孙楷第据变文中“自从司徒归阙后”说，认为他已为司徒，见《张淮深变文跋》。第三节张氏后裔经理河西张议潮入朝时，把河西军务封章陈款，总委其侄张淮深，令守藩垣。张淮深之父议潭，曾先质于朝，卒于京师。他嗣父职为沙州刺史、左骁卫大将军。因经营河西有政绩，加授御史中丞，不久又授官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张议潮卒后，以户部尚书充河西节度使，又授兵部尚书。后又加太仆、侍中（或中书令）。1此后，安西的回鹘再次叛唐，引兵进犯肃州、酒泉、西桐地区。张淮深率河西军民英勇反击，活捉回鹘首领，俘获士卒千余人，并表奏朝廷。朝廷派遣左散骑常侍李众甫、供奉官李全伟等上下九使，诏赐淮深，兼重赐金银器皿、锦绣琼珍。 张淮深继张议潮后尽力经营河西，多次打退了各族对河西地区的进犯，其文治武功，不下张议潮。当地人民热情讴歌他说：自从司徒归阙后，有我尚书独进奏。 □节河西理五州，德化恩沾及飞走。 天生神将□英谋，南破西戎北扫胡。 万里能令烽火灭，百城黔首贺来苏。2大顺元年（890），张议潮女婿、沙州刺史索勋发动了政变。由于变生肘腋，张淮深兄弟猝不及防，于是“兄亡弟丧，社稷倾沦”1。索勋遂自立为节度使。景福元年（892），唐廷正式承认他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 后来，张议潮第十四女（即李明振之妻）对索勋诛杀张淮深兄弟、武力夺取河西大权甚为不满，率将士诛杀索勋，“赖太保神灵，辜恩剿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2。李氏拥立议潮之孙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祚，因而复振。光化三年（900）八月，唐昭宗下诏，追认了既成事实，诏令说：“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3张承奉至天复年间（901—903）犹为河西节度使，奉唐正朔，终唐之世，始终为唐经理河西，亦可谓不忝祖德。天佑（904—907）年间，朱温挟天子而令诸侯，群雄逐鹿中原，唐朝名存实亡。天佑二年，张承奉遂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后来归降了回鹘。41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文中引《张氏勋德记》和变文论述甚详。《资治通鉴》称张议潮卒后，“曹义全代领军府”，不合史实。孙楷第已有考辨，今从其说。 2《张淮深变文》。 1巴黎藏石室本张景球撰《归义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李氏再修功德记》。见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 2《李氏再修功德记》。至于李氏何时发动政变，无明文记载。向达据伦敦藏石室本s4470卷子一面为乾宁二年有“归义军节度张承奉副使李弘愿施物疏”等推测，疑最迟亦当在景福二年至乾宁元年（893—894），详见向达的补正。 3《旧唐书》卷二○《昭宗纪》。 第四十六章黄巢1唐朝末年，相继爆发了裘甫、庞勋与黄巢等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深的当首推黄巢农民大起义了。 1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第一节投身义师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出身于一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小时候曾读过一些经典与传述之书，能言善辩。宋人张端义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其父与一老人以**为题作联句，那老人一时未就，黄巢在旁见了却脱口而出：“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其父怪他不礼貌，欲教训他一通，那老人劝止说：“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黄巢又应声咏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2这首诗反映了他从小有变革现状的要求，表现了他豪迈倔强的性格。 黄巢长大以后，曾与同乡人王仙芝以贩卖私盐为业。在同官府缉私的斗争中，他练就了一身武功，善于骑射，并负气仗义，好抱打不平。后来，他曾几次应试进士科，但皆名落孙山，于是他满怀漏*点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诗。其诗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1当时，唐朝统治，内有宦官专权，外有强藩割据，纲纪隳紊，政治危机日渐加深。翰林学士刘允章曾上书直谏，说“国有九破”和“民有八苦”，揭露了“权豪奢僭”、“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均的弊政，指出了农民在“官吏苛刻”、“赋税繁多”的残酷剥削下，“冻无衣，饥无食”，“号哭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的悲惨处境2。僖宗乾符元年（874），河南又连年发生了水旱灾，“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但自懿宗以来“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各州县又不上言灾情，致使“百姓流殍，无处控诉”。于是王仙芝与尚君长等聚众数千人，于长垣（今属河南）揭竿而起。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传檄诸道，斥责唐朝吏治、赋役繁重、赏罚不平等罪恶。乾符二年（875）六月，王仙芝等攻陷了濮州（今河南范县）、曹州，并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官军。这时黄巢与族兄弟子侄黄存、黄揆、黄思邺及外甥林言等八人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各地饥饿的农民争先加入起义军。“数月之间，众至数万”3。 在此之前，各地曾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如今曹州已被农民军攻陷，应验了民谣，向人们预示着农民造反的风暴将在全国兴起，这既大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争士气，也极大地震撼了唐朝统治者。2《贵耳集》卷下，《全唐诗》卷七三三转载。 1《全唐诗》卷七三三。 2《全唐文》卷八○四。 3《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二年。 第二节纵横中原唐廷见王仙芝与黄巢起义军声势浩大，立即诏令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节度使进击义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王仙芝与黄巢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率军进围沂州（治今山东临沂）。乾符三年（876）七月，天平节度使宋威在沂州城下击败了义军，并上奏说王仙芝已死，遣散了诸道兵。王仙芝、黄巢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便转战河南，迅速攻占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等八县之地。接着，农民军又攻陷了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威震东都洛阳。唐廷软硬兼施，一面下令赦免王仙芝等人，一面又频频调动各地官军镇压农民军。王仙芝在攻占阳武之后，攻郑州不下，于同年十二月接连进攻申、光、庐、寿、舒、通州等地，逼近扬州，淮南节度使多次向朝廷告急。 在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唐各地州官多闻风丧胆。当王仙芝、黄巢进攻蕲州（治今湖北蕲春）时，该州刺史裴偓诱降义军领袖，请唐廷授任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思想有了动摇，欲放弃斗争，接受唐的官职。黄巢大怒，斥责王仙芝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1这时群情激愤，责骂不已，怒不可遏的黄巢出拳把王仙芝打得头破血流。在这场冲突之后，黄巢率领二千人马向北进发，与王仙芝分道扬镳了。 乾符四年（877）二月，黄巢率军攻陷郓州（治今山东郓城），杀节度使薛崇。三月，又攻陷了沂州。黄巢虽连下二州，但仍是孤军作战，势单力薄。这时王仙芝部将尚让屯兵嵖岈山（今河南遂平西），黄巢便与尚让会合，共保嵖岈山。黄巢与王仙芝再次合兵不久，即进攻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由于唐廷调来大批援军，农民军作战失利。于是王仙芝率原班人马南下，再次与黄巢分裂。 黄巢率本部人马在蕲、黄一带迂回作战，由于作战失利，不得不北返中原，连下匡城（河南封丘东北）、濮州。乾符五年（878）二月，转而进攻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在此期间，王仙芝相继攻克了安、随二州后，再次为唐廷诱降动心，派尚君长等人前去联络，却为唐将所杀。王仙芝知道上当受骗，遂进兵荆南，不久在黄梅兵败战死。余众一部分南下，活动于江浙一带；另一部分则由尚让率领北上，与黄巢会师于亳州。 王仙芝既死，众将便推黄巢为主，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初步建立了农民军政权机构。不久，在黄巢率军袭破了沂、濮二州之后，形势又一度逆转。唐廷命右卫上将军张自勉为东北行营招讨使，督兵进剿农民军。黄巢欲进兵襄邑、雍丘，为滑州节度使李峄所阻。在各地活动的义军也多被官军击溃。黄巢欲进攻东都，唐廷又迅速派来大批援军。这时，唐廷再一次诱降，诏命黄巢为右卫将军，但黄巢“度藩镇不一，未足制己”，仍拒绝投降唐朝。 1《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第三节转战南北乾符五年（878）三月，黄巢率军进攻汴、宋二州，唐廷以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阻止义军。黄巢转攻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北）、叶（河南叶县）、阳翟（河南禹县），唐廷又诏命河阳兵千人开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守卫宫阙，还征调义成兵三千人守卫东都附近的伊阙、武牢等地，以增强东都的防御力量。黄巢见河南一带官军势力强大，难以取胜，而江南则力量相对薄弱；而王仙芝旧将王重隐又攻陷了洪州（治今江西南昌），转战于湖南，于是便率军渡江南下，与王重隐部相呼应，接连攻下了虔、吉、饶、信等州。八月，黄巢军进攻宣州，在南陵为官军所败，于是又进入浙东，经婺州至衢州（今属浙江），然后披荆斩棘，开山路七百里，攻入福建。同年十二月，义军攻下了福州（今属福建）。 在农民军中曾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其意是遇到儒者则杀，军队必然要覆灭。大概是黄巢屡试进士不第，对儒者颇为同情，因此当农民军进入福建后烧官府、杀官吏，但凡自称为儒者的皆释而不问。当义军经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门前时即下令说：“此儒者，灭炬弗焚。” 乾符六年（879）正月，黄巢军遭藩帅高骈部将张璘、梁缵的袭击，一再失利，遂进入广南，包围了广州（今属广东）。在此期间，黄巢曾致书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求为天平节度使。二人惧怕黄巢威势，极力申奏，但朝廷不许；黄巢自己上书，求为广州节度使，却只授予率府率。黄巢恼怒，大骂执政，便急攻广州，遂于九月占领了岭南的这个重镇，杀节度使李迢，并进而攻占岭南一些州县。 黄巢在广州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檄文，斥责朝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檄文所说，史称“皆当时极敝”。 黄巢军已转战各地多年，这次占领广州，“欲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作为反抗唐朝统治的根据地。但在这一年，从春至夏，疫病大为流行，不少义军将士染上了疫病，“死者十三四”，部下又多“劝请北归，以图大利”。黄巢见在广州难以持久，于是决定杀回中原地区。 同年十月，黄巢率军离开广州，向西北进发，攻取了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恰遇湘江水暴涨，义军便乘数十只大木筏顺流而下，经永州（治今湖南零陵）、衡州（治今湖南衡阳），攻占了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之后，尚让乘胜进攻江陵（今属湖北），号称五十万。荆南节度使王铎见义军声势浩大，诸道兵又未赶到，以为江陵兵少难以固守，便退守襄阳。尚让攻克了江陵后即与黄巢合兵进攻襄阳，但在荆门中了埋伏，被官军击败，损失甚大。黄巢收集余众，稍加休整，遂渡过长江进攻鄂州（治今湖北武汉），攻破了外城。之后，又转而进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这时黄巢军又得以发展，“众至二十万”1。 黄巢在江浙一带的胜利进军再次震撼了唐廷，唐僖宗一面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命他迅速进攻义军，同时征调昭义、感化、义武诸道兵南下，与高骈协力作战。广明元年（880）三月，高骈遣其将张璘渡江南下，黄巢军连战失利，退守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张璘又乘胜进军，五月，1《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六年。 黄巢又退守信州（治今江西上饶）。这时北方诸道军已兵临淮南，张璘又率兵追击甚急，而信州又恰遇疫病流行，义军士卒多死，元气大伤。在义军处境十分危急的时刻，黄巢巧施缓兵之计：一方面用重金贿赂张璘，使其减慢进军；另一方面又致书高骈，表示“投降”。高骈中了黄巢圈套，以为大功告成，遂上奏朝廷，声称义军“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当黄巢获悉诸道兵已经北渡淮河，散归其镇，而且义军也恢复了作战能力，即抓住时机，一举杀死张璘，大败淮南兵，并乘胜攻占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同年七月，黄巢率军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北渡长江，进围天长、等县，义军一时兵势甚盛。这时，高骈见诸道兵已经北归，张璘又战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同时又向朝廷上表告急，奏称义军六十万，距扬州已不足五十里。之后“遂称风痹，不复出战”1。 唐廷本对高骈寄以厚望，这时见高骈告急，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诏命河南调动各道兵驻守溵水（今河南商水西南），以阻止黄巢军北进。九月，义军击败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官军，又遇溵水官军内讧，各自散归本镇，于是义军全部渡过淮河。黄巢自称“率土大将军”，队伍“自淮以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耳”2。义军攻陷申州（治今河南信阳）之后，长驱进入颍、宋、徐、兖等州，所到之处，官吏四处逃散。 起初，义军将北渡淮河时，宰相豆卢瑑曾议请授黄巢为天平节度使，待其到镇时再发兵除掉他。另一宰相卢携执意不从，认为只要发兵守住泗州，义军不能入关，必还掠江、淮，便无能为力。不久义军北上，淮北告急，卢携遂惶愧称病不出，京师也充满了恐怖气氛。十一月，义军进入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黄巢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并传檄官军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1这时朝廷乱作一团，有人主张调发关内诸镇兵扼守潼关，大宦官田令孜还自请率两神策军弓弩手去守关；有人则认为义军拥有六十万之众，潼关又无重兵，难以坚守。但僖宗还是决定让田令孜率兵东守潼关。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进抵洛阳城下，唐将齐克让退守潼关，东都留守刘允章则率众出城迎接黄巢入城。义军纪律严明，只是“供顿而去，坊市晏然”2。 1《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广明元年。 2《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1《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2《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纪日则从《资治通鉴》。 第四节建立大齐政权黄巢军进占洛阳不几日，即向关中挺进。十一月二十一日，僖宗以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将左、右军东讨。就在这一天，黄巢率军西进，攻占了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并警告拒守潼关的官军说：“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 田令孜虽名为汝、洛诸州都统，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但他只是遥领，却派左军马军将张承范等率神策军前往拒战。当时，神策军士皆是长安豪富子弟，只是为了厚得供给和赏赐才贿赂宦官挂名军籍的，平日高车大马，悠然自得，未尝经历战阵。所以一旦听说出征，吓得父子抱头相哭，为了逃避战事，多以金帛雇商贩与贫民代行。十二月一日，黄巢大军进至潼关，唐守关将士断炊，士气低落。义军奋力攻关，而尚让又从被称为“禁坑”的关旁谷中小道迂回到关后，前后夹攻，官军溃退，博野乱军直奔长安，大肆劫掠。 黄巢一举破关，又乘胜攻克了华州（治今陕西华县），留部将乔钤驻守，自己亲率大军直捣长安。十二月五日，百官刚刚退朝，传闻博野乱兵入城，即各自逃匿，僖宗在田令孜神策军的护卫下，狼狈逃往成都避难，只有很少人从行，文武百官及诸王、妃多不知皇帝去向。当天下午，黄巢前锋柴存未受到任何抵抗即顺利进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数十人至灞上迎接。黄巢乘坐金色肩舆，其将士皆披发，束以红绫，身穿锦袍，手执兵器，簇拥黄巢而行。义军浩浩荡荡，“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黄巢终于实现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黄巢军意气洋洋地进入长安城，长安市民夹道观看，尚让一再告谕市民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义军将士在街道上每遇到贫民，“往往施与之”1。 十二月十二日，黄巢进入太清宫。翌日，于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建元金统，并大赦天下。黄巢封其妻为皇后，尚让、赵璋等为宰相，郑汉璋为御史中丞，李俦等为尚书，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孟楷、盖洪等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黄巢下令：唐官三品以上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则官复原职。可见，大齐是由农民军文武官与唐官僚混合而成的一个政权机构。农民军憎恨官吏，对唐宗室、公卿士族实行严厉的镇压政策，“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宰相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等藏匿民间，被义军搜出后“皆杀之”，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綦拒不投降，“举家自杀”。投降黄巢的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因匿公卿于夹壁墙中，事发后被杀。1农民军给唐宗室、公卿士族以巨大的打击，“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2。韦庄的这些诗句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大齐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黄巢农民军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昔日威令天下的公卿贵族已被打翻在地，而备遭欺压凌辱的贫苦农民如今却堂而皇之地做了大齐皇帝，扬眉吐气，这无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时有人写1《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2韦庄：《秦妇吟》。 诗道：“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谅母，郡君变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虀”3作者虽然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讥讽农民政权，却也无法掩盖这一历史巨变的事实。 黄巢虽然建立了农民政权，但却没有出台什么改革措施，稳定人心。也没有及时追击望风而逃的僖宗朝廷，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所以僖宗得以从容地组织力量，大力围剿农民军。当僖宗逃至兴元时，即诏令诸道各出军收复京师。中和元年（881）正月，诏令镇东、太原、代州等藩帅各发本道兵并赴京师讨伐义军。三月，以凤翔节度使郑畋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与泾原、秦州、鄜延、夏州等节度使“同盟起兵，传檄天下”。七月，又以宰相王铎兼滑州刺史，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遣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征兵赴关内”1。僖宗调兵遣将，各路军马陆续向京师进发。 黄巢称帝后，曾遣使调发河中（今山西永济西）粮饷，唐河中将王重荣拒战，缴获粮饷四十余船。广明元年三月，黄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陷了邓州（治今河南邓县），以阻止荆、襄官军北上。接着又遣尚让、王播率军进攻凤翔（今陕西宝鸡）。尚让以为郑畋乃一介书生，不谙军事，麻痹轻敌，中了埋伏，大败而归，损失二万多人。原已投降义军的唐夏绥节度使诸葛爽这时也背叛了义军。四月，黄巢任命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为唐将所攻杀。这时部分官军已分别进至长安附近的渭北、沙苑、渭桥、武功和盩厔（今陕西周至），渐渐逼进长安。黄巢误以为唐大军赶到，急忙率军出城东走。唐军入城大肆劫掠，乱不成军。黄巢夜宿灞上，听说官军已乱，又无援军，回师攻城，官军大败，“死者什”，义军收复了长安。2这时，义军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钤）、商州刺史宋岩听说黄巢已撤离长安，也慌忙弃城而走。稍遇风吹草动，黄巢及其将则弃城而走，这一事实说明大齐政权还是很不稳固的。 黄巢再次进驻长安后，也极力想打开局面。中和元年（881）六月，遣其将王播围攻兴平（今属陕西），击败了唐邠宁节度使朱玫。八月，黄巢将李详击败唐昭义节度使高浔，乘胜收复华州。十一月，孟楷、朱温进军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唐邠、夏二军败归本道。中和二年（882）二月，朱温再次攻占了同州。 黄巢军虽然四处作战，或胜或败，但始终未能打开局面，黄巢“号令所行，不出同（今陕西大荔）、华（陕西华县）”，基本上仍局限于长安一隅之地。一些地主武装多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1。兼之义军又长期习惯于流动作战，即使在其势力十分强大时也往往是攻下一城，不久又丢弃，像东都洛阳这样的经济、军事重地也不留一兵一卒驻守。由于长期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充足的供给，长安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将士或以树皮充饥。因此，当唐诸路大军云集长安，向义军发起总攻时，形势便急转直下，历时三年的大齐政权也就很快崩溃了。 3何光远：《鉴诫录》卷一《金统事》。 1《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2《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二年。 第五节败死狼虎谷中和二年（882）九月，朱温变节降唐。李详也欲投降，被黄巢所杀。黄巢任命黄思邺为华州刺史，但到了十一月，即被李详旧卒逐出。中和三年（883）正月，沙陀李克用率兵五万进至沙苑，击败了黄揆。二月，黄巢见义军节节败退，粮食也将吃光，便“阴为遁计，发兵三万搤蓝田道”2，为撤离长安做好准备。 同年四月，唐诸镇兵从四面八方会集京师。李克用与河中、忠武镇将率先出战。黄巢率大军于渭桥迎战，一日三战，连战失利，其他诸道兵也乘机发起攻击，义军大败。四月十四日，李克用军攻入长安，黄巢力战不胜，遂连夜撤离长安。这时义军尚有十五万。黄巢扬言奔徐州，实际上却经蓝田关进入了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在撤退中，义军把辎重珍货遗弃于道路，官军在长安大肆抢掠之后，又在路上争先拾取财物，不再追击，故黄巢“得整军而去”。 五月，黄巢骁将孟楷率万人奔袭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唐节度使秦宗权迎战败北，遂归顺了义军。接着孟楷又进攻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陈州刺史赵犨早有防备，乘机袭杀了孟楷。六月，黄巢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黄巢还在州城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1。在黄巢围攻陈州时，唐廷不断调动军队，以围剿农民军。七月，朱全忠（温）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加东面招讨使。九月，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东面兵马都统。十二月，陈州被围困日久，即向邻道求救。于是忠武镇周岌与时溥、朱全忠等皆率兵前来救援。 中和四年（884）正月，黄巢军仍是势力强大，周岌等诸路救兵被义军打得落花流水，招架不住，不得不共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五万前来增援。黄巢围攻陈州数百天，却始终未能攻克。这时李克用会同许、汴、徐、兖等州军马向陈州进发，先击败了驻守陈州北的太康尚让军，又击败了陈州西的西华黄思邺军，于是黄巢从陈州周围撤军，退至陈州北的故阳里。五月，连日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黄巢军营为水所漂，又听说李克用大军将至，遂奔向汴州。当黄巢军从中牟（今河南中牟）北汴河王满渡口渡河时，李克用乘势袭击，义军大败，死伤万余人，尚让率其部下投降了时溥，别将李谠等人投降了朱全忠。义军损失惨重，黄巢率残兵败将向东北逃去，李克用又追杀到封丘（今河南封丘）。这时又遇大雨，黄巢只收集散兵近千人，冒雨东奔兖州。 六月十五日，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至瑕丘（今山东兖州），黄巢与唐军“殊死战，其众殆尽”，与其外甥林言走至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今山东莱芜西南）。这时，林言见大势已去，“惧追至并命”，于是便乘机杀了黄巢及其兄弟妻子。1林言持黄巢等人首级欲向时溥献功，在路上却遇到沙陀博野军，他们杀了林言，将林言及黄巢等人首级一并献于时溥。 黄巢从揭竿而起至失败身亡，历时十年之久。他的活动北起山东，南至广东，西至陕西，转战南北，纵横全国十二省，推动了各地的农民斗争，沉2《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 1《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 1《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僖宗中和四年。重地打击了唐朝的腐朽统治。黄巢打着“天补平均大将军”的旗帜，表明了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这对后世的农民战争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四十七章数学隋唐时期，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编制历法、开凿大运河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等实际需要，数学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数学著作已明显增多，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有27种，宋初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35种。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李淳风等对于十部算经的整理和注释、王孝通《缉古算经》关于三次方程的工作、二次内插法的创立、实用算术的发展和计算技术的革新，以及数学知识的普及、中外数学交流的扩大等等，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节数学教育据历史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数”作为“六艺”之一，成为贵族子弟必修的一门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当时还有世代相传掌管天文历法和通晓数学的所谓“畴人”。但是数学知识的延续和发展，主要依靠私授家传。如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就称得上是数学世家。隋唐时期，在数学教育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在国子监内设立算学馆，并相应地在科学考试中设有明算科。如隋朝国子寺设立“算学”，置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招收学生八十人，进行数学教育。唐沿隋制，国子监亦设置“算学”，但其设于何时则有两种说法。一说为贞观二年（628），“是岁大收天下儒士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1。《唐会要》也有类似记载，并且提到唐太宗多次亲临国子监视察，“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另一说则称，“唐废算学，显庆元年复置”2。从唐初百废待兴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总体情况来看，大致应是，贞观初设“算学”，后曾一度撤销，而在显庆元年（656）又在国子监内重新添设算学馆。 唐代算学馆由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3，共招收学生三十人，分为两组，学制均为七年。学习内容主要是十部算经，其中一组十五人学习《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和《五经算术》，另一组十五人学习《缀术》和《缉古算经》。按当时规定，《孙子》和《五曹》共限习一年，《九章》和《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和《夏侯阳》各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此外还要兼习《数术记遗》和《三等数》。 与此相应科举取士还设置了明算科，考试内容主要从十部算经中选题，考试合格者可分配从九品以下的官职。然而，终唐之世数百年间，封建统治者对于数学教育兴废无常，算学馆有时设置有时停办，隶属关系也常有改变，有时属于国子监，有时又属于秘书局或太史局，如显庆元年（656）设算学馆，仅过两年多，于显庆三年（658），因算学等“事唯小道，各擅专门，有乖故实，并令省废”1，取消了算学馆，并把算学博士以下人员转属太史局。龙朔二年（662）又重设算学馆，而学生人数减为十人，翌年再使“算学隶秘书局”2。此后，“算学”仍时有兴废，大约在晚唐时，明算科考试也被取消了。这种情况当然对数学发展是不利的。隋唐以后在国子监创设算学馆，进行专业数学教育，科举考试中设立明算科选拔数学人才，这毕竟是我国历史上的创举。但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重经史轻理工的风气长期盛行，因而数学教育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在唐代国子监中，有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六个学馆，其中国子学有学生三百人，太学、四门各有学生五百人，而算学仅有学生三十人，后来又减为十人，并且只招收社会地位不高的人家的子弟。明算科科举及第以及学数学的人又只能得到很低的官职，如国子博士是正五品上，而算学博士却是品位最低的从九品下，算学博1《贞观政要》卷七。 2《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 3《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 12《唐会要》卷六六。 士与助教也只能拿到最低的月俸，因此“士族所趋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3，“明经”和“进士”仍然是多数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3《通典》卷十三《选举》。 第二节算经十书唐代国子监算学馆采用的教材，是由国家统一编订的。据《旧唐书·李淳风传》载：初唐时，“太史监候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1。《唐会要》广文馆条则称，显庆元年（656）十二月十九日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奏置，“令习李淳风等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分为二十卷行用”2。李淳风曾任朝议大夫、将士郎、承务郎、轻车都尉、太史丞、太史令、秘阁郎中等官职，著有《晋书》和《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以及《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法象志》等。 据新旧《唐书》和《宋史》等史籍记载，李淳风等编订和注释的十部算经，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和《缉古算经》，后世称为“算经十书”。后来北宋元丰七年（1084）秘书省刻印算书时，《缀术》已经失传，因而只刻印了九部，并且据考证，其中《夏侯阳算经》并非原著，而是唐代中期的《韩延算术》。由于此书卷上第一章引用了夏侯阳的一句话而被误认为《夏侯阳算经》。南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在福建汀州学校主持翻刻北宋本九部算经时，又补入从杭州七宝山宁寿观所藏道书中发现的徐岳《数术记遗》一卷，并且辗转流传到现在。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 现在有传本的《算经十书》每卷的第一页上都题有“唐朝议大夫、行太史令、上轻车都尉臣李淳风等奉敕注释”字样，实际上只有《周髀》、《九章》、《海岛》、《张丘建》和《五经算术》五种还保留有李淳风等的注释，并且已非全貌，其他几种都已失传了。在李淳风等关于算经十书的校订和注释工作中，就天算内容而言，其《周髀算经注》水平较高，特别是修正了经文和赵爽、甄鸾注中的一些缺陷，作出了较大贡献。例如，根据实际观测，指出《周髀》等古代天算家认为南北相距千里、日影长度相差一寸的传统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据此推算得出的天文数据自然也是错误的；提出用两根标竿（古人称为“表”）测量时，应根据地势高低不同对日高公式作适当的修正并提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指出赵爽所修改的二十四节气八尺高表的日影长度，用等差级数计算也与实际不合；逐条校正了甄鸾对赵爽《勾股圆方图注》的种种误解，这对于后世读者有很大帮助。 李淳风等对其他算经的注释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如在《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中，引用了祖暅关于球体积计算的研究成果，保存了珍贵的史料。《缀术》失传之后，幸有李淳风等的记述，才使后人能够了解到祖氏父子的球体积公式和祖暅公理等中国数学史上的重要成就。对《海岛算经》的注解，则详细指明了解题中的演算步骤，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及后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李淳风等人的注释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例如，赞扬祖冲之圆周率“更开密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刘徽割圆术的重要意义，认1《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2《唐会要》卷六五。 为“徽虽出斯二法，终不能究其纤毫也”1；在《九章算术》有关圆面积的问题答案下，添加“按密率”计算所得答案，结果使后来不少人误认为“约率”22/7是祖冲之的“密率”；总的来说，李淳风等人对算经十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注释，这些算书又被采用为数学教材，从而使这些反映唐代以前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情形的最重要的原始文献得以流传至今。 1《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李淳风等注。 第三节《缉古算经》与三次方程唐代立于学官的十部算经中，王孝通《缉古算经》是唯一的一部由唐代学者撰写的。王孝通主要活动于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他出身于平民，少年时期便开始潜心钻研数学，隋朝时以历算入仕，入唐后被留用，唐朝初年做过算学博士（亦称算历博士），后升任通直郎、太史丞。毕生从事数学和天文工作。唐武德六年（623），因行用的傅仁均《戊寅元历》推算日月食与实际天象不合，与吏部郎中祖孝孙受命研究傅仁均历存在的问题，武德九年（626）又与大理卿崔善为奉诏校勘傅仁均历，驳正术错三十余处，并付太史施行。王孝通所著《缉古算术》，被用作国子监算学馆数学教材，奉为数学经典，故后人称为《缉古算经》。全书一卷（新、旧《唐书》称四卷，但由于一卷的题数与王孝通自述相符，因此可能在卷次分法上有所不同）共二十题。第一题为推求月球赤纬度数，属于天文历法方面的计算问题，第二题至十四题是修造观象台、修筑堤坝、开挖沟渠，以及建造仓廪和地窖等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施工计算问题，第十五至二十题是勾股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开凿运河、修筑长城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等土木和水利工程施工计算的实际需要。 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伏寻《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术。至于上宽下狭，前高后卑，正经之内阙而不论。致使今代之人不达深理，就平正之间同欹邪之用。斯乃圆孔方枘，如何可安。臣昼思夜想，临书浩叹，恐一旦瞑目，将来莫睹。遂于平地之余，续狭邪之法，凡二十术，名曰《缉古》。”1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和研究成果。《缉古算经》涉及到立体体积计算、勾股计算、建立和求解三次方程x3＋ax2＋bx＝a（a、b和a，非负），建立和求解双二次方程x4＋ax2＝a（a、a，为正，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四次方程）等数学内容。这类问题与解法大多相当复杂，就当时数学水平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国子监算学馆要学习三年，学习年限仅次于祖氏父子的《缀术》。例如该书第三题，假如从甲、乙、丙、丁四县征派民工修筑河堤，这段河堤的横截面是等腰梯形，已知两端上下底之差，两端高度差，一端上底与高度差，一端高度与堤长之差，且已知各县出工人数，每人每日平均取土量、隔山渡水取土距离、负重运输效率和筑堤土方量，以及完工时间等，求每人每日可完成的土方量，整段河堤的土方量（即河堤体积）和这段河堤的长度、两端高度、两端上下底宽度，以及各县完成的堤段长度等。前两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算术问题，后两个问题则要经过较复杂的推导和几何变换归结为建立和求解形如x3＋ax2＋bx＝a的三次方程。在《缉古算经》第十五题至二十题等属于勾股算术的问题中，王孝通还创造性地把勾股问题引向三次方程，并与代数方法结合起来，扩大了勾股算术的范围，发展了勾股问题的解题方法。在中国数学史上，《缉古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介绍开带从立方法的算书，它集中体现了中国数学家早在公元七世纪在建立和求解三次方程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西方，虽然很早就已知道三次方程，但最初解三次方程是利用圆锥曲线的图解法，一直到十三世纪意大利数学家菲波那契才有了三次方程的数值解法，这比王孝通晚了六百多年。王孝通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十分得意。他在《上缉古算经表》中批1王孝通：《上缉古算经表》，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评时人称之精妙的《缀术》，“曾不觉方邑进行之术全错不通，刍甍方亭之问于理未尽”，由于《缀术》已经失传，王孝通的说法是否正确，已无从查考，但想来恐有失偏颇。他还宣称，“请访能算之人考论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谢以千金”，这又未免有些过于自信。以后，宋元数学家创立了天元术、四元术和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第四节二次插值法二次插值法（又称二次内插法）的创立，是隋唐数学的又一项重大成就。插值法是根据两个自变量的已知函数值求这两个自变量之间各自变量对应函数值的近似计算方法。这种方法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例如，在天文观测中，人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进行观测，因此只能得到日月五星某些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利用这些观测记录推算日月五星在其他时刻的位置，就要用到插值法，这对于天文计算特别是日月交食的推算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在《周髀》和《九章》中就已有了一次插值（或称线性插值）公式。东汉末天文学家刘洪制订《乾象历》，为计算月球在近地点后n＋s日的共行度数，采用了一次插值公式：f（n＋s）＝f（n）＋s△，其中n为月球在近地点后运行的整日数，f（n）为对应的月球位置函数，0＜s＜1，△＝f（n＋1）－f（n）。此后，曹魏杨伟、姚秦姜岌、刘宋何承天、南齐祖冲之等各家历法计算月行度数时也都采用了这种算法。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观测精度的提高，天文学家不仅发现了月球视运动的不均匀性，而且也发现了太阳和五星视运动的不均匀性，也就是说，日月五星的视运动并非是时间的一次函数。为了编制更好的历法，特别是为了精确计算合朔和交食时刻，何承天、祖冲之以前所长期采用的一次插值法，误差太大，已经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中国天算家开始了新的探索。 隋开皇二十年（600），天文学家刘焯在他所编制的《皇极历》中，在推算日月五星视运动度数时，首先创用了等间距二次插值公式：fnlsfnlslslsl(((((,+=++++——*2212△△△△△△其中l为相等的时间间隔，求太阳视行度数时，l是一个节气的平均日数，求月行度数时，l为一日，0＜s＜l，f（t）是时间t的函数，表示日月五星的运行度数。当l＝1时，上式可化为：fnsfnsssl(((,+=++-△△22其中△＝△1，△2＝△2为各时间点上相应的一级差分和二级差分。这个公式实际上就是后来著名的牛顿插值公式的前三项。这种方法比以前所用的一次插值法精密，利用这个公式计算所得到的历法精确度也有所提高。可惜的是刘焯《皇极历》这部较先进的历法当时并未颁行，直到唐代李淳风才将其计算方法引入《麟德历》中。 由于各个节气之间的时间长短实际上并不相等，即历法中的各个节气是不等间距的，日月五星的视运动也不是匀变速运动，因此用刘焯公式计算的结果仍然存在较大的误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提高历法的精确度，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又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大衍历》（727）中创立了不等间距二次插值公式：ffsftsllsllsllll(((+=++++——+.è÷△△△△△△**122其中f（t）为已知值，l1，l2表示不同的时间间隔。此外，有些学者认为一行还提出了等间距三次差插值法的近似公式1，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就插值算法本身而言，一行算法与刘焯算法实质完全相同，其分别仅在于以平气或定气为时间间隔的不同2。这些看法究竟是否合适，尚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刘焯和一行的二次插值法影响很大，并且继续有所发展，如晚唐天文学家徐昂编制《宣明历》，在推算太阳和月亮行度时提出了更为简便的插值公式，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一行和刘焯的结果。后来宋元数学家又相继创立三次插值法和高次插值法（招差术），在公式内容与形式上已与牛顿插值公式完全一致，更加圆满地解决了与之相关的数学和天文计算问题。 1严敦杰：《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科技史文集》（第1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2王荣彬：《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构建原理》，见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五节实用算术的发展与敦煌算书唐代中期以后，普遍推行“两税法”的赋税制度，经济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此相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进行计算的机会大量增加，从而产生改进和简化筹算算法的迫切要求，促进了实用算术的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以《夏侯阳算经》名义流传至今的《韩延算术》，是一部可供地方官吏和平民百姓学习数学知识和计算技术的实用算术书。全书共三卷八十三题，书中收集和征引各家算法及当时法令，保存了宝贵的数学史料。其中记载有将筹算多位数乘除转变为单位数乘除的算法，把要摆放上中下三层的筹算简化为在一个横列里演算。如乘数为35，就可以先乘5，然后乘7。除数为12，可以先折半，然后再除以6。当乘数首位是1时，又可以“以加代乘”。如乘数是14，可用“身外添四”法，即被乘数不动（这相当于该数乘以10），然后再退一位加上该数的4倍；乘数是102，可用“隔位加二”法，除数是12，可用“身外减二”法，等等，都在被乘数或被除数筹式本身上进行演算。对于更多位数的乘除，可用类似的方法去处理。如果乘数或除数的首位数不是1，还能采用各种方法将它化为1，然后再来计算。这种算法叫做“求一”或“得一”算法，当时曾受到不少数学家的关注。据史籍记载，晚唐天文学家边冈“用算巧，能驰骋反复于乘除间。由是简捷、超径、等接之术兴，而经制、远大、衰序之法废矣”1。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学者在简化数字计算方面的成果及其影响。中唐以后乃至宋元时期，改革和简化筹算算法的工作一直在继续着，并且不断有所进展，其中许多成果还被后来的珠算术所吸收，直到珠算完全代替筹算，这一工作方告结束。涉及筹算改革的专门书籍，除《韩延算术》外，还有陈从运《得一算经》七卷，“其术以因折而成，取损益之道，且变而通之，皆合于数”1，江本《一位算法》2卷，龙受益《算法》2卷、《求一算术化零歌》1卷、《新易一法算范要诀》1卷等，但可惜的是这些著作都已失传了。 据史籍记载，庸宋之际数学著作为数不少，而传留至今者则不多。十九世纪末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历史文献。在这批文献中包含有四种写本算经2：《算经（并序）》1卷、《算书》和《算表》，这三种现藏法国国立巴黎图书馆；另两部《算经（并序）》1卷，其内容与巴黎藏本完全相同，实际上是同一本书，此外还有《立成算经》一卷，这三部书现藏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以上四种算书大致说来可能成书于中晚唐或五代时期，是研究这一时期数学的重要史料。《算经》序中提到“凡算者正身端坐”，“盖意明情乐者，安有不成哉”，等等，在战乱时期一般不会有如此平和的心境，书中还有“又据大唐令文”字样，关于大数记法和度量衡制度与《孙子算经》相同，另外此书有三个抄本，可见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因此《算经（并序）》有可能是唐中期的作品。《算表》标明是五代时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写本。《算书》载有男丁给米，养马给粟，造袍用绵，城楼用兵，石车钩弩，领军出征等问题，显然适应于军事计算的需要，因此这部书可能1《新唐书》卷二八《历志》。 1《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宋史·律历志》。 2详见李俨：《中国古代数学史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年版。以下敦煌算书引文，均转引自此书。写于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立成算经》关于大数记法和度量衡制度趋于简约，与《孙子算经》和《算经（并序）》有所不同，所列算法表也很简明扼要，便于查索，因此可能也是五代时的作品。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这四种算书所包含的数学内容主要有算筹记数法、大数记法、度量衡制，以及乘法口诀、四则运算、面积、体积计算和算表等，其中所载算题及乘法、乘方、累加和田亩等计算用表，有些很有实用价值，为唐以前算书所未见。这些来自民间的算书，反映了唐宋之际民间数学教育和数学知识应用的真实情况。 第六节中外数学交流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流传，印度的一些天文学和数学著作也传入中国，并且有了中文译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算法》3卷，《婆罗门阴阳算历》1卷，《婆罗门算经》3卷，但这些书早就失传了，现已无法查考其具体内容。唐代还有一些印度天文学家在当时的司天监工作，主要有瞿昙、迦叶和俱摩罗三家，尤以瞿昙家族的成就最为突出。如著名天文学家瞿昙悉达，曾担任过太史监等官职，编撰有《开元占经》120卷。在这部书所收的《九执历》中，他所介绍的印度数学知识有印度数码，如用9个数码符号表示9个数字，用点表示空位或零，但该书仅用方框表示而没有写出这9个数码的具体写法，以致印度数码未能在中国流传下来。印度数码亦于中世纪传入阿拉伯国家，后又传入欧洲，经过书写形式上的演变，从而形成了现在世界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瞿昙悉达介绍的印度数学知识还有圆弧量法、间隔为3°45′的正弦函数表等。其圆弧量法是把圆周分为360度，每度分为60分，与古希腊人的弧度量法相同，而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分为度不同。但是，这些较先进的印度天36514文算法，与中国传统的算法体系难以协调，中国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其算皆以字书（笔算），不用筹策。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初莫之辩也”1。因而这些内容都没有被中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所采用。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后来仅有大数记法与小数记法，对中国数学有所影响，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算学启蒙》中的“极”、“恒河沙”、“无量数”、“虚”、“空”、“弹指”等大数与小数名称，都来自佛教经典。另一方面，在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中，列举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四则运算、分数、三率法、弓形面积与球体积、联立一次方程组、负数、勾股问题、圆周率、重差术、一次同余组、不定方程问题、开方法和正弦表的造法等14项数学内容，用以说明有些与中国数学极其相似的问题和算法，后来又出现在印度的数学著作中，因此印度数学的这些内容很可能受到了中国数学的影响。当然这还需要寻找更确切的证据，中印数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数学是朝、日两国早期数学发展的基础，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朝鲜，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早在七至八世纪，便曾在“国学”（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内设立算学科，置“算学博士若助教一人，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1。其中所说《缀经》，当是祖冲之《缀术》，《九章》即《九章算术》，而《三开》、《六章》为何书则在我国古籍中未见记载。总的来说，其数学教育制度与所用教材，均与唐朝国子监算学馆相类似。十至十四世纪的高丽王朝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他们还多次派人来华采购各种书籍，其中也包括数学书籍。在日本，早在公元三世纪，日本就开始吸收中国的数学知识，而从六七世纪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起，中国的历法和数学就更多地直接或经由朝鲜间接地传入日本。日本于八世纪初设立学校，讲授数1《新唐书》卷二八《历志》四下。 1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八《职官》上。 学，据日本养老二年（718）公布的《养老令》及其释义书《令义解》（833）记载，可知当时所用教材有《孙子》、《五曹》、《九章》、《海岛》、《六章》、《缀术》、《三开》、《重差》、《周髀》、《九司》等十部算书。其教职人员的设置、学生人数、学习内容和考试方法等也与唐朝国子监算学馆的制度相类似。宽平年间（889—897）藤原佐世奉敕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记录了当时在日本可以见到的各种书籍。在其中的“历数家”一门中，除记载了《周髀》、《九章》等秦汉以来的算书外，还记录了《六章》、《三开》等见于朝鲜书目的算书，此外也还有一些中国和朝鲜厉代书目都未载而仅见于日本的算书，如《九章私记》、《六章私记》、《新集算例》、《元嘉算术》、《要用算例》、《五行算术》等。这些著作中有些是中国人的作品，有些则可能是日本数学家在中国数学影响下而自行创作的作品。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直接行用中国历法，如《元嘉历》、《麟德历》、《大衍历》和《宣明历》等，这些历法中所包含的数学方法加二次插值法等自然也相应地传入了日本。 第四十八章天文学隋唐时期出现的大一统，有利于中国天文学继续发展。人才与资料集中于朝廷，国家财力雄厚，天文学家们能够利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天文新发现，推动历法的进步。他们还利用占有的大量资料，系统编纂出古代天文资料精粹汇编，写出许多新的天文学著作。另一方面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天文学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功能空前完善的新的大型天文仪器，推动了天文观测的发展。柳宗元的《天对》和刘禹锡的《天论》则在宇宙本原、宇宙生成和宇宙演化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论和自然观。隋唐时期天文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天文学体系，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走向成熟的风貌。 第一节隋代的历法杨坚在夺取北周政权的时候，“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在为他积极制造改朝换代舆论、宣扬符命征象的人士中，有一位略知历法的道士张宾。隋皇朝建立以后，最初沿用北周的《大象历》。为满足新朝改历的政治需要，张宾献上了对何承天《元嘉历》略加修改而成的《开皇历》，于开皇四年（584）颁行天下。但是曾担任过北齐历官的刘孝孙，以及名重一时的经学家和天文学家刘焯等都不赞成使用《开皇历》。他们清楚地看出《开皇历》的缺陷，如该历糟粕较多、术意不清、推算不准，特别是并未吸取《元嘉历》的优点，制历者不懂岁差，也不知道定朔，而这些问题早已分别为南朝的祖冲之和何承天所解决，因此，其历术明显地落后于当时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张宾倚仗皇帝的宠信，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攻击二刘“非毁天历，率意迂怪”，“妄相扶证，惑乱时人”，并将他们逐出京城。张宾死后，刘孝孙带着自己编的一部历法再次上京谋求改历，可是又受到与张宾一党的太史令刘晖的压制，后刘孝孙虽然进入司天监，却“累年不调，寓宿观台”，无法出头。后来孝孙抱书扶棺冒死上奏，于是引起隋文帝的注意，并命人经过实测比较后再决定是否改历。开皇十四年（594），经实测证明，刘孝孙的历法和参与实测的另一部张胄玄的历法，都比《开皇历》优越，孝孙提出先斩阻碍改历的刘晖，再议改历，但杨坚不肯，也不采用他的历法。不久后，刘孝孙去世。开皇十七年颁用了张胄玄的新历。 曾经看过孝孙历术的刘焯，对张胄玄的历法提出许多批评，指出其术文不少是抄袭刘孝孙的，历法也比较粗疏。他于开皇二十年（600）编成一部新的历法《皇极历》，希望能得到颁用。但张胄玄与太史令袁充编造了所谓“日长之瑞”的假天象，深得皇帝宠信，刘焯得不到支持，于大业四年（608）抱憾而终。大业六年，张胄玄修改了自己历法中的许多数据，颁布于世，为《大业历》。大业历的回归年长日，朔望月长日，采***1144用破章法，在410年中设置151个闰月，定岁差为83年冬至点西行一度，考虑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和月球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其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也十分精确，例如所定金星的数值是583.922日，与今采用值相同，并将原定冬至点起虚五度改为起虚七度，使《大业历》成为隋代一部比较好的历法。事实上，没有得到颁行的刘焯的《皇极历》，是隋代出现的最好的一部历法。刘焯（544—610）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县）人，是隋初著名学者和杰出的天文学家，著有论述历家同异的《稽极》10卷，《历书》10卷和《五经述议》等。他所创制的《皇极历》将张子信发现的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历法，并提出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的数学方法，解决了采用定气法的计算问题。《皇极历》计算定朔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最早同时考虑日、月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定朔法。《皇极历》采用的天文数据也相当精确，如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454日，朔望月长度29.*日，采用破章法，在676年中设置249个闰月。又如定岁差率约76.5年相差一度，与今采用值接近。行星会合周期也很准确，如水星采用值115.878日与今值相同。由于皇极历成就突出，《隋书》打破只收颁行过的历法的框框，破例将该历收入《隋书》的《律历志》中。 第二节中国星官体系的完善三国两晋时期，陈卓建立起一个有283个星官、1464颗星的星官体系，是一个既能区分甘、石、巫三家星，又按二十八宿划分的中国星座体系。此后南朝的宋、梁、陈等，都曾制造过按陈卓星官体系标示的浑天象；北朝孙僧化、庾季才等也有星象著述。隋文帝平陈以后将南朝的浑仪、浑天象及天文图籍都集中于长安，北周的庾季才、陈国的周坟等天文学家也入隋为官，他们又奉杨坚之命，参照各家星官，绘成星图。周坟与袁充等人还在太史局教授太史观生，学习星象知识。隋末唐初，又有李播写成《天文大象赋》，用诗赋描述全天星官。当时星官体系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调三家星的区分，使星空划分成为二元体系，而到了唐代已不像前代那样重视三家星的划分；另一个问题是在拱极区与黄道星空之间，还有两个区域比较空白，命名的星不够多，显得整个星空分布不够均匀。 开元年间王希明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他的著名作品《丹元子步天歌》既是认星歌诀，也是一个星空划分的新体系。《步天歌》一改既分三家星又分二十八宿的二元划分法，只按二十八宿划分星空，有时还用黑色表示甘氏星，黄色表示巫咸氏星，不加颜色说明的就是石氏星，从而醒目明了，但减弱了对三家星的强调。他又明确划分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并充实了围在三垣内的恒星的命名，使《步天歌》成为开创三垣二十八宿新体系的代表作。三垣二十八宿分区法将全部星空划分成三十一个天区，是一种星官分布比较均匀、可分区认星的完整的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一直沿用到近代。《步天歌》七言有韵，介绍星官名称、星数和位置等，简明通俗，便于记忆，是后来天文学家初学天文时的必读之书，古人称誉它“句中有图，言下见象，或约或丰，无余无失”。例如关于柳宿的歌诀为：“八星曲头垂似柳，近上三星号为酒，享宴大酺五星守。”将柳宿的星数、外形、周围星官的名称及星数都说得非常清楚。 星官体系的完善带来了星象知识的进一步普及。流传至今的唐代二十八宿铜镜，是星象知识在用具装饰中的应用，并赋予其一种神秘的色彩。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星图抄本，是当时人们重视星象知识的证明。敦煌星图，一说绘于八世纪初，一说绘于十世纪中。图上有1350多颗星，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且星数最多的一份星图，现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1。除这些绘制有所依据的星图外，唐代还有许多表意性星图，如贞观四年（630）的李寿墓以及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等墓，都有墓室天象图，图中绘有日月、银河及星象。甚至在远距长安的新疆吐鲁番，也有唐墓星图，但与长安的那几幅星图比较，少了表意性，多了装饰性，并且二十八宿图案经过艺术化处理。五代时期留存的吴越国墓室星图，更优越于上述星图，其二十八宿连同辅官附座有180多颗星，且星象相对位置比较符合实际天象。 1席泽宗：《敦煌星图》，《文物》1966年第三期。 第三节天文仪器的复杂化和功能综合化隋唐时期天文仪器有许多新的创造。如隋文帝时耿询根据张衡制作过水运浑象的记载，重新制成一台不用人力的水运浑象，他还发明了马上刻漏，以作在行进中计时之用，世称其妙。他与宇文恺合作仿照北魏道士李兰的作品制作了称水漏器，这种称漏后来在唐代曾风行一时。 贞观年间天文学家李淳风制造出一台浑天黄道仪，这是一台很复杂的浑仪。这台仪器有三重环组，即仪、三辰仪和四游仪，李淳风的创造主要为其中的三辰仪。为了更好地测算太阳和月亮的运动，仪器上安装了黄道环与白道环。而增加两个圆环，就要解决仪器上的黄道与天空黄道在观测时刻的平行问题，要解决岁差改变黄道与赤道的交点问题，还要解决黄道与白道的相对位置和黄白交点移动的问题等等，所以这是一台大大复杂化了的仪器。浑天黄道仪于贞观七年（633）制成并为世所称赞，后将该仪置放在皇宫内的凝晖阁。 开元十一年（723），一行为改历实测天象，与梁令瓒研制了新的天文仪器，叫做黄道游仪。顾名思义，这是一台黄道环能在赤道环内游动的仪器。其基本原理与李淳风的浑天黄道仪相同，不同的是，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有一孔，用以固定黄道环，使黄道环能模仿古人所理解的岁差现象，不断沿赤道退行。一行用黄道游仪作了许多观测工作，为修订大衍历、推算交食等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数据。通过这台仪器对二十八宿天体位置测量的结果，还发现了恒星位置与古代测量值不相同。这种现象反映了岁差对测定天体位置的影响。 一行还和梁令瓒合作制造了一台水运浑天俯视图。据《旧唐书·天文志》所载，它的主体是一个缀有星象、赤道和刻度的铜球，铜球有轴可以转动，球外设置两个圆环，是为黄道与白道，环上分别有太阳与月球，日月可与铜球同时运行。该仪装在木柜中，并以木柜为地平，仪器半在地下，其运转以水为动力“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这台仪器除表演天象外还能报时，地平之上立有二木人，每刻自动击鼓，每辰自动撞钟，从而使这台仪器成为具有钟表和表演给定时刻的星象及日月位置功能的多功能综合天文仪器。水运浑天俯视图展现了盛唐时期天文仪器的风貌与特点，北宋苏颂、韩公廉等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创新，创制出举世闻名的水运仪象台。 第四节一行的大地测量创举古籍《周礼》说：在地中测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周髀》将它发挥为“日影千里差一寸”。隋代刘焯就怀疑《周髀》的说法未经实测，不一定可靠，很希望用实测结果加以检验。他曾说：“参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也无典说。明为意断，事不可依。”他提出的检验办法是：“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超前显圣，效象除凝。”可惜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唐开元九年（721），一行受命制定新历，他考虑到由于全国各地昼夜的长短不同，看到同一交食的食分也不相同，这些具体数据都需要经过实测才能确定，日影是否千里差一寸，也是需要检验的。于是，他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其最南方的测点选在林邑（今越南中部），最北方的测点选在铁勒（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其间再设多个测量点，在各测量点上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和二分二至时正午八尺表的日影长度。在这次测量中，由一行领导、南宫... 25 第二节迫害“东林”党人魏忠贤与外朝官僚的斗争，比起明代任何一次类似的斗争，更具有党争性质。 天启初年，标榜清流的士大夫都以东林党人自居，或被认为是东林党人。经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他们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天启元年（1621），叶向高又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天启二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书。此外，高攀龙任左副都御史，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 开始，魏忠贤与这派官僚的关系还不太紧张。他敬重星，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称赞。二人并坐弘政门议事，星郑重告诫魏忠贤：“主上冲年，内外臣子，会各努力为善。”1这话虽使魏忠贤心中不快，也还没有到翻脸的程度。 天启三年（1623）是个重要的年份。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顾秉谦、魏广微等选入内阁。顾、魏不断受到言路的弹劾，不为清流所容。星与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是朋友，但他三拒魏广微于门外，公开说魏允贞无子。魏忠贤需要外朝官僚的配合，不为清流所容的官僚也需要投靠魏忠贤，他们很自然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天启四年（1624）四月，给事中傅櫆等上疏，称左光斗、魏大中等与内阁中书汪文言交通。六月，杨涟疏劾魏忠贤，列数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监、迫害妃嫔、蓄养内兵、罗织狱案等罪状，共二十四条，其他大臣也纷纷弹劾，不下百余疏。魏忠贤与外朝大臣的斗争，或者说，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的阶段。 从当时的形势看，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力量还很强大，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魏忠贤找到阁臣韩爌，希望他从中调解。这是一种妥协的姿态。韩爌不肯合作，其他大臣也不肯息战。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奏事，在熹宗的眼里，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自为之。”1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 魏忠贤的同党把反对派官僚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阉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给事中阮大铖别出心裁，作《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鄤、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2天启四年七月，叶向高被迫去官。此前，中官为了搜寻一个被缉拿的御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星传》。 1《明史》卷三○五《宦官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魏忠贤传》。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点将录》。 史，闯入叶向高宅邸，鼓噪谩骂，这也是历代首辅从未受过的大辱。十月，星、高攀龙致仕，杨涟、左光斗削籍。在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的活动中，汪文言是个重要人物。他不由科举出身，初为县吏，豪侠机智。入京后，与太监王安倾心结纳，在王安与内阁间进行联络。为叶向高所器重，用作内阁中书，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星等均有来往。魏忠贤痛恨杨涟、左光斗，必欲置之死地。他选择汪文言这条线索，把他下诏狱，严刑拷讯两个多月，定要他供出杨涟等受贿情状。汪文言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1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狱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狱词，把杨涟等下狱。同时下狱的还有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尚书熊廷弼。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撤回关内，负有失地之责；且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于是他在劫难逃。魏忠贤认为，仅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等罪，尚难以昭彰，且牵涉的人员太少，而若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天启五年（1625）八月，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月间，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受杨涟等狱牵连，被逮被杀的官僚尚有多人。魏大中被逮，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逮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乞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周顺昌下狱被害。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人论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2。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已超出朝廷的范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魏忠贤在用刑狱对付反对派官僚的同时，还命其党羽编纂《三朝要典》，重新记述和评价“三案”，为打击异己制造舆论。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2《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第三节阉党与生祠魏忠贤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僚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制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或阉党。 天启五年（1625）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这里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顾秉谦为首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1。 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仆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寰。居“十狗”之首的是周应秋。此人善烹饪，魏忠贤的侄子、肃宁伯魏良卿最喜欢吃他烧的猪蹄。他升至左都御史有赖于此，被人称作“煨蹄总宪”。十孩儿四十孙更是人品繁杂。如李蕃、李鲁生由知县分别擢御史、给事中。他们先投靠魏广微，魏广微失宠，改投阁臣冯铨，冯铨失宠，又投靠崔呈秀，因而被讥称为“四姓奴”2。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 他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1甚至尊贵如楚王也为魏忠贤建起生祠。 主持制造生祠的官员不一定都是魏忠贤的党徒，如袁崇焕是明末颇有见识的边方帅才，未必有心投靠魏忠贤。只能说，建生祠形成了一种潮流，即使为了自我保护，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 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2。每建一祠，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祠，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1《明史》卷三○六《阉党》。 2《明史》卷三○六《阉党》。 1《明史》卷三○六《阉党》。 2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丑媚》。 为肠，发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明人对权势者的奉承阿谀，至此而极。 第四节厂卫刑狱魏忠贤亲自提督东厂，锦衣卫官多是他的亲信和党徒。厂卫是魏忠贤专权的主要工具。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魏忠贤时代，豢养厂役数百人，在东厂抽签，分派各衙门。监视审狱的厂役叫听记，监视其他官府和各城门的厂役叫坐记。厂役将所探得事项汇报东厂叫打事件。有这一类情报，不论昼夜，都可直接从东华门投入。许显纯掌镇抚司，每审狱，魏忠贤必派人坐其后，“其人偶不来，即袖手不敢问”1。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如宁安大长公主（兴献王女）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赐器物，也被发现。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还不敢与他人交谈，只是击节称叹，被家人告密，死于非命，家亦被抄。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内城建内祠，颇有感触，窃叹：“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2把魏忠贤神像称作土偶，大不敬。魏忠贤闻知，把他罢官削籍。厂卫的触角也深入到民间。下面一件事很有代表性：“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3三人始则“噤不敢出声”，继则“魄丧不敢动”，显然不是预先布置的圈套。 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入。吴养春靠黄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户。他的家仆告他私占黄山，历年所得租税计六十余万金。吴养春被逮至京，照数追赔，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缢，家产尽收。郡中许多富户也因受牵连而破产。一般来说，专权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间富户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 另外，魏忠贤专权期间，还在社会上造成了相互监视的风气。如“有徐生者，偶过渡，逢一京师人同舟。生问曰：‘魏监荼毒朝绅，公复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举朝奉为天生圣人，汝一小书生，敢妄诋毁，何胆大如斗也！’”再如“南昌书肆中，有一生阅《三朝要典》，偶发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挟以见杨抚院。众为解劝，俾生与多金，始获免”1。前一京师人和后一人肯定不是厂卫探事人员。对魏忠贤的不满和抨击还要受到此辈凌辱和威胁，或许是更大的悲剧。 作为封建工具的厂卫系统，在魏忠贤擅权时期，造成很多冤狱。扬州知府刘铎，试图收买有关方面，救援被押狱中的国戚李承恩，为东厂太监张体乾缉获。张体乾进一步诬陷刘铎勾结道人方景阳，诅咒魏忠贤。事实上，方景阳与刘铎根本不相识。刘被斩于市，方被毙于狱。处死民人，就更简单了。魏良卿旧宅有两大狮子，目下视，“魏太监怒之，榜石工至死”2。魏忠贤统领下的厂卫，所用刑罚之酷，更是令人发指。被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都受过全刑，各打1《明史》卷三○六《阉党》。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3《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1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奸恣》。 2谈迁：《北游录》纪闻上。 四十棍，拶敲五十，夹杠五十。杨涟受刑最多，五日一审。许显纯令将他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最后用铁钉贯顶，立刻致死。死后七日，方许领尸，止存血衣数片，残骨几根。左光斗估计，锦衣卫狱对他，或是“亟鞫以毙之”，或是“阴害于狱中”，如果送到法司，或无死理，于是“靡焉承顺”。他也被五日一审，“诃诟百出，辱之。弛镣则受拶，弛镣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1。另如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镣铜锤击周顺昌齿，齿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不识一丁，魏忠贤命以铁钉钉之，又使他穿绵衣，以沸汤浇之，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 魏忠贤专权时期，厂卫横行，造成了超过历次宦官专权的恐怖环境，这恐怕也是魏忠贤给后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五节从九千岁到败亡魏忠贤本人、他的亲属和党羽，利用一切机会，谋求显赫的地位，阁臣和部院大臣按照常规，可得到公孤加衔，自不必说。像田尔耕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许显纯加太子太保，却是不多见的。魏忠贤的族人中，荫封锦衣卫指挥使的有十七人，他的族孙和姻亲中有多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宁国公，加太师。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后两人都还是襁褓中稚子。 在名义上，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再者有熹宗所赐印鉴，文曰“顾命元臣”。而实际上，他的权势远不止这些。对他本人有九千岁的称呼，对他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最轰动的事件是魏忠贤去涿州进香，“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登跸传呼，清坐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1。凡朝中草疏，李永贞必遣人急速驰白，即百里外，亦一日往返，传达魏忠贤之意，票拟始敢批发。 魏忠贤是否有心篡位，这并不重要，而他权势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皇权，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了。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据说，他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香”2。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发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决定，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于是，崇祯皇帝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治罪。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当夜，他听到外边有人唱道：“随行的是寒月影，■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3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真个不如死，他上吊了。随后，对魏党进行清理。“定逆案”是明末，也是整个明代最大的一起党案。 崇祯皇帝轻而易举地除去魏忠贤这个权势至高的宦官，当然表明了他的镇定和干练。不过，明朝的宦官政治从来也没有威胁到皇权和皇帝本人（只是传说仁宗为宦官所杀，极不可靠），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甚至没有一个宦官，包括魏忠贤，曾经产生过废立皇帝的念头。 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十四大罪疏》。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闻香心动附记》。 3《明季北略》卷三《魏忠贤自缢》。 第三十二章顾宪成李三才杨涟第一节顾宪成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 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团体“东林党”的创建和发展，是晚明党争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顾宪成为人耿直，很有主见，不肯委屈求全，一旦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据传他小时候听老师讲《孟子》，老师认为要培养一个人的良知，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自己的，即所谓“去人欲，存天理”。顾宪成却不以为然，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的观点。 万历八年（1580），顾宪成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专擅朝政，文武百官对他都是顺意奉承，唯恐得罪这个实权人物。一次，张居正有病，朝士们争先恐后为他求神祈祷。唯有顾宪成不肯去。一位好心的同僚怕顾宪成由此遭张居正忌恨，便悄悄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字。顾宪成得知此事后，一点不领情，硬是跑去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这种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性格决定了顾宪成今后的仕途充满曲折、坎坷。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王锡爵等内阁首辅在朝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败坏吏治。明神宗荒**好色，专宠郑贵妃，多年不过问朝政。甚至视国家安危于不顾，意欲废长立幼，以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明朝政治更加，昏君权相的种种劣迹，深深刺激了顾宪成。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因迟迟不立太子遭众臣非议。为了搪塞舆论，内阁首辅王锡爵承神宗旨意提出了“三王并封”作为权宜之计。顾宪成识破了神宗的用意，立即上疏反对。他指出：“太子，天下本。预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1对于神宗提出的种种借口，顾宪成在疏奏中也一一加以驳斥。同时他又写信给王锡爵，指责他“排群议而顺上旨”，是负国误君。神宗和王锡爵看后十分恼火，但迫于时论的压力，只好放弃了“三王并封”的打算。事后，王锡爵对顾宪成耿耿于怀，一天下朝之后，王锡爵故意走近顾宪成，恶狠狠地说：“当今所最怪者，堂庙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2义正辞严，一点也不示弱。 为了澄清吏治，顾宪成坚决主张罢黜奸佞之徒，启用正直大臣。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顾宪成协助负责此次京察的吏部尚书孙■和考功郎中星秉公执法，裁革了一批有权势的不合格官吏，内阁首辅王锡爵庇护的官吏也在裁革之列。这一举动触怒了当朝的权势，他们勾结起来，在神宗面前搬弄是非，诬陷孙■和星。结果星被贬三级，孙■以不引罪夺俸。顾宪成见正直之士反遭贬斥，不由得义愤填膺，毅然请求同罢官职，没被批准。 不久，顾宪成迁吏部文选司郎中。王锡爵为了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示意吏部侍郎赵用贤推举自己的密友礼部尚书罗万化入阁，以取代孙■。顾1《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2蒋平阶：《东林始末》。 宪成得知后立即上疏揭露其阴谋，指出：“往者内阁之推不专在翰林，今已专据之矣。而复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虚无人矣。此决不可。”1王锡爵见顾宪成处处与自己作对，暗暗在心中打定主意伺机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次年，顾宪成受命会推阁臣。在报上的名单中，有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孙丕扬、故大学士王家屏等。这些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尤其是大学士王家屏当年力主早定国本，不惜封还御批，大忤帝意，弄得神宗十分难堪。现在神宗见顾宪成推他入阁，心中十分不快。王锡爵见有机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说顾宪成等会推王家屏是为了徇私植党。神宗一怒之下，将顾宪成等降职问罪。不久，因有人上言疏救顾宪成，神宗更疑顾宪成植党，便将顾宪成废籍，斥为民。 顾宪成被罢后，其不畏强权，敢于犯上的性格颇受朝野内外正直之士的敬重，声望很高。很多大臣都上书举荐，要求召顾宪成归朝复职。然而仕途的挫折使顾宪成看透了明皇朝的，他再也不愿混迹官场。但长期的儒家传统教育又使他不可能完全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归隐山林不问时务。强烈的责任感使得顾宪成选择了另外一条参与政治的道路，即通过著书办学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时政，以社会舆论的力量左右朝政。 在顾宪成的家乡无锡东门内，有一座东林书院，这里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之地，因岁月的磨蚀，早已坍塌，只剩下残垣断壁。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商量，准备修复东林书院。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下，万历三十二年（1604），书院正式修复。顾宪成遂约会同乡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广结天下同仁。当时一大批“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有志之士皆闻风而起，纷纷前来。他们在此一面研习程朱理学，一面讨论救国济世之道。言语之间，不免“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次讲习，顾宪成愤慨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对当时的吏风、士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东林书院的学者们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不空谈性命，并且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也与之遥相呼应，加以支持。一时朝野内外，东林声望大振，逐渐汇聚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后来他们的政敌便以书院之名谓之为“东林党”。 在“东林党”的形成过程中，顾宪成是首创者，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在“东林君子”中也很有威信，时人皆称为“泾阳先生”，各地的书院都请他前去讲学。每次顾宪成开讲，都是高朋满座，听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千里迢迢赶来听讲者。时人称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东林三先生”。他们的政敌也视顾宪成为东林党魁。骂东林党“由东林而蔓衍海内，由顾宪成而波及多贤”1。 万历三十七年（1609）围绕着淮抚李三才入阁的问题东林党与邪派官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顾宪成与李三才素来交往密切，对他任巡抚期间能关心民众疾苦、禁革矿监税使非常欣赏，力主推李三才入阁。他亲自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多方为李三才辩解，称李三才“安民弭乱1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1文秉：《定陵注略》卷九《淮抚始末》。 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1。反东林的人趁机抓住把柄，将顾宪成也牵连进来。说他与李三才勾结，并有贿赂公使、讽议朝政等罪。宪成皆泰然处之，不屑一顾，一心一意为保李三才入阁奔走呼吁。 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在家乡病故。著作有《顾端文公遗书》。由于他在东林党中的崇高威望，故以后攻击“东林”，必把顾宪成视为首要对象。这恰恰证明了顾宪成为东林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第二节李三才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祖父调宿卫燕京，举家东迁，侨居在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属通县）。此地濒临运河，西北近望北京的小镇，李三才就在这里长大。万历二年（1574），他以二甲第七十名考中进士2，从而“束发登朝”3，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为郎中。在这期间，李三才与同僚中的魏允贞、李化龙相结交，并成为终生的挚友。他们都是年轻气盛，初涉仕途，想大显一番身手，于是相互鼓励，“以名世相期许”。 万历十一年（1583），身为御史的魏允贞看不惯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都题名金榜，就疏劾张、申“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覆辙”1。结果受到神宗的严旨切责并左迁外官。李三才为此十分不平，站出来替魏允贞辩护，同样也被降职为山东东昌的推官，从此，李三才在朝野中声名大振。在东昌的任内，李三才雷厉风行，治尚威严，颇得民心，以致“二十年后，民犹思之”2。没过多久，他又升任为南京礼部郎中，恰好此时魏允贞、李化龙、邹元标等与李三才意趣相投的知己都在南京任职，于是他们更是“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3。随后的几年里，李三才在仕途上屡有升降，任过山东佥事、河南参议，进为副使，先后两次管理山东、山西学政，最后被提拔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召任大理寺少卿。有识之士深深地为李三才被谪后十数年的坎坷经历所叹息，但“道甫意甚乐也”，并不计较这些。确实，李三才在任职时不同于俗辈，不时显露出才能，从而得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赏识，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4。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诸府。这时，明朝朝野水火之势已大体形成，播州、朝鲜的战火连绵不断，神宗又置朝政于不顾，派遣出大量的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挥霍，结果弄得各地怨声载道。李三才所在的辖区也不例外，“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他们引用一批无赖，伪造印券，就像追捕逃犯一样，公然进行掳掠抢夺。其中陈增尤为横暴和贪婪，甚至侮辱各级官吏，李三才在官场奉事二十余年，看透了种种官僚弊病，他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失去棱角的官员，而是抱定自幼即铭刻在心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视“富贵功名都如梦幻”1，因而对于陈增的贪暴，李三才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之周旋，裁抑陈增的帮凶爪牙，最大程度地减轻矿监税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抚受到骚扰的百姓市民，同时对于那些因不堪忍受矿监税使凌辱及地方官员剥削而起来反抗的百姓，也毫不留情2《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第2557页。 3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三《科试考三》。 2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3《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4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八《赠山东佥宪李道甫序》。 1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李漕抚修吾》。 地加以镇压。如浙江人赵一平自称是宋室的后代，在徐州联络孟化鲸、马登儒等，欲在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起义，结果谋事不慎，为李三才捕获。当然，李三才也深知造成地方不安局面的根源在于皇帝的贪婪，于是连连上疏陈述矿监税使给地方带来的危害，要求神宗停止遣派。但神宗对于这些来自地方的正当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李三才的奏疏也常常以当时神宗惯用的“留中”手法不了了之。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以十分激烈的措词再次向神宗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神宗仍无动于衷，这份奏疏也被搁置一月有余。于是李三才上疏更尖锐地指出：“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也没有得到神宗的任何回音。其实，神宗并非不知道派遣矿监税使的危害，万历三十年当他突然得病，自以为快要驾崩时就曾下诏召回矿监税使，改革一切弊政。但次日清晨，他又突然复元了，后悔昨天的做作，派遣宦官将已下达的诏令手谕硬从阁臣手中抢了回来。李三才得知此事后，再上疏告诫这种危险的状况，仍如泥牛入海。 然而，神宗对李三才言辞激愤的奏疏并非不放在心上，不过是把对这种缠扰的厌恶默默地铭记，一旦有借口和机会再示以惩戒。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运河清口一段河水干涸，阻隔了船只的来往，需要开浚并建立新闸。李三才对整个工程进行盘算，大约要花费二十万两白银才能完工，明廷无力支出这笔巨款，他就请朝廷留下北运的漕粟暂时用作工费。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反对，李三才看到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借口有病向神宗提交了辞呈，借以对赵世卿施加压力。早就对李三才不满的神宗自然不假思索就应允了。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都纷纷上章要求挽留李三才，其中史学迁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神宗心虚，又不愿收回成命，只好不予理睬。李三才不得不离开凤阳到了徐州，上疏催请神宗另外选派替代的官员来，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恰好这时赵世卿的职位由另一个侍郎谢杰代替，谢杰也向神宗上疏挽留李三才，神宗迫于无奈，又找到了下台的借口，就命令李三才仍在原任供职，直到新任命的接替者来到，但神宗竟然始终没有派出这样一个接替者来。 李三才对矿监税使深恶痛绝，屡次上疏请求罢除都毫无结果。于是他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对策，打击在他辖区内作威作福的陈增及其爪牙，他暗地里留意矿监税使的爪牙中哪些是最为贪暴的，买通死囚在受审招供时引这些为害最深的爪牙为自己的同党，然后将他们一一捕杀，从而使得陈增及其追随者大为丧气，不得不略为收敛。这种隐蔽的打击活动一直进行到万历三十二年陈增死去才停止。与此同时，李三才还不断上疏力陈己见。如万历三十年，神宗因得龙孙，一喜之下就下诏颁布撤并矿税等一些针对以前弊政的补救办法，但在地方上毫无执行这一诏令的迹象。李三才认为这与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执行不力有关，上疏阴诋沈一贯，继而又明言是由于沈一贯害怕自己权力落入次辅手中，从中作梗，“而致新政阻格”。神宗为此十分震怒，严旨责问李三才，并罚了李三才五个月的官俸。 由于李三才的政见，如推补空缺的官员，罢遣矿监税使等都与当时的东林党人看法相同；而且他结客遍天下，善于交际，与东林党的主要领导人顾宪成是至交，深得信任；另外，他又不属于京师的在朝派，只是地方上呼吁改革，因而他也被公认为是东林党的巨魁。事实上，他自己也是常常站在东林党的立场上，为东林人物作辩护的。如他曾上疏说：“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涂，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已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实际上是明显地为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作辩护，同时也是暗里指斥辅臣沈一贯等当政者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等不法行为。 李三才在淮、徐一带治理漕政，巡抚凤阳诸府长达十三年之久。他在那里狠狠打击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当时，因朝中内阁缺少人选，有人就建议改变过去单从翰林院提拔毫无实政经验的词臣作辅臣的惯例，而从地方上有丰富经验的官僚中加以选拔。当时，地方官员中，数李三才的名声最响。不久都察院的都御史也告缺，需要推荐合适的人选，这样，李三才被选中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李三才被认为是东林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深深为当时在朝的浙党等反对派人物所忌恨。于是他们纷纷上疏弹劾李三才，以阻止他的当选。如工部郎中邵辅忠攻击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并且一一列数了李三才的“贪、伪、险、横”四大罪状。御史徐兆魁又继之猛烈诋劾李三才。按照常例，一旦受到弹劾，官员就得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盛气陈辩，不自引去”1，从而引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更深的敌意。与此同时，顾宪成为了让东林党人在朝廷中争得一席之地，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顾舆论的喧哗，分别写信给辅臣叶向高和掌握吏部铨选大权的孙丕扬，一方面为李三才辩白，一方面极力称赞李三才廉直可用，向他们推荐。这两封信为好事的吴亮附载在邸报上，在朝野广为流传，结果更使舆论大哗，反对者引以为据更加起劲地攻击李三才。乔应甲甚至列出了李三才“十贪”“五奸”的罪状，进而发展到攻击整个东林党。当时为李三才辩护的人也不少，除顾宪成外，还有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等。这样，李三才任用与否的问题，实质上演变成为一个东林党与浙党等反对党之间的党争问题了，并且成为万历朝东林党与反对党之间最为激烈的一次直接交锋。钱谦益对此曾评论道：李三才一事，导致“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1。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李三才无能为力，只好请求罢职。他一连向神宗上了十五次辞职的疏章，都没有得到回音，他就不等神宗允许，自动离职卸任，回到通州定居了。结果对什么事都兴趣索然的神宗也没有为此责罚他。 李三才离任回籍之日，与当地百姓离别的场面颇让人感动。那天，淮、徐一带百姓“老幼提携，填街塞巷，拥舆不得行。已而相与顶舆号泣，一步一吁，及抵舟，又挟两岸号泣，夺缆不得行”2。以后，淮、徐一带百姓为了纪念李三才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集资修建了生祠，“聚族为之肖像其中，朝夕起拜于其下不绝”3。这些都说明了李三才有良好政绩和威望。 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2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3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李三才回家后，仿效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授徒，也在家乡置办起双鹤书院，并在那里讲学。但是，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并没有忘记他，害怕他东山再起，因而继续寻找机会打击李三才，而李三才的性格也为这种打击提供了机会。《明史》中《李三才传》评论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说得不无道理。李三才曾对顾宪成说过，他自己“耻效俗人饰边幅，装格套于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4。即使与明朝一般的正统、刻板的官僚，他也是扞格不入的。有一次，颇有政绩的吕坤与李三才论学，李三才竟视他为迂阔，中途不辞而别。李三才在给神宗的奏疏曾提出过“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5的观点，这一方面是他阳许张居正，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真实写照。在生活上，他也是十分豪放的。抚淮时，有一次顾宪成路过去拜访他，李三才头日招待顾的不过是家常便饭。到了次日，他突然盛陈百味，顾宪成大惑不解，李三才解释说昨天因为没有钱才吃些家常便饭，今天偶尔有了就摆了这些菜。《东林列传》的作者陈鼎借此说明李三才善于操纵权机，实际上这正是李三才豪放、洒脱、敢说敢为性格的体现。这种性格即使在李三才家居以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外出时，喜欢有大批追随者和朋友相伴，以致他所过之处，常常是车马填巷。因而，他在家乡建造了较为豪华的住宅也是可信的。而这恰恰为忌恨他的人提供了口实。万历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上疏弹劾李三才盗用皇木和侵占公地来营建私第，并且暗里控制着铨部推举之权。李三才只好上疏陈辩，请求派人查核。不久，其他一些忌恨李三才的人也纷纷诋毁他，其中有李三才一手提拔起来的李征仪、聂心汤，为此他十分伤心和愤怒，更加坚决地请求会勘。神宗命李征仪及吴亮嗣前往勘问。次年，首劾李三才的刘光复因犯事被关进监狱。李三才表面替刘求情，要神宗释放他，暗里却竭力地为自己和东林党辩白。同时，他又写信给阁臣方从哲，公开指斥他“必欲置仆于死地”1。这一切更引起众人对他的不满。会勘的结果自然是不利于他，仍以刘光复所陈的事实送呈神宗。神宗至此毫不客气地将李三才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1621），新兴的后金政权不断骚扰明朝的东北边疆，辽东告急。御史房可壮请求起用李三才。于是围绕着李三才的可用与否，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力言宜用者有之，力陈不可用者更有之，相争不下，终究没有结果。天启三年（1623），熹宗重新任命李三才为南京户部尚书，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因病离世了。但事情还没有了结，不久，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得势，全力打击东林党人。李三才被目为东林巨魁，而在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中名列榜首，从而再次被削籍，皇帝给予的封诰亦予剥夺，直到崇祯初年才恢复。 李三才有诗才，钱谦益的《历朝诗集小传》有他的传，陈田的《明诗纪事》卷一一、朱彝尊的《明诗综》卷五二都收有他的诗。他在管理漕务时又有一本记载自己言行的《漕抚小草》，陈子龙等编的《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一也选录了他的六篇奏稿。另外，据光绪五年的《通州志》1和《明诗综》，4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六《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 5陈鼎：《东林列传》卷一六《李三才传》。 1《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1清光绪《通州志》卷八《人物志·乡贤·李三才传》。 李三才还著有《双鹤轩诗集》、《灼艾集》、《无自欺堂稿》、《诫耻录》和《鹪鹩轩诗集》等，可惜现均不存。 第三节杨涟杨涟（1572—1625），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人。他终生致力于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以正宫闱，反阉党以遏止魏忠贤，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杨涟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方兴的时期，他对于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訾议朝政的气节非常敬佩，每遇东林讲会，他一定千方百计赶到无锡，与东林诸君子探讨性理之学，共商治国之道。彼此志同道合，逐渐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 万历三十五年（1607），杨涟考中进士，当了常熟县的知县。为了真实了解当地民情，他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遍知闾里利病。”1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后因“举廉吏第一”2，升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改为兵科给事中。 杨涟为人光明磊落，不肯巴结权贵。当时神宗已多年不见朝臣，郑贵妃与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结，垄断后宫，离间神宗与太子朱常洛的骨肉之情，居心叵测。杨涟识破了郑贵妃的阴谋，深深为太子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他看来，太子是一国之本，“国本”动则天下乱。因此他把稳定太子的地位与爱国忠君联系在一起，坚决支持太子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久病不愈，按礼应召太子朱常洛入御榻前侍药膳。但由于郑贵妃从中作梗，太子竟不得与其父相见。杨涟一面暗遣人晓谕东宫伴读王安，要他叫太子“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争取接近神宗的机会，防止郑贵妃假传圣旨，惑乱朝政。同时，杨涟又联合科道敦促大学士方从哲率百官赴乾清宫问安，以示朝臣之力。方从哲惧郑贵妃迁怒于己，便百般推诿，说：“帝讳病。即问，左右不敢传。”杨涟立即引宋代文潞公河内臣的故事，要方从哲率百僚一日三问“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方从哲不便再推，只好照办。神宗死后，在青宫苦熬了四十年之久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帝位，是为光宗。然而，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登基后四天，便一病不起。当时宫中纷纷传言，说光宗之病是因为郑贵妃进美女八人致使光宗身体亏损。又唆使中官崔文升进泻药，使其病情加重。杨涟听到这些传言深为光宗担忧，决心清除郑贵妃对光宗的威胁，于是便联络朝臣，共请郑贵妃移宫，将她从光宗身边赶开。又上疏劾崔文升“用药无状”，同时揭露郑贵妃欲封皇太后的野心。杨涟此疏，语言犀利，火药味很浓，大家都担心光宗看后会很不高兴。疏上三日，仍没有动静，正要松一口气，忽然宫中传出话来，皇上将于明日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朝臣们心里都知道，宣锦衣卫官校入侍，一般都是令其执行“廷杖”。大家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方从哲劝杨涟赶紧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称“死即死耳，涟何罪？” 次日上午，众臣入朝光宗。光宗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把目光转向杨涟，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大家正在担心，忽听光宗叹了一口气，指着杨涟对大家说：“此真忠君。”1下旨驱逐1陈鼎：《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2《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1《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崔文升，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并且还让杨涟当上了顾命大臣。 杨涟对光宗的信任非常感激，从此更是孜孜不倦，誓死报效朝廷。 九月初一，光宗驾崩。他的宠妃李选侍欲学当年的郑贵妃，准备将光宗的长子朱由校藏起来，“挟皇长子自重”2。外臣周嘉谟亦以皇长子既无嫡母，又无生母为理由，主张抚孤于李选侍。李选侍阴狠狡诈，光宗在时，她便恃宠骄横，独霸后宫。皇长子朱由校的生母王氏便是被她害死。后来她又趁光宗病重，与郑贵妃勾结，要求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封自己为皇后。一次光宗被她纠缠烦了，便召几位大臣商量，准备封她为皇贵妃。不料躲在门幔后偷听的李选侍不满意，竟然从幕幔后伸出手来将站在光宗旁边的长子朱由校拉进去，耳语了一番，便将其推出。朱由校当即便跪在地上请父皇封李选侍为皇后。如此僭制违礼，不仅使在场的大臣面有怒容，连光宗也为之“色变”。如果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挟持了皇长子，必然会干预朝政扰乱国体。杨涟等一批正直朝臣决意铤而走险，力挽狂澜。 当天上午，杨涟、左光斗促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朝臣一齐到乾清宫。刚至乾清门，便有内宦持梃拦路，不许入内。杨涟大骂道：“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说完便挥手挡开枪梃，众朝臣一拥而入。大家哭灵完毕，发现长子朱由校并未在光宗灵柩前守灵，心中暗暗吃惊。问左右的宦官，皆支支吾吾，不敢作答。杨涟见光宗的心腹太监王安以目示意西暖阁，当下会意，转身对大家耳语了几句，大家便一齐向西暖阁跪下，齐呼求面见储君。李选侍拥着朱由校躲在西暖阁，哪里见过如此阵势，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王安随即入内，假意劝说，称皇长子面见众臣后即可送回。说完便拉着朱由校出阁，等在外面的众臣连忙把朱由校拥入早已准备好的辇车，护驾退出乾清宫。李选侍这才回过神来，慌忙吩咐左右的宦官快去挡驾。宦官们追来拖住轿子，大声叫嚷：“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杨涟大怒，大声斥骂道：“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众宦官被骂得哑口无言，这才悻悻退去。 杨涟等人将朱由校抬至文华殿，当即举行了“正东宫位”的典礼。并且议定于本月六日在乾清宫即帝位。 李选侍见皇长子被拥走，十分恼怒，无奈大局已定。她决定赖在乾清宫不出，以此要挟朱由校封她为皇太后。消息传出，举朝皆愤愤不平，奏请李选侍移宫的章奏接连不断。李选侍遣宦官召太子入乾清宫议事，被杨涟阻挡。他正色道：“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皇帝，选侍安得召？”怒目将前来传话的宦官逼退。 九月初五，眼见太子登基大典将近，而李选侍仍赖在乾清宫不出。杨涟心急如焚，又联络诸大臣聚集慈庆宫，要大学士方从哲带头请太子下诏驱李选侍移宫。方从哲却不以为然地说：“迟亦无害。”杨涟辩争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的旧人，逼之太急是否有失体统。杨涟立即斥之道：“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并且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其他大臣亦纷纷赞言助之，词色俱厉，惊动了殿中的太子。太子遣人斥群臣退去，杨涟仍不肯服从，继续抗辩道：“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在杨涟等的坚持下，朱由校只好下旨遣李2《蘧编》卷十三。 选侍即日移宫。李选侍接旨，知败局已定，只好哭哭啼啼地迁出乾清宫。次日，朱由校正式登基，即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 从光宗驾崩到熹宗登基，前后不过六日。杨涟为辅佐太子顺利登基呕心沥血，几乎是夜夜不寝。史书上称在六天内“涟须发尽白，帝亦数称忠臣”。天启三年（1623），拜杨涟为左佥都御史。次年，又升为副都御史。 然而，这位在杨涟等正直朝臣舍命扶持下才得以登极的皇帝，并没有像东林党所希望的那样革除万历朝弊政，相反却是变本加厉，更加荒**奢靡，昏庸无能。宦官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在宫中独揽大权，肆意为虐。那些邪恶派的官吏也纷纷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打击和排斥东林党人。杨涟怀着满腔的悲愤，决心挺身而出，讨伐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面奏皇帝，当场揭露魏忠贤。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恐再宿机泄”，只好交会极门转呈皇帝。杨涟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威等罪行，最后指出魏忠贤专权的恶果是“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请求熹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杨涟此疏，字字句句，如雷霆万钧，击中魏忠贤的要害。魏忠贤闻疏后惊恐万状，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其冤。又叫客氏在旁游说，为自己开脱。两人一唱一和，弄得熹宗真假难辨，好坏不分。反而温言抚慰魏忠贤，“严旨切责”杨涟。 自此以后，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天启四年（1624）十月，魏忠贤矫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将杨涟革职为民。 挤走了杨涟，魏忠贤仍不肯善罢干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指使“阉党”大理丞徐大化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借兴“汪文言之狱”谋害杨涟等人。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许显纯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对汪文言严刑逼供，要他诬陷杨涟受贿。汪文言宁死不屈，仰天大呼道：“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许显纯无计可施，只好自己捏造供状，诬陷杨涟、左光斗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魏忠贤立即遣锦衣卫缇骑前去逮捕杨涟等人来京审讯。 六月，杨涟被逮押送北京，沿途群众闻讯，皆为杨涟鸣不平。他们自动夹道哭送，所过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涟生还”。 六月二十八日，杨涟被下镇抚司诏狱审讯。许显纯将锦衣卫的诸多酷刑一一用于杨涟，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气息奄奄。后来提审时杨涟被折磨得无法坐、立，许显纯便让打手给杨涟带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下受审。杨涟仍不屈服，在狱中写下《绝笔》，继续陈述“移宫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贤紊乱朝纲。魏忠贤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令许显纯立即杀掉杨涟。 七月庚申夜里，许显纯令缇骑在狱中处死杨涟。临刑前，杨涟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封。称“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写完便仰天大笑，奔赴刑场。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1，惨不忍睹。 忠心报国，力战“阉逆”，贯穿了杨涟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史家评价1《碧血录》血书。 他“为人磊落负奇节”2，是极为中肯的。 崇祯初，杨涟冤案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三十三章星高攀龙第一节星星（1550—1627），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真定高邑（今河北元氏）人。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以后经历了数次起落。 星性格强直，负意气，重然诺，有燕赵任侠慷慨之风，这在他早年即已为人所识。中进士后，在汝宁（今河南汝南）任推官，因治行廉平，迁为户部主事，开始任职于朝中。当时张居正当政，权赫一时，一次偶尔染病，满朝大臣遍走群望，并齐为张居正祈福，星颇不以此等谄举为然，与顾宪成、姜士昌相戒这段时间不登张居正门。 后星起任文选员外郎。他上了一道奏疏，陈说天下四大害：其一是干进之害。他举例说：吏部尚书杨巍请求休致，左都御史吴时来谋代杨的位子，又忌讳户部尚书宋纁的声望，恐将由宋来代杨，就连连上疏排挤宋纁。“大臣如此，何以责小臣？”1其二是倾危之害。他列举了几个正直官吏被迫自免后，还有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在职，于是宵小就每思中伤诬陷，以逼迫正直官吏尽数远离朝廷。他沉痛地指出：“众正不容，宵小得志。”其三为州县之害。说州县官吏日益腐化，民生为之日益交瘁。其四为乡官之害，说乡官因着天高皇帝远，在地方上控制一方，甚至权力大于守令，横行无忌，也没人敢奈何。星为此大声疾呼：“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奏疏发出，朝臣议论星所言极是。但由于星抨击了一些朝官，引起一些不满，遂有给事中李春开起而反驳。给事中王继光、部曹姜士昌等相助星，并揭发吴时来、詹仰庇等谗谄的事状，李春开为之气沮。但星不久即以病去职，再次起用时，任吏部考功郎中。 万历二十一年（1593），星与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李世达主持“京察”大计。所谓“京察”，原是明廷考核京官的制度，凡六年一次，每逢巳、亥之年进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秉公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此，京官多很紧张，又加上这次主持京察的星、孙■平日常秉公行事，故自觉己职不妥的官员更加惴惴不安。果然，星又一次显示了决不徇私的决心。开首就将自己姻亲给事中王三余连同孙■的外甥员外郎吕胤昌斥出，一时间公论所非议的人，贬斥将尽。王锡爵此时以首辅还朝，想对一些人进行庇护，而星等人的察疏已上，王锡爵想要庇护的人都已名列黜单之中，王锡爵深为之恨恨不已。 星大忤阁臣，于是就有人找机会报复他。恰在此时，言官论劾员外郎虞淳熙、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不称职，应予免黜，而孙■认为虞淳熙、杨于廷还可留用。于是反对者们就抓住了这件事弹劾星专擅权势，培植党羽，星立被贬职三级，孙■也被夺俸。孙■即接连上疏乞休，李世达因自己与星同掌京察事务，上疏为星辩讼，神宗不理。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等交替上章论救；其中员外郎陈泰来言语尤切，不免对1《明史》卷二四三《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神宗有所触动。神宗大怒，贬斥星为民，将陈泰来等贬官。此次京察所引起的轩然大波遂以星退居乡里而结束。 星被贬回乡间闲居，名声反而更高，国人皆以他与邹元标、顾宪成齐名并称“三君”，朝里朝外举荐他复官的上疏百十回，但终万历朝，星再未入朝复官。 光宗被扶上皇帝宝座后，星方被重新起用，任太常少卿，不久即改右通政，又进为太常卿，擢为工部右侍郎。光宗死，熹宗即位后，他又于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拜为左都御史，再做监察官。星此次上任，更加雄心勃勃，慨然以“整肃天下为己任”。 天启三年（1623），时为癸亥年，又一次京察大计开始。星与吏部尚书张问达掌其事，以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在万历朝结党乱政，议废黜四人。吏科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星遂撰《四凶论》，终将四人黜去，一时天下为之大快。此年冬十月，星替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 当时干请之风甚嚣尘上，只要文选郎一出来，即被相邀，或为亲朋或为故旧谋求官职，不如意就相骂逐人，选郎不免要忍气吞声。星素来痛恨此种弊风，特立独行，锐意澄清，贵官们有所干请，即碰一鼻子灰。久之，朝内外都惧他性严，不敢向他开口请官。 魏忠贤因星严直之名远扬，对他不轻易有所犯，有时反而在皇帝前称星任吏部尚书很称职，并想拉拢星为己所用。他派遣自己外甥傅应星谒见星，星拒而不见，魏忠贤也无奈何。一次，星与魏忠贤因公事并坐于弘政门，星一脸肃然正气对魏忠贤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魏忠贤虽未答对，已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本是星老友魏允贞之子，却趋附魏忠贤，入内阁后，因着父亲与星的关系，几次到星门上请求谒见，都被拒之门外，星叹息老友没有这种儿子，言语传到魏广微耳中，魏广微对星更加恨之入骨，就与魏忠贤勾结起来谗害星。 当时东林党势已大盛，叶向高、韩爌任于内阁，星以掌吏部铨选之便，大举东林党人为官。一时间，众多正直官员列于朝中，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掌管刑部，李腾芳、陈于廷任于吏部，为星副贰，余者著名的东林党人如魏大中、袁化中等皆在朝为官，因为众多官员皆素为民所称誉，朝廷气象为之一新，于是朝野望治。 星助东林党人张势，不免被小人所侧目，谗言日起。星请休致，没有获准。天启四年（1624），御史崔呈秀在淮、扬任巡抚，贪赃枉法，还朝待考核。高攀龙举发他恶行，星议将崔呈秀远戍。诏书下来，只将崔呈秀革职以待后效。崔呈秀夜晚径投魏忠贤门，叩头涕泣，请乞为义子，又说：“不去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点头以为然，就与崔呈秀商议从哪里下手。 山西缺巡抚，此事给魏忠贤等阉党一个机会。星认为太常卿谢应祥可巡抚山西，将谢的名字列在拟定名单最开首。御史陈九畴受魏广微之命，说谢应祥与魏大中有师生之谊，故而魏大中在文选郎夏嘉遇面前为自己老师谋此官。原来魏大中曾参劾魏广微，魏广微忌恨不已，遂使陈九畴不利于魏大中。魏大中、夏嘉遇上疏自辩，星、高攀龙又极言谢应祥素孚人望，非为魏大中、夏嘉遇徇私之故。魏忠贤大怒，遂矫旨，黜去魏大中、夏嘉遇，连带陈九畴也黜去，又责星等人朋谋结党。星求去职，魏忠贤又矫旨切责，放归星。第二天，高攀龙也引退而去。不久，星所检取的官员多因忤逆于魏忠贤，而被罢免，于是一朝尽为魏忠贤党羽。 阉党忌恶星，必欲除之而后快。御史张讷弹劾星十大罪，又将所谓星的私党十数人并黜，星削籍，星以前所贬斥的官员皆得以拔用。 天启五年（1625），星因汪文言狱词连及而被下抚按提问。星送被戍于代州（今山西代县）。星在戍所仍是赋诗饮酒，唾骂笑傲，一如平时。天启七年（1627）十月卒于戍所。终年七十八岁。崇祯帝继位后，追谥星为“忠毅”。 星一生为世所重，因他“不以谪居畏祸，少有贬损。人谓寇莱公、苏子瞻无以过也”1。王士祯更称“高邑赵忠毅公北方伟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2星喜赋诗为文。曾刊行并加注《女儿经》，有《赵忠毅集》、《味檗斋遗书》、《芳茹园乐府》、《史韵》、《学庸正说》、《笑赞》等传世。 1《列朝诗集》。 2王士祯：《蚕尾续文》。 第二节高攀龙高攀龙（1562—1626），字云从，改存之，别号景逸，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行人司主要负责捧节、奉使一类礼仪性的工作。地位较低，但声望却较高，升转也较容易，故新科进士向来以任行人为荣。初入仕途，即居清要，可谓出师大利。己丑科会试主考官是星，这一层师生关系为其日后的仕宦生涯埋下了伏笔。在高攀龙生活的时代，王守仁的“心学”已颇受知识分子推崇。高攀龙并未追逐潮流。他不尚空谈，尊崇程朱之学，认为“宗文成（指王守仁）者谓文清（指薛瑄）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虚病见矣，吾辈当稽弊而反之于实”1。当时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世则上疏批判程朱理学，并进献自撰之《大学初义》，请求颁行天下学宫。高攀龙怀着维护“正教”，铲辟“邪说”的责任心，当即上疏力驳其谬，指责张世则之说是“穿凿虚幻之谈”，一旦其书流布天下，必然会“人人得自骋其私，浮词邪说充塞天下，二祖列宗之教荡然扫地”2。神宗以为然，张世则之书遂不行。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值京察之年。吏部尚书孙■主持，吏部考功郎中星及左都御史李世达协理。这次京察，史称“秉公澄汰”，“无所循私”，孙■的外甥吏部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也在被斥黜之列。许多由内阁辅臣循私引用的私人都因不称职而被贬免。孙■等为收回吏部独掌铨选的大权，改变惯例，未将斥黜名单通知内阁即上奏神宗。阁臣对此大为不满。 恰逢此时言官弹劾吏部属臣虞淳熙等人，神宗怒孙■不引罪自责，罚俸三月。阁臣乘机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孙■被免职，星削籍。陈泰来、于孔兼、顾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先后被贬。 吏部右侍郎赵用贤生性鲠直，与首辅王锡爵不和。户部郎中杨应宿为讨好王锡爵，上疏弹劾赵用贤不该“论财逐婿”，毁婚约将女另嫁，请求依法治罪。这时，出使在外的高攀龙回到北京，面对朝廷上奸邪得势的情形，非常愤慨，当即上疏指斥杨应宿阿谀阁臣。杨应宿反击。神宗盛怒之下，把两人都赶出朝廷。高攀龙被远谪广东揭阳县典史。 攀龙二十五岁时曾从顾宪成一道讲学，并从此“始志于学”，终生以宣讲程朱之言为己任。被贬出朝后，他取道闽浙前往广东，“所至亦讲学不辍。寻入武彝谒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学为己任”1。高攀龙在揭阳供职仅七月，即因事辞职回到家乡无锡。不久丁忧，索性以亲丧隐于乡野，不再出仕，家居近三十年。 高攀龙在学术上主静，他认为：为人“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病痛不同，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便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向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1许献：《东林书院志》卷七，叶茂才撰：《高攀龙行状》。 2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1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1。这种思想与同乡名士顾宪成相近。顾宪成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免官之后，一直闲居在家，潜心研究程朱之学。高、顾二人志同道合，来往密切。 高、顾二人虽然都推崇程朱，但他们并非一味地空谈心性，而是主张躬行实践，主张经世致用。无锡原来有一座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当时已废为僧舍。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公开聚众讲学。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志同道合者纷纷参与其中。一时名声大噪。那些不为当朝佞幸所容，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闻风向附，乃至书院常常拥挤不堪。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的东林名士们不是为了讲学而讲学，而是要过问政治。所以，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所不耻也”2。“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东林书院的楹联是他们救世济民的崇高理想的真实写照。 顾、高等人聚众讲学，议论国政，名声日大。许多仰慕东林名声的贤士大夫也纷纷建造书院或与东林书院声气相通，东林党渐渐形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万历四十八年（1612），顾宪成卒。高攀龙乃专讲席，声望日重，俨然东林党首。 高攀龙讲学，志在经世。但家居三十余年，不为当朝所用，也难免生出一些消极避世的念头。他与归子慕的应答唱和诗中反映出这种情绪。归子慕，字季思，昆山人，著名文学家归有光之子。其人清真静好，隐居田园，形如孤云野鹤，颇有陶渊明的遗风。据安希范《天全堂集》记载：高攀龙神往归氏隐居萧寂之趣已久，遂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月路经昆山时前往西冈村拜访。高攀龙深为归子慕“对榻草蔬田舍话，一林主人心”的靖节遗风所感动，两人于是结成金兰之契。归子幕在《己亥二月过高存之漆湖精舍》一诗中写道：常怀耦耕好，君今启我意。 共为陇亩民，欣然以没世。1受归子慕影响，高攀龙也萌生了隐居化外，不理尘嚣杂事的念头。他在《送辰州守瞿元立》2一诗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我欲赋《招隐》，言念斯民厄。 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泽。 诚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 郡斋有余闲，即是林间客。 得意且归来，共泛五湖碧。 但是，这种消极的想法终归只是一时的念头，一旦有机会，高攀龙还是要经世救国的。苦等了三十余年，机会终于来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驾崩。即位不足一月的光宗也龙驭上宾，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1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2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熹宗朱由校登极。东林党人由于在万历朝护卫太子有功，在此期间势力大张，充斥朝廷各个关键岗位。高攀龙蒙邹元标推荐，被起用为光禄丞。天启元年（1621）又进升为光禄寺少卿。 这时的东林党人本可以乘此势力大张之机表现得大度一些，把万历年间的京察、国本之争、“三案”的争端等一笔勾销，弥合与齐、楚、浙诸党的罅隙。可是东林党人党见太深，一味意气用事，以致党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魏忠贤专权的惨祸。 内阁首辅方从哲性柔懦，难堪大事。东林党人目之为奸邪，必欲去之而后快。东林大将孙慎行首先以“红丸案”事发难，上疏指斥方从哲有“弑君之心”，下廷臣会议。高攀龙随即上疏指责方从哲交结外戚，“表里为奸，心不知有君，无逃首恶之罪”1。方从哲终于在满朝籍籍声中辞职下野。为继续壮大东林党势力，扶植后进，邹元标在京城创建首善书院，高攀龙积极参与其事。不久，高攀龙升任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1624），廷推高攀龙任左都御史。当时，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认为师生不当分掌部院，否则只能为人提供口实，力辞，不成。 这时魏忠贤势力日张，群小争附。高攀龙认为“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须杀其毒。宜如归德相公，劝化诸珰勿与吾辈为敌”2。所以，他并没有像杨涟等人那样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而是指向了依附魏忠贤的崔呈秀。但这种做法实际上非常愚蠢，只能起到为渊驱鱼的作用。果然，崔呈秀为逃脱惩罚，急走魏忠贤所，拜魏忠贤为义父，谋求庇护。适逢会推山西巡抚，高攀龙等推荐谢应祥。御史陈九畴诬蔑部院营私结党。魏忠贤乘机以皇帝名义严旨切责。高攀龙被免职。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又告讦高攀龙挟私排挤，高攀龙进而被削除官籍。崔呈秀余恨未消，又从织造太监李实处逼取空印纸，以李实的名义弹劾周顺昌、高攀龙等人，遣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逮捕高攀龙回京。高攀龙闻讯，视死如归，晨赴宋儒杨时祠告祭，然后从容安排好后事，衣冠赴水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崇祯初年，魏忠贤阉党被铲除，高攀龙被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曰忠宪。高攀龙一生著述有《周易简说》、《春秋孔义》、《高子遗书》等。1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2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第三十四章张溥张采第一节张溥张溥（1602—1641），初字乾度，后改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太仓（今属江苏）娄东人。生于万历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602年5月14日）。明末著名的江南党社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张溥出生于封建大家庭。这个家庭“多隐痛”，充满着尖锐矛盾。伯父张辅之，历官南京工部尚书。父亲张诩之，太学生，有子十人。张溥排行第八，且为婢出，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1。诩之既历忧患，为摆脱困境，改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日延师教子，唯望子之有成。张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刻励承志，发愤读书。他六岁入学，七岁能日诵数千言。更可贵的是，“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2。 明末社会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这种情形在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泰昌元年（1620），张溥十九岁，补博士弟子。自此声名籍甚，泛交一时名贤。是年，他结交同里张采，成为平生最知心的朋友，契合无间，同求进益，共倡党社，齐名者“娄东二张”。其后，张溥又结交东南名士杜麟徵、夏允彝、陈子龙、宋徵璧以及名宿钱谦益、黄道周等人。于是门墙日广，呼应日灵。他所结交的朋友，后来有不少成为朝廷要员和抗清运动的中坚分子。天启三年（1623），张溥请张采入“七录斋”共学，时凡五年。五年中，“两人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时设疑难，必尔我畅怀、归于主里”1。 张溥的文学主张，深受同乡王世贞的影响，“文必六经，诗必六朝”。 他也是名闻遐迩，年富力强的文坛新秀。 明代江南素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著称于世。然而，各种社会矛盾也特别尖锐复杂。江南地主与封建朝廷的斗争亦始终没有休止。明中叶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当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往往采取以文会友、聚会结社的形式，一面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选择知己；一面学习制艺，揣摩风气，议论时政，从中积蓄和壮大自己参政的政治势力。而有明一代，江南士子由集会读书、议论时政，最终演成政治运动，干预政权，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东林党”。 东林起后，踵之者不绝。张溥不但勤学，刻苦进取，有“志为大儒”。 而且为人宽厚热情，有兼容并包的风度，尤以文章奖掖后学。以故四方奔走其门者，不计其数。一时门庭若市。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干练人物，很有号召天下的组织才能。 天启四年，阉党魏忠贤逆势方炽，罗织罪状，陷害东林党人以及朝中刚1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1张采：《知畏堂集》卷九《祭张天如文》。 正之士，闹得朝政大乱，天下黑暗，人人自危。张溥不畏强权，顶着逆风，慨然在苏州创立“应社”。“应之为名，有龙德焉”1。一时间，天下士子纷起响应。皖之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阳、庐州、凤阳，浙江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等郡邑诸名士相继入社。“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2。 应社社友，以“尊经复古”为己志，评骘五经制议。最初入社者十有一人，各主“五经”文字之选。张溥、朱隗主《易》；杨廷枢、吴昌时、钱旃主《书》；杨彝、顾梦麟主《诗》；张采、王启荣主《礼记》；周铨、周钟主《春秋》，遂开明季集体治学，分工互助之先河。应社名义上以读书为社事，实际上是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因此，它“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很快由江南扩及江北，进而发展到河北等处，故史有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诸名目。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五弟朱由检嗣位，年号崇祯。十一月，魏忠贤死，诏磔其尸，人心大快。张溥作《五人墓碑记》，满腔热情讴歌当年为反抗阉党暴政而英勇就义的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揭露魏逆窃弄权柄、残杀忠良的罪行，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篇碑文，充分表达出张溥崇善辟恶、发扬正义、彰阐幽潜、激励后人的政治态度。崇祯元年（1628）春，张采成进士，张溥以选贡生入京师太学。时，诸贡生俱愿**溥，争识颜面，因集诸多士为成均大会。宇内名卿硕儒，闻溥名，亦皆愿折节订交，骚坛文酒，笈筐车骑，日不暇给，由是“娄东两张”名彻都下。张溥、张采“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遂在京集同志组织“燕台社”（或称“燕台十子社”）。燕台社的出现，预示着二张将由以文会友、学习制艺进而涉及当朝的政治问题。不久，张溥归里，草檄文将避匿在太仓的顾秉谦驱逐出境。顾为魏忠贤党人，在天启朝曾任内阁首辅、《三朝要典》总裁，陷害正人，作恶多端。 崇祯初年，文社四起。而执牛耳者，张溥也。崇祯二年，他以天下为己任，在吴江县令、湖北人熊开元的支持下，于吴江召开“复社”成立大会——尹山大会，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1。复社上承东林，旗帜与东林无异，所以一般都目其为东林党人。它以江南为中心，是东南之一大社，归入其内的各地文社有：江南应社，松江几社，苏州羽朋社、匡社，浙西闻社、庄社，浙东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黄州质社等。张溥既合诸社而为一，乃立规条，申盟词，定程课，以振兴经术，恢复古学，培养人材，拯救封建统治为先务。在组织上，由各郡邑推择一人为社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之事。同时集各社之文而铨次之，目其集为《国表》，由张采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社友姓名，“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1。以此观之，复社俨然一在野政党。其“党羽半天下”，遍及天南地北，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1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卷一《广应社序》。 2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1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1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仅有姓名可考者即达三千零二十五人2，文数千余首。“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复社声势震朝野，张溥也就更加深孚众望了。 崇祯三年秋，张溥中举人，并在南京召开复社第二次大会。翌年春，京师会试，张溥为会魁，其门人吴伟业为会元。此次考试，一破往例，吴伟业的会元稿不是按故事由他的房师李明睿作序，而是以张溥名噪甚，由他鉴定出名，从而引起李明睿大怒。及殿试，张溥授庶吉士，吴伟业中榜眼。是时宜兴人、内阁首辅周延儒第一次见到张溥，对他十分赏识，“恩礼倍至”。而张溥以周延儒之器重，得以“任意临事，辄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诰命者，文稿信口甲乙”3。为此，同馆皆妒忌他，阁臣温体仁等权贵亦由此侧目之。是年，张溥怀着敬仰之心，在北京谒见大科学家徐光启，虚心向他求教。他说：先师徐文定公”亟尝予廷对一策”，“勉以读书经世大义”。“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4。徐光启的志向、为人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使他深受感动。 崇祯五年冬，张溥请假归里，营卜宅兆，安葬其父，居家著述。吴伟业以张溥门人，“联捷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于是大江南北的学者纷纷争及其门，拜其为师，徒众群集。有云：此时溥有门生七千人。此说不免夸张，但亦可见威望之高。崇祯六年三月，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第三次大会。山左、江右、晋、楚、浙各地到会者数千余人，座无虚席，观者甚众，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热闹非凡，竞以复社之名为殊荣。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为三百年来所未见，此是复社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会议。这次大会标志着复社和娄东二张的名望已经达到了顶峰。以致四方称二张至有“不敢以字”，而曰“西张”、“南张”，“西张先生”、“南张先生”，“二张夫子”；称太仓四社长为“四配”，溥十门人为“十哲”，十兄弟为“十常侍”，又有依托门下，效奔走展财币者五人，则名“五狗”1。 在科举取士的历史条件下，文社的盛衰与科场的荣辱密切相关。好修之士以文社为学问之地，而驰骛之徒则以文社为功名之门。虎丘大会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的局面，实质上是江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深刻反映。各地学者纷纷登名社录，争入张溥之门，其源盖由于他奖掖进门弟子“不遗余力”2，大有把持科场之势。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按：指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3。又有谓：“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中式者皆复社之人”。“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2蒋逸雪：《张溥年谱》附录《复社姓氏考订》，齐鲁书社1982年版。3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4张溥：《农政全书·序》，见《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以上参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2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3见蒋逸雪：《张溥年谱》，三十一岁条。 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1。遂使复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由读书会文之地而变为争逐势利之所。张溥企图借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最终达到左右政权之目的。而执政大僚则由此恶之，伺机制造事端，构词架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与温体仁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结果以周延儒被罢、温体仁继任首辅而告终。这时温体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许，遂指使宜兴吴炳作《绿牡丹传奇》，描写复社选文选字之丑态，并命梨园搬演，广为宣传，温体仁由此首开攻讦复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耻辱，致书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张专程赴浙会见学臣黎元宽。黎下令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温育仁家人下狱。温体仁遂与二张开隙，并由此而深虑“溥虽在籍，能遥执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吴地，伺其隙而中之”2。选御史路振飞为苏松巡按，此即为其之重要防范措施。至秋天，遇太仓岁歉，张采作《军储说》，以为救荒之策，张溥撰跋语。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借此诬陷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宽从二张之命，下令将其革职。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时作《复社或问》，发泄他对复社和二张的不满情绪。九年五月，太仓人陆文声因事挨过张采的鞭挞，欲报私仇；又以输赀为监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3首辅温体仁下所司议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三人以为复社无可罪，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十年，“无赖恶少年蜂起飚发，纵横长安中，俱以附会时相，矜夸旦夕得大官矣”1。二月，“有宿嫌于二张”的周之夔揣当国温体仁之意，不远千里，由闽入京，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云：“二张且反”，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上“疑之，下其事抚按”2，令从“速严查具奏”。温体仁以陆文声和周之夔讦奏为借口，“将兴大狱”3，欲置复社和二张于死地。自此二张日处危疑震惊之中，直至六月温体仁罢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又四卷，溥尝助其成，且为之作序。 此时，虽然温体仁已去位，但复社和二张的困难处境并没有改变，相继为首辅之张至发、薛国观“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不喜东林”。十三年四月，有托名为徐怀丹者作《复社十大罪檄》，诬二张倡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檄中所捏十罪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4。其实所加十罪，除三、四两款恰恰说明复社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外，其余无一事有真凭实据，有的是望文生义，有的是捏词诋毁，有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则纯属怪诞不经、无稽之谈，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同月，黄道周被捕下狱。张溥历来以文章气谊为重，与朋友周笃，闻友患难如1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2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3《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蒋逸雪：《张溥年谱》三十五岁条云：此事“似犹未得其实也”。1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年条，《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八年刊本。2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年条，《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八年刊本。3《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4陆世仪：《复社纪略》卷四。 身受，遂与陈子龙等急议谋解，愿“倾身家图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对道周先生。六月，素恶复社之温体仁党、内阁首辅薛国观因招权纳贿诸事被罢回籍，不久，诏逮入都，赐死1。最高统治集团斗争形势的变化转而对复社有利，也可以说是复社倒薛的胜利。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复为首辅。延儒，溥座主也。原来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但他与温体仁又有尖锐矛盾。及主会试，所取士如张溥等又皆东林。比至失势被罢回家，而温体仁辈益横，张溥的朋友一时皆得罪。溥甚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这次，“其获再相，溥有力焉”2。实际上完全是张溥为其奔走效力、利用复社倒薛（国观）的结果，也是延儒与张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结果。因此，延儒被召复起，“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3，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张溥在“遥执朝政”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产物。 张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有兼包并蓄的组织才能，成为“在野政党之魁杰”。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称其所刊之《七录斋诗文合集》曰；“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4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张溥与张采重订共读之约，以冀再展宏图，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卒于家5。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1。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于十五年八月，下诏征集张溥所著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2。现存的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种纪事本末》、《宋史论元史论》、《历代史论》等。 1《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 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3《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4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二五《七录斋集序》。 5计六奇：《明季北略》谓溥死于非命。曰：周延儒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为冯铨，奔走而线索者系张溥和吴昌时。溥与昌时皆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二人也。”由此观之，则溥为昌时所毒死。是为一说，姑以存疑。 1黄道周：《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四七《哭张西铭二章》，清道光九年刊本。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第二节张采张采（1596—1648），字受先，又字来章，号南郭，与张溥同里3。因张溥居西郊，张采居南郊，人称西张、南张，合称“娄东二张”。张溥重名义，张采尚节概，相得益彰，砥濯自励，同斋共学，关系最好，且为姻家；又两人志向相同，共倡复社，世称“复社二张”。与张溥一样，张采也是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其一生主要事迹，除见于前篇介绍张溥中所述，尚可记者有如下数端。 天启七年（1627），张采中举人。崇祯元年（1628）春，在京应会试，及榜发得第三名，成进士，已而归里。时昆山县士民积怨魏忠贤党人顾秉谦，“聚众焚掠其家”。顾秉谦为邑人所逐，仓皇窜匿太仓。张采素恨其“庸劣无耻”，与张溥率里中诸生将其赶出太仓，人心大快1。同年十一月，授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令。张采的性格与张溥有所不同，“溥性宽，泛交博爱，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知临川，摧强扶弱，声大起”。崇祯三年秋，以疾乞假归家，“士民泣送载道”2。可见，他在临川任上颇有一番政绩。 有明一代，转输漕粮入北京和支付各卫官军粮食，是江南人民最为繁重的赋役负担。是时，仓粮以养本地之军，名曰军储。它与漕兑不同。漕兑苦于运军勒索，耗赠日多，而军储则在地方交纳，绝无耗赠，小民利之。崇祯六年秋，太仓州大风杀稼，米价腾贵，斗米值千钱，漕粮无输。知州刘士斗，“廉明仁恕，为立州以来第一人”，欲纾民，乃与张采、张溥共谋救荒之策。张采以民命为重，深入实际，广咨博访。苏州府胥吏宋文杰言：苏州府属县八，太仓、镇海两卫独隶娄卫军，军储四万九千石，分支长洲、吴县、昆山、嘉定、吴江、常熟、太仓七邑。考军储旧制，其初两卫之军原在本地支销，后来分支各邑。诚能使支独归太仓军储，越岁而收，又无增耗，即可减漕粮十分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张采得之大喜，即著《军储说》一文，甚言散征各邑之苦，独归太仓之便，建议太仓州以军储代漕兑。张溥以为可，为作跋语于后。并与张采一起共谒刘士斗而详言之。张采的建议有益于救荒，是可行的。当时太仓州民王延等人条陈荒政亦以请复军储旧额为言，主张将各邑额派太仓、镇海两卫军储抵本州之漕兑。刘士斗也积极支持张采的意见，申文上司，认为太、镇两卫坐居本州，如以太仓州军储代漕兑，即以本州之粮给本州之军，军民两便，而官军就近支领尤乐从。而内阁首辅温体仁党、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应监兑，得刘士斗申文，欲借此陷之，并倾两张，遂竭力加以攻击，甚至“干戈横起”，诬张采、张溥“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指责刘士斗“行媚乡绅”。刘士斗为此被连降四级，改署昆山县事1。张采对此大为不平，说是“梦想不到”的怪事，表现出他强烈不满晚明黑暗统治的鲜明立场。其后，周之夔还秉承温体仁等人的旨意，多次借张采的《军储说》3蒋逸雪：《张溥年谱》载：万历三十年张溥出生时，其“友人张采已七岁”。据此，张采当生于万历二十四年。 1此事，《明史》卷三○六《顾秉谦传》系于崇祯二年。 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附张采传》。 1以上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大做文章，于崇祯九年八月和十年二月分别到应天府和京师讦奏二张，阴谋置其死地。 崇祯十四年五月张溥殁后，与周之夔同为温体仁党的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薛国观案被捕入狱，而不知张溥已死，乃讦溥“遥握朝柄”，怀疑他坐罪系出于张溥之所为，因言张采“结党乱政”。于是崇祯皇帝下诏严责二张回奏。张采以“溥实臣至交，生同砥砺，死避罗弋，负义图全，臣不出此”的明确态度，上疏辩诬，备述复社端倪，指出周之夔的《复社或问》和徐怀丹的《复社十大罪檄》都是有意陷害。疏曰：“窃维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未尝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至于《或问》及《罪檄》，此忌溥者罗织虚无，假名巧诋，不惟生者不闻，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怀丹果有其人，臣愿剖心与质；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独念溥日夜解经论史，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虽与世隔越，孤立杜门，而兢兢勉学，颇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岂敢一字欺皇上。谨据实回奏”1。疏上，崇祯帝以“书生文社不足究”，降旨勿问；又得首辅周延儒从中帮忙，事即得脱。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起张采为礼部主事，寻进礼部员外郎。后，乞假去。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长江，福王出逃，南京陷落。奸人素衔张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同年八月以后，曾与陈子龙一起在浙江嘉善水月庵避难。顺治五年（1648）卒，时年五十有三。其著作今存者有《西晋文》二十卷等。 1以上见《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和蒋逸雪《张溥年谱》四十岁条。第三十五章刘宗周黄道周第一节刘宗周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启东），绍兴府山阴（今绍兴）水澄里人。自号秦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山阴废主，晚年更号克念子、别号念台，又以迁居山阴蕺山之麓，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人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弟子称蕺山夫子、蕺山刘子、子刘子。友人称其念台子。父亲刘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刘坡去世。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578年3月4日）生，为遗腹子，因家贫，依母居外祖父章颖家。在外祖的培养下，七岁入塾，学习勤奋，手不释卷。十八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二。二十岁举乡试。万历二十九年（1601），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会母丧，居家守制三年1。三十一年八月，拜本省德清县许孚远为师。孚远，是与王守仁共倡心学的湛若水的四大弟子之一唐枢的学生，“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信仰王学，反对王学与佛学合流，认为后之学者所言的“良知”，是不明王学之宗旨，“非文成之正传”1。刘宗周、冯从吾、丁元荐三人是他最得意的门徒。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宗周得官行人司行人。 刘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恰是皇帝深居宫苑、不视朝事，国势日衰之时。 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他抱着“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的忠君思想，立朝守正，事君不以面从为敬，始终“清直敢言”，前后上疏凡百余次，指陈时政得失，崇正辟邪。虽所论皆深中时弊，然往往以忤旨而被黜，三次革职为民，排斥在野。 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入东林书院谒高攀龙，结为道交。四月，奉命往江西建昌册封益王朱常■。翌年四月，以“今日宗藩之困亟矣，国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上《万世治安疏》，请行议爵、议禄、议官、议教、议养、议制六事，曰：“臣... 26 “四姓”，为古印度的四种族性，即.刹帝利——贵族、武士，政权的掌握者；2.婆罗门——（婆罗门教的）僧侣，神权的掌握者。上述两姓，构成了古印度的统治阶级。3.吠舍——商人，自由民。以上三姓，都属雅利安人，被称为“再生族”，即除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生命之外，还能从神（大梵）那里得到“灵魂”的“生命”，亦即有信仰宗教（婆罗门教）的权利。4.首陀罗——从事农业等生产的劳动者，乃印度原来的土著人民，被称为“一生族”即只有的生命，而没有“灵魂”的“生命”，亦即没有信仰宗教的权利，这完全是被压迫阶级。 第二节慧远慧远是中国早期佛教史上的一个大师。他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中国传统学术的时期，他在学习儒学之余，也探讨玄学，为以后接受佛教思想作好准备。具体时间，可以订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至穆帝永和九年（353）之间。第二阶段，是在道安门下，学习道安的般若学、禅观和佛教仪规的时期。时间从永和十年（354）到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前后二十五年。第三段，是在庐山传教的时期，自从和道安分手之后，由襄阳辗转来到庐山，驻锡于此，直到生命的最后，时间从太元四年（379）到安帝义熙十二年（4），前后三十八年。他的主要活动都在第三阶段，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从世俗之学到佛学慧远（334～4？）雁门楼烦人，俗姓贾，家世冠族，幼年喜欢读书。 十三岁时，随同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洛，二十一岁时，企图渡江，投奔范宣子（即范宣，豫章人，东晋著名经学家）学习。所以十三岁到二十一岁以前，是他学习世俗学问的时期。《高僧传》卷六本传云“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这是对他学问、性格、风度的评价。又云“（慧）远少与（卢）循父嘏同为书生。”这是记他的社会关系。按卢嘏是范阳大族卢谌之孙，卢谌仕于石虎，官至中书监。后仕于冉魏，冉闵为燕、赵联军所败，卢谌临阵被杀，时在永和七年（35。此据《资治通鉴》，《晋书》卷44《卢钦传》附传作永和六年）。当时后赵虽经营洛阳，修复宫殿，而其首都实在邺而不在洛阳。由慧远和卢嘏的关系来看，慧远实有可能到过邺下。因为许昌、洛阳并不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卢嘏也没有必要到许、洛就读。但是无论许、洛和邺下都不是久驻之地。永和五年（349），石虎死去，冉闵反胡，屠杀胡羯死者至二十余万。中原大乱。永和六年（350），前燕慕容氏入据蓟城，前秦苻氏西据长安。永和八年（352），冉魏灭于前燕，邺中人相食。先是，永和七年（35），冉魏豫州牧张遇以许昌，平南将军高崇等以洛州降晋，八年（352）张遇据许昌叛晋，使其将上官恩据洛阳，投降前秦。未几，秦将苻雄略地关东，击败晋军，把张遇部下以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余户迁于关中。同年，晋军又攻克许昌。稍后又收复洛阳。永和十年（354），洛阳又被冉魏降将周成攻陷。根据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慧远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最初，他也想南下豫章，后因道路不通，然后北上恒山，拜道安为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道安（32～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早年在邺从佛图澄出家，后来应赵王石遵之请，入居华林园。冉闵反胡以后，他辗转各地，后在恒山立寺，慧远及其弟慧持从他出家。时在永和十年（354），慧远年二十一，慧持年十八，道安年四十二。楼烦（今山西宁武）距离恒山直线距离不过二百五六十里，交通不算困难，可以想见，他是从许、洛等地回乡以后，才去恒山的。慧远见了道安之后，“一面致敬，以为真吾师也！”确定了师徒关系。听到道安讲解大乘的《般若经》，深受启发，得出“儒道九流皆糠粃耳”的结论。这是慧远信仰佛教之始。慧远最初服膺儒术，长于丧服礼、毛诗，学习玄学之后发现了儒学之不足，接触了佛教之后，又体会了玄学之不足。他能够接受佛教，原来是有思想基础的。关于这一段过程，慧远晚年致刘遗民书中，曾有追述云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见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3）这几句话说明了他的思想转变的过程，由儒学而老庄，由老庄，而佛教，层次异常清楚。应该指出，慧远所拳拳服膺的学术是郑玄的三礼之学和王弼、何晏、郭象的玄学。这些学术和两汉的传统经学有很大差异。郑玄虽继承经古文家的系统，但亦参照今文家言，有其自己的特点。王、何诸人则以老、庄解释《易经》，或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建立魏晋的玄学。王弼说“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又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均见《老子注》）这种主张，虽然仍为一种唯心论，但已经摆脱无人感应说的束缚，尤其是“得意忘言”的主张，对于解放思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何晏对于无的解释，接近王弼。向秀、郭象则在王、何的基础上，竭力调和名教（儒家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与自然（道家的世界观或本体论）的关系。玄学的兴起，为般若思想的输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道安同时的竺法雅、康法朗等人利用“格义”的方法解释佛经，说穿了就是老、庄思想与佛经相比傅。当时佛经输入不久，中国人对于这种外来的宗教理解不深，用老庄思想互相沟通，有助于理解。慧远在二十四岁时，开始传教，在批判“实相义”时，反复讨论，听者并不理解，引用《庄子》解释之后，听者立即了然。所以道安特别允许慧远学习“俗书”（指佛教以外的书）。慧远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有深厚的造诣，进而研讨当时方兴未艾的佛学，为佛教的中国化初步奠定基础，成为一代宗师，是绝非偶然的。慧远出家以后，以振兴佛教为己任。在道安的培育下，“精思讽持，以夜续昼”。很显然，般若学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道安所倡导的毗昙学对慧远有深远的影响。道安所制定的戒律也是慧远所坚决执行的。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对佛经有很深的体会。道安对他非常器重，认为“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他果然没有辜负道安的期待。 由于北方战乱的关系，道安及其徒众屡次迁徙。晋兴宁三年（35），前燕慕容恪向河南进攻，道安率众南奔襄阳。行及新野，派遣竺法汰等人往扬州，这是教团的第一次疏散。走到襄阳以后，在晋太元三年（378）秦将苻丕进攻襄阳，情况紧急。由于刺史朱序的挽留，道安难以脱身，这时又把他的一部分徒众派遣到南方各地去。这是教团的第二次疏散。分手之际，道安对他们都再三叮嘱，惟独对于慧远却什么都没有说。为此，慧远下跪，请求师傅的指教。道安说“如汝者，岂复相忧！”这句话，反映了道安对慧远的信赖。当时慧远年四十五岁。道安年六十六岁。从此，师徒二人各在一方，再未相见，但都为佛教事业作出极大的贡献。第二年，秦军攻下襄阳，道安被苻坚接到长安，成为一代国师。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佛经的翻译，训练了一大批翻译人材。由于道安的推荐，苻坚在对西域用兵之际，把鸠摩罗什接到中原，使佛经的翻译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慧远在庐山，对于佛教也作出非凡的贡献。 在慧远定居庐山之前，佛教的中心多在各国首都。洛阳、邺下、建康，先后因为这种原因聚集着众多的胡汉僧侣，从事译经、传教。后赵许可汉人出家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信徒增加了，寺院也随之增加，这时也出现新的佛教中心。庐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地处长江中游，交通还算方便，但是它毕竟摆脱了行政中心，既不是全国首都，又不是地方首府。超然物外，独树一帜。利用当时中央政权的相对微弱，地方势力的强大，努力处理好和各方面的关系，扩大佛教的影响，积极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这就是庐山佛教的特点。 慧远辞别道安之后，偕同弟子数十人，由襄阳来到荆州，住在上明寺。 原来应同门慧永的邀请，打算到罗浮山隐居。慧永行到浔阳，被郡人陶范（陶侃之子）挽留，定居于庐山的西林寺。太元六年（38），慧远来到庐山，看到这里环境幽胜，就驻锡于龙泉精舍。经过刺史桓伊的赞助，又在山的东面，营建了东林寺。据《高僧传》的描述，这里的景物是卻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在叠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 既有丘壑之美，再加上人工的点缀，形成一个习静安禅的好地方。慧远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在山三十余年，自年六十以来不再出山。但是却与国内国外的佛教界以及当权人士声息相闻，他的教团也在不断发展，人们从四面八方相继而来。名副其实地，庐山是东晋后期的南方佛教中心，而慧远当然是东晋的佛教领袖。 与王公贵族的交往道安曾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高僧传》卷五本传）就是说宣传佛教有两种办法，一是依仗帝王的政治力量为护符，一是要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争取更多的群众。他自己是这样作的，慧远也是这样作的。只是由于条件不完全相同，多少有些差异。和慧远来往较多的显贵，首先是地方的当权派。历任的江州刺史、荆州刺史，多数与之有来往。江州刺史桓伊，曾为之兴建寺院。王凝之也出资，赞助僧伽提婆翻译佛经。何无忌亲自到庐山访问慧远，并与慧远有书信来往，讨论佛教问题。荆州刺史殷仲堪，赴任途中曾访问慧远，共同讨论《周易》，后来殷仲堪赞赏慧远，以为“识信深明，实难为度”。这些地方当权派，多半是寺院的直接施主。 其次，是当时的权臣和农民军领袖。桓玄、卢循、刘裕，都和慧远有过来往。桓玄和殷仲堪交兵之前，途经庐山，亲自入山相见，谈到打仗的事，慧远不答。桓玄又问有何愿望？慧远说“愿檀越安隐，使彼亦复无他。”桓玄出山对左右说“实乃生所未见。”后来桓玄消灭了殷仲堪，都督八郡，挟震主之威，要胁慧远还俗，慧远严词拒绝。后来，桓玄入建康，独揽朝权，下令沙汰僧众，慧远向桓玄提出建议，桓玄也都采纳了。桓玄要求沙门礼拜王者，慧远表示反对，桓玄称帝之后终于收回成命。 卢循是反叛朝廷的，刘裕是镇压义军的。慧远对他们一视同仁。卢循送给他东西，他不但收下，还回信致谢。卢循由赣江北上，进军江州时，到庐山访问慧远，慧远见循“欢然道旧”。有的弟子认为和卢循交往，恐怕被朝廷怀疑。慧远以为“佛法中情无取舍，”应该为“识者”所谅解。后来刘裕追击卢循，进军桑尾一带，有人谈到慧远和卢循的关系。刘裕说“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于是派遣使者赍书致敬，又赠送了钱米等物。这些事例说明人们对于慧远的崇敬和信任。 复次，是和各国帝王间的交往。后秦主姚兴和东晋安帝都和慧远有过来往。姚兴是佞佛著名的国君，敬仰慧远的“名德”，赞叹他的才思，远道致书殷勤问候，曾赠以龟兹细缕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慧远的弟子昙邕也为慧远致书姚兴和鸠摩罗什，前后多次。这种境外之交，从来也未受干扰。晋安帝从江陵东归之际，企图会见慧远，何无忌劝慧远去迎接，慧远称疾不往，安帝特派使者致意，慧远也不免答谢一番。 最后，是与东晋朝士名流的交往。公卿如司徒王谧、护军王默，名士如谢灵运、戴逵都和慧远有关系。王谧诸人并没有到庐山，就遥致师敬。谢灵运恃才傲物，对于别人很少推崇。看到慧远之后，却“肃然心服”，慧远于庐山立台绘制佛像，特嘱灵运制铭，刻之于石。慧远卒后，灵运又为之作诔，表彰慧远的业绩。艺术家戴逵也曾与慧远讨论果报问题。世传慧远成立白莲社，欲网罗陶渊明入社。根据陶渊明的作品来看，其事也不尽属子虚（见后）。和这些人士的来往，当然壮大了教团的声势，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助长了人们对佛教的信心，使慧远更加具备佛教领袖的形象。 佛经的翻译、搜集与流通慧远到庐山之后，对于佛经的翻译、流通、搜集和宣传，不遗余力，取得丰硕成果。 一、《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的翻译。 阿毗昙属于小乘论部。早于苻秦后期，在道安的主持下，由罽宾沙门僧伽提婆从事翻译。由于战乱仓促定稿，质量不够理想。后来僧伽提婆于太元十六年（9）来到庐山，在慧远的主持下，他重译了《阿毗昙心论》四卷，又译了《三法度论》若干卷。前者是阿毗昙论的概说，对于阿毗昙的法相的解释，条理清楚，能够概括小乘佛教的纲领，容易使人接受。后者是《四阿含经》的提要，内容简单明了。把二百卷的《阿含经》，归纳为“九品四十六叶”，文约而义丰，也很受人们的欢迎。这两部书的翻译，体现了慧远在佛学研究上兼收并包的精神。虽然这些著作属于小乘佛教，但慧远创立自己的佛教哲学也从中吸取营养，而不加以排击。据吕澂研究，前者是《九分毗昙》的提要，后者是犊子系贤胄部的著作，和大乘般若学派的性空说存在不少分歧。经过慧远的提倡，毗昙学盛于江南。隆安元年（397）提婆东游京师，参与了《中阿含经》的翻译，又在卫军王珣家讲毗昙，王珣弟王僧弥听了一半之后，自己就能讲。 二、《达磨多罗禅经》的翻译。 佛教的禅法最初盛于北方，而江南好尚，偏重智慧。约在西晋末年，罽宾禅师佛大先（即佛陀斯那）以深明禅法著称于西域，号为人中师子。罽宾沙门佛陀跋陀罗（又名觉贤）传佛大先的衣钵，是禅学的专家。在禅学方面的造诣超过鸠摩罗什。他在长安，大弘禅法，但他对罗什不够尊重，他曾对罗什说“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见《高僧传》卷二本传）使罗什感到难堪。不久便遭罗什一派僧侣的排挤，离开长安。“率侣宵征，南指庐岳。”慧远久闻其名，一见如故。于见派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调节其被摈的事。然后又请他译出禅数诸经，即《达磨多罗禅法》。佛大先系统能在江南流行，慧远起了很大的作用。佛陀跋陀罗后来义熙十四年（48）在建康译出《华严经》前分三万六千偈，这也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 三、戒律的搜求。 佛教初入中国，戒律很不完备。道安曾制定僧尼规范，共为三项。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些条例，大约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不见得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但是在习凿齿的眼里已经觉得与众不同。他在致谢安书中谈到他的印象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感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虽然如此，道安在世时仍在寻求戒律，并请人翻译了《十诵戒本》等书，并亲自作序以广其传。 慧远对于戒律也十分关心，曾因“禅法无闻，律藏残阙”，使其弟子法净、法领等拿到西域访求梵本。姚兴弘始六年（404），弗若多罗在长安诵出《十诵律》，由鸠摩罗什从事翻译，未及竣功，而多罗逝世。弘始七年（405）著名律师昙摩流支到长安。慧远闻讯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译完《十诵律》，“使始涉之流，不失无上之津，怀参胜业者，日月弥朗”。对他寄与了很大的希望。（见《高僧传》卷二《昙摩流支传》）后来翻译工作得到姚兴的，流支和罗什两人终于译完了这部书，弥补了律藏的残缺。不久这部译本也流传到江南一带。 慧远教团向来重视戒律的执行。桓玄沙汰僧众时，使不合格的佛教徒一律还俗，当时规定“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而慧远本人对于戒律是严格遵守，决不含糊的。本传记载，慧远在其病势垂危之际，“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否，卷未半而终”。即其最为生动的一例。 四、加强与鸠摩罗什的联系，吸收并推广其所翻译的成果。 鸠摩罗什以隆安元年（40）入长安。至义熙元年（405）左右，慧远接到姚左军（即姚嵩）书，第二年乃致书通好。当时庐山僧人道生、慧观等访问关中，向罗什学习。罗什接到慧远的信，即时答复，书中称慧远为东方护法菩萨。又说慧远具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五种优点，对之倾倒备至。后来传闻罗什亟于回国，慧远又致书劝勉，并提出问题数十条，请为批释。罗什一一答复，今存十八章，即《大乘大义章》。书中讨论的问题很多，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法身”问题，二是“色法”和“有为四相”等问题，三是“实相”、“法性”问题，就中法身问题讨论的最多。这本书是研究慧远和罗什思想的重要材料。从二人一问一答的对话中，可以进一步讨论二家的异同，罗什在世之际，庐山诸僧入关者不少。罗什既逝，竺道生等先后南下，把罗什所译的经典带到南方。从此《成实论》、《十诵律》、《三论》（指《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书）、《法华经》在江南盛行一时。这些事情，都与慧远的倡导有关。《高僧传》云“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当时的佛教史家已经作出公允的评价。鸠摩罗什容不了佛陀跋多罗，而慧远却能使佛陀跋多罗从容地发挥他的能力。如果没有他的《华严经》的译本，就不会有以后的华严宗。慧远这种兼收并包的精神，显然非罗什所及。 佛教与时政的较量一、教权与政权的较量。 东晋时期佛教已经相当流行。在门阀士族和一般人民之中都有很多信徒，在社会上形成一大势力。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同属统治阶级，在对于人民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彼此之间互相利用。因为宗教可以补充政教之不足。另外，他们也有其矛盾的一面。一是因为广大劳动人民为了躲避租税兵役徭役的征发，往往投靠寺院寻求荫庇的场所，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民伕的来源。一是因为剃度出家，和传统以忠孝为中心的名教观念相抵触，不大合乎当时的国情。东晋本是门阀士族的极盛时期，凡是属于士族的人们无不享有荫客荫亲属的特权，把政府领民变为私家的佃客，使自耕农越来越少。寺院地主出现之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桓温当政时期，曾经实行过庚申土断，对于士族垄断人口的现实作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桓玄当政以后，为了显示新政权的尊严，他先后提出沙汰僧众和沙门礼拜王者的要求。 桓玄下令沙汰僧众，事在元兴元年（402）。他所沙汰的范围比较广泛，在所有僧众当中，除对慧远僧团特别关照外，他认为只有三种人可以继续出家伸述经诰，畅说义理者”行修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若者”居养志，不营流俗者”。桓玄的意图是尽量缩减僧尼的人数，以增加国家的收入。 针对桓玄的命令，慧远也发表意见，他表面上同意桓玄的措施，但其意图是尽量少缩减僧尼的人数。桓玄提出三条标准，他也提出三条标准思入微”味遗典”建福业”。一二两项实际上包括了桓玄所说的三种人，而且扩大了。他认为能够诵经，而“不能畅说义理者”，或已年老，“而体性贞正不犯大非者”，都不应该淘汰，至于第三项是桓玄不曾提到的，因为能兴建塔寺，也不在还俗之例。以上是讨价还价，争取放宽尺度。最后又要求许可本非役门的族姓子弟（指士族子弟）自由出家。桓玄答应了他的要求。（见《弘明集》卷十二）这样沙汰的结果，表面上僧侣的人数比过去少了一些。似乎在俗权的压力下后退了一步，实际上经过这番沙汰，僧侣的阵营更加纯粹，特别是争取士族子弟的出家实际上是强化了佛教的影响，使其社会根基更为深厚。这一次较量，实际上是以慧远的胜利告终。 沙门应该礼拜王者，在东晋首先是由庾冰提出的。当时因为何充等人反对，庾冰未能将其主张贯彻下去。桓玄当政之后，再次提出这种主张。庾冰从名教的角度出发，认为沙门既为晋民，就应该对皇帝致敬。何充等人反驳庾冰的主张，大致从两方面来谈，一是自从汉魏以来从无礼拜帝王的规定，现在也没有必要制定这种法令。二是佛教有助于王化，佛教徒烧香咒愿，必先国家，“奉上崇顺，出于自然”。因此，“不令致拜，于法无亏”。桓玄的意见和王谧的反驳，大体上重复着庾冰和何充的老调。（见《弘明集》卷十二） 慧远的文章，总结了前人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坚持出家与处俗的区别，主张名教只能约束“处俗”的“顺化之民”，不适用于出家的“方外之宾”。一方面又强调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互相补充。佛教与名教相辅相成。 慧远为了说明问题，把在家信佛和出家信佛的人，区别对待。他说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则功由在昔故不可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也。 这里也提出礼和敬，说明在家信佛的人要尊重名教敬奉君亲，服从教化。可见佛教有助于名教和王化的。至于出家信佛的人则与此不同。既然与世俗的教化生养无关，也就完全摆脱了名教的制约。他说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 出家的僧侣，与在家的信徒不同。根据佛教的教义，出家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生死，达到涅槃的境界。慧远云“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人们解决不了的生死问题，佛教家把它完全包下来，不但讲得头头是道，而且搞了一整套禅说工夫，可以使人深信不疑。这样的问题，不是世俗的权力能够左右的，任何伟大的帝王对之亦无能为力。所以慧远又说如今一夫全德，则道洽六象，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 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这就是说，一人得道，可以使别人都受到好处，虽然不在王侯之位，同样能够协助帝王治理人民。虽然没有侍奉父母，实际上也是尽了孝；没有对君王礼拜，实际上也是尽了敬。所以佛法和名教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释迦之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矣。”佛教和儒教殊途而同归，这就是慧远的结论。（引文均见《沙门不礼王者论》） 为了使佛教适合中国的需要，慧远不顾佛教的实际，竟说“忠孝之义，表于经文”（《答桓太尉书》，见《弘明集》卷一二），为了强调僧侣出家“变俗”、“隐居”的合理，也用佛教的教义改变了中国的某些传统。其作法是调和佛教与名教之间的矛盾，其目的是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继续对社会扩大影响。虽然，中国的寺院没有成为西洋教会那样强大的社会势力，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毕竟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寺院受到朝野的重视，佛教大师广泛得到王公贵人的尊礼，僧侣大众在北朝后期超过几百万，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在教权和政权的较量中，慧远的态度明朗，信心十足，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南方中央势力的微弱，另外也可以看出同情者的广泛存在，佛教势力已不可侮。 二、净土信仰的念佛结社。 慧远的宗教活动对于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是净土信仰的念佛结社。这个在后世称为白莲社，慧远因此成为中国净土宗的开山之祖。这种结社始于元兴元年（402）七月，在慧远的主持下，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同在庐山般若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举行斋会，发誓往生西方，由刘遗民撰写发愿文。其文云惟岁在摄提（摄提指寅年）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宿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弘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 当慧远等人结社的时候，正是东晋灭亡的前夕，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正在进行，桓玄乘机攻下建康，控制了中央政权。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兵败赴海死，卢循代为领袖，五月又引兵进攻东阳。在长江下游军事倥偬之际，庐山一带还算相对平静。但是与会诸人的心情并不轻松。发愿文中间就明确指出“推交臂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他们既没有旋乾转坤的能力，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慧远借着这个机会进行宣传，效果当然突出。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始见于《阿弥陀经》，经文中把它描写得淋漓尽致，什么七宝合成，什么八功德水，真是世外的乌托邦。但是去到那里并不难，只要通过念佛习禅，达到七日一心不乱，就可以达到目的。在发愿文中把西方净土称为“神界”，把达到“神界”的状态叫作“太息”（即“涅槃”的别译）。涅槃本是超越生死的不生不死的境界，但是发愿文中充满了悲观的情调，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刘遗民等人都是隐居山林的在家居士，他们和慧远都有很深的交谊，常有往来。在发愿文中所举，除刘遗民以外，还有雷次宗、周续之、毕颖之、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现在就其可知者，介绍于下刘遗民（352～40），原名程之，字仲思，彭城聚里人，坟典百家，靡不周览，尤好佛理。曾为宜昌、柴桑二县令，丧母后隐居庐山，于西山涧北别立禅坊，与宗炳、张野、周续之、雷次宗等交好。他从事般若之学，著有《释心无义》，盖承袭支愍度的说法，后来看到僧肇的《般若无知论》，专破心无义，大为倾倒。认为“不意方袍，乃有平叔”（按平叔，何晏字），并拿这篇文章和慧远一同欣赏。后来他又致书僧肇商讨疑义。慧远曾给他去信，劝他于六斋日，“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这封信当写在结社之前。他隐居之后，改名遗民。在结社诸人中，他和慧远关系最深，资格最老，所以列名榜首。遗民死后，慧远曾为之作传，见释元康《肇论疏》，诸家辑本《慧远集》均失收。 雷次宗（38～448），字仲伦，豫章南昌人，少入庐山。师事慧远，尤明三礼毛诗。本州辟从事，员外散骑侍郎征，皆不就。他在与子侄书中，自述治学经过云吾少婴羸患，事锺养疾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可见他不仅专学坟典（儒家经典），还要“务训弘道”。正是儒释兼综，也是释道安以来不废“外学”的传统。当时他已二十岁。后来因为通经的缘故，受到朝廷的重视，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应诏入建康，于鸡笼山开馆授徒，有弟子百余人，晚年又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著有《略注丧服经传》一卷，《毛诗序义》一卷。（见《宋书·隐逸传》） 周续之（377～423），字道祖，雁门广武人，生于豫章建昌县，十二岁时从太守范宁受业，几年光景，精通五经及纬候。后来又习《老子》和《易经》，入庐山事慧远。他与刘遗民、陶渊明都不应征辟，时人称为庐山三隐。刘裕北伐，世子留守建康，曾迎他入京讲礼，刘裕称帝以后，又把他请去，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皇帝亲临学馆，提问《礼记》疑义三条。（见《宋书·隐逸传》） 宗炳（375～443），字少文，南阳涅阳人，寄寓荆州。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乡令。刘裕破刘毅，自领荆州，辟宗炳为主簿。炳不应命。他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乃入庐山，就慧远考寻文义。刘裕即位前后，屡次征辟皆不就。（见《宋书·隐逸传》） 《高僧传》载，慧远在庐山，“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后别著义疏，首称雷氏。宗炳因寄书嘲之曰昔与足下共于释和尚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亦云“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诗义。”（序录部分云“宋征士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并为诗序义。”又云“ 及雷次宗俱事庐山慧远法师。”）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雷次宗、宗炳和周续之的经学渊源。宗炳著《明佛论》，宣传神不灭的思想，自称是受到慧远的影响。文中谈到“昔远和尚澄业庐山，余往听五旬”。 张野（350～48），字莱民，张诠（359～423）字季硕，均为南阳宛人，师事慧远。张野与陶渊明有姻亲关系。慧远卒，他作《远法师铭》，记慧远的生平，与高僧传略同，当是该书的蓝本（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二张的事迹，见《庐山记》所引《十八高贤传》。 《十八高贤传》中，除上述诸人外，还有慧永、道生、慧持、佛驮耶舍、佛驮跋陀罗、慧叡、昙顺、昙恒、道昺、道敬、昙诜等人。另外，不入社诸贤传，列有陶渊明、谢灵运、范宁三人。自汤用彤、任继愈，以至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镰田茂雄等人，均指出其矛盾之处，总算事出有因。但如陶渊明问题，却不能算差无故实。陶渊明《和刘柴桑》诗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禾忍言索居。”正是渊明婉言谢绝刘遗民的援引而作。因为莲社诸人都相信慧远的形尽神不灭之说，而陶渊明却是地道的神灭论者，他的名作《形影神》三首诗，正是针对慧远的议论进行的批判，当然亦涉及道教的长生久视之说。《莲社高贤传》云“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它说明“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亡友逯钦立先生著《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关系》（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考订此事颇为详核，可为定论。 佛教思想体系（甲）慧远学习佛教，由般若入手，以后曾自讲实相义，在荆州驳斥了心无义，说明他对般若学有一定造诣。后来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事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关中诸僧，互相推谢，不敢作序，姚兴远书赍书，求慧远作序。慧远又因《大智度论》文字繁重，乃摘要为二十卷，名为《大智度论抄》。其序有云其为要也，发轸中衢，启惑智门，以无当为实，无照为宗。无当，则神凝于所趣；无照，则智寂于所行。寂以行智，则群邪草虑，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则二谛同轨，玄辙一焉。 这是通过《大智度论》表达自己的认识。“中衢”指“中道”。“无当”指无确定而实在的对象。“无照”指无主观着意的认识活动。这就是说，如果认识到对象是虚无所有的，主观上又无着意的活动，那么，一切邪念和是非观念就息灭了。世谛和俗谛就可以统一起来。慧远用二谛的统一解释中道，与《大智度论》般若性空的说法本无不合，但他把“智”与“神”统一起来，又把“神”当作般若认识的主体，却与《大智度论》不合。序又云生途兆于无始之境，变化构于倚伏之场，咸生于未有而有，灭于既无而无。推而尽之，则知有无回谢于一法，相待而非源，生灭两行于一化，映空而无主。于是乃即之以成观，反鉴以求宗。鉴明则尘累不止而仪象可睹，观深则悟彻入微，而名实俱玄。将寻其要，必先无此。然后非有非无之谈，方可得而言。 这里说，有无都不是究竟义，必须找到超越于“有无”的“非有非无”。这就是所谓“缘起性空”。在《大乘大义章》中，鸠摩罗什驳斥了以“有无”为空，而以“不有不无”为实的慧远主张，而慧远在这里所解释的缘起性空，只相当于《大智度论》的“般若初门”。慧远对于“空”的理解，始终没有达到“法空”的程度。序又云有而在有者，有于有者也。无而在无者，无于无者也。有有则非有，无无则非无。何以知其然？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性，因缘以之生。生缘无自性，虽有而常无。常无非绝有，犹火传而不息。夫然，则法无异趣，始末论虚，毕竟同争，有无交会矣。这里，慧远阐明“有”为世界的最后本性，也就是他的“法性”论。他否定了以有为有和以无为无，承认其非有非无，也就是“无性之性”，或“法性无性”。这些地方，和《大智度论》所说本无不同。但是慧远主张的非有非无或无性之性，并不限于此。它除了对缘生法有否定之义以外，还以为在缘生法以外存在着一个“非绝有”的“常无”境界。用以说明这种境界的实存，仍是那个火薪之喻。慧远在形式上接受龙树中观派的言论，骨子里还是“形尽神不灭”的主张。从思想渊源上说，说一切有部的影响固然存在，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魏晋玄学本体论，使之对于中观派的虚无教义不能全盘接受。 （乙）慧远的思想当中，最基本的就是神不灭论，用慧远的话来说，就是“形尽神不灭。”佛教宣传果报轮回，庄子有薪尽火传（见《人间世》），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慧远却把它等同起来。本来因果轮回之说，是佛教的基本观点，释迦牟尼的十二因缘，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慧远本人，作为一个佛教徒，也是随时宣讲的。《高僧传》卷2《法镜传论》云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 原来佛法最初传来的时候，僧人集合在一起，只限于宣唱佛名，到中宵疲极、人困马乏之时，才别请有名大师升座说法，内容本不固定。到了慧远传教庐山，才改为“广明三世因果”，以后就沿袭下来，把它固定化了。这段记录说远抓住了佛教中的关键学说，有意识地进行宣传，因为它容易被人们接受。 为了宣传这种宗教观点，慧远作了三篇文章，一是形尽神不灭论，是《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五论之一，二是《三报论》，三是《明报应论》。 关于形尽神不灭，慧远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惑者见形朽于一生，便以谓神、情俱丧，犹睹火穷于一木，谓终期都尽耳。 慧远的这种说法，和佛教的十二因缘的哲理并不完全符合。因为佛经译文当中也出现过“中阴”、“识神”等等名词，但它们都是有情有识，变化不已的，只能处于三界五道的世间范围，不能作为出世间的主体。慧远认为形可以变，而神不能变，于是就把“神”看作“法性”。他的著名论文《法性论》的名句云“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就说明了这种道理。法性可以解释不变的涅槃，但它却不等于大乘佛经中的“法身”。《周易系辞上传》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把“神”描绘得不可捉摸。支遁也曾向往着这种境界。这种用中国思想改造过的有神论，是慧远的一个创造。它既可以解释出世的涅槃，又可以解释世间的生死轮回。对于佛教的中国化，显然作出自己的贡献。 因果报应的说法，印度的佛教有，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有。《尚书·皋陶谟》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周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子》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又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尚书》、《周易》、《老子》所宣扬的这套果报思想，把主宰祸福应报主体归之于天。而佛教则不然，它认为因果报应是由于个人身、口、意三业（行为，或善恶行为）。业分善、恶、无记三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记是不善不恶的行为，不在业报之例。这种说法，认为自家作业，自家得果，在自我之外，没有赏善罚恶的主宰者。慧远是佛教徒，他继承佛教的传统，宣传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他在《明报应论》中指出然则祸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夫主宰，复何功哉！ 他把报应的主宰者由“天”转移到作业者的“心”，把受报的主体，也局限在作业者本身。这种说法是印度的而不是中国的。他否定了天的作用，不承认家与个人的关系。这既是用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宗教思想的批判，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在《三报论》又说三业殊体，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这又是纯粹的佛教说法，它肯定了报的必然性。它的是非姑不必论，但是它对祈福和诅咒等传统宗教思想也是公然的挑战。《左传》昭公二十年云“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这种说法，显然是《三报论》批判的对象。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作好事不一定得好报，作坏事也不一定得恶报。这是屡见不鲜的。司马迁以伯夷、叔齐“积仁絜（洁）行”不免饿死，颜渊好学，“而卒蚤夭”，因而大发牢骚，对天道提出“是邪非邪”的疑问（见《史记·伯夷列传》）。和慧远同时的雕塑家戴逵，也因为自己品德无亏，“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而遭际不幸，“一生艰楚，荼毒备经”，写信向慧远诉苦，表示对果报思想的怀疑（见《广弘明集》卷8）。对此，慧远在《三报论》中予以明确的回答。 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这种说法是纯粹印度式的思惟。按照这种说法，戴逵只考虑今生的苦果，没有考虑前生的恶业。因为“（祸福）倚伏之契，定于在昔”，所以就难免出现“积善之无庆，积不善之无殃”。但是你也不必忧愁，今生作了好事，何忧来世不得好报。慧远把中国的宿命论和佛教的三报结合起来，就初步解决了这种矛盾。 慧远所处的时代，正是大乘般若学派极端得势的时代，对于不少佛教徒来说，性空假有之说已是家喻户晓，对于报应说往往将信将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慧远写了《明报应论》，它的宗旨是针对佛教内部的疑惑而作的回答。 怀疑的人认为，人的形体由地、水、火、风“四大”合成，成为精神的住宅。消灭形体就和破坏地、水、火、风一样，不等于犯杀生之罪，因此不应该进地狱，受报应。对于这种议论，慧远并不立即反驳，而是说若彼我同得，心无两对，游刃则泯一玄观，交兵则莫逆相遇，伤之岂唯无害于神，固亦无生可杀虽功被犹无赏，何罪罚之有邪？ 这段话表面上承认反驳的合理，但是有条件的，不是全面肯定。接着，他就把“无明”、“贪爱”的佛教老调搬出来，解释引起报应的根源。 无明为惑网之渊，贪爱为众累之府无明掩其照，故情想凝于外物，贪爱流其性，故四大结而成形。形结则彼我有封，情滞则善恶有主。有封于彼我，则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于善恶，则恋其生而生不绝。于是甘寝大梦，昏于同迷，抱疑长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祸福相袭，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则地狱斯罚。 这些话没有多少新东西，都是佛教的老生常谈。就是说有了无明、贪爱才能四大成形，有了生命，有了彼我的界限，成为善恶的主体。这样就避免不了轮回，不能脱离苦海，就永远脱离不了作坏事受惩罚的地狱。 实际上，慧远是把人分成两类，对于极少数的圣人贤人可以宣传“无生”（超越生死）的境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不妨讲点佛教最基本的道理，使他们改恶从善，懂得广积福德的佛教报应论。 慧远的报应说，对于社会各阶层都起作用，统治阶级可能由于畏惧而有所收敛，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则只能起麻痹作用，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安于现实，而把渺茫的希望，寄于不可知的来世。 庐山教团与佛教的传播慧远的教团中，包括慧远的同学慧永、慧安、慧静、弟弟慧持，及其弟子，这是教团的核心。其弟子之知名者，据汤用彤所考，有慧观（见《高僧传》卷7）、僧济、法安、昙邕、道祖（均见《高僧传）卷）、僧迁、道流、慧要、昙顺、昙诜（均附见《道祖传》）、僧彻（见《高僧传》卷4）、道汪、道温（均见《高僧传》卷5）、法庄、昙翼（均见《高僧传》卷4）、慧宝、法净、法领（均见《慧远传》）、道秉（见谢灵运《佛影铭序》）、昙恒（见《十八高贤传》）、道敬（见《广弘明集》）等。道祖传又言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余人，《佛祖统纪》卷二六所载庐山僧，别有慧恭等数人，或亦为慧远弟子。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到庐山亲聆慧远的教诲。此外，也有当时的社会名流，如白莲社诸人，他们是教团的外围。 教团中人对于佛教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于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并不株守庐山一隅，而是四出传教。所到之处，都吸引了一些信徒。根据当时情况，他们的活动地区，遍及长江流域。下游的建康、吴郡、会稽，中游的豫章、江陵、新阳，上游的成都，都有他们的足迹。而且，他们是流动地进行传教，这样就可以使信徒不断增加。 建康是东晋的首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佛教中心。道安的师弟法汰，从襄阳来到这里传教，得到简文帝的敬重，名声远布，讲经之日，听经者有僧侣、有士人，有一般老百姓，“三吴负袠至者千数”，领军王洽、东亭王珣、太傅谢安，都对他非常崇拜。（见《高僧传》卷五本传）后来慧持、道温、慧观、道祖、法庄，先后到建康传教。慧持善文史，巧才制，遍受群经，受到王珣的器重。道祖在瓦官寺讲经，桓玄每诣观听，认为他“愈于远公，但儒博不逮耳”。慧观“妙善佛理，探究老庄，又精通十诵，博采诸部，故求法问道者日不空筵。”他和刘裕、刘义隆夙有渊源，又和王僧达、何尚之有来往。法庄十岁出家，为慧远弟子，晚游关中，从叡公禀学，宋文帝元嘉中到建康，他擅长《大涅槃》、《法华》、《净名》等经。道祖本为吴人，在台寺出家，后来到庐山从慧远学习，在建康住了一个时期，桓玄欲使沙门礼拜王者，他就辞归吴下。他和同门道流合撰《诸经目》一书。 会稽是浙东重镇，佛法很盛。昙翼依慧远修学，晚适关中，又以罗什为师，经律数论并皆参涉，又诵《法华》一部，后来回到会稽秦望山，建法华精舍，得到会稽太守孔f和富春人陈载的赞助。僧敬是王羲之的曾孙，先从慧远剃度，又肄业华右，“罗什既亡，远公沈世”之后，他归隐若耶山。他的情况与昙翼类似，大约也曾师事罗什。事迹详见张畅《若耶山敬法师诔》。（见《广弘明集》卷2） 江陵是荆州首府，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佛教重镇。道安的师弟法汰赴建康途中曾在这里暂停，得到刺史桓温的照料。虽然行色匆匆，但他得知沙门道恒的心无义大行荆土时，立即组织大型讨论会，大集名僧进行讨论，连续论辩了两天，终于被他驳倒。心无之义，由此而息。慧观是慧远弟子，后又入关从罗什学习。昙顺本黄龙（今辽宁朝阳）人，少受业什公，后还师（慧）远。他们都受学于当时的两位佛学大师。慧观的学风是访核异同，详辩新旧，富于研究精神。他写了《法华宗要序》给罗什看，罗什说，“善男子所论甚快”，对他非常赏识，劝他到江汉之间，以弘通为务。罗什死后，他来到荆州，得到刺史司马休之的，在荆州建立高悝寺，宣扬佛教，据说“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文中所说的邪，大约指的是五斗米道。昙顺本在庐山，南蛮校尉刘遵，于江陵立竹林寺从慧远请人主持，慧远就把他派去了。僧彻从慧远受业，遍学众经，尤精般若。二十四岁时，慧远令他讲小品般若，时辈未之许，但他登座之后，讲得头头是道，由是门人推服。慧远死后，他南游荆州，彭城王刘义康、仪同萧思话，都从他受戒。昙邕是前秦的武将，淝水战后从道安出家，道安死后他到庐山，事慧远为师，“内外经书，多所综涉”，为了佛教事业不辞辛苦，他为慧远入关，致书罗什，凡为使命十有余年，有专对的才能。慧远死后，他来到荆州，卒于竹林寺。 慧远弟子的传教，对于偏僻地区也不放过。晋义熙中，新阳县（今湖南宁乡）老虎为灾，咬死上百人。慧远弟子法安利用这个机会，到新阳县大社树下神座附近，“通夜坐禅”，据说他“为（虎）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这事的真假姑不必论，总之，是老虎没有吃他。从此县里的“士庶”都信奉他，拆了神庙，改建佛寺，请他主持，同时“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有了寺院，有了田园，当然要有许多人出家，许多人种地，也要有许多檀越供养，这都不在话下。 庐山附近，是慧远教团布教的重点。慧持从建康回来以后，豫章太守范宁请他讲《法华》、《毗昙》，听讲的人很多，出现“四方云聚，千里遥集”的盛况。当时朝中名流王珣给范宁来书问“远公、持公孰愈？”范答书云“诚为贤兄贤弟也。”兗州刺史王恭给沙门僧俭写信，问“远、持兄弟至德何如？”检答曰“远、持兄弟也。绰绰然，信有道风矣。”鸠摩罗什也“遥相饮敬，致书通好，结为善友。”但是，慧远教团的传教活动，实不以大城镇为限，他们也注意小的城镇。僧济于晋太元中入庐山，从远公受学，通习大小诸经及世典书数，刚至三十岁，“便出邑开讲，历当元匠”，就是担当讲经的主角。慧远也经常和他说“共吾弘佛法者尔其人乎？”《高僧传》中这项记录虽然不多，但是教团的弘法活动，决不限于上层，却是显而易见的。 巴蜀地区地处长江中上游，而且和吐谷浑毗连，是当时西域交通要路河南道必经之地。慧远教团对此也不放过。慧持听说成都地沃民丰，立志到那里传教，顺便也想观瞻峨嵋胜景，遂于晋隆安三年（399）与慧远告辞，慧远苦留不住，兄弟挥泪而别。途经荆州，刺史殷仲堪礼遇欣重，桓玄时在荆州，尤叹是今古无比，大欲结欢。尽管殷、桓二人苦欲留之，他终于留书告别，走到成都。他在龙渊精舍，“大弘佛法”，他的信徒大有人在。刺史毛璩，对之非常崇拜。当地的高僧惠岩、僧恭等，也望风推服。谯纵起兵占据巴蜀地区，杀死刺史毛璩，又杀掉与毛璩有关系的惠岩，气势非常嚣张。慧持也到陴县寺院中避难，谯纵的从子谯道福，领着兵马到陴县，闯到庙里，人马身上都有血迹，吓得许多和尚纷纷逃跑。慧持正在房前盥洗，神色不变。谯道福一直走到他的身边，观看动静。慧持“弹指漉水，淡然自若”，态度非常冷静。道福也感到惭愧，出了寺门对他的左右说，“大人故与众异”。乱事平静以后，他又回到龙渊寺，从事传教活动，老而愈笃。后来，他把在“东间”（指庐山）经籍，交付弟子道泓。“西间”（指成都）法典交给弟子昙兰，前者业行清敏，后者神悟天发，都能够继承他的事业。 慧远教团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不少人。慧皎在道祖传中说“又有弟子昙顺、昙诜，并义学致誉食有德行诜亦清雅有风则。注维摩及著穷通论等。又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有余人，或义解深明，或匡拯众事，或戒行清高，或禅思深入，并振名当世，传业于今。” 综观慧远教团中人物，所以受后人崇敬，历久不衰，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除了精研佛理之外，教团中人对于儒家经典老庄哲学也往往有甚深的造诣。不但能够理解各种典籍的精义，而且不少人能够形于文字，著书立说，或形于歌咏。僧彻传称，“又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扳松而啸。”这些人和当时的文士相较，可以说没有什么逊色。教团当中又有科学家。如慧远弟子慧要，亦解经律而尤长巧思。“山中无漏刻，乃于泉水中立十二叶芙蓉，因流波转，以定十二时，晷影无差焉。”这是利用水力创制的计时工具，在日晷和铜壶滴漏之外别具一格。“亦尝作木鸢飞数百步”，这又是近世飞机的先驱。墨子曾经作过，王莽时又有人作过，至此而三。可惜都没有保留下来。 慧远教团中人，在《高僧传》中多数列于义解，只有少数列于兴福。说明他们长于习禅讲经。魏晋以来的清谈，从玄学开始，以佛教结束。慧远及其弟子在这方面也不落后，这也是他们受人崇敬的原因之一。 但是，他们决没有忘记广大的下层群众。白莲社的结成，广泛宣传念佛超生，实际上是向广大人民发售廉价的天国门票，这一点绝对不应该忽视。结语一、慧远是一位具有高度传统文化修养，又精通佛教的一代宗师。他通过玄学儒道钻研般若思想，然后又用佛教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学思想，他调和佛教和儒家名教思想的矛盾，宣传形尽神不灭，创立念佛结社，为佛教的中国化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相当深远。 二、慧远以庐山为中心，和国内外有关方面广泛取得联系，利用其在佛教中的地位，积极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他超然物外，从不陷入政治旋涡，但又决不脱离政治。他利用当时地方势力强大，中央实力微弱的时机，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创造条件，扩大影响，争取教权的相对独立。沙门不礼王者的主张，即为其集中表现。 三、慧远继承了道安的衣钵，在般若学、毗昙学、禅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进一步的提高，对于关中佛教的引进也不遗余力。为佛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慧远自己博学能文，长于辩论。他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素养精娴佛理的接班人；又随时接触东来的西域高僧，如佛陀跋多罗之流，使之从事译经、传教，加深对佛教的理解与体会，同时也利用沙汰僧众的机会，使佛教的队伍更为纯洁，并且设法扩大信徒的来源，接纳真正的信徒。在佛教事业的发展上，慧远从多方面进行了努力。 五、慧远的佛教活动及其哲学思想的出现，与东晋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情况是分不开的。没有社会的动乱，佛教事业就没有活动的温床，没有中央政权势力的微弱，就不会出现沙门不礼王者的主张，没有玄学的高度发展，就不会有般若学的昌盛。这一切都深刻地带着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时代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在评价宗教家慧远其人时更不要忘记宗教的消极作用。 第三节法显晋宋时期佛教发展情况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法显时代，已经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从政治形势来看，此时中华大地已经分为南北两区。西晋亡于建兴四年（3），次年晋元帝即位，是东晋的开始。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崇佛更为突出。在南方，则是所谓“衣冠南渡”，北方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了躲避异族压迫，纷纷南逃。这些人，包括一些国王在内，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总之，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 从佛教内部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页）其次，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再次，名僧辈出，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最后，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并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区，跨越政治分界。 佛教虽然已经有了坚牢的基础，但是究其实际却是送进来的成份多，而取进来的成份少。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前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在搜寻经典中，一般说来，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乱搜一气，而是有目的、有重点的。最突出的重点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了解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就会认为，这样做有其必然性。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僧尼人数日增，僧伽已经形成，这就产生了一个寺院管理问题。人数少了，只需约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运行。人数一多，就需要比较详备的条例。我举道安作一个例子。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见《大正新修大藏经》，此后缩为50，352） 可见道安门下和尚之多。《道安传》接着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50，353b） 可见道安也感到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还是非常简略的。 同印度那些律比较起来，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法显的生平和活动只有了解了上述的背景，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法显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义。我现在先谈法显的生平。记录法显生平的典籍相当多，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种（一）《法显传》，法显撰述。 （二）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 （三）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三《法显传》。 （四）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 （五）唐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 （六）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 （七）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 （八）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 （九）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 我的办法不是根据上列的典籍叙述法显的一生，而是从中选出一个最古的本子，分段照录其原文，然后同其他的本子对勘比较，解决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作一些必要的注释。我没有选《法显传》，因为它只讲西行求法，没有显的一生。我选的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关于法显的一段。在确定法显在西域、印度、南海等地的年代时，我参考了《法显传》，因为这一本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它详细记录了每年的“夏坐”，为其他僧人游记所无。 一、幼年时期《祐录》原文释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也。法显三兄并龆龀而亡，其父惧祸及之，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信宿便差，不复肯归。母欲见之不能得，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显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顷之母丧，至性过人，葬事既毕，仍即还寺。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君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故相语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洁，仪轨整肃。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加以解释。首先是他的籍贯。《祐录》、《高逆命记燃文僧传》、《古今译经图纪》、《开元录》等书都说他是平阳武阳人。《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则只说是“平阳沙门”。按当时只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后者的说法是正确的。平阳县城故址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页2） 第二是他的生年。《祐录》没有说，其他书亦然。我们只能根据目前能掌握的资料加以推断。法显生年大概是公元342年，壬寅，晋咸康八年。（参阅章巽同上书，页—2） 第三关于“三岁便度为沙弥”的问题。小孩子常生病送入空门以求长寿的事情，屡见于中国载籍。法显时代竟已经如此。可见此时佛教已经深入人心了。 第四关于法显和同学刈稻的问题。在印度，佛教并不提倡僧人劳动。直到今天，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小乘国家的僧侣仍然靠乞食度日。在中国法显时代，寺院经济早已形成，寺院多有田地，除了靠雇工耕种外，小和尚也参加劳动。住持等大和尚是地主阶级，是不参加劳动的。《道安传》中也有劳动的记载。 二、西行求法的目的。 《祐录》原文常慨经律舛缺，誓志寻求。 《高僧传》完全抄《祐录》原文。这里虽然经律并提，然而重点在律。 《古今译经图纪》也抄录了《祐录》原文，《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亦然。《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有另外一个提法“求晋所无众经律论”。这提法太空泛，没有说到点子上。法显自己的话当然最有权威性。《法显传》第一句话就是“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这里只提律藏，没有提经论。他在印度巴连弗邑，又写道“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可见他是念念不忘戒律的。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潮流。同法显差不多同时的弗若多罗专精律部，来华后受到欢迎。在《梁高僧传》卷二《弗若多罗传》中就有这样的话“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50，333a；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页580—582）法显之所以万里投荒，其目的就是要寻求印度佛教戒律，以济中国佛教之穷。 三、出发时间。 《祐录》原文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 晋隆安三年相当于公元399年，后秦弘始元年。《法显传》作“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今传世各本《法显传》皆作“弘始二年”，乃弘始元年之误。《高僧传》卷三、《历代三宝记》卷七、《大唐内典录》卷三、《古今译经图纪》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三，皆作“东晋隆安三年”，是正确的。此时道安已经死去十余年，罗什到长安二年。 四、西域行程。 《祐录》原文西度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种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云“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号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至北天竺。同《法显传》比较起来，这里的记述简略多了。在我上面列举的有关法显生平的九种书中，其他七种都可以归入简略一类，有的同《祐录》差不多，有的比它还要简略，都不及《法显传》之详审。我现在根据《法显传》补充法显在西域的活动。 法显离开长安，度陇，到了乾归国。乾归国指的是西秦乞伏乾归的都城金城，在今甘肃兰州市西。他在这里“夏坐”。所谓“夏坐”指的是印度佛教和尚每年雨季在寺庙里安居三个月。这是法显离开长安后第一次夏坐，时间是399年。夏坐完毕，他又前进至耨檀国，是南凉的都城，可能即今青海西宁市。从这里度养栖山至张掖镇。又在这里夏坐，这是400年的夏坐。从这里走到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祐录》讲的也就是这个沙河，指的是自敦煌西至鄯善国间的大沙漠。过了沙河，来到了鄯善国，即古楼兰国，在今新疆若羌县。住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国，即《汉书·西域传》之焉耆国，今新疆焉耆。在这里住二月余日，蒙苻公孙供给，得以前进。又经过一段沙漠，“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到了于阗，相当于今天新疆和阗县。这里“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法显在这里停三月日，看了行像。既过四月行像，法显等进向子合国，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国，相当于今新疆叶城县。留此十五日，南行四日，入葱岭山，在于麾国安居。于麾国可能在今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这是法显的第三次夏坐（安居），时间是40年。安居后，行二十五日，到竭义国。竭义国穷在何处，为研究《法显传》的一大难题。（请参阅章巽前引书2—22页）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认为竭义国即疏勒国。法显等在这里看到了五年大会。他们看了佛唾壶。此国当葱岭之中。“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这里有竹子和甘蔗，值得注意。法显等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 五、在印度的活动。 《祐录》原文未至王舍城三十余里，有一寺，逼暮仍停。明旦，显欲诣耆阇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险，且多黑师子，亟经噉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宁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中，日将曛夕，遂欲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汝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去。”师子良久乃去。明晨还反，路穷幽深，榛木荒梗，禽兽交横，正有一径通行而已。未至里余，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气俊远。虽觉其韵高，而不悟是神人。须臾前进，逢一年少道人。显问“向逢一老道人，是谁耶！”答曰“头陀弟子大迦叶也。”显方惋慨良久。既至山前，有一大石横塞室口，遂不得入。显乃流涕致敬而去。又至迦施国，精舍里有白耳龙，与众僧约，令国内丰熟，皆有信效。沙门为起龙舍，并设福食。每至夏坐讫日，龙辄化作一小虵，两耳悉白。众咸识是龙，以铜盂盛酪置于其中，从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辄一出，显亦亲见此龙。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毘昙心》、《綖经》、《方等泥洹》等经。显留三年，学梵书梵语，躬自书写。《祐录》篇幅比较大。《高僧传》基本上抄《祐录》，间或加上几句自己的话。对法显在印度的活动记述得都很不够。其他书更是异常简短。在印度的活动是法显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法显传》主要篇幅写的都是印度。我现在先根据《法显传》对《祐录》作一些必要的补充，然后再对一些重要问题加以阐述。 到了北天竺，法显第一个到的国家是陀历，相当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达丽尔（darel）。这里和尚都是小乘。有一个木雕的弥勒像，同佛教传入中亚和中国有联系。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也记载了这一件事。 度河到了乌苌国，故址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这里的和尚信奉小乘，有佛的足迹。法显在这里夏坐，是公元402年。 夏坐后，南下，到了宿呵多国，相当于今斯瓦脱河两岸地区。这里有如来佛割肉贸鸽处，信徒起塔纪念。 从此东下，走了五天，到了犍陀卫国，其故地在今斯瓦脱河注入喀布尔河附近地带。国人多小乘学。有佛以眼施人的遗迹。是古代阿育王子法益统治之处。 自此东行七日，到了竺刹尸罗国，相当于今巴基斯坦北部拉瓦尔品第西北的沙汉台里地区。佛为菩萨时，在这里以头施人，投身饲虎，这两处都起了大塔。 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到了弗楼沙国，故址在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公元一二世纪的贵霜王迦腻邑迦曾统治此地。这里有大塔，有佛钵。 西行十六由延，到了那竭国界醯罗城。由延，印度长度名。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的说法，是“圣王一日单行”。但是并不固定，有四十里、三十里、十六里等说。醯罗城，今贾拉拉巴德城南之醯达村。这里有如来佛顶骨精舍。这个精舍名声广被，《洛阳伽蓝记》、《大唐西域记》卷二等都有记载。从此北行一由延，来到那揭国城，故址在今贾拉拉巴德城西。这里有菩萨以五茎花供养定光佛处。城中还有佛齿塔。城东北有佛锡杖精舍。城南有佛留影处。 法显等在这里住了冬天三个月，然后南度小雪山，慧景病死。这件事《祐录》有记载。但是有一件事颇值得注意。《祐录》认为从此进入北天竺；但是《法显传》却认为，到了陀历国，已进入北天竺。 过岭以后，南到罗夷国。有三千和尚，大小乘都有。法显在这里夏坐，这是他西行后第五年，公元403年。 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国，今巴基斯坦北部之邦努（bau）。这里有三千小乘僧。 从此东行三日，复渡新头河，到了毗荼，今旁遮普。佛法兴盛，大小乘都有。 从此东南行，经过了很多寺院，进入了中天竺。先到摩头罗国，即今印度北方邦之马土腊。遥捕那河流经此处，即今之朱木拿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 从这以南，名为中国。法显在这里写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载，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从此东南行十八由延，到了僧伽拖国，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之劫比他。至于相当于今天什么地方，学者间意见有分歧，总之是在今北方邦西部。此地佛教遗迹颇多，有佛上忉利天为母亲说法处。下来时，地上化出三道宝阶，后来又没于地，余有七级现，阿育王于其上起精舍。佛在天上受天食，身作天香，于此处沐浴，浴室犹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塔。此处有僧尼千人，杂大小乘学。这里有一个白耳龙。《祐录》也记载了这一件事，称之为迦施国，但是次序有些混乱。寺北五十由延有火境寺。别有佛塔，鬼神常来洒扫，不须人工。有一僧伽蓝，可六七百僧。法显住龙精舍夏坐，这是他西行第六年的夏坐，时为公元404年。 夏坐完毕，东南行七由延，到了罽饶夷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五之羯若鞠阇国曲女城，今之北方邦卡瑙季城。有二僧伽蓝，尽小乘学。 从此东南行十由延，到了沙祇大国，即今北方邦中部之阿约底。有佛嚼杨枝长出来的大树。 从此北行八由延，到了拘萨罗国舍卫城，今北方邦北部腊普提河南岸之沙海脱—马海脱。这里佛教遗迹很多有大爱道故精舍、须达长者井壁、鸯掘魔得道、般泥洹、烧身处。出城南门千二百步，有须达精舍，即所谓祇洹精舍。这里有牛头栴檀佛像。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精舍东北六七里，有毗舍佉母精舍。祇洹精舍大院落有二门，一东向，一北向，这里就是须达长者布金满园买地之处。出东门，北行七十步，有外道女伪装怀孕谤佛处，又有调达生入地狱处。道东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只能世尊精舍影映外道寺，而外道寺则决不能影映精舍。绕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蓝，除一处外，都住有和尚。在中国有九十六种外道，各有徒众。《法显传》在这里有几句话“调达亦有众在，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佛灭度后一千多年，似乎已经被他打倒在地的对手调达（提婆达多）居然还有徒众，不能不说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城西五十里，有一邑，名都维，有迦叶如来遗迹。东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邑，有拘楼秦佛遗迹。从此北行，不到一由延，有拘那舍牟尼佛遗迹。从此东行，不到一由延，到了迦维罗卫城，即《大唐西域记》卷六之劫比罗伐窣堵国，在今尼泊尔境内，与印度北方邦毗邻。这里是释迦牟尼诞生之地，古迹特多。佛传中少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在这里留有痕迹。城东五十里有王园论民，佛就在这里降生。论民在今尼泊尔境内腊明地（rummidei）。法显到的时候，此城已空荒颓败，白象、狮子横行。 从佛生处东行五由延，到了蓝莫国，今尼泊尔达马里附近。这里有蓝莫塔，荒芜已久，原来没有僧人，群象以鼻取水洒地，折花供养。后来有道人还作沙弥，至今仍以沙弥为寺主。从此东行三由延，有太子遣还车匿塔。再东行四由延，有炭塔。 复东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即《大唐西域记》卷六之拘广那揭罗国。此城故址何在，学者意见分歧。很可能即在今尼泊尔南境小腊普提河和干达克河合流处之南。（参阅章巽前引书，89—9页）城北双树间，希连河边，是世尊般涅槃处。因而在佛教史上成为著名胜地。 从此东南行十二由延，到了诸犁车欲逐佛般泥洹处。 自此东行五由延，到毗舍离国，即《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吠舍厘国，都城故址在今比哈尔邦北部木札法普尔地区之比沙尔。这里如来佛遗迹也特别多。有佛住处、阿难半身塔、庵婆罗女为佛起的塔，有庵婆罗园，有放弓仗塔，有毗舍离结集或七百结集的塔。 从此东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有阿难般涅槃塔。 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即《大唐西域记》卷八、卷九之摩揭陀国，今比哈尔邦之巴特那。这里有一个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沃私婆迷，为国王所敬奉。据《祐录》卷十五《智猛传》智猛在法显后不久也来到华氏城，即巴连弗邑，在这里遇到一个“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宗，从他家里得到《泥洹》胡本一部，又寻得《摩诃僧祇律》一部及余经。罗沃私婆迷与罗阅宗是一个人。巴连弗邑是该国最大的城，人民富盛，每年行像，倾城参与。这里原是阿育王都城，他的遗迹很多。 从此东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头有石室。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有塔。 从此西行一由延，至王舍新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九之易罗阇姞利呬城，故址在今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西南的腊季吉尔。出城南四里，入谷到了■沙王旧城。这里有不少佛教遗迹。再入谷，搏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阇崛山，这就是有名的灵鹫峰。下面就接上了《祐录》。 以上是根据《法显传》对《祐录》的补充。补充得这样多，可见《祐录》记载不够全面。《祐录》还有一个特点一进北天竺，就讲王舍城，紧接着又是耆阇崛山，法显在这里见到了如来大弟子大迦叶。但是在《法显传》中，这件事不是发生在耆阇崛山，而是在鸡足山。这件事下面再谈。现在仍根据《法显传》补上《祐录》所缺部分。 出旧城北行三百余步，到了迦兰陀竹园精舍。这里还有不少佛教遗址。 佛教史上著名的五百结集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从此西行回由延，到了伽耶城，今比哈尔邦之伽雅城。这是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圣地，因为这里是释迦牟尼成道之处。佛传上讲到的那一些与如来成道有关的地方，都在伽耶城，比如六年苦行处、村女奉佛乳糜处、静坐的石窟等等。如来坐于其下悟道的贝多树，也就是所谓的菩提树，当然也在这里。阿育王作地狱，残酷杀人，后又悔过，敬信三宝，经常来贝多树下礼佛。从此南行三里，到一山，名鸡足，大迦叶今在此山中住。《祐录》在这里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法显遇到大迦叶的情景，见上面《祐录》原文，兹不赘。 在这里有必要讲一讲与大迦叶有关的这个传说的意义。大迦叶是如来佛大弟子，可能实有其人。他生活在公元前六、五世纪，为什么要住在鸡足山洞窟内能够同一千年后公元五世纪初的法显见面而又再隐入山内还要住下去呢？这只能从印度佛教的发展方面来加以解释。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上，佛教自己宣称，有朝一日，它也会消亡的，还没有一个未来佛的想法。后来随着教义的发展，想法逐渐改变，开始有了三世诸佛的说法，有了未来佛的想法。未来佛就是弥勒。弥勒，大小乘都有，小乘只不过是滥觞；到了大乘才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弥勒信仰曾广泛流行于印度、中亚；在中国新疆和内地也同样盛行。今天寺庙中那一个大肚子佛就是弥勒。《祐录》绘形绘色描绘法显遇到大迦叶的情景，但是《法显传》却讲得不那么清楚。在这两处都没有讲到弥勒。可是大迦叶之所以住在鸡足山中却与弥勒有关。这种关系始于何时，还不清楚。不过佛教典籍确实明确讲到过。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五（49，70b）；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三（49，49—497a）；明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一（49，952b），等等，都记载了这个传说。这些都是中国僧人的撰述，当然是根据印度佛典的。印度佛典记述这个传说的也不少，我举一个例子。西晋（25—37）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四《摩诃迦叶涅槃因缘》（50，4a—b）写道于是尊者迦叶至鸡脚山三岳中，坐草敷上，加趺而坐，作是念言“我今此身著佛所与粪扫衣，自持己钵，乃至弥勒令不朽坏，使弥勒弟子皆见我身而生厌恶。”弥勒出时，当将徒众九十六亿至此山上见于迦叶。 可见至迟在公元三四世纪，有关大迦叶住鸡足山中等候未来佛弥勒的传说，在印度已经流行了。为什么晚起的未来佛弥勒的传说一定要同释迦牟尼的大弟子大迦叶联系在一起呢？原因可能是，印度佛教从比较早的时候起就有了在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的传说。我认为，这个传说隐含着佛教长存的想法，是对最早的佛教也要消亡说的纠正或者发展。这在佛教史上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公案。《法显传》和《祐录》都记载了这一件事，自有其重要性的。 下面接着谈法显的行踪。 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顺恒水西下十由延，到了旷野精舍。复顺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了迦尸国波罗■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婆罗■斯，今印度北方邦之瓦拉纳西，《祐录》称之为迦施国。这里佛教遗迹也很多。有名的仙人鹿野苑精舍，是佛初转法轮的地方，就在这里。此外还有弥勒受记处，翳罗钵龙精舍，《祐录》中的白耳龙就是这一条龙。 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到拘晱弥国，即《大唐西域记》卷五之■赏弥，今北方邦南部阿拉哈巴德西南之柯散（osm）。 《祐录》中的“后至中天竺”，疑有误，法显所有的上述活动都在中天竺，用不着“后至”了。 从此南行二百由延，有达嚫国，即平常所谓南■萨罗国，相当今印度中都马哈纳迪河及哥达瓦里河上游一带地区。这里有伽叶佛僧伽蓝。但是，此国道路艰难，法显没有能亲身去，只是听本地人说到，故记入《法显传》中。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亲自抄写戒律。因为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不得不躬亲抄写了。他在这里住了三年，按时间推算应该是法显西行后的第七年——第九年，即义熙元年——三年（405—407）。 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有瞻波大国，今比哈尔邦东部巴格耳普尔略西不远处。 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是海口，即《大唐西域记》卷十之耽摩栗底国，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u）。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写经及画像。此当为义熙四年及五年（408、409）。法显在印度的活动到此结束。 六、在师子国。 《祐录》原文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高僧传》完全抄《祐录》原文。《法显传》比较详细，其他几种书都很简略。我现在根据《法显传》作一些补充。师子国，《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称之为僧迦罗国，一意译，一音译，即今之斯里兰卡。据说这里原来没有人，后来商人贪图这里的宝石，于是遂成大国。这里有纪念佛来此化恶龙的大塔。有无畏山僧伽蓝，法显见故国白扇而流泪就在这座寺院里。有前王从印度中国取来的贝多树，有声名远扬的佛牙。在无畏精舍东四十里，有跋提精舍，有二千和尚。城南七里有摩诃毗诃罗精舍，和尚三千人。这里的国王笃信佛法，因此佛教非常兴盛。法显在这里听到天竺道人诵经，内容讲的是佛钵。他想写这一部经，但是道人说，只是口诵，因此没有能写成。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当为义熙六年及七年（40、4）。 七、浮海东还。 《祐录》原文既而附商人大舶还东，舶有二百许人。值大暴风，舶坏入水，众人惶怖，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商人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大风昼夜十三日，吹舶至岛下，治舶竟前，时阴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风而已。若值伏石及贼，万无一全。行九十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日，复随他商侣东趣广州。举帆月余日，中夜忽遇大风，举舶震惧。众共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欲推弃之。法显檀越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g俛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法显就是这样又回到了祖国。《祐录》记载已极细致生动，《法显传》也不过如此，用不着再作什么补充了。八、回国后的译经活动和卒年。 《祐录》原文即乘小舶入浦寻村，遇猎者二人，显问“此何地耶？”猎人曰“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时刺史请留过久，显曰“贫道投身于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六卷泥洹》、《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綖经》、《杂阿毗昙心》，未及译者，垂有百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杨都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异。扬州共传，咸称神妙。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众咸恸惜。其所闻见风俗，别有传记。《高僧传》几乎完全抄《祐录》。《法显传》比《祐录》详细，再根据它作一点补充。上岸以后，商人又乘船还向扬州。法显受到了李嶷的款待以后，由陆路南下，道过彭城，受青兖刺史刘道怜之请，住了一冬一夏，在这里夏坐，时间是义熙九年（43）。关于这个问题，足立喜六（见前引书，29页）认为，法显随商人航海南至扬州。汤用彤（见所著《往日杂稿》2—30页；参阅章巽前引书，75页）不同意足立喜六意见。 法显本来想到长安去，未果，便转向建康（今南京），在这里翻译佛经。除了上面《祐录》中提到的那些佛经外，还写了一部《法显传》（此书名称繁多，参阅章巽前引书，3—24页）。后来死在荆州新寺。年龄《祐录》说是八十二，《高僧传》为八十六。 结语上面简略地叙述了法显一生的活动情况。在这个结语里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第二个是《法显传》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 一、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上面已经谈过，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 根据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统计，西行求法活动自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这时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见《高僧传》卷四；于法兰，见同上书、卷；竺佛念，见《高僧传》卷一；慧常、进行、慧辩、见道安；《合光赞放光随略解》；慧叡，见《高僧传》卷七；支法领、法净，见《高僧传》卷六《慧远传》；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见《法显传》、《祐录》卷十五《法显传》、《智严传》、《宝云传》；昙学、威德等八人，见《祐录》卷九；僧纯、昙充、道曼，见《祐录》卷十一；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法勇、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沮渠京声；道泰；法盛共师友二十九人，见《名僧传抄》；僧表，见同上书；法维；道普。 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这里所谓“突出”，归纳起来约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远。 在法显以前，在汉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张骞和甘英，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到的地方很远，很远；但是法显到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到过。这一点《高僧传》、《法显传》和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都指出“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见50，337和55，507）这对于中国人民对外开阔视野、认识外国，当然会有极大的帮助。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法显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寻求正法，其最终目的地当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显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几乎没有。汤用彤先生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380页）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就很重要。法显以后，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逐渐多起来了。 （三）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显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寻求戒律。他经过了千辛万苦，确实寻到了，其中最重要是《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归国后，他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法显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伽来说，宛如及时的春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四）法显对大乘教义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了作用。 我们认为，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述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劳动）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人类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这并不完全来自阶级压迫，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事实。只简单地说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一般人的解决办法是创造和相信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在宗教的最初发展阶段上，满足宗教需要必须费很大的力量，付出很大的劳动。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这里，宗教就施展出自己固有的本能适应性。在不影响满足宗教需要的情况下，竭力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专就印度佛教而论，由小乘向大乘的过渡就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顿悟学说的兴起，其背后也是这个规律。小乘讲渐悟，讲个人努力，也并不答应每个人都能成佛，换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每个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个人努力。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去成佛，生产力必然受到破坏，社会就不能存在。这是绝对不行的。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讲虔诚信仰，只需虔心供养，口宣佛号，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轻松惬意！这样既然满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凭借了这种适应性，终于得到了发展。 但是提倡顿悟学说是并不容易的。首倡者为竺道生。在他之前，可能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集大成者是竺道生。他那“一阐提皆有佛性”是非常著名的论断。“一阐提”是梵文ihatia的音译，意思是“十恶不赦的恶人”。连这种人都有佛性，其余的人就不必说了。法显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他从印度带回来并且翻译了的《六卷泥洹》中就隐含着“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思想。（见《祐录》此书的《出经后记》）道生倡顿悟义，不知始自何年。据《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50，3，《祐录》文字稍异，55，a） 这里明说，竺道生受到了法显《六卷泥洹》的影响。此说一出，守旧的和尚群起而攻之，他们都认为道生之说为异端邪说。不久，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槃经》，其中果有此说（见2，393b），于是众僧咸服。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列了法显在中国佛教史的突出地位。可能还有别的方面，这里不再讨论了。 二、《法显传》在世界上的影响。 法显的功绩主要在于取经和翻译。他携归和翻译的经历代经录都有著录，请参阅《祐录》卷二以及其他经录，这里不再胪列。但是他写的《法显传》对于世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翻译对于中国的影响。《法显传》在历代著录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佛游天竺记》、《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释法明游天竺记》、《法明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记》等等，名称固繁，版本亦多（请参阅章巽前引书显传》在国际上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外文译本之多上。根据章巽的统计（见同上书，页30），共有英译本三，译者为samuelbeal（89）、jameslegge（88日译本三，译者为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935）、《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940）和长泽和俊（970）。既然有了这样多的译本，那就必然有相应多的影响。在这里专门谈一谈《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 27 西晋末年，中原匈奴族政权前赵制成测量用浑仪。此仪由史官丞南阳孔挺设计制作，成于刘曜光初六年（323）。这台仪器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在此以前使用过的浑仪，仅有片言只语的记载，而孔挺浑仪则是第一台留下详细资料的仪器，通过它可以进一步了解汉代浑仪的基本结构。据《隋书·天文志》所载，孔挺浑仪系铜制、由内外两重组成，外重由三个相交的大圆环构成浑仪的骨架，并由四柱支撑着外重骨架；内重是用轴固定在骨架上的可转动的双环，双环直径八尺，双环之间夹置一具可以俯仰的望筒，也长八尺。由于年重的转动轴一为天北极，另一为天南极，所以这架仪器可以方便地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在孔挺以前时间最近的同类仪器当属东汉永元十五年（03）左中郎将贾逵的黄道铜议，由于该仪加有黄道，所以必为三重结构，比较繁杂，且不易使用2。孔挺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将自己的仪器改为两重结构，去掉了黄道环。 东晋义熙十四年（48），宋高祖刘裕于咸阳之战后，得到孔挺所制浑仪，并在称帝后，将其运至首都建康（今南京）。刘宋元嘉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颇好历数的宋太祖刘义隆认为这台浑仪虽然很好，但在仪器上着不到日月五星和恒星星象3，是个缺欠，因而诏令太史令钱乐之制作新仪。钱乐之于元嘉十三年（43）铸成有别于浑仪的浑象。他的新浑象继承和发展了东吴的浑象制作技术，特别是受到葛衡仪器的影响，其结构与张衡的仪器有所不同。新浑象将地平置于球内，地平面将大圆球一分为二，半覆地上，半没地下。在球上缀以星象，在黄道上布以日月五星，以水力推动，昏明中星与天相应。为了与地平放在球外的浑象区别，按宋代苏颂等人的称呼可称之为浑天象2。元嘉十七年（440），钱乐之又制成一台小型的浑天象，直径只有二尺二寸，便于搬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浑天象与浑象功能相同，本质上是一回事，但由于结构变化，工艺要求更高一些。球内地平表示人居住的大地，如果要在球外能看到球内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装饰，这就要求球必须有相当的透明度。其具体制作方法，现在已难于查考，可能在铸好的骨架上蒙上细铜丝编成的铜网，做成透明网球；也可能蒙上纺成的细纱，再缀以星体。总之制作难度较大，这也反映了当时工艺水平的提高。 浑天象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天包着地，所以它比浑象更形象见《隋书·天文志》。 《隋书·天文志》“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衡既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得南北低仰其仪至梁尚存，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是也。”2《后汉书·律历志》“黄道与度数转运，难以候，是以少循其事。”3《宋书·天文志》“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宋书·天文志》“诏乐之更铸浑仪地在天内规二十八宿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以水转仪。” 2见苏颂《进仪象状》。 地演示出浑天说的精髓，更符合浑天说者的原话。据《隋书·天文志》载，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论浑天象体就说过“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何承天观察了仪器演示后对天体浑圆，有了新的领悟，但他仍相信盖天说的观点，把地说成中间高四周低的弧面。浑天象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演示仪器，它也是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的有力工具。根据实际观测得到的七曜相对于周围恒星的位置，可以较准确地将其分别安置在黄道的不同部位，然后通过不断观测，可以了解它们相对于恒星的运动规律，从而测算出行星的会合周期。钱乐之的仪器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据《宋书·天文志》说，那台小浑天象“安二十八宿中外官，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而大浑天象，则用朱、白、黑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甘、石、巫咸三家星。显然，他将陈卓的星官体系固化到了仪器上，尽管后来陈卓的图录失佚，但钱乐之的仪器却历经宋、齐、梁、陈、隋五个朝代，为陈卓星官体系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宋以后梁代也制作过浑象，《隋书·天文志》载“梁秘府有，以木为之。其圆如丸，其大数围。南北两头有轴，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及天汉等。别为横规环，以匡其外。”这是一台大型浑象。在大木球外匡以地平圆环，所以它与钱乐之的浑天象地平在内结构不同。这一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天文知识的进步。 在南朝热衷于制造各种浑象的时候，与南朝对峙的北魏却对制造浑仪极为热心。北魏天兴初年（398）太祖拓跋珪命太史令晁崇制作浑仪。仪器完成后晁崇升迁为中书侍郎令，可惜后来又为拓跋珪所杀害。永兴四年（42）明元帝拓跋嗣又诏造太史候部铁仪，由鲜卑族天文学家都匠斛兰铸成铁浑仪，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台钦制浑仪。《隋书·天文志》说它分内外两重，“用合八尺之管，以窥星度”。永兴铁浑仪的基本结构与前赵孔挺浑仪大致相同，但又有新创造。如在底座上铸有十字形水槽，以便注水校准水平，这是在仪器设备上利用水准器的开端。后魏铁制浑仪是一台质量很高的仪器，北魏灭亡后，历经北齐、后周、隋、唐几个朝代一直使用了二百多年，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天文学家瞿昙悉达还奉敕修葺此仪，可见其使用寿命之长。 除浑仪和浑象的研究和改进外，公元5世纪北魏道士李兰还发明了秤漏，在改革计时装置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秤漏的原理是用渴乌（虹吸管）将漏壶中的水引入权器，然后称量水的重量以确定时间，“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时经一刻”。秤漏简易、灵敏，可测量很短的时间间隔，并且可随时开始和结束，测量任意的时间区间，因此在隋唐时曾风行一时。 见《初学记》。 第三节岁差的发现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冬至点。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历法家们就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2，意思是冬至点离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一度（古°相当于今0.98°）。公元前04年制定太初历时，认为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三统历》认为经过一元后，日月五星“进退于牵牛前四度五分”。这说明汉代的实测证明冬至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对于这一观察事实，思想保守的刘歆并没有在计算中使用，三统历中日月起算点仍采用牵牛初度。东汉贾逵测出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而是在斗二十一度3，明确肯定了冬至点的改变。但他只是想到冬至点位置应予改正，而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东晋天文学家虞喜（28—35），字仲宁，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毕生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虞喜是一位相信天体运动遵从某种规律的天文学家。他注意到冬至点的改变，并且想到仅仅改正冬至点的位置，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中国上古时代，天文学家利用夜半、黄昏或拂晓时处于正南方的恒星来推算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这就是历史上的昏旦中星方法。虞喜考察了历史上的观测记录并发现，唐尧时冬至日黄昏是昴星在正南方，而他那个时代（约公元330年），却移到了壁宿。两宿之间相距很远，不可能用观测误差来解释，因此，他领悟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应该“每岁渐差”。所以他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概念。由此他估算从尧到东晋已历2700多年，从昴到壁有53度，并得出结论，天周与岁终岁岁微差，每50年会差一度，名为岁差。岁差现象是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天文新发现之一，它使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和四季变化的周期——回归年（即太阳在黄道上从冬至点运行至下一个冬至点的时间间隔）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对于历法推算和恒星位置的测定都有重大的作用。 2例如战国时期使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定立春时刻太阳在营室五度。按古度太阳每日移动一度，立春前四十五日是冬至，可知立春太阳距冬至点45°，又根据阜阳出土式盘可知古度营室与牵牛宿度相差50°，可见太阳距牵牛初度为50°-5°=45°，即冬至太阳在牵牛初度。 3《后汉书·律历志》“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 《尚书·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第四节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是继岁差之后这一历史时期又一最重要的天文发现。这一发现是公元世纪天文观测家张子信作出的。张子信，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北魏、北齐时代，清河（今河北清河）人。据《隋书·天文志》记载，他“学艺博通，尤精术数，因避葛荣乱，隐于海岛中”。在海岛上坚持了三十多年的观测，“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数”，从而发现“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即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现象。张子信使用的仪器是浑象还是浑仪，史无明确记载。根据当时北方长于造浑仪，南方长于造浑象的情况判断，使用测量用浑仪的可能性较大。由于拥有实用的仪器，并进行了长期的观测，他的研究课题、手段和成果都处在当时一流的水平上。汉代天文学家发现月行有迟疾，刘洪还把关于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乾象历》。由于月亮移动快，又有背景恒星作参照，相对来说这项研究比较容易，而太阳一天只移动大约一度，又无恒星直接参照，观测远为困难，所以张子信的研究工作，其难度要大得多。月行迟疾的发现导致定朔法的提出，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导致定气法的提出，这对历法改革，特别是对日月合朔的计算和日月交食的预报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张子信还发现了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和视差对交食的影响。他的三大发现在历法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并很快被具体应用到刘孝孙历、皇极历、大业历等历法中去。 第五节历法的进步三国时蜀汉一直沿用后汉《四分历》，吴用《乾象历》，曹魏于景初元年（237）颁用《景初历》。晋改《景初历》为《泰始历》继续使用，后秦使用姜岌《三纪历》，北凉用赵■《元始历》。南朝刘宋于元嘉二十二年（445）颁用何承天《元嘉历》，南齐《建元历》实为《元嘉历》。梁天监九年（50）改用祖冲之《大明历》，陈继续使用到南朝亡。北魏自颁的历法有李业兴为主编制的《正光历》，东魏时用过李业兴新编《兴和历》，北齐颁用《天保历》，北周颁用过《天和历》和《大象历》。 在以上提到的历法中，刘洪的《乾象历》以引进月行迟疾为其创新，在计算日月交食时，用月亮的实际运动位置代替平均位置；杨伟的《景初历》也论述了月离运动不均匀，提出了求日食食限的方法；赵■的《元始历》改变了一直使用的十九年七闰法，提出章岁00年设置22个闰月的新闰周，但其中最好的历法当数《元嘉历》和《大明历》。 何承天（370—447），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曾任刘宋衡阳内史、著作左郎、太子率更令领国子博士、御史中丞等。少时曾随舅父徐广学习天文历算。徐广坚持对日月五星的观测长达40年，他去世后，何承天又坚持观测40年，积前后80年的实测资料而编《元嘉历》，可见该历有较好的观测基础。《元嘉历》的改革和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用日月食确定日度，这个方法是后秦姜岌发明的，何承天加以应用和推广，成为后世历法普遍采用的方法；根据实测中星和历史资料，推得岁差每百年差一度，改进了虞喜的岁差值，元嘉历采用回归年长度为日，优于汉代以来颁用过的各种历法；特别是何承天创用定朔算法，使朔望与月球实际位置相符，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据记载，何承天还创立了调日法的算法，在数学史上和历法计算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祖冲之《大明历》的主要成就是肯定“冬至所在，岁岁微差”，是第一部将岁差引入历法的创新历法，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祖冲之经实测定出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十五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发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二度，因而定岁差为45年月差一度。他也认为十九年七闰不够精密，应该采用新闰周。他提出的新闰周是39年44闰，根据这一闰周推算出的交点月长为日，与今测值日只差十万分之一日；推算出的近点月为日，与今测值日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大明历定回归年长为日，与今测值只差万之六日，朔望月长为日。《大明历》采用的其他一些数据也都是当时最好的数据。祖冲之于大明六年（42）上书刘宋政府献上《大明历》，但因遭到宠臣戴法兴的反对而未能颁行。他逝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梁天监三年（504）和天监八年、九年三次上书，要求采用《大明历》。经实测检验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终于在天监九年（50）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所以有“天周岁终”的说法。虞喜发现冬至点每岁都西移一小段距离，则太阳在黄道上经过一年到达下一个冬至点，需要再运行一小段距离才能回到原出发点，于是一周天就不等于一岁了。第六节宇宙论有关天地结构的讨论在南北朝时代也是相当活跃的。汉代之前基本上有三家，就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南北朝时期又提出三种看法“昕天论”、“穹天论”和“安天论”。前二种在历史上影响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安天论”。它的作者就是发现岁差的虞喜。“安天论”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宣夜说提出的观点难以接受，产生了一些误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杞人忧天的故事。 东晋张湛为之作注的《列子·天瑞》篇载，有一位杞国人听到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就害怕天会掉下来，而地也会崩坏，于是，终日寝食不安，身无所寄。懂事的人解释说，日月星辰是积气所致，不会掉下来，即使掉下来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地是积块而成，到处都塞满了，人们仅仅在地上行走，怎么也踩不坏的。这则故事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地的一种看法。虞喜的“安天论”发展了宣夜说的宇宙无限思想，认为天高没有边际，地深无法勘测，天在上有安定的形态，地在下有静止的实体，天地彼此覆盖，形象相似，天圆地方的说法是不对的。日月星辰各自运行，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就象江海有潮汐，万物有行止一样（见《晋书·天文志》）。除了上述看法，还有一派可称作“浑盖合一”派。北齐的信都芳和南朝梁代的崔灵恩都属这一派，他们认为浑天和盖天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仰观，一个俯观，观测角度不同而已。浑天说和盖天说是人们对天地结构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角度的认识，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各种学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以取得对自然现象的深入认识。但是，采取掩饰矛盾的作法甚至迁就错误的观点，将两种对立的看法。勉强地合而为一，则是不正确的。 第二十五章物理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物理学中，虽然总的说来没有取得如先秦和秦汉时期那样多的丰硕成果，但在力学、声学、光学、电和磁学等知识方面，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新的进展。 第一节力学知识力系的平衡三国时期，人们已研究了系统的力的平衡问题。魏明帝（22—230）时关于凌云台的修造和倾倒情况是很突出的例子。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凌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木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这一段话是说，在建造凌云台之前，预先做出精密的设计，建台时又“先称平众木轻重”，这样建成的楼台，便“无锱铢相负”，因而尽管高台常随风摇动，但仍保持了力系的平衡而不致倾倒。后来魏明帝令用大材扶持，反而使楼台颓坏。当时的人就议论说，此台之所以颓坏，是由于“轻重力偏”所引起的后果。这一事例反映了我国当时建筑师的高超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具有较高的力系平衡的知识。 辘轳的新用途除了用辘轳打水或提举重物外，魏时还以辘轳举人。《世说新语》载“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子孙无复学书。”梁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曰“韦诞字仲将，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又引卫桓《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凌霄观，误先订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世说新语》说韦诞是“登梯题之”，而《四体书势》则谓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看来后者或较可信。因匾额高于地面达二十五丈，安梯登梯都相当困难。 水浮力的巧妙利用在先秦、秦汉造舟技术以及浮囊渡江等知识的基础上，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舟量物”的好办法。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三国志·邓哀王冲传》载“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致，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用可分解称量的重物（如一堆石头）代替不可分解的巨象，在船的吃水线（水痕）相同的情况下，算出巨象的重量，这确是巧妙的办法。近人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系佛教故事流传中国后比附而成的，季羡林亦持此说，这或许有可能。中印文化交流甚早，公元前242《隋书·律历志》。 刘义庆《新语世说》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80年版，第57—页。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8人曾携带梵本经籍到过咸阳。至少在公元前世纪印度佛教已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2。但是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二载“予按《符子》曰‘朔又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桥即大衡器）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乃知以舟量物，此燕昭王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燕昭王于公元前3—前279年在位，此时佛教故事或未传入中国，那么浮舟量豕之事可说是中国之发明。然而《符子》原书已佚，且系汉晋时人追叙春秋遗事，难以为据。不过，以舟量物之事不论是否由印度传入（抑或由中国传至印度），从《三国志》所载，可知我国魏晋时期已经拥有利用水浮力称量重物的知识了。 除以舟量物外，水浮力还广泛利用于农事选种上。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将种前二十许日开出，水洮（浮秕去，则无莠），即晒令燥，种之。”3又说“地既熟，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水浮法选种虽初见于《齐民要术》，但其渊源应当更早。 对大气压力和浮力的进一步认识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关尹子》载“瓶有二窍，以水实之，倒泻，闭一则水不下，盖不升则不降；井虽千仞，汲之水上，盖不降则不升。”2这是一个关于大气压力的实验。所谓不升不降或不降不升之说，即是人们从实验中得出的经验知识。当瓶倒覆之时，二孔之中，只有其一孔进入空气，另一孔才可出水；若闭其一孔，即不让空气进入瓶内（不升），则另一孔的孔面就会被空气所阻，水也不会流出（不降）。井筒汲水，气从筒外降至井之水面，则水可从筒汲上；若气不降（例如井盖严密封闭，空气无由出入），则井水亦不被汲上（不升）。当时人们虽没有明确的“大气压力”的概念，但业已知道空气具有阻遏水的流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浮托水孔中的水的能力。魏晋时期人们还利用空气的反作用力制成飞行器具。葛洪（284—33） 在《抱朴子》中说“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师言鸢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翅，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渐乘罡气故也。”3飞车是类似竹蜻蜓之类的玩具，状如现在的电风扇，其叶片从轴心按一定方向顺次斜插，可借助空气的浮力升空。其中所谓“剑”，即是通过牛革绳以旋动轴心的拉弓。近人王振铎对此飞车作了精审的考证和复原。《抱朴子》的作者指出，太清之中，罡气能托起人（胜人），并说鸢飞高空，虽不复扇翅，仍可渐乘此罡气而自进，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空气浮力有较深的理解。晋人郭璞（27—324）注《山海经》时，也谈到“飞车”。《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条下郭璞注“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2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982年版，第2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78页。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收种第二》。 2同上卷二《水稻第十一》。 3《关尹子》卷下，《九药篇》。 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卷第十五。 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汤时得之于豫州界中，即坏之，不以示人。后十年，西风至，复作谴之。”2类似的文字也见于晋张华（232—300）《博物志》中3。 2王振铎《葛洪lt抱朴子gt中飞车的复原》，《中国科技史料》第卷第期（985年）。3《山海经·海外西经》郭璞注。 第二节声学知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声学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和对音律的研究两个方面。 律管气柱振动问题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是由乐器的以管定音引起的。汉代京房发现律管的音高与管长不协，提出“竹声不可以度调”，因而创设以弦定音的弦准“均钟”。但弦线对湿度要求较高，季节变化对“准”的影响较大。晋代荀勖（？—289）另辟蹊径，研究律管的音高和管长关系，解决了以管定音的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就是律管的气柱振动问题。一支开口的律管，管内的气柱振动要越出管端，即气柱的长度要比律管稍长。长出部分的数值正好等于律管长度与另一较高四律的律管长度之差，这个差数即是所谓“管口校正数”4。荀勖是通过对音高的辨别，得出这个校正数的。《晋书·律历志》载“荀勖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肆弹击，必合律吕。”也就是说，荀勖利用这一管口校正数制出十二支笛管，以应十二律。笛管上所开各孔，合于音阶各音。以黄钟笛为例荀勖当时黄钟的长度为9寸，折合今尺为厘米，而较高四律的姑洗长度为7寸分厘强，合今尺为.48厘米，相差4.32厘米，这就是黄钟笛上的管口校正数，亦等于黄钟笛的气柱长度同该笛宫音孔位至吹口距离的差数。荀勖以此差数（即管口校正数），用三分损益法精确地定出了黄钟笛上宫商徵羽各孔位置，制成了音高准确的管乐器。这种对管内空气振动的研究和对律管发音规律的探讨以及管口校正数的得出，是中国古代律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音律研究的新成果汉京房为求旋宫转调，在十二律的基础上，用三分损益法定出六十律，这种作法虽然繁琐且并未解决旋相回宫的问题，但其积极探求真理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律制的研究。南北朝时刘宋太史钱乐之对京房六十律加以引伸，在宋元嘉年间推出三百六十律，以附会周年30日。这类引伸没有多大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同时代人何承天（370—447）则摈弃京、钱之法，只在十二律内进行各律长度的调整，使得最后一律能回到出发律上。以黄钟律为例，黄钟律长9寸，生律第次得仲吕长.寸，再生律一次，即用三分损益法求得律长4.44寸。移低八度，得倍长8.88寸，比出发律（黄钟何承天将此差数0.2寸适当地分作2份，分别加在各律上，形成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初步使十二律周而复始，近似地达到了旋相回宫的目的。共振现象的研究4张华《博物志》卷二，《外国》。 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版，第27—30页。共振现象在声学中即是共鸣现象。这一现象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就已被观察到了。《庄子》和《易传》中都曾有所记载。魏晋时期人们除了认识共振现象外，还掌握了消除共振的方法。刘宋刘敬叔（390—470）在《异苑》中有两条记载涉及共振现象“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寻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晋中朝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之。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前一条记的是共鸣现象。张华认为，魏殿大钟是因蜀郡铜山崩毁而引起大鸣的。但蜀郡与魏都洛阳遥遥相距，其铜山崩能否引起洛钟大鸣，值得怀疑。然而张华作出这样的解释，说明他对共鸣现象早有观察并具有一定知识，因而当洛钟无故大鸣时能断定它是共鸣现象。后一条记的是共鸣消除法。张华不但具有共鸣的知识，而且还知道如何消除共鸣的办法。从现代科学观点看，共鸣是因振动体的固有频率同周期性作用的外力的频率相等或相接近而引起振动体振幅的剧增。张华叫人把铜澡盆（振动体）磨掉一些，是为了使其重量变轻，改变其固有频率，这样，铜澡盆就不会同洛钟发生共振，共鸣现象自然就消除了。 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983年版，第2—23页。第三节光学知识对视差和大气消光问题的认识我国在战国秦汉之间就提出了对人眼所观察到的远处物体距离远近的判断问题，其中“小儿辨日”的故事尤为著名。《列子·汤问》载“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日初出时远还是日中时远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光学问题，它涉及到视差和大气的消光等因素。这个问题从汉代就开始讨论了。东汉初年桓谭（前？—5）在《新论》中提到汉“长水校尉平陵关子阳，目为日之去人，上方远而四旁近”。东汉王充（27—约79）则把日中时的距离看作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而把日出入时的距离看作是斜边，从而断定“日中近而日出入远”；至于日中近为什么反而看起来小则是由于亮度对视觉影响的结果（“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时光暗，故大。犹昼日察火光小，夜察火光大也”）2。西晋束晳则认为日中与日出入同人的距离相等（“旁方与上方等”）。他先从生理上找原因，认为人们习惯于平视，对于同大的物体，仰视时总觉其小（“旁视则天体存在于侧，故日出时视日大也。日无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又从亮度上分析人们视白小，视赤大（“日始出时色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色赤者，其大则甚”）。还从比衬的角度分析，认为有比较则觉其大，无所比较则觉其小（“且夫置器广庭，则函中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因此，他认为“物有惑心，形有乱目”，“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总之，束晳从生理、亮度、比衬三个方面解答了日出日中的视差问题3。后秦姜岌赞同日出日中与人距离相等的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日出日入时所呈现的赤色是由于“地有游气”作用的结果（“夫日者纯阳之精也，光明外耀，以眩人目，故人视日为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无游气则色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在这里，姜岌用“游气”已对日出入时的赤色作了科学的解释，实际上他所认识的是关于大气的吸收与消光问题4。 关于多面平面镜成象和凸透镜取火的认识魏晋时期人们已开始用多面平面镜进行成象实验。葛洪在《抱朴子》中说“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者，照之时，前刘敬叔《异苑》卷二。 《列子·汤问》。 2桓谭《新论》，离事第十一。 3王充《论衡·说日》。 4王锦光等《中国光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98年，第28—29页。后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规所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用两个平面镜或用四个平面镜照人，可得到众多的人像，“所见来神甚多”即指此。这是葛洪的实验所得。 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万毕术》载有削冰令圆以取火的方法。晋张华也提到此事，而且他更进一步提到用珠取火。他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于后承其影，则得火。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说者，此未试。”2这是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用珠取火的记载，说明当时人已有以珠聚焦取火的知识。当然，这里所说的珠，应该是相当大的水晶球、琉璃球或玻璃球。关于以珠取火，在晋王嘉所撰的《拾遗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糜竺“货财如山，不可算计。内以方诸盆瓶，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阳燧旱燥，自能烧物。”3王嘉认为这是因“阳隧旱燥”起燃，但文中提到“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所以也有因珠聚焦起火的可能性。 薛道远《大气吸收、消光和蒙气差现象在我国的发现》，载《科技史文集》第3辑，上海科技出版社，980年，第77—78页。 2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 3张华《博物志》卷四《戏术》。 第四节电磁学知识我国远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进行观察研究，并创制了磁性指向器——司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观察研究仍在继续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关于静电现象的进一步发现汉以前人们已知玳瑁、琥珀等物体经过摩擦可以吸取草芥等一类轻小物体。至三国时期，人们又发现发霉以后的腐芥不被吸引。《三国志·吴书》载“虞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与书曰‘仆闻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从现代科学观点看，草芥要能被琥珀吸引，必须干燥，在带静电的琥珀作用下，草芥表面也形成带相反极性的静电层，因而能被琥珀所吸引。而腐芥则含有水份，本身已成为导体，自然不能被琥珀吸引。年仅十二的虞翻，闻知琥珀不取腐芥，说明时人已经有此经验知识。 南北朝时期，人们还通过能否拾芥的试验来判断琥珀的真伪。刘宋雷教在《雷公炮炙论》中写道，“琥珀如血色，熟于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真也。”2可见此时对于琥珀拾芥现象的认识已相当普遍了。 关于尖端放电及导电现象的记载汉时已发现“矛端生火”的尖端放电现象。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亦载，“晋惠帝永兴元年（304），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其后终以败亡。”此处的“戟锋皆有火光”等语，亦应是一种尖端放电现象。 雷击是自古常见的现象。南北朝时期人们对雷击现象有了新的发现。《南齐书》载“永明八年（490）四月六日，雷震会稽山阴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电火烧塔下佛面，而窗户不异也。”2保林寺塔顶由金属为之，佛面也由金粉涂刷，这些都成为导体，当雷暴之时，高能量的雷电使塔顶及佛面形成瞬时电流，从而导致熔化，而木质窗户则不受影响。 静磁现象的进一步认识和利用上文提到虞翻已知“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此处的“曲针” 当是与钢（铁）针相对的由较软金属（如金、银、铜等）制成的容易弯曲的针。三国魏曹植（92—232）在他的一首诗《矫志》中说“磁石引铁，于金不连。”此处的“金”是与铁相对提的，可见也是指铁以外的金属。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用磁石对铁及其他金属做过实验，从而知道磁石只能引铁，其王嘉《拾遗记》卷八《蜀》。 2《三国志·吴书第十二》卷五十七，注[]。 雷教《雷公炮炙论·琥珀》，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98年版，第3宝《搜神记》卷七。 他金属都不能被吸引。 雷敩还用磁石吸铁的特性来判别磁石的优劣。《雷公炮炙论》云“夫欲验者，一斤磁石，四面只吸铁一斤者，此名延年沙；四面只吸得铁八两者，名曰续未石；四面只吸得五两已来者，号曰磁石。”3从雷敩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他对磁石的吸铁性是做过多次实验的。 磁石吸铁的特性还被应用于医疗上。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说“治小儿误吞针用磁石如枣核大，磨令光，钻作窍，丝穿，令含，针自出。”这种治疗小儿误吞针的方法后世多有采用。 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的解释对于习见的静电、静磁现象，我国古人曾试图加以解释。晋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说“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物之相投，出乎意外。”2郭璞认为磁石和铁、琥珀和芥的这种物物相投的现象是很奇妙的。究其原因，是由于两种物体均有“气”的“潜通”的缘故。他认为这种气的潜感是物体的本性，是符合自然法则的（“数亦冥会”）。事实上，郭璞的这种观点是对先秦元气学说的发展和具体运用，这是很可贵的。此种“气”的观点一直影响着后世学术的发展。 3《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 《雷公炮炙论·磁石》，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98年版，第5洪《肘后备急方》卷六。 第二十六章地理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既继承了秦汉的传统，又有新的创造，如裴秀的制图理论，葛洪的“沧海桑田”地壳变动思想，利用信风航海的最早文献《法显传》，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杰出的地理著作《水经注》等。这些新的地理学成就，构成了这个时期地理学的显著特点。 第一节地志和地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主要指史书中的地理志、州郡志、地形志等。 这是继承《汉书·地理志》的传统，但在某些方面却有所倒退。例如，《晋书·地理志》，它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内容比《汉书·地理志》少，只有户数，无人口数。除地名较丰富外，其他地理内容都很贫乏。《宋书·州郡志》虽然有户数和人口数，但记载简略，地理内容贫乏。新的内容是增加了侨州郡县的记载。《南齐书·州郡志》比《宋书·州郡志》更简单，仅有地名沿革，其余一概不录。《魏书·地形志》比上述三种书有进步，除了有户数、人口数外，还记载了地貌类型、墓、冢、陵、碑的资料，所记地名数目也超过了《汉书·地理志》。总的来看，这个时期对《汉书·地理志》的传统继承得不好，把应该继承的东西丢掉了或是淡化了，因此，这个时期的地志，其价值都不如《汉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虽然都不如《汉志》，但地记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个重要地区都有“风俗记”或“风土记”，边远地区则有“异物志”。此外，记山水还有“水道记”、”山水记”。如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顾启期的《娄地志》、韦昭的《三吴郡国志》、顾夷的《吴郡记》、郭璞的《临安志》、朱育的《会稽土地记》、周处的《风土记》等。这个时期由于地记的数量很多，且卷数少，不便于保存和流传，因此，南齐陆澄（425—494）搜集了一百六十家地记著作，按地区编成《地理书》49卷，目录卷。梁人任昉（40—508）又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增加八十四家著作，编成《地记》252卷。可惜这些著作都失传了。直到清代，才有人作辑佚工作。如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使久佚的地记著作略见端倪。 第二节常璩与《华阳国志》常璩（生卒年不详）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出生于世家大族。少好学，后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常璩劝李势降桓温，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今南京市）。常璩的著作有《华阳国志》、《汉之书》（后改名为《蜀李书》）。今存《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最初叫《华阳国记》，成书于永和四年（348）至永和十年（354）之间。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全书2卷，约十一万字。卷—4，讲巴、蜀、汉中、南中四个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情况，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其他各卷讲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和列传。《华阳国志》开创了地方志综合记载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地理、科技等各项史实的先例，资料非常丰富。比如关于使用天然气煮盐和凿井采盐的记载很具体，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文献。关于李冰开发蜀地经济所作的贡献，也以此书记载最详细。此外，还有温泉、盐池、矿冶、纺织等自然资源和生产技术的记载。 第三节地质、矿物学方面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地质、矿物学方面取得了四项比较大的成就第一，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提出了“东海三变为桑田”的地壳变动思想，后来演变出“沧海桑田”这个成语。它正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代的海陆变迁思想，在地质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第二，梁代出现了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原书已佚，现在只能从后人的引文中看到部分内容。主要观点是把地表植物与地下矿藏联系起来，开创了地植物找矿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如“山有葱，下有银”，“草茎赤秀，下有铅；草茎黄秀，下有铜器”等。它的理论是现代指示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的肇端。 第三，梁代陶弘景（452—53）对某些矿物的鉴别方法很科学，如硝石和朴消，他用观察燃烧时冒不冒紫青烟来区别。硝石即o3，染火焰成呈紫色，所以陶弘景说“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朴消即芒硝（a2so4·0h2o），火烧无紫色。 第四，矿物知识。晋代葛洪的《抱朴子》是讲炼丹的，其中说到炼丹矿物原料有汞、硫、铅丹、雄黄、雌黄、丹砂、石胆（硫酸铜），消石（硝酸钾）、赤石脂（赤铁矿）、矾石（白明矾）、寒羽涅等，对多数矿物原料进行了解释，说明它们的特点、产地元魔九道全文阅读、性能和功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记载矿物43种，大部分矿物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如雌黄、云母、硫黄、钟乳、白垩、石灰、水银、消石、芒硝、滑石、紫石英、白石英、慈石、石膏、理石、方解石等。此外，书中记载的化石（琥珀）成因说也是比较早的。裴秀、郦道元、法显在地理学方面都有所成就，其中如裴秀的贡献还有很大的影响。本编对于他们都分别立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郭璞《山海经图赞·北山经》，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第二十七章生物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生物学有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多种依一定分类系统，记载动、植物名称（通名或异名）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等的动植物志。与此同时，对昆虫和微生物的研究和利用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第一节分类学的发展在前一卷的叙述中已经提到，《尔雅》中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尔雅》不仅著录了590种动物和植物，指出他们的名称和别名，而且还根据他们的形态特征分别纳入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中。《尔雅》成为后人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典籍。东汉对有个名叫窦攸的官员，由于能根据《尔雅》记载，识别各种动、植物，因而受到汉光武帝赐给万匹帛的奖赏。汉光武帝还号召群臣，要他们的子弟向窦攸学习《尔雅》。自汉代以后有许多学者研究《尔雅》所载之动、植物，其中以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最为重要。 郭璞（27—324），字景纯，河南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在注释古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把《尔雅》视为研究动、植物的入门书，在《尔雅注》的序中说“若乃可以博物而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璞遵循《尔雅》原有的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对所记载的动、植物，首先用他生活时代人们通行的动植物名称，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例如《尔雅·释鸟》载“8旟q”。郭璞注则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指出，8旟q，就是当时人们常见的布谷鸟，江东人也叫它“获谷”。郭璞不仅引经据典解释动、植物的正名和别名，而且还根据自己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知识，对许多动、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例如对于桑天牛，《尔雅·释虫》只是著录了它的古老名称，“蠰，啮桑”。而郭璞注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啮桑，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入其中，江东呼为啮发。”这里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桑天牛的形态和生活习性。郭璞还为《尔雅》所载动、植物绘图，使用了分类研究的图示法。据《隋书》记载，他著有《尔雅图》十卷。但原图早已失传。现在大家能见到的《尔雅音图》是清嘉庆六年（08）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它或许就是源于郭璞的《尔雅图》。郭璞的研究和注释，使《尔雅》中所包含的动、植物分类思想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更为鲜明。《尔雅注》成为历代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参考书。 比郭璞早些时候的三国吴人陆玑，字无恪，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这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所提到的动物和植物进行注释和描述的专著。原著已佚，但从书名可以看出，陆玑显然也是按照草、木、虫、鱼、鸟、兽进行动植物分类的。这部著作今有罗振玉辑本，分上、下两卷，共载动、植物54种，其中草类54种，木类3种，鸟类23种，兽类2种，虫鱼类29种（各家统计数字略有不同）。陆玑联系实际，对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态、产地和用途进行了描述，并指出他们的异名、今名。书中对芄兰是这样描述的“芄兰，一名萝摩，幽州谓之雀瓢。蔓生，叶青绿色而厚，断之有白汁。鬻为茹，滑美。其子长数寸，如瓠子。”这样的描述抓住了蔓生的萝藦科植物的特点，使人很容易就和今天所称的植物萝藦（meteplexisjapoia）对应起来。根据生态特点，陆玑将“鹭”和“鹈”都归为“水鸟”。他说“鹭，水鸟也，好而洁白，故谓之白鸟。齐、鲁之间，谓之舂鉏。辽东乐浪吴扬人皆谓之白鹭。大小如鸱，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鹰尾，喙长三寸许，头上有毛十数枚，长尺余，毵毵然与众毛异，甚好。将欲取鱼时则弭之。”这里对白鹭的形态特征和不同地区的称谓，都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首次对我国珍禽“鹤”作了形态和分类描述“鹤，形状大如鹅，长三尺，脚青黑，高三尺余。赤顶、赤目。喙长三尺余。多纯白，亦有苍色。苍色者，人谓之赤颊。常夜半鸣其鸣高亮，闻里，雌者声差下。今吴人园囿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我国常用的鹤类有五六种，这里所描述的是我国最常见的白鹤即丹顶鹤（grushiesis）和赤颊鹤（grusleuauhe）。对于莎鸡，陆玑指出“沙鸡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或谓之天鸡。六月中飞而振羽，素索作声，幽州人谓之蒲错。”这些描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和观察，是写不出来的。上述事例说明，《毛诗草木鸟鲁虫鱼疏》，对动、植物的分类描述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陆玑所记载的动、植物的分布地区，已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涉及现在的朝鲜和越南，可见其视野之广阔。 《神农本草经》问世后，对药用动、植物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发展，新发现的药用动、植物种类不断增加。陶弘景（452—53）编著《神农本草经集注》时，他所著录的药物已增至730种。陶弘景打破了《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方法。就所著录的药用动、植物而论，他基本上将动、植物纳入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五大类。在每一大类中，再分上、中、下三品。很明显地已将三品分类放在很次要的地位。这一改进，对后来本草动、植物分类有很大影响。这部著作在动、植物形态鉴别描述方面也更为细致。例如说术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作桠，根甜少膏；赤术叶细无桠，根少苦多膏，区分得很清楚。 这个时期在分类学方面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随着我国南方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对南方动、植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先后产生了二十多种“志”、“状”、“记”等形式的著作，著录并描述我国南方的动物和植物。早在东汉时就有杨孚《异物志》（又称《南裔异物志》）问世。原书已佚，从后人征引中还可以看到有关翠鸟、鸬鹚、孔雀、荔枝、龙眼、等有关南方动、植物的描述。晋初沈莹所撰《临海异物志》是一部专门记述我国江南沿海地区草木禽兽、矿物和风土人情的著作。其中记述了约六十种鱼，四十多种爬行动物和贝壳动物，二十多种鸟类和二十多种植物。《南方草木状》，旧题永兴元年（304）嵇含撰（关于该书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至今尚无定论）。这是专述南方植物的专著，颇类当今之地方植物志。全书著录华南植物八十种，分草、木、果、竹四大类，系统完整，描述典雅。《南方草物状》是东晋徐衷所撰，原著已佚，从后人所征引的内容来看，至少记有植物五十种，鸟、兽、鱼、蚌、贝等动物十七仲。此外还有《广州记》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志”、“状”、“记”一类著作，所载之南方动、植物不少于235种，极大地丰富了关于中国动、植物种类的知识。第二节生态知识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学知识，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就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发展的影响及生物之间各种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分布的影响。秦汉前有不少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论述。秦汉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对生物分布界线的探索。在《南方草木状》和《南方草物状》等著作中记述了各种动、植物的分布状况和生活习性，勾画出把南岭作为我国南北植物分布的分界线思想。如指出芜青不能生长于南岭以南，即使种植到南岭以南，也要发生变异。戴凯之《竹谱》记述竹类数十种，指出由于气候寒冷，所以黄河以北竹类很少，而南方竹类却非常茂盛。他所记述的各种竹类分布状况，大致上将淮河、秦岭作为竹类植物分布的北界。在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个别耐寒竹种才能良好生长。 温度对昆虫发育的影响，亦被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发现。养蚕取丝，是中国古代在开发利用动物资源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显著例子之一。在长期养蚕生产中，不断积累了关于蚕与环境关系的知识。众所周知，蚕有一化性、二化性和多化性的区别。一化性蚕一年只能孵化一次，二化性蚕，一年能孵化两次。即使当时温度很高，二蚕卵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孵化，这在昆虫学上称为“滞育”。在晋代人们已经知道人为的用低温催青蚕卵，就可以中断滞育，使二蚕卵在当年就能继续孵化。据郑辑之《永嘉郡记》（公元4世纪）记载，当时浙江温州地方蚕农的具体做法是，将二化性蚕的第一化蚕所产的卵，放在低温环境中（如山间冷泉），“使冷气折其出势”。这样经低温而孵化出来的蚕，其所产的卵，在当年就会继续孵化。当时蚕农利用低温影响家蚕发育的方法，实现利用二化性蚕，在一年内孵化多次，以便饲养多批蚕。关于昆虫寄生现象的发现，在中国传统生物学史上，也颇具重要意义。 《诗经》中有“螟岭有子，蜾蠃负之”的诗句。螟岭是鳞翅目昆虫，蜾蠃即细腰蜂。螟岭的幼虫被一种细腰蜂掳走，这本是一种自然界常见的现象。但在汉代以前，人们还不了解这种现象的自然本质。汉代扬雄在《法言》中认为，蜾蠃掳走已经死亡的幼虫，是为将它咒成为蜾蠃。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如许慎、陆玑等都相信这种说法。陶弘景最早揭开了“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秘密。他通过实际观察发现，细腰蜂有许多种类。其中有一种色黑、腰很细、含泥作窠，并产下如粟米大小的卵。它捕取青蜘蛛放在窠内，作为子代成长时的食物。他说，另外还有一种，是在芦竹内作窠，它捕取青虫作为子代食物。根据这些发现，他正确地指出，所谓“取青虫教祝，使变成己子”的说法是错误的。陶弘景的发现，对后人进一步研究昆虫的生活是很有启发的。 在古代养蚕中，人们也发现了蚕蛆蝇的寄生现象。蚕蛆蝇在古代称为“蚃”，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尔雅·释虫》。郭璞在《尔雅》注中指出，“蚃”，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蛹虫”。蚃为什么叫“蛹虫”，我们从宋代陆佃《埤雅》记载中得到了解答。《埤雅》“蚃，旧说蝇于蚕身上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蚃子，入土为蝇。”原来蚕蛆蝇是家蚕害虫，它在家蚕幼虫体上产卵，待蚕化蛹成茧时，蚕蛆蝇卵便孵化为蝇蛆，蝇蛆咬穿蚕茧，钻入土中，不久便化为蚕蛆蝇。因为人们主要是在蚕蛹身上发现蚕蛆蝇幼虫，所以就称它为蛹虫。蚕蛆蝇寄生现象的发现，为防治这种家蚕害虫提供了依据。 害虫天敌的发现，是对园艺生产的一个重要贡献。据《南方草木状》记载，当时我国南方果农已经知道利用一种“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来防治柑桔害虫。南方柑桔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所谓“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即现今的黄猄蚁（oeophysmaragdia），又称红树蚁，常于柑桔树上网丝筑巢，“其巢如薄絮”，能吞食柑桔害虫。从《南方草木状》记载看，当时已有专门收集和贩卖黄猄蚁的商贩。他们以“席囊”或“布袋”贮蚁，售给果农，放养于果树上，以捕食害虫。这种利用捕食性昆虫防治害虫的方法是很先进的。 第三节微生物知识我国很早就对微生物的活动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到公元世纪，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总结了我国历代在利用微生物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书中有关制曲酿酒、作酱、制醋（酢）、作豉、制乳酪等论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在认识利用微生物发酵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制酒一般包括制曲和酿酒两个步骤，制曲就是在酿酒前先培养微生物菌种。《齐民要术》酒曲分为两大类，即笨曲和神曲，这相当于现在的大曲和小曲。根据《齐民要术》记载，用神曲酿酒，“一斗杀米三石”，即用曲量只需原料总量的三十一分之一；用笨曲酿酒，“一斗杀米六斗”，用曲量也仅占原料总量的七分之一。可见当时我国酿酒发酵中，糖化力和酒化力都有明显提高。在制曲过程中，要掺入生料，这起到了接种微生物的作用。制曲时，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调节，都提出了相当周到的措施，并把“五色衣成”作为制成曲的标准，可见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微生物的生长规律。在酿酒发酵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曲势”。所谓“曲势”就是现在所说的糖化酶和酒化酶的活力。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根据“曲势”来分批投料。 我国传统的酿醋法，通常是淀粉糖化、酒精发酵和醋酸形成三个过程在同一醪液中进行的。北魏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醋酸的形成与醪液中菌膜的生成有关。《齐民要术》把醪液中醋的菌膜的生成，称之为衣生。他说“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动，挠搅之。数十日醋成，衣沉，反更香美”。这里已将“衣生”和“衣沉”与醋酸的形成联系起来，已经模糊地意识到醋酸生成是与某种生命物质的作用有关。 第四节戴凯之与《竹谱》《竹谱》（公元5世纪中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竹类植物专著。作者戴凯之，字庆预，南朝刘宋时武昌（今湖北鄂城）人，曾被派遣为南康（今江西赣州）相，才章富建，所著《竹谱》，亦为韵语。 中国有丰富的竹类资源，尤其南部地区，不仅竹资源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我们祖先很早就已对竹类资源进行了研究，开发和利用。《诗经》、《禹贡》、《山海经》、《周礼》、《尔雅》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关于竹类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关竹类的记述也就更多了。沈莹《临海异物志》就记述竹六种，《南方草木状》亦描述了六种竹。戴凯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大大丰富了有关竹类的知识。《竹谱》全书以韵文为纲，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解释。书之开头，是对竹类植物特点的概括，指出竹体“既刚且柔，非草非木”，是植物界里的一个大类。“竹”就是这一大类植物的总称。植物界中有竹，犹如动物界中，有“虫”、“鱼”、“鸟”、“兽”一样。《竹谱》指出，虽然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关于竹类的分布特点，《竹谱》说，竹“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竹类不耐严寒，因此，其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竹谱》的主要内容是记述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如《竹谱》是这样描述“棘竹”的，“棘竹，生交州诸郡。丛生，初有数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弓。枝节皆有刺，彼人种以为城，卒不可攻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纵横相承如掺车，一名笆竹”。根据这些描述，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将它和秆粗质厚，节上有刺，地下茎为合轴型的箣竹属植物对应起来。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所见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至少也有三十多种。所记竹种类之多，是空前的。 《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的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思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二十八章医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医药学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一方面则是内容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系统总结。因此，无论医学之基础理论，或是治疗经验，都有着较明显的进步。 第一节医学旧籍的研究整理《内经》的整理研究《黄帝内经》成书以来，已历近千年之流传，除文字古奥难懂外，战火，虫蛀、脱简散乱及传抄之误，已给该书内容的完整性、科学性带来巨大损害，急需予以整理训解。齐、梁间医学家全元起，曾任太医侍郎，对《内经》有着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问训解》。该书虽然在南宋时已佚，但其内容由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引用，仍部分得到保存。全氏医术高明，故有“一时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则生，舍元起则死”的誉论。 《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东汉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最初流行并不广泛。晋代王叔和对仲景书颇为重视，他为了便利读者检阅诵读，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之辨证论治，后者专述一般杂病之脉因证治。由于王叔和距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近，有人认为王氏可能是张仲景的学生，或曾见过面，所以王氏所整理仲景书是接近原貌的。 因此，历代医学家多予以较高的评价。例如晋代皇甫士妥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宋代以校勘医学文献而著名于世的孙奇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金代成无己是以整理注解《伤寒论》而闻名于医界的，他称赞“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2但也有指责者，如明清学者主要批评王叔和于仲景书中杂以己言，以及在编次、序例中多有谬误等3。但对这些批评意见，有更多医学家为王叔和辩护，如清代徐灵胎强调“不有叔和，焉有此书。”4可见王叔和将《伤寒杂病论》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对发展仲景学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脉学和中医诊断术王叔和还撰有《脉经》一书，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切脉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确定预后的一门重要学科，也是中医学术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晋人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西高平，一说今山东济宁）人。性沉静，博通经史，医术精良，尤擅切脉，集《内经》、《难经》、扁鹊、淳于意、张仲景等之脉法，结合个人多年临床切脉诊断的丰富经验，编撰《脉经》经》之卓越贡献有.总结前人经验，确定24种脉象，使《本草经集注》。 陈邦贤等著《中国医学人名志》。据《古今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955年版。皇甫谧《黄帝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95年重版。2林亿等《伤寒论·序》，见《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93年版。3参见严器之《注解伤寒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93年版。 4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第285—28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95年版。临床切脉诊断有所准绳；2.列举八项相类的脉象，可为切脉鉴别之依据；3.系统论述了脉学理论知识和切脉诊断的部位和方法；4.详论各种脉象之阴阳、逆顺、寒热、虚实、生死之辨别；5.叙述了人体脏腑之生理脉象和病理脉象同各种病证之间的关系；.对各种疾病之脉证、妇人脉证以及小儿脉证等均加以记述。《脉经》对中医诊断学之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但推动了中医学的进步，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公元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0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鼎立的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其中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而丰富发展起来的。《脉经》不但为阿拉伯医学所引进，而且早在世纪已传至朝鲜、日本。公元7世纪后还被译成为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5。在脉学诊断之外，此期还出现了病理解剖诊断技术，如《南史·顾恺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告诉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不道”，子“不孝”而惨遭杀害，刚兴起的求实精神就这样被泯灭了。《庾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之预后吉凶。此举虽不符合卫生要求，然而我国诊断糖尿病以小便甜为依据即源于此，从而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针灸学之整理与提高晋人皇甫谧编撰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此期针灸学发展承先启后的代表作。皇甫谧（25—282）字士妥，幼名静，自号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境）人。幼年家贫，务农为生，从坦席学儒。中年因病风痹，肢体活动受限，始钻研医学。为人沉静寡欲，好学博览，专事著述，撰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玄宴春秋》等。魏晋时，多次谢绝当局而不仕，一心致力于学术和医学研究。在针灸学发展上，他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之有关内容为基础，结合历代医学名家的有关论述和经验，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2卷、《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氏在编撰过程中遵循“删浮词、除重复、论精要”的原则，使前世针灸学得到明显的提高。《针灸甲乙经》共28篇，对人体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该书使中国针灸之穴位总数达54处，其中单穴48处，其他则为双穴，分布于全身4个经脉线上，称为经穴。后世所发现者，则称之为经外奇穴。关于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其经验及理论也都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是针灸学家临床治病和撰著的指南。《针灸甲乙经》不但是我国发展针灸学的典籍和培养针灸医师的教科书，而且也是日本、朝鲜等国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并有法文等译本在欧洲流传。因此，皇甫谧在医学界并不以文学、史学闻名，而以其针灸学上之卓越贡献为历代医学家所推崇而闻名于世。 5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伤寒论”条。 第二节医学经验总结和医学的发展丰富多采的医疗方剂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辈出，总结经验，著书立说之风亦甚盛行。根据《隋书·经籍志》所收录，此期医学家医药方书约有百种，其中在当代及后世有着明显影响者，如陈延之撰《小品方》2卷，范东阳撰《范汪方》7卷，姚僧垣撰《集验方》0卷，徐叔响撰《杂疗方》22卷等等，都是有着较高学术水平的佳作。这些医方著作一般多真实记录了著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在隋唐时期仍较广泛地流传着。例如《小品方》曾流传日本，在日本医学教育中，曾被列入医学院校教材而广为传诵。我国隋唐及后世医家之综合性著作，也多有引用。可惜，这些医方书籍几乎全部散佚，但由于孙思邈之《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等大量引用而尚能窥其梗概。 世医徐之才与中医方剂学之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许多父子传授世代业医的医学世家，政府也很强调医学籍贯，群众对“世医”也更为信任，所以“世医”成为评价医生医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徐之才（505—572），字士茂，世医出身，祖籍东莞（今山东莒县），迁居丹阳（今江苏镇江）。先祖徐熙，好黄老之学，精医术，从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医术著名于时，且擅长炼丹术，颇得统治者之赏识。父徐雄，亦以医术见称于江南一带，曾任南齐政权的兰陵太守。之才兄弟等也均以医术闻名，后因战乱被俘至北魏，封西阳王。他聪明过人，博学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对药物方剂之组成原则和方法颇有研究，曾对《雷公药对》及《药对》等书详加修订，在药物炮制加工和总结吸收前代方剂学精华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譬如他总结和发挥中医学之“七方十剂”理论和经验，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七方，即大、小、急、缓、奇、偶、复；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濇、燥、湿。由于他阐发了经典，总结了新经验，故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譬如宣剂，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通剂，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补剂，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等等。结合陶弘景“诸病通用药”，从而使中医学在临床处方之药物调遣和配伍原则的掌握上，有了一个更为科学的新规律可循。徐之才除发展了中医方剂学外，对妇产科学也研究有素，特别是对产科的产期卫生，胎儿发育等很有见地。他还撰有《家传秘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小儿方》等等。徐氏历代以医传家，学贯南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有名望的医学世家。 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外科之伤残、感染性疾病大大增加，客观上促进了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发展，我国现存较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即成书于此时。该书作者可能是刘涓子，后经龚庆宣整理编次为0卷而流传于世。据龚氏序，刘涓子晋末人，曾随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黄父鬼”而得其所遗医方书，故名《刘涓子鬼遗方》。据其序，刘涓子为随军医生，用该书处方治病疗伤，“千无一失”，并谓“有被创者，以药涂之即愈”。该书内容包括有战伤、各种化脓性感染、疥癣，以及其他皮肤病等。其治疗技术，载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敛、镇静等内、外治法处方40多个。所有药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黄连、大黄、水银等为最多，而且配制成软膏等剂型。更有价值的是该书提倡早期治疗的先进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书强调痈疽早期诊断和治疗，在脓已成时则应及时进行手术切开引流，对手术切开之部位也作了科学的论断。 外科手术治疗先天性畸形在此期也有显著的进步。例如《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咏之先天性唇裂（俗称兔唇），曾往殷仲堪帐下名医求治，术后唇裂弥合，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一唇裂修补术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整形外科已达到很高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次，如目瘤摘除术、头部巨大肿瘤的手术切除等，也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中外医药学交流公元59年，扶南遣使中国，其易货贸易中有中药郁金、苏合香、沉木香等；中天竺等也以中药琥珀、郁金、苏合香、真珠等与我国交换；波斯更以琥珀、真珠、朱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毕拨、石密、香附、诃黎勒、雌黄等与我国互易，这些都反映了此期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在与我国香药贸易上的兴盛状况，也反映了我国对这些香药等的大量需求和广泛用于临床治疗的情况。公元54年，朝鲜请中国医生治病，公元552年，我国以《针经》赠送日本，又有吴人知聪带《明堂图》等医药书籍0卷赴日传播中医学。尽管中国尚不统一，战争不断，但医药之与国外交流较前代还是有着明显的扩大，从而也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和进步。葛洪和陶弘景是这一时期的医学的大家，本编已分别为他们立传，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十九章妇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妇女的记录慢慢地多起来。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梁武帝女《临安恭公主集》三卷，梁征西记室范靖妻《沈满愿集》三卷，梁太子洗马徐悱妻《刘令娴集》三卷。又著录有“《妇人集》二十卷，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人集抄》二卷”。这些都是妇女自己写的书。《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杂文》六十卷”，原注称“为妇人作”。又著录“《女鉴》一卷，梁有《女训》十六卷。《妇人训诫集》十一卷，并录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娣姒训》一卷，冯少胄撰。《贞顺志》一卷”。这些大概都是男性作者为妇女而写，可能主要是关于妇女教育的撰述。《隋书·经籍志》以上所著录的这些书，当是了解当时妇女情况的重要资料，可惜都失传了。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都有《列女传》，而其中可用的资料不多。现在，只能就各书所见零碎的材料，取其有突出成就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汇成本篇。 第一节女诗人蔡琰蔡琰，字文姬，陈留人，文学家蔡邕之女。她博学有才辩，妙通音律。 《后汉书》李贤注引刘昭《幼童传》曰“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蔡琰在音律方面的才能，在幼年已有所表现。 蔡琰初嫁江东卫仲道。仲道早死，琰回娘家居住。兴平年间（93—95），天下混乱，琰为胡骑所虏，居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惜蔡邕无嗣，以重金将琰赎回，再嫁陈留董祀。董祀犯法当死，琰蓬首徒行，向曹操请罪。她言辞清辩，旨甚酸哀，当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满一堂，无不为之动容。曹操说你的情况我很同情，可是定罪的文状已经发出，怎么办？蔡琰说，“明公有良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听了很受感动，便把文状追回。因问蔡琰，听说夫人原先藏书很多，不知还能记忆不。蔡琰回答说，原来先父留下的书籍有四千余卷，经过变乱，都已损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把能回忆的各篇亲自写出后与曹操藏书核对，没有错误和遗漏。 蔡琰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写诗二章。其中一章为五言《悲愤诗》。诗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终己。有客自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夏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别离。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影，怛咤靡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首诗包括三段。第一段是说董卓的残暴和篡汉的野心。第二段是说她在胡地所感到生活的困难，听到中原有使者来迎接她回去时的喜悦以及她不忍离开子女的依恋心情。第三段是说她回到中原后所看到的依然是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从而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个人生活上的安定。全诗感情充沛，写出乱离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感人至深，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三国初期文学上的杰作。近人认为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并列。诗长五百四十字，也是前所未有的。 蔡琰所著还有另一《悲愤诗》，见《后汉书·列女传》，有《东征赋》，见《昭明文选》。相传《胡笳十八拍》也是蔡琰所作，但有不同的见解。《胡笳十八拍》的内容及其艺术成就与《悲愤诗》相类似，但还不能据此论定十八拍为蔡琰所作。 本节材料见《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 第二节刘兰芝抗婚刘兰芝，据说是建安年间庐江府吏焦仲卿的妻子。她聪明、美丽、能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受过较高的教养。十七岁出嫁到婆家，与丈夫恩爱，又致力于家庭纺织。她每天从鸡鸣开始织布，夜夜不得休息，只用三天就织出了五匹布。而婆婆却嫌织得太慢，百般加以挑剔。兰芝实在做不下去了。 焦仲卿了解了情况后，上堂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说情。他说，儿子的骨相不好，幸亏娶了这个媳妇，可以长久相处。现在我们一起生活才二、三年，时间不算长，并没有什么斜歪之事，不知她如何不好？焦母说，你的心眼太小了。媳妇不懂礼节，举止随便，我久已不满，岂能按你的意思去做！我们东邻有贤惠女子，长得也很漂亮，我可以替你求婚。你快把这媳妇打发了吧！仲卿长跪乞求说，若是休了她，我决不再娶。焦母听后大怒，说，你好大胆！竟敢替老婆说话。我已跟她没有情意可言，不会答应你了。 焦仲卿回到自己房中，看见妻子，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说，这是母亲强迫她离去，不是自己的意思。他请兰芝暂时回娘家暂住，等他把府里的公事办完，再去接兰芝回来，请兰芝不要违背他的意思。兰芝说不要再找麻烦了。自从嫁到你家后，事事顺奉公婆，进退那敢自专，昼夜辛劳，孤孤单单，总觉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原想准备奉养老人到底。哪想到这样做还是被驱遣！又说我有生光的绣腰襦，有垂香囊的红罗帐，还有箱帘六七十个，各物都有它的特点。人贱了，东西也算不了什么，留着送人吧！时时安慰自己，久久不要相忘！ 天亮了，兰芝离开焦家的时间到了。她认真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上堂辞行，焦母毫无挽留之意。兰芝又与小姑告别，小姑泪落如珠。 焦仲卿骑着马送兰芝到了路口，下马对兰芝说“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兰芝说我很感激你的诚意，希望你不久来接我。她把仲卿比作磐石，把自己比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只是兰芝担心自己的兄长性情暴躁，由不得自己。俩人依恋不舍地分手了。 到了娘家，兰芝进退两难。母亲见到她回来，感到意外，拍着手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教你学了许多本事，想你不会不守婆家的规法，你今天没有过错，怎么倒自己回来了？兰芝说，儿愧对母亲，但儿实在没有罪过。母亲听了大为悲痛。 兰芝回家不多日，便有媒人来说亲。媒人是为县令的第三郎说亲，据说这位年青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便言多令才”。母亲要兰芝答应了这门亲事，兰芝噙泪说府吏和我结誓永不别离，今日违约，恐不合适。母亲便回绝了媒人。 隔了几日，太守遣府丞来求亲，说是他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兰芝的母亲再次谢绝了媒人，她说“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兰芝的哥哥听说此事后，却颇不以为然。他对妹妹说做事何不掂量掂量！你先嫁府吏，后嫁郎君，这是天地之别，够你享受了。有郎君不嫁，你还想去哪里？兰芝仰着头回答道你说得不错。在家事夫婿，中见《乐府诗集》。 途回兄门，由你安排吧，我哪能自己决定。虽然我与府吏有约，但怕是日后却永无相聚之时了。这时，兰芝所处的境况已经是若不改嫁，就无家可归。她答复哥哥的话，只能说是她已作了采取最后步骤的思想准备。 结婚的日期很快定了下来。男方的聘礼十分丰厚，据说是“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兰芝对这一切视若不见，只是遵照母亲的嘱咐，含泪作嫁衣。 焦仲卿听说后，立即告假回家。在离家二、三里的地方，马儿嘶叫起来。兰芝听见了熟悉的马嘶声，慌忙出来相迎，远远地看见了焦仲卿。兰芝上前拍着马鞍对仲卿说，自从分别后，事情变化很大，如我所言，我的亲父母兄弟逼我嫁给他人，你没有什么指望了。焦仲卿故意挖苦兰芝说贺你高迁！磐石可保持千年不变，而蒲苇只是一时的纫劲。你当荣华富贵，我却要独赴黄泉！兰芝说你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都是被逼迫所为。你被逼离婚、而我也是被逼嫁人。黄泉下相见，不要违背今日的诺言！俩人约定后，各自回家。 结婚的日子终于到了，轿子把兰芝抬走了。兰芝好容易熬过了一天。夜深人静了，她下了最后的决心，提起衣裙，脱去丝鞋，投水自尽。焦仲卿知道后，也在树下自缢而死。人们痛惜他们二人的死，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后来有人为刘兰芝写了《孔雀东南飞》的长诗，流传后世。 今案刘兰芝不慕权势，不爱金钱、财物、玩好，也不追逐贞妇烈女的名声。她是为了维护夫妻恩爱的纯洁而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她在中国妇女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反映了中国妇女中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节谢道韫的才辩2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谢道韫是在这个风气影响之下的一个才女。 她的父亲是晋安西将军谢奕，丈夫是江州刺史王凝之。她自幼聪识，有才辩。叔父谢安曾问《毛诗》中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青风，仲山甫永怀，以谓其心。”谢安说她有雅人深致。 一次，家人们聚在一起，天上下起雪来。谢安便问大家，这雪象什么？ 有人回答说，象在空中撒盐。道韫说，不对，象柳絮迎风起。谢安听了很是高兴。 凝之的弟弟献之，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让婢女告知献之说，欲为小郎解围。她施青绫步鄣自蔽，参与谈议，客不能屈。 晚年，道韫嫠居会稽。太守刘柳久闻其名，请与谈议。道韫素知刘柳之名，也不推辞。她“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脩整带造于别榻”道韫丰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涟，徐酬问旨，词理无滞”。刘柳大为叹服，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使人心服的人。 一千多年来，谢道韫和蔡文姬一直是流传很广的人物。 道韫著有诗赋诔讼，《隋书·经籍志》录有《谢道韫集》二卷。 2见《玉台新咏·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 第四节苏蕙巧织回文图诗苏蕙，字若兰，苻秦时期始平（治在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晋书·列女传》有传，但所记过于简略。依《烈女传》所记和有关记载考证，苏蕙是秦州刺史窦滔的妻子，善属文。窦滔因事徙流沙，苏蕙未相从而去。窦滔违背夫妻告别时的诺言，在外再娶。苏蕙非常伤感，织成回文诗，以赠滔。回文诗或称璇玑图诗，共八百余言，上下左右，婉转读之，皆成章句。原图五色相宣，用以区别三五七言诗句，后来变五色为黑色，诗句便不可读。约在宋元间，僧起宗以意推求，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明康万民增读其诗四千二百零六首。两家合计共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但求协韵成句而不问义之如何，辗转钩连，■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为若兰本意如斯，则未之能信。存以为艺林之玩可矣。”《四库全书总目》的意见是正确的。而苏蕙作为回文图诗的创始人，其运思之巧，也是可以肯定的。 1 题记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热书阁//本卷是近代前编，论述自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99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0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会经济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国资产阶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々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同志主编。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开沅同志因工作过忙难以分身，本卷改由龚书铎同志主编≈增平同志923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947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文史系，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992年逝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七章÷开沅同志92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948年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曾任该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章。 本卷主编龚书铎同志，929年生于福建泉州，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议组副组长等职。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三章；乙编综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二章。 本卷编写之初，曾组织编写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编写组的成员还有王庆成、李侃、李进修和戴学稷诸同志。 王庆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章。 李侃同志，中华书局原总编、编审。他分别与陈东林、吴杰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李进修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七章。 戴学稷同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国盛同志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与黄名长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参加本卷编撰工作的同志还有张守超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一章。 枝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博士。他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二章。 杨益茂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七章。 杨直民同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节。 颜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 华世珍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后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级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刘登仕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倪莉同志，三峡移民开发局硕士。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陶瓷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齐戈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培训部教授兼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五章。 黄国盛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章。 孙占元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三章。 秦宝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五章。 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学院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八章。 陈东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 苏双碧同志，《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七章。 钟康默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副校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八章。 黄名长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九章。 穆渊同志，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章。黄绮文同志，汕头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一章。 桑咸之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四章。 汤志钧同志，上虹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吴杰同志，现代出版社副编审。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六章。 王俊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八章。 陈铿志，中华书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博士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扬宗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二章，并与张藜同志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七章≡慧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审。她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三章。 黄彦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王杰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杰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彦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五章。 郑云山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八章。 陈旭麓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他与何泽脯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泽脯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陈旭麓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章。 刘泱泱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一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维枢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五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六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与王扬宗同志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合写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八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做了科技部分的组稿工作，并审定了丙编典志部分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部稿件。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并做了本卷选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与了图片拍摄工作。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稿。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究竟还不算太成熟，我们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胡绳同志和刘大年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书名，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998年4月日于北京第一章文献资料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仅中文文献就有官方的印书、史书、档案，私家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地方志、报刊等。此外，还有大量外文资料♀里只就中文文献（含译为中文的外文资料）分类择要介绍。第一节政府官书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发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一类政府官书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分述如下《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94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987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0卷″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内容重要〉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873卷。（3）编纂体裁优越〉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900）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计922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30卷，《清文宗圣训》00卷，《清穆宗圣训》0卷。《十朝圣训》共922卷，前七朝200年事共532卷，近代三朝50多年共390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辑，第39—40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20卷，嘉庆朝50卷，道光朝0卷，咸丰朝00卷，同治朝00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计前五朝共00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彻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84年5月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2。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9卷，有光绪八年（882）上杭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只是摘抄《实录》，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卷，于宣统元年（909），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958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王先谦《东华录序》。 2《清宣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版，第2页。 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刊印行世的高级官员的奏议专集。三是近代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无《实录》为底本，也就摆脱了那种以胪列皇帝的活动和谕旨为主的编纂方法的影响，而大量采入奏议，特别是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的奏议。有些人的奏稿并未结集刊印，或虽有结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保存下来□至在清故宫档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寿朋的及时采录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宋伯鲁、杨深秀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绪朝东华录》，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不见。大量采录奏折，就比以前各家《东华录》以及《实录》更能反映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过程♀是《光绪朝东华录》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光绪朝东华录》所收上谕没有《清德宗实录》那么多。但因为朱寿朋辑录上谕另有来源，所以也收有不见于《实录》的上谕。但《光绪朝东华录》的日期常有不准确之处，使用此书时应予注意。 民国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中华民国政府刊行的公布法律、命令的机关报♀是继承清朝《邸报》而来的x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公报在其形成中经历了几个段落。9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发行《中华民国公报》。9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发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年2月3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月7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䜣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卷，皆同治十一年（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皆光绪二十二年（89）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支持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发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00卷，收道光十六年（83）至同治十三年（874），前后39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00件、770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濒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85）、同治六年（87）、光绪六年（880），929—930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94年和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900—90）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90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905—908）和宣统一朝三年（909—9）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8卷，又卷首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卷，又卷首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2卷，《条约一览表》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各级官员文书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类.综合性汇编。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卷，陈弢辑，光绪元年（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0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90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2.专题奏议。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0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90）上洪局石印本♀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895—90）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90）上洪局石印本”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册，光绪二十七年（90）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册，奕䜣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90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3.个人著作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00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00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卷，收录折片897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4卷，收录折片34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0卷，收录折片92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件，为《林文忠公政书》50件的39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陆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城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v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3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大体情况如下.京师的阁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议，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赤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湘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陆宝忠的《陆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议，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3.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边疆地区的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集的也有二三十种，如驻藏大臣景纹的《驻藏奏稿》，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文瑞的《光绪绥远奏议》。 5.钦差大臣的奏议，为数不多，如《向荣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驻外使节的奏议，约计三十余种，如出使英、法、俄等国大臣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法、德、奥、俄等国大臣许景澄的《许竹筼先生奏稿录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7.其他各地文武官员，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不均衡，督抚奏议最多，约为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种情况，是由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牍各级官员的公牍，除给皇帝的奏疏以外，还有日常处理政务的其他各种公牍。其内容一般说来不如奏议重要，但就其记述下层事务的具体详尽来说，又往往超过奏议，可补奏议之不足。 辛亥革命后废除皇帝，奏折亦随之消失。至于各级官员的办公文书，民国初年大体沿袭清末习用的格式，变动不大。 近代海关的重要官员任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从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书写的海关档案〉权操在洋员手中，但它在名义上是中国衙署，从海关总税务司起所有海关都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所以他们办公留下的档案也应当视为中国官员的办公文书。 晚清各级官员来往文书晚清各级官员奏议以外的办公文书，不像奏议那样被重视，因而保存下来或编刊问世的不像奏议那样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公家贮存的公牍档案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巴县档案，从康熙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全国仅有的一份。至于个人居官积存的档案，有些高级重要官员的保存下来了，如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全宗》、《赵尔巽全宗》，现存上杭书馆的李鸿章、盛宣怀的档案，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吴煦档案等，但为数也不多。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档案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各级官员办公文书之编刊行世者可分为衙署公牍和官员个人专集两大类。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个人的名义收发，因而也多由官署编印。例如《清国史馆移咨札示汇送文》册，光绪年间刻本。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该衙门清档司日雏理的专题公文汇编，现已开始作为史料出版问世，如《教务档》、《四国档》等。 各省则由于办公的需要，有的编刊《省例》，如《粤东省例新纂》8卷，道光二十六年（84）刻本。又如《江苏省例》4编，陆续编刊于同治八年（89）、光绪元年（875）、九年（883）、十六年（890），内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83—889）的督抚藩臬的文件，意在举例示范，“俾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其中所收文件虽不多，但可看出该省日常公务中的各种问题及处理原则。 到清末最后十年间，受近代报纸、期刊的影响，从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发刊《官报》，直隶发刊《北洋官报》（902年），两江发刊《南洋官报》（903年），其他湘、赣、川、豫、皖、粤、鄂、鲁、桂、甘、浙、黔、闽和东三省相继编印《官报》，即各该省政府的机关报，仿照中央政府《邸报》的形式，报导政务活动，刊登奏折、上谕，还刊登该省各级官员的其他公牍。此外，从京师到各省，还有各衙署编刊的《官报》，如学部的《学部官报》、农工商部的《商务官报》、邮传部的《交通官报》；各省“三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劝业道）也多编印《官报》。不过，从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县日常办理公务所产生的文件数量来说，发表在《官报》上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机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于众的文件，在《官报》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牍之编入个人专集者不多，有之如黄云鹄的《兵部公牍》2卷，收入他于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时所撰拟的咨文，禀稿等三十余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负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总理衙门章京时所拟的有关对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是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时发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系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与沙俄交涉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有关文电和谈判记录。 地方官员的一般公牍编印行世的，还是以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为多≈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公牍，其后人编成《信及录》一书于929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册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卷，奏疏5卷外，书牍批札等35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卷，而公务书札33卷、批牍卷，其杂著2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超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卷，批札7卷，咨札、告示、说帖各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件。该社又访得上杭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册，计7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0卷之外，朋僚函稿20卷、译署函稿20卷、海军函稿4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卷，又电稿40卷♀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880）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2，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集又有959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卷（略去文集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7卷、电信3卷、公牍2卷v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98—920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卷，928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卷，电牍（兼收来电）80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0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首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870）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页。2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页。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下，第20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87—880）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0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喀著《岭西公牍汇存》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89—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2卷，光绪三十一年（90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873—88）历署广东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894）署理广东陆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95年第4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册，齐鲁书社98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899年9月）至二十七年二月（90年3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册，920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900）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发、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罕事新报馆民国元年（92）初出版；《民**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982年版）收录孙中山9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卷，前8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00件♀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发《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各省有些也沿袭清末之《官报》而出《公报》。虽然当时机密公文不会在这些官方《公报》上发表，但也毕竟积存了一些文件。 民国初年继续有一些公牍汇编之类的书出版，如《中华民国新文牍》、《中华新文牍类纂》、《通电汇钞》等♀些类纂汇钞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员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还是官员间的来往函电。 北洋政府官员个人的文件编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总统书牍汇集》，民国三年（94）出版；《黎大总统政书初编》，民国五年（9）普益书局出版；等等。 地方长官者有四川民政长、巡按使陈延杰的《川牍存要》（93—95），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粤东公牍辑要》（9—97），陕西省长李根源的《秦中文牍》（9—97），自民国元年（9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长等职的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等。不过为数不多，不像清末督抚那样大半有公牍编集行世。 袁世凯当政后，废府并县，知县改称县知事。他们也有印行其公牍的，但为数不多，大抵为自我宣传其政绩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莱阳录》即如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后爆发“二次革命”，继之以“护国”、“护法”，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也留下不少公务文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4卷，内收93—98年孙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数是和反袁、护国、护法有关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4年版），曾业英编，其中有关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的文件。又梁启超的《盾鼻集》、唐继尧的《会泽首义文牍》，皆为“护国”之役的有关公牍史料。唐继尧的《会泽靖国公牍》，则为“护法”时期他乘机向四川进攻前后的文件。 海关档案及其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在处理各种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档案。其中有各种报告、咨、呈，以及大量的来往函电♀些文件的形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关起，直到民国年间。它们过去一直由各海关作为档案自行保存着，解放后被我们接收过来，称之为海关档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关总署的档案。 海关档案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政府机构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电，和我们前述的咨札函电一样，也应属于近代各级官员文书之列№一方面，中国政府虽派有海关监督，而实权操在“募用”洋员税务司之手。海关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的办公文书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虽有汉文的，但为数不是很多。所以，海关档案又与一般中国政府官员的办公文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在公牍领域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对海关档案进行整理编译，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辑，包括中法战争、缅藏问题、中葡里斯本草约、中日甲午战争、英德续借款、义和团运动、庚子赔款、近代邮政、辛亥革命、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等个专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历次大事件，在海关档案中无不有所反映〃过出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洋员之手的这些文件，使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得以从某一侧面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事件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阴谋活动和真实意图。 九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陈霞飞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874—907）》，分为9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赫德与金登干往来信件3528封，电稿449份，另附赫德与其弟赫政往来电报42件。赫德，英国人，从83年到908年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达45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亲信，874年被赫德派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历时34年♀些函电指示了许多迄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详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记录。 第三节典章制度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统治特点。中国近代包含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时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有属于封建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也有属于半殖民地的。记述清朝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资料很多，这里只扼要介绍几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专书。 大清会典会典是从明朝开始修撰的，它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会典”、“会要”名称不同，内容相似，都是当时现行制度的总汇。 《大清会典》从康熙朝开始编撰，雍正朝又续修，主要是将清朝开国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度化，便于官员遵守，提高统治效能￠有典有例，典例结合。典是正文，不能变。例是则例，是对典的补充或说明，是可以变通的‖隆朝第三次修订，以典例合辑，使“典例无辨”，谕令将典和例分卷纂辑。嘉庆朝第四次重修，在《会典则例》基础上补入逐年事例，改名为《会典事例》，又增修《会典图说》。 嘉庆以后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都没有续修会典，直到光绪十二年（88）才开始第五次重修♀次修纂主要以历朝实录及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和各部院则例为依据，先由各阁部院府守监等各该衙门起草，最后由会典馆总汇。其断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绪二十二年（89）。光绪二十五年（899）书成，计《光绪会典》00卷，《会典事例》220卷，《会典图》270卷。光绪朝修的《大清会典》是清代五朝会典中最详尽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庆以后有关典制的新内容，也补上了前此历朝会典之不足÷增的有咸丰十一年（38）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补充的有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会典》和《乾隆会典》未收，《嘉庆会典》收而不详，《光绪会典》弥补了这个缺陷。 在记述各衙署典制时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首列最高长官的职掌，并对其职掌范围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详加解释，然后分列所属机构、官员、职掌、编制等。例如吏部，首记尚书、侍郎，“掌天下文职官吏之政令”；再记所属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的官员设置并详叙其职掌。以下详列全国地方文官及其职掌。 本书有光绪二十五年（899）成书的清缮本，二十八年（902）石印本，三十四年（908）商务印书馆据原写本的影印本，该馆后又将影印本收入《万有文库》。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是将典和例编为一书的，《乾隆会典》起典例分辑，“以典为经，以例为纬”（奏定凡例），以后遂成定制。《光绪会典事例》是清代诸会典中保存典制方面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会典事例》也是以各衙门（缺军机处）为纲，其次序，完全照会典。 在每个衙门下，又分若干目，目下又有细目÷例辑录的是清朝开国至光绪二十二年（89）前的有关谕旨，按不同的部门、事类、逐年排比，主要说明现行制度是经过怎样的“因革损益”而形成的。例如内阁，分建制、典礼、职掌三目；建制一目又分内三院沿革、设官二细目；职掌一目又分进本、票拟、票拟加签、御门进折本、巡幸发递本报、勾到、收发红本、收存揭帖、颁发书籍、收存副本、恭拟谥号、撰拟制诰、撰拟匾额字样、承宣谕旨、记载纶音等27个细目。每目之下，将有关该项制度因革变化的谕旨按时间先后扼要列出，清楚明白。 但是，会典和事例都只记到光绪二十二年（89）；鸦片战争后新增机构只辑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嫌简略。光宣之际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事在本书修成之后，便都没有记述了。 光绪《大清会典图》，沿嘉庆《大清会典图说》，有图有说明文字，又有所订正和增益。计天文图32卷，从《嘉庆会典图》之57图增至333图；冠服图20卷，从2图增至285图；礼图30卷，从227图增至28图；舆卫图4卷，从82图增至24图；乐图（包括谱表）2卷，从84图增至38图；武备图卷，从248图增至3图；舆地图32卷，33图，完全是新增的♀些图说，主要也还是记录清朝典制，但有些具体事物仅靠文字不易说清楚，绘图再加说明，便可一目了然了。 舆地图是新添的。计全总图幅，百里开方的各省全图27幅，五十里开方的府和直隶州图335幅，皆有文字说明。惟缺基层州县图，这是自嘉庆《大清一统志》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绘制地图，比上次绘的好一些♀些图是行政区划图，可与《会典》之记各省府州县职掌部分对读♀些图，详水而略山，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比较详细的全国河流图。 清修《文献通考》清乾隆时，继杜佑《通典》、衷《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由政府组织人力先修《续文献通考》，继修《续通典》、《续通志》，并另修清朝（原称皇朝）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以上六书至乾隆五十年（785）陆续完成，其中《清朝文献通考》对研究清代典制最有参考价值。 《清朝文献通考》，300卷。内容主要记有努尔哈赤始建后金国起至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清代制度，分2门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群祀考、宗庙考、群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 此书记的虽是清代前期事，但由于到乾隆后期，清代典制已经过百余年的调整而基本定型，以后大都遵行不变，所以此书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制度仍是重要的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所记止于乾隆五十年，嘉道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激烈变化，典章制度也不能例外。单靠《清朝文献通考》来了解清代典制已远远不够，刘锦藻编纂的《清代续文献通考》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先着手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计划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78—904）间事，宣统二年（90）完稿。第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刘锦藻遂又补辑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905—9）事。共400卷。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除仿照《清朝文献通考》之2门外，对清政府在近代采取的新措施新制度用两种办法补入一是附入已有各门，一是另增新门类“者如银行、海运附于国用考，厘金、洋务（鸦片）附于征榷考，团练、练军、巡防队、海军等附于兵考。无可附入者，另列新门类，计有外交考包括交际、界务、传教、条约4目。 邮传考包括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5目。 实业考包括总务、农务、工务、商务4目。 宪政考不分目。原2门加新增4门，共30门。对了解近代洋务运动及光宣间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等，尤为不可缺少的系统资料。 类似的书还有《皇朝掌故纂编》00卷鄞县张寿庸等编。分内外编，内编以帝系冠首，以吏、户、礼、兵、刑、工六官为纲，分述各部规制♀编以外务部为纲，以各国立约年月考弁首。本书有光绪二十八年（902）求实书社铅印本，错讹太多。 《清史稿》志《清史稿》中记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志有种，共42卷。志是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通、邦交。 《清史稿》编纂工作组织得不好，完稿后未认真复核，又仓卒付印，以致存在不少问题。如职官志竟缺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这是重要疏漏。《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记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典制的有政府公报、年鉴及公布的各种法令规则，但很分散，也不易找到。目前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这时期典制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此书上、下两册，钱实甫著，中华书局984年出版△者在本书例言中说“本书主要说明民国元年（92）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开始，至民国十七年（928）六月张作霖逃出北京为止，前后共计十六年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简称为‘北洋官制’。”“南京临时政府、护**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等，虽不属北洋政府的范围，但这些政府大都存在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多或少各有一些不能完全割断的联系（特别是‘法统’上的关系），所以在本书内也一并说明，以便参考。”本书对每个政治机构的说明，既注意其职掌的性质，又不忽视其历史的变化，既详尽，又全面。此外，可与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互相参用。 第四节私家著作私家著作所记载的是私人的活动、感受、见闻、议论等，能够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许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记述官方事务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后的追述，与事发当时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事后下笔，可作综合叙述并评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远，私人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专著、诗文集、信札、日记，以及野史笔记等，并各具特色。 专著近代专著为数不少，大体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大类。 记事专著有魏源的《圣武记》，内容却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者眼见鸦片战争失败，感愤时事，藉此书以抒发如何图强御悔的思想，当时影响颇大。 近代大事头一件是鸦片战争。记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以上三书的作者都未出国门，故所记外国情事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了解外国情况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两部著名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书博大，徐书谨严。虽仍有对外国情况叙述不尽准确之处，但在闭关一百多年的中国，使国人开始得以窥见外部世界，其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次起义**是被清朝镇压下去而结束的，统治阶级方面为此而编撰的书很多。记事首尾齐全的先后有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为湘淮军“记功”的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钱勖的《吴中平寇记》、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等。记左宗棠进军陕甘、收复新疆的，有易孔照等编的《平定关陇纪略》、黄丙煜等编的《戡定新疆记》等∠述诸书，《湘军志》文字雄劲，间有直笔，最有名。《湘军记》记叙更详赡。其他则率由军中幕僚引录有关谕折文报按时间顺序连缀而成。又有记各省区战事的专书，主要有张曜主编的《山东军兴纪略》，尹耕云主编的《豫军纪略》，罗文彬、罗秉恩编的《平黔纪略》。 记中法战争的有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记戊戌变法的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李膝的《庚子国变记》№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光绪一朝清廷大事。 有关辛亥革命的记事专著较多。孙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8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动之作∞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事自894年兴中会成立起，至925年止。其他如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则是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记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曾毅的《护**纪事》，马震东的《袁氏当国史》，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记张勋复辟的有许指严的《复辟半月记》、天悔生的《复辟之黑幕》等。 记言专著有《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写于8年的政论，影响颇大。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撰。本书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时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 《盛世卧》，郑观应著。此书对戊戌维新运动影响较大∠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收入此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戊戌维新造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 《变法通义》，梁启超著。89年发表于上海《时务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仁学》2卷，这是谭嗣同的哲学著作。899年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来全文出版成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收入此书。 《訄书》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会思想论文的结集。初刻于900年，计50篇。后又重订，删去一些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的论文，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计3篇，另有“前录”2篇，904年于日本出版。94年更名《检论》，2篇，另有正文附录7篇。比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发展的脉络∠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书。 《革命军》，邹容著。903年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 《警世钟》和《猛回头》，陈天华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天华集》。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本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著作，写于97—99年，后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诗文集近代文人的诗文集很多，难得有精确统计。有的学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存目计算，清人诗文集约有.5万种，这还不是完全的数目。其中，属于道光朝以后的在半数以上。至于民国年间属于近代的诗文集有多少，尚无统计，其下限也不易确定。 诗文集中的诗和文，一般都是分开编辑的，我们这里也分开谈。 文集不同于专著，是把作者不同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诸篇文章编在一起的。其内容的特点是散，杂。因为文集内容散而杂，所以也难有概括其内容的题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号，如龚自珍的《龚定庵文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贺涛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录》等，为数较少。大多数冠以作者的书斋或住所的名称，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文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邵懿辰的《半岩庐遗文》、潘曾莹的《小鸥波馆文钞》、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方浚颐的《二知轩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编》、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叶昌炽的《齐觚庼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等，这样的题名和文集内容并无联系。至于现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直书作者之名，如《龚自珍文集》、《魏源集》、《何绍基诗文集》、《郭嵩焘诗文集》等，一看便知是谁的集子，对于读者是方便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新文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抱着挽救民族析的迫切志向，写文章，作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先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小册子单行，而后才汇编成集。如谭嗣同、刘光第、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陈天华、章炳麟、禹之谟、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锷、马君武、熊箱等人的文集，近年来已陆续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政论文章♀类政论的文章，就其内容之丰富和影响之大来说，可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文的《孙中山全集》为代表。 诗集，常常和文集合编在一起，如刘蓉的《养晦堂集》、戴望的《谪麟堂遗集》，内收文集，也收诗集。又有书名“文集”，但里面也收诗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斋文稿》、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皆收有诗集～集单行的也很多，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张维屏的《松心诗集》、张际亮的《思伯子堂诗集》、金和的《秋穗吟馆诗钞》、黄遵宪的《入境庐诗草》、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康有为的《南海先生诗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张謇的《张季子诗录》等。词，有附编在诗集之内的，也有单行的。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也就日益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从而产生充满爱国主义**的大批诗篇。阿英辑有《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等，收录爱国诗歌甚多。 有一类可以称之为“纪事诗注”体的诗，多为五七言律绝句，于字句间加注，或于题下加叙，或于每一诗后附以较长的说明。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对鸦片战争时期江浙战场清军之腐朽乖戾有具体揭露。如记太平天国时事的有佚名的《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海虞（踌）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等。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驴背集》、高树的《今銮锁记》、龙颙山人（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洪寿山的《时事志略》等□成禹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注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许多史事。后来又有张伯驹撰《续洪宪纪诗补注》。 书信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早已编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其总量是很大的。近代书信编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种情况。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内容有许多是说经论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中，书札很多，单编为多卷。 书信编集单行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左宗棠的《家书》，李鸿章的《尺牍》等。 后来陆续出版的书信集，多是作为商品或史料编印出来的。如《何桂清等书札》、《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信稿》、《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左宗棠未刊书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荣禄存札》等。近代印刷技术进步，有些书札是影印的，如林则徐致刘建韶（闻石）的《林文忠公尺牍》（北京懿文斋本）、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则徐书札手肌》、《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于式枚拟稿李鸿章审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名人书札》等♀样的影印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写信人的手迹，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书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单位）所藏书信稿编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编印成集的，不过这类搜集整理的书信单独成书的少，大多编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李有明等编的《刘光第集》、汤志钧编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来的书信。 不论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当时并不公之于众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们最为注意的，是那些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与8年“辛酉政变”有关的《热河密札》，是咸丰皇帝死后，有人从承德行宫向北京发出密信，报告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和企图揽权的皇太后之间的冲突。又如《袁世凯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张勋藏札》等，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事件中的里层情况。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开信，例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以给康有为公开信的方式来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的。又如孙中山的《讨袁宣言》，也可以说是直接诉之于公众的公开信。 还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遗书，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给家属、朋友、同志的，如《吴樾遗书》、陈天华的《绝命书》、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致父书》等，充满爱国**，令人感动。 总之，我们要注意各类书信的特点，并要了解这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事、以什么方式、写给什么人的，了解了这些才能知道该信的性质，才能判断该信内容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或有哪些是真话，然后才能准确地评估其文献价值。 日记近代知识分子，很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自己日锄活的记录，大多是为自己备忘而不供别人看的，所记的是当日的行事、见闻、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实性、原始性。 公开印出来流传的，较多的是记行程的日记。当时在士人和官员中有一种风气，一上路就写日记。赶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写日记，可以出示亲友或印出来馈赠亲友♀类日记主要记沿途所经的山川名胜，间及风土人情，有的也要记及这次旅行的任务。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遣戍新疆时从西安到伊犁的日记，是由他的后人在光绪三年（877）刻印出来的。不过据《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92年出版）所收这段日记的原稿对勘，可知刻印时颇多删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学政，几乎无例外地要写日记。如潘祖荫《秦輶日记》，瞿鸿《使豫日记》和《使闽日记》，皆只记行程，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吕佩芬《湘轺日记》，除记行程外，并记考试诸事。 考生赴试的有，云南新平举人马太元的《北游日记》。官员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887年）入都纪程》，记由黔川陕晋北上；碑《辛卯（89年）侍行记》，随其父陶脑陕入觐又赴新疆巡抚任♀两种日记，详记沿途山川道路等情，并予考订，号称博雅之作。 还有其他出差日记，如聂士成的《东游纪程》（893年），李树棠的《东缴纪行》（898年），皆自天津至黑龙江的往返考察日记。 近代中国派员出国考察或派出驻外使臣及其随员多有日记，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搜集整理，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已出第一辑0册，收3种，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记，记有斌椿《乘楂笔记》、志刚《出使泰西记》、张德彝《航忽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此外尚有黄山书社出版的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还有一类专题日记，是专记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记』片战争时有张喜奉派赴英舰接洽议和的《抚夷日记》，曹晟记英军陷上海的《夷患备尝记》，朱士云记英军陷镇江的《草间日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日记更多。如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难述略》，记咸丰三年（853）太平军克庐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济《小沧桑记》，秀水（嘉兴）沈梓《避寇日记》，皆记咸丰十年（80）太平军东下苏浙等地情况。中法战争时期，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日记，以北京、天津为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卷记事》，不只记“拳匪”，且记八国联军；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系教民，记避入使馆被围困情况。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阁《庚子日记》、高楠《高楠日记》等，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 多年连续不断的日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记，记录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备，最有价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记主要有《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其中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抗英国侵略期间的日记最有价值。《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840—849）李星沅历官豫、陕、川、苏、云南、两江监司、督抚的日记，所记颇详。曾国藩日记，先有809年据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95年台湾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近年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日记》部分据以上两本校点排印出版。《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980年版。他的日记自咸丰五年（855）起，至光绪十七年（89）止（缺三段约39个月）。翁同龢日记，925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近年编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出版标点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记》。起咸丰八年（858），至光绪三十年（904）逝世止，前后4年（只缺咸丰九年四月以后9个月）№有《军机处日记》，为他第一次充军机大臣时（883—884）的办事备忘手记，有938年影印本，现亦校点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记》中。《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830—90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87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90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记事比较周全，内容丰富。 还有些常年日记，作者并非身居要职的达官显宦，但所记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别是数十年不断，遂亦为世所重♀样的日记有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852—85）和《能静居日记》（858—889）；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83—889）；《赵缦堂日记补》（854—82）；《郇（荀）学斋日记》（889—894）；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89—9）；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870—97）；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仅存光绪十九年至三十四年（893—908）间的十年的日记。 宋教仁的《我的历史》，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日记，起904年0月30日，迄907年4月9日（缺905年9月22日至2月），多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920年在宋氏故乡湖南桃园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陈旭麓主编之《宋教仁集》，中华书局出版。 还有一些从常年日记中分类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编次的有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样的分类日记其好处是便于按类查找材料。 野史、回忆录、笔记等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顾某一历史事件中的经历之作，凡属个人经历的，就是回忆录，也有于个人回忆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这类野史很多，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大都已能择要稍作介绍。苏庵道人（杨綮）撰《出围城记》（《鸦片战争》第3册），作者镇江人，此文记鸦片战争时英军陷镇江事，于乱离之状言之甚悉。 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陈思伯撰《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号），作者在武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军北伐进至天津附近，又40年后写成此文，这是从太平军内部记述北伐全过程的回忆录。 李召棠撰《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号），作者是安徽贵池人，是他在当地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写的回忆录。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900）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00多篇，编为册，9至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00条。《梦燕亭杂记》2卷，陈燮龙著△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98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2卷，又《四笔》卷，陈康祺著。此书记述清初以来掌故，属于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猎书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处，文字亦随手变动，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较差。《花随人... 2 《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2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49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2《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3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2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000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隋唐城址隋唐长安城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492.米，东西宽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4—8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7米，进深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843.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米，南北长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2米。城墙外侧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余皆宽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8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020—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5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978年第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95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93年第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9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9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74年第期。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972年第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74米，北墙长35米，西墙长225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余处2。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080米，南北长250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7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种。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270米，西壁275米，北壁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70米。城墙夯筑，宽5—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70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00米，南北20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0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20米，东墙残长270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00米，南北长约700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38米，西墙曲折，长77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2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959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959年第期。 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959年第0期。 宽一般在500—580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03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约000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0米左右，小的宽3米左右，进深皆3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米。前殿东西宽58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2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3米左右，东西长南北宽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5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3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参见第03页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9年第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9年第期。3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973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90年第期。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2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8米左右，深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米左右。发掘了其中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0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98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0x0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030米，东西宽320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2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74年第5期。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972年第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990年第期。第二节唐代的重要遗址重要发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陆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发现，989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发掘，发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4，号牛在西北方位，2号牛在东北方位，3号牛在西南方位，4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米厚0.7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米，身高.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米，周长.03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000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位于t2的西南方，据文献，t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和t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2处、古采场4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0个天井和28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99年第5期。第三节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米，南北宽52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953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0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0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985年第期。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980年第4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2。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曋钩菩四辏挥谏挛飨萄簦馔猎残危坝惺窳脚牛刑炻弧6怼6āa暝耙盐兀荒鼙嫫湫沃?。此外，河北省隆尧县还有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98年第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94年第期。 3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985年第3期。 第四节隋唐墓葬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譔、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譔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譔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5米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陆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长沙上大垅m3、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977年第3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2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3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9年第期。2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959年第4期。3《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959年第期。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隋唐壁画墓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98年第4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剑之灵全文阅读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23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959、973、984—985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985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号似为工匠居室，2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7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宽2.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8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970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000余件，包括200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厘米，腹径米，底径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2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958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93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5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97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件，包括4件银盘、件银罐、件鱼形银壶。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0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93年第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978年第7、8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2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0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第三章研究概况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自9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9年到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949年到9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9年到97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97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lt大唐西域记gt地理考证》、《lt隋书·四夷传gt地理考证》等，n婕澳谌菁u悖贾ぃ交岬胤教u唷s*9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2。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979年第8期。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980年版。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980年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78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3。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从诗看史”，而且更上一层楼，又能“引史证诗”，对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著名诗篇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加以分析，不仅对唐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确凿的论证，而且对唐代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如“新乐府”的体裁、“古文”与“小说”的关系等，为唐代文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也是陈寅恪研究唐史的一大成果4。书中的批注之语都是他研读两《唐书》的心得，虽多为寥寥数语，却能以小见大，显出真知灼见。批注的内容还十分广泛，除文字校误、史实考订、人物评价、旧说辨证等方面外，对产生历史现象的一些社会经济根源也多有涉及，如在财政收入... 3 金毓黻《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3卷第8期942年；《论lt史通gt之渊源及其流别》，《制言半月刊》939年第5研究上，更负盛名。 渤海国是唐至五代时期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有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因史料贫乏，难以展开研究。民国建立以后，在东北地区发现和发掘出一批渤海国的遗物和遗址，给了解渤海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也使沉寂千年之久的渤海国史研究活跃起来。在中外学者取得廓清渤海国史迷雾的探索性成果时，金毓黻推出了后来居上的重大成果——《渤海国志长编》2。“金毓黻的《渤海国志长编》出版，对于渤海国族的研究，可说已登峰造极，所引我国书籍八十六种，朝鲜书十三种，日本书三十九种，确是一部伟著，只是体例上考证上还不免有可议之处，而史料的搜辑上还不免有疏漏的地方”3。此后，金毓黻对渤海国史的研究仍在继续，并结合新出资料作进一步探讨，学术价值显著提高，为研究唐代民族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前代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将隋唐史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时期，对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全面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包括隋唐史在内的古代史发展规律及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叙述。今天看来，尽管其中有个别问题的论述还欠妥当，但对问题的分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至于那些正确的论断，则对此后深入研究隋唐历史问题有着积极影响。 贺昌群的隋唐史研究，早年主要集中在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上，发表论著十余篇。后来转向包括隋唐二代在内的封建社会前期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有专著两种。2他认为从汉武帝到唐玄宗的九百年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如一条红线贯穿着，是公田制即封建国有土地制占主导地位，均田、屯田、占田、名田、限田等田制、田令的规定，都建筑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时期的兵制、赋税也和封建国有土地制有着密切关系。因而上层建筑——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无论直接间接也都脱离不了国有土地制这个支配力量的影响。这段时期各朝代的历史发展虽有差异，但封建国有土地形式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两税法的施行逐渐改变或缩小了它的形态。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都不是唐朝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隋的一个长时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而三者的形成都以生产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为其枢纽。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土地所有制作理论分析和综合研究，突破了以往诠释史料式的研究方法，深化了对隋唐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2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辽海丛书》本，93年。 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沿革地理的研究与成绩》，胜利出版公司947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最早撰写于940年，并在延安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第3版。隋唐部分在修订本第三编第一、二册，人民出版社95年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最早撰成于94年，在重庆出版；下册完成于948年，第二年在香港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新版。隋唐部分在新版上册，人民出版社959年版。2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958年版；《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94年版。 汪篯毕生从事隋唐史的研究，多有建树，而《汪篯隋唐史论稿》就是他有关隋唐史的文稿和札记的结集。其中的《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征引大量的文献资料，推定唐玄宗天宝时期全国的实际耕地面积，大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这一说法比较接近历史实际，已被史学界所采用。他的另一研究成果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把唐太宗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放在隋末唐初社会的大背景下全面系统地评述，并根据时事形势论述了贞观之治的由来2。史论结合得很好，对唐初政治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唐长孺对唐史研究的贡献，以军事制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条理不清，史实也不相符。事实上，彍骑在唐朝兵制演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方镇的士兵来源于“健儿长住边军”。唐长孺解决了这个长期不清楚的问题3。他认为《新唐书·兵志》的“记载并不全部正确，也多缺略”，于是按照《新唐书·兵志》的顺序而援引其原文，一是找出兵志的史料来源，勘对其间的差异；二是根据原始的资料，纠正兵志的错误。如《新唐书·兵志》记武德“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他在《唐书兵志笺证》中先笺出《唐会要》的《京城诸军》条武德“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废，八年五月，以突厥为患，复置十二军”，及《通典》的《将军总叙》条武德“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复置十二军。”然后指出《通典》的“纪年与《兵志》，《会要》不合”。再引用《资治通鉴》武德六年二月所记“废参旗等十二军”，武德八年四月所记“复置十二军”，同时考辨说“四月甲子朔，无辛亥。五月甲午朔，辛亥则十八日也。《通鉴》辛亥上脱五月二字，与《会要》纪年相同。”则《通典》所记“七年”是错误的。又考证说“五年正当刘黑闼起事，山东大扰，至六年正月始平，安得谓天下已定。”由此可知《通典》所记“五年”也是错误的。全书既笺注兵志的史源，也辨证史料的错误，还补其疏略，从而以资料丰富，考订翔实，成为阅读《新唐书·兵志》和研究唐朝军事制度必备的学术参考书。此外，《山居存稿》汇集了多篇他有关隋唐史研究的精心之作2。 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作了全面的阐述。资料丰富，论据翔实。又因晚出，可以尽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新出史料。所以，这部专著既代表着个人对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有许多好的见解，如认为均田和府兵两种制度未在南方出现，只能在北方形成，因它们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族人进入中原地区，将其原有的村社残余带到北方，出现了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这对隋唐均田制、府兵制的研究极有学术参考价值。这部专著在写作上还有一显著特点，就是以注文的形式征引丰富的资料，作为叙事的依据，而且引录敦汪■《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年版。 2汪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求实出版社98年版。 3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卷第期，948年。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科学出版社957年版。 2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989年版。 煌、吐鲁番文书资料特别多，有不少注文与正文的篇幅几乎相当，如第三章第二节《租庸调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施》的注文，引用的材料就多达一万余字。另外，全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叙述隋唐五代的文化思想及文学艺术，这也是高出其他同类著作的地方。 《唐律疏议》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承前启后，影响深远，不仅是研究唐史必须稽考的文献，而且国际上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学者，还把它与《罗马法》相提并论，从而成为国际性的史学研究课题。杨廷福研究唐史多年，颇多创获，所撰《唐律初探》2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史论结合地进行实事求是研究的一大成果。书中所论，既有对旧问题的重新研究，也有对新课题的独到探索。如历来认为《唐律疏议》是对高宗永徽四年修撰的《永徽律》的律疏，可日本学者先是提出怀疑和否定的论断，后又进一步考定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新颁行的《开元律》的律疏，“此说曾轰动了国际的历史学界”，而中国学者也颇“附和之”，“似乎已成为‘定论’了”。于是，杨廷福在本书《〈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章中，先详细罗列日本学者的论据论点及考证经过，尔后征引大量史料，进行细密的考证，对其作了一一驳正，仍“考定其为《永徽律疏》”，令人信服。另外对唐律反映的阶级关系和对法律产生于皇权、司法隶属于行政、法律与伦理结合、礼治与法治互为表里，家族法并入法律体系、司法官责任制度等唐朝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入探讨上，以及在用辩证统一的观点对唐朝法的阶级性与法的社会性所作的阐述上，都包含着新的见解。《唐律初探》是对唐律深入研究的结果，为唐代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谷霁光对古代史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事的探索，也有对制度的考释，主要反映在《史林漫拾》这部论文集中。其中又以隋唐兵制的研究最为突出。他早年即撰有《唐折冲府考校补》一书，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墓志等石刻资料校补前人考证折冲府之未备，并附以总结性的“折冲府志略”，受到好评。而《府兵制度考释》，是以三十年的功夫研究北朝隋唐府兵制的重大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府兵制的由来、演变、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这是一本好书，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分析细致深入，处处有新义”2。如对府兵制的渊源问题、初期府兵的军备给养问题的看法，要比陈寅恪的意见更全面。对唐朝府兵制演变的勾画也十分清晰，太宗贞观十年以后进入全盛时期，高宗、武则天以后趋于破坏，到玄宗开元元年为第一阶段，天宝八年前为第二阶段，此后名存实亡达三十年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对进一步研究唐朝兵制是很有帮助的。对兵农合一、折冲府数目、折冲府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府兵制是不是唯一的兵制和府兵是不是唯一的禁军，唐朝府兵制对宋朝兵制的影响等问题所作的探讨，也都有明确而独到的见解。另外，“书中对府兵制度提出了一些可供讨论的新问题”，如军府上面冠以地名，本来是很细小的问题，可是从它的演变中却能窥见到，那原是防守冲要的驻屯军队，逐渐变成了随时能够调遣的常备军，又进而构成为经常性的封建军事学校。这对进一步研究隋唐兵制，既是新的启示，也是新的问题。韩国磐的隋唐史研究范围很广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8年版。 2杨廷福《唐律初探·引言》，天津人民出版社982年版。 谷霁光《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982年版。 2何兹全《读〈府兵制度考释〉书后》，《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2年版。泛，举凡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关系史、农民战争史、文化交流史、文学艺术史以及敦煌学都有涉及，发表的论著也很多。《隋唐五代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即其数十年间研究隋唐五代史的主要成果，还有几部专论性的研究著作2。这些论著既有对一般史实的清晰叙述，也有对重点问题的深入探讨，资料丰富，立论翔实，多有创见，自成体系，为隋唐史研究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 史念海对隋唐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隋唐历史地理是史念海进行古代史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了校理两《唐书》地理志的论著，为阅读和利用唐代地理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之后，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且多创见。如在《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指出关中地区在人口、军队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下，粮食的消费与日俱增，但调运粮食又很艰难，因而唐朝廷便大力兴修水利，力求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又注意在西北边地屯田，以解决军需，由此缓和粮食的供应问题。随后指出黄河中下游在隋朝和唐朝中期以前担负着接济关中粮食的重要任务，因此，隋唐统治者很注意发展这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建造水利设施，开凿运输通道，使之日益富庶起来。于是到了天宝初年，各道粮食的储备就大为增加，从而为唐朝的强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又如在《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一文中，认为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的农业在前期虽有所发展，但仍比不上北方地区，至天宝后，从人口的增加和水利兴建的进步上显示出江南农业生产有了快速发展。2另外，他撰文指出隋朝和唐朝前期的关中以东地区农业发达，经济富庶，而陇右的半农半牧地区可以养马，作为军用，这样好的两大地区列置在都城长安的东西，好似朝廷的左右臂，所以能够获得强盛太平；安史之乱以后，关中以东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则可替代它，而朝廷的左臂尚在；陇右半农半牧地区的丧失，却使得朝廷缺了条右臂，自然会导致唐朝国力大大减弱3。这都是从隋唐历史地理的具体变化来论证问题，辨析精审，很有说服力。此外，对唐代的社会及文化，史念海也有所涉及4。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三联书店979年版；《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979年版。2韩国磐《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954年版；《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隋炀帝》，湖北人民出版社957年版；《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984年版。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978年版。 2《河山集》。 3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993年版。 4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983年版；《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988年版。第三节隋唐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唐太宗评价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即便今天，他仍是史学界关注的热门人物，研究成果很多。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评价上还有分歧。 一、关于唐太宗篡改国史及相关的建唐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唐太宗篡改了国史。例如玄武门事件，“经胜科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2。意即唐太宗夺取帝位后曾修改了国史。贞观年间，史臣遵太宗意旨，于修撰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时篡改建唐史实，将太宗抬高到奠基者的位置上，贬低高祖的作用3。所谓太宗与刘文静首谋晋阳起兵之说，乃是贞观年间对实录、国史作了伪造的结果4。事实上，唐高祖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唐太宗是否真的篡改过国史还需深入研究，而且必须肯定他在建唐中的首创之功2。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说唐太宗“策动父亲李渊从太原起兵的事，或者认为由于他称帝后史书被改动，他不是唯一的主谋者，但这也无关紧要，横竖唐太宗是原谋者之一”3。 二、关于唐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的性质及其评价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玄武门之变属于唐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具体而言，有的说是“争夺皇位的斗争”4，有的说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的斗争”5，有的说是因“储位之争”而导致的“家庭变故”，还有的说是“杀兄逼父”的行为7。但也有些学者把玄武门之变看作一种社会政治斗争，说是“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的“行动”8，又说是“改革”势力战胜“保守”势力的斗争9。还说是主要由“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谋臣猛将”组成的李万钧《唐太宗》，上海人民出版社95年版；《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982年版；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984年版；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984年版；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984年版。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3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年版。 4徐连达、仲富兰《唐太宗首谋晋阳起兵吗？——关于李渊的历史评价问题》，《复旦学报》98年第2期。 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983年版。 2何敦铧《论唐太宗在创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作用》，《福建师大学报》984年第期；杨希义《大唐创业，功属太宗——也谈晋阳起兵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99年第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979年版。 4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984年版。 5《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982年版。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982年版。 7江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年版。 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95年版。 9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979年版。 世民集团“同主要由宗亲贵戚和隋旧官僚组成的李建成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10。另有一种折衷的说法，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是争权夺利的，但唐太宗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所以，既不能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也不可简单地加以全面肯定。 三、关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问题。唐太宗不太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比较妥当，政策比较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是已发表的研究唐太宗的大多数论著所具有的共同看法。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问题，认为唐太宗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掠夺少数民族，还用分化离间少数民族关系的手段来达到使他们相互牵制的目的2。 武则天评价如果说对唐太宗的评价，由于是在总体肯定前提下的一些小争论而显得像和风细雨，那么，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评价，则因争论激烈而显得像暴风骤雨。归纳起来，史学界对武则天的评说主要有三种一是肯定，二是否定，三是毁誉参半。武则天在其身后的千余年间，主要是受批判和责难的，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才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她。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妇女们要求权利、争取解放的呼声很高，故社会各界对武则天的评价也很高3。到了五十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发表专论性文章，驳斥封建地主文人对武则天的种种诬蔑，高度肯定武则天的作为。六十年初，郭沫若正面描写武则天的历史剧《武则天》上演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对武则天的讨论，其中持肯定观点的居多数2。在七十年代前期，武则天研究被套上了影射史学的框子，不顾历史事实的任意吹捧，完全丧失了学术意义。八十年代后，从历史研究和学术讨论的角度对武则天作肯定评价的观点仍然有，如有的学者认为武则天在掌管军国大事的五十年间，“不单没有使唐朝衰落，而且有胆有识，放手选才，治国有方，文武听命，促使唐朝继续向前发展”。“她为人正派，德才兼备，得到了各阶层的爱戴和尊敬。”“她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伟大政治家。”3这几乎是全面赞誉。也有学者对武则天持否定态度，甚至出现了全面贬抑的观点。如早先就有些学者说武则天是“暴主”，并对旧史家称道武则天“能用人”等好评加以指斥4；“近人对则天有恕辞，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纪。”5后来，又有些学者对武则天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抨击，提出的有关问题既尖锐又重要。如10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8年版。 宋家钰《李渊、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学习与研究》982年第如雷《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历史研究》982年第期。3振之《我国女权运动者——武曌》，《妇女杂志》第5卷第2期，929；邵冲霄《伟大的革命政治家——武则天》，《妇女月刊》第3卷第期，943。 罗元贞《武则天批判》，9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 2《武则天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9年3月9日《人民日报》。3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中国唐史学会会刊》985年总第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984年版。 5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982年版。 认为武则天的家庭出身不是庶族地主，而是士族中的新贵；武则天及其集团是唐初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武则天一生靠两面派的手法搞阴谋诡计，夺取了政权；武则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倒退的反动的，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呈现了全面的倒退，是历史的一次逆转。又如认为“唐朝的全盛时期的到来比两汉、明、清都要推迟了三、五十年”，与武则天的“倒行逆施”有关。与前两种看法既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是第三种看法，即对武则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既肯定她的历史功绩，也否定她的消极行为，在评价上显得较公允，从而在史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史中杰出的女政治家，但某些缺点也相当严重，像推举酷吏、奖励告密、崇信佛教、劳民伤财，任用庸儒武家而削弱国防力量等类问题便是2。有人认为武则天有两点做法在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应受到充分肯定，“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可是，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和太宗时还是不能相比的”，遗留下一些突出问题3。还有人认为“武则天是个有才能和政治野心的人”，既注意选拔贤才，使其管理国家大事，也亲近一些奸佞小人，任用酷吏制造冤狱，但又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她掌权的半个世纪里，李唐的皇权一度受到很大损害，但李世民开创的政治局面并未终止，社会经济还是继续发展的。”4其他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都有相同或近似的观点。 均田制问题均田制一直是隋唐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经长时期广泛的探讨争论，并获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分歧的意见。 首先，均田制的施行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土地制度在隋唐时期是实施了的。陈寅恪说隋、唐“俱有均田之制”。谷霁光说“唐代继北魏、北齐、北周和隋代之后施行均田制度。”2韩国磐说隋唐皇朝不仅颁布过均田令，如《唐律疏议》就有详细的记述，而且都作过具体的均田工作，地方官也能对豪强占田作一定限制，敦煌吐鲁番文书关于户口和受田、退田的记载更可证明均田制推行过3。胡寄窗说“隋帝国的均田制以北齐的制度为基础”，“唐帝国接受了隋代的均田思想，在建国后第七年（武德七年即公元六二四年）又颁布均田法令。”4胡如雷说“唐太宗利用隋末农民战争打击熊德基《论武则天》，吉林人民出版社979年版。 魏良弢《论武则天》，《新疆大学学报》979年第、2合期。 2缪钺《关于武则天评价的问题》，9年5月8日《四川日报》。3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年版。 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980年版。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2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978年版。 3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 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78年版。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成果，更有效地推行均田制。”5翁俊雄经过一番稽考后指出隋王朝不仅颁布过新均田令，而且内容上还比较丰富。另外，贺昌群、吴枫、王仲荦等也持同样的观点。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如邓广铭就认为唐初没有施行均田制，均田制只是“纸上空文”。他说像唐人杜佑《通典》这样重要的典制之作竟未记载武德七年均田令；应为均田制施行重点的潼关以东、黄河南北地区，直到贞观六年还荒凉不堪，关东地区也没有实施均田迹象；敦煌残卷所载各户之田也与均田制原则相违背。所以，唐初宣布的所谓均田令，只是把全国民户私有土地更换一下名称罢了2。又如傅筑夫认为隋朝只是承认一下北齐的均田令，并没有颁布新令，也没有认真推行。而唐朝的均田制度仅为有名无实的空文，对豪强兼并土地未起什么阻止作用，只可看作土地占有形式的一种变化3。还有一种略区别于此的看法，认为即使在推行均田制的时期和地区，大土地所有制仍占极大比重，所以，均田制从未照规定执行过4。其次，关于均田制实施程度和推行范围的问题。虽然众多的史学家主张隋唐施行均田制，但对其实施程度的高低和推行范围的大小却颇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均田法实行的程度，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5。有的认为唐初在一定限度内，以高低不等的程度在不同地区施行均田制。有的认为隋朝的均田制在“长江以南地方未必正式实施”。有的认为唐朝推行均田制的范围主要在畿内2。有的认为唐初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故在人口稀少而田地宽广的地方实施的程度就高3。有的认为唐初不仅在关中地区推行均田制，就是在关中以外也有相当广泛的推行，只是“江南地区似没有实行”4。有的认为均田制在唐朝的“关中、河东、陇右诸道”大力推行了，而在江南地区“不过徒有其名”，至于“岭南诸州”，则“没有推行过均田制”5。有的认为“唐朝实行均田制的时间最长、地域最广”。有的认为唐朝的均田制并不拘限关中、河西、河东、河南和淮南等地域内，而且将它推广到山南、江南和剑南等道7。 第三，关于均田制的性质问题。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较多，分歧也较大，其中主要的说法有四种一是封建国有土地说。如李必忠认为封建国5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979年版。 翁俊雄《隋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984年第4期。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958年版；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958年版；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让988年版。2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954年第4期。 3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980年版。 4钱君晔《论唐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历史教学》979年第期。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95年版。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年版。 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 2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958年版。3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984年版。 4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984年版。 5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8年版。 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99年版。 7霍俊江《关于唐代均田区域问题的札记》，《河北师院学报》983年第3期。家把土地分给贵族、官吏和农民，他们只有占有权，所有权则属于封建国家，因此均田制是国家土地所有制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种土地制度8。又如韩国磐认为在均田制下，“不仅农民就是官吏对土地也没有所有权，土地所有权是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9。再如杨际平认为“隋唐的均田制，无疑是一种国有的土地制度”。二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说。如胡寄窗说“即使在均田制大力推行的时候，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仍然是当时最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2又如田泽滨认为唐朝前期均田制，实际上是通过授田形式有秩序地肯定封建式的私有，确保地主对土地的“安定的垄断”3。再如王仲荦认为“均田制是带有村社残余性质的一种”“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4。三是私有制和国有制并存而又以私有为主说。如胡如雷说“在均田制实行的范围内，桑田和永业田基本上是私有土地，露田和口分田的国有性质超过了私有性质”，而土地私有制相对土地国有制来说，是居于支配地位的5。又如唐耕耦认为均田制实行时期既存在国有土地，又存在私有土地，但占支配地位的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再如王永兴说“唐代实行均田制时期（自武德初至大历末），全国土地大别两类一为官田，即国家所有土地，亦可称之为国家土地所有制；二为私田，其一为地主的土地，亦可称之为大土地（因亩数多面积大）所有制，其二为自耕农民的小块土地，亦可称之为小土地所有制在土地所有制中，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主要的。”7四是国家所有制说。如金宝祥认为隋唐时期的均田制，乃是“以地主所有制为前提、小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国家所有制”。 第四，关于均田制破坏的问题。史学界对于把均田制破坏的时间定在唐朝中期，是没有分歧意见的，但对于破坏的原因却有不同理解。一般认为一是因为封建国家掌握的官田荒地越来越少，二是因为私人田产的存在，三是因为土地自由买卖而使土地的兼并越来越厉害，于是均田制便无可挽回地废弛了。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有的认为只讲土地兼并而不讲也是国家佃农依附关系减轻的过程，没有将问题说透，应当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为主要特征加以分析2。还有的认为官田荒地的减少，只能影响“授田”数量的多少，不会使均田法令根本弛坏，而私人田产的存在和土地的买卖也不是唐朝特有的历史现象。所以，“均田”法令弛坏的根本原因，是唐初的统治者没有制定出能适应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土地政策3。 8李必忠《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商榷》，《四川大学学报》955年第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979年版。 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99年版。 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78年版。 3田泽滨《唐中叶前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吉林师大学报》980年第期。4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8年版。 5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979年版。 唐耕耦《唐代均田制的性质》，《历史论丛》第2辑，齐鲁书社982年版。7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993年版。 2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978年第庠林《试论“均田制”的缘起及其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98年第3期。士庶问题士族庶族早已成为研究隋唐史的一个重点问题，涉及到隋唐史的众多方面，诸如隋唐皇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力量的消长嬗变，以及经济发展、政治斗争、官私谱学、党派集团、科举制度、社会变革等，所以在史学界受到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较多，但分歧也较大。至今仍有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大体上可归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概念的内涵。通行的看法是把门阀势族看作士族，而把寒门出身的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看作庶族。唐长孺、周一良等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认为由现代学者提出的唐代庶族与魏晋南北朝庶族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后者是相对于皇室而言的，是士庶自称的说法，两者不应混淆。 所以，有人据此提出可以考虑不用庶族这一概念来表述唐代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有的认为用士族和庶族概括唐朝地主阶级并不全面，可以把唐朝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强地主和普通地主这样四个阶层2。有的认为可将他们分为地主阶级在朝派和在野派3。有的则反对用士族、庶族来划分唐代的地主阶级，认为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扫荡，所谓士族、庶族的记载虽仍见于史籍，但已失去往日那种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封建特权上的士、庶之别4。 第二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问题。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到了唐朝，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已衰落了，对此，史学界没有异议。但衰落到什么程度，即对其势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之估计，史学界存有不少歧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士族仍有较强的势力。如杨志玖说士族势力和门阀观念在隋唐时期都曾受到打击，但没能解决，直至五代才完全消除5。又如王仲荦说门阀士族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其政治，经济势力比起魏晋南北朝的全盛局面来，确实减小了，但并不是说世家大族自此便一蹶不振，所以，对隋唐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不能低估的”。再如韩国磐说“隋唐时的士族就是魏晋以来士族的继续，他们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有着很大的经济势力。”2第二种意见认为士族已基本消亡或完全消亡。如吴枫说长期左右政局和统治人民的门阀士族，“到七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3。又如何汝泉说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士族地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4。第三种意见认为旧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权利在隋唐时期已经失去，其残余势力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如吴宗国说“隋政权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代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23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984年第国刚、叶振华《关于唐代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984年版。 5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 王仲荦《〈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979年版。 3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958年版。 4何汝泉《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978年第8期。把山东士族从北魏以来，特别是历次农民战争的打击而失去的特权，用法律形式予以废除。”5又如胡如雷说“士族在唐初索取‘陪门财’，既反映他们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又反映出没落的一面。”第四种意见认为士族、庶族已经合流。如乌廷玉对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了六个方面的比较区别，说“唐朝根本没有南北朝那种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之人。”又如张泽咸说唐代士族不再享有世袭特权，并且由于科举制度盛行，从而使士庶合流了2。 第三个方面是唐皇朝对士族、庶族的政策。唐朝前期的最高统治者通过官修氏族志来表明和体现他们对待士族、庶族的态度和政策，学者们对此无异议，但对这种做法的目的却有异议。关于唐太宗下令修撰《氏族志》，有的认为这是对山东旧士族的一种“压抑政策”3；有的认为这是有意树立以关陇贵族的主要家庭为轴心、当朝大臣为外围的新门阀4；有的认为这是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5；有的认为其目的在于严士、庶之辨，既压抑了一部分旧士族，又提拔了一部分新进士族，为世家大族和当代勋贵服务；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打击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门阀士族，开了唐朝士、庶合流之滥觞7。关于武则天以唐高宗的名义下令改编《氏族志》为《姓氏录》，有的认为这是为了打击关陇集团当权派的势力，提拔“以文词为清流仕进”的“新兴统治阶级”8；有的认为这是“武则天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世和打击李唐军事封建贵族集团的势力”9；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提拔了庶族地主，但在主观上，武则天并没有扬庶族地主、抑士族地主的愿望。 第四个方面是隋唐士庶与关陇集团、牛李党争。“关陇集团”的论断由陈寅恪提出，认为隋唐皇室出自西魏宇文泰创建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它是以北魏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联合关陇地区汉族豪强地主组成的，历北周、隋朝至唐初，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2。此说对隋唐史学界的影响很大，其中就产生了隋唐时期的关陇集团是不是士族的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关陇集团属于士族。韩国磐说隋文帝以“关陇集团的上层人物”身份建立了隋朝，唐朝“是以关、陇士族集团为骨干的王朝”3。晏金铭说隋朝的统治是关陇士族集团成5吴宗国《唐代士族及其衰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98年版。胡如雷《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见《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987年版。 乌廷玉《论唐朝士族与南北朝士族的差别》，《历史教学》987年第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3辑，三秦出版社989年版。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4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年版。 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95年版。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98年第期。 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9《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982年版。 李必忠、陈贤华《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982年第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3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979年版。 员，其政权是魏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4。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从西魏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唐初掌握了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唐人已认定其为士族，所以，它应是唐代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5。王仲荦很同意唐人柳芳把魏晋至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分为五个地域性的大地主集团的说法，其中就包括了“代北鲜卑姓（以武川镇为骨干的军事贵族）和关中郡姓两大地集团”。而由这两大集团“组成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则自应属于士族了。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关陇集团并非士族。陈寅恪虽未明说关陇集团属于士族抑或庶族，但他却说当时人对士、庶的认识是以“礼法门风”为分界，不用“高官厚禄”来判断，则关陇集团当乃新贵而非士族。汪篯说“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做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关陇集团虽“自以为贵”，却“并不算清”，当非士族2。邓文宽说关陇集团是胡汉杂糅的“军事贵族”，不是唐朝的“士族”3。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是以军功、武装力量为基础而取得政权的新贵，不具备经学、礼法、婚宦、门风等传统意义上的士族特征，因而，不能算作士族4。“牛李党争”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士、庶之间长期斗争的论断，也是陈寅恪所提出的，认为“牛李两党之树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牛党代表“新兴阶级”，即庶族，而李党代表“山东旧族”，即士族5。此说一出，在隋唐史学界引起长期争论，有极力赞同的、如韩国磐、翦伯赞；有激烈反对的，如岑仲勉7。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在表面上是士、庶之争，实质上则不过是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8。又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并非士、庶之间的斗争，牛党既不代表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李党也不代表山东士族或门阀残余，而是两个政治集团在如何对待藩镇势力方面形成的两种政见的斗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阀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政党，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这自然与所谓士、庶之争联系不上了2。4晏金铭《隋朝的门阀士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学术月刊》98年第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984年第4期。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8年版。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2洭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年版。 3邓文宽《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98年版。4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984年第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979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984年版。 7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982年版。 8柳诒徵《中国文化史》，钟山书局932年版；《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982年版。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979年第期，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98年第期。 2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8年版。 农民战争史研究对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是从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如一些通史和断代史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论述隋唐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普及性读物3。但到“文革”期间，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步入了歧途。978年以后，研究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并且向纵深发展。对过去研究较少或没有涉足的课题也作了深入的或开创性的探讨，并且在利用发掘新史料和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一、关于让步政策的问题。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史学界在对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唐初社会发展、贞观之治的关系所作的研究中，主要流行的是让步政策论，吴枫等就持这种观点2。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反攻倒算论的观点，于是引起了争论3。至七十年代末，这个有争议的老问题又引起更大的争论。倪正太仍坚持让步政策论，认为“在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封建统治者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对农民退让，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而隋末农民大起义也不例外地逼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所以，“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4。李斌城认为唐太宗确实推行了让步政策，这在客观上既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故出现了贞观“盛世”。但也应看到这一政策的阶级实质，不应赞美它5。苏双碧不同意把唐初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措施说成是“反攻倒算”或“让步政策”，认为其性质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是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表现。朱伯康认为唐朝经济发展和繁荣，最主要的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重新形成的中国各民族大融合这两个历史条件2。赵文润认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直接的作用是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的腐朽势力，间接的作用是促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措施，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对“反攻倒算”的说3漆侠《隋末农民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954年版；赵俪生《王仙芝和黄巢》，山东人民出版社95年版；宁可《黄巢起义》，中华书局959年版；万绳楠《隋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9年版；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92年版。 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979年版；李泽咸《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同上；陶懋炳《窦建德李密杜伏威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980年版；俞兆鹏《黄巢起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982年版；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982年版；方积六《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3年版。 2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958年版。 3《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第五篇《隋唐五代史》，江苏古籍出版社98年版。4倪正太《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979年第期。5李斌城《“让步”政策与“贞观之治”》，《魏晋隋唐史论集》第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年版。 苏双碧《试论唐初经济发展的原因》，《历史教学》979年第伯康《论唐代封建经济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979年第辑。法表示反对3。徐连达也对反攻倒算论发表了反对意见，并强调了生产活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隋末农民战争大大改变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至唐初阶级对抗基本结束，土地矛盾大为缓和，出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局面，使绝大多数农民对通过生产活动来“改变自己的生产地位”抱有希望，因此，他们的“勤于耕稼”就是“造成‘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4。二、关于平均主义的问题。这是唐末农民战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下的一个问题。首先争议的是认为唐末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平均主义口号所依据的史料是否真实。五十年代的史学界都说王仙芝、黄巢起义时提出过平均主义口号，依据就是王仙芝自称的“天补均平大将军”，至六十年代又有人另把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作为依据，而且逐渐流行开来，越来越被当作信史看待。后来有人对后者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认为记载这条史料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叙述史事颠倒、错讹、虚拟，而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就是此书作者凭空杜撰的。但也没有被认作定论，至今在有关的唐史论著中仍引用它。其次争议的是唐末农民起义军所提出“均平”的含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分土地。如侯外庐说这是对地产要求重新分配的平等思想2；达人说黄巢大起义“不仅提出了土地问题，而且还实际地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3；赖家度说黄巢起义军的“禁刺史殖财产”等政策是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4。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平财产赋税。如唐森说黄巢提出的“均平”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分府库、夺粮仓、吃大户、不组织生产5；王大华说这种均平的经济内容是以杀富济贫均分浮财为表现形式的平均产品分配权，不是均田，而是均税。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的思想反映。如林烨卿说王仙芝的称号是表示“要率同天下的英雄豪杰，来代替老天爷补不足，均不平”7；赵国华说王仙芝的“均平”反映了广大农民变革社会、实现平等的革命要求，而黄巢则提出了更加鲜明的“冲天”、“均平”纲领，要冲垮地主阶级天下，“均世上贫富的不平”。 三、关于李密评价的问题。王丹岑曾评说李密是“革命的投机分子”，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2。张戈扬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李密参加并领导瓦3赵文润《略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兼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两个公式》，《陕西师大学报》979年第4期。 4徐连达《论“贞观之治”——兼论隋末唐初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政策的相互关系》，《学术月刊》979年第0期。 宋家钰《关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天补均平”称号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辑，山西人民出版社978年版。 2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959年第人《黄巢大起义也曾提出过土地问题》，9年4月2日《光明日报》。4赖家度《试论黄巢“禁刺史殖财产”》，《历史教学》94年第森《“均平”与黄巢起义》，《暨南大学学报》98年第期。王大华《论均平在唐末农民战争中的经济内容》，见《陕西师大学报》982年第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92年版。 赵国华《黄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982年版。 2王丹岑《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952年版。 岗军与隋皇朝作殊死斗争，是农民起义领袖3。于是引起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密的争论。如段文渊认为李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并且篡夺了领导权，后来又出卖了瓦岗寨义军。另外，李密也没有主动帮助唐皇朝完成统一4。又如江克厚认为李密虽有缺点，但他是翟让代表群众推举的义军领袖5。而韩国磐认为李密“对于唐朝的统一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谷祖英则进一步认为翟让虽发动起义五、六年而不能有所发展，李密仅加入一年而“瓦岗军却陡然壮大起来，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一支力量”，所以对李密应该给予公允而正确的评价7。至八十年代，史学界又兴起一次有关李密评价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李密虽出身贵族，但不应以唯成分论来代替阶级分析；李密参加瓦岗义军后，为翟让出谋划策，对这支起义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李密不是通过玩弄阴谋获得领导大权，而是翟让自己交出的；翟让死后，李密领导的瓦岗义军在政治路线、纲领上没有改变；李密暂降唐皇朝不失为一种革命策略，不可看作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背叛；李密说服许多支规模较小的起义军，到瓦岗寨聚独修帖吧义，才使瓦岗军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力量。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李密是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家；不能为了抬高李密而贬低翟让。 把瓦岗军起义的胜利及其发展壮大，一概归因于李密的看法是不对的；李密与翟让的矛盾，实质上是当权封建贵族与丧权农民领袖的矛盾，是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出身于贵族的李密参加瓦岗军是另有打算的，也就是要攫取农民革命的果实2。 四、关于朱温评价的问题。过去在一般的隋唐五代史论著中，朱温常被写成可耻的叛徒，认为在农民起义军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叛变投降了唐皇朝，不但影响极其恶劣，而且是黄巢大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傅衣凌、周宝珠认为朱温的变节降唐似不能由他一人负责，其中有他与孟楷的矛盾；降唐在朱温一生中并不重要，黄巢没有做到的事，倒是由他完成了3。而胡如雷又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把朱温的降唐归因于他和孟楷的矛盾恐不符合当时情况，他降唐的主要原因是想利用手中掌握的起义军武装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4。黄朴民、马丁则对朱温作了较高评价，认为那种把朱温斥为叛徒的说法“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他在降唐后的作为不仅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有所贡献，而且唐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3张戈扬《关于王丹岑的《中国农民革命史话》，953年7月日《光明日报》。45《关于李密问题的讨论》，953年9月9日《光明日报》。 韩国磐《关于李密问题的意见》，953年月日《光明日报》。7谷祖英《翟让究竟是在哪一年起义的》，953年月4日《光明日报》。陈建国《李密与瓦岗农民起义军——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思想战线》980年第期；陈瑞德《应当重新评价李密——李密的一生及其功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980年第2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980年版。 2《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982年版；黄惠贤《李密洛口政权兴衰述评》，《江汉论坛》985年第9期；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8年版。 3傅衣凌《关于朱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959年第期；周宝珠《朱温叛变与黄巢起义失败的关系》，《史学月刊》90年第9期。 4胡如雷《关于朱温的评价问题》，959年9月7日《光明日报》。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的较开明统治体现出来。王仲荦认为朱温“虽然中途叛变，但民间的疾苦，他还是了解一些，所以宣武镇的租赋比较轻，人民略得安生”2。 黄朴民、马丁《论朱温》，《温州师专学报》984年第期。 2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90年版。 第四节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价值今甘肃省的敦煌在唐朝属于沙州，是内地通往西域地区的门户。唐朝佛教非常兴盛，敦煌这个远处边陲之地也不例外，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莫高窟石窟寺群。899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其中一座小石窟中发现了大批古写本经籍残卷，内中大部分是佛经，小部分是儒家经典、子书、史传、杂记、地志、图经、账簿、户籍、契约，以及诗文、信札等，时间从晋到宋都有，以唐朝的为最多，总数在四万件以上，被人们称为敦煌文书，或称为敦煌遗书。随后，这批珍贵文书的大部分被英国、法国、沙皇俄国、日本等国的所谓“探险家”劫掠到国外，只有一小部分留存于国内，顾颉刚和姜亮夫对其流散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3。 今新疆的吐鲁番在唐时属于西州，是气候特别干燥的地方。 所以，人们从这里的古代墓葬中掘出大量记有文字的纸文书，虽经一千多年而仍未腐烂，多是官方文书，其余为私人文书，还有少量古籍抄本残页，年代从晋到唐都有，被人们统称为吐鲁番文书。这些文书中有少量是作为随葬品被完整地放在墓里的，如随葬衣物疏、功德录、告身抄件、契券等，而绝大多数则是作为废纸利用的，如剪成衣、帽、靴等穿戴在死者身上，又做成被褥等服饰，甚至还有用文书糊成纸棺材的，所以大部分已残损不全。949年以前掘出的文书大部分被盗劫到德国、日本等国，此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文书大都入藏新疆博物馆。 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对于唐史研究来说尤多资助，史料价值不仅很高，而且很丰富。这里面除大量宗教经卷是研究宗教的上好材料外，其他的可大体分成七个门类。一是法令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律令、刑法，以及约束官吏的法纪、奖惩制度等情况。二是地理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西部边陲及西域的地形、交通、水利、物产和社会组织等情况。三是公私籍帐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兵役制度、劳役制度以及人口分布、社会生产、财物分配等情况。四是公私契约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阶级关系、社会风俗、民间经济、生活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五是公文档案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行政制度、馆驿烽燧、屯田马政以及公文写作格式、递送程序等情况。六是诗文，不仅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文学，而且从这些诗文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唐朝社会生活也是多方面的，诸如生活习尚、人情风俗、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等，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七是典籍抄本，虽然大都是缺损不全的，但仍可用来对唐朝的已佚或已残文献典籍作辑佚和补缺，即使今存者，亦可资校勘。 因此，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尽管已大量流散到海外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仍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很早就开展了抢救、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最早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 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947年版；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95年版。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980年版；向达《唐代俗讲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979年版。 敦煌文书的研究与整理罗振玉在909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遗书》，93年整理影印了《鸣沙石室佚书》，924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碎金》。其中所收文书有许多是研究唐史的原始资料，价值极高，如《沙州志残卷》、《西州志残卷》、《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地志》、《敦煌录》等，对于研究考订唐朝的地理提供了新资料，而对于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校勘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的西部地理尤为详赡，涉及建置、城址、山形、河流、水渠、湖泊、学校、祠庙、关塞、古迹、祥瑞、风俗、歌谣等。还有对莫高窟佛寺的建筑形式及规模的记述，是研究敦煌石窟的第一手资料。又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是一部涉及中外的游记，可用来研究唐时的中亚南亚地理、宗教、物产、民风及中外关系。再如《沙州文录》、《张延绶别传》等传记碑文，对研究补证唐代人物、史事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他如《水部式》、《职官书》、《太公家教》、《食疗本草》，可用作研究唐朝的职官、海运、教育、医药等方面的上好史料。罗振玉还利用这些资料撰成《高昌麹氏年表》卷、《瓜沙曹氏年表》卷、《补唐书张义潮传》卷，为唐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王仁俊编撰并于9年由国粹堂出版《敦煌石室真迹录已》一书，分上、下卷。上卷是影写敦煌卷子本《开元律疏名例》一种的原文，下卷是对此件文书内容所作的校勘研究，从资料上为进一步探索唐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极大方便。 法国人伯希和把窃取的敦煌文书藏入巴黎国家图书馆，刘复在法国期间，从这些文书中抄录整理出一百零四件，然后分类排比，分为三辑，编成《敦煌掇琐》一书，于925年刊刻问世。上辑是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中辑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诉讼、官事、婚事、教育、宗教、历书、迷信、杂事；下辑是语言文字。蔡元培在序言中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作了非常高的评价。其中有关唐朝的资料不少，至今为唐史研究者所引用。 当伯希和将劫掠的敦煌文书携至北京展示时，“罗振玉、李盛铎等吁请学部，将所余敦煌卷子运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此项残存，陈垣先生编有《敦煌劫余录》六册，凡得八千六百七十九号，复由胡鸣盛先生检阅未登记的残叶，又编成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为九千八百七十一号。”并于93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此书著录极详，唐史研究者可从中查寻有关的资料。 许国霖整理并于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从北平图书馆所藏的九千多号敦煌文书中抄出的资料，胡适在序言中有高度评价。其中属于唐朝的多是民间通俗之作，而尤以各类契牒和《贞观氏族志》为研究唐史的宝贵史料。契牒有典儿契、卖地契、贷丝契、雇人力契、雇牲畜契、借麦种牒等种类，从许多方面反映出唐朝的社会关系。《贞观氏族志》仅残存六十余郡、二百余姓及后记，但对研究唐初士族、庶族问题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947年版。黄文弼在三十年代前后曾数次随中外考察团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并撰写了多份考察报告。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刊印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他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后所写考察报告的整理本，分为考察经过、遗物说明、遗物图版三部分。其中所收三十多件古文书，大都是唐朝前期统治西州时的遗物，如缴纳地租、户籍、军屯、诉讼牒状等，对研究唐朝西部边地的社会经济很有价值。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并于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辑，是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部分加以整理汇编，为研究唐朝的均田、赋税、户等、兵役、徭役、高利贷、租佃契约关系和寺院经济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今仍被唐史研究者所经常引用。 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古籍抄本残卷，所以，自909年起，就有不少专家学者为之撰写题跋，如王国维、刘师培、罗振玉、陈寅恪、向达、王重民等，925年后，报刊上又发表了不少有关的研究论文。这些题跋、论文多是记述卷子形式、内容，考订其篇目、作者、年代，并论证其价值。王重民就将其中有关经、史、子、集部分收集起来而汇编为《敦煌古籍叙录》一书，并于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不少记述唐朝典籍的资料，可为唐史研究者所利用。 从959年至975年，国家组织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哈剌和卓两大墓葬区先后进行科学发掘十三次，共清理自晋至唐古墓近四百座，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汉文文书。此后，在唐长孺的主持下，对这些文书进行了细致地整理，并编辑为《吐鲁番出土文书》，由文物出版社于98年开始分册出版。从第四册起，就基本属于唐时的文书，其类型有居民、匠人、僧侣的户籍名册，各种租佃、借贷、买卖、雇佣的契约，以及上下行公文、公私杂物帐、家书、医药方、随葬衣物疏等，都是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地理、文化、风俗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学者在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在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古代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尤以研究唐史的成果最为突出。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陈寅恪除在他的论著中一再引用敦煌文书资料外，还曾使用《常府君碑》、《大云经疏》、《秦妇吟》等，撰成多篇颇具创见的专文。向达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文化及中外交通而获得重大成果2。金毓黻则用敦煌文书对唐朝官制有所考论3。郑振铎在俗文学研究上的收获更是得益于敦煌文书4。 建国以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五六十年代，学者在研究隋唐五代史中除使用敦煌文书外，又开始利用吐鲁番文书，并取得长足进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史，如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探讨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其成果除反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80年版。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979年版。 3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第3卷第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929；《怎样叫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935年版。 映在几部已出版的隋唐五代史专著中外，就是王永兴、唐长孺、韩国磐、唐耕耦等人的重要论文；孙达人、沙知等探讨唐五代租佃关系的文章也很有学术价值2。二是文化艺术史，如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俗文学、曲子词、语言文字等，除向达和王重民继续对俗讲、变文等作更深入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外3，又有其他几位敦煌学家的重要专著问世，研究曲子词的有《敦煌曲校录》4，研究语言文字的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5，进行综合研究的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论文散见于报刊杂志上，如《敦煌古写本丛谈》、《敦煌遗书概述》等7。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大部分是汉文文书，也有一小部分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如吐鲁番文文书、回鹘文文书等。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在研究汉文文书的同时，也开始对它们进行整理研究，如冯家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即属于这方面的成果。所谓“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就是记载唐初著名僧人玄奘一生事迹的汉文典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这本被译成回鹘文的传记可能是从吐鲁番出土的，并在三十年代初被牟利者撕为几部分出卖给西方“探险家”和中国学者，于是分散藏在中国、法国、前苏联和德国四处。冯家升整理和研究的就是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一部分。这份珍贵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对了解唐代回鹘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且对了解唐代西域地区的佛教、玄奘在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及其生平事迹都是有参考价值的2。 七十年代，在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干扰的情况下，文物工作者及部分唐史学家仍能坚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发表在《文物》973年第0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几件唐代文书》，以及《文物》975年第0期的《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书等文物》，为唐史学界提供了一大批新出土的珍贵文书，而一些学者正是利用它们写出了研究唐史有关问题的学术文章。 八十年代以后，史学界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史进入了一个新时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957年第2期；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9年第期；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92年第4期；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山东大学学报》93年第期。 2孙达人《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92年第期；沙知《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93年第期。 3王重民等辑《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957年版。 4任二兆《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955年版。 5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959年版。 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95年版。7张铁弦《敦煌古写本丛谈》，《文物》93年第3期；史树青《敦煌遗书概述》，《历史教学》94年第8期。 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的发现与研究情况》，《中国史研究动态》98年第期。2冯家升《回鹘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集刊》丙种第一号（953）。韩国磐《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的书法》，《文物》973年第5期；王仲荦《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文物》975年第7期。 期，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成果丰硕。过去主要局限在几个狭窄领域内的研究被很大地突破了，范围扩大到职官制度、公私诉讼、门阀氏族、人口、马政、粮仓制度、馆驿制度、烽燧制度、西域政局变化、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唐王朝对西部边地的管辖、农民反抗斗争、古籍残卷年代考订、文字校释、版本流传等，大大丰富了隋唐史的内容，填补了许多空白。而且，不只在面上有突破，原有领域的研究也有质的飞跃，出版了多种专著及论文集。较为重要的专著有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杨际平《均田制新探》等。较为重要的个人论文专集有唐长孺《山居存稿》、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2。专业性论文合集有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沙知、孔祥星合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韩国磐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中国敦煌学会编辑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等。还有数以百计的单篇论文散见于报刊上。 另外，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吐蕃文、回鹘文等文书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如王尧、陈践对吐蕃文文书的整理很有成绩，又如耿世民、黄盛璋对回鹘文文书的研究也有收获2，这对进一步研究唐代民族史及唐史的其他问题都有裨益。 2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989年版；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992年版；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993年版。 王尧、陈践《敦煌木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980年版；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983年版。 2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979年第4期；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集》，980年；黄盛璋《回鹘文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984年第3期。 第四章本卷编写旨趣本卷是《中国通史》第六卷，即隋唐史卷。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特别是唐代前期更是如此，较之秦汉还尤过之。以前史家以汉唐疆域相比较，谓唐时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是指开元、天宝之际来说的。其时唐代东疆不渡辽河，不如汉时尚有辽东和玄菟两郡。其实早在唐高宗时，东占高丽和百济，不仅东渡辽河，而且已过鸭绿江了。唐时于西疆设安西都护府。都护府所辖的四镇并不以葱岭为限，而所设的羁縻州竟远至于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其后波斯王卑路斯为大食所迫，尚归老于长安，这也是前代所绝无仅有的。这样广土众民的皇朝，为史书所少见。 自西晋永嘉乱离之后，民族间的纷扰和冲突，仿佛无有已时。不过由纷扰而逐渐重新组合，却也是势所必然的趋向。隋唐两代承南北朝之后，重新组合已成定局。既已重新组合，就会发出新的力量。隋代历年虽甚短促，这样的力量就已经有所显现。到了唐代更是分明可见。唐朝中枢大员，不必细考其个人的生平履历，仅从姓名之间就可略见其时的风尚。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曾为平章事。元稹殁后，白居易为制挽诗，有句说“元魏帝孙唐宰相”。至于边庭将帅，尤其是无间华夷。重新组合并处，得以各尽所力，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样泱泱大国中，如何普及中枢政令，求其如臂使指，不误朝夕，就必须讲究交通。隋唐时期承前代之旧，交通道路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唐时驿道的设置，为当代后世所艳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唐初始定鼎，为高昌所轻。高昌所恃者，是所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而碛路艰险，唐兵难以猝至，而唐兵竟然迅速达到碛口，高昌就不能不束手受缚。唐初驿道初创还是如此，其后更加完备。 由隋初至于天宝年间，可以说是隋唐时期的承平盛世。中间虽有大业末叶的乱离，创痛并非细小，唐初休养生息，也就得到恢复。由于承平日久，封建经济就会得到发展，唐初所制定的租庸调制度，在当时说来，还算是取民有度，至少比起南北朝时期，应该说是好一些。虽然在开元年间逃户还成了问题。封建社会是有难以克服的缺陷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也就相应地兴旺起来。黄河流域丝织业的兴盛可以说超迈前代。丝绸之路虽不创始于唐代，唐代得益更多，更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就会显得富庶。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正是当时社会的写照。社会富庶显示国家的强盛，也是强盛的基础。唐代前期不时对外用兵，这是府兵制度的优越处，而一再出兵远征，并未引起经济的困窘，也是实际的情形。 由于国力的强大，也使文化昌盛起来。隋唐以前，由于南北分裂，文化也就各成体系，隋初统一全国，南北文化相应融为一体。而域外文化因之相随俱来，特别是西域文化更特别为当时人所喜爱。中华民族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隋唐时期就是具体的例证。中华民族固然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也不吝于向外传播中华文化。中华声教被于四方，也显示出强盛皇朝的气派。这样的盛世丰采，强盛的显现，应该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本卷对于这一特色反复作了说明，使这一特色更易为世人所知。 隋唐时期也和其他皇朝一样，自有其典章制度，而且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的还流传下来，为后世所遵用，有过若干影响。隋唐两代都以尚书省总绾全国政务，省内各设六部，各有专责。部的名称前后不尽相同，唐时始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样的制度一直为后来各皇朝所沿用，直到近代，部数才不断增多起来。推本溯源，固可以追踪于《周礼》六官。但即令当时已有这样的制度，后来却未延续推行，直到隋唐才又重新提起。其实所谓《周官》六官之说，不过是隋时创立新制的借口，不一定就是渊源的所自。虽不一定就是承前，但确是启后，对后来还是有影响的。和六部的道理相仿佛的还应数到科举。隋初废除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取士的旧制，改为科举。唐代踵行新制，益加周密。其中由进士科取得的人才，率能获升高位，主持皇朝大计。后来各代皆遵循这样的制度，科目名称虽不免有所改变，总的体制却是一脉相承，未离旧轨。直至清代末年，兴办学校，才行停止。 就是赋税制度也相仿佛。唐初定制，以租庸调法作为赋税制度，征取民间财物，用这样的收入，推行政治和豢养兵士。租庸调法是以人丁为本，户籍不整，田亩卖易，遂使租庸调法难以继续运用。中叶以后，改行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此法施行后，为后世所遵用，直至明代另创一条鞭法，始告一段落。当然还有其他的典章制度，也起到相似的作用。这样一些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不能说和当时国力强盛没有关系，法制紊乱和不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难以避免了。 唐代的盛世到了开元、天宝年间遇到了转折点。盛极而衰，这在以前的皇朝都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当然其间的因素和过程也还不尽相同。就唐代来说，安史之乱的前后迥然而异。安史之乱虽告平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而藩镇跋扈，外而强邻侵略，再加上朝臣朋党，将帅离心，几乎成了遍地荆棘，步履维艰。从安史之乱开始，就是皇帝也难于安居，玄宗和僖宗先后避难到过成都，代宗避难到过陕州，德宗避难到过梁州，狼狈匆促，仿佛不可终日。当然还不免发生过农民起义。黄巢虽然没有取代了唐帝，李家皇朝的日月也是屈指可数了。唐代的倾覆也和以前所有的皇朝一样，是难于避免的规律，却自有其前因后果，不能一概而论。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代由强盛转向衰弱的标志，因此，一般历史家往往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前、后期的分期线。主张唐史三段论的学者，也并没有改变安史之乱的这样的历史地位。 就在唐走向衰弱过程中，也促使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是说，全国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的下游，这时南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这对唐朝的盛衰有很大的影响，对以后的历史演变影响更为巨大，不能漠然视之。这种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远在唐代以前就不断在发展之中，安史之乱时黄河中下游所受的摧残，至为惨酷，促**口的大量南迁，其后藩镇割据，征发无厌，竟使中原经济难于稍有恢复，更说不上重心所在如旧复原。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经济本来远不能和黄河流域中下游相比较，由于在不断发展中，相差已非过多，安史乱时，人口突然增多，发展就更显得迅速，因而就凌驾于黄河中下游之上了。对于当时皇朝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漕粮的供给。隋唐皆都于长安，长安位于关中平原，虽以富庶见称，但皇朝所需的粮食，还是须由关东漕运而来。运输漕粮的地方，隋及唐代前期就没有指望过江淮之间及其以南的地方。安史之乱中原遭到破坏，乱后也无从恢复，皇朝所需的漕粮就不能不仰给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再廓而大之，就是东南八道。这是说，由江淮之间一直伸到南岭的北麓了。由东南八道运输漕粮达到长安，主要依靠一条汴河，唐代后期，皇朝为了和跋扈藩镇争夺汴河的控制权，曾经费了偌大的心力。 自从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皇朝所致力的是如何解决都城所在的粮食问题，不能足食，就难以足兵。在那个时期，要想足兵，还须豢养马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军队的装备问题，有兵源而无马匹，也是无济于事的。隋及唐代前期，养马是一项要政。陇右道就是最为适合的养马地区。唐代前期兵力所向无敌，就是不仅有兵源，还有最好的马匹。安史乱时，吐蕃乘机东侵，夺去了陇右道，这不仅使长安受到威胁，养马之地也随着完全失去。皇朝自己没有兵力，就不能不受地方势力的摆布了。 应该说，经济重心的南移，还不仅是漕粮运输的问题，经济是基础，是能够影响上层建筑的。因而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文化方面更为明显。随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达，文化也就随着昌盛，这在唐代后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种趋势不仅限于唐代，唐代以后一直没有改变，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隋唐时期的这些历史特点，都应在本卷的论述之列，这些都是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虽缺欠雄健的史笔，但也要尽其所能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乙编综述第一章年代与历法第一节历史年代公元58年，总揽北周军政大权的杨坚迫使周静帝宇文阐（即宇文衍） 让位，建立隋朝，年号开皇。开皇九年（589），隋灭陈，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余年的分裂局面。 武德元年（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在长安逼隋代王杨侑退位，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称唐，年号武德。天祐元年（904），朱全忠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不久，朱全忠杀昭宗，另立昭宗子李祚（即李柷）为帝，是为哀帝。开平元年（907），朱全忠废哀帝，自立为帝，另建梁朝，遂开始了五代的历史。 隋自公元58年建立，到8年灭亡，历时凡三十七年。唐自公元8年取代隋朝，到907年灭亡，历时凡二百八十九年。 第二节历法隋唐两代制定的历法很多，隋有《开皇历》、《皇极历》，唐有《戊寅历》、《麟德历》、《光宅历》、《景龙历》、《大衍历》、《至德历》、《五纪历》、《正元历》、《观象历》等。其中以《皇极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的科学价值较高，也有较大的影响。 皇极历《皇极历》为隋刘焯所制定。刘焯，信都（今河北冀县）人，他聪明好学，是个博学之士，当时有人认为他是“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他写《历书》0卷，所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刘焯的创见很多，例如，他算出的岁差数值最精确。什么是岁差数值？按照天体运行的规律，地球绕太阳一周是一年。但准确地说，这一个冬至点到下一个冬至点的位置是有变化的，冬至点在黄道（从地球上看太阳一年在天空移动一圈，实际上地球绕太阳一圈，人们看到的太阳移动路线就叫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就7年8个月差一度。这种冬至点在黄道上的移动距离就是岁差数值。 晋代以前，我国天文学家还不知道有岁差存在。晋成帝（325—342在位）时，虞喜第一次提出，50年冬至点西移一度。南北朝时，祖冲之首先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但他认为45年个月岁差一度。到了隋代，刘焯在历法中使用75年差一度的岁差数值。这与准确的岁差数值已经非常接近。当时，西方还是沿用00年差一度的数值，可见刘焯的《皇极历》是先进的。 刘焯的另一贡献，是在《皇极历》中采用了定朔的方法。 定朔是针对平朔而言。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当月亮运行到近地点时速度最快，到远地点时速度最慢。由于运行的速度有变化，由这一个朔日到下一个朔日也不是固定的。有时长达29天9小时多，有时则仅有29天小时多，其平均长度为29天2小时44分03秒。根据这个平均数来决定朔日即为平朔。当然，古代并没有把数字推算得如此准确。 朔日这一天的特点，是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等，也就是日、月几乎是同时出没。用平朔法决定朔日和这种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于是，南朝刘宋时何承天撰《元嘉历》就主张用定朔法决定朔日，也就是把日、月黄经相等时，即日、月同时出没这一天定为朔日。但由于定朔法可能导致四个大月相连和三个小月相连的情况，遂遭人反对而未实行。 刘焯继承了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先进思想，制定《皇极历》时采用了定朔法，考虑了祖冲之的岁差法。同时，还创用一种内插法，也就是计算定朔的校正数的方法。 刘焯的各种成就，使《皇极历》的科学程度大有提高，虽因太史令张胄玄的反对而未被采用，但其科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戊寅历《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戊寅历》为道士傅仁均所制定。傅仁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人。因他“善历算、推步之术”，武德初年由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推荐，被高祖召令改修旧历。他向高祖上疏，指出旧历的缺点很多。例如，日蚀或在月末或在月初，不在朔日；月蚀或在望日前或在望日后，不在望日。还有月末月亮在东，朔日月亮在西。这都是采用平朔法制历的结果。为改正这些缺点，他用定朔法制定《戊寅历》。他的历书，虽然遭到中书令封德彝、吏部郎中祖孝孙、太史丞王孝通等人的反对，但他据理力争，最后公布实行。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朝廷颁布的采用定朔法的历法。采用定朔法，虽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月亮、地球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连续出现大月或小月的问题没有解决，贞观十九年（45），还连续出现四个大月。于是，平朔法又取代了定朔法。到麟德二年（5），高宗又颁行了《麟德历》。 麟德历《麟德历》为李淳风所制定。李淳风，岐州雍（今陕西凤翔）人，他“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十五年（4）为太常博士，不久又为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48）迁太史令。他参与过《晋书》及《五代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编写，其中的《天文》、《律历》、《五行志》，都是他撰写的。2贞观十九年（45）以后，由于《戊寅历》中存在的问题不易解决，另外制定新历就成了社会的必然要求。龙朔年间（—3），李淳风参考刘焯的《皇极历》，另撰新历，于麟德二年（5）颁布施行，故称《麟德历》。《麟德历》也采用定朔法，但李淳风用变通调整的办法，解决了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连续出现的问题。例如，把朔日提前一天，使第四个大月成为小月；把朔日推迟一天，使第三个小月成为大月。这样一来，反对派就失去了指责定朔法的口实。这种变通调整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元朝。 在计算方法方面，李淳风简化了计算过程。他废除了古历中用章（9年7闰月为一章）、蔀（四章为一蔀）、纪（二十蔀为一纪）、元（三纪为一元）的计算，并以340为各种天体运动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分母，大大简化了计算步骤。同时，还废除了闰周（闰月的周期），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 《麟德历》在当时得到了好评，被认为是较精密的历法。从此以后，定朔法一直在历法中沿用下来。 大衍历《大衍历》为僧人一行所制定。一行，本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他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当时就有人把他和孔子的高足颜回相提并论，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其学行，想与其交友，他遂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后来，又到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7），玄宗强征其至京，“访以安国抚人之道”。由于《旧唐书》卷七九《傅仁均传》。 2《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麟德历》在行用过程中常有误差，故玄宗于开元九年（72）命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一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大衍历》的。一行为编制新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工作者进行观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了恒星的位置与汉代相比较，有了相当的变化。于是，他废除了沿用八百多年的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重新测定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这样，必然提高新历的精确程度。 为了取得可信的资料，他在全国选择了几个观测点，利用他发明的测量仪器“复矩图”进行测量。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白马（今河南滑县）、浚仪（今河南开封）、扶沟（今河南扶沟）、上蔡（今河南上蔡）等四个地方的测量最重要。这四个地方相距不远，大体上处于南北一条线上，这里的测量取得了重要成果。一行还测量了子午线一度的长度。根据实测，南北两地相差35里80步（相当于今制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就是子午线一度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在实测所得数一度长.2公里比较，虽然还有差距，但在世界上他最早用科学方法测量子午线。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修成，年仅四十五岁的一行于当年去世，玄宗赐谥曰大慧禅师。开元十七年（729），根据《大衍历》编纂的历书颁行全国。开元二十一年（733）又传入日本。 《大衍历》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并加以发展。例如，他指出刘焯对于太阳运动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刘焯认为春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慢；秋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快。一行指出“其说非是”。一行认为冬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夏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这是“自然之数也”。事实证明，一行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纠正了刘焯的错误。 《大衍历》颁行后，曾遭到天竺历数家瞿昙罗的反对。瞿昙罗在高宗时曾制定经纬历，与《麟德历》参照实行；武则天时又作《光宅历》，未成而罢。由于他未能参与《大衍历》的制定，心怀不满，遂上疏玄宗，指责《大衍历》沿袭了他从天竺介绍到中国来的《九执历》，而且还不完备。经过太史令的认真比较，《大衍历》优于《九执历》。这说明《大衍历》的科学水平是很高的。宋代史学家认为“自太初（前04—前0）至麟德（4—5），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2。这个评价，也说明《大衍历》是有其重要历史地位的。 《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新唐书》卷二七下《历志》三下。 2《新唐书》卷二七上《历志》三上。 第二章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变迁隋唐两代幅员广大，皆为前世所少有。这样广大的版图，当时的... 4 《元和郡县图志》七、八、十、十一、十六、十七、十八各卷。 2《隋书》卷三○、三一《地理志》，史念海《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978年版。 雄剧，人物昌阜。”这些称道并不是泛泛的言辞，当时各道的存储的仓粮数就是最充分的证明。现在可以考见的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河南道正仓所储为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为全国各道中最多的。河北道正仓所储为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其中正仓所储和关内道相同，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超过关内道2。这些称道之辞和仓粮所储虽皆系开元天宝年事，往前回溯，至于开皇年间，前后百余年，都应该是仿佛的，不然就无以说明自隋初以来转输关东粮食接济长安的道理了。 为什么这个地区能够较为富庶？应该说这里的劳动人民善于利用自然，而且还能够进而改造自然。这个地区的富庶显现在农业的经营具有明显的成效。有了成效，就成为当时皇朝财赋和粮食主要取给的地区。农业能够得到发展，需有较多的因素，土壤的肥瘠不同，效果就难得一样。 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地域辽阔，南北土壤各具特色。用现在科学方法来分析，各种各样，十分繁杂。就在古代，简单区分，也有差别。古代按地区分别土壤的厥为《尚书·禹贡篇》。这篇成于战国人士之手的著作，分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为五州，黄河以北为冀州，黄河以南为豫州。豫州以东为兖州，兖州以东迄于东海为青州，青州以南为徐州。据其中所说，冀州的土壤为白壤。太行山东近海，故土壤多含盐碱，因而呈显白色。近海之地还有青州。青州不仅“厥土白坟”，而且海滨还是“广潟”。这是说海潮激荡，比盐碱地还要加重一些。在《禹贡》作者看来，青州的白坟论其能利用的效率是要高于冀州的白壤。青州的盐碱地可能不是很严重，因为秦汉时期，齐鲁桑麻的富饶已见称于世人。而东海之滨琅邪台旁的富庶，竟能使秦始皇为之流连忘返。河南的豫、兖两州及其南的徐州，土壤也各有特色，不过都不是上上的好田。好在河南三州在两汉之时，黄河累次决口泛滥，洪水大都流向东南，在当时，豫、兖、徐成为黄水横流的地区，受害最为严重。洪水过后，所挟带的泥沙随处淤积，也使泛区的土壤得到改造，提高了农作物生产的能力，和以前有了显著的差别。《隋书·地理志》对这些地方农业的盛加称道，就是具体的证明。两汉时期黄河的决口泛滥，《禹贡》所说的冀州东部，也就是太行山东至于渤海的黄河以北地区，不免也受到冲蚀，所受的灾难较轻，在当时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可是洪水所挟带的泥沙未能多所淤积，土壤未能多所改变，特别是所谓白壤的盐碱地还多有存留，有待隋唐时期的继续改造。 说到对于太行山东黄河以北盐碱地的改造，远在隋唐以前，早就有人为此尽力，都能取得相应的成就。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都致力于兴修水利。盐碱地经过流水的冲洗，盐碱就可以相应减轻，使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田园。当时人歌颂邺的引漳水灌溉的成就说“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可见改造盐碱地是当地发展农业的重要前提。西门豹和史起所致力的仅是邺的周围。在太行山东来说，这实在是一隅之地。西汉时在邺的东北，设有斥丘和斥章两县。分别在今河北魏县之唐玄宗《谕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诏》，《全唐文》卷三一。 2张守圭《请河北遭水涝准式折免表》，《全唐文》卷二六九。 西和曲周县之南。县以“斥”为名，是说当地斥卤，也就是多盐碱地。以盐碱地作为县名，足见当地盐碱的严重。既以斥卤名县，却未见到再有人在这方面致力，这样的困难等待隋唐时期来克服。 隋唐时期由太行山东直到渤海之滨，盐碱地都是十分严重的。隋渤海郡有盐山县。渤海郡唐时改称沧州，盐山县沿置未改。唐初在盐山县还置有东盐州。沧州今仍为沧州，今仍有盐山县。这濒海之地可能更为特殊，不能一概而论。沧州西南隔德州（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为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州所辖清阳县，在永济渠东，距渠尚远。唐武后永昌元年（89）以旧城久积咸卤，遂移于永济渠之东。玄宗开元年间，又移于永济渠之西3。盐碱地竟使当地县城不能不为之迁徙，可见其严重的程度。甚至太行山下的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所辖的钜鹿县（今河北钜鹿）大陆泽畔尚有一处咸泉。可以煮而成盐。盐碱地不仅严重，分布的地区也相当广泛。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农业的经营。 唐代为了改造盐碱地确实是费了很多心力。改造盐碱地的方法仍然沿用西门豹、史起的旧规，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具体说来，就是用流水冲洗盐碱。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瘿陶县（今宁晋）有一条称为新渠的渠道，上元年间，引洨水入城，流经十余里，沿途皆是盐碱地，经过渠水冲刷改造，都成了丰壤，人民所需的粮食得到充分的供应。其他渠道虽未见具体说明，开凿的目的和期望大都相仿佛。唐时开渠最多的当推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为首，有安阳（今安阳）的高平渠，邺县的金凤渠，尧城（今安阳东）的万金渠，临漳的**渠和利物渠。尧城县还有北齐时的都领渠。较长的为临漳县的**渠，屈曲经三十里。 临漳县北的利物渠，是由滏阳（今河北磁县东）引来的，滏阳以滏水得名，利物渠引用的应该就是滏水。这条渠一直引到成安县（今河北成安），可能是相州境内最长的渠。高平渠引用的是安阳水（今洹水），其万金渠则引用漳水。相州境内三条大水都被充分利用。相州还有一条天平渠，未见出处，可是金凤渠和**渠都是引自天平渠，利物渠也兼引用了天平渠。利物渠在漳水之北，则这条天平渠也应该在漳水之北2。相州所辖六县，仅林虑（今河南林州）和汤阴（今河南汤阴）两县未有渠道。林虑县在太行山上，自无渠道可言。汤阴有汤水，也是应该有渠道的。相州所属的邺县，就是史起、西门豹原来开渠的地方。唐时开渠的规模，远较西门豹、史起为宏大。唐时相州号称富庶，当地盐碱地可能都已得到改造。 太行山东最长的灌溉渠道，可能是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的大唐渠和太白渠。大唐渠在鹿泉县（今河北获鹿），可是它是由平山县（今河北房山）流至石邑县（今石家庄西南）的，鹿泉县只是渠道流经的地方。这条渠道流到石邑县后，又再向东南流了四十三里，才汇入太白渠。就是不计算平山县至鹿泉县一段，仅石邑县中的渠长已经是其他各州所少有的。可是太白渠还要长。大唐渠是在平山县由太白渠引出来的。平山县有由太行山西流来3《通典》卷十二《食货》。 《太平寰宇记》卷五八《贝州》。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2《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志》中说“上元中”。唐代有两上元，一为高宗年号，一为肃宗年号。肃宗上元年间，安禄山反唐起兵未久，河北各处多沦为战场，焉有余力开渠引水，故此上元应为高宗之时。的绵曼水（今桃河），就在平山县入于滹沱河。太白渠当是由绵曼水引出来的。大唐渠既在石邑县入于太白渠，则太白渠是流经石邑县的。太白渠流经的地方，并不以恒州一州为限。恒州之南为赵州，赵州治所在平棘县（今河北赵县），平棘县城东二里有广润陂，就是引用太白渠潴积的。这是说有了太白渠，才开凿广润陂，太白渠最后流到什么地方，未见记载。仅就恒、赵两州来说，也应该是少有的，至少较大唐渠还长出许多。恒州有没有盐碱地，难于肯定，赵州的盐碱地则是上面已经说过的。仅就这一条长渠来说，当时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确实是费了不少心机的。相、恒两州和赵州之外，魏、贝、洺、冀、沧、景、瀛（治所依次在今河北大名、清河、永年、冀县、沧州、东光、河间诸县市）、德诸州，皆有水利设施，就是瀛州之北的莫州（治所在今河北任丘北），也还有可以称道的地方3。 黄河下游以南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州郡也都有相当的农田水利设施，只是不如黄河下游以北的繁多。好在黄河下游以南各地盐碱化并不像黄河下游以北那样严重，凿渠灌溉主要是为了防备干旱。当然这都有助于农业的发达，有助于当地的富庶。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都是唐代前期建设的成就，有的还是隋时的旧绩，可知这样富庶地区的形成并非偶然。《隋书·地理志》论述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六郡时，曾特别指出“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啬。”可是在论述黄河以南的荥阳、梁郡等八郡和黄河以北的信都、清河等八郡时，都没有提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至少可以说，这黄河南北的十六郡的土壤都不至于像河东、绛郡等六郡那样的瘠薄。这样的记载很可以证明当时的改造土壤是有效果的。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到了唐代中叶以后，就有许多都先后破坏，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的农田水利设施本来以改造盐碱地为目的，农田水利设施破坏，盐碱地自然又会成灾。据宋时记载说“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地方数千里，古号丰实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并漳水者屡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这里只提到相、魏、磁、洺四州，其他有关各州也应该是相仿佛的，也许是其他有关各州稍显得轻微些。这样的演变对黄河以南各处也不能没有影响。唐代后期，黄河下游南北的富庶地区已难保持其旧日的规模，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各地更不易恢复其原来的面貌。 改良土壤，在经营农业方面是尽地利，和农业最有关系的还有天时。说到天时，首先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是全国性的，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也难得独有例外，不过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是有的。气候是不时有变化的，自远古以来都是如此。根据文献记载和物候显现，隋唐两代和其前的三国两晋诸朝，气候都较为寒冷。气候寒冷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有所影响。唐代前期曾经有过陨霜杀稼的记载，大都是在黄河的中上游，甚至还有江南个别州郡，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没有这样的遭遇，至于水旱灾患还是有的，河南、河北同时都曾经有过大水或大旱，灾区较为狭小的灾患更为习见，不3《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陈州西华县（今河南西华）的邓门陂，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州北）的牌湖堤，皆隋时旧绩，见《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过比起黄河中上游来还不算大多，特别是旱灾方面更是如此2。这样的天灾大都是人力所难于克服的，不能说对于农事耕耘完全没有影响，不过还不至于因此而过分减低当地的富庶程度。 还应该指出隋唐时期黄河下游南北各州郡能够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期供应都城所需要的漕粮的原因，还应该得到黄河安澜的助力。黄河挟带泥沙东流，本是容易泛滥的。黄河每一泛滥，黄水所及之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得难以估计的损失。黄水消退之后，泥沙随处堆积，甚至使农田都无法耕耘。汉武帝时一次黄河决口，竟使有数百年繁荣的“天下之中”的定陶顿时萧条下去，再未能复原。西汉末年的一次决口，六十年中都未能堵塞得住，损失更为惨重。可是在那次决口堵塞以后，长期安流竟达到八百年之久。隋唐两代都在这安流时期之中。黄河能够安流，无溃决之虞，南北两侧的地区才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 隋代历年短促，黄河一直安流。唐代也不是就无河患，但大多都限于较小的地区，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安史乱前的河患仅有十一次溢于陕州的一次，在贞观十一年（37），溢于河阳（今河南孟县）的三次，第一次在贞观十一年3，第二次在高宗永淳二年（83）2，第三次在武后长寿元年（92）4。陕州和河阳城都在黄河中游，距下游尚远。在黄河下游的有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次，在玄宗开元十四年（72）5，济州一次，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博州一次，在开元十年（722）7；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一次，在高宗永徽六年（55）8；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二次，第一次在武后长寿二年（93），第二次在开元十年9。还有一次在武后圣历二年（99）（），史籍仅记载黄河溢，未能确指所溢的是什么地方。这十一次溢决中，魏州和棣州所受的灾害最大。河决魏州那一次，怀、卫、郑、滑（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汴、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诸州人不能安居，或构巢于树，或借身舟中，死者以千计10。长寿年间，河溢棣州那一次，曾坏民居二千余家。灾害虽说不小，较之两汉时期，应该不是很大的，况且未久即已安澜，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于黄河的溢决次数不多，也未形成严重的灾害和影响，因而它的南北两侧地区的其他水道就不至受到干扰，通济渠（即唐代的汴水）和永济渠能够开凿成功，而且长期畅通无阻，就是借着这样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太行山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仁宗天圣四年。这里所征引的为馆陶王沿上疏言北边御敌事中所说的话。王沿请修漳水诸渠，故其他渠道皆未涉及。 《新唐书》卷三五、三六《五行志》。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92年第2期。23《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4《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5《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 《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7《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郓州》。 8《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9《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10《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上流下的而现在归入海河水系诸水，也因黄河的安流而未受到影响。唐代河北道南部农田水利灌溉最为发达，就是这样的缘故。 正是由于黄河下游南北各处有这样的自然条件，农业得到相当的发展，隋代及唐代前期所需要的漕粮，大部分就可以由此得到满足。 唐代后期的河患及人为的决河唐代后期，黄河的灾患显得较前减少。代宗大历十二年（777）2和德宗建中元年（780）3，曾经有两次河溢，都未有详细记载，不易知其发生事故的地方。另外有三次都发生在黄河中游宪宗元和七年（82），河溢振武军，毁东受降城4，次年，河溢天德军，其治所西受降城毁坏较多5。昭宗大顺二年（89），河溢河阳。这三次出事地点皆距黄河下游悬远，可以置之不论。黄河下游这一时期的河患主要集中在滑州，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滑县。宪宗元和八年（83）2、文宗开成三年（838）3和懿宗咸通中（约84—87）4，先后发过三次，其中两次都促使当地改移了黄河的河道。昭宗景福二年（893），发生于棣州的河决，竟然形成了一次改道，是由棣州治所的厌次县境内向东北流去，冲出了一条新河道5。这里距海已经很近，新河道也不是很长，灾患也不是太大，总算是一次改道，结束了八百年来黄河安流的时期。然而最使人注意的则是这一时期竟然发生了人为决河的事情。肃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将于长清界边家口决河东至禹城县。长清、禹城二县皆为齐州属县，今仍为山东长清县和禹城县。此次人为决河的结果和影响，除使禹城县城沦溺外，其他未见记载。后来到昭宗乾宁三年（89），河圮于滑州，朱全忠因决其堤，遂为二河，散漫千余里7。后来到五代时，这种人工决河的事例竟然频繁出现。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8），谢彦章攻杨刘，因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晋兵8。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主命于滑州决河，东注曹、濮及郓以限唐兵9。黄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难于保持。应该说这种有利的因素在唐代后期仍未消失。安史之乱发生后，黄河下游的南北两方都未能再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因素，特别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南部更是如此。唐代前期，如前所述，这里的农田水利事业卓有成效，到了安史乱后，就未见到有若何建树。唐代亡后，历五代和北宋，黄河的溃决泛2《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3《新唐书》卷六《代宗纪》。 4《新唐书》卷七《德宗纪》。 5《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 2《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 3《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4《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5《旧唐书》卷一七二《萧倣传》。 《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按滨州置于后周时，割棣州的渤海、蒲台二县往属。7《太平寰宇记》卷十九《齐州》。 8《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9《资治通鉴》卷二七○，均王贞明四年。 滥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就一直显得萧条，和隋代及唐代前期就迥然不同了。 第三节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农田水利的发达长江流域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江流域有三个富庶的农业地区，自上而下是成都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以及长江下游太湖区域。成都平原的富庶远在秦汉时期即已有名于当世。自李冰开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行成都之中，那里的富庶农业地区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以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洞庭湖周围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虽然在春秋时期，已经建立过楚国和吴国，然而更为世人所重，则在南北朝时期。沈约著《宋书》，对此曾有过评论“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是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到了唐代后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成了全国少有的富庶地区，也是当时皇朝财赋主要取给的地方。这不仅见于当时人士的议论，甚而见于皇朝所颁布的敕令。唐宪宗在为他上尊号时所颁布的赦书中就明白说过“军国费用，取资江南。”其实江南只是泛泛的说法，所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核心所在，实为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当然江南其他各处，也都在“取资”的地区之中，这是因为黄河下游原来被称为富庶的地区，这时已经残破不堪，江南各地就能显出优势，为黄河下游所不及。其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更显得突出，故颇为当时人士所称道。唐朝后期繁重的皇朝财政负担也就落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富庶长江下游太湖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庶的地区，负担当时皇朝岁赋的绝大部分，是由于当地自然环境的优越，而优越的自然条件还能更多地为人们所利用，促成当地农耕的发展。 促成农耕的发展，最主要的条件是土壤的肥沃。远在战国时期，这里的土壤于全国各州还被列为下下等2，这应是那时的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和改造，因而产生错觉。经过其后较为长久时期，它的优越性才逐渐显露出来。西汉初年，发生了所谓“七国之乱”，其首事者吴王濞敢于反对当时的皇朝，所恃者除兵强将勇之外，还有海陵之仓，粮饷得以充足3。直到东晋偏安之时，海陵还是“地肥美，民惟事耕桑樵渔”。海陵之地于今为江苏泰州市，濒于江岸，农耕仍为人所称道。渡过长江，更为优越。前引沈约在《宋书》中的议论，也可见一斑。在南北朝时，这里的膏腴上地的价值已经超过秦汉时期的沃壤。唐初修五代史，其《地理志》附于《隋书》。《地理志》于宣城、《资冶通鉴》卷二七二，庄宗同光元年。 《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 2《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全唐文》卷六六○。 3《尚书·禹贡》。 《汉书》卷五一《枚乘传》。 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颇加称道，谓其“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这六郡中，毗陵即唐时的常州，吴郡即唐时的苏州，也就是现在江苏的常州市和苏州市，皆濒于太湖。宣城郡为唐时的宣州，余杭郡为唐时的杭州，也就是现在安徽宣州市和浙江杭州市，虽皆不濒于太湖，相距并非过远，这里就附带提及。如《地理志》所说的，环太湖周围的土壤都是相当肥沃的。唐时人解释常州得名的缘由，说其地“居三吴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称”2。现在浙江嘉兴县，宋时为嘉禾郡3。嘉禾的命名至为明显，用不着再作解释。“粳稻之乡，土膏沃饶”，就在宋时已有人这样的称道4，嘉禾郡于唐为苏州属县（今嘉兴），可以证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是确实的。北宋时，范仲淹更称道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庚。”5这样肥沃的土壤到宋时还少有改变。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自来是以水乡泽国见称于世的。太湖为其西山地高岗流下的许多河流所汇集，并以所储分支排注于长江。这就显得河道纵横，遍于各处。如前所说，环绕长安的八水，经过人为的努力，因而形成灌溉网，太湖区域就自然形成河网化。这就远远超过了关中地域，显出其优异的自然环境，使发展农业具备有利的基础。可是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不断设法扩大其效果。隋唐时期，尤其是在唐代，对于农田水利的设施素所注重。前面曾提到唐代前期对于黄河下游，特别是在太行山东的平原有关农田水利的建树，为前代所未有，唐代前期对于长江下游太湖区域的农田水利已经有所开发，唐代后期成就更为繁多。唐高祖武德年间，润州金坛县就已置有南、北谢塘，用以溉田。南北谢塘本是前代所置，唐初只是疏浚恢复。太宗贞观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也开渠引雷塘水，并筑勾城塘，溉田八百顷。高宗麟德年间，升州句容县为绛岩湖筑堤引水。武后证圣年间，楚州安宜县（今宝应）开白水塘和羡塘，置屯田。武后圣历年间，湖州安吉县开邸阁池，引天目山水溉田四百顷。玄宗开元年间，和州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东北）开凿沟渠，引江水至郭下，溉田五百顷。唐代后期，设施更多。代宗永泰年间，润州丹阳县的练塘也得到疏治。练塘是一处大塘，周围八十里，涉及丹阳、金坛、延陵（今丹阳西南延陵镇）三县。经过疏治，“沃瘠均品，河渠通流”，三县都能受益。大历年间，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使瘠卤处的屯田，岁收十倍2。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又得到一次治理，设置新塘，周回百里，开田万顷。宣州宣城县（今安徽宣城）也开渠引德政陂水溉田二百顷。德宗贞元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引爱敬陂水以通漕运，同时夹陂的田地都能得到灌溉。湖州长城县重新修复，溉田三千顷。和州乌江县再修引江水至郭下的渠道，使它继续发生效力。宪宗元和年间，宣州南陵县（今安徽南陵）的大农陂，得到修治，溉田千顷。常州武进县开孟渎，引江水南流入江南河以助漕运，从而使渎旁的四千顷农田都能得到灌溉。同时，无锡县也引泰伯渎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泰州》引《吴陵志》所引的《晋中兴书》。3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三一六。 4《宋史》卷四一《地理志》。 5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嘉兴府》引《题名记》。 《范文正公集》卷九。湖、秀二州皆是由苏州分出设置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秀州即嘉禾郡。《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 2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全唐文》卷三一四。 通到蠡湖，同样也能用以溉田。而扬州高邮县的堤塘溉田达到数千顷之多。湖州乌程县（今湖州）也开有官池。官池虽以池为名，当时湖州刺史范传正督工开凿，应该是有相当的规模的。穆宗长庆年间，苏州海盐县开古泾三百零一处，以御水旱。楚州淮阴县（今清江西南）也开了棠梨泾。宝应县（本为安苴，后改名）本来有一座白水塘，武后时曾经开过，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到了长庆年间，为了在白水塘屯田，就发青、徐、扬三州的民夫重新开凿，其附近的徐州泾、青州泾、大府泾也一并得到开凿。徐州泾和青州泾的得名，可能与这次大举兴工，动用徐州和青州的人力有关。这次工程相当巨大，就是宝应城北的竹子泾也得到开凿。敬宗宝历年间，湖州乌程县还增开了县东的凌波塘和县北的蒲帆塘。蒲帆塘的得名是因为开塘时发掘出蒲帆的缘故，可见这个塘本来是很大的。后来到了文宗太和年间，苏州海盐县还增开了一座汉塘3。这里所说的还只是一些荦荦大端，一般较小的设施就不必细举了。 这里所说的虽是一些荦荦大端，但这样逐一涉及，显得相当繁琐。如果按照有关的州县来说，也许稍稍明确些。太湖周围本来只有湖、宣、常、苏四州，唐代后期又增了一个升州2。湖州所辖五县，按照上面所列举的，有水利设施的就有乌程、长城、安吉三县，其中乌程一县还曾两次兴工。宣州所辖八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宣城、南陵两县。常州所辖五县，有水利设施的有武进、无锡两县。苏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有海盐一县，就是这一县之地，也曾两次兴工。升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也有句容一县，同样是两次兴工。江北的扬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的为江都、高邮两县，而江都的设施为独多。和州所辖三县，有水利设施的为乌江一县。楚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山阳、宝应、淮阴三县。显然可见，有关各州都有水利设施，而湖、常、楚三州有水利设施的县，居所辖的县的半数，或超过半数，这在当时全国之中是少有的。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得水之利，诚然可以冠于全国。却也有一些水患。长江下游近海，可能会有海潮，损害一方农田，太湖地区低凹，排水就不免困难，也影响到农事的操作。前面提到楚州的常丰堰，就是为了防御海潮而修筑的。这条常丰堰虽说是修筑在山阳县，实际上其南已到了盐城县。盐城县也是楚州的所辖县。山阳县东距海岸不远，盐城县更近在海边。修堰防潮自然都是必要的。这条常丰堰为唐代宗大历年间黜陟使李承所修的，在当时很受人称道。楚州南邻扬州、高邮、海陵诸县同样濒海。常丰堰是否向南修到扬州境内，未见记载。后来到北宋时，范仲淹也曾到这里海滨修堤，就是所谓范公堤。范公堤至少可以说是继续常丰堰修成的。 太湖区域的排水困难，当时是不易解决的。前面提到唐穆宗时，苏州海盐县为了防御水旱之灾，修筑三百零一处古泾，应该起到排水的作用。不过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排水依然困难。唐代后期，苏州吴县人陆龟蒙居于松江甫里。当时松江尚未设县，可能就在吴县境内。松江地卑下，雨潦时艰于排水，仿佛就与江相通，许多田地的积水都连成一片，不能辨别谁家的田地，农事自然受到影响。陆龟蒙有田数百亩，耕夫十余人，可是还经常苦饥。这3《旧唐书》卷一一五《李承传》。 以上所列举的设施皆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2《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样的遭遇当不仅陆龟蒙一家而已。这样的困难不仅唐时不易克服，就是后来两宋时依然难于彻底解决。 虽然还有这样不易克服的自然环境的缺陷，其他优越的因素都还能充分加以利用，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人口的增加，有助于对自然的利用，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备受摧残，才使唐代中枢的财政及粮食皆仰给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黄河流域的人口曾有大量的南迁，其中许多人都移徙到长江下游太湖区域。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增加了大量人口，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黄河流域一些先进的设施和经验，更促进了当地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下迄唐代灭亡，这样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趋势仍然继续不断，在以后的皇朝中都能居于重要的地位。 第四节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及部分段落疆界的变化隋唐两代的半农半牧地区隋唐两代都有广大的版图，也各有若干臣附的属国。隋唐两代直接统治并设有州（郡）县的地方，都是在农业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当时和它们邻国相争执的地方，大半都是在这半农半牧的地区。一些邻国也曾侵入到隋唐两代统治下的农业地区，那只能说是偶然的事件，因为侵入到农业地区的邻国，也未企图在那里久居下去。隋唐两代也曾经进入到相邻的游牧地区，除设过一些极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外，也都随即撤出，不在那里设置州（郡）县。隋炀帝固曾在青海以西设置过西海郡和且末郡，隋不久就告灭亡，这些新郡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隋唐时期的半农半牧地区，主要是在西北各处。具体说来，相当于现在甘肃全省，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狼山以南，以及陕西省和山西省的西北部，河北省北部。回溯远古时期的历史，这些地方本来都是游牧地区，西汉时司马迁分划当时国内的经济区时，曾经列出一条界线，由龙门至于碣石，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由今陕西和山西两省间的龙门山，斜向东北，达到今河北省昌黎县南的碣石山。这应是最早的游牧地区的南界。此后这个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的变迁。大抵每当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统治这些地区时，这里就成了草原。从事农耕生涯的民族统治时，这里就成了半农半牧的地区。因为根据自然的条件来说，无论是土壤还是气候，这里都是可农可牧的，所以在不同民族统治的时期，就各因其所习，为农为牧了。如果是从事农耕生涯的民族统治这样的地区时，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基础和防御外来的侵略，就必须争取完全控制着整个半农半牧的地区，而且也不能过分超越半农半牧地区之外。因为从事农业生涯的人们不可能长期在游牧地区居住下去。如何防止从事游牧的民族侵入半农半牧地区，这就不能不寻求一些有利的自然形势作为固守的凭借。北陲的阴山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南北两侧的祁连山，大雪山和合黎山，龙首山以及河北的燕山皆可资利用。而这样一些高山恰都是游牧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的两侧，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都迥然不同，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可农可牧也是不一样的。在游牧地区不能说就绝对不可耕耘，实际上都是不足以称道的。武后圣历元年（98），突厥默啜请求赐予农器种子并索要原住于丰、胜、灵、夏、朔、代的突厥降户。武后因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件以与之。据说默啜由此寖强。默啜由此富强是事实，但似与所得的种子农器无若何关系。即令突厥能播种这样多的种子，也不是马上都可能得到丰收的。 隋唐两代对于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半农半牧地区是可农可牧的。隋唐两代正可借此以弥补农业地区的不足。隋及唐代前期都有强大的军力，其中骑兵居有重要的地位。唐代更重视养马，养马的地区跨有陇右（即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金城（即兰州，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平凉（即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天《旧唐书》卷一九六《陆龟蒙传》，陆龟蒙《甫里先生传》，《全唐文》卷八○一。水（即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四郡，幅员已达千里，犹为隘狭不足以容纳，因扩展到河曲。寻又扩展到岐（治所在今陕西凤翔）、豳（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泾（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宁（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四州，再后又扩展到盐州（治所在陕西定边）和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这样的一再扩展，显示出对于半农半牧地区的善为利用。后来吐蕃势力强大，陇右失陷，养马地区只好内移到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和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襄州置有临汉监。蔡州置有龙陂监。两监才有牧马三千二百匹，费田就有四万顷。原来牧马于渭、兰、原、秦四州，牧场幅员千里，并未显得与农业争地，襄、蔡两州的牧场只有四万顷，就感到是一项负担，不久就被废省。 半农半牧地区遭受游牧民族的侵夺半农半牧地区和游牧地区之间是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分界线的。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还不能用人为的力量从事改移。但是一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却常常企图越过这样的自然分界线，侵入半农半牧地区，甚或是农业地区。唐与吐蕃的争执其肇因多属于这一方面。陇右道的祁连山和大雪山，还有更南的日月山，都曾经被利用为唐代防御吐蕃的屏障，有了这样的可资利用的天然地势，还需要重兵控制。安史之乱爆发，陇右驻兵皆东撤勤王，吐蕃就得寸进尺，步步相逼，陇右道陆续陷落。吐蕃既侵占了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更企图向农业地区进扰。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清水会盟，划定一条新的国界，这条新界中间通过陇山之西和六盘山之东2。六盘山东还是半农半牧地区，陇山之东就已经是农业地区了。新界虽已划定，争执却未暂缓。直到宣宗大中三年（849）以后，吐蕃内部内乱，唐朝才能乘机逐渐取得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2《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 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张说之文集》卷一二。2《新唐书》卷五一《兵志》。 第五节长江口外的海岸及扬州的繁荣隋唐两代的海岸隋唐两代幅员广大，东南临海，海岸亦相当邈长。唐代初期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也就是现在朝鲜的平壤，平壤城濒浿水（今为大同江），则当时海岸的北端当从浿水入海口算起，唐代的安南都护府设于交州，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安南都护府所辖州县，更远及于今越南的中部，那里当是唐代海岸的南端。 唐代海岸的变迁海岸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也是时时在变化之中，所以就有与现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江苏连云港市于唐时为海州东海县。海州治所为朐山县，东海县西去州治水路九十里。这段水路不是通常的河流，而是海道。东海县所在地，俗谓郁州，也就是田横岛。县城设在岛上，故到州治当须越海而行。现在郁州早已和陆地相连，再不必渡海。唐时苏州属县有海盐县，今仍为浙江海盐县。县名依旧，县境有许多地方都已崩坍入海。这都是明显的例证。海岸变化的原因不一，不过海波冲刷和内地流来的河流所挟带的泥沙的堆积，都是寻常可见的因素。海盐县海岸的崩坍就是因为当地海波冲刷过甚。由内地流入海中的河流，随着所挟泥沙的多少，可以估计出河口附近海岸伸出的速度。黄河、长江、滦河、辽水以及淮水和郁水（今为珠江支流西江）的河口附近都有这样的现象。唐时，沧州长芦县（今河北沧州）东距海九十里2，棣州蒲台县（今山东高青东北）距海一百一十四里3，青州北海县（今山东潍坊）东北距海一百二十里4，泗州涟水县（今江苏涟水）东北距海一百零四里5。现在这些地方的海岸，较唐时有了更多的差距，而且有的差距还是相当巨大的。这样的情形在北宋初年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宋时蒲台县距海已改为一百四十里，涟水县距海也已为一百四十里7，都较唐时为多。也有没有什么变化的，如北海县距海里数仍为一百二十里8。 与海岸有关的海港，是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和出发点。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曾考究从边地入四夷的道路，据他所列举的凡有七条，五条在陆上，两条为海道。这两条海道一是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再一是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通海夷道9。贾耽还记载了一条安南通天竺2《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海州》。 2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三引《嘉禾志》。 3《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沧州》。 4《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棣州》。 5《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青州》。 《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泗州》。 7《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 8《太平寰宇记》卷十七《涟水军》。 9《太平寰宇记》卷十八《潍州》。 道。安南即安南都护府，在今越南河内，天竺为现在的印度。由安南至印度，海陆两道皆可成行，贾耽所记却是分成两路，一路经由南诏、骠国（今缅甸慈航静斋之大隐于朝燃文国）而至天竺；一路由交州南行，经文单国（今老挝万象），再经真腊（今柬埔寨），然后取海道西行。其实由安南亦可直接浮海，而廉州的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和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县）亦可作为海港。 扬州的繁荣和海舶的往来贾耽所记似遗漏了扬州。扬州不仅为国内最为有名的经济都会，而且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肃宗上元元年（70）田神功入扬州，大掠百姓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2。这些商胡波斯可能是由广州越南岭而至于扬州的，也可能是由西域经长安而来的。然由扬州直接乘海舶前往域外的，或由域外直达扬州都大有人在。玄宗天宝十二载（753）鉴真东渡就是由扬州起碇的3。文宗开成三年（838），日僧圆仁莅中国求法，也是首先到达扬州的。玄宗天宝十载（75），广陵郡大风，架海潮，沦江口大小船数千艘2。广陵郡就是扬州，乃天宝时所更的新名，扬州城下能有数千艘船只停泊，可知港口的宏大。这些船只中是否杂有海舶不可具知。扬州为邗沟（即唐时的漕渠）的悠悠，由邗沟北上，经过通济渠（即唐时的汴水）达到长安。如由广州登陆，前往长安，还须越过南岭，先至扬州，才能去到长安。所以同为贸易港口，扬州终要稍胜一筹。 扬州能够成为当时的和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是和它的位置距海不远分不开的。当时不仅扬州距海不远，长江口南北各地的海岸，也较今天为近。前面曾经提到唐代宗大历（7—779）年间，李承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新唐书·地理志》以常丰堰系于楚州山阳县下，山阳县今为淮安县，其地距海已远，无置堰必要。此堰至宋时经范仲淹修理过，改称范公堤。当时筑堤以捍海，可知这几县之东就是海岸，而海安县就在扬州之东。 日僧圆仁于唐文宗时莅临中土。据其所记，开成三年七月二日，午时到江口，未时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再由江口北行十五里到淮南镇。后来由掘港庭登岸。淮南镇故地今已无闻。今如皋县东南有白蒲镇3，未知是否即白潮镇的讹文。掘港庭当即今之掘港镇。在如皋县东，今已设为如东县。圆仁既由掘港庭登陆，则其地应为当时的海岸。当时江口有胡逗洲，在海陵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4。海陵县今为泰州市。胡逗洲今为南通市和南通县地，当时应为近海的岛屿。成书于北宋神宗时的《元丰九域志》，于两浙《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著目有贾耽《皇华四达记》十卷。入四夷的道路当出于是书的记载。又《旧唐书》一三八《贾耽传》，耽于德宗贞元九年（793）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相位者前后十三年，是书之作当在贞元九年之后。《皇华四达记》久已佚失，这里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的征引。 2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六章。 3《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2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3《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4《元丰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泰州如皋县已有白蒲镇。 路苏州下记载这一州的地理，指出州治东至海二百二十里，北至海一百八十里，东北至海一百八十里。其时通州已经置州，州治所在的静海县犹有江口一镇，故苏州之北为海，也在情理之中。 扬州距海口既近，海舶可以直达城下，故能成为对外贸易口岸。扬州又有运河可北通长安，南通杭州，更促进这一贸易口岸的发展。今天上海为全国最为繁荣的对外贸易口岸，可是隋唐时期却难以语此。上海成陆较晚，八世纪初的海岸，虽已退至黄浦江东，当地仍为一片草莱，宋时以海舶辐辏，始有镇的设置，设县在元时，故在隋唐时期，长江入海口附近，尚未能有其他港口可以代替扬州。 可是到了唐代后期，扬州城下的海舶却逐渐在减少，这不是长江口外海岸有了新的变化，而是扬州和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之间长江水道有了变化。这两个州城的距离约为七十里，江水北抵扬州城下，南至北固山麓。而北固山就在润州城北。江面是相当宽阔的，江中有沙洲，其大者就是所谓瓜洲。瓜州横峙江中，南北往来船只要绕行一段江路。可是瓜洲北侧那条江汊后来淤塞成陆，运输相当困难，开元时润州刺史在瓜洲上开凿一条伊娄河，南北交通才显得便利。瓜洲北侧那条江汊淤塞成陆，显示扬州城外的长江向南摆动。原来海潮可以直通扬州郭内，可是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潮汛就已不通。海潮既已不再通到扬州郭内，海舶也就不易再到扬州城下。唐文宗太和三年（829）颁布的《疾愈德音》，要岭南、福建、扬州等地的节度使存问蕃客，不过这时扬州的蕃客并不一定是由海道直接达到的了。2全国的自然环境是包括许多方面的，这里仅论述一些河道、湖泊、草原、海岸的变化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一些都会的繁荣和萧条，一些地区的富庶和贫困都和自然环境变化的迟速有关，隋唐都城在长安，漕粮能否正常供给，关系一时的国本，而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能不仰赖于黄河下游和太湖区域。这些地区和长安的距离相当的遥远，维护运道的安全，在当时竟成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尤其是和相邻诸国的疆界，也不能不争取适应自然的条件。自然环境虽是习见的现象，却也不宜忽视。 《太平寰宇记》一三○《泰州》。 2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发展过程》，《考古》973年第期。第三章疆域和行政区划及其变迁第一节疆域的轮廓隋唐两代的版图都相当广大。隋代盛时，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且末郡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南。也就是说，其西超玉门、阳关之外，而北达阴山之上。唐初平高昌、灭突厥后，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焉耆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林州南境当在今越南高尚之南。自颉利可汗被擒后，薛延陀固曾南下牧马，实仅限于碛北2。这是说唐初疆域已经超过隋代。唐代以开元天宝之际最为盛世，其时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3。安东、安西为东西两都护府，其治所皆数经移徙。开元时安东都护府治平州，在今河北卢龙县，天宝时又移置辽西郡故城，在今辽宁义县东南4。安西都护府于开元天宝之际，治所在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5。唐时日南为县，属爱州，其地在今越南清化县北。唐爱州之南，尚有欢、林诸州，则其南界当不止于日南县。汉时日南郡的辖地，兼有唐欢、林诸州，是所说的日南当指汉郡而言。单于府就是单于都护府，开元天宝之际，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2。三都护府皆统有羁縻州。安西都护府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属波斯都督府，于今为伊朗国地4。与安东都护府同置的有营州都督。营州都督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为黑水都督府，已在乌苏里江之东，黑龙江的下游。单于都护府与安北都护府屡有分合。天宝以后单于都护府就再和安北都护府相合，即以安北为号3。安北都护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为坚昆和幽陵二都督府，前者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者则在今石勒喀河的上游鄂嫩河等处5。这样广大的疆土实远迈秦汉诸代。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扬州师院学报》982年第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2《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3《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4《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5《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4《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 2《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 3《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5《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第二节疆域的盈缩变迁西陲疆域的盈缩变迁隋祚短促，其疆域大体是因周、齐及陈的规模。炀帝嗣位，南征林邑，分其地置荡、农、冲三州，寻改为比景、海阴、林邑三郡7。林邑故地就是现在越南的南部，更在两汉日南郡之南。炀帝后来更远征吐谷浑，取得西海（今青海省青海湖）以西地，而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吐屯设等又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隋的疆域不仅奄有今青海省昆仑山脉以北各地，而且远及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尔羌河之西。 唐代历年悠久，疆域变化也就相当频繁，和隋时颇有不同。尤其是西陲各处更为显著。唐初西陲仍如隋时之旧，仅至于伊吾和且末。太宗时平高昌，即以其地置西州，稍后，又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庭州2。西州治于高昌县，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庭州治于金满县，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 唐代安西都护府统有龟兹、毗沙、疏勒、焉耆四镇。这四镇本为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国。四国先后内附，各自的王位皆未断绝，和内地的州县完全不同。唐代于四国分设都督府，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羁縻州府。不过这四镇乃是边防的军事重镇，和一般羁縻州府又复不同。这四镇中还曾一度以碎叶代焉耆3，碎叶在当时为役属于突厥的商胡杂居地4，并非如龟兹等国尚各有其王。唐人对于一般羁縻州并不过问其内部的庶政，可是于四镇周围附近却分置了若干军镇和守捉城5。碎叶本自有城，城周六七里，可是唐代却在这个故城的基础上，另建新城，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2。这四镇于高宗咸亨元年（70）为吐蕃所陷3。武后长寿元年（92）王孝杰才又收复了故土4。武则天对此事特别重视，她曾说过“贞观中，西境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5可见当时唐的西境，不以西州、庭州为限，也不限于葱岭，而是远在今伊塞克湖以西。伊塞克湖唐时名热海，于碎叶筑城的安西都护王方翼就曾与西突厥十姓阿史那车簿战于7《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序》论开元天宝之际唐的疆域，谓“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按其时安东都护府先后徙治平州和辽西郡故城，辽水以东殆非唐朝势力所及，故《新唐书·地理志序》所言如此。然高宗时灭高丽，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并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其后平百济，又以其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及带方州，其规模当不在汉世之下。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3《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 4《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5《大唐西域记》卷一。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2《大唐西域记》卷一。 37《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 4《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5《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热海之上，并擒其首领突骑施等数百人，遂定西域7。如果加上安西都护府所统的各羁縻州，则其西陲还应远达于今伊朗国东部的托博勒。因为当时所置的波斯都督府所治的疾陵城故地，就在今的托博勒。高宗龙朔元年（），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所置的十六都督府，波斯都督府就是最远的一所，也是唐代声威在西陲达到最远的地方。 唐代虽在西陲臣服了许多小国，但还有些劲敌，吐蕃和大食就是其中最为雄傲的，而吐蕃对于唐的压力却更甚于大食。吐蕃与唐的战争，时有起伏，疆场之间一此一彼，也是时有所闻的。四镇的争夺就是其中的一点。天宝末年，安禄山乱事猝起，河西、陇右两节度使麾下的兵力皆东归勤王，边圉不固，疆土陆续丧失，甚至于代宗广德元年（73）吐蕃还攻入都城长安。直至德宗建中四年（783），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划定两国新的疆界。盟约中具体指出“今国家所守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8盟约中所说的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弹筝峡在六盘山东麓，也就是泾河上源流经的地方。陇州治所在今陕西陇县，清水县当时隶于陇州，稍在陇坻之西。凤州治所在今陕西凤县，其所属同谷县，则在今甘肃成县。大渡水今仍为大渡河，磨些蛮即磨些诏，亦即越析诏，为六诏之一。越析诏以居于越析州得名。越析州在今云南省宾川县。磨些蛮的居地当分布到其北的金沙江上下，故唐时金沙江亦称磨些江。盟约中提到磨些蛮，盖因其在大渡水之西的缘故。新泉军在会州2，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新泉军当在今靖远县以北黄河北岸。骆驼岭虽未能确指其地，自当是贺兰山上较为显著的山岭。这样说来，清水会盟所划定的唐与吐蕃的新界，当是由贺兰山直北达到大碛，由贺兰山南向，经过位于今甘肃靖远县北的新泉军，再折向东南，经六盘山的弹筝峡，又经今甘肃清水、成县两县，而西南抵于大渡河畔和磨些蛮居地之东。不仅陇右道的东部尽为吐蕃所据有，就是关内道的西北隅亦皆沦陷。然吐蕃并未因此而稍戢其气焰，又复夺取盐（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夏（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二州，而泾、邠（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诸州的西门甚至都不敢轻易开启。这样边陲多难的局面，直延续到宣宗时。宣宗大中三年（849），由于吐蕃内乱，唐才乘机收复陇右道东部诸州3，五年，沙州人张义潮又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懿宗咸通二年（8），张义潮又取得凉州3，于是除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外，陇右道就完全归于唐的版图。张义潮死后，甘州为回鹘所攻取，沙州附近各城也相继沦没4，唐的西疆仅及于凉州，其西已难于过问了。 东陲疆域的盈缩变迁《新唐书》卷一一一《王孝杰传》。 8《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2樊绰《蛮书》卷三《六诏》及向达《校注》。 3《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34《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唐代的东陲和西陲略有不同。不过高丽也曾经相当强盛过。隋炀帝倾全国之力，东向侵伐，不仅无功，反引起国内的乱离，隋社稷竟因之崩毁。唐太宗继之，虽亦战胜克取，终未能竟全功。下至高宗时，才灭了高丽，并于其都城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高丽的国土是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而北接于靺鞨2。唐代不仅灭了高丽，而且还曾灭了百济，于其地设立熊津都督府。 《新唐书·地理志·序》论开元天宝之际唐的疆域说“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如上所说，唐既灭高丽，克百济，于高丽都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而平壤就是汉乐浪郡的治所，这应该是超过了汉代，为什么还说东不及呢？这不是错简而是另有原因。安东都护府始置于高宗总章元年（8），至上元三年（7）移于辽东故城（今辽宁辽阳市），次年又移于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北），武后圣历元年（98）改为安东都督府，中宗神龙元年（705）复故名。玄宗开元二年（74）移于平州（今河北卢龙），天室二年（743）又移于辽西郡故城（今辽宁义县东南），肃宗至德（75—758）复废5。这样一些置废移徙的年代正可说明唐代东陲疆土伸缩的变化。总章二年设置安东都护府之后，当地并未完全厎定，仍继续有军事行动，致使平壤城都为之痍残，安东都护府的徙置辽东故城，显然是受到平壤痍残的影响。辽东故城在今太子河之北，新城在今浑河之南，相距临迩，安东都护府虽有一度迁移，于东陲全局似无若何影响。不过有一事殊值得注意当安东都护府始置之时，曾以高丽降户分为十四州和九府，作为其属下的羁縻州2。其中辽城都督府就设在辽东故城，新城州都督府就设在新城。后来仅存十州和四府。其余各州府皆不易知其所在，可能都是在鸭绿水以南。就是所存这十四州府，其中绝大部分就在辽河以东。这十四州府并无城池，乃是高丽降户散居之地4。在高丽被灭之后，东陲暂无强敌，散居各地的降户为数又不甚多，可知安东都护府的再经移徙，所起的作用并非很大。所以在证圣元年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之后，狄仁杰就坚请废去这个重镇。狄仁杰指出“辽东所守，已是石田；遐方，更为鸡肋，弱枝强干，有国通规。”3根据狄仁杰的说法，安东镇的设置实际成了累赘。安东镇虽并未因狄仁杰的建议而废掉，而且还在经过七年之后，又恢复了安东都护府的旧名，实际上却由幽州都督兼领都护。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距离辽河以东就更为悬远。开元天宝之际，安东都护府一移于平州，再移于辽西郡故城，都还是在辽河以西，辽河以东大概是不闻不问了。《新唐书·地理志·序》所说的唐的疆域东不及汉时之盛，也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北陲疆域的稳定唐代北陲超逾阴山，这是上承隋代的旧规。隋时疆域北至五原，五原郡就设在阴山南麓，其北界自在阴山以北。这样的疆域不仅隋唐两代，就是秦2《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 5《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4《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2《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3《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汉也是如此。这是自然形势所决定的。这些皇朝不过争取以人为的疆界符合自然形势而已。如果隋唐诸朝不能守住阴山，则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论其为突厥，或者就是回纥，都会长驱南下，牧马于关中都城的附近。突厥或回纥其强盛时也和吐蕃相仿佛，隋唐两代都未曾为其所屈，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条险要的自然疆界的缘故。阴山只不过是隋唐北陲的一个主要段落，其西的贺兰山和其东的燕山都起到相同的作用。贺兰山西还有一段较为悠长的疆界，由于沙漠的弥漫，隔断了突厥或回纥南下的道路。不过发源于祁连山上的张掖河（今弱水）和马城河（今石河）的河谷却无异辟成两条南下的通道。隋唐两代对于这两条河谷的防守，不异于防守阴山和贺兰山。这两条通道偶尔也有被冲破时，好在防守得力，还无妨于大局。燕山东北的白狼水（今大凌河）为通向辽河流域的要道，当时对于这条通道的防守也不遗余力。正是有这样的凭借，隋唐两代的北陲都没有显著的变化。 西南边陲的曲折隋时于西南边陲承梁及北周之旧，置有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和嶲州（北周为严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隋亦置有嶲州（治所在今贵州瓮安北）。三州之南，又有南宁州（治所在今云南曲靖）和昆州（治所在今云南昆明）2。这两州皆以当地土民为刺史，这应是唐代羁縻州的先河。唐时于戎、嶲两州之南，更置姚州（治所在今云南姚安）。三州各领有若干羁縻州，戎州所领最多，竟有九十二州3。当时西南边圉远至今云南保山、双柏、蒙自诸县之南。 唐代中叶，南诏崛起，西南疆域遂发生较为显著的蹙缩。南诏为乌蛮别种，蛮部以王为诏，唐初有蒙嶲、越析、浪穹、邆睒、施浪、蒙舍等六诏，环洱海聚居。姚州都督府所属的野共州，就是邆睒诏境内的野共川4。邆睒诏就在洱海的西北。邆睒诏的哗罗波曾自为邆睒州刺史，浪穹诏的铎逻登亦为浪穹州刺史，而越析诏就在越析州5。这三州皆未见于姚州都督府所属诸羁縻州中，既皆以州为名，而又有刺史之官，当为唐人的旧规。更何况越析诏所在的越析州，复以旧州相称。开元末年，蒙舍诏兼并其他五诏，以大和城为都。由于难以忍受唐边地官吏的欺凌，遂间附吐蕃，频繁内犯。文宗太和三年（829）的一次，就曾攻陷戎、嶲、邛（治所在今四川邛徕），并侵入成都。当他们退归时，南过大渡河，谓所俘唐人说“从此以南，是南诏的国境。”实际上，从那时以后，唐代的版图就再未伸到大渡河以南。 《唐会要》卷七三《安东都护府》。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2《隋书》卷三七《梁睿传》。 3《隋书》卷五三《史万岁传》。 4《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5樊绰《蛮书》卷三《六诏》。 邆睒州，《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作《邆川州》。 第三节行政区划及其有关制度隋时对于前代旧规的改革和实施我国的地方区划制度是不断有所变化和演进的。其中郡县制度历时相当悠久。郡县制度起始于春秋战国之时。秦始皇统一六国，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由于郡的设置逐渐增多，朝廷感到不易具体管理，汉武帝时就在郡上更设立州一级，这样就成为以州察郡，以郡辖县的三级制度。自此以后，州的长吏称号及其职权大小有时亦曾有所变化，三级的名称却长期未闻改易。 不过这期间却有一种并非偶然的趋势。就是州郡的设置不断在增多，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更为显著，职方记载亦往往难于备述。沈约撰《宋书·地理志》，就曾经感慨道“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西汉中叶初立州制时，全国仅有十三个州和一个司隶校尉部，还有一百零二个郡国2。后来到梁武帝天监十年（5），仅南朝境内就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梁武帝大同年中（535—545），也已有州一百零七。陈国的疆土于南朝中最为狭小，实际上不出原来荆、扬两州的范围，却有州四十二，郡一百零九。北朝齐周两代都经过一番并省，可是到北齐亡时，竟有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北齐已经灭亡，南方仅有陈和后梁，疆土都已相当狭小，可是这时的北周境内，通计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当时后梁只有荆州和基平、鄀三州5，再加上陈国的九十七州，三国共有三百一十二州。后梁的每州所辖的郡数不可知。周齐二国每州平均所辖皆两郡稍多一点，这也就是说，每一位刺史仅能领导两位太守，最多亦不能超过三位，真可以说是十羊九牧了。这就导致了隋统一后的改革。文帝开皇三年（583），遂废诸郡，直接以州统县。炀帝时再经省并，又改州为郡。迄于末年，共有一百九十郡4。 为了统辖这一百九十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5。炀帝时定制，以谒者、司隶、御史为三台。三台与五省、五监并为朝廷要职。司隶台置大夫一人，掌诸巡察。别驾二人，分察畿内，一人案东都，一人案京师。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轺车巡郡县，十月入奏3。当时如此规定，别驾二人的职掌是分察京师和东都，这是十分明确的。至于十四位刺史和四十位从事如何巡察这除京师所在的京兆郡和东都所在的河南郡以外的一百八十八郡，却没有见到具体的规定。《隋书》中三卷《地理志》的叙述，是按照《禹贡》所说的九州排列的，是不是炀帝改州为郡后，又恢复了《禹贡》九州的州制？如果恢复了《禹贡》九州的州制，为什么却要派遣十四位刺史和四十位从事去巡察？这些人员又如何分别去巡察这九个州？这就是相应而引起的问题。固然《隋书·百官志》还曾经说过炀帝后来又罢去司隶台，而留司隶从事。从事之名，不为常员，临时2《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 西汉一代共有百三郡国。其中金城郡为昭帝时所置，故武帝时实有一百零二个郡国。5《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3《周书》卷四八《萧詧传》。 选京官清明者，权摄以行。这是说临时选派清明的京官，以司隶从事的名义巡察各郡。既然是临时派遣的，就未必每次都是九人。实际上，《禹贡》九州和隋时的地方区划制度并没有关系。这不过是唐初的史臣为了便于叙述，只是以《禹贡》九州为线索来贯穿隋时的一百九十个郡而已。 唐代州郡名称互相改易及府的制度隋灭唐兴，地方区划和有关的制度也相应地有些改动。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戎马倥偬，为了羁縻一些地方势力，酬庸若干有功的将士，因而就权置了许多州郡。后来虽稍作调整，然太宗贞观十三年（39）定簿，犹有州府三百五十八。就是到了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也还有州府三百二十有八2，较之隋代犹超过了一半。这是隋唐两代疆域区划制度差异的一点。隋初调整南北朝时的旧制，曾省去郡的一级，仅存州制，炀帝大业时改州为郡。唐初高祖武德元年（8）又改郡为州，天宝元年（742）复改州为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再改郡为州2。到了这一时期，为州为郡其实都是一样的，州郡名称互相改易，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是第二点。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府的制度的建立。这是唐代异于前代的制度。本来府的名称在周隋间已经有了。那时曾经设置过一些总管府或都督府。不过这些都是有关军事的设置。唐代也还有都督府和都护府的设置，仍是周隋以来的旧规。这里所说的府乃是设立于都城的府，属于地方行政的范围，和纯军事性质的府不同。唐代建都较多，故设府亦不少。唐初循隋之旧，以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都。其后陆续建置，也时有废省。自初年以长安为京都3、洛阳为东都4后，又以太原为北都5，河中为中都，凤翔为西京7，江陵为南都8，成都为南京9。其中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建都年代均较为长久。肃宗宝应元年（72）曾颁布五都之号，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10。然亦为时非久，即复罢去。此五都与河中、成都先后共为七都，先后分别设为京兆、河南、凤翔、江陵、太原、河中、成都七府。这七府以京兆府设置最早，是开元元年（73）设置的，应该说，开元元年是唐代府制最初形成的一年。唐代后期，国内多事，就是皇帝也往往不遑宁处，而行在之地就和都城一样，得到府的建制。其间以梁州改建为兴元府，以陕《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2《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按贞观时尚未设府，此以州府连称，当系误文。《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2《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 3《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 4长安自唐初即为京都，其后又曾有西京、中京、上京等称号，见《新唐书·地理志》。以下各都同此。5洛阳自唐初即为东都，其后又曾有神都、东京等称号。 太原于武后天授元年（90）为北都，其后又曾称为北京。 7《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开元八年置中都，是年罢都”。 8《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凤翔府，至德二年号西京，上元二年罢去；元年曰西都，未几罢去”。9《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江陵府，肃宗上元元年号南都，二年罢都，是年又号南都，寻罢”。10《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成都府，至德二载曰南京，上元元年罢”。《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唐都》。 州改建为兴唐府2，有唐一代先后共设置了这九府。 道的制度的创建及其区划唐代最重要的设置却是道的制度的创建和区划的划分。道的名称隋时已经有了。隋文帝时就曾置过河北道行台和河南道行台3，隋炀帝为晋王时，就曾做过河北道行台和淮南道行台的尚书令4。炀帝伐高丽曾经分兵二十四道出师5，而炀帝亲祠恒岳时，河北道郡守毕集。尚书令为中枢重要官职，而当时中枢重要衙署则以台相称，文帝时有御史台和都水台。炀帝时以谒者、司隶、御史合称三台，殿内、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合称五省，其重要性可见一斑7。地方置行台，而行台由尚书令领导，可见这是中枢的驻外部分，与地方区划无关。炀帝伐高丽的二十四道，自是军事组织。其时鱼俱罗为碣石道军将，而薛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怀远2，是亦有一定的驻地。至于炀帝的亲祠北岳，遂招致河北道的郡守，毕集于岳下，则所谓的河北道就应有具体的地区。只是这样的具体地区已经难知其究竟。就是其他各处是否也有和河北道相同的区划，也不易清楚了解。 唐太宗贞观元年（27）始因山河形便，分全国为十道3。这十道的道名和今地如下.关内道。辖境东距河，西抵陇板，南据终南之山，北边沙漠4，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北，甘肃祖厉河流域以东，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西，阴山狼山以南各地。 2.河南道。辖境东尽于海，西距函谷，南濒于淮，北薄于河，相当于今河南、山东两省的隋唐时黄河故道以南，安徽、江苏两省淮河以北，西至汝河流域以西，东渐于海。 3.河东道。辖境东距恒山，西据河，南抵首阳、大行，北边匈奴，相当于今山西全省和河北省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各地。 4.河北道。辖境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两市全部，河北和辽宁两省的大部，南至河南、山东两省的隋唐时黄河故道以北各地。 5.山南道。辖境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据商华之山，相当于今陕西秦岭、甘肃西秦岭、河南伏牛山以南，四川重庆市和湖北嘉鱼县之间长江以北，四川嘉陵江流域以东，河南白河流域及湖北涢水以西各地.陇右道。辖境东接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西逾流沙，南连蜀及2《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 3《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4《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5《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7《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2《隋书》卷六四《鱼俱罗传》。 3《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 4《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吐蕃，北界朔漠，有关内道和山南道以西的今甘肃省全部，兼有今青海湖以东的青海省一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部各地。 7.淮南道。辖境东临海，西抵汉，南距江，北据淮，相当于今湖北省涢水以东至于东海的江淮之间各地。 8.江南道。辖境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相当于今浙江、江西、湖南三省全部及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四省长江以南，兼有贵州省东部和广西省西北部各地。 9.剑南道。辖境东连牂柯，西界吐蕃，南接群蛮，北通剑阁，北起今甘肃南部自水江流域，南至今云南沅江流域，西起今四川大渡河和雅砻江下游以东和云南澜沧江、哀牢山以东，东至今四川涪江流域和贵州省仁怀、六盘水、兴义等地。 0.岭南道。辖境东南际海，西极群蛮，北抵五岭，相当于今广东省全部、广西省大部、云南省东南部和越南北部地区。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重新作了调整，在原来十道的基础上，另行划分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这十五道的治所和区划如下.京畿道，治京师城内，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关中平原。 2.都畿道，治东都城内，辖洛阳附近各地。 3.关内道，以京官遥领，辖境除划归京畿道以外的原关内道各地。 4.河南道，治汴州，今河南开封，辖境除划归都畿道以外的原河南道各地。 5.河东道，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城，辖境依旧. 河北道，治魏州，今河北大名。辖境依旧。 7.陇右道，治鄯州，今青海乐都，辖境依旧。 8.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樊。 9.山南西道，治梁州，今陕西汉中府。山南东西道是就原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部分。其分界线当在今陕西石泉和洋县之间，四川云阳和开县之间，丰都和涪陵之间。 0.剑南道，治益州，今四川成都，辖境依旧. 淮南道，治扬州，今江苏扬州，辖境依旧。 2.江南东道，治苏州，今江苏苏州，辖境相当于今浙江、福建两省，江苏长江以南和安徽歙县、祁门，江西婺源等县。 3.江南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辖境有今江西、湖南两省大部分，安徽、湖北两省长江以南一部分。 4.黔中道，治黔州，今四川彭水县，辖境有今湖南省西部、贵州省东部、广西省西北部和湖北、四川两省长江以南一部分。 5.岭南道，治广州，今广东广州，辖境依旧。 开元时于十五道设采访使，是为了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5，如果这是新设，那么，开元以前的十道又将设置些什么官吏？那时为十道置使的有武后天授二年（9）的存抚使，中宗神龙二年（70）的巡察使，景龙三年（709）的按察使2。天授时的存抚使未知其职能如何。神龙时的巡察使则是二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按察使则置废频繁，自景龙三年置后，玄宗开元元年5《唐六典》卷三《户部》，此下九道同此。 2《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73）废去，二年复置，四年又罢，八年再置。其外则有贞观八年（34）的十六道黜陟大使，贞观十八年（44）的十七道巡察使，武后垂拱元年（85）的九道大使2。贞观八年的十六道黜陟大使实际上只派出了十三人3。这样看来，道制创建之初，规模还未曾齐备，至少由太宗至武后时是如此，当时虽根据山河形势的便利，分全国为十道，并不是每道都有固定的人选，分别检察。 后来设置了按察使，并不久居其地，故也无一定的治所。 开元二十一年重新划分十五道时，明确规定治所，视之为永式。其实也并非尽然。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就曾经指出“其后有以边镇节度领采访使者，则关中道固不拘京官，诸道采访使治所亦难概拘以定所。”4如果只是采访使的治所倒还不至于若何关系，问题乃是所置采访使的多寡和当时的道数能否完全符合。《唐大诏令集》保存有开元二十一年的《处分朝集使敕》和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的《置十道采访使敕》。两敕都出自张九龄之手。《处分朝集使敕》开篇曾说“敕十道及朝集使”。而开元二十二年的敕书更明白指出是为了置十道采访使而颁布的敕书。张九龄任职中书侍郎时，以丁母丧归乡里，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其在相位时，曾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5。这两道敕书当是九龄在相位时的手笔。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旧史未能记载是在哪一月规定的。《资治通鉴》列于这一年张九龄为相之后，而特别著明“是岁”，这是说并非就在十二月。既然张九龄为相时已经划分成十五道，为什么张九龄还是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这两道敕书已经颁布，就是说已经得到玄宗的批准。全国已划分成十五道，十五道中都设有采访使的治所，这十道采访使到地方之后如何适从？这都成了问题。天宝五载（74）正月还颁布了《席建侯等巡行诸道敕》，敕中说“建侯巡河北道，鉷巡京畿关内及河东道，隐之巡东畿及河南道，见素巡山南东、江南、黔中、岭南等道，鳞巡河西、陇西、碛西等道，翘巡剑南及山南西道，光誊巡淮南及山南东道。”这些道名中河西、碛西两道不在十五道数内。河西道是睿宗景云二年（7）分陇右道黄河以西建置的2。虽不在十五道中，却还时相沿用，《旧唐书·地理志》就曾为这个道作专题叙述。碛西道却不为一般人所习用。这些情形都可以说明当时中枢派遣官吏到地方巡察采访，并不都以十五道为准，而是因时制置，不尽相同。 其实，就是采访使的制度也未能沿用许久。肃宗乾元元年（758）便改成观察处置使，实际上逐渐成了节度使的兼衔。 节度使的设置《唐大诏令集》卷一○三《遣十使巡察风俗制》。 2《资治通鉴》卷二一○、二一一、二一二，玄宗开元元年、开元二年、开元四年、开元八年。3《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4《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八年。 5《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 2《唐大诏令集》卷一○四《按察》下。 5 节度使的设置是唐代重要制度之一。始设于睿宗景云二年（7）。本来是设置于沿边各地，有利于捍御外来的强敌，保障边陲的安全。迄于玄宗开元年间，全国亦只有安西（驻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北庭（驻地在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河西（驻地在今甘肃武威）、朔方（驻地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河东（驻地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驻地在今北京）、平卢（驻地在今辽宁朝阳）、陇右（驻地在今青海乐都）、剑南（驻地在今四川成都）等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驻地在今广东广州）。这显然和当时的行政区划没有什么关系。 安史之乱爆发，西北防边的军力皆相继内撤，参预平定乱事。因为勘乱的需要，立有军功的将帅，也都授与节度使的称号。争战既在内地进行，征发调用也就和有关的地区多所牵连，涉及行政事务。肃宗乾元元年（75）颁布的诏书说“近缘狂寇乱常，每道分置节度，其管内缘征发及文牒兼使命往来，州县非不艰辛，仍加采访，转益烦扰，其采访置来日久，并诸道黜陟使便宜且停，待后当有处分。”也就是在这一年改成观察处置使3。实际上这样的使号已逐渐成了节度使的兼衔。《旧唐书·地理志·序》更说得具体“至德以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类，寇盗稍息，则易观察之号。”这样说来，节度使所辖的地区竟可与道相混淆了。就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道的制度并未明令废除。由于节度使的辖地大小不一，因而各道之中，节度使的数目也多少不等。也有一些节度使的辖地伸入邻近的另一道之中，参差不一是可以想见的。节度使的置废分合也多所变更，难得一致，兹参照有关的记载，以宪宗元和八年（83）为准，列举如下关内道凤翔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凤翔；泾原节度使，治所在今甘肃泾川；邠宁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彬县；鄜坊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富县；灵武节度使，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夏绥银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振武节度使，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北；丰州都防御使，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东北；陇右经略使，治所在今陕西陇县；丹州防御使，治所在今陕西宜川。 河南道陕虢观察使，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汴宋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郑滑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陈许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徐泗节度使，治所在今江苏徐州；蔡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兼有淮南道的申、光两州地；淄青节度使，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北。 河东道3《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 河中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城；河东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泽潞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兼有河北道邢、洺、磁三州地。 河北道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西北；魏博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恒冀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正定；易定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定州；沧景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卢龙节度使，治所在今北京。 山南道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汉中；荆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沙市北；金商都防御使，治所在今陕西安康。 淮南道淮南节度使，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寿州团练使，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江南道浙西观察使，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浙东观察使，治所在今浙江绍兴；鄂岳观察使，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兼有淮南道的安、黄、蕲三州；江西观察使，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宣歙观察使，治所在今安徽宣城；湖南观察使，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福建观察使，治所在今福建福州；黔州观察使，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兼有山南西道涪州地。 剑南道西川节度使，治所在今四川成都；东川节度使，治所在今四川三台。 岭南道岭南节度使，治所在今广东广州；桂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邕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容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容县；安南都护节度使，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唐代节度使的辖区因其力量的强弱和作用的大小，经常发生变化。元和以后，变化益加频繁，史家早已有“禹迹九州，瓜分脔剖，或并或析，不可备书”的叹息。不过陇右道还应再加论述。陇右道于安史乱后，即为吐蕃所据有。吐蕃虽未尝效法唐朝，在其国内划州设县，但在据有唐的疆土后，却仍遵循唐朝旧贯，并未稍有改置，唐朝恢复版图，仍是原来的州县设置。宣宗大中三年（849），唐始得秦（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原、安乐（治所分别《唐会要》卷七八《采访处置使》。 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和同心东北）三州，其后张议潮又以瓜、沙、伊、肃、甘（治所依次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敦煌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甘肃酒泉、张掖）等十一州归国，寻又取得淳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陇右道大部皆已恢复，因在其地设置秦州节度使（治秦州）、凉州节度使（治凉州）和瓜沙节度使（治瓜州），与其东各道相仿佛。 节度使辖区虽是军事设置，节度使兼领采访、观察等官衔，其所辖的区域也就和道相仿佛了。而且有些节度使辖区就沿用道的名称，山南东道节度使和山南西道节度使就是具体的例证。不仅名称相同，就是节度使的驻地和道的治所，也都还是同一地方。因而两者就容易混而为一。宪宗元和三年（807），“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这是当时正式文书，又见于史书的记载，应该是了无讹误的。可见节度使辖区和原来的道已混为一谈，也可以说元和三年这一年，全国共有四十八道。而元和八年则为四十七道。 史仓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第五章《统一的王朝行政区域的划分》，山西人民出版社992年版。第四节唐代的羁縻州制度及渤海、南诏的疆域区划羁縻州制度的创立及其设置的地区隋唐两代，周边各族种类既多，分布地区亦广。各族情况不尽相同，其所设施，亦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大抵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皆随畜迁徙，居处靡常。有的虽有城郭庐舍，也往往未能经常居处，与以农耕为生涯的民族迥异。这些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也曾分部落治理其疆土。如突厥就有别部，契丹分其国人为八部2，靺鞨亦有数十部3。由于没有固定的住处，因而难于备悉其中的具体区分。 唐时，这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在内降之后，唐朝就按照内地久已通行的制度，在它们的疆土上设置州县，并设置都督府以统辖所设的州县。当时在回（回）纥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六府七州4，在党项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四州5，都是具体的例证。这样设置的都督府和州县，一般都用本部落的人为都督、刺史、县令，这是和内地的州县不相同的，为了互相区别，这样的设置一般称为羁縻州。这是唐代特有的制度。 《新唐书·地理志》论羁縻州的设置，谓始于太宗平突厥之时。贞观四年（30），颉利可汗破灭，唐因分其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可是在《地理志》中就有不同的记载。《地理志》中所载的以奚族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鲜州和崇州，以契丹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威州和慎州，皆谓在武德时就已经建立。并谓鲜州和崇州乃是由饶乐都督府析置的。而饶乐部督府始置于唐初，中间曾经废止过，至贞观二十二年（48）复置。如所言无讹，则羁縻州制度自唐初即已有之。核实而论，若追溯其渊源，还应上及隋时。唐戎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四川宜宾）所属的“诸蛮州”中，就有昆州、协州和曲州。这三州都是隋时所置，隋末乱离时废除，唐高祖武德元年（8）开南中复置。可能当时尚无此羁縻州的名称，故不为人所重视。按照唐时的规定，羁縻州制度有都督府和州县的不同等级。都督府有领州的，也有不领州的。州也有领县和不领县的分别。这都是斟酌当地具体情形而有增损的。都督、刺史、县令不仅以其本部落人为之，而且皆可以世袭。举凡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诸道皆有羁縻州。关内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诸部设立的，分隶于单于、安北二都护府和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四都督府。河北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的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诸部设立的，分隶于安东都护府和营（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幽（治所在今北京）二州都督府。陇右道的羁縻州是以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的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2《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3《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4《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 5《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吐火罗等十六国设立的，分隶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和凉（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秦（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临（治所在今甘肃临洮）、洮（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四州都督府。剑南道的羁縻州是以羌、蛮诸部设立的，分隶于松（治所在今四川松潘）、茂（治所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嶲（治所在今四川西昌）、雅（治所在今四川雅安）、黎（治所在今四川汉源）、戎（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姚（治所在今云南姚安）、泸（治所在今四川泸州）诸州都督府。江南道的羁縻州是以蛮部设立的，皆隶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都督府。岭南道的羁縻州也是以蛮部设立的，分隶于安南都护府和桂（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邕（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峰（治所在今越南越池东南红河之南）三州都督府7。 应该指出，这些羁縻州最初都是设立在周边各民族的疆土上。如为回纥所置的瀚海、燕然、金徽、幽陵、龟林、卢山六府，即分别设于回纥、多览、仆骨、拔野古、同罗、思结诸部。可是到后来有很多的羁縻州竟然侨置在唐朝的版图中，贞观初年为突厥诸部所置的定襄和云中两都督府，后来就分别侨置于宁朔县和朔方郡2。宁朔县在今陕西靖边县东，当时属于夏州，而朔方郡就是夏州。这仅是当时侨置羁縻州的一例，当时像这样的侨置实甚繁多，殆不胜枚举。这显示着唐代的力量己难以控制有关民族的疆土。至于西域吐火罗等十六国所置的羁縻州，则已随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的失陷和陇右交通的阻塞，而无由闻问。当时未在吐蕃境内设置羁縻州。对于吐蕃的疆域及其间的区划，唐人亦鲜有记载，详情无由知悉。 渤海的疆域及其行政区划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人习定居，有城郭邑聚，故能仿照隋唐皇朝的典章，划土分州，以相治理。高昌远在西域，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东南，犹有其故城遗址。迄高昌亡时，其地共有三郡五县二十二城3。高昌亡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39）。其时唐已恢复州制。高昌犹沿袭隋时旧规，故仍以郡相称。高昌曲氏传国九世，历时一百三十四年2。大体皆在隋唐以前，入唐后仅有二十余年，即告灭亡，未能据以觇唐代的影响。其时在疆域制度方面最受唐代的影响的，当推渤海和南诏。渤海在唐的东北，南诏在唐的西南。南北虽各不同，所受的影响都相当巨大。 渤海盛时，其国土有今吉林、辽宁两省的东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南有今朝鲜的北部，东有今乌苏里江以东迄于日本海。其国内共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京各领一府，府皆领州，领州多寡，则因地而异，不尽相同。最多可以领到九州，少者亦可有二州。上京龙泉府，乃肃镇故地，府治在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上京之南为中京显德府，府治在今吉林敦化北。东京龙原府，亦曰栅城府，为■貊故地，府治在今吉林珲春。南京南海府，为沃沮故地，府治在今朝鲜咸兴。西京鸭渌府，为高丽故地，府治在今朝鲜慈城东北鸭绿江南岸。五京所领诸府之外的府为长岭府（治所在今吉林桦甸7《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2《旧唐书》巷一九五《回纥传》。 3《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南）、扶余府（治所在今吉林四平）、鄚颉府（治所在今黑龙江阿城）、定理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苏城）、安边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奥耳加）、率宾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双城子）、东平府（治所在今黑龙江密山东兴凯湖畔）、铁利府（治所在今黑龙江依兰）、怀远府（治所在今黑龙江同江）、安远府（治所在今俄罗斯境内伊曼），另外还有郢、铜、涑等三个独奏州。独奏州犹如现在的直辖州，这是隋唐两代都少见的。 南诏的疆域及其行政区划南诏的疆土据《新唐书·南诏传》所载，乃是居于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永昌在今云南省保山县。姚州在今云南省姚安县。铁桥城据说在剑川北三日程3。剑川今为云南剑川县。依此推求，铁桥城当在今云南维西县东北金沙江畔。唐时，爨有西爨和东爨，亦即白蛮和乌蛮。两爨虽各有居地，大要在曲靖和宣城之间。曲靖即今云南省曲靖县。宣城之地虽无考，亦当在今云南省东部。摩伽陀未知确地，据樊绰所记，南诏之西有大秦婆罗门国和小婆罗门国，未见涉及摩伽陀2。按唐时安南通往域外的道路，其中一途经过南诏的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再至于摩揭陀国3。摩揭陀即摩伽陀4。然此国在今印度境内，恒河之南，距南诏甚远，不当与南诏毗邻。大秦婆罗门国当为大婆罗门国之讹。其国在永昌北，弥诺国江西，小婆罗门国当在今印度阿萨密南部，自阿萨密北部以西至于恒河流域，应为大婆罗门国5。阿萨密和恒河距南诏皆仍属过远，亦难据以为言。然大婆罗门国在弥诺国江之西，弥诺国江当即弥诺江，此江为今缅甸境内的亲敦江，当为南诏的西界。南诏西南的骠国，为今缅甸。南诏之南的女王国当为后来的八百媳妇7。而八百媳妇的故地则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又按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曾攻入成都，及其南归，至大渡河，谓此河为南诏境界。所谓南诏疆域北抵益州，就是止于大渡河畔。综合这些地方来说，南诏盛时的疆域，北至于今云南维西县北，东北达到大渡河畔，东臻于今云南、贵州两省之间，西抵缅甸境内的亲敦江，南部当已伸入缅甸的东部以及老挝和泰国的境内。南诏以羊苴咩为都，其地在今云南大理县。其别都在善阐府，为今云南昆明市。于其境内分设节度、都督和睑。南诏盛时已在唐代后期，其时唐代各地皆设有节度使，南诏亦以节度统治各地，应在情理之中。都督也是唐代的旧称，仅睑为当地土语，实际上就是州的意思。南诏盛时，共有六节度、2《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3《新唐书》卷二一九《勃海传》。 《蛮书》卷六《云南城镇》。 2《蛮书》卷四《名类》。 3《蛮书》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 4《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5《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 向达《蛮书校注》卷十。 7《蛮书》卷二《山川江源》； 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十七。向达《蛮书校注》卷十。 二都督和十睑。六节度为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拓东、丽水。两都督为会川、通海。十睑为云南、白涯（亦称勃弄）、品澹、登川、蒙舍、大厘（亦称史睑）、苴咩（亦称阳睑）、蒙秦、矣和、赵川2。都城羊苴咩周围自成一个区域，不隶属于节度或都督。弄栋节度治所在今云南姚安县，永昌节度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银生节度治所在今云南景东县，剑川节度治所在今云南剑川县，拓东节度治所在今云南昆明市，丽水节度治所在今缅甸密支那南恩梅开江畔，会川都督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县，通海都督治所在今云南通海县。至于十睑的治所就不必在此琐陈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隋唐两代疆域的广大。隋祚短促，尚无若何变化。 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安禄山乱事的影响，版图颇有削减。吐蕃强大，不仅陇右一道大部沦陷，而西域道阻，安西、北庭两都护所辖土地，亦无由闻问。西南的南诏也称雄一方，大渡河南皆成化外。后来虽能乘吐蕃内部多事，相继收复陇右各处，然国力衰弱，是不可与天宝以前相比拟的。 隋唐两代承南北朝之后，对于疆域制度多所厘正。最为显著的是改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两级制。这是因当时州和郡几乎相差无几，不能不加以改革。隋唐两代州郡两个名称曾更迭代用，其实还是一样的。唐代更创立府制和道制，也是一时的新猷。道制到宋代改成路制，府制却递相因袭，至于清代末年。 隋唐两代亦如其以前各皇朝，其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对于周边各族都有一定的影响。疆域区划也不例外。周边各族如突厥、回纥等习于游牧生涯，往来无恒居，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州县设施。唐代虽在各族疆土中设立羁縻州县，还难以起到和内地相同的作用。可是像渤海、南诏等从事农业生涯的民族，习于定居，有城郭邑聚，因而在其版图内设官置吏，分疆治理，俨然和中原相同，虽一些名称设施稍有违异，那是无损于整个趋势的。 2《新唐书》卷二二一中《南诏传》下。 第四章隋唐各民族的分布及迁徙第一节突厥民族起源与突厥汗国建立突厥可汗自称与“九姓回纥”同族，而回纥族出铁勒。铁勒于战国、秦汉时称“丁零”，因民俗喜乘高轮车，所以北魏时亦号“高车”，“或曰敕勒，讹为铁勒”3。突厥既与回纥同源，则亦应源自铁勒。隋唐之际，突厥强悍，役使铁勒诸部为种族奴隶，遂模糊了其族出铁勒的真相。 突厥的最初活动地在准噶尔盆地之北，约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来迁移到高昌的山北。公元五世纪中叶，柔然攻占高昌，由是突厥沦为柔然的种族奴隶，被迁徙到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世为柔然“锻奴”（突厥人工于锻铁）。“金山状兜鍪（即战盔），俗呼兜鍪为突厥”，因而这支定居于金山之阳的铁勒部落，遂以突厥为族号2。西魏大统十二年（545），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降铁勒五千余户，由之部落强大，为中原皇朝刮目，西魏文帝遂于大统十七年（55）以长乐公主妻之。西魏废帝元年（552），土门大败柔然，自称伊利可汗，建突厥汗国于漠北地带。土门死，子科罗（乙息记可汗）、俟斤（木杆可汗）先后继立。木杆可汗在位时（553—572），灭柔然，破■哒，走契丹，并契骨，威震塞外，“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3。 突厥汗国的分裂北齐后主天统三年（57），伊利可汗（即土门）弟阿史那室点密灭亡■哒（又称滑国，建都于今阿富汗之北巴里黑城），击败波斯，自立为西面可汗。室点密征西域时，其下“有十大首领”，且“有兵十万众”，及平西域诸国和自为可汗后，号其部为“十姓部落”。达头可汗（室点密子）时，因“兵强而位下”，遂与东面沙钵罗可汗（即乙息记可汗之子阿史那摄图）争战。时隋根据长孙晟建议，对突厥东、西可汗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反间政策2，更加深了突厥内部的裂痕。于是，达头联合阿波可汗（即木杆可汗子阿史那大逻便）及贪汗可汗等离心于沙钵略的势力，于隋文帝开3《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书》六《云南城镇》“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将领之，亦称节度。贞元十年掠吐蕃铁桥城，今称铁桥节度。”则当时所置为八节度。《南诏野史》上，则亦谓南诏有八节度，然其名称不尽与《新唐书》和《蛮书》相同。除其中有六个节度之名同于《新唐书》外，另有东川、通海两节度。又《蛮书》五《六睑》“太和谓之大和睑，羊苴咩谓之阳睑，大厘谓之史睑，邆川谓之睒睑，蒙舍谓之蒙舍睑，白涯谓之勃弄睑。”亦与《新唐书》不同。此处从《新唐书》之说。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突厥传》上。 2林斡《突厥史》第三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988年版。 3《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周书》卷五○《突厥传》。 2《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皇三年（583）正式独立。自是突厥一分为二。西突厥“居乌孙之故地，东至（东）突厥国，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3。即尽有今新疆和中亚大部地区。而东突厥于启民可汗（沙钵罗子阿史那染干）时，为西突厥达头可汗所迫而南迁臣降于隋。开皇十九年（599），文帝命长孙晟于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以安置启民及其部众。不久，因启民部落“归者日众”，天子又采纳长孙晟意见，“于夏、胜二州之间（今陕西靖边及内蒙准噶尔旗地带），东西至河（黄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在此前后，突厥自漠北“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在今呼和浩特西北）”，接踵降隋者数十万众。文帝仁寿三年（03），窃居漠北的达头可汗，由于铁勒诸部造反，达头遁走吐谷浑，其漠北部众复归启民可汗。炀帝大业五年（09），启民卒，其子阿史那咄吉继立，是为始毕可汗。始毕乘隋末中原大乱，不惟使其族摆脱了隋朝统治，且将东突厥推向极盛阶段“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2西突厥处罗可汗率部内属炀帝大业初年，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即达头曾孙阿史那达漫）因“抚御无道”，致“其国多叛”，又“大为铁勒所败”。朝廷因处罗生母向氏（汉人）居留京师，遂以向氏之命招降处罗。大业五年（09），炀帝西巡，令处罗会于大斗拔谷（即今甘肃民乐东南甘、青二省交界扁都口隘路），处罗辞以他故不至。炀帝大怒，从裴矩之策，鼓动处罗叔父阿史那射匮攻之。处罗大败后率数千骑东走高昌，并于大业七年（）降隋。炀帝对内徙处罗部众分三处安置使处罗弟阙度设统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今甘肃靖远）；特勤（即王子）阿史那大奈将余众居于楼烦（今山西静乐）；命处罗将五百骑扈从天子巡幸，并赐号“曷萨那可汗”3。后来，李渊起兵太原，阿史那大奈“提其众隶麾下”。阙度设于隋末自称吐乌过拔阙可汗，后为割据武威的李轨所灭。曷萨那可汗则于唐武德初年，被始毕可汗使者所杀。2东突厥破亡后部众的迁徙和分布武德二年（9），东突厥始毕可汗卒，其弟俟利弗设继立，是为处罗可汗。次年，处罗卒，更立其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颉利自恃强大，几乎年年南侵唐土。贞观三年（29），太宗乘其内外交困和频年灾荒，派兵一举灭亡其国，生擒颉利，俘突厥人十余万口。“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3《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卷八四《突厥传》。 《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下》。又据《隋书·西突厥传》，其与东突厥以郁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之北山）为界。 2《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九年。 3《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突厥上》。 《隋书》卷八四《西突阙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2《新唐书》卷一一○《史大奈传》。 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3。此后，太宗于贞观二十年（4）破薛延陀，高宗于永徽元年（50）擒建牙帐于金山之北的东突厥别部酋长车鼻可汗。至此，东突厥“尽为封疆之臣”4。 朝廷对破亡后的东突厥降人颇为优待，而这种优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突厥人的地理分布。 其一，约半数的东突厥降人入居京师。 降唐的东突厥酋帅有大批人留于朝中任职，“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此，其部众“入居长安者近且万家”5。按，最初降唐者约十万口，以每家五口计，入居长安者约为东突厥降户的半数。这种情况给长安居民的社会生活以颇大影响，突厥习尚不仅渗透民间，连上层社会亦为所染。 其二，即其部落，广置突厥府州。 为了安置东突厥降人，太宗在东自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广大地带，主要以突利可汗（颉利侄）过去所统部落，置顺（今北京顺义）、祐（今宁夏境）、化（今陕西横山北）、长（今内蒙古红柳河上游西部地区）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过去统治的漠南地区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侨治宁朔，今陕西靖边东北），右设云中都督府（侨治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各以降酋为都督刺史，以统东突厥部众。其三，复立突厥汗国和舍利，苏农等州的设置。 贞观十三年（39），发生突厥降将阿史结社率等行刺太宗的未遂事件，于是朝中哗然，多云突厥居留黄河以南不便。太宗遂册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令率突厥和胡人渡河，返归漠南故地。十五年（4），思摩于定襄故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建可汗牙帐，东突厥返还者三万户，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分布于“南至大河（黄河），北至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以北”的今内蒙河套以北、以东地区2。但这次大迁徙历时不久就因薛延陀南下侵逼和思摩不能抚御其众，突厥人“悉弃俟利苾（即思摩）南渡河，请处于胜（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夏（治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之间”。朝廷为管理这两州的突厥民众，于贞观二十三年（49）十月，以舍利吐利等部置舍利等五州，并隶云中都督府，以苏农等部置苏农等六州，并隶定襄都督府。2其四，完善和发展东突厥行政建置。 高宗永徽元年（50），朝廷将车鼻可汗降部安置于郁督军山（今阿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支）一带，设狼山都督府（在今阿尔泰山北）以统领之。并于漠北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苏农等二十四州；瀚海都护府领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即擢酋领为都督、刺史”。至是，东突厥“尽为封疆臣”，“凡三十年北3《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4《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5《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2《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阙传》上，《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突厥上》。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方无戎马警”3。 贺鲁破灭后的西突厥及其原役属民族的分布阿史那贺鲁，室点密可汗五世孙，原为西突厥叶护（突厥一等大臣，或别部大首领），居多逻斯川（今新疆额尔齐斯河），领处月、处蜜、姑苏、葛罗禄、弩失毕五姓之众。贞观二十二年（48），贺鲁为乙毗射匮可汗逼逐，遂率众内属。次年，以讨伐龟兹功，被太宗擢瑶池府都督，领其部居于庭州莫贺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西）。自是贺鲁密招离散，部众益盛。高宗永徽二年（5），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建牙于双河（今新疆博乐西）和千泉（今中亚塔什干北），自称沙钵罗可汗，并统一西突厥十姓部落和胁迫西域诸胡国多归属之。当贺鲁羽毛丰满后，遂公开叛唐，入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东南旧奇台城），杀掠唐边民数千人。 对拥有胜兵数十万和不断侵扰唐西境的阿史那贺鲁，自永徽三年（52） 起，朝廷数遣师征讨，并于显庆二年（57）彻底平定了叛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4。 “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 以西突厥十姓部落所置都督府主要有处木昆部为匐延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部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洁山都督府；胡禄屋阙部为盐泊都督府；鼠尼施处半部为鹰莎部督府。以上六都督府分布于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我国新疆的广大地带。又于碎叶川（今中亚楚河）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濛池都护府，擢贞观中降唐并在讨贺鲁中立功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十姓中的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十姓中的五弩失毕部落。高宗还授权于弥射、步真等根据降者“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2。降唐的五咄陆部落为处木昆律部（活动于今新疆塔尔巴哈台一带）；胡禄屋阙部（活动于今新疆乌鲁木齐西北马纳斯河西）；摄舍提暾部（活动于今新疆博乐西博乐塔拉河流域）；突骑施贺逻施部（活动于今伊犁河下游北岸）；鼠尼施处半部（活动于今新疆焉耆西北裕勒都斯河流域）；五弩失毕部落为阿悉结阙部；哥舒阙部；拔塞干暾沙钵部；阿悉结泥孰部；哥舒处半部3。 史称五咄陆部居于碎叶（在今中亚楚河南岸楚伊斯阔叶附近）以东。五3《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4《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2《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3《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二年。弩失毕部分布的具体方位史籍缺载，其大致范围应为东北与五咄陆部相接，西跨药杀水（今中亚锡尔河），南邻昭武九姓国（今中亚阿姆、锡尔两河流域）。 十姓之外，西突厥的诸多别部也先后附唐，朝廷亦即其部落设置羁縻府州葛逻禄谋落部（分布于今宰桑湖东额尔齐斯河南岸），显庆二年（58） 置阴山州都督府；葛逻禄炽俟部（分布于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以南乌伦河下游地带），显庆三年（59）置大漠州都督府。后又析其部置金附州都督府；葛逻禄踏实力部（分布于今宰桑湖西南地区），显庆三年置玄池州都督府；咽面部（分布于今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带），置咽面州，长安二年（702） 升都督府；处月部（分布于今乌鲁木齐东北），永徽五年（54）置金满州，龙朔二年（2）升都督府；沙陀部（分布于今新疆巴里坤湖东），置沙陀州都督府。 其他诸部如莫贺达干部、都摩支部、处密部（分布于今乌鲁木齐西北）、伊吾部（分布于今新疆哈密地区）、易萨部（分布于今里海一带）等亦当置有羁縻府州。以上诸府州及二都护府，皆隶于安西都护府。贺鲁既平，“其所役属诸国”，亦“皆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两都护府”。龙朔三年（）六月，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吐火道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2。这些府州的民族和城邦国家主要是吐火罗（今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士）、■哒（今阿富汗马札里沙里夫西）、诃达罗支（今阿富汗加兹尼）、解苏（在今塔吉克境）、骨咄施（今塔吉克境）、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河北）、帆延（今阿富汗巴米安），石汗那（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北）、护时犍（今阿富汗北境希巴尔干南）、怛没（今乌兹别克捷尔梅兹西北）、乌拉喝（今阿富汗北境）、多勒建（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流域）、俱密（今中亚苏尔哈布河流域）、护密多（今阿富汗东北伊什卡什姆）、久越得犍（今塔吉克境卡菲尔尼甘河下游库巴的安）、波斯（今伊朗札博勒）。3此前，西域其他诸族和城邦置府州的主要有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还有昭武九姓胡之康（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何（撒马尔罕西北）、石（今乌兹别克塔什干）、米（今乌兹别克朱马巴札尔）、安（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东安（今布哈拉东北）、史（今乌兹别克沙赫里夏勃兹）、拔汗那（今乌兹别克塔什干东南）等国也都置有羁縻府州。又有以“杂戎胡部落”置、“寄于北庭府界内”、隶于北庭都护府（治《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通典》卷一九九，《新唐书》卷四三下、卷二一五下，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林干《突厥史》，薛宗正《突厥史》等。 2《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3《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按《通鉴》、《新唐书》等与《会要》所载府州数不完全一致。《唐会要》卷七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的诸府州。如盐禄州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轮台州都督府以及玄池、哥系、金附、孤舒、西盐、东盐、叱勒、迦瑟等州。2此外，以“河西内属诸胡”置而府州难于确定今地的，还有很多。3从以上唐在西部疆域的蕃州设置，可大体知道以西突厥为主体的西域诸民族的分布情况西起今里海，逾咸海，溯锡尔河，涉楚河，东至我国新疆北部地区，为西突厥十姓部落及其别部游牧栖息地带；今中亚两河（锡尔、阿姆河）流域，为昭武九姓和吐火罗道十六国诸民族的城邦分布地；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北、西边缘地带为传统的城邦民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定居处。 西突厥十姓部落的散亡及迁徙贺鲁破灭后的数十年间，因十姓二可汗内讧、后突厥汗国的寇侵和西突厥别部突骑施的崛起，十姓部落散亡殆尽。其间，有部分种落徙居内地。兴昔亡可汗兼崑陵都护阿史那弥射，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的族弟，早在贞观六年（32），步真就因弥射被唐太宗册为可汗而不服，为取而代之，遂谋杀弥射弟侄二十余人，弥射被迫率部落入朝。步真自立为叶护后，因部落离弃，步弥射后尘，亦携家属入朝。及至唐高宗册二人为可汗，步真又伺机陷害弥射。龙朔二年（2），弥射、步真从■海道大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步真为找借口兼并弥射部落，遂向行营主帅苏海政诬弥射“欲造反”，海政竟为其惑假传圣旨收斩弥射及五咄陆诸首领。乾封中（—7），步真亦死。由是“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离散”4。 调露元年（79），东突厥24州叛唐，数年后，一个强大的后突厥汗国兴起于颉利故地。其可汗阿史那骨咄禄和阿史那默啜在屡寇唐境的同时，竭力向西扩张，“自垂拱（85—88）已后，十姓部落频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尽”。 在十姓多年无主的情况下，西突厥突骑施部兴起。其酋长乌质勒、苏禄等善于抚循其下，由是为十姓和附近诸胡所归附。在西突厥有了新主的形势下，朝廷却频遣弥射步真子孙入西突厥袭兴昔亡、继往绝可汗。由之遭到了突骑施等部的强烈抵制。故被册立者或被拒之门外，或勉强回到本蕃，又终因突骑施“强狠不能制”，而不得不返归长安。更惨者如为玄宗所册立的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步真曾孙），在半道就为突骑施可汗莫贺达干所杀。自是，“西突厥遂亡”2。 在西突厥衰亡过程中，曾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内徙。一为武周天授元年（90）十月的阿史那斛瑟罗的率众内迁。斛瑟罗为步真之子，原为在朝供职的右玉钤卫将军。垂拱三年（8），册为可汗。在其还蕃治理五弩失毕期间，屡遭后突厥侵掠，致部众“散亡略尽”。为回避寇扰，斛瑟罗于天授元年（90）2《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3《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 4《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2《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下》。 十月“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另一次大的内徙发生于玄宗开元二年（74）九月至次年四月。这次内徙，是因统治西突厥旧部的突骑施可汗娑葛为后突厥可汗默啜擒杀，致十姓及别部某些首领率众内附以求庇护。据《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载，先后有葛逻禄三姓部落、五咄陆胡禄屋阙等部、五弩失毕诸部二万余帐（户），分别诣凉州、北庭内属。玄宗为安抚来归者，敕令北庭都护汤嘉惠等接援；下制“皆以河南处之”2。又，“寄在凉州界内”有“兴昔部落”，且置有隶于凉州都督府的“兴昔都督府”3，当为斛瑟罗前次或此次五咄陆内徙者。 此外，居于“金娑山（今新疆尼赤金山）之阳，蒲类之东”的西突厥沙陀部，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因不堪吐蕃压迫，亦悉众内迁。其部先被置于盐州，后移众于定襄川至神武川一带。4后突厥的灭亡和迁徙高宗永淳元年（82）至玄宗天宝三载（744），为东突厥民族复兴时期。颉利族人阿史那骨咄禄等尽复东突厥汗国故地，建立了强大的后突厥汗国。但这个靠征服和镇压维系的多民族政权，终因内乱和回纥等族的叛离而灭亡。天宝四载（745），被玄宗册封的回纥怀仁可汗攻杀了后突厥最后一个君长白眉可汗，立国半个多世纪的后突厥遂寿终正寝。后突厥破亡，其部众或依附回纥并最终为回纥所同化，或南徙降唐，或西迁中亚，其在中国境内，基本上不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存在。 由于回纥“尽有突厥故地”，后突厥余部大部归化于回纥。如“本突厥之族”的葛逻禄“在乌德犍山（今蒙古杭爱山东支）者”，以及突厥拔悉密部徙嗢昆河（今蒙古阿尔浑河）流域者，就率先加入回纥民族，成为回纥十一姓部落的重要构成。2后突厥附唐者不少于万余帐。天宝元年（742），后突厥贵族“西杀”妻子、默啜之孙勃德支特勤、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宰相康阿义屈达干以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余帐，驱驼马牛羊二十余万，款塞归朝，玄宗“赋诗用纪其事”3。事实上，这批降人远不止五千余帐。据《通典》等载，仅阿布思部落就有万余帐投唐。玄宗将这些降户安置于“朔方河南之地给其廪食，每岁仍费缯絮数十万段，其河曲郡县仓廪为之空虚”。而南迁的突厥又不只被“处之朔方河南之地”，如宰相康阿义屈达干投唐后，曾被安禄山密奏为部落部督并兼范阳藩镇先锋使2，可知降部中当至少有一支被安置于河北道一带。安史之乱中的胁从如康阿《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2《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3《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玄宗开元三年。 4《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2《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3《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唐会要》卷九一剑光寒耀九州sodu八《回纥》、卷一○○《葛逻禄》。颜真卿《康阿义屈达干碑》，《全唐文》卷三四二。 2《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同罗》。 义屈达干、阿史那承庆等，当为徙入河北地区的突厥部酋。又，从安禄山反者还有阿史那从礼所率突厥、同罗、仆骨五千骑，后自长安遁归朔方，其中之突厥骑士，即为南徙“朔方河南之地”后突厥部。此后史籍中只有一些有关突厥的零星记载，据《通鉴》等透露，开成二年（837）居于振武的突厥有一百五十帐反叛，“剽掠营田”，但很快被击破。3此外，后突厥在散亡中，走依吐蕃、突骑施、中亚诸国者也大有其人。 如西迁中亚、西亚的突厥人，其后裔在阿富汗、土耳其等地曾建立过政权。43颜真卿《康阿义屈达干碑》。 4《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开成二年。 第二节铁勒族类及早期分布铁勒，战国秦汉时称“丁零”，为匈奴所役使，故史称其“本匈奴别种”5，或讹为“匈奴之苗裔”。北魏时号“高车部”，或称“勅勒”，后讹为“特勒”、“铁勒”。 其种类最多，“自西海（今咸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3。分布于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以北的有仆骨、同罗、韦纥（即唐代的回纥，韦纥、袁纥、乌护、乌纥均为初称）、拔也古、覆罗、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部；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今天山），则有契弊（即契苾）、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讙、纥骨、也咥、于尼讙 等部；金山（今阿尔泰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儿、十槃、达奚等部；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 、拨忽、比干 、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 达等部；得嶷海（今里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萨忽等部；拂林（即东罗马帝国）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部；北海（今贝加尔湖）南则有都波等部。诸部分隶于东西突厥；自突厥立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2。 铁勒种类如此之多，早期分布如是之广，很难认为其诸部来自同一源流。契苾、薛延陀的崛起和迁徙隋文帝开皇末年，晋王杨广北征，时占据漠北的西突厥步迦可汗（即达头）被隋军击破，臣隶于西突厥的铁勒漠北诸部亦因此多有离散。大业元年（05），西突厥击金山、白山等地带的铁勒，并滥诛薛延陀等部魁帅数百人，因而激起铁勒反抗，共拒处罗，推契苾部酋长俟利发俟斤契苾哥楞为易勿施莫何可汗，建牙帐于贪汗山（今新疆博格多山），并立薛延陀酋长乙失钵为小可汗。“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4。不久，哥楞慑于西突厥强大，去可汗号，复隶于突厥。隋末，徙部于热海（今中亚伊克塞湖）附近。 唐高祖武德初年，薛延、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仆固、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等十五部，“散布碛北”。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东支）者，隶于东突厥始毕可汗，薛延陀等在金山者，西臣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贞观二年（28），西突厥大乱。薛延陀乙失钵之孙夷男，率七万帐东依颉利可汗。时值东突厥衰落，夷男反攻颉利大胜，铁勒共推夷男为主。三年（29），唐太宗为联合铁勒夹击颉利，遂册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建牙郁督山下。四年（30），东突厥破灭，朔塞空虚，夷男继续东迁，据有颉利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23《隋书》卷八四《铁勒传》。 4《北史》卷九九《铁勒传》，《隋书》卷八四《铁勒传》，《通典》卷一九九。《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强盛》。 故地，徙牙帐于独乐水之阴（今土拉河南）。至是，薛延陀有胜兵二十万，辖境东至室韦（在今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至金山，南至东突厥降唐部落，北抵瀚海（今贝加尔湖）。2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等“诸大部落皆属焉”4。 铁勒诸部“并为州郡” 自贞观十五年（4）起，薛延陀数南下入寇。十九年（45），夷男死，其子拔灼引兵寇河南，唐将执失思力大败拔灼于夏州，俘其众数万，拔灼轻骑遁走，第二年被回纥攻杀。继立之伊特勿失可汗降于唐大将李绩。至是，薛延陀破灭。 因薛延陀破亡，“铁勒百余万户”，“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3。贞观二十一年（47）正月，太宗即其部落设置十三个羁縻府州瀚海府（在今蒙古朱尔马台河畔），以回纥部置；金微府（在今蒙古肯特省一带），以仆固部置；燕然府（在今年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以多览葛部置；幽陵府（在今蒙古东方省一带），以拔野古部置；龟林府（在今蒙古格勒河流域），以同罗部置；卢山府（在今蒙古杭爱山东南一带），以思结部置；皋兰州（在今蒙古土拉河东），以浑部置；高阙州（在多览葛、同罗北），以斛薛部置；鸡鹿州（在同罗东北），以奚结部置；鸡田州（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北），以阿跌部置；榆溪州（在今蒙古中戈壁省），以契苾部置；■林州（初在今内蒙境，后侨治凉州），以思结部置；置颜州（在今内蒙大兴安岭西南至蒙古东方省一带），以白霫部置。随后内属的铁勒其他部落，也都先后设置羁縻府州以骨利干部置玄阙州（在今贝加尔湖一带）；以结骨部置坚昆府（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带）；以俱罗勃部置烛龙州（在今西伯利亚赤塔东）；以薛延陀余部置溪弹州（在今阿尔泰山东南）；分薛延陀余部置祁连州（在今宁夏境）；以薛延陀南徙部落置达浑都督府（侨治宁朔县，在今陕西靖边东北），以领溪弹等五州；以白霫别部置居延州（在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北）。 羁縻府州是即蕃人部落而设，故从以上铁勒州府分布可知诸部落所在。 后突厥汗国建立后，在漠北的铁勒诸部不堪突厥的奴役，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中主支率先度碛，徙于甘、凉二州之间。同罗、霫等继至，诏置大武军（在今山西朔州）北。由之在内地沿边州县出现了大批铁勒侨治羁24《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3《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附《薛延陀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縻府州多览葛所置燕然州都督府，侨治回乐县（今宁夏灵武西南）；奚结所置鸡鹿州，侨治回乐县；浑部所置东皋兰州，侨治鸣沙县（今宁夏青铜峡西南丰安故城）；掘罗勿部所置烛龙州，侨治温池县（今宁夏盐池西南）；仆骨部所置金微府改称仆固都督府，侨治朔方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回纥瀚海府、契苾贺兰府、思结卢山府、浑皋兰州，侨治凉州境。等等。 回纥的兴衰及其民族的迁徙铁勒回纥部，汉时称“乌揭”。南北朝时游牧于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以北者称“袁纥”，为东部“高车六部之一”；散处于伊吾以西、焉耆以北者称“乌护”。至隋曰“韦纥”。唐武德初年以后，称“迥（回）纥”。至元和四年（809），其可汗改称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薛延陀破灭后，回纥一跃而为铁勒最大部落。贞观二十一年（47），其酋长药罗葛吐迷度被太宗委任为怀化大将军和世袭瀚海府都督，又“自称可汗”，“一似突厥”，自是回纥日渐兴盛。天宝三载（744），回纥击破后突厥后，其领袖药罗葛骨力裴罗被玄宗册为怀仁可汗，遂借大唐声势，统一漠北，强大的回纥汗国由是崛起。 回纥汗国在与唐修好、联姻、受唐册封的同时，并综合了部分突厥民族和东部铁勒诸部。回纥本部，原有九大姓氏，一曰药罗葛，二曰胡咄葛，三曰啒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嗢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 邪勿，号为回纥“内九姓”。后破突厥拔悉密、葛逻禄，遂“总十一姓，并置都督，号十一部落”2。其实，后突厥其他余部留居故地者，亦应为回纥所融合，这从留居者罕见于史籍记载可以推知。又，唐初散居漠北的铁勒至少有十三部，玄宗之后，除少数部酋（如浑部酋长浑释之、浑瑊父子，阿跌部酋长阿跌良臣、阿跌光进父子等）入居内地为官，因而演变为“蕃将世家”外，多数人则与回纥融为一体，并有仆固、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阿布思、骨仑屋骨恐等八部同回纥组成“回纥外九姓”。还有未列入“外九姓”的■跌（即阿跌）部，其都督世为回纥宰相，且于贞元十一年（795）后，取代药罗葛氏为回纥可汗。这种铁勒诸部回纥化的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唐后期罕有铁勒民族的记载；史籍中偶尔出现的铁勒诸姓部人，在讲其族属时，每冠以“回纥（鹘）”出身。其他民族归化回纥者，如突厥、昭武九姓人，乃至汉人，也无不如此。如是大规模地综合西北诸民族的情况，《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新唐书》卷四三下《羁縻州》、卷一一○《契苾何力传》、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旧唐书》卷一○三《王君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八《白霫国》，《全唐文》卷一八七《契苾明碑》等。2《北史》卷九九、《隋书》卷八四、《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并见两《唐书》回纥传等。又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唐前期已有称回纥为“迴鹘”（贞观二十二年）、“回鹘”（天宝四载）者，这里姑且存疑。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 致使回纥汗国时期（744—840）的回纥民族分布范围极为宽广西起伊丽河（今伊犁河）流域，东到东可敦城（今蒙古乔巴山市西）东；北至小海（今贝加尔湖）以北，南与唐接；可汗牙帐置于乌德鞬山（今蒙古杭爱山）东端，即今蒙古鄂尔浑河畔，可汗行宫建在剑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即今俄罗斯沙戈纳尔。 文宗开成四年（839），由于上层内讧和自然灾害，回鹘2急剧衰落。第二年，黠戛斯（即结骨）十万铁骑攻破回鹘都城（即牙帐所在），杀其可汗，诛其宰相，立国百年的回鹘政权至是灭亡。其民族也由是分五支南下、西迁。南下者两支一为特勤嗢没斯等所率残部；另一支为新立之乌介可汗所统部众。 嗢没斯系被黠戛斯所杀的厔馺可汗的兄弟，开成五年（840），与宰相赤心、仆固和特勤那颉啜各率其众抵天德军（在今年蒙五原县境）塞下，请求内属。朝廷一方面要求边将不得邀功生事，另一方面运粮二万斛赈济温没斯所领饥民。次年三月，嗢没斯约天德军使田牟诱杀“桀黠难知”的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赤心部众七千帐东走横水（在今内蒙杭锦旗西北），后来在东窥幽州（今北京）时，被节度使张仲武击破，尽收其众数万人，分遣于诸道节度使下听用。而嗢没斯则于同年四月率其国特勤、宰相等二千二百余人降唐。不久嗢没斯入朝，天子以其部为归义军，授嗢没斯归义军使。嗢没斯请置家太原（今山西太原），与诸弟为唐捍边。八月，皇上赐嗢没斯姓名曰李思忠。后来李思忠与归义军副使爱弘顺（爱邪勿赐名）等统回纥、契苾、吐谷浑、沙陀兵讨击乌介，所至立功。其后人于唐末五代附李克用父子，复置家太原，思忠孙彦图官拜太原少尹。乌介可汗本名乌希，王子出身，于会昌元年（84）被部众拥立为可汗后，南下保错子山（在今内蒙杭锦后旗乌加河北三百余里处）。由于乌介骚扰唐朝边民，侵逼振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县西北）军镇，并劫持和亲公主，遂遭至唐军讨击，杀胡山（又称黑山，在今内蒙和林格尔以北）一战，大败乌介，斩首万级，收降两万余人。乌介仅统三千多人遁走黑车子（室韦）。会昌六年（84），乌介为其宰相所杀，其弟遏捻继立，复有五千多人。宣宗大中初年，又为张仲武和黠戛斯所破，其众或降，或为黠戛斯收归碛北，或散匿山林2。 据上述材料，回鹘南下两支十余万众，多数降唐，并被配隶诸道。唐末五代时，河东、河北地区的一些回鹘出身的节度使和大将，即为南迁回鹘的后人。 多数回鹘人则分三支西迁。《旧唐书·迴纥传》称宰相馺职“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新唐书·回鹘传》则认为，投奔吐蕃、安西的两支为回鹘“残众”，这就是说，西迁主支为入葛逻禄的十五部。 应指出的是，这里的葛逻禄与回鹘十一部中的葛逻禄不同。十一部中的葛逻禄是指原隶于东突厥车鼻可汗、永徽元年（50）被高宗迁入郁督军山者。2突厥见于中晚唐、五代、宋初文献的，只有一些零星记载，这里不赘。元和四年（809）回纥改称回鹘，以下均称回鹘。 2两《唐书·迴（回）纥（鹘）传》，《册府元龟》卷九四六《外臣部·褒异三》，《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卷二四八。 而庞特勤十五部主支徙入之葛逻禄，则是未曾东迁者。西部葛逻禄先隶于西突厥、突骑施，尔后于肃宗至德中（75—757）寖盛，徙入西突厥十姓故地，并“与回纥争强”。因其同回纥为夙敌，故庞特勤徙入时，势当有很大纷争。由于史籍缺载，我们很难确知其详。近年学者考证，迁入葛逻禄的回鹘后裔，曾于十世纪中叶在葱岭以西建立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其辖境包括中亚的怛逻斯、讹打喇和我国新疆的喀什、莎车、于田、和田等广大地区。喀喇汗王朝汗族因自己原为中国漠北民族出身，故常以“桃花石”（即中国）名其国家，并自称“桃花石汗”。关于庞特勤十五部中的“残众”迁入吐蕃，实际上主要是指迁入处于吐蕃统治之下的河西走廊地区。据《新唐书·回鹘传》载宣宗大中（847—859）时，庞特勤“已自称可汗，居甘州，有碛西数城”，且同唐互有使者往来，天子册封庞特勤为“怀建可汗”。按早在武周时代，就曾有漠北回纥徙入甘、凉二州，所以庞特勤部人的到来，如鱼得水，并乘吐蕃之衰，遂以甘州为中心，将势力扩展到肃（今甘肃酒泉）、瓜（今甘肃安西）、沙（今甘肃敦煌）、凉、兰（今甘肃兰州）、秦（今甘肃秦安西北）等州。而此地的世家大族（如瓜、沙二州的张、曹家族），慑于甘州（或称河西）回鹘的强大，都不得不以附庸地位隶于可汗。甘州回鹘自大中年间立国，相继传袭十汗，政权延续近两百年。 西迁安西者，是指徙入安西部护府所辖西州（治高昌）等地，贞观十四年（40）至显庆三年（58）的安西部护府治所就置于此。回鹘“残众”迁至后，曾于此建国，史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然而，《新唐书·回鹘传》谓“有特庞勒（按，即庞特勤）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岭（今阿尔泰山），众至二十万。”这就是说，这支回鹘最初的政治中心在原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其部众分布虽广，但西州并不为其所有。懿宗咸通七年（8）二月，归义军（在沙州）节度使张议潮奏报朝廷说北庭回鹘大酋仆固俊击吐蕃，“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2这条史料清楚地表明庞特勤将政治中心自焉耆移于西州，则是在其部众西迁二十年之后的事情，其部称“高昌回鹘”，也只能是在这之后而不可能在此之前。史阙五代时的“西州回鹘”与中原皇朝的具体交流记载，仅云其人“尝见中国”。综上，西迁三支回鹘，根据最后定居地域的差异，入葛逻禄者，因活动于葱岭西楚河一带，被称为葱岭西回鹘；入安西、北庭境者，最后形成高昌（或西州）回鹘；入河西走廊者，因建牙甘州，史称甘州（或河西）回鹘。而这三支回鹘的奠基人，从诸史籍记载看，都集庞特勤于一身或云庞特勤率十五部奔葛逻禄，或称其为叶护居焉耆，或讲他称可汗居甘州；这说明庞特勤不仅是回鹘西迁行动的组织者，且是西迁后形成的三地区回鹘的共主。两《唐书·迴（回）纥（鹘）传》，《册府元龟》卷九四六《外臣部·褒异三》，《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卷二四八。 魏良弢《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名称》（《历史研究》，982年第2期）；并见林幹《突厥史》第二章。 2《新五代史》卷七四《吐蕃传》、《回鹘传》；林幹《突厥史》。 《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七年。 第三节吐蕃的昌盛和吐谷浑、党项等民族的内徙吐蕃的兴起和扩张吐蕃是今天我国藏族的祖先，又是公元七至九世纪于青藏高原建立的受唐册封的古藏人的政权名。 早在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上就有人类居住。东汉时，诸多西羌部落，如越巂羌（即牦牛部）、发羌、唐旄羌等先后徙入今西藏地区，并逐渐同当地土著居民孟族融合。至隋时，在今西藏和青海西南等地分布着苏毗（在今藏北和青海西南）、羊同（在今藏西北）、女国（在今藏西、葱岭南）、附国（在今川西和西藏昌都地区）、牦牛部（在今西藏山南地区）等羌人部落和政权。其中，以牦牛部落建立的吐蕃政权实力最强。约在隋末唐初，吐蕃赞普（即国王）朗日论赞兼并了苏毗。其子松赞干布即位后（29—50年在位），又征服了羊同，进而统一了西藏高原，定都逻些城（今拉萨）。贞观八年（34），遣使与唐通好。十五年（4），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出嫁赞普。自是唐蕃结甥舅之好，“和同为一家”。两百年间，新赞普继位，必得请唐天子“册命”，否则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君王。2然而，吐蕃在接受唐朝册封的同时，并未稍减向外扩张的势头，不仅破灭与其接壤的诸羌胡政权，而且入侵唐朝边州和羁縻府州。 高宗龙朔三年（3），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唐宗女，诺曷钵妻）引残部遁走凉州。咸亨元年（70），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切吉平原）一战，唐军大败，吐蕃“遂灭吐谷浑”，并进而攻占唐以党项等羌所置羁縻州三十和龟兹拨换城（又称威戎城，即今新疆阿克苏），致使唐“安西四镇并废”2。由于不断对外侵伐，吐蕃版图日益壮阔，至永隆元年（80），“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3“安史之乱”中，朝廷尽征河西、陇右、朔方诸镇兵入靖国难。因此，乾元（758—759）以后，吐蕃乘唐西北边防无备，遂攻占唐凤翔以西、邠州以北数十州之地。乃至广德元年（73）一度攻入长安。建中四年（783），双方约和，于清水会盟中正式划界泾州以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唐界；兰、渭、原、会四州为吐蕃守镇；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河西南，为吐蕃界。又在黄河以北、故新泉军以北至大碛、以南至贺兰山骆驼岭置“闲田”，作为唐蕃在北段边界和缓冲地。简言之，这条唐、蕃新界，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即北起贺兰山以北，沿贺兰山南行，经六盘山和今甘肃清水、成县，再西南至大渡河，东为大唐，西则吐蕃。 唐、蕃新界划分，表明吐蕃民族的分布，早已超越了其初兴时的青藏高原的局限，不仅拥有唐前期的西域地区，而且扩张到唐帝国的关内道到剑南2《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武宗会昌二年。2《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亡灭》。 3《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西川一带。 晚唐时期，吐蕃内讧势衰，唐朝乘机收复了河西陇右的一些“陷蕃百余年”的失地。但其昌盛时北徙东迁的吐蕃居民并没有完全返归故土，如今甘肃天祝县的藏胞自称“蕃蕃”，疑即唐代吐蕃民族之余绪。 吐谷浑亡国前后的民族分布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初年，游牧于今辽宁锦县西北一带。约在西晋武帝太康四至十年（283—289），酋长吐谷浑因与弟慕容廆争牧场结怨，遂愤而率部千余家西走。2初徙今内蒙阴山地区，“永嘉之乱”时（29—30），“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今青海西宁）已西 甘松之界（即今甘南一带）， 极乎白兰数千里（今青海都兰一带）”。其孙叶延时，“自谓‘曾祖奕洛韩（即慕容涉归）始封昌黎公，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遂以吐谷浑为氏焉”2。自是吐谷浑既为族称，亦为政权称号。叶延六传至阿豺时（47—42年在位），“兼并羌狄，号为强国”3。阿豺又九传至夸吕（535—59年在位），“始称可汗”，“地兼鄯善、且末”，建都伏俟城4。大约在夸吕时，以鲜卑和诸羌为主体，综合境内其他民族，基本上形成了吐谷浑民族。 隋开皇十一年（59），夸吕卒，子世伏、伏允先后继立，并复以慕容为姓。炀帝以吐谷浑阻遏西域通道，遂于大业五年（09） 的西巡中，一举击破吐谷浑，伏允遁走党项，“部落来降者十余万口”，“其故地皆空”。于是吐谷浑民族分布地“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东南）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今祁连山）以南，雪山（今阿尼玛卿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吐谷浑亡国不久，就值隋末大乱，慕容伏允乘机复国，“悉收故地”5。唐建立后，伏允一面贡使不绝，一面连年内寇。贞观九年（39），太宗派李靖等大破吐谷浑，伏允遁走中自尽。其子顺降唐后不久，又为臣下所弑。太宗册立顺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并以宗女弘化公主妻之。诺曷钵事唐恭谨，同唐建立了极为亲密的依附关系。而强邻吐蕃，因赞普尚文成公主，亦同吐谷浑通好共处。 高宗永徽元年（50），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卒，其孙以幼年即位，大权旁落大论（宰相）禄东赞之手。禄东赞极力奉行对外扩张政策。显庆元年（5）出兵击败白兰羌（分布于今柴达木盆地）。龙朔三年（3），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叛逃吐蕃，泄漏吐谷浑虚实。于是，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诺曷钵偕公主率数千帐弃国走凉州，“请徙居内地”。 吐谷浑既亡，故地尽没于吐蕃。其族除部分内徙，多数则为吐蕃役属。 2《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 吐谷浑西迁时间，说法不一，此据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985年版。2《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 3《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 4《通典》卷一九○《边防六·吐谷浑》。 5《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 吐蕃为统治该族，立吐谷浑王子为王，并以吐蕃公主嫁之。吐谷浑王及臣民则要向吐蕃履行交纳苛重的贡赋和服兵役的义务。作为吐蕃的附庸，只领有今青海湖西和柴达木盆地的部分荒凉地带。后来，吐谷浑族屡有迁徙，留下来的或归化于吐蕃族，或同其他民族组合为今天的土族。 内徙的吐谷浑，分布区域极为宽广，西自河西走廊，中经灵、丰、夏、延、朔、蔚、潞、岚等州，均有吐谷浑人的活动足迹。其基本情况如下其一、唐高宗置安乐等州以处吐谷浑王室。 诺曷钵奔凉州后，一度图谋复国，因而于咸亨三年（72）在唐援助下，徙居鄯州浩门河（今青海大通河）南。可是终非吐蕃对手，不久即退至灵州。高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2后因部众增多，又增置长乐州。诺曷钵的后人如慕容复等袭该州刺史直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以后。而袭安乐州刺史也有八十余年，直到安史乱后，“吐蕃复取安乐州”，残部再东迁至朔方（今陕西靖边）、河东（今山西），其族称也发生变化，“语谬为‘退浑’”2。 其二、武则天以归德等州安置后至吐谷浑降人。 武则天圣历二年（99），吐蕃大相论钦陵（禄东赞子）为赞普所攻，兵败自杀。钦陵弟赞婆率部千余人内降，则天命他领众镇守洪源谷（在今甘肃武威东南、古浪西北）。钦陵子论弓仁亦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接踵又有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3弓仁等所领近万户吐谷浑落脚何处，史籍语焉不详。但《拨川郡王碑》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拨川郡王乃论弓仁卒后追封爵号。碑云“自公拔身向化，首变华风；泽、潞之间，始见戎州矣开元五年（77），兼归德州都督”4。碑文说明圣历二年的吐谷浑降户被安置于河东道的泽、潞二州之间和关内道的党项归德州。按，归德州侨治于银州。论弓仁降后，于银州、长安两处置家，故其子孙“因家”于“自银州至于京兆”5。弓仁之所以置家于银州，当因其所统吐谷浑部落的多数被安置于此。又，银州还是内徙党项的集中居地，归德州初置，就是为内迁党项而设。论弓仁既为归德州都督，正说明其所统吐谷浑降人至少有一部分被安置于此。归德州为羁縻州，而羁縻州的都督刺史均为世袭，故论弓仁的孙子论惟清就曾世袭归德州都督府都督。安史之乱爆发后，论氏家族曾率部落兵自银州等地南下勤王。至于安置于泽、潞一带的吐谷浑部落，从晚唐时期泽潞节度使刘从谏（825—843年在镇）一次就屠杀吐谷浑豪族三百余家2，可知徙居该地的吐谷浑人亦不在少数。除归德州外，还至少有两个羁縻州系为内徙吐谷浑而设。一曰浑州，为高宗仪凤中（7—79）以自凉州而至的吐谷浑所置，《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2王尧、陈践《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咸亨三年。 2《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 3《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传》。 4《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圣历二年。 5张说《拨川郡王碑》，《全唐文》卷二二七。 吕元膺《论惟贤碑》，《全唐文》卷四七九。 常衮《授论惟清朔方节度副使制》，《全唐文》卷四一三。 2《论弓仁传》附《论惟贞传》，并见《论惟贤碑》，《新唐书》卷一一○。侨治于延州金明县（今陕西安塞东南旧安塞）西境，且设有以“羌部落”、“閤门”为名的两个军府（即折冲府）3。二曰宁朔州，以代宗时（72—779）内属之吐谷浑部置，侨治于朔方县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有户三百七十四4。后来郭子仪将宁朔州吐谷浑徙于夏州以西地区。5吐谷浑内徙者，一般是先至河西走廊的凉、甘、肃、瓜、沙等州，再陆续迁往内地。对同一支年徙者的多次安置，侦朝廷不胜其烦。因此，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曾采纳凉州都督郭元振的意见，诏使吐谷浑降附“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故凉、瓜、沙、甘、肃诸州多有吐谷浑部落，并置有隶于凉州都督的吐谷浑羁縻州——閤门州都督府。7此外，吐谷浑部落中还有先奔后突厥复又投唐者。如开元三年（75），吐谷浑大首领慕容道奴与高丽莫离支高文简、■跌都督■跌思泰等，“合万余帐”，相继自后突厥远来附唐，玄宗“诏内之河南”（今河套南），并授道奴左威卫将军兼刺史、封云中郡开国公。道奴既擢部落刺史，表明朝廷当即其部落置羁縻州。其部落既被置于河套以南地带，其州亦应在该处。 其三、吐谷浑赫连铎等部与代北沙陀的争夺。 文宗开成元年（83），生退浑（谓新附的吐谷浑）赫连部三百帐诣丰州内属，文宗命振武节度使刘沔以善地处之。后沔徙镇太原，赫连部又迁至云州境。时云州浑河川和蔚、朔、岚、石等州及以西的振武、天德军、夏、银、绥等州均散处有吐谷浑部落。赫连部进入这一带后，如鱼归渊，很快形成此地区强大的吐谷浑实力集团，并同本地区的沙陀李国昌、李克用集团发生正面冲突。酋长赫连铎在朝廷的下，一度于广明元年（880）大败沙陀，李国昌、李克用父子遁走鞑靼。鞑靼原为突厥统治下的部落，唐末游牧于漠南一带。李克用等既被逐出，赫连铎遂以朝命为大同军节度使，称雄代北。参预讨沙陀的吐谷浑另一酋长白义诚亦授蔚州刺史。但不久，李克用东山再起，中和三年（883），以镇压黄巢起义、收复长安殊功拜河东节度使。于是，两支蕃人势力争霸代北的战火重又点燃。自昭宗大顺元年（890）至乾宁元年（894），彼此攻战历时四载，李克用“大破吐谷浑，杀赫连铎，擒白义诚”2。自是赫连部衰微，残众散处蔚州地区。 五代时的吐谷浑，处并、镇、蔚、忻、代等州，先后被后唐、契丹役属。后汉刘知远杀其首领白承福及大姓赫连海龙、白可久、白铁匮等，“其羊马赀财巨万计，皆籍没之”，“吐谷浑遂微，不复见”。 此外，晚唐时因吐蕃政权瓦解，分布于柴达木盆地的吐谷浑获得了自立的机会，而侨居河西走廊的吐谷浑由是有迁归故土者2。又，党项拓跋（李）氏、折氏于唐末五代兴起于夏、绥、银、府等州，在这些州同党项杂处的吐3《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 4《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5《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7《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传》。 《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2《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外臣部·褒异一》。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乾宁元年。 2《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 谷浑人，则融合于当地统治民族——党项之中。 党项的内属、迁徙和分布党项，“三苗之裔”，“西羌之别种”3。魏晋时，其族微弱，及北周灭宕昌、邓至等羌，“党项始强”4。 隋时，党项分布地“东接临洮、西平，西距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5。 唐时，党项东界扩及松州。7党项的种族，隋时有宕昌、白狼等羌，“皆自称猕猴种”8。按，吐蕃亦自谓猕猴种，可见党项与吐蕃同源。唐和五代时的党项，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出若干小部落，大者万骑，小者数千，不相统一。其著姓有细封、费听、往利、颇超、野辞、房当、米禽、拓跋、折氏等，“而拓跋最强”。从其种族包容宕昌、白兰诸羌，而且“以姓别为部”和“不能相统”的情况，可知党项羌为隋唐时西羌之总称。党项诸羌初臣于吐谷浑，后为吐蕃役使。自贞观元年（27）始，党项诸部相继内属，朝廷即其部落设置为放极多的羁縻府州，并擢其部酋为世袭都督刺史。这些府州主要有轨州都督府（在今四川阿坝附近），贞观三年（29）以细封步赖部置。 领县四。崌、奉、岩、远州（在今四川松潘西），贞观元年（27）至五年置。2河曲（今青海东南黄河曲流处）十六州，贞观五年（3）以内属河曲党项三十万口置。3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在今四川若尔盖与南坪交界处岷山一带），为贞观初和以后陆续置。并设西戎州都督府，以拓跋赤辞为都督，领懿等三十二州。4以上二府五十二州皆隶边州松州都督府。但实际上，松州都督所领党项府州远不只这些。据《新唐书·羁縻州》载，唐前期松州都督管党项州多达七十一个。然而这个数字仍不确切，据天宝十二载（753）的版籍所记，松州府有党项州一百零四，“其二十五州有额户口，余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或臣或否，无州县户口，但羁縻统之”5。此外，陇右道的秦、成二州山谷地带置有马邑州（开元二十七年置）；临州有保塞州；洮州有党项密恭县；叠州有党项安化、和同县，又有宕、津、序、壹、枯 、嶂、王、盖、立 、桥等党项州，并隶于叠州都督府。此外，剑南道西部白兰 羌于武德六年（23）内属，第二年，以其地置维、恭二州；高宗永徽五年（54），特浪3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辑。4《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57《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8《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2《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3《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4《册府元龟》卷九一七《外臣部·降附》。 5《唐会要》卷九八《党项传》。 生羌卜楼部和冻就部内属，以其地为剑州，于此前后，这一地区还置有西雅、娥、拱等羁縻州。松赞干布之后的吐蕃，频繁出击吐谷浑和党项诸羌。显庆元年（5），侵占白兰羌地（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又破吐谷浑国、白狗、舂桑（在今青海果洛、四川阿坝一带）等羌，“并为吐蕃所破”2。至永隆元年（80），“尽收羊同、党项及清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3。由之，导致大量的党项羌州的废弃和诸多党项羌人的内徙。如乾封二年（7）至咸亨二年（7），因吐蕃入寇，隶于松州府的都、流、厥、调、湊、般、匐、器、迩、锽、率、差、蚕、黎等十四个党项州被迫废弃。安史之乱后，吐蕃陷河陇，松、叠二州以南的懿、盖、嵯、诺、嶂、祐、台、桥、浮、宝、玉、位、儒、归、恤诸州及西戎、西沧、乐容等州府，“皆内徙，余皆没于吐蕃”4。内徙党项大都被安置于灵、庆、银、夏四州境内。据《新唐书·地理志》卷七载，侨治于以上四州的党项州共五十一，府十五兰池州都督府。神龙二年（70），改六胡州置，后为宥州，处党项拓拔部，唐末拓拔思恭**于此。初隶灵州都督府。 相兴州都督府。初隶庆州都督府，后隶灵州都督府。 永平、旭定、清远、忠顺、宁保、静塞、万吉等七都督府。永泰元年（75）置。隶灵州都督府。 乐容都督府。领东夏州。隶灵州都督府。 静边州都督府。贞观中，以拓拔部置，初在陇右，天授三年（92）后侨治庆州境，复侨治银州。领布、北夏、思义、思乐、昌塞、吴、朝，归、浮、祐、卑、西归、嶂、■、开元、归顺、淳、乌笼、恤、嵯、悦、盖、迴乐、乌掌、诺等二十五小州。徙银州后，领小州十八。隶灵州都督府。 芳池州都督府。以野利部置。初侨治庆州怀安县（今甘肃华池西北怀安镇），后徙绥（今陕西绥德）、延（今陕西延安）。领宁静、种、玉、濮、林、尹、位、长、宝等九小州。 宜定州都督府。本安定州，后更名。以拓拔、野利等部置。初侨治庆州，后于代宗时与芳池州并徙绥、延二州。领党、桥、乌、西戎、野利、米、还等小州。 安化州都督府。以拓拔部置。侨治庆州境。领永利、威、旭、莫、西沧、琮、儒等七小州。5又，宝应元年（73）十二月，党项归顺、乾封、归义、顺化、和宁、和义、保善、宁定、罗云、朝凤等十州部落，“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让请州印”。希让奏报朝廷，并满足了这些部落的要求。日本学者有人认为，这十州是指天授三年（92）所置朝、吴、浮、归等州。国内学者中则有人认为，十州指长寿元年（92）二月由吐蕃境内党项部落万余人内《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 2《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3《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传》。 4《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5《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卷二二一上《党项传》。《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附置，并考证这十州置于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地区，且由之得出结论党项州并非只徙于灵、庆、银、夏之境。2因羁縻府州是就蕃人部落所置，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府州伴随着部落迁徙而流动，故被人称“行州”，因此羁縻府州的所在地就一定有部落的存在。但这并不是说凡有蕃人部落分布的地方就必有羁縻州之设。 值得注意的是，内徙党项的人数极多。如武周天授三年（92），党项“内附户凡二十万”，“散居灵、夏间”；肃宗上元元年（70）前，徙处泾、陇二州的党项有十万众。3又，党项在故土时，诸部落间“不相统一”，可是内迁后，由于互相依存，逐渐形成三大部落集团其一，由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梅悉等部落组成“六府部落”；其二，居庆州者，“号为东山部落”；其三，居夏州者“号（平）夏部落”4。后来平夏部酋拓跋（李）氏统一了党项诸部，并于宋代建立了强大的西夏政权。 2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东方史论丛》第卷，养德社，昭和二十二年。3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988年版。 4《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第四节东北诸族契丹的分布和崛起契丹和奚同属东胡民族，最初居于漠北，后为匈奴所破，分别保鲜卑山（在今内蒙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和乌桓山（在今辽宁阿鲁科尔沁旗以北）。故二族之先民应为鲜卑、乌桓部落。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初年，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俱窜于松、漠之间”5登国三年（388），拓跋圭亲征二族并“大破之”，契丹和奚遂于“逃迸”后“分住”。契丹分布于潢水流域的东部，奚则居其西边。 隋时，契丹部落渐众，依托纥臣水（今老哈河）游牧，在“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的范围内活动2。唐初，其族兴起，“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北至室韦”，“地方二千里”3。其君长大贺氏，有胜兵四万，统八个部落，虽臣于东突厥，受其“俟斤”之号，但一有机会，就试图摆脱突厥役属。早在隋开皇五年（885）就曾“悉其众款塞”。开皇末，又有“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附隋5。唐高祖武德二年（9），内稽部落投唐，天子为置威州以处之。后来，威州侨治营州城中，复又南徙，寄治幽州良乡县4。二年后，别部酋帅孙敖曹求内附，“诏令当州（按，谓营州）城旁安置”。太宗贞观二年（28），酋长摩会率部内属，致使颉利可汗恐惧不安。自是契丹彻底挣脱了突厥的控制，其松漠、乙失革、曲据（即李去闾）等部落相继附唐，太宗特置玄州（侨治范阳鲁泊村）、昌州（侨治昌平清水店）以安之。 贞观二十二年（48），契丹君长“举部内属”。太宗为置府州，以羁縻之松漠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内蒙巴林右旗南、西拉木伦河北岸）。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 峭落州，以达稽部置。 弹汗州，以纥便部置。 无逢州，以独活部置。 羽陵州，以芬问部置。 日连川，以突便部置。 徒河川，以芮奚部置。 万丹州，以坠斤部置。 6 匹黎、赤山二州，以伏部置。十州刺史则以契丹诸辱纥主（即部酋）充任。松漠府所统十州之地，“在柳城郡之北”2，即今内蒙西拉木伦河流域及支流老哈河中、下游一带。后来，武则天又于载初元年（89）析昌州置沃州（后侨治蓟县南之回城），5《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魏书》卷一○○《库莫奚传》、《契丹传》。 2《北史》卷九四《奚传》、《契丹传》。 35《隋书》卷八四《契丹传》。 4《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2《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 万岁通天元年（9）以乙失活部置信州（侨治范阳境）。睿宗景云元年（70）析玄州置青山州（侨治范阳水门村）。玄宗开元四年（7），更名弹汗州为归顺州，天宝元年（742），改为归化郡。3以上契丹府州，“皆隶营州都督”2。万岁通天元年（9），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孙）与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孙敖曹孙），因愤于营州都督赵文翙侵侮，遂举兵杀文翙，陷营州。朝廷为削弱反叛者的社会基础，遂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玄州曲据部徙徐州（今江苏徐州）、宋州（今河南商丘）地区；威州内稽部徙幽州（今北京）境；昌、师、带、信诸州的松漠、乙失革、乙失活等部徙青州（今山东益都）。中宗神龙初年（705），因契丹之乱平息，遂又将南迁诸部徙还，“皆隶幽州都督府”2。 又，神功元年（97），契丹大将李楷固、骆务整等率部降，武则天命楷固等平息契丹余叛，因而酬功拜楷同为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氏。3久视元年（700），楷固婿李楷洛亦率部投降。4从楷固子承悦任檀州（今北京密云东北）刺史、密云军使，孙景略“以门荫补幽州功曹”5，可推知其部落当被置于檀州，隶幽州都督府。而楷洛子名将李光弼，《碑》称“京兆万年（今西安东部）人”，则表明李楷洛及其族人降后定居长安。 再，开元二十年（732），奚酋李诗琐高率奚众及契丹怒皆部五千帐降唐，玄宗置归义州（侨治良乡县，今北京房山）以处降人。唐后期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等，即出自内徙之契丹怒皆部落。7河北的“胡化”与割据，多与此辈有关。 唐末五代，契丹崛起，在其领袖耶律阿保机（872—92）领导下统一契丹八部，东灭靺鞨所建渤海郡国，西控室韦等族，南与中原皇朝争雄，其子德光更割取后晋燕云十六州之地，契丹民族遍布于大半个中国，乃至于域外人以契丹为中国之代称。 奚族游牧地和侨州奚族原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而同类”。隋唐时的奚族，“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今大凌河），北至霫国（今内蒙乌兰浩特至巴林左旗一带），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以至其国”2。贞观二十二年（48），酋长可度者率部内属，太宗即其部设饶乐都督府（治今内蒙宁城境），以可度者为饶乐都督，赐姓李氏。并设五州以隶饶乐都督府弱水州，以阿会部置；祁黎州，以处和部置；3《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胡三省注”。 2《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3《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4《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 5《全唐文》卷四二二杨炎《李楷洛碑》。 《旧唐书》卷一五二《李景略传》。 7颜真卿《李光弼碑》，《全唐文》卷三四二。 《旧唐书》卷一四二、《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 2《隋书》卷八四《奚传》、《契丹传》。 洛瓌州，以奥失部置；太鲁州，以度稽部置；渴野州，以元俟析部置3。 以上五州大致分布于今辽宁朝阳以西老哈河上游和河北承德西北地带。 此外，自高祖武德年始，不断有奚人南徙，故有诸多奚人侨州建置鲜州，武德五年（22）置，侨治潞县古县城（今河北三河西南）。 崇州，武德五年置。贞观三年（29）更名北黎州。治营州之废阳师镇，后侨治潞县古县城。 顺化州，侨治幽州境。 归义州，开元二十年（732）以奚酋李诗琐高所率奚、契丹内附部落五千帐（户岁通天中（9），契丹反，奚亦叛附后突厥，与契丹“常为表里，号为两蕃”。朝廷为隔离饶乐府五州部落与内徙部间的联系，遂一度徙鲜州于青州境，崇州于淄、青二州。3唐末五代，契丹势盛，“室韦、奚、霫皆服”。奚王苦于契丹统治者酷虐，“以别部西徙妫州”，称为“西奚”，而居琵琶川的“东奚”，则被“契丹所并，不复能自见”2。 靺鞨族的分布和渤海国的建立靺鞨是五代以后的女真族的先民。先秦西汉时称“肃慎”，东汉魏晋时又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 靺鞨族部类繁多，大部有七一曰粟末部，“依粟末水以居”；二曰汩 咄部，居粟末之北，相当于今天吉林省舒兰和黑龙江省五常一带；三曰安车骨部，居伯咄东北，即今黑龙江宁安、牡丹江地带的牡丹江流域；四曰拂涅部，居伯咄部东，即今兴凯湖一带；五曰号室部，居拂涅东，分布于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六曰黑水部，居安车骨东北，即今黑龙江下游地区；七曰白山部，分布于粟末东南，即今吉林朝鲜族延边自治州。4地处最北的黑水部，又由十六个部落组成其中思慕部居今俄罗斯共青城一带；郡利部居黑龙江入海处；窟说部在库页岛（萨哈林岛）；莫曳皆部在今鞑靼海峡西部沿岸一带；虞娄部在今俄罗斯境捷尔内伊、奥尔加沿海地带；越喜部在今黑龙江富锦、饶河一带；铁利部分布于今黑龙江佳木斯以南地区。地处最南的粟末部与最北的黑水部最为强大。 粟末靺鞨的突地稽部和渤海部由于接近隋唐边州，因此同朝廷的关系最为密切；前者以内徙和受天子优礼著称，后者以建立受唐册封的渤海郡国闻名。 突地稽为粟末酋帅，大业八年（2），炀帝初征高丽，突地稽与兄瞒咄率部至营州内属。瞒咄死，突地稽代总其众，被炀帝拜右光禄大夫、辽西太3《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4《新唐书》卷二一九《奚传》。 3《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2《唐会要》卷九六《奚传》。 4《新五代史》卷七四《奚传》。 守，封扶余侯。突地稽悦中原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宠之”。唐高祖武德元年（8），遣使朝贡。四年（2），与契丹孙敖曹请内附。朝廷遂以寄治于营州的隋辽西郡为燕州，以突地稽为燕州总管。六年（23），率部内徙于幽州昌平城（今北京昌平西南）。侨居幽州地区的突地稽部，天宝有二千零四十五户，一万一千六百零三口。突地稽后人世为酋长，“门擅英豪，代承恩宠”。其子李谨行累迁营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燕国，陪葬乾陵。谨行子李秀《碑》称族出“范阳李氏”，“范阳李者，其先出自陇西”2。说明这支南迁之粟末靺鞨，至第三代业已汉化，并与汉族高门“陇西李氏”认同。 粟末靺鞨的另一支于武后圣历元年（98）建立以大氏为王的地方政权。 先天二年（73），唐封其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部为忽汗州，以大祚荣为都督。其政权初称振（震）国，至是改称渤海国。渤海国于辽太祖天显二年（92）为辽所灭，先后传袭十五王，历二百二十九年。渤海国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并有高丽等民族的多民族政权，但其王室则应为突厥人。其国初建时，“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2。至二世国王大武艺（79—737年在位），“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皆畏臣之”3。约在三世国王大钦茂时（738—794年在位），仿照内地建置，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行政管理体制，标志着渤海国进入其全盛阶段。当其时，“南与新罗、与唐为界，东际海，西界契丹，东北至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地方五千里”4。即包有今吉林、黑龙江、辽宁及俄罗斯滨海地区和朝鲜咸镜北、南道、两江道、慈江道、平安北道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室韦民族的分布室韦，亦作“失韦”，契丹之别种，“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北魏时始见记载。室韦初有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等五大部落，分布于今嫩江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南、北岸地区。五部“不相总一”，“并无君长”，“突厥常以三吐屯（突厥达官之一）总领之”5。唐代关于室韦居处的记载更为具体其族“居■越河北”，“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海”；有九大部落，其中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小如者室韦、婆芭 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等八部“并在柳城郡之东北，（距郡）近者二千五百里，远者六千二百里”，八部之北曰大室韦，傍望建河而居，并延伸到今外兴安岭以北，至于海；又有乌素固部、移塞没部、塞曷支部、和解部、乌罗护部、那礼部、达姤部、《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新唐书》卷二一九《黑水靺鞨传》；王承礼《渤海国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984年版。 2《隋书》卷八一《靺鞨》；《册府元龟》卷九七○、九七七。 《新唐书》卷一一○《李谨行传》；乾陵博物馆馆藏《李谨行墓志》；《李秀碑》，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版。 2《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谓大氏，“本高丽别种”，但《新唐书·渤海传》称大祚荣父为舍利乞乞仲象，即应为突厥舍利部人，是乞乞仲象应为居于高丽、粟末靺鞨人中间的突厥人。3《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 4《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国传》。 5金毓黻《东北通史》，社科战线出版社98年版。 《隋书》卷八四《室韦传》。 乌丸部、蒙兀部、西室韦、东室韦，等等。2室韦诸部臣隶于唐，朝廷置室韦都督府以统之。室韦乌罗护部落有内徙者，如以讨安史之乱闻名的乌承恩、承泚兄弟，即出此族。 2《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 第五节蛮僚诸族岭南俚族洗、冯家族俚族即今海南黎族先民。其族源于百越，东汉时称“里人”，至隋始曰“俚”，唐时则有称“黎”者。因其为古越人后裔，故隋唐史籍对居于岭南（今五岭以南）诸郡的俚人亦称“越族”或“南越”人。自南朝梁、陈迄隋、唐，俚族在首领洗氏及其汉人冯氏子孙的领导下，据有数千里河山，成为岭南地区的第一大政治势力。 俚族女酋洗氏，高凉郡（治今广东阳江西）电白（今广东电白）人3，“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由于善抚俚众，“海南（今海南北部）、儋耳（今海南西部）归附者千余洞”。梁大同（535—545）初，洗氏嫁于罗州（今广东化州）刺史冯融之子高凉太守冯宝为妻。融为汉人，祖父业自北燕浮海归宋，“三世为守牧”。因“他乡羁旅，号令不行”，为使“政令有序，人莫敢违”，遂有洗冯两大俚汉家族联姻。3“侯景之乱”中，洗氏与冯宝协助高要郡（治今广东高要）太守陈霸先平叛，由之他们又成为陈朝的开国功臣。其子冯仆因而被擢阳春郡（治今广东阳春）太守，洗氏被拜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陈亡后，岭南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4。及隋遣使安抚，洗氏又不失时机地依附新朝，被文帝册为谯国夫人。时其夫冯宝、子冯仆已卒，则拜其长孙冯魂为仪同三司、次孙冯暄为罗州刺史、幼孙冯盎为高州（治今广东阳江西）刺史。自是冯家在洗氏的荫庇下，据有今广东湛江地区和海南省的大部土地，威力所及，达于今广东珠江三角洲、西江一带和广西东南部分地区，成为岭南越族的最大首领。2隋亡，“南越一隅，未有行定”，冯盎“克平五岭二十六州”，并于武德五年（22）以岭南数千里附唐。唐高祖析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国、高罗总管，封越国公。盎子智戴拜春州刺史、智戣拜东合州刺史。冯盎有子三十人，如智玑、智戣、智式等亦次第拜授刺史。直到武周时代，岭南冯、洗家族才门庭败落，冯盎孙君衡以“谋反”罪名被诛，君衡子冯元一（即高力士）被净身入宫。2分布极广的僚族僚族，“盖南蛮之别种”。原居今陕南至川南一带，“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3。魏晋以降，今黔、滇、桂、湘、粤诸省区的某些蛮族亦泛称僚人。其族人数众多，十六国时，仅巴西等地造反的诸僚就有十余万落（户）。北魏时，巴州隆城镇所管僚民多达二十万。 隋唐时的僚人，不只分布广，而且名号甚多。一日南平僚。分布于今四3《唐会要》卷九六《室韦传》。 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中华书局984年版。 234《隋书》卷八○《谯国夫人传》。 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 2《旧唐书》卷一○九、《新唐书》卷一一○《冯盎传》。 3《高力士残碑》，《考古与文物》983年第2期。 川巴县一带，“部落四千余户”。其酋朱姓，“号为剑荔王”。贞观二年（28），遣使内附，“以其地隶于渝州”4。南平僚徙入岭南者，则有宁氏家族，自陈至唐，世袭钦州都督、刺史，实力同俚族洗、冯家族相埒。二曰山南西道诸僚。巴、洋、集、壁等州均有山僚分布。三曰剑南诸僚。邛、眉、益、雅、嘉、纳等州均有僚民分布于山地。又，戎、泸二州间有称“葛僚”者，“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3。四曰黔中僚。琰、明、巫等州亦为僚人居地。五曰岭南诸僚。除钦州宁氏为南平僚分支，还有罗窦洞僚、龚州东西五洞僚、桂州山僚等。4此外，其他地方如秦、陇等州亦都有僚人居住。4今天的仡佬族当与隋唐僚族有渊源关系。 谢蛮谢蛮为今苗族先民之一。隋唐时散布于今贵州等地。以其首长多为谢姓，故称谢蛮。其族类有牂牁蛮、东谢蛮、南谢蛮等。 牂牁蛮地处“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南至交州，西至昆明九百里”5。相当于今黔东、中南部地带。首领谢龙羽，于隋末据有其地，拥胜兵数万人。唐高祖武德三年（20），其族内属，因复置牂州，以龙羽为刺史，封夜郎郡公。开元二十五年（737），“乃以赵氏为酋长”。天宝中，酋长赵国珍以功授黔州都督，“在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唯黔中封境无虞”。 东谢蛮分布于贵州东北部，“地方千里”，“散在山谷，依树为居”。贞观三年（29），酋领谢元深入朝，朝廷以其地置应州，授元深刺史。 南谢蛮分布于今贵州贵阳以南地带。其首领谢强曾与谢元深同至长安，太宗以其地置南寿州，授强刺史。2西谢蛮，与南谢邻接。4又有蛮州蛮，以宋氏世袭刺史。因其“州接牂牁”3，当亦为谢蛮族类。此外功州蛮，也以谢姓为世袭功州刺史。西赵蛮西赵蛮在东谢之南，即今黔东地区。其境“南北十八日行，东西二十三日行”，“赵氏代为酋长，有万余户。”贞观三年（29），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授酋长赵磨为刺史。 五溪蛮4《魏书》卷一○一《蛮传》。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平僚传》。 4《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平僚传》。 5《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旧唐书》卷一九七《牂牁蛮传》。 《旧唐书》卷一一五《赵国珍传》。 2《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东谢蛮传》。 3《旧唐书》卷一九七《东谢蛮传》。 《唐会要》卷九九《东谢蛮传》。 又称武陵蛮。分布于今湖南西部和黔、川、鄂邻接处的沅水上游地区，由沅水源头的雄、■、酉、沃、辰五条溪流得名。五溪为群蛮荟萃之地，唐末诸蛮于此攻城略地，朝廷无力镇压，遂授诸蛮酋为刺史。7西原蛮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因唐初于其地置西原州而得名。其族分布约相当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和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部广南、富宁县一带。这一带属于岭南南平僚宁氏的势力范围，但直接统治该蛮诸部的则为黄、韦、周、侬、莫、廖等本族大姓，其中尤以黄氏为最强。黄氏与韦、侬等氏“相唇齿”，“据十余州”。唐后期，西原蛮在其豪姓大族黄乾曜、黄少卿、黄昌沔等三代首领组织下，多次反抗唐朝的统治，参加造反的动辄二十万，岭南桂州经略使等所管十八州都被卷入。3西原蛮当属岭南僚、俚，并当为今壮族先民之一。 南诏蛮隋唐时，在今滇、川南、黔西，分布乌蛮、白蛮等民族。其中乌蛮别种六诏部落之蒙舍诏（即南诏）最强大。其首领细奴逻于贞观二十三年（49），在巍山建立以大蒙为号的地方政权。后来，其王皮逻阁在玄宗下统一了六诏，并兼并乌蛮、白蛮等其他部落，据有今云南全境和川南、黔西以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的部分地区。其王姓蒙氏，玄宗赐皮逻阁名曰“归义”，册封为云南王。贞元十年（794），即蒙归义曾孙异牟寻时，德宗册异牟寻为南诏王。 南诏原为六诏之一。六诏为蒙嶲诏，分布于今云南巍山北境；越析诏，居今云南宾川境；浪穹诏，在今云南洱源境；邆赕诏，居今云南剑川境；施浪诏，在今洱源东；蒙舍诏，又称蒙氏蛮，因地处最南，故又名南诏。 南诏“本乌蛮之别种也”，“自言哀牢之后”。乌蛮主要分布于“东爨”境域；“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3。白蛮主要分布于“西爨”地区；“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东爨。”2两爨大致以今云南大关（或谓曲靖）至建水一线为界，界东为东爨，界西为西爨。以乌蛮、白蛮为主体的两爨蛮，以首领姓爨而得名。早在南朝梁元帝时，西爨首领爨瓒就已“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2。唐高祖武德中，授其孙弘达为昆州刺史。此后诸帝又于其地广置羁縻府州，隶于南宁州都督。南诏崛兴后，蒙归义等通过联姻和武力征服等手段，将两爨蛮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南诏在兼并两爨的同时，还对云南境内外的其他诸蛮用兵。被其征服的主要民族有7《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西赵蛮》。 《新唐书》卷一八六《邓处纳传》。 3《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西原蛮传》。 2《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河蛮。又称洱蛮、西洱河蛮，属白蛮种类。原居西洱河（今洱海）一带城邑，为蒙归义击败后，北迁依附浪穹诏。贞元十年（794），浪穹诏为南诏破，“复徙于云南东北拓东以居”3。 独锦蛮。乌蛮族类。分布于“秦藏川南，去安宁两日程”2。其酋同南诏王室世为婚姻。 弄栋蛮。白蛮族类。因原处弄栋县而得名，后部分人北徙，“散居于磨些江侧”的剑川等地。贞元十年（794），被异牟寻迁于永昌。2青岭蛮。白蛮种类。“本青岭县部落”。天宝中，其首领尹氏率族人投靠南诏。后来的南诏清平官多出自该蛮。4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居铁桥城北。贞元十年（794），异牟寻破吐蕃铁桥城，获汉裳蛮数千户，被徙于云南东北诸川地。5长裤蛮。乌蛮种类。原居剑川，后为南诏徙今丽江塔城东。5施蛮。乌蛮种类。居铁桥城西北大小施赕和剑寻赕。贞元十一年（795），南诏攻破施蛮并虏其王。顺蛮。乌蛮种类。初与施蛮杂处于剑、共诸川。蒙归义败施浪诏、浪穹诏，二浪北走中逐施、顺二蛮，二蛮遂散处铁桥城一带。贞元十一年（795）异牟寻虏其王，其部散隶东北诸川。8磨些蛮。乌蛮种类。散居铁桥城、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等川。南诏破其部后，有万户人被“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滇池附近）”9。朴子蛮。哀牢夷后人，今崩龙族先民。开南城、银生府、永昌府、寻传、铁桥城西北等处，均有朴子蛮分布。朴子蛮隶于南诏永昌、丽水等节度使。9寻传蛮。本嶲州羌人部落，分布于今宁安河、雅砻江与金沙江合流处，后迁至今云南宏州以西地区，同朴子蛮杂处。寻传蛮为今阿昌族先民。3裸形蛮。又称“野蛮”。分布于今高黎贡山和腾冲以西，与朴子、寻传蛮杂处。南诏阁罗凤平定寻传蛮后，令裸形蛮散处山谷，并于大赕（今缅甸迈立开江上游地区）中筑城，“管制野蛮”3。裸形蛮为今景颇族先民。浪稽等蛮。六诏北有浪稽、罗哥谷蛮；东有婆秋、乌皮蛮；南有离东、锅锉蛮。浪稽等蛮出自哀牢夷，锅锉蛮当为今拉祜族和苦聪族先民。2金齿等蛮。金齿、黑齿、银齿、绣脚、绣面诸蛮，“并在永昌、开南”4。金齿等蛮为今傣族先民。 芒蛮。分布于自今保山南部经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拉祜佤族自治县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芒蛮为今傣族先民之一。5穿鼻等蛮。穿鼻、长鬃、栋峰等蛮“并在拓东（今昆明）南”7。 和蛮。乌蛮种类。今哈尼族先民。分布于今云南境内的红河流域。南诏3《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 2《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5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蛮传》，并见《云南志校释》卷四。 《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一年。 9《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一年，《云南志校释》卷四。 3《云南志校释》卷二《山川江源》。 2《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977年版第294页。 4《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诏蛮传》。 5《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兴起后，开其地为郡。8望蛮。分布于今澜沧江以西地区，佤族先民。“其人勇捷”，打仗时，南诏令望蛮为前驱，时呼勇士为“苴子”，故其族又称“望苴子蛮”。望蛮有外喻部，居永昌西北。8东蛮。乌蛮族类。有勿邓、丰琶、两林等部落，散处嶲州泸水以东地区，故称东蛮。其西昆明、昌明一带之磨些等族，谓之西蛮。“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为白蛮，五姓为乌蛮。又有初裹五姓，“居邛部、台登之间”。属于勿邓部落的还有东钦、粟、雷、梦诸小部。两林部落在勿邓部落以南的今四川喜德县东部地带，有十低、阿屯、亏望等小部。丰琶部落在两林部落南，有阿诺等小部。东蛮诸部推两林首领为酋长，“号都大鬼主”。东蛮先后臣隶唐、吐蕃、南诏。东蛮为彝族先民之一。 昆明蛮。分布于今云南东北和贵州普定一带。5松外蛮。白蛮族类。北自松外城（即今四川盐边），南至西洱河（今洱海）地区的民族，泛称“松外诸蛮”。松外蛮“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3。贞观中，唐将梁建方讨松外诸蛮，“谕降者七十余部，户十万九千，署首领蒙和为县令”5。后羁属南诏剑川节度使。 唐于诸蛮的羁縻州之设唐朝羁縻府州，“皆傍塞外，或寓名夷落”4。因此，从诸道蛮州之设，亦可知诸蛮分布的大概。 剑南道（治今四川成都）置蛮州百余，“皆无城邑”，寓州名于部落，“羁縻而已”。其中雅州都督府管押以“生羌”、“生僚”所置十九州；黎州都督府统制“徼外生僚”五十四州；泸州都督府管押“夷僚”十州；戎州都督府管押诸蛮州六十四；嶲州都督府统领思亮等十六蛮州；姚州都督府统押曾隶戎州的十六蛮州。黔中道（治今四川彭水）置蛮州五十一，均隶黔州都督府，“皆寄治山谷”2。 岭南道（治今广州）置蛮州九十二。其中内纡、归思等七州隶桂州都督府；椳、归顺等二十六州隶邕州都督府；德化、郎茫等四十一州隶安南都护；爨蛮州十八隶峰州都督府。3第五章隋的统一第一节隋的建立隋的建立者是文帝杨坚。杨坚父名杨忠，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 8《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89—299页。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89—299页。 5《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 3《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4《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松外诸蛮》。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北周时，杨忠又任柱国大将军、大司空，封隋国公。后来，杨坚袭父爵为隋国公。周武帝统一北齐后，杨坚为定州总管，后又任亳州总管。宣帝即位，因杨坚系皇后的父亲，内调上柱国、大司马，掌握军权。静帝大象二年（580），宣帝死，静帝年仅八岁，不能亲理政事，杨坚遂乘机总理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 杨坚执政后，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怕周室诸王发动兵变，遂以千金公主（赵王宇文招女）将嫁突厥为借口，征赵、陈、越、代、滕诸王入朝。由于周室诸王想发动政变，杨坚又正想除掉他们，于是，杨坚就以各种借口把他们先后杀死。后来，杨坚又接受虞庆则的建议，尽灭宇文氏，在朝廷排除了一切敌对势力。 除了一些阴谋发动政变者之外，还有公开举兵反抗者。最早起兵反对杨坚的是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总管尉迟迥。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他统治原北齐之地，权力很大。杨坚欲派韦孝宽代替他的职务，于是，尉迟迥于大象二年（580）六月起兵反坚。七月，荥州刺史宇文胄、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等，都纷纷起兵，响应尉迟迥，反对杨坚。尉迟迥拥兵数十万之众，对杨坚形成很大威胁。 在长江流域响应尉迟迥的，还有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原来的北齐之地及今湖北、四川一带，都为杨坚的敌对势力所有了。 杨坚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派韦孝宽为行军元帅，不久又加派高颎为监军，东讨尉迟迥。韦孝宽进军至永桥城（今河南武陟西南大虹桥，当时桥旁有城），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率十万大军沿沁水布阵。尉迟惇欲乘韦孝宽军东渡沁水之际进行袭击，故稍作退却。由于退军未作周密布置，故稍退阵地即发生动摇。韦孝宽抓紧有利时机，鸣鼓进军，致使尉迟惇全军溃乱，败退邺城。韦孝宽乘胜进逼邺城，尉迟迥倾其所有十三万人，列阵城南。韦孝宽初战不利，继又发动攻势，迫使迥军退守邺城。韦孝宽攻破邺城，尉迟迥兵败自杀。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历时仅六十八天。接着，席毗罗、宇文胄也先后战败被杀，关东地区的兵变均被平定。 与此同时，杨坚又以王谊为行军元帅，进讨司马消难。司马消难以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及鲁山等八镇投降陈朝，陈宣帝乘机攻取了沿江一些城镇。王谊继续南进，司马消难逃奔陈朝，这场兵变又被平定。 在西南方面，杨坚任命梁睿为行军元帅，出兵二十万，自剑阁进逼成都。王谦亲率精兵五万，迎击梁睿，结果战败被杀，杨坚又取得胜利。 从大象二年六月尉迟迥起兵，到王谦于这年十月失败，总共不到四个月时间。既然周室诸王已除，三方面的战争又胜利结束，杨坚就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遂于周静帝大定元年（58）代周称帝，国号隋，并改大定元年为开皇元年。不久，又杀周静帝，历时二十四年的北周退出历史舞台了。第二节隋的统一隋文帝的改革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为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开皇元年，杨坚刚做了皇帝，就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在朝廷废除北周模仿《周礼》所建立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吏、礼、兵、都官（刑）、度支（民）、工等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制度，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因为同时几个宰相执政，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以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开皇三年（583），在地方职官方面，又采纳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的建议，把齐、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于是，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废去郡一级机构，裁减了冗员，节省了国家开支，加强了统治机器。 开皇元年与三年，隋文帝先后两次派高颎、郑译、杨素与苏威、牛弘等人修订齐、周以来的法律。修订成的新律就是《开皇律》。《开皇律》与前代法律相比，有不少进步的地方。例如“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不仅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法，而且还准许有冤者上诉。律文规定“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第二次修订的结果，又前进了一步，“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同时还规定“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2由此可见，《开皇律》比前代的法律对人民的压迫是有所减轻的。 封建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尽管它较《北齐律》有所进步，但它的阶级实质是依然如故的。例如，“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所定“十恶之条”（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正是从各方面维护封建秩序，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反之，统治阶级则有各种特权。例如，凡在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之科的皇亲国戚、勋臣，还有七品以上官员，犯罪者都可以“例减一等”3。九品以上官员犯罪者可以铜赎罪。更为甚者，是统治者可以抛开法律条文，随心所欲地加重刑罚。隋文帝不仅根据自己的喜怒每于殿廷打人、杀人，甚至还规定盗一文钱或边粮一升，或三人共窃一瓜者，也要处死。可见，隋朝的法律所表现的阶级压迫也是极为残酷的。 从开皇元年开始，隋文帝、隋炀帝曾经三次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均田的办法，大抵沿袭北齐。按照这种办法，农民虽然受田不足，而官僚地主却能占永业田多者一百顷，少者四十亩。不过，这种制度多少也可使无地农民得《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长城公至德元年。 2《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到一些土地，地主兼并土地的稍稍受到一些限制，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按北周制度，民年十八岁成丁，今改为二十一岁成丁，开始服役的时间推迟了三年。北周丁男每年服役一月，今改为二十天。调绢一匹原来是四丈，现改为二丈，减少了一半。开皇十年（590），又规定民年五十岁者，可以庸代役。减少农民赋役的负担，既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朝廷对地主豪强争夺劳动人手。 开皇五年（585），隋文帝为了增加赋役的来源，从事户口整顿。南北朝时，豪强地主把大量的朝廷编户变为依附佃客，还有一些农民为了逃避赋役的负担，诈老诈小，使户籍与实际情况不符。山东地区，特别严重。因此，隋文帝下令，“大索貌阅”。就是朝廷按照户籍上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查出有谎报年龄者，基层官吏保长、里正都要流徙远方，并鼓励民户互相检举。结果，朝廷的户籍当年就增加了四十四万三千丁，一百六十四万余口。 另外，还根据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就是朝廷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每年正月，地方官负责在乡里挨户依照标准定等，当作征发差役、确定税额等的依据。这样，不仅使户籍制度更加完善，同时也使一些脱籍逃亡的农民加入朝廷的户籍，从而扩大了国家赋役的来源。 其他方面，隋文帝还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和巩固隋朝政权。 开皇三年，为了从经济上充实都城长安，从河东与中原一带向长安大量运米，并在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输，把关东、汾晋一带的粮食陆续运到长安。由于渭水沙多，深浅不常，影响潼关至长安的运粮，隋文帝又于开皇四年（584）利用渭水开广通渠三百余里，更加方便了粮食的运输。 开皇五年（585），隋廷又在各地设置义仓。就是要百姓与军人都要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后来，关中大旱，关东水灾，义仓都发挥了赈济的作用。 隋朝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社会经济，使隋朝很快富强起来。 统一全国与此相反，正当隋朝日益富强的时候，陈朝则每况愈下，正在走向衰亡。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是陈叔宝。由于他荒**奢侈，无所作为，所以“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这样，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以致民不聊生，破产的农民日益增多。本来，从东晋到宋、齐、梁、陈，以陈的疆域最小，再加上政治，对农民的剥削严重，迫使农民大量破产，脱离朝廷户籍，所以，朝廷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4），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而到陈亡时则只有户五十万，口二百万。可见陈朝已经是一片没落气象了。 实现全国统一，是历史前进的要求。根据隋与陈的实际情况对比，隋灭《陈书》卷六《后主纪》。 陈是必然的。 隋在灭陈之前，先统一了后梁。后梁为南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衍所建，初都襄阳，后迁江陵，前后三个皇帝，共三十三年。后梁实际上是北朝西魏、北周、隋的附庸。西魏、北周、隋都曾在江陵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征后梁皇帝萧琮至重生.freexs之宦海风云帖吧长安，并派兵进据江陵，废掉梁国。开皇八年（588）十月，隋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全面负责灭陈的战役。不久，又以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各路隋军共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杨广节度。东自海，西至巴蜀，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 面临隋军的大举南下，陈叔宝优柔寡断，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自我安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都官尚书孔范也附和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并诬蔑“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于是，隋军顺利渡过长江。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韩擒虎先后渡江。当时，建康尚有陈军十余万人，但由于陈叔宝怯懦无能，也不懂军事，唯日夜啼哭，把一切大权交给嫉贤妒能的施文庆，有才能的文官武将不能发挥作用，致使隋军很快攻下建康。陈叔宝与其爱妃张丽华跳入枯井，后被隋军所俘。长江上游的陈军知大势已去，也都解甲投降。至此，陈朝灭亡，全国又告统一了。 隋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晋以后，分裂局面的出现，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结果。所以，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对立，包含着民族矛盾的内容。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以后，在先进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必然要与先进的民族组合在一起。西晋灭亡以后的北方游牧民族，逐步接受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方式，由氏族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很快地进入封建社会。在这种封建化的过程中，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都逐步与汉族接近而一致。这样一来，民族的界限渐渐消失，民族矛盾也就随之而不存在了。 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候，南方人民南朝政权包含着反对民族压迫的意义。随着民族矛盾的消失，南朝政权又日益，阶级矛盾逐步激化，致使南方人民不再南朝政权。这就意味着广大人民要求统一。唐朝初年，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撰《南史》与《北史》，就是为了从思想上进行统一。李延寿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不难看出，李大师、李延寿撰史的动机，首先是要消除南北的互相歧视，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其次是从体例上消除各个断代史只有局部，没有整体的缺点。存在决定意识，这正是人们从思想上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反映。长期以来，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隋朝政权的巩固与强大奠定了基础。隋文帝利用这种条件，进行各种改革，使隋朝在政治上强于南方，军事《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祯明二年。 《北史》卷一○○《序传》。 上超过南方，形成了北方统一南方的必然之势。由此可见，隋的统一，是隋文帝在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人为作用的结果。 第六章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的建立隋朝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建立，到炀帝大业十四年（8）灭亡。 共三十七年的历史。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同时，还采取了多种措施，巩固并发展了封建国家，致使隋朝出现了富强繁荣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仅仅三十多年，唐就取隋而代之了。这主要是隋炀帝倒行逆施。推行了一系列暴政，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大起义的结果。 第一节隋炀帝的暴政穷奢极欲，纵情声色隋文帝时，虽然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但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也在发展。由于长期以来，未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地主、官僚占有大量土地的情况，没有得到缓和，如大贵族杨素，除按官品占有永业田和职分田外，还曾两次得到赐田一百三十顷。这样一来，就使许多农民不能按均田制的规定得到土地，隋朝均田制规定，一夫受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露田，但实际上有些“狭乡”每丁只能有田二十亩。这种根本问题的存在，决定阶级矛盾必然逐步激化。隋文帝虽然以“节俭”被史书所称道，但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这只能是一些表面现象，实际上仍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开皇十三年（593），杨素给他修仁寿宫，由于工程大，时间短，劳动者死亡上万人，隋文帝同独孤皇后看到仁寿宫豪华壮丽，对杨素大加称赞，并赏钱百万，锦绢三千段。同时，隋文帝还随心所欲地加重刑罚，任意杀人。如前所说，甚至规定凡盗一文钱或边粮一升，以及三人共窃一瓜者，也要处以死刑，这些都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因素。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等，也无不影响政权的稳定。因此，魏徵说“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并非没有道理。 如果说隋文帝时阶级矛盾正在发展，那末，隋炀帝的各种倒行逆施的暴政就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 隋炀帝一登上皇帝的宝座，就开始了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的腐化生活。 首先，他不满足于京师的物质享受。仁寿四年（04）七月做了皇帝，十一月他就东赴洛阳，下诏营建东都。诏书中说修建要“务从简约”2，但事实则完全相反，第二年修建东都时，“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所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彫落，则翦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翦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竟以殽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2。同时，还派人“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如果说修建东都是为了把政治中心东移，减少每年大量向京师运粮的困难，即使有些浪费，也还算做了些有实际意义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隋炀帝在位总共不到十四年的时间，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大部分时间是四处巡游，不在洛阳。大约统计，隋炀帝在洛阳的时间，断断续续，总共不过四年左右。在京师的时间不足一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一切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到哪里，也就是政治中心到那里了。况且，隋炀帝每次游幸，都兴师动众，“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3。由此可见，在隋炀帝外出《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2《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3《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期间，大批国家官吏与军队都不在洛阳，洛阳既未真正起到政治中心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肯定他修建东都的积极意义了。其实，营建东都只不过是隋炀帝“无日不治宫室”的一个方面。尽管“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因此，很多宫殿，遍布各地。他每次到各地宫殿游幸，都极奢侈豪华。最突出的是南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2。游幸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而且如此阔气排场，均为前所未有。 其次，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显赫地位，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挥霍，浪费难以数计的人力和财力。大业二年（0），突厥启民可汗来到隋朝，隋炀帝“欲以富乐夸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鸣环佩，缀花毦；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3。大业六年（0）正月，“诸蕃酋长毕集洛阳”，隋炀帝命“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周边一些民族派人到洛阳丰都市（东市）交易，隋炀帝就“命整饬店肆，簷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4。隋炀帝就是这样，把民脂民膏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 至于隋炀帝贪恋声色的糜烂生活，一直到他在江都面临末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收敛。 徭役繁多，破坏生产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莫过于隋炀帝劳民伤财，破坏生产。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停止劳动生产，人们就会因冻饿而死，这个国家或民族自然就要灭亡。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真理。正是这种人人都知道的真理，隋炀帝却置若罔闻。他既想要得到劳动人民的各种生产成果，却又例行逆施，把大量的劳动力用于非生产方面，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肆征发劳动人民服役，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 仁寿四年年底，隋炀帝刚刚即位，就“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大业元年，杨素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由于“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2。同时，又征《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四年。 2《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3《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二年。 4《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六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2《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在这年游江都时，仅揽船工就用了八万余人。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3。七月，又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大业四年正月，征发河北百余万人开永济渠，丁男不足，妇女也被征发了。七月，又征发二十余万人修筑长城。把这样多的民力用于非生产方面，必然导致生产停滞，不能发展。 当然，运河的开凿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与其他劳民伤财的工程相提并论似乎不甚妥当。其实，认真分析一下，也并无不妥之处。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是开凿运河的客观效果。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们需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去从事保证人类生存的农业生产。隋炀帝强迫农业劳动者去从事远远超出劳动者的负担能力的巨大工程，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用大量劳动者的生命去满足自己游幸的需要，即使客观效果有好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去歌颂发号施令者的功绩。抛开大量劳动者的伤亡，生产的中断，去侈谈长远的效果，就是割断历史。如果不是农民战争推翻隋炀帝政权，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开辟道路，运河的客观效果是不能显示出来的。由此可见，严重破坏生产力的结果，是劳动者走投无路、被迫造反。反之，如果隋炀帝不是劳民伤财，破坏生产，社会财富会更加丰富。在社会财富更加丰富，劳动者的负担能力许可的情况下，用较长的时间去开凿运河，无疑会促进历史的前进。 直接导致农民起义的是进攻高丽。从大业八年（2）到大业十年（4），隋炀帝三次对高丽进行战争。大业七年（）为了准备进攻高丽，派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工匠被迫站于水中昼夜劳动，腰以下溃烂生蛆，死亡什之三四。又征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命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为了转运军粮，“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 大业八年，第一次进攻高丽，动用军队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送给养的比军队还多一倍。萨水（在今朝鲜平壤北）战败，致使三十万五千作战部队仅剩下二千七百人。至于第二、第三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也同样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隋朝最盛时，全国人口是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仅进攻高丽的战争，直接、间接参加的就有三四百万，各种频繁的徭役，更是难以计算。但可以肯定，大部分青壮年劳动者都离开了生产岗位，这是对生产力最严重的破坏。“耕稼失时，田畴多荒”2，正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实际情况。《隋书·食货志》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疆场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不仅如此，更加“重3《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以致“百姓困穷，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3。这就是说，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劳动人民为了不被冻饿而死，只有相聚起义，高举农民革命的大旗了。 第二节隋末农民大起义王薄首举义旗首举起义大旗的是王薄。王薄是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大业七年，他首先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发动起义。为了号召群众参加起义军，他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是先知先觉者。同时，他还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群众拒绝参加进攻高丽，激发群众的反隋情绪。因为隋炀帝为进攻高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最为沉重的灾难。 王薄起义，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革命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起来。与王薄起义的同时，翟让也在瓦岗发动了起义。另外，孙安祖在高鸡泊，张金称在蓨县，高士达在蓨县，刘霸道在豆子■也先后起义。 大业九年（3），又有孟海公在济阴周桥、孟让在齐郡、郭方预在北海、郝孝德在平原相继起义。封建史籍所谓“群盗蜂起，不可胜数”，正说明农民起义的烽火已遍地燃烧。 杨玄感起兵在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影响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充分暴露了。 大业九年，正当第二次进攻高丽的时候，隋朝贵族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杨玄感的父亲杨素是隋炀帝的亲信，他曾帮助隋炀帝夺取了帝位。杨玄感因其父有功而位至柱国，又迁礼部尚书。第二次进攻高丽时他在黎阳督运军粮，他看到隋炀帝倒行逆施，天怒人怨，认为有机可乘，遂起兵叛隋。他举兵南下，进攻东都，顺利到达洛阳城下，众至十余万人。杨玄感进军顺利，迅速发展壮大了势力，正是他的行动迎合了广大人民反对隋炀帝的要求。所以，杨玄感虽然因进攻高丽的军队南下，使其腹背受敌而失败，但也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急剧激化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是一触即发的。 在杨玄感起兵的影响下，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高涨了。大业九年七月，刘元进在余杭拥众数万人，响应杨玄感。八月，吴郡朱燮起义，“民苦役者赴之如归”；管崇在晋陵起义，众至十万人。正当杨玄感围攻东都时，梁郡韩相国也举兵响应起义，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杨玄感于八月失败，九月就有东海彭孝才起义，有众数万人；十月，吕明星进攻东郡，十二月，扶风向海明起义。众至数万。另外，还有杜伏威、辅公祏、苗海潮等人在各地起义。这些起义军，虽然没有直接打起响应杨玄感的旗号，但在杨玄感狠狠打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之后，至少说是对他们的起义减少了困难，增加了有利因素的。由此可见，杨玄感起兵对隋末农民起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起义军的不断发展，使隋炀帝失去了控制全国的能力，长安、洛阳、江都，都成了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到大业十二年（），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分散走向集中，原来遍布各地的起义军，逐步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农民军队伍。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九年。 窦建德是清河郡漳南县人，由于他同情穷苦农民，肯帮助别人，所以在当地的威信很高。 大业七年（），隋炀帝征发农民，进攻高丽，窦建德被选为二百人长。他的同乡孙安祖也被选为征士。孙安祖因家遭水灾，妻子饿死，不愿前往，遂遭县令怒笞。孙安祖刺杀了县令，去找窦建德。窦建德表示“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要他到高鸡泊中去聚众起义。孙安祖接受这个建议，带着窦建德给他招募的几百人，到高鸡泊正式起义了。由于起义军不断打击着隋朝的黑暗统治，地方官就到处搜捕与起义军有关的群众，窦建德也是搜捕的对象。窦建德在全家被杀后，忍无可忍，聚集了二百多人，参加了高士达的起义军。 窦建德参加起义军后，一直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并且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于是，威望越来越高，很快就由一个小头目成为一支大规模起义军的领袖了。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于大业十三年（7）正月在乐寿建立政权，窦建德称长乐王，第二年，又改国号为夏，改元五凤。这支起义军首建功绩，是打败隋朝涿郡通守郭绚。 大业十二年，郭绚率领一万多人进攻高士达。高士达命窦建德负责指挥作战，自己守卫辎重。窦建德率七千精兵，假称投降，麻痹郭绚。待郭绚松懈以后，窦建德突然出击，大败隋军，杀其数千人，得马千匹。郭绚带数十骑逃走，又被窦建德追上斩首。隋军闻风丧胆。自此以后，窦建德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不久，高士达在与隋军作战中牺牲，窦建德就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当然领袖了。 河北起义军的第二次重要战绩，是大败隋涿郡留守薛世雄。薛世雄是很受隋炀帝赏识的隋军将领，三次进攻高丽，他都参加了。进攻高丽失败归来，他当了涿郡留守。大业十三年，瓦岗军逼近东都，隋炀帝命他率军三万人南下，镇压沿途的起义军，并解东都之围。这时，窦建德刚于乐寿县称长乐王，起义军已发展到十余万人。薛世雄南下，河北起义军首当其冲。 薛世雄兵行至河间七里井，窦建德一面将重兵埋伏起来，一面声称要远去豆子■。薛世雄误认为窦建德逃跑，于是麻痹大意起来。窦建德认为时机已到，亲率敢死队一千人，向隋军猛烈进攻，隋军措手不及，全军溃乱，死一万余人。薛世雄逃入河间城内，忧郁成疾，回到涿郡，就郁郁而死了。隋朝在北方的这支主力军被消灭，加速了隋炀帝政权的灭亡，壮大了农民军的声威。 河北起义军的再次战功，是消灭以宇文化及为首的隋军残余势力。 宇文化及本为隋右屯卫将军，在江都缢杀了隋炀帝，立秦王浩为帝，率领十余万隋军沿通济渠北归。由于瓦岗军的阻击，不能在中原立足，遂转向北去，到了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就在这穷途末路的时候，宇文化及又杀了傀儡皇帝杨浩，自己当了皇帝，国号许，建元天寿。窦建德闻讯，立即进攻魏县。宇文化及战败，退往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起义军又跟踪追击，攻破聊城，活捉宇文化及，彻底消灭了这支跟随隋炀帝多年的基本队伍。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炀帝的黑暗统治过程中，功绩卓著，《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大业七年（），东郡法曹翟让因犯罪而被下狱，狱吏黄君汉私自释放了他。于是，他逃亡瓦岗（今河南滑县东南）聚众起义。同郡的单雄信、徐世勣也都前往参加。他们在永济渠沿岸劫夺来往船只，以致“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起义队伍逐步扩大起来。 大业十二年（），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参加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投奔瓦岗军。李密较有政治眼光，他建议翟让积极发展势力，扩大影响。翟让重视李密的建议，首先攻取了荥阳。 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地，向东是一片平原，向西是虎牢关。虎牢关以西的巩县有隋的大粮仓洛口仓。取得洛口仓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粮食，而且已逼近东都洛阳。可见，夺取荥阳是瓦岗军发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面临强大的瓦岗军，荥阳太守杨庆无可奈何，隋炀帝特派“号为名将”、“威振东夏”的张须陁为荥阳通守，镇压瓦岗军。李密认为张须陁勇而无谋，遂建议翟让与张须陁正面接战，佯败而北走。李密率精兵埋伏在荥阳以北的大海寺附近，张须陁紧跟翟让十余里，到大海寺以北的林间时，李密伏兵四起，隋军陷入重围。张须陁本来掉以轻心，更加突如其来的强兵，使他措手不及，战败被杀。这次失败，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可见，这次瓦岗军的胜利是对隋炀帝政权的沉重打击。 大业十三年（7）二月，瓦岗军攻取洛口仓，并开仓济贫。贫苦农民大量参加起义军。隋朝在洛阳的越王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军二万五千人前往镇压。翟让、李密预先侦知了隋军的动向，作了周密的部署。刘长恭对瓦岗军的情况则一无所知，表面看到瓦岗军的人数不多，遂麻痹大意起来，瓦岗军乘隋军初来乍到，饿饥疲惫之时，大举进攻，隋军大败，死者十之五六。刘长恭仓皇逃回东都。瓦岗军得到大量的辎重器甲，力量壮大，声威大振。四月，瓦岗军逼近东都城郊，攻破回洛仓（在今河南洛阳东北），致使东都粮食缺乏，陷入困境。九月，瓦岗军又攻破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东南），开仓济贫，起义军增加了二十多万。这时，瓦岗军有数十万之众，控制了中原广大地区，达到了鼎盛时期。瓦岗军还公开宣布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明确表示要推翻隋炀帝政权了。 正当瓦岗军日益强大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了。由于李密在屡次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大，其威望也就越来越高，翟让遂主动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后来，翟让的哥哥翟弘以及王儒信等人又劝翟让夺回领导权，这样一来，矛盾日益激化，以致最后李密杀了翟让。 瓦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武德元年（8）六月，宇文化及率江都隋军北上，瓦岗军虽然对宇文化及作战取得胜利，但也损失严重。九月，东都隋军乘机发动进攻，瓦岗军全面失败，李密走投无路，于十月奔赴长安，向新建的唐朝投降了。 瓦岗军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队伍，在中原消灭了大量的隋军，割《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隋书》卷七一《张须陁传》。 断了江都与洛阳的联系，迫使隋炀帝陷入江都孤岛，不能控制全国。最后虽然也走向失败，但仅有的洛阳隋军残余势力也已面临末日了。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杜伏威、辅公祏起义是在大业九年（3）年底。杜伏威是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人，由于其“家贫无以自给”，遂和有“刎颈之交”的辅公祏聚众起义。在和官军作战时，他非常勇敢，“出则居前，入则殿后”，从而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很自然的成了领袖人物。 杜伏威起义后，先入长白山，加入左君行领导的起义军。后来，由于和左君行意见不合，离开长白山，转战到淮南去了。这时，在下邳有一支苗海潮领导的起义军。杜伏威为了壮大力量，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苗海潮率众加入自己的队伍。另外，还有海陵赵破阵领导的起义军也被并入了他的队伍。这支起义军的力量因此就更加可观了。 正当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发展壮大的时候，隋朝的校尉宋颢率军前来镇压。起义军与隋军稍一接触，即佯败后退，诱隋军入葭芦中，然后纵火焚烧，使隋军全军覆没。 大业十三年（7），隋炀帝又派右御卫将军陈稜带精锐部队八千人进攻起义军。陈稜慑于杜伏威军的威力，不敢正面进攻。杜伏威为了激怒陈稜，派人送他一套妇女衣服并致书称他“陈姥”。陈稜恼羞成怒，倾巢而出。杜伏威身先士卒，农民军奋力冲杀，隋军全线溃乱，陈稜仅以身免。杜伏威乘胜攻破高邮，占据历阳，在历阳自称总管，同时，还派遣所部分别取得附近许多地方。在这种形势下，江淮之间许多小股起义军纷纷加入这支队伍，杜伏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就成了江淮一带力量最强大的起义队伍了。 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以后，杜伏威向洛阳的越王侗上表称臣。越王侗命他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不过，当时隋朝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越王侗并不能支配杜伏威，所以，事实上杜伏威的起义军仍然是一支独立活动的力量。武德二年（9）八月，杜伏威又向唐朝投降。唐高祖命他为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进封吴王。以辅公祏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武德五年（22）七月，杜伏威到了长安。第二年八月，辅公祏又举兵反唐，并于丹阳（南京）称帝，国号为宋。唐高祖命襄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赵郡王李孝恭、岭南道大使李靖、齐州总管李世勣等，分别进军淮南，镇压辅公祏。武德七年（24）三月，唐军攻破丹阳，辅公祏战败，出走途中被俘。辅公祏起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但是，在长期战争之后，社会生产急待恢复，经济的发展，刻不容缓。所以人心思安，希望能有安定的环境。正因为这样，辅公祏起义就不能像王薄起义那样，点燃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因此，它不能像隋末农民起义那样，迅猛异常，势不可当，而是很快失败了。由此可见，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不能超出他所处的时代所允可的范围。 《旧唐书》卷五六《杜伏威传》。 第三节唐朝的建立李渊建立唐朝唐朝的建立者是李渊。李渊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暎敝馨仓荩ㄖ嗡诮窈卑猜剑┳芄堋18蠼馓乒＠顣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在隋朝，李渊先后做过州刺史、郡太守。大业十一年（5），隋炀帝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7）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他刚做了太原留守，就视河东为自己的地盘，一面镇压厉山飞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一面又北向突厥讲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收罗人才，发展力量。例如，隋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逃避进攻高丽，都亡命在太原，依附于他；左亲卫窦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收罗这些隋朝的犯罪官员，显然是要和隋炀帝分道扬镳了。 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准备，率军三万人，向关中进发。十一月，李渊攻破长安，迎代王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以尚书令、大丞相的身份掌握了实际大权。 武德元年（8）三月，宇文化及等人缢杀了隋炀帝。从四月到五月，代王侑被迫让位，李渊表面辞让，群臣劝进，经过几次反复，李渊自认为已经是名正言顺了，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高祖。 统一全国李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颇有远见，不像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薛举那样，满足于割据一方，做中国的一隅之主；而是要做全中国的皇帝。因此，他在做皇帝的同时，就开始了统一全国的事业。 李渊统一事业的第一步是平定薛举与李轨。 薛举原是隋朝金城府（在今甘肃兰州）校尉。隋末，陇右一带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薛举乘机发展势力，割据一方，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大业十三年七月，薛举又在金城称帝。薛举先后占领鄯罕鄯州、廓州、秦州等地，还东进扶风，欲攻长安，号称三十万众。这对李渊来说，当然是极大的威胁。武德元年（8）七月，薛举又进兵豳州、岐州一带，李世民所率唐军与其初战失败，薛举也因病死，而未能东进。 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果）继承其帝位，住在折墌城，继续与唐为敌。八月，李世民又率军西进。十一月，唐兵至高墌，薛仁杲多次挑战，唐军坚壁不出，相持六十多天，薛仁杲军粮用完，其部将梁胡郎又向唐军投降，李世民认为时机已到，遂即发动进攻，直逼折墌城下。薛仁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举城投降。 李轨原是隋朝武威鹰扬府司马，薛举在金城割据称雄以后，他感到随时有被进攻的可能，遂于大业十三年七月自称河西大凉王，也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十一月，李轨即皇帝位，改元安乐。 当李渊对薛举作战时，曾派人联络过李轨，李轨的态度反复无常，时而欲降，时而拒降。武德二年五月，李渊派安兴贵去劝李轨降唐，安兴贵是李轨部将安修仁之兄，当安兴贵劝李轨降唐无效时，遂与安修仁密谋，发动兵变，围攻李轨。这时，李轨内部矛盾重重，互不谐调，从而很快分崩离析，李轨被俘。至此，唐朝又平定了河西，向东进军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唐朝统一全国的第二步是大败刘武周，巩固太原。 刘武周原是隋朝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二月，他杀了马邑太守王仁恭，自己做了太守。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突厥始毕可汗进行贿赂，突厥遂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刘武周也就自命不凡，以皇帝自居了。 武德二年（9）四月以后，刘武周勾结突厥，逐步扩张势力，逼近太原。九月，刘武周兵临太原城下。留守太原的李元吉弃城逃回长安。刘武周占据太原后，又派宋金刚攻陷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进逼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直捣龙门。宋金刚**，直达黄河岸上，长安大为震动。十一月，李世民率唐军渡河，十二月，于美良川（在今山西夏县北）大败宋金刚部将尉迟敬德。武德三年（20）四月，唐军又败宋金刚部。唐军乘胜北进，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数十合，在雀鼠谷（在今山西介休与霍县之间）再败宋金刚。刘武周闻讯，惊恐万状，放弃太原，北走突厥，后被突厥所杀。宋金刚看到残局不可收拾，也想逃奔突厥，结果也被突厥所杀了。原来刘武周所控制的州县，全都归唐所有了。 唐朝统一全国的更重要一步，是镇压河北农民军，攻取洛阳。 隋炀帝时，洛阳逐步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大业十二年（）七月，隋炀帝最后一次离开洛阳到了江都。由于农民起义军遍地而起，他无法再回到洛阳。从此以后，洛阳就成为隋军残余势力的据点。 大业十三年初，瓦岗军逼近洛阳，越王侗向隋炀帝告急，隋炀帝遂派江都郡丞王世充率部增援洛阳。王世充到了洛阳，虽然多次进攻瓦岗军，但始终没有改变洛阳隋军被围的困境。隋炀帝被杀后，越王侗也在洛阳做了皇帝，但实际大权都掌握在王世充手中。武德元年（8）九月，瓦岗军打败宇文化及后，自己也损失严重，“其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乘机打败瓦岗军，加强了自己在洛阳隋军中的地位。武德二年四月，他强迫越王侗让位，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为郑，成为洛阳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了。 武德三年六月，唐军平定了刘武周，七月，李世民就奉命东进洛阳。王世充率军三万人与唐军在慈涧（在河南洛阳西）交战。经过激战，王世充败退城内。李世民命行军总管史万宝由宜阳进据龙门（在今河南洛阳南），命将军刘德威围攻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沁阳），命怀州总管黄君汉进攻回洛城（今河南洛阳东北），命王君廓至洛口（今河南巩县），断绝王世充的粮道，主力军屯驻于洛阳北的邙山，对洛阳形成了包围的形势。 唐军与王世充相持于洛阳时，河北的窦建德起义军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唐和王世充都曾派人去争取窦建德。窦建德一面表示愿和唐军联合，同时请求唐罢围洛阳之兵；一面又向王世充表示愿意派兵相助。 当时，唐高祖要统一全国是不可动摇的方针。所以，唐军首先严辞拒绝王世充“息兵讲好”的请求，接着，又拒绝窦建德“退军潼关，返郑侵地，复修前好”的建议，同时又威胁窦建德说增援王世充“良非上策”，望择《资治通鉴》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善而从，否则，“恐虽悔难追”。这样软硬兼施，阻止他增援王世充。武德四年三月，窦建德率军十余万，号称三十万，增援王世充。窦建德进军至成皋（即虎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的东原，通知王世充，希望能够东西夹击唐军。 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李世民与将佐认真研究了形势。李世民认为“世充兵摧粮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情，吾据武（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2窦建德若入虎牢关，与王世充很快合兵一处，就难对付了。于是，他使屈突通等辅佐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亲率精锐部队东赴虎牢关。几次交锋，唐军都取得了胜利。 五月初二这一天，窦建德全力以赴，发动进攻。北距黄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南北二十里（即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县至黄河沿汜水一带），鼓行西进。唐军以逸待劳，坚守不出，自早至午，农民军饥倦疲惫，正争饮水时，唐军突然出击。窦建德措手不及，战败受伤，退至牛口渚（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东北），被唐军所俘。窦建德失败，王世充所属的偃师（今河南偃师）、巩县（今河南巩县）等地官吏相继投降唐军，王世充看到大势已去，也只得举城投降。 从此以后，中原、河北一带，基本上为唐所统一了。 7 武德四年九月，唐高祖命河间王李孝恭等人率唐军自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沿江东下，进攻割据于江陵（今湖北荆沙）的萧铣。萧铣是后梁宣帝的曾孙，隋炀帝时为罗县（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他乘农民起义之机，割据一方，自称梁王，次年，又称皇帝，以江陵为中心，逐步发展力量，以至“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 萧铣听到唐兵压境的消息，大为恐慌，仓猝迎战。唐将李靖把所得舰只弃而不用、尽散江中，顺水而下，萧铣所调援军见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为江陵已破，不敢前进。于是，唐军集中力量围攻江陵。萧铣看到大势已去，遂下令开门出降。至此，长江中游与岭南一带也全为唐所统一了。 武德七年（24），唐军镇压了辅公祏起义，统一了长江下游。这时，除了仍然割据于朔方（郡治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的梁师都（贞观二年被统一）以外，全国又复统一起来了。 附表隋世系表（一）文帝杨坚——（二）炀帝杨广（58—04）（04—8） 《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七章强大的封建国家（武德、贞观到开元） 唐朝建立后，自武德元年（8）到开元二十九年（74）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间，是封建国家的巩固、发展、富强阶段。这时的唐朝，政治上强大，经济上繁荣，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节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唐高祖拨乱反正武德年间（8—2），当隋末战乱之后，一方面需要统一全国，一方面又需要恢复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生产，以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唐高祖正是这样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又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恢复或新建各种制度，巩固唐朝政权的。武德年间的各种措施，为后来“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中断了正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沉重的徭役负担，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生产无法继续下去，正在走向富强繁荣的形势急转直下。唐高祖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临拨乱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纠正了秦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汉初的繁荣景象；他要“拨乱反正”，纠正隋的错误，使唐朝富强。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2可见，唐高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既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备了条件。 当时的“拨乱反正”，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尽管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足的枷锁，但由于人们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所以，唐高祖恢复发展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 武德二年（9），唐高祖初定租、庸、调法，规定在限额之外，“不得横有调敛”3。显然，这有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的意思。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唐高祖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以利于政权的巩固，遂于武德七年（24），实行均田制。所实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因历史的前进出现了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二十亩，夫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倍于单丁。由于单丁受田一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一半赋税，从而就出现了许多人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过奴婢与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这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由此《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 2《册府元龟》卷三四五《将帅部·佐命六》。 3《资治通鉴》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领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铸钱大量出现，劣币盛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万才满半斛”。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2）下诏铸“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汉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为“通宝”、“元宝”。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可见《唐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进一步修定为五百零二条2卷的《唐律》。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成为《唐律疏议》。这种国家法典，有唐一代，没有大的变化。 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寺、监是分别管理朝廷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都是“京职事官”，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这种官制，后来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代逐步完善起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 府兵制度，从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在武德初年又将其恢复起来。贞观十年（3），唐太宗又在全国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仅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难看出，唐初设置军府，是以关中为重点的。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这说明唐朝廷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以上各种制度，在武德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唐政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发挥了积极作用。 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恢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能够在可以忍受的剥削奴役下继续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这种社会秩序巩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富强繁荣起来。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借鉴。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2贞观六年（32），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2“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3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通典》卷二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2《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2《帝范·君体篇》。 3《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4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5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7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27），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28），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类似此例颇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李渊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战功较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一个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最初，是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倾轧，争取李渊的信任与，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就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2）六月四日，秦王有预谋地安排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来时，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建成、元吉被杀，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秦王兵激战失败。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统一战争中敌对势力的成员与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唐太宗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贞观元年（27），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他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正是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广其德于天下。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4《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六《俭约》。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3。另外，当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学士都是唐太宗的亲信。但是，在他刚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武德九年（2）九月，就另设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4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骁武之士”，后“东南儒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没有亲疏之别。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再者，他对各种类型的人才还善于因材使用，并不求全责备。他说“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他还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对人各取其长，当然可使各类人都发挥作用。 纳谏，是唐太宗从另一方面笼络人才的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魏徵在隋末参加过瓦岗军，投唐后又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唐太宗的敌对力量。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魏徵视唐太宗为“知己之主”，“知无不言”，前后共谏两百余事，使唐太宗非常满意。魏徵死后，唐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3另如，唐太宗与裴矩也是这样。裴矩佐隋炀帝时虽居高位，却“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4。投唐以后，则一反常态，对唐太宗的所作所为，他不同意的，敢于直言不讳的批评，极力劝阻，从而颇受唐太宗的赞赏。这都说明，纳谏是皇帝发挥臣僚作用、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难怪司马光说“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5看来，君臣关系的改变关键在于君。唐太宗在这方面是有所认识的。 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兵压境，甚至进兵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十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东突厥，俘获颉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4《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 《帝范·审官篇》。 2《论语·八佾》。 3《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4《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利可汗。贞观八年（34），又遣大军进攻吐谷浑，获取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另外，还对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总的看来，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突厥后，对隋末没于突厥的内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赎之，凡得男女八万口。贞观四年（30），“四夷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2。贞观二十一年（47），诸酋长自称“唐民”，要求“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3。唐太宗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贞观七年（33），唐高祖也曾于故汉未央宫置酒，命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4这种和谐的气氛，正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胜利。贞观二十一年（47），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过了古人，关键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民族关系，才出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友好范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2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大概这是唐太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从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各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民族关系的改善，使贞观初年的人口稀少，灾情严重，粮价昂贵，百姓东西逐食的情况大大改观。政治上，“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社会秩序方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经济方面，“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些“古昔未有”3的现象，正是“贞观之治”的具体反映。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3《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4《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第二节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继续发展贞观遗风与改立皇后贞观二十三年（49），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李治是太宗第九子。贞观十七年（43），太子李承乾被废，文德皇后之兄长孙无忌竭力称赞晋王李治“仁孝”，太宗遂立其为太子。高宗即位以后，颇有所作为，非常重视解决民的问题。他曾召朝集使道“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还“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另外，他还注意纳谏，不计较进谏者的言辞是否妥当。永徽五年（54）十月，雇雍州四万多人筑长安外郭城，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谏道“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认为薛景宣出言不逊，请高宗杀之。高宗则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2遂不加追究。这种豁达大度的作风，必然有利于下情上达，便于处理政事。 唐太宗虽然是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但在晚年也像秦始皇等人一样，有面临末日之感，总想求取长生不死药，妄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48），王玄策出使印度回来，带一方士名娑婆寐，娑婆寐自称有长生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数，使合长生药”。同时，还派人到处寻求制药的原料。由于药未制成，方士被放还。高宗即位后，娑婆寐又来长安，年轻的李治根本不相信他的奇谈怪论，命他回去。当王玄策又极力推荐的时候，高宗果断地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敝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又进一步提供证据道这个方士再来的时候，“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后来，娑婆寐死于长安，证实长生不死是荒唐的梦想。在这个问题上，高宗与太宗截然不同。他没有太宗晚年那种悲观情绪，而是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充分体现了一个年轻皇帝颇有朝气的精神面貌。 高宗很有作为，还表现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本来，废立皇后是皇帝的私事，但皇后的地位不仅与皇后本人直接相关，而且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背景，从而使废立皇后的问题成为政治斗争。 废立皇后的问题是因武则天引起的。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其父武士彟是木材商人，曾帮助李渊从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于是，就从富商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也是开国功臣。武士彟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先娶相里氏，生了两个儿子；后娶杨氏，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就是杨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 贞观十一年（37），当武则天十四岁时，被太宗召入宫中，立为才人。 太宗去世，她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李治为太子时，曾和武则天有过接触。李治做了皇帝，王皇后将她接到宫中。 武则天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二年。 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高宗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 在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长孙无忌是开国功臣，又是太宗长孙皇后之兄，高宗的舅父。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地位被立为太子，长孙无忌起了关键作用。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同时又谓高宗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2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 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永徽六年（55）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显庆三年（58），褚遂良死于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显庆四年（59）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武则天执政显庆五年（0）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 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地位并不满足，她还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 在排除异己方面，除了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外，还积极高宗打击元老派。后来，宰相上官仪认为武则天干预政事，请求高宗废之。当她知道此事后，立即使许敬宗陷害上官仪，致使上官仪死于狱中。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抓紧培植私人势力，笼络人才，组织自己的力量。她建议高宗设置北门学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措施。 北门学士的任务，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与各种表疏。设置北门学士的目的，是削弱宰相的权力。由于北门学士直接参与国家重要政事，武则天掌握他们就更有利于自己参与政事。另外，武则天还根据政治的需要安排北门学士为其编撰必要的书文。元百顷、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都是北门学士的重要成员。他们先后编撰了《列女传》、《臣规》、《百僚新诫》、《乐书》等一千多卷。武则天编撰书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例如，武则天对太子李贤不满，遂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少阳指太子居住的东宫）及《孝子传》以赐太子。李贤接受这种必读之物，惶恐不安，可见，北门学士所撰的书文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北门学士是武则天的政治助手。 北门学士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他们为了避免与南衙发生冲突，而从北门出入。“南衙”是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所在地，武则天于朝廷之外另立办事中心，当然是与宰相分庭抗礼。 武则天为了取得政权，还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74），她向高宗提出十二条建议（）劝农桑，薄赋徭；（2）给复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皆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这十二条建议，涉及范围很广，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关系。高宗曾下诏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不过，从其建议内容看，武则天确有相当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实现她的建议，有利于发展经济，争取民心，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是肯定的。 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弘道元年（83）十二月，高宗病死，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则天定夺，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听其母亲的摆布，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此事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同时，武则天又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84），命其异母兄之子武承嗣为礼部尚书，很快又为宰相。武承嗣请求立武氏七庙，武则天立即同意。这些事实，说明武则天要进行改朝换代了。 武则天随意废立皇帝，欲改朝换代，既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水火不容，又直接威胁李氏家族的地位。这样一来，势必引起一些人公开反对武则天。首先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李（徐）敬业。李敬业是李（徐）勣孙，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刺史，后被武则天贬为柳州（治所在今广西柳州）司马。其弟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令李敬猷也被免官。另外，还有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也都遭贬官处分。光宅元年（84），这些人会集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遂取而代之。李敬业自称匡《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很快聚集十余万人，发布檄文，公开讨伐武则天。 骆宾王起草的檄文，脍炙人口，很有文采。该文指责武则天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说“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则天看了这篇檄文，也赞不绝口，认为文章精采。当她知道这是骆宾王所为时，感叹地说“宰相之过。安失此人？”看来，武则天确有政治家的风度，她对敌对势力的人才，不是嫉妒，贬低，而是称赞，并为未能得到他而深感惋惜。 李敬业起兵，武则天当然不能容忍，况且，扬州是交通枢纽，经济意义非常重要，于是，立即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大总管，率军三十万，镇压李敬业。同时，又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复姓徐氏。 李敬业起兵后，由于其内部意见不一，不能抓紧有利时机，主动进攻，而是在李孝逸军逼近时才被迫应战，结果，李敬业全军溃败，自己也在逃跑中被杀。这场反对武则天的战争，不到五十天就很快结束了。 第二次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唐宗室诸王。 垂拱四年（88）四月，武承嗣为了迎合武则天想做皇帝的需要，使人献上一块白石，上凿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武则天欣喜万分，命白石曰“宝图”。后又自加尊号“圣母神皇”。这就更接近于皇帝的称号了。 武则天得寸进尺，使唐宗室感到岌岌可危。他们于七月开始酝酿起兵反对武则天。参与这次反武斗争的有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贞（太宗第八子）、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刺史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刺史霍王李元轨（高祖第十四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刺史鲁王李灵夔（高祖第十九子）、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刺史黄公李譔（元嘉子）、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绪（元轨子）、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刺史琅邪王李冲（李贞子）等。八月，琅邪王李冲开始募兵，同时，分别通知韩王元嘉、霍王元轨、鲁王灵夔、越王贞等，立即起兵，共趋神都。武则天针锋相对，速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统兵进讨。 李冲募兵五千人，先攻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南），武本县令闭门拒守，李冲力攻不下，七日而败。李贞于豫州举兵响应李冲，武则天派兵十万前往镇压，李贞仅有数千人，也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 本来，诸王相约起兵，共同行动。但尚未准备充分，约定发动日期，李冲即仓猝起兵，只有李贞响应，其他诸王均未发兵，故而声势不大，力量不强，致使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接着，武则天又迫使李元嘉、李灵夔、李譔、常乐公主（高祖女）等自杀，其亲党皆受牵连而死。李元轨被贬黔州，于途中死去。武则天为改朝换代进一步削弱了阻力，减少了障碍。以后，又陆续有宗室诸王多人以各种罪名被杀。仅天授元年（90）八月，一次就杀唐宗室十二人，同时又鞭杀李贤二子，唐宗室尚存的一些幼弱都流岭南，还诛其亲党数百家。不难看出，武则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已是指日可待了。 《旧唐书》卷六七《李敬业传》。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垂拱四年。 武周皇朝天授元年（90）九月，侍御史傅游艺联合九百余人上表，请求改唐为周。接着，又有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上表傅游艺的请求，睿宗也自请赐姓武氏。武则天认为时机已到，条件成熟，遂改唐为周。自己又加尊号称“圣神皇帝”，把睿宗改称皇嗣，赐其姓武。又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武则天开创先例，成为女皇帝了。 封建社会的帝位继承制度，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既是武则天称帝的思想障碍，也是政治上的强大阻力。要改变旧的制度，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所以，武则天除了武力镇压公开的敌对势力以外，还需要从政治上打击反对者。她为了防止有人暗中密谋造反，非常重视告密。特别是镇压了徐敬业以后，她十分清楚唐宗室与一些大臣对她掌权进而称帝心中不服，怀疑时刻会有人暗算她，故而大开告密之门。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不论是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对告密满意者，加官褒奖；无事实根据者不加追究。这样一来，四方告密者蜂起，许多官员提心吊胆，感到朝不保夕。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都是因告密而得到武则天重用的。 提倡告密，重用酷吏，固然起了巩固武氏政权的作用；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使一些官吏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有一宰相名娄师德，当其弟赴任代州刺史时，他告诫其弟说为了保持荣宠富贵，即使有人“唾汝面”，也“当笑而受之”。还有一个苏味道，当宰相数年，“依阿取容”，办事不明确表示意见，总是模棱两可，被人称为“苏模棱”。2宰相们逃避政治斗争的态度，正说明武则天时期笼罩着恐怖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敌对力量。 本来，武则天做皇帝就是困难重重，做了皇帝，人们还视她为武氏之女，李氏之妇，所以，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样，视夫族为外戚，按照武氏世系传授帝位。为了减少这方面的压力，她把政治中心由长安迁到洛阳，从高宗死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里，仅有两年住在长安，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并把东都改为神都。实际上这是另起炉灶，企图削弱李氏的影响。但在夫权思想的束缚下，她不能像刘邦代秦，李渊代隋那样，与前一皇朝彻底决裂，更不能把前代皇帝当作反面人物，以此说明改朝换代是合理的。因而，她只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级地爬上皇帝的宝座，而且与李氏皇族藕断丝连，不能彻底否定唐朝。她虽然在洛阳立了武氏七庙，但并没有改变长安唐太庙的地位。武则天以周代唐，是不能与历史上的其他改朝换代相提并论的。 外来的压力，女皇帝本身的弱点，都决定武周政权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武则天晚年，不断有人劝她传位于儿子，她都犹豫不决。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狐假虎威，独断专行。反对派既不能以和平方式使中宗复位，就只有采取暴力手段了。参与宫廷政变的主要成员，有宰相张柬之、崔玄■，司刑少卿桓彦范、袁恕己，中台右丞敬晖。这些人经过密谋策划，拥兵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传位于中宗。中宗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复国号曰“唐”，改神都为东都，《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圣历元年。 短暂的武周政权寿终正寝了。 从高宗即位到武周政权结束，共五十六年，在这段时期里，统治集团内部虽然矛盾重重，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武德、贞观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唐朝仍然沿着富强的道路前进。这与高宗、武则天的各项措施密切相关。高宗颇有作为，但由于他实际执政时间不长，所以，武则天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武则天开创了妇女称帝的先例，在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里，必然碰到强大的敌对势力。这就决定当时的政治斗争必然通过这一问题反映出来。武则天的各项措施也都无不与此有关。 武则天在政治上的主要倾向，就是打击反对她执政的元老派与门阀地主。所谓元老派，就是对建立唐朝有功的旧贵族，他们是西魏、北周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关陇集团。这股势力，既区别于东汉以来的士族门阀地主，同时，两者也有一致之处。例如，唐太宗刚做了皇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奏道“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看来，唐太宗是以关中人自居的。贞观十二年（38），他为了反对“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不与别人通婚，遂命高士廉等人修《氏族志》，以抬高自己的门第。唐太宗既反对旧的门第观念，又树立新的门第观念，正是关陇贵族与旧士族有区别又一致的标志。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指责武则天不是天下“令族”，骆宾王斥武则天“地实寒微”，都说明旧的士族门阀地主与关陇贵族都是武则天的敌对势力。 武则天为了对抗敌对势力，发展科举制度，开创了“殿试”。皇帝可以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还开创了武举，选拔军人；新办自举，招求贤人。尽管也有一些滥竽充数者，但还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方便，收罗了不少人才。有人认为“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2这种评论，颇有见地。武则天通过各种途径确实选用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都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许敬宗等人因《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而请求改为《姓氏录》，也是为了讨好武则天，其目的也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这一切说明，武则天一方面尽力打击门阀地主以及元老派，另一方面又促使庶族地主势力的增长。这种总的政治倾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靠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比靠门第或先辈的权势地位走上仕途者，更了解社会的实际，能够更有效地提出政治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武则天的各项措施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当然，武则天也没有彻底抛开门第观念，修《姓氏录》就是为了抬高武氏的门第。正因为如此，过高地估价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也是不适当的。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第三节开元时期的繁荣盛况平息宫廷政变中宗重新即位以后，政治上毫无抱负，武则天虽然退位，国号也以唐代周，但武氏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政权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由于中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他的皇后韦氏就乘机参与政事，妄图效法武则天，独掌政权。武三思（武则天侄）与韦后，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结成武韦集团。韦后嫁女安乐公主于武三思子武崇训。安乐公主也颇有政治野心，于是，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狼狈为奸，千方百计想左右政局。 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让位的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虽然暂时掌权，但由于武韦集团对他们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张柬之等人多次劝中宗消灭武氏势力，中宗都置若罔闻。反之，武三思、韦后诬称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中宗却相信不疑。他按照武三思的意见，表面上封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为博陵王，以示对其尊宠，实际上解除了张柬之、袁恕己的宰相和其他人的职务。武三思、韦后为了争取民心，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表建议天下士庶为出母（被父休弃的生母）服丧三年，百姓年二十三岁为丁（原二十一岁成丁），五十九岁免役（原六十岁免役）。中宗都表示赞成。不久，武三思又促使中宗把张柬之等五王贬出京师，到外地去做刺史。神龙二年（70）五月，武三思又使人诬告五王参与了驸马都尉王同皎谋害武三思的活动，于是，朗州刺史敬晖被贬为崖州司马，亳州刺史桓彦范被贬为泷州司马，襄州刺史张柬之被贬为新州司马，郢州刺史袁恕己被贬为白州司马。七月，武三思又陷害五王欲废韦后，与安乐公主内外配合，加罪于五王，中宗又流五王于岭南。接着，武三思又派人赴岭南，杀害五王。这时，张柬之、崔玄■已死，桓彦范、袁恕己、敬晖被杀。 武三思除掉五王，更加肆无忌惮，他得意忘形地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安乐公主也更为恃宠骄恣，甚至卖官鬻狱。因为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等，都经常凌辱太子，甚至呼其为“奴”。安乐公主竟然要求废皇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当然愤愤不平。 景龙元年（707）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同党十余人。由于兵力不强，很快失败，李多祚被杀，太子走终南山，最后为左右所杀。 太子的失败，韦后、安乐公主更为骄横。安乐公主又嫁武延秀（武承嗣子），他们互相勾结，卖官鬻爵，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安乐公主要把昆明池据为己有，中宗不允，她又另夺民田作定昆池，方49里。安乐公主的一条裙子，值钱一亿。针对这些情况，中宗不仅未表示反对，反而还加以纵容。如安乐公主常派人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把掠民为奴婢者逮捕入狱，安乐公主上奏中宗，中宗竟下敕释放。更为甚者，安乐公主还自为《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二年。 制敕，掩其文要中宗签字，中宗也笑而从之。尽管中宗如此昏庸无能，还不能满足韦后临朝执政，安乐公主欲做皇太女的要求。于是，景云元年（70）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密谋策划，毒死中宗。 由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的干预，韦后与安乐公主的目的仍未达到。 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为太子，后即皇帝位（殇帝），尊韦后为皇太后。武韦集团并不甘心，中书令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等，力促韦后效法武则天，谋害殇帝，另立国号，但他们又惧怕太平公主与相王（即睿宗，中宗复位后被封为相王）从中阻挠，故不敢轻举妄动。 实际上真正对韦武集团构成威胁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颇有胆识，很有作为，在统治集团内部的频繁变乱中，他暗聚才勇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他乘中宗被害，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之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殇帝让位于相王，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在消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睿宗懦弱无能，无力处理这些矛盾，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坚持己见，终于让位。景云三年（72）八月，太子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实行改革，促成开元盛世太平公主结党营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阴谋废玄宗。先天二年（73）七月，玄宗尽杀太平公主同党，赐太平公主死于家中。十二月改元开元。至此，武周以来的多次宫廷政变暂时结束，开始了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阶段。 开元年间（73—74），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发展了唐朝政权。 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很重视阅读史书。他说“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2由于史书“事关理道”，所以，他认真阅读，但因为有些地方不易读懂，遂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储无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读。显然，这是继承了太宗“以古为镜”的传统。 玄宗还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开元二年（74）七月，他针对当时的“风俗奢靡”下诏曰“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同时，“罢两京织锦坊。”3九月，又下诏禁止厚葬。他认为厚葬“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既竭家产，多至凋敝”。于是，他明确规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自我拯救全文阅读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2《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得以金银为饰。”这种风气，虽然是有始无终，坚持时间不久，但至少反映了开元初年玄宗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开元二十二年（734），他还亲自在苑中种麦，并和太子等人都参加收割。同时还对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接着又对侍臣道“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2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穑之不易，还要了解农民生产的实际情况，正反映了他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开元年间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政治上为了励精图治，重用贤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后人多把姚、宋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社（如晦）相提并论，说明他们在开元年间起过重要作用。姚崇建议“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3等，从刑法、用人、赋税等十个方面整顿政治，玄宗全部采纳。宋璟为宰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4他还建议恢复贞观年间史官公开记事的制度。贞观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随同，记录所奏内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随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实。高宗以后，许敬宗、李义府专权，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准史官记录其所奏内容。玄宗重视宋璟的意见，恢复了这种制度。政事的相对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抑制政治的作用。姚宋两人还能互相配合。司马光说“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两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们，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开元四年（7），有人认为，当年的官吏选拔太滥，县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有45人不合格被罢官。淘汰无能的官吏，必然加强政权的作用。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他认为“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2，遂改东都的集仙殿为集贤殿，表示他有重视贤才的求实精神。 其次，玄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开元三年（75）到四年（7），山东发生蝗虫灾害，广大农民无可奈何，只得“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姚崇积极主张捕杀，但有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姚崇坚决反对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的悲观论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见，派人详察各地捕蝗的情况，结果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3。 开元年间，还多次兴修农田水利，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74），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开元四年（7）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顷。开元中，《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2《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四年。 彭山（今四川彭山）开通济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顷。开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余顷。再者，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朝廷集权，还改变食实封的制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贵族，封户的租调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户。中宗以后，受封者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的受封者多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遍及五十四州，安乐公主食封四千户，长宁公主三千五百户。睿宗时太平公主食封一万户。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敲榨封户，使封户增加许多额外负担。玄宗改变旧制，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额领取。这样，既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少了封家对封户的许多苛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开元年间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有很大发展，唐代更为盛行，武则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滥。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多削发为僧尼，一些贵族官僚为了从中取利，也争营佛寺。“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2开元二年（7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伪妄僧尼还俗者一万二千多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实际上也提高了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兵制的改革，也有很大影响。随着均田制度的破坏，府兵制度已难以维持。一方面是农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面是府兵不按时更番，久征不还者难以自备资粮，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逃避兵役的斗争日益高涨，“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玄宗接受张说建议，在开元十年（722）募兵十三万，充当朝廷的宿卫（后称■骑）；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边防的需要，“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2。朝廷供给衣粮，长期戍边。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来的边兵。从此，强制征发的府兵制演变为募兵制。兵农分离的募兵制，有利于农民安心农业生产。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使唐朝进入了富强繁荣时期。 当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3这些情况，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说明杜甫在《忆昔》诗中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并非诗人无中生有。由于经济的繁荣，人口也大量增加。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户数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数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较唐初甚至武则天时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新唐书》卷三九、四○、四二《地理志》三、四、六。 2《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2《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3《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开元二十五年（737），由于“岁稔谷贱伤农”，玄宗命提高粮价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东都一带购粮，两地各得数百万斛。于是，停运当年江、淮之租。同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东幸”。另外，还下诏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与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京师出现不依靠关东粮食的局面是难能可贵的，各地粮食都留输本州，说明国家的粮仓存粮已满。天宝八年（749），全国各地存粮共有九千六百零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2，各地“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国用丰衍”3的情况，正是以开元年间的生产发展为基础的。由于经济的繁荣，国力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有所缓和，故而政权稳定。开元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代。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2《通典》卷十二。 3《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第八章唐中叶的变乱（天宝到元和） 唐中叶，自玄宗天宝元年（742）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里，是唐朝从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这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削弱了朝廷集权，形成了藩镇割据。在朝廷与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一节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边兵尾大不掉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玄宗骄奢**逸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2。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逸，挥霍无度。 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2。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2。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资。这完全符合事实。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凫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3于是，他更加骄奢**逸，擅权弄法了。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3《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杨国忠传·史臣曰》。 第二节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唐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这时，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使杨国忠颇感不安。于是，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为杂种胡人，由于他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当杨国忠在想方设法除掉他时，他也针锋相对，准备造反。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禄山客人李超杀之。安禄山子安庆宗因尚荣阳郡主在京师为太仆卿，他将京师情况密报其父，更加速了安禄山造反的准备。天宝十四载（755）六月、七月，玄宗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禄山伪称“奉命讨伐杨国忠”，率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造反于范阳。 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4。这些事实，迫使玄宗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赴洛阳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万人，又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加强洛阳的守备。同时，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征讨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准备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军进至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两京陷落安禄山自灵昌（今河南卫辉东）渡过黄河，攻陷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继又攻下荥阳（今河南荥阳）。封常清在东都所招募的军队，未经训练，在武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一战，溃败退回洛阳，在洛阳又遭失败，安禄山进占唐东京。高仙芝帅众至陕州，看到叛军来势迅猛，遂退守潼关。安禄山占据洛阳后，打算称帝，暂缓向西进兵，玄宗才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唐朝廷本来应该整顿军备，加强潼关的防御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却适得其反。 封常清从洛阳退至潼关，高仙芝从陕州退至潼关。这是两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太差的结果。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却认为，封常清以叛军的声势动摇军心，高仙芝不仅放弃潼关以东数百里的土地，还盗减军士粮饷。玄宗相信边令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关。其实，封常清三次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由此可见，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是战局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 当安禄山帅军南进的时候，他的后方也发生了危机。平原太守颜真卿在4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985年版，第25页。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常山太守颜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奉命东征，静边军（驻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东），打通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这时，颜真卿联络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还声言朔方军即将进驻河北，“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这些情况，必然是安禄山的后顾之忧。 至德元年（75）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这时，在饶阳（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带的叛军将领史思明，为了改变对叛军的不利形势，攻陷常山，颜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一万多人，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攻下常山。已经离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来，企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不分胜负。后因郭子仪援助李光弼，在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大败史思明；继又战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内），叛军全线溃败，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军守将而降唐。这时，郭子仪曾建议北取范阳，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至德元年（75）六月，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遂命哥舒翰出关东进。叛军将领崔乾祐于灵宝（今河南灵宝东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险要之处，另以老弱兵引诱唐军东进。结果唐军中伏大败，哥舒翰投降叛军，叛军夺关西进，长安危急万分。 玄宗无可奈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卫队，离京逃命。在玄宗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礼等乘机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虢国夫人虽已远走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也被追上斩首。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 平定叛乱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仪率部从洛交进攻冯翊县，继又攻取河东。 唐军既达关中，肃宗也移住凤翔。四月，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讨伐叛军。叛军到了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提供了机会。 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之众，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这时，洛阳的叛军统治集团因争权夺利，安禄山已被杀死，其子安庆绪继位称帝。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唐军继续东进的时候，安庆绪放弃洛阳，北走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动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进攻安庆绪。 在这些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的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九节度使围邺，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只老鼠可卖四千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致使史思明能够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援邺。史思明截劫自江、淮与汾、晋运粮的舟车，断绝唐军的粮源。同时，又不断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袭击唐军，使其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军展开激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一场混战，双方均遭重大损失。叛军内部又起内哄，史思明杀安庆绪，引兵还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唐军九节度使各自退回，郭子仪被命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后因鱼朝恩嫁罪于人，把邺郡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致使肃宗召郭子仪还京，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驻守东京。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阳。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归仁西攻陕州，被唐军击破。上元二年（7）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关，受阻后退回永宁（今河南洛宁）。这时，叛军内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利用一些将领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杀史思明，自己继位称帝。同时，又派人到范阳杀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异母弟史朝清，还杀了持不同政见者数十人。这种自相残杀，引起大规模的内哄，致使数月之内，范阳有数千人为此而死。 宝应元年（7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继续平定叛军。唐军东进，很快攻下洛阳。帮助唐军平定叛乱的回纥兵到了东都，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多日不息。宦官鱼朝恩统率的神策军也把东京、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一带视为贼境，任意掳掠。致使这些地方“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唐军追至昌乐，又打败史朝义。于是，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唐，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赐张忠志姓李，名宝臣，并命其为成德节度使，仍统原来五州之地。广德元年（73）正月，史朝义败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南），其部将田承嗣赶走史朝义，自己降唐。史朝义又走范阳，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部众看到大势已去，都纷纷离去。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怀仙又穷追不舍，史朝义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至此，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年。 第三节藩镇林立与朝廷集权的削弱藩镇林立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最后，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由此可见，唐朝廷的存在，离不开地方势力的。但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肃宗、代宗等人总是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既利用一些节度使平定叛乱，又不相信他们。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是功绩卓著的。但肃宗、代宗都对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肃宗调动九节度使的兵力围攻安庆绪，郭子仪也在其中，肃宗命宦官鱼朝恩总揽全局，不任命郭子仪为主帅。战后，又相信鱼朝恩对郭子仪的诬陷，免其军职。后来，党项等羌人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郭子仪的盛名，命其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又不准其离开京师，使其有名无实。宝应元年（72），住绛州的朔方军发生兵变，主帅李国贞被杀，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出镇绛州。郭子仪解决了粮饷问题，整顿了军纪，稳定了军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去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元帅是皇子，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副元帅。最初的副元帅是郭子仪，代替郭子仪的是李光弼，后来是仆固怀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后，肃宗相信鱼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势下反攻洛阳，结果兵败，只得辞职。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部下大将，因其战功卓著继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因受代宗猜疑在驻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敢进京，后被迫叛唐，兵败病死。这些为唐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的节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对其他节度使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对这些节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笼络的政策。这样一来，在安史之乱中新设置的节度使以及安史旧部，就都成为拥有一定实力的藩镇了。 朝廷集权削弱在这些藩镇中，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昭义节度使薛嵩，都是安史旧部。当史朝义最后失败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怕平叛结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视，朝廷也因战争持久而感疲惫，同时，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胁，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故而对安史旧部采用笼络手段，使其仍为节度使。这些藩镇，“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摩而已”。还有一些藩镇，他们有时倾向于朝廷，帮助唐廷讨伐叛乱的藩镇，有时也和朝廷对抗。总之，各地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唐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权。所以史家认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所谓“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对藩镇无能为力的表现。 朝廷集权的削弱，不仅使唐皇朝无力控制地方，同时也失去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安史之乱开始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大量内调，吐蕃乘机发展势力，致使西北数十州之地相继沦没。广德元年（73）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边将告急的事报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过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又攻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北），京师震骇，代宗才命其子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这时京师无兵可发，郭子仪赴咸阳仅带二十骑，面对吐蕃二十余万之众，当然无能为力。于是，吐蕃很快逼近长安，代宗不知所措，仓猝出奔陕州。后经郭子仪多方组织力量，才收复长安，使代宗回京。 永泰元年（75）九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还是无兵可发，遂召郭子仪于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使其守泾阳（今陕西泾阳），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守东渭桥，滑濮节度使李光庭（李光进）守云阳（今陕西泾阳北），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桥（在今陕西咸阳），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守凤翔，宦官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守盩厔（陕西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后因郭子仪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削弱他们进攻的力量，才缓和了这次危机。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说明唐朝皇帝是离不开藩镇的。 在经济上离不开藩镇也很明显，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大力了德宗。兴元元年（784），关中因为战乱，米价上涨，“斗值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贞元二年（78），“关中仓廪竭”，禁军相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忧而不知所措。不久，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速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军的“军士皆呼万岁”。 德宗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藩镇的依赖局面，也曾采取过一些强硬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召禁兵防卫，竟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可奈何，仓猝出奔奉天。叛军在长安拥曾任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为首，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公开与德宗分庭抗礼。幸有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兵抗击朱泚，奉天才暂时稳定。后来，李怀光也对德宗不满，与朱泚联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德宗重用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他组织驻邠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奉天、昭应（今陕西临潼）、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的唐军，再和从汉中出击的浑瑊部唐军互相配合，才打败朱泚与李怀光。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回到长安，这次战乱才告结束。《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新唐书》卷五○《兵志》。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以上事实，说明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下，朝廷已经没有力量自卫，更无能力消灭藩镇，但又离不开藩镇在军事上、经济上的。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样坚强有力，但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节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唐代的宦官专政局面也是这样形成的。 太宗的时候，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的作用也不过“守门传命而已”。中宗时，宦官的人数增加，品级也有提高，七品以上的就上千人；但衣绯者（五品以上衣绯，三品以上衣紫）还为数不多。玄宗时，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2。开始在政治上有所影响的是高力士。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有功而受重用，后来直接参预玄宗理政。“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慎矜、杨国忠、安禄山等，其所以飞黄腾达，都和他有关。甚至肃宗为太子时也呼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随玄宗逃往成都。再回长安时，已是肃宗执政，他才不能再干预政事。 肃宗时的李辅国（本名静忠），因随肃宗到灵武称帝而成为有名的宦官。肃宗还京后，“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府县政府处理问题，“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太上皇玄宗回到长安，居兴庆宫，后来他对玄宗不满，就私自把玄宗移住太极宫。上元二年（7）八月，他做了兵部尚书还不甘心，又要求做宰相，肃宗没有答应。代宗即位后，他更加专横，他公开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然也怒其不逊，但因其掌握禁军，也只好“乃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 接替李辅国掌权的是程元振，他因助代宗即位而掌权。代宗以他为判元帅行军司马，掌握禁军，又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由于他“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进攻长安，他不及时反映真情，致使代宗狼狈不堪，出奔陕州。代宗“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2。可见宦官专政的程度是日益加深了。 鱼朝恩在安史之乱中即掌握重要军权，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他是最高统帅；代宗逃往陕州，他有救驾之功，因而更受重视。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宦官，因率宦官随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军。宪宗虽然是奋发有为的皇帝，但最后也被宦官陈弘惠所害，继位的穆宗也为宦官所立。这更进一步说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来愈大的作用。 2《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2《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第五节“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第一，罢宫市。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二，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允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第三，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四，欲剥夺宦官的兵权。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 第五，抑制藩镇的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王叔文严词拒绝。 以上改革，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所以，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3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3《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 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 8 把宪宗之死和迎佛骨联系起来，也无济于事。他很有决心地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于是，他“广造浮图、宝帐、香辇、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佛骨到京师以后，“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先将佛骨迎入禁中，三日后又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 朝廷的各级官吏也贪污贿赂成风，很多人用钱买官，“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2。有人买通宦官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到任后就尽力搜括，压榨百姓。这就必然促使阶级矛盾的激化。 封建社会固有的土地兼并问题，到唐后期更为严重，“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正反映了尖锐的两极分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逃亡户口的队伍，朝廷把逃亡农民原负担的赋税转嫁到未逃亡的农民头上，这样就更促使逃亡户口的增加。恶性循环的结果，形成“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3。这就是说，广大农民已经极其穷困，无法再照旧生活下去；唐皇朝已经断绝了税收来源，也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不能不铤而走险，公开推翻唐朝政权了。 《新唐书》卷二○七《仇士良传》。 2《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懿宗咸通十四年。 3《全唐文》卷八四六《崔烈论》。 第二节农民大起义浙东裘甫起义唐后期的农民反抗斗争，不断有所发展，由零星的分散的反抗斗争逐步走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裘甫起义拉开了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序幕，庞勋起义猛烈地冲击了唐朝的反动统治，黄巢起义使唐朝名存实亡，唐朝终于被农民起义所埋葬。 唐朝后期，江淮一带是朝廷主要的财政来源地。由于封建皇朝的横征暴敛，这一带的贫苦农民很多被迫破产逃亡，这正是促使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农民裘甫率领一百来人发动起义，首先攻下象山（今浙江象山），继又屡败官军，致使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地方官惊慌失措，白天也紧闭城门。咸通元年（80）正月，裘甫起义军与官军大战于天台山桐柏观（在今浙江天台境内），官军大败，裘甫乘胜攻破剡县（今浙江嵊县）。浙东观察使郑祇德重新组织力量，卷土重来。义军又在剡县两边山谷拦塞溪水，诱敌深入，出其不意放水，唐军被水淹没。这次胜利，大长起义军的声威，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废弃唐朝皇帝的年号，改元“罗平”，铸印“天平”，建立了农民政权。接着，义军又破唐兴，夺上虞，下余姚，进慈溪，占奉化，还据有诸暨、宁海，官军接连败退，毫无招架之力。 面对这种形势，懿宗派前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取代郑祇德。王式要求增加军队，有的宦官认为增加军队就要加大费用。王式反驳道兵多可以迅速取胜，实际上是减少费用。如果拖延时日，起义军势力发展，国家就会失去财政的来源地江淮一带。懿宗接受王式的意见，下诏发忠武、义成、淮南诸道兵赶往浙东。 王式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统治集团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起义军对他的到来也很重视。王式到达浙东后，一面开仓济贫，收买人心，一面又整饬军纪，加强戒备，清除内部与义军有来往的官员。另外，还招募在江淮一带的吐蕃、回纥人充当骑兵，又调集“土团”（地主武装）与官军进行配合，共同镇压起义军。 在对付官军的策略上，起义军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刘暀认为，应西进浙西，北取扬州，占据石头城，再南取福建，把东南一带富庶之地都据为己有，就可抗拒官军。王辂则认为，像孙权那样割据于东南一带，是天下大乱时的情况，现在是国家统一，割据难以成功，不如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裘甫犹豫不决，实际上放弃了刘暀积极进取的意见，摆出了被动挨打的架势。 咸通元年（80）五月，官军对义军发动大举进攻，攻克宁海后，占据海口，阻挡义军逃往海上。六月，官军进攻义军最后的据点剡县。官军打算断绝义军的水源，义军竭力反攻，三日八十三战，义军虽然失利，官军也损失惨重。最后经过决战，裘甫等突围未成，刘暀、刘庆等战死，裘甫被俘送往京师斩首。历时七个月的浙东农民起义，在统治者剿抚兼施的进逼下，最后失败了。 《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 庞勋起义由于南诏的威胁，唐廷于咸通三年（82）从徐州、泗州募兵二千人到邕州防守，其中八百人驻守桂州。原定三年调换，但过六年后，唐廷还不准他们还乡，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以经费困难为由，拒绝派人前往替换。戍兵不能容忍，遂杀死都将王仲甫，公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违命北归。 咸通九年（88）七月，庞勋率戍兵北进，朝廷表面上赦其罪，实际上又准备镇压。庞勋兵行至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唐监军就打算设计解除他们的武装。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密布阵，准备消灭他们。这时，庞勋才感到形势的严峻，于是，没有和敌人决战，而是从湖南沿江东下，经浙西进入淮南。 庞勋沿途吸收贫苦农民和逃亡士卒，扩大起义军队伍，同时，制造兵器，加强军备，准备和唐军作战。十月，庞勋攻陷宿州（治所在今安徽宿州），庞勋把所得财货分给众人，取得了宿州百姓的，参加庞勋队伍者数千人。接着，庞勋兵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城内百姓盼望庞勋攻城，推草车堵塞城门然后焚之，庞勋很快攻破彭城，崔彦曾被俘，城中参加庞勋队伍者一万余人。庞勋募兵，农民踊跃应募，“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鉏（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在这种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庞勋不是勇往直前，推翻唐朝，反而对朝廷抱有幻想，上表要求皇帝授以节钺。 十一月，懿宗诏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共同进攻庞勋义军。康承训还要求沙陀、吐谷浑、鞑靼、契苾诸酋长率众随同前往，懿宗也表示同意。 十月，戴可师率官军三万人与义军战于都梁城（今江苏盱眙东南）。起义军先放弃城池，继又乘官军得空城立足未稳，在大雾天气突然反攻，官军大败，戴可师被杀，传首徐州。义军的胜利，震动很大，淮南的地主官吏纷纷向江南逃跑。庞勋则自认为无敌于天下，骄而轻敌，一些与庞勋同在桂州起义的老兵也自认为功大资格老，不守军纪，影响和群众的关系。淮南节度使令狐綯为了不受攻击，表示愿为奏请节钺。庞勋又发生动摇，对朝廷寄托希望，希望能够得到节度使的官职，像其他藩镇一样割据于徐州，有一个合法的地盘。 咸通十年（89）正月，康承训率唐军七万余人屯徐州西南的柳子（今河南永城东南）之西，从新兴（河南永城西南）到鹿塘（河南永城南）三十里，布阵备战，对徐州形成威胁。二月，义军将领王弘立率军三万人夜袭鹿塘寨，由于王弘立轻敌，准备不足，结果损失极为惨重，牺牲两万余人，王弘立仅以身免。三月，康承训又与义军在柳子数十战，义军都未取得胜利。在此情况下，庞勋才对朝廷放弃幻想，彻底决裂，杀了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潞、温庭皓等所俘唐官员。同时告其众曰“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耳。”广大群众热情庞勋，又有三万人参加义军队《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懿宗咸通九年。 伍。 庞勋留其父庞举直与许佶留守徐州，自己率军西击康承训。由于康承训事先得到消息，早有准备，致使庞勋又遭重大损失，牺牲数万人，被迫退回徐州。咸通十年（89）八月，唐军进攻宿州，驻守宿州的义军将领张玄稔是唐军的降将，这时又背叛义军降唐。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庞勋再次留庞举直、许佶守徐州，自己引兵而西，袭击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又南袭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都没有取得胜利。庞勋打算再回徐州，不料徐州已被唐军攻陷，庞举直、许佶已经牺牲。同时，唐军对庞勋也穷追不舍，最后在蕲县（安徽宿州南）一战，庞勋战死，义军失败。 庞勋起兵，其初只是唐军的兵变，但它具有农民反对服兵役的内容。后来，随着大量农民的参加，兵变逐步转化为农民起义，成为唐末社会危机的反映。唐朝虽然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更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桂林”，正说明后来的黄巢大起义与庞勋起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庞勋起义对唐朝统治者的冲击，为进一步大规模农民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庞勋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也为后来的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借鉴。 王仙芝起义唐军虽然镇压了裘甫起义和庞勋起义，但各种社会矛盾都没有解决，潜在的社会危机仍在日益加深。乾符元年（874）正月，翰林学士卢攜向僖宗上表道“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斋；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他要求停征欠税，再加赈济。僖宗虽然接受意见，但所发诏令，“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由此可见，僖宗根本无力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僖宗束手无策。所以，“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的问题必然更加速社会危机的发展。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又“无所控诉”的时候，“相聚为盗，所在蜂起”2，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乾符二年（875）五月，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东北）人王仙芝于濮阳（河南濮阳西南）聚众数千人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并发布檄文，指责官吏贪污者很多，赋税很重，赏罚不平，号召广大农民起来造反。六月，王仙芝及其同党尚君长攻陷濮州、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众至数万人。冤句（曹州西）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王仙芝与黄巢都曾以贩卖私盐为业。黄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在他看到唐朝政治，面临末日的时候，遂放弃进入仕途的念头，与其本族兄弟八人，还有其外甥林言等，参加王仙芝的起义军队伍。由《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懿宗咸通十年。 《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下·赞》。 2《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元年。 于起义军的反压迫斗争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2。 十一月，农民起义军“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3。面对起义军的迅速发展，僖宗慌忙下诏，命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军节度使和监军，对义军采用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既实行军事镇压，也兼及招抚。十二月，王仙芝进攻沂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平卢节度使宋威主动要求讨伐王仙芝，僖宗当然同意，遂命他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并赐禁军三千人，甲骑五百名，同时指挥河南地区藩镇参加镇压起义军的军队。 乾符三年（87）七月，宋威与王仙芝战于沂州城下，王仙芝因作战失利而远离沂州，宋威找不到王仙芝，遂向皇帝奏称王仙芝已死，并遣散各地军队，自己回到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西北）。正当朝廷庆贺胜利的时候，王仙芝又突然出现，一如既往地在各地活动。八月，王仙芝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直接威胁东都洛阳。接着，王仙芝又进逼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更接近洛阳。统治集团惊恐万状，僖宗急忙调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镇压，并命昭义节度使曹翔保卫东都宫、左散骑常侍曾元裕守东都，还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守汝、邓要路，又调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守陕州、潼关。可见，京师长安也受到震动了。 九月，王仙芝攻陷汝州，生俘刺史王镣。“东都大震，百官脱身出奔”3。有产之家也都“挈家逃出城”。僖宗感到形势严重，遂下诏“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但王仙芝不如理睬，很快又攻陷阳武，继攻郑州。因在中牟遭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的袭击，遂又南攻唐州、邓州。十一月，又攻陷郢州、复州。十二月，又先后攻克申州、光州、寿州、庐州、舒州、蕲州等地。淮南节度使刘邺束手无策，请求救兵，僖宗命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人前往增援。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王仙芝起义军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安徽等广大地区，所向无敌，使唐朝统治者上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最初自告奋勇与起义军为敌的宋威，也失去昔日的勇气，他总结康承训镇压庞勋的教训说“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虽成功，其免祸乎？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2这种对起义军的观望态度，遭到宰相郑畋的猛烈抨击，僖宗不得不罢了他的官。 王仙芝进攻蕲州时，朝廷内部经过激烈争论，僖宗最后批准蕲州刺史裴偓的建议，对王仙芝实行招降。王仙芝率黄巢等三十余人入城，朝廷派宦官授王仙芝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并赠予大量财货。在王仙芝甚为喜悦的时候，黄巢等人却甚为不满。黄巢怒不可遏地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同时还打伤王仙芝，“其众喧噪不已”。王仙芝感到众怒难犯，未敢受命，但从此王仙芝与黄巢分道扬镳，各自行动了。 乾符四年（877）正月，王仙芝攻破鄂州。七月，王仙芝、黄巢共攻宋州，因作战失利而撤围远去。八月，王仙芝又先后攻下安州、随州，生俘随州刺3《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元年。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2《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史崔休徵。接着，又转战于复州、郢州等地。十一月，驻兵于邓州的唐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对王仙芝再次招降，王仙芝遣尚君长前往接洽，又被唐朝廷起用的宋威于中途劫取了尚君长。十二月，宋威向僖宗奏称是在颍州作战时生俘的尚君长，杨复光又揭穿了宋威的谎言。二人争功求赏心切，互不相让，僖宗派人查处，也难明真相，结果尚君长被杀，迫使王仙芝继续与唐军进行战斗。 乾符五年（878）二月，唐招讨使曾元裕于黄梅和王仙芝义军进行决战，结果王仙芝战败被杀，余众在尚让率领下参加了黄巢的队伍。 王仙芝是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发起人，他主张“均平”，对动员群众反抗唐朝的黑暗统治起了推动作用，他是唐末农民战争初期的领袖人物。但由于他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经不起高官厚禄的引诱，一再动摇，影响内部的团结，致使起义军分裂，最后战败牺牲，延缓了起义军的发展和壮大，推迟了唐朝统治的灭亡。 黄巢起义乾符三年（87）十二月，黄巢与王仙芝分兵行动以后，第二年二月即攻克郓州，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攻陷沂州。七月，又与王仙芝共攻宋州，在作战失利后，又单独南进蕲州、黄州，因受唐军阻击，于十一月又北进匡城、濮州，僖宗命颍州刺史张自勉率诸道兵镇压起义军。 乾符五年（878）二月，尚让率王仙芝余部归附黄巢后，称黄巢为冲天大将军，废唐僖宗年号，改元王霸，设置官署，建立了农民政权。这时，僖宗又用招降的办法，以黄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黄巢置之不理。三月，黄巢自滑州进攻宋州、汴州，继又攻卫南，接着，又攻叶、阳翟，使东都受到威胁。僖宗急忙调河阳兵千人赶赴东都，又调驻兵荆、襄的曾元裕速到东都，还命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为东都应援防遏使，统率河阳、宣武、昭义三镇兵守卫洛阳。同时，还加强洛阳外围重要据点的守备。 黄巢没有强攻洛阳，使统治者出乎意料地突然挥戈南下，横渡长江，相继攻下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波阳）、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等地。八月，黄巢兵向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受阻后转进浙东，开辟了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十二月，巢军攻下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逃走。乾符六年九月，黄巢攻克广州，俘虏广州节度使李迢。在广州期间，因起义军多是北方人，不能适应广州的气候，因病而死者不少。黄巢根据部下建议，转进桂州，然后沿湘江而上。在取得潭州全歼守敌的胜利以后，尚让乘胜进逼江陵。面对号称五十万众的起义大军，江陵的唐军不满万人。荆南节度使王铎不敢交战，留其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己率众走襄阳。王铎去后，“汉宏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2。十几天后，起义军才到江陵。由此可见，唐军在镇压起义军的同时，还在继续残害百姓，激化阶级矛盾。 乾符六年（879）十一月，起义军兵向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联兵于荆门阻击。刘巨容伏兵于林中，曹全晸出兵迎战，佯败而退，诱起义军至伏兵处，起义军突然遭到袭击，损失惨重。黄巢与尚让2《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整顿队伍，渡江东走。有人劝刘巨容穷追黄巢，刘巨容则认为起义军被镇压后他就无处发挥作用，从而不被重用；若使起义军继续存在，他还可以有用武之地，有求富贵的机会。于是，黄巢军从容东去。由此可见，在阶级矛盾全面爆发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仍然有增无减。 黄巢过江后，先后转战于鄂州、饶州、信州、池州、宣州、歙州、杭州等5州之地，众至二十万人。 广明元年（880）五月，黄巢屯兵信州，淮南节度使高骈又用招降的办法，表示愿为黄巢求请节钺，欲使黄巢归附于他。这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都已到达淮南，高骈不愿他们分享其功，遂向朝廷反映，他很快即可平定起义军，请求其他各军返回原地。僖宗同意他的意见。黄巢知道各军离开淮南后，立即和高骈开战，高骈大败，黄巢又一次声势大振。七月，黄巢自采石北渡长江，进击天长、。高骈自认为势单力薄，不敢出战。故在严加防备的同时，又上表朝廷告急。十月，巢军攻陷申州，又相继转战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所到之处，官僚地主四处逃亡。十一月，黄巢破汝州，自称“天补大将军”，并向官军宣称“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显然这是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僖宗，意欲分化瓦解唐朝廷与地方的力量。 面对黄巢逼近东都，僖宗急忙召宰相商讨对策，当有人提起要重视安禄山入关，迫使玄宗入川的教训时，僖宗极不愉快，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命观军容使田令孜、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等人，负责防守潼关。黄巢很快攻陷东都，挥戈西向。 张承范等人所率的神策军，多是平时募集起来的长安富豪子弟，他们往往贿赂宦官，取得军籍，以求厚赐。现在出征打仗，都与家人相聚哭泣，许多人以金帛雇贫人代行。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战斗力。十二月初，张承范率二千人赶赴潼关，黄巢军也已抵关下。张承范与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共守潼关。齐克让初战失利，败退关内。黄巢乘胜破关，兵向长安。巢军逼近长安，僖宗在田令孜所率五百神策兵的保护下，惶惶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 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黄巢于霸上，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市民夹道聚观。尚让向市民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起义军碰到贫者，往往赠与财物；对唐朝的官吏则多杀之，特别是唐宗室更是得之者皆杀。 黄巢在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改元金统。黄巢下令，“百官诣赵璋第投衔者，复其官”2。但宰相豆卢瑑、崔沆，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等人，拒不从命，均被义军捕杀。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綦，仇视起义军又无可奈何，只得举家自杀。张直方表面投降，暗中又与唐官吏过从甚密，也被黄巢杀死。 中和元年（88）正月，僖宗到达成都。二月就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畋为宰相兼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郑畋是坚决与起义军为敌的死硬派，僖宗南逃后，关中各地还有唐军数万人，他派人到处联络，想把这些军队组织起来，对抗黄巢。他还约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共同讨伐黄巢军。《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六年。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当黄巢派人对他进行招降的时候，他又杀了黄巢的使者，以示决不投降。四月，唐各路大军逼近长安，黄巢主动放弃长安，移军霸上。唐军入城后，肆意抢掠，秩序混乱，黄巢乘机反攻入城，唐军溃不成军，死者十之，程宗楚、唐弘夫均被义军所杀。这次胜利，又大长了起义军的声威。黄巢再克长安后，并没有继续扩大战果，彻底消灭唐军残余势力，而是仍然仅据有以长安为中心的部分地区。这样，势必不能持久下去。 中和二年（882）四月，以中书令兼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首的各路唐军又逼近长安，起义军所辖地区仅只长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一带。由于人口增多，生产也受战争的影响，粮价大幅度上涨，斗米值三十缗钱。九月，黄巢的同州防御使朱温向唐投降，更增加了大齐政权的困难。十二月，沙陀首领李克用率军四万人自河中渡河，到关中同州。中和三年（883）二月，李克用与其他唐军和起义军将领尚让十五万之众大战于乾阬、梁田陂一带，结果起义军失利，损失数万人。在东西两面受敌的情况下，李克用又不断派人潜入长安在暗中捣乱。黄巢感到形势颇为不利，遂发兵三万人，扼守蓝田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 中和三年（883）四月，黄巢与李克用等唐军在长安激战以后，撤出长安，经蓝田、商州东去。五月，黄巢军名将孟楷进攻蔡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接着，又攻陈州。由于陈州刺史赵犨早有准备，加强城防，存积粮草，多募勇士，大大提高了陈州的防御能力，故而起义军初战不利，孟楷牺牲。十二月，赵犨求援于邻道，许州节度使周岌、武宁节度使时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即朱温，他降唐后，僖宗赐名全忠），都出兵增援。这些援军仍然不及黄巢军力强大，他们又共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中和四年（884）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五万人自陕、河中渡河而东，向陈州进发。 李克用会许、汴、徐、兖各路唐军，于四月攻克黄巢在陈州以北的据点太康，又攻陷黄巢在陈州以西的据点西华，黄巢被迫退军故阳里。陈州也就解围了。五月，黄巢向大梁转进，朱全忠向李克用求援，在中牟北一战，起义军战败，尚让向时溥投降。黄巢余众不足千人，东向兖州。六月，黄巢与少数义军到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自感势单力薄，难有东山再起的可能，遂自刎而死。黄巢死后，虽然还有他的侄子黄浩领导其余部继续进行反唐斗争，但也为时不久，最后失败。 轰轰烈烈的黄巢大起义，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避实攻虚，走遍今天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省广大地区，动摇了唐朝的黑暗统治。但由于长期流动作战，没有稳定的后方，起义军始终在战争中生存，缺乏经济上的保障和群众基础，故而很难持久下去。就唐朝来说，僖宗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仍然得到各地方势力的。由于黄巢得此失彼，朝东暮西，故没有彻底摧毁唐地方政权与军事力量，仍然是唐政权存在的土壤；同时，还有沙陀李克用等军队的以及在关键时刻朱温等义军将领的投降等，都促使起义军最后失败。 黄巢起义失败了，但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黑暗统治，在很多地方惩罚了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地主官僚，大长了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志气，大灭了地主官吏的威风。唐朝政权虽然继续存在，但已名存实亡，实际上成了藩镇手中的傀儡。 王仙芝、黄巢起义，是唐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两个阶段。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虽然不是把“平均”当作革命口号，但它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的愿望。因为封建社会的财产占有不均和赋役负担不均，都是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正因为如此，虽然是通过起义军领袖的称号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农民要求，也是极为重要的，它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斗争前进了一步。黄巢起义军持续时间之久，涉及范围之广，也是历史上所少有的。这说明不管从深度或广度上，唐末农民起义军都对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沉重的打击，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2附表唐世系表■2《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第十章封建经济的发展第一节阶级关系的变化隋代的士族门阀隋唐时期的阶级关系，主要还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 地主阶级包括皇室、贵族，还有士族门阀地主和庶族地主两个阶层。这一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士族门阀的衰落及其退出历史舞台。 隋代的士族门阀是魏晋士族门阀的继续和发展。自东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士族门阀，到了东晋，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北朝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隋唐时期，是士族门阀的最后阶段。 隋代的士族门阀，在社会上仍然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隋朝的建立者杨坚，是在多数士族的下取得政权的。 杨坚是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关中的望族之一。他的父亲杨忠是随周太祖宇文泰进据关中的功臣。因宇文氏在北魏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要，故而他不得不依靠关中士族，还有陆续进入关中的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隋文帝正是在这些士族的下取周而代之的。隋文帝在和皇太子的对话中明显地透露了这个问题。怀州刺史卢贲，因居功自傲，使隋文帝颇为不满。皇太子杨勇道“此辈并有佐命之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隋文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隋文帝提到的这些人，郑译、卢贲是山东郡姓，柳裘、韦謩（与柳裘等共助隋文帝夺取政权者）是关中大姓。皇甫绩的外祖是韦孝宽，韦孝宽是关中大姓，皇甫绩也不会例外。至于刘昉，虽非名门士族，但据其家世，也不会是寒门。隋文帝在这些人犯罪的时候还多加迁就，可见他们和隋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隋文帝说若非这些人他不至于做皇帝，确是肺腑之言。 在隋朝政权中，士族官员也有重要地位。开皇年间，被称为“四贵”的杨雄、高颎、虞庆则、苏威，都是士族。高颎是世代公卿之后，渤海名门望族；苏威是关中大姓；按虞庆则的家世，至少也应当是士族中的低门；杨雄是皇族。这说明开皇年间的士族，在政治上还是举足轻重的。 另外，作为关中郡姓首望的杨素，更是家世显贵，权大位尊。隋南伐陈时，他为行军元帅，因功封越国公。后又为宰相，很受隋文帝重用，故而他的政治地位崇高，经济实力也十分雄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颇能左右时局。大业年间，虏姓士族的宇文述，关中郡姓的裴矩，江南士族的虞世基等，都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由此可见，隋朝政权中的士族门阀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 由于士族势力的强大，门第观念也影响深远。元孝矩是虏姓士族首望，隋文帝“重其门地，娶其女为房陵王妃”。后来房陵王杨勇做了太子，当然农民起义部分的编写，参考了李斌城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有关部分。还对张泽咸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有所借鉴。 《隋书》卷三八《户贲传》。 元孝矩女就是太子妃了。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的崔儦，因其“世为著姓”，越国公杨素“重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这些都是门第观念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 更有甚者，在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还有些人不敢冲破门第观念的束缚。大业十三年（7）十月，巴陵（郡治在今湖南岳阳）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人，眼看隋炀帝政权朝不保夕，欲起兵反隋。大家共推董景珍为主。董景珍推辞道“吾素寒贱，不为众所服。罗川令萧铣，梁室之后，宽仁大度，请奉之以从众望。”2后来，果然是萧铣做了首领。萧铣是侨姓士族。在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人们的门第观念还如此浓厚，唐代士族仍然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代的士族门阀隋代的士族势力虽然还相当强大，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遭到削弱。例如，杨素权大位显，独揽朝政，致遭隋炀帝猜忌。杨素重病在身，隋炀帝唯恐他不死。其子杨玄感也“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3。后来，乘进攻高丽之机，起兵反隋，因失败而遭灭门之祸。在这种此伏彼起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必然有一部分士族势力遭到削弱。另外，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也使一部分士族受到打击。不过，多数士族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延续下来了。例如，李密、窦建德这两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都笼络了不少士族官僚，还有很多士族官僚归顺了唐朝。这就是说，唐朝建立后，士族门阀势力仍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就非常重视门第，他曾对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帝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唐德宗时的苏冕更具体地说“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比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4显而易见，唐初统治集团自以出身显贵而洋洋得意，直到德宗时统治集团还以此而感到自豪。从这些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在唐初政权中士族力量的强大。 宰相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成员。从武德、贞观年间成员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士族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武德年间（8—2），前后任宰相的是裴寂、刘文静、萧璃、窦威、窦抗、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这些人都来自士族。可《隋书》卷五○《元孝矩传》。 2《隋书》卷七六《崔贲传》。 3《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4《隋书》卷七○《杨玄感传》。 见武德年间的政权，士族门阀是其骨干力量。 武德四年（2），秦王李世民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勗、于志宁、苏世长、薛顺、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实际上这是李世民组织的智囊团。这些人中，除了孔颖达、盖文达、颜相时三人外，其他十五人都来自士族。 贞观年间（27—49），先后曾任宰相的二十八人。其中曾有六人（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原是武德年间的宰相。另外，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高季辅、李靖、王珪、温彦博、杨师道、褚遂良、许敬宗等十一人也是士族出身。非常明显，贞观年间的宰相中，士族势力仍占绝对优势。 从发展的趋势看，贞观年间的士族势力比武德年间稍有削弱。这主要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并不是唯看门第，而是颇重人才。例如，魏徵被唐太宗视为一面镜子。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可见魏徵在贞观年间所发挥的作用是别人无可比拟的。另如马周，因偶然的机会被太宗所重用，官至中书令，使太宗须臾不能离开。太宗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还有刘洎，每有所谏，都得到太宗的重视。这些人都出身寒门。这说明贞观年间的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已不是舍我无他了。 在士族内部，也存在差别，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相同。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士族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太宗针对山东士族崔、卢、李、郑诸族的自恃门第最高，批评他们“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遂指定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岑文本等编撰《氏族志》。但高士廉等仍以崔民幹为第一。太宗甚为不满地说“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卬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幹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他规定必须遵照“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的原则，重新修订。这样的结果，就出现了新的“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为第三”的谱系。 太宗修《氏族志》，是调整士族门阀内部的社会地位。但客观上却起了削弱士族势力的作用。因为他主张“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也就是“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2。这样一来，由寒门出身的官僚当然也可跻身士族，这就使魏晋以来那种严格的门阀制度出现了缺口；对崔、卢、李、郑等高层士族无疑是一次打击。 高宗、武则天时，士族势力进一步遭到削弱。高宗为立武则天为皇后，《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2《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曾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反对。长孙无忌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褚遂良也说“陛下必欲以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后来，李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在骆宾王的讨武檄文中也指责武则天“人非温顺，地实寒微”2。这都是说武则天出身寒门不配被立为皇后。另外，还有来济也曾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3。士族门阀素以儒家的礼教作为自己行动的规范，“幽闲令淑”是名门大家理想的小姐。这又是说武则天不符合士族门阀的标准。既然如此，武则天必然对传统的门第观念十分反感。 武则天执政后，褚遂良、长孙无忌，甚至不明确表态的于志宁都削官被贬，王皇后的舅父柳奭被杀。还有些做了宰相的士族，也有被贬被杀者。裴炎因反对武则天立武氏七庙，又劝武则天归政于子而被杀。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因遭人诬陷而被流放岭南。另外，还有韦巨源被贬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北），苏味道被贬集州（治所在今四川南江），陆元方被贬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总之，武则天在打击敌对势力的同时，严重削弱了士族的势力。 在打击士族势力的同时，武则天又通过科举考试、试官等各种途径提拔中下层人士充任各级官吏。甚至连卖饼为业的文盲侯思止也做了朝散大夫、侍御史；被人视为“素无行”的王弘义也做了殿中侍御史。4更为甚者，凡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当时人称这种现象为“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怨脱校书郎。”这样“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实际上武则天有她自己的用人标准，“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这就是说，武则天的用人标准是有利于她夺取政权，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和士族标榜门第，鄙视寒门的门阀观念格格不入。大量中下层人士登上政治舞台，必然削弱士族的势力。 当然，武则天并不是有意站在庶族人士的立场上，打击士族门阀，而是为了打击政敌而在无意中削弱了士族。武则天及其走卒也想抬高自己的门第，于是，他们就想修改贞观时期的《氏族志》。《唐会要》卷三六《氏族》载“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经孔志约、杨仁卿等修改的结果“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2这就是《姓氏录》。尽管武则天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修《姓氏录》，但其结果使“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者皆可加入士族，无形之中就使以往的士族门阀制度难以维持了。 玄宗用人也不重视出身。开元二十四年（73）十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玄宗欲以他为《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4《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尚书。宰相张九龄反对道“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玄宗怒形于色道“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张九龄答曰“臣岭海孤贱（张九龄是韶州曲江即今广东韶关人），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牛仙客是泾州鹑觚即今甘肃灵台人）；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对此，李林甫也发表意见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3由此看来，玄宗、张九龄、李林甫等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都不赞成按门阀的标准用人。 从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看，开元、天宝年间虽然也有不少士族宰相，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宰相大多不是士族。例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都是玄宗时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士族势力日益衰落的时候，从景龙元年（707）到开元二年（74），中宗又命柳冲、魏元忠、张锡、徐坚等人修改《氏族志》，最后，由柳冲、魏知古、陆象先、徐坚、刘子玄、吴兢等人撰成《姓族系录》（《唐会要》称《姓族录》，《新唐书》称《姓系录》）。为什么要修撰《姓族系录》呢？《旧唐书》卷一下《柳冲传》说“初，贞观中太宗命学者撰《氏族志》百卷，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近百年间，虽然曾经有过高宗显庆年间的《姓氏录》，对《氏族志》有过修改，但由于中宗复辟后，为了表明他的正统地位，立即改周为唐，同时，“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也就是所谓“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修改《姓氏录》而为《姓族系录》也就十分必要了。 《姓族系录》是因为士族诸姓“至有兴替”而修撰，开元二年（74）成书的结果是道逆天源全文阅读“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藩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2。也就是说，在《姓族系录》中地位的高低不决定于原有的门第，甚至“夷藩酋长袭冠带者”也可占一席之地。这和玄宗的用人标准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自唐初至玄宗时，士族门阀的地位每况愈下，庶族势力日益增长，士庶合流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了。 安史之乱以后，士庶合流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又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冲击，旧的士族门阀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东汉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到五代就寿终正寝了。《新唐书》的作者说“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时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乱也。遭晋播迁，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代阀显者，至卖昏求财，汩丧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土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3宋朝人这样叙述士族门阀发展的过程，大体上符合事实。唐代士族门阀的特点3《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2《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景龙元年。 3《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唐代的士族门阀在演变过程中显示了三个特点。 其一，与其经济势力的强弱和其官品的高低密切相关。从《氏族志》、《姓氏录》到《姓族系录》，反映了唐代士族门阀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士族门阀的社会地位逐步和官品的高低融合为一体。按照唐代均田制度“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各级官吏都有“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4的永业田。这些永业田，都免课役。显而易见，各级官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一致的。随着政治地位的演变而消长的士族门阀势力，必然也从经济上和各级官吏的政治地位相适应。均田制破坏以后，各级官吏还可以通过赏赐、兼并等途径得到大量土地，各级官吏和士族门阀势力在经济上的融合还继续有所发展。 其二，士族门阀的地位和官品的高下相一致，促进了士族门阀制度的没落。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更加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重才轻门第的用人标准，使很多庶族人士跻入士流，从而打破了原有士族门阀不可逾越的鸿沟。原有的士族，虽然在武德年间还在政治上保有绝对优势，但贞观以后，由于士族成分的变化，士庶合流的倾向已日益明显，遂使士族门阀制度江河日下，以至退出历史舞台。 其三，士族的社会地位往往受到皇帝的削弱。贞观十六年（42），唐太宗针对一些士族“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但还有“新官之辈”，“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情况，下诏“禁卖婚”。显庆四年（59），高宗针对李义府向士族求婚不成事，下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玄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仍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这些措施，再加上《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等，不断调整士族内部各姓的地位，加速士庶合流的进展，都促使士族门阀制度日益衰落。尽管旧的士族也曾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地位，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到了五代，士族门阀制度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了。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簿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这种论述，符合实际情况。2农民阶级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客户、佃民等。自耕农就是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他们先后按照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向朝廷交纳赋税。这个阶层，始终处于分化4《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赞》。 《通典》卷二《食货》二。 《唐会要》八三《嫁娶》。 2《通志·氏族略》。 状态中，其中的少部分可能上升为地主或官僚地主，但大部分则受天灾的影响，仅可勉强维持生活，甚至破产流亡，成为客户或佃民。 客户是指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劳动者。他们之中有的成为流民，有的成为佃客、佃家、佃户等佃民。历代统治者为了争取更多的剥削对象，都非常重视客户的问题。隋高颎制定输籍法，就是用轻税的办法使很多客户成为国家编户的。唐后期实行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3，也是要把客户改为朝廷的编户，以便成为朝廷的纳税对象。朝廷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因为客户为摆脱朝廷繁重的赋税和徭役，背井离乡，逃亡他乡去做私家的佃户，或者带着自己少量的土地成为私家的荫附户口。这样一来，朝廷的税源大大减少。因此，封建朝廷和各种地主之间也常常为此而发生矛盾。地主阶级内部这种争夺劳动人手的矛盾，正说明客户的数量很多，同时，更说明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及其政权都是靠剥削劳动者而存在的。 各种佃种土地的劳动者，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租种私人土地的佃户，一类是租种封建国家的职田、公廨田、营田的佃民。他们没有土地，佃种地主或官府的土地，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私家的佃户，对地主虽有相当的依附关系，但可以自立户籍，和南北朝时相比是松弛多了。佃种官田和逃户田的承佃尸，最初课税轻些，以后有可能发展成类似自耕农的编户。在屯田（营田）耕作的除了士兵以外，还有召募来的客户。这些客户也有可能上升为自耕农。他们和自耕农是农民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主要根据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国家的政策不断演变。 隋文帝实行了各种改革措施，隋初的自耕农民数量增多，也就是农民占有土地相对多一些，故而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生产有所发展。大业年间，隋炀帝倒行逆施，横征暴敛，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各种无偿的劳役，致使土地荒芜，生产停滞，故而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唐朝初年，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实行均田制，使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故而阶级矛盾较为缓和。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的问题。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还有天灾的影响，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断处于分化状态中。农民的土地不断向地主手中转移，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客户和流民，这就必然使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正当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唐统治集团内部也有重大变化，从武德到开元初年那种注意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玄宗骄奢**逸，沉湎酒色，致使政治，阶级矛盾激化。同时，均田制的破坏，安史之乱的爆发，边防战争的频繁，也都是激化阶级矛盾的因素。因此，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尽管也采取过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如德宗时实行两税法，顺宗时的永贞革新，宪宗时削弱藩镇势力等等，但都没有改变阶级矛盾逐步激化的趋势。同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等各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也促使阶级矛盾有增无减。正是这些原因，唐后期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宣宗时的浙东裘甫起义、懿宗时的庞勋起义、僖宗时的王仙芝、黄巢起义等等，终于使唐朝走向灭亡。由此可见，隋唐两代一样，其建立、兴盛和衰落，都是受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制约的。 3本节参考了田廷柱著《隋唐士族》。 第二节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河陇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早在隋唐以前，这一地区就已形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如统治高昌的麹氏，本是金城郡榆中（今属甘肃）人；就是高昌人民，很多也是从内地迁徙去的，所谓“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唐太宗攻灭高昌，改置为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后又击败西突厥，将西域置于唐朝的统治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一批粟特人迁入河陇地区。此后，唐朝又将归降的诸族人陆续迁入，如陈子昂在安北都护府时，曾上奏朝廷说“窃见碛北归降突厥已有五千余帐，后之来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余帐，奉敕亦令同城安置。”开元十一年（723），“吐谷浑率其众诣沙州内属，诏张敬忠安存之”2。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河陇地区，又有大批吐蕃人随之迁入。回鹘被黠戛斯击破后，大批回鹘人西迁，居于西州的称高昌回鹘，居于甘州（治今甘肃张掖）的称甘州回鹘。据考证在高昌回鹘境内的民族主要有回鹘、汉族、吐蕃、吐火罗、高车、■哒、突厥、众熨（一作仲云）、黠戛斯等3。这种人口迁徙的活动直至五代时期仍在继续进行。长期的人口迁徙，使得河陇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杂居民族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众多的民族杂居于同一地区，诸种文化、经济得以互相交流，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诸族人民逐渐组合，共同发展，向封建化过渡。所谓封建化，是指社会制度的封建性质，而社会制度的性质却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通过研究这一时期河陇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可清楚地看到诸杂居民族逐渐向封建化过渡的轨迹。 高昌早在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在麹氏统治时期，高昌的土地大体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类，官田除屯田外，也有出租现象。“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2。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也有交纳粟麦的现象。民田出租必须向田主交纳田租，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属于麹氏统治时期的租佃契约就有十七件3。说明早在隋唐以前这里就已经存在着封建生产关系。唐朝改置为西州以后，在这里普遍推行了均田制，随着土地关系的变化，租佃制更加发达，租佃契约更加盛行，这一切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都有大量的反映。高昌的政治制度及文化也深受中原皇朝的影响。麹氏高昌“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4，“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学校设置亦仿中原，“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学《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北史》卷九七《高昌传》。 2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全唐文》卷二一一。 3《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史中一些基本问题论证》，《新疆大学学报》989年第2期。2《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 3《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七》。 4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至5册。 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5。“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其郡县行政制度包括乡里组织和内地也相一致2。说明高昌已经建立了和其经济基础相符合的封建上层建筑。回鹘本是游牧民族，安史之乱后，和唐朝建立了比较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唐的影响下，阶级分化加快，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回鹘迁居高昌后，利用当地优越的农业自然条件，过起了定居的农业生活，正是这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大大地加速了高昌回鹘的封建化。他们建立了一套从都护、宰相、枢密使、于尔齐、断事官到各级大小伯克的官制，构成了当地封建统治阶级；同时也产生了卡朗奇、伊得如、库瓦克、图图克、卡达施等各种农民或农奴，属于被统治阶级3。回鹘人包括融合当地已有的汉人、吐蕃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突厥人、印度人等，除了主要经营农业外，兼营一部分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有较大发展。从已发现的吐鲁番回鹘寺庙壁画看，回鹘人男的着唐式衣冠，穿半长靴，女的穿唐草纹样的大襟衣服4。说明直到这个时期，中原文化对他们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河陇地区的农业，以河西走廊、湟水流域自然条件最好。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条件较好，唐廷在这里兴置了大量的屯田、营田。“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5。其他州郡亦有不少自然条件较好，如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大田多稼，人和岁丰，■军廪师，处勤余裕”，唐高宗也说“河州军镇要冲，屯田最多。”经过唐朝一百几十年的发展，到天宝十二载（753）时，“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2。由于河陇地区西连吐蕃，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又是丝绸之路的必由之路，加之农业生产发达，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唐朝对迁入这里的胡族极少置侨州县，大多令其散居。在有些地方也采取与内地一致的基层乡里制进行安置，如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为安置粟特人而专门设置的。从已发现的敦煌文书看，入迁胡族同汉人一样授田，并负担赋役。这样就使入迁河陇地区的胡族原有的部落结构自然解体，血缘纽带联系被斩断，经过一段时间与汉族的杂居，完全变成了唐朝的编户齐民。由于河陇地区的杂居民族封建化比较彻底，诸族人世居于此，以至于他们以当地为自己的本籍。如昭武九姓人石崇俊“曾祖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3。其以甘州而不以粟特本土为籍，说明他们早就居于此地并仿汉俗为籍，然后东向进入长安。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河陇地区，在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南）推行部落制，征收赋税及商品交换不用钱币，加之丝路堵塞，中西贸易中断，商品经济停滞不前。在土地制度上，推行带有国有性质的计口授田制；在社会结5《北史》卷九七《高昌传》。 《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七。 2《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3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978年第期。4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西北史地》984年第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22页。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全唐文》卷二○九。 2张说《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全唐文》卷二二八。 3《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构上，出现了奴婢与各种依附农民数量的增多和僧尼人数增加的变化。4河陇其他州郡情况，由于均为吐蕃统治，大致和沙州相同。这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倒退，生产关系逆转的现象。唐宣宗时期，唐朝收复河陇地区，马上着手恢复封建制度，下诏曰“其秦、威、原并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以后已量定户籍，便任为永业。其京城有犯事合流役囚徒，自今已后，一切配十处收管。温池盐利，可赡边陲，委度支制置闻奏秦州至陇州以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李玼与刘皋即使度计闻奏。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其官健父兄子弟，通传家信，关司并亦不得邀诘阻滞，如要垦辟种田，依百姓例处分。三州七关，如少器械，长吏与量据所申闻奏。”与此同时，张议潮在沙州也开始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恢复农业生产。重新进行户口和田地登记，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土地调整、清射和均割，赋税制度也相应作了改变。2这样就在河陇地区再次恢复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使得遭到破坏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后，唐末五代的高昌回鹘、沙州曹氏、甘州回鹘等政权，都是封建性质的政权，并和中原皇朝保持了较密切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灵、夏、朔、代、幽、蓟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周边诸族内附，在隋朝尚不多见，从唐初以来，诸族纷纷归附。为安置降附的诸族人，唐朝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各族原居住地设羁縻府州安置，另一种是在唐朝原边界州内设置侨置州县，以管理内迁各族人口。前一种府州对民族的迁徙影响不大，后一种由于内迁到唐朝原边州内，形成民族杂居局面，促使内迁民族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及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唐朝在关内道的灵（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庆（治今甘肃庆阳）、银（治今陕西横山东北）、夏（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四州境内，共设置侨州府一百零二个，用来安置内迁的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粟特（昭武九姓）等族。在河北道的幽（治今北京西南）、蓟（治今天津蓟县）、营（治今辽宁朝阳）三州境内，共置侨州二十个。营州被契丹攻陷后，即迁原属侨州于幽州境内，用来安置突厥、靺鞨、奚、契丹、室韦、新罗等族归附人口3。此外，唐朝在灵、夏二州南境设置了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合称“六胡州”，用以安置内迁的粟特九姓人和突厥人。开元十一年（723），废六胡州，迁六州胡人于河南、江淮地。开元二十六年（738），迁还六州胡人，置宥州（治今年蒙鄂托克旗南）安置，宥州遂成为唐朝的“正州”，不再属于侨置州。太宗时，粟特九姓人安胐汗率众五千人内附，其孙安思慕曾经任鲁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957年版，第4页。 参见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98年版。 2《唐大诏令集》卷一三○《收复河湟德音》。 3参见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984年第期。 州刺史。这里的鲁州即指六胡州之一的鲁州。河东道的朔（治今山西朔县）、代（治今山西代县）二州一带虽无置侨州县，也安置了不少内迁胡族。唐朝廷在这些侨府州内安置了大批的内迁民族人口，如贞观十年（3），阿史那社尔率突厥一万余众内属，唐朝“处其部于灵州”2。贞观十三年，李思摩奉命率突厥部众渡河出塞，“几十万，胜兵四万”，“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请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诏许之”。高宗时，“突厥内属者分处丰、胜、灵、夏、朔、代间，谓之河曲六州降人”。开元三年（75），十姓突厥“合万余帐相踵款边，诏内之于河南”2。再如吐谷浑，“咸亨三年二月，徙吐谷浑于灵州，其故地皆入于吐蕃”3。灵、庆、夏及延（治今陕西延安北）、盐（治今陕西定边）等州，都有其部众分布。其后“其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4。太宗、高宗、武则天时期铁勒诸部曾大规模入迁，多置于灵、庆一带。开元初，回纥、同罗、仆固、拔曳固等部再次大规模南下，唐廷将其安置到大同军（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天宝初年，同罗万余帐来降，唐廷“处之朔方河南之地”5。党项早于唐初就开始内迁，贞观“五年诏，开河曲地为十六州。是年党项等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余万口”。天授三年（92），党项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7。到唐武宗时，据李德裕言，党项人口还有增长，“缘党项自麟、府、鄜、坊至于太原，遍居河曲，种落实蕃”8。其居住已经靠近关中及太原（治今山西太原西南）。沙陀原附吐蕃，元和三年（808），归降唐朝，“诏处其部盐州”。不久，奉命迁往河东，安置于黄花堆（今山西山阴东北）。唐僖宗时，沙陀首领李克用召募鞑靼万余人充实其部，开赴关中镇压黄巢义军，有功，唐朝授以河东节度使之职，这些鞑靼人也就留居河东了。幽州境内的胡族人口在天宝中（742—755）可考的有两万多户2，分属于八个民族。其实并不止于此数，史籍漏计的当不在少数。 周边诸族除粟特人等一些民族外，大多都从事畜牧业，兼以狩猎为生，极少从事农业。内迁以后逐渐改变了其社会生产结构，大都改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这一方面是唐皇朝有意引导，另一方面是面对内地以农业为主的新的生活环境，受汉族影响不得不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唐初击败突厥后，面对大量内迁的突厥人，中书令温彦博就极力主张“收处内地，将教以礼法，职以耕农”3。唐太宗听取了这个主张。从此唐朝廷基《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2李至远《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三五。 《新唐书》卷一一○《阿史那社尔传》。 2《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3《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4《唐会要》卷九四《吐谷浑》。 5《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 《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 7《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8《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 李德裕《请先降使至党项屯集处状》，《全唐文》卷七○二。 2《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 3《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本上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安置内迁诸族。张俭任代州都督时，对境内胡族，“劝其营田，每年丰熟”4。开元八年（720），为了安置关内、河东、河西新附胡族，唐廷下诏说“部落有疾苦，使量给药物，无令田陇废业，含养失所”5。唐宣宗时，对降附党项“令就夏、银界内指一空闲田地居住”，要求其“各守生业，自兹必令永戴恩信，长被华风”。唐朝廷在安置内迁胡族时，虽允其聚居，但却不是举族而居，往往分割为若干个小聚落，与汉族交错杂居。如河北境内的契丹族，就分属昌州（领龙山县，侨治安次县常道城，今河北安次西）、威州（领威化县，侨治良乡县石窟堡，今北京周口店北）、师州（领阳师县，侨治良乡县故东闾城，今北京房山境内）、青山州（领青山县，侨治范阳水门村，今河北涿县境内）等八州，天宝时所领户口多者不过千余户，少者只有百余户，大多为数百户。名为州县，实则相当于内地州县中乡的规模。关内道的侨置州府大体也是如此，如夏州境内突厥，分属于十六个侨治州，共领二千三百一十九户，每州的户口数也是很少的。唐朝廷的这种政策，虽有便于控制内迁胡族之意，但更大的意义在于“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2。尽管内迁胡族封建化的道路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这项政策的推行对改变胡族生产结构却是比较显著的。贞观十二年（38），唐廷在对突厥首领李思摩的诏书中就说“今岁以来，年谷屡登，种粟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靡资于狐兔”3。武则天时，突厥“又请粟田种十万斛，农器三千具，铁数万斤”4。说明他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结构，开始耕织生产了。 在行政管理上，唐朝对内迁胡族允其首领任侨置府州的都督、刺史，享有固定的俸禄，但必须接受当地军政官员的管辖，所谓“诸道军城，例管夷落”5。对其人口按内附时间长短分为“熟户”和“新降”。“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即是“熟户”。“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2。可见从内迁胡族的第二代起，就同当地百姓一样，完全成为唐朝的编户齐民了。如“兰池胡久从编附，皆是淳柔百姓，乃同华夏四人（民）”3。在唐代虽然侨置州县曾几次发生反唐起义，其原因多是当地官吏、军帅残酷剥削压迫而引起的，所谓“困于诛求，起为盗贼”4，“无故杀伤，致令怨恨”5。其性质是反对阶级压迫和封建剥削。 侨置州县的人口既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其户口自然是要上报户部的。从4《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5《旧唐书》卷八三《张俭传》。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赐入朝新降蕃酋敕》。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平党项德音》。 2以上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卷三九《地理志》一。3《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4《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突厥李思摩为可汗诏》。 5《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 2《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3《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 4《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5《元稹集》卷四八《王元琬银州刺史制》。 《旧唐书·地理志》中列有的天宝年间灵、夏、幽、蓟等州境内的数十个侨置州的户口统计数看，是向朝廷申报了户口的，这有别于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的普通羁縻州府。同时也要承担赋税徭役，唐朝规定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已上为上户，七等已上为次户，八等已下为下户。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一口，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内迁胡族的第二代就要按汉族百姓的标准承担赋税徭役。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凡是内迁较久的胡族人户基本上都已变为封建制下的编户齐民。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地的情况和社会环境不同，内迁人口封建化的进程也不相同，甚至有反复现象出现，然封建化和民族组合的趋势却是不可扭转的。 长安、洛阳及内地诸州杂居民族的封建化隋唐时期周边民族及外国人口入居中国内地的很多。在隋代朝廷有意识迁徙人口入内地还不多见，在唐朝统治时期就不断地把周边胡族人口迁往内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唐太宗进攻高丽，“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7。总章二年（9），“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从代宗大历（7—779）年以来，唐朝在战争中每俘获吐蕃人，“亦令中官部统，徙之江岭”2。会昌三年（843），“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3。唐宣宗时，“突厥居特峨者千二百人”降附，河中节度使徐商“因请从齐、鲁之间隙地以居之，编籍为耕民”4。镇海节度使李锜叛唐，浙东观察使王式镇压裘甫起义，都曾征集境内胡族人入军，说明散居于江淮地区的内迁胡族人口数量不少。在唐朝居住的外国商人也是很多的，如上元元年（70），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刘展作乱时，“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5。乾符五年（878），黄巢义军攻下广州（治今广东广州），据说波斯、大食商人被杀者“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新罗、百济人在中国居住的也很多，楚州城内（治今江苏淮安）和涟水县（今江苏涟水）就有新罗人聚居的“新罗坊”2。隋唐时期在中国各地居住或经商的外国人，还有天竺（印度）、罗马、日本、高丽、林邑（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狮子国（斯里兰卡）、尼婆罗（尼泊尔）、固失密（克什米尔）等国人。由于在华外国人的增多，以至于沿海及内地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不少外国人聚居的“蕃坊”，并有蕃长专门《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平党项德音》。 7《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房玄龄《谏伐高丽表》，《全唐文》卷一三七。 2《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二年。 3《唐会要》卷九七《吐蕃》。 4《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5李骘《徐襄州碑》，《全唐文》卷七二四。 《旧唐书》卷一一○《邓景山传》。 2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987年版，上册第258页。 负责管理坊内事务和对官方交涉3。 长安、洛阳作为隋唐两朝首都与陪都，也有大批的胡族与外国人居住、学习和经商。隋炀帝营建洛阳后，就有大批的诸族、诸国人入居经商，到了唐代人数有增无减。长安在唐太宗时，突厥人“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4。“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5。“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者皆归之”。在长安、洛阳居住和生活的胡族人并不仅此，还有党项、粟特九姓人、契丹、奚、吐蕃、靺鞨、同罗、室韦、铁勒、南诏等族以及大批的外国人。吐蕃攻陷河陇后，仅西域诸族、诸国使者，就有大批人阻滞不归，留居长安，仰靠鸿胪寺供给，给唐朝廷造成很大负担。贞元三年（787），宰相“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而胡客“无一人愿归者”7，全都成为唐朝臣民，可见长安居住的胡族和外国人之多。当时长安的胡商也很多。唐文宗时曾下诏说“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如此多阶层的人向胡商借债，说明在长安的胡商人数确实不少。从“岁月稍深”一句，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匆匆过客，而是多年居住在长安。此外在长安学习的胡族和外国人也非常多。早在唐朝初年，“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2。指国子监所辖诸学及弘文馆、崇文馆的中外学生总数。龙朔二年（2），洛阳置国子监，学生中也有不少胡族和外国人。日本先后多次公派留学生入唐学习，也有自费入唐学习的。至开成二年（837），新罗在长安诸学中留学的学生已达二百一十六人3，为诸国遣唐留学生之最。周边诸族中入学的人数，唐初以吐蕃最多，后以渤海人为多，其他如粟特九姓、南诏、契丹、突厥等族人，都有子弟入国学学习。 众多的胡族和外国人迁入内地诸州和长安、洛阳，打破了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与汉族杂居，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之中，经济文化互相交流，逐渐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杂居内地的胡族，往往转营农业并迅速地封建化。从上述入迁胡族在内地“买田宅”、“殖资产”的行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说明胡族迁入内地，与汉族杂居后，在汪洋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环境中，接受当地的生产方式是必然的趋势。 杂居民族在共同经济生活中，形成共同语言，通常是以多数人的语言为共同语。同时，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也逐渐改变，慢慢地趋向一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先进的经济、文化，这是一条数千年来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在唐代，胡族内迁后，往往“服改毡裘，语兼中夏”。不少人“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觌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3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4参见范邦瑾《唐代蕃坊考略》，《历史研究》990年第4期。 5《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7《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三年。 2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全唐文》卷七二。 3《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今”4。受汉族文化熏染已经到相当深的程度。外国商人久居不归者，也都努力学习汉文化，其中有些还颇有造诣，能赋诗作文，如波斯商人李珣就著有《海药本草》，其诗歌有数首见于《全唐诗》卷七六○。外国留学生大都有较深中国文化造诣，其中不少人考中过进士。《东文选》八四《送奉使李中文还朝序》载“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杠师礼榜。由此以至天祐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大中元年（847），大食人李彦升赴长安，“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外国人科举及第后，可以入朝做官。唐制“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2连外国侨僧都要登记户口，那么商人、留学生、使者等各类外国人，数年不归者自然也要入籍，如居留不归，就成为具有唐朝国籍的人口了。有一点需要说明，文化、风俗的影响是相互的，民族杂居地区尤其如此。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等，在唐代汉族人中一度风行。经过长时间的吸收消化后，诸种文化渐趋一致，到唐末五代时期，对这些文化现象也就极少区分“胡”、“汉”，而成为同一地域的共同文化。 内地各族相互通婚，促使了各族体征差别的消失，最终使民族意识逐渐消失，完全组合为同一民族。在组合中，总是先进的、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保留了较多的民族特性，而人口较少、较落后的民族则较少保留民族特征。唐人陈鸿祖撰《东城老父传》中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即使诸国诸族使者，唐朝法律也允许他们娶汉族妇女，只是不准带走3，故其多在当地定居安家。远在岭南，情况也是如此，“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对发展岭南经济、文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久居内地，与汉族人世代通婚的胡族人非常普遍，如铁勒人契苾何力，娶唐宗室女临洮县主，生三子，其子契苾明又娶李孝义之女，生三子。其后世的汉族母系血统反倒多于胡人父系血统。诸族互相通婚，繁衍出大量的混血子孙，在改造着汉族民族构成的同时，也推动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相继走上封建化的道路，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既深且广的影响。 4《唐会要》卷三六《附学读书》。 薛登《请止四夷入侍疏》，《全唐文》卷二八一。 2陈黯《华心》，《全唐文》卷七六七。 3《唐会要》卷四九《僧籍》。 《唐会要》卷一○○《杂录》。 第三节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远在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乃在河济之间，按现在的地理来说，是在黄河下游。由于黄河的不时决口泛滥，也由于黄河流域累次发生战争，社会不安，原来经济重心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甚至显得经济萧条。在这期间，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经济却有所发展，见重于世。三国时的吴国以一隅之地与中原的曹魏相抗衡，东晋和南朝也都以半壁江山和北方诸政权相较量，正是由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发展中的经济的支撑，才能够较长时期存在下去。 这种局面到隋统一南北之后，才有所扭转，黄河下游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得以再现。不过南移的趋势并未完全消泯，到后来还是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去了。 隋唐以前黄河流域的乱离与经济萧条黄河下游能够发展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是有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我国的气候自古迄今虽不时有所变化，但在黄河下游大体还是温和时较多，适于农业的经营。而雨量又多适中，间有亢旱，也并非过于频繁，尤其可以称道的是土壤较为肥沃。在无垠的平原旷野里，纵横的河流更可资利用，如果能够开渠引水，随处灌溉，就可不虑旱魃的为虐。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的社会里，只要是不起兵革，社会较为安定，农民安心处于畎亩之中，经济还是能够得到发展的。 在隋统一南北以前，黄河流域的争战相当频繁。且不说较远的汉魏之际，由西晋末年肇始的十六国起伏的乱离，黄河流域就已残破不堪，汉魏以迄西晋的都城洛阳竟成为废墟，无一霸主愿在其地再建都城。这样乱世一直延长到北魏统一黄河以北各地。东晋末年，刘裕北伐，灭掉后秦和南燕，与北魏隔着黄河相互对峙。当然黄河侧畔仍为争战的场所。其后南风不竞，起先还是防河，逐渐变为防淮，最后只能防江。这是说在南朝转变为防淮之时，黄河下游已经平静下来，可以渐次恢复生产了。虽然北魏分裂之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之间仍时有兵争，所涉及的地区并非过于广大，到了北齐的邺都时候，已经近于尾声了。 经济地区人户的增多经济地区的发展，固在于有优良的自然条件，尤在于有充足的人力，从事经营。我国最初的完整户口的记载，始见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其时共有户超过了一千万2。魏晋以后，战乱频仍，户口大为减少。隋代统一南北，顿告升平，人户就显著增多，其最盛之时，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虽不及两汉之时，较之南北朝时增益确是很多了。《隋书·地理志》依《禹贡》九州之制，综记全国各郡、各州的人户超过百万的仅雍、豫、冀三州，而冀州且超过两百万。这三州恰又都在黄河流域。当然各州广2《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狭不一，属郡多寡又复不尽相同，未可一概而论。若按各郡所属的每县平均户数来说，则最多的为恒山郡（治所在今河北正定），每县有户二万二千，其次为清河郡（治所在今河北清河），每县平均为二万一千户，再其次为襄国（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济阴（治所在今山东定陶）、武阳（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河东（治所在今山西运城）、京兆（治所在今陕西西安）、荥阳（治所在今河南郑州）、信都（治所在今河北冀县）、武安（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面）、襄城（治所在今河南临汝）、汝阴（治所在今安徽阜阳）、汲郡（治所在今河南卫辉）、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沁阳）、赵郡（治所在今河北赵县）、河间（治所在今河北河间）诸郡。多者有户一方六千，少者亦不下一万三千户。2这些郡大都在黄河流域，更多聚集在黄河下游，仅襄城和汝阴两郡在汝河流域，不过襄城郡就在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和荥阳郡之南，与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牵连的。隋唐之间的乱离，促使全国人口都有所缩减，贞观中，仅得三百零四万一千八百七十一户，与隋代盛时比较，相差殊甚。当时十道中各州的每县平均户数，只有京兆府和汴州为一万一千户，其他各州殆皆不及万户，已难侈言经济重心的所在。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2，天宝元年（742），有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3，已与隋时差相仿佛。天宝十四载（755）有户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4，则较之隋世略有增益。 天宝十四载各州的具体户数已无由得知。两《唐书·地理志》皆记载天宝元年的户口数，这一年黄河流域各府郡中，每县平均户数最多郡当推河间郡，具体户数为一万九千。其次有一万八千户的为京兆府和陈留郡。陈留郡即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再次景城郡（即沧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隋为渤海郡）有一万七千户。济阴郡和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隋为魏郡）皆有户一万六千。广平郡（即洺州，隋为武安郡），有户一万五千，平原郡有户一万三千。这些郡中，京兆、陈留、景城、邺郡、广平诸郡的户数较之隋时，皆有增多。当然还有一些郡有所减少。不过能够有所增加，也并非易事。 黄河流域农田水利的开发人户众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条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人力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但取得农作物的丰收，还有赖于农田水利的开发。隋时重视开凿运河，而且获致相当的成就，可是对于农田水利，竟未多所致力。唐时在这方面的经营远远超过隋代。唐时黄河流域的农田水利为数不少，关中和太行山东尤为繁多。关中本是郑白渠灌溉的旧地，唐时有所谓三白渠5，2《隋书》卷二九《地理志·总序》。《志》中各郡户数总和，实为九百零七万五千七百九十一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2《隋各州郡户数及每县平均数》。2梁方仲上引书，甲表24《唐贞观十三年各道府州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3《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4《通典》卷七《食货》七。梁方仲上引书甲表2《唐天宝元年各道郡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则作八百九十七万三千六百三十四。 5《通典》卷七《食货》七。 9 其在高陵县界的各渠段，其中最短促就有三十里，最长的可达四十里。当时长安城中的用水，是开凿渠道引用由南山流下的浐河和潏河等河道的水流。其中有的渠水就可用来灌溉。引自义谷水开凿的黄渠，就有一条分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2。关中土地素称肥沃，灌溉所及的地区应是当时粮食的主要产地。 然而最应称道的则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唐代前期，河北道不少的州县都有农田水利的设置，这是当时其他地区所少有的。灌溉地区范围的广大和相关的灌溉地区的密集，也是其他各地所少有的。太行山下相州属县中有邺县，远在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引漳河水灌田，有声当时，泽及后世，这是史起、西门豹措置得宜，也是当地的地势宜于引水。唐时相州所属六县，其中安阳县（为相州治所）有高平渠，邺县有金凤渠，尧城（在今安阳东）有万金渠，临漳有**渠、利物渠。而天平渠兼灌邺县和临漳两县的农田，仅临漳县境这条渠道就屈曲流经三十里，实为巨大的工程。就是渤海岸旁的沧州也是一样的。沧州的清池县（为沧州治所）就有引浮水流注毛氏河的渠道和流注漳河的渠道，另外还开凿有无棣河和阳通河。相州、沧州之间的冀州（即隋信都郡）和贝州（即隋清河郡）的农田水利也都可以称道。冀州所治的信都县有葛荣陂，南宫县有通利渠；衡水县（今河北衡水）有羊令渠，堂阳县（今河北新河）的渠则自邢州（即隋襄国郡）巨鹿县流来，下游流入南宫县，应该不是短促的。贝州的清河也有一条张甲河，同样用于灌溉3。这里所举的只是部分例证，应该说太行山东各州像这样的农田水利工程还是很多的。 人户增多，农田水利有了具体措施，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的因素，再加上社会稳定，不虞猝起兵革，农业就会得到发展。关中虽亦号称富庶，然以都城所在，仓廪就不易丰登。还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为此颁下诏书，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充实京师。汾、晋两州（治所分别在今山西汾阳和临汾）在汾河流域，关东自是泛指黄河下游而言。征集漕粮众多的地方，其经济应该是相当发达的。 唐初都城长安用度不广，水陆漕运，一岁不过二十万石，这是容易取给的2。这样的现象并未能较为长久地显现下去。直到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主持漕政的时候，遂益漕晋、绛（治所在今山西新绛）、魏（隋武阳郡）、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邢（隋襄国郡）、贝、济、博（治所在今山东茌平和聊城）的租赋。这几州除晋、绛两州外，其余全在黄河下游。开元时的规定较之开皇时更为明显。这是说，黄河下游在当时仍然是皇朝漕粮主要的取给地区，是其他各处所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产绢之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府》。 2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七《高陵》。 3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2《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隋唐时期，田土所出，粮食而外，兼重桑麻，而桑尤为重要。 隋时征调，桑土以绢絁，麻土以布2。唐时亦有蚕乡和非蚕乡之分3。其调绢、絁、布，各随乡土所出4。绢絁虽同为户调的主要物品，而绢尤见重于当世。因为绢还可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使用。唐时虽曾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合皆通用。”5而绢尤为习见，不与其他诸种相同。这样的规定始见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只是以皇朝的制诰，明确久已流行于民间的惯例。绢有精粗的分别，实际价值亦当有所差别。据《大唐六典》所载，全国所产的绢共分八等。一等为宋、亳两州；二等为郑、汴、曹、怀四州；三等为滑、魏、陈、卫、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十四州；四等为沧、瀛、齐、许、豫、仙、棣、郓、深、莫、洺、邢、恒、定、赵十五州；五等为颍、淄、青、沂、密、寿、幽、易、申、光、安、唐、随、黄十四州。六等至八等还有三十八州。当时全国列入等第的产绢之州共八十七州，其中位于黄河流域的为三十二州，居全国的三分之一强。当时蒲州的常贡绫绢，虽未列入等第，也是蚕桑的地区。这样众多的产绢之州，而质量都属上等，其他各道是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都会《隋书·地理志》的撰者遵循《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旧规，于各州的后序中也曾提到都会。其所称的一都之会有太原、京口、南海、交趾，还有蜀郡等所谓“蜀之旧域”。能够称为一都之会的不外乎当地人物殷庶，货物杂凑等原因。《隋书·地理志》没有提到长江下游的扬州，至于黄河下游则更未有所涉及。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其主要的原因应是羡慕扬州的繁荣，并欲亲临其地。扬州与京口隔江相对，可能其繁荣程度尚不及京口，故未见道及，京口于当时隶属丹阳郡。丹阳为东晋南朝的旧京。隋初平陈，曾拆毁殆尽，然为时未久，市廛列肆，即已埒于二京2，也就是说和长安、洛阳相比拟了。北周灭北齐时，也曾摧毁了邺都，并迁其人户于安阳，因为人户尽迁，邺都遂未能像丹阳那样，复现其繁荣的景况。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助长了扬州的繁荣。由于通济渠的畅通，也促成其沿岸都会的兴起。隋炀帝还开凿了永济渠，同样取得了效果。通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汴州和宋州（治所为今河南商丘），永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魏州和贝州。宋州为隋梁郡。魏州和贝州为隋武阳郡和清河郡。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汴州为唐时所设置，其治所浚仪县于隋时为荥阳郡的属县。可知当时通济渠和永济渠虽已凿通，这几处都会尚未都能繁荣起来，所以《隋书·地理志》未能皆以一都之会相称道。 2《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3《通典》卷五《食货书》卷二四《食货志》作“麻土以布绢”。绢字当系衍文。4《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5《通典》卷六《食货》六。 《通典》卷九《食货》九。 《唐六典》卷二○《太府寺》。 2《通典》卷六《食货》六。 这几处都会于唐代前期都相当繁荣。唐人称道汴州，曾说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3，大梁就是汴州的旧称。称道宋州的话是“名今亚陈留，剧则贝魏俱”。陈留就是汴州的郡名。这是说，宋州的繁荣仅次于汴州，和贝、魏两州并驾齐驱了。贝州在当时曾被称为“天下北库”，因为江淮州郡输往北方的租布按制度都要运储到清河郡2，而魏州的繁荣也是能通江淮之货3。前面说过邺都自北齐灭亡后，即遭到拆毁，未能再恢复起来。这固然是人户尽行迁走，无力恢复，也是由于邺城所恃的交通要道白沟随着邺都的被毁而湮塞了。永济渠的开凿代替了白沟，因而魏州也就代替了邺都繁荣起来。 由于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的畅通，沿岸兴起的都会不仅汴、宋、魏、贝四州，不过像这几州都在黄河下游，而且彼此相距都不甚悬远，还是少有的。就是加上《隋书·地理志》所提出的几个“一都之会”，和长安、洛阳东西两京，黄河流域的都会还是比较多的。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说就人口较为稠密的州郡的众多，粮食较为富饶的产地的广大，绢类丝织产品的精良，以至于繁荣都会的集中而论，都可以说明其时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而且是在黄河的下游。这样的重心由隋初开始形成，中间一再发展，直至唐代，规模就更为具备。事物是经常在变化，这样经济重心的变化也是在所难免，到后来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就代之而起。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使这种变化更为明显。不过远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有了南移的趋势，就是没有安史之乱，这样的重心还是会向南移徙的。 如前所说，唐代前期由贞观年间到天宝年间，黄河下游各州的人户大都皆有所增加，有些州增加的更多，宋州和曹州就都增加了十倍，相、贝、沧、洺、魏各州亦依次增加九、八、七、六、五倍。汴州增加较少，所增加的还不到一倍，当然还有不如汴州的。在相同的环境下，长江下游及其以南的一些州也在增加，江南道的婺（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宣（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常、润（治所分别在今江苏常州和镇江）四州天宝元年的户数都在十万以上。婺州有十四万四千零八十六户，宣州有十二万一千二百零四户，常州有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七户，润州有十万二千零二十三户。与贞观十三年的户数相较，宣州和常州都增加了五倍，婺州和润州也都增加了四倍。就是江北的扬州，天宝元年有户七万七千一百零五，也较贞观十三年增加了三倍。这样的增加倍数虽然不能和黄河下游人户稠密的州相比较，却还不至于不如作为通济渠畔都会的汴州。这就说明了黄河下游的经济有了发展，长江下游也有可能在后面紧紧追随，已经逐渐可以攀比得上了。 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是有利于农业经营的。当地河道纵横，本已易于引水以灌溉农田。就在唐朝前期还不断有农田水利的兴修。3《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全唐文》卷七四○。 2杜甫《遣怀》，《全唐诗》卷二二二。 3殷亮《颜鲁公行状》，《全唐文》卷五一四。 见于记载的就有昇州（治所在今江苏南京）、湖州和杭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和杭州）以及扬州，其附近各州也都有所兴修4，因而相得益彰，促成农业的发展。唐代初年，踵行隋时旧规，漕运租米，主要取给于黄河流域，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南北各州，并未多仰赖于江淮各处。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始陈漕政，以江南户口多，可以多送租、庸、调物。并陈阶级转运的方法。当其总绾漕政之时，虽是更多地漕运晋、绛、魏、濮、邢、贝、济、博的租输，如前文所曾陈述过的，然重视江淮租米，却是超越其前人的见识。当然，如果江淮农业没有发展，也是难得有这样见识的。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聚江南诸郡船只于长安广运潭中，陈列各郡所产的宝货诸奇物，然船中皆有米，足证漕粮还是大宗。这一年漕山东粮食四百万石，江南租米应有相当多的数量。韦坚所陈列于船上的宝物诸奇物，绫锦等物实为其主要的部分。广陵（即扬州）、丹阳（即润州）、晋陵（即常州）、会稽（即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吴郡（即苏州）诸郡的船只都有所装载。绫锦在当时虽不如绢的贵重，韦坚以之奉陈于唐玄宗之前，足证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丝织业的发达。杜甫诗中有句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2越罗和楚练能够和东吴的稉稻一同由海上转输到渔阳，而且舆台之人都能用上，应非等闲的物品。 这里还应该提到扬州作为都会的繁荣。唐代称道扬州的繁荣，说是“扬一益二”。这是说扬州的繁荣居全国第一，其次才是益州。这是唐代后期人士的口头禅，不过唐代前期，甚至隋代，扬州的繁荣已见重于当世。前面曾经提到隋炀帝的开凿通济渠，就是迷恋扬州的繁荣。扬州的繁荣在隋代以前已经有声望于当世，通济渠的开凿成功，更促进扬州的繁荣。天宝初年，韦坚在长安广运潭中所聚集江南的船舶，固然有扬州近旁广陵、丹阳、晋陵、吴郡、会稽等郡的船舶，还有更远的南海（即广州）、豫章（即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始安（即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宣城（即宣州）诸郡的船舶。这些船舶都是经过扬州城下，再北进入邗沟，广通渠才能够达到长安的。这是说扬州的交通不仅借邗沟和通济渠达到长安和洛阳东西二京，还可借长江及其支流赣江和湘江，达到长江中上游和岭南各地，有这样广泛的交通网络，扬州当然就会更加繁荣起来，也带动了扬州周围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发展，再加上人户的滋长和自然条件的优越以及农田水利的不断兴修，就显得蒸蒸日上，与前不同。扬州既地冲要，自多富商大贾，也多珠翠珍奇的货物，因而出任当地的封疆大吏，莫不罗致数万，偶有清廉者还受到称誉，这也可以显示扬州繁荣的具体情况。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更大发展，乃在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乱起，中原板荡，人户南迁，促成这样的发展，浸假代替黄河下游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若追溯其间的渊源，由隋代以迄唐代前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逐渐明显，已为其奠定了基础。这是不容漠视的。当时人户南迁，固多趋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迁往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的也非少数。据说“自4《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昇州本润州的江宁县。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置州，后废，唐末复置。2《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 杜甫《后出塞》，《全唐诗》卷二一八。 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升邑，十倍其初。”可是后来经济重心的所在，并非移徙到荆南江湘等处，其间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 第十一章学术文化的发展隋唐两代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隋朝国祚短促，但承继南北朝学术发展余波，学人辈出，为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唐人在经学、史学、医学等方面的贡献相当突出。 第一节经学的一统和发展经学的一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2，“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文帝虽好释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3，“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4。“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的吴郡人褚辉，“明《尚书》、《春秋》”的余杭人顾彪，“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的余杭人鲁世达，均被征召。何妥、元善、羊彦之、刘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 然而，好景不长，隋末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许多经学师尊或遇难身亡，或逃遁荒鄙担任教授，儒经的教授传习也由滔滔洪波转为涓涓细流。唐高祖武德元年（8）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之于仁义，莫若儒”2，因而，武德二年即诏令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置生员传习经传。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出于不同的目的，于秦王府设文学馆，广引南北硕学名儒十八人为学士，赡给丰足，轮番供值；即位之后，又精选天下文儒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讨政事。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请入国子学随名儒晓习经籍。隋末唐初著名的学问家如陆元朗、曹宪、徐文远、欧阳询、张士衡等，均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礼遇。唐朝境内习儒谙经蔚为风气。 但是，经过南北朝经学的南北浪淘沙，汇集京城的儒经师尊各述己说，难能统一，这和唐皇朝一统宇内，力求思想文化趋同如一的国策是相违背的；同时，唐太宗看到儒学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令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春秋》、《诗经》、《周易》、《礼》、《尚书》），对“五经”中讹缺的文字详作订正，书成后奏上。为使该书获得时人承认，太宗召集当时名学硕儒重新论对；这些人长期传习儒经各有心得，而颜氏所作五经《定本》，多尊从其祖颜子推《颜氏家训》中的说法，也就是说，颜师古依据“南学”经疏训校五经，故受到“北学”儒士的责难，虽则如此，颜师古多引晋、宋以来江南传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3。贞观七年（33）十一月，唐朝廷颁布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人此后以《定本》作为传习儒经的依据。 贞观十一年（37），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谋求统一，因而诏2《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2《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3《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4《隋书》卷七五《褚辉传》。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2《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3《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 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会同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贾公彦等人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六年（42），孔颖达等人历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经义训》80卷（其中《周易正义》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卷），后易名为《五经正义》。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尽管这样，当时国子博士马嘉运等学者认为孔颖达诸人所撰《正义》“繁酿”，并且著文“掎摭其疵”2，“至相讥诋”3。太宗诏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5），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复审考订。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增损遗冗。永徽四年（53），考订告一段落，始向全国颁布，并以其作为每年全国科举考试明经类的经典依据。清人皮锡瑞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并认为，这是经学发展史的一大变易4。今人范文澜说“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业，很有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一”，并且说“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无论怎么说，唐皇朝采取行政手段统一学术思想，不仅对唐宋科举制的渐进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变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南北异途的互相指责，为经学走向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导作用。 唐初私家治经学的学者有徐文远、朱子奢、盖文达、萧德言、王元感诸人治《春秋》；陆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书》；魏徵、王元感、王方庆、李敬玄、张士衡、许叔牙、王恭诸人治《礼》。这些学者对经学的疏证研究颇具成就，他们的著作多见于两《唐书》艺文志。在经学一统的前提下，私家著述无疑对增加经学研讨的学术气氛，提高经学对全社会成员大面积教化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吴人陆元朗长于经学论辩。陆氏陈、隋时即治经学，他所著《经典释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2，保存了汉魏六朝的经学研究成果。《经典释文》的出现，“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以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3。陆氏还著有《老子疏》5卷、《易疏》20卷，并行于世。 学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这时，朝廷颁行的经学范本已不为《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2《旧唐书》卷七三《孔颖达传》。 3《新唐书》卷一九八《马嘉运传》。 4《新唐书》卷一九八《孔颖达传》。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98页。 2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42页。 3陆元朗《经典释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 学者所重视，一些治经的学者独辟蹊径，对儒经重作诠释疏证，开一代学风。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春秋》之学大盛，名家辈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学者是啖助、赵匡、陆质。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人，后流寓丹阳（今江苏丹阳），大历初年在丹阳病逝。啖氏精通经学，特别熟谙《春秋》，历经十年，考订《春秋》三家优劣，“缝■漏缺”，著《春秋集传》；又摄其纲目，编为例统；认为公羊传、穀梁传虽是“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而左氏（左丘明）“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传著丘明，非也”。啖氏并不以此为终，他“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2。在这里，啖助抛弃了此前治经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传求经，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首开宋儒附会臆断的治学风气。啖助的学生赵匡，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曾经做过洋州刺史；陆质，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通“经学，尤深于《春秋》”3，著有《集注春秋》20卷，《类礼》20卷，《君臣图翼》25卷，《春秋集传纂例》0卷，《春秋微指》3卷，《春秋集传辨疑》0卷。陆氏发展了啖、赵二人的学说，极力攻伐三传，以孔子笔削本意为辞发挥自己的见解，影响了整个朝野。陆质的学生多为当时的名流士子。吕温“从陆质治《春秋》，并言‘某以弱龄，获谒于公。旷代之见，一言而同’”。柳宗元师从陆质引以为荣，陆质亦曾做过唐宪宗的老师。此后，研治《春秋》的学者撰著多沿袭陆氏的见解。如卢仝所撰《春秋指微》一书，即解经不用传，韩愈赠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犹抱遗经究始终。”这种状况反映了一些学人在唐政权日益衰落的形势下，力图通过研习《春秋》微言大义，“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2，主张加强朝廷集豪门嫁衣最新章节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如吕温即认为“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乱贼者，某愿学焉。”3大历年间，吴人施士匄在研治《诗经》之学的同时，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秩落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4。后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询访施士匄所撰《春秋传》，并大加赞赏。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等人研治《礼》，其中仲子陵“通后苍、大小戴《礼》”5。蔡广成治《周易》，强蒙治《论语》，皆自成体系，堪称流派。 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研习经学再成风气。时任宰相郑覃“长于经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三《五经总义类》。 2《新唐书》卷二○○《啖助传》。 3《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 有学者认为“陆淳（质）说春秋，无所建白不见陆氏自有所说。”《唐史》第三册，香港龙门书店979版，第55页。 2吕温《祭陆给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 3皮锡瑞《群经通论》卷四。 4吕温《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全唐文》卷六二七。 5《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稽古守正”，“不喜文辞，病进士浮夸，建废其科”4。他上奏文宗，认为“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缺”4，文宗诏可。开成初，郑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很快，经文就刊刻完毕，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虽然自石经刊布之后，当时人评说纷纭，认为“芜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3。唐朝以国家的力量刊布石经，这不仅有利于学人研习经典，而且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后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之，唐代经学经过唐初义疏的规范化，到唐中叶以啖助为代表的《春秋》之学兴盛、开成石经的刊布，使经学的发展更进一步。此后，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4《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 3《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珣瑜传附郑覃传》。 第二节史学的发展武德四年（2）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5，“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武德五年（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2。贞观三年（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代史”（梁、陈、齐、周、隋）。可以说，令狐德棻的奏言，肇启了唐代以国家名义修史的先声。 史馆的设立与初唐史书的撰修唐代以前，历代都设有史官，所谓“君举必书，书法不隐，所以慎言行，示劝戒也”3。史馆的得名，起自北齐4，当时邢子才作诗酬魏收有“冬夜直史馆”之句。唐朝建立后，因袭隋朝制度，置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设郎二人，佐郎四人组成。太宗贞观初，简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隶属门下省。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至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大明宫筑成后，史馆移至门下省南面5。同年，唐朝开始大规模的撰修“五代史”，这样，《梁书》、《陈书》、《隋书》、《周书》、《北齐书》以及《南史》、《北史》、《晋书》经数年相继修成。 中国史学史中，父子相承修史多见史载，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嘱咐司马迁承继己业，司马迁铭记父志，历经艰难，百折不挠，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著《史记》；班固在其父班彪未撰成的《史记后传》基础上，“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历经二十余年，修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初唐史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从而不仅保证了史书编撰的权威和质量，而且形成了初唐史书编撰的突出特点。 《梁书》、《陈书》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陈代吏部尚书，入隋为秘书丞；临终前曾将未完成的梁、陈两代史序论及纪传阙略部分，嘱姚思廉按原有体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隋末大乱，姚思廉辗转四奔，难成其愿。贞观三年（29），太宗下诏，命其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志。他兼采当时谢炅诸家有关梁、陈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陈二代史的基础上，撰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魏徵虽5《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2令狐德棻《请修近史奏》，《全唐文》卷一三七。 3《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4《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 5《唐六典》卷九《史馆》。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 《后汉书》卷四○《班彪附班固传》。 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2。十年（3）奏上。清人赵翼评述姚氏父子所撰梁、陈二代史，云《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3《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李德林“善属文，辞核而理畅”4。隋文帝开皇初受命撰《齐史》，书未成即病终。李百药贞观初官中书舍人，贞观元年太宗敕令撰《齐书》。他遵循其父的编纂意旨，并详加考论，于贞观十年撰成《北齐书》（区别于萧子显《南齐书》）50卷。宋人对《北齐书》多有评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对《北齐书》多用当时俗语就颇为推崇。另外，《北齐书》到北宋时就散佚不全，后经宋代史家校勘辑佚，才得以传流至今，如许多纪传即兼采《北史》，“今《北齐书》各纪各列传凡称神武、文宣及无论赞者，皆非百药作，皆《北史史》、《北史》作者李延寿，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人。其父李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对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的状况甚为关注，因而“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2，即编撰通史以正其缺略。李大师分别于隋末和武德九年（2）两次撰修此书，“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4。李延寿贞观中曾奉诏参与撰修《晋书》、《五代史志》，在修撰之余，“思欲追终先志”，将齐、梁、陈五代旧事他书未载的条目，昼夜抄录。这样，从贞观二年至十八年（28—44），李延寿终于完成《南史》80卷、《北史》00卷的撰写。接着，他将撰就的史书交与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详加勘正，“许令闻奏”，又“遍谘宰相”5，然后书《上南北史表》奏上。显庆四年（59），《南史》、《北史》获唐朝廷批准传布，唐高宗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就已失传3。《南史》、《北史》的作者一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修史书的单一片面性，以统一国家的姿态撰述史事，体现了统一的唐朝思想上的需要及史书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同时，《南史》、《北史》开启了唐朝编撰通史的先河。 贞观十年（3），唐朝廷修成《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这五部史书原是一部书，即称为《五代史》。虽则《五代史》的修撰者分别为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和魏徵，但总负责人却是魏徵。魏徵不仅全面负责组织工作，而且撰写了梁、陈、周、齐诸史的总论和《隋书》的序、论。这种修史体制的完善，既便于对史书体例等的统筹规划，又可发挥撰修者各自所长，《晋书》、《五代史志》的撰修即是这样。 《晋书》题唐太宗御撰，实际主持修撰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参加撰修的有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2《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3《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 4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五。 345《北史》卷一○○《序传》。 李义府、薛元超、辛玄驭、刘裔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在此之前，有关晋朝的史著已有十八家，唐廷重撰晋书，是因十八家《晋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书亏实录”。撰修者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参考其他史著，“分功撰录，莫不传考前文，旁求逸蔓，举其精要”2。同时，著名史家令狐德棻等人“详其条例，重加考正”4，经数年撰修，至贞观二十年三月书成奏上，总0帝纪、0志、70列传、30载记，共30卷。后世对《晋书》多有评说3，但从总体来说，《晋书》的编撰还是比较成功的，如载记部分，天文、律历、五行诸志的撰修，皆堪称观采，特别是唐太宗御撰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更增加了《晋书》的权威性。由于《晋书》的广泛流传，此后十八家《晋书》多失传。 《隋书》的编修起自贞观三年。史官孔颖达、许敬宗参撰，魏徵“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贞观十年（3），《隋书》纪、传部分修成，与已修讫的《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合称为《五代史》。然而，这五部史书都缺少“志”，于是，贞观十五年，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等续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棻监修，后由太尉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59），《五代史志》30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单独流传，后晋时才与《隋书》纪、传部分合为一书。《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最为有名，编撰者首次将我国古籍以经、史、子、集四大类加以著录。《五代史志》是继《南史》、《北史》之后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统一国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编撰之外，史官刘知幾私修的《史通》20卷，贞元年间（785—805）杜佑编著的《通典》200卷也很有名，开创了我国史评体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 《汉书》、《史记》的传注早在南北朝时期，学者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就已开始。隋朝著名学者有兰陵人萧该、东海人包恺。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撰有《文选音义》一书。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2。隋末李密就喜读《汉书》，想以包恺为师。后天下大乱，一些名儒流徙于乡野传授，形成了唐初许多各有源流的学问及其系统的研究风气。如颜师古就有家学渊源，其父颜思鲁“以儒学显”，其叔父颜游秦撰《汉书决疑》2卷，为当时学者称道。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2，贞观中曾受命注《汉书》，他采用其叔父质义，“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北史》卷前说明。 2《修晋书诏》，《全唐文》卷八。 34《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 2《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 2《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重”3，太宗令编入秘阁，对颜师古亦予以嘉奖。后来，房玄龄认为颜氏所注《汉书》“文繁难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摄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4。同时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汉书训纂》，“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姚思廉的孙子姚珽，据其祖所著，立意发挥，著成《汉书绍训》40卷。以上为有家学渊源的。高宗时人王方庆，“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并随之卒业。5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受班氏《汉书》亦见诸史载。曾经注解过《文选》的扬州人李善，撰有《汉书辨惑》30卷，高宗乾封以后“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以上为师授源流。到永徽以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即“汉书学”。当时著名学者有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纬兄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独立的《汉书》学研究体系，在当时治《汉书》学者中影响最大；所谓“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7；其次，乾封年间都水监主簿刘讷言给沛王讲授《汉书》。后沛王为皇太子，就是章怀太子李贤。李贤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刘讷言为主要参与者。可以说，太子李贤组织人力注《后汉书》，其兴趣多来自刘讷言讲授《汉书》所得。当时治《汉书》学的还有高宗朝的郝处俊、开元时的殷践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记》的学者有褚无量、高子贡，而王玄感坚持不懈，“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20卷，从不同角度、侧面研究《史记》。武后长寿年间的许子儒，“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实为憾事。这一时期研治《史记》的集大成者，是开元年间司马贞所著《史记正义》和张守节著《史记索引》，不仅是当时治《史记》的高水平之作，而且为后代进一步研究《史记》提供了详确的资料。 谱系学近人章群认为“唐承隋祚，犹之汉承秦业，其相因袭者甚多，惟以唐而论，究以隋祚短促，与其谓因袭于隋，毋宁谓其祧于南北朝也”2。魏晋六朝时期选举以“九品中正”为前提，从而形成魏晋时代谱学大盛的局面。当时“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谘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亦有《官氏志》，谱学家以此二书为范本。刘宋时谱学家王弘因“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为时人所仰慕。“唐代谱学本脱胎于魏晋六朝谱学，因而，3《新唐书》卷一九八《颜师古传》。 4《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5《旧唐书》卷一《敬播传》。 《旧唐书》卷《王方庆传》。 7《旧唐书》卷一上《李善传》。 《新唐书》卷一九八《秦景通传》。 2《旧唐书》卷一《王玄感传》。 章群《唐史》第一册《序》，香港龙门书局978年版。 这种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当然也得以继续传播”2。尽管统治者自觉不自觉想削弱这种门阀观念，但官修、私修谱系本身，无疑对维系于统治阶级有利的等级制度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另外，谱学是唐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组织人力编撰，私家修谱亦多见史载，谱学名家亦层出不穷。 贞观五年（3），唐太宗以“山东人为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因而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谱牒，考其真伪，褒进忠贤，贬黜悖逆，撰成《氏族志》一书，定山东崔幹为第一等。太宗览后大为不满，明确指出撰修《氏族志》“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经修订，贞观十二年，《氏族志》00卷面世，列皇室为第一等，后族为第二等，山东士族崔幹为第三等。由于编撰者多精于谱学，该书又几经修改，《氏族志》修成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4。 高宗显庆四年（59），许敬宗为奉迎皇后武则天，认为“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中书令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志》。高宗诏令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2为标准。高宗自裁体例，制写序言，总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书成后，搢绅大夫多以入选为耻，称此书为“勋格”。从《氏族志》到《姓氏录》，唐政权内等级门阀的覆盖面增大，而一些士族门阀以此为耻的心情亦可理解。 中宗景龙元年，左散骑常侍、谱学家柳冲认为，自贞观年间诸儒修《氏族志》至此七十年间，此书“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故上奏请求改修，中宗诏柳冲及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当时“共取功、德、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3，然而，由于参加编撰的魏元忠等相继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诏柳冲、徐坚、吴兢、魏知幾、陆象先、刘知幾等接撰，书成，名《姓系录》200卷。开元初，玄宗又诏柳冲及薛南金“复加刊窜，最后定式”。这样，《姓系录》撰修前后历经十一年，经三次大规模的修撰，最后得以成书。《姓系录》是官修谱书的集大成者，也标志着唐代谱学研讨达到顶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间（758—759）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0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20卷，开成四年翰林学士柳璟撰《续皇室永泰谱》，都是以唐皇室作为谱本的。元和七年（82），太常博士林宝撰《元和姓纂》0卷，是官修质量较好的谱书之一。 私家撰修的谱学著作有武则天时太子左庶子王方庆撰《王氏家牒》5卷、《家谱》20卷；四门博士王玄感撰《姓氏实论》0卷。史家刘知幾撰《刘2《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3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08页。 4《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2《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3《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氏家史》5卷、《谱考》3卷，考其先世源出，“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4；开元时左散骑常侍韦述“好谱学，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天宝时集贤校理萧颖士，“通百家谱系”2，著《梁萧史谱》20卷；孔至著《姓氏杂录》卷。唐代著名的谱学家，除上面提到的之外，最有名的有武德年间文学馆学士、天策府仓曹参军李守素，时称“肉谱”3，即活的人物典。武则天时太子司仪郎路敬淳，“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记》20卷、《衣冠谱》0卷。此后的谱学家，如柳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韦述、萧颖士、柳芳，虽“各有撰次，然皆本路氏”4，柳芳自己更认为“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足见路敬淳对唐代谱学界影响之大。 4《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2《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3《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 4《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图版目次一、河北赵县安济桥隋二、彩绘陶乐俑群隋河南安阳出土三、簪花仕女图（局部）唐周昉四、马球图（壁画）唐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五、彩绘载物骆驼及牵驼俑唐陕西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六、虢国夫人游春图唐张萱北宋赵佶摹本七、步辇图唐阎立本八、彩塑一铺唐敦煌石窟第328窟九、劳动泥俑群唐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十、兽形玛瑙杯陕西西安唐代窖藏出土十一、舞马衔杯银壶唐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十二、牵驼纹“胡王”字锦高昌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三、狩猎纹印花绢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唐陕西周至县出土十五、东罗马金币（右背面）波斯银币（右背面）日本和同开珍银币（正面）陕西西安出土十六、庸调布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十七、怀集庸调银饼唐陕西西安出土十八、史天济请取永业田辞高昌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十九、伊吾军屯田文书唐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二十、《论语》郑玄注写本残卷唐新疆吐鲁番县出土二十一、维吾尔族诗人坎曼尔抄白居易《卖炭翁》残页唐新疆若羌县米兰故城出土二十二、卜商帖唐欧阳询清乾隆拓本二十三、倪宽赞唐褚遂良清乾隆拓本二十四、颜真卿自书告身唐清乾隆拓本二十五、神策军碑唐柳公权北京图书馆藏宋装裱本二十六、论书帖唐怀素清乾隆拓本以上图版共二十六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十三为一组，排在上册卷首。图版十四至二十六为一组，排在下册卷首。图版一，系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照片。图版二，选自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出土文物》。图版三、图版六，图版四、图版五、图版十一、图版十四，分别选自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丛书之三《辽宁省博物馆》和丛书之一《陕西省博物馆》。图版七，选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第一集。图版八，图版九、图版十二、图版十三、图版十六，图版十八、图版十九、图版二十一，图版十五、图版十七、图版二十，图版二十五，分别选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彩塑》、《新疆出土文物》、《**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北京图书馆藏宋代装裱《唐神策军碑》简装本。图版二十二至图版二十四、图版二十六，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 10 中国通史(0丁编传记第一章隋文帝第一节谋取北周政权隋文帝（54—04）姓杨，名坚，弘农郡华阴县（今属陕西）人。父亲杨忠是帮助宇文泰开创北周基业的功臣，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母亲吕苦桃，西魏大统七年（54）六月十三日生坚于冯翊般若寺。及长，“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凭借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才能，由成纪县公、大兴郡公而继承了随国公的爵位。建德五年（57），杨坚为右三军总管，从北周武帝伐齐，破邺城，进位柱国。又与宇文宪击灭了北齐最后的反抗势力任城王高湝，以功除定州总管。 宣政元年（578），北周宣帝继位，立杨坚的长女丽华为皇后。以坚为上柱国，大司马，不久又迁升为大前疑。宣帝每次出巡，常命外戚杨坚留守京城，因此位望日隆。 北周宣帝是一个荒**无耻的暴君。他恣情声乐，“多聚美女，以实后宫”。立了五个皇后。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群臣，内至宫女，被杖打、诛杀的人很多，以致“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这种情况对杨坚夺取政权自然极为有利。 本来鲜卑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族士人的力量。 杨坚系出弘农杨氏，是士族中的高门，拥有宗兵（杨氏私兵）多至三千人。他在政治上是有一番打算的，曾经对密友郭荣说过“吾仰观天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2的话。他做定州总管的时候，庞晃就曾向他建议“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3杨坚觉得这样的时机虽然还没有到，但所结纳的人自然是越来越多，形成一个有力的政治集团。刘昉、郑译、高颎、李德林等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大象二年（580），周宣帝死了，八岁的儿子宇文阐做了皇帝。于是以杨坚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便乘机进行夺取政权的活动。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等的策划下，矫诏引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同时，以赵王宇文招将嫁女于突厥为名，把北周在外的藩王都征召到京城来，防止他们反抗。这样，杨坚便以左大丞相迅速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 但这时反对杨坚集团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立即发动了武装对抗。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响应。尉迟迥以北周重臣，据形胜之地，众至数十万。“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声势至为浩大。杨坚派韦孝宽率重兵进攻相州，并以王谊、梁睿分别进击郧、益两地。这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久已厌乱的人民群众都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尉迟迥“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周书》卷七《宣帝纪》。 2《隋书》卷五○《郭荣传》。 3《隋书》卷五○《庞晃传》。 《周书》卷二一《尉迟迥传》。 下者，非有匡合之才”，而“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2，这就可以看出当时人心的向背。加以在军事上的措置得宜，三处的反抗武装，很快就被击破。尉迟迥兵败自杀，司马消难南逃于陈朝，王谦也被杀死。杨坚的这一胜利，稳定了内部的统治秩序。接着便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掉了北周宗室毕王宇文贤、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等、清除了鲜卑族中的反对力量。同时又拉拢元谐、元胄、宇文忻等部分鲜卑贵族。这样就使杨坚集团改朝换代的计划，不再受到任何阻碍。大定元年（58）二月，由随国公晋封随王，“位在诸侯王上”的杨坚，经过一番“禅让”之后，便正式做了皇帝，国号隋3，改元开皇，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他为隋文帝。从此，隋文帝便以汉人天子取代了长期统治北中国的胡人政权。 2《隋书》卷六六《柳庄传》。 3隋文帝建国后，恶随字带辶，辶训为走，故去辶为隋。其建国以前所称随公、随王，仍应作随。说见殿本《隋书目录考证》。 第二节改革政治制度隋文帝在开始掌握北周政权的时候，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2。在这样励精图治的情况下，为了整顿制度，开创规模，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巩固和发展新建立的隋政权。 首先改革行政制度，以加强朝廷的权力。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废除了北周时代从《周官》抄袭来的那一套古老的制度，命苏威等综合汉魏以来历朝的官制，制定新的制度。在朝廷分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光禄、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左右卫、左右领军等十二府。朝廷的五省中，秘书省职掌较闲，内侍省全是宦官，并不重要。政权所寄，全在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尚书省事无不总，是一个执行各种政令的机构。置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统领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六部。六部各设尚书一人，分统三十六侍郎，执行部务。门下省置纳言二人。内史省置内史令二人。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三省六部制度便从此确立起来了。 在地方，隋初沿袭前代的州、郡、县三级制。但当时南北各地均置侨州、郡、县，“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因而造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3的情形。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杨尚希等的建议，废除郡级机构，并省州县，裁减冗官。不仅节省了国家开支，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对于地方各级官吏，统由尚韦省的吏部负责选任，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这样就使“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2，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在整顿吏治方面，隋文帝“妙简良能，出为牧宰”。擢“仁明著称”的广汉太守柳俭为蓬州刺史3，以“奉国尽心”的驾部侍郎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擢“治术尤异”的临颍令刘旷为莒州刺史4，“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任“达于从政”的房恭懿为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文帝还经常遣使考察地方官吏，褒奖良能，惩处贪污。治书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贪污不称职的长吏二百余人。库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对官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检举了一千多人，隋文帝都把他们发配到岭南去了。文帝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下令“诸州县佐史（《高祖纪》作“吏”）三年一代，继任者不得重居之”5。这些措施对澄清吏治，减轻人民痛苦，起了一定的作用。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3《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 《隋书》卷七五《刘炫传》。 2《通典》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下。 3《隋书》卷七三《柳俭传》。 4《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5《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开皇初年，隋文帝力矫北周末年“用法深重”、“诛杀无度”的弊政，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修订刑律。裴政为主要修订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讨论折衷，制定新律。废除了前代的枭首、轘裂及鞭刑，还废除了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杖桄等讯囚酷法。民有枉屈，县若不理，可以逐级上诉至朝廷，凡属死罪，都应上报朝廷，“三奏而后决”，以昭慎重。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刑部的奏报，认为犯罪人数还很多，乃因刑律太严。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从此“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当然，隋律的职能仍旧是镇压劳动人民，而且相当残酷；但它终究废除了前代许多“苛惨之法”，而且标榜“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立法原则2，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魏、周以来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因为“府兵制初建立时，在主观上是要以军民分治的形式维持种族矛盾，以部曲制度的形式维持部落组织”3，所以起初兵士都是鲜卑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4。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制度也就逐渐发生变化。北周武帝时，“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5。开始打破了兵制上的民族界限，但仍然“兵农各籍”。开皇十年，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7于是府兵“始一寓之于农”8。这不仅使府兵制的民族意义完全消失，并使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对选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2。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岁时，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2《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955年版，第287页。4《北史》卷六○《李弼等传论》。 5《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叶适《习学记言》卷三九《唐书表志》条。 7《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8《新唐书》卷五○《兵志》。 《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 2韩国磐《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979年版。 第三节处置民族关系隋文帝建国之初，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谷浑等每每劫掠边疆，严重地威胁着隋朝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统一，隋文帝采取了武装防御的措施，以求得边疆的安定。 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到木干可汗时，势力极盛，“西破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3，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北周与北齐对峙时，争与突厥结姻好，输财物以求援。北周末年，曾以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嫁与沙钵略可汗。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时，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宝宁合谋，进拢边地，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千金公主又极力劝说沙钵略替她娘家北周报仇，于是突厥大举进攻。武威、天水、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地遭到严重的抄掠杀伤，弄得“六畜咸尽”。面对突厥的侵犯，隋文帝坚决进行了还击。他派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绩、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行军元帅，分道迎击突厥，打败了沙钵略的进攻。于是隋文帝一面加强防御工事，兴筑长城和沿边的城堡，一面采取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2的建议，利用突厥首领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等人之间的矛盾，进行离间，使他们互相攻击。结果，阿波可汗投归建牙葱岭以西千泉（怛罗斯河畔）地方的达头可汗。此后达头可汗也正式从沙钵略大可汗的统属之下分裂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于是突厥便分为东西两部分。沙钵略在西突厥和契丹东西两面威胁之下，便在开皇四年上表称臣，愿意“永为藩附”3。从此保持了边境的和平。吐谷浑，本为羌族，据有今青海和新疆南部。其首领则为鲜卑人，魏、周之际始称可汗，都于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隋文帝初立时，吐谷浑统治者吕夸也乘机进扰，致使隋文帝一度废弃弘州，给隋朝很大的威胁。文帝命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出击，吕夸战败逃走。但不久又来寇边。开皇三年，汶州总管梁远又大败吐谷浑。到隋统一南北后，势力强盛，吕夸才不敢再来骚扰。开皇十一年，吕夸死，子世伏立，隋把光化公主嫁给他。世伏为部下所杀，弟伏允立，仍以光化公主为妻，“自是朝贡岁至”，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地处东北的契丹、靺鞨等族，或款塞归附，或遣使贡献，隋文帝对他们都作了妥善的处置。 隋文帝对周边各族，采取了军事上的防御和政治上的招抚政策，有效地处理了民族矛盾，使各族人民赢得了一个“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2的生活和生产的安定环境，为隋代统一南北，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3《北史》卷九九《突厥传》。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2《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 3《隋书》卷八五《突厥传》。 《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 2《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 第四节平定南方由于内迁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晋室南移，北方各族统治者互争雄长，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北方经济发展和民族组合的进程。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由于北方人民不断南迁，人口增加，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南方经济也得到了发展。这就使得南北分裂，不但失去了民族斗争的意义，而且徒然给南北人民造成战争威胁，并且阻碍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实现统一便成为当时南北人民一致的要求。 隋文帝取代北周以后，便有并吞江南之志，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州（今安徽合肥），以伺察陈国的动静。又用杨素为信州总管，在永安（今四川奉节）大造战舰，以备水战之用。当时群臣竞献平陈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书“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今江苏）、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今湖北巴东）、襄、荆、基（今湖北钟祥）、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隋文帝看了非常高兴，从此确立了平陈的方略。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因萧琮入朝，遂灭后梁。梁宗室萧岩、萧奔陈。晋州刺史皇甫绩进言陈有三可灭“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2于是隋文帝便以陈国纳萧岩为借口，发动对陈国的战争。 开皇八年三月下诏伐陈，并且宣布了陈后主的二十条罪状。十月，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出，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都受杨广节制。隋文帝亲自到定城（今河南潢川）誓师，以要必胜。 正当隋军分道进发的时候，消息传到陈朝，施文庆、沈客卿用事，“并抑而不言，故无备御”3。及闻隋军临江，陈后主还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孔范也说隋军决无渡江之理。这个腐朽的统治集团，在末日已经降临的顷刻之暇，还“奏伎纵酒，作诗不辍”2。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 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进拔姑孰（今安徽当涂）。贺、韩两军东西夹攻建康。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出降。隋军直入朱雀门，城内文武百官纷纷逃散，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躲到景阳宫内枯井中，为隋军所获。 《隋书》卷六○《崔仲方传》。 2《隋书》卷三八《皇甫绩传》。 3《陈书》卷六《后主纪》。 2《南史》卷十《陈后主纪》。 杨素与刘仁恩率水军下三峡，大破陈将吕忠肃，乘胜至汉口，与杨俊相会。时建康已破，杨广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上江诸将及岭南女首领洗氏，于是南方全部平定。 隋文帝的这一巨大胜利，使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不久，又镇压了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等豪强地主的叛乱，并下令销毁“人间甲仗”，对于江南诸州私造的大船，也“悉括入官”3，进一步巩固了全国的统一。 3《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第五节发展经济隋文帝在发展经济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继续推行魏、周以来的均田制。除授予贵族官僚大量土地外，农民一夫一妇规定授田一百四十亩。开皇十二年（592），隋文帝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法，宽乡农民可以得到足数的土地，狭乡每丁才得二十亩，老幼所得更少。但无地少地的农民终究得到了一些土地。隋文帝又把北周岁役一月的十二番法，减为岁役二十日。又改定服役年限，由北周规定的十八岁至五十九岁，改为二十一岁至五十岁。裁减了服役年限，并缩短了每年的役期。隋文帝还加意农田水利的兴修。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针对北齐以来，“豪党兼并，户口租调，十亡六七”2的情况，隋文帝进行了户籍整理，以扩大租调收入。他首先制定了保闾制度，畿内以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正。畿外保上为里，设里正；里上为党，设党长。由保长、闾正、族正、里正、党长等办理均田、征税与户籍。开皇五年（585），“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3。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户口检查。在检查中，奖励人民互相举发，凡亲属自“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4。这次检查的结果，得到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为了进一步防止户口隐漏，高颎又建“输（租赋）籍（户籍）之法”，由朝廷制作“输籍定样”，下令各州县依样确定户等上下，减轻税额。“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自此“奸无所容”5。这样就使隋廷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户口也迅速地增加起来。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以长安城“凋残日久”，在城东南龙首山创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名叫大兴城。城内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系国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成为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隋文帝鉴于前此币制的混乱，铸造标准的五铢钱，禁用古钱和杂钱。五铢钱“所在流布，百姓便之”2，使货币得到统一。开皇时，又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采冀州刺史赵煛所定的“铜斗铁尺”3，颁行全国，度量衡也统一起来了。至于“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4，这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由于隋初以来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社会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隋书》称“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5这虽不免有溢美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谓“开皇之治”的实际情况。 参见胡如雷《隋文帝评价》，《社会科学战线》979年第2期。 234《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5《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2《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3《隋书》卷四六《赵煚传》。 4《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5《隋书》卷二《高祖纪论》。 第六节隋文帝与独孤后隋文帝在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中，是一个比较重视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之初，就宣布“犬马服玩，不得献上”。对于以布袋进干姜，以氈袋献香料的官吏，都认为是浪费，“大加谴责”7。史称“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生活特别俭约。 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553—02），是北周功臣独孤信的女儿。十四岁嫁给隋文帝，两人感情很好。有一次幽州总管阴寿报告一个情况，在与突厥的互市中，有一箧价值八百万的明珠，劝她买了。独孤后说“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罢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2可见她的识见非同一般，文帝因此也很敬畏她，许多事情都听取她的意见。文帝临朝时，独孤后一同前去，坐在阁内，派宦官打听情况，“政有所失，随则匡谏”3。因此宫中称为“二圣”。 开皇十三年（593），下诏建仁寿宫于岐州之北，使杨素监造。平山填谷，以建宫殿，规模很大。因督役严急，丁夫死者以万数。开皇十五年，仁寿宫修成。文帝到了那里，看到宫殿十分壮丽，大怒道“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4杨素听了，很怕受处分。但独孤后对这所离宫感到很满意，文帝的态度也就变了。第二天召见杨素，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 独孤后生性嫉妒，后宫不敢进御。尉迟迥的孙女有美色，文帝很喜爱她，在仁寿宫得幸。独孤后伺帝上朝，暗地把她杀死。文帝得知后，大为愤怒，从苑中单骑出走，入山谷二十多里。高颎、杨素慌忙追去，扣马苦谏。文帝叹息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5好容易把文帝劝回宫中。后来皇后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心怀愧恨，便常在文帝面前短毁他，高颎终于被陷害而除名为民。 太子杨勇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他曾经把蜀人所做的精美的铠甲，再加装饰，文帝看了很不高兴，告诫他“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后来遇到冬至节日，百官都到太子宫，太子张灯奏乐来庆贺。文帝大不以为然，下诏责难太子，从此父子便生猜忌。独孤后又因太子妃元氏无宠，遇心疾而死，疑有他故，颇为不平，乃派人伺察太子过恶。而晋王杨广则矫情饰诈，内谄母后，外结朝士，特别是拉拢权臣杨素，积极进行夺取太子地位的活动。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废黜了“抚军监国几二十年”的太子杨勇2，立杨广为太子。 仁寿四年（04），隋文帝卧病在床，一次看到宠姬宣华夫人仓促从外面《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7《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2《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3《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4《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五年。 5《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资治通鉴》卷一七九，文帝开皇二十年。 2《隋书》卷四五《文四子传》。 进来，神色有异，问她出了什么事。陈氏不觉流泪说“太子无礼！”文帝大怒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3便叫柳述、元岩，让他们草诏召回杨勇。杨素得知，立刻告诉太子，矫诏逮捕了柳、元二人，派亲信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把宫人全部赶走。隔不多久，隋文帝就死了，时年六十四。《隋书》作者在列举了隋文帝的主要政绩以后，称赞他为“近代之良主”。并且指出他素无学术，诛废功臣，听信谗言，用法严峻等缺点4，虽不失为持平之论，但未说明隋文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范文澜则有一个很恰当的评价“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3《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4《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第二章隋炀帝第一节称帝以前“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隋炀帝（59—8），姓杨，名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开皇元年（58）封为晋王，任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总管，时年十三。次年，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杨广为行台尚书令。文帝特选项城公王韶为行台右仆射，齐安公李彻总晋王府军事2，作为他的辅佐。王韶性情刚直，杨广遇事则向他请教，因而得免违背法度。 开皇六年（58），杨广改任雍州（治今陕西西安）牧、内史令，掌管出纳王命的内史省和京城地区的行政事务。过了两年，他被调往寿春（今安徽寿县）担任淮南道行台省尚书令，主管伐陈的战事。他以行军元帅，在长史高颎、司马王韶的辅佐下，统领兵马五十一万八千人，进攻江南。开皇九年（589）春，攻下建康，灭亡陈朝。杨广下令处死了施文庆、沈客卿等一批邪恶的官吏，又派人收集图书，封存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因此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 杨广得胜回朝，进位太尉，再次出任并州总管。不久，隋文帝鉴于江南豪强势力高智慧等人的叛乱，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派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今江苏扬州），每年入朝一次。开皇十四年冬，以武候大将军从文帝东祀泰山，事毕归藩。开皇二十年夏，西突厥达头可汗入侵，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督率杨素、史万岁等分道抗击，西突厥大败，杨广胜利班师。这时他三十二岁，已经是出将入相，屡建功勋，“声名籍甚，冠于诸王”，因而也就不断滋长了他的政治野心——阴谋夺取太子杨勇的地位。 弑父诛兄，夺取帝位隋文帝有五个儿子，杨勇最长，开皇元年立为太子。以次为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他们都是独孤皇后所生。杨勇为人率意任情，无所矫饰。曾因“文饰蜀铠”，为文帝所不喜，告诫他不要奢华。后遇冬至节，杨勇穿法服，陈音乐，在东宫受百官朝贺。文帝认为这事违反了君臣礼制，更加生气，下令禁止，从此对杨勇逐渐产生疑忌。杨勇还很好色，专宠爱姬云昭训，却不爱嫡妃元氏。开皇十一年（59），元氏突然得病死亡，独孤后怀疑她被暗害，很不满意杨勇；对云昭训专擅东宫，更为不平。经常派人侦察杨勇的过失。杨广得知这些情况，特别矫饰自己的言行，表面上装作只与萧妃相处，不近其他女色。每次入朝，车马侍从也很俭约，又虚情假意地讨得父母欢心，说他不知何故得罪太子，太子有意加害于他。独孤后听了忿然说“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杨广探知皇后已有废立之意，此据《隋书》卷六二《王韶传》。《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及《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均误作“项城公歆”。 2此据《隋书》卷五四《李彻传》。《炀帝纪》上作“安道公才李彻”，安道公乃李彻后来封号，“才”字为衍文。 《隋书》卷四五《房陵王勇传》。 《隋书》卷四五《房陵王勇传》。 更是积极进行活动。那时反对废立的高颎已经失势，而杨素则大权在握，可以左右朝政。他便派人联络杨素，取得杨素的。杨素一面向独孤后称誉杨广，诋毁太子，与宫内联成一气；一面又在外廷中大肆活动，说太子的坏话，连太史令袁充也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这时杨广又收买了东宫幸臣姬威，探听太子的动静，密告杨素，于是太子的过失便在宫廷内外传开了。隋文帝本来对太子不满，因此更加恼怒，开皇二十年，下令废杨勇为庶人，杨广终于夺取了皇太子的地位。 仁寿四年（04），隋文帝卧病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西），杨广随侍宫中。他写信问杨素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了非常生气。同时，杨广又无礼于文帝的宠姬宣华夫人，文帝大怒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立刻令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起草诏书，要召见杨勇付托后事。杨素闻知，立刻告诉杨广。广矫诏执柳述、元岩下狱，派亲信张衡杀害了隋文帝，又派人杀死杨勇。在这年七月杨广登上帝位，改元大业。 第二节兴东都，开运河，频繁巡游兴建东都杨广席丰履厚，奢侈无度。即位之初，就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据诏书说，营建东都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洛阳地处中原，“水陆通，贡赋等”，漕运较便，可以解决粮食、物资供应的困难。二是“南服遐远，东夏殷大”，洛阳地位适中，可以照顾全局。他的根本意图，在于进一步巩固隋政权对全国的统治。 在营建东都之前，隋炀帝下令调发丁男数十万，自龙门（今山西河津西）东接长平（今山西晋城西北）、汲郡（今河南浚县西南），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渡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属河南），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挖了一条长达两千多里的弧形壕沟，沿沟设置关防，作为保护长安、洛阳地区的重要防线。接着在大业元年（05）的春天，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京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处另建新城，称为东都。新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洛水横贯城中。周围有七十三里多。为了修建这座都城，每月征发丁夫两百万人，星夜赶修，十个月就建成了。隋炀帝把旧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到那里居住，他自己也常住洛阳，洛阳便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 营建东都的同时，又在洛阳城西修建显仁宫和西苑。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周围十余里。崇峦曲涧，异草奇花，极园林之胜。西苑周围两百里。苑内有称海的人工湖，海上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岛），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分布其间，掩映生姿。海的北面有龙鳞渠，迂回曲折，流注海内。沿小渠立十六院，每院设一个四品夫人的妃子以主管院事。苑中楼堂花木，穷极华丽。隋炀帝最喜乘月夜，携宫女数千，跨马来游，往往弦歌达旦。 开通运河隋炀帝兴建的又一巨大工程是南北大运河。这条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为四段第一段是通济渠。大业元年（05），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谷、洛二水相会处）引谷（即涧水）、洛水入黄河，从板渚（今河南成皋东北）引黄河水入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引汴水以达淮河，至于山阳（今江苏淮安）。这段河道主要是就旧有的浪荡渠（又名鸿沟，在成皋附近）及其下游的汴河加以疏浚而成。 第二段是山阳渎。从山阳起，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故道，加以疏浚扩大，引淮水至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入长江，全渠广四十步，两旁均筑御道，种柳树。沿途多置离宫别馆，在扬州建有江都宫。 第三段是永济渠。大业四年（08），又发河北军民一百余万人开挖永济渠，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通涿郡（治蓟，今北京西南郊）。由于《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可见徭役的特别繁重。 第四段是江南河。大业六年（0），又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入于钱塘江。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在短短的六年中，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源郡，南至余杭，长达四千八百多里的大运河开通了。在开凿过程中，几百万劳动人民栉风沐雨，忍饥耐劳，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他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发挥了高度的智慧，终于完成了这项举世罕见的伟大工程。 大运河的开通与隋炀帝巡游享乐的动机，不能说没有关系，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南北经济特别是江淮、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南北物资的交流成为迫切的需要，大运河就是适应这种历史情况而出现的。它一方面通过漕运，交流南北物资，一方面在军事上有利于加强对东南和东北地区的控制。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频繁的巡游与这些兴建相伴而来的，是隋炀帝的到处巡游。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就坐船游江都；三年，北巡榆林（今年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四年，到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出塞，巡视长城；五年，西巡河右（即河西）；六年，再游江都；七年至十年，三次东征高丽；十一年，又北巡长城，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十二年，第三次游江都，直至十四年被杀。通计他居京时间不到一年。每次出游，“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还按照州县官吏供献的多少，加以奖罚，“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2。因此官吏都拚命地剥削人民，借供献以饱私囊，无不“家累千金”，而广大人民却要遭到“逆折十年之租”的惨祸3。《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四年。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2《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3《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第三节政治措施隋炀帝对开皇时所定的各种制度作了一些修改，有的出于复古，有的意存改进，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官制方面，大业三年，改内侍省为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并为五省。尚书省各曹原有侍郎三十六人，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副尚书。其余诸曹改称为司，侍郎改称为郎。又从太府寺中分出少府监，下设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后并为织染）、铠甲、弓弩（后废此二署）、掌冶等署，专管各项手工业。唐朝的六部侍郎和少府监，即沿此而来。 隋文帝时废郡留州，实行州县两级制。炀帝复古，改州为郡，郡置太守，成为郡县两级制。又设司隶台，派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每年二月出巡，十月入奏，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自隋文帝罢九品中正制，始立科举。炀帝时设进士等科，并命按十科举人，科举制度有所发展。 法律方面，大业二年，炀帝因“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次年由牛弘等撰成新律，即《大业律》，凡十八篇，五百条。在某些地方虽较前有所减轻，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便“生杀任情，不复依例”2，法律不过具文而已。 经济方面，炀帝即位之初，因府库盈溢，下令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年二十二成丁，对赋役略有减轻。大业五年，又下诏“天下均田”3，继续推行均田制。又以户口多漏，用民部侍郎裴蕴建议，仍用以前“大索貌阅”的办法，普遍检查户口。于是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二百。用这种争取劳动人手的政策，来加强官府的经济力量。文化方面，隋文帝曾在仁寿元年（0）废除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只留国子学，不久又改国子学为太学。炀帝即位，恢复国子监，依旧置国子祭酒，并加置司业一人。四门学和州、县学也恢复了。 文帝时曾采牛弘建议，搜访遗书及平陈朝所得，经籍渐备。藏在宫中及秘阁的书籍，有三万多卷，合重复本共八万卷。隋炀帝命写副本，藏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经）、乙（史）两部，西厢藏丙（子）、丁（集）两部。殿后起二台，分藏魏晋以来法书名画。还在内道场聚集道经和佛经，分别编写目录。对历代藏书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所以《旧唐书》说“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4这些书后来虽有损失，但大多为唐朝所得了。 炀帝所推行的这些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在大业五年以前，国家尚在承平之时，后来随着阶级矛盾的日趋严重，也就无暇顾此了。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2《唐六典》卷六《刑部尚书》。 3《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4《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 第四节穷兵黩武隋炀帝自恃国富兵强，“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即位之后，就对周边各族不断进行各种军事、外交活动，进一步扩张隋朝的国势。 大业元年（05），契丹侵扰营州（今辽宁朝阳），炀帝命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进击契丹。韦云起率突厥骑兵二万，诈称往柳城（治所营州）与高丽交易，乘机偷袭，俘获契丹男女四万和许多畜产。韦云起以功升为治书侍御史。由此加强了东北边防。 大业三年（07），炀帝北巡，到达榆林（今属陕西），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为了向突厥示威，炀帝出动了大批军队，“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2。并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制造大帐和观风行殿，行殿能容侍卫数百人，可分可合，下施轮轴，移动便捷。大帐可坐数千人，炀帝在大帐中，备仪卫，建旌旗，大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表演“百戏”为乐。这样盛大的军容和奇巧的制作，使突厥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3。连启民可汗也亲执佩刀，为炀帝芟除牙帐中的秽草。炀帝志得意满地写诗道“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4但是好景不长，八年之后，炀帝再次北巡长城，就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差点丢掉了性命。 西突厥，隋文帝时已经来归。炀帝西巡河右时，曾遣使召处罗可汗来会，处罗不至。于是用裴矩之议，离间西突厥内部，使处罗部下射匮可汗袭击处罗，处罗大败，东走高昌。大业七年（），处罗朝炀帝于涿郡临朔宫，炀帝大喜，“接以殊礼”。西突厥的归附，有利于发展对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西部边疆的吐谷浑，正当通往西域诸国的要道。大业四年（08），炀帝采纳裴矩的建议，利用突厥铁勒部打败吐谷浑。又派观王杨雄、许公宇文述等乘机进击，大败吐谷浑，伏允可汗率众退保覆袁川（今青海湖东北）。五年（09），炀帝西巡河右，命内史刀魂最新章节元寿等率兵围攻，伏允逃走，部众多归降，故地尽为隋有。于是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相率来朝。一时焚香奏乐，歌舞喧噪。炀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嗔咽，局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2。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命卫尉卿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今青海兴海一带），大开屯田，扞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在南方，大业元年，驩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军进攻林邑（今越南境），连战皆胜，进至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刘方班师，梵志遣使通好，从此林邑和中国贡使往来不绝。但在这次战争中，兵员损失也很大。 大业三年，炀帝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往使赤土（在马来西亚南部）。从南海郡乘船出发，走了二十多天，将要到达时，赤土国派了三十条船来迎接，并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招待使者。常骏等回国时，赤土派使者携带厚札，随同来华报聘。后来婆利（北婆罗洲）、真腊（柬埔寨）等国，也都遣使入贡，因而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234《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2《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五年。 在东方，最重要的是通使流求，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业三年，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流求。第二年，又派朱宽前往招抚，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后来，炀帝又派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船队、兵万余人，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前往流求。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2。可见台湾与祖国大陆早已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海峡两岸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隋炀帝的这些军事、外交活动，开拓了疆域，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高丽进行的三次战争，遭到失败，从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晋灭亡以后，乘机入据辽东。隋文帝时，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侵扰辽西，遭到隋军的反击，遣使谢罪而罢。 隋炀帝为欲恢复辽东故地，声言“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并指责高丽“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3。因此借口高丽王不肯入朝，下令东征。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督造战船三百艘，以供水军之用。在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万辆，以供军需运输之用。大业八年（2年），大军云集涿郡，共一百一十三万人，分二十四军出发，炀帝自率六军殿后。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绵亘，一千余里，直奔辽东。水军由来护儿率领，从东莱出发，指向平壤。高丽军据城守御，顽强抵抗。水军登陆后虽有小胜，但在平壤城下大败而退。宇文述等率领陆军三十多万人进攻平壤，面对坚城，亦因粮尽引还。高丽军四面抄击，隋军大败于萨水（清川江）。士兵战死逃散，回到辽东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 隋炀帝并不甘心失败，大业九年，又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进攻。正当陆军进抵辽东作战，水军刚要出海的时候，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围攻东都。炀帝闻讯，立即撤军回救洛阳，平息内难。高丽军尾随追击，军资器械，损失甚重。 大业十年，隋炀帝仍以“拔海移山”之志，第三次进攻高丽。来护儿军至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打败高丽军，正要进攻平壤，高丽亦因困敝不堪，遣使乞降，囚送叛将斛斯政。炀帝看到国内形势不佳，便借此班师，转而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军。 《隋书》卷八一《流求国传》。 2《隋书》卷六四《陈稜传》。 3《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 第五节隋的灭亡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无穷的欲壑，大兴土木，广事征调，到处巡游，挥霍浪费，以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2。又加连年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山东、河北一带为出兵高丽的基地，兵役、力役最为严重。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南），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反对用兵高丽。于是义军蜂起，刘霸道起于平原豆子■（今山东商河、惠民境），孙安祖、窦建德起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亦各在境内起义。隋炀帝一开始就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怒火。下令为盗者随获随杀，甚至抄没全家。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起义队伍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不顾廷臣的劝谏，第三次南巡江都。他写诗留别宫人说“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面对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却说得如此轻松！他在江都一年多的时间里，生活更加荒**。自知末日快到，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且共乐饮耳！”又对镜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惊问其故，他笑道“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这些话表现出他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狼狈不堪的情景。 大业十三年（7），农民起义有了巨大的发展。齐郡杜伏威率众渡淮，攻占历阳郡城（今安徽和县）；渤海窦建德据有河北，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李密据洛口城（今河南巩县东南）称魏公，威胁洛阳。隋炀帝见中原大乱，不敢北归，谋建丹阳宫，保据江东。但随从的骁果卫士多是关中人，怀念家乡，时有逃散。大业十四年（8）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和监门直閤裴虔通等，利用骁果的不满情绪，推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把炀帝用腰带勒死，时年五十。历时三十八年的隋朝统治到此便告结束了。 2《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三章高颎宇文恺第一节高颎隋代第一名臣号称“真宰相”的高颎（54—07），是隋代的第一名臣。他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落（今河北景县）人。父宾，仕东魏，因避谗奔西魏，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颎少时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辞令。年十七，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武帝时，袭爵武阳县伯。由内史上士，迁下大夫。以平齐有功，拜开府。宣帝即位，隰州稽胡为乱，颎从越王宇文盛讨平之，开始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 北周末，杨坚为左大丞相，总揽朝政，阴图禅代。素知高颎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想要用他为辅佐，派杨惠前往示意。高颎欣然承命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这样他就做了相府司录，成为杨坚的心腹。就在这时，相州总管尉迟迥发动了反对杨坚的战争。杨坚派名将韦孝宽等出击，军至武陟（今属河南），与敌军隔沁水为阵，相持不进。杨坚以诸将不一，恐生变故，要派心腹一人前往监军。先叫少内史崔仲方去，仲方以父在山东为辞。又叫刘昉、郑译去，刘昉说他没有带兵打过仗，郑译说他母老不便远行。杨坚正在感到棘手的时候，高颎却挺身而出，自请前往，杨坚非常高兴地应允了。高颎奉命以后，连母亲也来不及辞别，便立即出发。他到了前线，在沁水上架桥，渡过军队以后，便下令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于是韦孝宽率军奋击，大破敌军，敌将尉迟惇（迥子）单骑逃走。韦孝宽乘胜前进，追至邺下（今河南安阳），尉迟迥全力拒战，孝宽等军不利而却。高颎与大将宇文忻、李询等设计破之，遂平尉迟迥。因此高颎更加得到杨坚的信任，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杨坚称帝，以颎为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一时贵宠，“朝臣莫与为比”。在这以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高颎辅佐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58），高颎奉命与郑译、杨素等修订刑律，“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制定新律，奏请颁行。新律废除了枭首、轘身及鞭刑，减轻了徒刑，还取消了一些“楚毒备至”的讯囚酷法，如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之类。对旧律作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开皇二年，隋文帝以长安旧城，自汉以来，屡经战乱，凋残日久，在苏威、高颎等人的谋议下，决定在龙首原创建新都，以高颎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为后来唐代长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他行政、官制等各种制度，也大都在高颎的主持下，斟酌损益，建立新的制度，巩固了隋朝的统一局面。 在经济方面，自北齐以来，“暴君慢吏，赋重役勤”，贫苦农民很多被迫沦为豪强的荫户，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高颎建议采用“输籍定样”的措施，“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于是“烝庶怀惠，奸无所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杜佑在《隋书》卷四一《高颎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通典》中评论道“设轻税之法，浮客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开皇八年，高颎认为“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者，官人禄力，恒出随近之州”，不大合理，奏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2，也较妥善地解决了这部分官吏的俸禄问题。 在军事方面，高颎的表现也很突出。开皇二年，他就参与伐陈之役，因陈宣帝去世，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于是隋文帝向高颎询问取陈之策，高颎建议，每值江南秋收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既收之后，“密遣行人，因风纵火”，烧其“储积”，“由是陈人益敝”。开皇九年，隋军大举伐陈。晋王杨广等为行军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颎”。颎“区处支度，无所凝滞”3。及陈叔宝被俘，高颎先入建康，杨广派人驰告，令留陈叔宝宠妃张丽华。高颎说“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便把她杀了。杨广得知，立刻脸色大变地说“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4从此对高颎怀恨在心。高颎又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这次战争结束了东晋以来南北纷争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高颎以功加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九千段。隋文帝慰劳他说“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文帝曾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文帝大笑，赞扬他有谦让的美德。 高颎在反击突厥的战争中，也屡立功勋。隋初突厥势力极盛，屡次寇掠边境。开皇三年文帝下诏，大举出击，以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元帅，分道出塞。沙钵略可汗战败逃走。颎还，赐马百余匹，牛羊以千计。 沙钵略后来归附隋朝，维持了一段时期的边境和平。后来都兰可汗又为边患，开皇十九年，诏以汉王杨谅为元帅，左仆射高颎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大举攻击都兰。高颎使上柱国赵仲卿将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突厥相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至乞伏泊，又破之，虏获生口、杂畜甚多。突厥复大举而至，仲卿为方阵，四面拒战，坚持了五天。高颎率领大军赶到，合力进击，突厥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而还。杨素也打败了达头可汗，因而大获全胜。 高颎不但才能出众，而且善于识拔人才。隋朝有名的文武大臣，几乎都出于他的引荐。《隋书》称“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已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皆颎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高颎还敢于保护人才。隋文帝尝因事欲杀大将史万岁，颎为请求道“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万岁因此免于一死，后来在出击突厥时建立了殊功。高颎忠于隋文帝，论臣节在封建社会里也是少有的。遇事发言献策，深《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2《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34《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文帝开皇九年。 《隋书》卷七四《赵仲卿传》。 《隋书》卷五三《史万岁传》。 中肯綮，得到文帝的采纳。他也敢于进谏，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当隋文帝有意要废太子杨勇，另立晋王杨广为太子的时候，对高颎说“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高颎长跪而言道“长幼有序，其可废乎？”文帝听了默不作声。但已深深引起独孤皇后的猜忌。开皇十八年，高丽一度入寇辽西，隋文帝要出兵讨伐，高颎坚决请求不要用兵。但是文帝不听，以汉王杨谅和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率水陆大军三十万伐高丽，而且派高颎作汉王长史，实际上主持军事工作。高颎还是服从文帝的决定，应命出征。不料陆军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发生疾疫；水军自东莱（今山东掖县）泛海，遇大风，船多漂没。士卒死亡十之，结果无功而还。 从失宠到被杀长期以来，隋文帝对高颎十分信任和倚重。高颎深避权势，一再辞让官爵。文帝下诏说“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维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这番话充分表示了他们君臣相得之深。尽管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右卫将军庞晃、将军卢贲等，在文帝面前说高颎的坏话，结果反被“疏黜”。文帝因此对高颎说“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开皇十年，文帝往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命高颎居守。及回京，赐缣五千匹，又赐行宫一所以为庄舍。高颎的妻子卧病，文帝遣使询问，络绎不绝。高颎的儿子高表仁娶太子勇的女儿为妻，与皇室结亲，赏赐不可胜计。 但是“天性沉猜，素无学术”的隋文帝，对高颎的信任并不能保持始终。这与皇室内部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隋文帝有宠姬尉迟氏被独孤皇后杀了，文帝愤而出走山谷中，高颎追上，扣马苦谏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2独孤后本以高颎是她父亲的家客，甚见亲礼。这时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的话，便心怀不满。那时隋文帝夫妇正想废掉太子勇，另立晋王广为太子。高颎表示反对，独孤后便想暗地把他除掉。等到高颎的妻子死了，独孤后对文帝说“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文帝把这话告知高颎。高颎流泪致谢道“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文帝因此作罢。不久，高颎的爱妾生个男孩，文帝得知很高兴，皇后却不喜欢。文帝问她是什么缘故，独孤后说“陛下当复信高颎耶？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文帝听信妇言，也就开始疏远高颎了。 征伐高丽的战争，高颎本来不同意，结果师出无功，独孤后便对文帝说“颎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隋文帝又以元帅汉王杨谅年少，专委军事于高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之意，谅所言多不用。”杨谅因此对高颎很不满意，回京后，哭诉于皇后道“儿幸免高颎所杀。”文帝听了这话，很为不平。 开皇十九年，凉州总管王世积因事被杀。当审讯时，有宫中秘事，说是从高颎处得知，文帝极为惊异。法司又奏高颎曾与王世积交通，收受他赠送按高颎父宾曾赐姓独孤氏，隋文帝对颎“每呼为独孤而不名”。 2《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的名马。高颎因此而被问罪。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都证明高颎无罪，隋文帝更加激怒，把他们统统拘留起来，从此朝臣中没有再敢为高颎说话的人。这年八月高颎罢官，以齐公就第。 不久，文帝在秦王杨俊府中召高颎侍宴。颎欷歔感叹，悲不自胜，左右的人都为流泪。文帝却对高颎说“朕不负公，公自负也。”并且指责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紧接着高颎的国令上书揭发他的阴事，说高颎的儿子表仁对他说“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文帝大怒，把高颎囚禁起来加以审讯。法司又奏称沙门真觉曾对高颎说“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也说“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文帝听了更加恼火，当着群臣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世，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颎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法司请斩高颎。文帝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颎，天下其谓我何！”于是除名为民。高颎初作仆射时，他的母亲告诫他说“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宜慎之！”高颎从此常恐发生祸变。及得为民，欢然无悔恨之色。 开皇二十年，也就是高颎被黜后的第二年，在杨素、杨广等阴谋策划下，太子杨勇被废，杨广当了太子。又过了四年，杨广谋害隋文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炀帝。高颎被起用为太常卿。那时突厥启民可汗将入朝，炀帝要以富乐相夸。下诏征集周、齐乐家子弟及天下散乐。高颎上奏道“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炀帝不悦。高颎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颎又以炀帝于启民可汗礼遇过厚，对太府卿何稠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把这些话告知炀帝，炀帝认为高颎诽谤朝政，便下令把他杀了。时在大业三年（07），颎年六十七岁。 高颎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对隋代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唐初史家在所修《隋书》中评论他说“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其被诛，天下莫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杜佑纵观历代名相，作了这样的评论“历观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又说“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2可见，高颎的业绩对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通典》卷十二《食货·总论》。 2《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第二节宇文恺蜚声中外的唐代都城长安，以及东都洛阳，实际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创建这两座历史名城的第一功臣是杰出的建筑学家宇文恺。 宇文恺，字安乐，鲜卑人，西魏恭帝二年（555）生于长安。他出生在北朝后期一个显赫的豪门。其父宇文贵。据《周书》本传说，“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后来从军，屡建军功，地位也扶摇直上。北魏时，即爵封革融县侯，官拜武卫将军，閤内大都督。西魏时，进爵化政郡公，先后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兴州刺史，大都督，小司徒，益州刺史。北周时，进位柱国，拜御正中大夫，封许国公，历大司空、大司徒、太保等重要官职。北周天和二年（57）卒，赠太傅，谥曰穆。宇文恺的长兄宇文善，西魏和北周时历位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洛州刺史，上柱国。二兄宇文忻，十七岁时即以军功被北周政权赐爵兴国县公，拜仪同三司，后又因战功进位开府、骠骑将军，进爵化政郡公，北周末位至上柱国，进爵英国公。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宇文恺，二岁时就被赠爵双泉县伯，六岁时袭祖爵安平郡公，但身在将门的宇文恺却不好弓马，而喜好读书。《隋书》本传说“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这段记载可窥知他为学的大致情况。 北周末，宇文恺累迁右侍上士、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大象二年（580），杨坚任北周宰相后，宇文恺又被任命为上开府、匠师中大夫。据《唐六典》卷二三“将作都水监”记载“后周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又据考证，北周设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正五命”。因此可以推知，当时年轻的宇文恺已经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崭露锋芒。世界第一城——大兴城的营建58年，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残余势力。宇文恺原也被定入诛杀之列，由于宇文恺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因而方幸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庙”，宇文恺被起用，任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负责宗庙的兴修事务。宗庙建成后，被加封为甑山县公，邑千户，随后投入了隋代都城大兴城的营建工程。 隋朝建立之时，仍承袭北周以长安城为京都。长安城始建于汉代，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城市已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也奏云“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2于是决定另建新都。 开皇二年（582）六月，隋文帝下诏“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王仲荦《北周六典》卷七，冬官府第十二，中华书局979年版。 2《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 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于是“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2。“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3。由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故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营建，史称“制度多出于颎”4，“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5。宋代的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也说在隋大兴城兴建时，“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娄）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可见高颎主要是提出都城的总的制度，并负责总的施建方针，而具体的规划、设计则是由宇文恺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协助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诸事务。大兴城的兴建，不是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时间内按周密规划兴建而成的崭新城市。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开皇二年（582）六月开始兴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兴城，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前后仅九个月，其建设速度之快实令人惊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和管理都应是相当精细和严谨的。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中，还得考虑地形、水源、交通、军事防御、环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场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大兴城的兴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所达到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有人曾列举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积进行比较（）隋大兴城（唐长安城），583年建，面积84.平方公里；（2）北魏洛阳城，493年建，面积约73平方公里；（3）明清北京城，42—553年建，面积0.2平方公里；（4）元大都，27年建，面积50平方公里；（5）隋唐东京（洛阳城），05年建，面积方公里；（）明南京，3年建，面积43平方公里；（7）汉长安（内城），建于公元前202年，面积35平方公里；（8）巴格达，800年建，面积平方公里；（9）罗马，300年建，面积3.8平方公里；（0）拜占庭，447年建，面积.99平方公里。 从上所列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都市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而大兴城则更是位列榜首，堪称世界第一城。 大兴城的规划吸取了曹魏邺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邺镇东）、北魏洛阳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区整齐明确，象征着皇权的威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京都规划和布局的独特风格，反映了统治者集权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2《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高龙叉，宋敏求《长安志》作尚龙义。3《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宣帝太建十四年。 4《隋书》卷四一《高颎传》。 5《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长安志》卷六。 参见《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982年版，第3页。是一大创新。北宋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曾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清代徐松也说“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宫城位于南北中轴线的北部，“东西四里（不含掖庭宫），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崇三丈五尺”2，实测东西长含掖庭宫）3，南北宽492.米。城内有墙把宫城分隔成三部分。中部是大兴宫，由大兴殿等数十座殿台楼阁组成，是皇帝起居、听政的场所。东部为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西部为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 皇城（又称子城）在宫城南面，由一条横街与宫城相隔，“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4，实测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为843.米。皇城是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于其间，凡省六，寺九，台一，监四，卫十有八。东宫官属，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5。 郭城，又称罗城、京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实测东西长972米，南北宽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商市，形成棋盘型的布局。白居易有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2既形象又贴切地描绘了大兴城的布局特征。 城中的街道都很宽。通向城门的街道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是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宽达220米以上；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50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42—8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顺城街，宽25米。里坊都筑有坊墙，坊中也有街道。大的里坊四面开四个坊门，中辟十字街；小的里坊开东西二门，有一条横街。这些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井然有序。各大街的两侧都开有排水沟，街道两旁植以榆、槐为主的行道树，株行距整齐划一，使道路成为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城市增添了风采。 在大兴城的规划和兴建中，对于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整个城址位于渭水南岸，西傍沣河，东依灞水、浐水，南对终南山。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河道情况，开凿了三条水渠引水入城。城南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东为龙首渠，龙首渠又分出两条支渠。三条水渠都分别流经宫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决给排水问题，而且可以进行生活物资的运输。水渠两岸种植有柳树，形成了“渠柳条条水面齐”3的宜人景色。城东南还开辟有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2宋敏求《长安志》卷六。 3参见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7年版，第20敏求《长安志》卷七。 5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2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十二街”指东西向大街，不包括两条顺城街。3王建《早青五月西望诗》。 曲江“芙蓉园”，其“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秋节。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是全城的风景区和旅游区。在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中，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其一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城市规模过大，超越了时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里坊，经过隋唐两代三百多年的时间，始终没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凉。正如宋敏求所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2其二是大兴城的道路虽然很宽，但全是土路，雨雪时泥泞不堪，难以通行，有时连上朝都得停止。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间较高，两侧有宽、深各两米多的水沟，但由于城内地形起伏较大，排水仍有困难，以致暴雨后常有坊墙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发生。 其三是在漕运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有时漕运不通，即造成粮食供应匮乏。为此，终于酿成了都城的东迁。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条件下，大兴城有如此规模的建设和成就，是值得人们赞颂的。 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不但对中国后世的都市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宫城也是位于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明显地体现着大兴城的特征。 东京洛阳城的营建营建东京是宇文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另一个重大成就。开皇四年（584） 六月，宇文恺又受命负责开凿广通渠工程。据记载“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其后，宇文恺出任莱州（今山东掖县）刺史，“甚有能名”2。 开皇六年闰八月，宇文恺之二兄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除名于家，久不得调”3。 开皇十三年（593）二月，隋文帝令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北营造仁寿宫。杨素以宇文恺有巧思，“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4，负责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整个宫殿区“制度壮丽”5，是一组极其雄伟的宫殿建筑群。开皇十五年三月，仁寿宫建成，宇文恺被任命为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接着又被任命为唐骈《剧谈录》。 2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至德二年。 23《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45《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三年。 将作少监。 仁寿二年（02）八月，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卒。闰十月，杨素和宇文恺受命营造皇陵太陵。独孤皇后葬后，宇文恺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继位。鉴于大兴城位置偏西，又水陆交通不便，也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河北、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控制，决定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为东京。十一月癸丑，隋炀帝在巡幸洛阳时下诏说，洛阳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05）三月丁未，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2，其营建过程前后仅历十个月，是又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3。故此宇文恺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其间，宇文恺还受命在河南郡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营造显仁宫，“南接皁涧，北跨洛滨”，为此，曾“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4。 东京一名东都，又谓“新都”5。它位于汉魏洛阳城之西约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对龙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正如李吉甫所说“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之，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由于水陆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为陪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东京的营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杂记》中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唐初张玄素曾对唐太宗言及他所见营建东都的情况，说“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今江西境）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2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状况。建造大兴城的用工状况，虽缺乏史料记载，但参照有关东京的记载，当与东京的用工数量相当。 东京规模略小于大兴城。据勘探，它的东城墙长732米，南城墙长7290米，北城墙长38米，西城墙长77米，总计周长275米，合55里。平《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3《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4《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5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2《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 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全城亦是由宫城、皇城、郭城所构成。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把城分为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但整个规划力求方正、整齐，仍与大兴城相似。 宫城名紫禁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城中隔城二，在东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圆璧城，次南曜仪城”。宫城内有乾阳殿、大业殿等数十座殿、阁、堂、院，极其富丽堂皇。李吉甫称“（东京）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2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奢华，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掍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3宫城正门则天门，“门上飞观相夹，门外即朝堂”4。因其太奢，致武德四年（2）唐高祖李渊令人焚毁另建。 宫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会通苑，在今洛阳涧西一带。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沟。”苑内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月陂。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洛水，在（洛阳）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隄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 宫城的东北面为含嘉城，城里为含嘉仓，是一座贮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炀帝建东都洛阳，在宫城东建含嘉仓。”据9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含嘉城的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四面有城墙，城墙为挖槽夯筑而成。在仓城的东北和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地下粮窖287座，估计全城的地下粮窖应在400座以上。由于东京漕运方便，又在含嘉城内储藏了大量粮食，避免了大兴城发生粮荒的问题，使其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 皇城名太微城，亦称南城、宝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其城曲折，以象南宫垣”。城中有五条南北向街道，四条东西向街道，分列省、府、寺、卫、社、庙等建筑。 郭城称罗郭城，隋时仅筑有短垣，“东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3《大业杂记》卷六○。 4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11 七十步”2，实测南北最长处732米，东西最宽处7290米。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一般宽4米，把全城划分为“里一百三，市三”3。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坊内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 晚年的建筑活动大业三年（07）六至八月，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在此期间，他奉命修筑长城，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 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有的论著仅引述《隋书》本传的记载“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未指明修长城时间，所修是哪段长城。查史籍记载，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大利县，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2，可见该役已结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据《隋书》本传记载，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之后，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实际上此记载有误，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书》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也说“时帝北巡”，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即大业三年七月，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 宇文恺创制的三项活动性建筑物为.大帐，造于七月。《隋书》本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千人。甲寅（5日）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史·炀帝纪》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2.观风行殿，造于八月。据《隋书》本传记载“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待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又《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2《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3《隋书》卷三○《地理志》。 《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作“二旬而罢”，《资治通鉴》卷一八○作“二旬而毕”，《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作“一旬而罢”，今从《北史》所载。 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 3.行城，造于八月。《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 其中，大帐当是大型帐篷。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装；下面设置轮轴机械，可以推移，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难以详悉。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资治通鉴》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09）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2。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但由于诸儒异议，久不能决，而作罢。“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2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说“会辽东之役，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礼记正义·明堂位第十四》。 2《古乐府·木兰诗》。 2《隋书》卷六《礼仪志》一。 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3。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大业八年三月，隋炀帝征伐辽东（今辽宁辽阳）时，宇文恺亦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2。 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卷，《明堂图议》2卷，《释疑》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大业八年（2）十月，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宇文恺的一生，主要是担任营造方面的高级官员，主持过许多大型的建筑工程，起着相当于现在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的作用。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应该指出的是，在他设计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开凿广通渠，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外，其余大多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尤其是宫殿建筑，不顾劳民伤财，取悦帝王。如营造仁寿宫时，“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营建东京时，他“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2。“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今河南荥阳），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3。长城之役，“死者十五六”4。建仁寿宫和东京的工程，宇文恺虽挂的是副职，但他是实际的负责者，因此功过与他都有直接的关系。 3《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 2《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三年。 2《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3《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4《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第四章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第一节李密李密（582—8），字玄邃，一字法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 先世自北魏、北周以来都做大官。父亲李宽为隋上柱国、蒲山公，“骁勇善战，干略过人”，号为名将。开皇中，李密袭父爵为蒲山公。大业初，以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他生得“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2。隋炀帝见了，对许公字文述说“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宇文述答道“蒲山公李宽子密也。”炀帝说“个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3宇文述因此便劝李密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丛脞，非养贤之所。”4李密听了很高兴，便辞去宿卫，专以读书为事。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与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为刎颈之交。 大业九年（3），隋炀帝再伐高丽，征兵调粮，海内骚然，人心思乱。 在黎阳督运军粮的杨玄感起兵反隋，以李密为谋主。密献三计，上策是挥师入蓟（今北京西南），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计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克万全之势；下计是就近进攻东都，顿兵坚城之下，胜负未知。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计为上策，久攻东都不下。隋炀帝回师攻打杨玄感，杨玄感败死。李密在逃亡中被捕。时炀帝在高阳，李密等在解送途中，用计逃脱。自此数年，密辗转于平原、淮阳间，过着亡命的生活，十分潦倒。 大业十二年（）各地农民起义军有了很大的发展。韦城（今河南滑县）法曹翟让据有瓦岗寨，李密因翟让的部将王伯当之荐，走投翟让。他为翟让画策，自往游说邻近的小股义军，所至皆附，因此得到翟让的信任。李密对翟让说“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敝，大敌一临，死亡无日。未若直趋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可与人争利。”翟让采纳了这个意见，引兵攻破要塞金隄关（今河南滑县南）和几个县城。荥阳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隋炀帝派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带精兵两万前往镇压。翟让曾经屡次被张须陀打败，听说他又来了，有些害怕，想引军退避。李密说“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禽。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翟让不得已，勒兵将战，李密分兵千余人埋伏在大海寺北丛林中。翟让与战不利，稍向后退，伏军突然从敌后杀出，张须陀陷入重围，兵败身亡，瓦岗军第一次获得全歼敌军的大胜。 由于李密作战有功，翟让叫他建立牙帐，别统所部，号蒲山公营。密又躬行俭素，所得财宝都赏给部众，因此很得军心。这时李密又提出袭取兴洛仓（一名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境内）的建议，说“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大业十三年（7）春，李密与翟让率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翻越方山，从罗口袭取《隋书》卷七○《李密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2《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 34《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兴洛仓。打开仓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兴洛仓为东都粮食所取给，东都留守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进攻瓦岗军。双方隔石子河而阵。李密亲率勇士埋伏在横岭下，翟让接战不利，密设伏兵横冲隋军，隋军大败，“士卒死者什六七”，瓦岗军“尽收其辎重器甲，威声大振”2。 在瓦岗军的胜利发展中，李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军中有了很高的威望，于是翟让就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大业十三年二月庚子，李密在巩县南设坛即位，自称为永平元年，开始建立政权机构。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置三司、六卫，元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封东郡公，以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有差。风声所至，赵魏以南，江淮以北，义军首领如孟让、郝孝德，王德仁、房献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儿、李德谦、张迁、李文相等，都归附李密。密各给官爵，“置百营簿以领之。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3。 李密筑洛口城，周围四十里，作为魏国的都城。隋大将裴仁基率兵降李密，密使仁基与孟让率兵三万余人袭破回洛仓（河南洛阳隋故城北七里），入东都，烧天津桥，为东都兵所败。李密乃亲自率兵三万，再次攻下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李密又用徐世勣建议，派世勣率兵五千自原武渡河，会郝孝德、李文相等军袭破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这时窦建德、朱粲等也遣使附密，“密为海内豪杰共推盟主”2。 在这一形势下，李密移檄四方，声讨隋炀帝十大罪状，如云“广立池台，多营宫观，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科税繁猥，不知纪极，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杼轴其空，日损千金之费；”“年年历览，处处登临，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恃众怙力，强兵黩武，义夫切齿，壮扼腕；”“愎谏违卜，蠹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遂令君子结舌，贤人缄口。”总之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3号召各地起义军同心戮力，推翻隋朝的统治。 正当李密兵锋甚锐，威逼东都的时候，隋炀帝命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军将关内兵，江都通守王世充将江淮劲卒，增援东都。东都驻军十余万人都由王世充指挥，进击李密于洛口，与密军夹洛水互击，各有胜败。由于李密的势力日益强大，他和翟让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起来。李密虽为翟让所推，但也心存戒备，平日“恭俭自励，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积书而已。子女珍玩，一无所取。密又仪形吵小，让弗之忌”4。及密建蒲山公《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2《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恭帝义宁元年。 3《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恭帝义宁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2祖君彦《为李密与袁子干书》，《全唐文》卷一三二。 3《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4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 营，“麾下士卒多为让士卒所陵辱，以威约有素，不敢报也”。李密既为魏公，威权日高。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他自己作冢宰，执掌大权，翟让不从。兄翟弘又说“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2翟让大笑，不以为意。李密得知后却很不高兴。翟让又对左长史房彦藻说“君前破汝南，大得宝货，独与魏公，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3这就不免引起李密左右的疑惧，他们劝李密说“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李密虽然表示“今安危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4但经不起他们的一再怂恿，终于同意采取行动。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在石子河击败王世充之后，李密置酒宴请翟让。席间房彦藻将翟让随从引开，密出良弓，请翟让试射。翟让刚刚拉开弓弦，李密部将蔡建德突然举刀从后面砍杀翟让。翟让大吼一声，倒了下去。让兄弘、侄摩侯、亲信王儒信等同时被杀。徐世勣仓皇走出，被守门的兵士砍伤了脖子。单雄信叩头求活。其余随从人员一时惊扰，不知所措。李密大声说“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暴虐，陵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5翟让部众都想散去，李密使单雄信前往宣慰，又单骑入营中加以安抚。令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领其众。这样，混乱的形势虽得稳定，“然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 翟让被害之后，王世充募兵飨士，欲乘月晦偷袭仓城。李密事先从王世充降卒口中，探知敌情，有所准备，命郝孝德、王伯当等分兵屯于仓城之侧以待之。那天夜里王世充兵果然来了，诸军齐发，王世充大败，斩其骁将费青奴，士卒战溺死者千余人。世充移营洛北，越王侗加拨七万兵给他。王世充又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水进攻李密。密初战不利，世充进迫城下。李密选锐卒数百人，分三队出击。王世充又被打败，争桥溺死者万余人，诸将杨威、王辩、霍世举、刘长恭等皆死于阵。世充逃往河阳。李密乘胜取偃师（今河南偃师县东），修金镛城（今洛阳东北）以居之。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都奉表劝进，部属裴仁基等也劝李密称皇帝。李密说“东都未平，不可议此。”大业十四年（8）三月，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引兵十余万西进，因李密占据巩、洛，便取东郡（大业初改兖州为东郡），攻黎阳。李密率步骑二万壁于清淇（今河南浚县西），命徐世勣退保仓城，宇文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少食，利在速战，既不与交锋，又断其归路。假意言和，还送给他粮食，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后知中计，化及与李密大战于卫州童山（即同山，在今河南浚县西南）下，打了一整天，密中流矢，堕马闷绝，左右奔散，赖秦叔宝捍卫，得免于难。叔宝复收兵与化及力战，把他打退了。化及力竭粮尽，部将陈智略、张章仁等“率所部兵归于密者前后相继”。化及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 当宇文化及由江都北上的时候，东都君巨大为震惧，越王侗遣使“说李密与之合势拒化及”，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234《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5《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高祖武德元年。 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李密为解除后顾之忧，接受了东都的封号，因得奋力击败化及。李密将要入朝，行至温县，得知东都已发生兵变，王世充夺取大权，原来主张联合李密的大臣元文都、卢楚等被杀，因此返回金镛。 李密见东都兵屡被击败，将相间又自相残杀，以为东都旦夕可平。不料王世充掌权之后，厚赏将士，缮治器械，积极准备进攻李密。这时李密虽破宇文化及，而“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简练精锐两万余人，马二千匹，出击李密。李密留王伯当守金镛，亲率精兵出偃师迎敌。当时密车内部对于作战方案意见不一，裴仁基主张扼守要路，阻止世充东进，同时分兵三万，乘虚以逼东都，迫使敌军回救。彼救则我守，彼攻则我逼，如此反复，使之疲于奔命，一定可操胜算。李密也认为东都兵锐不可当，“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2。但是单雄信、陈智略等却轻视王世充兵力，力主迎战。李密“惑于众议”，于是双方展开决战。第一天接战时，就遭到失利，裴行俨、程咬金等骁将十余人都受重伤。李密又恃傲轻敌，不设壁垒，敌军乘夜潜伏溪谷中。第二天正当激战时，王世充把事先准备好一个形貌类似李密的人，牵过阵前，大呼“已获李密矣”！敌军士气倍增，伏兵又乘高而下，奔向密营，纵火焚其庐舍。密军大溃，部将张童仁、陈智略皆降；密与万余人弛向洛口。守卫洛口仓的邴元真暗引王世充军入城，单雄信坐视不救，投降王世充。李密直奔虎牢，将往黎阳依徐世勣。有人说“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疮犹未复，其心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镛，保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李密便往河阳会王伯当。他对王伯当说“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身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恸绝，部众都流泪不止。于是李密提议“共归关中”，投奔唐朝。随从李密入关的还有两万人。 李密西行途中，唐派遣迎劳的使者相望于道。密喜道“我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连城数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当尽至；比于窦融，功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长安，礼数渐薄，唐以李密为光禄卿、上柱国，封邢国公。执政者又来求贿，意颇不平。过了不久，李密向唐高祖建议，愿往关东招抚旧部，以图报效。高祖令与王伯当同行，分其部众半留华州（今陕西华县），半随李密出关。密至稠桑驿（今河南灵宝北），唐高祖改变了主意，驿召李密回京，更受节度。李密早就听说有人反对他出关，因此大为疑惧，不听王伯当等的劝告，杀了来使，袭破桃林县（今河南灵宝北老城），打算投奔故将伊州刺史张善相，以图再举。中途为唐军截击，李密被杀，时年三十七岁。徐世勣表请收葬于黎阳山南，坟高七仞。《旧唐书》评论李密密“心断机谋，身临阵敌，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窦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给以欣戴，不亦伟哉！及偃师失律，犹存麾下数万众，苟去猜忌，疾趋黎阳，任世勣为将臣，信魏徵为谋主，成败之势，或未可知。至于天命有归，大事已去，比陈涉有余矣！”由此可见，李密在组织群众，摧毁暴隋，扫除虐政方面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 2《资治通鉴》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第二节窦建德窦建德（573—2），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人。他家世代务农。他有胆气，有勇力，在乡里有点名声。他当过里长，曾因犯法出逃，遇大赦才得回家。父死，乡里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人们给他赠送的财礼，一概不收。大业七年（），隋炀帝募兵伐高丽，窦建德被选为二百人长。时县人孙安祖因家中贫苦，不愿应征，县官把他抓起来打了一顿。安祖一怒之下杀死了县官，投奔到窦建德家。建德对他说“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大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因劝安祖往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聚众起事。高鸡泊在漳南附近，宽广数百里，港汊交错，芦苇丛生，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在孙安祖的同意下，窦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让孙安祖率领往高鸡泊去了。 这时鄃（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纠集百来人，在河阻中起义，蓨（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聚众千余，在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界中起义。由于这些起义军不侵犯窦建德的家乡，官府怀疑建德和他们有交结，把建德的家属全杀了。建德在外听到这个消息，便带领所部两百人投奔高鸡泊的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后来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部众数千人归附建德，建德从此发展到一万多人。建德能“与士卒均执勤苦”，很得部众的拥护。 大业十二年冬，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攻打高士达。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便以建德为军司马，让他指挥战斗。建德选拔精兵七千，假称和高士达有仇怨，向郭绚投降，引郭至长河地界相会，共图士达。郭绚信以为真，“益懈而不备”。于是建德发起突然袭击，大破绚军，杀略数千人，获马千余匹，并追斩逃跑的郭绚。 就在这时，隋将杨义臣消灭了张金称，乘胜至平原（今山东陵县），将进攻高鸡泊。窦建德看到隋军锐气方盛，劝高士达暂时退却，使杨义臣“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高士达不听建德的话，让他留守，亲自率兵迎战。获得小胜，就“纵酒高宴，有轻义臣之心”。建德得知道“东海公未能破贼，而自矜大，此祸至不久矣。”过了五天，杨义臣果然大破高士达，并斩士达于阵，乘势追击建德。建德寡不敌众，带了百余骑后撤。杨义臣以为高鸡泊的起义军已经解决，便把军队撤走了。窦建德乘机攻占饶阳（今属河北），收编余部，为士达发丧成礼，安葬阵亡将士，士气复振，开始自称将军。由于他不杀隋官，隋朝的郡县长吏也有以城降附他的，兵力发展到十几万人。 大业十三年春，窦建德建都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开始设置百官。建德率兵攻占信都（今河北冀县）、清河诸郡，并俘斩隋将杨善会于清河。 这年七月，隋炀帝命左翊卫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率兵三万，驰援东都，《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建德称长乐王的年代，《旧唐书·高祖纪》作武德元年，此据《隋书·炀帝纪》、《旧唐书·窦建德传》及《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所过盗贼，随便诛剪”。当薛世雄军进抵河间七里井（今河北河间南）的时候，窦建德预先选拔了精兵数千，埋伏在水泊里边，故意撤走各路军队，扬言要撤往豆子■（在今山东商河、惠民北）去。薛世雄果然“以为建德畏己，乃不设备”。建德侦察好了敌情，率勇士一千人，在弥漫的大雾中突然袭击隋军兵营。隋军顿时大乱，“军不成列，皆腾栅而走”2，自相践踏而死的就有一万多人。薛世雄只带着几百名骑兵逃回涿郡。窦建德乘胜出击，取得了河北大部分郡县。 武德元年（8）十一月，乐寿出现了五只大鸟，还有几万只相从的鸟，窦建德以为祥瑞，改元五凤。又有宗城人献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绍说“昔夏膺箓，天赐玄珪，今瑞与禹同，宜称夏国。”于是改国号为夏，以宋正本为纳言，孔德绍为内史侍郎。 这时杀死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已由江都北上，称帝于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窦建德对宋正本、孔德绍说“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也。请与诸公讨之，何如？”孔德绍也认为宇文化及“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贼也，此而不诛，安用盟主！”武德二年春，建德举兵进讨化及，连战连胜。化及保据聊城，建德以撞车抛石，四面急攻，打进城内，擒杀了宇文化及。 起初一些起义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窦建德却“每获士人，必加恩遇”。他得到饶阳县长宋正本就引为谋主。河间郡丞王琮投降以后，建德部下因王琮守郡时杀伤起义军很多，要将他处死。窦建德却认为王琮是“义士”，并称从前在高鸡泊可以“恣意杀人”，现在要“安百姓以定天下”，就不能那样做了。他即日叫王琮做瀛州刺史。景城户曹张玄素被俘以后，建德让他做治书侍御史，他坚辞不干，直到炀帝被杀，才接受黄门侍郎的任命。建德歼灭宇文化及之后，俘获了大批的隋官，一一加以任用。以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崔君肃为侍中，何稠为工部尚书，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其余也都随才授任，委以政事。建德立国以后，文物法度未备，裴矩替他“创定朝仪，权设法律，建德大悦，每咨访焉”。建德自奉俭约，布衣蔬食。妻曹氏不穿丝绸。在战斗中缴获的财物，都分给将士，自己一无所取。家中使唤的婢妾很少，得隋宫人以千数，一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骁果，尚且一万，也听任散去。 这年八月，建德攻占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在这里筑万春宫，作为新的都城。“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言诏”。隋义成公主先嫁突厥，遣使迎接萧皇后（隋炀帝之后），建德遣千余骑送萧后往突厥。“既与突厥相连，兵锋益盛”。建德在洺州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太平寰宇记》载贝州清河县枯下渠称“大业十三年，窦建德于广平郡又疏此水入柳沟，遂与永济合流。”可见窦建德早已注重水利的兴修，这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因而“境内无盗，商旅野宿”2。 正当窦建德雄踞河北的时候，王世充击溃李密，在洛阳自称郑帝，成为河南最强大的军事集团。李渊已在长安建唐称帝，决心东向争夺中原之地，《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2《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 《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2《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实现全国统一。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带兵出关，攻打洛阳，河南郡县大半归唐，洛阳成了孤城。王世充几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开始不予理睬，想在唐、郑斗争中坐收渔人之利。十一月，窦建德率军渡河南下，攻打济阴孟海公。次年二月，克周桥（今山东定陶），虏孟海公，遂并其众。这时洛阳的形势日趋危急。中书舍人刘斌建议“今唐有关内，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势也。闻唐兵悉众攻郑，首尾二年，郑势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强郑弱，其势必破郑。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者，莫若救郑。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郑，此常保三分之势也。若唐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喜，认为这是“良策”，决定援救王世充。三月，亲率大军十余万，向洛阳进发。一路攻城掠地，直抵荥阳，泛舟运粮，水陆并进，驻军成皋（今荥阳西北汜水镇）的东原，筑宫于板渚（今荥阳高村西北牛口峪附近），以示必战。建德一面派人通知王世充，内外相应；一面致书李世民，要求唐军退至潼关，把侵占的地方还给王世充。唐军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人主张退守新安（今属河南，在洛阳西），等待时机，再图进取。李世民认为，王世充士卒精疲力竭，粮食已尽，上下离心，不须大力进攻，就可取胜。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并不可怕，只要扼守虎牢（今荥阳汜水镇），使敌军无法西进，世充很快就会崩溃。那时城破兵强，气势自倍，就可收到“一举两克”的奇功。于是李世民一面分兵围困洛阳，一面亲自率军据守虎牢，阻击夏军。 窦建德迫于虎牢之险，不能西进，而且和唐军相持月余，数战不利，人心思归。粮运又被唐军抄袭，大将张青特被俘，形势更为不利。国子祭酒凌敬建议渡河攻取怀州（今河南沁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然后越太行山而入汾、晋，趣蒲津（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如此，一则师出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窦建德本想接受这个意见，但因部将收受了王世充使者的贿赂，都把凌敬的建议，说成“书生”之见，窦建德因此不予采纳。其妻曹氏又向建德说“祭酒之言可从，大王何不纳也？请自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之道，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以自救，此则郑围解矣。今顿兵武（虎）牢之下，日月淹久，徒为自苦，事恐无功。”建德说“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郑国悬命朝暮，以待吾来，既许救之，岂可见难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窦建德一心决战，不听别人的劝告。 这时窦建德想乘唐军刍草已尽、牧马河北的时机，袭击虎牢。李世民侦悉这一情况，于五月一日渡河，察看敌情，当晚回营。留马匹千余，放牧河边，引诱夏军。第二天早晨，窦建德果然全军出动，自板渚出牛口（今荥阳西北）布阵，北拒大河，西薄汜水（今荥阳县东北），南连鹊山（今荥阳西南），长达二十里。李世民登高瞭望，对诸将说，窦军“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 夏军士兵等到中午，不见唐军出战，又疲劳，又饥饿，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到河滩上去取水喝。李世民看到夏军显得疲乏，阵势已经松动，认为时机已到，就命令将士渡过汜水，向夏军发动猛烈攻击。这时窦建德正在举行《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朝会，仓猝应战，阵势大乱。李世民率领精骑插入夏军阵后，树起唐军的大旗。夏军将士回头一看，以为唐军占领了大营，无心再战，纷纷逃散。建德在混战中被刺伤，退至牛口渚，为唐军所俘。李世民将窦建德等解至洛阳城下，令与王世充相见，王世充见大势已去，便投降了唐军。 建德妻曹氏及左仆射齐善行带领几百名骑兵逃回洺州，余众要立建德养子为主，继续抗争。善行主张“不如委心请命，无为塗炭生人”。便将府库财物分给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与裴矩、曹旦及建德妻等率官属举山东之地投降唐朝。七月，窦建德解至长安被害，时年四十九。 窦建德自起兵至败亡，首尾共历十一年。旧史评论道“建德义伏乡闾，盗据河朔，抚驭士卒，招集贤良，中绝世充，终斩化及，不杀徐盖，生还神通，沉机英断，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宝被谗见害，凌敬、曹氏陈谋不行，遂之亡灭，鲜克有终矣。”旧史指出窦建德的失败在于“愎谏”，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但窦建德的遗爱，仍然长期存留在河北人民的心中。河北大名县有“窦王庙”，父老群祭，历久不衰。大和三年（829），魏州书佐殷侔有感于其事，特在庙中立了一块纪念碑。 两《唐书》本传说他自起兵至灭亡凡六年，不确。 第三节杜伏威杜伏威（？—24），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少时落拓不羁，不事生产，家境极为贫困。他与临济（今山东章丘西北）人辅公祏为刎颈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为业，公祏屡次暗地送羊给伏威。姑家因此举报他们偷盗的事，官府缉捕很急，伏威与公祏便逃亡在外，聚众起义。这时伏威才十六岁。杜伏威是一个很勇敢的青年，每次战役，“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所以部众都很佩服他，推他做首领。 当时山东人民苦于隋炀帝的征役，王薄、左君行等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邹平西南会仙山）。大业九年（3），杜伏威率众往投左君行，没有得到左君行的重视，便离开长白山南下，辗转到达淮南，自称将军。当时下邳（今江苏宿迁东南）有苗海潮部起义军，杜伏威派辅公祏前去对海潮说“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见擒，何不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若公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可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雄雌。”海潮不敢抗，便率众归附伏威。接着，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领兵攻击伏威，伏威佯为败走，将隋军诱入芦苇丛中，顺风纵火，使陷入沼泽中的隋军全部烧死。海陵（今江苏泰州）义军首领赵破陈听说伏威兵少，有些轻视他。派人要求伏威合并过去。伏威叫辅公祏领兵在外待变，自己带了十来个人抬着牛酒去见赵破陈，破陈很高兴，把伏威请进营帐中，召集所有头领，纵酒高会。伏威突然在席上杀死了赵破陈，在座的人惊慌不及救，伏威又杀了几十个人，辅公祏的兵及时赶到，便把赵破陈的部众合并过来，共有几万人，势力更强了。 大业十一年，起义军李子通部一万来人，也从长白山到达淮南，和杜伏威部联合。伏威选军中壮士养为假子，凡三十余人，以王雄诞、阚稜最为强勇。不久，李子通谋杀杜伏威，派兵袭击他。杜伏威受了重伤，掉下马来，王雄诞背负他逃到芦苇丛中，收集散兵，重整旗鼓。隋将来整乘机进攻，黄花轮一战，伏威大败，又被重创。部将西门君仪的妻子王氏，勇而多力，背负伏威逃走。王雄诞率壮士十余人随行保卫，与隋兵力战，才得脱脸。伏威收集余兵得八千人，在盐城（今属江苏）歼灭了隋将公孙上哲的军队。 大业十三年，隋炀帝派右御卫将军陈稜以精兵进攻杜伏威，时伏威屯（今属江苏），率众抵御。陈稜闭壁不战，伏威送他一身妇人衣服，称他为“陈姥”，以此激怒隋军。陈稜果然出战，伏威挥军奋击，冲进敌阵中，把隋军打得大败，陈稜狼狈逃跑了。伏威乘胜破高邮（今江苏高邮西北），引兵渡淮，据有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分遣诸将掠取属县，江淮间义军纷纷归附。伏威常选敢死之士五千人，称为“上募”，待遇优厚，与同甘苦。每有攻战，使上募先击。战斗完了，查看背上受伤的就杀掉，因为这种人是“退而被击”的。所获资财，都赏给战士。士卒有战死的，把他的妻子殉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宇文化及既杀隋炀帝，以杜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于东都，皇泰帝（即越王侗）以伏威为东南道大总管，封楚王。武德二年（9）九月，唐高祖遣使招抚杜伏威，伏威请降。唐以伏威为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旧唐书》卷五六《杜伏威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令，封楚王。逾年又以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大使，进封吴王，赐姓李氏。 这时大江南北，沈法兴据毗陵（今江苏常州），杜伏威据历阳，陈稜据江都，李子通据海陵，彼此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武德三年，陈稜、沈法兴既已为李子通击溃，杜伏威遣辅公祏将卒数千攻李子通。公祏渡江攻下丹阳（今江苏南京），进屯溧水（今属江苏），大败李子通。子通弃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阳，从此“进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赋敛，除殉葬法，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采取了一些强化政权，安定社会的措施。武德四年冬，杜伏威遣王雄诞进攻李子通，子通迎战于苏州，大败，退保杭州。雄诞追败子通于城下，子通穷蹙请降，伏威执送长安。雄诞又破汪华于歙州（今属安徽），于是伏威“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成为南方最大的力量。 唐高祖既平河南、河北，武德五年遣使征伏威入朝。伏威“俯首应诏，不悦于躬”。时李世民新平刘黑闼，进攻徐圆朗，声震淮泗，伏威心怀畏惧，又经李百药等劝说，终于西行入朝。唐拜伏威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居长安，位在齐王元吉上，以示尊宠。 杜伏威“崇尚佛理”2，尤信道教，“好神仙长年术”3，服食云母中毒，于武德七年二月暴卒。时辅公祏在丹阳起兵反唐，诈称伏威之命，以蒙蔽部众。唐将李孝恭既平公祏，把公祏的反书送给唐廷，高祖信以为真，乃夺伏威官爵，没入家产。唐太宗即位，知道伏威蒙受冤屈，恢复了他的官爵，并以公礼成葬。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续高僧传》卷十四，《唐苏州通玄寺释慧頵传》。 2《续高僧传》卷十四，《唐苏州通玄寺释慧頵传》。 3《新唐书》卷九二《杜伏威传》。 第五章李勣魏徵第一节李勣瓦岗起义李勣（594—9），他本姓徐，名世勣，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 人。唐高祖赐姓李，又避太宗讳，遂单名勣。李勣出身于土豪，“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他为人慷慨，仗义疏财，与他父亲“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大业十二年（），翟让在瓦岗（今河南滑县南）聚众起义。这时，十七岁的李勣也前来参加。他劝告翟让说“东郡于公与勣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翟让采纳了他的建议，率军西进，很快攻入二郡境内，掠取公私商船，因而“资用丰给，附者益众”2，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瓦岗军的发展与壮大，引起了隋皇朝的恐惧与不安，立即派荥阳通守张须陀率军前来镇压。翟让用李密的计谋，于荥阳大海寺附近同张须陀交战，李勣与李密将隋兵团团围住，经过浴血奋战，杀死张须陀，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 李勣见李密的才干胜过翟让，便与王伯当共同劝说翟让推李密为主，于是李密被尊为魏公，成为瓦岗军的最高统帅。不久，李勣以奇计于洛水大破隋将王世充军，因功封为东海郡公。当时，河南、山东发生了严重的水灾，饿殍满野，隋炀帝虽命令开黎阳仓救灾，但由于政令紊乱，仓吏又不能及时散发，致使每天饿死数万人。李勣遂向李密献计说“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李密接受了他的建议，命他率本部五千人马向黎阳仓进发，在其他义军的配合下，当天即攻占了黎阳仓，并迅速开仓济贫，任民所取，因而博得了饥民的热烈拥护，纷纷加入了起义军，“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从而迅速地壮大了队伍，开创了起义军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义宁元年（7），瓦岗军发生内讧，李密设计杀死翟让，李勣也被门卫砍伤。李密将李勣扶入帐内，亲自为他上药，并让李勣与单雄信等人统率翟让旧部，“中外遂定”。 事后，李密骄傲自大，又不抚恤士兵，仓粮虽多，但府库无钱帛，战斗获胜，又无所赏赐，兵士不满。李勣见军心不稳，一再提醒李密，指出他的失误。李密很不高兴，遂命他出镇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之”2。 宇文化及于江都缢杀隋炀帝后，率十万大军北上，奔东都洛阳而来。越王杨侗刚即帝位，自度抵挡不住，遂诱降李密，命他讨伐宇文化及。李勣奉命守仓城，于城外掘深沟，加强守备。宇文化及来势汹汹，架设攻具，四面攻城，但受深沟所阻，不能到达城下。李勣又于沟中挖地道，出击敌人，宇文化及大败而去。 武德二年（9），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入关降唐，李勣仍据守黎阳等十《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2《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2《资治通鉴》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郡之地，未有归属。后听从魏徵的劝说，决定归唐。他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于是派人至长安献于李密。使者初到京城，陈二狗的妖孽人生帖吧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唯有给李密的信函，感到奇怪。使者奏明了李勣的本意，高祖十分高兴，并称赞他“感德推功，实纯臣也”。即诏授他为黎阳总管、上柱国，加右武候大将军，封曹国公，赐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其父李盖也受到了封赏。并令李勣统“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 不久，李密叛唐被杀。李勣崇尚义气，上表请准其收葬。高祖归还了李密尸体，李勣备君臣之礼，“大具威仪，三军缟素”，安葬于黎阳山。礼毕，才与将士脱下丧服。他的这种“事君以忠”的举动，再次博得了人们的赞许，“朝野义之”。 投唐立功武德二年（9）十月，窦建德率大军南下，与李勣的巡逻部队遭遇，混战一场。建德进攻黎阳，一举破城，俘获了淮安王李神通、魏徵与李勣父李盖，唯李勣率百余骑突围而出。但因其父被俘，又返回来投降窦建德，授任左骁骑将军，仍守黎阳。2李勣虽投降了窦建德，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想脱身归唐，又怕其父受到连累，便与郭孝恪定计，先立功效以取信窦建德，然后再寻机脱身。于是他主动出击王世充，攻破获嘉城，俘获很多；接着又袭击新乡，俘虏其骑将刘黑闼，都献给窦建德。李勣屡建战功，得到了窦建德的信用，使防范松弛，遂于武德三年（20）正月归唐。有人劝窦建德杀死李盖，他说“世勣，唐臣，为我所虏，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舍而不杀。 李勣归唐后，仍任总管。不久，随从秦王李世民平定刘武周，大获全胜。接着，又参加了平定王世充的战斗。这年九月，唐军于邙山击败王世充军，进逼洛阳，其管州总管杨庆请求投降。杨庆原李密旧将，李世民派李勣率军赴轘辕道安抚其众，于是，荥、汴、淆、豫九州相继来降。2这时，王世充子玄应镇守虎牢，屯军于荥阳、汴州之间，闻知管州降唐，欲率军收复管州，被李勣击退。接着，李勣让郭孝恪致书荥州刺史魏陆，魏陆降唐，并擒获了王玄应的四员大将。翌年二月，李勣进军虎牢，王世充郑州司兵沈悦暗中投降，并做内应，遂一举攻占虎牢，活捉了刺史荆王王行本。王世充一面死守洛阳孤城，一面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以为唇亡齿寒，遂率大军南下救援，相继攻占了管州、荥阳。李世民与李勣扼守虎牢，以阻止窦建德军西进。三月，李世民与李勣等在虎牢东观察窦建德营垒，与其游兵相遇，窦建德立即派出五六千骑兵追击。李勣率伏兵奋力冲杀，大破敌兵，斩首三百余级，并活捉其二员骁将，凯旋而归。唐军很快俘虏了窦建德，平定了王世充，胜利返回长安。在这次东征中《贞观政要》卷二。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2《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论功行赏，李世民为上将，李勣为下将。李勣以自己的骁勇善战位居诸将之首，与秦王都身披黄金甲，乘戎辂，向太庙告捷。 李勣很重义气。他在瓦岗时曾与单雄信结拜为兄弟，誓同生死。后李密兵败，单雄信投靠了王世充。单雄信作战勇猛过人，在唐军围攻洛阳时，他驰骋沙场，挥枪几中齐王李元吉。平定洛阳后，单雄信被俘，将要处死。李勣请以自己的官爵赎雄信之罪，李世民不准，他哭着对雄信说“平生誓共为灰土，岂敢念生，但以身许国，义不两遂。虽死之，顾兄妻子何如？”因用刀割下一块股肉，请雄信吃下，说“示无忘前誓。”2在处死窦建德不久，唐高祖又征调窦建德旧将入长安，原旧将惊惧不安，于是刘黑闼又串通李密旧将兖州总管徐圆朗起兵反唐。河北各地窦建德旧将及豪右多杀官吏响应，一时发展到数万人，声势浩大。刘黑闼攻陷了冀州，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东）。时李勣任黎州总管，屯守宗城，抵挡不住，欲退保洺州，途中遭黑闼追击，步兵五千人，皆没于阵，李勣幸免于难。李世民奉命讨伐刘黑闼，双方对峙于洺水城。李勣率兵逼近黑闼勇将高雅贤营垒，杀高雅贤，攻破其营。在平定刘黑闼后，李勣又奉命进击徐圆朗。唐军乘胜而进，徐圆朗连战失利，最后弃城夜逃，为人所杀，“其地悉平”3。 武德六年（23），李勣又随从李孝恭、李靖讨伐辅公祏。他率步兵一万人，渡过淮水，一举攻占了寿阳（今安徽寿县）。公拓之将陈正通率兵十万驻守梁山，派其大将冯惠亮率水军十万，把大舰锁连江中，以阻断水路，还于江西筑造营垒，分守水陆要道，以阻止官军。李勣率军攻破其营垒，惠亮单舟逃走。李勣乘胜进击，正通兵溃，逃回丹阳（今江苏南京）。辅公祏见全线崩溃，遂丢弃丹阳城，连夜逃去。李勣“纵骑追之于武康，江南悉定。”镇守并州，进击高丽武德八年（25），东突厥颉利可汗屡次掳掠并州一带，高祖命李勣为并州行军总管，以抵御突厥。唐太宗即位后，拜为并州都督（治太原）。并州是唐朝的发祥地，又是北方的门户，军事要地。从此由李勣开始经营，独当一面。 李勣知人善任，举贤荐能。早在瓦岗时，常与魏徵、高季辅、杜正伦等才能之士交往频繁，他一旦发现人才，“即加礼敬，引入卧内，谈谑忘倦，”经他引荐的，后多位至通显，当时人称其有“知人之鉴”。在他镇守并州初年，张文瓘以孝悌闻名，明经及第，补为并州参军。李勣见文瓘一表人才，曾称赞他为“今之管（仲）、萧（何）”。一次李勣入朝，文瓘与同僚二人为他饯行，李勣分别赠给那二个同僚佩刀与玉带，而对文瓘却一无所赠，文瓘不解其意，心中疑惑，李勣遂解释说“子无为嫌。若某，冗豫少决，故赠以刀，欲其果于断；某放诞少检，故赠以带，俾其守约束。若子才，无施不可，焉用赠？”因极力引荐，高宗朝张文瓘位至宰相。 贞观三年（29）十一月，突厥再次入寇河西。诏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几万大军出击，以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从云中进军，2《隋唐嘉话》卷上。 3《旧唐书》卷五五《徐圆朗传》。 《新唐书》卷一一三《张文瓘传》。 在白道与突厥颉利可汗兵遭遇，大败突厥兵。颉利可汗派使者请和，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出使突厥。李勣与李靖一起议论军事，认为颉利可汗虽然兵败，人马尚多，若进入碛中，与九姓互保，道路险阻，难以追及。今唐俭在那里，防备松弛，我军若迅速出击，突厥必不战而降。这一策略正和李靖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公之此言，乃韩信灭田横之策也。”果然，李靖袭击颉利可汗牙帐，颉利可汗欲逃入碛中，李勣早已屯军碛口。颉利可汗前进受阻，后有追兵，其大酋长率其部落一并投降了李勣。李勣俘虏五万多人，胜利而归。李勣镇守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四夷宾服，号为称职。贞观十五年（4），征为兵部尚书，封英国公。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李勣尚未赴京就任，薛延陀真珠可汗乘唐太宗君臣东封泰山之机，纠合同罗、回纥等族军队二十万，穿过漠南，袭击已归降的突厥，俟利苾可汗抵御不住，率部落进入长城内，派使者告急。太宗立即调兵遣将，反击薛延陀。新任兵部尚书的李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步兵六万，骑兵二千屯守羽方。2十二月，薛延陀可汗之子大度设率三万骑兵逼近长城，适遇李勣率唐军赶到。大度设见尘埃冲天，兵威强盛，望而生畏，遂率其众从赤柯泺北逃。李勣从部下及突厥兵中选精骑六千，由直道拦击。他越过白道川，于青山与薛延陀军相遇。大度设整军迎战，列阵长达十里。突厥兵先出战，结果败下阵来。大度设乘胜追击，恰好李勣率军赶到。薛延陀万箭齐射，唐军马伤亡很大。李勣命骑兵下马，手执长槊，一直朝前猛冲，薛延陀溃不成军。这时，副总管薛万徹又及时赶到，夺取了薛延陀战马，唐兵合力冲杀，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人。大度设狼狈北逃，到了漠北，又遇上了特大暴风雪，“人畜冻死者什”。 唐军反击薛延陀大获全胜，其使臣回国时，唐太宗教训他说“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2战事结束后，李勣入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的才干与忠贞，博得了唐太宗的亲重和殊遇。一次李勣患有暴病，药方说胡须灰可以治疗，太宗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胡须剪下，为他调药。李勣感动得涕泪交流，在入谢时顿首出血。翌年，李治立为太子，太宗让他辅佐太子，因转任太子詹事，加官特进，仍知政事。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对李勣说“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3李勣流泪辞谢，噬指流血。不一会儿，李勣喝醉了酒，太宗脱下御服，亲自披在他的身上。 贞观十八年（44），唐太宗将进击高丽，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兵、骑兵及兰、河二州归降的胡兵计六万人，向辽东进发。第二年三月，李勣从柳城（今辽宁朝阳）出师，先虚张声势，给人以出击怀远镇的假象，《贞观政要》卷二。 2《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羽方，《新唐书》本传作“朔州”。2《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 3《贞观政要》卷二。 而暗中进军甬道。四月，从通定镇渡过辽水，抵达玄菟（今辽宁铁岭南）。高丽惊慌失措，关闭城门自守。接着李勣攻占了盖牟城（今辽宁抚顺），俘虏了二万余人，缴获粮食十几万石。李勣又乘胜进军，兵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下。李勣开始攻城，唐太宗也率一万甲骑赶到。高丽害怕唐军抛石车，乃于城上积木筑战楼，以抵御抛石。李勣把抛石车排列在城下，抛石击城，块块巨石飞射城上，无坚不摧；另一方面又用撞车撞其楼阁，所撞之处，无不倾倒。这时又刮起了南风，李勣乘机纵火，点着了城西南楼。大火迅即蔓延到城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全城立时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城内一片混乱。唐军一举攻克了辽东城，烧死俘虏高丽兵万余人。2在攻占辽东城后，唐军乘胜围攻白岩城（今辽阳东南）。白岩城靠山临水，四面险绝难攻。李勣以撞车撞城，又用抛石车飞石击城，飞石流矢雨点般射向城中。高丽守将孙代文抵挡不住，遂举城请求投降。3于是，唐军又攻占了白岩城。 贞观二十年（4），刚从辽东班师不久，薛延陀部发生了内乱，李勣奉命率兵讨乱，在乌德鞬山大破其军，大首领梯真达官率众投降，咄摩支可汗向南逃往荒谷之中。李勣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去招降，其部落犹首鼠两端，李勣遂派兵进击，前后斩首五千级，俘虏三万余人。4唐太宗十分欣赏李勣的军事才干，又钦佩他的忠诚。贞观二十三年（49），在临终前，唯恐他身为两朝元老，难以驾驭，特意将他出任为叠州都督，并向太子面授机宜，说“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后，可亲任之。若迟疑顾望，便当杀之。”李勣似明白唐太宗的心意，奉诏之后，“不及家而去”。 密表劝请废立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召回李勣，授任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不久，又拜尚书左仆射。他惧怕盈满，遂于永徽元年（50）上表，请求解除了左仆射职务，但仍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知政事。四年，又被册为司空。早在贞观年间，李勣以勋庸图形于凌烟阁，至此，高宗又命人为他画像，并亲自为他写序。2永徽六年（55），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此事在朝臣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以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坚决反对，李义府、许敬宗等政治上的失意者却极力。李勣在表面上同意长孙无忌等大臣的意见，而暗中却赞成此事。他曾与许敬宗等人“密表劝请”3。这年九月，一天退朝后，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再次商议废立皇后之事。褚遂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表示誓死力争。李勣见此情形，却“称疾不入”，巧妙地回避了，而褚遂良因死力相争，几乎招致杀头《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23《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唐语林》卷五。 2《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 3《旧唐书》卷七八《于志宁传》。 之祸。过了几天，高宗私下向李勣表示自己愿立武昭仪为皇后，顾命大臣坚决反对，自己感到棘手难办。李勣不以为然地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李勣虽未明言立武昭仪，但他劝高宗把此事看作家事，不必理会外廷的意见，实际上是高宗废立皇后的举动，因此，“上意遂决”。在李勣的暗中下，唐高宗不顾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决定立武则天为皇后。这年十一月初一日，高宗临轩，李勣奉命赍玺绶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在废立皇后一事的激烈政争中，决定了朝臣的沉浮。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反对派，先后被贬到地方，有的自缢身死，有的被治罪。者李义府等人则飞黄腾达，李勣也格外受到亲重。在高宗东封泰山时，他任封禅大使。在途经他的故乡时，皇后亲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赐给衣物，还封为东平郡君。李勣不慎坠马伤足，高宗亲**问，并把御乘赐予他。 褚遂良、韩瑗因极谏而遭杀身之祸，此后群臣多缄默不言。一天高宗与侍臣议政，谈及了隋炀帝，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顺口阿谀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2再击高丽，陪葬昭陵乾封元年（），唐朝再次出兵高丽。十二月，高宗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总管分水、陆两军出发。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将军风采不减当年，能谋善断，指挥若定。翌年二月，李勣率军渡过辽水，抵达新城（今辽宁铁岭南），他对诸将说“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遂至城西南，依山筑栅，围困新城。城中窘迫，遂开门投降。由于攻克了新城，进军很顺利，“自此所向克捷”，接连攻下十六城。总章元年（8）二月，李勣攻下扶余城（今吉林四平），高丽王子泉男建派五万兵前来救援，在薛贺水与唐军相遇。李勣军奋力冲杀，大破高丽兵，斩获三万余人，接着挥师南下，九月，攻克了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南），唐军诸路人马与李勣会师，进至鸭绿栅，再破高丽兵，追击二百余里，攻下了辱夷城，进而包围了平壤城（今朝鲜平壤）。高丽王高藏派王子泉男产率九十八人打着白旗投降。李勣又活捉了泉男建，于是“高丽悉平”2。李勣胜利归来，在到达京师近郊时，高宗先命把高藏献于昭陵，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唐太宗；然后具备盛大的军容仪式，高奏凯歌，进入京城。为了嘉奖李勣的赫然战功，加封太子太师，增实封通前一千一百户。 总章二年（9）十一月，李勣患病，且病情逐渐加剧。高宗及太子屡赐良药，又召回其在外地的子弟侍臣。子弟请医治病，李勣不许进门，说“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容浪就医人求活！” 李勣见房玄龄、杜如晦辛苦创家立业，但后来被不肖子孙倾家荡产，深感痛心，他自以为病体难愈，遂把子孙们召来，当面向其弟李弼嘱托后事说《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二年。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2《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元年。 “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十二月三日，李勣病卒，享年七十六。2高宗悲痛地流着眼泪说“勣奉上忠，事亲孝，历三朝未尝有过，性廉慎，不立产业。今亡，当无赢资。有司其厚赗卹之。”3令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七天不上朝。并赠官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陪葬昭陵。在安葬那一天，高宗于未央古城楼哭着送丧，还诏令百官送丧至故城西北。所造坟墓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故事，形似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以旌表他破突厥、薛延陀之功。这座形似三山的坟墓至今仍矗立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之下，成为其功绩的历史见证。 李勣在其戎马生涯中，能谋善断，有杰出的军事才干。他每次行军作战，“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因而在攻灭东突厥，平定薛延陀，征服高丽等重大军事战役中，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太宗曾极口称赞他“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4。上元元年（70），唐肃宗把他与李靖一起，誉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庙5。 李勣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树。在隋末天下“同苦隋政”之时，他踊跃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为发展、壮大瓦岗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推翻隋皇朝的残暴统治发挥了作用。在唐皇朝平定天下、维护国家的统一中也建有功勋。尤其在维护边境的安定与和平上更是战功赫然。唐太宗曾高度评价他说“参经纶而方面，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勋书册府。”《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二年。 2李勣享年，《旧唐书》本传云七十六，《新唐书》本传云八十六，按《金石萃编》卷五九李勣碑亦云“春秋七十有六”，今从《旧唐书》本传与碑志。 3《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 4《贞观政要》卷三。 5《新唐书》卷五《礼乐志》五《唐大诏令集》卷六二。 第二节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魏徵（580—43），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魏长贤曾仕北齐为屯留令。魏徵少年时父亲即去世，家道中衰，陷于贫困境地。但他“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曾出家做过道士。从小爱好读书，多所涉猎。时值隋末，天下渐乱，他“尤属意纵横之说”2。 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反隋，以响应李密，召魏徵为典书记。从此，他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一员。义宁元年（7）九月，元宝藏受李密封爵，命魏徵写信致谢。李密因喜爱魏徵的文辞，特召请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从此，魏徵即在李密属下任职。 武德元年（8）九月，李密在击败宇文化及后，“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又出兵洛口，欲乘机歼灭李密军。李密召集众将商议，多主张应战，魏徵却劝告长史郑颋说“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未若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且东都食尽，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请慎无与战。”魏徵知己知彼，提出了十分正确的建议，郑颋不但听不进去，反蔑视为“老生之常谈”。他生气地说“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遂拂衣而去。果然不出魏徵所料，交战之后，李密军全线溃败，死伤大半，郑颋等将佐被俘，李密走投无路，遂入关降唐。 魏徵随李密归降了唐朝，久久不被任用，便自请安辑山东，于是被授任为秘书丞，乘驿传到达黎阳。这时，李密旧将李勣仍拥兵据守，魏徵致书李勣，认为李密拥兵数十万，一蹶不振，已归降唐朝；今黎阳为兵家必争之地，宜早归降，以免后患。李勣得魏徵信后，遂决意降唐，并开仓运粮，支援淮安王李神通军。不久，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获了魏徵，任其为起居舍人。至武德四年（2），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魏徵再次归唐。太子李建成闻其名声，引荐他任太子洗马。从此，魏徵成为东宫的座上宾。 魏徵事奉皇太子，竭智尽力。他见秦王位望隆重，暗中有夺宗之志，为提高太子声望，稳固储君地位，便与太子中允王珪劝告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太子依从其建议，奏请了高祖，总领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统河南、河北诸州军马，以讨伐刘黑闼。魏徵随太子远征，在洺水（今河北曲周东南）连破黑闼军。鉴于以前的高压政策，致使窦建德余部再次起兵，他遂向太子建议说“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由，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太子听从了他的建议，“获俘皆抚遣2《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之，百姓欣悦”2。因此，刘黑闼也很快束手就擒，从而结束了河北一带动荡不安的局面。 魏徵见秦王功勋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严重威胁着太子地位，常常劝说太子快想对策，李世民也风闻此事。武德九年（2）六月，玄武门事变，秦王诛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召来魏徵，责问他为何“离间我兄弟”，他却毫无惧色，直言不讳地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秦王听了虽一时很气愤，但一向器重他的才干与耿直，仍以礼相待，引荐他为詹事主簿。 不久，魏徵任谏议大夫。原太子及齐王之党羽散亡在民间，虽有赦令，犹不自安，有的人还告捕以邀赏，闹得人情不安，于是派魏徵宣慰山东，并允许以便宜行事。魏徵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正遇州县押送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去京师。他说“吾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思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3遂当即命令全部释放。李世民听到后，对魏徵不顾嫌疑、忠心奉国深为敬佩。 极言直谏，一代诤臣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29）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2。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2《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 3《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二。 2《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2。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偃革兴文，与民休息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魏郑公谏录》卷一。 2《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 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徵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是积极可取的。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2。 魏徵以静为本的思想，主张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奏说高州酋帅冯盎反叛，太宗将调发江南、岭南数十州兵讨伐。魏徵立刻上谏说“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认为冯盎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如果派遣使者，“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依从了他的意见，不动一兵一卒，岭南果然相安无事。太宗高兴地说“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如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十万师。”遂赐绢五百匹。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贞观二年，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也欲遣使贡献。魏徵上谏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太宗听了，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费用。贞观六年，文武百官都以为封禅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他认为尽管太宗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2。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遂停止了东封活动。魏徵认识到，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的结果必然疲劳百姓。在与太宗谈及此事时，曾以“亡隋为鉴”，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3。提醒太宗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辙。 太宗曾让在益州及北门制造绫锦、金银器，魏徵上言，劝止此事。他说“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胜其耻。”4太宗在位既久，忘记了俭约的作风。贞观十一年（37），他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认为这是渐生奢侈之风的危险信号，于是马上给他敲一下警钟“隋惟责不献食，或供奉不《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2《贞观政要》卷八。 《贞观政要》卷九。 2《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3《贞观政要》卷六。 4《魏郑公谏录》卷一。 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当兢惧戒约，奈何令人悔为不奢。若以为足，今不啻足矣；以为不足，万此宁有足耶？”之后，魏徵又上疏，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国情民意的，有利于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威远扬。太宗颇有感慨地对宰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2兼听广纳，君臣共理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唐、虞，“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不塞听与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致天下溃败而不自知，于是他结论说“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3可见，兼听纳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 魏徵主张君主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宫，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非问无由得知”。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太宗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2魏徵认为，开国之初，君主往往能兼听广纳，但很难坚持始终。贞观十四年（40），他向太宗表明了这种思想。他说“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3讽劝太宗要善始善终。 兼听纳下不仅只讲君主的思想作风，而且还包含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以使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说“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然则首虽尊极，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赞赏，他曾多次对臣下说“既义《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2《魏郑公谏录》卷五。 3《贞观政要》卷一。 《魏郑公谏录》卷五。 2《贞观政要》卷一。 3《贞观政要》卷三。 为一体，宜协力同心。” 魏徵从治乱得失的比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听纳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整君臣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的时代，君臣关系处于既统一又对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这样“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对于臣下的信任是至为重要的。 唐太宗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上书规谏，纠缪补缺，匡弼时政。君臣和舟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知人善任，惩恶劝善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2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他给太宗上疏说“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徵认为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六年，太宗与他谈及了“为官择人”一事，他回答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怎样才能“审访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对官吏的严格考察，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2魏徵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时机。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3。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天才无行，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得到了太宗的恩宠，因此他俩更是有恃无恐，任意弹射，不少大臣受到谴责，心中愤然不平。魏徵认为告讦并非正直，进谗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现，即上谏太宗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贞观政要》卷三。 2《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23《贞观政要》卷三。 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徵直言批评了唐太宗以告讦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错误做法，太宗开始默然不语，后来觉得他说的有理，赐绢五百匹。 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2。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他说“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3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罢免官职。相寿曾是秦王府幕僚，凭借这一关系，他请求太宗宥免。太宗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4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40），太宗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太宗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太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唐后期的宦官专权也恰好印证了他对宦官“为患特深”的英明预言。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2这里，虽然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 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太宗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则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3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2《贞观政要》卷三。 3《贞观政要》卷三。 4《魏郑公谏录》卷一。 《魏郑公谏录》卷二。 2《贞观政要》卷一。 3《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因此在贞观六年与太宗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4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37），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逸。因此，他特别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太宗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太宗与侍臣论安危之本，近来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37）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太宗听后很满意，褒奖他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2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3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4《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政要》卷一。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一年。 3《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12 助成文治，名垂后世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辅助太宗理政，已成为太宗的左手右臂。魏徵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误，助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并亲手解下佩刀，赐予魏徵。 贞观十六年（42）七月，魏徵染病，卧床不起。太宗手诏慰劳，并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徵不顾疾病在身，又上言数事，对太宗近来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魏徵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以至家无正堂。太宗下令停止营造小殿，用其木材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后，又根据魏徵的好尚，赐给他素屏风、素被褥、几、杖等家物。贞观十七年（43）正月，魏徵病情恶化，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及时通报病情，所赐药膳无数，中使相望于道。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病榻看望，并而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他儿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时年六十四。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陪葬昭陵。安葬时，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愿，以布车载着灵柩。太宗悲恸之极，登苑西楼望丧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他思念魏徵不已，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2太宗论定功臣，魏徵得以图像于凌烟阁。他望着魏徵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曰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3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与尊宠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经魂徵举荐入相的杜正伦、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或以叛逆受诛，因指摘魏徵有朋党；又扬言魏徵将前后谏诤之语抄录给史官褚遂良，太宗信以为真，很不满意，遂终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并下令推倒了亲自书写的纪念碑。直到贞观十九年（45），太宗亲征高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2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素以有胆有识、犯颜直谏而著称，辅弼唐太宗拨乱反正，以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3史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这并非是谀美之辞。魏徵的名字与贞观之治将同垂于青史。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六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七年。 《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十九年。 3《魏郑公谏录》卷五。 第六章唐高祖第一节晋阳起兵唐高祖（5—35）是唐朝的开国君主，姓李，名渊。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其后屡经迁徙，至渊高祖李熙、曾祖李天赐均居赵州昭庆县（今河北隆尧）2。祖父李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拜柱国大将军，与宇文泰、独孤信等为著名的“八柱国家”3，北周时追封为唐国公。父李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爵。 李渊七岁袭封唐国公，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都是独孤信的女儿。妻子窦氏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其母为北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因此李渊与隋朝上层统治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初李渊为千牛备身，得到独孤皇后的关爱，累转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大业初，为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九年，迁卫尉少卿，掌管宫廷禁卫事，开始由文官转任武职。隋炀帝第二次征辽时，派李渊往怀远镇（今辽宁辽中附近）负责督运。杨玄感起兵反隋，又命李渊往镇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兼知关右诸军事。大业十一年夏，炀帝巡视太原，看到山西一带农民纷纷起义，便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仍发河东兵讨捕群盗”。李渊留家河东，率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打败了毋端儿部的起义军。又代樊子盖进攻绛郡起义军敬盘陀、柴保昌部。樊子盖在军，焚毁村坞，坑杀降人，“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2。李渊一反樊子盖所为，软硬兼施，对降人往往“引置左右”，于是降者“前后数万人，余党散入他郡”3。大业十二年，迁右骁卫将军，这年十二月任太原留守。 这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尤其是大河南北和江淮地区的农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杨玄感兵变之后，隋炀帝越来越猜忌文武大臣。先后杀害了宿将鱼俱罗和董纯，逼死了名将吐万绪。又以郕国公李浑名应“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杀了他一家三十二人，因此使得人人自危。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使时，副使夏侯端就对他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并且指出炀帝“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即李浑）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4。李渊“深然其言”。及任太原留守，他便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这表明了李渊起兵的意图和策略。所以他到任以后，首先带兵在雀鼠谷击溃了活动于太原以南的历山飞别将甄翟儿部，稳定了山西的局势。此据《旧唐书·高祖纪》，《新唐书》作陇西成纪（甘肃静宁西南）人。历来对李唐先世的说法不一。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有考证，可参考。 2参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3《周书》卷十六“史臣曰”。 23《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十一年。 4《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夏侯端传》。 2345《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但在对突厥入侵的防御战中，前时虽曾获胜，这次派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作战，却遭到失败。炀帝下令系渊而斩王仁恭。李渊对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弟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亡，为英雄所笑。”2过了不久，炀帝又遣使者驰驿赦渊及仁恭，使复旧职。李渊高兴地对世民说“天其以此使促吾，吾当见机而作。”于是“雄断英谟，从此遂定”3。经过这次事故，李渊便加速了举兵反隋的活动。 李渊为人“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4。他是一个胸有成竹，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早就授意长子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次子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建成兄弟“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5。当时晋阳令刘文静看到李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及刘文静坐与李密联姻系狱，李世民前往探视，共商大计。刘文静根据当时天下大乱的形势，主张“驱驾取之”。并且指出，招集大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大业十三年二月，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马邑，进据汾阳宫，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李渊乘机以讨伐刘武周为名，募集兵员，“旬日间众且一万”。又暗中派人往蒲州召儿子建成、元吉至晋阳，准备起事。副留守高君雅、王威对李渊颇怀疑惧，将为不利。五月甲子，李渊借口高、王二人“潜引突厥入寇”，把他们杀了，正式起兵。 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对始毕可汗说“欲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惟可汗所择。”2突厥可汗复书说，如李渊自为天子，愿以兵马相助。六月己卯，建成、元吉自河东到达晋阳，裴寂等乃因建成兄弟，请“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3。李渊完全照办了。西河郡不肯从命，李渊使建成、世民将兵攻破郡城，斩郡丞高德儒。自此李渊自称大将军，署置府僚，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官员，随才授任。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等，各置官属。又“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4。遂定入关之计。 《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2《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3《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4《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第二节进取关中，建立大唐炀帝大业十三年（恭帝义宁元年）七月壬子，李渊以四子元吉为太原留守，委以后事。第二天，李渊自率甲士三万誓师，由晋阳出发，沿着汾河谷道南下河东。表面上打着“志在尊隋”的旗号，宣布尊立代王为帝。始毕派人送马千匹，驻在楼烦的突厥阿史那大奈也率兵相助。渊军行至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南），代王侑（炀帝孙）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屯霍邑（今属山西），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将骁果数万屯河东，阻击渊军南下。这时正值秋雨连绵，道途泥泞，渊军不得前进，军粮也感匮乏。外间还谣传突厥将与刘武周乘虚掩袭晋阳，因刘文静出使突厥未归，不知虚实。李渊召集将佐商议对策。裴寂等主张“还救根本，更图后举”2。建成、世民则力主进军。他们认为“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利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再者，“今来禾菽蔽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粟，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3李渊经过慎重考虑，终于作出了继续进军的决定。八月己卯，雨止天晴，军粮也从太原运来了，李渊便率军进攻霍邑。先以轻骑挑战，宋老生统兵三万由东门、南门出而迎战，渊兵少却，宋老生以为李渊畏惧，引兵前进，离城里余而阵。殷开山率步兵抵挡宋老生，建成、世民绕向宋老生阵后，分别屯守东门和南门，断其归路。正当双方激战的时候，李渊派人高呼“已斩宋老生”。宋老生部众听了，阵势大乱，纷纷往回逃走，渊兵所向奋击，打得敌军“血流蔽地，僵尸相枕”4，宋老生也被杀死了。李渊乘胜挥兵登城，攻克霍邑。进军临汾（今山西临汾南），克绛郡（今山西新绛），直抵龙门县（今山西河津）。这时刘文静从突厥赶到，同来的还有突厥大将康鞘利所带的兵士五百、马匹二千。沿河守臣也纷纷来降。李渊以书招降冯翊农民军首领孙华。及渊进军壶口（今山西吉县西南黄河畔），孙华渡河来见，渊以孙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太守，赏赐甚厚，仍使回河西接应。又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等将步骑六千，自梁山渡河，以待大军。李渊自率诸军围河东，屈突通婴城固守。渊见城坚不易攻取，意欲引兵西往长安，与将佐商议。裴寂说“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李世民则持相反意见，他说“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李渊综合两种意见，扬长避短，决定留兵围困河东，自统主力军西进。遂自壶口渡河，舍于朝邑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2。李渊分军两路，命李建成、刘文静率王长谐等数万人屯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扼守潼关，以备东方援敌；命李世民率刘弘基等数万人，掠取渭水北岸之地，对长安采取钳形2《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34《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2《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攻势。 李渊在关中的亲属，听到渊军到来的消息，纷纷响应。他的女儿（柴绍之妻，开国后封为平阳公主）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别墅散家财，招集南山亡命，得数百人。又遣家人马三宝说降邻近的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部，众至数千。李渊的从弟李神通也在鄠县起兵，众至数千。李渊的女婿段纶在蓝田起兵，有众万余。其中平阳公主的势力最大，招集诸部攻下盩厔（今陕西周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始平（今陕西兴平）等县，众至七万人，号称“娘子军”。李世民一路西进，所到之处，“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及至泾阳（今属陕西），胜兵九万，与“娘子军”相会，声势大张。李渊乃命建成率永丰仓精兵，自新丰西进长乐宫，世民回师北屯长安故城。李渊引军西行，“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十月辛巳，渊至长安，驻营春明门（长安城东面三门之一）外。合军二十余万，大修战具，围攻京城。十一月丙辰，发起攻势，一时“云梯竞耸，楼橦争高，百道齐来，千里并进”2。军头雷永吉等先登，守军溃散，遂克长安。李渊入城，迎代王侑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渊还居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3。杀隋大臣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等，余无所问。于是文武将佐请李渊即帝位，李渊不听，仍在观望和等待时机。王戌，迎立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渊自长乐宫入长安。隋恭帝授渊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视事于虔化门（在大兴殿前东偏）。“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任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4。置丞相官属，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李纲为司录。李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京兆尹、秦国公，元吉为齐国公。 义宁二年（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为宇文化及等所杀，消息传到长安，隋恭帝被迫让位，李渊便在文武官吏一片劝进声中，于五月甲子正式做了皇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以世子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其余官属，自相国府长史裴寂以下，均进位有差。李渊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正好费了一年的时间。 34《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2《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第三节削平群雄，统一全国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北方边境有李轨、薛举、梁师都、郭子和、刘武周、高开道；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徐圆朗；江淮之间，有杜伏威、李子通、陈稜；江南一带，有沈法兴、林士弘、萧铣。面对这一形势，李唐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巩固关中根据地，然后进军关东，逐步统一全国。 以上邦（今甘肃天水）为都城，雄踞陇右，自称秦帝的薛举，当李渊攻占长安之后，即令其子薛仁果（一作杲）率兵进攻扶风郡城（今陕西凤翔），被唐军打退。武德元年（8）六月，薛举亲自统军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高墌（今陕西长武西北）一战，唐将刘文静等以轻敌失败，薛举方欲乘胜前进，突然病死军中。其子仁果继位，居于折墌城（今泾川东北）。李世民乘机进军高墌，与秦将宗罗■相持两月有余，乘仁果粮尽、将士离心之际，在浅水原大败宗罗■，进围折墌，薛仁果穷蹙降唐。 平定薛仁果之后，唐军便把锋芒指向河西的李轨。除联络吐谷浑以孤立李轨外，主要用分化手段来瓦解李轨集团。武德二年五月，唐高祖派安兴贵至姑臧（今甘肃武威），招抚号称凉帝的李轨，轨不从。安兴贵乃与其弟安修仁引胡人发动兵变，颠覆了李轨的政权，河西五郡并入唐的版图。 正当唐廷经营西北的时候，代北的刘武周大举进攻太原，唐军战败，太原留守李元吉弃城逃走。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南下攻取浍州（今山西翼城），兵势直达夏县、蒲坂，关中震骇。唐高祖“悉发关中兵”，命李世民统领抵御。世民自龙门渡河，驻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部僵持五个月之久，到武德三年四月，唐军乘宋金刚军粮匮乏，向北撤退的时机，迅猛追击。在吕州（今山西霍县）、介休（今属山西）一带，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把宋金刚打得大败。宋金刚和刘武周一起逃往突厥，后来都被突厥杀死。唐军完全占领了山西地区。这样就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这时关东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遭到洛阳王世充的沉重打击，已经失败降唐，后来又因图谋东山再起被杀。据有河北地区的窦建德，击溃了由江都北上的宇文化及统率的隋军残部，又渡河消灭了占据周桥（今山东定陶）的孟海公。王世充则在洛阳自称郑帝，雄踞河南，与河北的窦建德遥相对峙。江淮之间，杜伏威在与李子通、陈稜等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统一了这个地区。长江中游仍有萧铣割据称王。 武德三年（20）七月，李世民奉命率领大军出关，进攻王世充。世民屯军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指挥各军对洛阳采取大规模的包围形势。洛阳虽有坚城利器，但围困既久，粮食短缺，死者相属。王世充面对强敌，几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建德起初颇存观望，意图坐收渔人之利。后来看到洛阳十分危急，认为“郑亡则夏不能独立”。于是乘战胜孟海公的余威，在武德四年三月率兵援救洛阳。李世民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对战守的利害进行了剖析，决定采取“围郑击夏”的策略。亲率精锐，驰往武牢，据险御敌。窦建德迫于武牢之险，无法前进。留屯累月，军心懈怠，竟为唐军所败，建德被《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俘。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投降了唐军。李世民一举消灭了窦、王两大劲敌，加速了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 唐廷既杀窦建德，对他的旧部多加迫害，并下令征召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等赴长安，范愿等畏祸，共推刘黑闼为首，起兵漳南，各地纷纷响应。不到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窦建德的故地。黑闼自称汉东王，仍都洺州。旧时官员，“半复本位”2。武德五年初，李世民再度出兵，打败刘黑闼，黑闼逃奔突厥。这次唐军虽然赢得了战争，仍然没有赢得河北的人心。过了两个月，刘黑闼在突厥骑兵的掩护下又回到河北，仍然得到旧部曹湛、董康买等的，“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3。旬日之间，刘黑闼就完全占领了以前失去的旧境，并拥兵南下，“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4。这次唐高祖派太子建成率军攻打刘黑闼，并对俘虏宽大处理，以安定人心，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刘黑闼在被唐军打败退却途中，为部将诸葛德威所执，被送洺州杀害。 还在唐高祖攻克长安时，就派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击破朱粲。自金川（今陕西安康）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孝恭被拜信州（旋改夔州）都督。大治舟舰，训练水师，积极备战。武德四年九月，唐以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今属湖北）、自称梁帝的萧铣。铣将文士弘拒战失败，萧铣出降。唐军一举平定了荆湖地区。淮南的杜伏威，已于武德二年归附于唐。中原既定，伏威奉诏入朝，留输公祏据守。武德六年，公祏“诈言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2，遂举兵反唐，称帝于丹阳。唐高祖命赵郡王李孝恭率诸将水陆并进，以讨公祏。七年三月公祏败死，江南全部平定。 武德七年，高开道为其部将张金树所杀，金树以地降唐。同年，唐将李世勣讨平徐圆朗。至此，唐廷基本上削平了隋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2《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 34《资治通鉴》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2《旧唐书》卷五五《辅公祏传》。 第四节玄武门之变唐高祖的皇后窦氏生有四子，除第三子玄霸早夭外，长子建成立为皇太子，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次子世民，封秦王，才艺不凡，经常领兵出征，战功卓著，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与李建成之间便产生了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高祖第四子齐王元吉一直李建成。 还在武德二年，太子詹事李纲就规劝过建成，“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指的就是对李世民的猜忌，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矛盾的开始。到李世民削平关东以后，矛盾就更深了。刘黑闼再度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提醒建成说“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议他去讨伐刘黑闼，以图“立功”，“因结山东英俊”2。建成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实践了这一建议。为了加强军事势力，建成私募骁勇二千余人，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又拉拢后宫妃嫔，特别是高祖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使之吹捧自己，短毁世民。还联合元吉多次策划谋害李世民。至于李世民呢，封德彝就曾指出“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3这并非妄测之辞。在李世民的周围，早就团聚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官武将，还有蓄养在外的勇士八百余人。他虽因赏赐李神通田庄事，得罪过张婕妤，但也“遍见诸妃”，“有以赂遗”4。他的妻子长孙氏也在高祖和妃嫔之间，“尽力弥缝”5，以争取后宫的，但收效不大。 武德六年以后，李世民深感“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矛盾更加尖锐了。七年六月，唐高祖避暑仁智宫（今陕西宜君西南），建成乘居守之机，私下叫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7。这事被揭发后，高祖大怒，召建成至宫究问，又令世民前往讨伐举兵反叛的杨文干，并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世民很快平定了杨文干，但高祖在元吉与诸妃的请求及封德彝的游说下，改变主意，仍令建成回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东宫和秦府的臣僚王珪、韦挺和杜淹，加以流放而已。后来，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酖之，世民心痛吐血，高祖因此对他说“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2建成、元吉认为放走世民，于己不利，暗中阻挠，一面派人上书谏止，一面派人对高祖陈说利害，高祖遂罢此议。这时建成加紧活动，翦除世民的羽翼，或进行收买。房玄龄、杜如晦皆以谗言被逐出秦府，尉迟敬德、段志玄等成为收买的对象，形势显得非常紧迫。因此长孙无忌、尉迟《旧唐书》卷六二《李纲传》。 23《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4《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 5《旧唐书》卷五一《太穆皇后窦氏传》。 《贞观政要》卷五。 7《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2《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3，世民犹豫未决。恰在这时突厥入寇，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4。率更丞王晊又向世民告密，说建成将乘为元吉饯行时暗害世民，并尽坑敬德等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世民便与房玄龄等密商发动政变。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听了很惊讶，告诉他说“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5六月四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伏兵玄武门，杀死了建成、元吉。高祖方泛舟海池，尉迟敬德戎服入见，高祖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敬德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时裴寂、陈叔达等均在，高祖对裴寂等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高祖只好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平息了这场事变。过了六天，高祖便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2到了八月间，便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高祖晚年亲见贞观时期的太平景象，有一次在未央宫为高级官员举行的宴会中，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使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高祖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3太宗举杯上寿道“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袵，并为臣妾，此岂智力，皆由上禀圣算。”4高祖欢喜极了，宴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罢。贞观九年（35）五月庚子，唐高祖病卒，年七十，葬于献陵（在今陕西三原）。 34《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5《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34《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第七章唐太宗第一节从起兵到即位唐太宗（599—49），姓李，名世民。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武功（今属陕西）别馆。李世民生长在军事贵族家庭，从小就娴习武艺，很会骑马射箭。他所用的箭，比通常的箭要大一倍，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洞门阖”。他也喜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为人豪爽有识见，“临机果断，不拘小节”2，具有进取向上的性格。 大业十一年（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求援。十八岁的李世民应募从军，隶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他向云定兴提出“必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认为始毕可汗“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猝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3。第一次表现了李世民根据敌我力量采取对策的军事才能。十二年，李渊与农民军甄翟儿在雀鼠谷作战，李世民率领骑兵冲破义军的包围，从而取得了胜利。开始表现出李世民善于以骑兵冲锋陷阵的英勇战斗精神。大业十三年，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的过程中，李世民统军作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军占领长安，李渊以丞相辅政，世民为京兆尹，封秦国公。武德元年（8），高祖即位，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以击溃陇右的薛举集团的功勋，拜右武侯大将军、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时刘武周侵占并州，世民统军出击，大破刘军，收复并州，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世民旋即率军东征，一举消灭了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两大劲敌，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武德四年六月，唐军凯旋，世民“被金甲，陈铁骑一万，介士三万，前后鼓吹，献俘于太庙”。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2，加号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五年，再度东出，打败窦建德余党刘黑闼于河北，黑闼奔突厥，加拜左右十二卫大将军。这时海内渐平，世民“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3。以武功见称的李世民，从此也很重视文事了。 由于李世民战功卓著，威胁着太子建成的地位。武德晚期，双方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唐高祖虽然重视有功的次子世民，但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太子建成的地位。世民深感“有功高不赏之惧”，便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建成、元吉，唐高祖被迫立世民为皇太子，不久就传位于世民，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酉阳杂俎》卷一。 23《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新唐书》卷二《太宗纪》。 2《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3《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第二节“贞观之治” 贞观时期（27—49），由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极为强盛，出现了历史上艳称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特别是贞观前期的主要业绩如下第一，在政治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而略有改革。朝廷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贞观时因太宗曾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宰相品位既高，太宗常以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任职位较低，又有才能的官员，担任宰相职务。这样不但有利于进用贤才，而且宰相的人数多了，可使互相制约，避免个人专断，从而加强了皇权。 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唐太宗对三省长官要求很严，他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后来太宗又一次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毋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唐太宗因此重申三省旧制，凡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抒己见，并且署名，叫做“五花判事”。制敕草成后，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门下省，交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复奏以后，然后施行。“由是鲜有败事”2。唐初地方行政分州、县两级，设刺史和令为州、县长官。地方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休戚。唐太宗很重视地方官的人选，他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3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对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由于马周建议朝廷不可独重内臣，而轻视刺史、县令，太宗宣布“刺史朕当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4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地方官的素质。贞观年间，各地循吏辈出，如邓州刺史陈君宾“储仓充羡”，通、巴二州刺史李桐客“治尚清平”，沧州刺史薛大鼎、瀛州刺史郑德本、冀州刺史贾敦颐“皆有治名”，河北人民称道他们为“铛脚刺史”5。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现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初为改变隋末苛法滥刑的局面，制定《武德律》，“大略以开皇为准”，而删其苛细。贞观元年，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7的精神，重加删定。贞观十一年书成，定律五百条，分为2卷，一曰名例，《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政要》卷一。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34《贞观政要》卷三。 5《新唐书》卷一九七《循吏传》。铛有三脚，故以为喻。 《唐会要》卷三九。 7《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 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改革后的《贞观律》成为唐律的定本，对后世封建法律起过重要影响。第二，在经济方面，继续推行武德末期颁行的均田制。贞观初，泽州刺史长孙顺德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2。贞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暴雨成灾，太宗“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大水户”3。这说明当时确实给农民分配过土地。不过这种土地除没官及官地外，大多为“荒闲无主之田”4。因此荒地较少的“狭乡”，农民受田往往不足规定的数量，所以贞观初“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5。贞观十一年新颁唐律规定，宽乡占田违限不以违令论处。原因是“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得虽多，律不与罪”。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今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村落偪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太宗因忧授田不足便“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7。均田制的推行，使贫困的农民多少得到一些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考察官吏，劝课农桑。他告诫使者到达州县时，当“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为了不误农时，唐太宗还在法律中规定，“诸非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2。以此防止非时调用民工，有利于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 唐太宗还很重视水利建设，除朝廷设置专官，以“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外，各地兴修水利，颇著成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中所修水利，北方多渠道，有如虢州弘农渠，太原晋渠、栅城渠，河中涑水渠、十石垆渠、马鞍坞渠，冀州葛荣渠，陕州利人渠，瀛州长丰渠、滹沱渠，沧州无棣渠等，南方多塘堰，如福州材塘，泉州诸泉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回清塘，绵州折脚塘、云门堰、洛水堰，资州百枝池，扬州雷塘、勾城塘，杭州阳陂湖等，不下二十余处，其他不见记载的可能更多。水利的兴修，自然使“百姓获其利”。 贞观时期，由于社会安定，人口增加，生产不断发展。贞观初年，霜旱为灾，米谷踊贵，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逐食外地的人民“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3。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4。八年九年，“频至丰《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2《旧唐书》卷五八《长孙顺德传》。 3《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4《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5《旧唐书》卷一九一《崔善为传》。 《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 7《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 《贞观政要》佚篇，罗振玉校录。 2《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 3《贞观政要》卷一。 4《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5。这就是所谓“贞观之治”的太平景象。 第三，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尊崇儒学，自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因为儒家之道，是“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2而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贞观二年始以孔子为先圣，在国学中设置庙堂，以备祀典，并下令各州县都置孔子庙。 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人，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在朝廷设立国子监，下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种学校，收教各级官僚子弟。另有弘文、崇文两馆，专为皇亲国戚和大官僚子弟而设。在地方设京都学及府、州、县学，但主要是州、县两级学校。这些学校就其规模、种类、数量和课目来说，都比前代为进步。特别是专科性质学校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太宗的崇儒，引起了对经学的重视。贞观四年，他以经籍流传已久，文字颇多讹谬，命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少传家业，尤长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据晋、宋以来经籍古本，悉心校正，完成了《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定本，于贞观七年颁行全国。是为统一经学的第一步。不久，太宗又以儒家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书成，凡80卷，名曰《五经正义》。参与这项工作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二十多人。书成以后，由于博士马嘉运提出许多批评意见，至高宗永徽四年重新裁定，明令颁行。《五经正义》的编撰，实现了前此未有的经学思想的统一。 唐太宗还很重视历史对政治的借鉴作用。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贞观时期，在史书编纂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贞观三年，太宗诏修齐、周、隋、梁、陈五代史，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以司其事。由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以房玄龄、魏徵为总监。贞观十年五代纪传修成。计《周书》50卷，《齐书》50卷，《梁书》5卷，《陈书》3卷，《隋书》55卷。为与五代纪传相配合，贞观十五年，又命于志宁、李淳风、令狐德棻等纂修《五代史志》，历时十五年，成书30卷，编入《隋书》，故《隋书》共85卷。贞观二十年，有诏重修《晋书》，先后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监修，参加编纂的有令狐德棻、李淳风、李延寿等十八人。逾二年成书，凡30卷。以上六史均系官修，那时史家李延寿又私撰《南史》80卷，《北史》00卷，统称为唐初“八史”。 在修撰前代史的同时，也开始修撰国史。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体的国史，粗成30卷，嗣后续有修撰。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要观看国史，要求房玄龄“撰以闻”。“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2。从5《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2《旧唐书》卷一上《儒学传序》。 《唐六典》卷九《史馆》。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七年。 此，除纪传体的国史外，又创立了编年体的实录，历朝相继纂修不辍。由此可见，贞观时史学盛极一时的情况。 第三节求贤和纳谏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一个重要的长处就是善于求贤和纳谏。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即位之前，已收罗了不少文武贤才。即位之初，就要求右仆射封德彝举贤，德彝久无所举，理由是“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对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2这说明人才无时不有，关键是在善于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3强调宰相的职责在于举用贤才。这年夏天，因天旱下诏求言，中郎将常何条陈二十余事，深切时宜。太宗看了很奇怪，常何是武将，怎能写出这样的好奏章呢？问知是出于他的门客马周之手，太宗立即召见马周，留置门下省供事，后来马周官至中书令。太宗用人，不问亲疏，不论贵贱，不分畛域，一视同仁。在他的大臣中，有出身寒素的马周、戴胄、杜正伦、张玄素、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有来自敌方的屈突通、尉迟敬德、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有出身贵族的萧瑀、陈叔达等，有拔于怨仇的魏徵、王珪、韦挺等。因此史家称赞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闪电小兵sodu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4。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特别注意了解官吏的优缺点。贞观四年，在一次有宰相参加的宴会上，太宗让“识鉴精通”的王珪悉加品藻。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十八年，太宗还亲自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作了一番评论。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2就在这一年，太宗与侍臣论及右卫大将军薛万徹等时说“于今名将，惟（李）世勣、（李）道宗、万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徹非大胜则大败。”3对文武大臣才能这种深刻的了解，充分表现了太宗用人的明达。 唐太宗不但明于知人，而且善于纳谏。他“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曾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他深以《贞观政要》卷七。 23《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4《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23《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为鉴，鼓励臣僚“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因此贞观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谏臣，如王珪、魏徵、刘洎、褚遂良等，而魏徵尤为特出。例如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2因举尧、舜之所以明，在于通达下情；秦二世、隋炀帝之所以暗，在于偏信谗佞。太宗听了很满意。贞观十年，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左仆射房玄龄认为，群雄竞起，战胜乃克，草创为难。魏徵却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与人授，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魏徵从现实需要出发，强调守成之难，识见更为深远。所以唐太宗说“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3贞观十三年，魏徵看到唐太宗“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进谏，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初期所为与近年不同。如始则体恤人民，近则轻用民力；始则亲君子疏小人，近则昵小人而疏君子；始则不事畋游，近则畋游无度；始则谦虚若不足，近则恃功骄矜；始则虽遇灾荒而民不逃怨，近则百姓疲于徭役而生怨心等，4无不切中时弊，深得太宗的嘉奖。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太宗哭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之世，群臣之所以敢于进谏，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是和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的政治表现分不开的。 《贞观政要》卷二。 2《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3《贞观政要》卷一。 4《贞观政要》卷十。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第四节统一边疆，促进各民族交往贞观初期，边疆上存在着两个威胁力量，一是北部的突厥，一是西部的吐谷浑，而突厥对唐的威胁尤为严重。 唐高祖起兵时，为了取得突厥的，一度对颉利可汗称臣。及统一全国后，突厥不断侵扰唐境。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重兵进逼长安。太宗亲自领兵隔渭水而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无辞以对。在唐军的严加备御下，颉利不敢轻进，结果双方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2，突厥被迫退兵。太宗有鉴于此，决心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为精锐”3。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正当唐太宗积极准备反击突厥的时候，突厥汗国由于颉利可汗“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及被统治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糇粮乏绝”4，给唐朝出兵以有利的时机。贞观三年十一月，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众，分道出击突厥。次年春天，李靖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恶阳岭（今山西平鲁西北），大破颉利于定襄（治大利，今内蒙清水河）。颉利北走碛口（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李勣先已伏兵于此，又把颉利打得大败。李靖乘胜追击，李勣又伏兵碛口，堵住颉利逃往大漠的道路，颉利可汗穷蹙被俘，东突厥灭亡。原来隶属于东突厥的各族都举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军在这次反击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唐初，吐谷浑虽一度与唐通好，但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碍唐与西域的交通。贞观九年（35），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诸军进击吐谷浑。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天峻南库库诺尔岭）击溃了吐谷浑精锐。吐谷浑王伏允逃入沙碛。唐军深入追击，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水的困难，经行了上千里的无人之境，其中侯君集率领的一支军队一直到达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伏允在逃窜中为部下所杀，其子慕容顺降唐。唐军凯旋，从而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平定吐谷浑之后，唐太宗继续经营西域，用兵高昌。高昌地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向天山南北的要道。由于高昌依附西突厥，阻绝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并侵扰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三年冬，太宗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数万人进击高昌。次年八月，唐军越过“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长达二千多里的沙碛，进抵高昌，击破田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迅速包围高昌都城。唐军填堑攻城，飞石雨下。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军取得了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23《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4《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四年。 西州刺史。 贞观十八年，由于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勾结突厥与唐为敌，郭孝恪经过奏请，亲自率兵平定焉耆。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为完成西域的统一，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领大军十万进攻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车）。次年冬，唐军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布失毕逃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军围攻四十日，城破，生擒布失毕，遂平龟兹。于是设置龟兹、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克什）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统之，有效地控制了广大的西部边疆，从而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唐太宗除用军事力量对付敌对势力外，也用和亲政策保持边疆的安定，而以唐与吐蕃和亲影响最为深远。松赞干布是吐蕃杰出的君主。他向慕汉族文化，于贞观八年遣使入贡，后来又奉表求婚，得到唐太宗的许可。贞观十五年，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不仅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绸帛、珍宝，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带去了内地的菜种、蚕种以及各种药物和典籍，也带去了大批工匠和乐队。松赞干布对这桩婚事感到异常高兴。为了照顾文成公主的生活习惯，他“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己还改服汉人的“纨绮”。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对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东北边疆，长期占据辽东一带的高丽，阻挠新罗、百济与唐朝的通使，而且不时侵犯辽西，杀害边民。贞观十八年（44），唐太宗决定进攻高丽，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水军四万，分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趍辽东。第二年，李世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曜兵鸭绿江上。唐太宗自统大军，亲到辽东前线督战。唐军攻破辽东城，进军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击败了高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延寿、惠真降唐。但安市城守甚严，久攻不下。这时天气转冷，粮食将尽，太宗只好下令班师。 正当唐军征辽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乘机侵入河套。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数路，进击薛延陀，将其灭亡，原来服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次年，唐于铁勒诸部设置六府一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设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今内蒙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大单于台，以统新置各府、州。还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的势力已达到漠北的广大地区。 唐太宗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因而他很注意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唐平东突厥后，将突厥降众安置内地，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吐谷浑平定以后，仍以慕容氏为可汗。后来又把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可汗。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与汉人民表示同样的关怀。隋末以来，边民多为突厥所掠，北疆平定以后，下令“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2。对汉民“没落外番投化，给复十年”3。“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4。对各族将领都视为一体，不分畛域。当时有不少战功卓著的少数民族将领，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等，尤为有名。至于被任为将军而在地方任职的那就更多了。 由于唐太宗大量吸收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突厥与吐谷浑各请互市，他们从内地得到了大量的布帛，而内地“资于戎狄，杂畜被野”5，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乏耕牛”的困难。内地的盐、茶、绸缎、文具、饰品与吐蕃的马匹、药材、皮毛等的互市，也十分活跃。特别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医药、生产工具、蔬菜种子等物品，以及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使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了吐蕃。在唐朝规模庞大的国学中，学生多达八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是西域、吐蕃、渤海等族酋长的子弟。在吐鲁番等地还曾发现《论语》、《史记》、《汉书》、《神农本草》等书的残片。这都说明唐文化对边疆地区的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大量进入内地，带来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高昌葡萄酒的酿造法和海马葡萄纹的铜镜，也传入内地，并被普遍采用。在“四海宁一”的条件下，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唐代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 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3《唐律疏议》卷四《名例》。 4《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八年。 第五节太宗晚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一诗句对唐太宗来说不太适合，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贤君。但他晚年的行事，也确实不如早年的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这样就引起人们对他前后期政治的不同观感。贞观前期，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遂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曾经自鸣得意地说“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这种自满情绪使唐太宗在政治上产生了前后不同的变化。贞观十一年，魏徵上疏说“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顷年则“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这是说纳谏不如以前了。魏徵又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2这是说用法不如以前了。就在这一年，马周也上疏说“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誌。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以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这是说徭役比以前繁重了，繁重到“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这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营建宫殿。从贞观八年，太宗断然不顾群议，修复洛阳宫后，接连在洛阳修飞山宫，在汝州修襄城宫，在长安修翠微宫，在宜君修玉华宫，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其次是对边疆的用兵不戢，贞观末年，西取龟兹，东击高丽。为准备再次征辽，大量征发江南、剑南民工造船，既役民力，复征“船庸”，因此“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4。激起了雅（四川雅安）、邛（四川邛崃）、眉（四川眉山）三州僚人的反抗。 贞观后期，唐廷还出现了废立太子之争。太子承乾**不羁，不近正士，不听规谏，甚至纠集党羽，密谋为变，终于贞观十七年谋泄被废。太宗原想立魏王泰取代承乾，但遭到魏徵等人的反对。承乾被废后，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的推戴下，太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立晋王治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高宗。 太宗少娴骑射，驰骋疆场，长习文事，优游翰墨，身体本来很好。但早年曾患气疾，累年不愈。在征辽的归途中，得过癰疾。贞观二十一年，又得风疾。由于疾病缠身，就在这年前后已“饵金石”。所谓金石，大概就是丹药。次年，有个印度方士那罗迩娑婆，“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贞观政要》卷十。 2《贞观政要》卷五。 3《贞观政要》卷六。 4《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但是“药成，服竟无效”2。实际上太宗服食此药，不但无效，而且是中毒暴亡。高宗时的郝处俊和宪宗时的李藩都谈到这件事，李藩说“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3因为他时代较后，忌讳较少，所以说得很坦率。唐太宗卒于贞观二十三年（49）五月，时年五十二。葬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九嵕山）。 唐太宗论其私德虽有不足，但他作为一个历史的巨人，则光照简册。他少娴军事，能征善战。自晋阳起兵，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轻扫刘黑闼，奠定了全国统一的基础。即位以后，他吸取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和隋末农民战争的深刻教训，励精图治，明于知人，善于纳谏，厘改政治制度，发展社会经济，提倡学术文化，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贞观之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他既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罕有的英明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2《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 3《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 第八章长孙无忌房玄龄第一节长孙无忌戚里右族，秦王腹心长孙无忌（？—59），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出自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祖父长孙兕仕北周，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平原公。父长孙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从小爱好读书，因而“该博文史”，通达颖悟，富有谋略。其妹十三岁“嫔于太宗”，即唐太宗文德皇后。隋义宁元年（7）七月，李渊起兵太原，向长安进发。九月，渡过黄河，进入朝邑（今陕西大荔东）长春宫，长孙无忌即前来进见。李渊见他有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从此，长孙无忌常随从李世民征战，成为他的心腹人物。后因功擢任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天下时屡建大功，位望隆重，从而威胁着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于是他们兄弟之间围绕着储位暗中角逐，并逐渐表面化了。武德九年（2），太子建成以反击突厥侵犯为名，欲乘机调出秦王府精兵猛将，并与齐王元吉谋杀秦王。长孙无忌见形势十分危急，极力劝说秦王先下手为强，杀掉太子。他说“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哉？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于草泽，不得居王左右。”六月三日，秦王命长孙无忌等将房玄龄、杜如晦召入王府，共商对策。经过筹划后，决定先发制人。六月四日凌晨，长孙无忌等随秦王伏兵于玄武门。当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早朝路经此门时，发动了突然袭击，成功地杀死了太子与齐王。事变后，秦王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无忌任太子左庶子。 贞观佐命元勋唐太宗即位后，无忌迁升左武侯大将军。贞观元年（27），再迁任吏部尚书。唐太宗论定佐命功臣，以无忌为第一等大功，又进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无忌身为佐命元勋，又为皇后兄长，受到唐太宗的特殊礼遇，并得以经常出入太宗卧室。很快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开始执掌朝政。 这一年，东突厥内乱，不少大臣上言欲乘机攻灭突厥。唐太宗感到突厥君臣昏乱，不出兵则坐失了良机；出兵又违背了同盟之义。他犹豫不定，一时难以决断，便召问宰相。萧瑀以为“兼弱攻昧，击之为善”。而无忌却主张“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他主张休养生息，反对穷兵黩武，显然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因而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同。 唐太宗非常亲重长孙无忌。贞观二年（28）在南郊祭祀完毕，即命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同乘金辂。裴寂推辞，太宗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于是三人同乘而归。 有人上表说长孙无忌权宠太盛，对长孙无忌深信不疑的唐太宗手持奏表《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传》。 《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 对他说“我与公君臣间无少疑，使各怀所闻不言，斯则蔽矣。”并转而对群臣说“朕子幼，无忌于我有大功，视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之谓不顺，朕无取焉。”2尽管太宗对他毫无嫌疑，而无忌却自惧盈满，请求辞职，长孙皇后也屡次劝说。太宗不得已，遂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授任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七年（33）十月，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位居三公。无忌再三推辞，太宗总是不允。他又让高士廉上奏说“臣幸居外戚，恐招圣主私亲之诮，敢以死请。”太宗仍然不答应，并说，任官必择才行，若无才行，即是至亲，也不虚授，任用无忌是取其才行，“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无忌又亲自上表辞让，太宗诏令回报他说“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由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赡，故授此官，无宜多让也。” 唐太宗追思创业之艰难及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力，于是作《威凤赋》赐与他。太宗在赋中把无忌比喻成一只威凤，“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西翥则烟氛闭色，东飞则日月腾光。化垂鹏于北裔，驯群鸟于南荒。殄乱世而方降，应明时而自彰”，以颂扬其功。 长孙无忌认为，治理好国家在于君臣同心同德，孜孜于治。贞观十一年（37）春，唐太宗巡幸洛阳宫时，曾谈及隋朝的灭亡。无忌奏说“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深以为然，当即表示说“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这年六月，唐太宗以为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分封了诸王之后又要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长孙无忌被封为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长孙无忌认为实行分封有害无益，遂与房玄龄联名上《请罢功臣袭封表》，以规谏太宗。他们的上表，首先陈述了历史上的变迁，时代变了，不应墨守成规。他说“臣闻质文迭变，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缅维三代，习俗靡常，爰制五等，随时作教。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迨夫两汉，用矫前违，置守颁条，蠲除曩弊。无益之文，覃及万方，不易之礼，有逾千载。”接着又分析了世袭刺史的弊病，指出了四不可一是“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二是或“器识庸陋”，或“情缘右戚”，搞世袭是“重裂山河，愈彰滥赏”；三是“孩童嗣联，义乖师佥之方”，他们专擅地方，就可能“上干天宪，彝典既有常科，下扰生民，必致余殃于后，一挂刑网，自取夷灭”；四是“求贤分政，古称良守，寄在共理”。如行世袭，“封植儿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上表极陈世袭刺史于国、于民、于功臣之弊，剖析事理颇深。太宗见了上表，又发现功臣多不愿世牧外州，遂停止了分封功臣的做法。显而易见，无忌等反对分封世袭，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防止分裂割据形势的出现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贞观十六年（42），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翌年，唐太宗于凌烟阁为2《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 《贞观政要》卷十。 《文苑英华》卷六○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功臣图像，他身居二十四功臣之首。 就在这年四月，太子承乾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又有夺宗之心。有的大臣也赞成立魏王为太子，太宗一时尚举棋不定。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大臣立晋王李治。当太宗表示要立晋王时，无忌当即表示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询问他朝臣对立晋王的意见如何时，他又果断地回答说“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陛下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在无忌等人的大力赞助下，晋王李治终于被立为太子。同时，他也被任命为太子太师，以辅佐太子。 事后不久，唐太宗感到太子仁厚懦弱，似不尽称心如意。他又感到吴王李恪英明果断，类似太宗本人，想改立吴王为太子。当太宗向长孙无忌说明了这一意思后，他马上劝谏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诫，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惟陛下审思之。”2太宗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 李治为长孙皇后所生，也许是念舅甥之情，无忌是极力拥戴李治为太子的。之后他又不时称道太子的功德。贞观十八年（44），苑西监穆裕不知因什么激怒了唐太宗，太宗大发雷霆，命令于朝堂上将穆裕斩首。皇太子见此情景，马上犯颜规谏，最后使太宗息了怒。无忌便乘机称赞说“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从此以后，唐太宗不再有更立太子的想法了。 长孙无忌位高权重，但他对朝廷的失误很少犯颜直谏，唐太宗对此似不太满意。一天，太宗曾对无忌说“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他听后却回答说“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太宗不喜欢他的阿谀之辞，当面批评他说“朕冀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朕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于是看着无忌说“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太宗对无忌的评论，既有褒扬，也带有批评之意。 贞观十九年（45），唐太宗出兵讨伐高丽。起初，高丽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太宗不欲诉诸武力，长孙无忌也说“高丽无一介告难，宜赐书安慰之，隐其患，抚其存，彼当听命。”2可是高丽又与百济联兵进攻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又不听唐朝的一再警告，于是太宗决定亲自东征高丽，令长孙无忌代理侍中职务。 贞观二十三年（49）五月，唐太宗患了重病，在生命垂危之际，将长孙无忌召入含风殿。君臣相遇三十余年，一旦离去，感到不胜悲痛。太宗摸着他的面颊，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几天，太宗又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善辅导之！”又转而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他还嘱托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可见，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生前最宠信的大臣。 2《册府元龟》卷三二七《宰辅部》。 《贞观政要》卷二。 2《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忠信获罪，无名受戮唐高宗即位后，进封长孙无忌为太尉、检校中书令，知门下、尚书二省事。无忌坚决辞去知尚书省事，高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年间（50—55），无忌为顾命大臣，位在百官之首，又兼为元舅，倍受高宗尊宠和倚重。洛阳人李弘泰曾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诏令立时处斩。无忌与褚遂良悉心辅政，以天下安危为己任，高宗也很尊重二人，拱手以听，“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2。 永徽二年（5），由长孙无忌监修国史。唐高宗曾广开献书之路，以从中发现人才，予以提拔重用。但是上疏虽多，却都没有价值，不足采用，心中不太高兴。无忌劝高宗说“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 永徽三年（52），驸马都尉薛万徹遭贬后不满，遂与房遗爱、司徒荆王李元景谋反。事情败露后，长孙无忌奉命审理此案，查清了罪状，高宗诏令将遗爱、万徹等斩首，赐李元景及公主自尽。吴王李恪名望高，素为无忌所忌恨，也因房遗爱诬与同谋而冤死。江夏王李道宗平时与无忌、褚遂良不和，因与房遗爱有来往而受株连，被流放于岭南。 尽管唐高宗在处理军国政事时非常尊重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但在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却固执己见，并由此导致君臣关系由疏远而至最终破裂，从而决定了长孙无忌晚年的不幸遭遇。 大约在永徽二年，武则天由感业寺再次入宫。早在贞观年间，身为才人的武则天以她的妩媚打动了太子李治的心扉，据说两人关系暧昧。这次武则天入宫后很快拜为昭仪，倍受高宗的宠爱，王皇后、萧淑妃也因而相继失宠，于是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问题很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高宗一心一意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但却遭到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对。唐高宗心里明白，废立皇后一事能否得到朝臣的赞许，关键在于打通长孙无忌这一关节，于是他与武昭仪带着重礼亲自到无忌家里拜访。在酒酣耳热之际，高宗当面封无忌宠妃所生三子为五品朝散大夫，还赠送了十车金银珠宝与缯帛之物。之后，高宗流露了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意思。尽管无忌接受了厚礼与封赏，但却“对以他语，竟不顺旨”。高宗与武昭仪无计可施，只得怏怏而归。此后，武昭仪还让生母杨氏出面，到无忌府上“屡有祈请”，均遭到拒绝。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相劝，也遭到长孙无忌的严厉斥责。 尽管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执拗不从，但在李勣、许敬宗等朝臣的下，高宗仍然废掉了王皇后，并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在这场废立皇后的政争中者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加官晋爵，飞黄腾达，而反对者褚遂良、韩瑗等宰相相继被贬出京城。长孙无忌虽然以他那特殊身份未遭贬斥，但也是势单力薄，特别是面对着过去曾被他极力反对的武则天皇后，心里更有几分不安。 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武皇后对长孙无忌怨恨不已。她刚被立为皇后，尚能克制自己，时间久了，地位稳固了，就开始了对长孙无忌的严厉报复。于是便让新擢任中书令的许敬宗乘隙陷害他。显庆四年（59）四月，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搞朋党，诏令许敬宗审理。许敬宗审讯急迫，韦季方自杀未遂，许敬宗则乘机诬奏韦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今事觉，故自杀”。由于废立皇后问题舅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已渐渐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宠。但高宗似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只对许敬宗耸人听闻的诬奏感到惊讶和疑惑。于是自叹“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许敬宗又摇唇鼓舌，煞有介事地说“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能成事？且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素以仁厚见称的唐高宗仍半信半疑，不肯下手，命许敬宗再加审查。第二天，许敬宗上奏，诡称昨晚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反，还编造了谋反的口实，极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许敬宗见高宗怕留下杀舅父的恶名，迟迟下不了决心，又例举了汉文帝杀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称为“明主”一事，以消除其疑虑，还进一步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人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唐高宗被许敬宗这些危言耸听弄得昏头昏脑，在他的一再劝说下，竟不召见长孙无忌，仅凭许敬宗的一面之辞，即下诏剥夺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并发兵立即遣送。他的家族也受株连，从弟渝州刺史长孙智仁，族弟长孙恩，儿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等也诛贬相继。或许高宗仍念舅甥之情，或念他有拥戴之功，特准许按一品标准供给饮食。 这年七月，唐高宗又命司空李勣、中书令许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审理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到黔州再鞫无忌谋反罪状。他一到黔州，则逼迫无忌投绳自杀身死，并籍没其家2。身为三朝元老重臣的长孙无忌竟因执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遭许敬宗诬构而被无辜地杀害了。 长孙无忌对唐皇朝建有功勋，又因死非其罪，到了上元元年（74）九月，一时醒悟的唐高宗特颁下诏令，追复他的官爵，并以他的曾孙长孙异袭爵为赵公；并准许归丧，陪葬昭陵。长孙无忌的冤案至此才得以昭雪。 该博经史，制律定礼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初佐命元勋，而且在文化典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虽然出身于鲜卑族，但由于他爱好读书，该博经史，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因此他对中国古代的律法、礼仪、史学比较精通，在为唐代制定律法、礼仪及修史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在唐律的修定上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唐武德年间，唐高祖命裴寂等撰定的《武德律》，大略以隋《开皇律》为准。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2《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 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唐高宗即位后，再次命长孙无忌与李勣等人撰定律令格式。律、令、格、式是唐代律令的四种形式。据《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长孙无忌参加撰定的律令有与中书令房玄龄等人撰定了贞观《式》30卷，凡律五百条，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格七百条。与司空李勣撰定永徽《留本司行格》8卷，是“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又删定《散颁格》颁格》是颁行天下的律令。特别是由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据史籍载“（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参撰律疏，成三十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2《唐律疏议》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为律文提供“定疏”，它对五百零二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并以问答形式，辨异析疑，大大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同时，由于该书又是官修诏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所以它不仅是唐律的注释书，也同样具有法律效能，成为唐代国家的重要法典。在撰定《唐律疏议》时，长孙无忌强调刑法的轻重、宽猛要适宜，他曾在《进律疏表》中指出“轻重之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泣辜慎罚，文命所以会昌；斫胫剖心，独夫可荡覆。”他认识到，严刑峻法并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他“崇宽简以弘风，树仁惠以裁化”。这比隋皇朝残暴的法制统治思想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长孙无忌熟谙儒家的礼仪。贞观十一年（37），由他与房玄龄主持撰成《大唐仪礼》00卷，其中《吉礼》0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篇，《国恤》5篇，总30篇。显庆三年（58），他又主持撰定《永徽五礼》30卷，削掉了《国恤》，定著29时处处以礼仪行事。在他辅政期间，对违背或不符合礼仪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永徽二年（5），以唐太宗配明堂，而礼司却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长孙无忌与礼官议论此事，以为“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3。遂上表，建议遵照礼仪行事。高宗依从了他的奏议，乃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显庆元年（5）九月，他鉴于武德年间所撰《衣服令》，规定天子祭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一事，认为自周以来，俱用衮冕，按《周礼》，“衮与大裘，事乃有异”，不合礼仪，“请遵历代实诸祭并用衮冕”。他还认为，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按照礼仪要着素服。而如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涂”，因此奏请改用素服，“以会礼文”。高宗都一一依从了他的奏议。 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正如史家所评论的那样“无忌戚里右族，英冠《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2《册府元龟》卷六一二。 《唐律疏议》附录《进律疏表》。 2《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 3《新唐书》卷十三《礼乐志》三。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始终不逾。”22《旧唐书》卷六五“史臣曰”。 第二节房玄龄秦府十年房玄龄（579—48），字乔松3，齐州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房熊，任州主簿。父房彦谦仕隋，历司隶刺史。 玄龄少年时就很聪敏，又喜欢读书，因而博览经史，善写文章。他曾随父亲到了长安，当时天下太平无事，人们都以为隋祚久长，而善于见微而知著的房玄龄却看出了将乱的征兆，悄悄地对他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房彦谦虽然不让玄龄明说此事，但心里却也同意他的见解。 隋开皇十六年（59），年仅十八岁的房玄龄即由本州举进士，授任羽骑尉，并于秘书省担任校雠。这时，素以知人见称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见了他的举止言谈，便对裴矩说“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2后来补为隰城（今山西汾阳）尉，因地近太原，受汉王杨谅谋反事件的牵连，被贬职后转任上郡（今陕西富平）。 隋末天下大乱，中原地区农民反隋浪涛汹涌澎湃，隋皇朝在风雨中飘摇。这时，房玄龄“慨然有忧天下志”。隋义宁元年（7），李渊挥师进据京师长安，秦王李世民出兵渭北，他走马投身于世民麾下。两人一见如故，即授任渭北行军记室参军。从此，便随从李世民转战南北。房玄龄的忠诚及才干深受李世民的赏识，他很快成为秦王府的心腹及决策人物。 房玄龄喜遇知己之主，他对李世民更是“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他尤其注意招揽人才，每次战胜敌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寻求金宝，唯有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3。在击破王世充后，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4。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聪明识达，王佐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将谋士纷纷辐辏于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济济。李世民曾颇为感慨地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邓）禹也。”房玄龄在秦王府近十年，先被授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又加授文学馆学士。他常主典管记，遇有军书表奏，他总是“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玄龄的杰出才干也博得了唐高祖的赞许，他曾极口称赞房玄龄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3房玄龄名字诸史书记载歧异，今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碑，参见《容斋随笔》卷十二《房玄龄名字》条。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2《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3《贞观政要》卷二。 4《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 13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围绕着储位问题的激烈竞争，很快由暗争发展为明斗，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善于审时度势的房玄龄极力赞助李世民的武力夺宗斗争，并劝世民先发制人。他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忷忷，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房玄龄的老谋深算及李世民的亲遇，遭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忌恨，遂乘机诬告于唐高祖，正在他与李世民加紧策划之际，高祖下令将他与杜如晦一起驱逐出秦王府，不得事奉秦王。 武德九年（2）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决定采取行动，派长孙无忌等召回房玄龄谋事。为了防止他人发现，他穿着道士服，秘密而来，经过密谋策划，决定翌日凌晨伏兵于玄武门，乘太子早朝时突然袭击。结果一举射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助成了李世民夺宗的成功，由此擢任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 贞观良相唐太宗即位，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在论功行赏时，他与长孙无忌等五人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淮安王李神通以为房玄龄等人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贞观三年（29），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他位居辅弼以后，更是精诚奉国，孜孜求治，史称他“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房玄龄对尚书省的政务一向是认真负责，对省中的公牒、狱讼都亲自披阅，予以妥善处理，不辞辛苦。唐太宗见他如此勤苦，对他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于是敕令尚书省“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2。让他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帮助唐太宗更好地处理军国大事。 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一次在太宗与侍臣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玄龄还认识到，创业之主历经艰险，了解民情，精勤于治，一般说国家治理得较好，而子孙却易骄奢败亡。在他回答太宗的“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的问题时说“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2可见，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问题，而官吏的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卷三。 2《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24《贞观政要》卷三。 又是治国之要道。一次与唐太宗论治，曾谈及了隋朝名相高颎的公平正直，他颇有感慨地说“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直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这话正好与唐太宗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3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唐太宗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4。唐太宗依从其议。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十一年（37），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他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四不可，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 修定朝章国典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2。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审定法令，意在宽平”，在修定律令时，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思想。唐太宗即位不久，他即奉诏与长孙无忌撰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后来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四十余条，又诏令玄龄与弘献重加审定。房玄龄认为，古代有五刑，其中一为刖刑。及肉刑废除后，现以笞、杖、徒、流、死为刑，而又刖足，这样即为六刑，比古代尚繁。根据房玄龄的意见，“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3。旧令规定，兄弟分居，荫不相及，但是连坐俱处以死刑。唐太宗对此提出异议。房玄龄等人又议论，认为“祖有荫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改为“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4房玄龄与法司撰定律五百条，分为2卷；一是名例，二是卫禁，三是职制，四是户婚，五是厩库，六是擅兴，七是盗贼，八是斗讼，九是诈伪，十是杂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断狱。分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这次制定的律令，删繁就简，务求宽平，史称“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既简化了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3《贞观政要》卷五。 《文苑英华》卷六○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2《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 34《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2《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法。 房玄龄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分为3卷。贞观十一年（37），正式颁行天下。接着，又删改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条，最终删削二千三百余条，定留七百条，分为8卷，称为《贞观格》，留作诸司施行。《贞观格》也是“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2。 史家对房玄龄修定唐律给了很高的评价。《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高宗时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只是在于“律疏”，并未作什么改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尽管作为法律来说，唐律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依据，但它比较宽简，较隋律有所减轻，人民总比生活在摇手触禁、动辄得咎的严刑峻法的统治下要好一些。 房玄龄对封建的礼仪也颇为精通。早在武德二年（9），诏命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高祖释奠时，又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配。贞观二年，房玄龄认为此做法不符合礼教，遂与博士朱子奢建议说“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于是唐太宗依从房玄龄的意见，罢去了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并于贞观四年诏令州县学校都立孔子庙。在唐太宗平定突厥后，五谷丰登，群臣曾请封泰山。唐太宗命秘书少监颜师古等人召集当时名儒博士杂议封禅的仪式，但久议而不决。太宗又命房玄龄与魏徵等人博采众议奏上，对于坛之大小，玉牒、玉检的尺寸等作了详细规定，“遂著于礼”2。 房玄龄奉诏与魏徵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最后定著五礼，总38篇，分为00卷，名为《大唐新礼》。另外，房玄龄还与礼官一起，对不合时宜的旧礼作了改定。他认为，“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天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对皇太子入学、天子大射，农隙讲武，天子上陵、朝庙等礼仪，“皆周、隋所缺，凡增多二十九条”。其余的也都依准古礼，稽考历代，择善而从。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可，遂“颁于内外行焉”3。 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4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 忠肃恭懿，更得殊遇贞观十三年（39），唐太宗又以房玄龄德高望重，加授太子少师，以教谕太子。他自惧盈满，屡次上表请解除左仆射职务。唐太宗诏令回报他说《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2《新唐书》卷十四《礼乐志》四。 3《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 4《新唐书》卷一○二《令狐德棻传》。 “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不得已，他只得以本官就职。当时，皇太子欲行拜见师傅之礼，并准备好了仪卫，以等待房玄龄的到来。但房玄龄得知此事后，“深自卑损”，不敢谒见太子，悄悄回到家里。“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贞观十六年（42），房玄龄又进拜司空，仍综理朝政，依旧监修国史。 他已居端揆长达十五年之久，其女为韩王妃，子遗爱又尚高阳公主，深感自己贵显与尊宠之极，又以年老为口实，上表请求致仕。太宗特派使者劝谕他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竭，当更奏闻。”在唐太宗的劝说下，房玄龄只好留任原职。 贞观十七年（43），房玄龄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为他写的赞语说“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对房玄龄的才行作了很高的评价。太宗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他又进为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并依然监修国史。 房玄龄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对周边诸国与少数民族实行亲睦政策，赞助唐太宗以修旧好。贞观十五年，薛延陀部乘太宗东封泰山之机，进攻唐属国突厥，被唐兵击败。第二年，薛延陀可汗夷男另派叔父前来求婚，言归于好，并贡献马三千匹。当时，太宗认为“北狄世为寇乱，今薛延陀部崛强”，是以武力征灭，还是“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房玄龄上奏说“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唐太宗听从了玄龄的意见，当即表示“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遂决定与其和亲。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弑其王，更立王弟子藏为王，遂专擅国政。消息传到长安，唐太宗表示，盖苏文弑君攘国，取之甚易，但又不愿劳民伤财。房玄龄马上表示赞同太宗的意见，说“陛下勇而力有余，戢不用，所谓‘止戈为武’者。”2司徒长孙无忌也不同意出兵，于是便对高丽采取了安抚政策。 贞观十九年（45）春，唐太宗执意亲自远征高丽，他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委以重任，并对他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凡军粮器械，军伍行留，由玄龄“悉裁总之”3。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倚重，特命他“得以便宜行事，不复奏请”。当太宗离开京师不久，有人来到留台，声称有密告。玄龄问密告何人，那人回答说告房玄龄本人，他听说二话没讲，即命乘驿将告者递送太宗所在。太宗听说留守有表送告密人，马上料到是诬告房玄龄，不由怒气冲天，命左右执长刀而后接见他，问密告何人，回答说是房玄龄。果然不出太宗所料，立即喝令腰斩，并玺书告谕房玄龄，责备他不能自信，又再次重申“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由于房玄龄知人善任，唐太宗在选任官吏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贞观《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2《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3《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二十一年（47），太宗幸翠微宫时，曾擢任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这时房玄龄正留守京城。适遇一官吏从京师来翠微宫，太宗便问他房玄龄听说任李纬为尚书有何意见时，那人回答说“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2太宗听后，即将李纬改授洛州刺史。 房玄龄事奉唐太宗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但缺乏像魏徵那样面折廷诤的骨鲠品质，遇到太宗处事失误之处，不敢极言谏诤。贞观五年，（3），相州人李好德因患有疯癫病，言涉妖妄。大理丞张蕴古上言，说好德患病，不当判罪，太宗将宥免他。但蕴古却将此事秘密地告诉他，还与他博戏。此事被人弹奏。唐太宗一怒之下，将蕴古斩首于东市。事后，太宗又非常后悔，即批评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复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3批评了房玄龄不能直言规谏，以致使其处事出现了失误。 贞观二十二年（48）七月，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渐重。太宗将他召入玉华宫，坐肩舆进入殿内，直到御座侧才下，君臣相见涕泪不止。太宗特意将他留在宫内，每听说玄龄病情好转，则喜形于色；一听说病势加剧，则面容忧悴。 唐太宗对房玄龄的尊宠使他感激万分，这使得他对唐太宗一再扬言东征高丽一事的过失再也不能缄默不言了。他对诸子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拖着沉重的病体，上表劝谏。上表说“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唐太宗看完上表，十分感动，对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房玄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唐太宗为便于探病，遂凿通苑墙，特开一门，频频派中使候问。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太宗又亲临病榻，与玄龄握手话别，悲痛难忍，还诏令皇太子与他诀别，并当面将其子房遗爱擢为右卫中郎将，遗直为中散大夫。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病卒，享年七十岁。为了深切悼念他，唐太宗特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为给房玄龄办理丧事，特赐绢布二千段，粟二千斛，并陪葬昭陵。 房玄龄生前极力辅佐唐太宗治理军国大政，同时也善于料理家事。他早年服事父母以孝而闻名。父亲曾身染重病，卧病十旬，他尽心料理药品与膳食，百余天“未尝解衣交睫”。父死后，他悲痛万分，五天不食不饮。他事奉继母也是“恭谨过人”。母亲病了，每逢请的医人来到家门，他“必迎拜2《贞观政要》卷三。 3《贞观政要》卷八。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垂泣”。在他守母丧期间，“尤甚柴毁”。唐太宗特命散骑常侍刘洎前去安慰，并赐与寝床、粥食、盐菜等物。房玄龄对其妻也以礼相待，恩爱很深。在他年轻时，病得将死，便对其妻托以后事说“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由于夫妻感情笃厚，其妻卢氏听了二话没说，哭泣着进入帷帐中，用刀自剜一目，以向玄龄表示誓无二心。玄龄病愈后，“礼之终身”2。 房玄龄治家也有法度，尝告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特意搜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并对他们说“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还说“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尚，汝宜师之。”只是到了高宗时，次子遗爱所尚高阳公主疾恨遗直居嫡，遂与遗爱阴谋夺其封爵，事情败露后，遗爱被诛，公主赐自尽。遗直虽以父功特予宥免，也除名为庶人，把房玄龄辛苦经营的家业荡涤一空。 房玄龄一生辅佐唐太宗安定天下，凡三十二年，他孜孜奉国，举贤任能，亲自主持制定了朝章国典，初创唐朝规模，权重而不专，位望崇隆而谦虚谨慎，与杜如晦一起被称为唐初贤相。 《贞观政要》卷五。 2《新唐书》卷二○五《房玄龄妻卢氏传》。 第九章李靖第一节才识与胆气李靖（57—49），字药师，京兆府三原（今属陕西）人。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兵事，无不拍手称绝，并抚摩着他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2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3大业（05—7）末年，李靖任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东）丞。这时，反隋暴政的农民斗争已风起云涌，河北窦建德，河南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辅公祏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隋皇朝的腐朽统治。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也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李靖察觉了他的这一动机，遂“自锁上变”，将往江都，以告发此事。但当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而未能成行。不久，李渊于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了长安，俘获了李靖。李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在临刑将要被斩时，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渊欣赏他的言谈举动，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气，因而获释。不久，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充做三卫。武德元年（8）五月，李渊建唐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为了平定割据势力，李靖随从秦王东进，平定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以军功授任开府。从此，李靖开始崭露头角。 《旧唐书·李靖传》云“本名药师”，按《新唐书》本传、《宰相世系表》、《金石萃编》卷五一李靖碑皆作“字药师”，今从《新唐书》传、表及碑。 2《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3《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二节平定江南当进击王世充的战役打响不久，盘踞在江陵（今属湖北）的后梁萧铣政权派舟师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峡州（今湖北宜昌）、巴、蜀等地，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削平后梁萧铣这一割据势力，唐高祖李渊调李靖赴夔州（今四川奉节）安辑萧铣。 李靖奉命，率数骑赴任，在途经金州（今陕西安康）时，适遇蛮人邓世洛率数万人屯居山谷间，庐江王李瑗进讨，接连败北。李靖为庐江王出谋划策，一举击败了蛮兵，俘虏甚多。于是顺利通过金州，抵达峡州。这时，由于萧铣控制着险塞，再次受阻，迟迟不能前进。李渊却误以为他逗留不前，贻误军机，秘密诏令许绍将他处死。许绍爱惜他的才干，为他请命，才免于一死。 不久，开州蛮人首领冉肇则叛唐，率众进犯夔州，赵郡王李孝恭率唐军出战失利，李靖则率八百士卒袭击其营垒，大破蛮兵。后又在险要处布下伏兵，一战而杀死肇则，俘获五千多人。当捷报传到京师时，唐高祖高兴地对公卿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下玺书，慰劳李靖说“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李靖的精诚至忠博得了李渊的信用，改变了对他的成见，并亲笔写敕与李靖说“既往不咎，旧事我久忘之矣。” 武德四年（2）正月，李靖鉴于敌我双方的情势，上陈了攻灭萧铣的十策，得到了唐高祖的重视，二月即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擢任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孝恭行军长史。高祖又以为孝恭不太精通军旅之事，“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李靖实际上已成为三军统帅。 李靖组织人力和物力大造舟舰，组织士卒练习水战，做好下江陵的准备。同时，他见巴、蜀之地归附唐皇朝不久，各部族还不太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劝说李孝恭把各部族酋长子弟都召集到夔州，根据才能的优劣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这对于稳固巴、蜀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九月，唐高祖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并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一齐杀向江陵，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攻势。 这时，适值秋天雨季，江水暴涨，流经三峡的涛涛江水咆哮狂奔而下，响声震撼着峡谷。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三峡路险难行，唐军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唐将也大都望而生畏，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李靖以他那超人的胆识和谋略，力排众议，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孝恭依从其议，遂率战舰二千余艘，沿着三峡，冲破惊涛骇浪，顺流东进。由于萧铣毫无防备，唐军连破荆门、宜都二镇，并乘胜前进，十月即抵夷陵城（湖北宜昌）下。这时，萧铣的骁将文士弘率数万精兵驻守在附近的清江。李孝恭大兵一《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四年。 到，即想进击。李靖劝告他说“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李靖的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的战术是很正确的，但李孝恭由于连战告捷，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遂命李靖留守军营，自己率兵出战。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双方一交战，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很大。文士弘获胜以后，即纵兵四出抢掠，兵士肩扛手提，多有收获。李靖见敌军队伍大乱，遂不失时机，迅即指挥唐军出战。文士弘军队一时难以收拢，措手不及，结果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一万人，获得舟舰四百余艘。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五千为先锋，直奔后梁都城江陵，李孝恭率大军继后。李靖首先攻克江陵外城，接着又占领水城，缴获了大批舟舰，却让孝恭全部散弃江中，顺流漂下。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2李靖的疑兵之计果然奏效，长江下游的萧铣援兵见江中到处都是遗弃散落的舟舰，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将赴江陵朝见，在行进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 唐军把江陵围得水泄不通。萧铣见内外隔绝，外无援兵，城内又难以，走投无路，遂开门投降唐军。李靖率军进入城内，号令严肃，秋毫无犯。这时，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晓以大义，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藉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3。李靖高瞻远瞩，宽宏大度，不贪财宝，确比诸将更高一筹。他这一做法颇得人心，由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萧铣投降几天之后，有十几万援军相继赶到，听说萧铣已经投降，唐朝的政策宽大，也都放下兵器不战而降。李靖佐助李孝恭出师，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即消灭了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后梁，战功卓著，唐高祖诏封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物二千五百段。攻取江陵的战斗历程，表现出了李靖杰出的军事才干，他进一步得到了唐高祖的倚重。战事刚一结束，即擢任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他安抚岭南诸州，并特许承制拜授。这年十一月，李靖越过南岭，到达桂州（今属广西），派人分道招抚，所到之处，皆望风归降。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皆派遣子弟求见，表示归顺，李靖承制都授以官爵。于是连下九十六州，所得民户六十余万。自此，“岭南悉平”。高祖下诏劳勉，授任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靖以为南方偏僻之地，距朝廷遥远，隋末大乱以来，未受朝廷恩惠，若“不遵以礼乐，兼示兵威，无以变其风俗”，遂率其所部兵马从《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2《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3《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桂州出发南巡，所经之处，李靖亲自“存抚耆老，问其疾苦”，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于是“远近悦服”2，社会安定。 武德六年（23）七月，原投降唐皇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杜伏威、辅公祏二人不和，辅公祏乘杜伏威入朝之际，窃据丹阳（今江苏南京），举兵反唐。高祖命李孝恭为帅，李靖为副帅，率李勣等七总管东下讨伐。辅公祏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驻守当涂（今安徽当涂），陈正道率二万步骑驻守青林，从梁山用铁索横亘长江，以阻断水路。并筑造建月城，绵延十余里，以为犄角之势。孝恭召集诸将议军事，大都认为，公祏劲兵连栅，固守不战。若直取丹阳，捣毁其巢窠，惠亮则不战自降。李靖透辟地分析了敌方形势，认为公祏留守的也是精锐部队，他们极力坚守，“若我师至丹阳，停留旬月，进则公祏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道虽然据城持重，“今若攻其城，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孝恭依从其计。李靖遂率黄君汉等水陆并进，经过浴血奋战，杀伤敌军万余人。冯惠亮招架不住，落荒而逃。接着李靖又乘胜而进，率轻兵直抵丹阳城下，公祏惊恐不安，兵虽众多，但人无战心，不得不弃城出逃，后被活捉，于是“江南悉平”。 李靖运筹帷幄，判断准确，很快地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高祖为了嘉奖他的军功，赐物千段，并赐奴婢一百口，良马一百匹。设立东南道行台，授任他为行台兵部尚书。高祖十分钦佩他的军事才干，极口赞叹说“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何以加！”2《册府元龟》卷三九七《将帅部》。 《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三节北灭突厥江南的局势安定以后，北方的形势又一时紧张起来。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强大，李渊太原起兵时，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换取北方的相对安定。唐皇朝建立后，突厥一方面薛举、刘武周等割据势力，与唐皇朝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自恃兵强马壮，不断举兵南下侵扰。在平定江南中功勋卓著的李靖又被调到北方，以反击突厥。 武德八年（25）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余万人越过石岭，大举进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唐高祖马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统率一万多江淮兵驻守太谷，与并州总管任瑰等迎击敌人。由于突厥来势凶猛，诸军迎战多失利，任瑰全军覆没，唯李靖军得以保全。不久，又调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不几天，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皇帝更替之机，遂率十几万精锐骑兵再次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并**，兵临渭水便桥之北，不断派精骑挑战，还派其心腹执失思力入朝，以观察虚实。当时征调的诸州军马尚未赶到，长安市民能拿兵器打仗者也不过几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种情况下，太宗曾冒险亲临渭水桥，与颉利可汗结盟，突厥才退兵。事后，太宗擢任李靖为刑部尚书，不久转任兵部尚书。因他作战屡建功绩，赐实封四百户。 此后不久，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乱，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相继叛离，又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贞观三年（29）八月，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张公瑾为副，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又任命并州都督李勣、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徹等为各道总管，统率十几万军队，分道出击突厥。 贞观四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冒着严寒，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颉利可汗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突如其来，兵将相顾，无不大惊失色。他们判定如果唐兵不倾国而来，李靖决不会孤军深入，于是“一日数惊”。李靖探知这一消息，密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其亲信康苏密前来投降。李靖迅即进击定襄，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杨正道及原炀帝萧皇后，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西南）。李靖因军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等。太宗高兴地对大臣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把突厥军打得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派执失思力入朝请罪，请求内附，并表示愿意入朝。其实，他内心尚犹豫未决，意欲赢得时间，以苟延残喘，俟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唐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可汗入朝。 《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2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可汗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七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头），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想北过大漠，在碛口受李勣所阻，不能北逃，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不久，颉利可汗被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擒获，并送到京师。东突厥从此宣告灭亡了。 自隋朝以来，突厥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他把太宗、贵臣十几人，还有诸王、王妃、公主等召至凌烟阁，设宴庆祝。他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起舞，大臣们也接连起身举杯祝贺，一直延续到深夜。 李靖虽在战场上勇猛善战，叱咤风云，但却性情沉厚。事后御史大夫萧瑀妄加劾奏李靖治军无方，在袭破颉利可汗牙帐时，一些珍宝文物，都被兵士抢掠一空，请求司法部门予以审查。太宗虽一时不明缘由，特赦不得审查。在李靖入见时，唐太宗仍严加责备，李靖却不加辩白，只是顿首谢罪。太宗以其功劳大，加授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加实封户，通前为五百户。后来，唐太宗知道李靖受了诬告，又赐绢二千匹，并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在宰相议政时，又“恂恂似不能言”。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政要》卷二。 《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四节西击吐谷浑李靖在青少年时曾锐意进取，然而一旦富贵在身，又深惧盈满，能知足而退。到了贞观八年（34）十月，担任宰相职务刚满四年的李靖即以足疾辞任，而且言辞恳切。唐太宗明白他的心意，并十分欣赏他的这一举动，派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转告他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贤智，莫相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特颁下诏书，加授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如足疾稍好一些，每二三天可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不久，又特赐李靖一条灵寿杖，以帮助他疗养足疾。 可此事还未过两个月，就发生了吐谷浑进犯凉州的事件，朝廷决定兴兵反击。在任命统帅时，唐太宗自然想到了足智多谋、威名震撼边庭的李靖，认为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可惜足疾未愈。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一听到朝廷将远征吐谷浑的消息，顿时精神抖擞，他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去求见宰相房玄龄，请求挂帅，亲自远征。唐太宗大喜过望，这年十二月，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又分别任命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人为各道行军总管，统由李靖指挥。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吐谷浑的战争序幕拉开了。 李靖奉命赴任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季节。他一路踏着冰雪，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翌年闰四月，唐军在库山（在今青海天峻）与吐谷浑交战，李道宗部大败吐谷浑，唐军首战告捷。 狡诈的吐谷浑可汗伏允一面往西败退，一面令人把野草烧光，以断绝唐军马草。干草已被烧光，春草尚未萌生，诸将大都认为战马瘦弱，不可长途追击。侯君集认为吐谷浑已“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如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于是兵分两路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等从北道，侯君集、李道宗从南道，两路大军一齐进发。 李靖亲自率领的北路军进展顺利。不几天，其部将薛孤儿于曼头山（今属青海）击败吐谷浑军，杀其名王，用缴获的大批牛羊充作军食。接着李靖的主力军也先后于牛心堆、赤水源两次大败吐谷浑军。侯君集、李道宗所率南路军进展也很迅速，他们深入荒漠二千余里。这里荒无人烟，温差变化大，有时酷热难忍，有时寒冷得令人颤栗。有时无水，他们只能刺马饮血解渴。唐军克服了种种困难，长途奔袭，到了五月，终于在乌海（今青海兴海）追上了伏允可汗，又大败其军，俘获了其名王。薛万均等于赤海也打败了吐谷浑的天柱王军。 李靖都督各军继续进击，又连战告捷。李大亮军于蜀浑山击败吐谷浑军，获其名王二十人。部将执失思力也在居茹川击败吐谷浑军。唐军乘胜进军，经过积石山河源，一直打到吐谷浑西陲且末（今新疆且末）。部将契苾何力追击伏允可汗，破其牙帐，杀数千人，缴获牛羊二十多万头（只），并俘虏了其妻子。 伏允可汗率一千多骑兵逃到碛中，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部下纷纷离《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九年。 散。不久，伏允可汗为部下所杀。其长子大宁王慕容顺杀死天柱王，率众降唐。李靖率军经过了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平定了吐谷浑，并向京师告捷。唐朝为了控制吐谷浑旧境，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并留下李大亮协助防守。 在进击吐谷浑时，利州刺史高甑生任盐泽道总管，未按期到达，贻误了军机，受到李靖的责备，他心怀不满。战事结束后，即串通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令调查此事，弄清事实真象，判定高甑生以诬罔罪减死，流放边疆。从此，李靖“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不久，李靖以功进封卫国公。贞观十七年（43），又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像于凌烟阁，尊奉为功臣，并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自征伐高丽，把李靖召入阁内，对他说“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唯高丽未服，亦有意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虽染病在身，仍表示愿意从行，对太宗说“往凭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太宗见他实在年老体衰，未同意他远征。 李靖虽未从征高丽，但对前线的战事颇为关注。唐太宗进至驻跸山（今辽宁辽阳南）时，高丽兵倾国出动，内部空虚，李道宗曾请求率精兵五千，奇袭平壤，太宗未答应。事后回京，太宗询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素以出奇制胜的李靖以为太宗未能听从李道宗的计谋，便说“此道宗所解。”太宗询问李道宗，他说明了当时的建议未被采纳，太宗听后怅然说“当时忽遽不忆也。”李靖明察事件，善于见微而知著。唐太宗要他教给侯君集兵法，后来侯君集上奏太宗，说李靖将反，因为每到精微之处，李靖则不教授。太宗听后责备李靖，李靖却回答说“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此时，君集尚未有任何反迹，太宗似不相信。一次，朝后回尚书省，君集骑马越过省门数步尚未发觉。李靖见到这种情况，便对人说“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2至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杀，证明了李靖的预见准确无误。 《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唐语林》卷五。 2《大唐新语》卷七。 第五节杰出的军事家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他指挥了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卷，《玉帐经》卷，《霸国箴》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卷，《兵钤新书》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系宋人所撰，盗用李靖之名，不足为据。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有关李靖的治军、行军作战、扎营斥候等都有所记载。 李靖严于治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与仇雠，以惩恶劝善，激励将士。 《卫公兵法》说“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他欣赏诸葛亮斩马谡的军法严明，又称道曹操因违犯军纪而割发示众。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2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参见蓝永蔚《李靖问对伪辩》，《安徽大学学报》979年第期。2《通典》卷一四九《兵典》二。 《通典》卷一五八《兵典》一一。 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埳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洿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2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阨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2。 贞观二十三年（49），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十分难过地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3这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岁。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如同卫青、霍去病故事，筑坟形如同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太平御览》卷二九三。 《太平御览》卷三二三。 2《通典》卷一五七《兵典》十二。 3《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形状，“以旌殊绩”4。 李靖军功卓越。上元元年（70），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曾给予高度评价“尚书仆射代国公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5同时，他治军、作战又积累了一套成功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 4《贞观政要》卷二。 5《加李靖特进制》，《全唐文》卷四。 第十章弃宗弄赞文成公主弃宗弄赞（7—50），又号为松赞干布，是我国古代吐蕃王国第三十二世赞普。在他一生中，承继父祖基业，稳定内部，巩固王权，创建统一的吐蕃王国，并发展经济，对沟通汉藏文化友好关系，有过重大贡献，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第一节吐蕃的兴起吐蕃王国是羌族的一支（今藏族）所建。羌族是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古老游牧民族，所居地是以西海（今青海）为中心，向四方伸展。早在战国初期，其中氂牛部率众向南迁徙，居留在越巂（今四川西昌）一带，称为越巂羌。这些部落迁徙无常，以后进入西藏。到公元五世纪，在西藏高原散布许多羌族部落，其中以氂牛部势力最强，分为六个兄弟部落。酋豪弃聂弃自称为天神之子，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雅隆河谷（在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琼结一带），成为六氂牛部的王。后来弃聂弃自立一部，降服其余六部，六部酋长被称为父王六臣，另外有三个通婚部落，称为母后三臣。这时羌族部落已处于氏族社会末期，部落中已有等级分化，有立君长的需要，弃聂弃被称为赞普，意为雄强的丈夫。以后其子孙世袭赞普称号。到第七代支弓赞普时，发生内乱，赞普被他臣下罗阿木所杀。以后其子集结同族消灭了罗阿木势力，被拥为赞普，即第八世布岱巩甲赞普。这时吐蕃居住在琼巴地方。吐蕃人已会冶炼银、铜、铁，制造犁具，引水灌溉，从事农耕。到了第十五世赞普提肖烈时，建立琼巴堡寨（今西藏山南琼结，汉文史籍称为疋播城，跋布川）。到十七世赞普时，出现了政权机构，在政权机构中，设置大论2辅助赞普统理国事。吐著从二十六代赞普弃脱赞（又称为瘕悉董摩）起，才有赞普世系的记载。到第三十世赞普达布聂西（又称讵素若）时，吐蕃开始强盛，“侵伐不息，土宇渐广”，经济文化逐渐发展，统一邻近各部，初步形成为国家。 在公元六世纪，西藏高原上，小邦林立，堡寨遍布，由于奴隶制的发展，各邦贵族间相互攻伐，强者兼并弱者。在互相争夺中，吐蕃、苏毗以及西部的羊同，先后发展成为西藏高原上三个最强的国家。尤其苏毗，北接于阗，东邻多弥（居住在青海通天河一带的部落），南至吐蕃，统辖着雅鲁藏布江以北直至昆仑山脉广大地区的吉曲河（今拉萨河）流域，比吐蕃更为强盛。苏毗有两个都城，女王达甲瓦，驻于年卡宁波（今西藏日喀则一带），小女王弃邦孙，驻在儒那堡寨（今拉萨）。苏毗发生内乱，贵族年纪颂纳波杀死女王，立弃邦孙为国王，吞并了达甲瓦的领地，引起一些贵族的不服，以綝·臧古和巴·鱼泽布为首的贵族，暗中与吐蕃赞普达布聂西勾结，先遣使通款输诚，然后又潜至疋播城和吐蕃赞普达布聂西共立盟誓，密谋叛变，共同反对苏毗。 大约在9年，达布聂西病死，论赞弄囊继为赞普，綝·臧古、巴·鱼泽布等苏毗贵族再和他订立盟约。大约在20年，经过一番准备，论赞弄囊便亲率精兵万人渡过雅鲁藏布江进攻苏毗，在苏毗贵族的内应下，很快攻下儒那堡塞，杀了弃邦孙和权臣念氏，苏毗王子逃往西突厥，占有了苏毗的领土和吉曲河流域的一些地方。论赞弄囊发布命令，把吉曲河流域原名岩波，《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云“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2吐蕃王廷的宰相称为大论，副相称为小论，唐人译为宰相平章国事。 改名为彭域。原苏毗贵族和当地庶民向他进上赞普尊号，称颂他“政比天高，盔比山坚”，号为朗日论赞。论赞弄囊也按功行赏，把原来苏毗贵族所占城堡、土地和奴隶封赐给綝·臧古、巴·鱼泽布、农·仲波、哲蚌·纳生，这四个原苏毗的大贵族，由于助吐蕃有功，都成为吐蕃的新贵族，吐蕃赞普的重要大臣。苏毗领主琼波·邦色也杀了藏博小邦主马尔门，率藏博二万户归附吐蕃，论赞弄囊即将二万户赐给邦色，以后达波贵族叛乱，企图脱离吐蕃，论赞弄囊领兵平定了叛乱，并征服达波全境，从此西藏高原主要地区都为吐蕃所有。 第二节弃宗弄赞的少年时代弃宗弄赞是朗日论赞的独生子，在公元7年他出生于吐蕃旧都亚隆札对园的降巴木决岭王宫。他父亲朗日论赞是吐蕃的赞普，母名萨颓格姆。藏族传说他从小聪慧，沉毅，多才多艺，故其臣僚奉以尊号松赞干布。一些史书记载也都称赞他“为人慷慨才雄”，“骁武绝人”，“多英略”，“通达工艺、历算、武技”，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英雄。弃宗弄赞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是与他的家庭和所受的熏陶、教育分不开的。他是朗日论赞的独生子，吐蕃赞普的合法继承者，家庭和吐蕃臣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和发展。从幼年起他就在骑射、击剑、武术等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十岁以后已经成为武艺超群的勇士。在文化修养方面，他能背诵赞普的世系，十分熟悉历史英雄传说。他喜欢吐蕃民歌，长于诗歌创作，常常在宴会上即兴赋诗，他的作品是现在流传的吐蕃文学作品中最早的。 朗日论赞十分关心对弃宗弄赞在品德方面的培养。为他选择的朋友，都是道德品质好、行为端正、诚实谨慎的人，如吐蕃著名的大相尚囊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经常一同骑射、游猎、唱歌、跳舞，也喜欢做陆博、围棋等游戏。弃宗弄赞虽是王子，他对待朋友都是推心置腹，以诚相见，性格豪爽而无骄贵习气，因而深得人心。 弃宗弄赞出生以后，就过着宫廷豪华优越的生活。当时的琼巴，不仅是政治中心，经济也十分繁荣，商贾云集，远方的食盐、布帛、以及松耳石、珠翠等装饰品，珍奇的物品，也都运到这里，王宫的仓库中收储着各类珍宝和特产，供给王室的需要，弃宗弄赞就是在这种物质条件下度过他的童年。弃宗弄赞是在吐蕃势力蒸蒸日上的年代成长起来的，所以从幼年起就立志光大祖先的事业，把吐蕃蓬勃发展的形势推向前进，对于未来充满信心。第三节嗣位和平叛朗日论赞征服苏毗，平定达波以后，西藏高原得到统一，吐蕃王朝一时出现了升平的景象。但是在这和平的景象中却蕴藏着危机。 朗日论赞依靠綝·臧古、巴·鱼泽布、农·仲波等原苏毗贵族的力量兼并了吉曲河流域等地，赐给他们领地和奴隶，使他们成为效忠于自己的新贵族，凡事都与他们商议，并且任命綝·臧古的儿子尚囊为大论。这样新贵族的地位就超越了旧贵族，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权因此大为增强。朗日论赞的重用新臣，却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吐蕃旧臣（主要是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的不满，因为他们不仅没有在征服苏毗过程中分享到一土一民，而且原有的地位反而降低，因之心怀怨恨，阴谋叛乱。公元29年的一天，朗日论赞吃了有毒食品突然死去。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等贵族一起举兵进行叛乱，达波、工布、娘波等地区都被叛乱者所据，吐蕃西部的羊同、敌国苏毗也与旧贵族内外呼应，苏毗王子回到藏博乘机进行“复国”活动，他们与苏毗旧贵族结合，起兵驱逐琼波·邦色的官吏和驻军，发兵攻打吐蕃，新建的吐蕃王国面临新的危机。 这时，弃宗弄赞年仅十二岁，在这突如其来的危机时刻，在他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等亲信的大臣拥戴下，登上赞普宝座。他一方面坚守山南琼结、泽当一带，一方面追查阴谋毒害他父亲的人，经过一番追查，查出为首的几个人，消灭了许多旧贵族，并消灭了在宫廷内网游之云舞天下燃文部的敌对势力，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旧贵族力量逐渐削弱，羊同的进攻也被在年楚河地区的娘氏力量所抵制。 松赞干布在局势稳定以后，便亲自渡过雅鲁藏布江到吉曲河谷地区进行巡视，受到逻些贵族和庶民的欢迎和拥戴。彭域地区人们向他进献贡品，并表示对他效忠，北方地区得到巩固。弃宗弄赞见到他的人很广泛，对重新统一吐蕃增强了信心。有些大贵族看到弃宗弄赞年幼，表现十分自负，弃宗弄赞为了招集和训练士卒，与他们曲意周旋。他作为王子的骄贵任情，受到压抑，性格变成沉默寡言，少年老成，更符合“松赞干布”的尊号。藏语“松赞”是端庄尊严的意思，“干布”是深邃沉宏之意。松赞干布在此结托中小贵族，深入民间，问民疾苦，厚赏士卒，经过三年，军队十分精锐，大约在32年，开始出兵平定叛乱。在人心归服，将士用命的情况下，很快平定了叛乱，攻占了叛乱者所占地方，旧贵族兵败投降。这样，松赞干布把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民众和军队完全收归赞普统辖之下，吐蕃的统一又得到恢复。旧贵族受到严重打击，他们丧失了原有的特权。 第四节迁都逻些，统一西藏弃宗弄赞平定叛乱以后，便产生了迁都的想法。他北巡彭域时，曾到逻些地区，这里的险要地理形势，秀美的原野，雄峙的布达拉山，令他十分喜爱。在他平叛之前，曾在这里招集士卒，训练军队，与这里的部落首领及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得到他们的拥戴，他平定叛乱的武力，都是这里的部落成员，如果想控制着这支兵力，就不能远离这个地区。山南的琼结、泽当一带，虽然是吐蕃的发祥地，那里有祖先的坟墓，但由于朗日论赞的被害，他始终对那里的旧贵族心存疑虑。与小而窄的雅隆河谷相比，吉曲河谷地域更为广阔，逻些（今西藏拉萨）地处吉曲河下游，是彭域的中心，曾是苏毗的根据地，具有西藏高原政治中心的地位。逻些北有念青唐古拉山作屏障，东连娘波、工布等地，西邻羊同，南依雅隆河谷，位置适中。迁都逻些，更有利于防御北面的苏毗和西方的羊同。由于以上各种考虑，在平定叛乱后，弃宗弄赞和大相尚囊等人相度形势，决定迁都到逻些。 33年，适应形势，弃宗弄赞把都城从山南琼结，迁到逻些。随着都城的迁徙，许多依山而居的部落也纷纷迁到平原中居住，更多的人从事农耕，过去的游牧也改变为定居放牧，促进生产的发展。迁都逻些，使吐蕃真正据有西藏高原心腹地区，可以居中控制四方，为吐蕃的发展与强盛提供了有利条件。迁都以后，平原出现了大片农田，牛羊遍野，马匹肥壮。 吐蕃国力日益强盛，弃宗弄赞开始他统一西藏高原的计划。当时吐蕃北面的诸羌中，最大的是苏毗，平叛以后，虽然苏毗的进攻被遏止，但其威胁仍然存在。所以弃宗弄赞决定派具有政治和军事才能的宰相尚囊出征苏毗。尚囊在打败苏毗的抵抗后，采取招抚的办法，宣传松赞干布接纳归附者的政策，对苏毗庶民与吐蕃本部民户一样对待，使之安居乐业；允许苏毗贵族保留自己领地，按规定缴纳贡赋，所以很快就招降了苏毗各部，从此吐蕃的国土扩展到青海南部。收复苏毗后，东部的多弥、白兰、党项等部也相继臣服。在吐蕃西南，和田之南有羊同（又称象雄），朗日论赞时，曾与吐蕃联姻。平叛以后，弃宗弄赞亲自征讨羊同，羊同因而再次臣服吐蕃。弃宗弄赞将妹妹赛玛噶嫁给羊同王为妃，对他进行笼络。公元38年，弃宗弄赞攻打吐谷浑进兵唐边境时，羊同也出兵随征，也曾与吐蕃使臣朝见唐太宗。但羊同王不甘心役属于吐蕃，对征调财物深为怨恨，屡次进行反吐蕃活动并发生军事冲突。羊同王对赛玛噶疏远，宠爱原有王妃，赛玛噶也决意消灭羊同王。公元44年，弃宗弄赞发兵攻入羊同，杀了羊同王，羊同部众都归附吐蕃，收为编民。这样，弃宗弄赞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以后羊同人和吐蕃境内人民经济文化关系更加密切，逐渐融合形成统一的藏族，使我国西部边疆得到开发。 在迁都逻些以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泥波罗（尼泊尔）国也开始与吐蕃通聘。泥波罗当时已进入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国王鸯输伐摩于30年开始摄政，实行重商政策，极力开展对外贸易。泥波罗的工艺品极为精巧，其雕刻、绘画、建筑等都达到很高水平，为了向吐蕃推销手工艺品，与吐蕃进行贸易，主动派使者到吐蕃通聘。弃宗弄赞为了建设都城，需要泥波罗人帮助，便立即答聘。在修建布达拉山顶的红宫时，招聘不少泥波罗工匠。在38年松赞干布向泥波罗求婚。39年，鸯输伐摩国王把他女儿尺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同年松赞干布派禄东赞、吞米等去泥波罗迎娶尺尊公主。尺尊公主入藏时带来释迦佛像、琉璃宝钵、珍宝绫罗、男女仆从等。尺尊公主的入藏，使吐蕃和泥波罗的关系更为亲密。 第五节文成公主与唐蕃联姻文成公主是唐宗室之女，可能是唐太宗族弟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李道宗随从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又助太宗剿灭群雄而定天下，以后又讨伐突厥、吐谷浑，功勋卓著，位极尊隆。所以当唐太宗许婚弃宗弄赞时，为了在政治上结托吐蕃，而选中了他的女儿。文成公主是皇室宗女，出生皇家，自幼就受过良好教育。她熟读经史诗文，通达礼仪。由于当时唐朝佛教盛行，因而使她虔诚信仰佛教，诵读过不少佛教经典，还通晓占卜之术。文成公主是一个有才识而端庄的女子，也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她为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作出很大贡献。 吐蕃与唐联姻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吐蕃各部很早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联系，在朗日论赞时，中原的医药、历算等书籍就已传入吐蕃。唐朝是中原的大国，地域辽阔，政治修明，典籍丰富，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声威远播于西域。自从29年，唐太宗击败东突厥，统一漠南地区，薛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国和奚、契丹、室韦等部，都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吐蕃东北的党项、白兰等也都归附于唐。各国君主和首领，都以娶得大唐公主为荣，并可借此倚大国之威以服其众。弃宗弄赞做了赞普以后，对于中原文明就十分仰慕，因此在34年，征服苏毗、羊同之后，便遣使者到唐朝通好。唐太宗对吐蕃首次通使很为重视，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因之便立即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报聘。弃宗弄赞隆重地接待了冯德遐，见到唐朝使者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雍容优雅的态度，更加喜欢和汉族亲近。从唐朝赠送的礼物，具体体验了唐朝丰富多采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对中原文明更加羡慕，立即决定派遣使者携带珍贵礼品随同冯德遐一起到唐朝，向唐皇室求婚。当时边疆民族的国王和首领有很多向唐朝请求婚配公主，把唐朝公主下嫁看成是了不起的特殊恩典，等于得到唐朝的信任和，是一种殊荣。如3年，唐太宗把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把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这些都使弃宗弄赞加深了他要和唐朝结亲的急切心情。弃宗弄赞第一次派使求婚，由于唐太宗从各方面慎重考虑，并未轻易答应，婉言拒绝了弃宗弄赞的请求。 吐蕃使者回去后，由于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又不能直说唐朝不许婚，恐怕伤了弃宗弄赞的自尊心，恰好他出使唐朝时吐谷浑的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因此便编造谎言对弃宗弄赞说，初至唐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头上。弃宗弄赞听了后，很是恼怒，吐谷浑王能配公主，只有自己遭到拒绝，这有损自己在各族中的威望。于是立即征调境内和羊同的军队，进攻吐谷浑。诺曷钵不能抵抗，逃到青海湖以北，牲畜和人民多为吐蕃所掠。以后弃宗弄赞转兵东向，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公元38年，弃宗弄赞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唐都督韩威领兵抵抗被打败。原已归顺的阔州、诺州的党项部落也叛唐归附吐蕃。弃宗弄赞用兵的目的主要是对吐谷浑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向唐炫耀武力，迫唐许婚。吐蕃进攻松州后，于38年八月，唐太宗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右领军将军刘兰，率步骑兵五万人分四路出击吐蕃，大败吐蕃兵。弃宗弄赞以武力求婚未能如愿，一些吐蕃大臣纷纷劝他罢兵回国，他不接受，有八个大臣因气愤先后自杀。直到在松州失败后，乃觉悟到这种做法的失策，引兵而回。 弃宗弄赞回到逻些后，派大论禄东赞为使入唐谢罪，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唐太宗考虑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宽恕了他的侵犯，允许他的请求。使者回到吐蕃，向弃宗弄赞报告了唐朝许婚。弃宗弄赞十分欢喜，立即准备了丰厚的聘礼，黄金五千两，珠宝珍玩数百件，命大论禄东赞到长安纳聘。贞观十四年（40）十月，禄东赞到达长安，朝见了唐太宗，向唐太宗述说弃宗弄赞仰慕大国，殷切请求结亲的愿望和诚意，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下诏准其所请，决定以文成公主下嫁弃宗弄赞。 为了等候公主赴藏，禄东赞在长安逗留了三个多月，目睹中原风物，京城雄伟气派的建筑，皇宫的庄严壮丽，居民之多和街市的繁华，甚为赞叹。在逗留期间，唐太宗和文成公主曾多次召见了他。唐太宗见他机智聪敏，精通谋略，非常喜欢，给他优厚礼遇，想把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他为妻，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他的深明礼义，忠于职守的品格，颇为唐太宗和群臣所赞赏。 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是确定由唐太宗的族弟江夏王李道宗前往护送。入吐蕃的行程，事先也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吐谷浑边境修筑了行馆，作为公主和随从人员中途作较长时间的休息，熟悉高原的气候。约定文成公主在进入吐蕃时弃宗弄赞率兵到河源亲迎。订婚以后，文成公主并没有沉湎在远离家园和父母的哀伤之中，而是悉心筹划到吐蕃后如何迎接新生活、如何从事高原的建设。她召见禄东赞了解吐蕃地方的物产、风土人情各个方面，准备了妆奁和各种物资。在她的妆奁中，有大量金银、绸帛、珍宝；还有大批书籍，除了儒家经典、史书、名家诗文、佛经外，还有种树、医药、历法、工艺技术等书籍。还准备了耐寒抗旱的芜菁、各种谷物的种子，准备到吐蕃试种和推广，并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科技知识介绍给吐蕃人民。 除了一些物质准备外，还组织一支人数众多的随从公主到吐蕃去服侍和服役的队伍，其中有公主奶母一家，官属和他们的家属、侍女、卫士，制造日用品的工匠和厨役等。为了公主的安全，李道宗挑选了一支工队，人马精悍，装备整齐，衣甲鲜明。这是最早进入西藏高原的汉族人，他们对汉藏民族友谊和西藏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次年（4）一月，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择日启程。临行前唐太宗为禄东赞等吐蕃使臣设置了丰盛的宴会，为之饯行。启程之日，载着珠宝、绫罗、衣服、饰物、书籍等妆奁的马骡骆驼列成大队前行，还另备洁车载着释迦牟尼佛像。衣甲鲜明的卫队前后护卫着文成公主所乘的绣车，一些侍婢、官属随从人员也各乘车马，浩浩荡荡地离开长安。朝中文武百官也到郊外欢送。文成公主等行进到大城鄯城（今西宁）时，大队作了停留，然后前行两百余里到险峻的赤岭，下车换乘马，进入吐谷浑境内，文成公主第一次经历了高原的风霜后，受到河源郡王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的热烈欢迎，住在早已建成的行馆。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解除旅途疲劳以后，又继续西行。在吐谷浑和吐蕃边界柏海（今青海扎陵湖）地方，弃宗弄赞带着禁卫军按约早已到此等候迎接。弃宗弄赞和文成公主会见，对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十分爱慕，对于随从人员的众多，妆奁的丰厚，繁缛的礼节，都感到新奇。见到前来护送的李道宗，非常恭敬，执子婿礼。弃宗弄赞陪同公主观览河源风光，见到侍女们华丽衣着，珠宝饰物，隆重的亲迎仪式，尤其是文成公主的学识、风度，盛赞中原服饰之美，礼仪之盛，不胜羡慕。行过亲迎礼后，李道宗告别公主和弃宗弄赞回朝复命。因为道路险阻，弃宗弄赞先启程回逻些，公主带来的汉族工匠也先行出发，和吐蕃人民一起为公主平整道路，设立驿馆，开辟一条联系唐蕃的驿道。禄东赞和吐蕃大臣共同护送公主缓慢前行。文成公主在路过的农业区，安装碾硙，留下芜菁种子和各种谷物种子，教导吐蕃人民各种种植方法。 文成公主到达逻些以后，吐蕃人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吐蕃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庆祝赞普的婚礼。弃宗弄赞为公主举行盛大的宴会，婚礼十分奢华，热闹。弃宗弄赞对亲近的大臣说我祖上从来没有与中原上国通婚的先例，现在我能娶大唐公主，实在太幸福了，应当为公主筑一座城，以夸示子孙后代。吐蕃人的习俗，人们都以赭色涂面，公主看了很不习惯。弃宗弄赞立即下令停止这种习俗。弃宗弄赞在他和公主相处时，都脱去毡裘，穿着唐朝所赐的华贵汉装。弃宗弄赞和文成公主结婚时年二十五岁。 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前，弃宗弄赞便大兴土木进行沼泽的平整，修筑逻些市街，建筑神殿。文成公主到逻些后，根据公主的心愿先后修建了小昭寺和十二座神殿，也为泥波罗尺尊公主修筑了大昭寺。把文成公主带去的一尊觉阿佛像，供奉在小昭寺内。为了纪念和公主结婚，弃宗弄赞在公主经过的道路上建筑一座城寨，如中原的雕楼，气魄雄伟，十分壮观。 吐蕃的习俗，王室冬天住在逻些王宫中，到了夏季，便移居琼结，在原野里建起巨大帐幕，用于居住，官吏也在此处理公事。山南泽当一带，柳林茂密，翠色宜人，文成公主喜欢这里的景色类似中原，也到这里定居，命令她所带来的随从人员和工匠，向当地人民传授整地开畦等耕作方法，安装水硙等技术。命侍女们教授当地人民纺织、刺绣，吐蕃人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技术，对于吐蕃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弃宗弄赞非常赞赏工匠的技巧，下令免除他们的差役。并且派使者到唐朝要求赠送蚕种，派遣酿酒、碾硙、建筑等各种技术工匠到吐蕃，帮助建设，唐朝满足了他这个要求。 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弃宗弄赞派遣很多贵族子弟到唐朝国学学习诗书，还聘请中原儒者为他掌管文书奏章，加强唐蕃文化的交流。文成公主的出嫁，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增强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第六节立法建制，发展文化在朗日论赞时期，吐蕃虽然已形成国家，实际上仍是一个贵族的军事联盟，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机构，各贵族独立统治自己的领地，拥有自己的家臣和军队，赞普只是联盟的最高首领。弃宗弄赞平定叛乱以后，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国后，深深体会到要想巩固国家统一，必须加强王权，建立集中的统治机构，制定法律和各项制度。在他继位为赞普以后，就极力从事政权的建设，决定把唐的政治制度作为借鉴。 吐蕃王廷官制，原来专设大论（宰相）一人，统领内政外交，权力极大，往往难以控制。弃宗弄赞深感改革的必要，乃仿效唐朝制度，在大论以外，增设宰相多人，其中有小论（副相）、兵马都元帅宰相同平章事、副元帅同平章事，统领全队。此外，还有掌管民政的四个最高长官，都称为“宰相同平章事”，他们与大论共掌国政，一切重大国事都由宰相会议研究决定，报请赞普批准后执行。在宰相之下设置各类官员，分掌各种政务。其中有曩论（内相），掌管官员升迁调补等内政，相当于吏部尚书。纰论（外相），相当于鸿胪寺卿，掌管外国使臣的接待等外政事务。“岸奔”（度支使），分掌财政。资悉波折逋（大会计官），掌管征收赋税。喻塞波掣逋（断事官长），又称“整事大相”，掌管刑政，相当于刑部尚书。此外还有掌管宣发诏令的给事中等官员，合称宰相僚属。在上述诸官中，大论最尊，总揽政务，事无大小，必须由他批准。上述的官职都由贵族担任，父死子代，世袭其职。这样国家政治、军事等各项政务由王廷统一管理，贵族就不能各行其是，加强了王廷权力。 弃宗弄赞在官吏制度上还仿效唐朝，制定了官阶品级制度，向各级官员颁发告身（一种章饰），分六种，各有大小二等，共十二等。最上等为瑟瑟，次为金、银、镀金、铜、铁。 在兵制和地方官制方面，弃宗弄赞把地方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把吐蕃全国分成四个如伍如（中翼），辖以逻些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约如（右翼），辖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叶如（左翼），辖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之地；拉如（后翼），辖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北之地。征服苏毗后又设一孙波如。“如”有“翼”、“旗”的意思，是吐蕃的大军事区和行政区。每如分为上下两个分如，共八个分如，每个分如各有四个千户所，每个如又各有一个下千户所，四如共有三十二个千户所和四个下千户所。另外，还有四个禁军千户所分镇四如。每个分如有元帅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分如在旗帜和马匹上各有不同颜色，作为区别。军队编制以一百余人为单位，设一个百夫长。一个大五百统帅五个百夫长，一个千夫长统率两个大五百，实际上每个千夫所有各约万人左右，统率二十个大五百，以后称为万户府或万夫长。各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单位，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同时也是原来的贵族领地。大将以下各级官员，都是由当地的大小贵族担任，世袭其职，但须经王廷的任命。所有士兵都登记造册，由朝廷掌管，全队由兵马都元帅统率，调动以赞普的金箭为凭。 随着吐蕃国家制度的完善，在统治上也有加强法制的需要，弃宗弄赞继为赞普以后，积极学习文字，制定和颁布法律。据吐蕃史书说“松赞干布在位，以臣民于君前忿教争竞，无礼无仪，乃创十善法律，使善者有所劝，恶者知所戒”。据记载当时颁布的律文有二十条，其主要内容在于“令行善者劝，作恶者惩，强梁者以律绳之，贫弱者以法扶之，设四兵以为禁卫”。“定度量衡之法，设阡陌之制。教民习书，为马装备，创兴礼义。”这都是说的立法的意义。至于法律律文，有“争斗者罚金，杀人者依其大小抵偿。盗窃财物者，罚赔八倍，并原物为九。通奸者，断肢体而流之。诳语者，割舌”（刘立千译《史鉴》）。各种记载不同，有的说弃宗弄赞有“十善法律”，有的说有“德行诫命十八条”，多为道德训条，有些是出于后世附加的。根据史籍记载弃宗弄赞时制定法律，用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史书记载说吐蕃“用政严酷，人无敢违”。“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数）；其狱，窟地深数丈，纳囚于中，二三岁乃出”。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制定这样落后的刑罚，也完全符合奴隶制度的情况。 弃宗弄赞为了改变吐蕃的落后情况，一方面吸取各国的先进文化，同时也积极从事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他和文成公主结婚后，加强了唐蕃的文化交流，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学习，积极地引进唐朝的生产和工艺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开启学习唐朝文化的风气，造就许多兼通汉藏文化的人才。让汉族医生帮助吐蕃医生翻译医学典籍，发展藏医学。 弃宗弄赞在文化上突出的建树，就是创造吐蕃文字。吐蕃原来没有文字，“其吏治，结绳齿木为约”。公元33年（？），弃宗弄赞派遣吞米·桑布札等十六名贵族子弟到天竺留学，在克什米尔向大婆罗门李敬学习文字学，学成回到吐蕃以后，吞米·桑布札等把梵文与西域各国文字，特别是和阗文互相比较，采取笔画简单易于书写不同形体，制定了三十个藏文字母，这三十个字母都是辅音，利用辅音重叠或在辅音上加上符号的方法构成复辅音，另外又制定四个元音符号，加在字母上下，用以拼写藏语。桑布札又著《文法三十韵》，作为藏文学习的书籍。藏文创造以后，弃宗弄赞大力提倡，他专心学习了四年，强制贵族子弟学习，号召大臣们学习，采取了许多奖励学习的办法，这样很快得到推广和应用。从此，朝廷的公文、法令，军队和人民的册籍都使用藏文记录，还用藏文翻译汉文医书和梵文佛经，创作文学、史学等作品，对于吐蕃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藏文的创造，也推动了医学的发展。文成公主带了许多医书，汉医韩信杭帮助吐蕃人哈律马哈德娃和德日马郭吉两人翻译成藏文。韩信杭和印度医生巴惹多札、大食医生朵利诺波共同研究，合著《无畏之武器》医书。在汉医学的影响下，藏医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和处方等都有了发展。 在唐朝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弃宗弄赞的提倡和推广，文学、算学、历法、历史等，都有所发展。无论是大食、突厥、印度、泥波罗各国的先进事物，弃宗弄赞都积极学习，兼收并蓄，在周围各族的先进文化影响下，结合吐蕃固有文化的改造，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吐蕃文化。 弃宗弄赞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对佛教也采取保护的政策。吐蕃人原来信奉苯教。苯教以占卜休咎、祈福禳灾、治病送死、役使鬼神等为主要活动。苯教首领在朝廷中有较高地位。后来佛教徒进入吐蕃传教，当时苯教势力较大，并未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因此吐蕃不仅没有佛教徒，也没有佛殿和佛像。弃宗弄赞先娶泥波罗尺尊公主为妃，后又娶文成公主为妃。泥波罗是著名的佛教国家，唐朝佛教也盛行，两位公主都信仰佛教，她们都把佛像、佛经、法物等带到吐蕃。吞米·桑布札从印度留学回来也带来佛经，并译成藏文，从此佛教在吐蕃开始流传。在两位公主影响之下，弃宗弄赞也接受了佛教，并为尺尊公主、文成公主修筑了大昭寺、小昭寺，弃宗弄赞又建立了十二座寺庙，这样佛教和苯教同样在吐蕃国内传播开来。弃宗弄赞曾迎请天竺、泥波罗和唐朝僧人到逻些兴佛法，资助翻译佛经，据说译出的佛经有二十五部之多。但终弃宗弄赞之世，吐蕃人没有出家的。 第七节吐蕃和唐朝的友好关系在朗日论赞时，吐蕃与唐朝就有经济、文化的交流，两族人民之间就有交往。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后，吐蕃和唐朝成为“甥舅之国”，汉藏两族人民间的亲密关系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弃宗弄赞在文成公主的帮助下，积极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在人力物力以及技术等各方面，都得到唐朝的支援与帮助，两国人员往来频繁，互相援助。以前两国间时有边境冲突，自从和唐朝联姻以后，十余年边境相安无事，弃宗弄赞一直以唐朝的子婿自居。在公元44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回朝，弃宗弄赞派遣大论禄东赞奉表庆贺，其表说“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渡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向唐太宗献上金制的七尺高金鹅，可盛酒三斛。 48年，唐朝使臣出使印度（天竺）。中天竺阿罗那顺劫夺诸国贡献的名贵贡物，使者王玄策战败逃至吐蕃，弃宗弄赞立即派出一千多精兵与泥波罗七千多骑兵，随从王玄策攻讨劫贼，擒了阿罗那顺，然后遣使向唐献捷。49年，唐太宗崩，高宗即位，授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 弃宗弄赞接受唐朝官爵封号，深以为荣，以臣礼自居，致书给唐顾命大臣、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除讨。”表示愿尽臣属的义务。同时献上金银珠宝十五种，请求奠祭于唐太宗灵座之前，表示对唐太宗深切哀悼和怀念之情。唐高宗对弃宗弄赞的忠诚友好，非常赞赏，于是晋封他为宝王，并在唐太宗陵前竖立他的石刻像。弃宗弄赞向唐朝请求蚕种、造酒、碾硙、纸、墨的匠人，唐高宗允其所请，选派优秀工匠去吐蕃传授技术，帮助吐蕃建设。 49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患病，居住在彭玉色莫冈别墅养病，于50年春季逝世，把遗体安置在琼瓦，文成公主派使者到唐朝报丧，夏五月到达长安后，高宗派遣武卫将军鲜于匡济赍玺书赴吐蕃进行吊唁。弃宗弄赞逝世时，他的嫡子贡日贡赞早已亡故，他的儿子贡日贡赞与昆交芒木杰赤噶生子芒伦芒赞。在他逝世后，其大臣拥立他的孙子芒伦芒赞继位为赞普。弃宗弄赞逝世以前，泥波罗尺尊公主已故世，除文成公主以外，弃宗弄赞又娶象雄妃、如羊妃、木聂妃三人，但均未生子。 弃宗弄赞娶文成公主后，九年中和公主共同生活有三年之久。弃宗弄赞逝世，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继续留在吐蕃生活了三十年，直至80年，文成公主逝世。唐高宗又派使者吊祭。在这期间，她仍热爱吐蕃人民，关心生产和人民生活，得到吐蕃人民的尊敬和热爱。唐朝和吐蕃两国间曾一度失和，进行战争，但吐蕃人民对她敬爱如故。她逝世时吐蕃为文成公主举行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这是吐蕃以前都没有的。吐蕃人对文成公主十分怀念，在人民中流传着许多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诗歌歌颂文成公主，戏剧、舞蹈都纪念文成公主，说明吐蕃人民对文成公主有十分深切的感情。 第十一章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第一节陆德明陆德明，名元朗，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约生于梁末陈初，历仕陈、隋、唐三代。青年时代，随从梁、陈时代知名人士周弘正学习，善于谈论老、庄和《周易》。陈宣帝太建年间，太子陈叔宝即后来的陈后主召集全国各地名儒，在建康皇宫的承光殿举行一次关于儒家经学的讨论会。那时，陆德明年方二十，应邀前往参加，坐在最末的席位上。由德高望重的国子监祭酒徐孝克主讲儒经经义，他依仗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趾高气扬，旁若无人，与会的名儒们在这个权威的面前甘拜下风，谁也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唯独叨陪末坐的年轻人陆德明敢于起来同他争辩，多次指出徐孝克讲解中的弱点，深中要害，博得满座的赞赏，也受到陈后主的重视。从此，名声大震，步入陈朝名士之林。陈朝朝廷任命他当始兴王王国的左常侍，后升迁为国子监助教。陈朝灭亡以后，回到故乡吴县。 隋炀帝即位后，搜罗南朝著名学者到长安任职，陆德明被任命为秘书省学士。炀帝大业年间，下诏召集京城及各地通晓儒经的名士到长安讲学，命陆德明同名儒鲁达、孔褒同到门下省会合诸儒讲授经义，互相诘难，互相争辩，谁也没有辩论过他。于是加授他为国子助教。不久，礼部侍郎许善心推举陆德明和徐文远、包恺、褚徽、鲁达等为学官，授陆德明和包恺、鲁达、褚徽为太学博士，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当时人评论陆德明讲《易》、徐文远讲《左传》、褚徽讲《礼》、鲁达讲《诗》，都是高水平的。 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后，隋朝东都留守王世充拥立越王杨侗为帝，号皇泰主。杨侗任命陆德明为国子监司业，命他进殿中讲授经书。不久，王世充废黜杨侗，自立为帝，封自己儿子王玄恕为汉王，任命陆德明为散骑侍郎，充当汉王师傅。充当王世充儿子的师傅一事，陆德明自认为是莫大的耻辱，但又深知王世充为人残忍，不便当面拒绝，便想了一条苦肉计来推辞这件差使。就在举行拜师礼的前一天，他服用一剂喝了要腹泻的巴豆散。第二天他卧床在东墙壁下。王玄恕到来后，跪在床前向他大礼参拜，他竟然当面腹泻起来，装着病势十分沉重的样子，既不回礼，也不答话。王玄恕无奈只得以师傅得痢疾向王世充禀告。然后陆德明以养病为名，移居洛阳以东的成皋县，同一切人断绝往来。 不久，唐秦王李世民率兵攻克洛阳，平定王世充，派遣使者征召陆德明到长安，任命他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命长子中山王李承乾随从他学习经书。秦王对他十分敬重，使阎立本写真形，褚亮为之赞曰“经书为贵，玄风可师，励学非远，通儒在兹。”不久，补授太学博士。后来唐高祖亲自到太学祭奠先哲先圣，祭奠后，召开了一次儒、佛、道三家经义讲习会，由大儒徐文远主讲《孝经》，高僧惠乘主讲《波若经》，著名道士刘进喜主讲《老子》。讲授完毕后，由陆德明先依据各家经义，分析其要旨；然后提出问题请这三位名流回答，他们都给难住了，最后还是由陆德明把问题一一解说清楚。高祖叹赏说这三位大儒、高道、名僧学问渊博，能言善辩，但都被陆德明问徐孝克，《旧唐书》卷一上《陆德明传》作徐克。 《大唐新语》卷三。 得哑口无言，他真是一位学术精深的贤才啊！赏赐他丝帛五十匹。太宗贞观初年升为国子博士，封吴县男。不久病故。他生平著作颇多，主要有《经典释文》30卷，《老子疏》5卷，《易疏》20卷，流传当代。后来太宗阅读《经典释文》，对陆德明学识的渊博善辩甚为嘉奖，赏赐其家布帛二百段。陆德明的儿子陆敦信，唐高宗龙朔、麟德年间历任门下省左侍极、同东西台三品、检校右相等职，封嘉兴县子，后任大司成，因年老多病致仕归家。第二节颜师古青出于蓝颜师古（58—45），名籀，以字行2，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祖父颜之推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先后仕于梁、北齐、北周，终于隋，于是家居关中，遂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颜之推学识渊博，尤善《周官》、《左传》，著有文集30卷、《颜氏家训》20篇，并行于世。颜之推从山东辗转跋涉到关中，跨越了南北阻隔，在读书治学的实践中，发现了不少典籍在流传中产生的问题，以及语言因古今、地域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他对这些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把这些心得与其他内容一并写入《家训》以备子孙遵循。 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以儒学显名，撰有《汉书决疑》。武德初年他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师古受家学熏陶，博览群书，精训诂之学，善作文章。隋仁寿年间，经人举荐，授安养尉之职。后因失职罢归长安，此后长达十年未能调任新职，迫于生计，以授徒为生。 唐初，师古拜为燉煌公府文学，后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由于他办事机敏，谙熟国家政事，又正逢军国事务繁多之时，诏令一概出自他手，所写册奏无人能及。太宗即位，师古备受重用，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后又因公事获罪免官。贞观七年，师古拜为秘书少监，专司刊正之事，对那些令人困惑的奇书难字，他都能原原本本地将疑难剖析明晰。当时秘书监引入很多后进之士任校雠，担任秘书少监的颜师古却压制清贫寒士，而优先任用勋贵权势之人，就连富商大贾之流亦混迹其中，舆论称师古收受贿赂，于是被贬为郴州刺史。赴任前，太宗怜惜师古的才华，责备他“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所授，卿自取之”。希望他“宜深自戒励也”。于是仍留任秘书少监。 颜师古不论为官还是赋闲，都能遵循家训坚持读书，研习学问，所以能胜任经史的考定和注释。太宗尝“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多所厘正。书成，太宗诏诸儒重加详议，诸儒各守门户，同声非难师古，师古则依据晋、宋以来古今传本，对诘问一一答复，解答中援引证据简赅透彻，才情溢于言表，令诸儒无不折服。贞观年间，颜师古还参与了《五礼》的修撰，十一年，《五礼》撰成，颜师古进封为子爵。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为《汉书》作注。颜师古在广泛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新，解释翔实明晰，深受时人称许，誉其为班孟坚忠臣。太子将《汉书注》奏上朝廷，太宗下令将此书编入秘阁，并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以示褒奖。十五年，太宗下诏将祭泰山，主管部门与公卿博士集议其仪式，众说纷纭，颜师古上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 14 （22），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3）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撰史之风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 一、注重史料价值。《梁书》5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4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卷，萧韶《梁太清纪》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等。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卷，姚察《梁书帝纪》7卷，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后略》0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卷，赵齐旦《陈王业历》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唐■之起义，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著者或作萧大圜、萧圆肃。 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縡传》记傅縡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二、是文风朴实。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 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三、是叙事简严。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梁书》卷五六史论。 2陈太建九年（577），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打败，“众军皆溃”，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姚思廉认为，“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3。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他指出，陈宣帝初即位时，命将出师，开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4。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如论述侯景、王伟成篡盗之祸，在《陈书·后主纪》述陈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这说明，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2《梁书》卷三史论。 3《陈书》卷九史论。 4《陈书》卷五史论。 第二节李百药隋唐间的政治遭遇李百药（55—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由于幼年时体弱多病，祖母赵氏就为他取名“百药”，寓祛病防疾之意。父李德林，字公辅，学问渊博，名重于时，在北齐、北周、隋都做过高官，负责起草诏令和重要文件。 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客人读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药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客人听后大为惊叹。 百药二十岁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东宫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成为陪伴太子的学者。年少有才的百药招来一些人的嫉妒和诽谤，为避祸，他随即称病辞官。开皇十九年（599），因父亲去世，袭爵安平公。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看重百药，于是奏请授百药为礼部员外郎，太子杨勇又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从此，百药发挥自己的才学，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然而正当百药积极施展才能抱负之时，却突然被卷入最高统治层的争斗中，成了受害者。原来，隋文帝第二子晋王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觊觎之心，乘出镇扬州（今属江苏）之机，四处招揽人才，培植个人势力。他召百药为幕僚，但百药称病推辞，杨广由此对他怀恨在心。仁寿四年（04）隋文帝死，已谋得太子之位的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百药被贬出京城，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来罢州置郡，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免去，于是回归乡里。大业五年（09），百药出任鲁郡（治所在今山东曲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3），戍守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大起义正如火如荼地兴起，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隋皇朝统治机构一片混乱。百药没有到建安就职，参加了反隋的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带，北方李唐势力浩大。李渊派使者招抚杜伏威，百药力劝杜伏威归唐。杜伏威听从，遂前往京城，命部将辅公祏与百药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犹豫后悔，遂写信密令辅公祏杀百药，幸杜伏威养子王雄诞极力保护，百药得免于死。随后辅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渊，百药与辅公祏同反，李渊大怒。平定辅公祏后，李渊就要治百药之罪，恰好这时发现杜伏威令辅公祏杀百药的密信，证明百药与辅并非同党。李渊这才怒气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将百药流放泾州（今甘肃泾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药始终未获唐高祖的任用。 唐太宗即位后，他很看重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27）召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百药又奉诏撰北齐史，贞观十年（3）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子，赐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这个时期是百药一生中最惬意时期，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官位显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对唐太宗尽心竭力，以报知遇之恩。由于以往百药经历坎坷，几经贬官，数次遭人谮害，甚至险些丧生，因而他生活阅历丰富，积累了较多的政治经验。从他撰《封建论》和《赞道赋》两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药的政治眼光和对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封建论》和《赞道赋》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即，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答道“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始议封建”。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但有理有据、系统深刻阐述这一观点的，当推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 百药认为，时代变了，制度也须改变，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赞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变化。当今若实行分封，就如同“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等于“锲船求剑”。这是一种朴素的历史发展观点。 接着，百药具体分析了分封制的危害封邦建国之后，使受封家族以高贵门第自傲，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不愿靠个人才干而进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骄奢残暴。并且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所谓藩国屏障就会变成仇敌，封国各行其是，强国欺凌弱国，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事不断。百药以“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的史事来说明，分封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另一方面，百药大力推崇郡县制的优越性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内外百官都由朝廷决定。可以从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镜那样清晰地考察他们。以资格及辛劳程度确定其官职阶品，以政绩优劣确定废黜或迁升。总而言之，爵位不世传，启用贤人之路就广；百姓无定主，与朝廷的离心力就不大。《封建论》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倾向，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百药卓越的政治见解，深深打动了唐太宗，“太宗竟从其议”2。唐中叶，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可以看作是百药《封建论》的继承和发展。 还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药对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贞观四年（30），唐太宗授百药太子右庶子，令其辅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对学习经籍颇有兴趣，但后来耽于享乐，嬉戏过度。于是百药便作《赞道赋》一文以规劝太子。唐太宗见到此赋后非常赞赏，派使者对百药说我在太子处见到你所献的赋，以历来储君成败事告诫太子，很是精辟切实。我选你辅佐太子，非常称职，《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 2《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希望能善始善终。赐百药彩绢五百段。 百药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受到各方面名流的敬重。他为人沉静寡言，乐于引进青年，提携后进，又不喜聚敛财富，所得俸禄，多散分亲友。百药不但在史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五言诗，通俗易懂，“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可见影响之广。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让也进入晚年的百药以此题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极为赞叹“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贞观末，百药因年老执意辞官，回到故里。贞观二十二年（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卷。 撰写《北齐书》李百药撰成《北齐书》，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北齐书》50卷，大致记载了东魏、北齐（534—577）的历史。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东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因此从历史叙述的系统完整性来看，《北齐书》记载由叙高欢事迹开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百药撰《北齐书》，有数家北齐史可供参考，最主要的是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李德林在北齐官中书侍郎，曾奉诏修国史，终北齐末，修纪传体北齐史27卷2，全书未成。入隋后，李德林续撰，增至38卷，送交朝廷，藏于秘府。其他北齐史有，王劭《齐志》及《齐书》。王劭，字君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为著名史家。他最初撰编年体《齐志》20卷，又撰纪传体《齐书》00卷。此外还有崔子发《齐纪》3药治史有几个特点。首先，《北齐书》记载了不少当时口语，叙事生动活泼，如卷十二《高俨传》“帝（后主，俨之兄）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兄唤，儿何不去。’” 卷二三《魏兰根传》述魏恺迁青州长史，推辞不就，文宣帝高洋闻知大怒，对杨愔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待高洋见到魏恺时说“死与长史孰优，任卿选一处。”魏恺答“能杀臣者是陛下，不受长史者是愚臣，伏听明诏。”高洋对杨愔说“何虑无人作官职，苦用此汉何为，放其还家，永不收采。” 卷二四《杜弼传》“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 卷五○《高阿那肱传》记北周军进攻北齐，齐将安吐根在齐后主面前夸口说“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着汾河中。” 这类例子很多。刘知幾赞扬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由于《齐志》为百药所参考，所以《北齐书》采用不少口语，大约是受了王劭的影响。其次，《北齐书》保存多方面珍贵史料。 一是有关农民起义。北魏末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东魏、北齐时期，农民起义也接连不断。李百药尽管主观上不能意识到农民起义的《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2此据《史通·古今正史》。又，《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云李德林北齐末修书2书》卷六九《王劭传》。 2《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 重要历史意义，但他为了表现高氏统治集团镇压农民起义的发迹过程和社会激烈动荡的现实，还是对农民起义作了一些记载，这在同时所修的几部正史中是较突出的。李延寿《北史》中有关东魏、北齐内容，基本上取材于《北齐书》，但删去了不少农民起义史料。在《尉长命附子兴传》、《任祥传》、《斛律羌举传》、《叱列平传》、《慕容绍宗传》、《薛修义传》、《封隆之传》、《高季式传》，共删掉《北齐书》中同传所载九次农民起义。另外，《北齐书》的《高市贵传》、《李元忠附李愍传》中所载五次农民起义，因《北史》未给高市贵和李愍立传，因而也失载。《北齐书》记载的这些农民起义，有些规模是很大的，如《封隆之传》载，天平初“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自号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虏太守高永乐，南侵冀州”。 二是有关生产科技。李百药比一般封建文人及士大夫有见识之处，表现在他不轻视生产技术和发明创造。他在《北齐书》中立《方伎列传》，记载了当时著名科技人物的事迹。 数学家信都芳，河间（今属河北）人，少年时就擅长算术，在州里很有名声。他专心致志研究问题时，往往废寝忘食，走路时也看不见坑坎。撰《器准》一书，将历来的浑天仪、地动仪、欹器、漏刻等科学仪器作了具体记述，并且附有图。他还私撰历书，名为《灵宪历》，一年中分大月、小月，天象记载很符合实际。 《方伎列传》还记载了医学家马嗣明的事迹。马嗣明熟悉医家经典，如《甲乙》、《素问》、《明堂》、《本草》，并且能融会贯通。他为人治病，能在一年前预知病人生死。他很擅长治痈肿，烧石取屑，然后加醋调匀，涂患处，“无不愈”。他针灸也敢于创新，取穴往往与《明堂》不同。 记述较详的还有一位冶炼专家綦毋怀文。他善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百药还指出其方法流传后世，“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 三是有关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百药较详细记载了杜弼与邢劭“共论名理”的一场辩论。邢劭认为，人死之后，不会复生，也没有灵魂存在，“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杜弼则认为灵魂和人体可以分离，既不是一同产生的，也不能一同消灭，“神之于形，亦犹君之有国。国实君之所统，君非国之所生。不与同生，孰云俱灭？”此次辩论是两人在扈从东山途中进行的，以后他们又以书信形式继续辩论，“前后往复再三”，可见思想斗争之激烈。李百药虽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看待这场辩论，但毕竟记载保存了邢劭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 《魏收传》内容详赡、文笔精采，是一篇很出色的人物传。此传简述魏收袒籍、少时经历、在魏时修史事迹及出使梁朝事，着重记述北齐建立后魏收如何撰魏史，并追述在魏收之前关于魏史的撰述情况，如著作名称、卷数、撰人，加以简要说明。对于魏收修史过程中用人多非史才、纳贿受金及《魏书》成后“众口喧然”的激烈反应，都记载生动具体。对于魏收的评价，既赞其“硕学大才”，又指出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这些记载对于后人了解此期史学史是很有帮助的。 《文苑列传》序，述有齐一代文学发展概况，实际形同北齐文学小史。 《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百药《北齐书》第三个特点是，较多暴露统治集团的丑行恶事。 在唐初修成上进的梁、陈、周、齐、隋五代史中，《北齐书》的这个特点是较突出的。如卷九《皇后列传》述高澄妻元氏，“文宣（即高澄弟高洋）受禅，尊为文襄皇后，文宣渐致昏狂曰‘吾兄昔**妇，我今须报。’乃**于后。其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于前。”宫闱中的禽兽之行代代相传。武成（高湛）即位后，又逼文宣皇后李氏，并威胁说“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卷八《幼主高恒纪》的记载反映出北齐灭亡之必然。后主高纬“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所任佞臣“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疋，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敝”。除“增益宫宛”外，“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上行下效，官僚、地主也奢暴惊人。卷二二《卢中传附子宗道传》载，卢宗道“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百药之父李德林入仕在北齐，并累迁至高官，但百药却大量揭露了北齐诸帝和官僚、地主的罪恶，并没有像一般封建史家那样曲笔掩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方面是反映百药对统治阶级的荒**无耻行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唐皇朝视北齐和南朝各代为僭伪。暴露“僭伪”皇朝的“无道”，是希图反衬“正统”皇朝的“有道”。 李百药的历史观是较复杂的。《封建论》一文中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有进步的一面，如认为历史是发展运动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必然趋势，统治政策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也有落后的一面，即较突出的天命论思想。如“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 综观《北齐书》全书中的叙事及论赞，百药对史事得失成败的看法是天命、人事并重。关于北齐亡国之原因，百药指出，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武成帝高湛“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2后主高纬“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3。这些分析都切中要害。但百药又认为天命也在起作用。卷八《幼主纪》之末，一连举四个例子说明天意，一是“武成梦大蝟攻破邺城”，“识者以后主（高纬）名声与蝟相协，亡齐征也”。二是“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三是“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四是“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用这四个例子来说明齐亡征兆，显然是极牵强荒唐的。但百药却由《北齐书》卷六史论。 23《北齐书》卷八史论。 此得出结论，“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由于百药把天命和人事混在一起，主次轻重不甚分明，因而监修魏徵在《北齐书》帝纪后又写一总论，强调“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应当看到，百药较浓厚的天命论思想还受到其父李德林和王劭的影响。李德林仕隋时，曾为隋文帝劝降江南梁士彦及元谐，作《天命论》，宣扬“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王劭仕隋，屡屡上书言符命，取悦于隋文帝。甚至撰写专门著作，“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2。李百药修史主要参据了李德林和王劭所著齐史，从《北齐书》来看，李、王的天命观对他有所影响。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2《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第三节令狐德棻一生荣华令狐德棻（583—），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在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善骑射，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德棻才华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炀帝末年，德棻授官为药城（今安徽亳县东南）长。当时天下纷乱，炀帝已是穷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没有远程跋涉去就职。待李渊起兵反隋后，李渊从父弟李神通在今陕西鄠县起兵响应，德棻就加入了这支反隋军队，在总管府任记室。李渊入据长安后，先为丞相，奉代王杨侑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记室。李渊称帝后，德棻随即转为起居舍人，“甚见亲密”2，又迁秘书丞。在贞观年间德棻历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书少监；在唐高宗时，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太常卿，国子祭酒，兼授崇贤馆学士。龙朔二年（2），德棻以八十高龄致仕，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又四年，卒于家。 德棻的爵位是步步上升的。贞观六年（32）赐爵彭阳男，又五年，进爵为子，高宗时，进爵为公。在近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他同唐初三位皇帝都有较亲密关系。皇帝信重德棻，不断委以修史重任，而德棻也殚精极虑，竭诚尽忠。由于令狐一门为关中望族，而李唐皇家也发迹于关中，故把关中贵族集团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 奏请购募遗书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重加钱帛”，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增置楷书，令缮写”。在唐高祖下，这个计划顺利执行，“数年间，群书略备”。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至武德九年（2）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并且已分类别，足见成绩之大。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继续购求遗书，选书手、雠校百余人，缮写群书，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2特别是贞观二年（28）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3。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周书》卷三六《令狐整传》。 2《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下引两《唐书》本传，不另加注。《唐会要·宏文馆》。 2《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旧唐书》卷一九○上《崔行功传》。3《唐会要·经籍》。 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参与八史撰修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2）十一月4，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这段话从史学和政治两个角度，十分扼要地强调了修前代史的重要性。从史学上看，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从政治上看，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德棻指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未成的原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待到贞观三年（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师佐修；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4此时间据《唐会要·史馆》。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3）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4）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5）上进，共0志，30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4）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唐代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实在是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国史、实录及其他令狐德棻的史学贡献除了修前代史，他还参加了本朝国史和实录的撰写。 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显庆元年（5）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 永徽元年（50），德棻参与修撰的《太宗实录》上进，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2庆四年（59），德棻参与修撰的《高宗实录》上进，起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即位至显庆三年，成书20卷。 令狐德棻还撰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卷，《令狐家传》卷，《皇帝封禅仪》卷，《令狐德棻集》30卷，但可惜这些著述均已遗佚。流传至今的令狐德棻文字，《全唐文》卷一三七收上奏二状和二碑铭并序，《全唐诗》《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据《唐会要·史馆》，国史“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 2《唐会要·史馆》。 卷三三收五言诗一首。 令狐德棻是一个异常博学的人，他的著述才能也是多方面的，并不仅局限于史学。他曾参与了类书、政书、律书等各方面的大量撰述。 武德五年（22），德棻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成书00卷，武德七年奏上。 贞观十一年（37），同修《新礼》上进，成书0观十二年（38），同修《氏族志》上进，成书00卷。永徽元年（50），同撰定律令，第二年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勒成律2卷，令30卷，式40卷，颁行全国。2令狐德棻勤奋一生，“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暮年尤勤于著述”，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和罕见的勤勉，在中国史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写出灿烂的一页。 《周书》的特点令狐德棻著述虽富，但传至今最有价值是《周书》。《周书》主要为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师。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今河南南阳南）人。贞观元年（27）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旧唐书》本传称“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但《新唐书》本传不载其同修周史。崔仁师，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武德年间由陈叔达荐为史官，曾参与修梁、魏史。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两《唐书》本传均不载其参与修周史。由于德棻主修《周书》，又负同修诸史的主编之责，因此可以认为，《周书》的编纂形式，内容去取和点明鉴戒之处的史论，主要体现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图。后人了解德棻的政治、历史观点也主要根据《周书》。在同时所修的五史中，《周书》突出地全面体现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观点。 北周自公元557年由宇文觉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年外戚杨坚代周建隋，立国仅二十五年。但事实上宇文氏政权的历史是从东、西魏分裂，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535）开始的，所以《周书》也就增加记载了西魏的历史，这符合历史实际，表明了德棻的识见。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议中曾强调史书的作用是“贻鉴今古”，接着唐高祖修史诏也指出史书的作用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更是经常阐述“以古为镜”的思想。德棻既负“总知类会”之责，对唐皇朝的意图自然领会得相当透彻，在《周书》中，以史为鉴的观点得到了全面体现。《周书》中各个类传的立意，都与封建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孝义列传》树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传序明确指出这些忠孝事迹可以“垂范方来”，“有助于名教”。《儒林传序》则着重指出儒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周书》对方术技巧也有新的见解。一般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视为奇技**巧、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或是迷信其修仙炼金之诡说，耗费钱财，甚至送命。《周书》的《艺术传》则把方技视为对于社会有广博用处的技术手段，并且可以和仁义教化相辅相成，“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旧唐书·太宗纪》称30卷。 2《唐会要·定格令》。 用，博矣”。贞观初，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2唐太宗要求史书所载内容以能否资治为取舍标准。德棻对皇帝的这一指示心领神会，如《乐逊传》中就这样记载“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对崇治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五条，因“切于政要”而全部照录传中，其余九条全删。 德棻不但崇儒，也笃诚于佛教。唐高宗为稍抑佛教，提高君权，于龙朔二年（2）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令僧、道对君、亲也要行致拜礼节。僧、道行不行俗礼，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月后，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和州、县官等千有余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陈词，认为僧、道为出家离尘之人，“功深济度，道极崇高”，如拜俗则不伦不类，“披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惬”。会议之后，唐高宗于六月八日又下“停沙门拜君诏”，许不拜君，但须拜亲。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礼义王道之说，却同时又笃于佛教之规，颇耐人寻味。还在东晋时，儒佛两家就围绕僧人见皇帝应否跪拜发生争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渐调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补充，有合流的趋势。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个例证。 德棻在《周书》中所表现的历史观，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时所修诸史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姚思廉的《梁书》、《陈韦》和魏徵的《隋书》，表现出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李百药的《北齐书》，虽然也承认人事的作用，但过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于魏徵不得不在该书帝纪总论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书》则天命人事并举。如认为魏“水历将终”，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归，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宝”不可以“力征”，“神物”不可以“求得”。宇文泰本来“田无一成，众无一旅”，但能成功，就因为“属兴能之时，应启圣之运”，天命系于此人，“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但天命也须人事相配，宇文泰“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2。德棻所宣扬的天命人事并举的观点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君臣深切感到总结前世施政经验教训的迫切性，但同时为了欺骗人心，又要给新皇朝披上应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统治者的总的宣传方针总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强调。 《周书》对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重要史实记载较具体，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西魏、北周地处较偏僻的西北，本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在与东魏、北齐的抗衡中处于劣势。但经过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觉、宇文邕的相继改革，国力逐渐强盛，终于统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历史上的《周书》卷四七《艺术传·史臣曰》。 2《贞观政要·文史》。 以上均见《广弘明集》卷二五。 2《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关键事件。《周书》对此记载颇为详明。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在北周统一北方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并且为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名存实亡。关于府兵制的一些情况、特点，《文帝纪》、《苏绰附苏椿传》、《韩褒传》、《郭彦传》、《韦瑱传》等都有记载。西魏、北周时期，各族人民起义屡屡发生，《周书》出于总结教训和宣扬统治者武功的目的，对这些起义记载较多、较具体，这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最突出的。从中可以看出起义之多，声势之大。 《周书》很注重记载周边各民族情况和邻国大事，显示出德棻具有纵观全局的眼光和风度。《异域传》共2卷，序文说“斯皆录其当时所记”，可见所据资料来源于魏、周人当时记录，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另外，《周书》对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纪或有关列传中简要叙及，显示出天下大势的主要脉络，这是个突出的优点。 《周书》的文字比较简洁，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学才能。清代史家赵翼称赞《周书》“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 德棻修《周书》主要采三种资料，一是西魏大统年间秘书丞兼领著作柳虬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国史；三是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从《周书》行文中，仍可见到采用周代国史之语句，如，“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我师不利”2。《艺术传序》说“茂雅、元华、许奭，史失其传。”在卷末又简略提及蜀郡卫元嵩，“史失其事，故不为传”。这明确说明有些资料遗佚，另外也是存疑备考，虽作不成传，但记下名字，给后人查考留下线索。 德棻所修《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人情佳传之多，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较突出的。推崇门阀士族的倾向也是较明显的。德棻对“并在周时”的李唐“二祖功业”是尽力宣扬的，在排列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顺序时，将李世民曾祖李虎赫然列第一位。还夸耀说“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3德棻既出身于阀阅之家，对自己家世门第也是很自豪的。《周书》为德棻祖父令狐整立传，附述德棻父令狐熙、叔祖令狐休等，炫耀令狐家族官爵、门第。这虽与当时社会风气有关，但作为史家而津津乐道于此，则不能不说是史学思想的局限了。 赵翼《陔余丛考》卷七。 2《周书》卷三九《杜杲传》。 3《周书》卷十六卷末。 第四节李延寿先世李延寿，字遐龄。有关他生平流传下来的记载很少。两《唐书》中仅在令狐德棻传后有附传。甚至没有记载他的年龄情况。李延寿自撰的《北史·序传》，为后人了解他的家世、生平提供了宝贵资料。其先人原是陇西的名门大户，后迁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待他出生时，家居相州已有数代了。受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制度影响，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门第习气，李延寿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传》中津津乐道地讲述先世事迹，自称帝颛顼高阳氏、周柱下史李耳为“李氏之先”。被尊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25）定三教顺序为道、儒、佛，唐太宗贞观十一年（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寿以李耳为祖，意在表明自己为圣贤之后，并且与当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传中长篇累牍地列举了历代祖先的仕宦情况和功绩，形同撰述家谱，表现出较强的门第观念。他既迷恋于先祖的光荣，又流露出对现时自己名位较低的不满。 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史家一样，李延寿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与家学渊源分不开的。曾祖李晓，字仁略，“博涉经史，早有时誉”，“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很受当时人称赞；祖父李超，字仲举，“博涉经史，不守章句业”，颇有创新学术的气概。特别给延寿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李大师。李大师，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奋好学，知识广博，善于作文，尤长史学，“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师一生经历坎坷，他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升迁极慢。隋炀帝末年，政治，官吏贪污成风，大师任信都（今河北冀县）郡司户书佐，“独守清戒，无所营求”，生活很窘迫。郡丞鞠孝稜感佩地说“后于岁寒，此言于公得之。”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窦建德据有河北，大师在建德军中为尚书礼部侍郎。起义军被唐兵镇压后，大师被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他在那里郁闷不乐，作《羇思赋》以寄怀。当时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杨恭仁见到此赋，很赞赏大师的才学，于是把他召至府内，深相敬重。大师早有编著南北朝史的志向，此时正有闲暇时间，而且杨恭仁家中藏书丰富，可以尽情阅览。于是大师在辛勤著史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到了武德九年（2），唐朝廷大赦天下，大师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他的旧友房玄龄、封德彝已为朝中高官，劝他留京做官，他已无心仕进，便回河南家乡继续编写南北朝史。不幸的是，两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史学生涯李延寿承继家学，专意治史。大师去世后第二年，即贞观三年（29），延寿就正式成为一名史官，在颜师古、孔颖达督导下编撰《隋书》。从此，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修史中度过的。 延寿参加贞观三年至十年的“五代史”修撰工作后，于贞观十五年（4），又参加了编写《五代史志》，同修的还有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北史》卷一○○《序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仁。这次修志费时达十六年，成书30卷，在唐高宗显庆元年（5）由长孙无忌奏进。贞观二十年（4）诏修《晋书》，李延寿也是撰人之一，两年后修成。 李延寿也参加了本朝史的修撰。显庆元年（5）七月三日由长孙无忌等奏进国史8卷，起于义宁，尽于贞观末。参加修撰的有于志宁、崔敦礼、令狐德棻、李义府、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 值得称道的是，延寿还撰《太宗政典》30卷。在他去世后，唐高宗看到了这部书，大为赞赏，诏赐延寿家属绢五十匹，诏书中称延寿“艺文该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词殚直笔，虽其人已亡，功有可录”。评价是很高的。还命将《太宗政典》详细刊正，抄录三部，交秘书省存二部，赐皇太子一部。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从名称上看属于政书。学者一般以刘秩《政典》为政书之始，但延寿的《太宗政典》则更早数十年。中唐又有杜佑《通典》。这一段时期，三部政书相继诞生，说明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客观上要求政书的出现。李延寿在政书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的膳食事务）、崇贤馆学士（掌管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掌管皇帝印玺及国家符节）；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管理御史台文书事务）。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南史》与《北史》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英雄年纪小说5200——《南史》、《北史》。 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这也是个大胆、新颖的做法。那个时代，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由于偏见作怪，记他国事既不详备，又往往失实。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计划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可是，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就着手搜集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大师的南北朝编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谈到，在父亲旧稿中，齐、梁、陈、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见”。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大师在世时，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即沈约所著的《宋书》，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魏收所著的《魏书》。恰好，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工作极为辛苦。过了两年，延寿因事离开史局，资料远未抄录完，“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阙，未得及终”。幸运的是，在贞观中、后期，延寿又获《高宗皇帝赐李延寿家物诏》，《全唐文》卷十三。 准参加修《五代史志》和《晋书》，于是他进一步“遍得披寻”，继续全面搜集史料。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暂时未予公开流布，只是藏于秘阁，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又因“家素贫罄”，无钱雇人誊写，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000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卷，加上杂史000余卷，延寿在抄录、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才写成《南史》、《北史》80卷，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 延寿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 他从贞观十七年（43）着手编纂，“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到显庆四年（59）成书上进，时间为十六年。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那么延寿为《南史》、《北史》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 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李大师所作是仿《吴越春秋》，为编年体；延寿所作则仿《史记》，为纪传体，但又与《史记》不完全一样，是介于《史记》和《汉书》间的一种体例。 人们都熟悉，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自远古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叙西汉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纷纷仿效《汉书》的体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记》以下的历代纪传体断代史列为“正史”，视为史学正宗。不过，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准，以个人之力完成。延寿所处时代，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已确立，官修前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一统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纪传体史书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刚刚补齐，并且这些书都是本朝“钦定”。李延寿不过是一名普通史官，却要重修南北朝史，对本朝皇帝批准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显示出他是一位较有勇气和责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亲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遗愿，原因之二是他对已有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不满意，他在《进书表》中批评这些史书记叙矛盾，“互陈闻见，同异甚多”，又认为这些史书采集史料不广，而那些被忽视的史料“易为湮落”，如不抓紧利用，以后即使想纠史书之失，也会“求勘无所”。 李延寿欲以南、北二史代魏、齐、周、隋、宋、齐、梁、陈八史，气魄雄心之大是勿庸赘言的，那么他在编纂上下了哪几方面的功夫呢？ 一、“编次别代，共为部秩”。他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分别对南、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他把魏（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史事编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至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8），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实，隋已统一全国，本不应单列于北史，延寿此举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隋承继北周，将隋列入北史在编写上较方便，否则要在南、北两通史外再编一隋史，易给人体例混乱之感；二是将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统一的重大意义，为本朝政治利益服务。延寿把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代史事编成《南史》，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共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为李延寿用通史体例叙述南、北朝史事，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分别对北朝、南朝的人物、史事作归纳集中，两史的帝纪、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以下的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其子孙附其父祖传中，连缀书之。《南史》以王、谢二大姓为主，《北史》以崔、卢二大姓为主，家族体系分明。其他类传更进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这种作法，引起后世某些学者不满。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认为延寿叙例为家传之体，不应用于国史。著名考据家王鸣盛批评延寿使国史变成家谱，最为谬妄。2其实这些批评者有些过于拘泥正史体例，没有看到李延寿对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创造。《南史》、《北史》为数代之通史，正为断代正史之变例，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首先，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都不长，往往一人历经数朝，有时很难恰当把某人归入某朝，所以延寿把断代之体变为通史之体；其次，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王、谢、崔、卢等高门大族与南北朝相终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举足轻重，延寿注重谱牒世系是对历史的如实反映，而且世族牵连附传，便于读者检寻。 二、“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之《南史》、《北史》，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离合而成，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针对旧史作者重视官方资料而忽于私人记载，延寿有意把自己补充史料的重点放在“易为湮落”的“小说短书”上，他认为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延寿之后的著名史评家刘知幾也持同样观点“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这两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官方记载受种种牵制，往往不能据事直书，隐讳必多，而私家记载多记亲历之事，没有审查之类的控制，较能求其真。南、北二史和《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比较，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实。就梁代史来说，《南史》比《梁书》多立了王琳等十余传，对原有的某些传也充实了内容，如《范缜传》。延寿所增内容固然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但由于延寿对奇闻异事兴趣较浓，导致所增内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诞之事和无关宏旨的琐言碎事。如阴子春传中，《南史》就比《梁书》增青州有神庙，刺史王神念毁之，栋上一大蛇，长丈余，遂入海。子春夜梦一人乞地安置，乃办牲醴，请召安置一处。夜梦前人来谢曰“当以一州相报。”后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此类怪诞事入史，显然失当。 三、“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史共5卷，而经延寿改作为南、北二史，减至80卷，可见删掉了相当多的文字。总的看，延寿删《魏书》、《宋书》最多，原因是这两部书在八史中原来卷帙就最多，《宋书》00卷，《魏书》更达30卷，延寿欲省减南、北史篇幅，宋、魏二书必为砍削重点。另外，宋、魏二书为前朝人所修，南、北朝相互攻击之辞甚多，延寿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纠正此弊，斧削起来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顾忌。 延寿所删多为诏诰、符檄、章表，认为重要者则以简略语言概括之，意图简净。另一删削重点为南、北征战攻伐之事，这是因为延寿深知，原来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正史类·北史》。 2《十七史商榷》卷六八《并合各代每一家聚为一传》。 《史通》卷十《杂述》。 史关于战争记载多不实，夸胜讳败已为作史者惯例，延寿在此时一一核定战争胜败之迹实非易事，所以多删去。 四、“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对原有八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延寿并不随意改动，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内容，则或全抄旧文，或离合编排。特别是对《陈书》、《隋书》，延寿基本上无大的增删改动。如《北史》中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全录自《隋书》，仅《文帝纪》开头一句“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改为“树基立本，积德累仁”。 南、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相辅相成，对于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来说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长处，所以后世学者大都把南、北史和八史对照起来读，互为补充。 李延寿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史为鉴”，这同唐初官修史书的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但延寿的特点在于，他善于选择一些细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情节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当然得益于他重视“小说短书”的独特眼光和更勘杂史一千余卷的勤奋劳动，史书因此也增加了趣味性。对于某人行为不单靠直接叙述，而是通过他人的谈话来显示，也易于给读者新鲜深刻印象。 李延寿赞成国家统一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纠正了南北分裂时期某些史书的种种狭隘偏见，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不带狭隘的地域观念，有力地向读者展示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民族团结、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两史比较，《北史》比《南史》写得更好，因为李延寿和父亲李大师均为北方人，因此，对北朝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都较熟悉，所能见到的史料也较多；另外，李唐起源于北朝，官方对北朝各代史的研究格外重视，客观上给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北史》的记载比《南史》详明。 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在普及历史知识上颇有功绩。由于卷帙不繁，易于抄写，所以得到较广泛流传，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就指出自《南史》、《北史》行世以来，原有的八部正史就变得不重要了，很少有人诵习，所以时间愈久，八史阙佚愈严重。这说明南、北二史比八史更受到社会重视，更有效地传播了历史知识。后代史家对延寿曾有较高的评价，后晋人所作《旧唐书》中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刘道原信中感叹道“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李延寿当年主要是依据八史来编纂南、北二史，可是到了北宋刊印正史时，《魏书》、《北齐书》、《北周书》的一些残缺反而要靠《南史》、《北史》来补足了，可见，南、北二史在客观上还起了保存历史资料、维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这个贡献当然是李延寿当年未想到的。 《旧唐书》卷七三“史臣曰”。 司马光《与刘道元书》，《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六二。 第十三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第一节欧阳询生平欧阳询（557—4），字信本，潭州临湘（今属湖南）人，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祖欧阳頠，陈初任大司空。父欧阳纥，陈宣帝时为广州刺史，征召为左卫将军，不应召，举兵反，被宣帝诛杀。按照当时刑律，欧阳询应当处死，有人把他隐藏起来，幸免于难。陈朝尚书令江总同欧阳纥非常友好，便私下收养欧阳询，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他虽相貌丑陋，却聪明过人，读书一目数行，于是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成为学问渊博的名儒。隋朝建立后，搜罗各地才学之士，他以贯通儒经，被任用为太常博士。唐高祖李渊在隋朝任职时，也同他交游，招他为唐公府宾客。李渊即位后，任他为官，经过多次升迁，官至给事中。武德七年，高祖下诏命欧阳询和裴矩、陈叔达同撰《艺文类聚》00卷，书成之后，上奏朝廷，高祖赐以丝帛二百段。太宗贞观初年，欧阳询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之职，封渤海县男。贞观十五年（4）卒，享年八十五。 书法成就欧阳询擅长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被誉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独自成为“欧体”，所写的碑帖书信，遂**们学习书法的楷模。他写的字不仅誉满当时，也流行国外。高丽就几次派遣使臣到唐朝求欧阳询的书法，高祖叹赏说“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欧阳询在书法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天资聪明外，主要是他长期勤学苦练结成的硕果。比如，有一次他看到晋朝著名书法家索靖所写的碑帖，非常赞赏，看后很久才离去，但走了几步，觉得留恋不舍，又回转仔细鉴赏，站立久了，又坐下来看，直到把这幅碑帖的长处领会才悄然离去。 后代书法评论家对欧阳询的书法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辑有唐人张怀瓘所著《书断》说欧阳询“八体2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3，亦别为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4，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5，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又说欧阳询的“飞白、隶、行、草入妙；大令小篆、章草入能。”意思是说，欧阳询的《旧唐书》卷一上《欧阳询传》。 2八体指书法上八种主要书体，如宋周越所说“自仓、史逮皇朝，以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通为八体，附以杂书。” 3大令，指东晋王献之。 4智永，王羲之七代孙，陈朝著名书法家。 5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 书法技巧非常全面，对于各种书体都很有造诣，不仅精于篆书、飞白书，而且擅长正书（楷书）、行书、草书，虽然笔法出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最初摹仿二王，但能有所发展，自成一体，超出了著名书法家智永，可以同当代书法大家虞世南相比拟。其隶书也被《书断》列为妙品。 宋人《宣和书谱》亦称欧阳询“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廷争之风，或比之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至其笔墨工巧，意态精密俊逸处，而人复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论者皆非虚誉也。”但是该书佚名作者认为欧阳询的书法，应以他的正书为最，为其“翰墨之冠”。他说“然询以书得名，实在正书，若《化度寺石刻》，其墨本为世所宝，笔者虽尽力不能到也。而张怀瓘又称其飞白、隶、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盖亦各具一家之见。然而询虽以正书为翰墨之冠，而至于行字，又复变态百出，当是正书之亚，此得其行字为多焉。”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说“欧（阳询）《皇甫》、《虞公》二碑是一条路，是自成一家时，其用笔用意，折处是险，峭处是险。”他的《详书帖》也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欧书凡笔险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可见险劲二字足以代表欧字的风格面貌。清人冯武编著的《书法正传》辑录了欧阳询关于书法理论的论述一是欧阳询《用笔论》“莹神静虑，临池志逸。虚拳直腕，指齐掌虚，意在笔前，文向思后。分间布白，勿令偏侧。墨淡即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勿使伤于软弱，不须怒降为奇。调匀点画，上下均平，递相顾揖，筋骨精神，随其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易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为不可也。”强调写字时必须精神贯注，注意执笔手法、和墨浓淡、字体肥瘦、调匀点画、上下对称等各方面。 二是欧阳询八法“丶，如高峰之坠石；乚，如长空之新月；一，如千里之阵云；丨，如万岁之枯藤；■，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岩；，如万钧之弩发；丿，如利剑断犀角；丶，一波常三过笔。”这是指点笔画的具体写法。三是欧阳询付善奴诀“每秉笔必在圆正，重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妙要处。”这一练字秘诀从强调秉笔运神开始，然后指出关键之处在于考虑每个字的形体和态势对其笔画的四面八边结构作出妥当安排，即“四面停匀，八边俱备”。如本书编著者冯武所说“此即方法，此八字惟欧公独妙，他人不能也。”此外，对于笔画的短长、粗细、疏密、斜正也必须适中，下笔时不可忙，也不可缓，不可瘦也不可肥。他认为这些都是写字的奥妙之处。他的书法论著尚有《三十六法》，但近人考证不大可信。他的书法和书法理论对于后代书法都有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墨迹传世者颇多，据宋人《宣和书谱》称御府所藏欧阳询笔迹有四十品，流传至今的，行书主要有《卜商请书帖》、《张翰帖》、《梦奠帖》等，正书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以及隶书《唐宗圣观记碑》等。 小欧阳欧阳通也是著名书法家，他是欧阳询晚年得的幼子，人称小欧阳。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亲的书法，恐怕他不勤奋，经常命他拿钱到市上书肆购买父亲写的字帖，“通乃刻意临仿以求售，数年，书亚于询，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体’”。故唐人《述书赋》云“学有大小夏侯，书有大小欧阳。”但欧阳通的字体“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胡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2。“然行草得询之险劲，盘结分布，意态则有所未及，亦不失其为名书也”3。欧阳通历仕太宗、高宗、武后三朝，高宗仪凤年间，官居中书舍人之职。武后垂拱年间，升迁殿中监，天授年间，转司礼卿判纳言事，不久，因不同意立武承嗣为太子，被酷吏来俊臣诬告杀害。《宣和书谱》称其“风节学艺，父子表见，一时为唐名臣，亦已美哉！” 《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 2《朝野佥载》。 3《宣和书谱》卷八。 第二节虞世南早期生活虞世南（558—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生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他是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祖虞检，萧梁时，任始兴王府咨议，父虞荔，陈朝时，任太子中庶子，均为知名之士。他继承家学，少年时，同兄长虞世基受业于吴郡名儒顾野王名下，勤奋好学，精思不倦，对经学、文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在文学上仿效当时名家徐陵，徐陵称赞他的文风深得自己的旨趣，由此知名。同郡人智永禅师，继承其先祖王羲之书法，在当时负有盛名，虞世南又拜他为师，得到他的真传，并有所创新，擅长书法之名更超过了文学。陈文帝天嘉年间，征召虞世南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后主至德年间，转调西阳王友。 陈朝灭亡后，虞世南、虞世基兄弟从建康到了长安，都以擅长文学获得声誉，当时人把他们比作西晋时代的二陆。那时隋炀帝杨广为晋王，听说虞氏兄弟很有才学，同他的兄弟秦王杨俊争着聘任他们为王府属官，结果晋王依仗权势把他们招致门下。炀帝大业年间，任用虞世南为秘书郎，后转起居舍人。炀帝虽然爱重他的才学，但由于他为人正直，不善于逢迎，所以不肯重用，十年之久仍然是七品官。虞世基却因善于阿谀奉承，得到宠信，官至内史侍郎，颇有权势。虞世南素来勤俭清廉，过着清贫生活。隋末，虞世基随同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虞世南则随宇文化及到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后他被窦建德擒获，任用为黄门侍郎。 归唐以后窦建德所建农民政权覆灭后，虞世南归唐，被任用为秦王府参军，不久，转任记室，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同掌秦府文书。秦王为太子后，升任他为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后，转著作郎，仍兼弘文馆学士。虞世南以年老，多次请求致仕，太宗不许，升迁为太子右庶子，辞谢不就，转秘书省少监，贞观七年，升任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八年，晋爵县公。太宗器重虞世南学识的广博，每逢处理政事后有闲暇时间，便同他共观经史，互相议论。他虽是一个体弱多病容貌儒雅的文人，但是秉性刚正不挠，每当太宗向他询问时事，或同他议论古代帝王政事的得失时，他都能直言敢谏，因势利导，提出一些兴利除弊的意见。贞观八年，陇右地区山崩，各地多次出现大蛇，山东和长江、淮河流域相继发生水灾，太宗感到忧虑不安，向虞世南征求意见。世南举出历史上一些山崩地震，洪水泛滥，大蛇出现的例子。说明深山大泽是龙蛇所居，出现大蛇，不足为怪；山崩、洪水等自然灾害，只要实行德政，“施惠于天下”，“修德可以销变”，太宗采纳他的意见，派使者到各地赈济灾民，平反冤狱，从而减轻了人民的疾苦。 太宗喜好宫体诗，写了一首命虞世南唱和。虞世南进谏说“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嘉奖他的直谏，赐绢50匹。太宗颇好畋猎，虞世南多次规谏，《大唐新语》卷三。 都被采纳，史称其“有犯无隐，多类此也”。 虞世南的直言规谏，深受唐太宗的器重，“太宗尝谓侍士曰‘朕固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2“帝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3唐人《隋唐嘉话》亦称“兼是五善，一人而已”。他的直言敢谏，为官清正，对于促成“贞观之治”是有影响的，不仅是书法、文学见长而已。 博学与文采虞世南在陈、隋、唐三朝都以博学文采著名当世。据《隋唐嘉话》记载“太宗将致樱桃于酅公4，称奉则以尊，言赐则以卑，乃问之虞监，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5称饷’，遂从之。太宗常出行，有司请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令虞监写烈女传，以装屏风，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 虞世南的生平著作，除有文集30卷外，尚有《北堂书钞》。据《大唐新语》所载“太宗顾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列，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可惜他的著作大部散失。 贞观十二年（38），虞世南因年老多病再次请求致仕，得到朝廷准许，不久病逝，终年八十一岁。虞世南逝世后，太宗对他十分悼念，赠礼部尚书，谥文懿，陪葬昭陵。贞观十七年，太宗下诏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虞世南即其中之一。他的儿子虞昶，官至工部侍郎。 书法成就虞世南书法渊源于王羲之父子，幼年从智永禅师学书。智永笔法又来自家传，故唐人《云仙杂记》称“虞世南书冠当时，人谓其有（王）羲之鬼”。宋人《宣和书谱》谓“释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后先。”虞世南作品之佳者可同王羲之相比。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名人书法论》对虞世南书法艺术也有很高评价“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徐浩，皆第一等书也。”虞世南在中国书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虞出自王氏嫡传，欧阳询则从王氏脱体另树风格；欧擅长各种书体，比虞全面，虞则专精正行草书，较欧严谨；虞书内含刚柔，欧书筋骨外露，各具特色。在唐太宗君臣珍惜王氏父子书法的影响下，出自王氏嫡传的虞氏当然更受重视，因而唐代书法评论家自张怀瓘开始以欧书外露筋骨，虞书内含刚柔为名，引用“君子藏器”2《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 3《新唐书》卷一○二《虞世南传》。 4隋恭帝杨侑禅位后，唐封之为酅国公。 5齐和帝刘准禅位后，梁封之为巴陵王。 引自清人戈守智《汉谿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第一》。 的说法。 虞世南在书法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有唐人张彦远所辑《法书要录》中所录《书旨述》，清人冯武编著的《法书正传》中辑录的《虞永兴笔髓》。其中《笔髓》一篇影响较大。 虞世南书法真迹保存至今的为数不多，其中最受推崇也较可信的代表作当为《孔子庙堂碑》，凡四十行，三千余字，碑成于贞观七年，为虞氏晚年作品。“用笔俊朗圆腴，外柔内刚，字形稍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派平和中正之气象。然端观之，其中每一波法，无不一过而三折；每一浮鹅，无不调锋而再三；其一纵一横，无不平铺而直过者；乃至每一点划无不精思俯会，如见其血脉之流动”。除《孔子庙堂碑》外，其他尚有《昭仁寺碑》、《破邪论序》、《汝南公主墓志》以及散见于刻帖的《大运帖》、《用笔赋》、《书指述》、《演连珠》、《景纬成象》、《孔有新制帖》、《积时帖》、《朝会帖》、《瘦朽帖》、《临乐毅论帖》、《潘六帖》、《世南伏奉三日疏》、《醒滞帖》等。这些碑帖中，有些是伪作，有些是集碑文钩摹而成，可信的为数甚少。 汪谷兴《虞世南的书法》，《书法》985年第期。 第三节褚遂良贞观诤臣褚遂良（59—58），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2，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父褚亮，历仕陈、隋、唐三朝。隋末贬官凉州西海郡（今青海青海湖西）司户。薛举称帝割据凉州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唐平定凉州后，授秦王府文学。太宗贞观年间，官至散骑常侍。褚遂良隋末被薛举任为通事舍人。后随父归唐，被任命为秦王府铠曹参军，掌管兵器铠甲事务。太宗贞观初，升迁至起居郎。他博览文史，擅长书法，尤工隶书楷书。自从虞世南死后，太宗常常叹息说“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徵推荐褚遂良精通书法，令其谒见，果然非凡，于是太宗命他充当侍书。太宗深爱王羲之书法，当时正好下令广泛收购王羲之墨迹，各地纷纷进献，但是真假难辨，于是命褚遂良加以鉴定。他接过这些法帖，精心挑选，去伪存真，指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论据充分，令人信服，经过反复验证，他的鉴定完全正确无误。从此，他逐渐得到太宗的信任，君臣之间谈论的内容，也逐渐从论书转移到论政，而他又以直言敢谏著名于贞观、永徽之际。太宗曾说“朕始得魏徵，朝夕进谏，徵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之。”2贞观十五年（4），太宗准备效法古代帝王举行封禅，到泰山祭祀天地，命群臣扈从，从长安到了洛阳，这时天上出现彗星。褚遂良以为封禅泰山，劳民伤财，便假借彗星出现，进谏说“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辄见，此天意有所未合。”3太宗采纳他的意见，下诏停止封禅。不久，升任谏议大夫，仍兼知起居事。太宗问他“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他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他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太宗阅览古书所载“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谏者十余不止。”深感奇怪，认为区区小物，何必如此？褚遂良进谏说“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漆器不止，必金为之。金又不止，必玉为之，故谏者救其源，不使得开，及夫横流，则无复事矣。”2认为这些不是小事，人的是逐渐升级的，一旦奢侈成风，就无法制止了。太宗听了他这番治国必须防微杜渐的议论，非常赞叹。 唐初，在政治制度上有一种特殊的惯例，即皇帝的子弟不论年纪长幼一律充当各州都督、刺史。褚遂良上书进谏说“今州县率仿秦法，而皇子孺年并任刺史，陛下诚以至亲捍四方。”3并指出各州刺史是亲民之官，是人民的表率，任用是否得人，对于人民生活，国家安宁至关重要，所以必须革除以年幼皇子充当州刺史这一荒唐可笑的弊政。经过褚遂良的直言规谏，太宗翻然醒悟，立即表示采纳。 2一说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 《新唐书》卷一○五《虞世南传》。 2《新唐书》卷九九《刘洎传》。 3《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234《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太宗晚年，锐意经营四方，他为了安抚在平定突厥中起过支援作用的薛延陀，曾经答应以公主下嫁薛部可汗，并已接纳其聘礼，后来又后悔，宣布断绝婚姻关系。褚遂良进谏劝太宗对边疆藩属部落首领要守信义，以免挑起边患。由于太宗有灭薛延陀的打算，所以没有采纳。后太宗准备伐高丽，平辽东。褚遂良又规劝“一不胜，师必再兴；再兴，为忿兵。兵忿者，胜负不可必。”4太宗表示采纳谏言，后因李勣极力反对褚遂良计策，遂决心东征。遂良感到畏惧，又上言劝阻。太宗虽没有听从他的谏阻，但还是嘉奖他的忠谏，升迁他为黄门侍郎，掌管机要，参与朝政。不久，因父亲褚亮去世，在家服丧罢官，服丧期满，拜中书令。 受命托孤，反对废后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召见褚遂良、长孙无忌，命为顾命大臣，对他们说“汉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而（尔）毋忧。”因命褚遂良草拟太子继位遗诏。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封河南县公，晋升郡公。不久，因事牵连出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第二年，召回朝廷，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监修国史，兼任太子宾客。不久，进职尚书右仆射，主持尚书省政务。 唐高宗永徽六年（55），高宗将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宣召大臣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褚遂良入宫。事前，他们都已知道这个消息。有人以为赵公长孙无忌德高望重，又是皇亲国戚，应当先谏，褚遂良说“太尉，国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弃亲之讥。”又有人以为英公李勣劳苦功高，又为皇上敬重，应先进言，褚遂良还是认为不可，他说“司空，国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遗诏，若不尽愚，无以下见先帝。”进言以后，高宗说“罪莫大于绝嗣，皇后无子，今欲立昭仪，谓何？”褚遂良进谏说“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执陛下手语臣曰‘我儿与妇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它过，不可废。”高宗听了，很不高兴。当天，未作出决定。次日，再议，褚遂良直言不讳说“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高宗羞愧不言。遂良把手中所持朝笏放在金殿台阶上，叩头流血，说“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高宗大怒，命人把他牵出金殿。武昭仪从金殿后的帷帐中高声呼喊“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启奏说“遂良受顾命，有罪不加刑。”这时李勣提出异议，认为废立皇后是皇帝家事，大臣不能干预，遂立武昭仪为后，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调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不久，又贬爱州（属岭南道，今越南北部）刺史。褚遂良心中忧惧，恐怕死在爱州，而高宗不了解自己的拥立功劳，死后不能自明，遂上表启奏，希望能迁徙内地，但高宗畏惧武后，对他的奏章置之不理。显庆三年（58），褚遂良死于爱州，终年六十三岁。死后二年，许敬宗、李义府诬奏褚遂良煽动长孙无忌谋反，高宗下诏削去他的官爵。他的两个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不久被杀。中宗复唐后，以遂良忠于唐室，下诏恢复其官爵。 《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书品与书迹褚遂良擅长书法，颇负盛名，为唐初四大名家之一。 历代书法评论家对褚遂良在书法上的造诣都有较高评价，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唐人李嗣真《书后品》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因而把他的书法列为上品下。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所辑张怀瓘《书断》称褚遂良“善书，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说褚遂良的正书不在欧、虞之下，行书草书则在其下；并把他的隶书、行书列入妙品。清人戈守智《汉谿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引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说“褚书如熟战御马，举动随人意，而别有一种骄色。”今人杨仁恺《中国书画》评褚书说“他的书法融欧、虞为一，方圆兼备，波势自然，结体较方，比欧、虞舒展，用笔强调虚实变化，节奏感较强，晚年益发丰艳流动，变化多姿。唐人评其书风‘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褚遂良书迹流传后世的，碑刻主要有《伊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房玄龄碑》、《孟法师碑》、《随清损墓志》；碑刻以外墨迹，主要有楷书《倪宽赞》、《赐观帖》、《大字阴符经》，小楷《小字阴符经》、《灵符度人经》、《千字文》；行书《枯树赋》、《帝京篇》、《文皇哀册》、《千字文》、临王羲之《兰亭集序》；草书《阴符经》等。其中《雁塔圣教序》原石仍在西安。最早宋拓本曾为赵世骏藏，已佚，此碑行笔瘦劲，风华宛转，为褚书杰作... 15 第二节义净立意西行义净（35—73），俗姓张，字文明，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一说齐州（今山东济南）4。义净七岁时，父母送他入齐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从善遇和慧智两位法师学习。善遇法师博学多能，精通佛经，对六艺、天文、地理、阴阳、历算亦有很深的研究。慧智禅师研习《法华经》数十年，造诣极深。在他们的教导下，义净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在佛学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二十年（4），善遇法师去世，义净就跟慧智禅师学习，把精力集中于佛教内典的修习，“昼夜勤六时而不倦，旦夕引四辈而忘疲”。贞观二十二年，义净受具足戒，正式出家为僧。数载勤学，义净学业大进。慧智见他天资聪颖，前途无量，遂劝他出外求学。义净辞别土窟寺，来到佛教中心洛阳、长安。 在东都洛阳，义净修习《对法》、《摄论》诸经，佛学水平又有提高。 但其时佛教各派纷争，观点歧异，典籍的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故义净在学习中产生各种疑问。于是他又来到长安，学习了《俱舍》、《唯识》等经，但胸中疑问不减。为祛蔽解疑，义净认为必须赴印度取经求法。咸亨元年（70），他在长安结识了并州的处一法师、莱州的弘祎法师，众人志同道合，相约赴印度取经。当时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条，陆上的“丝绸之路”因西域动乱而阻隔不通，吐蕃道则不仅道路艰险而且常受唐蕃关系的影响。相对而言，海路较为通畅。唐朝强大富庶，南亚、西亚诸国纷纷前来贸易，海舶云集广州诸地，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经成为义净诸人的一致选择。计议已定，遂相约离京东下，处一因母年高而罢，弘祎至江宁而止。义净等途经丹阳时，又有玄逵加入。咸亨二年（7），义净坐夏扬州。秋，接受龚州（今广西平南）冯孝诠的邀请，同达广州。冯孝诠及其家人皆笃信佛教且家资雄厚，他们敬佩义净西天取经的志向，遂资助西行费用，冯孝诠并与波斯船主商定，许义净等人附船前往印度。其时的广州，万商云集，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港中停舶着婆罗门、波斯、狮子国、大食等国的船只，这些海船一般形体较大，船深往往有六七丈，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义净深知此去印度的艰难，遂在等船期间返回齐州，向慧智禅师等故乡师友告别。再回广州，同行者唯有门人善行，其他人均因故罢退。 取经求法海船出广州后，经二十天左右，义净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道。义净在此地居住半年，学习声明（音韵学）。其间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无法前行，被迫回国。义净只身继续前行，于咸亨三年（72）五、六月间到马来半岛南端的末罗瑜4关于义净的原籍，《宋高僧传》卷一作范阳，《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开元释教录》卷九作山东齐州。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 国。由末罗瑜再经羯荼国，到达裸人国，西北行半个月后到达耽摩立底。耽摩立底为东天竺的南界，义净在此居住一年有余，从僧人大乘灯学习梵语。大乘灯原籍爱州（今越南清化），幼时随父母迁往杜和罗钵底国，后出家，到长安从玄奘受具足戒，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经耽摩立底时被强盗劫掠，被迫滞留十二年。耽摩立底虽距中天竺的那烂陀寺不很远，但途中常有强人出没，很不安全。他们等到一个机会，随同几百名商人结伴前往中天竺。不幸的是义净途中染病，“身体疲羸”、“孤步险隘”，落在众人后面，又遭强人打劫，受尽凌辱，几乎丧命，但义净还是坚持到底，赶上了大队，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烂陀寺。 到达那烂陀寺后，义净又北行至毗舍离国，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2，又西南行到波罗奈城东北的鹿苑鸡岭，此后重回那烂陀寺，向著名僧人宝师子和智月等学习经典，研究瑜伽、中观、因明、俱舍论等学，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前后十一年，兢兢业业，锐意进取。大约在垂拱元年（85），义净乘船离开印度东归。垂拱三年，他到达室利佛逝，停留二年有余，专心从事翻译和著作。为了得到纸和笔，曾于永昌元年（89）随商船回到广州，得到贞固律师等人的帮助后，又于当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天授二年（9），义净派遣大津将著作及新译的佛经送回国。武周证圣元年（95），义净与弟子贞固、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回国。 译经事业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不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而且亲自率众人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此后，义净先后在洛阳延福坊大福先寺、西京长安延康坊西明寺、东京福先寺、长安荐福寺等寺院翻译佛经。先天二年（73）正月，在长安荐福寺经院圆寂，享年七十九岁。葬于洛阳北原上，建有灵塔。乾元元年（758），以塔为中心，建立了金光明寺。 义净毕生从事佛事活动，特别在译经和著述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译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抵印度那烂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国前，他试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佛颂》。第二阶段是回国后至自主译场之前，主要是整理原来的译著，并参加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法师主持的《华严经》的翻译。第三阶段，在则天久视元年（700）以后义净自设译场，亲自翻译佛经，先后在洛阳、长安诸寺译出的佛经有几百卷之多。义净的翻译活动得朝廷和僧众的大力。在福先寺、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等二十部佛经时，印度沙门阿儞真那，中国僧人波仑、复礼、慧表、智枳、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分别为证梵文义、笔受、证义，朝廷的成均（即国子监）和太学助教许观监护，译文经缮写后进呈朝廷。武则天十分高兴，亲制《圣教序》，对义净的功业大加称赞。中宗神龙元年（705），义净在东都洛阳翻译《孔雀王经》、在大福耽摩立底国，法显《佛国记》中作多摩梨国，玄奘《大唐西域记》作耽摩栗底国。毗舍离国，《大唐西域记》作吠舍厘。 2拘彝那竭，义净译为俱尸国。 义净所译佛经，《开元录》作239卷，《贞元录》作289卷，《义净法师之塔铭并序》作428卷。先寺译《胜光天子》等经时，兵部侍郎崔湜、给事中卢粲润文正字，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景云元年（70），义净在大荐福寺译《浴象功德经》等二十余部佛经时，吐火罗（今阿富汗）沙门达磨末磨、中印度沙门拔弩、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沙门达磨难陀、居士东印度伊舍罗、沙门惠积、文纲、惠诏、利贞、胜庄、爱同、思恒、玄伞、智枳等中外僧人为证梵文、证梵本、读梵本、证义、笔受、证译，而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又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环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景云二年（7），在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时，太常卿薛崇嗣监护。2中外名僧参加助译、朝廷名臣润色，使得翻译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义净发挥了关键作用。义净不仅精通汉、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几年的经历，而且又经过试译、助译的实践锻炼，因此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尽管如此，义净在翻译过程中依旧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坚持直译的特点，在原文下加注说明，订正译音译义，介绍产物制度，在语译方面，区分俗语雅语，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以求得准确的发音，因此在总体上他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这一切使义净的译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学术贡献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印度归来时，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佛经外，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另外如《集量》、《法华》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他认为“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还译出了《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跟从义净译经和求学的僧人很多，他很赏识的有崇庆、崇勋、元廓、玄秀、玄睿、惠神等，跟随身边的有崇俊、玄晖、昙杰、宝严等，远在各地的有法明、敬忠等，这些弟子的佛学观点都受到义净的影响。 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义净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 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写出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余人从吐蕃道去印度，三十余人经广州出海去印度，这样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了记录。陆路的情况中对尼婆罗（今尼泊尔）多有记载，玄会等僧人就是从尼婆罗返回唐朝，而客死旅途的。至于书中记录的海道情况尤显重要，由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陆路的所见所闻，法显的《佛国记》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因此义净记述的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为各国研究历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书中有关印度的珍贵史料，其中对医学记载颇多，如《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十七2《宋高僧传》卷一。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 章就讲到印度传统的医学——“八医”，并指出“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第二十八章专讲印度进药的方法，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这颇具科学性。还有关于印度人的卫生习惯，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新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这是义净对法显、玄奘功绩的评价。其实在探险、求法、翻译，著述等诸方面，义净正是继法显、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第三节鉴真“独秀无伦，道俗归心” 鉴真（88—73），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扬州）人。 唐代扬州佛教盛行，云集着中外僧人，佛寺多达三四十所。鉴真的家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气氛，他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居士，经常到大云寺参禅拜佛，并随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在家庭的影响下，幼年的鉴真也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他“总丱俊明，器度宏博”。十四岁时，有一次他随父亲到大云寺拜佛，为佛像庄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动，随即向父亲提出要求出家为僧。父亲见他心诚志坚，在征得智满禅师的同意后，他在大云寺出了家。从此鉴真成了他的法名。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鉴真在大云寺从道岸律师受戒。道岸是高僧文纲的弟子，也是一位著名僧人。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后，他随道岸禅师来到佛教最盛的洛阳、长安游学。二十二岁时，在长安名刹实际寺从高僧弘景2顺利地通过了具足戒。文纲、道岸、弘景都是律宗的传人，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戒律的研究已很精熟，并开始讲佛布道。律宗出现在唐初，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著名的佛教派别。律宗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研究的是以南山律宗为主。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巡游佛迹，苦读《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等经典，并先后从西京禅定寺义威、西明寺远智、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西京观音寺大亮听讲《律钞》等，由于他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文纲、道岸、弘景之后律宗的后起之秀。 在西京学习时，鉴真不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广泛涉猎和研究。佛教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如五明之学（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即涉及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医药、思辨逻辑和佛教各宗等学问。鉴真在钻研佛学的同时，对建筑、医药等也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后来到日本传播建筑、雕塑、医药、艺术等的基础。 开元元年（73），二十六岁的鉴真回到扬州，为大明寺（今法净寺）的大师。他从事佛事活动，由于学识和道德高尚，声名与日俱增。开元二十一年（733），道岸的另一弟子义威圆寂后，鉴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宗首”2。他不仅讲佛写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还从事救济贫病、教养三宝等活动。当鉴真四十五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四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著名高僧。 六次东渡《宋高僧传》卷十四。 2《宋高僧传》卷五作恒景。 《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中华书局979年版。该书附录将多种记录鉴真事迹的文字搜罗于一处。下引本传及附录文字，不另加注。 2《宋高僧传》卷十四。 佛教自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租庸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剥削和逃避兵役，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寄托，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当时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最高的是受三净聚戒（即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受戒不必三师七证，只要有一戒师即可，而且就是没有戒师，只要自己认为条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为僧的。大化革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奈良天平时期，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规避课役”2而入寺的农民，往往“动以千计”，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击世俗豪强地主的势力，即通过佛教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虑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因而又力图控制佛教的发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元兴寺隆尊针对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仪式的情况，提出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了掌握实权的舍人亲王的。日本天平四年即唐开元二十年（732），日本政府准备任命遣唐使时，隆尊和尚向政府推荐了有“跨海学唐朝之志”的青年和尚荣睿、普照。政府同意他们随遣唐大使多次比广成代表日本使唐聘请名僧赴日讲佛授戒。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在长安的十年学习期间，他们一直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限于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满意，两人继续了解名僧动向。天宝元年（742）十月，荣睿、普照准备回国，中国僧人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今朝鲜）在唐朝的僧人如海与其同行。 回国途中，他们来到鉴真所在的扬州大明寺，想听鉴真的意见。他们向鉴真讲了日本虽有佛法，但没有剃度僧人必要手续及缺少合适授戒名僧的情况，请求鉴真帮助，能否同去日本弘法。鉴真见他们“辞旨恳至”，也就动心了。他想起关于中国南岳慧思禅师转生为日本王子的传说，以及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亲赠袈裟给中国僧人的故事。自己虽已五十四岁，但为了弘扬佛法，不惜生命危险，也要前往。鉴真当即征求在场弟子的意见，问他们谁愿意同行？大家都沉默不语。后来弟子祥彦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祥彦的话并不夸张，当时从唐朝去日本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由于造船技术的局限和对季风规律掌握的差距，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和尚道福、义向、圆载先后在遣唐和归途中为风涛吞没。没有视死如归的冒险精神是不敢扬帆启航的。人为的困难也不少，唐朝对私自出国限制很严，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将受到法律制裁。鉴真深知航海的危险、朝廷律令的威严，但态度非常坚决，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他的决心感动了弟子，当即有祥彦、思托《续日本纪》卷十二，天平九年九月。 2《续日本纪》卷七，元正天皇养老元年。 《续日本纪》卷二四，天平宝字七年五月。 等二十一人表示愿意同行。 由于鉴真一行没有出国证明——过所，他们便假称到天台上国清寺参加供奉活动，而秘密准备去日本的物资。又通过道航的关系，得到当朝宰相李林甫哥哥李林宗的介绍信，便在扬州打造海船。一切准备就绪，正待出发之际出现了意外的变故，同行的道航认为高丽僧如海品行不端，不适合去日本弘化佛法，而建议他留下。如海不满，跑到采访厅诬告道航勾联海盗准备造反，采访使班景派人去各寺搜查，逮捕荣睿、普照等。后经道航解释并出示李林宗介绍信得以无罪，但官府以海上不安全为由，拒绝了鉴真等从海上去国清寺的要求，同时没收了海船。第一次东渡失败了。 不久，鉴真个人出钱八十贯买下一条退役的军船，雇用十八名水手，准备各种佛经、佛像、佛具等，连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十七人，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等各种技艺人才八十五人，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启程，不料即遇大风，第二次东渡又失败。 第三次东渡至舟山群岛附近，再遇大风，船触礁后鉴真一行在荒岛上忍饥受冻三天三夜，后被救至明州（宁波）阿育王寺安歇。 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决定在朝廷不甚注意的福州出发，然而当地僧众出于担心鉴真东渡发生危险的好心，对鉴真看护甚严，并将其行踪报告官府。鉴真在从阿育王寺前往福州的途中被官府追回送至扬州。 前四次的失败，并没有改变鉴真的初衷。他在扬州继续准备东渡物资。 天宝七载（748）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僧众、水手等三十人在扬州出发。出长江后遇大风，船在风浪中完全失去了控制，随风浪漂泊，淡水早已用完，人们严重晕船，食物难咽，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十一月间，失去驾驭的船在海上一连漂了十四天，终于靠了岸。上岸后才知道，他们到了海南岛的振州，受到当地官民的欢迎。他们留居一年有余。鉴真在那里修寺造佛，登坛授戒。后决定重返扬州，他们从振州出发，经广西、广东的返途中，行至端州（今广东高要）时，荣睿积劳病重，去世。行至韶州（今曲江）时，普照离鉴真北去。荣睿的死，普照的离去，第五次东渡的失败，加之旅途的艰辛，使鉴真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他感受暑热，眼睛渐渐模糊起来，虽经医治未见好转。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时，祥彦又因病去世。祥彦是鉴真最得力的优秀弟子，他最先表态东渡，一直追随其左右。如今祥彦的死使六十三岁的鉴真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这一系列打击和挫折并没有吓倒鉴真。相反，东渡的决心更坚定了。天宝十载（75）春，鉴真回到扬州，又着手筹备第六次东渡。 天宝十二载（753）十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派出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团，从长安返回日本途中经扬州，到延光寺拜访鉴真。藤原清河将邀请鉴真和唐玄宗拒绝鉴真出国一事告诉了鉴真，并希望他自己决定。鉴真当即表示愿意同行，经商量后决定在十月十九日出发。 日本使团的来访，引起了扬州僧俗的注意，出于对鉴真安全的考虑，扬州僧众对他看护很严，鉴真无法脱身，眼看十九日就要到了，东渡计划再次受到了考验。 正在这时，鉴真弟子仁婺从婺州（浙江金华）来到扬州，听说师傅东渡受阻，十分同情，便决定用自己来时乘坐的船接鉴真离开扬州，到黄泗浦（今张家港西北长江之滨）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 与藤原清河等会合后，又发生了麻烦。广陵郡的地方官已听到鉴真准备渡海去日本的传闻，因此决定检查日本遣唐使船，机警的副使大伴古麻吕秘密将鉴真等安排在自己的船上，躲过众人的注意。不久，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离去的普照也闻讯从阿育王寺赶来。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四艘，第一号船是大使藤原清河，第二号船是副使大伴古麻吕，第三号船是副使吉备真备，第四号船是判官布势入主。唐朝僧人除鉴真外，还有法进、义静、昙静、思托、法载、法成等十四人及女尼智首等三人。 十一月十六日，四船出发，一路顺风。二十一日第一号、第二号两船到达阿儿奈波岛（日本冲绳），北行至多祢岛（种子岛）西南，遇第三号船，十二月六日，海上又起南风，第一号船在航行中遇难。鉴真所乘的第二号船终于在二十日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六日（天平胜宝五年，即753年初），经四十天的海上颠簸，鉴真一行在僧人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今日本福冈）。鉴真一行前后历时十二年，六次启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几经绝境。先后有三十六人死于船祸和伤病，二百余人退出东渡行列。只有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 弘法日本鉴真来到日本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极大震动。天宝十三载一月初十日，朝廷得到大伴古麻吕的报告，知道鉴真已经到达日本。二月一日，鉴真至难波国师乡（今属大阪府）时，受到了先期到达的崇道和日本佛教大师行基弟子法义的热情款待。后住在藤原鱼名的官厅，日本政府特派使者前来迎接慰问，催促鉴真入京。二月四日，向都城平城京（今奈良市）进发。京城僧侣和政府官员早已等候在南闾门前，政府使臣正四位安宿王代表日本政府慰问欢迎。鉴真在众人的簇拥下，穿过市区来到东大寺安歇。东大寺是日本最著名的佛寺，此前一年仿唐建造了一尊五丈三尺高的大佛像。 三月的一天，吉备真备代表政府再一次慰问鉴真一行，并传达了圣武太上皇的决定“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又授“传灯大师”及“大僧正”的称号。四月初，在鉴真的指导下，东大寺大佛像前筑起了一座戒坛，成为日本举行受戒仪式的主要地点。鉴真首先为天皇授菩萨戒。接着皇后、皇太子登坛受戒。以后澄修等四百余沙弥受菩萨戒。日本名僧灵福、贤璟等八十余僧也重新受具足戒，开创了日本佛教徒登坛受戒的仪式。从此，无论什么人，如果没有经过指定的戒坛受戒，就不能取得僧籍。 由于日本僧众要求到东大寺学习的人数日益增多，佛院的经费又不足，有些来者不得不失望而返。天皇知道后，便把备前国（今冈山县）垦田一百町（一町即一公顷）赐给鉴真，后又加赠新田部亲王的一处旧宅。鉴真就在这块宅地上建起了一座新寺院，叫做唐招提寺。原备前国垦田由招提寺经营作为经费。 759年，唐招提寺建成，鉴真僧众搬进居住。从此，鉴真就在寺中讲律授戒。当时鉴真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弟子们感到有必要将鉴真奋斗一生的历史记录下来，思托撰成了《鉴真和上东征传》。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3年），为播佛法奋斗了一生的鉴真，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详圆寂，终年七十六岁。他的遗体经火化后，葬在寺后面的松林中。 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化佛法，传律授戒。鉴真僧众在日十余年的活动达到了这个目的。由于天皇的重视，鉴真被授于“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鉴真所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的大总寺。日本的佛经多由百济僧侣口传而来，错漏较多。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由于鉴真对天台宗也有相当研究，所以鉴真对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的东渡弟子及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是精通建筑技术的。在鉴真的设计及领导下，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寺内的大堂建筑，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中评论说“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由于鉴真僧众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因而这座建筑异常牢固精美，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风雨，特别是经历597年日本地震的考验，在周围其他建筑尽被毁坏的情况下，独金堂完好无损，至今屹立在唐招提寺内。金堂成为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有价值的珍贵实物之一。 鉴真及其弟子在雕塑艺术上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鉴真随船带有佛像，在日本又用“干漆法”（又称夹纻法）塑造了许多佛像，著名的是唐招提寺金堂内的卢舍那大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像等。这种夹纻法我国早在东晋时已经出现，到唐朝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武则天时用夹纻法塑造的大佛高达九百尺。鉴真及弟子将这种雕塑艺术在日本推广并发扬光大。鉴真晚年，弟子忍基等用于漆夹纻法制作了一尊高八十点零四厘米的坐像，表示对这位中国高僧的纪念。鉴真结跏趺坐，双目紧闭，神志安详，栩栩如生。它不仅再现了鉴真的真实形象，而且着意刻画了精神气质，温和中流露出刚毅，安详中凝聚着严肃，微笑中体现出沉思。这尊塑像一直供奉在唐招提寺内。 鉴真随船带到日本的还有绣像、画像、书帖等，其中有王羲之父子的真迹，后来成为日本书法的准绳，对日本书法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相传唐招提寺的匾额即为孝廉女帝仿王羲之体而写成。 鉴真在扬州时曾对医药学很有研究。他到日本后亲自为日本光明太后治疗顽疾，使其病情大有好转。由于鉴真双目失明，便以鼻嗅、口尝、手摸、牙咬、耳闻之法鉴别药物，传授中草药知识，留下了一卷《鉴真上人秘方》。鉴真在日本医学界是位备受尊敬的先师。十七、十八世纪时，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着鉴真的图像，可见影响之深。 第十五章李淳风孙思邈第一节李淳风天算世家李淳风，岐州雍（治今陕西凤翔）人。其父李播在隋朝任高唐尉，因“秩卑不得志，弃官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2。对天文学多有研究，写过《天文大象赋》3，注释《老子》，撰《方志图》，有文集0卷行于世。李淳风自幼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等学问。《旧唐书·李淳风传》言李淳风年六十九卒，未及生卒年月。今据其所著《乙巳占》中“余于大业九年在江都，时年十三”之句4，考得李淳风生于隋仁寿二年（02），卒于唐咸亨元年（70）。 唐贞观（27—49）初年，傅仁均所造《戊寅元历》预报日食屡出误差，李淳风上疏驳傅仁均历，所论十八条意见，经过辩论和检验，其中七条被采纳，由此得到唐太宗赏识。“授将仕郎，直太史局”。贞观七年（33），制造浑仪，并著《法象志》七卷奏呈唐太宗，“太宗称善，置其仪于凝晖阁，加授承务郎”。贞观十五年升为太常博士，后转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出任太史令。显庆元年（5），因修订国史有功，被封为昌乐县男。龙朔二年（2）改授秘阁郎中，咸亨（70—73）初，唐官制复旧，李淳风还为太史令。李淳风的学术研究涉及到天文、数学、历法、星占、气象、仪器制造各个方面。他对浑仪作出重大改革；编制《麟德历》，撰写《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主持编定与注释十部算经。他的著作还有《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法象志》、《乾坤变异录》，并演《齐民要术》等凡十余部。 十部算经的整理李淳风在数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编定和注释著名的十部算经。这十部算经后被用作唐代国子监算学馆的数学教材。《隋书·百官志》记载“国子寺祭酒统国子、太学、四门、书（学）、算学，各置博士，助教、学生等员。”这是国家专门数学教育的开始，唐代在隋的基础上继续举办数学教育，并以算取士。2显庆元年（5）于国子监内设算学馆，同时着手选编算学教科书。据《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载“先是，太史监侯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十部算经，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唐会要》卷一六称“显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尚书左仆射乾隆《岐山县志》唐昌乐县男李淳风墓在县东北五里，墓旁有祠。 2《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3瞿良士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天文大象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985年版，第4淳风《乙巳占》卷二。 《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2《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于志宁奏置，令习李淳风等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分为二十卷行用。” 十部算经又称算经十书，是指《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缀术》、《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术》这十部数学著作。它们是唐代以前的主要数学著作，代表了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辉成就。 传本《周髀算经》，有赵爽注、甄鸾注等，当时虽被称为“算经”，但原文与赵爽、甄鸾的注文都有不尽完美之处。李淳风的工作纠正了这部书存在的缺点，使这部书趋近于完美。李淳风的注释指出了《周髀》中的三点重要错误一是《周髀》作者以为南北相去一千里，日中测量八尺高标竿的影子常相差一寸，并以此作为算法的根据，这是脱离实际的；二是赵爽用等差级数插值法，来推算二十四气的表影尺寸，不符合实际测量的结果；三是甄鸾对赵爽的“勾股圆方图说”有种种误解。李淳风对以上错误逐条加以校正，并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见解。更为重要的是，李淳风在批评《周髀》中的日高公式与“盖天说”不相符合的同时，重新依斜面大地的假设进行修正，从而成功地将不同高度上的重差测望问题转化为平面上一般的日高公式去处理，并且首次使中算典籍中出现了一般相似形问题，发展了刘徽的重差理论，使得“盖天说”的数学模型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接近“完善”。并在《麟德历》中重新测定二十四气日中影长，首次引入二次内插算法，以计算每日影长。李淳风注释《九章算术》，是以刘徽的注本为底本的，但李淳风与刘徽作注的背景、环境都不相同。李注的目的是为明算科提供适当的教科书，注释以初学者为对象，重点在于解说题意与算法，对于刘徽注文中意义很明确的地方，就不再补注。如盈不足、方程两章就没有他的注文。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后人抄书残缺所致，如南宋鲍澣之说“李淳风之注见于唐志凡九卷，而今之盈不足、方程之篇咸阙淳风注文。意者，此书岁久传录，不无错漏。”2李淳风等在注释《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时，引用了祖暅提出的球体积的正确计算公式，介绍了球体积公式的理论基础，即“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这就是著名的“祖暅原理”。在《缀术》失传之后，祖冲之父子的这一出色研究成果靠李淳风的征引，才得以流传至今。 《海岛算经》是刘徽数学研究的独创成果，但刘徽著作的原文、解题方法和文字非常简括，颇难理解。李淳风等人的注释详细列出了演算步骤，从而给初学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李淳风等对“算经十书”的注释也有不足之处。如在理解圆周率时，轻视了刘徽割圆术的伟大意义，是不公正的。 十部算经成为唐以后各朝代的数学教科书，对唐朝以后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为宋元时期数学的高度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十部算经以后，唐朝的《韩延算术》、宋朝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杨辉的《九章算术纂类》、秦九韶的《数书九章》等，都引用了十部算经中的问题，并在十部算经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后人对李淳风编定和注释曲安京《李淳风等人盖天说日高公式修正案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期（993），第42—5页。 纪志刚《麟德历晷影计算方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卷第4期（994），第3—32澣之《〈九章算术〉后序》，《宋刻算经六种》。 十部算经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英国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就说过“他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麟德历》唐高祖武德二年（9），颁行了傅仁均的《戊寅元历》。《戊寅元历》首次采用定朔，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在《戊寅元历》之前，历法都用平朔，即用日月相合周期的平均数值来定朔望月。《戊寅元历》首先考虑月行迟疾，用日月相合的真实时刻来定朔日，从而定朔望月，要求做到“月行晦不东见，朔不西眺”。由于《戊寅元历》的一些计算方法有问题，颁行一年后，对日月食就屡报不准。武德六年，由吏部郎中祖孝孙“略去尤疏阔者”，后又经大理卿崔善为与算历博士王孝通加以校正。贞观初年，李淳风上疏论《戊寅元历》十有八事。唐太宗诏崔善为考核二家得失，结果李淳风的七条意见被采纳。2李淳风为改进《戊寅元历》作出贡献，被授予将仕郎。贞观十四年（40），李淳风上言《戊寅元历》术“减余稍多”，合朔时刻较实际提前了，建议加以改正，这个意见又被采纳。贞观十八年，李淳风又指出《戊寅元历》规定月有三大、三小，但按傅仁均的算法，贞观十九年九月以后，会出现连续四个大月，认为这是历法上不应有的现象。于是唐太宗不得不下诏恢复平朔。改用平朔后，《戊寅元历》的问题更多，改革势在必行。 李淳风根据他对天文历法的多年研究和长期观测，于麟德二年（5）编成新的历法。经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国子祭酒孔颖达参议推荐，唐高宗下诏颁行，并命名为《麟德历》2。《麟德历》的主要贡献有二第一，在我国历法史上首次废除章蔀纪元之法，立“总法”340作为计算各种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近点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共分母。 我国古历的“日”从夜半算起，“月”以朔日为始，而“岁”以冬至为始。古历把冬至与合朔同在一日的周期叫做“章”，把合朔与冬至交节时刻同在一日之夜半的周期叫做“蔀”。古历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纪年、日，如果冬至与合朔同在一日的夜半，纪日干支也复原了，则这个周期叫做“纪”；如果连纪年的干支也复原了，则这个周期叫做“元”。古代制历都要计算这些周期，但这些周期对历法计算并非必要，反而成为历法的累赘，李淳风毅然把它废除了。《麟德历》以前的各种历法都用分母各不相同的分数来表示各种周期的整数以下的奇零部分。这些周期，如期周（回归年）、月法（朔望月）、月周法（近点月）、交周法（交点月）等，都是历法计算必须预先测定和推算的重要数据。因为这些周期参差不齐，计算十分繁琐，比较各种数据也很不方便，李淳风就立“总法”340作为各种周期奇零部分josepheedham，sieeadivilisatioihia，vol.3，ambridgeuiversityress，959.2《新唐书》卷二五《历志》一贞观初，直太史李淳风又上疏论十有八事，复诏善为课二家得失，其七条改从淳风。 《新唐书》卷二五《历志》一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离。淳风之法，较春秋已来晷度薄蚀，事皆符合。”国子祭酒孔颖达及尚书八座参议，请从淳风。2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颁行麟德历诏》“昔落下闳造汉历云‘后八百载，当有圣人定之。’自火德洎我，年将八百，事合当仁，朕亦何让！宜即宣布，永为昭范。可名曰《麟德历》，起来年行之。”的公共分母，这样，数字计算就比以前的历法简便得多。《畴人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盖会通其理，固与古不殊，而运算省约，则此为最善，术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统四分以来，章蔀纪元之法，于是尽废。斯其立法巧捷，胜于古人之一大端也。”第二，重新采用定朔。《戊寅元历》虽首次采用定朔，但因为有关的计算方法未完全解决，又倒退到用平朔。为了使定朔法能站得住脚，《麟德历》改进了推算定朔的方法。李淳风早年仔细地研究过隋朝刘焯的《皇极历》，并撰写皇极历又一卷。刘焯在北齐张子信关于日行盈缩的观测结果的基础上，创造了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招差术”，即二次函数的内插公式。李淳风总结了刘焯的内插公式，用它来推算月行迟疾、日行盈缩的校正数，从而推算定朔时刻的校正数。为了避免历法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的现象，他还创造了“进朔迁就”的方法。《新唐书》卷二六所载的《麟德历经》说“定朔日名与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这里日名指纪日干支中的“干”。还规定“其元日有交、加时应见者，消息前后一两个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二，弦、望亦随消息。”消息是消减与增长的意思。按这一规定，就可以做到“月朔盈朒之极，不过频三。其或过者，观定小余近夜半者量之”。这就是说，用改变一月中未满一日的分数（即小余）的进位方法，来避免历法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或小月。但应指出，这种“进朔”法是为了避免历书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而人为迁就之法，并不是日月运动规律的正确反映。按近代的推算方法，采用定朔就有可能连续出现四个大月。 《麟德历》为完成中国历史上采用定朔这一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精数者，皆以淳风、一行之法，历千古而无差，后人更之，要立异耳，无逾其精密也”。此说虽有溢美之辞，但由此可见《麟德历》对后世历法的重大影响。它作为唐代优秀历法之一，行用达六十四年（5年至728年）之久。《麟德历》还曾东传日本，并于天武天皇五年（7）被采用，改称为《仪凤历》。 《麟德历》的最大缺点是不考虑岁差。晋代虞喜发现岁差后，祖冲之首先把它用于制历，大大提高了历法的精密度。此后，隋朝张胄玄的《大业历》、刘焯的《皇极历》、唐初傅仁均《戊寅元历》都考虑了岁差。但李淳风却利用《尧典》四仲中星的内在矛盾，根本否认岁差存在。他与数学家王孝通一起责难《戊寅元历》考虑岁差，致使“岁差之术，由此不行”。后在728年张遂（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时，才重新考虑岁差。 改革浑仪浑仪是古代观测天体位置和运动的重要仪器。据考，最迟在公元前30年就已制成“先秦浑仪”2。西汉落下闳、耿寿昌与东汉贾逵、张衡都制造过浑仪。前赵光初六年（323），孔挺对浑仪作了重大改革，他创造的浑仪由两重规环，即李淳风所称的仪与四游仪组成。北魏时，晁崇、斛兰用铁铸《畴人传》卷十二《李淳风》。 《旧唐书》卷三三《历志一》。 2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制》，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978年版，第34—47页。 造浑仪，其结构与孔挺的大体相同。这些浑仪都是赤道式装置，仅贾逵的黄道铜仪是在赤道装置上增设黄道环。 唐太宗贞观初年，李淳风指出现在灵台所用的观测仪器，“疏漏实多”，“推验七曜，并循赤道。今验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当定于中，全无南北之异，以测七曜，岂得其真？”在历法计算中，要按黄道度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才能既简便又精确地算出朔的时刻、回归年长度等重要数据，于是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建议制造按黄道观测日月五星运行的浑仪。 唐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制造李淳风所设计的浑仪。贞观七年（33），此仪制成。据《新唐书》卷三一记载，该浑仪是铜制的，基本结构是“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浑仪的十字形“准基”是一种校正仪器平准的装置，它是根据后魏晁崇、斛兰发明的浑仪上的“十字水平”制造的，采用这一装置可以提高仪器的观测精度。浑仪三重中的外重叫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即子午环、地平环、外赤道环，上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内重叫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极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可见四游仪包括一个可绕赤极轴旋转的四游环和一个望筒（即玉衡），望筒能随四游环东西旋转，又能南北旋转，可指向天空任一位置，测定星体的赤道坐标。这两重的基本结构在孔挺的浑仪上已经有了。李淳风对浑仪的重大改革在于在外重仪与内重四游仪之间，嵌入了新的一重——三辰仪。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璿玑规、黄道规、月游规，天宿距度，七曜所行，并备于此，转于之内”。北宋沈括说“所谓璿玑者，黄赤道属焉。”可见三辰仪中有黄道环、内赤道环，还有白道规，即表示月球轨道的规环。三辰仪也能旋转，它是为了实现按黄道观测“七曜所行”而加上的。李淳风的浑仪仍然是一个赤道式装置，它除了可测得去极度、入宿度（即赤经差）、昏旦夜半中星外，还能测得黄经差和月球的经度差等，只是测得的黄道度不准确，所以它只能部分地解决按黄道观测七曜所行的问题。 李淳风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浑仪分为仪、三辰仪、四游仪三重，其影响相当深远。唐开元十一年（72），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制作了一科黄道浑仪，也是三重之制。虽然一行说李淳风的浑仪“用法颇杂，其术竟寝”2，但正如沈括所指出的，梁令瓒他们是“因淳风之法而稍附新意”3。北宋周琮、苏易简、于渊制作的“皇祐浑仪”（050），也基本上是按李淳风的设计制造的。北宋末，苏颂、韩公廉制作了一架包括浑仪、浑象、报时装置三大部分的天文仪器（09），其浑仪部分也与李淳风的浑仪大体相同。李淳风的浑仪虽有其优点，但过于复杂，其规环达十一个之多，这些规环要保证同心十分困难，因而难免产生中心差；规环太多，观测时常常互相遮蔽视线，很不方便。北宋以后，浑仪就逐步由繁向简发展了。 《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2《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3《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预修《五代史志》贞观十五年（4），李淳风受诏“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五代史》为梁、陈、周、齐、隋五代的历史，后来其中的“十志”并入《隋书》，所以《五代史志》就是《隋书》中的“志”。 李淳风撰写天文、律历志时，对自魏晋至隋朝这段历史时期天文、历法与数学的重要成就，作了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隋书·律历志上·备数》有云“事物糅见，御之以率，则不乖其本，故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率”，是中国古算所研究的最基本的数量“关系”，它在算术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是中算许多理论的基础和算法的源泉。李淳风首次将“率”载入官修正史而赋予其显赫的地位，足见李淳风对中算理论真谛的深刻认识。对此李淳风进一步阐述如下“夫所谓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畴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质变易；三曰衰分，以御贵贱廪税；四曰少广，以御积幂方圆；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六曰均输，以御远近劳费；七曰盈朒，以御隐杂互见；八曰方程，以御错糅正负；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广远。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齐同以通之，今有以贯之，则算数之方，尽于斯矣。”《隋书·律历志上·备数》一节还有如下记述“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这是我国现在史书中关于祖冲之圆周率的最早记载。用现代数学语言表达，就是祖冲之求出3圆周密率为，约率为。祖冲之的圆周率已准确到小数点下第七位，他的7“密率”是分子、分母在000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近似分数，欧洲人在一千一百多年后才得到这一结果。祖冲之所著的《缀术》早已失传，他的这一光辉成就因被李淳风编入史书，才得以流传至今。 在《晋书·律历志》中，李淳风详细地记述了刘洪撰的《乾象历》法。 刘洪实测月行迟疾之率，创立了推算定朔、定望的一次函数的内插公式，测出黄白交角为五度多，测定近点月为日，与今测值相近，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成就。刘洪的《乾象历》是《四分历》以后历法改革的关键性阶段，可是在《晋书》之前撰成的梁朝沈约的《宋书》，却出于偏见，略而不载，对刘洪的科学成就只字未提。李淳风则在《晋书·律历志》中，原原本本地详细记述了刘洪的科学成就。 在《天文志》中，李淳风创立了一种格式，在这一格式下，包罗了古代天文学的各个方面说明天文学的重要性和历代传统，介绍有关天地结构的理论研究、天文仪器、恒星及其测量、各种天象记事等。在介绍言天各家理论时，简要说明其理论，多引原话而不转述，写出作者简介及与其争论者的《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隋书》卷十一《律历志》上。 名字、观点，使后人对当时探讨天地结构的论争得到清晰的概念。 六世纪中叶，北齐张子信积三十余年的天文观测，终于发现了太阳与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现象，李淳风在《隋书·天文志》中记述了这一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在《隋书·律历志》里，还记载了隋朝刘焯的《皇极历》法，其中有刘焯创立的二次函数的内插公式，和刘焯最先提出的“黄道岁差”的概念及相当精确的黄道岁差数据。《皇极历》法包含了刘焯首创的定气法、定朔法和躔衰（即日行盈缩之差）法，还有以前历法所没有的推算日月食位置、食的始终、食分多少及应食不食、不应食而食等方法，推算五星也比以前的历法精密。《皇极历》是一部优秀的历法，“术士咸称其妙”，对后世历法有重大影响，可是，由于种种阻挠而未能颁用。李淳风通过比较研究看出《皇极历》实为隋历之冠，将其详细记入《律历志》，成为中国历法史上唯一被正史记载而未颁行的历法。 《隋书·天文志》还记述了前赵孔挺制作的浑仪的结构和用途，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关于浑仪具体结构的确切记载。同一卷里还记述了从汉魏至隋朝的浑仪、浑象、刻漏的发展情况，以及姜岌关于大气吸收和消光作用与何承天、张胄玄关于蒙气差的发现。《晋书》、《隋书》天文志对那时期的日月食、流星、陨星、客星（新星）、彗星及其他天象记录，也“搜罗至富，记载甚详”。因此，它们被誉为“天文学知识的宝库”。 《乙巳占》《乙巳占》0卷，是李淳风的一部重要的星占学著作。 星占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天文学共生同在，可谓英华与糟粕混杂，科学与迷信并存。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涉猎星占。受其父的影响，李淳风“幼纂斯文，颇经研习”2。他相信“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3，故于天文、星占情有独钟，《乙巳占》即是李淳风“集其所记，以类相轮回在武侠世界小说5200聚，编而次之”4所成。李淳风于书中“采摭英华，删除繁伪”5，全面总结了唐贞观以前各派星占学说，经过综合之后，保留各派较一致的星占术，摈弃相互矛盾部分，建立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星占体系，对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星占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清代学者陆心源对《乙巳占》另有独到的见解“夫灾异占候之说，原不足凭。然《易》言天垂象见吉凶，《周礼》保章氏以日月星辰、五云十二风。辨吉凶祲祥丰荒，其所由来者久矣。淳风虽以方技名，修德篇屡引经传，以改过迁善为戒，司天篇深著隋氏之失，淳淳于纳谏远佞，不失为儒者之言，非后世术士所能及也。”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化史典籍，《乙巳占》中除去星占方法和应验情况外，还保留许多科学史料。如天象的记录，天象的描述，当时分至点的位置，浑仪的部件及结构，岁差的计算值，等等。《乙巳占》卷一以《天象》为第一，josepheedham，sieeadivilisatioihia，vol，3，ambridgeuiversityress，959.2《乙巳占序》。 3《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 4《乙巳占序》。 5《乙巳占序》。 列举八家言天体象者而独取浑天。在《天数第二》一节中给出了关于天球度数、黄道、赤道位置、地理纬度（北极出地）及其相应的计算公式。李淳风在《麟德历》中没有采用岁差，而被后人叹之为“智者千虑之失”。但在《乙巳占》中李淳风却明确地论述岁差的存在。如，“淳风按王蕃所论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度交道所在，并据刘洪乾象所说，今则并差矣！黄道与日相隋而交，据今正（贞）观三年己丑岁，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夏至在井十五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日在轸十五度，每六十年余差一度矣。”2另有一条“日行一度，即是日法一千三百四十分、一年行三百六十五度、一千三百四十分度之三百二十八，每岁不周天十三分矣。”3《乙巳占》成于前（约45），《麟德历》撰于后，李淳风为何在《麟德历》中否定岁差的存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乙巳占》中，李淳风对奇异天象的描述很有特色。如按字义猜，今人会把飞星、流星当成同一天象的两种说法，李淳风则清楚地说明了它们的区别，书中写道“有尾迹光为流星，无尾迹者为飞星，至地者为坠星。”4《乙巳占》对彗孛也给出了清楚的差别“长星状如帚，孛星圆如粉絮，孛，孛然。”5虽说飞流与彗孛各是流星与彗星，但一字之差却带出了形态之别，对于了解流、彗星运动方向和物理状态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除了天文占之外，《乙巳占》中的气象占和候风法还记下了重要的气象现象。李淳风在《乙巳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两种风向器。一种是“于高迥平原，立五丈长竿，以鸡羽八两为葆（羽盖），属于竿上，以候风”。另一种是“可于竿首做盘，盘上作木乌三足，两足连上，而升立一足（古代神话相传太阳中有三足乌）系羽下而内转，风来乌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旋则占之。”2这两种风向器，与汉代史籍中记载的“伣”（在长杆上系以帛条或乌羽而成的简单示风器）3和“相风铜乌”（乌状铜质的候风仪）4非常相似。 李淳风对气象学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风的观测和研究方面。在封建社会初期，对风的观测已比过去更为详细了。由风的4个方位发展到了8个方位，因之有八风之名。李淳风在观测研究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风向明确定为24个。他还根据树木受风影响而带来的变化和损坏程度，创制了八级风力标准，即“动叶，鸣条，摇枝，堕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砂石，拔大树和根。”5李淳风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过了一千多年后，英国人蒲福（fraisbeaufort，774—857）于805年才把风力定为2级共3个陈久金、杜昇云《天文历数》，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992年版，第254页。2《乙巳占》卷一《天数》第二。 3《乙巳占》卷一《天占》第三。 4《乙巳占》卷七《流星占》。 《乙巳占》卷十《候风法》。 2《乙巳占》卷十《候风法》。 3《淮南子·齐俗》。 4《三辅黄图》。 5《乙巳占》卷十《占风远近法》。 等别。以后又几经修改，风力等级自94年以来已增加到8级。 《乙巳占》中还保留了重要的历法数据，已有学者据此考证出李淳风早年撰写的另一部历法《乙巳元历》和《历象志》。刘金沂《李淳风的〈历象志〉和lt乙巳元历gt》，《自然科学史研究》第卷第2期（987），第57—3页。 第二节孙思邈生平孙思邈（58—82）2，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原）人。他自幼天资聪慧，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年已通晓诸子百家，尤善谈老子、庄子并且还喜好钻研佛教典籍，曾被人称为“圣童”。 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缺而弗论”3。孙思邈目睹民众缺医少药，回顾自己幼遭风冷之疾，屡造医门，为治病而罄尽家产的痛苦经历，遂志学做一名“苍生大医”，毅然放弃仕途。他以历代名医为榜样，刻苦钻研医药典籍。对于诊疗疾病的方法，采药和制药的法度，养生保健之术，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他总是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在他二十岁左右时，便打下了一定的医学基础。 孙思邈年长时，因避当时战乱和朝廷征辟，曾隐居太白山，后又隐居终南山。唐武德年间与道宣律师相识，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使他们在医学上都得到裨益。佛教的“医方明”也是有关医学研究的学问。孙思邈的医书佛教典籍中有关于印度医学的“四大”——地、水、火、风学说，百一学说，耆婆、阿伽佗诸方，天竺国按摩等内容。而道宣的医学知识对孙思邈是有影响的。相传“天王补心丹”就是道宣发明的。 据《华严经传记》卷五所载“义宁元年，高祖起义并州，邈在境内，高祖知其宏达，以礼待之，命为军头，任之四品，固辞不受，后游历诸处，不恒所居。”但他曾与亲友说过，待将来社会上出了贤明君主时，我可以出来做些济世活人的事。唐太宗即位以后，特将孙思邈召诣京师，准备授以爵位，孙思邈仍婉言谢绝。此次进京，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长安医家，阅览各类医药书籍。孙思邈与甄权甄立言兄弟关系密切。他推崇甄权的针法。深州刺史成君绰患急症，颈部肿胀，喉中闭塞，滴水不下已三日，求治于孙思邈，孙思邈请甄权会诊，由甄权针刺而愈。他还记录下了甄立言治心腹冷痛五辛汤方，指出该方有良效。2孙思邈不但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注重实践。他遍历关中的山川，并在贞观年间南下到四川考察风土人情、采集药材、炼制丹药、沿途施诊。此行丰富了他的医药知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实践经验。他曾在峨眉山道士处得高子良服柏叶法，在江州（今江津县）治愈前湘东王的脚气病，为梓州（今中江县三台）刺史李文博治愈消渴病。在此期间，他亲自为六百多麻疯病人作过治疗，治愈者达十分之一。归途上又为梁州（今陕西汉中）汉王李元昌治疗水肿获效，为陇州韩府君用马灌酒治疗风疾，还用瞿麦丸治愈了一位中流矢者，使其身上的箭头经服药后自行脱出。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有感于医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症求检困难的情况，遂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结合他个人的学术经验，2关于孙思邈生年，据李经纬考定为58年。还有509、54、58—59和54年等不同说法。3孙思邈《千金要方序》。 《千金翼方·针灸》。 2《千金要方·心脏》。 于永徽三年（52）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30卷。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两字命名。该书较系统地总结我国自古以来至唐初的医药学成就“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2。故被医家和学者所尊崇。 显庆四年（59），唐高宗召见孙思邈，欲授以谏议大夫，他辞谢不受。 此年正好是《新修本草》问世。这次应诏孙思邈在长安达十六年之久，其间曾随从唐高宗到避暑的胜地麟游九重宫等地。上元元年（74），孙思邈以疾病为由请求回乡，朝廷赐以良马代步，又将京城光德坊一所旧宅赐给他居住。于是孙思邈只得再次居留下来。当时的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人，皆以孙思邈为师尊，请教学问。 孙思邈晚年回到故乡，住在罄玉山。这里山势巍峨，古柏茂密，胜迹颇多。他继续从事医药研究，坚持著述，于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卷，书名取“輗軏相济”、“羽翼交飞”3之意，藉以对三十年前撰成的《备急千金要方》进行补充并对新的学术经验作一总结。 永淳元年（82），年逾百岁的孙思邈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嘱其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须宰杀牛羊来举行祭祀活动。但他“功在生民，则民祀之”。人们为了纪念孙思邈，尊其为“药王”，将他晚年隐居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箫鼓年年拜药王”，已成了孙思邈故乡人民千百年的习俗。 孙思邈终生精勤不倦，著述很多，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卷、《会三教论》卷、《福禄论》3卷、《摄生真录》卷、《龟经》卷等。 德识才学孙思邈学识渊博，在《千金要方·序例》中论述了作为“苍生大医”的两个基本条件“精”、“诚”。 所谓“精”，是指精深的医学造诣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他在《大医习业》中指出凡想学医并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首先必须熟读古代的医药典籍、熟记医学理论和各家的学术经验。如对《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等书；对人体十二经脉循行及主病、三部九候的脉学理论、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变化、表里孔穴的位置、药物学，也要了如指掌；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名医的著作也要精读，细心领悟奥妙。同时，又须妙解阴阳、五行、《周易》、相法等数术，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大医”。不然犹如“无目夜行”，“动致颠殒”。其次是读医书当寻思妙理，留意钻研，这样才有探讨并与人切磋学术的起码条件。另外，还须涉猎群书，必须具备除医学之外的哲学、文学、史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知识，才能使自己在医学上精益求精。如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孙思邈尤为推崇。在写《千金要方》时，他未能看到该书全本而感遗憾。后《千金要方·自序》。 2《新校正备急千金要方序》。 3《千金翼方·自序》。 陕西耀县孙家原《真人祠重修碑记》。 经过几十年的搜寻，终于在晚年时觅得。他在医疗实践中首创以法类证、以方类证等研究方法。 所谓“诚”，就是对病家、对同道怀有一片赤诚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讲了医德问题，《大医精诚》论述了医德与医术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终循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九候，动数发息，不满五拾，短期未知决诊，九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固亦难矣，此皆医之深戒。”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有从医的资格，否则，虚而损之，盈而益之，热而温之，寒而冷之，只会使病情加重。所以孙思邈指出“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2孙思邈回顾自己初学医时，对治狂犬病无把握，治疗辄不效验。“自此锐意学之，一解已来，治者皆愈，方知世无良医，枉死者半，此言非虚。故将来学者非止此法，余一一方皆须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学之，乃得通晓，莫以粗解一两种法即谓知讫”。他反对这种学不稽古，守株待兔的学风，认为这是“识悟非深”2的表现。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私心杂念，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人们的疾病伤痛。假如遇到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或人所恶见的病人，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关于大医之风度仪表，孙思邈认为须得端庄，望之俨然，度量宽宏，从容不迫，不皎不昧，有涵养性。诊断疾病，专心致志，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方用药，或施针刺，不得有误。遇到危重急症，要须临事不惑，应当审谛覃思，不能在病人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来夸耀自己，去追求虚名。到了病人家里，即使绫罗满目，也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被音乐、佳肴、美酒所迷惑。更何况病人正在痛苦之中，医生怎能分心去享乐呢？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他人短长，炫耀自己，恶语攻击同道，妄自尊大。偶然治好一病，便仰首戴面，自以为了不起。这些都是医家特别要注意的道德问题。 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孙思邈还指出即使医生处于条件优越或简陋的条件下，都应恪守医德、坚定专业思想，不要以贫富易志改性。学有所得，不应当大吹大擂。有了突出的成就，也不要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孙思邈还列举古代医生相互嫉害的史事，如秦太医令李醯妒贤嫉能，派刺客杀害了在秦国行医的名医秦越人（扁鹊）。以此告诫医林中人，“不得使愚医相嫉，贼人性命，甚可哀伤”。他还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医德的重要性，指出“愚医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时之经，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灭亡。哀哉！蒸民枉死者半，可为世无良医为其解释。”《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2《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千金要方·备急》。 2《千金翼方·禁经上》。 《千金要方·治病略例》。 2孙思邈更进一步又把医生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医学与社会的高度来评述，认为上医医国，医未病之病；中医医人，医欲病之病；下医医病，医已病之病。3学术成就孙思邈对医药学的研究及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继承前代医药各家学派，发扬光大，通过实践而注入新的学术内容。 医经学派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医学基础理论如何指导临床实践的。孙思邈对此非常重视，在《千金要方》中系统地记载并论述了脏腑的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从卷一一至卷二○为肝脏、胆腑、心脏、小肠腑、脾脏、胃腑、肺脏、大肠腑、肾脏、**腑，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学术渊源既遵循《黄帝内经》、《难经》、《中藏经》和谢士泰的《删繁论》，又在研究整理中加入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方药，以便实用。他把咽归于肝胆，这与《内经》的说法不同，反映了他遵古又不泥古的思想倾向。在脏腑病诊断上重视四诊合参，注重脏腑辨证和八纲辨证，在疾病症型分类和治疗方面，自成系统。 经方学派在汉唐之际主要是研究经验方，稍后也包括对张仲景经论方的研究。孙思邈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择其善者，或经验证后著录。他说“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于是，孙思邈平生都注意收集各类医方，仅《千金要方》就载方六千三百余首。这些方剂都是他采诸群经、删裁繁重而成的，其目的在于简要实用，有些来自古代，有些采自隋唐当代，有些采自太医院或皇室档案中，相当多的方剂来自民间，如齐州荣姥方、韩光治疗肿方等等。孙思邈认为“多从旧方，不假增损，虚而劳者，其弊万端，宜应随病增减。”2他在筛选治痢方时说“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3对少数民族有效的方剂，予以推广，对外来的方剂，使之中国化，为国人所接受并应用。孙思邈在“服菖蒲方”下自注说“天竺摩揭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拔摩来帝，以大业八年与突厥主使至。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洛州大护德法师主矩师笔译出。”4特别是那些一方治多病的效验方剂如阿伽陀圆（丸），可用于内、外、妇、儿等科五十余种病症的治疗，孙思邈尤为推崇。孙思邈目睹当时伤寒病流行，而时医又多不解疗，或乱投药物或囿于经论，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不良医风，尽力搜集张仲景方论，直到撰《千金翼方》时才见到《伤寒论》全本，遂创分类研究经论方之先例。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将妇科列于各科之首，认为“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男子十倍难2《千金要方·诊候》。 3《千金要方·诊候》。 《千金要方·自序》。 2《千金要方·处方》。 3《千金要方·脾藏下》。 4《千金翼方·养性》。 疗”。并希望人们掌握有关妇女卫生保健的知识，教子女学习“妇人方”，令其精晓，以便实用。“产育者，妇女性命之长务，若不通明于此，则何以免于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2。所以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妇人方”有3卷，在《千金翼方》中载“妇人方”4卷，收载了大量的医论及方药，论述了妇女的生理、心理、病理特点，探讨了有关月经病、崩中带下、求嗣种子、妊娠诸病、养胎宜忌、难产、产后诸病及妇科杂病。指出不孕症当为男女双方或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不能只责之于女方，在治疗上男女皆治，则无不见效。同时还引述转录了前人关于妇科的方论，列举了有关绝育、引产的方药与灸疗法。孙思邈的医著从排列体例上，体现了“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3的原则。认为“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4。将小儿科分为初生出腹、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胀满、痈疽瘰疠、杂病等门类。在序例中对小儿的发育、哺育、卫生及母病对小儿健康的影响，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小儿病与大人不殊，惟用药有多少为异”5。但他注意到小儿的生理特点，最早提出抢救新生儿窒息，防止新生儿肺炎、破伤风、脐部感染等措施。重视小儿营养和消化、皮肤、五官科诸疾，对不同年龄的小儿采用不同的药剂，给药途径有内服、外敷、滴鼻等，尤重灸法在儿科病症防治方面的应用。孙思邈《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使小儿科学有了独立的学科内容，为儿科学家所遵循。 在内科病的防治方面，按脏腑病症逐一论述，这是孙思邈对内科学的一大贡献。将神经和脑血管病分为偏枯、风痱、风懿、风痹进行诊治。记载了神经病人在认识、情感、思维、语言和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在治疗上按病症分类用药，如惊痫药品、失魂魄药品及其他疗法。指出消渴病（糖尿病）患者要节制饮酒、**、咸食及含糖较高的食品。在治疗上不要使用针灸，以防外伤成疮久不痊愈；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要用饮食疗法，如牛乳、瘦肉等食物。记述了数十种内科急症，如癫痫、惊厥、眩晕、卒心痛、咯血、吐血、腹痛、瘟疫、尸厥等诊治抢救。广泛地使用黄连、苦参、白头翁治痢；用常山、蜀漆治疟。认为霍乱等传染病并非鬼神所致，皆因饮食不节不洁所生。对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防治和老年病，孙思邈主张用药物、饮食、运动等调养方法。用含碘丰富的动物甲状腺（靥）及海藻、昆布来治疗甲状腺肿（瘿），用富含维生素的动物肝脏来治疗夜盲症。用地肤子、决明子、茺蔚子、青葙子、车前子、枸杞子来防治维生素缺乏症。用谷白皮、麻黄、防风、防己、羌活、吴茱萸、桔皮、桑白皮、茯苓、薏苡仁、赤小豆来防治维生素b缺乏症。 对于骨伤科病患，孙思邈提倡首先当复苏、止痛，可用大麻根叶止痛、热土熨等物理疗法。重危创伤用烧烙法处理伤口，用蒲黄、阿胶、当归、大黄、侧柏、生地等服用以治内伤出血。用补血和活血化瘀法治跌伤昏厥症。推广小夹板局部固定骨折和按摩复位法。创用葱管导尿法。用鹿筋渍软，一端萦之为弹丸，一线系之吞下取除食道和咽部的异物。用瞿麦丸内服治疗箭镞入骨肉不出，从而免除了手术之苦。孙思邈还将疔疮归纳分类为十三种，要求及早诊治，并广泛采用单验方。他认为常见的疔肿，多由外邪侵入人体，2《千金要方·妇人方上》。 345《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 或人体抵抗力不强，致使病邪顿折皮肤、流注于经脉，使腠理拥隔，荣卫结滞，阴阳之气不得宣泄，变成为痈疽、疔毒恶疮诸肿。同时又指出发背的原因，多为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或单纯服钟乳石，或由上代人服石而遗传病因于下一代者，避除发病的诸种因素，是减少疔疮痈疽病的重要环节。 《千金要方》专列“备急”，记载了魇、中恶、自缢、中暑、溺水、冻烂疮、醉酒，虎、蝎、蜂、蠼螋、射工、沙虱、水蛭、水毒、狂犬等动物所伤，从高坠下、竹木刺、恶刺、生漆引起的过敏疮伤，金疮、烧伤、烫伤、毒箭伤，诸种救急方药和疗法，特别提到上述许多伤病是完全有可能预防的。孙思邈把目、口、舌、唇、齿、喉、耳、面的疾病，统称为“七窍病”，系统地总结了《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中对七窍病认识和防治经验之精华，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例如对眼病病因的认识，认为是由于“生食五辛、接热饮食、热餐面食、饮酒不已、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夜视星火、夜读细书、月下看书、抄写多年、雕镂细作、博弈不休、久处烟火、泣泪过多、刺头出血过多”。对预防近视、失明及其他眼病提供了依据。列举了“洗眼汤”、滴眼药水方、眼药粉、眼药膏、湿敷法、药枕等，均有较好的疗效。采用中药冲洗剂治疗鼻炎、用油膏药治鼻部干燥、用蔷薇根治口疮、用汤药漱口治齿痛，同时还用外科手术治疗鼻出血不止、胬肉攀睛等。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防治面部色素沉着、面上风、面无光泽、面皮粗涩、皱、■、粉滓、■疮、热毒恶疮等病的面药，如散剂、丸剂、汤剂、膏剂、泥糊剂、澡豆、散粉剂、挺（丹）剂、胶剂、酒浸剂等二百余首，分为内服、外用、热冷熨各种给药途径。孙思邈还呼吁医界，希望公开秘传的面脂手膏、衣香澡豆，“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治”。 爱清洁、讲卫生，孙思邈对此竭力宣传倡导。他要求人们注意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要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多栽植树木花草和种植既有观赏价值又有药用效果的药物，如竹子、枸杞、百合、牛膝、黄精、牛蒡子、商陆、五加、甘菊、苜蓿、莲、栀子、枳等。居家勤洗、外出携带备急药，养成不随地唾痰的习惯。要安不忘危，用调气、导引、饮食诸法来增进健康、预防疾病。许多疾病可以食治，食治不愈，然后命药，而针灸之功，往往过于汤药。 在针灸学术上，孙思邈参考了隋唐名医甄权的明堂人形图，绘制了三幅经络腧穴彩图，十二经脉以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标出，正面二百八十二穴，背面一百九十四穴，侧面一百七十四穴，这对于针灸的形象教学和针灸学术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阐发腧穴名称涵意，使人们能够在理解古人命名腧穴时所采用的形象、意会、解剖、医学的方法，便于记忆穴名。还创用“指寸法”以确定人体穴位，对民间针灸经验进行了整理。提出“孔穴主对法”，以利临床实用。 对临床各科病症的诊断与鉴别，孙思邈有许多精辟见解，认为“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未尽要妙也。故曰上医察色，次医听声，下医脉候。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见于面部，所以善为医者，必须明于五色，乃可决生死定狐疑。”在《千金翼方·色脉》中具体列述了脏腑在正常和病理情况下的病人肤色、目色、脉象，以及重危病人的脉色。掌握诊《千金要方·七窍病》。 《千金翼方·妇人》。 断法还须会在临**应用。有的医生不懂得水肿与蛊胀的区别，如“又有蛊胀，但腹满不肿；水胀，胀而四肢面目俱肿，大有医者不善诊候，治蛊以水药，治水以蛊药，或但见胀满，皆以水药，如此者，仲景所云愚医杀之”。因此，特别要求学医者和经验不多的医生，要细细鉴别，慎重诊治，万无一失。对有些疾患，医生应该详细了解病史，才有利于诊治，例如“脚弱”之病，自古至晋代少有，从永嘉之乱，北方人南迁之后，才开始有了此病，概由偏食精米所致。所以宋齐间释门深师、仰道人、支法存等医家留心经方，偏善治脚弱之疾，多获全济，而魏周之际的《姚公集验方》、《徐王选录》对此病语焉不详，关西河北的医生当时不识此病。孙思邈认为自然与社会情况都在变化、医家应重视诊疗新出现的病，不能总是用老一套方法诊治复杂的疾病。 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在广泛深入地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经常到药源丰富的山区去考察、采集标本和地道药材，及时吸收外来药物。他强调采药的时节性，指出采药若“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其法虽具大经，学者寻览，造次难得，是以甄别，即日可知耳”2。他对两百多种最常用的药物的采集都有论述。其次，论及炮炙，如乌头、附子等有毒性的药物，通过炮炙可降低其毒性，而对地黄，则分生、熟两种，经过蒸制之后，可以改变生地黄的寒性为甘平，变平宣功效为温补，并详载蒸大黄的工艺过程。他强调干燥和封闭对贮藏与保管药物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药房建筑都有较完整的设计。对药物的煎服很讲究，要求用井华水煎药，然后绞去药滓，可尽取药效，须注意服药的时间、药量、禁忌和药后的护理。在研究药物的基础上，孙思邈更重视对方剂的收集、研究、化裁与创新。在两部《千金方》中约载方八千余首，包罗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为前世所罕有。孙思邈善于用炼丹术来增进方药的研制，最早用砒霜来治疗疟疾，为了防止中毒，改用枣泥合药。他还指出了服石的危害性以劝诫世人。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中，有一定的迷信和糟粕，如御女术、服石、禁咒等。但他的功绩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药王山一座托名石碑上写道“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千金要方·平脉》。 2《千金翼方·药录纂要》。 第十六章吕才傅奕第一节吕才蜚声乐坛，博学多能吕才（00—5），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东）人。出身于寒门。年轻时对音律即有较深的造诣，闻名于公卿之间，贞观三年（29），太宗命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与熟谙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共同斟酌，但三人意见不合，一时争执不下，难以定论。太宗不得不令侍臣再举荐高明，中书令温彦博遂举荐吕才，说他“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侍中王珪、魏徵也素闻其名声，也在太宗面前极口称赞他的“学术之妙”，魏徵还特意赞叹他的尺八律管说“（吕）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在公卿大臣的大力举荐下，太宗遂征用吕才，令直弘文馆。 有一次，太宗披阅周武帝撰著的《三局象经》，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太子洗马蔡允恭小时曾做过此戏，太宗召来问他，允恭也因停废年久，遗忘殆尽，于是又召问吕才。吕才回去研究，“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允恭看过吕才的图解以后，“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这样旷废多年，无人知晓的《三局象经》戏经吕才图解后又起死回生了，吕才也由此蜚声乐坛。此后，吕才被擢任为起居郎。 贞观六年（32）九月，太宗驾临庆善宫。庆善宫本太宗降诞之所，因此在宫里与从臣举行盛大宴会，并赏赐闾里。太宗非常高兴，即席吟诗作赋，起居郎吕才又和以管弦之乐，取名为《功成庆善乐》。并播之乐府，用4名儿童进行演练，“冠以德冠，紫袴褶，长袖，漆髻，履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之后，每逢享宴及国家大庆之日，即进行表演。 贞观七年正月，太宗为了表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将过去的《秦王破阵乐》制成舞图，其形式为“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吕才依照舞图，以乐工28人“披甲执戟而习之”。此舞有三个变化，每次变为四个战阵，有来往、快慢、击刺之象，动作与《秦王破阵乐》节拍相应，不几天即演习成功。后来魏徵等人修改了歌词，并取名曰《七德舞》。正月十五日正式表演，观者见其“抑扬蹈历，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武臣列将一起上前祝贺说“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2于是群臣皆称万岁。 吕才亲自教练而成的《九功舞》、《七德舞》获得了成功。自此，每年元旦、冬至朝会庆贺时，两舞都在廷中演奏，成为唐初的名舞。这表现了吕才的精湛技艺与卓越才识。不久他又被擢为太常博士。 贞观十七年（43）前后，唐太宗计划亲征高丽，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事先特命吕才造《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博学多才的吕才对四方疆域《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唐会要》卷三三《庆善乐》。 2《唐会要》卷三三；《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 及阵法也很精通，所绘制的地图及阵法图“皆称旨”，因摧授太常丞。 显庆年间（5—0），唐高宗以为有名的古琴曲《白雪》至唐时似已绝迹，遂命太常增修旧曲。不久，吕才上《进白雪歌奏》，以他在音律的渊博学识，对《白雪》琴曲的原始本末作了详尽的说明，指出《白雪》琴曲“未宜和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楚国宋玉以来千余年，未有能歌《白雪》曲的人。尽管湮废已达千年之久，这位精通音律的学者仍“依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吕才在考察古今的乐府时发现，凡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于是又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合十六节，经过演习证明，“并皆合韵”。高宗十分高兴，又作了《白雪歌辞》十六首，交付太常，以编于乐府。 吕才还参与编修工作，曾与右仆射高士廉等人奉诏共同编修《文思博要》，全书200卷，目录2卷。他还精通谱牒，与中书令许敬宗等人撰成显庆《姓氏录》，全书200卷，重新品定氏族门第的高下。后来右监门长史苏敬上奏高宗，说陶弘景所撰《本草》药书，“事多舛谬”，于是高宗又诏命吕才与中书令许敬宗等官员及诸名医，增损旧本，并由司空李勣总监定。经过刊正以后，改正了旧书的舛谬，并图合成54卷，“大行于代”，可见，吕才在医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另外，吕才还精通史学，自撰《隋记》20卷，流传于当时。 无神论思想吕才的博学多能，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无神论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到他所奉命刊正削存的阴阳书中。 在战国时期形成的阴阳五行学派，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掺杂一些宗教、巫术和迷信，用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了唯心论与神学的思想体系。传世的阴阳书，荒诞怪迂，甚至连唐太宗也不能容忍，称所传阴阳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于是命吕才及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 在刊正阴阳书的过程中，吕才“于持议儒而不俚，以经谊推处其验术，诸家共诃短之，又举世相惑以祸福，终莫悟云”。吕才的无神论思想虽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并不拘泥，“以经谊推处其验术”，他批驳了阴阳书中的宗教迷信，用儒家思想创立了一种无神论体系。 尽管吕才刊正削存的百余卷阴阳书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并诏颁天下，但该书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现仅存《叙宅经》、《叙禄命》及《叙葬书》三篇残文。 在《叙宅经》篇中，吕才首先援引《易经》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盖取诸《大壮》。”至殷、周时，始有卜宅以定吉凶的说法。师巫“更加五姓之说”。五姓是指宫、商、角、徵、羽等，认为“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以此为法”。可见，《宅经》的有神论思想在于“五姓之说”。因此，吕才重点揭露与批判了五姓之说的虚妄。 首先，吕才指出五姓“配属”方法是自相矛盾的。他说“至如张、王《新唐书》卷一○七《吕才传》。 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以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他从矛盾律原理出发，指出“五姓之说”违背了逻辑规律，难以自圆其说。其次，他稽考经典，古代本无五姓之说，诸阴阳书，也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指出乃“近代师巫”的无知妄说，不足为训。最后，他从姓氏起源来考察，指出五姓之说的荒诞不经。在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至多”。至如管、蔡、郕、霍等十六姓，“并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等八姓，“并是子姓苗裔”。至于其他无不如此。他大量地列举了姓氏，并分别指出它们“因邑因官，分枝布叶，未知此等诸姓，是谁配属？”吕才还稽考了《春秋》一书，其中以陈、卫、秦并同“水姓”，齐、郑、宋皆为“火姓”，其姓之来源，“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羽、徵，共相管摄”。他得出结论说“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辟者也。”吕才详明地叙述了姓氏的源流以后，五姓之说的迷信思想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叙禄命》篇中，吕才首先考察了禄命之说的源流。在《史记》中记载有宋忠、贾谊讥讽司马季主的故事，出于卜筮之口。“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王充的《论衡》也称“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由于禄命之说行之既久，又“多言式中”，于是人们遂信以为真了。吕才指出人的祸福、贵贱、寿夭与禄命绝对无关“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禄命书说秦始皇“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吕才据《史记》记载，指出秦始皇是“有始无终，老而弥凶”，结果活了不过五十岁。他还考察汉武帝、魏孝文帝、南朝宋高祖等人的生平，说明禄命法也同样不验，从而揭穿所谓“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完全是虚伪与骗人。 在《叙葬书》中，吕才援据儒家经典，批判驳斥《葬书》所宣扬的迷信思想。首先考察了丧葬的原始情况。据《易》、《礼》等书记载，“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来才有“圣人易之以棺椁”。“葬”字的原义，“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见之”，到了后来，才有阴阳葬法。由于阴阳家和巫者一再宣扬迷信思想，遂使葬术一时颇为流行，致有一百二十家之多，他们“各说吉凶，拘而多忌”。 为了揭穿丧葬中的吉凶、禁忌等迷信，吕才列举了历史上从国王、诸侯、大夫、士及庶人的殡葬情况，说明丧葬只不过有“贵贱不同，礼亦异数”，但都“葬有定期”，因而得出了葬“不择年月”的结论。葬书中所谓“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及“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等说法，都是“巫者诈其吉凶，愚人以徼幸”。至于“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地以规财禄”，均为无识者的愚昧，巫者的狡诈诳谝。 吕才以大量历史事实和深刻的推理分析，揭露了宅经、禄命、葬书的荒诞虚伪，充分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价值。但是，他“以经谊推处其验术”，时时用《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立论根据，而对儒家经典中的一些迷信思想失去了批判能力。如在《叙宅经》中，对《堪舆论》记载“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这本是五姓之说的源头，他却避而不谈；在《叙禄命》中，在谈到人生禄食运数时未否定“天命”，说“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实。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表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是不彻底的。 尽管吕才的无神论思想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阴阳迷信充斥、“举世相惑”的时代，他对《宅经》、《禄命》、《葬书》的深刻批判，仍然放射出唯物论思想光辉。 第二节傅奕富有革新精神傅奕（555—39），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从小博学，聪敏善辩，谈吐流畅。他素不信佛，轻视僧尼，别人崇拜佛像，他却不以为然，认为“石象为砖瓦之用”。 隋文帝开皇年间（58—00），傅奕在汉王杨谅属下任仪曹。杨谅欲起兵反叛朝廷时，问傅奕“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诡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2杨谅听后很不满意。不久杨谅果然兵败，傅奕虽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贬到扶风郡任职。 此时李渊任扶风太守，曾以礼相待傅奕。后李渊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师，拜为太史丞。时任太史令的庾俭因其父庾质曾谈论占候，违忤炀帝旨意死于狱中，他以此为鉴戒，并耻以数术进身，遂荐傅奕自代。傅奕迁升太史令后，却屡次排毁庾俭，而庾俭并不怀恨他，人们都赞扬庾俭仁厚而称赞傅奕率直。傅奕还赞助唐高祖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号，并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颁行于世。 唐初，国制草创，多因袭隋代旧制。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认为唐承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遂上《请革隋制疏》。疏中他首先叙述了历史不沿旧制的事例“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六英》，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他还认为，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换代，处于拨乱反... 16 第二节从才人到皇后武则天是武士彠的次女，自幼聪慧，有才智。武士彠病故时，她才十二岁。不久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十四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后宫，充当才人。临行时，生母杨氏痛哭不已，她却安静如常，对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2进宫叩见太宗后，赐号“武媚”。高宗当太子时，经常到父皇宫中问安，受到武才人的殷勤接待，一见倾心。太宗逝世后，凡未生育的妃嫔均要出家为尼，武才人亦不例外，到长安感业寺落发。这时，高宗的王皇后多年没有生育，又对高宗宠爱萧淑妃深为不满。有一天，高宗到感业寺上香，遇见武才人，才人悲哀啼哭，高宗很受感动，回宫后心神不宁。王皇后探知情况，暗中派人把武才人接进宫来，侍奉高宗，图谋使萧淑妃失宠。武才人进宫之初，十分小心谨慎，千方百计取得王皇后的欢心，王皇后多次向高宗称誉她，因而进宫不久，便从才人晋升为昭仪。但武昭仪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在夺去萧淑妃的宠爱以后，便积极设计取代王皇后的地位。她利用王皇后性格稳重而倨傲，对上不肯奉承、对下又不体贴的弱点，用皇上赏赐的财物结交宫中内监女官，特别是对王皇后不满意的人，恩情更厚，让她们刺探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言语行动，有过失立即上报；但并未发现有重大过失。于是，武昭仪便采取诬告手段，诬告王皇后扼杀她的女儿，又诬王皇后同她的母亲柳夫人用巫术诅咒皇上，高宗信以为真，遂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等都认为王皇后没有重大过失，不应废黜，高宗不肯采纳他们的谏诤。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揣知高宗旨意，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面对反对、赞成两种不同意见，高宗犹豫不决。有一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永徽六年（55），高宗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 2《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第三节由干预政事到垂帘听政武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2，对政事很感兴趣，而且权势欲很强，不同于一般居深宫的后妃。她城府很深，真情很少外露，为了成就大事，能屈能伸，在未立为后时，尚能屈己待人，因此高宗误认为她日后能顺从自己，所以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立她为后。但到了地位巩固之后，她便逐渐干预政事，利用高宗庸懦无能，极力树立自己的威权，于是不久权势遂凌驾于高宗之上。高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想要伺机夺回失去的权力，一度产生了废黜武后之心。麟德元年（4），武后秘密召道士郭行真入宫施行巫术，宦官王伏胜向高宗报告，高宗大怒，派人把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秘密召进宫来，商议如何处置武后？上官仪以为武后跋扈专横，使天下臣民失望，莫如把她废黜，与高宗意见不谋而合，于是高宗命上官仪草拟废黜武后诏书。高宗身旁内监急忙告知武后，武后立即赶来申诉。高宗见武后突然来到，十分狼狈，既羞愧，又害怕，反而怕武后生气，安慰她说“是皆上官仪教我！”2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不久，武后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伙同废太子李忠谋反，处以死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3。从此，朝廷政事，武后俱参与裁决。 上元元年（74），朝廷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当时天后虽是掌握实权，但仍居于后台地位。上元二年，高宗患风眩症，欲禅位于天后，“使摄知国政”，正式临朝称制。宰相郝处俊进谏说“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和他的意见，高宗才作罢。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23《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上元二年。 第四节承前启后的武周政权弘道元年（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无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2。次年九月，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由太后临朝改制。天授元年（90）九月，太后宣布革命，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降唐帝为皇嗣，追尊武氏祖先为帝，立太庙于神都洛阳，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后来又先后改元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立为皇后之日与高宗共同执政时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五十余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武则天出身勋贵家庭，对于历代兴亡及政治得失颇有了解；又侍奉唐太宗多年，“贞观之治”对她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执政的五十年间不少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但有她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2。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第二，广开言路，注意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8）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3。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4。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2《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2《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 3《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4《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长安元年（70）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2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3。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4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5“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长寿元年（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2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3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注意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23《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长安元年。 4高宗时追尊唐高祖为神尧皇帝，唐太宗为文武圣皇帝。 5《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久视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2圣神皇指武则天。 3《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4，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2。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3。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4。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5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2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3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4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4《资治通鉴》卷二○七。 2《资治通鉴》卷二○七。 3《新唐书》卷二○九《来俊臣传》。 4《新唐书》卷二○九《索元礼传》。 5《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2岑长倩，武周时宰相，酷吏诬其谋反，被诛杀。 3《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四年。 4《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5。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2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3。光宅元年（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4垂拱四年（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5。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2，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3；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4；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5《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永徽六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3《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5《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大唐新语》卷八《文学》。 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据徐松《登科记考》贞观二十三年中录取进士为二百零五人，武则天执政的五十余年共录取进士一千余人。 4《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5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第五，注意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维护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泛延谠议，时礼正人”2，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3；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5《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4《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4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尽管如此，同她主要的治绩相比，还是功大于过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 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第十八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生活在唐高宗和武后初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唐代诗坛的佼佼者，号称“初唐四杰”。 第一节王勃王勃（50—7），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是隋末学者，著有《元经》、《中说》行于世，去世后谥为“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做过文职小官。王勃自幼聪明过人，六岁时就能作文章，构思敏捷，词情豪迈。九岁时他得到颜师古《〈汉书〉注》，便作《指瑕》，指出注中的错误。颜师古是颇负盛名的学者，王勃敢加以评论，表现了少年老成的不凡胆识。兄长王勔、王勮都很有才气，当时王福畤的友人杜易就称这兄弟三人为“王氏三珠树”。 麟德元年（4）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 他指陈朝政，主张“信赏而必罚，道德而齐礼”，提倡“重耕耘之务”，阐发了“德治”和“法治”并用的政治思想。虽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出自一少年书生之口，刘祥道深为赏识，称誉他为“神童”。刘祥道上表朝廷加以推荐，对策得高第，被任朝散郎，时王勃才十四岁。 乾封元年（），唐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写了《宸游东岳颂》，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上《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很有名声，召为沛府侍读兼修撰，他奉命撰写《平台秘略》0篇，沛王对他非常爱重。当时，诸王之间盛行一种斗鸡的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斗鸡文》，风传一时。此文为高宗得知，斥责其意在挑拨诸王的矛盾，禁止他入府。以后他漫游江汉，客居剑南，登山远望，睹物思古，并赋诗以抒怀。 咸亨元年（70）王勃到虢州，经友人推荐，被补为参军。这时他写了不少诗赋。但由于他耿介清高，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忌。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处隐藏起来。王勃担心被人发觉危及自己，于是杀曹达以灭口。结果事泄被告发，应判死刑，幸逢上元元年八月改元大赦，得免一死。他父亲时任雍州司户参军，因受其连累，贬职为交趾令。 上元三年（7）王勃再次前往交趾探望父亲。在渡南海时，不幸溺水，被人救起后，心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王勃寿命很短暂，但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成就，其诗文在唐代及以后有很大影响。《新唐书》本传说他“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这是很出名的文学典故。他的散文虽然承袭了汉魏六朝骈体文的文风，辞藻华美，却能推陈出新，写出前人未能道及的意境。王勃写《滕王阁序》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据《唐摭言》卷五载，显庆（5—0）年间，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曾在章江和广润门之间修建了一处滕王阁。后阎伯屿继职任洪州都督，上元三年（7）九月九日重阳那天在滕王阁上设宴。阎公让自己的女婿吴子章写好一篇宴滕王阁的文章，借此在众宾客面前夸耀女婿的才华。勃正往南方探望父亲，路过洪都，也被邀请参加。宴会开始，阎公故作姿态，拿出纸笔，遍请各位来宾作序，知情的宾客都推辞了。当阎公请到王勃时他一点也没有谦辞，接过纸笔满怀信心地写了起来。阎公因精心安排被打乱，非常生气。《新唐书》卷二○一《王勃传》。 借口更衣离开了宴席。可是他不放心，遣人窥探王勃所撰之文，并一一汇报。起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听了沉吟不语。当听到再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阎公便矍然而起，感叹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这篇有名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通称《滕王阁序》。这篇序文与六朝堆砌辞藻、晦涩难懂的骈文文风不同，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舟，下临无地”；“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等，描写了眼前自然景色和楼台殿阁的壮丽，极为简练优美又富有情趣。其中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最为精绝，成为千古名句。 王勃还在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表明自己仕途屡遭坎坷，但不甘自弃，仍要振作精神、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 王勃一生虽年未满三十岁，但著作不少，据统计，文章有数百篇，文集30卷，可惜多已亡佚，仅存40余篇。王勃写诗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说“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2他的作品使初唐的诗风为之一变，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而富有价值的五七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有《采莲曲》、《腾王阁》。如《滕王阁》写道滕王高阁临汪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即景抒情，表现了物存人亡，岁月无情的感慨。其风格高昂，气势雄放，与六朝的浮靡诗风迥然不同。 王勃五言律诗写得尤有特色。如《山中》写道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王勃在长安时为去四川的友人杜某送别之作。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语言豪放，意境高雅，明白贴切，炉火纯青，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其他如《九日》、《咏风》、《别薛华》等也都很有特色。《全唐诗》收有王勃诗2卷，0余篇。还有杨炯所编并序的《王子安集》行于世。 辛文房《唐才子传》。 万曼《唐集叙录》。 2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第二节杨炯杨炯，华阴（今属陕西）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5o）。幼年时聪明好学，善于作诗文。显庆四年（59），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7）应制举，授校书郎，掌管校勘书籍之事。 仪凤年间（7—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永隆二年（8）被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为崇文馆学士，后又改任詹事司直，掌太子东宫庶务。 武则天统治时期，杨炯由于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活动，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8）贬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任满后被选授为婺州盈川令。 天授元年（90）杨炯回到洛阳，在习艺馆任教。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如意元年（92）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杨炯擅长诗文，与王勃一样，恃才傲物，为人所嫉忌。他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骐麟楦”“今假弄骐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言词极为尖刻，因而引起了一些朝官的忌恨。又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告诫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这一坦率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约在长寿二年（93）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时年约四十四岁。 初唐时人称王、杨、卢、骆为“四杰”，杨炯听后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有人觉得此言有理。如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认为“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杨炯有文集30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汸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0卷，有诗30余首，文40余篇。 杨炯善写五言律诗，《夜送赵纵》、《出塞》、《紫骝马》、《战城南》等都是名篇。如《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写边塞生活诗最富有特色，《从军行》为代表作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旧唐书》卷一九○《杨炯传》。 这首诗描述了战事的紧急和边塞的激战场面。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诗人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志愿。全诗对仗工整，音韵合律，笔力苍劲，是杨炯的成功之作。 杨炯的文章，主要是赋、序、赞、碑铭等，用骈文写成。辞采华丽，文风与王勃接近。如《公卿以下冕服议》，《旧唐书》本传全文转录。此文旁征博引，论辩有力，为人所重。他所写的《王勃集序》谈文体的演变，痛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华而不实文风，指出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必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些言论对于唐初文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卢照邻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附近）人。生于贞观中期。自幼好学，十余岁跟随文字学家曹宪学《埤苍》、《尔雅》，又随学者王义方学经史等。所以有良好的文学素养。 永徽五年（54）卢照邻不及二十岁，被授任为邓王府典签。据《朝野佥载》所记，邓王李元裕府中“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邓王非常爱重他，对群官们说“此郎，寡人相如也。” 卢照邻的一生很坎坷。早年因“横事被拘”坐过牢，并为“群小所使”，要予以加罪，后得友人援救，才得出狱。乾封三年（8年）左右，卢照邻被任命为益州新都（今属四川）尉。此时期他心情是较低沉的，写的诗如《寄赠柳九陇》“提琴一万里，负书三十年关山悲蜀道，花鸟忆秦川。”《赠益州群官》“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都表现出他怀才不遇远客西蜀，孤独悲苦的心情。就在新都尉任上，不幸染上了风疾，病情很重。任满之后，不得不辞官。咸亨四年（73），他在长安养病，曾“伏枕十旬，闭门三月。”当时名医孙思邈正与他同住在光德坊的官舍里，他得以有机会向孙思逸请教医道，实际上他已得不治之症。后来，卢照邻由长安转居太白山。据《新唐书》本传所记，他在此“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移居东龙门山。此时他的家境每况愈下。为了给他治病，他的母亲和兄长不惜破产以供医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拮据，过着“布衣藜羹”的艰苦生活。由朋友韦方质、范履冰等不时供给他衣、药。可是病情严重恶化，一手残废，两脚**，行动艰难，他在《释疾文》中自述“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2他仍以坚强毅力克服疾病的折磨，常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遭腐刑而著《史记》的精神激励自己，先后写出《释疾文》、《五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写法上“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3。 后来卢照邻全身瘫痪了，他在难堪的疾病长期折磨中极度绝望。约在调露二年（80年）前后，自沉颍水而死，结束了悲惨的生涯。 卢照邻的作品，今存有《幽忧子集》7卷，其中诗有90余首，文有20余篇。他以七言歌行成就最高。前期作品以《长安古意》为其代表作。 诗中以托古讽今的手法揭露了唐代京城长安上层社会的骄奢**逸生活和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诗的前半部分铺陈长安的繁华景象，并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指出其好景不长节候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后四句则以穷愁著书的汉代学者扬雄自况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与前四句描写长安繁华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表达了诗人有着迥然卢照邻《穷鱼赋并序》。 2卢照邻《释疾文》。 3《旧唐书》卷一九○《卢照邻传》。 不同的生活情趣。全诗文笔纵横奔放，结构条理有致，善用排比铺陈。这首诗虽然在词句上没有完全摆脱六朝宫体诗的遗风，但在初唐前期七言古诗中是很少见的，它对歌行体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骆宾王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生于贞观十一年（37）前后。父亲骆履元，曾为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南）令。幼时天资聪明，喜欢读书，七岁就能写诗。有一次在池边戏水，看到群鹅游于水中，便随口而咏成《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因此被人誉为“神童”。 骆宾王从小随父到博昌。后父亲病故在任上，他随母亲迁居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过着“糟糠不赡”、“箪食无资”的艰苦生活。后又流落在京、洛一带。 龙朔元年（），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3）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自叙所能。他在《自叙状》残酷总裁的新婚逃妻帖吧中却自持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推荐。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乾封元年（70），吐蕃东犯，骆宾王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写了许多边塞诗。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和自己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壮志。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加过姚州道大总督李义征讨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在蜀中宦游多年，曾任武功主簿。 上元三年（70）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四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进行征伐。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婉辞，后调任明堂县主簿。有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以豪放的语言描绘了长安的繁华壮丽，“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又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生活作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娼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对这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发出警告，要他们知道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情趣迥异，它吸收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也较巧妙，是一篇为人所重视的作品，所以《旧唐书》说“当时以为绝唱”。 仪凤三年（78），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为朝官侍御史。当时正值武则天以“天后”掌政，制定告密法。由于骆宾王多次上疏讽谏言语不慎，被御史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申诉了自己的冤屈，并流露忧国之情。其中《狱中咏蝉》最为人所传诵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诗中以蝉自喻，托物寄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含蓄地表达了周围的政治气氛和自己的不得志。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深沉有力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又难以诉说的强烈感慨。此诗以蝉自喻，情与物融为一体。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名作。 仪凤四年（79）唐高宗主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大赦天下，骆宾王获释出狱。他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叙述自己的坎坷遭遇。随后北赴幽燕，被裴行俭招为幕府，出征突厥。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即在此时所写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与此同时还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蒲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s0）骆宾王被授为临海（今浙江天台）丞。他到临海后，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84）骆宾王来到扬州。当时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处境有某些相近之处，逐渐结合成为政治上的伙伴。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在光宅元年（84）九月于扬州起兵，领扬州大都督，讨伐武则天。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任艺文令。有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由骆宾王起草的。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期郁积在胸中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对武氏统治不满的心声。檄文言辞激烈，有很强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全篇采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只是微笑而已。可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谁为之？”当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她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可见武则无也不得不佩服骆宾王的文才。 武则天派遣了三十万大军镇压徐敬业。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关于骆宾王在兵败后的下落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据孟棨的《本事诗·征异》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总之，骆宾王的一生是非常坎坷，以悲剧告终的。 辛文房《唐才子传》。 第十九章陈子昂上书论政陈子昂（—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少年时，喜好射猎、赌博，十八岁时痛改前非，发愤读书。数年之间，遂以擅长诗文著称。京兆府司功王适看到他所作《感遇诗》三十八首，非常叹赏，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由此远近知名。 唐睿宗文明年间（84），陈子昂自蜀进京，考举进士。此时唐高宗已病逝洛阳，朝廷下令驻东都大军和文武百官护送灵柩回长安安葬。陈子昂上书进谏，指出关中地区频遭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如护灵柩回京，不仅沿途骚扰百姓，供应困难；修筑陵墓要征发徭役，必将耽误农业生产，一旦民不堪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都是令人忧惧的。洛阳乃形胜之地，莫如就地安葬，何必舍近求远。武则天读奏章后，虽未采纳他的建议，但见其文采词藻，叹为“奇才”，在金华殿召见了他。他貌不出众，应对敏捷，慷慨陈词，武后擢升其为麟台正字。 垂拱元年（85），武则天下诏策问群臣“调无气当以何道？”就是如何燮理阴阳，调和元气以达到太平。陈子昂上书劝“兴明堂”、“立太学”，认为乃是调元气致太平的根本。因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 武则天阅览奏章后，觉得太迂阔，未加采纳，但仍召见他，赐以笔札，命其在中书省对时政最关紧要问题“条上科害”。陈子昂对三个问题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是在全国九道派遣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即考核官吏和视察民间疾苦。他认为派遣大使出巡是非常必要的，人选要派有德有才的充任；如果不得其人。则足以祸国殃民，莫如不派。 二是任用州县刺史、县令人选必须慎重。州县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如任人不当，必然祸国殃民，这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 三是偃武修文，与民休养生息以平息危机。他认为当时崇尚武功，人民兵役劳役负担过重，易出危机，因而提出“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疲民”。只有这种安民政策，才可能防止危机。 这时，吐蕃贵族开始进扰西北。陈子昂上书指出河西乃中原通向西北的咽喉之地，必须驻重兵固守，欲固守河西，又必须广开屯田。 当武则天听信将相建议，准备从蜀地开辟山道，由雅州（今四川雅安） 西出攻占生羌地区，然后由此袭击吐蕃。陈子昂又上书举出七验（即七条理由）来谏止。武则天又召见他，“使论为政之要”，但禁止援引古事，必须针对当时政事上不便之处陈述意见。陈子昂乃上奏八条一是措刑。认为“刑急网密，非为政之要”。二是官人。认为“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三是知贤，四是去疑，五是招谏，六是劝赏，七是息兵，八是安宗子。此次书奏以后，不久被调任右卫胄曹参军。 陈子昂这些谏书奏章，所述内容除兴明堂、立太学议沿袭儒家旧说较迂《旧唐书》卷一○五《陈子昂传》。 《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腐外，其他大多议论时政、军事的得失，并提出建议，是颇有识见的，说明他很有才识，故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多次予以召见。但他在评论时政得失时，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势必触犯一些有权势者，武则天也不会高兴的，因而这些建议没有完全被采纳。《新唐书》本传说他“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诸■切，故奏闻辄罢”。可见他的性格倔强正直。 忧愤而死陈子昂对武周革命抱积极赞扬的态度，曾作《周受命颂》上呈武则天；但对权势显赫的武氏贵族并不阿谀奉承。武则天的侄儿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有一些知名人士作他的幕僚，陈子昂被荐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规劝说战局的安危成败在此一举，决不能草率从事。凡是行军必须法令严明，选拔可靠的人担任将领，以防发生叛变。久驻边境，停留不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对陈子昂的直言，认为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而谢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迁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 武周圣历元年（98），陈子昂因父老病上表请辞还乡。朝廷下诏准许他保留官职回乡供养。不久父病逝，他在墓旁设庐舍服丧，每逢哀思痛哭，闻者无不下泪。射洪县令段简是个赃官，他听说陈家是县中首富，图谋勒索大笔钱财，陈子昂家属送了二十万缗尚嫌少，借口把陈子昂加罪入狱。陈子昂忧愤而死，终年四十二岁。临终前他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但朝廷始终不过问。直到代宗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梓州为陈子昂立旌德碑，表彰他在振兴文学上的重大贡献。 “海内文宗” 从初唐到中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期。唐初，继承南北朝时代骈体文、宫体诗的遗风，追求雕词琢句的形式美，内容却空虚贫乏，陈子昂反对这种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他在《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尽五百年矣”，必须改变魏晋南北朝以来“采繁竞丽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发扬《诗经》风雅颂和西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才能使文学振兴起来。他在创作中就是贯穿了“诗以言志”，文必达意古雅的新文风。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感遇诗》38首就是这样。《新唐书》本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在他的倡导下，文体文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唐诗和古文兴起的新局面，陈子昂是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先驱人物。唐代人王适称他为“海内文宗”，是当之无愧的。 《陈子昂集》卷一。 第二十章唐玄宗附杨贵妃第一节少年时代唐玄宗（85—72），名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85）。此时正是唐朝宫闱多事之秋。在他降临世间的前一年，他的祖母武则天与宰臣裴炎把他的伯父中宗废为庐陵王，其父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名为大唐国主，年富力强，却只能居于别殿，不许听政。而武则天年逾花甲，仍临朝称制，军国政事由她专断。武则天在镇压徐敬业起兵之后，兴告密之风，冤狱迭起，唐宗室及朝臣中的反对派不少人受到迫害。史称“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 李隆基三岁时被封为楚王。六岁时，武则天正式废唐改周。睿宗被降为皇嗣，仍回东宫。天授二年（9）初，年仅七岁的楚王开始出阁，建置官属。这年八月，因为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谒见皇嗣，武则天知道后，杀死二人，并严令禁止睿宗接见公卿大臣，玄宗兄弟与二伯父李贤的三个儿子再次入阁，“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长寿二年（93）腊月，玄宗被改封为临淄王。这一年，其母亲窦妃被户婢团儿诬谄为“厌蛊咒诅”，在正月初二朝后，与刘妃一起被秘密地杀死于宫中，不知埋在何处。这年八月，其父也被诬告有“异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理，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大义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才躲过了这场灾难。2李隆基在宫中被幽闭了七年之久。圣历二年（99）他十四岁时，才与诸兄弟再次出阁。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经大臣狄仁杰等人的规谏，放弃立武承嗣为太子之念，李显被接回洛阳，仍被立为太子，皇嗣被封为相王。长安年间（70—704），李隆基先在亲卫府任右卫郎将，后任尚辇奉御，负责掌管皇帝的内外闲厩马匹。在此期间，以张柬之为首的朝臣进行政变，杀死了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迫使她让位于中宗。弱冠之年的李隆基目睹了这场政变。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按，武则天于天授元年（90）改用周正，以夏正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故李隆基改封临淄王实为92年十二月，其母被杀在92年十一月，其父被诬实为93年一月。 第二节从平王到初登大宝唐中宗复位，皇族子孙也得以“量叙官爵”。李隆基擢任卫尉少卿。不久兼任潞州别驾，主管一州军事。潞州治所上党（今山西长治），地连太行山脉。在兼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机会接触社会。他有一首诗《早登太行山中言志》“野老茅为屋，樵人薛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反映了他有敦化风俗，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意向。 唐中宗软弱无能，只知享乐游玩。韦皇后乘机掌握大权，重用武三思。 专掌制诰的上官昭容与之相呼应。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恃宠骄恣，野心勃勃，欲做皇太女。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除异己，与武三思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这个集团先是夺取了张柬之等“五王”的实权，继而又以各种借口把他们贬到地方并加以杀害。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矫诏发羽林军欲诛灭韦武集团，未能成功。事后，他们声称相王等也参与了此事，欲将他置之死地，赖大臣极力辩护而得以保全。 对于韦武集团篡夺皇位的阴谋，李隆基早已察觉。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他回京城参加郊祀，感到皇室又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决定留在京城，准备应变。他暗结万骑果毅葛思顺等人，以争取羽林军，成为决胜的力量。景云元年（70）六月，当韦皇后一伙毒死中宗时，他果断发动了宫廷政变，把韦武集团一网打尽。事后，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因安定社稷之功被封“平王”。 诛灭韦武集团，拥戴父王复位，平王在朝廷中骤然提高了政治地位，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因此，在确立皇太子时，身为嫡长的宋王成器一再声称“时平则嫡长，困难则归有功”，哭着恳让与平王李隆基。宰相刘幽求更是直言不讳“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在大臣们的拥戴下，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平王就做了皇太子。 平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很快形成了一个辅弼班子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兼太子左庶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兼太子右庶子，侍中韦安石为太子少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为太子少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任太子侍读。皇太子政治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姑母太平公主的不安。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沉敏多谋略”，有政治野心，他曾参与推倒韦武集团的宫廷政变，为恢复睿宗帝位出过力，因此睿宗对她有言必从。每逢宰相议事，睿宗必先问“与太平议否？”然后才问“与三郎（李隆基）议否？”起初，太平公主以为李隆基年少，不放在眼里。立为皇太子后，又见他手下有一批得力的人，成为她干预朝政的障碍。她一方面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太子非长，不当主”，借以挑拨离间太子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拉拢朝臣，排除异己。景云二年（7）正月，她竟把宰相邀截到宣政殿光范门内，明目张胆地劝宰相更易太子，遭到宋璟的严词拒绝，阴谋才未能得逞。太平公主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演愈烈，睿宗对此感到不安。二月间，他听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更《全唐诗》卷三。 《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加感到局势严峻，遂颁下诏书，命太子监国。延和元年（72）七月，又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正式下制传位李隆基，改元“先天”。但在太平公主的劝说下，退为太上皇的睿宗仍“自总大政”2。 太平公主的阴谋活动仍在加紧进行。她利用玄宗虽即帝位却未能全面掌握国政之机，逐步排斥异己，尽力安插亲信。开元元年（73）六月，在朝廷中她占了优势“太平公主依太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太平公主公然提出要废掉玄宗，因遭陆象先反对而未遂。后又密谋定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 玄宗获悉后，决定先发制人，七月三日率羽林军袭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讯仓皇逃入南山，后被赐死。太上皇睿宗遂退居百福殿，“高居无为”。至此，朝廷军国大政才真正转移到玄宗手里。 2《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先天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第三节除旧布新，开元之治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4）六、七月间，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开元三年（7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2。这样，《资治远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唐会要》卷八一。 2《通典》卷十九。 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2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3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4。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发展经济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樊川文集》卷十二。 2《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3《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全唐文》卷二七。 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2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玄宗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人无遗力”。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己卑。”2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监。3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4。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八屯之多。5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兴文治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2《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 2《全唐诗》卷三。 3《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 4《大唐六典》卷七。 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2。因此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3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撰成上奏，凡书489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2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3开元九年（72），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7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学说早了将近一千年。 一行另一科学成就是首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开元十二年（724），玄宗《开天传信记》。 2《松窗杂录》。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五年。 《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 2《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 3《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命太史监南宫说等进行实测南北各地晷影和北极高度，测知影差与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证明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学说的谬误。一行又使用自己设计的“覆矩图”仪器，利用勾股图计算，得出了南北两地相距35里80步（约合今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2。一行等人实地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不仅在中国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在世界上也属首次。所测子午线长度虽不十分精确，但和近代测定的数字（.3公里）相近，方法也是科学的。 《大衍历》的撰成是唐代天文历法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一行在研制成黄道游仪的基础上，参考了历代历法，考其得失，于开元十五年（727）写成了草稿。一行病逝后，由特进张说、历官陈玄景继续编次，翌年撰成上奏，十七年开始颁行新历。《大衍历》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定气”概念，推算出与农时相应的二十四节气。自汉初《太初历》至唐高宗《麟德历》共有二十三家，虽然与天体的运行比较接近，但都不如《大衍历》精确，“其倚数之法固无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3。 总之，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自开远门（长安城西边北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至，人情欣欣然”。这是唐代文人所勾画的“开元盛世”图景。 《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 2《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3《新唐书》卷二七《历志》。 《开天传信记》。 第四节骄侈怠政，盛世转衰拒谏饰非玄宗在励精图治，取得成就以后，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过去焚锦绣毁珠玉，矢志俭朴的作风被抛在一边，在生活上渐渐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他越来越崇道好仙，以为可以安享太平了。 玄宗的骄惰荒政大致发端于开元后期。开元二十一年（733），守正不阿的韩休为相，玄宗“小有过差”，他即据理力谏，弄得玄宗“殊瘦于旧”，玄宗虽然口头上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2，但内心却很厌恶，因此韩休只做了七个月宰相，即被赶下台去。开元二十四年（73），要用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极力劝谏，玄宗对张九龄的谔谔之言更是不耐烦，勃然大怒“事皆由卿邪？”3张九龄也被罢免相职。 宠信奸佞、宦官玄宗在拒谏饰非的同时，却提拔重用奸佞之臣。“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因善于迎合而擢任宰相。李林甫惯于耍阴谋。为了自专大权，他威吓谏官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一些朝臣明哲保身，钳口不言。这样的奸佞人物却深得玄宗信任。天宝三载（744），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经高力士劝谏而止。2在李林甫当权时期，排斥了李适之、韦见素等贤能大臣，制造了韦坚、杜有邻、杨慎矜等冤狱。因此，他在相位十九年，朝政乌烟瘴气，致使天下大乱。 王鉷原任户部郎中，他见玄宗用度奢侈，遂投其所好，敲剥百姓，每年于租调之外征敛巨亿万，供天子私用。玄宗却以为王鉷有富国之术，宠遇日厚，遂擢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又兼任二十余使职，宠任仅次于李林甫。他在居第旁建大院办公，“文书丛委，吏争入求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赐遗相望，声焰薰灼”3。 杨国忠是个奸邪小人，因远房堂妹杨贵妃的专宠而屡被擢用。他先是趋附李林甫，以监察御史兼领十五余使职。后来代林甫为相，“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至此，凡领四十余使职。玄宗在重用奸佞之臣的同时，还懒懒散散，把大部分政事交给宦官去处理。他打破了唐太宗“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成命，对称心如意的宦官往往授任三品左右监门将军，穿朱紫之服的高级宦官竟多达千余人。这时的宦官已不再是宫中受人驱使的家奴，已开始干预政事了。 在诸宦官中，高力士是玄宗最宠信的人物。高力士善于骑射，在诛灭韦2《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三载。 3《新唐书》卷一三四《王鉷传》。 《旧唐书》卷一○六，《杨国忠传》。 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党羽时曾建有大功，因迁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玄宗对他深信不疑，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安。”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送高力士，力士除了大事上奏玄宗，一般事则自行处理，几乎成了玄宗的代理人。因此，李林甫、王鉷、安禄山等多“因之而取得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2。 纵情声色，追求享受玄宗把军国大事交付李林甫之手，左右又有宦官代理，从此便怠于政事，追求享受。 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去，他终日闷闷不乐。高力士献殷勤，说玄宗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姿色冠代”，玄宗一见钟情。开元二十八年（740），先以女道士之名召入宫中，后又册为贵妃。杨贵妃时年二十一岁，不仅“姿质丰艳”，还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智算警颖，迎意辄悟”3。这正中玄宗心怀，遂“三千宠爱在一身”，终日沉醉于声色之中，“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对于军国大政，他已无心过问了。玄宗还极力追求物质享受。大造离宫别馆，开元二十六年冬，在两京建行宫、殿宇各千余间。他每次进餐，“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他还鼓励公主进食，为此还特命宦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2每次外出，都由杨贵妃姊妹随从，其奢侈豪华，无不惊人。 为了益寿延年，玄宗崇道好仙。开元二十二年，把“自言有仙术”的张果迎入宫中；开元二十九年（74）他梦见玄元皇帝，把老子画像迎置在兴庆宫。此后，一些投其所好的奸人或诡称见到玄元皇帝真容，或扬言听到玄元皇帝谈话，他也不辨真假，一律给予奖拔。这就更加荒废了朝政。 2《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3《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 《长恨歌》。 2《明皇杂录·补遗》。 17 第五节天宝之乱唐玄宗在位的天宝后期，政乱刑**，封建统治渐趋腐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朝廷是奸臣当道，上层的内部矛盾斗争也很激烈。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就诬告他与人谋反，因而剥夺了其官爵，清洗了其党羽。杨国忠与安禄山也势若水火，他奏请哥舒翰为河西节度使，以与安禄山相抗衡。均田制已破坏，官僚、商人大地主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开元之季，天宝之末，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帝）之间”3。为了防御外敌，曾在沿边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全国拥有57万多军队，而分布在军镇的就多达49万。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军事格局。再加上玄宗贪求边功，有“吞四夷之志”，穷兵黩武，因而民族矛盾也有所激化。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开元末年曾在幽州藩帅张守珪部下任捉生将，后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等职。他迎合玄宗好大喜功的心意，屡次挑起边事，以邀功赏，得到了玄宗的赏识，先后担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安禄山见玄宗春秋渐高，不理政事，纲纪废毁，精兵悍将多集中在边镇，朝廷力量空虚，于是便蓄有政治野心。他罗致了一大批文臣武将，于范阳筑造雄武城，贮藏了大量兵器，又从同罗、奚、契丹人中精选了八千强健者，作为他的“假子”2。当他准备就绪后，遂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率十余万大军南下，以诛杨国忠为名，发动了武装叛乱。由于承平岁久，中原武备松弛，兵不习战，叛军一路势如破竹，至十二月十三日即攻陷了东都洛阳。 “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时沉湎于声色中的玄宗如大梦初醒，顿时慌了手脚，匆忙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赴东京募兵；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率兵东征。同时还起用在京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让他率大军讨伐安禄山。 各地军民奋起抵抗叛军。河北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组织河北军民抗战，有力地打击了叛军，一时失陷的各城纷纷脱离了叛军；唐将李光弼率兵出井陉，连下数城，与颜真卿遥相呼应，严重地威胁着叛军的后方。张巡率兵扼守睢阳，与叛军血战数百次，阻止叛军不得南下江淮。哥舒翰也镇守潼关，叛军不能西进。这样使叛军一时处于困境之中。 但在至德元载（75）六月，昏庸的玄宗被叛军的假象所迷惑，屡次催促哥舒翰出关收复失地；杨国忠因害怕哥舒翰图谋自己，也极力赞成此事。结果在灵宝一战，唐军溃败，潼关失守，玄宗连夜仓皇出逃。在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扈从的六军将士痛恨杨国忠的祸国殃民，发生了哗变，射杀了杨国忠，逼迫玄宗，缢杀了杨贵妃，这才平息了众怒，才得以逃往成都。京都长安也很快落入叛军之手。 安禄山的叛乱，使唐朝的半壁河山陷入兵荒马乱之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繁华的都市变为废墟，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此，3《通典》卷二。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元年。 2《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 唐朝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 第六节忧郁孤凄度残年在玄宗起驾马嵬驿，逃往成都之时，太子李亨在一些人的下与玄宗分道北上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担负起反击叛军、光复两京的重任。这时中原群龙无首，在军民的拥戴下，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 肃宗从河西、安西征调了万余名精兵，又调回了河北前线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北节度使李光弼所部五万军队，灵武一时军威强盛。接着又任命了朝官与将帅，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系统，对抗击叛军也作了全面部署。应肃宗之请，回纥也派来精锐骑兵助战。这时又适遇叛军内讧，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部下不服，战斗力也随之削弱，形势急转直下。至德二载（757）十月，唐军先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十二月，玄宗被迎回京城，安置在兴庆宫。 玄宗不再过问政事。他居住在兴庆宫，偶尔也去大明宫。侍卫他的仍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内侍监高力士。另有玄宗的亲妹玉真公主与旧时宫女、梨园弟子为他娱乐。 玄宗对杨贵妃之死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从成都回来后，即派人去祭悼她；后来又想改葬，遭宦官李辅国反对而停止，却密令宦官将贵妃遗体移葬他所。宦官献上了贵妃的香囊，玄宗把它珍藏在衣袖里。又让画工画了贵妃的肖像，张挂于别殿，“朝夕视之而欷歔焉”。 上元元年（70），宦官李辅国为了立功以固其恩宠，上奏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喻不能解，不敢不以闻。”这年七月，李辅国乘肃宗患病之机，矫诏强行把玄宗迁居西内。在途经夹城时，李辅国又率射生将五百骑，剑拔弩张，气势汹汹地拦住去路。玄宗胆战心惊，几乎坠下马来，幸亏高力士挺身而出，玄宗才安全地迁居甘露殿。事后，肃宗没责怪李辅国，反倒安慰他几句。2不几天，玄宗的几个亲信也遭到清洗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于巫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玉真公主也出居玉真观。剩下玄宗只身一人，茕茕独处，形影相吊，好不凄惨。之后，肃宗另选后宫百余人，到西内以备洒扫。宝应元年（72）四月，唐玄宗在郁闷中，溘然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葬于金粟山，名为泰陵。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统治时期曾锐意改革，使唐朝进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骄惰怠政，奢侈，酿成了天宝之乱，从明主堕落为昏君。正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他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但也给人以深刻的反思。 《杨太真外传》。 2《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第七节杨贵妃杨贵妃（79—75），小字玉环，祖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后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父杨玄琰任蜀州司户，故出生于成都。她幼年丧父，后寄养在叔父玄璬家。杨玄璬时任河南府士曹，她是在洛阳长大的。杨贵妃从小学得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娴熟各种器乐。开元二十三年（735），她十七岁那年被选为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妃子。2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去，他悼惜不已，后宫数千人，在他看来竟无一人中意。高力士深知主子的心思，遂外出寻觅，终于发现寿王妃杨玉环是最理想的人选。 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玄宗行幸骊山温泉宫，经高力士引荐，命人从寿王邸召来了杨玉环，玄宗十分满意，马上别赐汤沐。沐浴之后的杨玉环在进奏《霓裳羽衣曲》时，舞姿翩翩。玄宗十分高兴，当晚即赠给她金钗钿合，为定情信物；还到梳妆间亲自给她戴上了金首饰。杨玉环毕竟是唐玄宗的儿媳，为掩人耳目，玄宗命杨玉环自己乞请为女官，号“太真”，正式与寿王离异，住进了内太真宫。不到一年，其宠遇如同武惠妃，宫中称她为“娘子”，仪礼如同皇后。 天宝四载（745）七月，玄宗特诏册立左卫勋二府右郎将韦昭训的次女为寿王妃子；八月，即于凤凰园册立杨玉环为贵妃，位在诸妃之首，地位仅次于皇后。2杨玉环册为贵妃后，杨氏家族的人个个飞黄腾达。其亡父玄琰被追赠为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叔父玄珪擢为光禄卿；家族的兄长杨铦擢为鸿胪卿，杨锜为侍御史。贵妃的三个姐姐也被迎接到长安，赐给良第，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三姐被封为虢国夫人，八姐被封为秦国夫人，玄宗并称为姨。 杨贵妃的远房哥哥杨国忠本是一个不学无术、嫖赌无行的小人，一向不为宗族所齿，也由贵妃姊妹荐引，被任为金吾兵曹参军、闲厩判官。不到一年，即兼领十五余使职。后代李林甫为相，执掌了国政。 玄宗得到杨贵妃后，曾对宫人说“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为此，他还特意谱写了一支《得宝子》的曲子。从此与杨贵妃形影不离。 在《霓裳羽衣曲》中，贵妃舒展广袖，翩翩起舞，使得玄宗龙颜大悦。 贵妃又善弹琵琶，诸王、郡主、贵妃的姊妹都拜她为师，称为“琵琶弟子”。每弹奏一曲，大家都献给她许多金宝珍玩。她所用的琵琶精美别致，是用逻逤檀木做成，木质“湿润如玉，光采照人”，上有金缕红纹，绘成双凤。所用琴弦，是末诃罗国贡献的，用渌水蚕丝做成，“光莹如贯珠瑟瑟。”贵妃还善于击磐，“拊搏之声泠泠然，多新声”，即使梨园弟子也都望尘莫及。玄宗特命采用蓝田绿玉，琢磨成磬。磬架和穗子用金钿珠翠加以装饰，又专门造了两个金狮子，以做磬座，其豪华奇丽，“一时无比”。 杨贵妃极度奢侈。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女工多达七百余人，为她雕2《唐大诏令集》卷四○《册寿王杨妃文》。 陈鸿《长恨歌传》。 2《杨太真外传》卷上，《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杨太真外传》卷上。 刻熔造者又数百人。她的奇服秘玩，变化无穷。四方争先进贡珍奇之物，达到“动骇耳目”的程度。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求良工精制奇器异服，都加官晋爵，擢居显位。杨贵妃小时长在四川，喜欢吃荔枝。岭南的荔枝果肉晶莹如玉，浆液酸甜如酪。但荔枝色味易变，玄宗不惜千里迢迢，每年命岭南驰驿传送，即使盛夏酷暑，送到长安后也色味不变。2杨贵妃善于迎合玄宗的心意，整天与他戏谑。每至酒酣兴奋之时，常自统宫妓百余人，玄宗统小宦官百余人，在掖庭中排成两队，称为“风流阵”。双方用彩锦做旗帜，互相攻击打斗，败者要罚喝十大杯酒，以相戏笑。3偶尔杨贵妃也有惹玄宗发怒。天宝五载（74）七月，玄宗以她“妒悍不逊”而大发雷霆，把她遣送宫外杨铦家里。诸姊及铦以为大祸将临，吓得聚在一起抱头大哭。玄宗虽因一时之怒赶走了贵妃，却感到异常空虚、无聊，到了日中，即使山珍海味也不想吃。他心中烦躁不安，左右宦官时而横遭捶楚。乖觉的高力士熟谙主子的心意，请求将贵妃院中的供帐、器玩百余车送给贵妃。当晚又奏请贵妃归院，玄宗命打开兴安坊门，接回了贵妃。杨贵妃一见玄宗，立时哭泣着伏地请罪，玄宗十分高兴。“自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 天宝九载（750）二月，杨贵妃因偷吹了宁王的紫玉笛，玄宗一时感到不快，再次将她遣送宫外。杨国忠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便向户部郎中吉温问计。吉温答应劝玄宗回心转意，遂入奏说“妃，妇人，无智识。有忤圣颜，罪当死。既尝蒙恩宠，只合死于宫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之就戮？安忍取辱于外乎？”玄宗本来就有些懊悔，听了吉温的话，遂停止用餐，马上派宦官张韬光把御食分赐给贵妃。杨贵妃见到韬光，哭泣着说“请奏妾罪合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惟发肤是父母所生。今当即死，无以谢上。”说着用刀剪下一缕秀发，以留诀别。玄宗闻奏以后大惊失色，立即把她接回，恩宠依然如故。2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也都深得玄宗的欢心，“每入宫，移晷方出”。玄宗赐给虢国夫人的照夜玑，秦国夫人的七叶冠，杨国忠的锁子帐，都是希世珍宝。3每年给韩、虢、秦三夫人的胭脂钱，就多达一千贯。杨铦任三品、上柱国，并于私第立戟。她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住宅华丽，每建造一堂，费用以千万计。如见到有的楼堂馆舍，其规模宏伟要超过自己的，又马上拆毁重建，毫不珍惜，土木之工，昼夜不停。玄宗每次赏赐及天下贡献，五家一样，史称“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 玄宗每次出游行幸，贵妃姊妹昆仲都要随从。贵妃要是乘马，则由高力士执辔授鞭。在每年十月幸华清宫时，贵妃姊妹昆仲五家竞相豪华，每家各为一队，穿一色服装，鲜艳夺目，五家若合为一队，则“映照如百花之焕发，2《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五载。 3《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五载。 2《杨太真外传》卷上，《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 3《杨太真外传》卷上。 2《旧唐书》卷五一《杨贵妃传》。 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烂芳馥于路”2。 杨氏家族贵盛，权势凌人。天宝十载（75）正月十五上元节，杨氏五家夜游，在西市门与广宁公主相遇，为争先出门，杨氏家奴气势汹汹，挥鞭乱抽，一鞭把广宁公主打下马去，驸马程昌裔去扶，也挨了数挝。事后，公主向玄宗哭诉此事，玄宗仅诏令把杨氏家奴一人处死，公主虽为受害者，其夫程昌裔却被停官。玄宗还诏令为贵妃父玄琰立家庙，并亲笔书写碑文。诸王子孙凡是婚嫁，必先贿赂韩、虢国二夫人，由她俩奏请玄宗。凡经她俩奏请的，玄宗无不应允。因此，有的王孙竟以数百千金相酬谢。 安禄山因有边功，倍受玄宗恩宠。在他初次入朝时，玄宗让他与杨铦、杨锜、贵妃三姊妹叙为兄弟。大概安禄山看到杨贵妃在朝廷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了求恩固宠，尽管他比杨贵妃大十五岁，却请求做杨贵妃的养子。每次朝见时，安禄山总是先拜贵妃，玄宗感到奇怪，问是什么缘故，他故意装作傻呆的样子说“胡人先母而后父。”逗得玄宗一阵大笑。 天宝十载正月，安禄山生日那天，玄宗与贵妃赏赐给他许多金银宝器衣物。第三天，例行为儿沐浴，将安禄山召入宫中，贵妃用锦绣做了大襁褓包着他，宫人还用采舆抬着，戏谑声、欢呼声动地，声彻宫外。玄宗听到后宫欢笑声，问其原因，左右回答说，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所以欢笑。玄宗兴致勃勃地去观看，赏赐了贵妃洗儿金银钱，又厚厚赏赐了安禄山。从此，宫中皆称禄山为禄儿，他随便出入宫掖，“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2。 安禄山对杨贵妃百般恭维驯服，但却不把平庸的宰相杨国忠放在眼里。 杨国忠几次试图拉拢这个手握重兵的藩帅，都未能成功。因此杨国忠在清除了李林甫在朝廷的势力后，矛头对准了安禄山，屡次奏说安禄山有反状。后来安禄山反叛朝廷时，以诛杨国忠为名，从而也导致了杨贵妃的悲惨下场。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蓄谋已久的安禄山于范阳起兵，挥师南下，金鼓声打破了天下的太平。在玄宗派出将帅反击安禄山失利后，年已古稀的玄宗表示要率师亲征，使太子监国。太子一向憎恨杨国忠的专权，他监国后势必给杨氏带来厄运。杨国忠惊恐万状，马上找韩、虢、秦三夫人商议对策，他们聚在一起大哭，之后，决定由三夫人去劝说贵妃，由贵妃亲自出面，“衔土请命于上”，玄宗遂取消了亲征的行动计划。3杨氏家族也暂时渡过了这一难关。 至德元载（75）六月，由于玄宗指挥失误，潼关失守，通往长安的大门被打开了。玄宗与杨贵妃等连夜逃离京师。当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扈从的六军将士一路风餐露宿，疲惫不堪，怨恨杨国忠的乱政误国招致了这次动乱，于是怒不可遏的六军将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杨国忠及其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秦国夫人也同时遇害。之后，余怒未息的将士包围了驿站。玄宗走到驿门，慰劳军士，命令收兵，军士却屹立不动。派高力士前去询问，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玄宗听后，依杖垂首而立，迟迟不表态。最后经京兆司录韦谔与高力士苦苦相劝，再三陈述利害关系，玄宗迫不得已，强忍着内心的巨大痛苦，《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六载。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载；《安禄山事迹》卷七。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走进行宫，扶着贵妃出厅门，至马道北墙口与她诀别。贵妃泣涕呜咽，语不胜情，最后说“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玄宗说“愿妃子善地受生。”高力士把她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经六军将士验明已死后，将尸体埋在西郭外一里多远的道路北坎下。时年三十八岁。杨贵妃在她十几年的宫廷生活中，受玄宗宠极一时，唐代政治家曾指出“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2奸佞杨国忠利用了这一裙带关系，得以平步青云，执掌国政，蠹政害民，促成了天宝之乱。因此，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杨贵妃，但仍可以说她是天宝之乱的一个罪人。 《杨太真外传》卷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2《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第二十一章姚崇张说第一节姚崇武周贤相姚崇（5—72），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因突厥叱利元崇叛逆，忌有大臣与其同名，故命以字行。后又避唐玄宗开元年号，遂改名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父姚懿在贞观年间（27—49）任■州都督，因对唐有功，死后赠幽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姚崇在十二岁时成为孤儿2。他少年时代为人豪爽，崇尚义气，但不知读书。约在咸亨元年（70），他二十岁时开始发愤读书，做了孝敬挽郎。由于他才华横溢，仪凤二年（77）应下笔成章制举3，授官濮州司仓参军，后调任郑州。几年后又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天授年间（90），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唐宗室和公卿大臣不少人被无辜杀害，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大臣每次上朝，都是提心吊胆，闹得人人自危。姚崇任司刑丞后，持法公正，反对罗织罪名和滥用刑法，因而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不久，即升任为夏官（兵部）员外郎、夏官郎中。 万岁通天元年（9）十月，北方的契丹大举侵扰河北一带，连续攻陷了数州。当时军务繁多，各州司檄书雪片般飞来，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2。武则天十分赏识他的军事才干，因由郎中擢为夏官侍郎。不久，又擢为凤阁鸾台平章事。 圣历元年（98）九月，武则天曾与侍臣谈论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时，朝臣反逆案件颇多一事，怀疑其中是否有冤狱。姚崇则直言不讳地说“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为了防止残害朝臣的悲剧重演，他竟以自身和全家百余口性命向武则天担保“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后很高兴，说“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3当即赐银千两，以表奖姚崇的忠贞。 长安元年（70）三月，姚崇任凤阁侍郎。四月，姚崇赴并州以北检校各军州兵马，以整顿边防，加强战备。不久兼知夏官尚书。当时，武则天男宠《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张说《梁国公姚崇神道碑》均言姚崇“字元之”。《旧唐书》本传言“改为元之”，当误。 2《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载姚懿卒于龙朔二年（2），时姚崇当十二岁。3徐松《登科记考》卷二。 《梁国公姚崇神道碑》云“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持法无颇，全活者众。”载《文苑英华》卷八八四。 2《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3《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张易之飞扬跋扈，目无法纪，擅自把京城大德寺中的十名僧人调到定州，以充实私置的寺院，僧人表示反对，因而上诉，由姚崇断停。张易之又屡次说情，均遭到姚崇的拒绝。因此，张易之极力在武则天面前诽谤姚崇。长安四年（704）九月，姚崇被贬为司仆卿，出为灵武道大总管。后改任安抚大使。姚崇即将离京赴任时，武则天让他推荐宰相。姚崇认为张柬之沈厚有谋，能决断大事，且已年迈，请武则天立即提拔重用。同年十月，年近八十岁的秋官（刑部）待郎张柬之，得以任命为相。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患病，宰相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五人欲乘机发动宫廷政变，除掉张易之、张昌宗，拥护中宗复辟。这时恰好姚崇也从灵武道回到京城，张柬之高兴地说“事济矣！”遂把其计谋密告了姚崇。姚崇参与了密谋计划。张柬之等成功地杀死了张易之及其党羽，迫使武则天退位。姚崇因功被封为梁县侯，实封二百户。武则天被迁往上阳宫，中宗上朝听政，文武百官无不喜庆雀跃，唯独姚崇却呜呜咽咽，流涕不止。桓彦范、张柬之见此情景，不以为然，对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则回答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2张柬之等人听了不太满意，当日姚崇即出为毫州刺史。后又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 辅佐睿宗景云元年（70）六月，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唐中宗，专擅朝政，并欲步武则天之后尘。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诛灭韦氏党羽，拥戴相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唐睿宗一向熟知姚崇的政治才干，即位后立即把他从许州召回，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辅佐睿宗，与当时宰相宋璟齐心合力，“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早在中宗时期，安乐公主等人卖官鬻爵，又大搞“斜封官”。宰相萧至忠上疏中宗，指出当时冗员倍多，且与日俱增，致使“台寺之内，朱紫盈满”2。为了整肃吏治，精减冗官，姚崇与宋璟于同年八月向唐睿宗建议请把以前的“斜封官”一律罢免。由于睿宗的优柔寡断，这项正确建议未能施行。太平公主身为皇妹，在诛灭韦氏集团时又有大功，于是她结党营私，干扰朝政。诸王也手握兵权，威胁着皇太子的地位。景云二年（7）正月，他和宋璟密奏睿宗，认为这些都是导致政局动乱不安的因素，请将睿宗的长子宋王、高宗的长孙豳王等出为刺史；罢免岐王、薛王的左、右羽林军职务，改任太子左、右率，以侍奉太子；并请把太平公主及其夫武攸暨迁居东都，以免干扰朝政。姚、宋的建议，有利于稳定当时的政局，但睿宗却把此事泄露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十分恼火，并严厉责怪太子。太子李隆基为了摆脱一时的困境，遂奏称姚崇等“离间”姑兄关系。于同年二月，姚崇被罢免宰《资治通鉴》卷二○七，中宗神龙元年；《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2《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2《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 相，贬为申州刺史。宋璟也同时被贬。“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此后，姚崇又历任徐州、潞州刺史，迁为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等职，后又迁同州刺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忠于职守，政法简肃，吏治较为清明，人们曾为他建立德政碑，颂扬功德。在他离任时，“阖境民吏泣拥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马鞭、镫，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恋。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诏美焉”2。可见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 “救时之相” 开元元年（73）七月，唐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就想到姚崇是个人才。十月，乘在新丰进行讲武检阅军队之机，召姚崇入朝议论国是，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大意是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参与朝政，拒绝租赋外的贡献，戚属不任台省官，对朝臣要以礼相待，纳谏从善，杜绝营造佛道的寺观，以两汉外戚专权为鉴戒等3。唐玄宗听完这十项建议，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姚崇当宰相后，没有辜负唐玄宗对他的信任。他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从整伤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各当其才；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故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张说与姚崇有私怨，他曾试图阻止姚崇入相，未能得逞。姚崇为相后，张说心里不安，就私自到岐王家“申款”，以求内助。在一次退朝时，姚崇诈称有足病，行动缓慢；当玄宗询问病由时，他又说心中有忧虑，痛不在足。接着便说“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2唐玄宗忌讳宰臣与诸王交通，恐谋不轨，遂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唐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滥度人为僧尼。有些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借以逃避国家徭役。开元二年（74）正月，姚崇上奏提出裁减僧尼，减少寺院的办法，得到唐玄宗的。还俗者共一万二千多人。接着，又下令禁止滥造佛寺，规定自今以后“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诸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3。这就抑制了中宗以来滥度僧人和大肆营建佛寺的弊风。 姚崇严格要求官吏，他撰有《五诫》，向官吏提出了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其中在《持称诫》中，他要求官吏像持称那样，“不差毫厘，使锱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辞《资治通鉴》卷二一○，睿宗景云二年。 2《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唐语林》卷一。两书皆云此事在荆州任职时。但考姚崇生平，并未在荆州任职。《大唐新语》卷六载“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当为扬州。 3《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司马光以为天下事“须因事启沃，岂可一旦可邀”，“难以尽信”。故《资治通鉴》不取。王鸣盛等认为“此乃所谓新书滥采小说不可信则非”。见《十七史商榷》卷八七。按姚崇前已两任宰相，明了社会弊端，建言十事，似无不可。 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二。 2《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金诫》中，他极口称赞了“昔子罕辞玉，以不贪为宝；杨震辞金，以四知为惧”的为政廉慎的高贵品质，要求官吏廉洁“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谨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他告诫官吏贪赃受贿必将暴露，“欲人不知，莫若勿为；欲无悔恡，不若守慎”。在《冰壶诫》中，他赞扬了冰清玉洁、表里如一的为政者，抨击了“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卑鄙龌龊行径，并规劝官吏说“在位禄厚官尊，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冰壶是对，炯诫犹存。”姚崇主张行法公正，不避权贵。开元二年，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骄横不法，仗势欺压百姓，遭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李业闻讯后，立即到唐玄宗那里去求情，玄宗念舅甥之亲，下令重新审理此案，旨在宽免。姚崇知道后，与另一宰相卢怀慎联名上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姚崇坚持法行自近，即便是皇亲、近臣犯罪，也决不宽贷。玄宗只好同意依法惩治，“由是贵戚束手”2。 另一件事是申王李成义私自把本府中的录事（流外官，从九品）阎楚珪破格提拔为府中参军（正七品上），唐玄宗已批准。姚崇和卢怀慎闻讯后，即刻上奏表示反对，说“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才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姚崇坚持任人唯贤，终于迫使玄宗收回成命，“由是请谒不行”3。 五月，姚崇又以荒年为口实，赞助唐玄宗罢免了中宗以来的“斜封官”，如员外、试、检校官等一律免职；并规定自今以后，非有战功及别敕，不得注官。由于大力整顿吏治，结束了长期以来任官驳杂、冗官滥吏充斥官府的局面。 有人告发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因居闲职而有怨言，唐玄宗命紫微省下狱审讯，刘幽求表示不服。姚崇等人对玄宗说“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玄宗听了姚崇等人的建议，停止下狱审查。不久，把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钟绍京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也因同党被贬为泽州刺史。姚崇既保全了功臣的名誉，又抑制了功臣的权势，对于稳定政局，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五月，黄门监魏知古因与姚崇有私憾，在知东都选举时，向唐玄宗告发了他的两个儿子受人馈赠，搞私人请托，干扰选举之事。在一次朝会时，玄宗问姚崇儿子的才德如何。姚崇马上揣测出玄宗的意思，回答说“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唐玄宗满以为姚崇会袒护自己的儿子，没想到他却毫不隐讳。姚崇又解释说“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玄宗听后，反倒以为姚崇大公无私，而魏知古却忘恩负义，于是要罢免他。姚崇又坚决请求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2在姚崇的一再请求《五诫》包括《冰壶诫》、《执镜诫》、《持称诫》、《辞金诫》、《弹琴诫》。全文载《文苑英华》卷三六八或《全唐文》卷二○六。 2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下，玄宗这才应允。 开元初年，唐玄宗的兄弟们仍然主典禁军。宋王李成器为左卫大将军，申王李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李范、薛王李业也分掌左、右羽林军。因此姚崇等人上奏，请将诸王出刺外州。玄宗等人依从了姚崇等人的奏议，次年六月，命宋王兼岐州刺史，申王兼豳州刺史，豳王兼虢州刺史。后又命岐王兼绛州刺史，薛王兼同州刺史。同时还规定诸王赴任后，只是总领大纲，其余州务，皆委州上佐主持。此后，凡是诸王兼都护、都督、刺史的，一律照此行事。从此，诸王被解除了政务与兵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把柄，消除了长期以来导致政局不稳的隐患。 十月，唐军与吐蕃军在武街展开了激战，大败吐蕃军。姚崇与卢怀慎上奏“顷者吐蕃以河为境，神龙中尚公主，遂逾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宜毁桥拔城。”姚崇等人维护唐朝疆域完整的奏议，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2开元三年（75）正月，姚崇遇有子丧，请假十几天，结果案牍积压。宰相卢怀慎迟迟不能处理，心里有些害怕，就到唐玄宗那里谢罪。玄宗听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姚崇假满复职，十几天积压的政事，不一会即裁决完毕，自觉很得意，对紫微舍人齐澣说“余为相，可比何人？”齐澣一时没有回答。姚崇又说“何如管（仲）晏（子）？”齐澣听后说“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便更之，似不及也。”稍停了片刻又说“公可谓救时之相耳。”3可见当时人对姚崇明于吏道，“剖断若流”的推崇。 捕蝗救农开元四年（7）山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能为力，在路旁烧香磕头，乞求上天开恩，眼看着蝗虫食禾苗，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他又提出了灭蝗办法，“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请夜设火，坎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古有讨除不胜者，特人不用命耳。”他建议派遣御史，名为“捕蝗使”，分头督促各地灭蝗。 当时朝议鼎沸，众口一词蝗虫是天灾不宜捕，唐玄宗也一时犹豫不定。 姚崇力排众议批评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噉毛。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按诸王出刺外州，此处说是群臣所请，未明言姚崇。汪篯考定说姚崇在睿宗时曾建议诸王外刺，又诸王外刺恰好在姚崇当权用事时实行，当是姚崇协助玄宗。见《汪篯隋唐史论稿》。今从其说。 2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最后，姚崇还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若除之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2玄宗也认为，蝗虫是天灾，“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姚崇则回答“捕蝗之术，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玄宗听了才下决心，高兴地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姚崇虽然说服了唐玄宗，但是公卿百官中的许多人仍疑惧不安。卢怀慎担心他捕蝗不成，反会丢了官爵，就私下劝他说“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姚崇则毫不动摇地说“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丘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面经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2姚崇忧国忧民，他的治蝗行动受到人们钦佩，评价他说“姚元崇为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3开元四年（7）四月间，山东再次发生严重蝗灾。姚崇一如既往，立即派“捕蝗使”，促令各地捕蝗救灾。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尝捕埋之，为害益甚。”因此对抗御史，不肯从命。姚崇听到此事后，不胜愤慨，立即牒报倪若水说“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警告他说“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其无德致然！”倪若水见牒以后，十分恐惧，不敢抗拒，只好乖乖地照令行事。五月，姚祟又派遣使者去各州县进一步检查捕蝗情况，并把各州县官吏捕蝗的勤惰、政绩大小上报朝廷，以促进州县捕蝗救灾。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者尚不可胜数。把蝗灾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山东连年发生蝗灾，也没有造成很大的饥荒。 晚年恩遇优渥开元四年（7）十一月，黄门监卢怀慎病卒，姚崇也患了疟疾，卧床不起。玄宗因姚崇居第僻远，咨询政事殊感不便，让他迁居罔极寺，每天派使者数十人，前去探望病情。每有军国大事，都令宰相源乾曜去征求姚崇意见。每当源乾曜奏事时，凡是符合旨意的，玄宗便说“此必姚崇之谋也。”有时不合乎他的旨意，则说“何不与姚崇议之？”为了咨询方便，源乾曜奏请唐玄宗，请姚崇迁往四方馆。姚崇以四方馆华丽宽大，且有不少簿书，不是病人应住的地方，坚决推辞。唐玄宗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2《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郑棨《开天传信记》。 2《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3《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2《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2不久，姚崇辞去了宰相职务。辞职原因一是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广交宾客，一再接受别人馈赠的财物，招致了人们的非议；二是中书省主书赵诲为姚崇所亲信，他接受了蕃人的贿赂，事情揭发后，唐玄宗亲自审讯，被捕入狱，定为死罪，姚崇又设法营救，玄宗很不满意。正赶上曲赦京城罪犯，敕令中特别标名赵诲，“杖之一百，流岭南”。于是，姚崇忧惧不安，以为自己不宜再做宰相，数次申请，要求回避相位。最后，唐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根据他的举荐，由宋璟取代了宰相职务，他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他的举荐，颇受史家好评。 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宋璟继任为辅相，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 开元五年（77）正月，玄宗将巡幸东都，却突然发生了太庙崩坏的事件。当时的宰臣附**阳灾异之说，妄加解释说“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说得唐玄宗六神无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又询问姚崇“朕临发京邑，太庙无故崩坏，恐神灵诫以东行不便耶？”姚崇客观地分析太庙崩坏的原因，说“太庙殿本是苻坚时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他还建议说“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车驾依前径发。”玄宗听后高兴地说“卿言正合朕意。”2遂赐绢二百匹。 此后，唐玄宗命姚崇五日一朝，仍然入阁参与朝议，恩遇更加优厚，遇有重大的军国之事，仍然要咨询姚崇。开元八年（720），又授官太子少保。开元九年（72）九月，姚崇病故，终年七十一岁。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2。 姚崇临终前，曾先把家里的田园资产分成几份，让他的儿子、侄儿各守其分，以免死后儿子们发生争执。并且作了遗令，告诫子孙不要厚葬。遗令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须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季之衣，各一副而已。”姚崇生前反对佛教，在遗令中不惮其烦地列举了北齐、梁武帝、胡太后、中宗韦皇后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的历史事实，告诫子孙不得迷信佛教，“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3。严禁为他“追福”而挥霍大量财物。 姚崇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与宋璟等人辅佐唐玄宗，前后三任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直到至德元年（75），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到成都，当得知唐肃宗任命房琯为将时，他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洪迈《容斋随笔》卷五。 2《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两《唐书》本传皆说姚崇享年七十二岁，而张说《姚崇神道碑》说“七十有一”。此从碑文。2两《唐书》本传皆说“谥曰文献”，碑文作“文贞”。今从碑文。 3《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他的“宏才远略”4。 4《大唐新语》卷八；《新唐书》卷二二三《李林甫传》略同。 第二节张说历仕四朝张说（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祖籍范阳，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后迁居洛阳。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其父官职卑微，仅为洪洞县丞。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很有造诣。垂拱四年（88），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武则天以为近古以来没有甲科，张说遂屈居为乙等，授任太子校书，迁左补阙。长安初年（70），诏令张说与徐坚等人撰修《三教珠英》，由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此事。昌宗不学无术，只是广引文词之士，高谈阔论，“历年未能下笔”。唯张说与徐坚“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2。书修成后，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后又擢任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女皇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与人私议“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称此是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了。当上廷作证时，再次威胁他，张说却慷慨陈词，对女皇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阴谋败露后，又气急败坏地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最后并说“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张说理正词严，揭露了张昌宗的非法行为，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不分是非曲直，反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再次鞫审，最后竟被无辜流放于岭外。唐中宗复位后，张说入为兵部员外郎，后转工部侍郎。景龙年间（707—709），遇母丧离职，服丧未满，中宗欲起复授黄门侍郎，当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2，张说却推辞不受，颇受有识之士的称赞。服丧期满，复授工部侍郎，不久改为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 景云元年（70），唐睿宗即位，张说迁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这年秋天，谯王李重福潜入东都，欲谋夺皇位。兵败后，东都留守捕获了其党羽数百人，审讯多月，迟迟不能定案，睿宗即命张说前去审理。张说很快查清了此案，一宿即捕获了谯王的主谋张灵均、郑愔等，弄清了其全部罪状，其余误捕下狱的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张说办事干练，深受睿宗的嘉奖，称赞他说“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岂能如此？”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这时，李隆基尚居东宫为太子，张说为侍读，备受亲近礼敬。太子姑母太平公主交结朝臣，朋比为奸，干预朝政，图谋废掉太子。这年二月，唐睿宗曾对待臣说“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侍臣们明白，此事显然是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地位，都面面相觑，《登科记考》卷三，《大唐新语》卷八。 2《旧唐书》卷一○二《徐坚传》。 《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三年。 2《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下引本传及《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不另加注。不知说什么好。张说则直言不讳地说“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听后十分高兴，即日下制止皇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制皇太子即位。 睿宗虽然退居为太上皇，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权。太平公主仍依恃皇兄权势继续干预政事，变本加厉地谋害玄宗。她恨张说不趋附自己，便奏请睿宗，将他贬为尚书左丞，并出为东都留守。张说洞知太平公主之党暗中怀有异谋，遂遣使者献给玄宗一把佩刀，暗示他要果断行事，以铲除太平公主之党。故史称“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在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之后，玄宗即召张说拜中书令，封燕国公。 开元元年（73）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任相后，张说就私自到岐王李范家申述诚意。姚崇告发此事，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边防建树张说被贬不久，又因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苏颋擢任宰相，张说以与其父苏瓖为故交，撰《五君咏》献苏颋，其中一则是记苏瓖事。苏颋读后很感动，上奏称张说为“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开元六年（78）二月，张说迁任荆州长史。不久又迁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 幽州地与奚、契丹接壤，为北方重镇。这一年契丹首领李失活死，大臣可突于争权，发生了内乱。唐朝派兵镇压，结果失利。张说上表，陈述利害，说“臣熟知幽州兵马寡弱，率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仓粮全无贮积。”因此，他请求加强战备，以防止边患。2在此期间，张说考虑到“国储未赡，边军未息”，为了“静人业农”，他上表情求屯田“臣闻求人安者莫过于足食，求国富者莫先于疾耕。臣再任河北，备知川泽。窃见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灌汤阴，若开屯田，不减万顷，化萑苇为粳稻，变斥卤为膏腴，用力非多，为利甚博。”因此，他希望朝廷“不失天时，急趋地利，上可以丰国，下可以廪边，河漕通流，易于转运，此百代之利也”3。屯田既可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又方便了水利交通，是一项很有益的措施。 开元七年（79），张说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他再次上表论奏边事，主张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和睦政策，用兵不过是迫不得已的。4后可突于终于立李失活的族弟郁于为国主，并遣使请罪。玄宗即册立郁于，唐与契丹的纠纷终于圆满解决了。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明皇杂录》卷下，参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二。 2《幽州论戎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3《请置屯田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六。 4《并州论边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开元八年（720）秋，朔方大使王晙密奏原突厥降户勾引突厥，谋陷军城，因诛杀殆尽。此事引起了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诸部的恐惧不安。为了平息事端，张说只率二十从骑，持节去各部安抚，晚上还住在他们帐中。拔曳固、同罗诸部听到后深为感动，“由是遂安”。 开元九年（72）四月，原突厥降将康待宾诱使诸降户反叛，一时攻陷了兰池六州。诏令王晙率兵讨伐，并令张说知经略。康待宾暗中与党项通谋，攻破了银城、连谷，还占据了粮仓。张说率马步兵一万人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袭击，康待宾等大败而逃。张说率军乘胜追击，当追到骆驼堰时，党项部反戈。张说招抚党项流散人员，使各安其业。讨击大使阿史那献以为党项反复无常，请全部诛杀。张说制止了这一滥杀的做法，说“王者之师，当讨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即奏请设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2。同年九月，召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开元十年（722），诏命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邪仇决最新章节，并去朔方巡视边防，处置兵马。这时，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康愿子反叛，自立为可汗，劫掠牧马，西渡黄河出塞。张说率兵追讨，至木盘山擒获了康愿子，并俘虏三千人。为了防止这一带的突厥降户再次骚乱，于是议请将居住在河曲六州的降户五万余人强行迁往中原的许、汝、唐、邓、仙、豫等州。这样，朔方之地，空荡无人。张说因功赐实封二百户。 张说历经边镇数年，熟知边防事宜。当时沿边镇兵多达六十余万，他以时无强敌，奏请精减兵员，罢免二十余万。玄宗对裁减三分之一有些犹豫。张说解释说“臣久在疆埸，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防农务。” 张说还着手对府兵进行了改造。当时诸卫府兵，成丁入伍，六十岁免役，其家又不蠲免杂徭，渐渐贫弱，大都逃亡。先天二年虽然有所改革，规定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放免，屡次征镇者，则十年免役。但实际上徒有此令，并未能付诸实施。因此这时府兵之法日渐破坏，番役更替多不按时，卫士逃匿，宿卫之士无法得以保证。鉴于这种情况，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玄宗同意募兵，不过十几天，即得到精兵十三万人，“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张说的精减边兵、改革府兵，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王夫之评论说“张说所奏罢之二十万人，无一人可供战守之用，徒苦此二十万之农民于奉拚除、执虎子、筑■场，供负荷之下。故军一罢，而玄宗知其劳民而弱国也，而募兵分隶之议行，渐改为长从，渐改为彍骑。穷之必变，尚可须臾待哉？”2政改与文治开元十一年（723），张说进为中书令。在政治制度上所进行的重要改革是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在唐初设于门下省，为宰相议政之所。贞《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八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九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年；《新唐书》卷五○《兵志》。2《读通鉴论》卷二二。 观之后，中书省权力渐重。武周时裴炎由侍中改任中书令，为便于政务推行，迁政事堂于中书省，但仍是宰相议政之所。张说任中书令后，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同时，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这一改制，使政事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由宰相议政之所变为朝廷最高权力机构。 唐玄宗统治前期，经济繁荣，政治升平，进入盛世。好大喜功的玄宗粉饰文治，特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总领其事。由于文学之士受到宠遇，对其供给也十分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他们“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上奏罢免学士。张说反驳其言，说“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玄宗听到后，“重说而薄坚”2。 开元十三年（725），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定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张说以宰相为学士知院事。他虽然地位显赫，却很谦逊。玄宗欲授任张说为大学士，他推辞说“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后来在集贤院举行宴会，照旧例，官位高者先举杯，张说欲打破陈规，便对诸士子说“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于是，众学士一起举杯同饮，一时传为佳话。张说雅重词学之士，善于用人之长。当时，在文学上有造诣、有名声的韦述、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羲、孙逖、王翰等“常游其门”，赵冬羲兄弟六人，韦述兄弟六人并词学登科，张说极口称赞“赵、韦昆季，今之杞梓也。”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是当代无人能企及的。他一生著作宏富，除了参与修撰《三教珠英》、主持改撰《开元五礼仪注》以外，还主持编撰了《大唐六典》。又奉玄宗之命，与他人一起类集要事，为诸王子习读而编写了《初学记》30卷。后人收集他的诗词、文赋、表奏、碑文、墓志，总成文集30卷。 积怨虽多，宠遇不衰张说有才智，但脾气暴躁，又好受人贿赂。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二月，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他不通文学，遂奏请拟任金吾大将军；前殿中崔月用与张说关系密切，便推荐他为御史大夫。玄宗拒绝了他的意见，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心里怨望张说。2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这时，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凡有论奏，张说又极力抑止，“于是铨选失序”。宇文融愤怒已极，即联合崔隐甫、李林甫共同弹劾张说，说他招引《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册府元龟》卷三○八。 2《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一年。 《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2《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术士王庆则“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人道岸“窥诇时事，冒署右职”；其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张说权势，“市权招赂”，又擅自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言辞“丑惨”。玄宗十分恼怒，即敕令源乾曜、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于御史台鞫审张说。 源乾曜奉诏鞫审张说，罪状多属实，玄宗派高力士去看张说，见他蓬首垢面，坐在草地上，使用的是瓦器，吃的是粗食，以表示“自罚忧惧”。高力士将此情况回报玄宗，并说“说往纳忠，于国有功。”玄宗听后也很怜悯他，仅罢去中书令职务，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只诛杀王庆则等人，受株连者十余人。 开元十五年（727）正月，御史大夫崔隐甫与中丞宇文融唯恐玄宗再进用张说，一再上言诋毁他。于是“各为朋党”，相互攻讦。玄宗疾恨朝臣朋比为奸，因命张说致仕，隐甫被免官，宇文融也被出为魏州刺史。开元十六年（728）二月，以尚书右丞相致仕的张说兼任集贤殿学士。张说虽罢知政事，专文史之任，但玄宗对他的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2，以征询张说的意见。 开元十七年（729），再拜张说为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不久，又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他上任那天，玄宗特命有司供帐，奏音乐，具酒馔，并作御诗一篇以叙此事，仪式热烈而隆重。不久，又以修撰谒陵仪注有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其长子张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张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开元十八年（730），张说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并御笔写药方赐予他。由于医治无效，这年十二月病卒。时年六十四岁。赠太师，谥曰文贞。玄宗还亲自为张说撰神道碑文。 张说曾三任宰弼，擅长文学。一生掌文学之任三十多年。有助成文治之功，也颇有武略，可谓文武兼资。他明于政体，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故史家称赞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是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 2《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五年。 第二十二章一行第一节身世一行（83—727），俗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祖父张公谨是唐代开国功臣，被封为郯国公。父亲张擅为武功县令。 他“少聪敏，博览经史”，常到藏书丰富的长安城南玄都观去看书，颇受观主尹崇赏识。一次，他从尹崇处借得西汉扬雄《太玄经》，此书意旨深奥，尹崇自称研读数年尚不能晓，张遂仅数日就读完，并能究其义而撰《大衍玄图》一卷。尹崇大惊，对人说“此后生颜子也。”年轻的张遂成了长安城里的知名学者。 时值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任春官尚书，封为梁王。武三思有权有势，但没有才学，想与张遂结交。张遂为逃避纠缠，到嵩山出家当了和尚，取法名一行。 一行不仅道学功底深厚，也刻苦钻研天文学和数学。他曾到天台山国清寺（在今浙江天台）投师学算。开元五年（77），一行被唐皇朝强征回京，由于他不愿做官，被安置在长安城内的华严寺编译佛经。开元九年（72），“太史频奏日食不效”。当时所用《麟德历》行用了五十多年，误差渐大，已需改革历法。于是，唐玄宗诏令一行负责主持制订新历。 一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从开元九年到开元十五年（72—727），为了编制新历法，在一行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天象观测工作。为适应实测的需要，又必须首先创制一些新的科学仪器，如“覆矩”、“黄道游仪”和“水运浑象”等。最后，在大量新的实测数据的基础上，编制出《开元大衍历法》即《大衍历》。 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草成，就在这年，一行在随驾去洛阳的途中死于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镇），年仅四十五岁。一行去世后，唐玄宗诏张说与历官陈玄景写定《大衍历》，分为《历术》（又称历经）7篇、《略例》篇、《历议》0篇，到第二年完成，开元十七年（729）起正式颁行。一行在科学方面的贡献主要在天文仪器制造、大地测量、编制《大衍历》三个方面。尤其是《大衍历》受到世人的称颂。如道士邢和璞称赞一行说“汉之洛下闳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必有圣人正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非圣人而何？”可见当时人们对一行贡献的崇敬。 《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第二节在仪器制造及天文观测方面的成就天文仪器制造天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天文观测的新成果。一行十分重视天文实测工作。 他受命改治新历，首先就策划为配合改历所需的一系列实测工作。他奏请朝廷“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但是，当时太史局所用测候星度的浑仪上没有黄道环，不能直接测出天体的黄道入宿度2。于是，一行提出要制造一架新的仪器，并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先用木料做了一件黄道游仪的模型，后于开元十一年（723）制成了铜仪。一行、梁令瓒所制的黄道游仪的结构为三重环组。最外一重有三个环，包括地平、子午和卯酉环。其中卯酉环为过天顶和正东、西方向的一个圆环，这一重环组是固定不动的，起骨架作用。最里一重环组是夹有窥管的四游环，它的外圆周是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即以四分弧长为角的一度。中间的一重与李淳风的三辰仪相当，所不同的是在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打一个洞，使黄道环能沿赤道环移动，以适应古人所理解的冬至点沿赤道退行的岁差现象。这是浑仪发展过程的一个创举，第一次在仪器上体现了岁差现象。同时，这也是黄道游仪的名称由来。由于黄道和白道的交点也是在不断移动的，因而也在黄道上每隔一度穿一个孔，过一定时间后，就把白道环移动一孔。 此外，为了能更方便地进行中天观测，黄道游仪中的四根支柱安放在四个斜角方向。 一行用黄道游仪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有月亮的运动和恒星的黄、赤道度数（即经度）及去极度（相当于纬度）的测定。其中月亮运动的观测对《大衍历》的制定有很大意义，特别是为交食计算的准确性提供了基础。而在恒星观测中则发现了恒星位置和南北朝以来的星图、浑象所标的位置已经有所不同。根据这些实测结果，《大衍历》革除了沿用了数百年的陈旧数据，取而代之以新的观测数值。一行在恒星观测方面是成绩卓著的。 一行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的第二件创作，是他与梁令瓒及诸术士合作制造的一台名叫“水运浑天俯视图”的浑天象。它不但能演示天球和日月的运行，而且立了两个木人，按刻击鼓，按辰撞钟，集浑天象与自鸣钟于一体。《旧唐书》对此台仪器的结构有详细的记载“铸铜为圆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全得运行。每天西转一匝，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仍置木柜以为地平，令仪半在地平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钟鼓。以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当时共称《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2李淳风于贞观七年（33）制成一架浑天黄道仪，这架仪器有三重环组，中间一重环组由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组成，称为三辰仪。它不仅能直接测得天体的入宿度，而且还可以区别黄道度与白道度。但是，李淳风制造的这架仪器被放在宫内，皇家天文机构所用的浑仪仍然是后魏制造的铁仪。这些变化经研究都可以解释为由岁差原因所引起。见席泽宗《僧一行观测恒星位置的工作》，《天文学报》第4卷第2期（93），第22—27页。 其妙。”一行还创造了一种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即所测地的地理纬度）的专用新仪器——“覆矩”（又叫“覆矩图”）。关于覆矩的式样，史料没有详细记载。研究者猜想它可能如图所示的形式2。 根据我们的考证，“矩”在我国古代天算典籍中有两种含义一是形似木工曲尺的平面区域，即所谓的“积矩”；一是勾股形中的勾边加股边夹一直角构成的直角折线，即所谓的“矩线”3。“覆矩”当理解为将积矩开口向下。《旧唐书·天文志》有“以覆矩斜视，北极出地”多少度的记载，又说“以图（即覆矩图）校安南，日在天顶北二度四分”。这说明一行的覆矩是一种用“角度”表示地平高度的测量工具。如图所示，在覆矩的直角顶点系以重锤，在两直角边间安装一个因我国古代历法多取圆周为度，故直角当为9.3度）的量角器。使用时，把覆矩的一个特定边指向北极，使此边恰好在人眼和北极的连线上，则重锤线即能在量角器上直接读出北极的地平高度。 一行发明的覆矩是一种简便的测量北极高度的仪器，它在一行领导的开元年间天文大地测量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子午线测量一行受诏改历后组织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这次测量，用实测数据彻底地否定了历史上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错误理论，提供了相当精确的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 一行发起这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我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理论“日影一寸，地差千里。”刘宋时期的天算家何承天根据当时在交州（今越南河内一带）的测量数据，开始对此提出了怀疑，但长期未能得到证实。隋朝天算家刘焯则提出了用实测结果来否定这一错误说法的具体计划，他说“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他建议“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但这个建议在隋朝没有被采纳。一行的测量则实现了这一计划。其二，当时发现，观测地点不同，日食发生的时刻和所见食象都不同，各节气的日影长度和漏刻昼夜分也不相同。这种现象是过去的历法所没有考虑到的。这就需要到各地进行实地测量。 这次测量过程中，由太史监南宫说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分赴各地，“测《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2梁宗巨《僧一行发起的子午线实测》，《科学史集刊》，959年第2期，第44—4继闵《商高定理辨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期（993），第29—髀算经》、《尚书纬·考灵曜》等书里都有记载说，南北相距千里，夏至日中午，高八尺的竿子的影长就相差一寸。 《隋书》卷二六《天文志》。 候日影，回日奏闻”。而一行“则以南北日影较量，用勾股法算之”2。可见，一行不仅负责组织领导了这次测量工作，而且亲自承担了测量数据的分析计算工作。 当时测量的范围很广，北到北纬5度左右的铁勒回纥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约北纬8度的林邑（今越南的中部）等十三处，超出了现在中国南北的陆地疆界3。这样的规模在世界科学史上都是空前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南宫说亲自率领的测量队，按刘焯的计划在黄河两岸平原地区测量的四个点，由北向南有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汴州浚仪太岳台（今开封西北）、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豫州上蔡武津馆（今河南上蔡）。其中白马在黄河北，其他三点都在黄河以南。它们均介于东经4之间，差不多在同一经度上（即刘焯所说的“南北使正”）。总计白马至上蔡52里270步，北极高度相差.5度，从而得出大约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这实际上给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 由于对唐尺数值的大小，人们目前的看法还不一致，故评价一行这次子午线测量的精度受到限制。初步的估计结果是，一行的测量值与现代值相比，相对误差大约为.8％。 国外最早的子午线实测是在公元84年，由天文学家阿尔·花剌子米（约783—850）参与组织，在幼发拉底河平原进行了一次大地测量，测算结果得出子午线一度长为.85公里（现代理论值为0.公里），相当精确。但这已在一行之后九十年了。 2《通典》卷二六《职官典·秘书监》。 3梁宗巨《僧一行发起的子午线实测》，《科学史集刊》，959年第2期，第44—49页。第三节《大衍历》的九服晷影算法及其正切函数表我国古代历法从东汉《四分历》开始，就有各节气初日晷影长度和太阳去极度的观测记录，漏刻、晷影成为古代历法的重要计算项目。隋朝刘焯发明二次等间距插值法之后，李淳风首先将二次插值法引入到漏刻计算中，由每气初日的漏刻、晷影长度数求该气各日的漏刻、晷影数。但是，各历法中所记载和计算的漏刻和晷影大多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的数值。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时，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测量，通过观测知道，随去极度变化的影长，又因地方而异，但同太阳的天顶距有固定的对应关系。一行在《大衍历》中发明了求任何地方每日影长和去极度的计算方法，叫做“九服晷影”。 古人把阳城作为测影的标准地点，即所谓的地中。如图2所示，若为阳城的北极高度阳城夏至、小暑、大暑等日的太阳上中天位置阳城夏至、小暑、大暑诸气太阳的去极度分别为阳城夏至到小暑、小暑到大暑的去极度差数，也是太阳天顶距的差数。且这个差数对任何地点的相应季节都是相等的。 设有某地北极高度为′，则夏至、小暑、大暑等日的太阳上中天位置为s′然，有＝s′2－s′，2＝s′3－s′2。 阳城夏至、小暑、大暑太阳天顶距为zs、zs2、zs3等，故＝zs2－zs，2＝zs3－zs2，同样，有＝zs′2－zs′，2＝zs′3－zs′2。 历法中已给出阳城各气初日的太阳去极度，则各气的去极度差即为已知，同样各气的太阳天顶距差亦为已知，而这个差数对于任一地点都是相等的。这样一来，对于任一地方，只要知道某一节气（如夏至）的太阳天顶距，其他各气的太阳天顶距都可以通过加减这个差数求出。剩下还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如何求某地夏至（或冬至）的太阳天顶距；其二，已知天顶距如何换算出晷影长。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影长与太阳天顶距的对应数表来解决。 如果列出一张以天顶距为引数，每隔一度的影长的数值表，则以上两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先在所测地测出（冬）夏至晷影长度（在一行领导的大地测量中，在每处都进行了这样的测量），由影长查表得出太阳天顶距，再加减一个如前所述的差数i即可求出该地各气的天顶距，返回再查表得影长。一行在《大衍历》“步晷漏术”中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从0度到80度的每度影长与太阳天顶距对应数表，这是世界数学史上最早的一张正切函数表。在国外，大约920年左右，阿拉伯学者阿尔·巴坦尼（al-battai，约858—929）根据影长与太阳仰角之间的关系，编制了0度—90度每隔一度时2尺竿子的影长表，这实际上是一个2tg的数表。另一位阿拉伯学者阿刘金沂、赵澄秋《唐代一行编成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4期（98），第298—309页。 尔·威发（bul-wafa，940—998）在980年左右编成了正切和余切函数表，每隔5度和0度给出一个值。他还首次引进了正割和余割函数。2一行和阿尔·巴坦尼差不多沿着相同的途径编成正切和余切函数表。一行用太阳天顶距，阿尔·巴坦尼用太阳仰角，两者互为余角，所以他们两人的发现是相同的。而一行的正切函数表比阿尔·巴坦尼的余切函数表早近两百年，比阿尔·威发的正切表要早二百五十年。尽管一行的正切函数表只从0度到80度，误差也相应大一些，但它毕竟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 2参见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tis，vol.2。第四节《大衍历》的插值算法今天常用的牛顿插值公式，其不等间距的形式比等间距的形式要复杂得多。天算史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在中国古代，唐朝天文学家、数学家一行在其《大衍历》中发明了二次不等间距插值法，且一行还有意识地应用了三次差内插法近似公式。因此，一行在插值法方面的贡献备受中外天算史研究者的关注。 我国古代非线性插值法，是刘焯在其《皇极历》（04）中考虑到太阳运动不均匀性为计算太阳行度改正值时首创的。有关中国古代插值法的算理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刘焯二次等间距插值法的造术原理建立在源于《九章算术》描述匀变速运动的模型基础之上，认为太阳每日的运行速度之值构成一等差数列。质言之，所用数学方法就是构造一等差数列并求其前若干项和。一行的插值法并没有人们所想象那样的推广意义。就插值算法本身，一行算法与刘焯算法实质完全相同2。所不同的是，《皇极历》是在以平气为间隔的日躔表基础上插值。而《大衍历》是在以定气为间隔的日躔表上插值。 《太初历》以后，各历都以平分一回归年日为24等份而得每节气长5.22日，这样规定的二十四气称为“常气”，或叫“平气”。张子信指出“日行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于是刘焯造《皇极历》时体会到二十四气皆应有“定日”，他说“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但刘焯并没有搞清楚太阳速度的加减和季节的关系，他的日躔表是把秋分定日后到春分定日前平均分为2段，每气4.54日；春分定日后到秋分定日前也平分为2段，每气5.45日。这显然不是“定气”。一行则认为，太阳在一回归年日行度，每气行5.285度。冬至附近日行速度最急，故二气间所需运行时间最短，夏至附近日行速度最缓，故二气间的时间最长。实际上，《大衍历》这里首先提出了平分黄道为24等份，以太阳实际走完每个等份的时间长度为各节气长度，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定气”概念。一行提出正确的定气概念以后，在计算太阳改正时自然就以定气为插值间隔。至于插值法本身则完全是沿用刘焯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刘焯在日躔表中规定太阳视运动一年内的变化规律是冬至最快，冬至后渐慢，到立春时开始加快，春分时又达到最快，冬至到春分这段时间内日速比平均速度快。春分后太阳视运动的速度突变为最慢，之后逐渐加快，到立夏时又开始减慢，夏至达到最慢。春分到夏至时段内比平均速度慢。夏至以后的变化情况以夏至处为镜面对称，如图3所示。 《大衍历》盈缩分一年内的变化趋势则如图4所示。盈缩分在冬至附近最大，以后逐渐变小，夏至时最小，之后又逐渐增大。这相当于把冬至作为太阳视运动的近日点，夏至为远日点。这种认识是正确的，而《皇极历》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严敦杰《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科技史文集》（第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978年版，第—4页。 2王荣彬《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构建原理》，见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西北大学出版社994年版，第25—37页。 说一行有意识地应用了三次差内插法的近似公式，是指《大衍历》的月亮极黄纬算法和五星中心差改正算法中所用的插值法。当对我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的构造原理有了深入的认识之后，研究者进一步通过将这两处插值法的有关术文与刘焯二次等间距插值法的术文进行对比研究，证明两者在实质上也是相同的。 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大衍历》使用了三次差插值法，是因为《大衍历》在上述两种算法的插值法中都引入了“中差”概念的缘故。但实际上一行引入“中差”的原因在于，刘焯日躔表中的各气陟降率之差是相等的，而《大衍历》月亮极黄纬等数表相邻两栏的差一般不等。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一行受命改历时作了大量天文观测的结果。若仍照搬《皇极历》的做法，就会出现同一点处有可能得到两个不同的值的现象，这就迫使一行必须在计算方法上进行一点细节上的调整。 第二十三章刘知幾吴兢第一节刘知幾好学少年，博览史籍刘知幾（—72），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父亲刘藏器在唐高宗时任侍御史。善于词章，文史很有造诣。有三个儿子，知幾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刚十岁出头的刘知幾学《尚书》，由于深奥难懂，学习不专心，常常被父亲责打。一天，知幾看见父亲给哥哥们讲《左传》，就放下手里的《尚书》，偷偷跑去听，听了几次，对《左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左传》中有很多生动的历史故事，像曹刿论战、卫懿公好鹤、唇亡齿寒等等，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还讲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比起类似文件汇编的《尚书》，显然好懂易学。他兴奋之余又想到自己功课，不禁叹息说“书如是，儿何怠！”这话传到刘藏器耳朵里，就同意小儿子也学《左传》。知幾学完《左传》，这时刚十二岁。此后，他又学习《左传》的注疏文字，并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仍感到不满足。他的志向并不在于仅仅了解一些历史事实，而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大势。他读史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十七岁时，已广泛涉猎汉代以来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包括唐朝皇帝实录。这些书多数是借阅的，有的部帙残缺。通过勤奋苦读，刘知幾不但获得了大量历史知识，而且也对各种史书的思想观点、叙事体例、文字特点，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 读这些史书时，刘知幾不盲目崇拜前代史家，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他认为《汉书》既然是写西汉一代之史，就不应有《古今人表》（班固《汉书》中的《古今人表》所收录人物起自远古的太昊伏羲氏，止于秦末陈胜、吴广等，未收录西汉人物）；谢承的《后汉书》应该为西汉末起义军所立的更始皇帝（刘玄）立“本纪”。当时听到刘知幾这番议论的人，都责备他不该这般议论前辈大学者。后来他读到了张衡、范晔的文集，发现他们对《汉书》、《后汉书》的批评，竟与自己的批评一样，自己许多看法有与前人不谋而合之处。这极大增强了刘知幾在钻研学问上的自信心。从此，刘知幾更加活跃地独立思考，在钻研史书过程中，一有创见就随手写成札记。日子久了，学问就越来越渊博，为后来撰写《史通》打下了基础。 以文知名，步入仕途唐高宗永隆元年（80），刘知幾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今属河南）主簿，这时刚二十岁。有了官职之后，他面临两条发展道路一是以声名继续词章之学，以利于仕途发展，求名利双收；二是重新钻研历代史书，但此不为时人所重，影响个人的声望和升迁。他选择了后者，把精力投向史学。有一段时间，他去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从官方和私家广泛借阅史书，尽情披阅。 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卷六三《史馆上》、卷六九四《史馆下》、《史通》、《全唐文》卷二七四。刘知幾虽然对史学异常执著，但对政治也并非漠不关心。他在任获嘉主簿期间，曾多次上书皇帝，表达革新政治的意见。当时正值武则天当政。武则天一方面严厉打击长期把持政权的贵族集团，一方面不拘常规大量提拔下层地主阶级成员。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以做官，普通人可以自荐当官，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做官。这样一些有才干者可以得到破格提拔，但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刘知幾上书请求淘汰不称职的官员。证圣元年（95），刘知幾再次上书，他指出“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说“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可以看出，刘知幾的政治眼光是较敏锐的。他所指出的问题，触及到当时政治中突出的一些弊病。武则天见到刘知幾的几次上书，虽然很赞赏他的直率敢言，但却未采用。当时朝廷一方面大量任官，造成官爵泛滥；另一方面任用酷吏，致使法网严密。很多官员每天上朝前，与家人别离就像生死诀别一样。每任命一个官员，仆役们窃窃私语“又来了一个鬼。”不到十天一月，可能就被满门抄斩。刘知幾深感置身官场祸福无常，于是作了一篇《思慎赋》放在案头，警戒自己时时保持小心谨慎。这时刘知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既想奋发有为地干一番事业，又担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斗的牺牲品。刘知幾很不善于在官场上周旋逢迎。他性情耿直，不得上司欢心，任获嘉县主簿一连十九年不能升迁。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武则天圣历二年（99），刘知幾被调任定王府仓曹，并参加编写大型类书《三教珠英》。原来北齐时祖珽等编有《修文殿御览》30卷，唐初高士廉等编有《文思博要》200卷。武则天认为这两部类书还不够完备，于是命张昌宗、李峤、徐彦伯等二十余人编修《三教珠英》，在《文思博要》的类目之外，新增佛教、道教、亲属、姓名、方域等部。被挑选来的编修者多是天下饱学之士，这是刘知幾第一次同全国著名学者们共事。无疑，在两年多的修书过程中，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他的学识也被别的学者所了解。 在《三教珠英》修成的第二年（702），四十二岁的刘知幾终于正式成为国家的一名史官，他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又升任左史，撰写起居注。他在晚年曾回顾说尝欲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愚俗，采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见，刘知幾在进入史馆之前，以孔子自勉，对史学有一番宏伟抱负。 刘知幾从四十二岁起，到六十一岁逝世，绝大多数时间都任史职或兼任史职，中间有几次短时间未担任史职，所以他晚年自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东观，是东汉时官藏图书之处，并在此组织集体修史，因而后来成为史馆的代称。 刘知幾当史官后很快就发现，在史馆修史很难发挥自己的创见，往往要遵循一些陈腐的修史格式，或者违心地去歪曲历史真相。他在入史馆的第二年奉诏和李峤、朱敬则、徐彦伯、吴兢等编写《唐书》，即修撰本朝纪传体国史。领衔修史的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不学无术，只会争权夺势。由他来领导修史，怎么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呢？更何况是写和当时政局、人物有密切关联的史事。史馆监修常以迂腐的见解干扰史官的写作。如刘知幾被分配写《李义琰传》，根据李义琰家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昌乐已经居住三代的事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这本无可非议，但监修一见则大笑，认为李义琰的祖先原是从陇西（今甘肃陇西）迁过来的，应改为陇西人。知幾无可奈何，只好改写。但后来在《史通》中说明了这件事，并指出写人物的家乡籍贯应依据父祖以来的实际居住地，而不应依照先祖的发源地。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追溯过远就失去了记籍贯的意义。 刘知幾在史馆参加集体编修的史书，除《唐书》成书80卷外，还有《高宗实录》20卷、《中宗实录》20卷、《则天皇后实录》30卷、《睿宗实录》20卷。所谓实录，按年、月、日顺序记载皇帝在位时的事件。最早有南朝周兴嗣编修的《梁皇帝实录》，记载梁武帝萧衍之事。以后也出现几种皇帝实录，但直到唐贞观年间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史官编写在位皇帝或前朝皇帝的实录成为定例。实录的编写主要根据起居注，再参考其他朝廷档案文件。实录记载史事较详细具体，是编写纪传体正史的基础。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使史官在编写实录时受到很大干扰。因为对每个人物的评价和对每件大事的记载，都可能成为官场倾轧的材料。监修实录的大臣和史官有时凭个人的好恶，对某些人物和史事作歪曲性描写，实录不实是常见现象。刘知幾在编写实录时，感到处处受牵制。 唐初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的确立，表明皇帝对修史的控制大大加强，史官要受到皇帝和监修大臣的严格监督。史馆监修往往把如何记载史事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一些才德不高但善于逢迎的人担任了史官。刘知幾是有独立见解的人，自然对史官所受的束缚更加**。 刘知幾在史馆无法充分发挥才能，渐渐产生了脱离史馆的念头。唐中宗神龙二年（70），中宗李显率百官护送武则天灵柩由洛阳回长安，刘知幾请求留在洛阳，在那里闭门治学。过了三年，有人报告朝廷，说刘知幾身为史官，不为国事尽力，取乐于园林，私自著述。于是他又被石回京城。这时史馆的情况更复杂了，竟同时有五个宰相监修国史。长官多，意见又不一致。如记载某件史事，监修杨再思说必须如实书写。另一监修宗楚客说应该隐讳真情。这使刘知幾无所适从，难以下笔。这时，又有一个监修萧至忠几次责备他编写史书没有成绩。刘知幾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愤然写出辞职信交给萧至忠。信中，刘知幾尖锐批评了史馆现存的五大弊病其一，人多观望。史官多而不精，又都妄自尊大，每记一件事、一句话，都互相观望，迟迟不写，所以等到头发变白也写不出史书。 其二，资料不足。前代是把天下各种史料汇送史官，可是如今史官只能自己采集史料，而且得不到各部门，困难重重。 其三，权贵干涉。史馆人多嘴杂，保密很难。一个史官要是记载某人恶事，著述未完，内容已传遍朝野上下。因此史官畏惧权贵的干涉报复。 其四，监修牵制。史官修史要处处秉承监修意见，而监修多，意见分歧，好比十羊九牧，史官无所适从。 其五，职责不明。监修不定具体章程，史官各自分工不明，使得写作无所遵循，遇事互相推诿，坐等时光流逝。 由于刘知幾久居史职，对史馆里的弊病洞若观火，因而所言皆击中要害。萧至忠见信后大为惭愧，实在无言以对，但又舍不得刘知幾这个人才，于是不批准他辞职。而其他监修则对刘知幾的批评大为恼怒，这样一来，刘知幾受到的排挤更加严重，处境愈发艰难。 发愤著作《史通》刘知幾在史馆里郁郁不得志，满腹才华无所寄托，他又担心后世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初次成书是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0），后又作修改。他写此书时，就有人嘲笑他愚。书成后，由于臧否了许多古今人物和史书，因而又引来各种指责。唯独集贤院学士徐坚深知此书的价值，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刘知幾的著作很多，如《刘氏家史》5卷，《刘氏谱考》3卷，《刘子玄集》30卷，但最重要的而又流传至今的，只有《史通》。 唐玄宗开元九年（72），刘知幾的大儿子刘贶因罪流放。刘知幾感到不平，上书辩解，惹得唐玄宗发怒，将他贬职为安州（今湖北安陆）都督府别驾。六十一岁的老人，经不住长途跋涉，加之心情悲愤，很快就病逝了。刘知幾的一生虽抑郁不得志，但《史通》却为他树立起一座永远的丰碑。《史通》的基本宗旨是对过去的史学作出批判性的、建设性的全面总结。刘知幾依照流派和体例，将众多史书概括为“六家”和“二体”。所谓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所谓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由于当时二体中，纪传体占优势，其编纂技术也更为复杂，所以《史通》对纪传体的分析较多。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五篇，专门探讨纪传体各个组成部分，《论赞》、《序例》、《序传》则兼论纪传体与编年体共有的部分。刘知幾评析史书体例的通常方法是，先追溯该体例之渊源，然后述其流变，再归纳一个简洁的定义，接着便用此定义去检讨相关史书的违例之处。 例如，关于世家，《史通》中的《世家》篇首先指出“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以此衡量，《史记》就有毛病，因为陈胜起义称王仅六个月就兵败身死，子孙未嗣，封地亦无，“无世可传，无家可宅”。因而《史记》列陈胜于世家，是“名实无准”。另外，世家之作应区别诸侯和大夫，“家国本别”，但《史记》竟将一些大夫记入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刘知幾还认为，世家应记“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者，而汉代的诸侯王和古代诸侯有很大不同，“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应入列传。而《史记》将汉代诸侯与先秦诸侯并列世家，“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刘知幾对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均用类似方法评论。其优点是严整了史书体例，循名责实，促进了历史编纂技术的提高。但缺点是有时过于拘泥体例，不免有一些迂腐之见。如指责《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陈胜列入世家，既表现出比司马迁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又未通史书变例之义。 刘知幾对于史书编写方法的探讨是相当细致的。如关于史书结构编排，《载言》篇谈到如何处置辞章、诰令、章表的问题。《断限》篇谈到收载史事的起讫时间问题。《编次》篇谈到纪、传区分和纪元采用等问题。《品藻》篇谈到对史书所记人物的品评分类问题。 关于史书内容取舍，《书事》篇谈到取舍的标准，即在荀悦所说的“立典有五志”外，增加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三科。《人物》篇谈到史书应记“恶可以惩世”，“善可以示后”之人，舍去“才非拔萃”、“行不逸群”之人。 刘知幾甚至还费了不少笔墨探讨史书行文的技巧、风格等问题。《因习》、《模拟》二篇指出，不能盲目照搬前代史家的记事方式和言辞，不要“貌同而心异”的模拟，而要“貌异而心同”的模拟。他又... 18 史坛骁将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年纪三十左右。 《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二《吴兢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唐会要》，《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八、二○九。 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 刘知幾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幾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 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别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72）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2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第二，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 第三，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将撰成，接近定稿，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因卷帙较大，个人之能力、财力均不足以承担，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 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私撰以抵制外，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特色之一尚简。 吴兢撰史，简明扼要。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状况，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后人了解贞观之治必须借助此书。然而，这样一部书仅八万字左右。《旧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新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核，号良史”。可见，吴兢史笔简明这个特点，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和赞赏的。 特色之二直笔。 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可见，吴兢最为关注、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 吴兢所撰的本朝国史，实质就是当代史。他奏表上说所撰国史上限为隋大业十三年（7），一直写到他上奏表的开元十四年（72）。显然，这部当代史中的人物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家眷子孙在世，或是至友下属当政，甚至本人也还活着。吴兢以“善恶必书”的直笔进行褒贬，判定每个人物的是非功过，一方面固然可以展示某些人的功绩，但另一方面也会揭开某些人的疮疤，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坐立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秉笔直书，就必然会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权贵。但是吴兢坦然处之，表现出铮铮铁骨。 可是，吴兢的秉笔直书使他遭致不少排挤和报复。吴兢自开元十四年公开披露私撰国史，并请求朝廷派楷书手缮写之后，私撰之史就成公开之史，私室之贬斥就变成公开之揭露。不久，开元十七年，吴兢“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究竟吴兢因记述何事而闯下大祸，今天已无从知晓。但从逐吴兢出史馆，将他由京官贬为地方小官来看，处分是严重的。所谓“书事不当”，即“书”了“不当”“书”之“事”，换言之，记载了权势者不愿被如此记载的事。 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两《唐书》中《吴兢传》、《唐会要》、《宋史·艺文志》等典籍的检索，吴兢著述独撰有种，计2卷，与人合撰有8种，计725卷。 独撰有《梁史》0卷，《齐史》0卷，《周史》0卷，《陈史》5卷，《隋史》2书》00卷（或作98卷），《唐书备阙记》0卷，《唐春秋》30卷，《贞观政要》0卷，《太宗勋史》卷，《开元升平源》卷，《开元名臣奏》3卷，《吴氏西斋书目》卷，《乐府古题要解》卷（或作2卷），《保圣长生纂要坐隅障》3卷，《五藏论应象》卷。 合撰有《唐书》30卷（与韦述、柳芳、令狐垣、于休烈等合撰），《国史》0卷，《唐高宗实录》9卷，《睿宗实录》20卷，《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姓族系录》200卷（与柳冲、徐坚、魏知古、刘知幾等合撰），《群书四部录》200卷（与马怀素、元行冲、韦述等编）。千古名著《贞观政要》一部《贞观政要》，足以使吴兢千古留名。 吴兢在《lt贞观政要gt序》和《上lt贞观政要gt表》都对写此书的背景有说明。在序中介绍说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是大唐立国以来的良相，“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对贞观之治极为景仰，深感“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授意他编撰本书，为的是继承祖宗的优良传统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会到唐代已进入繁盛期，统治阶级有了全面总结施政经验的自觉意识，并在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对统治制度、方针和政策进行系统反思了。贞观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编撰《群书政要》。编撰者从历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抉摘资料，总结的是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他在辞世前终于将《帝范》3篇完成，于贞观二十三年（49）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并语重心长地对左右大臣说“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唐太宗此举自然会启发后来者。《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如下《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可见，《帝范》2篇均为吴兢所参照吸取。唐玄宗也为总结前代得失兴亡之事，撰成《开元训诫》，说明《贞观政要》的出现并非偶然。 《贞观政要》共0卷，分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每卷大体反映一类问题。由于此书内容是分门别类编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阅和应用。 此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类于编年体）。尽管所记内容丰富、事项繁杂，所运用的体裁也相当灵活，但不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宣传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总结能够使封建皇朝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统”问题，事涉要害，所以居全书之首。《君道》是全书的纲，各篇无论反映哪方面内容，都要归结到君王之意向指归。吴兢记载了唐太宗与诸臣论为君之道，诸如“必须先存百姓”，“必须先正其身”，“兼听”，“慎守成”等原则。《政体》篇则对朝廷机构（中书、门下等机要之司）的运转程序和政坛规范进行载录。第二卷有《任贤》、《求谏》、《纳谏》3篇，反映的是君王对臣下应有的态度。论证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观点。对于共同促成贞观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个人小传，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的客观必然性。第三卷有《君臣鉴戒》、《择官》、《封建》3篇，反映的是君王与臣下的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指出了君与臣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阐说“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贤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第四卷，有《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4篇，关注的是皇朝继承人问题。吴兢特立四篇从不同侧面细致地论证接班人问题。强调对太子、诸王要“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尊嫡卑庶”，“陈君臣父子之道”，“授以良书，娱以嘉客。朝披经史，观成败于前踪；晚接宾游，访得失于当代”。“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 第五卷，有《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5篇，讲的是伦理道德在求治中的作用问题，记录了太宗非常重视仁义忠孝观念的实用价值。 第六卷，有《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9篇，揭示统治者的个性修养对于致治的影响。吴兢特别称颂贞观年间“风俗简朴”，记录了唐太宗改变厚葬陋俗的诏书，提出“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指责此陋俗使“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宜为惩革”。第七卷有《崇儒学》、《文史》、《礼乐》3篇，讲的是文化建设及礼乐教化问题。贞观君臣的有关议论很多，如，选拔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 第八卷有《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5篇，反映的是治国的几条大政方针。唐太宗以重农为基本国策的认识很明确“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并指出“人君”对保证农民依时劳作负有特殊责任“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就是要求清静无为，不穷兵黩武，不徭役无度。 关于刑法，吴兢主张“用法务在宽简”，对于死刑判决，要建立“覆奏”制度。同时，必须坚持法律的严肃性，功臣犯法当与百姓同罪。量刑之轻重亦当以法为标准，不依执法者的喜怒好恶而变化。 第九卷有《征伐》、《安边》2篇，关注的是军事问题，也含有如何处理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吴兢记录唐太宗认真总结借鉴前代对外用兵之经验，“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 第十卷有《行幸》、《畋猎》、《灾祥》、《慎终》4篇。反映的是君王通常进行的两项活动和需要正确看待的灾祥和晚年问题。从吴兢选择的史料来看，他的观点是君王行幸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是看行幸的目的和内容。祥瑞灾异历来是帝王和侍臣津津乐道、百般揣摩的话题。吴兢看来是不迷信祥瑞的，他在《灾祥》篇首录唐太宗之语“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但吴兢显然很欣赏灾异对君主的示警作用，如录唐太宗所云“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所以，如果对灾变能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未尝不是件好事，如魏徵所说“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全书40篇，以《慎终》居末，与开篇《君道》呼应，颇具匠心，饶有深意。篇中录魏徵谏唐太宗《十渐疏》，语重心长，掷地有声。指出唐太宗“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故强调“战胜易，守胜难”，“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之理。《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由开元初而至开元末，其时也正是唐玄宗由励精图治渐趋安逸奢侈之时。因而《慎终》篇又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吴兢虽然对唐太宗推崇备至，但本着“直笔”准则，依然做到了“爱而知其丑”，在书中也如实记录了一些唐太宗的过失和缺点。如《纳谏》篇记他为一马暴死而盛怒，欲杀养马人。又记他曾宠信过小人权万纪、李仁发。《封建》篇记他大封皇室诸王和功臣数十人为世袭刺史。特别是《慎终》篇照录魏徵《十渐疏》，疏中将太宗在贞观初期和贞观中期的不同表现一一对照列举，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现实毛病。当然，吴兢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撰述此书，书中提倡的“爱民”、“保民”思想，也并非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实质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 《贞观政要》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被以后的皇帝当作座右铭，“书之屏帷，铭之几案”（戈直《贞观政要序》），还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 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都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元和四年（809），宪宗仿《贞观政要》体例又编撰《君臣事迹》4篇，记上古以降历代圣君贤相之事。唐宣宗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很推崇这部书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朗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在国外也很有影响。约在九世纪前后，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并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注意。镰仓时代，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此后，《政要》一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 第二十四章王维吴道子周昉第一节王维王维（70—7）字摩诘，祖籍太原祈（今属山西）人。因父处廉终官汾州司马，徙家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遂为河东人。从小天资聪明，九岁时即能写文章，十七岁时写了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脍炙人口，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2这首诗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显示了王维超群的才华。 青少年时的王维不仅以文章知名，还擅长音乐，尤善弹琵琶。据传开元九年（72）春，岐王把他引荐到公主家，在公主面前用琵琶弹奏一曲，名《郁轮袍》，“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大受公主称赏。又进诗若干首，都是人们素所诵读的诗篇，更令公主称奇。公主遂召试官至第，举荐他为解头，一举进士登第。3王维同唐室亲王交往较多，并很被看重。宁王李宪乃玄宗长兄，曾让太子位给玄宗，倍受玄宗尊宠，一时贵盛。一次宁王见一卖饼者之妇，长得“纤白明媚”，十分喜欢她，便给饼师很多钱，把她纳为妾，宠爱无比。过了一年多，宁王问她还想念饼师吗？并接来了饼师。她见了饼师后，“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在座的十几个宾客，皆是有名文士，见此“无不凄异”。宁王让大家赋诗，王维才思敏捷，最先赋成，诗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诗以春秋时代息夫人的故事来讽咏眼前这位无人身自由的妇女的遭遇，于是宁王乃将她归还饼师，“使终其志”。王维通过吏部释褐试，授官太乐丞，正是用其所长。后因擅自令舞黄狮子而被出。黄狮子舞是天子所用乐舞，王维擅自令舞是越格，被出为济州司仓参军。 开元十四年（72年）春，王维离开济州，来到洛阳候选。时韦抗知选事，见王维才学过人，遂辟举他到朝廷任职。2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维献诗《上张令公》、《献始公》二首，受张九龄汲引，拜官右拾遗。开元二十五年（737）转为监察御史，出使河西。翌年秋，回到长安。开元二十八年（740）曾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事。天宝三至四载（744—745）任左补阙，迁库部郎中。这时，其母崔氏病故。王维平时以孝闻名，在居丧期间，他“柴毁骨立，殆不胜丧”。除服后，拜吏部郎中。天宝末年，为给事中。3至德元载（75）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俘获。他故意服下泻药，并假装喑哑。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拘留在普施寺中，强授伪给事中。一次安禄山于凝碧宫宴会群伪官，召梨园弟子奏乐。时国破沦丧，梨园弟子个个哀叹流泪不止，无心奏乐。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恼怒，本节材料凡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作注。 2《唐诗纪事》卷十六。 3《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唐诗纪事》卷十六。 2参见王勋成《王维谪济州参军年月及行踪考》，《兰州大学学报》989年第见杨军《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西北师范学院报》，98年第期。把他绑在戏马殿前支解而死。王维听到此事后很悲恻，便写诗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表达了他对唐廷的眷念之意。 至德二载（757）十月，官军收复了东都。王维以受伪官与郑虔等皆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宰相崔圆知王维等三人善画，遂召王维等三人于其私第作壁画数幅。当时崔圆功勋很大，王维等人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能”2。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朝官受安禄山伪官者，据情节不同，分六等治罪，王维被定为三等罪。因肃宗曾读过他的《凝碧诗》，嘉奖他的忠诚。其弟王缙时任刑部侍郎，又请求以己官为兄赎罪，肃宗特加宥免，贬为太子中允。乾元中（758—759）迁任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不久再迁给事中，转尚书右丞。3王维以弟王缙久任蜀州刺史，不能入为京官，于是上表朝廷说“己有五短，缙有五长，臣在省户，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朝廷没有怪罪他，过了很久，才召王缙为左散骑常侍。 王维兄弟都奉事佛道，平时常吃蔬食，不吃荤腥。到了晚年，则长年吃素食，不穿文彩锦绣衣服。他曾得宋之问的蓝田别墅，在辋口（在今陕西蓝田县境），绿树环绕房舍，为风景胜地，有华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诸景点，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又将诸友聚集在其田园所作的诗搜集成编，号《辋川集》。王维在京师多与名僧来往，每日施舍给几个名僧饭食，“以玄谈为乐”。他在京师的居第，只有茶铛（煮茶器皿）、药臼、经案、绳床而已。每当退朝之后，则点起香，独自一人静坐，以诵读经书为事。妻亡三十多年，也不再续娶，又无子女，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上元二年（7），王维病卒。终年六十一岁。在临终之时，王维忽然索求笔墨，写信与在凤翔的王缙诀别，还与平生亲故写了数张诀别书信，其中内容“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写完搁笔而死。 王维卒后不久，唐代宗因爱好文学，对宰相王缙说“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上奏说“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于是将王维诗篇上奏。 王维多才多艺，又工草隶书法，尤其以诗画著称。他是盛唐诗人的代表。王维长年在京师做官，又多与亲王贵主交接往来，文名盛极一时，被公认为开元、天宝时期的文宗。他擅长五言诗，又因他精通音乐，故其所作五言诗容易合乐，传播既广，声名亦高。王维写的近体诗，严守声律，意态豪放，他写的风景诗多是情景并胜。殷璠评价他的诗说“维诗辞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2王维在写诗的技巧上有着很高的成就，但由于他有消极遁世的思想，在其不少诗篇中，含有逃避现《明皇杂录·补遗》。 2《新唐书》卷二○二《郑虔传》；《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3《旧唐书》卷一九○下《王维传》。两《唐书》本传皆云迁太子中庶子，按唐制分左、右庶子，无中庶子之官名。中疑为左或右之误。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87页。 2《唐诗纪事》卷十六。 实的消极因素。因此，在文学史上称他与孟浩然同为“隐逸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爱慕他人诗文中的佳句，往往直接引入自己的诗文中，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文苑英华》集中的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又是李嘉之祐诗句，故有人称“王维好取人嘉句”。唐代宗对王维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答王缙进集表手敕》中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经历先朝，名高希代时论归美，诵于人口。”到了唐朝末年，梨园弟子仍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其影响之深。 王维在绘画上也很有成就。他首创破墨山水画之体，务求淡雅。其画的山水松石“■似吴生，而风标特出”。他在长安千福寺西塔院的掩障上作了两幅画，一画枫戍，二图辋川，画的“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栩栩如生，妙笔传神。他对自己的绘画非常自负，常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又在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作一壁画，时号“三绝”。他还在庾右丞住宅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山水画兼题记，“其山水松石，妙上上品”2。王维所创作的富有诗意的“文人画”，以后从者渐多，对他的评价也更高。宋代名家苏轼说“吴生（道子）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像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称为南宗（文人画）之祖。 王维不仅有丰富的绘画知识，还精通乐律。有人在长安照国坊庾敬休的屋壁上画了一幅奏乐图，王维仔细看完之后，不觉笑了起来。有人问他为何发笑，他说“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迭第一拍。”人们还不尽相信，好事者召集乐工验证，“一无差谬”。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风雨图》中对王维的诗与画评论说“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2这确实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王维诗画的艺术成就和造诣。 李肇《国史补》卷上。 2《太平广记》卷二一一引《唐画断》。 《唐国史补》卷上。 2《东坡题跋》卷五。 第二节吴道子吴道子，又名道玄（玄宗召入禁中后所改），东京阳翟（今河南禹县） 人。盛唐时期的杰出画家，生卒年不详。少年时孤苦穷困，起初曾从书法大家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未能成功，后遂发愤改攻绘画，渐渐掌握了绘画的妙法。3由于他的刻苦好学，年未弱冠之时，已“穷丹青之妙”4。 景龙三年（709），韦嗣立擢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逍遥公。 这时吴道子在其属下任小吏。他“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5。后来，又任瑕丘（今山东兖州）县尉。约在开元初年，吴道子不再做官，开始“浪迹东洛”。由于他能“穷丹青之妙”，在画坛上有些名气，不久即被唐玄宗召到京都长安，入内供奉，充任内教博士，并命他“非有诏不得画”。后官至“宁王友”。 吴道子入内供奉之后，多在宫中作画，有时也随从玄宗巡游各地。一次，他随驾去东都洛阳，会见了将军裴旻和书法家张旭，三人各自表演了自己的绝技裴旻善于舞剑，当即舞剑一曲；张旭长于草书，挥毫泼墨，作书一壁；吴道子也奋笔作画，“俄顷而就，有若神助”。洛阳士庶，一时大饱眼福，人们都高兴地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2。后来，裴旻将军居母丧，请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像数壁，“以资冥助”。吴道子回答说“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灵。”裴旻听了，遂脱去缞服，如平时装束，走马如飞，剑在手中“左旋右抽”，忽地将剑抛向高空，距地面有数十丈，落地如电光下射。裴旻举起剑鞘，不左不右，正好插入鞘内。观者数千人，齐声喝彩。吴道子看了裴旻的舞剑英姿，一时灵感大兴，遂挥毫作画，“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这是吴道子一生的杰作，“得意无出于此”3。 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东封泰山，吴道子陪同前往。事后还至潞州（今山西长治），车驾过金桥，御路“曲折萦转”。玄宗见数千里间“旗■鲜洁，羽卫整肃”，心中非常兴奋，对左右侍从说“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呼万岁。于是召来吴道子、韦无忝、陈闳等，命他们三人共同绘制《金桥图》。陈闳主画玄宗真容及所乘照夜白马，韦无忝主画狗马、骡驴、牛羊等动物之类，而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雁鸟、器仗、帷幕等主题部分则由吴道子主画。《金桥图》绘成后，“时谓三绝”。 天宝年间（742—755），一天唐玄宗忽然想起蜀中嘉陵江山清水秀，妙趣横生，遂命吴道子乘驿传赴嘉陵江去写生。到了嘉陵江，吴道子漫游江上，纵目远眺，此地好山好水，一幕一景地掠过，当时的体会与感受，便深深铭记在心上，并没有绘制一张草图。当吴道子游览了嘉陵江的山山水水之后回3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十二。 4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5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图绘宝鉴》卷十二。 2《唐朝名画录》。 3《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郑棨《开天传信记》。 到长安，玄宗问他绘画的情况时，他回答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玄宗命他在大同殿壁上绘画。吴道子不是将嘉陵江山水表面罗列一番，而是把握住嘉陵江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引人入胜的境界，即把这一带的山川壮丽优美与自然特色作了高度的概括，凝神挥笔一日而成，嘉陵江三百里的旖旎风光跃然纸上，玄宗看了啧啧称赞。在此之前，大画家李将军（思训）擅长山水画，也曾在大同殿壁上画嘉陵江山水，虽然画得也十分奇妙，但却“数月方毕”，不如吴道玄画得又快又好。因此，玄宗颇为感慨地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2可见吴道子画技高超，笔法娴熟。吴道子不仅善于画山水画，画动物也颇能传神。他在大同殿上曾画了五条龙，“麟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真是生龙活现。《卢氏杂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吴道子去访问某僧人，欲讨杯茶喝，但此僧对他不太礼貌。他很气愤，即请来笔砚，迅即在僧房墙壁上画了一头驴，然后离去。不料一天晚上，他画的驴变成了真驴，恼怒异常，满屋地尥蹶子，把僧房的家具等物都给践踏得乱七八糟，十分狼藉。这僧人知道是吴道子所画的驴在作怪，只好去恳求他，请他把壁上画涂抹掉。以后则相安无事了。画上的驴变成了真的，固然是一种神奇的传说，但却反映了吴道子画动物具有传神之笔。 乾元年间（758—759），吴道子尚健在。卢稜伽是吴道子的门生，“乾元初，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后又在庄严寺三门绘画，“锐思张开，颇臻其妙”。一天吴道子见了卢稜伽的绘画，觉得他有很大的长进，酷似自己的笔法，于是惊叹说“此子笔力，当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2由于卢稜伽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地绘画，过了一个来月，即离开了人世。由此可知，乾元年间，吴道子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至于以后吴道子的生平仕履，因史籍失载，也就无从考证了。 吴道子长于山水画，他主画的《金桥图》令人拍手称绝。在他独自画《嘉陵江山水三百里图》的过程中，其绘画技艺更有所创新。唐人张彦远高度评价说“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其书迹似薛少保（稷）。”3陈怀瓘也称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第一”4。 吴道子酷爱绘画，具有巨大的创作热情，一生所作的壁画，仅在长安和洛阳就有三百余间，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段成式的《京洛寺塔记》等记载统计，总数也有百壁以上。在卷轴画方面，见于历代著录的有《明皇教授箓图》、《十指钟馗图》、《金桥图》、《朱云析槛图》、《群驴图》、《天王送子图》等一百五十多幅，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唐代佛教、道教都十分流行，宗教艺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因此，吴道子的佛画艺术有很高的成就。他在东、西两京寺观作壁画四十（一作四百）余间，而且“人相诡状，无一同者”。西京兴唐寺御注金刚经院、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贤及西面降魔盘龙、小殿前面菩萨，景公寺地狱帝释龙神，永寿寺2《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2《益州名画录》。 3《历代名画记》。 4《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中三门两神等，“皆妙绝当时”。吴道子画中门内神，圆光最在后，一笔而成。坊市老幼，每日有数百人“竞候观之”；及其下笔之时，“望者如堵”，只见他“风落电转，规成月圆”，围观的人群见他画技如此高明，“喧呼之声，惊动坊邑，或谓之神”。他画的人物，使人感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2。可见，他画的人物形象鲜明，真切感人。他画人物，人体各部分比例十分精确。 吴道子所画的《地狱变相》是其代表之作。《东观余论》记吴道子在景云寺所画《地狱变相》时说“视今寺刹所图，殊弗同。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房之像，而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慄。”既然画中无“刀林、沸镬”的恐怖的直觉形象来辅助画面的“阴惨”，那么作品中当然要有比神灵鬼怪等更能强烈地感动人心的力量。据景云寺的老僧玄纵说“吴生（道子）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3其艺术效果如此惊人，足见吴道子在佛画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吴道子在绘画艺术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卓然超群的成就，是由于他刻意求新，勇于创作。《历代名画记》记载了他这样两句话“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由此可见他在绘画艺术上不落俗套，大胆创新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成为画师们所学习的楷模，绘画作品称为“吴家样”。故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序》中品评了唐朝诸画家“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齐踪于陆（探微）、顾（恺之）。”吴道子还弘扬绘画艺术，悉心教授弟子，把自己高超的技艺传给下一代，使绘画艺术后继有人。据《图绘宝鉴》和《历代名画记》记载，他的弟子很多，其中较知名的有卢稜伽、李生、张藏、韩虬、朱繇、翟琰等。韩虬“以丹青自污，学吴道玄，尤长于道释”。朱繇从师于吴道玄，也“妙得道玄笔意”。吴道子对弟子言传身带，不是让弟子们背诵口诀、研色等，就是让弟子们临摹他的画稿，或者依照他的吩咐去填染色彩。《历代名画记》便有这样的记载“吴生（道子）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翟琰）与张藏布色。”有时，吴道子作壁画时只描一个大概，其余便让弟子来完成，在洛阳敬爱寺中，吴道子所描的“日藏月藏经变”即由翟琰完成的。吴道子的绘画艺术对唐代的绘画有着深刻影响，他被画工尊为“师祖”、“画圣”。 《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2《历代名画记》。 3《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全唐文》卷七六三。 第三节周昉周昉字景玄（一字仲朗），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月不详。他生活于中唐时期。出身于“传家阀阅”之门，父祖曾任藩镇节制。长兄周皓受家庭尚武风气的影响，善于骑马射箭，随从名将哥舒翰西征吐蕃，在攻取石堡城的战役中，骁勇善战立了军功，因授任执金吾。哥舒翰攻克石堡城事件发生在天宝八载（749年）六月，这时周皓的年龄当在二十岁以上。周皓是周昉的长兄，若以此来推测，周昉约生于开元（73—74）末年。 周昉自幼不尚武功，性好属文，尤其酷爱绘画。他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穷丹青之妙”。张萱是唐代著名的人物画家，以画贵妇人见称，而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2。可见，他学绘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临摹，而是在绘画实践中有所变化。 周昉何时进入仕宦生涯，尚不清楚。据史载，大历（7—779）中，他任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市）长史，郭子仪听说周昉善于写真，请他为其女婿赵纵侍郎画肖像。赵纵于大历元年十二月任工部侍郎，由此看来，大历初年周昉已官至越州长史了。3之后，周昉又任宣州别驾。据《新唐书·百官志》四载，上州别驾于肃宗上元二年（7）复置，德宗在位时（780—804）再次省去。可见，周昉任宣州别驾的时间是在上元二年至建中元年（780）之间。 唐德宗修造章敬寺，闻知周昉善画，命周皓再次召请周昉画章敬寺神像。时间大概是贞元年间（785—803）4。 至于以后的仕履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 周昉的绘画艺术造诣很深，技法精湛。他以善画仕女著称，又以画佛像见长。朱景玄曾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说他“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品”。 周昉创作的仕女画，被人誉为“古今冠绝”。北宋宣和年间（9—25），御府共收藏了周昉的七十二幅作品，仕女画计二十八件，约占百分之四十。其中有《写武后真》、《明皇斗鸡射鸟图》、《杨妃出浴图》、《妃子教鹦鹉图》、《纨扇仕女图》、《烹茶仕女图》、《吹箫仕女图》等，既描绘了统治阶级上层如唐明皇、杨贵妃等生活情趣，也反映了下层侍女的生活情景，这些题材都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饱食终日，闲散无聊的生活本质。他的这些绘画作品，都有鲜明的时代感，而且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技巧。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终于成为一个卓越的仕女画家。宋代诗人黄庭坚看了他所画的《美人图》后题诗云丹青有神艺，周郎能独兼。 图画绝世人，真态不可添。 这可以说是恰切真实的赞美了。2《图绘宝鉴》卷二、《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2《历代名画记》卷二。 3《唐朝名画录》、《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4参见金维诺《周昉》，《文物参考资料》957年第期。 《唐朝名画录》。 2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人文杂志》982年第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纨扇仕女图》是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作。在这幅仕女画长卷里，通过几组人物的活动，刻画了宫廷生活的某些侧面。 其中有一组为四人，坐着的妃子现出了日长慵困的情景，一女侍轻轻摇扇，二女侍已为她准备好了梳洗妆具。这里所表现的是那妃子午睡初醒的一刹那情景，似乎妃子还在追忆着梦幻里的情景。那情态会使你浮想联翩华贵的服饰，娇柔艳丽的风采，显示出她的恩宠；森严的宫禁消磨着她的青春，这只能使她依靠回忆、睡梦来消蚀她心头的郁闷。周昉不是简单地用愁苦的面孔来表现她的内心世界，而是用初醒犹凝神深思的一刹那，表现了妃子的郁闷心情，耐人寻味，这正是他颇具匠心的艺术手法所在。 周昉所画的仕女，是以体态丰厚，装束艳丽为特征的。张彦远说他的绘画“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衣裳劲简，采色柔丽”。元人汤垕说“周昉善画贵游人物，又善写真；作仕女多秾丽丰肥，有富贵气。”这种艺术风格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至为相关的。 周昉出生于开元末年，成长于天宝年间，出身于世代官宦人家的贵游子弟，经常出入于卿相之门，所接触的大都是贵族中的上层人物，很少接触闾里下层人物，这对他的艺术风格势必产生极大的影响，遂使他的艺术作品形成了一种健壮丰肥的时代风格。宋代人也作过这样的分析“世谓（周）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弊。此无他，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至其意秾态远，宜览者得之也。此与韩不画瘦马同意。”2这种评论无疑是很中肯的。 画佛像，也尤为周幹所长。自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日益兴盛，道教也很流行。寺观遍及各地，故唐代的绘画艺术以反映宗教的内容居多。但这时候的绘画与过去的明显区别是，把佛典仪范宗教画，与以现实生活为范本的人物统一起来了，使作品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新的素材，因而赋予它们以蓬勃的生命力，周昉在这方面的艺术创造更为典型。据记载，周昉曾在很多寺观挥笔作画。章敬寺、广福寺、胜光寺、禅定寺、上都水月观等寺观都有他的笔迹。宣和御府收藏了他的七十二幅画卷中，其中各种天王像、老君等神像计三十二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唐人张怀瓘说“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又说“其画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也。”2在画佛像中，周昉发挥了高度的艺术创造能力。《清河书画坊》记载，传闻他画的妇女像“目波澄鲜，眉无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不作纤弱娉婷的姿态。显然是周昉把宗教美术世俗化了。这也无疑促使绘画艺术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方面，周昉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水月体。这种水月体是在上都有观自在菩萨画像中表现出来的，以笔法柔丽、形象端严而闻名，故后人称作水月观。张彦远说“衣裳劲简，采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3《历代名画记》卷十。 2《宣和画谱》。 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 2《太平广记》卷二一二。 3《历代名画记》卷十。 周昉的人物画也十分出色，写实技巧相当高。他的作品气韵生动，妙于以形传神，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大历（7—779）初年，尚书令郭子仪请人为他的女婿赵纵侍郎画像，先请著名画师韩幹，画完之后，大家都以为形象逼真，赞不绝口。又请长史周昉画了一张，大家又齐声称妙。二人当时都颇有名气，郭令公将两张画像并挂于墙壁上，反复比较，一时难以决定二者的优劣。这时正好赵夫人回家探亲，令公问她此画何人，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是赵郎。再问她哪一幅画得逼真，她说两画都相似，后画者为佳。又问其所以，赵夫人说“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由此，郭子仪才决定了以周昉画为优，当日送给锦彩数百匹。这个故事说明，在人物写真上，韩幹只得其形似，而周昉却能得其精神姿质，画技更高一筹。它反映了周昉能够入微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灵世界，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周昉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一丝不苟的。在创作时，他反复琢磨，冥思苦想，“精意至于感通梦寐，示现相仪，传诸心匠，殆非积习所能致。故俗画摹临莫克仿佛”2。传说他任宣州别驾时，在禅定寺画北方天王，连日凝思，“常于梦中见其形象”，他的功力很深，故能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也正因为他的人物画独具匠心，其他画师临摹他的作品，都难以相仿。 周昉虽然画技超群，名气很大，但他并不自以为是，而是虚怀若谷、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贞元年间（785—804），唐德宗召请他画章敬寺神。周昉初落笔时，撤去帷幕，任凭过往行人观看。章敬寺在长安都城通化门外，行人颇多，贤愚混杂。观众有的称赞他的妙处，有的指摘某处还似欠缺，七嘴八舌地评论其得失。周昉严肃地对待群众的评议，“随所闻改定，月余，是非语绝，遂下笔成之，无复瑕类，当时推为第一”3。章敬寺神像臻于尽善尽美的境地，这和他谦逊诚恳地对待群众的意见是密不可分的。 周昉还教授了一批弟子，传授自己的绘画技艺，培养和造就了一些造诣较深的绘画人才。太原人王朏，官至荆州刺史，从小喜欢绘画，师从周昉学画，与赵博文都是周昉的高才弟子。程修己也是周昉的得意门生。周昉任越州长史时，程即拜他为师，从周昉学了二十年。周昉呕心沥血，悉心传授绘画技巧，“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终于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师。唐文宗好古，召程修己于文思殿画竹障。他画的竹子栩栩如生，跃然障上，文宗啧啧赞叹，赐诗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睹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程修己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正是周昉心血的结晶。 周昉的绘画作品不仅在国内颇负盛名，而且蜚声国外，对东方某些国家也产生了较深的影响，特别受到了新罗人的喜爱。贞元末年，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据说，至今日本还保留有周昉风格的仕女画。可见周昉的绘画艺术在国外影响之大。 周昉的绘画对后世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绘画者学习的楷模。后来善于画佛画的吴筠，“天王笔法师周昉，颇臻其妙”，因其天《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宣和画谱》23《宣和画谱》卷六。 《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王画能传神，到了元代，他的绘画别的已湮没不闻，“独天王传于世”2。善画仕女画的杜霄，也“得周昉笔法为多，尤工蜂蜨及曲眉丰脸之态，非风流蕴藉，有王孙贵公子之思致者未易得之”3。他也承继了周昉画仕女健壮丰肥的绘画风格。 周昉在绘画史上盛誉流播，往往见于名士诗篇中。晚唐诗人杜牧的《屏风绝句》云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饶。周昉的绘画艺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宋代米芾在其《画史》中把他与晋代的名家顾恺之、南朝的陆探微、唐代的吴道子三人并称为人物画的四大家。 23《图绘宝鉴》卷二。 《樊川文集》卷三。 第二十五章李白杜甫第一节李白好任侠，喜纵横李白（70—72），字太白。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居绵州昌隆（今属四川江油）青廉乡。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无文名。李白自幼读书，成绩卓著。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这话虽未免夸大，但《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十岁通诗书”；《唐才子传》亦称“十岁通五经”。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魏颢撰《李翰林集序》、刘全白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都称其“少任侠”。《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从这些记载看来，李白自幼为学，便异于常人。此后交游，也多豪侠之士。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沿江而下，到达江陵，结识司马承祯，甚被赏识。此后从江陵东下，历洞庭、庐山，到金陵，抵扬州。在安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湖北滞留较久。在这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曾经多次投书长吏，干谒求仕。其后又西入长安，小隐终南。谋官不成，复返安陆。开元二十二年，到襄阳，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此后数年之间，又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交游，远近闻名。 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京，于翰林院中待诏供奉。这时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作宫廷侍从。此后未见重用，又遭谗毁，于是一年以后，便上疏求去。天宝三载，又离京远游。 在这次远游中，李白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周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同时，李白又从北海高天师，求仙学道。 在这期间，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宗氏。这时身家多故，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发生，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载，永王兵败被杀，李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又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于途中遇赦，乃沿江东还。至当涂，依李阳冰。宝应元年（72），病逝于当涂。《旧唐书·文苑传下》、《新唐书·文艺传中》均有传。 综观李白一生，正当唐皇朝由盛转衰之时，由于初唐、盛唐出现了“贞观”、“开元”之治，朝政相当开明，一般文人学者，多半积极用世。李白年少之时，也曾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时值开元之末，朝政已经大坏，张九龄被黜，李林甫擅权，是由盛转衰的开始。崔群《论开元天宝讽上皇甫鎛书》本节材料主要参考书为新旧唐书本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本）和《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本），文中凡引上述资料，不再一一作注。 云“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当安史之乱前夕，有些文人学者，对于时局，已甚不满，忧时念乱，已经形诸文字。但李白这时年轻气盛，尚多幻想，好任侠，喜纵横，误将开元季世当作晚周战国。其实，时与世异，任侠、纵横，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这时又希望建功之后，退隐归山，排难解纷而不受赏，颇慕战国鲁连之风。但待诏翰林不久，便不为权臣所容，“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任华《杂言寄李白》）。这时李白对于现实的认识，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为时甚短，对于朝廷、官场，虽粗知大概，而阅历尚浅，因此，他这时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却不似萧颖士、元结等人之忧时念乱。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隐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东巡，他应征入幕，完全出于用世、报国之诚。至于最高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但他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诗与杜甫并称。 文名虽为诗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颇为世传诵。 积极用世，不恋荣名李白早年漫游期间，所作诗文，都充分表达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进之心。《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都是此时有代表性的文章。《与韩荆州书》有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这是一封干谒之书，也等于“毛遂自荐”。李白年少气豪，积极求仕，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与此篇类似之文，是《上安州裴长史书》，此文有云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这篇文章，不仅年少气盛，而且吐辞命意，颇似战国纵横家言。唐代的布衣文人，写过许多投书干谒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者的笔下，其内容和风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这类文章，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既不同于王勃等人的“怀才不遇”，也不同于韩愈等人的“不平之鸣”，而是充分地体现着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写于这时之诗，与其干谒之文同一格调。例如《古风》之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鲁连之在战国，号称高士，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受封赏。李白景仰其人，引为同调，这是他的生活理想积极用世，却不恋荣名。 但李白这样的生活理想是不现实的，在他这段生涯中，虽然诗名大振，而投书干谒，并未见用。杜甫所谓“醉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恰可作异端神途小说5200为对他此时生活的写照。李白这时写的另外一些诗篇如《将进酒》、《襄阳歌》、《江上吟》、《梁园吟》等，也都倾泻了他的满腔愤闷之情。《将进酒》中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自是材不见用而发的牢骚；《襄阳歌》中所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罍”。也是借酒销愁的愤辞。 “醉饮狂歌”，放浪江湖李白待诏翰林之时，处于宫廷侍从的地位，又写过一些应制供奉之诗。 《宫中行乐词》数首，据《本事诗》所载，即应玄宗诏命之作。其遣词造语，显与前此之作不同。例如其三卢桔为秦树，蒲桃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萧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时当开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转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渐变为末代庸主。此时有识者已在忧时念乱，但李白初进宫廷，所见尚浅，应诏随笔，便写出了这类歌咏升平的诗篇。还有《清平调》三首，也是同样的作品。当然，李白虽处宫廷侍从的地位，他毕竟不同于“柔媚的词臣”。尽管写了这类歌咏升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不同于一般侍从的情感。例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便表白了自己一贯的思想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隐而求仕，仕而后隐，这是李白选择的一条道路。虽在“幸陪鸾辇”、“身骑飞龙”、“直上青云”之时，他也没有忘怀归隐。 李白离开长安，再度漫游时期，由于对朝廷和官场有了一些认识，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作品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时阅历仍浅，却已看到世事之艰难。《古风》和《行路难》中的许多篇章，都比较深沉地表达了这个时期的情感，诗风也有所转变。例如《古风》第24首云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像这样的内容，在李白过去的诗中不曾有过。他不仅揭露了中贵人、斗鸡者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而且指斥了当朝天子。“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锋芒所向，显然在最高统治者，这样的语言，是很有深度的。 与此篇相似的作品，是《古风》第二首。其中有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上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这样的诗中充溢着不平和失望，与前期某些抱着幻想的作品大不相同。 李白此时写得更为慷慨激昂的诗，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其中有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这诗不仅更充分地抒发了对于自身遭遇的愤激和不平，而且讲到李北海、裴尚书之含冤被害，最后表达了决心与官方决裂的态度。“董龙更是何鸡狗”，“见此弥将钟鼎疏”，如此云云，说明李白此时对于朝廷、世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作品，比从前所作，显然也更有深度了。李白在此后漫游的过程中，写出了大量的“醉饮狂歌”的作品。这些作品，和前期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也更有深度。如《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这里，“昨日之日”的豪情壮志，“今日之日”的愤激忧愁，对比之下，已无法排遣，于是放浪江湖，也就成为必然的出路了。在他过去的诗中，虽然也曾讲过“功成身退”的话，那是以“高士”自居，功成而不受赏；而此时此刻，则是功未成而志不遂，心烦意乱，愤而远游了。 李白退居庐山之时，又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求仙学道，在过去的作品中，曾经不断出现；而在这首诗中，也比过去更为现实，成了解脱苦闷的唯一的出路。从“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来看，李白此时颇似真有遗世不顾之意了，但可惜的是他终于受命永王李璘，以致成为终身之憾。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李白入幕永王，曾经抱有幻想，这时他又以谢安自比，以鲁连自期。《永王东巡歌》之二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里以谢安自比，虽然拟非其伦，但李白的“大济苍生”之志，始终不渝，亦于此可见。 更能表明李白此时思想的，是《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一诗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旂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这里称永王李璘之受诏出师为“英王受庙略”，说自己之被征入幕为“如登黄金台”，篇末且有“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之语，李白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感在这里表露无余了。当然，“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而身退，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未能实现。他对于当时统治上层的矛盾似乎一无所知，对于前途的估计过于乐观。 但为时不久，李璘兵败，李白入狱，随后又被流谪夜郎。他这时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首长诗，叙事抒怀，沉痛之至。其中有云仆卧香炉顶，飡霞嗽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这里说的“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似与前面讲的“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云云，有些矛盾；但“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当是事实。“辞官不受赏”的思想，也是始终如一的。此诗最后又云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被赦放还，李白自然是高兴的。但他此时不仅庆幸自身遇赦，而且仍在关怀国家安危。“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他的忧虑还是很深的。 李白被赦放还之日，还写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其中说到“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这话似较为清醒。其中又说到“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云云，似乎更有所醒悟。对于进用不抱希望，对于仕途亦有戒心，则弃剑而学丹砂，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诗中不再讲功成身退的话，此亦李白诗歌内容的新的变化。 对于李白晚年的遭遇及其作品，前人多所评论，与李白同时的杜甫，对他的遭遇是最同情的。其《梦李白二首》之二有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无辜受累，而名传千秋万岁，这话不仅出自友情，而且是至公至当的。 宋人诗话之评李白者，于其晚年，毁誉参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蔡宽夫诗话》所论，较为持平。其言曰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独其诗自序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这里对于李白晚年入幕永王以致被罪一事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李白一生所作诗文甚富，丧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嘱托王屋山人魏万（又名颢）编集，“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万《李翰林集序》）。其后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而还之时，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将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最后，李白将终之日，又托李阳冰编辑其集，李阳冰《草堂集序》有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称“李阳冰录”，当即根据李阳冰所编之本。李白的“千秋万岁”亦赖此而得传。 第二节杜甫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另一伟大诗人。 家世和早年壮游杜甫（7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河北），曾祖父杜依艺为巩县令，遂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于玄宗先天元年（72）生于巩县。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又是注释《春秋左氏传》的学者。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与沈佺期、宋之问齐名的诗人。父亲闲曾任兖州司马，终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杜甫对这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有诗歌创作传统的家庭，是很引为骄傲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所谓“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到十四五岁，就“出游翰墨场”。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后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这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看来他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不是吹牛。 杜甫生当“开元全盛日”，当时农村经济繁荣，交通也很发达，所谓“九州道路无豹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许多积极追求功名的青壮年读书人中，盛行着全国漫游的风气。杜甫从二十岁左右到三十五以前，也曾经三次出游。第一次是南游吴越，江浙的山水人物，引发他无限想象。开元二十四年（73），他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失败了，于是他又带着蔑视考功郎的傲气，与苏源明等一起，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大概这时他父亲正在兖州做司马，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少年时代不平凡的抱负。 天宝三载，杜甫在东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適。这是第三次漫游。他的《遣怀》诗说“忆与高李辈，论交入滔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天宝四载，他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两人还互赠了诗篇。杜赠李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赠杜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杜甫一生引为“快意”的读书游历时期，到三十四岁就结束了。 困守长安的十年天宝五载（74），杜甫“西归到咸阳”了。这时长安浪漫游乐风气尚未过去，汉中王府、郑驸马宅等贵族达官第宅都向他开过门。但他来长安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这时当权的宰相，正是以妒贤忌能、阴险奸诈著名的李林甫。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以为草野之士猥多，恐有俚言，污浊圣听。结果，这一年的科试中，布衣之士，无有第者，李林甫为了掩盖自己的恶劣行径，又表贺皇帝“野无遗贤”。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也无由仕进了。 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也难免饥寒交迫。明知干谒可耻，也不得不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乞怜。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他一面陈述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也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天宝十载（75），玄宗在正月内连续三天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天地三个盛典，杜甫觉得这是展现他诗赋才华的机会，献了《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出题，在集贤院考试他的文章。哪知召试的结果，只是说他“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只给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到天宝十四载（755），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他不乐就职，又赐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十年困守长安的生活，虽然备受饥寒疾病之折磨，却使他认清了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贵族的腐化面目，对广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难，对国运的危机，也有了越来越深广的感受和认识，在揭露穷兵黩武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兵车行》里，他愤怒地指责“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在讽刺杨氏兄妹奢侈荒**生活的《丽人行》里，他鲜明地点出“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最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长诗里，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思想生活道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他一生忧乐爱憎的基本倾向。所以当他中夜离京城，凌晨过骊山，听见君臣们通宵达旦的歌舞的声音，便向那些享有“赐浴”、“与宴”特权的达官贵族们，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向那些享受着轻歌曼舞、珍肴美味的“神仙”们，大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最后他自己的那个“十口隔风雪”的家庭也发生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悲剧。这时他还不知安禄山已经起兵范阳的消息，却给大唐皇朝的政局画出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从陷贼、脱险到为官、弃官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十二月攻下东京洛阳，次年六月，攻下潼关，玄宗匆匆奔蜀，长安沦陷。这个时候，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陕北富县），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及时安顿了家属，就“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被驱赶回长安。他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写了一系列“诗史”名作。 当杜甫从旁探知房琯所帅的官军在陈陶斜战败的消息，写了《悲陈陶》，记载了“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的景象。《月夜》一诗中，他留给我们千古难忘的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写出了千古以来战争中妻离子散的悲哀。他还写了人人都熟悉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从长安逃到凤翔，见到了唐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任命他为左拾遗。他这个入仕不满一年就逢战乱的小官，能够担任这个天子近臣的谏官，心里是非常激动的。“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他半生以来抱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现在觉得自己致肃宗于尧舜的时机到来了。但是任拾遗不到一月，就遇到肃宗罢房琯宰相之职的大事，他上疏营救，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肃宗因为听信贺兰进明的挑拨，以为房琯只忠于玄宗，不忠于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问，幸而新任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出来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才免予刑事处分，只下了一纸墨制，叫他回鄜州探家。这次回家，他写出了《北征》、《羌村三首》两篇杰作。 《北征》是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媲美的杰出长诗，全文七百字。杜甫从凤翔出发，在黄土高原上大概走了十天半月，开始是“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末了又是“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更使人惊讶的是写他到家与妻子儿女相见后那段最真实的素描，把一系列家庭生活的小镜头，插在万方多难的时代画卷里。《羌村三首》是与《北征》互相映照，互相补充的名作。其中写邻居父老持酒来慰问自己的动人场面“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当杜甫在羌村短暂休息的时候，唐皇朝的官军和回纥的骑兵，在郭子仪率领下，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还长安，十一月杜甫也从鄜州带着家眷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之职。 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包括贾至、严武、刘秩、杜甫等。所以乾元元年春天，他还与王维、岑参一起写了《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颂圣诗。不料当诗人们唱酬之声犹在耳边时，贾至就首先被贬出朝做汝州刺史去了。六月，肃宗就下诏贬房琯为鄜州刺史，刘秩为阆州刺史，严武为巴州刺史，杜甫也同时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师北上，讨伐安庆绪，出师不久就取得渡黄河、围邺城的胜利。杜甫在这年冬天来到离前线不远的东都，一方面探视洛阳东偃师土娄庄的故居，一方面就近探问官军围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听说邺城不日可得，非常兴奋地写下了一首长诗《洗兵马》，开端写出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结尾又描绘“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鼓励前线战士迅速攻下邺城，退伍还乡，帮助妻子春耕播种。诗人在喜胜利、颂中兴、望太平的时候，又特别语重心长地加上“独任朔方无限功”的建议，针对肃宗命九节度出师之时没有立元帅，唯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的错误，有所规谏。此外，他还怀着重重的隐忧“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表面是称颂肃宗对太上皇克尽孝道，实际上是针对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离间玄宗、肃宗父子的阴谋敲起警钟。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着官军收复邺城，生擒安庆绪的时候，在乾元二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万官军就因为没有统帅，在邺城外围遭到了一次奇耻大辱的大溃败。郭子仪率朔方军退守河阳。 杜甫也就在东京兵荒马乱中，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到华州。一路上目睹官吏们不顾百姓死活，处处强迫征兵拉伕，只听见妇孺老弱在倾诉、啼哭，同时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积极支援官军。这一次途中见闻，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写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组诗，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的不朽名作。这六首诗不仅写出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而且写出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回到华州，旱灾的威胁就开始了“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老百姓在天灾加战争负担双重压迫下毫无活路，杜甫这个小官也一筹莫展，这年七月，他只得弃官不做，带着家小远走秦州（今甘肃天水），另谋生路。他弃官的原因不止是逃荒。从九节度之师溃败以来，他早已看出肃宗小朝廷已经无法容纳正言谠论，纲纪已乱，“庸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东柯谷、西枝村觅一块隐居之地，但是这个羌胡杂居，吐蕃势力又不断扩张的地方，他无法久住下去。不过在秦州居留的三个多月中，却在他诗卷中增加了不少边塞题材的新作。例如“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民有万家。”（《秦州杂诗》）“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寓目》）到十月，他怀着“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的念头，又领着全家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了。可是奔波了几十天，到同谷后，竟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这种种惨痛经历都写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里。在同谷住了一个多月，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从秦州到同谷、又从同谷到成都这两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计划地写了二十四首纪行诗，每段十二首，记述了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山川胜迹的真实面貌。前段十二首记述陇西到陇南山川中，《青阳峡》的高峰深谷最为突出。而后段十二首写跨越陇、秦、蜀三省的奇山大川，更胜前段。写同谷东南的《木皮岭》，他惊叹“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到嘉陵江上的《水会渡》，则见“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而汉中略阳县的《飞仙阁》，竟是“土门山行窄，微径缘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到川陕交界的《五盘》“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入川以后，更见《剑门》“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塘倚，刻画城阁状。一夫怒临夫，百万未可傍。”显出了无比雄奇的山势。 回顾这一年，《发同谷》诗里有一句总结“一岁四行役”，赵次公注说“一岁之中，自东都而趋华，自华而居秦，而赴同谷，自同谷而赴剑南。为四度行役也。”可以说这是他艰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变化最大的一年，更是诗歌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在关辅饥荒，中原再乱的年代，成都以“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繁华都市面目呈现在杜甫面前。他全家初到成都，是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里，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全家人的生活不仅可以暂时维持，而且从第二年就开始经营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了。《卜居》诗“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蜒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沈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杜甫，总算有了个栖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面忙着种树、种竹、种菜，一面还得为完成营建工程，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县去访问乞贷于亲友，他步行或乘舟来往，无意中就写成了不少怡情适意的小诗“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可惜，好景不长，上元二年五月，他草堂边的一棵有两百年寿命的柟树被暴风连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场暴风，“卷我屋上三重茅”，使他全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他在不眠的长夜里，不禁从自家的苦难想到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同年十二月，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上元三年（72）春夏，杜甫和严武往来互相访问不止一二次，在唱和诗篇中，严武曾劝他出来做官，他则希望严武能理解自己疏懒的个性。同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两人相继去世，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严武被兵阻出不了剑门，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转到梓州，依靠李梓州、严二别驾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高適镇压下去，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移到梓州来，并打算离东川，投三峡，赴西京。 中原战局这时大有好转，代宗即位后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讨伐史朝义，大胜敌军。广德元年（73）正月，史朝义被迫自杀，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复。消息传到梓州，杜甫高兴得热泪横流，写了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他“平生第一快诗”，末两句尤其写出他当时归心似箭的**。但是，当时他全家逃难在梓州，要回乡谈何容易，这一年在他诗集中只见他送朋友一个个“下峡”，“归京”，“入朝”；也仍然“自怜犹不归”。这一年高適任剑南节度使。吐蕃兵入大震关，代宗出奔河南陕州，高適率兵临吐蕃南境，欲牵制其主力，师出无功，致松、维等州相继陷没。朝廷不得已，只得重派严武入蜀。杜甫得知严武重来的消息，喜出望外，于是在广德二年（74）春天，又从阆州领着妻子赶回成都“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三月回到成都，严武就启奏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回到草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他本有一番修饰环境的打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远近的邻居朋友也想一一相会，但一入节度使署，就进入练兵备战的气氛中，“公来练武士，欲夺天边城”。七月，严武亲临前线写了《军城早秋》的诗，九月，杜甫写了和诗，赞美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盐川的胜利“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他在幕府半年，“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生活拘束，与同僚之间亦难免有“分曹失异同”的不愉快纠纷，于是在永泰元年（75）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四月严武病卒，杜甫在成都无所依靠。五月就携家沿岷江东下，有《去蜀》诗“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杜甫随着东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六月到戎州、渝州，七月到忠州，秋天到云安。他的消渴病，又兼疟疠犯了，遂馆于严明府之水阁，过了一冬春。大历元年（7）移居夔州白帝城。同年秋，从成都调来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对他“频分月俸”，又不时派园官给他送些瓜菜。大历二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买了四十亩果园，还带有“茅斋椽”，柏氏又委托他代管东屯稻田百亩，生活比过去富裕一些了。在不到两年时间中，他写下了四百多首诗，不仅数量上达到，诗的内容形式也颇具特色。他回忆、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写了《壮游》、《昔游》、《往在》、《遣怀》等自传性的长篇，历史的光明与黑暗与自己的爱憎倾向融合在一起，酝酿出无限的沉痛与辛酸。他仍然是“穷年忧黎元”的诗人，但他晚年的诗除描述“千家野哭”、“万国征戍”而外更特别关心人才，特别是能拨乱反正、真正忧国爱民的人才，他说“天地则创痍，朝廷当正臣。异才复间出，周道日维新。”读了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以后无比激动“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稍安可待矣。”赞美做梁州刺史的李勉“■公制方隅，迥出诸侯先。封内如太古，时危独肃然。”再读他的《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八哀诗》、《寄韩谏议注》等诗，可以看出他的人才观，眼光独到，胸怀博大，他对同时代人的评论与新旧唐书史臣的见解大有出入。他还写了不少夔府景物、气候、风土、民生疾苦的诗篇。三峡景物正如他的两句诗“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不仅一年四季的多变，就是雨、雪、雷、火、月，甚至八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夜的月他都有不同的观察和感受。人民生活方面，不仅注意“打鼓发船”、“负盐出井”的劳动男女，他甚至关心到儿童教育“小儿学问止论语。”柏茂林派来供他驱使的“獠奴”为他“伐木”，“修水筒”，“修果树枝蔓”的种种劳动过程，他也用亲切感激的心情作了记录。对诗歌艺术，更用尽苦心。“陶冶性灵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为了探求七律这种形式的艺术表现力，他努力尝试了“拗格”这种既有较大难度，又有新的韵律的诗体十几首，有的又自注“强戏为吴体”。他又有目的地写了三组组诗，扩大七律的题材领域。《咏怀古迹五首》融咏怀与咏史怀古为一体，七律中前所未有。《诸将五首》，环顾了西部、北部、中原、岭南、西南五个地区的国防形势，虽笔有褒贬，但深重的忧患意识仍是全组诗的基调。这是诗史，更是现实性很强的政论。至于传诵更广的《秋兴八首》，虽然可以“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两句概括他怀念旧国旧都的一般主题，但他思念的内容之深广繁复，举凡人事之兴衰，景物之变换，都让人觉得难以数言说尽。 “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大历三年（78）正月，当“雪篱梅可折，风榭柳微舒”的早春季节，杜甫把去年所买的果园草屋一并赠给吴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峡了。下水船走得很快，“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融入山水的神话和历史，像一系列朦胧的意象，匆匆地在眼前消失了，新建为南都的江陵府就到了。江陵本来有郑审、李之芳和他比较亲近，郑任江陵少尹，李原任太子宾客，现任尚书，在夔州时就有诗歌互赠，杜集中那首最长的千字排律就是寄给郑、李俩人的。但是到江陵后，只见他们和杜甫多次雅集，饮酒赋诗，但他的家眷却过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生活，后来，李之芳又病故，四川又发生兵乱，渐渐波及川东，江陵也非久居之地，“社稷缠妖氛，干戈送老儒”，只得南下公安，也只暂住了两个月，年底又漂泊到岳阳，写下了他的名作《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年冬天，岳阳下了一场大雪，他又写了长诗《岁晏行》，写出“潇湘洞庭白雪中”，那些为“割慈忍受还租庸”而卖儿卖女的哭声，还有那些被私铸的铅锡假钱所欺骗的百姓的怒声和骂声。大历四年春天他又解缆南征，三月到潭州（长沙），虽然是一个“右臂偏枯两耳聋”的老翁，还能满怀高兴地游岳麓山道林二寺，接着他又南下投奔衡州刺史韦之晋，韦是他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朋友，不料到衡州后，韦又调任潭州刺史，与他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春天，也是杜甫在人间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在潭州写了好几首抒情诗他追酬十年前高適赠给他的那首诗，情辞反复，哀悼高適，也是哀悼自己。他又与飞来舟中的燕子对话，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最为人们赞美的是《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时间跨度很大的小诗，饱含着无限今昔盛衰之感。 这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湖南观察使崔瓘，占据潭州作乱，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逃难，他的《入衡州》、《逃难》、《白马》、《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等诗中叙述了动乱的发生，与全家奔波逃难，以及衡州刺史阳济联合各郡讨伐臧玠的过程。 随后，杜甫又带着全家溯湘江而上，想去郴州投靠舅父崔伟，船至耒阳方田驿，江水大涨，无法前进，在此挨了五天的饿。耒阳县令听到消息，派人给他们送来牛肉白酒，算是没有饿死。杜甫写了《聂耒阳以仆阻水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来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对县令又是歌颂又是感谢。船既无法南行，只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先后写了《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诸诗都表明了他的小船离潭州后将北上襄阳、秦中。此后，直到冬天，老杜又写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他卧病舟中，苦力挣扎，写成的一首绝笔之作。诗的发端以轩辕、虞舜将休止制律弹琴，比喻自己将停止写诗；诗的末尾以葛洪尸解、许靖难任，比喻自己将死于道路，无力远行；这些都是将死的哀音。“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滞**。”说明诗人在舟中最后看到的正是岳阳洞庭湖边冬雨中的景物。“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更清楚地说明这首诗写于大历五年的冬天。“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说明诗人此时还在关心着战乱中的祖国和人民。此诗写成后不久，他就死在这条船上了。家属把他殡葬在岳阳。四十三年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灵柩归葬河南偃师。并请诗人元稹作了墓志铭。元稹在墓志中高度评价了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 19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称二十万，连夜出发。次日凌晨，安禄山出蓟城南，检阅了军队，并举行誓师，以讨杨国忠为名，并于军中张榜说“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于是挥师南下。安禄山乘铁甲战车，“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事前，安禄山已命其将何千年、高邈等率二十名奚族骑兵，以献射生手为名，于十日抵达太原城下，北京（唐以太原为北京）副留守杨光翙出城迎接，被何千年劫持而去。安禄山责备他依附杨国忠，斩首示众。太原及东受降城先后上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唐玄宗确认安禄山反叛之后，匆忙部署军队平叛。先命特进毕思琛赴东都，金吾将军程千里赴河东，各自招募数万人以抵御叛军；接着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赴东都募兵，加强洛阳守备。过了几天，玄宗杀死安庆宗，罢免了安思顺朔方节度使职务，并命荣王李琬、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正、副元帅，率数万兵出潼关东征，还在各地新设节度使、防御使，以阻止叛军。 安禄山率十五万大军南下。当时，天下承平岁久，以致百姓不识兵革。 因此当突然听到范阳起兵的消息，不少官吏吓得魂飞魄散，弃城四逃。叛军所过州县，有的望风瓦解，有的开城出降，一路上所向披靡，进兵迅速，至十二月三日即抵达河南道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第二天，过了冰冻的黄河，进入河南道境内。 安禄山指挥叛军进攻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上任不几天，守城兵士未经沙场，一听到叛军号角鼓噪之声，吓得“授甲不得，气已夺矣”。故叛军一到，立刻土崩瓦解，张介然被俘，兵士降者近万人。安禄山见河南道张贴悬赏购其首的榜文，又听说安庆宗被杀，遂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张介然及上万降卒接连倒在叛军的屠刀之下，“流血如川”。安禄山乘胜西进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太守崔无波登城拒战，守城兵士一听见鼓角声，纷纷“自坠如雨”，于是崔无波及官将“尽为贼所虏”2。 安禄山杀了崔无波，留其将武令珣守荥阳，兵锋指向洛阳。封常清奋力抵抗，但其兵士都是新召募的佣人或商贩，未经训练，经叛军铁骑一冲，即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封常清三战败北，只得丢弃洛阳，西奔陕郡，与高仙芝退守潼关。安禄山命其将崔乾祐屯兵陕城，窥视潼关，而弘农、临汝、濮阳、济阳和云中等郡相继陷于叛军之手。 安禄山从范阳起兵，**，至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其时，唐廷从各道征集的兵马尚未赶到长安，京师守备空虚。但是安禄山进入洛阳后，忙于做登基称帝的准备，减弱了攻势，这给唐廷以喘息机会，各道援兵渐渐云集长安，加强了守备。 至德元载（75）正月一日，安禄山于洛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元年，设置丞相等朝官，封其子庆绪为晋王，庆和为郑王，达奚珣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定洛阳为都，以范阳为东都。 安禄山命史思明、蔡希德等攻略河北各地。平原郡太守颜真卿与常山太守颜杲卿东西联兵抗敌，杀死了叛将李钦凑、高邈，活捉了何千年，打开了土门，河北十七郡又先后归顺了唐廷。安禄山率军进攻潼关，行至新安，听《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张介然传》。 2《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崔无波传》。 说河北形势吃紧，马上返回洛阳，命蔡希德率万余人增援河北，杀颜杲卿，河北各郡又相继陷落。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仪先后出兵井陉，大败叛军，斩敌四万人，“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渔阳路再绝，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 安禄山命张通晤和杨朝宗向东攻城略地，东平太守嗣吴王李祗、济南太守李随起兵抗拒，单父县尉贾贲率吏民杀张通晤，真源令张巡守雍丘，与叛将令狐潮、李怀仙等数万叛军浴血奋战，巧妙周旋，阻止叛军南下江淮。安禄山命其将武令珣等率兵南下攻略南阳各郡，南阳节度使鲁炅、虢王李巨扼守南阳，屡败叛军，使叛军不得南下江汉。 五月，安禄山西进潼关受阻，东不过雍丘，南又兵阻南阳，北路也几乎断绝，除了老巢范阳之外，只不过局限于河南西部一隅之地，一时陷入困境。安禄山有些害怕，召来高尚、严庄骂道“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高尚、严庄也束手无策，数日不敢面见安禄山。安禄山见形势紧迫，“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计未决”。 在安禄山进退维谷之时，昏庸的唐玄宗与奸相杨国忠下令哥舒翰出关作战。此前，高仙芝守潼关，遭宦官边令诚诬陷致死，遂启用在京养病的哥舒翰代守潼关。六月四日，哥舒翰被迫出关作战，结果十七八万官军一战士崩瓦解，潼关失守，哥舒翰被缚到洛阳，投降了安禄山。 潼关失守，长安已无险可守，唐玄宗率部分朝官仓皇逃往成都。安禄山没想到玄宗会如此之快地逃离长安，他先曾命崔乾祐兵留潼关，十天之后，才命其将孙孝哲进入长安，并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使安守志率兵驻扎苑内，以监关中诸将。叛军进入长安以后，以为大功告成，遂“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不想西出追击，故玄宗“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2。 安禄山命孙孝哲对未逃离长安的皇室成员、百官家属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先于崇仁坊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剖其腹，用其心脏祭祀安庆宗。凡是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平时所厌恶者皆处死，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使人惨不忍睹。接着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后来，安禄山听说长安百姓乘乱盗窃府库财物，又命在长安大肆搜索三日，翻箱倒柜，不论是府库财物，还是个人私物，一概搜掠殆尽。同时还令府县追查，“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安禄山又令搜求玄宗的歌舞、杂技、舞马、犀牛，把搜掠的宫嫔、乐工、骑士以兵仗护送到洛阳，获得梨园弟子数百人，在东都禁苑凝碧宫奏乐，宴会众伪官。 安禄山派其将高嵩持书信、备缯彩赴西北，以诱降河西、陇右将士，但被大震关使郭英乂所擒获，计未成功。郭子仪、李光弼听说潼关失守，玄宗西逃，遂撤兵守井陉，河北大部分郡县再次落入叛军之手。安禄山派兵攻颍川，太守薛愿、长史庞坚奋力拒守，坚持了一年。十二月，又使叛将阿史那承庆率兵急攻，薛愿等浴血苦战十五日，城破被俘，被执送洛阳。安禄山把《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他捆在洛水冰上，被活活冻死。 安禄山之死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通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也受禄山宠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至德二载（757）正月五日夜，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谁也不敢动。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准躺在**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哪里还摸得着？他气急败坏地摇着帐竿大声喝叫“贼由严庄。”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卒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并诫令宫中严加保密。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分。随即即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安庆绪虽然杀父篡位，但他本性昏暗懦弱，语无伦次，严庄恐诸将不服，不让面见。庆绪每日纵酒为乐，不理政事，称严庄为兄，加授御史大夫、冯翊王，“事无大小，皆取决焉”2。 安禄山狡黠多智，善于迎合唐玄宗心意，投其所好，因而格外受到宠遇，一再加官晋爵，专任方面。在玄宗骄惰荒政、朝纲隳紊之时发动了武装叛乱，把鼎盛一时的唐皇朝推向了战乱的深渊。 《安禄山事迹》卷下。 2《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第二节田承嗣叛军骁将田承嗣（705—779）平州卢龙（今属河北）人，出生于一个行伍家庭。 祖父田璟，为郑州司马。父田守义，官至安东副都护，以豪侠闻名于辽左。开元末年，田承嗣任安禄山卢龙军前锋兵马使，屡次擒杀奚、契丹人，因功补为左清道率，迁武卫将军。他治军严整，在任兵马使时，安禄山曾在一个大雪天巡视各军营，刚走进田承嗣军营，营内寂静无声，若无一人。但进入营内检阅士籍，又无一人不在营内。因此深受安禄山器重。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反叛于范阳，率十五万大军南下，田承嗣为其主将之一。当时，天下承平岁久，唐廷内部防务空虚，因此叛军所过州县，多望风瓦解。叛军连破蒿城，陷灵昌，下荥阳，势如破竹。在攻占荥阳郡后，安禄山命田承嗣与安忠志、张孝忠三人为前锋，向唐东都洛阳挺进。田承嗣骁勇善战，在洛阳东郊一战，把唐将封常清新召募的数万官兵打得丢盔弃甲，落花流水。于是叛军攻占了洛阳。至德元载（75）正月，安禄山于洛阳自称大燕皇帝。 安禄山叛军以洛阳为基地，分兵四处，攻略唐郡县。唐将鲁炅坚守南阳（今属河南），叛将武令珣久攻不下。至德二载五月，田承嗣奉命率军攻南阳。南阳城已被叛军围困数月，城中兵粮奇缺，一只老鼠即卖四百钱，死者相枕。田承嗣乘其危难之际，一举而攻破南阳。鲁炅突围而出，退守襄阳（今湖北襄樊），田承嗣穷迫不舍，又转战二天，见襄阳一时难以攻下，即班师而还。接着，田承嗣又率军东进，将庸将来瑱围困于颍川（今河南许昌）。来瑱善于抚循士卒，田承嗣久攻不下。 十月，官军大力反击，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陈留人又杀叛将尹子奇，叛军主谋严庄也投降了唐朝，安庆绪只率三百从骑，狼狈退守相州（今河南安阳），形势急转直下。这时，田承嗣从颍川遣使者向郭子仪请降，在还没有得到回复时，他又变了卦，遂撤离颍川，与守南阳的武令珣合军，有数万人，即北上驰援相州。 乾元元年（758）十月，唐将郭子仪率兵包围了卫州（今河南汲县），安庆绪发兵救援，分为三军，崔乾祐率上军，田承嗣率下军，安庆绪率中军，直奔卫州，遭郭子仪迎头痛击，叛军被迫退守相州。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步骑六十多万，把相州城围得水泄不通。 乾元二年二月，史思明自范阳率十三万大军南下，攻破了魏州，以救安庆绪。三月，在安阳河北交战。官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没有统帅统一指挥，难以协同作战，结果官军一溃不可遏止，各节度使逃还本镇。叛军转危为安，声势复振。史思明杀安庆绪，率兵返回范阳。 九月，史思明再次从范阳率军南下，兵分四路，向唐军发起了巨大攻势。田承嗣为史朝义军前锋，再次攻陷洛阳，授伪魏州刺史。上元二年（70）十一月，史思明派田承嗣攻略淮西，攻占了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后任伪睢阳节度使。 宝应元年（72）十月，回纥再次出兵，与官军一起对叛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很快收复了洛阳。史朝义节节败退，逃至卫州。十一月，田承嗣从睢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阳率四万大军前来救援。唐将仆固玚击败史朝义，叛军退至漳水。田承嗣见无船渡河，遂请环车为营，让妇女坐在车内，辎重陈列于车旁，并埋伏了兵士以待官兵。官军追至漳水，与叛军交战，田承嗣诈败退走，官军争抢财宝，队伍大乱，叛军回头冲杀，伏兵也乘机杀去，官军措手不及，败退了数十里，才稳住阵脚。史朝义退守莫州，官军也很快追至城下，多次出战，皆被官军所击败。 降唐自保广德元年（73）正月，田承嗣见官军已收复大部分州郡，伪大燕政权已分崩离析，士气低落，又知史朝义不肯投降，便欺骗他说“不如身将骁锐还幽州，因（李）怀仙悉兵五万还战，声势外张，胜可万全。臣请坚守，虽玚之强，不遽下。”史朝义信以为真，依从了田承嗣的建议，握住他的手，以“存亡为托”，他也“顿首流涕”，表示奉命。可是当史朝义夜间刚刚突围出城，他马上召集诸将，声言过去曾“发人冢墓，焚人室庐，掠人玉帛，壮者死锋刃，弱者填沟壑”，以表示悔悟，如今降唐，“能改往修今，是转危即安矣”。将士们一致赞同，遂将史朝义老母及其妻子执送仆固玚营中，向官军投降。并多用金帛离间仆固玚将领。仆固玚本不愿接受他的投降，因担心部下发生不测之乱，遂约定日期受降。田承嗣怕不能保全自身，便诈称有病不出。仆固玚欲驰入城内擒捉他，他又在身旁排列着许多刀斧手，无从下手。最后，田承嗣又以重金行贿，仆固玚才算罢休。后来，田承嗣与旧将张忠志、李怀仙、薛嵩等前往唐主将仆固怀恩营内谢罪，表示愿执鞭随蹬，以效犬马之劳。 时承大乱之后，城邑残破，人口流亡。唐肃宗务在“禁暴戢兵”，屡次赦宥，安、史旧将多既往不咎。仆固怀恩又自诩功高，“虑贼平宠衰，欲留贼将为援”，遂奏请田承嗣及李怀仙、张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帅河北诸郡。因而原安、史降将又受到重用，专方面之任。 割据称雄唐廷为防止田承嗣等降将再生事端，对他们实行了笼络政策，屡屡加官晋爵，自广德元年（73）闰正月授任田承嗣为莫州刺史起，至大历八年（773）九月为止，在这十年之间，田承嗣先后迁任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尉、雁门郡王。唐代宗还将其女永乐公主下嫁给田承嗣之子田华，以示恩宠，欲结其心。 田承嗣“生于朔野，志性凶逆”，多年随从安禄山，素以戎马为事，“不习教义”。皇帝的频频恩宠，只能使他志得意满。而他一旦得志以后，便肆行其意。他“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他还专擅管内政治、经济、财力，“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使得魏博镇很快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田承嗣还召募军中骠悍的子弟置于部下，作为自己的侍卫，号称牙军。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朝义传》。 平日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牙兵“父子世袭，姻党盘互，骄悍不顾法令”。当时有句谚语说“长安天子，魏府牙军。”这支强悍的牙军，成为田承嗣割据称雄的马前卒。 田承嗣还同任河北各藩镇节度使的安、史旧将胶固朋比，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赐名张忠志）、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等“结为婚姻，互相表里”；同时还招降纳叛，网罗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2。 大历八年（773）九月，田承嗣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自己管内分别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并尊称为“四圣”。安史之乱，祸国殃民，早已为人们所唾弃与切齿，但田承嗣却明目张胆地为其主子扬幡招魂，还尊为“圣人”，足见其狼子野心不死。对于这一严重事件，唐代宗并没有大张挞伐，只是让内侍孙知古因出使魏博之时，劝谕他毁掉。之后还应其所请，于十月加田承嗣同平章事，以示褒奖。 田承嗣对皇帝的恩宠无动于衷，朝廷的姑息也只能是养虎遗患。在他戴上大唐辅相的桂冠之时，他的分裂割据活动也悄悄开始了。 相卫节度使薛嵩死，朝廷以其弟薛崿知留后。田承嗣诱使昭义镇将吏作乱。大历十年（775）正月，昭义兵马使裴志清出兵驱逐了留后薛崿，归附魏博。田承嗣乘机出兵，声言救援，其实是欲袭相州，并很快攻占了相州。战事发生以后，朝廷立即选用与薛嵩同族的薛择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刺史，薛坚为洺州刺史，同时还派魏（一作孙）知古赴魏州告谕田承嗣等，“使各守封疆”，不越雷池。但田承嗣却拒不奉诏，仍然派大将卢子期攻取洺州，杨光朝攻取卫州。在耀武扬威的同时，还诱使卫州刺史薛雄归附自己，薛雄不从，即暗中派人将其妻子老小屠杀以尽。于是，田承嗣一举“尽据相、卫四州之地，自置长吏，掠其精兵良马，悉归魏州”。从而扩大了他的地盘，增强了实力。为了名正言顺，他还胁迫魏知古与他一同巡视磁、相二州，而暗中却使其侄田悦劝说诸将割耳剺面，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到中使那里去请求以田承嗣为帅，使者畏惧而不敢追究。 唐廷讨伐田承嗣终以武力夺取了相、卫四州之地，说明了唐廷对藩帅的笼络与姑息政策的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唐廷才不得不用武力征讨。这年四月，唐代宗下诏，暴露田承嗣劫夺州郡、对抗朝廷的罪状，将他“贬永州刺史，仍许一幼男女从行”，同时还诏命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幽州节度留后朱滔、昭义节度李承昭、淄青节度李正己等八节度使，合力讨伐田承嗣。 本来田承嗣与河北藩帅同为安、史旧将，气味相投，兼以婚姻关系，朋比为奸。但由于他平日一向轻慢李宝臣、李正己，又逢李宝臣之弟李宝正（田承嗣女婿）在魏州击马球时，因马受惊撞死了田承嗣之子田维而被田承嗣所杖杀，由此两镇关系恶化。这时，二李主动请求讨伐田承嗣。再加上朱滔方恭顺皇室，因此河北诸藩帅一时还都为朝廷效力。 《新唐书》卷二一○《罗绍威传》。 2《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朝廷讨伐田承嗣的诏命下达以后，各藩帅很快行动起来。朱滔、李宝臣与河东节度使薛兼训率军从北面进击，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从其南侧进击，一时大兵压境。讨伐战争进展很快，魏博军连吃败仗。五月，田承嗣将领霍荣国举磁州之地投降，接着李正己也攻破了德州，李忠臣率步骑四万包围了卫州。但田承嗣并不甘心束手待毙，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六月，派其将裴志清进攻冀州，不料裴志清却投降了李宝臣。田承嗣亲自率兵进围冀州，也被李宝臣击败，烧毁了辎重，只得狼狈逃回。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田承嗣见各道兵马渐渐围拢，部将也多叛逃，余下的也多惶恐不安，再难以相持，遂于八月上表，“请束身归朝”。但是，他的“请束身归朝”并不是真心俯首认罪，而是缓兵之计。事过不几天，即派其将卢子期进犯磁州。九月，李宝臣与李正己合力进围贝州，田承嗣率兵去救。因朝廷对二李两军赏赐各有厚薄，士卒有怨言，恐怕发生事变，二李遂自行撤军。接着，李宝臣与朱滔进攻沧州，因田承嗣堂弟田庭玠固守，一时也未能攻克。 北线虽暂时稳住了阵脚，南线形势却十分紧张。卢子期进攻磁州，眼看州城即破，大功垂成，不料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率援兵赶到，内外攻击，卢子期兵败被俘，斩于长安。与此同时，在河南诸将的攻击下，田悦的军队在陈留也吃了大败仗。这使得田承嗣心里着实恐惧与不安。 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田承嗣施用了奸谋诡计，首先是尽力与李正己恢复友好关系。原先李正己派往魏州的使者，被他囚禁起来，至此，田承嗣一反常态，对使者礼遇崇隆，他把管内户口、甲兵、谷帛之籍簿送与李正己，并对他说“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无日，诸子不肖，悦亦孱弱，凡今日所有，为公守耳，岂足以辱公之师旅乎！”他跪拜于使者面前，亲自奉予簿书。同时又在大厅里悬挂了李正已的画像，如尊神一样，“焚香事之”。田承嗣的甜言蜜语与假情假意，使得李正己为之陶醉，遂按兵不动。“于是河南诸道兵皆不敢进。承嗣既无南顾之虞，得专意北方”。 田承嗣在取悦于李正己、稳住了南线的阵脚以后，又挑拨离间北线藩帅的关系。他得知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乡里在范阳，小时在乡里成长，常欲得到故乡之地，便雕刻一石，上书两句谶语“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暗中使人把它埋在李宝臣故乡之地，又使望气者声称那里有王气，李宝臣派人去挖掘，果然得到一石。之后，田承嗣又令说客劝他说“公与朱滔共取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矣。”李宝臣被他说得神魂颠倒，大喜过望，又以此事和“谶语”相符，“遂与承嗣通谋，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2时范阳节度留后朱滔驻军瓦桥，李室臣选精锐骑兵二千，夜间急驰三百多里，直趋瓦桥。因两军平索一直相处友睦，当朱滔军遭到李宝臣骑兵突然袭击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毫无准备，仓皇出战，结果大败。李宝臣欲乘胜攻取范阳，但朱滔已使雄武军使刘怦严加守卫，李宝臣知有防备，不敢贸然进军。田承嗣得知李宝臣中了圈套，两军已经交战，无暇他顾，遂率兵南下，并派使者告诉李宝臣说“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耳！”李宝臣这才如梦初醒，既恼怒又羞愧，但悔之已晚，只好退兵。北线也相安无事了。 故伎重演唐廷调动了八个藩镇的兵力进讨魏博镇，战争打了近一年，始终未能取得多大进展，双方相持不下。这时，田承嗣曾两次上表，请求入朝谢罪；李正己也屡次上表为他说情，请朝廷允许他改过自新。大历十一年（77）二月，唐代宗下诏，赦免其罪，恢复其官爵，准许与家属一起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问”2。 田承嗣的再次请求入朝，不过是故伎重演。虽然获得了朝廷的再次赦免，恢复了官爵，并准许入朝，但他并非诚心归顺朝廷，因此逗留不朝。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再次挑起了战端。同年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卒，都虞候李灵曜杀死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并勾结田承嗣为外援，欲专擅汴、宋。但朝廷却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以李灵曜为濮州刺史。李灵曜以有田承嗣在背后撑腰，拒不奉行诏命。朝廷无亲，即改命李灵曜为汴宋留后，并派遣使者前往汴宋宣慰。田承嗣为了表示李灵曜，不久即出兵攻略滑州，击败了永平节度使李勉。 有田承嗣为靠山，李灵曜虽被任为汴宋留后，却得陇望蜀，更大。 他仿效河北诸镇，擅自把自己的党羽分别任为八州刺史和县令。对于李灵曜的骄横不法，朝廷不得不兴师动众。九月，诏命淮西、永平、河阳三城、淮南、淄青五镇出兵讨伐李灵曜。五镇进兵神速，其势难当，李灵曜连战失利。十月，即被诸镇兵围困于汴州城内。田承嗣见李灵曜危在旦夕，即派田悦率兵火速救援。田悦率兵南下，于匡城击败永平、淄青两镇兵，并乘胜向汴州挺进。不料在汴州城北安营后，夜间遭淮西裨将李重倩率轻骑数百袭击，“纵横贯穿”，大杀一阵，营内惶恐不安，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河阳三城使马燧乘机“鼓噪而入”，田悦军不战而溃，“将士死者相枕藉，不可胜数”。李灵曜绝望无救，连夜出逃，逃跑中被俘，被送往京师处斩。田承嗣始终不入朝，再加上助李灵曜作乱，又激怒了朝廷，于是唐代宗于大历十二年（777）三月再次诏令讨伐。这次颁行的讨伐诏令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田承嗣又一次上表谢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朝廷又很快“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2。 这时，田承嗣已据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拥有军队十多万人，成为河北三镇中的强者。他与其他藩帅“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专擅官爵、甲兵、租赋与刑杀之权，在境内筑垒、缮兵，因此，“虽在中国名为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3。 遗患后世《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一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一年、十二年。 3《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大历十四年（779）二月，田承嗣卒。时年七十五。田承嗣虽有十一个儿子，但他更喜爱的是勇冠三军的侄子田悦，及其临终时，遂命田悦知军事，让诸子辅佐。自田承嗣专擅魏博镇以后，四世传袭，历时四十九年。 田承嗣是安史之乱中的干将，他骁勇善战，又狡诘多算，反复无常。降唐后，又桀骜不驯，悍然劫夺他州郡，与朝廷分庭抗礼，首开河北三镇割据称雄之肇端，致使河北三镇，“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2。田承嗣则是其罪魁祸首。 田承嗣卒年史书记载不一，《旧唐书》本传作“大历十三年九月”，今从《资治通鉴》与《新唐书》本传。 2《新唐书》卷二一○《藩镇魏博序》。 第二十七章唐代宗第一节率军平叛，收复两京唐代宗（72—779）初名俶，肃宗长子，开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于东都上阳宫。十五岁时封为广平王。玄宗诸孙百余个，只有李俶为嫡皇孙，相貌又与诸孙不同，故玄宗格外喜欢他。他从小好学，专攻《周礼》与《易经》，学习儒家经典，仁孝温恭，言谈举止皆符合礼仪，器宇度量弘深，宽厚能断，喜怒往往不见于外表。 至德元载（75）六月，安禄山叛军攻占潼关，李俶从肃宗、玄宗逃往成都，在马嵬驿事变后，他与弟建宁王李倓劝说肃宗北上灵武。肃宗于灵武即位后，组建朝廷，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归他指挥调度。时李泌为元帅行军长史，元帅府置于禁中，广平王与李泌朝夕计议，以处理军机之事。当时朝廷草创，临时召募的兵员少，又没有战斗力。广平王“推心示信，招怀流散”，及随肃宗到达彭原后，“兵众数万”。 至德二载（757）正月，狡猾阴险的宦官李辅国附会肃宗宠幸张良娣，互相唱合。建宁王李倓屡次向肃宗奏言此事，李辅国与张良娣反诬奏建宁王“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肃宗一怒之下，赐死建宁王。广平王李俶为此有些内怕，欲谋杀李辅国和张良娣，经李泌劝说而止。 宰相房琯进击叛军失败，郭子仪奉命回军凤翔时在途中又遭叛军重创，因此叛军一时气焰嚣张，屡次袭扰凤翔，广平王“选求勇干，频挫其锋”，肃宗朝廷安宁，“士心大振”。 九月，广平王李俶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兵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东讨叛军。广平王与回纥叶护结为兄弟，叶护大喜。官军进至长安西，于香积寺北大破叛军，斩敌六万人，叛将张通儒弃城逃走，官军一战收复长安。回纥军欲入长安，大肆抢掠。原来肃宗曾与回纥约定攻克两都之后，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因此回纥欲按约定行事。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说“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立即跳下马答拜，跪下捧着王足，说“当为殿下径往东京。”百姓、军士、胡兵见广平王下拜，皆感动流泪说“广平王真华、夷之主！”肃宗听到此事后，也高兴地说“朕不及也！”2官军整队入城，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广平王在长安停留了三天，安抚士庶，休养将士，之后以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自己率大军东追叛军。 广平王进至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安庆绪尽征洛阳守兵十五万人，于新店抗击官军。官军与回纥军夹击，叛军再次大败，死尸遍野。广平王胜利进入陕城（今河南三门峡西），接着收复了东都。广平王进入东都后，原投降安禄山父子的官员陈希烈等三百余人，皆身穿素服，哭泣着请罪。广平王遵照肃宗旨意，皆释而不问，命他们赴西京听候处理。 肃宗返回长安后，大赦天下，李俶改封为楚王。乾元元年（758）三月，又改封为成王。四月，立为皇太子，并改名为豫。上元二年（7）末，肃宗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纪者，不再一一作注。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2《资治通鉴》卷二二○，肃宗至德二载。 患重病，不理朝政，即命太子监国。宝应元年（72）四月，玄宗去世，肃宗病危。张皇后惧太子“功高难制”，暗中把越王李係召至宫中，阴谋废立太子。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知其密谋，遂发动禁兵收捕越王李係，将张皇后幽闭于别殿。接着肃宗驾崩，太子即位，是为代宗。 第二节平定安史之乱代宗即位时，叛军再度攻陷了洛阳，大难未平。因此，他颁下诏书说“国之大事，戎马为先，朝有旧章，亲贤是属。故求诸必当，用制于中权，存乎至公，岂惭于内举。特进、奉节郡王适可天下兵马元帅。”李辅国因有翊戴之功，由兵部尚书、判元帅行军司马、闲厩使进号为尚父、司空兼中书令，程元振进为右监门将军。 李辅国居功自傲，骄横狂妄。他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代宗愤然不平。六月，即解除了他的兵部尚书、元帅行军司马之职，并出居宫外。不久，又派人暗中将他杀死，消除了这一祸害。十月，代宗将对叛军发起强大攻势，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欲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由于程元振、鱼朝恩从中作梗而止，只得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诸军节度行营为雍王之副，会合回纥骑兵进击洛阳叛军，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也率军参战。官军于洛阳北横水大破叛军，斩敌六万人，俘虏二万人，遂收复了东都。史朝义节节败退，官军乘胜追击。河北叛军各节度使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官军投降。广德元年（73）正月，史朝义见四面楚歌，遂逃至温泉栅（今河北卢龙境，走投无路，被迫在林中自缢而死。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终于平定了。 第三节藩镇割据的祸端经仆固怀恩奏请，代宗分别任命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其时，河北诸州皆已投降，薛嵩皆迎拜于仆固怀恩马前，“乞行间自效”，如果将安、史旧将调往他地任职是轻而易举的，这将可以避免出现藩镇独立割据的局面。但是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故奏请田承嗣等分帅河北，“自为党援”。唐代宗也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这一决策，铸成了河北三镇独立的大错，开唐代藩镇割据称雄的先河。 唐西北边防军兵强马壮，战斗力很强，但由于大都陆续调入中原平叛，吐蕃遂乘虚而入，先后蚕食了河西、陇右之地。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军大举入寇，边将再三告急，程元振皆抑而不报。十月，投降吐蕃的泾州刺史高晖引导吐蕃军过洺州，寇掠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逼近京师。代宗获悉此事后，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御敌。但为时已晚，代宗匆促逃离京城，到陕州避难。幸亏郭子仪巧妙与敌周旋，迫使吐蕃退出长安，代宗才于十二月返回长安宫。百官论奏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贻误了军机，代宗遂罢免了程元振官爵，放归乡里，后又流配于江陵。 广德二年（74），仆固怀恩为河东节度使辛云京等人激反，勾引回纥、吐蕃三十万军马进逼奉天，代宗命郭子仪率兵抵御。怀恩得暴病死于途中。仆固怀恩两次勾引胡寇，成为国家的大患，但代宗前后所发制敕，未曾说他反叛，及听到他暴死的消息，还对侍从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2《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代宗广德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2《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第四节崇信佛教，宠任宦官代宗崇信佛教，相信因果报应之说，每有边患，则令僧人念《仁王经》以禳灾。永泰元年（75）九月，吐蕃军进至奉天，京师戒严，代宗命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分别送于资圣、西明二寺，在每寺内设百尺高座，由僧人高声诵读，直至吐蕃军逼近京师，才停止这一活动。十月，吐蕃军至邠州，代宗再次命僧人于资圣寺讲《仁王经》。 大历二年（77）六月，鱼朝恩奏请以先赐庄为章敬寺，用以为章敬太后冥福。修造得极其宏伟壮丽。都市的木材不够用，又奏请拆毁曲江及华清馆，以取其木材用。进士高郢上书说“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材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以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代宗仍置之不理。 代宗尝于禁中供养一百多个僧人，胡僧不空官至卿监，还封为国公，出入禁中，势如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代宗还下令，不许箠曳僧尼。在五台上造金阁寺，“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宰相王缙尤为佞佛，他见代宗闲暇时，则多谈论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2。代宗优宠宦官。凡宦官奉命出使四方，从不禁止其所求取，即使奉命恩赐妃族，回来后也问宦官所得多少。如果给宦官的财物少，代宗则以为轻慢天子使者，“由是中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常贮钱于阁中，每逢中使来赐一物，宣一旨，从未有空手回去的。若宦官出使州县，传送文书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倍受尊宠，权势甚至超过宰臣。但是，代宗也能惩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先后遭诛贬。大历五年（770）三月，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内侍监鱼朝恩宠幸无比，势倾朝野，凌辱宰相。朝廷政事要是没有他参预，他则愤怒地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代宗知群臣皆怨恨他，便与宰相元载密谋，一次禁中宴会，会后将他留下，侍卫把他缢死，对外则声称“朝恩受诏乃自缢”。2《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二年。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五年。 第五节理财和用人代宗在位时期虽平定了安史之乱，但所面临的是经济残破，户口流散，农桑失业，财赋收入锐减的局面。再加上抵御吐蕃的进犯，兵革岁动，军费增大，财政更是拮据。在这种情况下，他重用了杰出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先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因与程元振有涉，罢知政事，不久又以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后再次进为吏部尚书，领使职如故。刘晏掌管全国财赋十几年，他兴利除弊，改革漕运和榷盐中的弊端，使江南财赋源源运进关中，“民不加赋，而国富饶”，有力地了平叛与对外防御战争。代宗始终重用刘晏，在代宗晚年，宰相常衮欲夺其实权，奏任尚书左仆射，代宗以刘晏“使务方理，代其任者难其人”2，仍然让他兼领使务。 代宗还重用了名将郭子仪。代宗即位初期，曾屡次欲起用郭子仪，由于遭大宦官鱼朝恩、程元振、李辅国的反对而未能如愿。自广德元年（73）十月吐蕃来犯开始，以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抵御起，此后又让其兼任河中、朔方等节度使，进为司徒、中书令，封汾阳王，对他一直深信不疑。代宗女升平公主下嫁子仪子郭暖，一次两人发生了口角，郭暖说“汝依乃父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怒告其父，代宗听了却毫不见怪，对公主说“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子岂汝家所有邪！”郭子仪因儿子说了这样犯上作乱的话，马上囚禁了郭暖，并入朝谢罪。代宗并未将他治罪，反安慰他说“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代宗的宠信，使郭子仪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干，在维护国家的安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代宗也有用非其人之处。就他任用的宰相而言，先任用的宰相元载，专擅朝政，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晚年又以宰相常衮当国，虽杜绝贿赂，用人却无所鉴别，贤愚同滞。故有人评论说“代宗惑释氏业报轻重之说，政事托于宰相，而元载专权乱国，事以货成。及常衮为相，虽货贿不行，而介僻自专，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进拟稍繁，则谓之濌伯。”因此，京师人编了一首打油诗“常分别，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崔祐甫也指责朝政说“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政。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岂所以裨政耶？”2这不能不说是唐代宗用人的失误之处。 代宗任用安、史旧将为河北藩帅更是他的重大失误。首肇祸端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先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还尊为“四圣”，并向朝廷求任宰相。这分明是为叛逆之首扬幡招魂，说明其叛乱之心不死。代宗却不敢大张挞伐，只令内侍孙知古讽劝他毁掉祠堂，并加平章事，以满足其奢望。大历十年（775），田承嗣唆使昭义镇将吏作乱，然后他以救援为名，出兵攻取了相州。接着又暗杀了卫州刺史薛雄，乘机兼并其地。代宗曾调发藩镇征伐，当田承嗣见形势于己不利时，则上表谢罪，并请入朝，代宗赦免其罪。但不久，田承嗣又故伎重演，攻掠其他州县。翌年五月，田承嗣助汴宋留后李灵曜作乱，朝廷下令讨伐，当李灵曜兵败，形势于田承嗣不利，他又上表谢罪，代宗“亦2《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二年。 2《唐语林》卷三。 无如之何”，并“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由于代宗对田承嗣的独立割据无力讨伐，姑息养奸，至代宗末年，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基本上形成。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据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在平定李灵曜之乱时，又兼并了曹、濮、徐、兖、郓五州，拥兵十万，雄踞东方。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深、冀、沧七州，各拥兵五万。他们“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如果朝廷建造一城，增一兵，他们则有怨言，往往猜忌，而在自己境内则大肆筑垒缮兵。河北三镇“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2。终唐之世，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也未能改变。 代宗处理政事有时还很认真。大历十二年（777）十月，京兆尹黎干奏说水灾损害农田三万一千顷，而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却说损害不多。兼渭南令刘藻曲附韩滉，也声称部内土地未受水灾。代宗派御史赵计检查渭南受灾情况，他又曲附韩滉说未受灾。代宗说“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独免。”于是再命御史朱敖去复查，上奏说渭南受灾面积为三千顷。代宗感叹说“县令职在字人，不损亦宜称损，损而不闻，岂有恤隐之意耶！”遂将刘藻、赵计贬官。 代宗对皇亲国戚要求尚严，不容戚属违法乱纪。大历四年（79）七月，皇姨弟薛华因酒色私忿杀死了三人，并将尸体丢在井下，以掩盖其罪恶。事发后，代宗将皇姨弟拘捕入狱，诏令赐其自尽。并为此还特意颁下一道诏书。大历十三年（778）正月，泾水流域百姓上诉说，泾水为水硙所阻塞，不能灌溉土地，京兆尹黎干为民请命，代宗诏令撤去泾水所置水硙，放水与民灌溉土地。正巧升平公主及其夫郭暖家皆立硙于水上，公主入见父皇，请予保留。代宗说“吾为苍生，若可为诸戚唱！”升平公主听了，即日与郭暖家将水硙拆毁，“由是废者八十所”。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三日，代宗患了重病。二十一日制命皇太子监国，当晚晏驾于紫宸殿之内殿。时年五十四。十月葬于元陵，庙号代宗。 唐代宗早年曾指挥了平叛战争，收复了两都，即位后平定了安、史之乱。由于决策失误，任用安、史旧将分帅河北，加上国力不足以平定跋扈的藩帅，遂姑息养奸，终于促成了河北三镇独立割据的局面。他优宠宦官，但又能惩治作恶多端的大宦官，没有出现宦官之祸。代宗在位十八年，内忧外患连绵不断，但他信用刘晏与郭子仪，才艰难地维持其统治地位。 2《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二年。 《新唐书》卷八三《升平公主传》。 第二十八章郭子仪第一节力战叛军，克复两京郭子仪（97—78）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父敬之，历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赠太保，追封祁国公。子仪长得体貌出众，始以武举高等补为左卫长史，历任诸军使。天宝八载（749），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子仪领其使，拜左卫大将军。十三载（754）又因该地偏僻不能耕种，遂迁于永清栅北（今内蒙乌拉特旗东北），改横塞为天德军，以子仪为军使，并兼任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翌年，安禄山反叛于范阳，在艰苦的平叛战争中，他立下了卓越的战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干和尽忠报国的思想。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安禄山发动了武装叛乱，十一月即攻占了东都洛阳。玄宗任命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并命他率军东征。子仪迅即率军出单于府（今内蒙和林格尔北），收编了静边军，杀叛将周万顷，又于河曲击败叛将高秀岩，进而收复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开通了东陉（今山西代县东），为官军进军河北扫清了道路，因功加官御史大夫。 至德元载（75）正月，叛将蔡希德攻陷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被俘，河北大部分郡县失守。李光弼受郭子仪举荐，出任河东节度使，先进军河北，收复了常山。四月，郭子仪率朔方精兵出井陉，与李光弼合军，于九门县城南大败史思明军，接着又南攻赵郡（今河北赵县），俘虏四千人。郭子仪与李光弼回师常山，史思明又收集散兵数万尾随其后。子仪选骁骑轮番挑战，乘叛军疲惫之机，于沙河大败之。安禄山听说河北失利，急派精兵数万增援。当官军至恒阳后，叛将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也随之而至。郭子仪一方面坚壁固守，另一方面又采取了“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夕袭其幕”的灵活机动战术，使叛军昼夜不得休息。至六月，子仪见叛军疲惫不堪，遂与李光弼出军，于嘉山大败叛军，斩敌四万人，活捉五千，缴获战马五千匹，史思明露发跣足狼狈逃往博陵，“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斩贼守者以迎王师”，官军声威大振。 这时，叛军西面受阻，南进不得，形势有利于官军。郭子仪与李光弼上奏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并请求让哥舒翰扼守潼关，“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但由于玄宗的昏庸，错误地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致使二十万大军一战而瓦解，潼关失守，玄宗逃往成都，太子北上灵武组建朝廷，郭子仪也只得退守河东。 肃宗重新部署军事力量平叛。八月，郭子仪与李光弼奉命率步骑五万开赴灵武，时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朔方节度使。肃宗阅兵之后，大军南下彭原，逼近长安。宰相房琯自请讨伐叛军，反为叛军击败，丧师近万人。肃宗惨淡经营的军队损失过半，“唯依朔方军为根本”。十一月，叛将阿史那从礼率同罗、仆骨部五千骑兵出塞，诱使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人，欲袭击肃宗所在地。郭子仪与回纥首领葛罗支联兵进击，斩获数万人，遂平定了河曲，解除了朝廷的后顾之忧。 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至德二载（757）三月，郭子仪率兵进攻潼关，叛将崔乾祐退保蒲津。原陷入叛军的唐官吏赵复等四人为官军做内应，郭子仪进攻蒲州时，内外呼应，叛军大败，崔乾祐逃往安邑。子仪进兵永丰仓，击败叛将安守忠，遂收复了陕郡永丰仓，“自是潼、陕之间无复寇抄”。 其时，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即伪帝位，众叛将不服。唐肃宗欲发动攻势，以收复两京。四月，遂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命他率兵赴凤翔（今陕西凤翔）肃宗所在地。子仪奉命率军西进，行至长安西清渠，遭叛将安守忠、李归仁阻截，相持七日，官军不能前进。五月，叛军以退兵引诱官军追击，设长蛇阵，分首尾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败，“军资器械尽弃之”。子仪退守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因清渠之败，引咎自贬，为尚书左仆射。 九月，肃宗请回纥出兵助战，以收复两京，怀仁可汗子叶护率精骑四千至凤翔。临行前，肃宗对副元帅郭子仪说，事情成败，在此一举，子仪表示说“此行不捷，臣必死之”2。决心为收复两京以尽死力。十二日，郭子仪与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兵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出师凤翔，东取长安。二十七日，进至长安西，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摆开阵势，郭子仪为中军，叛将李归仁率十万之众迎战，两军激战，回纥兵从叛军背后出战，前后夹击，战至傍晚，叛军全线溃败，伤亡六万多人，余众逃入城内，叛将张通儒当晚弃城逃往陕州。官军一战收复了长安。郭子仪率蕃、汉兵乘胜追击，至潼关，连克华阴、弘农二郡。 十月，安庆绪命严庄尽调洛阳之兵十万增援陕州，与张通儒共拒官军，屯驻陕城之西，依山为阵。郭子仪率大军从正面进攻，回纥军从背后袭击。回纥军登山时，因搜捕伏兵，交战稍晚，官军初战不利。当回纥军在叛军背后出现时，叛军立即溃败，死尸满山遍野。严庄、张通儒丢弃陕州逃回洛阳，又很快与安庆绪逃往河北相州。子仪奉广平王进入东都，并于天津桥南陈兵侍卫。此时，河东、河西、河南的失地大部已收复，子仪因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不久，郭子仪入朝，肃宗命以兵仪军容于灞上迎接，并慰劳他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十二月，郭子仪又返回东都，奉命经营北讨安庆绪事。 2《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第二节宦官谗毁，失权无怨乾元元年（758）七月，郭子仪于黄河之上击败叛军，并擒获叛将安守忠上献，遂入朝京师。肃宗诏令百官于长乐驿迎接，并亲自于望春楼等待子仪，进为中书令。不久，肃宗诏命九节度使合力讨伐安庆绪，以郭子仪、李光弼皆为元勋，难相统属，只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却不设立元帅。十月，郭子仪率兵从杏园渡过黄河，军至获嘉（今属河南），击败安太清军，斩四千人，俘五百人。安太清逃往卫州（治今河南汲县），据城而守。子仪遂乘胜进围卫州，鲁炅等节度使也相继来到卫州城下。安庆绪闻讯，调动相州之兵七万，并亲自南下救卫州。子仪先使射手三千人埋伏于营垣之内，并告诫他们说“我退，贼必逐我，汝乃登垒，鼓噪而射之。”两军交战不久，子仪假装兵败，退至垒下，伏兵立刻登上垒垣，乱箭齐发，箭如雨下，叛军纷纷中箭，只得退走，子仪遂回军追击，安庆绪大败而逃，其弟安庆和被俘处死。郭子仪一战而攻克了卫州，并乘胜追击，直指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其他各节度使也先后率兵抵达相州。安庆绪困兽犹斗，收拾散兵败将于城西愁思岗负隅顽抗，又被官军击败。此战前后斩三万人，俘获千余人。安庆绪黔驴技穷，龟缩在城内，派人向史思明乞救。官军遂包围了邺城。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困相州，筑壁垒两道，挖了三道壕沟，把这座孤城围得水泄不通。官军还堵截漳水，引河水灌城，城内井泉溢水，人们“构栈而居”，粮草俱尽，州城危在旦夕。“而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城久攻不下，官军懈怠，“上下解体”。乾元二年（759）三月，史思明以为时机成熟，亲率精兵五万于安阳河北与官军决战。时官军多达六十万，李光弼军等先与叛军交锋，“杀伤相半”，郭子仪尚未布好阵势，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大树连根拔起，霎时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两军大惊而溃。官军因无统一号令，诸节度使各自逃归本镇。郭子仪军退向河阳，毁河阳桥，以保东都。这次兵溃，朔方军战马万匹，只存三千；甲仗十万件，遗弃殆尽，损失极为严重。而且东都士民惊骇，纷纷逃往山谷躲避。郭子仪军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兵士相惊，又奔缺门（今河南新息东），诸将相继而至，将士仍有数万人。子仪依从了都虞候张用济的建议，以守河阳有利，即派都游弈使韩游瓖将五百骑兵急趋河阳，张用济率步兵五千人继之。官军刚至河阳，叛将周挚也随之赶到，见有官军守卫，即自行撤走。各节度使因相州兵败而上表请罪，肃宗皆释而不问，还任命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都留守。 相州之败，肃宗未责怪诸节度使，身为观军容宣慰使、实际上起统率九节度使作用的鱼朝恩不但不引咎自责，反因忌害郭子仪军功，把相州之败的责任都推到子仪的身上，并在肃宗面前说了他不少坏话。七月，肃宗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命赵王李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李光弼为副帅，代领朔方节度使，从而剥夺了郭子仪的兵权。但他却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子仪虽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寝息”。 当时，东都再次陷入叛军之手，史思明率军于河阳同官军猛烈交战，并数次西攻陕州，气焰嚣张。同时，党项也乘机侵扰边城。在这种情况下，百《资治通鉴》卷二二○，肃宗乾元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 官多认为不应该把郭子仪置于散地，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上元元年（70）正月，以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却不让赴镇，仍留在京师，不过“假其威名以镇之”。直到九月八日，在朝官的强烈呼吁下，才命郭子仪出镇邠州（今陕西彬县）。党项素闻郭子仪威名，听说郭子仪已赴镇，遂撤兵而去。二十一日，肃宗又颁下制书，命郭子仪统率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回师平定河北，并征调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这一作战方案，李泌早已向肃宗建议过，不失为英明决策。如果能付诸实施的话，史思明有后顾之忧，而且郭子仪与李光弼成南北夹攻之势，必将会加快平叛进程。但是祸国殃民的宦官鱼朝恩以私害公，制书已颁下十来天，“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宝应元年（72）二月，河东节度使为乱军所杀，推立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绛州突将王元振也作乱，杀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朝廷担心太原乱军与绛州合纵联合叛军，不是一般将领所能镇服的，遂封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子仪辞行时，肃宗正患重病，将他召入卧室，付以重托说“河东之事，一以委卿。”叛军见河东兵乱，有机可乘，史朝义派兵包围泽州。郭子仪调定前去救援，叛军听说援军将到，即撤围而去。郭子仪至行营，王元振自以为有功。原来朔方将士不喜李国贞治军严厉，皆思子仪治军宽厚，故王元振乘机作乱。但郭子仪不徇私情，斥责他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耶！”五月，收捕王元振及其同谋者四十人，皆处以死刑。河东节度使辛云京知郭子仪惩治了乱将，也处死作乱者数十人，“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2唐代宗即位后，宦官穆元振专权用事，自以为有翊戴之功，忌妒宿将大臣，以郭子仪功高难制，极力从中挑拨离间，于是又罢免了郭子仪的副元帅之职，加实封七百户，充肃宗山陵使。郭子仪怕谗言坏了大事，为了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无二，以消除新即位皇帝对自己的猜疑之心，遂将自灵武出师以来肃宗前后所赐手敕、诏书千余件，汇编成二十卷，上奏代宗。代宗看过之后，下诏书答谢说“肤不德不明，俾大臣忧疑，朕之过也。朕甚自愧，公勿以为虑。”以好言好语来安慰郭子仪。 七月，再次任命郭子仪知朔方、河东、北庭、泽、潞、沁、陈、郑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八月，郭子仪自河东入朝，程元振忌妒子仪功高任重，屡次在代宗面前诋毁他。子仪心中忧虑不安，上表请解除副元帅、节度使职务，代宗安慰他一番，遂留其在京师。时承李光弼邙山新败，官军受挫，叛军谋攻陕州。十月，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雍王刚过弱冠之年，不熟悉军旅之事，代宗欲以历经战阵的老将郭子仪为副元帅，佐雍王平定乱军，再次遭到宦官程元振、李辅国的阻挠而止。 大历二年（77）十二月，郭子仪父亲之墓被人盗掘，官府未能捕获盗墓人。人们都以为鱼朝恩一向妒嫉郭子仪，怀疑是他指使人干的，子仪也深知其原由。盗掘祖坟，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污辱。当郭子仪入朝时，人们都以为会喋血京师，公卿大臣也深感不安。可是当代宗向他讲述了此事，他却哭泣着说“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人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 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郭子仪宽厚待人，犯而不校尽力把大事化小，朝廷上下才相安无事。 尽管鱼朝恩一再诋毁、离间，坏事做绝，郭子仪对他仍是以诚相待。大历四年（79）正月，郭子仪入朝时，鱼朝恩邀他去章敬寺，宰相元载暗中使人告诉子仪“朝恩谋不利于公”，子仪不听。将士们请内衣甲三百人随从侍卫，他又不允，说“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遂以家僮数人随从前往。朝恩亲来迎接，见其随从甚少，很感惊讶，子仪把所听到的事如实相告，并且说“恐烦公经营耳。”朝恩听了很受感动，抚膺捧手，流着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郭子仪英勇绝伦，功高盖世，因此屡遭宦官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忌妒，多次失掉兵权，但他为人宽厚，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心奉国，殊不介意。他前后“遭罹悻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四年。 第三节御敌边关，安定社稷自安史之乱以来，西北的精兵猛将多调入中原参加平叛战争，而留下的多老弱病残，不堪战斗，吐蕃遂乘虚而入，几年间，西北各州相继沦陷，而且吐蕃势力还渐向内地延伸。因此，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唐廷又面临着边患问题。在平叛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郭子仪已近古稀之年，又马不停蹄，投入了抵御边患的战斗中。 广德元年（73）四月，叛首史朝义刚传首京师，被置于闲散之地的郭子仪屡次向代宗奏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这位老将军已经洞察出吐蕃、党项等对唐朝的严重威胁，再三提请代宗予以高度重视。七月，吐蕃军大举进攻，边将频频告急，大宦官程元振皆扣压不报，代宗一无所知。到了十月，吐蕃军进犯泾州，刺史高晖举城投降，又为吐蕃作向导，因此吐蕃军很快下邠州，进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京师震动。代宗这才知道吐蕃军已逼近京畿，急忙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并火速出镇凤翔，以抵御吐蕃。 时郭子仪闲废日久，手下部曲离散，至此召募，仅有二十骑。刚行至咸阳，吐蕃会同吐谷浑、党项、氐、羌等二十余万人，弥漫数十里，已从司竹园（今陕西周至）渡过渭水，循山东进。郭子仪兵马甚少，无法应敌，急使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入奏，请增加兵马，但却遭程元振拒绝。 代宗方调兵遣将，吐蕃军已过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措手不及，便仓皇逃往陕州，六军逃散。郭子仪急忙从咸阳回长安，及至长安，代宗已渡过浐水。时射生将王献忠叛唐，率四百骑兵进入长安，胁迫丰王李珙等十王西降吐蕃。至城西开远门时恰遇郭子仪，郭子仪责备了丰王之后，便派人将丰王一行押送到代宗处。 吐蕃军进入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郭子仪循南山至商州（今陕西商县），收得武关防兵及六军散卒四千人，军势渐振。代宗恐吐蕃军东出潼关，命他赴陕州。子仪上表说“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2随即命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二百骑兵出蓝田以观察吐蕃情况。全绪与前光禄卿殷仲卿率守蓝田兵千余人渡过浐水，吐蕃一时不知虚实，有些畏惧。全绪又使射生将王甫入城纠集数百少年，夜间在朱雀街击鼓呐喊，吐蕃军遂惊惶逃出。吐蕃军占领长安仅十三天。代宗以郭子仪为西京留守。 自代宗狼狈东逃，百官都归咎于程元振，谏官频论此事。程元振心里害怕，又以郭子仪新立大功，不想还京，劝说代宗以洛阳为都。代宗应允，迁都的诏书已颁下数日，郭子仪闻知后，迅即上表论奏此事，认为长安地势险要，东都久陷于叛军，残破不堪，表示愿练兵御敌，再造邦家。代宗阅完奏表，感动流泪，对侍臣说“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还京师。”十一月，代宗驾还长安宫，郭子仪伏地请罪，代宗停车慰劳他说“朕用卿不早，故及于此。”遂赐以铁券，并图子仪像于凌烟阁。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唐廷于各地多置节度使以制要冲之地。郭子仪认为现在平叛战争已经结束，而诸道节度使仍拥有重兵，“耗蠹百姓”，且易于割据称雄，于朝廷不利，遂上表请罢免诸道节度使。为使这项工作能顺利进2《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代宗广德元年。 行，请首先从他自身开始。广德二年（74）六月，罢免了郭子仪河中节度使的职务，子仪又请解除自己的关内副元帅之职，代宗未能同意。尽管郭子仪率先请罢免自己兼任的河中节度使职务，但由于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基本形成，阻力很大，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战功卓著，但由于各种矛盾的斗争，最终走上了叛唐的道路。并勾结回纥、吐蕃军进攻东都。代宗召问郭子仪御敌方略，子仪胸有成竹地说“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也。”代宗遂命郭子仪出镇奉天御敌。十月，回纥与吐蕃军进逼奉天，诸将请战，子仪不同意，他说“敌军深入吾地，利于速战，吾坚壁以待之，彼以吾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战而不利，则众心离矣。敢言战者斩！”第二天夜里，子仪于乾陵之南布阵。翌日未明，敌军大队人马赶到，原以为郭子仪毫无准备，欲袭击奉天，忽见大军阵列，一时惊慌失措，遂不战而退。子仪使裨将李怀光率五千骑兵追击。敌军至邠州，又攻不下，于是便渡过泾水而逃。十二月，代宗加授郭子仪为尚书令，子仪以太宗曾任此官，坚决推辞不受。不久还镇河中。 永泰元年（75）九月，仆固怀恩假称代宗晏驾，郭子仪也死，再次勾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率三十万大军深入唐朝内地，在掳掠了泾州、邠州后进入礼泉（今陕西礼泉北）、奉天县境。唐代宗即忙命郭子仪屯兵泾阳（今属陕西），并亲自率兵驻扎于苑中。 郭子仪奉命进驻泾阳，兵将才一万人。刚到泾阳，回纥、吐蕃数十万骑兵已经从四方云合，把泾阳城围困起来。在强敌面前，郭子仪沉着镇静，一面使部将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各当一面，而自己率甲骑二千人出入于阵中。回纥原以为郭子仪去世，代宗晏驾，才与吐蕃军联合进犯。至此听说郭子仪健在，知道上了仆固怀恩的当。郭子仪派使者告谕回纥首领说“昔回纥涉万里，勘大憝，助复二京，我与若等休戚同之，今乃弃旧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弃亲，于回纥何有？”回纥首领动心，欲面见子仪，子仪将往，左右劝谏说，戎狄不讲信用，不可深入虎穴。子仪为了社稷安全，已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对大家说“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左右请以铁骑五百护行，子仪又不答应，只以数十骑相随前往。回纥军见郭子仪走近，个个剑拔弩张。子仪摘下头盔，面见回纥首领，对他说“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忽亡忠谊而至是耶？”回纥兵皆放下兵器，下马而拜。子仪又与首领共同饮酒，赠送锦彩联欢，誓结友好。子仪还乘机劝他们说“吐蕃本吾舅甥国，无负而来，弃亲也。马牛被数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俯取一芥，是谓天赐，不可失。且逐戎得利，与我继好，不两善乎？”回纥首领应允了。吐蕃军见郭子仪独与回纥相来往，心中猜疑，遂连夜退走。郭子仪先派部将白元光与回纥军2012创世纪小说5200追击，自己率大军继之而行，在灵台西原（今甘肃泾川境）击败吐蕃军。郭子仪冒险与回纥首领面晤，以诚相待，使回纥军反戈一击，大破吐蕃军，化险为夷，为保卫唐朝的安全再建大功，加实封二百户。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 第四节威镇天下，功盖一代郭子仪威镇中外。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飞扬跋扈，屡次侵扰他镇，对朝廷傲狠无礼。郭子仪派其使者至魏州，田承嗣朝西跪拜迎接，他指着自己的两膝对使者说“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李灵曜作乱，窃据了汴州，凡过往其境的公私财赋，一概扣留不放，运河交通阻断，唯郭子仪封币过其境时，不但不敢扣留分文，还令人武装护送。诸藩帅畏惧如此。 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人，“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如部曲然”，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表现了他的取士得才，知人善任。他赏罚分明。郭子仪禁止无故在军营中走马。妻南阳夫人乳母之子犯了禁令，被都虞候杖罚致死，诸子向子仪哭诉，并说都虞候专横，被子仪斥退。第二天，他将此事告诉了幕僚，并叹息说“子仪之子，皆奴材也。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但郭子仪处事也偶有失误之处。大历十三年（778），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情刚正直率，子仪却以为他是武人轻视自己，心里怨恨他。孔目官吴曜正为子仪所信任，便乘机构陷他，子仪便诬奏张昙“扇动军众”，将他处死。掌书记高郢极力为张昙分辩，子仪执意不从，又上奏朝廷，将他贬为猗氏县丞。其僚佐见他处事如此不公，多称病请求离去。这时郭子仪才翻然悔悟，把求去的僚佐都向朝廷加以推荐，并说“吴曜误我。”遂将吴曜从军中逐去。2大历十四年（779）闰五月，德宗即位。时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的身份兼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观察等使，集多职于一身。代宗尝因他“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欲分其权又感到为难，经久不决。闰五月十五日，德宗诏令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罢免了其副元帅与诸使之职，以其裨将李怀光等人分领其任。3建中二年（78）夏，郭子仪患了重病，德宗命舒王李谊去郭府传达诏旨，表示慰问。六月十四日卒，时年八十五岁。德宗听到噩耗，为之震悼，废朝五日，并特下诏书，颂扬了郭子仪在平定内乱、安定社稷及保卫国家、“柱石四朝”的丰功伟绩，赠官太师，陪葬建陵。丧葬费用，皆由官府供给。百官依次前去吊哭。旧令一品坟高一丈八尺，德宗特恩准将其坟墓再加高十尺。在送葬那天，德宗亲至安福门，临哭送丧，百官陪位哭泣。谥曰忠武，配享代宗庙庭。 郭子仪家族贵盛，宅居长安亲仁里，占其四分之一。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甚至不能识别。每年俸禄收入二十四万缗，尚不计其他私财在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不胜纪”。 郭子仪历经玄、肃、代、德四朝，身居要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他为人宽厚大度，对国家赤胆忠心，不计较个人恩怨，虽屡遭幸臣诋毁、失去兵柄而毫不介意。唐代史臣裴垍称赞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君子不之罪。”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三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三年。 3《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四年。 第二十九章李光弼高仙芝第一节李光弼进军河北，初战告捷李光弼（708—74），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父李楷洛，原为契丹族酋长，武则天时归附唐朝，先后任左羽林大将军、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以骁勇善战闻名，在一次反击吐蕃的战斗后，死于归途中，赠营州都督，谥曰忠烈。李光弼从小为人严肃，深沉而刚毅，喜欢读班固的《汉书》。开始入军旅任左卫郎，以后累迁左清率兼安北都护。天宝五载（74），得到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青睐，补为兵马使，充任赤水军使。王忠嗣特别器重他，常说“光弼必居我位。”天宝十三载（754），李光弼进为朔方节度副使，知留后事。 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震惊中外的安史之乱，李光弼在艰难的平叛战争中得以发挥其军事才干，因而使他成为“中兴名将”。 唐玄宗晚年荒怠朝政，政治日趋，对安禄山叛乱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军事防御，因此，安禄山自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于范阳起兵南下，所过州县，多望风瓦解，势如破竹，只用了三十多天的时间，即迅速攻占了河北、河南大部，东都洛阳也陷于叛军之手。玄宗一面命哥舒翰率十几万大军驻守潼关，阻止叛军西进，另一方面下令朔方、河西、陇右各节度使率兵赶赴京师。经郭子仪推荐，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又加任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等职。至德元载（75）二月，率蕃、汉步骑万余人及太原弓弩手三千人东出井陉，以收复常山郡。 常山郡（治今河北正定）是河北的军事要地，其“地控燕、蓟，路通河、洛”，西有井陉之险，是叛军南北的咽喉之地。李光弼率军进至常山，郡内团练兵（地方部队）立即响应，捆绑叛将安思义出降。李光弼由大西北刚到河北，人地两生，便亲自为他解绑，好言劝降了他，并询问他一些军事情况。安思义很受感动，遂向李光弼出谋划策说“大夫士马远来疲敝，猝遇大敌，恐未易当；不如移军入城，早为备御，先料胜负，然后出兵。胡骑虽锐，不能持重，苟不获利，气沮心离，于时乃可图矣。思明今在饶阳，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书已去，计其先锋来晨必至，而大军继之，不可不留意也。”李光弼觉得他言之有理，遂将军队开进城中待敌。史思明闻报常山失守，立刻停止围攻饶阳，迅速率大军赶来。第二天黎明，先头骑兵即奔至常山城下，史思明也随之而到，共有二万多骑兵，直压城下。李光弼命五千名步兵从东城门出战，叛军却堵住城门不肯后退，唐军不得出。李光弼遂命五百名弓弩手于城上齐射，叛军只得后退；李光弼又把弓弩手一千人分为四队，轮番射敌，叛军招架不住，史思明收军于道北。李光弼又出兵五千人，于道南组成枪城，夹滹沱水布阵；思明屡次以骑兵搏战，唐军弓弩手乱箭齐射，叛军纷纷落马，人马中箭者过半。史思明见只用骑兵难以取胜，暂时退下阵去，等步兵赶到再行决战。 这时，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叛军步兵五千人从饶阳来，昼夜行军一百七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注出。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肃宗至德元载。 十里，如今正在九门南逢壁（今正定县东）休息。李光弼闻报，立刻派出数千轻骑，偃旗息鼓，悄悄奔至逢壁，此时，叛军正在吃饭，唐骑兵一阵冲杀，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几乎斩尽杀绝。史思明失去步兵，势孤力单，只好退守九门县。李光弼初战告捷，河北军民受到鼓舞，常山郡所属九县，唯九门、蒿城尚为叛军据守，其余七县重又归唐。 河北大部分郡县仍为叛军占据，李光弼虽收复常山郡大部，但由于孤军深入叛军腹地，史思明又常用骑兵断绝粮道，因此其处境一时仍十分困难。这年四月，郭子仪亦率大军至常山，与李光弼会师，蕃、汉步骑计十余万，官军力量大为增强。李光弼与郭子仪进击史思明，于九门城南大败叛军。叛将史思明逃奔赵郡（今河北赵县），蔡希德逃往洛阳向安禄山求援。李光弼又乘胜进攻赵郡，一战破城，史思明又逃往博陵（今河北定县）。李光弼军纪严明，当攻破赵郡后，他坐在城门上，每逢见到抢劫了财物的士兵，立命归还原主，城中百姓大悦。于是“景城、河间、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皆结营自守，以附光弼”。 五月，李光弼与郭子仪回师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数万尾随其后。郭子仪与李光弼先选骁骑轮番挑战，持续了三天，弄得叛军人困马乏，迫使史思明退军，官军又乘机追杀，于沙河大败叛军。这时，安禄山使蔡希德率步骑二万北上，加入史思明军；又使牛廷珍从范阳等郡发兵万余人增援。这样史思明军又猛增至五万余人，其中同罗、曳落河（即壮士）占五分之一。因此，叛军一时声势大振，遂鼓噪而来。李光弼与郭子仪一面“深沟高垒”，一面又采取了“贼来则守，去则追之，昼则耀兵，夜斫其营”的灵活机动的战术，叛军日夜不得休息。数日之后，叛军锐气尽挫，李光弼则与郭子仪抓住战机，与叛军在嘉山决战，大破叛军，斩首四万级，俘虏千余人。在混战中，史思明跌下战马，丢失了头盔与靴子，露出发髻，光着脚，拿着折断的半截枪，至日暮才狼狈逃回军营。他感到军营难以坚守，遂弃营逃往博陵，李光弼随即包围了博陵。 李光弼、郭子仪的嘉山之战，是平定安史之乱中的首次大捷，它沉重地打击了叛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河北军民的抗敌斗争，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相继归唐，叛军从范阳至洛阳的南北通路再次受阻，叛军“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2。 固守太原，痛歼叛军李光弼与郭子仪在常山站稳脚跟后，便上言玄宗，请求率兵北击范阳，以捣毁叛军巢穴。这时，叛军西部受阻于潼关，南部受阻于睢阳，北路又几乎断绝。在安禄山一筹莫展的时候，唐玄宗却错误地决定让镇守潼关的哥舒翰出关作战，致使哥舒翰十几万大军一战而溃，潼关失守。接着玄宗逃往成都，西京长安也沦陷了。整个形势急转直下，李光弼与郭子仪不得不撤兵西守井陉，以阻止叛军西进河东。 不久，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肃宗组成了新朝廷，又调集诸路军马，重新部署兵力，以收复失地。李光弼奉命率军会师灵武。接着，肃宗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唐称太原为北京）留守、同2《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 中书门下平章事，率景城、河间郡兵五千人开赴太原。 在李光弼开赴太原前，原节度使王承业军政荒乱，玄宗命侍御史崔众代其职务。崔众为人骄横，轻侮兵将，李光弼就任时又不肯即时交出兵权，光弼将崔众拘禁待斩。这时恰好使者奉敕来拜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执法如山，不理会敕令，并斩钉截铁地对使者说“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使者畏惧不敢宣制。翌日，将崔众斩首示众，“威震三军”。 至德二载（757）正月，叛军已攻占了绕阳、赵郡、常山数郡，河北全境落入叛军之手，这时叛将史思明从博陵，蔡希德从太行，高秀岩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阳，四路军马计十几万人，同时向太原进发，来势凶猛。史思明对诸将说“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图河陇、朔方，无后顾矣！”企图在攻克太原后，**，以攻占唐西北重地。光弼先经河北苦战，后赴灵武时精兵皆已留下，如今手下只有团练兵等乌合之众尚不满万人，众寡悬殊。一听说叛军十几万鼓行而来，部将们莫不大惊失色，纷纷建议军民一起动手加固城防。李光弼则不以为然，他说“太原城周四十里，贼垂至而兴役，是未见敌先自困也。”于是亲自率士兵与百姓在外城掘壕以自固，并做土坯数十万块，将士们都不知有何用。当叛军兵临太原城下后，猛烈攻城于外，光弼则令士卒用土坯增垒于内，坏辄补之。李光弼又制作抛石车，从城上飞射巨石，一发则击毙叛军二十多人。叛军一时伤亡很大，被迫退后距城几十步远。史思明率十几万大军围攻太原，满以为能马到成功，不料一个多月也未能攻克。他开始改变战术，选骁骑组成游兵，并约定说，我攻其城北，你们则奔城南，我攻城东你们则奔城西，利用一切空隙攻城。但史思明这一声东击西的战术未能奏效，因为李光弼军令严整，虽不见叛军来攻城，警戒巡逻未曾松懈。叛军在城下大声辱骂，以激官军出城作战，李光弼则选用善挖地道者从城内向外挖地道。叛军只顾仰着脸辱骂，忽然被唐军拖入地道，然后押到城上斩首示众。从此，叛军行走时，提心吊胆，往往低头看地，唯恐被拖入地道中去。叛军又用云梯攻城，还修筑土山，光弼则挖地道，一靠近城，云梯与土山则陷入地道中，梯毁人亡。 恼羞成怒的史思明命叛军拼死攻城，李光弼诈降，派人与史思明约定某日出降，却暗中把地道挖到叛军营内，营房底下几乎挖空，先用木头支撑着。至约定投降这一天，先派裨将数千人出城，装作投降的样子，叛军将士拭目相看，不设防备。忽然轰隆一声，营中地陷，死伤千余人，叛军惊乱喊叫，乱成一团。李光弼乘机鼓噪而出，斩首与俘虏万余人。 当史思明围攻太原处于进退维谷之际，叛军发生了内讧，安庆绪杀死了安禄山，自立为皇帝，下令史思明归守范阳，留下蔡希德仍围攻太原。这时，叛军上下离心，李光弼及时抓住这一战机，率敢死士出击，大破叛军，斩首七万余级，蔡希德夺路逃命，军资器械，全都抛弃不管了。自此，遂解除了叛军对太原的包围。 李光弼的唐军不满万人，却以一当十，同十余万叛军巧妙周旋了五十多天，歼灭了七万多人。在此期间，他在城东南隅设一幕帐，早晚即在帐里处理军务，从未回府，与将士同甘共苦。他有时路过府门，也不回顾。解围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 天后，军务处理完毕，才回府第。李光弼以少胜多，转弱为强，成功地坚守太原，不仅守住了河东的这座军事、政治要地，而且打破了叛军进犯西北的军事计划，有效地保护了唐肃宗在西北的大本营，并从容组织力量平定安史之乱。 激战河阳，力挫敌锋乾元元年（758）十月，郭子仪与广平王李俶率军收复了东、西两都，并与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军六十万将安庆绪围困于邺城（今河南安阳），史思明率十三万大军从范阳南下，以救安庆绪。第二年三月，双方大战于安阳河之北。由于唐军缺乏统一指挥，步调不一。加上一交战，忽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霎时天昏地暗，虽近在咫尺却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一溃遂不可收拾，其他诸军损失惨重，唯李光弼与王思礼“整勒队伍，全军以归”。这年七月，郭子仪遭宦官鱼朝恩谗毁而解职，李光弼代其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之职，并知诸节度行营。李光弼奉命离开太原，走马赴东都上任。不久，史思明分四路南下，兵临汴州（治今河南开封）。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未能遵照李光弼坚守的指示行事，一战失利，投降了叛军，致使东都无险可守。李光弼认为叛军乘胜而来，利在坚守，不利速战。洛阳之北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北连泽、潞两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叛军不得西进。于是他整军退守河阳。史思明进入洛阳时，已人走城空，一无所获，他又怕李光弼从背后袭击，不敢居洛阳宫，退驻白马寺南，并于河阳南筑造月城，与李光弼军南北对峙。 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于河南岸洗马，以示其多。李光弼于诸营搜罗牝马五百匹，当史思明的良马来到水边时，群牝马嘶鸣不止，史思明战马闻牝马叫声，皆浮河水而来，被唐军抓获赶到城内，史思明千余匹良马一时丧失殆尽。史思明欲断绝唐军粮道，李光弼驻军野水渡设防。傍晚回河阳城，留下部将雍希颢率千余人守栅寨，并对他说“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领卒待贼于此，至则勿战，降则俱来。”诸将莫明其妙，有的还觉得好笑。这天，史思明果然召来李日越，让他引兵至野水渡，袭劫光弼军营。最后还告诉他说“必获李君，不然无归。”李日越率骑兵于凌晨突至野水渡唐军营，方知李光弼已回城，怕回去被史思明杀害，遂投降，与雍希颢一同来拜见。将士们无不佩服李光弼料事如神。得此消息，史思明气极败坏，列战船数百艘，前面是火船，欲顺流烧毁河上浮桥。李光弼事先制造了数百根百尺长竿，后边以巨木支撑着，竿头装用毡包着的铁叉，以阻止火船。由于火船不能靠近浮桥，不一会而灭。光弼军又于桥上发射炮石，叛军战船多被击中而沉入水中。最后史思明损兵折将，狼狈败逃。史思明重整旗鼓，再次进攻河阳。河阳有南、北、中三城。李光弼命骁将李抱玉守南城，自己据守中城，兼顾北城。史思明与伪宰相周挚先攻南城，《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元年。 《太平广记》卷一。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 李抱玉血战两天，杀伤甚多，史思明攻不下，改命周挚攻中城。李光弼先于城外设置木栅，栅外挖壕，深、宽各二丈，由大将索元礼据守。周挚依仗人多势众，直逼木栅。又用车运土填壕，并开栅为门。当叛军刚进栅门，立脚未稳时，索元礼率敢死士突然冲出，奋勇杀敌，大败叛军。 周挚收兵，整军布阵，猛攻北城。李光弼立即率军进入北城。这是一场殊死战。李光弼命其将郝廷玉率三百名骑兵攻击敌阵西北角，又命论惟贞率二百名铁骑攻击东南角，其余将士进击中部。他与诸将约定要视麾旗作战，如麾旗挥动缓慢，任你们自由冲杀；如连挥三下触地，则万众齐入，拼死冲杀，少退者格杀勿论。他常把短刀置入靴中，这时对诸将说“战，危事，吾国之三公，不可死贼手，万一战不利，诸君前死于敌，我自刎于此，不令诸君独死也。”表示誓与诸将同生共死。部署已毕，诸将率军冲入敌阵。经过一阵厮杀后，李光弼见时机成熟，连挥三下，麾旗触地。唐军立时奋勇百倍，呼声震天动地，一起拼命冲杀，叛军抵挡不住，溃不成军。这一仗，叛军被斩首千余级，俘虏五百人，溺水而死者又千余人。叛军大将徐璜玉、李秦授被俘。周挚率数骑逃去。史思明不知周挚军全线溃败，仍在攻南城，李光弼出示俘囚，史思明才知周挚败退，只得垂首丧气退回。河阳大战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挫折了史思明叛军的锐气，也阻止了叛军的西进，保全了西京长安，使关中地区免遭叛军的再次**。李光弼劳苦功高，肃宗加授他为太尉兼中书令，并诏令褒奖其赫赫战功。诏令说“自狂胡构祸，寰宇未清，义勇竭于臣心，勋庸著于王室。顷者余孽，尚稽天讨，蚊蚋相依，仍侵河外，是用仗其深略，为我长城，有穰苴之法令，亚夫之威略，远能挫群凶之锐，全百胜之师，为庙堂之宗臣，成军国之重任。”2邙山之败，愧恨而卒李光弼于河阳同史思明大战数月，成功地阻止了叛军的西进，同时又收复了河阳之北的重镇怀州（今河南沁阳），改变了腹背受敌的局面。这时有人传言驻守洛阳的叛军都是燕地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如果出击，可一战破敌。毫无军事经验的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信以为真，屡次上言肃宗，请进攻洛阳。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唐肃宗又犯了当年玄宗迫使哥舒翰出关作战的错误，命令李光弼立即进取东都洛阳。深谙敌情的李光弼上奏说“贼锋尚锐，未可轻进。”这时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嫉恨李光弼军法严明，也随声附和鱼朝恩，妄称东都可取。于是，唐肃宗促使李光弼进取洛阳的使者相继于道。李光弼迫不得已，命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遂与仆固怀恩率兵并会同鱼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进攻洛阳。 上元二年（7）二月，唐军在洛阳之北邙山摆开阵势。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而仆固怀恩却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他把军队移到险处，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乘唐军布阵未定之际，挥师冲杀过来，唐军阵脚大乱，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遗弃殆尽。李光弼、仆固《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 2《唐大诏令集》卷六○。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 怀恩渡过黄河，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鱼朝恩、卫伯玉也逃回陕州。李抱玉听到邙山溃败的消息惊慌失措，丢弃河阳而逃。邙山一战，官军损兵折将，河阳、怀州这两个军事要地皆拱手让给了叛军。叛军乘胜西进，惊恐不安的唐廷急忙增兵陕州，以阻止叛军西进。 邙山之败完全是由唐肃宗轻信宦官鱼朝恩的无知妄言而作出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但身为副元帅的李光弼却引咎责躬，一再请求贬职，肃宗只得罢免了他的副元帅、太尉之职，以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河中节度使。 叛将史朝义乘邙山之捷率军南下，进攻申、光等十三州。唐肃宗不得不再次启用深孚众望的李光弼，任命他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等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治今江苏盱眙）。李光弼奉命，即刻带病开赴临淮，而监军却以为兵少，请退保扬州，以避敌锋。李光弼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朝廷以安危寄我，贼安知吾众寡？若出不意，当自溃。”遂一路疾驱进入徐州，然后挥师西进，一举收复许州，斩敌千余人，并活捉了二十二名叛将。史朝义分兵攻宋州，李光弼又击败其军。宝应元年（72），李光弼进封临淮王，并图像于凌烟阁，给以功臣殊誉。 安史之乱已持续了七年之久，关中、河北、河南连遭兵燹，唐朝的赋税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八道，人民负担日渐加重，于是在翁山（今舟山群岛）爆发了以袁晁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占了台州（今浙江临海）、信州（今江西上饶）等郡，一时发展到二十万人。李光弼遂命部将张伯仪进攻衙州，击败了袁晁义军。至广德元年（73），张伯仪擒获了袁晁，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宦官鱼朝恩因建议肃宗进取洛阳，致有邙山之败，他在羞愧之余，反迁怒于李光弼。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程元振嫉贤害能，也深忌李光弼的战功。肃宗末年，二人专权用事，一再中伤李光弼。自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遭程元振谗言被诛，李光弼深自不安。这年十月，吐蕃军进犯京师，即位不久的唐代宗仓皇逃至陕州，诏令李光弼勤王。他虽拥有重兵，但因惧怕遭鱼朝恩等宦官的陷害，迁延不敢赴援。代宗返回京师，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以观察其意向。李光弼又以就江、淮运粮为由，领兵返回徐州，拒不就任。代宗将其母迎至京师，供给优厚，以解嫌疑。 由于李光弼处危疑之地，拥兵不朝，诸将田神功等举止轻慢，李光弼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他抑郁成疾，于广德二年（74）八月卒于徐州。享年五十七岁。赠官太保，谥曰武穆。 李光弼足智多谋，在其戎马生涯中，善于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他治军威严而有方，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后，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改，而当他号令后，军威更加威严。被誉为“自艰难已来，唯光弼行军治戎，沉毅有筹略，将帅中第一”。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史家称他“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册府元龟》卷三九三《将帅部》。 第二节高仙芝征小勃律国告捷高仙芝（？—755年）本是高丽人。出身于将门之家。父名舍鸡，起初在河西军做事，后立军功，官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仙芝姿容俊美，善于骑射，骁勇果敢。少年时随父至安西，因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到了二十余岁时即拜为将军，并与父班秩相同。他先在节度使田仁琬、盖加运手下任职，未受到重用。后夫蒙灵詧发现了他的才干，一再提拔重用。到了开元末，即升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原为唐属国，又是吐蕃通往四镇的交通要道，吐蕃赞普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之为妻，小勃律国遂归附于吐蕃，吐蕃进而控制了西北各国，因此“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中断了对唐朝的贡献，“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3。天宝六载（747），唐玄宗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步骑一万进讨小勃律。当时步兵皆有私马相随，于是高仙芝率军从安西出发，经过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进入握瑟德（今新疆巴楚东北），再经过疏勒（今新疆喀什），翻过葱岭（今帕米尔），过播密川，抵达小勃律特勒满川。高仙芝一路跋山涉水，行军百余日。至此，他分兵三路命疏勒赵崇玭从北谷道，拨换贾崇瓘自赤佛道，高仙芝与监军边令诚一起从护密道，约定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小勃律西北部）。连云堡南面依山，北临婆勒川。堡内有兵千余人驻守，城南又因山为栅，栅内有九千多兵士据守。当唐军进至婆勒川时正是早晨，河水低缓。高仙芝命兵士每人自备三天干粮，迅速涉过了婆勒川。仙芝对边令诚说“向吾方涉，贼击我，我无类矣。今既济而阵，天以贼赐我也。”连云堡守兵连做梦也不曾想到唐军会突然自天而降，遂惊慌依山拒战，炮石檑木如雨。高仙芝下令说“不及日中，决须破虏。”郎将李嗣业为陌刀将，手持一旗，领陌刀手自险处先登，奋力杀去，未到中午即攻占其城，斩五千人，活捉千人，获得战马千余匹，衣资器甲数以万计。高仙芝欲乘胜深入小勃律内地，监军边令诚畏惧而不肯行。... 21 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裴度当即奏请免去监军，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复有功。裴度治军，“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3。十月十四日，唐随邓节度使李愬自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祐、李宪将牙队三千人为前锋，李进诚将三千人为后军，出军东行，直奔吴元济营垒蔡州。“时大风雪，旌旗裂”，李愬冒着风雪，率军日夜兼行，于十五日“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官军从天而降，迅速攻下蔡州城，吴元济穷蹙请降。吴元济被槛车送往京师，十一月斩首。淮西割据三十多年后，复归唐皇朝统治。 进讨李师道淮西平，宪宗削藩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朝廷处于优势，官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河北山东藩镇。 十三年（88）春正月，以淮西平，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宪宗受降，并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王承宗惧，求告于田弘正（即魏博田兴），请以二子为质并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田弘正为之奏请，宪宗准许归降朝廷。夏四月，魏博遣送王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李师道在兵危巢倾的严重形势下，先降后悔。朝廷宣慰李逊至郓州，李师道大陈兵戈以迎之，继而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宪宗决意发兵讨李师道。五月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自许州徙镇滑州。秋七月，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朝廷兴师讨李师道，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十一月，裴度指挥田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十四年春正月，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武宁节度使李愬拔台（唐属兖州）。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河，杀万余人。又奏败平卢兵于阳谷。二月，李愬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唐蓝陵县）。李师道闻官军侵逼，发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情益恐惧怨恨。终于发生李师道军中兵变自溃。李师道部下率兵反叛，攻下郓城，捕索师道与二子置牙门外隙地，皆斩之。刘悟将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田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宪宗削藩获得很大胜利，自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赋税，至此，尽遵朝廷约束。 3《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 《资治通鉴》卷二四○，宪宗元和十二年。 第四节晚好神仙，宠任宦官淮西既平，宪宗渐骄侈。宪宗统治后期，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诏柳泌居兴唐观炼药（丹）。元和十五年（820）春，宪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宪宗暴崩中和殿，年四十三。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吏讳之，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唐中后期历史上两大问题，一是宦官专权，一是藩镇割据。宪宗以削藩为己任，却不以铲除宦官为己任，而是信任依靠宦官，维护宦官神策军中尉的军权。宪宗削藩胜利，却败死于宦官专权。 第三十七章杜佑第一节一生为官，政绩斐然杜佑（735—8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以熟谙边事，为鄯州（今青海乐都）都督留后，在任边境安定，粟帛盈余，很有政绩。擢升鸿胪卿，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7），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2，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3，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排除异己，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十三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三十区，士马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子产量很高，积米至五十万斛。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800），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本章材料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 23《通典》卷四《职官》二二。 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著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第二节《通典》的编纂《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名著。 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维系集权统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赫赫一时的唐帝国，已是岌岌不可终日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此而惊心动魄，焦虑苦思，极力想把唐朝的统治从风雨飘摇中挽救出来。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他们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而失败。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就极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和“富国安人之术”。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认为两税法使“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位极将相，而好学不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诸经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这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话。十分明显，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究心和主张。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他在开元末年，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诠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他从大历元年（7）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80）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以食货居首，次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文中。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皆有序引，并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撰者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诫。《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2。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从《史记》创为八书以记典章制度，《通典》卷七《食货论》。 详见《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2《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通典》条。 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着前因后续的关系，而各史断代为书，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可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创为自注之法，魏晋以下，史注渐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于置信。或参稽载籍，或博访通人，认真地加以考订。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对于分野之说，根据史实指出了它的舛谬无凭。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记载，不但博考诸书，而且“遍问胡商”，证明“元无此事”。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着重阐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一则说，“农者有国之本也”；再则说，“谷者人之司命也”2。他认为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3。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与颂古非今论者不同，认为上古朴质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敝俗，不如后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哀牢》条。 3《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论》。 2《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上》。 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4。这些鄙风敝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易之以宫室；不封不树，易之以棺椁；同姓婚娶，易之以同姓不婚；以手抟食，祭必立尸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就说明，在杜佑看来，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今胜于昔。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论点。说明封建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以来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后来由于诸侯兼并，造成秦朝的一统，于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所以他说“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说“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肯定郡县制的汉、唐远胜于封建制的三代。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尊臣卑，干强枝弱”的郡县制度。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而不可以古易今。这种见解，不但胜过曹冏、陆机以来主张封建制的政论家2，也比李百药、马周等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前进了一步3。杜佑说“李（百药）、马（周）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4，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是和他历史进化的观点相一致的。他在《礼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5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一切事情，应该“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反对拘守成规，因循不改，甚至斥是古非今论者为“滞儒”。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的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 杜佑对待历史的这种唯物思想，洋溢在他的著作中，这并非偶然。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天文历数达到了比较精密的程度；对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唐初史学的发展，不少史家竞以著述相高，特别是刘知幾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感到卷帙太多，不便阅览，又在贞元十八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个非古4《通典》卷四八《礼典·立义》条。 以上引文均见《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2见《全三国文》卷二○曹冏《六代论》，《全晋文》卷九九陆机《五等论》。3《唐会要》卷四六《封建杂录上》。 4《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5《通典》卷五八《礼典评论》。 《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 《通典》卷七四《宾礼叙》。 是今之书”，又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2。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部书已经亡佚。 2《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第三节“始终言行，无所玷缺” 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摄冢宰，寻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当时王叔文以副使进户部侍郎，锐意革新政治，不久失败。佑奏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 元和元年（80），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这时河西党项潜引吐蕃入侵，边将贪功，请兵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历述前代开边默武，兵连祸结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就可以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请求致仕，宪宗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82），杜佑因病，累表求退，宪宗不得已许之。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侧室李氏扶正，贞元十五年，封密国夫人。史称杜佑“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为夫人，时论非之”。其实杜佑言礼，贵在“随时”与“通变”，以妾为夫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行所当然罢了。 杜佑本为长安巨族，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别墅，亭馆林池，最称佳胜，常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时贵盛无比。 第三十八章韩愈柳宗元第一节韩愈文章世家和仕途沉浮韩愈（7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2。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9），正当宪宗妄图本节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下引是书，不另作注。 《新唐书》卷二○三《欧阳詹传》。 2皇甫湜《神道碑》。 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韩愈一生，积极求官，努力为文。据他自己说，求官不仅是为衣食，也是为了行道，为文也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韩愈为人所行之道，及其为文所明之道，都可从他一生实践得到证明。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人们一向很少注意，其实应该着重指出。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其《上宰相书》至于再三，固然是为了做官，但他做官确有行道的目的。 为了行道，韩愈还曾希望做个谏官。他在《龊龊》诗中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做个谏官，这是唐宋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谏官的地位虽不高，却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韩愈写《争臣论》一文，就曾以言责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当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责，便立即上书言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还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言行是明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主张讨伐淮蔡，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淮蔡平定之后，韩愈还奉命写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鲜明地表达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这是维护皇朝的大一统思想，立场是明确的。 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奉命宣抚王廷凑一事。长庆元年（82），镇州叛乱，王廷凑自立。二年，韩愈奉命宣抚。当时执行这个使命是有危险的。《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但韩愈无所畏惧，竟“疾驱入”。他在论辩中正告王廷凑凡是割据作乱的藩镇，从安禄山、李希烈，到吴元济、李师道，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在这里，韩愈反对割据、维护统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当时，反对藩镇割据是个重要的政治态度，也是韩愈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始于韩愈，但兼辟佛老，则以韩愈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当然，韩愈更激烈的言论还是《论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话和当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讲话的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韩愈这话就有更强的针对性，也冒更大的风险。这时正当淮蔡初平，宪宗自以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长寿，而韩愈竟说奉佛短祚，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韪，在当时真是敢发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情况下，而能独立不惧，是很难能的。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陆员外书》曾向陆■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 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韩文的特点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的特点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就思想内容而言，韩愈为诗，亦如为文，对于国计民生，多所关切。例如《龊龊》一诗有云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v戮裎奘酰越隙滥选u庋淖髌罚胨摹队诽ㄉ下厶旌等思19础芬晃模枷肭阆蚧疽恢隆u庋乃枷肽谌荩氚彩分仪昂笤帷6鸥Φ哪承┳髌罚宦鱿喑小5男碌奶氐悖共皇潜硐钟谡饫嘧髌罚谟谒恰耙晕奈钡囊恍┢病＠纭渡绞芬皇6擞性粕绞沸芯段3苹璧剿买鸱伞i米仔掠曜悖沤兑洞笾e臃省i怨疟诜鸹茫曰鹄凑账f檀卜飨酶梗梏弦嘧惚ノ壹1r股罹参园俪婢逶鲁隽牍馊腱椤?.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有云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qingfo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第二节柳宗元家世和生平柳宗元（773—8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故人称“柳河东”。唐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父柳镇历任地方官职，贞元中为殿中侍御史，曾因触犯窦参而被贬，为人号称廉直。宗元随父到过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经历过河北诸镇和李怀光等的叛乱。在动乱的年代他开始立志学习，在后来写的《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与韩愈相比，宗元仕途可称顺利。但他对自己期望甚高，并不自满。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因为志在“远大”，所以对于科举的得失不很在意。 此后几年，宗元丧父丧妻，又值淮西之乱、陆贽阳城被贬，对于家国，多所忧虑。贞元十七年（80）调为蓝田尉。在这期间，宗元对于现实环境十分不满。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讲到这时的心绪时说“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遂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由此看来，宗元科第虽然顺利，做官却不顺心。置身于“大官”和“俗吏”之间，他感到无地自容。 贞元十九年（803），宗元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官，这时结识了王叔文。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等当权，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参与革新活动。这时他对于自己的际遇是满意的，但也是天真的。后来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他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即王叔文）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由此可知，宗元当时对于政治革新看得比较容易。由于缺少阅历，不免过于乐观。“唯以中正信义为志”，这是任何时候都行不通的。即使当朝天子的位置不变，也未必能够成功；何况顺宗不久逊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宪宗八月即位之后，王叔文等便相继被贬。柳宗元也一贬再贬，初贬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永州司马。刚要“兴尧舜孔子之道”，就遭此横祸，这是宗元根本不曾涉想的。 遭贬之后，宗元处境十分险恶，他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还讲过下面这些情况“末路孤危，阨塞臲■，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悠悠，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誌。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煽，尽为敌仇。”在这里宗元分析了自己得罪的因由，也列举了本节材料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及《柳河东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罪上加罪的缘故。首先是得罪了“贵近”，其次也是得罪了“射利求进者”。再加上自己这几个人“暴起领事”，便四面受敌了。 这些分析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最浅显的常识。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们不曾得罪贵近，也未必能够继续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于易代的天子，这在历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为佐命之臣或随风使舵之辈，都难免罢官的。更何况宗元与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为务”，诸如取消“宫市”之类，都是削减宫廷的特权享受的措施，并非最高统治者都肯的。 宗元在《与裴埙书》和《与萧翰林俛书》中还说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于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并且认为误加之罪“久当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为他剖白。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宗元对自己得罪认识得比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诗序》，其中说到“余以愚触罪”云云，似是有所觉悟的。现在看来，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谓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现在他太相信尧舜孔子之道，以为经由此道，就可以达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却不曾知道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首先是得罪了天子，至于他人的诋诃构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从此乃发愤著书为文，不再求仕进。这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也曾说到。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穷愁著书，本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书以贻后世。又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一面读书，一面著述，《非国语》诸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 宗元这时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开始着意于为文。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贬官之前，虽为文已久，却不自重视。因为他是想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行“辅时及物”之“道”，而不想凭借文章取得名誉。到了被贬之后，感到这“辅时及物之道”行不通了，于是才想通过文章传给后世。垂文以明道，这是宗元贬官之后的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5），宗元与同时遭贬诸人被召回到京师，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召而再贬，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称他们这次召而复贬为“例召”与“偕出”，其实也有例外。《旧唐书》本传说宗元贬后不复起用，是因为“众畏其才高”，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贬再贬，主要还在他的为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同样被贬的程异，就因为善于理财而得到擢用，“以钱谷奋而至宰相”。一为皇家敛财，一为生民除弊，天子的爱憎，历来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于程异，无可怪者。 宗元既为柳州刺史，虽然仍属远谪，但比为司马官职为高，这时他可以做些份内可行之事，尽管不得大“兴尧舜孔子之道”，而变革“土俗”，改易“乡法”，使贫人儿女免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辅时及物”之志了。与此同时，他也曾希望有人给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8），李夷简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元以为其人可托，曾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书》说“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这大概是宗元最后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书最后又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果然，此后不久，元和十四年（89）十月，宗元卒于柳州。《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六八均有传。著作有《柳河东集》。 文章特征立论新颖，出言多讽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贬斥之时。处于贬斥的地位，不仅可以发愤读书，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对历史对现实都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来。韩愈和刘禹锡说宗元之文“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两类一为论说杂文，一为讽谕杂文。 唐代前期好为议论之文者，与汉代前期有些相似。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到了韩愈、柳宗元时，虽然言路渐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负尚高，遇事敢言的风气未改，宗元怀着辅时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于是就一寓于文了。首先就是论说杂文。论说杂文的代表作品是《贞符》和《封建论》。《贞符》动笔于被贬之前，写成于既贬之后。贬前贬后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被贬之后而向天子献上这样的文字，尤其不识时务。当时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 文章说“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只承于帝’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后世，一些“妖**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至于汉之“封禅”，亦“《尚书》所无有”。下至魏晋，都没有贞符。什么才是贞符？当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说，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于人“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文章后面还惩戒天子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总的看来，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都是本之六经的孔子之道。文章内容的特点是和传统的符命之说相反，驳斥了董仲舒以来的许多天人感应的说教。这样的文章是有见解的，不但超过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当代的魏徵诸人。与同辈的韩愈相比，更为独特。在他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就无人再写，可以说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论说文章是《封建论》。这也是一篇推原“圣人之意”的明道之文。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他一开始便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封建既非圣人之意，当然是应该废除了。但秦废封建，却引起了后代许多非议。此中是非，不可不辨。文章最后作了一反前人的论断。 苏轼《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对于这篇文章是赞同的。他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是说宗元的文章超过了前代和同代的所有论者。在这以下，东坡还“附益”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无“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诸侯王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这些“附益”的话，对《封建论》作了重要的发挥，但他认为“后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云云，则大不然。宗元所论封建之祸，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不曾杜绝。其影响也至深且巨。关键即在“继世而理”，荫封世袭，历代皆然。名虽不存，其实具在。宗元立意，极为深远。 《贞符》和《封建论》，是宗元论说文章两种类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之外，与《贞符》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说》、《■说》和《非国语》中的一些片断以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这些文章都是论证古今，学究天人，敢破传统，独立不惑。例如《非国语·卜》云“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这是从明道出发，对于占卜的批评，以为“道之所无用”。但圣人亦卜，如何解释呢？宗元认为，圣人用卜，实际上是愚民之计。“以驱陋民”，盖婉言之。在《非国语》中，像这样的议论不少，其《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曾反复说明著书之旨在明“圣人之道”。 与《封建论》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还有《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以及《非国语》中的另一些篇章。这些文章也是论证古今，破传统之见，且针对时弊，不为空谈。例如《六逆论》云“《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发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陆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发；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发，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发，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发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发，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发。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发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大清年华小说5200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对于韩愈做史官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继司马迁的“史道”，认真写史，不要“苟过日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讲到当初他和韩愈曾经“期为史志甚壮”，就是说，两人曾有共同的愿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贬，无能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这样的人物事迹，还希望韩愈采入史传。 宗元虽然因被贬废，不曾担任史职，但他对于写史的责任之感极强。当韩愈做了史官而不敢尽职之时，他曾严加指责。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宗元认为，以韩愈的学问、文辞，又善于议论，且以正直自命，是个合格的史才。有这样的史才而不敢尽史职，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韩愈是好友，对韩愈这样的表现不仅痛心而且有些气愤。认为他既“恐惧不敢”，就该辞职不干。不敢而又不辞，害人不浅。宗元自己未任史职，是不能写史的。因此，除了写过《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材料之外，就只能写些不入史乘的传记文章。 《段太尉逸事状》虽然只是一篇提供史馆立传的材料，却也可以从中看出宗元的史道和史笔。首先，宗元热情地为段秀实这个敢于为民除暴、为民请命而自己不畏强暴的人物立传，就表现了他的一片辅世及物之心，段太尉的为人大节，正合宗元的理想。作为史家的是非爱憎，在这里已经可以概见。其次，宗元在这篇逸事叙述之外，还附有呈给史馆的一段文字。其中说道“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这段文字可以看作状文的继续，其用心命笔都似有意追随司马迁。而且，宗元行文如此，都是依据事实，并非徒事文字模拟，这是不同于后人那种形式主义的摹古之文的。 宗元的史笔还表现于几篇不入史乘的人物传记。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等。还有，虽然非人却也与人同类的《■蝂传》，亦体现宗元的史道和史才。《宋清传》写的是个“长安西部药市人”。此人卖药致富，然非唯利是图者，更不趋炎附势。宗元认为，宋清虽“市人”，而人品比某些士大夫高尚。 总的看来，宗元文章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这两大特征，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在韩、柳之后，世之学为古文者，学韩者多，学柳者少。大概由于柳文个性太强，苟非其人，难以学到。特别是在金元明清几代，文人思想如宗元之笃于行道而又能破传统者亦少，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在封建统治、文化日渐严密的几个朝代，韩文可学，柳文则不可学。桐城派之尊韩抑柳，不是无缘无故的。 诗风如文风迁客骚人之音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与韩愈相似，主要在文；但他作为诗人，也是一代名家。 柳宗元的诗风，亦如其文，多骚人之气，迁客之音。例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封四州刺史》一诗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远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是宗元贬居柳州的一篇名作。对于此诗，前人评论甚多。严羽《沧浪诗话》云“深得骚学。”所言甚是。 又如《别舍弟宗一》诗云零落残魂倍黯然，双重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也是宗元的一首名篇。所言“去国”、“投荒”，自是迁客骚人的遭遇；“荆门郢树”，犹多楚人怀土之思。手足分离之际，满腔忧愤，倾泻无余。凄清孤寂之感，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的。 宗元还有一些小诗，如《江雪》，所抒孤寂之情，尤为深至。此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短短四句，孤寂、凄冷，诗人的身、心、处境，尽在其中。 第三十九章白居易第一节以诗得罪权豪，累遭贬谪白居易（772—84）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迁居下邽（今属陕西渭南）。父亲季庚，历任县令、州别驾等官职。白居易年十五六时，观光上国，袖文一编，投谒著作郎顾况。况为人倨傲，对后进少所许可，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其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 贞元十六年（800），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十八年（802）又应书判拔萃科，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居易与元稹共同准备应制举考试。其年四月，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补京兆府盩厓县尉。 居易身为下层小吏，颇知民间疾苦，其写讽谕诗歌即从此时开始。 元和二年（807），召为翰林学士，翌年，拜左拾遗。居易的许多讽谕诗歌都写于此时。这些诗歌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即得罪了上层统治者。 元和五年（80），居易任满改官，出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旋丁母忧而归下邽。 元和八年（83）再度入朝，为左赞善大夫。十年（85），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害，居易愤而上书，“急请捕贼”，权臣嫌其越职言事，且诬其作诗“甚伤名教”，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一个时期，居易又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即写于此时。《新唐书》本传说他“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图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820），除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转中书舍人。但这时天子荒纵，执政亦非其人。居易上书言事，天子终不能用，于是居易乃求外任。长庆二年（822），除杭州刺史。其后，又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敬宗宝历元年（825），任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唐才子传》卷六云“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莫。卜居履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五年（84）卒，年七十五。新旧《唐书》并有传。著作有《白氏长庆集》。 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白氏长庆集》者，不另作注。 第二节思想气质与其诗作白居易毕生成就，主要在于文学方面，但他也与许多同代作者一样，曾经很有政治抱负。并非只是做个文人。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取舍，自有原则。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如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这种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思想，本是儒家的传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学者出处进退，类皆如此，居易自不能例外。不过，居易除了奉行儒家这一传统观念之外，亦颇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对此，苏辙曾经有所剖析“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都，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书白乐天集后二首》） 因为政治上未能得志，抱负不得实现，故居易毕生精力，主要倾注在文学方面，尤其致力于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居易虽有政治抱负，而更多的是诗人气质。故其身居谏官之日，启奏之外，亦不废诗。 居易之被贬斥，主要因为越职言事，但也因为写了讽谕之诗。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是很清楚的。故在《与元九书》中又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但居易虽以诗得罪，亦以诗得名。《与元九书》又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时俗所重”之诗，并非都是居易自己得意之作。因此，他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一曰讽谕，二曰闲适，三曰感伤，四曰杂律。从上面这些话看来，他自己最得意的诗，一是讽谕，二是闲适。这两类诗正表现了他那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两重志趣。 居易的讽谕诗主要写于入仕的前期。《与元九书》云“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新乐府”和《秦中吟》都是此期的作品。 这类诗的思想特点，主要是指摘时弊，为民请命。例如《杜陵叟》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又如《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剥洞庭桔，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在这两首诗中，平民百姓之疾苦，达官贵人之骄奢，都历历在目。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从盛世走向衰世之际，这是十分强烈的为民请命的呼声。 “新乐府”和《秦中吟》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自有诗人以来，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如此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此广泛地关切民间疾苦，在居易之前，不曾有过。 与白居易同时写作“新乐府”的诗人，还有元稹。在元、白两人影响之下，又涌现了一些后进作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五云“乐府别创时事新题，杜甫始之，元、白继之，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讽刺之指，于朝政民风，多所关切，言者不为罪，而闻者可以戒。嗣后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陆之徒，相继有作，风流益盛。”这里列举的后继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陆。皮日休对于居易这类作品曾经称赞备至，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七爱诗》）日休生当唐末，朝廷政治更加，平民百姓更加困苦，庶族文人也更无出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章碣诗）。诗人对于现实之不满，也更甚于居易在世之时。日休此时特爱居易的乐府诸诗，是不难理解的。 居易直言被贬之后，写了更多的闲适和感伤之诗。这类作品流传更广，影响也是不小的。其中最为世称者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音近正声”，居易自己对于《长恨歌》这样的作品也是颇自称道的。 《长恨歌》在居易作品中，属于“感伤”一类，但非感伤个人身世，而是有慨于帝王后妃的浪漫故事。《长恨歌》发端二句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世之论者因而以为居易此诗开宗明义即在讽刺玄宗，寓有“女国”之诫。其实不然。诗中还有下面一系列的叙述和描绘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样的描述，虽是出于想象，未必尽得其实，但诗人对于玄宗处境之同情，却是相当深切的。 居易对于玄宗既如此同情，对于杨贵妃也无贬意。对于杨贵妃之死，诗中也是十分惋惜的“六军不发莫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样的描述，亦沉痛之至。 当然，历来描写玄宗杨贵妃事迹而表同情者，在居易之前，已有先例。 杜甫《哀江头》已经有过十分感人的诗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这样的情深之语，是与居易《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完全一致的。 从杜甫到白居易，对于玄宗、杨贵妃的悲剧如此寄以深情，不是无缘无故，并非诗人“重色”而忽视了“倾国”，乃是诗人抛弃了“女国”的传统偏见，而抒发了真情实感。居易此诗之同情杨妃，亦如此后欧阳修之同情昭君，“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杨妃亦是“玉颜”之“为身累”者。 居易感伤诗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行”亦作“引”）。 此诗写于迁谪九江之时，其中自有迁客身世之悲，骚人流离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于倡女之寂寞生涯，亦感同身受，不胜浩叹。其诗有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歌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唐宋诗醇》卷二二云“《琵琶引》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 《琵琶行》抒写的虽有个人迁谪之感，但其中描述商妇身世之苦，尤有深度，写得如泣如诉，直令读者同声一哭。 在居易写作此诗前后，诗人元稹写有《琵琶歌》，刘禹锡写有《泰娘歌》，题材相似，但《琵琶歌》虽亦“谪官得闲”之作，而“其旨似嫌庸浅”；《泰娘歌》虽“以遗妾比逐臣”，与《琵琶行》亦有不同者（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 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于晚年。《与元九书》云“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又《叙洛诗》云“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从居易自叙之语看来，他写这些闲适作品，确实反映了“独善其身”的意愿。 这类作品为世传诵者也不少。例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又如《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一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居易所谓“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在这类作品中可以概见。 第三节文名为诗名所掩白居易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文名为诗名所掩，但他的文章亦有特征。其诗有讽谕和闲适两类，文章也有直言极谏和抒情述志两类。其直言极谏之文，《论制科人状》可以为例，其中有云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无不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诳妄，斥而遂之，故并出为关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所媒蘖，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这篇论状的特点是详述事件的原委，直陈自己的观感，不为耸动之辞，不发过高之论，指事造实，平铺直叙。唐初以来，魏徵、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极谏的文章，相沿而下，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居易此文，有所继承；质朴温厚，是其特征。 居易的抒情述志之文，多存于书札和记叙。这类文章大半写于贬官江州以后。《江州司马厅记》可以为例。其中有云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按《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官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此文称司马之职，乃“吏隐”之最佳位置。无功，无罪，无责，无忧，关键在于“识时知命”。话说得和平宁静，其实语皆涉讽。居易以直言被黜，中心自然不平，不平而言“知命”，当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与此文同类的文章还有一篇《草堂记》。其中有云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视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乐天身为迁客，随遇而安，出处行止，得之自然。这样的作品，颇有个性特点。 居易抒情述志之文，见于书札者，亦颇见个性特征。几篇书信，都有深情。例如《与元九书》、《与微之书》，历来传诵。其《与杨虞卿书》，也有类似的内容，如云师皋足下自仆再来京师，足下守官鄠县，吏职拘绊，相见甚稀。凡半年余，与足下开口而笑者，不过三四。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而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浐水，才及一执手，悯然而诀，不及其他。迩来虽一二书札往来，亦不过问道途、报健否而已。郁结之志，旷然未舒，思欲一陈左右者久矣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这篇文章可与《江州司马厅记》、《草堂记》合读。从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居易之所以知足保和、闲适而不返者，乃是积愤太深、决心不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了。 白居易临终之前，又曾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铭》，其中有云启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年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也。 这篇文章可能即是绝笔，至少反映了诗人临终之前的心绪。自撰墓志铭，历代多有，居易此文，亦率意为之。 第四十章裴度第一节早年的政治生涯裴度（73—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裴有邻，曾为濮州濮阳令。父裴溆，为河南府渑池丞。贞元五年（789），裴度进士及第，登宏辞科，补校书郎。后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第，授河阴县尉。不久，升为监察御史，因疏论权幸，言辞激烈忤旨，遂被贬为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元衡主事西川，表奏裴度掌节度府书记。又召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8），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不久转本司郎中。 裴度是晚唐重臣，历仕宪、穆、敬、文四朝。他在宪宗朝时平定了淮西吴元济叛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本章材料，主要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二四○，韩愈《平淮西碑》。第二节“横身讨贼，为中兴宗臣” 淮西的形势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形成藩镇割据局势，到宪宗时，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宪宗即位后，先后派兵讨平了占据成都进行叛乱的刘辟，平定了在镇江一带叛乱的李琦，并直接派出了节度使，改变了地方上拥立主帅的旧例。宪宗立志削平藩镇，而平定淮西彰义节度使吴元济，则是削藩成败的关键之战。彰义节度使领有申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三州，原任节度使为吴少阳。元和九年（84），吴少阳死，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未经奏报朝廷，便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出抄掠。翌年，宪宗削去元济官爵，并调集大军前去讨伐。因统帅不得力，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 淮西的平定裴度是朝廷中力主削除藩镇、平定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唐元和七年（82），他以知制诰的身份，成功地完成了安抚河北魏博镇田兴（弘正）势力，使之归顺朝廷，得到了宪宗的嘉奖，拜中书舍人。元和十年（85）五月，因讨吴诸军久未有功，他又以中丞的身份受命赴蔡州行营宣慰，了解军情。回朝后，他向宪宗详细地述说了淮西之现状，并推荐了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统兵，说他“勇而知义，必能立功”。宪宗听后，非常高兴。李光颜统兵后不久，便大破吴军于陈州溵水县西南之时曲。消息传来，宪宗更是赞叹裴度的知人善用。 在平定淮西问题上，裴度面临的难度是很大的。朝廷中，罢兵、阻兵的势力很强。而藩镇割据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加以抗拒。元和十年三月，吴元济因连遭败绩，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王、李两人表面上宪宗讨伐淮西，暗中却吴元济，派人焚烧各路军储，阴谋缓解蔡兵。这年五月，他们又派人刺杀坚决主张讨平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和熟悉淮西战况的裴度。武元衡被刺身死，裴度伤首，坠入沟中，幸免于难。事发之后，朝廷中有人向宪宗献计罢去裴度的官职，以此来安抚恒、郓二镇。宪宗大怒说“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至此，宪宗更加倚重裴度，拜他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也以平淮为己任。伤好之后，与宪宗计议。裴度对宪宗说，“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赞同。裴度又向宪宗请求，为了讨平吴元济，请允许他在家中招延四方贤才，集思广益。宪宗也允许了。而此前，宰相是不敢在家中召见宾客的。元和十一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自萧陂进至文城栅，遇伏而败，仅以身免。这次败仗，给京城上下的震动很大。于是朝臣多认为还是罢兵赦罪为上策，翰林学士钱徽、萧俛等纷纷对策延英殿，想借此劝阻宪宗罢兵。宪宗坚决削藩，他说“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帝王之兵不合败，则自古何难于用兵，累圣不应留此凶贼。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惟须要害处置。策，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于是宰臣不敢再言罢兵，这样，裴度平淮之计得以推行。 从元和九年十月至元和十二年，朝廷已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顽寇相持不下。宪宗先以严绶为讨吴诸军督军，严绶到军后，将累年之积，一朝而尽，他又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兵自重而无尺寸之功。后又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而韩弘乐于自擅，想倚赖吴元济的力量自重，不愿淮西速平。因此，虽用兵数年，淮西仍不得平定。宪宗也感到局面困难。宰相李逢吉、王涯等又向宪宗述劳师敝赋的利害，意欲罢兵。只有裴度无言。宪宗征询他的意见，他表示“臣请身自督战。”第二天，延英殿议政后，宪宗将裴度单独留下，对他说“卿必能为朕行乎？”裴度流着泪说“臣誓不与此贼偕全。”接着，裴度分析了淮西的形势，认为吴元济昨天送来乞降表，“料此逆贼，势实窘蹙”，但因诸将心不齐，不协力同心，又没有统一指挥，因此未能逼迫吴元济投降。“若臣自赴行营，则诸将各欲立功以固恩宠，破贼必矣！”当此削藩成败的关键时刻，宪宗再一次倚重裴度，委以重任，并言听计从，以之不疑，对于讨淮西的胜利，不能不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和十二年（87）八月，裴度受命，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前往淮西。临行前，裴度誓师，“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宪宗亲至通化门送行，并赐以犀带，行元帅事。 裴度到达郾城后，立即巡抚诸军，宣达圣旨，士气倍增。当时诸道兵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战胜则先使献捷，偶创则凌挫百端”。裴度又罢中使监军，归兵权于将帅，颇得军心。由于裴度军法严肃，号令划一，因此捷报连传。裴度派使者入蔡州劝降，吴元济拒降。十月，在裴度的指挥下，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蔡州，破悬瓠城，擒吴元济。 裴度入蔡州后，对吴元济旧将量罪判刑，除旧法，并约法禁盗贼斗杀，以安抚人心。蔡人大悦。史书载“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这样，申州、光州也随之平定。十一月，宪宗受降，斩吴元济。至此，淮西战事终告结束。 裴度平定淮西，回朝后，宪宗为嘉奖他，诏加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赐勋上柱国，封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复知政事。又诏刑部侍郎韩愈撰《平淮西碑》，以示纪念。其中有颂裴度功勋说“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淮西的平定，极大地震慑了山东、河北诸藩镇。 裴度在宪宗朝为相，直言极谏，抑制宦官中使于政，维护宰相、朝臣的政治权力，发挥三省的作用。他执性不回，特别是对宦官于攻的指斥，使宪宗感到不悦。元和十四年（89），迁裴度为河东节度使。 第三节避祸东都，以诗酒自娱宪宗以后，裴度又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在当时有“勋高中夏，声播外夷”的盛名和地位，但由于宦官当道，其虽有“将相全才”而不能为天子所用，所以并无多大作为。为避宦官当政，他退居东都洛阳，立第于集贤里，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不问政事。开成三年（838）冬，因病乞还东都，翌年去世。裴度死后，册赠太傅。裴度有子五人。长子裴识，以荫授上柱国，袭晋国公，宣宗时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其他四子也都声名显赫，多有作为，时“兄弟并列方镇，时人荣之”。 裴度“始自书生，以辞策中科选，数年之间，翔泳清切”，又能奋命决策，横身讨逆，成为中兴宗臣。史家对裴度的功德多加以肯定。《旧唐书·裴度传》说他“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威望德业，侔于郭子仪”。并赞他“以人臣事君，唯忠与义，大则以訏谟排祸难，小则以谠正匡过失，内不虑身计，外不恤人言”，“诚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新唐书》本传也称他“事四朝以全德始终”，“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 第四十一章贾耽李吉甫第一节贾耽官至宰辅，潜心研究地理贾耽（730—805），字敦诗，沧州南皮（今属河北）人。先祖后魏时居长乐（今河南安阳东）。七世祖贾元楷因避葛荣之乱，迁居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南）。祖父贾知义曾任沁源（今属山西）主簿，赠扬州大都督。父亲贾炎之，赐尚书左仆射2。 贾耽从小就喜欢读地理书籍，喜爱骑马射猎。步入中年以后，十分重视地理研究工作。“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天宝十载（75），他参加科举考试，以明经登第。乾元中（约759年）授贝州临清（今河北清河）县尉，以后续任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县尉、检校膳部员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检校礼部郎中、节度副使、汾州刺史等职。由于他才华出众，政绩茂异，又被提升为鸿胪卿兼左右威远营使，掌管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大历十四年（779）任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梁州（今陕西汉中）刺史、朝仪大夫、山南西道（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节度使，封广川男。当时守臣梁崇义恃汉水岘山之险，反叛唐朝，贾耽奉命带兵东讨，降均州，屯谷城，所向皆捷，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建中三年（782），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今河南、陕西、湖北、四川交界地区）节度使，东都留守，东畿、汝南防御使等。贞元二年（78）改检校右仆射，兼滑州（今河南滑县）刺史，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贞元九年（793）入觐，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十七年（80）封魏国公。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李诵即位，贾耽任检校司空... 22 同年六月，原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与郑注又将元素、承和、践言分别出为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这又博得了王守澄的欢心。到了八月，又以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李宗闵、李德裕“中外连结，受其贿遗”为罪名，将承和贬往驩州，元素贬象州，践言贬恩州，并“令所在锢送”。不久，又分别将三人赐死。时崔潭峻已死，也“剖棺鞭尸”。 当时，人们传闻唐宪宗之死，是由宦官陈弘志所弑，而弘志时任山南东道监军。九月，李训为文宗定策，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 宦官头子王守澄尚任右神策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掌管禁军。李训为相时，又任命他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是李训与郑注为文宗制定的策略，“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在此期间，因王守澄厌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誗等，李训、郑注又乘机分别派遣他们去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之后又命翰林学士顾师邕作诏书，颁下六州，命将他们杀死。但因诏书颁下不久，甘露事变失败，六州虽然得到诏书，“皆废而不行”。 李训、郑注对宦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工作，成功地诛杀与贬逐了一些大宦官后，王守澄已成为瓮中之鳖。李训见时机成熟，就秘密上言文宗，请除去王守澄，遂于这年十月，文宗遣中使李好古往守澄私第赐鸩。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大宦官头子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杀掉了。“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 由于李训等人在谋剪宦官中取得了某些成功，威望大增，“每进见，他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慴惮迎拜”。宦官们昔日的威风扫地以尽。此后，李训即与郑注密谋，欲一举诛灭宦官。他们看到宦官手中握有军权，要取得成功，必须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为此，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组织军队，以为外援。李训特为郑注“妙选当时才俊以为宾佐”，即精心选用有名望、有才干的名臣子弟作为他的幕僚。同时，还“擢所厚善分总兵柄”，以王璠为太原节度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罗立言权任京兆尹，韩约为金吾将军，李孝本权任御史中丞，并且还暗中要王璠、郭行余多召募兵士及金吾台府卒。 李训与郑注约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下葬于浐水时，奏令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于浐水送葬，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砍杀，“使无遗类”。但是后来李训私心发作，为了独占其功，中途改变了计划，决定用郭行余、王璠石募的部曲及金吾、府台吏卒，提前诛杀宦官。 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不报平安，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并舞蹈拜贺，宰相百官也相次称贺这一祥瑞的出现。李训奏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于是文宗乘软舆出紫辰门，由含元殿东阶升殿，宰相侍臣分别站立在副阶，文武两班，列于殿前。文宗命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观看，回来后，李训奏称恐非真甘露。文宗再次命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 《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宦官走出以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此时，王璠、郭行余召募的兵健正站立在丹凤门外待命，李训传呼“两镇军入受诏旨！”唯王璠军闻讯而入，邠宁兵却按兵未动。当仇士良等诸宦官来到左仗时，见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心中产生了狐疑；又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时恍然大悟，察觉事变，遂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门，已来不及了。 仇士良等诸宦官跑回含元殿，急欲挟持文宗入内，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金吾兵应声而上。仇士良见情势危机，急忙决开殿后罘罳，抄近道入内。李训急忙攀住乘辇，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与李训撕打时，跌倒在地，李训扑上去，将抽靴中刀刺杀时，仇士良却被宦官救起。这时，罗立言、李孝本率四百名兵士由东、西两阶上殿，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就此结束了。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指挥宦官率禁兵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六百多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也被逮捕下狱，遭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在押送到昆明池时，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酷辱，说服了押送者，斩其首级送往神策军。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将李训首级悬挂于兴安门外，李训弟仲景、再从弟户部员外郎元皋也同时遇害。李训、郑注的“宗娅宾客悉收逮，讯报苛惨”，幸赖中书令裴度“上疏申理，全活数十姓”。 事后，文宗颇悼念李训，屡次对宰相李石、郑覃称赞其才说“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文宗无以制服，“居常忽忽不怿，每游燕，虽倡乐杂沓，未尝欢，颜惨不展，往往瞋目独语，或裴回眺望，赋诗以见情”2。文宗抑郁成疾，于开成五年（840）离开人世。 在甘露事变中，虽然唐文宗已明言“训不反”，但在宦官的胁迫下，仍不得不违心地下诏，宣告李训等人的所谓“谋逆”之罪，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唐昭宗天复年间（90—903年），昭宗大赦时，才“明（王）涯、（李）训之冤，追复爵位，官其后裔”。尽管如此，以后旧史家编撰的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仍给李训等人罗列了不少罪状，视他们为乱臣贼子、沾沾小人，这是很不公正的。后来有王鸣盛和岑仲勉等学者为其辩诬，指摘当时记载失实。 在宦官当道、强藩割据的晚唐时期，李训居危不苟且偷安，佐助文宗锐《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 2《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 《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 意求治，提出了内诛宦官、外削强藩的“太平之策”，表现了他的政治才干。在谋剪宦官的斗争中，虽然一度打击了宦官势力，加强了皇权，但他对晚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严重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致最后终于失败。 第二节郑注郑注（？—835），绛州翼城（今属山西）人。出身寒微，本姓鱼，后冒姓郑氏，故时称鱼郑。他长得身材短小，双目下视，不能看远，但却“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3。早年以行医为业，周游天下。 元和十三年（88），郑注到了襄阳。时襄阳节度使李愬患有痿病，郑注使用偏方，为李愬“煮黄金，服一刀圭”，李愬服用后，十分见效，因而厚遇之，署其为节度衙推。后李愬移镇徐州，郑注也随同前往，又任以职事，凡军政之事，李愬都与他参决。他也很有才干，“与愬筹谋，未尝不中其意”。郑注因医术受到李愬的重用，故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有人说他“专作威福”。时宦官王守澄为徐州监军，闻知此事后也怨恨郑注，便告诉李愬，欲除掉他。李愬回答说“彼虽如此，实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不如旨，去未为晚。”李愬即令郑注拜见监军。起初，王守澄还有些勉强，可是一与郑注交谈后，见他“机辩纵衡”，尽中己意，于是马上把他请入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第二天，王守澄即对李愬说“诚如公言，实奇士也。”从此，郑注经常出入王守澄门下，关系很融洽。李愬又署他为巡官，得以列于宾席之中。 元和十五年，王守澄调任内职，郑注也随之到了京师。不久，王守澄与陈弘志等宦官弑宪宗，擅立李恒为帝，即穆宗。王守澄专枢密使之职，并将郑注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王守澄非常器重郑注，两人常常是“言必通夕”。郑注依靠王守澄的权势，交结朝臣，“数年之后，达僚权臣，争湊其门”。后，他又在山东、京西诸军做幕僚，历任卫佐、评事、御史，又检校库部郎中，为昭义节度副使。 文宗即位后，王守澄有翊戴之功，升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太和五年（83），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剪宦官，京兆尹王璠将密谋泄露给郑注，守澄也因获悉此谋，即令军吏豆卢著诬告申锡与漳王谋反，因此，宋申锡被贬，致使文宗谋除宦官的计划也破产了。 太和七年（833）九月，侍御史李款见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遂于阁内弹奏郑注罪行。守澄将郑注匿于右军，保护起来。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与守澄不和，厌恶郑注，左军将李弘楚与韦元素定计诈称中尉有病，召郑注前来治病，乘机擒而杖杀。可是郑注来后，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韦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再三示意，元素皆不理睬，最后“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宰相王涯也扣压了李款的奏疏，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同年十二月，文宗患了风疾，口不能言。经王守澄引荐，郑注得以给文宗治病。文宗服了郑注调制的药剂，很见效，于是，郑注得到了文宗的宠幸。太和八年（834）九月，郑注总结了自己治病的经验，奏上《药方》一卷。文宗于浴堂门召见郑注，还咨询富国之术，郑注建议恢复榷茶政策。榷茶是一种征收茶税、管制茶叶生产、取得专利的措施，其方法是“以江湖百姓茶2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3《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 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当时饮茶盛行，茶叶生产有很大的发展，郑注建议通过榷茶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文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宰相王涯兼榷茶使，并赐给郑注锦彩若干。 太和九年（835）正月，郑注上言秦中有灾，应兴工役以禳灾。文宗喜欢诗文，曾读杜甫诗《哀江头》，其中有“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的诗句，知道天宝以前曲江沿岸有楼台行宫府署等，心里很羡慕。经郑注上言，即命左、右神策军差人疏浚曲江、昆明池，并修造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四月，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受任以后，遂举荐仓部员外郎李款代替自己原来的职务。虽然李款以前曾弹劾过郑注的罪过，但他不计较个人恩怨，认为“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 李宗闵在任吏部侍郎时，曾通过驸马都尉沈■结托女学士宋若宪及知枢密使杨承和，由于二人的内助，遂进为宰相。这年六月，牛党成员京兆尹杨虞卿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李宗闵极力营救。文宗以李宗闵朋比为奸，遂贬为明州刺史，不久再贬为处州长史。七月，郑注揭发了李宗闵勾结沈■、宋若宪之事，内官杨承和、韦元素、沈■及若宪“姻党坐贬者十余人”，又贬李宗闵为潮州司户。2九月，郑注擢为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文宗亲自于九仙门召见，并当面赐以告身。从此，郑注得以充任近侍，深受文宗倚重。时文宗嫉恶宦官专权，欲尽诛宦竖，但此事又难与将相明言。郑注深知文宗的心意，并“屡见密计”，还引荐李训相助。文宗以为郑注、李训皆经王守澄所引荐，与他俩谋事不至于引起宦官的怀疑，遂推心置腹，担心事密告于郑注。于是他俩“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两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烜赫”，外人也只知郑注与李训“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3。 郑注与李训密谋剪灭宦官，先是利用了宦官内部的派别及其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分而治之，诛杀了大宦官韦元素、杨承和等，又设计酖杀了宦官头子王守澄。为了将宦官一网打尽，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凤翔地近京师，京兆三辅之一，是一个军事要镇。 郑注赴镇前，曾与李训约定到镇后即选拔数百名勇士，人人手持白梃，怀揣利斧，作为亲兵。李训与郑注约定，将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在浐水附近下葬时，由李训奏令宦官中尉以下都去浐水送葬，郑注即奏请以亲兵护丧，届时命亲兵以斧砍杀宦官，“使无遗类”。但此事因李训私自改变了计划而未成。 十一月二十一日，发生了“甘露之变”，在凤翔镇的郑注闻知李训已开始了行动，随即率五百名亲兵火速赶往京师援助。当郑注一行人马行至扶风县境时，听说李训已经失败，即返回凤翔。 仇士良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监军张仲清，令杀死郑注及其羽翼。张仲清心里恐惧，不知所措。押衙李叔和为他献计，以召郑注议事为名，屏去其随从亲兵，然后一举杀死。郑注率其卫兵前来议事，李叔和把其卫兵留在外边，只容数人随从入内。郑注举杯饮茶之际，被李叔和抽刀杀死，其亲兵也全部3《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2《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2《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被杀。接着郑注全家老幼被诛灭，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郑注幕僚也全部遇难，“死者千余人”。张仲清派军将郑注首级入献京师，枭于兴安门。2在宦官的胁迫下，文宗下诏给郑注冠以“谋逆”的罪名。 郑注等人被杀后，宦官更是甚嚣尘上，唐文宗完全受宦官的掣肘，心情抑郁，“上或登临游幸，虽百戏列于前，未尝少悦，往往瞠目独语，左右不敢进问”。他无限伤感，题诗云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郑注虽由宦官引进，但他与李训执政后，不是为虎作伥与宦官同流合污，而是佐助文宗锐意革除时弊，极力谋除宦官，以恢复皇权。清人尚宛甫说“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2尽管郑注同李训一样，对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政治形势缺乏深刻认识，但他们敢于同腐朽的宦官势力作斗争，举动是正义的、积极的。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也无可厚非。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得好“俾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以至不可救，而训、注固未可深责。”3《唐语林》卷四。 2转引自《柳文指要》下卷二《永贞一瞥》。 第四十三章高力士鱼朝恩仇士良第一节高力士家世与宦历高力士（84—72）本姓冯，名元一，潘州（今广东高州）人。曾祖冯盎为广、韶十八州总管，祖父冯智■为潘州刺史。父冯君衡因罪被“裂于冠冕，籍没其家”2。因此，他幼年时即与母失散。圣历（98—99）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他阉了以后送入皇宫内。高力士从小聪慧，办事机敏，则天女皇很喜欢他，命他在左右侍奉。后因事触怒了武则天，被责打以后赶出宫去，由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改姓高。高延福原为武三思家奴，与武三思关系密切，高力士因此常出入武家。一年后高力士得以再次入宫，隶属司宫台。到了成年，他已长到六尺多高，体力强健，做事小心谨慎，善于传达诏令，擢授宫闱丞，掌管宫内门禁。 唐中宗末年，韦武集团图谋不轨，临淄王李隆基暗中结交才勇之士，以匡救皇室。高力士善观时变，遂“倾心奉之，接以恩顾”。李隆基也十分需要宫内宦官作内援，便深相结交。从此，高力士的命运便和李隆基紧紧连在一起了。 唐隆元年（70），李隆基发动羽林军平定了韦武之乱，恢复了睿宗帝位，因功被立为皇太子。他奏请高力士隶属内坊，在左右侍奉，并授以朝散大夫，内给事。高力士开始成为李隆基的一个亲信。 高力士的政治地位渐渐提高了，他对皇太子李隆基更是忠心耿耿，殷勤备至，因而深受信用。在此期间，太平公主干预朝政，一再危害皇太子的地位。玄宗即位后，开元元年（73）七月，即与高力士等亲信粉碎了太平公主的阴谋政变，高力士因功擢授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这时，高力士已是三品将军，便负责传达诏命，开始介入政事。“宦官之盛自此始”。介入政事开元元年十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奏请进用郎吏，他再三论奏，玄宗始终仰视殿廷，置之不理，姚崇有些害怕，匆忙离开殿廷。高力士见此情景，以为玄宗处事不当，罢朝后，即上谏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向他解释说，大事可以奏闻，进用郎吏之事则宰相完全可自行裁决，不必奏闻。事后，高力士去省中向宰相传达诏命时，便将玄宗的话对姚崇说了一遍，姚崇既消除了疑虑，又钦佩玄宗“识君人之体”。 高力士自幼与母麦氏失散，他贵显后，岭南节度使探听到麦氏的下落，于是将麦氏从泷州迎接到长安。玄宗封麦氏为越国夫人，追赠力士亡父为广州大都督。 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作注。 2见《高公（力士）神道碑》，《考古与文物》983年第2期。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开元十四年（72），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弹劾中书令张说，说他引术士占卜及贪赃受贿，玄宗敕宰相源乾曜等人审讯。两天之后，玄宗派高力士去看望张说。高力士同情张说，回奏说“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俱之甚。”高力士发现玄宗有怜悯之意后，马上奏说“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2由是玄宗赦免了张说。 开元十七年（729），高力士随玄宗谒拜桥陵和昭陵。他在太宗昭陵寝宫发现一个小梳妆箱，内有一个柞木梳，一个黑角篦和一把草根刷子，慨叹说“先帝首建义旗，新正皇极十有余载，方致升平，随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即把此事上奏了玄宗，玄宗来到寝宫，询问太宗遗物，力士立即跪下献上，玄宗接过遗物，肃然起敬，说“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将以喻此，曾何足言！”3扩张宦官势力玄宗时宦官势力日渐扩张。高力士、杨思勖皆为三品将军，门施棨戟。 杨思勖屡次率兵出外征战，高力士则居内侍卫，尤为贵幸。但身为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的王毛仲因养马有功，倍受恩宠，常凌辱宦官，高力士等宦官嫉妒他受宠，但又不敢明说。开元十八年（730），王毛仲欲求做兵部尚书，玄宗不太满意。后王毛仲妻生子，玄宗派高力士去赠送金帛，并授新婴儿为五品官。高力士回来后，绘声绘色地说王毛仲对授他婴儿五品官颇有怨言，以激怒玄宗；又进而奏说“北门奴官皆毛仲所与，不除之，必起大患。”恰在这时，玄宗又听说王毛仲派人去太原索取甲仗，于是，即疑他作乱，遂于翌年正月将王毛仲贬为瀼州别驾，并诏令于途中缢死，其四子皆贬为远州参军，受株连者数十人。 除掉了王毛仲一派势力之后，宦官势力遂进一步扩大。唐玄宗对高力士特别宠信，竟说“力士上直，吾寝则安。”因此，高力士常留在殿侧簾帷中休息，很少回私第。百官的奏表，皆先呈送高力士，然后再上奏，有些小事则他自行处理。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高力士结拜为兄弟。瀛州吕玄晤之女有国姝之姿，高力士娶为妻子。玄晤被擢为少卿，其子弟也皆任王傅之职。 这时，权势炙手可热的高力士已成为风云人物，朝臣“若附会者，想望风采，以冀吹嘘，竭肝胆者多矣”。诸如宇文融、李林甫、王鉷、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等，皆“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唐宗室成员也都怕他三分，太子与他称兄道弟，诸王、公主称为“阿翁”；至于驸马之辈，皆称他为“爷”。 高力士地位的尊宠，使宦官在政治上也空前活跃起来，如黎敬仁、牛仙童、王承恩、边令诚等十几个宦官，并为内供奉，有的任监军使、功德使、市鸟兽使，出使回来后，一个个成为爆发户，“所裒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他们的宠遇几乎与高力士相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轻重乃能然”。 2《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3《高力士外传》。 《新唐书》卷一二一《王毛仲传》。 干预朝政高力士虽然权大势盛，但对皇帝依然是小心谨慎，他自称“供扫洒之余，遂蒙侍从之顾，扶戴明皇，逼畏艰难，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诚，事必记心，言无漏口，日慎一日，将二十年。”故有的史书称他“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2。这种为人处事作风，不仅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也是由他的品行所决定的。高力士干预朝政，在不少事情上并不附会权臣奸相。有的事还很有见地。开元二十六年（738），太子李瑛及其两个兄弟受武惠妃和李林甫陷害，被废并赐死。玄宗以忠王李玙年长，且仁孝恭谨，欲立他为太子，但奸相李林甫却比附武惠妃，极力主张立惠妃所生寿王李瑁为太子，由此玄宗犹豫长达一年之久。又因三子一同诛死，心中闷闷不乐，寝食不安。高力士见此情景，便问其究竟。当他揣知玄宗的心病时便说“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3在高力士的赞助下，玄宗遂决意立忠王李玙为太子。自开元末年，唐玄宗日渐怠于政事。杨贵妃入宫后，他更是沉湎于声色之中，久居深宫，十几年不外出巡幸。宰相李林甫探知其意，遂与牛仙客谋划，增加京畿近道粟赋，又采用和籴之法，以充实关中。不几年，京畿蓄积殷富，这更助长了玄宗退隐想法。一天，玄宗于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无人，便悄悄地对高力士说“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无事，高止黄屋，吐故纳新，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力士感到玄宗受李林甫迷惑很深，便极口规谏玄宗“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他还进一步指出“军国之柄，未可假人，威权之声，振于中外，得失之议，谁敢兴言？伏惟陛下图之。”玄宗听后一时感到十分不快，但还是觉得高力士言之有理，接着就改变了态度，说“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并命左右马上置酒为乐。天宝十三载（754）六月，剑南留后李宓进攻南诏，丧师二十多万，杨国忠隐匿不报，玄宗被蒙在鼓里。一天，玄宗却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立即提醒他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对时局的看法给昏头昏脑的玄宗敲了一下警钟，引起了警觉，当即表示“卿勿言，朕徐思之。”2高力士的谔谔之言并未能使玄宗改过，依然宠信宰相和边将。这年秋天，大雨连下六十多天，玄宗以为是上天对他的谴告，私下对高力士说“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万姓，虽韦（见素）、陈（希烈）改辙，杨（国忠）、李（林甫）殊途，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意？”《为高力士祭父文》，《文苑英华》卷九九○。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七载。 3《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高力士外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三载略同。 2《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三载。 力士即回奏说“开元二十年以前，宰臣授职，不敢失坠；边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灾省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轸虑，难以获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再次批评了玄宗不理朝政，宠信奸相的错误做法。唐玄宗晚年的腐朽统治，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致使他逃往成都避难。 当他闻知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时，似乎很得意，对高力士说“我儿嗣位，应天顺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与朕，亦有何忧？”高力士听后，说“陛下躬亲庶务，子有黔黎四十余年，天下无事。一朝两京失守，万姓流亡，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河南、汉北，尽为征战之场。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谓臣曰‘卿之与朕，复何忧哉！’臣未敢奉诏。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义，职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余喘。亲蒙晓谕，战惧伏深。”高力士指明了局势的严峻，委婉地批评了玄宗的盲目乐观思想。权势显赫玄宗屡次为高力士加官晋爵，先加授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天宝七载（748），又加授骠骑大将军。后又进封齐国公。高力士资产殷富，不是一般王侯所能比拟的。他信奉佛道，自费于长安来庭坊修造宝寿佛寺，于兴宁坊又造了华封道士观，其“宝殿珍台，侔于国力”。当宝寿寺的大钟造成之日，力士举行了斋庆，满朝文武都闻讯来到，“凡击钟者，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者，击至二十杵，少尚十杵”。高力士从中牟取暴利，以肥私囊。他还在京城西拦截沣水，设置了水动石碾，有五个轮子同时转动，每天可碾麦三百斛，收益颇大。 高力士权势灼灼，有时也排斥异己，或因私愤而杜塞贤路。天宝初年，李白受诏供奉翰林院，作《清平乐词》三首奉献玄宗，其中有一首写道“一枝红艳露凝香，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词意婉丽清新，杨贵妃特别喜欢吟唱。一次李白醉卧殿上，使高力士为他脱靴，身份高贵的力士深感蒙受耻辱。一天，高力士见杨贵妃吟唱李白写的词，就趁机播弄是非，诬称李白以赵飞燕影射她，是有意污辱她。杨贵妃信以为真，遂怨恨李白。以致玄宗“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使李白抑郁不得志而抱恨终生。 华州人吴筠，通经史，又善于文辞，但却未能考中进士。他性情高雅骾直，不随波逐流，入道士籍，拜嵩山潘师正为师。玄宗闻其名，召至京师，使待诏翰林院。吴筠常以名教世务、微言大意讽劝玄宗，受到了重视。群僧见他受玄宗宠遇，非常嫉妒。高力士平素也事奉佛教，遂与众僧一起在玄宗面前说他的坏话。在高力士等人的排斥下，吴筠不得不离开了翰林院。2至德二载（757），唐肃宗收复两京，高力士随同玄宗回到长安，住在兴庆宫。因有扈从之功，加封力士为开府仪同三司，并赐实封五百户。 晚年遭遇《高力士外传》。 《杨太真外传》。 2《新唐书》卷一九六《吴筠传》。 上元元年（70）六月，以拥戴肃宗有功的大宦官李辅国乘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诬奏玄宗与高力士“日与外人交通”，强行把玄宗迁往西内。玄宗迁入西内之后，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在左右。依附于唐玄宗的高力士，也随之失势了。十几天后，高力士因患疟疾在功臣阁下避疟。接着又以“潜通逆党，曲附凶徒”的罪名，被流放到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南）。至巫州时，随从不过十几人，所余衣粮，仅够数月之用。2翌年，第五琦也谪至夷州，与高力士萍水相逢，两人饮酒叙谈。高力士回顾往事，无限伤感，即席赋诗曰“烟薰眼落膜，瘴染面朱虞。”之后，对左右说“宰相犹如此，余何以堪！”左右听了，无不涕泗交流。3宝应元年（72年）四月，玄宗和肃宗相继去世。李豫即位是为代宗，改元大赦天下。流放于巫州的高力士遇赦回京。六月，他得到玄宗去世的噩耗，“号天叩地，悲不自胜”，每一号恸，数回气绝。七月，到朗州（今湖南常德）时由于哀毁过度，哽咽成疾。他对左右说“吾年已七十九，可谓寿矣。官至开府仪，可谓贵矣。既贵且寿，死何恨焉。所恨者二圣升遐，攀号不逮；孤魂旅榇，飘泊何依？”八月十八日在朗州开元寺的西院去世。代宗以高力士为前朝耆旧，保护先帝有功，遂诏令恢复他过去的官爵，并赠扬州大都督，许配葬玄宗的泰陵。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23《高力士外传》。 《高力士外传》。 第二节鱼朝恩2攫取军权鱼朝恩，沪州泸川（今属四川）人。家世不详。天宝末年进入内侍省，起初为品官，后于黄门供职。他狡黠聪慧，又通达文字与筹算。至德初年，在李光进的军中任监军。唐肃宗收复两京，任三宫检责使，并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从此，成为宦官中的显赫人物。 乾元元年（758），唐九节度使将安庆绪围于相州。唐肃宗不置元帅，而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成了九节度使的统帅。时史思明从范阳率军南下救安庆绪，攻下魏州后按兵不动，以待时机。李光弼请进击魏州，以阻止史思明救援，但遭鱼朝恩反对而止。鱼朝恩既无军事才干，又刚愎自用，不能协调诸军统一行动，各军都是独立作战，致使交战失利，六十万官军顷刻土崩瓦解，整个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官军由攻势转为守势。为了加强东都的防守，唐肃宗诏命郭子仪留守东都，任他为东都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鱼朝恩妒嫉郭子仪军功，把相州之败归咎于郭子仪。肃宗听信了他的谗言，不久把郭子仪调到京师，解除了他的职务。上元元年（70），鱼朝恩仍任观军容使，驻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这时，史思明已攻占了洛阳，并与李光弼军对峙于河阳。有人建议说郭子仪有军事才干，又有社稷大功，今余孽未除，不应置之散地而不用。肃宗即以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命他率英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诸镇之师以攻取邠宁、朔方，最后直捣叛军巢穴范阳。诏令下达十几天之后，“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 上元二年（7）二月，有人传言，说洛中将士皆幽州、朔方人，思乡心切，兵无战心。鱼朝恩却信以为真，屡次上言肃宗，请命李光弼率军攻取洛阳。李光弼熟悉敌情，认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迫于肃宗的催逼，只得出战。结果邙山之战，官军大败，河阳、怀州失守，鱼朝恩也狼狈逃回陕州。2宝应元年（72），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集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兵十余万于陕州，以进讨史思明。并欲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结果又遭鱼朝恩等人“沮之而止”。由于鱼朝恩多次从中作梗，致使杰出的军事家郭子仪久久得不到重用，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官军于横水大破叛军，接连收复洛阳、汴州等地。时鱼朝恩与郭英义殿后，因“不能戢军”，官军与回纥兵大肆抢掠，东都大乱，还“延及郑、汝（州），闾井至无烟”3。平定洛阳后，加授鱼朝恩为开府仪同三司，封凤翔郡公。 广德元年（73）十月，吐蕃军进犯泾州，不久逼近京师，唐代宗逃往陕州。当时禁军离散，仓猝之际，一时难以召集，鱼朝恩率驻陕州军及神策军奉迎，军威方振。因此，代宗对鱼朝恩倍加宠信，任他为天下观军容、处置、宣慰使，专典神策军，时常出入禁中，权宠无比。 2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2《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 3《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附朝义传》。 永泰元年（75年），吐蕃军进犯奉天，唐代宗下制要亲征。鱼朝恩则请大索城中，搜刮士民私马以充军用，命城中男子皆穿皂服，团结为民，城门每边只开一门。给果“士民大骇，逾垣凿窦而逃者甚众”。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府，以避吐蕃，又担心大臣议论不一。一天百官上朝，立班已久，j门未开，朝恩与禁军十余人，持刀突出，宣言“吐蕃数犯郊畿，车驾欲幸河中，何如？”公卿一时惊愕，不知如何是好，唯刘给事出班大声质问说“敕使反邪！今屯军如云，不戮力扜寇，而遽欲胁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惊惧沮丧而退，“事遂寝”。自上次代宗出逃到陕州，鱼朝恩调动驻陕州之师与神策军奉迎，及回京之后，他把原驻陕州之师统归属禁军，由自己指挥。这次吐蕃再次迸犯京畿，朝恩率神策军扈从，屯居苑中。至此，禁军分为左、右厢，位居北门六军之上，军势更盛。 恃宠骄纵大历元年（7年），唐代宗于国子监举行释典仪式，宰相帅常参官听讲。鱼朝恩也帅六军诸将前往听讲，子弟皆穿朱紫之服为诸生。朝恩不学无术，但也装模作样地学经讲文，执笔辨章句，还恬不知耻地“遽自谓才兼文武，人莫与之抗”。 就在这一年，代宗以开府仪同三司、右监门卫大将军、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神策兵马使、上柱国、冯翊郡开国公鱼朝恩加内寺监，判国子监事，充鸿胪礼宾等使，进封郑国公。2诏令下达以后，中书舍人常衮上表反对，代宗置之不理，却命宰相以下官员送朝恩就职。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时，京兆府供食，教坊赐乐。大臣群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充附学生，排在监内廓庑下，赐钱万贯，放贷取息以供秩饭。鱼朝恩骄恣，“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必充为度，幸臣未有其比”。 凡诏令群臣商讨国家大事时，鱼朝恩自恃贵宠，常以虚诞之辞挫辱位在其上的朝臣，宰相元载虽然善于辩说也拱默不语，唯有礼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敢于反复诘难，未曾屈服，朝恩心中不乐，欲伺机黜退他两人。朝恩图谋更替执政者，借以威慑朝廷。他把百官召集到都堂，威逼宰相说“宰相者，和元气，辑群生，今水旱不时，屯军数十万，馈运困竭，天子坐不安席，宰相何以辅之？不退避贤路，默默尚何赖乎？”宰臣个个低首不语，满座文武大臣莫不大惊失色。这时，相里造离开座位，质问鱼朝恩说“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又说“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罪？”鱼朝恩被他抢白一通，无言以对，又羞又恼，拂衣而去，并扬言“南衙朋党，且害我。” 大历二年（77），鱼朝恩献出通化门外所赐庄宅修造章敬寺，以为章敬太后求福。章敬寺修得穷极壮丽，城中的木材不够用，乃拆毁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百司行廨以及将相没官的住宅，用其木材，“土木之役，仅逾万《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元年。 2《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 亿”。 鱼朝恩还在宦官中网罗亲信，为所欲为。刘希暹雄健善射，仰朝恩鼻息行事，遂以太仆卿封交河郡王。兵马使王驾鹤为人谨厚，亦封徐国公。他们劝朝恩于北军私设监狱，唆使坊市恶少年诬告城内富人大户违法，然后捕入狱中，残酷拷问，敲榨勒索，逼迫他们将私产没入军中。市民深受其害，号为“入地牢”。他们肆无忌惮，目无国法，却无人敢于过问。 鱼朝恩飞扬跋扈，威慑朝廷，甚至连公卿也不敢仰视。一旦宰臣决定了政事，假如他没参与，则大发雷霆，说什么“天下事岂不由我乎？”他的养子令徽，年仅十四岁，就开始在内殿供职，代宗特赐绿服。一天，黄门在殿前列队，有一个位在其上的黄门不慎碰了他一下，令徽马上跑回向朝恩告状，声称班次居下，受人欺负。朝恩听后怒气冲冲，即上奏代宗说“臣幼男令徽位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还未等代宗许可，即令人捧来了紫服，令徽穿上后谢恩，代宗心里很不满意，但还是强笑着说“卿儿着章服大宜称也。”不久，还把碰撞了令徽的黄门贬到岭南。 骄横致祸鱼朝恩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使得唐代宗难以容忍。诸宰臣多次受到凌辱，也恨之入骨。这终于促成了代宗和朝臣协力除掉鱼朝恩这一祸害。大历五年（770），宰相元载首先密奏请除掉鱼朝恩，在得到代宗的许可之后，即以重金贿赂鱼朝恩亲信将领周皓和皇甫温两人，暗中深相交结，以随时掌握鱼朝恩的活动情况。 接着，元载将凤翔尹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以皇甫温代理凤翔节度，以示宠信。不久，元载又建议析凤翔镇的扶风、天兴二郡隶属神策军，“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为虞也”。而元载把皇甫温暂留京师，与周皓约定诛杀鱼朝恩。元载一切准备就绪后，即把谋杀朝恩之事密奏代宗，代宗说“善图之，勿反受祸！” 三月寒食节这天，禁中举行宴会，元载坐守中书省，以备非常之事。宴会结束后，鱼朝恩将要回营，代宗诏令他留下议事。他身体肥胖，常乘小车出入宫省。代宗在宫内听到车声，正襟端坐以待。鱼朝恩一到，代宗当即责备他图谋不轨，他自我辩解，态度仍狂悖傲慢，不知死将临头。这时周皓与左右一拥而上，当即擒获了他，遂缢杀而死，时年四十九岁。由于宫闱事秘，鱼朝恩之死，外人一无所知。代宗隐而不宣，下诏罢免了他的观军容使等职，只保留了内侍监一职，增实封六百户。后诈称鱼朝恩“既奉诏，乃投缢”，将尸体归还其家，并赐钱六百万以作丧葬费用。 在处死鱼朝恩之后，代宗怕此事会引起禁军的骚乱，将原来他的亲信刘希暹、王驾鹤并擢为御史中丞，以安慰北军之心，并赦免京畿囚犯，全部释放鱼朝恩党羽，并宣称“北军将士，皆朕爪牙，并宜仍旧，朕今亲御禁旅，勿有忧惧。”众心稍安，唯刘希暹过去罪恶满盈，常常自疑不安，又出言不逊，遂赐死。 《杜阳杂编》卷上。 第三节仇士良恃宠作威福仇士良（78—843）字巨美，循州兴宁（今属广东）人。出身世代宦官之家。曾祖父官至正议大夫，内给事，赐绯鱼袋。祖父为朝议大夫，内常侍，赐紫金鱼袋。到了父辈，家道中衰，后因仇士良贵显，才追赠特进、左监门卫将军。2唐顺宗时，仇士良进入太子宫做宦者。后授掖庭局宫教博士，赐绯鱼袋。元和初年，以旧恩新宠，加宣徽供奉官，赐紫金鱼袋。而他更是“检身极敬，奉辇施劳，励自牧于谦，表无私于应对”。因而又很快转朝散大夫，内侍省内给事，依然兼任宣徽供奉官。3不久，又迁任内常侍。 仇士良因恃唐宪宗的恩宠，开始作威作福。元和五年（80）正月，他奉命出使，夜间到了敷水驿（今陕西华阴境内）。东台御史元稹回京师，先至驿站，已占据了上厅，仇士良蛮横无理，踢开厅门，破口大骂，并以马鞭击伤元稹面部。元稹上奏朝廷后，宪宗不听大臣规谏，不分曲直，反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自元和十年（85）至宝历二年（82），仇士良以太中大夫、内侍省年常侍的身份先后出任平卢监军使、淮西行营宣慰使、凤翔监军使，又曾任右监门卫将军、充内外五坊使等职。他飞扬跋扈，“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 宝历二年，仇士良由凤翔监军使再次入为宣徽供奉官。十二月，宦官苏佐明弑唐敬宗，并与刘克明矫称上旨，“以绛王悟权勾当国事”，并欲黜陟内侍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等宦官迎立江王李涵为帝，是为文宗，并杀刘克明等，绛王也为乱兵所杀。仇士良虽然也参加了这次宫廷政变，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却受王守澄的压抑，数年雷罚之力sodu不能升迁，并出为鄂岳监军使。仇士良受王守澄的压抑，在政治上不得志，虽于太和元年（827）再次入为宣徽供奉官，转内坊，典内侍省，但仍是“秩清事简，优逸自娱”，直至太和六年（832）才真拜内侍，知省事2，由此，他才成为宦官中的头面人物。得势于甘露之变唐文宗倚信李训、郑注，欲谋剪宦官，因仇士良与王守澄有隙，遂于太和九年（835）五月擢任他为左神策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以分守澄的权势。文宗君臣所采取的分化瓦解的策略，曾成功地剪除了王守澄等大宦官，但同时却也把仇士良推上了政治舞台，使他掌握了禁军大权，他同王守澄一样，一旦得志，也十分猖狂。 十一月二十一日，发生了甘露之变。当仇士良等宦官奉命去左金吾仗下观察甘露时，察觉了事变，立即仓皇返回含元殿，欲挟制文宗入内宫。仇士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注出。 23《仇士良神道碑》，载《文苑英华》卷九三二《碑》。 2《仇士良神道碑》；《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良在与李训搏斗时跌倒在地，李训拔刀欲刺时，士良被其他宦官救起，最后终于挟持文宗入宫。 接着，仇士良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五百名禁兵，杀气腾腾地冲出阁门，逢人便杀，两省及金吾吏卒六百余人及未能逃脱者都被杀死。仇士良还分兵关闭诸宫门，搜索各司官吏，死亡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整个皇宫被搅得天翻地覆，长安城街坊也遭受了一场血腥洗劫。 二十三日，百官早朝，直至日出，才开大明宫右侧福建门。禁兵仍手执兵器，个个如凶神一般。受仇士良胁迫，文宗违心地宣称宰相李训、王涯等“谋反”，左仆射、参决机务的令狐楚起草制书时，叙王涯等“反事浮泛”，引起了仇士良的不满，“由是不得为相”。当时，“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2。仇士良气焰嚣张，“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3。事情平息后，宦官都成为有功之臣，仇士良加官特进、右骁卫大将军，其他宦官如鱼弘志也擢任上将军等职。 当时，经过宦官的滥杀之后，京师死者狼藉，宰相王涯等皆暴尸街头，无人敢于收殓，后经令狐楚建议，文宗才命京兆尹薛元赏收葬王涯等十一人，各赐袭衣。仇士良对他们恨之入骨，暗中使人掘其坟墓，将尸骨投之于渭水，以解心头之恨。4仇士良滥杀公卿大臣的暴行招致了昭义镇藩帅刘从谏的强烈不满，他四次遣使者上表，请说明王涯等人的所谓罪行，并暴扬仇士良的罪恶。士良等宦官有些害怕，其嚣张气焰也略有收敛。因此，宰相李石、郑覃方能“粗秉朝政”，文宗似也倚之以自强。挟天子擅朝政甘露事变后，宦官骄横，人情惶恐不安。宰相李石为人忠正，常面折仇士良，故纲纪还能粗略维持。士良非常忌恨他。开成三年（838）正月，一天李石早朝，士良在途中埋伏凶手，欲暗中行刺。当李石坐骑行至半道，被凶手射伤，随从惊散，马因受惊奔回私第。李石伏在马上跑到坊门时，再次遭凶手袭击，砍断了马尾，而李石却幸免于难。事后，李石考虑到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屡次称病请求辞去相位；文宗明知其故，对仇士良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石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2自李石出镇荆南后，仇士良更是肆无忌惮，唐文宗完全受制于宦官。一次上朝后，文宗退居思政殿，对当直学士周摨自叹处境不如周赧王、汉献帝，并说“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他无限伤感，不禁凄然泪下，遂抑郁成疾，从此不复上朝。 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枢密使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成美（陈王）监国。仇士良与鱼弘志矫诏于十六王宅迎立皇太弟颍23《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旧唐书》卷一六一《刘从谏传》。 2《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文宗开成三年。 王李炎，是为武宗。文宗病故后，仇士良犹追怨文宗不已，凡文宗生前亲幸者，诛贬相继。 文宗生前宠幸杨贤妃，曾请立亲生子安王李溶为皇太子，仇士良为了炫耀自己翊戴武宗之功，揭发此事，并劝说武宗赐杨贤妃、安王李溶与陈王成美死。不久，宰相李珏被罢免职务，枢密使刘弘逸等被诛。仇士良因功迁任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实封户三百。又封开府仪同三司、右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仇士良虽名为阉宦，却有妻室子女。他的妻子是安定胡氏，乃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胡承恩之女，并生子五人2。开成五年十月，遂以开府仪的名义请荫其子为千牛，正直不阿的给事中李忠敏批驳说“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一时弄得仇士良面红耳赤，又羞又恼。不久，将李忠敏出为婺州刺史。3罪有应得唐武宗即位后，对仇士良又屡有加官晋爵。会昌元年（84）二月，赐予他纪功碑，并诏令右仆射李程为他撰写碑文；八月，加授观军容使。但是武宗并不甘心于受宦竖所掣肘，“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他倚信宰相李德裕，君臣和衷共济，朝廷一时颇有振兴之势，宦官的权势受到抑制，这使得曾不可一世的宦官头子仇士良感到恐惧不安。会昌二年（842）四月，武宗将受尊号，登丹凤楼宣布赦令。仇士良扬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他还怂恿禁军兵士说“审有是，楼前可争。”企图唆使禁军乘机作乱。李德裕明察善断，将此事奏知武宗，揭露仇士良的阴谋。武宗立即命使者告谕神策军说“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神策军士乃不敢轻举妄动。仇士良的阴谋破了产，“惶惑不自安”。 仇士良完全察觉了武宗对自己外示尊宠，内实忌恶，他有点黔驴技穷了。会昌三年（843）四月，遂以老病为由请改任散职，武宗同意他的请求，诏令他以左卫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到了六月，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身份致仕。当宦官送他回私第时，他仍是贼心不死，向宦官面授机宜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2他向诸宦官传授自己的经验，企图借以达到长期专擅朝政的目的。 仇士良回家不几天，即故世。诏赠扬州大都督。翌年六月，有宦官在他私第发现了私藏兵器数千件，再加上他过去的罪行，武宗颁下诏书，追削仇士良先授官爵及赠官，并将其家财产籍没入官。3至此，罪恶多端的仇士良得到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2《仇士良神道碑》。 3《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文宗开成五年。 2《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3《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第四十四章李德裕牛僧孺第一节李德裕高门弟子，门荫入仕李德裕（787—850）字文饶，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出身于山东世家大族，其宗族“冠内廷者两代，袭侯伯者六朝”。祖父李栖筠，德宗朝官至御史大夫。父吉甫，宪宗朝两任宰相，极力赞助宪宗削藩，封赵国公，赠官司空，谥曰忠懿。 李德裕从小就胸怀大志，苦心攻读经史，尤其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他聪敏过人，很受宪宗喜爱。一次宰相武元衡问他在家喜欢读什么书，他却缄默不言。李吉甫知道此事后，责问他为何不回答，他却振振有词地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家调阴阳，而问所嗜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2大家听到此事后，无不称奇。 李德裕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却不乐意参加科举考试。父亲劝勉他应试，他却说“好骡马不入行。”似不屑与士子同流。后来遂以门荫入仕，补官校书郎。当时因父任宰辅，为了避嫌，他不在台省任职，几次被辟为诸府幕僚。元和十一年（8），张弘靖罢相出镇太原，辟李德裕为掌书记。三年之后，李德裕又随张弘靖入朝，任监察御史。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后，李德裕被召入翰林院充学士，朝廷的诏制典册，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在思政殿召对时，被赐以金紫之服，不久改任屯田员外郎。 唐穆宗不持政道，亲戚多所请托，干涉朝政。长庆元年（82）正月，李德裕上疏说过去规定，驸马不与朝廷要官相来往，玄宗开元年间禁止尤严。近日驸马常至宰相与要官私第，有时泄露机密，交结内外，这是很大的弊病。“伏乞宣示宰臣，其驸马诸亲，今后公事即于中书见宰相，请不令诣私第。”李德裕的上疏切中时弊，得到了穆宗的赞同。不久，李德裕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翌年二月，转中书舍人，依然兼任学士。 当时，钱徽知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私自以女婿苏巢相请托，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告发选举不公。穆宗向诸学士询问有关情况，李德裕等人回答说“诚如文昌言。”于是穆宗下令复试，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也由此被贬为剑州刺史。早在元和初年对策时，牛僧孺与李宗闵抨击时政，已与李德裕父子结下私怨，至此，结怨愈深，“更相倾轧，垂四十年”2。这时李德裕已很有名气，与牛僧孺都有入相的希望。但宰相李逢吉不喜李德裕，长庆二年（822）九月，将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并引荐牛僧孺做了宰相。 历任牧守，政绩卓著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2《唐语林》卷三。 《北梦琐言》卷六。 2《资治通鉴》卷二四一，穆宗长庆二年。 浙西观察使驻润州（今江苏镇江）。李德裕赴任时，正值润州镇将王国清兵乱之后。前任观察使窦易直竭尽府库，把财物分赏给将士，致使军士渐渐骄横，府库财用拮据，境遇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裕躬身俭约，尽量减少开支，把节余的财物“尽以赡军，虽施与不丰，将卒无怨”。他竭力求治，尽心革除对人民有害的陈规陋习。当时，江南崇尚巫祝，迷信鬼神，若有父母、兄弟一人得了疫病，全家都弃而不顾。李德裕选择一些德望高的长老，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加以教化，然后再让他们回去说服民众，并对不接受教育的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李德裕还针对当地祠堂多而滥，下令将方志记载的前代“名臣贤后”祠堂加以保存，其余四郡**祠一千一十所全部拆毁。同时又拆毁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处。结果“人乐其政，优诏嘉之”。 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病故，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敬宗年少，却奢侈无度，虽曾敕令各地不准贡献，但时过不久，派往各地征收贡品的使者却络绎不绝。这年七月，诏令浙西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件，上进皇宫，共需用银二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上进贡品，对地方官来说是取得皇帝欢心、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但李德裕考虑到所用金银数量很大，当时财政困难，向下面摊派，又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人情不安。为此，他上奏朝廷说，浙西“数年已来，灾旱相继，罄竭微虑，粗免流亡，物力之间，尚未完复”。为了“不困疲人，不敛物怨”，请求朝廷罢造银盝子妆具。不久，朝廷又诏令浙西上进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李德裕以其“文彩珍奇”，“费用至多”，再次上疏朝廷，以太宗命李大亮停献名鹰、玄宗禁止在江南捕䴔鴶诸鸟的故事为鉴戒，极力劝谏敬宗要以太宗、玄宗为榜样，学汉文帝简朴的风尚，请求停进缭绫。 李德裕两次上疏，不谄媚朝廷以求进身，唯以减轻百姓负担为虑，为官正直清廉。敬宗看了上疏后，回心转意，“优诏报之。其缭绫罢进”。 敬宗游幸无常，朝政荒废，贤能大臣遭逐贬，奸佞之臣却被进用。李德裕虽身在浙西，却十分关心朝政，遂于宝历元年（825）二月，献《丹扆六箴》。箴在古代是一种文体名，专以规戒为主题。他以《丹扆六箴》讽谏敬宗，一是《宵衣箴》，说古代帝王勤于听政，无未亮即等待上朝，以讽谏敬宗上朝晚而少。二是《正服箴》，说圣人作服装，足以效法，虽是游宴，也服装严整，以讽喻敬宗服御不合常法。三是《罢献箴》，借用汉文帝拒收千里马的故事，以讽谏敬宗征求珍玩，奢侈无度。四是《纳诲箴》，以古代帝王“从善如流，乃能成功”为例，劝敬宗要嘉纳忠言。五是《辨邪箴》，劝敬宗不要被谄奸蒙蔽聪明，要善于辨别忠奸。六是《防微箴》，劝敬宗要防微杜渐。李德裕的《丹扆六箴》使敬宗深受感动，他亲笔作诏书，称赞李德裕“三复规谏，累文称嗟。置之座隅，用比韦弦之益；铭诸心腑，何啻药石之功？卿既以投诚，朕每怀开谏。苟有过举，无忘密陈。”对李德裕的两次上疏及《丹扆六箴》作了高度的评价。 太和三年（829）八月，李德裕被召至京城，任兵部尚书。四朝元老裴度很欣赏他的才干，举荐他做宰相，但吏部侍郎李宗闵因得宦官的内助，却抢先做了宰相，他感到李德裕在朝做官，威胁着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引荐牛僧孺为相，共同排斥李德裕，将他出为义成节度使。翌年十月，又转任西川节度使。 西川节度使驻成都（今属四川）。在李德裕来此之前，这里刚刚遭到一次战争的洗劫。杜元颖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他不懂军事，又不抚恤士卒，只知敲榨财物。后南诏贵族很快攻占了戎、邛二州，并攻破了成都，掠去了大批人口和财物，西川人民遭受了一场大灾难。李德裕到任后，便立即着手收拾残局，医治战争创伤。 首先是整顿边防。李德裕从调查研究入手，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对当地的山川、城邑、道路、关隘都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绘制了与南诏、吐蕃有关的军事地图，然后大力整顿军备，加强边防。他认为边防军不在多，而在于精。他精减了老弱病残，选用善战而适应当地环境的士卒；同时又从当地每二百户中抽调一人作为民兵，免除其人的赋役，在农闲时习武，有事打仗，无事务农，称为“雄边子弟”。他又感到蜀地工匠造的兵器注重装饰，华丽而不适用，因而改用安定人造的盔甲，河中人造的弓，浙西人造的弩，很快地组织了一支装备精良、能攻善守的边防军。又在与南诏、吐蕃交界的险要之处分别修筑了杖义城和御侮城等城防，以西拒吐蕃，南拒南诏。为了改善供应，他改变了运粮的时间。过去，从内地运粮供应黎、巂州，常在炎热的夏季送到，“地苦瘴毒，辇夫多死”。李德裕改为十月出发，盛夏之前粮食即可运到，“馈者不涉炎月，远民乃安”。这样既保证了车夫的安全，又能保证粮食的供应。 李德裕还采取了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明令蠲免苛役重赋，鼓励树艺畜牧。他下令把僧尼的私人庐舍全部拆掉，把占用的土地归还给农民耕种。当时蜀地河中小洲渚田有千余顷，都是肥沃的良田，原来由农民零星垦种，后被豪强兼并。李德裕“至则均其耕垦，首及贫弱，俾其利而一其征”。同时还着手改革弊风。当时蜀地很多人私卖女儿，使做富人妾，受人奴役。李德裕下令，凡买的妾，年龄在十三岁以上的，在夫家可役使三年；十三岁以下的役使五年。期满以后，要归还本人父母，严令限制买卖人口。 经过李德裕几年的惨淡经营，西川增强了边防，发展了生产，社会也渐渐安定下来，“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从此西川的形势有了显著的好转，吐蕃、南诏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在太和五年（83）五月，南诏还主动放还了以前所掳掠的四千人；九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还率部下到成都投降，李德裕一面上奏朝廷，同时派兵迅速入据其城，使沦丧四十年之久的维州城，不费一兵一卒，又重新归还了唐朝。但当政宰相牛僧孺对李德裕怀有私怨，嫉妒他的功高，以“中国御戎，守信为上”作为借口，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及其随从执送与吐蕃。把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战略要地维州又拱手送给吐蕃，吐蕃将悉怛谋及其从者“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2。 李德裕在西川政绩卓著，因此于太和六年（832）十月，再次入为兵部尚书。李宗闵见唐文宗亲信李德裕，唯恐他做了宰相，竭力阻止。但在翌年二月，李德裕仍以本官同平章事，进封赞皇县伯，食封七百户。这时，朝中党争激烈，李宗闵、杨虞卿等结为朋党，干扰朝政，文宗甚是厌恶，曾和李德裕议论朋党一事，他回答说“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不久，文宗将给事中杨虞卿、中书舍人张元夫分别贬为州刺史，再次与大臣议论朋党事。李宗闵却做贼心虚地说“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立贾鋉《赞皇公李德裕德政碑》，《全唐文》卷七三一。 2《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即反唇相讥，说“给（事中）、舍（中书舍人）非美官而何！”李宗闵无言以对，十分窘迫。不久，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 旧制，郎官非因公事不得私自谒见宰相。李宗闵为相时，往往交通宾客。李听为太子太傅，招所友善载酒到宗闵阁，喝得大醉方离去。李德裕任相后，告诉御史，无事不得随便去宰相所在阁。又罢去京兆筑沙堤、两街上朝卫兵，并向文宗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辞皆若可听，愿审所取舍。不然，二者并进，虽圣贤经营，无由成功。” 太和八年（834），文宗患病，郑注通过宦官王守澄向文宗献药，受到亲重；郑注又引荐李训给文宗讲《周易》，颇中文宗心意。八月，文宗要授任李训为谏官，置于翰林院。李德裕认为李训是奸邪小人，表示坚决反对；当文宗要宰相王涯改授他官时，李德裕又摇手制止，文宗很不满意。王守澄、郑注也怨恨李德裕，于是召回李宗闵辅政。同年十一月，李德裕被罢为镇海节度使，后又转任浙西观察使。开成二年（837），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 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开成五年（840）初，唐武宗即位。九月，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文宗去世时，宰相杨嗣复、李珏根据文宗的旨意，要立敬宗子陈王为太子，但宦官仇士良矫诏拥立了武宗，又在武宗面前说了前宰相的坏话，于是武宗将杨嗣复、李珏贬出朝外。会昌元年（84）三月，又遣使者要将二人处死。李德裕认为武宗刚即位，诛杀大臣会导致人情不安，尽管杨、李二人一向是牛党骨干，他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连上三状，极力论救。他在状中申明，杨、李二人和自己并无私人情谊，所考虑的是社稷安宁，并说“臣若苟务于偷安，不敢冒死陈奏。”并一再请求武宗开延英，“当面论奏”。当武宗开延英时，德裕又“泣涕极言”，说明利害关系。武宗曾三次命李德裕就坐，他却固执地说“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在李德裕等人的苦苦相劝下，武宗终于同意赦免杨嗣复、李珏二人之死，并下令追还使者，李德裕等这才“跃下阶舞蹈”2。 武宗即位之初，屡次出猎游幸，至深夜方还宫，不理朝政。李德裕上疏规谏说“人君动法于日，故出而视朝，入而燕息。传曰‘君就房有常节。’惟深察古谊，毋继以夜。侧闻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诗曰‘敬天之渝，不敢驰驱。’愿节田游，承天意。”不久，册拜李德裕为司空。 同年四月，李德裕奏请改撰《宪宗实录》。在修改过程中，史官郑亚根据李德裕的意思，削除了李吉甫在元和年间不善的事迹，招致了人们的非议。早在开成年间，回鹘曾被黠戛斯打败，此后，他们分散在各地。八月，回鹘中的一支嗢没斯部脱离了乌介可汗，前来天德军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贪求边功，想乘势出击，朝臣也多赞成。李德裕则竭力反对。他认为《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 《论救杨嗣复、李珏、裴夷直三状》，见《李文饶文集》卷十三。 2《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武宗会昌元年。 回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有功，这次嗢没斯率部下来降，秋毫无犯，应予以安抚。即使需要出击的话，天德军兵力不足，一旦交战失利，城池必然陷落。如果他们骚扰边境，即可调动各道兵马讨伐。于是朝廷采纳了李德裕的建议，赐给嗢没斯部粮食二万斛。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皇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又不听唐朝的警告，一再到边境剽掠。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等地。牛僧孺等主张“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李德裕详细地分析了回鹘的情况，说“以回鹘所恃者嗢没、赤心耳，今已离散，其强弱之势可见。戎人犷悍，不顾成败，以失二将，乘忿入侵，出师急击，破之必矣。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武宗赞同李德裕的主张。于是分别调集许、蔡、汴、滑等六镇兵马增援；以刘沔为回鹘南面招讨使，张仲武为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西面招讨使，诸路军马在太原会师。 会昌三年（843）正月，乌介可汗率兵进犯振武，李德裕亲自为刘沔制定了奇袭乌介可汗、夺回唐公主的策略。刘沔按照李德裕的战略部置进兵，他先以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三千骑兵为先锋，自己率大军继后。石雄率军到了振武，晚上开地道出城，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乌介可汗牙帐。乌介可汗措手不及，身受重伤，只率百余骑仓皇出逃。回鹘兵因失去主帅，乱成一窝蜂。刘沔又率大军赶到，在杀胡山大破回鹘军，“降其部落二万余人”，并向朝廷奏捷。 这次对回鹘的反击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它维护了唐朝北方边境的安全，基本上解除了威胁。 决策制胜，平定叛镇会昌元年（84）九月，卢龙军乱，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名义上表朝廷求节钺。李德裕不允，他对武宗说“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放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2果然不出德裕所料，军中杀行泰，立张绛，再求节钺，朝廷仍然故意拖延。后雄武军使张仲武请发兵进击张绛，武宗恩准，遂以张仲武知卢龙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卢龙军乱。 在平定了卢龙军乱不久，又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欲仿效河朔三镇惯例，要求袭任节度使职务。当时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在武宗与宰相讨论此事时，宰相多认为回鹘余烬未尽，边境还要加强警备，再讨伐泽、潞，恐怕国力难以，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赞成。李德裕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2《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还向武宗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胸有成竹地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武宗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于是决定对昭义镇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诏书，谕令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要为朝廷立功，为后代造福，二镇表示奉诏。接着便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并决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 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经验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才离开边境，军饷便由国家负担，则藩帅迁延不再进军；或是取得一县或一栅寨，都以为胜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无功。这次刚一进兵，李德裕即奏请武宗，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因此，各路兵马似尖刀一样，直插入叛镇的心脏地区。二是监军干预军政，束缚了将帅的手脚，指挥不力。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只取少数兵自卫，赏罚与将帅一视同仁。这样“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李德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随时注意前线作战的进展情况，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及时正确地处理一些军务。当他发现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以后，行动迟缓，尚未交战，便立即上奏武宗，认为李彦佐顾望不前，没有讨叛的意思，及时改派骁将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彦佐后第二天，即进击乌岭，连破五寨，俘杀叛军数以千计。王元逵进击尧山，又击败了刘稹的救兵，立了战功，李德裕则立即奏请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劳，以激励他将。八月，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官军，当时有人怀疑他是诈降，李德裕对武宗说“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2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军。九月，叛将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虏官军河阳大将马继等，劫掠并焚烧了十七个小寨。当时，人情汹汹，还有人扬言刘从谏在世时，蓄养了精兵十万，粮草足用十年，难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动摇。李德裕则坚定不移地说“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武宗听后，当即对宰相们说“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3于是朝官们遂安定下来。李德裕感到河阳兵力较弱，一旦被叛军击溃，将影响整个战局。他奏请武宗，马上从忠武军调拨五千人，增援河阳军，并请求武宗赐甲一千副，弓三千张，弦箭三万支，陌刀二千口，绢三万匹，及时补足了军事装备，很快稳住了阵脚。正当官军大举讨伐昭义镇时，十二月，在调动太原横水戍卒时，因赏赐不足，军士哗变，他们推都将杨弁为首，攻占了太原。这时，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建议两地都要停止进兵。会昌四年（844）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观察虚实的中使马元实，接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危言耸听，大肆为杨弁虚张声势，说杨弁兵多将广，列队长达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23《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三年。 《论河阳事宜状》，载《李文饶文集》卷十五。 夺目，且物资充足，扬言不可讨伐。李德裕明察善断，当场诘问得马元实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德裕上奏武宗说“杨弁微贱，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下诏，调兵进击杨弁，河东监军吕义忠召榆社本道兵，“诛杨弁以闻”。杨弁的兵变失败了，从而也坚定了百官对讨伐昭义镇的信心。 在讨伐昭义镇的过程中，李德裕还善于听从部下的正确建议。其年闰七月，李德裕听取了镇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见，曾有效地对付了叛军的“偷兵术”，并令镇、魏兵“进营据其要害”；他还听取了刘稹心腹、降将高文端的合围泽州、断绝固镇寨水道和招降洺州守将王钊的建议，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加快了讨叛战争的进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见势不妙，遂谋杀了刘稹，投降唐军以赎罪。李德裕识破了郭谊等人的策略，认为刘稹年幼无知，昭义镇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郭谊等人是罪魁祸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惩治恶人？武宗赞同他意见，命石雄进入潞州，将正在等待朝廷授予节钺的郭谊、王协等祸首，械送京城。 李德裕老谋深算，发纵指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讨伐昭义镇的战争胜利结束了。武宗因李德裕劳苦功高，进封太尉、卫国公，加食邑一千户。李德裕一再上表推辞，武宗说“恨无官赏卿耳！卿若不应得，朕必不与卿。”李德裕赞助唐武宗反击回鹘和讨伐叛镇都取得了成功，但他又担心武宗会由此穷兵赎武，不能戢止。因此他上奏武宗，援引了曹操于官渡，不追奔，“自谓所获已多，恐伤威重”；养由基善射，“不如少息，若弓拔矢钩，前功皆弃”的典故，劝武宗“征伐无不得所欲，愿以兵为戒，乃可保成功”。武宗听了，“嘉纳其言”。 十二月，武宗曾与宰相议论选举，武宗认为抑制公卿子弟不宜过分，李德裕说“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他还主张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因为他们从小熟悉朝廷仪范、班行准则，而寒士本不熟悉，“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2。李德裕看到进士和考官关系密切，恐怕由此会导致进士只考虑考官的私惠，忘记了国家教化的恩德，又可能“树党背公”，朋比勾结。因此他奏请武宗，进士及第后只允许一次参见有司，以后不得“聚集参谒”，不许去私第设宴，并请求罢去耗费很大的曲江大会。3君臣协力，禁断佛教唐武宗崇道反佛，道士赵归真很受武宗亲信。谏官担心他干扰朝政，纷纷上疏规谏。在延英殿议事时，李德裕也劝谏武宗禁止赵归真出入禁中，武宗不以为然。李德裕进一步指出说“小人见势利所在，则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烛。闻旬日以来，归真之门，车马辐凑。愿陛下深戒之！”在对待道士《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四年。 2《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武宗会昌四年。 的问题上，君臣意见不合，但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君臣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李德裕一贯反对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就极力反对滥度人口为僧尼。徐泗观察使王智兴借口给敬宗祝贺诞辰，获敬宗恩准，于泗州置戒坛，度僧求福。自宪宗元和以来，已敕禁度人为僧尼，此禁一开，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江、淮地区来的人最多，只要交二千钱，即可落发为僧尼。其实王智兴以为天子求福为名，自己从中牟取厚利是实。李德裕知道后，立即奏状以论其奸“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人落发，意欲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虑数万。访泗州坛次，凡髡夫到，人纳二千，给牒即回，别无法事。”他进一步指出，“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六十万丁”。状奏朝廷，敬宗下诏禁止。2此后不久，僧人又谣传毫州出现了“圣水”，说病人喝了即病愈。江南一带去求取“圣水”的人络绎不绝，甚至壅塞了道路。平均每二三十家都雇一人去取，一斗水卖钱三千，坑害了不少人。李德裕一面在关津设卡，劝阻制止去取“圣水”的人群，一面奏状朝廷，认为此事“本因妖僧诳惑，狡计丐钱。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日三五千人。臣于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绝无益于黎甿”。并向朝廷建议，“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时裴度任辅相，闻状后下令填塞所谓圣水，从而打击了“妖僧诳惑，狡计丐钱”的不法行为。到了会昌年间，李德裕位居宰辅，倍受武宗亲重，因此，君臣协力，大力禁断佛教。 李德裕辅政不久，就逐渐开始了禁佛。从会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兰若等，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会昌二年，曾下令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同时，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会昌三年，废除了摩尼寺，杀摩尼师，财产没入官府。会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送归原籍等等。 大张旗鼓地禁断佛教则是在会昌五年。 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私置庄田，并下令调查天下寺院奴婢和财产的占有情况。从四月起，下令凡五十岁以下的僧尼不论有无官照，都勒令还俗，并遣送原籍。 七月，下令并省天下佛寺，大力沙汰僧尼。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毁佛运动。以李德裕为首的中书门下奏请“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并废。其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武宗敕令“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李德裕又奏请将所废佛寺铜佛像、钟磬交付盐铁使铸钱，铁佛像则交付本州用以制造农具，另将金、银、玉石佛像销毁后交付度支。另外还下令，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佛像，自敕令颁布2《李文饶文集》卷五。 《李文饶文集·别集》卷五。 之日起，限一月之内交付官府，如违抗不交，将依禁铜法处分。武宗一一准奏。毁佛的诏令下达之后，李德裕奉制力行，并派出御史乘驿去各地督促检查。 在会昌禁佛中，李德裕的态度坚定而严厉。有的官员认为毁佛太过火，指责非难。主客郎中韦博“言令太暴，宜近中”2，李德裕把他出为灵州道节度副使，打击了反对派，从而保证了禁佛运动的顺利进行。 有些僧徒四处躲避，拒绝还俗。当李德裕得知五台山僧人多逃奔幽州时，马上召来幽州进奏官说“汝趋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于是张仲武乃封二刀交付居庸关守将说“有游僧入境则斩之。”3使拒绝还俗的僧人无所躲藏。 八月，武宗颁发诏书，陈述了佛教的弊病，并高度评价了李德裕及中书门下的奏议，诏书说“中外诸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从所请。诚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法典，济物利众，予不让焉。”会昌禁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德裕在《贺废毁诸寺德音》中说“臣某等奉今日制，拆寺、兰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人，得良田数千（十）万顷。其僧隶主客，大秦穆祆二千余人，并令还俗。”2会昌禁佛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对佛教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后来长芦颐师写诗哀叹“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还家塔寺空。”3它沉重地打击了日益盛行的寺院经济，解放了劳动力，也符合人民的愿望。当毁佛的诏令一下，天下闻风而动，派出的“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及屋基耕而勚?。杜牧很赞赏李德裕毁佛的举动。 功成北阙，骨葬南溟为了储备物资，加强边防，会昌五年（845）九月，经李德裕建议而设置了“备边库”，要户部每年从赋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从盐铁税中储入钱帛十二万缗匹，第二年减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进奉的助军财货也一概储入，并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 武宗曾与李德裕论及朋党一事，李德裕列举了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合计国家大事，是“同心图国，不为党也”等事指出“今所谓党者，诬善蔽忠，附下罔上，车马驰驱，以趋权势，昼夜合谋，美官要选，悉引其党为之，否则抑压以退。”李德裕性情孤峭，不肯与势门相来往，一向厌恶朋党，在他执政期间，“绝于附会，门无宾客”。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2《新唐书》卷一七七《韦博传》。 3《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 《唐会要》卷四七。 2《李文饶文集》卷二○。其中“千”当为“十”字之误。 3《困学纪闻》卷二○。 4杜牧《樊川文集》卷十。 《北梦琐言》卷三，又见《玉泉子》。 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早在会昌二年四月，大宦官头子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武宗很愤慨，马上召左、右神策军说明并无此事。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谢罪。不久仇士良谢病去职。在他死的第二年，便被追夺官爵、籍没财产。王夫之评论说“李德裕之相也，首请政事皆出中书，中竖之不得专权者，仅见于会昌，德裕之翼赞密勿，曲施衔勒者不为无力。”2宦官们对此大为不满，在武宗面前一再诋毁李德裕，诬蔑他专权。牛党之中的白敏中之徒也乘机唆使韦弘质上疏，说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应由相府兼领。宰相论奏说，大臣是国家的股肱，钱谷是国家的根本，应由宰相兼领，并说韦弘质上疏，与朋党有关。韦弘质遂被贬官。3会昌六年（84年）三月，唐武宗病故，由李德裕摄冢宰。宦官拥立皇太叔光王李忱，是为宣宗。宣宗也以李德裕勋业素高，权重而专。在即位之日，李德裕在太极殿奉册。事后，宣宗对左右说“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4四月，在宣宗听政的第二天，李德裕被贬出朝，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李德裕执政多年，位重功高，众官见他被罢斥如此之快，莫不惊骇。五月，翰林学士白敏中为宰相，他做了宰相之后，牛僧孺、李宗闵等五人同日升迁。九月，李德裕又被解除平章事，贬做东都留守。接着白敏中党徒李威又检举李德裕辅政时的过失，不久，又贬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大中元年（847）九月，吴汝纳到京城诉讼李德裕，称李绅诬奏其弟吴湘赃罪，李德裕枉法附会李绅。原来在会昌五年正月，淮南节度使李绅奏说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又强取颜悦女为妻，据此奏为死罪。有人认为冤枉，朝廷派监察御史崔元藻等人复审，结果是盗程粮钱属实，娶妇一事与前案不同。李德裕以为不当，贬崔元藻为端州司户，依李绅议处死吴湘。李德裕失势了，吴汝纳乘机诉冤。宣宗令复审此案，白敏中以李德裕谬断刑狱，翌年冬，把他贬为潮州司户。 大中三年（849），李德裕自洛阳由水路南行，赶赴潮州。当船行至泪水时，想到屈原对楚怀王赤胆忠心，却因谗言被流放，怀恨投汨水而死，他吊古怀今，无限伤感，当即赋诗一首，其诗云“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以寄情怀。2当年九月，到达潮州不久，又贬为崖州司户。 李德裕执政时，疾恶朝中朋党，奖拔孤立无援的寒素之士，士人对他颇有好感。当李德裕谪贬崖州的消息传开，不少士人吟诗作赋，致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的诗句3，表现了士人对他的怀念之情。 大中四年（850）正月，李德裕抵达崖州（今海南海口东南）。他心情忧郁，独自一人登上崖州城楼，举目四望，只见青山环绕，一片荒凉，不由得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七。 3《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4《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六年。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宣宗大中元年。 2《李文饶文集·补》。 3《唐语林》卷七。 23 触目神伤。又想到自己远离朝廷，心情怆然。于是感而有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所欲留人在，百匝千遭绕郡城。”同年十二月，李德裕郁郁而死。时年六十四岁。 咸通元年（80），唐懿宗从延资库（即备边库）路过，见锦帛堆积如山，问左右，有人回答说“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岁度支备用之余，尽实于此。自是以来，边庭有急，支备无乏。”当知道李德裕以吴湘狱贬死崖州时，懿宗说“有如此功，微罪岂合诛谴！”2右拾遗刘邺又上表盛赞李德裕的功绩，于是懿宗下诏恢复李德裕原太子少保、卫国公的官爵，并赠官左仆射。 李德裕虽位至宰辅，而读书却从未间断。他爱好著述，善写文章，析理透彻，文词动人。武宗常以翰林学士起草诏书，言词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意思，多命李德裕执笔。在那多事之秋，表奏云合，发往各地的诏书、制诰频频相仍。李德裕在长安私第特建一起草院，院中有精思亭。他奉诏之后，独自一人，“凝然握笔”，挥笔而就。后郑亚将他在会昌年间起草的册命、典诰、奏议、碑赞、军机羽檄加以整理，综合在一起，计二十卷，题名《会昌一品制集》，并亲自写了序言。3后来又汇总他的诗、赋、表状、论，编为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合称《李文饶文集》（或《李卫公文集》），流传至今。李德裕历仕宪、穆、敬、文、武、宣宗六朝，他兴利除弊，锐意进取，多所建树。可惜一代名相却因朋党倾轧而“功成北阙，骨葬南溟”。 《李文饶文集·别集》卷四。 2《唐语林》卷三。 3《李文饶文集·序》。 万曼《唐集叙录》。 第二节牛僧孺2党争的由来牛僧孺（780—848）字思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祖父牛绍，官至太常博士。父牛幼闻，仕宦不显，仅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牛僧孺幼时随父客居郑县，六岁因父亲病故，遂就养于庐陵禾川（今江西吉安）外家周氏。十五岁时，始迁寓于长安城下杜樊乡（今陕西长安县境）祖业。3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从此他孜孜矻矻，学业日有长进。永贞元年（805），受到宰相韦执谊的青睐，举进士，得上第4，时年二十六岁。释褐任伊阙尉。元和三年（808），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与李宗闵等人“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骨骾正直，不避宰相，遂署为上第。时李吉甫为宰相，憎恶牛僧孺等人抨击时政，向宪宗哭诉此事，于是诸考官被贬，牛僧孺等人的官职也久久不得迁转，“各从辟于藩府”。 这元和三年的对策案，史书记载有歧异。有人认为，牛僧孺的策文内容一为“数强臣不奉法”，二是“忧天子炽于武功”，他所竭力抨击的并非李吉甫，而是宦官与桀骜不驯的藩臣2。但李吉甫时以宰相当国，抨击时政自然不能与他无涉。牛僧孺长期不得迁转，也必然会对李吉甫耿耿于怀，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 秉公执法，廉洁自律元和年间，牛僧孺历任监察御史、考功员外郎等职。元和十五年（820） 正月，穆宗即位，他被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十一月，改御史中丞。翌年五月，他以“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于是条列诸事，上奏穆宗。其中规定凡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结案，申奏刑部，限三十日上奏。中事、小事各递减五天。同时，还规定了大、中、小事的具体内容”3。这样加快了审理狱案的时间，改变了旧时狱案滞留，长期不得结案的拖沓现象。牛僧孺秉公执法，对于一些“人多冤抑”的刑狱，他“条疏奏请，按劾相继，中外肃然”。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当判为死刑，又暗中行贿中官，由宦官出面为之申理减罪，牛僧孺坚决回绝。穆宗也出面为李直臣说情，说直臣虽然犯赃罪，但却有经度才能，可调他到边远之地任职，以宽免其罪。牛僧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对穆宗说“凡人不才，止于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浊乱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穆宗欣赏他的严于执法，当面赐以金紫之服。长庆二年（823），牛僧孺由侍御史迁为户部侍郎。 2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3李珏《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载《文苑英华》卷八八八。4《登科记考》卷十五。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三年。 2参唐长孺《〈旧唐书gt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载《唐史学会论文集》98年版。3《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此前，宣武节度使韩弘之子公武任右骁卫将军，为了维护其父的权位，曾用财货行贿于内外权臣。韩公武卒后，韩弘也继之于长庆三年二月而卒。有人将公武行贿事诉讼于御史府。穆宗可怜其孤孙年幼，尽取韩弘财簿亲自查看，见其中注明中外权臣多收受贿赂，唯独有一行朱笔小字写道“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钦佩牛僧孺的廉洁正直，将此簿出示给左右侍臣，高兴地说“果然，吾不缪知人！”于是迁拜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长庆四年（824），敬宗即位，牛僧孺进为中书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县子。不久，又进为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敬宗荒**无度，宦官用事，大臣又朋比为奸，朝纲隳紊。牛僧孺感到有些畏惧，又束手无策，乃数次上表求任外职，予以回避。宝历元年（825）正月，他以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使。牛僧孺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见江夏城“风土散恶，难以垣墉”，每年都加板筑，并征收菁茆加以苫盖。有些贪官污吏从中营私舞弊，鱼肉百姓，“蠹弊绵岁”，百姓深受其苦。为了革除这一弊端，他计算了每年茆苫板筑的费用，约十余万钱，用以做成砖坯垒墙，取代过去的板筑苫盖，只用了五年的时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他又感到所属沔州与鄂州只有一江之隔，虚设官吏，应废除沔州，于是上奏朝廷，得到应允后遂废掉了沔州的设置。这样裁减了官员，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牛李党争太和三年（829），李宗闵辅政，屡次向文宗推荐牛僧孺，称赞他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于是四年（830）正月，召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时李德裕在浙西任职八年，文宗将他调入京师，欲委以重任。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举荐。但由于牛僧孺、李宗闵从中作梗，李德裕又被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从此“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两人又怨恨裴度举荐李德裕，遂使其丢了相位，并出为兴元节度使，从此，“牛、李权赫于天下”。 太和五年（83）正月，卢龙军副兵马使杨志诚率其徒举兵作乱，莫州刺史被杀，监军李载义与其子仓皇逃往易州。此事上奏朝廷，文宗召诸宰相商讨对策，牛僧孺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聪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对于牛僧孺这种不分是非、漠然处之的态度，宋代史臣司马光给予了严厉批评，说“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不久，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王守澄获知其谋，遂诬奏宋申锡谋反，欲立漳王李湊。文宗一时不明事情真象，将杀宋申锡。牛僧孺为他申辩，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在牛僧孺的申辩下，申锡才幸免一死。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五年。 九月，吐蕃遣使者来表示愿请和休兵。恰在这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其众奔成都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遂发兵入据其城，并上奏朝廷，以为韦皋经营多年，至死恨不能收复此城，今不费一兵一卒，使失陷四十年之久的维州重又归唐。文宗将此事交付廷议，朝臣皆同意李德裕的做法，唯独牛僧孺以“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为由，命将原唐西边重镇维州又拱手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等人执送于吐蕃。结果，吐蕃再次进据维州城，悉怛谋等惨遭杀害。牛僧孺妒嫉李德裕的功劳，以私害功，确实为一严重失策，故时人“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太和六年（832）十一月，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使，向文宗诉说朝廷处理维州事不当。文宗怨恨牛僧孺决策失误，僧孺心里不安。一次在延英殿议事时，孜孜求治的文宗对宰相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也有志于此吗？牛僧孺回答说“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虐，下无怨讟；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朝以后，他又对宰相们说“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此地耶？”十天之内，接连三次上表，请罢相职。遂于十二月，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内有宦官专权，外有飞扬跋扈的强藩，战事连年，赋敛日益加重，牛僧孺却称之为小康，岂不是欺人之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严厉地批评他说“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莫大焉！”太和九年（835）发生了甘露之变，宰相及朝官多人被杀，南衙与北司更是势如水火，宦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更是心灰意懒，无所作为。他虽然已出任外官，还“嫌处重藩，求归散地”，屡次上表朝廷，未得准许，故在淮南任职六年。至开成二年（837）五月，加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他赴东都就任后，在归仁里建筑了豪华的住宅，把在淮南任职时的嘉木美石，安放在阶庭，“馆宇清华，竹木幽邃”，从此，他“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又时常与好友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开成三年（838）九月，文宗征拜牛僧孺为尚书左仆射，并令左军副使王元直持告身宣赐。按照旧例，东都留守入朝，并无中使赐诏的惯例，文宗因怕牛僧孺退让推辞，故由中使赐诏，促令他赶赴京师，牛僧孺不得已而入朝。文宗频频宣召牛僧孺，他又以足疾为由相推辞。由于他坚持不任朝官，遂于翌年八月又检校司空、兼平章事，出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临行辞别时，文宗赐给他觚、樽、杓等金银古器，并令中使转告他说“以卿正人，赐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却奏称“汉南水旱之后，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恳求，才被允许离京赴任。 襄州（治今湖北襄樊）位于汉水之滨。会昌元年（84）秋，洪水泛滥，汉水溢过堤防，大水冲坏了城郭和城内民舍。时李德裕辅政，因牛僧孺治水不力，被贬为太子少保，加太子少师。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先已降唐的将领嗢没斯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此后，乌介可汗又一再剽掠边郡。八月，又越过杷头峰（今山西包头附近），进犯大同、云州《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六年。 等地。武宗以回鹘军入寇，渐进内地，令少师牛僧孺、陈夷行与公卿共同商议对策。牛僧孺奏称“今百僚议状，以固守关防，伺其可击则用兵。”而宰相李德裕却认为“守险示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武宗采纳了李德裕主动出击的建议，反击回鹘取得了成功。 十二月，牛僧孺认为御史大夫在秦为上卿，汉为副相，汉末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甚重，品秩殊峻”。建议准六尚书例，提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建议升为正四品下，“以重其任”。并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武宗同意牛僧孺的建议，遂颁下诏书，以其奏请行事2。同时，牛僧孺对中书门下所奏“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正五品上”一事提出了异议，他上奏武宗说谏议大夫自汉以来“常居帷幄，从容讽谏，拾遗左右”，如果“其秩峻，其任重，则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谔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优崇，则难用耆德”。因此，建议请改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并“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秩”。武宗又采纳了他的意见，“敕旨依奏”。牛僧孺奏请增加御史中丞和谏议大夫的品秩，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于整肃朝廷，规谏讽喻朝廷的过失，以减少其失误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昌三年（843），牛僧孺进为太子太傅，再为东都留守。翌年九月，在平定了昭义镇刘稹反叛朝廷之后，李德裕上奏武宗，以为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时入朝，牛僧孺与李宗闵为宰相当政，不但不将他留下，反加宰相衔纵去，这是放虎归山，今日刘稹的反叛实是牛李二人之罪。河南少尹吕述致书李德裕，说刘稹死亡的消息传到东都，牛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将其书信上奏武宗。刘稹被杀后，石雄军吏还得到他与牛僧孺、李宗闵的“交结状”。于是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为汀州刺史。十一月，又贬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李宗闵也同时被贬。 会昌六年（84）春，武宗病逝，宣宗继立，白敏中当政。八月，牛僧孺由循州司马北迁为衡州长史，不久又进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分司东都。从此，他“池台琴酒，逍遥自娱”。大中二年（848）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于东都城南别墅2。时年六十九岁。赠太尉，谥曰文贞3。 牛僧孺生当宦官专权、藩帅跋扈、唐皇室日渐衰败之时，他以“方正敢言”进身，但当权以后，却苟且偷安，又与李宗闵“奋私昵党，排撆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2《唐会要》卷六○。 《唐会要》卷五五。 2《牛僧孺神道碑》。而《牛僧孺墓志铭》记为十月二十七日，未知孰是。3牛僧孺谥号《新唐书》本传作“文简”。今从《旧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卷八○。第四十五章张议潮第一节驱逐吐蕃，收复河西张议潮（？—872），沙州敦煌（今属甘肃）人。张氏世为州将2，父张谦逸官至工部尚书3。张议潮曾率领沙州各族人民起义，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使瓜、沙等十一州又重新回归唐朝。 安史之乱使唐朝国势渐趋衰落，边防力量虚弱，于是吐蕃乘隙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至大历十一年（77），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当吐蕃军最后攻取沙州时，虽然沙州与唐朝的联系中断，但城中军民却顽强抗击。沙州刺史周鼎一边撄城固守，一边向回鹘求救。但救兵经年不至。周鼎召集诸将商议，欲焚毁城郭，率众东奔。部众都不同意，都知兵马使阎朝便缢杀了周鼎，自领州事，继续抗击吐蕃军。当时沙州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军粮问题，阎朝“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最后，“粮械皆竭”。为了保护城内兵民，阎朝与蕃将绮心儿相约，“苟毋徙佗（他）境，请以城降”。在绮心儿许诺不将沙州人民外迁的前提下，遂于建中二年（78）出城投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沙州军民同吐蕃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陷落后的河西人民惨遭吐蕃的**，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2。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日夜思归唐皇朝。开成年间（83—840），唐使者赴西域，途中“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3。即使几十年过去了，当地人民仍念念不忘唐皇朝。 会昌年间（84—84），吐蕃灾荒连年，“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吐蕃内部尚婢婢和尚恐热为了争权夺利，相互厮杀，一时大乱，吐蕃势力衰落。大中（847—859）初年，唐皇朝乘机收复了陷于吐蕃的三州（原州、乐州、秦州）和七关（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和萧关）。4极大地鼓舞了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吐蕃统治的斗争。 不久，吐蕃尚恐热率五千骑兵来到瓜州，大肆劫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不仅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慨，而且使他的部下怨望不平，“皆欲图之”。原陷于吐蕃的沙州首领张议潮，暗中结交豪俊，密谋归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见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两《唐书》、《通鉴》均作“张义潮”，敦煌石室文卷原作“议潮”，盖归义后改作“义潮”。2《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言“沙州陷落后，有张氏世为州将者”，此指张议潮家族无疑。3巴黎藏石室本张景球撰《归义军节度使张府君墓志铭》云张淮深祖曰谦逸，工部尚书，考曰议潭。议潭与议潮为兄弟，据此可知。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据《元和郡县志》载沙州失陷时间为建中二年。2《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3《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国列传》。 4《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五年，尚恐热作“论恐热”，《新唐书·吐蕃传》作尚恐热，今从《新唐书》。 《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2。张议潮等率众驱逐了吐蕃守将，光复了沙州，即派遣使者，赴京师告捷。当时，凉州等地仍控制在吐蕃手中，东道受阻，张议潮的使者，不得不迂道东北的天德城，至大中四年正月，才因天德军“防御使李丕以闻”3。接着，张议潮又“缮甲兵，耕且战”，又先后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大中五年（849）八月，复派其兄张议潭和州人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入朝告捷，并献瓜、沙等十一州图籍。4至此，除凉州而外，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区复归唐朝。 唐宣宗特下诏令，大力褒奖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张议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5。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拜明达为河西节度衙推兼监察御史，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吴安正等亦授官武卫有差。十一月，唐朝令于沙州置归义军，统领沙、甘、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以张议潮为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特进，食邑二千户，实封三百户。咸通二年（8）三月，张议潮命其侄张淮深率蕃、汉兵七千人克复陷于吐蕃的最后一州凉州，并表奏朝廷2。至此，陷没百余年之久的河、湟故地已全部收复。咸通四年（83），唐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使贞元初年失守而废置的凉州军镇又得以恢复。3从此河西走廊又畅通无阻，对于加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河西人民热忱赞颂张议潮的英雄业绩说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归路，一振雄名天下知。423《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将光复沙州事记于大中五年，向达引证石室本《沙州志》认定为大中二年，今从其说。详见《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4《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5杜牧《樊川文集》卷二○《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向达考证此制时间当在大中五年十月。 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 2《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 3《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新五代史》卷七《吐蕃传》。 4《张淮深变文》，见王重民《敦煌变文集》上。 第二节加强守备，发展生产，重振河西唐宣宗时，由于政治，国力衰微，除置军设使以官爵羁縻张议潮以外，已没有经营河西的能力。因此“张议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来归，而宣（宗）、懿（宗）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5。张议潮身兼节度、管内观察、营田支度等使，掌握河西军事、行政、财经大权，经营河西地区的重任自然由他承担了。他继续推行耕战政策，大力加强守备，保卫胜利成果；同时还发展生产，以稳定河西局势。张议潮领导河西军民，多次击退了吐蕃军的进攻。居住在河陇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东面的党项、北面的回鹘、西南的吐浑残部等，都曾臣服于吐蕃。另外，吐蕃的奴部嗢末，自“尚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他们纠结在一起，常常大肆劫掠，但均遭到张议潮的沉重打击。有一次，哨探得知吐浑欲来劫掠沙州，于是星夜报知张议潮说“吐浑王集诸川蕃人欲来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张议潮得知此事后，随即调兵遣将，主动出击。当他率军进至西同附近，遇到了吐浑军。吐浑军不敢交战，狼狈逃归。张议潮挥师追击一千多里，一直深入到吐浑境内，活捉其宰相三人，当场斩首示众。这一战大获全胜，俘虏三百多人，收夺驼马牛羊二千头（匹），然后唱《大阵乐》，凯旋而归。2在沙州北约一千里远的伊州城西，有纳职县（今新疆哈密西北），这里聚集着回鹘及吐蕃残部，频频劫掠伊州，俘虏人民，抢夺牲畜，闹得民无宁日。为了解除这一威胁，大中十年（85）六月，张议潮又亲率甲兵，进击纳职的回鹘部族。兵行不过旬日，进至纳职附近。回鹘一时无备，措手不及，张议潮指挥大军四面围攻，奋勇冲杀，“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杀）戮横尸遍野”，回鹘大败，“各自苍黄抛弃鞍马，走投入纳职城，把劳（牢）而守”。这次战役，张议潮大胜，收夺驼马之类一万头（匹），凯旋而归。3张议潮打败回鹘以后，仍然“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顽，不曾暂暇”。由于他加强战备，积极防御，兼之富有军事才干，足智多谋，屡次击败吐蕃军，稳定了河西的政治局势。人们给予高度评价“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犴，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駃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2在武力保卫河西的同时，张议潮还积极治理，大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河西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有的务农，有的放牧，还有的经商。张议潮着手恢复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当时沙州修建了许多沟渠，每一沟渠还没有“渠头”、“升门”等专门管理人员。3由于水利灌溉的兴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五谷丰登景象。当时人们赞颂说三光昨来转精耀，六郡尽道似尧时。 5《新唐书》卷四○《地理志》。 《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三年。 2《张议潮变文》。孙楷第认为变文可弥补正史不足，参《敦煌变文论文录议潮变文》。 2《张氏勋德记》，巴黎藏石室本p272号。 3齐陈骏《略述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大起义》，《甘肃师大学报》979年第四期。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脂。 □中现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满□渠。 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读文书。4张议潮还大力传播汉族的先进文化。“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轨俗一变。”5使河西地区的风貌有了较大的变化。他能团结各族人民，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大中四年（850），张议潮收复伊州，“因沙州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使他们和睦地杂居在一起。这对于稳定河西地区的政治局势，发展生产，无疑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咸通七年（8）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2。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3。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4。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张议潮收复瓜、沙十一州和凉州后，从长安经萧关通往西北的道路已完全打通，“路阻萧关雁信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咸通七年七月，张议潮曾向朝廷进甘峻山青骹鹰四联、延庆节马二匹，另有奴婢等。5经过张议潮的惨淡经营，河西地区的局势已稳定，生产得到了发展。咸通八年（87）二月，张议潮入觐长安，朝廷任命他为右神武统军，赐给田地，并于宣阳坊赐第一区。还晋升为司徒7。 张议潮入朝后，尚遥领河西节度，而以其侄张淮深知留后。咸通十三年（872）八月，张议潮卒于京师，赠官太保。 4《张议潮变文》附录一。 5《张氏勋德记》。 敦煌出土光启元年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 24《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七年。 3《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唐会要》卷九七。 5《旧唐书》卷十九《懿宗纪》；《唐方镇年表》卷五。 《唐方镇年表》卷五注引《长安志》，但记于咸通七年。 7孙楷第据变文中“自从司徒归阙后”说，认为他已为司徒，见《张淮深变文跋》。第三节张氏后裔经理河西张议潮入朝时，把河西军务封章陈款，总委其侄张淮深，令守藩垣。张淮深之父议潭，曾先质于朝，卒于京师。他嗣父职为沙州刺史、左骁卫大将军。因经营河西有政绩，加授御史中丞，不久又授官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张议潮卒后，以户部尚书充河西节度使，又授兵部尚书。后又加太仆、侍中（或中书令）。此后，安西的回鹘再次叛唐，引兵进犯肃州、酒泉、西桐地区。张淮深率河西军民英勇反击，活捉回鹘首领，俘获士卒千余人，并表奏朝廷。朝廷派遣左散骑常侍李众甫、供奉官李全伟等上下九使，诏赐淮深，兼重赐金银器皿、锦绣琼珍。 张淮深继张议潮后尽力经营河西，多次打退了各族对河西地区的进犯，其文治武功，不下张议潮。当地人民热情讴歌他说自从司徒归阙后，有我尚书独进奏。 □节河西理五州，德化恩沾及飞走。 天生神将□英谋，南破西戎北扫胡。 万里能令烽火灭，百城黔首贺来苏。2大顺元年（890），张议潮女婿、沙州刺史索勋发动了政变。由于变生肘腋，张淮深兄弟猝不及防，于是“兄亡弟丧，社稷倾沦”。索勋遂自立为节度使。景福元年（892），唐廷正式承认他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 后来，张议潮第十四女（即李明振之妻）对索勋诛杀张淮深兄弟、武力夺取河西大权甚为不满，率将士诛杀索勋，“赖太保神灵，辜恩剿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2。李氏拥立议潮之孙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祚，因而复振。光化三年（900）八月，唐昭宗下诏，追认了既成事实，诏令说“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3张承奉至天复年间（90—903）犹为河西节度使，奉唐正朔，终唐之世，始终为唐经理河西，亦可谓不忝祖德。天祐（904—907）年间，朱温挟天子而令诸侯，群雄逐鹿中原，唐朝名存实亡。天祐二年，张承奉遂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号西汉金山国。后来归降了回鹘。4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文中引《张氏勋德记》和变文论述甚详。《资治通鉴》称张议潮卒后，“曹义全代领军府”，不合史实。孙楷第已有考辨，今从其说。 2《张淮深变文》。 巴黎藏石室本张景球撰《归义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李氏再修功德记》。见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 2《李氏再修功德记》。至于李氏何时发动政变，无明文记载。向达据伦敦藏石室本s4470卷子一面为乾宁二年有“归义军节度张承奉副使李弘愿施物疏”等推测，疑最迟亦当在景福二年至乾宁元年（893—894），详见向达的补正。 3《旧唐书》卷二○《昭宗纪》。 第四十六章黄巢唐朝末年，相继爆发了裘甫、庞勋与黄巢等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深的当首推黄巢农民大起义了。 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第一节投身义师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出身于一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小时候曾读过一些经典与传述之书，能言善辩。宋人张端义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其父与一老人以**为题作联句，那老人一时未就，黄巢在旁见了却脱口而出“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其父怪他不礼貌，欲教训他一通，那老人劝止说“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黄巢又应声咏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2这首诗反映了他从小有变革现状的要求，表现了他豪迈倔强的性格。 黄巢长大以后，曾与同乡人王仙芝以贩卖私盐为业。在同官府缉私的斗争中，他练就了一身武功，善于骑射，并负气仗义，好抱打不平。后来，他曾几次应试进士科，但皆名落孙山，于是他满怀**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诗。其诗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当时，唐朝统治，内有宦官专权，外有强藩割据，纲纪隳紊，政治危机日渐加深。翰林学士刘允章曾上书直谏，说“国有九破”和“民有八苦”，揭露了“权豪奢僭”、“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均的弊政，指出了农民在“官吏苛刻”、“赋税繁多”的残酷剥削下，“冻无衣，饥无食”，“号哭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的悲惨处境2。僖宗乾符元年（874），河南又连年发生了水旱灾，“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但自懿宗以来“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各州县又不上言灾情，致使“百姓流殍，无处控诉”。于是王仙芝与尚君长等聚众数千人，于长垣（今属河南）揭竿而起。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传檄诸道，斥责唐朝吏治、赋役繁重、赏罚不平等罪恶。乾符二年（875）六月，王仙芝等攻陷了濮州（今河南范县）、曹州，并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官军。这时黄巢与族兄弟子侄黄存、黄揆、黄思邺及外甥林言等八人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各地饥饿的农民争先加入起义军。“数月之间，众至数万”3。 在此之前，各地曾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如今曹州已被农民军攻陷，应验了民谣，向人们预示着农民造反的风暴将在全国兴起，这既大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争士气，也极大地震撼了唐朝统治者。2《贵耳集》卷下，《全唐诗》卷七三三转载。 《全唐诗》卷七三三。 2《全唐文》卷八○四。 3《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二年。 第二节纵横中原唐廷见王仙芝与黄巢起义军声势浩大，立即诏令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节度使进击义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王仙芝与黄巢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率军进围沂州（治今山东临沂）。乾符三年（87）七月，天平节度使宋威在沂州城下击败了义军，并上奏说王仙芝已死，遣散了诸道兵。王仙芝、黄巢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便转战河南，迅速攻占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等八县之地。接着，农民军又攻陷了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威震东都洛阳。唐廷软硬兼施，一面下令赦免王仙芝等人，一面又频频调动各地官军镇压农民军。王仙芝在攻占阳武之后，攻郑州不下，于同年十二月接连进攻申、光、庐、寿、舒、通州等地，逼近扬州，淮南节度使多次向朝廷告急。 在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唐各地州官多闻风丧胆。当王仙芝、黄巢进攻蕲州（治今湖北蕲春）时，该州刺史裴偓诱降义军领袖，请唐廷授任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思想有了动摇，欲放弃斗争，接受唐的官职。黄巢大怒，斥责王仙芝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这时群情激愤，责骂不已，怒不可遏的黄巢出拳把王仙芝打得头破血流。在这场冲突之后，黄巢率领二千人马向北进发，与王仙芝分道扬镳了。 乾符四年（877）二月，黄巢率军攻陷郓州（治今山东郓城），杀节度使薛崇。三月，又攻陷了沂州。黄巢虽连下二州，但仍是孤军作战，势单力薄。这时王仙芝部将尚让屯兵嵖岈山（今河南遂平西），黄巢便与尚让会合，共保嵖岈山。黄巢与王仙芝再次合兵不久，即进攻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由于唐廷调来大批援军，农民军作战失利。于是王仙芝率原班人马南下，再次与黄巢分裂。 黄巢率本部人马在蕲、黄一带迂回作战，由于作战失利，不得不北返中原，连下匡城（河南封丘东北）、濮州。乾符五年（878）二月，转而进攻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在此期间，王仙芝相继攻克了安、随二州后，再次为唐廷诱降动心，派尚君长等人前去联络，却为唐将所杀。王仙芝知道上当受骗，遂进兵荆南，不久在黄梅兵败战死。余众一部分南下，活动于江浙一带；另一部分则由尚让率领北上，与黄巢会师于亳州。 王仙芝既死，众将便推黄巢为主，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初步建立了农民军政权机构。不久，在黄巢率军袭破了沂、濮二州之后，形势又一度逆转。唐廷命右卫上将军张自勉为东北行营招讨使，督兵进剿农民军。黄巢欲进兵襄邑、雍丘，为滑州节度使李峄所阻。在各地活动的义军也多被官军击溃。黄巢欲进攻东都，唐廷又迅速派来大批援军。这时，唐廷再一次诱降，诏命黄巢为右卫将军，但黄巢“度藩镇不一，未足制己”，仍拒绝投降唐朝。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僖宗乾符三年。 第三节转战南北乾符五年（878）三月，黄巢率军进攻汴、宋二州，唐廷以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阻止义军。黄巢转攻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北）、叶（河南叶县）、阳翟（河南禹县），唐廷又诏命河阳兵千人开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守卫宫阙，还征调义成兵三千人守卫东都附近的伊阙、武牢等地，以增强东都的防御力量。黄巢见河南一带官军势力强大，难以取胜，而江南则力量相对薄弱；而王仙芝旧将王重隐又攻陷了洪州（治今江西南昌），转战于湖南，于是便率军渡江南下，与王重隐部相呼应，接连攻下了虔、吉、饶、信等州。八月，黄巢军进攻宣州，在南陵为官军所败，于是又进入浙东，经婺州至衢州（今属浙江），然后披荆斩棘，开山路七百里，攻入福建。同年十二月，义军攻下了福州（今属福建）。 在农民军中曾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其意是遇到儒者则杀，军队必然要覆灭。大概是黄巢屡试进士不第，对儒者颇为同情，因此当农民军进入福建后烧官府、杀官吏，但凡自称为儒者的皆释而不问。当义军经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门前时即下令说“此儒者，灭炬弗焚。” 乾符六年（879）正月，黄巢军遭藩帅高骈部将张璘、梁缵的袭击，一再失利，遂进入广南，包围了广州（今属广东）。在此期间，黄巢曾致书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求为天平节度使。二人惧怕黄巢威势，极力申奏，但朝廷不许；黄巢自己上书，求为广州节度使，却只授予率府率。黄巢恼怒，大骂执政，便急攻广州，遂于九月占领了岭南的这个重镇，杀节度使李迢，并进而攻占岭南一些州县。 黄巢在广州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檄文，斥责朝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檄文所说，史称“皆当时极敝”。 黄巢军已转战各地多年，这次占领广州，“欲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作为反抗唐朝统治的根据地。但在这一年，从春至夏，疫病大为流行，不少义军将士染上了疫病，“死者十三四”，部下又多“劝请北归，以图大利”。黄巢见在广州难以持久，于是决定杀回中原地区。 同年十月，黄巢率军离开广州，向西北进发，攻取了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恰遇湘江水暴涨，义军便乘数十只大木筏顺流而下，经永州（治今湖南零陵）、衡州（治今湖南衡阳），攻占了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之后，尚让乘胜进攻江陵（今属湖北），号称五十万。荆南节度使王铎见义军声势浩大，诸道兵又未赶到，以为江陵兵少难以固守，便退守襄阳。尚让攻克了江陵后即与黄巢合兵进攻襄阳，但在荆门中了埋伏，被官军击败，损失甚大。黄巢收集余众，稍加休整，遂渡过长江进攻鄂州（治今湖北武汉），攻破了外城。之后，又转而进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这时黄巢军又得以发展，“众至二十万”。 黄巢在江浙一带的胜利进军再次震撼了唐廷，唐僖宗一面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命他迅速进攻义军，同时征调昭义、感化、义武诸道兵南下，与高骈协力作战。广明元年（880）三月，高骈遣其将张璘渡江南下，黄巢军连战失利，退守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张璘又乘胜进军，五月，《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六年。 黄巢又退守信州（治今江西上饶）。这时北方诸道军已兵临淮南，张璘又率兵追击甚急，而信州又恰遇疫病流行，义军士卒多死，元气大伤。在义军处境十分危急的时刻，黄巢巧施缓兵之计一方面用重金贿赂张璘，使其减慢进军；另一方面又致书高骈，表示“投降”。高骈中了黄巢圈套，以为大功告成，遂上奏朝廷，声称义军“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当黄巢获悉诸道兵已经北渡淮河，散归其镇，而且义军也恢复了作战能力，即抓住时机，一举杀死张璘，大败淮南兵，并乘胜攻占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同年七月，黄巢率军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北渡长江，进围天长、等县，义军一时兵势甚盛。这时，高骈见诸道兵已经北归，张璘又战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同时又向朝廷上表告急，奏称义军六十万，距扬州已不足五十里。之后“遂称风痹，不复出战”。 唐廷本对高骈寄以厚望，这时见高骈告急，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诏命河南调动各道兵驻守溵水（今河南商水西南），以阻止黄巢军北进。九月，义军击败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官军，又遇溵水官军内讧，各自散归本镇，于是义军全部渡过淮河。黄巢自称“率土大将军”，队伍“自淮以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耳”2。义军攻陷申州（治今河南信阳）之后，长驱进入颍、宋、徐、兖等州，所到之处，官吏四处逃散。 起初，义军将北渡淮河时，宰相豆卢瑑曾议请授黄巢为天平节度使，待其到镇时再发兵除掉他。另一宰相卢携执意不从，认为只要发兵守住泗州，义军不能入关，必还掠江、淮，便无能为力。不久义军北上，淮北告急，卢携遂惶愧称病不出，京师也充满了恐怖气氛。十一月，义军进入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黄巢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并传檄官军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这时朝廷乱作一团，有人主张调发关内诸镇兵扼守潼关，大宦官田令孜还自请率两神策军弓弩手去守关；有人则认为义军拥有六十万之众，潼关又无重兵，难以坚守。但僖宗还是决定让田令孜率兵东守潼关。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进抵洛阳城下，唐将齐克让退守潼关，东都留守刘允章则率众出城迎接黄巢入城。义军纪律严明，只是“供顿而去，坊市晏然”2。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广明元年。 2《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2《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纪日则从《资治通鉴》。 第四节建立大齐政权黄巢军进占洛阳不几日，即向关中挺进。十一月二十一日，僖宗以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将左、右军东讨。就在这一天，黄巢率军西进，攻占了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并警告拒守潼关的官军说“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 田令孜虽名为汝、洛诸州都统，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但他只是遥领，却派左军马军将张承范等率神策军前往拒战。当时，神策军士皆是长安豪富子弟，只是为了厚得供给和赏赐才贿赂宦官挂名军籍的，平日高车大马，悠然自得，未尝经历战阵。所以一旦听说出征，吓得父子抱头相哭，为了逃避战事，多以金帛雇商贩与贫民代行。十二月一日，黄巢大军进至潼关，唐守关将士断炊，士气低落。义军奋力攻关，而尚让又从被称为“禁坑”的关旁谷中小道迂回到关后，前后夹攻，官军溃退，博野乱军直奔长安，大肆劫掠。 黄巢一举破关，又乘胜攻克了华州（治今陕西华县），留部将乔钤驻守，自己亲率大军直捣长安。十二月五日，百官刚刚退朝，传闻博野乱兵入城，即各自逃匿，僖宗在田令孜神策军的护卫下，狼狈逃往成都避难，只有很少人从行，文武百官及诸王、妃多不知皇帝去向。当天下午，黄巢前锋柴存未受到任何抵抗即顺利进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数十人至灞上迎接。黄巢乘坐金色肩舆，其将士皆披发，束以红绫，身穿锦袍，手执兵器，簇拥黄巢而行。义军浩浩荡荡，“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黄巢终于实现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黄巢军意气洋洋地进入长安城，长安市民夹道观看，尚让一再告谕市民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义军将士在街道上每遇到贫民，“往往施与之”。 十二月十二日，黄巢进入太清宫。翌日，于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建元金统，并大赦天下。黄巢封其妻为皇后，尚让、赵璋等为宰相，郑汉璋为御史中丞，李俦等为尚书，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孟楷、盖洪等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黄巢下令唐官三品以上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则官复原职。可见，大齐是由农民军文武官与唐官僚混合而成的一个政权机构。农民军憎恨官吏，对唐宗室、公卿士族实行严厉的镇压政策，“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宰相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等藏匿民间，被义军搜出后“皆杀之”，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綦拒不投降，“举家自杀”。投降黄巢的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因匿公卿于夹壁墙中，事发后被杀。农民军给唐宗室、公卿士族以巨大的打击，“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2。韦庄的这些诗句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大齐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黄巢农民军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昔日威令天下的公卿贵族已被打翻在地，而备遭欺压凌辱的贫苦农民如今却堂而皇之地做了大齐皇帝，扬眉吐气，这无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时有人写《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广明元年。 2韦庄《秦妇吟》。 诗道“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谅母，郡君变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虀”3作者虽然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讥讽农民政权，却也无法掩盖这一历史巨变的事实。 黄巢虽然建立了农民政权，但却没有出台什么改革措施，稳定人心。也没有及时追击望风而逃的僖宗朝廷，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所以僖宗得以从容地组织力量，大力围剿农民军。当僖宗逃至兴元时，即诏令诸道各出军收复京师。中和元年（88）正月，诏令镇东、太原、代州等藩帅各发本道兵并赴京师讨伐义军。三月，以凤翔节度使郑畋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与泾原、秦州、鄜延、夏州等节度使“同盟起兵，传檄天下”。七月，又以宰相王铎兼滑州刺史，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遣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征兵赴关内”。僖宗调兵遣将，各路军马陆续向京师进发。 黄巢称帝后，曾遣使调发河中（今山西永济西）粮饷，唐河中将王重荣拒战，缴获粮饷四十余船。广明元年三月，黄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陷了邓州（治今河南邓县），以阻止荆、襄官军北上。接着又遣尚让、王播率军进攻凤翔（今陕西宝鸡）。尚让以为郑畋乃一介书生，不谙军事，麻痹轻敌，中了埋伏，大败而归，损失二万多人。原已投降义军的唐夏绥节度使诸葛爽这时也背叛了义军。四月，黄巢任命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为唐将所攻杀。这时部分官军已分别进至长安附近的渭北、沙苑、渭桥、武功和盩厔（今陕西周至），渐渐逼进长安。黄巢误以为唐大军赶到，急忙率军出城东走。唐军入城大肆劫掠，乱不成军。黄巢夜宿灞上，听说官军已乱，又无援军，回师攻城，官军大败，“死者什”，义军收复了长安。2这时，义军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钤）、商州刺史宋岩听说黄巢已撤离长安，也慌忙弃城而走。稍遇风吹草动，黄巢及其将则弃城而走，这一事实说明大齐政权还是很不稳固的。 黄巢再次进驻长安后，也极力想打开局面。中和元年（88）六月，遣其将王播围攻兴平（今属陕西），击败了唐邠宁节度使朱玫。八月，黄巢将李详击败唐昭义节度使高浔，乘胜收复华州。十一月，孟楷、朱温进军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唐邠、夏二军败归本道。中和二年（882）二月，朱温再次攻占了同州。 黄巢军虽然四处作战，或胜或败，但始终未能打开局面，黄巢“号令所行，不出同（今陕西大荔）、华（陕西华县）”，基本上仍局限于长安一隅之地。一些地主武装多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兼之义军又长期习惯于流动作战，即使在其势力十分强大时也往往是攻下一城，不久又丢弃，像东都洛阳这样的经济、军事重地也不留一兵一卒驻守。由于长期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充足的供给，长安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将士或以树皮充饥。因此，当唐诸路大军云集长安，向义军发起总攻时，形势便急转直下，历时三年的大齐政权也就很快崩溃了。 3何光远《鉴诫录》卷一《金统事》。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2《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二年。 第五节败死狼虎谷中和二年（882）九月，朱温变节降唐。李详也欲投降，被黄巢所杀。黄巢任命黄思邺为华州刺史，但到了十一月，即被李详旧卒逐出。中和三年（883）正月，沙陀李克用率兵五万进至沙苑，击败了黄揆。二月，黄巢见义军节节败退，粮食也将吃光，便“阴为遁计，发兵三万搤蓝田道”2，为撤离长安做好准备。 同年四月，唐诸镇兵从四面八方会集京师。李克用与河中、忠武镇将率先出战。黄巢率大军于渭桥迎战，一日三战，连战失利，其他诸道兵也乘机发起攻击，义军大败。四月十四日，李克用军攻入长安，黄巢力战不胜，遂连夜撤离长安。这时义军尚有十五万。黄巢扬言奔徐州，实际上却经蓝田关进入了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在撤退中，义军把辎重珍货遗弃于道路，官军在长安大肆抢掠之后，又在路上争先拾取财物，不再追击，故黄巢“得整军而去”。 五月，黄巢骁将孟楷率万人奔袭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唐节度使秦宗权迎战败北，遂归顺了义军。接着孟楷又进攻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陈州刺史赵犨早有防备，乘机袭杀了孟楷。六月，黄巢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黄巢还在州城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在黄巢围攻陈州时，唐廷不断调动军队，以围剿农民军。七月，朱全忠（温）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加东面招讨使。九月，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东面兵马都统。十二月，陈州被围困日久，即向邻道求救。于是忠武镇周岌与时溥、朱全忠等皆率兵前来救援。 中和四年（884）正月，黄巢军仍是势力强大，周岌等诸路救兵被义军打得落花流水，招架不住，不得不共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二月，李克用率蕃、汉兵五万前来增援。黄巢围攻陈州数百天，却始终未能攻克。这时李克用会同许、汴、徐、兖等州军马向陈州进发，先击败了驻守陈州北的太康尚让军，又击败了陈州西的西华黄思邺军，于是黄巢从陈州周围撤军，退至陈州北的故阳里。五月，连日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黄巢军营为水所漂，又听说李克用大军将至，遂奔向汴州。当黄巢军从中牟（今河南中牟）北汴河王满渡口渡河时，李克用乘势袭击，义军大败，死伤万余人，尚让率其部下投降了时溥，别将李谠等人投降了朱全忠。义军损失惨重，黄巢率残兵败将向东北逃去，李克用又追杀到封丘（今河南封丘）。这时又遇大雨，黄巢只收集散兵近千人，冒雨东奔兖州。 六月十五日，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至瑕丘（今山东兖州），黄巢与唐军“殊死战，其众殆尽”，与其外甥林言走至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今山东莱芜西南）。这时，林言见大势已去，“惧追至并命”，于是便乘机杀了黄巢及其兄弟妻子。林言持黄巢等人首级欲向时溥献功，在路上却遇到沙陀博野军，他们杀了林言，将林言及黄巢等人首级一并献于时溥。 黄巢从揭竿而起至失败身亡，历时十年之久。他的活动北起山东，南至广东，西至陕西，转战南北，纵横全国十二省，推动了各地的农民斗争，沉2《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 《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僖宗中和四年。重地打击了唐朝的腐朽统治。黄巢打着“天补平均大将军”的旗帜，表明了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这对后世的农民战争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四十七章数学隋唐时期，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编制历法、开凿大运河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等实际需要，数学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数学著作已明显增多，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有27种，宋初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35种。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李淳风等对于十部算经的整理和注释、王孝通《缉古算经》关于三次方程的工作、二次内插法的创立、实用算术的发展和计算技术的革新，以及数学知识的普及、中外数学交流的扩大等等，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节数学教育据历史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数”作为“六艺”之一，成为贵族子弟必修的一门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当时还有世代相传掌管天文历法和通晓数学的所谓“畴人”。但是数学知识的延续和发展，主要依靠私授家传。如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就称得上是数学世家。隋唐时期，在数学教育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在国子监内设立算学馆，并相应地在科学考试中设有明算科。如隋朝国子寺设立“算学”，置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招收学生八十人，进行数学教育。唐沿隋制，国子监亦设置“算学”，但其设于何时则有两种说法。一说为贞观二年（28），“是岁大收天下儒士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唐会要》也有类似记载，并且提到唐太宗多次亲临国子监视察，“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另一说则称，“唐废算学，显庆元年复置”2。从唐初百废待兴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总体情况来看，大致应是，贞观初设“算学”，后曾一度撤销，而在显庆元年（5）又在国子监内重新添设算学馆。 唐代算学馆由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3，共招收学生三十人，分为两组，学制均为七年。学习内容主要是十部算经，其中一组十五人学习《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和《五经算术》，另一组十五人学习《缀术》和《缉古算经》。按当时规定，《孙子》和《五曹》共限习一年，《九章》和《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和《夏侯阳》各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此外还要兼习《数术记遗》和《三等数》。 与此相应科举取士还设置了明算科，考试内容主要从十部算经中选题，护女任务帖吧考试合格者可分配从九品以下的官职。然而，终唐之世数百年间，封建统治者对于数学教育兴废无常，算学馆有时设置有时停办，隶属关系也常有改变，有时属于国子监，有时又属于秘书局或太史局，如显庆元年（5）设算学馆，仅过两年多，于显庆三年（58），因算学等“事唯小道，各擅专门，有乖故实，并令省废”，取消了算学馆，并把算学博士以下人员转属太史局。龙朔二年（2）又重设算学馆，而学生人数减为十人，翌年再使“算学隶秘书局”2。此后，“算学”仍时有兴废，大约在晚唐时，明算科考试也被取消了。这种情况当然对数学发展是不利的。隋唐以后在国子监创设算学馆，进行专业数学教育，科举考试中设立明算科选拔数学人才，这毕竟是我国历史上的创举。但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重经史轻理工的风气长期盛行，因而数学教育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在唐代国子监中，有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六个学馆，其中国子学有学生三百人，太学、四门各有学生五百人，而算学仅有学生三十人，后来又减为十人，并且只招收社会地位不高的人家的子弟。明算科科举及第以及学数学的人又只能得到很低的官职，如国子博士是正五品上，而算学博士却是品位最低的从九品下，算学博《贞观政要》卷七。 2《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 3《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 2《唐会要》卷六六。 士与助教也只能拿到最低的月俸，因此“士族所趋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3，“明经”和“进士”仍然是多数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3《通典》卷十三《选举》。 第二节算经十书唐代国子监算学馆采用的教材，是由国家统一编订的。据《旧唐书·李淳风传》载初唐时，“太史监候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唐会要》广文馆条则称，显庆元年（5）十二月十九日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奏置，“令习李淳风等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分为二十卷行用”2。李淳风曾任朝议大夫、将士郎、承务郎、轻车都尉、太史丞、太史令、秘阁郎中等官职，著有《晋书》和《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以及《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法象志》等。 据新旧《唐书》和《宋史》等史籍记载，李淳风等编订和注释的十部算经，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和《缉古算经》，后世称为“算经十书”。后来北宋元丰七年（084）秘书省刻印算书时，《缀术》已经失传，因而只刻印了九部，并且据考证，其中《夏侯阳算经》并非原著，而是唐代中期的《韩延算术》。由于此书卷上第一章引用了夏侯阳的一句话而被误认为《夏侯阳算经》。南宋嘉定六年（23），鲍澣之在福建汀州学校主持翻刻北宋本九部算经时，又补入从杭州七宝山宁寿观所藏道书中发现的徐岳《数术记遗》一卷，并且辗转流传到现在。93年中华书局出版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 现在有传本的《算经十书》每卷的第一页上都题有“唐朝议大夫、行太史令、上轻车都尉臣李淳风等奉敕注释”字样，实际上只有《周髀》、《九章》、《海岛》、《张丘建》和《五经算术》五种还保留有李淳风等的注释，并且已非全貌，其他几种都已失传了。在李淳风等关于算经十书的校订和注释工作中，就天算内容而言，其《周髀算经注》水平较高，特别是修正了经文和赵爽、甄鸾注中的一些缺陷，作出了较大贡献。例如，根据实际观测，指出《周髀》等古代天算家认为南北相距千里、日影长度相差一寸的传统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据此推算得出的天文数据自然也是错误的；提出用两根标竿（古人称为“表”）测量时，应根据地势高低不同对日高公式作适当的修正并提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指出赵爽所修改的二十四节气八尺高表的日影长度，用等差级数计算也与实际不合；逐条校正了甄鸾对赵爽《勾股圆方图注》的种种误解，这对于后世读者有很大帮助。 李淳风等对其他算经的注释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如在《九章算术》“少广章开立圆术”中，引用了祖暅关于球体积计算的研究成果，保存了珍贵的史料。《缀术》失传之后，幸有李淳风等的记述，才使后人能够了解到祖氏父子的球体积公式和祖暅公理等中国数学史上的重要成就。对《海岛算经》的注解，则详细指明了解题中的演算步骤，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及后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李淳风等人的注释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例如，赞扬祖冲之圆周率“更开密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刘徽割圆术的重要意义，认《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2《唐会要》卷六五。 为“徽虽出斯二法，终不能究其纤毫也”；在《九章算术》有关圆面积的问题答案下，添加“按密率”计算所得答案，结果使后来不少人误认为“约率”22/7是祖冲之的“密率”；总的来说，李淳风等人对算经十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注释，这些算书又被采用为数学教材，从而使这些反映唐代以前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情形的最重要的原始文献得以流传至今。 《九章算术》方田章圆田术李淳风等注。 第三节《缉古算经》与三次方程唐代立于学官的十部算经中，王孝通《缉古算经》是唯一的一部由唐代学者撰写的。王孝通主要活动于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他出身于平民，少年时期便开始潜心钻研数学，隋朝时以历算入仕，入唐后被留用，唐朝初年做过算学博士（亦称算历博士），后升任通直郎、太史丞。毕生从事数学和天文工作。唐武德六年（23），因行用的傅仁均《戊寅元历》推算日月食与实际天象不合，与吏部郎中祖孝孙受命研究傅仁均历存在的问题，武德九年（2）又与大理卿崔善为奉诏校勘傅仁均历，驳正术错三十余处，并付太史施行。王孝通所著《缉古算术》，被用作国子监算学馆数学教材，奉为数学经典，故后人称为《缉古算经》。全书一卷（新、旧《唐书》称四卷，但由于一卷的题数与王孝通自述相符，因此可能在卷次分法上有所不同）共二十题。第一题为推求月球赤纬度数，属于天文历法方面的计算问题，第二题至十四题是修造观象台、修筑堤坝、开挖沟渠，以及建造仓廪和地窖等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施工计算问题，第十五至二十题是勾股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开凿运河、修筑长城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等土木和水利工程施工计算的实际需要。 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伏寻《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术。至于上宽下狭，前高后卑，正经之内阙而不论。致使今代之人不达深理，就平正之间同欹邪之用。斯乃圆孔方枘，如何可安。臣昼思夜想，临书浩叹，恐一旦瞑目，将来莫睹。遂于平地之余，续狭邪之法，凡二十术，名曰《缉古》。”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和研究成果。《缉古算经》涉及到立体体积计算、勾股计算、建立和求解三次方程x3＋ax2＋bx＝（a、b和，非负），建立和求解双二次方程x4＋ax2＝（a、，为正，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四次方程）等数学内容。这类问题与解法大多相当复杂，就当时数学水平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国子监算学馆要学习三年，学习年限仅次于祖氏父子的《缀术》。例如该书第三题，假如从甲、乙、丙、丁四县征派民工修筑河堤，这段河堤的横截面是等腰梯形，已知两端上下底之差，两端高度差，一端上底与高度差，一端高度与堤长之差，且已知各县出工人数，每人每日平均取土量、隔山渡水取土距离、负重运输效率和筑堤土方量，以及完工时间等，求每人每日可完成的土方量，整段河堤的土方量（即河堤体积）和这段河堤的长度、两端高度、两端上下底宽度，以及各县完成的堤段长度等。前两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算术问题，后两个问题则要经过较复杂的推导和几何变换归结为建立和求解形如x3＋ax2＋bx＝的三次方程。在《缉古算经》第十五题至二十题等属于勾股算术的问题中，王孝通还创造性地把勾股问题引向三次方程，并与代数方法结合起来，扩大了勾股算术的范围，发展了勾股问题的解题方法。在中国数学史上，《缉古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介绍开带从立方法的算书，它集中体现了中国数学家早在公元七世纪在建立和求解三次方程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西方，虽然很早就已知道三次方程，但最初解三次方程是利用圆锥曲线的图解法，一直到十三世纪意大利数学家菲波那契才有了三次方程的数值解法，这比王孝通晚了六百多年。王孝通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十分得意。他在《上缉古算经表》中批王孝通《上缉古算经表》，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中华书局93年版。评时人称之精妙的《缀术》，“曾不觉方邑进行之术全错不通，刍甍方亭之问于理未尽”，由于《缀术》已经失传，王孝通的说法是否正确，已无从查考，但想来恐有失偏颇。他还宣称，“请访能算之人考论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谢以千金”，这又未免有些过于自信。以后，宋元数学家创立了天元术、四元术和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第四节二次插值法二次插值法（又称二次内插法）的创立，是隋唐数学的又一项重大成就。插值法是根据两个自变量的已知函数值求这两个自变量之间各自变量对应函数值的近似计算方法。这种方法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例如，在天文观测中，人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进行观测，因此只能得到日月五星某些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利用这些观测记录推算日月五星在其他时刻的位置，就要用到插值法，这对于天文计算特别是日月交食的推算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在《周髀》和《九章》中就已有了一次插值（或称线性插值）公式。东汉末天文学家刘洪制订《乾象历》，为计算月球在近地点后＋s日的共行度数，采用了一次插值公式f（＋s）＝f（）＋s△，其中为月球在近地点后运行的整日数，f（）为对应的月球位置函数，0＜s＜，△＝f（＋）－f（）。此后，曹魏杨伟、姚秦姜岌、刘宋何承天、南齐祖冲之等各家历法计算月行度数时也都采用了这种算法。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观测精度的提高，天文学家不仅发现了月球视运动的不均匀性，而且也发现了太阳和五星视运动的不均匀性，也就是说，日月五星的视运动并非是时间的一次函数。为了编制更好的历法，特别是为了精确计算合朔和交食时刻，何承天、祖冲之以前所长期采用的一次插值法，误差太大，已经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中国天算家开始了新的探索。 隋开皇二十年（00），天文学家刘焯在他所编制的《皇极历》中，在推算日月五星视运动度数时，首先创用了等间距二次插值公式flsflslslsl,+=++++——2△△△△△△其中l为相等的时间间隔，求太阳视行度数时，l是一个节气的平均日数，求月行度数时，l为一日，0＜s＜l，f（t）是时间t的函数，表示日月五星的运行度数。当l＝时，上式可化为fsfsssl,+=++-△△22其中△＝△，△2＝△2为各时间点上相应的一级差分和二级差分。这个公式实际上就是后来著名的牛顿插值公式的前三项。这种方法比以前所用的一次插值法精密，利用这个公式计算所得到的历法精确度也有所提高。可惜的是刘焯《皇极历》这部较先进的历法当时并未颁行，直到唐代李淳风才将其计算方法引入《麟德历》中。 由于各个节气之间的时间长短实际上并不相等，即历法中的各个节气是不等间距的，日月五星的视运动也不是匀变速运动，因此用刘焯公式计算的结果仍然存在较大的误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提高历法的精确度，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又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大衍历》（727）中创立了不等间距二次插值公式ffsftsllsllsllll+=++++——+.è÷△△△△△△22其中f（t）为已知值，l，l2表示不同的时间间隔。此外，有些学者认为一行还提出了等间距三次差插值法的近似公式，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就插值算法本身而言，一行算法与刘焯算法实质完全相同，其分别仅在于以平气或定气为时间间隔的不同2。这些看法究竟是否合适，尚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刘焯和一行的二次插值法影响很大，并且继续有所发展，如晚唐天文学家徐昂编制《宣明历》，在推算太阳和月亮行度时提出了更为简便的插值公式，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一行和刘焯的结果。后来宋元数学家又相继创立三次插值法和高次插值法（招差术），在公式内容与形式上已与牛顿插值公式完全一致，更加圆满地解决了与之相关的数学和天文计算问题。 严敦杰《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科技史文集》（第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978年版。2王荣彬《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插值法构建原理》，见曲安京、纪志刚、王荣彬《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探析》，西北大学出版社994年版。 第五节实用算术的发展与敦煌算书唐代中期以后，普遍推行“两税法”的赋税制度，经济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此相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进行计算的机会大量增加，从而产生改进和简化筹算算法的迫切要求，促进了实用算术的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以《夏侯阳算经》名义流传至今的《韩延算术》，是一部可供地方官吏和平民百姓学习数学知识和计算技术的实用算术书。全书共三卷八十三题，书中收集和征引各家算法及当时法令，保存了宝贵的数学史料。其中记载有将筹算多位数乘除转变为单位数乘除的算法，把要摆放上中下三层的筹算简化为在一个横列里演算。如乘数为35，就可以先乘5，然后乘7。除数为2，可以先折半，然后再除以。当乘数首位是时，又可以“以加代乘”。如乘数是4，可用“身外添四”法，即被乘数不动（这相当于该数乘以0），然后再退一位加上该数的4倍；乘数是02，可用“隔位加二”法，除数是2，可用“身外减二”法，等等，都在被乘数或被除数筹式本身上进行演算。对于更多位数的乘除，可用类似的方法去处理。如果乘数或除数的首位数不是，还能采用各种方法将它化为，然后再来计算。这种算法叫做“求一”或“得一”算法，当时曾受到不少数学家的关注。据史籍记载，晚唐天文学家边冈“用算巧，能驰骋反复于乘除间。由是简捷、超径、等接之术兴，而经制、远大、衰序之法废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学者在简化数字计算方面的成果及其影响。中唐以后乃至宋元时期，改革和简化筹算算法的工作一直在继续着，并且不断有所进展，其中许多成果还被后来的珠算术所吸收，直到珠算完全代替筹算，这一工作方告结束。涉及筹算改革的专门书籍，除《韩延算术》外，还有陈从运《得一算经》七卷，“其术以因折而成，取损益之道，且变而通之，皆合于数”，江本《一位算法》2卷，龙受益《算法》2卷、《求一算术化零歌》卷、《新易一法算范要诀》卷等，但可惜的是这些著作都已失传了。 据史籍记载，庸宋之际数学著作为数不少，而传留至今者则不多。十九世纪末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历史文献。在这批文献中包含有四种写本算经2《算经（并序）》卷、《算书》和《算表》，这三种现藏法国国立巴黎图书馆；另两部《算经（并序）》卷，其内容与巴黎藏本完全相同，实际上是同一本书，此外还有《立成算经》一卷，这三部书现藏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以上四种算书大致说来可能成书于中晚唐或五代时期，是研究这一时期数学的重要史料。《算经》序中提到“凡算者正身端坐”，“盖意明情乐者，安有不成哉”，等等，在战乱时期一般不会有如此平和的心境，书中还有“又据大唐令文”字样，关于大数记法和度量衡制度与《孙子算经》相同，另外此书有三个抄本，可见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因此《算经（并序）》有可能是唐中期的作品。《算表》标明是五代时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写本。《算书》载有男丁给米，养马给粟，造袍用绵，城楼用兵，石车钩弩，领军出征等问题，显然适应于军事计算的需要，因此这部书可能《新唐书》卷二八《历志》。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宋史·律历志》。 2详见李俨《中国古代数学史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93年版。以下敦煌算书引文，均转引自此书。写于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立成算经》关于大数记法和度量衡制度趋于简约，与《孙子算经》和《算经（并序）》有所不同，所列算法表也很简明扼要，便于查索，因此可能也是五代时的作品。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这四种算书所包含的数学内容主要有算筹记数法、大数记法、度量衡制，以及乘法口诀、四则运算、面积、体积计算和算表等，其中所载算题及乘法、乘方、累加和田亩等计算用表，有些很有实用价值，为唐以前算书所未见。这些来自民间的算书，反映了唐宋之际民间数学教育和数学知识应用的真实情况。 第六节中外数学交流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流传，印度的一些天文学和数学著作也传入中国，并且有了中文译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算法》3卷，《婆罗门阴阳算历》卷，《婆罗门算经》3卷，但这些书早就失传了，现已无法查考其具体内容。唐代还有一些印度天文学家在当时的司天监工作，主要有瞿昙、迦叶和俱摩罗三家，尤以瞿昙家族的成就最为突出。如著名天文学家瞿昙悉达，曾担任过太史监等官职，编撰有《开元占经》20卷。在这部书所收的《九执历》中，他所介绍的印度数学知识有印度数码，如用9个数码符号表示9个数字，用点表示空位或零，但该书仅用方框表示而没有写出这9个数码的具体写法，以致印度数码未能在中国流传下来。印度数码亦于中世纪传入阿拉伯国家，后又传入欧洲，经过书写形式上的演变，从而形成了现在世界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瞿昙悉达介绍的印度数学知识还有圆弧量法、间隔为3°45′的正弦函数表等。其圆弧量法是把圆周分为30度，每度分为0分，与古希腊人的弧度量法相同，而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分为度不同。但是，这些较先进的印度天354文算法，与中国传统的算法体系难以协调，中国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其算皆以字书（笔算），不用筹策。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初莫之辩也”。因而这些内容都没有被中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所采用。传入中国的印度数学，后来仅有大数记法与小数记法，对中国数学有所影响，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算学启蒙》中的“极”、“恒河沙”、“无量数”、“虚”、“空”、“弹指”等大数与小数名称，都来自佛教经典。另一方面，在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中，列举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四则运算、分数、三率法、弓形面积与球体积、联立一次方程组、负数、勾股问题、圆周率、重差术、一次同余组、不定方程问题、开方法和正弦表的造法等4项数学内容，用以说明有些与中国数学极其相似的问题和算法，后来又出现在印度的数学著作中，因此印度数学的这些内容很可能受到了中国数学的影响。当然这还需要寻找更确切的证据，中印数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数学是朝、日两国早期数学发展的基础，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朝鲜，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早在七至八世纪，便曾在“国学”（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内设立算学科，置“算学博士若助教一人，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其中所说《缀经》，当是祖冲之《缀术》，《九章》即《九章算术》，而《三开》、《六章》为何书则在我国古籍中未见记载。总的来说，其数学教育制度与所用教材，均与唐朝国子监算学馆相类似。十至十四世纪的高丽王朝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他们还多次派人来华采购各种书籍，其中也包括数学书籍。在日本，早在公元三世纪，日本就开始吸收中国的数学知识，而从六七世纪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起，中国的历法和数学就更多地直接或经由朝鲜间接地传入日本。日本于八世纪初设立学校，讲授数《新唐书》卷二八《历志》四下。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八《职官》上。 学，据日本养老二年（78）公布的《养老令》及其释义书《令义解》（833）记载，可知当时所用教材有《孙子》、《五曹》、《九章》、《海岛》、《六章》、《缀术》、《三开》、《重差》、《周髀》、《九司》等十部算书。其教职人员的设置、学生人数、学习内容和考试方法等也与唐朝国子监算学馆的制度相类似。宽平年间（889—897）藤原佐世奉敕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记录了当时在日本可以见到的各种书籍。在其中的“历数家”一门中，除记载了《周髀》、《九章》等秦汉以来的算书外，还记录了《六章》、《三开》等见于朝鲜书目的算书，此外也还有一些中国和朝鲜厉代书目都未载而仅见于日本的算书，如《九章私记》、《六章私记》、《新集算例》、《元嘉算术》、《要用算例》、《五行算术》等。这些著作中有些是中国人的作品，有些则可能是日本数学家在中国数学影响下而自行创作的作品。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直接行用中国历法，如《元嘉历》、《麟德历》、《大衍历》和《宣明历》等，这些历法中所包含的数学方法加二次插值法等自然也相应地传入了日本。 第四十八章天文学隋唐时期出现的大一统，有利于中国天文学继续发展。人才与资料集中于朝廷，国家财力雄厚，天文学家们能够利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天文新发现，推动历法的进步。他们还利用占有的大量资料，系统编纂出古代天文资料精粹汇编，写出许多新的天文学著作。另一方面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天文学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功能空前完善的新的大型天文仪器，推动了天文观测的发展。柳宗元的《天对》和刘禹锡的《天论》则在宇宙本原、宇宙生成和宇宙演化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论和自然观。隋唐时期天文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天文学体系，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走向成熟的风貌。 第一节隋代的历法杨坚在夺取北周政权的时候，“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在为他积极制造改朝换代舆论、宣扬符命征象的人士中，有一位略知历法的道士张宾。隋皇朝建立以后，最初沿用北周的《大象历》。为满足新朝改历的政治需要，张宾献上了对何承天《元嘉历》略加修改而成的《开皇历》，于开皇四年（584）颁行天下。但是曾担任过北齐历官的刘孝孙，以及名重一时的经学家和天文学家刘焯等都不赞成使用《开皇历》。他们清楚地看出《开皇历》的缺陷，如该历糟粕较多、术意不清、推算不准，特别是并未吸取《元嘉历》的优点，制历者不懂岁差，也不知道定朔，而这些问题早已分别为南朝的祖冲之和何承天所解决，因此，其历术明显地落后于当时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张宾倚仗皇帝的宠信，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攻击二刘“非毁天历，率意迂怪”，“妄相扶证，惑乱时人”，并将他们逐出京城。张宾死后，刘孝孙带着自己编的一部历法再次上京谋求改历，可是又受到与张宾一党的太史令刘晖的压制，后刘孝孙虽然进入司天监，却“累年不调，寓宿观台”，无法出头。后来孝孙抱书扶棺冒死上奏，于是引起隋文帝的注意，并命人经过实测比较后再决定是否改历。开皇十四年（594），经实测证明，刘孝孙的历法和参与实测的另一部张胄玄的历法，都比《开皇历》优越，孝孙提出先斩阻碍改历的刘晖，再议改历，但杨坚不肯，也不采用他的历法。不久后，刘孝孙去世。开皇十七年颁用了张胄玄的新历。 曾经看过孝孙历术的刘焯，对张胄玄的历法提出许多批评，指出其术文不少是抄袭刘孝孙的，历法也比较粗疏。他于开皇二十年（00）编成一部新的历法《皇极历》，希望能得到颁用。但张胄玄与太史令袁充编造了所谓“日长之瑞”的假天象，深得皇帝宠信，刘焯得不到，于大业四年（08）抱憾而终。大业六年，张胄玄修改了自己历法中的许多数据，颁布于世，为《大业历》。大业历的回归年长日，朔望月长日，采744用破章法，在40年中设置5个闰月，定岁差为83年冬至点西行一度，考虑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和月球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其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也十分精确，例如所定金星的数值是日，与今采用值相同，并将原定冬至点起虚五度改为起虚七度，使《大业历》成为隋代一部比较好的历法。事实上，没有得到颁行的刘焯的《皇极历》，是隋代出现的最好的一部历法。刘焯（544—0）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县）人，是隋初著名学者和杰出的天文学家，著有论述历家同异的《稽极》0卷，《历书》0卷和《五经述议》等。他所创制的《皇极历》将张子信发现的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历法，并提出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的数学方法，解决了采用定气法的计算问题。《皇极历》计算定朔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最早同时考虑日、月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定朔法。《皇极历》采用的天文数据也相当精确，如定回归年长度为日，朔望月长度日，采用破章法，在7年中设置249个闰月。又如定岁差率约7.5年相差一度，与今采用值接近。行星会合周期也很准确，如水星采用值5.878日与今值相同。由于皇极历成就突出，《隋书》打破只收颁行过的历法的框框，破例将该历收入《隋书》的《律历志》中。 第二节中国星官体系的完善三国两晋时期，陈卓建立起一个有283个星官、44颗星的星官体系，是一个既能区分甘、石、巫三家星，又按二十八宿划分的中国星座体系。此后南朝的宋、梁、陈等，都曾制造过按陈卓星官体系标示的浑天象；北朝孙僧化、庾季才等也有星象著述。隋文帝平陈以后将南朝的浑仪、浑天象及天文图籍都集中于长安，北周的庾季才、陈国的周坟等天文学家也入隋为官，他们又奉杨坚之命，参照各家星官，绘成星图。周坟与袁充等人还在太史局教授太史观生，学习星象知识。隋末唐初，又有李播写成《天文大象赋》，用诗赋描述全天星官。当时星官体系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调三家星的区分，使星空划分成为二元体系，而到了唐代已不像前代那样重视三家星的划分；另一个问题是在拱极区与黄道星空之间，还有两个区域比较空白，命名的星不够多，显得整个星空分布不够均匀。 开元年间王希明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他的著名作品《丹元子步天歌》既是认星歌诀，也是一个星空划分的新体系。《步天歌》一改既分三家星又分二十八宿的二元划分法，只按二十八宿划分星空，有时还用黑色表示甘氏星，黄色表示巫咸氏星，不加颜色说明的就是石氏星，从而醒目明了，但减弱了对三家星的强调。他又明确划分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并充实了围在三垣内的恒星的命名，使《步天歌》成为开创三垣二十八宿新体系的代表作。三垣二十八宿分区法将全部星空划分成三十一个天区，是一种星官分布比较均匀、可分区认星的完整的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一直沿用到近代。《步天歌》七言有韵，介绍星官名称、星数和位置等，简明通俗，便于记忆，是后来天文学家初学天文时的必读之书，古人称誉它“句中有图，言下见象，或约或丰，无余无失”。例如关于柳宿的歌诀为“八星曲头垂似柳，近上三星号为酒，享宴大酺五星守。”将柳宿的星数、外形、周围星官的名称及星数都说得非常清楚。 星官体系的完善带来了星象知识的进一步普及。流传至今的唐代二十八宿铜镜，是星象知识在用具装饰中的应用，并赋予其一种神秘的色彩。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星图抄本，是当时人们重视星象知识的证明。敦煌星图，一说绘于八世纪初，一说绘于十世纪中。图上有350多颗星，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且星数最多的一份星图，现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除这些绘制有所依据的星图外，唐代还有许多表意性星图，如贞观四年（30）的李寿墓以及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章怀太子等墓，都有墓室天象图，图中绘有日月、银河及星象。甚至在远距长安的新疆吐鲁番，也有唐墓星图，但与长安的那几幅星图比较，少了表意性，多了装饰性，并且二十八宿图案经过艺术化处理。五代时期留存的吴越国墓室星图，更优越于上述星图，其二十八宿连同辅官附座有80多颗星，且星象相对位置比较符合实际天象。 席泽宗《敦煌星图》，《文物》9年第三期。 第三节天文仪器的复杂化和功能综合化隋唐时期天文仪器有许多新的创造。如隋文帝时耿询根据张衡制作过水运浑象的记载，重新制成一台不用人力的水运浑象，他还发明了马上刻漏，以作在行进中计时之用，世称其妙。他与宇文恺合作仿照北魏道士李兰的作品制作了称水漏器，这种称漏后来在唐代曾风行一时。 贞观年间天文学家李淳风制造出一台浑天黄道仪，这是一台很复杂的浑仪。这台仪器有三重环组，即仪、三辰仪和四游仪，李淳风的创造主要为其中的三辰仪。为了更好地测算太阳和月亮的运动，仪器上安装了黄道环与白道环。而增加两个圆环，就要解决仪器上的黄道与天空黄道在观测时刻的平行问题，要解决岁差改变黄道与赤道的交点问题，还要解决黄道与白道的相对位置和黄白交点移动的问题等等，所以这是一台大大复杂化了的仪器。浑天黄道仪于贞观七年（33）制成并为世所称赞，后将该仪置放在皇宫内的凝晖阁。 开元十一年（723），一行为改历实测天象，与梁令瓒研制了新的天文仪器，叫做黄道游仪。顾名思义，这是一台黄道环能在赤道环内游动的仪器。其基本原理与李淳风的浑天黄道仪相同，不同的是，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有一孔，用以固定黄道环，使黄道环能模仿古人所理解的岁差现象，不断沿赤道退行。一行用黄道游仪作了许多观测工作，为修订大衍历、推算交食等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数据。通过这台仪器对二十八宿天体位置测量的结果，还发现了恒星位置与古代测量值不相同。这种现象反映了岁差对测定天体位置的影响。 一行还和梁令瓒合作制造了一台水运浑天俯视图。据《旧唐书·天文志》所载，它的主体是一个缀有星象、赤道和刻度的铜球，铜球有轴可以转动，球外设置两个圆环，是为黄道与白道，环上分别有太阳与月球，日月可与铜球同时运行。该仪装在木柜中，并以木柜为地平，仪器半在地下，其运转以水为动力“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这台仪器除表演天象外还能报时，地平之上立有二木人，每刻自动击鼓，每辰自动撞钟，从而使这台仪器成为具有钟表和表演给定时刻的星象及日月位置功能的多功能综合天文仪器。水运浑天俯视图展现了盛唐时期天文仪器的风貌与特点，北宋苏颂、韩公廉等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创新，创制出举世闻名的水运仪象台。 第四节一行的大地测量创举古籍《周礼》说在地中测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周髀》将它发挥为“日影千里差一寸”。隋代刘焯就怀疑《周髀》的说法未经实测，不一定可靠，很希望用实测结果加以检验。他曾说“参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也无典说。明为意断，事不可依。”他提出的检验办法是“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超前显圣，效象除凝。”可惜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唐开元九年（72），一行受命制定新历，他考虑到由于全国各地昼夜的长短不同，看到同一交食的食分也不相同，这些具体数据都需要经过实测才能确定，日影是否千里差一寸，也是需要检验的。于是，他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其最南方的测点选在林邑（今越南中部），最北方的测点选在铁勒（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其间再设多个测量点，在各测量点上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和二分二至时正午八尺表的日影长度。在这次测量中，由一行领导、南宫说等人主持的、在河南四个测量点的测量结果最为重要。这四个点分别是白马（今河南滑县，地理纬度35°3′）、浚仪（开封西北，地理纬度34°8′）、扶沟（纬度34°3′）和上蔡（纬度33°8′），它们差不多在一条经度线上，测量的北极高度差实际上就是这四个地点的地理纬度差。由于丈量了四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得到南北相距52里270步，北极高度相差.5度，同一时刻日影相差2.寸，这一实测结果否定了《周髀》“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说法，同时，由于这一说法以前曾长期作为计算天地远近和天体大小的基本数据，因此，新的测量结果实际上也否定了过去奢谈宇宙大小的各种计算，从而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行... 24 《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 2《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 画商讨，凡虏之情为尽知之”3。 隋、唐两代的测量技术有很大发展。刘焯反对传统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错误说法，提出了新的测量方法。他上书给隋炀帝说“今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因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4他的方法很正确，可惜隋炀帝没有采纳。到唐开元十二年（724），在僧一行领导下，南宫说等人在河南平原上的滑县、浚仪、扶沟、上蔡四个地方以水准绳墨引度距离，测量太阳影子。结果“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余”。“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度”5。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在测量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现在才知道，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的实地测量。南宫说测得在河南一带，子午线一度的长度为里，比现在的测量结果0.公里相差3.公里，相对误差约.8％。 在李筌撰的兵书《太白阴经》卷四中，记载了当时用于测量地势的一套工具“水平”（即水准仪）、“照板”、“度竿”以及它们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同样的内容，在杜佑《通典》、曾公亮《武经总要》、李诫《营造法式》中都有转载。 3《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 4《隋书》卷十九《天文志》。 5《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一》。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984年版，第29页。第三节旅行家和游记唐代最著名的旅行家是玄奘（59—4）2，他于隋末出家，熟读佛经典籍，深究理义，发现佛教内部派别争论很多，理论上不统一，影响了佛教的发展。为了寻找权威佛教经典，贞观三年（29）他从长安出发，冒险偷偷地跟着商人越过国境，由西域去天竺（今印度）。途经瓜州、玉门关、伊吾（今哈密）、焉耆、高昌（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过葱岭北隅的凌山（今天山腾格里山穆素尔岭），经大清池（今伊塞克湖）南岸往西到货利习弥迦国（今卡拉卡尔巴克），又折往东南，出铁门（今巴达克山），过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和黑岭，来到北印度。在印度，他遍游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以及印度东南沿海地区，然后翻越雪山和葱岭，经疏勒、于阗、鄯善、敦煌，于贞观十九年（45）回到长安。前后花了十六年，跋涉五万余里，备受艰难。回国后，唐太宗要玄奘把旅行见闻写出来。贞观二十年（4），《大唐西域记》写成。此书由玄奘口述，辩机撰文，共2卷，约十余万字，记录玄奘亲自游过的一百十个和传闻得知的二十八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是唐代杰出的地理著作，主要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新的地理内容。我国自汉代起，就把昆仑山脉西部高山地区称作葱岭。《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有波谜罗川的地名，指出这是葱岭的一部分，“其地最高”。这是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中首次提到帕米尔（波谜罗）这个名称和地理概念。 2.对中亚、印度等国地理环境的详细描述，超过了以前的任何著作。 3.对某个地区的描述，既有自然地理的内容，又有经济地理内容。是今天研究中亚、印度一带的历史地理所必需的文献。 4.《大唐西域记》除去首尾两卷有中国地理内容外，其余各卷都是讲外国地理，是我国古代外国地理专著之一。 《大唐西域记》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陆续被译成法文、英文和日文。 王玄策也是著名旅行家。他于贞观十七年（43）、贞观二十一年（47）、显庆二年（57）三次出使印度，著有《西域行传》2一书，今失传。部分内容见于道世的《法苑珠林》，如卷二四引《西国行传》记载尼泊尔著名的阿耆婆弥池，比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的记载详细。可见，《西域行传》的价值当不减《大唐西域记》3。 我国第一个到过埃及并留下著作的旅行家是唐朝的杜瓖。他于天宝十载（75）随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今中亚江布尔）与大食军作战时被俘。此后，随大食军队西行，遍历阿拉伯各地，过了近十年的俘虏生活。后来，他获得了旅游非洲某些国家的机会，并于宝应初年（72）乘商船回国。归国后，写成《经行记》一书，今失传，仅有一千五百余字保存在《通典》中。此书是中国最早记载伊斯兰教义，记录中国工匠在大食传播生产技术，记载亚、非若干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的书籍，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评价。2玄奘生卒年有几种说法，此据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郦隶彬《大唐西域记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977年版。 2《西城行传》有多种异名，如《王玄策行传》、《西国行传》等，均见《法苑珠林》。3《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984年版，第39页。 有关部分已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 唐代由水路去印度求法的旅行家是义净。咸亨二年（7），他从广州出发，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部）至印度。在印度求法十年，又由海道至室利佛逝，停留六年，于永昌元年（89）回到广州。同年冬又去室利佛逝，六年后回到洛阳。义净前后在外旅行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在回国途中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及《大唐求法高僧传》，这是唐代记述南海最详细的著作，是研究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十九世纪末即被译成法文和日文。 元和四年（809），李翱去广州任职，从洛阳出发，循洛水入黄河，转汴渠，接山阳渎，经扬州，沿江南运河过苏州、杭州，又溯钱塘江转信江，渡鄱阳湖入赣江，越大庾岭，循浈水和北江南下，直达广州。全程走了一百二十四天。他用日记体裁记录了这次旅途经过，取名《来南录》。全文八百四十六字，有较高的地理价值。 《李文公集》卷十八。 第四节水文著作唐代在广德二年（74）以后，在长江上游已出现了记录长江枯水水位的题刻。 贾耽非常关心黄河上游的情况，于贞元十四年（798）完成了我国历史上以黄河命名的第一部著作——《吐蕃黄河录》。此书有文有图，记载吐蕃境内“诸山诸水”的“首尾源流”，0卷，今不传。 唐朝人对海洋潮汐的认识水平比前代有了提高。宝应、大历年间（72—779），出现了一部研究海洋潮汐的专著——窦叔蒙的《海涛志》，又叫《海峤志》。窦叔蒙，浙东人2，是一位民间科学家，其生平事迹不详。《海涛志》是我国现存的比较系统的第一部潮汐学专著，全书分六章，讨论了海洋潮汐的成因，海洋潮汐运动的规律，计算了相当长时期内的潮汐循环次数，对高低潮时的推算创立了一种科学的独步一时的图表方法，对一个朔望月里潮汐与月亮的对应变化作了生动的描述，指出了潮汐周月不等现象等等。 与窦叔蒙几乎同时代的封演，在《闻见记》中准确地记载了潮水涨落的逐日推迟3。封演和窦叔蒙在不同的正规半日潮地区进行着同样的观测项目，所得结果完全一样。 卢肇在《海潮赋》中提出了潮汐与太阳有关的论点，也是一个进步。但他过分夸大太阳在潮汐形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可取的。 《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 23《全唐文》卷四四○。 第五节地质矿物著作隋唐两代的矿物及矿产地，在《新唐书·地理志》及其他志书中有一部分记载，共有矿物约三十七种。《道藏》中记载炼丹原料的有梅彪的《石药尔雅》和佚名的《金石簿五九数诀》。在本草著作中有矿物药，这些都是隋唐主要矿物文献。 《石药尔雅》大约是元和元年（80）的著作，约五千字，讲炼丹原料并解释许多炼丹药物的隐名，如水银（澒）的隐名就有姹女、青龙、流珠、元水、铅精等二十多个。全书记载矿物五十多种，隐名却达三百三十五个以上。 《金石簿五九数诀》，约在麟德元年（4）成书2，记炼丹用矿物四十五种，每种矿物下面又记产地及辨认方法，全书约二千五百余字。 苏敬等人纂修的《新修本草》54卷，唐显庆四年（59）由政府颁行，收矿物药一百零九种。原书宋以后散佚，现残存2卷半。 地质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以颜真卿的《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最有名。他在今江西省南城县麻姑山发现螺蚌壳化石，认为这是沧海变桑田的遗迹。 袁翰青《化学通报》954年7月号。 2李仲均《地球科学主要著作系年》，984年油印稿。 第六节沿革地理著作杜佑《通典》的《州郡典》和《边防典》是我国最古老的沿革地理专篇。它打破历代正史地理志只记本朝的局限性，将一个行政单位的历史沿革由近及远地向上追溯，一般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体裁是杜佑的创造，继起者不少，以至形成了“十通”著作系列。 在《州郡典》的末尾，杜佑首次力辨黄河伏流重源说的错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边防典》卷，把历史上中国四邻的部落和国家进行综合叙述，突出边防上的作用，显示出地理形势，给后来研究国防史的人提供了方便。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982年版，第53页。 第七节堪舆著作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一个迷信派别——堪舆学开始盛行。隋代有僧令仙之术，唐初已有“五音姓利”说。唐太宗时，地理学家吕才按照太宗旨意，主持刊定阴阳书。在序言中，他批判了堪舆学中的迷信思想，指出禄命不可靠，丧葬和子孙的贫富、贵贱、寿数无关。吕才虽然对堪舆学作了批判，但社会上并不因为有人批判而减少信徒，新的堪舆著作不断问世。李淳风有《九星龙穴图》，丘延翰有《天机素书》4卷。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破长安，国师杨益，号筠松，仕至金紫光禄大夫，职掌灵台地理，乘世乱之机，窃取内府堪舆书籍逃奔江西，授弟子三人。其一曰曾智，智授廖禹及其甥赖文进（一作俊）。杨益一面授徒，一面著书。主要著作有《撼龙经》2卷，《疑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奥语》、《青囊序》各卷，《天玉经》4卷，《都天宝照经》2卷，《地理枢要》4卷，《记师口诀节文》卷。 宋濂《葬书释注叙》，载《琳瑯秘室丛书》一函。 第五十章生物学中国古代生物学基本上处于生物学知识的收集和积累阶段。某主要成就大多体现在对于动植物形态、生态和生命活动规律的实际观察与直观描述的范围之内，而较为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虽然如此，这种观察与描述的深度和广度仍在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使中国生物学呈现出令人叹服的多彩面貌。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复兴和医药学及农学的进步，人们对生物世界的认识更加扩大和深入，生物学知识日益丰富，对生物资源的考察和开发利用也有显著进展，从而为宋元时期传统生物学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基础。第一节本草学与生物学中国历代本草学著作大多包含有关于药用动植物的翔实记载，具有很高的生物学价值。隋唐以前，南朝梁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共收录药物七百三十种，是当时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药物学专著，但由于陶弘景生活在南北对峙的时代，局处江南，“闻见阙于殊方”，再加上个人著述，“铨释拘于独学”，其见闻与看法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谬误之处也为数不少。隋唐两代，国家统一，中外、南北、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跃，新发现的和海外传入的药物大为增加，用药经验也有了更多的积累，从而为编修一部较完善的本草著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高宗显庆二年（57），右监门府长史苏恭（原名苏敬）上表建议修订本草，唐政府随即指派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以及许敬宗、孔志约、许孝崇、李淳风等二十二人与苏恭一起进行编修新本草的工作。同时，唐政府还明令征集全国各地所产药物，要求绘出实物图谱，以供编书之用。显庆四年（59），苏恭等人将《新修本草》编撰完成，并由政府颁行全国。这部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 《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共54卷，分为本草、药图和图经三部分，收录药物八百四十四种，其中比《本草经集注》新增药物一百十四种，考辨和订正载录有误的药物四百多种。在这八百多种药物中，“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包含有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等生物药近六百种。在新增补的一百多种药物中，则有生物药九十多种，如薄荷、蒲公英、独行根（马兜铃根）、蓖麻子，外来药安息香、阿魏、龙脑香、胡椒、底野迦（鸦片制品）等。由此可见，《新修本草》中生物药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些药物的性味、产地、形态、采集时间、炮制方法、功效和主治等，有丰富的生物学内容。《新修本草》如同后人所说“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同异”2，编有药图25卷，图经7卷，其中绘有相当精确的各地动植物标本图样，以之作为按形态特征鉴别药物的依据。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所说的动植物园谱，在生物学上具有重要价值。动植物形态图的出现，可说是中国古代生物形态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新修本草》约在北宋末年佚失，敦煌曾出土残卷二片，现藏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另外日本仁和寺藏有日本天平年间的抄本。光绪十五年（889），傅云龙在日本将当时仅存的十多卷书抄录下来，后刻入《纂喜庐丛书》，此即现今可见的《唐本草》，遗憾的是图录已无存。 《新修本草》问世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本草著作，如孟诜《食疗本草》，王方庆《新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海药本草》等。其中唐玄宗时（八世纪）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对《新修本草》遗漏的药物进行增补，补录药物达数百种，有许多是南方民众习用的草药，为中国古代药用植物学知识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孟诜是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弟子，所著《食疗本草》，据今人辑本，其中已有一百六十多种关于植物类食物的记述，基本上包括了当时人们日常食用的粮油果蔬等栽培植物。例如当时刚刚作为普通蔬菜的牛蒡子、苋菜等，新引进的蔬菜白苣、菠菜、小茴香等，这孔志约《唐本序》，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2苏颂《本草图经序》，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些蔬菜新品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在培育和引种驯化栽培植物方面的进展。《海药本草》是一部记述国外引进药物的著作，其中如瓶香、宜男草、藤黄、师子草、海蚕、郎君子等药物，均为以前典籍所未载，使人们增长了许多新的药用动植物知识。该书记述的青木香、阿魏、肉豆蔻、瓶香、龙脑、安息香、诃梨勒、胡椒等，都含有挥发油，显示了唐代在认识与开发芳香植物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 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992年版。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992年版。第二节地区性和园林动植物著作隋唐时期，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对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开发，出现了对某一地区动植物的专门记述，这对于了解该地区动植物资源是很有帮助的。其中较著名的有房千里《南方异物志》、《投荒杂录》，段公路《北户录》和刘恂《岭表录异》。房千里的著作已失传，仅在《太平广记》、《说郛》等书中存有片段，可略知其含有很多关于南方动植物的内容。后两部书则主要是记载岭南地区的动植物。段公路为著名学者段成式之子或侄，所著《北户录》3卷，书中记载的动植物近五十种，如动物有犀、鹧鸪、蚊母、孔雀、绯猨、红蛇、红蝙蝠、蛤蚧、水母、红虾等，植物有桄榔、芜菁、甘蕉、枸橼、都念子、睡莲、水韭、无核荔枝、偏核桃、鹤子草、越王竹、指甲花等。刘恂在唐昭宗时曾任广州司马，后留居该地，所著《岭表录异》3卷，内容涉及今两广及越南北部地区的风俗物产，书中记载的动植物有八十多种，如动物有蚊母鸟、鸺鹠、韩朋鸟、鹧鸪、黄蜡鱼、竹鱼、鹿子鱼、魵鱼、石首鱼、比目鱼、石矩、蛤蚧、水母、两头蛇等，植物有鹤子草、野葛、山姜、竹、沙摩竹、倒捻子、榕树、桄榔、波斯枣、偏核桃、橄榄、枸橼子、龙眼子、椰子树等。这两部书重点描述了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活习性、产地及用途，都是重要的地区性动植物著作。 隋唐时期，园林建造非常兴旺，许多皇家和私家园林都很有名，其中搜集了大量观赏植物和珍稀动物，并且出现了王方庆《庭园草木疏》、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等专记园林植物的著作。如据《平泉山居草木记》记载，在李德裕平泉庄中有金松琪树、海棠、榧、桧、红桔、厚朴、香柽木、青神凤集、月桂、青飕、杨梅、山桔、温树、珠柏、栾荆、杜鹃、山桃、侧柏、南烛、椰柏、红豆、山樱、栗、梨、龙柏、重台莲、白莲、芳荪、罗浮桂、山茶、紫丁香、百叶木芙蓉、真红桔、四时杜鹃、相思、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牡桂、杜石、山楠、药树、天蓼、青柏、黄心栳子、朱杉、龙骨、笔树、楠木、椎子、金荆、红笔、密蒙、勾栗、木堆、山姜、碧百合等。这些植物大多是采自江浙和湖广一带的园林珍品，“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致其间”2。园林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人们深入观察和认识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在积累动植物引种驯化经验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著名学者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也是一部涉及大量生物学内容的重要著作。其中“广动植”、“支动”、“支植”等篇记载了许多动植物的异名、产地、源流，并对其形态特征等，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该书所记植物近二百种，特别是还记有唐代传入我国的龙胆香、安息香、波斯枣、巴旦杏、无花果、齐墩树（油橄榄）、波斯皂荚、■祗（水仙）、婆郍娑树、毗尸沙花、金钱花等原产外国的植物，并明确说明毗尸沙花和金钱花分别是在梁大同一年（535）和大同二年（53）传入我国的。《酉阳杂俎》中关于园林植物源流的考证，关于古代植物学术语的解释等，对研究古代生物学也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992年版。2张柏《贾氏谈录》。 第三节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隋唐时期在植物形态和生态方面的知识积累是相当丰富的。如刘恂《岭表录异》载“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弹丸。其实金色而叶绿”；“龙眼子，树如荔枝，叶小，壳青黄色，形圆如弹丸大，核如木槵子而不坚，肉白带浆，其甘如蜜”；朱槿（即扶桑），“其花深红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虽繁而有艳，但近而无香。暮落朝开，插枝即活”。作者对这些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才能作出准确和精彩的描述。 植物与其生长环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陆龟蒙《苔赋》提到“高有瓦松，卑有泽葵”，明确指出了旱生植物的瓦松和湿生植物的葵，生长环境是不相同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水韭生于水湄”，说的是睡莲是水生植物，水韭是水边生长的植物。此书还记载“地钱，叶圆茎细，有蔓，生溪涧边”2，地钱多生长在阴湿而富含有机质的地方。苏敬在《唐本草》中也指出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环境，如杜蘅“生山之阴，水泽下湿地”等3。上面提到的植物有水生的、低湿生的及旱生的，说明不同的植物对水有不同的要求。 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现代植物学证实，小麦发育要经过一个低温阶段后才能达到生育期。如果不经过低温阶段，小麦将停留在生长阶段而不能开花结实。这里说的地热，指的是广州气温高，冬天也很温暖，因而缺少小麦生长所需的低温。刘恂所述说明当时已观察到小麦在广州不能抽穗结实是由于地热的缘故，这是关于小麦生长规律的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结果。著名诗人白居易提到“忠州（今四川忠县）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白居易还在《大林寺桃花》一诗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他在《浔阳三题·湓浦竹》一诗中说“浔阳（南方）十月天，天气仍温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汾晋（北方）间，竹少重如玉”。由于海拔高度和地区南北的差异，气温有较大变化，因而植物的开花也有迟早，上面的记述表明，人们对这一现象已有清楚的认识。 对植物生态有影响的生物因子，主要是杂草、病、虫等。这一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如晚唐时的农书《四时纂要·二月》记载“种谷，是月上旬为上时。凡春种欲深，遇小雨，接湿种；遇大雨，待草生，先除草而后下子。”2这里强调了种谷，二月上旬为“上时”，遇大雨后要等杂草萌生时，先将杂草锄去再播种。这样做，一方面除去了田间杂草，另一方面这时播种的种子极易萌发，并且生长迅速，等杂草经过一些时间又滋生出来的时候，谷苗已经长得相当高了，在田间占有优势，从而使作物长势良好。嫩芽期的杂草竞争不过谷苗，生长受到抑制。这种做法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人们对杂草的生活习性已有一定的了解，并将其用于农业实践。对于农业害虫及其天敌，这一时2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 3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第2唐传载》，见《守山阁丛书》。 2韩鄂《四时纂要》，见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98年版，第49—50页。期也有不少记载。例如《酉阳杂俎》记有“开元二十三年（735），榆关有虸蚄虫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指出了害虫为害及其天敌除害的良好作用。《岭南录异》所载饲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则是古代生物防治方面最著名的事例之一。此书所载广南人养枭捕鼠，稻田里放养草鱼以除草肥田等，也都是基于对生物习性的认识而采取的防害增产的有效措施。 2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 第四节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隋唐时期关于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也有丰富多采的记载。在动物形态方面，如《酉阳杂俎》提到牛“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齿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2。指明了牛齿的生长情况。由于牛龄与牛的经济价值有关，而查看牛齿可简便地了解牛龄，所以至今仍以牛齿的生长情况和形态变化作为鉴定牛的年龄的主要依据。唐代兽医学著作《司牧安骥集》载，“大抵相马之法，当以形骨为先，旋毛排其一端耳”。书中将毛色分为十四类六十一种，并按旋毛的部位各定其专名，至今解剖学上也是以部位定名的。唐代《相牛心镜要览》列举了十多种不同的水牛角名称，如“龙门角”、“顺风角”等，并认为长有这类角的水牛均属良种水牛。《酉阳杂俎》记载“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载“鲤鱼从脊当中数至尾，无（论）大小，皆有三十六鳞”2，已细致地观察到鲤鱼的侧线鳞，并指出有三十六片，这是正确的，也是很不简单的。此书又指出“海獭生海中，似獭大如犬。脚下有皮如人胼拇，毛著水不濡。”3《本草拾遗》还较早记载“鲳鱼生南海，状如鲫，身正圆，无硬骨，作炙食至美”；“海马出南海，形如马，长五六寸”4等，指明鲳鱼和海马的形态和产地。鲸类属于胎生哺乳类动物，唐代已有认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鲸，“非鱼非蛟，大如船，长二三丈，色如鲇，有两乳在腹下，雌雄阴阳类人”。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说，“红蟹，壳殷红色，巨者可以装为酒杯也。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5。“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关于某些地区特产动物的这些记述，也很易于引起人们的兴趣。 动物有着多种多样的生态习性。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已观察到潮区动物与潮汐运动的关系。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数丸（一种小蟹），形如蟛蜞，竞取土各作丸，丸数满三百而潮至”7，这种现象是很有趣的。牡蛎固着生活，对于它利用潮水摄食的习性，古代学者早有观察和描述。如《岭表录异》记载“蚝，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蚝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蚝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将牡蛎摄食方式与潮水的关系作了非常明确的描述。 关于动物的共栖现象，如“鸟鼠同穴”等，在《尚书》、《尔雅》等古代典籍中，早已有所记载。在唐代则对海洋动物共栖现象有较详细的描述。如《岭表录异》载，水母与虾共栖现象，水母“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2。对这种现象在段公路《北户录》及陈藏器《本草拾遗》等著作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此7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 2转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第4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第37自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四。 5刘恂《岭表录异》卷下。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2刘恂《岭表录异》卷下。 外，唐代一些著作还提到窗贝与蟹的共生和蟹与螺类动物的共生。螺与蟹的共生体至今还可以从沿海地区采集到3。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适应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乌贼遇到危险释放黑墨是为了防卫的需要，《酉阳杂俎》写道，乌贼“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4。该书又论述动物保护色说，“凡禽兽必藏若形影，同于物类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鹰色随树”。这里指出动物界普遍存在着保护色，使动物便于进攻捕食或避免天敌，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段成式的这一论述是相当精辟的。 在某种特殊情形下，有些动物会表现出令人难解的反常行为，其奥秘也许还有待于人们长期的探索。例如鲸鱼“自杀”就是这种至今仍使科学家们感到困惑的动物异常现象。中国古代很早就发现了鲸鱼“自杀”现象。从《汉书》、《南齐书》到《新唐书》的五行志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都有关于长数丈乃至数十丈的“大鱼”在海滩上搁浅死亡的明确记载。至于鲸鱼为什么会“自杀”，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给出了一个很朴实的解释。他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提到“大鲸驱群鲛、逐肥鱼于渤澥之尾，震动大海，簸掉巨岛，一啜而食若舟者数十，勇而未已，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这段话把鲸鱼“自杀”现象说成是由于追捕食物，“贪而不能止”所造成的结果，这虽然不无可能，但也有些过于简单。然而在今天的科学家也还难以作出确切解释的情况下，柳宗元在一千多年前就有此一说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隋唐时期的古生物知识也有所进展。这一时期关于古生物化石有不少记载，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颜真卿所说，南城县麻姑山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2。这里已含有这些化石是由于海陆变迁的作用而形成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有这种认识，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种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989年版，第2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四。参见汪子春《动物生态知识的发展》，载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 2颜真卿《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颜鲁公文集》卷五。 第五节生物学的其他成就隋唐时期的生物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如作为植物无性繁殖的一种重要方法，这一时期对嫁接技术的认识和应用也有新的发展。这在韩鄂《四时纂要》一书中有所反映。该书《正月·接树》记载“接树，有取树本如斧柯大及臂大者，皆可接，谓之树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则地力大壮矣，夹杀所接之木。稍小，即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则地气难应”，“插了，令与砧皮齐切，令宽急得所。宽即阳气不应，急即力大夹杀，全在细意酌度”，插枝后，“别取本色树皮一片，阔半寸，缠所接树砧缘疮口，恐雨入”，“其实内子相类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向栎砧上，皆活，盖是类也”。在上述引文中提出了接树和树砧的名称，并指出砧木大小与嫁接部位的关系，即稍大的树留砧可以稍高，如离地近则地方太盛，会夹杀所接的树枝，树小要截得矮些，否则地气供应不上。这里已注意到砧木的生长发育与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及水分（即地力、地气和阳光）的情况，以及嫁接方式对其成活的影响。此外还特别提出要用本色树皮扎伤口，以减少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所谓“其实内子相类者”，实际上是指明了嫁接时要以树木的“类”为标准，这不仅在嫁接技术方面有了提高，而且从理论上总结出接树的原理，即亲缘关系相近的树都可以嫁接。这个结论为种间嫁接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四时纂要》关于同类的树都可以嫁接的记载，发展了《齐民要术·插梨》所载梨及柿的两种嫁接法，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一些重要农书如《种艺必用》、《农桑辑要》等都曾引用过《四时纂要》中有关嫁接的论述。 隋唐时期在大型真菌人工栽培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隋书》记有《种神芝书》卷，显然是有关真菌人工栽培的著作，但可惜早已失传。韩鄂《四时纂要》详细记载了两种栽培构树菌的方法，一种是“取烂构木及叶，于地埋之，常以泔浇令湿，两三日即生”，另一种是“畦中下烂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磓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三度后出者甚大，即收食之”2。这两种方法是真菌段木栽培法的雏形，是在充分了解真菌生长条件等生物学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关于人工栽培食用菌方法的记载。唐代以后，食用菌的人工栽培更为发展，至元代王祯《农书》又提出了我国首创的香蕈断木栽培法。 生物防治是一种成本低、效益高，并且无污染，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防治农林植物病虫害的极好方法。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唐代段公路《酉阳杂俎》都记载我国南方有一种蚁，比普通蚂蚁大，在柑桔上结窠，可防止柑桔为群蠹所伤。刘恂《岭表录异》明确记载“岭南蚁类极多，有席袋贮蚁子窠鬻于都市者，蚁窠如薄絮囊，皆连带枝叶，蚁在其中，和窠而卖。有黄色大于常蚁而脚长者。云，南中柑子树，无蚁者，实都蛀，故人竞买之，以养柑子也。”3据有关专家考证，这种蚁应为黄猄蚁。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桔树病虫害确实非常有效，至今仍为广东、福建一些地方的果农所采用。在生物韩鄂《四时纂要》，见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98年版，第22—2自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98年版，第88页。 3刘恂《岭表录异》。 学史和农学史上，黄猄蚁的利用是生物防治害虫的一个最古老和最著名的例子。国内外学者公认我国古代对这一事实的记载最早，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西方约早一千年。 第五十一章物理学第一节力学知识关于物体的位置、运动及参照物我国自先秦时代已经有关于物体的位置及运动的讨论。《吕氏春秋》中著名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这位楚人只考虑剑坠入水时剑与船的相对位置，“从其所契者入水”，当然他不可能找到坠入江中的剑。而《吕氏春秋》的编纂者们则正确地指出，“舟已行矣，而剑不行”。船在运动，因此落入水中的剑相对于船的位置时时在变化。在不考虑河水的冲力作用时，剑相对于河岸是静止的。显然，故事的编纂者是知道如何能找到剑的。从物理学意义上说，这里的问题是，要选择恰当的参照物，才能正确确定物体的位置和描述其运动的状态。 古籍中后来有许多讨论或论述运动的记载。晋人葛洪有“见游云西行，而谓月之东驰”的论述。束晳又说“仰游云以观月，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2这就是说，以云作为参照物，月亮是运动的；以船作为参照物，则河水是运动的。《隋书》的这段记载肯定了束晳的看法。隋唐时期，人们对于运动的相对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重心与平衡我国古籍记载，先秦时期就有了一种叫做“欹器”或“宥坐之器”的器物，当注水于这种器物时，“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3。欹器的制造一直流传到隋唐以后。隋代，耿询就曾制造和进献欹器4。唐代，马待封制造了盛酒的欹器5。李皋也制造过，“皋尝自创意为欹器，以髤木上出五觚，下锐圆，为盂形，所容二斗。少则水弱，多则强，中则水器力均，虽动摇，乃不覆云”。这里以盛水多少表现出的水的力量的强弱，来描述其底锐圆的欹器盛水后的状态。“少则水弱”，即水少其重力不足以倾覆器物；“多则强”，即水多其重力强大以致倾覆器物；“中则水器力均”，即欹器年盛水适中时，水的重力与器物本身保持平衡。试图探究欹器盛水之后状态的原因，说明唐代人们对力和力的作用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被中香炉”是我国古代能工巧匠充分运用重心及平衡等物理学知识创制的。成书于晋代的《西京杂记》记载西汉时期“长安巧工丁缓者又《吕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览·贵因篇》。 《抱朴子》内篇卷七《塞难》。 2《隋书》卷十九《天文志》。 3《荀子》“宥坐”。 4《隋书》卷十九《天文志》、卷七八《耿询传》。 5《太平广记》卷二二六《伎巧二》。 《新唐书》卷八○《李皋传》。 为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它的结构特点是，“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这实际上是一常平架装置，“机环”由回转轴线相互垂直并交于一点的三个金属环构成，内环轴上悬挂炉体。由于各环转轴彼此制约以及炉体本身重心的影响，任何情况下炉体都不会倾倒。因此若在炉体内点燃薰香，香炉可置于被中，而不必担心香灰倾覆烧毁被褥。根据史籍记载可知，被中香炉至迟在西汉时已经发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陕西西安唐代遗址中曾出土制作精美的被中香炉和银熏球2。除被中香炉外，历代制作的类似装置亦用于取暖、娱乐等用途。而这种常平架装置，对后世航海和航空中不可或缺的仪器陀螺仪的发明，有重要启示。 对空气阻力、升举力和大气压力（压强）的认识唐代王冰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中指出“以物投井，及叶坠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气所碍也。”此处所述表明，当时人们已了解，物体在空气中运动时，受到空气阻力及气流的升举力的作用。王冰的注接着指出“虚管溉满，捻上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由是观之，升无所不降，降无所不升，无出则不入，无入则不出。”他做了两个实验一是把水灌进一根管子里，上口封闭并悬挂起，这时水不会从下口流出。二是要想把水很快地注入小口的瓶子里，是不可能的。可见王冰对管子和瓶子中水的出入以及水与气之间的升降关系进行了仔细的实验观察，并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这两个实验的结果都说明了大气压力的存在。 唐代杜佑对利用虹吸现象“隔山取水”有详细的叙述“渴乌隔山取水，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泄，以麻漆封裹，推过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于筒尾取松桦干草，当筒放火，火气潜通水所，即应而上。”2大气压强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利用虹吸现象来灌溉农田。尽管当时对虹吸的物理原理并无深刻认识，但是，密封竹筒、在筒尾烧干草、把水从低处引上来并且使水翻越过山，显然是总结了长期的实践经验的结果。 测定**的浓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用水浮法选种的记载。唐代，段成式写到关于莲子在水中的沉浮状态“莲实，莲入水必沉，唯煎盐咸卤能浮之。”3因莲子的比重比水的比重大，故入水必沉。但盐卤的比重比水的比重大，且盐卤愈浓其比重愈大。虽然当时人们不可能有关于比重与浓度等明确的科学概念，但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懂得，根据莲子在盐卤中的沉浮情况就《西京杂记》卷一。 2参阅史树青《古代科技事物四考》，载《文物》92年第3期，第47—52页；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载《文物》94年第期，第30—3帝内经·素问》卷十九《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2《通典》卷一五七《兵十·隔山取水》。 3《酉阳杂俎》卷十九。 可以知道盐卤的浓度。由于盐业生产在我国历来备受重视，所以检测盐卤的浓度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后世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力学知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隋唐时期，工程技术中常常要应用力学知识。在许多大型的木构建筑如宫殿、佛塔的建造中，在大型铸件的吊装及天文仪器的制造安装中，在桥梁（如隋代建造的著名的安济桥）和舟船的建造中，无一不应用力学知识。可惜当时没有系统叙述或总结这方面知识的著作。 第二节热学知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述及秦汉时期宫中曾有宝物“青玉灯”。唐代有一种很可能与“青玉灯”类似的，叫做“仙音烛”的器物。宋代陶穀在《清异录》中说到“（唐朝）同昌公主薨，帝伤悼不已，以仙音烛赐安国寺，冀追冥福。其状如高层露台，杂宝为之，花鸟皆玲珑。台上安烛，既燃点，则玲珑皆动，丁当清妙。烛尽绝响，莫测其理。”2此处所述，显然是因为蜡烛点燃后产生热气流，推动玲珑的花鸟模型转动，并发出叮当之声；蜡烛燃尽后，不再有热气流生成，模型停止了转动，声音也没有了。唐代人们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科学道理，故而把这些器物视为至宝。而这些器物之所以奥妙，也正是因为它们符合科学原理，它们能在距今一千多年前设计制造出来，确实令我们赞叹。 《酉阳杂俎》卷十。 2《清异录》卷下。 第三节声学知识振动、传声和共振人们久已注意到振动和声的各种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墨家就在战争中利用声学效应进行侦察。《墨子》“备穴”篇中记载了通过监听埋在地下的陶瓮中的响声，可以判断敌人挖洞攻城的位置和方向。 这种利用固体传声和气腔共振的方法，在历代一直被用于战争侦探。唐代，人们使用称为“地听”的装置。李筌在兵书《太白阴经》中记载“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辩方所远近。”杜佑亦有记载“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罂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2唐代，人们还懂得消除声共振即共鸣的方法。有一个关于唐开元年间太乐令曹绍夔的故事“洛阳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夔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设盛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或有效。乃力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鑢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我们知道，当振动体的固有频率与周期性变化的外力的频率很接近或相等时，振动体的振幅会急剧增大，这就产生共振或共鸣现象。僧房中磬的固有频率与斋钟的振动频率很相近，因此当敲击斋钟时，磬便发生共鸣。在磬被锉过之后，质量发生了改变，因而固有频率也发生了改变，磬就不再与钟发生共鸣了。 音律学由于文化的繁荣和中外交流的密切，乐器的制作和使用方面亦愈加精良和广泛。因此，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继续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探讨音律学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旋宫转调的问题。隋代刘焯、五代王朴等都作出过努力。王朴的新律是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一个音阶内其他各律的数值，使得清黄钟和黄钟的音高比值为二。这个方法实际上并未脱出三分损益法的框架，只是其结果在数值上与明代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很接近。 《太白阴经》卷四《战具类·守城具篇》第三十六。 2《通典》卷一五二《兵五·守拒法附》。 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又见于王说《唐语林》卷五补遗。 第四节光学知识反射和折射隋唐时期，对于利用多枚平面镜多次反射成像的现象进行了许多讨论。 唐初，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注解《庄子》“天下”篇时指出“鉴以鉴影，而鉴亦有影，两鉴相鉴，则重影无穷。”可以看出，当时对两枚平面镜之间的反复成像已有充分认识。至五代南唐时，谭峭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以一镜照形，以余镜照影。镜镜相照，影影相传。不变冠剑之状，不夺黼黻之色。是形也，与影无殊；是影也，与形无异。乃知形以非实，影以非虚，无实无虚，可与道俱。”这里谭峭不仅指出了“影”（即像）可在镜中再次成像，因而“影影相传”，会有无穷多的像生成；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平面镜所成之像与物完全相同，“形”“与影无殊”、“影”“与形无异”，因而无穷多个像也是完全相同的。 绝诗无双最新章节谭峭所撰《化书》中还有一段话“小人常有四镜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视者大；珠，视者小；砥，视者正；盂，视者倒。观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无大小，无短长，无妍丑，无美恶。”2这段话无疑也与光学成像有关。目前对它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所说的“四镜”是四种面镜，叙述的是人或物经这四种面镜反射后所生成像的情况。圭为凹面柱状镜，得到放大的虚像；珠为凸球面镜，得到缩小的虚像；砥为平面镜，生成正立的像；盂为凹球面镜，生成倒立的像。另一种观点认为“四镜”是四种透镜，圭、珠、砥、盂分别为双凹、双凸、平凹、平凸透镜，叙述的是人或物经这四种透镜折射后所生成像的情况。2色散与虹从古代起人们就注意到自然界的色散现象，如虹，并试图解释其成因。 到了隋唐时期，这方面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唐初，孔颖达的《〈礼记〉注疏》中写道“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可见当时对虹生成的情况已经观察得极为细致，结论十分科学，粗略地揭示出虹的成因。这种认识很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所以常见诸于唐代的诗赋题咏中，如“日影化为虹”（陈润《赋得浦外虹》）；“日照虹霓似”（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等。唐代张志和在《玄真子》中，除明确指出“雨色映日而为虹”之外，还写到“背日喷乎水成虹霓之状”3。这是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的日光色散实验，它直接模拟了虹霓现象，表明了当时人们已了解虹霓现象人为产生的方法。《化书》卷一《道化·形影》。 2《化书》卷一《道化·四镜》。 参阅王锦光、洪震寰《中国光学史》第00—0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9阅josepheedham，sieeadivilisatioihia，vol.4，arti，.7。3《玄真子》涛之灵。 第五节静电知识晋代张华曾仔细观察到“今人梳头、脱著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类似的情况也为唐代人们观察到。唐代段成式则记载，人们若在黑暗之中，对黑猫“逆循其毛，即若火星”2。此处所述的黑暗之中及黑色的猫，无非是为了看得更加明显而已。 《博物志》卷二。 2《酉阳杂俎》续集卷八。 第五十二章化学第一节炼丹术的兴盛隋唐两代以至北宋是中国炼丹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唐代，由于皇室姓李，便附托老子李聃为始祖，尊之为玄元皇帝，并把道教奉为国教。唐代帝王多宠信方士，迷信神仙方术，炼丹术得到了统治者的。同时，许多文人学者热衷于问道寻仙，炼丹制药，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炼丹家和内容丰富的炼丹著作。于是，中国炼丹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火法炼丹与水法炼丹都有很多新的成就；用药品种大为增加，所用植物药料开始增多；实验操作更为复杂，炼丹工具和设备从两汉所用比较简陋的土釜竹筒等发展到特制的铁质上下釜、水火鼎、铜桶等；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出土了一批炼丹药物和用具，从中可见这些药物和用具是相当精制和考究的；在理论上也趋于系统和完整，但失去了两汉时期那种较朴实的面貌，而更多地染上玄奥隐晦的神秘主义色彩。据梅彪撰《石药尔雅》记载，当时“有法可营造”的长生丹药就有九十八种，收录论述炼丹服食的书目则有九十七部。又据《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收录的《神仙养道术》记载，当时流行的药金达十五种。以上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炼丹术的兴盛情况。 炼丹家炼制的所谓“仙丹”，大多是含汞、铅、硫、砷的剧毒物质，吃了非但不能长生，反而会致人于死地。汉代诗人就有“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感叹，以后不断有人对此发出警告，但服食受害者仍屡见不鲜。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载，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皇帝如此，何况臣民百姓。当时一些大臣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等也都是因服食丹药中毒致死。白居易《思归》诗云“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元稹）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崔玄亮）夸药力，终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炼丹术的兴盛带来了不尽的悲哀。但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在当时和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炼丹家和炼丹著作。如孙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诜、陈少微、张果、玄真子、清虚子、楚泽先生、独孤滔等，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他们或亲自进行炼丹实践，或着意收录前人经验汇编成书，从而在探索自然现象、认识自然规律、制备新的物质和保存原始文献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化学和药物学的进展。 孙思邈（58—82），其著述以医学为主，今存《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其炼丹著作多已失散，现仅存《太清丹经要诀》等。此书记有不少化学上的重要成果，如《伏雌雄二黄用锡法》一条，非常明确地介绍了用雄黄、金属锡制作彩色金（ss2）的方法雄黄十两，末之，锡三两，“铛中合熔，出之。入皮袋中揉使碎，入坩埚中，火之。其坩埚中安药了，以盖合之。密固，入风炉吹之。令锅同火色，寒之。开，黄色似金”。赵匡华《化学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990年版，第32—33页。 《古诗十九首》，见南朝梁萧统《文选》。 《太清丹经要诀》“伏雄黄用锡法”，见《云笈七签》卷七一。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制得二硫化锡的明确和详实的记载。今人的模拟实验表明，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方案。用此法制彩色金也较后世阿拉伯和西欧炼金家采用硫磺、硇砂的方法简便。因此它无疑是世界古代化学史中的一项卓越成就。2陈少微，也是著名炼丹家，生平不详，有学者推测是玄宗时人3。他所撰写的《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和《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砂妙诀》，是两部重要的炼丹著作。《九还金砂妙诀》详细记述了丹砂的产地，第一乃至第七返的各种灵砂的制法。书中所载竹筒式抽砂炼汞（即从丹砂制水银）的方法尤其别致。这种方法是“先取筋竹为筒，节密处全留三节。上节开孔，可弹丸许粗，中节开小孔，如筋头许大，容汞溜下处，先铺厚蜡纸两重，致（置）中节之上。次取丹砂研细，入于筒中，以麻紧缚其筒，蒸之一日。然后以黄泥裹之，可厚三分，埋入土中，令筒与地平。筒四面紧筑，莫令漏泄其气。便积薪烧其上，一复，令火透其筒上节，汞即流出于下节之中。”这段文字清楚地叙述了这种操作简便、效率较高而成本很低的竹筒式炼汞装置和抽汞过程。陈少微在此书中提到的“销汞”法（即用水银和硫磺制取丹砂的方法）及其他一些丹法也相当详细。如在销汞法中，关于汞硫用量、火候掌握、操作程序、出现的现象，以至最后汞“化为紫砂，分毫无欠”的结果等，都有准确、细致的记载。从一定意义上说，把这些内容誉之为很有价值的化学试验记录并不为过。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在制取红色硫化汞时所达到的高度工艺水平。 同时代的著名炼丹家还有张果，就是民间所传“八仙”中的张果老，玄宗时人，大约生活在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中期，生平不详。他著有《神仙得道灵药经》、《丹砂诀》和《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洞大神丹砂真要诀》记述丹砂的产地、形状、性质都非常详细，其中提到用“汞一斤，硫黄三两”制成紫砂，其内容与陈少微《九还金丹妙诀》相类似。这里汞、硫两物的重量比为00∶9。而根据丹砂（硫化汞，hgs）的组成计算，汞、硫重量比是张二人把硫磺的量加多，是因为硫磺容易燃烧而遭到损失的缘故，这是很有道理的，说明当时制造丹砂确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太清石壁记》，作者楚泽先生，事迹不详。据《新唐书·艺文志》载，此书为隋开皇时著名炼丹家苏元明撰，唐肃宗乾元年间剑州司马编纂。书中记载的“艮雪丹方”，即为锡汞齐制法。此外还记载有制“水银霜法”，其飞炼要诀中所用药物为水银、盐、朴硝、太阴玄精和敦煌矾石。经模拟实验判明，如此飞炼所得的“水银霜”是升汞（hgl2）或甘汞（氯化亚汞，hg2l2）与升汞的混合物。3这是我国现存古籍中制得升汞的最早记录。有些学者认为用这一方法制炼出来的水银霜是亚汞而不是高汞，因此应把水银霜改为水银粉（轻粉）才符合事实。另外，唐代水银霜是常用的内服药，并用作化妆品，2赵匡华、张惠珍《中国金丹术中的“彩色金”及其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98年第期。3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94年版。 曹元宇《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979年版。 2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 3赵匡华、吴琅宇《关于中国炼丹木和医药化学中制轻粉、粉霜诸方的实验研究》，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985年版。 2张觉人《中国炼丹术与丹药》，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985年版。所以不可能是有剧毒和腐蚀性的升汞，孙思邈《千金翼方》所载《飞水银霜法》的制品，也只能是氯化亚汞（甘汞）2。王焘《外台秘要》所收西晋《崔氏方》“造水银霜法”时代更早，也确有可能制得氯化高汞，但因制炼条件较为复杂，能否实现，尚有待研究。 《黄帝九鼎神丹诀》是唐代一部重要的炼丹著作，书中含有丰富的化学知识。例如详细记述丹砂、雄黄、空青、矾石、朴硝等药物的产地及鉴别质量好坏的方法；记载了利用物质不同的溶解度来制取药物的方法，如利用朴硝和芒硝溶解度的差别来提取结晶硫酸钾等等，这种方法是前所未见的，是一项新的发明。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收录的“假别药作石胆法”，非常详实地记载了石胆的人工合成法“青矾石二斤，黄矾一斤，白山脂一斤。大铁器销铄使沸，即下真曾青末二斤，急投搅，泻出做铤，成好石胆。看矾石等刚溶不尽，即投曾青末和苦水使相得，泻著矾石中消溶。泻出作铤亦得也。”这个方法利用了绿矾（黄矾）与曾青之间的复分解反应，其实质与现代无机化学合成方法，几乎完全一致，也是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一项很出色的成果。 唐肃宗乾元年间（一说武后至玄宗时），金陵子撰《龙虎还丹诀》上下两卷。金陵子的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从他的道号来看，可能是今江苏人。《龙虎还丹诀》中对用砒霜点化白铜制取砷白铜的技术作了详尽具体的叙述。这是我国古代炼丹家的一项重要贡献。《龙虎还丹诀》还记述了十五种由各种铜化合物中提取“红银”（即红铜）的方法，甚至作了定量的研究。“炼红银法”的操作要领是将水银及少量水放在磨光的铁锅中，并投入石胆或曾青、白青等矿物原料，然后用文火加热到微沸，这时铁锅的铁将铜盐中的铜置换出来，通过搅动，铜与水银生成铜汞齐逐步固化而结成红银“砂子”，从而使铁锅不断**出新的表面。将红银砂子放在炼丹炉中加热，水银蒸发后就得到了红银（红铜）。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水法炼铜的方法。 除上述外，唐代还有不少炼丹著作，大多收入《道藏》洞神部众术类中，如《金石簿五九数诀》、《铅汞甲庚至宝集成》、《真元妙道要略》、《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修炼大丹要旨》、《太虚丹经》、《灵宝众真丹诀》、《涌泉匮法》等。其中也载有不少关于中国古代炼丹化学成就的珍贵资料，有的书如《金石簿五九数诀》还可能是翻译外国的或者由外国人撰写的作品。可惜的是对许多炼丹著作迄今尚缺少甚至无人进行深入的研究。 此外，唐代的医学和本草学著作中也记录了有化学意义的一些重要成就，其中有些与炼丹术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孙思邈的“飞水银霜法”，又如《唐本草》记载的“银膏”制法用白锡、银箔和水银合成之，“凝硬如银”，这是世界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补牙合金。此书还叙述了氯化铜的制法“以光明盐、硇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其制银粉法，也很神妙，大致过程是用汞把银箔化成银汞齐，再加入硝酸钾、食盐并研成粉末，加热后汞即升华，再用水淘洗便得到了银粉。另一方面，通过炼丹所得到的化学药物，在医学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其中有些丹药具有提毒、拔脓、杀菌、消炎等显著功效，有些则是治疗疥癣、湿疹等皮肤病的良药，现在仍然应用于临床，这也是炼丹术的重要贡献。 第二节火药的发明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最伟大的发明和最杰出的贡献。火药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于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火药的基本成分是硝、硫和炭。而硝石、硫磺和含碳物质则是古代炼丹家所常用的药物。其中硝石是火药的关键原料，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已利用硝石。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的医方里已有硝石，西汉司马迁《史记》亦载名医淳于意曾用消石（即硝石）治病，在《神农本草经》中，硝石被列为上品药。硝石也是一种主要的炼丹药剂。早期丹经《三十六水法》就着重介绍了硝石在水溶液中对丹砂、雄黄、云母、石英等矿物的化学作用。中国使用硫磺大约始于西汉。《神农本草经》将硫磺列为中品药，说它“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早期炼丹术著作《黄帝九鼎神丹经》和《三十六水法》，已用到硫磺，称之为“石亭脂”。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地区开始从焙烧黄铁矿制取绿矾的窑顶上收集冷凝成液的硫磺。至于炭类，更是古代常常接触的物质。中国炼丹家对于硝、硫、炭类物质性质的认识和应用，为火药发明创造了条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常常使用硝石、硫磺、雄黄、雌黄和含碳物质等药料。而如果将这些药料混在一起加热，就有可能发生猛烈的燃烧甚至爆炸现象。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中的“饵雄黄方”就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配方。另外，炼丹家们还有一种“伏火法”。在古代炼丹术语中，“伏”的含意和目的还不是很清楚的，但大致上说，“伏”是驯伏，即降低某种物质的毒性或使不稳定的物质变得稳定，便于控制，以及制得相关的产品等。例如对硝石、硫磺、雄黄的伏火法，就可能是试图将它们通过加热或其他手段处理，以改变其易燃易爆的剧烈性质。唐代丹经中有不少这类伏火法。其中《诸家神品丹法》所引《孙真人丹经》内“伏火硫磺法”，一般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火药配方。孙真人即孙思邈，其法是“硫磺硝石各二两，令研。右用销银锅或砂罐子入上件药在内。掘一地坑，放锅子在炕内，与地平，四周却以土填实。将皂角子不蛀者三个，烧令存性，以钤逐个入之。候出尽焰，即就口上着生熟炭三斤，簇段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不用。冷取之，即伏火矣。”其中“皂角子烧令存性”，实际上是生成炭。这个配方包含了硝、硫和炭这三种黑色火药的基本成分。也有学者认为这段话并非《孙真人丹经》的内容。2唐元和三年（808）清虚子撰《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记载有“伏火矾法”。其内容为“硫六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热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这是与《诸家神品丹法》所录同类的实验。有人认为这才是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火药配方。在中唐时期托名晋郑思远所撰的丹经《真元妙道要略》中提到“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并告诫说硝石，“生者不可合三黄等烧，立见祸事”。“蜜”加热易成炭，“三赵匡华《化学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990年版，第42—43页。 《道藏》洞神部众术类《诸家神品丹法》。 2郭正谊《火药发明史料的一点探讨》，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985年版。 黄”，指硫磺、雄黄和雌黄，在火药发展史上，这两条材料尤为重要。因为前面提到的关于火药配方的两条记载，只是说明该配方中含有硝、硫、炭三种成分，并没有说明会不会引起燃烧或爆炸，而在古代炼丹实践中，丹炉起火或爆炸的事件是时有发生的，只不过未把所含药物记录下来而已。在以上两条记载中，实际上已经把硝石、硫磺和炭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物就是原始的黑色火药。这两条记载也说明，至迟在中唐时期，中国炼丹家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火药有剧烈燃烧和爆炸的性质，这已是炼丹家实践经验的总结。当然，这一阶段关于火药只停留在对其性质的认识和对其危险性的防避上，至多不过在医药上有所应用。直到晚唐五代时期，火药才被作为自觉的和有意识的研究对象，从炼丹家的丹房里传入军事家手中，成为战争中威力强大的重要工具。从此之后，关于火药乃至火药武器的研制才真正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 第五十三章医学隋唐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系统全面整理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出现了若干大型专著；二是与国际之医药交流，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突出发展；三是朝廷的关心，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第一节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隋唐时期，无论朝廷或医学家们都对基础医学理论研究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例如隋代统治者组织医药学专家集体编撰大型医方著作《四海类聚方》达一千六百卷之巨，还组织太医博士巢元方等集体编撰专门论述病因、病理、症候的巨著《诸病源候论》。是书列载病症一千七百余条，分述各科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变化、体征与症候等。由于这部书之宗旨是论述诸病源候的，所以一般均不涉及治疗之原则和方法。但其中也有一小部分病症例外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和手术治疗问题。这部专著不满足于传统的“千般疾病，不越三条”的病因学说，而是更加重视实际观察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对传染病共性的认识和不同传染病的特点的描述，对疾病之分类或某些疾病的特点的记载，以及对医疗技术创造发明的重视等，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论述。例如强调疥疮治疗要“虫除病愈”，条虫病因是生吃牛肉所得，漆疮因个体素质关系，外伤肠断必须进行肠吻合术治疗等等，学术水平都明显超过了前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中国医学乃至日本、朝鲜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作为重要的中医典籍而得到广泛的引证和发挥。 关于《黄帝内经·素问》的研究，在隋唐时期也有新的重要进展。如王冰继南朝梁代全元起注释《内经》之后，次注《黄帝内经·素问》，使其难懂的文辞和欠明了的医理，得到注释和阐发，从而扩大了《内经》的影响及其在医学上的推动作用。此后一千多年来的数百家《素问》研究者和注家，都是以王冰次注本为蓝本的。 第二节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隋唐以来，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外来药物使用经验日益丰富，而旧本草“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鈆锡莫辨，橙柚不分”等，存在的错误相当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药也十分混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医药学家苏恭（原名苏敬）在个人修订本草的基础上，于高宗显庆二年（57）上书请求朝廷详定本草。苏恭的请求得到唐高宗的赞同，于是征召医药科技等名家二十二人进行本草学的修订。为了编好这部书，朝廷命令天下郡县将所产地道药材按实物绘描成图，与标本一并送上。同时制定了统一收录删节的原则，即“《内经》虽阙，有验必录；《（名医）别录》虽存，无稽必正。”此外，还要求“下询众议”，“定群言得失”，征询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于显庆四年（59）完成了修订任务，定书名为《新修本草》。全书共五十四卷，包括正经二十卷，目录一卷；又别立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目录一卷。共收药八百五十种，分药物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九类。书成后颁布全国。这是我国由政府主持，动员全国力量编撰，并由政府颁行全国的第一部药典。其时代远早于国外的药典颁行年代。 《新修本草》也称《唐本草》，可以说是集唐以前本草之大成，完成后除颁行全国作为医学用药的准绳外，并列为国家太医署的教科书。本书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迅即受到国外重视，日本、朝鲜的医药学教育也都以此为课本。这部著作不仅广征博引，而且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成就，如记载用白锡、银箔、水银制成齿科汞合金填充剂等，这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孔志约《新修本草·序》，见《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95年版。第三节孙思邈和《千金方》孙思邈《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是我国早期的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幼年多病，为筹汤药之资而家产罄尽，但攻读经史百家著述和研习医药之志不改。自谓“青衿之岁，高尚药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在医药学的钻研上，更是坚毅刻苦严肃认真，“至于切脉、诊候、采药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志学之岁，驰百金百徇经方”。因此，孙氏终于取得了卓越成就，为发展中国医药学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博极医原，精勤不倦；广采众方，百年不懈。先后撰成《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孙氏尝谓人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命名自己的著作。《千金要方》分二百二十三门，列医方五千三百余首，按妇产、小儿、五官、口腔、传染病、杂病、外科、急救、食治、养生、诊断、方剂、针灸等分科叙述，有理论，有经验，内容十分丰富。《千金翼方》完成在《千金要方》后三十年，是孙氏为补充“要方”之不足而编撰的，是《千金要方》的姐妹篇，所以二者的体例基本相同。后世医家认为孙氏的两部《千金方》是我国早期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这是很有道理的。譬如重视妇幼保健，以丰富的经验总结和在理论上强调并促进妇产、小儿独立设科，重视按各科每一种疾病逐一叙述对本病的理论认识和各家治疗经验等，在许许多多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上明显超过了前人。如脚气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夜盲症、糖尿病、急性黄色肝萎缩、营养缺乏症以及免疫技术、咽部异物剔除技术、正骨技术、针灸技术等等，均为现代研究者所称道。《千金方》成书后，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国外如古今日本、朝鲜和现代的美、德、法等国，也很重视孙思邈学术思想和医疗道德的研究和继承发扬。 孙思邈《千金要方·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955年版。 第四节王焘与《外台秘要》王焘（约70—755），宰相王珪的重孙。王焘青少年时期多病，常与当时名医交往，逐渐对医学产生兴趣。后任职弘文馆，管理国家图书达二十余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努力攻读医药书籍，心得体会也日益增多。尤其是他深刻认识到以前中医学的重要缺点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此外，他在认真攻读医药书籍的过程中，每每摘录要义却苦于其书不注明出处而很难确知时代与作者。因而，他立志要改变上述缺陷，于是更加勤奋刻苦，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资料。其间，他虽然被迫离开弘文馆，贬守房陵，但其整理医药学文献，促进医学发展的意志坚定不移。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仍编撰医书，终于在天宝十一载（752）实现了心愿，将秘密枢要之方，编撰成书，命名为《外台秘要》。该书共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每门皆以《诸病源候论》、《内经》或张仲景学说之理论贯其首，并分卷别类收载各种病症治疗医方六千余首，有着明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其次，凡他所攻读的五、六十家之古方，或数千卷新撰，只要《外台秘要》引用者，皆一一注明出处。这是我国医学文献强调详注引文出处之始。因此，他被誉为我国古代整理医学文献的大师。由于王氏治学严谨，并且《外台秘要》所引用的医学著作多已散佚不存，所以《外台秘要》成为现代医学家研究唐代以前医学和据以辑佚、校勘古医籍的重要参考书。 第五节蔺道人与正骨医术蔺道人，已不知其名。九世纪中，唐统治者推行废止寺院以促进僧侣还俗从事耕织的政策，蔺道人也由长安流落江西，隐名埋术，过着半自耕的生活。后来由于帮他耕种的彭姓老人之子，因打柴多处骨折筋断，又求医不愈之际，他用埋没多年的正骨医术为病人治愈了折伤，并由此名闻乡里。此后，他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这位彭老人，并以《理伤续断方》相赠，不辞而别。彭老人称蔺道人为仙，故将所得之书名之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理伤续断方》是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书，内容比较丰富，并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反映出我国在九世纪前骨伤科理论和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例如，“总论”中所叙述的诊断治疗方法和步骤，强调运用麻醉、拔伸之牵引，收入骨、捺正之复位，夹缚之小夹板固定，外敷内服药物及早期之全身和局部活动等，已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和实验研究给予了科学的论证。 第六节太医署和医学教育我国医学教育历来是以师带徒的传统进行的。六朝创始而隋唐继之兴办了医科学校教育，而且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唐太医署实际上是一座国家医科大学。其规模之大，学制之健全，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高，考核制度之严，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太医署属太常寺领导，除设太医署令、丞以及府、史、医监、医正等行政、教学管理人员外，下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以及药园等五个系。在医科之下，又分有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角法（理疗科）等五个临床治疗学科。教师则根据不同水平分有博士、助教、医师、医工等职务，博士、助教负责授课，医师、医工则多承担临床治疗教学的辅佐工作。当时在校师生员工等达到近四百人之多。在学制以及考核晋升方面，其规定也是很严格的。例如医科系之体疗是七年制，疮肿、少小是五年制，耳目口齿是三年制；对学生成绩的考核，月考由博士负责，季考由太医署令主持，年终或毕业考试则由太常寺丞主考。品学皆优者可提前分配任职，若不及格者则要降级且不得超过两年，否则则予除名。 在课程设置和分科重点教学方面，其制度也是比较严谨的。例如各科学生均须学习的医学基础课《明堂》、《素问》、《针经》、《本草》、《脉经》等，要求“皆使精熟”。在共同学完基础课之后，则分专科重点教学，即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在分业教习上，各科均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和明确的培养方法和目标。如药园在京师有良田三百亩，栽培种植药材以适应联系实际进行各科学生教学和培养药园师之需要。“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凡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花实，草石骨肉之类及有毒无毒、阴乾采造时月皆分别焉”，使学生能“辨药形，识药性”等。唐代除朝廷之国家医科大学外，地方也多办有医学校，其规模当然比朝廷要小，师生最多者二十人，并强调“各于当界巡疗”，“掌州境巡疗”，“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从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衡量，此等地方医学教育更有进步意义。 第七节国内外医药学术交流如上所述，中医学在隋唐时期已居于世界先进之列。但是，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医药学仍较落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交通的发展，中原与边远地区在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进一步繁荣。例如，与西藏地区，随着汉藏关系的改善和文成公主、金成公主之结亲，中医学大量传入西藏，并有多种中医典籍先后被译为藏文。松赞干布等还命令藏医、中医、印度医、阿拉伯医等编撰藏医学著作，其中影响最大者是宇陀·元丹贡布等编撰的《四部医典》，约成书于公元八世纪。是书内容丰富，是藏医、汉医和印度医学等在西藏综合发展的一次总结。是书被全译或节译为蒙汉文外，还有俄、英等文字，影响广泛，为世界藏学家较关注的一部藏医古典著作。在四川、云南、贵州的一些地区，也由于与内地的交流，使原来“只知卜巫，不晓医药”和“杖头挂食，遥以哺之”的落后习俗得到了改变。在北部和西北部，这种医药交流随着丝绸之路也繁盛起来。中医学和中医相继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得到发展，这些地区的医疗经验和药物也更多地传到内地，并为内地医家撰著所采用，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宝库。 隋唐时期国际医药交流更为广泛。隋唐以前，中国与国外的医药交流，特别是中医对国外的影响主要在日本、朝鲜，从隋唐时代起则与印度、阿拉伯等有了更广泛的往来。在繁荣的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医学仍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此期日本大量引进中国医学。他们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医药学，大量输入中国医药书籍，甚至将中国兴办的医学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等几乎原样搬到日本，并以《大宝律令》的形式形成制度。在此时期朝鲜医学也经历了与日本大致相似的情况，即朝鲜化的中国医学在朝鲜卫生保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佛教从印度大量传入我国以及广泛传布，印度医学也不断传入，并在隋唐医学的发展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汉译的印度医学著作，仅《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艺文志》等所收录者就有十余种之多。与此同时，在隋唐医学家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引用了印度医学的理论和方药等，可见其影响之广泛。中医学同时也传播到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印度等所谓的“神州上药”即指中药而言。 中国医学与阿拉伯医学在隋唐时期也有着较广泛的交流。一方面是阿拉伯国家所产的许多药物和香料药物大量运进中国，并为中国医药学家所接受和发展运用。另一方面是中国先进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医疗经验被传播到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有脉学、中药学等，也为阿拉伯医学家的著作所引用。据统计，此期与中国有医药交往的国家和地区约有二十多个，这对促进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第八节隋唐时医学家的批判精神隋唐时中医学所以取得较大的发展，与医学家们不泥古和讲求实际效果、敢于批评前人的错误是分不开的。例如服石求仙之风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盛极一时，隋唐时期在士大夫和统治者当中仍甚风行。如唐太宗、唐高宗、唐宪宗均迷信盲从、妄求长生之术，但坚决反对者亦复不少，如有人敢于当着唐太宗之面揭穿西域僧“能咒人使立死，复咒即生”的骗局，有人敢于现身说法，力劝高宗取消“合炼黄白”的念头等2。有的医学家观察到因服石中毒引起大量死亡和“石发”病等，所以更是积极地予以批判。巢元方批判了“寒食”（即服石）的流弊，孙思邈对于服石则坚决否定，指出“宁食野葛，不服五石”。而且要求“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3。在学术上，孙思邈虽然十分崇敬张仲景，但他并不因循张仲景“六经辨证”的学说，易之为“方证辨证”；陈藏器虽然尊崇《神农本草经》，但他对“食姜能使人愚”的说法提出了批评。甚至唐廷在官修本草中对《内经》等也公然提出“无稽必正”的原则。这些，对医学的发展有着解放思想的作用。在古代，统治阶级迫害医学家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如扁鹊为李醯所杀，华佗被曹操所害，虽然这反映了统治者的愚昧和残暴，但并未有公开之反抗。隋唐时期，被无辜杀害的医学家大多仍不敢申诉，但已能引起大臣们的同情和为之舍命反抗。如咸通九年（88），同昌公主因病久治无效而死亡，唐懿宗竟以为医药有问题，而将翰林医官韩宗绍、康仲殷处死，并将韩、康两家宗族枝蔓三百余人下狱。宰相刘瞻令谏官温璋上疏，以为刑法太过，不料竟遭贬斥。刘瞻又亲自上疏指出“公主久患危疾，医工无不尽其方术”，“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惊囚平人而结冤，此皆安不思危，忿不顾难者也”4。懿宗竟大怒，罢刘瞻相位。“璋叹曰‘生不逢时’是夜自缢而卒。”虽然还缺少资料证明因唐顺宗之死迫害过医学家，但从唐顺宗之母病死时遗命“侍医无加罪”，或可证明顺宗死亡时曾迫害过，而社会舆论则在后来为改变这种暴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参见《旧唐书》傅奕、叶法善、裴潾等传。 2《旧唐书》卷八四《郝处俊传》。 3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四，人民卫生出版社955年影印本。 4《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并见《旧唐书》卷一七七《刘瞻传》。《旧唐书》卷一六五《温璋传》。 第五十四章妇女第一节洗夫人洗夫人是广东南部越族人。梁武帝天监十一年（52）生于高凉郡洗氏家中。相传她本名阿英。隋时封为谯国夫人。《隋书》记载她家“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慧，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2。 梁大同元年（535），洗夫人二十四岁，与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结为夫妻。冯氏原为北燕苗裔，不为高凉人所信服。夫人来到后，诫约本族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她与冯宝处理诉讼案时，对本族犯法的人，也是依法办事，不徇私情。这样，冯氏在当地的威信建立起来，“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 梁太清二年（548），投降了梁朝的东魏大将侯景复又背叛梁朝，进攻梁都建康，围困台城。广州都督萧勃征兵援助解围，高州刺史李迁仕称疾不肯前往，却派人召冯宝。冯宝欲往，被夫人阻止。洗夫人说“刺史无故不召太守，必欲诈君共为反耳。”“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追君兵众，此意可见。”不久，李迁仕果然举兵反梁。洗夫人设计，请冯宝遣使传信李迁仕，说自己“身未敢出，欲遣妇往参”。李迁仕信以为真，便不加防备。洗夫人便亲率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赕”，前往大皋口。至灨石，突然出击，获大胜。李迁仕败走保于宁都。洗夫人与长城侯陈霸先的部队会合。出征回来后，她对冯宝说；陈霸先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人，我看他定能平定叛乱，你应该多多帮助他才是！这些见解，显示了洗夫人的善识时务和军事才智。 梁敬帝太平二年（557），陈霸先废梁，自立为帝，建国号陈。这时，岭南地区政局大乱。洗夫人安抚百越各部，并派自己的儿子，年方九岁的冯仆率百越首领去丹阳。陈武帝拜冯仆为阳春郡（今广东阳江一带）太守。 陈宣帝太建元年（59），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把冯仆召至高安，企图拉他一同反陈。冯仆派人告知母亲。洗夫人得知后说“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遂发兵拒境，率百越诸部与陈朝派来征讨的将领章昭达内外夹击，使欧阳纥军溃被擒。冯仆因洗夫人助平欧阳纥之功，被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治在今广东化州东北）太守。洗夫人被陈朝册封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赉绣幰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后在陈至德年间（583—58），冯仆卒。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师攻陷建康，陈朝亡。此时岭南一带未有归属，当地共奉洗夫人为“圣母”，以保境安民。隋文帝派江州总管韦洸安抚岭南，被陈将徐璒阻于南康。在广东，有陈东衡州（州治在今广东始兴县）刺史王勇“征兵据守”。因此，韦洸兵至岭下，“逡巡不敢进”。统帅隋师岭表，即岭南，指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之南。 2《隋书》卷八○《谯国夫人传》。 《陈书》卷十四《南康愍王曇朗传》。 的晋王杨广命令被俘的陈后主写信给洗夫人，“谕以国亡”，让洗夫人归顺隋朝。随信还有洗夫人当年所献犀杖及兵符为证。夫人见后，确知陈亡，于是她“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由于儿子冯仆已去世，决定派孙冯魂率部迎韦洸入广州。至此，岭南悉定。冯魂因被隋朝封为仪同三司，洗夫人被册为宋康郡夫人，隋文帝后来曾对大臣高颎、杨素说“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2。可见洗夫人的决断对全局影响之大。 隋开皇十一年（59），番禺将领王仲宣举兵反隋，围韦洸于广州，驻军衡岭。洗夫人派另一个孙子冯暄前去救围。冯暄因与王仲宣的部将、泷水（今广东罗定）豪门陈佛智关系亲密，迟迟按兵不动，贻误了军机。夫人发现后，大义凛然地将冯暄问罪下牢，改派另一孙子冯盎出讨叛军，与隋官军鹿愿会师，共败王仲宣。平息后，洗夫人披甲乘马，亲自护卫隋招抚专使裴矩巡抚各州，岭南遂定。这时，她已届八十高龄了。隋文帝为洗夫人的举动赞叹，特降敕书慰劳。独孤皇后也赐她一批贵重服饰。其孙冯盎因协助隋军平叛有功，拜为高州刺史，次孙冯暄也被赦，拜为罗州刺史。冯宝被追赠为广州总管、谯国公，洗夫人则被册封为谯国夫人。同时，“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 隋文帝仁寿元年（0），番州（即广州）总管赵讷贪虐害民，岭南诸部多有亡叛。洗夫人上书朝廷，予以揭发，使赵讷得到制裁。文帝降勅委托洗夫人招慰亡叛。她以九十高龄亲载诏书历十余州，宣述圣旨，抚慰当地民众。朝廷因洗夫人揭发赵讷及安抚民众有功，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 洗夫人把梁、陈、隋三朝所赠礼品，分三库保管，每逢过年过节，她总要取出展示在庭中。并对子孙们说“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 仁寿二年（02），洗夫人卒，享年九十一岁。谥曰诚敬夫人。 在《隋书》、《北史》中，均有谯国夫人专传。今人王兴瑞有《洗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对有关事迹多所考订。 2《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文帝开皇十年。 第二节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嫁给柴绍为妻。隋大业十三年（7） 李渊起兵反隋，密约柴绍到太原相会。柴绍感到偕妻子同行，有些困难。妻子说，您尽管走路，我自有办法。她送走柴绍后，就奔赴鄠县（在今陕西户县北），把在那里的庄田处理掉，散家财用以招募勇士，得到数百人响应。那时，鄠县一带有几支胡人队伍，各数千人。她派家奴马三宝一一说服，使他们都归顺入伍，后发展至七万人，声势大振，时称娘子军。柴绍与她各率部队，与唐军李世民的队伍在渭北会师。李渊称帝后，平阳公主多次因功受赏。 武德六年（23），平阳公主去世。唐高祖想以鼓吹送葬，主管人不同意，说这有违古俗，从来没有妇女用鼓吹送葬的。唐高祖却认为公主亲身经过多次战事，这难道是以前的妇女所有的吗？鼓吹是军礼，有何不可！平阳公主的葬礼最终还是使用了军礼。《旧唐书·柴绍传》有平阳公主的附传，《新唐书·诸公主传》也有她的传记。 第三节妇女书和宋氏姊妹妇女书，是指妇女写的作品和有关论述妇女的著作。隋唐时期，妇女书远较前代为盛，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妇人书仪》8卷，《妇人集》20卷，《妇人集抄》2卷，《杂文》卷为妇人作，《女鉴》卷，《妇人训诫集》卷，《贞顺志》卷，均不著年代。《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有妇女作品及有关妇女的著作多种，主要有《述圣记》，卷，大圣天后撰。《高宗实录》，00卷，大圣天后撰。《圣母神皇实录》，8卷，宗秦客撰。《则天皇后实录》，20卷，魏元忠等撰，刘知几、吴兢删正。《列女传》，00卷，大圣天后撰。《保傅乳母传》，卷，天后撰。《玄览》，00卷，天后撰。《妇人方》，则要录》，0卷，长孙皇后撰。《列女传》，7卷，魏徵撰。《孝女传》，2今内范》，0范要略》，氏女记》，嫔传》，宫朱氏女论语》，记杂载》，0卷，武后撰。《维城典训》，2枢要录》，0卷，大圣天后撰。《百寮新诫》，4卷，天后撰。《青宫记要》，30卷，天后撰。《少阳正范》，20卷，天后撰。《臣轨》2卷，天后撰等。 这些书大部分是武则天以“大圣天后”名义编写的书。其修书工作都是武则天个人权力的表现，既不反映当时妇女在文化上的要求，也无助于妇女在文化上的提高，所以尽管撰写数量很大，由于没有社会上需要的基础，几乎无一流传下来。唐代妇女著作传世者，仅有两种一是女道士鱼玄机的诗集，流传也不广，今有中华书局聚珍版行世。另一是宋若莘著、宋若昭注的《女论语》，这是一部流行较广的书，长期成为女学童的教材，同班昭的《女诫》共为妇女书中的名作。 若莘、若昭是贝州清阳（今河北清河东）人。父亲宋庭芬，世为儒学。 庭芬有才华，生五女，分别取名为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都很聪明。宋庭芬教授她们学习经史和诗赋。不及成年，五个女儿均能书写文章。若莘、若昭的文章尤其清丽淡雅，不追时尚。她们对父母表示，这辈子不嫁人，愿以学问使父母得以扬名。大姐若莘教导四个妹妹非常严格。她仿效《论语》，著《女论语》十篇，内容皆以妇女所尚。妹妹若昭加以注解，甚有条理。 贞元四年（788），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荐宋氏五姐妹。德宗将她们召入宫内，加试诗赋，并考问经史大义，深为赞叹。德宗能诗，每与侍臣作诗唱和，都要宋氏姊妹出席，德宗“高其风操，不以妾侍”，称呼她们为学士、先生。她们的父亲因此而授官，有俸料。 元和末年（约820—82），若莘卒，赠河内郡君。若莘自贞元七年（79）以后，一直掌管着宫中记注、簿籍。她去世后，穆宗又令若昭接管，并拜若昭为尚宫。宋家五姐妹中，若昭最通晓人事，宪宗、穆宗、敬宗三帝都称她为先生，六宫嫔媛和诸王公主驸马也都以礼相待，十分尊重她。后被进封为梁国夫人。宝历初年（825），若昭卒。 若昭故世后，敬宗又令若宪代管宫籍。若宪排行第四，她不但善文章，唐方镇名，辖境屡有变迁，建中初年（780）辖地相当于今河北内丘、隆尧以南，巨鹿、丘县、肥乡以西，涉县、邯郸市以北，山西浊漳、丹河流域和沁水、阳城两县地。 且有论议奏对之能，因在敬宗后，又深受文宗的重视。太和中（约830），若宪遭诬陷，被赐死。 宋氏姐妹在新、旧《唐书》中皆有传，被列入后妃传中。不同的是，在《旧唐书·后妃传》中，称“女学士尚宫宋氏”，在《新唐书·后妃传》中，则附在《宣懿韦太后》后，称“尚宫宋若昭”。 1 题记本卷论述公元90年至公元279年的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时期的历史，也是中国各民族又一次重新组合时期的历史。汉族地区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海贸易的畅通，边疆民族地区封建化的加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学术文化方面，文、史、哲、理均有巨著，且树新声。我们应该看到这时期有关的各民族在政治上都应有他们平等的地位，都各有他们对历史的贡献，而汉族在历史发展中则应保持他的主体民族的地位。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旧说简单地认为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混乱、分裂时期的历史，只能是皮相之谈，是不足取的。 本卷创议于984年。这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编写会议，讨论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建立了领导组织。在会议上，邓广铭同志指出，宋史研究，尤其是辽金史研究的现状，多年来受传统观点影响较深，契丹建立的辽朝是在宋朝之前，顺序本应是辽宋夏金，然而总是排为宋辽夏金，而且辽夏金史在中国通史中所占的比重过少。现在我们把顺序摆正，对辽夏金史也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不仅符合历史，也有利于民族团结。他还强调了处理好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王静如同志指出，写书与写论文的体例不同。在史料中，辽宋夏金有他们本民族的史料，但大量的还是汉文史料。他指出，国与族要分开。辽夏金国境内的居民仍然是以汉人为多数。要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意见一直是本卷编写的指导思想，但我们做得还不够。 程溯洛同志就本卷中不同民族的分写合写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分写基本上按照传统的写法，辽、宋、夏、金一个一个地写。合写是按各民族内部联系和时代发展的顺序写，这是比较好的写法，但编写时会遇到较多的困难。讨论结果，还是采用了后者。现在，我们是把这一时期的历史分为十四章，四个部分。第一章是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这是乙编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七章，这是乙编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辽宋及二者之间的矛盾，第八章至第十二章是乙编的第三部分，主要是讲南宋、金及二者间的矛盾。第十三章至十四章是乙编的第四部分，论述西夏及其他民族。这样的安排似乎比较清楚，对读者比较方便。 会议成立了编辑委员会，负责本卷的编写工作。编委会由陈述、程溯洛、陈振三位同志组成，陈振同志任主编，编委会下设编写组，由王静如、陈述、程溯洛、陈振等七位同志组成。 王静如同志，903年生于河北深泽。927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929年毕业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933年赴英、法、德等进行语言学、历史学及古代欧洲社会经济史、艺术史研究。93年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的研究员、导师、教授。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学术上涉猎广泛，对古汉语、语言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秦汉史、民族史、科技史等方面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932—933年撰著的《西夏研究》第—3辑为其代表作，曾荣获93年法国院士会东方学“茹莲（s·jvje）”奖金。是我国杰出的西夏学专家。他对中国古代民族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文字的研究也都有重要贡献。陈述同志，9年生于河北乐亭。929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935年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攻辽金史。939年晋升为研究员。此后先后受聘为东北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949年以后，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长（首届）。主要著作有《契丹史论证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契丹政治史稿》、《金史拾补五种》、《辽史补注》，辑校《全辽文》，主编《辽金史论集》—5集。 程溯洛同志，93年生于浙江温州，从935年起，相继就读于东吴大学和光华大学。938年入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94年毕业后又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向达、姚从吾先生学史。944年进入设在昆明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宋、辽、金史的研究，94年返北平。949年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宋史与维吾尔族史研究。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从事维吾尔族史与宋辽金元史的教学与研究。早期著作有《论拐子马与铁浮图》、《北宋联金攻辽始末》等。在50年代与冯家昇、穆广文合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成为我国维吾尔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70年代以后，历十年之功撰写《维吾尔族简史》一书的古代部分，晚年主要著作有《唐宋回鹘史论集》。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九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五节、第十四章第三节（回鹘）、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 王静如、陈述、程溯洛同志先后去世后，本卷编写工作的重担，就全部由陈振同志担当起来。 本卷主编陈振同志（曾用名沈继宏、陈高生），93年生，江苏海门人。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宋史专段）毕业，师从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专事宋史研究。980年为副研究员，987年为研究员。历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南京师大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著作有《简明宋史》（为两主编之一）等，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为辽宋西夏金史副主编之一）。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关于北宋前期的中书》、《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论保马法》、《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论宋代的县尉》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一、三节，第三章第一、三节和第四章；乙编综述部分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十章和第八章第三节，第九章第二、三节，第十四章第四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一、二、五、六目）、第三节，第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第五章第一、二、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节，第七章第一、二、三节，第八章第一、二、三、四、五节，第九章第一、二、三、四节，第十章第一、二、三节，第十一章第一、二、三节，第十二章第一、二节，第十三章第一、二、三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七、四十六、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章和第六十五章第一、二节。 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还有下列同志，依所写章节顺序介绍如下李桂芝同志，94年生于辽宁黑山。95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辽、金、元史和北方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辽金简史》、《新编中国通史》（合著）、《中国历史大事本末》（合著）等，主要论文有《五户丝制述略》、《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lt辽史·营卫志gt考辨》、《契丹郎君考》等。她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二节、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第八章第六节、第十章第四节、第十一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十三章第四节；丁编传记的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二章。 白滨同志，93年生于山西平定。9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夏文史研究工作。现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夏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参加《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编辑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寻找被遗忘的王朝》，合著有《文海研究》、《西夏文物》、《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译注》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乙编综述的第十三章第一、二、三、四节；丙编典志的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第八章第七节、第九章第六节、第十章第五节、第十一章第五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五节；丁编传记的第六十七章至第七十五章。 张博泉同志，满族，92年生于辽宁辽阳。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及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东北地方史稿》、《金史简编》、《金代经济史略》、《金史论稿》（合著，第一、二卷）、《女真新论》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一、二节，第十二章第一、二、三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节、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八节、第九章第七节、第十章第六节、第十一章第六节、第十二章第五节、第十三章第六节。 俞永炳同志，93年生于浙江萧山。984年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987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汉唐考古研究工作。曾参加了山西南部地区西周墓葬的发掘与研究；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测绘研究；河南、河北地区定窑、汝窑遗址调查；浙江南部三国—宋元时期窑址调查；浙江杭州南宋官窑遗址发掘与调查；江苏扬州古城发掘与调查等。99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访问韩国、日本，其间参加了六次国际学术讨论会；992—993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山丝路奖学金”，赴英国、法国、德国等学术访问，并从事唐宋宗教遗物研究。主要论文有《江苏扬州宋三城发掘与勘探》、《丝绸之路上的杨州唐城》、《宋辽金纪年墓葬塔基出土的瓷器》等，有《扬州古城发掘报告火云战神小说5200》、《中国古代文物典》等，翻译学术著作多篇。994年调至外经贸部国际经贸消息报社工作，现任副总编兼新闻部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孟古托力同志，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一节。 余大钧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二节。 魏良弢同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三节（喀喇汗王朝）。 祝启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五节。 尤中同志，云南大学档案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六节。 莫俊卿同志，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七节。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二节（三、四、七、八目）。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中国钱币博物馆副研究员。他们共同撰写了本卷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三、五、六、七、八、十节，周卫荣同志还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四十四章第二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二、四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二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九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八十八章，并审阅了本卷全部有关科技部分的稿件。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十一节、丁编传记部分第九十一章。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十二节。 凌光同志、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十三节。 关树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五节。 许春在同志，938年生于浙江奉化。9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和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一章至第十三章。 吴怀祺同志，938年生于贵州贵阳。9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978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导师白寿彝先生攻读史学史，98年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郑樵文集（校补）·郑樵年谱稿》及《郑樵评传》等，发表史学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百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第三十八章、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第五十三章第一和二节、第五十四章、第五十八章、第五十九章。张菁同志，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章、第四十八章。 余敏辉同志，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一章、第六十六章第二节。 范荧同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二章、第四十五章第一节、第五十五章第一节、第五十六章、第五十七章。 崔文印同志，94年生于河北乐亭，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中华书局编审。70年代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参与整理出版了《大金国志校证》、《靖康稗史笺证》等，发表有关历史文献学史的研究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三章、第四十五章第二节、第五十三章第三节、第五十五章第二节。 郭预衡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四章、第三十五章、第四十章、第六十六章第一节。 周少川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史学所在读博士研究生。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六章、第四十七章、第六十章。 关培红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编辑，在读博士研究生。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九章。 管成学同志，长春师范学院苏颂研究室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三章。 张秀民同志，北京图书馆印刷史专家。韩琦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第一节。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第三节、第九十四章。 陈继宏同志，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五章第三节。 汪晓勤同志，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讲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程妮娜同志，95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9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七十六章至第八十七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八十九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三章。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选图、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加了本卷图版的拍摄工作。 全卷文清如水，骨架分明。 邓广铭同志和杨翼骧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我们表示感谢。 白寿彝998.9.2.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第一节五代十国史料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旧五代史》，50卷，宋薛居正监修，开宝七年（974）成书，主要依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修撰，称《五代史》，也称《五代书》。后欧阳修以《五代史》不合“春秋笔法”，遂于皇祐五年（053）撰成《五代史记》74卷。史称前者为《旧五代史》，后者为《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流行渐稀，明初以后绝版。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以他书所引文字补充重编，其史料价值高于《新五代史》，《新五代史》亦有少数记载较详，但都略于“十国”。至于清陈鳣《续唐书》，是以后唐、南唐为正统的纪传体五代十国史，史料价值不高。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撰，自卷2至294，为五代十国编年史，共29卷。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取材于《资治通鉴》，条理明晰，便于检索，卷37至42的27目，专叙五代十国事。 《五代会要》、《册府元龟》《五代会要》宋初王溥监修，30卷。分类记载五代典章制度。 《册府元龟》宋王钦若等编纂，000卷，3部004门，保存了许多五代史料，部总序、门小序又常对五代各种典章制度进行概括性的论述，可补《五代会要》之不足。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亦有五代典制的记载。“十国”史料宋代记载“十国”的史书，以南唐为最多，如史虚白《钓矶立谈》、龙衮《江南野史》、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佚名《江南余载》等，而以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为著。 记载前、后蜀的有句延庆纂《锦里耆旧传》、张唐英撰《蜀梼杌》，记载吴越的有题范坰、林禹撰《吴越备史》。 综合性的有周羽翀《三楚新录》，记载荆南、楚、湖南事迹。佚名《五国故事》，记吴、南唐、前后蜀、南汉、闽“五国”，实为六国事。路振《九国志》原记九国事，张唐英补北楚（荆南），遂成十国史。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纪传体（有表无志）“十国”史；清梁廷枏《南汉书》，纪传体（无志、表）南汉史，两书汇集了有关史料，便于使用。文集、笔记史料五代有少量文集传世，如闽人黄滔《黄御史集》，吴越罗隐《罗昭谏集》，后蜀杜光庭《广成集》，以及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徐公文集·骑省集》，多有诏旨碑传等原始史料。笔记小说，主要有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孙光宪《北梦琐言》、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钱易《南部新书》等，也有有关五代十国的史料。 清代所编《全唐文》、《全唐诗》，都收录五代十国作者的诗文，便于检索有关史料。 第二节辽代史料《焚椒录》及其他辽人著作同中原历代皇朝一样，辽朝也重视国史的撰修。辽太祖时，曾置监修国史。圣宗时，设修史机构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和修起居注、日历等史官。“对其国史之努力，固不少逊金人，其成绩亦有足述者”。但以世事沧桑，朝代更迭，战争频繁，官私著述，流散殆尽。流传至今者，实属凤毛麟角。 自太祖以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以来，历太宗至兴宗先后编修了《始祖奇首可汗事迹》、《统和实录》、《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又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同时编著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乃命置局编修国史，至大安元年（085），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已具。天祚乾统三年（03），复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皇朝实录》70卷，是金、元撰修《辽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尚有私家著述《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辽四京记》、《契丹地理图》、《疆宇图》、《大辽对境图》、《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等，惜今只有目而无书。 2 辽朝契丹、汉臣多有诗文集，如辽道宗《清宁集》、耶律资忠《西亭集》、萧孝穆《宝老集》、杨佶《登瀛集》、李瀚《丁年集》等，都已不存。今存者有进士王鼎的《焚椒录》，记录了辽道宗皇后被诬致死的情况，为研究道宗朝政事和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辽人著述流传至今者，尚有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鉴》和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对研究辽朝的社会和宗教也不无裨益。《契丹国志》及其他宋人著作中的史料与辽为兄弟之国的宋人著作中，专记或涉及辽事者，为数颇多，为研究辽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专记辽事者首推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全书27卷，包括帝纪2卷，后妃、诸王、外戚、群臣列传7卷，书、表、语录、杂记等8卷。记录了契丹初兴、建国始末，搜集了与后晋、宋、西夏交往文书，今有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又有节本名《辽志》，摘取书中有关契丹初兴、部落、族姓、制度和风俗等内容，不分卷。 南宋李焘所纂《续资治通鉴长编》，为编年体北宋史，其中涉及辽事也多有记载，可考订《辽史》的舛误和补充《辽史》的不足。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50卷，记事起自宋政和七年（7），终于绍兴三十二年（2），在记宋金和战事时，对辽末形势，北辽和辽、冯家昇《lt辽史gt源流考》，见《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987年版。《辽史·文学·耶律孟简传》。 宋、金三方交往事也有较多记载。 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有契丹专传可资参考。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契丹人的早期活动、辽的建立和辽与中原五代各政权的交往以及辽朝某些制度的记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宋大诏令集》、《文献通考》、《通志》、《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武经总要·北蕃地理》以及宋人使辽语录、宋人行记、宋人文集、诸臣章奏等也多有关于辽朝史事的专门或零星记录。近年，贾敬颜教授对宋人使辽行程录作了整理、疏证，有《宋元人行记十一种疏证稿》（油印本），搜集了胡峤、晋出帝、王曾、薛映、宋绶、沈括等人的使辽行程录，所记为宋使所亲见，对研究辽代地理、风俗、军政制度等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辽史》按照中国历史传统，后继的朝代应为前朝撰修史书，以记录其君臣行事，政事得失。金朝曾两次撰修《辽史》，第一次在熙宗时，以耶律固主持纂修。后其徒萧永祺纂成75卷，未及刊行。章宗时，再次置局编修，以移剌履、党怀英等提控、编修，陈大任继成之，称陈大任《辽史》，仍未及刊行。陈大任《辽史》中当使用了大量辽时著述，时“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元修《辽史》时，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实录》尚存，是元修《辽史》的重要依据，今亦不存，有关资料赖元修《辽史》得以保存。 《辽史》是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元顺帝时宰相脱脱奉敕撰，卷，其中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另附国语解卷。在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实录》已佚的今天，它是所能见到的保存辽代史料最为丰富的史籍，是研究和学习辽史的主要文献。《辽史》中的部分志、表为其独创，内容相当丰富。如《营卫志》中记载了契丹人的部落族帐、斡鲁朵和行营捺钵；《百官志》记录了辽朝的北、南面官；《礼志》记载了汉礼和契丹礼仪；《仪卫志》记载了“国舆”、“汉舆”，“国服”、“汉服”，“国仗”、“渤海仗”、“汉仗”，不但保存了辽朝的大量典制，而且为研究契丹民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清人赵翼称“《辽史》立表最善”2，所列《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可补纪传之失，并可与纪传相互校勘；《游幸表》更体现了辽朝行国的特征。 金朝虽曾两次撰修《辽史》，终因体例未定，未能刊行。及至元朝修撰《辽史》时，屡经朝代更迭，文献散失已多，可资参考的资料已感匮乏。而《辽史》自至正三年（343）四月开局编修，次年三月成书，历时仅个月。时间短促，缺乏周密安排和详审考订，因而疏失、遗漏、重复、抵误之处所在多有，如纪年错误，记事矛盾、疏失，史事错误，译名混乱，一人两传等，因而使用时应与其他文献互证。《辽史》元刻本已失传，现有明、清和民国时数种版本。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辽史》标点校勘本，为目前通行的较好版本。 高丽曾为辽朝属国，与辽交往也很密切。明代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金史·文艺·党怀英传》。 2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984年版。 中也有大量关于辽朝和辽与高丽交往的史料。此外，明人杨循吉还著有《辽小史》，主要记叙辽政权的建立、更迭、西迁和帝位争夺，颇简略。 第三节宋代史料《宋史》、《东都事略》《宋史》元脱脱奉敕撰，49卷，至正五年（345）成书，主要依据宋朝国史、实录、日历、时政记等删削增补而成，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南宋后期尤疏略，向以粗疏芜杂著称，但保存史料丰富。 《宋史翼》40卷，清末陆心源以宋人文集、史书以及年谱、方志资料，辑补《宋史》未立传人物，补传78人（附传4人），可补《宋史》之不足。 《东都事略》30卷，南宋王称撰，纪传体北宋史，无志表，时称“信而有征”，少数史料为《宋史》所无或可纠《宋史》失误。 《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南宋李焘据国史、实录、家传、野记等修撰，淳熙十年（83）成书，广征博引，考证异同，保存大量史料，久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重编分卷，已佚徽宗、钦宗两朝以及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各一部分。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50卷，南宋杨仲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编撰，按朝各分事目，虽太祖、太宗、哲宗、徽宗四朝共佚8卷，另2卷亦残缺，仍保存了许多史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南宋李心传撰，高宗一朝编年史，据国史、日历、文集、碑传等修撰，约于嘉定元年（208）成书，保存了南宋初期及宋金战争史料。 《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南宋徐梦莘编撰，绍熙五年（94）成书，具载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宋金和战史料，全录或节录原文，尤为珍贵。《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会要辑稿》宋代至宁宗朝历朝修撰会要皆已成书，久佚。清嘉庆时徐松自《永乐大典》辑出，后经多人整理未能完成。93年据整理稿影印出版，为200册；957年再缩版影印，为八大册。分为7门，门下分目收录大量诏令、法令、奏议，虽多有残缺，但保存了大量宋代典章制度史料。陈智超将本书整理时的复文或误作复文而被删落的遗文约八十万字，整理为《宋会要辑稿补编》，988年影印出版，为一大册。 《文献通考》348卷，马端临编撰，元大德十一年（307）成书，分为24门，门下分目，为典制通史，下迄南宋宁宗朝，对宋代典制记载尤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南宋李心传撰，分甲、乙两集，各20卷，甲集分3门，乙集分2门，体例类同会要，分类记载嘉定以前典制、事迹。南宋李攸《宋朝事实》20卷，记北宋典制，体例亦近会要。 《宋大诏令集》、《庆元条法事类》《宋大诏令集》原为240卷，今存9卷，92年中华书局校印出版。传宋绶后人于南宋初编辑。存7门，分类辑录北宋八朝（无钦宗朝）诏令300余篇。 《庆元条法事类》存3卷，南宋谢深甫等奉诏编集，嘉泰二年（202） 编成，为当时现行法令汇编，也保留一些已不实行的北宋法令，存门，门下分类，排列敕、令、格、式、申明，“申明”载有时间，自元祐七年（092）至嘉泰元年。 《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诸臣奏议》50卷，南宋赵汝愚校园篮球录全文阅读辑，为北宋奏议分类选集，分2门4目，每篇奏议附有时间。 《历代名臣奏议》350卷，明黄淮、杨士奇辑。分4门，分类辑录，其中宋代奏议约占十分之七，许多为他书所未载。989年据邓广铭先生藏明永乐刊本影印，附有篇名目录和作者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传记类史料《名臣碑传琬琰集》07卷，南宋杜大珪编，共录碑传文254篇，传主22人，极大部分为北宋人。938年，燕京大学将其中《实录》附传27篇及已佚宋人文集的碑传文53篇，编为《琬琰集删存》。 《伊洛渊源录》4卷，南宋朱熹撰，录宋代理学人物27人的行状、墓志、家传或小传及有关文章、言行录，末卷为“无征述文字者”20人，大多有小传。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共58卷，南宋岳珂编，收集大量有关岳飞的原始资料和时人有关著作。王曾瑜的校注本征引书籍近两百种，更丰富了本书内容（中华书局989年版）。 《宋名臣言行录》共75卷，南宋朱熹、李幼武纂集，分前（即《五朝名臣言行录》）、后（即《三朝名臣言行录》，以上朱熹编纂）、续、别、外五集，共收北宋及南宋中期以前人物225人，列有简介或小传及言行等。此外，尚有南宋刘宰《京口耆旧传》9卷，记镇江（今属江苏）府属县25人传记；元初佚名《昭忠录》卷，记宋末近五十年间（宋元战争）死难人物30人；元吴师道《敬乡录》4卷，辑婺州（今浙江金华）属县人物，有宋人近40人；明初宋濂《浦阳（今浙江浦江）人物记》2卷，有宋人人，都保存了不少史料。 《宋元学案》00卷，清黄宗羲、全祖望编撰，立宋代学案、党案、学略84案（略），涉及约2000人，记述师承、传授，选录传记、著作、论述，汇集了宋代学术思想史的基本史料。 编年类史料《宋史全文》有《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等多种书名，3卷，宋元之际佚名编撰，编年体宋史。附佚名《宋季朝事实》2卷，保存了南宋后期的部分史料。 《宋太宗实录》80卷，存20卷，宋钱若水等奉敕撰，咸平元年（998） 成书，是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宋代实录。 此外，宋陈均《宋九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记北宋事；李■《皇宋十朝纲要》25卷，记北宋及南宋高宗朝事；汪藻（一作佚名）《靖康要录》卷，记宋钦宗朝事；熊克《中兴小纪》40卷，记宋高宗一朝事；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4卷（佚30至45卷），记南宋高宗、孝宗两朝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5卷，记南宋高、孝、光、宁宗四朝事；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记南宋光、宁宗两朝事；元初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记南宋理宗、度宗及少帝（恭帝）时事，卷系南宋末陈仲微《二王（广王、端宗和益王、末帝）首末》。 传世的宋人编年谱谱主有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周敦颐、朱熹等多种，后人修撰的宋人年谱更多，其中以清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为最著，汇集众多史料为王安石辩诬。 政书类史料《职官分纪》50卷，宋孙逢吉撰，官制通志，分官列职，下迄哲宗元祐年间，尤详于宋代政制。此外，南宋末许月卿《百官箴》，分曹列职，载当时政制。 《武经总要》前后两集，各20卷，宋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庆历四年（044）成书，为军事通志，分制度、边防、故事（战例）、占候四部，尤详于北宋前期，介绍兵法、条令、战术、战阵、训练、编制、装备，附有武器、战阵等插图，介绍了三种火药配方。 此外，记载宰辅的，有宋徐自明《宋宰铺编年录》20卷，编至嘉定八年（25）。明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2卷，续至祥兴二年（279）。王瑞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合二书为一。 记载北宋三馆、秘阁及秘书省制度的有程俱《麟台故事》，记载南宋秘书省制度的有南宋陈骙《南宋馆阁录》、佚名《续录》。 记载翰林学士院制度、典故的有南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南宋周必大《玉堂杂记》。 记载州县地方官从政及注意事项的，有北宋末李元弼《作邑自箴》，南宋佚名《州县提纲》，胡太初《昼帘绪论》。南宋董煟《救荒活命书》，则载自古至宋孝宗政令及救荒之策等，供地方官从政参考。 南宋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分类编辑南宋宁宗、理宗二朝地方官的诉讼判语及少量有关公文，许多为他书未载史料。 地理类史料总志有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存97卷半），王存《元丰九域志》0卷，欧阳忞《舆地广记》38卷。南宋有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存9卷）、祝穆《方舆胜览》70卷。 地方志现存的宋代地方志近30种，元代亦有近0种，几乎覆盖今苏南、上海和浙江的杭、嘉、湖及宁绍平原。如今江苏南京（《建康志》）、镇江、常州（《毗陵志》）、无锡、苏州（《吴郡志》）、昆山（《玉峰志》）、常熟（《琴川志》），上海松江（《云间志》），浙江杭州（《临安志》）、嘉兴（《嘉禾志》）、海盐澉浦镇（《澉水志》）、吴兴、绍兴（《会稽志》）、宁波（《四明志》）。此外，浙江定海（《昌国志》）、临海（《赤城志》）、建德（《严州志》）、嵊县（《剡录》），福建福州（《三山志》）、仙游（《仙溪志》）、长汀（《临汀志》），以及安徽歙县（《新安志》）等皆有志，其中北宋仅《吴郡图经续记》种，北方亦仅元《齐乘》（山东志）种。 城市志记载北宋都城东京开封（今河南开封）的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首都临安的有吴自牧《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两城经济、文化、风俗等史料。此外，王瓘《北道刊误志》，记有北宋开封及大名（今属河北）城的史料。类书、文集、笔记中的史料宋代分类辑录的诸书保存了许多散佚史料。著名的有章如愚《山堂考索》、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王应麟《玉海》等，皆通录历代而详于宋代，而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专录北宋神宗朝以前事。 著名历史人物如范仲淹、韩琦、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沈括、二程、李纲、朱熹、陈亮、陆九渊、陆游、真德秀、文天祥等等，都有文集传世，宋人文集多达400种以上，保存着大量书、信、奏议、制诏、碑传，以及许多诗文都属史料。吕祖谦编《宋文鉴》，选录北宋各体诗文200篇，部分史料不见于他书。 宋代数百种笔记中，保存着大量史料。著名的如司马光《涑水纪闻》、陆游《老学庵笔记》、王明清《挥麈录》、赵昇《朝野类要》、岳珂《愧郯录》、周密《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等等，大多记载史事、典制、见闻、佚事。沈括《梦溪笔谈》则还有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记载，而洪迈除《容斋随笔》外，还有记载神怪的《夷坚志》，其中有反映当时市民生活的社会史料。 专门著作中的史料宋代还有数以百计的各种专门著作，门类庞杂，数量众多，保存了各个方面的史料。如机械有苏颂的《新仪象法要》，建筑有李诫《营造法式》，数学有秦九韶《数书九章》，医学有《政和本草》、《和剂局方》、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董汲《脚气治法总要》，法医有宋慈《洗冤集录》。 农业和园艺有陈旉《农书》，桐、荔枝、橘、菌、竹、笋等经济作物，《永乐大典》卷7889—7985，中华书局959年影印本；其他宋元方志，辑入《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影印本。 牡丹、芍药、海棠、梅、兰、菊等观赏植物，无不有专著，陈景沂《全芳备祖》，备载各种花、草、果、木、蔬、笋、木耳、菌、茶、药材及五谷、桑、麻等。 此外，茶、酒、糖、蟹、香料，以及琴、棋、书、画、体育、游艺、杂剧、小说（话本）、笔、墨、纸、砚、藏书目录等等，也无不有专门著作，提供了各方面的史料。 3 今人编辑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五册（宋辽金部分）邓广铭主编，辑录25种著作，全面系统地分类选编最基本的史料原文，校点注释，信实可据。 《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编，收人物400多，辑自500多种著作原文，但引文常有误。 《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何竹淇编，从380多部著作中，以事件分别辑录原文，大体齐备，间有考订。 《宋辽金画家史料》陈高华编，收录宋辽金画家87人（内辽3人、金人）（清厉鹗《南宋院画录》所录画家，大部分未收入本书），以人分编辑录史料。 《宋代吐蕃史料集》汤开建、刘建丽辑校，除《宋史》外，辑录各种史籍、文集、笔记、方志的史料。 第四节西夏史料西夏有专设的史官与修史机构。据夏仁宗时制定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规定，夏国“史院”位列三品（中品）。仁宗时担任蕃汉教授的大臣斡道冲，世代掌国史2。天盛十三年（），设立翰林学士院，任命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修撰李氏实录。 西夏所修实录、国史都没有流传下来。史载西夏献宗时，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知国且亡，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3，未见传世。西夏末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入西夏后，收其“遗书”，其中当有西夏的实录、国史等史籍。据明人姚士粦《见只编》记载“兰溪魏某，客华州王槐野祭酒家，见架上有‘夏国书’，凡阅三旬始遍。”又清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云“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子孔度屡见许而不可得。”近人柯劭忞为戴锡章《西夏纪》所作序中有“犹忆光绪辛巳（88），予与福山王文敏公（懿荣）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属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据以上记载，西夏的史籍是逐渐散失亡佚的。 佚失的宋人所著西夏史籍，据今所知有孙巽《夏国枢要》2卷，记西夏“兵屯会要，土地肥硗，井泉涌涸，谷粟窖藏，酋豪姓氏，名位司存，与夫城池之完缺，风俗之所尚”。元修《宋史·夏国传》所述帝王谥号、庙号、陵名等，都采自此书。刘温润曾任鄜延都监，驻守延州（今陕西延安），著有《西夏须知》卷，记载西夏境内杂事，凡5条目2。这两部书大约在清中叶时尚存残本3。此外，宋元人著作的西夏史书尚有存目而无撰者姓名的，有《西夏杂记》4、《西夏事实》、《西夏事宜人著作中的西夏史料由于现存的西夏史料极少，今日研究西夏历史，主要依靠宋人所编的史书中与西夏史事有关的著作。此类著作很多。记载西夏史料最为丰富的，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后人编辑的西夏史书多取材于此，如果将其中有关的西夏史事摘录成编，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西夏编年史。其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是现存宋代史料最重要的一种，特别是其中《兵》、《方域》、《蕃夷》等门类，保存了丰富的西夏史料。托名曾巩撰的《隆平集》、王称《东都事略》，都是宋人著作为夏国作传者，采撷史料较早，且“信而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987年第2期。原件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 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3《金史》卷34《西夏传赞》；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2。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 2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下，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3《西夏书事》，周郁滨序。 4尤袤《遂初堂书目》。 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 有征”，前者多记载西夏习俗和制度，后者专述西夏立国前后至北宋末与宋朝有关的史事。此外，大量的宋人文集、笔记小说中都有不少的西夏史料，尤其是那些出任过西北边疆或参与处理西夏问题的大臣的文集、笔记，时有珍贵记述，如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张方平《乐全集》、余靖《武溪集》、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笔记如沈括《梦溪笔谈》、司马光《涑水纪闻》、魏泰《东轩笔录》、陈师道《后山谈丛》、田况《儒林公议》、曾布《曾公遗录》等。类书如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政书有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及宋人编的《宋大诏令集》等，都含有各种不同的西夏史料。西夏与辽、金并存，关系密切，辽、金的史籍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归潜志》、《闲闲老人滏水文集》，都有涉及西夏史事的记载。 宋、辽、金三史及其他史书、文集中的西夏史料元代脱脱主持修撰宋、辽、金三史，各有《夏国传》或《西夏记》、《西夏传》，是与本朝有关的比较集中、比较系统的西夏史事记载。“三史”虽然修于元末，但它主要取材于宋、辽、金三朝的国史、实录、日历及当代著作，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失传，因此“三史”保存的资料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三史”中以《宋史·夏国传》最为详细，内容也较丰富。《辽史·西夏外记》最为简略，内容基本是本纪中有关西夏史事的摘录。《金史·西夏传》主要依据金代历朝实录。此外，“三史”的本纪、志、表、列传中也包含有相关的西夏史事。 西夏建国前的党项族，早在唐末已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党项族的兴起与建国前的历史，主要见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党项传》，《五代会要》的《党项羌传》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籍中。西夏灭亡后，元代西夏人（唐兀氏）的活动主要见于《元史》及大量的元人文集与有关著作中。 汉文史书中的西夏史料，一般说来都是从本朝角度出发，记录与西夏发生关系的史事，不外是和平时期的朝聘、交往和冲突时期的仇杀、战争。对西夏的政治制度、社会阶级结构、生产力水平等方面，记载很少，或语焉不详，这是利用汉文史籍中西夏史料时感到的最大不足。 西夏文史料西夏在元昊建国前夕创制了西夏文字，汉文史书称为“蕃书”。西夏文创制后，元昊“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2。西夏文文献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少。908年至909年，沙俄军官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的西夏文书，其中有官私文书、法律文献、语文著作、《东都事略》洪迈序。 除《元史》外，较重要者如《蒙古秘史》，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记》，邵远平《元史类编》，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虞集《道园学古录》，余阙《青阳文集》等著作和文集。2《西夏书事》卷2。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箓，教国人纪事悉用蕃书。” 文学作品、历史、医卜、佛经以及译自汉文或编译成书的汉籍译著3，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西夏史料。 政治、法律史料法律著作有六七种，其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20章，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49—9）制定的法典，它规定了西夏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国家政治机构及国家各阶层所应遵循的准则。西夏神宗光定年间（2—222）还制定了《新法》和《猪年新法》。军事法典有夏崇宗贞观年间（0—3）制定的《贞观玉镜统》。职官制度的记载，有一份《西夏官阶封号表》，列举西夏官阶七品，以及皇后、公主、嫔妃、诸王、国师、文武大臣的封号2。这些都提供了研究西夏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社会经济史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中列有国家设立的管理手工业生产的机构司、院有七八种以上。 西夏文韵书《文海》，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要集》，词书《圣立义海》、《义同一类》3，记载西夏时期的各类词语，反映了当时的生产与生活，都可当作史料来利用。西夏文书《瓜州审判记录》4、《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5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夏的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典籍西夏文献中属于文化方面的典籍最为丰富。字（词）典中除上列几种外，还有《音同》、《五声切韵》，分类词语《三才杂字》，历史著作《太祖继迁文》，诗文集《三世属明言文集》、《贤智集》，诗歌《新集金碎掌直文》，故事《新集慈孝记》，格言集《圣立义海》，谚语集《新集锦合辞》等。还有宗教咒语《魔断要语》，法术图《谨■》以及历书、乐器图等。 西夏时期曾从汉文或藏文翻译佛教经典，现存的西夏文佛经十分丰富。 佛经中译经图及其序跋如实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景、组织、规模；列举了译经的时代，译、校者及译经缘起2，是研究西夏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3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93年版。汉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以下简称《西夏文写本和刊本》。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 2《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3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著《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3年版； 骨勒茂才编《蕃汉合时掌中珠》，载《嘉草轩丛刊》；又见《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4《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930年版。 5黄振华《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载《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984年版。《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2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西夏文lt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gt发愿文译证》，载《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984年版。 第五节金代史料金朝重视文化的发展，崇尚文治，“典章法度几及汉、唐”3。金仿辽、宋设官修史涅槃帖吧，由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属下的著作局掌修日历，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金史》卷3《卫绍王纪·赞》载，元初王鹗奉诏修金史时，采摭杨云翼《日录》40条、陈老《日录》30条。日录当如唐、宋宰相的时政记或与日历相类4。实录有《先朝实录》3卷，记始祖以下十帝事迹。从太祖至宣宗（包括睿宗、显宗）均有实录，只缺卫绍王，但有《卫王事迹》而无实录，哀宗实录亦缺，金代实录早已亡佚。 至今保存下来的最基本的金代史料是《金史》、《大金国志》。 此外尚有金、宋、元人的著述。金代文人辈出，著述亦丰，惜多已失传。元时刘因《金太子允恭墨竹》诗“百年图籍有萧相，一代英雄惟蔡公。策书纷纷少颜色，空山夜哭遗山翁。”所幸有元好问、刘祁、王鹗诸士为存金朝史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金史》、《大金国志》《金史》元脱脱奉敕撰。全书35卷，本纪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近百万字，是全面记载金朝兴亡的一部史书。 在元脱脱修《金史》前，致力于写金朝史的有二人，一是金元之际的家元好问，晚年以“国亡史作，己所当任”2，欲据实录撰写金史。《静修先生文集》卷5记载“汴亡，张蔡公以金实录归，遗山尝就公誊录。”但因乐夔所阻，以实录为基础撰写金史的计划未能实现。于是“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3。著有《遗山文集》、《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其著述多为纂修金史所本。二是王鹗，金实录在金南京（今河南开封）失陷时，张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4。于元中统二年（2）将实录献上，王鹗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命国史院修辽、金二史。王鹗为修金史，搜集和采访史事，得故金部令史窦祥所忆旧事20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5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40条，陈老《日录》3好问《壬辰杂编》亦于此时搜得，并藏在史馆。王鹗的金史编写目录至今保存在王恽《玉堂嘉话》中。王鹗《金史》成为后来修金史的底本。 元灭金后，于中统二年因王鹗奏请，而修辽、金二史，至元十六年（279）灭宋，又命修辽、宋、金三史，但由于正统之争，体例不能确定而中止。到3《金史》卷2《元好问传》。 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957年版，第08页。 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5。 23《金史》卷2《元好问传》。 4《元史》卷47《张柔传》。 5《金史》卷3《卫绍王纪·赞》。 顺帝至正三年（343），方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主持修史，次年十一月《金史》成。时脱脱已罢相，由丞相阿鲁图继任为都总裁，并上《进金史表》。 《金史》所据资料较为丰富，既有实录、国史，复有王鹗的《金史》为底本，元好问、刘祁生前即有意识抢救史料和著述，均为金史的编写奠定良好的基础。《金史》在三史中，一直评价很高，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7称“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 《金史》体例多仿《新唐书》，其创例处是在“本纪”之前列“世纪”，“本纪”之后复有“世纪补”。“世纪”是仿《魏书》之《帝纪序》而创例。《金史》创立《交聘表》，是金与宋、西夏、高丽使臣交往的记载。《金史》于西京路列部族节度使八、详稳九处、群牧十二，打破了只以府州县为地理内容的传统观点。《金史》虽称最善，但亦存在许多缺点，清人亦多有论列。《大金国志》是仅次于《金史》的一部较为完整的金朝史。全书40卷，纪2卷，开国功臣传卷，文学翰苑传2卷，杂录3卷，杂载制度7卷，许亢宗奉使行程录卷。托名宇文懋昭撰，载有宋理宗端平元年（234）进书表一通。元苏天爵曾提及此书，其成书时间应不晚于元中期。《大金国志》不是以金实录、国史为资料的主要来源，而是以抄撮宋、元人请记载，间以野闻俚说而成书。此书虽多有错误，但保存了部分难以得到的史料，且大部分记载可与他书相互印证或补他书之不足。因此，《大金国志》仍不失为研究金朝史的基本史料。 《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金人（包括由金入元的人）撰述，有佚撰者姓名的《大金吊伐录》，是一部难得的有关金宋关系的文书资料汇编。此书是荟萃朝廷案籍编纂而成，起金太祖天辅七年（23）金宋交割燕云，迄金太宗天会五年（27）立刘豫，宋高宗南渡。收录金宋往来国书、誓诏、册表、谢表、文状、指挥、牒檄等篇。其中49篇见于《三朝北盟会编》，详略互异，足资校用，而此书所录都是原文，作为研究金史的资料，更是可贵。 《大金集礼》40卷，金章宗明昌六年（95）礼部尚书张■等进，是我国古代被保存下来的礼志的重要文献之一。《金史》卷28《礼志》“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故掇其郊社宗庙诸神祀、朝觐会同等仪而为书，若夫凶礼则略焉。”此《集礼》若干卷，即张■之《大金集礼》。是书依尊号、册谥、祠祀、朝会、燕飨、仪仗、舆服等门类编次而成，为元修金史的《礼志》、《仪卫志》、《舆服志》等所本。此书可据以补订金史诸志，是金朝掌故的总汇。 金人文集、史书诗文集、志、遗事保存至今的，有王寂《拙轩集》卷，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王若虚《滹南遗老集》45卷，王庭筠《黄华集》8卷，权衡《庚申外史》。 蔡松年《明秀集》3卷，段克己、段成己《二妙集》8卷，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40卷、《中州集》0卷，李俊民《庄靖集》0卷，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4卷。志有王寂《鸭江行部志》、《辽东行部志》，刘祁《归潜志》4卷，元好问《续夷坚志》4卷。遗事有王鹗《汝南遗事》。其中有的是由金入元之人，有的非写于金时，但多记有金事或多存金时某一方面的史事，是研究金史所必备的。 宋人著作中的金朝史料宋人撰述，涉及金事者颇多。主要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此书是载金代女真、社会、金宋关系以存录金代史事最为丰富的一部史书，其资料多为他书所不载。熊克《中兴小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金朝史事亦不少，亦足资参用。宋人使金所写的书有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洪皓《松漠纪闻》正续各卷、楼钥《北行日录》2卷、范成大《揽辔录》卷、周煇《北辕录》卷。诸书有关金代女真、金朝杂事、史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记载，是对金史研究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在宋人的文集、笔记中亦多有关于金朝史事的记载，如洪皓的《鄱阳集》、洪迈的《容斋随笔》、周密的《齐东野语》、岳珂的《桯史》等等，不胜枚举。元人著作中的金朝史料元继金、南宋之后而统一全国，元初多承金制，而金人入元及金源文物保留于元者颇多，因此在元人撰述中有不少关于金代史事的记载，散见于各书之中。文集方面有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其中不少碑、记涉及金代史事，特别是金末战乱的情况，文集最后的《玉堂嘉话》，是研究金朝文献及史事的重要资料。在耶律铸《双溪醉隐集》中，有些轶事和宫室制度为《金史》所不及。郝经《陵川集》，其中碑、记、序及诗，亦有不少涉及金代史事。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刘因《静修文集》、魏初《青崖集》、苏天爵《滋溪文稿》、虞集《道园学古录》、姚燧《牧庵集》、许有壬《至正集》等，均是研究金史所必须参用的。陶宗仪《辍耕录》亦有关于金朝的记事。从《元典章》中可以探求金《泰和律》的逸文。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城址与界壕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城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各类城市星罗棋布，城市布局也与唐代有很大的不同。封闭式的坊市首次被开放式的街巷所取代，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变革，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阶段。以宫城为中心的重城式的布局，是皇权至上思想在都城规划中的反映。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对地方城市的发展及其规划起了促进作用。至于辽金两朝前后期都城布局的变化，则反映了契丹和女真族接受汉文化的过程。 都城开封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都城开封城遗址位于今河南开封市。由于黄河泛滥，故城已深埋地下，使考古工作十分困难。初步探明整个外城的轮廓和部分城门，并进行了部分解剖试掘。故城为三套城墙，东西略短，南北稍长，平面形状为不十分方正的矩形。 中心为皇城，即宫殿所在地，原为唐宣武节度使衙，后梁建为宫城，北宋初扩建，形制略作东西短、南北长的长方形，周长约2500米。皇城为砖砌城墙，四面开门，其中南墙开3门。这与宫城居中的布局有关，与唐长安城不同。这种方式也影响了金中都及元大都的规划。南面正门宣德门是城市中轴线的悠悠。考古勘探已发现南墙的两处门址。 第二重为里城，主要用作商业和居民区，也是官署、寺观等的集中区。 原唐汴州城，后梁建都，升为开封府。遗址相当于今开封市区，形制略呈正方形，周长约25华里。文献载有2门，每壁各有3门，城门的旧名表示它联系的地区，如宋门通宋州（商丘）、曹门通曹州、郑门通郑州。这也说明当时城市与周围地区在交通及经济上的联系较密切。各城门皆有瓮城，通御路的4个门，有门3重，各城门正对，其他城门有门4重，各门不正对。现有各城门位置与文献记载的相对位置基本上相同。 4 最外一重为外城，也称罗城，始建于后周显德年间（954—90）。北宋定都开封后，曾多次在后周外城的基础上重修和扩筑。外城经考古勘探试掘，已发表了平面实测图，共有水旱门20个，其中水门7个。除北壁为4个城门外，余均为3门，城垣平面形状并不十分规则。城门位置与里城城门相对。勘探实测表明，外城与今开封保存的明清城壁基本平行，东墙距今墙最近为.4公里，最远的西墙距今墙2公里。实测东墙长70米，西墙7590米，南墙990米，北墙940米，全城周围长29公里余（合2920米），与文献所记元丰年间扩修后的长度基本相符（据宋太府尺计算应为城墙夯筑，现均深埋在地下，一般距地表3米左右，其中保存较好的西墙，宽度为0—20米。已探出旱水门缺口0处，疑为处旱门和4处水门的遗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992年第2期；丘刚《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中原文物》990年第4期。 址，其中南墙的南薰门为一瓮城门，略呈长方形。遗址东西长30米、南北宽80米，瓮门在瓮圈中部，宽达70余米，与城内探出古州桥遗址及宋皇宫遗址所在——龙亭呈一南北直线，从而证明今开封市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中山路，即是宋东京开封城内的中心大道——御街。西墙的新郑门规模较南薰门还大，门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城门缺口宽达30米，是已发现诸门中保存最好的一处，试掘发现瓮门和门道间的路土和几条明显的车辙印。外城里外都是版筑的夯土墙，西城墙经解剖现存高度为8.7米，顶部残宽4米，底部宽城墙夯土层次分明，多采用梅花夯筑法。夯土中杂有“天圣”、“治平”年号的宋钱，并有多次修补痕迹。另外，城墙外侧发现了专为减缓水的下冲力设置的泄水槽，这说明筑城技法到宋代又有了新的发展。 里城及外城墙外均有宽城壕，城内河道较多，号称“四水贯都”，汴河两岸是繁盛的街市所在。城内御街横跨汴河的重要桥梁之一——州桥遗址也已被发掘，桥面宽度达30米，河流对城市布局及其发展有一定影响。 城市干道系统以宫城为中心，正对各城门，形成纵横有序的方格网。其他一般道路及巷道也多呈方格形，或有丁字形相交的，但不见坊里划分。在里城和外城间尚有数条斜街，这显然与唐代两京严整的方格型道路网不同。住宅和店铺、作坊等都面临街道建造，有些街道已成为各行各业集中的地段。临安五代吴越国都城杭州和南宋临安城与现代浙江杭州城基本重合，调查发掘困难很大。文献载杭州城为隋杨素所筑，周3华里。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垣是在五代吴越城的基础上增修而成的，由宫城和大城两重，旱门3、水门5座，成不规则形。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对临安城的考察。983年吴越捍海塘的发掘，不仅查明了海塘的走向及构筑技术，也为南宋宫城方位的界定勘察做了必要的准备。 宫城在城南凤凰山东，原为吴越时王府所在的子城。周围9里，南北各开门，规模较小，宫殿和官署分布其内。考古探明了宫城的北城墙、东城墙和城内若干夯土基址，同时配合基建发掘了与德寿宫及六部遗址有关的道路或建筑基址。 全城市肆密布，据载多达440个，主要街道与商业大街结合在一起。大运河在城市北门外，为主要运输线。城市中河道很多，商业点主要依据河道而列。 辽上京遗址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为辽代五京之一。辽太祖神策三年（98）开始筑城，天显元年（92）扩建，天显十三年改称上京，并设立临潢府。抗战期间日本人曾在此挖掘。92年重新进行了勘测，基本上搞清了皇城内的平面布局和部分汉城内的遗迹分布状况2。 辽上京由皇城和汉城两大部分组成，城墙由黄土版筑而成，周围约400米。皇城在北，是契丹族居住的区域，残墙最高达9米，现存有南、西、北3座门址。门外都加筑瓮城，东、西、北三面墙上还保留有“马面”遗迹。城内东、南一带建筑遗迹很多，有的还残存院墙痕迹，应为官署、府第、庙宇和作坊。自皇城南墙正中向北，有一条大道直通“大内”，各组建筑物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990年版。 2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979年版。 亦有不规则的道路相连接。城内西部的小山上有寺庙和窑址，窑址出土匣钵、支钉等窑具及大量的白瓷片，器型以碗、盘等食具为主，盆、罐等容具次之。城内北部为空旷地带，不见建筑遗址，应是搭设毡帐的地区。大内位于皇城的中部，是宫廷所在，四周有围墙，残墙高仅米多，南墙遗迹已很不明显。主殿基址在城中部最高处，原是天然石丘，经平整后兴建宫殿，殿后有排列整齐的小型建筑台基。 汉城在南面，是汉、渤海、回鹘等族居住的地方，其北墙即皇城的南墙，现存有4座门址。城内除少数官署庙宇外，多为民用住宅和工匠作坊，并有少量市楼建筑遗迹。由于白音戈洛河河床逐渐北移到皇城南墙附近，城内遗迹受洪水冲刷，仅保存了北部中央的部分。 辽中京遗址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名）城，959—90年间进行了全面勘测和重点发掘。全城有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城，城墙全用黄土版筑，残迹最高约4米。 外城南北长约3500米，东西宽约4200米，周长共约5400米。内城在外城中央稍偏北，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2000米，与外城构成回字形平面，墙上有“马面”无角楼。皇城在内城的正中偏北，仅筑有东、南、西三墙，其北墙即内城北墙，每面长约000米，四角有角楼基址。外城的朱夏门、内城的阳德门和皇城的阊阖门、左右掖门的遗址已被发现。皇城正门阊阖门有3个门道，自朱夏门经阳德门至阊阖门以内的中轴大道也已钻探清楚。外城部分路宽约4米，内城部分路宽约40米，用黄土、灰土及砂子铺垫。路面中央略凸起，剖面呈弧形，路两侧有排水沟，沟上盖木板或石板。中轴大路两旁各有南北纵街3条，东西横街5条，宽者达5米，窄者约4米，东西两侧对称布局，次序井然。外城南部为坊市所在，北部还发掘了官署、庙宇及廊舍遗址。廊舍在中轴大道之西，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建筑，柱础和夯土台基尚存。在外城西南隅土山顶上发掘了寺院遗址中的一座佛殿基址，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皆为5间，殿内用方砖铺地，中央有佛坛。内城阳德门至阊阖门之间的大路宽约40米，两旁无建筑遗迹。皇城阊阖门内的大路宽约8米，东西掖门也有道路通往武功、文华两门。武功、文华两个殿址也已被发现，布局上均属汉式传统木构架建筑。辽中京城比辽代初期所建的上京城更多地模仿了中原都城的制度。 金上京遗址位于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为金代初期的都城遗址。金太宗时称会宁府，熙宗天眷元年（38）称上京。贞元元年（53）海陵王迁都中都，削上京之号。正隆二年（57）毁上京宫殿、宗庙及诸大族邸第等建筑，夷为耕地。世宗大定十三年（73）复称上京，为陪都。大定二十一年（8）陆续修复宫殿、城垣。 金上京分为南北二城，平面呈曲尺形，北城南北长828米，东西宽553米；南城东西长248米，南北宽528米，两城之间筑隔墙，有门相通。全城现有9个可能是城门址的豁口。夯土城墙和角楼、马面、瓮城等遗迹尚存。南城西北部有皇城，南北长45米，东西宽500米。皇城午门外有土阙，午门内的中轴线上有5个宫殿台基，两侧有左右廊基址，殿基平面呈“工”字形。近年在上京遗址内外常发现金代遗物，如上京路的官印、腰牌，打有“上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9年第9期；李作智《论辽上京城的形制》，《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5年版。京翟家记”戳子的银镯、银锭，凿有“上京警巡院”等验记的铜镜，还发现窖藏的铜钱、银器等。 金中都位于今北京旧城外城的西南部，为金代都城。金海陵王天德三年（5）在辽燕京城（又称南京城，即唐幽州城）的基础上扩建，并重建宫城。贞元元年（53）新宫告成，从上京迁都于此，改名为中都。959年曾对城垣遗址作过调查，95—9年又对外城城垣、宫殿和街道等遗址进行了重新勘测2。 金中都外郭城的东南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西南的四路通，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凤凰嘴村南和马连道附近的地面上，尚保存有南垣和西垣的夯土残壁。外郭城东、西、南各开3个城门，北城垣据《金史》记载有4个城门，总计3个城门。宫城位于全城的中央，平面呈长方形。前朝是大安殿，遗址在今广安门外滨河南路西侧，经钻探得知面阔为间，与文献记载相符。宫城正南门应天门、皇城正南门宣阳门和外郭城正南门丰宜门在同一条轴线上。丰宜门内大街、端礼门内大街、会城门内大街，以及丰宜门和端礼门之间东西向横排的街巷，都已被勘查出来。已发掘的一处夯土遗迹，南北长0米，东西残长0米，夯土厚近5米，参照文献记载，该遗址很可能就是金中都大安殿遗址，是在辽代宫殿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的。水关遗址位于今右安门西南，距现地表5.米，呈南北向，入水口东南两“摆手”呈倒“八”字排列，石板构筑，并以铁锭固定。摆手残高.5米，摆手前排有密集的、起保护作用的圆柏木桩。水关主体呈长方形，流水面平铺石板，石板下衬有粗大的方形横木，即衬石枋；地面上靠近入水口的石板，还用大铁钉固定在衬石枋上。衬石枋之下是成排的地钉，两者用榫卯结构垂直相接。水关遗址是炼狱荣光最新章节目前所知金中都城址内保存最大的一处遗址。 据考古复原研究，金中都原属于辽南京城范围内的街道，仍保存着唐代街坊的形式，而金代新扩展的部分，则改为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两种不同形式的城市街道共处于一个城市之中，是金中都规划的特点。 地方城市这一时期地方城市发展很快，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超越了前代，特别是工商业的发达，对地方城市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根据考古调查和分析，这一时期地方城市布局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中原北方地区流行方形十字街式，南方地区则流行长方形纵街横巷式，一些典型的商业城市则自发形成不规则狭长形城市。 扬州宋城位于今江苏扬州，为现代城所叠压。宋代扬州城是由三个互不相属而又关系密切的城圈组成，自南而北分别为大城、夹城和堡城，分布范围大体与唐代扬州城相同。南北全长500米，总体平面布局略呈“吕”字形。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文物》977年第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984年版。《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99年版。 扬州城考古队《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江苏扬州宋三城的勘探与试掘《考古》990年第期、第宋大城即州城，约当唐代罗城东南部分，为南北向长方形，建于五代，南北长2900米、东西宽2200米，今四周城壕犹存。城墙以黄粘土夯筑，外包砌青砖，大量城砖有“武锋军”戳记。其四垣城门经发掘或钻探已得确定，其中南门门址直接叠压在唐城门址上。城内主要大街、河道都沿袭了唐城的规划。宋大城实测周长00米，与《宋会要辑稿》记载相近。 堡城是由唐代的子城改筑而成，西、南城墙和北城墙的大部分都沿用了唐代城墙，实测周长5000米。四垣各设一门，其中南门沿用了唐代子城南门。夹城位于堡城和大城之间，为南北向长方形，周长2700米。四面城壕依然存在，夹城东墙和北墙中部各发现城门遗址一处。 宋扬州三城城内均开十字形大道并与四面城门相连。宋大城南北大街西侧并行一条市河，与南北水门通。大城内的东西向街皆互相平行，间距300—350米，其间又平行分布三条东西小巷，巷口通往南北街道上。探明东西向主干大道共有三条。南北大街两侧为开放式的街巷。这种纵街横巷式的布局常见于我国南方宋城。大街傍临河道则是扬州宋城的特点。扬州宋三城的出现和历次增筑，均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平江城位于今江苏苏州的宋代平江城，考古工作虽然做得不多，但南宋绍定二年（229）刻成的现存宋代城市图中最详密的图碑——平江图碑，翔实地记录了宋代平江城的平面布局。 平江城有外城、子城两重城墙。外城呈南北长的矩形，城内外均有壕，北、南、西三面各一城门，东面二门。每门均水门、旱门并列，除南门外均无城楼。各城门均不相对，无穿城直街。街道均取南北或东西正方向，呈丁字或十字相交。北半部为居民区，采取南北街和东西巷的布置。街巷多与河并行，组成水陆交通网。住宅多面街背河。城的南半部官署、学校、寺观较多。全城共有357座桥，5座跨街而建的牌坊。 子城在城内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内为府衙，仅南、西两面有城门。南门以内于轴线上建府衙，前设厅，后为“王”字形平面的宅堂。两侧为府属各厅。 平江城不同于古代北方城市平面那样的规则方正，这与水网地区河道纵横的自然地形有关。平江城居民区小巷横列、跨街建坊等布局为后代城市所仿效，为坊市制度废除后宋代城市规划发展的新形式。 辽金地方城市东北地区的辽代城址发现很多，周长在4公里以上的都属府城或节度使州州城，刺史州州城一般不足3公里，比较小的城址则应为当时的县城。吉林省境内的城址保存较好，有清楚的城垣，夯土版筑，形制整齐，均有瓮城、角楼、马面等设施。城内出土有辽地生产的铁器、陶瓷器，也有中原地区制作的瓷器、钱币等。 辽代在东北地区兴筑的五国部之一奥里米故城，经考古勘查，在今黑龙江绥滨。该城南墙被河流冲毁，北墙保存完整，全长92米，夯筑，高3—4米，附有马面8个，墙外有壕。城正南北向，近方形，全城周长约2200余米。城内土丘起伏，排列有序，其上遍布瓦砾、陶瓷片，应为建筑遗址。位于今黑龙江克东的金代蒲峪路故城，975—979年曾两次被发掘，发现的遗迹有瓮门、官衙址等，这是我国首次进行的金代城市考古。城为椭圆7期。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松花江下游奥里米故城及其周围的金代墓群》，《考古》977年第4期。形，实测周长2892米，南北瓮门各一，该城城墙外表的砖砌技术，官署区与手工业居民区分设的城市布局，以及室内外先进建筑技术的应用，都是难得的研究金代城市史的资料2。 西夏地方城市西夏建国前，024年李德明在定州建省嵬城。遗址在今宁夏石嘴山市东庙，94—95年曾调查和小规模发掘。城略作方形，城墙夯筑，未用砖包砌。东门遗址保存有两壁下部的基础条石和排叉柱洞的痕迹3。 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治湖波镇东南，遗址为早、晚两座城址压在一起，外围大城为元代亦集乃路故城，小城位于大城东北隅，为西夏黑水镇燕监军司治所。小城呈正方形，边长约238米，正南设城门，有瓮城、马面、角台等设施，20世纪初以来出土了大量西夏文书4。 金代界壕遗迹金代北部边界遗迹——界壕，东北起嫩江右岸，西南抵大青山之北，全长约2500公里，界壕在金初由泰州都统婆卢火开始建筑，代有增修，至金章宗承安一年至二年（9—97）全部告竣。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作过多次调查，已基本搞清楚了它的分布和形制，全线除东西两端为单线外，中间地段还分为内、中、外线和一些支线。东北的悠悠在今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治尼尔基镇北8公里的七家子附近，沿大兴安岭东南麓，经扎兰屯、扎赉特旗等地，至科右前旗西南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经突泉北部，在科右中旗北部穿越兴安岭，进入锡林郭勒草原，经东乌珠穆沁旗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又于阿巴嘎旗北部进入我国内蒙古境内，再经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至四子王旗；南线从科右前旗西南经突泉、科右中旗、扎鲁特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克什克腾旗，在达尔泊西南入锡林郭勒草原，然后再经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向西南经过商都县和苏尼特右旗境内，再经察右后旗，在四子王旗的查干脑包与北线会合。会合后的界壕，自四子王旗西以东北—西南方向经达茂旗境内至武川境内，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 界壕遗址以东北路北段保存最好，一般都有主墙和副墙。主墙基宽0米，墙外即为壕沟，壕宽2.5米，自壕底至墙顶高约4—5米。主墙上每隔80—00米设一墩台。主墙外侧20—30米外筑与主墙平行的副墙，个别地方设两道副墙。在主墙之内约数百米处设50米见方的边堡，边堡之间相距约0公里。在约200公里长的界壕上设有9个边堡和3座城堡。边堡中出土有铁镞、铁马具、铁铲、铡刀、石磨和陶器等遗物，反映了金代屯驻在边堡上戍卒的生活情况。界壕西部和中部南线的形制与东北路的形制相同，但中部分叉处南北两线大不相同，北线无副墙，南线不仅有副墙，且每隔数十米筑有一马面。界壕和边堡工程浩大，它不仅反映了当时这一带蒙金对峙的激2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发掘》，《考古》987年第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况》，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黑水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987年第7期。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考古》9年第5期；《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烈形势，也显示了金代北部地区的经济水平。 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报告》，《考古》984年第2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近十年的主要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990年版。 第二节手工业遗迹和遗物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民营手工业蓬勃兴起。 全国范围内的手工业遗迹和遗物发现很多，经考古发掘或系统调查的手工业遗迹和遗物主要是瓷窑遗址。此外，也发现了一些冶铸、煤矿遗迹等。手工业遗物除各地遗址、墓葬中大量出土外，还有作为财富或遇战事埋藏地下的各类窖藏出土的精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产品已不再仅仅是生活用品，更是当时商品交流的产物，因而其分布范围更广，品种更为多样，甚至出现了宣传产品及其产销者的商标铭记等，其丰富的内涵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矿冶遗址包括冶铁铸造遗址和煤矿遗迹。冶铁铸造遗址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黑龙江阿城和河南荥阳、林县、安阳，福建同安，山东莱芜等地均有发现。林县铁牛沟冶铁遗址有炼铁炉座，均依山坡建炉以使炉体坚固。火膛内径0.9—2.米，在坡上平台装料便于运输，下面平台鼓风、出铁、出渣、操作。这种利用地形建炉的方法，节省人力，就地取材，因地制宜。 邢台朱庄至綦村一带，在北宋以前即有冶铁，皇祐五年（053）开始置官，所铸造的铁斧上印有“丰明”二字。繁昌的冶铁作坊就设立在矿山附近，范围甚广，炼炉作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岩作熔剂，只炼铁块，不造成品，是单纯的采矿冶炼作坊2。 5 90年在河南鹤壁矿区发现的宋代煤矿遗迹，是一处重要的采矿史迹3。根据遗迹内出土的鹤壁集窑瓷器，推测矿井的年代属于北宋晚期。竖井矿口直径2.5米，深米。依煤层伸延开掘长达500余米的巷道4条。从煤矿区的分布看，当时已动用了先内后外、逐步撤退的“跳格式”的采煤方法。巷道通向采煤区，采煤区与矿口的距离自0—00米不等。在遗址中部有排除地下水的排水井和弃置的木制辘轳。巷道西壁和采掘区的壁面，有密布的灯龛和灯盏，还有矿工休憩之所及其日用器皿。 河南禹县神垕镇梨园煤矿发现的北宋煤矿遗址，由管理区和矿井两部分组成，面积约万平方米。已查明井口个，其中2个竖井的深度分别为54米和米。由今煤矿巷道中可以看到古巷道的遗迹。 瓷窑遗址和瓷器这一时期制瓷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根据考古发现，窑址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占全部古窑址数量的75％。经发掘的有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越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建窑、德化窑、灵武窑等遗址。瓷器北京钢铁学院等《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978年版。 2唐云明《河北邢台发现宋墓和冶铁遗址》，《考古》959年第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90年第3期。安廷瑞《河南禹县神垕镇北宋煤矿遗址的发现》，《考古》989年第8期。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并且成为国内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因而不仅出现了制瓷手工业作坊和城镇，各地窑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名窑在烧造技术、装饰技法、釉色变化上，都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并为其他民窑所效仿，从而形成不同的瓷窑体系。一般可分为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龙泉青瓷系、景德镇青白瓷系等六大窑系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辽瓷、西夏瓷等。 就布局而言，多以大规模的窑群形式出现，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专业化程度较高。宋代的定窑，仅涧磁村窑址范围即达7万平方米；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号称十里窑场；浙江的龙泉窑址在龙泉大窑地区就发现宋代窑址24处，每个窑址包括许多瓷窑。在瓷器生产的布局上也比以前更均匀合理。其次，瓷窑设置不仅注意瓷土、燃料、水源，更注重交通运输。特别是大作坊都建在河流或陆路交通干线附近，窑场向交通干道、商业集镇靠近。一个瓷窑的产品在社会上赢得声誉，很快便有小作坊在其附近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逐渐形成艺术风格相近的窑系，甚至在地域上跨越州的范围。 再次，为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沿海地区瓷业发展特别迅速。通往海外的海港城市已不仅仅是瓷器的集散地，更是窑群林立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以广州为中心的潮州窑、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等，以泉州为中心的德化窑、同安窑、建阳窑等。沿海地区瓷业发展已远远超过内陆地区，表明瓷器生产对市场的依赖性和瓷器本身的商品性已明显增强。从海外考古发现看，当时瓷器远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乃至地中海和欧洲。 从纪年资料看，中原地区的定窑白瓷和南方地区的景德镇影青瓷明显垄断了当时的国内市场，以淮河为界的中原和南方始终有其独立的市场。晋冀豫地区是定窑白瓷的产销中心，而长江下游则是影青瓷的势力范围。中原产品偶有进入南方市场，而南方生产的各种瓷器则几乎不见于中原地区。定窑白瓷、景德镇影青瓷及越窑精品在长城以北的大量存在，反映了当时密切的宋辽关系。其他窑系产品分布范围相对较小，大都集中在产地附近，在纪年墓葬、塔基中出土较少。辽代墓葬中大量出土的当地产品不见于宋朝版图内。西夏瓷器则主要分布于今宁夏、甘肃、内蒙古和青海部分地区。 定窑是中原地区最著名的窑场。北宋时期是定窑的最盛期，不仅产量大，而且已形成自己的特点。窑址中的宋代地层内普遍发现煤渣，说明已用煤作燃料。在作坊遗迹中有搅拌瓷泥的砖砌长方形槽，有印花用模子、匣钵和大量专为覆烧用的支圈。北宋中期创造了覆烧的方法，提高了产量，是装烧工艺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与此相应的是大量采用印花装饰，器型趋于单一。窑址中出土的瓷器，以碗盘居多，都是白瓷，胎土细腻，釉色润泽，白中略闪青黄或灰黄，口沿因覆烧而不挂釉，即所谓的“芒口”。流行器内壁印花、刻花和划花，花纹图案布局繁复而严谨，层次分明，并以各种花卉图案和各种动物形象为主。当时还为宫廷和官府烧造瓷器，遗址中发现有刻划“官”、“尚食局”、“尚药局”和“五王府”等款的瓷片，为宫廷烧造的瓷器上的花纹多为龙凤图案。另外，在窑址中还发现有少量的黑釉、酱釉和绿釉瓷片，即文献中所称的“黑定”、“紫定”、“绿定”。河北定县北宋塔基中出土了百余件定窑白瓷，其中有20件刻有“官”字款。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俞永炳《宋辽金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考古》99年第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设想与试掘》，《考古》95年第8期。陵出土的37件定瓷中，“官”款器多达件。这些瓷器胎薄釉润，造型优美，是定窑的上乘之作。 磁州窑是宋金时期北方著名的民窑，在今河北磁县观台镇2。产品以碗盘为主，也烧造大型罐盆之类的日用器皿，印有“张家造”戳记的瓷枕就是观台的产品。磁州窑瓷器用绘花、划花和剔花等技法，绘制黑、褐两彩的花卉禽鱼等图案，以明快流畅充满生活气息的构图著称。属于磁州窑系的窑场很多，分布于今河北、河南、山西一带。除观台以外，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址和汤阴鹤壁集窑址也很重要。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专烧青瓷的民窑，产品种类很多，釉色沉稳，装饰花纹与定窑相似。 钧窑钧窑瓷器也属于青瓷但其釉色却是一种蓝色的乳光釉，深的作天蓝色，浅的如天青色，最淡的似月白色。在蓝色釉中利用还原铜的呈色作用烧出了红色，红蓝釉互相融合又出现了紫色。北宋钧窑有各式花盆、盆托，以及洗、炉、尊、钵等器，有些是专为宫廷烧造的2。 北宋末年，中原战乱，制瓷业停顿，北方的制瓷工匠南迁，促进了南方诸窑的发展。南方诸窑中最重要的是景德镇窑和龙泉窑。 景德镇窑在宋代烧造青白釉瓷器，以湖田窑的产品质量最高。由于采用并改进了定窑的覆烧工艺，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的产量有很大提高，器型以碗、盘、洗、盒为最多。装饰手法早期以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后流行印花装饰。 龙泉窑是继越窑而起的南方烧造青瓷的窑场，分布于今浙江南部诸县中，而以龙泉县为中心。经过多年对龙泉窑址大规模的发掘，对窑床结构、工场作坊的规模、烧制原料、燃料、水源、制作工艺等都有了较清楚的认识。窑床都是依山而建的长达数十米的“龙窑”，工作间、晾坯间和淘洗池等均在龙窑附近的开阔平地上。龙泉窑在北宋尚处于初期阶段，受越窑影响较深。到南宋中期以后有较大的进步，烧成了代表龙泉特色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并成功地仿烧南宋官窑“紫口铁足”产品。 建窑窑址在福建建阳，以烧造黑瓷著称，产品以碗盏为主，在漆黑色的釉上有闪银光的细条纹，状如“兔毫”；也有闪银光的圆点纹，状如“油滴”。考古发掘表明，宋代建窑窑炉结构先进，有的龙窑长达百余米，为其他窑系所罕见。 吉州窑也是南宋时期才发展起来的窑场，窑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 它多仿其他名窑，但又有创意，如仿建窑黑瓷时，能烧出黑、黄色混合如海龟壳似的釉色，称为玳瑁；又将民间剪纸的花样作为纹饰移植到瓷器上，成为吉州窑的独特风格。 广东、福建窑广东广州、福建德化及晋江、厦门等地，在宋代兴起了大批窑群，以生产外销瓷为主。德化窑采用分室龙窑，更易控制窑内温度和气氛，烧制的产品质量更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产品专供外销，国内出土不多。西村窑产品分粗、细两类，一个窑场生产多达40多种产品，每种又有多2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959年第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黄堡耀州窑》，文物出版社992年版。 2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975年第期。 福建省博物馆《德化窑》，文物出版社990年版。 样的型款和釉色，这在宋窑中是较为突出的。西村窑产品在国内很少流传，在东南亚地区屡有出土。 官窑宋代名窑中的官窑专门生产宫廷用瓷，其产品并非商品，但官窑的工匠却来自民窑，汝州官窑的前身可能是民窑。南宋官窑是宋室南迁后在杭州烧制仿照北宋官窑产品的窑场，窑址位于今杭州市南郊，已被全部揭露，发现龙窑两座以及作坊遗址和大量遗物。官窑产品素面无纹，以紫胎、粉青或灰青釉、开片为特征，有支烧和垫烧两类产品，后者具“紫口铁足”特征，胎薄釉厚，是官窑产品的代表作，曾为龙泉窑所仿效。 辽代制瓷业是在唐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窑场和产品分布主要在今辽西、内蒙古东部和北京一带。已发现的赤峰缸瓦窑址，出有“官”字款窑具，是比较重要的辽代窑址。其产品受北宋中原地区瓷窑的影响。如白瓷印花装饰明显受定窑的影响，剔刻花纹受磁州窑系同类装饰的影响。 辽代瓷器有独特的造型和釉色，如鸡冠壶、黄釉瓷壶和造型别致的三彩盘碟。但因窑温较低，釉层烧结不佳，较易脱落。 西夏灵武窑位于今宁夏灵武，984—98年对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揭示了西夏窑址的特点以及西夏瓷器的工艺水平。三次发掘共发现窑炉4座、作坊遗址7处。出土遗物有日常生活用品、雕塑品、娱乐品、建筑材料、窑具等。窑作南北向马蹄形，窑址出土的瓷器有白釉、黑釉、褐釉、青釉四类，青釉瓷有素面和刻花两种，其他三类均有素面、刻花、剔花和点花4种。器类以日用碗、盘为主，以剔花瓷和白瓷最为精致。西夏瓷受到塞外七侠传最新章节定窑和磁州窑的强烈影响，但也有自身的特点，其产品主要分布于今甘肃、宁夏、内蒙古和青海等地。 金代制瓷业是在大定（—89）以后恢复起来的，北宋以来的定窑、磁州窑、钧窑和耀州窑都仍在烧造。耀州窑的发现主要是金代的遗迹，发现马蹄形的窑炉、晾坯场和工作间等手工业作坊遗迹。徐淮地区的萧窑，风格近似定窑，是北方制瓷工匠南迁后新开辟的窑场。 金银器这一时期金银器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间金银作坊的大发展，富庶人家日常生活用品也较为常见。器物的制作一是更加华丽、精细，一是趋于素朴、简洁，适应了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北宋以后，出现了可能是批量生产的、形制和纹样雷同的作品，有些器物的形制、纹样等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而产地和店铺却不同；出土于各地的小口银瓶、心形银饰、银丝盒等十分相像，表明这时金银制造行业的产品已有一些固定样式，各地工匠的作品基本相同。不少器物胎体轻薄、制作简洁、小巧玲珑，是商品化后的必然结果。器形和纹样多为各阶层人士所喜闻乐见，民间格调浓厚，还出现了金银与漆、木、瓷器合璧的产品。 宋代金银器主要出土于窖藏、墓葬和塔基中，特别是窖藏中常有大批发现，多是遇战乱时作为财宝埋藏起来的。 已发现的地点多在南方地区，除江苏等传统的金银器生产地区外，江西、四川、福建等以往少有金银器出土的地区也有大量的发现。主要地点有江马文宽《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988年版。 西的遂川、彭泽、波阳、乐安，江苏的南京、江浦、吴县、溧阳、镇江，四川的德阳、崇庆，福建的邵武故县，湖北的黄石、蕲春，浙江的宁波、永嘉、衢州，河北的定县，安徽的无为、六安等。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出土的40余件、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出土的3件、浙江永嘉窖藏中出土的50余件、江西乐安窖藏中出土的00件、四川德阳窖藏中出土的7件、湖北黄石窖藏出土的292件等，为较重要的发现。 宋代金银器物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造型富于变化，器物出现了许多新的种类。器皿流行端庄秀美的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如福建邵武故县窖藏银器中的莲花杯、**碗、**盘、梅花杯、梅花盘和鎏金八角碗、双鱼盅、八角碟等，大都不见于唐代金银器中。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仅银盏一类，器体及口沿便分为四曲、五曲、六曲、十二曲等，许多器物成套使用2。唐代的银盘有圆形、菱花形、葵花形和少量不规则形，但入宋以后出现的八角和六角形盘，棱角分明，庄重沉稳，多角形金银器应是唐以后新流行的器物形制。浙江宁波天封塔南宋地宫中出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和造型各异的银牌3，是以前没有的器形。 (2构图别致、题材广泛。以寓意繁荣幸福和美好吉祥的纹样内容最为盛行，如瑞果、鱼藻、牡丹、童子戏球等。纹样不再是图案化的装饰，更具写实性，包括飞鸟、**、缠枝牡丹、荷莲、团花等等，有的装饰花纹生活情趣浓厚。当时流行的鱼藻图，主要饰于盆、盘上，因多采用浮雕、高浮雕的作法，器物盛水后，水波荡漾，游鱼追逐，生动逼真。双狮跳跃戏球图案等也与唐代同类题材有较大的区别。有的还带有具体的内容，有特定的故事情节。 (3器类大众化、日常用品增多。宋代金银器多是成套用具，而且同类器物大量重复。山东莒南南宋窖藏出土的22件银器中有荷叶盏0件、莲蓬盏件。江西乐安南宋窖藏一百多件银器中，有双鱼盘38件、匙22件、箸23双、杯20件，可以看出这时金银器已有批量生产，以满足更大的日常生活需求。妇女的梳妆用具、首饰类出土很多，安徽六安宋末元初墓葬中出土的银奁，内装银制的粉盒、胭脂碟、粉盂、粉缸、胭脂罐等。浙江永嘉窖藏中出土鎏金银钗28件、鎏金银簪件、双箍面银钏2件、麒麟形鎏金银饰件、蝴蝶形鎏金银饰3件、花形鎏金银饰件、银钗杆8件2。这些物品的形制和装饰内容反映了当时市民生活情趣和社会风俗。 (4工艺制作有新成就。器物采用双层（即带夹层）、重瓣、高浮雕等新颖的工艺，充分显示了当时工匠的精湛技艺。器皿做成双层是两宋时期比较流行的工艺，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八角碗，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的乳钉纹鎏金银盏、双兽耳乳钉纹鎏金银盏等，都是有内、外壁的夹层器物。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银丝盒，内外两层是在薄银片外焊以银丝编成的网纹3。重瓣的作法别具一格，溧阳窖藏中的各种银盏，整体如花形，盏心有一层或王振镛、何圣庠《邵武故县发现一批宋代银器》，《福建文博》982年第期。2肖梦龙、汪青青《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银器窖藏》，《文物》98年第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99年第期。杨后礼《江西省乐安县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98柏东、林鞍钢《浙江永嘉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984年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衢州市发现南宋窖藏》，《考古》983年第9期。多层花瓣；邵武故县窖藏银器的主要装饰特征即为重瓣作品。高浮雕是北宋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颇具特色的装饰技法，溧阳窖藏中的瑞果图鎏金银盘、狮子戏球图鎏金银盘和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八角杯、鎏金八角盘都是这种高浮雕装饰技法的代表作。镂空技术更加精致，并与其他技法结合使用，如江苏南京幕府山北宋墓出土的心形金饰，由两个椭圆形的金片合成，镂空的纹样再施以錾刻、掐丝，使饰物玲珑剔透；浙江永嘉发现的叶形龙纹银簪，在镂空的缠枝细花上压印一条高凸的蛟龙，龙的颈、腹、尾部又分别錾刻一朵**，边缘线刻细珠纹，精美绝伦。 (5仿古制品出现。江苏溧阳平桥窖藏出土的一件乳钉纹鎏金银盏，造型如同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簋，所饰的乳钉、雷纹也类似青铜器的装饰纹样。江西乐安窖藏银器中的乳钉纹凸花杯，外观具有青铜礼器的浑厚凝重感，古色古香，具有独特的时代特色，是当时社会上下崇古仿古风习的反映。 佛教用品较多。唐代一些塔基如法门寺塔地宫中也出有放置舍利的金银棺椁、金银器，但纯属寺院用具的不多。两宋时期不仅塔基中出土的金银棺椁较多，还出现了银制的塔、佛、僧人及寺院建筑模型、舍利瓶、葫芦瓶、净瓶等。山东长清舍利塔地宫出土的9件银罗汉和件银供养人，是佛教信徒所施的供养物，也是北宋时期银器的精品。 (7流行文字刻铭。两宋金银器物流行文字刻铭，内容与唐代不同，纪年款识很少，而打印或錾刻店铺、产地、工匠名字增多，显示出当时商品经济已十分繁荣，以文字刻铭维护商品信誉。如江西彭泽易氏八娘墓中的银梳刻有“江州打作”铭，安徽六安南宋墓出土的银勺、银胭脂碟上压印“顾玉郎”款。四川德阳孝泉镇窖藏和福建邵武故县窖藏出土的器物中也有类似的刻铭。浙江永嘉窖藏银器的“京溪供铺记”、“京溪供铺工夫”、“冯将士工夫”等刻铭中，至少可以看出有三个店铺和九个工匠的名字。湖北黄石窖藏银锭上刻铸有解银者的官职姓名、银锭重量和铸银工匠的姓名，也有刻记银锭来源和用途的。而江苏溧阳平桥南宋窖藏出土的银锭上的“真花银”、“京销银”等字样，则带有宣传产品的意味。湖北蕲春罗州城出土的窖藏金首饰中，有精雕细刻的花纹和大量的戳记或砸记，是研究宋代金饰加工业的重要资料2。此外，还有精心刻出的文学作品，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的一件鎏金八角银碗，内底刻《踏莎行》词一首，0行共字，外壁饰人物、建筑和卷草等，融词、书、画为一体，极富观赏性。江西乐安南宋窖藏中的两块银牌，分别刻有宋代文学名作《黄州竹楼记》和《醉翁亭记》两文，是罕见的文学遗物。 辽代金银器契丹民族日常生活喜用金银制品，死后也常以金银制品随葬，因此考古发现的辽代金银物品较多，大都出土于墓葬中。主要有内蒙古赤峰辽驸马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敖汉旗李家营子两座辽代早期墓、哲盟辽陈国公主墓，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等3，在内蒙古巴林右旗泡子营还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982年第3期。程欣人《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发现大批宋代银锭》，《文物参考资料》955年第春县李时珍墓文物保管所《湖北蕲春县罗州城村发现宋代金首饰》，《考古》987年第期。3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95年第3期；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90年第2期；翁牛特旗文化馆等《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979年第4期。 发现了辽代的银器窖藏4。李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一件鎏金银盘，盘心锤揲出一猞猁状兽；还有一件银执壶，口部有流，壶柄和口沿相接处饰一鎏金胡人头像，底部外缘饰一周联珠纹，这些都具有波斯萨珊式银壶的特征。 辽代金银器主要包括葬具、首饰、生活用品和服饰件几大类。其与唐、宋金银器最大的区别是有较多的面具、尸体网络等葬具和马具（包括鎏金器物）。辽代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按死者体形、性别制成的金、银面具和裹在尸身上的银丝网络，是契丹族特有的葬具。而银冠、枕、鞋等也是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遗物。辽代器皿的一部分接受了中原金银器物的影响，如巴林右旗出土的柳斗形银杯、荷叶形敞口银杯、覆瓣仰莲纹银杯、海棠形錾花银盘和赤峰洞后村窖藏中出土的提梁鱼形银壶都与唐代银器的形制、纹样有相似之处2。辽代后期的金银器物则受到北宋的影响，部分器皿的造型采用多角形做法，转折清晰，棱角分明。 另一部分如银鸡冠壶等是北方游牧民族有代表性的器形，巴林右旗出土的八角錾花银壶、八角银碗也是独具特色的器物。金银器中装饰品也很发达，辽宁朝阳辽墓出土的鎏金银大带，由数件方形银片组成，每片以缠枝纹为地，饰高浮雕的童子游乐图，构图生动，制作精细。 6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金银器是已知辽代金银器中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批，该墓共出土金器3件、银器47件3。主要有金面具、八曲金盒、镂雕金荷包、錾花金针筒、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戒指、金球饰、鎏金银冠、高翅鎏金银冠、金花银枕、金花银靴、金花银盒、金花银钵、银长盘、银唾盂、银托盏、银壶、小银罐、银粉盒、银器盖、银刀、银锥、银勺、银丝网络、银马具和金银带等。所有金银器共用金约700余克，用银约万余克。金器经鉴定，含金量达95—98％。 这批金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是辽代金银器中罕见的发现。器物的内容十分丰富，金面具两件、银丝网络两套，是完整的殡葬服饰，体现了契丹大贵族的丧葬习俗和等级制度。金银带饰保留了原状也极为难得，银冠、枕、鞋等在中原地区比较少见。 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中出土的银高足杯、鎏金龙纹银碗、银壶、银托盏、银筷子、银匙、银锁、银马具、金带饰和各种金银饰件，皆出自当地工匠之手，器物按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设计，为辽代所特有的器物形制，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叶茂台7号墓所出银鎏金镂花捍腰，锤錾五个塔式建筑，塔身嵌琥珀、琉璃珠，地錾鸾凤纹。这种多层錾刻技术是唐代金银细工的发展。 西夏金银器宁夏灵武石坝出土一批包括碗、盒、发饰等的西夏银器，有的碗在内底以浅线錾刻卧牛图案，有的器物墨书意为“三两”、“三两半”的西夏文字，是有关西夏衡制的重要发现2。位于银川以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4巴右文、成顺《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发现辽代银器窖藏》，《文物》980年第5期。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978年第春松《赤峰发现的契丹鎏金银器》，《文物》985年第2期。 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993年版。辽宁省博物馆等《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975年第居安《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文物》978年第2期。八号帝陵，出土有金带饰、花瓣形镂空金饰、金扣边、金鞍饰、镶嵌绿松石鎏金银饰、鎏金兽面形银饰、银片饰、圆形带钉银片饰等。金带饰正面为高浮雕式凸起的葡萄纹；鎏金银饰作花朵形，花蕊镶嵌绿松石。内蒙古临河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除碗、盏托和大量饰件外，甚至还有一件纯金坐佛像2。金代金银器实物发现不多，已知的少量器物，工艺与辽、宋金银工艺有密切的关系，但制造较为简洁粗糙。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饰件多达20件（套），其中的金丝玛瑙管项饰用2件金丝管和件玛瑙管分为3组交错相串而成。该地还曾出土过“翟家记”银锭等金代遗物3。北京通县金墓出土有银簪、镶宝石金坠饰、金箔片等4。 玻璃器宋代玻璃器在数量、品种上较前增加，形制多样，工艺技术全面，用途更广泛。中国自产玻璃器已成为主流产品，输入的主要为伊斯兰玻璃器。发现与分布出土地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保存完好的多发现于寺院的塔基中。说明玻璃器仍作为珍宝供奉于佛教寺院中，或是为佛教寺院特制的器物。保存较好的宋代玻璃器，主要有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碗、葫芦瓶等0件，北宋净众院塔基出土的四联瓶、细颈瓶、碗、葫芦瓶等30余件，江苏连云港海清寺出土的北宋葫芦瓶3件，甘肃灵台北宋舍利石函内出土的葫芦瓶3件，浙江宁波南宋天封塔出土瓶2件，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北宋地宫出土瓶2件，河南邓州福胜寺地宫出土的北宋瓶、紫红色葫芦瓶、葫芦瓶4件，以及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出土的50余件等。辽代玻璃器出土数量不多，绝大部分是伊斯兰生产的外来玻璃器皿。 静志寺塔基和净众院塔基出土两批玻璃器共达70余件，是这一时期玻璃器考古的重大发现。经部分测试可分两类一类是中国自产的高铅玻璃，另一类为产于伊斯兰的钠钙玻璃。其中数量最多的葫芦瓶经x荧光分析者均为自产高铅玻璃，是迄今出土最多的北宋玻璃器，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出土的50余件玻璃器，从造型和个别测试标本看，多是中国自产的玻璃制品2，数量多，形制多样，展现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器类与器形宋代玻璃器造型多样，种类繁多，每类器物还有不同的样式。以玻璃瓶数量最多，式样最繁复。瓶的尺寸较小，有葫芦瓶、长颈瓶、四联瓶、胆形瓶等多种造型，而尤以葫芦瓶的数量最多，如静志寺塔基出土8件，净众院塔基则多达33件，其他塔基出土的玻璃器亦以葫芦瓶为主。由于这种瓶中有不少内装小沙粒状的舍利子，可能是佛教寺院中专门用来供奉舍利的器皿；也有的开盖后散发出香气，原为装香料之用。除碗、壶、玻璃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978年第思贤、郑隆《内蒙古临河县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987年第期。3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977年第4期、989年第0期。 4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977年第期。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972年第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972年第0期。珠、蛋形器等外，还新出现玻璃簪、壶形鼎、鸟形器等。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珠，与战国、西汉、东汉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相同，更接近隋、唐时期的玻璃果，但制作更为精致，酷似葡萄粒，其充分利用玻璃半透明的质感和色彩变幻的特性，使珠饰光彩夺目，晶莹可爱。 制作工艺大都是无模吹制而成，器壁较薄。经x荧光分析、化学定量分析者，都属铅玻璃，为中国自己生产。密县塔基出土的鼎形壶，先吹制出短颈圆球形的器体，再拉出玻璃条加热粘贴于器腹下部为足。鸟形器的制法与鼎形壶相同，但工艺更为复杂，包括吹制、拉玻璃条、粘贴等多种技法，是北宋玻璃工艺中难得的精品。宋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玻璃及其制造工艺的描述，出土实物使我们对当时的玻璃工艺有了形象的了解。新疆若羌瓦石峡遗址发现的大量玻璃残片，经拼对多为长颈瓶，种类较单一，还有一些似为玻璃废料，显然是一处玻璃作坊，属于宋元时期，为中国已知最早的玻璃作坊遗址。 纺织品宋代是我国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3个州，重心南移江、浙。宋代纺织品遗留至今的，主要有福建福州黄昇墓的纺织品和衣物300余件、江苏金坛周瑀墓衣物50余件、江苏武进宋墓衣物残片、湖南衡阳宋墓和宁夏西夏陵区08号墓丝麻织品、浙江兰溪棉毯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丝织衣裙等。以罗居多，尤以花罗最有特色，此外还有绫、缎、印花及彩绘丝织品等。 丝麻织品湖南衡阳县北宋墓中出土的大量丝麻织物，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饰残片200余件（块），有袍、袄、衣、裙、鞋、帽、被子等，质地有绫、罗、绢、纱、麻等。纹样丰富，在花纱、花罗、花绫的纹样装饰上，有大、小两种提花织物，小提花织物纹样主要由回纹、菱形纹、锯齿纹、连钱纹、几何纹组成，花纹单位较小，还遗留着汉唐提花织物以细小规矩纹为图案的装饰风格。大提花织物纹样构图复杂，生动流畅，多以动、植物（狮子、仙鹤、**、牡丹）为主题，用缠枝藤花、童子为陪衬，并点缀吉祥文字，与宋代建筑、瓷器和铜镜上的装饰作风极为相似，在纱、罗衣襟残片上，还发现圆扣和麻花形扣眼。这丰富了对北宋时期装饰工艺的认识，为研究北宋时期纺织技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福建福州出土南宋黄昇墓中的遗物多达480件2，有长袍短衣4件，裤23件，裙子20件，鞋双，袜双，被衾5条等，还有大量的丝织品衣物，另有成幅织物34件。集中反映了南宋纺织工业水平和优秀的传统纺织技艺，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六枚花缎等7个品种，以罗居多，近200件。绢和绫次之，纱和绉纱数量较少。罗和绫多是提花，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芙蓉等，而以牡丹、芙蓉和山茶花最多，往往以牡黄小江《若羌县文物调查简况》，《新疆文物》985年第期。 湖南省博物馆、衡阳市博物馆《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陈国安《浅谈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文物》984年第2期。 2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982年版。 丹或芙蓉为主体，伴以其他花卉组成繁簇花卉图案。这种写实题材的表现形式，富有生活气息。绢和纱则为素织。出土的褐黄色梅花璎珞绫，长04厘米，幅宽5厘米，匹端墨书“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可能是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该墓还首次出土了六枚纹纬松竹梅提花缎。 江南地区南宋墓中，丝织品多成批出土，江苏金坛南宋末年周瑀墓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质料包括纱、罗、绢、绸、绮、绫等种，反映出宋代镇江织造业的发展水平，还出土一轴绢本牒文。福州北郊南宋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多达00多件。江西德安发现的南宋咸淳十年（274）周氏墓中，也出土了丝织衣裙百余件2。 印染品宋代已发展成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等多种印花支柱。黄昇墓中出土的印花与彩绘丝织品，花色品种十分齐全。如服饰的对襟和缘边，多镶上一条有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或彩绘的花边。印出的花纹底纹或金色轮廓再描绘敷彩，最后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叶缘。纹饰变化多端，有白菊、牡丹、芙蓉、木香、海棠、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鸾凤、鹿寿、狮球、蝶恋芍药、飞鹤彩云等动物纹，有印花人物花边。在敷彩的大叶子上，工笔绘就人物、楼阁、鸾鸟、花卉等图案。叶的晶格燃文间隙还绘有手执折枝花或荷叶的童子，站立于几凳上。出土时为灰绿、灰蓝、褐、桔红色等。泥金印花再填彩纹的花边，纹饰除常见的花卉外，还有香串流苏、绶珠飘带、鱼藻、狮子戏球等。贴金印花者，有的在贴金的纹廓内再敷彩而成贴金印花敷彩的纹饰。花纹上的金箔连接成片，比泥金印花更显出金光灿烂的装饰效果。印花丝织品采用了镂空版印花的四种工艺，即植物染料印花、涂料印花、胶印描金和洒金印花。其中描金和印金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工艺，前者是将镂空版纹饰涂上色胶，在织物上印出花纹，配以描金勾边，印花效果更佳；后者则是将镂空花版上涂上有色彩的胶粘剂印到织物上，待色胶未干时在纹样上洒以金粉，干后抖去多余金粉而成，它和凸版花纹相比，花纹线条较粗犷，色彩较浓，有较强的立体感。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 棉织品宋代的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 浙江兰溪南宋墓内除丝织的单衣夹衣外，还出土一条完整的白色棉毯。棉毯两面拉毛，细密厚暖。毯长2.5米经鉴定由木棉纱织成。棉毯是独幅的，从而证明历史上曾存在“广幅布”和阔幅织机。 辽代丝织品近年来辽墓中出土有大量丝织品。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绫、锦和缂丝共六类90多个品种规格。其中有首次发现的辽、宋时期丝织品用金的标本多件，有片金缂丝、描金、捻金等数种。该墓出土的一件长约2米的缂丝袷被，以金为主色，织出升龙、火珠、山、水、海怪组成的复杂图案，是早期缂丝的典型标本。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一批织锦、绫、罗、刺绣中，有用“夹缬”和“蜡缬”法印染的各种花纹。这两批织物，一部分属于契丹人特有的服饰样式，可确认为辽地产品。内蒙古乌盟察右前旗豪欠营第号墓女尸面具下衬垫的丝绵、棉纸、中絮丝绵的粗罗、花色绢；网络内穿的丝绵长袍、短袄、短衫、裙、背心、手套等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馆《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文物》977年第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990年第9期。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975年第期。多层丝织品葬服，以及裹尸用的深褐色粗罗，是研究契丹丝织业的重要资料。 西夏丝织品史籍记载西夏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的丝织品，自己也有织绢院织作丝绸等物，可能多仿自宋朝。西夏帝陵出土的织物中，有素罗、纹罗，纤细轻柔，透明飘逸；工字绫、异向绫，工字套叠合榫，富有民族风格，是在传统的唐绫织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颖别致纬线显花法，其表面还残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迹，可见原来应有斑斓绚丽的色彩；特别是茂花闪色锦，色调层次丰富，闪色效果好，又是我国首次出土，尤为珍贵2。 金代丝织品黑龙江阿城市金齐国王墓出土一批完整、精美的丝织品服饰和棺盖板上的团龙卷草纹织金丝织品，是金代服饰的重大发现。丝织物主要是男女服饰，分为绵、夹、单类共计30余件，有袍、衫、裙、腰带、鞋、袜、冠帽等。服饰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此外还采用印、绘、绣等技法，特别是绣法，针法灵巧多变，可分为辫绣、打籽绣、贴补绣、盘香绣、平针、接针、套针、钉线、铺线、圈金等0余种。颜色有驼、绛、棕、烟、酱、绿、青等色。花纹图案有团龙、夔龙、云鹤、飞鸟、鸳鸯、朵梅、团花、卷草、璧桃、蝴蝶、卷云等纹。袍、衫多为盘领、开裾，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特点。为研究宋、金时期的缫丝技术、纺织技法、印染工艺、织机种类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漆器两宋时期小商品生产很发达，其中制漆业是发展较早的重要行业之一，当时的制漆作坊多设在城市，产品往往带有产地等商标铭记。考古发现的宋代漆器绝大部分在江南地区，它们主要是温州、四明、杭州（临安）、苏州、江宁、襄州等地制造的，其中温州漆器最负盛名。 江苏淮安北宋杨氏墓群中发现的75件漆器，大部分为木胎，以黑漆为主，也有酱红色和外黑内红的，都属饮食用器，其中数件题有铭记，如“戊申温州孔三叔上牢”、“江宁府烧朱任□上牢”、“己酉杭州吴□上牢”。在无锡宋墓、杭州老和山的南宋墓中都曾发现带铭记的漆器2，都标明了制造者的姓氏或商铺的字号。武进南宋墓中出土的温州漆器最为精美，有温州新河金念五郎造戗金花卉人物奁、五马钟念二郎造戗金长方盒、丁字桥巷廨七叔造戗金细钩填漆长方盒，以及满雕云纹的剔犀牛镜盒等。戗金朱漆莲瓣式奁盖面戗划园林仕女，奁壁为折枝花卉；朱漆地长方盒戗划沽酒老人；黑地长方盒盖面戗划池塘水景，花纹之外，密布用钻眼做成的斑纹地，在一幅画面上有两种髹饰技法，说明有纹饰的漆器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宋代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营第六号辽墓清理简报》，《文物》983年第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组《西夏陵区08号墓出土的丝织品》，《文物》978年第8期。罗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93年第5期。 2朱江《无锡宋墓清理纪要》、蒋赞初《谈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参考资料》95年第4期、957年第7期。 温州的制漆工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浙江杭州北大桥发现的单砖室宋墓，棺内出土碗、盒、唾壶等漆器0余件，其中曲木圈叠胎制作的唾壶，是宋代漆器的佳作。按朱书铭文，可知它们也是温州产品2。这些日用小商品的突出发展，是这个时期民营手工业的特色。 无锡北宋墓中发现的漆尺，保存完整，刻度清晰，长度与巩县、石家庄宋墓出土的铁尺相同。以往宋尺实物较少，仅见木尺、铁尺两种质地，此漆尺为宋尺增添了新品类。常州宋墓出土的苏州产金银胎漆器夹罗漆片等，证实了苏州与杭州、温州等地一样是当时漆器的重要产地3。武进前南村宋墓也出土有漆器。 武汉市郊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9件，全为木胎，旋制，容器一般为内髹赭漆，外髹黑漆，有的底有朱书文字，分别为“丙戌邢家上□（牢）”、“丁亥邢家上□（牢）”、“戊子襄州骀马巷谢家上□（牢）□□”、“己丑襄州邢家造其上□（牢）”等字样4。根据同出遗物，上述干支纪年当是北宋崇宁五年到大观三年，可见襄阳为漆器生产中心之一。 苏州瑞光寺塔的第三层塔心窖穴中瘗埋着北宋大中祥符六年（03）的珍珠舍利宝幢，幢全高22.厘米，分别以木胎和夹苎胎的描漆雕漆而成，底座上的狻猊、宝相花、供养人则是用稠漆堆塑的。福州南宋末年（235）墓中出土的漆器中，有4件犀皮漆盒，非常珍贵2。 陈晶《记江苏武进新出土的南宋珍贵漆器》，《文物》979年第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桥宋墓》，《文物》988年第期。3陈晶《常州北环新村宋墓出土的漆器》，《考古》984年第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武汉市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文物》9年第5期。苏州市文管会等《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979年第期。2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三节陵墓这一时期的陵墓，规模、气势都不如前代；各种类型的墓葬，等级制度比较松弛，随葬品较少，但墓室结构比较复杂，更多地模仿了当时的地面建筑。辽金墓葬一方面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区域特色，另一方面反映了其接受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 “十国”、宋代帝王陵“十国”帝王陵五代时期五代十国帝王陵中前蜀王建的永陵、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南汉刘晟的昭陵和南唐李昇、李璟的钦陵、顺陵等，以及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墓等，都经发掘清理。孟知祥夫妇合葬的墓室构造颇为别致，为三个并列穹窿顶圆形墓室，中间主室较大，两侧耳室较小，全部用青石叠砌，棺座上有精美的浮雕，墓门旁有彩绘人像，已脱落残缺。钱元瓘墓的石刻星图，其二十八宿星图绘制的正确性，是对世界天文史的杰出贡献2。北宋帝陵北宋太祖至哲宗七代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陵墓，位于今河南巩县境内嵩山、洛河间丘陵上。陵区以荥田镇（宋永安县治）为中心，南北约5公里，东西约0公里。北宋皇陵按地望可分作4区，依次为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2真宗永定陵；(3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4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结构完整，陵前列石大致齐备。20世纪0年代初曾进行过全面调查3。 宋陵面嵩山而背洛水，地势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勘舆术的要求，而与前代帝陵有很大的不同。8座皇陵所在地位并无长幼次序，依同一制度营造，布局基本一致，沿袭了唐代积土为陵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每陵皆有兆域、上宫和下宫。兆域四周植棘枳为标记。兆域内除皇陵外，还有祔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上宫即陵丘四面所筑陵垣以内部分，陵丘居中心，夯土筑成覆斗形，边长约230米。陵垣四面各设一门，四隅有角阙。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一对。南门系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一对，门外置石雕武士、奔狮各一对。南为神道石刻，夹神道建鹊台、乳台各一对。乳台以北为列石，自南至北依次为望柱、象及象奴、瑞禽、角端、仗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等0件。陵丘前南神门内为南殿，即所谓“上宫”。“下宫”乃日常奉飨之所，建于皇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但规模缩小一倍，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永定、永昭、永厚、永裕诸后陵北面，永熙后陵南面皆有面南蹲狮一对，是仅存的下宫遗迹。 7 宋陵地面石刻仅列于帝后陵前者，即有550多件，加上陪葬之亲王、大臣墓者，总数可达千件以上。其布置均仿照唐陵的格局，仅内容、类别、数量稍有变化。从形态和装饰上比较可分作三期前期相当于0世纪末到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等，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浙江省文管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 3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94年第期。 世纪初的永安、永昌、永熙、永定四陵，各类人物造型较粗壮，带有晚唐遗风。中期约当世纪前半叶的永昭、永厚二陵，人物造型由粗壮渐趋于修长，文臣静雅、武士也有“儒将”风度。晚期约当世纪后半叶至2世纪初的永裕、永泰二陵，人物皆作修长体态，瑞兽图案失去了活泼神情，腹部两侧增设了云朵及水波纹，着意渲染其神秘色彩。有七座帝陵前置石刻客使和驭象人，含义已与唐陵不同，不含有征服、鄙视的意味，而是平等相处、友好往来的象征。 永熙陵三处后陵之最南一陵，为元德后李氏陵，早年被盗。984—985年间发掘，是第一座经科学发掘的宋代帝后陵墓。地面存有灵台、石象生和部分阙台，砖砌地宫为近圆形的多边形，南向、有券门、穹窿顶。室内影作出角柱、斗栱、昂、耍头以及枋、椽、望板、檐瓦等，栱眼壁墨线勾勒盆花图案，室顶涂青灰色苍穹，其上以白粉绘出银河及星辰。周壁用平砖砌筑，雕有桌、椅、衣架和门窗等装饰。倚柱上置仿木构单昂四铺作斗栱，上承屋檐。墓室内绘有建筑、云朵等彩画，可辨认的具体建筑形式有版门、直棂窗、挟屋、四注屋顶和鸱尾等，是已发掘的北宋纪年墓中饰有仿木构砖雕和壁画年代最早的一例（时为宋咸平三年，000）。 开采皇陵用石的遗迹位于今河南偃师南部前罗山前的山沟里，长约数里，沟壁满是采石留下的凹坑和錾凿痕迹，沟底散布着厚厚的一层废石料。石壁上保存着元符三年（00）为永泰陵采石工程中导泉的题记，山崖上找到一处埋葬死难工匠的石龛，这是一项过去尚未发现过的古代遗址。采石场宋人题记，记载了北宋禁军参与采石工程的史实，证实了北宋帝、后陵墓采石碑记所列使用工匠、兵士的数字。 南宋六陵攒宫在今浙江绍兴，为南宋六帝的临时安厝地。元灭南宋后被破坏，现地面已无痕迹。从文献记载看也有“上宫”、“下宫”，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 辽、夏、金帝陵辽陵辽代十帝的陵墓，分为五个区域太祖祖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2太宗怀陵在今巴林右旗境内，穆宗祔葬于怀陵。(3显陵在今辽宁北镇医巫闾山中，为世宗父东丹人皇王陵，世宗也葬显陵西山。(4景宗乾陵在今北镇西南，天祚帝于金皇统五年（45）祔葬于乾陵旁。(5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和道宗永福陵，合称庆陵，在今巴林右旗白塔子北面的大兴安岭中。辽代帝陵多依山为陵，陵前建献殿。各区帝陵皆置奉陵邑和守陵户。祖陵的祖州、怀陵的怀州、显陵的显州、乾陵的乾州、庆陵的庆州等都是奉陵邑，其中祖、怀、庆三州的城址至今尚存。诸陵中庆陵的考古工作较为全面系统，辽太祖的祖陵位置也得到考定。 庆陵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仁德皇后、钦爱皇后的永庆陵，辽兴宗耶律宗真和仁懿皇后的永兴陵以及辽道宗耶律弘基和宣懿皇后的永福陵的总称。依山南麓东西排列，间距约2公里，统称为东陵、中陵和西陵，有陵门、享殿和神道，面朝东南，遗迹多残毁。中陵享殿西南方残存石刻陀罗尼经幢座。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988年第3期。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考古》9年第5期。地宫均有前、中、后室及4个侧室，用沟纹砖和石灰浆砌筑，四壁用砖三层，顶用二层。内壁抹石灰，再彩绘壁画。东陵保存较好，前室平面方形，其余各室呈圆形，各室间有长甬道相连。地宫全长2.2米，最宽5.5米，最高约.5米，曾出土有枋、椽、斗栱等小木作结构，但原有结构情况不明。中陵和西陵均已遭毁，地宫多为八角形，前室呈十字通道状。 三陵均有壁画，现仅东陵保存了摹本和照片资料，内容有装饰图案、人物和山水等。墓门及墓内砖砌仿木结构上饰红、绿彩，墓门上鸱吻饰黄褐彩。仿木结构细部及墓壁上方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是已发现的辽墓中等级最高的。在墓道、前室及其东西侧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彩绘与真人等高的人物70余个墓道两壁为5个戴圆帽、穿圆领窄袖长衫、执骨朵的仪卫和匹备有鞍辔的马。前室南甬道与中室南甬道绘有同样的仪卫。前室前半部分两壁各绘人乐队，均戴有脚幞头、穿黑袍。其余40个人物大多是男像，多数髡发，少数戴圆帽，均着圆窄袖衫，腰围革带，拱手或叉手侍立。人像上方都墨书契丹小字榜题。最有特色的壁画，是中室四壁所绘的四季风光山水画，构图严谨，鸟兽形象生动，应是描绘辽皇室四时捺钵之所的景色。从墓室的形制和壁画的内容看，辽代的帝陵应是象征当时以牙帐为居处的捺钵行宫。 庆陵早年遭盗掘，出土遗物多已散失，仅存部分石刻哀册，有汉文哀册5合，契丹小字哀册2合和榜题，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契丹小字资料，它首次证实了契丹文的存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西夏陵在今宁夏银川市西2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整个陵区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0公里。李继迁的裕陵和李德明的嘉陵为元昊称帝后追尊的陵名。见于《宋史·夏国传》的有元昊的泰陵、谅祚的安陵、秉常的献陵、乾顺的显陵、仁孝的寿陵、纯祐的庄陵、安全的康陵，遵顼以后陵名为史所不载。陵园占地面积有的达0万平方米以上，按陵区地形可分为三区南区二陵，中区四陵，北区三陵。帝陵多居于近山地势较高的一侧，陪葬墓大都是在地势较低的东侧，南北两区诸陵靠得很紧，陪葬墓较少；中区诸陵相距较远，陪葬墓较多。陵区北部偏东，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很可能是陵区管理机构所在地。从972年开始，重点调查并发掘了第8号陵，并清理了两处帝陵碑亭。 第8号陵在陵园正南立双阙、阙间辟神道。双阙以北神道两侧各立一座碑亭，碑亭北为外神墙、月城和内城。月城内沿神道两侧立石象生。内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83米，南北宽34米，四角建角楼，四面正中各开门。南门有3门洞，门内为献殿。地宫在内城西北隅，地面上有平面为八角形的塔式灵台，从残留的7级夯土台基来推测，原应是一座八角形塔式建筑。在陵园最外一周的四角各建一角台。西夏帝陵与巩县宋陵的平面布局颇不相同，特别是内城呈长方形，内城前加月城以及地宫偏处内城西北隅、地上建塔式建筑等，皆为北宋诸陵所不见。 西夏陵园的地面建筑都已成为废墟，文物遗存尚见大量建筑材料、石象生、碑亭等。第8号陵园北端的建筑“孛王庙”遗址已经发掘，面积约万平方米，现存各类建筑遗迹0余处，外围为一周夯筑土垣，南西两面各开一门，西门外筑有瓮城。围墙内建筑可分三部分南部为东西对称的两个四合刘凤翥《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98年第期。院；中部为3个四合院组成的凸字形建筑群；北部为一座殿堂基址。发掘部分属于中部建筑群的东南部，清理出过殿一座、挟屋两座、厢房一座以及墙基、踏道、柱础等，出土大量陶质或琉璃质建筑材料以及瓷器、泥塑等。发掘者认为这组建筑为西夏祖庙遗址，它在继承中原汉式建筑传统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 第8号陵的地宫也已经发掘，地宫基本形制与汉族地区汉唐时期流行的土洞墓大体相同，主室呈扁长方形，南北5.米、东西前有甬道，甬道壁上画有武士等壁画，主室两侧各有一配室。由于早年遭破坏性的发掘，地宫的结构已不清楚，在残存的底部仅发现了一些残缺的金银饰件、铜甲片、铁器和陶瓷片等。根据碑石残块所记的材料推测，此陵可能是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陵，葬于西夏乾定四年（22）。该陵斜坡墓道底铺设横木，甬道口用原木和木板封闭，墓壁有护墙板。多层宝塔式灵台位于墓室后部地上，实际不同于封土堆等等，显示了西夏独特的葬制。 另外还清理了第2号陵的碑亭，出土汉文残碑石5块、西夏文残碑石25块。复原出一块篆体西夏文“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碑额，证实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寿的寿陵2。 金陵位于今北京房山区，是金代帝王和诸王的兆域，方圆约0公里，因其在明代即遭破坏，布局不清。考古勘查工作始自98年，周口店睿宗景陵石碑的发现，为探索陵位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还发现一段保存原貌的御道及两侧的石雕象生、石阶等。御道东西宽5.4米，南北残长3米多，展示了当年拾阶而上直通主陵的一条神道，为勘查金陵地域范围、确定具体陵位，提供了重要依据3。 五代、宋墓葬五代墓中原地区发掘的很少，今河南洛阳、伊川的后晋墓，墓室和遗物都较简陋。江南各地发掘的墓葬稍多，如湖南长沙90年前即发掘300多座，鲲鹏新传小说5200出土了不少瓷器等。 宋墓发掘较多，不少带有纪年。墓葬形制较为复杂，各地墓葬由于自然地理和埋葬习俗的不同，在形制、随葬品方面也有较大差异，墓葬规模及随葬品数量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没有必然的联系。根据目前的研究，宋墓可以分为五区中原北方地区北宋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大体上以神宗熙宁元年（08）为界。前期多土坑墓，也有砖室墓，砖室墓中有简单的仿木建筑。随葬品以瓷碗、罐为主，有时也有精美的瓷器。后期流行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河南禹县白沙宋墓的仿木建筑最复杂，壁画以表现墓主人夫妇家居“开芳宴”为主要题材，墓中随葬品稀少。砖室墓中也有平面长方形券顶的，夫妇合葬的还有双室并列的券顶砖室墓，这类墓葬中有较多的日用器皿随葬。河南方城宣和元年（9）强氏墓中出土了00多件石雕的家具、生活用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988年第范文《二号陵残碑的碑额》，《文物》978年第8期。 3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北京考古的新成果》，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周世荣《略谈长沙的五代两宋墓》，《文物》90年第3期。 模型和男女仆侍俑，是中原宋墓中罕见的特例2。 长江中下游（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地区北宋墓葬以竖穴土坑为主，也有平面长方形的砖室墓，随葬品较中原北方地区者为多，都以实用器皿随葬，有瓷器、漆器和铜镜等装饰品，瓷器以影青瓷器为主。南宋时期长方形砖室墓数量增多，且多两室并列夫妇合葬墓——“同坟而异葬”。湖北地区还出现了砖石混合墓和仿木结构砖室墓。南宋墓随葬品中出现龙泉青瓷器，时代愈晚，数量愈多。 湖广地区（湖南、广东和广西）墓葬形制基本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相同。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特别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坛尤其复杂，有蟠龙龟蛇、楼阁亭塔、乐舞人物，有的还贴塑佛像。广东宋墓除砖壁石顶的砖石结构和石椁墓外，还有较多的火葬墓。墓葬中盛骨灰的陶坛种类较多，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闽赣地区（福建和江西）除砖室墓外还有用石板条石砌筑的石椁墓。 福建龙溪、将乐和江西乐平一带的宋墓，墓壁流行壁画装饰，墓室结构简单，与中原北方地区复杂的仿木结构建筑壁画墓不同。壁画以表现墓主人起居生活为主。北宋至南宋中期墓葬中，特别盛行陶瓷俑的陪葬，俑分两类一类是现实人像俑，另一类是神煞偶像俑。南宋中期以后，俑类日渐减少，明器神煞中的四神、十二生肖多塑在常见的堆塑瓶上。福建西北部的宋墓除随葬龙虎瓶外，还流行随葬多角罐。 川贵地区（四川、重庆和贵州乌江北岸地区）四川宋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方形的砖室墓，集中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多双室或三室并列。北宋时多随葬陶器，很少发现陶俑；南宋时多火葬，墓室缩小，出现上下层之间铺以石板的双层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淳熙（74—89）以后俑上施釉，嘉定（208—224）以后流行三彩俑，陶器中以双耳罐、三足炉和蟠龙提梁罐最具特色。另一种是带雕刻的石室墓，分布于近山区的地带，也多是双室并列，有的有前后两室。室内刻简单的仿木建筑，近门处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后壁刻妇人启门状，也有刻孝子故事的。在贵州乌江北岸也发现此类宋墓，遵义宋墓的后壁上刻墓主人坐像。 辽代墓葬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可分为两类一是契丹贵族墓，二是汉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也有发现，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则多集中在燕山以南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辽墓可分为三期早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03）；中期为兴宗重熙年间（032—055）；晚期自道宗清宁元年至辽亡（055—25）。 早期辽墓以赤峰应历九年（959）驸马卫国王墓为代表，有前后两室及左、右、后3个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围柏木板，置带木栏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贵族墓也多筑有前后两室，或在双室墓的前室或单室墓的甬道两侧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圆形，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库叶茂台辽墓石棺外，还置以歇山式顶木屋外椁。哲2河南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文物》958年第期。盟陈国公主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前后室和东西耳室组成，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十分复杂，墓道、墓门及长方形前室两壁均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圆形主室也围以柏木板。 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特有的鸡冠壶数量多，保存着模仿皮囊的平底单孔的原始形态，同时还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备的马具。驸马墓出土马具多达八组，反映出这个时期契丹贵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还很典型。该墓还随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盘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银器、铜镜、丝织物等，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风格，反映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叶茂台辽墓随葬以陶瓷器、铁器和马具、武器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窑青瓷出土数量较多，引人注目。陈国公主墓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不仅随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玛瑙、水晶等，同时还有中原、南方生产的精美瓷器，以及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珍品。早期契丹贵族的殡葬习俗也很有特色，陈国公主夫妇墓出土两套完整的殡葬服饰，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公主和驸马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璎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枚，腰上原束金绔丝带。 辽宁朝阳发掘的刘宇杰墓和其父刘承嗣、其子刘日泳等墓共座，出土的刘承嗣祖孙三代的墓志，记载了五代时期燕王刘仁恭之三子刘守奇降辽，其后子孙在辽为官，家族繁衍，不仅终辽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据墓志可列其族系。 早期汉人墓葬以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为代表，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庖厨、伎乐壁画，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点与山西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仿木建筑较为复杂。墓中随葬物以瓷器为主，其中有定窑、越窑精品，契丹式瓷器极为罕见。较为重要的还有北京门头沟辽壁画墓、八宝山辽韩佚墓、河北迁安韩相墓等。 中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045） 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单室墓有辽宁阜新重熙七年（038）晋国夫人萧氏墓、义县清河门号墓2等。墓葬形制和随葬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内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由皮囊式演变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携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来，不少辽墓中已出现廊柱、斗栱壁画，反映了汉族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丰台重熙二十二年（053）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与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3。 晚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987年第2期；冯永谦《金刘元德墓志考》，《黑龙江文物丛刊》983年第期。 张平一《平泉县发现辽代壁画墓》，《文物参考资料》95年第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8册，95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972年第3期。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辽宁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顶大型木椁，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资料，墓内还出土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内皆置棺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铜铁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随葬物，典型墓葬如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发掘的5座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4。库伦旗一号墓发现0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妇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随葬物中景德镇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随葬品中，马具简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也不复存在。晚期汉人墓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壁画题材风格与同期北宋墓相同。该期墓葬几乎全是火葬墓，以随葬陶器为主，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内蒙古宁城尚■墓、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门头沟辽墓等，以及辽中京城外的一批汉族中小型墓葬2。 8 西夏墓葬在各个西夏帝陵附近，罗列着70余座陪葬墓。陪葬墓按规模和形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规模较大，与帝陵形制近似，但没有献殿、角台和阙。另一类较小，没有外神墙，碑亭也只一座，位于门外东侧。灵台或呈截顶锥形，或作圆柱形或馒头形。陪葬墓制度体现了西夏的封建宗法关系和等级制度。已发掘的3座陪葬墓墓道呈阶梯或斜坡形，土洞单室，墓门用木板封闭。随葬品中有铜牛、石马、石狗、丝织品等。第0号墓是世纪中叶一名显赫贵族的墓葬，墓内共葬男3女，这种夫妻同穴合葬的情况在西夏墓中尚属首次发现，证明党项族确实实行着一夫多妻制。该墓出土的鎏金铜牛重达88千克高0.45米，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铸造技艺。甘肃武威有西夏纪年的汉人火葬墓，骨灰葬在小木塔中，塔身上写满梵文咒语，墓壁下有男女侍者和武士的板画以代替壁画，为中原地区所不见2。 金代墓葬金代墓葬一方面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吉林舒兰小城子一带是包括完颜希尹墓在内的金代早期贵族墓地。整个墓地占地3万平方米，绵延近4公里，共分5个墓区。墓前多有石雕的文臣武将、石虎石羊等，可以看出宋代统治阶级埋葬风习对女真贵族的影响。扶余发现的墓4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9年第9期。吉林省博物馆等《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973年第隆《昭乌达盟辽尚■墓清理简报》，《文物》9年第9期；张先得《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妇合葬墓》，《文物》980年第2期。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0号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983年第笃学《武威西郊发现西夏墓》，《考古与文物》984年第4期。葬占地广阔，象生布列，随葬大量铁工具，使我们对金代早期女真贵族的葬制有了具体的了解。墓中出土的镂花金帽顶和磨制精细的金扣白玉带，代表了金朝初年相当精湛的工艺水平3。 大定以后的金代墓葬发现较多，其中圆形或方形单室砖墓，多仿木建筑，彩绘有建筑细部及日用家具，随葬物多为明器，如内蒙古宁城大明城西城外及小榆树林子金墓、巴林左旗砖室墓等。黑龙江绥滨、吉林镇赉的平民墓葬，用羊距骨、羊肢骨和桦皮箭筒随葬，尚保持着地方民族习俗。 973年在黑龙江畔发掘绥滨中兴金代墓群时，出土了较多的金银器、玉器、丝织品、铜钱、铁器等，其中精美的丝织品和名窑瓷器（定、耀、磁）可以肯定为中原产品；“飞天玉雕”是受中原地区佛教艺术影响的作品，特别是墓中出土一枚带有汉字“郎” 的私人石印。“郎”是女真人女奚烈氏改的汉姓，可见女真人改汉姓不只限于进入中原的，就连其故乡黑龙江流域也出现改用汉姓的社会现象。中原和北方的金墓在不同的地区也各有特点。北京、河北地区的金墓，正隆以前者皆为土葬，大定以后普遍实行火葬，时有精美瓷器出土。河北新城时立爱父子墓和井陉柿庄号墓均为金代初年壁画墓，都系多室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彩绘。时立爱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附圆形耳室，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河北兴隆萧仲恭墓墓志甚至用契丹文字书写2。山西地区的金代墓葬注重营造墓室，流行雕砖墓，仿木结构及墓壁装饰基本上与北宋后期者相同，随葬品较少。 仿木建筑结构墓室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墓葬，最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墓室结构在0世纪中叶的辽代汉人墓中即已出现，如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辽代中、后期和金代墓葬中则更为流行。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 墓室内仿木结构的表现手法主要有两类一是以雕砖为主的仿木结构砖墓，另一种则是以壁画为主的仿木结构壁画墓。有的墓内同时以壁画和雕砖作装饰，周壁饰以桌椅家具及主仆侍从、戏剧人物等。 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为砖筑画彩仿木结构。墓门正面是仿木建筑门楼，上砌斗栱、檐椽和瓦脊。墓内各壁亦砌出柱和斗栱，斗栱为单抄单昂重栱五铺作。前室和过道作宝盖式盝顶藻井，后室作宝盖式截头六瓣攒尖顶，仿木建筑上均绘有彩画。 3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文物977年第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92年第2期973年第5期。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957年版；徐苹芳《白沙宋墓中的杂剧雕砖》，《考古》90年甘肃陇西南宋建炎二年（28）李泽夫妇合葬壁画墓，仿木雕绘出柱、础、梁、枋、斗栱、椽、檐、门、窗等，极似一座装饰华丽的木构小院落建筑。 金代仿木结构砖室墓一般都在多边形墓室转角处砌有角柱、枋额和单抄四铺作斗栱，并施以转角铺作和补间铺作，有的则为复杂的单抄单下昂五铺作计心造斗栱，有的在仿木结构部分施以彩画。墓顶多呈八角叠涩攒尖顶，山西侯马董氏墓则利用转角铺作和补间铺作的手法将墓室顶部砌成八角形2。 墓室浮雕砖壁浮雕石室墓数量不多，砖室墓较为普遍，并且盛行雕砖。其手法不同于南北朝的模制，而是以汉画像石式直接雕为浮雕。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人夫妇举行“开芳宴”的场面，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后壁则往往有“妇女启门”雕砖。 金代雕砖墓雕砖内容基本上与白沙宋墓相似，采用雕砖和壁画互为补充的手法。中原地区北宋中期以后形成定制的内容，如墓主人“开芳宴”、“妇人启门”等在金墓中也成为一种定制流传，表现手法更为细腻而逼真，特别是杂剧雕砖和孝子故事雕砖方面，水平大大超过前代。金代中晚期墓葬中砌筑雕砖杂剧舞台内容也已成为一种定制，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雕饰内容繁缛华丽，作场杂剧角色多立体圆雕或半浮雕。 宋代北方杂剧雕砖内容在长江以南表现为瓷质俑群，多见于江西地区。 江西鄱阳南宋石椁墓中随葬无釉彩绘瓷俑30多件，其中有2件是属于杂剧表演俑，除女演员2人梳双髻、饰鬓花，一着圆领长袍，腰系锦带，足穿尖头靴；一戴遮面幞头，着宽袖长袍，腰系锦带外，其他男演员9人多为披风幞头，着窄袖袍，或扬臂作势，或拱手胸前，或以袖掩口，或躬身施礼，或作笑容，或现愁颜，神态各异，显然是表现正在演唱中的各种姿态，具有朴实的民间艺术气息。 石壁浮雕宋代以石壁浮雕装饰墓室之风流行甚广。长江流域的四川，出土宋墓以砖筑为多，但在川北广元地区也出土有一座石壁浮雕墓，墓主夫妇分室而葬，两室的左右壁、前部用竖石条砌成，雕为护墓武士的浮雕；后部则是在横石条面浮雕为4组不同的生活故事。两墓的石壁也各浮雕与男女墓主人生活相近的场面，即男墓浮雕桌上满摆酒食的宴饮图景，女墓则雕为主妇正在念佛祈求幸福平安的图景2。 宋代的石棺雕刻以洛阳出土北宋宣和五年（23）石棺具代表性，一反汉唐流行的“四神”图，而改为忠臣孝子等历史人物。 第9期。 陈贤儒《甘肃陇西县的宋墓》，《文物参考资料》955年第西文管会侯马站《山西侯马金墓发掘简报》、《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考古》9年第2期、《文物》959年第期。 唐山《江西鄱阳发现宋代戏剧俑》，《文物》979年第4期。 2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广元石刻宋墓清理简报》，《文物》982年第期。辽宁辽阳、锦州等地出土的石壁浮雕墓，墓室平面多为八角形，周壁都以石板镶成。石壁浮雕形式多为铲地平剔，除墓主人宴饮生活外，多数为孝行人物故事，侍从舞伎多为契丹装束，头戴毡帽，长袍系带，足蹬长靴。其他墓壁多雕出历史传说中的贤孝故事，如“王密舍子救弟”、“茅蓉杀鸡奉母”等等。由于石壁面积大，所雕人物小，并少有配景，显得空旷疏散，不够紧凑。 973年清理的河南焦作金墓，墓室用70多块青石条砌成平面八角形，周壁石条面分别线刻伎乐舞蹈、墓主人夫妇生活及历史人物故事等共2图，阵惊天下燃文其中以乐舞和墓主夫妇的梳妆、煮茶等生活场面富有生活情趣。所有人物（除二舞伎外）多着官服，反映了墓主人的地位。另一石所刻为墓主梳妆，除主妇头戴花冠斜坐在靠背椅上，左顾右盼，正指使着周围的个或持镜或捧奁盒的侍女为她梳妆外，右为男仆3人围立在炉灶旁，有的扇火，有的把壶煮茶，年无老幼，各有所司，围绕着主人的需要而忙碌2。 墓室壁画这一时期的壁画墓多发现于以下三个地区中原及北方地区如河南的禹县、郑州、洛阳，河北井陉，山东济南，甘肃陇西以及湖北荆门，江苏淮安等地。墓葬壁画多与墓室仿木结构建筑互补，或在雕砖上施彩，或是雕砖和壁画相结合，构成完整的主题，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是其代表作。 白沙宋墓甬道两壁画身背钱串和手持铜囊、酒瓶，以及牵马的侍者。前室墓门两侧画持骨朵的护卫，东壁画女乐人，西壁雕画墓主人夫妇对坐宴饮像。后室北壁砌妇女启板门状，西北、东北两壁砌格子棂窗，西南壁画对镜戴冠妇人，东南壁画持物侍奉的男女婢仆，表现墓主人内宅的生活情景。桌椅器物和墓主夫妇用砖雕绘，而背后侍从人物和帷幕等背景陪衬，则全用壁画，主题突出。侍女启板门雕像是宋墓、砖塔等最多见的世俗化题材之一，风习遍及河南、山西、甘肃以至贵州各地。偃师宋墓还雕有妇女劳作如烹茶、洗涤、剖鱼、梳发、戏鸟等，反映了这一时期世俗化艺术的特点。陇西南宋墓雕砖彩绘护神、鞍马、马夫、车轿、轿夫、厨夫、家犬、桌、椅、侍女煮茶、进食等场面，是这一时期世俗化艺术的典型。 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地区尤其集中在辽宁法库、内蒙古库伦等地。 墓葬壁画也多与墓室砖雕相结合，有属于契丹衣冠习俗的髡发、架鹰、毡车等形象，也有摹仿北宋墓中的宴饮、伎乐等场面。库伦号墓在墓门、天井、墓道两壁均绘有壁画。墓门绘门神、侍女、凤、鹤、祥云，天井绘山石树木、湖石牡丹、竹林仙鹤、虎鹿相搏、男仆女侍，墓道北壁画墓主人出行、南壁画墓主人归来。墓道壁画全长22米，画有契丹、汉族人物53个，气势宏大，神态生动江西、福建地区多集中在福建龙溪、南平、将乐和江西乐平等地。王增新《辽宁辽阳县金厂辽画像石墓》，《考古》90年第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979年第8期。徐苹芳《宋代的杂剧雕砖》，《文物》90年第5期；董祥《偃师县酒流水库宋墓》，《文物》959年第9期。 2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989年版。 壁画多为表现与墓主有关的人物活动场面，还有屋楼亭台、动物禽畜等，福建壁画墓中还有较多以四神、十二生肖为表现题材的壁画。尤溪潘山宋墓墓中顶部绘有头戴展脚幞头、身着圆领袍服、执笏而立的墓主形象，墓室左右两壁各绘对应排列的个人物；梅仙坪寨号墓、一中宋墓等均绘有墓主的寝室卧榻及捧物侍女。 杨琮、林玉芯《闽赣宋墓壁画比较研究》，《南方文物》993年第4期。第四节宗教遗迹和遗物这个时期的宗教建筑遗留很多，主要包括佛教建筑和祠庙两大类，其中佛教建筑包括石窟、塔寺和经幢等。 石窟属于宋代的佛教石窟，除陕北遗留有一些小型窟群以外，以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四川安岳和浙江杭州等地较为发达。属于辽、金两代的佛教石窟，数量远比宋代为少。有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的辽代石窟群，陕北富县可能有属于金代的石窟，在敦煌莫高窟和邻近的安西万佛峡，也还有属于西夏时代开凿的石窟。 敦煌莫高窟除了开凿少量大窟，多是改建、重绘前代旧窟。新开的大窟平面均为方形，窟内中部置方形佛坛，坛上置塑像。佛坛后部有连至窟顶的背屏。窟顶作覆斗形，其下端四角处凿出圆拱形的凹龛，画四大天王像。窟门甬道顶部均作梯形。在下层的大窟前面，曾有建于台基之上的木构殿堂建筑，构成前殿后窟的格局。窟前建筑分砖包台基殿堂和土石基结构两种，前者规模一般都较大。塑像和壁画的内容和组合多沿袭唐代，突出了供养人位置和形象。西夏时期莫高窟开窟极少，多是改建旧窟、改塑或妆錾前代塑像，很难指出典型的窟形和塑像。第49窟发现的女供养人塑像，为前代所少见。宋代是四川、重庆地区石窟造像大发展阶段，石窟集中在广元、大足一带。以佛教造像为主，也有少量儒、道教的造像。大足石刻现存5万余躯，分布于40多处，主要为两宋作品，多为平顶方窟，有的还有纪年刻铭。造像富于现实感，人物个性鲜明，体态匀称健美，衣饰华丽典雅。多样的题材中出现了弥勒下生经变、地狱变、观音经变等经变雕刻，还有十殿、十二殿阎君和六圆觉菩萨等。其中，孔雀明王窟中一面四臂、骑孔雀的主像立于窟中央，满壁雕千佛，巧妙地把塔柱式石窟结构与密宗题材结合起来。南宋初年开凿的心神车窟，八躯菩萨高约2米，颇具女性的妩媚多姿，是宋代雕刻的精品。 各种佛教题材不拘经典仪轨，表现方式多样化、世俗化，是这一时期石窟造像的最大特点。麦积山第5窟宋塑侍女像和供养像，尤其是正壁龛中塑出的两个供养侍女，可以说是宋代一般妇女的真实写照。大足北山第25窟石刻“数珠观音”的妩媚、宝顶山“养鸡妇女”的纯朴等，都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与同时期其他造型艺术所表现的多方面追求现实，着意反映世俗生活的特点是一致的。 自宋代以来，佛教已离开单一的形式而与儒、道等相混合，反映到石窟艺术上，重庆大足宝顶大佛湾内的“父母恩重经变”，就是儒、佛思想的混合作品；大足境内的石门山是儒、道混合的窟群，而道山的三清洞和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则是典型的道教艺术。 寺庙建筑现存的寺庙建筑大都在中原北方地区，尤以辽、金建筑为多，主要有平顺的五代大云院、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阁和山门、大同华严寺辽金殿阁、正定隆兴寺、应县木塔、定县开元寺塔、晋祠圣母殿与献殿等，以及南方的浙江宁波保国寺、西藏萨迦寺等。 河北正定隆兴寺是现存宋代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重要实例。山门内为一长方形院子，钟鼓楼分列左右，中间大觉六师殿遗址尚存，北进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个纵长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内，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阁及其前两侧的转轮藏殿与慈氏阁以及其他次要的楼、阁、殿、亭。最后是一座弥陀殿。佛香阁和弥陀殿都是采用三殿并列的制度。全寺建筑依着中轴线作纵深的布置。现存高约33米的歇山顶佛香阁，是这一时期高型佛寺建筑的杰作。 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03），面阔3间，为单檐歇山顶，兼有宋式厅堂型和殿堂型构架的特点，是北宋和辽时特有的构架形式。 重建于金天眷三年（40）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上寺大殿，是现存的古代单檐木建筑中最大的一座。下寺的薄伽教藏殿则是辽代小木作的重要遗存。大同善化寺的辽、金建筑，平面、结构、造型各具特点，是现存辽、金佛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2。 塔和塔基塔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05），平面作八角形，塔身外观5层檐，八角攒尖顶，通高达7.3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木结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木塔。 这一时期是中国砖石塔发展的高峰，存留的石塔形式多样，构造先进。 大型砖石塔的形式，大致可分为楼阁式和密檐式两种。其中楼阁式塔结构多样，有塔身砖造，外围木结构的，如苏州报恩寺塔；有全用砖石砌造而形似楼阁式木塔的，如苏州虎丘塔、泉州开元寺双塔；有砖石砌筑成简化楼阁式木塔形的，如河北定州宋开元寺塔（料敌塔），高84米，建成于至和二年（055），是我国现存最高砖塔；河南开封宋开宝寺砖塔，因用铁色琉璃砖建成，俗称铁塔。 这时期密檐塔盛行于北方，其中盛行于辽而为金代沿用的多角形密檐式塔是这个时期新的创造。辽、金地区盛行砖石建造的多层密檐塔，平面多为八角形，少数为方形，塔身仿木构。现存年代确切而保存较好者为辽大安五年（089）建造的山西灵丘觉山寺塔。 塔基佛教舍利塔基的发掘，是佛教考古的重要项目之一。这一时期佛教塔基不仅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出土遗物丰富，而且大都带有绝对纪年。已发现的纪年塔基都属北宋和辽代的，主要有河南郑州宋开元寺塔基（97）、河北定州宋静志寺塔基（977）、净众院塔基（995）、河南密县宋法海寺塔基（999）、北京顺义辽净光寺塔基（03）、河南邓州宋福胜寺塔基（032）、安徽无为宋代塔基（03）、浙江瑞安宋仙岩寺塔基（043）、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2期。 9 2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984年版。 陈明达《应县木塔》，文物出版社9年版。 北京房山辽代塔基（05）、浙江金华宋万佛塔塔基（02）、江苏镇江宋甘露寺塔基（078）、浙江宁波宋天封塔地宫（44）等。 宋代塔基中时代最早的是郑州开元寺塔基，平面为八角形，用石条砌筑。塔基内再砌方形地宫，顶用石条抹角叠砌7层，内收成八角形藻井，上有刻莲花的顶石。地宫门南向，半圆形门楣上刻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门内外刻天王、力士像。地宫后部砌棺床，上置石棺。棺下四角雕出力士扛顶的棺座，棺座四周的壶门内雕出伎乐和狮子。石棺前后刻版门和天王、力士，棺两侧刻佛涅槃后佛的十大弟子痛哭悲伤之状，情态各异，极为传神。棺盖上刻纪年和施主、匠人的姓名，棺座上还刻着施舍物品的名称。与开元寺塔基时代相近的是定州静志寺和净众院塔基2，它们的地宫四壁都画有壁画，又都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定窑白瓷器和玻璃器，是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静志寺塔基的地宫平面呈方形，砖筑，四壁上都砌出仿木建筑斗栱，并绘彩画，顶部上收为盝顶，其中盖一歇山式石屋顶。地宫四壁绘壁画，南壁门两侧绘天王，东壁绘梵王，西壁绘帝释，北壁中央绘“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灵牌，两旁绘佛的十大弟子。而净众院塔基地宫所绘的壁画，则在北壁画佛涅槃像，并画佛的家人和十大弟子悲泣哭号的情景，东西两壁画伎乐。壁画的画面虽然不同，但主题都是表现佛涅槃后的事。福胜寺塔基地宫则为平面六边形，六角攒尖顶，顶心嵌一铜镜。这一时期塔基中开始流行放置塔幢和各种佛像。密县法海寺塔基出土的琉璃塔2，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的石幢、金涂塔和0余件铜佛像3，都是很重要的佛教遗物。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制作异常精美，屋面、屋脊、柱础等都与当时建筑规定的制度相合，银塔的制作也十分精细，均为研究当时建筑、特别是南方江浙一带建筑制度和样式的重要标本。瑞安仙岩寺塔基出土的泗州大圣木雕像，则反映了宋代民间信仰的情况4。 在内蒙古和辽宁、北京等都曾发现过辽代塔基，保存最完整的是北京房山辽代塔基（05）5，地宫未经扰乱，各种供养法器齐全。地宫平面方形，砖筑，叠涩顶。中央置石函，函内装石涅槃像，以及拣舍利用的银匙、银筋，还有银幡、银花、银碗、银碟、瓷碟和水晶串珠等。在地宫的石板盖顶上立3.2米高的陀罗尼经石幢一座。宋辽时期的塔内，除塔基中瘗埋舍利外，还往往在各层塔身中也瘗埋着塔幢、佛像、写经和其他财物。 宗教雕塑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开窟造像之风的衰退，寺庙造像在这时起逐渐替代了以往石窟造像的地位而成为宗教雕塑的主流。其中大量出现的罗汉塑像具有真实生动、神情活现、体格合理，注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刻画、富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中原文物》983年第期。2河北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培基》，《文物》972年第8期。河南省古建研究所等《邓县福胜寺塔地宫出土一批稀世珍宝》，《华夏考古》988年第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972年第0期。3《金华万佛寺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958年版。 4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973年第期。5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980年第2期。有人间生活情感等特点，是佛教艺术世俗化的集中体现。罗汉像除木雕、石雕、夹纻髹漆外，大量属于泥塑。罗汉群像组合有十六、十八、四十、五百不等，他们是佛教徒对过去宣传佛教人物的创造。其他寺庙雕塑在今山西、河北保存较多，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大悲阁中铜铸四十二臂观音立像，高达24米，为北宋开宝四年（97）建阁时所铸，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像。像身比例匀称，衣纹流畅。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中央佛坛上高达米的十一面观音立像，则是现存最高的古代泥塑立像。山西大同华严寺大殿内的3躯塑像，均为辽代塑制，十分精美。太原晋祠北宋天圣年间所建圣母殿，殿内42尊侍女塑像，形象逼真，各具性格。 第五节中外交流遗迹和遗物这一时期的朝廷鼓励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北方地区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交流，则主要活跃于世纪以前。有关中外交流的遗迹遗物时有发现，它们主要分布在上述丝绸之路沿线。 泉州港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南门外和法石、后渚等地，常发现有古船的桅杆、船索、船板、船钉以及石砌建筑基址和石塔等物，结合附近的大量石刻资料，可以确定这是一处宋代海港遗址。973年发现于泉州湾后渚港的沉船，出土时仅存底部，上部结构已损毁无存，残长残宽7.5米，海船为尖底，头尖尾方，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状。底有龙骨，由两段松木料接合而成，全长7.5米。连接龙骨的艏柱用樟木制成，长约4.5米。船板用柳杉制成，舷侧板为三重木板结构，总厚度为8厘米。船板相接处大多采用榫合的方法，缝隙塞以麻丝、竹茹和桐油灰，再以铁钉钉合。船体用2道隔板，隔成3个互不渗水的船舱，最深的舱达.98米，最浅的为.5米。船上还有为了竖立前桅杆和中桅杆的底座，以及尾部为设置船舵的洞孔。此外，船中还出土有一些构件和附属工具如绞盘、船浆等。有人据出土木船进行复原研究，认为船的排水量为370吨左右。船中所载的货物有湿重达2350千克的香料木，还有航行人员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陶瓷器和竹木藤器等，并有宋代货币504枚。又有上系细绳的木签牌9件，原来当系在货物上。泉州海船结构坚固、稳定性好，适宜远洋航行，是研究当时航海技术及对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 982年泉州法石出土的南宋古船，由于船体前、中部为建筑物所压，未能全面揭露，只清理出古船后部的4个舱位，出土了一些船舶物件和其他遗物。这是一艘底部装有松木龙骨的尖底船，底板用单层松木，舱隔板用杂木，与上述后渚古船相比，船体造型、结构、工艺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色，在古船上发现了大片系有绳索的竹编，从其厚度和折叠状况看，当是竹帆的残存（而不是用于遮盖的竹篷）。文献中提到船帆时常将帆、席并举，法石宋船证明了这一点。竹帆的发现，补充了文献的不足。 泉州宗教石刻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外来宗教也十分活跃。广州、泉州、扬州等开放港口都遗存有不少宗教石刻，尤以泉州大量各种文字的碑刻最为著名。泉州伊斯兰石刻主要有墓碑、墓顶石和石墓，以及礼拜寺内壁龛石刻等。墓碑发现较多，有两种形制，一是竖直的长方形碑，顶部多作双重弧曲的尖拱状，除碑文外多无雕饰。碑文多为阴刻的阿拉伯文，少数在碑阴刻有汉文。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987年版。《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2期，983年。另一种碑体作横长方形，上下缘刻纹饰带，碑体下有莲座。石墓一般用整石雕成，平面呈长方形，下设须弥座式基座，其上依层内收，呈阶梯状，常多达5层，最上一层为尖拱状顶，前端雕云月图案，顶下一层侧面为阴刻阿拉伯文。 古基督教石刻有墓碑和墓顶石两种，墓碑形同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叙利亚文，并多在碑额处刻云朵或莲花承托的十字架，有的在十字架两侧还雕有带翼天使。墓顶石多尖拱状，浮雕有莲花承托的十字架。 现存的印度教石刻主要附属于建筑物的石雕，最著名的是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檐石柱上的浮雕图像，其中有不少题材取自印度教的神像和传说。泉州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是自北宋末至南宋末50余年间，举行海舶祈风典礼的铭记，是海外贸易发达的明证。从石刻中的官职题名中可以看出，当时宋朝廷在这里设置了庞大的管理机构，抽收关税，直接干预海外贸易。伊斯兰玻璃器这一时期的外来玻璃器，数量较多，主要是产于西亚的伊斯兰玻璃器。 伊斯兰玻璃器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器的传统，到9世纪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代表作品如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辽宁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020）、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2、朝阳北塔等辽墓和塔基中出土的部分玻璃器，还有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直壁玻璃杯和安徽无为北宋塔基（03）3、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基（043）出土的刻花玻璃瓶，它们多是伊斯兰玻璃手工业兴盛时期较典型的产品。这些器物大都十分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下限清楚，与世界各国的伊斯兰玻璃器藏品相比，更具研究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及伊斯兰玻璃工艺东传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陈国公主墓出土的7件伊斯兰玻璃制品，包括2件带把杯、件刻花瓶、件乳钉纹瓶、l件乳钉纹盘和2件高颈瓶，其造型装饰常见于伊斯兰玻璃制品中。静志寺塔基、无为塔基、瑞安塔基及蓟县独乐寺白塔出土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与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的0世纪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辽宁朝阳耿延毅墓出土的把上带有翘首的绿色把杯的造型，更具有伊斯兰玻璃器的特征。这些玻璃器均属钠钙玻璃，质量较高。 从已发现的地点来看，这一时期伊斯兰玻璃器输入中国大约有两条路线，静志寺塔基、独乐寺白塔、陈国公主墓、耿延毅墓等出土者是从陆路输入的；安徽无为和浙江瑞安塔基出土者则应是从海路输入的。西方玻璃器在辽地成批出土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仍然繁荣。由于这些器物上可见到8至世纪埃及、叙利亚、伊朗等地区玻璃器的特征，而且时代下限明确，因而是研究西方玻璃器及中西文化关系的重要实物证据。从这些器皿中，可以了解到外来玻璃器制造中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刻花、模印、印压和描金等诸多工艺，有的堪称稀世绝品。如陈国公主墓出土天才牛人帖吧的乳钉纹玻璃盘，腹壁所饰一周28枚小四棱锥状乳钉，系采用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957年版。 2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等《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989年第期。 3《安徽无为宋塔》，《文物》972年第l期。 砂轮手工打磨而成，盘壁、圈足也经过砂轮打磨，器壁又经抛光处理。其装饰特征在西方萨珊、拜占庭玻璃制品中曾有发现，而其器形则为国内外所罕见。 宋代外销瓷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成为当时数量最大的外贸产品，因而由当时的四大港口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通向海外的海上航线已被习称为“陶瓷之路”。为了适应当时海外贸易的需要，沿海各地如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窑业蓬勃兴起，不少新兴窑场专门生产外销瓷器，国内出土很少，而在海外却有大量发现，如广州的西村窑产品。 自从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外销货物，广州便是主要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著名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等产品多是从这里输出的。广州外销瓷器的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等地。 泉州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涨海声中万国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瓷器外销的盛况。从这里输出的景德镇的青白瓷、浙江的龙泉青瓷，以及以德化窑、建窑为代表的当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据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当时泉州输出的瓷器远销24个地方。 根据国外陶瓷考古发现，宋代瓷器在亚洲的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非洲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甚至远到津巴布韦都有不等数量出土，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发现最多。 日本许多地方发现了宋代外销瓷器，最主要的出土地点集中在历代旧港博多及其附近、京都和内海旧港福冈。宋代瓷器不仅在非常特殊的遗址中出土，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城址、寺庙和神龛遗址、墓葬甚至乡村遗址中也常有发现。绝大多数出土标本属于北宋后期到南宋时期。出土瓷器以青白瓷、青瓷为主，此外还有黑釉、褐釉及低温绿釉三彩等。 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不计其数，菲律宾出土的主要为龙泉窑青瓷，泉州、德化窑刻花青白瓷以及建窑黑瓷等；马来西亚出土者多为福建德化、泉州，广东潮安，广州西村窑的青白瓷，福建、浙江地区生产的青瓷、黑瓷以及磁州窑刻花瓷器。 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出土有很多中国瓷器，其中宋代瓷器以龙泉青瓷为主。 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是一处陶瓷地下博物馆，中国瓷器数以万计，其中宋代的有龙泉窑青瓷，福建、广东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及定窑系白瓷等。非洲其他各地出土的宋代瓷器，也以龙泉、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产品为主。 三上次男著、李锡经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984年版。第三章研究概况第一节五代史研究概况20世纪上半叶的五代史研究自20世纪初西方的史学理论、方法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是，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一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通常都认为是隋唐史的延续，五代史通常也附属于隋唐史，专门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著较少，但许多论著的题目虽只为隋唐或唐宋，实际上大多也论及五代史，更多的题为隋唐五代、唐五代、唐末（或晚唐）五代的论著，虽以唐史为主，也无不或多或少讨论了五代史，如935年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等等。 95年丁谦《lt新五代史·四夷附录gt地理考证》，923年王国维《五代监本考》，是20世纪最早以五代史为题的论著。到30年代，五代十国史的新史学论文才稍稍多起来，其中较重要的如嵇文甫《朱梁的农村复兴热》，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五代的庄田》，刘樊《五代的钱币》、《五代的幕府》，聂家裕《五季农村破坏之经过》，戴希震《五季的军阀官僚与商业土地》，刘石农《五代州县表》。发表多篇五代史论文的戴振辉有《五代货币制度》、《五代农村的残破与恢复》、《周世宗之统一中国》、《五代的游幕》、《五代的刻书与藏书》。卢逮曾也发表了多篇研究五代的文史论文，其中《五代十国正赋苛捐考》，是首篇全面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文，而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是探讨五代十国与辽关系的首篇论文。 综观3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文，涉及到五代史的诸多方面。而40年代专题研究五代史的论著，数量既少，涉及面也不广，较重要的有钱穆《五代时之书院》、傅振伦《五代之瓷器》、谢再善《五代时边民与中原的关系》以及罗伯昭《南汉钱史》等，而姚兆胜等《纷乱的五代十国》，是20世纪上半叶唯一介绍五代十国史的著作。 949年以来的五代史研究50至7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著仍不多，有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卞孝萱《五代十国的阶级斗争》、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图——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评价》等，而评价人物的论文相对地较多，对朱温、石敬瑭、柴荣、钱磐等人物多所评介，还有韩国磐的著作《柴荣（周世宗）》。 80年代以来，五代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隋唐五代史》分册（已分条编入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有张泽咸《五代十国》概述性条目；分类条目中分国介绍了五代十国和五代各创建者朱温、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和前蜀、南唐、吴越的创建者王建、李昇、钱镠，其他历史人物如张全义、王彦章、桑维翰、冯道、王朴，以及历史地理的“开封”、“五代十国都城”、“幽蓟十六州”等，都有专条介绍，其他五代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情况，则在隋唐史的有关条目中叙述。99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杨志玖、吴枫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对五代十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史事、人物都有专条介绍。 983年出版的沈起炜《五代史话》，是20世纪第二本介绍五代十国历史的著作。985年出版卞孝萱、郑学檬的《五代史话》，则主要介绍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情况。两种书各有侧重。 主要从事五代史研究的陶懋炳于985年出版的《五代史略》，另一位研究五代史的郑学檬，99年出版《五代十国史研究》，则主要介绍政治、军事、法律、科举及经济制度。张其凡主要研究宋初史兼及五代史，993年出版《五代禁军初探》。上述三种专著的出版，以及一批论文的相继刊出，标志着五代十国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信息本卷为五代、辽、宋、西夏、金史卷，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内地学者有关的研究概况。内地学者的论文，分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定期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宋辽金元史》分册，并附有同时期未收论文目录，《中国史研究动态》每年刊出前一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宋史研究概况》，每年或隔年刊出前一或二年的《辽金史研究概况》，并对有关的研究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概况，有台湾学者王台林《近六十年来国人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台《史学汇刊》第4期，97年2月）作了介绍。宋史方面则有宋晞《宋史研究的发展》、《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更有宋史座谈会编辑的《宋史研究集》的不定期出版，已出至24辑，汇集了台湾宋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其他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另一些史学杂志，亦常刊载有关论文，宋史学者如宋晞、王德毅、黄宽重等均有专著、论文集出版。 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研究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的情况，80年代出版山根幸夫等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有关部分作了介绍，而日本《史学杂志》每年5月刊载的前一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的五代、宋、元部分（《中国史研究动态》定期刊出汉文译文）。了解其他外国学者的论文则可查阅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每年出版的《东洋学文献类目》及参考宋晞98年的《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 均见宋晞《宋史研究论丛》第4辑，前两文对海峡两岸宋史研究情况均作介绍。第二节辽史研究概况清人对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清人对辽代史料整理用力最勤，拾遗补缺，考证异同，成果颇丰。遍搜群籍，以致力于补充《辽史》之不足，成果可称者首推乾隆时人厉鹗，他“以《辽史》缺略太甚，毕终生之业，详注而辨证之”，编纂《辽史拾遗》24卷，参考、征引各类书籍三百余种，仿《三国志》裴松之注例，“自本纪外，志、表、列传、国语，凡有援引，随事补缀”。新增者另立条目，史文与补文异同者，悉加考证、按语。此后，杨复吉又据厉鹗所未及见的《旧五代史》，成《辽史拾遗补》5卷，对厉鹗书中遗漏失检之处加以补订，辑录400余条。清朝学术研究成果卓著，也重视对辽史的研究，乾嘉时人赵翼在其《甘二史札记》中，考察了《辽史》的编纂情况，并将《辽史》所载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等书以及《辽史》本身纪、传互校，指出其歧互与疏漏处。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妄改辽、金二史人名、官称，造成了辽金史译名混乱，使后学者难于尽悉。《廿二史札记》著后又有补遗卷，辑录了辽、金、元三史中的译名，“以旧名在前，今名在后，使人知旧本如此，今本如此，读史者可不迷于检阅焉”2。 10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汪远孙的《辽史纪年表》、《西辽纪年表》，万斯同的《辽诸帝统系图》、《辽大臣年表》，李慎儒的《辽史地理志考》，汪辉祖的《辽金元三史同名录》；近人陈汉章的《辽史索引》，丁谦的《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吴廷燮的《辽方镇年表》，罗福颐的《辽汉臣世系表》等，或考证诸书记载异同，或补著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对名物制度加以研究探讨归纳，或对相关地理沿革加以考察。 清末，李有棠编纂的《辽史纪事本末》，“区别条流，各从其类，均以正史为主”，同时仿裴松之注《三国志》和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将《考异》散入各条下的体例，“博采各书，考证异同”，附载于《考异》中。此为辽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大量工作是对《辽史》本身的考察、注释和补充，为深入研究辽史奠定了基础。 近人对辽代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最早辑录辽人著述者为署名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2卷2，未及出版。近人缪荃孙又搜集辽人诏令、奏疏、策问、表、文、诗、谣谚、铭、记、碑、墓志、杂著等，辑为《辽文存》卷。同时编著《辽艺文志》和《辽金石存目》附于书后。王仁俊也从事辽人著述的搜辑、整理，采辑历代史文、方志《辽史拾遗·序》、《自序》。 2乾隆《御批通鉴辑览》，将辽、金、元三史旧名，“悉按国语改正，其旧名仍注于下，以资参考”。赵翼为检索方便，于《补遗》中列旧名于前，以新名注于下，独具匠心。参见《廿二史札记补遗》。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凡例》，中华书局983年版。 2杨家骆《辽史汇编·序》称最早辑录辽文献者为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共2卷，钞本在“中央图书馆”善本馆。敬亭山人，王姓，清嘉庆时人。 和行记等，编辑《辽文萃》文存》问世后，王仁俊将其未收的诏敕、策表、奏疏、诗文、碑铭等汇为5卷出版。《辽文萃》后附《作者考》和《逸目考》各卷，对缪书多所补益。此外黄任恒的《辽痕五种》即《辽代年表》、《辽代文学考》、《补辽史艺文志》、《辽文补录》、《辽代金石录》，倪灿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金文诏的《补三史艺文志》和王仁俊的《辽史艺文志补证》，周春的《辽诗话》，罗福颐的《辽文续拾》等，对辽朝及后人有关辽代史事的记录整理方面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93年，陈述在缪荃孙等人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补以碑志铭文，辑成《辽文汇》年，再增新发现和出土碑志铭文，以《全辽文》为名出版，仍为2卷，补遗卷。包括诗、谣谚、诏谕、敕制、哀册、册、官告、表、奏疏、书状、对、议论、文、牒、札子、檄、序、碑铭、颂、偈、记、塔记、幢记、题记、祭文、墓志和杂著27类，分别编成类目索引，附于书后，以便检索。并附作者索引及事迹考。 台湾学者杨家骆在编纂《中华大辞典》时，广搜群籍，其中涉及辽事者，“可疏释补正《辽史》原文者，不期竟达350余万言”，遂辑为《辽史汇编》册。分为辽史史文、辽史纂修有关论著、辽史拾遗校读、辽史表志注补、辽文献、记辽史他史、辽史论文和西文论著八大类。搜检甚丰。 20世纪20年代以后，辽史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自王国维始，在研究元史、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的同时，兼及辽朝史事，著有《辽金时蒙古考》和《鞑靼考》。此外，方壮猷的《契丹民族考》、姚从吾的《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柳翼谋的《契丹大小字考》、尹克明的《契丹汉化考略》和冯承钧的《辽金北边部族考》等，或以契丹民族为考察对象，或对辽朝的某一社会问题进行考察，或在考察辽金时期北方民族和蒙古先民的情况时，兼及辽朝。此后，以辽史为重点进行研究且成就突出者有冯家昇、傅乐焕和陈述。 冯家昇有《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和与美国学者魏特夫合著以英文发表于美国的《辽代社会史》等著作，以及《契丹名号考释》、《太阳契丹考》和《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等论文。他对《辽史》和辽朝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关辽史研究著作大多已收入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论文集《冯家昇论著辑粹》中。与魏特夫合著的《辽代社会史》的资料汇编部分，为冯家昇辑注，“取材广泛，选择精严，注释明晰，是一部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 傅乐焕有《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和《辽史复文举例》等，对辽朝特有的制度、辽宋关系的研究以及对辽史研究文献的校勘等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研究专集《辽史丛考》。 934年，梁园东翻译和注释俄国学者布莱资须纳德的《西辽史》，所注内容丰富，为原著补充了大量资料，推进了西辽史的研究。 9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金毓黻的《宋辽金史》。 948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出版，对契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契丹民族的来源、部落组织，辽朝的建立与统治等作了全面考察。 《辽史汇编·序》。 夏鼐《lt冯家昇论著辑粹gt跋》。 949年以后的辽史研究成果93年出版的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从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形式、农牧业经济、城镇建设、商业发展等方面，全面考察了辽朝的社会经济及其特点。 70年代以后，辽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两部通史对辽史有专章叙述。9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对辽代的国号、年号、行政建置、官制、军制、法制、社会经济制度、人物、事件、史迹、文化典籍、宗教等方面皆有专条。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亦列有辽史方面诸多条目。此外，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也相继面世。 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张正明的《契丹史略》，该书简明地叙述契丹民族的起源、发展、建国，辽朝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是全面、扼要介绍契丹和辽朝历史的著作。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树森的《辽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焚的《辽史稿》。《辽史稿》比以往的同类著作叙述更详尽、更全面，对契丹人的部落组织、契丹社会的奴隶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对文献记载的某些歧异也做了必要的考察，并提出作者的看法，书中还附有契丹人各个时期的部落、州县和机构等各种图表2幅。陈述又在《契丹史论证稿》的基础上，出版《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987年版）。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桂芝的《辽金简史》，这是国家教委统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一种，该书除对辽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发展状况作了较全面系统的叙述外，又适当地增加社会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相关内容。对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的问题也提出作者的观点，“虽与前人和当代一些专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专题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99年，是辽史专题研究成果丰收的一年，三部专著同时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若薇的《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这是对辽朝的行政制度、军事制度特别是契丹特有的斡鲁朵、行宫和糺军等的专题研究和全面考察，“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进行纵的和横的联系方面，都有其特长和独到之处”2。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良弢的《西辽史纲》，它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阐述西辽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疆域、纪年及其对中亚社会的影响的一部专著，“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言他人未尽之言。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空白”3。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锡厚的《耶律阿保机传》，它是由民族史学家史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的一种，该书“首次较具体地将耶律阿保机的事迹呈献给读者”4，全面叙述辽朝开国皇帝、契丹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耶律阿保机的一生及其对北方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统一所作出的贡献。贾敬颜教授的《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和《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分别于990年和994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和中王钟翰《辽金简史·序》。 2邓广铭《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序言》。 3魏良弢《西辽史纲·内容简介》。 4《耶律阿保机传·内容提要》。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贾敬颜教授勤于文献的考索和校订，尤邃于北方民族史，他知识面宽，“经史之外，涉猎诸子百家”。他“爬梳故籍，钩沉索隐”2，将多年的读书笔记和考证所得汇成两书，“多言之有物，征而有信”3。其中多有涉及契丹民族史和辽代地理、民族等内容者，也是学习和研究契丹民族史有价值的参考书。994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漆侠、乔幼梅的《辽夏金经济史》，这是“将辽夏金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作为中国北方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拓荒之作”4。 此外，台湾学者陶晋生的《宋辽关系史研究》、杨树藩的《辽金中央政治制度》等，也是研究辽史的专题著作。 辽朝作为游牧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权，统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和渔猎民族，也统治了辽东和燕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和渤海人。辽史的研究既属于中国断代史的范畴，也属于民族史的范畴。在民族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和不断取得新成果的今天，辽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硕果累累。 自94年蔡美彪发表《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5以来，嵇训杰、李桂芝相继发表了研究契丹人部落组织的论文；对辽朝的南北面官制，李锡厚、杨若薇、王曾瑜、唐统天等都有论文或专著进行研究；蔡美彪、贾敬颜、杨若薇、李锡厚、关树东等也都有论文研究辽朝的军事制度和糺军问题2，此外，对辽朝的经济和二税户、转户，文化和科举制度，契丹人的婚姻制度和礼俗，辽朝统治下的民族和契丹文字等都有大量论文加以研究论述。 日本学者对辽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做了大量工作，爱宕松男的《契丹古史研究》，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津田左右吉的《辽制度之二重体系》，若城久治郎的《关于辽的枢密院》，箭内亘的《辽金时代糺军之研究》，岛田正郎的《辽代社会史研究》等，分别对契丹古史和辽朝的军政制度进行了研究。此外，若城久治郎编辑了《辽史》中人名、地名、官称和名物制度的词语索引《辽史索引》，梅原郁等编辑了《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为研究者检索资料提供了方便。 王钟翰《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序》。 2《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内容提要》。 3姚大力《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研究·辽金元》，992年。 4李锡厚、王曾瑜《评lt辽夏金经济史gt》，《历史研究》995年第3期。5《历史研究》94年第2期。 嵇训杰《关于契丹族名称、部落组织和源流的若干问题》；李桂芝《契丹古八部之我见》、《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lt辽史·营卫志考辨gt》等。 杨若薇除《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外，尚有姐就是个传说帖吧多篇论文论述了辽朝北南面官制；李锡厚有《论辽朝的政治体制》、《关于辽朝的参知政事》、《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等论文；唐统天有《辽代尚书省研究》、《由石刻补考辽代王府与公主邑司官制》和《契丹于越考》等；王曾瑜有《辽朝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等。 2蔡美彪《糺与糺军之演变》、杨若薇《辽朝“糺”之探讨》、李锡厚《辽朝的汉军》、关树东《辽朝的中央宿卫军》等。 第三节宋史研究概况明清两代对《宋史》的重修自元末至正五年（345）修成《宋史》以后，历代学者以其粗疏错漏、繁冗芜杂，纷纷重修《宋史》。元末周以立，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就曾想重修。明正统（43—449）末年，其曾孙南京侍读学士周叙奏请许自撰《宋史》，进行了数年，书未成而病死。正德年间（50—52），王洙撰成《宋史质》00卷。明朝廷也准备重修《宋史》，以礼部尚书严嵩主持，后亦无成。柯维骐历时20年，修成《宋史新编》200卷。万历年间（573—20）王惟俭修《宋史记》250卷，明末钱士升成《南宋书》0卷等，其中以柯维骐《宋史新编》最著名。此外，王思义、王昂、汤显祖、刘同升、归有光、邵经邦等人，都曾重修《宋史》，亦多未成书。明修《宋史》，无不是合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又都只是删节元修《宋史》成书，并无事增文省之可言，即使有少数订误，也无多大学术价值。 清初潘昭度得到明末汤显祖《宋史》旧本，拟加扩修，亦未成书。乾隆二十年（755）陈黄中成《宋史稿》29卷，仍是未定稿。乾隆末年，邵晋涵发愤重修《宋史》，钱大昕、章学诚曾参与制定体例，邵准备先撰南宋史取名《南都事略》，然后再修《宋史》，章学诚也想重修《宋史》，均未成书。仅有蒋伯超《南宋书》（不分卷）成书，传记只73人，至清末，学者终于放弃重修《宋史》之举，陆心源撰成《宋史翼》以补《宋史》之缺。朝鲜李氏王朝正祖李祘主持重修《宋史》，将宋、辽、金三史合一，以宋为正统，历时20余年，79年成《宋史筌》48卷。由外国学者重修《宋史》，这在古代学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明清时期其他宋史研究成就明清两代不少学者编撰《资治通鉴》的续编，明初陈■首先修撰《通鉴续编》24卷，体例实同《通鉴纲目》；成化年间（45—487），又有商略等《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27卷，其后薛应旂以该书为蓝本，稍加附益撰成《宋元资治通鉴》57卷；另有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4卷，但都很疏略。 清初徐乾学主修《资治通鉴后编》84卷（缺第卷），参考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前75卷（当是传世的太祖至英宗五朝节本），并得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参与，较明修诸书为详，但因四库馆尚未开，《永乐大典》所收有关史书尚未辑出而未能参阅，因而仍较疏略，尤以南宋宁宗嘉定以后为甚。 清乾隆（73—795）后期，毕沅主修《续资治通鉴》220卷，邵晋涵、章学诚等人参加修撰，又得以参考四库馆辑自《永乐大典》诸史书，采取节录诸史原文，详略适度，对不同记载进行考订，是明清两代同类书中最佳者。明中叶冯琦想以纪事本末体裁编次宋史，而沈越亦有以同样体裁编撰宋顾吉辰对《宋史》进行考订，有《lt宋史gt比事质疑》、《lt宋史gt考证》。史的《事纪》，但均未成书，冯琦门生刘曰梧请陈邦瞻将两书未成稿合编增补，于万历二十二年（594）成《宋史纪事本末》28卷09篇，明末改为以篇为卷（为09卷），虽史料价值不高，但前后始末，一览了然，简明扼要。明清时期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当推清初黄宗羲、全祖望修撰的《宋元学案》00卷，自清康熙中叶，黄宗羲开始修撰，死后由子黄百家续修，远未成稿，其后由全祖望续修，基本完成，后来又有所散失，道光年间（82—850）王梓材、冯云濠补充完成，历时一个半世纪。 在清人所撰的众多宋人年谱中，以清嘉庆九年（804）成书的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成就最大。此外，还有清初王夫之的史评名著《宋论》。20世纪初的宋史研究20世纪初，西方新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逐渐为中国学者认识与运用。世纪之初，宋史研究的论文很少，而王国维有90年《宋大曲考》和93年《宋元乐曲》、《宋吕本杂戏段数》、《宋之小说杂剧》、《宋之滑稽戏》等宋代文化史的系列优秀论文。 20年代，研究宋史的论著才逐渐增多，922年胡适《南宋白话词》，923年陈正漠《张横渠的哲学的研究》，924年鲁迅《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925年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竺可桢《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盛郎西《宋元书院讲学制》、胡云翼《词人辛弃疾》，92年吴其昌《南宋历数天文考》、盛郎西《宋代之大学教育》、陈东原《宋儒对妇女的观念》，927年吴其昌《宋代地理学史》、王桐龄《宋辽关系》、陈延杰《宋诗之派别》，928年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钟敬文《宋代民歌一班》，929年黎锦熙《宋元话本之研究》、郑振铎《北宋词人、南宋词人》，等等。此时，还有不少宋史著作问世，王国维9年有《lt宋史·忠义传gt王禀补传》，97年有《清真先生（周邦彦）遗事》，927年有《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考》、《五代两宋监本考》等宋代文化史系列专著。9年谢无量《朱子学派》，928年吕思勉《理学纲要》。孙毓修97年有《朱子》、924年有《苏轼》、925年又有《文天祥》。98年沈宗元《东坡遗事》、929年胡怀琛《东坡生活》等，还有一些其他宋人年谱。 这一时期的宋史论著中虽有许多属于介绍性的，但也有不少是高水平的。作者中不少在当时已是或后来也成为名家，但还没有以宋史研究为主的学者，而且几乎全是文化思想方面的论著，只有个别论著属于政治、军事方面的。 “宋史”断代史研究的形成从30年代开始，不仅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高水平的论著有较大的增加，而且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各个断代史的专家学者，正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所说（中国）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正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正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顾先生在文中介绍了各个断代史的主要专家学者在该断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地位。顾先生的评介虽是一家之言，但大体反映了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叶中国史学界的实际情况。关于宋史研究的评介摘录如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这里先叙述宋史研究的成绩。《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两代欲为之改作者极多，或其书未成，或已成而不餍人望，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lt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gt辨正》，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其论文有《南宋亡国史补》、《lt顺昌战胜破贼录gt疏证》、《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继统考实》。 两位学者实是中国宋史研究的奠基人。关于邓广铭，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其后不久，也说邓广铭“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邓广铭的重要论文，已收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邓广铭治史丛稿》。张荫麟的宋史论文有30多篇，已编入《张荫麟文集》。 除顾先生提到的两位学者外，三四十年代宋史专家还有蒙文通、陈乐素、聂崇岐、张家驹等学者。 聂崇岐除有力作《宋史地理志考异》于934年问世，三四十年代还有《宋代制度考略》、《宋词科考》、《宋辽交聘考》、《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等一系列论文，已汇编为《宋史丛考》。 陈乐素自933年发表首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随后又相继刊出力作《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以及《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等经济史论文。陈乐素兼及隋唐、明清、中外关系史而侧重于宋代文化史、目录学史的研究，他的重要宋史论文已汇入《求是集》。 蒙文通30年代有《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其学术涉及经、史、诸子、理学、佛、道诸方面，而侧重于宋代理学，对二程、朱嘉、陆九渊等皆曾论及。 张家驹30年代有《宋代分路考》、《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40年代有《靖康之乱与北宋人口的南迁》以及专著《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等。 如同20世纪初叶一样，不少并非以宋史研究为主，当时已是著名学者或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在三四十年代也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宋史研究论文，如讨论政治军事史的，有钱穆、金毓黻、缪凤林、谷霁光、王毓铨、李文治、吴天墀等，讨论社会经济史的有全汉升、陶希圣、王毓铨、何兹全、鞠清远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947年版，收入《民国丛书第编第72册，上海书店990年版。 《宋史职官志考正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0本，商务印书馆948年版；《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980年版。 等，讨论思想文化史的有钱穆、冯友兰、季羡林、白寿彝、贺麟、李俨等，这里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后来在宋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二代宋史专家，在40年代发表了宋史研究论著，如（按姓氏笔画序）李埏《北宋楮币起源考》、宋埏《北宋商税在国计中的地位与监税官》、徐规《陈傅良之宽民力说》、漆侠《摧兼并（王荆公新法精神之一）》（重要宋史论文已汇编入《求是集》、《知困集》）等，还有其他宋史专家及以辽金史为主要研究方面的宋史学者，不一一列举。 949年以来的宋史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绩。在对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城市经济、土地关系、租佃关系以及农民起义等方面，所讨论的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深入。 在农业方面，漆侠、张家驹、薛培元、宁可等讨论了农业水利的问题，杨志玖、袁震撰文讨论宋代的户口问题。 宋代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白寿彝等《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将宋代官手工业放在中国古代官手工业史中进行考察。季子涯《宋代手工业简况》讨论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各种形态，华山《宋代的矿冶工业》认为不论在产量还是生产技术上宋代都高于唐代并分析了南宋矿冶业衰落的原因，史宏达《南宋闽广地区的棉纺织生产》探讨宋代南方的棉纺织生产，宋代的制盐业、造船业、丝织业、银矿业等也有专文讨论。 11 束世澂《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认为北宋时期已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认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已经产生；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的社会经济性质》、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周北彤《宋代造船业的社会性质》等文则持不同观点，讨论促进了对宋代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杨德泉《试论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等文，讨论了宋代的都市和商税问题。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论述了宋代南方城市经济。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中，认为北宋时期庄园制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形态；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则提出商榷，认为唐宋庄园制说不能成立；对此，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认为唐宋时期存在庄园制。讨论土地所有制的，还有杨国宜《南宋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文。张维华《宋代的地租形态》认为地租与地权关系日益密切；华山《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认为是南宋地租中已有为数不多的货币地租，还在《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再论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等文中，讨论客户与佃户的异同、客户的数量、客户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依时间及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以及南宋末年江南农民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等问题。 丁则良、赵俪生、蒋逸人、张政烺、吴天墀、华山、陈守忠等讨论了王小波、李顺、王则、宋江、方腊、钟相、杨么、范汝为等起义及兵变。0年代初期，重点讨论的是宋代农民起义的性质、特点，以及平等、平均思想的意义等问题。关于农民起义的专著，有方诗铭《方腊起义》、刘知渐《王则起义》，云川、齐治平、白钢等亦有论述方腊起义的著作。 研究王安石及变法的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漆侠《王安石变法》。此外，有杨向奎《论王安石变法》、关履权《关于王安石变法》、周良霄《有关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几个问题》等文。这些论著虽然在王安石变法的具体问题上尚有分歧，但都指出王安石变法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性质，变法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 对宋太祖、杨业、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沈括、李纲、宗泽、岳飞、辛弃疾、李清照、陆游、文天祥等人物研究讨论较多。不仅有不少论文，而且大多有传记著作，其中仅辛弃疾便有六种著作，岳飞、陆游、文天祥等亦有多种专著。王安石、朱熹、张载、叶适等人的哲学思想，主要在哲学史界展开了讨论，侯外庐、邱汉生《唯物主义者王安石》，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 对宋代的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建筑学、矿冶技术等进行了多方面讨论的，有自然科学史、考古学的专家竺可桢、茅以升、严敦杰、刘敦桢、钱宝琮、宿白、李涛等。宋代的史学也受到重视，有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徐规《李焘年表》及《补正》等文。 对外贸易方面，有卢韦《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林家劲《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等文。 宋代民族矛盾尖锐，邓广铭《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分析了南宋初年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华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张家驹《宋代的两淮山水寨》、吴晗《阵图和宋辽战争》等文，也各具特色。 五六十年代宋史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忽略的是“左”的思想影响了宋史研究，也有研究领域狭窄的问题，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宋代的官制、区域经济、民情风俗等，很少有文章讨论。此外，有些文章资料发掘不深，研究的深度也不够。 宋史研究的新进展978年开始，学术界重新活跃起来，宋史研究的论文也相继发表。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陈乐素教授分任正副会长；以及后来的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朱熹等研究会先后成立，定期举行年会，交流学术。十多年来，宋史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较大的飞跃。宋史的研究论文每年有二三百篇，有时甚至更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不断涌现，宋史研究室相继建立，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宋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多种《中国通史》的宋史部分相继出版，如原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宋代部分由蔡美彪、朱瑞熙等撰写）、原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宋代部分由郦家驹、陈智超等撰写）、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宋代部分由邓广铭撰写）、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宋代部分由方贵龄撰稿）等；50年代即已出版的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了修订本。宋史断代史也有了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辞书方面，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有宋史方面的诸多条目。98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邓广铭、程应镠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其中对宋代的年号、官制、军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以及史事、人物等问题列有条目叙述。 经济史方面，漆侠《宋代经济史》全面探讨了宋代经济问题；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不少宋史学者的重视，有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和《北宋黄河下游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方如金《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贾大泉《宋代四川农村商品生产》、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商业经济的发展》、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王曾瑜《宋代的上海》等文，还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都是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论著，填补了宋代经济史研究许多空白。 部门经济的研究更为活跃，不仅有不少论文，如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周荔《宋代的茶叶生产》、张学舒《两宋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陶绪《宋代麻纺织业的发展》、颜惠崇《宋代陶瓷业兴盛的原因》、漆侠《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于安义《宋代官吏经商盛因及其社会影响》、雷家宏《宋代农民经商问题略论》、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刘秋根《两宋私营高利贷资本初探》等文；还有多种专著，如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姜锡东《宋商业信用研究》、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等，这些论著不仅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也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宋代货币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有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郭正忠《宋代川峡铁钱研究》、李兆超《宋代货币经济中的白银》、贾大泉《论交子的产生》等文，田黎瑛《称提之说——南宋纸币管理理论》对南宋纸币管理进行专门讨论，而程民生《宋代内库的金融职能》认为内库已粗具银行功能；刘森《宋金纸币史》是首部全面研究宋、金两代纸币的专著。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宋史学者的注意，柯昌基、李春棠、郭正忠、贾大泉、葛金芳、顾蓉等认为，宋代某些行业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确已产生。多数学者不同意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但认为当时雇佣制关系已逐步发展，但还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有些学者认为宋代雇佣制关系已为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创造了条件。 宋代城镇史也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城市史方面有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倪士毅、方如金《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等文，周宝珠、吴涛、林正秋等有研究开封或临安的著作。杨立武《北宋东京城市结构论略》、胡建华《宋代城市副食品供应初探》、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等文，已深入研究城市的结构、货物供应、商业行会等领域。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一书，则从新的视角研究宋代城市的经济、文化、民俗等。草市、镇史方面有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郁越祖《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等文；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专著，对宋代的镇、市进行了深入研究。吴泰《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等文，再次对唐宋封建庄园制度盛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此后已很少有人提及宋代庄园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宋代盛行租佃制。 漆侠《宋代封建租佃制及其发展》认为劳役地租已为实物地租所取代，李春圃《宋代封建租佃制的几种形式》认为宋代地租实质是劳役租。关于宋代地租形态问题，亦有较多争论，漆侠认为宋代出现了货币地租，包伟民则认为这种出现在官田的是“折钱租”，还不能说是货币地租。 宋代人口问题也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对袁震50年代的《宋代户口》提出质疑。王曾瑜《宋代人口浅谈》认为宋代户口统计与实际人数存在明显差别，穆朝庆、王青济主张男口说，与30年代日本宫崎市定说法类似；何忠礼则主张丁口说，地方统计的是男口，朝廷统计的是男口中成丁部分即丁口；舒卫乔推算军人数与总丁数之比，也主张丁口说；王通明通过考察最高垦田数及亩产量等推算，北宋中期人口已达亿；葛剑雄认为户数统计比较正确，据此推算北宋末人口已达亿，南宋、金合计超过亿。 关于宋代的赋役，许多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差役的性质等虽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宋代赋役负担是很重的。王曾瑜、汪槐龄、贾大泉、王瑞明、漆侠、王棣、魏天安等，对宋代的赋税、役法、免行钱等分别进行了讨论。高树林《宋元赋役制度之比较》，认为整体而言宋代是进步的，元代则后退了。 关于王安石变法，邓广铭《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认为其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通向征兵制的桥梁以逐步废除募兵制，谷霁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从变法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上肯定其积极意义，陈振《论保马法》论述熙宁保马法、户马法和元丰保疯狂的魔兽最新章节马法的区别等，漆侠、郭东旭、周良霄、王瑞明、杨德泉等也都著文，充分或基本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则认为免役法、青苗法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变法强兵的目的也未达到；顾全芳、胡昭曦、何忠礼、程念祺、季平、杨国宜等人的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或从一个侧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对于宋代社会的综合性研究，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一书综合研究经济、阶级结构、土地占有和租佃制，以及政治、军事、哲学等问题。而王曾瑜的专著《宋朝阶级结构》，则深入研究了农民、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奴婢等各阶层的情况。 关于宋太宗是不是正常继位问题再次被提出，李裕民、顾吉辰等认为宋太祖确是为太宗所杀，唐兆梅认为“金匮之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刘洪涛则认为太祖并非遇害而是病死。邓广铭从《宋史·孝宗纪》的潜台词论述宋太宗的非正常继位，而宋太宗篡位后仓猝命人撰写，后又命人删改的继位诏书，则是企图进一步掩盖弑篡痕迹。侯杨方、何冠环、王育济等则肯定或基本肯定“金匮之盟”，宋太宗是或基本上是正常继位。 979年，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中书”》指出一些论著将北宋前期“中书门下（政事堂）”简称的“中书”，混同于三省的中书省。80年代初以来，宋代官制重新引起不少宋史学者的注意，陈振探讨了北宋前期宰相“侍中”的情况；并对有些论著因对宋代官制理解有误而产生的一些结论性错误，以及对台湾杨树藩教授《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一书中的问题分别进行商榷。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渊源》、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傅礼白《北宋三司使与相权》、姜锡东《关于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等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柯昌基《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认为知制诰是皇帝政治秘书、代言人，陈振《关于宋代知制诰和翰林学士》指出其将翰林学士的加衔知制诰也误认为是代行中书舍人职务的知制诰，杨果、朱锡光、龚延明亦撰文讨论翰林学士、学士院等。此外，曾小华讨论了荐举制度，白文固阐述了祠禄制度，丁凌华论述了寄禄官制度，陈振、张邦炜、苗书梅等讨论了回避制度，金圆、贾玉英、季盛清、吴晓萍、萧建新、江晓敏等阐述了监察制度。郑世刚讨论了北宋转运使制度、王文楚则论述转运使的治所、汪圣铎认为转运司是路级政权和地方财政的双生体现者，此外，还有姜汉椿《北宋转运使路考略》等文。汪圣铎认为通判只有监察权、王世民则认为通判既是副知州又是监察官。陈振《论宋代县尉》指出重设县尉初期只管乡村，后管全县而乡村主要是巡检负责，南宋时乡村则由县尉、巡检分区负责。邓小南有多篇论文研究宋代的磨勘制度、循资制度、任官制度、考课制度等，她的专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是首部深入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科举制度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30年代有陈东原《宋代科举与教育》、聂崇岐《宋代科举考略》与《宋词科考》等文。80年代初以来，有关履权《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和地主阶级》、何忠礼《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与《南宋科举类省试述论》、穆朝庆《试论宋代科举中的类省试》，以及徐规和何忠礼《北宋的科举改革和封弥制》等文，讨论了科举制的内容、方法、特点及影响等；刘复生则讨论了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巩本栋《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与文学》则进而讨论以经义策论代替诗赋问题，认为既促进了诗文革新，又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文学的发展。 关于兵制，40年代有金毓黻《宋代兵制考实》；80年代初邓广铭《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对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认为造成大批劳力脱离生产又加重人民赋税负担，以及军事上的无能和形成积贫积弱；他还撰文肯定了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王育济则撰文认为募兵制虽有弊端，但使生产者免受征伐之苦以及厢军分担劳役，也使农民得以精耕细作；程民生也撰有《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其性质》。王云海、张德宗《宋代邮递铺兵》认为招募铺兵传递邮件反映了宋代募兵制改革中的一个侧面，张德宗还对北宋的禁兵、厢兵、乡兵等制度进行讨论。程民生研究了西北的乡兵，任树民则探讨了西北的蕃兵。此外，刘东社《北宋骑兵简论》、李昌宪《宋代将兵驻地考述》等文，也各具特色。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是首部系统研究宋代兵制的专著。 宋代法律的研究，929年杨鸿烈《宋代的法律》和942年金毓黻《宋代敕令格式》是早期全面研究宋代法律的论文；949年邓广铭《宋史刑法志考正》，则是宋代法律研究的基础之作。此外，有张荫麟《北宋关于家庭制度的法令》、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陈鹏《唐宋继承法研究》，是949年前仅有的部门法制论文；唐志炯《南宋的医事律令》是五六十年代仅有的宋代法律论文。宋代法律研究到70年代末以后逐渐活跃，季怀银对宋代法官制度、刑讯制度、司法中的督催等均有专题论文，他还与王云海、朱瑞熙等合著《宋代司法制度》一书。郭东旭有宋代的财产继承法、刺配法、酷刑等多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宋代法制研究》。戴建国则研究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狱政制度及公证机构“书铺”等。此外，还有杨廷福、钱元凯《宋朝民事诉讼制度述略》，赵晓耕《试论宋代有关民事法律的规范》，张邦炜《宋代官吏经济违法问题考察》，董家骏《宋代商业立法述略》，殷啸虎《北宋前期司法监察考察》等文，刘铭恕《宋代出版法及对辽金之书禁》，赵胜《宋代的印刷禁令》，顾利民、霍有光《宋代的矿冶法令及政策》，方宝璋《宋代的财政监督法》，安国楼《宋代笞杖刑制度论略》，王永贞《宋朝预防官吏经济犯罪的法律措施》，总的来说研究宋代法制史的学者及论著数量较多，虽涉及面较宽，但许多问题大多还只有一二篇文章。 农民起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侯外庐、王曾瑜、王瑞明、漆侠、关履权、何竹淇、张志康、郑世贤、夏露、顾吉辰、张其凡等人，都有综合研究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此外，对宋代各次农民起义的论文数量也不少，自马泰来《从李若水的lt捕盗偶成gt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发表后，在宋江受招安问题上的看法已一致，但宋江是否征方腊的问题仍有争论，对其他农民起义的具体问题也有许多讨论。自80年代中叶开始，已很少有讨论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 此外，讨论宋与辽、金、西夏、蒙古（元）关系的论文较少，胡昭曦主编的《宋蒙（元）关系史》是迄今这方面唯一的专著。讨论对外贸易的论文稍多，还有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和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 文化领域一直是主要由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宋史学者研究的既少，又多是对人物以及史学史的研究。文化领域研究最多的是文学史，自20世纪初以来，仅中国文学史的专著就多达一百多种，小说史也有一二十种，文学批评史、诗史、词史亦有多种，都有论述宋代的篇、章，而以93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著。有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和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宋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宋词研究，主要学者有夏承焘、唐圭璋、胡云翼等。宋史学者研究宋词著名的只有邓广铭，所著《稼轩（辛弃疾）词编年笺注》虽是名著，却是他研究宋史“走弯路”的作品。 哲学史、思想史的讨论，20世纪之初起就受到学者主要是思想史、哲学史学者的广泛注意，章太炎、钱穆、冯友兰、白寿彝、贺麟、陈钟凡、邱汉生、张岱年、李泽厚等，都有论著讨论宋代理学，论著多达数百篇、部，而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专著也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以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为最著名，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很大的篇幅论述宋代思想史以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主要思想家，是深入研究宋代思想史的高水平著作。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也以50万字的篇幅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宋代理学思想与理学家，是50年代以来开创性的专著。其他研究宋代理学思想及理学家的论著数量很多，不一一介绍。 理学研究也引起宋史学者的重视，邓广铭984年在《略谈宋学》中指出“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理学是宋学的一个学派，理学形成一个大学派是在宋高宗、孝宗之际。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指出宋学形成后王安石新学派占主导地位，理学在宋高宗时得到南宋朝廷的，成为主导地位的学派。陈振《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认为直至理宗前期，新学、理学二派是主导学派，理学派的独尊是在理宗后期开始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史学家的重视，40年代金毓黻、魏应麒、傅振伦等均有中国史学史著作问世。宋代史学发达，宋代史学中研究最多的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垣、翦伯赞、白寿彝、聂崇岐等众多学者都曾撰文讨论。其次是对欧阳修、郑樵、马端临等史学家的研究，柴德赓、陈光崇、陶懋炳等均有研究欧阳修史学的论文。关于郑樵，有顾颉刚《郑樵传》等文、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等文；吴怀祺有多篇研究郑樵的论文，郭虚中、杨国桢等亦撰文讨论。白寿彝《马端临的史学思想》是首篇论述马端临史学思想的论文，陈光崇、陶懋炳、张孟伦等亦有文论述。对于宋代史学家范祖禹、刘恕、李焘、李心传、徐梦莘、袁枢等，亦有不少学者撰文讨论。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是对宋代史学史深入研究的力作，不但是宋代史学思想史，也是宋代史学史的首部专著。 宋代文化领域的其他学科，如小说、戏曲、音乐、绘画、书法等，自然科学的天文、数学、化学、建筑、农学、水利、医药学等，以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社会风俗等，参与讨论的学者和论文不少，且大都有一至数部通史，而专门研究宋代的专史则极少，仅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程毅中《宋元话本》、郭朋《宋元佛教》等数种。 12 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宋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部分，其中讨论最多的是王安石及其变法，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新著）等。对司马光的评价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专著有宋衍申《司马光传》、季平《司马光新论》等，而季平、顾全芳不同意将司马光作为保守派代表。 对岳飞的研究仅次于王安石，不仅有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还有王曾瑜《岳飞新传》及其他数种；此外，977年以来的论文就有一百多篇，《满江红》词的真伪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自937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满江红》词始见于明弘治十一、十二年（498、499）间，9年夏承焘的《岳飞lt满江红gt词考辨》更进一步说《满江红》词作于弘治十一年，是出于战胜鞑靼的王越一辈将帅或幕府文士之手。98年邓广铭《再论岳飞的lt满江红gt词不是伪作》，指出《满江红》词在景泰二至三年（45、452）间即已编入《精忠录》，当来源于南宋或元人著作，并肯定是岳飞真作，此说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其他人物有，宋太祖、宋太宗、赵普、杨业、范仲淹、柳永、欧阳修、包拯、苏轼、沈括、苏颂、二程、韩侂胄、朱熹、陆九渊、李焘、李心传、陆游、辛弃疾、马端临、文天祥等，其中大多数已有传记，有的还有数部传记著作。 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新传”系列，已出版的宋人新传有程应镠《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王曾瑜《岳飞新传》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家丛书”中的宋人画家，已有周积寅《董源、巨然》（五代、宋），张安治《郭熙》，沈迈士《王诜》，周芜《李公麟》，孙祖白《米芾、米友仁》，邓白《赵佶》，刘兴珍《李嵩》等。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传记中有28部属于宋人传记，另有附传人，传主共34人。如姜国柱《李觏评传》，梁绍辉《周敦颐评传》，龚杰《张载评传》，陈祖美《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评传》），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张义德《叶适评传》，以及《刘徽评传》所附的《秦九韶评传》和《杨辉评传》等。 上述三个系列传记的出版，扩大了宋人传主的范围，推动了对宋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促进了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台湾、香港地区的宋史研究自50年代起，尤其是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957年台湾大学历史系姚从吾倡议成立“宋史研究会”，并由台湾师范大学蒋复璁、赵铁寒，台湾大学方豪共同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93年他们又与屈万里一起重新成立“宋史座谈会”，定期进行学术座谈，已达00多次；继续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已出版24辑，除早期数辑刊载少数949年以前的旧作，极大多数是台、港宋史学者的新作。台、港地区各大学大多开设“宋史”课程，推动了宋史研究的发展。 学术交流方面，98年5月，东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和新亚研究所，联合举行“宋史研讨会”，并推举宋晞、林天蔚等为香港“宋史研讨会”联络人。984年2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出席的有美、德、澳大利亚诸国以及香港地区、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20多人。 985年7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中国中古史国际研究会”，出席的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40多人，其中有宋史学者，987年出版会议论文集《唐宋史研究》。 988年月，台北召开“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百余人参加。 988年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等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美、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50多人参加，促进了宋史研究的发展与交流。 姚从吾的宋史论文已编入《东北史论丛》、《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他学者出版宋史论集的有蒋复璁《宋史新探》、宋晞《宋史研究论丛》、陶晋生《宋辽金史新论》、王德毅《宋史研究论集》、林天蔚《宋代史试析》与《宋代史事质疑》、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黄启方《两宋文史论丛》、王明荪《宋辽金元史论文稿》等。 中国的宋史研究，包括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学者，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宋晞曾作过概略的统计，在他0年代所著《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计收论文744篇，书籍237种；至98年，宋史论文已达00多篇，专书也有500多种；982—988年期间，宋史研究的论文又达4300多篇，专书40多种。至988年，“研究成果经初步估计，论文超过一万篇，专书约有六百五十多种”。 宋晞《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 第四节西夏史研究概况清人对西夏史料的编纂清代学者在搜集、整理、编纂西夏史料方面颇有成绩，常见的西夏史籍有以下三种《西夏书》5卷，周春撰2。成书于嘉庆九年（804），最早的纪传体西夏史书。在取材上，“是编大致根据各正史益以宋人书数种，采摭颇略”，但在体例上，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分析上，都独具见解2，今仅存传抄残本0卷。 《西夏书事》42卷，吴广成撰，大约成书于道光初（82），编年体史书。本书采唐以下诸史、文集、稗官野史中西夏记事，排比成书。起唐中和元年（88），迄于宋绍定四年（23），一代西夏史事已具梗概。道光六年（82）丁晏跋云“吴西斋书，备详本末，附考异同，虽编年系月，举纲分目，意仿《宋史》例，实则杨氏长编纪事本末体耳。罗荟蓬萃，不谓无功，惟表明书法，几几居卷帙之半，事既近迂，书复夺主，从来无此体例也。然记载西夏事迹者，世无更详于此者。”本书引用史料未注明出处是最大缺陷。有道光五年小岘山房初刻本，及935年北平文奎堂影印本。 《西夏纪事本末》3卷，卷首附西夏地形图和职方表，张鉴撰。鉴生于乾隆三十三年（78），殁于道光三十年，是书初刊于道光五年。本书辑录宋、辽、金、元诸史中有关西夏史料，自西夏兴起至衰亡，每卷一事，述其本末。但叙事前详后略。间有考辨，多欠精审。有光绪十年（884）江苏书局刻本、光绪十一年金陵刻本。 仅有存目未见传本的有洪亮吉《西夏国志》卷，秦恩复《西夏书》20卷，无名氏《西夏志略》不载卷数，王云《西夏书》4册，徐松《西夏书》、《西夏地理考》，陈昆《西夏事略》卷等。 清末民初集西夏史料之大成者首推戴锡章《西夏纪》28卷，编年体史书。是书以陈昆《西夏事略》为本，辅以吴广成、张鉴、周春等书，采撷宋元以来有关史籍，及西夏文物、文字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征引文献300余种。引文多有出处，使用方便。有924年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本。戴氏另有《西夏丛刊》0余卷，未刊。 史料辑录考订，有张澍《西夏姓氏录》卷，有清雪堂丛刻本。罗福苌、罗福颐《宋史夏国传集注》4卷，有待时轩丛刊本。 书目与搜遗有王仁俊《西夏艺文志》卷，《西夏文缀》2卷，有清光绪三十年（904）刊本。罗福颐《西夏文存》卷，外编卷，有罗氏石印本。清代学者对西夏史料的编纂，与单纯辑录史料者不同，也是西夏历史的研究之作。如上面提到的周春的《西夏书》、吴广成的《西夏书事》等，在2原书5卷，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残本0卷，钞本。 胡玉缙《西夏书》“书后”。 2李蔚《周春lt西夏书gt评价》，《宁夏大学学报》982年第3期。 以上均见朱希祖《西夏史籍考》，《说文月刊》943年第3卷第期；参阅吴天墀《西夏史稿·西夏文献目录》（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983年版。 体例上不无新颖之处，且重视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分析。 近现代的西夏史研究近代的西夏史研究，首先是同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发现和判别西夏文字的清代考据学家张澍（77—847）2，曾著有《夏书》一书，可惜被毁，仅留下分量不多的《西夏姓氏录》和《西夏纪年》两种3。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西夏文书的发现，推动了西夏学术的研究。在西夏文字研究中颇有成效的罗振玉与子罗福成、罗福苌及罗福颐兄弟，在研究著作中多涉及与西夏史有关的问题。罗振玉在《西夏官印集存》中，据实物以考究西夏历史纪年。罗福苌与罗福颐相继完成了《宋史夏国传集住》一书。西夏语文学家王静如在三辑巨著《西夏研究》（932）与其他著作中，也包含了对西夏历史、文物、国名、宗教等问题的研究。著名的史学家朱希祖、韩儒林、向达、邓少琴及贾敬颜等人，也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民族、文物、典籍方面的研究文章2。 西夏史专著，至70年代中，内地尚属空白。975年香港出版的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搜罗宏富，但仍脱不开旧的史料编纂学的窠臼。979年初，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在通史著作中首次把夏与辽、金放在同等地位，并对西夏的兴起，夏国经济、政治、文化作了翔实的论述。同年底宁夏出版种侃等著的《西夏简史》，是简明通俗的西夏专史。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983年增订再版）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3。是书编排合理，繁简得当，贯彻民族平等原则，阐明西夏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附有大量资料性和考订性的注释，对专业研究者和广大读者都十分有益。 80年代，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西夏史论文已达百余篇，并出版了一系列西夏史研究论集、专题研究、资料集。西夏史方面有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989）、史金波《西夏文化》、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98、987）等。文物研究有《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官印汇考》、《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西夏语文研究《文海研究》、《同音研究》2，史料集《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等。辞书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2白滨《略论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考定》，《民族研究》983年第期。3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评lt文海研究gt》，《历史研究》98年第期。《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 2朱希祖《西夏史籍考》；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以上均载入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984年版；贾敬颜《关于西夏国名二、三事》，《天津益世报》，948年4月2见金汇海、吴长显《评lt西夏史稿gt》，《社会科学研究》（四川）983年第期；蔡美彪《lt西夏史稿gt读后》，《历史研究》982年第4期。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984年版；罗福颐辑，李范文释文，纪宏章拓款《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982年版；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988年版；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985年版。 2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修真的巨龙帖吧会科学出版社983年版；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国历史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皆有诸多条目叙述西夏史。我国西夏史研究人员与机构也在不断壮大发展。北京、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都有专人从事西夏史的研究工作。我国的台湾省与香港也有专门从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学者，他们不断有新作发表3。 西夏史料整理的新成果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2册），收录了隋初到元末“正史”、各类史籍、文集、金石史料中有关党项与西夏资料，分传记、人物传和散见史料编年三部分。所录史料考其来源、异同，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夏史料汇编。 近年来有关史料校勘、订讹和史籍评介的文章较多，如对党项与西夏人名、姓氏、官号、地理、人物、历史事件的考订、辨误；对明刊《宋西事案》2、佚名《西夏志略》3的考证介绍，对周春《西夏书》、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汉文内容的评介4。 近年来，流失国外的黑水城西夏文书陆续介绍到国内。前苏联出版的黑水城西夏文书目录《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及有关文献著作也为国人所知，一些较重要的西夏文著作、文献得到新的译介，并应用在西夏史的研究中。99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滨，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国璋、李伟国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克恰诺夫，分别代表中俄两国三方达成正式协议，共同编辑出版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汉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献，出版后必将对西夏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西夏史研究的主要问题西夏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短时期内取得的成绩却比较显著。研人民出版社98年版。 3除已介绍香港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外，还有台湾林瑞翰写的《西夏史》文章，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以及王民信、龚煌城关于西夏文字文献、语言文字的论文。 主要有汤开建《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西北史地》982年第3期；张澍《lt西夏姓氏录gt订误》，《兰州大学学报》982年第4期；《西夏史琐谈》，《宁夏大学学报》984年第3期；顾吉辰《lt宋史gt西夏纪事辨误》，《兰州大学学报》983年第2期；《读lt西夏史稿gt札记五条》，《西北民族学院学报》984年第4期。 2李范文《一部国内罕见的西夏史书——lt宋西事案gt》，《宁夏大学学报》983年第2期；白滨《lt宋西事案gt考》，《西北民族文丛》983年第3辑；张翼之《读lt宋西事案gt质疑》，《宁夏大学学报》984年第期。 3房建昌《关于日本所藏lt西夏志略gt》，《宁夏社会科学》984年第3期；白滨《lt西夏志略gt考》，《民族研究》985年第4期。 4李蔚《周春lt西夏书gt评介》，《宁夏大学学报》982年第3期；《lt蕃汉合时掌中珠gt初探》，《西北史地》982年第3期。 史金波《整理拍摄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记》，《中国典籍与文化》99年第期。究的问题比较广泛，又因史料不足，往往使研究难以深入。以下就西夏史研究中主要问题的进展和争论，作概括性介绍。 一、关于西夏王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历史上已存在两种说法据《隋书》及新旧《唐书》，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党项八部之一的拓跋氏无疑属羌族一系；2另一说拓跋氏源出鲜卑族系，是根据宋、辽、金三史《夏国传》中关于西夏王室的记述，称先世“本魏拓跋氏后”3。二说至今仍然存在，但讨论已逐步深入。较多的论著中对鲜卑族系说提出较详细的论证第一，用比较充分的史料证明西夏王族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虽然还无材料确证西夏拓跋氏即元魏王室之后裔，但西夏拓跋氏与元魏拓跋氏同出一族似无疑义。第二，原居于我国东北大鲜卑山一带的拓跋鲜卑一支，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期进入了河西，并有一部分归附或进入吐谷浑部族，成为其中的一个部落。到隋末即脱离吐谷浑统治，形成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即党项八部。第三，拓跋鲜卑流入羌部形成党项拓跋氏，史书所称“党项羌”，表明了鲜卑人与羌人的融合，表明了历史上统驭诸羌的鲜卑人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党项羌的统治者，也表明了不可避免地反被“羌化”的历史命运。有的论著还从历史记载中党项拓跋氏与被统治的羌族在称谓上表现的对立性，多沿“北俗”而非羌俗的西夏风俗，以及族称、语言系属等方面来论证西夏王族拓跋氏与被统治的“党项人民”分属于不同族属2。 二、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分期。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使党项社会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即由部落社会向部落联盟过渡。从宋初李继迁到李元昊建国，党项社会完成了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的转化时期。李元昊建立了宗法封建制国家3。第二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后，进入宋朝统治时期，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了奴隶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立了“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的国家”，“西夏在崇宗到仁宗时期，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册）。第三种意见认为，党项羌从公元世纪左右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从7世纪末内迁后，在定居内地二三百年的过程中，党项社会跨入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同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从五代宋初起特别是从李继迁时期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国标志着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领主制，乾顺以后，进入封建地主制（吴天墀《西夏史稿》）。三种意见归结为两点，一是对西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一是西夏社会的发展是否经过奴隶制问题。对后一点持否定看法者，主要是分析西夏社会“奴隶”的存在与否及其身份问题。他们认为，如果说建国前党项社会存在着有奴隶身份的“奴隶”的话，2《旧唐书》卷98《党项羌传》“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党项》“党项，西羌之遗种。” 3《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98年第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955年第2期；又《论西夏拓跋氏、嘉戎、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98年宁夏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吴天墀《西夏史稿》。3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959年第5期。也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负者。有奴隶存在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奴隶社会。西夏建国后，靠对外战争俘虏奴隶而建立的奴隶社会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西夏对外掳掠战争直至西夏灭国前夕都在发生。奴隶制的存在要靠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来源，但不能反过来说，对外掳掠必须以奴隶制为其归宿。 三、西夏的官制问题。今人的西夏史论著在谈到西夏官制时，都认为存在着“蕃官”与“汉官”两套官制，两个系统2。对“蕃官制度”的产生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是西夏官制“除仿宋外，更保留原有之蕃官制度”（林旅芝《西夏史》）。一种意见认为两套官制之设始于元昊建国，“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立”（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册）。两套官制论者认为，其目的在于既保持党项贵族在政府里的主导地位，同时又适应汉族地主阶级建功立业的要求，以便更有效地实行统治，就像辽王朝设南北面朝官一样（吴天墀《西夏史稿》）。 两套官制之说本于吴广成《西夏书事》，有关记载说，元昊建国“始立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其制多与宋同。自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为之，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卷）。至毅宗时“备官制”，又有“汉设等官；蕃增诸号”（卷20）云云。争论的关键是对吴广成的记述有不同理解“蕃号”是否就是“蕃官系统”的判定。 否定西夏另设有蕃官系统者，首先考察所谓“蕃官”名称的“蕃号”出现的特定环境与历史背景，认为所谓“蕃号”，不过是西夏官制名称的西夏文字译名，它仅出现于出使宋朝的夏国使臣的本官称谓中，这是由于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奇怪现象，因而留载于史籍。我们在西夏同辽、金两国的交往中还找不到这种例子。这种职官名称与“蕃号”的对译，在今存的西夏文字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此外，从今天可以看到的西夏文和汉文有关官制的史料中，都不曾有两套官制的记载2。更多的事例说明，西夏官制中，上至国相，下至普通官吏是“皆分命蕃汉人为之”的，因此两套官制之说，其中有一“蕃官系统”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人物评价。对西夏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李继迁、李元昊和李仁孝的评价上。李继迁是西夏国的奠基者，史学界着重强调他在反对民族压迫、统一党项各部所起的作用。其次是他在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封建文化，加速党项族的发展，促进党项社会进步方面的贡献。李继迁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突出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勇敢精神，因而成为党项族的杰出领袖2。对夏国创建人李元昊的评价，着重强调他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军张广志《党项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984年第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册；钟侃等著《西夏简史》；吴天墀著《西夏史稿》。《西夏书事》卷2“初，夏使入贡，移文延州，称使者官曰枢密，鄜延安抚使程戡奏令称使副不以官，或称领卢。领卢，蕃枢密号也。”据西夏人骨勒茂才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枢密”西夏文”，音“领卢”。 2汉文资料如《宋史·夏国传》；西夏文资料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官阶封号表史》卷485《夏国传》上。突出的例子如宋仁宗景祐四年（037），宋朝不第举人张元投奔元昊，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04）官至国相、太师、中书令。 2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宁夏大学学报》98年第4期；徐庄、李萌《西夏的奠基人李事家，在创建夏国过程中的丰功伟业。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建国后对北宋与辽的战争，都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才能；建国前后在政治制度、文化事业上的建设，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眼光与手段。在党项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元昊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本族独立自主的大业。元昊的私生活与家族矛盾，使他不幸中道而殂，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党项族的民族英雄称号3。对西夏“中兴”之主李仁孝的评价，着重强调他在吸收和推行汉族封建文化，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进步措施，对西夏后期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是，崇儒尚文导致了党项族固有的崇实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时期。任得敬分国阴谋的败露，反映了西夏走向衰落。 13 五、战争性质问题。在上述论著中主要涉及到李继迁和李元昊时期对宋战争的性质问题。在评价李继迁领导的长达22年的反宋战争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具有民族起义性质2。与此相反，有的看法是首先，宋初，对西北各民族实行恩抚羁縻政策，对党项族及其首领尤甚，因而否认宋朝对党项族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其次，李继捧向宋朝献银、夏等五州，与宋太宗收复五州之地是与当时统一的大势相吻合的，是历史的进步，对党项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统一都是一件好事。李继迁的反宋战争，代表了顽固坚持割据的党项贵族阶层的利益，战争给双方人民都没有带来半点福音，而是痛苦、灾难和死亡。因此李继迁发动的反宋战争是一场不义之战3。关于元昊对宋战争的性质，多数的意见认为，元昊在十余年中同宋朝进行过40多次大小战争，主要是侵略性的掠夺战争。战争不仅破坏了被侵犯地区宋朝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夏国包括党项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安定生活与经济发展也起了破坏作用4。也有人认为，宋夏之间的战争包括元昊与宋朝的战争，“两者的战争之端大都是宋方挑起的”，因此强加给西夏的“叛宋”、“寇边”、“掳掠”的种种罪名，应予推翻（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 六、关于西夏后裔问题。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历史上已经消亡的民族。元灭西夏，元代称西夏人为唐兀氏，列为色目人，他们多在原居地，或被派往南北各地做官，也有相当数量的唐兀军被派到各地戍守或屯田。这些人后来的下落如何，史料记载是不足的，近年来许多新的发现与实地调查，使这个问题逐步明晰与充实起来。如甘肃酒泉发现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汉、回鹘文合璧），记述一个党项家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末继迁》，《文史知识》982年第3期；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宁夏社会科学》983年第建丽《元昊》，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983年第3期；吴光跃《赵元昊》，《历史教学》983年第4期；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988年版。 罗矛昆《西夏仁宗李仁孝》，《西北民族文丛》984年第期。 2吴天墀《西夏史稿》；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民族研究》982年第5期。 3汤开建《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吗？》，《西北民族文丛》984年第2期。 4汤开建《西夏元昊反宋战争性质探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985年第2期。见《元史》中有关唐兀氏人物传及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之《氏族表》。参见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肃民族研究》98年第期。 相延六世的职官、世系及活动2。又如河南濮阳市郊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及杨氏族谱，证明了当地十余个自然村中的杨姓居民3500余人均为西夏遗民后裔3。对元末殉职的唐兀氏余阙家乡庐州（今安徽合肥）的调查，并从《余氏宗谱》得知，余阙之后代延27世至今仍生活在安徽4；据记载还有王氏一族的西夏后裔居住在安徽5。河北保定韩庄西什寺遗址新出土的西夏文经幢石刻，记录了明中叶有近百名党项人在此的活动，这个发现也把西夏文字使用的下限延长到明代中期2。关于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遗民南徙四川木雅（属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地区建立小邦的问题，早在949年以前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作过实地考察3。近年来国内也有人作过调查4，有的论著从种族、语言、地名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吴天墀《西夏史稿》）。 除上述问题外，由于新的资料发现与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不少文章还对诸如西夏国名，监军司的数量与驻所，钱币的铸造与使用，佛经的翻译与刻印，西夏与宋、辽、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有新的进展5。 国外研究简况国外对西夏史的研究以日本和原苏联为主，时间长，成绩也比较突出。 日本的著名学者白鸟库吉、中岛敏、宫崎市定、长部和雄、小林照道等人，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与文化的文章。较早专门从事西夏语文研究的石滨纯2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民族研究》979年第期。3任崇岳、穆朝庆《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98年第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983年第期；《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985年第2期。 5马明达《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宁夏社会科学》984年第4期。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载《考古学报》977年第期。 2过去所知最晚的西夏文字资料是元代至正八年（348）莫高窟所建速来蛮西宁王六字真言碑中的西夏字。保定经幢刻于明朝弘治十五年（502），比原来下限延长50年，西夏文字从创制后到使用有40多年历史。 3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中国学典馆单行本945年。国外学者考察后所发表的文章有巴波尔中国内地的旅行与考察》，882年等。 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范文等曾亲赴调查。李范文有《西夏遗民调查记》一文，收入其所著《西夏研究论集》一书中。 5主要文章有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98年第期；陈炳应《西夏监军司的数量和驻地考》，《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98年第5期；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98年第2期。史金波《lt西夏译经图gt解》，《文献》979年第期；《西夏文lt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gt发愿文译证》、《西夏文lt金光明最胜王经gt序跋考》，分别载《世界宗教研究》98年第期、983年第3期。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李范文《论西夏与宋的关系》，收入其《西夏研究论集》中。白滨《论西夏与辽的关系》，《民族史论丛》，988年。刘建丽、汤开建《金夏关系述评》，《西北师范学院学报》98年第2期。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史学杂志》第9编，—2号，898年。中岛敏《关于西夏铜铁钱的铸造》，《东洋学报》（东京）第7册，935年；《西夏政局的变迁与文化的推进》，《东太郎及其后继者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等语言学家，在其西夏语文的专著中也多涉及西夏历史问题2。日本主要从事西夏史研究的首推冈崎精郎，从947年发表《唐代党项的发展》一文起，以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夏史的研究文章。972年，他综合自己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已发表的一系列单篇论文为基础，撰作《党项古代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第27）一书。是书论述从唐、五代到宋初西夏建国前李继迁与李德明时代党项历史及党项与河西回鹘关系等，并附论西夏的民族信仰、西夏习惯法及法典等问题。史料丰富，考释详尽，是一部有分量的西夏古代史著作。50年代以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如前田正名、田村实造、山本澄子、长泽和俊、松田政一等，也都发表有关西夏历史研究的论文。94年出版的前田正名著《河西历史地理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一书，在第五、六两章中，比较详细地研究0至世纪河西历史地理问题，即探讨这个时期西夏对河西的统治、军镇配置以及有关战争问题。日本后起的青年学者松泽博（野村博），从事西夏文字文献的研究，近年来发表了多种西夏文佛经、文书等的研究文章，对西夏历史的研究很有价值2。 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苏联的“西夏学”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这是由于苏联拥有柯兹洛夫于我国黑水城遗址所获（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批西夏文书3。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研究这批西夏文书的有伊凤阁、鄂登堡。自20年代起，又有龙果夫、聂历山、弗鲁格、祖柏尔、科切托娃等人4。成绩昭著者为聂历山，苏联90年出版的两卷本《西夏语文学》（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是他编著的西夏文字典遗稿，卷首收集了他在西夏语文、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从50年代以后，苏联从事“西夏学”研究的有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格列克、卡津、孟什科夫、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柯萍、科洛科洛夫、鲁勃·列斯尼钦科等人。与此同时，研究重点也从研究语言文字为主，转向全面探讨西夏历史、文化各方面的专题研究，已发表的论文、专著已达上百种方学报》第册，93年。宫崎市定《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东亚经济研究》，8∶2，934年。长部和雄《西夏纪年考》，《史林》8卷3—4号，933年。小林照道《关于西夏佛教研究》，《支那佛史》2—3，938年。 2石滨纯太郎《西夏学小记》，《中国学》—3，920年；3—2，92夏国名考补正》，《龙谷大学论丛》3—5，933年。西田龙雄《关于西夏的佛教》，《南部佛教》22卷，9夏王国的性格与文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卷，970年。 前田正名《西夏时代避离河西的交通路线》，《史林》第42卷第号，959年。田村实造《辽与西夏的政治关系史》，《东亚学》第9册，944年。山本澄子《关于唐代党项的移居》，《史观》第2、27期；《五代宋初的党项民族及其与西夏建国的关系》，《东洋学报》第33卷第号，950年。长泽和俊《西夏的进入河西与东西交通》，《东方学》第2册，93年。松田政一《关于西夏黑水城的调查》，《东方学》第9册，950年。 2《西夏语译经史研究》，《佛教史研究》第9卷2号，977年；《西夏文土地买卖文书书式（）（2）》，《东洋史苑》4、5号，979年；《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龙谷史坛》第77号，979年。3 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与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93年版。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编《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 4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932年；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978年第2期。 （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其中以研究西夏历史著称的学者是克恰诺夫，90年月以《西夏国（982—227）》为题的学位论文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94年曾在北京大学学习。970先天传奇小说5200年获史学博士学位。从959年起他参加了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整理西夏文书档案工作，同时开始学习西夏语文，近三十年来发表以西夏史研究为主的论文著作40余种，曾多次在国际学术会上宣读关于西夏史的学术论文。其代表作为98年出版的《西夏史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共分九章，分别叙述党项的兴起、发展，西夏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时期的政治与战争形势，发生的起义，文化事业，西夏的灭亡。本书采用了大量的汉文史料与西夏文史料，其重大价值在于首次大量引用了世人罕见的珍贵的西夏文史料，不足之处则在于对汉文史料以及西夏文史料译读的错误所造成的对史事的错误评断。作者研究西夏历史的方法及观点，如对西夏历史地位与作用的估价也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近年来，克恰诺夫主要从事西夏文法典以及格言、谚语、诗歌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对深入研究西夏史十分重要。 国外研究西夏史的学者还有法国的史泰安，美国的陆宽田、r·丹尼尔，匈牙利的玛利亚·范凌思，韩国的申采湜等，他们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史的研究论著。 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978年第宽登编《西夏学论文目录》。邓如萍玛利亚·范凌思《中国史学所见的西夏国家构成》等。其余著作可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所附之文献目录。 第五节金史研究概况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金灭之后，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有一定成就。文学家元好问晚年为撰写金史曾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编有《中州集》。虽然他未能实现其志愿，但却有利于后来的编写工作。与元好问编《中州集》的同时，另有冯青搜集金代文章数百卷。王鹗为写金史也搜集采访和整理了不少史料。明杨循吉撰《金小史》。 对金史研究最有成就的还是清代。清代由于考据之学风行，很重视史料的整理工作。清代对金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各方面的工作上遗书钞录清乾隆三十七年（772）诏开四库全书馆，诸儒臣辑《永乐大典》散见之书，金人编的《大金吊伐录》及王寂的《拙轩集》、《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过整理，诸书得以流传。 遗文辑录主要是将金代的文章、诗词、碑刻等整理汇集成书。 《全金诗》74卷，郭元釬康熙五十七年（78）奉旨编辑。此书是在元好问《中州集》的基础上增补而成，所收诗约000首，作者近500人。有康熙刻本和乾隆西爽阁重修本。 《金源纪事诗》，汤运泰编辑，清嘉庆十八年（83）刊本。 《金文雅》卷，庄仲方编辑。此书是从文集、正史、《元文类》、《玉堂嘉话》和几种地方志中所辑出的金人诗文，按赋、诗、诏令等文体进行分类编排。辑录不广。有光绪十七年（89）江苏书局刊本。 《金文最》20卷，张金吾编辑。此书只收文不收诗。除采集自《金史》、《大金集礼》、《大金吊伐录》、《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之外，凡山经地志、金石碑版以及医书、谱录、杂家小说，旁及外国史书，无不甄录，并合之《拙轩集》等五文集，分类编次。此书搜罗至广，因多有难以查到者，便于初学金史者翻阅，是一部颇有实用价值的史料丛编。有光绪七年广雅书局本。通行者为光绪二十一年江苏书局0卷本，删去了《金文雅》已著录诸篇。 诸书辑录其要者有石莲盦汇刊之九《金人集》，吴重熹辑，有清光绪中海丰吴氏刊本。内辑《拙轩集》卷，《补遗》卷，金王寂撰，光绪二十年信阳刊；《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附札记2卷、附录卷，金赵秉文撰，札记、附录为吴重熹所撰，光绪二十九年湖北刊；《滹南遗老王先生集》45卷，续卷，金王若虚撰，光绪十六年开封刊；《元遗山先生集》40卷，附录卷，补载卷，金元好问撰，清张穆校，光绪三十年灵山杨氏刊，载有施国祁、凌廷堪、翁方纲撰《元遗山先生年谱》；《新乐府》5卷，补遗卷，金元好问撰，光绪三十一年江宁刊；《续夷坚志》4卷，元好问撰；《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卷（原缺卷4—卷），补遗卷，金蔡松年撰，金魏明道注，光绪三十年江宁刊；《二妙集》8卷，逸文卷，金段成己、段克己撰，光绪三十二年江宁刊；《天籁集》2卷，摭遗卷，元白朴撰，光绪三十一年江宁刊。 《金史》补遗清时做了不少史料的补遗工作，其中包括对史书、文集、书目的补遗。杭世骏仿厉鹗《辽史拾遗》例，编《金史补遗》，全书拟为百卷而未能完成，只有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传钞本5卷，收入《满蒙丛书》第2卷。钱大昕有《辽金元三史拾遗》5卷，清广雅书局刊。卢文弨有《金史礼志补脱》、《补辽金元艺文志》，收入《廿五史补编》第六册。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卷，收入《昭代丛书庚集》。 校勘注释清代对史料考异、校勘、注释极为重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其中有关于《金史》部分。《续资治通鉴》、《金史纪事本末》皆附考异，可资对史事鉴别。缪荃孙《大金集礼校勘记》，见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大金集礼》附录。 对《金史》进行校勘、注释而取得卓著成绩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0卷。施国祁原是布店掌柜，他用二十余年功夫读《金史》十余遍，写成此书。《金史详校》根据《金史》各种版本互校，同时也用其他书校勘《金史》，订正了不少版本及史实方面的讹误，校注齐备，是读《金史》所必备的参考书。有光绪八年会稽章氏刻本。 除上述的史料整理外，清代学者如万斯同、钱大昕、赵翼等对金史都有所研究，李有棠撰《金史纪事本末》52卷，虽无新资料，但备一体。 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虽很薄弱，但仍是留至今日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近代以来对金史的整理与研究从辛亥革命至今八十余年间，金史的研究经过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9年到93年20年间，是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开始脱离了清代研究的老路子，把对金史的研究向现代史学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王国维把考据学的方法运用到金史的研究上来，写过《辽金时蒙古考》、《金界壕考》等重要著作，开史学研究的新生面。此间，对金史研究还有吴廷燮的《金方镇年表》。 从93年至949年的近20年间，是金史研究进入开拓时期，有向广深发展的趋向。金毓黻从黄侃治音韵训诂学，他继承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接受近代史学研究给予他的影响，重视考古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运用，写了《东北通史》和《宋辽金史》。随着对金史研究的开展，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史地、文学艺术、宗教、女真族及其文字、金宋关系、民族关系、人物及考古等各方面。此间有陈述的《金史氏族序例》、《金史氏族表例言》、《金史氏族表初稿》、《契丹、女真姓氏考》等。罗福颐对女真国书碑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朱希祖《金开国前三世与高丽和战年表》等。曾资生对金代经济、科举、乡里、举荐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姚从吾探讨了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和救世思想。毛汶将已发表文章辑成《辽金国事史论文集》（开封，商务印书馆935年版）。 从949年到978年，是金史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时期。949年以来，对金史研究的特点，是更广泛地吸引了各相关的学科参加，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民族文字学、考古学、医学、科学等，都有人就本专业进行研究。这个时期，出版了陈述的《金史拾补五种》，是对金史研究的一个新转折的开端。 979年以后，对金史的研究转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转变应以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册以《金朝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发展》为开端，第一次以金朝的断代史规范出现在通史之中。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辽金史论文集》，是949年以来研究成果的总汇。金启孮先后出版其所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和《女真辞典》。考古界出版了金代壁画和官印的专集。张博泉先后出版《金代经济史略》、《金史简编》、《金史论稿》第卷。对女真先世渤海的研究也出现崭新的情况，出版王承礼《渤海简史》和朱国忱、魏国忠的《渤海史稿》。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成立后推动了对辽金史的研究，已编辑出版《辽金史论集》多期。有的杂志专为渤海史、金史研究开辟专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皆有诸多条目叙述金史，它们的出版推动了金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我国台湾省对金史的研究也成果显著，出版多种专著。 此外，对金史的史料整理，也有不少成就。继清人之后，今人对金代史料的整理工作，有孙德让的《全金词》，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孙德让还辑有《金源七家文集补遗》一书。朱希祖有《伪齐录校补》一册，独立出版社944年刊。郑文焯编《金史补艺文志》卷稿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陈述为金史补《氏族志》，还辑有《辽金闻见汇录》。罗福颐是对女真文字研究最有贡献者之一，辑有《满洲金石志》3卷，其中有不少金代金石资料。 陈述著《金史拾遗五种》，科学出版社90年版。此书包括总序、《金史氏族表》卷、《女真汉姓考》2卷、《金赐姓表》2卷、《金史同姓名表》卷、《金史异名表》卷，附录索引、征引书目略。《金史氏族表》，系搜集辽、金、元史和当时碑志诗文中有关金代氏族的史料，按族系谱；《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表》，具体表明金代各族融合的史实；《金史同姓名表》、《金史异名表》，可助读《金史》者识别有关人物。本书不仅是读《金史》也是治民族史所必备的参考书。 中华书局975年出版的新点校本《金史》，以商务印书馆百衲本（93年据元至正初刻本，配补元覆刻本影印）为底本，并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多有新意，还参考《大金国志》等书以及残存的《永乐大典》有关部分加以订正，附有校勘记，充分地吸收了前人校勘所取得的成果，加以标点和分段，是最适于应用的崭新的标点本。 唐圭璋编《全金元词》，分上下两册，中华书局979年版。共收录金元两代282位词家作品7293首。详录《道藏》中金、元道士词，以供研究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典演变的参考。征引书达200余种，其中金代词人70人，词3572首。此书所录都以善本、足本为据，加以标点、校勘、考订，仿《中州集》例，作者皆有小传，体例乃从《全宋词》。 14 史料的整理，无疑对金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外金史研究简况国外对金史的研究，主要是日本、苏联和欧美等国家。 日本研究金史从20世纪初开始。起初主要是从历史地理、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接着对金代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包括金朝历史的过程、政治、文化，对经济的研究则不多。最后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辑出几部大的著作。日本过去研究金史的特点是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和在华的统治配合的。在日本其主要著作有池内宏《金史世纪的研究》，三上次男的《金代女真研究》和《金史研究》三册，外山军治的《金朝史研究》，田村实造的《金朝通史》（《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金代刑法考》（《东洋史研究》—.2，934年，《中国法制史研究》），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野川秀美的《金史语汇集成》等。 苏联对汉学的研究可上溯到沙俄时代。他们从考古地理入手，923—924年，托尔马乔夫先后两次考察金上京——白城故址，并绘出金代上京最早的一张平面实测图。金史的研究著作有94年出版b.e.拉里切夫的《女真史（0—世纪）》，98年又出版《女真人的金帝国》（《西伯利亚史》第卷），975年出版m.y.沃罗弗叶夫的《女真族与金国》。 欧美研究金史的有美、德、法、匈牙利等。德国福赫伯教授于978年发表了《蒙古侵占前夕的北中国金朝的经济与社会（3—234）》，并组织研究金史的规划，曾作过《金代社会结构》、《金代经济与财政》的讲演。美籍华人陈学霖教授，现正从事《金史》的翻译，著有《金史研究》、《金史纂修考》、《金史三种》等。加拿大籍华人何炳棣撰有《金代人口的估计》。第四章本卷编撰旨趣五代、辽、宋、夏（西夏）、金时期，习惯上常把五代作为隋唐时期的一个部分，称为隋唐五代时期，而把其他四个王朝作为一个时期，多称为宋或宋辽金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则按朝代建立早晚为序，称为辽宋金或辽宋夏（或西夏）金时期。 唐天祐四年（907），曾经是统一强盛的唐朝灭亡，梁（后梁）建立，几乎同时公开或实际上与后梁分庭抗礼的，就有9个汉族割据政权，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自秦统一以来的，继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二次大分裂时期，在随后的50多年内，中原地区相继更迭为唐、晋、汉、周，而其间先后并存而时间较长的有0个汉族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时期，通常认为是唐朝某种意义上的延续，史称隋唐五代时期。 后梁建立的第十年，贞明二年（9），中国北方的契丹族建立了辽（契丹），与五代对峙为南北朝。 后周显德七年（90），宋朝（北宋）代周，而与辽对峙为南北朝。宋经过20年的时间，消灭了汉族割据政权，但这种统一只是相对的，中国境内当时还有西南的大理，西北的党项、唃厮啰，以及甘州、高昌、于阗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北宋宝元元年（038），西北的党项族建立夏（西夏），大体形成辽、宋、夏鼎立的形势。 辽天庆五年（5），辽东部的女真族建立金，金天会三年（25）灭辽，五年灭宋（北宋），同年宋朝重建（南宋）随后南迁，形成金、宋、夏鼎立，主要是宋金对峙的政局。金天会九年，辽宗室在中国西部及中亚地区重建辽朝（西辽）。 金泰和六年（20），金北部的蒙古族建立蒙古国，公元28年灭西辽，西夏于宝义二年（227）被蒙古所灭，金于天兴三年（234）为蒙、宋联军所灭，形成蒙（元）、宋对峙形势。公元247年乌思藏纳里（今西藏）归附蒙古，蒙古至元八年（27）改国号为元。宋德祐二年（27）恭帝降元，祥兴二年（279）南宋为元朝所灭，元朝是唐朝之后又一个统一而强盛的朝代。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正是处于唐、元两个统一皇朝之际的分裂时期，本卷叙述的正是这一分裂时期370多年的历史，这也是本卷起自五代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分裂与战乱，虽然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但是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相互之间交往的加强，为新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辽、宋、夏、金诸皇朝，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各皇朝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契丹、党项、女真族，迅速由原始社会末期，经过短暂的奴隶制时期进入封建社会，都制定了相应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创造了本民族文字，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积贫积弱”的宋朝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社会生产的迅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科学技术、医学等的发展水平，城市已由封闭型发展为开放型甚至出现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镇市发展为开放型的乡村经济中心，都不仅大大超越了前代，并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就宋代的哲学思想、教育、文学、史学、艺术的总体水平来说也是超越前代的，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 本卷要论述的这370余年，是内容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众多而各有贡献，南宋屈尊臣服而仍不失为主体民族的地位，变乱现象遮盖着许多进步的事物。本卷希望就有关问题作出平实的论述。 乙编综述第一章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第一节五代兴亡公元907年，在长时期的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中，曾经盛极一时的唐朝，终于为后梁政权所取代。从此，到90年宋朝建立的53年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为五代。 后梁的建立后梁的建立者朱全忠，本名朱温，原是唐末黄巢起义军将领，降唐后赐名全忠，任宣武军节度使，盘踞汴州（今河南开封），扩展势力，终于成为唐末最强大的藩镇，受封为梁王。天祐元年（904）闰四月，他将唐昭宗李晔自西京长安劫持到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八月，加以杀害，另立年仅3岁的李柷为帝，是为哀帝，作为傀儡，并想消灭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刘仁恭，以震慑其他割据势力。天祐三年，朱全忠未能攻下沧州（今属河北），刘仁恭又求救于晋王李克用，李克用遂攻占朱全忠的潞州（今山西长治），朱全忠被迫从沧州退兵。朱全忠害怕从此内外离心，更加快了篡夺皇位的步伐。 唐天祐四年四月十八日（907年月日），朱全忠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梁，建元开平，史称后梁，是为后梁太祖。改汴州为开封府，称东都作为都城，以唐东都洛阳府为西都，作为陪都。唐哀帝李柷被降封为济阴王，软禁于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次年二月被害死。 唐朝末年，实际上早已是藩镇分裂割据，但还维持了名义上的统一，后梁建立后，各地藩镇遂公然分庭抗礼。 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弘农郡王（吴王）杨渥、蜀王王建等，不承认梁朝，仍用唐年号；次年，王建也称帝，建立前蜀政权。其他割据势力则大都表示归顺梁朝，后梁即晋封湖南马殷为楚王、两浙钱镠为吴越王、广东刘隐为大彭王、福建王审知为闽王。幽州刘守光不久也称帝，建立燕国。连同后梁，同时并存的共有十个割据政权。 后梁直接统治区是五个中原王朝中最小的一个，辖地只有今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陕西、湖北大部，河北、宁夏、山西、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后梁虽是五代中历时最长的政权，前后共7年，但自建立之年起，与晋王李克用、李存勗的战争从未停止过，甚至一年数战，直至亡国。 后梁建立后立即发兵8万，企图收复被晋王李克用占领的潞州，但围攻半年仍未攻下。次年初李克用死，李存勗继为晋王，亲率晋军进击围攻潞州的梁军，大获全胜，梁军溃不成军，这给新建立的后梁以当头棒喝。 梁太祖疑忌功臣，迫使镇州（今河北正定）王鎔和定州（今属河北）王处直，于开平四年（90）起兵反梁，并向晋王求援。乾化元年（9）初，本章以及以下各章据《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等撰写，不一一具注。李存勗亲率大军进击梁军于柏乡（今属河北），激战一日，梁军大败，积尸遍野。晋军追奔50余里，直至邢州（今河北邢台）。后又连克澶州（今河南濮阳）、新乡（今属河南）等地，梁太祖只得率亲军前往洛阳城北设防。柏乡之战梁军主力损失惨重，梁晋战争中梁军从此处于劣势。 燕王刘守光见后梁势力被晋军逐出河北，晋王李存勗、赵王王鎔又对他假意推崇，自以为兵强马壮，独步天下，遂于同年八月称帝，并率军进攻定州，王处直即向晋王求援。次年初，晋王遣名将周德威率军攻燕，晋、赵、定州三方联军攻城略地，直抵幽州城下，刘守光只得向梁求救。梁太祖自柏乡之败，一直想复仇，此时虽有病仍亲自率军北上，号称50万大军，昼夜兼行，至下博（今河北深县南），率军5万转攻蓨县（今景县）。其时晋军主力正北攻幽州，南方空虚，驻守赵州（今河北赵县）的晋军以小部队骚扰梁军，又派数百骑兵伪装为梁军，夜袭梁太祖驻地，加上被晋军释放归来的梁军士兵，传言晋王李存勗亲率大军来攻，梁太祖惊惶失措，烧营夜遁，梁军因而溃散。梁太祖事后才知道受骗，羞愤交加，病情转重。后梁从此一蹶不振。 乾化二年（92）五月，梁太祖退到洛阳，病势垂危。六月，为次子朱友珪所杀。朱友珪即帝位后局势更加恶化，乾化三年二月朱友珪又为禁兵所杀，后梁太祖四子朱友贞即帝位于东都开封府，是为末帝。后梁内乱相继，自顾不暇，只有大将杨师厚率军与晋、赵周旋于河北。同年十月，晋王李存勗督军攻占幽州，燕帝刘守光出逃后被擒，燕国改建三国帖吧灭亡。 贞明元年（95）春，杨师厚病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军士遂叛降于晋，晋王李存勗亲自率军东出太行黄泽岭（今山西左权东南），到魏州后又派军袭取德州（今属山东）、澶州，梁将刘■连战皆败。次年春，梁末帝命王檀率军3万北上，经阴地关（今山西灵石西南）直奔太原（今太原西南），企图袭取晋军基地以挽救败局，但又为守城晋军击败。 贞明四年（98）八月，晋王李存勗聚兵六七万号称0万由魏州南下，企图一举灭梁，与梁军相拒于濮州一带。十二月下旬，晋王李存勗率军进至胡柳陂（今濮阳西南），贺瓌率梁军跟踪而至，两军激战，梁骑军王彦章部先败，西逃时冲散了晋军的西线军队，晋军名将周德威战死，晋王李存勗夺取土山以自保，梁军骑兵已西逃，只有步兵包围土山，晋将李嗣昭、王建及率骑兵冲击山下的后梁步兵，后梁步兵大败，死亡近3万人。后梁败军逃回都城开封，扬言晋军即将前来，后梁末帝曾想逃往洛阳，但晋军也终因此战而元气大伤，无力南下攻梁，梁晋战争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 龙德元年（92）春，晋王李存勗在平定河北后正拟称帝之时，镇州王鎔为部将张文礼所杀，张文礼表面上仍臣附于晋，暗中却勾结后梁与契丹，后梁虽无力北援镇州，但当晋军攻占赵州进而围攻镇州时，梁军即乘机袭击晋军，却反为晋军所败，死伤2万多人，梁军再次遭受重大挫折。 同年末，契丹应张文礼之邀，南下攻晋，没能攻下幽州，转而攻占涿州（今属河北），进抵定州城下。晋王李存勗率铁骑5000还击于新城（今新乐南）北，契丹军北退，双方大战于望都（今属河北），契丹军大败后退回契丹。 梁、唐兴替后梁龙德三年四月二十五日（923年5月3日），晋王李存勗在击败契丹军、平定河北的情况下，即帝位于魏州，国号大唐，史称后唐，建元同光，是为后唐庄宗。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后改邺都），作为都城，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作为陪都。 同年闰四月末，后唐乘后梁西攻泽州（今山西晋城）之际，派名将李嗣源率精骑5000奔袭郓州（今山东东平），一昼夜驱驰200余里，次日清晨袭占郓州。 郓州失守后，后梁急忙重新启用勇将王彦章为帅，段凝为副帅，调集所有精兵0万北讨后唐。庄宗亲率唐军与梁军苦战于杨刘（今东阿北），后梁决黄河以阻挡唐军，但梁军主力万余人也被隔在决河以北。王彦章进攻郓州时又为唐将李嗣源所败，十月初王彦章于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兵败被俘斩。后梁降将康延孝先已向庄宗建议分兵攻取梁都开封，此时再次要求进军开封。后唐诸将中只有李嗣源赞成此议，并提出乘后梁段凝所率主力远隔在决河以北，开封守卫空虚，唐军应连夜奔袭开封。庄宗即派李嗣源率前军于当夜进发，第六天（十月九日，923年月9日）清晨到达开封城下后立即攻城，开封随即降唐，后梁亡。庄宗同日也到达开封，后梁末帝已于前一日自杀。 后唐灭梁后，迁都于洛京，后改称东都洛阳。以太原为北都，以唐代首都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西都，作为陪都。降后梁都城开封府为汴州。后梁时独立并一直与后梁作战的岐王李茂贞也向后唐称臣，被封为秦王。不久又放弃割据，凤翔（今属陕西）成为后唐的直接统治区。 但后梁的荆南（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节度使高季昌，虽也归附后唐，并为避唐讳改名高季兴，受封为南平王，但实际上却是割据一方。 后唐灭后梁，原先臣附于后梁的楚、吴越、南汉、闽诸国，转而臣附后唐，但前蜀和吴拒不称臣。后唐庄宗遂决定对前蜀和吴用兵。同光三年（925）九月，后唐以郭崇韬统兵万讨伐前蜀，同年十一月灭前蜀。达到后唐全盛时期，统治有今河南、山东、山西三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等省市的大部，甘肃、宁夏、湖北、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 由于后唐庄宗宠信伶官，平蜀主帅郭崇韬被谋害，在首都洛阳又诛杀郭崇韬党羽，致使文臣武将惊恐不安，故消灭前蜀以后无力南下攻吴。不久，后唐国势动乱。次年春，河北戍兵首先起兵，焚掠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占领邺都，河朔州县相继叛乱。名将李嗣源奉命征讨，但为部属劫持，河北相继归附李嗣源。庄宗亲自率军讨伐李嗣源，李嗣源进而占领汴州。四月，庄宗所率诸军离散，只得退回洛阳，亲军继又叛乱，煊赫一时的后唐庄宗中箭身亡。李嗣源到洛阳登位，是为后唐明宗。 后唐灭前蜀后，原前蜀统治区逐渐为后唐西川（治成都府，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孟知祥控制，明宗封孟知祥为蜀王。荆南高氏虽曾反唐，但随后即表示臣附，明宗也承认其割据如故。明宗虽对南方诸国大体采取和好相处的方针，但对直接统治的华北地区则加强皇权统治。 盘踞定州已近十年的节度使王都，名义上虽然臣附于后唐，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明宗即位后略加制裁，王都即向契丹求援并准备与河北诸镇联合抗拒，以图重演唐代末年藩镇世袭割据状态。天成三年（928）五月，明宗命将征讨，首先攻占定州西关，继又大败王都与契丹联军于曲阳（今属河北）城南。七月，又大破契丹援军于唐河（今大清河上游之一）北，追击至易州（今易县），契丹军遂退走。次年正月，后唐攻克定州，制止了王都的分裂割据，加强了皇权。由于明宗时期局势稳定，很少发生战争，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连年丰收，加上明宗统治比较清明，是五代有名的“小康”时期。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明宗死，子李从厚即位，养子李从珂又起兵逐李从厚，登上皇位，是为后唐末帝。 晋、汉更迭后唐自明宗死后，内乱迭起，末帝虽夺得帝位，但藩镇强横，财政困难，国势日危。末帝想削弱和消除最强大的藩镇、明宗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于清泰三年（93）五月，改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即起兵反唐，并向契丹求援，遣使奉表称臣，尊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并割让幽、云十六州。同年（契丹天显十一年）八月，契丹帝率军南下。九月，后唐军主力为石敬瑭与契丹联军所败，被围困于太原城西南的晋安寨。十月，契丹帝封石敬瑭为晋王。十一月十二日（月28日），又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建元天福，以太原为都城，是为后晋高祖。此后，契丹帝又制止石敬瑭称臣，而令其自称“儿皇帝”。 闰十一月上旬末，被围在晋安寨近三个月始终不降的唐军主帅张敬达为副帅杨光远所杀，杨光远率5万多唐军降晋，晋军随即南下攻唐，再败唐军于团柏（今山西太谷西南），直奔唐京洛阳，同月二十六日（937年月日），后唐末帝于后晋兵临城下之际而死。石敬瑭于当日晚进入洛阳，后唐亡。 后晋于天福三年（938）十月，迁首都于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作为陪都。 后晋建立后，叛乱相继，石敬瑭对于藩镇，只要不叛乱，即使对后晋抗命也一律采取安抚政策。后晋大部分文武官员对石敬瑭向契丹帝称臣称儿，大为不满，成德军（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尤耻于臣属契丹，契丹使臣过境必遭谩骂，甚至被暗杀，还上表诋斥石敬瑭当儿皇帝。天福六年（94）十一月，安重荣得知南部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于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起兵反晋，也于十二月反晋，但都先后兵败身亡。 次年六月石敬瑭死，侄石重贵即位，是为少帝（出帝）。少帝耻于向契丹帝称臣，导致契丹军于后晋开运元年（944）春、冬两次大规模南侵，都由于后晋军民的抗击，契丹军战败后退兵。 后晋两次大败契丹军，少帝因而产生轻敌思想，信任亲贵，罢免重臣桑维翰的宰相职务，稍有好转的朝政重又坏乱。后晋与契丹多次作战，虽然取胜，但损失也很大，在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轻信冯玉、李崧、杜威、李守贞等的建议，竟于开运三年十月，命杜威、李守贞统军北伐，以图收复被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幽州地区。契丹军乘机再次南下，与晋军相持于恒州（镇州）城南滹沱河两岸。契丹军袭击晋军粮道，致使晋军粮尽援绝，契丹帝伪许晋军统帅杜威充当傀儡皇帝，诱降杜威后契丹军长驱南下。十二月十七日（947年月日）清晨，契丹军前锋攻入开封，后晋少帝自杀未果后投降，后晋亡。次年正月元旦，契丹帝进入开封城，降封少帝为负义侯，少帝及家属等被押赴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安置，后移建州（今辽宁朝阳西南），少帝死于辽应历十四年（宋乾德二年，94）。 契丹天会十年二月初一（947年2月24日），契丹帝耶律德光以汉族仪式接受群臣朝贺，并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升镇州（恒州）为中京，此前已降东京开封府为汴州。 契丹军占领开封后，放纵其军“打草谷”，大肆劫掠，黄河南北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三月，耶律德光率军北归，任命外戚萧翰为宣武军（汴州）节度使以镇抚中原。四月，耶律德光于北归途中在栾城（今栾城北）境内病死，后谥为辽太宗。五月，萧翰得知刘知远已统兵南下，急于想脱身北归，遂矫诏立后唐明宗幼子李从益为帝后匆匆北上。 当后晋与辽（契丹）争战之际，后晋北平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意存观望，同时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步、骑达5万人，成为后晋最强大的藩镇。契丹攻后晋，刘知远并不出兵抗击。相反，当契丹灭后晋以后，还向契丹帝进表祝贺。 耶律德光改国号契丹为辽。不久，二月二十八日（947年3月25日），刘知远即帝位于晋阳（今太原），未改后晋国号，采用后晋的天福年号，以当年为天福十二年。 16 耶律德光病死于北返途中以后，五月中旬，刘知远率军南出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南关），经晋州（今临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直奔洛阳，各地纷纷迎降。六月初到达洛阳，并准备前往汴州，首先密令处死李从益，中旬初到达汴州。十五日（7月5日），刘知远改国号为汉，次年改元乾祐，史称后汉，是为后汉高祖。并改汴州为东京开封府作为都城，洛阳为西京，作为陪都。各地纷纷杀死或驱逐辽官后降汉，后晋邺都留守杜重威降辽后，仍任邺都留守，后汉建立后仍拥重兵据守邺都，并抗拒改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节度使之命。后汉派高行周率军前往镇压。九月，刘知远又亲往督战。十一月，杜重威出降，后汉终于统一北方。统治地区包括今山东、河南二省，山西、陕西二省大部，以及河北、宁夏、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一部分。 后汉乾祐元年（948）正月下旬，登上皇帝宝座不满一年的后汉皇帝刘知远病死，子刘承祐即位，是为隐帝。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今属陕西）王景崇，相继叛乱。后汉派郭威任统帅，节制西征诸军，次年秋、冬，三镇先后平定。后汉隐帝更加骄纵，宠任外戚、伶官，听信谗言，于乾祐三年（950）十一月，杀害开国功臣杨邠，以及大臣史弘肇、王章，并遣密使前往邺都，准备杀害枢密使、邺都留守郭威，杨邠、郭威、史弘肇都是顾命大臣，受遗诏辅佐隐帝，威望很高，却无辜遭杀害或将被杀害，引起朝野不满，当郭威得知消息后，随即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南下，各地纷纷迎降，隐帝亲自督军阻击郭威于开封北郊，又为郭威所败，后汉军纷纷投降，隐帝在逃跑中为乱军所杀。郭威进入开封后，请后汉李太后临朝听政，并议立后汉高祖侄刘赟为帝，作为代汉的阶梯。 后周兴亡乾祐三年（950）十一月，辽军攻陷内丘、饶阳（今皆属河北），郭威奉命率军北上抗辽，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时发生兵变，将士撕黄旗被在郭威身上，被拥立为帝。郭威即率军回到首都开封，次年正月五日（95年2月3日），郭威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周，建元广顺，史称后周，是为后周太祖。仍以东京开封为都城，以西京洛阳为陪都。 正等着当皇帝的刘赟随后被杀死于宋州。后汉高祖之弟、刘赟之父、河东节度使刘崇，随即于同月建北汉于太原，依附于辽朝。 后周建国后，首先罢去唐代末年以来的所谓“斗余”、“秤耗”，以及各地进奉朝廷的“羡余”物，并除去苛刑峻法，还罢除以三司军将担任各藩镇的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等官，免除各地贡奉的珍美食物及珍宝等，一改唐末以来的不少积弊，政治上逐渐走向清明。 北汉建立后，以辽军为援，进攻后周边境晋州近两月，后周援军进至晋州以南的蒙坑（今山西曲沃北），辽军久征思归，闻讯后首先烧营夜遁。后周援军进入晋州后，追击北汉军至霍邑（今霍州）。次年，后周太祖又平定泰宁军（今山东衮州）节度使慕容彦超的叛乱，后周统治终于稳固。 权臣王峻身兼枢密使、宰相，并强求兼领重镇青州（今属山东）节度使，专横跋扈，傲视太祖，广顺三年（953）春终于被贬死。同年冬，郭威病，又杀掌握军权的权臣王殷。显德元年（954）正月，太祖死，养子柴荣即位，是为世宗。 北汉主刘崇认为后周太祖新死，是攻灭后周的最好时机，又请援兵于辽，辽汉联军南下进逼潞州，后周世宗率军前往抵御，两军相遇于高平（今属山西）南的巴公，后周先败后胜。 高平战役后，世宗果断处死临阵率军先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等，整肃军纪，一改唐末以来对骄将惰卒的姑息政策，士气大振。后周军又乘胜北攻太原，后因阴雨连绵，疫病流行，退兵南归。世宗随即淘汰老弱，招募勇士，亲自阅试，精选士卒。从此，后周兵强马壮，战斗力大增，世宗遂决心削平割据，统一全国，采纳王朴建议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次年秋冬，后周派王景、向训率军攻取秦、凤地区，黄花谷（今陕西凤县北）之战，后蜀军大败，秦（今甘肃秦安北）、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三州降周，后周又攻克凤州（今陕西凤县），华北地区终告统一。后周在秦、凤战役尚未结束的十一月初，即派李穀、王彦超率军进攻南唐，后周军渡淮进攻寿州（今安徽寿县）。显德三年（95）春，世宗亲征南唐，南唐将刘彦贞北援寿州，为后周将李重进部击败。后周将赵匡胤攻占滁州（今属安徽），韩令坤袭取扬州、进占泰州（今皆属江苏）。后周军别部又攻占光州（今河南潢川）、舒州（今安徽潜山），南唐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北）降后周，后周军又大败南唐援军2万于（今属江苏）。然而，唐将刘仁赡坚守寿州达半年之久，后周军久攻不下，世宗只得暂回开封，同时从扬州、滁州撤军，集中兵力进攻寿州，直至次年三月，在再次大败南唐援军于寿州城南的紫金山后，寿州守将乘主将刘仁赡病重之际，向后周投降。显德五年（958）春，后周军再度攻占扬、滁等州，主力直抵长江北岸。同年三月，终于迫使南唐称臣，划江为界，江北4州、0县遂归后周。 世宗数次亲征南唐，辽军乘机侵扰，世宗即命张永德率军备边，并准备攻辽以取燕京地区。同年十月，以高防为西南面水陆制置使，作伐蜀的准备，制造攻蜀的假象。次年春，世宗以巡幸沧州（今属河北）为名，掩护攻辽的真实意图。四月中旬到达沧州，当日即率军向辽境进发，至五月初一，半月之内辽的宁州（今青县）、莫州（今任丘北）、瀛州（今河间）、益津关（今霸州）、瓦桥关（今雄县）守将官吏，纷纷投降，后周未经战斗，占领关南地区（宋代对上述地区的习称）。 辽穆宗得知后周世宗亲自率军攻辽，一面任命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进行还击；并令北汉军侵扰后周边境，以分后周兵力；穆宗随即亲往南京督战，一场后周与辽的大战即将爆发。 后周军于五月初二日又进据固安（今属河北），当天，世宗生病。第三天，后周又攻占易州（今河北易县）。形势十分有利，但世宗病情不见好转，数日后世宗对新占领地区进行防御部署后返回开封。当辽穆宗赶到南京时，已是五月中旬，见后周牢固地占领了关南地区，且已作好防御准备，也就放弃了攻取关南地区的企图。 周世宗回到开封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于是一面封7岁的儿子柴宗训为梁王，同时部分地调整宰辅及禁军统帅，进行传位的准备。六月中旬，世宗病死，子宗训即位，是为恭帝。显德七年（90）正月初，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宋皇朝，结束了五代时期。 宋降封后周恭帝为郑王，后出居房州（今湖北房县），开宝六年（973） 死。 第二节十国割据当公元907年后梁政权取代唐朝后，各地的割据势力，不少与后梁及以后的中原皇朝公开抗衡，其余的虽然表示臣附，但实际上也是割据一方，保境自立，不受中原皇朝的控制，与称帝的割据势力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这两种形式的割据政权，前后共有十多个，其中统治时间较长的有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作为这一时期地方割据政权的代表，称为十国，并与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小皇朝，连称为五代十国，是唐、宋两大皇朝之间的分裂割据时代。十国中北汉在北方，其余都在南方，闽、楚灭亡后，还出现了泉南（漳）、湖南两个割据政权，这是闽、楚的某种延续。十国中除前蜀、吴、楚、闽灭亡于五代外，其余都为宋朝所灭。前蜀、后蜀十国中最早称帝的是前蜀的创建者王建，当唐天祐四年（907）三月，后梁建立时，蜀王王建曾想与淮南杨渥联合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会兵讨伐后梁以兴复唐朝，在得不到响应的情况下，王建于同年九月二十五日（月3日）即帝位，次年建元武成，建都成都，国号大蜀，史称前蜀，是为前蜀高祖。据有今四川、重庆大部及陕南、甘南、鄂西部分地区。 王建宠信养子与家臣，尤其宠信家臣唐道袭，任之为内枢密使。养子王宗佶在前蜀建立前建功最多，王建称帝，王宗佶以中书令任首相，恃功骄横，王建听信唐道袭的谗言，王宗佶于武成元年二月被罢相，三月被杀害。唐道袭又与太子王元膺产生矛盾，遂一度出任节度使，回朝后与太子的矛盾更趋尖锐，永平三年（93）七月，太子在被唐道袭诬告谋乱的情况下杀死唐道袭，但太子也败死。十月，王建又立幼子王宗衍为太子。通正元年（9）二月，前蜀改国号为汉。光天元年（98）正月，又恢复国号为蜀。六月，王建因想改立太子而被太子母徐妃指使宦官毒死。太子王宗衍即位，改单名衍，是为前蜀后主。后主尤为荒**，饮酒作乐，吟诗作词，游猎巡幸，不理朝政，政事由宦官宋光嗣等专决。 咸康元年（后唐同光三年，925）九月，后主大举巡游青城山（今灌县西南）以及其他名山。十月初，又拒绝群臣谏阻，带兵数万北上，千里游幸秦州（今甘肃天水）。这时后唐已于九月决定出兵攻蜀，后主到达汉州（今四川广汉）时，蜀凤州（今陕西凤县西北）守臣报告唐军南下攻蜀的消息，后主以为是劝阻他出游而不以为意，也不作任何防守措施，仍然吟诗作乐继续北上游幸。当中旬末后主到达利州（今广元）时，北部边境的凤州等已经降后唐，败兵逃到利州，后主这才派兵迎敌，然而后唐军早已攻占兴州（今陕西略阳）、成州（今甘肃成县）。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之战，前蜀军大败，后主闻讯后逃回成都，前蜀各地守将纷纷降后唐。随后逃回成都的后蜀宰相王宗弼，于十一月中旬收禁后主，并自称权西川兵马留后。同月二十七日（2月5日），前蜀后主王衍正式降后唐，后唐得4州249县。次年正月，前蜀君臣数千人被押赴后唐都城洛阳（今属河南）。不久，后唐局势大乱。三月，王衍等到达长安（今陕西西安）秦川驿，被后唐庄宗下诏杀死全家。 后蜀建立者孟知祥，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唐末任太原卫指挥使，为晋王李克用选任为亲卫军使。晋王李存勗时任中门使，后推荐郭崇韬继任为中门使，孟知祥改任马步军都虞候。后唐建立，任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尹、北京留守。乾元大陆sodu后唐枢密使、征蜀统帅郭崇韬感激孟知祥前此推荐之恩，在出师前即向庄宗推荐孟知祥在灭蜀以后出任西川（成都）节度使。天成元年（92）正月中，孟知祥到达成都。四月，庄宗死于内乱，明宗即位后，孟知祥就有割据想法，东川（梓州，今四川三台）节度使董璋也有割据意图。长兴元年（930）八月，董璋首先起兵反唐，孟知祥随即与董璋联合抗唐，以保全割据政局。后唐派石敬瑭、夏鲁奇为帅，率军进攻东川，并企图离间孟知祥与董璋的关系，以便逐个击破。西川军于十二月将后唐主力击败于剑州（今剑阁），石敬瑭只得退守新攻占的剑门（剑阁北）。次年正月，西川军又攻占遂州（今遂宁），后唐军副帅夏鲁奇兵败自杀。石敬瑭再攻剑州失利，加上粮运不继，遂于二月退兵。 长兴三年（932）四月，东川节度使董璋企图攻灭西川，发兵攻占汉州（今广汉），孟知祥率军前往抗击，董璋大败后逃归梓州，为部将所杀，东川军纷纷投降，孟知祥遂兼并东川地区，次年二月受后唐明宗封为蜀王。 后唐应顺元年闰正月二十七日（934年3月日），孟知祥称帝，四月改元明德，也以成都为首都，国号也称蜀，史称后蜀，是为后蜀高祖。不久，后唐的山南西道（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武定军（洋州，今洋县）两镇节度使先后降蜀。 明德元年七月，孟知祥病死，子孟昶即位，是为后主。赵季良、李仁罕等执政，尤以李仁罕恃功骄横，虽然不久即被杀，但其甥张业继续擅权，尤为不法，执政长达十余年，终于也被处死，旧臣王处回、赵廷隐又相继被解职致仕。 广政十年（947）正月，契丹帝耶律德光已灭后晋进入开封（今属河南），各地纷纷抗击契丹。原后晋的雄武军（秦州，今甘肃天水东）节度使何重建杀契丹使者，以秦、成（今成县）、阶（今武都东）三州降于后蜀，四月，凤州（今陕西凤县东）亦归后蜀，后蜀遂拥前蜀全部疆域，达到全盛时期，但为时不长。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955），秦、凤、阶、成四州又为后周攻占。 前蜀、后蜀虽曾多次北上争夺关中，但境内很少发生战事，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中原地区的士人为避战乱而来的也不少，成为五代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君臣奢侈糜费，政平军弱，仅能保境自立。吴、南唐吴国创立者杨行密（852—905），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家世业农，早年曾为盗，后应募从军，不久即起兵叛唐，攻占庐州，后转战于扬州（今属江苏）、庐州、宣州（今属安徽）等地，大顺元年（890）三月，被唐任命为宁（宣州）节度使。景福元年（892）三月，消灭孙儒后重占扬州，八月，改任淮南（扬州）节度使。乾宁四年（897）冬，击退朱全忠的进攻，成为唐末主要割据者之一。 天复二年（902）三月，在凤翔（今属陕西）的唐昭宗封杨行密为吴王。 次年，杨行密派李神福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并在多次击退朱全忠的援军后，于天祐二年（905）二月，攻占鄂州。十一月，杨行密死，长子杨渥继任淮南节度使，受封为弘农郡王。不久，江州（今江西九江）降附，又攻占洪州（今江西南昌）。杨渥因而更加骄奢**逸，拒谏专断。后梁建立后，吴王仍用唐天祐年号，与后梁抗衡。天祐五年五月，杨渥被部将徐温等杀死，拥立其弟杨隆演。七月，杨隆演继任淮南节度使、弘农王，大权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徐温掌握。次年六月，盘踞抚州（今属江西）的危全讽进攻洪州，为周本所击败，淮南军乘胜攻占袁州（今宜春）、吉州（今吉安）、饶州（今波阳）、信州（今上饶）等地，疆域达到最盛时期，据有今江西省，以及江苏、安徽、湖北的一部分。 徐温父子控制朝政，徐温出镇润州（今江苏镇江），后移昇州（今南京），留子徐知训在扬州执掌朝政。徐知训骄纵无礼，时常凌辱杨隆演，为副都统朱瑾所杀，徐温又以养子徐知诰继续执掌朝政。 天祐十六年（后梁贞明五年）四月初一（99年5月3日），杨隆演被拥立为吴国王，建元武义，以江都（扬州）为首府，徐温为大丞相，徐知诰为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同年，与吴越议和，从此休兵息民，生产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成为五代时期少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武义二年（920）五月，吴主杨隆演死。六月，弟杨溥即位。吴顺义七年（后唐天成二年）十一月初三日（927年月29日）吴主杨溥称帝，是为睿帝，改元乾贞。其时徐温新死，吴国实权掌握在都督内外诸军事徐知诰（后单名诰）之手。次年，荆南南平王高季兴称臣，受吴封为秦王。 吴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十月，吴帝杨溥被迫禅位于齐王徐诰，吴亡。齐帝尊杨溥为让皇帝，次年五月被幽禁于润州（今镇江）丹阳宫，十一月遇害。 南唐建立者徐诰，吴天祚三年十月初五日（937年月0日）称帝，国号为齐，建无昇元，建都金陵（后改为江宁，今南京）。 昇元三年（939）二月初七日（2月28日），徐诰复其本姓李，改名昇，并附会自己为唐朝宗室之后，改国号为唐，年号未改，史称南唐，是为南唐烈祖，史称前主。昇元七年（943）二月，南唐前主死，子李璟即位，是为元宗，史称中主。三月，改元保大。七月，南汉张遇贤起义军在循州（今广东龙川西）为南汉官军击败后，北上进入南唐境内，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发展至十多万，直奔南唐西南重镇虔州（今江西赣州），“攻陷诸县，再败州兵，城门昼闭”。百胜军（虔州）“节度使贾浩（一作贾匡浩）闭门登陴不敢出”。张遇贤退回南汉境内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北的白云洞2，遣将北上南唐境内攻城略地。十月，南唐从洪州派严恩率所部南下镇压，多次打败起义军，又伐木开道越境，出奇兵于白云洞后，张遇贤为叛徒李台所执，副帅黄伯雄、谋士僧景全等同时被执，后都就义于金陵，五代十国时期最大的农民起义最后失败。 保大三年（闽天德三年，945），闽国内乱，南唐乘机攻闽。八月，南唐军攻克建州（今福建建瓯），闽主王延政投降，闽国各地相继降南唐，唯有福州据守。次年秋，南唐军攻福州，福州守将向吴越称臣求援。保大五年三月，南唐军大败，福州遂归吴越。留从效乘机割据泉州、南州（即漳州），《资治通鉴》卷283，后晋天福八年七月。 2陆游《南唐书》卷5《边镐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9《循州·景物》下。表面上仍臣附于南唐。 保大六年，楚国内乱，马希萼杀楚王马希广自立，称臣于南唐，不久马希萼又为其弟马希崇所废。保大七年十月，南唐出兵灭楚，除南部数州为南汉乘机占有外，楚地全归南唐，南唐疆土达到全盛时期，据有今江西全省，以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北和湖南大部或部分地区。但次年十月，楚旧将刘言击败唐军，占有楚国故地。 保大十三年（后周显德二年，955）冬，后周进攻南唐，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后周与南唐之战。交泰元年（后周显德五年）三月，南唐终于战败降附于后周并割让江北地区，去帝号改称国主，对后周使用后周年号，对国内可能仍用南唐交泰年号。南唐中主以江北即是后周，决定以洪州为南都南昌（今属江西）府，并准备迁都南昌。宋朝建立后又改国名为江南。 南唐继承吴国，继续执行保境息民政策，中后期虽出兵闽、楚，又和后周作战，但境内比较安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是五代时期少有的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地区。南唐前主李昇时期政治比较清明，所建庐山白鹿洞书院，成为后代著名的书院，中主李昇政治上虽昏庸无能，却是著名词人。 吴越、闽、泉漳吴越的创立者钱镠，唐末为杭州（今属浙江）刺史董昌的部将，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以威海军节度使据越州（今绍兴）称帝，国号罗平。六月，唐以钱镠为彭城郡王、浙东招讨使讨伐董昌。次年五月，董昌兵败被俘后自杀，钱镠遂据有两浙，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及上海市（除崇明等岛）、江苏省苏州地区。天复二年（902）进封越王，天祐元年（904）改封吴王。后梁建立后，钱镠称臣，于当年受封为吴越王。次年，境内使用自己的天宝等年号。 后梁龙德三年二月丁卯（923年3月2日），钱镠受后梁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国。用皇帝仪卫，王府称朝廷，设丞相等官职，以杭州为首府。 宝正七年（后唐长兴三年，932）三月，钱镠死，子钱元瓘嗣位，遵遗命去国仪，自列为后唐藩镇，从此改用中原王朝年号，被后唐任为节度使，累封吴王、吴越王。后晋天福二年（937）受封为吴越国王，重设丞相等。此后新王嗣位，照例名义上自降为节度使列为藩镇，随即受封为吴越国王。天福六年，钱元瓘死，子钱弘佐嗣位。后晋开运三年（94）十月，闽国内乱。南唐侵闽，吴越出兵援闽，与南唐战于福州。次年三月，大败唐军，遂据有福州地区。六月，钱弘佐死，弟弘倧嗣位。同年十二月，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因干预政事受谴责，遂发动兵变，囚禁国王钱弘倧。后汉乾祐元年（948）正月，迎立其弟弘俶。 后周显德三年（95），后周世宗进攻南唐，吴越奉命夹击南唐，曾一度攻占常州（今属江苏）等地，但胜负相当，无大进展。显德五年，南唐向后周称臣议和，吴越也退兵休战。 吴越也采取保境安民政策，对中原王朝以及攻占开封时期的辽朝，一律称臣。初期对内虽亦曾使用过吴越国的年号，但并不与中原王朝对抗，对邻国的战争也都是适可而止，是五代十国中最为安定的地区之一，辖区内有富饶的太湖平原的大部和宁绍平原，又注意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手工业与对外贸易也获得较大的发展。 闽国早期创立者王潮、王审知兄弟，固始（今属河南）人，唐末任固始县佐，寿州（今属安徽）王绪、刘行全起义，攻占固始，王潮、王审知兄弟参加起义。王绪起义军为秦宗权击败后转而南下，经江西进入福建，攻占漳浦（今属福建）。王绪猜忌部将，刘行全被杀，诸将恐惧，军行至南安（今泉州西北），王潮等发动兵变，王潮遂被推为首领。 15 唐光启二年（88）八月攻下泉州，后降附于福建观察使陈岩，被任命为泉州刺史。大顺二年（89）陈岩病死，部将范晖自任留后。景福二年（893）五月，王潮攻占福州，自称留后，建州（今建瓯）、汀州（今长汀）等相继归附。九月，唐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乾宁三年（89）九月，唐升福建为威武军，即任王潮为节度使，军府设于福州。乾宁四年十二月，王潮病死，弟王审知继任，天祐元年（904）四月受封为琅琊王。 后梁建立，王审知称臣，开平三年（909）四月受封为闽王。后唐代梁，王审知亦称臣。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病死。长子王延翰继任威武节度使，因未封王，遂于天成元年十月六日（92年月3日）自称闽国王。十二月，王审知养子王延禀发动兵变，王延翰被杀，其弟王延钧自称威武节度留后。后唐任王延钩为节度使，累封琅琊王、闽王。后唐长兴二年（93）四月，王延禀再次发兵进攻福州，兵败被杀。次年，闽王王延钧求封为吴越王未成，遂于长兴四年（933）正月称帝，更名鏻，改福州为长乐府作都城，国号闽，建元龙启，是为惠宗。然以国小力弱，与四邻友好相处，得以偷安于一隅。闽永和元年（935）十月，王鏻被杀，长子王继鹏即位，更名昶，是为康宗。王昶猜忌宗室、大将，已杀多人。闽通文四年（939）闰七月，闽内乱，王昶将杀控鹤军使连重遇而反为所杀，连重遇迎立王昶叔父王延羲。王延羲自称闽王，更名曦。 王曦于永隆三年（后晋天福六年，94）七月称大闽皇，十月称帝，是为景宗。次年，其弟富沙王王延政攻汀州。永隆五年（943）正月，王延政也称帝于建州，国号大殷，建元天德。闽既常为殷所败，求和又不成，王曦遂日夜饮酒，进而滥杀将领。 永隆六年（后晋开运元年，944）三月，连重遇、朱文进杀王曦，朱文进自立为闽王，向后晋称臣。闽国各地纷纷投向殷国，殷军大举进攻福州，朱文进向吴越求救。十二月，后晋封朱文进为闽王，但朱文进、连重遇不久即为部属所杀。天德三年（945）正月，殷天德帝王延政改国号为闽，仍都建州。以福州为南都（一作东都），任命侄王继昌为南都都督、黄仁讽为镇遏使镇守福州。三月，前闽国旧将李仁达勾结黄仁讽杀死王继昌，随后立僧卓岩明为帝，五月，又杀卓岩明自称节度留后，称臣于南唐。南唐乘闽国内乱之际，出兵攻闽，闽军屡战屡败，八月二十四日（945年0月2日），南唐攻占建州，闽主王延政投降，闽亡。王延政后于南唐保大九年（95）以安化军节度使、光山王死于饶州（今江西波阳）。 闽亡后，闽地纷纷降唐，李仁达拒绝南唐的入朝之命，南唐因而进攻福州，李仁达即向吴越称臣求援，吴越兵进入福州抗击南唐军，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三月，吴越兵大败南唐军于福州城下。同年十二月，李仁达又想叛吴越再投向南唐时被杀，福州遂为吴越所有。 后晋开运元年（944）三月，朱文进杀闽主自立为闽王后，任命黄绍颇为泉州刺史、程文纬为漳州刺史。十一月，泉州散员指挥使留从效等杀黄绍颇，迎闽宗室王继勋主持郡事，自任统军使并归附于殷国，殷即任王继勋为泉州刺史、留从效等为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永春（今属福建）人。闽亡后泉、漳等州归附南唐，南唐保大四年（94）二月，留从效迫刺史王继勋离职，自领郡务，南唐即以留从效为泉州刺史。十月，南唐漳州守将内乱，留从效举兵逐南唐守将，南唐改漳州为南州，任命留从效部将为刺史，泉、南两州实际为留从效控制。保大七年，留从效兄南州副使留从愿毒死刺史而代为刺史，南唐无力干预，遂任留从效为清源军（泉州）节度使，割据泉、南两州，置军府于泉州，后南唐封留从效为晋江王。 楚、湖南、荆南楚国开创者马殷，鄢陵（今属河南）人。唐末为孙儒部将。孙儒南攻扬州（今属江苏）杨行密。景福元年（892）六月孙儒兵败被杀，余众推刘建峰为帅，马殷任先锋指挥使，西进湖南。乾宁元年（894）五月，袭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刘建峰自称节度留后。次年四月，唐任刘建峰为武安军（潭州）节度使，马殷任马步军都指挥使。乾宁三年正月，刘建峰遣马殷讨伐蒋勋于邵州（今邵阳）。四月，刘建峰为亲兵所杀，部属推马殷为节度留后，九月，唐任马殷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马殷开始割据湖南。 光化元年（898）三月，马殷升任武安军节度留后，后又升任节度使。时所属七州，马殷仅占潭、邵二州，随后攻占衡州（今衡阳）、永州（今属湖南）。二年，攻下道州（今道县）、连州（今广东连县）、郴州（今属湖南）。三年九月，又攻下桂州（今广西桂林），宜州（今宜山）、岩州（当在今广西境内）、柳州、象州（今属广西）相继投降。 后梁建立，马殷臣附，开平元年（907）四月，受封为楚王。不久，又大败杨行密部将刘存于浏阳江（今湖南浏阳河），攻下岳州（今岳阳），吉州（今江西吉安）已于上年归降。二年五月，攻克朗州（今湖南常德），澧州（今澧县）、辰州（今沅陵）、叙州（今怀化）又相继归降。九月，进攻岭南，击败刘隐，夺得昭州（今广西平乐）、梧州（今属广西）、贺州（今贺县）、蒙州（今蒙山南）、龚州（今平南）、富州（今昭平）。 开平四年六月，马殷受任为天策上将军，开天策府，设左相、右相等官。后唐灭梁，楚臣附于后唐，天成二年六月十七日（927年7月28日）马殷受封为楚国王，改设左、右丞相等官职，改潭州为长沙府作首府。长兴元年（930），马殷死，子希声嗣位，以遗命恢复藩镇地位，任武安、静江（桂州）等军节度使，割据如故。三年，马希声死，弟希范继任武安、武平（朗州）节度使，应顺元年（934）正月，受封为楚王。后晋、后汉时，楚亦臣附。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五月，马希范死，部将假托遗命立希范同母弟希广权军府事。七月，后汉封马希广为武安军节度使、楚王。 后汉乾祐元年（948）十二月，贺州、昭州为南汉攻占。二年八月，希广兄希萼据朗州叛乱，在进攻长沙途中战败后又逃回朗州。三年六月，马希萼再次叛乱，并向南唐称臣以求援。十二月，马希萼攻占长沙，楚王马希广被杀，马希萼自立为楚王，后受南唐封为楚王。但他当政后，报复杀戮，军政紊乱，人心离散。 南唐保大九年（95）九月，楚都指挥使徐威等废马希萼，改立其弟马希崇为节度留后，马希萼被囚于衡山县（今属湖南）。但马希崇荒**纵酒，人心不附。彭师嵩等又拥立马希萼为衡山王，与马希崇对抗。马希崇害怕部将叛乱，求援于南唐。南唐派边镐率军万人自袁州（今江西宜春）直奔楚首府长沙。十月十四日（月5日）马希崇等投降，楚亡。马希崇、马希萼等被送往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任马希萼为楚王、江南西道视察使，镇洪州（今江西南昌），次年入朝被留，数年后死于金陵。马希崇被任为永泰军节度使，镇舒州（今安徽潜山），但只闲居于扬州。后周显德三年（95），后周一度攻占扬州，马希崇投奔后周，周亡入宋。 楚国全盛时拥有今湖南全省，广西的东及东北大部，贵州东部边境及广东西北一部分。马殷统治时期，人民得到休养生息。马殷死后，马氏内部不断争权夺位，战乱不停，军政不修，终于灭亡。 湖南割据者王逵、周行逢都是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关系密切，原任楚武平军（朗州）节度使马希萼所属静江指挥使、副使，在马希萼攻灭马希广的战争中任先锋。马希萼自立为楚王后，军政，后周广顺元年（95）三月，王逵、周行逢率部众千余人从长沙逃回朗州，并大败楚追兵于朗州城下，先立马光惠为节度使。六月，改而拥立刘言为武平军节度留后，并向南唐、后周称臣，与楚抗衡。十月，南唐灭楚。二年九月，南唐征召刘言遭拒绝。刘言派王逵、周行逢等率军连克沅江、益阳、湘阴（今皆属湖南），直抵潭州城下，南唐守将边镐弃城夜逃，王逵入城，自称武安军（潭州）节度副使、权知军府事，南唐湖南守将纷纷逃走，湖南岭北地区全归刘言。三年正月，后周任刘言为武平节度使，节制武安、静江诸军事，设军府于朗州。同时任王逵为武安军节度使、周行逢为武安军节度行军司马。 广顺三年（953）六月，王逵率军自潭州远袭朗州，俘刘言，移军府于潭州，仍臣附于后周。显德元年（954）五月，王逵又移军府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为岳州（今岳阳市）团练使。后周显德三年（95），王逵奉后周世宗命，率军攻南唐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二月，潘叔嗣乘机西袭朗州，王逵还军追击，败死于朗州城外，潘叔嗣随后又为周行逢所诱杀，湖南遂归属周行逢。七月，后周任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节制武安、静江诸军事，设军府于朗州。周行逢当政以后留心政事，重视吏治，免除杂赋，休兵安民，生产逐步得到恢复。 荆南创立者高季兴，原名季昌，后唐时避讳改。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人。早年为朱全忠养子朱友让的养子，改姓朱。唐昭宗末年，历任星极小说5200亲军指挥使、宋州刺史，天复三年（903）任颍州防御使，复姓高。天祐三年（90）十月，任荆南军（江陵，今属湖北）节度观察留后，遂据有荆南。 后梁代唐，即任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荆南为四战之地，属州皆为附近割据势力侵夺，仅剩江陵一府，也是凋敝残破，高季昌招集流民，保境兴复。后梁乾化二年（92）太祖朱晃被杀后，政事日非，高季昌遂割据江陵，后梁无力过问，次年八月，封高季昌为渤海王。此后高氏历代割据者均受任为荆南节度使，故高氏政权史称荆南。 后唐于同光元年（923）十月灭后梁，高季昌避唐讳改名季兴，入朝以示臣服，几乎被庄宗扣留于洛阳，高季兴星夜奔回江陵，并修城聚粮以防后唐进攻。二年三月，受封为南平王，荆南因而亦称南平。 后唐同光三年九月，后唐攻前蜀，以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攻取被前蜀占领的夔（今重庆奉节）、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归（今湖北兴山南归州镇）、峡（今宜昌）五州地作为荆南属地。高季兴率水军溯江西上，但为蜀将张武所败，寸土未得。前蜀亡后，高季兴仍提出上述诸地归属荆南，庄宗已同意，但未及下诏而死。天成元年（92）六月，高季兴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明宗新即位，不得已而同意，但后唐仍任命夔、忠、万三州官吏。二年三月，高季兴要求三州官吏由他任命，并袭取夔州。又夺取后唐沿江而下途经荆南转送洛阳的（原前蜀的）大量财物，导致后唐出兵进攻荆南。后唐军虽攻到江陵城下，却因久雨缺粮，加上疫病流行，只得于五月退兵。但沿江而下的后唐军，六月间大败荆南水军于江中，三州复归后唐，荆南只夺得归、峡两州。此前，楚王马殷派使臣到后唐朝贡后带回所赐的骏马、美人等，途经荆南时也为高季兴所截留，引起天成三年（吴乾贞二年，928）二月楚军的进攻，刘郎洑（今石首境内）水战，荆南大败，在楚军进逼江陵时，荆南请和，归还所截留的人马。六月，荆南臣附于吴，受封为秦王。十二月，高季兴死，子从诲嗣，受吴任为荆南节度使。后唐天成四年，荆南向后唐进赎罪银以求臣附，又受后唐任为荆南节度使，后又受封为渤海王，进封南平王。后唐明宗还追封高季兴为楚王，荆南又属三楚之地，故亦称荆南为北楚，以别于楚王马氏。 后晋建立，荆南臣附。天福六年（94），后晋山南东道（襄州，今湖北襄樊市襄阳）节度使安重进叛晋，高从诲奉命出兵助攻，安重进败亡后，即要求将郢州（今钟祥）归属荆南而未成。后汉高祖刘知远起兵太原时，高从诲奉表劝进，又请将郢州归属荆南，刘知远口头允诺。后汉天福十二年（南唐保大五年、后蜀广政十年，947）六月，高从诲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时遭拒绝，遂与后汉断绝关系，并于八月乘后汉主力北上攻打杜重威时，出兵进攻襄州、郢州，均被后汉守将击败，荆南转而臣附于南唐、后蜀。此后北方商人不再南来荆南，影响其经济繁荣，又于乾祐元年（948）六月向后汉谢罪后臣附。荆南地小势弱，虽偶与邻境有战事，但基本上保境自立，不仅向中原皇朝称臣，还向南方诸称帝的后蜀、南唐、南汉等国，无不表示臣附，甚至对弱小的闽国也表示臣附，以满足称帝者臣属他国的，荆南则以此获取赐予的金银及物品，甚至夺取他国之间的贡赐物品，受到对方质问或发兵讨伐，随即归还抢夺的物品，诸国对荆南高从诲这种无赖行为很为鄙视，“故诸国皆目为高赖子”。更重要的因素是荆南与各国基本上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因而成为交通贸易的枢纽，促使荆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南方相邻诸国也以荆南作为缓冲地区，不愿看到荆南被他国吞并，这也是弱小的荆南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 后汉乾祐元年十月，南平王高从诲病死，子高保融嗣为荆南节度使，后累封为南平王，但委政于其弟高保勗，后亦臣附于后周。 南汉、北汉南汉创始者刘隐，祖籍上蔡（今属河南），祖父刘安仁迁居泉州（今属福建），父刘廉唐末任封州（今广东封开南）刺史，刘廉死，刘隐继任刺史。乾宁三年（89），广州（今属广东）将领卢琚、谭弘玘率军抗拒清海军（广州）节度使薛王李知柔赴任。刘隐袭杀谭弘玘于端州（今肇庆），并袭取广州，斩卢琚，迎李知柔到任，刘隐被任为行军司马。光化元年（898），刘隐又战胜昭州（今广西平乐）刺史曾衮与广州的内应将领王瓌于广州城下，进《新五代史》卷9《高从诲世家》。 一步巩固了在广州的势力，后升任节度副使。天复元年（90）十二月，继任节度使徐彦若死时，遗表推荐刘隐为权节度留后，刘隐遂据有广州及岭南东道（除连州——今广东连县被楚占有外），此后即无节度使到任。刘隐依附朱全忠，天祐元年（904）被任为清海军节度使。 后梁建立，刘隐臣附，开平元年（907）受封为大彭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进封南海王，乾化元年（9）三月死。弟刘涉继任节度使，刘涉初名岩，至此又复名岩，后袭封为南海王。除柳州、象州、梧州（今皆属广西）、昭州（今平乐）、桂州（今桂林）、贺州（今贺县）、宜州（今宜山）被楚占有外，岭南西道也被刘隐、刘岩占领。 后梁贞明三年八月十六日（97年9月5日），刘岩称帝（刘岩后改名龚、䶮），国号大越，建元乾亨，次年十一月改国号汉，史称南汉，是为南汉高祖，改广州为兴王府作都城。 南汉大有元年（928）三月，击败楚军于封州，此后楚汉边境相对平静。 三年九月，南汉攻占交州（今越南河内），俘静海军节度使曲承美，遂据有交州，次年爱州（今清化）将领杨廷艺攻占交州并击败南汉援军。十一年十月，交州内乱，节度使皎公羡求救于南汉。南汉想乘机重新占有交州，为已占有交州的吴权所败，从此放弃了占领交州的企图。 十五年四月，南汉高祖刘䶮死，子弘度即位，更名玢，是为南汉殇帝。 高祖后期穷奢极欲，宦官专政，昏乱残暴，殇帝即位后不仅没有革新更化，反而更为荒**无度，醉生梦死。各地人民早已纷纷起义反抗统治，张遇贤原是博罗县（今属广东）的小吏，其时起义军正群龙无首，遂于光天元年（后晋天福七年，942）七月，拥立张遇贤为中天八国王，建元永乐，意在统一当时分裂的诸国，使广大人民生活于长久和平康乐的社会中。殇帝派其弟越王弘昌、循王弘杲统大军前往镇压，钱帛馆之战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逃回。十月，起义军攻占循州（今龙川西），杀死刺史刘传。应乾元年（南唐保大元年，943）七月，为南汉将领万景忻所败，张遇贤遂率起义军度岭北上，进入南唐境内，攻虔州（今江西赣州）未下，又退回南汉循州北白云洞，指挥起义军作战，次年十月为南唐军越境镇压。 同年三月，殇帝刘玢为其弟弘熙所谋杀。弘熙即位，更名晟，是为南汉中宗，以刑杀立威，诸弟相继被杀。乾和六年（后汉乾祐元年，948）十二月，南汉乘楚内乱，派吴珣等攻占楚贺州，并大败楚援军于贺州城下，继又攻占昭州。九年（南唐保大九年）十月，南汉又乘南唐灭楚之机，出兵攻占桂州，继又攻占宜、连、梧等岭南诸州。十二月，南汉军大败南唐军于义章（今湖南宜章），攻占郴州（今属湖南）。不久，又先后击败南唐进攻桂州及湖南王逵进攻郴州的军队，巩固了北境的统治。十二年（后周显德元年，954）正月，交州统治者吴昌文臣附于南汉。十六年（后周显德五年）八月，刘晟病死，长子刘继兴即位，更名■，是为后主，更为昏庸荒**。 南汉全盛时，有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湖南南部一部分。南汉统治，税役繁重，宠信宦官宫女，荒**无度，在割据诸国中最为，由于地处南疆，远离中原，得以偏安于一隅。 北汉建立者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后晋时刘知远任河东（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刘崇任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汉建立后任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后周广顺元年正月十六日（95年2月24日），刘崇于太原登上皇位，改名■，国号仍为汉，仍用后汉乾祐年号，史称北汉，是为北汉世祖，依附辽朝，对辽世宗自称侄皇帝，同年六月受辽册封为汉帝。宋人亦称北汉为东汉。 后周太祖代汉时杀刘崇之子刘赟，遂成世仇。北汉刚建立，即于二月进攻后周的晋州（今临汾）、隰州（今隰县），相继败归。臣附辽朝后，十月，汉辽联军南出阴地关（今灵石南关）进攻晋州，后周派王峻率大军救援，大败汉辽联军于晋州北霍邑（今霍县）。此后北汉以守为主，但仍不时侵扰后周边境。 乾祐七年（后周显德元年，954）正月，后周太祖病死，世宗新即位，北汉认为有机可乘，再次联合辽军大举攻周。三月的高平（今属山西）之战，北汉军又大败，北汉帝刘■仅率百余骑逃回太原。五月，后周军乘胜进围太原，北汉州、县纷纷降周，但因久雨成灾，周军疫病流行而退兵，北汉帝刘■因国势衰弱而忧愤成疾，于十一月病死。子刘承钧即位，改为单名钧，是为北汉睿宗，对辽穆宗自称男，是又一个儿皇帝。 17 第三节契丹的崛起建国前的契丹族契丹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关于族源，传说“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今西拉木伦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主要活动在上述两河流域。 “契丹”之名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契丹传》，契丹族与相邻的库莫奚（奚族）同从鲜卑族宇文部中分离出来。北魏太祖拓跋珪在登国三年（388）征讨库莫奚族的同时或稍后，契丹族也受到打击，遂和库莫奚族分别活动。契丹族分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吐六于、羽真侯等部八个部落，史称古八部，过着游牧生活，各部落与北魏建立朝贡关系。 契丹族日益兴盛，并向南发展。北齐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四年（553）亲率大军攻击南下的契丹部落，俘获0余万人、数十万头牲畜。契丹部族损失惨重，后又受到突厥的侵扰，因而“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2。隋初又分别臣附于隋朝与突厥，逐渐得到恢复，游牧于辽西地区，诸部落平时各自“逐寒暑，随水草畜牧。 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有时还“诸部相攻击，久不止”，说明当时还没有建立部落联盟，只是在对外作战期间才统一行动。大业元年（05），契丹族南下营州（今辽宁朝阳）地区时，又遭到在隋将主使下突厥的袭击，4万人被俘，再次受到重创。 面对新的严峻形势，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重新划分为达稽、纥便、独活、芬问（一作芬阿）、突便、芮奚、坠斤、伏等新的八个部落，史称大贺氏八部。初期的联盟首领权力还不大，主要权力集中在部落联盟会议，“若有征发，诸部皆需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2。唐初向唐朝朝贡，贞观十九年（45），契丹族首领窟哥受封为左武卫将军。贞观二十二年，契丹诸部归附唐朝，唐设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窟哥被任为左领军将军兼都督，封毋极县男3，赐姓李，下设九州，一部一州，其中伏部分为二州，各部落酋长任刺史。万岁通天元年（9），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李尽忠反唐，自称无上可汗，这是历史文献首次记载契丹族首领称为可汗。 唐中叶，契丹族内乱，开元十八年（730），大贺氏最后一位部落联盟首叶隆礼《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木叶山当在今内蒙古开鲁西南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会合处附近。 2《辽史》卷32《营卫志》中《部族》上。 《隋书》卷84《契丹传》。 2《旧唐书》卷99下《契丹传》。 3新旧《唐书·契丹传》皆作“无极县男”，按《唐会要》卷7《州县改置》下，“毋极县，万岁通天元年改为无极县”。《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作“万岁通天二年改毋字为无。”即毋极县改为无极县在公元9年或97年。所以，公元48年受封时应为毋极县男。 领李邵固被部属可突于所杀，大贺氏时期结束，契丹族的原始社会也逐渐解体。 可突于立遥辇氏的首领屈列为洼可汗，契丹族已重新划分为但利皆、乙室活、实（一作室）活、纳尾、频没、纳（一作内）会鸡、集解、奚嗢等八个部落，史称遥辇氏前八部。 洼可汗是遥辇氏部落联盟的第一任首领，但统治还不稳固，开元二十二年，洼可汗与可突于同时被杀。其后不久，辽的始祖雅里拥立遥辇氏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天宝四载（745）初降唐，唐赐姓名李怀节（一作秀），封崇顺王，任松漠都督，其后由于安禄山的挑衅而反唐，依附回纥。当时契丹部落衰败，雅里协助阻午可汗将契丹族的主体部分重新划分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吕不、突举（亦作突规、谛居）等八部，史称遥辇氏后八部。会昌二年（842），唐破回纥，契丹重又归附唐朝。 契丹旧制，部落联盟首领可汗及八部酋长夷离堇（也称大人，后称大王），每三年推选一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契丹社会逐渐进入奴隶制社会，这种三年一代的旧制也逐渐遭到破坏。 辽（契丹）朝的建立唐末国势衰微，契丹族日益强盛，自选剌部夷离堇、辽的始祖耶律雅里拥立遥辇氏阻午可汗以后，掌握了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大权，迭剌部也成为遥辇氏后八部中最强大的部落。其子孙不仅相继担任本部夷离堇，也一直掌握着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大权。天复元年（90），遥辇氏最后一任可汗痕德堇可汗开始当政时，耶律阿保机也担任迭剌部夷离堇。他在此之前已经屡立战功，当年又连破室韦、奚诸部，随后又被任为总理军政事务的大迭烈府（部）夷离堇。次年攻掠河东、代北，第三年讨伐女真，又劫掠河东、蓟北，契丹日益强大，阿保机也升任为最高官职于越，总知军国事，成为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手下的实际掌权者。此后阿保机又击败唐刘仁恭军，大破室韦，声威大震。天祐二年（905），他与唐河东节度使、割据河东并与朱全忠争夺天下的晋王李克用结盟。次年，积极进行篡位的梁王朱全忠，也派使臣与阿保机互聘，阿保机的声望日益高涨，超越了遥辇氏的痕德堇可汗。阿保机在南征北战中俘掠了大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为奴隶，罪犯家属也常被降为奴隶，契丹的奴隶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反映在政治制度上，部落里的许多官职早已逐渐成为某些家族的世职，接着阿保机破坏了八部酋长三年受代一次的规定而拒绝受代。天祐三年十二月，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及日益增高的声望，八部酋长会议罢免了“不任事”的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推选实际掌权的耶律阿保机为新可汗。天祐四年正月十三日（907年2月27日），正式举行即位仪式，从而开始了耶律氏契丹时期。同年四月，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王朝。耶律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后，继续扩展势力，逐渐建立与完善契丹的政治制度，以契丹制（国制）统治契丹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并吸收汉族文化制度，发展农垦，建立州县，以汉制统治汉人，迅速向封建制过渡。 后梁贞明二年二月初一日（9年3月7日），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终于抛弃每三年由八部酋长推选的制度，在“总国事”耶律曷鲁率百官的推戴下，登上皇帝宝座，是为辽太祖。以部族名契丹为国号（为便于行文，通称为辽），建元神册，随后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建立长子继承制。神册三年（98），修建都城，称为皇都（太宗时改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北为皇宫，南为汉城，设有交易市场。 天赞五年（92）正月，攻灭契丹族的世仇、粟末靺鞨为主建立的渤海国，把辽的东方国界扩至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东北至今外兴安岭。为了庆贺胜利，二月即改当年为天显元年，随即将人口300万、地“方五千里”的原渤海国，改名东丹国，作为契丹的封国，任命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史称东丹王。改原渤海国首都忽汗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名为天福城，作为首府，建有自己的年号，官员设置仍沿用汉制（参用唐制的原渤海制），每年贡布5万匹、马千匹。 辽对燕云地区统治的确立与统治中原企图的失败唐末后梁初，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割据幽州时，契丹帝耶律阿保机已多次侵扰幽州。后梁乾化三年（93）冬，晋王李存勗攻灭刘守光并占领幽州。神册二年（97）二月，契丹接纳晋的新州（今河北涿鹿）叛将卢文进。三月，亲率大军进攻幽州，日夜围攻，自三月初至六月末，晋名将周德威始终积极防守，时值盛暑，加上连日大雨，到处积水，耶律阿保机在攻取无望的情况下北归避暑，留心腹重臣于越耶律曷鲁统军长期围困幽州，八月下旬晋名将李嗣源大败围城的辽军，耶律曷鲁只得撤围北归。 神册六年（后梁龙德元年，92）夏、秋，镇州（今河北正定）张文礼、定州（今属河北）王处直，名义上虽然降附于晋，暗中却相继求援于辽。十月，晋的新州守将王郁（王处直子）叛降于辽。耶律阿保机再次亲率大军南侵，未能攻取幽州，遂转师南下，攻占涿州（今属河北），并继续南下，在晋王李存勗亲自率军抗击下，辽军兵败北归。 天赞二年（后梁龙德三年，923）春，耶律阿保机派次子、新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尧骨）率军进攻幽州。正忙于登基当皇帝的晋王李存勗，立即派名将李存审带病赶往幽州备敌。四月，在幽州攻防战斗激烈进行之际，晋王李存勗按计划在魏州（今大名东北）建立后唐。耶律德光久攻幽州不下，转师南侵，虽然攻占曲阳（今曲阳西）、北平（今完县东南）等地，但幽州仍在坚守，契丹军遂于当年五月退兵北返。 后唐于当年十月灭后梁，次年正月契丹军再次南侵幽州地区，在后唐守将李存审、援军李嗣源的抗击下被迫退兵。 契丹对幽州地区志在必得，在屡攻未得的情况下，耶律阿保机还曾以安置卢文进的名义，“恃其强盛，遣使就帝（后唐庄宗）求幽州”。随后进行的东灭渤海国，也有“契丹主（辽太祖）谋入寇（后唐），恐勃海掎其后”的因素。 天赞五年（后唐同光四年，92）四月，后唐庄宗死于内乱，明宗李嗣源即位后派姚坤使辽。六月，耶律阿保机接见姚坤时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其后又说“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亦可也。”最后说“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到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2契丹帝在多次军事进攻未能达到目《资治通鉴》卷273，同光二年七月。 2《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七月壬申；《旧五代史》卷37《契丹传》。的后，想利用后唐庄宗去世、明宗继位后形势不稳之际，以外交加军事压力达到占领幽州地区的目的。七月，耶律阿保机因病逝世。 契丹耶律阿保机的死，引发了以太子耶律倍为代表、倾向封建化吸收汉文化的一部分契丹贵族，与皇后述律平（月理朵）和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尧骨）为首、维护与发展奴隶制的大部分贵族之间的矛盾。耶律阿保机病死时，太子耶律倍远在东丹国首府天福城，次子耶律德光也远在铁州（今辽宁盖县东北），皇后述律平称制执政，耶律德光得讯后立即奔归，三日后耶律倍才赶到。述律太后在太祖逝世后，立即利用殉葬风俗杀死太祖亲信，“前后所杀者以百数”，述律太后在继续执政一年多之后的十一月，按照她的意志改由次子耶律德光继承皇位的时机已经成熟，太子耶律倍不得已而顺从述律后的意志，违心地与其他大臣拥立其弟耶律德光为帝，是为辽太宗。 天显三年（后唐天成三年，928）三月，耶律德光即位还不到半年，即接纳后唐义成军节度使王都的叛降，并派契丹军前往定州（今属河北）援助王都以抗后唐。后唐将领王晏球大败契丹与王都的联军于嘉山（今定州西北），追杀至定州城门。继而又大败契丹援军于唐河（今定州城北）北，追击至易州（今易县）。 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超级太子爷小说5200亲率大军进攻后唐以报败军之耻。但是，当时最大的隐患是前皇位继承人耶律倍及其半独立的东丹国，因而当后唐为了安定内部的需要，遣使通好时，耶律德光遂与后唐通和并立即回师。 东丹王耶律倍自太祖去世后，为了减少耶律德光的猜疑，长期住在都城（上京）。但是耶律德光还是不放心，考虑到东丹国首府天福城远处东北千里之外，不易控制，遂下诏迁原天福城居民至距都城较近的东平郡，并升为南京（今辽宁辽阳），作为东丹国的新首府，耶律倍回归新首府后，耶律德光又设置卫士监视其行动。 天显五年（后唐长兴元年，930），耶律德光又立弟耶律李胡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方面是为了讨述律太后的欢心，同时也确定了新的皇位继承人，进一步削弱耶律倍的势力，终于迫使耶律倍于同年十一月，由东丹国经海道逃往后唐，耶律德光随即设中台省于南京，以治理东丹国地区。其时后唐明宗在位，国势强盛，两国边境相安无事。天显八年（后唐长兴四年）十一月，后唐明宗逝世后，契丹即不断出兵南侵，但主要还是以俘掠人民为奴隶的“捉生”为主。 天显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93）七月，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遣使降契丹并请出兵以抗后唐。八月，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九月，自雁门（今山西代县）抵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契丹在大败后唐军之后，于同年十一月十二日（月28日），册立石敬瑭为晋帝，并定为“父子之邦”。从此，石敬瑭称比他小0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耶律德光也要石敬瑭自称为儿皇帝。后晋除岁贡帛30万匹外，还将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任丘北）、涿（今属河北）、檀（今北京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武（今山西神池）、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州东北）、朔（今属山西）、蔚（今河北蔚县西南）等州割给契丹，是为幽蓟十六州，宋代及以后习称燕云十六州。不仅耶律德光一直想占有的幽州地区，此时终于由《契丹国志》卷《太祖纪》。 儿皇帝石敬瑭双手奉上，而且还加奉了云州地区。 耶律德光自天显二年即位后一直延用太祖的天显年号，天显十三年十一月，在接受后晋所上的尊号及正式奉献幽蓟十六州后，即改当年为会同元年（后晋天福三年，938），并定都城皇都为上京临潢府，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改原南京为东京辽阳府，合称三京。又对官制进行了部分改革与调整，允许契丹人担任汉官者与汉人通婚。 后晋高祖石敬瑭对契丹帝称臣、称子、割让幽蓟十六州之初，即遭到臣下的反对，会同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五月，石敬瑭去世，少帝即位，对契丹的态度有所变化，上表只称孙皇帝而不称臣，引起契丹帝的不满，终于引发了次年十二月开始的历时五年的灭晋之战。契丹帝多次亲征，虽攻城略地，但后晋君臣全力抗击，也曾多次击败辽军。会同九年（后晋开运三年，94）十二月初，后晋主将杜威（杜重威）在小败之后即暗中谋降，契丹帝以杜威当傀儡皇帝为诱饵，诱使杜威率20万晋军投降，辽军遂长驱南下占领后晋都城东京开封（今属河南），后晋亡。契丹帝于次年正月初一进入开封，随后发兵押送后晋少帝赴契丹，后又废东京开封府为汴州。 二月初一（947年2月24日），改契丹国号为辽，改年号为大同，升镇州（今河北正定）为中京，以赵延寿为中京留守，表明了辽太宗直接统治中原的意图。但是，原后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随后即帝位于太原，直接与辽对抗。辽太宗也任命耿崇美、高唐英、崔延勋分任昭义军（今山西长治）、昭德军（今河南安阳）、河阳军（今孟县南）节度使，以控扼河东。辽太宗纵兵“打草谷”进行劫掠，各地人民纷纷起兵反抗，辽太宗随即作北归的准备，任命后族萧翰为宣武军（今开封）节度使镇守中原。四月，辽太宗率部属及后晋降臣北返，并准备日后平定各地，讨伐河东。然而，同月下旬，辽太宗病死于北归途中的栾城（今属河北）。不久，原后晋地区为后汉占有，辽太宗统治中原的企图终于落空。 新旧势力的斗争与皇位更迭契丹对渤海国的占领，特别是儿皇帝石敬瑭奉献幽蓟十六州后，大大增加了契丹的封建化因素，东丹王耶律倍，尤其是耶律德光在灭后晋前后对汉文化的吸收，也促进了封建化进程，但是固有的奴隶制势力还十分强大，他们竭力维护奴隶主利益，两种势力通过争夺皇位进行着斗争。太子东丹王耶律倍的被迫避让，述律太后通过立次子耶律德光为帝斗争的胜利，反映了封建化势力的第一次失败。但是，耶律德光在继承皇位后推行南侵及逐渐封建化的政策，却遭到了述律太后的反对，辽太宗之死引起了又一场帝位之争。前太子东丹王耶律倍在出逃后唐时，王妃萧氏及子耶律阮（兀欲）仍留在东丹国，耶律阮后随耶律德光南侵，并于灭后晋后即受封为永康王，当辽太宗死于北归途中时正在军中。从征的辽军将领大多拥护辽太宗的现行政策，同时害怕述律太后在辽太宗继承皇位时诛杀异己势力做法的重演，掌握实力的北院大王耶律洼与南院大王耶律吼，反对述律太后扶立其少子李胡，定策拥立永康王耶律阮。耶律阮则考虑到辽太宗所立的皇太弟耶律李胡，以及辽太宗长子耶律璟（述律）的存在，他们都会得到以述律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因而犹豫不决，即找担任宿卫的耶律安博商议。耶律安博的父亲耶律迭里，就是因为当初反对述律太后立辽太宗，坚持辽太祖所定的嫡长继承制，拥立太子、东丹王耶律倍，被述律太后杀害。耶律安博此时不仅并帮助耶律阮坚定继承皇位的决心，而且传播皇太弟耶律李胡已死的谣言，借以坚定北归将士拥立耶律阮的信念。他又作为耶律阮的代表与耶律洼、耶律吼商议对策。他们以辽太宗曾想立耶律阮为继承人作托辞，即于辽太宗死后的次日，拥立耶律阮即帝位于北归途中的镇州，是为辽世宗。 耶律阮之立违反了述律太后要立少子耶律李胡为帝的意志，她即派耶律李胡率军南下攻击，但为辽世宗的前锋军所打败，述律太后又亲率大军与耶律李胡军会师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横渡的北岸，和已抵达南岸的辽世宗大军隔河对峙，一场大战即将爆发。辽世宗上书述律太后以求和平解决冲突，述律太后与惕隐耶律屋质商议对策，耶律屋质劝述律太后承认既成事实以避免互相屠杀，在和谈过程中，辽世宗质问述律太后当初耶律倍当立而改立辽太宗为帝之事，并说明自己作为耶律倍之子而当皇帝是应该的。述律太后虽然推说她扶立辽太宗为帝是辽太祖的遗旨，但与述律太后一起参与和谈的耶律屋质却指出当初立辽太宗为帝，是“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并以“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太宗）之立，尚以为非”，驳斥了耶律李胡想以弟继兄为帝的意图。述律太后不得已同意辽世宗为帝，横渡和议反映了契丹族封建化的进程，长子继承制在理论上已为契丹贵族所接受并开始付诸实践。世宗随后又追谥其父耶律倍为让国皇帝，以示世宗继位的正统性。然而守旧势力仍不断企图推翻辽世宗的统治，辽世宗在镇压内部叛乱后，又遣将乃至亲自率军攻掠后汉的河北地区，这时中原政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禄五年（后周广顺元年，95）正月，郭威取代后汉建立后周政权。同月，后汉宗室、北京留守刘崇也即帝位于太原，割据河东地区，建立北汉政权，并依附辽朝，自称侄皇帝。 天禄五年（北汉乾祐四年）九月，北汉向辽求援，辽世宗亲自率军南下，到达归化州（今河北宣化）时，祭祀其父耶律倍，宴后酒醉，为耶律察割所害，又一次皇位更迭事件摆在辽朝贵族面前。这时辽太宗长子耶律璟（述律）随行在军中，耶律屋质等又拥立耶律璟为帝，是为辽穆宗。辽穆宗即位后，北汉多次求援，辽穆宗只是派兵遣将，并不亲自出征，这是因为他忙于排斥异己，将当初拥立辽世宗及辽世宗亲信的大臣置于闲地。另一方面是镇压不断发生的谋反事件，为首的人物既有辽世宗之弟耶律娄国，也有辽太宗弟耶律李胡之子耶律宛和耶律喜隐，甚至还有辽穆宗自己的二弟耶律罨撒葛、四弟耶律敌烈。不仅发生了那么多的皇室谋反事件，加上辽穆宗游猎无度，歌舞狂饮，通宵达旦，白日睡眠，从不认真处理国事，被辽人称为“睡王”，而且喜怒无常，滥杀无辜，以致亲信近臣们也人人恐惧，辽朝因而国势中衰。当应历四年（后周显德元年，954）二月，应北汉世祖刘崇的请求，辽穆宗派大将耶律敌禄率辽军南下，企图乘后周太祖新死，后周世宗刚即位之际，辽汉联合消灭后周，但遇到的却是雄才大略的后周世宗，三月的高平之战，辽汉联军败归。应历九年（后周显德六年）初，后周世宗开始攻辽，志在夺取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四月中旬，后周世宗亲率大军进入辽境，辽莫州、瀛州及益津关（今河北霸州）、瓦桥关（今雄县西南）、淤口关（今霸州东）守将，纷纷迎降，周军又攻占易州（今易县），辽南京（今北京）留守萧思温惊惶失措，南京居民纷纷逃入西山，萧思温只得要求辽穆宗亲征抵《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 御，当辽穆宗于五月中旬末赶到南京时，后周世宗已因病回开封（今属河南），退兵前又对新占领区作好了防务安排。辽穆帝无心南下夺回被后周占领的地区，辽与后周的边界遂北移至今霸州、雄县以北的白沟河（大体相当于今海河、永定河、北拒马河）为界。 辽穆宗依然醉生梦死，甚至“昼夜酣饮者九日”，而谋反的事件也仍不断发生，这时南边的北周已为赵宋皇朝所代替，由于宋皇朝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虽也进攻北汉，但对辽采取防御政策，辽宋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然而，辽北方的乌古部，大、小黄室韦部又先后叛乱，经过连年征讨、损兵折将之后才得以平定。辽穆宗依然花天酒地，游猎无度，晚年甚至连饮二十日而不理朝政，经常是乘醉赏罚，甚至多次在醉后随意杀人，终于在应历十九年（99），二月，游猎至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一天晚上酒醉之后为近侍所杀。辽朝又面临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非正常的皇位继承。 《辽史》卷《穆宗纪》上。 附表一五代世系表（907—90） 一、后梁（907—923） （一）太祖朱温（晃）（二）朱友珪三末帝均王瑱友贞ii.二、后唐（923—93） 李克用一庄宗李存勗二明宗李嗣源三闵帝李从厚四废帝潞王李从珂明宗养子克用养子后晋（93—947） 臬捩鸡石敬儒——（二）出帝（齐王）石重贵（一）高祖石敬瑭ii.四、后汉（947—950） （一）高祖刘知远——（二）隐帝刘承祐五、后周（95—90） （一）太祖郭威——（二）世宗柴荣（太祖养子）——（三）恭帝柴宗训表二十国世系表一、吴（892—937） （一）太祖杨行密（二）烈祖杨渥（三）高祖杨隆演（四）睿帝杨溥南唐（937—975） 18 三、吴越（893—978） （一）武肃王钱镠——（二）文穆王钱元瓘（三）忠献王钱弘佐（四）忠逊王钱弘倧（五）忠懿王钱弘俶楚（89—95） （一）武穆王马殷（二）衡阳王马希声（三）文昭王马希范（四）废王马希广（五）恭孝王马希萼（后被奉为衡山王） （六）马希崇闽（892—94） 一王潮二太祖王审知（三）嗣王王延翰（四）惠宗王延钧（鏻）—（五）康宗王昶（继鹏） （六）景宗王延羲（曦） （七）天德帝王延政南汉（905—97） 刘谦一烈宗刘隐二高祖刘岩䶮（三）殇帝刘玢（四）中宗刘晟—（五）后主刘■(前蜀（89—925） （一）高祖王建——（二）后主王衍八、后蜀（925—95） （一）高祖孟知祥——（二）后主孟昶九、荆南（南平）（907—93） 十、北汉（95—979） （一）世祖刘崇（■）——（二）睿宗刘承钧（钧） （三）少主刘继恩（承钧养子） （四）英武帝刘继元继恩同母弟，（承钧养子） 二章辽的发展与灭亡第一节景宗中兴与初期的辽宋战争景宗中兴辽世宗于天禄五年（95）遇害时，其子耶律贤年仅4岁。辽穆宗耶律璟末年，耶律贤已长大**，与韩匡嗣、女里、耶律贤适等过从甚密，对穆宗的败政，时加评论讥讽，但为了避祸，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应历十九年（99）二月，穆宗遇害于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时任飞龙使的女里立即自怀州奔赴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巴林左旗）耶律贤处，并调集禁兵进行保卫。曾任南京留守、参与朝政的萧思温“总汉军事”的高勋与女里，次日清晨率甲骑拥护耶律贤从上京赶至怀州，并随即继位为帝，是为辽景宗。从此，原太子东丹王耶律倍一系确立了在辽朝帝位继承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而辽太宗一系自辽穆宗被刺后终于被排斥出帝位继承系列。 辽景宗即位后不久，即娶因定策功晋升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的萧思温之女萧绰（燕燕）为妃，同年五月又立为皇后。萧皇后辅佐景宗中兴，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中重要的政治人物。 辽景宗承穆宗衰乱之余，励精图治，任人不疑，信赏必罚，而且更多地任用汉人为官，因而更多地吸收了汉人的统治经验。早年投靠辽朝的汉人高勋、郭袭、室昉、韩匡嗣及其子韩德让等，先后得到重用。辽景宗内任萧思温、高勋、耶律贤适，外用耶律斜轸、耶律沙、耶律休哥、韩匡嗣、韩德让，虽仍有反叛事件，但数量很少且都很快平定，与穆宗时期相比，总的来说内部稳定、政治清明、将相协和，牧业兴旺，农业丰收，辽朝开始中兴。史称“景宗之世，人望中兴，岂其勤心庶绩而然，亦由群臣多贤，左右弼谐之力也。”辽初对宋的战略辽从建国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北宋争夺中原地区的征战。保宁十一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出兵进攻北汉，辽景宗遣使质问，得到的回答是“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2辽随即在派遣耶律沙、冀王耶律敌烈、耶律斜轸等率军相继南下援北汉的同时，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军防守南京（幽都府，今北京）。三月，耶律敌烈率先锋军在后军未到的情况，间道由白马岭（今山西盂县北）渡涧西进，为宋将郭进大败于石岭关（今沂州南）南，耶律敌烈等战死，从而切断了辽援。五月，北汉为宋所灭。六月，宋太宗乘胜率军转攻辽南京。辽增戍南京的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等率军阻击于北郊沙河，战败后撤往清河，宋军遂围辽南京。辽南京在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新到的援军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等防守下，宋军久攻不下。七月初，耶律沙、耶律休哥、《辽史》卷79《传论》。 2《辽史》卷9《景宗纪》下。 耶律斜轸等大败宋军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溃败。辽乘胜以韩匡嗣为统帅，率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南下。十月，为宋将刘延翰、崔翰、李汉琼所部大败于满城（今属河北）后退回。辽大同军（即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耶律善补所率西路军，在南下途中也为代州（今代县）宋将折彦赟所败，耶律善补在听到主力败于满城后也北归。 次年三月，宋将杨业击败辽军于雁门北（今代县北），声名大振。十月，辽景宗亲征攻宋，自南京南下，进围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大败宋军并追击至莫州（今任丘）后退兵，辽宋边境又暂时趋于平静。 辽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四五月间，辽景宗再次亲征攻宋，发生第二次满城之战，被宋将崔彦进击败后退回。同年九月，辽景宗前往云州，游猎于祥古山（今河北宣化境）时得病，在前往云州途中病死于焦山（今山西大同西北）。 第二节圣宗盛世承天太后摄政辽景宗病死的次日，年仅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遗诏由皇后萧绰（燕燕）摄政。次年，上尊号承天皇太后，并改元统和，又改国号为契丹，开始了长达27年的承天太后摄政时期，继承与发展景宗时开始的中兴步伐，终成盛世。 承天太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重用顾命大臣耶律斜轸、汉人韩德让以及室昉。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总宿卫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掌国政，尤得承天太后的信任。当时辽朝的主要敌手是始终企图夺取燕云地区的宋朝，承天太后摄政后即任命名将、北院大王、于越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当皇叔祖南京留守耶律道隐去世后，又接任南京留守，总理边事。以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负责西南边防事务，并节制党项。任命枢密副使耶律抹只为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留守，控扼女真、高丽。同时整顿吏治，审理滞狱，减免与调整徭役负担，稳定内部。 正当辽军东讨女真取胜后，并积极准备东征高丽之际，辽宋关系也逐渐紧张。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正月，宋太宗认为“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决定乘机攻取燕云地区。派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为东路军，又派米信率军出雄州（今属河北）、田重进率军出飞狐（今涞原北），并派潘美和名将杨业为西路军统帅，北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面对宋军的全面进攻，岐沟关（今新城西北）、涿州（今涿县）、固安（今属河北）、新城（今新城东南）相继失守的形势下，承天太后立即派东征女真时的统帅、宣徽使耶律阿没里（蒲领）为南征都统，作为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的副帅。又命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立即统军南下，征调原准备东征高丽的辽军增援南京，并决定亲赴南京督战。另一方面派名将、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萧挞览（凛）为副帅以代替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抗击宋西路军。五月，耶律休哥、耶律阿没里大败宋东路军曹彬、米信等于岐沟关。当宋东路军败退南逃时，宋西路军在连克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应州（今应县）、云州（今大同）之后继续东进。五月，承天太后在取得岐沟关胜利的情况下，立即派左皮室详稳萧排押统率原辽太祖、太宗所属弘义宫、永兴宫的宫卫军及皮室军等赶往山西。六月，又命耶律休哥派兵增援，而宋西路军也在宋太宗的迁徙云、朔、寰、应四州民至宋境命令之下退兵。八月，宋名将杨业因西路军统帅潘美、监军王侁争功违约，擅离设伏地陈家谷口（今宁武东北），后又望风而逃，退回宋境，杨业为耶律休哥伏兵所败，率残部百余人力战于陈家谷口，子延玉、部将王贵及残部全部阵亡，杨业受伤被俘，不食而死。 承天太后乘胜于当年十二月初率军南下，耶律休哥先败宋军于望都（今属河北），宋雄州守将刘廷让率部分军队抗击辽军于君子馆（今河间西北），虽死伤数万，将领战死或被俘，刘廷让也仅率数骑脱逃，但宋军主力退保乐寿（今献县），而且定州宋将田重进率军进入辽境，并一度攻占燕南重镇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 沟关（今河北新城西北），南下辽军在攻掠祁（今安国）、深（今深县南）等州后北还。 统和六年（宋端拱元年，988）十月，承天太后再次率辽军攻宋，宋定州守将李继隆、袁继忠出战耶律休哥军，胜负相当，各称战胜。此前，驸马萧勤、勇将萧挞览皆已先后中箭受伤，辽军在攻掠数州县后于次年初北返。承天太后在数次攻宋未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虽不与宋议和，但对宋改以防守为主，有时派兵南扰的政策，辽宋边境相对平静的同时，自统和四年开始即接纳与宋对抗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的降附，授予定难军（银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节度使。李继迁又向辽求婚，以求巩固依附关系。辽在与宋战争的状况下，以部族女耶律汀封义成公主出嫁李继迁，并于统和八年进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以并鼓励西夏侵扰宋西北边境。李继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于次年（宋淳化二年，99）七月，也向宋降附，受任为银州观察使，并受赐姓名赵保吉。辽对党项主要仍采取安抚政策，后又进封李继迁为西平王，但也加强对党项的控制，于统和十二年任命萧挞览镇抚西部边境。并一直任用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以对抗宋朝，耶律休哥在境内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宋则采取和平相处的安边政策，南京地区成为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萧太后也不时减免税赋、徭役，对地方官采取考任制，进一步实行汉官制，改各部的令稳为节度使，又推行部分汉律，统和六年还开始科举考试，最初虽只录取一二名汉人进士，却开辟了吸收汉族地主通过科举进入仕宦的途径，又在南京设立太学以培养汉族地主进入统治集团，进一步巩固了辽的统治基础。南院枢密使汉人韩德让在辽统治集团内的地位日益提高，统和十二年北府宰相室昉致仕后，韩德让兼任北府宰相，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于统和十七年死后，韩德让再兼知北院枢密使事，不久又升任大丞相，并赐名德昌，成为辽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澶渊之盟前后当辽统和十六年（998）十二月，主张辽宋和平相处的于越、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死后，辽改而采取经常攻扰的政策。次年（宋咸平二年，999）七月，下诏攻宋，辽军虽攻城略地，但在进攻遂城（今河北徐水西）时，由于北宋名将杨延昭（杨业之子）防守有方，久攻不下，廉良河（当在今保定北）之战也胜负相当，辽军遂退回南京。十九年十月，又以南京留守、皇弟耶律隆庆率前锋军攻宋，与宋前锋军张斌相遇于遂城北长城口，宋军先胜后败退保遂城，辽军虽南进至满城（今属河北），又因积雨泥淖而退回南京。二十年春又派北府宰相萧继先、南京统军使萧挞览攻宋，亦无多大进展。次年四月，再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萧挞览攻宋，望都（今属河北）之战，宋将王继忠战败被俘，辽军也退回。 辽在多年攻扰无大进展的情况下，承天太后于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004）闰九月亲征，大举南下，主力进驻望都。宋主将王超率主力于唐河（今定州北）设防，辽军攻击无功后东攻瀛州（今河间）又未下，转而回师攻占祁州（今安国），由于宋将王超不敢出战，辽军主力遂乘虚南下。宋真宗也在宰相寇準力主下，决定北上澶州（今河南濮阳）抗辽，宋各地守军都坚守城池，辽军在攻击无功后继续南下。十一月二十日攻占德清军（今清丰），二十二日抵达澶州城北，决战前辽军主将萧挞览在观察地形时为宋军伏弩射中伤重而死，辽军士气受挫。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并渡河登上北城门楼，宋军士气大振，但宋真宗并不真想抗辽，辽承天太后亦由于后方宋军援军聚集，在攻战无必胜把握的情况下，和议遂在宋使曹利用与降辽的王继忠之间开始进行。由于宋真宗求和心切，寇準虽力主与辽决战，亦不得已主持议和。十二月，以每年输银0万两、绢20万匹给辽，宋真宗称辽承天太后为叔母为条件订立和议，澶州郡名澶渊，史称“澶渊之盟”。参与这次南下及和议的韩德昌以功受赐姓耶律，录籍皇族，改封晋王，位亲王之上，权倾朝野。 澶渊之盟开始了辽宋长达一百多年和平相处的对峙政局，辽朝不仅改变了长期对宋作战带来的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每年还可从宋方得到大量岁币，财政状况得到重大改善，人民也能安居乐业，生产发展，使得从景宗开始的中兴事业得到继续发展的和平环境。面对新的形势，承天太后、辽圣宗决定将统治中心适当南移，统和二十五年（007）初，在上京之南两百多公里处营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成为新都，辽帝的常驻地。 侵高丽、征阻卜统和二十七年（009）十二月，当政近28年的承天太后病逝，圣宗才亲政。耶律德昌继续受到重用，并赐名隆运。二十九年（0）三月耶律隆运死。次年十一月，改当年为开泰元年（02），以示政局更新，并改南京幽都府为析津府。 辽圣宗继续推行重用汉人的政策，不仅在亲政之初任用刘晟（慎行）、邢抱质为南院枢密使，还在连年入侵高丽的战争中，于开泰四年（05）五月一度任命刘晟为主帅，虽以未及时出兵而被免职。开泰六年（07）五月还曾任命辽宋望都之战中被俘的宋将王继忠为副帅，不久也被任为南院枢密使。科举录取进士也由每次五六人扩展为数十人，扩大了吸收汉族士人加入统治集团的规模。 澶渊之盟是辽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承天太后死后辽圣宗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统和二十八年七月干预高丽内部事务，决定亲征高丽，萧敌烈当时指出“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抏敝，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痍未复。”但辽圣宗一意孤行，开始了历时十年征讨高丽之战，高丽因此遭受巨大灾难，于开泰九年（020）臣附。但辽也劳民伤财，不断损兵折将，尤其是开泰七年十二月的茶、陀河之战，损失惨重。 辽在东征高丽的同时，又西讨阻卜部的叛乱。统和二十九年六月，为了加强对阻卜的统治，分部设置节度使统治阻卜各部，然而往往任用非才，引起阻卜人民的愤怨，开泰元年十一月，阻卜石烈部酋长阿里底杀节度使以叛，辽派耶律化哥率军进讨，虽不久阿里底即为阻卜部民擒献于辽，“而沿边诸部皆叛”，开始了历时8年的讨伐阻卜的战争。太平六年（028）八月以后，“自是阻卜诸部皆叛，辽军与战，皆为所败”2，直至八年九月阻卜虽相继降《辽史》卷88《萧敌烈传》。 2附，但其势力已不断壮大。 叛乱相继辽开泰二年（03）后的数年间，还曾北讨乌古部及敌烈部，乌古部、敌烈部虽遭残酷镇压或被迫降附，但此后仍降叛不常。太平六年辽西讨甘州（今甘肃张掖），连攻三天不克，史称“东有茶、陀之败，西有甘州之丧”3，为辽圣宗时期的两大败仗之一。太平九年八月，原渤海国人民在大延琳率领下，反抗辽朝的苛役杂税，杀死户部使韩绍勋、副使王嘉等，据东京（今辽宁辽阳）称帝，建国号兴辽，年号天庆，不仅辽东地区大多响应，而且南、北女真部族也归附反辽，历时一年。次年八月，由于部将叛降，辽军始得占领东京，大延琳被俘，此乱才逐渐平定。辽圣宗亲政后战争连续不断，几乎与之相始终，大延琳之乱平定后不到一年即病逝。辽圣宗虽然也注意吏治，关心民生，在辽代中世诸帝中亦属明君，但末年战乱不已，国势渐衰。 3《辽史》卷7《圣宗纪》八。 第三节走向衰亡的辽朝联夏迫宋辽太平十一年（03）六月辽圣宗病死的当天，年已岁的太子耶律宗真即位，改元景福，是为辽兴宗。生母肃妃（耨斤）为擅权自立为皇太后，摄政，并诬陷圣宗皇后萧菩萨哥谋反，萧菩萨哥被囚禁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春被害死。重熙三年（034）五月，皇太后肃耨斤阴谋废兴宗另立次子耶律重元为帝，由于耶律重元告密而阴谋破产，皇太后被迫归政于辽兴宗，并被囚禁于庆州（今巴林左旗西北）。辽兴宗随后立耶律重元为皇太弟，不久又任命为判北南枢密院使事，这既是赏功，也是为了安抚耶律重元所代表的那部分势力，顺利地处理了这次，但并没有能彻底解决问题。任用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萧惠为南院枢密使，辽兴宗初期，承辽圣宗中兴余绪，还注意轻徭薄赋，澄清吏治，“时天下无事，户田蕃息”，“政赋稍平”。对西夏仍采取安抚与的政策。 重熙十年（宋庆历元年，04）十二月，乘宋、夏战事紧张之际，辽兴宗在萧惠为首的群臣下，虽遭萧孝穆反对，仍决定以宋修边防与攻夏为借口，派耶律重元、萧惠聚兵南京，作出攻宋的态势，并于次年初派使臣赴宋廷，索取被后周世宗攻占的关南十县。九月，宋为避免两面作战而又不愿割让土地，遂以岁增银、绢各0万匹、两为代价重订和约。不久，萧孝穆死，萧惠继任北院枢密使，成为辽兴宗的宠臣。 征夏失利西夏对辽宋议和不满，认为辽背弃辽夏联合对宋的政策，随后和接纳辽西部边境部族的叛降，辽兴宗遣使责问时，夏景宗元昊态度强硬，“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又曰请戢所管部落，所贵不失两朝欢好”。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044）十月，辽兴宗率军西征，以皇太弟耶律重元、萧惠分统诸军，元昊在辽军连续获胜的情况下，一面遣使请和以示弱，一面退守贺兰山，沿途清野，烧光野草，使辽军马无草可吃，当辽军马饥士疲之际发起攻击，辽军大败，辽兴宗“单骑突出，几不得脱”2。西夏在得胜后再度遣使求和，辽兴宗不得已许和。十一月退兵，并升大同军为西京大同府，任命北院宣徽使耶律马六为西京留守，以加强对西部边境的统治。辽重熙十七年（048），西夏元昊死于内乱，未满周岁的稚子谅祚继位，外戚擅权。次年（夏延嗣宁国元年，049）七月，辽兴宗决定乘机亲自率军攻夏，以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由于萧惠轻敌无备，为西夏击败。只有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所率偏师攻至贺兰山，战胜西夏军并俘获元昊妻及官僚家属。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圣元年，050），在两次击败西夏侵边战役之后，三月，派西南招讨使萧蒲奴统军攻夏，西夏采取避让战术，以致“萧《辽史》卷87《萧孝穆传》。 田况《儒林公议》卷下。 2《辽史》卷09《罗衣轻传》。 蒲奴等入夏境，不与敌遇，纵军俘掠而还”。一度攻至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境内，并攻破西北的摊粮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北）。西夏军多次战败以后，没藏太后遣使要求依旧降附。重熙二十二年（夏福圣承道元年，053）春，辽、夏重修旧好。 耶律重元叛乱辽兴宗虽立弟耶律重元为皇太弟，并在酒后许以继承皇位。但为确保长子耶律洪基继承皇位，不仅于重熙十二年任命为知北南枢密使事，二十一年又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参与朝政，二十四年八月辽兴宗病死，耶律洪基即位，是为辽道宗。 辽道宗即位之初，为稳住耶律重元为首的势力，不仅随即拜为皇太叔，又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其子耶律涅鲁古后也被任为知南院枢密使事。然而非但没有满足耶律重元等人的，反而助长了他们叛乱的气焰，以他们父子为首组成庞大的叛乱集团，原计划让耶律重元装病，诱使辽道宗探望，以谋杀夺取皇位。 清宁九年（03）七月，辽道宗进行秋捺钵于太子山的滦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敦睦宫使耶律良密告耶律重元父子图谋叛乱，道宗用耶律良之计，急忙召见耶律涅鲁古，并命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逮捕耶律重元父子。耶律仁先还未及出发，耶律涅鲁古已因阴谋暴露，提前发动叛乱，纠集党羽四百多人，并诱胁弩手军进攻行宫。耶律仁先等率宿卫军士数千人抵抗，叛党纷纷投降或奔逃，耶律涅鲁古又被射死，耶律重元见大势已去，逃入沙漠后自杀。 耶律乙辛擅权辽道宗吸取耶律重元叛乱的教训，及早确立合法继承人，咸雍元年（05）正月，年仅8岁的长子耶律浚被立为太子。此前，平定耶律重元叛乱的主要功臣耶律仁先任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任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原是道宗宠臣，此时也任北院枢密使，与耶律仁先共事而权势更大，道宗“诏四方有军旅，许以便宜从事”。由是“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耶律乙辛的恃宠擅权行为，常受到耶律仁先的抑制。同年十二月，耶律仁先被排挤而出任南京留守。从此，耶律乙辛更为骄纵不法。咸雍二年（0），又改契丹国号为辽，直至辽亡。 大康元年（075）六月，太子耶律浚总领朝政，从而抑制了耶律乙辛等人的不法行为。耶律乙辛及其党羽为继续控制朝政，首先诬陷太子生母、皇后萧观音与伶官通奸。十一月，皇后被赐死。太康三年，又一再诬陷太子谋反，太子也终于被废并被囚禁于上京，十一月，又被耶律乙辛派人杀害。两案均由耶律乙辛及其主要党羽、北府宰相汉人张孝杰等审实定案。两人深受辽道宗信任，道宗曾说“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贤智也。朕有孝杰、乙辛《辽史》卷20《兴宗纪》三。 《辽史》卷0《耶律乙辛传》。 不在仁先、化葛下，诚为得人。”张孝杰被赐姓耶律，后再被赐名仁杰。耶律乙辛从此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党羽满布朝野。昏庸无能的道宗，即位之初还算谨慎求治，“遣使分道平赋税，缮戎器，劝农桑，禁盗贼”2，复按冤狱，政治尚属清平。及至平定耶律重元叛乱，宠信耶律乙辛等奸佞，排斥忠良，拒纳忠谏，以致丧妻失子而不悟。当大康五年正月道宗进行春捺钵时，耶律乙辛奏留太子的5岁独子耶律延禧，意欲加害，斩草除根，道宗只是在萧兀纳提醒下才带皇孙随行。道宗也亲见随行官员大多舍己而追随耶律乙辛，这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六年，耶律乙辛、张孝杰等先后被排斥出朝廷。八年，耶律乙辛被囚禁，后以叛逃被杀。 耶律乙辛擅权结束后，道宗为太子耶律浚昭雪，并注意培植皇孙耶律延禧为皇位继承人。大安七年（09），还不满7岁的耶律延禧，即被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总北南院枢密使事。但道宗在政治上依然昏庸无能，政事日非，史载“帝（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耶律）俨尝得胜采，上曰‘上相之征也。’迁知枢密院事。”3即是典型事例之一。他所宠信并被作为新帝顾命大臣的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就是一个贪赃枉法，被“讥其以金卖国”者。再加上“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2，辽朝终于走向衰落。 辽的灭亡寿昌七年（0）正月，辽道宗死，皇孙耶律延禧即位，是为辽末帝天祚皇帝。无独有偶，一年前（宋元符三年）的正月，北宋的徽宗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真是南北辉映，相映成趣，一对昏君，分别断送了辽朝与北宋皇朝。天祚帝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追奉其父耶律浚为皇帝，接着即惩治耶律乙辛余党，由顾命大臣耶律阿思主持，而贪赃枉法的耶律“阿思受赂，多所宽贳”3。天祚帝继承道宗败政，贿赂公行，他自“即位，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弛，人情怨怒”4，叛乱相继。乾统二年（02）十月，首先发生了萧海里劫掠乾州（今辽宁北镇南）武库器甲的暴乱，在辽军的攻击下，逃入女真部落，后为女真所杀。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在上京还发生被称为“剧贼”的赵钟哥，攻入上京皇宫，“劫宫女、御物”，为副留守马人望等所镇压5。 正当辽朝在天祚帝腐朽统治下日益衰败之时，东北部的女真族正在迅速兴起。辽天庆五年正月（5年月），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摆脱辽的统治，即皇帝位，国号金，是为金太祖。为实现灭辽的目标，金太祖与宋联盟，筹划灭辽，先后攻占辽东京、上京、中京、西京、南京（燕京）。辽天会三《辽史》卷0《张孝杰传》。 2《辽史》卷2《道宗纪》一。 3《辽史》卷98《耶律俨传》。 《辽史》卷9《耶律阿思传》。 2《辽史》卷2《道宗纪·赞》。 3《辽史》卷9《耶律阿思传》。 4《三朝北盟会编》卷2引范仲熊《北记》。 5《辽史》卷05《马人望传》。 年（25）三月，天祚帝被擒，辽亡。辽灭亡前一年，辽太祖的八世孙耶律大石在叶窟里（今新疆塔城附近）称帝，号仍称辽，史称西辽。 附表一辽世系表（9—25） 表二西辽世系表（24—28） 第三章宋朝的建立及与辽的对峙第一节宋的建立陈桥兵变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早年应募从军于后汉的郭威部下，后周时屡立战功，逐渐升任禁军高级将领。后周世宗临终前为防止军事政变，免去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军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显德七年正月初三，传闻辽军南侵，赵匡胤奉命出征，次日清晨到达黄河南岸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南，在黄河北岸）按照预谋的计划发动兵变，史称“陈桥兵变”。当日即返回开封夺取政权，初五日（90年2月4日）正式建立宋朝，建元建隆，仍都东京开封，以洛阳为西京。真宗时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为南京应天府，仁宗时又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作为陪都。为区别于以后建“行在所”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南宋，史称建都开封的宋朝为北宋。赵匡胤是为宋太祖。 宋朝建立后，首先致力于对原后周统治区内藩镇的安抚与镇压。名位高于赵匡胤的李筠、李重进先后叛变。当年四月，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勾结北汉，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慕容延钊分兵进讨，并亲自前往督战，李筠、北汉联军大败于泽州（今晋城）南，李筠逃入泽州固守。六月初，宋军攻占泽州，李筠自杀，其子李守节亦以潞州降宋。 九月，淮南（扬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李重进亦反。十月，宋太祖亲征。十一月，宋军攻占扬州，李重进自杀。 宋太祖迅速平定李筠、李重进，为巩固刚建立的宋政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那些虽然心念后周，但势力名位均弱于李筠、李重进的藩镇，不得不对新朝俯首听命。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为了不使宋朝成为后周之后的又一个短命朝，首先是将那些名位与自己相近的高级将领免除军职。建隆二年（9）春末，首先免除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同时还免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军职，两人都出任节度使。 七月，宋太祖又对自己的亲信下手。据说在一次宴会上，宋太祖向石守信等亲信指明利害关系，次日他们就主动交出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候张令铎等，都被免去军职而出任节度使，石守信虽然名义上还兼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职位，但并没有军权。 经过这两次调整，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点检、副都点检，实际上已被取消，而以原来的属官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作为殿前司的长官。侍卫亲军司的最高长官都指挥使石守信，不久也辞去这一名义上的兼职。从此，侍卫亲军司的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长官，也逐渐被取消，侍卫亲军司的下属机构马军司和步军司都成为直属机构，长官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任命名位较低的将领担任三衙的长官，各分管一部分军队，一改原先由重臣名将统领禁军的局面，而且三衙只有管兵权，发兵权则属于通常由文臣担任长官的枢密院，出征作战则临时任命将领统率军队，以达到以文制武、互相牵制的目的，从制度上稳固了宋朝的统治，消除了名高望重的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皇权的加强削弱乃至取消节度使的职权，是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源。宋太祖首先是从乾德元年（93）攻占荆湘后开始的，将新统治区的各府州直属朝廷，继而又于乾德四年命令各地选送精兵给朝廷，编入禁军，而以遗留在地方的老弱军人编为厢军，以削弱地方，主要是削弱节度使的兵权。同年还命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到朝廷，又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又将节度使属下的支郡全部收归朝廷直辖，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州，进而消除了节度使统治大片地区的局面。不久又将节度使留在京城，而以朝官出任知州、知府，节度使终于成为虚衔。中唐以来危害皇权的节度使，从此只是宗室、将相大臣的荣誉衔。 为了安抚后周留下的大批官员，以及适应皇权的需要，在保留了唐代以来三省、六部及各寺、监的官称的同时，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另派官员担任实际职务，称为“差遣”，原来的官称只是官品高低、俸禄多少的标志。 政权集中于“中书”（政事堂、政府、东府），除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外，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宰相之权。与中书对称“二府”的枢密院（枢府、西府），则掌握兵权，兵权不归朝廷是宋太祖沿袭五代旧制的决策。宋代又沿袭五代旧制以三司使掌财政，使政、军、财三权分立，互相制约。 对地方上的府、州，则另设通判以抑制知府、知州的职权，这在宋初对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至道三年（997）又将全国划为5路，各路设转运使，后又设提点刑狱，除负责转运财物、审理刑狱外，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称为监司（包括后来设置的提举常平司），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统治。 通常认为唐代后期以后只有“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才是真宰相，中书令、侍中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成为虚衔，不再担任宰相。这个说法欠妥，陈振先后撰写《关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992年版）、《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985年第期）两文，证明中书令作为宰相至五代后周冯道，侍中作为宰相则至北宋神宗治平四年九月韩琦罢相为止。 第二节消灭割据吞荆、湘宋朝建立时，政局与五代时相同，同时存在的割据政权中，不仅有表示臣附的南唐、吴越、泉漳、荆南、湖南，还有称帝的后蜀、南汉、北汉，这还不算北方的辽，西北党项李氏、回鹘，以及西南的大理诸政权，仅就汉族聚居区而言，也是九国并存。宋朝在采取巩固统治措施的同时，即继续进行后周世宗未竟的统一事业。 宋朝建立时，荆南节度使高保融随即臣附，同年八月病死，由其弟高保勗继任，建隆三年（92）十一月高保勗病死，由高保融的长子高继冲继任。乾德元年（93）正月，宋朝以应湖南周保权请求的名义，起用宿将慕容延钊率军南下，讨伐湖南的叛将张文表，出兵之际，授权慕容延钊以借道南征的名义，在途经江陵时先灭荆南。二月初九日宋军到达荆门（今属湖北），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派叔父、掌书记高保寅前往劳军并探听消息。当夜，慕容延钊采取在欢宴高保寅之际，派数千骑兵偷袭江陵，高继冲闻讯惊慌出迎，宋军迅速占领江陵。初十日（93年3月2日）高继冲被迫投降，荆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一个割据政权，得3州7县。高继冲以后任武宁军（徐州）节度使十年，开宝六年（973）十一月病死于徐州（今属江苏）治所。 宋朝建立时，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也臣附，建隆三年（92）九月病死，子周保权继位，年仅岁。十月，故将张文表据衡州（今衡阳）叛变，袭占潭州（今长沙），自称权留后，并向宋臣附以期获得宋朝的承认。周保权遵照周行逢的遗嘱，命杨师璠率军抗击，同时向荆南及宋朝求援。十二月，宋朝任命周保权为武平军节度使，随后又命张文表入朝。乾德元年正月初，决定以讨伐张文表为名，出师吞并湖南。 宋军在二月初吞并荆南后，日夜兼程向南进发，这时湖南已将叛将张文表消灭，宋军出师的公开理由已不复存在，但宋军此次南下，志在吞并荆南及湖南，荆南虽已归降，但湖南却派兵抗拒。二月中旬，宋军先锋丁德裕率部到达湖南首府朗州城下，湖南守将张从富采取坚壁清野的防守战略，丁德裕因未受命攻城而退兵等候朝廷命令。下旬，宋军大败湖南军于岳州（今岳阳）城外的三江口并攻占岳州，三月上旬末，宋军到达朗州城下时，城中军民惊恐出逃。初十日（93年4月日），宋军进入朗州，湖南周保权出逃后被俘。宋得4州监县。周保权后长期以环卫官住在首都开封，太平兴国（97—983）中曾任并州（今山西榆次）知州，雍熙二年（985）死。取后蜀宋军迅速消灭荆南、湖南，使后蜀后主孟昶十分惊恐，企图与北汉联合攻宋，而宋朝也早有灭蜀的意图。 环卫官，指左、右卫等十二卫（南宋孝宗时增为十六卫）的上将军、大将军等，“号环卫官”，“皆空官无实”（《宋史·职官志》），是享受俸禄的从二、从三品等的闲职，高保权被俘后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即是。以下各俘降国王所授环卫官具体官名不再列举。 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宋乾德二年，94）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密使之一赵彦韬向宋告密，宋遂以此为借口，十一月，即派王全斌率主力由陕西南下，刘光义率偏师沿长江西上，进攻后蜀，后蜀随即派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和赵崇韬统军北上抗击王全斌。 十二月末，王全斌军连克兴州（今陕西略阳）、西县（今勉县西）、三泉（今宁强），俘蜀主将韩保正、李进，宋军进至嘉川（今四川广元），蜀军遂烧栈道，退保葭萌（今昭化南）。宋军分兵修复栈道，并派小部队出敌背后，与主力合击蜀军，蜀军连战皆败，退守剑门（今剑阁北）。宋东路军刘光义亦连败后蜀水军，蜀守将高彦俦兵败自杀，宋军遂攻占夔州（今奉节），后蜀东部门户首先丢失。 次年（95）正月初，宋军王全斌又以小部队由小路出剑门后，与宋军主力夹击剑门，攻占剑门，并俘蜀军副统帅赵崇韬，接着攻占剑州（今剑阁），又俘蜀军统帅王昭远。后蜀太子孟玄喆率领的援军刚进至绵州（今绵阳），闻讯后随即逃回成都。后主孟昶见大势已去，于正月初七日（2月日）派使臣前往宋军前奉表投降，初九日（3日）宋军于魏城（今绵阳东北）受降，宋得45州98县。孟昶于五月到开封，受封为秦国公，六月中旬病死。 灭南汉宋朝建立后，南汉不仅不称臣归附，反而出兵进攻已属宋朝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宋太祖遂命南唐后主李煜致书南汉后主刘煜，令其向宋称臣并归还在后周时侵占的桂州（今广西桂林）、郴州（今属湖南）等地，遭到拒绝。 宋灭后蜀，南唐后主李煜再次遣使致函南汉后主，劝其归附宋朝“以小事大”，免致讨伐，以保持实际割据的政权。南汉后主不但不听劝告，回函还出言不逊，南唐后主李煜遂将其书送呈宋太祖，说明规劝无效。 开宝三年（南汉大宝十三年，970）九月，宋太祖派湖南驻军将领潘美、尹崇珂统率湖南地方部队讨伐南汉。此时，“南汉旧将多以谗死，宗室剪灭殆尽，掌兵者惟宦者数辈，城壁壕隍，但饰为宫馆池沼，楼舰器甲，辄不治”。南汉后主得知宋军南下，派宦官龚澄枢到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措置防务，但当宋军迫近贺州时，龚澄枢立即逃回广州，宋军遂围攻贺州，并在大败伍彦柔的援军后迫使贺州守将投降。南汉后主不得已，只得起用宿将潘崇彻，潘崇彻统兵3万屯防于贺江（今广西、广东境内），而当宋军转而西攻昭州（今广西平陆）时，潘崇彻只是拥兵自保并不出兵救援。十月，宋军连克昭州、桂州；十一月，又克连州（今广东连县）。至此，南汉乘湖南内乱时攻占的原湖南地方已全为宋攻占。十二月，宋军进至韶州（今韶关），南汉都统领李承渥统兵0余万以象兵为前锋，抗击宋军，宋军以强弩射象，象中箭奔回，冲散南汉军，宋军遂攻占韶州。南汉后主慌忙在广州城北郊部署防务。 次年正月，宋军占领英州（今英德）、雄州（今南雄）后，统率重兵的潘崇彻降宋，宋军长驱南下，直至广州城北十里。二月初，宋军以火攻焚毁南汉以竹木筑成的防栅，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䶮见大势已去，纵火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烧宫殿、府库。开宝四年二月初五日（97年3月4日），后主出降，南汉亡，宋得0州24县。刘䶮以环卫官居京师，历封侯、郡公，太宗即位后进封卫国公，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死。 平南唐（江南） 南唐在宋朝建立后即表示臣附，南唐中主李璟因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隔江即是宋境，建隆二年二月，迁都南昌（今属江西）。六月，中主死于南昌，子李煜即位于金陵，仍以金陵为都城，是为后主，史称李后主，对宋谨修臣节，两次遣使致函南汉劝其臣附，以期保留割据政局。宋朝平定南汉后，李后主害怕宋军继而攻打南唐，遂于当年不仅加倍进贡，并改国号唐为江南（为便于行文，仍称为南唐），进一步表示为宋朝属国以求保持割据现状。但宋朝消灭割据势力的决心并不因此而动摇，相反更加紧了进攻南唐的准备。南唐的落第进士樊若水，为了寻觅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采石矶附近以钓鱼为名，往返于两岸，用丝绳测量江面宽度，并向宋朝建议造船建浮桥以渡宋军消灭南唐，受到宋太祖采纳。宋派官员前往江陵（今属湖北）督造船只，并派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但是师出无名，遂于开宝七年（974）九月遣使召见李后主，李后主害怕被扣留而称病不赴，并表示准备抵抗宋军的进攻。开宝七年十月，宋太祖以曹彬、潘美为帅，自江陵顺流而下进攻南唐，水陆并进，连克长江南岸的池州（今安徽贵池）、铜陵、芜湖、当涂、采石（今皆属安徽）。十一月中旬初，宋军于采石以船建成浮桥，宋军主力得以渡江长驱南下。南唐以郑彦华、杜真分统水、陆军各万人抗击渡江宋军，杜真与宋军接战，因郑彦华拥兵不救而战败。南唐都城金陵开始戒严，并募民为兵，以神卫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负责防务。 开宝八年年初，宋军进攻金陵，再败城外的南唐守军，南唐又派兵逆流而上图谋夺取采石浮桥，但又被宋军击败。吴越王钱俶受命派兵助攻南唐，南唐常州（今属江苏）守将在吴越军长期围攻后于四月投降，吴越军又进围润州（今镇江）。南唐杀死防守不力而又阴谋降宋的皇甫继勋，并命令镇守湖口（今属江西）的朱令赟统兵十余万东下金陵抗击宋军。九月，朱令赟率舰、筏顺江大举东下，进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为宋兵击败而被俘。在此之前，润州守将也已经向吴越投降。金陵自春至冬，屡战屡败，仅能守城，现在又粮尽援绝，开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97年元旦），宋军攻占金陵，李后主被迫出降，南唐亡，宋得9州3军08县。李后主以环卫官居住在首都开封，初封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李后主虽无治国之才，但工书画，更长于作词，是五代宋初最有成就的词人，尤以亡国后思念故国之情的词作，开辟了词的新意境。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李煜被毒死。 泉、漳纳土割据泉、南（漳）两州的泉州（今属福建）节度使留从效，自宋朝建立即表示臣附。建隆三年七月留从效病死。不久，统军使陈洪进推举节度副使张汉思任节度使，自任节度副使并实际掌握政务。陈洪进，仙游（今属福建）人，早年从军以功升副兵马使，为留从效部属，后升任统军使。宋乾德元年四月，废张汉思自立，南唐即任陈洪进为清源军（泉州）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割据泉、南两州。陈洪进又以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事名义向宋表示臣附，次年正月，宋改清源军为平清军，任陈洪进为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又分任其两子为节度副使、南州刺史，正式承认其为宋控制下的割据政权。乾德三年七月又改南州为漳州（今属福建）。 宋太宗即位后，继续进行消灭割据的政策。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陈洪进入朝，见宋朝决心消灭割据，主动献出2州4县，史称泉、漳纳土。陈洪进受到宋朝廷的优厚礼遇，被命为使相（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居于首都，奉朝请，不任实职。其弟及诸子也都分任刺史、知州。陈洪进后封岐国公，雍熙二年（985，一作次年）三月病卒。 吴越归地宋朝建立，吴越随即表示臣附，钱弘俶避宋讳改为单名俶，仍受封为吴越王，宋攻南唐时以钱俶为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与宋军主帅曹彬会攻南唐。开宝九年（97）春，入朝宋太祖，备受优遇。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又入朝宋太宗。四月，泉漳割据者陈洪进主动“纳土”后，钱俶提出罢去吴越王、天下兵马大元帅，解除兵权，要求回吴越，但遭到拒绝。五月初一日（月9日），钱俶为了避免杀身灭族之祸，被迫献上所属3州军8县，史称吴越归地。钱俶受到可称为最优厚的礼遇，改封淮海国王，其他官衔也都保留，但长住京师，奉朝请。雍熙四年（987）春，出任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端拱元年（988）八月，宋太宗派最宠信的宦官王继恩等前往邓州祝贺钱俶0寿辰，钱俶在与王继恩等宴饮后的当晚突然死亡。 消灭北汉宋朝建立后，北汉投靠辽朝继续与宋为敌，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宋军虽然胜多败少，但亦无多大进展。宋太祖初年，致力于消灭南方割据政权，开宝元年（北汉天会十二年，98）七月，北汉帝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这时，宋已消灭荆南、湖南、后蜀三个南方割据政权，认为刘钧新死正是攻灭北汉的良好时机。八月，即任命李继勋、党进为正副统帅进攻北汉。宋军进入北汉境内时，刘继恩已被杀，刘钧养子刘继元即位。十一月，辽军救援北汉，李继勋等退回宋境，北汉因而侵入宋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新绛）境内。次年正月，宋太祖决定亲征北汉，曹彬、党进率军先行，李继勋率军继发。二月，屯守团柏谷（今祁县东南）的北汉军得知宋军主力到来，立即逃回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宋军遂进抵太原城下。四月、五月，宋军虽然分别击败辽的援军于阳曲（今属山西）北和嘉山（今河北定县西），但北汉军仍坚守太原，并杀死动摇军心的宰相郭无为以稳定民心。围攻太原数月的宋军终因夏雨连绵、疫病流行，辽军又将到来之际，不得不于同年闰五月退兵。此后，宋朝采取了不时侵扰，迫迁北汉民户南下以削弱北汉的政策。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迫使陈洪进“纳土”、吴越“归地”以后，决心消灭北汉，遂于次年正月亲征北汉，任命潘美为主帅。三月，郭进击败辽军于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南，并断绝了北汉与辽的交通以孤立太原。宋军于四月围攻太原，太平兴国四年五月五日（北汉广运六年，979年月2日）北汉帝刘继元出降，宋朝终于消灭了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得0州军4县。刘继元被封为彭城郡公，以环卫官居京师。雍熙三年十二月任保康军（房州，今湖北房县）节度使，淳化二年（99）十二月死。 第三节争夺燕云的宋辽之战高梁河之战宋自建国之日起就同辽保持着对峙的局面，辽一直是宋在北方边境上的威胁。 在宋太祖、太宗的心目中，夺取后晋时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才能算是完成统一政局。宋太祖原想储备巨额款项向辽朝赎买，如遭辽朝拒绝即以此巨款作军费，攻取燕、云，但未及进行而死。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979）五月灭北汉后，六月即乘势自太原直接进攻辽南京（今北京），宋军随即攻降辽涿州（今属河北）、东易州（今涿州西南），进至辽南京城南。 辽南京原有萧讨古率军驻防，三月间辽出兵救援北汉时，又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军前来南京戍守。当宋军进至辽南京城下时，辽军耶律奚底、萧讨古所部与宋军激战于沙河（今北京城北），辽军战败后退屯沙河北。宋军遂四面围攻辽南京城。 七月初，宋辽两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辽军耶律沙部战败退却，宋军乘胜追击，但遭到辽军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两部的左右夹击，耶律沙又率部反击，宋军大败，全线溃退，宋太宗也在中箭后随乱军南逃，直到涿州（今属河北）才乘上驴车继续南逃。宋太宗逃到定州（今属河北），才命崔翰守定州、李汉琼守镇州（今正定）、崔彦进守关南（后改为高阳关，今高阳东），以防辽军进攻，然后回首都开封（今属河南），攻辽战争以失败告终。 辽朝为了报复，决定大举南攻宋朝。辽军在稍事休整以后，当年九月即以韩匡嗣为统帅，率辽军主力自辽南京南下，另以耶律善补率偏师自大同南下。辽宋东路军大战于满城（今河北满城西），宋军伏兵突起，辽军战败溃逃，耶律善补得知后也退回辽境。 次年十月，辽景宗决定亲征。十一月，辽军围攻瓦桥关（雄州，今雄县），宋军突围南逃，辽军追至莫州（今任丘），宋廷大震，宋太宗出巡北边以稳定军心。辽军耶律休哥部与宋关南守将崔彦进激战，胜负相当，辽军无法取胜，遂又退回辽境。 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四月，辽景宗再次亲征，分兵三路南下，主力于满城、唐兴（今安新东南）为宋高阳关守将崔彦进所击败，辽主将奚瓦里战死，耶律斜轸率部救出被围辽军后退回辽境。进攻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府州（今府谷）的西路辽军，也被宋守军击败。辽景宗进行的三次攻宋战争，皆以失败告终，宋守军志在自保，击退辽军进攻已属幸事，未敢进行追击。 同年九月辽景宗病死，子圣宗即位，年仅2岁，母承天太后摄政，对内镇压女真族的反抗，对宋采取防备与小部队侵扰，以破坏宋朝修筑边境城池的活动。宋朝廷依靠边防部队三次击退辽军大举进攻后，决心继续采取防守政策，增筑边防城池，并严禁宋军出境攻辽，宋辽边境暂时相安数年。 岐沟关之战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正月，宋太宗听信雄州知州贺令图等的进言，认为辽圣宗年幼，承天太后专政，宠臣韩德让掌权，内部不稳，是攻辽的好时机。最初曾议论过由宋太宗亲征，但宋太宗高梁河之战狼狈逃跑的记忆犹新，于是顺水推舟采纳大臣建议，改命曹彬、崔彦进为统帅率东路军出高阳关，持重缓进，等待中、西路军到达后共同会攻辽南京。又以田重进统率中路军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攻占山后（太行山西北）地区。以潘美、杨业为西路军统帅，北出雁门（今山西代县）东进。 宋西路军很快就攻下寰州（今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云州（今大同）、应州（今应县）等地，中路军也攻占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山后要地，东路军则攻占了新城（今新城东）、固安（今属河北）、涿州等地。 辽朝得到宋军进攻的奏报后，立即派耶律抹只统兵驰援南京，承天太后、辽圣宗也亲自赶往督战，并调回正在东方征讨女真的耶律斜轸，命他率辽西路军抗击宋军中、西路军的进攻。 宋东路军攻占涿州后因粮运不继又退回雄州，但是当听到中、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后，重又进占涿州，却又因缺粮只得再次退兵。五月初，辽援军耶律抹只部赶到并与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会合，随即进攻正从涿州南退的宋军于岐沟关（今涿县西南）北，宋军大败，辽军追击至拒马河（今河北省南拒马河），宋军继续溃退，争向逃遁，无复部伍。宋运粮军民数万人来不及南逃，只得坚守岐沟关，抗击辽军的围攻，辽军不知岐沟关的虚实，加上大战之后元气大伤，需要休整，并防备可能的反攻，遂退回辽境，宋数万运粮军民才得平安南归。 宋太宗得知东路军战败，遂即命令中路军回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 并以在这次战争中未打败仗的田重进为定州路的军事统帅，李继隆为定州知州，镇守北方门户，还起用功高望重但早已罢实职的宿将张永德为沧州（今沧州东南）知州，以及任命宋偓为霸州（今属河北）知州、刘廷让为雄州（今雄县）知州，以镇守边防，防御辽军可能发起的进攻。 宋辽东部战场已经结束，但西部战场的战事仍在进行。八月，宋西路军主帅潘美、监军王侁拒绝副帅杨业的合理战略，迫令杨业在不利的形势下，前往朔州接应南撤的居民，杨业为此要求统帅潘美设伏兵于陈家谷口，准备伏击追击的辽军，杨业与辽军主帅耶律斜轸激战于朔州南，又为辽军萧挞览部伏兵所袭击，当杨业按预定战略退到陈家谷时，潘美、王侁却早已违约率军逃跑，遂使杨业全军覆没，杨业身负重伤后被俘，不食而死。西部战事亦告结束。 宋朝此次攻辽，损失惨重，宋太宗从此放弃攻辽，改而采用防御战略。 但是，辽朝决定进行报复。当年十一月，辽承天太后、圣宗亲征，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首战于保州（今保定），辽将卢补古临阵脱逃，致使辽军战败。十二月，辽军击败宋军于望都（今属河北）。时任瀛州（今河间）主帅的刘廷让主动出击，耶律休哥闻讯后东进截击，两军大战于莫州（今任丘）境内的君子馆，宋军大败，辽军乘胜攻掠邻近州县后于次年正月退兵。 宋端拱元年（辽统和六年，988）九月，辽承天太后、圣宗再度亲征，虽也曾攻占了一些州县，但在唐河（今定县北）北为宋军定州主帅李继隆、监军袁继忠击败后退回，宋军追击至曹河（今徐水南）而回。 宋辽多次战争，辽虽略占优势，但大体相当，辽朝处理对宋军务的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也感到连年战争，燕地人民疲弊不堪，遂长期采取休民息兵的政策，宋辽边境因而得以相对平静。 澶渊之盟宋至道三年（辽统和十五年，997）三月，宋太宗因高梁河之战的箭创复发而病死，太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次年，辽决定来年攻宋，从此，宋辽战争再次进入。 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冬，承天太后、辽圣宗亲率辽军大举攻宋，宋名将杨延昭（名将杨业之子）被围于遂城（今徐水西），杨延昭命令士兵乘夜以水浇城墙外侧，次日即冻成冰城，使得辽军不能靠近城墙而无法攻城。辽军虽攻占乐寿（今献县），但战果不大，只得于次年正月退兵，但此后仍连年派兵南侵。 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004）闰九月，承天太后、辽圣宗又以收复被后周世宗占领的关南地区为名，发动大规模战争。宋廷虽也调整和部署了边防的将领，准备抗击辽军，但宋朝君臣对于辽军采取避实就虚战略**的态势，惊恐万分，副相王钦若请真宗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枢密院的副长官陈尧叟则请真宗西逃成都（今属四川）。真宗则犹豫动摇，只是在宰相寇準陈明利害关系力请真宗北上抗辽的形势下，真宗才不得已而同意亲征，但求和心切，尚未离京，就先派曹利用和辽将王继忠（原宋定州路副帅，望都之战被俘后降辽）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间，宋真宗才从京城开封北上，但前进不到二百里到达韦城（今滑县东南）时又想南逃金陵，只是在寇準和禁军统帅高琼说明了如果南逃，辽军必将追杀而不可能逃到金陵的情势下，宋真宗只得继续北上，并在寇準、高琼迫请下渡过黄河，进到澶州（今濮阳）北城，宋军士气因而大振。辽军也早已进至澶州北城下，但辽军主将萧挞览（凛）却被宋军伏弩射伤致死，宋朝重兵驻守的定州（今河北定县）也威胁着辽军的后方，因而辽承天太后、圣宗也想议和退兵。十二月，双方订立和议，规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万匹、银0万两以换取和平，澶州的郡名为澶渊，故史称这次盟约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和平相处直至北宋末年。 第四章北宋初期的阶级关系与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节宋初的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概况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情况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主要反映在阶级关系的变化上。自唐中叶以后，藩镇的割据与战乱，尤其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和清扫了世族地主阶层。土地自由买卖成了地主阶级获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宋初的“不立田制”，正是最高统治者承认这种状况的反映。租佃制成为地主剥削的主要形式，佃户通常以一半甚至更多的收获物，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佃户在户籍上主要是客户，这已不是唐代专指外来的人户，而是指没有土地或房产的“客居”之户，对于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城乡居民则称为主户，而不问其是本地户还是外来户。 农村主户分为五等，通常一、二、三等户称为上户，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属于地主阶级；四、五等户称为下户，属于农民阶级。其中三等户则既有小地主，也有富裕农民；而五等户则有相当一部分户的财产很少，需要租佃部分土地，其地位与客户相近。客户中极大多数为佃户，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田产，甚至还比较富裕成了佃富农，也有的成为商贩，极少数的户还成了富商。宋代的城镇户口单列，称为坊郭户，也分为主、客户，主要依据有无常产来区分，主户依据财产多少划分为十等。 主客户在户籍中所占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阶级关系，凡是在封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主户所占的比例通常是比较大，占近80％至90％的，如江南的苏州、杭州；而封建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常常是主户所占的比例较小，有的仅占25％左右，甚至不到7％，如川中的嘉州（今四川乐山）、昌州（今重庆大足）。虽然宋代总的来说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但是，川蜀地区除川西平原以外，许多山区的住户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的阶级关系时期。 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各个统治者或想扩张、或图保境，都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军费；而且各国统治者几乎无不称王称帝，大多穷奢极欲。于是纷纷巧立名目，加紧剥削境内人民，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宋朝对于新征服地区，总的来说继承了原统治者的各种剥削制度，被取消的苛捐杂税不多，有的地方还乘机掠夺，促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宋朝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各地就不断发生过农民起义，大多发生在宋朝征服之后不久，新旧政权交替，封建统治相对削弱之际。开宝三年（970）南汉灭亡后，岭南地区农民起义相继发生，到开宝六年才平定。开宝八年南唐灭亡后，宣州（今属安徽）也发生过小股农民起义。太平兴国三年（978）泉漳、吴越归附后，仙游、莆田（今皆属福建），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常州（今属江苏）等地也有小股农民起义。 但是，就宋朝整个统治区来说，阶级矛盾更为尖锐复杂的是西南的川蜀地区，中唐以来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大起义，都没有触及蜀中，成为唐玄宗、僖宗避乱之所。五代时期前蜀、后蜀相继统治达0年之久，蜀中也是相对平静，封建生产关系很少受到重大冲击。和宋朝其他区域相比，川蜀地区除成都（今属四川）附近的川西平原外，封建关系比较落后，尤其是山区，封建农奴制还占有很大的比重，基本上是被称为“旁户”（客户）的佃户，在许多州的总户数中占半数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被称为豪民的地主，往往拥有几十户，乃至几百户、上千户“旁户”，而且是世代相承。旁户们不仅向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代地主负担本应是地主承担的赋税和徭役。他们在地主的监督下劳动，鞭策驱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全师雄兵变宋朝在灭后蜀时，曾经要诸州报告后蜀苛捐杂税的情况，准备免除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还未及实行。而平蜀的宋军将士居功骄恣，将领们私开府库，侵吞财宝，军校掠夺子女、抢夺钱物。可以说，除个别将领外无不恣意妄为，引起原后蜀军民的怨忿。 乾德三年（95）正月，后蜀亡。二月，梓州（今四川三台）就发生原后蜀将领上官进率领三千多的军队夜攻州城的事，后被镇压。三月，后蜀降宋的军队在被迁往首都开封（今属河南）的途中，途经绵州（今四川绵阳）时又起兵反宋，推举原后蜀文州（今甘肃文县）刺史全师雄为帅，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进攻绵州之战虽失败，但很快即攻占彭州（今四川彭县），并一再击败宋军，两川州县纷纷起兵响应，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署置官吏。同年七月，全师雄连败于新繁（今新都西）、郫县（今属四川），退守灌口寨（今都江堰市）。次年六月，宋军攻占灌口，全师雄退保金堂（今金堂西），同年秋，全师雄病死后，谢行本继续领导兵变部队进行抗击，退往铜山（今中江南），不久，为宋将康延泽所破，这次反宋的兵变终于失败。乾德五年初，宋太祖虽将激起兵变的主要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剥夺军权降职闲居，但川蜀的阶级矛盾并未因此而缓和。 宋廷于平定叛乱后，不仅将后蜀府库的物资全部运往开封。又于成都、梓州、蜀州（今崇庆）设立官手工业作坊，制造锦、绮等贵重丝织物，供应皇亲国戚、高官贵妇使用。又将川蜀的田税改以布帛折充，称为“科折”；设“市买场”低价强买民间的布帛，称为“和市”；宋太宗又设“博买务”，民间织造布帛全都被以低价购入，严禁商人贩运。川蜀地区又是茶叶的重要产区，宋灭蜀后虽然废除了茶叶专卖制度，但对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则完全由官府控制。加上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 第二节王小波、李顺起义与王均兵变王小波起义早在开宝六年（973）初，川东渠州（今渠县）就发生过李仙起义，渝（今重庆）、合（今合川）、果（今四川南充）、涪（今重庆涪陵）等州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进入广安军界，李仙为知军朱昂所俘，起义失败。淳化二年至四年（99—993），昌州、合州、荣州、资州（今四川资中），先后发生过小规模起义，相继为官军所镇压。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今都江堰市南）茶农王小波领导一百多人起义，终于发展成宋初规模最大的起义。王小波针对社会上贫富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提出了“均贫富”作为号召，被称为旁户的佃农纷纷响应，随即攻下青城县城，挥军南下，同月又攻下彭山（今属四川），杀死贪官、县令齐元振，民心大快，参加起义的人日益增多。北上邛州（今邛崃）、蜀州，所到之处命令富人除留家用外，其余财物调发分给穷人，得到广大穷人的拥护。 十二月，王小波率起义军与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所部激战于江原（今崇庆西南），王小波杀死张玘，但此前也被张玘射中头部，伤重而死，起义军推李顺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 同年冬天两川大旱，官府又督催税赋，人民无以谋生，纷纷参加起义。 起义军接连攻下蜀州、邛州，杀死知州、通判、监军等官吏。又与宋巡检使郭允能部战于新津，杀死了郭允能。随后攻占永康军（今都江堰市）、新津、双流、郫县、温江等川西平原的许多县城，起义军的矛头随即转向成都。李顺起义军“蜀”政权的建立与失败成都知府吴元载因未能镇压王小波起义军而被罢官，淳化五年正月初，新任知府郭载刚到职，起义军已经攻下汉州（今广汉）、彭州，仅剩成都孤城，但不久也被起义军攻占，知府郭载率残兵败将逃往梓州（今三台）。正月十六日（994年3月日），李顺起义军攻占成都，随即建立政权，国号蜀，李顺称蜀王通灵人传奇全文阅读，建元应运，建官设职，并派兵四出，所向无敌，北至剑门关（今剑阁北），东到巫峡（今重庆、湖北两省市接界处），无不是农民政权势力所及的地区。 李顺起义军在川西平原攻城掠地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即派心腹宦官王继恩率兵攻讨。二月初，宋军还未入川，起义军攻占成都并建立政权的消息又传到开封，宋太宗随即加派王果率军由北路攻蜀，尹元率东路军沿江西上，都受宦官王继恩节制。 此时，杨广正率起义军追击逃往剑门的宋军郭延濬残部，起义军虽小受挫败，仍直奔剑门，以便迅速攻占川北门户剑门关。剑门关原只有监关官上官正所部数百宋军，但成都监军宿翰所率残部已先期逃到剑门关，起义军不知虚实，遂被守关宋军击败，退保剑州（今剑阁）。进攻川东门户夔门（今重庆奉节）的东路起义军，也被阻于夔门之西，起义军夺取剑门、夔门以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开宝六年正月己卯。 制川北、川东门户，阻击宋军两路进攻的计划受挫，使宋两路大军得以**，数十万起义军则陷于长期围攻眉州（今四川眉山）、梓州的战役中，为宋军主力攻蜀提供了有利时机。 四月，北路宋军自剑门关西小剑门南下，击败研石寨（今剑阁北）防守的起义军，攻占剑州。又于柳池驿（今剑阁西南）大败起义军，进而攻占绵州。北路另一支由曹习率领的宋军，由剑门关东的葭萌（今剑阁东）南下，攻占阆州（今阆中）。另路宋军又攻占巴州（今巴中）。尹元所率东路宋军西进至新宁（今开江），虽击败起义军，但被起义军层层阻击于川东的梁山（今重庆梁平）、广安（今属四川）、渠州（今渠县）、果州（今南充北），久久不能继续西进。20万起义军围攻梓州达80多天仍未能攻占，反而为进犯的北路宋军所击溃。宋军遂直扑成都城下，并于五月六日攻占成都，李顺被俘。起义军又推举张余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他们避开宋军主力，顺泯江、长江而下，势如破竹，半个多月连克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宜宾）、沪州（今属四川）、渝州（今重庆）、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今忠县）、万州（今万县）、开州（今开县），并乘胜进攻夔州（今奉节），企图夺取川东门户，阻止宋东路军继续西上。宋东路进蜀的白继赟部生力军赶到夔州，起义军腹背受敌，大败而退，死2万余人，元气大伤，被迫退往云安军（今云阳）。 宋军虽然占领成都已四个月，但四郊仍属于起义军，直至九月，宋军才进攻成都附近的起义军。宋军攻占蜀州、双流等地，起义军分成小股退往山区继续斗争。至道元年（995）二月，起义军首领张余在嘉州（今四川乐山）兵败就义。次年五月，起义军残部又推举王鸬鹚为邛南王，活跃在邛州（今邛崃）、蜀州一带，又为石普扑灭。散处各地的起义军残部，也相继为当地官府招降或消灭，如坚守西充（今属四川）大木槽山区的何彦忠部起义军，即为果州（今南充北）知州查道所招降。李顺起义军的残部终于相继失败。王均兵变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宋廷对川蜀地区的政策也作了些调整，减少或减轻了一些税赋徭役，封建生产关系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调整，但阶级矛盾仍然很尖锐，人心未宁，等待时机，准备斗争。加上川蜀的地方军政官员也并未从全师雄兵变及王小波、李顺起义中吸取教训，依然享乐腐化、刻剥军民，终于激起王均兵变，上距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不过五年。 咸平三年正月元旦（000年2月8日）戍守益州（成都府改，今成都） 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所部，发动兵变，占领益州，王均称帝建元，国号蜀。益州知州牛冕等逃往汉州（今广汉），汉州随即也被王均攻陷，他们又逃往东川（梓州，今三台）。王均即率兵攻打绵州、剑门，企图占据川北门户，但均未成功，只得退回益州。蜀州知州杨怀忠乘王均北上剑门时，进攻益州，一度攻入城内，但杨怀忠所调集的壮丁中有许多是原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战士，临阵变乱，杨怀忠因而战败，退保江原（今崇庆东）。二月，王均企图向南发展，但又遭到杨怀忠部宋军的阻击。不久，杨怀忠部宋军再次攻入城内，胜负相当，杨怀忠只得退保鸡鸣原（今双流东），王均也闭门守城。参见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3《李顺之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39。二月十六日，北巡到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的宋真宗得知王均叛乱，随即作出反应，立即从抗辽前线抽调负责督运粮草、曾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而担任过益州知州的雷有终，再任益州知州兼主帅，并抽调抗辽先锋官、也曾担任过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先锋石普为副帅，率步骑八千，立即赶往川蜀镇压，以后又派宦官秦翰率军增援。 王均向外发展先后受挫后，只得困守益州城，因而未能引发广大人民参加斗争，兵变没有能发展为人民起义。王均虽然百计抗击，但是独守孤城，到九月初不得不突围南逃，途经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陵州（今仁寿）、荣州（今荣县），直奔富顺监（今富顺县），准备南渡沱江，企图进入当时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戎州（今宜宾）、沪州（今属四川），徐图发展。十月，王均到达富顺监，正准备南渡沱江，为宋军先锋杨怀忠追及，仓促间未及应战，王均被杀，兵变失败。川蜀地区又趋平静，宋朝对川蜀的统治终于稳固。参见《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25《王均之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4、47。第五章北宋中期的改革活动第一节“澶渊之盟”以后的政治形势“天书”与“封禅” 景德元年（004）十二月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40多年来的敌对状况，开始了大体上和平相处的新局面。宋真宗因此非常钦佩寇準，当初主张南逃的王钦若却称寇準力请真宗亲征是“孤注一掷”，“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景德三年二月，寇準以“无大臣体”而被罢相。王钦若建议真宗“封禅”以粉饰太平。封禅是秦汉以来帝王建有非常功业，并得到上天所赐的“祥瑞”才能进行的所谓“大功业”。王钦若又说祥瑞可人为制造。景德五年正月，真宗向王旦、王钦若说，去年他见到神人降临说，当有天书下降，刚才臣下奏称左承天门屋南角挂有黄帛，当即是天降之书，随后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又决定在当年十月东封泰山。在一个半月的行程中，真宗不仅带着“天书”封祀天帝于泰山（今泰安北），禅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西南），又去曲阜祭祀孔子。四年二月，再次带着“天书”西祀汾阴后土，并升所在地宝鼎县为庆成军（今山西万荣西南）。次年十月，又有了赵氏祖先降临延恩殿的闹剧。五年，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七年正月，真宗又去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祭祀被道教徒尊为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还在京城修建宏伟的宫观，祭祀活动更加频繁。 宋真宗自澶渊之盟以后主要的活动，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其意图除了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方面的无能，还有表明宋朝受命于天，以影响崇奉天帝的辽朝君臣放弃攻宋的企图，这种以迷信活动作为国家朝政的荒唐举动，直至乾兴元年（022）二月真宗去世，同年十月，伪造的“天书”随他一起葬入陵墓才结束。 “纳”、“赐”银绢换取边境安宁真宗晚年多病，皇后刘氏协助处理政事。仁宗即位，皇太后刘氏（后谥章献）垂帘听政达年之久，明道二年（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才亲政。 在边境上除辽外，新兴于西北的夏（西夏）是对宋的又一威胁势力。 宋太宗时反对降宋的李继迁起兵抗宋，后又归附辽朝受封为夏国王、定难军节度使，宋朝多次派兵攻打，均以失败告终。宋真宗即位后李继迁亦表示愿归附宋朝，宋即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名为赵保吉，但李继迁仍不断侵扰并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为西平府，将首府从夏州（今陕西靖边北）迁到西平府。景德元年李继迁死，子德明嗣位，先受辽封为西平王；景德三年又与宋议和，并受宋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西北地区因而出现了“有耕无战”的局面。李德明与宋保持相对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势力，修城于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建为兴州，作为新首府，并准备称帝，但未及称帝而于宋仁宗天圣九年（03）去世。子元昊嗣位，并于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038年0月3日）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维持30年的和平政局再次破裂。从宋康定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040）到庆历二年（042）的三年中，宋夏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之战和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三战皆败，西夏军亦伤亡近半，双方的人民生命财产都受到重大损失，宋夏终于谋求妥协，于庆历四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十月订立和约，西夏臣附于宋朝，宋则每年“赐”银、绢、茶等大量财物，开放边境贸易，宋夏关系趋于缓和。 辽兴宗乘宋与西夏作战无力北顾之机，于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九月以索取后周世宗所占关南0县进行要挟，宋仁宗则以每年增“纳”银、绢各0万两、匹为条件换取和平。 “冗官、冗兵、冗费” 宋对辽、夏是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银、数十万匹绢，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换取和平。然而，成为宋仁宗庆历初年政治经济重大危机的，是所谓“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 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由于宋朝实行官职名称与职务分离的官与“差遣”制度，而且官员不问有无才能按年资升迁，加上由于科举及其他途径加入仕途的人数日益增多，景德年间（004—007）已有万余员，皇祐年间（049—054）多达2万余员，大量的官员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耗费了巨额经费。 宋初有军队22万，开宝（98—97）时增至至道（995—997）时是.万，天禧（07—02）时为9.2万，到庆历（04—048）时竟达到的最高数额，宋夏战争结束后才略有裁减，亦维持在0余万人。巨额的军费开支占国家总收入的大部分。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的各种祭祀活动，修建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三冗”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只有加紧剥削。据庆历时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如“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等等。 田赋不均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03）就曾说过“人言天下税不均，豪强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 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2这种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官员的重视，企图予以解决，仁宗景祐三、四年（03—037）间，郭咨在肥乡县（今属河北）为了解决“田赋不平，岁久莫治”，用“千步方田法”，“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3。窥豹一斑，由此可见宋仁宗亲政初年全国田赋不均的概况，然而得到解决的只是极个别的县份。 张方平《论国计事》；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9。 2《宋会要辑稿》食货之8。 3《宋史》卷32《郭咨传》。 第二节庆历新政范仲淹《条陈十事》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章献太后执政时期，已有70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始亲政，群臣希望革新政局，右司谏范仲淹上《救弊八事》指出“暴敛未除，滥赏未革”。要求“销冗兵，削冗吏”，节省费用。后又指斥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降官，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也因范仲淹而先后被降职，但是群臣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庆历三年（048）三月，吕夷简罢相，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西北形势严重，京东、京西地区人民起义时有发生，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遂重又任命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并多次督促。九月，范仲淹与富弼商议后奏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2，所谓十事是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仁宗采纳。 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改变即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一例依资格选任的状况。由朝廷选任各路转运使，由转运使选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选任各县知县、县令，不称职者必须随时撤换或降职，政绩特出的提拔重用。 同月末又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明黜陟”），改变原先那种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官资，刚上任不久并无政绩，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样升迁的磨勘法。规定不仅要实际任职期满，对曾经犯法及贪赃的官员，则视情节轻重及现任政绩优劣等奏报决定是否升迁。中级官员则还要不犯“私罪”才能进行考绩，还限制了较高级官员的随意升迁官资。 十一月下半月，又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首先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高等第的进士也须担当一任官职后，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才能担任。继又对“恩荫”制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了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 同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均公田”）。为使地方官在俸禄之外增加收入，真宗于咸平二年（999）复行唐代地方官的职田制，重定数额、等级。但是40多年后产生了多少不均、苦乐悬殊的情况。这次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 次年三月，又改革科举制度（“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范仲淹集·奏议上》。指官吏因执行公务不当而犯的“公罪”以外的个人犯罪行为，如贪污等。的旧制，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录取德才兼备的人士，改善吏治。 关于“减徭役”，是以合并县份及机构，以兵士代替役户。这年五月，开始撤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五县，降格为镇而并于邻县，每减少一县可以减少役户二百余户，减少乡村的一耆保可以减少役户十余户，以使更多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根本，尽管这些措施都尽可能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遭到权贵们的攻击，指责改革的官员是“朋党”，夏竦更指使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仁宗另立新皇帝，并传布流言，宋仁宗虽表示不信谣言，但范仲淹、富弼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廷。 改革失败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初，辽朝决定讨伐西夏，遣使告宋并派人前往宋朝河东境内的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岢岚军（今岚县北）探测攻夏的进军道路。范仲淹提出辽、夏双方聚兵于河东路境外，万一双方联合南下，河东路将被攻占，并故意夸大局势的严重性，坚决要求亲自前往处理。六月下旬，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则强调辽军如果攻宋，必定重点进攻河北路，自愿前往训兵备敌，八月初，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夏竦造谣毁谤可能带来的灾祸，虽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职，但已不再参与朝政。 十月初，宋夏议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借小事攻击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江休复、宋敏求等人因此被降职或罢职，以致王拱辰宣称被他一网打尽，改革终于走上末路。 庆历五年正月中旬，辽使到开封告知辽夏战争结束，这是对宋友好的表示，辽、夏威胁相继解除。同月下旬，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同日被罢免而出任地方官。守旧派代表贾昌朝、陈执中接替杜衍、章得象而任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这次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最后失败。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与兵变“庆历新政”还未开始进行的庆历三年五月，京东沂州（今山东临沂） 的“虎翼”（禁军番号）军卒王伦，率四五十人杀巡检使朱进后起义，因受到都巡检傅永吉的追击，王伦转战南下江淮，发展至数百人，沿途不少州县官吏不敢阻击，而是以茶酒相待，或献衣物器甲，或弃城逃走。傅永吉采取尾击穷追战略，迫使起义军不停地转移而得不到休整，又受到制置发运使徐的（人名）所部官军阻击，同年七月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为傅、徐两军合击而失败。 王伦失败前后，京西张海发动起义，在邓州（今属河南）时还只有0多人。陕西商山（今陕西商州南部）的郭邈山占山为王已十年，这时也出山活动。两支起义军迅速壮大，州县地方军队抵挡不住。同年八月，宋派朝廷禁军前往镇压，但张海起义军主力数百带甲骑兵，行动迅速，州县地方大多采取听任自由往来，甚至用鼓乐相迎设宴招待，同年底张海兵败牺牲。被先后镇压的还有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几支起义军。“庆历新政”失败后，宋廷更加，各地的小股起义连续不断。 贝州（今河北清河西）驻有禁军骑兵骁捷军与步兵宣毅军等，王则为宣毅军小校，利用佛教弥勒派组织起义，在派往大名（今属河北）联络起义的人员被捕后，提前于庆历七年（047）十一月发动兵变，建立政权。虽然俘知州，杀通判、县令、主簿，但兵马都监、提点刑狱等统兵治安官员逃出城后据守南关，并控制了驻守城外的禁军，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立即派兵从大名府北上镇压，同时向朝廷报告。仁宗立即派兵北上进行镇压。高阳关（今高阳东）驻军长官王信得知王则兵变，也立即率本路禁军南下直达贝州城下。宋朝廷及地方政府的迅速反应，使得王则始终只是困守贝州孤城，未能发展为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宋又派参知政事文彦博前往督率宋军攻城。次年闰正月，宋军挖掘地道攻入城内，兵变失败。王则自东门出逃后被俘，同月被杀于开封。 第三节王安石变法变法前的形势“庆历新政”失败以后，“三冗”问题越来越严重，官吏们又纷纷要求改变现状，并认为均税法也遭罢除是失策。皇祐三、四年（05、052）间，沧州（今属河北）知州田京、博州（今山东聊城西北）知州蔡挺，都进行过均税。沧州的均田税在至和元年（054）被明令取消。博州的均税法虽被采纳，推行于全国，实际是不了了之，嘉祐四年（059）八月，旧事重提，又派孙琳等四人分往诸路均田税，实际上也只是为了应付官吏们的议论，并不认真推行。孙琳前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用千步方田法均田税，遭到欧阳修的反对，三司判官张田从朝廷财政收支考虑，建议皇帝祭祀活动后给官吏的赏赐应稍有减少，被认为有亏国体而被贬出任地方官。宰相富弼、韩琦，和欧阳修一样也已不再赞成改革。这反映了当初积极“庆历新政”的官员，现在大多认为维持现状为好。 嘉祐八年（03）三月仁宗死，宗室赵曙入继帝位，是为英宗，因病由仁宗皇后曹氏垂帘听政。英宗病愈后处理的政事，仍须经曹太后复审后才能施行，治平元年（04）五月中旬，曹太后勉强撤帘还政。英宗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也关心国家财政及“冗兵”情况，希望改革积弊。然而首相韩琦、副相欧阳修、枢密使富弼都没有改革的意向。加上尊奉英宗已故亲生父母的礼仪问题，成为英宗时最重大的事件。直到治平三年九月，英宗才又提出“去冗官之患”2，并对官员考绩升迁官资的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但是，英宗于次年正月去世，他的改革愿望只能留待太子赵顼去进行。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即位前即已关心国家大事，僚属韩维不时将好友王安石的见解告诉神宗。王安石曾于嘉祐四年（059）上《言事书》，列举时政弊端及改革意见，虽未被采纳，却代表了要求改革者的共同意志，声望日益高涨。神宗即位时，王安石已经独负天下盛名多年，司马光也说大家都认为只要王安石当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宋神宗即位不久，即召王安石赴京，但王安石引病不赴，神宗即令王安石就在本地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同年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0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首先创设变法改革的指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枢密副使韩绛兼领，吕惠卿任“检详文字”，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年七月至十一月先后颁布实行均输法、青苗法（常平法）、农田水利法，熙宁三年五月，废“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其职权归中书（宰相府），司农寺成为推行新法的机构，吕惠卿改任判司农寺。同年十二月，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治平元年四月辛亥。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治平三年九月丙辰。 《司马温公文集》卷0《与王介甫书》。 安石与韩绛同时拜相，变法一直在守旧派的攻击和变法派内部意见不一致的艰难情况下进行。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在实行免行法时，受到神宗和曾布的联合抵制，辞相就任江宁知府，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受到吕惠卿的攻击，神宗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事多不从，加上爱子王雱病死，精神受到重大打击，遂力请辞相。同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任判江宁府，次年六月又辞官闲居江宁，元祐元年（08）四月去世。 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诸新法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无不是为了富国强兵，正如王安石所说“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实施的第一个新法，以朝廷的支出所需决定调运的数量，可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节省购价及运输费用，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可足用，民财不匮”的目的2。 2.青苗法。同年九月推行，也称常平法或常平新法。以各路常平仓、广惠仓所积存的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作本钱，粮价贵时以低于市场价售粮，粮价贱时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并参照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让缺钱粮的农户根据需要向官府借钱，粮食收获后还官，称为青苗钱。熙宁新法以每年正月、五月，由农户自愿向本县官府借贷，各等户都定有限额，粮食收获后随交纳夏、秋税时归还，加息二或三分，遇重灾允许延期归还，以收“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的效果3。3.农田水利法，同年十一月颁布。奖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由受益民户按户等出工出料兴修。如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向官府借贷；再不足，则由官府劝导富户出借，依例计息，由官府催还。 4.免役法，也称募役法。王安石向神宗说“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2新法免除了原先民户按户等轮流到官府服差役（旧法称为差役法），改为官府出钱募人充役。官府向原先充役的农村上三等户按户等征收“免役钱”，向城镇上五等户及农村原先不服差役户按户等减半征收的称“助役钱”，还各加征十分之二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使用。熙宁二年十二月公布办法征求意见，次年十二月在开封府试行，四年十月才正式向全国推行。 5.市易法，熙宁三年，王韶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古渭寨（今陇西）设市易务，以官钱为本，控制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五年初，草泽（平民）魏继宗上书建议在首都开封设市易司，控制首都市场，增加政府收入。同年三月颁布市易法，先在开封设市易务，后在杭州、广州、扬州等地设置，首都市易务改为都提举市易司。市易机构以官钱作本，收购市上的滞销货物，商贩可以金银产业为抵押向市易机构赊购货物贩卖，半年或一年后归还，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2《宋史》卷8《食货志》下八《均输》。 3《宋史》卷7《食货志》上四《常平》。 《宋会要辑稿》食货之28。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息一分或二分。对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增加官府收入，均有作用. 免行法。宋代都城开封的工商行业除纳赋税外，官府所需物品、人工均向各行业摊派。熙宁六年，肉行徐中正等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这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依据获利多少按月或按季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后，“与免行户祗应”，或“官为雇人代役”2。 7.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每年九月县官主持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计四十一顷六十六亩多，以肥瘠分为五等作为纳税的依据。以各县旧有税额按土地等级，由各户实际拥有顷亩数平均负担。原先富户隐瞒田产、人口，偷漏田税，以及农户的田产出卖后仍负担田税等田赋不均的情况有所改变，官府也增加了税收。 8.将兵法。为了减少军队人数，减少军费开支，改变“更戍法”所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缺乏训练，战斗力下降的状况。从熙宁二年开始精简军队，压缩编制，到元丰八年（085）禁、厢军总数减为80万左右，比原先减少30多万。 熙宁七年，为了提高战斗力，首先在华北实行“将兵法”，共设置37将，不久又在西北设置42将，元丰四年又设东南3将，共92将。每将战士多的上万、少的在3000以下，每将设将、副将各一人，选择有作战经验和有才能的人担任，东南诸将3000人以下的只设将。“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遣焉，庶不为无用矣”3。 9.保甲法。改革派赵子幾首先提出，开封府郊县原先曾有民户自相结合组成保甲以维持地方治安。熙宁三年十二月因而颁布《畿县保甲条例》，每十户为一保，设保长；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主、客户每户（后改为只有主户）二丁以上，一人任保丁，置备弓箭，进行训练，每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警”，并实行保内连坐法等。首先在开封地区实行，以后逐渐推行于全国，保丁“教艺既成，更胜正兵”，“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保甲法除了维持地方治安外，还部分地代替军队，达到“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的目的。0.保马法，是为了解决军马缺乏而令民户养马的新法，全称为保甲养马法，开始于熙宁五年五月实行于开封府属县，次年八月推行于整个华北地区，定额为8000匹，后增至万匹。民户自愿养马，每户一匹，最多二匹，官府供马或自买马官府给钱，每养一匹马每年可免“折变缘纳钱”4400文等优待办法。 19 《宋史》卷329《邓洵武传》。 三年（04）六月，又将元祐、元符党人与上书邪等者，删去一部分后合并为“元祐党籍”，以司马光为首，共309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有与上述三项无关的改革派章惇、曾布等0余人。并刻石于文德殿门东壁及各州、府。 被当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形成以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蔡京、王黼先后任首相或太师、太傅，依靠宦官童贯、梁师成，以朱勔、李彦为爪牙，控制着整个徽宗时期的朝政，逢迎着臭名昭著的昏君宋徽宗，使北宋末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腐朽的时期之一。 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三千索（“索”意与贯同），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如和预买，原是官府春季预先出钱预买，民户夏、秋随两税纳绢，自愿进行的钱、绢贸易。后改为硬性分配给民户，预付的钱改为三分给钱、七分给盐。徽宗时先是不给盐，后又不给钱，完全成为民户新的赋税。又如盐茶官府专卖，徽宗时改为全面实行钞引通商，连茶笼、盐袋也规定向官合同场购买，除交纳通常的过境税和营业税等，还要交纳“头子钱”、“秤提钱”、“市例钱”等等。又如征收所谓经制钱，是“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2。苛捐杂税，积累了大量财富，“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3，大兴土木，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财大修各自的豪华宅第。为了阻止其他官员的议论，诏书也不依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复核、上奏后颁行的正规途径，而是请徽宗亲书后即颁行，称为“御笔手诏”，甚至请宦官杨球代书，号称“书杨”，以达到他们任意胡作非为的目的。 当蔡京受到群臣攻击而被迫罢官致仕时，王黼继而擅权，虽一方面罢除了蔡京施行的一些苛政，另一方面则更加紧搜刮民财，以供徽宗任意挥霍。蔡京当政时，重用苏州人朱勔主持苏州应奉局、杭州造作局，年复一年地强取民间奇花、异木、怪石。当时由十艘左右的船只组成的一个运输船队称一纲，大量的花石竹木由船队经运河运往都城开封称为“花石纲”，由于抢夺来的花石竹木数量之多，络绎不绝的花石纲船队，致使运河航道不畅而部分改用海运。应奉局的官吏在抢夺民间花石竹木时，乘机敲诈勒索，逼得民户拆房毁屋，甚至卖妻鬻子，倾家荡产，民怨悠悠，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方腊起义。 徽宗初年，宦官杨戬先设“稻田务”，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立法，可以种稻的田土，收索民户田契，辗转追寻，直至无契可证，将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种植户即作为佃户，须交纳公田钱，继而推广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又设“营缮所”，检括公田。后皆并为“西城所”，所有荒地废田都作为公田，强令百姓承佃，交纳公田钱。宣和三年（2）杨戬死后，宦官李彦继任，更为凶狠残暴，凡民间好田，指使他人诬告为荒田，田主虽有地契也无用，即括为公田，甚至鲁山（今属河南）全县的农田都被朱弁《曲洧旧闻》卷0。 2《宋史》卷79《食货志》下一。 3《宋史》卷472《蔡京传》。 括为公田，原业主即作为佃户，许多投诉者受刑致死。弥漫数百里的梁山泺（泊），是济州（今山东巨野）、郓州（今东平）数县沿湖渔民赖以生存之所，也被按船只强行收取赋税，逃税者按盗匪处罪。在李彦及其党羽的摧残之下，北方也是民不聊生，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 宋江起义宣和元年（9）宋江起义于河北路，同年十二月已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军，被称为“河北剧贼”，北宋朝廷曾下诏进行招降。但宋江未受招安，而是于次年转战南下京东路，被称为“京东贼”，活动于青、济、郓、濮（今山东鄄城北）诸州境内。这时南方的方腊举行起义，发展迅猛，亳州（今属安徽）知州、前执政侯蒙上书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徽宗即任侯蒙为梁山泊附近的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安宋江，侯蒙未及到任即病死。南宋时传说宋江起义军在梁山泊活动，可能就在这个时期。 其后宋江移军南下，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圆假作同意起义军借道而袭击南下的宋江起义军，起义军遭受较大损失后，“北走龟蒙间”2。宣和三年初，宋江起义军南下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朝廷派官军追击，起义军继续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今淮安）地区，又被称为“淮南盗”。起义军转而北上，途经沭阳时3，遭到县尉王师心邀击，略有损失。二月，在海州（今连云港市区西南部）为知州张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4。而另一种记载是宣和四年夏季，折可存在参与镇压方腊起义军之后，又“奉御笔，捕草寇宋江”，宋江向何人投降，已无从考证。 李若水在《捕盗偶成》中，记载了宋江投降后的简况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2宋江起义军的规模虽不大，但战斗力较强，活动的地区离首都开封又较近。起义军的三十六个将领投降后又同日封官，在首都行进时趾高气扬的神情，给居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关于宋江起义军三十六个将领的传说、画像、说唱曲艺、话本小说的传播在南宋时已是名闻遐迩，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更使宋江之名妇孺皆知。方腊起义《宋史》卷35《侯蒙传》。 2张守《毗陵集》卷3《蒋圆墓志铭》。 3参见陈振《宋史研究中官制引起的几个问题》第二节《沭阳之战到底说明了什么？》等，《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983年版。 4《宋史》卷353《张叔夜传》。 939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的《折可存墓铭》，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978年第若水《忠愍集》卷2。 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是方腊起义军。方腊是两浙路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青溪（今淳安西）西部山区的帮源洞（通峒，指山谷地区）漆园主（一作佣工）3，屡遭“造作局”酷取，他利用包括明教（摩尼教）等各种秘密宗教组织起义，为里正发觉，遂杀里正而于宣和二年（20）十月起义，次月即建立政权，首先攻占青溪县城。深受“花石纲”之害的两浙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随即攻占睦州、歙州，消息传到首都开封，徽宗立即派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童贯统率数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迅速南下，而起义军差不多与此同时，已攻占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方腊拒绝部属关于北上抢占江宁，控扼长江天险抗击官军渡江的建议，而是主力南下，先后攻占婺州、衢州、处州（今丽水西）等地。 北宋官军于宣和三年正月，受命首先抢占江宁、润州。当正月下旬，北上的东路起义军围攻秀州（今浙江嘉兴）之际，东路官军也到达秀州，起义军在官军的内外夹击下退往杭州，二月中旬官军攻占杭州。北上的西路起义军，先后受挫于旌德、宁国、歙州。三、四月之际，官军又攻占衢州、婺州等地。四月中旬，方腊放弃青溪，退回西部山区帮源洞，帮源洞在东西两路官军的夹击下，激战数日后起义军战败，二十六日，方腊为官军小军官韩世忠所俘，起义失败。起义军的余部转战于浙东地区，至八月间，才最后失败。方腊被俘后被解往首都开封，于八月下旬被杀害。 北宋朝廷虽然镇压了方腊起义，但并没有吸取教训，革新政局，而是更为黑暗，其时距北宋被金灭掉不过5年左右。 3“佣工”之说，出于清代乾隆、嘉庆时的《方氏宗谱》中元代后期依据方庚后代传说撰写的《方庚传》，不可信。参见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979年第7期。第八章金的兴起与宋的南迁第一节女真族的兴起与金政权的建立女真先世女真先世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源出自靺鞨七部中的黑水靺鞨，原居住在今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以下的黑龙江流域的南北地区，后来黑水靺鞨有一部分向南迁徙。当契丹建国后，在译名上始被称为“女真”。在女真始祖函普时，生女真完颜部居住在仆干水（今牡丹江、镜泊湖附近）。函普从今朝鲜的咸镜北道（当是黑水靺鞨一支迁于此者）来到居住在仆干水的完颜部，因他为之立约解决了完颜部与其他部族的哄斗，娶同部与完颜邻寨姓结徙姑丹、名鼻察异酋长的室女为妻。后女真众酋长结盟，函普又被推为首领。从此，完颜部内便出现函普一系的完颜氏（宗室完颜）与其原来同部的完颜氏（异姓完颜），以及与函普有族属关系的疏族（同姓完颜）。后来又出现以完颜等几个著姓为主的包括各姓在内的白姓与黑姓几个婚姻集团。 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军事部落联盟函普时女真已进入父权制的氏族社会末期，到献祖绥可时又迁居到海古水，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开始冶铁、耕垦树艺、修筑房屋、造舟，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阿什河）之侧。昭祖石鲁在绥可发展的基础上，已由亲属部落联盟发展为更加扩大和持久的军事部落联盟，稍立条教，部落渐盛，并接受辽赐给的惕隐官职，在氏族内展开新旧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始以完颜部确立的条教治理诸部。在发展斗争中函普家族一系完颜姓虽已取得军事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而作为军事部落联盟政治辅佐人物则由同部完颜姓中担任。其初是由同部完颜姓的石鲁辅佐昭祖，昭祖称“勇石鲁”，即联盟军事首长；石鲁称“贤石鲁”，即军事首长的政治辅佐，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国相，女真人军事部落联盟内实行的是军事、政治的二府制，后来作为军事首长的政治辅佐称国相，由雅达担任，雅达属同部完颜姓。由此可见，在景祖没有把国相交给本家族肃宗之前，是由同部完颜家族中选任的。实际上是函普一系与同部完颜氏共同管理军政事。 景祖乌古廼时，是女真军事部落联盟组织扩大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景祖继承其父昭祖石鲁的事业，他在其母徙单氏的下，在对本氏族的旧势力和同各部的斗争中确立了自己军事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景祖把昭祖所建立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更加扩大和发展，对那些不肯听命的各部加以制服，于是“景祖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联盟组织空前扩大和发展起来。景祖被辽任命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官属、纪纲渐立。所谓官属，只不过是军事联盟内的职掌分函普、绥可活动见《三朝北盟会编》卷8引《神麓记》及《金史》卷《世纪》。《金史》卷《世纪》。 工的制度化。《金史·百官志·序》“金自景祖始建官属，统诸部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其官长，皆曰勃极烈，其部长曰勃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勃堇出现在始祖时，勃极烈是勃堇的转音，勃极烈与勃堇分职，据此记载则出现在景祖立官属时，即勃极烈成为联盟中最高职掌的官长之称，而勃堇为部长之称。但景祖、世祖身为军事联盟首长，仍称“诸部长”、“众部长”，不称“都勃极烈”，地方的小部落联盟首长亦称“都部长”，直至穆宗由于太祖的建议才取消地方称“都部长”的资格。由诸部长改称为都勃极烈，是联盟的部落长向官职演变的结果，联盟首长已不再是单纯的诸部之长，而成为官长之长，康宗去世，“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2即是这一变化事实的反映。随着这种变化，勃极烈成为联盟内最高官属之称，以他们为主组成官属会议——议事会，而勃堇逐渐演变为一般官吏的称呼。景祖为加强本家族在联盟中的绝对地位，用财物和马匹换取了雅达的国相，由三子颇剌淑（肃宗）担任，从此这个重要职位便由本家族所掌握。景祖凭借着“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命劾者与世祖同居，劾孙与肃宗同居，由劾者、劾孙治家务，世祖、肃宗、穆宗为联盟首长的继承者，从而确立了世袭制，否定了联盟长的世选制。 女真庞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形成于景祖时，但是联盟内部不是团结和十分巩固的。此后主要是围绕联盟首长和国相而发生斗争。跋黑是世祖叔父，不仅不能充当联盟长而且世祖命他为勃堇不许领兵。桓■、散达因其父雅达被夺去国相不满，温都部乌春及纥石烈部腊醅、麻产也与联盟离心，于是联合反抗。肃宗、穆宗时斗争仍在继续，如穆宗袭位之初，诸父之子习烈、斜钵与诸兄反对说“君相之位，皆渠辈为之，奈何？”同部完颜欢都说“汝辈若纷争，则吾必不默默但已”。终未酿成大乱。经过世祖到穆宗的斗争，部落联盟异常巩固，“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金盖盛于此”2。在发展和巩固联盟中，太祖完颜阿骨打作出重要贡献，如他建议取消地方都部长的称呼，把名称集中到完颜部首领一人身上；他建议令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驰驿，把号令统一到联盟中来。 社会组织结构女真部落联盟发展的层次，最初是把亲近的分散的氏族部落联合起来，出现众多的地方的小联盟，其次是把分散的不持久的小联盟结集成为大的联盟，最后以完颜部为核心，统一为一个巩固持久的庞大的联盟，这样国家就即将产生了。从领地看，由氏族部落的领土发展为地方的小联盟和大联盟的领地，最后统一为一个共同的领地。女真建国前，已非氏族血缘，而是以部族的地缘为主要基础的。建国前，女真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 地域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其突出的表现在以地缘为特点的城堡、村寨组织在各地的普遍出现。在城堡、村寨组织中除由血缘构成的家族外，还2《金史》卷2《太祖纪》。 《金史》卷8《欢都传》。 2《金史》卷《世祖纪》。 包括非血缘的居民，在一个家族组织中既包括本家族的成员，也包括来自非本家庭的奴隶（即隶人、奴婢、部曲）或收养的人，通称之为“家人”。这些家族的奴隶不同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他们还未完全失去人格，尚可随同当兵。一般平民被称为庶人或部民，氏族贵族是指那些“官属”和“耆老”。在女真军事部落联盟时，存在着由氏族贵族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和人民大会。《金史·太祖纪》记载“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令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这是一次贵族议事会（在内庭）与人民大会（在外庭）同时召开的大会。会议的召集与主持者是康宗，贵族议事会参加者是诸官属，议题是讨论民间逋负与如何还债的问题。先由内庭议事会讨论作出解决方案，然后由太祖在外庭人民大会上宣布。“众皆听令”，即参加大会的民众一致通过，“闻者感泣”，即表示未参加大会的也以感泣之情表示拥护，方案的公布取得了“远近归心”的效果。但随着历史发展的要求，议事会越来越变成官僚的机构，即将由皇帝（原都勃极烈）主持的诸勃极烈（中央的最高统治机构）所代替。 在女真氏族社会的氏族部落中，出现了私人家族的家兵和部落兵——猛安、谋克。开始是非常设的，后来发展为常设的军队，猛安、谋克长成为军职的氏族贵族，并进而演变为生产、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地方行政组织。《金史·循吏传·序》记载“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即皇帝位前一年）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由以夫计的军事组织改革为以户计的地方行政组织，标志着这种制度是为建立国家而制定的。 在女真社会中，当时还没有出现私人土地所有制，但家族的占有制已经出现，土地所有制的最高权限向国家的代表者君主集中，这也是土地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勃堇与勃极烈成为国家的一般官吏与高级官吏，史称为官人和大官人。勃堇、勃极烈的官制化则与猛安谋克成为社会统治的官（政事）与职（军事）的区别。实际上猛安谋克本身也分为军官、地方官与封爵。 在女真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的变革中，对完颜部所确定的新的条教的推行，使女真统一民族的形成以及对社会的变革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促进了女真各部族制度的统一。女真人由分散的部族发展为统一民族的过程，也就是国家的形成过程，除内部的原因外，也有外部的原因，如辽朝的先进制度对女真的吸引和影响，女真人为了防御契丹保存自己，也加速了女真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时为了反抗辽朝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也加速了其政权建立的过程。 金政权的建立完颜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后，便把反辽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为反辽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辽天庆四年（4）九月，辽朝加强对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的防御，阿骨打集诸路兵誓师于来流水（今拉林河），举起抗辽斗争的义旗。接着攻占辽的宁江州、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的吐什吐）、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咸州（今辽宁开原）。随着战争的胜利，新的占领区的扩大和降附者的增多，以及女真社会内部奴隶制的增长，旧的氏族制度已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国相撒改派其长子宗翰和欢都长子完颜希尹等劝阿骨打立国称帝，阿骨打弟吴乞买和撒改、辞不失等又劝进，终于在次年（辽天庆五年，宋政和五年）正月初一日（5年月28日）即帝位，国号为金，年号为收国，是为金太祖。 金朝诞生在抗辽斗争的凯歌声中，是在氏族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金朝从建国伊始就确定了以农为本，不改易旧俗，发展奴隶制和抗辽灭辽的对内对外的方针。为建设和巩固新建立的奴隶制国家，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把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改称为皇帝，确定皇帝在全国的最高统治地位。立储贰，以谙班勃极烈为皇帝继承人，仍保持兄终弟及制。在中央设最高的统治机构，把国相与勃极烈结合起来称国论勃极烈，把原来由官属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改革为由诸国论勃极烈组成的相府。以猛安谋克为地方行政组织，并用猛安谋克改编汉人和渤海人等，因地制宜在女真人聚居地方设万户府路，在原辽地方建立都统、军帅司下的路，在个别地区设都勃堇的路。禁止同姓为婚，确定新的法制，刑、赎并行。命完颜希尹创女真文字。 作为女真人国家产生的诸因素已孕育在氏族社会之中，但那只是雏形，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女真族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和确立，但仍残存着氏族制的余痕。 第二节金灭辽金朝建立，得到辽东渤海杨朴等人的，他帮助建立制度，筹划灭辽，所以金在建立政权之初，就已确定了继续抗辽灭辽和取而代之的方针。但是金与辽的战争前后有变化，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属于抗辽战争的时期，后期则为统一战争的时期。 攻占辽东京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即帝位后，坚持抗辽斗争。抗辽斗争的宗旨是致辽之罪，以义师征伐无道，这诚如在来流水起兵，申告于天地时所说“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郏徘氩磺病＝窠首镉诹桑斓仄浼又！笔展暾拢鹛媲鬃粤毂チ赏持味狈脚孀宓闹卣蚧屏n窦峙┌玻紫裙ハ麓锫彻懦牵n袂肮匏姑晒抛遄灾蜗氐乃3牵旁鹿ハ禄屏a商祆竦畚叛堵势醯ぁ10壕?余万向金军进讨，金太祖以2万兵迎战。两军战于护步答冈（今黑龙江五常西），辽军大溃，死者相属，天祚帝逃往长春州（今吉林大安西北），辽军主力被击溃，为南下夺取辽东京奠定了基础。 在辽军屡败的情况下，辽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叛变，各族人民起义和士兵厌战的情绪也不断高涨。当时辽国“军中汹汹，迟疑不行”，溃不成军。辽初对契丹人杀汉人从不加刑，但这时对本族人也不能再信任，“命汉儿遇契丹则杀之”2。于是辽之军民纷纷向金归附。阿骨打兴师与天祚帝相反，对内则不断论功行赏，对来归附的各族人民也尽力安抚。收国二年正月，下诏“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3阿骨打在对辽的问题上有作战的长远打算，对所俘附的东京渤海人多行释放或留养，以便日后为其效用。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渤海人等的拥护和，起到瓦解敌人的作用。 收国二年闰正月，辽朝的统治进一步分裂，渤海人反辽复国和归顺于金朝的浪潮更加兴起。东京渤海人高永昌据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反辽，称大渤海国皇帝，据有辽东50余州，改元隆基。天祚帝派萧韩家奴、张琳等镇压，高永昌向金求援。高永昌的反辽复国，对辽朝来说是民族的分裂，削弱了辽的力量，有利于金朝，但高永昌复国终于要发展为地方的割据势力，对新兴起的金朝来说是所不能允许的，乘机进讨高永昌是金进军抗辽的一个组成部分。四月，太祖以斡鲁统内外诸军，与蒲察、迪古乃会同咸州路都统斡鲁古，合力讨高永昌。辽为阻止金军南下，派军万攻昭散城（当在今吉林海龙东《金史》卷2《太祖纪》。 《契丹国志》卷0《天祚帝纪》。 2洪皓《松漠纪闻》。 3《金史》卷2《太祖纪》。 南）。金派阿徒罕、乌论石准击辽军，辽军大败，于是斡鲁南下攻沈州（今辽宁沈阳）、东京。五月，高永昌兵败被擒，东京州县尽为金所有，渤海、汉人、易苏馆女真归附，以斡鲁为南路都统。 攻取辽上京天辅元年（辽天庆七年，7），金军获悉辽在长春州和泰州（今吉林白城东南）方面没有任何准备，奏闻太祖。太祖决定派斜也取长春州，派宗幹、宗雄攻金山县（今黑龙江齐齐哈尔西），然后两路合攻辽西北重镇泰州。宗幹、宗雄所率领的攻取金山县的队伍，行近白鹰林，获辽哨兵七人，纵其一人回县城。县人闻金大军已到，不战自溃，金军顺利地占领金山县。宗雄以兵三千属宗幹，招集尚未降附的诸部。宗幹择选土人之有才干的，以诏书招谕，于是女古、脾室四部及渤海人都降，接着攻下泰州。 同年九月，辽为抵抗金军西进，招募饥民得2万多人，其目的是使这些辽东人报怨于女真，叫做“怨军”，以渤海铁州（今辽宁盖县东北）人郭药师为渠帅。这时在辽统治的境内更加**。十二月，金军大举进攻，败辽军于蒺藜山（今北镇、义县之北），拔显（今北镇西）、乾（今北镇南）、懿（今彰武西）、徽（今阜新北）、成（今阜新西北）、川（今北票南）、惠（今建平北）等州。天辅二年正月，辽双州（今铁岭西）节度使张崇降。六月，通（今吉林四平）、祺（今辽宁康平东南）、双、辽（今新民东北）等州800余户来归。这时辽上京已处于被包围之势，辽朝的灭亡大局已定。在这种形势下，引起了金、辽、宋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从辽朝方面看大势已去，派太傅习泥烈来封太祖为“东怀国皇帝”，目的在于缓兵以求喘息；从宋朝方面看，见金势强大，辽即将灭亡，也在此时派使到金，约定与金夹攻辽。金太祖为把握灭辽的目标，同意与宋联盟。 天辅四年，金决意攻取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上京留守挞不野投降。天祚帝逃往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金班师。天祚帝在中京大定府，闻辽军败，“昼夜忧惧，潜令内库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骏马二千匹”，准备逃跑。他还厚颜无耻地说假若女真军来时，我怕什么，我有很多日行三百五十里的骏马，又与宋是兄弟，和西夏也是舅甥关系，两处都可以去，到那里也不失一生富贵。但当他又听到金军已班师未来进攻时，却又洋洋得意地说“威德可加，彼何能为，复自纵肆。”这是一张令人可憎的丑恶的亡国者脸谱。 金破辽上京，捣毁了辽朝统治的中心，占有辽过半的土地，金抗辽斗争已取得彻底胜利，即将使金对辽的战争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天辅五年（辽保大元年，2），辽都统耶律余覩来降，得辽虚实。耶律余覩降金，标志着辽契丹贵族内部的分裂，现在的形势已不再是抗辽，而是如何把统一（辽境的）战争进行下去的问题。由金太祖所领导的对辽战争，从此便转向第二个时期的灭辽统一战争。 连克诸京《契丹国志》卷0《天祚帝纪》上。 金太祖以斜也为内外诸军都统，以完颜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磐为副，率大军伐辽。下诏“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又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国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以前的对辽战争是“重吊伐之义”，与民除害，现在则是“欲中外一统”，得辽神器代而统治之。 天辅六年，金军攻克高（今内蒙古赤峰东）、恩（今赤峰南）、回纥（亦当在今赤峰一带）三城，取中京，进据泽州（今河北平泉南）。天祚帝逃往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斜也与宗翰分道追捕，天祚帝又逃到西京（今山西大同）。金军占领西京后，进而招降了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云内（今土默特左旗东南）、宁边（今准格尔旗东）、东胜（今托克托）等州、军。原奔逃在辽的纥石烈部长阿郾磺堋l祆竦塾痔尤爰猩剑n袢胛鞅保a拢鹛娲由暇┏龇3坊魈祆竦鄣酱笥悴矗u奔从愣衲诿晒趴耸部颂谄煳鞔锢磁刀祆竦塾痔尤ァj孪蜓嗑赡暇癖本┙3耸毖嗑┬〕14纱疽阉溃舻洛霰迹嗑┙怠＝鹫剂煅嗑环矫媛男杏胨味┑暮驮迹蜒嗑┝葜赜胨巍n勇场19谕燃绦凡短祆竦邸a硪环矫妫捎谝颜剂煸珊喝说难嘣频厍谕持沃贫壬喜坏貌皇视π碌谋浠鞒鲂碌母谋洌丛谠珊喝说厍孕泻褐疲晒ソ衔ゴ康耐菩忻桶材笨酥疲奈媳泵娴牧街种贫炔4妗l旄ㄆ吣辏鹛嬉宰笃蠊嗝苁梗枋嗝茉河诠隳ㄓ葜嗡窈颖辈瑁桓钠街荩n衤┪暇哉啪跷羰兀笳啪蹙菽暇┏桥呀穑弊笃蠊Ⅻbr /> 同年八月，金太祖死，弟吴乞买即位，是为太宗，基本上继承太祖事业，继续平定张觉，张觉叛军被宗望平定，张觉逃奔于宋。张敦固以南京降，复叛，阇母则执杀张敦固。宗望以平州为鉴，奏请不在汉人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保留汉制，与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共同裁决大事。 抚夏灭辽金对当时西北的西夏没有出兵，主要是争取其对金称藩。天会二年（西夏元德五年），金太宗命宗翰、宗望与西夏商议割地议和，把下寨以北、阴山以南的原辽地割给西夏。西夏向金上誓表称臣，接受金朝的主属。 金太宗即位之初，对宋朝守太祖的命令，与西夏议和，这主要是为稳定南京（原平州）的形势以及进一步擒捉辽天祚帝，这是当时灭辽所需要的，也是为巩固金代辽而统治所需要的。金对宋不断派遣使臣通好。 天会二年（辽保大四年）十月，辽天祚帝想逃往天德军，进驻应州西余睹谷。完颜娄室派兵追击。天会三年三月二十日（25年3月2日），天祚帝被擒，辽亡。金派李用和等充告庆使如宋。金封天祚帝为海滨王，居于长白山东，天会六年（28）病死。 金灭辽后，继辽与宋对峙。金与辽不同，是个新兴起的政权，这个政权的出现和发展使当时南北双方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亦不再是金宋夹攻灭辽，而是金代辽与北宋的和战问题。金代辽而为宗主。 《金史》卷2《太祖纪》。 《金史》卷2《太祖纪》。 第三节宋的南迁宋金燕云交涉北宋末年，政治，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宋徽宗、蔡京、童贯统治集团想乘辽朝衰亡之际，采取联金灭辽的战略，夺取五代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以建立万世功业。 政和元年（），郑允中、童贯使辽，辽人马植夜谒童贯献灭辽之策，受到童贯的重视，遂约马植归来，马植到宋首都开封童贯家后，上书给徽宗，献计宋派遣使臣自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渡海到辽东与女真结盟，共灭辽朝，可以夺取五代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深受徽宗赏识，赐马植姓名为李良嗣，后又赐姓赵。金朝建立后宋曾遣使渡海，但未能登陆而回。重和元年（金天辅二年，8）马政使金口头表达宋金联合攻辽及燕、云地区归来，金遣散覩等人使宋商议结盟事务。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20）宋遣赵良嗣、马政先后使金，金亦数次遣使来宋，双方议定夹攻辽朝，辽燕京由宋军攻取，金军进攻辽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等地，辽亡后燕云地区归宋朝，宋将原纳给辽朝的岁币转给金朝，史称“海上”之盟。 但是，由于宋军，缺乏战斗力，数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燕京），均被辽守军打败，辽南京还是由金军攻占。宋每年加付一百万贯钱为代税钱，随同每年的“岁币”交付给金朝，宣和五年四月，金方将燕京及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归宋。但燕京居民大部已被金俘往东北作奴隶，宋所得的只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残破不堪的一座空城，宋设燕山府路统治新得的燕京地区。云州（辽西京）地区，金太祖也表示在宋出犒军费给金的条件下归属宋朝。五月，金已许将朔（今属山西）、武（今山西神池）、蔚（今河北蔚县）三州先归宋，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就因同年六月金太祖病死而中止。 金太宗即位之初也是遵守盟约的。天会二年（宋宣和六年，24），当时的主将宗翰、宗望都反对割山西地与宋，太宗还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2宗翰、宗望反对割山西地，《金史·宗翰传》有一段记述很清楚“宗翰复奏曰‘先皇帝征辽之初，图宋协力夹攻，故许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后，请加币以求山西诸镇，先皇帝辞其加币。盟书曰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今宋数路招纳叛亡，厚以恩赏。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贯，尝期以月日，约以誓书，一无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宁，割付山西诸郡，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请。”据此宋朝亦知求山西地并非失约，因之请加币以求之，金太祖不要宋朝的加币独许之，这是把合法占领的原辽地让给宋，其目的是为和好，其条件是“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宗翰认为宋朝已违反条件的规定，是败约的行为，因此反对再割山西诸镇与宋朝，同时也是从巩固金朝西边的形势出发的。 《三朝北盟会编》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引《平燕录》。 2《金史》卷3《太宗纪》。 金军侵宋宋宣和五年五月，降金辽将、金南京（平州）留守张觉据平州（今河北卢龙）叛金，六月初，张觉兵败逃往燕山府，为宋朝收纳，招纳叛亡破坏了宋金盟约，“失信于金，必启外侮”，宋随后虽将张觉处死并将人头函送给金朝，还是成为金太宗侵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25）三月，金俘辽天祚帝，扫清了除西迁的耶律大石外的辽残余势力。金将宗翰奏“宋数路招纳叛亡”，“斡鲁奏宋不遣岁币户口事，且将渝盟”，“宗翰、宗望俱请伐宋”2，金太宗于同年十月下诏攻宋。 金军兵分两路，西路军以左副元帅宗翰（粘罕）为统帅，自西京大同府（云州）南攻太原（今属山西）。东路军以南京路都统宗望（斡离不）、六部路都统挞懒为主将，自南京（平州）西攻燕山。 十一月，东路金军占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十二月初，西路金军统帅宗翰首先派使臣前往太原，要童贯“急行奏请只且割与河东、河北两路地土，以大河为界，存取大宋宗庙社稷”。童贯立即逃向开封。宗翰随即自河阴（今山西山阴东南）南下，首先攻占已属宋朝的朔州（今属山西），又克代州（今代县）、忻州（今属山西），遂围太原。同月，东路金军进至三河（今属河北），大败宋军郭药师部于燕山府东之白河（当即今北京通县东潮白河），又败另部宋军于古北口（今属北京），郭药师以燕山府降金。 当金军进围太原，占领燕山府消息传到首都开封，昏君徽宗才下诏“罢浙江诸路花石纲、延福宫、西城租课及内外制造局”，“罢道官，罢大晟府、行幸局”2、应奉局等。在金军大举南下的情况下，徽宗只想逃跑，匆忙任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并下诏各地起兵勤王，并企图以太子“监国”名义，将抗金的重任推给太子赵桓。徽宗急于逃往南方，几乎是在吴敏、李纲等人逼迫下，于当年十二月下旬传位给太子，是为宋钦宗。 东路金军在攻打中山、真定两府时，未能攻占，遂越城南下。钦宗即位后，东路金军相继攻占庆源府（今赵县）、信德府（今邢台）。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2）正月初，东路金军又占领相州、浚州，黄河南岸的守军焚河桥溃逃。初三日消息传到开封，作为太上皇的徽宗立即于当天半夜出逃。东路金军迅即渡河南下，初七日即到达开封城下，开封军民在执政、东京留守李纲的率领下，打退金军的多次进攻。但金使要求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宰相、亲王为质的条件下退兵时，钦宗决定派九弟康王赵构、少宰（次相）张邦昌前往金军中谈判，当二月初宋钦宗直接主使的宋军夜袭金军失败后，却随即将李纲罢职以示求和诚意，并同意割让三镇。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及数万居民群起反对，要求李纲复职领导抗金斗争，钦宗不得已而恢复李纲执政职务兼京城防御使，但继续进行割地求和的活动。当宋朝勤王军兵不断到达开封，西路金军因久攻太原不克而滞留在河东未能前来。在《宋史》卷22《徽宗纪》。 2《金史》卷74《宗翰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23，宣和七年十二月三日。 2《宋史》卷22《徽宗纪》四。 钦宗同意割让三镇，改以三弟肃王赵枢代替赵构、张邦昌由少宰升太宰（首相）作为人质的条件下，二月九日东路金军从开封退兵。西路金军在太原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留部分金兵攻城外，主力转而南下，连下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长治），到泽州（今晋城）时，遇到北上的宋割地使后北返。 徽宗逃到镇江后，随即以太上皇帝圣旨，将东南地区的“递角（报告）”、“纲运（物资）”和“勤王”的军队扣留，掌握东南地区的军、政、经济大权，企图重新上台当皇帝。钦宗为了维护帝位，不仅首先贬逐“六贼”中的王黼、李彦、朱勔，不久又将王黼、李彦、梁师成处死，随后将徽宗身边的童贯、蔡攸，以及南逃的蔡京贬官，并下诏太上皇宋徽宗不得干预政事。徽宗被迫以密信向钦宗表示，愿回开封，“乐处闲寂”，不再“窥伺旧职”（重当皇帝），回开封后行动即受到限止。蔡京死于贬途，蔡攸、童贯、朱勔等相继被处死。 虽然宋钦宗下诏割让三镇以求和，但太原、河间、中山三府军民不接受割地诏书，西路金军主将宗翰只得留下部分金军继续攻打太原，自己退回大同。东路金军也在宋将种师中率宋军尾随的情况下，暂时退回燕京。 宋钦宗在李纲等坚持抗金与三镇军民抗拒割地的形势下，二月中旬又废除割地议和的协议。种师中等率军西进增援太原，主力于寿阳与金军遭遇，五战三胜，继续向榆次进发，增援太原。在榆次又与金军相遇，宋军饥困交迫，激战近半日，另两支援军又失期未能到达，种师中部宋军溃败，师中战死，河东其他宋军也连连战败。 八月上旬，金太宗以宋废除割地和议，命宗望、宗翰分率东西路军第二次侵宋。王禀率军民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坚守太原长达八个多月之久，终于在九月初被金军攻破，王禀率军巷战兵败后自尽。十月初，重镇真定府以二千宋军抗击东路金军主力围攻近四十天后被攻占，宋将刘翊巷战后兵败自杀，太守张邈被俘不屈被害。两路金军攻城略地迅速南下，宋钦宗又急忙派出康王赵构为使、刑部尚书王云为副使，前往东路金军统帅宗望军前，再次同意割让三镇。东路金军已经再次渡河南下，金使提出划河为界，宋钦宗立即派出执政官耿南仲、聂昌分使两路金军统帅宗望、宗翰军前，同意划河为界议和，此时赵构、王云才到磁州，王云当即被磁州城人民杀死，康王赵构慌忙退还相州，耿南仲与金使前往卫州，乡兵要杀他们，金使逃走，耿南仲前往相州见康王赵构，相约起兵勤王。聂昌到达绛州，为守军所杀，都未能完成割地议和的使命。 十一月末、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先后到达开封城下，多次攻城，均为开封军民击退，但宋钦宗和右相何■等竟然听信骗子郭京以所谓“六甲神兵”攻打金军。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声称神兵出战而开城门逃跑，金军乘机攻占开封的城墙。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奉上降表，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二月六日（27年3月20日），金下令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四月初，宗望、宗翰押着徽宗、钦宗二帝“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北归。 金太宗已决定灭宋，另设傀儡政权以统治黄河以南原宋统治区。在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后，下诏册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在开封登基为帝，定都城为金陵（今江苏南京）。张邦昌是宋东光（今属河北）人，宣和元年（9）《靖康要录》卷4，靖康元年三月二十日。 起在宋朝廷执政。后升任少宰（次相），力主割地求和，并先后副康王赵构、肃王赵枢同为人质，升任太宰（首相）。金在册封他为伪楚皇帝后，于四月初撤军。张邦昌迫于形势，迎哲宗废后孟氏为宋太后，自己为尚书左仆射。金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而设立的伪楚政权，实际上仅历时32天便自行消灭。 宋的南迁北宋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中旬，钦宗在开封被攻危急之际，以蜡书诏令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同时任命坚守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孤城已达半年之久的知府陈遘为元帅，相州知州汪伯彦、磁州（今磁县）知州宗泽为副元帅，起兵抗金，入援首都开封。 康王赵构于十二月一日于相州建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此时金军早已攻占开封的城墙，北宋处于存亡危急之际，钦宗再次蜡书诏令赵构入援开封。赵构一面传檄河北各州府起兵会于北京大名府，于中旬派小部队南下汤阴（今属河南）作疑兵，自率近万军队出北门北上，经临漳（今河北临漳西南），踏河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副元帅宗泽率军二千人，信德（今邢台）知府梁显祖率部将张俊、杨沂中及三千军兵，刘光世、韩世忠也率所部，相继到达。副元帅宗泽主张迅速南下援救开封，遭到赵构、汪伯彦的反对。赵构要宗泽打着大元帅赵构的旗号，率数千军兵南下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向开封进发以吸引金军。自己则率大队人马于靖康二年正月初逃到东南方的东平府。二月下旬初，赵构等逃到济州。金军建立伪楚后，在济州的群臣即想奉康王赵构在济州称帝以重建宋朝，赵构采纳了宗泽的建议，前往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兴王之地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然后再即位当皇帝。当金军北撤，伪楚不得不自行消灭以后，垂帘听政的元祐皇后孟氏布告中外，由赵构嗣位当皇帝，张邦昌不仅率在开封百官上表劝进，还赶到南京表明拥戴赵构为帝，并当面认罪。赵构见时机成熟，遂于五月初一日（27年月2日）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后建都（行在所）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而称宋太祖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宋为北宋。南宋的建立延续了宋政权的统治生命。 高宗即位后，尊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后改隆祐太后，即孟太后），任命黄潜善为执政、汪伯彦为枢密院长官，分别兼任统兵的御营使和副使，实际掌握军政大权。封原伪楚帝张邦昌为太保、郡王，并参决大事。随后任命主张抗金的名臣李纲为右相，六月，李纲首先参奏张邦昌，张邦昌被贬往潭州（今湖南长沙），李纲随即进行抗金部署，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招抚河北地区抗金义军，岳飞投张所部下为小军官。又任命宗泽为开封知府（随即升为东京留守、开封尹）整顿首都开封，以备高宗回京。在高宗是回开封坚持抗金斗争，还是南逃的大政方针上，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高宗被迫表示“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宋史》卷24《高宗纪史》卷475《张邦昌传》引李纲奏议称“异姓建邦四十余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建炎元年六月庚申，李纲奏议中确是称张邦昌“异姓建邦四十余日”。当是据金太宗二月二十一日发出册立张邦昌为楚帝之日起计算。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高宗纪》于此处出注（注三）作“此处四字当作三字之误”的校记，欠妥。 都城（开封），可守；虽金贼，可战。”同时将孟太后、六宫及卫士家属发往东南，作南逃的准备。当八月初孟太后等离开封府到应天府后，高宗已决定逃往江南地区，遂于八月初升黄潜善为右相，李纲虽同时升为左相，但十多天后即因反对逃往东南而罢相，任相仅两个半月，高宗随即令孟太后逃往江宁。九月，金军按照与伪楚的地界划分，逐渐分兵占领河北、河东州县，而被贬的伪楚帝张邦昌也于同月下旬被处死于贬地潭州。为了躲避金军可能的南侵，十月初一，高宗立即从南京应天府乘船南逃，同月末即逃到扬州。南宋的建立、伪楚的消灭与张邦昌被杀，违背了金太宗不立赵氏而立异姓为帝，作为附属国的条件。宋高宗还否定了北宋钦宗割让河北、河东两路并成为金朝属国的承诺，而且任命了河北招抚使与河东经制使以图收复两河地区，公然与金抗衡。金太宗随即于同年十二月下诏进攻南宋，但在战略上是采取会师河北进攻南宋，还是先取陕西，然后进攻南宋，金军将领意见不一。金太宗决定“康王（赵）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于是，命娄室率西路金军，作为偏师，以进取陕西；左副元帅宗翰（粘罕）率军会合右副元帅宗辅（讹里朵）于濮阳（今属河南），组成东路金军，作为进攻南宋的主力，发动了南宋建立后金军第一次大规模南侵的军事行动。 附表北宋世系表（90—27） 《三朝北盟会编》卷，建炎元年七月十四日。 《金史》卷74《宗翰传》。 第九章南宋与金的对峙第一节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钟相、杨么起义金军渡江南侵宋高宗即位之初，首先处置了张邦昌，但害怕抗金会招致金可能把徽宗、钦宗二帝送回来，从而影响自己的帝位，因此决意走避江南。当时东京留守宗泽请高宗回东京开封，主战派宰相李纲提出“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但高宗都听不进去，即于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27）逃到扬州（今属江苏）。 同年十二月，金军开始第一次大举南侵，兵分两路西路由娄室攻陕窥蜀，次年攻占陕西中部许多州县。主力为东路由左副元帅宗翰（粘罕），右副元帅宗辅（讹里朵）率领，宗弼（兀术）攻陷京东州县，宗翰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渡黄河，克兖（今属山东）、郓（今东平），袭庆府（今济宁）等地。建炎三年正月末，金军由徐、泗（今盱眙北）二州奔袭扬州，二月初金军临近扬州之际，高宗仓皇渡江逃到镇江，喘息未定，又逃往杭州。金军小部队虽到达扬州，但主力仍在徐州，加上渡江有困难，金随即焚扬州北返。高宗于二月中旬逃到杭州后，立足未稳。三月初，将领苗傅、刘正彦即发动兵变，迫使高宗让位给3岁的儿子赵旉，孟太后垂帘听政，四月初高宗复位，苗傅、刘正彦后被处死。 高宗决定向金称臣求和，先后派出的两批求和使臣还在途中，金军第二次大规模南侵已经开始。金军仍分东西两路，西路再攻陕以入蜀，东路准备南越长江追击高宗。宋高宗此时正在建康，于是在同年八月间先让孟太后及六宫往洪州（今江西南昌）避难，自己接着于九月间又急忙从建康逃向杭州（升为临安府）。这时，金军宗弼已从京东南下渡淮，分两路南侵，一路从滁、和二州渡江攻江东，另一路从蕲（今属湖北）、黄（今属湖北）二州渡江攻江西。十月上旬，高宗不等金兵来到，随即在风声鹤唳中从临安渡过浙江南逃到越州。当金军宗弼于十一月中旬末渡江进攻建康的消息传来，高宗又于十二月初逃到明州（今宁波），并决定下海以逃避金军追击。金军宗弼随后即由广德军越过天目山，占领临安。高宗则从明州乘船逃到定海（今镇海），随即入海到昌国（今定海），金将阿里也渡浙江追击，取越州。建炎四年正月，金军攻占明州，高宗自昌国南逃台州（今临海）海边，金军阿里入海攻占昌国，并乘海船追击，被宋提领海舟张公裕引大舶击退，高宗又乘船逃往温州。二月初，金军退回临安，宗弼听说宋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将从江阴截击其后路。于是在二月中旬纵火烧临安城后北返，入平江府。三月，高宗离开温州，由余姚回到越州。宗弼也北返抵镇江，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金军渡江不成，沿长江西上，黄天荡（今南京东北）之战，金军大败。建康战役中，宗弼又被宋通泰镇抚使岳飞打败。五月中旬初，金军宗弼自建康渡江北返。 伪齐的建立及灭亡《宋史》卷358《李纲传》上。 伪齐是金继伪楚被灭后在黄河以南重建的又一个傀儡政权。 金朝进攻南宋的最初目的本想消灭南宋，在黄河以南重建傀儡政权，出兵前，金太宗曾说过“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金将宗弼渡江穷追高宗未获，不得不渡江北返，说明消灭南宋的目的在短期内达不到，决定随即在已占领的黄河以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高庆裔乘机献议于金左副元帅宗翰说“吾君举兵止欲取两河，故汴京（今河南开封）既得而复立张邦昌。后以邦昌废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无以恩归他人。”2宗翰即向金太宗推荐刘豫，挞懒也力荐刘豫，金太宗遂同意册立刘豫为伪齐皇帝。 刘豫，字彦游，阜城（今河北交河）人，原任宋朝济南知府，金左监军挞懒攻济南，刘豫杀抗金将领关胜降金。任金京东、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子刘麟任济南知府，金将挞懒率军镇抚刘豫控制的地区。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七月二十七日（30年9月日），金太宗册立刘豫为帝，国号齐，建都大名（今属河北）府，辖区为原宋朝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九月九日（0月2日），刘豫在大名府正式受金册命为齐帝，为金的子皇帝，以大名府为北京，东平府为东京，汴州（原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为汴京，刘豫登基后即仍回东平府，当年仍用金天会八年年号，改次年（金天会九年、宋绍兴元年，3）为阜昌元年。实际控制区为原北宋的京东、京西两路及淮南路的部分地区，绍兴元年十一月，金又将新占领的陕西诸路划为伪齐辖区。次年四月，刘豫迁都汴京，成为南宋与金之间的缓冲地区。 金朝在伪齐境内驻兵、干涉政治、索要巨额岁币，伪齐在境内又不得民心，宋朝旧臣大多不肯归附，“沿河沿淮及陕西、山东等路，皆驻北军，由是赋敛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签军只有30万，其余靠从南宋逃来的溃军，如宋行营左护军副都统制郦琼，流窜于江淮湖湘的李成，逃离荆湖的孔彦舟等。 绍兴三年，刘豫派兵攻陷南宋河南的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信阳市）以及湖北的襄阳府、郢（今湖北钟祥）随（今属湖北）两州。当年就被岳飞所收复，刘豫因出师不利，乞援于金，于是在次年七月，金、齐联合南侵。伪齐夺民船500艘，运载战具，派徐文取海道声言攻定海（今浙江镇海）；而以刘豫子刘麟率军会合金将宗弼为前军主力，配合挞懒、宗辅分道南侵。步兵从淮北的楚（今江苏淮安）、承（今高邮）南进；骑兵从淮南的泗州（今盱眙南）趋滁州。十月，宋高宗下诏征讨，令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守建康，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自镇江渡江。韩世忠用“伏兵四起”的办法打败金兵于扬州大仪镇，别将董旼也再捷于天长县的鸦口（今安徽天长东）。金兵惊溃，宗弼连夜退兵，并命刘麟兄弟退兵，伪齐兵弃辎重亦遁。金兵既退，南宋重新布置防务，由张俊屯盱眙，韩世忠屯楚州，刘光世屯合肥（今属安徽），岳飞屯襄阳。 《金史》卷74《宗翰传》。 2《三朝北盟会编》卷4，建炎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引《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四年四月庚寅。 绍兴六年，伪齐二次分道侵宋，刘麟兄弟窥伺淮南，被宋将杨沂中大败于滁州附近的藕塘镇（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从此即一蹶不振。伪齐不但不能与南宋抗衡，反而常被南宋打败，只是依靠金军的支援，才得苟延残喘，引起金朝许多大臣与将领的不满。加上主张建立赵氏以外的属国，统治原北宋地区的金太宗已去世，首荐建立伪齐的首相宗翰也已去世。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38年月日），在挞懒等人提议下，伪齐终于被废，金设行台尚书省于汴州。刘豫被降封为王，宋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4）九月死。 宋金对川陕的争夺早在建炎元年冬金军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南宋时，除东路由主帅宗翰、宗辅率军追袭宋高宗外，西路由大将娄室率军攻陕窥蜀，当年十二月，占同（今陕西大荔）、华（今华县）二州。建炎二年正月，入长安、凤翔，关陕大震。建炎三年春，金军又陷延安、鄜州（今富县）。建炎二年春夏之交，高宗正从扬星沉三国全文阅读州渡江南逃，惶惶不可终日，大臣中即有人看到川陕和东南关系的密切，知枢密院事张浚首先提出“中兴当自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并自请任川陕之事。高宗即任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于建炎二年七月到任，置幕府于秦州，练兵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用吴玠、吴璘兄弟为统制。南宋与金在关陕展开的争夺战从此开始，自建炎四年至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34）前后五年中，主要的战争有三次。即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 建炎四年七月，金将宗弼从建康渡江到后，即引兵趋陕西与娄室会合，由右副元帅宗辅指挥。九月，张浚合熙河、秦凤、泾原、环庆永兴军五路兵号称40万人、马7万匹，在渭水北富平丘陵地带决战，激战半日，金军先败后胜，关陕大震，史称“富平之战”。张浚从邠州（今彬县）退守秦州，关陕从此不能恢复。金军进驻德顺军（今宁夏隆德），张浚再退至兴州（今陕西略阳）。 绍兴元年十月，金左监军宗弼乘上年秋间富平战胜之势，西进至凤翔府西南的和尚原（今宝鸡市西南）。和尚原西南紧靠秦蜀往来要道的大散关，为军事形势之地。张浚任吴玠为陕西诸路都统制，扼守于此。时关陇六路已为金占有，南宋只剩秦凤路的阶（今甘肃武都）、成（今成县）、岷（今岷县）、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洮（今甘肃临潭）五郡及凤翔的和尚原、陇州的方山原（今宝鸡西）。所以，吴玠的扼守和尚原是死里求生。他吸取富平战败的教训，收散卒，积粮缮兵，为死守计，以图保蜀。又团结附近凤翔人民，使其夜输刍粟助军。金军自宝鸡攻和尚原。金军自侵宋以来，习于常胜，宗弼合0余万人，造浮桥跨渭水上，隔涧与宋军对峙，进逼宋军，吴玠命诸将坚阵以待，更迭休战，用劲弩分番迭射，矢注如雨，金军稍却则以奇兵绝其粮道，进兵夜击，遂大败金军，史称“和尚原之战”，为南宋在陕西最后一道防线的保卫战。 绍兴三年春，金将撒离喝会合伪齐刘麟从商於（今陕西商州至河南内乡一带）攻陷宋金州（今陕西安康），吴玠被动地从河池（今甘肃徽县南）驰《宋史》卷3《张浚传》。 援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北），与金军展开激战，宋军不支溃退，金军遂入兴元府，四川大震，吴玠放弃和尚原，退守河池南的仙人关，筑垒关右，号“杀金坪”，严阵以待。 绍兴四年二月，金将率步骑0万占领和尚原后，进攻仙人关，吴玠、吴璘以万人坚守关右杀金坪堡垒，以长刀大斧砍杀金骑兵得胜，迫使金军退屯凤翔，史称“仙人关之战”。张浚已于绍兴三年调回临安，陕西一地仅赖吴玠兄弟节制兵马，支撑局面，仙人关之战最大的贡献是保全了巴蜀。 两河、两淮抗金义军与“兵匪合一”的“游寇” 正当金军南侵黄河、长江流域，一方面是两河以至两淮人民义军纷起抗击金军，另一方面却是几股流窜骚扰江西、湖北的“游寇”，在宋军追击下，最后投降伪齐。 两河（河北、河东）或三河（加河南）的“忠义巡社”（或简称忠义军），是当时整个华北地区人民的抗金武装组织的统称，人民“愤于兵乱，自结巡社”，进行抗金斗争。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人数多达几十万。南宋初，他们接受南宋朝廷抗战派李纲、宗泽、张所等人的领导，在收复部分失地、截击敌人粮饷等方面，屡建奇勋。 太行山义军以太行山为根据地，太行山脉绵延于两河之间，地处金军南侵途中，有侧击的便利。太行山义军中最著名的是王彦的“八字军”。八字军以士兵面部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而得名，有众0余万。其总部设在太行山东麓的共城（今河南辉县）西山中，势力达到并、汾、相、卫、怀、泽等地区，他们与金军作战数十次，后归属宋东京留守宗泽。 两河红巾军是北宋末年开始的两河人民抗金的组织，以头包红巾为标志。他们联合宋朝抗金将士，“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见有脱身南归者，往往助以衣粮”2。他们曾劫过金朝左副元帅的营寨，几乎全部将其剿灭，可见力量之大。两淮山水寨是两淮人民自己起来武装，依山阻水，据险负固，与金军进行斗争的武装组织总称。时间从建炎三年（29）金军从江北徐、泗进攻扬州开始，至绍兴四年（34）金军北还止。在这短短五年的时间中，两淮著名的山水寨有招信军横山寨和泰州缩头湖水寨。 建炎初，刘位“聚乡民保守横山（今江苏盱眙西北），分乡民为军，使诸弟侄各统之。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道路”，“流移之人，渡淮（原作江，误）入招信（今安徽嘉山东北旧县镇）投横山为乐国”3。张荣原是梁山泊（今山东梁山南）渔人，两宋之际聚众二三百人于梁山泊，攻击金军，人称张敌万。建炎三年金军南攻扬州时，张荣船队南下至楚州（今淮安）鼍潭湖筑水寨抗金，有众万余人。建炎四年十一月，湖结冰，金军踏冰攻寨，张荣率船队南下通州，转入“缩头湖作水寨以守。挞懒在泰州，谋往渡江，欲先破荣水寨，尽载兵于舟，直犯水寨。时荣亦出数十舟”，张荣率军“弃舟登岸，大呼而杀之。金人不能骋，舟中自乱，溺水或陷于泥淖者不可计。挞懒收余众二千，奔还楚州”。张荣俘杀金军五千余人。当两河、两淮人民义军抗金的同时，南宋京西、荆湖南北、淮南东西诸路因金兵入侵而引起的溃卒、饥民，被野心家利用，流窜各地，蜂起为盗，多的达十多万人，少的也有几万人，骚扰各地州郡，南宋朝廷称之为“游寇”。其中最大的有流窜于江淮湖湘十余州的李成，盘踞荆湖南北数州的孔彦舟以及由江西经湘南窜道（今湖南道县）、贺（今广西贺县东南）等州的曹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丁卯。 《宋史》卷38《王彦传》。 2《中兴小纪》卷2。 3《三朝北盟会编》卷34，建炎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三朝北盟会编》卷45，绍兴元年三月二十日。 较小的如据蕲州（今湖北蕲春北）的刘忠，其中除曹成最后归附韩世忠外，其余李成、孔彦舟、刘忠先后投降伪齐，伪齐亡后降金。 李成原为北宋末年的河北、京东捉杀使，建炎二年八月，乘金兵南下而叛乱，攻掠淮东宿州和淮西光州（今河南潢川）。建炎四年，占淮西舒州（今安徽潜山）。绍兴元年春，已据有江淮湖湘十多个郡，有席卷东南之意，又围江东江州（今江西九江），陷江西筠州（今高安）。被宋将杨沂中与张俊夹攻，李成兵败渡江北走，窜入淮西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东南），李成部将马进为追兵所杀，李成北走投降伪齐。 孔彦舟原为南宋初年的东平府兵马钤辖，金军即将到来时，率领所部劫掠财物，渡淮南犯黄州。建炎四年钟相起义时，孔彦舟攻入鼎州（今湖南常德），后又率众移往潭州（今长沙）。绍兴二年，投降伪齐。 曹成原为禁军拱圣军卒，北宋末金军南侵时，参加张用所部，为东京留守宗泽招安，后受杜充攻击后南下，又随马友进荆湖地区，后率军单独活动，绍兴元年冬，经汉阳（今属湖北武汉），继续南向攻下道、贺二州。南宋命岳飞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进讨，曹成奔连州（今广东连县），绍兴二年五月，曹成在岳飞追击下向韩世忠部投降。 刘忠，两宋之际起兵于山东，号花面兽。南宋初流窜南下淮西，建炎三年十一月在蕲州为宋军击败后窜入湖南，据岳州（今湖南岳阳）平江县东北的白面山。次年七月，韩世忠进兵岳州，大破刘忠，刘忠北窜淮西。九月，韩世忠部将再次大败刘忠于蕲阳口（今湖北蕲春南），刘忠遂北降伪齐。钟相、杨么起义从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以钟相、杨么为首的农民起义，继承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提出的“均贫富”口号，又加上了要铲除封建等级的“等贵贱”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南宋初年土地剥削进一步加剧和农民起义政治纲领的趋于成熟。 北宋末年，金兵侵宋，北方官僚地主等大族纷纷南逃，湖湘地区当南北交通要冲，州县希旨，备加优容。于是那些显贵大族的随从及亲属，倚势恃强，鱼肉细民，侵占湖沼淤田，筑堤成田，恢复过去的剥削生活；而本地的一些歹徒，投充爪牙，助桀为虐。 两湖地区农民赋税负担特重，南宋初朱胜非曾记载“自桂岭而来，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钟相，武陵县（今湖南常德）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在起义前的二十多年，他利用“左道”（可能是摩尼教）为农民治病，联络群众。他自号老爷，亦称天大圣，并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钟相的心腹裴宥、王宗石、刘衡、杨钦、杨么等，吸收当地“困于赋役”的人“入法”。参加者络绎不绝。北宋末，钟相曾派其子钟子昂率领信徒三百人“勤王”，参加抗金，但中途被解散回乡。 建炎四年二月，金军攻陷潭州，大肆掳掠。游寇骚扰荆南（今湖北江陵）、澧州（今湖南澧县）一带，冒充为“钟相民兵”。钟相“因托言拒彦舟以聚众”，决定起兵，抗拒金军和孔彦舟部的侵扰。参加起义的群众，多数为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绍兴元年二月乙酉。 贫苦农民、渔民与溃散士兵组成的“忠义军民”，还有少数避难来的知识分子。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一日（30年4月日），钟相即在其故里天子岗（今常德南）筑垒浚壕，建立农民政权，定国号为楚，自称楚王，改元天载（一作战），子钟子昂为太子，“行移称圣旨，补授用黄牒”2。宣布宋朝国法为邪法，夺官僚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称为“均平”。鼎（今常德）、澧两州及荆湖广大地区农民首先参加，起义军势力很快扩充到洞庭湖周围的9个县，起义军发展到40万人，当月攻入桃源县城，杀知县钱景，又攻克澧州，杀知州黄琮。 同年三月，宋朝廷以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使其进入鼎州镇压起义军。 南宋孔彦舟看到起义军力量强大不能以战取胜，故意散布歌谣“爷（指钟相）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暗示可以和钟相停战言和而使其放松警惕，又派出奸细以请求“入法”为名，打入起义军内部。孔彦舟即乘筏夜渡，以奸细为内应，发动总攻击。三月十六日，钟相大败，父子战败被俘，后被杀害。仅有少子钟子仪逃入洞庭湖。 钟相起义失败后，余部杨么（原名太，因年少，楚人呼幼为么，故名）、黄诚、刘衡、周伦、杨钦、夏诚、黄佐、杨华、杨广等继续斗争，起义中心从武陵迁至杨么家乡龙阳（今汉寿），分置栅寨，聚众0余万。其中以杨么、杨钦、杨华的势力最大。 同年六月，宋朝鼎澧路镇抚使程昌寓由水路前往鼎州赴任，对杨么等施行招安。途经鼎江口时，遭起义军攻击，宋军大败，辎重、眷属等全被起义军所俘，只有程昌寓一人幸免，后又逃往公安。 绍兴元年正月，程昌寓升为主管荆湖西路安抚司公事，制造车船，装载水军，犯夏诚寨，被夏诚打得大败，车船也被缴获。绍兴二年十一月，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李纲和刘洪道、解潜会兵，准备围剿起义军。 绍兴三年四月杨么自号“天圣大王”，且用以纪年。拥立钟相少子钟子仪为太子做领袖。随后派起义军2万人奇袭公安县，截断宋军的饷道，以打破由李纲为主的围剿。四月十六日，宋军罗广所部抵鼎州城西时，以军饷不继，引兵北退，潭州将领刘深、鄂州将领颜彦恭也相继引所部从鼎州返回，李纲所策划的四路官军围剿宣告破产。 起义军充分利用“洞庭重湖”的地利，战士陆耕水战，“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湖寨，载老小于泊中，而尽驱其众四出作战，官军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 起义军又打造车船，车船以人踩轮，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是水战的主要武器。 绍兴三年六月，宋湖南安抚使折彦质会同辛太等，对杨么起义军进行围剿。荆南府制置使王燮总领舟师，十月率兵抵鼎州沅江上游的鼎口，与起义军接战。官军大败，死伤无数，王燮本人为流矢射中，狼狈逃到桥口，率领神武前军万余人，奔返鼎州。王燮随后进兵岳州，想封锁洞庭湖的东口，以2以上均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建炎四年二月甲午。 《中兴小纪》卷8。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绍兴五年闰二月辛酉；卷90，同年六月癸丑。便“围剿”起义军于洞庭湖中，在岳州之南湘江口的阳武口等处捎泊水军。十一月三日，起义军使用车船进攻，踏车回旋，横冲直撞，将官军战船大小数百艘，尽碾没入水，官军大败。同年十二月，宋廷又派人招安，也都被杀。起义军已扩大到20万人。 绍兴五年二月，南宋朝廷派岳飞前往洞庭湖地区镇压起义军。四月下旬，岳飞率军到达潭州，遣使招降了黄佐。五月中旬，右相张浚到潭州督战。下旬，岳飞移军鼎州。六月二日，岳飞派黄佐潜入杨钦大寨招安，杨钦即率所部战士3000人投降。接着，杨钦又诱全琮、刘铣出降。同时，岳飞又命各州对于起义军投降者多方存恤，首领授官，其余的给以闲田耕种。南宋朝廷又对洞庭湖起义军根据地减免赋税。 岳飞命令诸路官军将紧靠洞庭湖沿岸的各农民军水寨分别包围，同时在环湖周围多筑堡垒，堡堡相连，实行陆地封锁的方针。对于起义军车船的优势，岳飞命令砍伐附近君山上的木头，多打巨筏，以堵拦湖中诸要塞；又以腐木乱草从上流浮下来，使得草木垫积，车船不能行驶。杨钦投降后，岳飞随即派牛皋等进攻杨么水寨，起义军将领陈瑫首先投降，起义军战败，纷纷投降，杨么投水死。十一日（35年7月23日），岳飞进攻起义军最后据地夏诚寨，夏诚战败被俘，杨么起义终于失败。黄诚随后又斩杨么首级并押钟子仪向官军投降。 第二节绍兴和议绍兴初次议和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37）二月，宋高宗派王伦赴金奉迎宋徽宗棺木，王伦“入辞，帝使伦谓金左副元帅昌（挞懒）曰‘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王伦九月末到涿州（今属河北），向挞懒转达了南宋愿代替伪齐成为金朝属国以求和的意愿。同年十一月，在挞懒倡议、首相宗磐（蒲鲁虎）等人的下，金废伪齐。挞懒随后送王伦回宋，并说“好报江南，自今道途无壅，和议可以平达”，“又许归河南地”。十二月下旬，王伦回到南宋向高宗报告后，高宗随即再命王伦使金以求和。宋高宗决意向金投降求和，并于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38）二月下旬，自建康回到临安后，不想再东奔西跑，遂定都临安，但为了表示还要收复失地，因而名义上的首都，仍是还在金军占领下的原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临安府不称京都而称“行在所”，表示只是“行幸”之所；并以建康作为陪都。三月初，即任命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处理投降求和事务。 同年四月，宋使王伦到祁州（今河北安国），向挞懒再次表示，宋高宗愿意代替已被废的伪齐作金属国的求和意愿。七月，挞懒又倡议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不仅得到首相宗磐的赞同，又得到新任右丞相宗隽（讹鲁观）的全力。八月，金熙宗终于决定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得到南宋的臣属。并派使臣张通古等与王伦到南宋议和。 十月，当议和的金使即将到来之时，宋高宗首先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罢相，由秦桧独相，主持议和，其他文武大臣不得参与。 十二月下旬，金使张通古到临安，称南宋为“江南”而不称“宋”，用“诏谕”而不称“国书”，并要宋高宗拜接金熙宗诏书，虽遭文武大臣强烈反对，但宋高宗决意投降求和，并对官员们说“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但后来还是以宋高宗在居丧（徽宗丧）期间难行吉礼为借口，改由奸相秦桧于二十八日代高宗拜接金诏书，金将原伪齐统治区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南宋以称臣，并“许每岁银、绢五十万”两、匹议和2。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39）三月中旬，金右副元帅宗弼（兀术）与宋东京留守王伦完成交割河南、陕西地区，金将原在开封的行台尚书省移往大名，后又迁往燕京，宋也随后任命新收回地区的各种官员。 顺昌保卫战与陕西保卫战但是，同年七月，金朝主和的宗磐、宗隽被以谋反罪处死。八月，挞懒也以谋反罪被杀。主战的首相完颜宗幹（斡本）、升任都元帅的宗弼等掌权。绍兴十年五月初，金撕毁和议，决定分兵两路重占已划归南宋的河南、陕西地区。宗弼随即率东路金军自黎阳（今河南浚县）南下，河南各地相继投降。《宋史》卷37《王伦传》。按当时挞懒还是元帅左监军，同年十月才升为左副元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4，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寅。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5，绍兴十年五月戊戌。 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是南宋新收复的地区，年近70的知府陈规到任后即屯粮修城。东京副留守刘锜率以原“八字军”为主的.8万军队，乘船沿淮北上赴任，五月中旬到达顺昌时，金军已经南下，东京被金军占领，并已占领陈州（今淮阳），距顺昌不足300里，刘锜遂决心与陈规共守顺昌以抗击金军。五月末，金军围攻顺昌，为宋军击败。六月初，金都元帅宗弼率亲军到达顺昌城下，在督率0万金军攻城的前一天，“宗弼见其城陋，谓诸将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来早府治会食”，根本不把刘锜放在眼里。九日晨，金军大举攻城，刘锜取擒贼先擒王的战略，决定重点攻击宗弼亲统的身穿重甲的亲军，时值盛夏，刘锜采取“早凉则不与战”，到中午过后金军“力疲而气索”时，派精兵5000出南门猛攻宗弼的亲军，“士殊死斗，入敌阵中，斫以刀斧，至有奋手捽之与俱坠于濠者，敌大败，杀其众五千”。宗弼战败后移指挥部于城西，采取长期围困战略以取顺昌。当晚大雨，平地水深一尺多，刘锜又不断派小部队袭击，两天后宗弼终于不住而退往开封。顺昌之战，宋军以少胜多，挡住了金军渡淮南侵的矛头。 在宗弼率东路金军南侵的同时，右监军撒离喝也于五月中旬初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渡黄河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直奔永兴军（今西安），沿途州县纷纷迎降，金军很快占领永兴军，随即西向凤翔，陕西宋军近半数被隔在陕北。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派吴璘率军2万自河池赶往宝鸡，吴璘部将姚仲于凤翔府石壁寨击败金军前锋，金军退屯武功（今武功西）。六月初，吴璘、杨政主动约金将撒离喝会战。宋军击败金军并攻占扶风，又攻击凤翔城西的金军，“萨里干（撤离喝）怒，自战于百通坊，列阵二十余里”，也被吴璘部将姚仲等打败，“杀获尤多”2。吴璘、杨政等布防于渭河两岸，抑制撒离喝南下侵蜀，撒离喝见宋军已有防备，改而想北攻邠州（今彬县），宋军也在北面设防，经多次战斗，青溪岭（今甘肃泾川西南）之战，撒离喝所率北出的金军又被宋军击败，金军又退回凤翔。闰六月中旬，金军又北攻泾州（今泾川北），宋军奋力抗击，金军虽战胜，但伤亡惨重，再次退回凤翔后息兵休战，宋军也撤离河池退保仙人原（今陕西凤县西南），以防金军攻蜀，宋军经过苦战，扼制了金军南侵的锋芒，隔在陕北的宋军也南归蜀地，保存了军力，但陕西已被金军占领。 岳飞北伐与再次和议当绍兴十年五月金军围攻顺昌时，宋高宗首先起用刘光世，驻太平州，节制李显忠、王德两军进援顺昌。六月初，宋高宗接着命韩世忠、张俊、岳飞皆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作全面攻击态势，命张俊进取亳州，韩世忠进取宿州、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古邳），命岳飞以骑兵出陈（今河南淮阳）、许（今许昌）、光（今潢川）、蔡（今汝南）诸州，应援顺昌刘锜。实际上只是为了防备金军大举南下，宋高宗随即派李若虚前往岳飞军前“计事”，见岳飞于德安府（今湖北安陆），传达高宗要岳飞退兵的旨意，此时岳飞已作好进军中原的部署，因而不同意退兵，李若虚见岳飞抗金意志坚决，愿意自己承担矫诏之罪岳飞北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绍兴十年六月壬子、己酉。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绍兴十年六月壬子、己酉。 岳飞军于闰六月中下旬攻占颍昌（今许昌）、陈州、郑州、中牟等地，距金军指挥中心开封只有0多里。七月初，又攻占北宋西京洛阳。金都元帅宗弼亲率精骑.5万，于七月中旬初奔袭宋军指挥中心郾城，岳飞率少量留守部队奋战，击败金军。金军败退后转而进攻颍昌，也被守城宋军打败。正当金军准备撤离开封北上，河南地区即将收复之际，宋高宗认为金军南侵的威胁已经消失，即命各路宋军退兵回防，张俊首先退兵，韩世忠接着撤退，只有岳飞仍要求抗金，宋高宗下诏不许深入，还将原守顺昌的刘锜所部宋军调回江南，将顺昌防务也交给岳飞，迫使岳飞如不退兵将面临违抗宋高宗班师的诏令和单独抗击全部金军的不利局面。岳飞只得于七月中旬末奉诏退兵。这是金军侵宋以来唯一的一次宋军主动进攻中原地区，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局，终于在宋高宗、奸臣秦桧的降金求和中被断送。 绍兴十一年初，金都元帅宗弼又率金军渡淮侵宋，攻占寿春，进至庐州附近，宋军刘锜、杨沂中部奉命进援，并令岳飞东进江州策应，岳飞提出北进中原直接攻击开封，迫使金军退兵的战略，遭到宋高宗、秦桧的拒绝，只令岳飞救援淮西。刘锜率2万宋军赶到庐州，见城池残破，只得退屯东关（今安徽巢湖东南），金军攻占庐州后继续南侵。二月，当金军即将临江之际，王德率宋军渡江北上进驻和州（今和县），宋金两军在和州、含山、巢县，以及昭关（今含山北）、清溪（今含山西南）一带展开激战。金军都元帅宗弼率主力与宋将杨沂中、刘锜等所部决战于柘皋（今巢湖市西北），宋将刘锜率部首先进攻，杨沂中、王德等各率所部继进，金军大败，退守紫金山（柘皋西北）。宋军又败金军于店步，收复庐州。三月，金军于退军途中在濠州（今凤阳西北）设伏，击败宋将杨沂中、王德所部后渡淮北归。 柘皋之战，金军主力0万在宗弼指挥下，仍被南宋次要将领刘锜、杨沂中、王德等所部打得大败，显示了宋金军力强弱转化的态势，改变了此前只有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左右南宋战场形势的局面。宋高宗意识到金军已不可能威胁到南宋的存亡，他又不愿打败金朝，促使金朝放出宋钦宗作为金朝傀儡而威胁自己的帝位，决心向金称臣求和以保留对南方半壁江山的统治。范同向秦桧献计，要达到降金求和的目的，首先要将抗金最坚决的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兵权收回，于是借赏柘皋之功，召三宣抚使至杭州，随即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到枢密院办公。张俊附和宋高宗、秦桧降金求和国策，随即交出兵权，宋高宗乘势宣布撤消三宣抚司，收回韩世忠、岳飞兵权。秦桧也由右相升为左相。 宋高宗、秦桧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声望最高的韩世忠，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张俊、岳飞带本职前去楚州按阅（韩世忠原部）御前军马”，随后设枢密行府于镇江。张俊向岳飞暗示宋高宗、秦桧陷害韩世忠的意图，为岳飞所拒绝。因为岳飞没有贯彻宋高宗意图，当七月回到杭州后，又反对罢除名将刘锜的兵权，宋高宗、秦桧接着把矛头转向岳飞，也将岳飞留在杭州，只命张俊前往镇江枢密行府措置军务。八月，岳飞被罢官，随后《宋史》卷35《岳飞传》记载岳飞此次进军中原，有朱仙镇大破金军的记载，其源出自岳飞孙子岳珂的《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卷5。邓广铭先生考证后，认为“所谓朱仙镇之捷，只不过是岳珂所虚构的一次战功而已。”详见《lt鄂王行实编年gt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文史》第八辑，980年；《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994年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0，绍兴十一年五月丁未。 被罗织谋反罪状，并于十月与部将张宪同下大理寺狱，与此同时，高宗、秦桧加紧进行降金求和活动，韩世忠在反对无效后辞官。十一月，和议成，南宋称臣，划淮为界，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史称“绍兴和议”。十二月末，岳飞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与子岳云、部将张宪被害。 奸相秦桧自绍兴八年独相兼枢密使以来，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贿赂公行，赃吏恣横，贬斥异己，亲信布满朝廷。绍兴和议后，更是横行不法，遭到军民的普遍反对。其子秦熺升为知枢密院事，秦桧更被吹捧为“圣相”、“元圣”，由少保而太师，封国公，权势熏天，就在秦桧声势煊赫不可一世的绍兴二十年（50）正月，殿前司后军使臣施全因反对秦桧降金政策，行刺秦桧于上朝途中，被捕后遭杀害，反映了南宋军民反对秦桧降金求和的意向。秦桧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下旬病危时，宋高宗才将秦桧进封为郡王而令其致仕，子秦熺也进官致仕，秦桧随即病死。朝廷结束了秦桧长达8年的独相擅权时期，但继任宰相如汤思退等仍是秦桧的党羽。 第三节隆兴和议采石之战当绍兴二十年（50）正月施全谋刺秦桧未成的前一个月，金皇统九年（49）十二月，金副相（平章政事）完颜亮刺杀金熙宗后夺取帝位（死后降封海陵郡王，本卷行文称完颜亮或海陵王、海陵）。完颜亮在帝位稳固以后，决定破坏“绍兴和议”，企图消灭南宋。金贞元元年（53）由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并积极备战。正隆六年（宋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以巡狩名义前往南京开封府。 五月中旬，完颜亮遣使赴杭州，直接向宋高宗提出划江为界，且以军事相威胁。南宋被迫作出防御部署，任命吴锜为四川宣抚使守川，侍卫马军司长官成闵率部3万出戍鄂州，任京西、湖北制置使，节制两路军马，控扼长江中游。任命名将刘锜为江、淮、浙制置使，节制诸路军马，自镇江进驻扬州，负责长江下游全面防务。 七月，金迁都南京开封，随即进行侵宋部署，西路军由徒单合喜、张中彦统兵5万出凤翔，拟取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以扼制宋军出川攻金；中路由刘萼、仆散乌者统兵2万，出蔡州（今河南汝南）进攻长江中游地区；东路为金军主力，由完颜亮自统，拟渡淮取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攻淮西；另派徒单贞统兵2万拟取淮阴以攻淮东；以苏保衡、完颜郑家奴于胶西县（今山东胶州）东南海湾（今青岛西侧胶州湾）率水军由海道南下，直取南宋首都临安。 九月初，金军西线首先出兵攻占大散关后修垒自守。同月下旬，中路金军进攻信阳（今属河南），完颜亮也自开封南下，侵宋战争全面展开。宋高宗于十月初下诏亲征，两淮宋军统帅刘锜扶病自扬州进驻淮阴抗金前线。金军自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大举渡淮，淮西主将王权违背刘锜节制，自庐州南逃昭关（今含山西北），再逃至和州，金军攻占庐州、滁州。刘锜不得已而从淮阴退回扬州。在金军即将到达长江北岸之际，宋高宗准备再次东逃入海，百官也纷纷送家属出城，准备逃亡。在宰相陈康伯等人的反对下，宋高宗决定亲征，遂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任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任参谋军事，统一指挥江淮战事，他们还未从临安出发，王权已弃和州逃到江南的东采石（时属当涂县，今安徽马鞍山市南），金军随即占领和州，完颜亮进抵江北岸的西采石附近的江北渡口杨林渡。另路金军此前已攻占真州（今江苏仪征），并进攻扬州，刘锜等退守瓜洲（今扬州南），扬州为金军占领。时刘锜已病重，奉命渡江退守镇江。 金东路主力虽然取得重大进展，进抵长江北岸，其他各路却进展不大，水军甚至未及出发，即于十月下旬被宋将李宝所率水军自明州千里奔袭，完全消灭于胶西县东南海湾中的陈家岛金水军基地。 当十月初二金军渡淮大举南侵之后数日，金朝后院起火，反对完颜亮穷兵黩武南侵的将领拥立金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完颜雍（乌禄）即帝位于东京，是为金世宗，改元大定。一月之内迅速占领黄河以北地区。十一月初二，金帝完颜亮得知消息后，决定立即渡江进攻南宋，于初七日临江誓师，决定次日于西采石渡江南侵。 宋督视军马叶义问初五日才到达建康，当夜免除王权兵权，改任李显忠为都统制，次日即派参谋军事虞允文前往芜湖督促李显忠立即上任，并负责到东采石慰问渡江逃到长江南岸的原王权所部官兵。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形势已十分严重，遥见长江北岸金军大量水军船只已出杨林渡口，虞允文临时部署宋军进行防御，并命当涂县民兵乘海鳅船冲击金水军船队，击败了金军。次日宋将盛新率军乘船防守于长江江心，控制金水军基地杨林河口，不让一艘金军船只出河入江，宋军又以火攻烧毁金水军的大量船只，完颜亮被迫烧毁其余船只，转往扬州。都统制李显忠到达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随即派李捧率军万余人及船只随虞允文前往镇江防守。完颜亮在扬州下令三日内渡江南侵，金军在采石战败后士气已经很低落，接着金在胶西县东南海湾的水军被宋水军全部消灭的消息传来，由于镇江宋军守备严密，金军将领认为渡江南侵必将战败，加上金世宗已控制了金大部地区，促使金都统制耶律元宜（完颜元宜）等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杀死金帝完颜亮于扬州。三十日，完颜元宜以金军都督行牒镇江宋枢密行府，以奉金世宗诏令名义而杀死完颜亮，即将退兵以修旧好。金军随即退兵，十二月中旬初已渡淮北归。 采石之战摧毁了金帝完颜亮渡江南侵的企图，也打击了金军的士气，促使金军将领杀死完颜亮后退兵。 孝宗即位貌似强盛的北宋皇朝在金军进攻下很快就灭亡，南宋建立后风雨飘摇几乎无立足之地，高宗的独子又3岁夭折，而且高宗再未生育子女，使上自孟太后下至低级官员，产生了一个共识，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宋太宗杀太祖夺位所致，只有还帝位于宋太祖后裔，宋朝才能保存。 建炎四年（30）四月，金军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北退，宋高宗从温州（今属浙江）回到越州（今绍兴）并作为行都。八月，孟太后也到达越州。约在绍兴元年（3）正月，孟太后以做梦的形式秘密建议高宗选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作为继承人，才能巩固宋朝的统治，“高宗大悟”。此后宰相范宗尹的建议又和孟太后相同，于是高宗决定选太祖后裔一人为安定郡王，实际上作为帝位继承人选，受到执政大臣李回、张守等人的赞许。六月，九品小官上虞县丞娄寅亮公然上书，要高宗“于‘伯’字行内选太祖”后裔作继承人。宋高宗终于在绍兴二年选中宋太祖的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赵伯琮作继承人选，但始终只作为宗室，直至金军南侵在即的绍兴三十年（0）才被立为皇子。 绍兴三十一年（金大定元年，）十一月，金将杀死完颜亮后北归，但宋金战争并没有因此停止。当金世宗于十二月中旬到达中都后，下旬即派左监军高忠建为即位报谕使前往南宋。三十二年（2）正月，当金使即将来临之际，南宋君臣在对金作战还是议和问题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宋高宗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仍坚持对金臣属求和的方针。但是在群臣的建议下，企图重划疆界，收回河南地区改《宋史》卷33《孝宗纪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绍兴元年元月辛酉；卷45，绍兴元年六月辛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壬辰。 变臣属关系，于是在四月派出贺金世宗即位使洪迈所带的“国书”中提出“愿划旧疆，宠还敝国，结兄弟无穷之好，垂子孙可久之谋。”2但是，宋高宗深知金朝决不会同意，宋金战争必将大起，再次面临和战不定的政局，决心将责任推给嗣子赵玮（伯琮）。五月末，立赵玮为太子，并改名眘，六月十一日即宣布退位为太上皇，太子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 隆兴和议孝宗即位后，面对的是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而且形势严峻。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已以兵部尚书出任川陕宣谕使，张浚任两淮宣抚使，副相（参知政事）汪沏视师湖北、京西。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起用因主张抗金而被贬的官员，以鼓舞抗金斗志。但是，宋孝宗在抗金举措上仍受制于太上皇宋高宗，朝中大臣也大多仍执行太上皇降金求和的意志，因而主张由川陕进取中原的虞允文被罢职。 金世宗于大定二年（2）九月镇压契丹族移剌窝斡起义后，决定与南宋仍按照“绍兴和议”，要求南宋臣属，索回采石之战前后被宋军攻占的淮北州府，并要南宋依旧每年纳贡银绢，为此于十一月初命右丞相仆散忠义（乌者）兼都元帅统兵攻宋。 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3）三月，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致书南宋枢密使张浚，要求“凡事一依（金）皇统以来旧约（按指“绍兴和议”）”，并索取“侵地”和贡赋。南宋关于地位平等和重议划分疆界的要求，遭到金世宗的完全拒绝，宋金之战势所难免。 宋孝宗决定对金作战以改变宋金臣属关系，同年四月，命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张浚督军北伐。五月初，张浚命宋将李显忠、邵宏渊分别自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盱眙（今属江苏）渡淮北攻，李显忠首先攻克灵璧，金河南路都统奚人挞不也（《宋史》作右翼军都统萧琦）战败出逃后降于李显忠。邵宏渊兵围虹县（今泗县），李显忠挥师东进，虹县金守将泗州知州蒲察徒穆等向李显忠投降，都督张浚随即渡江前往濠州督战。中旬，李显忠率军进攻宿州，守城金军不遵守坚壁清野守城待援的军令，出城抗击宋军，被宋军打得大败而逃。李显忠军首先攻下宿州北门，邵宏渊军继进，经过激烈巷战，又杀敌数千，攻占宿州。金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剌撤等率残军北逃。 宋军攻占淮北重镇宿州，一度使南宋君臣大为振奋，随即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孝宗也下诏亲征。 宋军迅速攻占灵璧、虹县、宿州，也震动了金世宗，随即派中使督战，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撒曷辇）立即率精兵进攻宿州，李显忠率所部主动出击，连日激战，金河南道副统、勇将孛术鲁定方战死，双方伤亡都在万人以上，胜负相当，但邵宏渊不仅按兵不援，而且还制造谣言动摇军心，邵宏渊之子及邵部中军统制等首先乘夜南逃，其他将领也相继南逃，李显忠移军入城后，仍制止不住将领的逃亡。金军加紧攻城，李显忠亲自上城守卫砍杀攻城金兵，邵宏渊仍坐视不援，宋军遂于夜晚撤军南还，诸军溃逃，军资尽失，金军也以伤亡重大而未穷追，宋军遂移军守淮，史称“符离之战”。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9，绍兴三十二年四月戊子。 《金史》卷87《仆散忠义传》。 符离之战，不仅挫折了南宋抗金派的意志，议和活动又开始进行，而且秦桧党羽汤思退重新上台任右相后竭力主和，当南宋遣使议和时，“上皇甚喜，谕上（孝宗）以欲自备一番礼物”，以表示太上皇宋高宗全力议和，汤思退随后升为左相。主战的张浚虽升为右相兼都督，竭力反对和议，也得到宋孝宗的，但汤思退公然以太上皇宋高宗压制宋孝宗，“请上（孝宗）以社稷大计，奏禀上皇而后从事”。以致宋孝宗很生气地批示“敌无礼如此，卿犹欲和。今日敌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不若。”但宋孝宗仍下诏称“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而进行议和活动，却仍想以较好的条件才议和。金军渡淮南下以压宋议和，宋孝宗也积极部署抗金防务。十一月，汤思退被罢相（随后死于贬途中）。在与金议和的草约中，表明不再向金称臣，“请正皇帝号，为叔侄之国，易岁贡为岁币，减十万”。闰十一月，宋使与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就上述条件初步达成协议。十二月，宋使以正式国书出使金朝。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5）正月，宋使到达金都面呈金世宗。因和议基本上已于隆兴二年（4）冬达成，所以史称“隆兴和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 20 的兵力不强，随即结集兵力驻防要地，金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提出“不敢无备，乃聚郑、汝、阳翟（今禹州）之兵于昌武（今许昌），以南京（今开封）副留守兼兵马副都总管纥石烈毅统之；聚亳（今属安徽）、陈（今河南淮阳）、襄邑（今睢县）之兵于归德（今商丘南），以河南路副统军徒单铎统之，而自以所部兵驻汴（今开封）”，以抵挡南宋军队的进攻。金朝廷（尚书省）还提出，以“山东东、西路军七千付统军纥石烈执中驻大名（今属河北），河北东、西路军万七千屯河南（今河南洛阳）”，而且必须“皆给以马，有老弱者易其人”。金章宗准许尚书省的意见后，又对河南、陕西军事将领进行调整补充，还命副相（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设尚书行省于汴州，统一指挥宋金战争的主战场河南战事，并“尽征诸道籍兵”以抗击宋军。 金章宗于南宋下诏“代金”之后的第五天，五月十一日下诏“征南”攻宋，但金章宗认为南宋军事强盛，河南地区的金军不一定能抵挡住北进的宋军，必须再作更进一步的防御措施，以预防南宋军队可能在占领河南地区后继续北上进攻金都。随即“以宋兵方炽，东北新调之兵未集，河南之众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天山（今四王子旗西）之兵万五千，屯真定（今河北正定）、河间（今属河北）、清（今清县）、献（今献县）等以为应”。这是一条西起今石家庄北，东至今天津南的几百里长的东西防线，也可以进而支援河南金军。 但是，南宋军队远不是金朝君臣想象的那样强大，多数宋军缺乏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战争初期，宋军虽然主动进攻，一遇金军坚守，甚至只有几百名金援军到达，多数宋军一战即溃，甚至不战而溃。五、六月间，北进的宋军纷纷自宿州（今属安徽）、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唐河）前线，败退回南宋境内。由于金河南军力单薄，志在守地，因此金军虽胜大多也不追击，宋军西线的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暗中降附于金，求封蜀王，企图割据四川，这使金军西线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主力攻击南宋两淮和襄樊地区。同年十月初，金军主力8万分别自清口（今江苏淮阴西北）、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寿州（今凤台）渡淮南下；另以中路金军2.5万出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西路全军4万分驻川陕六地的千里防线。金军围楚州（今江苏淮阴）、襄阳、和州，攻庐州、，宋将毕再遇、田琳、周虎等在保卫、庐州、和州的战役中，均击败攻城的金军，四川宋将李好义也抗击了进攻七方关（今甘肃康县东北）的金军，尤其是毕再遇的军事才能迅速得到展现，战无不胜。金军虽攻占了淮南、汉水流域及川陕边境的一些州县，许多地方的宋军仍然奋力抗击、坚守城池。 但是，金军抵达长江北岸附近的形势，促使宋朝向金求和，自十一月中旬两淮宣抚使丘崈遣使向金左副元帅仆散揆求和以后，东路金军于十二月中旬开始退兵，至下旬初除尚占据淮河南岸的濠州外，全部退回淮北。下旬末，宋军西线主帅吴曦接受金封的蜀王称号，割关外的凤（今陕西凤县东北）、阶（今甘肃武都东）、成（今成县）、西和（今西和南）四州给金。开禧三年（207）正月下旬，在兴州（今陕西略阳）称蜀国王，割据川蜀。二月末，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与李贵率70多人冲入“王宫”内杀死吴曦，宋军随即收复被割让的四州。此后的宋金战争主要在西线进行，宋金议和也在不断进行《金史》卷2《章宗纪》四。 中。十一月初，礼部侍郎史弥远在与杨皇后密谋下，伪称宁宗密旨伙同参知政事李壁，命殿前司长官夏震秘密杀死韩侂胄，庸君宋宁宗在韩侂胄被杀死后三天，认为韩侂胄还活着。李壁后又以原韩侂胄党羽而被罢官。 奸臣史弥远比之秦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也杀死金朝要杀的人，而且又传首级给金朝以乞和，还为奸臣秦桧恢复名誉。 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208）三月，宋金达成和议，史称“嘉定和议”。改金宋叔侄关系为伯侄关系，岁币由每年银、绢各20万两、匹增为各30万两、匹，比之“绍兴和议”还各多5万两、匹，是宋金和议中“岁币”最多的一次。还有一次性的犒军费（战争赔款）300万贯钱，这是以前和议所没有的。给南宋人民带来最沉重的经济负担。 “开禧北伐”受到辛弃疾、陆游的赞同，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恢复中原，由于奸臣史弥远的乞和窃权，终于断送了北伐事业。辛弃疾在和议达成前赍志以殁，陆游则是在和议之后的次年，带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遗恨辞世。 第三节南宋后期的政局庸君宋宁宗从此重用史弥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礼部侍郎，历同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而右丞相兼枢密使，号称“更化”。从嘉定元年十二月开始了独相宁宗、理宗两朝，长达25年的奸相史弥远擅权时期，宋朝从此一蹶不振。 嘉定夺储政变史弥远自嘉定元年签订屈辱的宋金“嘉定和议”后，受到杨皇后信任，很快升为丞相掌握政权，庸君宋宁宗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史弥远也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权位。宁宗无子，曾立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后裔赵询为太子，但赵询于嘉定十三年病死。次年六月再立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后裔赵竑为皇子，作为继承人。史弥远为了掌握皇位继承人赵竑的动静，送美女给赵竑，赵竑身边几乎都是史弥远安置的人员，皇位继承人赵竑对史弥远擅权的不满言论，因而都被史弥远掌握。史弥远不断在宋宁宗前进谗言，企图动摇赵竑皇位继承人的地位未能成功后，随即暗中为夺储政变作准备。 宋光宗二兄魏王赵恺之子沂王赵竑死后无嗣，先立赵均为嗣子，后赐名贵和，赵贵和被立为皇子，赐名竑，作为宁宗嗣子、皇位继承人后，又以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赵贵诚为沂王赵抦的嗣子。奸相史弥远与九品小官国子学录郑清之密谋，以赵贵诚代替皇子赵竑作为皇位继承人，任命郑清之兼任王府教授以培植赵贵诚，并以夺嗣即位事成之后提升为丞相为饵，郑清之遂成为史弥远爪牙与心腹。 嘉定十七年（224）闰八月，宁宗病死，奸相史弥远乘夜密召赵贵诚进宫，迫使杨皇后废原皇子赵竑为济王，后被迫迁往湖州（今属浙江）居住。伪造宁宗遗诏，改立赵贵诚为皇子，改名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宝庆元年（225）正月，湖州人潘壬拥立赵竑为帝，史称“霅川之变”（霅川，即苕溪，今苕溪下游，为湖州别称）。赵竑后虽讨平潘壬，仍被史弥远迫害而死。 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史弥远自开禧三年（208）杀死主张抗金的权臣韩侂胄，降金乞和，订立屈辱的“嘉定和议”，虽受庸君宋宁宗的重用，很快升任丞相，但是不得人心，包括文臣武将不少人反对史弥远。名将毕再遇随即请求解甲归田以示抗议，史弥远为收买人心，不但没有同意他解除军职，后又升毕再遇为俸禄丰厚与丞相相同的承宣使，最后还升为俸禄最高与三公相同，被称为武臣之最的节度使才致仕。就在毕再遇致仕的嘉定十年（27），考中武举第二名的毕岳，也反对奸相史弥远降金乞和政策，早在嘉定六年就印卖《北征谠议》、《治安药石》，遭到毁板禁卖。嘉定十四年任为殿前司同正将的毕岳，以“谋去丞相史弥远”而被杀。 《宋史》卷455《毕岳传》；《备要》卷；《宋会要辑稿》选举8之25、刑法2之38。史弥远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不少武将的反对，也受到许多正义文臣的抵制，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对史弥远唯金命是听的投降乞和政策深为不满，真德秀说“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嫚我乎！”“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企图以此改善自己的丑陋形象，真德秀愤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魏了翁在“收召诸贤”之列，“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史弥远当宁宗病死，进行夺嗣政变，废皇子赵竑改立理宗并杀害赵竑，在理宗已经即位的情况下，许多人通过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魏了翁对于“宁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时势忽异”，更是“积忧成疾，三疏求闲”。真德秀、魏了翁在奏章中对前皇子赵竑被害表示不满，因而于宝庆元年（225）被以“谤讪”、“诬诋”而被落职闲居。 史弥远的谋士刘爚为其出谋划策，除了“收召诸贤”、“以爵禄縻天下士”外，就是提倡理学，他“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朱）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朱）熹《四书集注》刊行之”，竭力把奸臣史弥远装饰成正人君子。史弥远因“推崇”理学有“功”，因而在元代理学信徒们修撰的《宋史》中，逃脱了被列入《奸臣传》的命运。而且称道奸臣史弥远的谋士“刘爚表章朱熹《四书》以备劝讲，卫道之功莫大焉”2。 南宋后期的理学名家们虽然对史弥远的为人不满，但还是赞成提倡理学，嘉定十三年（220），在魏了翁等人的请求下，追谥北宋周敦颐为“元”，史称周元公；程颢为“纯”，史称程纯公；程颐为“正”，史称程正公；张载为“明”，史称张明公。为理学走上思想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次追谥非同寻常，赐谥号按规定主要是高级官员的专享礼遇，此四人都不符合赐谥的条件，这次赐谥是特殊的礼遇，大大提高了理学的地位。 宋理宗是由史弥远通过夺嗣政变扶立的，他深知不得人心，推崇理学也成了他改善形象，取悦士大夫的举措之一。宝庆三年下诏称朱熹的《四书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并追封朱熹信国公，不久进封徽国公。绍定六年（233）十月，史弥远死，理宗“亲政”，史弥远党羽郑清之在史弥远病危时，升任右丞相，知道史弥远擅权时期不得人心，十一月即诏改明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更化”，对史弥远的帮凶，史称“甘为史弥远鹰犬，遗臭万年”的“三凶”李知孝、梁成大、莫泽2，以及“谄附”、“纳赂”史弥远的袁韶、陈晐、郑损等，纷纷贬逐。随后又重用真德秀、魏了翁等0《宋史》卷437《真德秀传》、《魏了翁传》。 2《宋史》卷40《刘爚传》及《传论》。 《宋史》卷427《道学传》作“赐谥曰元公”、纯公、明公、正公等，今诸书论及此数人，也常说赐谥为“纯公”等。按谥法无“公”字，公为尊称。史称此次赐谥是南宋理学家魏了翁奏请的，据《宋史·魏了翁传》称“上疏乞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赐爵定谥，如其请。”《鹤山先生大全集》卷44《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予奉使东川日，建为州（周）程三子易名，先帝（宁宗）下其奏奉常，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纯、曰正。” 2《宋史》卷422《李知孝传》及《传论》。 多位名士，并恢复前皇子赵竑的官爵，竭力改变郑清之是史弥远亲信爪牙的形象。 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234）正月，蒙古、宋联军攻占金朝行都蔡州（今河南汝南），金哀宗完颜守绪自杀，末帝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亡。开始了蒙古（元）、宋对峙时期，同年八月，宋军企图乘蒙军北退之际攻占河南，九月，宋军战败退回，从此宋蒙古（元）战事不断，直至宋亡。 端平二年正月，又下诏讨论北宋理学家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从祀孔子的问题。三月，又任命真德秀为副相（参知政事），但真德秀已病，四月，辞副相，五月病卒，未及有所作为。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也受到重用，但是，原史弥远的爪牙、左丞相郑清之不愿让魏了翁在朝，因而魏了翁于十一月被任为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十二月，又兼任督视江淮军马，肩负长江中下流的全部抗蒙古军事重任，任非其长，力辞不允，开督府于江州，奏陈边防十事，又受到左丞相郑清之等阻难，不到一月，郑清之等又以不宜设立督视府为由把魏了翁召回朝廷，魏了翁知道难以成事，遂以病辞职。 淳祐元年（24）正月，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南宋集理学大成的朱熹终于被从祀孔庙，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将王安石排挤出从祀孔子的行列。理宗还下了一道完全是理学家口吻的诏书，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又亲自祭祀孔子，并撰写《道统十三赞》以赐给国子监向诸生宣示等一系列活动，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下距南宋灭亡只有30多年。庸君理宗因而被修撰《宋史》的元代理学信徒称赞“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焉。庙号曰理，其殆庶乎！”至于邵雍从祀孔庙并封为新安伯，已是度宗咸淳三年（27）正月的事，下距宋恭帝降元已不到0年。 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先后出任执政大臣，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决不是真的要重用他们；包括推崇理学、确立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都是宋理宗、史弥远、郑清之等为了改善他们的丑陋形象而采取措施中的一部分。 嘉定抗金及宋金局势的变化金章宗在“嘉定和议”的当年十一月去世，完颜永济即位，是为金卫绍王，金朝从此迅速走向衰亡。蒙古成吉思汗已在三年前崛起于漠北，与金战，金军屡战屡败，蒙古军兵临金都中都（今北京）城下。金至宁元年（23）八月，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杀卫绍王，完颜珣即位，是为金宣宗。在蒙古军多次兵临金都城下，河北大部地区被蒙古军攻占的情况下，金宣宗《宋史》卷42《理宗纪》二。 《宋史》卷45《理宗纪·赞》。 于贞祐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宋嘉定七年，24）三月，向蒙古求降乞和后，五月南迁，七月中旬至南京（今河南开封）。同月下旬，对“嘉定和议”中关于金朝各项要求“皆承之唯谨”不满、认为“金有必亡之势”2的真德秀奏请后，南宋终于停止了每年给金朝30万两、匹的银绢的“岁币”。宋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27）四月，金宣宗在被蒙古军打得无招架之力的情况下，以南宋不送“岁币”为由，决定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以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率金军南侵襄阳，为宋京湖制置使赵方击败。在赵方的奏请下，五月下旬宋宁宗下诏“伐金”。五月间，宋军渡淮河一度攻占涟水县（今属江苏）。七月，宋军又进围泗州（今盱眙西北）、灵璧（今属安徽）等地。十月，陕西金军完颜赟攻占天水军（今甘肃天水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后又退回，此次宋金之战，规模都不大，胜负相当。金兴定二年十二月，金宣宗在蒙古军不断攻击下，遣使赴宋议和，被宋军拒绝入境。次年金朝发动了一次规模稍大、全面进攻的侵宋战争，此后的三年内，东自涟水军，西至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西南），几十处战场，互有胜败。嘉定十二月闰三月，金军进至全椒、来安、天长（今皆属安徽）及（今属江苏）县境，游骑数百曾到长江北岸的东采石、杨林渡（皆在今安徽和县东），也使南宋惊恐了一下，但上述各地宋军坚守城池，金军无力攻占，只得退走。至宋嘉定十四年（金兴定五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22）四月，金军退回淮北后，在蒙古军攻击下，已无力南侵，在史弥远当政下的宋朝，也从没有真正攻金的意图，宋金战争“不宣而停”，时停时战，规模都不大。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223）十二月，金宣宗去世，太子完颜守绪即位，是为金哀宗。金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224）六月，金哀宗宣布“更不南伐”，宋金终于停战，金朝统治已接近尾声。 2《宋史》卷39《宁宗纪》三，卷437《真德秀传》。 第十一章南宋的灭亡第一节蒙古侵宋宋与蒙古联合攻金金朝连年侵宋，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势更加衰弱。与此同时，金的背后已兴起了一个强大的蒙古。2年以后，金连续受到蒙古军的打击，已无力招架。这样，蒙古在22年灭掉西夏后，于宋绍定五年（232）2月，遣王檝使宋，提议与宋联合攻金，宋遣邹伸之报聘，议定灭金后以河南土地归宋。 宋与蒙古结盟以后，宋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233）南宋孟珙出兵攻占邓州（今属河南）、唐州（今唐河）等地，击败金将武仙于淅水（汉水支流，今淅川）。金哀宗逃到蔡州后，八月，蒙古都元帅塔察儿使王檝至襄阳，约宋攻蔡，十月，宋将孟珙帅兵万人，携粮50万石，与蒙古将塔察儿合兵围蔡州，蒙古军筑长垒围城。时金尽籍民丁守城，括壮健妇女穿男子衣冠，运大石防御。金哀宗试图突围不果，重又守城。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宋端平元年）正月，蒙古与宋联军急攻蔡州，蔡州城守危急，金哀宗以自己体肥不便骑马奔逃，于正月初十日（234年2月9日）传位给族人、东面元帅完颜承麟，是为金末帝。即位仪式刚结束，宋军已攻入南城，金哀宗自缢焚死，蒙古与宋联军攻占蔡州，末帝为乱兵所杀，金亡。 南宋收复三京的失败蒙古和南宋合力灭金后，窝阔台汗违背将河南归宋的诺言，只以陈、蔡东南一隅归宋，同时任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南宋朝廷不得已而接受这一改变后退兵，蒙古军主力也北归。南宋一些官员提出乘河南空虚，出兵守黄河、据潼关（今属陕西）、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南），乘时收复中原。这种不考虑双方实力，破坏已达成的分界新协议，企图乘虚进占三京，迫使蒙古承认既成事实的提议，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反对，但是宋理宗都听不进去，一意收复三京，以建立不世功勋。 宋端平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234）六月，金亡刚刚半年，南宋也未经再与蒙古协商，即单方实行收复三京，诏知庐州全子才率淮西兵赴开封，开封蒙古将杀长官崔立降宋。权兵部尚书、荆湖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率淮西兵5万经泗州到开封会师，计划先攻洛阳、潼关。七月，宋军先锋抵达洛阳城下，洛阳守御空虚，民众登城投降，宋军遂入城，次日，粮食已竭。蒙古将速不台急由陕州（今三门峡西）返兵洛阳，击败宋军后续部队，洛阳城中宋军出战，胜负相当，但因缺粮只得退兵。赵葵、全子才所收复的州县，大多只是空城，无兵饷接济，加上蒙古军决开黄河水灌开封，宋军多溺死，余众也相率弃城南还，南宋收复河南的行动终于以失败告终。 蒙古侵宋蒙古灭金后，以南宋为用兵的主要对象。宋端平元年十二月，蒙古遣使责问宋破坏盟约出兵河南，作为侵宋的借口。宋也因此进行了部分防御准备。次年正月，南宋孟珙进驻襄阳（今湖北襄樊江南部分），分屯樊城（今襄樊江北部分）、唐、邓间，以防备蒙古军南侵。 六月，蒙古决定侵宋，兵分三路大举南侵。 七月，西路蒙古军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统帅侵蜀。十二月，从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取沔州（今略阳），围宋制置使赵彦呐于蜀北咽喉的青野原，宋利州（今四川广元）守将曹友闻往援，击败蒙古军，既而又败蒙古军于大安军（今陕西宁强），遂引兵扼守凤州西南的仙人关。端平三年，蒙古合兵50万攻入汉中，宋军退守由陕入蜀的诸山隘。同年九月，阔端大败宋曹友闻军于大安军的阳平关（今汉中西南），曹友闻牺牲。蒙古兵遂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府、利州及潼川（今三台）府三路俱陷。西蜀所存，仅夔州一路，以及潼川府路所属的顺庆府（今四川南充）。蒙古的西路军曾遇到宋军的强烈抵抗，阔端兵进围文州（今甘肃文县），知州事刘锐昼夜拒守，搏战逾月，城破后殉难，军民死者数万人。不久，蒙古皇子曲出死，阔端遂暂退兵。宋嘉熙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239）八月，蒙古将塔海再度率兵入蜀，由蜀取道施（今湖北恩施）、黔（今四川彭水）以达湖湘，宋将孟珙分军屯守湖广西境各要隘，蒙古军不能东出，又败于巴东（今属湖北），宋军遂收复夔州。 中路蒙古军于宋端平三年正月南侵，遇到强烈抵抗，但襄阳宋军降蒙。 三月，蒙古军陷随（今属湖北）、郢（今钟祥）两州及荆门军（今荆门）。八月，陷枣阳军（今枣阳）、德安府（今安陆）。十一月，蒙古军中路统帅阔出死于军中。蒙古军副帅忒木■攻江陵（今属湖北）时，宋孟珙来救，攻破蒙古军24砦。宋将孟珙又与蒙古军在信阳（今属河南）和光化军（今湖北丹江口市）展开激战，三战皆胜，遂收复樊城、襄阳。后蒙古将张柔侵宋，也无多大进展。 东路蒙古军于宋端平二年六月，由口温不花及察罕等率军南侵江淮。十一月，攻入淮西蕲（今湖北蕲春）、舒（今安徽潜山）、光（今河南潢川）州，在攻真州（今江苏仪征）时，被宋知州邱岳置炮设伏所败后北还。宋嘉熙元年十月，蒙古将口温不花攻击黄州（今属湖北），被宋将孟珙所率援军击败。蒙古军转攻安丰（今安徽霍邱西），宋将杜杲竭力固守，宋池州（今安徽贵池）都统制吕文德率援军突围入城，合力抵御，蒙古军才退走。次年九月，蒙古将察罕率兵号称80万围庐州，新任庐州守将杜杲百计固守，又用炮击并乘胜出击，蒙古军又败走。 宋淳祐元年（24）月，窝阔台病死。蒙古争夺汗位的斗争激烈。直至宋淳祐十一年（25）初，蒙哥继承汗位后，又不断派军向宋进扰。253年，皇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进军云南，攻陷大理。此后，招降吐蕃，控制了西南地区，从西南方面对南宋造成了大包围的形势。 宋宝祐五年（257）春，蒙哥汗下诏大举侵宋，次年二月，自率西路蒙古军4万号称0万侵蜀，分兵三道。一趋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一趋米仓关（今四川南江北），一趋沔州（今陕西略阳）。蒙哥汗所部一路占城夺地，宋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259）正月，进攻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时宋合州徙治于此，山三面临江，依山筑城，守御甚固），宋知州王坚杀蒙招降使者，坚决抵抗。二月，蒙哥汗亲至钓鱼城下督战，王坚抗击，蒙古军连攻五月不克，伤亡很大。七月下旬，蒙哥汗因攻城受伤死于钓鱼山下，蒙古军解围。 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率东路军南侵，当年八月才渡淮，入大胜关（今湖北大悟东北），月末进至长江北岸。九月初一日，蒙古西路军所遣使者从合州钓鱼山下到达忽必烈军营，报告蒙哥汗死讯，请忽必烈北归以继承汗位，忽必烈以不可无功而返，决定北归前加紧攻宋以取得重大战果。随后自阳逻堡（今新洲西南）渡江，三道并进，三次击败阻击的宋军后到达南岸，进围鄂州（今武汉），宋军坚守抗击，蒙古军始终未能攻下。 十一月，蒙古军兀良合台部已由云南入广西，破湖南，攻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也遇到宋军的顽强抵抗。 这时蒙古宗室阴谋夺取汗位，情况紧急，忽必烈妻察必遣使于同月下旬驰至忽必烈军中，请忽必烈立即北返以夺汗位。忽必烈随即回驻长江南岸青山矶（今武汉东北），准备渡江北返，却扬言进军南宋首都临安。 时在鄂州督战的南宋右丞相贾似道遣使向忽必烈求和，愿意称臣纳贡、割让长江以北土地。蒙古军出发在即，忽必烈命使臣前往鄂州谈判，并嘱蒙古使见蒙古军旗动即返回随军北归，蒙古使在鄂州城头与宋谈判正在进行，见蒙古军旗动立即签订密约后返回。兀良合台也奉命北归，鄂、潭两州相继解围。 贾似道隐匿私订和议，而妄称战胜蒙古军，鄂州解围，因而有“再造功”，加官晋爵。 次年（宋景定元年，20）三月初，忽必烈返抵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蒙古诸大臣劝进，遂即汗位。四月，下即位诏，称帝。并于五月首次建年号中统，遣郝经为国信使来宋告即位，并索取岁币。贾似道怕私自议和的秘密暴露，密令淮东制置使拘留蒙古使郝经等于真州。贾似道既对蒙古、宋双方都进行欺骗，又扣押蒙古使郝经等不遣，也不作防守准备。宋沿边诸将又纷纷无故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罢职或下狱死。宋骁将潼川安抚使刘整，以需要边费为蜀帅俞兴所阻，心益疑惧，遂于次年六月降蒙。七月，忽必烈以宋拘禁使臣郝经为背约，下诏侵宋，但忙于镇压内部叛乱，侵宋战事无大进展。 关于蒙哥汗死的原因，记载不一《元史》卷3《宪宗纪》记载六月“帝不豫，七月癸亥，帝崩于钓鱼山”。《重庆记》（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75注引）说他“中飞石而死”。《马可波罗游记》（张星烺译本）第0页作中箭伤而死。《宋史纪事本末》卷02以及邵远平《元史类编·王得臣传》也说“中流矢”。拉施特《史集》（转引自冯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274页下注）则说蒙哥嗜酒，时军中痢疫流行，因染疾死。 第二节南宋的灭亡宋咸淳七年十一月十五日（27年2月8日），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以示正统，是为元世祖。次年二月，迁都大都大兴府（今北京）。 早在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27）十一月，刘整“奏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如攻占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灭。次年七月，忽必烈命刘整协同阿术围攻襄阳，宋将吕文德艰苦拒守。咸淳五年十二月，吕文德病死后宋军继续抗击。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273）正月，樊城在被围4年后失陷。二月，宋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历时5年的襄樊保卫战结束。 元军占领襄阳后，次年六月决定大举伐宋，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并晋升为统帅，会师于襄阳，分军为三路侵宋。七月，度宗死，子赵■即位，年仅4岁，是为恭帝，理宗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275）初，元军已顺流东下，宋沿江城邑纷纷败降。二月，宋相贾似道以战舰2500艘、战士7万，抗击元军于丁家洲（今安徽贵池北），伯颜命左右翼骑兵夹江而进，炮声远震百里，宋军大败，贾似道逃往扬州，江东及淮西诸郡相继败降。 同年十一月，伯颜分军三路直奔南宋首都临安，阿剌罕率西路军从建康出广德，东路董文炳率舟师向澉浦（今浙江海盐南）；伯颜从中路节度诸军，定期会于临安。 元军**，宋将王安节保卫常州达两月之久，十一月中旬常州破，死者无数，邻邑望风奔溃，遂迫临安。次年正月初八日（27年2月4日），伯颜进至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宋遣使迎降，但还求保留宋朝。次日，勤王抗元的文天祥被宋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并奉命与伯颜交涉，文天祥因坚持不降而被元军扣留。二月初五，南宋恭帝降。五月初，恭帝及生母全太后等被押至大都，岁的宋恭帝被降封为瀛国公，元至元十九年（282）被迁往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后为僧，元至治三年（323）死。 从235年窝阔台汗对宋用兵至27年伯颜入临安，南宋恭帝降，共约40年之久。 《元史》卷《世祖纪》三。 第三节张世杰、文天祥的抗元斗争元军兵临临安前夕，恭帝的异母兄赵昰被封为益王，判福州；异母弟赵昺被封为广王，判泉州。元兵至皋亭山，驸马都尉杨镇等奉二王走温州，陆秀夫、苏刘义继追及于道，遣人召陈宜中、张世杰。五月初一，益王赵昰即帝位，改当年为景炎元年（27），是为宋端宗，年仅7岁，母杨太后听政。陈宜中为左丞相，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任签书枢密院事，晋封赵昺为卫王，改福州为安福府。不久，文天祥从被元军押往大都途经镇江时逃回，被任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南宋流亡朝廷继续进行抗元斗争。 时南宋疆域已大部丧失，只有李庭芝、姜才坚守淮东，张钰坚守重庆。 其余仅有闽、广以及浙、赣南部，元兵日逼。李庭芝、姜才、张钰先后战死，浙东、闽、广也相继失守。 七月，元兵三道侵闽。十一月，元军至建宁（今福建建瓯）。陈宜中、张世杰以元兵日迫，奉端宗及卫王、杨太后以下俱航海逃亡，元军占领福州，右丞相文天祥转战于福建、江西、广东等地。 同年十二月，端宗等率舟师到广州港口，被元守兵抗拒不得入，舟还大海，驻师秀山（今东莞西南海中），寻次于惠州（今属广东）的甲子门。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277）九月，宋水师次于广东路的浅湾（今汕头东北的南澳岛附近），十一月，为元将刘深所攻。张世杰战败，乃奉端宗退保秀山。十二月，至井澳（今中山南海中横琴岛）。三年三月，端宗等驻于■州（今湛江东南硇州岛），四月，端宗病死。 卫王赵昺嗣立，是为宋末帝，时年岁，杨太后听政，陆秀夫升任左丞相，张世杰升任枢密副使，改当年为祥兴元年。六月，张世杰攻雷州（今海康）失利后移于新会的崖山（今台山东南）。十二月，右丞相文天祥兵败，于五坡岭（今海丰境）被俘。元至元二十年（283）正月，就义于大都。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279）正月，元将张弘范以舟师围崖山海口，张世杰结大舶千余驻海中抗击元军，元军切断宋军淡水汲路。二月初六日（279年3月9日）元军大举进攻，宋军战败，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年仅7岁的南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杨太后亦投海死，南宋亡。 张世杰率部分宋军冲出重围，后遇台风，海船倾覆，张世杰溺水死，宋军残部亦被消灭。 附表南宋世系表（27——279） 第十二章金的发展与灭亡金末红袄军起义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联合夹击下灭亡了，从此结束了在中原地区金与宋保持的一个世纪之久的对峙局面，也结束了金在北方统治的20年的历史。 第一节社会制度的发展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金朝从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到灭辽，只有年。两年之后，金又攻克宋的京城东京，迫使宋朝南迁。随着金对宋战争的发展，金的社会制度也在改变，由女真族单一的统治制度发展到多种制度并存，由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过渡。 金朝建立后，由金太祖所确定的最基本国策，是抗辽灭辽和在新的占领区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起初是把被征服的女真和周邻各族编入女真猛安、谋克，后来占领辽东京（今辽宁辽阳）道时，在咸州（今开原北）设咸州路，置咸州军帅司，在东京设南路，置南路都统司，对汉人以猛安、谋克改编，对渤海编为八猛安。征服奚族时，设奚路都统司，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又把契丹遥辇九营改编为九猛安，属六部路都统司统辖。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道和泰州（今吉林白城南）也设都统司。这便是形成金初北面官制的基础。 南面官的汉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情况更加复杂。金太祖天辅七年（23），由于占领辽南面官制统治的汉人的燕京（今北京）地区，始行南面官汉制，即继承原辽朝统治地区所实行的南北面官制度，北面官制是女真猛安、谋克制，南面官制是原汉人的州县制。金太宗南下讨宋，在占领黄河以北地区后不改变宋制，这样南面官制又出现宋制与辽制的区别。金对河南、陕西册立傀儡政权，在金朝管辖之下出现保留宋制的附庸，而南宋也成为以金为宗主的贡纳国，因而在统治的范围内有金制、辽制、宋制的不同。而宋制又有黄河以北金直接统治地区和河南、陕西傀儡政权地区，由继承原辽的南北面制度变成更加复杂的多种制度的并存。 在多种制度并存的历史条件下，金朝所设的最高统治机构仍然是国相勃极烈制，为对南面官制下的汉人不同地区进行统治设元帅府。在元帅府下分燕京枢密院与云中（今山西大同）枢密院，时称东西两朝廷，后燕京枢密院并于云中。多种制度并存，是多种社会发展不平衡暂时均衡的结果，是不利于制度的统一的。由多种制度并存走上统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向。金太宗在灭北宋后，即着手制度的统一，并随着南北相持局面即将到来，由对宋的战争转向议和，为了使北方生产转向恢复，便提出从马上取天下而由文治国的方针。在这一历史的变化中，为把原辽、北宋的制度在黄河以北统一起来，设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但北面官制度实行的仍是猛安、谋克，河南、陕西保留着刘豫伪齐的宋制。当时实行的是重北轻南的政策，把黄河以北的汉人分为辽人、宋人，这从选举行“南北选”反映得极为清楚。 金太宗生前，在女真政治家宗幹的主持下，欲废除女真旧俗，整顿朝廷的勃极烈制度，削弱由宗翰（粘罕）等把持的元帅府权力，在全国实行汉官制改革，未及行而死。熙宗即位后，继承了太宗改革的遗志，废除朝廷的国相勃极烈制，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尚书省，由尚书省左、右丞相兼领中书、门下二省，由三师并领三省事。废除刘豫“齐”，设行台尚书省于汴。颁行新官制和“换官格”，实行新的法制《皇统制》，创建猛安、谋克屯田军，实行“计口授地”，基本上完成了金政权封建改革，废除了多种制度并存，而把州县制和女真猛安、谋克制统一在封建政权之下。海陵王于天德二年（50）下令废除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正隆元年（5）又废除中书、门下二省及领三省事，只置尚书省，尚书省直属皇帝。仿汉制改元帅府为枢密院，罢万户路置节度使路，颁行正隆官制，“南北选”于贞元二年（54）亦罢，将都城由原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迁于中都（今北京）。 金熙宗与南宋议和，标志着由过去金朝的奴隶制政权与宋对峙，转化为南北两个封建政权的对峙。海陵王发动对南宋的战争，破坏了南北议和，使北方又出现新的不安定的因素，世宗趁势在渤海大族、曷苏馆女真以及反对海陵王的势力下，即位于东京，改元大定（）。金世宗继承熙宗、海陵王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对金朝的制度加以新的调整。金世宗继承了熙宗的致治和南北议和、与民休息的思想，定都中都，修订官制，重新增设平章政事官，加速以多民族为核心的统治权力的形成。金世宗继承历史上致治时期的治国方法，拨乱反正，使金朝沿着熙宗、海陵王的事业继续发展。金世宗是个守成者，他只是调整和改变一些不合理的方面，而对社会不作大的根本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其初、中期不过是海陵王天德（49—53）小康的延续。历史发展到金世宗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安定，在女真族奴隶制内部孕育着一次新的革命，即由奴隶制变革为封建制。大定二十年（80）左右，女真族奴隶制内部变化急剧起来，牛头地制度破坏，随着猛安、谋克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计口授地的大家族土地经营向个体家庭的独立经营转化。奴隶主出卖奴隶，扩大私人所有的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汉人耕种，女真族的个体经营者转化为国家佃租者和自耕农。金世宗一方面采取措施维护猛安、谋克组织和大家族的奴隶制；另一方面对私人土地出租采取限制的政策，规定他们出租的土地不得超过0顷。 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左右到金章宗明昌（90—9）、承安（9—200）间，是女真族奴隶制全面崩溃和封建化完成的阶段。从金熙宗开始基本完成封建化时，奴隶制并没有废除，而是采取渐进的方法使奴隶制变革为封建制。到金章宗明昌、承安间，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变革已经成熟，于是从法律上更为彻底地作出解放奴隶的规定，确定猛安、谋克自种和出租土地的合法，把女真族社会同中原统一于一种封建制之中，把金朝的历史发展推向极盛时期。《金史·章宗纪·赞》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此间的小康是海陵王天德小康的全面发展，是金朝发展繁荣的标志。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加剧金章宗时期也是由盛转衰的开始，泰和（20—208）后，金朝的发展进入后期之初。《金史·哀宗纪·赞》称“章宗志存润色，而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章宗没有随着女真族封建化完成，进一步抓住当时社会中的弊政加以新的改革，促进金朝强盛的持续，进而统一全国。他是世宗的继承者，只是从守成出发使当时封建制更加完备，所以在章宗时北宋以来及本朝中的封建弊病，没有得到应有的医治，女真族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39《忻州修学疏代郝侯作》。 封建化完成及封建制度更加完备之日，也就是金朝统治走下坡路的开始。金章宗时，随着社会繁荣而来的便是人口的急剧增长，浮食者众，与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人民之需发生矛盾。再加上北对鞑靼和南对宋入侵的战争，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在财政的收支上又发生严重矛盾。金章宗为应付财政困境而滥发纸币。金章宗在政治上也是“秕政日多”。婢妾和近臣擅朝政，统治阶级内部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以及民族矛盾加剧，致使社会不安。至卫绍王时更加，加之蒙古军南下，国势渐微，金朝衰落和灭亡的诸征象已在各方面暴露出来。 金宣宗尚欲有所作为，但只知守世宗的老政策，对摆脱当时的困境和抗击蒙古军的南下，均无根本的良策。金朝中兴已成为不可能，遂走向崩溃的阶段，金宣宗南渡是由衰落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金宣宗南渡后，括地不成，屯田无效，更加动摇了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战争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加速了生产大破坏。有数字可查的，河南军民田总共97万顷有奇，能耕种者只有9万余顷，荒芜一半。南京（今河南开封）一路旧垦田余顷，兴定（27—223）间则“饥民流离者太半”。叶县（今叶县北）耕地荒废7000亩有奇2。及至哀宗，金朝已处于灭亡的前夕。 《金史》卷47《食货志》二。 2《金史》卷2《刘从益传》。 第二节金在北方的统治金初战争和奴隶制对北方地区的破坏金朝前期之初，一方面继承辽和北宋之末的社会经济残破和已经崩溃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女真族正处奴隶制上升的时期，虽然打着统一战争的旗号南下侵宋，但奴隶制的掠夺性对已经残破的北方社会更加上一层战争的野蛮摧残和破坏，接着的是对北方汉族人民的落后统治。这种战争要比中原改朝换代的战争的破坏性更严重和残酷得多。在金初战争的年代中，金军进入中原大肆烧杀掠夺，城市和农村遭到严重破坏。“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3。金兵所到之地，无不被其害，人口逃散，城市农村都被摧毁。当时北宋都城东京，猫犬残尽，黄河南北，两河、京东和淮南，农村被烧毁；破瓦残垣，田野荒芜。人民有的被掠为奴隶，有的成为驱丁。并强行把女真族的习俗加在汉人的头上，其中突出、为害深的是“薙发易服”，金元帅府下令髡发，禁民汉服，稍不如式，即被斩首。女真统治者以对待奴隶的办法对待北方人民，于诸州郡大起地牢，严刑峻法，视民如草芥。宗翰采用大同尹高庆裔的建议，凡窃盗赃一钱以上的皆处死，甚至在市上拾遗钱和行人拔菜圃的葱皆被处死。金对户籍和人身的控制极严，使北方人民丧失行动自由和阻碍了商业往来。 金初战争中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反动的。金朝灭辽后是作为中国北方政权而出现在历史上的，对宋的战争也有统一的问题。但不能以奴隶制统一先进的汉人地区，这样女真族和所建立的政权为适应对全国进行统治的需要，就要用先进的制度改革其自身。金太宗在灭亡北宋后，在统治的制度和政策上相应地有了变化。他为医治战争和初期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创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由于战争还未结束，他下诏抑制游手，使各务本业，“其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下诏“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实行“南北选”，选拔能吏，招安地主恢复家产，使民归田，悉均辽人士庶赋役，天会十年（32）社会“小安”2。 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熙宗、海陵王时，确定了和平时期以文治国的方针，恢复、发展生产，如《金史·食货志》所述“熙宗、海陵王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究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彻底废除宗翰掌权时所采取的一切设施，废除刘豫政权的苛政，减轻赋税，史书记载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元好问称海陵王天德（49—53）为“小康”。海陵王对南宋发动统一战争是失策的，由于战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劳役的负担，又一次破坏生产，加深了民族和阶级的矛盾。世宗的政3《三朝北盟会编》引《赵子崧家传》。 《金史》卷3《太宗纪》。 2《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金虏图经》“天会十年，海内小安。”《金史》卷0《思敬传》。 策主要是恢复了“南北讲好，与民休息”，采取措施发展生产，促进民族合作和社会安宁。金朝为对中原进行统治，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与汉人杂居，其目的是为统治、镇压和监视汉人。到金世宗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2。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当时许多女真奴隶主贵族成为封建地主，这些新兴的地主以他们特殊的权势和贪婪性展开对土地的掠夺，通过各种途径和使用各种手段侵占民田和多占、冒占官田。这样不仅加深了地主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女真贵族地主与各族（包括女真在内）中小地主、农民之间的矛盾，这成为金朝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金世宗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既未吸取历史上的可行经验，又无新的良策。他把括地的对象不限于掠夺土地的女真贵族地主，而扩大到一般的民田，结果受害的是一般农民，而从中渔利的是官府和女真贵族地主。随着女真贵族地主的兴起，便是贫富变更与赋役不均，金世宗推行“通检推排”之法，他下令“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名义上是均赋役，实际上变成国家强行掠夺人民财富的一种手段。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财物为功，“妄加民产业数倍”，如诉于官府，反遭刑罚，甚至当场被杖死。通检推排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是灾祸。 腐朽没落的金后期金朝后期在北方的统治，是前期发展繁荣中已孕育着的诸消极因素的恶性发展，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其统治都是不成功的。从经济上看，后期的括地始于章宗，而宣宗时其议尤甚。宣宗南渡，从河北迁到河南的军户，都靠国家供养，因而使河南地区的租赋负担加重，金朝为维持其统治局面，抗击蒙古，欲括河南民地，以处置来自河北的军户。过去在河北、山东括地，“民之茔墓井灶悉为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因此“闻者无不骇愕”。后期战争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加速了生产的大破坏，而金朝官府仍是加重剥削和肆意勒索，人民的赋役负担三倍于平时，军国所需都由河南人民担承，“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而无法禁止。官吏酷暴，擅括宿藏，怙势营私，官府所得才十分之一。“州县长吏不知爱养其民，督责征科，鞭笞逼迫，急于星火。文移重复，不胜其弊”2。叶县（今河南叶县北）耕地荒废.7万亩有奇，而其岁入7万石如故3。自章宗以来的币制紊乱，也成为金后期统治中一大弊端，宣宗贞祐（23—27）、兴定（27—222）间，屡次更改钞的名目，钞价不断跌落，物价上涨，直接影响是对人民剥削的加重，商旅不行，市肆皆闭，铜钱多外流于宋，经济瘫痪。 金后期的统治，在政治、军事上也表现极为不堪。宣宗后期喜刑罚，把吏治发展为对人民的残暴统治。皇帝为保护其统治地位，以侍御治军。近2《金史》卷8《世宗纪·赞》。 《金史》卷4《食货志》一。 《金史》卷47《食货志》二。 2《金史》卷05《温迪罕缔达传》。 3《金史》卷2《刘从益传》。 侍擅权，皇帝既被群小包围掣其肘腋，而又轻信谗言，致使奸臣得以专横朝政，政刑大失。刘祁《归潜志》记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遇敌则先奔，故师多丧败。” 金自纥石烈执中、术虎高琪用事后，风俗为之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豪，然用非其宜，终至跋扈”4。纥石烈牙吾塔，“为人鸷狠狼戾，好结小人，不听朝廷节制”。他曾入朝，诣省堂，诋毁宰执，宰执也不敢吱声。矜暴不法，不喜欢文人，僚属有穿长裾的，则以刀裁去，又喜欢凌侮使者，凡朝廷派使者来，他就让喝酒，如果不喝，连吃的都不给，只好饿着肚皮而去。司农少卿张用章以行户部过宿在他那里，牙吾塔要他饮酒，张以寒疾推辞不饮，牙吾塔笑着说“此易治耳。”命令左右持艾来，使张卧在**，灸之数十。又以银符佩妓，屡往州郡取赇，州将的老婆都得远远相迎，号“省差行首”，厚贿之。当时称他为“卢鼓椎”，并用他的名来吓唬哭着的小儿。其子阿里合，同样残暴，世人目之曰“小鼓椎”。 刘祁《归潜志》从各方面揭露了宣宗南渡后金朝在北方统治的，如当时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完颜讹可也能打球，号板子元帅。完颜定奴，号三脆羹。也有以刚愎残忍号为火燎元帅的。宣宗南渡后，在位者多苛刻，如右丞徒单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当时朝廷宰执已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抑压改革者。近侍权重，以谄谀成事。在位者临事，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号“养相体”。宰执用人，专选无锋芒而软弱易制的，叫做“恐生事”。奖用胥吏，抑压士大夫，凡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军制亦益弊，以任子为兵，士大夫充厮役。 金朝后期的统治，说明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掌握在当时最腐朽的集团手中，但还不能说当时整个封建制度已面临最后崩溃，在末期大乱之中仍有局部的治理与恢复。金朝在北方统治的经验教训，《金史·食货志》认为没有“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刘祁《归潜志》卷2《辨亡》比较客观地概括了金朝发展的过程，认为其为政之所以不能长久，是由于“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没有“尽行中国法”，只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没有积极的改革措施。金朝因缺少长久、富国之策，所以金朝的发展繁荣受到限制，其贡献也受到影响，但金朝毕竟是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时代。 4《金史》卷《赞》。 《金史》卷《纥石烈牙吾塔传》。 第三节金末红袄军起义红袄军大起义金朝后期的统治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在金朝内部孕育着新的大分裂。蒙古军南下，金朝内部分裂为抵抗与投降、逃跑两派。金宣宗屈辱求和，蒙古军暂自中都（今北京）撤退，宣宗弃中都迁汴（今河南开封），金朝从此走上灭亡的道路。中都北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失陷，官员、地主纷纷叛金降蒙古或叛金自立。张鲸、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称王，标志着各族以及女真族内部的分裂。蒙古军进入河北、山东，肆意掳掠，与此同时山东、河北等地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抗金朝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的武装起义。《金史·仆散安贞传》称“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后来把这次人民起义概称为“红袄军起义”。 金末人民起义是一种巨大的群众性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起义的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与压迫所造成的。金朝廷在山东、河北等地长期向汉人搜刮土地，腴田沃壤尽入于权要势家，而剩余的瘠恶土地为汉贫民所有。由于金统治者所造成的土地矛盾和军民间的对立，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愤怒反抗。据《遗山先生文集》卷28《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贞祐二年（24），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其中“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便是红袄军起义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金朝统治失策之所在。金章宗为适应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而解放奴隶，但他仍保留处于农奴地位的驱丁。金时寺院二税户已沦为奴隶，章宗解放二税户允许其为驱丁，金末良民被掠为驱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金末人民起义与反对农奴化的斗争不无关系，这也是起义的一个原因。当时河北、山东屡遭战争所扰，加上赋敛益横，连年饥馑，地主对佃户的凌辱，不胜其酷，人民只有起义一途，可以求生。 金末红袄军起义，其发展规模与活动地区已相当广大，少者数万人，多者数十万。金末人民起义，可以上溯到金章宗泰和（20—208）时期。《大金国志》卷2泰和五年（205）“时岁饥，耕猎皆废，河北、河南、山东之民，贫悴饥疲，无力以耕，寇盗蜂起。”当宋对金战争开始，山东人民聚众反金的斗争已拉开序幕。 杨安儿起义杨安儿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本名杨安国，因以贩卖鞍材为业，市人称他为杨鞍儿，遂自名杨安儿。当南宋韩侂胄“开禧北伐”时，山东人民聚众起义，杨安儿从这时起便开始领导反金斗争的活动。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受金招安，累官刺史、防御使。大安三年（2），命为铁瓦敢战军副都统戍边，行至鸡鸣山（今河北宣化东南），中途赶回山东，与张汝楫等共同举起反抗金朝统治的起义大旗。于是“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贞祐二年（24），杨安儿领导的起义军日益强大，潍州（今山东潍坊）李全也于这年起义，与其兄李福聚众至数千人，在潍州、安丘、临朐一带与杨安儿配合作战。接着刘二祖、彭义斌等也都起义。由杨安儿、刘二祖、李全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起义斗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撤退后，金派最精锐部队“花帽军”，前往山东镇压。杨安儿败于益都城东，转战莱阳，莱州徐汝贤以城降，军势复振。登州（今蓬莱）刺史耿格也开门迎降。杨安儿遂称帝，置官属，改元天顺。起义军乘胜陷宁海（今牟平），攻潍州，以元帅方郭三守密州（今诸城），略取沂（今临沂）、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区）；李全略临朐，据穆陵关（临朐东南），欲取益都。后为仆散安贞等军所败，杨安儿与汲政乘舟渡海，欲走岠嵎山（今栖霞东北），被舟人曲成所击，落水而死。仆散安贞派牙吾塔等破巨蒙等四堌及马耳山（今五莲东北），以集中捕灭刘二祖起义军，刘二祖被擒。杨安儿、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相继失败后，在兖州泗水（今属山东）人郝定领导的起义已结集至万人。这支起义军接连攻陷滕（今属山东）、兖、单（今单县）诸州及莱芜、新泰（今皆属山东）等0余县。郝定称大汉皇帝，设百官。后被仆散安贞军队所镇压，郝定被擒，送至汴京被杀。 李全、杨妙贞起义军起义军虽先后被镇压而失败，但没有因此而屈服，停止战斗。杨安儿被击败后，其妹杨妙贞（四娘子）勇悍，善骑射，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刘全收集余众，奉妙贞称“姑姑”，至磨旗山（今莒南东北）与李全联合并结成夫妇。刘二祖死后，先后由霍仪、彭义斌率领起义军继续斗争。但红袄军继续作战的条件越来越艰苦，这主要是因为金廷不断加强军事镇压和政治招诱；山东经战火焚毁，皆为赤地，人烟亦绝。起义军面临严重军事进攻和粮荒，致使内部分化，乃至互相火并。 当红袄军面临最严重的困难关头，主要是继续坚持抗金和抗蒙古，但南宋对起义军在政治上有相当**力，因此起义军在金、蒙古、宋之间便出现聚结和分化的关系。在金廷的军事镇压与政治的招诱下，有一部分起义军中不坚定分子相继投降金朝。如张汝楫、孙邦佐降金，张汝楫想再次反金，因孙邦佐告变被杀，金以孙邦佐为德州（今陵县）防御使加节度。国用安，淄州（今淄博南）人，是杨安儿、李全的残部。时青，滕阳（今滕州）人，初与其叔父时全俱为红袄军。此二人于杨安儿、刘二祖败后皆降金。后复归宋，不能自立。 李全、石珪、夏全、裴渊等在兴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28）后归宋，但李全归宋之初仍坚持高举反金的旗帜，曾分兵袭密州，擒金将黄掴械至楚州城（今江苏淮安）。次年又曾说服以青（今属山东）、莒（今莒县）、密、登、莱、潍、淄、滨（今滨州西北）、棣（今惠民）、宁海、济南（今属山东）等2州、府归宋。同时拒绝金宣宗对他的招降，表示“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李全在后来发展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由一个农民《金史》卷02《仆散安贞传》。 周密《齐东野语》卷9《李全》。 起义的首领堕落为一个扩展个人势力唯利是图的罪恶分子。 坚持抗蒙、反金的彭义斌起义军在起义军中也有一部分归宋的人民起义将领，一直坚持抗金的道路，还英勇抗击蒙古，这主要是以彭义斌为代表的起义英雄人物。 南宋朝廷对北方金统治下的红袄军起义，和北宋一样采取的是违反民意的反动政策，并没有把起义军争取过来成为抗金抗蒙的力量。一方面想招诱起义军，授以官号，以联合抗金；但是另一方面，又惧怕起义军，甚至惧怕起义人民比惧怕金朝统治者更厉害。南宋朝廷对南渡归宋的人民，并不妥善收容，相反的，封锁淮水不许南渡，甚至目为“盗贼”，明揭榜示，来者即行剿杀。《鹤山先生大全集》卷8《奏议》应诏封事云“异灵替身全文阅读而山东、河北、关陕之人，归疆请吏，无岁无之。其在襄阳、蜀口者，号曰约回，而实杀之。惟山东之民蜂屯蚁聚，势力不可却，于是不得已而纳之。”另外，南宋对归顺的北方起义军，则实行对他们分化、削弱的政策。《宋史·贾涉传》记载“分（石）珪、（陈）孝忠、夏全为两屯，李全军为五砦；又用陕西义勇法，涅其手，令诸军汰者三万有奇，涅者不满六万人。正军常屯七万余，使主胜客。”所以，当时忠义将校气愤地说“不若有官者弃官，无官者归山东为百姓。” 起义军之间发生利害冲突与斗争，使斗争的性质和关系更加复杂化。兴定三年，李全自涡口（今安徽蚌埠西北）大捷战胜纥石烈牙吾塔之后，便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自己的友军季先。四年，暗杀红袄军领袖之一季先，而贾涉也趁势欲收季先的部队，遭到其部下裴渊、宋德珍、孙武正、王义琛、张山、张友等反对。裴渊等乃迎石珪为统帅，贾涉阴谋未成，又企图分化石珪军为六。而李全在合并石珪部众时迫使石珪等投蒙古，造成起义军与宋之间的裂痕与矛盾。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223），李全又并贾涉等部忠义军，此后又企图火并彭义斌所部等。在李全火并友军时，彭义斌在继续反金抗蒙的同时，又展开反对李全火并友军的斗争。到金哀宗正大二年（宋宝庆元年，225）五月，彭义斌致书沿江制置使赵善湘说“不诛逆全，恢复不成。”彭义斌坚持抗蒙，七月，与蒙古军战于内黄五马山（今河南内黄西），兵败被俘。在蒙古统治者向他诱降时，他厉声说“我大宋臣，且河北、山东皆宋民，义岂为他臣属耶！”慷慨就义，誓不降敌。 金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金末红袄军起义的特点，其主力是北方的佃户和驱丁，此外还有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及少数家奴参加。起义军以各行业、各阶层的劳动者为主体，以红袄为标识，说明起义军有共同的组织行动。起义军一开始即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后来结集，但始终未形成统一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尚保有北方人民山水寨组织的特点，如周密《齐东野语》称杨安儿为“堡主”。起义军前后期发生很大变化，随着起义军斗争的性质也有不同。金末人民起义直接打击金朝廷和地主阶级，致使地主阶级组织自己的武装，即所谓“义军”、《宋史》卷47《李全传》。 “乡兵”，直接参加金朝廷镇压起义的罪恶活动。定兴（今属河北）人张柔，在“金贞祐间，河朔扰攘，土寇蜂起，公聚族党数家，壁西山东流埚，选壮士团结队伍以自卫，远近惮之莫敢近。（金）以功授定兴令，累迁清州（今青县）防御使”。这些大地主一方面与金朝廷合伙镇压起义军，另一方面又趁势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地方势力。当蒙古进入中原后，金朝廷已无力保护他们的权益时，又多降蒙古，充当蒙古灭宋的先锋。由此可见，当时人民起义是在金朝廷和地方地主武装联合镇压下而失败的。 在封建社会中，当一个皇朝的各项制度及其统治已经极端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挽救社会生产力由枯萎转向新的发展的作用，它冲击社会那些不符合发展要求的旧东西，为新的调整和改革扫清障碍，金末红袄军大起义正是起了这种在历史上所应起的作用。在金朝末年社会丧乱中，对社会发展恢复和有利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力量，还有朝廷上下主张改革，反对对人民残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势力；有从金朝分裂出的地方性的促进社会局部恢复和发展的积极势力，他们都是新皇朝复兴的基础。但这些力量对皇朝的统治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红袄军大起义打击和制止了反动的括地的企图，宣宗在人民反抗斗争的打击下，不得不罢去括地的命令，他说“朕恐括地扰民，罢其令矣。”起义不仅打击和震动整个金朝的统治者，也打击了地方统治的反动势力，使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能在一些地方施行某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局部地有所恢复。完颜仲德在陕西，“招集散亡，得军数万，依山为栅，屯田积谷，人多归焉。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起义是人民以武力保护被压迫阶级在死中求得生存的一种行动，它一方面能最大可能地保护创造社会财富者自身，另一方面逃避山林水泊，开发生产，或在起义区内冲破封建束缚和限制，得到土地，或把已被官府、地主夺去的财物再夺还，这些都是有利于将来社会有更大发展的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与此同时，起义也削弱了封建生产关系，在金朝后期某些文人所强调的重民思想和不分华夷的平等思想，不能说与当时阶级斗争的推动无关。 《元朝名臣事略》卷《万户张忠武传》。 《金史》卷9《完颜仲德传》。 第四节金朝的灭亡蒙古侵金蒙古各部在金初大多臣附于金，随着蒙古各部势力的发展，双方矛盾日益突出，不断发生战争。金世宗时为了削弱蒙古各部的势力，曾采取每三年出兵剿杀蒙古各部的成年男子，称为“减丁”或“灭丁”，并掳掠蒙古各部人民作奴婢，给蒙古人民带来世代难忘的苦难，引起蒙古各部更大的反抗，金朝虽加强镇压，但叛降不定。大定二十一年（8）三月，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西北近六百里边境，修整与新建“边堡”数十处，取直列置，作为防御堡寨。承安二年（97）九月，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完颜襄行省于北京（今宁城西），又在临潢府西北部边堡一线前山地，使用人民和军队挖壕筑障数百里，作为边防屏障，抗御蒙古骑兵南侵。 蒙古建国后成吉思汗仍贡岁币于金，金章宗派卫王永济在净州（今四王子旗西北）受贡，成吉思汗对永济不行礼。永济遂请攻蒙古。不久，永济嗣位，是为卫绍王，诏书送到蒙古，成吉思汗得知金朝的新帝是永济，即加以唾骂并骑马北去。卫绍王也定计等成吉思汗下次入贡时加以杀害，成吉思汗得知后遂与金绝交。 金大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五年，20），金修筑乌沙堡（今河北张北西北）准备先发攻蒙古。次年春，成吉思汗挥师南下，事出金军意料，乌沙堡未防备，遂被蒙古军攻占。八月，蒙古军向野狐岭（今张家口西北狼窝沟）进发，率军0万驻防于抚州（今张北）的完颜承裕（胡沙）不敢抵抗，退至宣平（今张家口西）并连夜南逃，次日为蒙古军追及于会河堡（今宣平西南），金军全军溃败。九月，蒙古军攻占宣德（今宣化）、德兴府（今涿鹿）、居庸关，直抵金都中都（今北京）城下，掳掠后退兵。 金崇庆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22），成吉思汗再克昌（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桓（正蓝旗北部）、抚等州府。 金至宁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23）七月，成吉思汗攻占宣德、德兴、怀来（今河北怀来东），进至古北口，金兵退保居庸关。成吉思汗出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拔涿、易（今易县）二州，迂回北上，再次攻占居庸关。 八月，在蒙古军兵临城下之际，金廷发生政变，金帝卫绍王被杀。九月，金宣宗即位。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军队围困中都，自率主力肃清河北、河东及山东诸城邑。 金贞祐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24）三月，金献公主、金银、马匹等求和，蒙古退兵。金宣宗因河北残破，于同年五月迁都南京开封，命完颜承晖等辅佐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六月，金“糺军”以边地部落降蒙古，成吉思汗即派军南下会合并再围中都，金太子逃往开封。贞祐三年二月，金从开封出兵进援中都，三月，进至霸州（今属河北）被蒙古军击溃。五月，金中都留守完颜承晖自杀，蒙古军占领中都。金宣宗贞祐四年，成吉思汗既得金中都后，即谋取南京。八月，命三摸合率万骑，假道西夏，趋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以取潼关，未能攻下，改由小路越过潼关，攻占汝州（今属河南），直达金南京近郊，但遇到金朝从河东开来援兵的抵御。三摸合退向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适冬季黄河冰合，遂渡河北去。 金兴定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27）八月，成吉思汗以木华黎统领蕃汉诸军经略中原，木华黎攻取河北、山东大量州、府，而金统治集团只想用重兵屯驻南京开封以自固。 当金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24）二月，金宣宗向蒙古求和之际，遣使告宋，请宋早给两年的岁币。七月，金宣宗到开封后遣使通知南宋，宋真德秀看到金已衰弱就奏罢给金的岁币。次年二月，宋向金提出岁币由每年30万两、匹银绢，减为“隆兴和议”规定的各20万两、匹，遭到金朝的拒绝，南宋终于决定完全停给岁币，这对金的经济实力打击很大。金宣宗遂于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分兵攻樊城、围枣阳（今属湖北），西路军攻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东路金军被宋将赵方等打得大败。六月，宋宁宗也下诏讨金。十二月，双方在大散关展开争夺战，次年春，金军烧关退兵。金兴定三年二月，再次侵宋，又被宋击败，宋将赵方、扈再兴再次大败金兵于枣阳，金军从此不敢再窥襄、汉。金元光元年（宋嘉定十五年，222）二月，命元帅左监军讹可、签书枢密院事时全统三路军马由颖（今安徽阜阳）、寿（今凤台）渡淮侵宋，五月，金军全军覆没。从此，金侵宋战争才停止。金哀宗即位后，于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224）六月，才正式下诏不再侵宋。金朝连年侵宋，皆以失败告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势更加衰弱。 蒙、宋联合灭金蒙古成吉思汗在临终时曾立下遗嘱，要假道于宋以灭金，金正大七年（蒙古窝阔台汗二年，230）七月，窝阔台汗自将入金陕西，命四弟拖雷及侄蒙哥率师渡黄河趋凤翔。次年二月，克凤翔，并下洛阳、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诸城。五月，窝阔台汗将大举攻金，命拖雷据守宝鸡，遣速不罕诣宋请假道以捣河南，到沔州（今陕西略阳）被宋统制张宣所诱杀。十二月，攻占金河中府。金天兴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232）正月，窝阔台汗渡黄河，拖雷已渡汉水北上，窝阔台汗即诏诸将进发，拖雷于钧州（今河南禹州）南三峰山，大败金师0余万，金军精锐损失殆尽，从此金军不能再振。蒙古军遂攻下陕西、河南诸州县，金潼关守将出降，蒙古军长驱进入金南京路。三月，蒙古军围南京，金哀宗百计守城。四月，蒙古军以天热将还师，适金遣使求和，以金帝之侄曹王完颜讹可为人质，并奉献大量金帛，窝阔台汗许和。和议既成，蒙古军解围退师河、洛之间，而留速不台、拔都的3万兵镇守河南。七月，窝阔台汗遣唐庆使金促降，不意金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蒙古使等30余人于馆，而金哀宗下诏赦其罪。由是和议又绝，战争再起。八月，金聚兵20万在郑州（今属河南）以西抗蒙古，但已无济于事。十二月，金京城粮尽，金哀宗率兵万北渡黄河，企图收复东平（今属山东）、卫州（今河南卫辉）二城，被蒙古军击溃，复渡河南返。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233）正月，金哀宗逃到归德（今商丘南）。同月，金南京将领崔立兵变降蒙古。四月，崔立将金太后、皇后、宗室500余人押到蒙古军前献纳。六月，归德粮绝，金哀宗又逃到蔡州（今汝南）。南宋因早已接受了蒙古提议的共同攻金之约，派兵与蒙古军合围蔡州。234年，蔡州城破，金哀宗自杀，金亡。 金朝的兴亡，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辽、北宋的衰亡是留给金再建的废墟，而辽、北宋崩溃中孕育着的诸积极因素是金再兴的条件和基础。金朝的崩溃也为元朝的再兴孕育着这种条件和基础。而这些就是历史发展的联系，也就是历史向前推进的根本原因。历史的事实证明，一个后进的民族能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首先必须成为当时先进的一员，与汉族一起共同发展和推动历史的前进，中国也就成为各族的中国，中华也就成为各族的中华。 附表金世系表（5——234） 第十三章西夏第一节党项的兴起及与宋、辽的关系党项的兴起党项是我国古代羌族中的一支，又称党项羌。南北朝末期，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他们按姓氏结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互不统属。以畜牧为生。没有法令、赋税，也没有文字、历法。其时党项社会大约处于氏族社会的父权制阶段。 隋末唐初，党项羌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在“东距松州（今四川松潘北），西叶护（今新疆境），南舂桑、迷桑等羌（今青海南部），北吐谷浑（今青海北部）的广大地区内，散居着大大小小无数个部落，著名的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后来建立西夏的就是拓跋氏。 隋开皇四年（584）党项羌有千余家归附隋朝。次年，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内迁到旭州（今甘肃庆阳境），被授予大将军称号。唐贞观三年（29），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率部落附唐，唐朝在其住地设立轨州（今四川松潘境），授步赖为刺史。同时在其他内附的部落地区，分别设立崌、奉、岩、远四州，各以其部落酋长为刺史。到贞观六年，党项居住的河曲一带已设有州，人户30万口。贞观九年（35），在唐朝不断施加的政治诱逼与军事压力下，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也率部落降唐，唐朝在其原居地，分别设立了懿、嵯、麟、可等32个羁縻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 唐玄宗时期，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强盛起来，不断袭击党项诸部，迫于吐蕃的威胁，拓跋部首领请求内徙2。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党项拓跋部辗转经历了从原居地松州向今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的大迁徙。一支迁到夏州（今陕西靖边境）的部落，被称为平夏部。西夏就是在平夏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末农民大起义时，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帮助唐朝廷镇压黄巢起义，被任为夏州节度使，爵夏国公，再赐李姓，建夏州为“定难军”，统辖夏、绥（今绥德）、银（今榆林境）、宥（今靖边境）、静（今米脂境）五州地区，《新唐书》卷22《党项传》。本章叙述参考《隋书·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旧唐书·党项羌传》，新旧《五代史·党项传》，《辽史·西夏传》，《宋史·夏国传》，《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不一一具注。又按党项八部中野利氏，新旧《唐书》称野辞氏；《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作野利氏。野利氏本党项大姓，故野辞或野利之误。 《册府元龟》卷977；《资治通鉴会要·党项羌》“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 2《册府元龟》卷977；《资治通鉴会要·党项羌》“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又《旧唐书》卷9《吐蕃传》吐蕃从贞观八年（34）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到仪凤三年（78）“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 《东都事略》卷27、28《西夏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作“四州八县”。从此开始出现以夏州为中心的党项李氏藩镇割据势力。 五代时期，党项夏州李氏僻居西北一隅，充分利用藩镇势力之间的矛盾，增强自己的势力。在这50多年（907—90）中，李氏政权对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及北汉政权，相继保持着“臣属”关系，实际上尽力于摆脱中原皇朝的约束。后唐长兴四年（933），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死，其子彝超继为“留后”，后唐明宗企图用调任延州（今延安东北）节度留后的办法，迫使李彝超离开夏州，以图兼并夏州。遭到了夏州李氏的军事抵抗后被迫妥协2，任命李彝超为节度使。清泰二年（935）李彝超死，李彝殷继任节度使，后周显德元年（954）受封为西平王。随着党项政权政治威望的提高与军事实力的加强，党项羌活动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一些党项部落更进入汉族居住的地区，或入居州城，与汉族杂居，接受汉族的封建文明，被汉人称为“熟户”，与散处于山野、以游牧为生的党项“生户”相对3。吐蕃势力衰微后，“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4，说明党项羌势力进入吐蕃地区，并与回鹘势力接触。“献地”与抗宋宋朝建立后，党项李氏政权处在宋、辽两大政权之间。五代时“向背不常”的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这时派族子银州防御使李光睿奉表贺宋太祖即位，并避宋讳改名彝兴。建隆元年（90）三月，受宋太祖诏遣部将李彝玉领兵御北汉兵于麟州（今神木境）。建隆三年，又向宋朝贡马。宋太祖也特别优礼，加太尉，亲遣使赐玉带，死后追封夏王。彝兴子光睿、孙继筠相继为定难军节度使时，曾出兵进攻北汉，声援宋朝，和宋朝保持友好关系。 太平兴国七年（982），党项政权内部因承袭问题发生矛盾难于解决，新任定难军节度留后李继捧于五月十八日（月22日）朝见宋太宗时，不得已向宋朝献出所管辖的夏、银等五州地。李继捧族人也被召来京师居住。太宗对李继捧重加赏赐，并晋升官职。宋朝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党项李氏世代相承辖的领土。 李继捧归附宋朝，引起了党项内部的急剧分裂。李继捧族弟李继迁，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不愿内迁，留居银州。召集弟继冲和亲信张浦商议对策。李继迁认为“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李继冲也认为，不能放弃夏州故土，就像“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一样，主张乘夏州不备，杀宋朝诏使，以绥、银为据点，抵抗宋朝。张浦在分析了双方形势和实力后认为，用兵要能屈能伸，不因小失大，主张“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李继迁采纳了张浦的建议，率部落亲属数十人伪装出逃，在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驻扎，出示祖先拓跋思忠像，号召部族，抗宋自立。 从这时起到雍熙三年（98）是李继迁独立反抗宋朝时期。前后四年，三起三落。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李继迁初攻夏州，闻宋朝援兵来，不战而回。次年五月攻葭芦川（今陕西佳县西北佳芦河），九月又攻三岔口（今靖边北2《旧五代史》卷32《李彝超传》。 3《宋史》卷24《宋琪传》。 4《旧五代史》卷38《吐蕃传》。 内蒙古境内），都遭到失败。宋太宗又下诏令，招抚夏、绥、银等州党项与汉族流民归业，给李继迁造成很大困难。张浦建议攻打富庶而恃有横山之险的宥州，扼险观变，以图光复旧业。十二月，继迁率党项兵2万人进攻宥州，被宥州巡检使李询击退。雍熙元年，李继迁退守地斤泽，派李继冲招诱党项部族。五月，党项咩嵬族与南山诸部族投奔李继迁。七月，李继迁率众进攻夏州西北的王庭镇，宋军赴援不及，被继迁取胜，俘获万计。 对宋作战的胜利，使李继迁昏了头脑，立刻聚兵万人，令张浦、李大信带领四外出击。被宋知夏州尹宪与都巡检使曹光实探得虚实，乘其不备，夜袭地斤泽，李继迁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其妻与母罔氏被俘。李继迁仅与弟继冲及亲信张浦等几人逃脱，居无常所，靠党项部落的接济，图谋东山再起。李继迁仍以恢复“李氏世有西土”的基业相号召，得到党项部落首领的纷纷响应，聚兵于夏州以北的黄羊坪。野利等族首领还把女儿嫁给继迁。银州党项首领拓跋遇派人来与继迁联络攻取银州。继迁等总结了地斤泽失败的原因，认为“漠北不足以立室家”，遂利用这个时机占领银州。雍熙二年二月，李继迁与其亲信以诈降计诱曹光实出城，于葭芦川设伏，杀死曹光实，利用其旗帜占领银州。 李继迁占据银州后，采纳了张浦的建议，暂不称王。自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封张浦、李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为团练使，李延信为行军司马。并预署各部落首领折八军、折罗遇、嵬悉咩、折御乜等为并、代、麟、丰等州刺史。 同年三月，李继迁乘胜攻宋会州（今甘肃靖远）、三族砦，进围抚宁砦（皆在今陕西米脂境）。四月，又与宋閤门使王侁军战于浊轮川（今神木北），大败后撤出银州，其部下党项首领多战死、被俘或投降。六月，联络夏州岌伽、罗腻等4族和吴移、越移等党项部落继续对宋作战，但又多次被击败，党项部落亦溃散或降宋，李继迁又一次陷入势孤力单、无家可归的困境。附辽侵宋经过多次失败，李继迁总结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己“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即结辽以抗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二月，遣张浦到辽朝归附，辽圣宗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2；以李继冲为副使。同年十二月，李继迁又向辽求婚，辽圣宗许以宗室女义成公主下嫁。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990）十二月，辽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辽对李继迁的结盟、通婚、封王也是利用他牵制宋朝。 在这种形势下，端拱元年（988）五月，宋太宗采用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授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令其回镇夏州，以收抚李继迁。李继迁则暗中勾结李继捧，于淳化二年（99）七月攻占银、绥二州，宋朝被迫授予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同年（辽统和九年）十月，李继迁策诱李继捧以夏州降辽，辽封李继捧为西平王。淳化四年（993）李继迁向宋索取《西夏书事》卷4。 2《辽史》卷《圣宗纪》。 《宋太宗实录》卷44。 宥、夏等州，又连攻庆、原、环等州。淳化五年三月，宋朝派李继隆进讨李继迁，李继捧闻知后告知李继迁，但反被所图，资用被夺。李继迁在宋军打击下再次避居沙漠。四月，宋朝隳毁夏州城，迫居民内迁，以削弱李继迁。李继捧在遭李继迁袭击后逃回城中即被囚。后以右千牛卫上将军，闲居京师。咸平（998—003）中，迁右金吾卫上将军，并曾出任岳州（今湖南岳阳）、复州（今湖北天门）地方官，景德元年（004）六月病死。 至道元年（995），李继迁又上表宋朝乞还夏州，宋太宗不与，并扣留贡使张浦。继迁出兵攻乌白池（今宁夏盐池）、清远军（今银川东）等地，不断邀劫宋军粮草。二年四月攻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五月又集众数万围攻灵州（今宁夏灵武），并向宋朝索要张浦。宋太宗命李继隆等五路救援，李继迁怕平夏有失，解围而去。三年（辽统和十五年）四月，辽封李继迁为西平王。其时宋太宗已死，真宗即位。李继迁向宋表示臣附并再次索要夏州，真宗妥协退让，同年末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并放还张浦。 李继迁收复“故土”后，不久又连年侵扰宋朝西北沿边各地。咸平五年（002）三月，在辽朝的鼓动下，李继迁集重兵陷灵州，杀死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六年正月从夏州迁居西平府。 同年十月，李继迁攻取当时在吐蕃首领潘罗支统治下的西凉，潘罗支伪降，乘李继迁无备反击于三十九井（灵州附近）地方，李继迁中箭逃回。景德元年（004）正月，死于西平。由其子李德明继位。 倚辽惠宋李德明继位时，正是辽准备继续侵宋前夕，李德明“假北朝威令慑之”，遣使赴辽请求册封以抗宋。同年（辽统和二十二年）七月，辽册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议和，宋辽关系缓和。次年六月，李德明为稳定人心，遣使到宋请和，但条件未谈妥，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直到第三年十月，宋也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大量物资，终于议和。 李德明在位的近30年中，基本上同宋朝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所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2，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李德明把主要力量放在对西方的开拓上，以实现李继迁曾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3的战略任务。 李德明即位的当年，景德元年六月，派兵和投附潘罗支的李继迁旧部者龙族迷般嘱及日逋吉罗丹二族，里应外合，杀死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乘胜攻取潘罗支弟厮铎督占据的凉州。吐蕃折逋、游龙钵等部归附李德明。六谷部首领厮铎督继续对抗，李德明于景德四年九月谋出兵攻之，厮铎督结援回鹘为备，李德明则屯兵不出。 李继迁卒年，史载不一致，如咸平六年（003）说，月份又各不同，马端临《文献通考》作十一月；又有景德元年（004）及二年之说，月份亦不同，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为景德元年正月。今采《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法。 2《范文正公集》卷9。 3《西夏书事》卷7。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 回鹘同吐蕃一样，也依附宋朝对抗党项。李继迁在世之时，咸平四年四月，谋攻回鹘，西州回鹘可汗禄胜向宋朝请兵，欲“缚继迁以献”。禄胜又与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多次出兵袭击李继迁。李德明继位后，于大中祥符元年（008）正月至次年十二月，分别四次派张浦等亲信或亲自出击回鹘，但都失败而还。数攻回鹘不利，李德明改派凉州守将苏守信截断甘州回鹘向宋朝进贡的道路，抢掠甘州的贡奉使。大中祥符九年，苏守信死，子罗麻自领府事，十一月，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攻破，罗麻逃走，凉州又被回鹘所占，回鹘遂成为对李德明的严重威胁。直到天圣六年（028），德明派子李元昊一举攻克甘州，夜落隔出逃。八年，瓜州回鹘首领贤顺也率部归附李德明。明道元年（032）九月，李德明又派元昊从回鹘手中收复凉州，解除了回鹘的威胁。 李德明同时臣服于辽、宋，倚辽之势，得宋实惠；辽、宋为了各自的利益也竞相拉拢、争取李德明。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九月，辽进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宋朝也不断为李德明加官。天圣九年（辽景福元年），新即位的辽兴宗封宗室女为公主归嫁李德明子李元昊。明道元年，宋朝也加封李德明为夏王。 在宋、辽两国的竞相鼓励下，助长了李德明称帝的，并在加速地进行称帝建国的各项准备。其时李德明出行时已是“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大中祥符九年，李德明追尊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称号。天禧四年（020）于灵州怀远镇修建都城，改名兴州，正式建都。 明道元年十月，李德明病死。李德明虽未来得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为西夏建国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西夏书事》卷9。 第二节夏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形势夏国（西夏）的建立李德明在世之时，其子李元昊对父亲依附宋朝的政策十分不满，他说“衣毛皮，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霸王耳，何锦绮为？”2主张“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3。李德明死，李元昊继立，他按照自己的主张，积极摆脱宋朝的控制。 宋明道元年（辽重熙元年，032），李元昊嗣位伊始，辽即册封为夏国王。宋朝也派使臣来封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元昊对宋使给以很不礼貌的接待。随即又废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称“兀卒”。实行一系列强化民族意识的措施，如下令恢复“秃发”风俗2，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3，规定服饰，简化礼乐制度等。另一方面，则又尽力完善封建国家的各项措施。明道二年以避父讳改宋明道为显道，并积极准备称帝建国。首先于次年开始建元开运。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营建宫室殿宇。又仿宋朝官制设官、定朝仪、建蕃学。在实现统一河西走廊之后，更规定兵制，增设新的军种；全国共置左右厢十二监军司，仿宋制立军名，规定驻地；部署兵力与调防办法等4。 元昊在对河西的战争中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李德明对回鹘的战争中他崭露头角。元昊继位后，继续向河西用兵。明道二年七月，遣将苏奴儿攻吐蕃唃厮厮啰牦牛城（今青海西宁北），苏奴儿兵败被俘。九月，元昊亲领兵复攻，诈和而克城。夏广运二年（宋景祐二年，035），十一月，元昊又攻宗哥（今西宁东）、带星岭诸城，进围青唐（今乐都境），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0万大军昼夜奋战二百余日，子罗败，元昊退兵时也遭到暗算，大溃而还。元昊攻占河西后，隔断了吐蕃和宋朝的交通，但始终未能制服唃厮啰。三年七月，元昊再度举兵进攻回鹘，攻占瓜（今甘肃安西）、沙（今敦煌）、肃（今酒泉）三州，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至此，夏国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境土方两万余里。 元昊在对河西作战的同时，又以防止宋朝入侵为由，在边境上部署兵力、修筑堡寨，并不时对宋朝边地发动小规模进攻。早在夏开运元年（宋景祐元年）二月，元昊开始进攻府州（今陕西府谷），接着又攻掠环（今甘肃环县）、庆（今庆阳）二州。在宋朝境内筑白豹城与后桥堡。次年七月，元昊又派首领讹遇领兵进攻环、庆。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038），元昊2《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0。 3《西夏书事》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04。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兀卒（亦译“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兀卒”为西夏文“皇帝”的译音。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令国人皆秃发。”3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一说为李元昊所创，一说为元昊父德明时期所创。前说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及沈括《梦溪笔谈》卷25；后说见《辽史》卷5《西夏传》。 4《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儒林公议》；《西夏书事》卷2。 《宋史》卷485、48《夏国传》上、下。 谋进攻宋朝河东路，向宋朝“表请供佛五台山”2，藉此窥探进兵道路，得知河东已有防备。七月，元昊召集各路首领于贺兰山会盟，“约先攻鄜延，欲自德靖、塞门砦、赤城路三道并入”3。将要发兵时，有人劝阻元昊，“未建大号，不足以服众”4，于是元昊决定立即称帝建国。 十月间，元昊与大臣野利仁荣、杨守素等谋划称帝事宜。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即帝位，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元昊自称世祖皇帝，是为西夏景宗。并改当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大封文武官员，追尊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父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立子宁明为太子。并于十一月去西凉府祀神。 西夏与宋、辽的战与和元昊建国称帝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宋朝的控制，实现党项政权的独立自主。但是，元昊又希望他的建国称帝能得到宋朝的承认。元昊于建国后不到两个月，即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039）正月，立刻遣使向宋朝上表，表文主旨是说明自己是“帝胄”，表明称帝的合法性，请求宋朝皇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仁宗见到表章后却于六月间下诏，削夺过去封给元昊的官职爵位，停止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十二月，元昊遣贺永年向宋朝边境投置“嫚书”，指责宋朝背信弃义，质问宋朝“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心所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王，有何不可！”又警告宋朝说“倘契丹闻中朝违信嫚言，亦遣全师请罪，西北交困，庙算何施！”2元昊想用“嫚书”激怒宋朝，宋朝著作郎张方平向宋仁宗建议请“顺适其意，使未有以发”3，再谋对策，但遭到多数大臣的反对。宋朝决计用兵，给元昊造成了进攻宋朝的藉口。 从天授礼法延祚三年至五年（宋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040—042）元昊对宋朝发动了三次大战。 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声言将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宋鄜延、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知... 21 遵顼的侵金政策，给西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到处是“败卒旁流，饥民四散”2。由于战争，金关闭了向西夏开放的榷场，中断了双方贸易，使西夏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对金战争，也激化了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皇室中以太子德任和大臣梁德懿为首的联金抗蒙古派，反对遵顼的侵金政策。光定十三年，德任即因拒不领兵侵金而被废囚禁于灵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疏谏阻，也被罢官。这一年，蒙古军大举攻夏，遵顼在附蒙古侵金政策彻底失败后退位。次子德旺继位后实行联金抗蒙古以挽救危机，采纳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议，于乾定二年（金正大元年，224）十月，遣使同金朝议和。次年，金、夏又成为“兄弟之国”，但此时金也已处于灭亡前夕，兵虚财尽，自顾犹不及，更无力量去援西夏抗蒙古了。 2《宋史》卷48《夏国传》下。 《西夏书事》卷42。 第五节西夏的灭亡西夏政权仁宗（仁孝）后期，外戚任得敬分裂西夏，后依靠金朝而得以平定，但此后统治集团腐朽没落，内乱不断，日渐衰亡。此时蒙古最强盛的克烈部落也因其内部矛盾，一部落长亦剌合桑昆逃入西夏境内避难，引起蒙古与西夏的矛盾。 西夏北境与漠北蒙古高原上的克烈部与乃蛮部接界，并早有交往。在漠北各部的相互争战中，克烈部首领汪罕联合蒙古部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打败其叔古儿罕，古儿罕曾逃入西夏避难。夏乾祐四年（93）二月，乃蛮部首领亦难赤进攻克烈部，汪罕逃往河西时曾路经西夏，仁孝馈赠粮饷2。天庆十年（203）成吉思汗灭克烈部，汪罕之子亦剌合桑昆逃往西夏，后被逐出。西夏一贯蒙古部成吉思汗的敌人，成为蒙古决心灭夏的原因之一。后来成吉思汗即以西夏曾经纳其仇人亦剌合桑昆为借口，首先发动了对西夏的进攻。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后，把进行掠夺战争的目标对准了金与西夏。西夏在金之西，蒙古之南，成吉思汗想先进攻金，但顾虑金与西夏联合，所以决定攻金之前先攻西夏，解除侧面威胁，采取扫除外围的战略。从天庆十二年（205）至宝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227）的23年中，成吉思汗对西夏发动了六次大规模的进攻2。 蒙古军破力吉里、取斡罗孩、围中兴府西夏天庆十二年（205），成吉思汗以“西夏纳其仇人桑昆”为借口，第一次征西夏3，破力吉里寨（今地不详，当在今甘肃西部），躏瓜（今敦煌西）、沙（安西东南）诸州，以天暑将盛，不敢久留，引兵还，经落思城（一说在河套北）4，大掠西夏人口及牲畜而去。西夏主纯祐先是不敢抗拒，后以蒙古兵退，即修复被破坏诸城，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今宁夏银川），以示西夏中兴。 西夏应天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年，207）秋，成吉思汗获悉西夏安全废主自立，于是第二次出兵侵西夏，攻取斡罗孩城（当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西南的龙骨山，与甘肃山丹县接界处），四出攻掠，夏帝安全召集右厢诸路兵准备抵抗。成吉思汗见西夏兵势尚盛，未敢再进。逾五月，以粮尽自动退兵。 2《金史》卷34《西夏传》、卷2《交聘表》下；《西夏书事史》卷《太祖纪》；《西夏书事》卷38。 2《元史》卷《太祖纪》；《西夏书事》卷39。 3《元史》卷《太祖纪》；《西夏书事》卷4、卷42；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98年版。 4《元史》卷50《耶律阿海传》载，成吉思汗首次攻西夏在癸未年（223），今不取。落思城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卷第2分册第207页）作克邻罗失城，《新元史》卷2《太祖纪》上作乞邻古撒城，均无落思城；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85页末注有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应天四年春2，因金朝降蒙古叛臣劝蒙古伐金。成吉思汗恐西夏助金，决意先攻西夏，于是第三次侵西夏。成吉思汗率兵由黑水城（当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境喀喇木伦［蒙语“黑水”］河滨）北入侵西夏腹地，夏帝安全遣其子承桢为主将督兵5万抵抗，夏兵大败，副元帅高令公（逸）被俘不屈死。四月，蒙古军攻占兀剌海城（当在今杭锦后旗境），太傅西壁讹答率兵巷战被俘3。蒙军遂进攻西夏都城中兴府的外围克夷门（今宁夏石嘴山北），克夷门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极为险要。夏帝遣嵬名令公再率兵5万抵御，相持两月，蒙军设伏以游兵诱嵬名令公，伏发将其擒获，遂破克夷门，进围中兴府。九月，蒙军引黄河水灌城，夏帝安全亲督将士登城守御。会大雨，河水暴涨，成吉思汗遣将筑防，遏水灌城，居民死者无数。十二月，堤决，河水久灌，城将圮，而水势四溃，蒙古军也不能支，将解围退，乃遣原西夏太傅讹答入城谕降。 夏帝安全登城，隔水与成吉思汗相见，面约和好，且请纳女、称臣4。蒙古军始退，西夏从此一蹶不振。 西夏的灭亡西夏光定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27）十二月，蒙古第四次进攻西夏，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夏主遵顼出奔西凉（今甘肃武威，或作逃往西京，即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旋即遣使请降，蒙古兵退。 西夏乾定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八年，223），新即位的夏帝德旺改变降蒙政策，当听说成吉思汗远征西域未返，乘机遣使联结漠北诸部，企图联合抗蒙古。次年，成吉思汗从西域返还，得知西夏阴怀异图，遂自将攻沙州（今甘肃敦煌西），逾月未下后退兵。同年九月，蒙古大将孛鲁由东面攻下西夏的银川（今陕西米脂北）。守城主将塔海出战，兵败被俘，死伤数万，被掳掠牲口牛羊数十万，损失惨重。 西夏宝义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22）正月，成吉思汗以西夏纳其仇人亦剌合桑昆（一作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为藉口，发动东西两路夹攻。东路为主力，大军0万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从蒙古草原南向取沙碛古道直捣河西走廊之背，破黑水城，死者数万，进攻贺兰山（今宁夏西北与内蒙古接界处），西夏大将阿沙敢卜战败被擒。西路由将领忽都铁穆儿率领，出兵先破沙州，屠肃州（今甘肃酒泉），东进而下甘州（今张掖）。七月，东西两路会师，合攻西凉府，西夏守将斡札箦力屈投降。成吉思汗率兵越过沙陀进军黄河九曲（皆在今宁夏中卫西南）处，破应里（今中卫）等县。十一月，攻灵州（西京），逼近首都中兴府，新即位的西夏末帝李■遣大将嵬2《西夏书事武亲征录》及新旧《元史·太祖纪》的年代及地名同。《元朝秘史》作兀剌孩，拉施特《史集》作额里哈，《多桑蒙古史》作委剌哈。有的学者将斡罗孩城与兀剌海城释作一地，本文释作两地。 3此据《元史》卷《太祖纪》；《新元史》卷3《太祖纪》下则作太祖五年（20）。4《西夏纪》卷2注；按《元史·太祖纪》称太傅西壁氏而无其名，而下文有太傅讹答，当即此人名。沈曾植注《元朝秘史》卷3“（西夏）主不儿罕降，将女子名察合的（《元史·后妃表》，第三斡耳朵有察儿皇后，当即此察合女子）献与成吉思汗（中略），遂将本国驼只科敛，直至赶逐不动，送将来了。”名令公领兵0万赴援2，蒙古军渡河邀击，西夏军英勇抵抗，领军佐里等战死，灵州失守，蒙古军遂围中兴府。 次年初，成吉思汗仅留一部分兵力攻西夏，自率大军南下攻金。六月，中兴府被围已半年，西夏末帝力屈投降，末帝举族入蒙古军中，旋即被杀，西夏亡。 蒙古于227年灭西夏后，又于234年灭金，于27年灭南宋。在继续清除了南宋的残余势力后，建成了统一的元皇朝。 附表西夏世系表（038—227） 2《元史》卷《太祖纪》“十三年（28）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遵顼出走西凉。”是将蒙古四次攻西夏事，推迟一年了。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有一解释“陈■《通鉴续编》、薛应旂《宋元通鉴》皆在前一年（27）。今按《金史·宣宗纪》，兴定二年（28）正月，“陕西行省获归国人言，大元兵围夏王城，李遵顼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凉。”夏与金相去辽远，而金人于是年正月已传闻知之，则必是前年事，《元纪》误。 第十四章周边的民族及其政权第一节奚族奚族源起奚族，属阿尔泰语系原始蒙古语族，隋朝以前称库莫奚，《魏书》首立其传。 早在东汉时，部分南匈奴人迁到以紫蒙川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今辽宁朝阳西北，老哈河上游），与鲜卑人杂居，遂被融合。史称这部人为鲜卑宇文部。公元345年，该部为慕容部所灭，余部窜入松漠间（今内蒙古东南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其后逐渐向东发展，其中一部分始以库莫奚见称。北朝时，库莫奚多次越过长城，南下到靠近今河北省中部的地区。其自然条件和接受中原影响等方面，较东北许多民族优越、直接，因此经济发展较快。北魏登国三年（388），道武帝从弱洛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南的四部掠夺了牲畜0余万头。北齐天保三年（552），文宣帝讨西徙于代郡（今山西大同北）的部分奚人，获杂畜0余万头。这两次牲畜数字表明，奚人的剩余产品是相当可观的。登国三年战争后，奚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人口随之增长，明确记载为五个部辱纥主、莫贺弗、契个、木昆和室得，每部首领称俟斤。为调节内部纠纷、组织战争和抵御灾害等，形成以阿会氏为首的部落联盟，无疑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的象征。 唐代前期，除畜牧业外，奚人还掌握了种植、加工和储藏粮食（穄）的技术，制造车辆、武器等手工业也占有一定地位。大量的剩余产品为各级酋长占有，大小酋长成为奴隶主贵族，对广大部曲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唐末光启年间（885—887），契丹对奚人的一次战争就俘虏部曲7000户，可见奚族中处在奴隶地位的部曲是相当多的。唐代前期，部落联盟长就正式以奚王相称，而且又得到“都督”等唐朝的封号。奚王王位早已世选——世袭化。饶乐府（今内蒙古赤峰）及其所属各州机构，实际上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辽代，奚族社会发展深受辽朝影响，为朝廷控制的奚人部曲、俘虏，与奴隶相同。奚王府所辖奚人，辽前期仍维持奴隶制度。是时，奚族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比重逐渐上升。汉人、渤海人相继迁入奚人地区，奚贵族将大量土地租佃给汉族农民。那些输租于地主，又纳课于官的奚人“二税户”，慢慢成为国家编民，于是封建因素逐渐增加，并占有重要地位，但奴隶制度并没有全部退出奚族社会舞台。金代，随着奚族的分散和汉化加深，封建制便更加巩固。 奚族历史始终与中原皇朝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北魏“开辽海、置戍和龙（今辽宁朝阳）”，奚族归服，并入塞贸易。同时还不断南下与安州（今河北隆化）、营州（今辽宁朝阳）民杂居，“并无疑贰”。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征服奚族。突厥降隋，奚族与隋朝的往来频繁，隋朝通过营州总管府经略奚族。唐贞观四年（30），东突厥汗国瓦解。同年八月，大部分奚人内波斯史料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卷第2分册第37页）作50万人，《新元史》卷3《太祖纪》下作50营。 附。二十二年（48），全部奚人内附。唐朝在奚族地区置饶乐都督府，阿会部置弱水州，处和部置祁黎州，奥失部置洛瑰州，度稽部置太鲁州，元俟折部置渴野州。各部酋长为该州刺史，大酋长可度者持节五州诸军事、饶乐都督。鉴于民族和地区的特点，均属于羁縻性质的州府。治于柳城（今朝阳）的营州都督府，系代表朝廷直接管辖饶乐等地区的最高权力机构。 武则天时，两蕃（奚和契丹）亲突厥势力抬头。万岁通天元年（9），奚族随契丹反唐，唐争取奚、契丹失败。后东突厥可汗默啜（9—7）趁机控制了饶乐地区，营州都督府南撤至渔阳（今天津蓟县）。开元四年（7），奚清降，饶乐府恢复。唐封其首领李大酺为都督，饶乐郡王。翌年，以固安公主嫁大酺。其后，还有两位公主嫁奚王。七年（79），赐奚绢3万匹；二十二年（734），再次赐绢20万匹。应大酺等人之请，营州都督府重治柳城。都督宋庆礼开垦屯田80余所，几年内便“收岁储”，免除从千里之外挽运粮食的旧例。宋庆礼又“集商胡，立邸市”。开元四年，奚族土特产品进入当时最大国际市场唐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市。饶乐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政治稳定，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都督李鲁苏任内。 天宝元年（742），平卢节度使直接管辖饶乐地区。安禄山假造奚人“谋反”，多次进行镇压。再以此“战功”取得平卢（今辽宁朝阳）等三大节镇的重权。然后又利用民族矛盾，将数万奚人丁壮编入军中，并成为其主力。安史之乱不仅荼毒北部中国，而且奚人也遭到了巨大伤亡，此后奚族即一蹶不振。 安史之乱后，奚族成为回鹘汗国的属部，但与唐朝仍保持附属关系。唐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契丹、奚两蕃使”。奚王及其各级酋长不断接受唐朝的封官、赐爵、赐姓和赏赉。鉴于奚使往来频仍，于元和十一年（8）规定，奚使团行至幽州（今北京）时，“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灭亡，奚族从中解脱出来。 辽时的奚族唐光启年间（885—887），契丹打败奚王吐勒斯，奚人元气再次挫伤。9至0世纪之交，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对奚族交替使用战争和诱降手段。后梁开平五年（9），契丹终于征服奚族，奚族五部先后纳入契丹统治。 阿保机建国前后，战火连年不熄，相当一部分奚人丁壮编入辽军，从事征战和守边，所以伤亡很大。如辽天显三至四年（928—929），在契丹与后唐的战斗中，奚军万余骑全部战殁。当时契丹初起，尚缺乏管理统治其他民族的经验，竟出现虐待贵族首领的事件。酋长去诸带领部分奚人逃奔妫州（今河北怀来）北山，依附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刘守光父子，陆续来到这里的有数千帐，史称他们为西部奚，去诸为西部奚王。这支奚人处于契丹与后唐间，并与后唐关系日益密切，不断朝贡往来，后唐庄宗赐第二任西部奚王扫剌国姓李氏，名绍威。但严重影响契丹与奚关系的还是“逐不鲁事件”。逐不鲁系契丹舍利，绍威以其姐为妻。逐不鲁得罪契丹帝，亡奔奚，绍威纳庇。契丹以此为借口，对西部奚发动战争，双方终至决裂。同时西部奚进一步向《魏书》卷00《库莫奚传》。 《新唐书》卷30《宋庆礼传》。 后唐靠拢，成为其臣属。后唐清泰三年（939），石敬瑭联合契丹灭后唐，辽得到包括西部奚驻地在内的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州。西部奚民最终还是归属辽朝，并被强迫迁回本土。 契丹与奚，习俗语言相同，地区毗邻，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因此阿保机早就选定奚族作为自己最好的联盟者。为建立并巩固这种联盟，辽将奚族分成两大部分，采取不同的统治形式。 一、辽朝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 唐天复三年（903），契丹阿保机将所俘奚族7000户编为迭剌迭达部，亦称奚迭剌部。辽神册六年（92），辽太祖阿保机又将另一部分所俘奚族编成乙室奥隗部和楮特奥隗部。这三个部均列入太祖二十部之中。撒里葛、窈爪和耨盌爪，原为奚族三个营，系著帐子弟，籍于宫分。圣宗将他们各置为部，又置讹仆括部，这四个部都列入圣宗三十四个部之中。上述七个部皆隶南府，直属辽朝廷。因其摆脱了奴隶地位，故与辽朝的对立情绪也就越来越少。他们接受契丹影响较多，各有不同程度的契丹化。 二、奚王府管辖的各部。 辽太祖阿保机毅然保留奚族最高的军政领导机构奚王府。该府除奚王外，至太宗时还加设二宰相、二常衮。二宰相匡辅奚王；诰命大常衮，在奚王左右；副常衮，总知五房族事。奚王均由奚人担任。奚王府管辖遥里、伯德、奥里、楚里和梅只（知）五个部，与唐代的奚五部具有直接对应关系。每部长官为节度使。奚王府与契丹北大王院、南大王院、乙室王府合称四大王府。后三个大王府下的民众，在契丹本族中的地位很高。奚王府能够与三大王府并列，可谓荣宠。奚贵族和朔奴、萧莆奴、萧阳阿、萧韩家奴等入仕辽朝，在朝廷和地方任高官，享厚禄。奚“五王族，世与辽（契丹）人为昏（婚）”，又多了一层血缘宗亲关系。统和十五年（997），辽圣宗免除奚王府所属各部税贡。通过这些措施，使得奚贵族与契丹贵族的关系更加密切。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对奚族毕竟存有戒心，担心奚王府壮大而无法驾驭，更害怕他们反戈相向，故不断地采取控制和防范的措施。如辽太祖于天赞二年（923），镇压胡损领导的奚人起义后，便改组奚王府，任命忠于朝廷的奚人贵族勃鲁恩为奚王。其后，奚王一直由朝廷任命。同时清理各部，裁撤奚王府“给役户”，查出大量“隐丁”，再加上起义失败后的“流散”者，由这三部分人组成“堕瑰部”，于是奚王府统属的五个部变为六个部。奚王对六部的实际权力仅维持到辽中期，圣宗将奚王府对六部的“单线”领导改成由奚王府和朝廷的“双线”领导。统和十二年（994），圣宗对奚六部进行大规模调整，将梅只、堕瑰二部合并到奥里部之中。分奚王府二剋为南剋部和北剋部，从而削减该府常备军。奚王府所属六部军队，由契丹贵族任监军。奚六部秃里太尉，系巡回地方、监理词讼的官员，铁剌之后也一直由契丹人担任。这些措施削弱了奚王府的力量，使其地位和权力不能超出固有的限度。 辽对奚族的基本政策即契丹与奚族结成的政治联盟，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作用，既保证奚贵族的特殊地位，使奚变成第二等级的统治民族；又使得奚族能够就范，更好地为契丹所用。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在辽朝的创业、《旧唐书》卷99下《奚传》。 《金史》卷7《奚王回离保传》。 守成和拓疆等过程中，奚族都充当了忠实可靠的助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契丹族许多先天性的不足。 金时的奚族辽金嬗递之际，奚王回离保率部分奚众以迁州（今河北秦皇岛市北）箭笴山为根据地，金天辅七年正月初三（23年月3日），建立奚族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权，即大奚国，回离保被拥戴为皇帝，建元天复。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他们举起“抗金”的旗帜。同年五月中、下旬间，回离保为部下所杀，政权瓦解，余党金臣阿古者坚持抗金，后也战败被俘，奚人先后归附金朝。 金朝对奚族采取笼络上层、分散诸部的政策，具有代表性的奚族上层人物纷纷进入金朝统治集团。如伯德特离补，天德间（49—52）任大理卿、同知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萧恭，天辅间（7—22）先后为兴中（今朝阳）尹、兵部尚书。海陵王（完颜亮）时（49—），萧怀忠官至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西北部招讨使。萧肄，有宠于海陵，入相。萧裕，系海陵王心腹，官至中书令。奚人各部多次被拆迁，一部分西徙于数千里之外的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一部分北上临潢（今巴林左旗东南）、咸平（今辽宁彰武西）和泰州（今吉林洮南东北），还有一部分南下中原。留在原地的奚人不多，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抗金力量。奚人被编置在猛安、谋克中，担负着沉重的兵役。2世纪0年代初，奚人参加了契丹耶律窝斡等人领导的反金大起义。被拆散的奚人，逐渐地与当地民族融合。元代，随着民族融合的迅速发展，也就很难辨认谁是纯粹的奚人。大部分奚人被融合在汉、契丹人之中，女真和蒙古人中也有奚人血统。被契丹、女真人融合的奚人，后来也多半融合在汉人之中。 奚族虽然消失，但是其后人仍以其他民族的身份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这个民族的历史作用应当肯定。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在较长的时间里，奚族保持着畜牧业、农业、狩猎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因此也就突破了单纯游牧民族的文化框框。奚人的马，善于在山岭林莽间奔驰，奚人熟练地掌握了培育、驯养这种良马的技术。辽代，相当一部分奚人由逐水草而居发展到造屋定居，在奚王避暑庄中还建有亭台。奚车早就享有盛名，其特点是不能任重而利于山行。辽代，奚人造车成为专门手工行业，不仅自用而且供应契丹，连造车技术也传给了契丹，甚至辽朝皇帝也经常乘坐奚车。宋代，奚琴已演变为马尾琴，使用马尾弓，成为擦弦乐器。这种乐器，声音悦耳，音色明亮，广泛流传于民间。它是现在二胡、四胡和京胡的前身。由此判定，奚人喜爱歌舞。奚人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还出现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辽、金朝尤多。这些成就进一步丰富了祖国大家庭的文化遗产。 第二节鞑靼鞑靼诸部“鞑靼”之名最早见于公元732年突厥文《阙特勤碑》，突厥人把位于其东方的蒙古语族室韦诸部称为“三十姓鞑靼”。 隋唐时室韦诸部分布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及其附近地区，主要从事渔猎业。南部的室韦人由于受靺鞨等邻族的影响，也兼营粗放农业和养猪，其特点是“无羊少马”、“多貂”、“多猪”。 8世纪初，一部分室韦人已西迁。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后，室韦人大量西迁或南迁，进入今蒙古国境内和我国内蒙古西部各盟草原。迁到大草原上或草原、森林交界地区的室韦人，改变原来以渔猎为主、兼营粗放农业和养猪等生活方式，成为草原游牧部落或半游牧半狩猎部落。这些室韦人在外迁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大量突厥、回鹘及其他突厥语族人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语言、习俗、生活、种族成分等方面，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突厥化过程；进入漠南的室韦人除吸收突厥、回鹘人外，还吸收了不少党项、吐谷浑、沙陀、汉人等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为颇不同于原室韦人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此外，一部分原室韦人在数世纪中逐渐西迁到今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广大森林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森林狩猎部落。以上这些由原室韦人外迁后形成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就是唐末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鞑靼诸部。 鞑靼即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包括敌烈、乌古、阻卜、梅里急、萌古、斡朗改等部。 一、敌烈，又译敌烈德、迪烈得、迪列子等名，是由八个分部组成的大部落，分布于今中蒙境内的克鲁伦河中、下游和今中蒙边界的贝尔湖及今内蒙古呼伦湖之间，即金代塔塔儿部的前身，主要从事游牧。 二、乌古，又译于厥、羽厥、于厥里、乌古里、妪厥律等名。为人数众多的强大部落集团，分布于今克鲁伦河下游、呼伦湖、今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以及今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的东岸，今内蒙古的根河、海拉尔河等地。主要从事游牧。 三、阻卜，又译阻■、术不姑等名，为分布于北起今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南至今内蒙古阴山一带大草原上的，众多室韦系蒙古语族游牧部落的泛称（见《辽史》萧韩家奴、萧图玉、萧惠等传）。所谓“阻卜诸部”，意为“草原游牧民”、“草原游牧部落”，实为蒙古大草原上室韦系蒙古语族游牧民之自称，转而成为契丹人对蒙古大草原上尚无部落专名的室韦系诸游牧部落之泛称2。 四、萌古，即蒙古，辽时为人数不多的半狩猎、半游牧小部落，分布于今俄、蒙境内的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到辽末金初时逐渐强大起来。五、梅里急，又译密儿纪、蔑儿乞惕，分布于今俄、蒙境内色楞格河的下游一带，为强悍好战的半狩猎、半游牧部落。 六、斡朗改又译嗢娘改，即拉施特《史集》所载森林兀良合惕诸部，分2《辽史》卷33《营卫志》下。 布于今贝加尔湖地区，为辽时该地区森林狩猎部落的总称。 辽时的鞑靼辽初，神册三年（98），斡朗改诸部向辽廷进献挽车人（拉车奴隶），从此开始归属辽朝。次年，辽太祖征服乌古诸部。天赞三年（924），敌烈诸部主动归附辽朝，从此不断向辽廷进贡。 辽朝为统治乌古、敌烈，在乌古部和敌烈部各置节度使或详稳（大部分由契丹人充任），又于其上置乌古敌烈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以统辖之。咸雍四年（08），设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为统辖两部的最高机构，其最高长官为统军使（有时仍称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 辽初，阿保机征服了分散于大漠南北的阻卜诸部后，尚未建立牢固的统治。保宁三年（97）起，辽廷委派耶律速撒为阻卜九部都详稳，在漠北招抚诸部，他在任的二十年间对阻卜诸部实施了颇为有效的统治。速撒死后，一些阻卜部落叛辽。统和十二年（994），辽廷派皇太妃（承天太后之姊）统率军队进屯克鲁伦河，并委派萧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协助太妃掌管军事，讨伐阻卜诸部中不服从辽朝统治的部落，加强对阻卜诸部的统治。萧挞凛奏请辽廷在漠北腹地建立三座城以镇抚阻卜诸部。统和二十二年（004），建成了镇州、防州、维州三城（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西南）。此后，辽设置了西北路招讨司驻镇州（今蒙古土拉河支流喀鲁哈河南面），最高长官为招讨使。西北路招讨司是辽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负责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管辖阻卜等部落。统和二十九年（0），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辽廷同意他的建议，从此向阻卜各部委派节度使进行管辖，阻卜各部酋长也多由招讨使推荐给辽廷正式任命为节度使。 僻处今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在辽大康十年（084）向辽廷遣使进贡，其酋长接受了辽廷封授的部族官称号令稳、详稳，成为辽的属部，例如，成吉思汗的五世族祖察剌孩被辽廷封为令稳，四世族祖必勒格被辽廷封为详稳。 斡朗改，这些活动在今贝加尔湖地区的森林狩猎部落，虽从辽初即已归属辽朝，成为辽的属部，但这些森林部落由于居于僻远地区，并不经常向辽廷遣使进贡，《辽史》仅载三次。 受辽朝统辖的乌古、敌烈、阻卜等属部每年必须缴纳大量贡赋。例如，阻卜诸部岁贡马2万匹。除每岁常贡外，属部还须服兵役，自备武器马匹，接受征调，随从出征。 此外，阻卜等属部必须负担各种徭役。圣宗统和年间，在漠北辽军屯驻区，“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 由于辽西北边疆地区都详稳、统军使、招讨使等高级官员以及各部节度使，对待阻卜等属部骄横暴虐、征敛无度，阻卜、敌烈、乌古等部在辽代各个时期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余大钧《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内蒙古大学学报》982年第期。《辽史》卷93《萧图玉传》。 应历十四年（94）十二月，乌古部起义，辽详稳僧隐与起义军交战，败死。次年正月，辽廷派枢密使雅里斯等统率军队镇压，经过一年半交战，未能摧毁起义军。后辽廷增派萧幹等征讨乌古部起义，又经过半年，萧幹等人到应历十七年正月才讨平乌古后返回。 开泰二年（03）正月，阻卜诸部起义，围攻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于镇州（可敦城）。三月，辽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率军来援，萧图玉又遣人诱降诸部，才将这次起义平定。 开泰三年九月，敌烈八部起义，邻近诸部皆响应，攻占巨母古城（今内蒙古满洲里东南）。这次起义延续了半年多，次年四月，才被北院枢密使耶律世良讨平。 太平六年（02），西北路招讨使萧惠统率军队出征甘州（今甘肃张掖）回鹘，征兵诸部，“阻卜酋长直剌后期，立斩以徇”2，于是阻卜诸部起义，攻杀辽都监涅鲁古、国舅帐太保曷不吕等人。这次起义延续了数年，辽军征讨累年，未能成功。后来改用招抚的办法，阻卜诸部才逐渐归顺辽廷。 从辽兴宗时起，分散的阻卜诸部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辽廷为招抚阻卜诸部，封阻卜诸部联盟长屯秃古斯为大王；其弟撒葛里为太尉。重熙十四年（045），屯秃古斯曾率领阻卜诸部酋长至辽廷朝觐。重熙二十二年（053），屯秃古斯又率领阻卜诸部酋长进贡马匹、骆驼。 辽道宗时，磨古斯担任阻卜诸部联盟长。大安八年（092），由于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部，磨古斯杀死辽金吾（武官）吐古斯叛辽。何鲁扫古战败，他所统率的二室韦、六院部、宫分等军及特满群牧均陷没。辽廷改任耶律挞不也为西北路招讨使，征讨磨古斯。磨古斯假投降，诱杀挞不也。大安十年（094），辽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等统率大军讨伐磨古斯，打败磨古斯所率阻卜四部，斩首千余级。磨古斯尽管战败遇挫，但此后六年间继续坚持抗辽斗争，到寿昌六年（00）才被斡特剌擒获，押回辽廷处死。磨古斯死后，阻卜、乌古、敌烈等部的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以迄辽末，成为对辽朝的严重威胁。 金时的鞑靼在辽朝势力衰落时，尤其是辽亡金兴的过程中，形成了若干较强大的鞑靼部落集团，如克烈（又译客列亦惕，即辽时北阻卜诸部）、蔑儿乞惕、斡亦剌惕、汪古、广吉剌（又译弘吉剌、翁吉剌惕）、塔塔儿、蒙古等等。这些部落集团在2世纪金代时，互相掠夺、争战不休，尚未形成统一的力量。他们大部分对金朝保持某种程度的臣属关系，向金朝纳贡，其首领接受金廷的封号。金朝设置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管辖各归属部落，收受贡赋，颁发赏赐，并统军征讨叛部。 与辽代相比，金代对漠北地区的统治已大为减弱，由于鞑靼诸部的强大，三路招讨司的治所均设在内地，未能设到漠北，如东北路招讨司治所设在泰州（今吉林洮安东），承安三年（98），迁治所于泰州长春县（今大安南），西北路招讨司治所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西南路招讨司治所在丰州（今呼和浩特东），实际上只能较严格地控制接近内地的各部落如塔塔儿、2《辽史》卷04《耶律昭传》。 汪古等部。 鞑靼诸部反抗金朝统治、侵扰内地的战争不断发生，形成对金朝愈来愈严重的威胁。金朝除采取派遣军队征伐以及利用若干鞑靼部落之间的矛盾，挑动它们互相仇杀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外，在内地与鞑靼诸部分布地区之间开浚界壕、构筑边墙进行防御。早在金熙宗天眷（38—40）年间，就曾在东北路开浚界壕；金世宗（—89）时，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全面动工，构成了东北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起，向西南延伸，经今阿巴嘎旗、苏尼特左右旗，以迄今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北部，连绵不断的界壕边墙，这也就是著名的“金长城”。但是3世纪初当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游牧贵族崛起于漠北时，历时数十年、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开凿构筑起来的金界壕、边墙，并未能阻挡住蒙古铁骑的进攻。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地越过边墙南下，驰骋在华北平原上，开始严重地威胁到金朝的存在。 第三节回鹘（附喀喇汗王朝） 以甘州回鹘为中心的河西回鹘公元840年，曾左右中亚和东亚形势近百年的回鹘汗国（744—840），在内乱迭起、天灾频仍的情况下，又遭黠戛斯的突袭而溃散，其部族分三支西迁。 早在7世纪末至8世纪20年代（唐武则天时），复兴后的东突厥默啜可汗（9—7）方强，向外扩张，攻取铁勒故地。所以在漠北色楞格河流域时期，回纥汗国中的一部分人，会同其外九部的契苾、思结、浑三部从漠北度碛，首批迁住河西走廊甘（今甘肃张掖）、凉（今武威）二州之间，唐朝常取其壮骑参加当时设在凉州的赤水军，这是回鹘人迁往河西的先驱者。唐天宝十四载（755），发生安史之乱，西边空虚，于是吐蕃乘机东向，尽占陇右、河西。所以到唐开成五年（840），回鹘一支西迁河西时，初依吐蕃。唐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达玛被刺，贵族内讧，混战二十余年，于是河西汉人张议潮（原任唐沙州节度使）的政权崛起。张议潮受唐封为归义军（沙州）节度使，节度瓜（今甘肃安西东南）、沙（今敦煌西）、伊（今新疆哈密）、肃（今甘肃酒泉）、鄯（今青海乐都）、甘、河（今甘肃东乡西南）、西（今新疆吐鲁番东）、兰（今属甘肃）、岷（今岷县）、廓（今化隆西）等州。唐大中五年（85），在甘、凉二州的一支回鹘又西向与张议潮联合，以共击东南的吐蕃（时其主要据地在陇右）。五代时吐蕃势衰，回鹘渐强，牙帐设在甘州。 唐咸通八年（87），张议潮入朝长安（今陕西西安），其侄张淮深代行归义军节度使事。十三年，张议潮死于长安，张淮深继任节度使。借唐朝的声威镇抚河西，与各族和睦相处，河西遂成富庶之区。唐中和二年（882），黄巢起义占领长安，唐僖宗出奔，“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归义军又卷入当地藩镇（李茂贞）的斗争之中，力量削弱。唐大顺元年（890），张淮深在内乱中被害。二年后，河西内乱，直至唐光化三年（900），唐昭宗任命张淮深之侄张承奉为节度使，河西内乱始告结束。张承奉建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天子，占据瓜、沙等州。当时甘州回鹘扼河西入唐的孔道，又控制河、兰两州，成为金山国的劲敌，双方战争频仍，最后回鹘打败张承奉，两国议和，张承奉尊称回鹘可汗为父。 张承奉的后嗣到五代后梁贞明年间（95—920）断绝，州人推长史曹义金做首长，他于同光二年（924）受后唐册命任节度使领瓜、沙二州事。曹义金继张承奉之后，仍尊称甘州回鹘为“父大王”，目的是希望通过他能同中原后唐相通。所以事实上，这时瓜、沙二州是依附于甘州回鹘的。 从五代至北宋，整个河西回鹘的分布，除以甘州为中心外，还有下列各处一、沙州。上已述及，瓜、沙二州到五代初已依附于甘州回鹘。而曹义《辽史》卷93《萧惠传》。 程溯洛《河西回鹘》，《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民族出版社98年版。《资治通鉴》卷252，唐咸通十三年八月。 金后人在瓜、沙二州的势力还绵延到北宋景祐、皇祐之间（034—053）。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时，沙州开始为回鹘所控制2。宋庆历二年（042）、皇祐二年（050），到宋朝贡骆驼、名马、玉等物。辽开泰三年（04），到辽朝贡方物。 二、凉州（今甘肃武威）。宋天禧四年（020）时，凉州回鹘常到北宋贡奉。 三、贺兰山（今宁夏西北边境与内蒙古交界）。宋端拱二年（989）时，这里的回鹘都督石仁政、么啰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等四族并居贺兰山下。 四、秦州（今甘肃天水）。宋大中祥符四年（0），那里的回鹘人安密到宋朝献玉带贺祀汾阴，礼成，宋朝封其首领翟符、守荣为神武大将军，安殿民为保顺郎将，余皆赐冠带器币。宋乾兴元年（022），秦州回鹘赵福献马并银缨钹，自此每年到宋朝朝贡。 五、合罗川（今额济纳河，即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境东河、西河）。宋雍熙四年（987），这里的回鹘族第四次太子遣使到北宋贡鍮石，又回鹘等四族首领也遣使朝贡。 六、肃州。这里连同东面的甘州回鹘合称“黄头回鹘”（即“撒里维吾尔”），人数达万左右，与蒙古族、汉族杂居，从事游牧。他们原信萨满教，后来又信佛教，但没有受到过伊斯兰教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语言里没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却夹杂有一小部分汉族政治和佛教语汇。 河西回鹘的官制与风俗在官制方面，五代时，甘州回鹘的官号仍用突厥名，如史载后唐庄宗“册仁美为英义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银嗣立”3。据沙勤）。又如后唐清泰二年（935）入朝的“密录都督”，应为buyruqtutuq，“相温”，似即突厥语借汉语将军的音译。同时，甘州回鹘这时兼采汉制，有宰相、枢密使的职名，如宋大中祥符三年（00），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左温宰相、何居录越枢密使、翟符守荣等来贡。 在风俗上，甘州回鹘可汗常楼居，其国相“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2。又甘州回鹘的妇女常着青衣如中国道服的样子，用薄青纱罩面而露其脸。 整个河西回鹘为游牧封建社会，但尚保留有原始氏族社会的残存。如五代时，甘州为整个河西回鹘游牧封建大领主牙帐的所在地。至于合罗川的小部落，每一部落又有分封的小领主，领主有管辖他自己部落——“族帐”的参见《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义金《上回鹘众宰相状》，载［法］伯希和《巴黎敦煌经卷》，引自《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号。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表》，《西北史地》983年第期。2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考证》，载《雪堂丛刊》。 3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985年第五代史》卷38《回鹘传》。 2［法］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933年版。权力。其他散居瓜、沙、凉三州间的回鹘也“各立君长，分领族帐”。在游牧封建社会中，牧民是固定地依附于其世袭的领主个人。 北宋天圣六年至景祐三年（028—03），甘、凉、瓜、沙、肃等州被西夏赵德明父子攻取，河西回鹘变成西夏之属。西夏宝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227），西夏又亡于蒙古。 高昌回鹘的形成及政制高昌回鹘，高昌为唐代西州，故亦称西州回鹘2，阿拉伯史家称为“九姓乌古斯”。据《隋书·铁勒传》和《唐会要·结骨国》记载隋唐时，今新疆哈密（古称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天山（白山），已有乌护（ohur）或乌纥（oqhur）。乌护或乌纥与回纥（uyqhur）即一音之转，实为一族。从此可以证明，从公元世纪末起，今新疆东部天山附近已有回纥人居住。又《宋史·高昌传》也有记载，在唐安史之乱（755—73）时，高昌一地“颇有回鹘”。此外，《新唐书·回鹘传下》还说在唐代，北庭（今吉木萨尔北）和焉耆之北一带，还有回纥外九部的拔悉密和葛逻禄。到唐开成五年（840），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回鹘汗国政权崩溃，由贵族庞特勤率领，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先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定居，不久分出一部分人东去高昌。唐咸通七年（8），回鹘首领仆固俊从北庭南下，击败吐蕃，收复西州（高昌）、轮台（今乌鲁木齐北）等要地，使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遂安定下来。高昌（广义的指今整个吐鲁番盆地）是当时回鹘人巨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除首府高昌（今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外，另在天山北麓唐代北庭的旧址，建设夏都，作为其王室在夏季中避暑及放牧之地。整个高昌回鹘王国的疆域，到9世纪后半期即已形成。东起哈密力（今哈密），西至冰达坂（今阿克苏北），北抵赤列河（今伊犁河），南距吐蕃。境内实行双王制，即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分立。 高昌回鹘，从9世纪50年代建立后，历五代、北宋、西辽、元，到4世纪0年代末、70年代初，随元朝及察合台汗国之亡而亡。前后存在500多年（龟兹回鹘大约在2世纪初西辽西迁时即消亡）。其政治史略从其王室即亦都护的谱系3，可分为前后两大段从唐末至北宋、西辽为第一段，其政治倾向是和内地唐朝、北宋往来密切，如唐末其首领仆固俊斩吐蕃大将尚恐热后，传首于唐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即为明显的例子；又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高昌回鹘王阿厮兰汗遣使臣麦索温到宋朝赠送礼物，自称“西州外甥”，追认从前与唐朝的姻亲关系。而稍前即从辽天赞三年（924）开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西征北庭，其势力及于今阿尔泰山，威震西域。从元初至元末为第二阶段，其总的政治趋势，因蒙古兴起，脱离西辽的统治而归附于蒙古，且助成吉思汗西征，有助于元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还曾好几代娶元朝皇室公主为可敦。从3世纪亦都护纽林的斤（308—38）时起，高昌回鹘一直忠于元朝皇室，与蒙古西北诸王笃哇之乱作战，纽林的斤的长子帖木儿补化曾从其父入元朝备宿卫，后拜中书左丞相，和内地的政治发生极其《新五代史》卷74《回鹘传》。 2《宋史》卷249《回鹘传》。 3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西北史地》984年第4期。密切的关系。 在政治制度上，高昌回鹘的最高统治者为“亦都护”（突厥语，意为幸福的君主），他自称为“阿厮兰汗”（意为狮子王），其政治权力是和世袭的。其下有宰相和枢密使，再下有“于尔奇”（大臣）、断事官（司法首长）以及大小伯克（存在于首府高昌以及各地方）。被统治阶级主要为农民，分为卡朗奇（受雇的农民）、伊得如（即燕齐户，近似奴隶）、库瓦克（要向国家和官吏缴纳实物和捐税）、图图克（作为农奴被使用，期满可自由）、卡达篱（在自由民与农奴之间）；其次为奴隶；第三种为萨里，是佛僧的仆人。如果哪一种农民失去土地，那就被迫去租种地主的土地。 高昌回鹘的经济、文化与宗教高昌回鹘在吐鲁番盆地定居以后，其发展起来的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生产，都已基本上摆脱了过去在漠北时期以游牧为主的内容，而具有西域的特点。 在农业生产上，放弃过去在漠北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而以经营定居的农业为主，地产五谷，产葡萄酒，在种植白■（即棉）并织成布方面有长远的传统，梧桐的树脂称为梧桐泪，可做药用及工业上金属的焊剂。在农业上利用水力，引导天山上的雪水以灌田园，造作水祐硙即水磨，便于粮食加工，因地制宜，用骆驼耕田，也有一部分畜牧业。 在手工业上，丝织品有兜罗、锦、纻丝、熟绫。棉、毛织品有斜褐、白■布、绣文花蕊布。矿物中有著名的硇砂，是一种氯化钠，为制皮革不可缺少的原料。铁制品中，回鹘人已有镔铁即钢，当时回鹘人手工业操作的各种器械，许多得用钢铁才能制成。 在商业上，从其和内地商业的往来频仍可以看出商业之发达。回鹘人多到辽南京（今北京）做买卖，善于鉴别珍宝。也常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进行贸易，辽朝特别在上京南城设立”回鹘营“作为居留地。与五代、北宋也进行贸易。向宋的洛阳、开封源源不绝地输送马匹，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元丰八年（085）将战马约24000匹送抵开封。又如棉布（白■布）一项，后周广顺元年（95），一次运到开封的就达329段，这也说明当时内地植棉业还很不发达。 高昌人的文化宗教事业也十分发达。 高昌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先信最早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而后信佛教。所以，在今新疆吐鲁番西的木头沟或吐峪沟的墙壁上或废墟内，已发现大量回鹘人的宗教壁画，表现出与波斯文化融合的倾向。高昌回鹘人“乐多琵琶、箜篌”，“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高昌壁画中，经常有天堂中跳舞的画面。塔里木盆地的戏剧表演，在汉代已产生，这由20世纪在吐鲁番、哈密发现的译成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抄本的残卷、写本，以及近代在库车出土的有关当时戏剧演出的场面和文物可以证明。 9世纪末，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我国敦煌千佛洞发现几百个属于元朝初年回鹘文木刻活字。据研究，这些回鹘文木刻活字很可能是元朝初年因在敦煌、程溯洛《高昌回鹘亦都护谱系考》，《西北史地》983年第史》卷490《高昌传》。 吐鲁番一带大量翻译佛典，就参考同时代王祯那一套汉文活字印书的办法，用于畏兀儿地区所留的痕迹2。在唐代，已从内地传去七曜历，有十二地支及生肖，这由我国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得到的回鹘文历书残页（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可以证明。 在回鹘文书方面，除零星契约及文书外，主要的有回鹘文的《玄奘传》，原译本为0世纪中别失八里回鹘佛僧详古舍利所译，930年在新疆出土，现已整理。《金光明经》（汉文译者为唐高僧义净）的回鹘文译本（译者同《玄奘传》），是从汉文译本转译的，另从梵文本添译了好多处，成为研究古代维吾尔语和宗教（佛教）的基本材料。《乌古斯可汗传说》，这是未经4世纪波斯史家拉施特·丁掺入伊斯兰色彩的、维吾尔族最早有关其自己始祖的民间传说。传说写成的时间大约在0世纪，地点在天山南路，为一佚名回鹘人的手稿，现收在拉得洛夫氏的《福乐智慧·导言》之中。 吐鲁番古代各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早有成熟的医药（如唐代的《西州续命汤》）。北宋大中祥符六年（03），高昌回鹘境内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3人到宋朝献香药。元代畏兀儿人军医月举连赤海牙曾在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奉命修麴药以疗师疫”3。 在宗教信仰方面，高昌回鹘人曾先后信奉摩尼教、佛教和景教，所以回鹘文佛典中有些与摩尼教相混合之处，即将佛教诸神披上摩尼教的神名。至于景教，则与摩尼教几乎同时在高昌流行，但只为少数人所信仰。到元朝时，畏兀儿人景教徒在促使伊利汗国中的蒙古人和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国王相互往来中作出了贡献。 2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2辑，中华书局98年版。 3程溯洛《论敦煌、吐鲁番发现的蒙古国和元时期回鹘文木刻活字和雕版印刷品与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关系》，《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955年版。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的兴亡公元840（唐开成五年），回鹘从漠北分四支外迁，除一支南下，其他三支西迁，其中最大的一支在汗族成员庞特勤和相馺职的率领下西奔葛逻禄（今阿尔泰山以西地区）。这支西迁回鹘，建牙于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称之为喀喇斡尔朵。这个王朝，国外史学家有的称为阿弗拉西亚勃王朝，有的称为伊利克汗王朝；中国史学家有的称为黑汗王朝，有的称为黑韩王朝；现在史学界通称之为喀喇汗王朝。 喀喇汗王朝在七河地区巩固住地位以后，迅速把领域扩大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地区。根据喀喇汗王朝史学家阿布杜·加费尔在公元世纪写成的《喀什噶尔史》（此书已佚，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杰马尔·卡尔希于4世纪写成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所记载的传说，喀喇汗王朝创建者的称号为“毗伽阙·卡迪尔汗”。 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古老的习惯法“双王制”，即汗国分为两部分，由汗族中最长者任大可汗，次长者任副可汗，分别统治汗国的一部分。汗位的继承，是传长制，不是嫡承制。大可汗称为阿尔斯兰（突厥语意为“狮子”）喀喇（意为“伟大”、“最高”）可汗，驻巴拉沙衮，以后随着王朝统治民族定居农业文化的发展，多驻喀什噶尔。所以喀什噶尔又称为“斡耳朵坎特”（意为“汗城”）。副可汗称博格拉（意为“公驼”）喀喇可汗，初驻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中迁喀什噶尔，后又迁回怛逻斯。 喀喇汗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的王朝。据史料记载，0世纪前期，驻喀什噶尔的博格拉汗萨图克正式接受伊斯兰教。他的儿子阿尔斯兰汗穆萨·阿布杜·克里木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推行到全境。公元90年（宋建隆元年、辽应历十年），有20万帐游牧民皈依了伊斯兰教。992年（宋淳化三年，辽统和十年），博格拉汗哈桑（哈龙）率军占领萨曼王朝的首都蒲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因染病撤兵，死于返回的途中。999年（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阿尔斯兰伊利克（意为“狮子王”）纳赛尔再度出兵，几乎完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蒲华，灭掉萨曼王朝，河中地区被纳入喀喇汗王朝的版图。世纪初，卡迪尔汗玉素甫攻下于阗（今新疆和田南），灭掉于阗李氏王朝，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所谓“圣战”，把喀喇汗王朝的东部疆界扩大到约昌城（今且末南）以东（今若羌境内）。世纪前期，喀喇汗王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达到鼎盛时期。40年（西辽康国七年），喀喇汗王朝在河中地区的统治者布里特勤伊卜拉欣脱离东部大可汗的统治而独立，自称桃花石（意为“中国”）·博格拉汗。从此，统一的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部汗国为哈桑支系统治，首府仍是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西部为阿里支系统治，首府最初是乌兹根（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乌支根），不久迁往萨末鞬（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后来，西部汗国的汗位也转到哈桑支系手中。 《元史》卷35《月举连赤海牙传》。 参见魏良弢《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其名称》，《历史研究》982年第2期。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李氏的年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诸说不一992年，00年，004年，00年，009年。今采00年说。 喀喇汗王朝实行分封制（“伊克塔”制），这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王位和封地而经常发生内讧和混战，使国力日趋衰弱。089年（宋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塞尔柱王朝攻下蒲华，西部喀喇汗王朝从此在政治上成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庸；东部喀喇汗王朝在30年（西辽耶律大石称帝前一年），也曾一度表示臣服于塞尔柱王朝。34年（西辽康国元年），东部喀喇汗王朝大可汗伊卜拉欣同葛逻禄首领和康里首领不和，发生冲突，请求西辽王朝出兵支援。西辽趁机占领巴拉沙衮，作为自己的都城，把东部喀喇汗王朝降为附庸，从此东部喀喇汗王朝的辖地只有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37年西辽在和毡（今塔吉克斯坦的霍占）击溃西部喀喇汗王朝的军队。4年九月九日，塞尔柱王朝与西辽王朝在卡特万草原（萨末鞬以北）上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会战。西辽以少胜多，塞尔柱王朝惨败，结果退出了河中地区，西部喀喇汗王朝改换宗主，仍以附庸形式保存下来。后来乃蛮部酋长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王朝的统治权，放还东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穆罕默德。2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喀什噶尔的贵族暴动，杀死了这个末代可汗，东部喀喇汗王朝灭亡。次年，即22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出兵占领萨末鞬，处死西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苏丹奥斯曼，西部喀喇汗王朝也灭亡，河中地区成为花剌子模的疆域。 喀喇汗王朝社会经济与文化喀喇汗王朝时是中亚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回鹘以及一些其他的游牧部落开始并完成了由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生活的过渡；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封建制度在中亚农业地区得到普遍确立。喀喇汗王朝采取一些促进措施，使封建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社制的残余受到有力的冲击，原来氏族贵族的“迪杭”土地所有制为“米尔克”土地所有制（即土地私有制）所代替。这在当时是一种社会进步。喀喇汗王朝的赋税和徭役较其前其后的王朝都要轻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因此，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的繁荣昌盛。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城市的规模扩大，而且一批新的城市建立起来，尤其在七河地区。建筑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在蒲华、萨末鞬、喀什噶尔等城兴建了一批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其中一些至今尚完好存在，显示了喀喇汗王朝当年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由于大批突厥语的游牧民转入定居，加快了中亚土著民族突厥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喀喇汗王朝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广大居民在宗教、习尚上也伊斯兰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这种民族相互异化和融合的过程中，科学文化也获得巨大的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形成。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作为王朝统治民族的、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回鹘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回鹘学者和诗人，他们写下了一些不朽的著作，如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和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语言学巨著《突厥语大词典》，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和他的劝诫性极品代码帖吧长诗《福乐智慧》。它们不仅是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和哲学—伦理学著作，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是研究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科学的珍贵资料。它们是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世界文化的瑰宝。它们为今天绚丽多姿的维吾尔文化和突厥语各民族的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宋、辽的政治、贸易关系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或“东方与中国之王”，喀喇汗王朝同当时中国的其他几个皇朝都有密切的外交、贸易关系。《宋史·回鹘传》说“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喀喇汗王朝可汗称宋朝皇帝为“汉家阿舅大官家”（《宋史·于阗传》）。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材料，喀喇汗王朝向宋朝派出的使团前后有50多次，他们受到宋朝的礼遇。这些使团实际上多是商队，运往宋朝的货物以为大宗，运回的主要是丝织品、衣服、金银器皿和茶叶。《福乐智慧》写道“要是［从］中国来的商队砍倒自己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喀喇汗王朝与辽朝相互聘问相当频繁，并结为姻亲，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贸易往来不断，每当春天，“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了中国的商品”。喀喇汗王朝同高昌回鹘汗国和西夏是近邻，也应有更多的交往，但史籍所留下的记载较少2。 2这里所说的哈桑支系和阿里支系，是前面提到的博格拉汗萨图克的两个孙子——哈桑和阿里——的后裔。 第四节吐蕃分裂割据下的吐蕃诸部强盛的吐蕃王朝末代赞普（王）、反佛教的达磨（也作达玛，俗称郎达玛），于唐会昌二年（842）被佛教僧侣拉隆贝吉多杰刺死后，发生了达磨小妃所生的遗腹子哦松（也作欧松），与冒充为掌权的大妃的亲生子实为领养的云丹（也作永丹，即《新唐书·吐蕃传》“乞离胡”）争夺王位，吐蕃王朝迅速分裂。随后发生了东部多康地区（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地区）的韦·科协列东（阔协列登）起义，一直打到逻些（今拉萨）附近；伍如地区（今拉萨西）的韦·洛波洛琼（罗泊罗穷）起义；南部的秦浦（今札囊地区）和逻些城东的工布（今工布江达及以东地区）秦木贡米珠、许布达孜聂（许布岱则）等起义，许布达孜聂起义军，一度攻占历代赞普陵墓所在地秦瓦达则（今琼结），并捣毁了除松赞干布陵以外的所有陵墓。这次从相当于唐末到五代前期，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爆发在广大地区的奴隶、平民大起义，藏史称为“邦金洛”，意为编氓反上。不仅给奴隶制以毁灭性的打击，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经济的发展，也摧毁了吐蕃王朝，形成了以吐蕃王室后裔为主的，分裂割据的众多封建领主政权。吐蕃王朝云丹后裔据有首府逻些城地区，史称拉萨王系。哦松后裔之一退居纳里（今阿里）地区布让城（今普兰），史称阿里王系；其中一支居于西部麻域（亦作孟域，即拉达克，今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地区，史称拉达克王系；另一支的后裔居于布让东的亚泽（今尼泊尔西部）地区，史称亚泽王系。哦松的另一支后裔在雅隆地区（今地不详，当在今西藏东南部），史称雅隆觉阿王系；其中的一支后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活动，史称青唐羌，宋代的唃厮啰，就是青唐羌的著名首领。 除了上述由吐蕃王朝王室后裔建立的各自独立的割据政权外，其他许多封建领主也分别割据一地，各自为政，史称“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蒙古国和元朝统治吐蕃地区为止。 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兴起相当于唐代初年，公元7世纪前期的松赞干布（弃宗弄赞）时期，佛教已传入吐蕃。相当于唐代中叶，公元8世纪后期的赤松德赞（婆悉笼腊赞）时期，佛教成为吐蕃的国教，就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毁灭佛教之前十多年，吐蕃的达玛（达磨）赞普即位（唐文宗开成三年，828），不久即开始大规模的毁灭佛教，除边远地区外，吐蕃的佛教基本被毁灭。在此之前吐蕃地区的佛教，基本上是印度佛教及其教义、形式的传播，西藏佛教史称之为“前弘期”。 随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农奴制经济普遍建立，佛教首先在沿边地区逐步发展，重新兴起的佛教，吸收了吐蕃的原始宗教，参看魏良弢《喀喇汗王朝与宋、辽及高昌回鹘的关系》，载《中亚学刊》第辑，984年。史称“本教”（“黑教”）的许多特色，因而也缓解了佛教与本教曾经有过的长期斗争，更容易为吐蕃的农奴主和农奴所接受。这种带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的僧侣，被称为喇嘛，意为“上人”、“上师”，因而也称为喇嘛教，这个与其他地区有别的佛教，西藏佛教史上称之为“后弘期”。 吐蕃王朝后裔拉萨王系的意希嘉参（意希坚赞），是山南地区的桑耶寺主、农奴主，在相当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时派人前往多康（今青海西宁地区）学习佛法、求取佛经，这一年被佛教徒定为后弘期的开始，也是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开始。此后所译的佛经（主要是密宗经籍）称为新译，所以，史亦称后弘期为“新经”时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吐蕃王朝另一支后裔阿里王系的益喜哦（意希沃、松额、智光）是古格地区（今西藏普兰以西）的农奴主、僧侣，他派人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学法，邀请天竺僧侣到吐蕃地区传播佛法。西藏佛教史上称为“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藏史称下路指东部地区，这里是指前往多康取经求法；上路指西部地区，这里是指古格地区派人前往天竺求取佛法。藏传佛教不久就发展出多个派系。 最早的是“噶当派”。“噶”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堆龙（今堆龙德庆）地方的农奴主仲敦巴·甲哇迥乃（仲敦巴嘉迥乃）邀请天竺僧侣阿底峡（阿底厦）大师讲经传法，他主张显教与密教结合，循序渐进，以佛语作为僧侣修行和行为的准则，他死后，仲敦巴作为大弟子继承并传布他的教法，相当于宋嘉祐元年（05），建造第一座寺院热振寺（今林周北），作为传教的基地，逐渐形成为藏传佛教第一个教派“噶当派”，噶当派发展很快，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最大的教派，但政治实力不如后起的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的庙宇为白色。明代噶当派教徒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因教徒戴黄帽，习称“黄教”，人们因而亦称噶当派为“老黄教”。 相当于宋熙宁六年（073），自称吐蕃王朝贵族昆（款）氏后裔的贡却杰布（衮乔杰布、宝王）在家乡创建了萨迦寺（在今萨加），萨迦意为灰土，据说其地为灰白色土壤，因而取名。寺主由昆氏家族世袭，其子贡噶宁布（衮噶宁保）继承后形成萨迦派，主要宣扬密宗的喜金刚，寺主称“萨勤”，意为萨迦大喇嘛，是为萨迦始祖。庙宇墙上涂有两小幅红、白颜色，一大幅灰色，象征萨迦无上部本尊喜金刚，外观华丽，汉人称之为“花教”。萨迦派是政治势力最强的教派，萨迦四祖贡噶坚赞（衮噶坚赞、功嘉监藏），知识渊博，通晓“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因而被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元史》称为班弥怛），意为萨迦大博士，是吐蕃地区主要的僧俗代表人物。蒙古乃马真后三年（宋淳祐四年，244），他受蒙古皇子阔端之召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蒙古贵由汗二年（宋淳祐七年，247）贡噶坚赞进见阔端表示归附，随后向吐蕃地区僧俗宣布，纳里（今阿里地区）、乌思（今前藏地区）、藏（今后藏地区）皆已降附蒙古。蒙古蒙哥汗元年（宋淳祐十一年，25）贡噶坚赞死于凉州，其侄罗追坚赞贝尔桑（八思巴）继任为萨迦五祖，蒙古中统元年（宋景定元年，20）受封为蒙古国师，并开始在吐蕃地区建立了在蒙古统治下的萨迦政权。 噶举派，噶举意是佛语传承、口传，重视师徒口头传授，是藏传佛教中支系最多的教派。噶举派一开始就分为两个传承体系，一个是由琼布南交（琼《宋史》卷492《吐蕃传》，本节引用本传不一一出注。 波南交）创立的“香巴噶举”，后在香地（今南木林）建寺传教。后又在山南建桑顶寺（桑定寺、桑丁寺），在今浪卡子南羊卓雍湖南。 另一派为“塔布噶举”，创建者塔布拉杰（塔波拉结）原是噶当派僧侣。此前，创始人玛尔巴（玛巴）两赴天竺学习密法回来后传授，弟子米拉日巴（米拉热巴）最为著名，塔布拉杰师从米拉日巴，在相当于宋宣和三年（2）建造岗布（波）寺（今朗县西北）传教，创立“塔布噶举”派。庙宇为白色，教徒衣服也为白色，汉人称之为“白教”。 他的四个门徒又分别创立四个支派，其中最大的支派，为都松钦巴在噶玛建噶玛丹萨寺（在今类乌齐），因而得名的噶玛噶举（噶玛巴）派。相当于宋淳熙十四年（87），又在逻些城（今拉萨）西堆龙（今堆龙德庆）建粗朴寺（磋卜寺），成为噶玛噶举派主寺。公元3世纪时，首创了“活佛转世”制度。 蔡巴噶举创建者是向蔡巴，后为逻些城东的农奴主噶氏把持，势力很大，噶氏蔡巴是元初十三万户府之一。 拔戎噶举曾在拉堆绛（今昂仁境）建立过较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势力较小。 帕竹（帕主）噶举，帕竹（帕主）是帕木竹巴（帕摩主巴）的简称，创建者即是帕木竹巴·多吉杰布（意为金刚王），在帕木竹（今桑日县境）建寺（即后来的丹萨替寺），为山南地区的农奴主朗氏家族（在今乃东泽当）控制，势力强大，也是元初十三万户府之一。帕竹噶举还有八小支派，其中重要的有止贡巴（在今墨竹工卡东北直孔）、达垅巴（在今林周）、雅桑巴（在今乃东亚桑）、主巴等。 藏传佛教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教派，势力不大。而吐蕃原始宗教“本教” （钵教），俗称“黑教”，主要崇拜天、地、水、火、雪山、湖泊、守护神、祖先等，也在吸收佛教教义、形式，后继续流传在边远地区。前弘期所传的佛教密宗，称为“宁玛”派，因僧侣戴红色僧帽，俗称红教，“宁玛”意为“旧”、“古”，受“本教”影响较多，与后弘期兴起的各教派有明显区别，势力也较小，建造于8世纪的桑耶寺（在今扎囊雅鲁藏布江北岸），后弘期时成为宁玛派的重要寺院。 藏传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方面，有噶举派创建人塔布拉杰（达波拉结，079—53）著的《喇嘛格言》，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萨迦班智达，82—25）著的《萨迦格言》、《正理藏论》、《三律仪论》等，宣扬教义、教规。还有成书于3世纪，署名为海如嘎所著，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米拉日巴（040—23）是噶举派创始人之一，塔布噶举派创建者塔布拉杰的老师。传记通过歌颂米拉日巴，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著名的史诗是《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是吐蕃（藏）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相当于宋仁宗时代。从世纪以来陆续进行创作，以诗歌形式歌颂格萨尔王。《格萨尔王传》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仅已译成汉文的已达500多万字。此外还有蒙文译本及英、法、德、俄文节译本。吐蕃交际礼节所用的“哈达”，传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藏医学方面，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创建者塔布拉杰和萨迦派四祖贡噶坚赞，都是著名的藏医，贡噶坚赞精通的藏学“五明学”中的“医方明”，就是专门研究藏医学的。塔布拉杰在所著《喇嘛格言》的“十应避”中，有“饮食习惯不合卫生者应避”，反映了普及医学知识的要求。 藏历“胜生”历法也是这个时期建立的，这是吐蕃历法、数学、天文学发展的综合标志，胜生历是从相当于宋天圣五年（027）开始计年的。 绘画雕塑也有了新的发展，今拉当寺的弥勒佛、哲公寺的智明佛母铜雕佛像，夏鲁寺的舞伎和群神供养的壁画，以及拉当寺的滚噶吉祥、白度母的卷轴画，也是这时期传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关于意希坚赞（意希嘉参）派人前往多康地区学法取经的时间，藏史说法不一，《安多政教史》有后梁乾化三年（93）说、贞明四年（98）说，以及《青史》的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说，三种说法。《藏族史略》在注中列举了上述三种说法，采用后梁贞明四年（98）说；《藏族史要》采用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说，未说明出处，也未提及另两种说法。撰者按意希坚赞为永（云）丹五世孙（《藏族史略》。《藏族史要》作六世孙），永丹为末代赞普达玛死后，以遣腹子身份出现的抱养儿子，达玛死于842年，下距93年计7年、98年为7年、978年为3年。即使依意希坚赞为永丹五世孙说，加永丹为六世，每世平均分别为年多、2年多和22年多，后者较为可信，今采用此说。 第五节唃厮啰（青唐羌）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赞普达磨被弑，建国二百数十年的吐蕃王朝解体，后经贵族、边将混战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王朝在各地的统治机器被彻底摧毁。因此，到9世纪晚期至世纪，无论在吐蕃本部（今西藏），还是在河陇地区，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农奴制的因素不断增长，奴隶制逐渐为封建农奴制所代替；政治上则是出现了一些僧俗首领割据的地方势力集团。在这些割据势力中，有赞普后人建立的政权，河湟地区的唃厮啰，就是其中之一。 唃厮啰政权的建立唃厮啰，本名欺南陵温，“绪出赞普之后”。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也说唃厮啰是吐蕃王朝达磨赞普五世孙赤德的后人。当他2岁时，被大贾何郎业贤带到河州（今甘肃临夏），安置在■心城；不久，又被大户耸昌厮均迁到移公城，“欲于河州立文法”（即联合各部落首领聚众举事，建立政权组织）。当时“河州人谓佛为‘唃’，谓儿子为‘厮啰’，自此名唃厮啰”，故史称其建立的政权为“唃厮啰”。 吐蕃人有尊崇贵族的传统，被奉为佛的化身的唃厮啰在河湟吐蕃人中有巨大的魅力。因此，宗哥（今青海平安）李立遵、邈川（今乐都）温逋奇等大首领，得知河州有赞普后人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后，旋即以武力将唃厮啰劫持到廓州（今化隆境），立文法，尊之为“赞普”。不久，李立遵将王城迁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宗哥城，自立为相（论逋），挟“赞普”以令诸部，遂“帐族甚盛，胜兵六七万”。大中祥符八年（05）九月，李立遵派人到宋朝，号称聚众数十万，“请讨平夏以自效”，争取宋室的。后又上书秦州宋朝守将曹玮，请求朝廷册封其“赞普议以赞普戎王也，立遵居厮啰下，不应妄予”，仅“授立遵保顺军节度使”。对此，李立遵甚为不满。遂于大中祥符九年（0）亲率3万余众攻打秦（今甘肃天水）、渭（今平凉）二州一带城寨，与曹玮战于三都谷（今甘谷县境），为宋军所败，落荒而走。 李立遵得势后骄恣好杀，御下严暴。唃厮啰对他的所作所为日渐不满，相互之间嫌隙日深，遂带领亲信及属下部族到邈川。以温逋奇为首的当地首领拥戴唃厮啰为主，自为“论逋”，并派人到宋朝进贡修好，请求封赐。明道元年（032），宋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邈川大首领，温逋奇为归化将军。后来，温逋奇对唃厮啰的势力增长甚为不安，欲取而代之，于是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唃厮啰。唃厮啰被守卒放出，以“赞普”的地位和威望集部众捕杀温逋奇及其党羽。平息政变后，唃厮啰举族迁徙青唐（今青海西宁）。此后的近百年间，唃厮啰政权遂以青唐为首府，成为这一地区吐蕃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本节主要参考书目有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98年版；黄奋生（吴均校订）《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985年版。 《宋史》卷492《吐蕃传》。 与宋、辽、夏、金的关系正当唃厮啰刚刚立足青唐，专心经营河湟之时，近邻西夏又继占领甘、凉二州后，把矛头直指唃厮啰。西夏广运二年（035），元昊亲率大军进入湟水流域，攻城占地，掳掠人畜，吐蕃人甚苦之。唃厮啰指挥吐蕃诸部奋起反击，与之激战二百余日，终以奇计破元昊，大获全胜。唃厮啰抗击元昊之胜利，不仅保卫了新生的政权，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在吐蕃人中的威望，许多不甘屈服于元昊统治的凉州（今甘萧武威）的六谷部吐蕃人和甘州（今张掖）回鹘人都纷纷南下投奔唃厮啰，进一步壮大了与西夏抗衡的实力。后来，宋、辽、西夏为争夺西北战略要地而互相角逐，唃厮啰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038）十月，西夏元昊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宋室为之大震。宋朝为了牵制西夏南下，不得不重赏在西北地区能为之效力的唯一“同盟者”。十二月，加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次年六月，派左侍禁鲁经带上宋仁宗的诏书和2万匹丝绸的厚礼出使唃厮啰，“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宋康定元年（040）八月，又派屯田员外郎刘涣到青唐，与唃厮啰商议讨伐西夏事宜，受到隆重接待。唃厮啰并上“誓书及西州地图”2。宋加封唃厮啰为“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唃厮啰与辽国亦有往来，元昊称帝，辽夏关系恶化。辽为了继续牵制西夏，曾西联甘州回鹘、唃厮啰为外援，策划对西夏用兵。为此，辽于清宁四年（058）以公主（当为宗室女）下嫁唃厮啰子董毡，共图夏国。吐蕃与辽贡使之往来，自李立遵时起皆不乏记载。 宋治平二年（05）十月唃厮啰卒，次年五月安葬，终年9岁。其第三子董毡继位，史仍称唃厮啰后裔的政权为唃厮啰唃厮啰有三房妻子，前二妻为李立遵之女，各生一子，一为瞎毡，一为磨毡角。李立遵死后皆失宠，各携其子逃出青唐，磨毡角居宗哥；瞎毡居龛谷（今甘肃榆中境），后其子木征迁河州。董毡为乔氏所出，甚为唃厮啰宠爱，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唃厮啰在世时，董毡就已参与军政事务，征战沙场，屡立战功。他即位后，仍继续执行其父的施政措施，与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宋熙宁三年（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070），西夏出兵攻宋环（今环县）、庆（今庆阳）二州，董毡提兵助宋，乘西夏西线空虚，沿边抄掠，迫使西夏撤兵，宋军大部分将士遂得生还。但是，这种友好关系在王安石任相后就蒙上了一层黑色的幕纱。这时有一个“试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的王韶，向宋朝廷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主张2。王安石遂命王韶前往秦州主持边事。熙宁五年，又命王韶率大军向唃厮啰政权属下的熙河地区发动了进攻，到次年九月，相继占领熙（今临洮）、河（今东乡西南）、洮（今临潭）、岷（今岷县）、叠（今迭部）、宕（今宕昌）等地，“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熙河之役给董毡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加剧了宋朝与河湟吐蕃的民族矛盾，从此这一带成为战争频2《文献通考》卷335《吐蕃》。 《宋史》卷324《刘涣传》。 2《宋大诏令集》卷239《唃厮啰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制》，康定二年正月乙未。《宋史》卷328《王韶传》。 仍、烽火不灭的地方，给吐蕃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宋军占熙河后，遇到董毡的奋力抵抗。他首先与西夏通好，夏国以公主、秉常妹下嫁董毡子蔺逋叱，结为婚媾，共同对付宋朝。同时派出部将鬼章攻打河州，杀宋将景思立于踏白城。董毡侄河州大酋木征也率部助鬼章围河州宋军，后因军力悬殊而败绩。木征降宋，赐名赵思忠，成为宋朝的命官。熙河之役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董毡和宋朝恢复了中断七年之久的友好关系。熙宁十年十月，董毡派人到宋进贡，宋依旧例回赐。董毡由保顺军节度使改为西平军节度使，后又由常乐郡公进封武威郡王，其他首领则依其实力授团练使、刺史、本族军主、副军主等职。宋神宗接见董毡使者时也称赞“其上书情辞忠智，虽中国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过如此”。 元丰六年（083）十月，董毡卒，终年5岁。其养子阿里骨继嗣。 《宋史·吐蕃传》记述“阿里骨本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毡，故养为子。元丰兰州之战最有功。自肃州团练使进防御使。”由于阿里骨非唃氏家族，所以遭到唃厮啰族人的竭力反对，在这种形势下，阿里骨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一度改变前朝依宋抗夏以自保的政策，欲利用夏国的力量收复被宋占领的熙河地区，并通过战争缓和内部矛盾。遂与西夏相约在对宋的战争中如能取胜，熙、河、岷三州归阿里骨，兰州、定西归西夏。元祐二年（西夏天仪治平元年，087）四月，阿里骨令鬼章攻洮州，西夏也出兵围河州。后因鬼章被宋军俘获而结束战争，阿里骨收复失地的希望破灭。 阿里骨受挫折后，于次年派人携带厚礼到宋朝上表谢罪，并要求释放鬼章，边界息兵。宋朝同意了阿里骨的请求，亦“依旧许般次往来买卖及上京进奉”，后又加封阿里骨等人官爵2。自此，阿里骨与宋朝的关系重归于好。绍圣三年（09）九月，阿里骨卒，终年57岁。其子瞎征继承青唐主位。瞎征执政后，唃厮啰家族溪巴温及其后人、各地的部落首领纷纷据地而治，自立为王，整个政权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瞎征执政之初，宋朝授其为“河西军节度使”。后来看到瞎征不能控制政局，属下各有篡夺之心，窥伺河湟已久的北宋认为进取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元符二年（099）六月命王愍、王赡为正副统军，由河州北渡黄河进入湟水流域，连下宗哥、邈川诸城，直逼青唐。 瞎征和其他首领纷纷往宗哥城降宋。 瞎征出走，青唐无主，大首领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陇拶为主，陇拶不能控制早已造成的残局。遂于同年九月同契丹、西夏、回鹘三公主以及大小首领出城降宋，迎王赡入青唐城。 宋军占领河湟后，由于遇到吐蕃人的反抗，后方供应不继，于次年开始撤出河湟，当地首领又立溪巴温第三子溪赊罗撒为主。河湟一带“仍旧文法管勾”。建中靖国元年（0）十一月，宋朝授溪赊罗撒为“西平军节度使、邈川首领”2。 蔡京当国后，复主开边事宜，于崇宁二年（03）六月再次出兵河湟，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 《宋会要辑稿》蕃夷之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元符二年闰九月壬申；《宋史》卷350《王赡传》，陇拶，《王赡传》作“溪巴温之子”。此据《宋史·吐蕃传》“陇拶乃木征之子唃厮啰嫡曾孙。”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元符二年十二月癸丑。 次年四月取青唐。龟兹公主及诸大首领开青唐城出降，溪赊罗撒走投西夏。北宋在濒临崩溃前夕两度占领河湟。仅维持了20年统治。 北宋宣和七年（25）以后，金兵大举南下，宋朝江山危在旦夕，无暇西顾，由陕西经制使钱盖寻唃厮啰血统封立，以图为之守边。有益麻党征者，是为陇拶之弟。“素为国人信服”，遂命其为“措置湟鄯事”，赐名赵怀恩，这是北宋在河湟的最后一名命官。南宋绍兴元年（3），金人占河湟。绍兴四年，赵怀恩“弃离部族田宅，驱携老小”来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投附南宋。绍兴二十三年（53），赵怀恩由熙州观察使改授“鼎州观察使，充成都府路兵马钤辖”，至死亦未再回到河湟3。唃厮啰政权及其后人在河湟地区百多年的统治从此结束。 经济、文化唃厮啰政权统治河湟期间，特别是在唃厮啰和董毡时期，在内外施政方面制定了一些较为得体的措施，因此，其经济和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据载，牧业是河湟吐蕃人的传统经济部门，牧放牲畜是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李远《青唐录》说当地人们善逐水草，“以牧放射猎为主，多不粒食”。又农业比较发达，在湟水、洮河、黄河诸水两岸，宜五谷种植。李远笔下的河湟竟是一派江南村色，邈川一带“川皆活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硙”。宗哥川则“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 贸易也是唃厮啰的重要经济支柱。西夏崛起后，传统的“丝绸之路”受到严重威胁，到景祐三年（西夏大庆元年，03），西夏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夏人对过境商人十分苛刻，沿途“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商人苦之”。因此，来往于宋朝和西域的商队和贡使绕道青唐，改走青海故道。当时，在青唐城东就居住着好几百家往来做生意的于阗、回鹘商人。所以《宋史·吐蕃传》说“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 唃厮啰使用传统的藏文，向宋朝上表皆用“蕃字”，时人称之为“蕃书”。“无正朔”，“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宗教以藏传佛教为主，古老的本教在民间仍有极大影响。据藏文史籍记载，河湟地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的发源地，对藏传佛教在西藏再度弘传起了重要作用。唃厮啰迁青唐后，“尊释氏”，开始在青唐城西建寺院，“广五六里，缭以周垣，屋至千余。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青唐录》）。此外，在河州有“积庆寺”，在青海湖海心山岛上，也有“习禅者赢粮居之”，佛塔则遍及各地。唃厮啰执政者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自己也信奉佛教，“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国主处理军政大事的宫殿旁就供有高数十尺的“金冶佛像”。岷州“广仁禅院碑”，也说广仁禅院之建成与当地吐蕃大首领赵醇忠、包顺、包诚等施财造像有关，这些都是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3《皇宋十朝纲要》卷。 《宋会要辑稿》蕃夷之42，兵7之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绍兴二十三年九月癸巳。《西夏书事》卷5。 第六节大理大理政权的兴亡唐天复二年（902），南诏政权崩溃之后，白族中的贵族分子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先后起而进行政权的争夺，郑买嗣继南诏之后建立了长和国（902—928）。赵善政推翻郑氏政权，建立天兴国（928—929）。杨干贞取代赵善政，建立义宁国（929—937），及至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乃夺得政权而建立了大理。 段思平建立大理之后，对南诏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进行了调整。首先是肯定新兴的白族封建主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扶持。如封白族封建主高方为岳侯，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巨桥（今云南普宁）地方为其世袭领地；封董伽罗为宰相，亦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其余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如杨氏家族的封建庄园，也都得到扩大。对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中的村社农民，则是在承认他们原来使用的土地前提下，减轻税粮负担，宽免徭役三年2。对于“凡有罪无子孙者”的奴隶，则一律“赦免”，即加以释放。对于被统治的部族和部落，则解除他们南诏时期的集体奴隶地位，免除奴隶性质的徭役。大理政权终于稳固下来。 大理和南诏一样，仍然是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这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以白族中的封建主为主要统治者。在政权组织方面，则是以段氏封建国王为首，布燮（宰相）等大臣作辅佐来进行统治。白族封建诸侯们各有领地，以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基础。地方行政单位，划分为府和郡，分派白族中的封建主们作为各府、郡的长吏来进行管理。府和郡是在南诏统治时期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建立起来的。各府、郡分管的区域内都仍然存在许多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这些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都保持着自己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由本民族的贵族分子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接受府、郡长吏的统治。 宋绍圣元年（094），大理国权臣、白族封建主高升泰夺取政权，称“大中国”。两年之后，高升泰的儿子高泰明被迫把政权重新归还段氏，以段正淳为国王，此后或称大理国为“后理国”。大理国后期，段氏国王失去了实际上的控制权力，以高氏家族为首的白族封建领主们，则在白族的主要聚居区进行封建割据统治；其他被统治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则为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而相互兼并纷争，造成分裂局面。蒙古蒙哥汗三年（宋宝祐元年，253），一支蒙古兵南下，打破了大理国境内各民族贵族分子对立纷争的局面，十二月十二日（254年月2日），蒙古军到达大理首府大理（今属云南）城下，蒙古军入大理城，大理国亡。 2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 《南诏源流纪要》。 《南诏野史》。 大理的民族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白族（“白人”、“白蛮”、“僰蛮”），白族主要聚居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的城镇和平坝地区。在这里，除了主要城镇中和城镇附近的平坝地区有白族人口之外，其余的小城堡和广大的村落中，则为许多其他不同民族的氏族、部落人口所聚居、杂居和散居。主要城镇中的白族封建主们，是通过封建的政治、经济组织与大理国王联系起来。并以白族中的封建政治、经济组织为主要依靠力量，把所统辖的府或郡内的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统治起来。而在被统治的各民族内部，却又分别保持着一套与白族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白族封建主们对于这些被统治民族中的氏族和部落，是任其内部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保留着，然后通过它们内部的贵族分子来进行贡纳的征收。 被统治的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南诏统治时期相比较，大的范围基本上未曾发生变动。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地带的山区、半山区和少部分平坝区，主要是“乌蛮”（彝族）系统的村落和氏族；今金沙江上游两岸是么些（纳西）的分布区域；今澜沧江和今怒江上游之间是“卢蛮”（傈僳族）；南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带是“金齿百夷”（傣族）、阿昌和孟高棉系统的部落；东南部边境地带则是和泥（哈尼）、僚（壮族）、“白衣”（傣族）等的共同杂居区。部分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居住区域较之南诏时期有所变动。如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中的部分人口，北迁入威远（今云南景谷）、开南（今景东）一带，与“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相杂居2。这里原来就有一部分“金齿百夷”（傣族）人口，至此则“金齿百夷”的人口增多了。又一些民族中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较之南诏时期未变。如今大渡河南、金沙江北的“乌蛮”（彝族）中的邛部、两林、丰琶，仍按原来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出现在原地。而一些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却在人口增多、分裂繁衍的情况下，在原来居住的地区或原来居住地区的周围，出现了一些新的部落。如西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中，有勐梯（今盈江境）、勐卯（今瑞丽）、勐生谷（今缅甸克钦邦境内）、勐生喜（今缅甸南掸邦一带）、勐生威（今缅甸北掸邦一带）2，它们分别联系着附近同族的各个小部落，共同结成一个联盟集体；又如建昌城（今四川西昌）北部“乌蛮”（彝族）中的落兰部（今冕宁南部的泸沽一带），繁衍成为许多小部落；东爨区（今云南楚雄以东）部落分裂繁衍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定时间阶段内，在这里出现了“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但实际上并不止于三十七部。因为，各个部都不断繁衍出一些新的氏族、部落来。如罗伽部（今澄江境）即繁衍出强宗部、步雄部、普舍部等，分散到邻境的其他地方去。三十七部中的各个部，都不断繁衍，不断分裂为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各有地界，筑营垒以闭关自守。 各民族中的各个氏族、部落，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聚居的地方，分别从事各种生产。如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的各部落，依旧进行他们的农业2《元史》卷《地理志》四“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郡四。”《元史》卷《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2《元史》卷《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威楚府（今楚雄）辖境内则为“杂蛮耕牧之地”3，这里的“乌蛮”（彝族）、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或耕田，或狩猎、畜牧，或半耕半牧，自按其内部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大理国王把各民族的居住区域分别划归各府、郡管辖，或分封给白族诸侯。除了一部分仍然从事更为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的氏族、部落之外，在大部分的氏族、部落中，各个家庭在从村社那里分得一块土地之后，每个居民耕种自己的田地，女人和女儿从事于家庭纺织。而部分“乌蛮”部落中的男子，则在从事耕种之外，也从事畜牧和狩猎。他们在生产中获得的各种产品，以其中的一部分交由本民族中的贵族，以贡纳的形式提供给当地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实际供给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的那一份，往往少于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所留下的那一份的数量。所以，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在地方的统治权力，得以世世代代地牢固地承袭下去。这种情况，以“金齿百夷”和“乌蛮”各部中最为突出。因此，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的“金齿百夷”（傣族）及一部分“乌蛮”（彝族）、“和泥”（哈尼）等的“村社内部有奴隶制和阀阅制”2，他们中的贵族，一直世袭地统治着他们的部落或村社，部分地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而且控制着自己的区域，与邻境的其他氏族、部落相对抗。与宋朝的关系当南诏政权崩溃之后，内地的唐皇朝也在相距仅五年的时间即趋于瓦解，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中。当时，内地的任何一个小王朝，皆疲于应付纷争，无力顾及云南；云南的郑、赵、杨氏政权，也谋求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暇，同样不可能与内地作更多的联系交往。 大理建立之初，内地汉族区仍处于割据纷争的状态中，及至宋朝建立，传统联系也就逐渐恢复。宋乾德三年（95），宋灭后蜀，大理便立即由建昌城（今四川西昌）派官吏送公文入宋朝廷，祝贺宋朝平定后蜀3。此后，宋开宝元年至宝元元年（98—038）间，大理曾九次派遣使臣向宋朝廷“入贡”和要求通好。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曾经命令黎州（今汉原北）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入贡”。这种“入贡”，既表示了政治上的藩属关系，也是大理与宋朝之间进行官方贸易的一种形式。大理与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从此展开。宋政和七年（7），宋朝廷正... 22 除了战乱的因素以外，自然灾害也是造**民流离、土地荒芜的重要原因，北宋又采取使农民开垦荒地即成为其产业并减免赋税的政策，至道元年（995）诏“近年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田卒污莱”，“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与免三年租税，三年外输税十之三”2，以后历朝还有类似的诏令，鼓励农民开垦荒田。 经过宋代历朝奖励开垦荒田的措施，耕地不断扩大，由北宋初开宝九年（97）的295万多顷，发展到元丰六年（083）的4万多顷，最高的是天禧五年（02）524万多顷，最低的则是皇祐三年（05）的228万余顷。由于“川峡、广南之田，顷亩不备，第以田赋约之”，而且实际上全国顷亩数也多非实际统计数，如“叙《治平（会计）录》者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所以前列诸朝垦田数字并不确切，但这仍能大体反映出北宋垦田数在不断增加的总趋势。耕地面积的扩大，为北宋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金灭北宋，又侵南宋，“建炎以来，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继五代以来又一次因战争使民户逃亡，从而出现大量荒地。招抚流亡复业及耕垦荒地，成为南宋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绍兴三年（33）九月诏“百姓弃产，已诏二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充职田者并听归业。孤幼及亲属应得财产者，守令验实给还。”3这是鼓励战争中被掳民户归业和其他人户垦荒的政策。 绍兴十一年（4）宋金议和以后，曾经遭受战乱地区的农业有所恢复，但是受战争影响最重的京西、淮南地区，还有许多良田荒废，南宋采取资助因“蜀地狭人稠”自愿前往上述地区开垦的政策，即“愿往之人，给据津发”，而且“官贷种、牛，八年乃偿”；还对边境地区减免赋税，“并边悉免十年4《十国春秋》卷75《楚九·卒长》。 《宋大诏令集》卷82《劝栽植开垦诏》。 2《宋会要辑稿》食货之。 3《宋大诏令集》卷82《募民耕旷土诏》。 租课，次边半之”，所垦荒地“满三年，与充己业，许行典卖”。 绍兴末年，金帝完颜亮南侵及随后的南宋北伐战争，再次对淮南地区造成严重破坏，隆兴二年（4）十二月议和后，南宋立即采取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乾道元年（5）正月，即“诏两淮民户并已复业，宜先劝课农桑，若不稍优其赏，窃虑无缘就绪”，田地“许民户租佃，五年后量立租课，不得科扰”2。这是五年内免税，满五年后轻税的政策，以后又一再采取类似及其他优惠政策，招抚农民耕垦荒田，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农田水利的兴修和建设水利与农业的关系，南宋陈耆卿曾作了很好的比喻，“水在地中，犹人之有血脉”，“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3。 宋代的有识之士都重视水利的兴修。北宋庆历三年（043），范仲淹为进行改革，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要求“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于每年二月兴修水利。“庆历新政”虽然不久即失败，但兴修水利已成为官府的经常性举措，到至和元年（054）时已是“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然而经常性的春天兴修农田水利，仍只限于北方。 熙宁二年（070）初开始的“王安石变法”，作为改革主要措施之一的“农田水利法”（称为《农田利害条约》）即于当年十一月颁布，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2，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宋灭南唐、吴越之后，东南地区成为宋朝的财赋之地。到宋仁宗初年，东南地区水利已因年久失修，频频发生水灾，以致“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虽北压扬子江而东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势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明道二年（033），“姑苏之水，逾秋未退”。景祐元年（034）六月，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州后，进行疏导，“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江与海”。“开五河，泄去积水”，到次年“积而未去者犹有二三”，因而请求“增理数道（河）以分其流，使不停壅”，以及开导松江（今吴淞江）的盘龙港加快出水速度，浙西“苏、常、湖、秀，膏腴千里”3的水利初步修复。不久，范仲淹调任京职，浙西水利未能进一步兴修。 熙宁二年（09），郏亶“言苏州水利，具书与图”，提出“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又因出土以为堤岸”，“要以三年而苏之田毕治”。熙宁五年郏亶任两浙路提举兴修水利，但郏亶兴役过大过急，遭到当地官民以及吕惠卿的反对，王安石虽然肯定郏亶的方案，也认为“（郏）亶所为仓《宋史》卷73《食货志》上一《农田》。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己巳。 3《宋会要辑稿》食货之42、43。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53，陈耆卿《奏请急水利疏》。2《宋会要辑稿》食货之94。 3《宋会要辑稿》食货3之85。 卒，又妄违《条约》”。次年被调任京职，水利工程也停止进行。 元祐七年（092年）毛渐受命赈灾时，大兴水利，“起长安堰至盐官，彻清水浦入于海；开无锡莲蓉河，武进庙堂港，常熟疏泾、梅里入大江；又开昆山七耳、茜泾、下张诸浦，东北道吴江；开大盈、顾汇、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为患”2。不到十年，又是“在今尤急，如浙右积水，比连震泽（太湖），泛溢浸田庐”。政和六年（），赵霖“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已见成绩”3。 宋代农田水利建设，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创建较少，工程质量一般较差。 王安石变法，首重农田水利，成绩算是最好的。如自熙宁三年至九年（070—07），全国各府、州、县共修造水利田0793处，溉田37800亩4，这个数字比唐代兴建农田水利的灌溉面积要少得多。唐末五代时，太湖地区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塘浦圩田水利系统，但北宋时已经残破而未能修复。南宋较为注重太湖水利，在疏浚塘浦，建置堰闸，开通入河渠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不能制止围占湖田破坏水利等原因，成绩也没有赶上吴越时期。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值得提及的有下列几项工程大观年间（07—0）把北宋初被毁坏的泾渠改建为丰利渠，在旧渠之北另行开凿了渠口；引水渠改建为石渠；渠首工程有相当完善的防沙、防洪设备以及横绝溪河的工程设计，水工技术比前代有所进步。北宋比较独特的一项农田水利措施，是为对付辽朝骑兵的侵袭，在河北沿边利用淀泊并挖河渠，曲曲折折形成一条长约900里，各地宽窄不一的水田交错地带，最宽处达50里，最窄处—7里。因为“利在蓄水，以限［辽］戎马而已”，因而农业生产效果不大。王安石变法时设置“淤田司”，专门从事引浊放淤，则为北宋农田水利的又一独特措施。放淤河流有黄河、汴河、汾河、滹沱河等，地区广及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对肥田和改良盐碱地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全面规划，单纯追求统治阶级的利益，任意决河放水，有时反而造成水害。北宋时，太湖水利很差，水旱灾害严重。水利专家郏亶父子和单锷曾提出全面治理的规划。郏亶强调治水是为了治田，应以蓄水灌溉为主，泄水、送水不是治理的真正目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支分密布的渠网规划，配合圩田体系和农田沟洫，使涝旱兼顾，两获其利。由于朝廷根本没有治好水利的决心和力量，在权臣、地主的反对下，他们的建议无法实现。不过，他们的著作却成为宋、元、明代议论太湖水利者的经典。 土地的充分利用和地力的维持由于江南“土地迫狭，生籍繁夥”，为了寻求耕地，人们付出了艰辛劳动。王祯《农书》描写宋、元时期人们到处找地种的情景说“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因而宋代在农田开发，采用多种方式发挥土地效用的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 《范文正公集》卷9《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五月乙丑。 3《宋史》卷348《毛渐传》。 4《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32、34、37。 《宋史》卷73《食货志》上一。 梯田，是丘陵地区人们充分利用土地的一种形式。梯田在宋代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名称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骖鸾录》，其中提到，江西袁州“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从《泊宅编》、《海录碎事》、《攻媿集》和《宋会要辑稿》等著作的记载来看，在宋代，南方梯田有迅速的发展。王祯《农书·田制门》讲到修造梯田必须注意的几个技术要点一是在山多地少的地方，把土山“裁作重蹬”，即修成阶梯状的田块；第二如果有土有石之处，则要垒石包土成田；第三，上有水源可自流灌溉则种植水稻，如无水源只好种粟、麦。在条件不同的地区，梯田的修筑形式和效果是有差别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梯田主要作用是拦截，防止水土流失，而在南方则表现为对水土的高度利用。 南方圩田的修筑，五代时已有相当基础，宋代发展更快更普遍。所谓“圩田”以南宋杨万里《诚斋集》中的《圩丁词十解》注文说得最清楚，“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从历史发展阶段看，“圩田”和“围田”有所区别。“围田”仅是“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的低级阶段；“圩田”则是和灌溉渠系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有机结合，即必须通过置闸、开渠以及灌溉、车戽、检修、防护等一系列工程技术和管理措施，才能取得农业生产的好收成。把本来只滋生水草的低洼地改造成为圩田，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一大成就，但乱围乱垦则反招致灾祸。 其他土地利用形式较重要的还有“沙田”。江边湖畔出没不常的沙淤地，农民在其上开沟作渠利用来耕种，称作“沙田”。这种土地，肥沃湿润，耕作及时可保丰收，但受水势影响很大，废复无常。“涂田”，指在滨海地区开造的田。修造这种田的主要技术措施，一是沿海边筑堤挡海水，或立桩橛抵潮汛；再就是田边开沟贮存雨水，称“甜水沟”，旱时用雨水灌溉。此外，柜田、葑田和架田等都是模型式的，田块面积极小，生产量不大，在农业生产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过，它说明了人们确实是想尽一切办法扩大种植面积，力争多得到一些蔬菜粮食。 “用地与养地结合”，通过耕作、换茬、种植豆科作物和以施肥为主的措施来维持地力的技术，到宋代在实践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理论上也有重要突破和发展。《陈旉农书》的《粪田之宜》针对“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说“土敝气衰”论者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衰何敝之有”？把施用粪肥等以改变土壤质地，维持地力的传统办法提到理论高度是该书的一大贡献。《陈旉农书》还第一次记载了“用粪犹用药”的精辟理论。把农田施肥和看病服药相类比，要根据不同土质、不同作物、不同肥料，采用“对症下药”的不同处置。这比笼统说给田地施粪肥，在质、量和时间上要经济合理得多。该书还强调施肥“得理”，把“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三者联系起来作为生产上的指导思想。此书在大田作物、蔬菜、桑麻的施肥技术和肥料的积累与保存方面也多有所阐述。 水田的精耕细作技术和江南的多熟种植郏亶有《吴门水利书》，郏侨有《水利书》，单锷有《吴中水利书》。南宋初的《陈旉农书》对水田种植技术，整地、培育壮秧、掌握适宜秧龄的栽插以及耘田、烤田等都有比较精要的叙述。 整地，可分作秧田整治、冬作田整治和冬闲田整治。秧田整治强调“于秋冬即再三深耕之”，经过冬天“霜雪冻沍，土壤松碎”，开春“又再三耕耙转”和施有机肥。总之，把秧田整治精熟才能撒种。南方一年二熟，要抓紧时间利用两茬作物之间的空隙来细致整地施肥，因此强调早田收获后，随即耕治、■（晒）垡、用粪，以保证多收一季作物和维持地力。对分布于山区的冬干田和平川地区的冬水田则采取不同的耕翻处理。 培育壮秧是水稻生产的关键环节。要使根苗壮好，必须“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2。朱熹在漳州任内发布的《劝农文》说“浸种下秧，深耕浅种，趋时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强调投入较多劳动和及时管理。总之，这一时期从浸种、播种时间的掌握到秧田水层的管理、播种育秧、插秧等技术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随着丘陵坡地利用的发展，农田用水量的增加，耘田和烤田技术随之有新的发展。《陈旉农书》记载了耘田和烤田相结合“旋干旋耘”的方法。具体办法是先于上处收蓄水，接着自下而上，边放水，边耘田，使田面晒得极干；然后再灌水，使干燥泥土很快酥碎，三五天稻株就会缓转过来。此法不仅使田干水暖，草死土肥，而且使水不会白白流失。 南宋时，南方人口激增，如宝庆（225—227）《四明志》“奉化志风俗”条称“右山左海，土狭人稠。”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人们除千方百计增辟耕地外就是设法增加复种指数。在一块土地上每年尽量多种一次，以求多获些产品，这已是宋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大致趋向。正如《陈旉农书》中《六种之宜篇》所说“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由于中原农民迁来南方，对麦类需求增加，再加上“参植以防水旱”。稻麦两熟制得以在江南推广，小麦秋种夏收可以缓和农民青黄不接之时粮食匮乏的矛盾。同时种麦较为省力，稻麦轮种可以起“熟土壤而肥沃之”的作用。除稻麦两熟制外，也有在水稻收割后种植其他粮食、蔬菜、油料作物或绿肥作物的。 宋代，江浙一带种植早、晚稻两熟已较普遍，广东由于有更好的水利和气候的条件，水稻种植有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的。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钦州地区一年三次种收水稻，指出那里地暖，“故无月不种，无月不收”。水稻一年中能安排多次种植与品种的多样化有密切关系，仅嘉泰（20—204）《会稽志》中就记述了5个水稻品种。还值得一提的是，“占城稻”的种植推广有重要意义，由于它耐旱、适应性强，在推广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适合各地特点的变异类型，与当地栽培的早、中、晚稻相搭配，为稻麦两熟和双季稻的较快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农作物品种的交流2《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 《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 由于南北气候、种植习惯等原因，种植着不同的农作物，作物品种的单一，使农民在自然灾害侵袭面前常常束手无策。宋朝的统一不仅结束了南北分裂割据的政局，也为农作物品种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端拱元年（988），何承矩知沧州节度副使“实专郡治”，提出“大作稻田以足食”。所属临津县（今东光东南）令福建人黄懋，看到河北良好的水利条件，也上书提出“今河北州郡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乞兴水田，三五年内必公私大获其利。”何承矩后任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黄懋任判官，“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不成”。黄懋提出改种江东路的早稻，淳化四年（993）八月，种稻成功，“由是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2。这是北宋初年一次大规模南稻北种取得成功的事例，黄懋、何承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一时期，宋太宗下了一道粮食品种南北大交流的诏令。当时“言者谓江北之民杂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宋太宗“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大中祥符四年（0），真宗又“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这是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稻种，又自福建移种于江淮地区。三次大规模的粮食品种交流，不仅提高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作物如棉花在宋代也不断扩大种植区域，棉花的种植在北宋时主要是在广南东西、福建路，到南宋后期也扩展到两浙、江南东西路，并作为夏税交纳。元至元二十九年（292）四月，专门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2，征收棉布税。其中除湖广、福建是北宋时的棉花老产区，浙东、江东、江西则是南宋时的棉花新产区。上距南宋灭亡仅十多年，元廷设置木棉提举司，说明棉花新产区的产量已相当多。 又如西瓜自辽初由回纥传入辽，金代传入黄河中游的河南绍兴十三年（43）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他自金朝回南宋“予携［西瓜种］以归，今禁圃、乡囿皆有”，遂传入江南。宋棉花、西瓜等品种的交流，发展了农业生产，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农业生产工具南宋乾道五年（9）正月，金朝归宋的“归正人”王琮等402名，被安置在淮南东路宝应（今属江苏）、山阳（今淮安）地区的空闲官田。由于“归正人”没有土地，也没有任何农具，南宋朝廷决定“每名给田一顷，五家结为一甲”，“每种田人二名，给借耕牛一头，犁、杷（耙）各一副，锄、鍬、䦆、镰刀各一件，每牛三头用开荒銐刀一副，每一甲用踏水车一部、石2《朱文公文集》卷00。 《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宋史》卷7《食货志》上四，卷273《何承矩传》。2《宋史》卷73《食货志》上一。 辘轴二条、木砺■一具”3。 乾道七年十二月，薛季宣受命行边淮南西路，“复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庄于黄州故治东北，以户颁屋，以丁颁田，二丁共一牛，犁、杷（耙）、锄、鍬、䦆、镰具，六丁加一錅刀，每甲辘轴二、水车一”。 两地相距二三千里，反映了宋代江淮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工具可说是完全相同。其中不同的是淮东的“开荒銐刀”与淮西的“錅刀”，銐刀是宋代创造用于开荒的新农具。“錅”与元代王祯《农书》中■刀的“■”是同音同义字，■刀是“辟荒刃也”。又从錅刀与开荒銐刀配置相同的情况看，錅刀也应是开荒用的，宋代的銐刀、錅刀与元代的■刀，应是同一种农具的不同名称，至少是作用相同或相近的同类农具。 缺牛的地区，耕种只能依靠人力，北方通常使用䦆翻地称为“䦆耕”。 宋太宗中叶以前，武允成曾献“踏犁”式，但当时没有使用。淳化五年（994）三月，因宋（今河南商丘南）、陈（今淮阳）、亳（今属安徽）、颍（今阜阳）数州，民户缺耕牛，“至是令搜访，其制犹存”，因命官“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给民”，造数千具给民使用，“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功半，比䦆耕之功则倍”。这种创自北宋初年的新农具，景德二年（00）因河朔地区缺牛，“诏取式付转运司，令询于民间，如可用则造给之”。并说“淮、楚间，民用踏犁，凡四五人力可以比牛一具”。 南宋建炎二年（28）三月，再次提出使用踏犁以解决缺牛问题，但已不知式样，“诏令诸路转运司取索以闻”2，踏犁遂在南宋境内流行。周去非于淳熙五年（78）所写的《岭外代答》卷4《踏犁》中，记载他在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时所见踏犁的形制、操作方法，其功效是“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正和北宋时相同。而且使用相当普遍，在“荆棘费锄之地”，“甚易为功，此法不可以不存”；“若夫无牛之处，则踏犁之法胡可废也”。可见南宋孝宗时踏犁已推行到珠江流域。 95年，江苏扬州出土的宋代四齿扁齿铁耙，宋代称为铁搭，王祯《农书》卷3说“铁搭四齿或六齿，其齿锐而微钩”，南方农家以此代牛耕，“尝见数家为朋，工力相助，日可■地数亩”。这是宋代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使用的农具。 苏轼在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这是一种腹如小舟、首尾上翘在水田滑行的插秧时以省体力的农具。 元代王祯《农书》中记载的农具，在宋代也大多使用，不一一介绍。 3《元史》卷7《世祖纪》十四。 《宋会要辑稿》食货3之7。 2《吕东莱文集》卷0《薛常州（季宣）墓志铭》，影印《四库全书书集成》本在卷9，錅刀作锹刀。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甲寅；卷59，景德二年正月戊寅。《宋会要辑稿》食货3之3、4、97。 蒋缵初《江苏扬州附近出土的宋代铁农具》，《文物》959年第期；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历史研究》980年第5期）称“宋代铁搭”，“形制与现代农村的基本相同”。陈振早年在江苏启东家中，有类似宋代铁搭者称为铁耙，圆齿者称钉耙，均为直把。而铁搭则是另一种曲把，四或二圆齿，装上带刃铁片的浅翻地、起垄农具，卸下铁片后称铁拉，为平整土地农具。园艺、畜牧兽医和水产养殖技术由于江南地区农业得到很大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城镇大量增加，因而蔬菜、果品、花卉的种植既要供给势家富室的享受和挥霍，也要适应市井平民的最起码需求，园艺业呈现出多样化和技艺日益精巧的态势。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促进了南方热带、亚热带果树的发展。南宋韩彦直的《橘录》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有关柑橘的专著。此书反映出我国久已种植的柑橘栽培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书中对各种品名的柑、橘、橙，注意从树冠形状、枝叶生长状态、果实形状、品味特点、果实成熟期早迟、种植适应地区等方面加以描述。有些技术经验是第一次见于此书记载，如关于土壤、地势的选择，说“宜斥卤之地”；“方种时，高者畦垄，沟以泄水”等。关于柑橘的施肥、嫁接、修剪、防治病虫害、采摘保鲜等技术经验的记述，在此以前也很少见于其他文献。蔡襄的《荔枝谱》记载了32个荔枝品种。人们对品种的形成，已注意到“善壤”、“赋生之异”两个方面，还提及春季开花和风雨适时与否的关系，大小年、营养枝和结果枝的情况等等。在北方寒冷地区，人们为栽培果树也竭尽全力。《大金国志》记载说，宁江州地苦寒多果木，“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此法近似现代葡萄枝栽培的一套技艺。2宋代关于花卉栽培的著作有3种，至今尚有5部流传，如《洛阳牡丹记》、《扬州芍药谱》、《全芳备祖》、《菊谱》等都颇负盛名。花卉种植、新品种的培育、栽培管理都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花卉种类的繁多，首推洛阳，《洛阳花木记》一书详列了作者当时所见各种花的名色，其中牡丹有09个名品、芍药4个名品、杂花82个名品、各种果子花47个名品，还有草花、水花、蔓花等00多个名品。人们已注意从嫁接、有性繁殖和植株某部分出现变异的情况据之挑选佳品。上述花谱对种花、接花、浇花、养花、医花的方法都有具体、精到的记述。《兰谱》中谈到各种名贵兰品对取用泥沙和灌溉要求很不相同，强调养花要“识物真性”。陆游认为养花“栽接剥治，各有其法”。另外，盆花、盆景也有许多发展。南宋浙江杭县西马塍的花农对温室栽培技术有重要的提高和发展，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其法“凡花之早放者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以牛溲，硫黄，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俟熏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花放矣。”被当对人们誉之为“侔造化，通仙灵”的技术。 在畜牧兽医、水产养殖方面，北宋时仅就马的毛皮颜色已将马区分为92种名品，在京城创有收养病畜的兽医院，称之为“牧养上下监”。另外还设置有兽医药房（药蜜库）、兽医尸体解剖机构（皮剥所）等。这些都是养畜及兽医技术提高的表现。北方辽国以畜牧业为主，也积累有丰富的畜养经验，其养马要诀是“马遂性则滋生益繁”、“一分喂，十分骑”等2。南方水田2《苏东坡全集·后集》卷4《秧马歌引》。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 《天彭牡丹谱·风俗记第三》。 2《宋史》卷89《兵志》十二《马政》。 地区对主要耕畜牛的饲养非常重视，注意饲养喂食、饮水清洁、牛舍卫生以及冬天保温，减少体力消耗。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产之良，人为之助亦多矣。” 家禽的人工孵化和人工换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技术成就。《尔雅翼》和《调燮类编》3有关于鹅和鸭“以牛粪沤而出之”的记载，即利用牛粪发酵产生的热源孵化鹅或鸭卵；此外也有用“汤（温水）■”和“火焙”鸭卵出雏的。以上都属于利用人工热源孵育家禽的人工孵化方法。《调燮类编》还有关于鹅于五、六月产卵，因天热不利孵化，而用人工将其翮羽拔下，延期产卵的记载“拔去两翅十二翮以停之，积卵腹下，候八月乃下。”这是我国人工换羽控制产卵时间的最早文献记载。 宋代兽医典籍有多部，现存王愈《蕃牧纂验方》收载兽医方剂57个，其中包括有四时调理方，治心、肝、肺、肾等五脏的方剂。《埤雅》“豕”条提及“豕有米肉如星”，指出其肉人不可食。说明对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已有所认识。张舜民《使辽录》中则有辽国利用醇酒醉马，以进行外科手术切除肺部病块的记载。 水产养殖经验不断丰富。周密《癸辛杂识》讲到江州滨水外产鱼苗，还详细叙述了长途运输鱼苗和饲喂幼鱼的技术一是时常换水供氧；二是除去杂鱼劣鱼；三是不断摇动贮水，便于新鲜空气进入和模仿江湖活水的活动特点，为幼鱼生活创造适宜的条件。淳熙《新安志》中有几种鱼混养，“使相从以长”的经验记载。南宋时，金鱼已经人工畜养，并作为商品售卖。据岳珂《桯史》记载“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问其术，秘不肯言。”种类繁多，闻名世界的中国金鱼主要来自鲫、鲤，是经过人工挑选色泽金黄的异常类型，并在长期的饲养和选择过程中培育出来的。 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北宋和南宋在大多情况下基本上采取了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实行奖励耕种的政策，招徕流民务农；做农业推广工作，如提倡江南参种粟、麦、黍、豆，推广占城稻；天禧四年（020）又“诏令馆阁校勘镂板颁行”《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二书；地方官员中有人兼管劝农工作；曾一度施行过由民众推选懂得土宜、熟练种植技术的人做地方农师。地方上也不乏倡导农业并作出贡献的官员。宋代文集、笔记中，有不少“劝农文”。“劝农文”的大量出现是值得重视之事。“劝农文”的内容主要是劝勉农桑和宣传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书不同之处是，它比较注意针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文句简练，篇幅短小，带有文告性质，便于普及推广。除“劝农文”外，宋代还采用过绘制耕织图的方式宣传推广耕织技术。元末虞集说，南宋于郡县治所大门东西壁绘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而今罕为之者”。全图为耕图2幅、织图24幅，每图皆配八句五言诗。4“农桑之务，曲尽情状，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 宋代私人编著农书开始兴盛，但约有三分之二今已不存。现存宋代农书3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契丹马》。 4《调燮类编·鸟畎类》。 中，论及农桑生产的综合性农书只有《陈旉农书》和楼■《耕织图诗》。其他多为专业性农书，如秦湛《蚕书》、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赞宁《笋谱》、陈仁玉《菌谱》、王灼《糖霜谱》、陈翥《桐谱》以及若干部茶书和花卉谱录等。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谱录类图书一般能兼及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陈旉农书》写成于南宋绍兴十九年（49），那时他已经74岁。书中所讲农业情况，实代表长江下游较广泛的地区。全书万多字，分上、中、下3卷。上卷内容主要是土地经营和栽培总论的结合，为全书主体；中卷的牛说，把牛看成事关农业根本，衣食财用所出的关键之一；下卷论述蚕桑。此书篇幅不大，但在我国农学史上有较大贡献。它第一次用专篇来系统讨论土地的利用，总结了丰富的群众创造，提出了“地力常新壮”和“用粪犹用药”的论点。二是该书对水田作业的论述相当精要具体，特别是关于秧苗、耕耨等项。三是特别重视农业生产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如“耕稼盗天时之利”的见解就很富有理论概括性。该书所附秦湛《蚕书》一卷，可补《陈旉农书》下卷之不足。 有关辽、西夏、金的农业科学技术记载文献不多。元初《农桑辑要》所引用的《务本新书》、《蚕桑直说》、《蚕经》、《士农必用》、《种莳直说》、《韩氏直说》等大致都写作于金、元之际，所述内容也都是黄河流域的农事情况。 第三节五代、宋的监牧五代、宋代没有或基本上没有游牧民族那样的牧业，只有国家牧马监饲养成群的国有马匹，民户通常只饲养少量马、牛等大牲畜，以及羊、猪、鸡、鸭、鹅等家畜、家禽。马、牛用于耕地、驾车，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其他家畜、家禽的饲养，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生活，其粪便也是农作物的肥料。 五代、北宋时华北地区稍富裕的农户大多养马供乘骑、拉车、耕地，但五代时战争频繁，公私马匹主要作为战马使用。后唐同光三年（925）攻前蜀，清泰三年（93）抗击石敬瑭与契丹联军，以及后晋天福九年（944）抗击契丹南侵，都曾括取全国公私马匹。 然而，“五代监牧多废，官失其守，国马无复蕃息”。后梁虽沿唐制设飞龙院以飞龙使为长官，但数量不多。后唐庄宗时增设“小马坊”（小坊），以康福为马坊使，同光四年（天成元年，92）三月，李嗣源（明宗）至相州，“掠小坊（即小马坊）马二千匹以益军”。明宗即位后，同年七月即以飞龙院为左飞龙院，以小马坊为右飞龙院，康福任飞龙使，但所养国马很少。后周时有所扩展，除飞龙院外，于淇水（今河南辉县境）设“牧马监”、原武（今原阳西南）设“马务”、安阳设“马坊”（可能是后唐小马坊所在地）等，但不少仍是“闲厩”，所养国马也很少。 北宋建立之初，对后周的牧监“始务兴葺，遣使岁诣边益市马，自是闲厩始充”，并将后周诸牧监都改称“牧龙坊”，但国马仍不多。重大战争仍强行括马以充军用，宋太宗“阅诸军战骑多缺，将北征，乃诏诸道市所部吏民马，有敢藏匿者死”。至太平兴国四年（979）末、五年初，宋太宗“既平太原，遂观兵范阳，得汾晋、燕蓟之马凡四万二千余匹，国马增多”，内厩马既充溢，“始分置诸州牧养”景德二年（005）将各州的“牧龙坊”改为“监”，京城以外的牧监有4处，大名监、广平监（今永年东南）、淇水第一第二两监、洛阳监、原武监、沙苑监（今陕西大荔西南）、安阳监、镇宁监（今河南濮阳境）、安国监（当在今河北任县境）、淳泽监（今河南中牟境）、单镇监（今许昌境），以后又多次省并新置，但养马的效果并不好，“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09）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 由于牧监所养马不多，除买马外，宋神宗时实行民间养马法以增加马匹的数量，熙宁五年实行“保马法”（保甲养马法）、元丰二年（079）实行“户马法”（物力户养马法），元丰七年又在京东、西两路实行以都保为单位的保马法（都保养马法），前者（熙宁保马法）至少名义上是自愿的，后两者则都是强制性的。 《宋会要辑稿》崇儒4之5；《道园学古录》卷30《题楼攻媿（耕）织图》；《攻媿集》卷7《跋扬州伯父耕织图》。 《新五代史》卷《明宗纪》作“嗣源行过巨鹿”，按李嗣源自魏县（今魏县东北）南下，不当北上巨鹿。《旧五代史》卷3《明宗纪》一作“至相州”；《资治通鉴》卷274，天成元年三月亦作“自魏县南趣相州”。 牧监自熙宁五年起逐渐废除，到八年时只存沙苑一监，元祐时废罢养马法而恢复诸多牧监，绍圣时再废省为沙苑一监，实行“给地牧马”，以监牧地“授民牧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首先自邢州（今河北邢台）实行（当是安国监牧地）。徽宗时，时行给地牧马，时又恢复牧监，“诸监兴罢不一，而沙苑监独不废”2，不久北宋为金所灭。 南宋“自渡江以来，无复国马”，宋高宗很想重设牧监，也曾在饶州（今江西波阳）、余杭、南荡（当亦在杭州附近）及“郢、鄂之间”等地设置牧监，皆无成效。 孝宗时也曾在扬州、荆南（今湖北江陵）、汉阳、应城（今属湖北）设牧监，亦无成效。汉阳监只是收养所买川、秦、广押往两浙途中的病马，各地驻军所设马院也只是收养本军的病马。 南宋基本上没有牧监饲养的“国马”，所需马匹均是所买川、秦、广马。宋代发达的农业及众多的监牧，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以及养牛牧马和兽医知识。《陈旉农书》对宋代长江下游农牧经验作了总结。而元代王祯于皇庆二年（33）撰成的《农书》，其中有很多宋代农业生产的经验。《宋史·艺文志》载有李石《司牧安骥集》，清代《陕西经籍志》称李石为唐人，不知何据。是书已知初刻于伪齐阜昌五年（南宋绍兴五年，35），明代《新刊校正安骥集》八卷本的第八卷，为宋人王愈所著《蕃牧纂验方》医马的兽医书，包括宋人监牧治马病经验与医疗方法2。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太平兴国五年正月壬午。 《宋史》卷98《兵志》十二《马政》。保马法、户马法、都保养马法，参见陈振《论保马法》，《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8《孳生监牧》。 第四节以租佃制为主导的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户籍制度租佃制生产关系宋代除边远山区以外的广大地区盛行租佃制，除私有土地外，还有少量的国有土地、寺观占有的土地，以及职田、学田、屯田、营田等占有土地的形式。 出租土地的地主与承佃土地的佃户之间，订立契约，不仅规定了租佃的年限，还规定了田租为定额租还是分成租，以及交租的形式及其他要求等，用以确定地主与佃户间的法律关系。太平兴国七年（982）“闰十二月诏诸路（应作道）州民户，或有能勤稼穑而乏子种与土田者，或有土田而少男丁与牛力者，令农师与本乡里正村耆相度，且述土地所宜，及其（应作某）家见有种子，某户见有（有字衍）缺丁（男），某人见有剩牛，然后分给旷土，召集余夫，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2。这是宋太宗诏令由众民户推举而由官府任命的农师，与里正村耆一起组织上述各类农户，按照民间租佃制的关系订立契约，收成依契约分成，达到恢复与发展生产的目的。 这里提供土地户即是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耕租他人土地户即是佃户，“依契约分”“收成”，即是分成制的租佃关系。 这种封建租佃制的生产关系，不仅反映在普通的地主与佃户之间，也反映在寺院土地、学田、职田、官田的田主（或官府）与佃户（或屯田兵士）之间。 封建租佃制的地租形态是实物地租，其主要形式为分成制，尤以对半分成制为主；四六制或倒四六制（地主四成佃户六成或地主六成佃户四成），也是常见的分成制地租。官营而招民户或由兵士佃耕的营田内，也实行同样的分成制。绍兴六年（3）即规定“缘今岁法行之初，佃户耕种未遍，欲将所收子利不计顷亩，止以今岁实收数，除桩出（即留出，原因是‘借贷种粮’）次年种子外，官中与客户中半均分（原注谓如实收一石，官中、客户各五斗）。”绍兴十六年“依百姓体例”，官给耕牛及种粮的，“其所收的物斛以十分为率，四分给力耕之人，六分官收”。这是具有“牛租”的倒四六分成制。 除分成制外也有实行定额租制的，如官府实行的定额租也是按照民间的规定，绍兴六年对江南东、西路及镇江府（属浙西路）的“不成片段闲田”，“比民间体例，只立租课，上等立租二斗、中等一斗八升、下等一斗五升”，“召人耕种”。 邹介正《补校司收安骥集》，《农业遗产集刊》第二册，中华书局958年版。2史学界曾对宋代是盛行租佃制还是庄园制，进行过讨论。参见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980年版；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历史研究》93年第期；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历史研究》94年第2期；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984年版。此后，宋代庄园制说已不见于有关论著。 《宋会要辑稿》食货之。参见《宋大诏令集》卷82《置农师诏》，但文字已经润色。也还有一些以实物折算成货币为主要形式的地租形态。 五代、宋代的广大地区盛行租佃制，但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些农奴制，甚至奴隶制、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关系，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其所占比重都很少。 与租佃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户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租佃制生产关系、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唐代的户籍制度早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一种城乡分开、有产户无产户区分的新的户籍制度在北宋前期形成。 唐代没有单独的城市户口，客户指离开本地寄居他处不分贫富的客籍户；“官户”是没有户籍，低于“杂户”，高于奴婢，上番服役，也称“番户”的贱民；而工匠及在官府服杂役的人户称为“杂户”，虽有户籍附于州县，但地位低于普通民户甚至不能与之通婚的贱民；普通民户则依资产多少分为九等纳户税，也称税户，客户（寄庄、寄居户）按贫富依税户七、八、九等纳税，等等，到宋代都发生了变化。 唐代城市居民虽有“坊郭户”之称，但没有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实行城乡分治，在户籍制度上单独设立城镇户口的“坊郭户”户籍，坊郭主户还单独划分为十等，承担赋税与“科配”（属临时性赋税性质）等。 宋代没有“番户”、“杂户”之称，客户也不是寄居户，而是指没有常产的民户，有常产的民户则称为“主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小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帮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为佃户、主户的雇工、佣工等，除川峡山区等少数地区外，佃户与地主之间主要是契约关系，在法律上基本上是平等的。官户则是指品官之家，成为高于普通民户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科配的特权。而官府的杂役由普通民户（主户）轮差担负，工匠则已是有技术而受雇于政府、私人手工业作坊或其他雇主的人。 乡村主户的五等户制五代、宋初仍沿袭唐代的九等户制，但后晋天福七年（942）前为分配“食盐钱”，后周显德三年（95）、宋建隆二年（9）、开宝五年为“课民种树”，都不按九等户制，而是“定民籍为五等”，说明九等户籍已不适应新的形势。 另一方面，在唐代后期因战乱，居民流动，官府为了税收已不再分土著客户，元和十五年（820）即敕“自今以后，宜准例三年一定两税，非论土著客居，但据资产差率”。经过唐末五代的大战乱之后，居民流动更是频繁，税收更不论土著客居。客户原先是指外来户的内涵也逐渐消失，而“浮客”、“牛客”、“小客”等没有常产的贫民、佃户成为“客户”的新含义；主户则是指有常产主要是有田产的民户。开宝四年（97）诏令，要求地方官“子《宋会要辑稿》食货3之03、3之2、2之9。 《五代会要》卷2《盐》；《宋史》卷73《食货志》上一；《宋大诏令集细通检，不计主户、牛客、小客尽底通抄”，开宝九年的全国户口统计就是主客户并列，这是租佃制生产关系首先在户籍制度上的反映。 由于唐代九等户籍制度是不分贫富都列入户等，宋初虽已将主客户在户籍中分列，但主客户“子细通检”、“尽底通抄”，而新的户等制度还未形成之前，客户列入九等户籍是势所必然的。太平兴国五年（980）程能上言“差官定（民户）为九等，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2。下五等户中极大部分应是客户。 由于缺乏直接的有关史料，因而学者们未论及是否将“客户”也列入乡村九等户中。但城镇坊郭户籍中将客户列入户等则史有明文。在坊郭户至少已实行二十五年之后的庆历四年（044），坊郭户虽规定只将主户划为十等，但将客户列入户等的却并非个别的城市，如河东路许多州、军，都将坊郭客户列入户等，从中可以看到乡村客户曾列入九等户的影响。不论是后晋的配食盐钱，还是后周、宋初的植树的规定，都是以有产业的民户（即后来的主户）为对象，并划分为五等来分担比较实际可行；以及“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等，都对乡村客户不列入户等，而将乡村主户划分为五等户的乡村新户籍制度产生影响。 新的乡村的五等户制产生的时间，最晚应是与为了城乡分治，而另设城镇户籍“坊郭户”的天禧三年（09）的同时或相近的时间。 封建租佃制的生产关系反映在宋代的乡村户籍与户等上，即乡村主户与客户，以及乡村主户的一、二、三、四、五等户。凡有常产的税户即为主户，否则即是客户，主户按财产多少划分户等，如何计算与计算何种财产，各地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是依据家业钱，也称家活、物力、产业钱等，作为划分户等的标准，涉及整个北方地区，以及南方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其次是按交纳田赋的税钱数划分，如江南东西、福建、广南东西、成都府、梓州等路，以及浙东山区的广大南方地区，北宋时基本上以田税划分户等，南宋中期开始，浙东、江南东西、广西等路逐渐改以家业钱多少划分。南方部分地区有按所播种子多少，也有按田亩多少划分户等。 主户中的五等户，宋人常将其分为上户、中户、下户，上户通常指一、二等户，属于地主；但也常将三等户列为上户，称为上三等户，而三等户在多数情况下则被称为中户，属于中小地主及富裕农户，由于各地划分标准不一，有时也将二等户列为中户；四、五等户则称为下户，属于一般农魔血神心小说5200户及少地而需佃种部分土地的农户3。 按官府的规定，两税的支移、折变及和买、科配等应是先富后贫，差（职）役按户等也是上户承担重役而下户承担轻役，赈灾时也是先赈下户或免税等，实际上则常是上户勾结官吏将赋役转嫁给中下户。 一等户中有些特别富有的，被称为“极户”、“无比户”、“高强户”，元祐元年（08）定为“出等户”；享有一定特权的“官户”，也大都在一等户内；而包括官户以及州县的公吏和乡村政权头目中的上户，称为“形势户”，都是租佃制生产关系中的大、中地主。 《唐会要》卷85《定户等第》。 2《宋会要辑稿》食货2之、之2。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丙午。 第五节辽的牧业与农业畜牧与渔猎业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吉、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洮儿河）、额尔古纳河流域，有优良的牧场。辽代有发达的牧业经济。《辽史》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胜的物质条件。 羊、马是游牧民的主要财产，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产和生活资料。 乳肉是他们的食品和饮料，皮毛提供衣被，马、骆驼则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同五代各政权、南唐以及后来的北宋之间的交往，羊马等是重要的礼物和商品。因此，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2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国家富强的资本和标准，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 契丹等游牧民族牧养的牲畜，羊、马为多，牛、驼次之。四至八月，牧草繁茂，是他们放牧的黄金季节。冬季则驱牲畜迁于朝阳背风的平沙处。据苏颂《后使辽诗》中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三分骑。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其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剃，认为马遂性则滋生益繁。羊也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他的诗生动地描述了契丹羊、马生息情况，也如实地反映了辽国畜牧业的发展情况。 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游牧范围，部民在各自的游牧范围内，逐水草“随阳迁徙”。皇帝的四时捺钵就是契丹人游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 除部落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还有国有的畜群与草场——群牧，国有的群牧当建于辽太祖时，辽太宗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群牧的马匹，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每有战事，五京禁军的马匹多取自群牧；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一旦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则括富人马以益群牧。“自太祖至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2。盛时群牧马匹达百万以上。 关于五户等的产生及户等划分，参见王曾瑜《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中国史研究》980年第2期；梁太济《两宋的户等划分》，《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987年版。2《辽史》卷59《食货志》上。 《资治通鉴》卷27，后梁均王龙德元年十一月。 2参见《苏魏公文集》卷3《后使辽诗·北人牧羊》、《契丹马》诗及序。《契丹马》诗“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才驹事力豪。略问滋养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北人牧羊》诗“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自免触藩羸角困，应抚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手皮富，湩酪朝中百品珍。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群牧由北枢密院管辖，设林牙掌管部籍，另有马群、牛群太保等负责掌管群牧的具体事务，朝廷定期验检簿籍，以了解牲畜繁息情况，以牲畜数量的增减考察群牧官政绩的优劣，决定升黜。群牧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辽朝武装力量的强弱。 辽朝所属各游牧部族，依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居地域的自然条件，或主要从事游牧业，或仍以渔猎为主。契丹各部虽主要从事牧业，却也没有放弃渔猎。渔猎仍是契丹诸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畜牧经济的必要补充。如果说，契丹统治者平时以渔猎作为习武和娱乐手段，而在战时，或长途行军糗粮不继时，也常常以渔猎所获充军食。普通百姓则以“挽强射生”为解决生计、日用的手段之一。牧业闲暇的冬季，契丹人常常组织围猎，苏颂在使辽途中就亲眼见到了契丹人的围猎场面。宋绶和程大昌也分别记录了契丹人的钩鱼活动。辽朝在宴饮、款待宋使时，熊、鹅、雁、鹿、貂、兔、野鸡等腊肉和鲜肉，都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 胪朐河下游，呼伦湖一带，也有丰富的鱼产资源，胡峤说乌古（妪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 渔猎工具除弓箭、网罟外，狩兔、捕狼有练锤；捕鱼有鱼叉、鱼钩，冬季凿冰取鱼时，有专用的冰穿；秋季射鹿有鹿哨；春季捕鹅时，有惊鹅用的扁鼓，刺鹅用的锥。这些猎具，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辽墓中皆有出土，辽墓壁画也有对契丹人狩猎活动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他们同后来的蒙古人一样，狩猎时也借助于训练有素的猎犬、猎豹。宋绶曾见辽兴宗的三只猎豹，“甚驯，马上附人而坐，猎则以捕兽”2。北方极寒地区的狩猎部落，以滑雪板代替马匹在高山丛林中狩猎，即因“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3。北方沿江和山林地区各部族，如五国部、生女真等，渔猎业仍占主要地位。辽帝秋捺钵时即有来自女真的“唤鹿人”，阿骨打的兄弟子侄，也曾为辽帝刺虎搏熊。 农业的发展辽朝农业的发展和作用的增强，始于辽太祖灭渤海和辽太宗时燕云十六《辽史》卷0《食货志》下。 《苏魏公文集》卷3《后使辽诗·观北人围猎》“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导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宋绶《契丹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九月甲午引，下称“宋绶《契丹风俗》”）载“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程大昌《演繁录》载“北主与其母皆设次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间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北主，即遂于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即中遂纵绳令去，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获得头鱼、头鹅预示着渔猎的丰收。从场面如此隆重看，当与中原皇帝耕籍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这里所述虽是皇帝捕鱼的情况，普通契丹人的凿冰捕鱼活动也当类此，只是场面不及而已。直至近代，北方沿江湖地区的民众仍袭用这一方式捕鱼。2《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二》。 3宋绶《契丹风俗》。 州的并入。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为牧业经济的重要补充；燕云地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之一，它不仅增强了国力，而且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大多十分重视农业，对农业采取、鼓励、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因而使历来被视为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农牧业两种经济在辽朝统治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固、统一的整体，将矛盾和冲突化为互利互补，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农民和牧民在辽朝疆域内各得其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这是辽朝统治者的功绩和成功的经验之一，也是对前人经验的继承、发展和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之一。 发达的牧业，为游牧民族提供了生活必需品，供给军事征伐所需的大量马匹；长于骑射、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是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的主要军事力量。发达的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丰富了农、牧民的生活内容，为手工业提供了广泛原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辽境内经济的发展、繁荣，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之避免了前此草原各游牧政权倏起倏落的命运，在我国北方立国二百余年，并在与北宋、西夏的对峙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 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这时联盟中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迭剌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中后期。史称“祖皇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释鲁）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阿保机本人也重视农业，在遥辇氏联盟期间，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今河北沽源境）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并采纳汉人韩延徽的建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以故部落发展很快，实力迅速增长。其后，平定诸弟之乱，弭兵轻赋，更专意于农。尝因“户口滋繁，■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这些措施，不仅妥善安置了所俘汉人，同时也为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大量有经验有技艺的劳动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在草原上开出了部分农田。这正是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宁城西大名城）地区投下制和州县制产生的背景。上京地区的农业发展起步较晚，故沈括说当地“谷宜粱麦，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稼，七月毕敛”。2天显元年（92），上京周围地区又迁入了大批渤海人，再一次充实了草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加之地沃宜种植，水草便游牧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京周围成为农牧兼营地区，部分契丹人也开始走上半农半牧的道路。 太宗会同三年（940），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于是将欧堇突吕（欧昆石烈）、乙习本（乙斯勃）、斡纳河剌（温纳何剌、斡纳阿剌）三石烈迁至乌古地，拨赐于谐里河（谐里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胪朐河附近地区为农田，从事农业。这样，上京、中京地区在迁入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同时，契丹各游牧部落也随之向北迁徙，并根据水土所宜从事农耕。 契丹北部的室韦人中，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只是气候多寒，田收甚《契丹国志·诸蕃记·室韦国》。 薄。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海拉尔附近的浩特陶海古城。它有土筑的城墙和护城壕，出土了辽代的篦文陶片，这里当有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黑龙江泰来塔子城，为上京道泰州遗址，这里发现了辽大安七年（09）石刻，记有47个汉人姓名，说明这一带最晚到辽道宗时已经有了汉人居住。辽圣宗统和年间，对西北阻卜各部控制加强。齐王妃、萧挞凛受命统乌古等部和永兴宫分军镇守西境，置镇州，迁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700余户，分居镇、维、防三州（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为解决西戍诸军的粮饷供给，辽圣宗又命耶律唐古于胪朐河侧和镇州附近督劝诸军屯田垦种，连续5年获得好收成，积贮粮食数十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而且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此后直至元朝，这里仍是粮食产区之一。通过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的北迁和契丹人的屯田戍守，在潢水、海勒水、胪朐河、土兀拉河（土拉河）流域一带，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 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辽朝的奚人，除畜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早在唐朝时，他们中的一些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种植穄、麻等作物。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西奚去诸部落“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2。宋绶也说“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人“善耕种、步射，入山中采猎，其行如飞”。王曾所见“草庵板屋，亦务耕种”的也是奚人，他们“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2。苏颂、苏辙更将奚人耕作的情况写入自己的诗中。早期中京地区的奚人曾借唐、五代边民土地种植收获，入辽后大量汉人流入，成为中京道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东京（今辽宁辽阳）、西京（今山西大同）和南京（今北京）道是辽朝的农业区。东京辽阳地区，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渤海灭亡后，太宗于天显三年迁渤海人至此，圣宗时又迁入大批熟女真，他们都从事农业，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轻的赋役，为东京道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东京地区成为拱卫辽政权的强劲左翼。东京道北部生女真也有粗放的农业，种植麻、谷、稗，蔬菜有葱、韭、蒜、瓜等。据洪皓《松漠纪闻》载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可知早在辽代，东京道西北已有果树栽培，并积累了防冻越冬的知识和经验。 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的大同府、蔚（今河北蔚县）、朔（今属山西）、武（今神池）、归化（今河北宣化）、可汗（今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等州也有较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辽朝的重要农业区。云中郡白道川“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3，也有谷物种植。南京道“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 但自唐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军民逃2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985年版.沈括原文载《永乐大典》卷087,中华书局959年影印本。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奚》。 2宋绶《契丹风俗》。 3《契丹国志》卷24引《王沂公行程录》。 《辽史拾遗》卷5。 亡入契丹者为数不少。契丹累年南下俘虏幽、蓟（今天津蓟县）之民北迁，使这一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辽建国后，多次南下攻掠冀中地区，将所俘人户迁往冀北、冀东，以充实幽、蓟。南京道的行唐县（今北京密云东南）、平州的安喜（今迁安东北）、望都（今卢龙南）等县，都是以所俘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和定州的行唐（今皆属河北）、安喜（今定州）和望都（今属河北）等地民户设置，仍以其原籍地为县名的。此外，滦（今滦县）、营（今昌黎）二州也各有定州俘户错置其间。这一措施恰可弥补燕、蓟人口北迁草原造成当地人口减少的弊端，对恢复燕、蓟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辽朝统治者多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安置农业人口，为他们安业力农提供必要的和保护，因而燕云等农业地区的经济，不但没有因契丹人的征服而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而且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太宗会同初，“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织”2，听从诸臣劝谏，不以射猎妨农事。会同六年伐晋时，“征山后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又敕有司每村定有人力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甚至在灭晋回师病笃之际，仍以“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为此行之失而痛悔不已2。景宗乾亨四年（982），因宋辽战争负担加重，民力凋敝，田园荒芜，或为兵行所毁，辽景宗下诏免当年租赋，又命“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3，使农田不致荒废，并使无地农民得以耕种。 圣宗和太后萧绰执政时期，更重视发展农业，开垦荒闲土地，减轻人民负担，整顿赋税，赈济灾贫，安置流亡，保护商旅。这些政策直至辽道宗时都没有改变，苏辙见到并如实记录了这种情况4。 由于辽朝最高统治者重视和保护农业，各级官僚也多能以劝课农桑为己任，不仅汉官、渤海官韩德枢、韩德让、室昉、刘伸、杨佶、马人望、大公鼎等在任上整纷剔蠹，劝课农桑，兴教化，薄赋息民，而且契丹官僚也多身体力行。如耶律挞烈在任南院大王时，“均赋役，劝耕稼，部民化之，户口丰殖5。耶律休哥为于越，总南面军务，驻守南京时，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耶律学古为彰节度使驻应州时，以“南境未静，民思休息”，能“禁寇掠以安之”。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驻守云州时，“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2。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时，“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使“政赋稍平”，并力主维持辽宋和好，反对败盟兴兵，以使“燕民乐业，南北相通”3。耶律昭在被流放期间，还念2《三朝北盟会编》卷20引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辽史》卷59《食货志》上。 2《辽史拾遗》卷3引《宣府镇志》。 3《辽史》卷4《太宗纪》下。 4《辽史拾遗》卷引《宣府镇志》。 5苏辙《栾城集》卷4《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辽史》卷77《耶律挞烈传》。 2《辽史》卷83《耶律学古传》。 3《辽史》卷84《耶律抹只传》。 念不忘“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4。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不但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而且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同时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 从辽墓出土情况看，辽朝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犁、铧、锄、镰、锹、镐、镢、刀、叉等，应有尽有。 在辽朝各级统治者的提倡、保护下，各族农民辛勤劳作，共同发展了辽朝境内的农业生产，使辽朝仓廪充实，军民粮用不致多缺，甚至在辽景宗时，就可“以粟二十万斛助汉”。圣宗时，边城春州斗米才值六钱；唐古屯田镇州积粟数目可观；东京道积粟也有二三十万硕，虽然常有战事，也足以支应，不曾匮乏。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新陈相易，民得以低息借贷。辽末天祚播迁之际，耶律敌烈立梁王雅里向西北迁移时，尚能征调盐泊（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诸仓所储之粟。 4《辽史》卷87《萧孝穆传》。 第六节西夏的农业和牧业农业农业是西夏主要的生产部门，西夏设农田司管理农业生产。党项族是在迁居西北地区后逐渐学会了农耕生产。西夏境内河西陇右地区的兴（今宁夏银川）、灵（今灵武西南）、甘（今甘肃张掖北）、凉（今武威）等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汉唐以来就支引黄河修建了“唐来”、“汉源”等渠。西夏建国前，自李继迁开始就曾役使各族劳动人民兴修水利。李元昊建国后又修筑了自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吴王渠”。据有的书记载，西夏时期有大小渠道8条，灌溉9万顷土地5。西夏仁宗时期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专设条文具体规定了水利灌溉事宜。西夏大力发展水利灌溉事业，使这一地区“岁无旱涝之虞”，为农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西夏在农业生产中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耕稼之事，略与汉同”，即耕作技术和方法和当地汉族都差不多，如使用“二牛抬扛”耕作方法，农具有犁、铧、镰、锄、锹、耧、耙等，粮食加工器具碌碡、叉、车、碾、碓等。农作物中，粮食作物主要有麦、大麦、荞麦、糜粟、稻、豌豆、黑豆、荜豆；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韭等，也有果树的栽培。 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西夏境内农业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兴、灵、甘、凉和绥德（今属陕西）无定河以东的一些地方，自然条件优越，发展为西夏的粮食生产基地。所谓“国人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即指兴、灵一带。西夏曾占领的陕北米脂、葭芦一带，有良田不下一二万顷，以盛产粮食著名，有“歇头仓”、“真珠山”、“七宝山”美称，“夏人赖以为国”。这些地区所产粮食除供当地食用外，还常调运西夏其他地区。由于西夏连年战争和灾荒频繁发生，西夏人有藏粮的习惯。西夏时期曾在邻接宋朝的沿边地区建窖或筑仓，贮藏大量的粮食。如德靖镇（今横山北）的“七里平”，桃堆平的“国官窖”，呜沙川的“御仓”，贺兰山的“摊粮城”（今石嘴山西）等地区或库仓中都贮粮上万至百万石。有记载毅宗时曾在西市城（今甘肃定西境）“建造行衙，置仓积谷”。 西夏粮食生产不能自给，常以畜类和畜产品、青盐等向宋朝换取粮食。 每遇战争或灾年歉收时，劳动人民则要依靠采集野菜、野果、野草充饥。宋人的著作中记载“其民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蓄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碱松子，以为岁计”2。 牧业5《辽史》卷04《耶律昭传》。 周春《西夏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西夏书事》卷28。 2戴锡章《西夏纪》卷3，宁夏人民出版社988年版。 畜牧业是西夏的重要生产部门，西夏设群牧司管理牧业生产。党项族有从事畜牧业的丰富经验，西夏境内的夏（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绥（今绥德）、银（今米脂西北）、盐（今宁夏盐池北）、宥（今陕西定边东）诸州3，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一带的山地和沙漠草原地带，土地比较瘠贫，不利农耕，仍宜于畜牧。河西走廊地区有广阔的草原，“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甘、凉等州，则水草丰美，凉州素有“畜牧甲天下”之称。 西夏牧业的畜类，主要有羊、马、驼、牛、驴、骡、猪、狗等。马匹在牧业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除用于军事和生产外，还作为大宗商品同周边进行贸易，又是对宋、辽、金的主要贡品。西夏境内所产的“党项马”在当时是驰名的良种马，宋朝对外战争所需马匹以“陕右诸州最盛”，多购自西夏。骆驼在西夏具有重要作用，主要用作高原和沙漠地区的运输工具，阿拉善和额济纳地区是主要养驼地区。羊、牛、猪、狗是西夏农牧民日常生活的衣食来源。西夏畜牧业有着较高的生产水平，在史书记载的西夏与宋朝的每次战争中，西夏损失的羊、牛、马、驼等各种畜类，动辄数以万计，反映了西夏畜牧业的生产程度。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反映在西夏时期编纂的辞书《文海》中2，对牲畜的分类与观察尤为细致；特别是对马、牛、羊品种的区分，对牲畜的管理、繁殖、饲养、疾病及治疗等，都有独特的方法与一套完善的经验。 3曾巩《隆平集》卷20。 关于西夏的今地注为陈振所加，参据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982年版附录二《西夏州名表》，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982年版）第六册（宋辽金时期）“西夏图”今地注有所不同。如夏州治所在地今地为白城子，《中国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992年版）“陕西省”图在陕西、内蒙古边境的陕西一侧，与《西夏史稿》同，而“西夏图”夏州今地标在内蒙古一侧等。2《金史》卷34《西夏传》。 第七节金的农业和牧业农业金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发展农业的方针，提倡不忘稼穑的艰难，所到之处屯种，轻徭薄赋以劝农，特别是金太宗在对宋战争已取得胜利之后，把奖励农桑作为恢复生产的主要政策。从太宗起经熙宗、海陵王到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北方各族人民在较为安定的生产环境中，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使北方农业逐渐走向恢复、发展和繁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天下治平，四民安居”2，号称“小康”。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很大的改进和进步。现已出土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与中原的形制相似，远远超过辽末的水平，继承了北宋中叶以后的发展状况。其种类与北宋相比更为繁多和复杂，有铧、犁碗、趟头、牵引、锄、镰、镐、锹、铲、铡刀、垛叉等，文献记载还有耙、水碓等。犁由多种部件配合，铧有形制、大小不同的几种规格，以适应开荒、翻地、起垄、播种、中耕等不同作业需要。犁的全部构造与元王祯《农书》所绘形式相同。在今黑龙江最北部爱辉、逊克出土的犁铧是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以适应开垦荒地的需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有銎和钹镰三种形式，还有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且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和矮棵作物的不同需要而制。 农业户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和对土地的开垦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末及金初，北方人口锐减，到金世宗大定初年方恢复到300余万户，二十七年（87）增至户，史》没有记载全国的垦田数字，有关于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大定二十三年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迭剌和唐古二部五糺总计垦田数是90380顷有奇。毕仲衍《中书备对》谓北宋神宗时全国垦田为4055顷，减去东南九路田数则北方垦田为2978顷。金朝仅猛安谋克垦田就浮出北宋垦田顷。当然猛安谋克分布区域要远远大于北宋在北方的管辖区域，但在世宗时原北宋地区的垦田也有增长当是事实。赵秉文在《滏水文集》卷《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中记载，当时的“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即可证明这个问题。 农田水利是金代农业发展的命脉，从熙宗时已开始恢复。世宗大定六年，张仅言“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3。二十八年，卢庸为定平县（今甘肃宁县东南）令，“庸治旧堰，引泾水溉田，民赖其利”。兴修水利也与当时推广水田种植有关，大定六年，李纶《创修泉池碑》记载，河内（今河南沁阳）郡西北大雄山南数里有唐帝古寺，“数泉出于祠下，南抵于沁，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曹（今山东菏泽）、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3年版。2《金史》卷8《世宗纪·赞》。 3王去非《平阴县清凉院碑》，《金文最》卷9。 《金史》卷33《张仅言传》。 《金史》卷92《卢庸传》。 单（今单县）二州以水利为生，虽黄河李固渡决口，所害农田无几。农田发展也促进对原粮水力加工事业的发展，如水碓、水磨等水力加工机械的利用便是。 金代农作物种类，主要有粟、麦、豆、稻、荞麦、稗等，而以粟麦为大宗，稻次之。由于各地土质不同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农作物分布也因地而异。中都（今北京）、河北、辽东、南京（今河南开封）等路处于领先地位。燕京（即中都）产稻、粱、麦、麻等；南京路产麦、粟、稻；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稻；威平、临潢、泰州等府州农业也较发达。金代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河南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平均亩产一石。河北、山东产量高于河南。水田单位面积产量高陆地数倍，其中河南有亩产五石者。由于农业生产量增多，国家储积粮食也多。大定二十一年，金世宗对宰臣说“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2世宗时设常平仓，到明昌三年（92）常平仓共有59处，积粟余石，可备官兵五年的食用，米80余万石，可备四年的食用。金于大定、明昌间，国家仓廪积粟充足时久，因此采取减税收的办法以减轻积粟和保存的困难。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恐怕积粟时久，请求再减少民间租税，因尚书省议奏应备万一，为防，乃下令诸路以时曝晾，不得使积粟腐坏，违者论如律。史称金代盛时“仓廪有余”当是事实。 金代农业发展也表现在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上。金代在东北农业开发史中是承前启后的，占有重要的一页。金代女真兴起，以其地为“内地”，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以此为中心空前地开发和发展了东北边疆地区的农业，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经济开发区，南与咸平（今辽宁开原北）、东京（今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相连。金代建国之初即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大批地向“内地”移民。太祖天辅六年（22），把山西诸州人民向上京迁徙以实“内地”。次年取燕京路，又尽迁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金在灭亡北宋的战争中更有数量众多的中原汉人被迁到上京。由于金初的移民政策使这里人口骤然增长，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播到这里，并适应耕地和农作物种植收割的需要，改进了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在黑龙江省各地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充分说了这点。金代把东北边疆的各族人民都纳入京与路的管辖之下，于各地设猛安谋克。金设上京路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以及上京路管下的胡里改路、蒲与路、恤品路、曷懒路等，路置万户或都勃堇。通过各路的猛安谋克行政机构组织农业生产。《金史·食货志》记载，明昌四年（93）尚书省奏，当时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有猛安谋克民户7.万有余，每年收税粟余石，其每年粮食生产量是可观的。 牧业牧业在女真部族的社会生产中长期占着重要地位。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农业不断发展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并由迁徙不常的游牧向较高的定居的牧业发展。生女真在建国前有着相当繁荣的牧业，《金史·世纪》记载腊醅、麻产时常掠取拉林河及穆宗的牧马，交结诸部，因此两部时常发生战争。辽圣宗统和四年2《金文最》卷8。 （98）讨伐女真所获生口0余万，马20余万及诸物。太平六年（025），黄翩入女真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数。金占领辽契丹人活动的草原地区，增大了牧业在社会中的成分，对牧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金朝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设官以治之。海陵王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个群牧所，皆因辽时旧名。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和司吏家的余丁及奴隶，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并为他们立蕃息衰耗的刑罚和奖赏制度，后复增群牧所为九。世宗时，置群牧所七。《金史·地理志》记载西京路有群牧十二处斡独椀群牧，大定四年（4）改为斡覩只群牧；蒲速斡群牧，本斡覩只地，大定七年分置，承安三年（98）改为板底因乌鲁古；耶鲁椀群牧，在武平县（今内蒙古敖汉旗东）、临潢（今巴林左旗南）、泰州（今吉林洮南东）之境；讹里都群牧；糺斡群牧；欧里本群牧，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展群牧；特满群牧，在抚州；驼驼都群牧；讹鲁都群牧；忒恩群牧与蒲鲜群牧，皆承安四年创置。金朝为管理诸群牧，设乌鲁古使和副使，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又设有扫稳脱朵，分掌诸畜，即所谓牛羊群子。明昌四年又在使之上置提控诸乌鲁古。 金大定间为发展牧业，加强了对诸群牧所的规定，如二十年三月更定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格。二十一年又敕诸所，马三岁者要付给女真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赈贫户。并遣使阅实其数，缺少的杖其官，而令牧人赔偿，隐匿其实的监察举觉。到二十八年，牧业经过较长的蕃息，马发展到47万，牛3万，羊87万，驼4000，是金牧业发展的极盛时期。 第二章官私手工业第一节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十国”中的南方诸国，战乱较少。相对来说，中原地区因破坏严重而生产恢复较慢，南方诸国因破坏较轻而生产有所发展。宋代除了北宋初年及靖康、绍兴之际的战争外，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一定繁荣，生产技术有进步，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手工业经营形式家庭手工业是建立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官府征收的各地“贡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应是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五代役法中的纸户、笔户，负责向官府供应纸、笔，亦应有一部分是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纸、笔，易州（今属河北易县）有不少制墨世家，其中亦当有一部分属家庭手工业。此外，五代赋税中的绢、絁、布（麻布）、绫、罗，宋代赋税中的布、帛、丝、绵绝大部分是由农户在家织成后作为赋税交给官府的。宋代的其他工业品如棉、麻织品，以及许多日用品也大都是家庭手工业产品，其制作者本身是农民，又是工匠，自己生产原料，自己加工，然后以之交税或自用，有剩余则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失去土地而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或是为了增加收入，季节性地或长期出卖劳动力，而又无固定雇主的一部分小手工业者，遂成为流动的手工业工人。北宋时东京开封城内“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3南宋都城临安城内沿街的临时工匠，如补锅、修鞋帽、穿珠子、修刀剪、磨镜等匠人，随时可叫唤，大约有数十种。这种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流动手工业工人，不但是城市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广大的乡村中也甚为流行，成为农村经济的补充。如洪迈说“吾乡白民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2这种外出为他人做活的流动手工业工人，回家后仍然是农民。季节性的、临时或长期流动的手工业工人，是手工业作坊的基础，一旦在手工业作坊中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就成为相对固定的手工业作坊的工人。 城市中的民营小手工业作坊已很普遍，从糖果点心到衣服冠帽、家用什物、笔墨纸砚、建筑材料以至妇女装饰品、儿童玩具，无所不有。都设有专门制造的小手工业作坊（作、行、铺、店等），有的还发展为大型作坊。五代的纸户、笔户以及以制墨名家的，有一部分是民营的小手工业作坊。北宋时开封城里的制饼店即已具有这样的规模，如《东京梦华录·饼店》记载胡饼店“每案用三五人捍剂（按挤）、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3《金史》卷47《食货志》。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4《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 2吴自牧《梦粱录》卷3《诸色杂货》。 近相闻。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制饼手工业已有按挤、卓花、入炉三个分工程序和协作关系。 南宋时杭州城内手工业作坊，共有440行即44粱录·铺席》所记的是作坊也是商店，而《梦粱录·团行》所记的则主要是专门的手工业作坊。 五代、宋的民营手工业作坊从事的手工业种类很多，其中造纸、制墨和制糖业最为兴盛。五代时的“纸户”中的一部分，以及南唐有名的“澄心堂纸”的生产者，应是小手工业作坊。宋代造纸（麻纸、皮纸）业大部分为民营，有几个中心一为浙东路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和郯县（今嵊县），二为江东路的徽州（今安徽歙县）和池州（今贵池），三为成都府路的成都（今属四川）及其附近的广都（今双流）。造纸的原料有以商品形式取得的，如浙东会稽一些种植竹笋的农家，由于把这些未长成的笋作为造纸的原料卖给造纸作坊而致富。造纸业作坊的规模一般比较小，但已有简单的分工，如徽州造纸的过程完全用手工操作，并有几十名工匠同时协作完成一个程序，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黟、歙（今皆属安徽）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制墨业大都为民营，且系世传家业。唐末易水（今河北易县）人奚超世代以制墨名家，后与子廷珪逃至歙州，南唐时赐姓李，仍以墨名家。此外，南唐还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赟等世代制墨，至宋代仍有名于世。3北宋精于制墨的工匠有几十人，如陈赡，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初造墨，遇异人传和胶法赡死，婿董仲渊因其法而加胶，墨尤坚致，恨其即死，流传不多也。董后有张顺，亦赡婿，而所制不及渊，亦失赡法云”。此外，还有王迪、潘谷、沈珪、陈相等等，都以制墨名家。制墨业常常为个人劳动，不需雇工，更便于保守技术的秘密。宋代制墨业的本身也有简单的分工，如和煤、回捣，然后成为硬剂、热剂、熟剂，最后成为丸捍。 茶叶的生产和制作，大部分由种茶山场中的“园户”来劳动，而收购和销售则归官府控制，实行专卖制（榷茶），即民营官卖。按宋代茶叶加工的程序分为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六步，总名“焙工”。也有部分为官营官卖。 民营作坊常雇用季节性的茶工园丁、采工和焙工，给雇钱或给茶叶。建州（今福建建瓯）制造好茶，北宋仁宗时“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2。 宋代的“末茶”销路广，北宋末由官府经营而禁止民营，利用汴河水力的水磨磨制，是茶叶加工的大型作坊，后转为民营。南宋末，江西路制造末茶用“九转连磨”磨制。 宋代糖霜的主要产区有五处浙东四明（今浙江宁波）、广东番禺（今广东广州）、四川广汉以及遂宁（今均属四川），其中以遂宁所产的质量较3洪迈《夷坚志·乙志》卷8。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2何薳《春渚纪闻》卷8。 好。其他“四郡所产甚微而碎，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最下者”。遂宁种糖蔗的中心在涪江东二十里的繖山，那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3。糖霜作坊三百多家，每家多的制作几十瓮，少的一二瓮，称为糖霜户。除用自己生产的蔗糖原料外，并收买其他蔗农的糖水熬制糖霜。附近白水镇农户，虽多种蔗田，但其蔗不能成霜，每年压蔗出糖水卖给山前诸家。制造糖霜，需要复杂的技术与累积的经验，又要置备许多生产工具，如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等，还要配牲畜拉碾，同时要雇用一二十名工匠，制作的分工顺序为削皮、锉蔗、入碾、蒸泊、入榨、釜煎、再蒸泊、入瓮、再煎、再入瓮等。 总之，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仍是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经营方式。 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手工业。在上述制茶业、制糖业外，还有规模更大、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如矿冶、制盐、丝织、制瓷、印刷、造船等。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手工业已具有手工业工场的性质，但具体的证据不足，还难以说明问题。 宋代的官府手工业宋代同前代一样，一些重要手工业多为国家掌握和垄断。官府手工业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宋朝官府手工业规模都较大，手工业组织也比唐时更加庞大。官府手工业专门从事宫廷的用具、服饰、器物的生产和供应，并涉及军需、营造等事业，属于百工的事务，设有专门机构和职掌的官吏进行管理。根据史籍记载，唐朝廷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工部、少府监、将作监三个系统，下设分支机关管辖各种手工作坊及工匠生产等事务。宋初，工部及将作、军器等监成为闲司，职务归属三司；少府监亦为闲司，另设文思院等制造御用器物，元丰五年（082年）官制改革后，有关机构设置如下工部，设有尚书、侍郎、掌百工水土之政令，所属工部司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制作营缮计置采伐所用财物，按其程式以授有司。 少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分设四案，下辖文思、绫锦、染、裁造、文绣等五院，制造各种御用金、银、玉器、服饰、法物等，以及诸州铸钱监。 将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管土木工匠板筑造作之政务等，分设五案，下辖十个附属单位。 军器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分设五案，下辖四个附属单位。 此外，还有都水监、内侍省的后苑造作所、司农寺的都曲院、水磨务、炭场等等。 宋代官手工业组织更加庞大。少府监的一个附设机构——文思院，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的，领有打作梭作钑作镀金作■■作钉子作玉作玳瑁作银泥作碾砑作钉腰带作生色作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王灼《糖霜谱》。 装銮作藤作拔条作■洗作杂钉作场裹作扇子作平画作裹剑作面花作花作犀作结绦作捏塑作旋作牙作销金作镂金作雕木作打鱼作绣作裁缝作真珠作丝鞋作琥珀作弓稍作打弦作拍金作玵金作克丝作共42作。另外，内侍省里的一个后苑造作所，是“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的，领有生色作镂金作烧朱作腰带作钑作打造作面花作结条作玉作真珠作犀作琥珀作玳瑁作花作蜡裹作装銮作小木作锯匠作漆作雕木作平拨作■作旋作宝装作缨络作染牙作砑作胎素作竹作旋镂作糊粘作像生作靴作折竹作棱作匙筋作拍金作铁作小炉作错磨作乐器作毯子作抡捧作毯仗作丝鞋作镀金作■洗作牙作梢子作裁缝作拽条作钉子作克丝作绣作织罗作绦作伤裹作藤作打弦作铜碌作绵胭脂作胭脂作桶作杂钉作响铁作油衣作染作戎具作扇子作鞍作冷坠作伞作剑鞘作打线作金线作裹剑作冠子作角衬作浮动作沥水作照子作共8作。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的产品都不过是皇家日常使用的器物，已经有这样多的作了。土木工程、军器制造、车舆制造、礼器、各种织染、盐、铁等等，还不在内。 官手工业的制成品，除皇家自用及赏赐外，也有以售卖形式处理的。这主要是对盐，有时对于铁也是如此。宋熙宁中“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南宋时“福建下州例抑民买盐，以户产高下均卖者曰产盐，以交易契纸钱科敷者曰浮盐，皆出常赋外，久之遂为参见白寿彝、王毓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994年版。 《宋会要辑稿》职官29之。 《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72、73。 23 定赋”2。 五代、宋手工业的发展如前所述，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包括坑冶业，铸钱业、制盐业、丝织业、制瓷业、印刷业、造船业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比前代有很大的发展。五代、宋的坑冶业，以铁、铜为主，其次是金、银、铅、锡，闽、蜀、湖、广、江、淮皆有之。坑冶由私人（坑户）经营的，缴纳一定数额的税“岁课”。也有朝廷直接经营的，产品的运销全受朝廷的控制。 五代、宋的冶铁业十分发达。五代时，后唐、后晋都曾下诏“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宋代冶铁业更发达，如徐州利国监大规模的民营冶铁业。元丰元年（078）苏轼说“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百万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近者河北转运司类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2可见利国监生产的铁，运销受朝廷控制。 冶铜业因铸造铜钱而有更大的发展，后周显德二年（955）为铸造铜钱而“采铜兴冶”3。宋代铜矿坑冶业分官营和民营，官营的由官府掌握，在铜矿坑冶处设置监、冶、场、务等机构，招集坑户，支给本钱；坑户自雇工匠从事开采，采得矿石后即送到官炉中冶炼，已有采矿、碓磨、淘洗、上炉四道工序，产品则交给官府，不得私有。如南宋绍兴二十年（42）洪迈说“信州铅山之铜，昔系是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取垢淋铜（即胆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每一斤铜支钱二百五十。彼时百物俱贱，坑户所得有赢，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监鼓铸。” 信州铅山场铜矿还有一种是民营的，“有力之家”向官府的矿场租佃土地自行开采。“信之铅山，间有出备工本为官开浚。元佃之家已施工力，及自用财本起创，未享其利，而哗徒诬胁检踏，官吏方且如追重囚，黥配估籍，冤无所诉，此坑冶所以失陷”。民营的铜矿坑冶受到官府官吏的打击。五代初通行唐钱，后晋天福三年（938）允许“公私”有铜者并许铸钱，次年即“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后只官铸”而禁止私铸。后周显德二年“以县官久不铸钱，乃立监采铜铸钱”2。南唐铸铜钱，饶州（今江西波阳）永平监每年铸铜钱万贯，南唐后又铸铁钱；吴越、北汉亦自铸铜钱，后蜀、湖南、闽则铸铁钱，铜、铁钱兼用，都是官铸钱，禁止私铸。 宋代铸钱业全是官营的，但私铸亦未能禁绝，铸钱业虽是官营的，但分工、评工办法都是仿照民营作坊，如韶州（今广东韶关）永通监“即韶置2《宋史》卷8《食货志》下三。 《续文献通考》卷9《征榷》二。 2《五代会要》卷2《铁》。 3《苏东坡全集·奏议》卷2《上皇帝书》。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2《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27、23、24。 监，分遣金工以往模之。以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错水浸，离局为二，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评价而与之金。不发帑赀，不徭民籍，而功用成韶被山带海，杂产五金。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3可见宋代冶金工业中已有制模、翻沙、刀错、水浸等工序，分八个作坊，工人是雇用的专业金工，人数“不下十万”。 宋代铜钱还行使于辽、金、西夏等地区，并远销海外。依北宋元丰初年统计，诸路铸铜、铁钱共有2监，其中铸造铜钱的有7监，铸造额为50万贯，铸造铁钱的有9监，铸造额近89万贯。 制盐业中海盐和池盐都由官营榷卖，井盐是民营的，雇用盐工，如四川的井盐经营者只要缴纳“月课税”，就能在西川四路的市场上销售。如北宋文同称井研县（今属四川）“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每一家须没（役字之误）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迭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 丝织业除乡村中的家庭手工业外，有不少是民营的大型作坊。台州知州唐仲友在婺（今金华）、台二处都开设彩帛铺，既是印染作坊又是店铺。朱熹说“本州（台州）收买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系染户在宅堂及公库，变染红紫（除分给其妓弟等人外）其余所染到真红紫物帛，并发归婺州本家彩帛铺货卖”；“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动至数千匹”。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2。这个彩帛铺的规模很大。至于从事印染的工匠，据朱熹说是拘系来的，未知是否可靠。 官营丝织业的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营织锦院，据费著《蜀锦谱》所记“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而后足役。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红蓝紫之数以斤者二十一万一千，而后足用。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 制瓷业在这一时期也获得很大发展。五代后周时，制瓷还原焰烧化学工艺发达，生产出“雨过天晴云**”的郑州柴窑青瓷。北宋时，名窑崛起，除东京的官窑为官营外，还有民营的汝州汝窑、禹州（今皆属河南）钧窑（主要在金朝时期）以及定州（今属河北）以生产白瓷为主的定窑、浙东龙泉县（今属浙江）生产断纹青瓷的哥窑等。南宋时，官、民窑更纷纷兴起，如浙西有余杭窑（又名修内司官窑，今杭州西余杭镇）、江西有吉窑（今江西吉安南永和镇）、福建有建窑（今福建泉州南）等，而最大的是景德镇窑（今属江西）。 宋代许多小规模的民窑具有小商品生产的性质，雇用的陶工不多，如江西永和镇的舒公窑，据清施闰章《蠖斋杂记》记叙“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其炉瓷诸色，几与哥窑等价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封穴逃之饶。”舒公3《五代会要》卷27《泉货》。 余靖《武溪集》卷5《韶州新置永通监记》。 2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窑制瓷仅父女相传，其陶工也保守技术秘密。 据南宋蒋祁《陶记》所记“景德镇陶首三百余座”，“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景德镇属饶州浮梁县）窑火既歇，争相取售，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算。”南宋时瓷器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外商特别欣赏景德镇的瓷器，荷兰人由泉州贩至欧洲，其价值每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价。 五代时雕版印书业开始发展，冯道任后唐宰相时，长兴三年（932）二月，“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印卖。先刻完五经，后汉时补刻四经，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全部刻成。同年五月，后蜀宰相毋昭裔也“请刻板《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开封、成都是五代时的两个雕版印书业中心。 宋朝雕版印书业，形成杭州、开封、建阳（今属福建）、眉山（今属四川）四个中心，官营的则由国子监雕板，称为监本，常在杭州刻印。包括启蒙及诸子百家、各种诗词、文集、历书、医药以及工农业技术等各种书籍，还流通到辽、金、西夏等地区。民营印书业，不少是为适应士大夫科举考试的需要，如“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2宋朝正式发行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以及茶、盐钞引等流通证券，促进了印刷业的发达。交子初行，由益州（今四川成都）路富民十六户主持印制发行，天圣元年（023）改由官办的益州交子务印造。南宋初，杭州富户也印造“便钱会子”，高宗在位末年，会子务印造官“会子”，工匠有204人，是个不小的纸币生产作坊。茶、盐引则由榷货务交引库等印造，亦应是个相当规模的证券印刷生产作坊。 造船业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而迅速发展。北宋时东京设有造船务，督造“纲船”（漕运船）为主，以及座船（官员坐的船）、战船、马船等类。造船场初期分布在江西路的虔（今江西赣州）、吉（今吉安）二州与湖南路的潭（今湖南长沙）、衡（今衡阳）等州，后期则是两浙路的温（今属浙江）、明（今宁波）二州，福建路的泉州（今属福建）后跃居首位。当时福建和两浙都使用抵抗风浪能力较强、吃水较深的尖底海船。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属于“福船型”，尖底造型，多根杆，隔舱数多，容载量为2000料（约合今20吨），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力强，适宜于海上航行。至于广州（今属广东）海上民用的商船，据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船深阔各数十丈，船幅广阔，属“广船型”。 南宋时，经济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体积更大，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航行于南海的民用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好几丈，船上存贮一年的粮食，并且还酿酒养猪。直接开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可容纳上千人，有街市及纺织业，可见其体积之大。 《朱文公文集》卷8《按唐仲友第三状》。 刘新园《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辨》、《〈陶记〉校注》，《文史》第8、9辑，中华书局出版。2《旧五代史》卷43《明宗纪》九；《资治通鉴》卷277、29。 岳珂《愧郯录》。 第二节辽的手工业矿冶、铸造业辽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马具的制造。 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契丹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2。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征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今河北承德南）附近。《新五代史》卷72载“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盐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迭剌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手山为今辽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南），上京道的饶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300户和4000户从事冶炼，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道有景州（今河北遵化）龙池冶，营州（今昌黎）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今天津市蓟县），中京道的泽州（今河北平泉西南）、严州（今辽宁兴城东南）等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平泉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储量当很可观。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027），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东京和南京道内。 98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得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08沸钢板或纯铁成分”。3辽的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锻铁为兵器”3。东京道河州（当在今吉林中西部）有军2《咸淳临安志》卷9《会子府》，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辽史·太祖纪·赞》。 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辽金史论文集》第二辑。3陆金生《豪欠营辽代古墓中金属网套上锈蚀物的分析》，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985年版。 器坊、显州（今辽宁北镇西）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就有宽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的金、铜面罩和银、铜丝网络等。其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铸造工艺的水平。辽的金银器的加工制作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盐业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区内的鹤剌泊（又名广济湖，大盐泊，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的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又增加了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纺织业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则是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纺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宁义县）、川州（今北票）、锦州（今属辽宁）、霸州（兴中府，今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予外国之用。世宗以定州（今河北正定）俘户所置的弘政县（今辽宁义县），“民工织衽，多技巧”2，带动了中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南京（今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3。豪欠营契丹墓的发掘，提供了辽朝丝织品实物。契丹女尸身穿衣、裙8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它们反映了辽朝丝织业的水平。据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判断，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在当时属第一流产品。“罗纹织物生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样品正是在辽。而女尸身上的轻罗蜡光式绢，应是这种最高水平样品的实物之一”。辽朝生产的“蕃罗”，在宋辽贸易中很受宋朝商人的《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2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 3《辽史》卷39《地理志》三。 欢迎，“辽朝生产的优质罗，到宋地也是奇货”4。 宋真宗曾将宋初辽的织物同圣宗时的织物进行比较，前者“朴拙”而后者“工巧”，判断后者为幽州（今北京）所产。辽道宗时下诏禁止南京私造御用彩缎，也反映了南京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之高。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业的中心，对辽朝纺织业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辽的纺织品种类齐全，绫、罗、锦、绢、绮、纱、缎、刻丝等应有尽有。与纺织品发展相适应，辽在南京、中京等地都有染院。置使提点院事，管理印染等相关事宜，辽能用“夹缬”，“蜡缬”法印染各种花纹。 陶瓷业辽的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冠壶、方碟、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表。 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盘、方碟、圆碟等。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上看，应是由盛贮水、酒、乳等的皮囊发展而成的，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造型浑厚，甚至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捏把。仿定窑的白瓷器多为碗、碟、盘等，金银饰器的边缘异常豪华，几与定窑制品一般无二。 辽的陶瓷多为早期实用器物，除鸡冠壶外，仓式罐的造型也别具特色，形似蒙古包，开设小门，并刻有子母鹿纹，从罐中贮有骨灰判断，这种仓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辽中京松山州（今内蒙古赤峰西南）有一规模很大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得知这里生产的陶瓷品种齐全，而以粗白瓷为主，器物多为生活用品。除碗、盘、杯、碟、盂、盆、注子、瓮、牛腿瓶外，还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彩等多种，花纹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凤鸟、蝴蝶等。中京附近辽墓出土的瓷器，多是这里烧制的，这一窑场产量当是很高的。 皮革与木器加工业长于骑射的契丹人，重视车马具的制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较高的水平。契丹贵族所用鞍勒，尤为考究。东丹王耶律倍（后唐赐姓名李赞华）所画契丹贵族“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宋人对辽所制马鞍也赞不绝口。他们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因此辽馈赠宋、高丽等物品中例有鞍辔，种类不一，皆极工巧。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座契丹墓葬，使我们得以见到契丹所制的鞍辔实物。 辽也制造车、船和日用木器家具，奚人和属部黑车子室韦人善造车，契4《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南京》。 参见王丹华《契丹女尸的丝织品》，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985年版。佚名《宣和画谱》卷8。 丹人早年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沈括说“奚人业伐山、陆种、斫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2。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可见当时造车的技术和规模。辽还制造舟船，以及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韩绍孚、刘可度等曾以商税曲铁都监和榷盐使的身份提点、监造舟船。现在已经发现的木器实物有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一架木作结构的“小帐”，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式顶大型木椁等。而从木器加工工具种类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艺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制造也有特色，“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鞯勒轻快，便于驰走”。 2太平老人《袖中锦》。 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三节西夏的手工业西夏的手工业生产相对较发达，手工业门类也较齐全。夏仁宗天盛时期（49—9）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规定设立的国家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绢织院、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2。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西夏较重要的手工业生产行业，有纺织、冶炼、金银木器制作、采盐、陶瓷、建筑、砖瓦等。 纺织业西夏建国后，在党项人原有的家庭畜皮毛加工制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纺织手工业作坊，考古发现有西夏使用的石纺轮、木刮布刀等生产工具，纺织产品有氆氇、毛褐、毡、毯、粗绢、麻布等。西夏生产的白毡，被时人誉为“世界最丽之毡”3。史书多次记载西夏遣使向宋朝求请丝织工匠，西夏可能有自己设立的绵纺和丝织作坊。 冶炼业与金、银、木器制造业西夏的冶炼业包括采矿、冶炼、金属制造。夏州（今陕西靖边境）东境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在那里设立“冶铁务”专司采矿炼铁。 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等地有国家设置的锻造作坊，打造兵器或农具等。西夏的冶炼与锻造技术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如已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鼓风设备竖式风箱。在兵器制作方面，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2，“夏人剑”，锋利无比，宋朝人十分喜爱，赞扬为“天下第一”3。出土的西夏的铜铸货币、官印、符牌，工艺制作都十分精致。西夏皇陵出土的一件铸铜牛，表面鎏金，重达88千克，显示了高超的铜铸工艺。考古发现的金银器物有钵、碗、盒、金带、鞍具，鎏金、银或镶嵌宝石的饰物，都具有造型美观、图案精美、色泽光莹等特点，堪称稀世珍品。西夏墓葬中还出土了木缘塔、木桌、木瓶、笔架、木碗等，也都造型别具风格，工艺精美。 采盐业采盐是西夏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盐州（今宁夏盐池北）、灵州（今灵武西南）等地产盐，乌池、白池的青、白盐品质纯净，价廉物美，最为宋朝边民喜食。西夏朝廷对采盐实行官营，由国家垄断盐产，2《契丹国志》卷23，宋绶《契丹风俗》。 3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律令译注》，科学出版社993年版。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卷l。 2见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988年版。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 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并用盐同宋、辽交换货物、粮食。夏景宗时，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包拯集·论杨守素》），要求宋朝每年向西夏购盐0万石。 陶瓷业已发掘的宁夏灵武磁窑堡西夏窑址，发现有多处窑炉和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窑具，如实反映了西夏陶瓷业作坊的规模。灵武磁窑堡附近蕴藏着丰富的煤矿、瓷土和水源，中原的制瓷匠人给西夏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因此西夏陶瓷业制作技术同中原地区是一脉相承的，仅仅在装饰、烧制工艺等方面，因地区与自然条件不同而具有某些特色。已发现的瓷器品种很多，生活用具有碗、盘、盆、钵、釜、杯、盒、壶、瓶、罐、缸、瓮、灯具、钩等。以高圈足的碗、杯为其特色。瓷器釉色多白釉瓷，黑釉与褐釉的剔刻花壶、瓶等具有代表性。尤以两耳或四系瓷扁壶，骆驼、马、羊、钩、铃及乐器牛头瓷埙等陶瓷制品，表现了游牧民族需用和喜好的特点。4建筑业西夏建国前后，由于皇室大起宫殿、官衙，营造寺庙、陵园，西夏的砖瓦制作作坊兴起，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建筑工匠队伍。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皇陵遗址发掘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如砖石、素面和琉璃瓦当、鸱吻、柱石等。陵区的附近已发现的数十座砖瓦和石灰窑址，从遗存的砖瓦等建筑材料来看与西夏皇陵出土的材料是一致的，说明砖瓦窑场一般建设在建筑物的附近，以便于就地制作提供使用。 4太平老人《袖中锦》。 第四节金的手工业金的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随着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占有辽与北宋的手工业地区后，不断地恢复和发展起来。金代手工业继承和发展了渤海、辽和宋的手工业技术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北宋。 矿冶与金属制造业金代矿冶和金属制造业是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金代矿产丰富，大同（今属山西）贡铁，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产青镔铁，大兴府（今北京）产金、银、铁，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产铜、铁。金世宗主张“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大定三年（3）规定，金银矿冶许民开采，官府征收产品的二十分之一。五年，许百姓“射”银冶。十二年，又“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因为金产铜量少，命尚书省遣使到各路“规措铜货”，访察铜矿苗脉，对能指引矿藏得实的给予奖励。坟山（今辽宁义县北）西银山的银坑多至处。大定十三年讨论铸钱，打算由国家直接采金银矿冶，世宗决定当以与民，惟钱不许私铸。 金制造军器的作坊是军器监、利器署（都作院），金银器物制造属少府监的尚方署。铸钱掌握在国家手中，海陵王时中都（今北京）有宝源监、宝丰监，京兆（今陕西西安）有利用监，皆正隆三年（58）设；世宗大定十八年（78）于代州（今山西代县）设阜通监，二十七年（87）于曲阳县（今属河北）设利通监。 金禁止民间私铸铜器甚严，大定十一年（7）二月规定，除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外，禁止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的一半。当时各府州县和猛安谋克，均有专门管理铸钱的官手工业和机构，铜器制出后均由官府检验，并经有关官署验押后，方可使用。在严防私铸的禁令下，民间金银铜铸造业也有所发展。 煤矿业煤矿业在金代手工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金以前，东北和中原北部，煤的开采与利用已很发达，据近代在辽宁抚顺煤矿的发掘，在旧坑中发现有圆形斜坑，并在此圆形斜坑中发掘出圆形古器，似为用来盛油之用。从采矿方法和器皿证明唐时已被开采经营，辽金以降，久为开采。中原北方多煤，当时烧瓷、炼铁以及南京（今河南开封）城内一般百姓，多以煤作为燃料。 盐业金承辽、北宋之后，很重视对盐业的经营，榷货之目有十，而盐称其首。金世宗置山东、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宝坻（今属天津）、解州（今山马文宽《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988年版。 《金史》卷48《食货志》。 西运城西南）、西京（今大同）、辽东、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七盐使司。海陵王贞元二年（54）迁燕（今北京）后，初设盐钞香茶文引印造库。世宗又仿宋输粟之法，许民以米易盐。金朝已革去随田亩而输两税盐钱旧制，但“乾办盐钱”弊政依然被保存下来，河东北路“乾办盐钱”岁达0万贯。大定二十八年（88），创置巡捕使，专巡私盐，主要设在山东、沧州、宝坻、解州、西京，而辽东、北京两路不设。 制瓷业制瓷业，是金较为发达的手工业行业之一。北宋时北方许多名窑，自熙宗后已多恢复和发展起来。在今内蒙古、东北金代遗址中，大量发现定州（今属河北）、磁州（今磁县）、耀州（今陕西耀县）诸窑制成的著名产品。在东北出土的金代瓷器，以定瓷为最多，有刻花、画花、印花多种，而以萱草纹、荷花纹较为流行。在黑龙江绥滨发现的磁瓷，黄白釉，绘铁花缠枝牡丹图案，胎质比较细腻，花纹与釉质也都较为典型。现已发现陕西耀州窑三座窑炉，其一处遗址面积达500平方米，分为工作间、晾坯场、窑炉，窑炉作马蹄形，用耐火砖砌成，并且在表面上涂有耐火泥，从窑门和火膛内堆积的煤渣可知，此处烧窑已用煤作燃料。出土的瓷片以青釉为主釉色，比汝窑为淡而薄，略呈姜黄色，也有黑色的，花纹多为印刷，以鱼纹饰为最突出，器型多为饮食用具。钧窑是金代新兴的一个制瓷基址，在当时声名很盛，其产品成为世上佳品。河北观台（今河北磁县西南）窑所烧的白釉瓷器，造型秀丽，胎质轻薄，釉色带青，花纹多刻在器内。又如山东、山西所烧制的白瓷，在釉下施以红绿彩绘，也反映了这些地区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宿州（今属安徽）还出产一种绳纹印饰的白瓷。954年在安徽萧县出土的淡黄色瓷瓶上，刻划“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奉本镇南寺慈氏菩萨。时皇统元年（4）三月二十二日造”。奉圣州永兴县（今河北涿鹿）西南的磨石窑，窑内可容500人，而且烧瓷技术也不落后于北宋。 造纸与印刷业金的造纸与印刷业有很大发展，山西南部因受战争创伤最轻，生产破坏较少，故造纸与印刷业极为发达，金代平阳（今山西临汾）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当地造纸、造墨以及其地多产枣木、梨木有关。金代北方对种植也很重视，设有司竹监。稷山（今属山西）竹纸与平阳麻纸，是当时闻名的产品。金代刻书大约始于熙宗，而盛于世宗、章宗时期，中都、南京、平阳、宁晋（今属河北）是金代刻书的中心。在平阳设有专门出版机构，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铺。金代钞书与刻书之风很盛，《宋史·洪皓传》记载，皓之使北，“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赵城藏经（原本藏山西赵城广胜寺），综计全藏应有783卷，现存4330卷，起皇统八年（48）至大定三年（3），前后雕刻历时5年始成。 丝织业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平阳、太原（今属山西）、河间（今属河北）、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处设绫锦院，派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金史·地理志》记载，平州（今河北卢龙）贡绫，涿州（今属河北）贡罗，河间府产无缝锦，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产丝、绵、绫、锦、绢。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产绉、縠、绢，相州（今河南安阳）产缬，隰州（今山西隰县）产绿卷子布，辽东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产师姑布。而夸天下一品的定州（今属河北）刻丝大约也有制造。《鸡肋编》卷上记载，河北定州的刻丝极为精巧。燕山府（今北京）在金代时，“锦绣组绮精绝天下”2。 火器制造业火器制造业，完全是在北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技术的发展有胜于北宋。金代火器制造主要是用之于战争的武器，如铁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此外火药也曾应用于其他方面。世宗末年，太原府阳曲县（今山西太原）郑村中社李姓猎户，把火药装入陶罐，挂在腰间备用，遇见狐群把药线点着，猛作大声，“用以捕杀狐群”。金代铁火炮不仅最早见于记载，而且以铁为外壳装制，口小，说明当时已掌握利用火药性能的转化作用，以发挥火炮发射的威力，标志着对火药利用技能的成熟。 造船业金代造船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和提高。海陵王时，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舟之始制，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2，小舟（模型）制出后，诸匠都骇服其“智巧”。海陵王时，还发明一种撞冰船，蔡珪为之写《撞冰行》诗，可说是近代破冰船的先驱。《河防通议》记载，当时造船以每一百料（载重量，约合吨）为基本计算单位，对打造一百料船所需要的材料都一一规定了件数，每件的尺寸和重量。还记载不同材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装置量3。这说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已较前有所提高和进步。 2《金史》卷7《世宗纪》。 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2元好问《续夷坚志》。 3《金史》卷79《张中彦传》。 第三章手工业、工程技术第一节建筑城市建设宋代的城市由于商业发达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坊（居民区）和市（商业区）的区别逐渐消失，并取消了传统的宵禁制度，使城市的结构和布局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城市规划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如北宋都城东京开封（今属河南），中心部位为宫城，另有内城和外城。整个城市方圆五十余里，有城门2座，水门座。许多店铺、作坊和住宅都临街建造，市井繁华。汴河、蔡河、五丈河和惠通河四条河流流经其间，交通便利。此外，城防工程和消防设施等也都相当完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这座“七朝都会”的都市风貌。东京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后来金代扩建中都（今北京），其城市布局就是仿效宋东京，甚至连所建宫殿的名称都与宋东京的相同。这一时期，如平江（苏州）、杭州、扬州、成都、辽的南京与金的中都（今北京）、广州、明州（宁波）、泉州等城市也更加繁荣起来，城市建设愈益完备。从现存的南宋平江城（今苏州）图石碑上可以看到，城区内水道密布，住宅和手工作坊前临街巷，后倚河道，交通运输水陆兼用，相当方便，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水乡城市的合理布局。 应县木塔这一时期辽宋夏金都建造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和大型的佛教建筑。 如宋正定隆兴寺建筑群，辽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等，都上承唐制，又有创新，是研究唐宋建筑制度变化的重要实例。在全国各地保留至今的这一时期的高层建筑宝塔也为数不少。如宋塔大多为砖石塔，其中为便于瞭望军情而建造的河北定县开元寺料敌塔，有层，高达80余米，全用砖砌，至今完好。福建泉州开元寺两座石塔，用石料仿木建筑，高度均在40米以上。河南开封祐国寺塔，则是在砖砌塔身外加砌琉璃面砖，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琉璃塔。辽代佛塔也多为砖砌的密檐塔，如天庆九年（9）建造的北京天宁寺塔，以及山西灵丘觉山寺塔、河北易县泰宁寺塔等，外观仿木建筑，其柱、梁、斗栱、门窗、檐口等都用砖仿木构件，技艺精湛，有很高的水平。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著名工匠喻皓在修建开宝寺木塔时，为抵御西北风的影响，特使塔身略向西北倾斜，这种大胆、巧妙而又有效的措施，在建筑史上是不多见的。辽清宁二年（05）建造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塔。应县木塔为楼阁式，全部用木料构筑，五层六檐，高7米，体形高大，结构复杂，轮廓优美，且在建筑技术上有许多创新。如斗栱式样就有0多种，特别是塔的暗层内，在内外槽柱间，使用了斜撑、梁和短柱，由此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以提高其抗弯剪的能力，增加了整个塔身的稳定性。应县木塔经历900多年来多次大风和地震的考验而未损毁，可见其建筑技术之高超。 木构建筑技术的进步这一时期木构建筑的规模一般比唐代要小，而建筑形式总的来说则趋向于轻巧、秀丽和变化。如建筑组群在总平面上加强了进深方向的空间层次。殿堂屋宇坡度增高，屋顶出现了丁字脊、十字脊，殿堂平面出现了工字形、亚字形等，而斗栱则比唐代缩小。在宋代建筑实物中还出现了减柱的做法。如晋祠圣母殿减中间老檐柱四根，晋城青莲寺大殿减中间前金柱四根等，这种做法，反映了结构布置的灵活性，因而改善和扩大了室内空间。在金代建筑中，如朔县崇福寺弥陀殿、五台县佛光寺文殊殿等，又进一步发展了减柱和移柱的做法。这一时期的建筑装修和色彩也有很大发展，如一些建筑物的门窗采用各种格子门、格子窗等，改进了采光条件，增加了装饰效果。此外，还装饰有各种雕刻纹饰及“五彩遍装”、“碾玉装”、“丹粉刷饰”等彩画，这些都对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建筑产生了很大影响。 桥梁建筑辽宋夏金时期在桥梁建筑方面也有创造性的发展。如木结构桥中著名的虹桥，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述，是青州（今属山东）一名牢城废卒所首创。虹桥是一种独特的单跨木拱桥，由巨木相接而成拱状，完全不用支柱，宛如长虹，结构简洁，桥体坚固。东京汴河上也建有这样的虹桥，《清明上河图》相当形象地将其描绘出来。北宋皇祐五年（053）至嘉祐四年（059），在福建泉州洛阳江上建造的洛阳桥，又名万安桥，也很有特色。洛阳桥桥长30丈，宽丈5尺，有47个桥孔2。它是在江底铺设长条基石，筑成长500多米，宽20多米的石堤，由蛎房作为胶结材料来固结石块，然后在其上筑墩建桥。这种“筏形基础”的新型桥基，是这一时期的首创。现存的洛阳桥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规模。南宋绍兴八年至二十一年（38—5）在福建晋江建造的安平桥，全长8丈，有桥墩3座，是905年郑州黄河土桥建成前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长桥梁。在北方地区，金代按照隋制安济桥也建造了不少石桥，保存至今的有河北的永通桥、山西的普济桥等。金代桥梁中最著称的是大定二十七年（87）至明昌三年（92）在永定河上建造的卢沟桥，卢沟桥桥长22米多，连两端桥堍共25米，宽8米多，共孔，是石砌的连拱桥，两侧石栏和望柱上雕刻有石狮，造型美观，坚实稳固，现仍基本保持原来面貌。两宋时期的园林建筑也有很大发展，皇家苑囿和私家园林都很兴盛，其中如宋徽宗营建的“艮岳”，尤为著名。 《营造法式》辽宋夏金时期出现的《木经》和《营造法式》等建筑学专门著作，也是这一时期建筑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北宋初年著名工匠喻皓所著《木经》，原作已佚，沈括《梦溪笔谈》中有所记述，其中已有关于木结构各类见《河防通议》的“造船物料”、“装船斤重”节。 参见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98年版。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985年版，第4页。构件之间的尺度比例关系，如屋架尺度以梁的跨度为准，阶基的高度以柱高为准等。北宋徽宗时将作监李诫在元符三年（00）编成、崇宁二年（03）刊行的《营造法式》，全书共3卷，357篇。其中包括建筑术语考释，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工种的标准做法，功限料例及诸作制度图样，内容极为丰富。这部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最早和最完整系统的建筑学文献。在《营造法式》中提出的“材分”制，即“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规定了木构建筑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和人工材料定额，这实际上就是以古典模数制为基础的建筑规范，也是当时木构建筑技术基本成熟的表现，其中有些具体标准，仍为后来元、明、清各代所沿用。 第二节水利五代较重要的水利工程，应推吴越王钱镠时期修筑的捍海塘。它位于杭州候潮门外，即今杭州六和塔到艮山门一带，是一段竹笼石塘。其作法是“造竹器，积巨石，植以大木”。从唐代的土塘到五代的竹笼石塘，是我国修筑海塘技术史上一大进步。 宋大中祥符五年（02），两浙转运使陈尧佐和同知杭州戚纶把黄河河工中的埽工技术引入海塘工程，修筑柴塘，即用一层柴薪一层土，相间夯筑。这种海塘虽然省工节料，提高了抗冲能力，但费柴太多，易朽坏，年年需要维修。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石塘。景祐年间（034—038），两浙转运使张夏作石堤2里，自六和塔至东青门。庆历四年（044）转运使田瑜、知杭州杨偕在原有石堤的基础上，续修2200丈。 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范仲淹、郏亶、郏侨、单锷、赵霖、黄震、苏轼等人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而最有代表性的是范仲淹和单锷。 范仲淹（989—052）有较丰富的治水经验，曾修过苏北海堤。天圣二年至六年（024—028）修成捍海堰50里，后人称为范公堤。他对太湖的情况比较了解，景祐年间（034—038）主持了疏浚港浦的工作。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他认为应采用浚河、修圩、置闸三者相结合的工程措施，使除害与兴利相结合，蓄泄兼顾，有利农业生产。单锷著有《吴中水利书》，书中分析了太湖水患，认为太湖水患原因有三个。针对水患原因，他主张治理太湖应先开吴江塘路，让水泄尽后再筑围垦田。单锷片面强调排泄宜兴洪水的重要，使除害和兴利对立起来，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在农田水利方面，宋熙宁（08—077）王安石当政时，大兴农田水利。北方利用河流泥沙进行放淤肥田，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放淤，涉及的河流有黄河、汴河、涑水河、北洛河、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芦河等以及山地溪涧。分布在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淤田数目几近700万亩，2规模不小。 北宋虽然花了很多财力治理黄河，但因治河方针不善，成效不大。宋人提出的治河方针主要有宽河缓流和遥堤约水说。姚仲孙于庆历元年（04）提出系统看法。此论的缺点在于只着眼于水而忽视沙，因此，它不仅不能减轻河患，反而使灾害加重。(2全河分流说。代表人物李垂，于大中祥符五年（02）提出一系列分水建议。此说与宽河缓流说一样，只着眼于水，忽视沙，其结果也与前说一样。(3局部减水说。此说情况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大体来说，作为一种临时分水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作为一种经常的治河方针，到处分流，则有害无益。(4放任行流说。这是一种消极的方针。(5疏河减淤说。着眼于泥沙，但实际行动起来不容易。 五代后期，后周始建以东京（今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北宋继续整治，扩大运输能力。北宋以东京为中心的运河，呈放射状，构成错综密集的运河蔡襄《万安渡石桥记》。 《宋史·河渠志》。 2范仲淹《上宰相书》，载《太湖备考》卷3。 网。北宋末，金兵攻宋，北方四通八达的运河网遭到破坏。南宋时只能在东南一隅维持漕运，在两浙间开凿了若干运河，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东南运河系统。 第三节纺织丝织品宋代纱、罗、绮、绫类织物产量大，质量也很高，如亳州所产轻纱极为轻巧，时人形容它“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纱、罗织作也已经达到十分纯熟的程度。宋代的纱、罗多是以两根或三根经丝为一组相绞再织入一根纬丝而成的。975年在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丝织品和衣物近400件，在金坛南宋周瑀墓出土丝织品和衣物50余件。其中素罗和花罗衣料都是用这种简洁的绞纱方法织成的，具有良好的透明和飘逸的效果，有些花罗还起有生动活泼甚或奇特的花纹，其质量可说是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一种同类产品。辽宋夏金时期的织锦技术较前代也有很大发展，织造工艺进步，花色品种显著增多，纹饰图案更加丰富多采。如宋代用作装裱书画的锦，其品种就达40多种。当时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等都极负盛名。其中宋锦是宋代才开始盛行的纬三重起花的重纬织锦。此外，这一时期回鹘（今维吾尔族）的织金工艺已传播到中原地区，并逐渐流行起来。据传说，著名的壮锦也是起源于宋代。 缂丝创始于隋唐，是一种具有雕镂质感的精美丝织工艺品。五代时缂丝工艺有所进步，如传世的后梁贞明二年（9）缂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达2丈2尺5分，宽9寸分，但其制作风格仍尚素朴。宋代，定州（河北定县）缂丝非常著名。据庄绰记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北宋缂丝的传世之作为数不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缂丝紫天鹿、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缂丝紫鸾鹊、北京双塔寺出土的紫阳荷花等，都是现今可见的著名的北宋缂丝作品。南宋时又创用子母经的缂法，使缂丝工艺更为精湛。这时还开始精心缂制唐宋名家书画，所缂山水、楼台、人物、花鸟等，刻意追求书画家原作笔意，如缂丝《莲塘乳鸭图》、《青绿山水图》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名家辈出，如朱克柔、沈子蕃都是这时著名的缂丝高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朱克柔所作山茶、牡丹小幅两开，工细高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沈子蕃所作《梅鹊图》，惟妙惟肖，这些作品配色富于变化，且具有立体效果，均堪称南宋缂丝中的绝品。据《契丹国志》、《辽史》等史籍记载，辽代也有不少缂丝作品，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多件缂丝实物。洪皓《松漠纪闻》等著作也提到金代所制华丽的缂丝衣袍。由此可见，在当时辽、金的一些地区，也可能掌握了缂丝工艺。 宋代的刺绣工艺也有很高的水平。当时的刺绣作品，受绘画影响很大，常以名家书画为粉本，且广泛运用了戗针、套针、网绣、盘金、钉线等各种针法。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赞叹“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987年版，第24页。陆游《老学庵笔记》卷。 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喽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近年新疆哈拉尔、苏州虎丘塔、北京双塔寺及山西等地均有宋代的刺绣出土。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南宋刺绣《瑶台跨鹤图》、《海棠双鸟图》、《梅竹鹦鹉图》、《金刚经册》等，也都是技艺高超的精美绣品。麻、毛织品苎麻及葛、大麻织物，在古代总称为布，在很长时期内，是人民大众的主要衣着原料。两宋时期，麻织品生产遍及南方各地，其中尤以广西最为发达，所产柳布、象布等远近驰名。金人生产的麻织细布，也是北方地区的主要衣料。当时麻织品的品种也是很多的，如绍兴十一年，户部裁定市舶司发运至都城（行在所临安）的服物材料就有大布、番青斑布、白熟布、袴布、鞋面布、青花番布、粗黑小布、单青番棋盘小布、番头布、海南青花布、袜面布、小布、青苎布、粗小布、白细布、白苎布、生苎布、海南白布、毛施布、海南棋盘布2。有些著名的麻织品种如郯县强口布、诸暨山后布等还经过特殊的加工处理，提高了质量。山后布就是在纺绩过程中将麻纱加以强拈而后织成的，精巧纤密，经久耐用。又如“綀子”是一种精细的苎麻布，虽然秦汉之前就已经有了，但在宋代得到更大的发展。周去非《岭外代答》提到“邕州左右江溪洞，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者为綀子。暑衣之，轻凉离汗者也。汉高祖有天下，令贾人无得衣綀。则其可贵，自汉而然。有花纹者为花綀，一端四丈余。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红，尤易著色。厥价不廉，稍细者一端十余缗也。” 这一时期葛布生产已趋于衰落，但在技术处理上仍有值得称道之处。如《格物粗谈》卷下提到“葛布年久色黑，将葛布洗湿，入烘笼内铺著，用硫黄熏之即色白。”说明当时已掌握用硫黄熏、蒸的漂白技术。 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毛纺织业更为发达。唐代已从西域传入山羊。唐宋时期的拔羢褐，揩面如丝帛滑腻，是珍贵的羊绒制品。此外如泾州（今甘肃泾川）“虽小儿皆能撚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3。连小孩都能用茸毛织成这样轻薄和精美的织品，说明当地毛纺织工艺是非常普及和高明的。毛纺织业在西夏是比较普遍的家庭副业，主要产品有氆氇、毛褐、毡、毯等。马可·波罗曾盛赞他所见到的驼毛毡“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2棉织品棉花古称“吉贝”等，棉布古称“白叠”、“吉贝布”等。据文献记载，我国海南岛崖州、新疆吐鲁番、云南哀牢山等少数民族地区，很早就已开始庄绰《鸡肋编》卷上。 董其昌《筠清轩閟录》，转引自朱启钤《丝绣笔记》。 2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岳麓书社983年版，第32页。 3《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23。 进行棉布生产，并能利用天然矿物或植物染料，印染出斑斓多彩的花布。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就说海南岛的妇女“衣裙皆吉贝，五色灿然”。从东汉、晋、唐等墓葬的考古发掘中也多有棉布实物出土。这些地区的棉织品还曾通过馈赠、纳贡及贸易往来等多种方式传入内地。 从三国到北宋，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逐渐扩大到闽广地区。如方勺《泊宅编》提到“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茸然。土人摘取出壳，以铁杖擀尽黑子，徐以小竹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2赵汝适《诸蕃志》卷下也提到“吉贝，树类小桑，萼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毳，有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或染以杂色，异纹炳然，幅有阔至五六尺者。”从这些记述可见，当时的制棉工具仅有铁杖和小竹弓，制棉技术还是比较简陋的。南宋初年，江南仍重蚕桑，而棉纺织业也还没有推广到这一地区。谢枋得有诗句说“所以木棉利，不畀江东人”，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到了南宋末年，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木绵”条说“木绵，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絮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绵，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尽管这一时期棉纺织技术进展不大，但这段话却清楚地说明了棉花种植及棉纺织业已扩大到江南地区这一重要事实。9年在浙江兰溪南宋墓中曾出土一条棉毯，长约2.5米，宽约.米，重约00克，平纹组织，双面起绒，绒头丰满厚实，经纬纱相当均匀一致，这表明南宋的棉纺织技术已达到较高的工艺水平2。元代以后，棉花种植普遍推广到全国各地，棉纺织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从而使棉布逐渐成为人民大众最主要的衣着原料。 印染辽宋夏金时期纺织品印染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凸纹版和镂空版等印花型板的制作非常精巧，印浆配制更为合理，颜色印花工艺更臻完美，夹缬和蜡染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如南宋时嘉定及安亭镇生产的药斑布是一种颇受大众欢迎的产品，据载，“嘉泰中有归姓者创为之。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又如蜡染工艺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花纹，然后经过浸染再用水煮脱蜡质。这种防染印花方法多用于染制深地浅花或白花，其起源是很早的。959年新疆民丰出土东汉和北朝时期蓝白印花的棉布和毛织物，说明当时的蜡染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南宋时瑶族人生产的“瑶斑布”，则是用镂刻着花纹的两片木板夹住布料，将蜡熔化后灌注到镂空的花纹中去，然后染上蓝色，再煮布去除其蜡，就得到极细的斑花。蜡染布独具特色，深受人们特别是瑶族人民的喜爱。这类产品目前在贵州安顺场2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卷第72章，中华书局957年版。 方勺《泊宅编》卷中。 2赵翼《陔余丛考》引谢枋得《谢刘纯文惠木棉》诗。 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975年第期。等地还有生产并远销国内外广大地区。 纺织机械随着对织物数量和质量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一时期的纺织机械也更加完善并有所创新。如秦观《蚕书》所述缫车是在煮茧的锅上装置铜钱，丝通过钱孔粘并到一起，再往上经过鼓轮和作往复运动的络绞装置，缠绕到丝框上。虽然秦汉时手摇缫车已逐步普及，但秦观所述则是我国古籍中关于手摇缫车结构的最早的明确记载。宋代楼■的《耕织图》中描绘有脚踏缫车。脚踏机构应用于缫车，大约出现在唐宋之间。它可以使人的双手解脱出来进行其他操作，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手工缫丝机械方面的重大进步，此外，至迟到宋代脚踏纺车也有了重要进步。如当时已能有效地利用偏心和摆轴动作通过绳弦带动纱锭回转，同时捻纺三个锭子的纱线。著名的元代水转大纱车，实际上很可能在宋代就已出现了。宋代的提花机也已发展得相当完整，如南宋绍兴年间楼■《耕织图》中所绘大型提花机，有双经轴和十片综，还有挽花工与织花工的相互配合，这完全可以织造出具有复杂花纹的高级织物。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地区的横州（今横县）用浓醋浸野蚕而擘取其丝，“就醋中引之，一虫可得丝长六七尺，光明如弓琴之弦”2，静江（今桂林）用带有碱性的稻草灰煮苎麻纱，织造前再用滑石粉作上浆处理等方法，也都是这一时期在纺织技术方面值得称道的杰出创造。 2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8《苏州府部》。 第四节采矿探矿知识利用矿床与围岩的地层关系找矿，宋人已有不少记载。如苏颂以白石（即方解石、石英）作为辰砂矿的矿苗“丹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寇宗奭认为，伴金石是金矿的标志，“颗块金，即穴山至百十尺，见伴金石定见金也。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之状，其金色深赤黄”2。范成大、周去非皆以铜绿作为铜矿的矿苗。范成大说“录，铜之苗也。亦出右江有铜处，生石中，质如石者名石录。又有一种脆烂如碎土者，名泥录，品最下。”3周去非说“铜录所在有之盖铜之苗裔也。”4南宋赵彦卫则正确认识到黑色辉银矿脉乃是银矿的脉路，“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5。朱辅则以丝金作为脉金矿床的苗路，说“丝金，沙中拣金，又出于石。碎石而取者，色视沙金为胜。金有苗路，夫匠识之，名丝金。”坑采技术孔平仲，北宋治平二年（05）进士，最初在衡州做官，后因言事得罪上司，被罚到韶州（今广东韶关）。韶州岑水场是有名的铜矿产地，孔平仲对此地开采铜矿的技术作了一些记录“韶州岑水场，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变怪至多，有冷烟气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长竹筒端置火先试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烟气也。急避之，勿前，乃免。”2这段话反映了当时采矿业中两大问题随着矿**部被开采完毕，很自然地要向深部矿床掘进。由初期的二十丈增加到七八十丈。随之而来的是井下空气流通不畅，出现了有害气体的积贮，伤害矿工生命。当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排除毒气，而只是先试探，后躲避而已。这是最早记载矿井中的有害气体及躲避方法。 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2中，记载了福建建宁府松溪县瑞应场银矿的开采历史、开采技术、矿井中的事故以及坑户生产和生活的悲惨状况等。其中写道“乾道中（5—73），人入穴凿山，忽山合，夹死五十余人，血自石缝中流出”；“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数丈，烛火自照，坑户为油烛所熏，不类人形”。 金代坑采技术可以黑龙江阿城五道岭地方的古铁矿井为例说明。在这个古矿遗址中，958—92年先后发现十余个坑洞和十余处矿井，坑洞深约40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2《图经本草》，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3。 3寇宗奭《本草衍义》卷4。 4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金石志》。 5周去非《岭外代答》。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2。 2朱辅《溪蛮丛笑》。 余米，最浅的只有7米。坑洞是由山上往下旋转开凿的。当下降到45米深时，还陆续发现古洞。坑道狭窄深长，呈螺旋阶梯式下降，宽约.5米，高约2米。开凿方向均依矿体走向。斜坡坑道均有台阶，不甚规整。下降至一定深度后，又分出岔洞，至洞底每隔一定距离便有一个宽敞的采矿作业区，呈椭圆袋状，内部由于依矿脉走向取矿，故不规整3。 井采技术北宋庆历、皇祐年间（04—054），在四川出现了一种新的井采技术——卓筒井。这是一种小口径深盐井。它的出现，为盐井钻凿技术指明了小口深化的正确方向。从此，盐井钻凿工艺从大口浅井阶段进入了小口深井阶段，影响所及，遍于全世界。它是当今世界上盛行的深井钻凿技术的先声，其发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卓筒井又叫筒井，明代以后又叫竹井。北宋苏轼第一次对卓筒井作了记载。他写道“蜀去海远，取盐于井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筒，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其后文同、陆游也对卓筒井作了记载。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井采技术。 3《谈苑》卷。 黑龙江博物馆《黑龙江阿城县小岭地区金代冶铁遗址》，《考古》95年第3期。第五节冶金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连年争战，矿冶业呈凋敝停滞状态，而南方矿冶生产则续有发展，《册府元龟》卷9载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受贡的九炼钢刀剑即来自徐州、江陵等地，如后唐同光三年（925），“徐州进九炼钢刀剑各一”，后晋天福元年（94），“荆南遣使进九炼纯钢金花手剑二口”。五代轩辕述所撰《宝藏畅微论》说“铁铜，以胆苦水浸至生赤煤，熬炼成，而黑坚”，表明其时已知用胆水浸铜，到宋代则得到长足的发展。后周广顺三年（953）所铸著名的沧州大铁狮高5.4米，宽3米，重达40吨。从狮足至脊部共分5段，依次接铸成型，共用范344块。广州光孝寺铁塔为南汉刘■所建。西塔建于大宝六年（93）。东塔建于大宝十年（97），为现存的最早铁塔，由方座、莲座和七层塔身、塔刹构成，总高7.7米，由7件铸件叠装而成。经分析，所用材质为中磷、木炭、生铁，系亚共晶白口组织。 宋代矿冶业较诸前朝有很大发展。据史籍记载，有宋一代共设有4监，2冶，20务，25场，铁的税额（“岁课”）以英宗治平年间（04—07）为最高，达824万斤，比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高出约7倍。王安石变法时期，矿冶业最为繁荣，铜、铅、锡在此期间都达到最高税额，分别为40万斤、99万斤和232万斤。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货币需求量很大。唐代于全盛时期（玄宗年间），全年铸钱额为22万74贯。而宋神宗年间（08—085），年铸铜钱500余万贯，铁钱88万余贯，比唐代增长20余倍。宋代的铁主要产自磁州、邢州、兖州和徐州。黄金开采以山东登州、莱州为最著称。其他有色金属产地则多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官营矿冶业的管理相当严格，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当时的铜矿官员要逐日登录下矿人数，采矿、磨矿篓数，淘洗和入炉冶炼的矿石斤数。《宋史·薛奎传》提到，永州“发调兵三百人采铁，而岁入不偿赀。奎听民自采，所输辄倍之”。又，《宋史·梁适传》载“莱芜冶铁为民病，当役者率破产以偿。适募人为之，自是民不忧冶户，而铁岁溢。”这表明官营矿冶业的和摇役的扰民已严重阻碍矿冶的生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被迫采取“豪户请佃”、“业主开采”等方式，民营坑冶得以有较大发展，如《东坡奏议》卷2即载其时徐州利国监“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每冶有百余人”，李昭圯《乐静集》卷29《吕正臣墓志铭》中记兖州莱芜冶吕氏”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辽夏金对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矿冶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契丹和渤海、室韦诸族原先就都能炼铁。辽立国后，设五冶太师统辖坑冶。《辽史·食货志》记辽阳有铁冶300户。幽蓟等地的冶铁业也都保持一定的规模。女真在立国前也已能烧炭炼铁，其后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矿冶业。黑龙江阿城为金上京会宁府，已发现金代冶铁遗址50余处，出土有大量炼炉、矿石、炼渣和铁块等。陕西榆林窟有西夏时期的冶铁图，其中的木扇形制和中原相类似。历年所出西夏钱币的合金成分和铸造工艺，也和宋钱相同。这些都表明辽、西夏、金的矿冶业是在中原先进技术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传统钢铁技术体系的定型，是唐宋时期金属技术发展最突出的成就。苏颂《图经本草》称“初炼去矿，用以铸■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作鍱者为鑐铁，笑傲之啸傲江湖全文阅读亦谓之熟铁。”唐初仍有部分农具用生铁铸就。但到宋代，锄、耙等铁农具如河南白沙、山东临沂、江苏扬州等地所出已均由锻制。农具制作由铸制改为锻制这一历史性转变，对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宋代称炼铁炉为蒸矿炉。河南南召县草店、下村、庙后村、朱砂铺发现宋代炼铁竖炉4座，均用耐火石砌筑，炉径2—3米。邯郸矿山村宋代炼铁炉保存较好，炉壁残存高近米，底径3米。炉体呈鼓形，腹径较底径为大，自炉腹至炉顶逐渐收缩。河南林县铁牛沟宋冶铁遗址有炉址座。炉的内径自0.9米到2.米不等，多依山坡修筑，于坡上建平台装料。阿城金代冶铁遗址所出炼铁炉也依山岗修建，炉膛截面略呈梯形。近处并有矿井0余个，最深达40米，井内残存坑木、柳条筐、铁锤、铁钎和陶灯盏等。由上可知，至迟到宋代，炼铁竖炉的内形已略近现代高炉，具有炉腹角和炉身角。这种炉型有利于炉气合理分布，使炉况顺行，炉龄得以延长，是炼铁竖炉的重大改进。苏轼《石炭行》诗中记徐州煤矿云“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石何劳锻。”河南安阳唐坡出土的9块宋代铁锭，经分析含硫.075％。对河南登封、新郑、密县等地所出42件宋代铁器所作分析表明，其中大多数含硫较高，应为煤炭所炼。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云“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予亲见之。” 传统制钢术以灌钢为最重要和最具特色。沈括《梦溪笔谈》称“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封泥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这是古代文献中首次使用“团钢”、“灌钢”二词。它比东魏、北齐间綦毋怀文的宿铁法减少了灌炼次数，又用封泥造渣和保护，显有改进。百炼钢的制备工艺也首见于《梦溪笔谈》“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又记载一种独特的制钢术“（湖南苗族）其俗举子，姻族来劳视者，各持铁投其家水中。逮子长授室，大具牛酒，会其所尝来往者，出铁百炼，尽其铁以取精钢。刀成铦利绝世，一挥能断牛腰。”类似的制钢术，西班牙西北部的塞尔忒人也使用。 宋代有色金属冶炼的杰出成就首推胆铜法。西汉《淮南万毕术》已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记述。《抱朴子》也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可见，古人对铁与铜盐的金属置换作用早有认识。作为提取纯铜的水法冶金工艺，胆铜法在宋代得到很大发展，并成功地用于生产。宋哲宗时（08—00），张潜在信州、饶州等地设场用胆水炼铜，并著有《浸铜要略》一书。据《宋会要辑稿》记述，北宋时期用胆水炼铜的冶场有处，分布于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其中最著名的是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并称三大场。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大观年间（07—0）岁收铜0万斤，内有胆铜百万余斤，可知北宋时胆铜产量约占铜总产量的5—20％。南宋的铜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胆铜所占比重更达到85％左右。 用铁浸泡在胆水中置换金属铜，称作浸铜。若胆水不充盈，可用含胆矾的矿土沤泡过滤得到胆水，再置换得铜，称作淋铜。 宋洪咨夔《大冶赋》记述浸铜、淋铜工艺甚详浸铜段称“铅山兴利，首鸠僝功”，即浸铜最早由信州铅山场和饶州兴利场实施。“胆随味而不同，青涩苦以居上，黄醯酸而次中”，“泛浮沤而异容，赤间白以为贵，紫夺朱而弗庸”，是说由色泽和味感来辨别胆水质量的高下。“乃破不轑之釜，乃碎不湘之釜”，则指铁片由废弃的铁釜、铁锅破碎得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水法冶金的国家。胆铜法的成熟与推广是宋代矿冶业的重大成就。 在火法炼铜方面，《大冶赋》是最早记述“硫化矿—冰铜—铜”工艺的文献。赋中所载“乌胶”、“金星”、“蔌花”、“丹沙”、“鼠结”、“鸡燋”等矿物，据研究，应分别指黑铜矿（uo）、黄铜矿（ufes2）、辉铜矿（u2s）。采矿时，使用火爆法（“宿炎炀而脆解，纷剞劂而巧断”）。矿物含硫高，须经多次焙烧去硫，再反复烹炼，依次得到品位不同的冰铜（锍，铜、铁的硫化物的机械混合体），再经精炼得铜和用灰吹法提取金属银（“銗再炼而粗者消，鈲复烹而精者聚”，“排烧而汕溜倾，吹拂而翻窠露”）。镍白铜是中国古代有色金属冶炼的又一项杰出成就。除此之外，还有砷白铜即铜砷合金的制备。北宋何薳《春渚纪闻》卷0记薛驼用砒粉点铜“其药正白而加光璨，取枣肉为圆，俟熔铜汁成，即投药坩埚中，须臾铜中恶类如铁屎者胶着埚面，以硝搅之，倾槽中，真是烂银。”这一工艺延至明清时期仍广为应用，见于《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典籍。 钱币铸造至北宋达到巅峰，无论在合金配制的规范化、铸钱工艺的定型和钱文的摹写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进展。 近年来，赵匡华、华觉明、戴志强、周卫荣、水上正胜等曾先后分析了近400枚北宋铜钱，绝大多数的铜含量在2—8％之间，铅在22—29％之间，锡在7—2％之间，各年号、各钱监所铸铜钱的成分相当接近；其中，太平通宝、天禧通宝的化学成分又与《宋史·食货志》所载制度相契合。这些都表明北宋时期迄至真宗时（998—022），铸钱工艺规范的实施是控制得很严格的。钱法大坏是始自徽宗时（0—25），由于军事连年失利，经济濒临崩溃，铸钱时以铅充铜、锡，钱质变劣，急剧贬值，这从实物检验也得到了证实。 铸钱工艺早期多用范铸。南北朝以后，未见叠铸钱范及其模具，且唐初已用锡质母钱。因而，学者多认为铸钱工艺从唐代起有重大的变革。就目前资料来看，北宋初年已用母钱翻制砂质铸型，其后成为钱监铸钱的常规工艺，如永通监设有“模沙史·食货志》记大观元年（0）“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张世南《游宦纪闻》称“（蕲春铁钱监）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等等。《大冶赋》“液爰泻于兜杓，匣遂明于模印”，说明也是用母钱印制铸型的工艺。“磋之以风车之輣轧，辘之以水轮之砰隐”，则更证实在铸钱作坊中至迟在宋代，就用风力机械和水力机械来磨磋和淘洗钱坯。 铁钱始铸于西汉时期。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铁钱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时期。神宗时，全国有铁钱9监，年铸铁钱88万余贯。夹锡钱则是杂有铅、锡的铁钱，而非有些学者认为的铜钱。这种劣钱本是为防止西夏等用铁钱改铸兵器而施行，在蔡京当政期间一再大量铸造，是北宋末期币政滥恶的又一例证。 隋唐以降，随着金属冶炼业的发展，大型、特大型铸件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古代金属文化的突出标志之一。北宋嘉祐六年（0）在湖北当阳建造铁塔，共3层，由44件铸铁构件叠装而成，总高8米，用铁近4万斤，经检验属麻口铁，含磷较高。正定铜佛坐落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内。该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五代时，铜佛被焚。宋开宝四年（97），奉赵匡胤之命重建。铜佛以生铁为基座，分7节，由泥型接铸而成，高20米，重达3吨。此外，太原晋祠铁人4尊，各高2米多，其中一尊铸于绍圣四年（087）。四川峨嵋山圣寿万年寺普贤铜像重2万斤，铸于太平兴国五年（980）。著名的针灸铜人，铸于天圣五年（027），周身标明穴位，供习练针灸之用。 宋代研习金石之风大盛，朝廷大量铸作仿古的鼎彝等器。著名的大晟钟即其一例，至今犹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处。赵希鹄《洞天清禄集》首载失蜡法的工艺过程“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如此器样，又加款识刻画。然后以小桶加大而略宽，入模于桶中。其桶底之缝微令有丝绒漏处，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浇之，俟干再浇，必令用足遮护。讫，解桶缚，去桶板，急以细黄土，多用盐并纸筋，固济于原澄泥之处，更加黄土三寸，留窍，中以铜汁深入。然一铸未必成，此所以为贵也。”南宋时，杭州姜娘子以铸器精巧著称，用的就是失蜡法。 第六节机械宋代机械制造方面最杰出的成就是水运仪象台的创制。它突出地反映了处于巅峰时期的传统机械工程技术的水平。水运仪象台是集天文测量仪器和报时装置于一体的大型天文钟，由水力通过一组齿轮系统予以驱动和运行，宋哲宗元祐二年（087）至元祐七年（092）由苏颂、韩公廉负责设计制造完成。绍圣年间，苏颂著《新仪象法要》详细记述并图示了它的结构和尺寸，使后人得以窥其堂奥。水运仪象台高3.5尺，宽2尺，为截面方形的木结构建筑。其原动轮称作枢轮，边缘有水斗和铁拨子。顶部设杠杆装置，相当于钟表的擒纵机构，可控制枢轮作定速转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擒纵装置，在机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计时装置称作昼夜机轮，经由木人及击钟、击鼓等方式，自动报时。上设浑象和浑仪，用来观测天象和显示天体运行。浑仪所处木屋有可开合的屋面板，与现代望远镜观测的可开启屋顶具有相同的作用。水流系由河车经筒车灌注到天河（受水槽）中，再经铜壶滴漏装置（天池，平水壶）驱动枢轮。昼夜机轮由传动齿轮通过昼夜钟鼓轮、昼夜时初正轮、报刻司辰轮、夜漏金钲轮和夜漏司辰轮来报时。浑象设有天轮，与昼夜机轮轴相接。浑仪设有环状齿轮（天运单环）和名为天毂的小齿轮，从而也可随着水轮运转。全部齿轮系是从个齿轮的传动到00个齿的运转。王振铎于年据《新仪象法要》对水运仪象台按的比例作了复原，陈列9585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类似的齿轮系在王黼所制名为璇玑玉衡的水力驱动的天文仪器中也予使用。据《宋史·律历志》载，宣和六年（24）制成玑衡，这种仪器要“注水激轮。其下为机轮四十有三，钩键交错相持，次第运转，不假人力。多者日行二千九百二十八齿，少者五日行一齿。疾徐相远如此，而同发于一机，其密殆与造物者侔焉”。 宋代在机械制造方面的另一杰出成就为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的创制。《宋史·舆服志》首次详载指南车的结构“仁宗天圣五年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车其法用独辕车，车箱外笼上有重构，立木仙人于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轮九，合齿一百二十。足轮二，高六尺，围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轮二，径二尺四寸，围七尺二寸，出齿各二十四，齿间相去三寸。辕端横木下立小轮二，其径三寸，铁轴贯之。左小平轮一，其径一尺二寸，出齿十二；右小平轮一，其径一尺二寸，出齿十二。中心大平轮一，其径四尺八寸，围一丈四尺四寸，出齿四十八，齿间相去三寸。中立贯心轴一，高八尺，径三寸。上刻木为仙人。其车行，木人指南。”其后，吴德仁于大观元年（07）又献指南车和记里鼓车之制，后者也是利用齿轮传动，由木人击鼓表示车行里程。这两种车辆也由王振铎复原，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第七节交通运输陆上运输工具辽宋夏金时期的主要陆上运输工具是名目繁多的各种车辆，造车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宋时北方一些地区盛行的“太平车”，是一种载货车，有的二轮，有的四轮，由牛、骡和驴等畜力拖动，载重量可达数十石。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绘有由三头牛或四头驴拉的小型太平车。当时还有一种“平头车”，车的双辕前架一横木，由牛颈项负横木拖动。这种车运载量虽然不大，但轻便灵活，如果装置车箱，并前后开门，则可作为轿车，供商旅长途乘用。在宋代，独轮车更为普及，是当时农村应用最多的一种运输工具。独轮车既可载人，又可运货，一般是由一人推动。为了多装载货物，有的还由一人在后面推，一人在前面拉，并套有一头或两头驴，《清明上河图》中绘有多辆这种类型的独轮车。 指南车和记里鼓车是著名的构思巧妙的机械发明，在中国古代多作封建帝王出行的仪仗之用。指南车的指南和记里鼓车的记里，都是利用齿轮系的传动作用配以其他机件而实现的。不少文献记载，黄帝时就有了指南车，不过，这只是一种传说。但至迟在汉代已出现指南车，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三国时马钧创制指南车，则更为可信，此后如魏猛、解飞、令狐生、郭善明、马岳、祖冲之、索驭驎、杨务廉、金公立等都曾试制过，有成功也有失败，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更多的具体资料流传下来。直到宋代，宋仁宗天圣五年（027）工部郎中燕肃和徽宗大观元年（07）内侍吴德仁又分别制成指南车。燕肃指南车和吴德仁指南车原理相同而形制稍有差异，关于其具体形制与内部机械构造，在《宋史·舆服志》中有较详细的记载。王振铎经深入研究，曾据以将燕肃指南车复原，其所制模型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记里鼓车，亦称“大章车”，是一种用木人击鼓击镯自动报知所行里程的特种车辆。此车之名初见于《西京杂记》和《晋书·舆服志》。而其具体形制和内部机械构造，则最早见于岳珂《愧郯录》和《宋史·舆服志》所载天圣五年（027）卢道隆和大观元年（07）吴德仁所上造法。指南车和记里鼓车构思巧妙，因而引起国内外不少学者（近代）的兴趣，并对之作了深入的研讨和精心的模制，但由于史籍所载尚不完备，所以见仁见智，多有不同。至于历史上的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究竟真相如何，尚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现在学术界一般公认的还是王振铎先生的复原成果。 辽金两朝的制车业也比较发达。如辽时设有专门的车舆局，日常运输有毡车及运载货物的大车和小车等，有的车辆还用骆驼拖动。当时还有一种特殊的舟车，《泊宅编》提到契丹强盛时，“兵马略集，便有百万。多作大舟，安四轮，陆行，以载辎重，遇塘水、黄河，则脱轮以度人马”。这种水陆两用的大型运输工具是辽代颇为实用的创造。 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东坡志林》卷4。 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989年版。指南针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有关于“司南”的记载。“司南”是利用天然磁体指极性而发明的指向装置，可说是指南针的始祖。但由于司南还存在不少缺陷，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装置并未得到广泛应用。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和对指向仪器的需求，至迟到了宋代，人们终于发明了指南针，并使之逐步完善起来。现在已知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指南针制法，是曾公亮《武经总要》所载指南鱼。此书提到指南车世法不传，鱼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是一种利用地磁场的作用使铁片人工磁化而制作指南鱼的方法。人工磁化方法，在指南针发明史和磁学发展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但这种方法只能获得较弱的磁性，还不能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后来经不断研究与改进，人们又发明了另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梦溪笔谈》载“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一种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通过人工传磁，而使钢针磁化的方法。这种方法简单有效，从而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指南针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 关于磁针的装置，沈括提到了“水浮”、指甲旋定、碗唇旋定以及“缕悬”四种方法。2其中水浮法在当时应用较多。我国考古工作者五六十年代以来，在河北磁州窑遗址、沉船以及江苏丹徒和辽宁旅大等地的窖藏、墓葬中，陆续发现一些宋元时期磁州窑生产的“王”字瓷碗，碗底圈足内墨书有“针”字，据研究，这很可能就是浮针所用的针碗。此外，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还介绍了与上述装置有所不同的新型指南鱼和指南龟“以木刻鱼子，如母指大，开腹一窍，陷好磁石一块子，却以臈添满，用针一半佥从鱼子口中钩入，令没放水中，自然指南，以手拨转，又复如出”，“以木刻龟子一个，一如前法制造，但于尾边敲针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钉子，如箸尾大，龟腹下微陷一穴，安钉子上拨转常指北，须是钉尾后”。3这是将一块天然磁石安装在木刻的鱼或龟腹内，木鱼置于水中指南，而木龟则在其腹下挖一光滑的**，对准安放在顶端尖滑的竹钉上，这样支点处摩擦阻力很小，木龟便可灵活转动以指南。这种装置方法是对指南针的重要改进，通用的旱罗盘，就是由这种指南龟发展而来的。 指南针发明以后，很快就被应用于航海。朱彧《萍洲可谈》明确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稍后，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提到“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而南宋咸淳间成书的吴自牧《梦粱录》则说，航海行船“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身鱼腹”。其中提到“针盘”。比之稍早的赵汝适《诸蕃志》也曾说“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方勺《泊宅编》卷0。 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5。 2沈括《梦溪笔谈》卷24。 3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和《中国古代磁针的发明和航海罗经的创造》，均见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989年版。 以上引文大体上可以说明，两宋时期的航海，在一般情况下主要依靠天文导航，而在阴晦天，则用浮针作为导航的辅助设备。在南宋中期以后，航海技术继续有所发展，海上行船已主要依靠指南针（罗经）来导航了。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是对中国和世界航海事业乃至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造船与航海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业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优良性能的新船型和改进船型，造船能力和造船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如宋代的造船业规模更大，在泉州、虔州（江西赣州）、潭州（湖南长沙）等地设有2处船场，每年造船3000多艘，其中尤以明州（浙江宁波）、温州两处造船量最多。史载“哲宗元祐五年正月四日诏温州、明州每年造船以六百只为额”。当时建造的大型海船，如出使高丽的使臣乘坐的“神舟”，载重量可达万石（约00吨）。有的远洋商船也相当大，吴自牧《梦梁录》说“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 这一时期创造的各种新型船，如多桨船、马船、铁壁铧觜海鹘战船、飞虎战船、无底船等，也都很著名，并在当时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金朝船工还设计制造了一种“舡头傅铁”的铁头船。这实际上是一种适宜于在北方河道中破冰行驶的船只，造法虽然较为简单，却很实用。又如采用桨轮驱动，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一项重要成就。史载唐代李皋曾创制二轮车船，而宋代杨么农民起义军的高宣，又创制大型桨轮战舰，吃水一丈多，有二三层楼，可载千余人，“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具有很大的威力，这是对“车船”的改进和发展。 就基本船型而言，宋代有著名的沙船，当时称为“防沙平底船”。沙船是平底的，不怕搁浅，尤其是在风浪中比较安全。而福船则是一种尖底海船，主要行驶于远海和南洋，宋人曾说“海舟以福建为上。”2974年，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海船，船身扁阔而尖底，原船通长约米深3.27米，排水量达这艘古船，有3个船舱。从龙骨到舷侧共有4行船板，最厚的分为三层叠合共厚8厘米，并混合使用搭接和平接两种方法。用麻丝、竹茹和桐油灰捣合艌缝。据研究，该船结构合理，坚固耐用，具有良好的适航与抗沉性能，从中可见宋代海船建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船舶设计制造方面，这一时期也有很多创新。如宋熙宁年间（08—077），黄怀信凿渠引船将御苑金明池作为大船坞以修理龙舟的方法；绍兴七年（37）处州知州张觷在造船时，创用“先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这种先做模型再放样造船的方法，创造了船模放样的造船技术。金朝正隆年间（5—0），张中彦也“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陈元靓《事林广记》卷0。 《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4。 2《宋史·岳飞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7。 尾自相钩带”2。而宋代文献中所说“船样”，可能就是船图和工料定额。如施德操《北窗炙炙录》记载当时造700料船，每船要用铁钉400斤，后来又降为200斤。此外如采用水密隔舱、采用铁锚和平衡舵、有些船增设浮板等，也都是改进船舶性能的重要措施。以上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称得称道的造船技术成就。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指南针的发明及应用，辽宋夏金时期的航海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宋代到南海诸国的航线包括了东南亚、阿拉伯以及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当时海船所到的地区和国家有五六十处，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活动范围。与此同时，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在航海技术方面有三项重要成就一是对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图的绘制，三是指南针用于航海3。如我国唐代可能就已经有了引导船舶航行的航海用图，但据今所知，到了宋代才有关于航海图的明确记载。宣和五年（23），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提到“谨列夫神舟所往岛、洲、苫、屿而为之图”，但可惜的是现仅存该书文字部分而图已失传。南宋末金履祥曾建议朝廷派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攻打燕京，并详细绘制了一幅海图，备记海船所经岛屿的航路，“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但南宋朝廷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元人得到了金履祥绘制的图和说明，并经实地考察后，据以绘成图本，作为海上漕运的实用海图，元明两代又将其刻印成书，此即著名的《海道经》。航海图是海上航行的重要依据，在西方，直到4世纪才出现为实用目的而绘制的航海图。 2《宋史·张觷传》。 3《金史·张中彦传》。 第八节造纸辽宋夏金时期的印刷业极为发达，对于纸张的需求大为增加，因而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是造纸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获得了全面的提高，尤其是竹纸兴起，其制造技术日臻成熟。此外，还发明了多种造纸新工艺，创制了一些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的名纸，纸的用途也更加广泛。 竹纸竹纸的兴起及其制造技术的成熟，是宋代在造纸方面的重大成就。竹材质地坚密，结构复杂，要将其中的茎秆纤维分离出来作为纸料，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因此用竹造纸也比较晚。竹纸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东晋和唐两说。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提到“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增补事类统编》载梁萧子良曾提到张茂作箈纸，据考证，箈即嫩竹，等等。这是主张竹纸始于东晋的基本文献依据。但不少学者对此有异议，认为这些说法并不可靠。唐代关于竹纸则有可信的明确记载，如李肇《国史补》卷下载有“韶之竹笺”，段公路《北户杂录》提到睦州（今浙江淳安西）所出之“竹膜纸”等。近年一些纸史专著引用北宋苏轼所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或认为这种说法与史实不符，或认为这说明竹纸在当时还是一种新事物，对其渊源尚缺乏了解。实际上，苏轼的原话是“昔人以海苔为纸，今无复有，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王逸少竹叶帖，长安水丘氏传宝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见其摹本于雷寿。”由上下文可见，竹叶帖是在竹叶上书写的，“以竹为纸”当指竹叶，将其解释为竹纸，显然是望文生义而造成的误解。北宋前期竹纸产量也许还不大，但并不鲜见，如有文献记载王安石好用小竹纸，士大夫翕然效之，等等。 北宋初期所造竹纸比较脆弱，质量较差。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蔡襄《文房杂评》也说“吾尝禁所部不得辄用竹纸，至于狱讼未决而案牍已零落，况可存之久远哉！”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竹纸制造技术还不成熟，其生产工艺仍在不断的改进之中。著名书法家米芾曾在《越州竹纸诗》中写道“越筠万杵如金版，安用杭由与池茧”，说明竹纸质量有所提高，甚至超过了杭郡“由拳”和池州“茧纸”等皮纸。他在《书史》和《评纸帖》中还提到，他在50岁时始用竹纸作书，并曾亲自捶打加工竹纸，“予尝捶越竹，光滑如金版”，“十日数十纸”。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说“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剡溪竹纸更是名满天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提到“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掩藤纸矣”，“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三等皆佳”。这些记载表明，南宋时期竹纸制造技术已经成熟，并且制出质量上乘的著名品种，这是我国造纸术的重大《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988年版。 苏轼《东坡志林》卷9。 进展。当时竹纸的产量也很大，以致超过了其他纸种，成为图书典籍、官府文牍和私家信笺等的主要用纸。 辽宋夏金时期竹纸的主要产地有浙江、福建、四川、江西、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其中尤以杭州、建阳、成都（双流）等地的竹纸生产最为发达。关于竹纸的生产工艺，宋代文献中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南宋陈槱提到“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为春膏，其色如蜡。”这段话涉及选取竹料、淋水浸沤、加工捶洗等工序，但其记述较为简略，且非造竹纸的全过程。直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篇才有关于竹纸制造技术的详细记载。 造纸新工艺这一时期的造纸原料，除竹子外，还有树皮、麻、藤、麦秆、稻草等。 以楮、桑等抄造的皮纸在产量上仅次于竹纸，居第二位，藤纸则因资源有限而逐渐被淘汰。此外还有竹、树皮及竹、麻的混料纸，以及利用废旧纸张经处理回槽并掺入新纸浆所造的“还魂纸”等。 这一时期在造纸工艺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发明和改进。如元费著《蜀笺谱》提到四川锦江旁以纸为业... 24 第十一节兵器火药与火器辽宋夏金时期，火药随着制法和性能逐步为人们所熟识，也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工业，创制出各种类型的火器，从而引起了武器装备和战争形式的重大变革。从此，我国兵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新时代。北宋前期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制成燃烧性火器，以作火攻器械。如《宋史·兵志》载，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3。开宝八年，宋军用火箭、火炮与南唐作战。真宗咸平三年（000），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咸平五年，冀州团练史石普又制成火球、火箭，并应宋真宗之召，当众作了表演。此外还有许多记载，说明宋代火攻器械的研制和发展是很快的。宋仁宗时，曾公亮、丁度等编著《武经总要》。曾公亮（999—078），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进士，曾任会稽知县、开封知府、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副相）、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等官职，封鲁国公。他在康定元年（040）与翰林学士丁度等开始编著的《武经总要》，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共40卷，其内容不仅记述了各种军事制度和史事占候，而且相当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在陆战和水战中所使用的攻守器械，并绘制了相应的图形，展现了宋代军事技术的重要成就。在火器方面，《武经总要》较详细地记载了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球等三个火药配方。如火球火药方硫磺4两、窝黄7两、焰消（硝）40两、松脂4两以及砒黄、定粉、黄丹、干漆、竹茹、麻茹、黄蜡、桐油、浓油、清油等。由此可知，宋代火药配方中硝的含量增加了。同时宋代火药中还根据需要加进各种少量辅助性配料，以期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武经总要》记载的火药武器有弓弩火药箭、火药鞭箭、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竹火鹞、铁嘴火鹞等十余种，并简要介绍了这些火器的形制、制作和使用方法。如火球是一种特大的火药包；毒药烟球是一种内装砒霜、巴豆、草乌头等有毒药物的毒气弹，火药引燃后，由抛石机抛射出去，可焚烧敌方攻城器械，而散发的毒烟则可使敌方兵马中毒，丧失战斗力；蒺藜火球内装铁蒺藜，火药燃爆后，有刺的铁蒺藜飞散于敌军通道上，用以阻滞敌军兵马前进。 北宋的火器中虽以燃烧性火器为主，但在实战中，对火药的爆炸性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逐渐重视和开始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如霹雳火球是火药拌和瓷片装入长二三节的干竹节，然后用纸壳裹制成的，在燃放的同时能产生出霹雳般声响。北宋后期又制成威力更大的霹雳炮。据《宋史》记载，宋与金战争中就曾多次使用过这种炮。靖康元年（2）抗金名将李纲在开封（今属河南）就曾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进攻。北宋灭亡后，金人占领了开封等当时制造火药、火器的中心和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名等产硝地区，并大量仿制和研制各种火器，发明了更具威力的铁壳火球震天雷和单兵使用3参见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95年版。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982年版，第234页。的飞火枪等，为火器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如震天雷是金人约在3世纪初发明的一种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宋人称之为铁火炮）。《金史》描述说“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大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大兵（蒙古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由此可见，震天雷确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杀伤力。 在火器发展史上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可从根本上提高火器发射能力和准确程度的管形火器。南宋绍兴二年（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用“火炮药造下长竹杆枪二十余条”2。陈规发明的这种长竹杆火枪，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可喷出火焰，烧毁目标。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我国发明管形火器的最早记载。长竹杆火枪枪身较粗长笨重，须三人使用，一人持枪，一人点放，一人辅助。金末创制的飞火枪则有了较大改进。据记载，其形制构造为，“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这是一种携带和使用较轻便的单兵火枪。此外，南宋还曾制造过大量突火筒，可能也是类似的火器。开庆元年（259），寿春府（今安徽寿县）人又创造了一种叫做突火枪的管形火器，“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2。《宋史》没有具体说明“子窠”的质料和形状，但以火药点燃后将“子窠”射出的情形不难推知，“子窠”就是一种原始的弹丸。而突火枪则是一种原始的管形射击火器，它已具备了管形射击火器的三个基本要素管身、火药和弹丸。这一时期出现的管形火器，是近代枪炮的始祖。 普通兵器的发展辽宋夏金时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有不少创新和重要进展，火器在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实际作战时，官兵所大量使用的仍然是各种冷兵器。当时的冷兵器种类繁多，样式复杂。如长兵器有长枪、长柄大刀等，短兵器以刀、剑为主，还有蒺藜、蒜头、锏、鞭、棒、椎等杂式兵器。但有些长枪的枪头附近缚上装有火药的纸筒或竹筒，作战时先烧后刺，增强了长枪的攻击力量。许多兵器，工艺精湛，质量很好。如西夏制作的剑非常著名，太平老人《袖中锦》称赞道契丹鞍、夏国剑等，“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又如西夏人经冷锻而制成的铠甲“瘊子甲”，坚滑光莹，强度性能好，“强弩射之不能入”2，是很好的防卫武器。 这一时期的弓弩和抛石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宋代制造的安在床架上《宋史》卷97《兵志》。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 《金史》卷3《赤盏合喜传》。 2陈规《守城录》卷4。 《金史》卷《蒲察官奴传》。 2《宋史》卷97《兵志》。 发射的床子弩（二弓床弩、三弓床弩、■子弩等），最远可射一千步，少者也能射二百步。又如神臂弓、克敌弓等，射程可达三百余步，“能洞重札，最为利器”3。抛石机（时称砲，今作炮），也是当时战争中的重要武器，不仅用来发射巨石，而且在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出现后，又用来发射体积和重量较大的火器。如《武经总要》列举的抛石机就有十多种，其中最大的可抛射一百斤重的石弹或火器，射程达五十步以外。据记载，金军所用的抛石机也有很多种，如九梢、七梢、五梢、两梢、独梢、旋风炮、撒星炮、虎蹲炮等，虎蹲炮所发石弹，其大如七八斗栲栳，撒星炮可并发数石，都具有很大的威力。金军的攻城器械也很先进有效，如陈规说“城有敌楼而金人用火炮摧击，城外有壕而金人用洞子填垒，城高数丈金人用天桥鹅车对楼慢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敌人攻械雄杰亦前古所未有。”以上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辽宋夏金时期兵器制造技术的进步。 3太平老人《袖中锦》。一些史书称宋或北宋太平老人，但从此书书名及内容看，似为明人所著。沈括《梦溪笔谈》卷9。 第十二节煤炭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及煤炭开采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秦汉时期。而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则最早记述了煤的地理分布。当时称煤为“石涅”2，该书记载石涅有三处。最早记载煤窑洞穴的是司马迁，见于《史记·外戚世家》，其大意是说西汉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年四五岁时为人所掠卖，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夜寒，煤窑工人卧于煤洞内休息，发生了煤洞坍塌事故，一百多人被压死，唯窦广国不死。3由这一记述中可以想见当时的煤炭开采规模已经不小，一个煤洞可容一百余人睡觉，其开采延伸长度当不少于几十米。我国用煤炼铁也很早。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曾出土煤炭，可能当时已试用煤作为炼铁用的燃料。 煤在古代，还称为“石墨”、“石炭”等，大约在南北朝时，“石炭” 这个名称已经通行，但直到明代陆深《燕闲录》才明确指出“石炭”即煤。据陆云《陆士龙集》载，西晋陆云在写给其兄陆机的一封信中提到“一日上三台（指铜雀、金凤、冰井三台），见曹公（指曹操）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冷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见也不？今送二螺。”从中可见煤产量已相当可观。南北朝时雷次宗《豫章记》、郦道元《水经注》等，则已有关于用煤炼铁和取暖炊饭的文字记载。唐代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寻礼行记》中提到，太原西门外晋山产石炭，附近的县都去购买，有可能煤在唐代传入日本，日本至今仍称煤为“碳”。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用煤量日增，煤炭开采规模日益扩大，开采技术不断进步。到宋代，煤炭开采与加工利用技术发展到一个。 据文献记载，辽宋夏金时期下述各省区的煤炭已进行开发北京西山地区，江西今高安、萍乡、丰城、玉山，陕西韩城、铜川、旬邑，辽宁抚顺，河北曲阳、观台，河南鹤壁、鲁山、宝丰、渑池、新安、怀州，安徽安庆、淮北，山西太原、洪赵等。 宋代采煤技术相当发达。北宋时代的河南鹤壁古煤矿遗址的发掘，为此提供了证明。959年鹤壁中新煤矿在掘进中遇到了古煤井巷，并发现许多古瓷器。经河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深入考察，进而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古煤矿遗址一处。尽管古煤矿遗址已残破不全，但从中可大致看出宋元时期的开采技术水平2开拓方式为圆形竖井，井深4米，井径2.5米。井筒位置选择得合理、准确，说明当时的煤田地层知识比较丰富，手工凿井技术也比较成熟。(2巷道布置已有主巷和辅巷之分。主要巷道由井底向南北两端开凿，用于连接南北采区。这条残存的主巷，南段长4米，北段长米，顶高2.米，巷宽2米。采区辅助巷道共发现4条，全长约500米，自井口向东、西、南2沈括《梦溪笔谈》卷9。 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9引陈规《朝野佥言后序》。 章鸿钊《石雅》推断“石涅”为煤的古称，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据本草书记载，“石涅”也指石墨。2《史记》原文有“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句，“岸”字费解，故有人认为此处并非指煤窑，有人则据《论衡》等认为“岸”字为“炭”字之误。关于窦广国卧煤窑洞的考证，见《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98年版，第2—25页。 三面伸延，通向八个采区。采区巷道一般高米多，上宽米，下宽.4米。可能由于这里的岩层和煤层都比较紧实，顶板压力不大，所以均无顶柱承托。这种情况，在近代山西的土法采煤中还常见到3。 (3回采工作面共0个，分布在井筒的四周，距井口最近者0米左右，最远者00米。各工作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并保留一定的煤柱，以减少工作面的顶板压力。回采方式采用房柱法，回采顺序为“跳格式”，先内后外，逐步后退。回采工作面的形状以狭长的椭圆形及瓢、瓶形为多，很不规则。采空区面积大小不一，最大者长50米，宽30米；最小者长7米井下照明采用固定式点灯的方法，在巷道两壁开凿了许多放置油灯的扁圆形和近似长方形的灯龛，高0—7厘米，长3—28厘米，深0—2厘米。灯为瓷碗和瓷盘。巷道中放有贮油的瓷瓶、瓷罐，可以随时为灯添油。(5鹤壁古煤井下有许多条筐，还有扁担和一个辘轳，说明回采工作面采下的煤先用肩挑至井底附近，再用辘轳提升到地面。遗址中还有一口排水井，位于井筒东南20余米处，近似圆形，直径米，深5米，井中尚有2米深的积水。说明当时的排水方法是先将矿井内的水引入低洼处的积水井中，然后用辘轳将盛有水的水具提至地面排出。 在鹤壁古煤井中还发现一块长方形石砚和水碗等用具，似是管理者在井下记帐管理的用品。 这一时期采煤业比较发达，是古代煤炭技术长期发展和当时经济一度繁荣发展的结果。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宋代已开始出现煤砖（古称炭■）、香煤饼和焦炭。金代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记载，有的地区出现了“家家打炭■砲”的情景。文学家欧阳修关于发香煤饼的故事，曾在文人学士中传为佳话。欧阳修《归田录》卷2载“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箧者。君谟闻之，叹曰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清泉，地名；香饼，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以终日不灭。” 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到宋代已经懂得加工利用焦炭。957年—958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峰峰矿区的观台镇发现了三座宋元时代的炼焦炉遗址。观台即著名的六河沟煤矿所在地，盛产焦煤，当地居民自古以来以煤为业，传统土法炼焦延续至今。978年—97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稷山县马村发掘了一批金代砖墓，墓中尸体不用棺椁，直接置于砖床或木**。两座墓的两床下堆满了煤炭和焦炭，各约五百市斤，“这些焦炭与今之炼焦无异，似当为人工所炼”。在墓中放置煤焦，似是为了防潮。一座墓中尚且放置这样多的焦炭，由此推测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利用焦炭的范围一定相当广泛。 这一时期，煤炭除了用于炊爨烤火、冶铁、烧瓷、殉葬之外，还用来制药。宋张锐的《鸡峰普济方》中记载了用于治疗血脏虚冷、崩中漏下疾患的“补真丹”药方“禹余粮、乌金石各肆两”2。乌金石即煤炭。金代名医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曾谈到“乌金散”的配制，其主要药物是“乌金石”，3原文“冷”字为“复”，据赵承泽先生之意校改。“螺”可能为“籯”（竹筐）。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90年第3期。许志群《山西之煤炭》，《矿业杂志》卷期，97年。 张子和《儒门事亲》卷2。 2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959年第期。书中特别注明“乌金石，铁炭是也。”3铁炭是宋代对煤的另一称呼，这也反映了当时广泛用煤冶铁的事实。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983年第期。第十三节石油天然气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由于民族融合和科技交流的进一步加强，也为我国古代科技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更雄厚的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古代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技术也逐步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在新型凿井技术的产生，石油地质学的萌芽，以及石油粗加工技术的提高和石油、天然气应用范围的扩大等方面。 在地质凿井技术上，这一时期出现了新式的凿井方法——卓筒井技术。 卓筒井是指井径仅有“碗口大小”的小口井。这种凿井技术是在隋唐时期大口井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据苏轼记载，卓筒井始于庆历年间（04—048）4，它是根据当地少数民族“凿地植竹”的方法，并在长期以来开凿盐井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种凿井技术实际上就是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圜刀”即是近代机械钻井的钻头。为了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凿井技术，人们还发明井下套管隔水法。它既能防止地层中淡水侵入，又起到固井作用。这在当时世界上实属首创。因为卓筒井“井口绝小”，所以如何将深井内凿碎的岩屑提出，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而当时发明的单向阀装置，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而使卓筒井技术更趋于完善。用这种方法开凿的井，深度已达数十丈。卓筒井技术起初用于盐业开采，后来传到西方，发展到近代，成为石油开发初期的重要钻井方法。 在石油地质学方面，这一时期也有重要成就。石油地质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发展与地质学、沉积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北宋时的沈括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他对许多学科均有很深造诣，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一定意义上开了石油地质学的先河。例如，我们现在所用的“石油”这一名称，就是沈括最早提出来的，也是较为科学的。他根据石油“生于水际沙石”之中的特点，为便于与其他油类相区别，所以称之为“石油”。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石油“与泉水相杂”的油水共生性，迄今人们发现的各种类型的油藏都证实了沈括的推断。关于石油的储量，沈括作了大胆的论述。他认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地下石油的蕴藏量非常丰富。这种见解，在当时技术水平下，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沈括还曾用石油作炭黑制墨，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2这一预言用之于石油更为确切。900余年后，石油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现代工业的血液。以上这些都表明沈括对石油的认识已达到较高水平。 这一时期，人们已掌握石油炼制的初步技术。北宋时期，我国出现“猛火油作”3，这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炼油工厂。所谓“猛火油”是石油经过粗加工的产品。猛火油作是宋朝廷军器监的个作坊之一。由于猛火油是火攻的重要原料，广泛地用于军事上，因此它的炼制技术是密而不传的。随着人们对石油性质认识的深入，其用途也愈加广泛。如陕北地区的石4张锐《鸡峰普济方》卷5。 张子和《儒门事亲》卷2。 2《东坡志林》卷4。 3文同《丹渊集·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梦溪笔谈》卷24。 油含蜡量高，人们用它制成“石烛”，“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对于石油燃烧而产生的“石烟”，北宋时也加以利用。沈括在任鄜延路经略使时，亲自用它试制成墨，名之为“延川石液”，“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2。此外，石油还被用来配制成药，用以治疗疥癣等疾病。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中，记载有用石油制砒霜伏的配方。这是石油加工后入药的最早记录。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战事频繁，石油作为火攻武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开宝八年（975），宋太祖派曹彬攻打南唐，后主李煜命朱令赟从湖口发兵御敌，到达皖口时与宋军相遇。朱令赟“先创巨舟，实葭苇，灌膏油，欲顺风纵火，谓之火油机。至此势蹙，乃以火油机前拒，而反风回煽，大筏，水陆诸军不战而溃，令赟投火死”。这是继酒泉保卫战后，又一次用石油进行火攻的著名战例。此后，据《武经总要》记载，人们又发明使用石油的武器“猛火油拒”、“筒柜”等，并用于攻城和水战。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古代石油开发利用技术发展最快的阶段，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相应地也有很大发展。仅以四川而论，以后，又在重庆、陵州、泸州等地相继发现了天然气。2由于天然气的广泛发现，人们对天然气的认识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如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h4），此外还混有硫化氢（h2s）等有毒气体，有可能熏人致死。宋仁宗时陵州推官杨佐为修复盐井发明了“雨盘”。这种雨盘是“以木盘贮水，穴窍洒之，如雨滴然”3。这样可使有毒气体溶于水滴之中，以避免对人的危害。“雨盘”利用了有些气体可溶于水的性质，对于开采低压天然气及在各种场合解决有毒气体问题，都不失为一种简便有效的辅助工具。 2王得臣《麈史》。 王得臣《麈史》。 2沈括《梦溪笔谈》卷24。 3马令《南唐书》卷7。 第四章商业与货币第一节五代十国的商业与货币商业五代十国时期，尤其是五代直接统治的华北地区，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但通商贸易因适应各方面的需要，故商业在城乡经济中仍占有重要份额；战乱较少的南方诸国，保境息民，发展生产，在农业、手工业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同时为了满足各个小朝廷帝王和权贵们的奢侈，交通不畅形成地区差价带来的高额利润，以及各割据政权为了增加商税而采取鼓励贸易的政策，都促使商业的发展。由于盐、铁、铜、酒等利润丰厚，五代十国时常实行“禁榷”制，即由官府实行专卖以垄断商利。 自五代时都城开封、河南府，到各割据政权的都城、首府，大多进行了复建或扩建，这既是政治的需要，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场所。而唐代的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沿街开店情况的普遍，以及乡村草市、镇市的发展，更促进了城乡商业的发展。后唐长兴二年（93），在复建河南府城的规划中，一再提到“临街堪盖店处”；后周显德二年（955），增建开封外城时，原因之一即是“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4。钱镠在唐末统治杭州后不久，即于唐乾宁二年（895）扩建杭州城，子城“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苟或侮劫之不意”，成为扩建七十里罗城的原因之一，不久即成为吴越首府。此外，闽国王审知于唐末、后梁初先后建福州罗城、夹城；荆南高季兴扩建江陵城，吴再建金陵城等，无不是扩大城内的商业区或将城郊的商业区围在新城内，为这些城市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吴越、闽、南汉等沿海诸国，开拓海外贸易，吴越明州（今浙江宁波），闽福州、泉州（今皆属福建），南汉广州（今属广东）等，都是五代时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海外贸易促进了这些城市商业的发展。 各地政权的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也有不少人依靠特权经商，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前蜀徐太后、徐太妃在“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后唐、后晋节度使赵“在礼历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钜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等等。 商业，尤其是过境贸易，对于小国荆南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八月，荆南与后汉绝交以后，不到一年，“即因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被迫于乾祐元年（948）六月“遣使上表谢罪”，臣属于后汉2，以重开南北商旅之途，发展荆南城的商业。 4李昊《筑成都羊马城记》；乐史《太平寰宇记》；马端临《文献通考》；王象之《舆地纪胜》。《宋史》卷333《杨佐传》。 《五代会要》卷2《街巷》、《城郭》。 2《十国春秋》卷77《吴越世家》一引《杭州罗城记》。 货币唐末由于现钱缺乏，规定现钱每八十五文作一百文，每贯一千文折成现钱八百五十文，称“省陌”，或单称“省”、“陌”。唐末天祐二年（905）时，虽诏“并须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但已是“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 五代十国，流通的主要是唐代的铜钱。后唐天成时，已是“市肆买卖所使见（现）钱，旧有条流，每陌八十文”，由于铜器价贵，销熔铜钱以铸铜器出售，屡禁而不止；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及辽朝又都使用五代的铜钱，屡禁输出也无效，更促使铜钱缺乏。后唐天成二年（927），各地“街坊市肆人户不顾条章（指每陌八十文），皆将短钱（指每陌少于八十文）转换长钱（折算一百文）”，诏令“并须使八十陌钱”（以八十文折算一百文）。由于现钱缺乏，后汉乾祐中，“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者如旧，官给者以七十七为陌，遂为常式”3。然而现钱缺乏导致现钱增值的情况，直至宋朝，“国初因（后）汉制，其输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这里所说的显然是指后汉、后周及“十国”后期的情况。 铜钱缺乏，铸钱以供应需求，五代十国大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后唐长兴元年郭在徽曾建议“铸造新钱，或一当十，或一当三十，或一当五十”，但被认为“以一当十，真谓将虚作实”而否定2。 钱荒问题日益严重，后晋天福三年十一月，采取“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并规定“十钱重一两”；并允许私人开矿冶炼铜，不收赋税，以供铸钱。次月，又改为不定重量，“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仍“不得入铅并铁”，但商人谋利，民间私造铜钱“以铅锡相参，缺薄小弱”，不得不于次年七月即禁止私铸铜钱，只许官铸钱。这次铸铜钱以缓解钱荒的措施，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后周世宗于显德二年采取非常措施，“采铜兴冶，立监铸钱”，“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其他各种铜制品，包括废寺的佛像，全都用来熔铸铜钱3，铜镜等由政府制造出卖，这是五代时规模最大的铸钱活动。 “十国”大都也铸钱，据《文献通考》称“诸国割据者，江南（南唐）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后铸铁钱”；“两浙（吴越）、河东（北汉）自铸铜钱，亦如唐制；西川（前、后蜀）、湖南（楚）、福建（闽）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宝”，“福建如唐制”。“十国”所造大多为铅钱、铁钱，属于地方性货币，通常只于境内流通，“湖南地多铅铁，（楚王马）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地方性货币在某种境况下起到了促进商业的作用。 3《新五代史》卷4《皇后刘氏传》，卷3《前蜀世家·王衍》；《旧五代史》卷90《赵在礼传》。《资治通鉴》卷288，后汉乾祐元年六月乙酉。 2《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旧五代史》卷07《王章传》。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乙未。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 第二节宋代的商业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陆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交子、会子）的创设与发行，坊市制度破坏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都为宋代城乡的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盐、铁、铜、酒、醋等，继承五代“禁榷”制，禁榷制又扩大到茶、铅等，由官府专卖以垄断商利。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常常导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原名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为了供应需要，“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城的商业宋朝重建后南迁，定都（称“行在所”，意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灌圃耐得翁在南宋端平二年（235）所著《都城纪胜》中的上述概括性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这些是吴自牧《梦粱录》所记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的商业盛况，在《梦粱录》及周密《武林旧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他城市与镇市的商业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各路（相当后代的省）的首府（主要指转运使司所在地，相当于后代的省会）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史载北宋熙宁十年（077）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2，二十三路首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最多多贯，而最少的广南西路首府桂州（今广西桂林）只有00多贯，还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数路的首府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都是指州府城内，不包括属县或镇市）及镇市“商税额”的情况来看，长江流域的商业最发达，其次为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发达。长江流域中最发达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两浙路所属的苏州为5.万多贯，湖州为3.9万多贯，秀州2.7万多贯，常州2.万多贯，润州（今江苏镇江多贯，以及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4.5万多贯，各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也相当高，尤其是杭州近郊的镇市，如杭州城东南钱塘江边的“浙江场”商税额高达.万多贯，嘉会门（南门）外十里的龙山场2900多贯，余杭门（北城西门）外六里的江涨桥镇2800多贯，杭州城外近郊三镇市就达2万多贯。秀州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远离府州县城，税额也高达.5万多贯，其东方的上海（今上海南市老城厢），虽无商税额，却已设官府专卖酒和曲（造酒用的酒药）及征收酒税的“酒务”。 另一个发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7万多贯的商税额，在二十三路首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今广汉多贯、绵州（今绵阳多贯、彭州（今彭县）超过3万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超过万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万多贯，这些情况和太湖流域近似，不仅反映了川西平原经济的发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 水陆交通条件在府、州、县城市商业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广南西路首府桂州的商税额只有000多贯，路内有着海上交通便利条件的雷州（今广东海康）的商税额为7000多贯，而海上贸易较发达的琼州（今海南海口）达到.9万多贯，成为广南西路唯一在万贯以上的城市。这种情况在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夔州等路反映得更为明显。 淮南东路首府扬州，在唐代曾是最繁华的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除了水陆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外，隋代平毁东晋南朝首都、扬州首府建康2《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城，唐初又改江都为扬州，以之取代建康，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自五代时吴重建金陵城并成为南唐都城后，扬州的地位下降。北宋时，虽是淮南路（后为淮南东路）的首府，商税额也有4.l万多贯，而本路地处运河入淮河处，也是南北航运交汇处的楚州（今淮安），商税额高达.78万多贯，仅次于杭州，甚至略多于成都府城，但其商税中“过税”（过境税）所占的比重应较大，其商业的兴盛当与扬州相近。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城市，除杭州外，其次应是成都、江宁、苏州等城市。 寿州是熙宁五年新划出的淮南西路的首府，商税额只有.7万多贯，远比不上路内庐州的5万多贯；荆湖北路首府江陵府城商税额只有8000多贯，而路内交通发达的鄂州城为.4万多贯，岳州城更达2.5万多贯；夔州路首府夔州为2.万多贯，而路内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渝州（恭州，今重庆）达3.万多贯。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乾道六年（70）入川路过鄂州时，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唐、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鄂州已发展为长江中下游三大都会之一，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早已在绍兴二年（32）取代江陵，成为荆湖北路的首府。商业发达的庐州亦已取代寿州成为淮南西路的首府；川东商业中心城市重庆府到南宋淳祐二年（242）后，才成川东地区及夔州路的首府。 榷场贸易榷场是宋代官办边境贸易场所，以通辽、夏、金的互市贸易。 一、宋辽榷场贸易宋初对与辽的互市贸易并未设官署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于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属河北）、沧（今沧州东南）五州设“榷务”，“辇香药、犀（犀牛角）、象（象牙）及茶与相贸易”。宋初与辽的关系是时战时停，榷场也时开时停。淳化二年（99），再设于雄州、霸州、静戎军（今徐水，易州已为辽占领）、代州雁门寨（今山西代县西北），“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亦罢”。咸平五年（002），又在雄州置榷场，但次年又罢。景德元年（004）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次年即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原静戎军）三地设榷场，又于广信军（今徐水西）设榷场，被称为“河北四榷场”。 宋方贸易的货物，“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北宋末年，“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宋方在宋辽榷场贸易中获利是很大的，北宋与西夏、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宋夏榷场贸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关于放行西夏青盐问题时说“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赵）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令榷场量定分数收市。”可见此前已置榷场，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说《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末。《宋会要辑稿》食货5、、7的商税税额。 《渭南文集》卷4《入蜀记第四》。 “延州（今陕西延安）已置”的榷场；这年七月，又于保安军（今志丹）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直至“天圣中，陕西（路）榷场二”，天圣四年（02），于河东路设“置西界（西夏）和市场”。“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2，反映了宋夏边境贸易的盛况。宝元元年（038）宋夏战起，榷场和市贸易全部停止。庆历五年（045）议和，次年即复设榷场。 三、宋金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42），首先建榷场于盱眙军（今江苏盱眙），以后又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北的花靥镇，规定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称为小客，每十人为一保，留一半货物在宋方榷场，带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交易，并购买金方货物回宋寄留在榷场后，再将另一半货物运往金朝榷场贸易，然后统一计算往返货物的总钱数，按十分之二抽息钱归官府。而所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上的商人称为大客，客商与货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场，等候金方客商前来贸易，宋方货物主要是粮食、茶叶、各种手工业品、书籍及外贸而来的药材、手工业品等。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59）正月，金朝为准备侵宋，只保留泗州（盱眙西北）榷场，南宋于同年二月也只保留盱眙榷场，关闭了其他榷场。官办榷场贸易受到限制，但走私贸易却更发展，“如楚州（今江苏淮安）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今淮阴西南）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霍丘县（今属安徽）之封家渡，信阳军（今河南信阳）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 “隆兴和议”后，南宋于乾道元年（5）复设盱眙、花靥镇榷场，将原枣阳榷场移至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西北的邓城镇，光州的榷场设于所属光山县（今属河南）北的中渡市，重开宋金榷场贸易。 海外贸易与市舶司宋代海外贸易自开宝四年（97）二月灭南汉后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六月，设置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今属广东）“市舶司”。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今皆属福建）“纳土”，吴越“归地”后，宋朝统治东南沿海地区。后于杭州设两浙市舶司，淳化三年（992）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今宁波）定海县（今镇海），咸平二年（999）九月，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从便”。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祐二年（087）十月，首先于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今胶州），也因“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宋史》卷8《食货志》下八。 2《三朝北盟会编》卷4，宣和二年二月一日引《茆斋自叙》。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景德三年八月己丑；卷7，景德四年十月乙未。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搬）运见（现）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是一个内外贸易都兴旺的镇市，元祐三年三月，设置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并升为胶西县。北宋末政和三年（3），于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置二级机构“市舶务”，后因航道淤塞而暂停，疏浚后于宣和元年（9）复设。此外，镇江、平江府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自政和七年起，“如有蕃商愿将舶货投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2。 南宋绍兴元年（3），将两浙路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说明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南宋时，已成为华东地区海外贸易的中心。除本处外，还在临安府、明州、温州等设市舶务，后又于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设市舶务。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虽都未在他处另设市舶务，但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00多万贯，超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宋室“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加重了宋代的钱荒。 广州、泉州港主要是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秀州、明州、杭州、板桥港主要是通向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宋朝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以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等等。 行会与免行法宋代从城市到乡村镇市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其服务性行业，大体上商业称“行”，手工业称“作”，都有同行组织，称为行会，类似近代的同业公会。宋代称为“团行”，南宋吴自牧解释说“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说明行会首先是适应官府的需求而产生的。 官府将商铺、手工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均按行业登记在册，有关人员必须加入各行会，否则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服饰，“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都向各行会索取，成为商人和手工业户的沉重负担。各行都有行头或行首、行老，负责安排行户向官府提供；并负责制定货物价格，如南宋临安府“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等等。行会也是官府对工商业各业管理的组织，南宋叶適称“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是也。”“行首”既有官府管理行会的“吏胥”性质，也是行会与官府交涉的代表。 熙宁六年（073），东京开封城的肉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请求，官府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同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按月或按季交纳“免行钱”，“与免行户祗应”2《宋史·食货志》下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景德四年七月己巳；卷02，天圣四年二月庚午；卷24，宝元二年九月。 《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38；南宋榷场贸易情况见食货38之3会要辑稿》职官44之、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9，元祐二年三月乙丑。《宋史·食货志》下八。 或“官为雇人代役”2。这是以赋税形式代替行户提供物品或服役，是消除徭役制残余的进步政策，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在元祐时被废，后经反复，“宣和间，市户乞依熙宁旧法纳免行钱，罢行户供应，民实便之，至靖康间罢设”。南宋初，“近来州、军、县、镇遇有抛买，依前下行户供应”。绍兴十一年，仍“并免供应，量纳免行钱，革去科扰之弊”。二十五年，又废免行钱时并下“令官司不得下行买物”。但大多仍照旧向行户取索，然而毕竟有了禁约，遇到清明官吏还能依法制裁，如真德秀在嘉定八年（25）时，可以将向行户“买物不偿价钱” 的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监镇官，“押送邻郡根究”，此监镇官后又依法受到惩办2。 2《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米铺》。 叶適《水心先生文集》卷34《吏胥》。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八月丙申；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第三节宋代的货币铜钱、铁钱宋代的金属货币主要是铜钱，部分地区使用铁钱或铜、铁钱兼用。北宋时，川蜀地区产生并使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铁钱、铜钱兼行；南宋时，东南广大地区则是纸币“会子”与铜钱、铁钱兼行。 铜钱作为宋代最主要的货币，每一百文“因（后）汉制，其输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九月“丁酉，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通常称为“省陌”或“省”，而一百文仍需实数一百钱的称为“足陌”或“足”。但是“悉用七十七为百”，至少到北宋后期只是“官用”的标准。北宋末年东京开封的情况“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到南宋末年，已是“元都市钱陌用七十七陌，近来民间减作五十陌行市通使”3，大体上反映了宋代铜钱流通区内的普遍情况，铁钱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宋平诸国，通常仍听用旧钱，蜀地原是铜、铁钱兼用，后蜀所铸铁钱精好，每一千铁钱相当于铜钱四百，但自宋灭后蜀，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被运往首都开封，而“增铸铁钱易民铜钱”，并禁止铜钱入蜀，后虽不禁止铜钱入蜀，而铁钱只许在蜀地使用，又“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商人争相运铜钱入蜀，铜钱一可得铁钱十四。宋朝廷曾采取多种措施在蜀推行铜钱，提高铁钱币值，但由于铜钱缺乏而无效，遂定以铜钱一当小铁钱十使用。 南唐亦铸铁钱，铜、铁钱兼用。宋自太平兴国二年起采取“于昇（今江苏南京）、鄂（今湖北武汉武昌）、饶（今江西波阳）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及禁止铜钱渡江，待江南地区铜钱日多而“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4，江南不久即不再使用铁钱。太平兴国八年又曾一度令福建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每一千铁钱当铜钱七百七十。不久即停铸铁钱，官私所铸铁钱0万贯，限于本地区使用。 康定元年（040）宋夏战起，宋朝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运送西蜀小铁钱至陕西作军费，原只使用铜钱的陕西路开始兼用铁钱。庆历元年（04）在河东路产铁州、军铸大铁钱，晋州（今山西临汾）积铁铸小铁钱；次年又于晋州、泽州（今晋城）铸大铁钱；差不多同时，在江南的江州（今江西九江）、池州（今安徽贵池）、饶州铸造小铁钱，全部运往陕西。陕西的仪州（今甘肃华亭）、虢州（今河南灵宝）也铸造小铁钱。都以大铁钱一当小铁钱十。庆历五年，河东路的晋州、泽州、石州（今山西离石）、威胜军（今沁县）铸造小铁钱，则使用于本路。次年以小铁钱二当小铜钱一，后改为小铁钱三或五当小铜钱一；以后陕西、河东统一为小铁钱三当小铜钱一。 铜钱、铁钱都是大钱一当小钱十，民间盗熔小钱改铸大钱以取暴利，大3《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9。 4《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镇行铺状》及注。 钱贬值，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三，盗铸犹能获利，嘉祐四年（052）又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二，称为当二钱、折二钱，小钱也称小平钱。 由于折二大钱鼓铸精巧，民间盗铸无利可获，币制才稳定，“铁钱、铜钱，市价无二”。吕惠卿在熙宁十年（077）至元丰三年（080）任职陕西时，“亲见本路铜、铁钱相兼使用，不闻有轻重之异”。由于铁钱重，“唯有行路，欲将铁钱换铜钱以便赍擎，有每贯（此指一千文足钱）不过加钱二十至五十文”，以后逐渐加多至一千文铜钱换一千四百文铁钱，“至（元祐）八年，始罢铜钱，方加至一贯五百”文，“每欲过铜钱地分者，至用二贯五、六百文方换得铜钱一贯”。陕西随后即停止使用铜钱，次年十一月又改为铜钱、铁钱兼行。崇宁四年（05）又诏两广铸小铁钱限两广使用，也成为铜铁钱兼行地区；而陕西于政和起只准使用铁钱。 南宋时，四川地区仍使用铁钱。乾道元年（5）开始，又在与金朝相邻的两淮、京西、湖北诸路逐渐改为使用铁钱，禁用铜钱，“其铜钱输行在及建康、镇江府”。 宋代除上述地区外都属铜钱使用区，自嘉祐二年改为大铜钱一当小铜钱二称为折二钱，除京都开封府外都流通折二钱，是仅次于小平钱（小铜钱）的主要的流通铜钱。此外，还有折二、折三、折五铜钱、铁钱。北宋末昏君宋徽宗、奸相蔡京当政，自崇宁二年（03）开始铸造当五（折五）及当十（折十）大铜钱，民间盗铸日多，又命折十钱在荆湖、江南、两浙诸路作折五钱使用。而且同一类钱在不同地区价值不同，如不久后“荆湖、江南、两浙、淮南，（崇宁）重宝钱（原当十大钱）作当三（即折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作当五”。此后，上述诸路“当十钱仍旧（当十），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以后又行“当十”大钱，蔡京更多次主持铸造推行夹锡铜钱，更增加了钱币制度的混乱。政和元年（）才下诏“其官私见在当十钱，可并作当三（折三），以为定制”，混乱局面才稍有改善。南宋除铸小平钱外，也铸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的铜、铁钱，南宋末甚至铸当百大钱。 宋初，沿后汉制度铸“宋元通宝”钱。太平兴国时，铸“太平通宝”钱，开始了宋代以年号作钱文。淳化元年（990）五月，“又改铸‘淳化元宝’钱，上（太宗）亲书其文，作真、行、草三体。自后，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形成系列年号钱。仁宗改元宝元（038），次年三月铸新年号钱，“文当曰宝元元宝”，因钱文重复，改为“皇宋通宝”，以后改元又恢复“冠以年号如旧”。年号带宝字而钱文不用年号的，还有南宋宝庆时铸“大宋元宝”、宝祐时铸“皇宋元宝”。北宋末建中靖国时，则因建中为唐代年号而铸“圣宋元宝”。 庆历时所铸当十大钱（后改为折二）钱文为“庆历重宝”，“重宝”通常只作为大钱的钱文，如崇宁时所铸当十大钱（后改为折三）钱文为“崇宁重宝”，南宋的当三大钱“嘉熙重宝宝”、“元宝”，原作为小平钱的钱文。北宋中期以后，铜钱、铁钱的大小钱都使用，而南宋嘉定时的铁钱，钱文四字中第三字更有永、兴、安、全等字样。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东京梦华录》卷3《都市钱陌》；《梦粱录》卷3《都市钱会》。《宋史》卷80《食货志·钱币》。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元符二年七月癸卯。 自宋太宗时“淳化元宝”以真、行、草三体字分别铸造小平钱后，宋代年号钱大多以篆、楷、行、草体中的两种字体，如行、隶或楷、篆等分别铸造完全相同的一种铜钱或铁钱，俗称“对子钱”。南宋中期以后，只用一种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字”），而且钱背面加铸年数二、十一等，如“淳熙元宝”背文为“十一”，即系淳熙十一年所铸；“绍熙元宝”背文为“二”，即绍熙二年，此钱背文还有“汉”字，是标明为“汉阳监”所铸，不但纪年还纪铸造地。 五代以来的“钱荒”问题。宋代虽然铸钱监不断增多，由初期的7监（铜钱监4监、铁钱监3监）到宋神宗时发展到2监（铜钱监7监，铁钱监9监）。每年所铸铜钱也自太祖时7万贯，逐渐增多，太宗至道时为80万贯，真宗景德末为83万贯，仁宗庆历时为300万贯，到神宗熙宁以后，每年铸铜钱共00余万贯，达到最高峰。但铜钱的钱“荒”问题仍然严重，直至南宋灭亡，始终没能解决，这是由于辽、西夏及后来的金朝，大量以宋朝铜钱作为货币，自铸的数量很少，加上大量铜钱流向海外，主要是流向日本、东南亚，有的还运往西亚、东北非。 最早的纸币北宋的交子及钱引一、交子交子的起始，史载“先是，益（今四川成信仰之始最新章节都）、邛（今邛崃）、嘉（今乐山）、眉（今眉山）等州，岁铸钱（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淳化四年，993），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这是一种具有纸币某些特性而以铁钱为本位的代币券，其开始发行的时间，应是李顺起义完全被平定后的二三年间，即咸平元年（998）前后。但到景德二年（005）时，已是“奸弊百出，狱讼滋多”。益州知州张詠采取在嘉州、邛州增铸大铁钱，以增加货币的流通量，与铜钱、小铁钱“相兼行用，民甚便之”。这次因铁钱缺少而由私人发行的交子，可能即因此而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到大中“祥符之辛亥（四年）”，“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这次则是因铁钱重流通不便，而由私人联合发行的交子，有了具体的记载，是“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但其后不几年，即发生“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在官府的干预下，每一贯（一千钱）交子，多的也只得到七八百钱。这种初期交子票面的数额不定，而且是临时写上的，可以向接受交子的人兑取现钱，最终还可以向发行人兑取现钱。这种铁钱代币券的情况，具有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一些特性，但更近似于现代欧美各国的“不记名可流通支票”，还不具备纸币的性质。 大中祥符末，转运使薛田请官置交子务，发行官交子而未成。天禧四年（020）十一月，寇瑊任益州知州后，立即采取令交子户“收闭交子铺”，并且不准再设私人交子铺。天圣元年（023），薛田接任益州知州后，已是“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市肆经营买卖寥索”，直接影响到商业的繁荣。薛田等人认为“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交子）务，禁《宋史·食货志·钱币》。 民私造。”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午，024年月2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官办“益州交子务”设立。 这次发行的官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票面可能也是印刷有“屋木人物”的图案，“仍起置簿历”，票面的钱数也是写上的，与以前私人交子是临时“书填”，还是“贯（数）不限多少”所不同的，官交子是预先在“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而且是只有“自一贯至十贯文”固定的票面，再“合用印过上簿封押”，交子制造完成；发行交子还要“备本钱”，即是要有“发行准备金”，已与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发行情况类似。世界历史上首次可称之为“铁钱本位制”纸币的“交子”，印制（票面书写贯数）开始的时间，为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024年3月9日）起首书”2。 交子印制完成后，“逐旋纳监官处收掌”，等待人户以大、小铁钱来兑换，监官“依例准折”，而且按“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将铁钱收储，“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交子即成为市场流通的纸币，交子已无实物传世，当与传世的“钱引”相近。 印制交子的纸是用楮树皮制造的，所以也称为“楮币”、“楮券”（包括南宋的“会子”）。纸质虽较好，但仍不适于长时间使用，以及可能为抑制假币，交子是分“界”（分期）发行与使用的，前期是每二年为一界（跨三个年头，因而也常称为三年一界），都在二月开始发行新交子，并收回旧交子，以后每界改为七月发行。熙宁五年（072）又定为仍是每二年发行一界，每界发行额也仍为25万多贯，但新旧两界交子同时行使，每界行使四年，实际流通量增加了一倍，基本上仍在社会需求的数量之内，有时由于朝廷的措施失当，造成交子的贬值。元祐元年（08），苏辙说“蜀中旧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头（一贯）有卖一头一百者”，由于“官自买茶”，“近岁（一贯交子）止卖九百以上”。 交子票面的面额，自宝元二年（039）起，固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五贯者占总发行量的十分之二，十贯占十分之八。但这两种交子面额的数额过大，实际上大量数额较小的商业贸易，不得不仍使用沉重的铁钱。熙宁元年，将交子的面额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半贯）两种，一贯的占总发行量十分之六，五百文的占十分之四，适应了商业贸易的需要。 熙宁二年，曾设交子务于潞州（今山西长治）推行交子于河东路，因恐“有害入中粮草”及“矾、盐不售”，于次年七月即罢。熙宁四年正月时，交子法已行于陕西，但同年四月亦罢。熙宁七年，又行交子于陕西的永兴军、秦凤两路；到九年时，又因“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而再次罢行。元祐末，四川交子可能又已行用于陕西，以致绍圣元年（094）时，“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成都府路）乏用，请更印制”。哲宗“诏一界增造十五万缗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淳化元年五月乙未；卷23，宝元二年三月丁巳。《宋史·食货志·钱币》。李攸《宋朝事实》卷5《财用》；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财用门·楮币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二月庚辰及卷0，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宋史》卷8《食货志·会子》。但《山堂考索》、《宋史·食货志》记此次私人发行交子，是真宗时“张詠镇蜀”期间所为，似误，因张詠自景德四年六月至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任昇州知州。 岁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多缗。元符元年（098）又增印48万道（贯），增为每界印制88万贯。到北宋末宋徽宗时，因“陕西用兵”，自崇宁元年（02）至大观元年（07）数年间增印交子，少则200万，多至00万，共增印2400多万缗，四川交子大量行用于陕西地区。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务”，以推行交子于京西地区。 二、钱引崇宁“四年，今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钱引”推行于除福建、两浙、江南、荆湖、广南以外的江北、华北广大地区。只有四川仍称交子，并按原式样印制。但“钱引”“诸路行之不通”，次年即不再印制，而已在“民间者，许贸易”流通，逐渐收回。 “大观元年（07），改四川交子为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此后史亦称旧交子为钱引，而新钱引有时亦称为交子。由于大量印制纸币，引起严重贬值，贬值至票面的十分之一，甚至面值一千钱的只值十几钱。大观三年，只得从第四十四界起，将发行量限为天圣时的25万多贯，流通地区也限在使用铁钱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同时又对第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数以千万计的钱引，不再换给新钱引。次年，又以500万贯钱作为成都钱引务发行钱引的“本钱”（发行准备金）。当政和元年（）发行四十五界钱引时，为减少纸币流通量，决定停止发行四十五界新钱引，如发生流通量不足，则增印一部分四十四界钱引。经过十多年的整顿，至“宣和中，（张）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指限量发行），至今（钱）引价复平”。数年后，北宋即被金所灭。 南宋时，成都钱引务仍按每二年发行一界钱引，行用于川陕地区，钱引票面面额仍固定为一千和五百钱两种，虽仍以天圣时的发行量为额，但从一开始就增加发行量，少的0多万，多时以千、百万计，大大超过流通量的实际需要，因而不断贬值。庆元时，“每引钱一千，民间直（值）钱七百以上”。嘉定初，“止直铁钱四百以下”。换界之际，有时“仅售百钱”。嘉定元年（208）、三年，两次收兑九十、九十一界钱引，共2500多万贯（缗），钱“引直（值）遂复如故”。四川钱引通常是二界、三界通使，常是快到界满时才下令延期使用，引起旧钱引价值的波动。淳祐九年（249），改为每界钱引使用0年。 宝祐四年（25）南宋朝廷决定四川改行会子，称“四川会子”，咸淳五年（29）“印造毕功”，“岁以五百万额”，使用新纸币“会子”。南宋的纸币“会子”、“关子” 一、关子、公据南宋初，除川陕继续使用纸币“钱引”外，并无其他纸币。绍兴元年（3）因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要经费，“乃造（见钱）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商人将现钱在婺州换取“见（现）钱关子”后，到设在首都临安的“榷货务”取铜钱或换取盐引、茶引等，性质类似现代的汇票，“见钱关子”不久即扩大至浙西地区。绍兴六年一月，张澄任都《宋朝事实·财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0，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又学者多以咸平元年前后或大中祥符四年为纸币创始时间，撰者以为票面数额固定是纸币的重要标志，天圣二年才是纸币的创始时间。《栾城集》卷3《论蜀茶五害状》。 《宋史·食货志·会子》；《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督行府“专一措置财用”，请依四川交子法造交子与铜钱并行，同年二月，设“行在交子务”印造30万贯，行用于江淮地区，接着又欲造50万贯作为“和籴本钱”，准备行用于两浙、江东、江西等路广大地区，而大臣们以为没有“本钱”（发行准备金），必然导致物价暴涨等，于是将交子改为关子，这次由朝廷发行纸币“交子”的措施因而失败。绍兴二十九年，面临金军可能南侵，作为军费的一部分，又发行关子、公据，两者性质相同，淮西、湖广称关子，各80万贯，行使三年；淮东称公据，为40万贯，行使二年。票面自十贯至一百贯分为五种，性质都与绍兴元年的关子或北宋早期的交子相同或相近。 至于南宋末景定五年（24）所发行的“金银见钱关子”，则其性质与“会子”相同，属于纸币。 二、会子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商业的兴盛，纸币已成为时代的需要。绍兴二十九年（59）发行关子、公据时，首都临安城的富豪已私自发行“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九月初，权户部侍郎钱端礼兼权临安知府，“始夺其利归于官”，临安府印造纸币“会子”，“许于（临安府）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同年十二月初开始行用“会子”。 次年正月，钱端礼专任权户部侍郎，发行会子遂改由“户部为之”。二月丙辰（年3月日）设“行在会子务”，是由朝廷设置的纸币发行机构。在钱端礼主持下，以0万贯钱为发行准备金发行“会子”，是铜钱本位制纸币，习称“铜钱会子”、“官会”，是由朝廷发行的纸币（此前的交子、钱引、会子都是地方官府发行的）。会子用铜版印制，票面分为一贯（千）、二贯（千）、三贯（千）三种，隆兴元年（3）又增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同年还决定在会子上用“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2。会子使用徽州制造的纸币专用纸“会子纸”，后改为成都制造，乾道四年（8）又在首都临安设会子局制造。“会子纸”是以楮树皮为原料制造的，称为楮纸，会子因而也称为楮币、楮券或单称楮。 会子的发行，最初未定发行数额，也不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共印过二千八百余万道（贯），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椿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由于“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以致不少商人在外地以低价收买会子，然后到首都支取铜钱，因挤兑而引起喧闹。宋孝宗立即采取“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官司并以钱、银支遣，民间从便”的措施。至次年正月初的不到两个月内，已收回会子00多万贯，到六月时，还有490万贯会子未收回，即存留民间流通。 乾道五年正月，诏令会子定界发行，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000万贯，两界相沓而行，从第二界开始的实际流通量为2000万贯，以后的发行量虽有增加但仍有所节制，且备有较充足的发行准备金，以及遇会子稍有贬值即行“秤提”，以金银及铜钱等回收会子以提高会子的币值。史称孝宗时，“楮（会子）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发行准备金）《宋史·食货志·会子》；《山堂考索·后集·财用门·楮币类》。又，学者对发行钱引的时间有崇宁四年说与大观元年说，今采崇宁四年说，大观元年为四川交子改钱引时间。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川钱引》、《钱引兑监界》；《宋史·食货志·会子》。《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东南会子·见前（应作钱）关子》。以给之；楮未至于轻（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发行量）未至于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发行量）之数”。淳熙七年时，“会子与见钱等（值）”，“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但自“光（宗）、宁（宗）以来，造（会子）愈多而敝（贬值）愈甚”。李心传在宁宗嘉泰二年（202）前不久称“自会子创造至今四十年，遂与见缗并行。”“今江浙会子一千，率得铜钱七百五十”。开禧时，筹措攻金的军费，不仅改为三界会子并行，总流通量近7000万贯（第七界起每界发行量为2300多万贯），第十三界发行量更增为4700多万贯，引起会子大贬值。嘉定二年（209）在采取多种措施“秤提”后，会子币值才有所回升，“行在（临安府）会子每千为（铜）钱七百，诸路州县才得其半”。但此后史弥远独相二十多年，会子愈印愈多，至绍定五年（232）“两界会子已及二亿二千九百余万”贯，达会子初行时的十倍以上，直至史弥远死，端平元年（234）理宗亲政，才不得不于会子换界之际用大量金银、铜钱收换旧会子，经过数年收减会子，至淳元年（24），“楮价粗定，不至折阅”。淳祐七年，又“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用”，以后也不再发行新一界会子以控制流通量，但到景定四年（23）十月后，“复日增印（十八界）会子一十五万贯”，本已贬值的会子更加贬值。 三、铜钱关子景定五年初，决定发行新纸币“铜钱关子”，也称金银见（现）钱关子、见钱关子、金银关子，这是一种新的铜钱本位制纸币，其称为金银见钱关子、金银关子，意味着关子的贵重，不同于已经贬值的“铜钱会子”。同年十月，先停用十七界会子，限一月内换易十八界会子；随后即诏行用新纸币铜钱关子，“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第三天理宗死，度宗即位后于同年十二月诏令重申此旨。但纸币关子的发行，更促使物价暴涨，史称“关子行，物价顿踊”2，关子发行后只十余年，南宋即为元所灭。 此外，南宋还在与金接界的淮南发行铁钱会子，乾道二年开始发行时称交子，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票面分为二百、三百、五百、一贯四种，后亦称两淮会子。隆兴元年在西北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金州（今安康）、洋州（今洋县），发行票面为一百、二百、三百的三种铁钱会子。隆兴元年还在湖北发行“直便会子”，票面分一贯、五百两种，也称湖北会子。 南宋“银会子” 南宋初，还发行了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制纸币“银会子”，这是南宋名将吴玠（时任四川宣抚副使）于绍兴七年二月十四日（37年3月7日）开始发行于驻地河池（今甘肃徽县南），票面分为一钱、半钱两种，每一券称为一纸，“一钱纸”四张或“半钱纸”八张，折合四川“钱引”一贯，一钱纸发行4万纸、半钱纸发行0万纸（折合一钱纸5万纸），当时可能称为“银纸”，银会子应是后来的名称或是“银纸”后来的别称，流通于阶（今《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卷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 《宋史》卷33《孝宗纪》；《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2《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乾道三年正月引《大事记》；卷58，淳熙七年九月。甘肃武都）、成（今成县）、岷（今岷县）、秦（今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兴（今略阳）等州，都在剑门关（今四川剑阁北）外，因而也称为“关外银会子”，银会子是由吴玠统率的右护军发行的，直到绍兴十年吴玠去世后，才归四川的地方官府发行。银会子每年更易，绍兴十七年七月，改在大安军（今陕西勉县西南）印制发行时，改为“再岁一易”。乾道四年又增印一钱银券3万纸，并扩大行用于文州（今甘肃文县）。到宁宗初年，“每二年印给六十一万余纸，共折川钱引十五万缗”。银会子的发行，反映了宋代白银货币性能的增强，白银在宋代作为皇帝的赏赐及官员、兵士俸禄的一部分，商业流通中有时也使用白银，但主要还是和黄金、珠宝等一样作为贵金属，并没有真正进入货币行列，银会子流通区域始终只限于关外地区，也反映了白银的货币性能不强。银会子虽是以银为本位，可能是虚的本位制，一钱、半钱只作为银会子的币值的符号，也许并不兑付相应的白银。 《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2，嘉定二年五月甲寅；《宋史·食货志·会子》。 第四节辽代的商业与货币商业牧业经济从来都离不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了满足商业贸易的需要，辽太祖三年（后梁开平三年，909），耶律阿保机“建羊城（今河北沽源西南）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2。随着版图的扩大，经济成分的增加，境内外商业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据后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今山西太原西南）、汾（今汾阳）、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之人为多”。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者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的回鹘营，为安置回鹘商贩所设，看来上京的商贸活动相当繁盛。 南京（今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2。 东京（今辽宁辽阳）“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3，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这当是中京的商业区。“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跃”2。辽在上京、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市场管理；西京、东京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在重要关隘、路口，辽朝也设有征商机构。税收数目，有记录可考者，重熙中“燕京（今北京）出钱三百余万”3；道宗时，贪吏日索东京鞠院官钱2000，其征榷岁入当不少于70万4。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今辽宁北镇南）、辽西（今锦县北）等州，西京道的朔（今属山西）、蔚（今河北蔚县）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今辽宁2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3，景定五年正月；《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度宗纪》，《宋史·食货志·会子》。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关外银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09，绍兴七年二月乙巳。又，“银纸”系撰者推测之说。 《辽史·太祖纪》上。 2《辽史·地理志》一。 3《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 《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2《辽史·地理志》二。 3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4参见张正明《契丹史略》第三章第二节四“商业”。 朝阳）、锦（今属辽宁）、宜（今义县）、泽（今河北平泉西南）、松山（今内蒙古赤峰西南）诸州，南京道的顺（今北京顺义）、营（今河北昌黎）、蓟（今天津蓟县）等州及潞县（今北京通县）、范阳（今河北涿州）等地，还有西京道的儒州（今北京延庆），上京道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索博日嘎）、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哈达英格）等，同样也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今天津宝坻），“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5。西京朔州（今属山西）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与五代的贸易辽对外联系相当广泛。建国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经济往来、物资交流的要求更加强烈，迫切需要同境外开展贸易交往，互通有无。建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在建立政治联系的同时，更积极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30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今河南开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这时，不少契丹人到后晋境内经商。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南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马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使者虽以结好相约，实则更重视经济交往。 辽、宋贸易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霸州）、沧（今沧州东南）、静戎军（今徐水）和代州雁门砦（今山西代县西北）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及安肃军（静戎军改）、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瓷、犀（角）象（牙）、香药、缯帛、漆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米、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辽也严禁马匹、牝羊和粮食入宋。但除榷场贸易外，双方民间私自交易也难以禁绝，辽朝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朝的河北食盐专卖制度；5《全辽文》卷8《张绩墓志铭》。 《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而宋朝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朝境内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朝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40余万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辽与西夏及其他周边国家、部族的贸易与宋朝榷场贸易之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诸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鹰鹘、鹿、细白布也是东北部女真输入辽境的重要商品。夏向辽输入沙狐、鹘、兔、马、驼、毛织品和药材、矿物■石等。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与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辽朝的货币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辽太祖时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货币铸造由朝廷统一管理，严禁私铸和外流。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此后，长春州（今吉林乾安北）、平州（今河北卢龙）、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管司事。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直至辽道宗大康七年（08）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秤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全辽文》卷《广济寺佛殿记》。 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房山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通。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苏辙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近年发掘的几处辽朝窖藏钱币，出土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数量远远超过辽朝自铸货币，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宋史》卷8《食货志》下八。 第五节西夏的商业与货币商业西夏的商业比较发达，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河西走廊地区的甘（今甘肃张掖）、凉（今武威）、瓜（今安西东南）、沙（今敦煌西）等州城，都已成了联结内外商业贸易的中心城镇。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095）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凉州“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描绘了西夏城镇商业贸易的繁盛景象。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出土的西夏文书中，有描绘市镇开设的肉店杀鸡宰鸭、出售羊肉情景的《肉商图》，十分生动。出土的西夏文卜辞残卷，有占卜经商的辞语，如“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未日恶远行，戌日有倍利”。西夏文文书中，记录瓜州商人“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处为贩”。汉文的史书中也有关于西夏国内市场商品物价的零星记载。如夏景宗时，由于宋朝断绝对西夏的“岁赐”和“和市”，西夏国内一时物价飞涨，“尺布可直数百”2，“一绢之直为钱二千五百”，仁宗时，国内因饥荒，“民间升米百钱”2。 与宋、辽、金等国及其他民族的贸易西夏与宋、辽、金、回鹘、吐蕃等邻国与民族都有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关系，西夏在与宋、辽、金的边境地带设有共同使用的榷场进行和市，如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吴堡（今陕西吴堡北）、银星；辽、夏边境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今呼和浩特西南）等处榷场。在榷市中，有固定的贸易场地和牙人评定货色等级，由双方官府派遣的监督、稽查人员共同管理市场，征收税务。 西夏对外贸易的种类宋朝“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3，西夏还向宋朝输出池盐、枸杞、大黄等药材，输入粮食、茶叶、丝帛、百货与金、银、铜、锡等金属及其制品。西夏和宋朝的贸易额很大，仅青盐一项，西夏每年向宋朝卖出0万石，成为西夏的重要财政收入。又如宋仁宗曾下诏保安军、镇戎军榷场，每年向西夏“各市马二千匹，博买羊一万口”4。所以宋朝一旦断绝和市，对西夏的影响极大，宋人所谓“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5。 《辽史·食货志》下。 《栾城集·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2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985年版。 参见陈炳应《西夏商业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989年版。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 4《西夏书事》卷35。 5《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除官设的榷市贸易外，西夏和宋、辽、金民间也通过“私市”进行交易。私市交易的商品则无所不包，民间买卖金属等违禁品主要通过私市进行，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边民不得与夏国私相交易”，但是“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2。此外，西夏出使宋、辽、金等国的使臣，也多兼营商业。西夏使臣入宋朝，自由出人于民间市肆，“纵其为市”，或在馆舍内进行贸易。西夏使节到辽、金时，允许于“馆内贸易”三日，或“许贸易于市二日”3。西夏的货币西夏建国后，为了适应国内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自己也开始铸造货币。据史书记载，西夏于仁宗天盛十年（58）正式设立通济监铸钱。但根据已发现的西夏钱币，以夏景宗时所铸汉文天授通宝钱为最早，以神宗时汉文光定元宝为最晚，西夏除献宗、末主两朝外，其他各朝都有铸钱实例。西夏钱币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以币材分则有铜、铁两种。西夏钱币铸造数量不多，但多铸造精美，轮廓规整，书法秀丽，如天盛、皇建、光定、乾祐诸品俱佳。新出土的钱币中发现有光定元宝篆、真对品钱，尤为珍品。传世的西夏钱币以天盛年号钱居多，反映了当时货币经济比较发达。根据考古发现的西夏窖藏钱币品种与数量分析，都以宋代钱币为主，说明西夏境内主要流通宋朝钱币，后期也使用金朝钱币，西夏铸天盛钱后，仁宗曾下令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说明西夏自铸钱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是不足的，所以经常使用邻国货币。也使用金、银，或在以物易物的交易中，以钱币作为相互交换的等价尺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 2《西夏书事》卷20。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 第六节金代的商业与货币商业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出现一些新的城市，北宋时比较发达的商业城市也得到恢复，分布在各城间的乡镇也陆续恢复和发展起来。“商旅所集”，“于时居人市易，井肆连络”，呈现一种繁荣的景象。 金朝为“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4，在中都（今北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今河南开封）、太原（今属山西）等地置“市令司”，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当时城镇有油、面、布、银等行，参加同一行的商人为“行人”，同业商行头人为行头、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以垄断本行商业和控制小商人。一般行人除受行头和引领压榨外，还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强市”于商行。金朝接待宋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现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金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商税及巡察漏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及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大定二年（2）八月，罢诸路关税。二十年正月，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5。大定间，中都税务司每年收税额达4440余贯。 金与宋、夏及其他民族的贸易金朝很重视通过互市加强与周围民族和政权的经济来往和贸易。金初，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置榷场（今河北沽源西南），以易北方牲畜。皇统元年（4）又应西夏之请置榷场。熙宗与南宋议和后，皇统二年五月，金朝同意宋的请求，双方各在沿边地区置榷场。金置于寿（今安徽凤台）、蔡（今河南汝南）、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属河南）、秦（今甘肃天水）、巩（今陇西）、洮（今临潭）、凤翔（今属陕西）；宋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今属湖北）、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盱眙军（今江苏盱眙）。海陵时，由于对宋战争，正隆四年（59）除泗州一场外，余皆停罢，宋也只留盱眙一场。世宗与宋南北修好，榷场贸易又重新恢复起来。南宋向金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犀角、、生姜、陈皮、丝织品、木棉、钱、牛、米等；金向宋输出的物品有北珠、貂革、人参、松子、甘草、北绫、北绢、蕃罗等。金榷场之法，大约仿宋之制，金对前来北方交易的商人，除征收一般税钱外，尚课入场税。世宗大定间，泗州榷场每岁收入5347贯；秦州西子城榷场每岁收入335贯。到章宗承安元年（9），泗州榷场的税收又增加一倍，而秦州西子城榷场税收增加了四倍，大有助于金朝廷的经济收入。在金宋榷场贸易的过程中，因常有私人参加，所以禁私与走私的斗争也很激烈。当时商人除按规定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 5《金史》《章宗纪》一、《礼志》十一、《夏天骥传》。 正常贸易外，还私相交易违禁品。 金代的货币（铜钱） 商品的发展也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金初无钱，占领辽及北宋的地区后，始用辽、宋旧钱。海陵王迁都，把统治的中心南移到中都，为满足商业的发展需要，贞元二年（54）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三年（58）始铸金朝自己的铜钱“正隆通宝”，大定十八年（78）铸“大定通宝”。章宗泰和四年（204）铸大钱，以一当十，而与钞参行，宣宗贞祐三年（25），因钞价低落，遂禁止铜钱使用。 金朝铸钱一直受铜来源不足的限制，章宗明昌三年（92），在官铜数可支十年之用，但到五年已苦铜不足，乃仿唐元和限钱法，定出“官民存留见钱法”。限钱法的规定与当对官豪之家多积铜钱有关，而多积铜钱又与滥发纸币和铜制品缺乏有关。在北京顺义、陕西耀县、黑龙江省泰来塔子城、张家口下花园等地，都发现金代窖藏铜钱。北京顺义窖藏约5万多枚，耀县窖藏铜钱达3000余斤，最少的下花园也有300余斤。由于金代铜缺乏，加之后来朝廷维持钞价，禁止使用铜钱，... 25 第十一节兵器火药与火器辽宋夏金时期，火药随着制法和性能逐步为人们所熟识，也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工业，创制出各种类型的火器，从而引起了武器装备和战争形式的重大变革。从此，我国兵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新时代。北宋前期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制成燃烧性火器，以作火攻器械。如《宋史·兵志》载，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3。开宝八年，宋军用火箭、火炮与南唐作战。真宗咸平三年（000），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咸平五年，冀州团练史石普又制成火球、火箭，并应宋真宗之召，当众作了表演。此外还有许多记载，说明宋代火攻器械的研制和发展是很快的。宋仁宗时，曾公亮、丁度等编著《武经总要》。曾公亮（999—078），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进士，曾任会稽知县、开封知府、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副相）、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等官职，封鲁国公。他在康定元年（040）与翰林学士丁度等开始编著的《武经总要》，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共40卷，其内容不仅记述了各种军事制度和史事占候，而且相当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在陆战和水战中所使用的攻守器械，并绘制了相应的图形，展现了宋代军事技术的重要成就。在火器方面，《武经总要》较详细地记载了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球等三个火药配方。如火球火药方硫磺4两、窝黄7两、焰消（硝）40两、松脂4两以及砒黄、定粉、黄丹、干漆、竹茹、麻茹、黄蜡、桐油、浓油、清油等。由此可知，宋代火药配方中硝的含量增加了。同时宋代火药中还根据需要加进各种少量辅助性配料，以期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武经总要》记载的火药武器有弓弩火药箭、火药鞭箭、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竹火鹞、铁嘴火鹞等十余种，并简要介绍了这些火器的形制、制作和使用方法。如火球是一种特大的火药包；毒药烟球是一种内装砒霜、巴豆、草乌头等有毒药物的毒气弹，火药引燃后，由抛石机抛射出去，可焚烧敌方攻城器械，而散发的毒烟则可使敌方兵马中毒，丧失战斗力；蒺藜火球内装铁蒺藜，火药燃爆后，有刺的铁蒺藜飞散于敌军通道上，用以阻滞敌军兵马前进。 北宋的火器中虽以燃烧性火器为主，但在实战中，对火药的爆炸性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逐渐重视和开始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如霹雳火球是火药拌和瓷片装入长二三节的干竹节，然后用纸壳裹制成的，在燃放的同时能产生出霹雳般声响。北宋后期又制成威力更大的霹雳炮。据《宋史》记载，宋与金战争中就曾多次使用过这种炮。靖康元年（2）抗金名将李纲在开封（今属河南）就曾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进攻。北宋灭亡后，金人占领了开封等当时制造火药、火器的中心和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名等产硝地区，并大量仿制和研制各种火器，发明了更具威力的铁壳火球震天雷和单兵使用3参见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95年版。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982年版，第234页。的飞火枪等，为火器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如震天雷是金人约在3世纪初发明的一种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宋人称之为铁火炮）。《金史》描述说“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大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大兵（蒙古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由此可见，震天雷确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杀伤力。 在火器发展史上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可从根本上提高火器发射能力和准确程度的管形火器。南宋绍兴二年（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用“火炮药造下长竹杆枪二十余条”2。陈规发明的这种长竹杆火枪，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可喷出火焰，烧毁目标。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我国发明管形火器的最早记载。长竹杆火枪枪身较粗长笨重，须三人使用，一人持枪，一人点放，一人辅助。金末创制的飞火枪则有了较大改进。据记载，其形制构造为，“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这是一种携带和使用较轻便的单兵火枪。此外，南宋还曾制造过大量突火筒，可能也是类似的火器。开庆元年（259），寿春府（今安徽寿县）人又创造了一种叫做突火枪的管形火器，“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2。《宋史》没有具体说明“子窠”的质料和形状，但以火药点燃后将“子窠”射出的情形不难推知，“子窠”就是一种原始的弹丸。而突火枪则是一种原始的管形射击火器，它已具备了管形射击火器的三个基本要素管身、火药和弹丸。这一时期出现的管形火器，是近代枪炮的始祖。 普通兵器的发展辽宋夏金时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有不少创新和重要进展，火器在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实际作战时，官兵所大量使用的仍然是各种冷兵器。当时的冷兵器种类繁多，样式复杂。如长兵器有长枪、长柄大刀等，短兵器以刀、剑为主，还有蒺藜、蒜头、锏、鞭、棒、椎等杂式兵器。但有些长枪的枪头附近缚上装有火药的纸筒或竹筒，作战时先烧后刺，增强了长枪的攻击力量。许多兵器，工艺精湛，质量很好。如西夏制作的剑非常著名，太平老人《袖中锦》称赞道契丹鞍、夏国剑等，“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又如西夏人经冷锻而制成的铠甲“瘊子甲”，坚滑光莹，强度性能好，“强弩射之不能入”2，是很好的防卫武器。 这一时期的弓弩和抛石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宋代制造的安在床架上《宋史》卷97《兵志》。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 《金史》卷3《赤盏合喜传》。 2陈规《守城录》卷4。 《金史》卷《蒲察官奴传》。 2《宋史》卷97《兵志》。 发射的床子弩（二弓床弩、三弓床弩、■子弩等），最远可射一千步，少者也能射二百步。又如神臂弓、克敌弓等，射程可达三百余步，“能洞重札，最为利器”3。抛石机（时称砲，今作炮），也是当时战争中的重要武器，不仅用来发射巨石，而且在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出现后，又用来发射体积和重量较大的火器。如《武经总要》列举的抛石机就有十多种，其中最大的可抛射一百斤重的石弹或火器，射程达五十步以外。据记载，金军所用的抛石机也有很多种，如九梢、七梢、五梢、两梢、独梢、旋风炮、撒星炮、虎蹲炮等，虎蹲炮所发石弹，其大如七八斗栲栳，撒星炮可并发数石，都具有很大的威力。金军的攻城器械也很先进有效，如陈规说“城有敌楼而金人用火炮摧击，城外有壕而金人用洞子填垒，城高数丈金人用天桥鹅车对楼慢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敌人攻械雄杰亦前古所未有。”以上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辽宋夏金时期兵器制造技术的进步。 3太平老人《袖中锦》。一些史书称宋或北宋太平老人，但从此书书名及内容看，似为明人所著。沈括《梦溪笔谈》卷9。 第十二节煤炭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及煤炭开采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秦汉时期。而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则最早记述了煤的地理分布。当时称煤为“石涅”2，该书记载石涅有三处。最早记载煤窑洞穴的是司马迁，见于《史记·外戚世家》，其大意是说西汉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年四五岁时为人所掠卖，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夜寒，煤窑工人卧于煤洞内休息，发生了煤洞坍塌事故，一百多人被压死，唯窦广国不死。3由这一记述中可以想见当时的煤炭开采规模已经不小，一个煤洞可容一百余人睡觉，其开采延伸长度当不少于几十米。我国用煤炼铁也很早。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曾出土煤炭，可能当时已试用煤作为炼铁用的燃料。 煤在古代，还称为“石墨”、“石炭”等，大约在南北朝时，“石炭” 这个名称已经通行，但直到明代陆深《燕闲录》才明确指出“石炭”即煤。据陆云《陆士龙集》载，西晋陆云在写给其兄陆机的一封信中提到“一日上三台（指铜雀、金凤、冰井三台），见曹公（指曹操）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冷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见也不？今送二螺。”从中可见煤产量已相当可观。南北朝时雷次宗《豫章记》、郦道元《水经注》等，则已有关于用煤炼铁和取暖炊饭的文字记载。唐代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寻礼行记》中提到，太原西门外晋山产石炭，附近的县都去购买，有可能煤在唐代传入日本，日本至今仍称煤为“碳”。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用煤量日增，煤炭开采规模日益扩大，开采技术不断进步。到宋代，煤炭开采与加工利用技术发展到一个。 据文献记载，辽宋夏金时期下述各省区的煤炭已进行开发北京西山地区，江西今高安、萍乡、丰城、玉山，陕西韩城、铜川、旬邑，辽宁抚顺，河北曲阳、观台，河南鹤壁、鲁山、宝丰、渑池、新安、怀州，安徽安庆、淮北，山西太原、洪赵等。 宋代采煤技术相当发达。北宋时代的河南鹤壁古煤矿遗址的发掘，为此提供了证明。959年鹤壁中新煤矿在掘进中遇到了古煤井巷，并发现许多古瓷器。经河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深入考察，进而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古煤矿遗址一处。尽管古煤矿遗址已残破不全，但从中可大致看出宋元时期的开采技术水平2开拓方式为圆形竖井，井深4米，井径2.5米。井筒位置选择得合理、准确，说明当时的煤田地层知识比较丰富，手工凿井技术也比较成熟。(2巷道布置已有主巷和辅巷之分。主要巷道由井底向南北两端开凿，用于连接南北采区。这条残存的主巷，南段长4米，北段长米，顶高2.米，巷宽2米。采区辅助巷道共发现4条，全长约500米，自井口向东、西、南2沈括《梦溪笔谈》卷9。 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9引陈规《朝野佥言后序》。 章鸿钊《石雅》推断“石涅”为煤的古称，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据本草书记载，“石涅”也指石墨。2《史记》原文有“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句，“岸”字费解，故有人认为此处并非指煤窑，有人则据《论衡》等认为“岸”字为“炭”字之误。关于窦广国卧煤窑洞的考证，见《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98年版，第2—25页。 三面伸延，通向八个采区。采区巷道一般高米多，上宽米，下宽.4米。可能由于这里的岩层和煤层都比较紧实，顶板压力不大，所以均无顶柱承托。这种情况，在近代山西的土法采煤中还常见到3。 (3回采工作面共0个，分布在井筒的四周，距井口最近者0米左右，最远者00米。各工作面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并保留一定的煤柱，以减少工作面的顶板压力。回采方式采用房柱法，回采顺序为“跳格式”，先内后外，逐步后退。回采工作面的形状以狭长的椭圆形及瓢、瓶形为多，很不规则。采空区面积大小不一，最大者长50米，宽30米；最小者长7米井下照明采用固定式点灯的方法，在巷道两壁开凿了许多放置油灯的扁圆形和近似长方形的灯龛，高0—7厘米，长3—28厘米，深0—2厘米。灯为瓷碗和瓷盘。巷道中放有贮油的瓷瓶、瓷罐，可以随时为灯添油。(5鹤壁古煤井下有许多条筐，还有扁担和一个辘轳，说明回采工作面采下的煤先用肩挑至井底附近，再用辘轳提升到地面。遗址中还有一口排水井，位于井筒东南20余米处，近似圆形，直径米，深5米，井中尚有2米深的积水。说明当时的排水方法是先将矿井内的水引入低洼处的积水井中，然后用辘轳将盛有水的水具提至地面排出。 在鹤壁古煤井中还发现一块长方形石砚和水碗等用具，似是管理者在井下记帐管理的用品。 这一时期采煤业比较发达，是古代煤炭技术长期发展和当时经济一度繁荣发展的结果。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宋代已开始出现煤砖（古称炭■）、香煤饼和焦炭。金代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记载，有的地区出现了“家家打炭■砲”的情景。文学家欧阳修关于发香煤饼的故事，曾在文人学士中传为佳话。欧阳修《归田录》卷2载“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箧者。君谟闻之，叹曰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清泉，地名；香饼，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以终日不灭。” 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到宋代已经懂得加工利用焦炭。957年—958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峰峰矿区的观台镇发现了三座宋元时代的炼焦炉遗址。观台即著名的六河沟煤矿所在地，盛产焦煤，当地居民自古以来以煤为业，传统土法炼焦延续至今。978年—97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稷山县马村发掘了一批金代砖墓，墓中尸体不用棺椁，直接置于砖床或木**。两座墓的两床下堆满了煤炭和焦炭，各约五百市斤，“这些焦炭与今之炼焦无异，似当为人工所炼”。在墓中放置煤焦，似是为了防潮。一座墓中尚且放置这样多的焦炭，由此推测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利用焦炭的范围一定相当广泛。 这一时期，煤炭除了用于炊爨烤火、冶铁、烧瓷、殉葬之外，还用来制药。宋张锐的《鸡峰普济方》中记载了用于治疗血脏虚冷、崩中漏下疾患的“补真丹”药方“禹余粮、乌金石各肆两”2。乌金石即煤炭。金代名医张子和《儒门事亲》一书，曾谈到“乌金散”的配制，其主要药物是“乌金石”，3原文“冷”字为“复”，据赵承泽先生之意校改。“螺”可能为“籯”（竹筐）。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90年第3期。许志群《山西之煤炭》，《矿业杂志》卷期，97年。 张子和《儒门事亲》卷2。 2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959年第期。书中特别注明“乌金石，铁炭是也。”3铁炭是宋代对煤的另一称呼，这也反映了当时广泛用煤冶铁的事实。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983年第期。第十三节石油天然气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由于民族融合和科技交流的进一步加强，也为我国古代科技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更雄厚的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古代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技术也逐步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在新型凿井技术的产生，石油地质学的萌芽，以及石油粗加工技术的提高和石油、天然气应用范围的扩大等方面。 在地质凿井技术上，这一时期出现了新式的凿井方法——卓筒井技术。 卓筒井是指井径仅有“碗口大小”的小口井。这种凿井技术是在隋唐时期大口井技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据苏轼记载，卓筒井始于庆历年间（04—048）4，它是根据当地少数民族“凿地植竹”的方法，并在长期以来开凿盐井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种凿井技术实际上就是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圜刀”即是近代机械钻井的钻头。为了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凿井技术，人们还发明井下套管隔水法。它既能防止地层中淡水侵入，又起到固井作用。这在当时世界上实属首创。因为卓筒井“井口绝小”，所以如何将深井内凿碎的岩屑提出，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而当时发明的单向阀装置，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而使卓筒井技术更趋于完善。用这种方法开凿的井，深度已达数十丈。卓筒井技术起初用于盐业开采，后来传到西方，发展到近代，成为石油开发初期的重要钻井方法。 在石油地质学方面，这一时期也有重要成就。石油地质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发展与地质学、沉积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北宋时的沈括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他对许多学科均有很深造诣，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一定意义上开了石油地质学的先河。例如，我们现在所用的“石油”这一名称，就是沈括最早提出来的，也是较为科学的。他根据石油“生于水际沙石”之中的特点，为便于与其他油类相区别，所以称之为“石油”。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石油“与泉水相杂”的油水共生性，迄今人们发现的各种类型的油藏都证实了沈括的推断。关于石油的储量，沈括作了大胆的论述。他认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地下石油的蕴藏量非常丰富。这种见解，在当时技术水平下，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沈括还曾用石油作炭黑制墨，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2这一预言用之于石油更为确切。900余年后，石油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现代工业的血液。以上这些都表明沈括对石油的认识已达到较高水平。 这一时期，人们已掌握石油炼制的初步技术。北宋时期，我国出现“猛火油作”3，这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炼油工厂。所谓“猛火油”是石油经过粗加工的产品。猛火油作是宋朝廷军器监的个作坊之一。由于猛火油是火攻的重要原料，广泛地用于军事上，因此它的炼制技术是密而不传的。随着人们对石油性质认识的深入，其用途也愈加广泛。如陕北地区的石4张锐《鸡峰普济方》卷5。 张子和《儒门事亲》卷2。 2《东坡志林》卷4。 3文同《丹渊集·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梦溪笔谈》卷24。 油含蜡量高，人们用它制成“石烛”，“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对于石油燃烧而产生的“石烟”，北宋时也加以利用。沈括在任鄜延路经略使时，亲自用它试制成墨，名之为“延川石液”，“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2。此外，石油还被用来配制成药，用以治疗疥癣等疾病。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中，记载有用石油制砒霜伏的配方。这是石油加工后入药的最早记录。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战事频繁，石油作为火攻武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开宝八年（975），宋太祖派曹彬攻打南唐，后主李煜命朱令赟从湖口发兵御敌，到达皖口时与宋军相遇。朱令赟“先创巨舟，实葭苇，灌膏油，欲顺风纵火，谓之火油机。至此势蹙，乃以火油机前拒，而反风回煽，大筏，水陆诸军不战而溃，令赟投火死”。这是继酒泉保卫战后，又一次用石油进行火攻的著名战例。此后，据《武经总要》记载，人们又发明使用石油的武器“猛火油拒”、“筒柜”等，并用于攻城和水战。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古代石油开发利用技术发展最快的阶段，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相应地也有很大发展。仅以四川而论，以后，又在重庆、陵州、泸州等地相继发现了天然气。2由于天然气的广泛发现，人们对天然气的认识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如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h4），此外还混有硫化氢（h2s）等有毒气体，有可能熏人致死。宋仁宗时陵州推官杨佐为修复盐井发明了“雨盘”。这种雨盘是“以木盘贮水，穴窍洒之，如雨滴然”3。这样可使有毒气体溶于水滴之中，以避免对人的危害。“雨盘”利用了有些气体可溶于水的性质，对于开采低压天然气及在各种场合解决有毒气体问题，都不失为一种简便有效的辅助工具。 2王得臣《麈史》。 王得臣《麈史》。 2沈括《梦溪笔谈》卷24。 3马令《南唐书》卷7。 第四章商业与货币第一节五代十国的商业与货币商业五代十国时期，尤其是五代直接统治的华北地区，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但通商贸易因适应各方面的需要，故商业在城乡经济中仍占有重要份额；战乱较少的南方诸国，保境息民，发展生产，在农业、手工业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同时为了满足各个小朝廷帝王和权贵们的奢侈，交通不畅形成地区差价带来的高额利润，以及各割据政权为了增加商税而采取鼓励贸易的政策，都促使商业的发展。由于盐、铁、铜、酒等利润丰厚，五代十国时常实行“禁榷”制，即由官府实行专卖以垄断商利。 自五代时都城开封、河南府，到各割据政权的都城、首府，大多进行了复建或扩建，这既是政治的需要，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场所。而唐代的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沿街开店情况的普遍，以及乡村草市、镇市的发展，更促进了城乡商业的发展。后唐长兴二年（93），在复建河南府城的规划中，一再提到“临街堪盖店处”；后周显德二年（955），增建开封外城时，原因之一即是“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4。钱镠在唐末统治杭州后不久，即于唐乾宁二年（895）扩建杭州城，子城“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苟或侮劫之不意”，成为扩建七十里罗城的原因之一，不久即成为吴越首府。此外，闽国王审知于唐末、后梁初先后建福州罗城、夹城；荆南高季兴扩建江陵城，吴再建金陵城等，无不是扩大城内的商业区或将城郊的商业区围在新城内，为这些城市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吴越、闽、南汉等沿海诸国，开拓海外贸易，吴越明州（今浙江宁波），闽福州、泉州（今皆属福建），南汉广州（今属广东）等，都是五代时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海外贸易促进了这些城市商业的发展。 各地政权的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也有不少人依靠特权经商，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前蜀徐太后、徐太妃在“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后唐、后晋节度使赵“在礼历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钜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等等。 商业，尤其是过境贸易，对于小国荆南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八月，荆南与后汉绝交以后，不到一年，“即因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被迫于乾祐元年（948）六月“遣使上表谢罪”，臣属于后汉2，以重开南北商旅之途，发展荆南城的商业。 4李昊《筑成都羊马城记》；乐史《太平寰宇记》；马端临《文献通考》；王象之《舆地纪胜》。《宋史》卷333《杨佐传》。 《五代会要》卷2《街巷》、《城郭》。 2《十国春秋》卷77《吴越世家》一引《杭州罗城记》。 货币唐末由于现钱缺乏，规定现钱每八十五文作一百文，每贯一千文折成现钱八百五十文，称“省陌”，或单称“省”、“陌”。唐末天祐二年（905）时，虽诏“并须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但已是“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 五代十国，流通的主要是唐代的铜钱。后唐天成时，已是“市肆买卖所使见（现）钱，旧有条流，每陌八十文”，由于铜器价贵，销熔铜钱以铸铜器出售，屡禁而不止；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及辽朝又都使用五代的铜钱，屡禁输出也无效，更促使铜钱缺乏。后唐天成二年（927），各地“街坊市肆人户不顾条章（指每陌八十文），皆将短钱（指每陌少于八十文）转换长钱（折算一百文）”，诏令“并须使八十陌钱”（以八十文折算一百文）。由于现钱缺乏，后汉乾祐中，“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者如旧，官给者以七十七为陌，遂为常式”3。然而现钱缺乏导致现钱增值的情况，直至宋朝，“国初因（后）汉制，其输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这里所说的显然是指后汉、后周及“十国”后期的情况。 铜钱缺乏，铸钱以供应需求，五代十国大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后唐长兴元年郭在徽曾建议“铸造新钱，或一当十，或一当三十，或一当五十”，但被认为“以一当十，真谓将虚作实”而否定2。 钱荒问题日益严重，后晋天福三年十一月，采取“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并规定“十钱重一两”；并允许私人开矿冶炼铜，不收赋税，以供铸钱。次月，又改为不定重量，“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仍“不得入铅并铁”，但商人谋利，民间私造铜钱“以铅锡相参，缺薄小弱”，不得不于次年七月即禁止私铸铜钱，只许官铸钱。这次铸铜钱以缓解钱荒的措施，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后周世宗于显德二年采取非常措施，“采铜兴冶，立监铸钱”，“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其他各种铜制品，包括废寺的佛像，全都用来熔铸铜钱3，铜镜等由政府制造出卖，这是五代时规模最大的铸钱活动。 “十国”大都也铸钱，据《文献通考》称“诸国割据者，江南（南唐）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后铸铁钱”；“两浙（吴越）、河东（北汉）自铸铜钱，亦如唐制；西川（前、后蜀）、湖南（楚）、福建（闽）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宝”，“福建如唐制”。“十国”所造大多为铅钱、铁钱，属于地方性货币，通常只于境内流通，“湖南地多铅铁，（楚王马）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地方性货币在某种境况下起到了促进商业的作用。 3《新五代史》卷4《皇后刘氏传》，卷3《前蜀世家·王衍》；《旧五代史》卷90《赵在礼传》。《资治通鉴》卷288，后汉乾祐元年六月乙酉。 2《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旧五代史》卷07《王章传》。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乙未。 《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 第二节宋代的商业宋朝的建立与统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水陆交通的便捷，统一的货币制度，铸钱量的增加及纸币（交子、会子）的创设与发行，坊市制度破坏后带来的沿街开店，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统一的商税制度，以及与辽、金、夏的“榷场”贸易和兴盛的海外贸易，都为宋代城乡的商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盐、铁、铜、酒、醋等，继承五代“禁榷”制，禁榷制又扩大到茶、铅等，由官府专卖以垄断商利。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商业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转移，常常导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自五代后梁建都以后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形成几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原名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为了供应需要，“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外城正南门南薰门）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内城的“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钱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东京城内的商业繁华情况，南宋初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还有很翔实的记载。北宋末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商业的热闹场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城的商业宋朝重建后南迁，定都（称“行在所”，意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时人口达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灌圃耐得翁在南宋端平二年（235）所著《都城纪胜》中的上述概括性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临安城所需米“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这些是吴自牧《梦粱录》所记临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产地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的商业盛况，在《梦粱录》及周密《武林旧事》中有详细的记载。 其他城市与镇市的商业开封、临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其他城市则各路（相当后代的省）的首府（主要指转运使司所在地，相当于后代的省会）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该路的政治中心，大体上也成为路内最繁荣的商业市场。各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府、州、县城及镇市的商业繁华程度。 史载北宋熙宁十年（077）各路府州县及镇市的商税额2，二十三路首府的商税额相差较大，以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最多多贯，而最少的广南西路首府桂州（今广西桂林）只有00多贯，还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数路的首府商税额都在3万贯以上。 从各路所属州、府城市（都是指州府城内，不包括属县或镇市）及镇市“商税额”的情况来看，长江流域的商业最发达，其次为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发达。长江流域中最发达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两浙路所属的苏州为5.万多贯，湖州为3.9万多贯，秀州2.7万多贯，常州2.万多贯，润州（今江苏镇江多贯，以及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4.5万多贯，各县城及镇市的商税额也相当高，尤其是杭州近郊的镇市，如杭州城东南钱塘江边的“浙江场”商税额高达.万多贯，嘉会门（南门）外十里的龙山场2900多贯，余杭门（北城西门）外六里的江涨桥镇2800多贯，杭州城外近郊三镇市就达2万多贯。秀州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远离府州县城，税额也高达.5万多贯，其东方的上海（今上海南市老城厢），虽无商税额，却已设官府专卖酒和曲（造酒用的酒药）及征收酒税的“酒务”。 另一个发达的地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7万多贯的商税额，在二十三路首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汉州（今广汉多贯、绵州（今绵阳多贯、彭州（今彭县）超过3万贯，而且这些府州属县包括少数镇中有不少超过万贯，成都西南不远的广都县更达到2.2万多贯，这些情况和太湖流域近似，不仅反映了川西平原经济的发达，更直接反映了城镇商业的兴盛。 水陆交通条件在府、州、县城市商业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广南西路首府桂州的商税额只有000多贯，路内有着海上交通便利条件的雷州（今广东海康）的商税额为7000多贯，而海上贸易较发达的琼州（今海南海口）达到.9万多贯，成为广南西路唯一在万贯以上的城市。这种情况在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夔州等路反映得更为明显。 淮南东路首府扬州，在唐代曾是最繁华的都市，有“扬一益二”之誉，除了水陆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外，隋代平毁东晋南朝首都、扬州首府建康2《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城，唐初又改江都为扬州，以之取代建康，成为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自五代时吴重建金陵城并成为南唐都城后，扬州的地位下降。北宋时，虽是淮南路（后为淮南东路）的首府，商税额也有4.l万多贯，而本路地处运河入淮河处，也是南北航运交汇处的楚州（今淮安），商税额高达.78万多贯，仅次于杭州，甚至略多于成都府城，但其商税中“过税”（过境税）所占的比重应较大，其商业的兴盛当与扬州相近。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城市，除杭州外，其次应是成都、江宁、苏州等城市。 寿州是熙宁五年新划出的淮南西路的首府，商税额只有.7万多贯，远比不上路内庐州的5万多贯；荆湖北路首府江陵府城商税额只有8000多贯，而路内交通发达的鄂州城为.4万多贯，岳州城更达2.5万多贯；夔州路首府夔州为2.万多贯，而路内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渝州（恭州，今重庆）达3.万多贯。 南宋时，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也更为繁荣。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乾道六年（70）入川路过鄂州时，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唐、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鄂州已发展为长江中下游三大都会之一，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早已在绍兴二年（32）取代江陵，成为荆湖北路的首府。商业发达的庐州亦已取代寿州成为淮南西路的首府；川东商业中心城市重庆府到南宋淳祐二年（242）后，才成川东地区及夔州路的首府。 榷场贸易榷场是宋代官办边境贸易场所，以通辽、夏、金的互市贸易。 一、宋辽榷场贸易宋初对与辽的互市贸易并未设官署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于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属河北）、沧（今沧州东南）五州设“榷务”，“辇香药、犀（犀牛角）、象（象牙）及茶与相贸易”。宋初与辽的关系是时战时停，榷场也时开时停。淳化二年（99），再设于雄州、霸州、静戎军（今徐水，易州已为辽占领）、代州雁门寨（今山西代县西北），“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亦罢”。咸平五年（002），又在雄州置榷场，但次年又罢。景德元年（004）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次年即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原静戎军）三地设榷场，又于广信军（今徐水西）设榷场，被称为“河北四榷场”。 宋方贸易的货物，“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北宋末年，“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宋方在宋辽榷场贸易中获利是很大的，北宋与西夏、南宋与金的榷场贸易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宋夏榷场贸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关于放行西夏青盐问题时说“今榷场既不为买，当先以文告谕之，若异时（赵）德明复有恳请，则当令榷场量定分数收市。”可见此前已置榷场，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说《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末。《宋会要辑稿》食货5、、7的商税税额。 《渭南文集》卷4《入蜀记第四》。 “延州（今陕西延安）已置”的榷场；这年七月，又于保安军（今志丹）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直至“天圣中，陕西（路）榷场二”，天圣四年（02），于河东路设“置西界（西夏）和市场”。“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2，反映了宋夏边境贸易的盛况。宝元元年（038）宋夏战起，榷场和市贸易全部停止。庆历五年（045）议和，次年即复设榷场。 三、宋金榷场贸易始于“绍兴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42），首先建榷场于盱眙军（今江苏盱眙），以后又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西北的花靥镇，规定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称为小客，每十人为一保，留一半货物在宋方榷场，带一半货物到金朝榷场交易，并购买金方货物回宋寄留在榷场后，再将另一半货物运往金朝榷场贸易，然后统一计算往返货物的总钱数，按十分之二抽息钱归官府。而所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上的商人称为大客，客商与货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场，等候金方客商前来贸易，宋方货物主要是粮食、茶叶、各种手工业品、书籍及外贸而来的药材、手工业品等。 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59）正月，金朝为准备侵宋，只保留泗州（盱眙西北）榷场，南宋于同年二月也只保留盱眙榷场，关闭了其他榷场。官办榷场贸易受到限制，但走私贸易却更发展，“如楚州（今江苏淮安）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今淮阴西南）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霍丘县（今属安徽）之封家渡，信阳军（今河南信阳）之齐冒镇，及花靥、枣阳旧有榷场去处，不可胜数”。 “隆兴和议”后，南宋于乾道元年（5）复设盱眙、花靥镇榷场，将原枣阳榷场移至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西北的邓城镇，光州的榷场设于所属光山县（今属河南）北的中渡市，重开宋金榷场贸易。 海外贸易与市舶司宋代海外贸易自开宝四年（97）二月灭南汉后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六月，设置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今属广东）“市舶司”。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今皆属福建）“纳土”，吴越“归地”后，宋朝统治东南沿海地区。后于杭州设两浙市舶司，淳化三年（992）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今宁波）定海县（今镇海），咸平二年（999）九月，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从便”。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祐二年（087）十月，首先于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今胶州），也因“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宋史》卷8《食货志》下八。 2《三朝北盟会编》卷4，宣和二年二月一日引《茆斋自叙》。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景德三年八月己丑；卷7，景德四年十月乙未。东、河北、河东等路商客般（搬）运见（现）钱、丝绵绫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是一个内外贸易都兴旺的镇市，元祐三年三月，设置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并升为胶西县。北宋末政和三年（3），于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松江）设置二级机构“市舶务”，后因航道淤塞而暂停，疏浚后于宣和元年（9）复设。此外，镇江、平江府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自政和七年起，“如有蕃商愿将舶货投卖入官，即令税务监官依市舶法博买”2。 南宋绍兴元年（3），将两浙路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说明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南宋时，已成为华东地区海外贸易的中心。除本处外，还在临安府、明州、温州等设市舶务，后又于江阴军（今江苏江阴）设市舶务。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虽都未在他处另设市舶务，但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00多万贯，超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宋室“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加重了宋代的钱荒。 广州、泉州港主要是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东北非，秀州、明州、杭州、板桥港主要是通向东北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宋朝的海外贸易，主要是“以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等等。 行会与免行法宋代从城市到乡村镇市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其服务性行业，大体上商业称“行”，手工业称“作”，都有同行组织，称为行会，类似近代的同业公会。宋代称为“团行”，南宋吴自牧解释说“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说明行会首先是适应官府的需求而产生的。 官府将商铺、手工业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均按行业登记在册，有关人员必须加入各行会，否则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各行业都有自己的服饰，“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都向各行会索取，成为商人和手工业户的沉重负担。各行都有行头或行首、行老，负责安排行户向官府提供；并负责制定货物价格，如南宋临安府“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等等。行会也是官府对工商业各业管理的组织，南宋叶適称“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都录、行首、主事之类是也。”“行首”既有官府管理行会的“吏胥”性质，也是行会与官府交涉的代表。 熙宁六年（073），东京开封城的肉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请求，官府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同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按月或按季交纳“免行钱”，“与免行户祗应”2《宋史·食货志》下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景德四年七月己巳；卷02，天圣四年二月庚午；卷24，宝元二年九月。 《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38；南宋榷场贸易情况见食货38之3会要辑稿》职官44之、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9，元祐二年三月乙丑。《宋史·食货志》下八。 或“官为雇人代役”2。这是以赋税形式代替行户提供物品或服役，是消除徭役制残余的进步政策，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在元祐时被废，后经反复，“宣和间，市户乞依熙宁旧法纳免行钱，罢行户供应，民实便之，至靖康间罢设”。南宋初，“近来州、军、县、镇遇有抛买，依前下行户供应”。绍兴十一年，仍“并免供应，量纳免行钱，革去科扰之弊”。二十五年，又废免行钱时并下“令官司不得下行买物”。但大多仍照旧向行户取索，然而毕竟有了禁约，遇到清明官吏还能依法制裁，如真德秀在嘉定八年（25）时，可以将向行户“买物不偿价钱” 的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监镇官，“押送邻郡根究”，此监镇官后又依法受到惩办2。 2《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米铺》。 叶適《水心先生文集》卷34《吏胥》。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八月丙申；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第三节宋代的货币铜钱、铁钱宋代的金属货币主要是铜钱，部分地区使用铁钱或铜、铁钱兼用。北宋时，川蜀地区产生并使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铁钱、铜钱兼行；南宋时，东南广大地区则是纸币“会子”与铜钱、铁钱兼行。 铜钱作为宋代最主要的货币，每一百文“因（后）汉制，其输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九月“丁酉，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通常称为“省陌”或“省”，而一百文仍需实数一百钱的称为“足陌”或“足”。但是“悉用七十七为百”，至少到北宋后期只是“官用”的标准。北宋末年东京开封的情况“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到南宋末年，已是“元都市钱陌用七十七陌，近来民间减作五十陌行市通使”3，大体上反映了宋代铜钱流通区内的普遍情况，铁钱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宋平诸国，通常仍听用旧钱，蜀地原是铜、铁钱兼用，后蜀所铸铁钱精好，每一千铁钱相当于铜钱四百，但自宋灭后蜀，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被运往首都开封，而“增铸铁钱易民铜钱”，并禁止铜钱入蜀，后虽不禁止铜钱入蜀，而铁钱只许在蜀地使用，又“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商人争相运铜钱入蜀，铜钱一可得铁钱十四。宋朝廷曾采取多种措施在蜀推行铜钱，提高铁钱币值，但由于铜钱缺乏而无效，遂定以铜钱一当小铁钱十使用。 南唐亦铸铁钱，铜、铁钱兼用。宋自太平兴国二年起采取“于昇（今江苏南京）、鄂（今湖北武汉武昌）、饶（今江西波阳）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及禁止铜钱渡江，待江南地区铜钱日多而“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4，江南不久即不再使用铁钱。太平兴国八年又曾一度令福建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每一千铁钱当铜钱七百七十。不久即停铸铁钱，官私所铸铁钱0万贯，限于本地区使用。 康定元年（040）宋夏战起，宋朝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运送西蜀小铁钱至陕西作军费，原只使用铜钱的陕西路开始兼用铁钱。庆历元年（04）在河东路产铁州、军铸大铁钱，晋州（今山西临汾）积铁铸小铁钱；次年又于晋州、泽州（今晋城）铸大铁钱；差不多同时，在江南的江州（今江西九江）、池州（今安徽贵池）、饶州铸造小铁钱，全部运往陕西。陕西的仪州（今甘肃华亭）、虢州（今河南灵宝）也铸造小铁钱。都以大铁钱一当小铁钱十。庆历五年，河东路的晋州、泽州、石州（今山西离石）、威胜军（今沁县）铸造小铁钱，则使用于本路。次年以小铁钱二当小铜钱一，后改为小铁钱三或五当小铜钱一；以后陕西、河东统一为小铁钱三当小铜钱一。 铜钱、铁钱都是大钱一当小钱十，民间盗熔小钱改铸大钱以取暴利，大3《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9。 4《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镇行铺状》及注。 钱贬值，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三，盗铸犹能获利，嘉祐四年（052）又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二，称为当二钱、折二钱，小钱也称小平钱。 由于折二大钱鼓铸精巧，民间盗铸无利可获，币制才稳定，“铁钱、铜钱，市价无二”。吕惠卿在熙宁十年（077）至元丰三年（080）任职陕西时，“亲见本路铜、铁钱相兼使用，不闻有轻重之异”。由于铁钱重，“唯有行路，欲将铁钱换铜钱以便赍擎，有每贯（此指一千文足钱）不过加钱二十至五十文”，以后逐渐加多至一千文铜钱换一千四百文铁钱，“至（元祐）八年，始罢铜钱，方加至一贯五百”文，“每欲过铜钱地分者，至用二贯五、六百文方换得铜钱一贯”。陕西随后即停止使用铜钱，次年十一月又改为铜钱、铁钱兼行。崇宁四年（05）又诏两广铸小铁钱限两广使用，也成为铜铁钱兼行地区；而陕西于政和起只准使用铁钱。 南宋时，四川地区仍使用铁钱。乾道元年（5）开始，又在与金朝相邻的两淮、京西、湖北诸路逐渐改为使用铁钱，禁用铜钱，“其铜钱输行在及建康、镇江府”。 宋代除上述地区外都属铜钱使用区，自嘉祐二年改为大铜钱一当小铜钱二称为折二钱，除京都开封府外都流通折二钱，是仅次于小平钱（小铜钱）的主要的流通铜钱。此外，还有折二、折三、折五铜钱、铁钱。北宋末昏君宋徽宗、奸相蔡京当政，自崇宁二年（03）开始铸造当五（折五）及当十（折十）大铜钱，民间盗铸日多，又命折十钱在荆湖、江南、两浙诸路作折五钱使用。而且同一类钱在不同地区价值不同，如不久后“荆湖、江南、两浙、淮南，（崇宁）重宝钱（原当十大钱）作当三（即折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作当五”。此后，上述诸路“当十钱仍旧（当十），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以后又行“当十”大钱，蔡京更多次主持铸造推行夹锡铜钱，更增加了钱币制度的混乱。政和元年（）才下诏“其官私见在当十钱，可并作当三（折三），以为定制”，混乱局面才稍有改善。南宋除铸小平钱外，也铸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的铜、铁钱，南宋末甚至铸当百大钱。 宋初，沿后汉制度铸“宋元通宝”钱。太平兴国时，铸“太平通宝”钱，开始了宋代以年号作钱文。淳化元年（990）五月，“又改铸‘淳化元宝’钱，上（太宗）亲书其文，作真、行、草三体。自后，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形成系列年号钱。仁宗改元宝元（038），次年三月铸新年号钱，“文当曰宝元元宝”，因钱文重复，改为“皇宋通宝”，以后改元又恢复“冠以年号如旧”。年号带宝字而钱文不用年号的，还有南宋宝庆时铸“大宋元宝”、宝祐时铸“皇宋元宝”。北宋末建中靖国时，则因建中为唐代年号而铸“圣宋元宝”。 庆历时所铸当十大钱（后改为折二）钱文为“庆历重宝”，“重宝”通常只作为大钱的钱文，如崇宁时所铸当十大钱（后改为折三）钱文为“崇宁重宝”，南宋的当三大钱“嘉熙重宝宝”、“元宝”，原作为小平钱的钱文。北宋中期以后，铜钱、铁钱的大小钱都使用，而南宋嘉定时的铁钱，钱文四字中第三字更有永、兴、安、全等字样。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东京梦华录》卷3《都市钱陌》；《梦粱录》卷3《都市钱会》。《宋史》卷80《食货志·钱币》。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元符二年七月癸卯。 自宋太宗时“淳化元宝”以真、行、草三体字分别铸造小平钱后，宋代年号钱大多以篆、楷、行、草体中的两种字体，如行、隶或楷、篆等分别铸造完全相同的一种铜钱或铁钱，俗称“对子钱”。南宋中期以后，只用一种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字”），而且钱背面加铸年数二、十一等，如“淳熙元宝”背文为“十一”，即系淳熙十一年所铸；“绍熙元宝”背文为“二”，即绍熙二年，此钱背文还有“汉”字，是标明为“汉阳监”所铸，不但纪年还纪铸造地。 五代以来的“钱荒”问题。宋代虽然铸钱监不断增多，由初期的7监（铜钱监4监、铁钱监3监）到宋神宗时发展到2监（铜钱监7监，铁钱监9监）。每年所铸铜钱也自太祖时7万贯，逐渐增多，太宗至道时为80万贯，真宗景德末为83万贯，仁宗庆历时为300万贯，到神宗熙宁以后，每年铸铜钱共00余万贯，达到最高峰。但铜钱的钱“荒”问题仍然严重，直至南宋灭亡，始终没能解决，这是由于辽、西夏及后来的金朝，大量以宋朝铜钱作为货币，自铸的数量很少，加上大量铜钱流向海外，主要是流向日本、东南亚，有的还运往西亚、东北非。 最早的纸币北宋的交子及钱引一、交子交子的起始，史载“先是，益（今四川成妖孽同居sodu都）、邛（今邛崃）、嘉（今乐山）、眉（今眉山）等州，岁铸钱（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淳化四年，993），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这是一种具有纸币某些特性而以铁钱为本位的代币券，其开始发行的时间，应是李顺起义完全被平定后的二三年间，即咸平元年（998）前后。但到景德二年（005）时，已是“奸弊百出，狱讼滋多”。益州知州张詠采取在嘉州、邛州增铸大铁钱，以增加货币的流通量，与铜钱、小铁钱“相兼行用，民甚便之”。这次因铁钱缺少而由私人发行的交子，可能即因此而暂时告一段落。可是，到大中“祥符之辛亥（四年）”，“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这次则是因铁钱重流通不便，而由私人联合发行的交子，有了具体的记载，是“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但其后不几年，即发生“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在官府的干预下，每一贯（一千钱）交子，多的也只得到七八百钱。这种初期交子票面的数额不定，而且是临时写上的，可以向接受交子的人兑取现钱，最终还可以向发行人兑取现钱。这种铁钱代币券的情况，具有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一些特性，但更近似于现代欧美各国的“不记名可流通支票”，还不具备纸币的性质。 大中祥符末，转运使薛田请官置交子务，发行官交子而未成。天禧四年（020）十一月，寇瑊任益州知州后，立即采取令交子户“收闭交子铺”，并且不准再设私人交子铺。天圣元年（023），薛田接任益州知州后，已是“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市肆经营买卖寥索”，直接影响到商业的繁荣。薛田等人认为“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交子）务，禁《宋史·食货志·钱币》。 民私造。”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午，024年月2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官办“益州交子务”设立。 这次发行的官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票面可能也是印刷有“屋木人物”的图案，“仍起置簿历”，票面的钱数也是写上的，与以前私人交子是临时“书填”，还是“贯（数）不限多少”所不同的，官交子是预先在“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而且是只有“自一贯至十贯文”固定的票面，再“合用印过上簿封押”，交子制造完成；发行交子还要“备本钱”，即是要有“发行准备金”，已与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发行情况类似。世界历史上首次可称之为“铁钱本位制”纸币的“交子”，印制（票面书写贯数）开始的时间，为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024年3月9日）起首书”2。 交子印制完成后，“逐旋纳监官处收掌”，等待人户以大、小铁钱来兑换，监官“依例准折”，而且按“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将铁钱收储，“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交子即成为市场流通的纸币，交子已无实物传世，当与传世的“钱引”相近。 印制交子的纸是用楮树皮制造的，所以也称为“楮币”、“楮券”（包括南宋的“会子”）。纸质虽较好，但仍不适于长时间使用，以及可能为抑制假币，交子是分“界”（分期）发行与使用的，前期是每二年为一界（跨三个年头，因而也常称为三年一界），都在二月开始发行新交子，并收回旧交子，以后每界改为七月发行。熙宁五年（072）又定为仍是每二年发行一界，每界发行额也仍为25万多贯，但新旧两界交子同时行使，每界行使四年，实际流通量增加了一倍，基本上仍在社会需求的数量之内，有时由于朝廷的措施失当，造成交子的贬值。元祐元年（08），苏辙说“蜀中旧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头（一贯）有卖一头一百者”，由于“官自买茶”，“近岁（一贯交子）止卖九百以上”。 交子票面的面额，自宝元二年（039）起，固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五贯者占总发行量的十分之二，十贯占十分之八。但这两种交子面额的数额过大，实际上大量数额较小的商业贸易，不得不仍使用沉重的铁钱。熙宁元年，将交子的面额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半贯）两种，一贯的占总发行量十分之六，五百文的占十分之四，适应了商业贸易的需要。 熙宁二年，曾设交子务于潞州（今山西长治）推行交子于河东路，因恐“有害入中粮草”及“矾、盐不售”，于次年七月即罢。熙宁四年正月时，交子法已行于陕西，但同年四月亦罢。熙宁七年，又行交子于陕西的永兴军、秦凤两路；到九年时，又因“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而再次罢行。元祐末，四川交子可能又已行用于陕西，以致绍圣元年（094）时，“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成都府路）乏用，请更印制”。哲宗“诏一界增造十五万缗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淳化元年五月乙未；卷23，宝元二年三月丁巳。《宋史·食货志·钱币》。李攸《宋朝事实》卷5《财用》；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财用门·楮币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二月庚辰及卷0，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宋史》卷8《食货志·会子》。但《山堂考索》、《宋史·食货志》记此次私人发行交子，是真宗时“张詠镇蜀”期间所为，似误，因张詠自景德四年六月至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任昇州知州。 岁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多缗。元符元年（098）又增印48万道（贯），增为每界印制88万贯。到北宋末宋徽宗时，因“陕西用兵”，自崇宁元年（02）至大观元年（07）数年间增印交子，少则200万，多至00万，共增印2400多万缗，四川交子大量行用于陕西地区。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务”，以推行交子于京西地区。 二、钱引崇宁“四年，今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钱引”推行于除福建、两浙、江南、荆湖、广南以外的江北、华北广大地区。只有四川仍称交子，并按原式样印制。但“钱引”“诸路行之不通”，次年即不再印制，而已在“民间者，许贸易”流通，逐渐收回。 “大观元年（07），改四川交子为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此后史亦称旧交子为钱引，而新钱引有时亦称为交子。由于大量印制纸币，引起严重贬值，贬值至票面的十分之一，甚至面值一千钱的只值十几钱。大观三年，只得从第四十四界起，将发行量限为天圣时的25万多贯，流通地区也限在使用铁钱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同时又对第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数以千万计的钱引，不再换给新钱引。次年，又以500万贯钱作为成都钱引务发行钱引的“本钱”（发行准备金）。当政和元年（）发行四十五界钱引时，为减少纸币流通量，决定停止发行四十五界新钱引，如发生流通量不足，则增印一部分四十四界钱引。经过十多年的整顿，至“宣和中，（张）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指限量发行），至今（钱）引价复平”。数年后，北宋即被金所灭。 南宋时，成都钱引务仍按每二年发行一界钱引，行用于川陕地区，钱引票面面额仍固定为一千和五百钱两种，虽仍以天圣时的发行量为额，但从一开始就增加发行量，少的0多万，多时以千、百万计，大大超过流通量的实际需要，因而不断贬值。庆元时，“每引钱一千，民间直（值）钱七百以上”。嘉定初，“止直铁钱四百以下”。换界之际，有时“仅售百钱”。嘉定元年（208）、三年，两次收兑九十、九十一界钱引，共2500多万贯（缗），钱“引直（值）遂复如故”。四川钱引通常是二界、三界通使，常是快到界满时才下令延期使用，引起旧钱引价值的波动。淳祐九年（249），改为每界钱引使用0年。 宝祐四年（25）南宋朝廷决定四川改行会子，称“四川会子”，咸淳五年（29）“印造毕功”，“岁以五百万额”，使用新纸币“会子”。南宋的纸币“会子”、“关子” 一、关子、公据南宋初，除川陕继续使用纸币“钱引”外，并无其他纸币。绍兴元年（3）因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要经费，“乃造（见钱）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商人将现钱在婺州换取“见（现）钱关子”后，到设在首都临安的“榷货务”取铜钱或换取盐引、茶引等，性质类似现代的汇票，“见钱关子”不久即扩大至浙西地区。绍兴六年一月，张澄任都《宋朝事实·财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0，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又学者多以咸平元年前后或大中祥符四年为纸币创始时间，撰者以为票面数额固定是纸币的重要标志，天圣二年才是纸币的创始时间。《栾城集》卷3《论蜀茶五害状》。 《宋史·食货志·会子》；《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督行府“专一措置财用”，请依四川交子法造交子与铜钱并行，同年二月，设“行在交子务”印造30万贯，行用于江淮地区，接着又欲造50万贯作为“和籴本钱”，准备行用于两浙、江东、江西等路广大地区，而大臣们以为没有“本钱”（发行准备金），必然导致物价暴涨等，于是将交子改为关子，这次由朝廷发行纸币“交子”的措施因而失败。绍兴二十九年，面临金军可能南侵，作为军费的一部分，又发行关子、公据，两者性质相同，淮西、湖广称关子，各80万贯，行使三年；淮东称公据，为40万贯，行使二年。票面自十贯至一百贯分为五种，性质都与绍兴元年的关子或北宋早期的交子相同或相近。 至于南宋末景定五年（24）所发行的“金银见钱关子”，则其性质与“会子”相同，属于纸币。 二、会子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商业的兴盛，纸币已成为时代的需要。绍兴二十九年（59）发行关子、公据时，首都临安城的富豪已私自发行“便钱会子”。绍兴三十年九月初，权户部侍郎钱端礼兼权临安知府，“始夺其利归于官”，临安府印造纸币“会子”，“许于（临安府）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同年十二月初开始行用“会子”。 次年正月，钱端礼专任权户部侍郎，发行会子遂改由“户部为之”。二月丙辰（年3月日）设“行在会子务”，是由朝廷设置的纸币发行机构。在钱端礼主持下，以0万贯钱为发行准备金发行“会子”，是铜钱本位制纸币，习称“铜钱会子”、“官会”，是由朝廷发行的纸币（此前的交子、钱引、会子都是地方官府发行的）。会子用铜版印制，票面分为一贯（千）、二贯（千）、三贯（千）三种，隆兴元年（3）又增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同年还决定在会子上用“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2。会子使用徽州制造的纸币专用纸“会子纸”，后改为成都制造，乾道四年（8）又在首都临安设会子局制造。“会子纸”是以楮树皮为原料制造的，称为楮纸，会子因而也称为楮币、楮券或单称楮。 会子的发行，最初未定发行数额，也不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共印过二千八百余万道（贯），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椿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由于“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以致不少商人在外地以低价收买会子，然后到首都支取铜钱，因挤兑而引起喧闹。宋孝宗立即采取“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官司并以钱、银支遣，民间从便”的措施。至次年正月初的不到两个月内，已收回会子00多万贯，到六月时，还有490万贯会子未收回，即存留民间流通。 乾道五年正月，诏令会子定界发行，每三年发行一界，每界000万贯，两界相沓而行，从第二界开始的实际流通量为2000万贯，以后的发行量虽有增加但仍有所节制，且备有较充足的发行准备金，以及遇会子稍有贬值即行“秤提”，以金银及铜钱等回收会子以提高会子的币值。史称孝宗时，“楮（会子）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发行准备金）《宋史·食货志·会子》；《山堂考索·后集·财用门·楮币类》。又，学者对发行钱引的时间有崇宁四年说与大观元年说，今采崇宁四年说，大观元年为四川交子改钱引时间。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川钱引》、《钱引兑监界》；《宋史·食货志·会子》。《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东南会子·见前（应作钱）关子》。以给之；楮未至于轻（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发行量）未至于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发行量）之数”。淳熙七年时，“会子与见钱等（值）”，“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但自“光（宗）、宁（宗）以来，造（会子）愈多而敝（贬值）愈甚”。李心传在宁宗嘉泰二年（202）前不久称“自会子创造至今四十年，遂与见缗并行。”“今江浙会子一千，率得铜钱七百五十”。开禧时，筹措攻金的军费，不仅改为三界会子并行，总流通量近7000万贯（第七界起每界发行量为2300多万贯），第十三界发行量更增为4700多万贯，引起会子大贬值。嘉定二年（209）在采取多种措施“秤提”后，会子币值才有所回升，“行在（临安府）会子每千为（铜）钱七百，诸路州县才得其半”。但此后史弥远独相二十多年，会子愈印愈多，至绍定五年（232）“两界会子已及二亿二千九百余万”贯，达会子初行时的十倍以上，直至史弥远死，端平元年（234）理宗亲政，才不得不于会子换界之际用大量金银、铜钱收换旧会子，经过数年收减会子，至淳元年（24），“楮价粗定，不至折阅”。淳祐七年，又“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用”，以后也不再发行新一界会子以控制流通量，但到景定四年（23）十月后，“复日增印（十八界）会子一十五万贯”，本已贬值的会子更加贬值。 三、铜钱关子景定五年初，决定发行新纸币“铜钱关子”，也称金银见（现）钱关子、见钱关子、金银关子，这是一种新的铜钱本位制纸币，其称为金银见钱关子、金银关子，意味着关子的贵重，不同于已经贬值的“铜钱会子”。同年十月，先停用十七界会子，限一月内换易十八界会子；随后即诏行用新纸币铜钱关子，“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第三天理宗死，度宗即位后于同年十二月诏令重申此旨。但纸币关子的发行，更促使物价暴涨，史称“关子行，物价顿踊”2，关子发行后只十余年，南宋即为元所灭。 此外，南宋还在与金接界的淮南发行铁钱会子，乾道二年开始发行时称交子，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票面分为二百、三百、五百、一贯四种，后亦称两淮会子。隆兴元年在西北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金州（今安康）、洋州（今洋县），发行票面为一百、二百、三百的三种铁钱会子。隆兴元年还在湖北发行“直便会子”，票面分一贯、五百两种，也称湖北会子。 南宋“银会子” 南宋初，还发行了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制纸币“银会子”，这是南宋名将吴玠（时任四川宣抚副使）于绍兴七年二月十四日（37年3月7日）开始发行于驻地河池（今甘肃徽县南），票面分为一钱、半钱两种，每一券称为一纸，“一钱纸”四张或“半钱纸”八张，折合四川“钱引”一贯，一钱纸发行4万纸、半钱纸发行0万纸（折合一钱纸5万纸），当时可能称为“银纸”，银会子应是后来的名称或是“银纸”后来的别称，流通于阶（今《宋史·食货志·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卷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 《宋史》卷33《孝宗纪》；《文献通考·钱币考》二。 2《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乾道三年正月引《大事记》；卷58，淳熙七年九月。甘肃武都）、成（今成县）、岷（今岷县）、秦（今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兴（今略阳）等州，都在剑门关（今四川剑阁北）外，因而也称为“关外银会子”，银会子是由吴玠统率的右护军发行的，直到绍兴十年吴玠去世后，才归四川的地方官府发行。银会子每年更易，绍兴十七年七月，改在大安军（今陕西勉县西南）印制发行时，改为“再岁一易”。乾道四年又增印一钱银券3万纸，并扩大行用于文州（今甘肃文县）。到宁宗初年，“每二年印给六十一万余纸，共折川钱引十五万缗”。银会子的发行，反映了宋代白银货币性能的增强，白银在宋代作为皇帝的赏赐及官员、兵士俸禄的一部分，商业流通中有时也使用白银，但主要还是和黄金、珠宝等一样作为贵金属，并没有真正进入货币行列，银会子流通区域始终只限于关外地区，也反映了白银的货币性能不强。银会子虽是以银为本位，可能是虚的本位制，一钱、半钱只作为银会子的币值的符号，也许并不兑付相应的白银。 《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东南会子》；佚名《两朝纲目备要》卷2，嘉定二年五月甲寅；《宋史·食货志·会子》。 第四节辽代的商业与货币商业牧业经济从来都离不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了满足商业贸易的需要，辽太祖三年（后梁开平三年，909），耶律阿保机“建羊城（今河北沽源西南）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2。随着版图的扩大，经济成分的增加，境内外商业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据后晋亡后被俘入辽的胡峤所见，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斡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今山西太原西南）、汾（今汾阳）、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之人为多”。可见，上京的修建，除政治需要外，也是中原农业、手工业者和儒、释、道等各色人士流入的结果。他们带来了各种技艺，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汉城中的回鹘营，为安置回鹘商贩所设，看来上京的商贸活动相当繁盛。 南京（今北京）的繁华富庶为五京之首，“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2。 东京（今辽宁辽阳）“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3，是东京道商业贸易的中心。 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建成后，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这当是中京的商业区。“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跃”2。辽在上京、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市场管理；西京、东京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五京属下州县根据不同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务。在重要关隘、路口，辽朝也设有征商机构。税收数目，有记录可考者，重熙中“燕京（今北京）出钱三百余万”3；道宗时，贪吏日索东京鞠院官钱2000，其征榷岁入当不少于70万4。 五京之外，东京道的乾（今辽宁北镇南）、辽西（今锦县北）等州，西京道的朔（今属山西）、蔚（今河北蔚县）诸州，中京道的兴中府（今辽宁2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3，景定五年正月；《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度宗纪》，《宋史·食货志·会子》。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关外银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09，绍兴七年二月乙巳。又，“银纸”系撰者推测之说。 《辽史·太祖纪》上。 2《辽史·地理志》一。 3《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 《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2《辽史·地理志》二。 3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4参见张正明《契丹史略》第三章第二节四“商业”。 朝阳）、锦（今属辽宁）、宜（今义县）、泽（今河北平泉西南）、松山（今内蒙古赤峰西南）诸州，南京道的顺（今北京顺义）、营（今河北昌黎）、蓟（今天津蓟县）等州及潞县（今北京通县）、范阳（今河北涿州）等地，还有西京道的儒州（今北京延庆），上京道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索博日嘎）、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哈达英格）等，同样也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如南京蓟州的新仓镇（今天津宝坻），“枕榷酤之剧务，面交易之通衢，云屯四境之行商，雾集百城之常货”5。西京朔州（今属山西）榷场，也是宝货山积，功作迭兴。 与游牧业经济相适应，上京道的交易除固定的场所外，行宫所在，皆有市场，并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 与五代的贸易辽对外联系相当广泛。建国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经济往来、物资交流的要求更加强烈，迫切需要同境外开展贸易交往，互通有无。建国初，同五代的梁、唐、晋、汉和十国中的吴越、南唐都有经济往来。后来与北宋、高丽、高昌回鹘和女真等在建立政治联系的同时，更积极开展了商业活动。辽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后晋时，辽除每年得到30万匹绢帛贡献外，双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规模不断扩大。辽以赵延寿部下乔荣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辽、晋间，并置邸大梁（今河南开封），存贮货物，停居商贩。这时，不少契丹人到后晋境内经商。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辽朝甚至借道后晋远至南唐进行交易。会同元年（938）、二年，辽太宗及其弟东丹王安端曾分别遣使入南唐，除使节所带礼品外，又另带羊、马贩卖，以换取“罗纨茶药”。使者虽以结好相约，实则更重视经济交往。 辽、宋贸易宋初，曾许缘边商民与辽市易，但未设官司管理，太平兴国二年（977），开设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易县）、雄（今雄县）、霸（今霸州）、沧（今沧州东南）、静戎军（今徐水）和代州雁门砦（今山西代县西北）等处榷场，以常参官和内侍同管榷务，向辽提供香药、犀、象及茶等。但双方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有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往来，榷场时开时禁。直至澶渊之盟后，宋于雄、霸两州及安肃军（静戎军改）、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处置场，设官“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双方贸易往来日渐正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辽以银、钱、布、羊、马、驼、皮毛换取宋的茶、瓷、犀（角）象（牙）、香药、缯帛、漆器和《九经》等书籍。辽每年仅于河北就向宋贩易羊数万只。同时，双方也各有禁令，限制某些商品出入。如宋方严禁铜、铁、矾、米、私茶和《九经》以外的印本书籍出境，禁止辽盐私自贩入河北；辽也严禁马匹、牝羊和粮食入宋。但除榷场贸易外，双方民间私自交易也难以禁绝，辽朝私盐的涌入，冲击着宋朝的河北食盐专卖制度；5《全辽文》卷8《张绩墓志铭》。 《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而宋朝的印本书籍和文人诗赋也不断流入辽境。对宋的边界贸易是辽境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它满足了辽朝境内对某些消费品的需求，宋朝在榷场贸易中每年也可有40余万的收入。以致每年交纳辽朝的岁币，可以从榷场交易中收回。 辽与西夏及其他周边国家、部族的贸易与宋朝榷场贸易之外，辽还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等边界地区开互市，与西夏、女真、回鹘、高丽等交易。“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诸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鹰鹘、鹿、细白布也是东北部女真输入辽境的重要商品。夏向辽输入沙狐、鹘、兔、马、驼、毛织品和药材、矿物■石等。在与西夏阻卜等属部交易中，辽朝严禁铜、铁等出境。 除互市贸易外，使者往来所携礼物和辽朝所赐礼品也是一种互相交流的手段。高丽所进有纸、墨、米、铜、人参、粗布；西夏、回鹘所进有珠、玉、犀、、琥珀、镔铁器、马、驼和毛织品。辽朝回谢礼物则有鞍马、弓箭、皮毛、丝织品。辽朝除以本地所产与周边各属国贸易外，还以互市所得转贸于他地，从中渔利。如宋徽宗时，宫室所需北珠，皆由契丹得之于女真又转贸于宋。辽朝赐与宋使的徐吕皮（又称斜喝里皮，即回鹘野马皮）、红虎皮（回鹘獐皮）等皆得自回鹘，至为珍贵，深受契丹人喜爱，因而作为礼物转赠给宋人。也因其宝贵，甚至有以熟皮染色冒充者。宋使者在辽朝寺院所见的供具，有些则是宋朝馈赠高丽者。显系由高丽再转而至辽的。通过各族、各政权、各国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出自回鹘、女真、夏、宋、契丹和高丽的各种物品，得以在上述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循环交易。 辽朝的货币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和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辽太祖时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钱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货币铸造由朝廷统一管理，严禁私铸和外流。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此后，长春州（今吉林乾安北）、平州（今河北卢龙）、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管司事。 辽朝自铸币种类颇多而数量较少，长期以来，布帛、羊马曾与金属货币一样作为商品交换中的比价物，故辽世宗时胡峤在上京看到的是“交易无钱而用布”，自辽圣宗至道宗前期，朝廷屡申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入市之禁。直至辽道宗大康七年（08）才废除“绢帛尺度短狭之令”，布帛作为货币的职能正式废除。前期，与羊、布作为流通比价的同时，辽贵族也曾使用秤量货币，穆宗就曾“以银百两市酒”。除辽朝自铸货币外，流通中大量使用汉、唐、五代和宋朝钱币。太宗时，后晋石敬瑭曾献沿边积钱，助辽军实。《全辽文》卷《广济寺佛殿记》。 圣宗时，凿大安山（今北京房山境），取刘仁恭所藏钱，与辽钱共同流通。澶渊之盟后，辽宋开展榷场贸易，宋钱不断流入辽境。苏辙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近年发掘的几处辽朝窖藏钱币，出土的汉、唐至宋所铸钱币数量远远超过辽朝自铸货币，当可反映辽朝货币流通情况。 《宋史》卷8《食货志》下八。 第五节西夏的商业与货币商业西夏的商业比较发达，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河西走廊地区的甘（今甘肃张掖）、凉（今武威）、瓜（今安西东南）、沙（今敦煌西）等州城，都已成了联结内外商业贸易的中心城镇。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095）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凉州“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描绘了西夏城镇商业贸易的繁盛景象。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出土的西夏文书中，有描绘市镇开设的肉店杀鸡宰鸭、出售羊肉情景的《肉商图》，十分生动。出土的西夏文卜辞残卷，有占卜经商的辞语，如“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未日恶远行，戌日有倍利”。西夏文文书中，记录瓜州商人“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处为贩”。汉文的史书中也有关于西夏国内市场商品物价的零星记载。如夏景宗时，由于宋朝断绝对西夏的“岁赐”和“和市”，西夏国内一时物价飞涨，“尺布可直数百”2，“一绢之直为钱二千五百”，仁宗时，国内因饥荒，“民间升米百钱”2。 与宋、辽、金等国及其他民族的贸易西夏与宋、辽、金、回鹘、吐蕃等邻国与民族都有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关系，西夏在与宋、辽、金的边境地带设有共同使用的榷场进行和市，如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吴堡（今陕西吴堡北）、银星；辽、夏边境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今呼和浩特西南）等处榷场。在榷市中，有固定的贸易场地和牙人评定货色等级，由双方官府派遣的监督、稽查人员共同管理市场，征收税务。 西夏对外贸易的种类宋朝“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3，西夏还向宋朝输出池盐、枸杞、大黄等药材，输入粮食、茶叶、丝帛、百货与金、银、铜、锡等金属及其制品。西夏和宋朝的贸易额很大，仅青盐一项，西夏每年向宋朝卖出0万石，成为西夏的重要财政收入。又如宋仁宗曾下诏保安军、镇戎军榷场，每年向西夏“各市马二千匹，博买羊一万口”4。所以宋朝一旦断绝和市，对西夏的影响极大，宋人所谓“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5。 《辽史·食货志》下。 《栾城集·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2参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985年版。 参见陈炳应《西夏商业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989年版。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 4《西夏书事》卷35。 5《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除官设的榷市贸易外，西夏和宋、辽、金民间也通过“私市”进行交易。私市交易的商品则无所不包，民间买卖金属等违禁品主要通过私市进行，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边民不得与夏国私相交易”，但是“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2。此外，西夏出使宋、辽、金等国的使臣，也多兼营商业。西夏使臣入宋朝，自由出人于民间市肆，“纵其为市”，或在馆舍内进行贸易。西夏使节到辽、金时，允许于“馆内贸易”三日，或“许贸易于市二日”3。西夏的货币西夏建国后，为了适应国内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自己也开始铸造货币。据史书记载，西夏于仁宗天盛十年（58）正式设立通济监铸钱。但根据已发现的西夏钱币，以夏景宗时所铸汉文天授通宝钱为最早，以神宗时汉文光定元宝为最晚，西夏除献宗、末主两朝外，其他各朝都有铸钱实例。西夏钱币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以币材分则有铜、铁两种。西夏钱币铸造数量不多，但多铸造精美，轮廓规整，书法秀丽，如天盛、皇建、光定、乾祐诸品俱佳。新出土的钱币中发现有光定元宝篆、真对品钱，尤为珍品。传世的西夏钱币以天盛年号钱居多，反映了当时货币经济比较发达。根据考古发现的西夏窖藏钱币品种与数量分析，都以宋代钱币为主，说明西夏境内主要流通宋朝钱币，后期也使用金朝钱币，西夏铸天盛钱后，仁宗曾下令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说明西夏自铸钱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是不足的，所以经常使用邻国货币。也使用金、银，或在以物易物的交易中，以钱币作为相互交换的等价尺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 2《西夏书事》卷20。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 第六节金代的商业与货币商业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出现一些新的城市，北宋时比较发达的商业城市也得到恢复，分布在各城间的乡镇也陆续恢复和发展起来。“商旅所集”，“于时居人市易，井肆连络”，呈现一种繁荣的景象。 金朝为“掌平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之估直”4，在中都（今北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今河南开封）、太原（今属山西）等地置“市令司”，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当时城镇有油、面、布、银等行，参加同一行的商人为“行人”，同业商行头人为行头、引领，往往由大商人兼任，以垄断本行商业和控制小商人。一般行人除受行头和引领压榨外，还受皇室贵族和官僚的盘剥。金朝宫廷所需货物，往往“强市”于商行。金朝接待宋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赠礼品在南京出卖，物有定价，责付行人，尽取现钱。各地权贵也经常纵使家奴侵渔商铺，名为和市，其实胁取。金在中都设都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商税及巡察漏税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税院务经常苛留商人及行旅，披剔行旅，甚于剽掠。大定二年（2）八月，罢诸路关税。二十年正月，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5。大定间，中都税务司每年收税额达4440余贯。 金与宋、夏及其他民族的贸易金朝很重视通过互市加强与周围民族和政权的经济来往和贸易。金初，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置榷场（今河北沽源西南），以易北方牲畜。皇统元年（4）又应西夏之请置榷场。熙宗与南宋议和后，皇统二年五月，金朝同意宋的请求，双方各在沿边地区置榷场。金置于寿（今安徽凤台）、蔡（今河南汝南）、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属河南）、秦（今甘肃天水）、巩（今陇西）、洮（今临潭）、凤翔（今属陕西）；宋置于光州（今河南潢川）、枣阳（今属湖北）、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盱眙军（今江苏盱眙）。海陵时，由于对宋战争，正隆四年（59）除泗州一场外，余皆停罢，宋也只留盱眙一场。世宗与宋南北修好，榷场贸易又重新恢复起来。南宋向金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犀角、、生姜、陈皮、丝织品、木棉、钱、牛、米等；金向宋输出的物品有北珠、貂革、人参、松子、甘草、北绫、北绢、蕃罗等。金榷场之法，大约仿宋之制，金对前来北方交易的商人，除征收一般税钱外，尚课入场税。世宗大定间，泗州榷场每岁收入5347贯；秦州西子城榷场每岁收入335贯。到章宗承安元年（9），泗州榷场的税收又增加一倍，而秦州西子城榷场税收增加了四倍，大有助于金朝廷的经济收入。在金宋榷场贸易的过程中，因常有私人参加，所以禁私与走私的斗争也很激烈。当时商人除按规定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 5《金史》《章宗纪》一、《礼志》十一、《夏天骥传》。 正常贸易外，还私相交易违禁品。 金代的货币（铜钱） 商品的发展也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金初无钱，占领辽及北宋的地区后，始用辽、宋旧钱。海陵王迁都，把统治的中心南移到中都，为满足商业的发展需要，贞元二年（54）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三年（58）始铸金朝自己的铜钱“正隆通宝”，大定十八年（78）铸“大定通宝”。章宗泰和四年（204）铸大钱，以一当十，而与钞参行，宣宗贞祐三年（25），因钞价低落，遂禁止铜钱使用。 金朝铸钱一直受铜来源不足的限制，章宗明昌三年（92），在官铜数可支十年之用，但到五年已苦铜不足，乃仿唐元和限钱法，定出“官民存留见钱法”。限钱法的规定与当对官豪之家多积铜钱有关，而多积铜钱又与滥发纸币和铜制品缺乏有关。在北京顺义、陕西耀县、黑龙江省泰来塔子城、张家口下花园等地，都发现金代窖藏铜钱。北京顺义窖藏约5万多枚，耀县窖藏铜钱达3000余斤，最少的下花园也有300余斤。由于金代铜缺乏，加之后来朝廷维持钞价，禁止使用铜钱，铜钱... 26 称为展限，也分为三限。宋代田赋交纳时限的法令，比唐、五代更适应农作物的收获季节，也比较完备。 预催“先期而苛敛”，五代时除后唐明宗、后周世宗时期外，都非常严重。 北宋中期（含）以前和南宋孝宗时期解决得较好，孝宗以后，愈演愈烈，较之五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南宋初已是普遍现象，夏税原规定八月半纳毕，户部决定夏税必须七月底以前送到首都临安，各地就必须六月，甚至五月就要收完夏税。到宋孝宗时，送达临安的时间，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淳熙四年（77）二月，“刘溥奏近年诸郡违法预催夏税，民间苦之”，孝宗认为“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采取动用南库的库金（储备的军费）临时垫交户部，解决当年的朝廷经费，待次年春季田赋解到后拨还南库，以解决田赋“夏税”的预催问题。但在孝宗以后，预催问题日益严重。 预借提前征收本年度田赋或征收下一年及以后年度的田赋，称为“预借”。 建炎四年（30），“于浙西民间预借秋料苗米”，是预借当年田赋。绍兴六年，“预借江、浙来年夏税䌷绢之半，尽令折米”，则是预借次年田赋。“绍兴和议”以后，预借的事件更是不断发生，甚至预借第三年的田赋。淳熙五年，有官员指出“是名曰借，而终无还期，前官既借，后官必不肯承。”可见所谓预借，实际是额外增税，其后宋孝宗明令以库金归还，并“委制、总及漕臣考核实数补填。自今后预借，官以违制论，吏以盗论”，因而有所遏制。 淳祐八年（248），陈求鲁指出“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预）借淳祐十四年者矣”，反映了南宋末年的严重情况。支移、折变（折纳） 民户将田赋由应交纳地点改为输往其他地方，实际是服力役。最初只实行于西、北边境，最远不超过300里，称为支移。元二年（087），改为一、二等户300里，三、四等户200里，五等户00里，不愿支移的交纳“道里脚钱”，后又在不承担支移的地区也征收道里脚钱，多的达到正赋的三分之一以上。北宋末年，已规定随田赋两税交纳，正式成为田赋的附加税。 将田赋的谷帛折变为钱，或将钱折变为谷帛，或将谷粟与布帛相互折换，《宋史》卷74《食货志》上二《赋税》。 《五代会要》卷25《租税·杂录》。 《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建炎四年五月壬寅；《宋史·食货志·赋税》。甚至先将甲物折变为钱，又将钱折变为乙物，再将乙物折变为钱等等，称为折变（折纳）。朝廷利用抬高或降低“物价”的手段，千方百计变相加赋，以致实际交纳数达正常赋额的二倍以上。折变成了变相加赋的重要手段。绍熙元年（90）有人指出“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2，反映了南宋的折变情况。 省耗、雀鼠耗及会州另有加纳十分之一谷粟，称为省耗，后唐明宗取消，后晋时恢复了省耗，并增为加纳十分之二；还增收十分之二的雀鼠耗，宋代沿袭征收。 五代时，田赋夏税收毕，州府官吏调各县有关官员来州、府核查帐目，称为“会州”或“会末”、“会钞”。属县官吏即向州、府官吏行贿，行贿费则向民户征收，又乘机勒索，成为税户的沉重负担。后周显德四年（957）曾明令禁止，宋乾德元年（93）再次下诏禁止，情况才改变。 沿纳宋朝建立后，史称“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划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3，其实划革的并不多。唐末五代，田赋以外收取各种物品，相继折变为税赋，称“杂变之赋”，也称“沿纳”。明道二年（033），以类合并，分粗细两类，随田赋两税征收，有省耗、雀鼠耗、仓耗、头子钱等，还有“丁身钱米”、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篙钱、鞋钱等，只有少数得到减免。如开宝四年（97），将南汉原先所用的大斗，改为用标准斗“省斗”（一大斗相当于省斗一斗八升）；淮南杨行密，在两税外以“借”的名义增加十分之五的税收，直到庆历五年（045），扬州知州韩琦奏请后才取消；而“江东路（在南唐时）输苗米（两税）一石者率皆纳一石八斗”，至北宋末宣和三年（2），在官吏奏请后才“改正”；江南西路地区，南唐时的两税增收三成，直到南宋绍兴十八年（48），地方官也只是“乞先将沿纳一项钱米，特免支移、折变”，而未敢提出废除。原南汉、楚、闽、吴越所收的“丁身钱米”，宋真宗、仁宗时才逐渐免除“丁钱”，而“丁米”仍依旧征收，以后有些地区才有所减少。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仅南唐旧统治区的“沿纳”就有4项，如盐博䌷绢、加耗丝棉、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等，其中如征收酝酒曲钱，原先是允许民户私下造酒；而征收盐博䌷绢、盐博斛斗等，也支付官盐。宋代禁止私人造酒，盐又不再支付，但照旧“沿纳”，完全成为“白取”。 和买（折帛钱）、和籴2《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文献通考》卷5《田赋考》五《预借》。3《宋史·食货志·赋税》。 《宋史·食货志·赋税》。 《宋史·食货志·赋税》。 和买也称预买、和预买，咸平二年（999），朝廷决定在春天借钱给需钱的民户，预买绢匹，绢价也高于市价，民户随夏、秋田赋交纳绢，试行之后，“公私便之”，逐渐推及全国2。仁宗时，改为三分给钱，七分给盐。后又变为硬性分配预买绢数，预付的钱又收利息。徽宗时，改盐钞法后，占绢价七分的盐不再给，以后其余三分的钱也不给，完全成为“白著”（白取），变成田赋的附加税，而且绢每匹的重量由2两提高为3两，少两纳200余文。南宋建炎三年（29）开始，将田赋䌷绢与“和买”䌷绢，每匹都折钱2贯交纳，称为“折帛钱”，以后增至贯，甚至0贯，和买绢由实物税演变为货币税，随田赋交纳。 宋代为军需而征购粮草，称为和籴，后改为按户等、家产等强制征购。 南宋时，征购的配额不少地方已与田赋相等甚至更多，支给的“籴本”大多是官告、度牒，部分为纸币，实际上已成为田赋的变相附加税。 2唐代尚书省户部颁布法式，由太府寺所造的标准斗，称为“省斗”。五代、北宋前期仍由太府寺校造，熙宁四年（07）末开始，改由文思院校造“省斗”。 第二节五代、宋的商税五代十国商税五代十国各地割据者所收税种名目繁杂，如后蜀有鱼膏税、米面税、行铺赁地钱、嫁娶资妆税等。长江沿岸又设“撞岸司”，每艘船靠岸收取00钱至200钱不等。南汉在码头或渡口，收猪、羊、鹅、鱼和果品税，农村集市出卖柴、米，每人收钱，有的则收4或5钱，称为“地铺税”，还在各州设立制置务，不属州县管辖，收取商税。“十国”大多对鱼、鸭之类，不论是否出卖，无不收税，甚至只要带盐、米出城门也收税。这些大多在宋代已逐步取消。 宋代商税宋初，在陆续取消五代十国以来苛杂税收的同时，颁布“商税则例”，并不断修订，“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淳化四年（993）又规定“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收税）”，逃税的没收其货物的三分之一3。 商税分为过境税和营业税，税率为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而竹、木等物，则实行“抽解”制，也称“抽分”，抽取十分之一的实物为税。 凡用船运输的物品，除正常纳税外，另据船载量多少加征“力胜”钱，以后车载也征力胜钱。海南岛征收入境货物税，依船的大小分为三等。元丰三年（080），改为以所载货物价值征税。 民户买卖田地、房屋、牲畜、车船等，凭契约赴官府纳税加盖官印，称为印税，另收牙契税，否则即是无效的白契。此外，商税的附加税还有头子钱、包角钱、席角钱、市例钱等。 税务部门征收过境税后，给付凭证“公引”，绢帛则加盖朱色“税印”。如改变原申报或规定的路线、地点，则另收“翻税”，也称“翻引钱”，税率大体与过境税相当。 盐、茶、酒、醋、铜等专卖与商税五代、宋代的茶、盐等商品，常由官府专卖，即禁榷制。盐、铜、酒、醋、矾、香料等，五代时即行禁榷，茶、铅、锡等则自北宋初开始实行禁榷。少数情况下或部分地区则实行自由通商，官府只征收商税。更多的则是官府控制下的通商制，商人必须用钱、金银、粮食及其他物品，向官府购买有关的钞、引等有价证券，到指定的地方支取商品；如商人运送粮食等到边境后3《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2、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咸平二年五月丁酉。 换取钞、引，再贩买有关的商品，称为入中、折中或折博法；商人凭钞、引或直接用钱、物向生产者取得或购得有关商品，再到官办场、务办理手续，支付各项费用，称为贴射法；需要补交钱款才能支取有关商品的，称为贴纳法；都要交纳住税、过税，一次性的事后结算或随时交纳，可概称为钞引通商法。乡村、镇市常实行商人或富户承包销售，称为买扑法。官府专卖与钞引通商经多次反复，北宋政和二年（2），茶、盐全面实行钞引通商，钞法更严密，茶笼、盐袋都由官办合同场、盐仓、盐场印封，除交纳正常的过税、住税外，都还要交纳头子钱、秤提钱、市例钱等等，南宋时大体上沿行。官府专卖的特殊商品，还有酒、醋、矾、铜、铅、锡、香料等。酒，五代即已实行“禁榷”，宋代沿行，但有少数地方允许民间酿造。醋，五代时曾实行“禁榷”。五代末，允许民间酿造。北宋则官榷、民营并行，南宋严禁私自酿造。凡行榷酒处亦榷醋，镇市大多实行买扑法。 矾用于染色，五代、宋都行禁榷，官设矾场、务煎炼出卖，允许商人以金银、钱、帛于京城榷货务请引贩运。以后部分产矾地区改为炼矾的“镬户”，以产品的四分之一作为赋税交纳，其余产品全部卖给官矾务，官设矾场出卖。仁宗时，晋州（今山西临汾）既设官炼矾务，又曾实行商人入纳钱、茶，“算请”生矾自炼熟矾出卖。经神宗时禁榷及元祐时通商的变化，北宋末及南宋，实行商人纳钱于榷货务买矾引，到矾场领矾贩卖，大体与茶、盐钞引通商法相似。 铜，既用于制造日用器物，又是铸钱的主要原料，五代、宋代都严禁销熔铜钱制造铜器。五代初期，允许铜及铜器自由通商；后晋时，允许私人开矿炼铜并免税，但只许自行铸钱或卖入官府。后周初，允许铜及铜器自由通商；显德二年（955）又实行“禁榷”，规定“起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佛寺、道观所用法器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所有铜及其他铜器全部卖入官，严禁私相贸易，铜镜由官府制造在首都设场出卖，允许商人贩卖。 宋代对铜也实行禁榷，禁止私自开采冶炼铜、铅、锡三种铸钱原料，并禁止通商。日用铜器由官府文思院制造，官“杂卖场”出卖，允许商人凭官“引”贩卖，其他特殊铜器的制造应报官府批准。锡，在产地允许商人纳税后贩卖锡器，非产锡地的锡由官卖，商人可以贩卖及造锡器出卖。 香料是五代、宋代的主要进口商品，实行禁榷，由市舶司“抽解”十分之一，有时多达十分之四的进口税，其余由官府收买后专卖。 宋代的商税务宋代首都设商税院（务），府、州设都商税务，基层收税机构称商税务，不少县设有镇、市、场的商税务，商税务通常只称“税务”或“务”。税额多的专设官员，称为监税；县的商税务如税额较少，由县令或县尉等兼领。镇的商税通常由镇官“监镇”兼领，镇、市的商税也常由驻该地的县尉或巡检等兼管。小的集市或乡、村，常设有“税场”或“税铺”，由商税务派员流动收税，也常由当地豪富“买扑”，承包税额，乘机剥削，有的还私设“税铺”收税。各商税务普遍设置专栏，有拦头、书手等，负责确定应收商税的《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3。 种类、税额及收税，栏头的妻、女常进入船舱内进行搜检，被称为女栏头。商税务规定只在本处收税，允许在不超过五里的地方拦税，不少税务机构则远在二三十里外，以“发关引”为名进行拦税。甚至将乡村中土产竹木等不必纳税的物品，以“钓税”为名进行收税。有的税务分为几处甚至十多处收税，称为“分额”。同一货物三番五次甚至十多次重复收税，称为“回税”。并将不应收税的货物，巧立名目进行收税，称为“虚喝”。把普通货物作为贵重物品，以一作百称为“花数”。对过往空船并无应交税的货物，照旧以容载量纳税，收取“力胜”税钱。以船上吃用的米麦作为粮食、以穿用的衣被作为绢帛，照样征收商税。商人缺少现金而用货物作价交纳，常常是十文钱的货物只算作二三文钱，称为“折纳”。或因不能满足税务、税场要求，将驾驶船只所用篙、梢作为漏税货物收缴，商人或船主被迫以重金“缴税”赎取。拦税人各带武器截拦，查检货物时还常在船上搭建临时棚屋，称为“排停”，将船上所有人，包括老人、小孩、病人、产妇，全部驱赶上“排停”，然后入船恣意搜查，还常用七八尺长的铁锥，称为“法锥”，穿插箱笼，以致其中的衣服绢帛多被锥破。商税务中，尤以沿江的池州（今安徽贵池）雁■、黄州、鄂州为甚，分别被称为场、小法场、新法场。淳熙五年（78），南宋朝廷列出5项非法收税或骚扰商旅的情况，用大字公布于各税务门前，严行禁绝。宋孝宗还颁布了一些其他有关商税的禁令，非法征收商税的现象有所减少。南宋中期以后政事日非，甚至“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或有货物，则抽分给赏，断罪倍输，倒囊而归”。大小税务官吏与商人、民户“不啻仇敌，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进口商品来自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除香料外，还有铁、硫黄、铜器、药品、棉毛纺织品，以及工艺品，宋初无不全由官府垄断，不久改为除“抽解”以外，官府收购一部分，其余允许出售而征收商税。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陶瓷品、金银铜铁器及各种日常用品，征收商税。禁止铜钱出口，实际流失很严重。宋初禁止华商出海经商，不久改为向“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允许出海贸易，否则没收货物。外商将货物如运向市舶司、务以外的地方贩卖，也要“于市舶司请公凭引目”，“如不出引目”，即按偷税处理。 北宋商人与辽、西夏的商人，南宋商人与金朝的商人进行贸易，只能在官府设置的榷场进行，征收商税。宋、金榷场贸易，还征收千分之五的榷场交易税，南宋对金急需的货物加征出口税、边境税，如茶每引原价二十二、三贯，茶商贩往临近金朝的楚州（今江苏淮安）、盱眙军（今盱眙），“各贴纳番引钱十贯五百文”，属边境商税；如前往淮北金朝地区，“每引更贴纳钱十贯五百文，盱眙军（榷场）每引（还）收回货税钱二贯”，前者系出口商税；后者却是当地增收（不管是否购货回宋），后被免去。税率高达80—00％。 宋代的杂税与经、总制钱《宋史》卷8《食货志》下八《商税》。 《五代会要》卷27《泉货》。 《庆元条法事类》卷3《商税》；《宋史·食货志·商税》。 宋代的杂税名目之多，有如牛毛，朱熹说的“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2，还不足以概括，杂税中有许多是宋代所新创。杂税在宋代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官员说，“即今财用赋入之利，莫大［于］杂税、茶、盐出纳之间”3。杂税中的很大一部分，已列在北宋末、南宋初相继创设的经制钱、总制钱内，包括茶、盐的许多附加税。“经制、折帛钱为诸州之害，板帐、月桩为诸县之害”。 北宋宣和三年（2），陈遘经制东南七路财用，设经制使司于杭州，除移用诸路经费外，陆续增收杂税，总名为经制钱，后又推行京东、京西、河北诸路，靖康元年（2）废。南宋建炎三年（29），又征经制钱，所收杂税有权添酒钱、量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官员等请俸头子钱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合称五色经制钱，北宋时征收的，还有牛畜等契息钱等多种。南宋又新增杂税，如“增添三分白地钱”等，而且在原税目内不断增收，如“添酒钱”每升酒原只收九文钱，现在提刑司、转运司、发运司、提举司、学事司及无额上供钱等都分别加收自一文至十文不等，为原数的数倍，改称“诸色添酒钱”。 南宋绍兴五年（35），孟庾提领总制司，创总制钱，除一部分系移用其他财政专款外，全是杂税，如勘合米墨钱、省司头子钱、常平司头子钱、二税畸零剩数折纳钱、投税印契税钱、（买卖田宅）得产人勘合钱、增添七分商税钱、茶盐司袋息等钱等数十种，许多是新创的杂税。 南宋绍兴三年（33）四月，开始“计月桩办大军钱物”2，称为月桩钱，原是调拨其他经费，后因有定额而又无从调拨，各县遂“作法以取诸民”，江南、荆湖诸路为害尤重。“其间名色，类多违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酿酒用）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3。 南宋初年，朝廷借印板帐而征收的无名杂税，也称“印板帐钱”，主要行于两浙、福建路，各县有定额，于是“非法妄取”。如交纳田赋时，多收“耗剩”粮的数量；交纳钱、帛时，多收“糜费”的钱、帛数；被偷抢的财物，不归还失主而归板帐钱等，“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此外，宋代重要的杂税还有二税盐钱、蚕盐钱、丁绢、丁盐钱、僧道免丁钱、秤提钱、市例钱、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等等，真是“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 3《宋会要辑稿》食货3之。 《朱子语类》卷0。 2《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89。 3叶適《水心文集》卷4《实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绍兴三年六月乙巳。 第三节五代、宋的役法五代役法五代徭役可分为三类，即夫役、职役和官户役，大多数是继承唐末的役法，也有部分为五代所创设。 夫役也称力役，主要从事修筑城池、官廨，治理河道，维修堤堰、驿路，为军队运送军需物资，等等，普通夫役由民户服役，重大夫役如治河、修城等，则随时征集民户，事毕遣散。如显德四年（957），“诏发近县丁夫城镇淮军（时置于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六年，“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河”2。至于经常性的修缮城池、官舍，维修河堤、道路等，更是不计其数。夫役涉及面广，征役无节制，劳动强度大，服役者主要是中下民户，在三种徭役中最为繁重。 职役，也称吏役，轮差民户担任州县吏职，下至州县役使的杂职、乡村的壮丁等。如后汉隐帝时，“于诸州、府百姓内差散从、亲事官”，其中散从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敕本处团集管系，立节级检校教习，以警备州城”3。亲事官、散从官属州役，由民户轮差。 显德五年，后周进行“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每三年进行一次。这是轮差乡村大户担任耆长的职役，属乡役。 五代职役见于记载的不多，宋初继承五代的职役，有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耆长、弓手、壮丁、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县押司、录事以下，州孔目官以下的吏职，各种杂职和虞候、拣子等。 官户役，是由专门的民户负担官府特殊需要的徭役，常被称为官课户等，而其他服夫役、职役的民户则被称为“散户”。所以，本书称之为“官户役”2。 官户役也和夫役、职役一样，袭自唐制，五代时又有所发展。 如“羊、猪、纸、炭等户，并羊毛、红花、紫草及进奉官月料”等户，“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进奉官月料户即是课户，创始于唐贞观十二年（38），“改置胥士七千人，以诸州上户充，准防阁例，输课二年一替，计官员多少分给之”，官员的料钱（官俸外的津贴）由此而出，负担料钱的民户被称为课户。至于官员的俸钱则由俸户负担，唐高宗时“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后屡经变革，后梁开平三年（909）虽曾规定“其百官俸、料，委左藏库依则例全给”2。但从后唐、后汉及后周末年以前的情况来看，地方官的俸、料由朝廷支付的，只是州府长官及高级属官，而州府的其他属官如判官、司户、司法等以及县令等县官的俸、料，2《文献通考》卷9《征榷考》六之《月桩钱》、《板帐钱》。 3《文献通考·征榷考·板帐钱》。 《旧五代史》卷4、7、9，《世宗纪》一、四、六。 2《册府元龟》卷0《帝王部·革弊》二；《旧五代史》卷03《隐帝纪代会要》卷25《团貌》。 2史学界对此种役法很少涉及，“官户役”名系撰者所定。 则由俸户、课户分担。后汉乾祐三年（950）规定“诸道州府令、录、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与，俸户逐户每月纳钱五百，与除二税外，免放诸杂差遣，不得更种职田。所定俸户，于中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不得差令法直及赴衙参。”3同时规定了由俸户负担的县令、主簿，州府的判官、司户等俸禄数，朝廷的一部分低级官员的俸禄也是由俸户负担的。 由于俸户、课户，以及负担官府猪、羊、炭、纸、笔等的民户，都可以免除各种夫役、职役，其至可以免除两税。所以实际上“并是影占大户”，因而“凡差役者是贫下户”。后周广顺元年，首先在柴荣任镇宁军（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时，将“属州帐内”的羊户、猪户、进奉官月料户等，“并放为散户”，和其他农户一样负担各种夫役、职役。显德五年，制定了县令、主簿，州、府属官，及朝廷的京百司、内诸司的低级文官的俸禄，从显德六年三月起，全改由朝廷支付，“其俸户并停废”。还规定“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望令本州及检田使臣，依前项指挥勒归州县”。“如今后更有人户愿充此等户者，便仰本州勒充军户，配本州牢城执役”4。周世宗这次全国性的改革，很快得到执行，在宋朝继续贯彻的情况下，官户役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乾德四年（9）七月还曾下诏“给州县官俸户”。 宋代的夫役北宋建国之初，沿袭后周末年的役法，主要为夫役和职役。北宋初期，民户所服夫役的种类繁多，一如唐末、五代。五代时，常以兵士从事原先由民户负担的夫役。宋代扩大兵士从事夫役的种类，并形成制度。 宋太祖为了巩固皇权，建国之初即改革军制，将各地军队中精壮者选为禁军，而将老弱兵士留作地方军，“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以后逐渐扩大厢军的兵种，“或因工作、榷酤、水陆运送、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堤防、堰埭”等，都“因事募人”编为厢军，因而设立新的厢军号。诸路厢军的军号多达200以上，其中大部分军号标明了服役的内容，如维修京城的广固军、制造武器的作院军、治理黄河的河清军、维修淮河的静淮军、维护海堤的捍海军等，各州府普遍设置壮城军维修城池，牢城军则是“皆待有罪配隶之人”，从事各项杂役。以及杂作都、梢工都、桥道军、装卸军、船务军、兴造军、窑务军、司牧军、铁木匠营、酒务营、竹匠营等军号的厢军2，首都的东西八作司、南北作坊等70多个部门，都有作工匠或服杂役的士兵，也是厢军的一部分。仁宗初年，枢密使王曙说“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神宗也曾说“置厢军五十余万，皆以当直、迎送官人占使。”3其任务即是“擎肩舆、供伎巧、服厮役”。北宋虽曾设教阅厢军，但大部分厢军的性质未变。到南宋时，甚至“今之禁军，送3《册府元龟》卷0《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4《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参见《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十一月丙戌。《文献通考》卷5《禄秩》；《五代会要》卷27《诸色料钱》上。 2《册府元龟·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原注“准汉乾祐二年敕”，二应作三。 迎出入番休寓直，与厢军无异”，担任攻防战守的是屯驻大军。 厢军所从事的杂役，如果发生因役过重或待遇过差，以致厢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为盗贼者不可胜算，朝廷每有夫役，更籍农民以任其劳”2，说明民户承担的夫役已由厢军担任，在厢军逃亡的情况下，也就只好再征民户服夫役。 由于厢军承担了原先由民户所负担的日常夫役，因而“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南宋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3虽不无夸张，但大体上反映了宋代的情况。 宋代的普通夫役虽基本上已为厢军所代替，但黄河的治理，却并非厢军的河清军等所能全部承担。乾德“五年（97）正月，帝（太祖）以河堤屡决”，于是“分遣使者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这是宋代“春夫役” 的开始。至和元年（054）时，早已扩展为“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逐县差官部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工役，罕有虚岁”，并且制定有“差夫条约”。而“江、淮并不点差夫役，当农隙之际，一向安闲”。因此，淮南路的仙居（今河南光山西）县令田渊向官府提出，各路也实行每年征调春夫役，兴修农田水利，虽有“诏下三司施行”，但效果不大。熙宁三年（070），李竦说他以前任淮南路的太湖知县时，堤堰“因循不复修葺，臣因乘其农隙，劝募旁近地主，备工料兴筑”2。太湖与仙居同属淮南路西部，时距田渊建议被采纳已十多年，而太湖县情况依然如故，可见春夫役并未能普遍推行，而仍只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春夫役在正常的春季服役期间调发的（通常需要“正身”服役）夫役，称为“正夫”。如遇黄河决口等紧急调发的夫役，称为“急夫”，一般可以折抵次年春季应服的春夫役，有时还可免去部分税钱，服役时每日官给粮食二升为口食。夫役先“以人丁户口科差”，“元祐令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皆以丁差”，元祐五年又改为“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 春夫后又分为河防夫、沟河夫两类，河防夫专为治理黄河而差，沟河夫则是进行普通的兴修水利。元祐八年（093）起，实行新修订的春夫役法，“除逐路沟河夫外，其诸河防春夫，每年以一十万人为额，河北路四万三千人，京东路三万人，京西路二万人，（开封）府界七千人”。民户由每年出夫役，改为“一年起夫，一年免夫”。“去役所有八百里外更不科差，五百里内即起发正夫，八百里内如不愿充夫愿纳免夫钱（每丁免夫钱七千钱）者听”。如果应出春夫地区受重灾等而影响出夫，需要调发八百里以外的夫役时，须要奏明准许后进行，这次改革对春夫役有所减轻与限制。后开封府地区不问远近，愿纳免夫钱的即可免役，其他地区实行上户可以纳免夫钱免役，免夫钱遂成为官府收入的专业款项。到北宋末，已是“河防免夫钱数目至多”，以致可以在“河防免夫钱内预行置办（河防材料梢草等），并优立价直雇夫《乐全集》卷24《论国计事》；《宋史》卷89《兵志》三《厢兵》。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明道二年十二月乙未；卷22，熙宁四年三月辛丑。3《三朝北盟会编》卷74；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4《兵制门·州兵》。《景文集》卷2《上三冗三费疏》。 2《宋史》卷77《食货志》上五《役法》上；《山堂考索·后集·兵制门·州兵》。役使”，直至北宋末，徽宗才废除河防免夫钱3。 北宋在黄河中下游以外地区及南宋时，水利等夫役大都随时征发，事毕遣散。宋代除春夫役外，也常“和雇”民夫，参与治理黄河或兴修其他水利等，但“名为和雇，其实于等第人户上配差”，“每人支官钱二百，除官钱外，民间尚贴百钱，方雇得一夫”，大体上反映了宋代“和雇”民夫的情况。 宋代的职役宋代役法中最受重视的是职役，在《宋史·食货志》中近两卷的《役法志》，几乎全是关于职役的记载，而关于夫役的记载极少。职役由于主要是由乡户按户等差派，所以也称差役法。熙宁三年（070）实行募役法，以后虽有反复，大体差募兼行；南宋又有义役法。 以乡户所服职役的机构区分，可分为州（府）役、县役和乡役。从服役的性质区分，州（府）役、县役还可分为吏役与杂役。 一、州（府）县吏役宋代州（府）、县的朝廷命官不多，日常事务主要由吏承担，边远地区有些县甚至没有朝廷任命的官员，县政全由吏负责。朝廷各部门和路（类似后代的省）级机构，也都有大量的吏处理日常事务，基本上属募役及从州（府）吏中抽差。 这里介绍的是乡户承担的州、县吏役。吏人，亦称人吏，也称职员，是州（府）、县吏役中高层人员的统称。 州（府）的吏人分为职级、前行、后行三等。职级还分为都孔目官、孔目官至粮料押司官，共十阶。都孔目官、孔目官亦称都吏，是吏役中的最高职名。吏人分属州（府）的使院、书表司、刑法司等，办理“狱讼、帐目、遣发”等事务。乾德元年（93），开始招募州（府）的吏人，“募有田产谙公事人充”役。如“不足，则据数均于属县曹司正员内差补”，后曾停止抽差县吏任州（府）吏，允“许以中户以下选差”担任州（府）吏，但由于乡户“不谙书算”，只得重又抽差县吏任州（府）吏。有的州、府因县吏不熟悉州、府公事，而被退回本县，只保留招募的“长名”州吏。元祐时行差役法，绍圣以后又重行募人任州吏。 县的吏人分为押司、录事、前行、后行，押司、录事，宋初从各户等中选通晓吏事者充任。由于“县吏差税户，多不省文书”，庆历元年（04）起按照招募州吏的方法，“召有产业人投名，不足则差”，从而差募并行，南宋时以募为主。 贴司，乃吏役中低于“吏人”的职役，最初只是朝廷各部门、开封府及路级机构才设置，各州（府）、县只设“私名书手”。景德二年（005），依各地所用私名书手人数为定额设贴司，由“吏人”保明后充任，属于募役。“吏人”不足时可以临时代行其职，“吏人”有缺额时以次升补为“吏人”。主要担任州（府）、县各案的书算事务，南宋初定为每案不得超过五人。造帐司人吏，掌造转运司、提举司钱帛帐，属州（府）役。最初系抽调3《宋史》卷9《河渠志》一《黄河》上。因史称服役者为“春夫”，撰者因而称之为“春夫役”，以其不同于一般的夫役。 《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各县“吏人”充任，治平元年（04），以县吏不熟悉造帐事务而放回本县，而由州（府）吏造帐。熙宁四年（07），各州（府）募能造帐人充任，元祐时改为由吏人中抽差。 祗候典，亦称知后典，属州（府）役。担任受发文书，原先由属县派吏人中的“后行”到州（府）承领文书，派“解子”送回本县。熙宁十年，创设祗候典，属募役。绍圣时废，改为吏人中的“守缺”担任其职。 乡书手，原属乡役，为第四等户差役，负责文书事务，隶属于耆长。熙宁七年，改为募役。次年，废耆长以后乡书手成为县役，基本上以本县乡数设额，地位与县贴司相近而略低，县“吏人”有缺额时也可以补为“吏人”。州（府）、县吏役以募役为主，只有一部分属差役。除额内吏役（称为正额、正名）之外，还有守缺、习学、私名，如私名贴司之类。州（府）吏的高层“职级”中，年满出职为官或任摄官，其子侄可以替补为吏，成为州（府）吏的重要来源。吏役无俸禄，依靠接受贿赂，不少因之致富。王安石变法时采取支付较丰的吏禄，同时严禁受贿等违法行为。但后来大多不支付吏禄而任其受贿，虽有明文禁受贿赂，形同虚设。南宋陆九渊所说的“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反映了宋代吏役的基本情况。 州（府）吏、县吏大多掌握地方政权，左右州（府）、县官的意志，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2，正是宋代官吏关系的最好写照。只有少数强干的监司、州、（府）县官，采取有力措施，才能对恶吏的为非作歹有所抑制。然而，“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则是普遍现象，至于称为“立地官人”、号为“十虎”的恶吏，决不是少数事例。 二、衙前役宋初，衙前役一如五代，属州（府）吏役。任诸州（府）的吏职，也有担任一些杂役的则类同“公人”。从入役的形式可分为招募的衙前，称为长名衙前，也称长入或投名衙前；由县役的押司、录事差派的，称为押录衙前；由乡役的里正差派的，称为里正衙前；以及由乡户直接差派的，称为乡户衙前。服役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是“主官物”，也就是“部送纲运，典领仓库”。此外，经常性的职务，还有“管勾公厨、茶酒、帐设司”，主持馆驿，有些地区还从事管理耕种官庄田地、冶铁、伐木，而边远地区的“州主令佐”，宋初也有“差衙前勾当”的2。 衙前在朝廷，属三司的衙司管辖，元丰改官制，衙司归刑部都官司。诸路、府、州、军、监也设衙司，熙宁四年役法改革以后，曾一度废罢，元丰元年（078）又复役。三司衙司除主管官外，设都押衙及衙佐等，统衙前大将、军将、守缺军将，合称军大将。地方衙司只设衙前军将以及其他衙吏。衙前的“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承引官），优者曰衙职”，通称衙吏。衙职也称衙职员、职员，有都知兵马使、左·右都押衙、都教练使、左·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甲辰；卷47，元祐七年八月庚申。《宋会要辑稿》方域5之32。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甲辰。 《淳熙三山志》卷3；《赤城志》卷7。 2《象山集》卷84《与赵推官》。 教练使、守缺教练使、押衙，都高于衙前军将。“自都知兵马使至第六名教练使，凡十三阶”。 五代及北宋中叶以前，吏人（职员）及长名衙前还可带“宪衔”，即可以带有散官、检校官、兼官及勋官等官衔，通常带的是所谓“银、酒、监、武”衔，即是一个不入流、没有官品的吏人（职员）或长名衙前，可以带有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官）、检校国子祭酒（国子祭酒从三品）、监察御史（属兼官，正八品）、武骑尉（从七品，勋官）四种官衔，这是五代时军官担任吏人（职员）或长名衙前时的制度，北宋中期以前沿袭，因而常常冒充官户以享受特权，元丰五年（082）官制改革时才废除。 衙前役在北宋初期全是募役，其后由县吏役中抽差役满的押司、录事担任，称押录衙前。又以“里正主催税及予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遂令役满更入重难衙前”，称里正衙前。并规定押录、里正，“其不历衙前者，虽得替不许归农”2，在得替押录、里正人少的少数州、军，缺人承担衙前役，就直差乡户担任，称为直勾或直差衙前，且无任期，直至破产才更换，但当时官员们注意的焦点是里正衙前。 押录衙前由于押司、录事先已担任县吏役数年，比较熟悉官场。而里正衙前则主要经历的只是乡役里正，有的甚至刚任里正即被送州（府）任衙前，易被官吏欺蒙，以致破家荡产。 至和二年（055）四月，废罢里正衙前，改为只差乡户衙前。乡户衙前实行五则法，将本州（府）内人户统一按财产从多到少排定，分为五则（五等），再将本州的衙前重难差役也分等，每件重役有十户轮流担任，当时称为“民甚便之”。然而这只是将里正负担的灾难直接转嫁给乡户，乡户衙前同样也纷纷破家荡产，不到十年，官员们再次议论改革设法，“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乡户衙前遂成为王安石变法时役法改革的重点，实行免（募）役法，改衙前差役为募役，元丰三年前后，雇役衙前基本上合并入长名衙前，随后又取消了押录衙前。元丰八年，宋神宗死后恢复差役法，对于衙前实行的实际是差募并行，而且是“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元祐三年即重行募役法，而“乡户衙前役满，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钱”3。南宋也行募役法，甚至役法改革长期未触及的边远地区，如广西路海外四州（今海南省），也于淳熙九年（82）由差役法改为募役法。 三、州（府）、县杂役宋时被称为公人的，承担各种杂役，基本上属差役。熙宁时，改为差募兼行，以募为主，其后大多恢复为差役。宋时的州府役，有散从官、斗子等。散从官，属州（府）役。有承符、散从官、步奏官，负责“追催公事”；还有“人力”担任“当直”，并差税户或坊郭有“行止”人担任。元丰时将承符、人力合并入散从官。散从官和弓手、手力，还负担迎送到、离任的官员。 院虞候是州府役，一度并入散从官，差乡户担任。任州、府司理院当直听差及所属狱子，役法改革时，因无人投充而差四等户担任。 杂职是州（府）、县役。差乡户担任，负担州（府）、县衙杂事，允许长期担任。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2《汰去贪庸之官》。 2《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94、98。 3《赤城志》卷7；《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97。 手力，属县役。宋初以第二、三等户差役，负责追催公事和征收城内的赋税。熙宁时，改为募役，元祐后，其地位已降与“杂职”相近。 弓手，属县役。宋初为三等户差役，受县尉统率巡捕盗贼。熙宁时，改为募役，元祐元年（08）曾以第一等户差充，不足则差次等户，大多数役户雇人代役，其中少数弓手被差充狱子。 解子，属县役。为乡户差役，主要为移送公文，有时代替手力的部分职务，熙宁、绍圣行募役。 医人，属州（府）、县役。于州、府重生.freexs之人生轮回全文阅读治所在县的医人中轮差，各县于附近乡村医人中抽充，熙宁时给雇钱。 斗子、拣子、库子、秤子、拦头等州（府）、县役。拦头曾招客户担任，后以第五等户差充。其余均以第三、四等户差充，熙宁、元祐时为募役，后以家产五十贯以上人户充。 州（府）、县公吏名称众多，此外还有手分、所由、街子、行官等。手分属吏役，高于贴司，所由等属杂役为投充。南宋有承差人、传贴人，属杂役，为差役或自行雇人代差。 四、乡役宋代乡役，北宋前期为耆长、里正、户长、乡书手、壮丁，熙宁行保甲法后，以保正、保长、保丁、催税甲头代替耆长、壮丁、户长，其后情况较为复杂。 耆长负责治安、承受县司的公事，以及桥梁道路的修治，以第一、二等户差役，间行雇役。熙宁四年（07）役法改革，以耆长、壮丁为轻役定为差役，七年，改为募役，次年即为保正、保长所代。元丰八年（085）十月复设耆长，为募役。元祐元年（08）改为差募兼行，绍圣元年（094）又以保正、保长代耆长。 保正·副、大·小保长，通常由富户担任，原为差役，后亦常支雇钱。 南宋时，福建路与耆长长期并设，保正、保长负责治安及桥道修治，承受县司公事则由所募耆长负责。江南、两浙等路，初只设保正、保长，不久亦募耆长、户长，由于税赋量大，耆、户长无力完成，南宋朝廷遂责成保正·副督办。而税赋少的福建地方官府也曾仿效，为南宋朝廷所制止。保正·副原本只需负责重大治安事务，其他事务归耆长，而实际上常是“保内事无巨细，一切（原作如，误）责办”，因而常导致保正·副破产。 里正为第一等户差役，负责税收及担任部分县役，被视为“脂膏”。后以任满里正要差充一任衙前，常导致破产，至和二年罢里正衙前的前后，废里正而增差户长。 户长为第二等户差役，后亦间行雇役，负责征税兼机察盗贼，熙宁四年改为募役，次年罢机察盗贼之责而专负责征税。八年，轮差保丁一人为甲头，代户长催租税、常平钱和免役钱，一税一替，称催税甲头。由于甲头多为中、下户，无力催税，元丰元年重又雇募户长催税；无人应募处，轮差四等户以上保丁催税，一税一替，依催税多少支给雇钱。哲宗时的反复变化与耆长相似，北宋末及南宋，主要是雇募户长或大保长催税，有时又轮差甲头催税。壮丁为四、五等户差役。隶属于耆长，担任受送公文、参与治安。设废及差募与耆长同。罢壮丁时，其机察盗贼事为保丁所接替。 熙宁八年设承帖人，属募役。隶属于保正，接替壮丁主受公文，而实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9，至和二年四月辛亥；《赤城志》卷7。 耆长、户长、壮丁之役。元丰八年十月罢，绍圣元年复设，南宋不设。 宋代对职役法的改革宋代职役的役法重大改革有三次，首先是至和二年的废里正及里正衙前改差乡户衙前，其次是熙宁募役法，最后是南宋的义役法，其中尤以熙宁募役法影响最大。 改差乡户衙前不过几年，家破人亡的惨剧，不仅说明里正衙前改差乡户衙前，只是将灾难由里正转嫁给乡户，而且暴露了整个差役法的弊病，强烈要求改革的呼声，终于使役法改革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此外，被称为重役的还有承符、散从官、耆长、户长，也有人把弓手视作仅次于衙前的重役。熙宁四年十月颁布募役法，对役法进行全面改革，规定应服役的乡户，按户等出钱可以免服差役，称为免役钱，因而也称免役法。出钱户的户等各地有所不同，如首都开封府规定乡户（分为五等）四等（含）以下、坊郭户（分为十等）六等（含）以下不出钱。一般地区多数是四等乡户也出钱，有些地方连原先不服职役的五等户也出钱。原先免役的官户、寺观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以及坊郭户，则减半出钱，称为助役钱。征收的总数则视各州、县募役所需而定，然后再加十分之二，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时使用。原先作为衙前役酬奖的酒、税坊场，收归官府，其收入也作为募役之用。 朝廷用上述收入募三等以上户充役，应募衙前役的要以物品或产业作抵押，应募弓手要考试武艺，应募典、吏则考试书计，同时裁减州（府）、县役的人数。另一方面，除初期还保留少量差役，如被认为是轻役的耆长、壮丁外，又创设了新的差役，如保正·副、大·小保长、保丁、催税甲头等。募役法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虽屡经反复，但仍主要行募役法。南宋时，成为役法改革重点的是保正、保长等乡役。 南宋初年，保正·副即因代户长催税，力不胜役，多致破产，改而差催税甲头，又改募户长催税，或由大保长兼户长并给雇钱任催税，等等，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为了应付保正、保长、户长役，民间开始创立“义役”，最早的是绍兴十五（一作十九）年，金华长仙（西山）乡民户汪灌等户，自动按户等集资，以供应役户，后改为置田百亩，收入作为轮充役户的费用。绍兴三十二年（2）六月，吴芾任婺州（今浙江金华）知州时加以肯定，并“劝民义役”，但吴芾次年秋即离任，义役未能推广。义役的实质是由乡民自办的、变相的募役。 范成大于乾道五年（9）任处州（今丽水）知州时，“松阳县（今遂昌东南）有一二都（乡下分都），自相要约各出田谷以助役户，永为义产，总计为田三千三百余亩”，规模比金华大得多，范成大曾要求推广而未果。乾道七年，范任中书舍人时，再次提出推行于诸路，得到朝廷赞同，遂成为南宋义役的创导者，各地纷纷仿效。乾道九年，李舜臣任德兴（今属江西）知县时，“奉诏举行义役事”，“期年役成，民大便利”，即是一例。各地的义役略有差异，根据户等、或财产、或土亩、或田赋多少，各出土地或各《宋史》卷77《役法》上；《宋会要辑稿》食货5之57。 出钱购置土地作为“义产”，以供服役户补助服役所需的费用。通常只由应役户集资，但也有本不服役的下户被迫出钱集资，这是由于担任役首、役主的都是富户，有些役首将负担转嫁给下户所致，少数役首甚至乘机霸占作为义产的役田。在编排轮充差役时，有的役首以上户轮充保正，而将负责夏秋税收的户长或大保长由中下户轮充，以致中下户役重而上户役轻。 义役推行不久即有不同意见，淳熙十一年（84），在主张推行义役的监察御史谢谔建议下，义役、差役各从“民便”，义役在各地继续实行。刘克庄在淳祐四年（244）任江东提刑后，曾概括地说，“当职累历郡县，所在义役词讼绝少”，这是他自嘉定二年（209）入仕后35年来，历任江西、淮东、福建州县地方官后，对义役基本肯定的结论。而对鄱阳（今江西波阳）县的义役，则认为“惟此间义役之讼最多”，接着所说的，“盖义役乃不义之役，而义册乃不义之册，或六文产或三文产不免于差，则役首之罪反甚于乡书手矣”，则是只就鄱阳县义役而言。所以，他并不是废除鄱阳义役，而是要求处置不公的役首，继续推行义役。 南宋末年，文天祥在为家乡吉水县（今属江西）永昌乡义役所写的序文中，也对义役作了肯定。他指出差役之弊，“民无以相友助，相扶持”。轮派差役，更换被差人户等，听命于官吏乡胥，而“是（义）役之权，不在官与吏与乡胥与奸民与适至之天，而在吾乡里和气间”。文天祥所言虽不无夸大，但义役相对于差役而言，利多弊少应予肯定，这就是直至南宋灭亡前，义役仍不断在各地兴起的原因所在。 《宋会要辑稿》食货之84。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7《处州义役、德兴义役》；《宋史》卷404《李舜臣传》。第四节辽代的赋税和役法辽朝的经济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处于原始氏族部落制阶段以渔猎为主的部落民；以契丹等诸部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和定居经营农业的汉、渤海等民族。因此，辽朝的经济也存在着多种形式、多种成分。辽朝统治者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成分和不同民族，推行不同的赋役制度。 土地所有制及其变化辽朝镜内各民族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不同，对土地的使用、占有方式也不同。一般说来，南京、西京的农业区以私人占有制为主；东京土地私有制受到来自契丹贵族的冲击；中京、上京为牧区与半农半牧区，并有较多的投下州。适应这种经济构成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契丹之初，草居野处，靡有定所”。遥辇阻午可汗时，涅里整顿部落，才确定了各自的份地，于是契丹各部有了各自固定的游牧范围。国家建立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因此，过去为部落公有的土地，实际上已转化为国有土地，并以分封的形式转为领主占有。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私有制又不断地冲击着国有制，于是上京和中京地区，土地所有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变化关系。 辽朝国家设有群牧，它是为国家提供马匹、牛羊、骆驼的机构。群牧的草场、牲畜均属国家所有。辽朝的群牧多在兴安岭南端西麓。可知者有迪河斡里朵、斡里保（斡里本）、蒲速斡、燕思等。此外，岭东有浑河北马群司，南京道也辟有群牧。群牧官由朝廷委任，司牧者是诸部族富户或品官家子弟、余丁或奴隶。他们在国有的牧场上放牧国有的牲畜，供国家需要。 为了防御的需要，辽朝在西北边境设置州城，屯驻军队。屯军一方面从事耕牧，一方面守卫边境。他们耕种的农田和游牧的草场也属国家所有，生产的谷物、牲畜提供边备所需。这两种土地无论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均属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国有土地。 契丹诸部的游牧地，本属部落公有。阿保机建国后，在遥辇诸部落的基础上，重新编组部落并再次确定诸部的游牧范围。这次调整的结果，将上京道中心地区，西起大兴安岭南端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仪坤州（今巴林右旗西南），东到鸭子河流域的长春州（今吉林大安西），北自挞鲁河（今洮儿河），南至中京北界广大地区，全部划归了辽内四部族。其余诸部，则分别被安置在其四周。诸部落的游牧地是由最高统治集团分配确定的，诸部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这类部落使用的土地，其最高支配权仍属于皇帝代表的国家。它是在部落占有制形式下的国有土地。而部落成员因地位不同，对部落公有的牧场在使用上也存在差异。 辽朝前期，诸王、公主、驸马、功臣多建有投下军州。从投下户需向国家缴纳的田赋看，诸投下户使用的土地也是国有的。投下军州的主人在这些土地上享受特殊的优待，享有朝廷允许的某些经济实惠。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投下制逐渐衰落，一些投下军州也被收归国家所有。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2《鄱阳县申差甲首事》。 上京诸州由俘虏和移民垦殖的荒地，南京等地区的荒闲土地属国家所有。圣宗时许民开垦的燕乐（今北京密云东北）、密云（今属北京）二县荒地，即属这类土地。这种荒闲土地，朝廷可根据需要划出界线，以为牧场，也可招徕农户垦种，酌情免收租赋数年，这些农户就成了耕种国有土地的官佃户。一些农户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也可立籍缴纳赋税，于是这类荒田就变成了耕种者的私产。朝廷或诸道有时遣使至各地检括荒田，如为人所冒占私耕，或没收入官，或立契定赋。 辽帝各斡鲁朵皆设有提辖司，管理诸宫所属蕃汉户。蕃汉户多从事农业，以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平州（今卢龙）为多，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今巴林左旗南）、东京（今辽宁辽阳）也有少量提辖司所属蕃汉户。他们耕种的土地属斡鲁朵所有，实际上就是皇室的庄园。 在诸宫卫大量占有土地的同时，一些契丹贵族、汉族官僚的庄园也有了很大发展。如圣宗时的降臣李知顺，占籍中京，“庄宅田园，奴仆人户，牛驼车马等，卒不能知其数”2。王继忠降辽后，家无奴隶，圣宗一次就赐宫户三十。冯从顺自统和十七年（999）望都之役后入辽，“车乘服玩，台馆园林及臧获之徒，皆国家所给”。在中京，汉人地主的庄园有了很大发展。这些庄园的所有者，都是辽朝的蕃汉贵族。 辽朝建国前就建有寺庙，中期以后，佛教盛行，境内各地广建寺庙。各寺庙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如义州静安寺，在创建之初，耶律昌允及其妻就施地3000顷。蓟州盘山上方感化寺“创始以来，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景州观鸡寺有庄土3000亩，山林百余顷，果树7000余株。成为与国家、世俗地主一样广占田土的寺院地主，以营佃所入，供僧众衣食。 辽朝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建国后，在被征服的农业区，一般仍采用当地固有的政治制度，也不改变其经济基础。因而，西京和南京原有的土地私有制并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在那些地区，地主广有土地，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有的完全没有土地，靠佃种地主土地为生。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宣化（辽西京归化州）发掘了几座辽墓，出土的墓志、随葬品和壁画皆可反映出这一带地主阶级生活的富裕、优越。张世卿在大安年间出粟赈灾，一次就进粟2500斛，得授官右班殿直2。韩师训墓壁画中所绘《饮酒听曲图》、《备装图》，即使不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如实记录，至少也反映了此时汉族地主和富商的生活状况。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富裕的汉人，即使不为官宦，也可以奴役贫苦的契丹人。壁画中的髡发门吏显系契丹人无疑。 这种情况在中京奚人地区也很普遍，由种种原因流入奚区的汉人，往往以租种奚人上层的土地维持生计。苏颂、苏辙在他们的《使辽诗》中都记录了这方面的情况2。 2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9《吉水县永昌乡义役序》。 《辽史·营卫志》中《部族》上。 《全辽文》卷《李知顺墓志》。 2《全辽文》卷《冯从顺墓志铭》。 《全辽文》卷0《上方感化寺碑》。 2《全辽文》卷《张世卿墓志铭》。 东京地区隶属斡鲁朵的州县较多，又迁入了大量渤海人，其私有化程度则较南、西两京为低。 封建因素的增长与阶级关系的变化由于土地占有、经济成分、经营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辽朝的阶级关系也呈现着十分复杂的局面，随着境内封建因素的增长，阶级成分和阶级关系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 契丹诸部长官大王、节度使、都监、司徒等，握有管理部落军事、行政、经济的权力，有些家族则世预节度使之选。这些部落长官实际上就是本部份地的领主。因此，契丹人的部落只能是保留着部落组织形式的领主占有制组织机构，与蒙古建国后分封的千户有很多相似之处。 辽朝皇帝的斡鲁朵，占有牧场、农田，有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宫户；诸王、公主、驸马、契丹贵族、官僚，多领有投下军州，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领主。 早期投靠契丹统治者并为辽朝的建立与巩固建有功勋的某些汉人、渤海人上层，也不同程度地占有土地、人户，他们中一些人既有自己的封建庄园，也有出租的土地，因此，既是经营庄园的领主，也是出租土地的地主。圣宗时期的大丞相韩德让，在上京、中京、西京、南京、平州、奉圣州都有提辖司，管理属下各地的庄园。中京内省使、知宫苑司事李知顺，上京户部使冯从顺等，在中京也有庄园。 随着社会的发展，投下制也发生了变化。到圣宗时，领主对属下的控制已日益削弱，国家对投下军州的政治、经济管理职能日益加强，领主占有制逐渐衰落。 太宗时，东丹国中心南移，留居原地的渤海人大批南迁到东京辽阳地区。他们中的富户、贵族多拥有部曲。在迁徙中，一些贫苦无力迁徙者又为富户所收容，故东京地区的渤海贵族、富户也应是拥有属民的领主。随着辽朝封建化程度的提高，东京的领主制也开始向地主制经济转化。 南京、西京的大土地所有者，多以租佃方式经营地产。中京的奚人，也多将土地租给汉人和渤海人耕种，他们或成为地主，或为小土地出租者。寺庙的上层僧侣，是寺庙地产的管理者。由于土地来源不同，他们的佃户既有二税户，也有具有独立自由身份的国家编户。因而，上层僧侣实质上是靠地租生活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宋境，有的甚至成为代表朝廷办理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晋境，成为辽朝同中原进行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 游牧的契丹人，被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他们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份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是部落和国家赋役的主要负担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除部落贵族外，部落民也有贫富之差，富民拥有较多的牲畜，占有较好的牧场。凭借其经济实力，也可转化为贵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他们中既有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也有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他们是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辽朝社会阶层还有宫分人、奴隶和著帐户。宫分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就民族成分讲，有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汉人和乌古敌烈、女真等诸部人。究其来源，汉人、渤海人和各部族人多为战争俘虏，契丹人则或为宫卫建立时析部族所得，或为自愿投附者，或后妃出嫁时的媵户和贵族犯罪没入者。他们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同，有的享有自由民身份，占有一定数量的奴婢、部曲，本身就是领主、地主，并可出任高官。如宫分人中的八房子弟，是耶律欲稳的后裔。欲稳本为突吕不部人，自其祖父台押时，就与耶律家族关系密切，有保护阿保机父辈之功。阿保机初置宫卫，欲稳率部曲来归，附宫籍，为宫分人。他官至奚迭剌部夷离堇，弟霞里为奚六部秃里，祖台押配享皇室耶律家族祖庙。穆宗朝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虽为宫分人，却与穆宗为布衣交，并占有宫户。景宗、圣宗时的韩德让，以宫分人的身份历任节度使、上京留守、北府宰相，领枢密使兼政事令，直至官拜大丞相，总北南二枢密院事，封王，位极人臣，却一直到统和二十二年才出宫籍，赐国姓，隶季父房，并进而建文忠王府，一跃而成为斡鲁朵主人。他们不但是部曲、奴隶的主人，而且是辽朝的高官，他们的家族属辽朝统治集团行列。 大部分宫分人是只有少量财产的农、牧业劳动者，是领主占有制下的农、牧民，有自己的财产和家庭，享有较奴隶为多的自由，但对主人仍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经允许，不得脱离主人。主人却可按自己的意志将他们转送与人。他们承担的赋役，是主人的私人收入，同时按主人的意志提供力役。而他们承担的军役，则是以向主人提供的方式为国家的军事目的服务。这一类宫分人，在地位上与诸部部民相似，而在名分上，前者为私人部曲，且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甚至可以被统称为“奴婢”，后者为隶属于地方组织的国家编户，但比编入国家州县的民户受着较多的控制与约束3。 诸宫和贵族都占有相当数目的奴隶，他们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和供家内驱使。圣宗时的稍瓦、曷术二部，原来即是皇室、贵族的奴隶，他们当是战争俘虏和部落制末期沦为奴隶的部民。被编入稍瓦、曷术石烈后，由贵族私人奴隶转为国家官奴婢。也有拐骗宋朝人口卖到辽境为奴者。 著帐户是一种特殊的奴隶，他们是由犯罪被籍没的贵族组成。最早被没入者是杀害遥辇氏联盟于越释鲁的蒲古只三族人，遥辇后期，他们被编入瓦里。阿保机死后，皇后述律氏将他们编为著帐户。世宗时，放免为良。此后，凡贵族、世官之家犯罪，便被没入，编为著帐户。“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诸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他们是宫廷奴隶，皇室占有的奴隶。 3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文物》992年第期。《苏魏公集》卷3《牛山道中》，记录了他在牛山馆（今河北平泉西）道中所见“耕种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诗称“农人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边方。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甚茫茫。”苏辙在《栾城集》卷《出山》中，也描述了汉人佃种奚田的情况，诗称“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关于宫分人的情况，还可参见李锡厚《辽代诸宫卫各色人户的身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985年著帐户的身份并非终身。原有的著帐户不断放免，新的罪犯不断没入，故终辽之世，“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2。 此外，诸部落也有瓦里，管理部落所有的奴隶。而在国家手工业作坊中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也处于工奴地位。某些被贬黜的官员，也常被罚入作坊服役。如圣宗朝秘书正字李万因上书“辞涉怨讪”，被处以杖刑后，罚至陷河冶采炼白银。道宗朝北面林牙萧岩寿因反对和揭露耶律乙辛获罪，被流放乌隗路，“终身拘作”。 辽朝是在游牧的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政权，它在政治制度、经济成分、习俗法规等诸方面，必然还有某些部落联盟时期的残余和痕迹。建国后，统治者不断扩张境土，统治了农耕的渤海人和部分汉人，又受到了来自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和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冲击，这就决定了辽朝境内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及文化等方面几种成分并存，且不断发生调整变化的社会进程。 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部落组织形式下存在的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制占主导地位。国家建立后，部落组织转化为国家的地方行政机构，部落显贵、开国功臣成为国家的上层统治阶级，于是部落内部有了官员、牧主、富裕的牧民和只有少量牲畜的贫苦牧民，部落节度使等既是国家的地方官员，同时也是本部的领主。 自大贺氏联盟时期起，契丹人中已经出现了奴隶，他们当来自贫苦的牧民和战争俘虏。遥辇联盟后期，又出现了因犯罪被籍没为奴的契丹部落贵族。因而契丹社会有相当数目的奴隶存在。但牧业生产不同于农业和手工业，它不适宜大量使用奴隶，因而契丹社会的奴隶制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一直停留在家庭奴隶制阶段。建国后，牧业区仍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他们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宫廷服务和手工业生产。随着封建因素的日益增长，从事手工业等专业性生产的奴隶大批得到解放，编为部民，奴隶制的残余成分日益减少。奴隶主要从事家庭、宫廷服务，供主人日常驱使。 投下及斡鲁朵所属的民户，为领主、贵族的部曲，但早已有了独立身份的自耕农民被长期抑为农奴，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投下是在国家准许的情况下建立的，他们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国家的控制和约束。国家也不会放弃在投下军州的权利。因而辽朝投下户尽管身份是部曲，而其地位实质上并不完全是领主的私属。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他们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地位。一方面是因投下军州的日益减少，投下户便随之转化为国家州县民户；一方面是对领主依附关系的日益松弛。以投下的变化为先导和动力，牧区的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快，这种变化自圣宗以来日益显著。进入辽朝统治集团的汉人和渤海人上层，在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同时，竟也像契丹贵族一样建立庄园，占有大量部曲、人户，由地主蜕变为领主，成为身兼地主、领主双重身份的辽朝统治集团成员，这也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位决定的。 在靠近燕、云的奚人地区，租佃制经营方式较为普遍，这首先因为它靠近农业区，有大批被俘和流入的汉人，受到燕、云先进经营方式的影响。同第4期。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 《辽史·营卫志》上。 时，也与握有政治权势的契丹上层早期没有过多地在这一地区干扰奚人的经济活动有关。 总的来说，除战争期间外，西京、南京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因归入辽朝而受到严重破坏，仍在租佃制经营方式上继续发展。东京地区租佃制、庄园制并存。上京、中京地区变化较大，总的趋势是部落制残余日益减少，封建领主制逐渐向地主制经济过渡。因而整个辽朝境内，早期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成分应该是领主制，与之相适应的辽政权也应是早期封建制政权。圣宗以后，地主制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赋役制度辽朝境内的牧民、农民以及诸属国、属部，都承担着向国家缴纳贡赋、提供劳役和军役的义务。由于身份、地位不同，他们承担的赋役名目也多种多样。而官僚、贵族、诸节度使等，却享有免役特权。随着辽朝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制度逐渐完善，赋役制度也经历了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大抵在辽圣宗时期，便逐渐确定下来。但受契丹社会习俗的影响，辽朝的赋役征集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辽朝的五京各有掌管财赋的机构和官员，上京有盐铁司，设盐铁使；中京为度支使司，设度支使；东京为户部使司，设户部使；南京为三司使司，置三司使；西京为转运使司，置转运使，合称五京计司或五计司。 辽朝的赋役制度主要分为部落民的赋役、农户的赋役和属国属部的贡赋三部分。 一、部落民的赋役契丹和奚人诸部牧民，岁输羊为常赋，以供国家所需和支付官俸。所输数目，以拥有牲畜的多少为等第。 常赋之外，节度使每年例向皇帝进献鞍马、珍玩。国家有急需、节庆或婚丧等情况，贵族、官员、宗室等也另有贡献。如皇帝及太子结婚，宗室、贵族等需进会亲帐幕、礼物和费用；皇帝死，进助山陵费。这些额外贡献，虽自诸宫、贵族、官员进上，而其诸物则皆出自部民和贵族的属民。此外，国家对官员额外加恩，有所颁赐，也皆取自于民。如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俸秩外，给獐鹿百数，皆取于民”2。 贡赋之外，部民还须出力役。诸部的役有力役和兵役两类，力役承担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及其他工程。辽道宗时，贾师训在同知永州军州事任上，致力于减轻部民负担，又措置得法，一次就奏减永、龙化、奉圣三州，“岁供行在役调计民工三十余万”；在扈从皇帝春捺钵活动时，“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万工”。原隶宫分的奚人三营，圣宗时置部，隶南府，专“备畋猎之役”。 部民负担最重者，莫过于兵役。国有军情，皇帝视所需，征调诸宫卫、诸王府和诸部族军。诸部民则须自备武器、鞍马随从节度使出征。平时，诸部也各有戍边兵役。其中五院、六院驻守南境备宋；乙室、涅剌驻守西南备西夏、党项和回鹘等；突吕不、品、楮特部镇守西北，防阻卜、乌古敌烈等2《辽史·营卫志》上。 圣宗时，将由诸宫和横帐大族奴隶组成的稍瓦石烈和曷术石烈改编为部落，置节度使。于是二石烈人摆脱了奴隶制束缚，取得了部民身份。 部。诸部戍军由节度使管领，屯驻戍守地区。老弱贫病者留居部落，由司徒管领从事耕牧。这种长期的兵役，虽有轮换补充之制，仍使大批强壮牧民脱离牧业，不能不给牧业生产带来影响和损失。圣宗时，拓土开疆，镇州可敦城为西北军事重镇，驻兵屯戍，防备阻卜诸部。东北重点驻守鸭绿江和黄龙府，备御高丽和女真。西北、东北边境属部时降时叛，屯戍役户负担日益加重。部落富民被征调戍边，远离部落，资费既多，人又劳苦，多致破产。有的则雇人应役，被雇者或中途逃亡，更有死于戍所者。 诸部派役，有所谓“补役之法”。初期，“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至兴宗时，“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以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已成为影响政局稳定和国家兴衰的严重问题。 二、农户的赋役辽朝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因居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背景不同，赋役负担也存在某些差异。《辽史·食货志》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韩延徽，幽州安次人，曾献在草原安置汉人之策，并被采纳。建国后，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与了制度、政策的制定。“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2，辽朝农户赋役制度的初定，当在此时。其范围，当只限上京和中京奚人所在地区的农户。太宗时，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并入，有必要检核各地户口人丁，再定赋役制度。从燕云十六州的平稳交割判断，这时的赋役制度当是参照渤海、唐、五代之制确定的。后来，圣宗和兴宗时，又做过某些修改和局部调整，大致只是数额的增减。 农户的赋役，凡田赋，计亩征收；徭役，随户物力高下征调。 为均平赋役，辽朝也常括田、括户。 南京、西京地区的田赋，与唐、宋一样，分夏、秋两季征收，并有正色、折色之分。《宣府镇志》载统和十八年（000），“诏北地节候较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这当是夏税的缴纳期限。 辽朝的农田，有官田、私田两种。私田计亩缴纳赋税。官田又有屯田、闲田两类。屯田收粟归官，置仓积储，不得擅贷。闲田多募流民耕种，垦种之初，酌情免租赋数年。然后，或由垦种者承佃，向国家交租；或许农民占为私产，依例纳赋。 东京道多为渤海移民，为了安抚降民，赋役之制多从宽减，“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故较南、西二京为轻。 上京、中京道农户多为所俘汉人、渤海人，他们依据身份、地位的不同，纳税情况也不同。隶属州县的自耕农向国家缴纳田赋；佃耕奚人田地的汉人则除缴纳田赋外，还要按比例向田主交租。即苏辙所说的“力耕分获世为客”，他们的负担同宋朝境内缴纳分成租的佃客大致相同。 诸贵族投下户分别向国家和领主缴纳贡赋。他们除向国家缴纳田赋外，还须向领主缴纳“市井之赋”。即元好问所说的“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辽史·萧观音奴传》。 2《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铭》。 《辽史·萧韩家奴传》。 2。所谓“纳课给其主”，即《辽史·食货志》所载的，“市井之赋，各归投下，惟酒税赋纳上京”，所以，他们被称为“二税户”。 燕京地区的赋税，据马扩《燕云奉使录》载，“三百年旧额，每岁出缗钱四十万”，其中二税为大宗，也包括商税、盐税等。辽末社会动乱，经济凋敝，物价暴涨，税钱增至400余万，不能作为考察赋税负担的依据。苏辙认为，辽朝燕云地区农民负担较轻。他说“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兼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惟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须索，县吏动遭鞭箠，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此盖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县，盖亦粗有法度。”苏辙使辽，十分重视体察辽朝国情，他所记录的辽道宗晚年珍惜辽宋和好关系，蕃汉人户得以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以及辽道宗佞佛，耶律延禧凡弱，“虽心向汉，但恐不能保其禄位”等情况，皆切合实际，他对燕地汉人负担的记录当可信。同时，上京、中京一带，赋役制度定于建国之初，出自招徕、安抚汉人，巩固统治的需要，所定税额也应是较轻的。这从并无大批汉人南逃的事实，也可得到印证。 此外，寺庙的佃户中也有一些二税户。 农户向国家提供的力役，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多种名目。主要用于运输、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供官府驱使，以及修河、筑路等项工程。徭役的征调，也依户产的多少为等第，但诸州县因所在不同，有轻重不均之弊。如涿州新城县（今河北新城东南），驿路所经，辽、宋使节过境频繁，送往迎来，多役民户。中京松山县（今内蒙古赤峰西南），岁运泽州（今河北平泉西南）官炭，旁近州县却无此负担。县令马人望力争于中京留守，才得以均役他邑。同时，由于法度不明，执行不严，也常因时因地因人而有轻重不同等情。天祚帝时，马人望为南院枢密使，深患民户徭役之重，遂使民户出钱，官为募役，减轻了役户负担。渔阳（今天津蓟县）定躬冶，每年修桥路役工千数，主者凌逼，役户不堪忍受，往往出高价以庸代役，伤财害民。三河县（今属河北）尹刘瑶上任后，亲为措置，只用百工，桥路工程即告竣，民力得以苏息。又前此役民兴功，经办者多人，“专使交杂，蠹耗乡栅，驱良民如婢使，取私货若己产”。刘瑶去繁整蠹，委专人董役事，“凡差发，立排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田赋与徭役外，辽朝沿五代旧制，仍有名目不一的杂税，如盐铁税、曲（酒曲）钱、农器钱、鞋钱、匹帛钱、义仓粟等。商业贸易则有关征。田赋之外，盐铁、曲钱和商税，是辽朝收入的大宗。盐、铁、酒贸易，一直由国家控制。故南京设都曲院、商税都点检、酒坊使；西京置都商税点检；各州县分别设有商、曲、盐、铁等都监或院使。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诏诸道各州县置义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粜仓，社司籍其目。岁俭，发以振（赈边诸州又有和粜仓，“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2《辽史·韩延徽传》。 《松漠纪闻》载“阿保机灭渤海，迁其族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损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当是指东京渤海人的情况。《辽史·圣宗纪》也说“自神册来附，未有榷酤盐、曲之法，关市之征也甚宽弛。” 元好问《中州集·乙集》。 息二分”2。义仓粟实为田赋的附加税，将国家赈济灾贫的负担转嫁给农户。和粜法或系借鉴于宋。 此外，或为战争所需，或补充群牧，辽朝还不时括富民车马。这种负担，因并非常赋，故无限额，可因人因事随时而定，其扰民之甚，正如苏辙所见。三、属国和属部的贡赋属国、属部随部所出，缴纳贡赋。初期，东丹岁供布5万端，马千匹。后东丹南迁，属东京道，不再为属国。阻卜除马、驼外，岁贡貂皮万，青鼠皮2.5万。五国、乌惹等部贡马匹、珍珠、胶鱼皮、貂皮和海东青鹘。女真贡弓矢、人参、生金、蜜蜡、珍珠、布帛、海东青和唤鹿、养鹰鹘的奴隶。乌隗乌古部初以貂皮、青鼠为贡，因非本土所产，自圣宗统和六年（988），从其所请，改为只贡牛马。回鹘诸部所贡为玉、珠、犀（角）、、琥珀、玛瑙器、镔铁器、斜合里皮和各色毛织品。西夏进马、驼、锦、药材、皮毛等。高丽以布、铜器、人参、纸、墨、藤造器物、龙须草席和酒、醋等进献。 遇有战事，诸部须按辽廷的要求出兵从征。 2苏辙《栾城集》卷4《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路振、苏颂记载与此不同。路振说“虏政苛刻，燕蓟苦之，园桑税亩，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凿。”是圣宗时的情况。但《辽史·圣宗纪》中屡见赈灾的记载，可知路振所记，或为个别情况，或得之于传闻，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苏颂说“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甚茫茫。”苏颂使辽在道宗咸雍三年（07）和大康三年（077），苏辙使辽在大安五年（089），两人所记同为道宗时情况，而结论却截然不同。苏辙的记载似更接近实情。《全辽文》卷0《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 第五节西夏的赋税与徭役赋税西夏建国前的党项社会就已进入封建社会，宗族封建制成为西夏的统治基础。西夏的土地制度大体可区分为国家所有制、贵族占有制、寺院和小土地占有制。建国前党项政权统治下同邻境的宋朝相比，赋役已相当繁重。《宋史·党项传》记载，李继迁统治下的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羌部拓跋遇曾向宋朝边吏诉说“本州赋役苛虐，乞移居内地。”西夏建国之初，仿宋制建立的皇权机构中，设有“三司”“总国计应贡赋之入”。又设“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等管理和征收农、牧、商、手工各业的赋税。 西夏建国初期，由于对宋朝频繁发动战争，军需粮饷主要靠对宋夏沿边地区的掠夺。宋朝边将田况说宋朝缘边与西夏“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来入寇，则科率粮糗，多出其间”。宋朝边帅韩琦也说，西夏进攻宋朝，“军兴之物，悉取国人。而所获不偿所费”2。夏宋经过几年的战争，夏国虽取得多次胜利，“然死亡创痍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也利用权势侵占田地，役使无地的农民耕种，收取高额地租。有的甚至直接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土地，变为私田。夏毅宗时，其国相没藏讹庞霸占宋朝辖境麟州（今神木北）屈野河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派兵护耕，“令民播种，以所收入其家，岁东侵不已，距河仅二十里，宴然以为己田”。■都元年（057），又屯兵数万人于屈野河，“尽发麟州以北民耕牛、农具，计欲尽耕河西地”2。 西夏中期崇宗、仁宗时期，是西夏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仁宗天盛时期（49—9）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关西夏赋役制度的规定完备而详尽。在《律令》的第十五至第十七章中关于农业租税条，对夏国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的纳租标准、数量、纳租时限、入库，及逾期不交和逃租者的处罚等都规定至详。如规定无官方谕文，不许擅自收取租户钱物及摊派杂役；农民可在所租土地边上的沼泽、荒地上开垦种植，三年不纳租税。超过三年后，“一亩纳谷物三升”。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也实行局部免税措施。如夏大庆四年（43）四月，西夏的兴州（今宁夏银川）和夏州（今陕西靖边北）地区，连遭地震，地裂泉涌，灾情严重。仁宗采纳御史大夫苏执礼的建议，下令二州灾区，遭地震家中死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者免租税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3。以上诸种规定与措施，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安定社会极其有利。宋代史籍上多有西夏国家储粮的记载，如“摊粮城”、“御仓”、“粟窖”、“国官窖”、“歇头仓”等，藏粮十数万至百万石。除地租税收外，工商税也是西夏国家税收的大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辽史·食货志》上。 2高昌回鹘“一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斜合里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见《挥麈前录》卷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 3《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27 第十八章，对工商业税收有详细的规定。如店铺开业、牲畜乘船、边境贸易、典当，甚至说媒、离婚、求助等，都交纳税金或实物税。西夏实行盐、酒专卖，“三司”设盐铁使专门管理盐铁生产。夏景宗时，“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西夏每年至少采盐数十万石，同宋、辽、金进行官方贸易，换取粮食。盐走私与逃税十分猖獗，《律令》规定，对逃税者一经发现，“偷税几何，当计其税，所逃之税数，以偷盗法判断”。西夏对过境的各族商人，征收高额的过境税，如对回鹘经西夏去宋、辽的商贾，对驼载物品，“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据此可知，夏人对过境商贾征收十分之一的商税，这可能是一种定制。 徭役西夏的徭役，包括兵役和力役。据《宋史·夏国传》所载兵制规定“其民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负赡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正军之疲弱者为之。”又据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记载“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凡成丁者都要承担兵役其中分直接担负战斗的“正军”和军中劳役“负赡”。“正军”除国家给予很少的军事装备外，还要自备弓箭、盔甲，承担补充“长生马”、驼。宋朝西北边帅范仲淹说“西夏建官置兵，不用食禄。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宋朝大臣张方平在给宋仁宗的奏章中也指出“今羌戎乃汉唐郡县，非以逐水草射猎为生，皆待耕获而食，贼每点集资粮器用，人自为备，须岁年计，乃能大举。”2“点集”作战成为西夏人民的沉重负担，繁重的兵役负担是造成西夏日趋贫困，国势衰颓的原因之一。 西夏时期的劳役是极其繁重的。从党项建国前的李继迁时期到李元昊建国后，西夏都大规模征调民夫修筑黄河水利。历朝皇帝都不惜民力，役民兴修都城、宫室、陵寝、寺庙。史书不乏记载，如李德明时，“役民夫数万于鏊子山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景宗李元昊“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大役丁夫数万，于（贺兰）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西夏穷兵黩武，兵役和劳役是压在西夏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 《西夏书事》卷9。 2《西夏书事》卷35。 《包拯集·论杨守素》。 第六节金代的赋税和役法金代的赋税和役法，因各族社会发展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地税有女真族的牛头税；有中原的两税，都以耕地为征课的对象，但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征课办法与性质也有不同。金代的物力钱，与地税不同，是以丁口和资产总和为征课对象，一切科敷品及徭役均据此而出。此外，尚有其他名类不同的课税，依着征课对象不同而有区别。金代的赋税和役法，在中国赋税和役法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整个中国赋税和役法发展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赋税一、牛头税（牛具税）牛头税是女真族猛安谋克户向国家所承担的一种地税，其征收的基础是牛头税地。牛头税也叫牛具税，其制度是以每耒牛三头为一具，以民口二十五为限，受土地四顷四亩有奇，按年输粟，官与民占有土地不得超过四十具。在金太宗天会三年（25）以前，赋税征收没有定制，根据需要的多少而定。到天会四、五年，牛头税的征收始由无定制发展为定制。 牛头税的征收由土地占有关系的性质而定。分配到牛头地的猛安谋克户，不分贵族与一般平民，都要按规定交纳牛头税，征收额每牛具固定为一石或五斗不等，不分收获多少，都交纳定额的税粟。由猛安谋克户向国家交纳的牛头税额，比起汉族人民负担的两税要轻得多。汉族人民负担的两税为牛头税五斗之四十倍多，为牛头税一石之二十倍多。这不单纯是由于种族的不同所造成，也是由于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和税制的差别所造成。牛头税不是向猛安谋克户中的奴婢口征收，而是向占有土地的猛安谋克户征收，这是金代女真族奴隶制的税制不同于封建制税制的最重要的标志。牛头税的征收主要是作为储藏而用，并专门设有储藏牛头税的仓廪，以与一般州县的常平仓相区别。牛头税仓廪设在各谋克内，其制由“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牛头税设有专门仓廪储藏，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备饥馑”、“备凶年”，如“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馑，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2。金世宗大定八年（8），“猛安谋克牛头税粟，本以备凶年，凡水旱乏粮处，就赈给之”。二是作为支付猛安谋克俸给之用。“大定二十年，诏猛安谋克俸给，令运司折支银绢。省臣议若估粟折支，各路运司储积多寡不均，宜令依旧支请牛头税粟。如遇凶年尽贷于民，其俸则于钱多路府支放，钱少则支银绢，亦未晚也”2。猛安谋克俸给起初是由牛头税粟支给，这大概是由原始公社把部分贡纳作为部落酋长的日常消费那种关系转化而来的。 女真族牛头税同封建制度下的个体农民向国家缴纳的地税，以及农民向《历代名臣奏议》卷343。 2《西夏书事》卷9、8。 《金史》卷47《食货志》。 2《金史》卷47《食货志》。 地主交的地租截然不同。牛头税不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为征课的对象，而是以二十五口为单位从国家分得的一牛具土地为征课的基础。女真族的奴隶制是家族奴隶制，由氏族制变革为奴隶制以后，公社组织以及公社内部土地共有和合产聚种的遗制作为残余而保留下来，族长制和氏族制残余还严重地存在，但这并非与奴隶制的集体经营和以家族的形式占有、使用奴隶进行生产相矛盾，相反，更便于把财产的占有权集中于一人，通过公社内各家族集体耕作以及生产物最终由族长来支配，同时也便于以家族的形式占有和使用奴隶集体生产，以及把家族内成员降于无权的地位。由这种关系而确定的牛头税，是女真族不同于封建制的一种特殊的田税制度。 二、物力钱物力钱是金朝实行的按物力征钱的资产税。在金世宗以前，只有物力，没有物力钱，大定四年始确立物力钱的征税制度。金初为根据物力征赋调，曾实行三年一大比制度。大比，就是每到三年，使天下通检民数和物力，重新进行一次登记，以便征课赋调。到金世宗时，由于猛安谋克内部贫富变易，版籍不实，赋调不均，特别是新的封建关系的增长，一方面为防止猛安谋克内部变化，抑制女真贵族；另一方面为对汉族等人民增加赋敛，因而需要在金的全区域内进行统一的物力钱的征收。物力钱的征收，同金社会经济和货币关系的恢复发展不可分割，是朝廷在正税之外，增加赋敛收入的一种手段。根据《金史·食货志·序》的记载，物力钱征课的对象及其所包括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金制规定“官田曰租，私田曰税”。但在租税之外，同样的土地又被列入物力之内出赋。完颜永元曾面责张弘信说“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今使者所至，以残酷妄加农民田产，箠击百姓，有至死者。”3刑部郎中路伯达等也说“民地已纳税，又通检物力，比之浮财所出差役，是为重并也。”4可见金之土地，既是租税所出，又是财产税征课的最重要的内容。其二，金代女真奴隶主贵族乃至官僚、地主的家庭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奴婢，因为奴婢被视为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也是物力钱征课的对象和内容之一。 其三，园地、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均属物力钱征课的对象。 其四，依其贮藏货币多少而定物力钱的征课。 金代物力钱的征收，主要是根据土地、奴婢、园地、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以及货币等资产征收赋税。因此，户是物力钱征收的根基，所以物力钱的推行必须定版籍，版籍不实就失去了“按籍科差”的基础。确定版籍又主要依据人口和资产两个方面。 金代以户口多寡、富贵轻重定户籍，这一方面是女真“人丁军”和“家户军”征调的根基；另一方面也是定户等征课物力的根基。物力钱的征收，是先由官府勘查出应当征收的总数，然后再按规定的户等来征课。 金代物力钱征课之制，最初源自女真族本身的三年一大比之制，亦即适应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征课的需要，按各户所有牲畜资具多寡随时征发，即所谓“辨物行征之制”。其后，随着女真族进入中原，特别是由统一的皇权制代替了勃极烈制以后，为对其属下的汉户和猛安谋克户实行统一的物力钱的征课，便取宋物力钱的名称和规制，并以唐户税的内容和精神，制定出金代3《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 4《金史》卷58《百官志》。 的物力钱征课制度。因此，金代物力钱征课的内容、范围和方法，多类于唐的户税制度，唐代户税与金代物力钱，均以资产为主要内容，按资产的等第而异税率；均以户等为根基，三年一籍，分课役与不课役之户两种，唐户税规定自王公以下都要负担，金则规定“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 金世宗时，正处于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地转化时期。大定二十年后封建制发展特别快，在这种形势下曾对通检推排问题展开争论。其中一部分人主张止验财产多寡分为户等，奴婢孳畜、地土数目不在通检推排之内。另一部分人主张奴婢孳畜、地土数目应在通检推排之内，只有这样“贫富自见”2。在当时占有奴隶生产的是女真奴隶主贵族，把奴婢、牛具等列入通检推排，对奴隶主很不利，相反的，只按财产多寡定户等，不把奴婢、牛具等列入通检推排，对那些把土地都出租，不蓄奴，而又豪富的新兴地主来说又不利。金世宗结果采纳了后一种意见。金世宗通检推排物力的政策，一方面不想改变猛安谋克内“计口授地”制度，强调自种，但力果不足者允许有限制地出租土地；另一方面按猛安谋克户等均赋役，把奴婢等作为物力钱的征课对象。 金世宗通检推排物力，是想“以革前弊”，但前弊未革，后弊复生；是想解决出现的“富贫差发不均”问题，结果是“贫者自贫，富者自富”。在通检推排物力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专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的现象，但也有“称其平允”的，两者成为鲜明对比。《金史·梁肃传》“（大定）四年，通检东平、大名两路户籍物力，称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为功，百姓诉苦之。朝廷敕诸路以东平、大名通检为准，于是始定。”推排物力的弊病终不得纠正，成为对人民财产的掠夺。至于把逃户的物力钱，抑配给未逃户承担，民不堪命，更是有苦难言。 三、两税金代两税是继五代、辽、宋之后发展而来的，但它与辽、宋旧制比较，并非原封不动的承袭和照搬，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和改进。金代的制度是官地输租，私田输税。关于两税的征收额和限期的规定是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此外纳秸一束，束5斤。夏税输纳期限，起六月，止八月；秋税输纳期限，起十月，止十二月，分为初、中、末三限，州300里以外，纾其期限一个月。金章宗泰和五年（205），因为十月民之收获尚未完毕，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又因中都（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辽东、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陕西等地寒冷，农作物成熟期晚，夏税限以七月为初。 金代两税输纳不仅分为夏秋税两季，而且均以田亩作为输税的依据和标准。金代两税征收内容与宋不同，宋之两税中有钱，并且计钱扭折为绢帛之类，金则夏秋两税皆输粟米，无按田亩征税钱并扭折为绢帛之事，绢帛之税另以户调的形式出现，因之金代两税实际上已发展为纯粹的地税的形式。金代两税输纳的期限一般地比北宋晚。北宋夏税起五月止七月（或八月初），金夏税起六月止八月。北宋秋税从九月到十二月，征期为四个月，金秋税从十月到十二月，征期为三个月，泰和五年又改为十一月到翌年正月。《金史》卷7《完颜永元传》。 2《金史》卷4《食货志》。 同时金朝还规定州300里以外的纾期一个月，并规定初、中、末三限输纳。北宋起期早而征期长，金起期晚而征期短，并分三限输完。 金代两税输送，从规定来看，比过去有改进的地方。 其一，金代规定输送粟米，可依道程之远近递减其税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百姓在运输途中的负担，比宋代以假借“支移”的名称向百姓征脚费的办法不仅不同，而且是个很大的改进。 其二，金代两税输送采取递减税额的办法，也与宋代在田税以外，每斛各输二升谓之“雀鼠耗”，或者强迫人民输二斗谓之“省耗”不同。 其三，金代规定上户输运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这同《魏书·食货志》记载的“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分户等依里程远近输入的精神相似。 金代也有折纳（折变），但与宋略有不同。金代两税征输，重在本色，一般地不许折纳他物，而本色征收又重于当地所产，如虽规定两税要纳粟，因当地产麦，则准许纳麦以便民。金代折纳的原则，首先要注意官府粟米的储数，此外则听百姓从其便折纳。金代两税折纳重在官府实际需要，与宋代假借折纳辗转增加税额不同。 四、户调金朝两税已成为纯粹的地税，物力钱的征课属资产税，同时在两税、物力钱之外有户调的征收制度。金代法律规定，民田必须以其地的十分之三为桑地，猛安谋克田必须以其地的十分之一为桑田，或40亩种桑亩。除枯补新，严禁毁树木。 金代不仅按制令百姓种桑，同时也有征收丝绵绢税之制。如“桑被灾不能蚕，则免丝绵绢税”。“诏免北京课段匹一年”。元好问《秋蚕》诗“东家追胥守机杼，有桑有税吾犹汝。官家恰少一絇丝，未到打门先自举。”3金代绢税之制分季输纳，所以有“夏绢”之称。但绢税已从两税分出，它既不随田亩输纳，也不是田亩的附加税。夏绢按户征调，凡纳丈尺的小户，旧例数户合并成全匹输纳2。此按户课绢之制，实即户调，与两税（地税）、物力钱（资产税）不同。 金代赋税负担，一般来说比辽、宋轻。金太祖“诏除辽法，省税赋”3。太宗“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2。金熙宗废刘豫后，减其旧税三分之一，“民始苏息”3。辽、宋除正税（田赋）之外，尚有许多附加于田赋的各种杂税，到金时，原辽、宋时繁多的田亩附加税名称，大部分已不见记载。金代两税的征收额与北宋相比，北宋秋税中田八升，下田七升四合，金代夏秋两税合在一起为五升三合，比北宋秋税下田所输尚少二升一合。金代两税轻于辽、宋，这是北方经济恢复和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金史》卷4《食货志》。 《金史》卷4《食货志》。 2《金史》卷《世宗纪》。 3《元遗山诗笺注》卷3。 党怀英《赠正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公墓表》，《金文最》卷89。 2《金史》卷2《太祖纪》。 3《金史》卷47《食货志》。 在金代统治下的农民，由于剥削制度自身对农民的掠夺性，仍不能免遭税赋的额外勒索，如税无科则，一切为上田之税，甚至州县赋民，以牛多寡为差，民匿而不耕；浮收、抑配之弊也较为普遍存在，官吏贪暴，与奸为市，公私对百姓大下其手，无所控告；当时输赋税于官，先经有力者结揽，或者为兼并者所揽，县吏乡胥得以为奸，弊病百出；户减田荒而每年所纳赋税不减，照例征收。 五、商税和其他杂税金代除牛头税、物力钱、两税、户调之外，还有其他诸种课税和杂赋。金代榷货之目有酒、曲（酿酒用）、茶、醋、香、矾、丹、锡、铁、盐，而在此十月中以盐为首。 金设七个盐司，大定间旧课，岁入为223贯5文；章宗承安三年（98），增至贯37文2分。其增入的具体情况如下表盐司旧课岁入数承安三年盐课岁入数山东贯贯400文沧州53200贯273贯宝坻贯00文贯解州8457贯500文32520贯25文西京0049贯9文28024贯08文辽东3572贯870文37970贯25文北京23892贯500文345贯7文2分金代榷酤因辽、宋旧制。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3500贯，承安元年增到40533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5347贯588文，承安元年岁获钱07893贯。金由于大定初国用不足而征课醋税，时榷时罢，岁课入钱数没有记载。 金代用茶，一部分来自宋人岁贡，一部分向南宋榷场购得，后来金自己也提倡种茶，在山东淄（今山东淄博西南）、密（今诸城）、宁海（今牟平）以及南京路蔡州（今河南汝南），有官营造茶作坊。金时饮茶之风很盛，市井茶肆相属。河南、陕西50多个郡，每郡日食茶率达20袋，袋直银2两，在一年中所费民银达30万。金之茶课岁入亦无记载。 诸商税见于记载者，城郭有赁房税、地基钱，商旅往来，诸路各有关税。大定二十年（80）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大定间，中都（今北京）税使司岁获钱4440余贯，承安元年增至24579贯。此外，金代也有各种苛捐杂税，如铺马、军需、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烦琐，不可殚述。特别是在统治者大兴土木和发动战争时，横征暴敛，尤为残酷。海陵大修中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等处宫室时，凡所需颜色、胶漆、金翠、珠玉、布麻、铜、铁各种材料，尽取之于人民。海陵为对南宋发动战争，中都和四方所造军器材用，都赋于民。箭翎一尺贵到千钱，村落间往往是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没有不被其害的。而且海陵时，“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4，章宗时虽一度减轻赋税，但章宗因军需所费甚大，拟依黄河夫钱之例，征收军需钱。宣宗时有“桑皮4《金史》卷3《太宗纪》。 故纸钱”。《金史·食货志·序》记载，金朝末年，“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预借数年，或欲得钞则预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 金承中原旧制有和籴。和籴是朝廷向人民强制购粟的一种官买制度。熙宗皇统二年（42）十月，命有司增价和籴于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路。世宗大定二年，命完颜守道就山东、西路和籴，只许民间留户口岁食，余皆纳官，给其直。其后又屡次命令地方在秋熟以后广籴，其病百出，扰民害农。金人假借和籴之名强取于民的还有带籴、帖籴、借籴等名称，两年之间有的竟举行七八次，人民有米的尽被拘括，无米的也按户口多少拟定数目，勒令申纳。与此同时，强行抑配之弊也不断发生。宣宗贞祐三年（25）八月，施行沿河遮籴法。其法规定凡商人贩粟渡河，每石官籴其八，并不得私渡；凡军民客旅粟，不于官籴处粜，而私自贩渡的，杖一百。于是商旅裹足，米价踊贵，沧州（今属河北）等地一斗米直银十余两。至兴定元年（27），人民已多因和籴而弃业。 役法金代役法包括职役、兵役、力役三项。 一、职役金代职役基本承宋旧制而来。金制在京府州县郭下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之多少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300户以上设主首4人，200户以上3人，50户以上2人，以下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的村寨，50户以上设寨使人，所掌与主首相同。寺观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当，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金在京府州县置坊正、里正、主首、壮丁，同宋的里正、户长、壮丁颇同。坊正、里正都由富家出钱雇募，而主首、壮丁也可能由雇募充任。 二、兵役金代女真族的军事组织是猛安谋克，平时生产，战时签壮者为兵，同时也以猛安谋克组织契丹、奚等族人。海陵为南攻宋，命户部尚书梁球、兵部尚书萧德温计女真、契丹、奚三部之众，不限丁数，悉签为兵，凡24万。金也签汉人为兵，至熙宗时已发展为常制，兵役在金时是人民的一种沉重负担。 金代签兵制度，是按人户物力和人户丁力两种方法进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金人民兵之法有二一曰家户军，以家产高下定之；一曰人丁军，以丁数多寡定之。”这种签军的办法，实际上把有物力负担的课役户与无物力负担的不课役户，统统作为签发的对象。而且既被签发之后，还要自备衣粮，所以汉人当兵至有远戍十年不归，生死未卜，但家中还要照例每岁送衣服。楼钥《北行日录》上（《攻媿集》卷）记载，胙城一个父老申诉他的“女婿戍边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家户军的人户既隶于军籍之后，即不问其丁口绝否，或是沦为佣贱，都一样的不能幸免军役。因此当时竟有“持产业契书共告于元帅府，以父子俱阵亡，无可充役，愿尽纳产业于官，以免充役”。其结果是“元帅府怒其沮坏军法，杀之”5。 5《金史》卷05《范拱传》。 女真人虽然负担比汉人轻得多的田税，但他们往往终身不能摆脱兵役之苦。因长期的战争，他们感于兵役之苦而厌烦战争。当金兵入燕京时，吕颐浩陷敌数日，他就曾了解到金军士每夜嗟怨，都说和契丹交战十年，而今还要南下，不知何日可以还军。金废刘豫而发兵时，女真人以为要和宋战争，都很恐惧。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与其家属闻得发兵事后痛哭，他杀了一口猪，用斜也自己穿的衣服裹好，埋在后营，并祝告“斜也已阵亡，葬之矣！”2金人每次签军，都要引起百姓的**，嗟怨道路，为害亦甚。刘祁《归潜志》卷7记载金时签军之弊时说“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其民家有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贞祐初，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军者，以春赴吏部调数，宰执使尽拣取，号监官军。其人愤愠叫号，交诉于台省，又冲宰相卤簿，上知其不可用，免之。” 金代每签兵都派天使。天使往山东签兵，人不肯从，便执天使杀之。这是当时人民为反抗签兵和避免兵役之苦而做出的一种正义行动。 三、力役在兵役之外，人民还要负担各种繁杂的力役。金时力役也是出钱代役，在世宗大定二十三年（83）以前，被役雇钱，是向未受役之家征钱给之。后来由于被役者不能得到雇钱，此制遂坏，不得不改为被役者按其所应得雇钱酌免租税及铺马钱来偿还。 金代力役繁重。天会九年（3），金向漠北的曷董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用兵和天会十四年刘“齐”侵犯宋境时，都先后向河北、山西、京畿、山东等处调集民夫。特别是海陵南侵时，征发民夫制造军器和战船，一次征发竟达40万人，督责苛急，日夜不息，病死的很多。海陵对南宋发动战争，向诸路括马计5万匹，调养马夫役饲养。此外金修筑各种工程，都从诸路调集民夫、工匠。金修燕京宫殿，用时三年，全部工程动员民夫80万，兵夫40万。暑月工役，因疾疫而死者不在少数。修建汴京宫殿，运一木所用费至2000万，牵一车所用人力至500人。全部工程也向诸路调集夫匠和兵夫，每四个月一轮替。近者不下千百里，远者不下数千里，近者北归，往往要经半年时间，远者得回，需年余到家，而且不月余又复起发。其河北人夫死损大半，其岭北西京路人夫七八千人，得归者不过千余人。《金史·世宗纪·赞》记载海陵时“赋役繁兴，盗贼满野，兵甲并起，万姓盻盻，国内骚然，老无留养之丁，幼无顾复之爱，颠危愁困，待尽朝夕”。 金世宗即位后，鉴于海陵时过度把力役负担强加于人民身上所造成的社会不安，为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便实行一些改革弊制的措施，以巩固社会的安宁，在安宁中求发展。其与力役有关者主要表现在大定二年（2）五月作出规定“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贫民。”三年下诏“今闻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调发甚多，而省部又与他州一例征取赋役，是重扰也。可凭元帅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二十三年，许所役免租税及铺马钱。二十七年，“怀、卫、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世宗初，把海陵时征发南攻士兵大量裁减还家，也算是减轻兵役负担的一种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缓和社会矛盾是有利的，但当时的广大人民并不因此而就免除了各种力役的负担。 《大金国志》卷《熙宗帝纪》金大定、明昌时是社会发展的繁荣时期，力役之征有所减轻，被旧史称为金统治的“小康”之世。但随着社会诸矛盾的发展，由盛转衰，特别是金的后期，力役繁重是不多见的。《金史·食货志》载高汝砺言“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金文最》卷80《单州（今山东单县）乌延太守去思碑》“军旅之用，飞刍挽粟之役，一出于民。河南最为近边，其间应办，方之余路为多。”在金统治的期间，力役之征有革有循，有减有增，有的是朝廷法定赋役，有的是乱用民力。有的工程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民，如动员兴修水利，金章宗时修建芦沟石桥（今北京西南郊），近三年时间完成。对此等力役之征，史书多有颂声。相反的无益于社会民生，只为统治者的作乐享受，或者是军政，乱用民力以维护其统治的苟延残喘，置人民于水火而不顾，痛楚与抨击反抗之声，载于道路。《中州集》卷5赵元《修城去》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金在蒙古军打击之下的和人民修城力役之苦。金朝的统治者在军事来犯之时无振师救国之策，只图保自己，筑城唯恐不高，城高又虑不巩固，在城外重三壕，结果“一锹复一杵，沥尽民脂膏”。城被攻毁，十万人口无保，“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干城下血”。在“百死之余能几人”的情况下，还“鞭背驱行补城缺”。这样的修城之役，不能起保国、保民的益处，所以作者最后发出“君不得一李勣贤长城，莫道世间无李勣”这种动人肺腑的声音。 金代品官免役与宋略同。金制规定遇有差科，必按版籍，其征发的原则是先及富人；如富力相等，再以丁多少分甲乙，以便差科。如遇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少均科。其差科不是一家所能担任，而又不能分任的，则以次户相协助的办法解决。金时品官之家并免杂役，虽免杂役，但仍规定“验物所当输者，止出雇钱。”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前，品官之家免役，变法后始令出钱为助役钱，金验物力所当输者出雇钱，其制略与宋同。 综合以上所述，金代的赋税和役法，既有女真本族旧制，又有中原的制度；既接受唐制的影响，又直接承袭辽、宋旧制；其制既有因循，又有某些改变，这是构成金时赋役制度的一个朝代的特点。 第八章政治制度第一节五代政制朝廷政制五代沿唐制设三省六部，中书门下（政事堂）为宰相办公处。 五代宰相的职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侍中和中书令，只有少数同平章事的职衔能升改为侍中，少数侍中可升改为中书令。自唐中期以后“唯侍中、中书令及平章事是为正宰相之任，五代相承，未之或改”2。“十国”中称帝诸国情况类似，称王诸国其宰相职衔为丞相或左、右丞相，诸国也常以参政事、参知政事作为任相前的过渡，都以帝、王的亲信担任。吴曾设大丞相。诸国称帝后，丞相通常改为同平章事，丞相职衔立即或不久后被取消。 唐代宗设内枢密使，以宦官担任，后设枢密院。后梁开平元年（907）五月，废枢密院为崇政院，设崇政院使、判官，后又废判官而设副使，都以外臣担任。传宣诏旨，专行密命，备顾问，预参谋，但并不直接行政事于外朝。乾化二年（92），崇政院使李振以崇政院的“宣”行事，与中书（朝廷）的“敕”并行，开侵夺中书职权之渐。 后唐同光元年（923），重建枢密院。废崇政院，以亲信外臣任枢密使，直接以“宣”行使职权，侵夺了中书的职权。后晋天福四年（939）四月，废枢密院，并其职权于中书，开运元年（944）复设枢密院，后汉、后周沿设。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副使，资浅或临时代理者称知枢密院事或参知枢密院事等。五代枢密使大都为皇帝亲信，军国大事主要是军事，实际形成枢密使主军事，宰相主日常行政事务，尚书省兵部职权几乎全为枢密院所夺。 “十国”中大多亦设枢密使、内枢密使等，职权比“五代”的枢密使低，常由与帝王关系稍次的亲信担任。 唐末设宣徽使、副使，后设南、北院使也由宦官担任。后梁沿设，改由外臣担任，但地位职权远低于崇政院使。后唐废副使，恢复宣徽南院使、北院使，又成为与枢密使相近的官职，此后常兼任枢密副使，“十国”中少数政权亦设宣徽使或承宣使之类。 朱全忠称帝前，设建昌院管理辖区四镇财赋。后梁建立，即以建昌院管理全国财政，设判建昌院事，随即改为建昌宫，设使、副使，常以宰相判建昌宫事。乾化二年（92）改设国计使，不久，又改以宰相分判度支或户部、盐铁、转运等使，又改置租庸使，由宰相兼判，统管财政。 后唐亦设租庸使统领财政。天成元年（92）四月，改由宰相或宣徽使判盐铁、户部、度支。长兴元年（930）八月，明宗决定使用三司使职名，三司使遂成为最高财政官员。后晋建立，又以宰相及他官分判盐铁、转运、户部、度支，不久又以三司使总理财政，或以宰相判三司，后汉、后周沿设。“十国”大多由户部管理财政，亦有设三司使者，常由宰相兼判。 五代沿唐制亦以翰林学士草拟内制（诏令），中书省中书舍人草拟外制2《大金国志》卷9《熙宗帝纪》。 （中书门下制）。后晋天福五年（940）九月，废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自是舍人昼直者当中书制，夜直者当内制”。开运元年（944）六月，复设翰林学士拟内制，后汉、后周沿设。“十国”中称帝诸国亦采用此制，称王诸国或设文苑学士、知辞制等草制。 五代沿唐制，设弘文馆、史馆、集贤院，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也作为宰相所兼的职衔。弘文馆于后唐时曾一度改为崇文馆。五代沿唐制设立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长官。天成二年（927）以后，不设御史大夫，遂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为晋、汉、周所沿袭。“十国”中除荆南、楚等外，大多亦设御史台，以御史大夫或中丞为台长。 地方政制府、州分为节度使州、防御使州、团练使州、刺史州，州长官为刺史，通常由前三使分别兼任，单任刺史的较少。节度使兼任州刺史，本州以外的辖州，称为支郡，上述各类长官几乎都由武将担任。都城、陪都称府，长官称尹，陪都设留守兼任府尹。州、府下设判官、推官为上佐，录事参军掌庶务，户曹、仓曹等分理诸事。 县设县令，下设主簿、县尉分理民事、刑狱，后以镇将理刑狱治安，县尉遂废。 《金史》卷47《食货志》。 第二节北宋前期的朝廷政制官、职、差遣宋初沿五代旧制，官名与实际职务大体相符，担任与“官名”名称不符的职务，称为“差遣”，但为数较少。不久，另设新机构并扩大“差遣”的范围，实行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以剥夺原机构及“官”的职权。“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许多旧机构几乎都成了闲散单位，只办理一些次要事务。 文官通常都具有官、职、差遣三种职衔。官，也称正官，指三省六部及寺监等的各种官称，如仆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等，元丰五年（082）官制改革以前，只作为官员定官位和俸禄高低的官称，称为寄禄官。改制以后，改为相应的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及各种大夫、郎，以定官位、俸禄，称为“阶官”，宋人后亦常称改制前的寄禄官为阶官。 职，也称职名，指馆、阁、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等，在馆阁中实际任职的称为馆职。其他朝廷和地方官员所带的修撰、直阁等较低的“职”，称为贴职，除宋初外并不实任其职，只作为文官的荣誉衔。“差遣”有时也称“职”，但大多数“职”专指职名、贴职。 差遣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官”（寄禄官）有时也称“职事官”，但多数“职事官’是指“差遣”。“差遣”本身无品级，以“官（寄禄官）”定品。除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翰林学士等外，“差遣”职务名称前通常都带有“判、知、同、提举、提点、管勾（干）”等字，如判尚书省事、知府等。 官员既可以只升降“差遣”职务，也可只升降“官”级或“职”等，也可以升降三者中的两种，甚至三者都升降。低级文官及受处罚的官员，只有“官”与“差遣”而没有“职”。 朝官、京官、选人与改官宋朝称常参官为朝官，但并不是专指参加朝参的官员，京官也并不专指在京任职的官员，朝官、京官都包括地方官，朝官指从七品以上的高中级文官，京官指八、九品低级文官。 选人已不是唐代所指的候补、候选官员，宋代的选人，也称“幕职、州县官”，原先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的属官，如判官、推官、掌书记、支使等，称为幕职官；京府、留守的属官如判官、推官，以及县级的如知县事、县令、主簿、县尉，州、府的属官如司理、司法参军等，称为“州县官”，统称为“幕职、州县官”，共分为七等二、三十级，都作为寄禄官称，用以定官品和俸禄等级，官品自从八品至从九品，与京官官品相近，是京官的“候选”官员，通常即称为“选人”。上述“幕职、州县官”的官《册府元龟》卷308《宰辅部·总序》。关于唐代后期和五代、北宋的宰相职衔，有人认为只有同平章事才是真宰相，侍中、中书令是虚衔，此说欠妥。参见陈振《关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992年版。 称，大多又与“差遣”（实职）名称相同，因而容易混淆。 宋代士人入仕，基本上都要经过“选人”阶段，许多人甚至终身是“选人”，只有升改为京官，称为“改官”，才能得到升迁中高级官员的机会。士人考中进士后，通常只有前三至五名的寄禄官称为低级“京官”。第六名（有时是第四名）以下的极大多数进士的寄禄官称，都是“幕职、州县官”，都属“选人”，所有“七阶选人须三任六考，用奏荐及功赏，乃得升改”为京官。 中书与宰相、副相、使相中书，全称中书门下，习称政事堂、都堂、政府、东府，设于宫城中（“大内”），为最高行政机构，是宰相和副相办公处，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宋沿晚唐、五代旧制，虽规定以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宰相，但自后周显德元年（954）中书令任宰相的冯道死后，未再任命中书令为宰相，宋代沿袭亦未再任命中书令为宰相。 侍中，只有德高望重或权位隆盛的少数同平章事，才能将宰相的职衔晋升为侍中，元丰改官制前，“国朝以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宁，真拜侍中才五人”。“真拜侍中”即是以侍中任宰相，不必带同平章事职衔，这五人是范质、赵普、丁谓、冯拯和韩琦，此外王旦和富弼二人也曾真拜侍中，但他们都以侍中的职衔名位过高而恳辞，仍只以同平章事职衔继续任宰相。同平章事，全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是北宋前期宰相的主要职衔。 五代、北宋前期，沿唐制亦以宰相兼领三馆。宰相例兼馆职，初任同平章事即兼集贤殿大学士，称集贤相；后升兼监修国史，称史馆相；最后升兼昭文馆大学士，称昭文相，为首相、上相。宋太宗时起，初任同平章事大多不兼馆职，以后再升兼馆职。 五代、北宋前期，亦设“使相”，凡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而兼有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衔，称为“使相”，只是荣誉衔。只有乾德二年（94）正月，由于宋太祖过早罢免留用的原后周宰相，以致任命赵普为宰相时，没有现任宰相签署敕令，才牵强附会地以使相（泰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光义有“同平章事”衔，签署任命赵普为相的诏令。 参知政事，为副相，习称为执政，广义的“执政”包括枢密院的正副长官；有时还包括宰相在内，通常则连称为“宰执”。 乾德二年（94）四月，为分同平章事赵普之权，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但“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实际上只是宰相的助理。开宝六年（973），参知政事才升政事堂，与宰相同议政事，轮流知印、押班、奏事，具备了副相的职权。至道二年（995）七月，寇準罢参知政事后，一度规定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参知政事除了议论军国大事不得升政事堂。不久，除朝会仍由宰相押班外，参知政事的其他职权均恢复。中书五房是中书门下的办事机构，指孔目、吏、户、兵礼、刑房，分理孙逢吉《职官分纪》卷5《翰林学士承旨》引《五代职官志》。 《宋史》卷《职官志》一。 《宋史》卷58《选举志》四。 政务。旧设堂后官十五人分主事务，原由“吏”任职，宋太祖改用士人，太宗时改为六人，一人为提点五房公事。神宗初，增设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以朝官担任。 宋初中书省成为闲散机构，中书舍人成为寄禄官称，除特命外通常不草制。另以其他官员草制（外制、中书制），称知制诰，资浅者称直舍人院（不久停设），临时代理者称权知制诰，其机构称为舍人院。神宗初，复设直舍人院，则属临时代理而非资浅。 枢密院枢密院，宋沿五代旧制设置，侵夺原兵部职权，为最高军事机构，习称枢府、西府，长官为枢密使、副使。太平兴国四年（979），开始以资浅者为“签署枢密院事”任副长官，后又设最低的副长官“同签署枢密院事”。英宗时起因避讳改“签署”为“签书”。淳化二年（99），改知枢密院事为正长官，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此后又改以枢密使为长官，副使等为副长官，枢密使·副使与知·同知枢密院事不并设。北宋时只有庆历二年（042）至五年与西夏战争期间，枢密使由宰相兼任。 枢密院的办事机构为枢密院承旨司，设承旨、副承旨，后设都承旨、副都承旨，下分设兵、吏、户、礼四房。神宗初，设检详官，增设刑房，又设北面河西房以处理边防事务。 三司宋沿五代旧制设三司，是北宋前期总理财政及工务的机构，侵夺原户部、工部职权。三司仅次于中书和枢密院，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副使，三司使号称为“计相”，太宗曾废三司使而分设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并各设副使；不久合为三司使；随后罢三司使而设左、右计使，接着增设总计使判左、右计事；又罢左、右计使，再分设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咸平六年（003），又合并为三司使，并分设盐铁、度支、户部副使，以后又只设三司副使为副长官。下设二十四案，每案设推官或勾当公事主管，分管全国的商税、户税、盐、铁和百官俸禄，以及各种修造和建筑等。 审官院宋初，新设“差遣”由“中书”直接任命。太宗时设“差遣院”，负责文臣京朝官的考课与任命，后又设“磨勘京朝官院”，专负考课之责。淳化四年（993）改称审官院，同年废差遣院，长官称知、同知审官院，侵夺吏部职权。熙宁三年（070）五月，审官院改称审官东院；同时将枢密院的部分职权划出，增设审官西院，负责中低级武官，包括诸司使、副使及大使臣的考课与任命。 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淳化二年（99）设审刑院，长官为知、同知审刑院事，为最高司法复审机构，侵夺刑部的部分职权。 大中祥符二年（009）设纠察在京刑狱司，长官称纠察在京刑狱或纠察刑狱，负责纠察开封府及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的徒罪以上案件。 礼院与权知贡举宋初沿设太常礼院，简称礼院，长官为知、同知院，侵夺礼部职权。 大中祥符元年（008），宋真宗为制定封禅活动礼仪，设“详定所”；六年，改名“礼仪院”，以执政为判院，另设知、同知院。天圣元年（023），废并入太常礼院。贡举唐属礼部，以他官任贡举称权知贡举。北宋前期礼部为闲司，沿旧制设权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考试结束即罢。 谏院端拱元年（988），虽改左、右补缺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作为谏官，实际上仍只是寄禄官称。真宗曾下诏不兼他职，专司谏职，但兼他职如故，实际担任谏职的不多。因中书省、门下省本身已成为闲散部门，谏官因而没有专门机构。天禧元年（07），曾下诏建立谏院，实际建院是在明道元年（032），长官为判、同判谏院事，司谏、正言明令不兼他职者才任谏职，其他官员任谏职者称为知谏院、同知谏院。但谏官常将矛头指向官员而不是皇帝，情形与御史相似，“（御史）台谏合流”。 御史台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侍御史知杂事为副长官，都以其他官员兼、权，所属御史也以其他官员兼领，御史台下虽有台院（侍御史）、殿院（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之名，但御史多缺。太平兴国三年（978），才任命监察御史，资浅者称“里行”，如殿中侍御史里行等。景祐元年（034），三院御史定为六人。天禧初，一度设“言事御史”，也称言事官、谏官御史，任谏官之职。庆历五年（045），重设言事御史兼谏职。 元丰三年（080），依唐制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分察朝廷各行政机构。六名御史中三人分领六察，三人为言事御史担任谏职，兼监察朝廷其他机构。 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宋初还大多保有具体职权，但遂渐成为闲散机构。除刑部、大理寺、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等，还保留大部分职权外，其他省、部、寺、监只剩下一些次要职权或少量杂务，长官通常称判尚书省之类。 馆阁三馆、秘阁、龙图阁等合称馆阁，所非常婚姻帖吧置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馆、直集贤院、直阁等，基本上都成为内外文官所带的“职”（贴职），并不实任其职，只是文官的荣誉职名。 三馆中弘文馆因避宋讳改称昭文馆，设大学士，史馆设监修国史，集贤院设集贤殿大学士，由宰相兼任以作为上相、次相、末相之序。史馆只修“日历”，“实录”、《册府元龟》等都在别处修撰；国史、会要则另设编修院修撰，修撰官员多从三馆官员中选任，日历后亦归编修院修撰，三馆实际成为国家藏书馆。太平兴国三年（978），修建新馆，总名崇文院。端拱元年（988），又于崇文院中建“秘阁”，藏天文、占候类书籍及其他真本、秘籍、古画、墨迹等。 龙图阁，咸平四年（00）建，藏宋太宗所撰诗文等，以后历代都建阁，如天章阁（真宗）、宝文阁（仁宗，附英宗）等共阁，只有太祖、钦宗及南宋度宗（含）以后未建阁。 第三节北宋中期的元丰官制改革元丰二年（079）五月，李清臣上奏指出“本朝官制踵袭前代陈迹，不究其实，官与职不相准，差遣与官职又不相准”2，要求进行改革，其后进行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 阶官（寄禄官） 元丰三年九月的《以阶易官寄禄新格》，是以原先的“文散官”官称，如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及各种大夫、郎，略加调整增补，编成“阶官”，共24阶，作为新的文官寄禄官称，以替代原先的省、部、寺、监官名的旧寄禄官称；并废“使相”原有官称为开府仪同三司（仍习称使相），列为文阶官之首。取消文、武散官。 元丰五年五月一日，宋朝廷文官系统正式实行新官制，恢复三省六部及寺、监的职权，使官名与职务相一致，这是以《唐六典》为蓝图制定的，但只改革了朝廷机构和文官系统京朝官的寄禄官称。 宰相和执政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长官为宰相，但尚书令、侍中、中书令虚设而不任命，以尚书省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由于取旨拟诏之权在中书省，右相（次相）之权实际上重于左相（首相）。 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右丞为执政（副相）。枢密院以知、同知枢密院事为长官，其他皆废，元祐三年（088），复设签书枢密院事为低级副长官，均属执政官之列。 对中书（都堂）与三省的改革元丰改制时，“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旧中书门下（中书、都堂）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行，纷然无统纪”。后改依唐制，定为中书省取旨（草制）、门下省复奏（封驳）、尚书省施行。原“中书门下”的正厅，定为新宰相的办公处兼宰相与执政的议事处，称为“三省都堂”，但仍习称为中书、都堂或政事堂，废原中书五房。 原“中书门下”的东厅，改为门下省，是门下侍郎（执政）处理本省事务的办公处。另在门下省之后建新房，称为门下后省，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十房，设四名给事中分管及任封驳之职。 原“中书门下”的西厅，改为中书省，为中书侍郎（执政）处理本省事务的办公处。也建中书后省，设吏、户、兵、礼、刑、工等八房；由中书舍人四人掌管并草拟六房诏制（外制）。 2《宋史》卷《职官志》一。参见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985年第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长官是左、右仆射为宰相，省务由副长官尚书左丞、右丞（执政）办理。下设左司分管吏、户、礼等房，右司分管兵、刑、工等房，设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治。 对六部、学士院及其他机构的改革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六部各设四司，长官为郎中，资序低的称员外郎。 吏部在唐代只主管文官，现改为通管文武官。高级官员原先由中书（政事堂）任命，现改为三省都堂主管，仍称为“堂除”。吏部所管的实际上只是中、低级官员的任命、考核等。废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主管文臣京、朝官；废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主管武臣的诸司副使以上。废流内铨为侍郎左选，主管文臣的“选人”（幕职州县官）；废三班院为侍郎右选，主管武臣的大、小使臣（内殿承制以下）。户部废“三司”，其中财政事务归户部尚书及左侍郎；并将变法改革期间，由司农寺主管新法的财政事务，归户部右侍郎，实际上成为“第二户部”，户部尚书不能过问其事。礼部废太常礼院、贡院，其事务归礼部。兵部保留枢密院，只管辖厢军、民兵等地方武装和军械、仪仗，以及绘制地图等事。刑部将“纠察在京刑狱司”及“审刑院”的职权并入。工部原属闲司，现将“三司”中侵夺工部的职权归还。翰林学士原是“差遣”，现定为正三品的正式官位。宋初，翰林学士定员六人，通常少于此数，偶有第七员，号称“员外学士”，以资深者一人为承旨作学士院长官。也有带翰林学士而任他职的，类同“贴职”。改革前的翰林学士，大多带知制诰衔，只有其寄禄官为中书舍人，则不带知制诰，改革后的翰林学士全带知制诰衔，一般只称翰林学士。还有直学士院、直翰林院，简称“直院”；权祗应翰林院事、权直学士院、权直翰林院、学士院权直、翰林权直，简称“权直”；以及权翰林学士，权学士院等。废舍人院入中书后省，并罢废代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的知制诰、直舍人院。元丰改制后废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为谏官，左属门下省（后省），右属中书省（后省）。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废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流行了近4个世纪的宰相所带职名亦被取消，监修国史只作为修史时宰相或执政的“差遣”。其他官员罢带职名，外任官才带直龙图阁等职名。其他如御史台、殿中省及九寺五监等，也都大体恢复相应职权。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己丑。 第四节北宋后期与南宋的朝廷政制“选人”等寄禄官称的改革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奉行元丰新制，但也有变化与补充性改革。由于“选人”的许多寄禄官称与作为“差遣”的官名相同，因而产生两者名称混淆的问题。“有带知安州云梦县而为河东干（勾）当公事者，有河中司录参军而监楚州盐场者，淆乱纷错，莫甚于此。谓宜造为新名，因而制禄”。崇宁二年（03）遂改为承直郎至将仕郎七等，称为“选人七阶”，后又有增改，连同京朝官共37阶，完成了整个文官体系阶官（寄禄官）名称的改革。政和二年（2），又改革武官、内侍官和医官等寄禄官称，并都改称为阶官。从而解决了所有寄禄官名与实际官职名称的混淆问题（武官寄禄官称的改革，参见下章《军制》第二节《宋代军事制度》）。 平章军国重事元祐元年（08），四朝元老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不处理日常政务，地位在宰相之上。元祐三年，吕公著改任“同平章军国事”，也不再处理日常政事，均属荣誉衔。 此后，南宋韩侂胄于开禧元年（205）任平章军国事，乔行简于嘉熙三年（239）、贾似道于咸淳三年（27）、王烚爚于德祐元年（275），都曾任“平章军国重事”，权位也都在宰相之上，是实职而非荣誉衔。 公相政和二年（2）五月，蔡京以太师任宰相，又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改称为“三公”，由荣誉衔改为实职，“为真相之任”，号称“公相”；王黼也曾以太傅总治三省事，权位皆在宰相之上。以后，又将三公改为荣誉衔，不治政事。 宰相、执政官称的变化政和二年（2）九月，宋徽宗认为以左、右仆射为左、右相，是“以仆臣之贱，充宰相之任”。遂改左仆射为太宰（首相）、右仆射为少宰（次相），仍分别兼任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又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均虚设而不任，又罢尚书令。靖康元年（2）十一月，宰相官衔又恢复元丰官制，宰相为左、右仆射。 建炎三年（29）四月，宰相改称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相，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右相，以示左、右相通治三省事。 《宋会要辑稿》职官之2。 关于唐、宋两代的知制诰及翰林学士带知制诰问题，参见陈振《关于宋代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989年版。 乾道八年（72）二月，又改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并废除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的虚名。 建炎三年四月，又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同时废除尚书左、右丞。南宋初年，还曾设“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属执政官之列。 建炎元年（27）五月，设御营使、副使由宰相、执政分兼，统师南宋军队，枢密院形同虚设。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使、副使，职权归还枢密院，以知枢密院事为长官，由宰相兼任；有时另设知枢密院事主持院务。绍兴七年（237）正月，重设枢密使为长官，由宰相兼任，以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等为副长官，南宋与金、蒙古（元）战争时期，宰相例兼枢密院长官，参知政事也与枢密院副长官互兼。 省并机构建炎三年四月，将中书、门下两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与尚书省实际上只两省，但行文及习惯仍称为“三省”。 九寺五监经过省并后，只保留太常、大理、太府、宗正、司农五寺及国子、将作、军器三监。鸿胪寺废入礼部，卫尉寺、都水监、少府监废入工部，太仆寺废入兵部，光禄寺废入太常寺。除大理寺、国子监正副长官并置外，太常、太府、宗正、太仆四寺基本上只设副长官少卿，如设长官“卿”，常不设副长官“少卿”。 将作、军器两监，虽正副长官及属官悉置，但实际事务都由工部及首都（行在所）临安府承担，两监“事务稀简，特为储才之所焉”。 六部除户部保留四司外，采取司级长官兼领他司事务的方式，进行省并。实际上吏部只存吏部、司封（兼司勋）、考功三司，刑部只存刑部和都官（兼比部、司门）二司，礼、兵、工三部都是四司实际上已合为一司，各部长官除吏、户部设尚书、侍郎外，其他四部通常都只设侍郎一人，如设尚书则不设侍郎，各部及寺、监的属官及吏也减少很多。 《宋史》卷329《邓洵武传》。 第五节宋代的地方政制路级机构宋代实行朝廷、府州、县三级政制，在朝廷与府、州间设“路”（类似后代的“省”），作为行政监察区及军区，主要机构有安抚使司（帅司）、转运使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和提举常平司（仓司），合称“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此外，还有其他路级机构。 宋初，设转运使作为征讨大军的粮饷官，也是地方及新征服地区的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后演变为路级财政长官，机构称转运使司，正副长官为转运使、副使、判官，寄禄官称高的称都转运使。太平兴国六年（98），“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具有监察官的身份，转运使司因而也被称为“监司”。 提点刑狱司（宪司）的职权原属转运使司，淳化三年（992）一度设提点刑狱官，次年罢。景德四年（007），正式设置提点刑狱司，成为常设的路级司法机构，后曾一度废并入转运使司，也有监察官吏之责，成为“监司”之一。正副长官为提点、同提点刑狱（公事），职权逐步扩大，兼及治安、军器、河渠等事。 熙宁二年（09）末，诸路设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且专举刺官吏之事，成为“监司”之一。机构称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是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的机构。元祐元年（08）时罢废，绍圣元年（094）复设，遂成定制，南宋初一度并入提点刑狱司。 政和元年（）设提举茶盐司，南宋绍兴五年（35）将提举常平司并入，改称提举茶盐常平司，以后分设再合并后，称提举常平茶盐司，无茶盐地区只设提举常平司。 北宋末设提举学事司，管理本路所属州（府）、县学政。 两浙、广南、福建三路，设提举市舶司，以管理本路对外贸易及税收。 南宋时两浙路一度废提举市舶司入转运使司。 北宋陕西路设“制置解盐司”，以管理解盐生产；另设有“提举出卖解盐司”，管理解盐专卖事务。 府、州、军、监府、州、军、监是直属朝廷的一级地方机构。 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少尹虽设而不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陪都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尹、少尹皆设而不任，长官称知洛阳府事等，简称知府，皆兼留守。崇宁三年（04），废“权知开封府事”，设牧、尹、少尹，亲王任职称牧，一般官员称尹、少尹。南宋首都临安府称“行在所”，长官称知临安府事，与普通府设官相同。亲王任职称尹，设少尹佐理。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政和二年九月癸未。 宋初，各州长官为刺史，而没有节度使的州，以及新征服地区，首先“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不久，刺史成为武官的官衔，州长官称为“知州军事”，简称“知州”。又寄禄官（阶官）在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则称判某府、州。 府、州又设通判为副长官。通判先设于新平定的地区，规定“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监督其执行政事。以后在武臣任州、府长官时，也派通判。后演变为州、府的副长官，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一般州、府只派一员，小的州不派，小州如由武臣担任知州时也派通判，边远地区即以通判兼任知州为长官。州级军设于军事要地，州级监设于矿区所在县，通常只辖一、二县，虽与府、州同级而地位较低，长官称知军、知监，通常不设副长官。 县、军、监、尉司在县级政权设置上，除三泉县（在今陕西略阳西南）北宋时直属朝廷外，县都属于州、府及州级军、监，通常以京、朝官任县长官称“知县事”，以“选人”任县长官则称为县令。还设有相当县级的军、监，设置原因及长官与州级的军、监相同，县级“军”则常保留县名，则设军使兼知县。 县级政权还设有丞、主簿、尉，小县只设其中的一或二职而兼任未设职的事务。有些则不设长官，而由县丞或主簿、县尉兼任。 个别县级政权不称县、军、监，而称“尉司”，只设县尉，这和本应设县令，而实际上只任命县尉兼任县令的情况不同。如永泰县被废为镇而隶属于盐亭县（今属四川），熙宁十年（077）独立，设“尉司”统辖原永泰县地，称“永泰尉司”，只设县尉通管六案、仓库、刑狱等事，后改名安泰尉司。绍兴三十一年（），升改为安泰县（今四川盐亭东北）。 宋代的政治制度，处于从隋唐三省制到元代一省制的过渡时期，北宋前期的“中书门下”（政事堂）实际上已取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行政效率较高。由于当时官名与职务分离造成的混乱，以及新设政权机构大小不一造成的权责失衡，促成元丰改制而恢复为三省六部制，六部制的恢复协调了朝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为金、元、明、清所沿袭，显示其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生命力。但是，三省制的恢复，却不久即暴露其行政效率差而慢的弱点，虽屡经改进，但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职权集中的朝廷。南宋时，合并中书、门下二省为一省，宰相、执政、枢密院长官合署办公，三省、枢密院实际上只设办事机构等措施，为向元代只设中书省（或尚书省）的一省制奠定了基础。路级机构是元代行省的雏形，以及许多宋代制度和官称为后代所沿用等，这些都是五代和宋代的政治制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表现。 《宋史》卷5《职官志》五。 《宋史》卷4《太宗纪》一。 第六节辽代的北面官和南面官辽朝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转徒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又有“宫室以居，城郭以治”的汉人和渤海人。为了有效地治理被征服地区和被统治民族，契丹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和开拓疆域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各族上层人士参与治理，吸取他们的治国经验，学习各族的文化和制度，使他们的统治方式与各地区人民的社会文化背景相适应。世宗耶律阮（兀欲）时，逐渐形成了适应本国基本情况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经穆、景、圣三朝，统治制度逐渐完备，机构逐渐完善。辽朝统治的基本方针是“因俗而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2，因而它的统治体制也就同时具有“行国”和“城国”的基本属性。 “因俗而治”的方针，体现在统治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官分南、北”。 辽国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北面；“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南面。 朝官体系北面官和南面官在朝廷，北面官中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北枢密院，也称契丹枢密院。长官为北院枢密使、知北院枢密使事、北院枢密副使、北院枢密直学士、北院枢密都承旨等，枢密使、副由契丹贵族担任，直学士则多用汉族士人和契丹文学之士。由于契丹贵族是辽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北枢密院同时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辽朝常设的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机构。 总理契丹等各游牧部族军、政和游牧事宜的中央机构是南、北二宰相府。长官为南、北府宰相。早在遥辇阻午可汗时，契丹八部就已由二府分领，自公元90年以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后族萧氏世预北府宰相之选。圣宗时，北府统五院、六院、乌隗、涅剌、突吕不等28部；自神册六年（92）以皇弟耶律苏为南府宰相后，宗室世预南府宰相之选。南府统乙室、楮特、突举、品等部。后期，随着辽朝社会发展、进步，以契丹别部人和汉人、渤海人为两府宰相者，也不乏其人。 敌烈麻都司掌契丹礼仪，犹如南面官的礼部，长官为敌烈麻都，主持契丹传统的祭山仪、拜陵仪、瑟瑟仪和腊仪等。 夷离毕院掌刑狱，长官为夷离毕。夷离毕为遥辇联盟后期所设，除掌政刑外，也兼掌契丹仪式的祭祀，如岁除、祭山、丧葬等仪。 大林牙院掌文翰，修契丹文文告。长官为北面都林牙、北面林牙承旨、北面林牙等。 北面官中还有位居百官之上的大于越。于越一职出现于遥辇氏联盟后《文献通考》卷3《职官考》7。 2《宋会要辑稿》职官47之2。 《辽史·营卫志·序》。 期，首任此职者是耶律阿保机的伯父耶律释鲁。释鲁在遥辇氏联盟后期的权力斗争中起过关键作用，被授予于越之职，与联盟首领“同知国政”2。此后，耶律阿保机为于越，“总知军国事”3，并取代遥辇氏为部落联盟首领，进而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了政权。建国后，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师”，“无职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大惕隐司掌四帐皇族政教，长官为惕隐，系大宗正之职。“惕隐”的官号可能继自突厥，突厥称“可汗子弟为特勤”，回鹘也有官职“狄银”，它们与“惕隐”和后来元朝时的“的斤”，“皆‘特勤’之异译”2。韩儒林教授考证认为突厥的“特勤”，除可汗子弟外，异姓也得为之；特勤一号，至少在5世纪下半期嚈哒人业已使用。 皇帝的禁卫、宿值等由殿前都点检司承担，长官为殿前都点检，也称大内都点检。都点检一职出现在辽穆宗时期，当是从后周和北宋学来的，由于辽朝汉人多不管军，来自于中原的这一职务入辽则变成了北面官。 宣徽有南、北二院，长官为南，北院宣徽使，同知南、北院宣徽使事等。掌御前祗应之事，凡册封、朝会、行幸、还京、接见使臣等，掌殿廷礼仪，负责押殿前班，引皇帝上、下殿，宣答，宣赞，请木契，受表等。如册皇太后仪，宣徽使需请木契，唤仗，押班，引皇帝上、下殿。 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南枢密院，也称汉人枢密院，是掌定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汉人、渤海人州县事务的朝廷机构。长官有南院枢密使、同知南院枢密使事、南院枢密副使、南院枢密直学士和南院枢密都承旨等。南院下设吏、户、兵、刑、厅（即工部）五房，分管各部事，兼有唐代尚书省的职能。 中书省是南面朝官中的又一机构。它的前身是辽太祖时的汉儿司，为初期治理汉人事务的机构。及至南枢密院成立，尚书省职能多归南枢密院，汉儿司改名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三年（044）改称中书省，负责六品以下汉官除授，兼掌礼部事。长官有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南面官中的宰相。但“汉宰相（即南面宰相）必兼枢密使事乃得予闻机事”3。 南面官中也有国史院、御史台、诸寺监等机构，有监修国史、御史大夫、大理正和殿阁大学士、学士，“大理、司农有卿，国子少府有监”。 随着辽朝境内封建因素的增长，中央集权化的倾向逐渐增强，圣宗以后，汉人也不乏任北面官者，如韩德让曾兼北、南院枢密使，大丞相；室昉、刘晟、邢抱质、大康乂，也先后任过南、北府宰相。 捺钵与斡鲁朵制以游牧的契丹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辽政权，虽有五京的建置，皇帝与朝臣却并不常居京城。同部民的“随阳迁徙，岁无宁居”一样，他们每年四季都2《辽史·百官志·序》。 3《辽史·百官志·序》。 《辽史·逆臣传》上。 2《辽史·太祖纪》。 3《辽史·百官志》一。 巡幸于不同地区，政治中心也随着他们的行踪而转移，于是皇帝“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4。每年两次在夏、冬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傅乐焕先生称之为“大政会议”。这类大政会议是辽朝的最高决策机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这类“大政会议”上决定的。斡鲁朵与捺钵是辽政权“行国”特色的突出反映。 “捺钵”又作“纳拔”、“纳钵”、“剌钵”、“纳宝”，汉意为“行宫”或“行在”。辽帝的四时捺钵制度既与契丹人游牧和渔猎经济活动相适应，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制约。 辽初，冬、春多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及以南的潢水、土河流域，夏、秋多在上京西北永安山、拽剌山（今大兴安岭东南余脉）一带。圣宗前期，因对宋交涉的需要，捺钵也相应南移，春捺钵多在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夏、秋在炭山（今河北沽源县境闪电河源头），冬季则多住南京（今北京）。天祚帝末期，东北与女真战事连年局势不稳，被迫将捺钵移向西南鸳鸯泊、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一带。 圣宗后期至兴宗、道宗和天祚帝前期百余年间，社会稳定，捺钵制也得以完善，四时捺钵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在长春州附近的鸭子河、混同江、鸭子河泊2；夏捺钵在永安山、拽剌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伏虎林；冬捺钵在潢、土二河间的广平淀。 跟随皇帝至四时捺钵的是一个庞大的行宫部落集团，它包括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诸斡鲁朵和朝廷的北、南面官员。朝廷的北面官全部随行；南面官中宣徽院所属百司官员全部随行，枢密院、中书省宰相一人，枢密都、副承旨二人，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一人从行。其他汉官留守中京，办理汉人公务。留守官有权任命县令、录事以下文官，县令以上文官只能以堂帖权差，等会议行在所取旨后方可给敕正式任命；武官则必须奏准。 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钩鱼和捕鹅。正月中旬起衙帐离开冬捺钵，三月中旬到达。江河尚未解冻，鹅雁未至时，凿冰钩鱼；冰雪融化，鹅雁北归后，放鹰鹘猎捕天鹅。钩得第一尾鱼，捕得第一只鹅后，便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互相庆贺。这既是契丹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内容，也是辽国统治者的娱乐活动。春捺钵活动期间，捺钵周围千里之内的属国、属部首领要到捺钵朝见辽帝，以示臣服。所以春捺钵活动也包括了安抚、控制、考察各属国、属部的政治内容。 四月中旬，行宫集团离开春捺钵进山避暑、赏花。皇帝与北、南面臣僚共议国事，这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大政会议。闲暇时间则从事游猎。 七月中旬，入山射虎、鹿，转入秋捺钵，天冷后到冬捺钵避寒，再与北、南面臣僚举行第二次大政会议，共议国家大政方针。同时接见宋及诸国使臣，闲暇时校猎、讲武。 辽国皇帝的捺钵活动，既是契丹人的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也是辽国统治集团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4韩儒林《穹庐集·突厥官号考释》。 余靖《武溪集》卷8《契丹官仪》。 《辽史·营卫志》上。 2傅乐焕《辽史丛考·四时捺钵考五篇》，中华书局984年版。 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宋朝人对此十分理解，他们知道“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如南人趁时耕种也”2，并非像宇文懋昭所谓的“承平日久，无以为事，四时游猎，荒无定所”。捺钵既是举行国政会议的地点，又是皇帝处理国事的场所，它才是辽国的政治中心。 斡鲁朵汉译为“行宫”，是皇帝，个别后妃、亲王个人掌管的政治、经济、军事机构。它有办事的衙署、长官、军队、牧场、州县和从事生产、服务的宫分人。斡鲁朵的经济收入是主人的私产。宫分人“入则居守，出则扈从”2，“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3。皇帝死后，由后妃和子孙继承。辽国共有斡鲁朵十三个，包括九帝、二后（太祖后述律月理朵和景宗后萧绰）、一个皇太弟（圣宗时的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的十二个斡鲁朵和圣宗朝大丞相韩德让所建的文忠王府。 斡鲁朵制创于辽初，耶律阿保机将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二部，将宗室分为孟父、仲父、季父三房后，他本人则以建国前的侍卫军腹心部为核心，另建立宫卫“算斡鲁朵”（汉名“弘义宫”）。这是辽国的第一个斡鲁朵，它的主人就是辽的开国皇帝太祖阿保机。 此后，各斡鲁朵是以“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的方式建立的。 斡鲁朵辖有著帐户、宫分户和州县。著帐户是由犯罪的宗室、外戚和大臣家属组成的，他们承担仆役、侍从、警卫等非生产性的祗从之役。宫分人多来源于战争俘虏，后妃的陪嫁者——媵臣和由州县、部族中抽调者。初期还有一定数量的自愿附宫籍者。他们中有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和其他部族人。宫分人中大多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狩猎业。 隶属斡鲁朵的州县人户，由诸宫提辖司管理，不参加四时捺钵活动，但要向斡鲁朵提供徭役和出兵马从征4。 斡鲁朵的管理机构为都部署司，长官称都部署，也称宫使。宫使掌本斡鲁朵的户口、钱帛、司法和刑狱。同时统领禁卫，既是本斡鲁朵的行政长官，也是军事统帅，直接对本宫主人负责。总领辽国各斡鲁朵军政事务的机构是契丹行宫都部署司和汉儿诸行宫都部署司。长官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和汉人行宫都部署，掌“行在行军斡鲁朵之政令”5。汉人行宫都部署管理行宫中的汉人和渤海人事务。 在四时捺钵中，皇帝的斡鲁朵组成小禁围，其他各斡鲁朵跟从在皇帝斡鲁朵附近，组成大禁围，共同保卫皇帝的安全。斡鲁朵的武装力量是宫卫骑军，而平时侍卫有殿前都点检和诸宫都部署所统的武装。 关于长春州的所在地，有吉林洮南县城四家子古城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他虎城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98年版。2鸭子河泊有为今月亮泡、黄花稍泊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辽史丛考》。《辽史·游幸表·序》。 2张舜民《使辽录》。 3宇文懋昭《大金国志》。 4《辽史·兵卫志》。 5《辽史·营卫志》上。 地方行政机构部落与州县圣宗时，辽朝已建有上、中、东、南四京。兴宗重熙十三年（044），升后晋所割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俱备。初期，以上京为都城。中京建成，遂取代上京成为辽朝的都城。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国家，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它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辽朝的五京是用来统辖州县的，它的治理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五京各有特点，作用也不尽相同。辽朝盛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全国分为五道，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之地置上京道，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之地置东京道，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宁城西）之地为中京道，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之地为南京道，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为西京道，又置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于中京道，计为五道六府。 上京临潢府是辽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自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2，是辽内四部族的游牧地。在建国前后，又迁入了大批汉人和渤海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发展。东京用以控制渤海、女真，备御高丽。西京备御西夏和西南各游牧部族。中京、南京经济发展水平略高，多设财赋官，对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基本上都是以部落组织进行治理的。契丹人自古八部时期，部落组织就发挥着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能。大贺氏联盟与唐朝隶属关系确定后，于契丹游牧地设松漠都督府，部落置州。部落相当于汉地的州级行政机构，部落下属的石烈则相当于县，此制至辽不变。遥辇氏联盟后期，随着对外征伐的进行，联盟所统人口增加，部落不断扩编，以原遥辇八部为核心，又将被征服的奚、室韦等编部，分别由契丹各部贵族统领。到阿保机建国后，又将强大难治的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形成了“太祖二十部”。而将其伯父的后裔和诸弟所统的人户编为皇族三父房，将与之通婚的后族升为国舅帐，将遥辇氏九任联盟首领的后裔统领的部众升为遥辇九帐，从而达到削弱迭剌部，减轻其对皇权的威胁，使强大的势力互相牵制的目的，即如史家所说的辽太祖“有英雄之智者三，任国舅以偶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2。 关于契丹人的部落，《辽史·营卫志》解释说“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韦之类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易术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又说“分镇边圉，谓之部族。”这里既说明了辽代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落，与社会发展史中所讲的部落、氏族含义不同，也交待了辽朝部落组织的部分职能。 前期，除奚六部建王府，由奚六部大王直接管理外，诸部落长官皆称夷离堇。辽太祖时，改诸部夷离堇为令稳。太宗会同元年（938），升北、南《文献通考·四裔·契丹》载“十宫各有民户，出兵马”。 2《辽史·百官志》一《北面宫官》。 《辽史·地理志·序》。 2《辽史·地理志》一。 《辽史·百官志》一“石烈，县也。”《辽史·国语解》“霞濑益石烈，乡名。诸宫下皆有石烈，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设北、南和乙室大王府，长官为大王、都监。圣宗统和中，又改诸部令稳为节度使，设节度使司、详稳司，长官为节度使、详稳2、司徒；遥辇九帐设常衮，二国舅帐则分为大翁帐、小翁帐、大父帐、少父帐详稳司，分别设详稳管理。四帐皇族、二国舅帐和遥辇九帐地位高于其他各部，他们的份地（封地）居于辽朝中心地区。其余各部则“分镇边圉”，主要在上京道，分别统以南、北二宰相府。 辽朝管理定居农业人口的“地方行政区划，道以下一般为府州军城与县（城）两级。府有京府、蕃府之分，州有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之分，观察以下诸州或隶属于道，或隶属于府与节度州”。京府有留守司，设留守行府尹事，又有副留守、知留守事、同知留守事等官；诸府设知府事、同知府事等官。诸州则分别设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使或刺史。县有令、丞、尉、主簿。这是辽朝统治汉人、渤海人的行政机构。 除朝廷所辖州县外，辽朝还有由贵族建立的投下（也作“头下”）州，是辽国诸王、公主、外戚、大臣以征伐所得俘虏和奴隶建立的“私城”。诸王、公主、国舅可创立州城，其余则为军、县或堡，州、县名额由朝廷赐与。投下州的官员，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以下官由投下主以本主部曲充任。投下户主要是本主奴隶和战争俘虏的汉人、奚人、渤海人；后期对外攻伐减少，公主所建投下州，多以陪嫁的媵户设置。初期，辽太祖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2。这是契丹统治者安抚俘虏和降人的方式，也是投下制产生的背景。它对安抚汉人、渤海人，发展辽国的农业、手工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属国和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3。大王、节度使任以契丹贵族或各部族酋长。 此外，诸坊、场、局、冶、牧、厩有太师、都监、使、详稳等官。诸京有财赋官，如钱帛司、计司等。南面官虽沿袭唐、五代和借鉴于宋，但机构和设官皆不甚完备，所谓“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 由于《辽史》疏漏，对官制的记载或遗漏，或重复，甚或一官而有多种名号，故对辽朝官制的研究一直为治辽史者所重视。近年来，辽金考古成绩斐然，大量石刻文字中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辽代史料，为辽史研究的进展提供了大量出于当时人的记录，也发现了很多不见于《辽史》的辽朝官职和官称。设官治之。”又“弥里，乡之小者。”案《辽史·营卫志》将石烈译为营。每部辖石烈多者十四，一般为二至四个。部落既相当于州，置节度使，则石烈似应相当于县，“弥里”相当于“乡”，或许更接近辽朝的实际情况。《国语解》以石烈比附为“乡”，恐不妥。 2《辽史·百官志》一《北面诸帐官》。 “夷离堇”一词，源于鲜卑、柔然，也作“俟勤”、“俟斤”。契丹首领在依附于突厥期间，接受突厥部落首领的官号“俟斤”。“夷离堇”为其不同音译。初期，契丹人用为部落联盟军事首长、部落首领和石烈首领的官称。 2详稳，又作相温、详衮，元代文献则作鲜昆、桑昆、想昆，韩儒林、蔡美彪认为相当于汉官“将军”，见《穹庐集·突厥官号考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 拉施特主编的《史集》则称“鲜昆，相当于汉语的相公。”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商务印书馆983年版。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辽北宋时期图组编例》。 《辽史·韩延徽传》。 第七节西夏官制建国前后的官制从唐末党项羌拓跋部崛起，附唐后受唐朝封为夏州（今陕西靖边境）定难军节度使，据有夏、绥（绥德）、银（今榆林境）、宥（今靖边境）、静（今米脂境）五州之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朝藩镇。经五代到宋朝建立，中原王朝多次更迭，党项拓跋氏夏州政权虽割据一方，但在名义上都是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份进行统治。其部落与族帐首领分别被授予蕃落使、防御使、团练使、都押牙、指挥使、刺史等官职，实际上在本族部落内部仍行使部落、族帐首领的权限。 李继迁、李德明在位时期，是党项夏州政权积极准备建国的时期。由于党项夏州政权管辖的地区扩大，境内除党项人户外，还包括人数众多的汉人以及吐蕃、回鹘、契丹等族，党项政权松弛的政权形式与名义上的节度使身份，已不能适应新的管理方式的需要。李继迁初起时，即开始模仿宋朝制度设立官职，宋人谓其“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2。雍熙三年（98）二月，李继迁攻占宋朝的银州，准备称王，当时在谋士张浦的劝阻下，决定仍延续旧职，暂代定难军留后，称都知蕃落使。对部下则“设官授职，以定尊卑”，其官职仍沿用中原王朝过去对党项首领所封的官职名称，如左·右都押牙、蕃部指挥使、团练使、刺史等。到李继迁子李德明继位后，宋、辽两国都拉拢李德明以牵制对方，争相对其封官进爵。辽封为夏国王，又晋大夏国王；宋先封西平王，后又晋夏王。李德明则完全按照中原王朝的制度筹备建国称帝。他于宋大中祥符九年（0），行帝制，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册立长子李元昊为太子，立元昊母卫慕氏为后。这些措施都为建立独立的西夏王朝作好了准备。 宋明道元年（032）李德明死，李元昊嗣位，立刻加快了立国称帝的步伐。他首先去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号“兀卒”（青天子）。避其父李德明讳，改称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并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又仿照北宋官制，于显道二年（033）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官制。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这些机构的职掌与官吏委派，按宋朝所行制度大体上可以推知，清代学者吴广成在其所撰《西夏书事》中作如下注释中书，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属有侍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舍人、司谏等官。枢密，掌军国兵防边备，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属有枢密同知、副使、签书、承制等官。三司，总国计，应贡赋之入，属有正使、副使、盐铁使、度支使等官。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属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殿中御史、监察御史等官。开封府，掌尹正畿甸之事，属有六曹、左·右军巡使、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等官。翊卫司，司统制、训练、藩卫、戍守及侍卫扈从诸事，官有马步都指挥、副都指挥及诸卫上将军、大将2《辽史·百官志·北面属国官》。 军之号。官计司，司文武职事员阙，注籍应选。受纳司，司仓庾贮积及给受等事。农田司，司仓储委积，平粜利农，属有司农卿、少卿、丞、主簿等官。群牧司，司内外九牧国马，属有制置使、副使、都监等官。飞龙苑，专防护宫城，警捕盗贼，以武干亲信者为之，或以内臣充职。磨勘司，司选叙、磨勘、资任考课。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蕃学与汉学是西夏的教育机关，西夏建国时“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写以蕃书。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置蕃学，设教授训之”3。 西夏的官制，从元昊建立之后，历朝都有增置改建，如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039），元昊又改革官制，仿宋制设置尚书令，其职掌在“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又改宋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毅宗谅祚时期，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 根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其中在记述西夏所设官职之后，对其官吏的任命是“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可见在西夏朝廷的各种机构中，无论是党项人或汉人都有资格任职，西夏建立的是一套完整的官制系统。今人在研究西夏官制时，认为西夏官制分汉官和蕃官（党项）两个系统，如辽朝官制之分南北，即以蕃官治党项，以汉官待汉人。这种说法来源于吴广成的《西夏书事》，他认为元昊建国时设立的官制中，有所谓“专授蕃职”，其官“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弩，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西夏■都六年（02）五月，毅宗谅祚“备官制。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增昂聂、昂星、谟个、阿泥、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弩诸号”。 考之所谓“专授蕃职”的“蕃官名号”见于宋代史籍的记载，记述宋朝与西夏官方交往聘使中，宋朝对西夏官职名称的称呼，即不以汉官名称称谓，而代之以该官职名称的西夏语译名。如“皇帝”以西夏语译音称“兀卒”，“太后”称“乌尼”，“宁令”称“大王”，“谟宁令”称“天大王”，“枢密”称“领卢”，等等。其意在西夏王朝不能与中原王朝等同，反映了宋朝对西夏民族政权的歧视2。 20世纪初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发现了珍贵的西夏文字文献，经过近一个世纪学者们的努力，这些文献已逐步被解读、利用，其中提供了研究西夏官制的第一手资料。较早被公布于世的是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著的西夏文汉文对照双解辞典《蕃汉合时掌中珠》，在本书的“人事门”中，列举了西夏官制“中书、枢密、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3《辽史·百官志·序》。又《辽史·百官志·南面》称“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制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辽史》中的南面官，也只是“凡唐官可考者，列具于篇”。其官名或有因人而设者，或有临时委任者，未必定有其办事机构。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 2《西夏书事》卷3、20。 28 司、御史、皇城司、宣徽、三司、内宿司、巡检司、工院、马院、陈告司、磨勘司、审刑司、大恒历院、农田司、群牧司、受纳司、閤门司、监军司、州主、通判、正听、承旨、都案、案头、司吏、都监”等。 天盛律令所载官制颁行于西夏仁宗天盛（49—9）时期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提供了丰富详尽的西夏官制资料，其中第十卷《司序行文门》，是关于国家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构诸司的设置与等级；本卷各门还分别列举诸司官员职名与派遣人数。以下列举《司序行文门》规定的上、次、中、下、末五等司与不入司等者的名称上等司中书、枢密。 次等司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都督府、皇城司、宣徽、内宿司、道士功德司、閤门司、御庖厨司、匦匣司、西凉府、府夷州、中府州。 中等司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勘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中监军司、前宫侍司、磨勘军案殿前司上管、鸣沙军、卜算院、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医人院、华阳县、治源县、五原县、京师工院、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圣永地居。 下等司行宫司、择人司、南院行宫三司、马院司、西院经治司、沙州经治司、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甘州城司、永昌城、开边城；三种工院北院、南院、肃州；边中转运司沙州、黑水、官黑山、卓罗、南院、西院、肃州、瓜州、大都督府、寺庙山；地边城司（缺）、真武县、西宁、孤山、魅拒、末监、胜全、边净、信同、应建、争止、龙州、远摄、银州、和乐、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末等司刻字司、作房司、制药司、织绢院、蕃汉乐人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凉州、宣德堡、安远堡、讹泥寨、夏州、绥州。 司等以外官言过处、执飞禽言过处、秘书监、京师工院为管治者、蕃汉大学院。 西夏诸司官员名称与遣派人数，在天盛律令中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在上等司中所遣官职为大人、承旨、都案、案头四种。分别是中书遣派六大人（智足、业全、义观、习能、副、同），六承旨，七都案，四十二案头。枢密遣六大人（南柱、北座、西摄、东拒、副、名入），六承旨，十四都案，四十八案头。次等司中派遣官职有正、承旨、奏知、副、判、国师、合管、经略、都案、案头等。分别为中兴府、殿前司二司，一律八正、八承旨，其中中兴府都案八、二十六案头。殿前司，十都案、六十案头。御史、大都督府、西凉府三司，一律六正、六承旨、六都案。御史，三十二案头，其余二司一律六案头。三司，四正、八承旨，八都案，二十案头。内宿司，六承旨、六都案、十四案头。宣徽、皇城司、匦匣司三司，一律四正、四承旨、四都案，分别迁九、十八、十案头。閤门司，四奏知、四都案、四案头。御庖厨司，三大人、三都案、六案头。道士功德司，一正、一副、一判、二承旨、二都《西夏书事》卷2、20。 案、二案头。在家功德司，六国师、二合管、四副、六判、六承旨、二都案、六案头。出家功德司，六国师、二合管、六变道言过处、六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府夷州、中府州二州判护司，各遣一正、一副、一同判、一经略、二都案、六案头。中等司中派遣官职有都磨勘司、农田司、受纳司、大恒历司四司，一律四正、四承旨。其中都磨勘司四都案、二十案头，农田司四都案、十二案头，受纳司三都案、四案头，大恒历司二都案、四案头。都转运司六正、八承旨、八都案、十案头。群牧司、陈告司二司，一律六正、六承旨、六都案，其中群牧司十四案头，陈告司十七案头。磨勘军案，四正、四都案。鸣沙城司，一城主、一副、一通判、一城守。审刑司二正、二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前宫侍司六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三司，一律二正、二承旨、二都案，其中养贤务六案头，其余二司各三案头。华阳县、治远县二司，一律四大人、二都案、四案头。五原郡一城主、一副、一通判、一城守、二都案。圣永地居一正、一副。东院、五原郡、韦州、大都督府、鸣沙郡、西寿、卓罗、南院、西院、肃州、瓜州、沙州、黑水、罗庞岭、官黑山、北院、武斜、南北二地中、石州二十种司中，一律遣刺史一人，其中鸣沙军四都案。京师工院二正、二副、四承旨、四都案。卜算院、医人院二司，依事设职，大人数不定。石州、东院、西寿、尝州、卓罗、南院、西院、沙州、罗庞岭、官黑山、北院、年斜十二种监军司，各遣二正、一副、二同判、四习判、三都案。肃州、瓜州、黑水、北地中、南地中五种监军司各一正、一副、二同判、三习判、二都案。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四种军司，各一安抚、一同判、一习判、一行主。下等司中所遣，行宫司四正、二都案、四案头。择人司四承旨、二都案、三案头。南院行宫三司及西院、大都督府两种转运司，一律四正、四承旨、二都案。南院转运司四正、六承旨、二都案。寺庙山、卓罗、肃州、瓜州、沙州、黑水六种转运司，一律二正、二承旨、二都案。北院、南院、肃州三种边工院，各一正、一副、二承旨。西院、沙州两种经治寺，各二大人、二承旨。官黑山转运司，二正、四承旨、二都案。马院司二承旨、二都案、四案头。永便、孤山、魅拒、西宁、边净、末监、胜全、信同、应建、争止、甘州、龙州、远摄、合乐、真武城、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折昌城、开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等二十三种地边城司，各遣一城主、一通判、一城观、一行主。西院城司一城主、一同判、一城守、二都案。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五郡县，一律二城主、二通判、二经判、二都案、三案头。末等司中派遣官职木工院、砖瓦院、纸工院三种院司，一律四头监。刻字司，织绢院两种司，一律二头监。造房司、制药司、铁工院、作首饰院、蕃乐人院、汉乐人院六种司，依事设职，大人数不定。讹尼寨，一寨主、一副。出车院，二小监。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宣德堡、安远堡、夏州、凉州九种，各一寨主、一寨副、一行主。宥州城司，一城主。司等以外所属官言过处，执飞禽言过处派遣大人不超过二人。 西夏天盛律令中规定诸司官员任职期限，已到时有续、转、赏的各种情况三年任期已到当续、转；不当续、转和据实情奏报而定等几种。对年事已高，有疾病者，续、转与否当依情奏报实行。对诸司任职官员三年期满后，量其在职期间能忠于职守，无违职者，则按等级品位可得到官赏升级，赏给锦缎、银两、茶、绢等物。对诸司官员，如大人、承旨、司判、都案、案头、司吏、使人、都监等官，规定赴任期限，超过公文规定的上任期限则按超期日数给予不同处罚。又如职官内区分“官、军、抄”的承袭，其子孙“大姓可袭，小姓不许袭”。对袭官、求官、官家赐官的手续，凡文官呈报中书，武官呈报枢密，然后分别上奏朝廷。天盛律令中规定官司用印的各种区别，依司位官品有四种金、银、铜涂银、铜。如规定皇太子金印重百两；中书、枢密、经略司及三公诸王用银印，分别重五十、二十五两不等。正统司、次等司、中等司与有及授官中宰相，用铜涂银印分别为二十、十五、十二两不等。下等司、末等司及僧监、副、判、权首领等，用铜印，分别重十一、十、九两不等。用官印尺寸，上等中书、枢密，印长、宽各二寸半；经略司二寸三分；正统、有及授官等二寸二分；次等司二寸一分；中等司及有及御印官等二寸；下等司及有威臣帽主官等一寸九分；末等司一寸八分；僧监副、判、权首领一寸七分2。 西夏《官阶封号表》所载官制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文书中，有一种汉译为《官阶封号表》的重要文书，该文书以列表式表示西夏中央官阶品级与统属关系。此表今存两个残卷，尚保留着主要的官阶品级，是西夏官制的重要史料。在一种表中，中央为纵贯上下的竖格，左右横格。朝廷首列西夏太皇帝，依次为皇帝、皇太子、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六品、七品等0类。自上品至七品，其封号分列左右，计上、次、中三品封号，左右各两种；下品左右各十二种；末品左右各六种；下品左右各十二种；末品左右各六种；六品左右各六种；七品左右各五种。例如上品左横格列封号“赐俱足”，其下用小字释为“文武法竞孝种能恭敬东南姓官上天柱”。右面横格相对书“大国王”。又如末品左列横格首行三字为“赐忠”，其下并列两行小字为“文孝恭敬东南姓官民地忍”，与其并列的五种封号分别是“义平”、“识睦”、“益盛”、“谋便”、“蔽集”。末品右列横格首行三字“赐茂崖”，其下并列两行小字为“武孝恭敬东南姓官民地忍”，与其并列五种封号分别是“论予”、“功有”、“友要”、“善定”、“涨满”。从末品、六品、七品横列相对的封号来看，六品左列为“清谨”，下注小字“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原则”；右列“拒斜”，下注小字“武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原则”。七品左列“解智”，下注以小字“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院立”；右列“珍卒”，下注以小字“武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全立”等。说明西夏封号，左为文官系统，右为武官系统。在另一种封号表中，主要表示皇室后妃为主的系统与所属，表式为中间纵贯的上下竖格，未标文字。左右两边以横格列有相互对应的封号名称，从右向左按顺次相对称的分别是太后位与皇妃位；太皇太后位与皇太妃位；皇太后位与皇妃位；太后、皇后位与帝女位；妃嫔位与皇女位等。该封号表中以下分别列有诸王位（南、北、西、东四院王），师位（国师、德师），中书、枢密、监军、卜师、巫师等封号。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的封号与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职官名称有的完全相同，如南、北、西、东四院王，德师、国师。天盛律令第十卷《司序行文门》上品中书、枢密二司中有六大主事官，即中书的智足、业全、义观、习能、副、同；枢密的南益、北倚、西摄、东拒、副、入名等称号，与西夏官阶封号表中的称谓是一致的，故可推测官阶封号表所2白滨《论西夏使臣的“蕃号”问题》，《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7年版。列是属于西夏晚期仁宗天盛时期的官制系统。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黄振华等整理，宁夏人民出版社989年版。第八节金代官制金代官制是经过了不断地发展和变革的过程而形成的，有女真本族的官制，也有辽和宋的官制，最后形成为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金代官制始末金代官制的发展和变革，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金代官制确立和急剧地变革时期，也就是由推行女真族的官制到实行中原官制的时期。这个变革是随着军事发展和占领区域的扩大，采取一系列变革的步骤而实现的。金代女真官制，在朝廷是国论勃极烈制，在地方是猛安谋克制。金在征服辽的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宁城西）的过程中，主要是推行女真族的官制，对当地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等均用猛安谋克改编。在朝廷国论勃极烈下出现都统司、军帅司、万户府、都勃堇等不同类型的路，在诸路以下为猛安谋克的地方行政设置。 金太祖定燕（今北京），占领辽统治的汉人地区后，则不再推行单一的女真官制，踵辽南北面制度，在北面继续实行猛安谋克制，在南面实行中原官制，以统治原辽地区汉人。这样，在南面用中原宰相制度，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今辽宁北镇），而朝廷仍用女真宰相制度。 金太宗灭北宋，占领黄河以北的河北、河东地区后，沿用宋制，于是在同样的汉人地区出现辽制与宋制的不同，同受制于元帅府。天会四年（2），在斜也、宗幹的主持下，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这次改革主要是统一辽、宋官制，把以中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改为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要将原辽、宋制统一，就必须按新规定的官制进行换授。例如蔡松年归金以后，元帅府辟为令史，在天会中因为辽、宋官制统一，旧有官者都要换授，蔡松年改为太子中允，除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判官。天会八年下诏，辽、宋官上本国诰命，等第换授。随着官制改革，引起统治机构和设置的一再调整。天会六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死，由韩企先代之，两枢密院权集中到云中（今山西大同）；天会七年，分河北为东西路，燕京枢密院划属河北东路。后立刘豫，把河南、陕西地划归刘豫，行宋制，杂女真制，实际上是金尚书省制与宋制在河南、北并存。 天会四年始定官制，是向全国推行中原官制的过渡，随着这种改革，朝廷中的女真勃极烈制也出现向三省制转化的趋向。天会十年，把勃极烈改革为四员，谙班勃极烈为储贰，是皇帝的继承人，国论忽鲁勃极烈为总理，国论左右勃极烈为左右大臣，实是尚书令、左右丞相的前身。天会十二年，在全国实行三省制的条件已成熟，下诏全国，但未及实行，太宗死。金熙宗即位，继承太宗遗愿实行三省制，又废刘豫，置行台尚书省，归属朝廷。天眷元年（38）颁行新官制，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皇统元年（4），燕京隶尚书省，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山后诸部族，仍隶都元帅府。到海陵王时，废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不置平章政事，废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正隆元年（5），颁布“正隆官制”，官制改革至此已臻完成。 第二阶段，主要是对海陵时的官制继承和调整发展的阶段。金世宗大定二年（2）十月新定制度，把海陵已废除的平章政事又重新增设。尚书省置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为执政官；但领三省事不再置。在金世宗统治的大定中，不仅又扩大宰相的设置，而且汉人参加朝廷任宰相、执政官者增多。据统计在宰相与执政官中，宗室女真人7人、非完颜女真贵族5人、汉人4人、契丹人及渤海人各2人。形成了以女真、汉人为主的多民族的皇权政治核心，但出身女真的宰执依然占着绝对的优势。 到金章宗时，金代官制的发展更加完备。此前，猛安谋克是作为地方政制与州县制并存，但随着女真族社会封建化的完成，作为地方行政组织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从性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作为封建的屯田军而继续被保留下来，因而变成封建国家的屯田军户与州县的齐民户并存，由过去奴隶制的组织与封建组织的矛盾变成军户与齐民户的矛盾。 第三个阶段，是金朝后期官制的发展变化，同这个时期的政治变化是分不开的。金到章宗由盛转衰，金朝的经济衰落，政治，军事失利，国土日蹙，矛盾重重，官制的机制运转失灵。其一，表现在将相权的离合上，金制枢密院虽主兵，而节制之权在尚书省。金末，此种制度渐改。凡军事，省官不得参与，由枢密院官独任专行，往往败事。到金哀宗天兴间，有鉴于将相之权不宜分开，由省官兼院事，即由宰相兼枢密使，执政兼枢密副使。其二，金原在尚书省下设左司、右司，到天兴间，把左司、右司合一，郎中称“左右司郎中某”。在黑龙江省宁安渤海乡曾发现与金代形制、字体相同的“主奏司郎中印”。金初置左右司，凡视朝，由执政官亲执奏目，到海陵天德二年（50），诏以主奏事付左右司官，遂为定制，是主奏事者即左右司官，但印为“左司郎中之印”或“右司郎中之印”，不称“主奏司郎中印”，改左右司为主奏司当在左右司合一后，疑是金末东夏国所为，并合左右司为一，更名为主奏司，而金哀宗天兴时合左右司后仍称“左右司郎中”。其三，金末于各地多置行尚书省、行六部，开后来行省制之端绪。其四，金末近侍官抬头，而宰执、御史台、枢密院之职权旁落。 金代官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由推行女真官制到沿辽南北面制，又由在汉人地区建尚书省到全国建尚书省，由三省制度成一省制，使中原官制在发展中成为金朝的主要官制。金朝是以中原官制为主，兼容各族制度而融合形成了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朝廷官制金代朝廷官制，先是女真族的国论勃极烈制，后行三省制和单一的尚书省制。 金代女真族的官制称勃堇、勃极烈。国论勃极烈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同女真族原始社会末期官属制度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的历史有关。在景祖时出现国相之称，只限一人，他人不得称之。各部的部长称勃堇，部落联盟的首领称都勃堇或都部长，到太祖嗣位始被称为都勃极烈。勃堇与勃极烈在女真语是同一语根，勃堇的本义是部长，后来滋衍出与勃堇含义不同的勃极烈。所以说，其官长皆称勃极烈，其部长曰勃堇。随着勃极烈称谓的提高和部落制的废除，勃堇不仅是部长之称，也成为勃极烈称谓以下的一般官员的统称。国论勃极烈是金初在朝廷设置的最高权力统治机构，它是由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贵族议事会（官属会议）转化而来，是女真族的权贵家族联合执政的一种制度。国论勃极烈之称谓义同国相，由过去一人称国相变成多人执政的国相之制。其地位在皇帝之下，并冠以职位和特定的职称，以表示诸勃极烈的地位和职掌不同。 国论勃极烈的权力机构的组成，从家族看是由当时若干个权贵的大家族所组成，其中阿骨打家族是皇权的代表，按规定皇帝是由这个家族的兄弟相传，是勃极烈统治机构中的核心家族。国相撒改家族是宗室家族中地位最高的大家族，其地位仅次于皇族。其他诸家族任勃极烈官职者，有景祖同母弟乌骨出的次子习不失，景祖的第八子阿离合懑，景祖子劾孙之子蒲家奴（昱），景祖次室温迪痕敌本所生漫都诃（与阿离合懑为同母）。国论勃极烈主要是由皇族和宗室中一些显赫家族组成，宗室以外的完颜部和其他姓女真家族都被排斥在外。从官职构成看，有谙班勃极烈，为首席相位，任此职者有太宗、斜也（杲）、亶，是皇位的合法嗣承者。国论忽鲁勃极烈，位在谙班勃极烈下，居第二位，是诸勃极烈之长，任此职者有撒改、斜也、宗磐、宗磐。国论阿买（阿舍）勃极烈是谙班勃极烈的副手，居第三位，任此职者有习不失、漫都诃。国论昃勃极烈是军事主要统帅之一，在太祖时居第四位，任此职者有斜也、蒲家奴。国论乙室（移赉）勃极烈是协理外交事务的大臣，也是议政大臣兼军事统帅，居第五位，任此职者有阿离合懑、宗翰。迭勃极烈之上不冠国论字样是副大臣，即诸国论勃极烈的辅佐。国论勃极烈到太宗天会十年（32）调整为四员，即谙班勃极烈（磐）、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国论左勃极烈（宗磐）、国论右勃极烈（宗翰）。 国论勃极烈是由皇族和宗室中最有权势的大家族构成，是国家最高的决策和审议机关，国家的军国大事共同讨论、决定施行，有共同遵守的誓约，皇帝违约，诸大臣有权依约杖之，然后谢罪，诸勃极烈对皇帝有一定约束。其发展的趋向是由多家族发展为皇族与撒改两族，最后权归皇族，并且有向三省制转化的趋向，这主要是从对勃极烈的不断调整表现出来的。国论勃极烈在职掌上有一定分工，设员不定，收国元年（5）四月为四员（谙班、国论、阿买、昃），后增乙室、迭为六员。天辅五年（2）闰五月，国论忽鲁勃极烈撒改死，其子宗翰为移赉（乙室）勃极烈。诸勃极烈无固定任职年限，一旦免职则在内部调整，通常是只升不降，一般地死后不再补任，或废或更名，或因在外不再回朝参议军国大事而失其职掌。经过这样的变化，一些家族便从勃极烈中失权。 女真族以勃极烈为朝廷最高权力机构中诸大臣的官称，但没有把勃堇的称谓取消，在朝廷任职的“诸酋大人”、“近上官员”均以勃堇称之。宗室子弟称“郎君”。在皇帝主持召开诸勃极烈会议时，常有“郎君”、“诸酋大人”、“近上官员”参加。在地方的官员仍称勃堇，成为一般官员的泛称，后来推行中原官制，勃堇才从历史上取消。 金熙宗即位，废除了女真族的国论勃极烈制，建立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以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三公（太尉、司徒、司空）领三省事。领三省事的设置及补任，没有一定的规则，亦无一定员额，时多、时少、时有、时无，其地位的不同由三师、三公的地位高下而定。领三省事行之于天会十三年三月至贞元三年（55）十二月，此后取消。其初领三省事的权力最大，到海陵时权限缩小。金之领三省事的设置，就女真本族的官制变化看，是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国论左勃极烈宗翰、国论右勃极烈宗翰三职权限的延长。但从三人已废除国论勃极烈之职为三师，由三师领三省事，又是受北宋末官制的影响。 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令，下置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平章政事位在右丞相下，与左右丞相为宰相。由左丞相兼门下侍中，由右丞相兼中书令。宰相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和执政统称“宰执”。左右司是宰执的秘书和处理省内事、对六部的监督机构。左右司官员为郎中、员外郎、都事，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在左右司下置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属左司；兵部、刑部、工部属右司。六部官员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 金代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的建立是受宋制的影响。在北宋元丰以前，宰相是同平章事（平章事）；执政是参知政事、枢密使。在元丰以后，宰相是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执政是尚书左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枢密使。金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门下、中书长官由左右丞相兼，将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分别列于宰执之末，而枢密使不与。金至海陵正隆元年（5）进行官制改革，罢门下、中书二省，不置领三省事、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增员，分为左右参知政事，置尚书令，位在丞相之上，但补任时间并不衔接。到金世宗大定二年（2）复置平章政事，分左右平章政事。金初，左右司与六部通署。熙宗天眷三年（40），左右司与六部分治，六部变成独立机构。到金末哀宗天兴二年（233），由于当时六部规模缩小，机构简化，把左右司合一，其官称“左右司郎中某”、“左右司员外郎某”、“左右司都事某”。 金代尚书省是朝廷最高权力机构，由皇帝总揽全权，尚书令总领纪纲，仪刑端揆。尚书令只管大事，不管细事，主要权在宰相。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掌丞天子平章万机，左右丞、参知政事，为宰相之贰，佐治省事。宰相与执政的关系是长与次的关系，宰相辅佐皇帝，总天下事，而执政为宰相之助手。国家的重大事，由皇帝向宰执咨询，宰执可向皇帝单独奏请。天子发案，由尚书省规定施行，或尚书省发案，奏请皇帝批示。对皇帝下达的诏、敕、制、册要执行，审判国家重大案件以及对官员进行指导和监督。 金朝为加强皇帝的权力，于朝廷设御史台，御史中丞掌刑狱和重大案件，主要是监察官员活动和处置官员犯法。御史台的附属机关是登闻检院和登闻鼓院，到章宗时登闻鼓院与御史台分立，成为独立机构。 地方官制金代地方官制前后变化很大，金初因辽南北面官制在南面因辽、宋制设官统治，废刘豫后设行台尚书省。金熙宗官制改革，在朝廷统一领导下，在地方仍有汉官制、女真官制及辽制的不同，形成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金于太宗天会三年（25）十月，诏诸将攻宋始置都元帅府。官员有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经历、知事、检法，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左右都监以上主要由女真贵族担任，渤海、契丹、汉人为数甚少，经历以下的一般吏员多有汉人为之。都元帅府本是军事的最高机构，掌征讨之事，都元帅及左右副元帅为相所兼，或由皇帝子弟为之。灭北宋以后，都元帅府便成为专管汉人的地方最高的军政组织。左副元帅（天会十年为都元帅）宗翰，在云中；右副元帅（后升为左副元帅）宗望，在燕京（今北京）。又置汉人宰相及枢密院受其统属，时称东朝廷、西朝廷，东、西朝廷的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任用汉人。天会四年，为统一辽、宋制的不同，置尚书省，即改辽以中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为金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天会六年，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死，把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以韩企先为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都元帅府在名义上受朝廷节制，实际上已成为权势最大的地方官府。金熙宗在全国实行三省制，把都元帅权力收归朝廷，采取以相位易兵权的办法，把宗翰、完颜希尹、韩企先等安置在朝廷，从此南北面的官制废。 金朝先后废除刘豫“政权”和燕京枢密院以后，于其地设行台尚书省。 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废刘豫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今河南开封），把表面为独立政权的齐废除后，将其辖区置于朝廷之下。后来挞懒与南宋议和，将河南、陕西地与宋，因将行台尚书省迁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7“金遂移行台于大名”。又卷29金以“行台户部尚书冯长宁为东京（今辽宁辽阳）户部使，自大名到东京凡五千里”，而冯长宁“削发左衽而赴任”。《金史·赵元传》记载，后又由大名迁祁州（今河北安国）。金熙宗天眷元年（38）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金史·百官志》的记载是“行台之制，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天眷元年，以河南、陕西地与宋，遂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天眷三年，复移置于汴京。皇统二年（42），定行台官品皆下中台一等。”实际上废刘豫与废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是两回事，不是将汴行台迁燕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后又由燕迁汴。金在天眷元年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二年三月，金将河南、陕西地与宋，四月宋遣使谢河南地，不是把河南、陕西地与宋后才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天眷元年是挞懒倡议把河南地与宋之时，而翌年三月才给宋，三月行台已由汴迁大名，后又迁祁州，三年复置于汴，管理长城以南、淮水以北地区。皇统元年，以燕京隶尚书省，而西京（今山西大同）及西京山后诸部隶元帅府。 行台尚书省设领行台尚书省事，如同朝廷设领三省事，位在左右丞相之上。下置行台左右丞相，行台平章政事；行台左右丞，行台参知政事。分左右司，下属六部各司，部各置官员及吏员。行台尚书省由都元帅兼，都元帅府与行台在领导上一元化。行台尚书省是金代在地方设置管理军民的一种特别的地域性组织。其初权限很大，诸州郡的军旅之事，决于元帅府，而民讼钱谷，由行台尚书省治之。到海陵天德初，以监察御史分司行台。监察御史由朝廷派遣，行台的权限因而缩小，并进而废行台尚书省之制。 金朝后期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以适应战争的局面，于各地设行尚书省、行司和行部，以代替朝廷在地方行使统治。行省是在地方所设的对军民的统治机构，设官大体与朝廷尚书省同，“州民奉行省为领省”。其制设无定，是一种临时性的设置，但它却为后来元代行省的设置打下了基础。 金于地方设路府州县，由于金是由女真族建立并占有原辽和北宋的一部分地区，因而在统一的路制之下的州县的设置具有区域和民族的特点，其名称与组织系统也不同，由此而构成金一代的地方官制的整体结构。 《西夏天盛律令》卷0《司序行文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993年版。本段内所载地名甚多，许多已不详今地所在，本段古地名一律不注今地名。金承渤海、辽制，在地方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分镇各地，把金朝统治的全域统一为一个整体。金崛起于按出虎水，称其为“内地”，太宗时以建都升会宁州（今黑龙江阿城南）为府，熙宗天眷元年以其地为上京。金南下灭辽及北宋，原辽及北宋的旧京名被沿称下来，所以熙宗时除上京会宁府，还有辽、宋的旧京，称北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宁城西）、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燕京析京府和汴京开封府，而上京会宁府是全国的政治统治的中心。海陵贞元元年（53）迁都燕京，改为中都大兴府，成为金朝政治统治的中心，削去原上京之号，此前已先将北京临潢府废去，改中京为北京、汴京为南京，五京之制形成。金于诸京置留守司，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总管府由府尹兼领，诸府置尹。金代诸州分为三级，诸节度州置节度使，诸防御州置防御使，诸刺史州置刺史。县分赤县、次赤县（剧县）、诸县，各置令。在县以下有镇城堡寨，置知镇、知城、知堡、知寨，品级与县令同，从七品，其设公使者与县同，惟验户口置司吏。县以下的最基层组织是村社，置主首。 金代地方官制，在京府之下与州县并存的有女真族猛安谋克。金太祖嗣都勃极烈位的第二年（4），就“一如郡县置吏之法”，把原来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改革为地方行政机构。作为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与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的不同，一是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是领户，而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是领夫；二是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是与地域组织的村寨结合，而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与军队编制结合。在地方猛安谋克之上是路，有万户路、都勃堇路、都统司路和军帅司路的不同。猛安谋克是行政、军事和生产结合的地方组织。熙宗官制改革后，猛安谋克与州县并存，自成系统猛安相当于防御州，位在节度州之下，谋克相当县。到金章宗时女真族封建化完成，地方猛安谋克转化为地方的封建屯田军组织，猛安谋克便成封建屯田官。 金代地方官制也沿袭了辽制，在西北、西南、东北路设招讨司，“招怀降附，征讨携离”。于诸部设部族节度使，统制各部，镇抚诸军，其余皆同节度使。官员有节度使、副使、判官、知法各一员，吏有司吏、通事、挞马。设诸乣，官为详稳，职守戍边堡，其余同于谋克。麽忽掌贰详稳。吏有司吏、习尼昆、挞马。诸移里堇司设移里堇一员，分掌部族村寨事宜，吏有司吏、习尼昆、挞马。另外，设诸秃里，掌部落词讼、防察违背等事；设诸群牧所分掌诸畜。 封爵制封爵是金代官制内容之一，它既与中原的封爵制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也与女真本族及契丹、渤海的影响有关。 《金史·百官志》记载“正从一品曰郡王，曰国公”，实际在郡王之上尚有王，应是王、郡王、国公三个等级。“正从二品曰郡公，正从三品曰郡侯，正从四品曰郡伯（原注旧曰县伯，承安二年更）”，实际在郡伯之下尚有郡子、郡男，应是郡公、郡侯、郡伯、郡子、郡男五个等级。“正五参阅李范文《西夏官阶封号表考释》，《社会科学战线》99年第3期；史金波《西夏文lt官阶封号表gt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993年版。《金史》卷9《完颜娄室传》。 品曰县子，从五品曰县男”，而县伯于承安二年（97）更为郡伯。如是则在承安二年前为县伯、县子、县男三个等级，承安二年后为县子、县男两个等级。但实际在承安二年前的世宗大定年间已有郡伯，可见不是更县伯为郡伯，而是取消县伯，存郡伯。这样，金代封爵是王（万户）、郡王（五千户）、国公（三千户）、郡公（二千户）、郡侯（一千户）、郡伯（七百户）、郡子（五百户）、郡男（三百户）。 《金史》记载的封爵，属于章宗明昌、承安年间的官制体系，它已失去最初的实封意义，但只要封建制还存在，它就与封建官制结合着。封爵与食邑、等级制都是联系着的。金代的实封也不是就国，而是实食其户；非实封则是名义的，不真食其户。金代封爵同样是按照位次等级以国郡县名称表示，但不是金当时行政区域的名称，如封郡王不管本人的原籍如何，把本人的姓与历代郡望著姓结合加以封赐。姓王则封为太原郡，姓李则封为陇西郡，姓张则封为清河郡，姓赵则封为天水郡，姓刘则封为彭城郡。金朝同样仿此精神封契丹、渤海及本族人。如契丹萧姓以姓封兰陵，耶律姓封漆水，渤海大氏后裔封神麓，女真封金源，这表明代表不同族的封爵已同一起来，形成金代的封爵制度。金代封爵是以实封和无实封作为基础的，王、郡王、国公、郡公、郡侯为实封（实封为一千户至一百户五等）；郡伯、郡子、郡男为非实封，而在食邑户数上则与县伯、县子、县男相等，其品级也是相同的。金代女真族的猛安谋克，既是行政和军事组织名称，也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称号进行授封。金熙宗皇统五年规定了猛安谋克的等级，“乃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同时，确定猛安谋克的世袭制度。世宗大定间，定功授世袭猛安谋克，“复命新授者，并令就封”。 《金史·百官志》记载女真白姓之号完颜等二十六姓，封金源郡；裴满等三十姓，封广平郡；吾古论等二十六姓，封陇西郡。黑姓之号唐括等十六姓，封彭城郡。此与姚燧《牧庵集·布色君神道碑》所记互异。其文云“凡百姓，金源郡三十六，广平郡三十，皆白书；陇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书。”《金史》记载是白姓之号三，黑姓之号一，此则白黑姓之号各二。金女真完颜部色尚白，其属白姓。徒单姓与完颜为同部，不同姓，白姓之号就包括徒单姓在内。白姓之号主要封金源郡和广平郡，封国之制定于熙宗时，封广平郡的三十姓以裴满为首，在徒单之前，当与裴满皇后有关。在封金源郡、广平郡白姓的两个集团间，应封金源郡的则封广平郡；应封广平郡的则封金源郡，而记载中却无黑姓封金源郡和广平郡的，可见白姓之号间兼可互封，而白黑姓之间不能相混。白姓之号与黑姓之号各分两个集团，盖源于原始社会的婚制发展变化而来。金朝把女真白姓、黑姓与封爵制结合，与女真族接受中原影响和封建化是分不开的，形成金朝一体的官制。 金代官制是一个有层次发展变革的过程，它在发展中冲破了原辽的南北面官制，也冲破了过去中外和华夷之分的两重官僚体制，把各地、各族都纳入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中，同时在历史上金朝首先把三省制发展为一省制，对后来官制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金史》卷28《循吏传·序》第九章军制第一节五代十制后梁军制唐末藩镇各自拥有军队，朱全忠（温）虽以身兼2镇而灭唐建后梁，但其直接统辖的主要是原先所领的宣武（汴州，今河南开封）、宣义（滑州，今滑县）、天平（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和护国（蒲州，今山西永济）四镇军队，而以起家的宣武镇兵为基础。 诸军马步都指挥使，简称诸军都指挥使，为后梁军事长官，以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副长官，统辖后梁诸军，实际所统仍只是宣武等四镇之兵。后梁建立，即以元帅府都押牙刘■为诸军马步都指挥使，其后辖兵增多，长官仍以亲信担任。 后梁仿唐制，建六军为皇帝卫士。唐代六军早已不存在，后梁建立，即以原元帅府左右长直、内卫等近卫兵改建，设左右龙虎、羽林、神武、龙骧军；其后又设左右天兴、广胜军等，设统军或军使、六军马步都指挥使等为长官，也以亲信担任。“前朝（唐）置龙虎（武）六军，谓之卫士，至是（开平二年十月）以天武、天威、武英等六军，易其军号而任勋旧焉”2。后期沿唐制以重臣任“判六军诸卫事”，并设“六军诸卫副使”统辖六军。六军称为禁卫军、亲兵，是后梁直属军队的核心部队，皇帝的近卫军。 禁卫军中最为亲近的军队，称为侍卫亲军，这是由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时的“厅子都”亲兵发展起来的，后梁建立时称为“元从亲军”。开平二年（908）夏，改称“侍卫亲军”，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常由六军之一的左或右龙虎军统军兼任，只统皇帝的亲卫军“侍卫亲军”。这是一支不大的军队，但战斗力强又最受皇帝宠信，军号有天兴、控鹤军等，军设军使、指挥使等为长官。 后梁各地节度使所辖的军队，实际上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军队，大体上服从后梁的节制。各地割据势力在称帝、称国王以前，也常以节度使身份对后梁表示臣属，对内则进行割据统治。节度使通常都兼刺史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主管军事的上佐官为行军司马，大多为节度使的亲信，权势很大。其他军事属员有判官、掌书记、推官，掌书记官位虽较低，但主管文书机要，地位很重要。大的藩镇还设有中门使，职责类似朝廷的枢密使。节度使军以牙（衙）内马步都指挥使等为长官。设厅子都以统节度使的亲兵，设亲从指挥使等为长官。 马步军都指挥使下通常分设马军、步军都指挥使或指挥使等，后梁及军队多的节度使，马军或步军之下分设左、右厢，厢下设军，有时还分为左、右军，各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厢下属军以第一军、第二军等排列顺序，朝廷的军通常有“军号”，如后梁所设的左、右控鹤军等，在军号下分设第一军、第二军等，有的在军号下先分为左、右厢，再在厢下设军。 军下为“指挥”，每一指挥人数不等，自二三百人至上千人，大体是马2《金史》卷57《百官志》。 军400人、步军500人左右，设指挥使、副指挥使为长官。较小的节度使在马步军都指挥使下，只分设马、步军指挥使。“指挥”为军队的基层单位，每军辖二三个至十多个指挥不等。 五代沿设都，每都人数自一二百人至上万人不等，甚至更多，设都将，亦称都头。有独立的特种部队，如后来南汉所设的“媚川都”，专以采珠；吴越的“营田都”，专以兴修农田水利。更多的是普通军队中的精锐部队，节度使的亲兵通常称为“厅子都”；后梁天雄军（魏州，今河北大名）节度使杨师厚“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给赐优厚”，类似朝廷的侍卫亲军。“都”的长官称都指挥使、都知兵马使等，都头又是都知兵马使的俗称，而都将又常是都指挥使的俗称，两种俗称有时又互用。 后梁初，又于军中设都，其地位则在“指挥”之下。开平二年十月，“以右天武 都头韩瑭为 神捷指挥使、左天武 第三都头胡赏为右神捷指挥使”。都头是都的长官，由都头升为指挥使，指挥下的低级军官还有“十将”。军下设指挥，指挥下设都的军制，为后唐、晋、汉、周及宋代沿袭。唐末天祐三年（90），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将“部内男子无贵贱，并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定霸都为军号。朱全忠在称帝前任节度使时，也在兵士面上刺上军号以防逃亡。在兵士面上刺上所在军队的名称，也称涅面、面涅，当上高官后才能以药除字，为五代、宋代所沿袭。刺、涅成为招或强征士兵的代名词，如刺为某军等。 后唐军制后梁废唐代枢密院，建崇政院，以亲信敬翔为崇政院使，权逾宰相。崇政院使虽以军事为重，但崇政院职权实与“中书”（政事堂）相似，是第二“中书”而权更大。 后唐建立后，废崇政院，重建枢密院，任亲信为枢密使。枢密院主军，中书主政。如同光元年（923），因经费缺少决定削减官员，中书在提出文臣裁减措施之后，对于武臣的裁减，即明确提出“其西班上将军已下，仍望宣示枢密院斟酌施行”2。枢密院主军的制度为后晋、汉、周及宋代沿袭。后唐李氏起自沙陀族，军队中少数民族也较多，设蕃汉马步总管为后唐统军长官，或称蕃汉内外马步总管、蕃汉总管等；副总管为副长官，后称总管副使，例以心腹大将担任，周德威、李嗣源（明宗）等身系后唐兴衰的重臣先后任此职。建国前已设此职，建国后权位隆重，远非后梁的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所可比拟。明宗在天成元年（92）即位前，一直任蕃汉总管等职，但在即位后不久即废此职。 后唐沿设六军，其中左、右龙虎也避唐讳而改称左、右龙武。设判六军诸卫事为长官，虽以亲王、重臣担任，但权位在蕃汉总管之下。蕃汉总管停设后，成为后唐最高统军长官，设六军诸卫副使、六军（亦称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长官，属官有判官、推官等。 《金史》卷44《兵志》。 《五代会要》卷2《京城诸军》。 《资治通鉴》卷29，后梁贞明元年三月。 2《旧五代史》卷4，后梁《太祖纪》四。 庄宗称帝前，亲近侍卫为银枪效节都，称帝后为金枪、捧日、控鹤等军。明宗即位，以捧圣、严卫军为侍卫军，各设左、右厢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天成二年（927），重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六军诸卫副使兼任，后专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为长官。 后晋、后汉、后周军制后晋、汉、周虽仍沿置六军，但地位日益降低，逐渐形同虚设。而长官判六军诸卫事，仅后晋初年杨光远担任，未再任命他人，此职遂废。侍卫亲军逐渐成为朝廷正规军的名称，长官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名位已仅次于宰相、枢密使，相当于此前的蕃汉马步军总管、判六军诸卫事，是最高统军长官。后晋初年所设的判六军诸卫事，其实际职权已低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侍卫亲军司下分设马军、步军，侍卫马军的军号，后唐时先称捧圣，后改彰圣，后晋、汉称护圣，后周改称龙捷。步军的军号，后唐时先称严卫，后改宁卫，后晋、汉称奉国，后周改虎捷。马、步军的军号下分设左、右厢，厢下设军以第一、第二序设。侍卫马军、步军，军号（如护圣等）左右厢或左厢、右厢等，皆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长官，与侍卫亲军司设官相同，军下设指挥，指挥下设都。侍卫亲军作为朝廷直属军，已分驻外地以镇守或征讨。 侍卫亲军司既已成为统辖朝廷正规军“禁军”的机构，需要建立新机构以统领侍卫皇帝的诸班、直及亲军，担任宿卫宫城及宫、殿之职，因建殿前司。 朱全忠称帝前即设有长直，称帝后有内直；后唐有从马直、马前直、长直、东西班。后晋设大内都点检，下有内殿直、东西班、控鹤军等。后汉设殿前都部署，其下除诸班、直、控鹤军外，还设有小底军。 后周太祖于广顺二年（952）四月，亲征慕容延超时，以枢密副使郑仁诲兼权大内都点检。七月，设专职的大内都点检，后改设殿前都指挥使，机构称殿前司。此后皇帝亲征离京时，仍以重臣为大内都点检，返京后即撤消。殿前司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长官，显德三年（95）末，设都点检，后又设副都点检，权位在都指挥使之上。殿前司长官的地位虽低于侍卫亲军司的长官，但更为亲要。统内殿直、外殿直、内直、东西班等班、直，小底（后改铁骑）、控鹤等马步军，其下设置略同于侍卫亲军司。 “十国”军制“十国”中称帝诸国大都仿唐制或中原皇朝军制，称国王诸国与称帝诸国略同而稍简，封王的节度使诸国设置则类同于大藩镇，而且记载缺略。除荆南等小国外，“十国”中大多设六军。南唐、前蜀、后蜀、闽等以亲王、重臣为判六军诸卫事。此外，尚有设诸道都统、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诸军都指挥使、牙内都指挥使等，作为最高统兵官，有的则以元帅、判六军诸卫事等兼任，或以都督、判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兵官。 南唐设侍卫诸军都指挥使，由神武统军兼任，下设都虞候等。吴以控鹤军为侍卫，设军使、都虞候等。前蜀初有奉驾等军，设军使等，后以左、右龙武军为亲军，设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后蜀设匡圣、卫圣军等亲卫军，设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吴越有亲卫、内直殿等，设指挥使或都知兵马使。楚设牙内侍卫指挥使、长直都指挥使。闽的侍卫军为拱宸、控鹤二都，还曾设宸卫都，设军使、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北汉实行后汉军制，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为最高统兵官，以亲王兼任；亲卫军亦隶属侍卫亲军司，设置简略，有供奉官、殿直等。 五代乡兵（民兵） 五代、宋代实行募兵制。五代时，偶以征兵制点集乡兵。后晋天福九年（开运元年，994）三月，面临契丹南侵，“敕天下籍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五月，“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余人”。开运三年正月，改名天威军。后晋自建乡兵后，“教习岁余，村民不闲军旅，竟不可用”，不久即废罢，同年末后晋亡。后周广顺年间，在“镇州（今河北正定）诸县，十户取材勇者一人为之，余九户资以器甲刍粮”，称为弓箭手；还“点秦州税户充保毅军”3，这是地方性的乡兵。五代设置地方性乡兵的，还有瀛州（今河北河间）、霸州（今霸县）等地的“强壮”乡兵等，其他割据政权也间或设乡兵，如北汉曾以乡兵参加对后周的战争。 3《旧五代史》卷35《刘守光传》。 第二节宋代军事制度北宋军制宋代实行“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制度，北宋的二司、三衙是直接管辖全队的最高军事机构。赵匡胤以后周殿前都点检代周建立宋朝，建隆二年（9），罢废都点检、副都点检，以原次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殿前司正副长官。殿前司所统是最亲近的扈从者，号诸班、直，如骑军有内殿直、外殿直、金枪班、东班、西班等，步军有御龙直等，除侍卫外兼有仪仗队的作用，还有专业的茶酒班和钧容直（军乐队）等。 侍卫亲军司，地位在殿前司之上，长官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掌管禁军的大部分，下设马军、步军二司，亦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建隆三年，石守信辞职后侍卫司长官常空缺而不任命，后期也只设长官中权位最低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 侍卫亲军司“自（景德二年，005）王超罢职（马步军都虞候），无复任者，而侍卫司马军、步军遂分为二，并殿前号三衙，而马、步二军始居殿前司之下焉”。三衙分管全国禁军，还分管首都开封的治安，殿前司管宫城（大内）内，马军司管旧城（里城）内，步军司管新城（外城）内。 内臣，亦称内职，晚唐设枢密使、宣徽使由宦官担任，又设内客省使、皇城使、宫苑使等诸司使，以宦官或将军担任。唐末诛宦官，诸使及殿庭供奉官员等五代时渐以亲信中的低级武官担任。 但自枢密使以下至殿庭供奉官员，仍称为内臣或内职，为宋代所沿袭。 北宋诸司使“初犹有正官充者，其后但以检校官为之，或领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内职官名以后发展为所有中低级武官的寄禄官称，称为“武选官”，担任着与这些内职官称完全不同的军职或地方官。而有些内职仍为实职，另以“检校官”担任。 武官除节度使及“正任”的承宣、观察、防御、团练使和刺史以外，都以武选官称定品级、俸禄高低及担任相应的官职。武选官以品级高低分为横班、东·西班及大·小使臣。 “横班”指内客省使至閤门副使等五、六品的武选官，由于在朝会时横排侍立，因而被称为“横班”或“横行”。 东、西班，亦称诸司使、副使，为七品武选官。皇城司等外殿的诸内侍机构中，皇城、御厨、翰林医官等二十使、副使，朝会时侍立在东边，称为东班，其中只有皇城使、副使为武选官。宫苑、内园、洛苑、供备库等二十使、副使，朝会时侍立于西边，称西班，则全是武选官。武选官改制后称武阶官，史亦以之称原武选官。 武选官中低级的称为“使臣”，其中内殿承制、内殿崇班为正八品，称为大使臣。东·西头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三班奉职、三班《旧五代史》卷30，后唐《庄宗纪》四。 《资治通鉴》卷284，后晋开运元年三月辛卯；《宋史》卷90《兵志史》卷2《职官志》二《枢密院》。 借职等为从八至从九品，称为小使臣。殿侍为无品的最低武选官。供奉官、侍禁、殿直称为三班，因此，小使臣亦称三班使臣。大使臣以上武选官，除担任相应军职外，还可以担任（通常由文官担任）路级提点刑狱，以及知州、军、监等地方官。 宋代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北宋末改称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及刺史，在宋初都是实际官职。不久，都不再担任与官称相应的具体职务，“节度、承宣、观察、团练、防御、刺史，则俱无职任，特以为武臣迁转之次序”。节度使是武官的最高职衔，“节度使粗人（军人）之极致”，此外还作为宗室、外戚及前宰相、执政的加衔。 除节度使（从二品）只有正任外，其他都有正任和遥郡的区别。所谓“正任”，并不是担任与其官称相应的实职，而是指武官已除去武选官称，并依据承宣等使和刺史的品级（四、五品）领取俸禄，并取得担任相应的中、高级武官实职“差遣”的资格。即所谓“除落阶官（武选官）为正任，未落阶官为遥郡”2，实际上类同武选官。 遥郡，则是指横班、东·西班正使级武选官而带有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和刺史的官称，但并没有享受相应品级的待遇，而仍以他们原先的武选官称的品级定俸禄和担任相应的武官实职。 此外，节度、团练等副使，后来只是非经特许，不得管事的从八品闲差，主要用于被贬的文武官员，如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徽宗在政和年间对武选官进行改革，他认为，“武选官称，循沿末世”，是五代旧制，必须“易而新之”，改称武阶官。将昭宣使系列（主要由宦官担任，部分由武臣担任）中最高的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列入横班的正规系列，置于内客省使之下、客省使之上。横班各正使改称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客省副使至西上閤门副使，改称中亮郎至右武郎；诸司（东、西班）正使改称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诸司副使及大、小使臣改称武功郎至承信郎，后又增设一些大夫、郎，官品自正五品至从九品，又设太尉（正二品）为武阶官之首，共53阶。太尉又是下级军官对高级武官的尊称，并非实任太尉。由于出现了部分郎官在部分大夫之上的现象，南宋初将所有大夫，调整到郎之上。节度使系列未改动，只是将“节度观察留后”改称承宣使，节度使系列仍作为武官升入“横班”以后升迁的官称。 北宋路级（相当后代的“省”级）常设军事机构，军政领导机构为安抚司、经略司，统兵机构为都部署（都总管）司、都钤辖司，管军、监军机构为都监等。 北宋前期，当发生灾荒或用兵时，临时设置安抚司，通常以文官任安抚使，常兼任兵马都钤辖或钤辖，以便提辖本路兵马。设于边境的安抚司，不久即成为兼管军、民，“掌北边戎机交聘之事”，以及“抚绥良民而察其奸究，以肃清一道”的常设机构2。 庆历元年（04）十月，陕西路正式分为五个军事路（类似近代的省军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2《官制门·三衙类》。关于王超罢军职时的职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丁卯作“步军都虞候”，前脱“马”字；参见卷8，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丁卯注。2《宋史》卷9《职官志》九。 《文献通考》卷59《机械末日小说5200职官考》十三《刺史》后“按语”；参见《宋史》卷474《贾似道传》。2《文献通考》卷59《职官考》十三《承宣使》。 区），其中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设“安抚使司”，分别由秦州、渭州、庆州和延州知州兼任安抚使。以后永兴军路亦设本路安抚使司，由知永兴军兼任安抚使，河东路也已将安抚司作为常设机构，由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任安抚使。庆历八年四月，又正式将河北划分为大名府路、高阳关路（驻瀛州，后升为河间府，今河间）、真定府路、定州路四个军事路，各设安抚使司，由知州、知府兼任安抚使。皇祐四年（052）六月，广南东、西两路也设安抚使司，以广州（今属广东）、桂州（今广西桂林）知州兼任安抚使。 南宋建炎元年（27），因抗金需要，曾于沿黄河、淮河、长江各州府都设本州、府的安抚使司，由知府、知州兼安抚使。绍兴和议前后起，改为各路都设置，成为常设机构，而废罢一般府、州的安抚使司。 经略（使）司，设于边疆，具有“绥御夷狄，抚宁疆圉”，“凡战守之事，即事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权力的常设路级军事机构，长官通常由文官知州、知府兼安抚使者兼任。 咸平五年（002）正月，张齐贤任判邠州（今陕西彬县）兼环庆、泾原两路经略使，节制诸将，经略边事，史称专任经略使始于此，但同月即罢。庆历元年十月，分陕西四个军事路时，也分设四个经略司；河东路也设经略司。皇祐四年，又设广南东、西路两个经略司，这是北宋时常设的七路经略司。 南宋时，除广南东、西两路仍常设经略司外，沿边的利州路、湖北路及襄阳府（今湖北襄樊）路也曾设经略司，后废罢。 部署（总管）司是最高的路级常设统兵机构，长官称马步军（或兵马） 都部署，后改称都总管。雍熙三年（98），设高阳关都部署、定州都部署，随后又设雄州（今河北雄县）都部署、镇州都部署、并代都部署等，作为地区防御的重镇。宋太宗末年，设环（今甘肃环县）、庆等州都部署、延州路都部署等。初期都由武将任都部署，以后逐渐改由文官知州（府）兼任，武官则任副都部署。庆历元年，分陕西为五路，八年分河北为四路，以及河东路，共置十个常设的部署司。长官都部署通常由文官知州、知府兼安抚使者兼任，武官担任副都部署，有时还兼任安抚副使。 钤辖司是各路普遍设置的常设统兵机构，仅次于部署司，与部署司职责相同而地位、职权较低，长官为兵马钤辖、都钤辖，是仅次于兵马都部署（总管）的统兵长官。路级钤辖也称“路分钤辖”，通常由各路首府知州（府）兼任，知州（府）已兼任都部署的路另设“路分钤辖”，寄禄官（阶官）官高资深的称为都钤辖，一般的只称钤辖。普通州（府）也有设钤辖的，由知州（府）兼任，后改称副钤辖。 都监（监押）则各路、州、府皆设，是具体管军的长官。路级称“路分都监”；府、州也设。宋初，文武臣都担任，后专以武官担任，有的县、镇、寨也设，寄禄官（阶官）高的称都监，低的称监押。南宋初，曾有部分州（府）由知州（府）兼任，以武官为副都监，不久即罢知州（府）兼任。路分都监（监押）基本上由武官担任，实际上只是掌管治安、消防的武官。 南宋军制《宋大诏令集》卷3《政事》十六《官制四·改武选官名诏》（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宋高宗于建炎元年（27）五月建立南宋时，北宋原有的军事体制已瓦解，随即设立“御营使司”，“简称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以副相黄潜善兼御营使，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兼副使。六月，又以宰相李纲兼御营使。御营司遂夺枢密院、三衙之权，集军政、统军于一身，枢密院几同虚设。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使司，职权归枢密院。南宋枢密院直接管辖全队，北宋时枢密院只管军政，而军队由三衙管辖。 绍兴三十一年（），金军南侵。宋高宗“亲征”，任命亲信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事权已与建炎时不同，只是宋高宗的“宿卫”使，并协调各抗金宋军。隆兴元年（3），孝宗再次任命“杨存中为御营使，节制殿前司军马”，实际上也只是“宿卫”使2。 北宋三衙分统全国禁军（北宋正规军），金灭北宋，京城（开封府）禁军败死溃散，三衙只剩少量班、直，随宋高宗南下。建炎三年十二月，因叛乱而解散。绍兴元年（3）五月，任命“郭仲荀权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来，三衙实无兵，名存而已”。南宋三衙不设正长官时，以“主管殿前（马军、步军）司公事”为长官。绍兴五年春，殿前司有兵900多人，马、步军司才各有00多人。九月，以解潜部3000隶马军司；以杨沂中所部神武中军约万人隶属殿前司，颜渐所部隶步军司；又将都督府直辖部队分属三衙，刘锜的亲兵也遥隶步军司，三衙才有了较大的直属部队。绍兴七年三月，又将王彦所部的原“八字军”约万人并入马军司。但南宋主要的军队都不属三衙管辖，这和北宋三衙分管全队的性质完全不同。南宋军队由枢密院直接管辖。三衙只是皇帝的三支亲卫军，杨沂中（存中）主管的殿前司兵及刘锜主管的马军司兵，是三衙中两支较强大的军队，先后多次出征，但实际上只是宋军中两支较次要的军队。乾道七年（7），马军司又移驻陪都（行都）建康府。 北宋咸平三年（000）六月，初设宣抚使时，只是“访民疾苦，宴犒官吏”，并无军事内容。庆历八年（048）正月，镇压贝州（今河北清河西）王则兵变，文彦博任河北宣抚使，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宣抚使节制军事成为主要任务，但北宋时都属临时性质，事后即撤消。北宋末，李纲任河北、河东宣抚使统军抗金，李纲“自陈书生不知兵，今使为大帅恐不胜任”2。说明宣抚使早已作为军事统帅。 南宋建炎三年（29）五月，张浚任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路为辖区；六月，又以杜充为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京西路，这是不冠以地区名称，正、副宣抚使分辖整个抗金地区的军事，职权大于一般的宣抚使。 同年闰八月，刘光世任江东宣抚使，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池州（今贵池），是非执政官的武将任宣抚使之始。宣抚使司通常只称宣抚司。最著名的莫过于绍兴十一年（4）“绍兴和议”前，手握重兵的韩世忠、张俊、《宋会要辑稿》职官4之79。 2《宋会要辑稿》职官4之7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丁酉。 2《宋史》卷32《高宗纪》九，卷33《孝宗纪》一，卷37《杨存中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0《官制》一《御营使》。 岳飞的三宣抚使，都不设副职（副使、判官）。 北宋时不设宣抚副使，只设判官为属官。南宋时，宣抚副使有时作为宣抚使的副职，但常单独建司；宣抚判官已不是属官，而是低于副使的副职，有时也单独建司。绍兴十年，杨沂中任淮北宣抚副使、刘锜任宣抚判官，实际上都是资历较低的正职，相互间亦无统属关系。 北宋制置使都属临时性设置，多以武将担任。南宋建炎元年八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荀“部禁旅从太后行，且制置京东诸盗，应江、淮、荆、浙、闽、广诸州皆为所隶”，而且“经制使以下并受节制”。以后所设的制置使司，所辖都是一二路或数州。建炎三年七月，发生江州（今江西九江）知州兼江东、湖北制置使张徵“以便宜竭取属郡之财”，因而同年“诏诸路制置使，惟用兵听从便宜，余悉禁止”。四年五月，“诸路帅臣（安抚使）见带制置使并罢”，“惟统兵官如故”。制置使遂成为路级专职军事长官，通常也都兼所辖部队的都统制，职权高于安抚使而低于宣抚使，著名将领岳飞、韩世忠、刘锜等在任宣抚使、副使、判官之前，无不先任置制使。 宋又设沿海制置使，通常由明州知州兼任，为常设机构，有一支海军，由正副使分任总领、同总领海船，设总领海船所。平江府知府或绍兴知府，偶亦以沿海制置使为兼衔，沿海制置使有时并入浙东安抚司。设置两个沿海制置使时，分驻明州、平江，副使常以武将担任。武将任沿海制置使时也兼任明州知州，绍兴三十一年（）的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兼提督海船、两浙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则不兼地方官。 另有沿江制置使，岳飞于绍兴三年担任的即是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置司江州，是临时设置的机构。常设的沿江制置使，置司于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由知府兼任，“专一措置水军海船”。也常在鄂州设沿江制置司，有时只设沿江制置副使，单独置司，均由鄂州知州兼任。 建炎四年（30），南宋朝廷面临金军临江的危急形势，“假权宜以收群盗”，企图利用抗金义军、游寇及部分较小的官军，分地区独立抗击金兵。同年五月，新设镇抚使，每镇辖二三州（府），除茶盐税收仍由提举常平司或茶盐司征收外，其他路级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等都撤消，财政收入三年内不上交，但朝廷也不拨钱粮，除知州（府）是镇抚使提名由朝廷任命，其他官员均由镇抚使任命，军事完全由镇抚使处置，“许以能捍御外寇（金）显立大功，特与世袭”。西起利州东路的金州（今陕西安康），东至淮南东路的通州（今江苏南通），北至原京西北路的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实际在伊阳，今嵩县西南），南至鼎州（今湖南常德）的广大地区设置了20多个镇抚使，先后任镇抚使的，有陈规、解潜、程昌寓、岳飞、王彦、牛皋等近30人。各拥有数量不等的军队，少的二三千人，多的以万计。流寇李成、孔彦舟等虽受命，但叛服无常，先后投降伪齐。不少镇抚使死于抗金、抗伪齐战斗，以及互相攻伐中，有些镇抚使则转为南宋正规军将领或州、府长官。绍兴五年四月，金、均（今湖北郧县东南）、房（今房县南）镇抚使王彦调任荆南（今江陵）知府；并“召荆南镇抚使解潜赴行在”，“于是诸镇抚使尽罢矣”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4，绍兴元年五月辛亥。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庆历八年正月丁丑；《宋会要辑稿》职官4之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宣抚使》。 第三节宋代禁军、厢军、乡兵（民兵） 北宋禁军宋代的军队可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南宋“大军”（正规军），禁军是北宋的正规军，被称为“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宋初，禁军较少，宋太祖将各地地方兵的精锐收编为禁军，仁宗时多达80多万，大多分屯北方，只有很少一部分驻在南方。禁军分为上、中、下三等，殿前司的捧日（马军）、天武（步军），侍卫马军司的龙卫，侍卫步军司的神卫，称为上四军，殿前司的诸班、直从上四军中选补。 宋代禁军的编制大体沿袭五代军制，也在军号（如龙卫等）下设左、右厢，厢下设军，军多者以第一、二编序号，各级长官均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军下为指挥，指挥为基层单位，长官为指挥使、副指挥使。每一指挥规定步军为500人、马军400人，但实际上往往少于此数，有的甚至不到300人。指挥下为都，每都为百人，长官马军为军使、副兵马使，步军为都头、副都头，其下均设十将、将、虞候等，军士面上也刺军号名。北宋实行募兵制，家属居住在军营内。宋太祖创禁军更戍法，轮流更戍他地，更戍以指挥为单位，通常一次以三年为期，家属不得随行，到期回原驻地，拣选精壮士兵补充上一级禁军，淘汰老弱士兵降充下一级禁军或厢军或退役。禁军更戍分为屯驻禁军、驻泊禁军与就粮禁军。 屯驻属正常更戍，大多派往内地州、府，属当地地方长官知州、知府等管辖。地方州、府都设有兵马都监或监押，具体负责屯驻禁军及厢军等的管理、训练、调遣，以及当地的治安及处理军民纠纷等，屯驻禁军带有朝廷派驻地方的治安部队性质。以后禁军大增，大量禁军常驻于外地的某一地方，也依更戍法而被派往其他地方，三年或二年、一年回原驻地。 凡是更戍到边防地区如河北、陕西等地，当地设有驻泊都部署（都总管）或部署（总管），管辖驻泊禁军，带有朝廷派往边境地区的边防军性质，凡是武臣专任的驻泊都部署或部署，对于边防事务可自行处理而不必与知州等地方长官商议。 就粮禁军有三种情况一、在当地拣选乡兵、厢军中的精壮士兵为禁军，如陕西“保捷”禁军，就是“三边之兵，间因事宜升为禁军者，是为就粮（禁军）”，是长驻当地的禁军。二、如“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是以就粮禁军的名义长驻外地。三、是临时将禁军从缺粮地方移屯粮食丰收地区，情况改变后回原驻地。如“俟将来岁丰，令还京师”。为了改变原先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造成宋军战斗力不强的状况，熙宁七年（074），开始实行“将兵法”，将当地各部分禁军以及有战斗力的厢兵、蕃兵、乡兵等，混合编组为“将”，将下设“指挥”。每“将”自2000多人至万多人不等，通常为5000人左右，设正、副将为长官。全国编为40多将，北方以路为单位，其下以第一、第二序号编制；东南地区统一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丁丑；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己亥；卷29，十一月辛亥。《宋会要辑稿》职官4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制置使》。 《宋史》卷7《职官志》七《镇抚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丁未。为3将，3200人以下的只设正将。诸将长官统领并训练本将兵士，以达到将知兵、兵知将，提高战斗力，每将在正、副将下设准备将、部将、队将、训练官、押队、使臣等。将兵多数戍守本路，在本路辖区内更戍，但也有一部分将兵到指定的别路更戍，如河北路差一将的将兵出戍河东，东南十三将中有八将仍依规定的路分轮戍。除了系将禁军以外，没有编入将兵之内的禁军，称为不系将禁军或不隶将兵内禁军。此外，首都开封的禁军称为在京禁军，仍按原禁军编制及更戍制轮戍外地。 北宋厢军宋初将各地军队中精壮者抽调朝廷成为禁军，不及等者留本地作为地方军，虽间或出戍外地，但很少进行军事训练，主要从事工役或杂役，厢军因而也称“役兵”，地方厢军属各州、府管辖，厢军隶属于宣徽院。厢军的兵籍归枢密院，元丰改制后归兵部。作为地方军的厢军，名义上由侍卫马军司、步军司管辖。 首都的厢军，服工役、杂役于首都开封的步驿、诸城门等的，属开封府；服役于朝廷的诸司库务司、东西八作司、金明池杂役、作坊、内酒坊等七八十个部门的，分别隶属于三司、各提举司；元丰改制后，则分属太常、太仆、太府、光禄、司农诸寺和军器、少府等监，以及侍卫步军司、枢密院、兵部等，承担着从造酒到修城等各种工役、杂役。 地方的厢军，大多以其所从事工役作为军号，如桥道、开河、开道、采造、装卸、司牧、作院、水磨、酒务、壮城、牢城等，都是专门的役军。也有以壮武、武捷等众多军号命名的厢军，则主要是作为地方军，需要时也从事杂役、工役。 厢军主要作为役兵，很少进行军事训练。明道二年（033），“枢密使王曙言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其中颇有材勇之人，宜渐加训习，以升隶禁军”。是厢军教阅之始，以后教阅过的厢军不断升为禁军。庆历二年（042）以前，所有经过教阅的厢军都升为禁军，如“河东本城兵士系教阅者，并升为禁军”。差不多同时，又开始专门设置“教阅厢军”，“置福建、广南东·西路诸州教阅澄海军（厢军）各两指挥”。“虽曰厢军，皆予旗鼓训练战守之役”2。以后各地陆续设置，冠以威勇、壮武等军号，按禁军规程训练而免服工役、杂役，成为地方正规军，以后仍不断升为禁军。南宋禁、厢军北宋灭亡，北方的禁军、厢军几乎全都溃散。南方的禁军、厢军大体仍保留，一部分禁、厢军拨隶“大军”（南宋的正规军习称为“大军”）。不仅多数厢军仍是地方军、役兵，多数禁军实际上也沦为地方军、役兵。 宋代乡兵（民兵） 2《宋史》卷87《兵制》一《禁军》。本节及下节，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983年版。 北宋初期，各地设置乡兵，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河东、陕西有义勇，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有义兵，川峡有土丁、壮丁，荆湖有弩手、土丁，广南有枪手、土丁、壮丁等乡兵。 乡兵通常实行征兵制，如“咸平三年（000），诏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为强壮。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借库兵（兵器）给粮训练，非缘边即分番迭教，寇至悉集守城，寇退营农”。由于征兵制乡兵是强制性的，因循既久，逐渐废罢。仁宗时，乡兵的神锐、忠勇、强壮诸军早已废罢，忠顺、保毅等军也所剩无几。康定元年（038），下诏陕西、河北、河东建立与补充“强壮”军，成为三个地区主要的乡兵。庆历二年（042），又下诏选拣其中的十分之七为“义勇”；治平元年（04），陕西也仿设义勇，当时河北有近5万，河东有近8万，陕西有近4万，“强壮”遂名存实亡，“义勇”成为三路的主要乡兵。 也有一部分乡兵实行募兵制，景德二年（005），知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曹玮首先在辖区内招募，称为弓箭手，“人给二顷（田），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以后鄜延、环庆、泾原和河东四路，也都以田招募弓箭手，弓箭手都是当地人，勇敢强悍，熟悉地理环境，通晓西夏语言，战斗力远较北宋禁军为强，除了发冬服外别无报酬，只是领得一份田地并免除税、役，官府另准备衣甲以备战时之用。庆厉时已发展到92指挥多人。以后又招募当地少数民族为蕃弓箭手，弓箭手遂有蕃汉之分，实行将兵法后编入诸将下。南宋初，部分汉弓箭手随韩世忠等南下，参与抗金战争。广南的枪手、土丁、峒丁，湖南的弩手和福建的乡丁、枪手等，以后也参照弓箭手办法实行，有的给田，但大多不给田，而是以免除税、役作报酬。乡兵通常称为民兵。 熙宁三年（070），实行保甲法，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可以自置弓箭等一般武器和学习武艺，每一大保每夜派五名保丁巡夜，维护本地治安，此制逐渐推行到全国，保甲事务由司农寺主管。据熙宁九年（07）统计，全国的保甲民兵达93万多人。次年，统计经过教阅训练的有5万多人，分属开封府、河北、河东及陕西诸路。此外，河北、河东和陕西诸路，还有义勇24万多人，未编入保甲。经过教阅训练的保甲民兵和义勇隶属于兵部，政令属枢密院。以后，广东、广西的沿海、沿边地区，以及其他各路的山区，也对保甲民兵进行训练，到北宋末年，保甲民兵大多经过教阅训练。元丰四年（08），将保甲推行到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原实行“义勇”的地区，遇到两种民兵征兵方法不同的问题，因而变通为“保甲，以家联保，以丁联兵，小保长以上缘兵置”，不同于内地的小保长以上以户数设置的办法。其他原实行各种民兵的地区，大多仍实行原有的民兵制度，只是再按照保甲法的要求，将其中一部分略加编排，即作为保甲民兵。蕃兵、强人《文献通考》卷52《兵考》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皇祐元年二月辛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明道二年十一月己未；卷37，庆历二年九月乙巳、壬子。在与西夏接壤的陕西四路和河东路西部地区，编组少数民族的部族兵，称为“蕃兵”。北宋初期，实际上只有一部分与北宋地方官府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如“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余帐之首领，各有职名。曹玮帅本路，威令明著，尝用之以平西羌”。鄜延路金明县（今陕西安塞北）李士彬世代任北宋的蕃兵首领，抗御西夏，康定元年（040）为西夏所袭杀。次年，王尧臣提出重组蕃兵后，蕃兵成为宋军的主要兵种之一。陕西四路的蕃兵，分为蕃兵与强人，蕃兵使用官马；而强人使用自备马，称为壮马。治平二年（05）时，蕃兵集中在鄜延路多人；四路强人计9.万多人，两者合计0万多人。各路蕃兵设军、城、镇、堡、寨等；其下秦凤路又有门、大部族、小族、姓之设，鄜延路则分族，泾原路则以族设甲，环庆路则分为若干队，都以部族为基础编排。按部族大小，大首领为都军主，其次有军主、副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军使、副兵马使，作为各级蕃兵长官。立功后另授刺史、诸卫将军，及诸司使、副使和承制至殿侍（大小使臣）衔。治平四年，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招募蕃兵弓箭手，蕃兵弓箭手，逐渐成为蕃兵主要形式。熙宁七年（074），王韶在河州（今临夏）“募蕃兵弓箭手，每寨三指挥或至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人给田百亩”，已按照禁、厢军建制组织蕃兵。行“将兵法”，蕃、汉弓箭手又分别编入各将。次年，颁布“蕃兵法”，规定“并选年二十以上，本户九丁以上取五丁，六丁取四丁，四（《宋史·兵志》作五）丁取三丁，三丁取二丁，二丁取一丁，并刺手背，每丁十人置一十将，随本族人数及五十人置一副兵马使，即一族不及五十人者，三十人以上亦置一副兵马使，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将”。以及一百人以上，设置指挥使、副指挥使、军使等的规定，元丰六年（083），熙河兰会路将蕃兵单独编将，其基层单位仍以部落编制。元祐元年（08），又推行到陕西其他四路。元符二年（099）起，除个别地方外，取消蕃兵单独设将的措施，而改为以城、寨为单位编入各将。 《宋史》卷90《兵志》四《乡兵》一。 《宋会要辑稿》兵2之23。 第四节南宋“大军” 南宋“大军” 建炎元年（27）五月，南宋设御营使司，由宰相、执政兼任御营使、副使，统管为数不多的军队，是南宋正式建立正规军的开始，南宋人习称为“大军”，以区别于已溃散的原北宋正规军“禁军”，南方的禁军除部分编入“大军”外，实际已降为地方军、役兵。 御营使司以王渊任“都统制”为统兵长官，刘光世任“提举一行事务” 为首佐官，下设前、后、左、右、中五军，设“统制”为统兵官，以张俊为前军统制、韩世忠为左军统制等。建炎三年六月，曾定每军万人，分为0将。建炎三年四月，刘光世升为太尉、御营副使，另设御营副使司，其部属因无所隶属，称为御营副使司军、“太尉兵”。与此同时，韩世忠升任御营左军都统制、张俊升任右军都统制。七月，任命地位较低的后军统制辛企宗为御营使司都统制，引起两人不满，遂改两人所部为御前左军、右军，御营军仍分为五军，但实际上已降为次要军事力量。 建炎四年六月初，撤消御营使司，兵权归枢密院，御前副使军首先改为御前巡卫军，刘光世任都统制；改御前军为神武军、御营军为神武副军。又开始将较小的部队及收编的抗金义军及流寇，改编为一二十个镇抚使军。神武军不设总长官，以韩世忠任神武左军都统制、张俊任神武右军都统制，均不设副职；前、中、后三军实力较弱，统帅只称统制。以后中军统制杨沂中兼任提举宿卫亲兵，实际成为亲卫军，其时三衙已名存实亡。实力较小的神武副军，设都统制为长官，下属前、后、中、左、右五军只设统制为长官。 绍兴二年（32）二月，南宋朝廷又将一些小部队，编为“御前忠锐军”，隶属于名存实亡的侍卫步军司，初建时分为7将，后增为0将，每将兵力最初以原所部为限，大多只有一二千人，御前忠锐军后来主要归并于韩世忠、张俊等部及地方帅司（安抚使司）等，“后独留忠锐第五将在朝廷，余九将拨并。故忠锐第五将至今犹属朝廷也”2。绍兴末，李师民任御前忠锐军正将，刘舜谟曾任忠锐第五副将（原作副将军，军字衍）。徐梦莘所说“至今犹属朝廷”，可能已是光宗绍熙五年（94）前不久。 绍兴五年，宋廷对军队进行整编。四月，首先撤消镇抚使军。 九月，以最后一个镇抚使解潜所部拨隶马军司；十二月，神武中军拨隶殿前司，以颜渐所部拨隶步军司，组建新的三衙军。王彦所部编为前护副军，不久也拨隶马军司。又以“神武系北齐军号，久欲厘正”为名，改称“行营护军”，改韩世忠所部神武左军（神武前军已先撤消并入神武左军）为前护军，岳飞所部神武后军为后护军，张俊所部神武右军为中护军；同时以刘光世所部御前巡卫军为左护军，四川宣抚副使吴玠所部为右护军，集中了南宋五支最强大的军队。 五护军统帅都任宣抚使、宣抚副使、制置使，唯一级别较低的是京西、湖北制置使岳飞，次年三月升为宣抚副使（后升宣抚使），因此，行营护军2《宋史》卷9《兵志》五《乡兵》二《蕃兵》。 习称宣抚使军。五护军由宣抚使或副使直接统领，设提举一行事务、同提举一行事务，作为首佐官，有时代行主帅职权，指挥各统制作战。而都统制的设置成为特例，刘光世于绍兴七年罢职后，才任王德为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为统军长官。郦琼叛降伪齐后，王德虽隶属淮西宣抚使张俊，但仍称左护军都统制，绍兴十年改任淮西宣抚使司都统制，左护军编制撤消。绍兴九年春，四川宣抚使吴玠病重，才任命吴玠为右护军都统制。吴玠死后，四川宣抚使与右护军各设都统制为统兵官。只有韩世忠、张俊、岳飞仍任宣抚使兼前护军、左护军、后护军的统兵官，史称三宣抚使军。岳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等军，南宋习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杨家军等。 宋金战场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南宋，“柘皋之战”，表明依靠杨沂中、刘锜等次要将领各自所统的二三万部队，已能抵挡住金军主力的南侵。在宋高宗看来，当时宋、金“强弱相当，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是向金乞和的最好时机。但是，岳飞、韩世忠坚决抗金的意志，成为乞和的重大障碍，奸相秦桧采纳范同的献计，以贺柘皋之捷对三大将论功行赏为名，乘机夺他们的兵权。同年四月，韩世忠、张俊升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三宣抚使司并罢，原前护军、中护军、后护军的编制也被取消，前护军改为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称建康都统司；中护军改为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称镇江都统司；后护军改为鄂州驻扎御前诸军，称鄂州都统司，都称为“屯驻大军”。 绍兴十年五月，起用宿将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次年罢职，其部属后被改编为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诸军，置司池州，称池州都统司。是为最早的“御前诸军”四都统司。 绍兴十七年，吴璘部右护军改称御前诸军，称兴州（今陕西略阳）都统司；次年，杨政所部四川宣抚司军也改为御前诸军，称兴元（今汉中）都统司；在此前后，金州（今安康）驻军也改称“御前诸军”，统兵官职位较低，称“节制屯驻御前军马”。 绍兴三十年，金州“节制屯驻御前军马”升为都统司；以荆南知府兼节制屯驻御前军马，随后升为都统司；又置江州都统司。九个都统司中，以原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璘所部组建的镇江、建康、鄂州、兴州四都统司所统御前诸军最强大。 乾道九年（73），鄂州、荆南两都统司合并，置司鄂州。淳熙四年（77），又采取都统司驻鄂州，称鄂州江陵府都统司，不设副都统制；副都统制驻江陵（原荆南），单独置司，称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司，实际上又分为两司。开禧三年（207），沔州（兴州改）都统司不设副都统制；另设沔州副都统制司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后改称利州副都统制司，实际上也分为两司。这样形成了共0个由枢密院管辖的都（副都）统司统率的南宋“大军”（正规军）体系。 各屯驻大军都分兵戍守辖区州县，而荆南（江陵）都（副都）统制司所辖七军，春夏三军出戍、秋冬四军出戍襄阳，家属全留荆南（江陵）。淳熙十年（83）前后，以万人带家属戍襄阳，而留8000人于江陵。嘉定十年（27），又将留驻江陵的副都统制和留驻的8000人以及家属也全部调往襄阳，江陵只设留守机构，江陵副都统制司也移驻襄阳，襄阳已成为荆湖北部《宋史·兵志·乡兵·蕃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壬午。重镇，后在抗击蒙军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南宋还有独立设置的御前水军都统制，沿江各大军设有水军，设统制为长官。 南宋“大军”军制南宋正规军（大军），自御营司军设都统制为最高统兵官起，都统制系列遂成为正式的军官官名；而原先的都指挥使系列只适用于已降为亲卫军的三衙，都总管系列只适用于地方军。都统制下有时设副都统制，偶设同都统制为副长官，下设提举一行事务为首佐官，有时设同提举一行事务为副首佐官，需要时可以代行都统制职权。 南宋“大军”（正规军）的番号先后有御营、御前、神武、行营护军以及三衙军等，都采用前、中、左、右、后五军系列编制，各军（除宣抚使时期外）军队多的设都统制，军队少的只设统制为长官。各军内部以及后来的各屯驻大军，其下也设前、中、左、右、后军，军队多的还增设选锋军、游奕军、摧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有时还有水军等；各大将还设亲兵，如韩世忠、岳飞的背嵬军，刘光世的“亲兵（部落）”，张俊的“银枪亲兵（亲随）”等，均设统制、同统制、副统制为统兵官，有时也设都统制为统兵官，部队少或统兵官职阶低的，只称统领、同统领、副统领，或设统制为正长官，统领为副长官。军下设“将”以第一、第二等序列，通常设正将、副将、准备将各一员为统兵官。 各番号军及屯驻大军下的五军等，每军兵力少的只有000人，而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所部有5700多人，兴州都统制司的中军达7800多人，每军至少辖两将。每将少的只有500人，兴州都统制司右军的三将共辖4300人，平均每将达一千四五百人。 军和将是南宋“大军”编制的基本单位，除“御前忠锐军”直接以“将”作为基本单位外，各番号军及屯驻大军都以军为基本单位，通常只列军数，但也有军、将数都列，如宋孝宗时镇江都统司为七军三十三将4.7万人，其中水军为三将5000人，其余六军各为五将7000人。 将下设队，每队50人，有拥队、押队、旗头等。将与队之间，有的还设“部”，有部将。 第五节辽朝的军制军事体制辽朝皇帝是国家军政的最高决策者，也是最高的军事统帅。北枢密院既是北面官系统的宰辅机构，又是全国最高军政机构。它禀承皇帝的旨意，处理军机，统御全国的军事力量。南枢密院虽然是南面官系统的宰辅机构，但并不处理汉地的军务，不领汉军。 北枢密院之下，北、南宰相府具体负责部族的军民事务，诸行宫都部署司掌管各宫卫的军民事务。部族、宫卫都是军政合一的单位。殿前都点检司具体负责宿卫行宫。五京留守司分领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南京（今北京）置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统率本地区的汉军。汉地各州的节度使，包括部分刺史，兼掌军民政，统领管内的节镇兵、乡兵，有的还兼领禁军。节度使司下设马、步军指挥使司，专掌节镇兵。 除契丹腹里地区外，辽朝将全国划分成几大边防军区，分置军政机构，统驭本军区所有的蕃汉驻军。 设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边防军政机构称招讨司或统军司（契丹语称详稳司）。西南路招讨司，负责辽夏及本路的辽宋边防，镇遏党项、吐谷浑、突厥等属部。西北路招讨司，负责镇遏漠北阻卜（鞑靼）系统各部，故其长官又称阻卜都详稳。乌古敌烈统军司，掌管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流域乌古、敌烈等属部分布区的防务。东北统军司，负责对女真、五国、达鲁虢等东北部族的防务。东京（今辽宁辽阳）统军司，镇遏渤海、熟女真等族，负责对东部高丽的边防。招讨司、统军司统领军区内驻军及部族，主持边务，稳定边疆，并掌管境内屯田和群牧，其下分置若干兵马司（详稳司），分镇边疆要地。如东北统军司下辖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兵马都部署司、北女真兵马司（别称咸州兵马详稳司）等军政机构，南女真兵马司（别称汤河详稳司）则是东京统军司的下属机构。 负责南面辽宋边防的最高军政机构是南京兵马总管府（兴宗重熙四年，03，改称都元帅府），一般由南京留守兼任兵马总管（都元帅）。下设南京统军司、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两个统兵机构，前者领契丹、奚、渤海兵，后者领汉军。在东起涿、易，西跨应、朔等州的辽、宋沿边地区，辽朝置西南面安抚司，专司边务，处理双边交涉。这是仿照宋朝的河北沿边安抚司设置的，初名招安司，澶渊盟好后，改称安抚司。因治所在飞狐（今河北涞源），故又曾称易州飞狐兵马司。 辽朝的军事指挥权牢固地掌握在契丹贵族手中，各级军政机构、蕃汉军队的中高级将校主要由契丹人担任。少数受到契丹贵族集团赏识的奚、渤海、汉族人，才能领兵为将。虽然汉族官僚在辽朝政权中的作用日渐重要，但除韩德让等个别“胡化”汉人外，汉人长期无权参与军政。直到辽金战争中辽军溃败，天祚帝方起用张琳征调汉军东征，张琳虽身任北面官之南府宰相，《三朝北盟会编》卷55，绍兴三年九月。是书成于绍熙五年。又李捧军于绍兴三年四月与崔增并受韩世忠节度，据有关资料推测李捧为第五将，李振为第三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4，绍兴十一年十月庚午。 仍对“旧制，凡军国大事，汉人不与”，心有余悸。 朝廷宿卫军辽朝的军队，按其征集和编组系统，大体可分为朝廷宿卫军，部族军，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及属四种类型。按其军事职能，包括朝廷行宫宿卫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系统。 辽朝虽然建有五京，但皇帝及朝廷官属并不定居京城，仍然四时逐水草迁徙。皇帝的行在所——捺钵，皇帝起居的毡帐——斡鲁朵（汉译宫帐、御帐、牙帐、行宫），作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和中枢决策地，必须布置重兵宿卫，因而“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反以“毡车为营，硬寨为宫”2。所以，辽朝的朝廷宿卫军有别于中原皇朝式的宫城宿卫，而是“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且“无日不营，无在不卫”。 辽朝的宿卫军，前期以左、右皮室军为主，中、后期以宫分军为主。此外，包括护卫、祗候郎君等御帐官。 皮室军的渊源可追溯到辽建国前部落联盟首长的亲兵群，阿保... 29 “渤海都”5。他们勇敢善战，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誉。东京渤海军的指挥权严格操纵在皇帝手中。 辽朝还有一支由契丹、奚、汉、渤海军合编组建的军队。他们仍依民族成分分别编组，各设都指挥使司，统领于四军兵马都指挥使司。这是一支集众家之长的联合部队，先后屯驻于辽与宋、高丽边地。 属国属部军也是辽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作战，也常征调属部军参战。然而，诸属部，尤其西北诸部，叛服无常，屡启边衅，实为辽朝边防的重点。最后，辽朝还是亡在其东北属部生女真之手。 军事制度辽朝基本的兵役制度是壮者皆兵的征兵制。辽朝规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2，这适用于辽境内的各族民户。 辽朝早期并无户籍，当然也无所谓兵籍，成年的部民亦民亦兵。辽朝建立后，部族也仿州县编制户籍，并根据财产状况，把部民分为上、中、下不同的户等，按户等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和兵役。出征、戍边并不需要动员全体丁男，接到征兵令后，各部一般先“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即依照户籍、户等签发，多丁上户先被签取，依次是中、下户。依户等签发，与军需自给制有关。 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的兵役制度受契丹部族军的影响，也实行普遍征兵制。神册初年，辽太祖攻略山后，吞并了沿边州县的大片土地，遂改当地的募兵制为征兵制，“籍山后民为兵”3，共得7.万，统以节度使。此后，辽的州县一直沿用太祖确定的征兵制。征发的原则也是依户等签取。辽末出现的诸路州县“计人户家业钱每三百贯自备一军”及“有杂畜十头以上者皆从军” 现象4，仍体现了这一原则。战事吃紧，及丁男子，因为皆隶兵籍，可以悉征无遗。 在形形色色的封建剥削下，广大农牧民不堪重负，贫困交加，渐趋破产，征兵制趋于崩溃。 辽朝各族人民的兵徭杂役负担极重。如部族军戍边，漫长的行军道路，恶劣的边地环境，加以外族的骚扰，军民往往“只牛单毂，鲜有还者”，以致“日瘠月损，驯至耗竭”。统和早期，漠北尚未置戍时，西北诸部已苦于烦重的兵徭杂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2。漠北置戍后，部民戍边之苦日益严重，“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辽道宗时，汉地人民负担的“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5《辽史·兵卫志·兵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皇祐元年三月；卷7，至和元年二月、四月。2路振《乘轺录》。 3《契丹国志》卷2《诸蕃记》。 4《辽史·兵卫志·兵制》。 孙世芳《宣府镇志》卷2《兵籍考》。 2《契丹国志·天祚皇帝》，天庆四年十月；《辽史·天祚皇帝纪》，天庆六年六月。至破产不能给”3。 其他如战时的征敛、繁重的赋税，加以户等不实、赋役不均，各级官吏、地方豪强巧取豪夺、残害百姓，无不加剧了人民的贫穷破产。辽道宗时期，社会经济恶化，贫穷破产的农牧民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朝廷不得不通过召募补充兵源。清宁四年（058），“募天德、镇武、东胜勇捷者，籍为军”；咸雍四年（08），“诏元帅府募军”。 辽金战争爆发后，辽军接连溃败，兵士亡散殆尽，征兵制终于走到其尽头。朝廷通过大规模的募兵组织对金军的战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怨军。其召募对象为辽东饥民，后因军需困难哗变。又改称常胜军燕王耶律淳称帝南京。不久降宋。另一支较有影响的募军是“瘦军”，其召募对象是战乱中逃亡山泽的部民。他们“侵掠平民，甚于盗贼”2，毫无战斗力可言。常胜军降宋后，将之屠戮殆尽。 在装备给养方面，部族军与汉军差异较大。部族军“驰兵于民”，部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战士，一般不需要专门的军需给养。“马逐水草，人仰湩酪”，繁茂的草原、滋生的牲畜为牧民的衣食服用之源。弓箭、马匹平日是生产资料，战时就是军事装备。遇有征发，部族军自备衣粮器械，每正军一人，自备马三匹，必备的还有“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朵、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炒一斗，沙袋、搭钩毡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其他如“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则“视其力”而定3。 契丹还以“打草谷”和“犒军钱”作为战时补充军需的手段。契丹军队中专备“打草谷骑”勾取粮草。辽太宗灭晋后，汉将赵延寿请给契丹兵发放粮饷，太宗答以“吾国无此法”，而仍然“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在被征服地区，契丹贵族还强索“犒军钱”，如辽太宗援立石敬瑭，回师路经新州，命“敛犒军钱十万缗”4。每次战捷后，他们论功行赏，从战利品中分取一小部分赏赐军士，以补充战争的损失。 辽朝的汉军多数驻防于五京州县，脱离生产，不像部族军那样散处族帐，上马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其给养一同中原，有定额的军饷。统和年间使辽的宋人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载，辽军中“给衣粮者唯汉兵”，南京城内的汉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 辽中期以来，部族军的军需给养制度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推行了军需供给制。乾亨元年（979），辽朝救援北汉，宋朝权知忻州张齐贤俘获辽朝“纳米典吏”，知“契丹能自备军食”。兴宗重熙十八年（049），辽师伐夏，“战舰粮船绵亘数里”。道宗咸雍五年（09），讨伐阻卜，“军出，只给五月粮”2。其次，随着疆域的奠定，特别是封建制度的逐步完善，辽朝发动的纯掠夺性战争越来越少。打草谷供军需日渐淘汰，军需给养中掠夺成分日减，供给部分日增。 3《辽史·文学·萧韩家奴传》。 《辽史·耶律昭传》。 2《辽史·萧韩家奴传》，《辽史·马人望传》。 3《辽史·道宗纪》，清宁四年三月，咸雍四年二月。 4《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保大二年六月。 《辽史·兵卫志·兵志》。 2《资治通鉴》卷28，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卷28l，后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辽朝后勤建设中最有成就的当推屯田和群牧。朝廷鼓励戍军屯田自给，建立了“公田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重熙年间，耶律唐古受命“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后来移屯镇州（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3。屯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的生计问题。但是，繁重的戍边任务，频繁的调发，最终还是使戍军疲于奔命，生计日窘。 辽朝特别重视马政。游牧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4，马政的兴衰不仅关系到军事的强弱，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盛衰。群牧机构是辽朝官制系统的重要部分。群牧马印有统一的官印，立有簿册，皇帝常派人核实其数，群牧官员的政绩受到严格的考核。群牧牲畜日益成为战马和军用力役畜的重要来源。根据现有的材料看，辽朝主要的群牧场，似多分布于沿边地带，如漠北滑水马群太保司、漠南马群太保司、倒塌岭西路群牧司。因而，群牧也起到了实边的作用。 辽朝与行军作战有关的制度包括军事礼仪、符牌制度及将帅的任命、战术规定等。军事礼仪每凡出兵，皇帝率领蕃汉文武臣僚，宰杀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并分命近臣祭祀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如果皇帝亲征，要身着戎装祭祀先帝宫庙，或者主祭先帝、道路、军旅（兵）三神。军行前，须用一对牝牡麃祭祀。攻城略地取胜，要及时宰杀黑白羊祭天地。班师之际，要用掳获的牡马、牛各一祭天地。出师、还师都要举行“射鬼箭”，即将死囚或俘虏绑在柱子上，众军士向着军行的方向将其乱箭射死。 符牌制度及将帅的任命朝廷铸金鱼符调发军马，用银牌传达命令。调发兵马时，各部闻诏即点集军马、器仗，按兵不动，静待朝廷金鱼符至。合符，由朝廷委派军主，与本司互相监督。皇帝亲点将校，选派勋戚大臣充任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授权行营都统全面指挥各参战部队。 战术规定辽军作战，骑兵每500—700人为一队，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队、道、面各有主帅。各队轮番冲杀敌阵，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而自己的人马则可以稍事休整。如果敌阵坚固，不强攻，如此轮番冲杀二三天，待敌疲惫，然后派辅助作战部队“打草谷骑”迷惑敌阵，主力部队乘势歼敌。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 4《辽史·萧惠传》，《辽史·萧迂鲁传》。 《辽史·食货志》，《辽史·耶律唐古传》。 第六节西夏的兵制兵役制和军队西夏建国后的兵役制度，初期仍以党项部族的征兵制为主，以族帐为最小单位。男子年5岁成丁，至0岁止。每家凡二丁取体壮者一人为正军，另一丁为负赡，担任随军杂役，组成为一抄。凡家有四丁的，抽两抄，其余的壮丁都叫做空丁，可不服役，但可以顶替别的丁男当负赡兵，也可以顶替正军之疲弱者担任正军。西夏部族征兵有一定数额，军中正军与负赡都有定员，比例一般是比，但在个别部队中，如首都附近兴、灵二州的镇守兵中，比例近于比3，即一个正军几乎有三个负赡兵2。 部族兵的装备，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旗、鼓、枪、剑、棍棓、粆袋、披毡、浑脱、背索、锹钁、斤斧、箭牌、铁爪篱各一；刺史以下无帐，无旗鼓，人各橐驼一，箭三百，幕梁一”。 西夏建国初期与宋朝战争频繁，部族征兵的兵员不够，于是扩大征兵范围和人数，甚至实行全民皆兵。西夏大安八年（082）九月，宋夏永乐之战前，西夏调民为兵，“十丁取九”。据《隆平集·西夏传》记载“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西夏的参战兵员除由官府发给很少的军事装备外，作战时一律自带粮饷。 据汉文史书记载，西夏军队大体上区分为三部分皇帝侍卫军、国防军和朝廷直属部队。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号六班直，月给米二石。铁骑三千，分十部”。宋人田况《儒林公议》所记元昊侍卫军十队的队长“一妹勒、二浪讹遇移、三细赏者埋、四理奴、五杂熟屈则鸠、六隈才浪罗、七细母屈勿、八李讹移岩名，九细母嵬名、十没罗埋布。”西夏宫廷的宿卫制度十分严格，宿卫军佩戴铜质腰牌，上镌“防守待命”、“防守命令”和“后门宫寝待命”等西夏文字。这是皇帝的侍卫军。 监军司驻防军，是西夏军队中人数最多的一种，也是西夏军队主力，是西夏的国防军。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称帝之前即“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左右厢十二监军司曰左厢神勇（今陕西榆林东南），曰石州祥祐（今榆林西南）、曰宥州嘉宁（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曰韦州静塞（今陕西榆林东南）、曰西寿保泰（今甘肃靖远东北）、曰卓罗和南（今永登南）、曰右厢朝顺（今内蒙古乌海市西南）、曰甘州甘肃（今甘肃张掖）、曰瓜州西平（今安西东南）、曰黑水镇燕（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曰白马强镇（今阿拉善左旗北吉兰泰）、曰黑山威福（今乌拉特后旗东南）。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其兵力分布与驻防任务是“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东）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今陕西靖边西南）、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今宁夏中卫南香山）等五万人，以备环（今甘肃环县）、庆（今庆阳）、镇戎（今宁夏固原）、原（今甘肃镇原）2《辽史·食货志·序》。 参见《辽史·兵卫志·兵制》、《辽史·礼志·军仪》。 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今陕西富县）、延（今延安）、麟（今神木北）、府（今府谷）；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今宁夏银川西北）驻兵五万、灵州（今灵武西南）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今银川）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 西夏驻守国防军的监军司，后来陆续增置，因此史书上有的记载西夏有十八监军司。如毅宗谅祚继位后，于西平府（原灵州）置翔庆军监军司及中寨、天都二监军司。 卫戍首都的军队，《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军队中有“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号御围内六班，分三番以宿卫”。“资赡”即“负赡”兵。西夏军队中一般一名正军配一名负赡兵，在朝廷直属的都城卫戍军中则每名正军配以近三名负赡兵，可知其为由皇帝掌握调动的精锐部队。 多兵种的部队建制据汉文史书记载，西夏军队已发展为多兵种的部队建制。如骑兵、步兵、炮兵、水兵，及由于作战任务不同而分为擒生军、强弩兵、负赡兵等。 西夏军队以骑兵为主力，骑兵作战能力很强。由党项贵族子弟组成的精锐骑兵称“铁骑”，或称“铁鹞子”。在战斗中“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宋史·兵志》四记载西夏“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西夏的“铁骑”，见于记载的有著名的元昊侍卫军中的“铁骑三千”，在朝廷直属部队或监军司驻防军中都占有一定比例。史载，宋元祐七年（092），西夏以数十万兵进攻宋朝环、庆二州，在其中一次战役中西夏军队有“铁鹞子数万迫近洪德寨（今甘肃环县西北）”2。 步兵是西夏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数最多。西夏步兵最精锐的是由“山间部落”丁男组成的，称“步跋子”。《宋史·兵志》四记载“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之’者，上下山坡，出入溪间，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西夏同宋朝作战时，于“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步跋子”吃苦耐战，特别以由称“山讹”的横山党项羌组成的最为著名，《宋史·夏国传》记载“苦战倚山讹，山讹者横山羌，平夏兵不及也。”此外，还有炮兵、水兵、擒生军、强弩军等兵种。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在西夏军队中“有炮手二百人，号‘泼喜’，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鞍，纵石如拳”。水兵在汉文西夏史料中没有发现记载。宋代史籍间有涉及，宋熙宁三年（090）河东报称，“西贼水军恐于石州（今山西离石）渡河，令吕公弼过为之备”。宋元祐六年（09），宋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称，兰州（今属甘肃）沿边安抚司申报“有西界水贼数十人俘渡过河，射伤伏参阅陈炳应《西夏军队的征选、廪给制度》，《西北史地》987年第期。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9，元丰五年九月甲申。 《宋史》卷48《夏国传》下。 路人，寻斗敌，生擒九人”2。宋政和六年（），宋军筑清水河新城，赐名德威城（今甘肃靖远西南），“河北倚卓罗监军地分水贼作过去处”。从以上记载知西夏于大河沿岸要地都编有一定数量的水军。 擒生军和强弩军都是西夏的特种部队，担负特殊的作战任务。《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军队“别有擒生十万”，可能是在战斗中配合正规战斗部队担负俘掠生口的辅助兵员。据史籍记载，西夏崇宗乾顺时，庶弟察哥建议置强弩军对付宋军，他说“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遇神臂弓，步奚自溃。盖可以守常，不可以御变也。夫兵在审机，法贵善变，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标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国之短，易中国之长，如此，无敌于天下矣。”2崇宗采纳察哥的建议，建立强弩军。 《贞观玉镜统》所载西夏军制西夏时期的军事制度，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书《贞观玉镜统》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都有系统的记载，尚待进一步的译释研究。 《贞观玉镜统》是一部记载崇宗贞观年间（02—4）的军事典籍，今存残卷，内容包括序言、政令、赏功、罚罪、进胜五篇，涉及西夏军事体制的各个方面。在各篇中所见的西夏军队职衔很多，如将分正将、副将、正副行将、正副佐将，还有正首领、小首领。有些部门设帐将、押队、护卫、察军、游监、教监、应监等。这些职衔名称多未见于汉文史籍。西夏文书中的将军、察军、游监、教监、应监，可能即是见于汉文史书记载的统军、监军、巡检、教练使、左右侍禁等军职。汉文史籍中常见的首领、正首领、小首领等也都是西夏军队的正式军职职衔。 《贞观玉镜统》第一篇有“共命将职”之语，说明西夏军将是经选拔共同任命，并履行正式、隆重的仪式。“有将信，行文字”，向受命者颁发军印、符牌和任命文书，并按照不同职衔授予旗、鼓、金等指挥用具。据文献记载，西夏军队中除正式军卒和负赡兵以外，还有名为“私人”、“役人”、“虞人”、“刑徒”、“苦役”等几类人，大约都是在军中服劳役者，以供将领与正军驱使。 《贞观玉镜统》现存篇幅主要是对军将官吏的赏功与罚罪部分，赏罚规定十分详尽，军中以十五个官阶为区分等级。赏功的主要内容有在战斗中杀敌一人以上者都可得赏。杀的人多，赏赐也多。但如果杀了敌人，后又战败的，就不能奖赏；俘获敌军人、马、甲胄、旗、鼓、金，总数在百件以上者，可得赏，俘获越多，赏赐也越多，包括俘获敌方的妇女、儿童。攻城战斗中，先登上敌人城头，破城者；我军打败仗时，能够殿后抗敌，使全军安全撤退者；对于虚报俘获和杀敌数量者能够揭发报告的人；“虞人”带路有功者；将领打败仗，但其护卫、队人能挫敌军锋者；挫敌军锋、大败敌人者。奖赏办法是按在战争中得及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在功罪相抵之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9，元祐七年十二月壬申附注。 《宋会要辑稿》方域8之27，罗兀城条。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元祐六年八月癸丑。 后，功超过罪，分等级奖赏，有的加官，有的赏给不同数量的金、银碗，金、银腰带，衣服，鞍鞯，茶绢等物，以及赏赐荣誉称号。 罚罪的主要内容有遇战，不敢战而逃者；在战斗中打败仗者；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进军、战斗、会合者；战争中不互相援助者；有战争中弃失本部人、马、甲胄、旗、鼓、金，数量超过一定限度者；虚报俘获量、杀敌量和买卖首级者；察军、司吏徇私舞弊或检查不严，以致出现虚报者；反之，诬告者也要获罪；在战斗中，主将阵亡，或亡失旗、鼓、金时，该部的护卫、首领、押队、亲随等都要受到严惩；战斗中，察军擅自离开主将，又对战事不了解者。处罚的手段有处死，终身监禁，罚作苦役，杖刑和刺字，夺兵权，减、免官职，罚马等3。 3《宋史》卷87《地理志·会州》。 第七节金代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社会的最基本组织。它产生于女真原始社会的末期，由最初的围猎编制进而发展为军事组织，最后变革为地方的行政组织，具有行政、生产与军事合一的特点。猛安谋克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其内容编制不是女真族所特有的，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其他一些民族也可能出现类似的组织，猛安谋克与契丹族的头下军州和满族的八旗制度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但由于民族和时代的不同，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猛安谋克的形成、变革和迁徙猛安谋克是以千夫长、百夫长命名的一种军事组织，它源于原始的狩猎生产组织。在氏族社会中，出围狩猎是一种生产，围猎时要组织氏族部落的人员出动，一般的是按什伍的编制方法组织，作为军事组织就是从这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马扩《茅斋自叙》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说“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马扩据此推论“其行军布阵大致如此。”猛安谋克的编制中有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谋克之副蒲里衍（牌子头）、什长（执旗）、伍长（击柝）、士卒（正兵）、士卒之副阿里喜。出猎时，按什伍编制，年壮者为正，矮小者为副，《金国语解》“阿里喜，围猎也。”这种组织最初是平时射猎，战时则战，还没有出现常设的军事组织。当掠夺其他部落财物的战争成为经常之事，便出现用围猎的编制办法设常备的军队，不仅产生首领，而且逐渐形成世袭制。 猛安谋克军事组织，是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时代的产物，因此它在金建国后仍保留同围猎的关系和民主主义的残迹。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确立以后，平时生产，仍以出猎作为训练武艺的重要手段被保留下来，以保持其善射猎的民族风尚。在猛安谋克内军事首领与士卒间，尊卑不严，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至百户，住食穿戴没有特殊的差别。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讨论先自卑者开始，讨论完毕，把灰漫灭。献策、赏功都体现了军事民主精神。 金太祖嗣都勃极烈的第二年（4），为适应金即将建立和对地方进行统治管理的需要，“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改革。这次改革发生在即将建立金国的前夕，把原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同地域性组织村寨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原军事组织变革为地方行政组织。作为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是由原猛安谋克的领夫制变为领户制；由千夫长、百夫长变为千户长、百户长。确立猛安谋克为地方行政组织，对氏族制是一次重要革命，打击了旧氏族势力，确立和巩固了新兴奴隶主的势力，奠定了以地域和领户制为特点的国家的基础。军事组织和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族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猛安谋克组织，随着军事向南推移而不断地南迁。当女真族取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的战役的胜利之后，即用猛安谋克改编辽的军队和新降服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占领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广大地区后，在新占领区推戴锡章《西夏纪》卷22，宁夏人民出版社988年点校本。 行猛安谋克制度。《金史·太祖纪》“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籍女直皆降。一如本朝之制。”太祖天辅五年（2），占领了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宁城西）两道，对被征服的契丹、奚人也都依照辽东渤海例，于其地置千户谋克。 天辅七年，占领辽西京、燕京，又想在平州推行猛安谋克制度，因为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天会二年（24）便在平州废除对汉人实行猛安谋克的办法。女真族的奴隶制度不能改变汉人地区的封建制，也不能用猛安谋克改编汉人和变州县制为猛安谋克制，这是踵辽南北面统治的历史原因，也决定了金朝只能采取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和与州县制并存的发展方向。随着对北宋战争的胜利，为加强对中原汉人的统治，太宗天会十一年九月，金左副元帅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只有金朝的皇帝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以保留，这是一次大规模地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运动。“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这次大迁徙，使中原的区域和民族分布，以及社会形态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熙宗即位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官制改革，变女真族建立的以奴隶制统治为主的政权为以封建制为主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皇权制，由南北面设制发展为封建中央集权制下的封建制与奴隶制并存。熙宗适应这种变化，始创女真屯田军，实行计口授地制度，把女真、契丹之人都从本部迁居中原，同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 海陵时的改革，是对熙宗改革的继承和深化。海陵迁都燕京，标志着对女真族在上京的旧贵族的决裂，是在金朝政治统治中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他为削弱女真旧贵族的势力和加强对汉人地区的统治，便迁女真贵族于中都、山东、北京、河间。这次被迁的猛安和家族，有上京路太祖、辽王宗翰、秦王宗翰的猛安，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古、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阿鲁之族和按答海族属。它比前两次“尽迁本国之土人”和“女真、契丹之人”相比，已把迁徙的重点集中到女真宗室大贵族上，标志着猛安谋克内徙已达到。 把猛安谋克大批向中原迁徙是金朝女真族统治决策的一部分，这种迁徙具有军事部落移民的性质。猛安谋克组织被迁入中原以后，仍保留其原有的名称，实际上是把猛安谋克村寨组织原封不动地迁入内地，使女真的奴隶制与中原封建制在统一的封建皇权制下并存，这就打破了过去分中外、分华夷的“天下一体”为“中华一体”，女真与汉人一家，皆是国人。它的直接后果和发展的趋势是由于猛安谋克受中原封建制的包围和影响，在女真奴隶制内部不断发生变化，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由奴隶制的组织变革为封建的组织。 猛安谋克的系统与结构猛安谋克的组织系统，包括行政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和军事组织系统的参见陈炳应《西夏兵书lt贞观玉镜统gt》，《宁夏社会科学》993年第期。《金史》卷28《循吏传·序》。 猛安谋克。 作为地方行政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是由原来的部落氏族组织与地方的村寨组织结合而形成的地方行政组织。金初在猛安谋克之上设路以统猛安谋克，有万户路、都统司路、军帅司路和都勃堇路，形成北面与南面不同的行政设置系统。后来随着全国官制的统一，地方行政系统的猛安谋克逐渐被纳入统一的官制之下以与地方的州县制并存。汉人州县系统是京（留守）—府（府尹）—州（节镇、防御、刺史）—县（县令）—村社（主首）。地方猛安谋克系统是京（兵马都总管）—府（兵马总管府）—猛安（相当防御州）—谋克（相当县）—村寨（寨使）。猛安谋克在属于地方军事系统的京府都总管和总管府之下，自成一个系统，与州、县互不干涉，猛安的地位在节镇之下，刺史之上，相当于防御使，谋克相当于县令，寨使相当于主首，是金代一个整体的系统官制中的一个系统。 地方的猛安谋克，属于地方行政组织和类型，作为地方官的猛安谋克，被纳入地方行政官制系统与结构之中，在地方行使管理的权力。猛安谋克随着金朝封建化的完成，被纳入金朝统一的官品体系之中，诸猛安从四品，诸谋克从五品。诸猛安的职能是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防捍不虞和御制盗贼，军事、政事、生产治安兼于一身。诸谋克的职能是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按察所部、宣导风化、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捕除盗贼、禁止游惰、通检推排簿籍等。猛安谋克的职能不仅与女真奴隶制的构成相适应，同时也表现出军事、民事与生产结合的地方组织的特点。 猛安谋克作为地方的机构，是建立在女真族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之上的，土地国有，由奴隶主贵族、平民、奴隶和驱丁构成其阶级的关系。 猛安谋克既是地方行政组织和地方官的名称，同时也是授封女真贵族的尊称，他们以猛安谋克成为女真族的权贵的世袭奴隶主。猛安谋克的授封，有的直接授给其本人，有的是因念其先人功绩而授封，有的还可增授，即一人可授几个猛安谋克。授封给猛安谋克的主要是宗室勋臣之家，常以一家中授猛安谋克的多少作为其家族勋贵与否的一种标志。猛安谋克的袭封制度规定，如袭封者死去，由长男继之，长男已亡或笃废疾者，则由长孙继之，长男及长孙俱死，由次子继之，本支已绝，由兄弟继之，兄弟无，由近亲继之。猛安谋克因为犯罪、犯酒禁、犯赃等可收回，或转授给他人。 除猛安谋克奴隶主贵族以外，还有平民这个阶层。他们多是本族的自由民，户属猛安谋克户，口称正口。他们是金朝兵力的主要来源，壮年被征称正兵，正兵之副称阿里喜。正兵与阿里喜的区别是正与副、修者与矮弱者的区别，阿里喜允许环甲为正军，不是平民与奴隶的区别。平民是可以从国家分得牛头地和向国家出牛头税的自种者，他们有的可能上升为奴隶主或者是沦为奴隶，他们在女真人口中占多数。 奴隶是猛安谋克中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奴隶主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多者上万、上千和上百，少者有数十或数个奴隶。女真奴隶被猛安谋克各家族所占有，以口计而不以户计，被称为奴婢口，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多是由战俘被转化为奴，因犯罪而被没为奴，或者是失约立限典质和鬻身为奴，逃避徭役而依附豪强为奴。奴隶因被放免或与良人通婚，转为隶属于本部的正户。 在猛安谋克中也有一定数量的驱丁，他们是作为奴隶主的家族私属而存在，其特点是以丁户计，可以轮差或被签为阿里喜，在金代军制中有驱，是解放原来辽时的奴婢为良人后而编制的。驱丁是介于奴隶和一般编户（良户）之间的一个阶级，其地位相当于农奴。 军事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源于氏族社会的围猎组织，这种组织的出现比行政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为早，由原始社会末期的常设军发展为建国后国家常备的军事系统。军事组织系统的猛安谋克是以军事组织的统属关系确立，而不是以地方的行政组织的统属关系确立。金代猛安谋克组织系统是逐步完善的，其系统构成是在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在谋克以下的统属系统是蒲辇、正军、阿里喜。有时也称军帅为猛安，而猛安则被称为亲管猛安者。猛安谋克的最高统帅是都统，府称都统府。太宗天会三年（25），因攻宋立都元帅府，置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海陵天德三年（5），改元帅府为枢密院，但行兵则复更为元帅府。猛安谋克不仅是作战时的基本组织，而且在平时也是侍卫、驻防和防边的基本组织。 在《金史》中，除一般被称为猛安谋克者外，尚有行军猛安谋克、押军猛安谋克、步军猛安谋克、马军猛安谋克、甲军猛安谋克、权猛安谋克和合扎（亲管）猛安谋克的不同名称，从名称上反映了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的构成，以及军事和兵种的类别。 合扎猛安谋克，又称亲管猛安谋克。合扎的本义是“亲近”，所以合扎又被视为“亲军”。至少在太祖天辅初年，随着金代女真兵制已臻完备就出现合扎猛安谋克。合扎猛安谋克是皇室直属的军队，是由皇室、宗室或建有大功的臣下担任。在天辅五年（2）攻取辽中京时，太祖次子宗峻别领合扎猛安，受金牌，所以称合扎猛安为“太子之猛安”。金熙宗在全国范围内改革官制，皇统八年（48）七月载有侍卫亲军，海陵时更以太祖、太宗、宗幹、宗翰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由侍卫亲军司统领。后罢亲军司，分别隶属点检司和宣徽院。世宗时又置亲军，属点检司，亲军从世宗直属的合扎猛安谋克中选出，到章宗便从一般猛安谋克中选出，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亲近”之义。 行军猛安谋克，与一般固定官职的猛安谋克不同，是在出征时临时授予的职衔，初见载于太祖收国元年（5），主要是在太祖和太宗时期。行军猛安谋克被授予此职者，有的原先就是猛安谋克，有的原先不曾是猛安谋克而临时授予他为猛安谋克，授行军猛安谋克者有女真人，也有渤海人、契丹人等。 押军猛安谋克，出现在熙宗以后，当押军猛安谋克大量出现，行军猛安谋克在记载中便逐渐消失，但押军猛安谋克的出现却在太宗时。押军是“统押军兵”和“管押军兵”的意思，也是战时被特任的官职。后来则押军猛安谋克已由临时官职变成固定的专职官员。在金末记载中，又重新出现行军猛安谋克的名称。 金代常备军的兵种，分步军猛安谋克、马军猛安谋克和甲军猛安谋克，他们是统领步兵、骑兵和甲军的猛安谋克。 金代女真族的统治，用猛安谋克这个统一的名称，确立了行政与军事两个系统和结构的统治机构，构成金代女真社会组织的一个特点。 猛安谋克的发展、变化与整顿金代猛安谋克有行政系统的猛安谋克，有军事系统的猛安谋克。作为行政系统的猛安谋克是拟中原的郡县制而建立的女真族奴隶社会的地方组织，因而它是同奴隶制相始终的，而且在发展中其内部的关系又不断发生着变化。军事的猛安谋克不仅比行政猛安谋克产生早，发展延续的时间也长，而且这种千户百户的军事编制直接影响后来的元和明。 由太祖时确立的猛安谋克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一是熙宗时变以奴隶制为主的国家为以封建制为主的国家，变朝廷的国论勃极烈制为封建皇权的三省制，海陵又变三省制为一省制，纳猛安谋克于国家的整体系统之中，虽然不从根本上改变猛安谋克的奴隶制性质，但为强化女真族的统治地位，对猛安谋克组织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整顿势在必行。熙宗、海陵时，确定了走中原封建制的发展道路，对本族的奴隶制也确定了采取渐变的方式以使其社会与中原制度相适应。 熙宗、海陵王时对猛安谋克的进行调整与整顿，主要表现在.金熙宗实行官制改革，统一地方官制，海陵王时又废万户为节镇一级的路，这样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便置于京府和节镇州之下，其地位与防御州、县等，并纳入品级制的系统之中，军事的猛安谋克官也授予官品，这是对原有猛安谋克所进行的一次重要的以比拟中原制度的系统和官制的调整。 2.适应官制的改革，在辽东原来州县地区，也需要对建国后以新授的汉人和渤海人的猛安谋克作出新的整顿。熙宗天眷三年（40），罢汉人、渤海人千户谋克，这次所罢的是指地方行政猛安谋克，在此基础上，皇统三年（43）便完成对汉人、渤海人居住的东京、咸平（今开原北）两路的州县的调整和新设的工作。皇统五年，为把兵权集中到女真人手中，又一次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在这两次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的世袭和承袭之制中，独有渤海人大■是例外，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保存其世爵的世袭猛安的承袭。 3.金熙宗皇统五年，始创屯田军之制。《大金国志·熙宗纪》记载“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徒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军事屯田是仿中原古代屯田的精神结合本族的特点而确立的，在屯田军中实行了“计口授地”和自种的制度，它同牛头地的土地分配和经营是不同的。“计口授地”虽不改变女真族的奴隶制占有关系，但它在女真族封建化过程中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计口授地”这个途径向封建的自耕农民转化；二是通过屯田军把女真族的猛安谋克转化为封建的军事屯田猛安谋克，由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不同转化为封建制下的军户与一般齐民编户的不同。 金世宗继承熙宗、海陵王的事业，由于其时猛安谋克组织已出现混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以及猛安谋克内部的封建化，遂对猛安谋克先后进行了一些整顿。 首先是对猛安谋克组织的整顿与加强，主要表现在.大定七年（7），由于过去省并猛安谋克和海陵时无功授猛安谋克而被罢去失职的，根据思敬的请以“量材用之”原则，重新恢复了一些猛安谋克，作为扩充猛安谋克力量的方法。 《大金国志》卷8《太宗帝纪》。 2.大定十五年，由于猛安谋克内部领户制的混乱，于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其规定是“每谋克不过三百户，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3.大定十七年四月，对猛安谋克的承袭制也作了些新的补充规定“制世袭猛安谋克若出仕者，虽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孙袭者父任别职”其子承袭猛安谋克者，规定必须在25岁以上2。 4.大定二十年，因为猛安谋克因循已久，变化很大，又因海陵后所授无度，而大定间也有功多而未能酬者，于是对猛安谋克又做一番“新定”工作，同时命“新授者，并令就封”。并规定因功授猛安谋克的许以亲属从行，“猛安不得过十户，谋克不得过六户”3。“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于官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4。 5.大定二十四年，为“大重其权”以猛安谋克之号授给诸王，或新置者特赐之名。想以此来维系猛安谋克。 其次是罢契丹猛安谋克以扩充女真猛安谋克的实力。大定三年八月，“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直猛安谋克”5。这是把参加窝斡叛乱的契丹猛安谋克分隶于女真猛安谋克。到大定十七年，才正式把所有契丹猛安谋充分隶于女真猛安，对契丹采取女真化的政策，以防契丹的反抗和加强女真猛安谋克的实力。 最后是为防止猛安谋克破坏，金世宗不仅防止女真人与汉人杂居，防止汉化，提倡旧俗，同时还防止独立的个体家庭发展，把土地私有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的允许的范围之内，提倡大家族的“聚种”，以维护家族奴隶制。同时金世宗还把河南、河间等路的猛安谋克向大名、东平、平州等地徙聚；把山东东路的猛安谋克迁到河间、河北东路；把速频、胡里改猛安谋克向上京迁徙。这种迁徙实际上是与当时的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相关的。 到金章宗明昌、承安间，女真族的封建化已完成，作为奴隶制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猛安谋克遂变为封建国家军事屯田组织。金章宗时对猛安谋克的整顿和作出的新规定，就是与这一历史状况相适应的. 对猛安谋克在法制上作出一系列规定，如“初定猛安谋克镇边后放免者授官格”、“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格”、“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格”、“更定镇防千户谋克放老入除格”、“诏更定猛安谋克承袭程式格”等，这实际是通过法制规定，对猛安谋克特权加以限制、消弱乃至罢除。 2.随着猛安谋克封建化的完成，泰和四年（204）九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在法律上对猛安谋克封建主自耕和出租认可。猛安谋克隶属于《大金国志》卷3《熙宗帝纪》。 《金史》卷70《思敬传》。 2《金史》卷44《兵志》。 3《金史》卷7《世宗纪》。 4《金史》卷7《世宗纪》。 5《金史》卷44《兵志》。 《金史》卷47《食货志》。 《金史》卷《世宗纪》。 按察司，主要是为保猛安谋克尚武之风，以利军事作战的需要。另外，限制猛安谋克只许于冬月率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超过十天。 3.允许猛安谋克户与汉民通婚，同时也允许猛安谋克举进士，使女真人兼知文武。金代对猛安谋克的整顿与规定是随时间的变化而有不同，反映了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过程。 第十章法律第一节五代的法律司法机构五代沿唐制，尚书省刑部为最高司法政务机构，掌管司法政令及司法行政事务，复核大理寺审结的案件及州、郡徒刑以上案件；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并重审刑部复核移送的死刑案件，死刑要报“中书门下”（宰相府）审核；御史台参与审理重要案件，大案由御史中丞（或大夫）、刑部侍郎（或尚书）、大理卿（或少卿）会审，称大三司；次要案件由刑部郎中（员外郎）、侍御史、大理司直（评事）联合审讯，称小三司。后唐长兴四年（933），又定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官，每推断案牍时特与免朝，恐滞推覆”，“公事毕日，朝参如常”。同年，大理寺又设立“议狱”制度，“凡断公事，并集法官详议”，“法（大理）寺议狱，宜于（大理）寺卿厅内”举行，以辨雪冤案；“天下州府（判案）有疑者”，亦令“判官集议”，都给予奖励2。审理案件是各级地方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各级地方官府虽都沿唐制设立司法职能部门，各道节度使以副使、推官、判官掌刑法，州（府）设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史。但各州（府）的刑法主要掌握在马步院（司），置马步狱，节度使以牙校任马步都虞候为马步院长官；而以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公事专达于州”，县的刑法也大多为镇将掌管。 制定法律五代时虽然战乱不断，但各朝朝廷都重视法律的制定，以符合各自统治的需要，后梁开平四年（90）编定《大梁新定格式律令》03卷，这是后梁删改唐律条文，增加新条文所成，相对于唐律是“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明显较唐律为重。同时，还有李保殷编《刑律总要》。后梁为了推行新律，下令将各道所存唐朝法律书籍焚毁。后唐同光元年（923）时，已是“今见在三司（御史台、刑部、大理寺） 收贮刑书，并是伪廷（后梁）删改者”。诸道中也只有定州（今属河北）保有唐朝律令格式共28卷，进呈朝廷后，成为后唐法律的依据。次年编集《同光刑律统类》3卷。后唐初年，“格”却仍行“后梁新格”，天成元年（92），决定实行以记载刑狱为主的唐《开成格》。清泰二年（935），又将元年以前十一年内的制敕选39道，编为《清泰编敕》30卷。 后晋初，行后唐明宗朝法制及清泰元年的“编敕”。天福四年（939），将后唐明宗朝已“编集”及编余而“封锁”不行的敕文，重新选38道，编成《天福编敕》3卷。 后周广顺元年（95）正月，新建立的后周决定“并依后晋天福元年以前2俱见《金史·章宗纪》。 《金史》卷2《章宗纪》。 《五代会要》卷《刑部》《大理寺》；《旧五代史》卷47《刑法志》。（后唐）条制施行”，随即于同年六月，将后晋、后汉及后周有关刑法的敕文，选择2件编为《大周续编敕》2卷。世宗显德四年（957）时，“朝廷之行用者”《（唐）律》一十二卷、《（唐）律疏》三十卷、《（唐）式》二十卷、《（唐）令》三十卷、《开成（详定）格》一十卷、《大中（刑律）统类》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2，但是，律令文辞古质已难以详明含义，加上格敕条目繁多不便检阅。世宗命删繁就简，改正互相矛盾、轻重失当，选择适用于当代的律文，“其所编集者，用律为主，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义；义理之易了者，略其疏文”。“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显德五年苍天觉小说5200编成《大周刑统》20卷，另目录卷，史称《显德刑统》。 “十国”亦编集法令，如南唐（江南）《刑律统类》0卷、《格令条》80卷，《（后）蜀杂制敕》3卷、《（后蜀）令式》等。 枉法酷刑五代所编集的法律，有些也较为平允，尤其是后唐明宗时所编法律，名义上还为后晋、后汉、后周所沿用，而后周《显德刑统》更是选编审慎，简明易解，但实际上大多并不执行，除后唐明宗时期以外，枉法酷刑，时有所闻。五代时，不仅各道节度使几乎全是武将，各州长官刺史、各县令也多由武官担任，加上实际掌握司法的各州马步院、各镇将，也都是节度使的牙校、亲随担任。草营人命，判处死刑后也不依例申报刑部复勘，后晋天福三年（938）卢灿进策“诸道决狱，若关人命，即刑部不合不知”。因此下诏凡断死罪后，要“具录案款事节”申报刑部，如果“案内情曲不圆”，刑部要进行复勘。 各地常不依法审判，非法拷掠，打死后以病死申报。后唐长兴二年开始设“病囚院”，待治愈后依法判决。至于拖延判决，更是屡禁不止。自唐大中六年（852）后，剺耳喊冤的一律决杖流配，虽有理也不受理，后晋天福五年改为据所陈诉理由审理，而剺耳之罪则另行处理。 唐制死刑有绞、斩二等，五代沿袭。后唐天成三年（928），改为“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替绞、斩，后晋又恢复为绞、斩。后晋开运三年（94）时，“外地不守通规，肆率情性，或以长钉贯簪人手足，或以短刀脔割人肌肤，乃至累朝半生半死”2，虽明令禁止，重申只能判处绞、斩，但并无效果。“短刀脔割人肌肤”，实是后晋为后代创设的死刑中的“凌迟”。 各地节度使、刺史法外行刑，视民命如草芥。后晋时，刘知远任北京（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命节度判官苏逢吉“静狱以祈福祐”，原意应是及时审理积案，而苏“逢吉尽杀禁囚以报”。后周初，隰州刺史许迁“或钉磔贼人，令部下脔割”。随意杀人以代刑法的事各地多有，首都开封在后汉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都辖禁军，警卫都邑”，也“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其他断舌、决口、斫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3《镇将》。 2《旧五代史·刑法志》。 《册府元龟》卷3《刑法部·定律令》五。 2《五代会要》卷9《定格令》。 折足者，仅无虚日”，根本无所谓法律。动辄全家乃至全族被杀，亦常见不鲜，如后汉时郓州捕贼使臣张令柔“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3。 3《旧五代史·刑法志》。 第二节北宋前期的法律司法机构北宋前期，实行增设新机构以夺旧机构职权，六部寺监职权大多为相应的新机构所夺，但涉及司法的刑部、大理寺，保留较多的职权，这在北宋前期的省、部、寺、监中是少见的。 刑部作为朝廷司法政务机构，宋初掌管“律令、刑法、案覆、谳禁之制”，“掌覆天下大辟（死刑），举其违失而驳正之”，以及其他司法行政事务。设详覆官六员、法直官一员。淳化二年（99），从“中书五房”的刑房分出职权，设立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案）、（详）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这是在刑部复核后再复议。淳化四年，改为“大理寺所详决案牍，即以送审刑院，勿复经刑部详覆”，刑部详覆权被夺，详覆官随后也减为三员。 景德三年（00），刑部“别增（详覆官）一员，专举驳大辟公案”。 是对“断讫公案”，从银台司降到刑部极刑案库存档前，还要“分与详覆官看详，内有不当，即行封驳”。这是在大理寺依据各地“奏狱”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断后，直接送审刑院详覆，“勿复经刑部详覆”的规定以后，刑部新增的死刑案最后详覆封驳权。熙宁四年（07），还规定“刑部详覆官如疏驳得诸处断遣不当大辟罪每一人，与减磨勘一年”的奖励；如“失覆”一人，要“展磨勘一年”，累计失覆四人则要被罢官，说明直至元丰改官制前，死刑案件终审、详覆后仍须由刑部作最后详覆。 咸平三年（000），又“诏州府军监旬奏禁状，自今并送审刑院看详”，审刑院又分得对各州府“旬奏禁状”的详覆权，但主要仍由刑部详覆。大中祥符四年（0）起，“诸州旬申禁勘，设有用条不当，（刑部）自可举驳，不必别录按奏”2，刑部在这方面权力更扩大了，而且司法行政方面的职权也始终由刑部掌管。综上所述，可见北宋前期的刑部仍保留较多的职权。 大理寺是朝廷司法事务机构，北宋前期并不直接审案，“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计，但掌天下奏狱（也称奏案，指需要上奏朝廷裁决的案狱），送审刑院详（覆）讫，同书以上于朝”，也就是“谳天下奏狱而不治狱”。设详断官六员，后增为十二员，又设检法官、法直官。大理寺只是依据各地上报的“奏狱”案件材料进行审断，然后报刑部，以后改为报审刑院详覆，大理寺的详断官还每日轮差到审刑院商议上奏案件的文字。御史台除监察职能外还负有司法方面的职责，设检法官一员，掌检详法律；设推直官二人，“专治（御史台）狱事”。淳化初，设推勘官二十员分谳天下大狱，咸平初减为十员，后罢。各级地方官府州、府、县、厢、镇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即是审理案件，州府长官的司法助理为推官、判官，州府《旧五代史·刑法志》。 《旧五代史》卷08《苏逢吉传》，卷29《许迁传》，卷07《史弘肇传》。2《宋会要辑稿》职官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卯；卷34，淳化四年二月壬子。 《宋会要辑稿》职官5之2。 的司法职能部门有司录（录事）参军，审理户婚之讼，主要是民事案件；法曹（司法）参军，主刑法。北宋初，沿五代旧制，州府设马步院，开宝六年（973）改为司寇院设司寇参军，太平兴国三年（978）改为司理院设司理参军，专司审讯狱事；首都陪都则另设左、右军巡院，掌治安及有关案件的审讯，设左、右军巡使及判官。 为了纠察首都开封各类司法审判机构的所有徒罪以上案件可能出现误判的情况，大中祥符二年（009）设立“纠察在京刑狱司”，所有御史台（天圣八年前）、开封府、三司、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等机构，审判的徒罪以上案件，都要供报，如有必要则“追覆其案，详正而驳奏之。凡大辟，皆录问”2，并可直接重新进行审讯，主要是侵夺审刑院的首都地区死刑案的详覆权。 淳化二年五月“诏（诸路）转运使司，命常参官一人纠察刑狱”，这是设专职路级司法官之始，次年十月罢。景德四年（007）正式设诸路提点刑狱司，曾两度罢设，并其职权于转运司，后成为常设路级监察、司法机构。北宋前期由于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刑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大理卿、大理少卿、大理丞、大理评事等，北宋建国之初还实任其职，但不久相继都成为寄禄官名，并不任刑部、大理寺的职责，以判刑部事为刑部长官，所属各司设判司事为主管官，设详覆官以代原刑部的刑部司郎中、员外郎之职；以判大理寺事、权大理少卿事等为长官，另设详断官等以代大理正、评事等（初期还兼大理正、评事等官名）职责。 此外还有临时设置的司法机构，“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罢者，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重大案件则下御史台狱，断案后由开封府、大理寺“究治”2。 法律、法规的制定北宋建立之初，运用唐代、五代的法律，史称“国初，用唐律、令、格、式外，又有《元和删定格后敕》、《太和新编（格）后敕》、《开成详定（格）》、《（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后唐《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后晋）《天福编敕》，（后）周《广顺续编敕》、《显德刑统》，皆参用焉”3，可说是除了后梁的法律以外，唐代、五代的法律都在使用。北宋朝廷为了巩固政权，开始了统一法律的工作。自唐代《大中刑律统类》，采取“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便于运用，后唐、后周相继编撰《刑统》。建隆四年（乾德元年，93）二月，诏以后周《显德刑统》为基础增删改修；七月，修成《重定刑统》（史称《宋刑统》）30卷，也依《唐律疏议》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2篇；篇下设门，共23门，律后附敕刑统》的律文，基本上抄袭唐律，改动不大，以及所编《建隆编敕》，“诏2《宋会要辑稿》职官5之29、5之3。 《宋会要辑稿》职官24之、5之。 2《宋史》卷3《职官志·刑部》。 3《文献通考》卷《职官考·转运使、提刑》。 《文献通考》卷7《刑考》六。 刊板模印颁天下”2，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刻印的法典，后虽有数次小的修改，但大体沿用至宋末。自唐代以来，凡属律所未载者，例以敕判决，敕、律并行，为宋代所沿袭，编敕成集是重要的立法行为，历朝都进行。综合性编敕如太宗朝《太平兴国编敕》、《淳化编敕》，真宗朝《咸平编敕》、《大中祥符编敕》，仁宗朝《天圣编敕》、《嘉祐编敕》、《庆历编敕》等，自咸平元年编《咸平编敕》，依照《宋刊统》分为2门分类汇编。专门的编敕如《农田敕》、《转运司编敕》、《礼部考试进士敕》、《一司一务敕》、《审官院编敕》、《群牧司编敕》，此外还有《铨曹格敕》、《贡举条制》、《嘉祐录令》、《驿令》等等。制定与编集法令，成为北宋朝廷的重要职责。人治、法治并行时期南宋思想家陈亮曾对宋代以前的司法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3中国古代的司法由人治为主，经人治、法治并治时期，再到以法治为主，是中国古代司法史发展的必经历程。但是，北宋前期的司法情况，还是人治、法治并行时期，宋神宗以后及南宋才是以法治为主的时期。 北宋前期的法律形式，也和唐代一样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刑统》）是包括刑法、民法、诉讼法的法律条文，是判案定罪的主要依据；“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主要是有关制度的规定；“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是朝廷机构日常处理事务的规定；“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是朝廷的公文程式和行政细则。律为法律，令、格、式则多属法规。另以《编敕》以及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等作补充。《编敕》依据《宋刑统》的分门编制，说明《宋刑统》，即律在法律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北宋前制定的多种法律、法规，为官员们依法判案提供了依据，而且初任官员都要学习律令。但是，正如文彦博在神宗初年所说“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说明北宋前期的司法情况与唐末、五代相近。至于以不合情理为由，法外量刑，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往往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史称“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专用己私以乱祖宗之成宪者多矣。”2可说是北宋前期“人、法并行”司法情况的概括。 2《宋会要辑稿》刑法之。 3《新唐书》卷5《刑法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七月己卯。 2《陈亮集》卷《人法》，邓广铭编校增订本，中华书局987年版。前此论著虽提及此观点，但没有以之论述宋代法律史。 第三节宋神宗以后及南宋时期的法律司法机构宋神宗初年，司法机构与北宋前期基本相同。熙宁五年（072），将三司帐案改为提举帐司，元丰五年（082）进行官制改革，将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帐司等归并入刑部，设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郎中、员外郎为所属四司长官。元祐元年（08），将原纠察在刑狱司职权由刑部划归御史台，将原帐司职权从刑部比部司中划归户部。元祐三年，又将户部仓部司勾覆等案划归刑部比部司；罢大理寺古治狱，而依三司的旧例，另于户部设推勘检法官，“治在京官司应干钱谷公事”。 大理寺成为最高审判机构，设卿一人、少卿二人为正副长官，以及正、丞、司直、评事等为属官，复设大理寺狱，少卿以下官员职务分左、右，左断刑、右治狱。元祐三年罢右治狱，绍圣二年（095）复设。御史台在元丰改官制后主要作为监察机构，而司法职权减少，废推直官，罢御史台狱；设检法官，检详法律。 南宋时并省机构，但各司法有关机构仍保留。北宋后期及南宋的各级地方司法机构，大体与北宋前期相同，首都“行在所”临安府司法机构，有左、右司理院及府院。南宋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以及建康、镇江、鄂州等各地御前屯驻大军，都设有“推狱”，称为“后司”。 制定法律、法规神宗朝制定法令日益完备，除了综合性的《熙宁详定编敕》、《元丰编敕令格式》、《赦书德音》、《申明》外，还有不少专门的法令汇编，如汇集司农寺主管的改革法令《熙宁新编常平敕》、《元丰司农敕令式》，科举、学校方面的《熙宁贡举敕式》、《武举敕式》、《国子监敕令格式》、《武学新修敕令格式》，经济方面的《都提举市易司敕》、《茶法敕式》、《盐法》、《水部条》，保甲、将兵法及军事方面的《熙宁五路义勇保甲敕》、《熙宁开封府保甲敕》、《元丰将官敕》、《熙宁详定军马敕》，法律方面的《熙宁详定尚书刑部敕》、《熙宁法寺断例》，等等。“申明”、“断例”作为法律、法规，首次正式汇编成集。元祐时，废罢“新法”，修订法律、法规成为首要任务。元祐元年，不仅立即编成《元祐详定敕令式》，而且重行改修的元祐编《元丰敕令格式》，以及已经删修的《元丰尚书户部、度支、金部、仓部格式》等一系列新修或删修的法律、法规。哲宗亲政后主要是复行神宗时的法律、法规，而元符二年（099）所修的《元符敕令格式》，则是相对地屏弃新旧党政见，部分地采纳元祐时敕令。好大喜功的宋徽宗时期，更是大举修订法律、法规，包括《两浙、福建路敕令格式》、《大观马递铺敕令格式》、《诸路州县学敕令格式》、《崇宁国子监算学敕令格式》、《崇宁国子监画学敕令格式》等几十部法律、法规，几乎是无所不包。 北宋末，法律、法规散失殆尽，高宗重建南宋，戎马倥偬，逃亡流离，《新唐书·刑法志》。 无力修定新法。自北宋末靖康元年（2）后，“法令变更，易于反掌”。到南宋初建炎四年（29）时，嘉祐法、元丰法、政和法无不使用，而且，“自渡江以来，官司文籍散落，无从稽考，乃有司省已（记）之说，凡所与夺，尽出胥吏，其间未免以私意增损，舞文出入”。为了减少胥吏乘机舞弊作奸，建炎四年，官员们要求将“省、部诸司各令合干人吏，所省已（记）条例攒类成册”。绍兴二年（32）正月，首先颁行南宋第一部法律、法规《绍兴重修敕令格式》；绍兴三年，将“诸司编类到省记条令”，经敕令所审查后颁行2。随后，由原广东转运判官章杰在未受金兵战乱的广南东路各地搜访抄录到北宋各种法律、法规000多卷，加上胥吏省记（包括案例），绍兴年间，重修一系例敕令格式及申明。南宋以后各朝也不断修定法律、法规。修定法律、法规，不论是综合性的还是部门的，北宋前期为“编敕”，自宋神宗时的《元丰编敕令格式》按照宋神宗对敕、令、格、式新的解释分类开始，包括各种部门的法令、法规，也都以敕、令、格、式分类进行编排，这是宋代法书编制的一次改革。但由于数量很大，很不容易找到需要的法令、法规。南宋孝宗时先编有《乾道敕令格式》，后增删成《淳熙敕令格式》。淳熙二年（75），宋孝宗下诏将吏部现行的改官、奏荐、磨勘、差注等条法分门别类，将同类的敕、令、格、式、申明编在一起，编成《吏部（七司）条法总类》，这是首次分类编辑的法令、法规汇编。淳熙六年，宋孝宗认为《淳熙敕令格式》“其书散漫，用法之际，官不暇遍阅，吏因得以容奸”，尚书省也提出“海行新法（《淳熙敕令格式》）凡五千余条，检阅之际难以备见”。孝宗即下诏，将现行敕、令、格、式、申明，仿照《吏部七司条法总类》“随事分门修纂”，淳熙九年编成《淳熙条法事类》，则是法律、法规编纂中的新体例，便于法官的检阅，有利于依法审讯，这是宋代法书编制的重大改革，史称“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淳熙末，官员们认为“新书尚多遗缺，有司引用，间有便于人情者”，孝宗又命刑部修订。庆元二年（9）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即是进行修订并加收以后的法律、法规文件分类汇编。传世残刻本存职制、选举、榷禁、财用、赋役、农桑、刑狱等门，及失题半门，门下设目，少则数目，最多达52目，目下依敕、令、格、式、申明排列，所存虽不及全书之半，但仍能看到南宋法律、法规的概貌。 封建法治时期司法由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陈亮所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正是对中国古代司法史的概括。而他所说的“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说明他认为宋朝成为封建法治社会，主要是从神宗时期开始的，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神宗时，编制综合性及各种专门法律、法规，“以敕代律”，以及“申明”和“断例”具有法律地位，设新科明法及中举进士考试法律等，都是宋朝“任法”的标志。 2《宋史·刑法志》三、一、二。 《宋史》卷3《职官志》三。 《宋会要辑稿》刑法之33、34。 宋初制定的《建隆刑统》，到宋神宗初年，历时00多年，北宋前期以律（《刑统》）为主、律敕并行的制度，已不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宋神宗虽然于熙宁四年（07）对《刑统》进行了修订，却采取提高敕的地位，以敕代律。“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并且改变原先的律、令、格、式为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宁九年决定重修编敕，到元丰二年（079）初步修成进呈时，宋神宗否定了原先以诏令内容轻重来区分为敕、令、格、式的做法，并进一步确定区分敕、令、格、式的新标准“设于此以待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令，治其已然之谓敕”。并指出“修（法）书者，要当知此”，要求据此修改。元丰七年《元丰编敕令格式》成书时，更具体地规定为“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始分敕、令、格、式为四”。实际上是对北宋前期敕、令、格、式进行较为科学的重新分类，因而原载为敕者不少移作令。这不仅是“违敕法重、违令罪轻”，而是因为敕即是法律，而令、格、式属于法规，区分法律、法规的不同性质，对于封建法治是非常重要的。 次于敕、令、格、式，而具有普遍法律、法规作用的是“申明”，内容比较复杂，既有敕，即杂敕（此处指未收入敕、令、格、式的敕），也有尚书省的札子等，通常即称为“指挥”，即是经过审定，将具有普遍法律、法规性质的杂敕和札子，可以引用作为判案等依据的，称为“申明”，即所谓“以颁降指挥厘为申明”，“凡申明所载者，悉与成法参用”2。未编为“申明”的，则只具有该敕或札子具体的法律、法规作用，而不能运用于其他事件。元丰七年编成《元丰编敕令格式》时，还单独编有《申明》。 宋代判案时，“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这是补充法律不足的一种手段，但案例所判轻重未必恰当，官吏因而也可上下其手，或加重刑罚，或从轻判处，甚至“用例破（法）条”，编辑“断例”，对已往判决的案例进行选择并编集成册以供引用，成为以法判案的组成部分，《熙宁法寺断例》就是规范引例判案的专书。 官员熟悉法律、法规及正确判案，是进行“法治”的关键，熙宁四年进行科举改革，“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义”，也在废罢之列。另设新的明法科，称为新科明法，凡不能考进士科的可考新科明法，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但是，当科举改革后的首届科举考试在熙宁六年举行时，应举新科明法的不多，为了改变“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随即诏令从今以后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官为试监、簿人，都要考试律令大义或断案后才任官职，如累试不中及不能就试的，中举二年后才任官职。七月，又规定除进士及第前三名外，都要考试律令大义、断案后才能任官职。当熙宁九年“三年大比”之年来临之际，熙宁八年七月，练亨甫提出进士高科多担任州、府幕职官，“其于练习法令，岂所宜缓”。而且“前此习刑名者，世皆指以为俗吏”，对应举新科明法者，“推恩虽厚，而应（举）者尚少”，又“独优高科（前三名），不令就试”律令大义及断案，“则人不以试法为荣”。《宋史·刑法志》一；《宋会要辑稿》刑法之52、53。 2《陈亮集》卷《人法》、卷2《铨选资格》。 《宋史·刑法志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辛酉；卷344，元丰七年三月乙巳引《（国史）刑法志》。 神宗因而“诏进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并先试律大义、断案”。从此，新科明法逐渐受到重视，熙宁九年新科明法中举的已有39名，不分等；元丰二年达到4名，分为二等，增加了2.7倍多，当年录取总人数为02人，新科明法占近四分之一。又规定凡考新科明法考试断案时，允许带律（《刑统》）、令、敕应考。新科明法逐渐受应举者的重视，“新科明法成，类其所试”而编成的《元丰广案》200卷，是新科明法的试题（应是断案试题）汇编，是书的编辑刻印成书，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自“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2。北宋前期，直至神宗时，“法令一藏于有司，而民未尝知之，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宋神宗时不仅公布法律、法规，而且有些士大夫“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传授讲习法律、法规，宋代“任法”的封建法治局面终于形成。 元祐时旧党执政，在废罢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同时，作为改革措施之一的法制建设也受到打击，元祐元年（08）四月，“立《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编配法》及《告获赏格》”2，打击传授讲习法律、法规的士大夫。 自宋神宗建立封建法治以后，直至南宋，虽有反复，但总的趋势，仍是“任法”。正如陈亮所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尽管封建法治存在许多弊端，“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3。 封建法治也促进了法医学的发展，法医学成为司法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慈在淳祐七年（247）所撰的《洗冤集录》，是世界历史上传世最早的经典法医著作，对验尸、自杀伤、他杀伤、毒品鉴别、现场勘察、犯罪侦查等论述详明。 封建法治也促使法律、法规以及案例、判词的刻印传布，南宋建炎四年（230）官员们提出编辑“《吏部铨法条例》，乞下越州雕印出卖”4，宋高宗即要求各司加快编辑。而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则是佚名私人编集的南宋中后期诉讼判决书及朝廷公文的分类汇编，景定二年（2）曾刻印，是书虽不具有朝廷所编《断例》可引用案例的法律地位，但仍具有“断例”的意义，可为各级地方官判案参考。 南宋“孝宗究心庶狱，每岁临轩虑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披阅，然后决遣。法司更定法令，必亲为订正之”，强调依法判案，自己带头不“以私废法”，是南宋法治最好的时期。到宋宁宗时，已经是“刑狱滋滥”。理宗虽然关心刑狱，但国事日非，政治，司法的是否公正，主要依官员的品质而定。“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刑讯迫供，“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被刑而死，则以病死报申。《宋史·刑法志》的概括，大体上反映了南宋时司法《宋会要辑稿》刑法之54、55。 2《宋史》卷20《刑法志》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丁卯；卷2，熙宁七年三月庚辰2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刑书类《元丰广案》、《断例》。3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彭汝砺《乞悬法示人状》。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癸巳。 的真实情况。 五代、宋的刑制为了镇压起义及维持治安，自仁宗嘉祐时，首先将首都开封府属县列为实行“重法”地区，以加强对盗贼的镇压，以后扩展重法地区，熙宁四年还制定《盗贼重法》，规定了一系列加重惩罚的措施。到元丰时，北方的河北、京东，南方的淮南、福建诸路都属于重法地区。 五代、宋初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刑，笞、杖、徒刑各分五级，流刑分为四级，死刑分绞、斩两级。五代时对家无他丁及乐工、天文职事等人实行以杖刑代役。宋初乾德元年（93），制定折杖法，对笞、杖、徒、流四刑实行减刑，笞、杖刑减数，徒刑改为杖刑免役，流刑改为加杖配役。如笞自五十至一十，改为臀杖十、八、八、七、七；杖刑自一百至六十，改为臂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徒刑自三年至一年，改为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流刑分为加役流、三千里、二千五百里、二千里，改为脊杖二十配役三年，二十、十八、十七均配役一年。但以后并未认真执行，笞刑、杖刑仍以旧数行刑，而徒刑折杖之数，如徒二年半至一年则为杖九十至为六十。崇宁二年（03）更定笞法，改行小杖，笞刑五等仍自五十至一十，改决小杖二十至五。重和元年（政和八年，8）又颁“递减法”，“徒二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一年，杖六十者（折）十二”。笞刑仍自五十至十，改为笞十至五，但是仍未执行。史称“在徽宗时，刑法已峻，虽尝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犹从重比”。南宋初才开始行用“政和递减法”，还实行“折杖减役”，如笞（民）或小杖（军）二折大杖一，大杖二折脊杖一；“应决（杖）而役者”，每役二十七日当大杖一、七日当笞一，零日数各当一，以减应决杖数；“应役而决（杖者）”2，则每脊杖一当役五十四日，大杖一当役二十七日，笞一当役十四日，以折减应役日数等。到理宗时，州县行刑已无法纪可言。 五代，行决杖、配、流，刺配则创自后晋，天福三年（938），韩延嗣本判死刑，因“罪有可疑，法当在宥，徒二年半，刺面配华州，发运务收管”，刺面是加刑。五代时刺配加役的流刑，不服杖刑，而役满即放，或遇赦即放，而流刑最远限在三千里。 宋初沿行五代刑制，但自宋初行折杖法之后，“犯徒者加杖免，犯流者加杖配役，其情罪尤重者更为加杖刺配之法”。而宋代徒刑、流刑都加杖、刺、配，而且没有地里、时间的限制，“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指折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终身。其配远恶州、军者，无复地里之限”2。最初，刺配只是很少数罪重者的加刑，但犯刺配的罪名越来越多，真宗《（大中）祥符编敕》中刺配之罪有4条，仁宗初的《天圣编敕》中增为54条，到《庆历编敕》中已增为99条，外加取旨定罪的又有7条，实际共计70条，到了神宗熙宁三年（070）时，已是刺配之法200余条。南宋“淳熙配法”多《陈亮集》卷《人法》、卷2《铨选资格》。 2《宋会要辑稿》刑法之34。 《文献通考·刑考》六；《宋史·刑法志》二。 2《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折杖减役》。 达570条，分为永不放还、海外州军、远恶州军、广南、三千里至五百里（六等）、邻州、本州、本城、不刺面。通常判徒刑配五百里以下，判流刑配一千里以上，判徒刑而配五百里以上者常不放还乡。决杖、刺、配成为流刑、徒刑的加刑，适用于犯罪百姓及文武官员。熙宁二年（09），房州知州张仲宣贪赃枉法，应处绞刑而“贷死，杖脊、黥配海岛”，改为“免杖、黥，流贺州”。而《宋史·刑法志》“自是命官无杖、黥”之说则不确，只是此后命官大多能“免真决（杖）、不刺面”，但也有不少命官仍决杖、刺面配流，南宋权发遣横州（今广西横县）皇甫谨，“决脊杖二十、刺面、配梅州”；也有免杖但刺面的，如南宋广东提刑石敦义，“特贷命，为癃老免真决不收叙，刺面配柳州牢城”；还有只决杖而不刺面的3。判刺、配罪人不论原先是不是军人，通常都刺配为各州“牢城”或其他厢军，称为“配军”。“牢城”厢军为各州所必备的厢军，主要是收容“配军”从事州城的各种杂役。而且不少州只管牢城厢军一指挥（200至500人）外，别无其他厢军。也有免去杖刑、刺面而配作其他厢军，如宣节军、运粮军等，则与招募的厢军相同，只刺厢军军号；也有刺配入禁军从事杂役的。“不刺面”的罪犯，通常也配充“牢城”等厢军从事杂役，也称“配军”。编管、羁管是低于配军（刺面、不刺面）的刑罚，通常徒罪为配军，五犯杖罪为“编管”，徒罪减为杖罪的也改为编管，“谓如徒罪配、杖罪编管者，虽减等，徒罪仍配，减至杖者编管之类”4，编管相当于一年期徒刑。此外，重法地区犯劫盗罪者的妻子，连坐的家属，年老及残疾人犯徒罪者，士人犯罪以祖荫听赎罪者等，都在编管之列。 “羁管”略低于编管，两犯杖罪以上即可能被判羁管；罪人连坐的家属等也可判羁管。犯罪官吏常被判处编管，也有二千里、邻州等之分；更多的是被贬免官的官员被处以编管、羁管。被编管、羁管者不许出城，须每月（北宋时每旬）亲到长吏厅接受查验，自南宋中期起，原是命官者不须亲去受检而由厢官呈报情况。被编管、羁管者遇赦，十年、十二年以上，年老（六七十岁）及笃疾者等可解除编管、羁管。而被判“永不放还”的编管、羁管者，满六年即可在当地落户。低于羁管而也依配法配于他处的，还有犯某事断配为奴、婢的。 低于编管、羁管的还有“移乡”，也称“迁乡”，主要是犯盗贼罪和其他犯罪轻而不宜住原地者，及刺配犯人遇赦放还、不准回原地者判“移乡”。移乡相当于一年期徒刑，也有五百里、邻州之类。移乡人与刺配、编管、羁管等一样，其家属是否随行听自便，配海岛者不许带家属。而劫盗的知情者、藏匿者拆毁房屋，迁徙家属。移乡人通常不许回家乡，非永不移放者经赦而原犯罪轻者经十年，稍重者十五年，重者二十年，可以自由居住。 宗室犯罪轻则判“拘管”，年满或遇赦放免；犯死罪免死的，不判刺、配而判“锁闭”。北宋时主要由大宗正司刑案执行，南宋时除由大宗正司执行外，主要由南、西外宗正司（分设于泉州、福州，今皆属福建）执行，拘管近似编管，锁闭则失去行动自由。 普通人被判编管、羁管，如无“保识人”，也被处“锁闭”，失去行动自由，常致饥饿、疾病而死，南宋孝宗时规定日支钱、米，有病则医治。3《五代会要》卷9《议刑轻重》。 4《历代名臣奏议》卷2，张方平《请减刺配刑名札子》。 犯罪最重者判死刑，宋初沿五代旧制分绞、斩两等，后增列凌迟，而绞刑常判决重杖处死，因而死罪等级改为处死、处斩、凌迟三级，此外，亦有被处以不列入等级的腰斩等。 第四节辽代的法律建国前后的法律契丹建国前，没有文字，“刻木为契，穴地为牢”，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成文法，有罪则量其轻重，临时决遣。当社会陷入尖锐的矛盾中，斗争日益激化时，有了进行法律约束的必要。遥辇后期，在审理释鲁被杀案时，制定了“没籍之法”2。阿保机为联盟长期间，惩治诸弟叛乱集团时，也曾“权宜立法”，规定亲王犯谋逆罪，不送有司行刑，可使其投崖自杀；或逆父母者以五车轘杀；谤讪犯上者，以熟铁锥摏（舂）其口杀死；从坐者，量轻重处以杖刑。 建国后，逐渐制定和完善法律。神册六年（92）“诏定法律，正班爵” ，以突吕不“撰决狱法”2；“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冤”，这是辽朝制定成文法的开始。太宗时规定，“治渤海人一依汉法”3。从此，辽朝境内各族人犯罪，有了治罪判刑的法律条文。辽朝的法律也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汉人、渤海人所依的“律令”，即《唐律》、《唐令》，契丹与其他游牧部族则依“治契丹及诸夷之法”，这是契丹社会的习惯法。若汉、渤海、奚、契丹间的纠纷，则以汉法断，即所谓“四姓相犯，皆用汉法”4。 圣宗时，承天太后“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圣宗本人也锐意求治，“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圣宗更定法令的主要特点是定罪量刑多从宽简，逐步缩小契丹和汉人量刑上的差别，限制契丹贵族的某些特权，加进汉法中维护封建统治的“十恶八议”等内容。兴宗重熙五年（03）编成《新定条制》，定刑5种，凡54史·刑法志》所载辽朝的刑制当属《新定条制》的内容。道宗咸雍六年（070）至大安三年（087）又多次修订条例，意在使治契丹和汉人的法律合而为一，但契丹、汉人间的文化差异尚存，统一律令的条件尚不成熟，终因“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而于大安五年（089）悉除新法，复用旧制。 辽代法律在执行中，同罪不同罚的现象比较常见。世宗时，天德等谋反，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遣盆都出使辖戛斯，“四人之罪均而刑异”，“辽《宋会要辑稿》刑法之37、3。有人认为只有军人犯罪才称配军，此说不确。2《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门·编配流役》。 《辽史·太祖纪·赞》。 2遥辇氏联盟后期，部落贵族争权斗争激化。于越释鲁被蒲古只三族人杀害，耶律阿保机“奉痕德堇可汗命，按于越释鲁遇害事，以其首恶家属没入瓦里”，遂形成“籍没之法”。“瓦里”为管理贵族罪犯的机构。建国后，诸罪犯自斡鲁朵析出为著帐户，“后族、戚、世官犯罪者没入”，“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亲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由著帐郎君管理；诸部落也有瓦里，管理本部犯罪籍没者。 3《辽史·太祖纪》。 4《辽史·突吕不传》。 《辽史·刑法志》上。 之世，同罪而异论者盖多”2。穆宗常因细故虐杀侍御、近臣；兴宗时也常因请托减免罪行，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的现象颇为普遍。 圣宗前，“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圣宗更定法令时，虽曾明确规定“一等科之”3，但契丹人侵害汉人正当权益，却往往受到袒护。直到道宗时，这种状况仍无根本改变。苏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臣等访闻山前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这段议论不但反映了辽朝有法不依，任情用法现象的存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辽朝法律的阶级性实质。 刑种与刑具辽朝的刑罚有5种死、流、徒、杖、笞。 死刑有绞、斩、凌迟、轘、枭、支解、腰斩、生瘗、投崖、射鬼箭等。 有的是继承唐的刑名，有的是中原社会隋朝以前的酷刑或契丹社会固有的刑罚。 流刑有置于边远部族、投诸境外和令出使绝域三等。 徒刑有终身、五年、一年半三等。 杖刑自50至300。 此外，尚有笞刑、宫刑、黥刑等。辽朝也有连坐、籍没和赎罪法。叛逆之家，兄弟虽不知情，也须连坐；贵族谋反，除首恶处死外，家属没为官奴；品官公事误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可输铜赎罪。 刑具有沙袋、木剑、大棒、铁骨朵等。拷讯用刑则有粗细杖、鞭、烙法。木剑、沙袋、铁骨朵为契丹特有刑具。木剑，太宗时制。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宽宥则击以木剑。沙袋，穆宗时制。用熟皮缝合成长六寸、宽二寸的口袋，以沙填充；木柄长一尺许，牛皮缝裹。杖50以上者，以沙袋决罚。铁骨朵用熟铁制成，8片虚合，用柳木作柄，长约3尺，打数或5或7。 2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 3《辽史·刑法志》上。 第五节西夏的法律建国前后对法律的制定与修改西夏在建国以前，还没有制定成文的法律，党项部族有民间纠纷，则“依本俗法和断”2，本俗法是党项部族内部的习惯法。史书记载“蕃族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辩者为之，以听讼之曲直；杀人者，纳命价百二十千。”3西夏景宗李元昊曾熟读汉文兵书和法律，所以在西夏建国后十分重视本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知道西夏时期曾依据中原皇朝法典制定了多种法典。 现存的西夏法典，有崇宗贞观时期（0—3）颁行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仁宗天盛时期（4—9）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神宗遵顼光定五年（25）编纂的《亥年新法》等。西夏时期曾多次制定和修改律令，使法律制度逐步系统和完备起来。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现存的一部用西夏文制定颁行的法典，今存原件除部分残缺外基本完好。全部律令共20卷，每卷下分门，共50门，每门下列条文，共43条。条文之下另以款项区分，纲目分明，层次清楚。从内容来看，天盛律令可以说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典。其中包括了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法典的基本思想是维护西夏封建统治利益的，因此吸收了现成的唐、宋朝封建法制的精髓，如维护封建统治的“十恶”、“八议”、“五刑”等基本内容。但在法典的结构形式上则与唐、宋律令有所区别，如中原法律中的注疏、律、令、格、式，在天盛律令中统归入律令条文中，避免了律外生律的现象，使之成为一部更为系统、集中和比较完备的法典，在同时代的法典中是比较具有独创性的。天盛律令规定的条文内容都十分具体细致，似乎超越了法律条文而成为具体部门的管理法规。如第十卷的各门条文，大量篇幅是对官员任职、续、转、赏的规定；对承袭官员、军职的资格方法、程序；不同级别的司印、用印制度；各司职局的等级与派遣方法等。又如天盛律令第十七卷各门条文，分别规定了仓库管理的人员数，职员名称；库藏物品种类、名称、耗损规定；仓库管理、采买、供给等。 法制机构与诉讼程序西夏法律制度的实施运行也是比较完备的，在国家机构中设立陈告司、审刑司、用刑务等。西夏人骨勒茂才在《蕃汉合时掌中珠》一书中，描述西夏对刑事犯罪诉讼程序官府在接到诉状后，把犯人枷在狱里追查证据，对2《辽史·刑法志》上。 3《栾城集》卷4《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宋史》卷49《党项传》。 抗拒不招供者，使用严刑拷打，逼其“伏罪入状”。对西夏执法者则要求，“休做人情，莫违法条，案检判凭，依法行遣”2。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遗书中，发现有用西夏文书写的《狱典》残篇，其中记道“无论何人昔日作恶多端，入狱需教以正道，使其明了罪恶性质及大小程度”。在西夏文书中有一份名为《瓜州审案记录》的文书残卷，是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070）瓜州地区有关民间牲畜、钱财纠纷的审案记录文书。 2曾巩《隆平集》卷20。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译注》，科学出版社993年版。第六节金代的法律法律的制定金初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后来占有辽及北宋地区后又兼用辽法和宋法。 到金熙宗时，“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2，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这是金朝立法之始。后海陵“又多变旧制”，制定《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金世宗即位后曾颁行《军前权宜条》，大定五年（5）命有司复加删定，与前《制书》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条制》颁行，《大定重修条制》是对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综合整理而成，对统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标志着金朝立法的完备。 金朝的法律是以中原法律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具有自己特点和体系的法律，它的来源包括女真法、唐法、辽法和宋法四个方面。 女真法与金朝法律的关系金朝在立法中把女真法吸收到法典之中，有的条文明显的是根据女真法制定的。女真法被纳入法典中，其内容也因女真社会变化而不同。《皇统制》“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表现了浓厚的父家长制男子的特权；“僧尼犯奸及强盗，不论得财不得财，并处死”3等规定，并与女真法的精神相符合。到《泰和律》对强盗规定一贯徒二年，三贯徒四年，十贯及伤人者绞，而杀人者斩。如婚姻关系，女真有接续婚，而且“制汉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者，听”。到《泰和律》则纠正为“汉儿、渤海不在接续有服兄弟之限”2，而在女真人接续婚仍继续生效。金代以杖折徒、廷杖以及赎刑，皆保有女真法的原有特点，体现了金初女真法制刑赎并行，尤重于赎的精神。 唐律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朝的法律，上承唐律，下仿辽和北宋，唐律对金代法制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金熙宗习中原汉文化，他曾研读过唐律。天眷三年（40）重新收回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这不仅是对过去借辽、宋法的改变，而且是确定了律在法律中的地位。金世宗曾多次强调断狱“以律文为准，以情求之”3。 金章宗时的《泰和律》，主要是接受唐律令的影响而纂成的，以律令格式为体系的一部法典。《泰和律》的篇名与唐律全同，其律条共55条，其2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989年版。 3 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93年版。《金史》卷45《刑志》。 2《大金国志》卷2《熙宗帝纪》。 3《金史》卷《世宗纪》。 30 中对唐律略有损益的282条，从唐律之旧的2条，分其一为二和分其一为六的条。这样，金律约有44条，其中有70％以上不同程度与唐律有关。在律条、刑法的原则上，金律都可以从唐律中找到渊源，就此而言，金律实际上就是唐律。 辽法与宋法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朝法制参用了辽法。唐律和宋《刑统》规定徒刑最高为三年，辽代徒刑分为一年半、五年和终身。金熙宗《皇统制》规定“徒自一年至五年”，五年系参照辽制五年而定。唐、宋规定杖刑最高是一百，辽规定自五十到三百。《皇统制》规定“杖自百二十至二百”，其最高数二百，当是取辽制最高数三百与唐制最高数一百的中值。 金代法制同样参用了宋法，《大金国志》卷2谓熙宗“新律之行，大抵依效大宋”。而《金史·刑志》则谓“以本国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金朝法律参用宋法无可疑，对法的解释竟用宋《刑统》释文。泰和元年的《新定敕条》3卷，是受宋的影响而制定的。 儒家思想与宗教观念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代法律的来源是多元的，而形成是一体的，由不甚完备到完备，反映金代法制的中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接受中原的宗教观念、儒家思想和断狱方式的影响，如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关于刑忌的规定“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罪则不待秋后。”金代帝王也常为祈福免灾而清理讼狱大赦。儒家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金后期法律除“十恶”重罪外，有服的亲属都可互相容隐。历代帝王和孔子的名，乃至谥号都要避讳。《大金集礼》就曾明确规定官名的名称，以州军县镇的官司官额，犯睿宗皇帝尊谥内连用两个字的，并回避。犯始祖以下帝后尊谥内相连两个字的，也要回避。金朝自世宗以来特别重视儒家的孝悌之道，这种思想在金后期的法律中也有体现。例如子孙犯死罪，而父母和祖父母无人赡养，一般地可上请从轻处罚，即使是必须处死的，也由官府承担对犯人的父母或祖父母的赡养。在西汉时出现“经义断罪”的断狱方式，这种在审理案件时，不依法律，而以“六经”字句和精神定罪科刑的方式在世宗时出现。《金史·刑志》“世宗临御，法司奏谳，或去律援经，或揆义制法。” 金代立法阶段与金政权发展的阶段是相适应的，金代法律的内容体现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以汉族为多数的主体民族，包括契丹等族在内的多族的法制，而形成的具有金朝特点的法制，体现了阶级统治的本质，是以女真贵族为首的各族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 叶潜昭《金律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972年版，第92页。 第十一章科举与教育第一节五代十国时期科举制度五代时，虽然战乱不已，但仍沿唐制举行科举考试，史称“洎梁氏以降，皆奉而行之，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后梁建立的当年，开平元年（907）七月，即对唐制“小有厘革”，废除了唐制外州举人不经州长官刺史亲试，即可解送京城参加礼部科举考试的“拔解”制度2。此后，外州举人必须经州刺史亲试后方可解送。 唐制京兆府解送的举人，礼部考试十有七八中举，于是“诸道举人多于京兆府寄应，例以洪固乡胄贵里为户”，这种寄籍应举的旧例，其实是“一时失实，事久难明”的科举弊端，直至后唐天成三年（928）七月明令取消，“自此各于本道请解”，而且要“具言本州县某乡某里某为户”；如要寄籍应举，也“须具本贯入状”，不允许再用洪固乡胄贵里为户，如果弄虚作假，“本人并给解处官吏，必加罪责”。 唐制进士科之外，有明经、明法、童子等科，称为诸科。明经科只是“帖经墨义”，因而应举者多，后晋时“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余”，且“多不究义，唯攻帖书”，文理也不甚通，天福五年（940）被废，但开运元年（944）又重设。 唐制有童子科，“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由于考试简单，弊端很多，开成三年（838）曾明令禁止荐送，但“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为五代所沿袭。到后唐天成三年时，已是“或年齿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因而诏令“委主司精专考校”。童子科应试时“止在念书”，大多“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中举后回乡，等着年长后“取官”，“更无心而习业”，因而于后晋天福五年停废，开运元年又重设2。 五代自后梁开平二年开科取士，至后周显德六年（959），除后梁、后晋时曾停举数次外，“至于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未尝废也”。每科进士少至4人，多亦只25人。五代前期，诸科中举都少于进士，通常只有数人，后唐长兴三年（932）取进士8人，而诸科达8人，开诸科取士多于进士的先例；后晋天福六年取进士人，而取诸科达45人。自天福九年起，诸科取士多于进士，遂成惯例。 自唐代中期以后由礼部侍郎主持贡举，其后也常以其他官员主持科举，称“知贡举”或“权知贡举”。后梁乾化元年（9），以前任宰相、尚书省2《金史》卷45《刑志》。 《金史》卷45《刑志》。 《旧五代史》卷48《选举志》。 《五代会要》卷23《选举杂录》。 2《旧五代史·选举志》。 长官左仆射杨涉知贡举。贡院虽属礼部，“五代时，或以兵部尚书，或以户部侍郎、刑部侍郎为之，不专主于礼（部）侍（郎）矣”。 五代时，“偏方小国，兵乱之际，（贡举）往往废坠”3。“十国”大多不举行科举考试，举行科举考试诸国如南唐、南汉、后蜀、闽诸国，举行不常且不严格。如南唐保大十年（后周广顺二年，952），“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旋复停贡举”。又因徐铉建言，保大十二年再行贡举，直至宋军兵临都城金陵城下，亡国之年的宋开宝八年（975），仍举行科举考试，“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4。科举中还不时发生舞弊行为，后蜀范禹偁“掌贡举，贿厚者登高科，面评其直，无有愧色”，即是一例。 学校五代沿唐制设国子监，后唐明宗时“政皆中道，时亦小康”2，重视教育，天成三年（928），“朝廷以国庠事重”，以宰相崔协兼判国子监长官国子祭酒，定国子监生二百员为额，“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如有乡党备诸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学校制度逐渐完备，史称“举职”。“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束脩钱二贯文，及第后光学钱一贯文”，以“备监屯修葺公使”3。但监生只是挂名国子监以应科举考试，并不认真读书。马端临所说“史所言，多有未曾授业，辄取解送（应举）者，往往乱离之标，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4，可说是五代国子监学的最好概括。 “十国”也有设立学校，如南唐昇元二年（938）设立太学，南汉乾亨四年（920）设立学校，后蜀设立华阳（今四川成都）县学之类。 五代十国时，私人设立学校之风较盛，自初学文化至研读学问的学馆、书院皆有。著名的如南唐昇元四年，“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属于官办或民办官助性质。后周末“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2，则属私人讲学，其门人在北宋建立的次月，参加北宋的首次科举考试。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杨悫、戚同文相继聚徒讲学，自后晋延续至五代末。 3《唐会要》卷7《童子（举）》。 4《册府元龟》卷4《贡举部·条制》三，卷42《贡举部·条制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举士》。 2陆游《南唐书》卷2《元宗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开宝八年二月。3《十国春秋》卷53《范禹偁传》。 4《旧五代史》卷44《明宗纪·赞》。 《旧五代史》卷58《崔协传》；《册府元龟》卷20《卿监部·举职》。2《文献通考》卷4《学校考》二按语。 第二节宋代的科举制度宋沿五代旧制，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后改开宝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进士科以外的各科，常合称“诸科”。神宗时，废诸科，另设“新科明法”，元祐时废，绍圣复设延续至北宋末，南宋绍兴年间一度复设。此外，还有武举、童子举；而制科则分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分设六科，神宗时罢，元祐复设，绍圣时再废，另设宏词科。元祐时曾设“经明行修科”，实同制科。南宋复设制科，设博学宏词科，南宋末改称词学科。宋代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 北宋前期宋初沿五代旧制，分进士科及诸科，科举考试也是“朝代更易”，不废科举，宋朝建立的次月，即建隆元年（90）二月，举行首次科举考试，仍依五代旧制，每年举行一次，自开宝七年（974）权停“贡举”后，间年举行一次“贡举”，渐成惯例。 宋初取进士，亦无定数，通常为0余名，少则六七人，大体与后周时相当。乾德四年（9），除录取进士人外，又录取“诸科”9人。此后，不定期地录取“诸科”，录取人数通常也多于同科进士人数，即所谓“国初，诸科取人亦多于进士，盖亦承五季之敝云”。 宋初承五代旧制，科举考试前，“台、阁近臣得（向主考官）荐所知进士（应举者）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中举后的进士则“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主考官）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建隆三年（92）下诏禁止。但依五代旧制，录取进士之权仍完全掌握在主考官手中，皇帝并不进行干预，每年考取进士后，“知贡举（官）奏合格人姓名而已”，类同备案。开宝五年（972），主考官录取进士人、诸科7人后，宋太祖“召对讲武殿，始下制放榜”，皇帝开始参与新进士的录取，被称为“新制”3。次年三月，宋太祖在召对时，黜落“应对失次”的进士、诸科各人，又因下第举子投诉主考官不公，宋太祖决定从下第举子30人中选取95人，以及已被录取的进士9人、诸科27人，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取进士2人，诸科0人，共27人。唐天授元年（90），武则天“策贡士洛城殿”，史称“贡士殿试自此始”4，这只是代替主考官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而宋太祖主持的“殿试”，则是具有在主考官已考之后的复试补取性质，新录取者列于原已录取者（除已罢黜的2人外）之后，作为“一榜”，“自兹殿试遂成常式”。开宝八年，除任命王祐为“权知贡举”任主考官外，又任命3人为“权同知贡举”任副主考官，以后成为制度。主考官进呈以王式为首的进士3人，殿试后改以王嗣宗为首，而以王式为第四，首次改变礼部主考官原先排列顺序。唐代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也称“状头”，为五代、宋代所沿称。3《十国春秋》卷5《南唐烈祖纪》。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建隆元年二月辛卯。 《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 本年首次出现礼部试（省试）与殿试不同的排名顺序，因而尚书省礼部贡举榜的“榜首”，改称“省元”（后代称“会元”）；而称殿试首名为“状元”。宋太祖虽然重视科举考试，但五代重武轻文的习气未除，进士及第后所担任的官职很低，如开宝八年殿试的状元王嗣宗，初任为秦州司寇参军，其时虽为实职，但属低级文官“选人”最低的初等“幕职州县官”。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举行的科举考试，取进士09人、诸科207人，又录取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而未被录取的进士及诸科84人，再取考“九经”而不合格的老年举子7人，“特赐‘三传’出身”，共录取507人。考试合格的进士及诸科300多人“赐及第”，而将从考试不合格中录取的进士及诸科近200人则“赐出身”，以示两者的区别。史称宋太宗又命将进士及第者“定其优劣为三等”，这是首次将进士分为三等。又提高了进士入仕的寄禄官及差遣职务，“第一等为将作监丞，第二等为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同出身以下免选，注初等幕职判司簿尉”。实际是将所有进士分为三等，一、二等为进士及第，三等为同进士出身。雍熙二年（985）又将考试合格的进士、诸科各分为三等，淳化三年（992），采纳陈靖建请，殿试采取“糊名考校”，又分进士为五等（进士分为五等自此始），一、二、三等赐进士及第，四、五等赐进士出身2。景德四年（007），颁布《考试进士新格》，完全以考试成绩定录取及等级的标准。大中祥符四年（0）颁布《亲试进士条制》，制定一系列规定，并定出五个等级的标准。天圣五年（027），始分进士为六等，第一等五名，第二等称第一甲，第六等为第五甲，进士分甲自此始。后演变为五等，第一等即是第一甲。后又定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甲为“进士出身”，第四、五甲为“同进士出身”（同出身），后曾改第五甲为“同学究出身”。南宋孝宗时改为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四甲为进士出身，第五甲为同进士出身。 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后行间年一举，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但还不是定制，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权停贡举”。英宗治平三年（0），“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确定了“三年大比”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同时针对每次考试录取人数增多，诸科人数较进士更多，而“冗官”也日益严重的情况，规定进士以皇祐四年（052）录取数的四分之三为额，“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3。熙宁科举改革以后科举“省试”原以诗赋为第一场，论为第二场，策为第三场，帖经为第四场；仁宗时改为第一场试策，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诗、赋，第四场试帖经、墨义，顺序虽有所调整，但诗、赋和帖经、墨义仍是必考的科目。 王安石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并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他把改革科举看成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造就改革派人材的主要途径。熙宁四年（07）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2《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二月辛酉。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开宝六年三月辛酉。 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都要“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科举考试依据的是儒家经典，但是注释不一，还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王安石创立的“新学”派，是新兴的“宋学”中体系相对完整的学派。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新学”派的观点撰注《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作为教科书。此后，《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元祐时，新学派遭到打击，但理学派、蜀学派，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只提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三经新义》），令天下学官讲解”，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说》，而要求用“诸家之说”，以及考试“添诗赋”，但没有恢复帖经、墨义，曾分设经义、诗赋两科，后改为第一场试本经义及《论语》或《孟子》，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绍圣以后，又废试诗赋，“新学”学说又受到重视。崇宁四年（05）规定，由学校“三舍法”贡士，而罢诸州府发解（解试）及礼部贡院试（省试），直接参加殿试，大观三年（09）科举考试只有殿试，遂无“省元”而有“上舍魁首”，殿试首名仍称状元。宣和六年（24），又恢复“省试”（礼部贡院试）。 南宋建炎及绍兴初年，因战乱而未举行“省试”，改行“类省试”，故无“省元”而只有“状元”。北宋时第二、三名俗称榜眼；南宋时俗称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绍兴末年以前，科举虽仍以“新学”学说解释经义为主。但“理学”在秦桧、赵鼎扶植下，在科举考试中也逐渐得势。高宗末孝宗初，“理学”遂与“新学”并为显学，科举中随权臣及主考官的倾向而变化，宁宗中期以后，理学派在科举中逐渐占优势，至理宗淳祐元年（24）后，理学成为统治思想，新学、蜀学在科举中遂完全被排斥。 为防止在科举考试中作弊，淳化三年（992）殿试，首先实行“糊名（封弥）考校”，考官受命后不回家，直接赴贡院以避请托，后成为惯例。景德四年（007）开始，“省试”也实行糊名考校。大中祥符八年（05）开始，又设誊录院，考卷经誊录后再送考官，以防止考生在考卷上以“点污”形式与考官通同作弊。考官亲属历来另行考试，称为“别头试”，以防止考官偏袒其亲属；景祐四年（037）起，诸路“解试”（乡贡）也实行别头试，而首都开封府及国子监别头试的封弥、誊录，则实行“省试”的制度，以及实行其他防止考试、阅卷作弊的措施，北宋及南宋中期以前，情况大体较好。理学在科举中日渐占优势之时，正是南宋日益之日，科举中的奸弊也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会要辑稿》选举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皇祐四年十月丁亥。《文献通考》卷3《选举考》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益增多。嘉定十六年（223）时，“伪冒滋长，摭取其优，凡十二事陈之，曰门关、曰纳卷、曰内外通传、曰全身代名、曰换卷首·纳白卷、曰吊卷”等。史称“至理宗朝，奸弊愈滋”，“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任考官），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缪种流传。复容情任意，不学之流，往往中第”2，可说是对南宋末年科举情况的最好概括。 南宋的类试（类省试）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227），时当“三年大比”之年，但因宋金战争而无法进行。十二月，逃亡在扬州（今属江苏）的宋高宗下诏，停止进行“省试”，而在各路首府（转运司所在州）由提刑司，开封府、国子监由东京留守司，差官进行“类省试”，简称“类试”。国子监生亦可参加本路的类试。宋制“省试”之前，各路举子须先经“解试”，即通过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或国子监试（太学试）中的一种，称为“正解”。“正解”和“免解”（不经考试）举子，头年发解，次年春参加“省试”、“殿试”。各路应考的举子中举者的比例相差很大，通常开封府、国子监举子每四五人中举一名，而外路举子常是二三十人中举一名，有时六七十人才中举一名，河东、广西、夔州、利州等路有时甚至无一人中举。建炎元年所定各路的解额中则每十四人取一名，余数不足十四人亦取一名。建炎二年五月，定经义、诗赋分科，第一场分别考经义或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八月，于“行在”扬州进行殿试。河北、京东、四川、陕西等路87名类试进士，未能参加殿试的，均录为同进士出身。绍兴元年（3），仍由各路进行类试，而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将川陕诸路举子集中在处置使司所在地进行类试并排列名次，遂成为制度，以后在制置使司或宣抚使司所在地成都进行。绍兴二年，除川陕类试举子外，其他诸路类试举子，集中在“行在”临安府进行殿试，川陕类试首名依殿试第三名为进士及第，其余都作为与四、五等相同的同进士出身，其后成为制度。绍兴十八年，何耕在类试对策中“极论蜀士徇道守节”，与秦桧求和政策相背，秦桧党羽遂奏请“四川类省试合格不赴殿试人，第一等并赐进士出身，余人同出身。”从此，类试合格人常参加殿试。如皇帝“不亲策，则类试第一人恩数如旧，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以上附第二甲”3，遂成惯例。 2《宋史》卷57《选举志》三。 3《宋史》卷55《选举志》一；《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49。 第三节宋代教育宋初沿旧制，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一度改名国子学。仁宗时设太学，神宗时开始实行三舍法，北宋末，太学生达3800人。又设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门学校，国子监为朝廷教育管理机关。地方教育有州县学和书院、私学。由于印刷术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发达远远超过前代。在乡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教农家子弟识字。福州一地解试，哲宗时每次参加者达3000人，孝宗时增至2万人；南宋时建宁府（今建瓯）每次参加解试者达万余人，连只有三县的兴化军（今莆田）也达000人。这些均反映了宋代教育的普及程度。 北宋前期的国子监、太学宋沿旧制设国子监，建隆三年（92）六月，崔颂判国子监，才开“始聚生徒讲学”，是为宋代“国学”之始。开宝八年（975）时，“生徒旧数七十人，元奉诏分习《五经》，内有系籍而不至者”。朝廷也不重视太学的建设，淳化二年（99）末，还是“太学（指国子监）首善之地，今《五经》博士，并缺其员”。唐制国子监生为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生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四门学生为六、七品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而宋代“无国子、太学、四门之别”。庆历二年（042）时，“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读者”，国子监主要成为官员子弟取得国子“解试”资格，以参加礼部贡院考试（省试）的机构。次年曾设立四门学，以八品至士庶子弟充学生，但不久即废。四年四月，以国子监房屋“狭小，不足以容学者”，以“锡庆院”为太学；五年正月，改以马军都虞候公宇为太学，这是宋朝建立太学之始，取法湖州教授胡瑗的教学法，太学粗具规模，过去的国子监生常称为太学生，此后的太学生亦常称为国子监生。自康定元年（004）至皇祐三年（05）以前，“朝廷拨田土二百余顷，房缗六七千入学充用，是时供生员（内舍生）二百人”；皇祐三年，改“以百人为限”。次年，教育家胡瑗出任国子监直讲，“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但是，经费却日益困难，“胡瑗管勾（太学）已逾三岁，才赡及掌事、谕义、孤寒学徒三二十人而已”。到嘉祐元年（05），“一切停罢，令（太学生）自供给”，原因是应归太学的收入都被国子监占作他用。吴中复、赵捪群笠蠼压榛固褂茫y木阎沼诙嗌儆辛俗怕洹5轿跄辏?8）以前，太学生“近年每人只月钱三百文添厨”，只能说是补助部分伙食费，“其余自备，比旧殊寡”2。此后不久，即实行“三舍法”。《宋会要辑稿》选举之48；《宋史》卷5《选举志》二。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8，绍兴十八年八月癸巳。《宋会要辑稿》崇儒之29；《宋史》卷57《选举志》三，卷29《杨徽之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十一月庚戌。 2《历代名臣奏议》卷4，苏颂《议学校法疏》。 三舍法庆历五年设立太学后，曾设“内舍生”200人，嘉祐元年（05），有人“或欲立三舍以养生徒”3，但没被朝廷采纳。熙宁元年（08），太学除内舍生200人外，增加00人为外舍生，“且令入斋听读，仍不给官中贴厨钱，候内舍生有缺，即将外舍生拨填”。王安石把学校看成“一道德”（统一思想），造就人材的重要场所。熙宁四年十月，“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元符二年（099），又规定诸路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直至南宋末。三舍法规定太学“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生），不限员；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以百员，内舍（生）以二百员为限。生员各治一经”，“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熙宁五年八月，外舍生定为700人，“日给食钱”。宋神宗要求将王安石“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2。熙宁八年六月，王安石主修，王■、吕惠卿参与修撰的《书义》（《新经书义》）、《诗义》（《新经毛诗义》）、《周礼义》（《新经周礼义》、《周官新义》），合称《三经新义》，颁于学校，作为教科书。元丰二年（079）十一月，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共2400人，还订有考试升迁细则，外舍生由各州生员经考试选入。外舍生每月进行一次“私试”，每年进行一次“公试”，第一、二等者升内舍生；内舍生二年进行一次“舍试”，得优、平二等的升上舍生，升舍时还要参考每月所记学生的行（“师教不戾规矩”）、艺（“治经程文合格”），决定是否升舍。上舍生分为三等，以行、艺俱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二者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者可直接任命为官，中等者可不参加“省试（礼部试）”而直接参加殿试，下等者可免“解试”直接参加“省试”。但要求很严，上舍上等生“自元丰（二年）以来，十余年间，上舍生推恩（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已”3，元祐时废上舍生直接命官及免省试、解试的制度，绍圣时复行元丰制度。 宋徽宗时，又增上舍生为200人、内舍生为00人、外舍生为3000人，学生由州学生升贡，以考试以定入舍等级。自崇宁五年（0）“是科为始，罢诸州发解并省试，并以学校逐年贡士”。下一科起即从上舍生中选拔，不进行“省试”而只进行“殿试”，故有“上舍魁首”、状元，而无“省元”。宣和三年（2），又诏恢复“省试”，复行元丰三舍法。 南宋绍兴三年（33）始设国子监，十三年始建太学，亦行元丰三舍法，定额为上舍生30人、内舍生00人、外舍生570人。以后各舍人数有增减，上等上舍生亦可直接出任官职，直至南宋末年。 宋哲宗元符二年（099），规定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有关制度与太学三舍法相同，各州、府学每年向太学“岁贡”，每州贡上舍生一人，内舍生二人，州内舍生免试为太学的外舍生，州上舍生先附太学外舍生学习，经3《宋会要辑稿》崇儒之29、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庆历四年四月壬子。《历代名臣奏议》卷4，赵挕镀蚋固锿练跨抛础罚弧端问贰肪?32《胡瑗传》；《宋会要辑稿》崇儒之30。 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2《议学状》。 3《宋会要辑稿》崇儒之3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戊辰；卷237，熙宁五年八月辛卯。《宋史·选举志》三。考试中格升为太学内舍生，经三次考试还不能升内舍生，返回州学。徽宗崇宁元年，又规定县学学生经选考升入州、府学；州、府学学生，每三年向太学输送一次，再经考试，上等者为太学上舍生，中等者为下等上舍生，下等者为内舍生，不入等的为外舍生，宣和三年罢州县学三舍法。 元丰时创设小学教授，哲宗时创设在京小学，徽宗政和四年（4）在京小学生达近千人，小学收8至2岁学生入学，亦曾行三舍法。崇宁元年规定州县学亦设小学，收0岁以上学生入学。小学分别隶属于太学、州学、县学，不另设学。 州县学北宋前期，州县学很少。真宗于咸平四年（00），对诸路州县有学校的赐“九经”。景德三年（00）任命平归一为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助教，“仍令常切讲授”；又诏令各州县在孔庙起讲堂讲学。大中祥符二年（009）一月，广州“就宣圣庙创立学舍，及于斋厅讲说”，可说是早期州县学的基本形式。二月，应天府民曹诚自建房舍，“愿以学舍入官”，赐名应天府书院，史称“州郡置学始此”。仁宗“明道、景祐间累诏州、郡立学”。宝元元年（038），“近制惟藩镇立学”，“时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犹未置也”，三月，所设颍州州学，是首座小郡州学。“庆历新政”前，已建州、府学五六十所。庆历四年（44），“诏令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2。熙宁四年（07），又诏各州县普遍设学校，但主要仍是府、州学。元符二年（099），“诸州（学）署教授者，依太学三舍法考选生徒升补”。崇宁元年（02）时，州学还不能每州都建，“郡小或应举人少，则令三、二州学者聚学于一州，置州学并差教授”。县学在北宋末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崇宁三年规定县学学生名额，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北宋末是州县学最盛时期，各路曾设提举学事司，管辖一路学政。州县学不仅有学舍供学生食宿，还有学田及出租“房廊”的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大观三年（09），北宋24路共有学生722人，校舍95298楹；经费年收入钱贯，支出27878贯；粮食年收入4029斛，支出斛；校产中有“学田”5990顷，“房廊”55454楹。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大且如此充裕，不仅是空前的，在宋代也是绝后的。南宋初，州县学大多因战乱而停办，绍兴和议后渐次重建，但总体上始终未能达到北宋末年的规模。 书院、私学北宋初期，“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乡党之学包括私学和“书院”。私学包括启蒙教育和学习经义等，书院通常是学习经义。宋代私人办学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学者、儒生纷纷设立“精舍”、“书院”，教授生徒。宋初设私学，著名的如孙奭讲经“门人数百”，刘颜“居乡里教授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元丰二年十一月乙巳。 《文献通考》卷32《选举考》五《宋登科记总目》。 《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大中祥符二年正月甲申。数十百人”，石介“以《易》教授于家”，李觏“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种放“聚徒讲学”，田诰“聚学徒数百人”等2。宋初著名的四大书院，即白鹿洞（今江西庐山）、岳麓（今湖南善化岳麓山）、应天（今河南商丘）、嵩阳（今河南登封）或石鼓（今湖南衡阳石鼓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原是南唐白鹿洞书馆，入宋后白鹿洞主明起继续进行讲学，北宋时一直属私学性质。太平兴国五年（980），明起受到宋太宗奖励。书院后逐渐衰落，皇祐五年（053）孙琛重建后，称为白鹿洞书堂，到熙宁五年（072）时已再次荒废。岳麓书院，开宝九年（97）潭州知州朱洞创建，大中祥符八年（05）赐名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旧址原是五代末宋初私学讲学者戚同文的旧宅，大中祥符二年时由曹诚重建兴学，赐名应天府书院。天圣五年（027）范仲淹曾受知府晏殊之邀在此讲学，史称“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晏）殊始”。北宋官府兴办州府学后，景祐二年（035）将应天府书院作为应天府府学。嵩阳书院，最初赐名于至道二年（99），后废；景祐三年，河南府新建太室书院，赐名嵩阳书院。至道三年，衡阳（今属湖南）人李士正讲学于石鼓书院，书院名声大振。此外，茅山（今江苏南京茅山）书院，亦颇有名。这些书院大多得到朝廷的资助与奖励，如赐额、赐书、赐学田等，也有私人捐赠学田和房屋。书院规模较小，学生数十至数百人。北宋中期以后，书院逐渐衰落。南宋时，州县学衰落，而新儒学“宋学”的理学派受佛教寺院宣传教义的影响，书院成为理学派宣扬理学的场所，书院大兴。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于淳熙六年（79）兴复白鹿洞书院，次年竣工，并聘主讲，亲订规约，即著名的《白鹿洞规》，还常亲去授课，质疑问难。乾道元年（5），潭州知州刘珙修复岳麓书院，理学家张栻主持教务，成为理学湖湘学派的基地。绍熙五年（94），朱熹扩建岳麓书院，学生达千余人。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其建置、规约，乃至讲授、辩难等方式，无不受禅宗寺院的影响。各派理学家的书院相继而起，如理学心学派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理学婺学派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等。南宋先后兴建的书院总数达300所以上，书院大多得到官方的。书院与州县官学，成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大多又是理学的传布中心，理学因而益盛。 宋代州县学、书院虽盛，但进入州县学、书院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仍主要从家馆或塾师设馆等私学中学习。而应聘为家馆、学馆教师及自设学馆授徒，是宋代贫穷士人取得生活经费及复习应举的重要途径，也是被贬或居丧守制官员经常进行的活动。北宋王安石居丧在江宁时讲学，南宋汪应辰被秦桧逐出后“居常山之永年院”，“益以修身讲学为事”2，只是事例之一二。南宋陈亮在宋孝宗初年“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主要为传布其学说；而淳熙十二年（85），“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则是普通士人自设私学以取得生活经费来源的事例，而且是以启蒙教育为主。宋代的启蒙教育，除了年龄稍大的开始学习经书外，初学识字后，大都学习《千字文》、《百家姓》之类，南宋朱熹弟子陈淳为其子编写三字2《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7。 《文献通考》卷4《学校考》七。 2《宋史》卷43《孙奭传》，卷432《刘颜传》、《石介传》、《李觏传》，卷457《种放传》、《万适传附田诰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05，天圣五年正月庚申。 一句的《启蒙初诵》，实是后来广为普及的《三字经》之先声。《三字经》托名南宋王应麟编，或称区适编，为初识文字之书。而吕本中编《童蒙训》，是“其家塾训课之本”；朱熹编《小学》，意在“受之童蒙，资其讲习”，都是稍识文字之后的启蒙之书。南宋学者相继编撰识字、启蒙教材，促进了宋代初等教育的发展。 《宋史》卷387《汪应辰传》。 第四节辽代的科举与学校从权宜向定制发展的科举制耶律阿保机建国前曾多次征战燕云地区，接触了中原文化。他本人懂汉语，并有借助儒家思想维护统治的政治倾向。太子耶律倍更加热中于汉文化。所以，辽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显示出契丹和汉文化共同发展的倾向。辽太祖时，创制了契丹文字，与汉字并行于境内。 在官员的选用方面，科举是汉人、渤海人入仕的途径之一。会同年间，从后晋得燕云十六州地。为了安抚和统治新附之区，辽国急需选用汉士，曾举行科举考试，以汉士平素所习之业进行选拔。历仕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五朝的汉官室昉，就是会同初登进士第的。 辽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从权宜向定制发展的过程。会同年间，在燕云地区举行的科举，是一次为选拔汉官治理汉地的权宜之计。保宁八年（97），“诏南京复礼部贡院”2，才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圣宗统和六年（988），“诏开贡举”，科举渐成定制。太平十年（030），“诏来岁行贡举法”，制度已趋健全。统和二十七年（009）和统和二十九年（0）的“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和“御试，放高承颜等二人及第”3，是殿试的开端。以后兴宗重熙五年（03），“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则是由皇帝亲自出题举行殿试。 辽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前后不同。自会同初至统和六年（988）无定期，为笼络和选拔汉族士人的临时措施，权宜之法。 统和六年至重熙元年（032），大抵每年举行一次，重熙后为三年一次。前者为沿袭唐制，后者则是受宋朝的影响2。其程序“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省试由礼部贡院主持，按成绩分甲、乙、丙三科。合格者以“喜帖”书其姓名。 考试科目在圣宗时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后则借鉴宋朝，“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3。终辽之世，重词赋，轻经、律，故律科进士为数很少。道宗朝，曾设贤良科，应试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 辽代的科举专为选汉官、取汉士之用，只有汉人、渤海人可以应试。对契丹人参加科举限制甚严。辽国契丹人中虽不乏文学之士，但他们却多不是进士出身。重熙中，季父房耶律蒲鲁虎应试及第，为有司告发，其父耶律庶箴以“擅令子就科目”，被处以鞭刑。至道宗朝，有白霫进士郑恪，天庆五年（5）又有契丹进士耶律大石等。可见，至道宗朝，对契丹、奚、霫等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已放宽。对汉人应举的限制，则承袭了中原历代之制，禁止医卜、屠贩、奴隶、商贾之家和背弃父母、犯罪逃亡者应试。 2《宋史》卷43《陈亮传》；《陈亮集》卷20《（答朱熹）又乙巳春书之一》。3《四库全书总目》卷92《童蒙训》；《朱文公文集》卷7《题lt小学gt》。《辽史·景宗纪》。 2《辽史·圣宗纪》。 3《辽史·兴宗纪》。 学校在实行科举的同时，辽代也设立学校培养人材。太祖、道宗时，分别于两京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教授上京、中京国子学生徒。太宗于南京设太学。圣宗曾赐南京水硙庄一区，以助学养士。五京州县也设有学校。“蕃汉官子孙有秀茂者，必令学中国书篆，习读经史”。道宗清宁元年（055），诏设学养士，并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不仅契丹、渤海、奚、汉人子弟可入学学习，到圣宗朝，高丽也曾遣童子入辽学习契丹语。 辽朝诸官员，除选自宗室、外戚、诸部贵族有功劳、有能力者外，科举又为汉人和渤海人提供了入仕的途径。虽然通过科举做官者只占辽国官员的十之二三，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中既有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也有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科举取士扩大了辽朝的统治基础，促进了境内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汉文化和儒学的传播。 参见朱子方、黄凤岐《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987年版。第五节西夏的科举与学校以“蕃学”、“儒学”取士西夏建国之初尚未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景宗李元昊始建“蕃学”，作为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途径。史载“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遣擢，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持。”“蕃学”的学员是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2，实际上“蕃学”已具有科举取士的性质。 夏崇宗时期，李乾顺“命选人以资格进”，规定“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这又是具有恩荫察举性质的荐官办法。西夏宗室李仁忠、李仁礼，因“先世之功”，又“通蕃汉文字，有才思，善歌咏”，都被进官封王。大约在崇宗时期，西夏已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仁宗时期的名相斡道冲，经科举进入仕途，任国相十余年。史载其八岁中童子举，约当崇宗正德至大德年间（27—35）。 史书记载西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始见于仁宗时期。人庆四年（47）“秋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2。可见西夏设童子科，科举取士在此之前已实行了。西夏科举取士的科目主要是儒家经典，早在西夏建国初期的“蕃学”中，就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汉文儒家经典《孟子》、《孝经》、《尔雅》及《四言杂字》等。毅宗李谅祚曾上表向宋朝求请“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典籍，供西夏人学习。仁宗李仁孝又曾派遣使者到金朝，以重金购买名儒翻译的各种书籍，并于人庆三年（4）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各州、郡建庙祭祀。西夏至仁宗以后，科举取士几乎成为升官进爵的主要途径。根据史书上留下的零星记载，如仁宗时的名臣斡道冲、高逸，神宗时的名臣权鼎雄，献宗时名臣高智耀等，都以进士升入官途。夏神宗遵顼为宗室齐王李彦宗之子，他“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桓宗天庆十年（203）三月，“廷试进士唱名第一”2，后被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大都督府主。西夏于天盛十三年（）正月，仿唐宋制度设翰林学士院，所选之人亦是通过科举选拔的，为皇帝草制诏、备顾问的文学优长之士。神宗时的权鼎雄即“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已见于史书记载的西夏翰林学士有仁宗时的王佥、焦景颜、杨彦敏、刘昭、王师信、梁宇、王禹玉、余良等；桓宗时的李国安、张公辅；襄宗时的梁德懿；神宗时的权鼎雄等。此外，襄宗时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献宗时徽猷阁学士李弁等，他们也都是通过科举进身授职。 西夏的科举取士延续到国亡，史载夏献宗乾定三年（224）“三月，策2《契丹国志》卷23《试士科制》。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2《西夏书事》卷3。 《西夏书事》卷32。 2《西夏书事》卷3。 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弟”3。但高智耀见蒙古军已兵临城下，国将亡，不受官职，后隐居贺兰山中。献宗“策士”的前一年，宗室李桢随父避乱到金国时，还“应经童试中选”，可见科举制度在西夏已深入人心。 学校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二年（039）五月，始建学校，名为“蕃学”，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从蕃汉官僚子弟中选拔优秀者入学。同时在国内各州也设立“蕃学”，置教授训导。李元昊建“蕃学”，其本意是“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故主要学习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用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典籍，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但儒家经典的内容与精神，则通过“蕃学”直接灌输，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儒学学校的正式建立是在夏崇宗时期，由于西夏封建国家的迅速发展，急需大量的儒学人才。为此崇宗准备向宋朝学习，建立学校。他通过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奏请西夏建立汉学的重要“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夏贞观元年（0），崇宗“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到仁宗时期，西夏学校制度迅速发展。据史书记载，当时西夏设立的学校主要有以下三种（一）小学，即州县所设学校。人庆元年（44）六月建，全国有弟子学员3000人。 （二）宫学，又称小学、内学，设于宫禁中。人庆元年六月初建，五年三月复建，置教授，招收宗室子孙7岁至5岁者入学，仁宗与皇后亲为训导。（三）太学，人庆二年七月建，尊孔读经，由仁宗亲临释奠，并对学员给予赏赐，故地位较高。 仁宗于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2，将我欲傲天帖吧孔子抬到了极高的地位。 西夏学校制度及学校规模，汉文史籍无考。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首《新修太学歌》，全文共27行。诗歌内容提供了有关西夏仁宗时期新建太学的一些材料。据考证，这是一首对仁宗乾祐二十三年（92）重建太学的赞美诗。诗中开首说明西夏建立太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所谓“天遣文星”，使“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语文”，以便治国安邦。其后描述太学建筑的形制和功用，如“沿金内设窗”、“顺木处开门”、“冬暖百树阁”、“夏凉七级楼”等，可能是继承和模仿中原汉唐传统的“太庙”而建。诗歌中有“夙兴拱手念真善，住近纯佛圣处”之句，似乎太学中还有诵读佛教经典的课程。西夏笃信佛教，仁宗时期是西夏佛教的极盛时期，在西夏儒学中3《宋史》卷48《夏国传》下。 《西夏书事》卷39、42。 2《西夏书事》卷42。 增设佛学课程，或许是西夏学校的特色之一。 《西夏书事》卷3、3。 第六节金代的科举与学校科举制度金代科举之制，略如辽、宋。太宗天会元年（23）十一月，因为急欲得到汉族士人来统治新归附州县地区的汉族人民，始开科举取士，初无定额，也无定期，天会二年一岁中两次举士。考试分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词赋考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考经义、策论各一道。五年，占领北宋河北、河东后，因为职员多阙，再加上辽、宋制度的不同，下诏南北各因其素常所习学之业取士，设南北两科，分别考试，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38）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王天德二年（50），始增设殿试制度，而且更定试期为三年。贞元元年（53），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金史·选举志》记载“（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实际上海陵王罢南北选，统一科举制度，不是在天德三年，而是贞元二年。《金史》记载贞元元年时尚分南选、北选，《三朝北盟会编》卷44引张棣《金虏图经》“次举又罢经义专经神童，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海陵王首举的时间是天德三年，而于次举的贞元二年时，才并南北选为一。金为女真人创进士科，初仅试策，后增试论，叫做策论进士。大定四年（4），世宗先后从猛安谋克选子弟为学生，诸路至3000人。九年，选其异等者百人到京师，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和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30多人。到十年，开始议行策选的制度，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会试和御试。其试期与汉进士同是三年一试，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徒单镒以下27人中选。十六年，又命皇家两从以上亲及宰相子，直赴御试。皇家袒免以上亲及执政官子，直赴会试。章宗明昌初，又设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弘材、达于从政等科，试无常期。 初时有词赋、经义、同进士、同三傅、同学究五等，后改为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谓之举人。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都能中选，则与之官。与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儒臣有功和处士有学行而被荐举的，得特命及第，谓之“特恩”。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定三月乡试，八月府试，翌年正月会试，三月廷试。章宗明昌元年（90），诏免乡试；二年，定诸路府试之地，及考官员数。考官员数，以应试之人多寡来定，府试则以官高者一人为考试官，余为同考试官；会试则以一人为知贡举官，余为同知贡举官。又定女真进士限丁的制度，凡户只一丁的，不许应试，两丁许一人，四丁许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 所试科目规定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策论进士（此科专选女真人），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后改为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真大字，诗用小字，后又于经内出题加试，凡府试则先试射。律科，在法令内出题，府试十五题，每五人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定制，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三十六条以上，以文理优，拟断当，用字切者为中选。后又试《论语》、《孟子》小义一道。经童，或诵《论语》诸子，或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或试诗赋，或试行草。制举，试策。宏词科，试诏、诰、章、表等杂文，于举进士之年试之。武举，始于熙宗时，章宗定考试制度，试射贴、远射、射虎、刺板、问律。 金代科举的监检制度很严。科举考试专门派遣军队监督、弹压和巡护。 大兴府（今北京）则差武卫军，其余府则于附近的猛安内差摘，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则差顺阳军。凡是府、会试，每四个举人则差一人，复以官一人弹压。御试策进士则差弩手及随局承应人，汉进士则差亲军，人各一人，都是用那些不识字的，以护卫十人，亲军百人长、五十人长各一人巡护。搜检制度尤为严切，乃至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因为这种过分的搜检不合对待士人之礼，所以，大定二十九年就曾依以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使之更换，既可以防滥，又不亏于礼。 金朝科举，其弊已甚。元好问说“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刘祁也说“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如何，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补外。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2其陋弊可见。金朝入仕之路最广，而且出于任子的十之四，大定后纯用任子。“是后推酤日广，风俗堕坏，六七十年间，遂有愚贤固滞之叹，论者以为此诚选曹泯法之弊，至于廉耻道丧，自同商贩”。 学校与书院金朝开始就重视文化教育，太祖时其言已文，太宗时兴学校，设科举，中经熙宗、海陵，到世宗、章宗时，“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2。崇文养士，庠序日盛。 金代学校分汉人学校、女真学校和官学、私学。于朝廷设太学，海陵王天德三年（5）设国子监于上京，置汉人国子学。世宗大定六年（），置汉人太学。大定十三年，始置女真国子学；二十八年，又置女真太学。另外置司天台五科，分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太医院医学十科。国子学、太学隶属于国子监，司天台五科隶属于秘书监，太医院医学十科隶属于宣徽院。 金代地方学校有府学、州学、县学、乡学四级。金初，逐渐恢复和新建一些地方的府学、州学和县学。金世宗、章宗时，在恢复和新建地方学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金朝特点的地方学制。 《西夏书事》卷3。 2参阅聂鸿音《西夏文lt新修太学歌gt考释》，《宁夏社会科学》990年第山文集》卷7《闲闲公墓铭》。 2刘祁《归潜志》卷7。 一是京、府、节镇、防御州学。世宗大定十六年，诏京府设学养士。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诏京、府、节镇、防御州设学养士，置府学24，节镇学39，防御州学2，女真府州学22。被称为“京府镇州之学”。诸府、诸节镇、诸防御州各置教授一员。 二是附于京府的刺史州学。刺史州学官府不置教授，“刺史州则系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3。当是由京府所管的地方学校。 三是在外县的县学、乡学。元好问把乡校与私塾分别开，乡学当是地方基层主办的学校，收乡里子弟入学。 金代私学除进行儿童的启蒙教育以外，也有专门研究学问的高等教育。 金继辽及北宋设家塾。如王去非、赵质、曹珏、薛继先都因为科举不第或隐居，而“家居教授”、“教授为业”、“课童子读书”。史天倪祖伦于“金末，中原涂炭，乃建家塾，招徕学者”2。另外，也有的以其专业和专学而执教的，如耶律固、刘■皆金之名士，置馆门下传教。一些名士大夫出其门下。高仲振入居嵩山，以《易》及《皇极经世》学授弟子，王汝梅以法学和经学教诸生，杜时昇隐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学”教后进。金之州县有学校，亦皆有孔庙。熙宗时建孔子庙于上京，盖只立庙。章宗明昌元年（90）三月，“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204）二月，“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2。《金史·任天宠传》“再迁威戎县（今甘肃静宁南）令。县故堡寨，无文庙学舍，天宠以废署建”。金制有学亦有庙，而所重在庙，此影响后来的元朝。 金朝学校大发展在世宗、章宗时期。当时办学思想，从世宗的一段话中可知“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3说明世宗主张教育重在实学，学则必用，学汉文化与学女真旧俗并重。 金代学校经费大抵恃钱米、学田。章宗泰和元年，“更定赡养学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4。国家还规定“学田，租税、物力皆免”。“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5。在地方也有私人以田赡州学的。虽然如此，但学田所入仍多供教官私用，而家贫入学的尚不免贫困。 学校对学生名额、入学资格、年龄、课程、考核及黜陟，都有规定。以太学为例，入学资格及名额规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50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250人。教学内容分经、史、子三大类，而以经史为主。教材统一由国子监印行，发给各校使用。考核规定三日一会课，作策论一道，又三日3《遗山文集》卷27《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 《归潜志》卷2。 2《遗山文集》卷32《寿阳县学记》。 《金史》卷27《王去非传》、《赵质传》、《薛继先传》。 2《元史》卷47《史天倪传》。 3《金史》卷27《高仲振传》、《王汝梅传》、《杜时昇传》。 4《金史》卷9《章宗纪》一，卷2《章宗纪》四。 5《金史》卷7《世宗纪》中。 作诗赋各一篇。三月一私试，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黜陟规定“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此外，还规定休假、请假等制度，遇旬休、节辰都有假，学生有病给假疗养，省亲远近则给程。遭丧事一百天后求入学者，不得参与释奠礼。 《金史》卷《章宗纪》三。 第十二章社会风俗和宗教第一节五代、宋的社会风俗五代、宋代的社会风俗，虽只是当时的风俗，但不少风俗对后代影响很大，其中节庆大多沿自前代，也有不少风俗创自宋代，如北宋的爆竹（火药）、南宋的烟火，影响及于今日；宋代的冬至吃馄饨，实是今日北方冬至吃饺子的先声等。而今日看似平常，如人们早晚活动不受时间和地区的限止，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并全天甚至通宵营业，人们普遍使用桌、椅、凳等，这些在五代以前是无从想象的，是中国古代人民社会风俗在宋代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奠定了今日人们生活方式的基础2。 朝市、夜市“坊市制”破坏后的新习俗唐代城市实行“坊市制”，坊（里）是居民区，每城设一二处“市”，个别的设三“市”，市为工商区，区分严格，各有围墙、街鼓及坊、市门，定时开关，“日暮，鼓八百声而（坊、市）门闭”，禁止人们外出；“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3，人们开始活动，工商业也进行营业。而地方上“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于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约合小时40分）击钲三百下散”。经唐末、五代到宋代，从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坊（里）市制”，终于破坏无遗，居民区“坊、里”与商业区“市”之间的严格区分被完全打破，行动不受地区和时间的限止。不仅城里随处可以开设商店，农村的镇和城外近郊的草市也可开店营业，而且唐代首都白天全天营业，州、县城下午营业的城镇居民生活习俗也被打破。宋代商店营业的时间完全依商业的繁华情况而定，一般商店大多是天明后营业，天黑前息业，而饮食店、酒楼、茶坊的营业时间更长，尤其是繁华的城市自早晨五更到半夜三更，有的甚至通宵营业，形成城镇居民划时代的新的生活习俗，影响所及直至今日。 如北宋首都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州桥、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2。南宋首都临安，更是“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更）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2《金史》卷47《食货志》二。 3《金史》卷5《选举志》一。 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994年第4期）认为垂脚高坐“至唐末五代已接近完成”的看法（《中国全史》观点同），欠妥。 《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左右街使》。 2《唐会要》卷8《市》。 3。城镇居民生活习俗的改变，促进了商业发展与城镇的繁荣，《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人著作中，还记载了宋代人大量的饮食习俗。起居由“席地而坐”到使用桌、椅、凳五代、宋代是唐代以“席地而坐”为主向普遍使用桌、椅、凳、杌（兀）子（方凳）等高起高坐起居方式转化的时期，北宋中期以后已大体与现代近似。北宋初乾德二年（94）前不久，曾发生了与起居有关的朝仪方面历史性变化的事情，“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4，唐及五代皆行其制，北宋初任用后周大臣范质等人为相，仍沿用旧礼，传说当范质等人起立奏呈奏章时，宋太祖密令去座，奏毕回时已无座，宰相“坐而论道”之礼遂废，常朝时宰相立班为后世沿袭。宰相此时之座还不是椅子。椅子起于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7）景延广向出帝进奉“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后周礼部侍郎窦仪“于堂前雕起花倚（椅）子二只，以祗备左丞洎太夫人同坐”。但椅子只有尊长及老人使用，正式场合未使用椅子及与之配套的桌子等。宋太祖时“使相”赴上仪（就职仪）时，于中书都堂（政事堂）“逐位（使相）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是仪式的一部分2。这说明宋初官员正式场合使用的是“牙床、小案子”。宋太宗大宴群臣时全都就座，都指挥使以上坐于殿上，“宰相、使相坐以绣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参知政事以下用蒲墩，都虞候以上坐于朵殿，其余分坐两廊，“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席地而坐3。至少直到宋仁宗时，皇帝在正式场合仍未使用椅子，皇帝御座称为“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瑑山，以龙卷之”，实是一矮榻。皇帝出行时以一内侍抱驾头于马上前导，嘉祐六年（0）因内侍坠马，跌坏已传四世的驾头，以后改为四人抬。欧阳修记载当时婚礼，两椅相背置马鞍于其上，说明其时民间已使用椅子。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夫妻对坐宴饮图》壁画，更有了具体的桌椅图像，为矮背无扶手椅子，主人脚下另有“踏脚”。宋徽宗出行时也已改用椅子，称为“金交椅”（金饰或涂金），由御龙直执携，而“御椅子皆黄罗珠蹙背座，则亲从官执之”2。北宋末年著名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店铺内有大量桌子和条凳。只有进城第一家（上侧）一先生（或店主）坐一椅，及“赵太丞家”有一空椅，似都是“交椅”，类似现代的折椅，说明还不普及。南宋理宗时，张端义《贵耳集》记载，交椅“自来只有栲栳样”，说明“交椅”已是圈椅，已有扶手及矮靠背，秦桧时“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作为高靠背添在交椅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说明大臣们都坐椅子，时称“太师样”，后世称为“太师椅”。吴渊是宁宗时人，张端义说吴渊所创则有误，但岳珂记载绍兴十五年（45）3宋代城市情况的变化，参见本编第五章《城市和镇市》第二节《城市制度》。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3。 吴自牧《梦粱录》卷3。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 3《新五代史》卷29《景延广传》。 丁谓《丁晋公谈录》。 2李攸《宋朝事实》卷2《仪注》二。 秦桧迁居新第，优伶进行庆贺演出时，有“一伶以荷叶交倚（椅）从之”，“尔但坐太师交倚（椅）”3，可见南宋初确已有此类高靠背的太师椅。南宋皇帝的“平辇”，“赤质，正方，形如一朱龙椅而加长竿二”；孝宗为高宗造的“七宝辇”，“中设香木御坐，引手为转身龙，靠背为龙首”4，御座为有扶手靠背龙椅，与后代相似，已不是驾头。南宋皇帝出行时，不仅有“快行家”“手执御校（交）椅”，御龙直“执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等，实际使用的是坐椅；而“驾头用朱红圆兀（杌）子一只，以绣袱盖，閤门捧于马上，二边各有从人扶策”，实际已只是“仪物”而非实用。皇帝设宴时，也已是“殿上坐杌，依品位高低坐，第三、四行黑矮偏凳坐物”，已没有北宋初的席地而坐。说明北宋晚期以后，君臣百姓（主要是男子）都已普遍使用椅子、凳和桌子，这与北宋前期皇帝坐“驾头”矮榻，官员坐墩或坐“席”上，以及“就牙床、小案子判案”，有着根本区别。但在有的“国宴”上，还有一部分人是“就地坐”在紫沿席上，说明“席地而坐”，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陆游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2，说明到南宋初男女都可普遍使用椅子等，这是中国古代在生活起居方面划时代的变化。 服饰赭、黄为皇帝专用色，后汉乾祐三年（950），郭威“澶州兵变”时，将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成为以皇帝专用颜色象征皇帝的事例；而后周显德七年（90）赵匡胤有计划进行“陈桥兵变”时，则已是用事先做好的“黄袍加太祖身”3，“黄袍加身”遂成为夺取帝位的同义词。皇帝也常服绛纱袍、红衫袍等，宋代以黄、红为皇帝专用色。官员公服（常服）的服色以官品（寄禄官、阶官）高低，五代、北宋前期沿唐制分为紫（深紫）、绯（大红）、绿、青四色，元丰元年（078）改为紫、绯、绿三色，紫、绯服分别加佩金、银鱼袋，高官可服低级服色，低官则不得服高出本级的服色。但可按规定服高一或二等服色，称为“借绯”、“借紫”，而按年限及特旨服者称“赐绯”、“赐紫”。五代、宋代的品官还另有朝服、时服、祭服等，服饰上更有许多烦琐的品级区分。 北宋初，庶人只许服白色，“白衣”作为无官职人的代称，太平兴国七年（982）增加了皂（黑）色，皂、白二色成为庶人、不入品的流外官吏、公人等的专用服色。宋代庶人习惯服紫色，端拱二年（989）规定不得服紫色，到至道元年（995），“帝（太宗）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4。宋代的服色禁令只针对男人，且皆指纯色及纯色为底色的“遍地密花”。小儿和妇女不在禁服之列，甚至可以服用“诸僭拟乘舆服用”的“纯以红、黄3《宋史》卷48《仪卫志》六《驾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4嘉祐六年七月壬辰。说明“驾头”是一无靠矮榻，而且不太大。 4《东京梦华录》卷。 岳珂《桯史》卷7《优伶诙语》。 2《宋史》卷49《舆服志》一。 3《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卷、3。 4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 为衣”。 宋代君臣都可头戴“幞头”，幞头本是一种头巾，北周创设时“以软帛垂脚”，隋代改为桐木，唐代“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渐变平直”。宋朝“君臣通服平脚”，皇帝有时“服上曲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2，即是宋代君臣常戴的“官帽”。至于《东京梦华录》所载“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皆是禁军殿前司所属诸班直，皇帝出行时的导从仪卫，属仪仗队性质，他们所戴幞头脚的形式不同，则与通常所说的官员官职级别无关。百姓所戴幞头高不得过二寸五分，通常都戴帽或抹额（束在额上的头巾）、裹巾。腰带的玉、金、银、犀角为各级官服用，百姓及吏则用铜、铁、角（牛角）、石、墨玉带。各行业有自己特殊的服饰，北宋首都开封“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南宋临安则稍有变化，如质库掌事已加裹巾。但到南宋晚期，“淳祐以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2。 南宋初因战事频繁，军校服紫衫便于行动，士大夫、官员也普遍服用，后来宋高宗一再申严禁止，遂改服白色的凉衫，也称白衫，形制同紫衫；孝宗初年，又禁服白衫，只用于丧服，官员仍服紫衫。北宋时，士大夫交往常服的帽衫，乌纱帽、皂罗衫、角带、系鞋，南宋时只作为冠、婚、祭服，而国子生仍服用。又有以白细布做成的襴衫，“圆领大袖，下施横襴为裳，腰间有辟积”3，进士及国子生、州县学生服用，帽衫、襴衫类似后代的学生服。此外，宋人还有许多常用服饰，如“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今俗名搭护”，背子“今又长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裤褶”，上服褶下服裤，“近代服之，无定色”；“汗衫”，也称中单4。 婚仪五代时，刘岳《书仪》的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是据“当时流俗之所为”记载的。北宋中叶已变为“当婚之夕，以两倚（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是婚礼中的盛礼。 宋代婚礼大体是先经媒人，女方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经过问卜等认为吉利才回草帖子，然后过“细帖”也称定帖。写明三代、父母存亡及男方生辰、官职等，如果是“入赘”，则要在细帖中写明，并列出随带的房地产及金银等。女方回的细帖要列出嫁妆及随嫁的房地产等。其后进行“相《旧五代史》卷0，后周《太祖纪》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建隆元年正月癸卯。2《宋会要辑稿》舆服4之5。 《庆元条法事类》卷3《服饰器物》。又，此前论著似未论及男女服色的区别等。2《宋史》卷53《舆服志·幞头》。 3《东京梦华录》卷。有些论著认为天武官等幞头脚形式不同显示官职级别的差异，欠妥。4《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8《民俗》。 《宋史》卷53《舆服志·士庶人车服之制》。 亲”，由男方亲人到女方进行，相中即以钗插髻中，称为“插钗”；如不中意则送一二匹彩缎，称为“压惊”。插钗以后，男方下定礼，女方回定礼，以男方所送酒的一半回送，并以空酒瓶（樽）两只盛清水放入活鱼三五条，箸（筷）一双放入瓶内，称为“回鱼箸”；南宋时为金鱼四条、箸一双、葱二株，富户以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放入空酒樽内，外加彩帛二卷以表示为生葱。其后节庆时送礼，称为“追节”。定下婚期后要“下财礼”，女方无力自办嫁妆，则男方除送首饰衣帛外还须送钱，称为“兜裹”。婚前一日女方先到男家铺设新房，称为“铺房”。娶亲日男方备车、花檐子或轿迎亲，女方给“利市钱”，称为“起檐子”，才出行。到男方门前，从人及办喜事人又要利市钱，称为“栏门”。又有人执花斗，内盛五谷、钱、果，望门而撒以压煞神，称为“撒谷豆”。新娘下车、轿后踏青布条或青锦褥而行，前有一人持镜面对新娘倒行，先跨马鞍及秤，进门后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称为“坐虚帐”；或直接进入新房内坐于**，称为“坐床富贵”。女方的送客饮三杯五盏而回，称为“走送”。北宋末及南宋初，还于中堂设榻，上置椅子（无马鞍）称为“高坐”，新郎坐上后三请后下坐，后废此礼。新房的门挂下端碎裂的彩帛，新郎入门，众人争扯彩帛小片而去，称为“利市缴门”。又用红绿彩缎二端各做一“同心结”，男挂于笏（或槐筒）倒行，女牵于手相向而行，称为“牵巾”；南宋又请男家双全女亲用秤或机杼挑去新娘盖头，出拜家庙、参礼诸亲，再由女倒行牵回房，行对拜（交拜）礼后坐床，礼官以金银钱、彩钱、杂果撒掷，称“撒帐”。男左女右各留少些头发“结发”，称为“合髻”。又用两盏以彩结（同心结）连结，互饮一盏，称为“交杯酒”，也称“交卺礼”。以盏一仰一覆压在同心结上放于床下，俗称“大吉”，大家贺喜后掩帐。新人换妆后再到中堂参谢亲人、舅姑后，再入礼筵饮酒，婚礼结束。北宋时，次日五更向桌上镜台的镜子展拜，称为“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献上鞋、枕等称“赏贺”，尊长回赠称“答贺”。女婿往参妇家称“拜门”，次日即行的称“复面拜门”。第三日，北宋时女家送彩缎油蜜蒸饼，称“蜜和油蒸饼”；南宋时送茶饼、鹅、羊等，称“送三朝礼”。女家往男家作会致酒，称“暖女会”；迎女回家，并以礼品送回婿家，称“洗头”。一月，婿家开筵相庆，称“满月”，南宋称“贺满月会亲”，整个婚仪结束2。 丧俗五代后唐时，京城洛阳凡是死亡之家都需经官府或军方巡察，如有非正常死亡，事涉冤诬即行追勘，并对各级官员、百姓的丧葬仪制，包括明器（随葬品）数量等都有规定。如唐李德裕所说“生无孝养可纪，没以厚葬相矜”，丧葬之家“生产储蓄为之皆空”，故明令禁止厚葬3。北宋依据五代制度制定丧制。 北宋时，河东地区流行火葬，皇祐五年（053）韩琦任并州知州后曾禁止火葬。南宋时，东南地区也流行火葬，“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而且“日益2高承《事物纪原》卷3《衣裘带服部》。 3欧阳修《归田录》卷2。椅本作倚，后才改从木旁，倚并非误字。 炽甚”。绍兴二十七年（57），高宗曾下诏以荒地作为贫民的墓地以抑制火葬。但是，“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因而于次年改为只禁止富户士族进行火葬，其他人户从便。 宋代丧葬习俗中，还有人死“以方帛覆面”，以绪为“明衣”，而称“赠死者”的衣服为燧，俗称“搭衣架”。在墓圹中置“桐人”，而称随葬的俑为“明器”，在棺中还放有盛有粮食的罂。也沿唐俗丧祭时焚烧纸钱，称为“楮镪”。送葬时“挽郎”手执盖在丧车前后的“翣”，还有人唱“挽歌”等2。子弟守孝三年，官员守孝称“丁忧”，期满后才能再做官。 节庆元旦正月初一，俗称“新年”，也称“年节”、“岁节”、“元正”、“元日”，是第一个重大节日，皇帝进行大朝会以庆贺，接受邻国使者的朝贺；百姓穿新衣，互相庆贺，家家宴饮，吃■（汤饼），夜晚赏灯，南方还放爆竹，南宋时首都临安还放烟火。 立春从首都到各州县都要造土春牛，南方兼造土耕夫（牧牛人、芒儿），在府、县衙前以彩杖鞭“春牛”；还制作小春牛出卖、赠送以示丰收之兆。南宋百姓争夺土牛肉（碎土），称宜蚕、宜田兼治病，土耕夫则移入土地庙。元宵正月十五日，亦称上元、元夕、元夜。元宵点灯，唐代、五代不常举行。后梁开平三年（909），梁太祖在西都洛阳诏“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乾化二年（92），首都开封首次于“上元夜，任诸寺及坊市各点彩灯”，则只是一夜；而且是“近年以来，以都下聚兵太广，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2。宋建隆二年（9）元宵，首次点灯，后通常为三夜。乾德五年（97），首都开封增为五夜（十四至十八日），各地方仍为三夜。宋太宗时张詠任益州知州，暗增十三日夜灯，称为挂塔。以后杭州、益州首先增为五夜，其他财力富裕的也多增为五夜；南宋时则都为三夜。南宋灯品以苏州、福州为最好，新安（今安徽歙县）虽晚出，精妙绝伦。 清明节、寒食节寒食节的第三天为清明节，寒食节前做好饭食，这三天不生火煮饭而“寒食”，也称“禁烟节”、“冷烟节”，是第二个重大节日。寒食节是百姓“野祭”扫墓的节日，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出洛阳西郊望帝陵方向进行“望祭”，是仿民俗进行的，称为“破散”，为其后帝王所沿袭，并烧衣服、纸钱。北宋时放假七日，南宋则放假五日，纸马铺还有纸制楼阁出售。帝王发宫人及宗室朝陵祭祀，百姓扫墓郊游，南宋首都临安市民还乘船游西湖及看龙舟。北方“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而“绍圣以来，江淮之南寂无此风（寒食）”。 端午节亦称端五，五月初一为端一等，初五为端五。也称重午节、浴兰令节，古有“蓄兰为沐浴”，及于午时取井水沐浴以避疫气；北宋首都开封则以桃柳心之类烧汤沐浴。节日食品有粽子、枣糕、菖华（菖蒲）酒，以参见《东京梦华录》卷5《娶妇》；《梦粱录》卷20《嫁娶》。 2《五代会要》卷8《丧葬》上。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2《禁焚尸》；《宋史》卷25《礼志·士庶人丧礼》。2参见《事物纪原》卷9《吉凶典制部》。 及香糖果子、糖蜜韵果、水团等。粽子有角粽、锥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除黏米外，有的加枣或糖，以及松栗、胡桃（核桃）、姜桂、麝香之类。以艾人钉在门上，买张天师像，用泥和草做张天师，以艾为头、蒜为拳，置于门户上。或买用采帛制成的小符戴发髻上，称为“钗头符”等，皆用以辟邪，楚地还有龙舟竞渡。 中秋八月十五日，也称“月夕”。北宋首都开封“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螃蟹、石榴、梨、枣、栗等新上市，家家团圆欢宴赏月，直至深夜，有的通宵达旦。南宋首都临安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观看浙江潮，直至二十日，以十八日最盛；中秋夜还在浙江上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烂如繁星。 重阳节九月初九日，也称“重九”，九为阳数，故称重阳。人们赏菊和出外登高，以茱萸插头以辟邪，以粉面蒸糕，加枣、栗，也有加肉的，有面糕、黄米糕、花糕，上插小彩旗以赠送。天明时以片糕搭小孩头上称“百事糕”，祝“百事皆高”；又于糕上放“小鹿”数枚，称为“食禄糕”（意为预祝做官）。 冬至节与寒食、元旦为北宋三大节日，南宋则与元旦（年节、岁节） 为两大节日，号称“亚岁”，冬至前夜为“冬除”，也称“二除夜”。“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南宋时，“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元旦）仪，而都（临安）人最重一阳贺冬”，商店停业三天以庆贺，称为“做节”；人们互相送礼，因离年节较近，以致有的到元旦时相互送礼还不如冬至，有“肥冬瘦年”之谚。冬至有吃馄饨的习俗，有的一碗有十多种，称为“百味馄饨”，有“冬馄饨，年■饦（汤饼）”之说。 除夕、交年节十二月三十日，也称除日、除夜、岁除，也称为大节夜；而称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也称交年节。交年节为“新旧更易”，送故迎新，“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抹涂灶门，谓之醉司命”。商店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以备民户除夕之用。这天要打扫房屋，有“交年日扫屋，不生尘埃”之谚。晚上在门后、床下、厕所点灯（除夕相同），称为“照虚耗”。南宋于二十五日煮赤豆粥祭食神，称为“人口粥”。 除夕，五代后蜀各宫门也钉桃符；宋代进行扫除，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备香花供物迎神，皇宫还有装扮钟馗、灶神、土地、门神之类，驱祟出宫城外，称为“埋祟”。节日食品有各种果品、十般糖、澄沙团等。燃放爆竹，声震如雷；南宋还放烟火，家家围炉团坐，通宵达旦，称为“守岁”。 其他节日二月初一日“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南宋民间还以青囊盛百谷、果相赠。二月十五日，两浙有“花朝节”，南宋首都临安人纷纷出城赏花。四月初八日“浴佛”节，也称佛生日，各地寺院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称为浴佛水，以铜佛像浸在小盆内糖水中。七月初七日“七夕节”，儿童女子皆穿新衣，于庭院列香案、酒果，令女郎列拜，称为“乞巧”。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僧寺作盂兰盆斋会，焚烧衣服纸钱；家家祭祀祖先，人们大多吃素，屠户亦停业。此外，还有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皇帝生日等不少小节日。 第二节五代、宋的宗教佛教自唐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虽自大中元年（947）起，大力恢复佛教，但佛教已元气大伤，加上唐末农民战争，佛教寺院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自五代开始，战乱频繁，官府管理僧寺的制度松弛，不少僧尼戒律荡然，到后唐时，“僧尼寺院多有故违条法，衷私度人（为僧尼）”，“妄称圣（佛）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因而于天成二年（927）规定，志愿出家为僧尼者必须经官府准允，还要考试念经文，“不得私受戒法”，否则处罪。僧尼除规定的“官中斋会行香”等外，“僧尼不得辄有相过，如敢故违”，“画时擒捉，并准奸非例处断”。僧侣不能在尼寺开讲，除斋月开讲时外，“坊界及诸营士女”，“不得过僧舍”，僧侣也不能公然住在民户家中。后晋天福二年（937），也严申出家为僧尼的规定，如果“州府不遵敕命，衷私剃度（僧尼）”，也要受到惩处。但是，五代时不仅朝代更迭频繁，而且常常是政令不畅，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而“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不仅有碍社会治安，加上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显德二年（955）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居民200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丧则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5岁以上，女3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只在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3。共废寺院3033所；保留294所，系籍的僧尼.2万人。同年九月，为了解决钱荒，世宗决定除保留必需的铜器及存留寺院的铜佛像外，所有“民间铜器、佛像”全部用于铸铜钱，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指出铜像并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发展的决心，此举受到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高度赞扬“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北方的佛教发展受到限制，周世宗此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帝一起被列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禁佛”，也称“三武一宗法难”。 佛教在“十国”则并未受到打击，吴僧祖肩以阴阳五行之术佐吴王杨行密，权臣徐温之礼遇石头大师；前蜀王建为诗僧贯休建龙华道场；荆南高季兴之慰留诗僧齐己，可见“十国”帝王礼敬佛教之一斑，而吴越、闽、南唐、南汉的佛教因得到帝王的倡导而尤为兴盛。 吴越王钱镠、钱镠（弘俶）先后尊僧昭、德韶为国师。德韶为法眼宗第二代法嗣，法眼宗遂大盛。法眼宗僧人延寿后修净土宗成为净土宗大师。天3参据《东京梦华录》卷至0；《梦梁录》卷至；陈元靓《岁时广记》。《五代会要》卷2《燃灯》。 《五代会要》卷2《寺》、《杂录》。 台宗义寂向吴越王钱镠提出天台宗佛经因“安史之乱”及会昌禁佛时焚毁，向高丽取经，钱俶即遣使求取，“高丽君乃命国僧谛观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宋高僧传》作通过德韶“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通过义寂的传法，天台宗遂复盛2。佛教其他各宗也都得到发展。 唐末王潮、王审知据福建，提倡佛教。禅宗雪峰义存禅师，王审知“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每将俨油幢聆法论，未尝不移时”，义存死时已是后梁开平二年（908），义“存之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3，闽国佛教由是大盛。闽国末年，大将李仁达曾一度拥立僧卓岩明为帝。 佛教禅宗至唐代晚期，神秀北宗已衰亡，慧能南宗独盛，弟子南岳怀让门下已形成沩山灵祐及弟子仰山慧寂的“沩仰宗”、临济义玄的“临济宗”；慧能另一弟子青原行思门下也形成洞山良山与弟子曹山本寂的“曹洞宗”。僧文益是青原行思门下七世（义存系）漳州罗汉院桂深的弟子，南唐诸帝崇尚佛教，文益被迎住金陵报恩禅院，号净慧禅师，后迁往清凉寺，弘扬禅宗，死后谥眼禅师，其所创宗派，号称“法眼宗”。 南汉前主刘隐、中主刘岩敬重韶州灵树院僧如敏，“署为知圣大师”，僧文偃受知于禅宗青原行思门下五世闽雪峰义存，义存禅师“密以宗印授焉”，文偃后到灵树院为首座，南汉中主“大加欣赏，文偃倡导灵树、云门凡三十年”，创云门宗，云门宗首先盛行于南汉。 宋朝建立，宋太祖崇佛而有所节制，停止了周世宗的毁寺打击佛教的活动，但“建隆初，诏佛寺已废（者），不得再兴”2。“岁度千人”为僧，在平定诸国前共有僧尼六万七千多人，略多于后周时。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现）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以为定制。”赞宁是太宗时随吴越王钱镠归宋，故此僧可能并非赞宁。太祖“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3，宋太祖对于佛教态度于此二者可见。宋“太宗崇尚释教”，于宋代诸帝中为最甚。太平兴国五年（980），宣召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译经的法天来京，于太平兴国寺西侧兴建译经院，太宗亲为译经作序。真宗、仁宗时续有译经，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宋代重视佛经的刻印，益州官刻本自开宝四年（97）起到太平兴国四年刻成，称《开宝藏》。以后由寺院刊刻的有福州东禅寺觉院版，崇宁三年（04）刻成，称《崇宁藏》；两宋之际的开元寺版，称《毗卢藏》；南宋时，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思溪藏》、《圆觉藏》）、安吉县（今安吉北）资福禅寺（《资福藏》）、平江府碛沙延圣禅寺（《碛沙藏》），也陆续刊刻《大藏经》，促进了宋代佛教的传播。 宋真宗以后，道教高于佛教，宋徽宗于宣和元年（9）废佛入道，改寺院为道观，改佛、菩萨为金仙、仙人、大士，和尚为德士、尼为女德等，2《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九月。 3《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980年版。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9《僧义寂传》；赞宁《宋高僧传》卷7《义寂传》。2《宋高僧传》卷2《义存传》。 3《十国春秋》卷《僧如敏传》、《僧文偃传》。 《宋会要辑稿》道释之5。 但次年即恢复佛教。五代北宋初，“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2。雍熙二年（985），“诏自今经业精熟者，方许系籍”3，“系籍”即有“度牒”，以控制僧侣的数量。僧尼数量才逐步减少，天禧五年（02）为近4万，景祐元年（034）为43万多，庆历二年（042）为39万多，熙宁元年（08）为25万、十年为23万人，主要是自然减员，每年死万人左右。 宋代对佛道二教实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颁发以控制僧、道的数量，宋神宗时开始出卖空名度牒。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证明，如丢失须取保经官府验证后出给“公凭”，否则还俗。出家者须经父母等同意，无过犯、文身，男9岁以下、女4岁以下，佛教男称“行者”、女称“尼童”（道教称“道童”，男为道士童子，女为女冠童子），“童行”是道佛两教出家者未剃（披）度前道童与行者的合称。行者（8岁）、尼童（5岁）经考试读经等方可“剃度”（道童须经“披度”，合称“披剃”）受戒才给度牒，才能享受免赋役的特权。宋朝廷发放“度牒”的数量，自“嘉祐（元年，05）至治平（四年，07）总十三（二）年，给七万八千余道，熙宁（元年，08）至今（八年，075）八年，给八万九千余道”，前期每年为500多道，后期为00多道。通常“行童”十人中每年许一人“剃（披）度”，有时采取每僧百人、尼五十人、道士·女冠二十人“披剃”“童行一人”，由于数量限制，以致有的已三四十岁但仍为“童行”2。 宋代佛教禅宗、净土宗最为流行，其次为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禅宗自唐末五代分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到宋初，已只有临济、云门二宗盛行，其他各宗逐渐衰落。云门宗怀澄门人慧南，后师临济宗潭州石霜崇胜寺楚圆（慈明）禅师，北宋景祐三年（03），在洪州黄龙山宣扬禅宗，创“黄龙派”，亦称“黄龙宗”，禅法兴盛。慧南的同门方会禅师“辞（楚圆）归九峰，后道俗迎居杨岐（属袁州，今江西宜春）”山，宣扬禅宗，也称杨岐禅师，创“杨岐派”，亦称杨岐宗，庆历六年（04）移住潭州云山海会寺。杨岐、黄龙合前五宗，合称“五家七宗”，也称“五宗七家”。南宋时，禅宗只有临济宗兴盛，黄龙派于淳熙十四年（87）后由日僧荣西传往日本，此后黄龙派日渐衰落；杨岐派也于庆元五年（99）后由日僧俊芿、辨圆先后传往日本，南宋后期的临济宗实即是杨岐宗。宋代禅宗最盛，其徒先后撰有《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南宋末淳祐十二年（252）释普济对五书删繁就简，编为《五灯会元》，为唐宋禅宗史与语录集。 净土宗，五代末吴越禅宗法眼宗延寿禅师，后住杭州永明寺，创禅宗、净土宗合行说，著《万善同归集》，前后度弟子700人。宋开宝七年（974，时吴越尚未归宋）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杭州昭庆寺净土宗省常于宋太宗末年在西湖边结莲社（后改易行社），入社的信众百余人、僧众达千余人；此后佛教结社念佛遂成风气。宋代净土宗常依附于禅宗、天台宗、律宗。天台宗自五代时吴越义寂再兴后，义寂同门杭州慈光院志因的弟子晤2《宋朝事实类苑》卷。 3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3《财用门·鬻僧类》。 《宋朝事实》卷7《道释》。 2《宋会要辑稿》道释之4。 31 恩，于北宋初著书否定《金光明玄义》是智■的真作，而义寂的再传弟子知礼也著书驳斥，知礼的弟子遂自称为“山家”，而贬称晤恩的弟子为“山外”，斥为不纯，“山外”派不久即衰，南宋天台宗（山家）僧志磐于咸淳五年（29）完成以天台宗（山家）为主的佛教史《佛祖统纪》。 律宗自分为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三家后，到五代、宋代已只有南山宗单传，吴越末北宋初著名的律师赞宁专习南山律，有“律虎”之称，奉诏于宋端拱元年（988）撰成《大宋高僧传》，主要录唐（高宗时起）、五代及北宋初各宗僧人，是重要的佛教传记著作。宋仁宗时律师允堪在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今浙江嘉兴）精严寺建戒坛度僧，律宗复兴，著有《会正记》，后称“会正宗”。再传弟子元照活跃于北宋后期，他原是天台宗，采取天台宗说讲律，著《资持记》，后称“资持宗”，后此宗独盛，还东传日本，南宋理宗时有著名律师临安闻思。 华严宗，因是唐代贤首（法藏）所创，也称贤首宗，唐末五代衰微，北宋神宗时，杭州慧因禅院净源传播华严宗。元祐元年（08），原高丽王子义天师承净源，带来久已散失的经疏多种，元祐三年回国，华严宗遂传往高丽。同年，慧因禅院改为教院，弘扬华严宗，时称净源为“中兴教主”。其后，有道亭著《义苑疏》、观复著《折薪记》、师会著《焚薪》与《复古记》、希迪著《集成记》，以注解《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史称宋代华严四大家。吐蕃地区在唐代中叶以前传播的佛教，史称前弘期，基本上是印度佛教的教义与形式，相当于唐开成三年（828），达玛（达磨）赞普即位，不久即灭佛，除边远地区外，佛教基本被消灭。到相当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复兴，后世称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史称“后弘期”，有“噶当（甘丹）派”、“萨迦（萨思迦）派”、“噶举派”以及佛教密宗“宁玛派”和接受佛教影响的本地原始宗教“本教”（钵教、黑教）等。 道教唐朝奉老子为始祖，崇奉道教，尊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后梁代唐，道教宫观“例多毁废”。后唐代梁，以继承唐朝自居，亦以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于都城洛阳建有圣祖玄元庙。明宗天成二年（927），以“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以及“有玄元皇帝（老子）宫殿处”，一一进行修复。后晋高祖也是“素尚玄元”，多次召见道士张荐明“礼之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天福五年（940）刻印《道德经》颁行。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95）召见华州道士陈抟，六年又于都城开封“新修太清观”，并将濮州一大钟移置观内。五代皇帝除后梁外，大多崇奉道教3。 五代、宋代的汉族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大多兼信佛、道二教，而在佛教传入与道教创立以前所崇拜的诸神，在道教创立以后大多归入为道教诸神。道教并不断创造新的道教神仙，举凡天、地、风、雨、名山大川、湖海，直至城隍、土地、山神、门神、灶神，无不有神。而名人义士也不断变为神仙，民间信奉的“八仙”，就是新创造的道教神仙，其中除张果老（张果）、韩3《山堂考索·后集》卷3《财用门·鬻僧类》。 湘子（韩湘）是唐代创造，其他都是五代、宋代创造的。 五代时战乱不断，不少士人隐遁山林，道教成为他们的归宿，中原著名的道士除张荐明、陈抟外，还有道士郑遨（云叟）、李道殷、罗隐之，“世目以为三高士”。被后世尊为道家“八仙”之一的吕（岩）洞宾，原是唐末五代的隐士，与陈抟交游。八仙之二的汉钟离，原名钟离权，据说原是后晋的武将，后入道，也与陈抟交往，俗称汉钟离，当是后汉时“得道”而称汉钟离，但存在不到五年的后汉为后代道徒“遗忘”，而附会为秦汉时的汉代。八仙之三蓝采和，乃指南唐洪州西山隐士陈陶，他“以修养烧炼为事”，宋初于市上歌唱“蓝采和，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后世以为蓝采和即是陈陶。钟、吕二人后被全真道列入北五祖。 “十国”帝王也大都礼遇或重用道士，如唐末歙州南山道士聂师道，郡守时咨以郡政，名其山为问政山，时人称之为问政先生，其地归吴后他得到吴王杨行密的宠信。泉州道士谭紫霄，先后受到闽帝王继鹏、南唐后主李煜礼遇。吴越王钱镠为道士闾邱方远、朱霄外，分别建或修太极宫、栖霞宫道观。此外，前蜀王建重用道士杜光庭，北汉刘崇重用道士郭无为、闽帝王鏻重用道士陈守元。 北宋皇朝建立，宋太祖对佛、道采取兼容政策。宋太宗利用道士张守真、方士马韶为其夺取帝位乃是神和上天的意志制造舆论，宋太宗随后即为张守真在终南山建造北帝宫，起用马韶为官。宋太宗还召见陈抟、丁少微、赵自然等著名道士，或赐道号、紫衣，或修道观，并命整理道教典籍。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向崇奉天帝的辽朝表明宋朝是受命于天，以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的无能，景德五年（008）正月，遂利用道教在朝元殿建道场，制造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又制造道教的九天司命天神是赵宋皇族的始祖赵玄朗，降临宋廷，追尊之为圣祖；后又亲赴亳州太清宫，祭祀被尊为道教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道教宫观相继修建，祭祀活动频繁进行，道教得到空前的尊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2，直至宋真宗死，以“天书”随葬而告平息。道士总人数自真宗末的天禧五年（02）以后，均略多于2万人（含女冠，下同），熙宁元年（08）以后降为.9万多人。 政和三年（3）十一月郊祀时，徽宗等君臣见到空中楼阁（如是事实，当是海市蜃楼），遂制造天神降临，掀起了又一次崇奉道教的，于是访求道教经典，建“道学”，修建道教宫观，塑造老子圣像。七年，道士林灵素又宣说宋徽宗是上帝的长子下凡，奸臣蔡京、王黼、童贯等都是仙吏下凡，昏君徽宗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3。宣和元年（9），又罢佛教归入道教，次年恢复佛教，但崇道活动仍旧进行。靖康元年（2），当面对金兵围城之际，钦宗命方士郭京率“六甲”神兵出击金兵，郭京的出城逃跑直接导致了北宋灭亡。 行者、尼童受十戒剃度为沙弥、沙弥尼，再受大戒（具足戒）为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二。 参考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90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卷，东方出版中心99年版。 2《新五代史》卷34《郑遨传》。 3《十国春秋》卷29《陈陶传》。 “龙虎宗”，五代、北宋的道教符箓派分为龙虎宗、茅山宗（上清派） 和閤皂宗（灵宝派）。龙虎宗是张道陵后裔在唐代创建，以龙虎山（今江西贵溪西南）为中心的道教主要宗派，亦称天师道、正一道。天圣八年（030）赐天师道张乾曜为虚靖（一作澄素）先生，“仍令世袭先生号”。北宋末徽宗时，又升龙虎山上清观为上清正一宫。 “茅山宗”创自南齐道士陶弘景，上承上清派，逐渐成为道教的主流，直至北宋末。哲宗绍圣四年（097），召茅山（今江苏句容东南）道士刘混康到首都开封主持上清储祥宫道观，赐号洞元通妙大师；元符元年（098），他在茅山所居庵旁的殿宇赐名为元符观；次年复归茅山。徽宗时，茅山宗达到全盛时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讼到（江宁）府，吏观望不敢治”2。 “閤皂宗”亦称灵宝派，创立于北宋，以閤皂山（今江西新干北）为中心。哲宗时，閤皂宗（灵宝箓），与龙虎宗（正一箓）、茅山宗（上清箓）已同为符箓派三宗之一。 南宋时符箓旧派三宗仍是道教的主流，理宗嘉熙三年（239），敕命龙虎宗的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为提举三山（龙虎山、茅山、閤皂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龙虎宗遂成为各道派之首。开庆元年（259）忽必烈围攻鄂州，曾派使密访张大可，这是对张大可是南宋道教首领的认同，元初任命龙虎宗嗣天师主领江南道教。 此外，符箓派还有临川（今属江西）人饶洞天创于北宋淳化五年（994） 的天心派，行天心正法；北宋徽宗时南丰（今属江西）王文卿创立的神霄派，行神霄雷法；形成于两宋之际的东华派和理宗时的清微派等，以及何真公创自南宋高宗时强调忠孝主张三教融合，实为儒道合流的净明道，也称净明忠孝道，这些都属符箓新派。 道教金丹派（亦称丹鼎派）外丹学派，在唐代因道士想通过服食“仙丹”成仙而中毒死亡之事屡屡发生，故外丹学派到唐末已衰落。五代、北宋初的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内丹学派兴起。北宋中叶张伯端著《悟真篇》，是内丹学派的重要著作。张伯端，号紫阳，亦称张紫阳，后被奉为全真道南宗始祖。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南宋人陈楠，陈楠传白玉蟾，已是南宋中叶。白玉蟾打破此前单传的传统，广收门徒，终于形成道派，称建宗传法之所为“靖”，白玉蟾称碧芝靖、其徒彭耜称鹤林靖、彭耜之徒林伯谦称紫光靖。南宗受符箓派影响，自陈楠起兼行雷法。而以精、气、神为核心的南宗内丹学亦影响了符箓派，神霄、清微、净明等新道派，也都主张兼行“内炼成丹”。而同源的北方金朝王喆（重阳子）创立的全真道也吸收了南宗内丹学派理论。南宗到元初与北方全真道（北宗）逐渐合流，元代被称为全真道南宗，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被尊为南五祖2。内丹学的发展也促进气功学及相关医学的发展，对“宋学（理学派等）”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民间信仰的道教人物“八仙”中的何仙姑、李铁拐（铁拐李）、曹国舅，《宋史》卷8《真宗纪·赞》。 2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09，天圣八年五月甲寅。 2《宋史》卷35《薛静传》。 传说都是宋代人。北宋时有永州（今湖南零陵）女子能知福，南宋末《混元仙派图》中，吕洞宾有女弟子赵仙姑，元代人又说她姓赵名何，赵仙姑就成了何仙姑；北宋太宗时有“跛仙” 遇吕洞宾于君山（今湖南岳阳西），到《混元仙派图》中，有了吕洞宾的弟子李铁拐、曹国舅。曹国舅“并云其为北宋丞相曹彬之子，曹皇后之弟，故称国舅”。武将曹彬确有孙女（但不是女儿）为仁宗皇后，皇后弟曹佾曾以使相兼景灵宫使3，景灵宫原是宋真宗制造的赵姓始祖道教尊神赵玄朗的奉祀宫观，这些或许是后世道徒制造曹国舅为神仙的依据。五代的汉钟离、吕洞宾、蓝采和，宋代的何仙姑、李铁拐、曹国舅，再加上唐玄宗时已“得道”的张果（张果老）、韩愈的侄子韩湘（韩湘子）也已于唐宪宗时“得道”，在宋元之际形成为道教的“八仙”。 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喀喇汗王朝，驻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的博格拉汗萨图克在相当于中原五代时，已接受伊斯兰教，其子又定为国教，今日中国的新疆西部地区最早拥有大量伊斯教信徒，到宋建隆元年（90）时，已有20万帐牧民信奉伊斯兰教。 五代、宋代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广州（今属广东）、泉州（今属福建）、扬州（今属江苏），有不少阿拉伯商人，他们在当地建有伊斯兰教寺院，最早的是广州怀圣寺，世传建于唐代，南宋岳珂记他在绍熙三年（92）时在广州所见番商的寺院，当即是怀圣寺。泉州有建于宋真宗时的圣友寺和南宋高宗时的清净寺，南宋末在扬州也建有礼拜寺等伊斯兰教寺院，都是来宋经商及侨居的阿拉伯商人为进行宗教活动而建。 北宋首都开封曾聚居了相当多的犹太人，到金代时仍有不少，据明弘治二年（489）《重建清真寺记》所记，犹太人建造该犹太教寺院，是始于宋隆兴元年（3），这是金世宗大定三年，其时已是金南京开封府。 摩尼教自唐代传入后，在唐武宗禁佛时也遭到打击，遂在民间流传，宋代东南沿海地区流传较广，被称为“吃菜事魔”教，也称“明教”，北宋末年两浙路方腊起义时，摩尼教徒曾参加起义，因而受到打击，但仍在民间流传，南宋绍兴三十二年（2）十月时，陆游所说的，“两浙谓之牟尼教”、“福建谓之明教”，即是。 3《元史》卷202《释老传·正一天师》。 为便于叙述此处即称张伯端一系为南宗。北宗五祖为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南宗始祖张伯端为刘海蟾弟子。北宗高于南宗。 《中国道教史》第十一章，四“曹国舅”。曹佾为保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景灵宫使，按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称为“使相”，只有丞相的礼遇而无丞相的职权。曹彬曾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也只是“使相”而非丞相。 第三节辽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婚姻、姓氏契丹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即所谓“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姑舅表亲的婚姻比较普遍，并且不受行辈的限制，建国初期还有“姊亡妹续之法”。述律、拔里、乙室已三族都是与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家族，后族女为后、男尚主的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的这种婚姻形态，既有早期婚姻习俗的影响，也是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普通部民遵循着同姓不婚的原则。 “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建国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2。世里，汉译为“耶律”。建国后，为笼络和安抚契丹诸部贵族，阿保机对出任过联盟首领的大贺、遥辇家族一律赐以国姓，于是辽朝始有“三耶律”。太宗灭晋，汉人李崧依汉人习惯为后族小汉制定了汉姓“萧”3。从此，与皇室通婚的后族皆以萧为姓。由于诸部落首领多出自于上述贵族之家，部民的姓氏又从其首领，故而契丹人只有耶律与萧二姓。 居住、饮食游牧的契丹人“随阳迁徙，岁无宁居”，居住的是便于迁徙的穹庐式毡帐，类似现在内蒙古牧区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的石棺上所绘的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这种毡帐的形制，门多东向。车马是迁徙、游牧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契丹人迁徙地，夏日选择高阜处，秋、冬、春季则选择背风向阳临水处。食物以乳肉为主，也有少量粮食。肉类可煮成“濡肉”，也可制成“腊肉”，牛、羊乳和乳制品是他们的食物和饮料。粮食则有“糜粥”，“炒■”。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常用蜜渍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饮料有乳和酒，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建国后，汉人、渤海人的食品也传入了契丹，辽朝皇帝过端午节时就有渤海厨师制作的艾糕。 服饰和发式契丹贵族的服装依其所任官职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之别。胡服有长袍、短衫、裤、靴、帽。袍服为圆领、交领或直领，左衽，窄袖。腰束带，有的带上还悬佩小刀、荷包、针筒、锥、火石和各种金、玉、水晶、碧石等饰物。长裤多为白色，有的还穿套裤。靴多为长筒，颜色以黑、黄为多。上层人物头戴冠、巾，贵族妇女戴瓜皮帽，侍女戴黑色小帽。衣料夏用绸、绢，冬用参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982年版。2陆游《渭南文集》卷5《条对状》；参见何竹祺《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97年版。3《辽史》卷7《后妃传》。 《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 皮毛，“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2。 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环，并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发的习惯。其发式不一，有的只剃去颅顶发，颅四周发下垂并向后披；有的在颅两侧留两绺长发，自然或结辫下垂；有的留双鬓上两绺，自然或结辫下垂，或使其从耳环中穿过再下垂，即沈括所说的，“其人剪发，妥其两髦”3。辽墓壁画提供了髡发的形象资料，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出土女尸又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契丹女性髡发样式。 生育和丧葬契丹妇女分娩前须拜日，居住在专门搭制的毡帐中。分娩时卧于甘草苗上，用手帕蒙住医生双眼。生男，产妇饮调酥杏油，其夫用蓬子胭脂涂面；生女，产妇饮加盐的黑豆汤，其夫以炭涂面，认为这样有利于婴儿的发育成长。若皇后生产，生男，皇帝穿红衣，奏蕃乐；生女，皇帝穿黑衣，奏汉乐。唐时，契丹人行树葬、火葬。将尸体置于山树上，三年收骨焚化。建国后渐行土葬，随葬品视年代与墓主人地位的不同，多寡精粗不一，有玉、金、银、铜、铁、瓷、陶、木、骨等诸种器物和车马具、丝绸等。圣宗前，尚有人殉遗风。受佛教影响，辽朝的汉人和契丹人死后，有的用柏木雕**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尸体焚化后，将骨灰储入真容胸腔中。 契丹人处理尸体的方式独特，对不能及时下葬者，刺其皮肤，令血液流尽，腹中实以盐、矾等，用丝线缝合。下葬时，有的用金、银或铜为面具覆面，同时用银或铜丝制成网络，罩裹全身或手足。 追念死者有烧饭之俗，多于既死、七夕、周年、忌日、节辰、朔望诸日举行。筑土为台，或掘地为坎，上置大盘，盛以酒食并焚化，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车马、珍玩等皆可奉祭。 节庆风俗契丹人的节日除受汉族习俗影响外，多与宗教信仰和游牧生活相关。 正月初一，以糯米和白羊髓作成饭团，傍晚于帐内自窗中掷出，得偶数则吉，得单数则不吉。初七为人日，晴则吉；阴则有灾，须于庭煎饼食，称“薰天”。 正月十三至十五日“放偷”，大则妻女、宝货、衣服、鞍马、车乘，小则杯盘、箕帚、锹镐之类，都可能被人窃去，且不许处分；失者须备酒食钱物赎回。 二月初一为中和节，与六月十八日是请客的日子。中和节国舅萧氏请耶2《辽史·外戚表》“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曰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姓皆为萧姓。”《新五代史·四裔附录》“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由此可知，萧氏得姓自萧翰始，而萧翰本名小汉，为适应中原习俗，才由汉人以其名字的谐音制定姓名为萧翰的，此后后族便以萧为姓。 3《辽史》卷3《营卫志·序》。 律；六月十八日耶律回请萧氏。三月三日射兔，重九射虎，腊月辰日烧甲；除夕有岁除仪，烧盐、羊膏于炉火中，萨满赞祝火神，皇帝拜火等，或与游牧射猎生活密切相关，或继承了古鲜卑人的遗风。立春击土牛、撒谷豆，端五挂合欢结、长寿缕等，则承自汉地习俗。 娱乐活动契丹人的娱乐活动既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也受到了汉人，渤海人的影响，击鞠、射柳、打髀石、角抵、围棋、双陆，都是契丹人喜爱的活动。击鞠、射柳都是马上竞技活动，击鞠又称骑鞠、击球，即打马球。射柳多在祈雨的瑟瑟仪之后进行，先在场上插柳枝两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射者以尊卑为序，各用手帕系于柳枝上以为标志，使距地数寸，然后乘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射断而接枝在手者为优胜，断而不能接者次之，断其青处或不断及不中者为负。 髀石即“髌骨”，俗称“背式骨”、“拐”、“嘎什哈”，四面凹凸不平，形状各异。最晚北魏时的鲜卑已经用它为玩具了，契丹人也有击髀石的游戏，皇帝也以在冰上击髀石为乐。 契丹人酷爱角抵，这既是竞技活动，也是宴会、集会上的表演形式。不但有契丹人参加，而且有汉人参加。二人两两相角，以倒地为负，宋使张舜民曾亲见契丹人角力，“两人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复面而走，深以为耻也”。93年在辽阳发现了一只八角形陶罐，罐腹绘有八幅小儿角抵图，为研究辽代角抵提供了形象资料。汉人的游戏娱乐活动也传入了契丹人地区，可知者有双陆、围棋和彩选格。 萨满教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最尊崇的神灵为天神、地祗、黑山神、木叶山神和鹿神。《辽史·地理志·永州》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契丹人将骑白马男子和驾青牛车女子尊为天神和地祗，自认为是他们的后代。木叶山（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的白音他拉）是其始祖奇首可汗的发祥地，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是人死灵魂的归宿地。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鹿神为猎神，猎前祭祀，祈求多获。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和生存密切相关，因而受到契丹人的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 原始的多神信仰、生活习俗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又形成了契丹独特的礼仪和诸多禁忌。遥辇阻午可汗时，制定了柴册仪和再生仪；遥辇胡剌可汗时制定了祭山仪，这是契丹人的重要仪式。建国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宋绶《契丹风俗》。 杨渭生《沈括lt熙宁使辽图抄gt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985年版。《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鲜卑“以季春大会于饶乐水上，宴饮毕，然后配合”。契丹耶律与萧互相宴请，当是为两姓青年选择意中人提供机会。 汉礼成分，内容日渐繁复。契丹人崇日尚东，祭祀皆东向，称“祭东”；对天日的崇拜演生出对日蚀、旋风和霹雳的禁忌。狗是契丹人看门护帐、游牧、狩猎的重要帮手，备受重视，也被视为驱邪禳灾的神物，每年八月初八日，杀白狗埋于寝帐前七步处，露其喙。至八月十五日，移帐于埋狗处，称“捏褐耐”。“捏褐”为狗，“耐”为头，以狗头驱邪护宅。 佛教和道教建国前，佛教已经传入。痕德堇可汗二年（902），龙化州（今内蒙古开鲁西南）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8），上京（今巴林左旗南）又建佛寺。天显元年（92）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道宗时甚至出现了“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的情况2。契丹上层的崇佛又反过来影响了汉人，辽时南京（今北京）地区的佛事活动也相当频繁，场面可观。 随着佛教的传播，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和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08），校勘雕印佛经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今属河北）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中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2卷，不仅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而且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辽圣宗时期雕印的，看来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着手进行了。 佛教的传播，促进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继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0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燕京又一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4卷，收字2430余，注用字370余，总890余字，立424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今天它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契丹部民和某些契丹上层也信仰《辽史拾遗》引张舜民《画墁录》。 2参见 鸟居龙藏《契丹之角抵》，《燕京学报》第29期单行本。道教。神册二年（98），上京建道观，道教最晚此时已传入。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接连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蟾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今新疆和田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契丹某些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得到印证。 《辽史》卷53《礼志》六《岁时杂仪》。 《辽史》卷2《道宗纪·赞》。 第四节西夏的社会风俗和宗教服饰与发式早在西夏建国之前，长期和汉族人民杂居一起的党项人，由于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固有的风俗习惯也逐渐起了变化。西夏人的风俗依境内民族而异。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的服饰，除从事游牧生产者外，都基本改变了原先“衣皮毛”的习惯，穿着与当地汉人一样的布匹或绸缎。景宗李元昊建国时，曾规定文武官员的服饰“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襴，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夏显道元年（032），李元昊为保持党项先祖旧俗，于国内下达“秃发令”，秃发即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他率先自己秃发，然后令国内人民一律秃发，限期三日，有不从者处死，秃发即成为西夏境内流行的发式。 饮食与居住西夏农牧民生活方式不同，党项牧民以牛、羊肉及乳制品为主要食物，还遗存“割鲜而食”即吃生肉的习惯。乳制品有乳酪、奶酥、奶油、奶渣等。农业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以大麦、荜豆、青稞为主，收成不好，则常辅以野菜度日。西夏食品以面食为主，有面、粥、饼、馒头、包子等几类。食品制作已采用了烧、烤、炸、蒸、煮、炒等方法，调味品有盐、油、椒、葱、蜜等。西夏人普遍喜欢饮茶与酒，茶是西夏牧民不可缺少的饮料，宋人以西夏党项部族食肉饮酪，称其“特茶为命”。酒也是西夏人生活中不能须臾离开的，凡聚会、盟誓、喜庆、祝寿、婚丧、嫁娶、出战、仇解皆取酒痛饮，一醉方休。 西夏党项牧民居住在覆以毛毡木架的帐幕中，故一家称一帐。除牧民外，“民居皆立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2。有的地方是一列三间住房中，“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即中间供神，左右两间住人。西夏皇室帝王效法中原皇朝，大筑富丽宏伟的宫殿、陵园、寺庙。贵族富豪、大臣官僚也都竞相大兴土木，修建官邸、府衙，庭院楼阁，亭榭台池，极尽享乐。 婚丧节庆西夏的婚俗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制，西夏人的著作中记述婚姻程序有“男《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 《契丹国志》卷4《齐国王隆裕传》。 2《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989年版。 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2，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自皇帝起到上层贵族官僚则普遍有纳妾现象，如李德明娶三室，李元昊凡七娶，仁宗时的晋王察哥“年已七十余，犹姬妾充下陈”3。部分地方仍保留着自由的风俗，史载“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 党项人原本实行火葬，焚尸后可能还要建坟埋骨，在西夏人编著的辞书《文海》中有烧尸场、墓地等辞语。史书还记载党项人有穴葬风俗，西夏建国前，宋咸平六年（003），党项首领李继迁“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2。西夏建国后，多实行土葬，使用灵柩。甘肃武威发现的两座砖室西夏墓，建于夏天庆元年至八年（94—20）之间，墓主为刘姓汉人，生前任官经略司都案，死者葬具是木缘塔，骨灰不存，题款中有“灵匣”字样与男女主人名字，知其为夫妻合葬墓。西夏皇帝墓葬，从建国之后便取法于唐、宋帝王陵寝制度，在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贺兰山东麓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皇帝陵园。 西夏节日很少。西夏节气以十二月为岁首，故重冬至节，亲友团聚欢宴，以示庆祝。建国后，李元昊下令规定每年四季月首和他的生日五月初五为节日，让全民欢乐为他祝寿。 宗教信仰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建国前李德明曾遣使赴宋朝河东地区的五台山（今山西五台东北）进香，又向宋求赐佛经。景宗李元昊“晓浮图学”3，也向宋朝求赐佛经，建国后又组织僧侣用新创的西夏文翻译佛经，并在首都兴庆府东修建高台寺。没藏太后早年曾出家为尼，元昊死后辅佐年幼的毅宗执政，因宋朝所赐《大藏经》，而于兴庆府西建承天寺。今甘肃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有西夏惠宗秉常时期开凿或重修的洞窟。崇宗乾顺时期，不仅在凉州修缮护国寺感应塔，在甘州建造崇庆寺、卧佛寺等；天祐民安元年（090）还完成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仁宗仁孝时期大量刻印散施佛经。黑水城遗址（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中发现的大量西夏文刻本和写本中大多数是佛经，也可见西夏佛教传播之盛。西夏佛教前期来自中原佛教，中期是回鹘佛教，后期是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 西夏亦有道教流传。景宗元昊长子“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4。又如宋元丰四年（08）宋军进攻西夏时，西夏“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都说明道教在西夏有所流传。 2曾巩《隆平集》卷20。 3沈括《梦溪笔谈》卷8。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 2《西夏书事》卷3。 3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0。 4《西夏书事》卷7。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西夏人“笃信机鬼，尚诅咒，每出兵先卜”。占卜，用以问吉凶，决疑难。西夏占卜方法主要有四种“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视其征兆；“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类似折蓍草占术；“咒羊”，于夜间牵羊，焚香祷告，又在野外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畅则主吉，羊心有血则不吉；“矢击弦”，用箭杆敲击弓弦，听其声而占算战争胜负和敌至之期。西夏人作战忌晦日，重单日，战败后还要举行“杀鬼招魂”的仪式，用以超度亡灵。其法是于战争之后三日复至原处，捕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击。党项人特别重视复仇，如仇家有丧则不受侵害；无力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纵火，焚其庐舍，被焚者趋而躲避，因党项之俗认为“敌女兵不祥”。如仇解，则双方用鸡、猪、犬血和酒，用髑髅盛酒共饮起誓“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第五节金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饮食金代社会风俗是与金代社会的生产及生活相适应的，反映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和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社会风俗的构成和特点。 女真早期以肉食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在主食中逐渐占有更重要地位，其初主要是炒米和粥，后来馒头、汤饼、烧饼、煎饼等面食都成女真、汉人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主食。女真人喜欢以野白芍药花用面煎之，做成其味脆美而又易于保存的食品，秋冬之际把新鲜蔬菜腌制咸菜、酸菜。调味品有盐、醋、酱、油。金代汉人、女真等饮酒之风盛行，尚豪饮，无论是城市还是山村，往往都有酒楼、酒肆。海陵时曾严禁朝官饮酒，犯者处死。世宗诏猛安谋克，只有节辰和祭天日方许饮燕聚会，在农忙之际不许饮燕或赴会他所，就是农闲之月，也不许痛饮，犯者抵罪。金饮茶之风也盛行，《金史·食货志》载“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服饰金代服制有富贫、贵贱、民族的不同。女真富人，春夏多以纻丝绵䌷或细布制作，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羊羔的皮为裘。贫者春夏以粗布制作，秋冬以牛、马、猪、羊、獐、鹿、猫、犬、鱼、蛇的皮做衣裤。服制有平居所用常服和自皇帝以下及百官礼服的区别。女真常服有用皂罗制的巾，上结方领，折垂于后。衣尚白，左衽，窄袖，盘领。腰带有吐鹘，可佩腰牌和刀、弓、剑等。《三朝北盟会编》引范仲熊《北记》“凡番官平居著上领褐衫，无上下之辨，富者著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为帽。”皇帝、皇后、皇太子及百官的礼服，多参酌历朝服制而制，而百官有朝服、公服、祭服的不同。服制的等级和阶级的限制十分严格，不仅对统治阶级内部有等级界限，对士庶、三教九流、兵卒、奴婢等都有具体规定，详见《金史·舆服志》。从民族的服制看，原居契丹统治下的北方汉民的服装称“汉服”，而称南宋服装为“南人衣装”。金初强制北方汉人等着女真衣装，禁民汉服，后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但在各民族交融中是无法禁止的。不仅女真学汉人衣装已成风尚，女真衣装也在汉人中流行，而且女真衣装也传到南宋。女真继承了东北民族居住火炕的传统，火炕在北方各地普遍流行。 家庭、婚姻金代女真从其始祖函普时起就已基本确立一妻一夫制家庭。在家庭内出现了私有财产，确立了父家长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仍保留母权制和原始群婚的遗风。建国后，就曾禁止同姓为婚，继父继母的男女无相嫁娶，但在宗族内仍实行接续婚，而对男子来说却是一夫多妻，不仅庶官允许求次室二人，百姓也允许置妾。建国前就出现世族世婚制，而建国后“娶后尚主”的限制很严。随着历史的发展，女真族的家庭组织也不断变化，与其他族的接触和交融也更加密切，由于民族间的调动和互相杂居，遂允许与契丹、汉人互为婚姻。 女真早期男女婚姻有很大的自主权，女子年已及笄，行歌于途，自歌其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伴侣的情意；或者参加富家子弟在夜晚举行的聚会，与之同饮，或歌或舞选得终身伴侣，即随之而去，及生子女，回到娘家“拜门”，父母并不干预。每逢订婚之时，男方及其亲属携带着酒馔到女家，妇家不分大小坐在炕上，婿党罗拜其下，俗为“男下女”。拜礼完毕，男方牵马百匹，少者十匹，供女方的家长选择，女方不过只留其十之二三，或皆不中选。女家给一定的回礼。在女真婚俗中仍保有赘婿和指腹为婚的习惯。葬礼金代丧俗有土葬、火葬或土葬与火葬结合。女真早期，人死后则埋之，但土葬多行之于汉人中。火葬是一种简便、经济、卫生的丧葬方式，在北方各族中久为流行。火葬在金代女真族中流行，而在北方汉人中也受其影响，习以为俗。火葬在传统的儒家观念中被认为是不合葬礼的，因此遭到反对。元好问《续夷坚志》卷3记载，吕忠嗣通经学，每以古人自期，其临终对诸子说“我死无火葬，火葬是为戮尸；无斋僧作佛事，斋僧佛事是不以尧、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违我言者，非吕氏子孙。诸子从教，无一敢违者。”土葬和火葬结合的葬俗，即将火化后的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内把木棺、骨灰和随葬品一同焚烧。 《三朝北盟会编》卷3记载女真有殉葬、剺面、烧饭之俗。女真人死后，“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死亡，则刃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长期流行于北方的烧纸钱和以纸作房屋、侍从、车马等仪物之俗，在金及金元间也颇流行。文体活动女真人俗尚骑射，把打猎看作最快乐的事。通常在重午拜天后进行射柳、击球的游戏，击球有时也在其他日子进行，并曾把击球列为策论进士的考试科目。角抵（即相扑）在金朝也为皇帝所乐见，宫廷角抵，则“百姓纵观”。汉族的双陆、围棋、象棋等也在女真族中广为流行。投壶和纸鸢也是金朝常见的游戏3。 宗教女真人信仰萨满教，它是一种包括自然崇拜、图腾、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巫术等信仰在内的原始宗教。萨满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在重大典礼、事件和节日的祭祀时都有巫师参加，或由他们司仪。消灾治病、为人求生子女、诅咒他人遭灾致祸等，几乎都成为萨满的活动内容。 早在女真函普时就已好佛事，灭辽及北宋后，由于中原佛教的影响，对于佛教的信仰更加发展，对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习俗都有重要影响。 3《宋史》卷48《夏国传》下。 道教在金代主要有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全真教创始人是王喆，别号重阳子，于大定七年间（7）创建全真教。先后化度马从义（马钰，丹阳子）、谭处端（长真子）、丘处机（长春子）、刘处玄（长生子）、王处一（玉阳子）和郝大通（广宁子）、孙不二（清静散人）等入道。马、谭、丘、刘、王、郝、孙合称为七真人。 大道教创始人是金初刘德仁，大约于皇统二年（42）开始传道。太一教始祖萧抱珍，创教于天眷（38—40）年间。 金代道教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顺从和忍耐，是在金朝女真族统治下北方地主阶级妥协的产物。无论是金代的佛教还是道教，都主张以本教义为主的佛、道、儒的三者合一，如在佛教的理论发展中有很高造诣的万松行秀和李纯甫。全真教创始人王喆，凡立会也必以三教名之，完颜■《全真教祖碑》“足见其冲虚明妙，寂静圆融，不独居一教也。”王喆从三教合一的主张出发，劝人们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等道、佛、儒三家经典4。 4《辽史》卷5《西夏外记》。 第十三章学术、文化第一节五代十国的文化诗、文、词五代诗、文沿袭晚唐遗风，崇尚词藻华丽，大多内容空洞。时当乱世，士人大多竞以科举入仕，正如冯道所说“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五代初，著名文士李袭吉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为晋王李克用撰“羽檄军书”，“为文精意练实”，“辞理宏健”，而“动据典故，无所放纵”，可说是代表一代文风。但罗隐《谗书》的小品文，讽刺现实，一针见血，在五代文坛中放出异彩，鲁迅曾给予高度评价“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后梁杜荀鹤、闽韩偓、吴越罗隐、前蜀韦庄和僧贯休、后蜀僧可朋、荆南僧齐己等人，皆以诗名，大多是唐末、五代初年人，不少诗作反映了唐末战乱与民间疾苦的现实，如韦庄的名作《秦妇吟》、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现实的写照。 唐代中叶兴起了一种新的诗体“词”。五代时期，战乱较少，社会经济相对繁荣发达的前、后蜀和南唐，君臣们寄情声色，歌舞升平，为词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晚唐诗人、著名词人温庭筠香软华艳的词风，对前、后蜀的词风产生了重大影响，后蜀赵崇祚将晚唐、五代以温庭筠为首的词人，主要是前、后蜀的词人，共十八家凡五百首词编为《花间集》，不仅是集温派词之大成，也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温派词人因而被称为“花间词派”，花间派词人中韦庄、李珣的词风则比较清丽素淡。 五代中另一个“词乡”是南唐，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派，内容虽也是宫廷生活、花前月下，但词风大多比较清丽委婉，艺术风格上有所创新，尤其是李煜在被俘往北宋首都开封以后，创作了不少名作，如《虞美人》、《浪淘沙令》等，不仅将词从“花间派”狭窄的领域中扩展开来，也提高了词的表现力，有很强的感染力，对宋词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词作为一种文体，开始取得和诗同样重要的地位。李煜不仅是五代、宋初最杰出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冯延巳的词清丽典雅，以景见情，对宋初词风很有影响。 绘画、书法五代的绘画在唐代绘画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山水画与花鸟画成绩更为突出。后梁荆浩的山水画气势磅礴，笔墨并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关仝师法荆浩，“智妙入神”，他们都强调师法自然，并称“荆关”山以上有关社会风俗的内容，参见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988年版。金代宗教，参见张博全《金史简编》第九章第六节，辽宁人民出版社984年版。《旧五代史》卷2《冯道传》。 水，属北派山水画；南唐董源擅长水墨、淡着色山水画“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属南派山水画，两派对宋代山水画派都有重大影响2。 花鸟画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南唐徐熙及前、后蜀黄筌。徐熙一生未做官，善画江湖鱼鸟，花木蔬果，创花卉画“没骨法”，水墨淡彩。黄筌则在前、后蜀时待诏宫廷，长于画鸟，淡墨勾画，施以浓彩。时“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3，反映了两派不同的画风，也都对宋代花鸟画派产生巨大影响。人物画的杰出画家，中原有张图、赵嵒，南唐有周文矩、顾闳中，前、后蜀有贯休、黄筌，吴越有王道求、李群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更是传世名作。 后蜀后主孟昶创设画院，这是设立宫廷“画院”之始。其后，南唐中主李璟也设画院。后蜀、南唐画院聚集了许多绘画人才，对绘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五代的书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帝王中如后梁末帝朱瑱，史称“喜弄翰墨，多作行书”，“笔势结密，有王氏羲、献帖法”。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不但是著名词人，也是著名书法家，李璟的楷书“乃积学所致”，有名于当世。李煜的行书，“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成就仅次于杨凝式。中原杨凝式的行、草，纵逸雄强，独步五代，深受苏轼、米芾的赞许。吴越诗人罗隐、前蜀诗人韦庄亦皆以行书名世。 史学虽然战乱不断，中原五代皇朝仍沿唐制设史馆，史称“五代（史馆） 官局，因循（唐制）无改。”后梁修撰《太祖实录》，因“叙述非工，事多漏略”2，敬翔又奉诏撰《大梁编遗》，与《实录》并行。后唐则修撰《庄宗实录》、《明庄宗录》、《（后）唐功臣列传》，还有庄宗曾祖（朱耶）李尽忠、祖李国昌、父李克用的《懿祖、显祖、太祖纪年录》；后汉修撰《高祖实录》，后周修撰《太祖实录》。 后代为前代修撰实录，是五代史学的特色。后汉宰相窦贞固提出“近见史臣修《高祖实录》，述汉之兴由晋而起，安可遗落朝代，废缺编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没”，并请“敕史官纂集《晋朝实录》”3。实际修成后晋《高祖实录》、《少帝实录》，已是后周初年。后周世宗时，又修成后唐愍帝、废帝及后汉隐帝《实录》，“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纪录，其末帝请依古义，书曰《后梁实录》”。而后周《世宗实录》的完成，也已是北宋初年。正是由于五代时后汉、后周的补修前代实录，五代的各朝实录总数达30卷之多，为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修撰《五代史》（《旧五代史》）提供了基础。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五代之2《旧五代史》卷0《李袭吉传》。 3《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5卷《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973年版。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论三家山水》，卷3《董源》。本节及下节绘画，参考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982年版。 2《图画见闻志》卷《论黄徐体异》。 3《宣和书谱》卷《梁末帝》，卷5《李煜》，卷2《李煜》。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总序）》，卷557《采撰》三。 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2“十国”中修撰《实录》的，有《南唐烈祖实录》、《后蜀高祖实录》和《后蜀主实录》等。 后唐时，又规定时政记、起居注，以及各种行政措施，包括法令变更、州县废置、中高级官员的任免、仪制礼乐等文件，并送史馆存档，当为晋、汉、周三代所沿袭。不仅成为历代修撰本朝或前朝实录的素材，也是北宋初年修撰《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各志的依据。 五代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后晋天福六年（94），宰相赵莹奉诏监修的《唐史》，“至开运二年（945）六月，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唐书》，史称《旧唐书》）。其时赵莹已罢相，而以时相刘昫署名3。 2《册府元龟》卷557《采撰》三。 3《五代会要》卷8《修国史》。 第二节宋代的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文学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丰富多采。各种文艺形式，诸如散文、诗、词、绘画、书法、雕塑、“说话”、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的兴起、革新与发展，使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 宋初，骈体文占统治地位，柳开、王禹偁以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散文）传统为己任，王禹偁主张“近师吏部（韩愈），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穆修、苏舜钦等相继而起。宋仁宗时，欧阳修倡导流丽畅达，骈、散结合的散文新风，主张“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甚明而可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2。奖引王安石、苏洵；主持科举考试，苏轼、苏辙、曾巩同年举进士，欧阳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王安石长于政论文，认为文章应“务为有补于世而已”；苏轼很重视文采，继主文坛，古文运动终于取得全胜。他们的文章大多风格清新，自然流畅。欧阳、王、曾、三苏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后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宋初，王禹偁首倡继承杜甫、白居易诗风。但不久即出现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诗体，崇尚词藻华丽，重形式、轻内容，风靡一时。文坛主将欧阳修以及梅尧臣、苏舜钦等相继而起，诗作大多平淡清新，间或粗犷奔放，诗风始为之一变。才华横溢的苏轼，诗备众格，洒脱豪放。王安石的诗，如《河北民》、《兼并》、《感事》、《省兵》等，反映社会生活、要求变法改革。黄庭坚创江西诗派，提倡以故为新，而后继者只注重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江西诗派的陈与义，南渡后诗风转向悲壮。杨万里（号诚斋）、范成大、陆游、尤袤，号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其中最杰出的是爱国诗人陆游，才气豪迈，诗作悲壮奔放，晓畅自然。杨万里、范成大也是爱国诗人，杨万里诗名仅次于陆游，师法自然，诗作清新活泼，意境新颖，称为“诚斋体”。范成大反映人民生活的诗篇，如田园诗，清新妩媚，而使金时所作诗篇，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后期的徐照（灵辉）、徐玑（灵渊）、翁舒（灵舒）、赵师秀（灵秀），都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合称“永嘉四灵”，诗作注重技巧，清新可读。“江湖派”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诗人，大多关心国事民情，诗作或反映农村生活，富有生活气息；或寄怀江山，流溢着爱国思想。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或激昂，或悲壮，《正气歌》更是传世绝唱。 宋诗继承唐诗而有所创新，题材广泛，描写农事的诗篇较多，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民间疾苦，有助于了解宋代社会。爱国诗篇之多，更是一大特色，《廿二史札记》卷2《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2《五代会要》卷8《前代史》。 《小畜集》卷8《答张扶书》。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词是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体裁，北宋前期以晏殊、晏幾道、范仲淹、张先、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承袭五代词风，委婉典丽。内容大多依然是樽前酒后、花前月下。范仲淹词作虽不多，但扩大了词的表达范围，词风也较遒劲。柳永精通韵律，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长于铺叙，用语俚俗，情景交融，深受下层平民的欢迎，以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2，其作有“俚词”之称，柳永的词风对秦观、周邦彦等影响很大。高才逸气的苏轼，冲破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境界，清新豪放，开创了豪放词派。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苏轼豪放派词风基础上高度发展，抒情、写景、叙事、议论，无往不宜，气势磅礴，充溢着爱国主义的**。陈亮、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均受辛弃疾影响，都属豪放派爱国词人。而岳飞的《满江红》，粗犷激昂，充满爱国主义英雄气概，激励着千古爱国志士。 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发展了词的技巧，词语典雅流畅，形象生动鲜明。周邦彦精于词法、音律，格律、艺术技巧冠极当世。两宋之际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认为词与诗不同，词“别是一家”3。词作讲究音律，词语平淡而精巧，婉约中带豪放，独树一帜，时称“易安体”。南宋后期的姜夔，精通音乐，讲究格律，追求艺术美，是南宋最著名的词家。著名的婉约派词人还有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 绘画、书法和雕塑李成为五代入宋的山水画名家，师法五代荆浩、关仝，善画平远寒林，时称“古今第一”。范宽重视自然山水的写生，画风雄健，自成一家。李成、范宽、关仝，形成北方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宋神宗时的郭熙，师法李成，其画秀美明净，与李成齐名，世称“李郭”。郭熙与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认为应观察山水，分别四季，画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赋予山水画以生活气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画派名家巨然，学习董源水墨画风，并称“董巨”，淡墨轻岚，自成一体。南宋初，李唐以画牛著称，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画，创“大斧劈”皴法，并为刘松年、马远、夏圭所师法，合称为南宋四大画家。五代后蜀黄筌、南唐徐熙，善画花鸟，风格不同，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筌子居寀等入北宋画院，风格工丽细致，为“院画体”的标准画格。其后两派逐渐合流。宋神宗时的崔白，所画花鸟，清淡生动。宋徽宗绘画造诣很深，尤工花鸟，画风工整，神形俱妙。南宋花鸟画传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画面鲜明生动。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专长佛道人物画，行笔流畅。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画马驰名，又是宋代最有影响的宗教人物画家，所画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妙。南宋四大画家，都兼工人物，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为著名人物画卷。李公麟、苏汉臣、梁楷、龚开，亦有名作传世。 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习的风俗画，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风俗画的代表作，所绘开封景况，是当时社会生活的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与张秀才第二书》，卷47《答吴充秀才书》。3《临川先生文集》卷77《上人书》。 叶梦得《避暑录话》。 忠实写照，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李唐的《村医图》，绘一乡村医生在田边为患者治病，救护及围观者紧张的神态，跃然纸上。李嵩的《货郎图》，描绘了一群妇女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的生动情景。 文人画亦称“士人画”，不求形似，讲求神韵、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称为“艺画”。轻视严整细致的画作，称之为“术画”，称其作者为“匠人”。文人画为文同所创，经文坛领袖苏轼倡导，遂盛行于当代及后世。苏轼喜作枯木怪石，画竹学文同。米芾画山水，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继承父风，世称“米派”。南宋扬补之（无咎），“笔法清淡闲野，为世一绝”，此外，还有赵孟坚的水墨花卉，倪涛的水墨草虫等。 宋代书法亦有很大成就。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书法家珍品，命王著编次，标明为《法帖》，称为《淳化阁帖》，此后重辑、翻摹的很多。北宋时，潭州（今湖南长沙）据《阁帖》又增补部分作品；绛州（今山西新绛）亦据《阁帖》而有所增损，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世称《潭帖》和《绛帖》，对传布书法艺术都很有贡献。史称“国（宋）初，称能书者惟李建中与（宋）绶二人”，李建中“字，淳厚不飘逸”；而宋绶“书，富于法度”2，仍都是唐代“尚法”派书法。宋代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最为著名。蔡襄是北宋前期最著名的书法家，当时“推为本朝第一”，承上启下，为尚意派先驱，正楷端重，行书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苏轼居四大书法家之首，是宋代“尚意”派书法的创导者，认为“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称自己的书法，“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2，擅长行、楷，刻意创新，用笔丰润而以韵胜。黄庭坚为“苏（轼）门四学士”之一，擅行、草，以侧险取势而挺秀，亦以韵重。北宋末米芾，亦擅行、草，得王献之笔意，书法为当时第一。宋徽宗赵佶是四大书法家之外，最有成就的书法家，正楷学唐薛曜而略变其体，称为“瘦金体”，亦善狂草。此外，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文同，苏轼之子苏过、米芾之子米友仁，亦以书法著称。南宋陆游、朱熹、姜夔、张孝祥、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都很高。 位面商人肖强燃文 山西太原晋祠北宋元祐时塑造的42尊侍女彩塑，富丽浓艳，各具神态，栩栩如生。山东长清灵岩寺北宋末所塑4尊罗汉彩塑，色彩素雅，形象各异，生动逼真。四川大足石刻多数是宋代作品，铭记中载有元丰至绍兴时雕刻匠师元俊、文惟一等2人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创造了无数生动的石刻造像，佛和菩萨形态端庄而具有世人气息，供养人、力士夸张有度，各有特征。经变故事造像中，大多是现实生活的片断与劳动生产场景，朴实健康，微妙入神。 宋代的织锦，以苏州、建康、成都的最为著名。纹样通常是龟背纹、云以及“百吉”等图案、文字，绚丽多彩。缂丝也称“刻丝”，主要产地为定州（今属河北）、苏州。织法称为“通经断纬”，可以将山水、花鸟、人物、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晁无咎》。 2《宣和画谱》卷《李成》。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4《杨补之》。 2《宣和书谱》卷《宋绶》，卷2《李建中》。 楼台等照样织制，成为绝妙的工艺品。传世的沈子蕃缂丝花鸟，图像逼真。刺绣有平绣、辫绣、扣绣和打籽绣等多种绣法，针线细密，配色精妙，所绣山水、花鸟、昆虫、祥云等，宛如图画。97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发现宋庆历以前的三方经袱，在杏红色素罗地上用白、黄等色平绣的对飞翔鸾团花双面图案，花纹两面一样，是传世的双面绣品中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艺术品。雕漆即“剔红”，以金属或木作胎，涂上多层朱红色漆，乘未干透时镂雕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金属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属本色。用黄漆作底再涂朱红漆，刻成黄地红花，称为“腊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涂黑漆，刻成锦地压花。或以各色漆重叠涂抹，雕刻时所刻花纹深浅不同，现出各种色彩的图案，如黄蕊、红花、绿叶、黑石等，十分美观。产地主要是两浙路，尤以温州最为著名，北宋首都开封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店铺。 戏曲、曲艺与“话本”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各种新的曲艺、戏曲形式迅速兴起，以适应新的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在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南宋首都“行在所”临安等大城市中，有着数十座称为“瓦舍”或“瓦子”的综合性游艺场，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栏”（戏院），所上演的，主要有诸宫调、宋杂剧、南戏和“说话”等。宋神宗时，孔三传以不同宫调的不同曲子，说唱情节曲折的长篇故事，称为诸宫调。南戏《张协状元》前面有一段诸宫调，可从中看到宋代诸宫调的某种格式，诸宫调对宋杂剧、南戏、金院本和元杂剧都有较大的影响。宋杂剧是继承唐代参军戏，又吸收“大曲”（歌舞）、诸宫调等形成的早期戏剧。北宋时，杂剧有时还指傀儡戏、“角抵”等。南宋的杂剧，专指有滑稽讽刺的表演，并以曲子演唱的短剧，角色通常是四、五人。传世的无名氏《宋杂剧图》，描绘了演出时的生动场面。南戏，北宋末兴起于永嘉，形成于南宋中叶，亦称“永嘉杂剧”、“温州杂剧”。南戏起自民间歌舞小戏，后吸收杂剧及其他民间伎艺，词语通俗，流行于两浙、福建路。“说话”，通常又分为小说、讲史、说经、合生等，小说又称“银字儿”，专讲短篇故事，题材几乎无所不包。讲史，专说历史故事。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专讲宗教故事。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讥讽的称“乔合生”，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一人应命说咏，形式灵活，似乎并无故事情节，近似现代的相声。此外，还有“说诨话”（近似现代单口相声）、“商谜”（猜谜）。合生、说诨话和商谜等演出形式与内容已无从确知。 话本是“说话”（说书）人的底本，多数经过文人加工。“小说”家所用的话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称为“小说”，如《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等，现存不过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诸书。长篇的讲史话本，一般称为“平话”（“评话”），传世的有《新编五代史评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评话五种》等。话本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文言，穿插一些古典诗词，语言生动，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妇女、市井商人等，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小说、戏剧、曲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史学宋代是中国封建时期史学的鼎盛期，新史体先后创设，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 宋初薛居正等编成《五代史》（《旧五代史》）50卷。宋仁宗时，欧阳修受命重修唐史，成《唐书》（《新唐书》）225卷，欧阳修又私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74卷。宋代编修的前代史，传世的还有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以及路振《九国志》，陆游《南唐书》等。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294卷，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这种经过改进的编年史体，称为《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南宋袁枢自出新意，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备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宋人私人修史之风很盛，有题曾巩所修《隆平集》，孙逢吉《职官分纪》，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称《东都事略》，佚名《宋史全文》，佚名《两朝纲目备要》，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等。此外，名著还有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并称“三通”。 宋廷重视编修本朝史，设国史院、实录院等机构，由宰相兼任“监修” 或“提举”，编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常受政治斗争影响而改编。宋代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居汉、唐、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在位27年的编年体官史《日历》，竟有2000卷。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代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宋《国史》原创设有《老释志》，是记载佛、道二教的专志，元修《宋史》时删除，十分可惜。 宋代方志的著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地理总志记载宋朝统治区域概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新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等；欧阳忞《舆地广记》，详于沿革地理。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多记山川名胜；祝穆《方舆胜览》，详于名胜、诗赋、序记。宋代编撰有大量州、县、镇志，传世的尚有20多种。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还比较简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南宋常棠《澉水志》为澉浦镇镇志，镇志的出现，反映了宋代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都市志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分别记载北宋末开封和南宋临安的繁华景况，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生动写照。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宋代史学领域新开辟的园地。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专书。南宋洪适《隶释》和《隶续》，为传世最早的集录汉魏石刻文字专书，对有关史事进行了考释。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金石拓本2000种，并作辨证。元祐七年（092）成书的吕大临《考古图》及《释文》，著录古代铜、玉器200多件，绘图形、款识，载尺寸、重量等，记出土地及收藏处，开创著录古器物体例，是中国最早而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南宋人继作《续考古图》。北宋王黻《宣和博古图》，著录古铜器达800多件，亦绘图形等，考证精审，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第三节“宋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宋代文化学术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新儒学“宋学”的产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其对宋代及后世文化思想的巨大影响。 新儒学“宋学”的产生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渊源于唐代的韩愈，他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提出“儒学道统说”，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引导对儒学经典义理的探求。并和弟子李翱先后推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韩愈创导的新儒学，经过唐末、五代、宋初的沉寂以后，到北宋中叶的仁宗初年，新儒学又重新开始在宋代文化学术舞台上兴起。活跃在宋真宗和仁宗初年的晁迥，“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3。吸收佛、道二家学说，成为后来新儒学“宋学”的学术取向。 晁迥之后的胡瑗、孙复、石介，即被后来的理学家称为理学派先驱的“宋初三先生”，还有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刘敞等，都是宋代新儒学“宋学”的先驱。 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苏轼称“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4。“通经学古”，即不事章句训诂而探求儒家经典的新意，是宋学的又一特征，他所著《易或问》和《毛诗本义》，是“宋学”在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作。而“救时行道”，则是宋学建立初期学者的共同追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欧阳修、胡瑗、石介等都积极参加。后来的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也属于“救时行道”。而“嘉祐末，号称多士”，正是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个学派的创始时期。 “宋学”学派新学、理学、蜀学的形成及在北宋时的发展“新学”为王安石于庆历二年（042）中举，任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后，著《淮南杂说》时创始；嘉祐末至治平四年（07），居丧在江宁（今南京）聚徒讲学时形成。熙宁变法时开始成为宋学中最大学派，当时称为“新学”，史称“荆公新学”，元祐时虽遭打击，但直至南宋理宗后期以前，一直是宋学的主要学派。 “蜀学”是苏洵在眉山“闭户读书”时，开始研究《六经》百家之说，晚年研究《易经》著《易传》未完成，治平三年（0）死时，遗嘱苏轼继述其志。元丰年间，苏轼贬居黄州时完成《易传》，及著《论语说》、《书传》等，蜀学派的理论大体形成。蜀学派另一主将苏辙，元符三年（00）3《宣和书谱》卷《蔡襄》。 4《苏东坡全集·正集》卷5《柳氏二外生求笔迹》，卷2《石苍舒醉墨堂》。末，开始居许州“居许六年（至崇宁五年，0），杜门复理旧学（蜀学），于是《诗传》、《春秋》、《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至政和二年（2）去世的3年间，不仅撰著蜀学著作，还传布蜀学。两宋之际的蜀人韩“驹，尝在许下从苏辙学”，是北宋末年的重要蜀学派，入仕不久，即“坐为苏氏学”，宣和六年（24），“复坐乡党曲学（蜀学）”2。 理学则是由河南（今河南洛阳）程颢、程颐兄弟所创，创始的时间约在至和末至嘉祐初，形成于元丰年间居洛阳聚徒讲学之时。张载创立“关学”大致也在至和末，而形成于熙宁年间聚徒讲学于家乡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时。周敦颐，曾著《太极图》、《易通》，早年曾任二程少年时的启蒙老师，因而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但他未形成自己的学派。同时的邵雍著《皇极经世书》等，创象数学体系。二程、周、张、邵五人，同被朱熹列为理学派的创始人，称为“北宋五子”。但是，理学派在北宋末仍只是个较小的学派。与理学家杨时关系密切的张觷，向蔡京推荐“其所知，遂以杨时荐”，杨时遂被起用。靖康元年（2），当金兵南下，北宋危亡之际，杨时又借攻击蔡京之机，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为宋钦宗采纳，但北宋随即为金所灭，理学派未能有所发展。“时人有十不管之语云不管太原（时为金兵围攻），却管太学；不管‘防秋’（防备秋季金军南侵），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王）安石；不管肃王（钦宗弟赵枢，时在金营作人质），却管舒王（王安石）。咸谓深中时病。”2秦桧对理学派的扶持与打击北宋末，昏君宋徽宗与奸臣蔡京打着崇奉王安石和新学派的旗号，进行着腐朽黑暗的统治，断送了北宋，成为南宋君臣及理学家们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的口实。右相范宗尹曾正确地指出“王安石学术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绍述之说敷衍被蔓，浸失其意”所致。 绍兴元年（3）八月，秦桧升任右相（独相），随即追赠程颐直龙图阁职名，称其学说为“高明自得之学”。起用与理学有关的人士，即所谓“绍兴初，秦桧为亚相，引（胡）安国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2。次年，秦桧罢相，秦桧党羽在此前后被罢斥的达20余人。 绍兴四年，赵鼎任相后，原先被称为秦桧党羽的张觷、江跻、刘一止、楼炤、胡安国等，再次被起用。在新学是显学的情况下，次年“召省试举人程文，许用古今诸儒之说，并自出己意，文理优长，并为合格”。实际上凡不符合理学观点的应试者，一概不录取。理学派在秦桧、赵鼎先后扶植下，得到了初步发展，但还未成为显学。 《宋史》卷305《晁迥传》。 2苏轼《居士集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卷首》。 苏辙《栾城集·后集》卷3《颍滨遗老传》下。 2《宋史》卷445《韩驹传》；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5，载有韩驹“高宗时”奏议八篇，从内容看，应是徽宗时。 《宋史》卷379《张觷传》。 2《三朝北盟会编》卷5，靖康元年八月三日引《靖康遗录》。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己亥。 绍兴八年（38）秦桧再任右相，独相擅权，成为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桧后来被说成是打击理学推行新学的人物，即所谓秦“桧再得政，复尚王金陵，而洛学废矣”2。其实，秦桧再相的前期，礼遇年迈的尹淳；任用杨时之子杨适、杨迥，婿陈渊；与胡安国父子更是关系密切。胡“宁本因其父（胡安国）兄（胡寅）与（秦）桧厚，故召用之”，绍兴十九年（49），“（秦）桧知（胡）宁兄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之贫，因其往剑州（今四川省剑阁）省世母，遗以白金”。由于胡寅的回书，秦“桧以为几己，始怒之”3，秦桧与胡寅兄弟的关系，也是与理学派的关系，从此恶化。此前，曾有一徐“存顶冒杨时高第徐存（江山人）之名，于秦桧当轴时，乞送入试院，试官观望，遂窃一第”4。绍兴十八年朱熹等理学人士中举，都说明秦桧当时还是扶持理学派的。 绍兴二十年九月，采纳曹筠建请科举中淘汰采用二程学说者，开始打击理学派。绍兴二十三年，杨时之子杨迥因与胡寅的特殊关系罢官，秦桧党羽又“揭出”胡安国的门生胡“襄比当秋闱监试，题目众已议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党”，而被罢官。次年，又发生“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程瑀《论语注》而得祸”2。正如其后叶谦亨所说“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宋高宗随即说“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3秦桧“阴佑”新学派与打击理学派，是在其当政最后的五、六年。 宋孝宗时期的新学、理学和蜀学“宋学”三大学派中，宋孝宗对理学派的攻击新学派，采取不的政策，形成各学派自由发展的学术环境，除新学派仍是显学外，蜀学派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重新兴起；理学派自宋高宗在位末年扶持以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朱熹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形成理学的主流学派，史称“程朱学派”，陆九渊则创建理学心学派，反理学的主要学派是陈亮、叶适的浙东事功学派等。 乾道六年（70）前，员兴宗提出“今苏、程、王之学，未必尽善，未必尽非，执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宜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使归于大公至正。”4宋孝宗又追赐苏轼“文忠”、苏辙“文定”，为苏轼文集作序等，对蜀学派采取扶持的政策。而对当时的主流学派新学派、理学派，则采取相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绍兴元年八月戊子；《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年正月甲辰。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0，绍兴五年六月甲子；卷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 4《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二年正月甲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丁丑。 2《宋会要辑稿》职官7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朱熹同榜的第三甲第十三人徐存（兰溪人），可能为“顶冒”者。顶原作项，误。 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绍兴二十年九月乙酉（参见《宋史·选举志》2）；卷5，绍兴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辛卯；卷7，绍兴二十四年七月甲子、十二月丙戌。对遏制的政策，如淳熙五年（78），“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5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在宋孝宗后期并为显学，其明证莫过于淳熙十四年（87）时年58岁的朱熹所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朱熹在这里所说的诸子，不仅是指理学派的许多学者，也包括新学派王安石、王■和蜀学派的苏轼，他所举的“五经”“四书”的注疏著作，就包括了他们的著作，并说学者学习三派著作，才使“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朱熹实际上是认为理学派与新学派、蜀学派同是宋学的学派之一。 宁宗后期理学地位的提高宁宗初年，“庆元党禁”打击了理学派，三大学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 嘉定元年（208）的宋金“嘉定和议”后，理学人士刘爚向奸相史弥远建议，实行“收召诸贤”、“以爵禄縻天下士”，扶持理学派。次年，谥“赐朱熹谥曰文”，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嘉定三年，刘爚“遣国子司业，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2。 嘉定十三年，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元”、“纯”、“正”，后又谥张载为“明”，为后来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同年九月，胡卫的奏议称“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后，士气卑弱，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熙宁以来，凡典章号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苏轼之发语纯明，；程颢、程颐又以洙泗之源流兴于伊洛间，士之所趋一归于正。”胡卫的奏议意在推崇理学，但只将宋学三大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苏轼、程颢、程颐，同列于“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的行列，说明理学派当时的地位虽已提高，但新学、蜀学派也还是主流学派。 理宗后期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嘉定十七年，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宁宗自定的皇位继承人赵竑，改立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为帝（理宗），随即“诏褒表老儒”，年迈的朱熹弟子傅伯成、陆九渊弟子杨简，以及自幼读程颐书的柴中行等，被授予殿阁职名，赐金带。宝庆三年（227），宋理宗又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并“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2，再次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 员兴宗《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九华集》卷9。员兴宗死年不详，《九华集》附录祭员兴宗文数篇，最早的撰于乾道六年八月。 2《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淳熙五年三月。 《朱文公文集》卷9《学校贡举私议》。 2《宋史》卷40《刘爚传》，卷437《真德秀传》、《魏了翁传》。 端平元年（234），重用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十多位“名士”。次年，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从祀孔子。李■称这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3，意在取得与早已从祀孔子的王安石同等的地位，但是此次“诏议”未能使其中的任何一人列入从祀。嘉熙元年（237）三月，刘汉弼“为校书郎，转对，举苏轼所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结合理学派肆意攻击王安石，以及后来新学派被称为“邪党”，可见此时宋学的三大学派仍然并存。 淳祐元年（24）正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而将王安石排挤出从祀的行列，以及推崇理学的其他措施，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有识之士对于理宗在面对蒙古军南侵的南宋存亡之际，不是发愤图强，而是热中于扶持宋学的理学派并打击其他学派，深为不满。理学人士刘克庄在淳祐六年的《召对札子》中说“薄物细故，纷挐不已；急政要务，谦逊未遑，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夫废《春秋》，用安石，致祸之本也，于时（指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今庙谟睽异，邪党（指新学派等）揶揄，臣实未知其所终。”2南宋皇朝在宋理宗致力于“不急之甚”的扶持理学派打击其他学派，而不思救亡图存的“急政要务”下，走上灭亡之途。3《宋会要辑稿》选举之40。 《宋史》卷4《理宗纪》一。 2《宋史》卷42《理宗纪》二；《宋史全文》卷32。 第四节辽代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辽朝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通晓汉语，也吸收了一部分燕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国家治理，积极借鉴中原封建政权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封建文化，同时也重视继承和发展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胡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特点。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游牧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它不但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发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契丹人的语言文字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 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0），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画，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3。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契丹语，效果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有300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比大字使用方便，它的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 契丹小字的研究，现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已释出语词400余条，构拟出00多个原字的音值。 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和在境内外通行。契丹字除用来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外，也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有些契丹文人也用契丹文字进行文学创作。 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文学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3《宋史》卷40《刘汉弼传》；《南宋馆阁续录》卷8《官联》二。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揶揄”原文作“挪揄”。参见《庚申召对》。《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物和品评人物。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0岁能诗，一生作诗500余首，常自出题目召宰相以下赋诗，并亲自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 在辽朝诸帝中，道宗洪基文学修养最高，善为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其诗《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2。有诗文集《清宁集》。 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资忠、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资忠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道宗皇后萧观音的《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诗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为典，更体现了她们的经学、史学造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阆苑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直详稳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诗》，耶律韩留有《述怀诗》等，但辽朝书禁甚严，不许传入宋境，故皆不传。现在已无从知道他们是用哪种语言文字创作的。辽朝境内的汉人如杨佶、李瀚等也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系用契丹语创作，曾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失传，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颇喜宋人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有的诗文集，在宋朝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3。 辽代私家著述传世极少，现存者有王鼎的《焚椒录》、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和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镜》等。 儒学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阿保机亲谒2《辽史·皇子表》。 3参见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985年版。 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记载，南京副留守邢希古通过殿侍元辛传语称，辽境内已有苏轼《眉山集》，并建议苏辙印行文集；中京度支使郑颛对苏洵“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至上京，馆伴王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认为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辽朝的典章文物，并不亚于中原皇帝和中原王朝。自圣宗至道宗、在法律和礼仪制度制定中，更不断加进儒家思想中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秩序的内容，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契丹上层虽崇佛、尊儒，但佛、儒在辽朝的地位却并不一致。佛教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 绘画与雕塑契丹画家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 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和东丹王耶律倍所画多入宋内府，被誉为“神品”。耶律倍“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2；画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他的作品甚为五代人所喜，甚至争相购买。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胡瑰所画“穹庐部落、帐幕旗旆、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2。他画契丹人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鬃尾，细密有力。至于穹庐什物，各尽其妙”3。他的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卓歇图》，流传到海外的《出猎图》、《回猎图》，也有人列为他的画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学有父风”，与其父的画品“殆未可分真赝也”。 辽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师儒知苏辙有《服茯苓赋》，因求其方。 《玉壶清话》；《宋史·魏野传》。 2《辽史·宗室·义宗倍》。 《契丹国志·马保忠传》。 2《宣和画谱》卷8。 3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五代名画补遗》。 真，仁宗作飞白书答之”2。外戚萧瀜，“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凡遇名迹，不惜重价。装潢即就而后携归本国，建小楼以贮之。风和日丽，焚香展卷，临摹所至，咸有法则”3。 此外，契丹人耶律褭履（耶律防）、耶律题子、秦晋国妃萧氏，汉人陈升、常思言、吴九州等，也皆以善画称。常思言“善山水林木，求之者甚众”。求画者必与之志趣相投乃可得，“既不可以利诱，复不可以势动”4。 除上述见于记载的画家外，辽朝还有大量湮没无闻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辽代所建寺庙、塔刹和辽墓出土的画幅、壁画，同样反映了辽代的绘画水平和技巧。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彩画，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珍藏的挂幅《神农采药图》、《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立轴《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这些画品虽无作者名款，却同样能反映辽代不同时期的... 32 中国通史丁编传记第一章后梁太祖第一节朱温起家参加起义朱温（852—92），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早年参加唐末黄巢起义军，降唐后唐僖宗赐名朱全忠，建后梁称帝，改名朱晃，庙号太祖。朱温于唐大中六年（852）十月二十一日生于砀山午沟里。“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长兄全昱，二兄存，朱温排行三。幼年丧父，家贫，其母王氏就带着他们兄弟佣食于萧县刘崇家。朱温长大后与朱存均“勇有力，而温尤凶悍”2。“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3。 唐乾符四年（877），朱温与二兄朱存一起参加黄巢起义，转战岭南。朱存战死，朱温则因功补为队长。 广明元年十二月（88年月），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政权。朱温所部屯驻于东渭桥（今长安东北），招降了唐夏州节度使诸葛爽。中和元年（88）二月，朱温被任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受命攻占邓州（今属河南），俘刺史赵戒，阻扼了由荆襄地区北攻的唐军，稳定了新建的“大齐”政权东南面的局势。六月，朱温返回长安时，黄巢亲自到灞上劳军。七月，又把朱温调到长安西面的兴平（今属陕西），抗击从邠（今彬县）、岐（今凤翔南）、鄜（今富县）、夏（今靖边北）等州调集的唐军，大获胜利；又在东渭桥一带大败唐将拓跋思恭、李孝昌等军。中和二年（882），朱温被任为同州防御使，受命攻占同州（今大荔），成为扼守大齐政权东部的大将。 叛齐降唐与同州一河之隔的东岸，便是曾一度归降黄巢起义军后又复叛的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驻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屯兵数万与朱温对垒。朱温兵寡屡败，多次向黄巢求援均受阻于知左军事孟楷而未能送达黄巢，加上这时黄巢内部不稳军势受挫。投靠朱温的落第进士谢瞳乘机劝他降唐，说“将军力战于外，而庸人制之于内，此章邯所以背秦而归楚也。”2是年九月，朱温杀监军使严实，与大将胡真等以同州全境降于王重荣。唐僖宗获悉后大喜过望，立即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唐朝廷任朱温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要等到唐军收复京城后赴任。于是朱温加紧与各路唐军围攻长安。四月，黄巢退出长安，孙光宪《北梦琐言》卷7。 2《新五代史》卷《梁太祖纪》上。 3《旧五代史》卷《梁太祖纪》一。 诸史书记载略异，本章主要以《资治通鉴》记载为据。 2《新五代史》卷《梁太祖纪》上。 由蓝田关（今蓝田境）东出，攻入蔡州（今河南汝南），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于是进围陈州（今淮阳）。七月，朱温进入汴州。从此，汴州（宣武军）成为他的大本营。随后他受命为东北面都招讨使援救唐陈州刺史赵犨，猛攻围困陈州的黄巢军，大小四十战，击败黄邺、尚让等部，解了陈州之围。接着他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所率精锐骑兵合势，先击黄巢军于郾城（今属河南），再击之于中牟（今中牟东）北面的王满渡，黄巢军大将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等降于朱温。由于追袭黄巢有功，光启元年（885）九月，朱温被加官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封沛郡侯，食邑千户。半年后，进封为沛郡王，后又改封吴兴郡王，食邑三千户。 称雄中原黄巢失败后，秦宗权称帝，攻占陕（今三门峡市西）、洛（今洛阳）、怀（今沁阳）、孟（今孟县南）、唐（今唐河）、许（今许昌）、汝、郑（今均属河南）等州，成为朱温西面的强大对手。朱温兵少，便一方面派朱珍到淄州（今山东临淄南）、青州等地募兵，另一方面又向兖州（今均属山东）朱瑾、郓州（今东平西北）朱瑄求援，先后击败恃众轻敌的秦宗权的部将。汴州北边孝村一战，秦宗权大败而逃，其各地守将也都动摇，从此秦氏势力开始衰落。 西部的威胁刚一减轻，朱温就于光启三年（887）九月，“诬瑄招诱宣武军士，移书诮让”，朱瑄恨其恩将仇报，“复书不逊”。朱温就命朱珍、葛从周袭占曹州（今曹县西北），在刘桥（今菏泽东北）大败兖、郓军，朱瑾、朱瑄仅以身免。 自高骈死后，淮南地区日益淆乱。唐朝廷任朱温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既受到已占据淮南的杨行密的抵制，又受到占据徐州（今属江苏）地区的感化节度使时溥的阻挠。于是朱温与杨、时之间的交恶也日趋表面化。文德元年（888），朱温被任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取代时溥指挥各路兵马对秦宗权的围攻。这年三月，唐僖宗病死，其弟李晔继位，是为昭宗。朱温在新旧皇帝更迭时期，乘机扩大个人势力，他并不急于进攻蔡州，却一方面派朱珍渡河北上去插手魏博兵变，从救援乐从训演变为与斩杀乐从训的罗弘信集团修好，建立黄河以北东部地区的同盟据点；另一方面又派丁会、葛从周等北上河阳救援受李克用部攻击的张全义，建立黄河以北西部地区抗击河东集团的桥头堡。昭宗为加速解决蔡州问题，于五月加朱温检校侍中，增食邑3000户，促其为朝廷出力。恰在这时秦宗权集团的赵德諲举山南东道降于朱温。朱温就乘机加紧对秦宗权的围攻。八月，攻破蔡州南城。不久，秦宗权被部将扣押送交朱温。龙纪元年（889）二月，秦宗权被押送到长安处死，朱温进封为东平郡王并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 朱温平蔡之后，解除了西面的后顾之忧，就集中兵力对付东面的时溥和朱瑄兄弟。大顺元年（890）四月，宿州（今属安徽）小将张筠驱逐刺史后投靠时溥，朱温借故讨伐，小胜后攻宿州未下。时溥即出兵攻宋州砀山以牵制，朱温派朱友裕率兵袭之，打败时溥。大顺二年八月，朱温派丁会急攻宿州，引汴水淹城，迫使张筠投降。十一月，时溥部将刘知俊等也率众归附。从此，《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八月。 时溥兵势一蹶不振。景福二年（893）四月，朱温派庞师古攻克徐州，时溥全族于燕子楼。 接着，朱温加紧对付兖、郓的朱瑾、朱瑄兄弟，令庞师古挟攻灭时溥之余威进攻兖州，驻军于曲阜，多次打败朱瑾。乾宁元年（894）二月，朱温亲率大军与朱瑾、朱瑄大战于郓州北济州境内的鱼山，火攻取胜。次年二月，又派其子朱友恭再攻兖州，堑而围之。尽管杨行密攻占濠州、寿州进行牵制和李克用派遣李承嗣等率万骑驰援郓州，朱温还是在乾宁四年（897）正月攻占郓州，俘杀了朱瑄。兖州守将康怀英投降，朱瑾仓皇南奔投靠杨行密。朱温从此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势力超过了河东的李克用。经营河北朱温在扫除东西两方，兼并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之后，开始着力经营黄河以北地区，以便战胜实力强大的宿敌李克用。早在中和四年追袭黄巢时，朱温已经预感到这个当时年仅28岁的李克用将是他的劲敌，所以特意将原在汴州城外宿营的李克用殷勤邀请到上源驿设宴款待，乘其醉酒不备，四面纵火，围而攻之，意欲一举斩草除根。李克用幸得部下拼死相救，狼狈突围而出。从此双方结怨，形同水火。现在河南、淮北大体稳定，淮南杨行密还未构成重大威胁，而在河北地区的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及其子罗绍威经朱温多年拉拢结为奥援，可以用来对付占据幽州（今北京）的刘仁恭这个李克用的不稳定的同盟者，于是将矛头北指河东。光化元年（898）三月，朱温兼天平节度使。四月，朱温部将葛从周攻取李克用在太行山以东的邢（今河北邢台）、洺（今邯郸东北）、磁（今磁县）三州。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今山西长治）归降。次年，朱温派氏叔琮进攻太原（今太原西南），攻占榆次（今属山西），但在太原城南洞涡驿和石会关两战均告失利，被迫撤军。后来又有第二次围攻太原，虽然也未攻克，但说明朱温已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割据势力，并开始觊觎帝位。 第二节灭唐建梁围攻凤翔光化三年（900）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幽禁唐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 次年初，与朱温关系密切的宰相崔胤与护驾都头孙德昭等杀刘季述，昭宗复位，改年号为天复，进封朱温为东平王。此后，崔胤想借朱温之手杀宦官，而韩全诲等宦官则以凤翔（今属陕西）李茂贞、邠宁（今彬县、宁县）王行瑜等为外援。这年十月，崔胤矫诏令朱温带兵赴京师，朱温乘机率兵7万由河中攻取同州、华州（今华县），兵临长安近郊。韩全诲等劫持昭宗到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追到凤翔城下，要求迎还昭宗。韩全诲矫诏令朱温返镇。天复二年，朱温在一度返回河中之后再次围攻凤翔，多次击败李茂贞。前来救助李茂贞的鄜坊节度使李周彝也被拦截而归降朱温。 新旧《五代史》均称封梁王，今从《资治通鉴》。 控制唐昭宗凤翔被围日久，城中食尽，冻饿死者不可胜计。李茂贞无奈，于天复三年（903）正月杀韩全诲等20人，与朱温议和。朱温挟昭宗回长安，昭宗从此成了他的傀儡。昭宗也深知自己的境遇，他对朱温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是卿再生。”2因此他对朱温唯命是从。不久，朱温杀第五可范等宦官700多人3。唐代中期以来长期专权的宦官势力受到了彻底的打击。朱温则被任命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为梁王，并加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荣誉头衔和御制《杨柳词》5首。 然而朱温的目的是要取而代之。在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之前商量正元帅的人选时，“崔胤请以辉王祚为之。上曰‘濮王长’。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请之。己卯，以祚为诸道兵马元帅”4。天祐元年（904）正月，朱温再次表请迁都洛阳（今属河南），当昭宗“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又对他的侍臣说“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朱温把昭宗左右的小黄门、打毬供奉、内园小儿等200余人全部缢杀而代之以他选来的形貌大小相似的亲信。“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2建梁称帝迁都洛阳后，朱温仍担心38岁的昭宗有朝一日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就令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杀昭宗，借皇后之命立3岁的李璠为帝，是为昭宣帝。为了推卸罪责，他在事前带兵离开洛阳到河中前线去讨伐新附于李茂贞的杨崇本。事后他回到洛阳演了一出戏“朱全忠闻朱友恭等弑昭宗，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流涕。又见帝自陈非己志。”3随后，他杀朱友恭和氏叔琮以灭口。天祐二年（905）二月，朱温又杀李裕等昭宗九子于九曲池。六月，杀裴枢、独孤损等朝臣30余人，投尸于滑州（今滑县东）白马驿附近的黄河，说是要让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成为“浊流”。 朱温迫不及待地要废唐称帝，令唐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加紧筹划。柳、蒋一则认为“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4。再则认为“晋、燕、岐、蜀，皆吾勍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5。因而建议朱温按部就班依例而行。天祐二年十此据《资治通鉴》及《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30余人。 2《旧五代史》卷2《梁太祖纪》二。 3今据《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500余人。 4《资治通鉴》卷24，唐天复三年二月。 《资治通鉴》卷24，唐天祐元年正月。 2《旧五代史》卷3《梁太祖纪》三。 3《资治通鉴》卷25，唐天祐元年十月。 4《资治通鉴》卷25，唐天祐元年十月。 5《资治通鉴》卷25，唐天祐二年十一月。 一月，昭宣帝任命朱温为相国，总百揆，并进封魏王，以宣武等2道为魏国，兼备九锡之命。这本是柳璨等为朱温正式称帝铺设的一块跳板，可是朱温认为是柳璨等人有意拖延时日以待变，怒而不受此命，先后杀蒋玄晖、柳璨等人，进一步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温在表面上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之后，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庙号太祖。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升汴州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建为东都，而以唐东都洛阳为西都。废7岁的昭宣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济阴囚禁。次年二月，将其杀害。 第三节朱温之死朱温在位六年，连年征战。称帝伊始，为了减轻其他割据政权的压力，封马殷为楚王，以稳定两湖地区；封钱镠为吴越王来牵制淮南的杨渥。次年封刘守文为大彭王、刘守光为河间郡王（后又进封为燕王），牵制河东李克用。然而，反梁的势力依然相当强大。他们是唐朝所封诸王岐王李茂贞这时以唐朝忠臣的面目出现，仍用天复年号，开府置官，致书各地，声言讨伐朱梁；蜀王王建则在成都称帝，公开另立旗号，称霸一方；吴王杨行密已死，其子杨渥继立，内部虽多变故，但仍奉唐朝正朔，不肯臣服朱粱；晋王李克用更是反梁势力的核心，事实上成为各路反梁势力的盟主。朱温也深察这一局面，以李克用为最主要的对手。因此，重大的战事即在梁晋之间展开。晋东的泽（今山西晋城）、潞（今长治）二州地处入晋要冲，朱温称帝前就曾与晋军反复争夺过这一战略要地，几经易手。开平元年（907）五月，朱温即派康怀贞将兵8万再攻潞州，高河（今屯留东南）之战，梁军大败。朱温改派李思安取代康怀贞，又因李思安久攻潞州不下，就亲临泽州，撤换李思安而用刘知俊。刘知俊率精兵万余进攻晋军，小胜而骄，结果遭到新继位的晋王李存勗偷袭而大败，梁兵伤亡以万计，解了长达一年多的潞州之围。朱温闻讯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勗小名），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这个战役，使潞州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士民冻馁死者太半，市里萧条”。 开平三年（909），朱温迁都洛阳，以养子博王朱友文为东都留守。自潞州大败之后，朱温对部下猜忌日甚。镇守长安的王重师，朱温怒其“贡奉不时”2，又听谗言怀疑他与李茂贞相通，就下令逼其自杀并夷其族。镇守同州的刘知俊见王重师无罪被杀，心不自安，遂以同州附于李茂贞。朱温又怀疑镇守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二州的王镕私通李存勗，派王景仁出兵进攻，王镕向李存勗和刘守光求助。刘守光坐视不动，李存勗则乘机亲率大军东进。乾化元年（9）正月，在柏乡（今属河北）大败梁兵，杀敌2万，缴获粮食资财不可胜计。 乾化二年（92）二月，朱温再次进攻镇、定二州，号称50万。命杨师厚等围枣强（今枣强东），贺德伦等围蓨县（今景县）。杨师厚昼夜急攻，枣强城小被陷，城中老幼悉数被杀，流血盈城。朱温自己所率部队竟出乎意料地被晋军数百骑兵突袭而狼狈逃窜，损失无数，扶病回到洛阳。 《资治通鉴》卷2，后梁开平二年四月、五月。 2《资治通鉴》卷27，开平三年五月。 病死之前他感叹道“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指李存勗） 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朱温的滥杀是历史上罕见的。其一是滥杀战俘。例如唐乾宁二年（895） 十一月，朱温在钜野（今山东巨野）之南大败朱瑄部万余人，杀戮将尽，俘虏3000余人。傍晚打扫战场时，忽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朱温竟借故胡说“此乃杀人未足耳！”2下令把俘虏全部杀死。又如天复三年五月，朱友宁攻青州博昌县（今博兴）月余未下，朱温大怒，“遣刘捍督战。友宁乃下俘民众十余万，各领负木石，牵牛驴，于城南为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其邑人，清河为之不流”3。其二是滥杀部属。朱温用法严峻残酷，战场上将校战死，所部士兵生还即全部斩首，叫做“跋队斩”4。他用这种野蛮的办法来提高战斗力，因此一旦主将战死，士兵也就亡逸不敢归。朱温就命军士都文刺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三是滥杀士人。天祐二年六月，朱温“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需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朱温的荒**，行同禽兽，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朱温为黄巢同州刺史时，娶砀山富室女张氏为妻。张氏“贤明有礼”，朱温“深加礼异”，“每军谋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2。天祐元年张氏病死后，朱温开始“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3。乾化二年，“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之”4。张全义之子愤极要手刃朱温，为张全义苦苦劝止。至于朱温的儿子们对朱温的**，不仅毫无羞耻，竟然利用妻子争宠，博取欢心，争夺储位，真是旷古丑闻！养子“朱友文妇王氏色美，帝（朱温）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5。朱温病重时，打算把朱友文从东都召来洛阳付以后事。其亲子“友珪妇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指朱温）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朱友珪随即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宿卫侍从及其亲信韩勍所部牙兵发动宫廷政变，“中夜斩关入”，“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7。这样，朱温最后于乾化二年（92）《资治通鉴》卷28，后梁乾化二年闰五月。 2《旧五代史》卷《梁太祖纪》一。 3《旧五代史》卷2《朱友宁传》。 4《五代史补》。 《资治通鉴》卷25，天祐二年六月。 2孙光宪《北梦琐言》。 3《资治通鉴》卷28，乾化二年闰五月。 4《新五代史》卷45《张全义传》。 5《资治通鉴》卷28，乾化二年闰五月。 《资治通鉴》卷28，乾化二年闰五月。 7《资治通鉴》卷28，乾化二年六月。 六月被亲子友珪所害，终年岁。 朱温建立的后梁，是五代中历年最长的一个朝代，存在了7个年头，于923年被后唐取代。 第二章敬翔张全义王彦章第一节敬翔朱温谋士敬翔，字子振，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人。自称是唐平阳郡王敬晖之后。曾祖敬琬，官至绥州（今绥德）刺史。祖父敬忻，做过同州掾。父敬衮，曾任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 敬翔年轻时“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参加进士考试未能及第，抑郁不得志。黄巢攻占长安时，他到汴州（今河南开封）投靠同乡王发。王发是刚上任的宣武节度使朱温的部下，一时找不到荐引的途径。敬翔为摆脱窘境，就替人写些笺奏之类的文章，往往有警句在军中传播。朱温很喜欢他的浅近俚俗的文风，就要王发带他来见。朱温问他现今能否仿效《春秋》之法打仗，敬翔回答说“兵者，应变出奇以取胜，《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2朱温听了大喜，立即让他担任军职。敬翔不喜欢做武官，要求改任。于是就任命他以“馆驿巡官”的名义专掌檄文奏章的起草工作，成为朱温身边的高级幕僚。 敬翔为人深沉有大略，追随朱温30年，运筹帷幄，谋画多奇计，朱温十分欣赏。《通鉴考异》引高若拙《后史补》说“梁太祖皇帝到梁园，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难，每有郁然之状。时有荐敬秀才于门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图大事，辎重必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将士诈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邻，以自袭叛徒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从其议，一出而致众十倍。”由此可以看出敬翔兵不厌诈的谋略。朱温当年背信弃义进攻朱瑄兄弟时，正是“诬瑄招诱宣武军士”2为借口发难的。 天祐二年（905）十月，朱温在打败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后，“部署将士，将归大梁。忽变计欲乘胜击淮南。敬翔谏曰‘今出师未逾月，平两大镇，辟地数千里，远近闻之，莫不震慑，此威望可惜，不若且归息兵，俟衅而动。’”3可是朱温不听，结果遭到惨败，后悔没有听取敬翔的忠告。朱温是个暴戾难近的枭雄，“多权数，将佐莫测其所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悦，自恨得翔晚，凡军机民政，悉以咨之。”4因朱温的关系，敬翔在唐末官至检校右仆射、太府卿，并赐号“迎銮叶赞功臣”。 后梁重臣《旧五代史》卷8《敬翔传》。 2《新五代史》卷2《敬翔传》。 《旧五代史》卷《梁太祖纪》一。 2《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八月。 3《资治通鉴》卷25，天祐二年十月。 4《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十一月。 由于在朱温灭唐建梁的“禅代之际，翔谋居多”，因而朱温称帝后，敬翔格外受到重用。朱温把唐代向来由宦官掌权的枢密院改名为崇政院，任命敬翔知院事。这是一个甚至比宰相更为重要的职务，可以“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敬翔因而“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得休息”2。乾化元年（9）进位光禄大夫、行兵部尚书、金鸾殿大学士，封平阳郡侯。 乾化二年六月，朱温病重，把敬翔召到病榻前受顾托命。“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3。此事由于朱友珪发动政变杀父自立而罢。 朱氏老奴朱友珪上台后，对敬翔有戒心，便以李振取代他为知崇政院事，任命敬翔为宰相。敬翔则称病不参与政事。 梁末帝朱友贞即位后，赵岩等人用事，敬翔受到排挤，更加郁郁不得志。朱友贞昏庸无能，对内未能处理好魏博问题，引起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兵变；对外在与李存勗争战中，深处宫禁盲目指挥，强使刘浔速战而兵败，几乎尽失河北各地。贞明三年（97）十二月，赵岩不顾环境紧迫，劝朱友贞行郊天之礼。敬翔谏曰“国家自刘浔失律以来，府藏殚竭，箕敛百姓，供军不暇，郊祀之礼，颁行赏赉，所谓取虚名而受实弊也。况晋人压境，车驾未可轻动。”可是朱友贞不予采纳。龙德三年（923），李存勗攻占郓州，后梁情势更加危急，敬翔上书批评朱友贞“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贺瓌为将，岂足当彼之余锋乎？”2并且自请上前线效力。赵岩等认为他是在发牢骚，不用其谋。 后来，后梁名将王彦章受挫于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前线，朱友贞听谗言以“智勇俱无”的段凝取代了王彦章前线统帅地位。李存勗长驱奔袭汴梁，朱友贞急召段凝回师援汴，可是段凝有异志，顾望不来。在此危急关头，朱友贞急请敬翔出主意。敬翔说“臣受国恩，仅将三纪，从微至著，皆先朝所遇，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事郎君，以臣愚诚，敢有所隐！”3接着说当初曾经极谏陛下慎于用人而不纳，现在纵张良、陈平复生也难以转祸为福了，表示只好以死相殉。 李存勗攻陷梁都开封，招降梁臣。李振前去投降，敬翔得悉后说“李振谬为丈夫耳！朱氏与晋仇雠，我等始同谋画，致君无状，今少主伏剑于国门，纵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国门也。”4随即自经而卒。数日后，其族被诛。《资治通鉴》卷2，开平元年四月。 2《资治通鉴》卷2，开平元年四月。 3《资治通鉴》卷28，乾化二年六月。 《旧五代史》卷9《梁末帝纪》中。 2《新五代史》卷2《敬翔传》。 3《旧五代史》卷8《敬翔传》。 4《旧五代史》卷8《敬翔传》。 第二节张全义恢复洛阳经济张全义（852—92），字国维，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人。初名言，又作居言。降唐后唐昭宗赐名全义。唐亡后，在后梁做官，主动请求改名，朱温赐名宗奭。后梁灭亡后，归降后唐，为讨好新朝，去后梁所赐名，请准恢复原名全义。如此趋附权势而反复改名，史不多见。 张全义出生在“世为田农”的家庭。祖父张琏、父张诚都是农民。他自己曾在县里做小吏，多次受到县令的困辱，于是就逃亡加入了黄巢的起义军。黄巢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时，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充水运使，主管大齐的水运事务。黄巢失败时，他到河阳（今河南孟县）投降唐将诸葛爽，屡立战功，诸葛爽表请唐廷任他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 光启二年（88）十月，诸葛爽病死，大将刘经与张全义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刘经与诸葛爽另一大将李罕之争夺洛阳渑池（今属河南）一战，刘经为李罕之所败，退守河阳。诸葛仲方年幼，刘经派张全义前去抵敌，张全义竟与李罕之结为同盟，调转矛头进攻刘经，结果被刘经打败。他与李罕之退保怀州（今沁阳），并向李克用求援。在李克用所派援军的联合进攻下，刘经和诸葛仲方被迫逃往汴州投靠朱温。于是李罕之自领河阳节度使，以张全义为河南尹，治理洛阳。 当时的洛阳，经过多年战乱，仅存断壁残垣，破败不堪。张全义初到时，那里“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张全义从他的部下中选出8人为屯将，每人发给一面旗一张榜，到周围8县的残存墟落树旗张榜，招抚流散逃亡的民众，劝耕农桑，恢复生产。张全义为政宽简，除杀人者要偿命处死以外，其余都从轻处罚。“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以战阵，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洛阳周围30里内，有蚕麦丰收的农家，他一定亲自到访，召来全家老幼，赏给酒食衣料，表示慰劳。“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良麦佳茧则笑耳”。对于有田荒芜的，他就召集民众查问原因，有因为缺牛耕地的，便要求有牛的邻里负责助耕。“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 李罕之是张全义的“刻臂为盟，永同休戚”2的患难之交，又是张的上级，因军中乏食而经常向张全义求取军粮及缣帛，次数多了，张全义不满。文德元年（888）张全义于李罕之出兵攻打河东的晋（今山西临汾）、绛（今新绛）二州时，乘其后方无备，派兵袭取了河阳，自任河阳节度使。李罕之无奈，投奔李克用，讨得援兵3万回攻河阳，围困日久，城中食尽，张全义部“啖木屑以度朝夕”3，向朱温求救，朱温派兵救援才得解围。朱温安排大将丁会守河阳，令张全义依旧担任河南尹。张全义感谢这一次救命之恩，从此听命于朱温。 《旧五代史》卷3《张全义传》。 《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六月。 2《旧五代史》卷5《李罕之传》。 3《五代史阙文》，引自《旧五代史》卷3《张全义传》注。 后梁封魏王朱温挟唐昭宗东迁洛阳前，令张全义修缮洛阳宫殿，他十分卖力。朱温打算篡唐时，他担心朱温对他不放心，就主动避让权位。朱温就调他为天平军节度使、守中书令，封为东平王。昭宗被杀后，又将他调回仍任河南尹，兼忠武军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 朱温建梁称帝后，又令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进封魏王，赐名宗奭，想是朱温要他以当年辅弼周天子的召公为榜样努力为后梁效劳。张全义则一直小心谨慎，不但竭尽全力做好朱温的后勤供应，而且忍辱到了常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乾化二年（92），“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之。其子继祚愤耻不自胜，欲剚刃太祖，全义止之曰‘吾为李罕之兵围河阳，啖木屑以为食，惟有一马，欲杀以饷军，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继祚乃止。”由此可见张全义在梁尽管位极人臣，进爵封王，可还是靠卑身曲事以求保全。 后唐封齐王后梁末帝朱友贞时，张全义未受信任，曾经请求到河北指挥作战，未被采纳。后唐李存勗攻占梁都开封，他从洛阳赶去觐见，“泥首待罪”。由于在后梁时他常通过其弟张全武秘密与太原方面交往，所以李存勗待他很客气，“抚慰久之”。张全义一方面表示自己“曾栖恶木，曾饮盗泉，实有瑕疵”2，改去朱温所赐宗之名，并请李存勗到洛阳行郊天之礼，公开表示效忠新朝；另一方面又通过关系“厚赂”李存勗的皇后刘氏，竟至使刘皇后认他为义父，真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因此，张全义在后唐也受到尊崇，先被封为魏王，后改封为齐王，任命为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并兼领河阳。可是他处理政务很马虎，“凡百姓词讼，以先诉者为得理，以是人多枉滥，为时所非”。另外，他与河南的一个县令罗贯有私愤，便通过刘皇后在李存勗面前说罗贯的坏话，结果罗贯被杀，“冤枉之声，闻之远近”3。 后唐同光四年（92）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发动兵变，李存勗打算亲自征讨，大臣们则主张派李嗣源前往，李存勗本不答应，最后在张全义的力荐下才同意。可是李嗣源到魏州后便与变兵合流。张全义闻变后，忧惧不食而死，终年75岁，谥忠肃。 第三节王彦章后梁勇将王彦章（83—923），字贤明，一作子明。郓州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人。年轻时投在朱温部下，转战各地，以骁勇闻名。常持一铁枪冲锋陷阵，《新五代史》卷45《张全义传》。 《旧五代史》卷3《张全义传》。 2《齐王外传》，引自《旧五代史》卷3《张全义传》注。 3《旧五代史》卷3《张全义传》。 奋疾如飞，军中号称王铁枪。后梁开平二年（908）十月，自开封府押牙、左亲从指挥使授左龙骧军使。次年加授左监门卫上将军。乾化元年（9），改行营左先锋马军使，又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朱友珪篡位时，加检校司徒。朱友贞即帝位后，他先任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刺史，后调任澶州（今河南濮阳）刺史，并进封为开国伯。 乾化五年（95）三月，朱友贞拟分魏（今河北大名东北）、博（今山东聊城东北）等州为2镇，担心魏军不从，就派王彦章率500精骑屯驻邺城（即魏州）金波亭以防不测。魏军果然发动兵变，军校张彦等迫贺德伦投靠晋王李存勗。兵变时，王彦章部遭到突袭被迫南撤，其全家被掳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李存勗一方面厚待其家人，另一方面派使者去招降。王彦章不为所动，杀使者以绝其念，几年后其家被害。 贞明六年（920）正月，王彦章被正授为许州（今河南许昌）匡节度使，进封开国侯。不久，改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移镇滑州（今滑县东），调往河北的抗晋前线担当重任。 龙德三年（923）四月，晋王李存勗在魏州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改当年为同光元年，派李嗣源率步骑5000偷袭并攻占郓州，从东面威胁后梁，后梁朝廷内外大恐。宰相敬翔以死力谏请用王彦章，认为“事急矣，非彦章不可”。五月，朱友贞任命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段凝为副。王彦章受命之日立即启程赶赴滑台（今滑县东），从杨村砦浮河东下，水陆俱进，截断唐军在德胜（今濮阳）南北两城之间的浮桥，一举攻占南城。李存勗得悉后说“此人可畏，当避其锋。”唐军随即放弃北城，集中兵力退保德胜以东数百里的博州黄河南岸的杨刘。王彦章率舟师而下，一路上与唐军乘编栰的步军各沿黄河南北两岸东行，每到转滩汇水之处，两军就激烈交战，流矢如雨。进至杨刘，交战百余次。王彦章急攻杨刘，昼夜不息，打得唐军心惊胆颤，好多次险些被攻破，幸得李存勗亲率援军到达，才得勉强保住。两军在杨刘相持数月，杨刘久攻不下。后梁朝中弄权的赵岩、张汉杰等因担心王彦章得胜后回朝对他们不利，就联合早有异志的段凝在朱友贞面前中伤王彦章，诬王“彦章使酒轻敌而至于败”。于是王彦章被罢职，由段凝取代。王彦章赶回京师，“以笏画地，自陈胜败之迹”2。赵岩又指使爪牙劾他不恭，被勒令离开。 乱世死节段凝“智勇俱无”，靠贿赂交结邀权，接任后形势急转直下。后梁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降唐，向李存勗暴露了梁军内部虚实和战略意图，建议抓住时机直捣防守空虚的汴梁。在此危急关头，朱友贞令王彦章前往东路抵敌。这时后梁的精锐部队全在段凝的指挥下远在河北，汴梁只有新募来的500名保驾的骑兵，把这支不能打仗的队伍交给王彦章统领，并由张汉杰为监军开赴前线。王彦章在递坊（今地不详，当在山东境内）一战由于兵少战败，退守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又遭失败，就率他的00多名牙兵作殊死战，结《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旧五代史》卷2《王彦章传》。 2《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果王彦章重伤后被俘。 李存勗见到王彦章后，以胜利者的姿态问他是否心服，又问他向来善战为何不守兖州（今属山东）而守没有壁垒的中都，意在诱使他投降。王彦章拒绝正面回答。李存勗爱他骁勇，命人为他治伤，希望他能降唐。王彦章说，我与你“血战十余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李存勗又令李嗣源去劝降，王彦章躺在病**轻蔑地呼喊其小名说“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终于被杀。死年岁。 欧阳修感慨地说“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2他在整个五代时期只筛选出三位“全节之士”，在《新五代史》中特设《死节传》一卷，而这三人中他以王彦章为主，行文多有褒扬，认为是乱世里难得的忠臣义士。 《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2《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第三章李克用后唐庄宗明宗第一节李克用李克用（85—908），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勗之父，其祖先为西突厥别部，因驻帐于沙陀碛（今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自号为沙陀部，以朱邪为姓。祖父朱邪赤心，随唐将康承训击败庞勋起义有功，被任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并赐姓为李，名国昌。李克用，别号李璠儿，一目失明，又号独眼龙。他为李存勗称帝建国奠定了基础。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李国昌拒绝调任云州（今山西大同东北）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当时任云州守捉使的李克用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留后。唐廷派兵镇压，结果反为所败。次年，僖宗即位，改用招抚政策，任命李克用为大同军防御使。后来，李国昌父子又与朝廷发生摩擦，几经胜败，一度逃亡鞑靼。中和元年（88），黄巢攻占长安，唐僖宗召李克用入援。次年李克用等击败尚让于良田陂（今陕西华县西南），黄巢被迫退出关中。李克用升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为使相。从此，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便成为他用兵的根据地。中和四年，李克用率军在河南地区大败黄巢军，一直追到曹州冤朐（今山东定陶西）。返回途中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发生上源驿事件，险些为朱温所杀，于是双方结怨，形同水火。“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陇西郡王”。此后李克用利用各地军阀矛盾不断征战，进一步壮大了在河东地区的势力。光启元年（885）底，曾出兵帮助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在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打败唐将朱玫后一度攻入京城。唐僖宗辗转凤翔（今属陕西）、宝鸡（今属陕西）到兴元（今汉中），两年后才回到长安。昭宗即位后，对李克用采取姑息态度，但迫于朱温的压力，让宰相张濬带兵征讨，结果张濬战败，昭宗只得继续让步，于乾宁二年（895）底进封他为晋王，成为唐末割据势力中被封王的第一人。次年正月，昭宗打算再次任命张濬为相，李克用上表说“若陛下朝以张濬为相，则臣将暮至阙廷！”2吓得昭宗只好改变主意。当朱温进攻兖（今属山东）、郓（今东平西北）的朱瑄兄弟时，他派兵前去援救，意在牵制朱温向河北发展势力。此后为争夺河东、河北的南部地区而与朱温血战连年，尽管一度居于下风，但他在太原地区的根基已经深不可摇。天复四年（904）朱温强迫昭宗迁都洛阳，改年号为天祐。李克用认为这是朱温的把戏，拒用“天祐”而继续使用“天复”年号。三年后，朱温灭唐建梁，改元开平，李克用不承认朱梁政权，才开始用天祐年号而称此年为天祐四年，表示他继续奉唐朝正朔，与朱温势不两立。次年病死，终年53岁。 第二节后唐庄宗李存勗百战平河北李存勗（885—92），李克用长子。天祐五年（梁开平二年，908）正月，《新五代史》卷4《唐庄宗纪》上。 2《新五代史》卷4《唐庄宗纪》上。 李克用病死，24岁的他袭位为晋王。二月即杀其觊觎王位的叔父李克宁以稳定内部；四月又从潞州（今山西长治）前线调回周德威以麻痹梁军。他对诸将说“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又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随即亲率大军分三路进攻，李嗣源等率先破除梁军所建“夹城”，从东北面进入潞州城与守将李嗣昭会师，杀梁兵万余，俘梁副招讨使符道昭等将领300人，取得了潞州解围战的全胜。朱温闻讯慨叹不止。接着，李存勗又乘王建、李茂贞合攻朱梁大安（今陕西勉县西南）之机，派周德威进攻晋州（今山西临汾），在神山（今浮山南）大败梁军。 天祐六年，镇守同州（今陕西大荔）的后梁大将刘知俊叛附李茂贞，要求增援，李存勗亲率大军到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南关），再次派周德威攻打晋州，在蒙阬（今曲沃北）击败梁军。次年，朱温派王景仁攻打唐昭宗所封赵王王镕的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二州，王镕向李存勗求援，李存勗力排众议率兵往救，在赵州（今赵县）境内的柏乡（今属河北）一带与梁军对垒。天祐八年正月，装备精良的梁军被打得大败，斩首2万，缴获马匹3000，辎重无数。经此柏乡之战，梁军元气大伤，被迫从深（今深县）、冀（今冀县）二州撤退。晋军则接连南攻邢（今邢台）、魏（今大名北）、博（今山东聊城东）、卫（今河南汲县）等州，一直打到黄河北岸。次年，梁军再次北攻，屠枣强（今河北枣强东），围蓨县（今景县），结果又被晋军打得大败，朱温狼狈南撤。 正当李存勗南攻之时，幽州（今北京）一带的刘守光打算乘机谋取镇、定二州。李存勗担心重蹈当年吴王夫差争黄池之会和楚项羽贪伐齐之利的覆辙，回师对付刘守光。他先用骄兵之计，促使庸愚无赖的刘守光忘乎所以，然后派周德威统兵3万联合镇、定二州之兵，围攻幽州。经两年作战，终于俘杀了刘守光及其父刘仁恭。这样，幽冀一带也都处在李存勗的控制之下。建后唐、灭后梁天祐十二年（梁贞明元年，95），梁末帝乘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病死之机，将其所辖六州分为两镇，以图削弱藩镇势力，结果引起魏博兵变。变兵请降附晋，李存勗乘势占领魏州，杀变兵首领张彦，亲自兼领魏博节度使。接着又攻取德州（今山东陵县）、澶州（今河南清丰西）。次年在大败梁援军之后又攻取了卫州、磁州（今河北磁县）、洺州（今永年东南）、邢州。而相州（今河南安阳）、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和贝州（今清河西）均不战而取。这样，黄河以北除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一地外，尽为晋军所占。 天祐十四年李存勗攻占博州在黄河南岸的杨刘城（今山东东阿东北），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并一度攻入郓州（今东平西北），胡柳陂（今山东鄄城西南）一战，周德威战死，后反败为胜。次年，又在澶州之南夹黄河筑德胜南北两城，并架浮桥相通，成为晋军南进的又一桥头堡。梁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晋军势力大为发展。李存勗身为晋王，作战常身先士卒，喜欢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因此常陷险境。有人劝他，他说“定天下者非百《旧五代史》卷27《唐庄宗纪》一。 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天祐二十年（梁龙德三年，923）四月，李存勗在魏州称帝，以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国号不用晋而用唐，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以增强反梁的号召力，史称后唐，李存勗庙号庄宗。 禁地密码燃文李存勗即位后，得知后梁郓州防守空虚，就派李嗣源乘虚而入，占领郓州。这使后梁朝廷大恐，急派大将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率精锐沿河东下。后唐军在德胜失守后坚守杨刘，李存勗亲率援军赶到，几度激战，终于保住了杨刘并迫使梁军撤退。接着又趁梁军（时王彦章已被段凝取代）渡河北上和各路梁军分兵作战导致汴梁地区防守空虚之机，决定不顾归路被断、后方不稳等不利因素而直捣后梁首都开封，以李嗣源为先锋，接连获胜，擒王彦章等梁将多人，轻骑兼程顺利攻入汴梁。梁末帝自杀，李存勗就此完成了灭梁大业。废开封府为汴州，后定都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同光三年灭前蜀，达到后唐全盛时期。 治国乏术李存勗骁勇善战，胆略过人，战绩非凡，堪称杰出的军事家。但是他治国乏术，用人无方，称帝三年而终至众叛亲离、身死族灭。 李存勖弊政之一是重用伶人和宦官。他幼善音律，常自傅粉墨与伶人共戏，因而伶人们恃宠怙势，出入宫掖，侮弄朝臣。其中为害最烈的是伶官景进，“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将相大臣都因忌惮而去讨好他。 李存勗除了以伶人为耳目外，还用宦官为心腹。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定都洛阳后，恢复唐朝旧制，“诏天下访求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2。于是宫内各执事和诸道监军都用宦官。他采纳宦官的建议，“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游宴及给赐左右。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3。唐代后期宦官跋扈之势俨然重现，引起朝臣的不满。 李存勗弊政之二是允许皇后干政。他的皇后刘氏，本来不是元妃，是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不肯相认的势利小人。因为有宠于李存勗，后来进封为皇后。伶官如景进、降将如段凝、张全义、袁象先都通过厚赂刘氏而得到重用。同光四年，因军粮不足军心动摇，宰相请发内库供应诸军，刘氏竟交出妆具银盆两只和三名幼皇子，说宫中别无积蓄，让朝廷拿去卖了以充军需，吓得宰相赶紧退出。大将郭崇韬于同光三年带兵伐蜀，仅用70天就迫使蜀主王衍出降，立了大功。但他与宦官不合，宦官诬告他有异心，李存勗还在犹豫之际，刘氏竟出手教，密令杀郭崇韬父子。后又牵连杀大将朱友谦及其部将史武等7人，皆灭其族。 这些杀戮导致后唐功臣宿将人人自危，诸镇怨愤，流言四起。伐蜀建功的骁将康延孝为郭、朱复仇而反唐，尽管很快兵败身死，但是魏博方面的兵《资治通鉴》卷270，后梁贞明四年八月。 《新五代史》卷37《景进传》。 2《新五代史》卷38《宦者传》。 3《资治通鉴》卷273，后唐同光二年二月。 变终于酿成了后唐历史上的重大事变。 魏博军队是后唐的一支精锐部队，攻灭后梁，屡建战功，却反而受到李存勗的猜忌。同光四年（92）二月，戍守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南）的魏博士兵期满回镇，到达贝州，接到敕令要他们就地留屯。于是人心浮动，发生兵变，指挥使杨仁晸被杀。变兵奉赵在礼为帅，焚掠贝州后兼程南下，攻占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南）。李存勗急派元行钦带兵进讨反为所败。危急之际，不得已起用向来为之所猜忌的宿将李嗣源率侍卫亲军前去镇压。兵至邺都城下，亲军哗变，拥李嗣源入城与赵在礼联军。李嗣源本无此意，但迫于内外形势，在无以自明的情况下率变兵南下。李存勗得知情况大变，急忙率扈从兵2.5万从洛阳东进大梁，途中得知大梁失守，只好下令回师，沿途士兵逃亡一半。他再三抚慰士卒许以厚赏，士兵们说他赐与太晚，人亦不感圣恩。好不容易回到洛阳，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率众哗变，在混战中李存勗为流矢射中身死，终年43岁。 李存勗能词，有3首传世。其《一叶落》云“一叶落，搴朱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著。”表明这位能征惯战的代北健儿并非普通的一介武夫。 第三节明宗李嗣源善战建奇功李嗣源（87—933），唐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为李克用养子，改名李嗣源。即帝位后又更名李璠，是为后唐明宗。 李嗣源本是李克用部将之子，生于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3岁丧父，李克用收养为子。善骑射，“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上源驿事件时，7岁的他在乱兵流矢中舍命保护李克用逾垣脱难，因而更受信任，掌亲骑，为侍卫长。乾宁三年（89）李嗣源奉命率兵30002前去援救朱瑾，在任城（今山东济宁）一举击败梁军，解了兖州（今属山东）之围，威名大振，李克用把他所率500骑兵命名为“横冲都”。光化三年（900）又在邢州青山（今河北邢台西北）大败乘胜追击的后梁名将葛从周，战场上他亲自冲锋陷阵，身中四矢，从此“李横冲”的雅号名重四方。而他“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凡所赐与，分给部下。”诸将争功时，他从容说“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3于是众惭而止。 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与朱温大战于柏乡（今属河北），面对装备齐整的梁军赤、白两马队，李嗣源笑道“彼虚有其表耳，翌日当归吾斗中他跃马挺身，直取梁军白马都，生擒二骑校而回。于是士气大振，取得了柏乡之战的重大胜利。他因功而被任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 此后，他曾北伐幽州（今北京），逼降刘守光爱将元行钦。天祐十三年（9）随李存勗东征，攻占后梁的磁（今河北磁县）、相（今河南安阳）等州，因而改任相州刺史、昭德军节度使。后又转任安国节度使（镇邢州，今《新五代史》卷《唐明宗纪》。 2《旧五代史》作300。今从《新五代史》。 3《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河北邢台）。当契丹进攻幽州时，周德威告急，诸将认为契丹不可能持久，食尽自还，到那时追击有利。李嗣源力排众议，认为“德威尽忠于家国，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敌衰”。请求立即派他前去援救，李存勗同意后，李嗣源随即率部为前锋进到易州（今易县）。他分析敌我形势，采“潜行溪涧，袭其不备”的战术，临阵与长子李从珂奋命血战，动员部属说“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2他挺身入阵，所向披靡，大败契丹，解了幽州之围。凯旋魏州（今大名北）时，李存勗亲自郊迎慰劳，进位检校太保。 同光元年（923）李嗣源调任横海节度使（镇沧州，今沧州南）。当时的战场形势对新建的后唐政权充满危险梁、唐两军主力对峙于黄河沿岸，一路梁军正急攻泽州（今山西晋城），而唐将李继韬却以潞州（今长治）降梁，这等于断了唐军的归路。在这危急关头，李嗣源欣然领命奇袭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并且击退了梁军的反扑，俘虏了梁将王彦章，大大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接着，他果决地提出西攻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策略，并率千骑为前锋一举攻占汴梁，梁末帝自杀，梁亡。李存勗喜不自禁，激动地说“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3不久，进位兼中书令。 逆取顺守，革除弊政灭梁后，李嗣源又曾受命北伐契丹，征讨潞州叛将，所向克捷，进位太尉，移镇汴州成为蕃汉兵马总管。同光三年（925）再次领兵北破契丹，被调任为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这时开始遭到李存勗的猜忌，有人告诫他已经到了“德业振主者身危”的地步，要他“宜自图之”。 同光四年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发动兵变，李存勗派元行钦前去镇压反为所败，只好派李嗣源前往，结果李嗣源与变兵合流，率军攻回洛阳，结束了李存勗的统治。李嗣源初入洛阳时称监国，几天后即位于李存勗的灵枢前，表示自己是合法继承而非篡夺。 《旧五代史》对李嗣源的夺位多有粉饰回护，但其“逆取”的实质总是难以尽掩。不过他即位后在革除弊政方面历来颇受史家肯定。首先是裁减宫人、伶人和宦官。“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2。“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3以此来整肃宫掖，经济上节省开支，政治上排除干扰。第二是诛杀宦官佞幸。“即位伊始，下诏斩“直以聚敛为事”、“天下皆怨苦之”的租庸使孔谦，废除其苛敛之法。“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发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诏北指挥使李从温悉《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2《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3《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2《新五代史》卷《唐明宗纪》。 3《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四月。 《新五代史》卷2《孔谦传》。 诛之”2。对于名声很坏的高官如盗掘唐陵的温韫、私用库物的段凝、纵田客杀人的豆卢革等都在贬官后赐死；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如“税外科率”的邓州留后陶玘、“为政贪秽”的毫州刺史李邺等也都被贬死他乡。这些对于澄清吏治是很有影响的。 李嗣源较关心民间疾苦。他与宰相冯道谈论农家勤苦，冯道诵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他甚为感动，“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3。因此，他着力于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天成元年（92）四月下诏免收“省耗”“应纳夏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止纳正税数，不量省耗。”天成四年五月又下令州县不得以检括田地扰民“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供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手状送于本州，本州具状送省，州县不得迭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倍令并征。”长兴元年（930）二月下诏减收“曲钱”、免收河阳人户的“桥道钱”“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亩上，元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4“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今后不征。”5长兴二年（93）进一步免收“曲钱”“应在京诸道苗亩上所征曲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因此，敕下之日，人甚悦之。长兴元年二月下诏限制民间高利贷盘剥“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2对于民众的夫役负担，他也爱惜民力，信守规定。长兴三年十二月，他到龙门“观修伊水石堰，赐丁夫酒食。后数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满，工未毕，请更役五日。’帝曰‘不唯时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3在执法方面，李嗣源也比较严明。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护，监仓犯赃”，依律当斩。侍卫使张从宾向李嗣源求情，他说“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我不得，非但卿言！”4对于涉及他自身的误判案件也能自责补过巡检军使浑公儿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他认为“实所不容”，交石敬瑭处置，结果二人被杀。后来得知所谓百姓乃是幼童，战斗实是嬉戏，“方觉失刑”，于是他自己“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石敬瑭被“罚一月俸”，浑公儿被“杖二十”后撤职流配登州（今山东蓬莱）。对受害人家属“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并专就此事下诏，要求“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不得因循”5。这种做法，就是在盛世帝王中也颇为少见。 御下乏术2《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四月、五月。 3《资治通鉴》卷27，天成四年九月。 4《旧五代史》卷4《食货志》。 5《旧五代史》卷4《唐明宗纪》七。 《旧五代史》卷4《食货志》。 2《旧五代史》卷4《唐明宗纪》七。 3《旧五代史》卷43《唐明宗纪》九。 4孙光宪《北梦琐言》卷8。 5《旧五代史》卷39《唐明宗纪》五。 李嗣源即位时已年届六十，在位七年余，采取的改革措施尽管有限，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司马光评价说“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但是，李嗣源在控制宰辅方面显得无能乏术，或听任跋扈，或一杀了之，既软弱又粗暴，这与他目不识书缺乏文化素养有关。枢密使安重诲是他的“佐命功臣”，恃功矜宠，专权自恣，擅杀无意中冲了他前导的殿直马延，还要李嗣源“降敕处分”，李嗣源“不得已而从之，由是御史、谏官无敢言者”2。宰相任圜“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但与安重诲政见不合，议政往往意气用事，互相呵骂，旁若无人。连宫人都说“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皇帝）耳！”3后来，安重诲诬任圜谋反，矫诏杀之，李嗣源竟“皆不能诘也”4。此后他听信谗言，以安重诲有异志而杀之。安、任二人在他统治期间，可算是尽忠职守的名臣，结果相继身死，奸佞得势，国势每况愈下。 李嗣源在认定继承人方面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他的长子从璟为李存勗所杀。次子从荣被封为秦王，任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后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表明他打算以从荣为继承人，可是又不明确立为太子，造成大臣观望，从荣不安，因而酿成悲剧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病重，秦王李从荣恐不得为嗣，率牙兵千人列阵天津桥，准备入宫继位。结果为朱弘昭等所率骑兵击溃，从荣逃至府第被杀。李嗣源“闻从荣已死，悲咽几堕于榻，绝而苏者再”。后征天雄节度使宋王李从厚入宫侍疾。六天后病重不治，终年8岁。宋王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 《资治通鉴》卷278，长兴四年十一月。 2《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 3《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五月，天成二年五月。 4《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 《新五代史》卷5《秦王（李）从荣传》。 第四章郭崇韬周德威第一节郭崇韬运筹决胜郭崇韬（？—92），字安时，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初隶李克修帐下为亲信。他处理昭义镇（治潞州，今长治）的具体事务，廉洁干练，颇有口碑。李克修死后，他任李克用主管联络事务的典谒，办事很得力，应对机敏，升任河东教练使。 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郭崇韬更受器重，由中门副使升为中门使，参管机要，艰难战伐，无所不从。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他跟随李存勗讨伐镇州（今河北正定）的张文礼，久攻不下。这时定州（今属河北）的王都为救张文礼勾引契丹进到新乐（今新乐东北），晋军动摇，打算撤围，李存勗犹豫未决。郭崇韬认为契丹只为王都利诱而来，并不是真心来救张文礼，其前锋稍一受挫，必定逃跑无疑。正可乘新近打败后梁军心大振之机，威震塞北！李存勗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打败了契丹。 李存勗称帝后，郭崇韬被任为兵部尚书、枢密使，权超宰相。 梁将王彦章攻破德胜（今河南濮阳）南北城后进围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李存勗判断有误，引兵出战打了败仗。向郭崇韬问计，他指出王彦章围杨刘的目的在于夺回郓州（今东平西北），如果在下游以呼应郓州为名建立堡垒，那么他必来争夺，这样就可以分散其兵力后战而胜之。李存勗依计而行，果然大败王彦章。 梁将康延孝降唐，郭崇韬随即与之密谈，探知了梁的虚实和用兵意图。 他力排诸将放弃郓州与梁以河为界罢兵的议论，坚决主张直捣大梁（今河南开封）。他对李存勗说“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而自郓长驱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李存勗照此办理，结果只用了8天功夫就灭了后梁。郭崇韬获赐铁券，拜侍中、成德军节度使（治镇州，今正定）为使相，继续担任枢密使，进封赵郡公。 位兼将相郭崇韬以谋议居佐命第一之功而位兼将相，处理事务又无所回避，这就与李存勗所信任的宦官和伶人产生了矛盾。他与宦官李绍宏之间关系紧张，想要功成身退，他的部属指出他已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一旦失势就难以自安。于是他听从部属的意见，请立李存勗的宠妃刘氏为皇后以求中宫之助，然后又请求罢去所任枢密使职，恢复唐朝由宦官担任此职的制度。可是李存勗坚决不准他辞职，他只好留任。他提出的有关“天下利害”的25条措施，李存勗也都予以照办。后来李存勗调李嗣源任成德军节度使，让郭崇韬移镇忠武军（治同州，今陕西大荔），他再三辞让，获准后，留在朝中任侍中、枢密使。 李存勗禁不住宦官的怂恿，打算建造高楼避暑，郭崇韬切谏他以天下为《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传》。 心，毋忘创业之难，希望取消造楼计划。李存勗不听，宦官又从中挑拨，君臣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河南县令罗贯为人正身奉法，不受权豪请托，因而得罪了宦官、伶人以及河南尹张全义。张全义派人在刘皇后处诋毁罗贯，宦官又在李存勗面前落井下石。郭崇韬素知罗贯正直，竭力为其辩护，李存勗竟至自关殿门把郭崇韬拒之门外，罗贯终于被杀。 西平前蜀后被害同光三年（925）李存勗决定伐蜀，选择带兵将领时，郭崇韬想藉此立大功来稳定自己被宦官等动摇的地位，就建议由李存勗年幼的长子魏王李继岌出任元帅。李存勗明白其用意，就决定以李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以郭崇韬为招讨使作为李继岌的副手而实际处理伐蜀的军政事务。这次军事行动郭崇韬以《孙子兵法》“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原则制订了先取凤州（今陕西凤县）、三泉（今四川广元东北）等地的作战计划，进展顺利，万唐军所到之处，蜀将望风迎降，前后70天就兵临成都，前蜀后主王衍出降。 郭崇韬素来痛恨宦官，伐蜀过程中曾对李继岌说将来李继岌继位为帝后，“当尽去宦官，至于扇马，亦不可骑”。引起随营的监军宦官李从袭、李廷安、吕知柔等的切齿愤恨。当李存勗派宦官向延嗣到成都慰劳伐蜀大军时，郭崇韬没有按照当时的礼仪到郊外迎接。向延嗣大怒，就和李从袭等一起构陷郭崇韬，罗织的罪名是贪污和有异志。 有异志问题的依据只是蜀人曾列状向李继岌请求把郭崇韬留在当地为帅，所以纯属诬陷；贪污问题则郭崇韬确有失检点之处本来他很有清廉的声誉，进入洛阳后开始接受各地的赂遗，有人提醒他，他说自己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并不希罕这些礼品。又说送礼的都是后梁旧将，如果拒收反而会使这些人于心不安，说不定会重新反叛为敌。这样的辩解显得强辞夺理而又苍白无力，至于他说“藏余私室，无异公帑”，则更是荒唐。尽管后来当李存勗举行郊祀大典时他把所藏礼品全都献了出来，但这种做法终究不能说是稳妥的。在平定前蜀过程中，他又接受降将的赂遗，其子郭廷诲也广收馈赠，将珍宝运回洛阳府第。宦官们指他贪污也就并非平白无故了。李存勗本来就对他心存芥蒂，现在听说他打算留蜀不归和占有了蜀之妓乐珍玩，便怒形于色，立即派宦官马彦珪前往蜀地查看实情，如郭崇韬听命回师则罢，否则就与李继岌商量处置。马彦珪认为这个命令不够明确，就去向刘皇后请示。刘皇后对郭崇韬当年请求册立她为皇后并不感恩，相反在宦官和张全义等人的影响下对他并无好感，就下教令给李继岌，让他在蜀地处死郭崇韬。李继岌虽然觉得没有皇帝的诏书只以皇后教令不便擅杀，但在宦官们的挑拨下终于答应，同光四年（92）正月，郭崇韬在奉命前去议事时被杀。他的五个儿子也在各地先后被诛，家产被籍没。直到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时才诏令归葬，赐还其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旧宅给他的两个孙子。 第二节周德威《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传》。 《旧五代史》卷57《郭崇韬传》。 后周良将周德威，字镇远，小字阳五，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人。身长面黑，状貌魁伟，笑不改容，凛然有肃杀之气。为人勇而多智，能远望烟尘料知兵势敌数。唐末为李克用骑将，渐升至铁林军使。跟随李克用击败王行瑜后，升任检校左仆射、衙内指挥使。当梁、晋对垒之时，周阳五之勇闻名天下。光化二年（899）三月，朱温派氏叔琮进逼太原，一直打到榆次（今属山西）、洞涡驿（今清徐东）等地，梁军中传令道“能生得周阳五者为刺史。”外号陈夜叉的梁将陈章口出狂言打算活捉周德威以邀功，李克用要周德威当心此人。因陈章经常骑白马穿朱甲，周德威便要部下见到白马朱甲的敌将就假装败退，他自己则化装成士兵夹杂在行伍之中。等到陈章出来挑战，部下依约退走，陈章中计急追，周德威从后挥锤击中陈章将其活捉。 天祐三年（90），朱温派兵攻刘仁恭的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时，晋王李克用为援燕而派周德威率5万大军攻取潞州（今山西长治）进行牵制。得手后周德威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内外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时攻燕的梁军转而争夺潞州，建夹城围之。晋军守将李嗣昭坚守围城，周德威率军救潞州，在夹城外与后梁军对峙经年。李克用临终前向李存勗表示担心周德威与李嗣昭两人之间的矛盾会影响相互配合。李存勗继位并杀李克宁之后，从前线召回手握重兵的周德威。周德威表示对故主的高度忠诚后跟随李存勗南攻梁军，破夹城解了潞州之围，与李嗣昭欢好如初。周德威因功升任振武节度使（治朔州，今朔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 天祐七年（后梁开平四年，90）秋，朱温派王景仁率众7万击赵王王镕，王镕向李存勗求援。李存勗命周德威率部先屯赵州（今河北赵县），然后他自率一部出赞皇（今属河北）与之相会后，在柏乡（今属河北）附近与后梁军对垒。后梁军人多势众，装备豪华精良。晋军兵少，望之颇有怯意。周德威一面对部众鼓舞士气说“此汴、宋佣贩儿，徒饰其外耳，其中不足惧也！其一甲直数十千，擒之适足为吾资，无徒望而爱之，当勉以往取之。”另一面他对李存勗说“梁兵甚锐，未可与争，宜少退以待之。”李存勗认为己方千里奔袭利在速战，等到对方知我虚实，仗就难打了。周德威指出战场地形不利骑兵作战，不能用己之长击彼之短。李存勗听后很不高兴，周德威又通过宦官去作说明，终于使李存勗同意退兵至鄗邑（今高邑），选择有利于骑兵作战的平原浅草地带与梁军展开决战。周德威又分析后梁军轻装远袭即使带粮也不可能多，决定在后梁军人马俱饥的下午未申之时发起冲击，结果晋军大获全胜，从鄗邑一直追到柏乡，梁军闻风丧胆，横尸数十里，王景仁仅率十余骑逃生。这一仗，周德威很好地坚持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用兵原则，取得了梁晋争战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胜利。捐躯胡柳柏乡大捷之后，周德威又曾奉命攻破刘守光的幽州（今北京），亲手活捉刘守光的骁将单廷珪，并俘获了刘氏父子，他升为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 天祐十二年（梁贞明元年，95），当李存勗与后梁将刘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对峙时，刘乘虚长途奔袭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周德威闻讯从幽州率千骑西救。军至土门（今河北鹿泉），得知刘到乐平（今山西昔阳）后改变计划率军东进，他料得刘必去占领临清（今河北临西）断晋军粮道。于是率军急追到南宫（今属河北），“遣骑擒其斥候者数十人，断腕而纵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据临清矣！’”刘正惊疑其用兵之速，放慢了行军速度。周德威乘机于第二天抢先进入临清，保住了晋军的生命线，保证了李存勗最终击败刘。 天祐十四年（97）三月，契丹入侵新州（今涿鹿），周德威率军迎战不利，退保范阳城（今北京）。契丹攻城达200天之久，周德威昼夜督军防御，终于未被攻破，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次年，周德威率燕兵3万南下，与镇（今正定）、定（今属河北）等州军队随李存勗渡河进军临濮（今山东鄄城西），打算直趋汴梁（今河南开封）。十二月二十三日，驻军于胡柳陂（今濮阳东）。次日晨谍报梁军到，李存勗问周德威如何打法，周德威“常务持重以挫人之锋，故其用兵，常伺敌之隙以取胜”，他分析战场形势，因为地近汴梁，梁军必然决一死战，力量不可低估，必须利用己方先到而敌军后至的条件以逸待劳。他主张大部队可暂按兵不动，先派骑兵骚扰使梁军难以安营扎寨，待其疲劳时再发动进攻就可战而胜之。这本是十分正确的战术安排，可是“勇而好战”的李存勗不听，率领亲军立即迎战。周德威无奈，只好跟随出战，对他的儿子说“吾不知其死所矣！”结果这一仗，李存勗开头取得小胜，可不久后梁军就攻击晋军辎重，辎重兵败，奔入周德威军中造成混乱，被后梁军所乘，周德威父子力战阵亡。李存勗后悔痛哭道“丧我良将，吾之咎也。”2李存勗称帝时，追赠周德威太师；李嗣源继位后加赠他太尉；石敬瑭建晋称帝时，又追封他为燕王。 《资治通鉴》卷29，贞明元年七月。 《新五代史》卷25《周德威传》。 2《旧五代史》卷5《周德威传》。 第五章后晋高祖后汉高祖第一节后晋高祖石敬瑭佐李嗣源夺权石敬瑭（892—942），唐沙陀部人，父名臬捩鸡。欧阳修称“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薛居正则说石敬瑭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人，而且是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汉景帝时丞相石奋的后裔，因汉末内乱流落到沙陀的。 臬捩鸡善骑射，有经远大略，在李克用和李存勗时累立战功，官至洺州（今河北邯郸东北）刺史。石敬瑭是其第二子，唐景福元年（892）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汾阳里。为人沈厚寡言，爱读兵法，推崇战国赵名将李牧、汉名将周亚夫用兵之术。李嗣源任代州刺史时很器重他，妻以爱女。从此他隶属于李嗣源帐下，统领号称“左射军”2的亲军，成为心腹爱将。 天祐十三年（后梁贞明二年，9）二月，后梁将刘带兵突至清平（今山东高唐西南），李存勗部还未列阵就遭到袭击，情况危急。石敬瑭率十余骑深入敌阵，左冲右突，无人敢当，终于把整个部队解救回来。李存勗对他大加奖掖，他也因此而知名。 天祐十五年十一月，晋军攻占杨刘镇（今东阿东北），李嗣源中了梁将贺瓌的埋伏，很是狼狈。石敬瑭作为殿后，击败梁军骑兵，从容退回。十二月，李存勗与梁军大战于胡柳陂，大将周德威战死。石敬瑭指挥左射军跟随李嗣源再次打败梁军。此后，李嗣源多次遇险，均赖石敬瑭力战得以解脱。赵在礼魏博兵变时，李嗣源被派去镇压，到了魏州（今河北大名北），所部又发生兵变，李嗣源打算独自返回表示自己并无反意。石敬瑭说“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者乎？且犹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愿得骑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门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李嗣源同意了他的意见，很快占领汴梁。李存勗从洛阳赶来，为时已晚，兵众溃散，只好西返。李嗣源就以石敬瑭为前锋西攻。不久，李存勗在洛阳被杀，李嗣源继位为帝，石敬瑭佐命夺权有功，被任为保义军节度使（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在李嗣源在位的八年间，石敬瑭不断受到重用。直到长兴三年（932）十一月被任为河东节度使（镇山西太原），兼大同（镇云州，今大同）、振武（镇朔州，今朔县）、彰国（镇应州，今应县）、威塞（镇新州，今河北涿鹿）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成为后唐政权在北方地区军权最重的大员。 易代之际，韬光养晦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死，子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次年改元应顺。石敬瑭加中书令，并调任成德镇节度使（镇镇州，今河北正定），而以凤翔节度使（镇凤翔府，今陕西凤翔）潞王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李从《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纪》。 2《旧五代史》作“三讨军”，今从《新五代史》。 珂拒不受命，率军攻入洛阳，急召石敬瑭前去商议大事。石敬瑭在卫州（今河南汲县）遇到出逃的闵帝，尽杀其左右百余人，并将其幽禁于卫州向李从珂邀功。 四月，李从珂继位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开始怀疑手握重兵的石敬瑭，处处提防，常常试探。石敬瑭也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险境，事事小心谨慎。“山陵（指安葬明宗）既毕，不敢言归。时敬瑭久病羸瘠，太后（曹太后，魏国公主母）及魏国公主（石敬瑭妻）屡为之言，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惟韩昭胤、李专美以为赵延寿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见其骨立，不以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亲，兼自少与吾同艰难，今我为天子，非石郎尚谁托哉！’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这一安排对石敬瑭来说真是喜出望外，被桑维翰称之为纵蛟龙入深渊。“石敬瑭既还镇，阴为自全之计”，“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另一方面，他借口契丹屡犯北边，不断要求调运军粮。他的部属都已看出他的用心，所以当“（石）敬瑭将大军屯忻州（今山西忻县），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这些骄兵打算扶立石敬瑭以邀赏，而石敬瑭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就命刘知远杀为首的挟马都将李晖等3人来遮盖阴谋。这更加重了李从珂的疑心，当石敬瑭之妻辞归太原时，李从珂乘醉说“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得知后更加不安。为了窥测李从珂意图，石敬瑭“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指北面马步军都总管），移他镇”。总之，石敬瑭为了等待夺权时机的成熟，韬光养晦，费尽了心机。 灭后唐、建后晋李从珂曾一度打算采纳吕琦、李崧等人提出的实行和亲政策，抢先与契丹结好而除去石敬瑭反叛的依靠力量，可是后来没有实行。当李从珂与朝臣议论是否接受石敬瑭的移镇请求时，群臣均认为不可。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则认为“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2。李从珂表示赞同，下令以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并且派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瑭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 石敬瑭先是称病不行观察动静，接着就上表要求李从珂下台“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李嗣源幼子李从益）。”3李从珂随即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令张敬达等围攻太原。“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耶律德光，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这些条件实在太失国格人格，连其亲信刘知远都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可是一心想要夺权做皇帝的石敬瑭既不顾个人人格尊严，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0岁的耶律德光为父，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 《资治通鉴》卷279，清泰元年五月；清泰二年六月。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正月。 2《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四月、五月。 3《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五月。 《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七月。 耶律德光接到石敬瑭的奏表，大喜过望，随即答应出兵。这年九月，耶律德光率5万骑兵由雁门关入援石敬瑭，大败后唐军。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于柳林（在今太原东南）即皇帝位，是为后晋太祖。石敬瑭“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任丘北）、涿（今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沦为官厅水库）、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县东）、朔（今朔县）、蔚（今灵丘）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2。改后唐长兴七年为后晋天福元年（93）。不久，张敬达营寨内乱，张敬达为其副手杨光远所杀，杨光远率全军降。于是石敬瑭与契丹联军南向，耶律德光至上党（今长治）北返，石敬瑭渡河南下，李从珂与家属登洛阳玄武楼而亡。后晋定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 媚事契丹，镇压反抗石敬瑭“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宰相兼枢密使桑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天福三年（辽会同元年，938），石敬瑭“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昫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币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2石敬瑭的所作所为只有桑维翰等少数人赞同。不少藩镇则乘民心不归之机起兵谋取帝位，石敬瑭就用各种办法加以镇压。天福二年（937），石敬瑭以洛阳宫室残破，迁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素怀异志的天雄节度使（镇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范延光自感为石敬瑭所猜疑，就据魏州举兵反，自称天子。不久，义成节度使（镇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符彦饶举兵响应。石敬瑭派杨光远为都部署、张从宾为副前去讨伐。张从宾到河阳（今孟县）即举兵应范延光，“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内库金帛以给部伍，因东据汜水关（本虎牢关，在今荥阳汜水镇）。”3石敬瑭命大将杜重威克汜水关，张从宾兵败溺死洛水。符彦饶为奉国指挥使马万所杀。范延光孤立无援，困守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年余，不得已归降石敬瑭，后来为杨光远所杀。 天福六年（94），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又举兵反，他除了认为“天子，兵2《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十一月。 《资治通鉴》卷28，天福二年正月。 2《资治通鉴》卷28，天福三年七月。 3《旧五代史》卷97《张从宾传》。 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因而想依靠实力夺权外，还对石敬瑭投靠契丹极为不满。他“每见蕃使，必以箕踞慢骂”。他又上“表数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石敬瑭）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石敬瑭则威胁训斥说“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而兴基业，尔因吾而致富贵，吾不敢忘，尔可忘耶！且前代和亲，只为安边，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辱焉。”尽管这次反抗由于安重荣的部将临阵倒戈而失败，安重荣为杜重威所杀；响应这次反抗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重进也遭镇压而兵败死。但是，众多的反抗不仅在军事上大大削弱了石敬瑭的力量，更在心理上沉重地打击了他。石敬瑭终于忧郁成疾，不久结束了可耻的一生，终年5岁。 桑维翰桑维翰（899—947），字国侨，洛阳（今属河南）人。父桑拱，曾任河南尹张全义的客将。桑维翰长相丑陋，身短面长，可他自认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做公辅。然而初试进士，主考官因讨厌“桑”与“丧”同音而不予录取。有人劝他放弃科举，他“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他仕’”。后来经过他父亲向张全义做工作，得到推荐，终于在后唐同光年间进士及第。 长兴二年（93）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县南）时，桑维翰被罗致帐下任掌书记，此后就一直追随左右成为石敬瑭的心腹谋士。清泰三年（93），后唐末帝李从珂因石敬瑭在河东拥兵有异志，下令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打算拒命反唐，将佐都恐惧不敢表示意见，只有桑维翰和刘知远极表赞成。为求得契丹的，石敬瑭让桑维翰起草了连刘知远都觉得过分的割地称臣的条件，大大超过了赵德钧赠金帛称兄弟的允诺而得到耶律德光的青睐。石敬瑭担心契丹改变主意，又派桑维翰前去面陈利弊。桑维翰在耶律德光面前“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2。终于使耶律德光最后决定石敬瑭。 石敬瑭建晋称帝后，桑维翰被任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 不久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终于做到了公辅，然而却是个遭人唾弃的反面教员。天福三年（938），他出主意将杨光远移镇洛阳，引起杨的不满。杨光远上书指责桑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3。石敬瑭于次年将桑维翰调任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一年后又移镇兖州（今属山东）。 天福六年（94），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接受吐浑首领白承福等部归顺后，要求讨伐契丹。石敬瑭因安重荣握有重兵，而且自己做儿皇帝在心理上毕竟难免有压力，对于是否与契丹绝交有些犹豫不决。桑维翰随即写了一封长篇奏章，殚精竭虑地论述了不能与契丹相争的“七不可”。逻辑推理严密，打着“忧国情切”的旗号，颇具迷惑力，还提出“大计”、“善《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2《旧五代史考异》。引自《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注。 3《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谋”来为放弃斗争作遁词。难怪石敬瑭看后说“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由此也可见桑维翰是石敬瑭的主要决策者、责任人。 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桑维翰被任为侍中，但是实权在主张与契丹绝盟的大将景延广手中。桑维翰多次上言与契丹请和都被否定。天福九年（944），契丹大举南侵，劫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造成后晋不少损失。桑维翰乘机让人在石重贵面前说“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于是石重贵就把景延广调离朝廷出守洛阳。“拜维翰中书令、复为枢密使，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2。 桑维翰这一次掌权，据说是“数月之间，百度浸理”3。可是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仍岁之间，积货巨万。”他又恢复先前罢废的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枢密院学士等职务，安插亲信故交担任，引起朝野议论。李彦韬、冯玉等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分权的做法，由冯玉先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的实权。于是桑维翰乘石重贵生病之时向太后建议“为皇弟石重睿置师傅”4。石重贵病愈后获悉此事大怒，就罢去他的相职，出任开封尹。此后他就称有“足疾”，很少去朝见。 纵观桑维翰的一生，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就是一例。其中所除一弊是减轻刑罚“先是，相州管内所获盗贼，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结果降旨同意，“自是‘劫贼’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这无疑对被诬为“劫贼”的民众是有好处的。再如开运年间，朝廷任命他的长子为屯田员外郎、次子为秘书郎，他对同僚说“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引之，甚諠外议。”于是就“抗表固让不受”，要朝廷降格任命，在当时也获得好评。此外，他在契丹前锋骑军张彦泽部占领开封时，临难不苟，不逃不降，从容就死，厉声斥责张彦泽“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由此可见桑维翰尚有小善，他对契丹总的态度是求和而非求降，这与杜重威、张彦泽等率众投降后又为虎作伥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对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之事难辞其咎，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所以王夫之评他为“万世之罪人”是有道理的。 第二节后汉高祖刘知远佐命石敬瑭刘知远（895—948），沙陀部人。《五代会要》称其为东汉明帝第八子淮阳王刘暤暮蟠l魄辏?95）二月四日生于太原，称帝后更名刘嵩。《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2《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3《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4《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及注所引《五代史补》。 33 庙号高祖。 刘知远体弱不好运动，表情严肃凝重且沉默寡言，加上面部紫色，眼睛多白，给人一种威严的印象。年轻时家贫，曾为晋阳（即太原）李氏赘婿，后来他与石敬瑭一起隶属李嗣源的麾下，为偏将。李嗣源与梁军在德胜（今河南清丰西南）作战时，石敬瑭的马甲断裂，几乎要被梁军赶上，刘知远把坐骑换给石敬瑭，他则骑石敬瑭的马殿后而还，因此，石敬瑭很感激他。李嗣源即帝位，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特地把他调到自己属下，担任押衙，成为心腹。 应顺元年（934），李从珂攻入洛阳，石敬瑭在卫州（今汲县）与出逃的闵帝李从厚相遇。刘知远作了周密安排，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亲自护卫石敬瑭，并且率兵把闵帝的左右全部杀死，将闵帝幽禁起来。 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重新被任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双方发生矛盾，石敬瑭在太原策划叛乱，以刘知远和桑维翰为左右手。桑维翰提出向契丹称儿臣割土地以换取援助时，刘知远不以为然，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但是未被石敬瑭采纳。当后唐进围太原时，刘知远以5000之众抵住了张敬达5万大军的进攻，受到石敬瑭的赏识。 石敬瑭称帝后，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节度使。耶律德光很看重他，临别时指着刘知远对石敬瑭说“此都军甚操刺（勇猛），无大故勿弃之。”石敬瑭进入洛阳，令他负责巡警，全城肃然，无敢犯令。 节度河东天福二年（937）四月，刘知远升任检校太保、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节度使。不久，让他与杜重威交换职务任归德军（镇宋州，今商丘南）节度使。他历来看不起靠裙带关系向上爬的杜重威，对于与杜同制的安排极为不满，多日杜门不出，拒不受命。石敬瑭十分恼火，打算罢去他的兵权勒归私第。宰相赵莹认为不可，就派端明殿学士和凝前去宣布诏命，刘知远才勉强受命。从此，石敬瑭对他另眼相看。天福五年（940）任他为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虽然仍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但已将他调出朝廷。第二年又改任北京（即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免去他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的兼职，而由杜重威取而代之。刘知远清楚一再调任的用意，也就利用河东这块地盘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他“遣亲将郭威以诏指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令去安重荣归朝廷”，白承福归降后，他“处之太原东山及岚（今岚县北）、石（今离石）之间，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镇云州，今大同），收其精骑以隶麾下”2。而石敬瑭来不及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于天福七年（942）六月病死，继位的少帝石重贵昏庸无能，加之对外忙于应付契丹，对内只好姑息藩镇，对刘知远一再加官进爵，先是加检校太师，进位中书令，继而又封太原王，兼北面行营都统。可是当《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七月。 《新五代史》卷0《汉高祖纪》。 2《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九月、十月。 契丹南下，后晋朝廷“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谓所亲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速为之？’”在刘知远则“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劝他说“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2他很以为然，所以一心一意扩充实力，待机而动。 称帝建后汉石重贵继位为帝后，对契丹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大怒，接连派兵南下伐晋。前两次均被击退。开运三年（94）第三次南下由于杜重威投降而终致契丹进占开封，石重贵只得出降表投降，后晋灭亡。 在晋辽作战过程中，刘知远总是据守本境，除非契丹军队打到他的地盘才作反击，其余则一概不问，采取坐观成败相机行事的策略。等到耶律德光占领汴梁，他派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3。耶律德光明知他骑墙观望别有所图，但因中原不稳，无力西顾，也就假意褒美，而语多讥刺。有人劝刘知远举兵进取，他说“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它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当石重贵一行被掳北去时，他还装模作样说要“出兵井陉，迎归晋阳”，当军士们向他争呼万岁，要他“先正位号”时，他说“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命左右遏止之。直到郭威、杨邠等人再三劝进，他才表示接受建议，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即皇帝位。可是他“自言未忍改晋”，只是讨厌少帝的开运年号，就重新使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称此年为天福十二年。六月，他到洛阳，正式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乾祐，可是不到半个月他就病死了，终年54岁。这种先称帝后改国号和年号的做法，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刘知远的用心良苦。 无为君之德刘知远在位仅一年，谈不上什么治绩。他称帝后，其亲信将佐都执掌重要部门。杨邠、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同为宰相，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这些人中除郭威外，都横蛮无知，嗜杀成性。 刘知远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夫。早在后唐的张敬达围攻太原时，有千余名骁卒投降，石敬瑭打算将其编入亲军，刘知远却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他任后晋河东节度使时招致吐谷浑白承福，而到开运三年（94）他又与郭威《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2《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3《资治通鉴》卷28，天福十二年一月。 《资治通鉴》卷28，天福十二年一月、二月。 一起“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籍没其家赀”。耶律德光从汴梁北撤时留守河南的萧翰，获悉刘知远自太原南下，逃跑前夕，慌忙令后唐明宗的幼子李从益及其母王淑妃出来维持局面“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李从益母子不得已而从之。待萧翰一离开，王淑妃就要求部属“宜早迎新主”2。对于这样自愿交出权力的过渡性人物，刘知远也不肯放过，他到洛阳后，即“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3可是对于拥兵自重的藩镇，刘知远却拉拢姑息有加。他在位期间不但为活着的大小军阀加官晋爵，而且还为死去的军阀赠爵封王。尤其典型的是杜重威这样一个投降契丹招致后梁灭亡的叛臣，他称帝后仍然任命为太尉、归德军节度使。杜重威据邺城不愿换防而举兵反，刘知远亲自带兵镇压迫其投降后，竟仍拜他为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直到刘知远自己病重临终，才嘱顾命大臣杀杜重威父子。由此看来，史评认为“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4是有道理的。 《资治通鉴》卷285，开运三年八月。 2《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五月。 3《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六月。 4《旧五代史》卷00《汉高祖纪》下。 第六章后周太祖世宗第一节后周太祖郭威辅弼刘知远郭威（904—954），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父郭简，后晋时任顺州刺史，后为刘仁恭所杀。唐天祐元年（904）七月二十八日郭威生于尧山，3岁时徙家太原，不久就成为孤儿，由姨母韩氏抚养。他身材魁梧，习武好斗。8岁时往依潞州（今长治）故人常氏，其时李继韬在潞州招募兵勇，郭威前去投军，得到李继韬的赏识。郭威有些违法犯禁之事，常得其庇护。一次，“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结果还是李继韬设法让他脱逃后又招致麾下。后来李存勗杀李继韬，将其部属编入自己的亲军“从马直”，2岁的郭威也在其中，而且因通书算而当上了军吏。这时他认真读了《阃外春秋》，因而略知兵法，处事也不再卤莽。 刘知远任后晋侍卫亲军都虞候时，他已主动归隶其下，很受器重。不论刘知远调任何处，他都跟随左右而成心腹。契丹灭后晋时，郭威和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等力劝刘知远建号，成为后汉的开国元勋。“时百度草创，四方犹梗，经纶缔构”，都悉心竭力，知无不为，是刘知远最重要的辅弼功臣之一。 讨平三镇刘知远临终前，以郭威与杨邠、史弘肇等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年仅8岁的刘承祐。刘承祐继位后，以郭威为枢密使。不久，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镇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发动叛乱，刘承祐派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别讨伐，久而无功。刘承祐征求郭威的意见，想请他出征。郭威说“臣不敢请，亦不敢辞，惟陛下命。”2于是刘承祐就加给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督诸将征讨三镇。 郭威在军中接见宾客时，衣着宽袍大袖，风度儒雅；上阵打仗时，身着短装，与士兵一样。“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3。士兵立功，即与厚赏；作战负伤，亲**问；不管谁提建议，他都能和颜悦色地接待；即使有人得罪了他也不介意，因此深得部下爱戴。这次出征，在议论用兵先后时，他虚心听3《旧五代史》卷0《周太祖纪》一。2《新五代史》卷《周太祖纪》。取部将扈彦珂的意见而先击河中。他自栅于城东，令常思栅于城南，白文珂栅于城西，又调壮丁2万人筑连垒以护三栅，用围而不打的战术消耗对方实力。一年后，城中兵食俱尽，他下令攻城，一举获胜，李守贞与其妻子而死。在此先后，势力较弱的赵思绾、王景崇也或降或死，从而稳定了局面。 《新五代史》卷《周太祖纪》。 刘承祐论功行赏，加给他检校太师兼侍中的官爵，要送玉带给他。郭威说破贼不是他一人之功，还有当朝将相安朝廷，抚内外，使馈饷不断的辛劳，不能独受。于是刘承祐把杨邠、史弘肇等一批大臣都召来赐以玉带。郭威又推功大臣，于是窦贞固、苏逢吉等都加官进爵。此外，他又提出汉诸宗室、天下方镇、州县官员等，于是滥赏遍于天下，而郭威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声誉。邺都起兵乾祐三年（950）四月，郭威被任为邺都（今河北大名北）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邺都），且以枢密使名义节制河北各州军事。这年十一月，刘承祐不愿再受顾命大臣的控制，与舅父李业等定计，先杀在京的史弘肇、杨邠、王章等，又派人去各地杀郭威、王殷、王峻等人。郭威得知汴京事变后，与亲信魏仁浦商量对策，“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于是郭威就以清君侧、杀李业等为名在邺都起兵，渡河南下。刘承祐一面派兵抵御，一面杀郭威在京的全部家属，“婴孺无免者”。几天后，郭“威兵临开封城下，刘承祐为乱兵所杀。郭威入京师，纵火大掠”2。为了稳住局面，他没有立即称帝，而是让太后下令立刘知远的侄子刘赟为嗣，派大臣去徐州迎接，同时又让王峻派人在途中将刘赟杀死。他自己则以北伐契丹为名带兵北上，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然后返回汴京，迫使太后下令由郭威监国。他还发布一篇文告，说自己“逊避无由，g俯遵承，夙夜忧愧”3。其实这场拥戴闹剧，只是为了遮人耳目。 灭汉建周，革故鼎新郭威就任监国不到一个月，就于次年正月正式即帝位，庙号太祖。他自认为是周朝虢叔的后裔，所以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改为广顺元年（95）。仍建都东京开封府。 郭威虽是刺史之子，但幼年孤贫，知道民间疾苦，因而即位后就着手革除前朝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即位当月下诏“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这就减免了原先所收的“斗余”、“称耗”、“羡余”等额外税收，大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诏又说“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这比后汉时“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的规定有了明显的减轻。广顺二年（952）七月，针对后汉时“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的规定，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具体规定“诸色犯盐、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已《新五代史》卷《周太祖纪》。 《资治通鉴》卷289，乾祐三年十一月。 2《新五代史》卷《周太祖纪》。 3《旧五代史》卷0《周太祖纪》一。 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顿，处死。”同年十一月又下诏“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于敌国。”这比起原先“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在政策上是大大放宽。因为所谓“受直”，后唐明宗时只给些盐；后晋天福中期，连盐也不给了；后汉更严厉到“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的程度。然而，牛皮“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议均于田亩，公私便之”2。 唐末以来，在中原有户部管理的营田务，流弊很多；还有当年朱温征讨淮南时，将掠得的以千万计的耕牛租给农民，可数十年后，“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广顺三年（953）正月，“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这样做无疑会大大调动受益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人曾建议将部分肥沃的营田出卖，“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3由此可见郭威的确与那些只知一味搜刮的帝王不一样。 郭威在整顿朝廷加强皇权方面也颇有些作为。广顺元年（95）十二月，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弟泰宁节度使（镇兖州，今属山东）据兖州反，郭威随即于次年正月派曹英等前去讨伐，五月又亲征，斩慕容延超等，巩固了政权。大臣王峻恃功不逊，干涉皇权，郭威于广顺三年（953）将其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司马，不久病死在那里。至于有“震主之势”的王殷，乘其入朝加以贬杀。 郭威在惩治贪官方面也有许多记载。他的这些改革与整顿，为后周世宗柴荣的著名改革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局面。 此外，还应提及的是郭威是历史上较为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伊始就对近臣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下诏悉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帝谓侍臣曰‘凡为帝王，安用此！’仍诏有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2直到他临终前，又下诏薄葬“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3这种精神在封建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郭威于显德元年（954）正月病死，终年5岁。 第二节世宗柴荣《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二年七月。 2《资治通鉴》卷29，广顺二年十一月。 3《资治通鉴》卷29，广顺三年正月。 《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 2《旧五代史》卷，《周太祖纪》二。 3《旧五代史》卷3《周太祖纪》四。 追随郭威柴荣（92—959），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本是郭威内侄，后收为养子。生父柴守礼，是郭威妻子柴氏之兄。 柴荣生于唐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九月二十四日，成年以前就生活在姑父郭威家里。当时郭威见柴荣办事谨慎，为人厚道，就把家里开支等事交他去管。柴荣悉心经度，曾与一商人一起到江陵（今湖北荆沙）贩卖茶货，使本不宽裕的家用得到周济，郭威很赏识他，就把他收为义子。柴荣的这一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更使他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深知民间疾苦和地方利弊，这对于他日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郭威在后汉朝廷中任枢密使时，柴荣被任为左监门卫将军。郭威改任天雄军节度使镇守邺城（今河北大名东北）时，柴荣就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并领有贵州（今广西郁林）刺史、检校右仆射的头衔。郭威带兵去首都开封夺权时，柴荣便留守邺城，他是郭威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心腹。 广顺元年（95）正月，郭威即位为帝，柴荣被任为澶州（今河南濮阳） 节度使、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他为政清肃，盗不犯境，而且在澶州遭洪水破坏后，整修和拓宽街道，扩大城市规模，得到吏民好评。次年正月，慕容彦超在兖州（今属山东）起兵反周。柴荣几次上表请求征讨，郭威也打算用他，但由于枢密使王峻阻挠而未实现。这年底他晋衔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进一步引起王峻的不满，广顺三年（953）正月入朝觐见郭威后竟不得留京。直到王峻被贬逐后，柴荣才被任为开封尹，封晋王。 亲征高平显德元年（954）正月，柴荣晋升为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依前开封尹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从而控制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两天后，郭威病死，秘不发丧。过了四天宣布郭威的遗命“晋王荣可于柩前即位。”柴荣即帝位，是为世宗。 柴荣即帝位不到十天，潞州（今山西长治）方面就传来北汉刘崇举兵南下的消息，柴荣打算亲征，宰相冯道认为不妥，反复谏阻。柴荣则表示自己要学唐太宗，要以泰山压卵之势击败刘崇。经过一番准备，柴荣于三月十一日亲征，十九日即在泽州高平（今属山西）与北汉契丹联军展开大战。交战开始，周军右翼骑兵望风而逃，造成步兵解甲投敌。紧要关头，柴荣“自率亲骑，临阵督战”，“驰骑于阵前，先犯其锋”，这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士皆奋命争先”，很快扭转了局面。随着增援部队的到达，周军大胜。“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乘舆器服等不可胜纪”。北汉军则“僵尸弃甲，填满山谷”，刘崇狼狈逃回太原。战役结束，柴荣不仅奖赏了有功将士，更从严惩处了作战不力的将校，杀樊爱能、何徽等70余人，“由是骄将堕兵，无不知惧”2。有效地整顿了军纪，大大提高了战斗力，随后的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一直打到太原城下，后来还是由于契丹军队赶到和久雨致士卒疲病才撤军南返。 《旧五代史》卷4《周世宗纪》一。 2《旧五代史》卷4《周世宗纪》一。 战后，柴荣针对战场上所暴露的问题指出“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选为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费。”于是大规模整编禁军，“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殿前诸班”。“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2振兴百业柴荣关心民间疾苦，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显德二年（955）正月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3这些规定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和荒弃庄田的开垦利用，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显德五年（958），他读唐朝同州刺史元稹所上的《均田表》后，下诏称赞此表“较当时之利病，曲尽其情；俾一境之生灵，咸受其赐”，遂命按表制成《均田图》赐给诸道节度使、刺史，随后又派“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2。连历代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氏，也被取消特权，照平民例纳租赋。 疏浚漕运水路，固然有军事意义，但对水利灌溉和经济发展也有重大影响。显德二年开始，先后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3。 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兵源，柴荣于显德二年五月下诏限制寺院的发展“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4还严格规定出家为僧尼的条件。这一年共废寺院3033所，仅保留寺院294所，收效显著。 此外，柴荣在漕运和铸钱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减轻了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虚心求谏柴荣的虚心求谏也是很有名的。显德二年二月下诏，他认为自己“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因而要求“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五代会要》卷2《京城诸军》。 2《旧五代史》卷4《周世宗纪》一。 3《旧五代史》卷5《周世宗纪》二。 《五代会要》卷25《租税》。 2《旧五代史》卷8《周世宗纪》五。 3《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三月。 4《旧五代史》卷5《周世宗纪》二。 勿宜有隐”。这年四月，更下诏明确要求“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首”。这种大面积命题对策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他审读后，尤对王朴的《平边策》中所提“先易后难”的主张最为赏识，并且随即付诸实践。 五月，柴荣派向训、王景等西征，不出半年，先后攻取了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凤（今陕西凤县东）等4州之地。十一月，他派李谷等南征，围攻南唐寿州（今安徽寿县）等地。显德三年初，他亲征寿州，取得正阳（今颍上西南）之战的胜利，且派兵攻取了南唐的滁（今滁县）、扬（今江苏扬州）、泰（今属江苏）、光（今河南潢川）、舒（今安徽潜山）等州，但寿州由于南唐将领刘仁赡死守未能攻下。显德四年初，柴荣第二次南征，终于攻下了寿州城。这年底，他又第三次南征，连取濠（今凤阳西北）、泗（今泗县东南）、楚（今江苏淮安）、扬等州，到显德五年，南唐李璠遣使求和，割江淮之间4州0县土地，并付犒军银0万两、绢0万匹、钱0万贯、茶50万斤、米麦20万石。并规定今后岁输贡物0万。三次南征，不但使南唐俯首就范，而且震慑了南方各割据势力，为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 显德六年（959）三月，柴荣再次北伐。取道沧州（今属河北）北上，率步骑数万直入辽境。到五月就先后收复瀛（今河间）、莫（今任丘北）、易（今易县）3州和益津（今文安县境）、瓦桥（今雄县境）、淤口（今霸县境）3关，共计7县之地，为五代以来对辽作战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正当柴荣大会诸将，议取幽州（今北京）之时，突然患病，只得班师回到汴京，六月十九日病逝，年仅39岁。这样，他想为君30年，“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然而他在位5年半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所以史评“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是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旧五代史》卷5《周世宗纪》二。 《旧五代史》卷9《周世宗纪》六。 第七章冯道王朴第一节冯道持重镇俗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学勤，颇有古风。 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刘守光的参军，因常陈利害而惹怒刘守光。刘守光失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勗与后梁军夹河对垒之时，郭崇韬要求裁减闲散人员，李存勗怒而欲“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令冯道草拟文告发表，冯道执笔久之不写。李存勗正色催促，冯道说“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不久，郭崇韬向李存勗道歉，经过冯道的调和，此事顺利解决，人们开始佩服他的胆量识见。李存勗称帝后，冯道被破格升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冯道为人刻苦俭约。在晋梁交战前线，他在军中只搭一茅屋，室内不设床席，睡觉仅用一捆牧草。请将送他在战争中掠得的美女，他无法推却时就安置于别室，等找到她原来的亲人后再送回去。他因父丧丁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尽自己所有周济乡里，亲自种田背柴。有因人力不足而致田地荒芜的人家，他就不声不响地在夜里帮助耕种，事后人家前来道谢，他认为这完全是应该做的。守孝期满，后唐朝廷重新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赴任途中走到汴州时，正遇上赵在礼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带兵进攻首都洛阳，孔循劝他等到局势明朗后再走，他认为奉诏赴阙，不可擅留，依旧快速赶赴京师。 三代为相李嗣源向来知道冯道的声名，即帝位后任命冯道为端明殿学士，不久，迁兵部侍郎。一年后，又迁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冯道引荐任用了不少有才识的孤寒士子，而对那些品行浮躁的衣冠子弟都加以抑制。尽管因此遭受一些人的讽刺打击，但一直得到李嗣源的信任。 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太平无事。冯道打比方提醒李嗣源，借自己在河东任掌书记时出使到中山（今河北定州），路过井陉（今属河北）地区的险恶山路因十分小心而没有出事，等走到平地时以为可以放心大胆结果反而跌伤的事说“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李嗣源问他丰收年景的百姓情况时，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并且特地吟诵了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旧五代史》卷2《冯道传》。 《旧五代史》卷2《冯道传》。 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李嗣源听了很受感动，命人抄下经常诵读。当李嗣源为得到一只刻有“传国宝万岁杯”字样的玉杯而高兴时，他说“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2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无形之宝便是“仁义”。他因势利导地规劝明宗，既使对方乐于接受，又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他还因为“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今陕西西安）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3。这是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一件大事。李嗣源死后，他在闵帝李从厚时仍任宰相。当李从厚出奔卫州（今河南汲县）时，他又率百官迎接末帝李从珂入主朝廷，仍然被任命为宰相，后虽一度出为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一年后又任司空。后晋灭后唐时，他又投靠新朝，石敬瑭任他为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其荣宠程度更胜前朝。石重贵时，他仍为宰相，且加太尉，封燕国公。后出任匡（治同州）节度使，又徙镇威胜（治邓州，今河南邓县）。“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种自甘贬辱的态度使耶律德光感到高兴，被任为太傅。耶律德光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有人说这种谄媚的谀词讨得了耶律德光的喜欢，因而没有夷灭中原人民。耶律德光北撤时，他一直随从到了常山。刘知远建汉称帝后，他以太师奉朝请。后周灭后汉之后，冯道又被后周任命为太师兼中书令为首相。 明哲保身“长乐老” 冯道在未发迹时曾写过一首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反映了他既要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后来，有人因他“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2，而称之为不倒翁。 乾祐三年（950）夏，冯道写了一篇题为《长乐老自叙》的文章，历述自己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及契丹入主时期所获官爵荣宠，真是官越做越大，爵越封越高，上耀祖宗，下荫子弟。他写道“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然而，在文中他也承认自己的一生“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并且明白指出这不足在于“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因而他清醒地预见到后人对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后周取代后汉时，冯道已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客，连郭威都要细察他的反应来决定行止。当郭威进攻洛阳，刘承祐为乱兵所杀后，郭威认为后汉大《旧五代史》卷2《冯道传》。 2《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3《旧五代史》卷2《冯道传》。 《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2《旧五代史》卷2《冯道传》及注。 《旧五代史》卷2《冯道传》。 臣一定会推戴自己为帝。可是在见到冯道时，发现冯道一点表示都没有，只好像往常一样先向他行礼，冯道仍像平时一样受之。郭威就意识到取代后汉为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就假意提出立刘赟为帝，并且派冯道到徐州去迎接。因此当时的舆论并没有把后汉之亡归罪于冯道，而冯道对于改朝换代丧君亡国也因习以为常而并不在意。柴荣继位后打算亲征刘赟，冯道以为不可，再三谏阻。当柴荣说要以唐太宗为榜样时，他更直言“陛下未可比唐太宗”2。因而惹怒了柴荣，亲征时就不要他随行而让他去处理郭威的后事。结果郭威刚安葬完毕，冯道不久也就患病，四月去世，终年73岁。谥文懿，追封瀛王。第二节王朴“平边策” 王朴（905—959），字文伯，东平（今属山东）人。父王序，在王朴显贵之后才获赠左谏议大夫。王朴幼年聪慧机警，刻苦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然而大器晚成，直到后汉乾祐年间（948—950）他40多岁时才考取进士，接着通过释褐试，开始步入仕途，被任命为校书郎，依附枢密使杨邠。 当时后汉政权建立不久，隐帝刘承祐年少孱弱，任用小人，朝政已经渐趋混乱。加上杨邠与三司使王章、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等大臣矛盾日深，形同水火。王朴预见到政局必将大乱，陷于其中于己不利，于是就离开杨邠东归乡里。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帝舅李业等唆使隐帝诛杀权臣，杨邠、王章、史弘肇三家均被族灭，与三家有交往的人也大多受到牵连，只有王朴先期离去得以幸免。 后周初年，柴荣任澶州节度使时，王朴在其帐下任掌书记。柴荣任开封尹时，王朴被朝廷任命为右拾遗，充开封府推官。柴荣继位为帝后，王朴被任命为比部郎中。显德二年（955）夏，后周世宗柴荣命在朝的20多名文学之士每人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以试其才。其中以王朴的《平边策》最受重视。 在这篇著名的时务策中，王朴开宗明义地指出，只要“观所以失之之由”，就能“知所以平之之术”。既然失之在于“君暗政乱，兵骄民困”，导致“天下离心，人不用命”。那么，“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这样就一定可以成功。至于具体的用兵次序，他提出“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即先易后难的原则，主张先攻南唐，“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在夺取南唐的江北之地后，“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他认为“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2《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旧五代史》卷28《王朴传》。 王朴的计划是想先平定南方，用江南雄厚的财赋，养北方强大的兵力，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取得河东，完成统一大业。此计柴荣虽然并没有完全采用，在取得南唐江淮之间4州之地后就移师北伐，由于中途得病死去而未见其下一步用兵意图。但后来宋初的统治者则大体上是按王朴的方案削平南北割据势力的。由此也可见王朴的《平边策》影响确实不小，他也因之名留青史。 辅佐世宗王朴的《平边策》大受后周世宗柴荣的赏识。不久，就升迁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旋即又升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成为柴荣身边重要的谋士。他与柴荣计议天下大事，所见都不谋而合，于是就付诸实行。显德三年柴荣南征江淮，就以王朴为东京副留守。班师后，任命他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不久又升任枢密使、检校太保。第二年，柴荣再次南征，又以王朴留守京师，在此期间，都城秩序井然。 王朴在任开封知府和东京留守期间，为拓广京城匠心独运，“凡通衢委巷，广袤之间，靡不由其心匠”。在拓展过程中，雷厉风行，连有权势的大臣藩镇都怕他三分。故宋人说“朴留京师，广新城，通道路，壮伟宏濶。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2王朴多才多艺，“为人明敏多才智，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历之法，莫不通焉”。曾受命校定大历，“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制订了《大周钦天历》。又奉诏考正雅乐，“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3。著有《律准》行世。显德六年（959）三月，又奉诏在汴口设斗门，控制汴河水量，大大改善了漕运。 王朴为人处事太刚，锋芒毕露。他于“稠人广座之中，正色高谈，无敢触其锋者，故时人虽服其机变而无恭懿之誉”。称帝前的赵匡胤都对他敬畏有加。然而在柴荣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能臣，所以当他从汴口回京途中突然发病去世时，柴荣“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柩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恸者数四。赠赙之类，率有加等，优诏赠侍中。”王朴享年54岁4。 《旧五代史》卷28《王朴传》。 2《新五代史》卷3《王朴传》。 3《新五代史》卷3《王朴传》。 4《旧五代史》卷28《王朴传》。《旧五代史》作“四十五”岁，今据《新五代史》。第八章杨行密李昪（徐知诰）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历史短暂的朝代，是为五代。与之同时，其他地区还出现过十个割据政权，是为十国。其中杨行密建立的吴、钱镠建立的吴越，刘隐建立的南汉、马殷建立的楚、王建建立的前蜀、王审知建立的闽，都是在后梁开国前后建立起来的。其创建者，都是唐末的方镇。高季兴是后梁的一个方镇，他在后梁之后建立的荆南，也称南平，是十国中最小的一国。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李璠（徐知诰）建立的南唐、刘旻（崇）建立的北汉，是十国中后起的三个小国，分别是在后唐末年、后晋初年和后周初年建立的。十国中，除吴、楚两国亡于南唐，前蜀、闽亡于后唐，其余六国都先后亡于北宋。 第一节杨行密横行江淮杨行密（852—905），初名行愍，字化源。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 少时孤贫，长大后身材高大，膂力过人，据说能手举百斤，日行三百里。唐僖宗乾符中期（877年前后），杨行密因参加江淮一带的农民起义被捕，刺史郑棨“奇其状貌”而释放了他。后来他应募为州兵，戍守朔方（今宁夏灵武），升为队长。守边期满返回，当地军吏讨厌他，要他再次出戍。临行前军吏假装关心，问他还缺什么，他奋然说“惟少公头尔！”随即斩其首，举兵为乱。他“自募百余人，皆虓勇无行者”2，统率州兵，“自号八营都知兵马使”3，刺史郎幼复逃走，他就占据了庐州。中和三年（883），朝廷正式任命他为庐州刺史。 光启三年（887），淮南节度使高骈为毕师铎所攻，杨行密被高骈任为行军司马，率兵数千往援，屯驻于蜀冈（今江苏扬州西北），以诱敌袭营的伏击战大败毕师铎。高骈被毕师铎杀害后，杨行密缟军向城哭三日，攻破城门，占领扬州（今扬州东北）。 杨行密占领扬州后，派使者到大梁，向当时拥有兼领淮南节度使头衔的朱温表示归附之意。朱温一面派人与杨行密结盟，一面又派兵送李璠去任淮南留后。杨行密发兵击走李璠，朱温只好同意杨行密任淮南留后，双方关系已现龃龉。 文德元年（888）正月，孙儒在高邮（今属江苏）杀毕师铎等，并其部众南攻扬州。杨行密依其谋士袁袭之见先退庐州，然后进袭守备空虚的宣州（今安徽宣城）。龙纪元年（889），唐任命杨行密为宣州观察使，杨行密派田頵等分别攻取了浙西地区的苏（今属江苏）、常（今属江苏）、润州（今镇江）。大顺二年（89），又攻取了滁（今属安徽）、和（今和县）州，势力不断扩大。 《新五代史》卷《吴世家·杨行密传》。 2《旧五代史》卷34《杨行密传》。 3《新五代史》卷《吴世家·杨行密传》。 割据淮南景福元年（892），杨行密攻取了楚州（今魔法老师之洛奇小说5200江苏淮安），对占据扬州的孙儒构成了南、西、北三面包抄的形势，孙儒就焚毁广陵城，率部渡江，号称50万，攻杨行密于宣州，几次击败田頵、刘威，杨行密打算西撤铜官（今安徽铜陵），谋士戴友规说孙儒兵多气锐，“其锋不可当而可以挫，其众不可敌而可久以敝之”。刘威也主张“背城坚栅”，以固守不战来挫败长途奔袭之敌。杨行密采纳了这一计策。结果孙儒“兵饥，又大疫”被击败擒杀。杨行密并其部众，选编其中精锐5000为亲军，以皂衣蒙甲，号称“黑云都”，给以特殊待遇，成为杨行密“驱之即战、靡不争先”的主力军2。这一年，他再占扬州，唐廷任他为淮南节度使。乾宁二年（895），加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冯弘铎来附，他又派田頵等攻掠各地，于是，“自淮以南、江以东诸州皆下之”3。杨吴政权的地盘已具雏形。 乾宁四年（897），被朱温打败的朱瑾、李承嗣前来投奔杨行密，李承嗣本是李克用派去支援朱瑾的将领，他从河东带来的骑兵队伍大大加强了杨行密的兵力，于是大肆攻掠邻部。两浙钱镠、江西钟传、鄂州（今湖北武汉）杜洪等都向朱温求援，朱温派朱友恭率步骑万人南下讨伐，杨行密令都将瞿章先据黄州（今黄冈），待朱友恭来攻即南渡固守武昌寨（今武汉），杨行密又派马珣以精兵5000助守，可还是被朱友恭和杜洪打得大败，瞿章等3000余人被俘。这年八月，朱温又派葛从周率步骑万人从霍丘（今属安徽）渡淮河为西路，令庞师古率大军驻营于清口（今江苏淮阴）为东路，自北向南发起进攻。杨行密先打东路，一面用决堰纵水的办法水淹敌军，另一面又令朱瑾率精锐突袭，结果汴军大败，名将庞师古被杀。葛从周得知东路失败，也从濠梁（今安徽凤阳）撤军，退到淠河又遭伏击，各军勉强北归。 乾宁五年（898），钱镠攻苏州，杨行密所部周本战败，苏州又为钱镠所得。天复元年（90）杨行密派李神福南攻，在临安（今浙江临安北）大败钱镠，擒其将顾全武后回师。次年，冯弘铎叛变，进攻宣州，被田頵打败后率部东撤，打算逃往海上。杨行密在东塘（今江苏常熟东南）拦截，表示愿意宽容，劝其回头。冯弘铎感激涕零，杨行密就任他为节度副使，而由李神福取代其拥有实权的昇州刺史之职。 建立吴国乾宁二年（895），唐昭宗曾封杨行密为弘农郡王，天复二年（902），唐昭宗被劫持在凤翔，派遣江淮宣慰使李俨任杨行密为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中书令，进封吴王。次年，他命李神福西攻鄂州的杜洪，在君山（在今湖南岳阳）打了胜仗。同年，朱温攻打青州（今山东益都），王师范派人向他求救，他派王茂章率众往援，大败汴军，杀朱温之子朱友宁。朱温大怒，亲率大军击之，结果又被王茂章打败。然而这时宣州守将田頵由于不《新五代史》卷《吴世家·杨行密传》。 2《旧五代史》卷34《杨行密传》。 3《新五代史》卷《吴世家·杨行密传》。 满杨行密在攻打钱镠时的反复态度，起兵叛变，袭击昇州。润州守将安仁义闻讯也起兵反叛，进攻常州。杨行密依靠李神福和王茂章分别将其平定。杨行密在与各地军阀交战中胜多败少，江淮地区相对比较稳定，这与他节用安民的指导思想有关。杨行密少时孤贫，深知民间疾苦。他“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宽简有智略，善抚御将士，与同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打败孙儒后，他在淮南“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2。他初到淮南时，“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3。 天祐二年（905），杨行密派刘存再次攻打鄂州，终于活捉杜洪，控制了长江中游这一军事重镇。十一月，杨行密病死，终年54岁。后其四子杨溥为睿帝，在位时追尊杨行密为太祖武皇帝。 第二节李璠（徐知诰） 依附徐温李璠（888—943），字正伦，徐州（今属江苏）人。家世微贱，父李荣在唐末战乱中不知所终。8岁的他成为孤儿，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泗县东南）一带流浪。杨行密攻打濠州时掠得他，爱他聪慧有奇貌，打算收为养子，但遭诸子反对，只好让部将徐温收下，于是就成了徐温的养子，改姓名为徐知诰。 徐知诰成年后，身高七尺，相貌堂堂，待人温厚而有谋略。他对徐温很孝顺，徐温曾骂自己的儿子们不如他，因而遭到他们忌恨，尤其是长子徐知训，几次想要害死他，都因他人缘好而幸免。后来他担任楼船军使，率水军驻屯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当柴再用奉徐温之命攻打宣州（今属安徽）李遇时，他所部立了大功，因此升任为昇州（今南京）刺史。当时江淮初定，地方长官多为武夫出身，只知搜刮民财来供养军队。只有徐知诰与众不同，他勤俭好学，重视儒生，以宽仁为政，因而得到民众赞誉。当徐温以齐国公兼两浙招讨使的身份镇守润州（今镇江）时，昇、润、宣、常（今属江苏）、池（今安徽贵池）、黄（今湖北黄冈）等州都为齐国辖地，他听说徐知诰治理昇州有政绩，便前往察看，见府库充实，城垣修整，就将治所迁到昇州，而让他去做润州刺史。起先他不愿意，几次要求去宣州，徐温不答应。谋士宋齐丘劝他说，在扬州（今江苏扬州东北）掌权的徐知训童昏，“老臣宿将不甘诟辱，度其势，乱在旦暮，蒜山之津不一夕而可以定事，舍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岁月，其亡聊奈何！”徐知诰随即觉悟，迅速到润州赴任。果然不久徐知训为朱瑾所杀，他得到消息抢先进入广陵（即扬州），平息事态后取代徐知训而控制了杨吴政权。 《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八月。 2《旧五代史》卷34《杨行密传》。 3《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八月。 史虚白《钓矶立谈》。 灭吴建南唐徐知诰执政后，为了收揽民心，便宽缓刑法，推广恩信，还特地造延宾亭用以接待四方之士。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人都成了他的重要谋士，其他凡有流落在其境内的士人他都加以任用，还经常派人到民间了解疾苦，遇有婚丧匮乏的，便设法予以周济。盛夏酷暑出行，不张伞盖也不操扇，左右近侍要为他张伞盖，他必定婉拒说“士众尚多暴露，我何用此？”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尽管徐温身居金陵遥秉大政，但人心已大多归向徐知诰。武义元年（后梁贞明五年，99），杨隆演称吴王，以身居金陵的徐温为丞相，徐知诰被任为左仆射、参知政事，在广陵实际掌权。徐温的行军司马徐玠多次劝徐温以亲子取代徐知诰，于是徐温令次子徐知询到广陵，准备谋取政权。恰在这时徐温病死，徐知询到金陵奔丧。徐玠就改变立场转而为徐知诰出谋划策。 乾贞元年（后唐天成二年，927）十一月，杨溥僭号称帝，任徐知诰为太尉、中书令，掌握实权。大和三年（后唐长兴二年，932），徐知诰出镇金陵，沿用当年徐温的做法，把儿子李景通（璟）留在广陵任司徒、同平章事，又让王令谋、宋齐丘分别担任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在杨溥身边安插了一个效忠于他的班子，便于他遥控。次年，他被封为东海郡王。天祚元年（后唐清泰二年，935），晋封为齐王，以昇、宣等0州为齐国，进位太尉、录尚书事，留镇金陵。不久，又加九锡，建天子旌旗，且改金陵为西都，以扬州为东都。他依南朝齐、梁故事开国，用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杨溥逊位，徐知诰正式即帝位，国号大齐，改元为昇元元年，以金陵为都城。这时他一直使用的姓名是徐知诰，直到昇元三年正月才恢复原姓李，改名昪，并且自称是唐宪宗之子李恪的四世孙，因而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世称前主，庙号烈祖。 保境息民李璠自幼孤贫，深知民间疾苦。在为相时就“禁压良为贱，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2。即帝位后，由于他“性节俭，常蹑蒲屦，盥頮用铁盎，暑则寝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服饰粗略。”他“勤于听政，以夜继昼，还自江都，不复宴乐。”“死国事者皆给禄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3。对于用兵，不论是北伐中原还是南向拓疆，他都取慎之又慎的态度，长期奉行“保境息民”的政策。昇元五年（后晋天福六年，94），“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心亦安矣，又何求焉？’”4昇元六年（942），“吴越国火，焚其宫室府库，甲《新五代史》卷2《南唐世家·李昪传》。 此据《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 2《资治通鉴》卷283，天福八年二月。 3《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十一月。 4《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四月。 兵皆尽，群臣请乘其弊攻之，昪不许，遣使吊问，厚赒其乏。钱氏自吴时素为敌国，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及将篡国，先与钱氏约和，归其所执将士，钱氏亦归吴败将，遂通好不绝。昪客冯延巳好论兵，大言，尝谓昪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值得指出的是，李璠采取这种态度是经过深刻思考的自觉行动，是基于他对全局分析的结果。一次，南唐君臣议政，宋齐丘、冯延巳倡议兼并吴越、闽、楚。李璠说“钱氏父子动以奉事中国为词，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闽土险瘠，若连之以兵，必半岁乃能下，恐所得不能当所失也；况其俗怙强喜乱，既平之后，弥烦经防。惟诸马在湖湘间，恣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子谓燕人取齐，恐动四邻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恶名，我不愿也。”由此可见李璠采取“保境息民”的态度是坚决的，因此在其统治区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南唐境内，“内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2。成为“十国”当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李璠则是当时“十国”中的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昇元七年（后晋天福八年，943）二月，李璠疽发于背病死，终年5岁。子璟嗣位，是为中主，改是年为保大元年。 《新五代史》卷2《南唐世家·李昪传》。 2《钓矶立谈》。 第九章钱镠王审知第一节钱镠割据两浙钱镠（852—932），字具美（一作巨美），杭州临安（今属浙江）人。 家世以田渔为业。年轻时好拳勇，喜任侠，“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善射与槊，且稍通图纬诸书，在当地颇有点名声。 唐乾符二年（875），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鑑（今临安东南）镇将董昌招募乡兵讨伐，以钱镠为偏将，击败了王郢。不久，黄巢起义军打到浙东，将要进攻杭州，钱镠分析形势后采用伏击战以少胜多打败黄巢的先头部队，然后又设计使黄巢不敢进攻杭州。当时坐镇扬州的高骈得知后，把董昌和钱镠召到扬州予以鼓励，后来表请任命董昌为杭州刺史，董昌把所属各县的乡兵整顿组成八都，以钱镠为都指挥使。 中和二年（882），越州（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之间矛盾激化，刘汉宏派其弟汉宥等屯兵于西陵（今萧山西北）。钱率八部兵渡过钱塘江，偷袭成功，刘汉宥等逃走。接着，钱镠又在诸暨、萧山大败刘汉宏。中和四年，唐僖宗派宦官焦居璠为杭越通和使，要董昌和刘汉宏罢兵和解，双方都予拒绝。钱镠攻破越州，刘汉宏逃到台州（今临海）后被俘杀。钱镠奏请朝廷以董昌取代刘汉宏为越州观察使，他自己便占据杭州。 光启三年（887），唐廷正式任命钱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董昌为越州观察使。这一年，高骈被囚，淮南大乱。润州（今镇江）守将周宝为其部属薛朗等所逐，钱镠乘机迎回周宝，派兵攻占润州，俘杀薛朗，又派其弟钱镠逐杀占领镇将徐约，势力进一步发展。 唐昭宗即位后，任钱镠为杭州防御使。不久，升越州为威胜军，以董昌为节度使，封陇西郡王；又升杭州为武胜军，以钱镠为都团练使，成及为副使。成及是钱镠的主要部将，攻城略地之谋多出于成及，钱镠与之结为姻亲以巩固关系。他又招罗一批文武人才，以杜崧、阮结、顾全武等为将校；以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等为谋士。 景福二年（893），唐廷任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次年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宁二年（895），董昌在越州称大越罗平国皇帝，钱镠拒绝董昌的任命，向唐廷报告董昌的反状。于是昭宗下令削夺董昌的官爵，封钱镠为彭城郡王，以浙江东道招讨使的名义征讨董昌。“乾宁四年，镠率浙西将士破越州，擒昌以献，朝廷嘉其功，赐镠铁券，又除宰臣王溥为威胜军节度使，而两浙士庶拜章，请以镠兼杭、越二镇，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胜军为镇东，镠乃兼镇海、镇东两藩节制”。“镠如越州受命，还治钱塘（今杭州），号越州为‘东府’”。 建立吴越国《新五代史》卷7《吴越世家·钱镠传》。 《旧五代史》卷33《钱镠传》。 《新五代史》卷7《吴越世家·钱镠传》。 钱镠既兼两镇，有精兵3万，占据杭、越等3州，形成割据势力。天复二年，唐廷封钱镠为越王。这一年其部将徐绾、许再思等发动叛乱，一度形势紧张。钱镠一面平叛，一面结好于杨行密，促其召回帮助徐绾作战的宣州节度使田頵，终于生擒徐绾，平定了叛乱。 天祐元年（904），“钱镠求封吴越王，朝廷不许。朱全忠为之言于执政，乃更封吴王”2。朱温称帝后，为了利用钱镠牵制杨渥，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有人劝他拒绝梁命，“镠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邪！’遂受之。”3于是他由联杨转变为联梁攻杨。朱温则于开平二年（908）加钱镠守中书令，开平三年加守太保以示荣宠和拉拢。杨渥派周本等围攻苏州（今属江苏），结果为钱镠所败。乾化元年（9），加镠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朱友珪上台时曾册尊钱镠为尚父。朱友贞于贞明三年（97）加钱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置官属。次年，杨隆演攻取虔州（今江西赣州），阻断了吴越北上中原的陆路交通，钱镠就从海上入贡京师。梁末帝于龙德元年（92）赐镠诏书不名。 李存勗称帝建后唐，钱镠遣使到洛阳贡献，求赐金印玉册，后唐群臣都认为要求过分，但李存勗曲从其意，勉强答应。钱镠于是“以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后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诲当权，钱镠遣使致书称“吴越国王谨致书于某官执事”，言辞悖慢，安重诲怒其无礼，削去钱镠的“元帅、尚父、国王之号，以太师致仕”。安重诲死后，李嗣源才恢复其原有官爵。 兴修水利钱镠据两浙4年。长兴三年（932）病卒，终年8岁，是五代十国中享年最高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很重视兴修水利，成绩显著。他于天宝三年（后梁开平四年，90）八月筑捍海塘，“怒濑急湍，昼夜冲击，版筑不就又以大竹，破之为笼，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依匠人为防之制，又以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九重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渐积，塘岸益固”2。由于防治海潮收到了良好效果，两浙民间称他为“海龙王”。为了经常维护重要水利工程，天宝九年（后梁贞明元年，95）“置都水营使以主水利，以主水事，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又开东府南湖，即鉴湖，立法甚备”。 钱镠“好吟咏，江东有罗隐者，有诗名，闻于海内，依镠为参佐。镠尝2《资治通鉴》卷24，天祐元年闰四月。 3《新五代史》卷7《吴越世家·钱镠传》。 《旧五代史》卷33《钱镠传》。 2《吴越备史·杂考》。 《十国春秋》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 与隐唱和，隐好讥讽，尝戏为诗，言镠微时骑牛操挺之事，镠亦怡然不怒”2。天宝三年（90）他回老家，写了一首《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3受其影响，他的子孙也大都能诗。 第二节王审知（附留从效） 转战入闽王审知（82—925），字信通，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家世务农，父王恁，早殁。长兄王潮，为县吏；次兄审邦。审知行三，状貌魁伟，隆准方口，后来在军中常乘白马，故号“白马三郎”。 唐末中原淆乱，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王绪攻陷固始，自称将军，听说王潮兄弟勇敢有才能，招至军中，以王潮为军校。当时盘踞蔡州的秦宗权扩充势力，任命王绪为光州刺史，并要他率部共击黄巢。王绪既厌其屡征租赋，又不愿受其控制，迟迟不行。秦宗权大怒，发兵攻讨。王绪即率“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转掠江（今江西九江）、洪（今南昌）、虔（今赣州）州”，又“陷汀（今福建长汀）、漳（今漳浦）二州”。“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2这时，王绪有众数万，但“性猜忌，部将有材能者，多因事杀之，潮颇自惧。军次南安（今南安东），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者，为绪所胁尔，岂其本心哉！今绪雄猜，将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属不自保朝夕，况欲图成事哉！’前锋将大悟，与潮相持而泣。乃选壮士数十人，伏篁竹间，伺绪至，跃出擒之，囚之军中。绪后自杀。”3王绪被废后，众将推王潮为主。王潮“约其属，所过秋毫无犯。行及沙县（今沙县东），泉州（今属福建）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4。光启二年，王潮攻占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表王潮为泉州刺史。景福元年（892）陈岩病死，其婿范晖自称留后。王潮派王审知率兵讨伐范晖，久攻福州不克，而士卒死伤甚众。王审知请求班师，王潮不许。又请王潮亲临前线督战并增派援军。王潮回话说“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5王审知于是亲率士卒强攻，终于在景福二年攻破福州，范晖被杀。唐廷在王潮据有七闽之地后任命他为2《旧五代史》卷33《钱镠传》。 3《新五代史》卷7《吴越世家·钱镠传》。 《资治通鉴》卷25，光启元年正月。 2《资治通鉴》卷25，光启元年八月。 3《新五代史》卷8《闽世家·王审知传》。 4《资治通鉴》卷25，光启元年八月。 5《资治通鉴》卷259，景福二年四月。 福建观察使，王潮即以王审知为副使。 建立闽国乾宁四年（897），王潮病重，命王审知知军府事。王潮死后，王审知让位给二兄王审邽，王审邦以王审知功高，辞而不受。于是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表于朝廷。唐末，以福州为威武军，任王审知为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 唐亡，朱温为牵制杨行密，加王审知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王审知也以联络中原来稳固其在福建的统治。由于杨行密据有江淮，王审知所派朝贡使节都泛海到登（今山东蓬莱）、莱（今掖县）上岸到汴梁（今河南开封），经常遭遇海难，死者十之三四。 后梁亡，后唐庄宗李存勗即位。王审知仍然遣使奉贡。后唐朝廷也“制加功臣，进爵邑”。 保境安民王审知出身农家，为人俭约。“尝衣䌷，一日袴败，乃取酒库酢袋而补之”。使者自南方还，献玻璃瓶，王审知玩赏之后，掷瓶于地，说“好奇尚异，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贵后代无为渐也！”2王审知又好礼下士，多方延揽唐末避难福建的名士。唐相王溥之子王淡、杨涉之从弟杨沂、知名进士徐寅等均入其幕府。他“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招来海中蛮夷商贾”。从而发展了福建地区的文化教育和海上贸易。史称“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2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3，王审知病死，终年4岁，谥忠懿。子延翰自称威武留后。 留从效留从效（90—92）4，泉州永春桃林（今属福建）人。年轻时为本城衙兵，以征讨临汀（今长汀）军功升迁为泉州散员指挥使。闽天德二年（后晋天福九年，944）三月，闽拱宸都将朱文进杀闽王王延羲窃据福州，与前一年二月称帝于建州（今建瓯）的王延羲之弟富沙王王延政相抗。朱文进以其党羽黄绍颇为泉州刺史。“留从效谓同列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曰‘朱文进屠灭王氏，遣腹心分据诸州。吾属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贼，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属死有余愧！’众以为然。”5不久，留从效假托收到富沙王令他《旧五代史》卷34《王审知传》。 《新五代史》卷8《闽世家·王审知传》。 2《旧五代史》卷34《王审知传》。 3《旧五代史》作同光元年，今从《新五代史》。 4马令《南唐书》留作刘，《五国故事》留作娄。 5《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十月。 除掉黄绍颇的密旨，带领众人杀黄绍颇，把州印交给王延政的侄子王继勋，请他主持军府。留从效则自称平贼统军使，派人将黄绍颇首级送至建州。王延政即以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以留从效、王忠顺等为都指挥使。朱文进获悉黄绍颇被杀，立即募兵2万由林守谅等率领往攻泉州。留从效得到王延政派来2万援军的，开城门出战，大败福州兵，杀林守谅，随后又派兵进击福州。这时福州内部发生变故连重遇杀朱文进归降王延政后又被裨将林仁翰所杀，林仁翰打算迎王廷政移都福州。南唐中主李璠趁闽中大乱，出兵进取建州，王延政降。南唐军南下时，留从效归顺南唐，并将王继勋劫送金陵。李璠即以泉州为清源军，任命留从效为节度使。于是留从效就占有了泉、漳之地，拥兵不听南唐调遣，南唐则派兵戍守进行监视。 南唐军在闽不得民心，福州守将李仁达归附吴越，南唐发兵围攻，结果大败，“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留从效趁南唐受挫之机，“谓屯将曰‘此一方东渐于海，与福州世为仇敌；南限广州瘴疠之地，人使不通；西连鄞水，皆猿径鸟道；近岁于戈屡动，三农废业，冬征夏敛，仅足自赡，不烦大军久驻于此。’屯将皆不对，翌日置酒饯之郊外，屯将不得已皆卷旗而去。从效遂有漳泉之地，李璠不能制，累授从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晋江王。”2留从效起自行阵，知人疾苦。割据泉、漳后，“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常衣布素，置公服于中门，出视事则服之，入则复衣敝布。自言‘我素贫贱，不可忘本也。’民甚爱之每岁取进士、明经，谓之‘秋堂’。”他在泉州又整建城港，招徕海外商贾，影响后世颇大。 “周世宗时，从效遣牙将蔡仲兴为商人，间道至京师，求置邸内属。是时，世宗与李景画江为界，遂不纳。”2这样，留从效表面上仍臣于南唐。宋建隆初年，留从效“上表称藩，遣使假道吴越入贡，太祖赐诏书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张汉思、陈洪进劫从效迁于东亭，汉思自称留后，从效疽发背卒”3。 留从效宋乾德二年（94）七月去世，终年57岁。 《资治通鉴》卷28，天福十二年三月。 2路振《九国志》卷0《留从效传》。 《十国春秋》卷93《留从效传》。 2《新五代史》卷8《闽世家·王审知传》。 3路振《九国志》卷0《留从效传》。 第十章刘䶮刘旻第一节刘䶮袭封南海王刘䶮（889—942），原名陟。称帝后改名岩，又改名龚，复以《周易》中“飞龙在天”之义新造一“䶮”字，音俨，作为名字。 刘䶮是大食商人后裔，其父刘谦初定居于福建仙游，后迁居岭南2。新旧《五代史》对其祖上的记述颇有出入。薛居正说“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3欧阳修则说“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4唐末，刘谦为广州牙将，职级甚卑。当时任南海节度使的宰相韦宙很赏识他，妻以侄女。后来刘谦以军功任封州（今封开）刺史、贺江镇遏使，负责守御梧（今广西梧州）、桂（今桂林）以西地区。 刘谦死后，刘䶮的大哥刘隐继任为封州刺史。天祐二年（905），刘隐通过重赂朱温被任命为南海节度使，刘䶮为副使。当时交州（今越南河内）曲颢、桂州刘士政、邕州（今广西南宁）叶广略、容州（今北流）庞巨昭等分据各管区，卢光稠据虔州（今江西赣州）、其弟卢光睦据潮州（今属广东）、其子卢延昌据韶州（今属广东），还有高州（今属广东）刺史刘昌鲁、新州（今新兴）刺史刘潜等70余寨均不能制。刘隐决定先攻韶州，刘䶮认为不宜直攻而可以计取，刘隐不听，结果大败而回。此后刘隐就把军事交给刘䶮掌管，刘䶮先后削平诸寨，攻取潮、韶，逐走庞巨昭，攻取邕州，势力渐次扩大。 后梁时，刘隐深得朱温恩宠。开平初，连续加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领安南都护，充清海、静海两军节度使，进封南海王。 乾化元年（9），刘隐死，刘䶮代立。乾化二年，刘䶮被任为清海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梁末帝即位后，把刘隐的所有官爵转授给刘䶮，于是刘䶮也就袭封南海王。其实，刘隐和刘䶮对于后梁只是禀正朔而已。 建立南汉后梁贞明三年（97），刘䶮称帝于番禺（今广州），庙号高祖。国号大越，改元乾亨，设置百官。刘䶮承兄长成法，礼遇士人，以杨洞潜、倪曙、赵光胤为相。赵光胤“自以唐甲族，耻事伪国，常怏怏思归。䶮乃习为光胤手书，遣使间道至洛阳，召其二子损、益并其家属皆至。光胤惊喜，为尽心《旧五代史》作初名岩，称帝后改名陟。今从《新五代史》。 2据［日］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南汉刘氏祖先考》（何健民译本），第37—50页。转引自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39页。 3《旧五代史》卷35《刘陟传》。 4《新五代史》卷5《南汉世家·刘隐传》。 《旧五代史》作开平四年三月卒，此从《新五代史》。 焉”。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后册立其妻楚王马殷之女为皇后，又“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 乾亨七年（后唐同光元年，923），后唐庄宗李存勗灭后梁。刘䶮闻其兵威甚盛而恐惧不安，派宫苑使何词前去探看虚实，“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还说“本国已发使臣，大陈物贡，期今秋即至”2。待何词返回报告说后唐朝政紊乱，内部不稳，难以制御远方，就不发贡使，与中原断绝来往，言谈间蔑称后唐皇帝为“洛州刺史”。 乾亨九年（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改元为白龙，更名为龚，旋又更名为龚。白龙四年（后唐天成三年，928）三月，楚王马殷遣舟师攻封州，封州守将兵败于贺江。刘䶮惊惧，又改年号为大有，大赦境内，派苏章率3000神弩军往救，苏章佯败诱敌，用铁索锁住楚舟后尽杀楚人。大有三年（后唐长兴元年，930），刘䶮派李守鄘、梁克贞等攻交州，俘曲颢之子曲承美。梁克贞又攻占城（今越南顺化），掠其宝货而归。 刘䶮为人苛酷，好杀人。“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他生活奢侈，“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3。在位2年，大有十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四月病死，终年54岁。 第二节刘旻盘踞河东刘旻（895—954），原名崇。沙陀部人。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他颇有仪表，长得一部好胡子。年轻时嗜酒好赌，品行无赖，20岁左右应募入河东军。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升迁为虢州（今河南灵宝）军校。后晋时，刘知远任河东节度使，就以刘旻为河东步军都指挥使。一年后，任为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刺史。不久，任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三城巡检使，并遥领泗州（今安徽泗县东南）防御使。 后晋开运三年（94），契丹灭后晋，刘知远在河东起兵称帝，刘旻被任命为特进、检校太尉、行太原尹。这年五月，刘知远率部南下，驱契丹，取大梁（今河南开封），就以刘旻为北京（即太原）留守，镇守河东地区。不久，又加同平章事以示荣宠。 乾祐元年（948）二月，刘知远病死，隐帝刘承祐继位，大权旁落郭威等人手中。刘旻尽管先被加官检校太师、兼侍中，次年又加官兼中书令，然而他与郭威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他采纳判官郑珙的意见，断绝向汴京上供征赋，并且“招募亡命，缮完兵甲，为自全之计。朝廷命令，多不禀行，征敛一方，略无虚日，人甚苦之”。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隐帝遇害。郭威先以监国名义控制局面，派冯道等前往徐州（今属江苏）去迎刘旻之子刘旻到汴京继位。“当是时，人皆《新五代史》卷5《南汉世家·刘䶮传》。 2《新五代史》卷5《南汉世家·刘陟传》。 3《旧五代史》卷35《刘陟传》。 《旧五代史》卷35《刘崇传》。 知太祖（郭威）非实意也，旻独喜曰‘吾儿为帝矣，何患！’乃罢兵，遣人至京师”。不久，郭威称帝，刘旻被害，刘旻才幡然悔悟。 建立北汉（东汉） 后周广顺元年（95）正月，刘旻在太原即帝位，庙号世祖。继续沿用后汉的国号和乾祐年号，史称北汉，宋人亦称为东汉。北汉所辖仅河东地区北部2州，地狭物薄。刘旻即位之初曾对近臣说“朕以高祖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2为发展势力，刘旻“遣通事舍人李璠间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与旻约为父子之国，旻乃遣宰相郑珙致书兀欲，称侄皇帝，以叔父事之”3。兀欲册封刘旻为“大汉神武皇帝”。为了向河东地区的南部扩张，刘旻先命其子承钧率兵攻晋（今山西临汾）、（今县）二州，结果不克而退。接着刘旻又亲自领兵由阴地关（今灵石南）攻晋州，并向契丹借得骑兵50004，合兵进攻。郭威派枢密使王峻等率大军往援，两军相持0余日。刘旻被迫撤兵，又逢大雪，损失很大，十亡三四。次年又进攻府州（今陕西府谷），复为折德扆所败，反而丢失了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 高平战败显德元年（954）正月，郭威病死，刘旻大喜，遣使再次向契丹借兵。契丹派杨邠率铁骑万人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号称0万相助。刘旻以张元徽为先锋，自将骑兵3万攻潞州（今长治）。张元徽在太平驿（今襄垣西）击败潞州步骑后进围潞州。 出于刘旻所料，后周新即帝位的世宗柴荣力排众议，率军亲征，刘旻与之战于高平（今属山西）。刘旻不听杨邠不可轻敌的告诫，抢先发动进攻，结果先胜而后败，加上后周援兵赶到，乘胜追击，刘旻狼狈逃回太原。柴荣进兵围困，太原岌岌可危，幸得契丹来援，加上久雨不晴，周军士卒疫病，柴荣才引兵南撤。 刘旻因太原被围，以忧得疾，于显德元年（954）十一月病死，终年0岁。 《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刘旻传》。 2《资治通鉴》卷290，后周广顺元年正月。 3《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刘旻》。 4《新五代史》作五万，今从《旧五代史》。 《资治通鉴》卷290，后周广顺元年十二月。 第十一章马殷高季兴第一节马殷经营湖南马殷（852—930），字霸图，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做过木工。在蔡州（今汝南）时应募从军，成为秦宗权部下孙儒的裨将，随孙儒渡淮攻下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孙儒在宣州（今属安徽）围攻杨行密战死后，众无所归，推刘建峰为帅，以马殷为先锋，转攻江西，连占洪（今江西南昌）、鄂（今湖北武汉）、潭（今湖南长沙）、桂（今桂阳）等州，占领湖南之地。乾宁元年（894）唐僖宗任命刘建峰为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 乾宁三年，刘建峰为部下所杀。当时马殷正统兵攻打邵州（今湖南邵阳），潭州遂推行军司马张佶为帅。张佶入府时乘马跌伤，对诸将说“马公勇而有谋，宽厚乐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于是从邵州前线迎回马殷，共拥为帅。唐廷也即任命他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 此后数年间，马殷派秦彦晖、李琼等攻下连（今属广东）、邵、郴（今属湖南）、衡（今衡阳）、道（今道县西）、永（今属湖南）等州，到光化三年（899）尽有湖南地区。桂管（治今广西桂林）观察使刘士政担心马殷军继续南下，派陈可璠等扼守全义岭，马殷所派使者受阻于边境，于是派李琼等以7000兵攻之，俘刘士政。于是又尽占桂管所属各州。天复元年（90），唐廷任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 建立楚国马殷所据湖南地区，东有杨行密，北有成汭，南有刘䶮，强敌环伺，很不稳定。他问计于谋士高郁，高郁分析说“成汭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而刘䶮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孙儒之仇，虽以万金交之，不能得其欢心。然尊王仗顺，霸者之业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畜力而有待尔。”马殷听从他的意见，采取联络中原，藉以对抗周围强敌的策略。朱温进入关中控制唐廷时，杨行密曾遣使到潭州，建议马殷与己联合共讨朱氏。马殷权衡利害后谢绝杨氏而依附于朱温。天祐元年（904），杨行密将在其身边任黑云指挥使的马殷之弟马賨礼送回潭州，马賨劝马殷结好杨氏，“殷作色曰‘杨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讨，罪将及吾，汝置此论，勿为吾祸。’”2当杨行密派刘存等围攻鄂州杜洪时，马殷即派兵援鄂州。杜洪败死后刘存等攻马殷，双方激战甚烈，刘存等战死，马殷部夺取了岳州（今湖南岳阳）。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即位。马殷遣使修贡，朱温即以马殷为侍中兼中书令，封为楚王。这时占据荆南的高季兴截断汉口道路，拦截马殷的贡《资治通鉴》卷20，乾宁三年四月。 《新五代史》卷《楚世家·马殷传》。 2《资治通鉴》卷25，天祐元年十二月。 使。马殷派许德勋攻讨，高季兴被迫求和，从而稳定了北面的局势。杨行密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吕师周前来投靠，马殷大喜，立即任命他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兵攻伐岭南。占领昭（今广西平乐）、贺（今贺县）、梧（今属广西）、蒙（今蒙山）、龚（今平南）、富（今昭平）等州，控制今广西的东北大部地区。 随着马殷势力的壮大，引起占据朗州（今湖南常德）的雷彦恭的恐慌，雷彦恭召杨吴派兵进攻平江（今属湖南），结果反被许德勋击败。马殷派兵进攻朗州，雷彦恭东逃杨吴。马殷占领朗州后，澧（今澧县）、辰（今沅陵）、溆（今黔阳）等州均皆归附。于是马殷请升朗州为永顺军，表张佶为节度使。开平四年，又请依唐太宗为秦王时受天策上将的先例，加天策上将军之号。朱温同意后，马殷即开天策府，置官属，以其弟马賨、马存为左右相，以廖光图等为十八学士。“总制二十余州，自署官吏，征赋不供”。后梁“末帝时，加马殷武昌、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2。 偃武息民后梁亡，马殷又向后唐称臣纳贡。庄宗李存勗授马殷太师、兼尚书令、楚王。“庄宗平蜀，殷大惧，表求致仕，庄宗下玺书慰劳之”。明宗李嗣源即位，马殷又遣使修贡，得加官守尚书令。“天成二年（927），请建行台。明宗封殷楚国王，有司言无封国王礼，请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书右丞李序持节以竹册封之”。“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知制诰曰知辞制，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群下称之曰殿下，令曰教”2。 从乾宁三年任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算起，马殷统治湖南地区35年，基本上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吴楚之间几经兵革，均是吴国发动进攻所致。对于荆南，也只进行有限战争而已后唐天成三年，楚将王环大破荆南兵于刘郎洑（在今湖北石首境内），乘胜进逼江陵，却在同意高季兴的求和后班师。对于此事，“楚王殷让环不遂取荆南，环曰‘江陵在中朝及吴、蜀之间，四战之地也，宜存之以为吾捍蔽。’殷悦”3。 马殷在其统治区内，“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幅凑。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4。马殷对中原朝廷“岁贡不过所产茶茗而已。乃自京师至襄（今湖北襄樊）、唐（今河南泌阳）、郢（今湖北京山）、复（今沔阳）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由是地大力完，数邀封爵”。 《旧五代史》卷33《马殷传》。 2《新五代史》卷《楚世家·马殷传》。 《新五代史》卷《楚世家·马殷传》。 2《资治通鉴》卷27，天成二年八月。 3《资治通鉴》卷27，天成三年三月。 4《资治通鉴》卷274，同光三年十二月。 《新五代史》卷《楚世家·马殷传》。 34 后唐长兴元年（930）十一月，马殷病死，年79岁，谥武穆。子马希声袭位，称遗命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后以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周行逢周行逢，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出身农家，年轻时贫贱无行，“尝坐事黥，隶辰州（今沅陵）铜阬”。后应募为静江军卒，与王进逵、潘叔嗣、张文表等人结为“十兄弟”，在十人中最有谋略，成为马希萼部的军校。后周广顺元年（95），马希萼等降于南唐，楚政权灭亡。周行逢随王进逵成为占据朗州的刘言部将。次年，刘言命王进逵等攻南唐灭楚的大将边镐，收复长沙等地；命周行逢率别部攻益阳（今属湖南），杀南唐兵2000余人，擒其将李建期等。广顺三年，后周升朗州为武平军，以刘言为节度使，以王进逵为武安军节度使（治长沙府）。周行逢被任命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担任王进逵的行军司马。当王进逵与刘言之间矛盾激化时，周行逢为王进逵出谋划策，袭杀了刘言。 显德元年（954），后周太祖郭威即以王进逵为武平军节度使，镇朗州；以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事。“是岁，湖南大饥，民食草木实。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开仓以赈之，全活甚众”。显德三年，潘叔嗣杀王进逵，自量不能服众，便派人到潭州迎请周行逢入主武陵。“行逢入武陵，或请以潭州与叔嗣，行逢曰‘叔嗣杀主帅，罪当死，以其迎我，未忍杀尔。若与武安，是吾使之杀王公也。’召以为行军司马。叔嗣怒，称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杀我矣！’乃佯以武安与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则杀之”2。周行逢在任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期间，因他“起于微贱，知民间疾苦，励精为治，严而无私，辟署僚属，皆取廉介之士，约束简要，其自奉甚薄。或讥其太俭，行逢曰‘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于人，又足效乎？’”3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为武平军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行逢既总湖湘，乃矫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贪吏猾民为民害者，皆去之。择廉平吏为刺史、县令。朗州民夷杂居，刘言、王进逵旧将多骄横，行逢一以法治之，无所宽假，众怨怼且惧。有大将与其党十余人谋作乱，行逢知之，大会诸将于座中擒之。数曰‘吾恶衣粝食，充实府库，正为尔曹，何负而反？今日之会，与汝诀也。’立挝杀之。”4他“每遣人伺察郡县守宰，有聚饮偶语者，必逮捕下狱，以谋反诛”5。他的妻子严氏曾谏他用法太严，于己不利，他不纳。严氏就离开他回乡隐居，再三劝谕也不肯返回。 周行逢“为治严整，不徇私党，躬履俭约，以率群下”。他的女婿“唐《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 2《新五代史》卷《楚世家·周行逢传》。 3《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 4《资治通鉴》卷293，显德三年七月。 5路振《九国志》卷《周行逢传》。 《资治通鉴》作邓氏，今从《新五代史》。 路振《九国志》卷《周行逢传》。 德求补吏，行逢曰‘汝才不堪为吏，吾今私汝则可矣，汝居官无状，吾不敢以法贷汝。’与之农具而遣之”2。 北宋建隆三年（92）十月，周行逢病死，其子周保权继立领军务。次年二月，宋师平荆湖。 第二节高季兴后梁荆南节度使高季兴（858—928），本名季昌，避后唐庄宗祖父李国昌讳，改名季兴，字贻孙。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幼年时为汴梁商人李七郎家僮。朱温收李七郎为养子，赐姓名为朱友让，在其家见到高长相特别，便令朱友让将其收为养子，于是也改姓为朱。 后来，高季兴成为朱温的牙将，由制胜军使升迁为毅勇指挥使。天复元年（90），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等劫持到凤翔（今属陕西）投靠李茂贞。次年朱温围攻凤翔，李茂贞坚壁不出，日久不能下。众将议论打算撤兵，只有高季兴不同意。他分析形势提出破敌策略说“天下豪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惫，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虑者，闭壁以老我师，此可以诱致之也。”3朱温采纳了他的主张，随即命他招募勇士马景实施诱敌出壁之计，结果大败李茂贞，迫使其交出唐昭宗求和，高季兴从此知名。天复三年，被任为宋州刺史。后又跟随朱温攻破青州（今山东益都），再立军功，改任颍州（今安徽阜阳）防御使，并且复姓高氏。 唐末，朱温攻下江陵（今湖北荆沙），以高季兴为荆南留后，镇守江陵。“荆南旧统八州，乾符（874—879）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高季兴到任时的江陵城，“井邑不完，季兴招葺离散，流民归复，梁祖嘉之”2。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注意招致人才，以倪可福、鲍唐为将，梁震、司空薰、王保义、孙光宪为谋士。梁震为唐末进士，归蜀途中为高季兴所留，礼遇备至，而梁震耻受高氏官职，提出只“以白衣侍樽俎”的要求，高季兴也即应允，“以为谋主，呼曰先辈”3。开平中，高季兴攻破朗州（今湖南常德），击败雷彦恭有功，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时高季兴开始修筑江陵的内城外垒，并且“厚敛于民，招聚亡命”4，进一步积蓄实力，俟机扩张。 朱温死后，后梁国势日益衰弱。高季兴先是出兵攻归（今湖北秭归）、峡（今宜昌）二州，结果为蜀将王宗寿所败；随后又以“助梁击晋”为名袭击襄州（今襄樊），结果为梁将孔勍所败，他便断绝给后梁的贡赋。梁末帝当时忙于应付北方，对他采取优容政策，于贞明元年（95）封他为渤海王，并赐给衮冕剑佩，而他直到贞明三年才恢复贡赋。 2《十国春秋》卷70《周行逢传》。 3《新五代史》卷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资治通鉴》卷2，开平元年五月。 2《旧五代史》卷33《高季兴传》。 3《资治通鉴》卷27，开平二年十月。 4《旧五代史》卷33《高季兴传》。 后唐南平王同光元年（923），后梁灭亡。后唐庄宗进入洛阳，下诏慰谕高季兴促其表明态度。司空薰等都劝高季兴入朝，梁震认为梁、唐世为仇敌，作为梁室故臣的高氏朝见后唐新主有被扣的危险，劝他取消此行。高季兴不听，入朝于洛阳，结果李存勗果然想要扣留他，幸得郭崇韬劝李存勗应推信义于华夏，高“季兴以身述职，为诸侯率，宜加恩礼，以讽动来者”。李存勗才“厚礼而遣之”。过后李存勗又反悔，密诏襄州的刘训在中途将其截留，结果由于高季兴提前离开襄州而侥幸逃出虎口。 这次入朝，高季兴亲身探知后唐朝廷的虚实，断定李存勗不可能有大作为。他对近属说，李存勗“百战以取河南，对功臣夸手抄《春秋》，又曰‘我于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游畋，政事多废，吾可无忧矣！”2在洛阳期间，李存勗待之甚厚，从容问曰‘朕欲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以蜀道险难取，乃对曰‘吴地薄民贫，克之无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3高季兴的本意是想把后唐这个强大的威胁力量引向易守难攻的蜀地去消耗时日和兵力，不想前蜀政权不堪一击，被郭崇韬一举消灭。“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过也。’”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不知其不为吾福！’”4同光三年，后唐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从此他的这一割据政权就以南平为正式称号。 称臣于吴同光三年，后唐出兵伐蜀时，高季兴表请以本道兵自取夔（今重庆奉节东）、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归、峡等州，于是后唐就任他为峡路东南面招讨使，可是他并不出兵。等到后唐灭了前蜀，“得蜀金帛四十余万，自峡而下，而庄宗之难作。季兴闻京师有变，乃悉邀留蜀物，而杀其使者韩珙等十余人”。 后唐明宗李嗣源入立后，高季兴请求将夔、忠等州为属郡，遭拒后又屡请，才勉强答应，但刺史仍要由后唐朝廷派员委任。高季兴得寸进尺，“请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为之”2。朝廷不许。他就乘夔州刺史潘炕罢官之机派兵突袭占领州城。后唐派西方邺去接任刺史，高季兴拒而不纳，双方关系紧张，加之李嗣源查问40余万蜀物下落时，高季兴答称“（韩）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李嗣源大怒，“制削夺季兴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将步骑四万讨之；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新五代史》卷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2《新五代史》卷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3《资治通鉴》卷272，同光元年十一月。 《新五代史》卷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2《资治通鉴》卷275，天成二年二月。 新夔州刺史西方邺副之，将蜀兵下峡，仍会湖南军三面进攻。”“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后来由于“江陵卑湿，复值久雨，粮道不继，将士疾疫，刘训亦寝疾”。另派孔循攻江陵又不克，李嗣源才下令撤军。高季兴则“请举镇自附于吴”，吴的权臣徐温不务远略，“受其贡物，辞其称臣”。到徐温死后的天成三年（928），“高季兴复请藩于吴，吴进季兴爵秦王”2。李嗣源诏令楚王马殷进讨，马殷派许德勋将兵攻荆南，高季兴战败，被迫求和。这年十二月，高季兴病死，终年7岁，后唐谥曰武信。吴主以其子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 《资治通鉴》卷275，天成二年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2《资治通鉴》卷27，天成三年六月。 第十二章王建孟知祥第一节王建节度永平军王建（847—98），字光图，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年轻时是个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业，因排行第八，乡人称他为“贼王八”。唐朝末年投军，成为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的士兵，后逐渐升为队将。黄巢攻破长安时，唐僖宗逃到蜀地。忠武军将鹿晏弘以8000兵马随杨复光镇压起义，击败黄巢后，杨复光把部众分为八都，每都000人，王建和鹿晏弘都被任为都将。杨复光死后，鹿晏弘率这八都人马前往成都迎驾，沿途扩充兵力，进至兴元（今陕西汉中），赶走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牛丛，自称留后，让王建等挂上属州刺史的头衔。唐僖宗得悉后即任鹿晏弘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久，鹿晏弘与王建分道扬镳。鹿晏弘率部东向，王建则与韩建率3000人西奔唐僖宗所在的成都。唐僖宗非常高兴，重赏之后将这些人分为五都，由王建、韩建、晋晖、张造、李师泰统领，称之为“随驾五都”。观军容使、宦官田令孜把王建等五名将领全都收为义子。僖宗返回长安后，王建等都分别统领神策军，并且遥领刺史。 光启元年（885），与田令孜有矛盾的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进犯长安，僖宗出逃到凤翔（今属陕西），次年又辗转到兴元，一路上以王建为清道使。王建尽心竭力，保驾有功。而田令孜因这次事件与其有关，担心僖宗加罪，主动请求到成都出任他的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镇四川成都）陈敬瑄的监军。于是观军容使改由杨复恭担任，王建不受信任被外放为壁州（今通江）刺史。僖宗回长安后，杨复恭以亲信杨守亮镇守兴元以防王建。王建招兵扩军后攻取了阆州（今阆中）、利州（今广元），接近了西川地界。陈敬瑄担心他继续西进，田令孜说王建为其义子不难罗致麾下，就派人前去。王建得知非常高兴，把家属托给故交东川节度使（镇梓州，今三台）顾彦朗后率2000精兵赶赴成都。可是陈敬瑄反悔，派人在鹿头关（今德阳东北）阻止。王建大怒，攻破鹿头关，占领汉州（今广汉），顾彦朗也派兵相助，相继击败陈敬瑄的部将句惟立、山行章后，王建兵势更盛，开始进攻成都。唐昭宗即位后，派李洵为两川宣谕和协使，下诏令顾彦朗等罢兵，顾彦朗则要求朝廷另派大臣镇守蜀地，并且为王建请求旌节。昭宗表示同意，于文德元年（888）六月派宰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同时将西川西部的邛（今邛崃）、蜀（今崇州）、黎（今汉源北）、雅（今雅安）四州划出另立永平军，任命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 建立前蜀韦昭度入蜀，以王建为招讨牙内都指挥使。由于陈敬瑄拒绝调动，不让韦昭度接任，昭宗令顾彦朗等部征讨，可是久攻不下。王建又不愿受韦昭度《旧五代史》作“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今据《新五代史》。 《资治通鉴》作利州刺史，今从新旧《五代史》。 约束，就以劝他回朝定中原为借口将其逼走。韦昭度刚一离开，王建就派兵扼守剑门（今剑阁北），切断了中原与东西两川地区的联系。 此后，王建首先逼降眉州（今眉山）的山行章，又经一个多月用兵，招降资（今资中）、简（今简阳西）、戎（今宜宾）、茂（今茂县）、嘉（今乐山）、邛等州，占有了成都周围的广大地区，于是急攻成都。田令孜被迫夜入王建军营，交出西川节度观察牌印，次日陈敬瑄开门迎降，王建入成都自称留后，报告朝廷。大顺二年（89）十月，唐朝廷任命王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在此期间，他先后派人杀了陈敬瑄和田令孜。 在占有西川之后，王建开始把目光投向东川。由于与顾彦朗有姻亲关系，碍于情面没有立即下手。恰在这时顾彦朗病死，其弟顾彦晖代领其职，双方关系出现滑坡。凤翔的李茂贞乘机拉拢顾彦晖，结成同盟。于是王建出兵攻梓州，顾彦晖得到李茂贞出兵相助，王建只好撤军，从此与李茂贞交恶多年。从乾宁二年（895）起，王建多次派王宗涤等攻打东川，直到乾宁四年十月才攻破梓州，顾彦晖自杀。唐廷便任王宗涤为东川节度使。这样，王建就控制东、西两川之地，兵力越来越壮大。 天复元年（90），朱温应崔胤之邀带兵进入长安，大杀宦官。韩全诲等把唐昭宗劫持到凤翔依靠李茂贞，朱温围攻长达一年多，李茂贞最终被迫求和。在此期间，王建曾遣使力劝李茂贞坚守拒和，答应派兵往援，其实则别有所图。他派王宗涤以迎驾为名北上进攻兴元，俘节度使李继业。镇守洋州（今陕西洋县）的武定节度使拓跋思敬以地归降。这样，王建又轻易地并有了山南西道。天复二年，荆南节度使（镇江陵府，今湖北荆沙）成汭死，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今襄樊市）赵匡凝派其弟赵匡明攻占荆南，王建乘机攻下荆南西部的夔（今重庆奉节东）、施（今湖北恩施）、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等四州，进一步扩大了地盘。天复三年八月，唐廷封王建为蜀王，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次年，唐迁都洛阳，改元天祐。由于当时信息不通，王建控制地区仍称天复年号。天复六年，他又攻取归州（今湖北秭归），控制了三峡咽喉要地。 天复七年，朱温灭唐建梁，派使者招谕，王建拒而不纳，且驰檄四方联合讨梁。各地藩镇知道王建不过是虚张声势，所以未予响应。这年九月，王建在成都即帝位，庙号高祖，史称前主；国号蜀，史称前蜀。次年，改年号为武成。 优礼文士，保境息民王建“为人多智诈，善待士”。他称帝时，除封诸子为王、以养子王宗佶为中书令外，所用多唐朝名臣后代。如以韦见素的孙子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以张濬之子张格为翰林学士等等。对待文士，他总是恩礼有加，很是谦恭。臣下有的认为礼遇太过，他说“盖汝辈未之见也。昔吾在神策军时，主内门鱼钥，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百分之一尔，何谓之过当耶！”《新五代史》卷3《前蜀世家·王建传》。 《五代史补》。 对于文士的意见，王建也比较重视而予以采纳。早在唐天祐元年（904），西川的将领们见李茂贞的势力日蹙，纷纷主张出兵攻取凤翔，王建征求当时任节度判官的冯涓的意见。冯涓说“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晋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婚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埸，有事则觇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王建认为这个策略稳妥，就与李茂贞修好，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王建赋敛重，人都不敢直言。冯涓在向王建祝寿时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王建读后愧悟，赞扬说“如君忠谏，功业何忧！”2从此赋敛得到减轻。一次，王建登兴义楼，一个和尚挖出自已的一只眼睛献上，王建很感动，下令“饭僧万人以报之”。翰林学士张格谏上说“小人无故自残，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复崇奖以败风俗。”3王建觉得有理，就撤销了成命。由于较能纳谏，所以前蜀建国前期政局较为稳定，百姓得以安居，具有一定实力，加之山川险固易守难攻，因此敢于与后梁互争高低。永平二年（后梁乾化二年，92）后梁遣使交聘，落款印文作“大梁入蜀之印”，经张格解释，王建得知这是后梁拿他当“夷狄”加以蔑视。随后不久，朱温被杀，王建派使者前去吊唁，落款印文即作“大蜀入梁之印”，以此作为回敬。 王建晚年多内宠，又重用宦官。由于原太子元膺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杀，改立其幼子宗衍为太子。光天元年（后梁贞明四年，98）王建病死，终年72岁。子王宗衍即位，改名衍，是为前蜀后主。 第二节孟知祥奉命镇蜀孟知祥（874—934），字保胤，又作保裔，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世代都在郡里当军官。伯父孟方立官至邢洺节度使，叔父孟迁曾任泽潞节度使。在梁晋争霸之时，孟迁以泽（今山西晋城）、潞（今长治）二州降梁，而孟道一直留在晋方担任并不显要的职务。 孟知祥得到晋王李克用的赏识，李克用把侄女嫁给他，任他为左教练使，颇受信任。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作为姻兄的孟知祥更受重用，担任中门使，掌理机要。当时任中门使的人常因得罪而被杀，孟知祥向李存勗请求更换职务，李存勗改任他为马步军都虞候，但要他荐人自代。他推荐郭崇韬继任中门使，郭崇韬因此很感激他。李存勗称帝后，以太原为北京，任孟知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 同光三年（925），李存勗命其子李继岌为挂名统帅、郭崇韬为招讨使带兵伐蜀。临行前郭崇韬向李存勗推荐孟知祥，说他是平蜀后镇守西川的最佳人选。因而前蜀被攻灭后，李存勗就任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孟知祥前去辞行时，李存勗设盛宴款待，言谈很动感情以示亲密无间。次年正月，孟知祥到达成都，其时郭崇韬已经被杀。李继岌带兵东归时，先2《资治通鉴》卷25，天祐元年七月。 3《资治通鉴》卷2，开平二年春正月。 《新五代史》卷3《前蜀世家·王建传》。 锋康延孝反，攻破汉州（今广汉），声势颇大。孟知祥立即派大将李仁罕会合任圜、董璋的部队前去镇压，很快俘杀了康延孝。康的部将李肇、侯弘实率数千人降，孟知祥收为亲军，壮大了势力。 割据两川同光四年（92）四月，李存勗在兵变中被杀，李继岌在渭南（今属陕西）被害，李嗣源继位为明宗，改元天成。在后唐朝廷发生这一大变动后，孟知祥萌生了据蜀中称王的念头。他训练兵甲，扩大兵力，新增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共7万多人，命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亲信分别统率。与此同时，对于来自后唐朝廷的命令开始实行抵制的政策，首先从两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一件是这年冬天，宰相任圜派太仆卿赵季良入蜀要孟知祥送交当初为送李继岌班师时所征剩余的200万缗犒军钱，并由赵季良制置两川征赋，孟知祥大怒，拒不奉诏。赵季良因是他的故交，才得以留在蜀中任职。另一件事是枢密使安重诲觉察了孟知祥的割据动向，不顾明宗已罢诸道监军的做法，派宦官李严入蜀去做监军以加强控制。孟知祥先是陈盛兵于边境，想把李严吓回去。此举无效后，就在成都的酒宴上以“今诸方镇已罢监军，公何得来此”为由，强加给李严矫诏赴任的罪名杀之。弄得明宗还不便查问，只好改变策略，把扣留在凤翔（今属陕西）的孟知祥的妻儿送到成都以示恩信。从此，双方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随着孟知祥在蜀中地位的巩固，他自任赵季良为他的节度副使，事无大小，均与之商量决定。后唐朝廷要离间他们的关系，于天成三年任赵季良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团练使，而以何瓒为节度副使。孟知祥将这些人事命令放置一旁，上表请求让赵季良留任，未获批准后又派雷廷鲁到洛阳（今属河南）再三论请，后唐明宗不得已只好勉强答应，何瓒后来被改任为行军司马。这表明朝廷号令已经大打折扣，而且这种趋势日益明显。 这一年，后唐军讨伐荆南（镇江陵府，今湖北荆沙），命孟知祥出兵三峡予以配合，他只派毛重威率3000人屯戍夔州应付场面。不久，高季兴病死，其子高从诲听命于后唐朝廷时，他就要求撤军。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他让毛重威鼓动士兵自动溃散返回。第二年，明宗要在南郊举行盛大祭祀礼，派李仁矩去向孟知祥要助礼钱00万缗，他不肯出，拖延到最后以50万缗应景。建立后蜀针对孟知祥日益明显的割据意图，安重诲就在东、西两川境内各州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驻遂州（今遂宁）；任命与东川董璋有矛盾的李仁矩担任新设的从东川分出来的以阆州为驻地的保宁军节度使；又让其表兄武虔裕任绵州刺史。摆出了一付切割两川分而歼之的架势。孟知祥与董璋尽管心存芥蒂，为了共同利益也只好采纳赵季良的意见，与董璋互通婚姻结为同盟对付后唐朝廷，要求撤回派遣的节度使和刺史。明宗虽未照办，也不好发作，只好“优诏慰谕之”。 《新五代史》卷4《后蜀世家·孟知祥传》。 《新五代史》卷4《后蜀世家·孟知祥传》。 长兴元年（930）九月，董璋首先发难，攻破阆州，擒杀了李仁矩。接着，孟知祥也举兵反唐。明宗以石敬瑭和夏鲁奇为正副都招讨使前去讨伐，孟知祥则派李仁罕、张业、赵廷隐率兵3万与董璋会攻遂州，袭杀夏鲁奇，占领遂州。石敬瑭部在剑门（今剑阁东北）之战中先胜后败被迫撤军，孟知祥乘机占领利州（今广元）和夔州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地盘。 明宗杀安重诲后，把伐蜀的责任推在安重诲身上，派使者前去招谕孟知祥。孟知祥打算与董璋一起入朝，被董璋拒绝，双方发生战争，结果董璋父子被杀，东川也为孟氏所有，势力大为膨胀。于是更加睥睨后唐朝廷，要求明宗封他为王并按他的意思任赵季良等5人为节度使，蜀中刺史以下等官由他自任。明宗只好答应。于长兴四年二月封他为蜀王、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允许他总揽蜀中全权。但是当孟知祥要把先前留在蜀中的数万后唐兵及其家属礼送出境时，明宗下诏不许。这反映了明宗的深层思考，只是由于这年十一月明宗病死，为孟氏称帝提供了一个机遇。 后唐应顺元年（934）闰正月，孟知祥在成都即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庙号高祖，史称前主。当时后唐朝廷正一片混乱，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李从厚派兵镇压大败，根本无暇顾及西蜀。与蜀地相邻的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张虔钊和武定军节度使（镇源州，今洋县）孙汉韶都以其地归附于蜀。孟知祥于四月改年号为明德，可是六月在欢迎张虔钊的酒宴上突然发病，七月死去。所以他在帝位仅个月，终年岁。其子孟昶继位，史称后主，维持了32年的统治。 第十三章李璟李煜韦庄欧阳迥顾闳中董源第一节李璟李煜李璟李璟（9—9），李璟长子，字伯玉，初名景通，即位后改名璟，显德四年（957）附后周时以避周讳又改名景，世称中主。 李璟兄弟五人，因李璟生前钟爱次子和四子，并在病危时有传位四子之意，造成李璟兄弟之间矛盾重重。昇元七年（943）李璟继位时，“以仲弟遂为皇太弟，季弟达为齐王，仍于父柩前设盟约，兄弟相继”。改元“保大”，希望不动干戈保持太平。次年，乘闽国内乱发兵攻之，至保大三年2（后晋开运二年，945）八月攻占建州（今福建建瓯），闽主王廷政出降，闽亡。南唐于是占有了原属闽国的大部分地区。保大九年，又乘楚国马氏兄弟内讧，派兵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灭了马氏楚政权。南唐疆土遂“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但后来多次与后周作战，均告败绩。交泰元年（后周显德五年，958），遣使向后周上表，尽献江北之地，划江为界，愿以国为附庸，去帝号，改称南唐国主，奉后周正朔。北宋建隆二年（9）六月李璟病卒，终年4岁2，庙号元宗。 李璟“多才艺，好读书”3。“美容止，有文学。甫十岁，吟新诗云‘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人皆奇之”4。“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5。据此可知李璟所写诗歌当为数不少，但流传至今的仅有词4首。其中《应天长》写孤零无依的苦闷，《望远行》写所怀未遂的心愿。另两首《摊破浣溪沙》则是他的代表作，其词云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这两首词中渗透了悲愤的情调，可以看出他的委婉哀愁的风格。马令《南唐书》记述说“元宗尝戏（冯）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特高妙也。’”这表明李璟的词在当时已有好评。无名氏《雪浪斋日记》记“（王）荆公问（黄）山谷，江南词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旧五代史》卷34《李景传》。 2《新五代史》作保大四年，此从《资治通鉴》。 《旧五代史》卷34《李景传》。 2《新五代史》作终年4，此从《旧五代史》。 3陆游《南唐书》二。 4马令《南唐书》。 5《钓矶立谈》。 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塞’。”王国维《人间词话》则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詹安泰先生说“这两首小词已明显地标志着作者特有的艺术风格第一，词句间很少修饰，已摆脱了‘镂玉雕琼’的习气；第二，层次转折多，又能灵活跳荡，没有晦涩或呆滞的毛病；第三，意境阔大，概括力强，拆开来看，各个句子都有独立的意境，合起来看，却从各种各样的意境中来表现同一主题；第四，感慨很深，接触到自己的感受时，都倾泻出无可抑遏的热情。这一切，在和他同时的词的结集——《花间集》里是找不到的。”李煜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莲峰居士等，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他“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2。由于五个兄长皆早亡，李煜以次封吴王。后周时李璟已臣服，北宋建立后继续纳贡称臣，奉北宋正朔。建隆二年（9），李璟立李煜为太子，自己迁居南都洪州（今江西南昌）而让李煜留在金陵监国。六月李璟病死，25岁的李煜继位为南唐国主，世称李后主。李煜一共做了4年多的小皇帝，在位期间对北宋卑躬屈节，不断以金帛珠宝结宋朝皇帝的欢心。史载“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之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即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助。”李煜笃信佛教，礼佛极诚，被北宋皇帝所利用。史载“南唐主酷信浮图法，出禁中金钱，募人为僧，时都下僧及万人，皆仰给县官。南唐主退朝，与后服僧衣，诵佛书，拜跪手足成赘。僧有罪，命礼佛而释之。帝闻其惑，乃选少年有口辩者，南渡见南唐主，论性命之说，南唐主信之，以为一佛出世。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2宋开宝三年（970）冬，“南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岭表，往返数千里，师旅罢敝，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北渡，径据正阳，因思旧之民可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对垒而御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亨其利，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林仁肇的这一分析很有道理，安排又很妥帖，预先为李煜铺好了开脱的退路，可是对这样的有限的冒险李煜却是“惧不敢从”。不仅如此，就连吴越他也不敢碰沿江巡检卢绛“尝说南唐主曰‘吴越仇雠也，它日必为北朝响导，犄角攻我，当先灭之。’南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绛曰‘臣请以宣歙州叛，陛下声言讨伐，且乞兵于吴越，兵至拒击，臣蹑而攻之，其国必亡。’南唐主亦不用。”开宝四年（97）二月，宋灭南汉。“煜惧，上表，遂改唐国主为江南国詹安泰编注《李璟李煜词》前言。 2《新五代史》卷2《南唐世家·李煜传》。 《宋史》卷478《李煜传》。 2《续资治通鉴》卷4，宋乾德二年十二月。 《续资治通鉴》卷，宋开宝三年十二月。 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又上表请所赐诏呼名，许之。煜又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降封诸王为国公，官号多所改易”。然而，李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2。次年，宋太祖赵匡胤要留在宋都开封的李煜之弟李从善“致书风国主入朝，国主不从，但增岁贡而已”3。开宝“七年秋，遂诏煜赴阙，煜称疾不奉诏。冬，乃兴师致讨”。以曹彬为昇州西南面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率众伐江南。李煜一方面派人到开封“买宴，贡绢二十万匹、茶二十万斤及金银器用、乘舆服物等”4，以求宋军罢战退兵；另一方面在宋军于长江采石矶段架设浮桥过江后组织了反复抵抗。整个战事长达一年多，赵匡胤曾一度以“南土暑炽，军卒疫死，方议休兵，以为后图”5。后来接受左司员外郎权知扬州侯陟的意见取消此议，继续进攻，终于在开宝八年（975）十一月攻破了金陵城，李煜出降，南唐亡。开宝九年（97）正月，曹彬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汤悦等四十五人上献。太祖御明德楼，以煜尝奉正朔，诏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纱帽至楼下待罪。诏并释之，赐冠带、器币、鞍马有差”。李煜被封为违命侯，挂名担任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实际上则是较体面的囚徒罢了。同年十月，赵匡胤死去。赵光义即位后，才除去李煜违命侯的封号，改封为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977），“煜自言其贫，诏增给月奉，仍赐钱三百万”。次年七月八日卒，终年42岁。赠太师，追封吴王。 关于李煜的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纂修的《宋史》及柯维骐《宋史新编》等书均未明说被毒死之事，而毕沅《续资治通鉴》的考异说“李后主之卒，它书多言赐鸩非善终”2。其中记述比较具体的是王铚的《默记》“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言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稍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3李煜的一生，作为一国之主，他疏于治国，虽然也实行过某些轻赋宽刑的仁政措施，却不能知难而进持之以恒；面对北宋强兵压境虽坚持抵抗一年有余，终于不免为亡国之君。然而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则是历代帝王中2《宋史》卷478《李煜传》。 3《续资治通鉴》卷7，宋开宝五年闰二月。 4《宋史》卷478《李煜传》。 5《宋史》卷270《侯陟传》。 《宋史》卷478，《李煜传》。 2《续资治通鉴》卷9，宋太平兴国三年七月。 3王铚《默记》上。 所罕见，尤其是他的词作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早期作品承晚唐以来的“花间派”词风，绮丽柔靡；后期写亡国之痛，感伤哀婉，撼动人心。王国维评论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煜是五代时期词坛最耀眼的星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冲破了“花间派”的樊篱，开创了一个词史上的新时期。 李煜的词，流传下来比较可靠的有30多首，按其内容约可分为三类。一是写豪华生活和艳情的，例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二是写别离怀抱和其他伤感情调的。例如《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三是写囚徒生活和哀痛心情的。这一类是李煜入宋后的作品，突出表现了他对“故国”、“江山”的痛念，感情强烈激越，撼人心魄，催人泣下。王国维所谓“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2，正是指这一时期的词作。如《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又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两首词是李煜的代表作，其中包蕴着的内容有许多是不容易明白表达的，但读起来竟像是脱口而出，随笔写成，看不出一点选词炼字的痕迹，有力地显示了他的不凡的艺术成就。 第二节韦庄欧阳迥韦庄韦庄（83—9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据考证其直系远祖是武则天时的宰相韦待价。高祖父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 2《人间词话》卷上。 详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韦端己年谱》。 人。到韦庄时家道中落已久，所以史称他“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2。关于韦庄的确切生年，尚难考定。夏承焘认为他生于开成元年（83），曲滢生认为生于大中五年（85）。今多从夏说。青年时代的韦庄，屡次应试科举而未中。广明元年（880），他又一次在长安应举，正值黄巢起义军攻入京城，韦庄身陷重围与弟妹失散，又患大病，经历了一次人生的磨难。中和二年（882）春，他脱身长安，到了唐军驻守的洛阳。次年写了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从此诗名大振，被称为“秦妇吟秀才”。同年，他南下江南，投奔驻守润州的镇海节度使周宝，做了三年幕僚，然而未受器重。其间曾卜居金陵，写了《台城》等名篇。周宝被部将逐走后，韦庄于文德元年（888）客居婺州（今浙江金华），过着寄情诗酒的隐居生活。其间曾到过今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后又回到婺州。景福二年（893）又一次入京考试，仍然落第，很是潦倒。乾宁元年（894），他终于考取了进士，释褐为校书郎，心情顿时转忧为喜。乾宁四年（897），他被两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奉使入蜀，返回长安后被任为左拾遗，后又任左补阙，这是他在唐朝所任最后职务。 天复元年（90），他再次入蜀，被西川节度使王建聘为掌书记，开始了他在西蜀的仕宦生涯。唐朝灭亡前一年，王建任他为安抚副使。“及建开伪蜀，庄托在腹心，首预谋画，其郊庙之礼，册书赦令，皆出庄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前蜀武成三年（90），病死于成都花林坊，终年约75岁，谥文靖。 韦庄的文学成就有诗词两个方面。叙事长诗《秦妇吟》是他的代表作，全诗共字，是唐诗中篇幅最长的巨制。尽管《秦妇吟》的思想内容精芜杂糅，但由于诗中写出了黄巢起义军锐不可挡的巨大声势和攻占长安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镇压措施，因而具有生动的史料价值。韦庄的诗风与白居易相近，多鞭挞时弊，谴责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对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深表同情。如《悯耕者》何代何王不战争，尽从离乱见清平。 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 韦庄的咏史诗也写得很好，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是《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尽管韦庄的诗既有名作，又有独特的风格，然而他历来以词名世，与温庭筠并称“温韦”，是“花间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词，语言清丽疏淡，多用白描手法，表达了比较真挚的情感。王国维《人间词话》誉之为“骨秀”。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其代表作是脍炙人口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的诗词多有散佚。经近人向迪琮校订的《韦庄集》包括《浣花集》、《浣花集补遗》和《浣花词集》，共收诗323首、词55首。 2辛文房《唐才子传》卷0。 《唐才子传》卷0。 欧阳迥欧阳迥（89—97），迥又作炯，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父欧阳珏，曾任通泉（今射洪东南）令。欧阳迥年轻时在前蜀做官，为后主王衍的中书舍人。后唐灭前蜀时，他随王衍到洛阳，被后唐任为秦州（今甘肃天水）从事。孟知祥镇守成都时，欧阳迥回到蜀地。孟知祥称帝建后蜀，欧阳迥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后蜀广政十二年（949）被后主孟昶任为翰林学士，“明年，知贡举、判太常寺。迁礼部侍郎，领陵州（今四川仁寿）刺史，转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北宋灭后蜀时，欧阳迥又随孟昶“归朝，为右散骑常侍，俄充翰林学士，就转左散骑常侍”。开宝四年（97）北宋灭南汉，为祭南海之事欧阳迥得罪了宋太宗被罢职，以本官分司西京。同年卒，终年7岁，赠工部尚书。 欧阳迥生性坦率，在奢靡相尚的后蜀能自守俭素，颇为难得。他好为歌诗，又雅善长笛，曾仿白居易作讽谕诗50篇献给孟昶，受到嘉奖，可惜诗已失传。其长篇古诗《贯休应梦罗汉画歌》和《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内容充实，笔力苍劲又具浪漫色彩，堪称五代诗坛的佳作。然而欧阳迥还是以词人著称于世，他的词风婉约轻和，节奏明快。有的表达深沉的情感，如《巫山一段云》春去秋来也，愁心似醉醺。去时邀约早回轮，及去又何曾。歌扇花光黦，衣珠滴泪新。恨身翻不作车尘，万里得随君。 有的吸收了民歌的长处，情调欢快，如《南乡子》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有的则显出秾丽的格调，如《春光好》中写景的丽句花滴露，柳摇烟，艳阳天；雨霁山樱红欲烂，谷莺迁。 又如《西江月》中写人的丽句钿雀稳簪云髻绿，含羞时想佳期。脸边红艳对花枝，犹占凤楼春色。 此外，他的《江城子》可称为咏史佳作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赵崇祚编辑《花间集》时，不但选入了欧阳迥7首词，而且请他写了《花间集》的序，这是有词以来的第一篇词论，代表了部分花间词人的观点。第三节顾闳中董源顾闳中顾闳中，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南唐元宗、后主时画院待诏。善画人物，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其存世之作为工笔重彩画《韩熙载夜宴图》，突出显示了他的艺术造诣，与南唐的另一画院待诏周文矩同为五代的人物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韩熙载夜宴图》是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所作。韩熙载，《宋史》有《宋史》卷479《欧阳迥传》。 传。他是后唐进士，颇有声名。后唐明宗时投奔吴政权。李璟建南唐称帝，他被任为秘书郎。李璟继位后开始受到重用，累迁为知制诰、虞部郎中、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其间曾受到宋齐丘等人的排挤，一度被贬。李煜继位后，被任为兵部尚书，充铸钱使。他“畜妓妾四十余人，多善音乐，不加防闲，恣其出入外斋，与宾客生徒杂处。煜以其尽忠言事，垂欲相之”。但听说韩熙载“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而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于是就产生了《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名画。这幅绢画共分五个场景，有众人听一人独奏琵琶的场面，也有一人听众人合奏筚篥和笛子的情景，还有歌妓跳舞、韩熙载击鼓等写照。画面上人物众多，栩栩如生，无一雷同之态。韩熙载的形象出现了五次，刻画十分传神，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情绪，生动地描述了韩熙载“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揉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2的**生活。也许正是这幅画向李煜证实了韩熙载的为人，“终以帷薄不修，责授右庶子，分司洪州”。韩熙载也一度尽斥诸妓，可是改授秘书监后他又故态复萌，李“煜叹曰‘吾亦无如之何！’迁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3，终于没有用他为相。据专家考证，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已不是顾闳中原作，而是北宋人的临摹本。即使如此，我们仍可通过摹本想见真迹所画人物的生动形象和描染的细腻精工，它确乎代表了五代人物画的最高成就。 董源董源，又名董元，字叔达，江南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在南唐任北苑（即后苑）副使，世称董北苑，为五代时期著名山水画家。沈括说“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又说董源的画“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悉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宣和画谱》也称董源“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2。 董源山水画的重要特点在于著色，因而景物富丽，人称宛然有类似金碧山水著称的李思训的画风。不过他的水墨山水也十分出色，宋米芾说“董源天真平淡多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3元汤厚说他“水墨矾头，远林疏树，平远幽深”4。所谓矾头，是指山水画中山顶上的石块，因形如矾石顶部的结晶而得名，画之以增山峰雄峻之气。董源在构图方面的特点是“出自胸臆”，他“写山水、江湖、风《宋史》卷478《韩熙载传》。 2《宣和画谱·人物三·顾闳中》。 3《宋史》卷478《韩熙载传》。 沈括《梦溪笔谈·书画》。 2《宣和画谱》卷《山水》。 3米芾《画史》。 4汤垕《古今画鉴》。 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5。 董源画山，最著名的手法是披麻皴。这是一种细长圆润的石纹画法，形如麻线下披，因而得名。董源画大树，曲处甚简，多作劲挺之状；“画小树，不先作树枝及根，但以笔点成形”。“画杂树，只露根，而以点叶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这些都表明了董源的技法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 董源的代表作有《秋山晚霭图》。元人柯九思题跋此图说“树石幽润，峰峦清深，得山之神气，天真烂漫，意趣高古此卷景趣奇辟，如入武夷曲，如行山**，令观者流连不忍释手。”清孔尚任评论说“董源《秋山晚霭图》小卷，纸墨古澹，画意简妙，树身石块，多不细皴，而峰峦烟云变灭之状，皆非近手所及。”2董源的人物画也十分逼真，宛然如生。传说后主李煜在碧落宫召冯延巳入宫议事，冯延巳行至宫门，逡巡不敢进。后主久待不至，遣内侍催促。冯说“有宫娥著青红锦袍，当门而立，未敢竟进。”内侍与他走近同看，原来是董源所绘嵌在八尺琉璃屏中的夷光像。由此可见董源不但擅长山水，画人物也很出色。 5《宣和画谱》卷《山水》。 董其昌《画眼》。 2孔尚任《享金簿》。 第十四章辽太祖述律后第一节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872—92），即辽太祖。汉名亿，小字啜里只。唐咸通十三年（872）出生于契丹迭刺部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其八世祖耶律雅里重整契丹部落联盟并任夷离堇以来，这个家族就成了契丹社会的新贵。阿保机出生时，正值契丹贵族争夺联盟领导权的又一次之后。在这次权力争夺中，阿保机的家族失利，祖父匀德实被杀，父与诸伯、叔被迫逃离本部藏匿于邻部突吕不部贵族耶律台押之家。祖母对此时降临人世的爱孙寄以厚望，恐其遇害，常将其藏于别帐，不令人见。青年阿保机身材魁伟，胸怀壮志，武艺高强。“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言必及世务”。初为于越侍卫军挞马狘沙里时，就多次带兵出征，屡立战功。伯父耶律释鲁为迭刺部夷离堇和联盟于越时，遇有疑难，常常同他商量，将振兴契丹、光大耶律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年轻有为的部落联盟首领遥辇氏联盟后期，可汗家族势力渐衰，耶律家族掌握了联盟的实权。唐天复元年（90），遥辇家族的痕德堇继为联盟可汗，三十岁的阿保机则为迭刺部夷离堇（军事首长），掌握了联盟的兵马大权，得专征伐。他多次率军出征，连破室韦、于厥和奚人部落，南下掠夺河东、代北，俘获了大量牲畜、人口，进一步壮大了本部和本家族的实力。903年，伯父于越释鲁被杀，阿保机继为于越，集联盟军政大权于一身。在不断向周围游牧部落用兵的同时，开始向中原发展势力。他插手中原事务，与河东割据势力晋王李克用结盟。907年，他取代遥辇氏，做了联盟的可汗。作为草原游牧政权最高统治者的可汗，阿保机并不仅仅把目光局限在草原地区，在俘虏和来投的汉人以及与之结盟的中原割据势力的影响下，他不甘于受部落贵族和可汗世选制度的约束，因而自担任联盟可汗之日起，就积极进行建国称帝的准备。一方面，他继续以武力征伐周边地区和民族，进一步扩大联盟的统治范围和军事实力。继续征服黑车子室韦、吐谷浑、乌丸、奚、乌古和阻卜等部，积极向辽东和代北、河东、平州、幽州等地用兵。另一方面，加强内部统治机构的建立，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削弱契丹贵族中的保守势力，加强培植个人势力集团。后梁建立后，他背弃了与李克用的盟约，向朱温遣使请求册封，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地位。参与刘仁恭父子兄弟间的争权斗争，以收渔人之利。 909年，阿保机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在草原地区建立城镇、寺庙以安置被俘汉人和僧尼，同时广建碑铭以张大其功德，树立个人的权威《辽史》卷《太祖纪》上。 《辽史》卷《太祖纪》上称，“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学界有人主张此即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的记录。撰者意此为取代遥辇氏为联盟首领时间，正式建国称帝应为神册元年（9）……在契丹贵族内部，为了给自己取代遥辇氏披上合法外衣，他命本家族居于遥辇九可汗族人之后为第十帐。在部众日增的情况下，他组建了自己的侍卫军——腹心部，先后以心腹挚友耶律曷鲁和萧敌鲁、萧阿古只总领。为调整家族内部关系，908年设立了掌管皇族政教的宗正官——惕隐。为加强个人势力，他提高了在争权活动中他的妻族述律氏的地位，90年任命妻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在取得对诸弟斗争的胜利后，为防范来自迭剌部的威胁，又任命耶律曷鲁总军国事，并担任迭剌部的夷离堇，剥夺了耶律氏旧贵族对强大难制的迭剌部的控制权。在比较牢固地控制了军政大权之后，他便置联盟传统的选汗制度于不顾，连续九年担任可汗而拒不受代，坚定地向建国称帝的政治目标迈进。但是，当契丹社会发展至文明的门槛时，觊觎帝位者并非只有阿保机一人。当他一步步逼近皇帝宝座之际，诸弟以剌葛为首便打起了传统的旗号，同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平定诸弟之乱与建国称帝按照契丹社会的世选制，当汗位转入耶律氏家族之后，凡耶律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被选举权。诸弟与诸叔又是最有优先权的人物。可汗权力的扩大，威权的提高，更增加了这一职务对契丹贵族的**力。阿保机要完成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必须冲破世选制的束缚，成为旧制度的掘墓人。诸弟要夺回这一职务，则必须借助于传统。于是，从阿保机担任联盟可汗的第五年开始，争夺联盟领导权的斗争便在他与诸弟之间展开，并得到了族叔耶律辖底和堂兄耶律滑哥（又作化哥）的。 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同时也十分狡诈的政治家，他身边又聚集了一些有勇有谋的契丹社会精英人物和来自汉地的人才。在实现其远大政治目标的斗争中，阿保机既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又能随机应变，尽量化解矛盾以减少对抗，因而能在传统势力还十分强大时，取得斗争的胜利。 9年，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策划改选可汗，这是阿保机与诸弟开展的第一次争夺。由于安端妻事先将他们的计划报告了阿保机，使他有了准备，诸弟阴谋未能得逞。阿保机“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在传统和权力的较量中，双方各自作出了让步和妥协，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次年十月，在于越辖底和惕隐滑哥的和鼓动下，诸弟再次向阿保机的权力宣战。他们乘阿保机亲征阻卜（术不姑）回军之际，以兵阻道拦截，迫使他参加选汗大会。阿保机避开兵锋，率领自己的拥护者，抢先举行了燔柴告天仪式，造成连选连任的既成事实，使他的权力又具有了合法性，迫使诸弟遣使谢罪，又一次战胜了传统势力的挑战。但不久，诸弟识破了他的阴谋，并认识到传统的约束已不能令阿保机就范，于是，双方的对抗终于发展为武装冲突。 93年，三月间诸弟私下拥立剌葛，自备旗鼓。使迭剌和安端诈称入觐，劫持阿保机赴会。阿保机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战胜了迭剌和安端的武装，据《辽史》载，契丹人建立的第一个城镇是902年于潢水之南建立的龙代州，同时建有开教寺。908年，建明王楼。909年在龙化州又建大广寺以纪功德，同时建羊城通市易。 《辽史》卷《太祖纪》上位面巅峰sodu。此一史实记载十分简略，只称“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收编了他们的军队。于是剌葛率兵直犯老营，“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并夺走了象征联盟最高权力的旗鼓。阿保机之妻述律氏组织留守兵力自卫，仅夺回了旗鼓。阿保机则在土河秣马厉兵，纵剌葛率败兵远遁，待其部属怀土心切，将士离心之际，再奋兵出击，终于在五月击败叛军，生擒剌葛，取得了对迭剌部旧贵族争权斗争的完全胜利，为建国称帝扫清了一大障碍。94年，他重新任命了迭剌部夷离堇和惕隐等官，判处参与叛乱的300余人死刑，对参加夺权活动的诸弟，首犯剌葛和迭剌处以杖刑，寅底石、安端等从者释罪不问。 镇压了迭剌部中的敌对势力后，阿保机又用阴谋手段迫使契丹八部首领再一次确认了他的权力。9年，遂正式建国称帝，成为辽政权的创始人2。阿保机称天皇帝，以妻述律氏为地皇后，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天显元年（92）七月，阿保机在征渤海国回军途中，病死于扶余府（今吉林农安），享年55岁，谥号昇天皇帝，庙号辽太祖。圣宗统和二十六年（008），加谥大圣大明天皇帝。兴宗重熙二十一年（052），增谥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 开拓境土，草创制度辽朝建立时，分散游牧于漠北的草原诸部比较弱小，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东邻渤海、高丽也已大大衰落。朱温虽然取代唐朝建立了后梁，但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勗父子一直与之对抗。于是，阿保机便加紧向周边用兵，以期征服漠北，占领辽东，臣服高丽，南下幽、蓟，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 割据中原的诸藩镇，常常将契丹作为一种借用的力量，帮助自己打击对手，扩充实力，这就给阿保机提供了向中原发展势力的契机，也刺激了他向南扩张境土的。神册二年（97），李存勗率军进攻后梁，征兵新州，激起军民不满，部将卢文进兵变降辽，为契丹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南下机会，阿《辽史》卷《太祖纪》上。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记载了一个传说故事，虽然颇具戏剧性，可能也并非完全是向壁虚构。以阿保机和述律氏的阴险狡诈，其事未必无凭。故事称“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乃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这可能是一次以武力威迫强行通过的选汗大会。2阿保机9年建国，国号契丹。947年改为辽，983年改为大契丹，0年又改称大辽，直至25年灭亡。本书统称为辽。 阿保机先后应卢文进、张文礼之约，参与中原割据势力间的争战，虽不曾取胜，却日益明确了向中原扩张势力的军政目标。李嗣源即位后，曾遣姚坤为使与契丹结好。《旧五代史》载，阿保机对姚坤说“汉国儿（指唐庄宗李存勗——引者注）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雠敌，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指后唐明宗李嗣源——引者注）无恶，足以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资治通鉴》记载阿保机与姚坤的谈话为“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又说“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适足以说明黄河以北已经成为阿保机既定的军政目标。 保机发动了对中原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新州、幽州之战。三月，卢文进与契丹兵进攻新州，击败晋将周德威，并乘胜围攻幽州达半年之久。后虽在晋援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撤军，但仍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卢龙节度使，令其常居平州，打开了南下中原的一道门户。神册六年二月，镇州防城使张文礼使人杀成德节度使王镕，自请为成德军留后，与晋王李存勗有隙，遣使向契丹求援。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也遣子王郁求契丹出兵解镇州（今河北正定）之围，又给契丹提供了一次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十二月，阿保机率军入关，下涿州（今河北涿州），围定州（今河北定县），与李存勗大战于沙河、望都，“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遂撤军。但阿保机的指挥才能和契丹军队严明的纪律却令能征善战的李存勗赞叹不已2。 两次用兵失利后，阿保机改变了战略部署，将进攻方向转向西北和东北，计划先征服草原诸游牧部落和渤海，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再全力南下与割据势力争夺河北、河东。天赞三年（924）六月，他召开贵族大会，对军事征伐作出了新的部署3。他亲率大军，“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兵锋北至乌孤山（肯特山）、回鹘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右岸哈喇八喇哈孙），西抵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扫荡了北至胪朐河，西达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为日后草原各游牧部落同辽朝政治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次年，他宣布“所谓二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4。天显元年（92）七月，下渤海边城扶余（今吉林农安），围渤海首都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被迫出降，于是招降渤海郡县，搜索军民兵器，改渤海故地为东丹国，册皇太子倍为东丹王，主渤海事务。将原渤海统治地区纳入了辽朝版图。 连年的对外征伐，俘虏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财富，辽朝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控制的人口急剧增加，契丹人的部落组织数目陆续增多。为了有效地统治新征服的游牧民，加强皇帝对契丹诸部落的控制，巩固新建的政权，阿保机对契丹部落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形成了“太祖二十部”。 部落是辽朝治理游牧人口的基层政权组织，有时也译作“营”，相当于定居人口的州。这一政权形式是自匈奴以来就逐渐确立的。阿保机对契丹部落的整编，既是契丹社会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也是他巩固统治的客观需要。整编是在原遥辇部落的基础上进行的，“二十部”中，继续保留了原有的遥辇八部2。同时，又将在征伐战争中掠夺的人口相继编入契丹新部落，任命契《资治通鉴》卷27，后梁均王龙德元年。 2《资治通鉴》卷27，后梁均王龙德二年。 3天赞三年六月，阿保机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总结了前此个人的征伐活动，最后说“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所谓两事，即征服草原诸部和渤海。 4《辽史》卷2《太祖纪》下。 所谓“太祖二十部”，是契丹贵族对外征伐的结果，也是阿保机赖以建立政权的基础。随着辽朝统治形势的变化，此后也仍不断的进行调整和改编。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二章第一节，福建人民出版社99年版。 2遥辇八部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吕不、突举。 丹贵族为部落首领，管理新附的游牧民3。契丹社会中，与部落组织有着同样职能的还有“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二国舅帐”和诸宫卫。通过重新编部，阿保机一方面进一步笼络和控制了契丹旧贵族，一方面使诸强部互相制约，从而加强了皇帝对整个契丹社会的控制。他按照唐朝对周边民族上层赐姓加以笼络的方式，将以前曾作过部落联盟首领的家族——大贺和遥辇，也赐以国姓“耶律”，从而形成了辽朝契丹人中的所谓“三耶律”。而为了限制皇室贵族的权力和影响，则提高与皇族通婚的二国舅族的地位，将他们从契丹部落中析出，组成二国舅帐，使之对皇族的势力发挥一定的牵制作用。奚人与契丹关系密切，也是最早被征服或归附的部落，奚人上层在部落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和较重的权力，同时也是阿保机必须防范的对象；乙室部也是契丹大部，且与迭剌部关系密切。于是在编部时，辽太祖又借机提高乙室部贵族的权力，使之对奚贵族发挥一定的制衡作用。迭剌部是契丹强部，其首领为阿保机堂兄弟或族兄弟，也是皇权的一大威胁。天赞二年（922），阿保机将迭剌部一分为二，组成五院（北大王院）、六院（南大王院），同时，使二院与遥辇互相制约。 阿保机在为联盟长时，就重视对辽东的经略，筑长城防御渤海、高丽。 建国后，修辽阳故城，实以汉户、渤海户，进一步加强对辽东的控制与开发。在契丹人生活的草原地区，也早就有汉人流入，他们或因逃避中原战乱，或在契丹人的征伐掠夺战争中被俘，或因出使等种种原因留居草原，使得阿保机在建国前就已经接触了汉人和汉文化，摸索和采纳了一些治理农耕人口的方法和经验。汉人进入草原，带入了先进农业、手工业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对契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是阿保机得以迅速战胜对手的重要因素之一。阿保机本人所领的属民，既有游牧人口，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这些人口多为其征伐所得，也是他赖以壮大和建立政权的基础。因此，他对如何安置汉人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这一点为辽朝历任皇帝所继承，使辽朝社会受益非浅。 令大批被俘的汉人完全改变其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并非易事，处理不当，将引起汉人的大量逃亡。于是阿保机采纳汉族士人的建议，为其“树城郭，分市里”，使之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不但使汉人得到了妥善安置，而且为游牧社会增添了新的经济、文化内容。对汉人的妥善安置，使阿保机受益良多。时值中原多故，尤其是幽州地区，在刘仁恭父子的残暴统治下，战事频仍，民不聊生，为了躲避中原战乱之苦，百姓甚至逃往草原，使阿保机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初期，汉人被安置在草原耕作，在牧区开出了部分农田。他们以原籍名称为新居地命名，于是，在草原上出现了汉人的州县。这些州县，初期多是以皇帝、皇后、贵族、外戚和诸功臣私城的形式出现的，即《辽史》中所记3以新附民所编的部落是以奚人为主的奚王府六部五帐分、迭剌迭达部、乙室奥隗部和楮特奥隗部，以室韦为主的突吕不室韦部、涅剌拏古部，以达鲁虢为主的品达鲁虢部和以于骨里（乌古）为主的乌古涅剌部和图鲁部。 《辽史》卷45《百官志》一称辽太祖“有英雄之志者三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 《辽史》卷74《韩延徽传》；《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也载“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 的投下州县，这是辽朝投下军州的滥觞。建国和灭渤海后，仍不断有汉人和渤海人进入草原，作为国家地方政权机构的州县也逐渐建立起来，成为治理定居农业人口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 在安置汉人的同时，草原上的城镇也逐渐建立起来，出现了一些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如果说早期的投下军州是安置汉人的一种措施，那么建国以后，阿保机则是更自觉更有意识地使其统治方式兼顾契丹等游牧人口与汉、渤海等农业人口，使辽朝成为兼治蕃汉的政权了。这一转变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兴建皇都。神册三年（98），阿保机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在西楼之地修建都城，即后来的上京。上京虽坐落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却是一座兼具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特色的城市。皇都虽在太宗时有所扩建，但其基本形制在阿保机时已经奠定。全城分南北两部分，北面为皇城，建有宫殿、衙署、寺庙，西北部除寺庙和窑址外，其空旷地当是契丹贵族安扎帐篷的所在。南城为汉人、渤海人和回鹘人居住之地，除少量官署和寺庙外，主要是民居和作坊，并建有留居使臣的馆驿和停住回鹘商人的回鹘营。皇都这一设计特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阿保机对汉、渤海、回鹘等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政权的建立和大批汉人、渤海人进入草原中心地区，使辽朝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契丹固有的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阿保机在建国的过程中及建国后，不断制定一些新制度、新措施以完善其统治机构。他除了按传统方式任命效忠于己的本族和妻族子弟为南北府宰相和惕隐以控制契丹诸部外，又积极网罗汉族将领和士人，协助他治理所俘汉人。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在制定礼仪、法令和外交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平定诸弟之乱后，阿保机开始制定一系列制度和礼仪。93年，定吉凶仪。98年，建孔子庙。92年，诏定法律，正班爵。同时，不断调整契丹部落组织和任命必要的官员以完善其统治机构。 对于逃入和俘获的汉人、渤海人，阿保机并没有强令他们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设立州县的同时，在朝廷也设置了管理汉人事务的汉儿司，任命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掌诸国礼仪。辽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使汉制与草原行国体制并存，为日后胡汉分治的南北面官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创制文字，发展草原文化阿保机与一些契丹贵族人士多通晓汉语文，对中原政治、军事形势有一定了解，重视吸收中原统治阶级的治国经验、教训，学习汉文化。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游牧经济和草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契丹人固有的勇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他虽通晓汉语，却“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士兵怯弱故也”。他以后唐庄宗李存勗失败的教训为戒，激励自己，“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2。 为了便于草原牧业文化的传播和政令的推行，也为了提高契丹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修养，他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参照汉字制定了契丹大字，于神册五年（920）颁布推行。此后，因用大字记录契丹语有种种不便，又令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数少而该贯”《旧五代史》卷37《契丹传》。 2《旧五代史》卷37《契丹传》。 3，成为与汉字和契丹大字并行的辽朝官私通用文字，并一直使用到金章宗时，对契丹和辽朝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今天，虽然用契丹字书写的文献已不复存在，但用契丹大、小字镌刻的碑铭却不断被发现，是契丹民族文化和辽朝文化的历史见证。 阿保机以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了国家政权，统一了中国北疆的大片领土和处于分散状态下的草原各游牧民族，促进了契丹民族和北方各游牧、渔猎民族的发展，加速了北方诸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第二节述律后建国有勋述律后（879—953），名平，小字月理朵。太祖神册元年，立为应天大明地皇后。太宗天显二年（927），尊为应天皇太后。会同元年（947），尊为“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穆宗应历三年（953）死，享年75岁，谥“贞烈”。兴宗重熙二十一年，更谥“淳钦”。 述律家族的祖先本为回鹘人，月理朵曾祖魏宁初为舍利（郎君），祖父慎思官任梅里（又作“梅禄”、“密禄”、“媚禄”、“杯禄”、“不亦鲁黑”等），父月椀（又作容我）先后为梅里和阿札割只2。月椀娶耶律氏女、阿保机姑为妻，生女月理朵。 契丹贵族间盛行姑舅表婚姻，月理朵既长，遂与舅撒剌的之子阿保机结婚。她“勇决多权变，阿保机行兵御众，述律后（月理朵）常预其谋”3，对阿保机的事业有着重要的襄助之功。据说，月理朵曾见地神于潢水与土河合流处，后者竟仓猝避开，故童谣称“青牛妪，曾避路”，于是她就成了地神的化身，在契丹社会军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增加了神秘色彩。平时，她积极为阿保机网罗人才，成就大业。辽朝佐命功臣之一的韩延徽，就是由她荐举入仕的。阿保机出征，她则经常统兵居守后方。93年，诸弟剌葛、寅底石引兵犯行宫时，是她命人从叛军手中夺回了象征权力的旗鼓。当阿保机的权力受到挑战时，是她为之出谋划策，制服部落首领的。她的同母异父兄敌鲁和弟阿古只等也全力耶律阿保机，她的家族在阿保机变家为国的军政活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就成了辽朝仅次于四帐皇族的契丹权贵。 阿保机建国后，作为地皇后，她在军政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更大了。阿3《辽史》卷4《皇子表》。 舍利为契丹贵族子弟无官职而勇武者的称号，参见李桂芝《契丹郎君考》，《民大史学》第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99年版。 2梅里（buiruq）为突厥官号，或为统兵官，或为皇家总管，前后职掌有所不同。参见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2年版。阿札割只为遥辇氏联盟时官职，辽建国后并入枢密院。3《资治通鉴》卷2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辽史》卷7《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又，契丹人中一古老传说称，“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水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见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风土》，上海古籍出版社985年版。保机出征，她居守大帐，保护后方之际，“摘蕃汉精锐为属珊军”2，组建了个人的武装力量，建立了个人的宫卫蒲速盌斡鲁朵（长宁宫）。阿保机北征，述律后留守之际，“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3。除统兵作战外，述律后也常常参与阿保机用兵方略的制定。吴王尝向契丹进猛火油，可用于攻城。阿保机拟选兵攻幽州以试猛火油的威力，述律后力阻其行，并提出了骚扰幽州的策略。阿保机在神册二年、六年两次南进失败后，终于采纳了她的意见，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此后，“其平渤海，后与有谋”2。 偏于守旧、重牧轻农但是，在治理国家的政治倾向上，述律后是偏于守旧的；在经济思想上，她是重牧轻农的，她的一系列主张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天赞四年（925）十二月，述律后随从阿保机亲征渤海。天显元年（92）七月，阿保机死于扶余府，述律后称制，权决军国事，奉阿保机灵柩返回上京。阿保机既葬，她于天显二年十一月亲自主持召开了契丹贵族大会，推举继承人。 从阿保机即位时立耶律倍为皇太子的决策看，他是准备按中原传统行嫡长子继承制的。但灭渤海后，他却改渤海为东丹，“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3，又按游牧民族传统将耶律倍分封在东丹。这一转变，当是述律后施加影响的结果。《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载“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太祖崩，太宗立，东丹王避之唐。”显然，将太子倍分封在东丹，正是皇后的意图。而阿保机死后，按照游牧社会的传统，在新皇即位之前，政权由皇后权摄。皇位继承人，由贵族大会推举。述律后以摄政皇后的身份，有权主持召开推举新皇帝的贵族大会，并能利用其地位与影响，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继承人。 2《辽史》卷35《兵卫志》中。 3《资治通鉴》卷2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黄头室韦为室韦中的强部。臭泊，《辽史》中又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阻卜，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述律后反对轻易向幽州用兵，她的策略是“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她担心轻易用兵，“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此后，契丹对幽州便采取了“抄掠馈运”的策略，使“幽州食不支半年”。参见《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资治通鉴·后梁纪》四、《后唐纪》一。 2《辽史》卷7《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3《辽史》卷2《太祖纪》下。 关于这次推举新皇帝的贵族大会，《资治通鉴》卷275，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有一段具体生动的描述，“契丹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命与突欲（即太子倍）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之为天皇王。突欲愠，帅数百骑欲奔唐，为逻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归东丹。”可见，太宗之立确是由述律后主持的贵族大会决定的。《辽史》中的有关记载，隐去了这次大会的实情，或是因原始资料不全，或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太宗纪》称，“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似乎此议是由太子倍与群臣共同提出，述律后仅是俯循舆情而已。其实不然，这次的权力交接，不但引起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而且为此后皇室内部的权力对这次权力交接中的斗争，《辽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似乎是在很平稳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实不然。述律后的意见并不为全体契丹贵族所认可，反对者大有人在。对于持不同意见者，述律后采取其一贯的作法，以阴谋狡诈的手段残酷地予以惩治和镇压。 阿保机在世时，曾命三子采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也。’”2可见东丹王耶律倍与大元帅耶律德光各有所长，皆可有所作为。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3，仰慕汉文化，主张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术。可能正是这一点不为其母所喜。他与耶律德光在契丹贵族中，都有一批拥护者。述律后为贯彻自己的意图，利用契丹的人殉旧俗，以残酷的手段打击耶律倍的者。在主持阿保机丧葬仪式时，她以“为我达语于先帝”的借口，令一些不易驾驭的人为阿保机殉葬，“前后所杀以百数”。最后，轮到平州汉人赵思温，思温不肯行。述律后说“汝事先帝亲近，何为不行？”思温答以“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述律后以“诸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为辞，并不得已“断右腕纳于柩”。这就是“太后断腕”的背景。后来，述律后便以“断腕太后”著称于史。《辽史》称其“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的记录，与史实恐未必相符。 耶律德光即位，述律氏为太后，一如既往地参与朝政，权力和地位并无丝毫削弱。这一地位既是由她个人的条件也是由游牧社会的传统所决定的。她“简重果断，有雄略”2，在契丹贵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威望；而在游牧社会中，女性参与军国大事决策并不像中原王朝那样受到非难；耶律德光皇后也出自述律家族，为其弟室鲁之女，述律家族在辽朝是一个实力和威望不在宗室之下的契丹家族，这是她行使权力、施加影响的强大后盾；耶律德光又是她亲自选立的，因此在太宗朝她依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耶律德光“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尝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而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这固然是耶律德光的天性，但母后的权威与舅氏的势力，也是他不能不顾忌的客观原因2。 由于述律后倾向于维护契丹故俗，又偏爱幼子李胡，所以耶律德光立李胡为皇太弟和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决定极有可能是在她的影响下做出的3。斗争埋下了无穷隐患。 2《辽史》卷72《章肃皇帝传》。 3《辽史》卷72《义宗倍传》。 参见《契丹国志》卷3《太祖述律皇后》、《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资治通鉴》卷273所载与此小异，“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难制者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问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见之。’遂杀之。”2《辽史》卷7《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资治通鉴·后唐纪》四、《契丹国志·太宗嗣圣皇帝上》。 2据《资治通鉴》卷28，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载，耶律德光灭晋后，于天福十二年（辽大同元年，947）三月，召晋百官，告以将北归“省太后”，晋群臣请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形象地说明了述律后及其家族在辽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3契丹在部落联盟时期，首领由世选产生。述律太后作为游牧社会传统的代表人物，极有可能提出立李胡的主张。耶律德光之立既得益于述律氏的态度和古老的传统，在做了皇帝后，虽想改变旧制以己子继承皇在辽朝是否应南下中原的问题上，述律后与阿保机、耶律德光存在意见分歧。她只满足于对草原诸游牧部落的统治，对向农业区深入缺乏热情。当阿保机应卢文进之约发动幽州之战时，述律后就持反对态度，她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4故而她对中原用兵的目的还仅仅停留在骚扰和掠夺上，没有将农业区纳入统治范围的高瞻远瞩。耶律德光即位后，继承阿保机遗志，始终不忘谋求南下参与中原事务的机会，以期将疆域扩展至黄河以北。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也不时受到述律太后的牵制。当他准备应石敬瑭之约领兵南下时，也不得不借助于神的启示。兵行之际，太后又反复叮咛，再三告诫2。当他灭晋回军病死栾城，遗体运回上京之际，太后不哭，也不立即主持发丧，要“待诸部宁一如故”3，才肯为之举行葬礼。被幽禁至死耶律德光死后，述律太后依然准备依契丹故俗和她个人的意愿，立幼子李胡为帝。但李胡暴戾残忍，不得人心。述律太后自舍东丹王立耶律德光以来，也在契丹贵族中造成了不和。一些因拥立东丹王而被杀的诸贵族的子弟既已长成自立，他们决心对辽朝皇位继承施加影响，以削弱太后的势力。于是以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和直宿卫耶律安抟等为首的契丹贵族，在军中立东丹王之子耶律阮为帝4。遣使上京报告述律太后，同时发兵北归。述律太后大怒，她说“我儿南征东讨，有大功业，其子在我侧者当立。汝父弃我，走投外国，乃大逆人也，岂得立逆人之子为帝乎？”遂遣李胡领兵逆击，以随石重贵北迁的故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为排阵使，与耶律阮军隔潢水而阵，这场皇位争夺战大有演变成武装冲突之势。但李彦韬阵前向耶律阮军迎降，李胡兵败。惕隐耶律屋质乘势劝太后与耶律阮议和。述律太后鉴于阿保机时诸弟之乱给契丹社会造成的重大创伤尚未平复的教训，勉强同意立耶律阮为帝。但她依然不甘心失去左右国家军政大事的权力，仍然策划废耶律阮而立李胡。事觉，被幽禁在祖州阿保机墓所，最终死于幽禁之所。 位，也决不敢贸然行事。慑于太后的威势和守旧势力的影响，他可能不得不暂时屈从于述律氏的主张。4《资治通鉴》卷27，后梁均王龙德元年。 耶律德光拟出兵助石敬瑭时，恐述律后不允，曾假托梦见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参见《资治通鉴》卷280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辽史》卷37《地理志》一。 2《资治通鉴》卷280，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记载了述律太后与赵德钧的一段谈话，述律称“吾儿将行，吾戒之曰‘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需引归，太原不可救也。’”又问赵德钧，“太原今属谁？”德钧对称“属太后。”也可见述律太后在辽朝的地位并不在皇帝之下。 3《资治通鉴》卷28，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4参见《辽史》卷77《耶律吼传》、《耶律洼传》、《耶律安抟传》。安抟之父迭里为南院夷离堇，“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及耶律阮立，“太后问安抟曰‘吾与汝有何隙？’安抟以父死为对，太后默然。”可见，耶律阮之立是辽朝自东丹失位以来争夺皇权斗争的继续，是述律太后以己意擅行废立造成的直接后果。 《契丹国志》卷4《世宗天授皇帝》。 第十五章辽太宗耶律德光（902—947），即辽太宗，契丹名尧骨，辽太祖次子。天赞元年（922），任天下兵马大元帅，领兵略蓟北，下平州，降胡逊奚，南攻镇、定。天赞三年，从阿保机北伐、西征，破阻卜、于厥里（乌古）诸部，定党项，取回鹘单于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喇八喇哈孙）等役，所在皆有功。天赞四年，从阿保机出兵灭渤海。天显元年（92）一月，与南府宰相耶律苏、南院夷离堇迭里、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围渤海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出降。五月，讨平降而复叛的渤海南海、定理二府。 天显二年十一月，在由其母述律后主持的契丹贵族大会上被推举为皇帝，行柴册礼即位，号嗣圣皇帝。大同元年（947）四月灭晋回军途中病死于栾城（今属河北），享年4岁。庙号太宗，谥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增谥孝武惠文皇帝。 耶律德光继承阿保机遗志，一方面继续完善统治制度，巩固契丹政权；一方面继续对外征伐，扩张疆土。 第一节排挤政敌，巩固权位耶律德光是在述律后主持之下取代其兄太子耶律倍继承皇位的。耶律倍对这样的安排自然不满，契丹诸贵族意见也有分歧。因此，他即位后便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 即位之初，“阅近侍诸班”，“阅北剋兵籍”，“阅南剋兵籍”，“阅皮室、拽刺、墨离三军”，是加强对诸军控制的步骤。而人皇王耶律倍的东丹国，更是他要加意防范的对象。耶律倍统治了原渤海国的大片领土，北至松花江流域，南至鸭绿江流域，物产丰富，居民文化素质也较高。在耶律倍管辖下，它的发展将对耶律德光的契丹政权形成威胁。因此，天显三年，他乘耶律倍离开其国留居皇都期间，采纳东丹国相耶律羽之的建议，“迁东丹之民以实东平”，“升东平为南京”2。此举虽有防渤海为乱的意图，恐亦有缩小东丹国规模，迁东丹于近地，便于牵制的个人因素。 天显四年八月、十月耶律德光在南京和皇都两次“幸人皇王第”，这或是为安抚耶律倍，或是为了掌握他的情况，以便对他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总之，这如果不是兄弟间亲密无间的反映，则必定是矛盾加深的表现。而在耶律倍留居皇都期间，耶律德光又只身前往南京，也极有可能是在做剥夺耶律倍治国权力，割断他与其封国关系的安排。五年，册皇弟李胡为皇太弟，此举虽然可能出自太后，也是对耶律倍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人皇王耶律倍归国前，耶律德光“宴人皇王僚属于便殿”，可能也是在做加强对他的控制与监视的工作。归国不久，又下诏“以舍利普宁抚慰人皇王”，“诏置人皇王仪卫”，都明显地暴露了耶律德光加强了对其兄监控的意图。两个月后，耶律倍浮海投奔后唐，则是失去权力的耶律倍所能采取的最后措施。至此，耶柴册礼为契丹遥辇氏联盟首领阻午可汗时制定的可汗即位典礼，即所谓燔柴告天仪式。详见《辽史》卷49《礼志》一。 《辽史》卷3《太宗纪》上。 2参见《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辽史》卷3《太宗纪》上。 律德光除掉了来自东丹王耶律倍的威胁，巩固了自己的权位。 第二节继续争战中原，伺机开拓疆土辽朝统治者虽然主观上有插手中原事务，进而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的主观愿望，并不时侵扰与之相邻的燕云地区，但进一步向南发展势力，客观上却不得不利用割据势力间的矛盾和冲突，伺机而动。自阿保机以来，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应中原某些割据势力之邀援助一方与另一方对抗。阿保机时曾配合卢文进、王郁、张文礼，进军涿、定诸州境，均无功。耶律德光继其未竟之业，继续等待时机参与中原割据势力间的斗争。天显三年（928），后唐义武军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因谋求更大的权力，被明宗削夺官爵，遭到讨伐，遂通过奚秃里（又作“秃馁”，汉译“太尉”）铁剌向契丹求援，给契丹南下参与中原事务提供了又一次机会。耶律德光遂命铁刺率军前往援救，并陆续派出契丹军增援。但契丹军每每失利，兵士战死和被俘者数千人，首领数十人被俘。天显五年，东丹王耶律倍又投奔后唐。后唐明宗在位期间，中原比较稳定，耶律德光的军政目标还难以实现，于是他一面不断派兵攻打云中等郡县，一面加强了与后唐的政治交涉。 93年（契丹天显十一年，后晋天福元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末帝李从珂互生猜忌，欲夺后唐以代之，遣使向契丹求援，约事成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以北，称臣，以父礼事耶律德光，为耶律德光提供了又一次干预中原事务的机会。于是耶律德光应石敬瑭之约，亲率5万大军援助石敬瑭，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按照协议，晋将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割与契丹，每年向契丹输帛30万匹。938年（契丹会同元年，后晋天福三年）晋使至辽，“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献十六州图籍，上述律太后尊号为“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耶律德光尊号为“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通过援立石敬瑭，契丹不但使中原政权成为附庸，而且将燕云十六州纳入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 十六州的并入对契丹政权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从此，它不但统治了俘获和流亡到草原的汉人，而且直接统治了汉地。发达的农业为契丹政权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增强了契丹社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汉文化对契丹社会的影响更加直接；同时，契丹统治者也直接面临着如何统治以汉人为主体的农业区的问题。 晋高祖在位的七年中，契丹与晋关系良好，对中原局势的稳定和契丹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会同五年（943）晋高祖死，群臣立石重贵为帝，对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契丹遣使责问，晋臣出语不逊，激起了耶律德光的不满；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为中原皇帝，乘机鼓动对晋用兵；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又密通契丹，告以“晋主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再一次激发了耶律德光南下的政治热情。会同六年底，他下令“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沧、恒、易、定分道而进，《资治通鉴》卷28，后晋高祖天福三年。 《资治通鉴》卷283，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大军继之”2，... 35 在与诸弟的争夺中，阿保机认识到了迭刺部贵族是他建国称帝的最大障碍，控制迭刺部对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让耶律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将迭刺部掌握在自己亲信手中比让他充当侍卫军统帅更能发挥作用。于是，在处置逆党后，94年阿保机再一次将迭刺部夷离堇的职务交给了他。与上次不同的是，曷鲁欣然从命。显然，他也认识到了这一职务对阿保机建立政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耶律氏兄弟争权斗争中，迭刺部受到了严重破坏，人口、财富锐减，民生凋敝。“曷鲁抚辑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次年，再次配合阿保机出兵征讨乌古，使之“不敢复叛”。 9年，建国称帝的条件完全具备，曷鲁“乃请制朝仪、建元，率百官上尊号”。太祖备礼受册，曷鲁也荣膺于越之职，号“阿鲁敦于越”2。此后，仍从阿保机出征西南诸部族和幽州。 殚精竭虑，国建身瘁建国后，曷鲁更为巩固契丹政权而殚精竭虑。他深知，政权的取得是与迭刺部贵族反复较量取胜的结果，而政权的维持和巩固，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来自迭刺部贵族。因此，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妥善处理迭刺部问题，并向阿保机提出了析迭刺部为二以弱其势的建议。甚至在病重期间，仍拳拳以此为念。在阿保机前往视疾时，他又谆谆叮咛“陛下圣德宽仁，群生咸遂，帝业隆兴。臣既蒙宠遇，虽瞑目无憾。惟析迭刺部议未决，愿亟行之。”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后，阿保机遂于天赞二年将迭刺部分为五院、六院。曷鲁武善征伐，文足以治国，又对阿保机忠心耿耿，是阿保机的忠臣、直臣、贤臣、能臣和重臣，可惜天不假年，于神册三年（98）七月，皇都落成举行典礼、阿保机宴集群臣时病逝，享年47岁。阿保机十分惋惜地说“斯人若登三五载，吾谋蔑不济矣！”2既葬，阿保机赐其墓名宴答3，山名于越峪，下诏立石纪功。辽道宗清宁中，命立祠于上京。 《辽史》称“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即“三于越”4，曷鲁为其首。 曷鲁二弟觌烈和四弟羽之也以品德、才干见知于阿保机、耶律德光，受到重用。当曷鲁典宿卫时，二人皆与闻政事。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2“阿鲁敦”，又作“阿鲁朵里”，契丹语“盛名”。终辽之世，为于越而有阿鲁敦称号者，仅耶律曷鲁一人。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2《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3宴答，又做谙答、安答等，契丹语。汉语意为“盟友”、“义兄弟”。4三人为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仁先。参见《辽史》卷45《百官志鲁传》称“祖匣马葛，父偶思”，《觌烈传》“六院部蒲古只夷离堇之后，父偶思”。蒲古只与匣马葛二名实为一人，又作帖刺。则曷鲁、觌烈、羽之为亲兄弟。参见《辽史》卷《皇族表》校勘记（四）。证以《耶律羽之墓志》，知校勘记不误。又《辽史》卷75《耶律觌烈传》载，“觌烈以谨愿宽恕见器使”，羽之“幼豪爽不群，长嗜学，通诸国语”。 耶律觌烈（880—935），字兀里轸（兀里整），神册三年，曷鲁死后，继为迭刺部夷离堇，兼掌南方事2。曾先后从太子倍和大元帅德光讨党项，略燕地。天显元年，从阿保机东征渤海，留守扶余城。二年，为东丹国大内相，留守京城3。天显十年卒，享年5岁。 耶律羽之（89—942），小字兀里，字寅底石。“幼勤事业，长负才能。儒释庄老之文，尽穷旨趣；书算射御之艺，无不该通。”渤海平，以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东丹，设左、右大相，左、右次相辅佐。左大相为皇弟迭刺，右大相为原渤海老相，左次相为渤海司徒大素贤，羽之为右次相（中台右平章）。 在耶律德光与耶律倍兄弟互相猜忌，渤海旧臣仍怀二心而左大相迭刺受命不逾月而卒的情况下，羽之实际上就成为东丹国的主要任事者，故墓志称其“虽居四辅之末班，独承一人之顾命”4。天显二年，以克敌制胜和招抚边城有功，升左相，加太傅，判盐铁，封东平郡开国公。羽之“莅事勤恪，威信并行”，“庶事咸熙”。此后，受人皇王耶律倍之命，秉承耶律德光旨意，上表请迁渤海人至辽东等事，都由耶律羽之完成2。人皇王耶律倍逃往中原后，耶律羽之迁中台省左相，“镇抚国人，一切如故”，成为东丹封地名副其实的管理者。会同元年，改南京为东京，羽之改官东京宰相。他“身为家宰，手执国钧，于辅政之余，养民之暇，留心佛法，耽味儒书，入箫寺则涤荡六尘，退庙堂则讨论五典。而又为政尚于激浊，举士不滥抡材”，为朝中正臣，国之良相。五年（942）卒，享年52岁，谥文惠公。 附表耶律曷鲁家族世系及其与阿保机家族的关系2这里的“南方事”，即与向西南的党项和南边的燕云地区发展势力相关的事宜，主要是军事征伐。3《辽史》卷75《耶律觌烈传》载觌烈于天显二年“留守南京”，此时东丹国尚未南迁，辽阳郡也未改南京。当从《耶律羽之墓志》，觌烈为东丹国大内相，所留守之地当为原渤海都城忽汗城，辽改为天福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 4《耶律羽之墓志》称其官为“中台右平章”，《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载其官称为“中台省右次相”，可知“右次相”即“右平章”。 《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耶律羽之墓志》。 2《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载上书内容甚详，羽之极言迁民之利。 第二节耶律屋质耶律屋质（95—973），字敌辇，系出季父房。《辽史》称他“资简静，有器识，重然诺。遇事造次，处之从容，人莫能测。博学，知天文”。历事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四朝，勇于任事，善于调停，参与平息辽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两次大乱，对辽初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历任惕隐、右皮室详稳、北院大王，加于越，保宁五年（973）薨。为耶律曷鲁之后辽朝“以于越得重名者”第二人。 耶律德光会同年间（938—94）为惕隐。大同元年（947）四月，耶律德光死于栾城，辽朝又面临政权交接的危机。耶律屋质在紧急关头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以大局为重，充分发挥其调停和斡旋的能力，使辽朝顺利渡过了这道难关。 述律后主持立耶律德光时，就有相当一部分契丹贵族持有异议。述律后严厉惩治了持异议者，有的人甚至被杀，这就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了不和甚至仇恨。耶律德光即位后，在应天皇太后的压力下，又立幼弟李胡为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这就意味着耶律德光将以李胡为皇位继承人。在游牧社会，以兄传弟也是最高统治权继承的方式之一，但此时的契丹政权选择兄终弟及的方式显然是应天皇太后出于个人权力欲的需要，加之李胡素无人望，所以这一决定并不为契丹贵族所一致认可，也就为下一次的皇位继承埋下了隐患。“及帝崩于栾城，无遗诏，军中忧惧不知所为”。时南、北院大王皆在军中。南、北院大王是契丹贵族中地位仅次于四帐皇族首领的契丹权贵，有权参加推举最高统治者的贵族大会，他们的态度在选择皇位继承人上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南院大王耶律吼对李胡为皇位继承人持反对态度，在皇位虚悬之际，他挺身而出，主动拜会北院大王耶律洼，共商大计。他们一致同意立东丹王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耶律阮为帝2。 另一个坚决拥戴耶律阮的是他的随从护卫耶律安抟。耶律安抟代表了一部分在第一次皇位继承时受到打击和压制的契丹贵族的态度，他的父亲就是以“党附东丹王”的罪名被杀的3。当军中诸将欲立耶律阮又担心李胡和耶律德光子寿安王耶律璟与之对抗而犹豫不决时，安抟坚定了他们的信心4，于是诸将于军立永康王耶律阮为帝，即为辽世宗。 辽世宗是南征诸将避开应天皇太后于军中议立的，这显然违背了太后的旨意，“太后闻之，怒甚”5。一向专断又溺爱幼子的她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一事实，于是一场争斗在太后与世宗祖孙间爆发。当耶律德光灵柩至上京时，太后不哭，也不为之发丧，声言“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当世宗领兵北归时，她派遣李胡以兵迎击。李胡兵败，“尽执世宗臣僚家属，谓守者《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 《辽史》卷77《耶律吼传》。 2《辽史》卷77《耶律吼传》载“吼诣北大王耶律洼议曰‘天位不可一日旷。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李胡暴戾残忍，讵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洼然之。”3《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 4《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 5《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以下不注出处者，皆据此传。 《资治通鉴》卷28，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曰‘我战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谓曰‘若果战，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一场血腥的残杀即将在辽朝皇室内部展开，形势异常危急。身为惕隐的耶律屋质，职掌皇族政教，协调皇族内部的关系是他的职责之一。他又善谋划，兼得太后信任，既可能助太后，也可能被世宗争取到自己一方。于是世宗“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屋质不避嫌，竟劝太后与世宗讲和。他说“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愿尽死力。若太后见疑，臣虽欲尽忠，得乎？为今之计，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战，以决胜负。然人心一摇，国祸不浅，惟太后裁察。”又说“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长策，与永康王和议。”并自告奋勇，为和谈之使，往见世宗。他同样劝世宗“能释怨以安社稷，则臣以为莫如和好”。世宗认为太后、李胡之军乃乌合之众，不可能取胜，屋质则说“即不敌，奈骨肉何！况未知孰胜？借曰幸胜，诸臣之族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以此计之，惟和为善。”屋质立足于避免战争，减少契丹人员伤亡和矛盾激化，使世宗平稳接管政权，既不畏太后的威势，也不惧世宗见疑，终于说服了双方，使世宗同意与其祖母相见，“各纾忿恚”，争取问题的和平解决。 在太后与世宗会面时，屋质指出了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受神器”，导致了今日皇位的争夺；也批评世宗“擅立，不禀尊亲”的过失；同时他利用双方都想避免武装冲突的心理威胁说，如果各持己见，专务指责对方，则和议无望，“当速交战”，迫使双方做出让步，一触即发的内战得以避免。 但是，太后并不承认世宗地位的合法性，她又提出了“议既定，神器竟谁归”的问题。为了国家的利益，耶律屋质敢于逆太后之意，言人所不敢言，他说“太后若授永康王，顺天合人，复何疑？”李胡当即厉声反驳说“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毫无畏惧，据理力争，他说“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之立，尚以为非，况公暴戾残忍，人多怨。万口一词，愿立永康王，不可夺也。” 群情所愿，赖屋质得以上达。迫于舆情，考虑到耶律家族的权力，太后不敢再固执己见，她无可奈何地对李胡说“昔我与太祖爱汝异於诸子，谚云‘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也。”于是同意立永康王兀欲为帝，辽朝第二次权力交接得以和平解决，为这个政权的延续和巩固创造了条件。 在这次权力交接的协商中，耶律屋质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事后，世宗问屋质“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说“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其实，屋质与世宗的拥戴者态度是一致的，但为了让世宗权力取得无可质疑的合法性，他把一切都摆到会议上来，从根本上阻止了任何人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意图。从道理上，太后与李胡不得不认输，但是从感情上和行动上，他们仍然不甘心接受这一结果。后来，李胡与太后又阴谋废立，世宗将他们囚于祖州，于理于法都是无可指责的。 世宗即位后，契丹贵族内部的争权斗争并没停止，屋质对此也一直保持太后对建国前诸弟之乱使契丹社会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记忆犹新，她担心惨剧再度重演，于是首先做出了让步，她说“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庸可再乎！”世宗也检讨了自己行为，称“父不为而子为，又谁咎也”。 着高度警惕。天禄二年（948），耶律德光第三子天德觊觎帝位，联合后族萧翰和太祖弟寅底石的两个儿子刘哥（留哥）、盆奴伺机谋杀世宗，耶律石刺觉察后报告屋质。屋质领他们见世宗，他们拒不承认，世宗也不深究。后来，刘哥请世宗观樗蒲，于袖中暗藏利刃，被世宗发觉，亲自诘问。刘哥设誓抵赖说“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顶疽死。”世宗又欲宽免。屋质奏请“当使刘哥与耶律石刺对状，不可辄恕。”世宗命屋质审问，得其实。于是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使盆奴远使辖戛斯。在屋质的坚持下，天德等的谋反阴谋被粉碎。 天禄三年（949），泰宁王察割（太祖幼弟安端子，世宗堂叔）觊觎帝位，耶律屋质揭露其阴谋，世宗非但不信，还将屋质所上表章出示给察割，使屋质陷入被动。但他依然能忍辱负重，一时也没有放松对察割等的警惕2。由于世宗麻痹大意，轻信察割，天禄五年秋，终于在火神淀之乱中被察割和南京留守牒腊等杀死。 世宗被杀于火神淀（河北宣化西），辽朝的统治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耶律屋质再一次挽救了这个政权。由于他时时防范察割，当然不为逆党所容。变乱中，逆党必欲得屋质，他们扬言“衣紫者不可失”。屋质遂“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诸王，及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同时，决定立耶律德光长子寿安王耶律璟为帝。时耶律璟已回到自己的帐中，屋质遣弟冲前去迎接。及至，耶律璟却犹豫不决。屋质又不得不向他反复陈述利害，他说“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万一落贼手，悔之何及？”在变乱中，屋质成为群臣的首领，诸将知屋质脱离了危险，也相继来会，至天明，整军讨叛，杀察割。辽朝的航船又一次渡过了险滩。诚然，辽穆宗耶律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但仓卒之际和世宗子耶律贤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立太宗长子应是顺理成章的，也能使群臣意见统一。 穆宗即位后，命屋质知军国事，“以逆党财产尽赐之”，屋质固辞。于此，也可见屋质所为确实是从社稷的需要出发的，并不为个人邀求私利。应历五年（955），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 辽朝契丹诸臣，多以武功见称。屋质所为多是关乎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在辽有两次定策之功。但他同时也能领兵征战，是个亦文亦武的全才。景宗保宁（99—978）初，宋兵攻北汉，屋质曾引兵助汉退敌。以功加于越。保宁五年（973）病死，享年57岁。道宗朝树碑表其功，诏于上京立祠祭享。辽朝建立之初，皇位的长子继承制未能确立，皇位继承人需贵族大会推举选定。按部落首领世选制的惯例，首领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被推举的资格。因而，当没有众望所归的人物出现时，一旦其位置出缺，就会出现一次本家族内成年男子竞争权力的激战。有时，这种内部斗争会使家族的势力削弱或导致联盟的分裂。辽朝建立后，受中原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一些人开始接受此时刘哥为惕隐，屋质当已不再担任惕隐。从刘哥和察哥的阴谋活动都由屋质揭发考察，屋质此时所掌似应为总宿卫之事。但《世宗纪》和《耶律屋质传》都不载屋质此时为何官职。2《辽史》卷2《耶律察割传》载，“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察其奸邪，表列其状，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称屋质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无此，何至泣也！’察割时出怨言，屋质曰‘汝虽无是心，因我过疑汝，勿为非义可也。’他日屋质又请于帝，帝曰‘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屋质曰‘察割于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纳。”《耶律屋质传》载，天禄三年，耶律屋质上表揭露察割罪状；五年为右皮室详稳。 或力图推行长子继承制；而另一些人，特别是皇族中权力很强的人，仍然不肯放弃依世选传统习俗本人所享有的被选举权，这是导致辽初在皇位继承上屡屡出现纷争的原因之一。在两次政权交接危急之机，耶律屋质力挽狂澜，使政权得以平稳交接，社会维持稳定，他的功绩，确实可以同辽朝建立之际的耶律曷鲁并论，被誉为辽朝得重名的“三于越”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 第十七章韩氏家族辽金时期，汉人中韩、刘、马、赵四姓六大家族世代显赫，对辽金政权的建设和发展分别作出过各自的贡献。其中赵姓者有赵延寿、赵思温二族，韩姓者有玉田韩氏和幽州韩氏两大家族。 第一节玉田韩氏家族韩知古玉田韩氏家族最早入辽者为韩知古，政绩卓著者为其孙韩德让。 耶律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堇时，曾于903年对蓟州用兵，韩知古为述律月理朵（建国后为地皇后，即淳钦皇后）之兄欲稳所俘，是较早进入草原的汉人之一。月理朵嫁与阿保机时，知古作为媵臣至耶律家。因身份低微，怀才不遇，曾逃出以为人庸工维持生计。后太祖召见并与之议论时事，知其贤而有才，遂命其参与谋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当为“知古”）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授知古彰武军节度使，总知汉儿司事，遂著籍柳城（今辽宁辽阳）。汉儿司是辽初管理汉人事务的机构，知古因熟悉汉制又得以“主诸国礼仪”。契丹建国之初，对汉仪知之甚少，“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2，可以说，他是将汉地礼仪介绍到草原并与契丹“国俗”参互使用制定辽朝礼制的第一人。因此也成为辽太祖佐命功臣之一3。 韩知古多子多孙，且在辽朝多有建树4。可知者第三子匡嗣，“以善医，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穆宗时为太祖庙详稳2，与在潜的景宗耶律贤为《辽史》卷39《地理志》三。 2《辽史》卷74《韩知古传》。又《辽史》卷47《百官志》三载“韩知古，天显初为中书令”；其孙《韩瑜墓志铭》称其官为“临潢府留守、守尚书左仆射兼政事令”；曾孙《韩橁墓志铭》又称其官为“彰武军节度东南路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知古在世时，辽朝官制未定，掌汉人事务者唯汉儿司而已。在汉儿司的基础上，世宗天禄四年始建南枢密院、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二年（043，《辽史·百官志》三记为重熙十三年，此从《辽史·兴宗纪》二），改政事省为中书省。在南北面官制确立后，南枢密院行使唐时尚书省大部分职责；中书省掌礼仪，视同礼部。《百官志》中所载的“中书令”，乃是据《韩知古传》中“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的记载，附会而成。而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等，也只是沿用前朝官称，无官署和实责。临潢府留守所掌也是进入临潢地区的汉人事务，其实也只是当时的汉儿司。因此，所谓政书令、中书令等只相当于宋朝“寓禄秩，叙位著”的官，临潢府尹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总汉儿司事”。 3辽太祖有佐命功臣2人，分别以身体各部器官为之命名，如心、手、耳等。按《韩橁墓志铭》，知古号为“推忠契运宣力功臣”。 4995年发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的《韩匡嗣墓志》称知古有子人，皆出仕为官，其中封王者除匡嗣外，还有邺王匡美。而官至节度使加司徒、太尉、太保、太傅的有4人。参见葛华廷《韩匡嗣墓志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997年第3期。 《辽史》卷74《韩知古附韩匡嗣传》。此“长乐宫”当为太祖淳钦皇后长宁宫。据上揭葛华廷文，“嗣圣皇帝以勋旧之胤，有干济之才，特授右骁卫将军”，财匡嗣初仕于太宗时，所谓直长宁宫或即以右骁卫将军而为宿直官。 友。景宗即位，先后任始平军节度使、上京留守、南京留守、摄枢密使、西南面招讨使，晋昌军节度使等，封燕王、秦王，号尚父。死后追赠尚书令。在知古子孙中这一支最为显赫。 另一子匡美为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管内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封邺王。匡美有子名瑜，历任天雄军衙内指挥使、控鹤都指挥使、绛州防御使、左羽林大将军、客省使、权涿州刺史。统和五年随圣宗和承天太后南攻宋，头部中流矢而死3；又一子匡胤为镇安军节度使，判户部■事，赠太傅。子琬为辽兴军节度使。孙相也有战功4；还有一子匡献为天成军节度使，守太傅。子德冲为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5。 匡嗣有子九人，长德源，官崇义、兴国二军节度使。以贪贿为人所短2。五子德威，历任上京皇城使、儒州防御使、北院宣徽使。圣宗统和元年，继父职为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3。讨党项、河湟、西夏，屡建战功，加开府仪同三司、政事门下平章事，赠兼侍中。子雱金，终彰德军节度使。长孙谢十官至惕隐；次孙涤鲁历任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点检、惕隐、西北路招讨使、乌古敌烈部都详稳、东北路详稳、南府宰相，封漆水郡王、混同郡王、汉王。涤鲁子燕五为南京步军都指挥使4。 六子德冲，历任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太尉；子制心（又作直心、遂贞），统和中为归化州刺史；开泰中，拜上京留守，进汉人行宫都部署、南院枢密使、权诸行宫都部署、中京留守，封漆水郡王；太平中为惕隐、南京留守、析津尹、兵马都总管、南院大王，徙封燕王。死后赠政事令，追封陈2《韩匡嗣传》。但据上揭葛华廷文，匡嗣后曾“改授二仪殿将军”，二仪殿在祖州，为太祖庙之所在。此“二仪殿将军”或即本传所载的“太祖庙详稳”。 3《韩瑜墓志铭》，载民国《朝阳县志》卷、罗福颐《满洲金石志》、陈述《全辽文》卷5；《韩橁墓志铭》，《全辽文》卷。 4《韩相墓志铭》，《全辽文》卷。辽东京置户部司，设户部使、知户部使事、户部使判官等职。此判户部■事，或即户部使司判官。 5田立坤、张晶《辽〈韩瑞墓志〉考》，《文物》992年第8期。据《韩瑞墓志》，则知古尚有一子名匡献，匡献有子德冲；《韩匡嗣墓志》也记其第六子为德冲，与匡献子之德冲皆官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同时《辽史·韩匡嗣传》载其五子中有德崇、德凝，德崇事迹见其子《制心传》，与上述二德冲不同；德凝自有传，但二人又都不见于《韩匡嗣墓志》。《韩匡嗣墓志》为圣宗时名臣马得臣所撰，当属可信，则德冲与德崇确当为二人。《辽史》三见“德崇”，事迹与上述二德冲不同，其人善医，视人形色，辄决其病，累官至武定军节度使；为制心父、匡嗣子；景宗保宁初为翰林祭酒。见《辽史·耶律隆运附制心传》、《辽史·韩知古附韩匡嗣传》、《辽史·百官志》三。则德冲与德崇中，必有一人为匡献子。至于德凝，事迹彰显，却不知《墓志》中何人可当之？ 《辽史·韩匡嗣传》载匡嗣五子，但《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载“隆运兄弟九人”，而未录其名；上揭葛文据《韩匡嗣墓志》证明《契丹国志》所记九人为是，其名为德源、德庆、德彰、德让、德威、德冲、德颙、德晟、德昌。 2葛文据墓志载，德源为始平军节度使。 3“五押”当即“五院”。据《韩匡嗣墓志》，德威以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当系以西南面招讨使兼五院大王。 4参见《辽史》卷82《耶律隆运附德威、涤鲁传》。 王。制心为圣宗皇后外弟，却颇知自律，谦退淡泊，待人宽厚5。 七子（？）德凝廉逊，有惠政。保宁（99—978）中为护军司徒。开泰（02—020）中累迁护卫太保，都宫使（诸行宫都部署），崇义、广德、大同军节度使，西南面招讨使。子郭三终于天德军节度使，孙高家奴终南院宣徽使，高十终辽兴军节度使。 韩德让韩德让（94—0），韩匡嗣次子，《辽史》称他“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2，是玉田韩氏家族中成就卓著者。早年事景宗，官东头供奉官、枢密院通事、上京皇城使。后代父为上京留守，权知京事，所在谨饬、有能声。又代父为南京留守。乾亨元年（979），高梁河之役，宋军围城，德让亲自登城“日夜守御”，“安人心，捍城池”，与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使刘弘等俱受诏书褒奖3。以功拜辽兴军节度使。乾亨三年，为南院枢密使。 景宗临终，与耶律斜轸同受顾命，总宿卫事，立梁王耶律隆绪即帝位，奉太后萧绰称制。统和三年（985），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辽宋燕云之战，从圣宗、太后出师御宋，败宋兵，加守司空。七年，封楚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政。十二年，室昉致仕，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赐兴化功臣，加守太保，兼政事令。十七年，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薨，兼北院枢密使，拜大丞相，进为齐王，总二枢府事，赐名德昌，位极人臣。二十二年，从太后、圣宗南征，与宋签定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宋争战局面。徙封晋王，赐姓耶律，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从此，韩家成为辽朝宗室成员。二十八年，赐名隆运。二十九年薨，享年7岁，赠尚书令，谥文忠，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德让无子，初以圣宗子耶律宗业为嗣；又无子，以魏王贴不（宗范）子耶鲁为嗣；天祚立，以皇子敖鲁斡为嗣。 韩德让自景宗朝“翼决庶政”，深得皇后信任。景宗病重期间，他总宿卫，协助皇后，辅翼皇子。景宗崩，“布置已定，乃集番汉臣僚，立梁王隆绪为皇帝”，不负景宗临终之托。圣宗以年少即位，承天太后又少姻党之助，幸赖韩德让、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蕃汉大臣同心辅政，才能内胜诸宗室，外御宋朝的进犯。 韩德让“孜孜奉国，知无不为，忠孝至诚，出于天性”。他既重视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维持辽朝的社会稳定，也尽全力维护得之不易的辽宋和平5《辽史》卷82《耶律隆运附制心传》。制心姑、德崇妹嫁睿智皇后（承天太后）弟萧隗因，生女萧菩萨哥，为圣宗皇后，故制心与圣宗皇后为姑表姐弟。《辽史·耶律隆运附制心传》载“每内宴欢洽，（制心）辄避之。皇后不悦曰‘汝不乐耶？’制心对曰‘宠贵鲜能长保，以是为忧耳！’”制心“守上京时，酒禁方严，有捕获私酿者，一饮而尽，笑而不诘。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据葛文，匡嗣二子、三子早亡，四德让、五德威、六德冲，八和九子皆享年不永，则德凝似可以《墓志》中的德颙当之，故暂列为第七。 2《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 3参见《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辽史》卷9《景宗纪》下。 《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局面2。果有益于国，他或向太后进言，或身体力行。而作为国之大臣，德让大度能容，更以进贤去邪为己任，举人不避亲，任人不避仇，所荐多为治国干才3。辽圣宗时，辽朝进入强盛时期，这是承天太后能团结和依靠蕃汉官员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整顿的结果，作为当时总领南北面事务的大臣，韩德让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他之所以能发挥作用，首先是由于太后的知人善任和任人不疑，同时也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治国才干和契丹政治家的有力配合。 在辽朝进入全盛之时，玉田韩氏家族也进入了他们的鼎盛时期。他们的显赫，不在辽朝的宗室和后族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相当契丹化了的汉人。这是因为自韩德让始，韩氏家族被赐以国姓，并属籍于季父房，是辽宗室中与皇帝族属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支。他们以宗室资格与后族萧氏通婚，男娶萧氏，女嫁后族，因而甥女则以出自后族得为皇后。他们与契丹贵族一样，有封地和属民，成为辽朝的汉人领主2，而韩德让又与辽朝诸帝和淳钦、承天两太后及圣宗朝孝文皇太弟一样建立了自己的斡鲁朵——文忠王府。作为宗室成员，他们可以担任只有契丹贵族才能担任的北面官，如北院枢密使、惕隐、北府宰相、南院大王等。至辽兴宗时，玉田韩氏家族“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3。玉田韩氏家族，不但数代仕于辽，为辽政权的建设和统治以及契丹、汉文化在辽朝境内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本身也接受了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这个家族的发展变化是游牧民族与汉族、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缩影，也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自然融合的体现。 随着辽朝的灭亡，韩氏后裔又进入了金朝。在金朝初年，他们仍然发挥着与其先祖对辽朝同样的作用，对金初的政权建设、统治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女真贵族对汉文化的了解和吸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第二节幽州韩氏家族韩延徽家族是辽朝又一汉人韩姓大族。韩延徽（882—959），字藏明，幽州安次人，入辽后家居燕京，死后葬幽州鲁郭（辽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今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故称幽州韩氏。 幽州韩氏仕辽始自韩延徽。韩延徽父韩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五代初，幽州为刘仁恭所据，以延徽少年英才，召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供事于祗候院，后为幽州观察度支使。 唐节度使刘守光囚其父镇幽州时，遣延徽使契丹求援，阿保机“怒其不2参见《辽史·圣宗纪》、《辽史·耶律隆运传》，《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3皇族耶律乌不吕与国舅爻直不和。参见《辽史》卷83《耶律学古附乌不吕传》。爻直又作约直，系出国舅小翁帐，参见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续）》，《社会科学辑刊》979年第4期。韩知古子匡美，三娶皆契丹后族萧氏；匡嗣子德崇、匡胤子琬、琪美子瑜也都娶萧氏为妇。匡嗣长女嫁承天太后弟隗因，生女菩萨哥为圣宗齐天皇后。 2韩匡嗣有私城即投下州全州。 3《韩橁墓志铭》，见《全辽文》卷。 参见《金史》卷78《韩企先传》。 屈，留之”2，使牧马于野。述律氏对阿保机说“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于是，阿保机召延徽论事，所言“合上意，立命参军事”2。延徽不但参与了军事活动的筹划，而且建议依汉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安置被俘和流亡入草原的汉人。韩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3。由于他的建议被采纳，草原地区开始有了投下军州的建立，大批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农民在草原定居，“不复思归”4，不但带动了草原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且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发展和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韩延徽入辽日久，思念故乡，遂逃归晋阳（今山西太原）5。他本拟应李存勗之邀留在晋阳，却因为人所嫉，心不自安，决定重回辽朝。友人王德明为之担心，说“叛而复往，得无取死乎？”延徽不以为然，他说“彼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谒之，彼手目复完，安肯害我？”延徽对阿保机不辞而别，其初衷显然是打算留在中原家乡，回来后的见闻使他意识到辽朝才是他得以施展才干的理想场所，于是他在省母后毅然回到辽朝。果然不出他所料，阿保机闻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向者何往？”延徽以“思母，欲告归，恐不听，故私归耳”为辞。于是阿保机“待之益厚，及称帝，以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进入契丹辽朝的汉官，虽然所掌多为汉人和文治之事，同时也要参加某些军事活动。天赞四年（92），知古和延徽也都从阿保机征渤海，并分别以功拜中书令和左仆射。“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2。 2《辽史》卷74《韩延徽传》不载韩延徽出使被留时间。《资治通鉴》卷29系之于后梁均王贞明二年（9），《考异》以为《汉高祖实录·延徽传》所载“天祐中，刘守光遣延徽入虏”不尽可信，认为其事或在乾化元年（9）。按《辽史·韩延徽传》记其入契丹后曾参与筹划“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而契丹征室韦的军事活动，多在90—909年间。对党项用兵则主要在阿保机即位后。9年至94年间，阿保机的主要活动是与诸弟争夺契丹社会的统治权。以此推断，延徽入契丹并能对阿保机的军政活动施加影响，时间当早于五代史》卷35《刘守光传》载天祐四年（907）十二月，守光遭周德威围攻，曾“求援于梁，北诱契丹，救终不至”。或许这次所遣使契丹者即为延徽？如是，则延徽入契丹当在907年。 《资治通鉴》卷2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2《辽史》卷74《韩延徽传》。 3《资治通鉴》卷2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4《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 5《辽史·韩延徽传》称“亡归唐”，则此事当在后唐建国后，即923年以后。《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后梁贞明二年（9），在追述延徽活动时称“顷之，延徽逃奔晋阳。晋王欲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缄疾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过真定，止于乡人王德明家。”而延徽重回契丹后，“及（阿保机）称帝，以延徽为相，”由此看来，延徽亡归的时间当在9年前。 《资治通鉴》卷2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又《辽史》卷74《韩延徽传》载“太祖问故。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是以复来。’上大悦，赐名‘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也称“阿保机以延徽为相，号政事令，契丹谓之‘崇文令公’”。 2《辽史》卷74《韩延徽传》。 耶律德光时，韩延徽封鲁国公，任官南京三司使，掌管南京道财赋。世宗朝，迁南府宰相。参与筹建政事省，“设张理具，称尽力吏”。世宗对刘知远行册礼，亦由延徽“定其制”。穆宗应历中致仕，九年（959）卒，享年78岁。子德枢、倬。 韩延徽子德枢，耶律德光誉之为“国之宝，真英物也”，未冠而为守左羽林军大将军，迁特进太尉。德枢善抚民，耶律德光时，“汉人降与转徙者，多寓东平。丁岁灾，饥馑疾厉。德枢往抚字之，授辽兴军节度使。下车整纷剔蠹，恩煦信孚，劝农桑，兴教化，期月民获苏息”3。此后历任南院宣徽使，平、滦、营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门下平章事，加开府仪同三司，行中书，封赵国公。卒于保宁间。有子绍勋、绍芳。 绍勋为东京户部使，以不善抚民，在大延琳反辽战争中被杀。 绍芳重熙间为枢密直学士、枢密都承旨、参知政事，加兼侍中。反对征西夏，力谏不听，出为广德军节度使。后辽果败，德芳闻讯，“呕血死”。绍芳孙资让，累官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中书侍郎，因事出为崇义、辽兴军节度使2。 延徽子倬官辽兴军节度使，彰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累赠至中书令。子绍雍、绍文。 绍雍曾使宋。《辽史·兴宗纪》三又见韩绍荣，或即绍雍。与南府宰相杜防同奏事于廷，亦当为辽朝朝官。此外，《辽史·圣宗纪》八又见贺宋两宫生辰和正旦使副韩绍一等，此绍一或亦为延徽孙？ 绍文官上京留守，守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鲁国公致仕。子造为诸宫制置使、判三司使事，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赠中书令3。道宗朝致仕后，燕、蓟饥荒时，与刘伸、赵徽等致仕官“日济以糜粥，所活不胜算”4。 造子资道，清宁初，以荫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行右率府副率，累官阁门祗候、礼宾副使、供军副使、六宅副使、检校工部尚书、市买都监等，咸雍五年卒于南京5。 3《辽史》卷74《韩延徽附子德枢传》。但东平为今辽宁辽阳，辽兴军所在为今河北卢龙。《韩延徽传》称“其子镇东平”，可能德枢先曾任职于东平，及至耶律德光迁渤海人至辽东，东平升南京后，又调为辽兴军节度使，而在两地皆有功绩。 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二章第三节，福建人民出版社99年版。2《辽史》卷74《韩延徽附韩资让传》称“会宋徽宗嗣位，遣使来报，有司按籍有‘登宝位’文，坐是出为崇义军节度使。” 3参见《王师儒墓志》，《全辽文》卷0。 4《辽史》卷98《刘伸传》。 5《韩资道墓志铭》，《全辽文》卷8。 第十八章承天太后辽圣宗承天太后（953—009），名萧绰，小名燕燕，辽景宗皇后，辽圣宗生母。景宗为世宗之子，遭火神淀之变，留下终生疾患。应历十九年（99）辽穆宗被宗室娄国杀死，景宗即位。萧绰以皇后身份参与国事，她与景宗“任人不疑，信赏必罚”2，扭转了自穆宗以来辽朝治理上的混乱，调整了与宋朝的关系，为辽朝的全盛创造了条件。 乾亨四年（982），景宗死，遗诏以长子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3，是为辽圣宗（97—03）。统和元年（983），圣宗上萧绰尊号为“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号“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统和二十七年（009）承天太后薨，享年57岁，谥“圣神宣献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谥“睿智皇后”。 辽圣宗以2岁冲龄即位，“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辽政权又一次面临贵族间争权斗争的考验。承天太后以其政治才干团结蕃汉臣僚，击败了试图夺位的宗室贵族，巩固了幼帝的皇位。自保宁元年景宗即位至圣宗统和二十七年，承天太后先后以皇后和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40年，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增强了辽朝的国力，推进了辽朝的封建化进程。与强邻北宋签定了“澶渊之盟”，确立了兄弟之国的政治关系。继续征服周边没有归附的部落、部族，加强了对属国和属部的控制。承天太后去世后，辽圣宗亲掌朝政20年，继续执行统和以来的各项政策、制度，发展了各项改革成果，辽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太平十一年（03，辽兴宗改为景福元年）六月，辽圣宗崩于大福河北行宫，享年岁。谥文武大孝宣皇帝，庙号圣宗。 第一节选拔人才，整顿吏治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承穆宗暴政之后，统治集团人心不稳，宋朝威胁南部边防。他们摒弃民族偏见，唯才是用，任人不疑，使蕃汉臣僚各尽其职，了无嫌隙，同心辅政。内安百姓，外抗强敌，为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兴盛繁荣创造了条件。 他们重视人才的选拔，不但信任宗室、外戚和契丹诸部有才能的贵族，而且重视任用汉官。除任用那些早期投靠或先后被俘的汉官、汉将外，又逐渐将科举取士作为选官方式之一。景宗保宁八年（97），诏南京复礼部贡院，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统和六年，诏开贡举，科举作为选官制度之一正式确立。太平十年（030）年，圣仙引sodu宗下诏以次年行贡举法，科举制度的法令、法规已经完备。虽然圣宗于这一年驾崩，但制度的完善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正是由于承天太后、圣宗留意选拔和任用治国之才，所以天禄五年（95），泰宁王察割（沤僧，太祖弟安端之子）、燕王牒腊（述轧）杀世宗及其后于祥古山火神淀（在河北涿鹿西），史称“火神淀之乱”。“帝（景宗）时年九岁，御厨尚食刘解里以毡束之，藏于积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婴风疾，多不视朝。”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0，《契丹国志》卷。2《辽史》卷9《景宗纪》下。 3《辽史》卷9《景宗纪》下。 《辽史》卷7《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圣宗朝是个人才辈出的时期。契丹官僚中如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萧挞凛、耶律抹只、耶律学古、萧排押、耶律资忠等，汉臣中如韩德让、室昉、张俭、王继忠等，或忠直敢谏，或治狱公平，或安民有术，或拼死疆场，或奉节不辱，对辽政权的巩固与强大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正是承天太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圣宗“每承顺，略无怨辞”所致。 他们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而且注意对官员的考察。圣宗与太后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正是由于朝廷赏罚严明，圣宗朝才有明敏干练如张俭者，抚民善断如邢抱朴者，直言敢谏如马得臣者，临民善治如耶律海里、耶律学古、萧排押、萧柳者，镇抚边陲战功卓著如萧挞凛者。而太师柘母以迎合被罚，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因虐民被决以大杖，耶律阿没里好聚敛为时议所鄙。故当时朝野风气较为清正。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承天太后与圣宗也重视审理狱讼，平反冤抑。保宁三年（97）恢复了被穆宗废弃的钟院，又置登闻鼓院以达民冤。四年，诏中外官上封事，了解政事得失。太后与圣宗锐意求治，留心听断，多次亲决滞狱和分遣诸臣决诸道滞狱，使罪犯得以及时判决，冤囚得尽快开释。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开泰中，诸道狱皆空。这既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反映，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中原联系的加强和受宋朝思想、文化、制度的影响，圣宗时又多次更定法令，屏除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旧制，增加维护封建秩序的内容。如奴婢犯罪由官府治罪，主人不得擅杀；族帐有罪，黥墨依诸部例；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同时还不断完善诉讼制度，健全司法和行政机构。统和元年，敕“诸刑辟已结正决遣而有冤者，听诣台诉”；开泰八年，又“诏诸道，事无巨细，已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统和十二年，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六年，“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开泰三年，增枢密使以下月俸；南京、奉圣、平、蔚、云、应等州置转运使；太平元年（02），立长子宗真为太子，确立长子继承制；十年，“诏来岁行贡举法”等。通过这些制度、措施的制订和执行，加强了皇权，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封建秩序，法令也日益完善。 自阿保机建孔子庙以孔子学说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以来，儒家思想在辽朝统治集团中的影响逐渐加深。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和唐太宗、玄宗实录，对其行事多钦伏。他称唐太宗、后唐明宗和宋太祖、太宗为“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积极学习中原的统治方式和思想文化。圣宗多次以诏旨倡导忠、孝、节、义等封建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改变游牧民族中贵壮贱老、别籍异居、收母执嫂的传统。如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免其租赋数年；禁命妇再嫁；分别嫡庶，庶子以母论贵贱；禁皇族与卑小族帐通婚；在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等。这一切说明，辽圣宗不但能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治国经验，而且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与中原也已十分接近。 随着各种制度和机构的健全、完善，辽朝的文治渐兴，史学也有所发展。辽圣宗任命了起居注和日历官，记载皇帝言行、群臣章奉和国家大事，修史《辽史》卷7《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 制度也渐趋完备。统和九年（99），监修国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统和实录》，记载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从此，契丹与辽朝的历史从口耳相传进入了有来自本身的文字记录阶段，为契丹民族和辽朝的发展状况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第二节调整阶级关系，减轻赋税，发展生产调整部落组织，解放奴婢自阿保机编部以来，辽朝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面貌已大大改观。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圣宗时期再次调整部落组织。 这次调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因户口蕃息，需建部管理。阿保机时，为备御奚人，曾从契丹八部中各抽调二十户置二十详稳。经数十年，户口蕃息，圣宗遂置特里特勉部，设节度使管理。这是辽朝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的结果。 二是以横帐大族奴隶置部。阿保机伐奚，以所俘奚人为著帐子弟，编为撒里葛、窈爪、耨盌三营，籍隶宫分，设夷离堇管理。圣宗以三营置三部，脱离宫分，设节度使管理。三部各有游牧地，备畋猎之役。类似情况还有讹仆括部。 辽初，从诸宫和横帐大族抽调奴隶编成稍瓦石烈与曷术石烈，为皇室捉捕鹰鹘和冶铁。圣宗时两石烈人口增加，遂各自置部，也设节度使统领。通过以宫分人和奴隶置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调整了阶级关系。宫分人编为新部，摆脱了被奴役的处境，使辽朝奴隶占有制进一步削弱，封建因素迅速增长，契丹社会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了封建化进程。三是以新附诸部族民户置部。对于俘虏或归附的室韦、女真、达鲁虢、乌古、敌烈、唐古、鼻骨德、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部族人户，圣宗朝已不再配隶诸宫和诸部，而是将他们分别编组为部，设节度使统领，与原来各部一样，分隶南北二府或沿边军事机构，为辽朝守边。不改变其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强迫他们迁往内地。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采取相应的方式管理，使之各得其所。这样，圣宗朝不但通过重新编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而且新政策也使新附者不再沦为奴隶。 除解放大批奴隶外，圣宗时也通过各项诏旨将因各种不同原因沦为奴隶者解放出来。 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留心民情，注意减轻人民负担，赈济灾贫，采取了一些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统和年间，下诏诸道设置义仓，丰年纳粟储积，以备荒年赈济贫乏。又统和七年，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十三年，诏诸道民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隶州县；二十九年，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自来年正月起，日计值0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又禁止主人擅杀奴婢。开泰六年，公主赛哥以擅杀无罪婢被降为县主，驸马被削官。这在法律上为奴隶的生存权提供了起码的保障。 屡次下诏赈灾，故当时虽不时有水、旱、蝗灾，却没有发生灾民流亡现象，社会秩序一直比较稳定。 平时，他们也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制定和推行了一些保护农田、奖励垦荒和减轻赋役负担的政策和措施。统和八年，检括农田，整顿农业生产秩序。十二年，定均税法；十三年，又以所定税额偏高而下诏减轻括田租赋；十四年，再蠲三京税赋。 承天太后与圣宗留心了解民情，随时调整部民负担。如统和三年，枢密院反映契丹诸部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替代。圣宗亲阅诸部户籍，减免涅刺、乌隗二部的部分差役。四年，因对宋战争，州县民逃亡，禾稼不能按时收获，采纳韩德让的建议，募民收割。政事令室昉反映，山西诸州因军兴，民力凋敝，田谷多遭践踏伤害，遂免其当年税赋。六年，霜旱民饥，诏三司，旧以税钱折粟，估价不实，令增价以利民。十年，免云州租赋，安辑朔州流民，免其徭役三年。十二年，免行在50里内租，蠲宜州（今辽宁义县）赋调，免南京遭水灾民户租赋，免诸部岁输羊和关征。十四年，蠲三京及诸州税赋。审定南京所定新税法。同时罢不急之役，减少诸部岁贡，调整贡物种类以减轻部民负担。 承天太后和辽圣宗还多次遣使诸道劝农，视禾稼，禁止诸军官非时畋猎妨农，行军中禁止士卒出营劫掠，禁部从伐民桑枣，禁刍牧伤禾稼，改变了契丹军队打草谷的旧制。 采取徙民耕种和募民垦荒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成效显著。 统和七年，徙宋鸡壁砦居民200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耕种，官给耕牛、种子；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税十年。统和十三年，令诸道劝民种树，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募民耕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开泰元年又诏“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荒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这些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太平五年，圣宗车驾至燕，人民以年谷丰熟，争献土物。于是出现圣宗礼高年，惠孤寡，微服出行观士庶嬉游，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这期间，对西北地区的开发更是成绩卓著，圣宗命西北路招讨司在胪朐河、镇州屯田，以解决驻军供给，并连获丰收2。 第三节开疆拓土，加强对西北、东北边区的控制随着国势的增强，辽朝对周边各政权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统和七年，封党项贵族李继迁为夏国王，确立了同夏的宗藩关系。为了对宋战争的需要，拆散宋与高丽可能结成的联盟，迫使高丽臣服。从而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了对宋的优势。 渤海人南迁后，原渤海国控制下的女真各部逐渐向混同江、鸭绿江两岸和长白山周围地区发展。景宗时开始袭扰辽朝东京道州县。圣宗统和元年、《辽史》卷59《食货志》上。 2《辽史》卷59《食货志》上载“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唯《食货志》将此事记于道宗初年，误。详见《辽史》卷59《食货志》上注六、《辽史》卷9《耶律唐古传》。 三年和十三年，先后三次派兵遣将征讨女真和乌惹（兀惹），使他们成为辽朝的属国和属部。其中一部分女真人被迁往辽东，成为被编入辽籍的熟女真，也称合苏馆、合苏款女真。辽朝在各部女真人中设大王、节度使和详稳，从而加强了对东北边境的控制。 辽朝北境的海勒水（海拉尔河）、栲栳泊（呼伦湖）周围地区居住着乌古诸部。乌古之西有敌烈。他们都是与契丹关系比较密切的室韦大部。阿保机曾多次征伐乌古诸部，将俘获的乌古人迁往契丹内地，编入契丹部落。留居原地的乌古人则成为辽朝的属部，即“辽国外十部”之一。辽派详稳、都监驻守其地，镇抚和监临其部众。太宗耶律德光初年和穆宗耶律璟晚年，乌古曾两次起兵抗辽，皆被镇压。圣宗统和初，乌古承叛降之后，部族贫困，辽廷曾予以赈济。为加强对边部的控制，统和初开始对乌古派遣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同时征调乌古部兵镇守西北边境，由契丹将领统率，防遏阻卜诸部。阻卜，《辽史》又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臭泊”等，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有若干互不统属的部落或部落集团，分别游牧于辽的西界和西北界。辽朝将他们分别称为阻卜、北阻卜和西阻卜。自太祖阿保机西征以来，阻卜各部逐渐臣服，相继成为辽朝的属部，与辽建立了朝贡和互市关系。景宗时，在阻卜活动区域设西北路招讨使，加强了对阻卜地区的控制。 圣宗统和十二年（994），以皇太后姊、齐王罨撒葛妃胡辇领乌古部兵和永兴宫分斡鲁朵军驻守西北境，以萧挞凛为西北路招讨使。建镇、防、维三边防城，开境数千里。以镇州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辽朝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也大大地巩固了。 在军事征伐中被俘虏而进入契丹内地的回鹘人，也被编入契丹部落，圣宗三十四部中的薛特部，就是由回鹘人组成的。留居原地没有西迁的回鹘人归附辽朝后，也成为辽朝属部。他们同辽国外十部中的乌古一样，对辽朝岁有常贡。高昌回鹘成为辽朝的属国，辽在那里派有都监。甘州回鹘以及葱岭西回鹘建立的黑汗王朝也与辽建立了朝贡和通使关系。辽在其地分别建有高昌回鹘大王府、甘州回鹘大王府和阿萨兰回鹘大王府。 第四节与宋的争战与和好辽自太祖阿保机起即有意夺取黄河以北之地，除穆宗无意进取失去瀛、莫二州外，太宗、世宗都曾为这一目标努力奋斗，但均未能如愿。景宗初年时辽朝政局不稳，宋朝实力增加，辽曾主动与宋修好，双方曾维持了短时间的和平。宋太宗即位后连续两次向辽出兵，发动了幽州之战（辽称高梁河之战、围城之役）和燕云之战。在辽朝群臣、将帅的奋力抵抗下，保住了南京、西京诸州县，但辽朝不但没有将势力推进至黄河以北，甚至也没能收回被后周夺去的瀛、莫二州。此后，宋朝虽然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的努力，但辽朝却始终没有改变占有黄河以北至少是收回瀛、莫二州的决心。 燕云之战失败后，宋朝对辽取守势。辽圣宗在巩固了统治地位后，便开始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统和十七年，承天太后与圣宗亲率辽军南下，俘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辽为避太祖讳改为康昭裔）。二十一年，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二十二年，兵临澶州城下，与宋军隔河对阵。战前，契丹大将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辽军士气受挫。王继忠居间调停，向承天太后建议南北议和，被太后采纳。又致书宋真宗，通报辽方息民止戈之意。经过反复谈判，避免了一次拼死的厮杀，双方签定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确定了辽、宋双方兄弟之国的政治地位，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决定开展互市贸易，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银”0万两、绢20万匹。它是承天太后、辽圣宗以军事讹诈手段在政治、经济上取得重大胜利的协议，也是他们审时度势、闻善必从的政治风范的体现。从此，辽宋双方结束了军事对峙状态，开展了和平友好交往，不但使辽宋统治者各自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使双方人民免受战争之苦，有了从事生产的和平安定环境，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是有利的。 辽圣宗十分珍惜与宋的友好关系。澶渊之盟后宋使首次入辽时，“所过州县，刺史迎谒，命幕职、县令、父老送于马前，捧卮献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勺浆水于门。令接伴使察从人中途所须即供应之，所至民无得鬻衾物受钱，违者全家处斩。行从刍秣之事，皆命人掌之”，辽圣宗对“岁献方物，皆亲阅视，必使美好中意。守约甚坚，未尝稍起边衅”2。故终圣宗之世，辽宋间一直友好相处，不曾发生矛盾冲突。圣宗临终，仍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谆谆嘱之于其继承者。此后在兴宗和道宗时期，辽宋间虽有一些矛盾与摩擦，但最终也都是通过政治交涉的手段解决的，双方都尽力避免诉诸武力，这都是圣宗和承天太后身体力行和对其子孙耳提面命的结果。关于王继忠在澶渊之盟中的作用，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五章第二节。2《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中华书局957年影印本。 第十九章耶律斜轸耶律休哥萧挞凛第一节耶律斜轸耶律斜轸（？—999），字韩隐，六院部人。耶律曷鲁之孙，世宗、穆宗族兄弟，景宗族叔，圣宗同族叔祖。《辽史》称其“性明敏，不事生产”。保宁元年（99），宋兵攻北汉，以枢密使萧思温荐为西南面招讨使，节制西南面诸军。保宁八年，改南院大王2。统和初，为北院枢密使，守司徒。统和四年（98），以破女直、宋有功，加守太保。统和十七年（999），从承天太后南伐，卒于军中。 保宁十一年（979），宋以灭北汉之师，奔袭燕京。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往援，与宋军逆战于沙河，败退至清河北。耶律斜轸取奚底军青帜旗，佯败诱敌，取得初战的胜利。进军至京西北高梁河，与休哥分左右翼夹击宋军，又获全胜，致使宋太宗落荒而逃。接着，辽诸军并力，“击宋余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高梁河之战，是宋军首次大规模对辽朝的进攻，宋太宗亲临指挥。时值七月，正是辽景宗远离南京避暑于夏捺钵之际，南京守备空虚，赖权南京留守韩德让、南京兵马都指挥使耶律学古和知三司使刘弘能安人心，捍城池；耶律斜轸与耶律休哥率军及时赴援，才得以取胜。这是斜轸与休哥军事才能的首次展现。 乾亨四年（982），圣宗冲龄即位，皇太后摄国政。“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2；景宗后“当朝虽久，然少姻媛助，诸皇子幼稚，内外震恐”3；“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4；宋朝也欲乘机北伐，收复被石晋割弃的燕云十六州。太后以寡母弱子面对虎视最高权力的宗室诸王，势孤力单，处境艰危，形势严峻。 景宗在位4年，虽不曾致辽朝于鼎盛，却初步扭转了穆宗时国势不振的局面。更为可贵的是，他任用和培养了一批有为的蕃汉官僚，这是辽圣宗承自其父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在政权交接、局势动荡之际，这些官僚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与韩德让一样，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和萧挞凛在关键时刻，给辽圣宗以无保留的大力，对圣宗统治地位的确立和政权的巩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耶律斜轸与受顾命的韩德让一起，面对挑战，勇敢地承担起了保卫圣宗权力，维护国家稳定的重担，向太后保证说“信任臣等，何虑之有！”。不但保证圣宗的皇位得以巩固，而且为辽朝的全盛发挥了各自的经邦治国之《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2《辽史》卷8《景宗纪》上载保宁八年，以西南面招讨使耶律斜轸为北院大王。则本传所载保宁元年节制西南面诸军即为西南面招讨使之职。《景宗纪》保宁八年载斜轸为“北院大王”，误。当以本传和《景宗纪》乾亨元年所载为准。 《辽史》卷8《景宗纪》下。 2《辽史》卷7《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3《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4《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辽史》卷7《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才。 耶律斜轸以北院枢密使参决大政，除维护圣宗的地位外，也充分发挥契丹人能征善战的军事才能，保卫辽朝安全。在高梁河之战后，斜轸又参加了辽宋间的第二次大战——燕云之战。 统和四年（98），宋朝三路大军北上伐辽，承天太后亲自率师援救南京，以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迎击潘美、杨继业的西路军。宋军乘辽方无备，已“陷山西诸郡，各以兵守”2，斜轸先击败宋将贺令图，进围蔚州。一面射书城中招降，一面令都监耶律题子设伏险处，配合围城打援，一举攻取蔚州。又败宋军于飞狐、浑源，并于狼牙村俘获宋将杨继业。与此同时，承天太后与耶律休哥等在东路也战胜了宋军，为辽宋对峙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两次北伐失利后，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方针，对辽改为守势。但辽朝却开始不断南下，以期将疆域推进到黄河以北，至少要收回被后周攻占的瀛、莫二州。于是辽圣宗在巩固了帝位之后，自统和十七年开始，又大举对宋用兵。耶律斜轸也于是年卒于军中。 第二节耶律休哥耶律休哥（？—998），字逊宁，耶律释鲁之孙。东丹王耶律倍、耶律德光族兄弟，世宗、穆宗族叔，景宗叔祖，圣宗同族曾祖。初为郎君，穆宗应历十五年，从群牧都林牙萧幹讨平乌古、室韦叛部。应历末年，官惕隐2。景宗乾亨二年（980）为北院大王，拜于越，总南面戍兵。圣宗统和元年，为南京留守、南面行营总管，总边事。四年，封宋国王。十六年薨，圣宗诏立祠南京。 高梁河之役，宋军包围南京，辽朝形势危急。诸臣甚至议及弃燕蓟，保松亭、古北口。宋人记载，耶律休哥“时为舍利郎君，请兵十万救幽州。并西山，薄幽陵，人夜持两炬，朝举两旗。选精骑三万，夜从他道，自官军南，席卷而北。又以弱兵五千守幽州，望风遁去。我师遏之不得去，遂坚守。及我师已退，或劝袭之，于越曰‘受命救幽蓟，已得之矣。’遂不甚争利”3。这里所记的正是耶律奚底、萧讨古失利后，斜轸与休哥领兵赴援的情况。斜轸在清河一线设伏诱敌，然后与休哥左右夹击宋军。《辽史·耶律休哥传》载，“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两方记载相互对照，可知当时坚守南京者为韩德让、耶律学古和刘弘，失利者为耶律奚底和萧讨古。斜轸和休哥各领兵自东西两路入援。西路斜轸先至，设伏先击败宋朝追兵；东路休哥人持两炬、旗，日夜兼程。双方战术运用得当，配合默契，同时抵达高梁河，大败宋军，解救了南京之围。宋太宗得以逃脱，是休哥负伤不能骑马，不便追击，并非“不甚争利”。 是年冬，为报围城之役（即高梁河之役），景宗又遣韩匡嗣和南府宰相2《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郎君”，契丹语作“舍利”、“沙里”，意为勇士，是契丹贵族中无职事而勇武者的称号。详见李桂芝《契丹郎君考》，《民大史学》第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99年版。2此据休哥本传。参照《穆宗纪》下和《萧幹传》。 3江休复《杂志》，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 耶律沙伐宋。休哥从匡嗣军战于满城。“方阵，宋人请降。匡嗣欲纳之，休哥曰‘彼军气甚锐，疑诱我也。可整顿士卒以御。’匡嗣不听”。“休哥引兵凭高而视，须臾南兵大至，鼓噪疾进。匡嗣仓卒不知所为，士卒弃旗鼓而走，遂败绩。休哥整兵进击，敌乃却”2。休哥对宋军行动判断正确，部署得当，并收拾匡嗣军所弃兵械，全军而还。 次年，休哥为北院大王，总南面戍兵。从景宗南伐，围瓦桥关，阵斩宋将张师。景宗赐以玄甲、白马，追敌至莫州，生获数将以献。景宗又赐以御马，称赞他“尔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何忧不克？”3师还，拜于越。圣宗即位后，休哥总南面军务，他一面继续治军修武备，一面加强政治治理，发展生产，安定民心，恢复和建立新的统治秩序4。统和四年，燕云之战，宋东路军进至岐沟、涿州、固安。南京兵少，休哥不敢轻易出战，遂采取袭扰的方式，令宋军疲于应付，以待援军5。待援军至，休哥率军追击，“宋师望尘奔窜，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以功，封宋国王。 经与宋军两次大的较量，宋朝不敢再以武力收复燕云。辽朝势力复振，休哥上言“略地至河为界”，以实现阿保机生前的心愿。太后虽未采纳，但从后来不断南征的记录看，辽朝君臣确实一直在等待时机，实现宿愿。统和七年（989），宋军攻易州，休哥“率锐卒逆击于沙河之北，杀伤数万，获辎重不可胜计，献于朝。太后嘉其功，诏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时宋人欲止儿啼，乃曰‘于越至矣！’”休哥为宋人所惧，是因为有勇有谋，每战必胜。《辽史》称他“智略宏远，料敌如神。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身更百战，未尝杀一无辜”2。平时，他也能休兵息民。对宋，重视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对南京农业区，他身体力行，轻徭薄赋，建立正常秩序3。是辽朝前期难得的文武双全的军政人才。 第三节萧挞凛萧挞凛（？—004），又做挞览、闼览，字驼宁，承天太后族兄弟4。《辽史》称他“有才略，通天文”，以宿直官入仕，“屡任艰剧”5。历任南院都监、彰德军节度使、阻卜都详稳（西北路招讨使）、南京统军使等职，加侍《辽史》卷74《韩匡嗣传》。 2《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3《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4《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载“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5《耶律休哥传》载“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于防御，以疲其力。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 《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2《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3《耶律休哥传》载“休哥以燕民疲敝，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 4挞凛的族属，尚待研究。《辽史》卷85《萧挞凛传》载，他是承天太后父萧思温的再从侄，即承天太后的族兄弟，应属国舅大翁帐或小翁帐，即淳钦皇后母前夫之族。或为萧翰、萧幹之族？5《辽史》卷85《萧挞凛传》。 中、右监门卫大将军、检校太师。统和十二年（994），封兰陵郡王。二十二年，与圣宗、承天太后南伐宋，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 萧挞凛一生行事以军事活动为主。统和四年（98）参加辽、宋燕云之战，以诸军副部署身份从枢密使耶律斜轸战于山西，俘获宋将杨继业于朔州。十一年，与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迫使其称臣纳贡。十二年，与齐王妃率领西北乌古等部兵和永兴宫分军驻守西北胪朐河地区，任西北路招讨使（又称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2。萧挞凛悉心镇边，访求安边之策。时有仲父房耶律昭“博学，善属文坐兄国留事，流西北部”，萧挞凛向他请教如何管理阻卜事务3。耶律昭建议他赈穷薄赋，散畜牧以就便地；简练精兵，去其难治者。挞凛采纳他的意见，对诸属部镇之以威，抚之以德。十五年，敌烈部杀详稳而叛，挞凛率军追剿，并讨阻卜之未服者。于是“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4。圣宗亲自作诗褒奖，同时令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后因诸部叛服不常，挞凛上表“乞建三城以绝后患”5。自统和十九年调任南京统军使，至二十二年死于弩伤，四年来一直在伐宋前线。先后攻宋威虏、顺安诸军，在望都康村擒宋将王继忠，又连攻保、定、瀛等州，率军直指澶渊，给宋军造成极大威胁，为澶渊之盟的签定创造了条件。 辽宋澶渊之盟是在辽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由被俘的宋将王继忠首先提出，并分别说服承天太后、辽圣宗和宋真宗，经过双方使臣往复多次交涉后签定的。挞凛之死严重地影响了辽军的士气，给辽朝军事和谈判活动都带来了不利影响，但辽方利用宋朝君臣的怯战心理，通过和议仍然攫取了30万两匹银绢的物质利益，并取得了与宋为兄弟之国的平等地位，辽宋双方也因此得以维持和平局面。 挞凛子排押（？—023），又作排亚，字韩稳，也多战功，历官左皮室详稳，南京统军使，北、南宣徽使，东京留守，北府宰相，政事令兼知西南面招讨使，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等。尚景宗次女长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兰陵郡王、豳王。曾参加征讨阻卜、辽宋燕云之战和澶渊之战以及征高丽等重要战役，所在多有功。在宣徽使任上，曾“条上时政得失及赋役法，上嘉纳焉”，“为政宽裕而善断，诸部爱之，民以殷富，时议多之”。 挞凛次子恒德（？—99），又作勤德、肯德、恳德，字逊宁。统和元年（983）尚景宗幼女越国公主，历官南面林牙、北面林牙、东京留守，拜驸马关于萧挞凛卒年，《辽史·圣宗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为统和二十二年，即宋景德元年（004），与本传有异，本传误，当从《圣宗纪》、《长编》。 2《辽史》卷85《萧挞凛传》。 3《辽史》卷04《耶律昭传》。 4《辽史》卷85《萧挞凛传》。 5《圣宗纪》载统和二十一年，“修可敦城”；二十二年，“以可敦城为镇州，军曰建安”；《辽史·地理志》一载，镇州“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渤海、女直、汉人流配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此事当是因耶律昭的建议，由萧挞凛上表请示，至此得以实施。 《辽史·圣宗纪》十四载，统和二十年，“南京统军使萧挞凛破宋军於泰州”，知挞凛此时已为南京统军使。 《辽史》卷88《萧排押传》。 都尉。“有胆略而善谋”，参加征伐高丽、辽宋燕云之战和征讨兀惹，赐启圣竭力功臣。因对公主照料不周赐死，后追封兰陵郡王。 恒德子匹敌（？—03），字苏隐，一名昌裔。尚圣宗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女韩国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官殿前副点检、北面林牙、殿前都点检、国舅详稳，封兰陵郡王。太平十一年，辽圣宗死，钦哀后执政，以匹敌为圣宗齐天皇后所爱，遂与后父萧浞卜等同以谋反罪被害。 圣宗前期，枢密使耶律斜轸与承天太后、韩德让等总全政事务，韩德让在政事上建树较多，斜轸常在军旅。边防事务南有休哥总兵御宋，治理南京汉地；西北有萧挞凛驻军，镇抚阻卜和乌古、敌烈；东京地区有萧恒德、萧排押先后为留守，控扼女真和备御高丽。中外所任各尽职守，共同创造了辽朝的鼎盛局面。 第二十章萧韩家奴耶律仁先王鼎第一节萧韩家奴萧韩家奴（975—04），字休坚，契丹涅刺部人。通契丹、汉文字，是受汉文化濡染颇深的契丹上层知识分子。统和十四年（99）始仕，先后为右通进、典南京栗园、同知三司使事。重熙四年（035）迁天成军节度使、彰愍宫使，后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归德军节度使等。 萧韩家奴立身清俭，不妄取于人。《辽史》载，他“家有一牛，不任驱策，其奴得善价鬻之。韩家奴曰‘利己误人，非吾所欲。’乃归值取牛”。他善诗文，明治道，重史事，以文才出众，被兴宗命为诗友。常常借与兴宗接触的机会反映治国方面的问题，并常于闲谈中论及国计民生。一次，兴宗问及异闻，他则以炒栗比喻治国，说“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小大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兴宗很欣赏这一讽谏方式。兴宗曾问他“我国家开创以来，孰为贤主？”，萧韩家奴竟以穆宗对。穆宗是辽朝诸帝中最无建树且残暴嗜杀者，兴宗颇感奇怪，说“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答称“穆宗虽暴虐，省徭薄赋，人乐其生。终穆宗之世，无罪被诛，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显然，萧韩家奴并不真正认为穆宗最贤，只是为使兴宗节制游畋，才以嗜杀成性的穆宗为参照，以期引起兴宗的重视。这与他后来建议“节盘游”的思想是一致的。 兴宗下诏令群臣言治国之要，萧韩家奴上书洋洋数千言，多为当时要务。如赋繁役重，民以贫困；宜倡节俭，戒奢侈，节盘游，简驿传，轻徭薄赋，使民务农；防御重点应为南方之宋，对西北诸属部，则应各置酋长，令其“岁修职贡”，徙可敦城于近地等。并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的认识。 萧韩家奴以大儒为兴宗所器重，命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和起居注官。“每入侍，赐坐。遇胜日，与帝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谏”。 萧韩家奴也继承了中原历朝的史学传统，是契丹人中兼具史德、史识和史才的杰出史学家。重熙十三年（044）上疏请按照“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的先例，追尊祖先名号，为兴宗采纳，于是辽朝“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2。在任起居注官时，秉承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善恶无所隐。兴宗每畋猎，萧韩家奴“未尝不谏”。一次兴宗于秋山射猎，侍从中被熊虎伤死者数十人，萧韩家奴书于简册。兴宗见到后命他删去，他却坚持如实记录。兴宗不得不承认“史笔当如是。” 有此史德和史才，堪当修史重任，故兴宗下诏让他与耶律古欲、耶律庶《辽史》卷03《萧韩家奴传》。 《辽史》卷03《萧韩家奴传》。 2奏疏内容参见《辽史》卷03《萧韩家奴传》。辽兴宗于重熙二十一年（052）“追尊太祖之祖为简献皇帝，庙号玄祖，祖妣为简献皇后；太祖之考为宣简皇帝，庙号德祖，妣为宣简皇后”。此后，天祚帝于乾统三年（03）又“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庙号肃祖，妣曰昭烈皇后；曾祖曰庄敬皇帝，庙号懿祖，妣曰庄敬皇后”。于是，辽太祖以上四世皆得以追尊帝号。此议始由萧韩家奴发之。成等编辑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这是自圣宗朝室昉和邢抱朴编纂《统和实录》以来，辽朝第二次组织力量编修国史、实录，这次编纂的实录仍为20卷，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又称《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先朝事迹》。此后，道宗朝耶律孟简又编录了耶律曷鲁、耶律屋质和耶律休哥《三人行事》，天祚朝耶律俨编纂《皇朝实录》70卷，加上时人所作的《七贤传》等，都是辽朝重要的国史资料，直接或间接为后来《辽史》的编纂保留了部分宝贵的资料。 此外，萧韩家奴又奉诏纂修《礼典》。他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以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谬于古者，撰成3卷。 萧韩家奴是一个蕃汉、经史兼通的大儒。兴宗还命他翻译汉文诸书。他希望契丹统治者能了解古今成败得失，遂翻译了《通历》、《贞观政要》和《五代史》等，为他们提供借鉴。 萧韩家奴有诗文集称《六义集》2卷行世，惜今已不传。 第二节耶律仁先耶律仁先（03—072），契丹名乣邻（一作查刺），字一得，耶律释鲁之后，籍隶孟父房。兴宗重熙三年（034）补宿卫，与兴宗论政，受到赏识。仁先以知遇之恩，“言无所隐”。历官宿直将军、崇德宫使、殿前副点检、鹤刺唐古部节度使、北面林牙；重熙十一年（042）升北枢密院副使，迁燕京（南京）留守同知兼权析津府尹事；十三年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十六年，迁北院大王；十八年，知北院枢密使事，迁东京留守，封吴王。道宗清宁初，为南院枢密使；为人所谮，出为南京兵马副元帅，守太尉，改封隋王；复为北院大王，拜南院枢密使，封许王。以平耶律重元滦河之变有功，为北院枢密使，进封宋王。咸雍元年（05），加于越，改封辽王。咸雍八年（072）四月，以疾薨，享年0岁。 耶律仁先“魁伟爽秀，有智略”2，在辽朝政治生活和外交活动中都曾起过重要的关键性作用。辽兴宗统治地位巩固后，自认为“天下太平，户口繁息”3，欲继其父之后，再创伟业，以军事讹诈和政治交涉手段向宋朝索要关南十县。重熙十一年（042），耶律仁先以北院枢密副使身份与汉人行宫副部署刘六符使宋。同意宋使富弼的意见，双方罢兵约和，宋朝在澶渊之盟所定岁币的基础上，增加岁币银0万两、绢0万匹。并因争得岁币名目为“贡”、“纳”4，授功臣名号，加官中书门下平章事5。 在治民任上，耶律仁先能体察下情，减轻人民负担，安抚百姓；当然为《辽史》卷03《萧韩家奴传》载“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 《辽史》卷9《耶律仁先传》。 2《辽史》卷9《耶律仁先传》。 3《辽史》卷87《萧孝穆传》。 4参见《辽史·兴宗纪》、《辽史·耶律仁先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但《长编》载最终所定岁币名目为“纳”，《耶律仁先传》则记为“贡”。 5《耶律仁先墓志铭》，见《全辽文》卷8。 加强辽朝的统治也曾镇压人民的反抗。任南京留守同知时，“下车之后，都邑肃清”。武清发生了李宜儿领导的反抗活动，他侦捕宜儿送至阙下，致使李宜儿被杀。他却因此受到褒奖，封吴王。兴宗亲自宣读制书，称他为“唐室之玄龄、如晦，我朝之信你、室宁”2。为北院大王期间，奏“两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3在东京留守任上，奏开山通道以控制女真恃险扰掠，“边民安业”。因此，当清宁年间再为北院大王时，“民欢迎数百里，如见父兄”。在南京留守任上，“恤孤茕，禁奸慝，宋闻风震服。议者以为自于越休哥之后，惟仁先一人而已”4。 耶律仁先的最大功绩是平定耶律重元和涅鲁古发动的滦河之变。清宁九年，道宗猎于太子山。敦睦宫使耶律良奏重元父子谋逆，道宗尚不甚相信，他召仁先了解情况。仁先素与参知政事姚景行关系密切，景行曾多次提醒仁先注意重元父子的动向，及时向道宗上奏。至此，仁先“具言其事”5，并说“此曹凶狠，臣固疑之久矣。”加之道宗按耶律良的建议派去考察涅鲁古的使者报告了重元父子的实情，道宗才开始有所警觉，并派仁先去搜捕重元父子，而宫帐仍未作任何防范。重元、涅鲁古父子阴谋败露，遂立即起事。仁先未及备马，涅鲁古胁迫弩手军400人已至行宫，情况异常危急。道宗欲到北、南院避敌，仁先以情况不明，又担心重元追击，苦留不放。仓卒间，他“环车为营，拆行马作兵仗，率官属近侍三十余骑阵柢枑外”2。叛军因早有准备，来势甚猛，道宗被射伤臂，乘马亦为所伤。而由于仁先率近侍拼死抵挡，道宗终得脱险。经过双方激战，涅鲁古受伤被擒，重元也不得不退兵。仁先乘休战时机，亟召居地最近的五院部萧塔剌，又遣人分头召集诸军。次日黎明，重元又胁迫奚人猎夫2000人再犯行宫。时萧塔刺兵已至，“仁先料贼势不能久，俟其气沮攻之。乃背营而阵，乘便奋击”。加之北院宣徽使奚人萧韩家奴晓谕奚人去逆效顺，奚人猎夫多投械首服。叛军奔溃，追杀20余里，重元自缢而死。 事平，道宗“嘉叹久之”，授仁先“安邦卫社尽忠平乱同德功臣”，亲制文褒奖，并命人画《滦河战图》以旌其功。 后遭乙辛排挤出朝为西北路招讨使，“仁先严斥堠，扼敌冲，怀柔服从，庶事整饬北边遂安”3。仁先终死于任所。 仁先有弟义先、礼先、智先、信先等七人。义先历任祗侯郎君班详稳、南院宣徽使、殿前都点检、南京统军使，封武昌、富春郡王，追封许王。义《耶律仁先墓志铭》，见《全辽文》卷8。 2见《耶律仁先墓志铭》，但墓志称“封尚王”；《耶律仁先传》但载在兴宗朝“封吴王”，却不载封王时间。两相对照，则封王时间当在镇压李宜儿之后，所封王号当为你”、“室宁”不知何人，或即“洪隐”（耶律曷鲁字）、“逊宁”（耶律休哥字）？ 3《耶律仁先墓志铭》。 4《辽史》卷9《耶律仁先传》。 5《辽史》卷9《耶律仁先传》。 《辽史》卷9《耶律仁先传》载“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从而行，贼必蹑其后；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挞不也曰‘圣意岂可违也？’仁先怒，击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讨贼事。” 2《辽史》卷9《耶律仁先传》。 3《辽史》卷9《耶律仁先传》。 36 先“举止严重”，“天性忠直”，待人以礼，疾恶如仇。在南京统军使任上，“奏请统军司钱营息，以赡贫民。未期，军器完整，民得休息”；平时则常戒族人以孝、义为立身之本，“其接下无贵贱贤否，皆与均礼”4。 信先幼养于宫中，善骑射。历官左护卫太保、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右祗侯郎君班详稳、南面林牙等。 仁先子挞不也（1036—1093），字胡独堇，清宁二年（1056），迁为永兴宫使。以平重元之乱，遥授忠正军节度使，赐定乱功臣，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历官高阳、临海二军节度使，左皮室详稳，西北、西南路招讨使。大安九年（1093），复为西北路招讨使，领兵击阻卜诸部长磨古斯。磨古斯伪降，他迎于镇州（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剌巴剌哈孙）西南沙碛间，被害。 第三节王鼎王鼎（？—1106），字虚中，涿州（今属河北）人。道宗清宁进士1。通经史，善诗文，道宗朝典章多出其手。通达政体，刚正不阿，道宗遇事多所咨访。先后担任易州观察判官、涞水县令、翰林学士、知制诰、史馆修撰、观书殿学士等职1。大康年间（1075—1084），因事得罪，流放镇州。大安年间召还，复官。乾统六年（1106）卒。 王鼎曾上书“言治道十事”，多关乎国家兴衰2。而为了给后人留下当时的教训，他又根据知情者的叙述，写下了记录辽道宗朝最大的惨祸——发生于咸雍、大康年间的皇后萧观音和太子耶律浚被诬致死事的《焚椒录》一书。如果说以往宗室间的争权斗争所涉及的多为辽朝宗室诸王或个别国舅，对辽朝的政局影响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道宗朝的这次惨祸不但使道宗失去了贤后，还失去了唯一的嫡子。更有甚者，由于耶律乙辛阴谋得逞，朝中的正直官僚也多因保护皇后、太子而被排挤、陷害，朝中难得可用之人，造成了天祚朝治国乏才的局面，加速了辽朝的灭亡。 4参见《辽史》卷90《耶律义先传》。 1《辽史》卷104《王鼎传》载，王鼎“清宁五年，擢进士第”；《辽史》卷22《道宗纪》二载，清宁八年，道宗“御清凉殿放进士王鼎等九十三人”。《辽史·王鼎传校勘记》认为，“五年”与“八年”登第者为同一王鼎，问题是《辽史·道宗纪》与《王鼎传》所记时间不一致；陈述先生则称清宁五年之王鼎为“进士王鼎”，八年之王鼎为“状元王鼎”，另有于咸雍八年撰写《蓟州神山云泉寺记》的“受戒居士王鼎”，加上当时使辽的宋人王鼎，“四人同时同姓名”。见《全辽文·作者索引及事迹考》。然而，同时同地而又“均能文”、“同信佛”之王鼎何其多耶？“状元”即进士第一名，故亦可视为“进士”，二王鼎又同为“史馆修撰”；所谓“受戒居士之王鼎”，在《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中署名“范阳王鼎”，范阳属涿州，又与“进士王鼎”同乡里，我意所谓“状元王鼎”、“进士王鼎”和“受戒居士王鼎”三者中必有二甚或三人为同一人。 1《王鼎传》称鼎“寿隆（寿昌之误，1095—1100）初，升观书殿学士”，而作于大安五年（1089）的《焚椒录序》则自称“前观书殿学士”，时间相差几20年。或许王鼎在流放镇州前已为观书殿学士，道宗末年召回后复原官观书殿学士，《王鼎传》误以复官为升官？ 2王鼎上书所言“十事”，本传与《道宗纪》均不载。郑麟趾《高丽史》卷10载大安八年有辽官王鼎出使高丽，每夜独坐为谏疏，极言辽承平日久，不修武备事。陈述先生疑此为状元王鼎所为。如清宁五年与八年登第的二王鼎为一人，则此谏书或即王虚中所言的“治道十事”，而且上书时间是在流放回朝后。《焚椒录》一书，详细记载了宣懿皇后被诬事件的始末，并按自己的认识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它是出自当时人之手的记录辽朝重大事件的著作。 王鼎妻子乳母的女儿，是耶律乙辛宠婢，对乙辛陷害宣懿皇后之事知之甚详；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是力保太子的契丹朝官之一，他也曾向王鼎详谈事件的来龙去脉，故《焚椒录》可以说是以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其目的就是备史官采摘，以警戒后人。王鼎《焚椒录序》称：“乃直书其事，用竣后之良史。”《序》中所说的司徒公即萧惟信。惟信，楮特部人，历官左中丞、燕赵国王傅（道宗为皇子时，于重熙十二年封为燕赵国王）、北院枢密副使、北面林牙、南京留守、左右夷离毕，加守司徒。“枢密使耶律乙辛谮废太子，中外知其冤，无敢言者，惟信数廷争”。可见他是道宗朝两起惨祸的知情者。第二十一章耶律重元耶律乙辛第一节耶律重元耶律重元（？—1063），重元又称宗元，契丹名孛吉只。圣宗次子，兴宗同母弟。太平三年（1023）封秦国王。圣宗仁德后萧菩萨哥生子不育，养育耶律宗真如己出。及圣宗死，耶律宗真即位，即辽兴宗。其生母圣宗元妃萧耨斤，诬陷仁德皇后谋逆，迁之于上京，遂自立为皇太后，把持朝政。兴宗对此颇有微词1。为了进一步垄断大权，皇太后竟与其弟萧孝先等谋废兴宗立重元。重元将太后的阴谋报告了兴宗，兴宗收回太后符玺，将她幽禁于圣宗陵寝——庆陵，夺回了政权。 耶律重元提供情报有功，被封为皇太弟，倍受恩宠与信赖。历官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帅府事，赐以金券。并“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于是重元“更加骄纵不法朝臣无敢言者，道路以目”1。但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的辽兴宗并不想真正兑现自己的诺言，从长子耶律洪基6岁起，就开始培养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先封为梁王；11岁时总领中丞司事，封燕王；12岁总知北南枢密院事，加尚书令，进封燕赵国王；19岁领北南枢密院事；21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开始参与朝政。兴宗病重之际，又召洪基“谕以治国之要”2。因此，兴宗死后，洪基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是为辽道宗。 但是，自钦哀皇后至兴宗的言行，助长和鼓励了重元的权力欲，加之重元子涅鲁古已渐长大成*人，他的权力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宗的权力自其即位伊始就受到了其叔和堂弟的挑战。道宗对重元父子采取的依然是安抚策略，“册（重元）为皇太叔，免拜不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复赐金券、四顶帽、二色袍，尊宠无比”3。涅鲁古则在兴宗朝封安定郡王、楚王，为惕隐；道宗即位后徙封吴王、楚国王，清宁三年为武定军节度使，七年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清宁七年，涅鲁古动员其父诈称有病，欲待道宗前来问疾时行刺，没有实现。于是他们又积极策划另一次行刺阴谋。时北南臣僚多怀疑重元父子心怀叵测，而道宗却浑然不察。 清宁九年（1063），道宗驻跸滦河行宫，重元、涅鲁古父子再次密谋行刺。敦睦宫使耶律良得到重元父子诗，知其逆谋，向道宗报告。道宗命人召涅鲁古，涅鲁古非但不肯前往，还擅自拘留使者。召集400人直犯道宗行宫。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等仓卒组织反击，擒获涅鲁古，重元负伤而退。黎明，重元又胁迫奚族猎夫2000人再次攻击行宫，北院宣徽使奚人萧韩家奴晓喻奚人放下武器。仁先等再次反击，追杀20余里，重元兵败自杀。 重元之乱发生在辽道宗时期。前此，景宗、圣宗和兴宗三朝，辽朝的皇1钦哀皇后使护卫冯家奴、喜孙等“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承天太后弟，仁德皇后父）、国舅萧匹敌（承天太后外孙，萧挞凛孙，恒德子）谋逆。诏令鞫治，连及后。兴宗闻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抚育眇躬，当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钦哀曰：‘此人若在，恐为后患。’帝曰：‘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参见《辽史》卷71《圣宗仁德皇后萧氏传》。 1《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2参见《辽史·道宗纪》、《辽史·兴宗纪》。 3《辽史》卷112《耶律重元传》。 帝和蕃汉大臣对汉文化的吸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主动性，汉制对契丹人的影响也日益深化。表现在皇位继承上，长子继承制由原来的借鉴中原方式变为多数契丹贵族本身认可的方式。因此，圣宗和兴宗在世时，都已经为长子继承皇位作了必要的安排。可以说，经过八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航程，辽朝皇位的长子继承制即使不是在法律上，至少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确定下来。重元之乱虽然同以往的权力争夺一样表现为皇室成员间的权力斗争，但其实质与以往已经不同，它是外戚通过太后介入皇权争夺的反映。以此为界，辽朝前期宗室间的权力争夺已经演变为国舅各族帐间通过拥立皇帝为本家族谋取权力的斗争。 《辽史》称耶律重元“恃梁孝王之宠，又多郑叔段之过”1，正反映了重元之乱的根源在太后与诸舅。而变故没有发生在兴宗时而出现在道宗朝，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重元子涅鲁古野心的驱动，所以重元兵败后追悔说：“涅鲁古使我至此。”2第二节耶律乙辛耶律乙辛（？—1083），字胡覩衮，契丹五院部人。据《辽史》本传称他“幼慧黠”，“及长，美风仪，外和内狡”1。兴宗朝重熙中始仕为文班吏，掌太保印，补笔砚吏。很得帝后欢心，累迁护卫太保。道宗即位后，以先朝旧臣，任为同知点检司事，升枢密副使。清宁五年（1059），为南院枢密使，改同知北院枢密使事，封赵王。 当时，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太叔耶律重元觊觎皇位，其党萧胡覩等视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为夺权的最大障碍，千方百计排挤仁先。清宁九年，他们奏请让仁先出任西北路招讨使，远离朝廷。时耶律乙辛初参朝政，在中枢机构立足未稳，无力与重元党羽对抗，不得不依赖仁先。于是他极力主张留仁先2。不久，重元、涅鲁古发动滦河之变，耶律乙辛配合仁先平定了叛乱，以功拜北院枢密使，晋封魏王，赐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 至此，耶律乙辛开始凭借权势、功劳和皇帝的信任，为所欲为了。他日益专恣，恃宠不法，常为仁先所抑。于是一改以往对仁先的态度，把他看成是擅权路上的最大障碍，进行排斥、打击。咸雍元年（1065），仁先被排挤出朝廷，任南京留守。从此，朝臣中无敢与乙辛相抗者。咸雍五年（1069），乙辛受诏“四方有军旅，许便宜从事，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窜”3。当时有谚语称：“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4参知政事刘伸，是辽道宗称许的忠直大臣之一。就因说一句“臣乙辛尚1《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2《辽史》卷112《耶律重元传》。 1《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2《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载，乙辛奏曰：“臣新参国政，未知治体。仁先乃先帝旧臣，不可遽离朝廷。”《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载，排挤仁先者为“北、南枢密官涅鲁古、萧胡覩”。并说：“耶律乙辛奏曰：‘仁先旧臣，德冠一时，不宜补外。”所指当即此事，但时仁先为北院大王。3《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4《文献通考》卷346《四裔》23。 不畏，何宰相之畏”1，便被排挤出朝，外任保静军节度使。道宗每欲召回重用，都为乙辛所沮，终至以崇义军节度使致仕。契丹诸贵族，凡不附乙辛者，也多遭排挤，有的则不得不投靠乙辛以求自保。至此，辽道宗已经被乙辛党羽所包围，难得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康元年（1075），18岁的皇太子浚兼领北南院枢密使事，总领朝政。他法度修明，威望日增，乙辛的权力受到了挑战。为了阻挠太子总朝政，他阴谋陷害懿德皇后以动摇太子的地位。 道宗懿德后因劝道宗节制游猎被疏远，作《回心院》十首，希望感动道宗。伶官赵惟一因演奏《回心院》常出入皇后宫帐。宫婢单登原为耶律重元帐的奴婢，皇后曾劝道宗不可将她置于身边，因而为单登忌恨。她的妹妹是教坊伶人朱顶鹤之妻，且与乙辛关系暧昧。乙辛利用这些关系，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诬陷皇后。他指使人作**词《十香词》，由单登求皇后为之抄出，然后令单登、朱顶鹤到北枢密院告皇后与赵惟一私通，以《十香词》为物证，又株连教坊直长高长命。耶律乙辛和汉人北府宰相张孝杰受命审理，二人严刑逼供，赵惟一、高长命诬服。族诛赵惟一、高长命，皇后被赐自尽。道宗朝被乙辛一手制造出来的一大冤案竟被谳实2。 皇后无罪被诬致死，太子忧形于色。乙辛深不自安。而略施小计就置皇后于死地的结果又助长了乙辛的气焰。他一方面向道宗盛称其同党萧霞抹之妹“美而贤”，使道宗纳为后以为党援；一方面又将矛头指向太子，以除后患。 乙辛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朝中正直人士的普遍不满。诬陷皇后时，就遭到枢密使萧惟信的公开指责1；护卫萧忽古则欲只身暗杀乙辛为国除害；林牙萧岩寿也向道宗揭露乙辛奸状2。但是，乙辛及其党羽却扬言遭到了谗毁，争取道宗信任。而为孤立太子，他们又将太子师友客省使耶律引吉出为群牧林牙，使太子更加孤危。由于群臣不断揭露乙辛，大康二年（1076）六月，道宗出乙辛为中京留守。但乙辛的亲信不断在道宗面前为他辩解，结果，道宗反而出萧岩寿为顺义军节度使，同年十月再令乙辛还朝复为枢密使。 二次掌权的乙辛加紧了陷害太子的行动。首先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揭露他阴谋的人，萧岩寿被流放乌隗路，终身拘役；萧岩寿之友、给事北院圣旨事萧铎卢斡谪戍西北；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撒剌出为始平军节度使；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出为上京留守；只有耶律庶箴向乙辛认错才得以自安。相反，凡党附乙辛者，都得到了提升，张孝杰得赐国姓；耶律燕哥自北面林牙拜左夷离毕；萧十三由护卫迁殿前副点检；萧余里也自宁远军节度使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耶律合鲁擢升南面林牙；萧得里特自宫分人累迁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 当乙辛认为自己的势力足以抗衡太子时，他便开始对太子下毒手了。乙辛当然知道，最能击中皇帝心灵深处弱点并能致人于死地的罪行莫过于“谋1参见《辽史》卷98《刘伸传》。 2详见王鼎《焚椒录》。 1《焚椒录》载：萧惟信告诫乙辛：“懿德贤明端重，化行宫帐，且诞育储君，为国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语动摇之乎？公等身为大臣，方当烛照奸宄，洗雪冤诬，烹灭此辈，以报国家，以正国体，奈何欣然以为得其情也？公等幸思之。” 2萧岩寿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预政，内怀疑惧，又与宰相张孝杰相附会。恐有异图，不可使居要地。”参见《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废立”。在最高权力面前，父子、兄弟的亲情会变得异常的苍白无力。因而，他在成功地以“私通”罪谋害皇后之后，又以“谋废立”向她的儿子开刀了。大康三年（1077）五月，乙辛、萧十三、萧得里特等共同商议，令护卫太保耶律查剌首告耶律撒剌、萧速撒、萧忽古等谋废道宗，立太子浚为帝。道宗遣人按问，无实据。但仍重赏首告者，而出被告撒剌为始平军节度使，速撒上京留守，护卫撒拨、萧忽古等流放边地。这样的处理，无异于对乙辛夺权活动的鼓励，于是，他采取了更大胆的行动。六月，他们又使牌印郎君、驸马都尉萧讹都斡和祗候郎君耶律塔不也等“自首”，证实查剌所告为实1，并开列了“谋逆”者的名单。乙辛同党萧十三、耶律燕哥受诏鞫治。于是撒剌等被杀，太子被囚于上京。不久，又令其党羽杀太子于上京，而以病死上闻。道宗欲召太子妃了解事实真相，他们又杀太子妃灭口。遂使一桩莫须有的谋逆案谳定为实，乙辛等也就成为破案的功臣。 于是，乙幸同党次第擢升，那些不肯投靠他们或对其所作所为有看法、异议的人相继被贬斥。除耶律撒刺、萧速撒、耶律挞不也及其子弟被杀外，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驸马都尉萧挞不也，因与耶律挞不也关系密切而被牵连，施以酷刑，终至被杀；萧岩寿、萧忽古被流放边地，是太子一案定案之前，至此案一定，乙辛又将二人召回杀害以泄私愤；夷离毕郎君耶律石柳，对乙辛“斥忠贤，进奸党”1不满，被流放镇州；谪戍西北的萧铎卢斡再被治罪，“特恩减死，仍锢终身”2；右夷离毕郎君耶律陈家奴，被疑为太子同党，免官。朝中正人被斥逐殆尽。 大康五年（1079）三月，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加于越。又在设计谋害皇孙耶律延禧。幸得北院宣徽使萧兀纳等的保护，皇孙才免遭毒手，道宗也才开始对乙辛产生怀疑3。十月，降乙辛为混同郡王。六年正月，乙辛出外任知兴中府事。七年底，被囚于来州。九年，谋入宋，被杀。 乙辛自咸雍元年（1065）年底排挤耶律仁先外任至大康六年（1080）正月出知兴中府，专擅朝政达14年之久，兴起两次令朝野震惊的特大冤狱，不但残害了皇后、太子，而且杀害大批正直的契丹贵族、官僚，使辽朝统治集团元气大伤。致使天祚皇帝即位时，辽朝已面临治国乏才的局面，加之天祚缺乏振兴的抱负和才干，辽朝统治也就走向了衰亡。 1《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载：“又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诣上诬首：‘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实，臣亦与其谋。本欲杀乙辛等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连坐。’诏使鞫劾，乙辛迫令具服。”1《辽史》卷99《耶律石柳传》。 2《辽史》卷93《萧铎卢斡传》。 3《辽史》卷98《萧兀纳传》载：“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国王和鲁斡之子淳可为储嗣。群臣莫敢言。唯兀纳及夷离毕萧陶隗谏曰：‘舍嫡不立，是以国与人也。’帝犹豫不决。五年，帝出猎，乙辛请留皇孙，帝欲从之。兀纳奏曰：‘窃闻车驾出游，将留皇孙，苟保护非人，恐有他变。果留，臣请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孙从行。由此，始疑乙辛。” 第二十二章辽天祚帝辽天祚帝（1075—1128），即耶律延禧，字延宁，契丹名阿果。辽道宗之孙，昭怀太子耶律浚之子1。6岁封梁王，9岁进封燕国王。大安七年（1091）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寿昌七年（1101）道宗死，延禧即位，号天祚皇帝，改元乾统。保大五年（1125），被金军俘虏，降封海滨王。金天会六年（1128）病死，享年54岁。皇统元年（1141），改封豫王，葬广宁府（今辽宁北镇）闾阳县乾陵旁。 延禧出生不久，父母相继遇害，虽在直臣和亲属的保护下得以保全，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辽朝自钦哀皇后执政，国舅少父房得势，左右朝政，宗室间的争权斗争已变为后族对皇权的操纵。道宗朝奸臣耶律乙辛擅权达14年之久，老成正直的官僚被排挤、压制和打击，统治集团元气大伤。天祚帝即位时，辽朝已陷入政治日益、治国人才匮乏的境况。 天祚帝对辽朝政治、人心涣散、内外矛盾激化和人才匮乏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反而一味游畋享乐，辽朝的政局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 第一节邪正不辨，任人唯亲宣懿皇后和太子浚的冤案是辽朝后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清除乙辛党羽和他们对辽朝政局的影响，平反大康年间的冤案，起用勇于抵制乙辛的官员、将领，是争取人心、振兴朝政、扭转世风的关键。天祚帝没有把握住这一时机，他沉湎于游畋，不恤政事，亲佞人而远正直，拒听忠言。北府宰相萧兀纳，是两次冤案洗劫后的硕果仅存者，曾冒险保护延禧，力主以他为嗣，有保护和辅导之功1。延禧即位前，他因屡进直言而招致怨恨。天祚帝即位后，虽被尊为太傅，却不得不离开朝廷出任辽兴军节度使。 因厌恶乙辛的行为而被流放镇州的耶律石柳，乾统初被召回，他上书天祚帝，请“尽收逆党以正邦宪，收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还详细地记述了太子浚被害和乙辛擅权等事，希望天祚帝了解实情。天祚帝却不予采纳，使“闻者莫不叹惋”2。 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有才而贪”，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他“将为祸基”，天祚帝竟将清查乙辛余党这件关系辽朝前途命运的大事交与他负责。阿思贪赃枉法，制造冤案的首犯因行贿得免，而一些胁从者却往往被罗织罪名受到惩罚。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附会阿思，敷衍塞责，使得贪墨之徒继续用事，阿谀奉迎者得以提升1。佞臣萧胡笃见天祚帝“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1耶律浚为道宗长子，母为宣懿皇后。咸雍、大康年间，耶律乙辛擅权，大康元年（1075）、三年，宣懿皇后与太子浚先后被诬陷。皇后赐死，太子被害。九年，道宗察知其冤，追谥耶律浚为昭怀太子。乾统初，天祚追尊其为顺圣皇帝，庙号顺宗。 1耶律乙辛谋害太子后，欲舍延禧而立其堂叔耶律淳，道宗颇犹豫，萧兀纳力谏其不可，并时时保护延禧免遭乙辛毒手，后受命辅导延禧。参见《辽史》卷98《萧兀纳传》。 2《辽史》卷97《耶律石柳传》。 1参见《辽史》卷90《萧陶隗传》、《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2萧胡笃因此自永兴宫太师升为殿前都点检，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奉先、保先、嗣先兄弟以外戚居中任事，他们无军政才干，专以“阿谀取容”，为固宠保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排挤打击忠直人士，引荐逢迎取媚、贪污误国之辈，使辽朝的政局每况愈下，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节边备松弛，对女真事务处理失当自道宗朝授女真完颜部首领乌古迺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以来，女真完颜部迅速崛起。由于辽朝统治集团的腐化奢糜，对猎鹰海东青和东珠的需求大增，加紧了对女真人的搜括和勒索，加重了女真人民的负担。辽朝吏治日益败坏，出使女真的官员为所欲为，激起了女真各部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反辽情绪日益高涨。辽朝贵族日益骄横，争权夺利斗争愈演愈烈，有的甚至勾结、联合女真，更助长和鼓励了女真贵族的抗辽情绪。自阿疎逃往辽朝3和女真助辽平定海里之乱4后，女真人不但了解了辽朝的虚实，而且找到了与辽朝讨价还价和武力抗辽的理由，坚定了武装抗辽的决心。 女真的崛起引起了辽朝一些守边将领和有识之士的警觉，他们认为女真将对辽朝形成严重的威胁，因而不断向天祚帝反映这一情况，希望采取措施，加强防备1，但未引起重视，而他却偏信专事迎合以谋求私利的萧奉先兄弟，以致对女真问题的处置一误再误。天庆二年（1112），天祚帝至春捺钵。“生女真酋长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奉先曰：‘麄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此议于是作罢。天祚帝不能杀阿骨打，却因其弟、侄等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而骤加官爵2。 天庆三年，阿骨打继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积极修边备，做抗辽的部署。而天祚耽于游猎，任命之使迟迟不至，更令阿骨打疑心。他遣使入辽以索阿疎为名观察动静，刺探辽朝边境军事部署情况。辽东北路统军司向天祚帝报告了女真兴兵，宁江州可能将遭到攻击的军情，天祚帝正在庆州秋猎，不以边事为意，只遣海州刺史高仙寿以渤海军为援。四年，阿骨打趁辽守备空虚之际，誓师励众，向宁江州进发，大败渤海军，乘胜一举攻下了宁江州。宁江州之役失败，天祚帝才开始注意女真情事，召开群臣会议商讨对策。汉人行宫都部署萧陶苏斡建议：“女真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自执我叛人2《辽史》卷101《萧胡笃传》。 3辽道宗末年，女真纥石烈部首领阿疎，背叛完颜部联盟，阻止完颜部讨伐温敦部，兵败后投辽。此后，凡完颜贵族与辽交涉，必以归还叛人阿疎为名。 4辽乾统二年，国舅萧海里叛辽逃入系籍女真，遣使联络完颜部共同反辽，遭到女真拒绝。此后，完颜部贵族又受命助辽平定了海里。在平定海里的军事行动中，辽军在女真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女真人却因战胜海里而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1宁江州刺史萧兀纳上书说：“自海里亡入女真，彼有轻朝廷心，宜益兵以备不虞。”兀纳后调任知黄龙府、东北路统军使，仍上书陈言：“臣治与女真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国图之。”参见《辽史》卷98《萧兀纳传》。 2《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 萧海里，势益张。我兵久不练，若遇强敌，稍有不利，诸部离心，不可制也。为今之计，莫若大发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而萧奉先却认为：“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发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1天祚帝竟舍陶苏斡而信萧奉先，以奉先弟嗣先领兵屯驻出河店，结果又被女真击败。 天祚帝认为宁江州、出河店两次失败，是枢密使萧奉先不知兵所致。于是他改用汉人张琳、吴庸主东征事。辽朝的汉人官僚历来不主兵事，二人更不知兵，且庸碌不任事，只得以广招兵丁，分道进讨之策塞责，不意又败。辽军三战三溃仍没能引起天祚帝重视，他仍以上国自居，认为只要遣一介之使，便可谕令女真降服。于是又改军事进剿为遣使谕和。而对如何加强军队的训练，提高其战斗力，整肃军纪，振作军威却不做任何部署。出河店败将萧嗣先，本应受到严厉处治。而其兄枢密使萧奉先却想方设法为其开脱，向天祚帝反映：“东征溃军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将啸聚为盗”，建议赦东征溃军。天祚帝居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萧嗣先仅免官而已。诸将对此反映强烈，他们议论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2议和也绝无进展，徒为自取其辱。东北军事重镇黄龙府又被女真攻陷，从此，辽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 第三节偏听偏信，众叛亲离以天祚帝为首的辽统治集团，不图进取，对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漠然处之，官僚将领中普遍存在麻痹轻敌思想，而一切加强边备的建议都被斥之为怯懦。萧奉先兄弟“缘恩宫掖，专尚谄谀，朋结中人，互为党羽”1，专以球猎声色取悦于天祚帝，却得到了绝对信任。天祚帝的无能与拒谏，贻误了战机；对萧奉先兄弟的偏听偏信，又令群臣失望，部分将领萌生了废天祚帝另立新君的想法。 天祚帝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对双方的形势和战斗力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了解辽方军心不稳、将士离心的致命弱点。对女真人反辽情绪的日益高涨也一无所知。天庆五年九月，在没有足够思想准备和周密战略部署的情况下，贸然决定率军亲征，并盲目相信辽军数量众多，限定数月内翦除女真势力。结果，战斗还没有打响，就发生了耶律章奴叛归另立新君的事件。亲征的部署被彻底打乱，天祚帝仓卒回军讨叛，又遭到女真轻骑的邀击。章奴谋废立是部分契丹贵族将领对天祚帝失去信心的反映。他的行动又进一步削弱了辽朝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天祚帝与群臣的隔阂更深，对萧奉先等更加信任不疑；萧奉先利用天祚帝的信任肆无忌惮地谋求私利，导致了辽朝的又一场灾难——耶律余覩降金。 余覩出身皇族，有一定威望，素为萧奉先所忌。余覩妻萧氏与天祚帝文妃为姊妹。文妃生子敖鲁斡，有人望，封晋王，当天祚帝的表现日益引起群臣不满时，他却因得人心而遭到疑忌。萧奉先妹为天祚帝元妃，生秦王定、许王宁。奉先担心天祚帝以敖鲁斡为嗣而己甥不得立，遂千方百计陷害敖鲁斡。保大元年（1121）他利用文妃与余覩妻姊妹曾相会于军中一事，诬陷耶1《辽史》卷101《萧陶苏斡传》。 2《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 1《契丹国志·萧奉先传》。 律余覩谋废天祚帝立敖鲁斡。文妃善歌诗，对天祚帝“游畋不恤，忠臣多被疏斥”的现象曾有所规谏1，因而也招致天祚帝的不满。刚刚经过章奴废立活动惊魂未定的天祚帝，对废立事颇为**，对萧奉先的谗言不作任何调查分析，就将文妃赐死。耶律余覩无以自明，遂率众降金。至此，更无人愿为天祚帝效力2。余覩降金后任女真监军，领兵追袭天祚帝，又给萧奉先陷害敖鲁斡提供了口实3，天祚又赐敖鲁斡死。至此，“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体”4。 由于天祚帝与萧奉先不以国事为务，在女真的连续进攻面前拿不出整军御敌的方略。东京、乾、显诸州失陷后，他不做防御中京的部署，却一路南下，作逃亡的安排1。正因他“恶闻女真事”，所以萧奉先连上京失陷的重大军情都不上报。后来天祚帝虽得知战败的消息，仍然是既不追究战败责任，也不做防守中京的准备，却一路南逃至南京、中京、西京，致使中京、西京相继失陷，最后只好逃入与外界信息难通的夹山。此时，他也只认识到一系列问题都与偏信萧奉先有关，于是将他逐出朝廷2，而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仍无任何自责。自入夹山后，数月间与外界信息不通，于是南京蕃汉诸臣共立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贬天祚帝为湘阴王，辽朝一分为二。保大二年底，南京失陷。三年，被金兵俘虏的林牙耶律大石带领部分兵力逃出，到夹山见天祚帝。天祚帝又想出兵收复燕、云，大石力谏，不从3。四年，大石率众北上，后自立为王，建立西辽。天祚帝遂率军出夹山，攻克天德诸州，后为金兵击溃。 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在逃往西夏的途中被金兵俘虏。天祚帝即位于1《辽史》卷71《天祚文妃萧氏传》载：“妃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2余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降金，引起了辽朝一些将领的同情。他们奉命追赶余覩，在即将追及之际，却再不肯向前。“诸将议曰：‘萧奉先恃宠，蔑害官兵。余覩乃宗室雄才，素不肯为其下。若擒之，则他日吾辈皆余覩矣。不如纵之。’” 3余覩兵至，萧奉先对天祚帝说：“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实无亡辽心，欲立晋王耳。若以社稷计，不惜一子，诛之，可不战而退。”天祚帝竟下诏赐敖鲁斡死。《辽史》卷72《晋王敖鲁斡传》所记不同，云：“余覩降金，文妃伏诛，敖鲁斡实不与谋，免。二年（1122），耶律撒八等复谋立，不克。上知敖鲁斡得人心，不忍加诛，令缢杀之。” 4《辽史》卷102《萧奉先传》。 1《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上》载：“天祚在中京，闻燕王兵败，女真入新州，昼夜忧惧，潜令内库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骏马二千匹，夜入飞龙院为备。尝谓左右曰：‘若女真必来，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一作三五百里）马若干，又与宋朝为兄弟，夏国舅甥，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富贵。所忧者，军民受祸耳。’识者闻之，私相谓曰：‘辽今亡矣！自古人主岂有弃军民而自为谋身计者，其能享国乎？’”2《辽史》卷29《天祚皇帝纪》三载，天祚“闻金兵将近，计不知所出，乘轻骑入夹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误我至此，今欲诛汝，何益于事！恐军心忿怨，尔曹避敌苟安，祸必及我，其勿从行。’”3“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都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不从。” 辽朝统治每况愈下之时，本人缺少治国的雄心和能力，只对名茶、古画、音乐、美姝兴趣浓厚；又信任非人，处理军国大事失当，其亡国甚至早已在宋朝有识之士的意料之中1。 1宋人张舜民出使辽朝回国后，曾预言：“他日必有如张义潮挈十三州以归，当不四十年见之。”参见王称《东都事略》。 第二十三章宋太祖第一节灭周建宋家世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宋朝的开国皇帝。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父亲赵弘殷，后梁时在成德军节度使王镕部下为将，奉命率500骑兵参加晋王李存勗的军队攻打后梁而被留用。后唐建立后任后唐禁军将领，迁居首都洛阳。后汉时仍任禁军将领。乾佑元年（948）王景崇以凤翔叛降于后蜀，后蜀派兵进援王景崇并攻占宝鸡，赵弘殷随赵晖征讨王景崇1，大败蜀兵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以功升侍卫马军护圣军都指挥使。后周初侍卫亲军编制扩大，赵弘殷改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4）升任侍卫马军龙捷军（护圣军改称）右厢都指挥使、加领岳州防御使。显德三年，后周世宗攻打南唐，出兵淮南，赵弘殷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攻占扬州，升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同年七月病死。宋初追谥昭武皇帝，庙号宣祖。赵弘殷娶杜氏，杜氏生匡胤（宋太祖）、匡义（光义、炅，宋太宗）。宋朝建国尊为太后，建隆二年（961）死，谥明宪，改谥昭宪。妾耿氏，原光义乳母，生光美（廷美），后改嫁，封陈国夫人，太平兴国八年（983）死。 十二年军旅生涯赵匡胤是赵弘殷的长子，后唐天成二年（927）生于首都洛阳。后汉乾佑元年，枢密使郭威讨伐李守贞，时年22岁的赵匡胤应募投郭威帐下从军。后周广顺元年（951），补为禁军近卫班直，任东西班行首。广顺三年三月，郭威养子柴荣任首都开封府尹，赵匡胤改任开封府马直军使。显德元年正月，柴荣即帝位，是为后周世宗，赵匡胤随后也调回禁军。同年三月，后周与北汉的高平之战，赵匡胤率军奋勇杀敌，大败北汉军。赵匡胤的勇敢与军事才能受到世宗的赏识，回京后升任殿前都虞候、领严州（今广西来宾东南，时为南汉辖地）刺史，虽是加衔，但已属中高级将领。十月，又升领永州（今属湖南，时为楚国辖地）防御使。赵匡胤作为殿前司的副长官，随后参与世宗整顿殿前司的工作，组建新的殿前司所属诸班直及龙捷（马军）、虎捷（步军）、铁骑、控鹤等诸禁军，殿前司所属禁军遂成为后周最精锐的军队，殿前司地位虽低于统辖大部分禁军的侍卫亲军司，但它所统辖的禁军是皇帝的亲卫军，赵匡胤是世宗的亲信将领之一。显德三年春，赵匡胤随世宗攻南唐，进军淮南。赵匡胤在涡口（今安徽怀远东）、清流关（今滁州西北）战役中先后大败南唐军，随即攻占滁州，招降天长（今属安徽），再败南唐军于（今属江苏），不仅屡立战功而且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十月，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领匡（宋避讳改定）（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时年30岁的赵匡胤只经过了年的时间，就由“无名小卒”升为高级将领，并获得了武官最高的节度使衔。虽然这次的节度使衔因“未于正衙宣制”而不算作正式任命，但他的名望已随之迅速升高。由于殿前司增设都点检、副1《宋史》卷1《太祖纪》一作王景，误。 都点检为最高长官，都指挥使遂成为次长官。显德四年春，赵匡胤随世宗再征淮南，在占领寿州后班师。五月，31岁的赵匡胤被正式授以义成军节度使。九月，世宗又出兵淮南，赵匡胤率骑兵，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东北十八里滩南唐军寨，顺流而下攻占泗州城（今江苏盱眙北）。世宗自率军沿淮河北岸，命赵匡胤率步骑沿淮河南岸，水军乘船，东下攻楚州（今淮安），大败南唐援军于清口（今淮阴西南），追奔数十里，赵匡胤擒获南唐援军长官都应援使陈承昭。次年正月初，赵匡胤率军攻下楚州北城，后周军遂攻占楚州。世宗南下扬州，赵匡胤又击败南唐水军于瓜步（今扬州南），南唐被迫求和，割江北与后周，世宗罢兵北归。赵匡胤在此次淮南战役中，奋勇作战，战功第一，五月以功移领忠武军节度使，仍任殿前都指挥使。 显德六年（959）三月，世宗北伐攻辽，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任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任水路都部署。后周军进至益津关（今河北霸州），辽守将降。四月，赵匡胤率军首先进抵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辽守将又归降。辽莫州（今任丘）、瀛州（今河间）守将也相继向后周军投降。五月，世宗因病班师回京。六月，赵匡胤升任殿前司正长官殿前都点检，数日后世宗病死。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五代时军中军官常有结义兄弟之类的组织，一为互相结援，再是培植帮派势力。赵匡胤从军后结成“义社兄弟”的组织，即所谓“十兄弟”。除赵匡胤外，还有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斌、王政忠等九人，史称“勋臣”1。从《宋史》有纪、传的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廷让、韩重斌（贇）六人看，他们都在后汉时投充于郭威部下，当时的地位应大体相当，属于低级军官，结为“义社兄弟”当是此时或后周广顺初，也可能并不是以赵匡胤为首。后周设殿前司后，赵匡胤、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四人在殿前司，李继勋、刘廷让二人则曾在侍卫亲军司任职。经过十年军旅生涯，到后周末期时，赵匡胤晋升最快、官职最高，成为“义社兄弟”的首领。石守信继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继石守信任殿前都虞候，韩重斌则是殿前司骑兵主力控鹤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的李继勋原先升迁得最快，地位也最高，早于赵匡胤任殿前都虞候、节度使，高平之战后调入侍卫亲军司，淮南战役中失利后降官，地位才低于赵匡胤；刘廷让（光义）原在侍卫亲军司任龙捷都校，后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事实不详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当亦是禁军中级以上军官。这些人是赵匡胤兵变的基本力量。加上赵匡胤的父亲在禁军侍卫亲军司中从低级军官至高级军官任职长达30年之久，其部属、友好甚多，也是赵匡胤兵变可以借助或利用的力量。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七月，李重进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但在“高平之战”后，世宗改组与加强了殿前司的建设，殿前司所属禁军遂成为精锐。世宗为了提高殿前司的地位，显德三年十二月，将长官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的官衔，提升为新设置的殿前都点检，加剧了李重进、张永德两大派系的矛盾。显德六年三月，世宗北伐辽，“帝（世宗）之北征也，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1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邓广铭推测是李重进派系为了陷害张永德而作1，意思是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想做皇帝。是年六月，回京后病重的周世宗又认为张永德缺乏主见，张永德遂被罢去殿前都点检，以使相外赴节度使任，改任资历、名望较低的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恭帝即位后赵匡胤改领归德军节度使。 后周世宗英年早逝，年仅7岁的长子柴宗训继位，孤儿寡母，“主少国疑”，加上“点检”做的“神符”，引发了新任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的野心，自编自导了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称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报称北汉结契丹入侵，后周即“命（赵匡胤）出师御之，次陈桥驿”（时在古黄河南，今河南封丘南，在今黄河北岸），“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赵匡胤）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赵匡义）入白，太祖（赵匡胤）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将领尊称）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1。赵匡胤随即率兵返回开封，改变以往兵变士兵抢劫的惯例，禁止抢劫以争取民心。当日（初四）大臣们早朝还未退，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立即自内廷奔回，准备率军抵抗，被赵匡胤的党羽、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王彦升追杀于家中，也有记载称韩通是以亲卫军抗击赵匡胤战死。赵匡胤又指使将士将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押至殿前司公署，已脱下黄袍的赵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装得似乎无法可想，受到首相范质的指责，赵匡胤指使的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立即挺剑威胁说：“今日必得天子。”前已暗中向赵匡胤表示拥立他为帝的次相王溥“降阶先拜”，首相范质等不得已随后也拜，“遂称万岁”2。赵匡胤等随即来到崇元殿行禅代礼，赵匡胤的党羽、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立即拿出后周帝的退位制书，赵匡胤在殿下拜受后登殿即皇帝位，是为宋太祖。次日（正月初五，960年2月4日）诏，因所领归德军节度使州名宋州，建国号宋，改后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宋朝正式建立。 第二节加强皇权亲征平乱宋太祖建立宋朝后，随即对有“翊戴之勋”的开国功臣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等，以及其余领军的军官都升官进爵。其中石守信、王审琦属殿前司，又是“义社兄弟”；其余都属侍卫司。领有重兵巡守北边的侍卫马步都虞候韩令坤，以及率领前军先行的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他们虽都未能参加“陈桥兵变”，但对防御辽军可能因宋朝新建而1《旧五代史》卷119《世宗纪》六。参见邓广铭：《赵匡胤的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东方杂志》第41卷第21期，1945年。 1《宋史》卷1《太祖纪》一。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参见邓广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南犯至关重要，当他们两人都表示听命时，赵匡胤不仅将他们分别升任为侍卫、殿前两司正长官，并都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二品衔，首先成为宋朝名位最高的使相（享有宰相的礼遇）。随后又提升赵匡胤归德军节度幕府的属官刘熙古、赵普、吕馀庆、沈义伦、李处耘、张彦柔等的官职，但他们原来的官位很低，虽大力提升也不能直接升任朝廷要职，但有些人的名位虽低却掌握实权，如赵普任枢密直学士、李处耘任枢密承旨，掌枢密院实权。宋太祖又礼遇被推翻的后周王室，封恭帝为郑王，迁居西京洛阳；对后周从朝廷到地方的文武官员一概留用，以争取怀念后周的各级官员拥护宋朝。对于原先臣属于后周的割据政权，如荆南高保融、吴越钱镠也分别升官进爵，以争取他们对宋朝的臣属。二月，原后周宰相不仅留任还分别晋升官衔，首相范质的宰相职名升为侍中，次相王溥也加守司空衔，但同时被免去参知枢密院事兼职，实际是明升暗降。 新建的宋朝还只得到首都开封及部分地区的承认，各地节度使大多观望局势变化。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是后周建国功臣，广顺元年（951）时即已是节度使，赵匡胤当时还只是禁军的小校。李筠不仅自广顺二年移镇潞州以来，一直是后周抗击北汉的主将，而且资历远高于赵匡胤，对于赵匡胤的代周建宋十分不满。四月，李筠即反宋并臣属于北汉。这是后周地方节度使首起反宋事件，赵匡胤十分重视，立即命亲信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征讨。五月初，又派慕容延钊、王全斌率军与石守信会兵进攻，赵匡胤随即又亲往督战。六月初，李筠兵败自杀，潞州平定。 李重进是后周太祖的外甥，又是世宗的顾命大臣，长期在侍卫司、殿前司任高级军官，又先后任殿前司、侍卫司长官，屡建战功，名位战功都在赵匡胤之上，而且又与赵匡胤早有矛盾。后周末期以统辖大部分禁军的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兼领淮南（扬州）节度使，以镇抚新征服的淮南地区。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随即罢免李重进的军权，以首先效忠于赵匡胤的韩令坤代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则升兼中书令为最高级别的使相，给予很高的礼遇。但是，当李重进在接受新任命的同时，即请求回京朝见，赵匡胤也许是由于宋朝新建，害怕李重进在禁军中的威信，李重进的回京有可能动摇宋政权的基础，因而赵匡胤婉言拒绝李重进现在回京，使李重进产生疑惧。李重进随后派往潞州李筠处联络的亲信，反而向赵匡胤告密并出卖李重进。赵匡胤在平定李筠后的同年九月，即诏移李重进为北方的平卢军（青州，今属山东）节度使，接着又派人赐“铁券”以安其心，反而更增加他的疑惧之心。李重进随即反宋，赵匡胤即派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宋延渥等率禁军进讨。十月，赵匡胤又决定亲征；十一月，李重进也兵败自杀，淮南平定。李筠、李重进的迅速溃败，使得其他对宋朝不满的节度使相继俯首听命。 收兵权赵匡胤在宋朝统治稳定之后，随即开始实行收兵权的措施，首先针对后周时名位与自己相近而关系较疏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建隆二年春末韩被罢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改成德军节度，充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将赴镇，上（太祖）于别殿置酒饯之”1。此后节度使赴镇例置酒饯行。1《宋史》卷251《韩令坤传》。 慕容延钊与赵匡胤关系密切近似于“义社兄弟”，虽然赵匡胤“常兄事延钊，及即位，每遣使劳问，犹以兄呼之”。慕容延钊在后周末即任镇宁军（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宋朝建立后升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使相，从平李筠后，使相衔又升为兼侍中，但被“诏还澶州”节度使任，不让他来京到殿前司具体任职。建隆二年二月，“长春节（赵匡胤生日）来朝，赐宅一区”。当韩令坤被罢军职赴节度使任后，慕容延钊了解赵匡胤收兵权的意图，遂自己上“表解军职”，遂被“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从此宋朝不再设殿前都点检2。 同年七月，赵匡胤开始向亲信和开国元勋收兵权，首先是“义社兄弟”、开国元勋石守信、王审琦。殿前副都指挥使石守信“移镇郓州，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诏赐本州宅一区”，明升暗降，“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被罢军职移为忠正军（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移为归德军节度使。此后宋朝又不再设殿前副都点检。殿前司从此以官级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正副长官。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也移为镇宁军节度使，各节度使例皆赴镇。从此，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逐渐采取只设其中的二职甚至只设一职以架空侍卫亲军司（宋真宗时才正式取消），其下属的侍卫马军司、步军司逐渐成为直属机构，后与殿前司合称“三衙”。这是赵匡胤采取降低侍卫、殿前两司最高统兵官的名位，作为根绝禁军统帅进行兵变的重要措施。 据史书记载：“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1这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扫平荆、湘、后蜀、南汉、南唐，亲征北汉就在赵匡胤收兵权全面成功之际，建隆三年九月，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死，以子周保权继任，张文表叛乱，周保权向宋朝乞援平叛，这给赵匡胤平定荆、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乾德元年（963）正月，赵匡胤起用宿将慕容延钊为都部署，以枢密副使李处耘作监军，讨伐张文表。二月，宋军以借道为名先灭荆南高氏政权。湖南虽已自己讨平张文表，但宋军继续前进；三月，灭湖南高氏政权。 乾德二年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使者向宋朝告密，赵匡胤遂以此为借口，次月即以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率军分路进攻，次年正月王全斌攻下剑州（今四川剑阁）后，后蜀主孟昶即降宋。 开宝三年（970）九月，赵匡胤对一直拒绝臣附的南汉进行讨伐，宋将潘美、尹崇珂率军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出降。 2《宋史》卷251《慕容延钊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1《宋史》卷250《石守信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作建隆二年七月。南唐（江南）自宋建立即对宋臣附，赵匡胤想灭南唐而师出无名。开宝七年（974）九月，遣使召南唐后主李煜来朝，当李煜称病不来时，即于十月派曹彬、潘美统兵进攻；次年十一月，宋军攻占金陵，李煜被迫降宋。 开宝元年（968）七月，北汉主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赵匡胤认为是消灭北汉的好时机，次月即派李继勋、党述统兵攻北汉。北汉刘继元杀刘继恩即位，辽军应援救北汉，宋军退回。开宝二年正月，赵匡胤又亲征北汉；二月，攻至北汉首都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城下，围攻数月未下，受夏雨和疫病困扰，只得再次退兵。 加强皇权赵匡胤建宋之初，对后周大小官员一律留用，尤其是继续任用后周末年的大臣范质、王溥、魏仁浦、吴廷祚等，对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即使最亲信的心腹赵普，也只能以枢密直学士实际控制枢密院。但是，宋初的这种政局并不是赵匡胤所愿意看到的，当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宋朝初步稳定后，即升赵普为枢密副使，赵匡胤的心腹赵普才名正言顺地掌握枢密院大权。当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之后，建隆二年又先后免除韩令坤、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的军职，宰相范质看到赵匡胤的政权已巩固，即推荐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为相，但赵匡胤感到时机还不成熟而未采纳。建隆三年十月，赵匡胤首先罢免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升赵普为枢密使，李处耘为枢密副使。但是，当李处耘以赵匡胤的心腹、枢密副使身份，担任削平荆、湘宋军的监军，在与统帅、宿将慕容延钊发生小矛盾时，尽管李处耘行为并没有错，却被赵匡胤免去枢密副使降为州官，而对有小错的慕容延钊则不仅不责问，反而照常升迁官衔。这是赵匡胤为使已被解除军职的宿将们心安的措施。 此前，赵匡胤已废去唐及五代一直沿行的宰相“坐而论道”的旧制，宰相常朝立班自范质等开始，此举显然是要打击旧相范质等人，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也有暗示范质应自动辞相之意。当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首先被免职出为节度使后，范质等人深知赵匡胤的意图，遂于乾德二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再次请求罢相。此正合赵匡胤的心意，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虽已当了数年皇帝，却对宰相的任命程序并不了解，因急于要罢免范质等人的相职，在还没有任命新宰相的情况下，匆忙间同日罢免了三人的相职。以至于出现历史上少见的，在颁布任命新宰相赵普的敕书时，竟然没有在任宰相“署敕”的怪现象。赵匡胤就对赵普说：“卿但进敕，朕为卿署字，可乎？”由于不合乎任命新宰相的程序，只得暂时作罢。为了处理由于赵匡胤、赵普等无知而造成的尴尬局面，翰林学士窦仪建议改由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的使相赵光（匡）义，以有同平章事职名而行使宰相职权“署敕”，这是从唐代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哥舒翰以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而为“使相”的二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赵光义以使相“署敕”，是赵匡胤、窦仪等人的“创新”。同时任命的，还有枢密使李崇矩，随后又任命王仁瞻为枢密副使。乾德二年四月，赵匡胤又想用窦仪为相，但遭到赵普的反对，遂想为赵普设副手以分事权，“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谷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于是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作副相，唐代参知政事高于同平章事，陶谷“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之事，为真宗初年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所讥笑1。隋、唐、五代只设宰相不设副相，宋初设副相是赵匡胤的“创举”。赵匡胤为了巩固宋朝的统治，曾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1乾德元年六月，由于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赵匡胤遂派奚屿等多人以常参官出任天雄军属县知县，以削弱符彦卿职权。其后属县知县周渭赴任时，符“彦卿郊迎，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彦卿相见，略不降屈”2，知县与节度使抗礼是赵匡胤加强皇权后的新现象。 建隆三年三月，赵匡胤为改变“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的状况，“乃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将司法权收归朝廷。同年十二月又重设县尉，“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改变了“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自是还统于县，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郭内而已”3，将节度使补署的镇将置于县官统辖之下。 乾德元年三月平定湖南后，仍留用原地方官，赵匡胤另以贾玭等人任湖南诸州的通判，通判的创设，原为监察新统治区留用的旧政权州官。次年六月，武臣杜审进任权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的同时，赵匡胤任命阎丕为通判，以后大州、府逐渐普遍设置通判，宋初通判地位与州府长官相同，主要是作为朝廷派驻州、府的监察官，以加强皇权。 节度使赖以跋扈的主要是依靠军队，乾德三年八月，赵匡胤又“今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1，将天下精兵编入朝廷禁军，地方只留老弱作为厢军，主要从事州、府杂役，以收节度使的兵权。关于诸道节度使的财政权，“宋朝艺祖（赵匡胤）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2。马端临的概括道出了赵匡胤设置转运使以收节度使的财政权的用意。其后，又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朝廷，进一步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节度使实际成为顺从朝廷的高级地方官，而厚其俸禄甚至高于宰相，最终成为武宫和宰执的荣誉衔。 赵匡胤对于后晋割给辽朝的幽州地区，准备采取先赎取，赎取不成则以武力夺取，“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库，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遗北虏赎之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则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及注。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六月庚戌。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三月丁卯；十二月癸巳。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 2《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转运使》。 3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祖宗圣训·太祖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赵匡胤自上次未能攻灭北汉以后，改而采取浅攻轻扰，破坏其农业生产以削弱北汉的经济实力，又不断移其民户于宋境以削弱其兵源，以待适当时机攻灭北汉。 开宝九年（976）八月，赵匡胤认为消灭北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以党进、潘美、杨光义率军进攻北汉，宋军分道进入北汉境内，屡败北汉军。十月，宋军已攻至北汉首都太原城北，北汉很可能即将被消灭。正当赵匡胤踌躇满志地进行着统一战略的部署时，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时年50岁的赵匡胤被其弟赵光（匡）义杀害1。 太祖家属及后裔赵匡胤初娶贺氏，生燕王赵德昭，后周显德五年（958）死，宋朝建立后追册为皇后，谥孝惠。继娶王氏，宋朝建立后册为皇后，乾德元年（963）死，谥孝明。又娶宋氏为皇后，太宗时号开宝皇后，至道元年（995）死，谥孝章。赵匡胤长子燕王赵德昭的九世孙赵昀为南宋理宗，十世孙赵禥为度宗，恭帝赵显、端宗赵昰、末帝赵昺，均为度宗子。赵匡胤少子秦王赵德芳，庶出，母姓氏不详，赵德芳六世孙赵眘为南宋孝宗，孝宗子赵惇为光宗，光宗子赵扩为宁宗。 1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十四章范质王溥魏仁浦第一节范质三代元老范质（911—964），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清河西南）人。后唐长兴四年（933）进士，入仕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推官，升为封丘县（今属河南）令。后晋初任监察御史、节度从事，开运元年（944）任翰林学士。开运三年契丹灭后晋，后晋出帝对当值的翰林学士范质说：“卿为我草奏具言之，庶几活我子母。”范质为之撰降表1。后汉初任户部侍郎，乾佑三年（950）在枢密使郭威的推荐下升任枢密副使，成为郭威的心腹。后周广顺元年（951）六月，范质升为宰相。同年冬，北汉联合辽军进攻后周，郭威派王峻出征抗击，王峻在奏章中称：“今朝中受圣知者，惟李璟、范质而已。”2说明范质确是郭威的心腹。广顺三年二月，王峻坚持要求罢免范质的相职而代以他人，终于引发了王峻和郭威的矛盾，王峻随后被罢相。其时首相虽仍是四朝元老中书令冯道，但冯道老成持重，从不争权；范质虽任次相，却是主要掌权者。显德元年（954）春，郭威死，养子柴荣即位。随后首相冯道死，范质升为首相后又兼参知枢密院事，掌握军政大权。显德六年六月，世宗柴荣病危时，“召范质等入受顾命”1，以首相范质为首的顾命大臣，辅佐世宗长子年仅7岁的梁王柴宗训（恭帝）即位，封萧国公。次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军联合入侵时，宰相范质未加细察即匆忙派赵匡胤率军抗击，为赵匡胤发动兵变提供了机会。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四日，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至陈桥驿时，发动兵变。率军返回首都开封时，“宰相早朝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深悔自己不察赵匡胤奸谋而导致后周的灭亡，有负世宗托付的顾命之责。当赵匡胤进城回殿前司公署后，赵匡胤的“将士拥（范）质等俱至”殿前司公署内2，面对如狼似虎的将士，范质进行着最后挽救后周政权的努力，以期待赵匡胤回心转意，因而当面质问赵匡胤：“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赵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赵匡胤事先安排的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举刃拟质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赵匡胤假装“叱之”，而罗彦瓌“不退”。范“质知势不可遏”，看出赵匡胤对帝位志在必得，范质虽有志恢复后周，但已回天乏力，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避免后周取代后汉时，后汉嗣君刘贇（湘阴公）被郭威派人杀害惨剧的重演。遂提出事情既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但也不要太匆忙废后周建立新皇朝，可以举行禅位之礼，“因具陈之”，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接着进一步说：“太尉既以礼受禅，则事（周）太后如母，养少主（周恭帝）如子，无负先帝旧恩”，赵匡胤只得1《新五代史》卷17《晋高祖皇后李氏传》。 2《旧五代史》卷130《王峻传》引《五代史缺文》。 1《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六月癸巳。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 “挥涕许诺”。范质始终只以当时对中高级军官的尊称“太尉”称赵匡胤，不仅“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只是在赵匡胤已允诺他提出的条件之后，而且是在早已暗中投靠赵匡胤的次相“王溥先拜”后，范“质不得已从之”1。赵匡胤之所以力争首相范质的支持，因为争取后周有威望的宰相支持他是至关重要的。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第一次自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兵变回京后，因为得不到首相冯道的支持，未能立即代汉建周，只得议立刘贇为汉帝而自任监国。后又乘出兵北上抗辽之机，不得不在澶州再次发动兵变，裂黄旗以被身，兵回首都，才废后汉建立后周，后又派人杀死刘贇。 北宋开国首相范质在赵匡胤同意他的意见之后，率百官成礼，赵匡胤得以顺利地建立宋朝。在为开国元勋及亲信升官进爵之后，范质的宰相官衔也由同平章事升为侍中，成为北宋前期七位最高相衔“侍中”的第一人。赵匡胤继续任命原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为宋朝的开国宰相，并尽可能不变动后周官员的职务。赵匡胤深知自己由于后周世宗的重用，在短短的六七年间，从列校提升为殿前司禁军最高长官之后夺取皇位的，为许多资历高于自己或与己相近的文武官员们所不服，而三代元老范质及其他后周的宰相、枢密使的支持，非常有利于宋政权的稳固。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赵匡胤建立宋政权后，遣“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1，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但是，这决不是赵匡胤对范质等旧相的完全信任，而是赵匡胤心腹文职人员的名望实在太低，无法直接提升为执政官，更不用说是宰相。因此，在升遣范质等相衔的同时，也免去了他们原先兼任的知枢密院事，使之成为只问政事的行政长官，后封鲁国公。当赵匡胤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等后周宿将后，立即将心腹赵普提升为枢密副使，范质也“适时”地建议重用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 赵匡胤对仍以后周的宰相、元老范质等人执政的状况内心不满，采取措施打击范质等人的威望。有的记载：“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范）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由是奏御寝多，始废坐论之礼”。似乎是因范质等宰相上朝忙于奏请，没有时间回坐位而废宰相坐论之礼，此事始见于王曾的记载，而为宋时纂修的《国史》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采纳2，其实都是为尊者讳的写法。邵博的记载似更可信：“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赵匡胤）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1范质等人知道已到非坚辞相位不可的时候了，当乾德二年（964）正月辞相对，赵匡胤非但没有挽留，而是匆忙地将留1王称：《东都事略》卷18《范质传》；《宋史》卷249《范质传》；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 1陈师道：《后山谈丛》卷3。 2《宋史》卷249《范质传》，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戊子。1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1。 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同年九月，范质病死，终年54岁。虽然“终（范）质之世，（后周）太后、少主皆无恙”2，但范质自感有愧于后周世宗遗命辅佐少主的重托，《宋史》称范质临终，“戒其后勿请谥立碑，自悔深矣”3。 子范旻，开宝四年（971）任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州兼水陆转运使时，南汉旧臣邓存忠率众反宋，范旻守城达七十余日。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归地”后任为权知两浙诸州军事，治理吴越国旧土。次年初宋太宗亲征北汉，范旻改任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事，负责财政事务。太平兴国五年，“坐受人请求擅市竹木入官”4，事与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府有某种关系，因而受到宋太宗的严惩，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司户，改移唐州（今河南唐河），死于贬所。 第二节王溥魏仁浦王溥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父王祚，后晋时掌三司盐铁案，后汉时任三司副使，后周时历任州刺史、团练使，宋初升州防御使，乾德二年（964）以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王溥，后汉乾佑元年（948）举进士，入仕为秘书郎；同年八月，枢密使郭威奉诏西讨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三镇叛乱，辟王溥为从事。乾佑三年四月，郭威以枢密使为邺都留守，王溥任留守判官，已成为郭威心腹。郭威建立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王溥即改任枢密直学士。次年三月，王溥改任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掌诏诰草拟之权，显德元年（954）正月，后周太祖郭威病危之际，仍惦记着心腹王溥，有的记载：“太祖将大渐，促召学士草制，以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无恨矣。”1显德二年四月，后周世宗派兵攻取后蜀秦州、凤州时，“上谋取秦、凤，求可将者，（宰相）王溥荐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后周占领秦、凤地区后，“百官入贺，帝（世宗）举酒属王溥曰：边功之成，卿择帅之力也”2。显德六年六月，与首相范质同时兼参知枢密院事，共掌军政大权。世宗死，子柴宗训（恭帝）即位，王溥也是顾命大臣之一。但是，当赵匡胤势力日益强大准备夺取后周政权之时，“宰相王溥亦阴效诚款”，并献奉宅园以取悦于赵匡胤1。当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联军入侵，准备发动兵变时，身为次相且预知赵匡胤阴谋的王溥，实际上促成了首相范质仓卒命赵匡胤率军北上。所以，赵匡胤兵变返京后，当范质自责时，心里有鬼的王溥“口2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3《宋史》卷249《范质传、传赞》。 4《宋史》卷249《范质传附范旻传》，参见《宋史》卷257《王仁赡传》。1《东都事略》卷18《王溥传》。 2《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四月、九月。 1《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之3。 禁不能对”。范质、王溥等同被押至殿前司公署时，王溥“降阶先拜”2，正是王溥的行为助长了赵匡胤发动兵变的决心。 宋朝建立后，王溥任次相、监修国史，并加“守司空”。建隆二年（961）上《唐会要》100卷，后又上《五代会要》30卷，均传世。乾德二年（964）正月，王溥与范质等同日罢相，后封祁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首相赵普诬陷宋太宗弟赵廷美与末相卢多逊谋反时，王溥附和赵普陷害赵廷美、卢多逊，同年八月病死，终年61岁，谥文献。孙王克明，咸平六年（1003）取宋太宗之女郑国长公主，改名贻永，康定元年（1040）任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庆历五年（1045）任枢密使。 魏仁浦魏仁浦（911—969），字道济，汲县（今河南卫辉）人。后晋末任枢密院刀笔吏，晋亡随众北迁，逃归，后汉初补旧职，时郭威任枢密使，魏仁浦以干练闻，升兵房主事，成为郭威心腹。乾佑三年（950）四月，郭威以枢密使任邺都留守，魏仁浦从行。同年十一月，后汉隐帝密诏李弘义、郭崇杀王殷、郭威，李弘义以密诏告王殷，王殷与李弘义遣使将密诏给郭威，郭威即“召枢密使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仁浦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强兵临重镇，以谗见疑，岂可坐而待死”，“教威倒用留守司印”1，重写诏书，申言隐帝要郭威诛杀诸将校以激怒部属。后周建立，魏仁浦任枢密副承旨，随后又升为承旨。后周太祖郭威临死前，对兵变时建功的魏仁浦特向柴荣嘱咐：“魏仁浦勿使离枢密院。”2显德元年正月，柴荣即位，魏仁浦升任枢密副使。同年三月，世宗亲征抗击北汉，魏仁浦从征，高平之战，后周军阵东已溃败，魏“仁浦劝世宗出阵西殊死战”，因而击败北汉军3。同年七月，魏仁浦升任枢密使。显德六年六月，魏仁浦升任宰相，依前充枢密使，“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为相”。世宗说：“自古用文武才略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资治通鉴》称魏仁浦“虽处权要而能谦谨”，“虽起刀笔吏，致位宰相，时人不以为忝”4。 入宋，魏仁浦仍任宰相（集贤相、末相），但解除所兼枢密使，一再以疾乞免相，不许，乾德二年（964）正月，与首相范质、次相王溥同日罢相，守尚书右仆射。开宝二年（969）赵匡胤亲征北汉，魏仁浦从行，以疾回，病死，终年59岁，后谥宣懿。开宝五年，子魏咸信取宋太宗之女永庆公主。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 1《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东都事略》卷18《魏仁浦传》。 2《资治通鉴》卷291，后周显德元年正月。 3《宋史》卷249《魏仁浦传》。 4《资治通鉴》卷294，后周显德六年六月。 第二十五章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李继勋刘廷让第一节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义社十兄弟赵匡胤发动兵变代周建宋的基本力量之一，是以他为首的所谓“太祖义社兄弟”1，也称为“义社十兄弟”，即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何时结成“义社兄弟”，最初以何人为首，均已不详，其中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六人，《宋史》和《东都事略》有纪、传，他们都是后汉时投入枢密使郭威部下，当时也都是低级军官，地位大体相当。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的情况当亦近似，结成“义社兄弟”的时间可能就在此时。因为到后周世宗初年，各人发展情况已有很大差异，地位也已相当悬殊。此时“义社十兄弟”中地位最高的，不是赵匡胤，而是李继勋。赵匡胤主要是在世宗后期得到迅速提拔，成为殿前司的正长官。赵匡胤与其义社兄弟的关系，显然有着亲疏远近的差异，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三人可能与赵匡胤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参与兵变，成为开国功臣。而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升迁最慢，与赵匡胤的关系也可能较为疏远。 石守信石守信（928—984），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后汉时，隶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初年，升任禁军亲卫都虞候。显德元年（954），后周抗击北汉的高平之战，石守信以功升亲卫左第一军都指挥使；同年师还后，又升任殿前司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征南唐，石守信任先锋，参与等地战役。显德五年三月，南唐割淮南求和后，石守信以功升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禁军主力的指挥官。显德六年三月，后周攻辽，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已升任殿前都虞候的石守信任陆路副都部署，石守信已成为后周的主要将领之一。同年六月，赵匡胤接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时，石守信接替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世宗死，子柴宗训即位，石守信以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仍兼任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是以赵匡胤为首的“义社十兄弟”中，继李继勋、赵匡胤之后第三个建节的，而且长期与赵匡胤同在殿前司共事，是赵匡胤的部属、亲信，后周末成为赵匡胤的副手，关系最为密切。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暗中与赵匡胤勾结的次相王溥，促使首相范质仓促派赵匡胤率军北上，石守信是殿前司留京的最高长官，是赵匡胤事前安排的内应。赵匡胤于当天晚上准备兵变时，派心腹小校郭延赟驰回京城向石守信报告，石守信立即部署“将士环列待旦”1，等待策应赵匡胤兵变部队回京。由于有石守信等指挥的殿前司禁军策应，赵匡胤的兵变部队得以顺利进城。 1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宋朝建立，石守信列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翊戴功臣）之首，升任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并改兼归德军（宋州）节度使。建隆元年四月，昭义军（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宋，赵匡胤立即派石守信为主帅率前军进讨，并先后于长平（关名，今山西长子南）、泽州（今晋城）南，击败李筠军，赵匡胤亲往督战，攻下泽州，李筠死，泽、潞平，石守信以功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原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反，赵匡胤又派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为南征军主帅，赵匡胤随后也亲征督战。十一月，石守信率军攻占扬州，李重进死，淮南平。建隆二年，石守信升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但命其离京就镇。同年七月，宋太祖解除宿将兵权，石守信改任天平军（郓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虽保留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其实兵权不在也”2。建隆三年九月，已加同平章事为使相的石守信深知赵匡胤的心意，自己上表解除兵权，即请求免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名义，专任天平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石守信的使相衔升为侍中。 宋太宗即位，石守信使相衔升为中书令，石守信自出任天平军节度使“凡十七年不徙，专事聚敛，积财巨万”3。太平兴国二年（977），罢天平军节度使改以中书令衔任西京（洛阳）留守。石守信崇奉佛教，在西京建造崇德寺，招募民夫运输建筑材料，“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1。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灭北汉，遂即移军进攻辽南京幽都府，起用宿将石守信督前军，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战，宋太宗亲自督战，宋军大败，宋太宗狼狈逃回。同年八月，宋太宗将战败的责任推给诸将，“守中书令、西京留守石守信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兼中书令”2，但不久又进封石守信为卫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移为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太平兴国九年（984）六月死，终年57岁，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石保兴，石守信长子。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时，任御寨四面都巡检。至道二年（996），任延州（今陕西延安）都巡检使兼署州事，又升任本路副都部署。真宗时，在与西夏战争中立功，后历任知州。石保兴子石元孙，宝元二年（1039），任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部署。康定元年（1040），西夏攻延州，三川口（今延安西）之战，石元孙战败被俘，宋夏议和后放还。石保吉，石守信子，石守信任天平军节度使时，任衙内都指挥使。开宝五年，取宋太祖之女延庆公主，历刺史、防御使、观察使、节度使，雍熙四年（987），任大名知府兼兵马都部署。咸平二年（999），真宗将出巡河北，石保吉任北面行营先锋都部署，屯定州（今河北正定），后移屯大名以防辽。景德元年（1004）八月，以武宁军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为使相。次年，改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以使相就镇。大中祥符二年（1009），妻晋国大长公主病，石保吉回京视公主疾。次年死，谥庄武。 王审琦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庚午。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己亥。 1《宋史》卷250《石守信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壬子。 王审琦（925—974），字仲宝，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后汉末投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太祖时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显德元年（955）从后周世宗抗击北汉入侵，以功升铁骑都虞候，改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攻南唐，王审琦攻占舒州（今安徽潜山），以功改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四年三月，在紫金山寨（今凤台东南）战役中，王审琦率军先登，大败南唐军，转殿前司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后在濠州（今凤阳东北）、楚州（今江苏淮安）战役中均立有战功，显德五年改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一直是石守信的部属。显德六年三月，从世宗攻辽。同年六月，世宗子柴宗训即位后，王审琦任殿前都虞候。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被赵匡胤称为“布衣交” 王审琦，与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同被安排在京城作内应。宋朝建立，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中名列第四，升任殿前都指挥使、泰宁军（兖州，今属山东）节度使。建隆元年（960）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反宋，宋太祖亲征，王审琦任御营前洞屋都部署；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宋，石守信任扬州行营都部署，王审琦任副都部署兼前军部署为先锋。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王审琦罢殿前都指挥使，出为忠正军（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在镇达八年之久，史称“为政宽简”。属县县令免除有罪录事吏的职务，王审琦的幕僚报告县令事前没有请示而擅自处理，应该按问其罪。王审琦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嘉尔，何按之有。”王审琦的思想正符合宋太祖加强皇权的要求。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时，王审琦任御营四面都巡检。次年，改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使，但不赴任而留住京城。王审琦本不能饮酒，宋太祖以布衣交共享富贵，每宴强令饮酒，王审琦有时连饮十杯，开宝六年（973），又加同平章事衔为使相，终于“暴疾，不能语”1，次年死，终年50岁，追封琅琊郡王。 王审琦长子王承衍，开宝三年娶宋太祖长女昭庆公主（魏国大长公主）。王承衍曾孙王师约（原名孝庄），治平三年（1066）娶宋英宗长女徐国公主（魏、楚国大长公主）。王师约子王殖，绍圣四年（1097）娶宋神宗四女惠国公主（潭国长公主）2。 韩重赟韩重赟（？—974），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后汉末隶枢密使郭威麾下，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与后汉的“高平之战”，以功升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后周末，升任殿前司控鹤军都指挥使。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时，韩重赟参与兵变，“以翊戴功”升为侍卫亲军司马军主力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960）五月，从征潞州李筠，以功代张光翰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今重庆奉节）节度使。同年九月，从征淮南，任淮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建1《宋史》卷250《王审琦传》。 2《东都事略》卷19《王审琦传》附《王承衍传》；《宋史》卷248《公主传》作康国公主下嫁王遇，遇或为殖改名，或为误字。 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罢军职出为忠正军节度使，韩重赟继任殿前都指挥使、改领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时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都已废罢，韩重赟遂成为殿前司正长官。建隆三年正月，宋太祖扩建皇城东北部，并按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由韩重赟督建。乾德四年（966）八月，黄河决口于滑州，韩重赟督军士民夫修河堤。韩重赟屡负重任，为他人所妒忌，乾德五年（967）初，有人“谮（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赵匡胤大怒，也不查证就要杀韩重赟，因为赵匡胤正是这样而发展势力，终于夺取后周政权的。赵普谏说：“亲兵（指殿前司禁军），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赵匡胤虽然不杀韩重赟，但随即于同年二月解除他的军职，出为彰德军（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1。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韩重赟任为北面都部署。开宝七年（974）死，子韩崇训、韩崇业。 韩崇训（955—1010），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北汉，韩崇训从征，后以贝（今河北清河西）、冀（今冀县）都巡检权知麟州（今陕西神木北）。雍熙四年（987），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知州安守忠战败于王亭镇（夏州西北），党项李继迁追击至夏州城下，韩崇训领兵赴援，李继迁战败退兵，韩崇训改任夏州监军。不久被调离西北，咸平元年（998）又被调赴西北任石州（今陕西横山北）知州，次年改任鄜州（今富县）知州，多次击败李继迁的进攻。咸平四年六月，辽军入侵河北，王显任都部署，韩崇训调任行营钤辖，从此参与抗辽战争。咸平六年，升为枢密都承旨。景德三年（1006），韩崇训升为检校太傅、签署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次长官，次年八月以患眼疾恳辞而免职。 韩崇业，太平兴国六年（981），娶秦王赵廷美女云阳公主。次年，赵廷美被首相赵普陷害，降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韩崇业也被贬往房州。雍熙元年（984）赵廷美死后，才又复出任职。 第二节李继勋刘廷让（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 李继勋李继勋（916—977），大名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后汉末，枢密使郭威镇邺都时，李继勋投入郭威部下。后周初已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5）三月，参加“高平之战”，以功升殿前都虞候，不久，改任虎捷右厢都指挥使，领永州（今湖南零陵，时在湖南割据政权境内）防御使，赵匡胤才继任殿前都虞候。同年十月，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昭武军（利州，今四川广元，时在后蜀境内）节度使。赵匡胤才继李继勋之后领永州防御使。李继勋在“义社十兄弟”中不仅最年长，而且升迁速度最快，是第一个升任殿前司副长官殿前都虞候、第一个升为节度使的。“义社十兄弟”结社时也有可能原是以他为首。但当显德三年六月，李继勋在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凤台）的战役中，因“怠于守御”，以致南唐守军“出城来攻”，“破栅而入”，后周军攻城之具并为所焚，“将士死者数百人”，影响后周军的1《宋史》卷250《韩重琦传》。原作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步”字衍。士气，“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1。但“世宗以继勋武臣，不之责也”2，所以并没有重责李继勋，只是免去其军职，出为河阳三城（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而从昭武军节度使改为河阳三城节度使，不是降而是升，所以“议者以为失责帅之义”3，次年七月才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而赵匡胤只在此前二月才正式升为节度使，李继勋此后的名位虽降在赵匡胤之下，但仍高于石守信。李继勋以后屡建战功，官衔也不断升迁，显德六年世宗攻辽时，李继勋任战棹左厢都部署，已成为水路都部署赵匡胤的部属。显德六年七月，李继勋又升为安（邢州）节度使。 赵匡胤代周建宋时，李继勋正在安节度使任上，没有参与兵变活动，不属于开国元勋。建隆元年（960）六月，赵匡胤平定潞州刘筠，李继勋朝见赵匡胤于潞州行营，即被移为昭义军节度使以镇守新平定的潞州地区，后在进攻北汉边境及抗击北汉中屡建功勋，乾德五年（967）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开宝元年（968）八月，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党进为副都部署、曹彬为监军，指挥宋军攻入北汉。北汉随即派侍卫都虞候刘继业（即杨业）等率军扼守团柏谷（今山西太谷西南），枢密使马峰监其军；并向辽求援，北汉马峰率军南过洞过河（今潇河，在今榆次南），与宋李继勋的先锋部署何继筠军相遇，宋军大获全胜，斩首2000，获马500匹，擒北汉将张环、石斌，夺汾河桥，直抵北汉都城太原城下，李继勋率宋军围攻太原。辽穆宗已命西南面都统、南院大王耶律挞烈救援北汉，辽军经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李继勋率军退回宋境。 次年二月，宋太祖又派曹彬、党进各率部先攻北汉，仍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赵匡胤随后亲征督战。北汉派刘继业、冯进琦仍屯团柏谷以抗宋军，派陈廷山率数百骑进行侦察，正遇李继勋所部前军，陈廷山即率部投降，刘继业等退回太原后即被罢军职。李继勋率部再次进抵太原城下，辽贺北汉刘继元即位的使臣韩知璠（一作范）也于此时到达太原，并协助北汉守卫太原，随即又向辽求援。赵匡胤在得知李继勋等已兵抵太原，遂从潞州到达太原城下，并下令征集附近民夫，筑连城围攻太原，又接受陈承昭建议，在汾河上筑坝蓄水准备以水灌城。李继勋率宋军主力于太原城南，党进、赵赞、曹彬分率所部于城东、西、北三面，围攻太原。四月，辽分兵两路南下救援北汉，西路军经石岭关（今忻州南）南下，东路辽军经定州西境进援太原，都分别为宋军击败。五月，宋军又引汾河水灌太原城，但北汉仍坚守不降，进入闰五月，夏雨连绵，宋军多病，辽再派援军前来。赵匡胤在采纳李光赞建议“屯兵上党，使夏取其麦，秋取其禾”；薛化光建议的“起其部内（北汉）人户”迁于宋境内，以削弱北汉经济及人力的政策后退兵1。李继勋于次年移镇天雄军节度使。宋太宗即位后，李继勋的使相衔升为侍中。太平兴国二年（977），李继勋以病回洛阳治病，以太子太师致仕，同年死，终年62岁，追封陇西郡王，谥庄武。 刘廷让（光义） 1《旧五代史》卷116《后周世宗纪》三。 2《旧五代史》卷128《王敏传》。 3《宋史》卷254《李继勋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闰五月壬子、庚申。 刘廷让（929—987），本名光义，宋太宗即位后赐名廷让。祖籍涿州范阳（今河北涿州），曾祖刘仁恭，唐卢龙军（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唐末割据者；祖刘守文，为唐横海军（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节度使，为弟刘守光所杀，父刘延进携家避难南逃。后汉枢密使郭威镇守邺都时，刘光义（一作毅）入麾下，后周太祖时，任至侍卫司龙捷右厢都指挥使。 宋建隆元年（960）三月，从征潞州李筠时任行营先锋使。次年升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节度使。乾德二年（964）四月，率军赴潞州守边以防北汉侵扰。同年十一月，宋军进攻后蜀，王全斌任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率主力从陕西南下；刘光义任副都部署与都监曹彬率步骑2万，自归州（今湖北兴山南）沿长江... 37 个出任两府大臣。次年五月，刘熙古因足疾以户部尚书致仕。开宝九年（976）死，终年74岁。刘熙古不仅是宋太祖原霸府幕僚中唯一的文武全才型人物，也是唯一的学者，史学、音韵学、阴阳学皆通，著有《历代纪要》50卷、《切韵拾玉》5卷等数种，后者还曾刻印流传。 第二十八章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第一节杨业（附杨重勋） 北汉“杨无敌” 杨业（一作邺）（？—986），本名重贵，父杨信，“麟州土豪”，当是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人。后汉时，“自为刺史”，臣附于后汉、后周。杨信二子，长子重贵，次子重训（勋）。杨重贵事北汉世祖刘崇，北汉帝刘承钧时赐姓刘改名继业，“比于诸子”，任保卫指挥使，升至领建雄军（晋州，时属后周，今山西临汾）节度使。屡建战功，号为“无敌”1。 宋开宝元年（968），宋太祖攻北汉时，刘继业以侍卫都虞候，领军扼守团柏谷（今太谷西南）以抗宋军。侦知宋大军已至，虑众寡不敌，退保太原，被罢兵权。宋军围攻太原，刘继业又领兵守城，数出兵攻宋军。宋军多次攻城未果，加上暑雨，宋军将士多病，只得退兵。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攻北汉，围太原城，刘继业捍太原城东南面“杀伤宋师无算”1。五月，北汉帝刘继元降，刘继业犹据城苦战。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命令投降，刘继业才归宋。 宋朝杨家将刘继业归宋后，复姓杨氏，单名业（一作邺），随即授环卫官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不久，领郑州防御使。 辽乾亨元年（979）九月，辽军分路南犯，虽为宋军击退，但边境形势仍很紧张。宋太宗认为：“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遂任命杨业为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兼三交（今太原北）驻泊兵马部署2，时大将潘美任三交都部署，屯兵防辽。次年三月，潘美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适遇辽军南犯雁门（今代县西北），杨业率骑兵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向南，与潘美所部合击，大败辽军，杀辽将萧咄李，俘辽将李重海。杨业以功升“领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知代州事，自雁门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一个归宋不到一年的降将，立功边关，扬威朝野，受到宋太宗的重用，但却引起宋朝旧将们的妒忌。从此，“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3。虽然仍得到宋太宗的信任，却埋下了日后因失援而血染疆场悲剧的祸根。 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正月，宋军大举攻辽，以东路军曹彬、崔彦率主力直取幽州；另以米信、杜彦圭部出雄州，田重进部出飞狐（今涞源）。二月，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属山西）等州都部署，杨业任副都部署，王侁、刘文裕为监军，率部出雁门。宋太宗原计划曹彬所率主力大张声势，扬言直取幽州（辽南京），持重缓进，将辽军吸引在幽州，以利于西路军顺利攻占沿途州县，然后会师攻取幽州。三月，西路军出雁门，1《东都事略》卷24《杨业传》。 1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06《刘继业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癸巳。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丁丑。 击败辽军，辽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刺史赵彦辛（辛，《辽史》作章）降宋；进围朔州，辽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宋。辽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军抵抗潘美、杨业所统宋西路军，尚未到前线，潘美、杨业军又攻辽应州（今应县），辽节度使艾正以城降宋。四月初，潘美、杨业军又攻占云州，辽大同军（云州）节度副使赵毅等降宋。在西路宋军攻城俘将，连连得胜的形势下，作为主力的东路宋军为争功，不等与西路军会师，违背诏旨，自行北上攻占涿州，又因粮尽退兵。五月，宋东路军又进至岐沟关（今涿州西南）北，受到辽军主力的追击，岐沟关之战宋东路军大败，宋太宗遂令西路军退回代州，护送云、朔、寰、应四州民户南迁。辽军大败宋东路军后，耶律斜轸部得以全军十余万西攻；六月，攻占寰州，宋守军千余人战死。面对强敌，杨业对潘美、王侁等建议：“贼势盛，不可与战，姑密谕云、朔等将先出寰，我师次应州，贼必悉众来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强弩千人于谷，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万全矣。”首先遭到监军王侁的反对，并说：“君侯素号无敌，见敌逗挠岂有他志。”1王侁又得到主帅潘美的支持，杨业处于如不出战即是通敌的情况下。七月，被迫出军，只得要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今宁武北）接应。辽军主帅耶律斜轸得知杨业出兵，令部将萧挞凛设伏兵于路，杨业率部北攻朔州，清晨，杨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发，斜轸进攻”1，杨业战败。而潘美、王侁等则“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陈家）谷口”，杨业自午至暮，从朔州南三十里狼牙村转战退至陈家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残部还有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杨业往日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深受士卒的拥戴，如今面临生死关头，他们都不肯离去，杨业遂“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杨）业犹手刃数十百人”2，杨业为流矢所中坠马，马亦被射中受重伤，杨业遂为辽军所俘，其子杨延玉亦战死。杨业在被押赴辽朝途中绝食三天而死。杨业自北汉时起，与辽朝“角胜三十余年”，“人号杨无敌”3，深为辽朝人民敬畏。辽朝人民在杨业死地建庙祭祀。在杨业死后近一百年时，元祐四年（1089），苏辙奉使辽朝，出古北口（今北京怀柔东北），作《过杨无敌庙》诗：“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4，说明杨业是宋、辽两朝人民敬仰的英雄。杨业实际是因主帅潘美、监军王侁、刘文裕等妒忌，被置之必败之地，潘美等又违约不援所害。杨业之死，“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5，宋太宗深为痛惜，但宋太宗的亲信、主帅潘美只受到带有象征性的惩罚，削秩三等，而且所削的只是检校官的荣誉衔，由检校太师降为检校太保，并且次年即恢复。外戚刘文裕被除名，配隶登州（今山东蓬莱），但“岁余，上（太宗）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1。主要责任都推给王侁，王侁被除名，配隶金州（今陕西安康），后死于召还途中。 1曾巩（题）：《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1《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2《宋史》卷272《杨业传》。 3《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4苏辙：《栾城集》卷18。 5《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1《宋史》卷463《刘文裕传》。 宋太宗不仅对杨业进行褒赠，追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还录用杨业六子，杨延朗（延昭）自供奉官升崇仪副使，杨延浦、杨延训由殿直升供奉官，杨延瓌、杨延贵、杨延彬录用为殿直。杨延昭及子杨文广后来都成为抗辽名将。后世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杨重勋（重训） 杨重勋（？—975），杨重贵（业）弟，本名杨重训，后周末避恭帝名宗训改。父杨信死后，由于兄杨重贵事北汉，杨重信继任麟州刺史后也归附北汉。后周广顺二年（952）末，一度归附后周，后又再次归附北汉。显德四年十月，再次归降后周，升为防御史。 宋朝建立，杨重勋归附，多次击退北汉的进攻。乾德五年（967），设建宁军于麟州，杨重勋升任建宁军节度留后，开宝五年（964）九月，宋太祖采取另派武臣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麟州等地的长官，而将世袭的土豪移置内地，杨重勋由建宁军节度留后移为保静军（宿州，今属安徽）节度留后2，后升节度使，开宝八年（975）七月死。 第二节杨延昭杨文广杨延昭（延朗） 杨延昭（958—1014），本名延朗，号杨六郎，大中祥符五年（1012），因避宋真宗所臆造的圣祖赵玄朗讳名改。 太平兴国四年杨业归宋后，杨延昭以父荫补为供奉官，从杨业征战疆场。雍熙三年（986）宋军大举攻辽，杨业任西路军副统帅，进攻应州、朔州，杨延昭任先锋，在围攻朔州的战斗中，“流矢贯臂”而“斗益急”1。同年，杨业殉节，杨延昭升为崇仪副使任景州知州；后因江、淮地区凶年歉收，改任江南、淮南都巡检使。又升崇仪使、知定远军（由景州改），改保州缘边都巡检使。 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九月，辽圣宗、萧（绰）太后率军攻宋。十月，攻遂城（今徐水西），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适在遂城，遂城“城小无备”，萧太后亲临遂州城下，围攻数日，“众心危惧”，杨延昭调“集城下丁壮护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近”2，杨延昭以冰城智守遂城，辽军只得撤围退兵。次年二月，杨延昭以功升莫州刺史。咸平四年四月，杨延昭升本州团练使。七月，宋以王显为都部署、负责河北西半部防务，杨延昭任前阵钤辖。十月，萧太后、辽圣宗再次亲率军侵宋，杨延昭与杨嗣等会师威虏军（遂城），都部署未出兵，杨延昭与杨嗣等伏精兵于羊山之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诱使辽军进入伏击地，伏兵突起1，“比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九月戊寅。 1《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2王称：《东都事略》卷34《杨延昭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丙子。李焘考证：“《杨延朗（昭）传》以羊山之捷为三年时方积雨，契丹以皮为弦，湿缓不能用”2，辽军先胜后败，杨延昭、杨嗣等部队损失也不少，辽军虽进至满城（遂城西南，今保定西北），不得不“以泥淖班师”3。 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辽军攻宋，“望都之战”宋军大败。六月，杨延昭改任保州、威虏军、静戎军（今徐水）缘边都巡检使，驻保州，负责河北路西北部防务。 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春，杨延昭改任宁边军（今蠡县） 部署，并增加兵力至万人。同年闰九月，辽圣宗、萧太后率军大举攻宋。十一月，在宰相寇准坚请下宋真宗亲征，北上澶州，辽军也进至澶州城北，杨延昭审视战略形势，向宋真宗建议：“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一心求和的宋真宗不予答复，杨延昭“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众”4。同年十二月，宋辽于澶州订立和议，史称“澶渊之盟”。景德二年正月，宋真宗部署宋辽和议以后的河北防务，杨延昭改任保州知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止令在保州，遣同巡检往来巡警”5，如遇军情，再率部下赴援。次年，升领防御使，后又改任高阳关（今高阳东）副都部署，连任九年。大中祥符七年（1014）死，终年57岁。杨延昭与士卒同甘苦，智勇善战，号令严明，身先士卒，深受士卒的拥戴，镇守河北边关20余年，威震辽境，被称为杨六郎。子三人，文广最著名。 杨文广杨文广（？—1074），字仲容，当是杨延昭次子，以父荫入官。庆历三年（1043），陕南张海起义，杨文广从征有功，升殿直。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抚陕西，杨文广隶属范仲淹麾下。皇佑四年（1052）九月，狄青讨伐侬智高，选陕西兵赴广南，德顺军（今宁夏隆德）知军杨文广从征，历任广西钤辖，宜州（今广西宜山）、邕州（今南宁）知州，累迁左藏库使、带御器械。英宗时，英宗以杨文广为“名将后，且有功”，升领团练使，任侍卫亲军龙卫（骑军）、神卫（步军）四厢都指挥使。后升领防御使，任秦凤路副都总管1。熙宁元年（1068），陕西经略使韩琦，奏请于秦州西北边城建城堡以保护附宋蕃民。七月，韩琦派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前往筑筚篥城，杨文广采取声东击西策略，扬言要建喷珠城，率部急奔筚篥，随即部署防务，直至次日清晨，西夏军才到达，见宋军防守严密只得退兵，并留书称回去奏请以数万骑兵来驱逐宋筑城部队，杨文广立即派兵遣将追杀西夏军，杀获甚众；九月，甘谷等三城堡修成，受到宋神宗诏书褒谕，筚篥城赐名通渭堡（今陇西东北）。杨文广历任泾州（今泾川北）知州、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知军。冬，则其误审矣。”参见卷48，咸平四年四月己巳注。 2《宋史》卷268《王显传》。 3《辽史》卷14《圣宗纪》五。 4《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乙卯。 1《宋史》卷272《杨文广传》。又本传原标点有误，杨文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都总管韩琦使筑筚篥城，。”按：防御使后“。”应改为“、”，副都总管后、韩琦前应加“。”。熙宁三年十二月，改任鄜州（今陕西富县）权知州；以后又自西北边防移向河北，任定州路副都总管，升侍卫步军都虞候。熙宁七年三月，辽朝遣使到宋朝，争河东地界，杨文广献阵图及取幽州（今北京）策略，朝廷还未及回复，十一月，杨文广病死。 第二十九章寇准第一节理政爱民，刚直不阿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父寇相，五代后晋开运（944—946）年间为魏王记室参军。寇准晚年封莱国公，故人尊称为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太夫人的严厉管教下，“由是折节从学”1，精通《春秋》三传。19岁，举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后徙大名府成安县。初入仕途寇准就显示出才干，在理政时，不苛取百姓，以恩信为办事的准则，深得民心。征纳赋役时，官府不需出符移，只在县衙门前公布乡里姓名，百姓便主动按期交纳。不久，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又召试学士，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 寇准是宋朝极言直谏的名臣。他奉诏言北方边事的利与害，直披肝胆，无所顾忌，深得宋太宗的赏识，被任为枢密院直学士。 史书记载，寇准曾因奏事切直，太宗不愿听下去，很生气，起身要离开。寇准竟然扯着太宗的龙袍，请皇帝再坐下来，听其陈述。事情有了结果，皇帝才得以退朝。太宗也是求治的君王，他很欣赏寇准的耿直、认真和胆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宰相。”对左右朝臣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1淳化二年（991）春，大旱，太宗召集近臣，问朝政得失，寇准借机说，天旱是因为刑法不公。寇准的话激怒了太宗，他要寇准说出刑法不公的事实。寇准要求召集中书门下与枢密两府执政人员，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事实来。待二府执政到齐后，寇准说，祖吉与参政王沔的亲弟弟王淮都贪污受贿，而且王淮贪污受贿的数额远在祖吉之上。但祖吉人被诛，家产被籍没；而王淮只仗于私堂，且不久又仍复其官，用法这样不公，上苍能不发怒吗？太宗质问在场的王沔，王沔无法抵赖，只能向皇帝谢罪。据《宋史·王沔传》记载，王沔弟弟王淮任殿中丞，掌香药榷易，坐赃当弃市，由于王沔的关系，诏杖一百，降定远主簿。寇准的敢说敢为，显示他疾恶如仇的勇气。通过这件事，太宗意识到对直臣寇准应当加以重用，即拜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准耿直，一些臣僚为之折服，但也开罪一些同僚，“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2。淳化四年（993），寇准被贬知青州，这是遭受不白之冤。枢密院副使张逊是一个“小心谨慎，徒以攀附至贵显”的小人。他与寇准观点不一致，每每奏事都遭寇准的反对，为此，张逊耿耿于怀。一日，张逊晚归私宅第，寇准与温仲舒也同出禁中，并辔而行，道遇狂人，狂人迎马首拜呼万岁。张逊嗾使与自己亲近的羽林将军王宾向太宗报告。寇准引温仲舒作证，表明此事纯系偶然；张逊则以王宾亲见事实，一定要陷寇准是犯了大逆之罪。为此，两人在太宗面前往复争论，互斥其短。太宗一气之下，寇准被贬知青州，张逊也被降为右领军卫将军。1但是太宗知道寇准对自己忠心耿1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 1《宋史》卷281《寇准传》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记载的时间与细节略有不同。2《宋史》卷281《毕士安传》。 1参见《宋史》卷281《寇准传》；卷268《张逊传》。但《张逊传》系此事于雍熙年间，误。《续资治通耿，不可能有犯上的行径。因此，次年就召回寇准，拜为参知政事。 第二节安邦定国，河北退兵宋太宗晚年时，有两件大事困扰着他，并直接影响着宋朝的安危。一是西夏与辽的扰边，不断威胁北宋；二是太宗迟迟拿不定主意确定自己的继位人。寇准被召回，不完全是太宗个人感情所致，重要的因素是想起用寇准，以协助稳住宋朝江山。 至道元年（995），冯拯、黄裳和王世则等上疏，请立许王元僖为太子。 太宗晚年多疑忌，容不得臣下谈立储这样的大事。太宗一怒之下，冯拯被贬知端州。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提继位人之事。太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立储内心也焦急。所以，寇准回朝，太宗还责怪他为什么回来这样慢。太宗问寇准，皇子中哪一个“可以付神器？”寇准说：“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宫，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人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低头仔细地考虑后，屏退左右，问立襄王元侃是否可以？寇准说，知子莫如父，这事当要果断地定下来。 在西北边事上，寇准主张要用安抚的办法解决。太宗同意寇准的意见，派他出使渭北。 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原襄王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真宗信任寇准，不断提高寇准的地位。先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后又徙凤翔府；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真宗对宋初的制度作调整，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寇准迁兵部，为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名臣毕士安任同中书门下章事，毕士安荐寇准，赞其“秉资忠义，能断大事，臣不如也。”真宗担心寇准刚直难独任，毕士安还是力荐，说其“忘身徇国，秉道疾邪”，不为流俗所喜，在契丹人不断南下时，正应当重用这样的大臣。真宗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列毕士安之后。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下攻宋。急书一日五至，寇准却平静如常。真宗得知后，震惊不已，质问寇准。寇准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并主张真宗亲征。真宗犹豫，面带难色，要回内宫。寇准劝陛下不要动摇，力促真宗成行。真宗这才决定讨论亲征事。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曾密请真宗去金陵；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真宗“幸蜀”。真宗就此事问寇准，寇准晓得此中内情，佯作不知，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指出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王钦若、陈尧叟对寇准更加忌恨。 辽军攻岢岚军、莫州、瀛州等。十月，瀛州城下，萧太后亲自擂鼓，宋辽大战，矢集如雨，辽军死伤3万余，也无法破城，乃退师。 鉴长编》系此事于淳化四年六月壬申；《续资治通鉴》系事件发生在淳化四年六月壬申，寇准被贬在冬十月壬申。 十一月，真宗启行亲征，军至韦城，朝臣中一些人再一次劝真宗南幸金陵，真宗又犹豫。寇准说，辽军迫近，四方危急，只可进一尺，不可退一寸。寇准并请太尉高琼进言真宗。真宗这才决心至澶州。 到了澶州城南，真宗驻跸，又不愿再进。寇准、高琼固请真宗过河。寇准说，此时不过河，则人心危。各地的赴援之师日至，不能再犹豫了。到了渡河口浮桥处，真宗又停下来。高琼以锤击驾真宗御车的辇夫的背，迫真宗渡河。当真宗登上澶州的北城门楼，城楼上飘起黄龙旗，城下宋军，大受鼓舞，齐呼万岁，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十二月，东京留守雍王元份暴疾，真宗回驾，把抗辽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宋辽两军相持十余日，辽统军萧挞凛督战，宋军的床子弩机发矢，萧挞凛中箭身死。辽军秘密派人来求和，真宗本来就无意攻打辽军。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宋辽议和，宋许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尊辽萧太后为叔母，这就是“澶渊之盟”。 第三节宦途险恶，远窜南荒澶州一战，寇准的声望更高，景德二年（1005），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这更引起王钦若等朝中大臣的忌恨。三年三月王钦若对真宗说，寇准逼着皇帝亲征，澶州一战，订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寇准哪里能说是对社稷有功呢？真宗当时虽没有计较，但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不久，寇准罢相出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后宋辽关系又紧张，真宗乃诏寇准还，以兵部尚书权东京留守。 天禧元年（1017），寇准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镇永兴军。时真宗大力崇道教，“百姓不服”，朱能诈言天书降，真宗访诸大臣，有人提出，只有平素不相信这种活动的寇准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寇准不愿参与，但他的女婿在一些人的授意下，致书寇准。寇准门人也反对，但在时势的逼迫下，寇准陷入圈套，遂上天书。此事颇为时议所非。1上天书后，寇准被拜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天禧三年（1019），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寇准性情刚烈，行事无顾忌。早在太宗朝时，他序迁官员，“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2。得以进秩的官员，多为贤能之士，但也有平庸之辈，未得序迁者更是不满，因而引发一场争端。太宗问及此事，寇准为自己辩解，太宗已是老大不高兴，但寇准不服，“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太宗更是不高兴，很有感慨地说：“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由此，寇准被罢，出知邓州。 真宗朝，寇准在相位，用人不拘一格。习惯于按例升迁的同列，对此颇为不满。寇准不顾这些，说，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退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是一个小吏都能做的事。他厌恶丁谓、钱惟演、林特及曹利用这些佞人。丁谓为寇准起用，官至参知政事，丁谓奉事寇准小心谨慎。史载：“尝会食中书，羹污（寇）准须，（丁）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1《宋史·寇准传》系“上天书”事于天禧元年，误。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宋史》卷466《周怀政传》等，应在天禧三年。毕沅《续资治通鉴》卷34有考论。 2《宋史》卷281《寇准传》。 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甚愧之，由是倾构之日深。”丁谓为寇准擦去口边的汤羹，却为寇准借机奚落一顿，由此，结下深怨。丁谓权盛时，钱惟演附之，通婚姻；钱惟演又是真宗身边刘皇后的姻亲。林特为三司使时，催缴河北岁绢甚急，寇准素来讨厌林特，他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与林特对立，因此积下了深怨。这些人相互结交，成为陷害寇准的政敌。 真宗得风疾，刘皇后预朝政于后宫。寇准乘机向真宗进言，要选择方正大臣来辅佐太子，对丁谓、钱惟演这些佞人不可委以辅佐大事。真宗同意，寇准密令杨亿草表，请太子赵祯监国，以杨忆代丁谓。寇准“性豪侈，喜剧饮”。酒后失言，泄露机密。寇准被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内侍周怀政在朝内权势尤盛，以妖言惑众。在朝廷崇尚道教的氛围中，他无所顾忌，掠取国库钱财，托神造符，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附会者益众。朝中一些大臣不断告发周怀政，真宗却不忍加以斥逐，只是逐渐疏远；寇准在朝时，因其顺从自己，也没有追究。寇准被罢，周怀政更是惶恐不安，以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谋杀丁谓，复相寇准，奉真宗为太上皇，罢皇后预政，传位太子。事泄，周怀政被诛，寇准虽未预事，但也被牵连。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真宗不知寇准被贬出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准，很奇怪，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情，左右不敢告知实情。真宗在离世前，还说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乾兴元年（1022）二月，再贬雷州司马。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准在贬所雷州（今广东海康境）病卒，后归葬洛阳。仁宗朝追谥忠愍。著作有《寇莱公集》。 第三十章范仲淹第一节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父范墉，始仕吴越国。太平兴国三年（918）吴越降宋，范墉随钱镠归宋，曾任武宁军（今徐州）等地的节度掌书记。 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贫困，2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的朱文翰，从此他改姓朱，名说。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发愤自强，赴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书院求学。他昼夜苦学，有的史书称他“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1。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两年后，改任毫州（今属安徽）集庆军节度推官，上表恢复姓范。 上书直谏范仲淹所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吏治，财政危机，农民与士兵不断揭竿而起。边境上，契丹与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不断南扰东犯。 年轻的范仲淹深切了解当时官僚政治的和下层百姓的疾苦，多次上书议政，希望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于泰州监西溪盐仓，上书指出武备废弛、官吏冗滥等时弊。天圣五年（1027），他又写了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认为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足，缺乏贤能官员，天下危机四伏，形势十分严重，必须进行变革。范仲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给宰相王曾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后，范仲淹被调入京城任秘阁校理。他刚直不阿，几次因忤逆权贵而被贬为地方官。仁宗登极后的前几年，章献太后（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政于仁宗，被出为河中府通判，移陈州。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擢右司谏。时仁宗与皇后不和，决意废后，并得到宰相吕夷简的极力支持，范仲淹和一些台谏官员至政事堂质问宰相，并准备与他廷争，被出为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六月，改任苏州知州。景佑二年（1035）十月因在苏州兴修水利有功，范仲淹被召回朝为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随后改任权知开封府。次年，因不满吕夷简擅权营私，他将京官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进呈，又写了《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等四论1。吕夷简大怒，在皇帝面前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同年五月，出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2。年轻官员余靖、尹洙、欧阳修愤而为范仲淹鸣不平，也被出为地方官。时人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为“四贤”。1《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1《范文正公集》卷3。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景佑三年五月丙戌。 兴修水利范仲淹先后任亳州、泰州、河中府、睦州、苏州、饶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处地方官，同情百姓的困苦，施政以养民为先，将发展生产放在首位。 在泰州任盐官之时，他目睹这一带海潮泛滥，吞没大片良田庐舍，对百姓生命和生产构成严重威胁，遂上书朝廷，极力主张修筑海堤。在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支持下，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今属江苏）县令，主持修筑捍海堰。在范仲淹、张纶等人的努力下，在天圣六年（1028）修成一条总长150里的捍海堰。从此，泻卤之地化为良田。两千多外逃户陆续还乡，农业、煮盐业等稳步发展。滨海人民为表达感激之情，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景佑元年（1034）九月，苏州大水，农田积水难以排泄。知州范仲淹上书朝廷要求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他亲自主持了疏浚工程，使苏州绝大多数地区排除了积水，恢复了正常的生产。 抗击西夏景佑五年（1038）十月，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 此后，宋夏血战数年，宋军每战必败，处于挨打的局面。范仲淹改任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改命为陕西都转运使。康定元年（1040）五月，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和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延州（今陕西延安）北面三十六处堡寨全被西夏荡平，形势相当危急。 八月，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他首先淘汰老弱，将1.8万名士兵分为6将，每将3000人，指定专人负责训练，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又修复城寨，招还流民垦荒，募商贾贸易，将延州建成了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同时，他上书朝廷提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认为宋军“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1。西夏军队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尤其是骑兵。范仲淹反对轻率冒进，主张坚壁清野，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但未被朝廷采纳。康定二年（1041）二月，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次年闰九月的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都战败，各有数千将士战死。 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宋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总四路之事，由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的范仲淹与秦凤路韩琦、鄜延路庞籍分任，以协力加强西北边防。 范仲淹等人确定了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正确战略。一方面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另一方面选将练兵，招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以补充军队，又招还流民兴垦营田，作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宋夏交界处散居着不少骁勇强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一股力量。范仲淹亲自巡视诸羌，与之约法三章以共同对付西夏。蕃部纷纷归附宋朝，西夏逐步陷于孤立。 范仲淹居边三年，与士卒同甘共苦，宋朝的防御力量大为加强。庆历四年（1044）五月，宋夏达成和议，元昊削去帝号对宋称臣，自号夏国主。由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此恢复贸易，宋每年赐夏银7.2万两、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 第二节庆历新政庆历年间，内忧与外患交相侵迫。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开放言路，擢用欧阳修、余靖为谏官；同年四月，名扬边陲的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七月，又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改革。 条陈十事宋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1。仁宗悉用其说。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政治上，限制恩荫，惩办贪官，严格按政绩考核官员。改革科举考试，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教育的内容除了经义外，应传授一定的基本技能，如算术、医药、军事等。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须严格执行，取信于民。经济上，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挽救财政危机。军事上，在东京开封府地区招募民兵5万人且耕且战，既可省养兵费用，又可加强京师守卫力量。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从士兵中选拔人才。 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核心是整顿吏治。范仲淹希望通过官僚政治体制的改革，挽救宋朝的危机。 整顿吏治庆历三年（1043）十月，诏中书、枢密院两府选诸路转运使，张昷之、王素、沈邈分别被任命为河北、淮南、京东都转运按察使，分行各路考究官吏。又诏两府同选提点刑狱官，两府新定磨勘式即考课新法。十一月，诏大臣不得为子弟、亲戚陈乞馆职，又诏限公田。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诏降河南府（今洛阳）所属颍阳（今伊川东）等5县为镇，以减少官员以及民户负担的差役。 择官长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考核官吏，裁削幸滥。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1。“新政”限制了权豪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击。夏竦等人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他令女奴临摹石介的笔迹，仿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的诏书。夏竦的阴谋虽未得逞，但范仲淹等人感到政治形势险恶。恰好此时西北形势紧张，范仲淹遂1《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 以宣抚陕西、河东，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出为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富弼、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改革失败。 第三节一世之师范仲淹一生在政治舞台上近四十年，先后在许多地方任地方官，业绩斐然。所到之处，他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对宋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兴学育才通过教育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热心于教育，足迹所至，广为兴学。他曾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多次聘请和荐举著名学者孙复、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庆历年间，他将之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广到全国，兴学运动掀起了。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范仲淹十分爱惜人才，尽最大力量发现、培养和保护人才。著名的政治家富弼、军事家狄青、教育家孙复、哲学家张载等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孙复早先是一介穷儒，周游求食。范仲淹发现他的才华后，一方面给他补一个学职以解决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指导其学习。孙复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理学家张载年轻时爱谈兵事，希望在疆场上有所作为，身为陕西边帅的范仲淹与之面谈，认为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学。张载从此发愤读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御夏战争中，小将狄青作战十分英勇，范仲淹大为赞叹，亲赠《春秋》、《汉书》，狄青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范仲淹先后向朝廷推荐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都各有建树。 文以载道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或写湖光山色，优美而有情致；或叙事抒情，寄寓远大抱负。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之一，主张诗文创作要“文以载道”，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并无退隐之意，诗文中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词的创作上，他将边塞风景引入词的领域，描写北疆的风光和将士的豪情，开阔了词的意境。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中多有寄寓深远、脍炙人口的佳作传世。庆历六年（1046），他降知邓州时，应友人滕宗谅之请，撰写了一篇气势非凡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其中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之语。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创之。 皇佑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64岁。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1，谥文正。范仲淹不仅一生清廉刚正，而且他和家人始终过着极俭朴的生活。但是，他们对寒士僚属却十分慷慨，多次解囊相助。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名为“义庄”，用来救济同族中的穷人。范仲淹治家甚严，长子纯佑随同父亲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次子纯仁，后任宰相；纯礼、纯粹为官也都以清正廉洁著称。 1《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第三十一章韩琦富弼文彦博第一节韩琦1谠议谏诤，西陲御夏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 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2。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佑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1，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2。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3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1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1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2《韩琦传》，下引不另作注。 2韩琦：《安阳集》卷1《韩琦家传》。 1《韩魏公集》卷14。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 3王称：《东都事略》卷69。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 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1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2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1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1罗大经：《鹤林玉露》卷8。 2周煇：《清波杂志》卷2。 1《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 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2襄助新政，保国利民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3，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 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1。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2《宋史》卷432《石介传》。 3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6。 1《东都事略》卷69。 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佑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定策安邦，力诋变法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1，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1。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1。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3。 1《东都事略》卷69。 1《居士集》卷40《昼锦堂记》。 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第二节富弼2司职谏院，再盟契丹富弼（1004—1083），字彦国，洛阳（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赏识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王曾、晏殊，晏殊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天圣八年（1030），富弼以茂材异等科及第，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今河南孟县）判官。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谏仁宗废皇后之事被贬出朝，富弼这时正服毕父丧，回到汴京，便上书皇帝，以为“废嫡后，逐谏臣”，一举两失，不是太平盛世应当做的事。又说范仲淹“忠直不挠”，“闻过遂谏”3，是履责尽职，决不应当黜弃。后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迁直集贤院。宝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仁宗与朝中大臣久议未决，直到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征讨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说西夏来使部从仪物隆盛，言辞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请求朝廷立斩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御决心。诏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 富弼担任谏官，忠于职守，大胆抨击时政，屡次极言进谏。当时朝廷禁止大臣越职言事，富弼借发生日食一事，恳请朝廷广开言路，认为“应天变莫若通下情”，于是解除了这项禁令。康定元年（1040）宋夏三川口之战，由于内侍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大败，大将刘平被俘，不食而死。黄德和为逃避罪责，诬告刘平投降，富弼力辩刘平冤屈，请朝廷立案审查。仁宗命文彦博主持审理，终于给刘平昭雪。后来仁宗任命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任命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以行牵制，富弼立即疏谏，以三川口之战，监军掣肘，将权不专以致遭败教训，力请罢免王守忠。为了加强对西夏防务，富弼还建议扩大宰相事权，兼领枢密职，并厚赏西夏来降者，这些建议都被仁宗采纳。 庆历二年（1042），富弼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当时契丹有人用“伪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侣，刺探情报，后被发觉，此案牵扯到政事堂官员，开封府缉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员因有人庇护仍逍遥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吕夷简，要他即刻交出官员，予以法办，并说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吕夷简从此对富弼怀恨在心。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们递上国书，一面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违背澶渊之盟，如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说后周世宗所攻取的关南，本是后晋割给契丹之地，若要维持和约，就必须将关南地归还给契丹。当时大兵压境，宋廷上下一片2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富弼传》，下引不另作注。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 惊惶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迎接契丹使，萧英借口脚有毛病拒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说得萧英肃然起敬，只好在别人搀扶下行了礼。富弼和萧英谈得很坦率，萧英也毫不掩饰他南行的真正目的。 四月，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允许“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 富弼到契丹，辽兴宗接见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富弼说：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什么？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忘记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皇帝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辽兴宗大吃一惊，问：什么意思？富弼说：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那时中国（即中原政权）狭小，上下离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虽然掳获金帛充斥于诸臣之家，但壮士健马大多牺牲，最终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证必胜吗？辽兴宗说：不能。富弼说：胜负尚未可知，即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吃亏呢？还是皇帝吃亏？若继续通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得到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个人，其他人何利之有？辽兴宗觉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发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处流，非人力所为。城隍是整修破损的，民兵是补充缺额的，并未违约。辽兴宗说：非卿如此一说，寡人不知其详，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说：石敬瑭拿卢龙一道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兴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岂是北朝之利？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慢慢地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么道理？富弼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即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话和旁边大臣嘀咕了一阵，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仍然坚持得地则欢好可久。富弼说：南朝皇帝曾令我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朕没忘燕蓟故地，却也没求得此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辽兴宗没再说什么。 打完猎，富弼回到驿馆，刘六符对他说：皇上听了你关于荣辱的话，很是赞赏。然而我们不想要金帛，只有结婚还可商量。富弼认为“和亲”有失体面，估计辽兴宗求婚不过是想多得陪嫁，就对刘六符说：结婚容易生事，况且南朝出嫁长公主，陪嫁也不过是十万缗而已。辽兴宗要富弼回朝复命，并将“增币”和“和亲”誓书拿来，准备作一选择。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辽愿意接受“增币”或“和亲”的条件，非常满意。 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带去了二封国书、三封誓书，内容分别是：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20万，否则10万。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币，说：南朝给我的岁币，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富弼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兴宗又说：改名“纳”字如何？富弼还是严词拒绝。辽兴宗仍不死心，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驳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辽兴宗沉默不语。富弼退出帐外，指着帐前的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尚可逾越，若欲“献”、“纳”，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1九月，辽兴宗派遣耶律仁先、刘六符再度使宋，交换“增币”二十万誓书时，宋廷却不敢过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后书词中称“纳”条件。 富弼两次出使于危难之中，表现出一定的胆识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女儿，不顾而行；第二次生了个男孩，也来不及看一眼。每得家书拆也不拆，说：拆了，徒乱人意。回国后，受到仁宗嘉奖，任命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并上书仁宗说：现在既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过了一个月，仁宗再次任命，并派宰相章得象去劝说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并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务。 辅佐新政，守成贤相庆历三年（1043），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士大夫们寄以厚望。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 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 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 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20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 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1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 庆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兴宗亲率10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 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贬出朝。 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嘉祐六年（1061），富弼以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后，召为枢密使。两年后，因腿有病，行走酸软无力，力请罢去所职，领一闲郡养疾，后被恩准，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1《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 郑国公。 阻挠变法，称疾引退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068），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 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捘芰Σ患茫龅绞虑橹换峤锌唷k缘笔比嗣撬担衷诔械奈甯鲈紫嗍恰吧16稀27馈15唷保傅氖峭醢彩晾希诲霾。平樗溃話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 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的法令推广，势必会造成“财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执行。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更是请求予以严办，结果富弼被贬，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处分太轻，“止夺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仁宗同意了，以韩国公致仕。 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元丰六年（1083）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80岁。死前给神宗上书，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许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认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神宗。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元祐（1086—1094）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御制碑首“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镌刻。绍圣（1094—1098）年间，章惇执政，说富弼曾反对变法，得罪神宗，罢去配享资格，靖康（1126—1127）初年才恢复旧典。 富弼有奏议12卷、札子16卷等，著作今存《富郑公诗集》1卷。 第三节文彦博1建功西陲，平息兵变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祖先出于春秋齐国公子完，卒谥敬仲，后世以谥为氏；五代时，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其氏为“文”；后汉高祖刘知远又复其旧氏“敬”；宋太宗时，以避宋翼祖赵敬庙讳，又改为“文”。文彦博小时聪颖过人，民间就流传他幼时“灌水取球”故事：他与诸童子在大树旁玩球，不慎将球滚入穴洞，伸手无法取到。他提水注入洞中，水满球即浮出。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先后任知县、通判，后由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 宋夏战争爆发后，西边战事不断，而宋军常有将官临阵先退、望敌不进，而大将惩治却要申报具闻，下法寺详案定刑的情况发生。文彦博上疏，极论其弊，要求改革，说：“此可施之平居无事时尔。今拥兵数十万，而将权不专，兵法不竣，将何以济？”宋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宝元三年（1040）正月，元昊使沿边蕃部诈降宋军，袭取宋、夏间的重要军事要塞金明寨，兵锋直犯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范雍见夏军兵临城下，恐惧异常，急忙檄令屯驻于庆州（今甘肃庆阳）的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及将领石元孙等率兵赴援，共约万余人，在延州之三川口与10万夏军发生遭遇战。鏖战中，由于宦官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宋军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主帅刘平被俘，不食而死。朝廷追究败军之罪，黄德和为了逃避惩治，竟诬告刘平降敌，并用金带贿赂刘平家奴出具伪证，致使刘家二百余口被关进监狱。仁宗诏令文彦博就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主审此案，通过调查取证，文彦博终于弄清了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党羽大肆鼓噪，阴谋翻案，以至朝廷又派了一位御史前来重审，文彦博拒不接纳，对他说：朝廷担心此案难办才派你来，现在案子已结，你快回去，如果出了问题，我全部承担责任。结果黄德和及家奴都被处斩，终于昭雪了刘平之冤。 不久，文彦博以直史馆任河东转运副使。河东路所辖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与西夏相邻，依山建城，最为险固，是抗御西夏进攻的战略桥头堡，然而内地转运粮饷道路迂回绕远难走，附近则有唐朝时所修故道，长久废弃又无人治理。文彦博上任后，亲自带人修复故道，使运饷之路既近又好走，保证了军饷供应，在麟州城囤积了大量粮草。后来元昊乘好水川战役之胜，举兵攻打麟州，围城十天，看到城中早有准备，只好解围而去。文彦博迁都转运使，又知秦州。防守边境二年，“有威名，敌不敢犯”1。后改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今四川成都）。在益州任上，为了求得进身之阶，命令工匠织金丝灯笼，载莲花为锦，通过宦官带入宫中，献给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果然由于张贵妃内助，文彦博自成都返回汴京，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机关。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建立政权。朝廷急派权知开封府明镐前往镇压，夏竦时为枢密使，与明镐不和，处处牵制他，明镐久攻贝州城不下。文彦博从张贵妃那里得知仁宗有谁镇压1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文彦博传》，下引不另作注。 1《东都事略》卷67。 起义就擢谁为首相的意思，于是自请前往。次年正月，仁宗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加紧攻打贝州城。文彦博采纳军校刘遵的建议，一面以大军佯攻北城，另一面在南城暗挖地道，选精锐士卒潜入城内，打开城门，宋军蜂拥入城。王则先用火牛冲击宋军，欲乘机突围，怎奈寡不敌众，兵败被俘，押解京城被杀，兵变平息。 两任宰相，安稳政局王则兵变平息后，文彦博以功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第一次拜相。此间他曾荐举王安石、韩维、张环等人“恬退守道”，希望朝廷予以重用。他又曾与枢密使庞籍讨论淘汰冗兵以减省军费开支。当时朝中大臣议论纷纷，认为此法不易行得通，因为朝廷过去采取荒年募兵政策，招募灾民入伍，供其衣食，藉此防止灾民犯上作乱；现在如果减省冗兵，恐怕被减之人会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仁宗迟疑未决，文彦博决然地说：“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脱有难，臣请死之。”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被减冗兵归农者有6万人，减去廪给一半的也有2万，事后没有任何意外发生。皇佑元年（1049）八月，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皇佑三年（1051），御史唐介揭发文彦博赠送灯笼锦交结张贵妃，并当面与文彦博对质，说：彦博应该自问反省，假如有这种事，不应该隐瞒！1文彦博无言以答，只是连连作揖，拜谢不已。仁宗大怒，把唐介送御史台劾罪，文彦博被罢去宰相职务，知许州（今属河南）。当时有人写诗讥刺他：“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出佞臣。”后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 至和二年（1055）六月，文彦博与富弼同日受命，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第二次拜相。次年正月初，仁宗上朝时突发风眩之疾，急忙被扶入宫中诊治，二府大臣在宫外守候，焦虑万分。文彦博询问皇上病情如何，内侍以禁中事得保密，不敢泄漏为由，拒绝回答。文彦博怒斥他说：皇上病重，事关国家安危，只有你们能出入宫中，却不让宰相知道皇上病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文彦博和富弼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禁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直到二月，仁宗的病始见好转，逐渐康复，才回自己府第休息。当时仁宗病重，京师人心恐慌，好在文彦博与富弼二人遇事沉着冷静，处理事情果断，才使大家心安，宫内也没出什么变故。 以前御史唐介弹劾文彦博以致罢相，自己也因此坐罪被贬岭外。文彦博复相后，御史吴中复上奏仁宗，请求召回唐介，重新任用，文彦博颇有风度，不以私害公，从旁劝说：唐介为御史时弹劾我，所说大多是实情，当然其中也有道听途说的误解，但当时对他的处罚也太重了些，请准吴中复所请。仁宗同意了，当时人都说文彦博有“厚德”之风。 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这成为当时朝廷内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而从至和三年（1056）病后，仁宗居深宫，服丹药，更少问政事，因此朝臣百官中，请仁宗早立皇嗣的呼声越来越高。嘉祐初年（1056），文彦博就劝说仁宗早立继嗣，仁宗含糊答应，寻因其患病而中辍。嘉祐三年，文彦博又被弹劾罢相，出判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封潞国公。宋英宗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1。 即位后，提及当年建储立嗣之事，特别感谢文彦博“首议建储”，任命他为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 诋毁新法，元祐复出宋神宗即位，正风华年少，血气方刚，想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决定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遭到以文彦博为首的元老重臣的极力反对。在同宋神宗一次谈话中，文彦博表达了他对改革的看法：彦博又言：“祖宗法制俱在，不便更张，以失人心。” 上（宋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处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1文彦博打着“祖宗法制”旗号，极力诋毁变法之各项内容，如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成为当时朝廷中守旧派的领袖。熙宁二年（1069）九月，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遭到了韩琦、范镇、曾公亮等人的坚决抵制，文彦博也向神宗陈说青苗法的害处。神宗说：我派了两个太监亲往民间察问，都说很方便于民。文彦博争辩道：韩琦是三朝宰相，说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两个宦官吗？1熙宁三年四月，西夏发兵围攻边城重镇绥德城，战事又起。八月，西夏又大举兴师，围大顺、柔远、荔原、淮安、东谷、西谷、业乐等城寨，“众多者号三十万，少者二十万，围或六、七日，或一、二日”2。游骑直抵庆州，九天后才退去，一度造成“陕右大震”，神宗十分震惊。文彦博上疏说：朝廷行事，定要符合人心，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但人心未安，就是由于更张变革过当所致。祖宗之法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偏而不举之弊罢了。言辞中责怪神宗，影射王安石变法不当。王安石听到后勃然大怒，气愤地说：为民除害，什么事不能做？如果万事毁脞，那是西晋作风，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 熙宁六年（1073）正月，文彦博强烈反对市易司差官监卖果实，认为是“徒损大国之体，只敛小民之怨”3；又说华山坍坏就是天意不赞成变法的表示，引起神宗极大恐慌。因反对变法，文彦博和王安石关系恶化，终被排挤出朝，出判河阳、大名府等地。元丰三年（1080），再判河南，几年后以太师身份致仕。据说当年文彦博致仕准备回洛阳安度晚年时，已年近八十，神宗见他仍然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就请教他的养生之道，他答以“恰好即止”，神宗奉为至理名言。 宋哲宗即位，年仅10岁，由高太后掌权，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清算新法之风，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初年（1086），司马光当政。当时文彦博退居洛阳已几年了，虽年逾八十，但精力甚健，司马光对他非常敬重，力荐这位元老重臣复出。文彦博到京后，便以平章军国重事为名，五日或六日一朝，到政事堂和左、右相及执政商量重事，参与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在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 1《续资治通鉴》卷67。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3《文潞公集》卷20。 宋夏边界争地斗争中，支持司马光“弃地”之议，主张对夏屈服妥协，以保证西北边境“三数年间，当且保无事”1。当时文彦博八十几岁，辽国使者望见他，不禁诧异，对苏轼说：还这么年轻！苏轼告诉辽使，文彦博处理日常事务，干练的年轻人不一定比得上；贯穿古今，议论风发，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如。五年以后，文彦博再次致仕。 绍圣元年（1094）四月，哲宗实行“绍述”之政，正式打出了继承神宗事业的旗号，重新起用变法分子，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章惇秉政，说文彦博与司马光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降为太子太保。绍圣四年（1097）五月，文彦博去世，时年92岁。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蔡京为右相，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120人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彦博才又被追复太师，谥忠烈。 文彦博三守洛阳，再为宰相，致仕之后，洛阳人图绘其像于资圣侍寺中，名曰竚瞻堂。司马光为作记，发了一番议论，说人臣“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像文彦博这样“事君以忠，养民以仁”，“逃宠而宠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随”1，千百年来也没有几个。文彦博虽出将入相，穷极富贵，但平时待人谦和，尊德乐善，特别礼遇鸿学硕儒。他推崇邵雍、程颢、程颐的道学，并和他们结成布衣之交。 在退居洛阳的日子里，文彦博与富弼、司马光及其他“老成而有贤德” 的共十三人（除司马光外均年七十以上），仰慕白居易在洛阳和高年者为会的志趣，“尚齿不尚官”2，在富弼府第置酒赋诗相乐，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文彦博要司马光作了一篇《洛阳耆英会序》。那时，王拱辰留守北都（大名府），写信给文彦博，对这个聚会十分嘉羡。 文彦博著作有《大飨明堂纪要》2卷，《药准》1卷，已佚，今存《文潞公集》40卷。文彦博在诗、词创作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但作品存世很少，且大多与政治有关，如《双泉》：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 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 文彦博还工书法，黄庭坚称赞他“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今观《到洛为儿子赴许昌》帖，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31《文潞公集》卷26。 1《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66。 2王称：《东都事略》卷67。 第三十二章包拯第一节身世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包拯年幼即勤于学，成年后，以孝行闻于乡里。天圣四年（1026），赴京应试，次年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由于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归居乡里，侍养双亲。 父母去世后，包拯于景佑四年（1037）赴京听选。当时他写有一首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于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明了自己从政、为人的志向与原则。不久，出知天长县（今属安徽），后徙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庆历三年（1043），入京除殿中丞，又迁任监察御史。庆历六年（1046），奉命出使契丹，他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使还后，迁三司户部判官，先后出为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庆历八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天章阁对策》等奏疏。皇佑二年（1050）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皇佑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后徙知瀛、扬、庐等州府。嘉祐元年（1056），权知开封府，任上改革诉讼制度，并拆除中官势族跨河修建的园榭，疏通了惠民河。嘉祐三年，迁权御史中丞，兼领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次年，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迁给事中，为三司使，随即又升任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疾，数日后，逝世于开封邸舍，终年64岁，谥孝肃。著作有《包孝肃奏议》10卷传世。 第二节政绩包拯是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 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1600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皇帝，“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1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元祐的女婿郭承佑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幸，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1。 1《包拯集》卷6《弹王逵七》。 1蔡绦：《铁围山丛谈》卷3。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邠、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包拯在经“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对年满70岁者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2。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3，因其所言恳切... 41 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1把浙学作为主要靶子来批判，甚至把浙学放在禅学之上，来攻击，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实质。 此外，还继续与陆九渊辩“太极”、“无极”诸问题等。 在这一阶段，朱熹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刊刻《诗集传》。特别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书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这标志着朱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岁，除江南西路提提点刑狱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说，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务”者六：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以疾辞，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无名之赋700万，减经总制钱400万。他欲方量土地，行经界法，为土豪及在朝权势者所沮。后以子丧，请祠。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绍熙五年四月，去长沙上任。在任数月用镇压安抚手段，平息少数民族起义。重建岳麓书院，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在抑豪民，严武备诸多方面有政绩。三、从宁宗庆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学进一步完善，同时朱学内又孕育嬗变的因素。 宁宗即位，除朱熹焕章阁待制、侍讲。但朱熹在朝不过46日，即被排挤出朝。朱熹回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他的讲学与著述事业。 庆元二年，韩侂胄禁理学，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庆元党禁，立《伪学逆党籍），籍“伪学”赵汝愚、朱熹、吕祖泰、蔡元定等59人。朱熹的门人“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生徒者，笑而不答”1。在学术上他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以及《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等。所有这些，都标志朱熹学术进一步深化，但朱学在文献学上注意训诂章句以及博采的特点也显示出来了。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这位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中辞世。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尽管朝中禁道学很严厉，但一些门人学者，还是不顾禁忌，奔赴建阳。十一月，蔡沈、黄干主丧葬事，参加会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中去，而且他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编纂的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庆元党禁解除后，朱学地位不断上升。经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学终于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陈淳、黄干、蔡元定等门人，护师门，在一些方面发展了朱熹的学术。由黄干1《朱子语类》卷123。 1《宋史》卷429《朱熹传》。 而金华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及黄震，在闽、浙、赣一带，传播朱学、修正朱学、发展朱学。到了南宋末期，朱陆水火，朱陆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则是陆学流于禅，而朱学流于训诂。 朱熹的天理论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天理论，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朱子语类》卷一开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对理的看法，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有人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回答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是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治。1*28_1793_0从上面几段语录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论、理气论的要点：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万物，包括社会上的人，都是“理”的体现。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气先。理是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三，社会的变动，是一种气运循环，而且是盛衰的循环。这就建立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别肯定程颐的观点，也吸收周敦颐、张载的说法。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这是论说全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张载《正蒙》的观点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思想，进而论说五行阴阳之理，说：“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观、运动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都统一在理学的体系中。 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同时也融合理学各家的思想。朱熹认为，认识理，是要“即物穷理”，与“格物致知”。他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1*28_1794_0人能认识“理”，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这是先验的认识论。 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气论的历史观。他以“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汉唐以后是人欲横流。天理存在，但不过是暗合。这种观点为陈亮所批驳。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说等各个方面，朱熹都贯穿了他的理气说。 第二节陆九渊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陆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陆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 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 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陆”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陆”。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陆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1。其中陆九渊成就最大。 读书有觉陆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1164）23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 陆九渊5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2*28_1795_1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岁读书，9岁能属文。所谓13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陆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成*人，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首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1。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2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陆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3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陆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陆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陆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陆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1《宋元学案序录》。 1《陆九渊集》卷36《年谱》。 2《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 3《年谱》。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陆九渊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陆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16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1朱、陆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陆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陆九渊从24至54岁的近30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2绍兴三十二年（1162）秋试以《周礼》乡举，陆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陆九渊34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1186）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继位，朝廷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1191），去荆门赴任。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病卒。 在这30年中，陆九渊聚徒讲学，对陆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0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陆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陆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1《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2《陆九渊集》卷33《覆谥》。 教授，诸生感发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陆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1这在陆九渊心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1。陆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2*28_1799_1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 通过陆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3（他的大儿子编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数是陆氏的书信与讲学的言论。经过后人不断的增益，又收进《年谱》等材料，1980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陆九渊集》，计36卷。）因此，讲学在陆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陆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陆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 在鹅湖之会之前，朱陆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陆分歧，祖谦约朱熹与陆九寿、九渊兄弟相会。陆九龄子寿、陆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陆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1吕祖谦知道陆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陆子寿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1《陆九渊集》卷13《与朱子渊二》。 1《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3《宋史》卷434《陆九渊传》。 1《吕东莱文集·本传》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1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 还有朱陆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陆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陆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韶一边，支持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 朱陆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 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发，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 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陆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发展了自己。朱学、陆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1又说：“塞1鹅湖之会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诗句文字个别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陆九渊集》卷34、卷36《年谱》。1《陆九渊集》卷11《与吴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2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1陆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陆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2*28_1803_1陆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3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陆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4在认识论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陆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1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第三节吕祖谦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曾祖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2，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2《陆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四》。 1《陆九渊集》卷12《与刘伯协》。 3《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 4《陆九渊集·附录》。 1《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2《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1少时科试，壮齿隐忧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2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1。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2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3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4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1《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2《东莱吕太史集》卷4。 1《宋元学案》卷36《紫微门人》。 2《宋元学案》卷46《玉山学案》。 3《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4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1。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2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3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1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2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3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1《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2《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3《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1《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2同上。 3《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4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1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2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3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4。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1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2。“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3。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4。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4《东莱太史别集》卷10《尺牍四·与陈同甫》。 1《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2《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3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4《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1《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2《直斋书录解题》卷4。 3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4《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生课试之作”5，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1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2，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3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1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2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3，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5《东莱博议·自序》。 1《东莱博议》卷2。 2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3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1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2《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3《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第五十四章陈亮叶适第一节陈亮“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慕诸葛亮之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祖父陈益，少年以“志气自豪”，从事科举，不得意。晚年，“自放于杯酒间，酒酣歌呼，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然其孝友慈爱，明敏有胆决”1。父亲陈次尹，默默无闻。教育陈亮的任务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学识与豪侠之风对陈亮产生了影响。 陈亮青少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2。十岁时，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读史书，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3。他写出了《酌古论》，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绍兴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陈亮的史论文字，颇为赞赏，就同他讨论、商榷。陈亮直抒胸臆，阐发自己对历史、对时局的见解。周葵称道陈亮必为“他日之国士”，待为坐上宾1。 宋孝宗即位，周葵为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户部侍郎。隆兴元年（116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讲迁左中大夫，除参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罢参政2。时陈亮在临安，周葵极为器重。陈亮因为有周葵这一层关系，得以与一时名流俊彦结交，畅述自己的见解。周葵又亲为陈亮讲授《大学》、《中庸》，并说“读此可精性命之说。”《宋史·陈亮传》称陈亮“遂受而尽心焉。”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周葵在政治上“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就这点说，陈亮与他相左，“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陈）亮持不可”。就学术倾向上说，周葵“平生学问不泥传注”，这与陈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参知政事被罢以后，陈亮也回乡里。不久，母亲去世。在服母丧期间，父亲因家僮杀人，被捕入狱。接着，是祖父母相继辞世。父亲在丞相叶衡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 乾道四年（1168），陈亮参加婺州的乡试，列榜首，入太学。次年参加礼部试，未中。退而上《中兴五论》，书入不报。于是，退而修学于家，“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3。陈亮在乡里力学著书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陈亮至临安，复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又过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在考察京口、建业以后，又至临安，第三次上书，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1《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卷35《先祖府君墓志铭》。 2《宋史》卷436《陈亮传》。 3《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桑维翰》。 1参《宋史》卷385《周葵传》。 2参《宋史》卷385《周葵传》及卷213《宰辅表四》。 3《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从作《酌古论》、作《中兴五论》，到多次上孝宗皇帝书，以及其间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与朱熹往复辨“皇帝王霸”，这些标志陈亮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陈亮作《酌古论》，所论历史人物有：汉光武帝、曹操、孙权、刘备以及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等。他的史论以史为鉴，寄寓自己的兴邦之志：“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1《中兴五论》包括《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与《论正体之道》。这五论，言中兴事之大端，明经略四方之志。如果说《酌古论》重在论史、论古；那么《中兴五论》则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兴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书与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主要是论说南宋的中兴与金的衰变，是必然；论说不可长久偏安，也是必然；论恢复大计与京口、金陵形胜险要，批评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这样分析：“陛下励志复仇，有大功于社稷，笃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此臣之所以不胜忠愤而斋沐裁书”（《第二书》）。说太祖、太宗开创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通之道，则维持之具穷矣”（《第三书》）。又说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有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的是复开数百年太平之基。据史载，第一次上书后，孝宗要授以官职，陈亮笑着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1“皇帝王霸”之辨陈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岁时祖父母、母亲相继离世，父亲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亲也辞世，陈亮靠举贷才把父亲安葬。 陈亮从上《中兴五论》、上孝宗一、二、三《书》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是五次上书，震动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坛上，一个不合时趋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1193）中了状元，时已51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关于陈亮一生入狱事，记载相当混乱，综合各种材料，应当有三次）。第一次1《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 1参《宋史》本传及《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入狱当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0天时间内，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的途中，酒后放言，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发。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事下大理，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宋史》本传将陈亮父入狱事，系于陈亮第一次入狱后，误。陈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狱）。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时陈亮已42岁。在一次乡里间礼仪的宴会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于是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陈亮被捕入大理，后得友人辛弃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1190）。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致死。 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台官谏司谕监司酷吏讯问，无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陈亮于死地。1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惊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这已是绍熙三年（1192）。 绍熙四年（1193），第二次应礼部试，礼部奏名第三，孝宗擢为第一。 他的策论为孝宗、光宗赏识，签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亮未到任便去世；时为绍熙五年（1194），终年52岁。 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力主抗金，在当时的理学界中，独树一帜，“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1淳熙九年（1182），陈亮至衢州、婺州访朱熹，相处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访陈亮，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陈亮称朱熹是“人中之龙”，说：“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唯秘书一人而已。”2是年夏，陈亮再致书朱熹，并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书中称“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3但两人在对天理功利等问题的看法上，黑白判别。陈朱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陈亮第二次入狱，尚未脱狱之时，朱熹写信给陈亮，希望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年五月二十五日，陈亮出狱，在陈一之处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又甲辰答书》。在信中，陈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他在信中慷慨陈辞，坦陈自己的心迹，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谈到王霸义利问题，陈亮说：1参《陈亮集》卷27《与章德茂侍郎又书》。 1《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龙川门人：签判喻芦隐先生偘》。2《陈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书》。 3《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书》。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关于醇儒问题，陈亮认为：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 朱熹复信再论王霸义利，认为三代以后，即或是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也都是“无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以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 对于朱熹这些观点，陈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复的回信中，不断地对朱熹作出了批驳。陈亮说，不能把历史断成两截，分成三代与秦汉以后的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如果这样认识历史，那么，“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书之一》）又说：“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又乙巳春书之二》）他又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没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实，“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乙巳秋书》）。 第三年，即丙午年，陈亮致信朱熹，说：“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论，皆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意，皆亮之所不晓；故独归心于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1朱熹在答书中，说：“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称自己：“只今日用功养病之余，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场王霸义利之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陈两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但又相互谅解。 永康之学与龙川诗词陈亮与吕祖谦、叶适、陈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学人，都有深厚的交谊。 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辩难，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1以上引文见《陈亮集》卷28。 陈亮创立龙川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受到不少批评。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更有惭德。”1归结起来是两点，在理学家看来，一是其学术上与二程学统没有联系，专言事功，是不纯。二是陈亮晚年急于求官，是晚节有亏。后一点是中伤，前一点也不准确。陈亮言事功，主张王霸杂用，在当时朝廷中，是一股新风。 陈亮强调道不离气、道不离事，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如果把事物与理分离开来，即使是孔孟之学，也不是正大的学术。他说：“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2关于事物与道、理之间关系，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3*28_1821_2因此，道不能脱离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间只有事。这是他的事功之学的哲理依据。因此，道在日用之间，包括礼仪都是与日用不能脱离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当先王时，天下之人，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远，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陈亮指出，如果抛弃这一根本点，则只能是流于末学，他以《诗经》来说明：“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1朱熹等一些理学家，通过章句疏释方法，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入德之门、进行天理纲常说教的教本。陈亮却认为，孔子的《论语》只是“下学之事”的作品。他说：“《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呜呼！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而自谓其有得也。”2这是陈亮对理学教条的批判。 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他与朱熹辩论的主要论题。陈亮说：“近世儒者，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专是人欲，公、私、义、利，以分数多少为治乱，其说亦不为无据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并用也。”3他认为按照这样的办法，君王没法去治理国家。同样，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开，互不为用，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历代帝王的成功经验，也证明这一点。陈亮从道与气、与事、与物的关系上，说明王霸杂用、义利双行的根据。在朱熹看来，陈亮龙川事功之学，专是功利。朱熹说：“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1陈亮在诗词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词坛多的是吟风弄月，抒别恨愁肠，而陈亮的长短句“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适语）。他同朱熹、同辛弃疾、叶适相互唱和，他咏唱道：“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1《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 2《陈亮集》卷9《论·勉强行道大有功》。 1《陈亮集》卷10《六经发题·诗》。 2《陈亮集》卷10《语孟发题·论语》。 3《陈亮集》卷15《问古今损益之道》。 1《朱子语类》卷123。 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念奴娇·登多景楼》）。他与爱国词人辛弃疾唱和的词尤多，他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看到南宋乐于偏安，他只能是：“壮士泪，肺肝裂。”2陈亮词作感情激越，风格豪放，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其著作后人编为《龙川文集》、《龙川词》。 第二节叶适读书聪颖，游学婺州叶适（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生于瑞安，后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叶适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3。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11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适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13岁时叶适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15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1，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216岁时，叶适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从19岁开始，一直到28岁，即淳熙四年（1177），叶适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适到过临安，时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叶适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适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适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 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2参《陈亮集》卷39《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及《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3《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铭》。 1《宋史》卷434《叶适传》。 2《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适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1。 这一年叶适才25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叶适26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志存恢复，论政从政淳熙四年（1177），叶适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适踏入仕途。 叶适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1178），叶适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适等，叶适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 叶适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适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适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叶适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人被召，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适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适除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适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1190）十月，叶适以秘书郎出知蕲州。 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机加深，国事艰危，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赵1《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适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绍熙四年（1193），叶适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不朝重华宫。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叶适尽力上言，对光宗说，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动心，曾两赴重华宫，都城临安人听说后，都为之欢悦。后来叶适又有建言，未报。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适等人，通过韩侂胄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韩、赵的斗争不断升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适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适也受到牵连。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1。 庆元元年（1195）叶适为御史胡绂所劾，降两官。庆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庆元三年，朝廷立“伪学”之籍，名单上共有59人，叶适在其中。嘉泰元年（1201），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嘉泰二年，弛禁，迁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叶适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1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 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叶适说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虑周密，“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开禧二年（1206）叶适除工部侍郎，韩侂胄进行北伐，是要利用叶适的声望。但如叶适所料的一样，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加上用人的不当，吴曦的叛降，虽然战争初期，获得一些胜利，但很快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金兵南下，形势危急。叶适乞节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兵退，叶适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设置堡坞，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叶适于战端未开之时，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适，“罪名”是叶适曾“附（韩）侂胄用兵”。叶适因此被夺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16年。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奉祠凡13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辞世，终年74岁。 水心之学，卓然独立1《宋史》卷434《叶适传》。 1《宋史》卷434《叶适传》。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适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经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有《叶适集》（《水心文集》与《别集》合编，1961年版）以及《习学记言序目》（上下册，1967年版）。叶适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1*28_1829_0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2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3。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适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适14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1。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适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适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适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适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适写《习学记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适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适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适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记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适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记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2。 至于说叶适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适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2《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3《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1《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2《四库全书总目》卷13《子部十·习学记言》。 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1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1参《朱子语类》卷122。 第五十五章李清照朱淑真第一节李清照历尽人间甘辛的一生李清照（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宁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博学工文著称。母王氏也知书善文。受家学熏陶，李清照博闻强识，精通书史，“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1，早年所作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颇得时人好评。 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太学生赵明诚结婚。赵明诚（1081—1129），密州诸城人。以荫仕后，初在东京任职，除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随丈夫归居青州（今属山东）故第，屏居达十年之久。宣和中，赵明诚出任莱州（今属山东）、后调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恩爱美满，生活优裕。夫妇俩志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书画、历代图籍。李清照协助赵明诚整理考订彝器、碑铭，并进行研究，编撰《金石录》。平时，常以所藏文物自娱，诗词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著名词句，即是她当时的生活写照。 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下，北方陷于战乱。次年，赵明诚奔母丧赴江宁（今江苏南京），高宗即位后，起知江宁府。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也避乱至江宁，她感叹“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及对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满。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他只身赴建康（时江宁已改名建康）听命时，不幸病故。李清照殓葬了丈夫后，前往临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约这时发生了陷害她的“颁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败逃，她随着高宗南逃的路线辗转避乱。先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至明州（今宁波），又经奉化（今属浙江）、台州（今临海）入海，再经温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于战火，或被人盗掠，散失殆尽，境遇十分凄凉。大约在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移居临安，经过数年，“颁金”案之冤亦于此时洗涮清楚。据宋代文献记载，她再适张汝舟，仅数月旋离异，后世学者对此事尚有异议。1李清照的晚岁是在凄凉孤苦中度过的，但她对国事仍很关心，并一直进行着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绍兴三年（1133），她作诗送韩肖胄、胡松年使金。四年，她写作了《打马图经》及“自序”，又对《金石录》作最后的笔削整理，写下了著名的《金石录后序》，后将书表上于朝。绍兴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迹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约七十余岁。据今人考证推测，当在绍兴二十五1王灼：《碧鸡漫志》卷2。 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灼《碧鸡漫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皆载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学者多持异说，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力证其未改嫁，目前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 年（1155）或稍后。1多才多艺，以词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艺著称，她通书画善属文，工诗词，尤以词擅长，被称为南宋婉约派宗主。她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的诗文，或谈史事，或论文艺，题材比较广泛。早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她以“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的诗句，提醒人们记取唐代天宝之乱的教训。她的《词论》是宋代重要论词之作，她提出了词“别为一家”的说法，强调音律和典雅，反对以诗为词。前期的词作多写自然风光景物和个人的离愁，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悠闲情怀。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等词，是通过描写寂寞的生活和抒发忧郁心情来表达对丈夫的深切眷恋，并较大胆地流露出自己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渴望。这对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一种冲击。故王灼《碧鸡漫志》评论说：“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 南渡以后，李清照后期作品有较明显的变化。所作诗文，多感叹身世，怀念故国，包含了较多对现实的关心，渗透着爱国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诗句用咏历史人物斥责了当时“伪楚”政权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气节。在《打马图经》及“序”中，还提出了秣马砺兵，恢复中原的主张。 后期的词作也与前期迥别。当时，国破家亡的现实和凄凉悲惨的个人遭遇，使李清照陷于极度痛苦之中，于是她以词来抒发伤时忆旧、怀乡悼亡的感情，风格由清丽、缠绵转为深沉、悲壮。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等词句，寄托了对北方故国的怀恋；“元宵佳节，融和天气，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转调满庭芳》）等词句，表达了对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况，《清平乐》写“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哀伤，皆使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浓重愁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清照的词作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后世论者将她推为宋代“婉约派”词家的宗主。她作词十分重视词的特殊格调和协律性，因而能独辟蹊径，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长抒情，巧于构思，常选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词中，具体而细致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来描写满腔的愁思。她也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具体生动的行动或事物，将抽象的内心活动形象化，如《永遇乐》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1李清照的卒年今人考证详见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所附《李清照事迹编年》。语”写自己的情怀，《一翦梅》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述自己的相思，显得委婉、含蓄、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词风虽以凄婉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渔家傲》中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也使人如读苏轼、辛弃疾之词。李清照词的语言尤具特色，优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宠柳娇花”，“绿肥红瘦”写花树，以“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写天气，以“黄花瘦”拟人，皆很新颖、清丽，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创造性。又常以浅显明白的俗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等，皆信手拈来，便生出许多清新生动的情味。她精于音律，因而作词强调音乐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论》），还讲究舌、齿音的交错和叠字的连续运用，如《声声慢》中一开始就连用了十四个叠字，其独创性为后人所盛赞。李清照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称其为“易安体”，历代都有人学习仿效。李清照诗文也有很高的造诣，如《金石录后序》一文，叙事、抒情十分优美动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别有词集《漱玉集》和诗文集《李易安集》传世，但都已散佚。旧传《漱玉词》系后人所辑，如赵万里的辑本收词六十首。今人辑本如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收录各类作品较为完备。 第二节朱淑真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相传她祖籍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属一地，故有人称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钱塘，故又称钱塘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家境颇富。据她写的诗句，称家里不仅有东园（见《晚春会东园》），又有西园（见《春游西园》），1还有楼阁。她即住在西楼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较浓郁的文化气氛。她常与父亲把酒论文，吟诗作对。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叹：“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并期盼“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2她曾在出嫁后，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兴作诗，写道：“声声喜报鹊温柔，忽接芳缄自便邮。一尺溪藤摛锦带，数行香墨健银钩。倾心吐尽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秋”。3反映她在未出阁前，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虽是大家闺秀，但却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热闻田夫语有感》一诗，她写道：“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寄语豪家轻薄儿，给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4另一首《喜雨》，亦写道：“高田低田尽沾泽，农喜禾无枯槁伤。我皇圣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咸蒙滂沛恩，九州尽解焦熬苦。”1《朱淑真诗集》前集卷2《晚春会东园》，后集卷1《春游西园》。 2《朱淑真诗集》前集卷7。 3《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4《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5这些诗，都可表明她是个颇富正义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极不如意，以致抑郁以终，铸成了她的悲剧。 如在《愁怀》二首之一中写道：“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1她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恶”，2而是个官员。朱淑真在《春日书怀》中写道：“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已无鸿雁传家信，更被杜鹃追客愁。日暖鸟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谩盈眸。高楼惆怅凭阑久，心逐白云南向浮。”3这里显然指跟着丈夫宦游，而远离父母千里，极不自由。另一首《寒食咏怀》，记述丈夫的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风流，丝管纷纷逐胜游。春向眼前无限好，思亲怀土自多愁。”4当时，宋金长期划淮为界，淮河一线，是双方重点设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断，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过自己的心事：“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5最后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个写得万首诗的丈夫，而事实上却嫁了个武夫，这就不能不是“鸥鹭鸳鸯作一池”了。后来，她乘归宁省亲之机，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丈夫。由于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写了许多抒发自己情感的诗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鸳帏不奈寒，起来霜月转阑干。闷怀脉脉与谁说，泪滴罗衣不忍看。”6正由于这种境遇，朱淑真终于抑郁以终。据说她去世时，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诗名，朱熹说过：“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1朱淑真也与魏夫人有交往。她写有《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2据说，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036—110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动在北宋哲宗徽宗时。而朱淑真当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与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时或稍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编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断肠诗集》，在此书的序中说：“比往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及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乃名其诗为《断肠集》。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诗存330余首，5《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1《朱淑真诗集》前集卷9。 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朱淑真“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其《西湖游览志余》又称“朱淑真其夫村恶种种可厌”。 3《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4《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5《朱淑真诗集》前集卷6。 6《朱淑真诗集》后集卷4。 1《朱子语类》卷140。 2诗见《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即《断肠诗集》，亦称《断肠集》；词存30余阕，称《断肠词》。朱淑真诗词的成就可与李清照齐名。遗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记载，而朱淑真却没有。据说当时有临安人王唐佐为朱淑真写过一小传，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对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据她的诗作推知的。 第五十六章陆游辛弃疾第一节陆游半生游宦，半生奉祠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祖先本务农，后来读书做官。陆游出生后不久即逢“靖康之变”，金军南下，掳宋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父亲陆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之职，携家南归，辗转流离。陆游9岁时才回到故乡山阴。在山阴，陆游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到临安应考，名列两浙路锁厅试荐送第一。次年应礼部复试，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论恢复”，又名列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大为秦桧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秦桧死后，陆游才得出仕。先授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绍兴三十三年（1162），孝宗即位，主战派的势力在朝廷有所增强，陆游以“善词章，谙典故”被荐。孝宗因对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进士出身，并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证所编修官。在此期间，他毫不掩饰自己主战的立场，并提出了许多抗金收复失地的策略。后因论龙大渊等人“招权植党”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通判，又调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张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转主议和，主战派势力遭到打击，陆游也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1的罪名罢官遣归。 乾道六年（1170），陆游起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免职数年，得到的是远州副职，去的又是僻远的山城，这一切使他感到伤怀。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三峡入川，一路上观秀丽山水，探幽奇绝境，访先贤遗迹，采风俗民情，所谓“道路半年进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2。他且行且记，将一路闻见加上个人感慨，写成《入蜀记》6卷。这次旅行，使他视野大为开阔，爱国信念更加坚定。乾道八年（1172），四川宣抚使王炎，邀陆游入宣抚使幕，任帅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他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有机会亲临前线。他常不避艰险，来往于南郑与前沿军营之间，曾雪夜渡汉水，掠过金军阵地；也曾一连三天啃着荞麦饼，与士兵生活在一起。这段军旅生活，对他的后半生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到一年，随着王炎被调职，陆游也离开了南郑，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来到成都，后又在蜀州（今崇庆）、嘉州（今乐山）、荣州（今荣县）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职，几乎遍历蜀中。淳熙元年（1174）末范成大帅蜀，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回成都。淳熙三年（1176），因不拘礼法，被劾“燕饮颓放”而罢职领宫观，他不以为然，毅然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看到了陆游在蜀中所作诗篇印本，遂诏东还。此后十多年，陆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虽然未能充分1《宋史》卷395《陆游传》。 2《剑南诗稿》卷2《水亭有怀》。 施展其政治抱负，但由于一再坚持抗金主张，为权贵所不容，始终不被重用。淳熙七年（1180），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发粟赈灾，被劾罢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军器少监，次年任礼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罢官，回山阴故里闲居。 绍熙元年（1190）冬，复以阶官中奉大夫、提举冲佑观，均为闲差，陆游时年66岁。此后十余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领半俸，过着清贫生活。他虽人闲居，但日夜思念报国之心是闲不住的，他依旧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其间，绍熙三年（1192）封男爵，庆元元年（1195）题其书斋为“老学庵”。 嘉泰二年（1202），陆游又被召，恢原阶官提举宫观，任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参与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撰完成，升宝谟阁待制，致仕。嘉泰四年（1204）封子爵。开禧三年（1207）封渭南伯，由此自号“陆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病逝，享年85岁。爱国诗人，壮心不已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少时闻父执议论国事，深受熏陶。从小就懂得民族压迫的苦难，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虽然退居林下，仍时时关心着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与朋友们谈到国家前途时，常食不下咽，悲不自胜。他们“或裂眥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1。这些长辈们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响着陆游，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成年后，陆游以“学者当以经伦天下自期”2来自勉。他的“喜论恢复”，显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迁，并没有使陆游的爱国热情稍减，仍时时准备为恢复中原出力。在陆游思想上，抗金恢复中原高于一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希望别人也应以国事为重，团结一致对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缠绵病榻之时，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3他临终时吟哦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与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 诗人陆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种诗体，尤擅七律、七绝。《剑南诗稿》存诗9300余首。陆游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有人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从江西派入手，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几，所作工藻绘，重技巧。中年起诗风改变，尤其是入蜀以后，诗境开拓，博大闳肆。晚年退隐家居，风格渐趋平淡。然而，无论诗风如何改变，鼓吹恢复，诋斥和议，一直是他诗歌的创作主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声。有时是对恢复中原的无限希望，有时是对偏安局面的无奈怅恨，有时是对误国君臣的愤怒控诉，有时是对国事日非的深沉叹息。由于严酷的现实，陆游抗战必胜的信念屡屡被打击，几乎幻灭。但他即使在极其抑郁、近于失望的心绪时写下的诗篇，也都是沉郁顿挫、感激豪放1《渭南文集》卷30《跋周侍郎奏稿》。 2《渭南文集》卷26《跋文武两朝献替记》。 3《剑南诗稿》卷26《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之作，因此，人们称陆游是继屈原、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描写田园和景物的诗篇也同样出色。晚年久居乡间，对农民的欢乐和疾苦都耳闻目睹。他以清隽流畅的诗句描写善良纯朴的农民生活，一年到头辛勤的劳作，自给自足的农家乐，他们遭受到的苛取豪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切。陆游的景物诗，或发思古之幽情，或表现明媚的风光，多清新俊逸，饶有韵致。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皆为千古名句。 陆游还擅长词作。他的《放翁词》存词140余首。除《钗头凤》那样的诉说爱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达爱国思想的。如雄壮悲凉的《诉衷情》，感慨遥深的《水调歌头》，意气风发的《秋波媚》，老泪纵横的《谢池春》，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心声。著名的《卜算子·咏梅》，是用梅花的高洁和傲霜斗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坚贞气节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仍旧是其“香如故”，永远不改变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 陆游的散文也别具一格。其中《老学庵笔记》记述当时的风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传闻轶事，不仅内容丰富，可补史传之阙，而且行文流畅，修洁可诵。《入蜀记》是记古迹、叙风俗，指点江山，引人入胜，故时人就有“四海文章陆放翁”之说。陆游还长于史学，他曾参与撰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私撰《南唐书》18卷，叙次简洁，为史著佳作。 由于陆游的经历曲折，命运多舛，转辗流离，接触社会广泛，而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创作基础，在诗、词、文、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满漏*点的诗篇，不仅在当时鼓舞了爱民奋勇杀敌，也激励着人们反侵略斗志。梁启超所称颂的那样：“诗界千载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第二节辛弃疾由义军掌书记到封... 41 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1把浙学作为主要靶子来批判，甚至把浙学放在禅学之上，来攻击，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实质。 此外，还继续与陆九渊辩“太极”、“无极”诸问题等。 在这一阶段，朱熹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刊刻《诗集传》。特别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书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这标志着朱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岁，除江南西路提提点刑狱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说，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务”者六：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以疾辞，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无名之赋700万，减经总制钱400万。他欲方量土地，行经界法，为土豪及在朝权势者所沮。后以子丧，请祠。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绍熙五年四月，去长沙上任。在任数月用镇压安抚手段，平息少数民族起义。重建岳麓书院，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在抑豪民，严武备诸多方面有政绩。三、从宁宗庆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学进一步完善，同时朱学内又孕育嬗变的因素。 宁宗即位，除朱熹焕章阁待制、侍讲。但朱熹在朝不过46日，即被排挤出朝。朱熹回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他的讲学与著述事业。 庆元二年，韩侂胄禁理学，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庆元党禁，立《伪学逆党籍），籍“伪学”赵汝愚、朱熹、吕祖泰、蔡元定等59人。朱熹的门人“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生徒者，笑而不答”1。在学术上他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以及《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等。所有这些，都标志朱熹学术进一步深化，但朱学在文献学上注意训诂章句以及博采的特点也显示出来了。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这位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中辞世。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尽管朝中禁道学很严厉，但一些门人学者，还是不顾禁忌，奔赴建阳。十一月，蔡沈、黄干主丧葬事，参加会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中去，而且他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编纂的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庆元党禁解除后，朱学地位不断上升。经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学终于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陈淳、黄干、蔡元定等门人，护师门，在一些方面发展了朱熹的学术。由黄干1《朱子语类》卷123。 1《宋史》卷429《朱熹传》。 而金华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及黄震，在闽、浙、赣一带，传播朱学、修正朱学、发展朱学。到了南宋末期，朱陆水火，朱陆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则是陆学流于禅，而朱学流于训诂。 朱熹的天理论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天理论，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朱子语类》卷一开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对理的看法，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有人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回答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是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治。1*28_1793_0从上面几段语录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论、理气论的要点：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万物，包括社会上的人，都是“理”的体现。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气先。理是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三，社会的变动，是一种气运循环，而且是盛衰的循环。这就建立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别肯定程颐的观点，也吸收周敦颐、张载的说法。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这是论说全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张载《正蒙》的观点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思想，进而论说五行阴阳之理，说：“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观、运动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都统一在理学的体系中。 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同时也融合理学各家的思想。朱熹认为，认识理，是要“即物穷理”，与“格物致知”。他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1*28_1794_0人能认识“理”，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这是先验的认识论。 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气论的历史观。他以“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汉唐以后是人欲横流。天理存在，但不过是暗合。这种观点为陈亮所批驳。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说等各个方面，朱熹都贯穿了他的理气说。 第二节陆九渊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陆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陆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 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 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陆”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陆”。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陆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1。其中陆九渊成就最大。 读书有觉陆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1164）23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 陆九渊5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2*28_1795_1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岁读书，9岁能属文。所谓13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陆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成*人，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首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1。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2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陆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3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陆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陆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陆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陆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1《宋元学案序录》。 1《陆九渊集》卷36《年谱》。 2《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 3《年谱》。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陆九渊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陆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16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1朱、陆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陆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陆九渊从24至54岁的近30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2绍兴三十二年（1162）秋试以《周礼》乡举，陆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陆九渊34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1186）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继位，朝廷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1191），去荆门赴任。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病卒。 在这30年中，陆九渊聚徒讲学，对陆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0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陆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陆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1《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2《陆九渊集》卷33《覆谥》。 教授，诸生感发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陆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1这在陆九渊心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1。陆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2*28_1799_1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 通过陆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3（他的大儿子编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数是陆氏的书信与讲学的言论。经过后人不断的增益，又收进《年谱》等材料，1980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陆九渊集》，计36卷。）因此，讲学在陆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陆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陆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 在鹅湖之会之前，朱陆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陆分歧，祖谦约朱熹与陆九寿、九渊兄弟相会。陆九龄子寿、陆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陆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1吕祖谦知道陆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陆子寿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1《陆九渊集》卷13《与朱子渊二》。 1《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3《宋史》卷434《陆九渊传》。 1《吕东莱文集·本传》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1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 还有朱陆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陆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陆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韶一边，支持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 朱陆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 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发，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 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陆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发展了自己。朱学、陆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1又说：“塞1鹅湖之会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诗句文字个别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陆九渊集》卷34、卷36《年谱》。1《陆九渊集》卷11《与吴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2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1陆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陆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2*28_1803_1陆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3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陆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4在认识论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陆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1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第三节吕祖谦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曾祖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2，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2《陆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四》。 1《陆九渊集》卷12《与刘伯协》。 3《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 4《陆九渊集·附录》。 1《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2《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1少时科试，壮齿隐忧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2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1。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2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3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4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1《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2《东莱吕太史集》卷4。 1《宋元学案》卷36《紫微门人》。 2《宋元学案》卷46《玉山学案》。 3《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4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1。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2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3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1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2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3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1《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2《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3《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1《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2同上。 3《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4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1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2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3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4。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1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2。“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3。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4。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4《东莱太史别集》卷10《尺牍四·与陈同甫》。 1《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2《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3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4《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1《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2《直斋书录解题》卷4。 3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4《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生课试之作”5，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1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2，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3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1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2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3，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5《东莱博议·自序》。 1《东莱博议》卷2。 2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3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1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2《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3《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第五十四章陈亮叶适第一节陈亮“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慕诸葛亮之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祖父陈益，少年以“志气自豪”，从事科举，不得意。晚年，“自放于杯酒间，酒酣歌呼，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然其孝友慈爱，明敏有胆决”1。父亲陈次尹，默默无闻。教育陈亮的任务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学识与豪侠之风对陈亮产生了影响。 陈亮青少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2。十岁时，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读史书，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3。他写出了《酌古论》，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绍兴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陈亮的史论文字，颇为赞赏，就同他讨论、商榷。陈亮直抒胸臆，阐发自己对历史、对时局的见解。周葵称道陈亮必为“他日之国士”，待为坐上宾1。 宋孝宗即位，周葵为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户部侍郎。隆兴元年（116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讲迁左中大夫，除参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罢参政2。时陈亮在临安，周葵极为器重。陈亮因为有周葵这一层关系，得以与一时名流俊彦结交，畅述自己的见解。周葵又亲为陈亮讲授《大学》、《中庸》，并说“读此可精性命之说。”《宋史·陈亮传》称陈亮“遂受而尽心焉。”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周葵在政治上“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就这点说，陈亮与他相左，“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陈）亮持不可”。就学术倾向上说，周葵“平生学问不泥传注”，这与陈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参知政事被罢以后，陈亮也回乡里。不久，母亲去世。在服母丧期间，父亲因家僮杀人，被捕入狱。接着，是祖父母相继辞世。父亲在丞相叶衡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 乾道四年（1168），陈亮参加婺州的乡试，列榜首，入太学。次年参加礼部试，未中。退而上《中兴五论》，书入不报。于是，退而修学于家，“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3。陈亮在乡里力学著书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陈亮至临安，复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又过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在考察京口、建业以后，又至临安，第三次上书，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1《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卷35《先祖府君墓志铭》。 2《宋史》卷436《陈亮传》。 3《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桑维翰》。 1参《宋史》卷385《周葵传》。 2参《宋史》卷385《周葵传》及卷213《宰辅表四》。 3《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从作《酌古论》、作《中兴五论》，到多次上孝宗皇帝书，以及其间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与朱熹往复辨“皇帝王霸”，这些标志陈亮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陈亮作《酌古论》，所论历史人物有：汉光武帝、曹操、孙权、刘备以及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等。他的史论以史为鉴，寄寓自己的兴邦之志：“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1《中兴五论》包括《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与《论正体之道》。这五论，言中兴事之大端，明经略四方之志。如果说《酌古论》重在论史、论古；那么《中兴五论》则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兴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书与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主要是论说南宋的中兴与金的衰变，是必然；论说不可长久偏安，也是必然；论恢复大计与京口、金陵形胜险要，批评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这样分析：“陛下励志复仇，有大功于社稷，笃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此臣之所以不胜忠愤而斋沐裁书”（《第二书》）。说太祖、太宗开创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通之道，则维持之具穷矣”（《第三书》）。又说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有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的是复开数百年太平之基。据史载，第一次上书后，孝宗要授以官职，陈亮笑着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1“皇帝王霸”之辨陈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岁时祖父母、母亲相继离世，父亲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亲也辞世，陈亮靠举贷才把父亲安葬。 陈亮从上《中兴五论》、上孝宗一、二、三《书》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是五次上书，震动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坛上，一个不合时趋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1193）中了状元，时已51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关于陈亮一生入狱事，记载相当混乱，综合各种材料，应当有三次）。第一次1《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 1参《宋史》本传及《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入狱当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0天时间内，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的途中，酒后放言，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发。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事下大理，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宋史》本传将陈亮父入狱事，系于陈亮第一次入狱后，误。陈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狱）。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时陈亮已42岁。在一次乡里间礼仪的宴会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于是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陈亮被捕入大理，后得友人辛弃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1190）。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致死。 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台官谏司谕监司酷吏讯问，无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陈亮于死地。1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惊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这已是绍熙三年（1192）。 绍熙四年（1193），第二次应礼部试，礼部奏名第三，孝宗擢为第一。 他的策论为孝宗、光宗赏识，签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亮未到任便去世；时为绍熙五年（1194），终年52岁。 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力主抗金，在当时的理学界中，独树一帜，“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1淳熙九年（1182），陈亮至衢州、婺州访朱熹，相处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访陈亮，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陈亮称朱熹是“人中之龙”，说：“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唯秘书一人而已。”2是年夏，陈亮再致书朱熹，并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书中称“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3但两人在对天理功利等问题的看法上，黑白判别。陈朱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陈亮第二次入狱，尚未脱狱之时，朱熹写信给陈亮，希望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年五月二十五日，陈亮出狱，在陈一之处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又甲辰答书》。在信中，陈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他在信中慷慨陈辞，坦陈自己的心迹，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谈到王霸义利问题，陈亮说：1参《陈亮集》卷27《与章德茂侍郎又书》。 1《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龙川门人：签判喻芦隐先生偘》。2《陈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书》。 3《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书》。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关于醇儒问题，陈亮认为：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 朱熹复信再论王霸义利，认为三代以后，即或是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也都是“无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以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 对于朱熹这些观点，陈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复的回信中，不断地对朱熹作出了批驳。陈亮说，不能把历史断成两截，分成三代与秦汉以后的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如果这样认识历史，那么，“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书之一》）又说：“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又乙巳春书之二》）他又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没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实，“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乙巳秋书》）。 第三年，即丙午年，陈亮致信朱熹，说：“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论，皆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意，皆亮之所不晓；故独归心于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1朱熹在答书中，说：“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称自己：“只今日用功养病之余，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场王霸义利之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陈两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但又相互谅解。 永康之学与龙川诗词陈亮与吕祖谦、叶适、陈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学人，都有深厚的交谊。 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辩难，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1以上引文见《陈亮集》卷28。 陈亮创立龙川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受到不少批评。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更有惭德。”1归结起来是两点，在理学家看来，一是其学术上与二程学统没有联系，专言事功，是不纯。二是陈亮晚年急于求官，是晚节有亏。后一点是中伤，前一点也不准确。陈亮言事功，主张王霸杂用，在当时朝廷中，是一股新风。 陈亮强调道不离气、道不离事，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如果把事物与理分离开来，即使是孔孟之学，也不是正大的学术。他说：“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2关于事物与道、理之间关系，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3*28_1821_2因此，道不能脱离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间只有事。这是他的事功之学的哲理依据。因此，道在日用之间，包括礼仪都是与日用不能脱离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当先王时，天下之人，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远，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陈亮指出，如果抛弃这一根本点，则只能是流于末学，他以《诗经》来说明：“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1朱熹等一些理学家，通过章句疏释方法，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入德之门、进行天理纲常说教的教本。陈亮却认为，孔子的《论语》只是“下学之事”的作品。他说：“《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呜呼！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而自谓其有得也。”2这是陈亮对理学教条的批判。 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他与朱熹辩论的主要论题。陈亮说：“近世儒者，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专是人欲，公、私、义、利，以分数多少为治乱，其说亦不为无据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并用也。”3他认为按照这样的办法，君王没法去治理国家。同样，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开，互不为用，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历代帝王的成功经验，也证明这一点。陈亮从道与气、与事、与物的关系上，说明王霸杂用、义利双行的根据。在朱熹看来，陈亮龙川事功之学，专是功利。朱熹说：“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1陈亮在诗词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词坛多的是吟风弄月，抒别恨愁肠，而陈亮的长短句“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适语）。他同朱熹、同辛弃疾、叶适相互唱和，他咏唱道：“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1《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 2《陈亮集》卷9《论·勉强行道大有功》。 1《陈亮集》卷10《六经发题·诗》。 2《陈亮集》卷10《语孟发题·论语》。 3《陈亮集》卷15《问古今损益之道》。 1《朱子语类》卷123。 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念奴娇·登多景楼》）。他与爱国词人辛弃疾唱和的词尤多，他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看到南宋乐于偏安，他只能是：“壮士泪，肺肝裂。”2陈亮词作感情激越，风格豪放，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其著作后人编为《龙川文集》、《龙川词》。 第二节叶适读书聪颖，游学婺州叶适（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生于瑞安，后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叶适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3。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11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适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0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13岁时叶适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15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发”1，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216岁时，叶适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从19岁开始，一直到28岁，即淳熙四年（1177），叶适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适到过临安，时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叶适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适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适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 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2参《陈亮集》卷39《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及《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3《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铭》。 1《宋史》卷434《叶适传》。 2《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适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1。 这一年叶适才25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叶适26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志存恢复，论政从政淳熙四年（1177），叶适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适踏入仕途。 叶适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1178），叶适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适等，叶适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 叶适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适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适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叶适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人被召，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适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适除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适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1190）十月，叶适以秘书郎出知蕲州。 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机加深，国事艰危，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赵1《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适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绍熙四年（1193），叶适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不朝重华宫。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叶适尽力上言，对光宗说，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动心，曾两赴重华宫，都城临安人听说后，都为之欢悦。后来叶适又有建言，未报。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适等人，通过韩侂胄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韩、赵的斗争不断升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适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适也受到牵连。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1。 庆元元年（1195）叶适为御史胡绂所劾，降两官。庆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庆元三年，朝廷立“伪学”之籍，名单上共有59人，叶适在其中。嘉泰元年（1201），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嘉泰二年，弛禁，迁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叶适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1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 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叶适说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虑周密，“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开禧二年（1206）叶适除工部侍郎，韩侂胄进行北伐，是要利用叶适的声望。但如叶适所料的一样，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加上用人的不当，吴曦的叛降，虽然战争初期，获得一些胜利，但很快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金兵南下，形势危急。叶适乞节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兵退，叶适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设置堡坞，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叶适于战端未开之时，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适，“罪名”是叶适曾“附（韩）侂胄用兵”。叶适因此被夺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16年。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奉祠凡13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辞世，终年74岁。 水心之学，卓然独立1《宋史》卷434《叶适传》。 1《宋史》卷434《叶适传》。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适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经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有《叶适集》（《水心文集》与《别集》合编，1961年版）以及《习学记言序目》（上下册，1967年版）。叶适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1*28_1829_0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2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3。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适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适14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1。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适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适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适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适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适写《习学记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适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适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适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记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适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记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2。 至于说叶适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适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2《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3《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1《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2《四库全书总目》卷13《子部十·习学记言》。 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1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1参《朱子语类》卷122。 第五十五章李清照朱淑真第一节李清照历尽人间甘辛的一生李清照（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宁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博学工文著称。母王氏也知书善文。受家学熏陶，李清照博闻强识，精通书史，“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1，早年所作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颇得时人好评。 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太学生赵明诚结婚。赵明诚（1081—1129），密州诸城人。以荫仕后，初在东京任职，除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随丈夫归居青州（今属山东）故第，屏居达十年之久。宣和中，赵明诚出任莱州（今属山东）、后调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恩爱美满，生活优裕。夫妇俩志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书画、历代图籍。李清照协助赵明诚整理考订彝器、碑铭，并进行研究，编撰《金石录》。平时，常以所藏文物自娱，诗词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著名词句，即是她当时的生活写照。 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下，北方陷于战乱。次年，赵明诚奔母丧赴江宁（今江苏南京），高宗即位后，起知江宁府。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也避乱至江宁，她感叹“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及对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满。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他只身赴建康（时江宁已改名建康）听命时，不幸病故。李清照殓葬了丈夫后，前往临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约这时发生了陷害她的“颁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败逃，她随着高宗南逃的路线辗转避乱。先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至明州（今宁波），又经奉化（今属浙江）、台州（今临海）入海，再经温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于战火，或被人盗掠，散失殆尽，境遇十分凄凉。大约在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移居临安，经过数年，“颁金”案之冤亦于此时洗涮清楚。据宋代文献记载，她再适张汝舟，仅数月旋离异，后世学者对此事尚有异议。1李清照的晚岁是在凄凉孤苦中度过的，但她对国事仍很关心，并一直进行着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绍兴三年（1133），她作诗送韩肖胄、胡松年使金。四年，她写作了《打马图经》及“自序”，又对《金石录》作最后的笔削整理，写下了著名的《金石录后序》，后将书表上于朝。绍兴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迹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约七十余岁。据今人考证推测，当在绍兴二十五1王灼：《碧鸡漫志》卷2。 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灼《碧鸡漫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皆载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学者多持异说，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力证其未改嫁，目前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 年（1155）或稍后。1多才多艺，以词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艺著称，她通书画善属文，工诗词，尤以词擅长，被称为南宋婉约派宗主。她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的诗文，或谈史事，或论文艺，题材比较广泛。早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她以“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的诗句，提醒人们记取唐代天宝之乱的教训。她的《词论》是宋代重要论词之作，她提出了词“别为一家”的说法，强调音律和典雅，反对以诗为词。前期的词作多写自然风光景物和个人的离愁，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悠闲情怀。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等词，是通过描写寂寞的生活和抒发忧郁心情来表达对丈夫的深切眷恋，并较大胆地流露出自己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渴望。这对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一种冲击。故王灼《碧鸡漫志》评论说：“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 南渡以后，李清照后期作品有较明显的变化。所作诗文，多感叹身世，怀念故国，包含了较多对现实的关心，渗透着爱国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诗句用咏历史人物斥责了当时“伪楚”政权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气节。在《打马图经》及“序”中，还提出了秣马砺兵，恢复中原的主张。 后期的词作也与前期迥别。当时，国破家亡的现实和凄凉悲惨的个人遭遇，使李清照陷于极度痛苦之中，于是她以词来抒发伤时忆旧、怀乡悼亡的感情，风格由清丽、缠绵转为深沉、悲壮。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等词句，寄托了对北方故国的怀恋；“元宵佳节，融和天气，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转调满庭芳》）等词句，表达了对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况，《清平乐》写“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哀伤，皆使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浓重愁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清照的词作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后世论者将她推为宋代“婉约派”词家的宗主。她作词十分重视词的特殊格调和协律性，因而能独辟蹊径，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长抒情，巧于构思，常选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词中，具体而细致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来描写满腔的愁思。她也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具体生动的行动或事物，将抽象的内心活动形象化，如《永遇乐》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1李清照的卒年今人考证详见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所附《李清照事迹编年》。语”写自己的情怀，《一翦梅》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述自己的相思，显得委婉、含蓄、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词风虽以凄婉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渔家傲》中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也使人如读苏轼、辛弃疾之词。李清照词的语言尤具特色，优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宠柳娇花”，“绿肥红瘦”写花树，以“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写天气，以“黄花瘦”拟人，皆很新颖、清丽，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创造性。又常以浅显明白的俗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等，皆信手拈来，便生出许多清新生动的情味。她精于音律，因而作词强调音乐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论》），还讲究舌、齿音的交错和叠字的连续运用，如《声声慢》中一开始就连用了十四个叠字，其独创性为后人所盛赞。李清照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称其为“易安体”，历代都有人学习仿效。李清照诗文也有很高的造诣，如《金石录后序》一文，叙事、抒情十分优美动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别有词集《漱玉集》和诗文集《李易安集》传世，但都已散佚。旧传《漱玉词》系后人所辑，如赵万里的辑本收词六十首。今人辑本如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收录各类作品较为完备。 第二节朱淑真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相传她祖籍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属一地，故有人称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钱塘，故又称钱塘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家境颇富。据她写的诗句，称家里不仅有东园（见《晚春会东园》），又有西园（见《春游西园》），1还有楼阁。她即住在西楼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较浓郁的文化气氛。她常与父亲把酒论文，吟诗作对。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叹：“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并期盼“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2她曾在出嫁后，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兴作诗，写道：“声声喜报鹊温柔，忽接芳缄自便邮。一尺溪藤摛锦带，数行香墨健银钩。倾心吐尽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秋”。3反映她在未出阁前，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虽是大家闺秀，但却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热闻田夫语有感》一诗，她写道：“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寄语豪家轻薄儿，给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4另一首《喜雨》，亦写道：“高田低田尽沾泽，农喜禾无枯槁伤。我皇圣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咸蒙滂沛恩，九州尽解焦熬苦。”1《朱淑真诗集》前集卷2《晚春会东园》，后集卷1《春游西园》。 2《朱淑真诗集》前集卷7。 3《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4《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5这些诗，都可表明她是个颇富正义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极不如意，以致抑郁以终，铸成了她的悲剧。 如在《愁怀》二首之一中写道：“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1她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恶”，2而是个官员。朱淑真在《春日书怀》中写道：“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已无鸿雁传家信，更被杜鹃追客愁。日暖鸟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谩盈眸。高楼惆怅凭阑久，心逐白云南向浮。”3这里显然指跟着丈夫宦游，而远离父母千里，极不自由。另一首《寒食咏怀》，记述丈夫的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风流，丝管纷纷逐胜游。春向眼前无限好，思亲怀土自多愁。”4当时，宋金长期划淮为界，淮河一线，是双方重点设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断，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过自己的心事：“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5最后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个写得万首诗的丈夫，而事实上却嫁了个武夫，这就不能不是“鸥鹭鸳鸯作一池”了。后来，她乘归宁省亲之机，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丈夫。由于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写了许多抒发自己情感的诗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鸳帏不奈寒，起来霜月转阑干。闷怀脉脉与谁说，泪滴罗衣不忍看。”6正由于这种境遇，朱淑真终于抑郁以终。据说她去世时，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诗名，朱熹说过：“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1朱淑真也与魏夫人有交往。她写有《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2据说，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036—110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动在北宋哲宗徽宗时。而朱淑真当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与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时或稍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编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断肠诗集》，在此书的序中说：“比往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及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乃名其诗为《断肠集》。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诗存330余首，5《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1《朱淑真诗集》前集卷9。 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朱淑真“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其《西湖游览志余》又称“朱淑真其夫村恶种种可厌”。 3《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4《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5《朱淑真诗集》前集卷6。 6《朱淑真诗集》后集卷4。 1《朱子语类》卷140。 2诗见《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0。 即《断肠诗集》，亦称《断肠集》；词存30余阕，称《断肠词》。朱淑真诗词的成就可与李清照齐名。遗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记载，而朱淑真却没有。据说当时有临安人王唐佐为朱淑真写过一小传，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对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据她的诗作推知的。 第五十六章陆游辛弃疾第一节陆游半生游宦，半生奉祠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祖先本务农，后来读书做官。陆游出生后不久即逢“靖康之变”，金军南下，掳宋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父亲陆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之职，携家南归，辗转流离。陆游9岁时才回到故乡山阴。在山阴，陆游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陆游到临安应考，名列两浙路锁厅试荐送第一。次年应礼部复试，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论恢复”，又名列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大为秦桧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秦桧死后，陆游才得出仕。先授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绍兴三十三年（1162），孝宗即位，主战派的势力在朝廷有所增强，陆游以“善词章，谙典故”被荐。孝宗因对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进士出身，并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证所编修官。在此期间，他毫不掩饰自己主战的立场，并提出了许多抗金收复失地的策略。后因论龙大渊等人“招权植党”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通判，又调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张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转主议和，主战派势力遭到打击，陆游也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1的罪名罢官遣归。 乾道六年（1170），陆游起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免职数年，得到的是远州副职，去的又是僻远的山城，这一切使他感到伤怀。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三峡入川，一路上观秀丽山水，探幽奇绝境，访先贤遗迹，采风俗民情，所谓“道路半年进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2。他且行且记，将一路闻见加上个人感慨，写成《入蜀记》6卷。这次旅行，使他视野大为开阔，爱国信念更加坚定。乾道八年（1172），四川宣抚使王炎，邀陆游入宣抚使幕，任帅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他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有机会亲临前线。他常不避艰险，来往于南郑与前沿军营之间，曾雪夜渡汉水，掠过金军阵地；也曾一连三天啃着荞麦饼，与士兵生活在一起。这段军旅生活，对他的后半生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到一年，随着王炎被调职，陆游也离开了南郑，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来到成都，后又在蜀州（今崇庆）、嘉州（今乐山）、荣州（今荣县）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职，几乎遍历蜀中。淳熙元年（1174）末范成大帅蜀，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回成都。淳熙三年（1176），因不拘礼法，被劾“燕饮颓放”而罢职领宫观，他不以为然，毅然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看到了陆游在蜀中所作诗篇印本，遂诏东还。此后十多年，陆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虽然未能充分1《宋史》卷395《陆游传》。 2《剑南诗稿》卷2《水亭有怀》。 施展其政治抱负，但由于一再坚持抗金主张，为权贵所不容，始终不被重用。淳熙七年（1180），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发粟赈灾，被劾罢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军器少监，次年任礼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罢官，回山阴故里闲居。 绍熙元年（1190）冬，复以阶官中奉大夫、提举冲佑观，均为闲差，陆游时年66岁。此后十余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领半俸，过着清贫生活。他虽人闲居，但日夜思念报国之心是闲不住的，他依旧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其间，绍熙三年（1192）封男爵，庆元元年（1195）题其书斋为“老学庵”。 嘉泰二年（1202），陆游又被召，恢原阶官提举宫观，任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参与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撰完成，升宝谟阁待制，致仕。嘉泰四年（1204）封子爵。开禧三年（1207）封渭南伯，由此自号“陆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病逝，享年85岁。爱国诗人，壮心不已陆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少时闻父执议论国事，深受熏陶。从小就懂得民族压迫的苦难，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虽然退居林下，仍时时关心着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与朋友们谈到国家前途时，常食不下咽，悲不自胜。他们“或裂眥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1。这些长辈们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响着陆游，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成年后，陆游以“学者当以经伦天下自期”2来自勉。他的“喜论恢复”，显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迁，并没有使陆游的爱国热情稍减，仍时时准备为恢复中原出力。在陆游思想上，抗金恢复中原高于一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希望别人也应以国事为重，团结一致对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缠绵病榻之时，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3他临终时吟哦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与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 诗人陆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种诗体，尤擅七律、七绝。《剑南诗稿》存诗9300余首。陆游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有人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从江西派入手，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几，所作工藻绘，重技巧。中年起诗风改变，尤其是入蜀以后，诗境开拓，博大闳肆。晚年退隐家居，风格渐趋平淡。然而，无论诗风如何改变，鼓吹恢复，诋斥和议，一直是他诗歌的创作主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声。有时是对恢复中原的无限希望，有时是对偏安局面的无奈怅恨，有时是对误国君臣的愤怒控诉，有时是对国事日非的深沉叹息。由于严酷的现实，陆游抗战必胜的信念屡屡被打击，几乎幻灭。但他即使在极其抑郁、近于失望的心绪时写下的诗篇，也都是沉郁顿挫、感激豪放1《渭南文集》卷30《跋周侍郎奏稿》。 2《渭南文集》卷26《跋文武两朝献替记》。 3《剑南诗稿》卷26《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之作，因此，人们称陆游是继屈原、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爱国诗人。 陆游描写田园和景物的诗篇也同样出色。晚年久居乡间，对农民的欢乐和疾苦都耳闻目睹。他以清隽流畅的诗句描写善良纯朴的农民生活，一年到头辛勤的劳作，自给自足的农家乐，他们遭受到的苛取豪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切。陆游的景物诗，或发思古之幽情，或表现明媚的风光，多清新俊逸，饶有韵致。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皆为千古名句。 陆游还擅长词作。他的《放翁词》存词140余首。除《钗头凤》那样的诉说爱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达爱国思想的。如雄壮悲凉的《诉衷情》，感慨遥深的《水调歌头》，意气风发的《秋波媚》，老泪纵横的《谢池春》，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心声。著名的《卜算子·咏梅》，是用梅花的高洁和傲霜斗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坚贞气节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仍旧是其“香如故”，永远不改变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 陆游的散文也别具一格。其中《老学庵笔记》记述当时的风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传闻轶事，不仅内容丰富，可补史传之阙，而且行文流畅，修洁可诵。《入蜀记》是记古迹、叙风俗，指点江山，引人入胜，故时人就有“四海文章陆放翁”之说。陆游还长于史学，他曾参与撰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私撰《南唐书》18卷，叙次简洁，为史著佳作。 由于陆游的经历曲折，命运多舛，转辗流离，接触社会广泛，而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创作基础，在诗、词、文、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满漏*点的诗篇，不仅在当时鼓舞了爱民奋勇杀敌，也激励着人们反侵略斗志。梁启超所称颂的那样：“诗界千载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第二节辛弃疾由义军掌书记到封... 1 题记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热书阁//本卷是近代前编，论述自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99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0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会经济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国资产阶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々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同志主编。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开沅同志因工作过忙难以分身，本卷改由龚书铎同志主编≈增平同志923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947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文史系，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992年逝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七章÷开沅同志92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948年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曾任该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章。 本卷主编龚书铎同志，929年生于福建泉州，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议组副组长等职。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三章；乙编综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二章。 本卷编写之初，曾组织编写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编写组的成员还有王庆成、李侃、李进修和戴学稷诸同志。 王庆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章。 李侃同志，中华书局原总编、编审。他分别与陈东林、吴杰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李进修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七章。 戴学稷同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国盛同志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与黄名长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参加本卷编撰工作的同志还有张守超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一章。 枝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博士。他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二章。 杨益茂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七章。 杨直民同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节。 颜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 华世珍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后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级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刘登仕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倪莉同志，三峡移民开发局硕士。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陶瓷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齐戈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培训部教授兼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五章。 黄国盛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章。 孙占元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三章。 秦宝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五章。 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学院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八章。 陈东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 苏双碧同志，《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七章。 钟康默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副校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八章。 黄名长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九章。 穆渊同志，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章。黄绮文同志，汕头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一章。 桑咸之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四章。 汤志钧同志，上虹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吴杰同志，现代出版社副编审。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六章。 王俊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八章。 陈铿志，中华书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博士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扬宗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二章，并与张藜同志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七章≡慧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审。她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三章。 黄彦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王杰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杰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彦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五章。 郑云山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八章。 陈旭麓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他与何泽脯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泽脯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陈旭麓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章。 刘泱泱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一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维枢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五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六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与王扬宗同志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合写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八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做了科技部分的组稿工作，并审定了丙编典志部分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部稿件。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并做了本卷选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与了图片拍摄工作。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稿。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究竟还不算太成熟，我们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胡绳同志和刘大年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书名，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998年4月日于北京第一章文献资料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仅中文文献就有官方的印书、史书、档案，私家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地方志、报刊等。此外，还有大量外文资料♀里只就中文文献（含译为中文的外文资料）分类择要介绍。第一节政府官书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发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一类政府官书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分述如下《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94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987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0卷″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内容重要〉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873卷。（3）编纂体裁优越〉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900）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计922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30卷，《清文宗圣训》00卷，《清穆宗圣训》0卷。《十朝圣训》共922卷，前七朝200年事共532卷，近代三朝50多年共390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辑，第39—40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20卷，嘉庆朝50卷，道光朝0卷，咸丰朝00卷，同治朝00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计前五朝共00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彻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84年5月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2。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9卷，有光绪八年（882）上杭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只是摘抄《实录》，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卷，于宣统元年（909），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958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王先谦《东华录序》。 2《清宣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版，第2页。 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刊印行世的高级官员的奏议专集。三是近代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无《实录》为底本，也就摆脱了那种以胪列皇帝的活动和谕旨为主的编纂方法的影响，而大量采入奏议，特别是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的奏议。有些人的奏稿并未结集刊印，或虽有结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保存下来□至在清故宫档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寿朋的及时采录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宋伯鲁、杨深秀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绪朝东华录》，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不见。大量采录奏折，就比以前各家《东华录》以及《实录》更能反映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过程♀是《光绪朝东华录》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光绪朝东华录》所收上谕没有《清德宗实录》那么多。但因为朱寿朋辑录上谕另有来源，所以也收有不见于《实录》的上谕。但《光绪朝东华录》的日期常有不准确之处，使用此书时应予注意。 民国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中华民国政府刊行的公布法律、命令的机关报♀是继承清朝《邸报》而来的x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公报在其形成中经历了几个段落。9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发行《中华民国公报》。9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发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年2月3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月7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䜣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卷，皆同治十一年（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皆光绪二十二年（89）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支持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发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00卷，收道光十六年（83）至同治十三年（874），前后39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00件、770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濒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85）、同治六年（87）、光绪六年（880），929—930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94年和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900—90）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90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905—908）和宣统一朝三年（909—9）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8卷，又卷首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卷，又卷首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2卷，《条约一览表》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各级官员文书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类.综合性汇编。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卷，陈弢辑，光绪元年（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0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90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2.专题奏议。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0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90）上洪局石印本♀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895—90）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90）上洪局石印本”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册，光绪二十七年（90）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册，奕䜣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90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3.个人著作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00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00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卷，收录折片897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4卷，收录折片34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0卷，收录折片92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件，为《林文忠公政书》50件的39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陆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城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v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3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大体情况如下.京师的阁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议，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赤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湘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陆宝忠的《陆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议，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3.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边疆地区的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集的也有二三十种，如驻藏大臣景纹的《驻藏奏稿》，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文瑞的《光绪绥远奏议》。 5.钦差大臣的奏议，为数不多，如《向荣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驻外使节的奏议，约计三十余种，如出使英、法、俄等国大臣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法、德、奥、俄等国大臣许景澄的《许竹筼先生奏稿录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7.其他各地文武官员，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不均衡，督抚奏议最多，约为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种情况，是由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牍各级官员的公牍，除给皇帝的奏疏以外，还有日常处理政务的其他各种公牍。其内容一般说来不如奏议重要，但就其记述下层事务的具体详尽来说，又往往超过奏议，可补奏议之不足。 辛亥革命后废除皇帝，奏折亦随之消失。至于各级官员的办公文书，民国初年大体沿袭清末习用的格式，变动不大。 近代海关的重要官员任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从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书写的海关档案〉权操在洋员手中，但它在名义上是中国衙署，从海关总税务司起所有海关都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所以他们办公留下的档案也应当视为中国官员的办公文书。 晚清各级官员来往文书晚清各级官员奏议以外的办公文书，不像奏议那样被重视，因而保存下来或编刊问世的不像奏议那样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公家贮存的公牍档案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巴县档案，从康熙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全国仅有的一份。至于个人居官积存的档案，有些高级重要官员的保存下来了，如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全宗》、《赵尔巽全宗》，现存上杭书馆的李鸿章、盛宣怀的档案，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吴煦档案等，但为数也不多。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档案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各级官员办公文书之编刊行世者可分为衙署公牍和官员个人专集两大类。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个人的名义收发，因而也多由官署编印。例如《清国史馆移咨札示汇送文》册，光绪年间刻本。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该衙门清档司日雏理的专题公文汇编，现已开始作为史料出版问世，如《教务档》、《四国档》等。 各省则由于办公的需要，有的编刊《省例》，如《粤东省例新纂》8卷，道光二十六年（84）刻本。又如《江苏省例》4编，陆续编刊于同治八年（89）、光绪元年（875）、九年（883）、十六年（890），内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83—889）的督抚藩臬的文件，意在举例示范，“俾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其中所收文件虽不多，但可看出该省日常公务中的各种问题及处理原则。 到清末最后十年间，受近代报纸、期刊的影响，从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发刊《官报》，直隶发刊《北洋官报》（902年），两江发刊《南洋官报》（903年），其他湘、赣、川、豫、皖、粤、鄂、鲁、桂、甘、浙、黔、闽和东三省相继编印《官报》，即各该省政府的机关报，仿照中央政府《邸报》的形式，报导政务活动，刊登奏折、上谕，还刊登该省各级官员的其他公牍。此外，从京师到各省，还有各衙署编刊的《官报》，如学部的《学部官报》、农工商部的《商务官报》、邮传部的《交通官报》；各省“三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劝业道）也多编印《官报》。不过，从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县日常办理公务所产生的文件数量来说，发表在《官报》上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机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于众的文件，在《官报》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牍之编入个人专集者不多，有之如黄云鹄的《兵部公牍》2卷，收入他于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时所撰拟的咨文，禀稿等三十余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负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总理衙门章京时所拟的有关对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是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时发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系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与沙俄交涉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有关文电和谈判记录。 地方官员的一般公牍编印行世的，还是以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为多≈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公牍，其后人编成《信及录》一书于929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册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卷，奏疏5卷外，书牍批札等35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卷，而公务书札33卷、批牍卷，其杂著2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超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卷，批札7卷，咨札、告示、说帖各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件。该社又访得上杭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册，计7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0卷之外，朋僚函稿20卷、译署函稿20卷、海军函稿4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卷，又电稿40卷♀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880）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2，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集又有959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卷（略去文集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7卷、电信3卷、公牍2卷v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98—920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卷，928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卷，电牍（兼收来电）80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0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首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870）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页。2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页。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下，第20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87—880）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0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喀著《岭西公牍汇存》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89—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2卷，光绪三十一年（90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873—88）历署广东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894）署理广东陆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95年第4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册，齐鲁书社98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899年9月）至二十七年二月（90年3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册，920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900）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发、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罕事新报馆民国元年（92）初出版；《民**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982年版）收录孙中山9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卷，前8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00件♀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发《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各省有些也沿袭清末之《官报》而出《公报》。虽然当时机密公文不会在这些官方《公报》上发表，但也毕竟积存了一些文件。 民国初年继续有一些公牍汇编之类的书出版，如《中华民国新文牍》、《中华新文牍类纂》、《通电汇钞》等♀些类纂汇钞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员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还是官员间的来往函电。 北洋政府官员个人的文件编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总统书牍汇集》，民国三年（94）出版；《黎大总统政书初编》，民国五年（9）普益书局出版；等等。 地方长官者有四川民政长、巡按使陈延杰的《川牍存要》（93—95），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粤东公牍辑要》（9—97），陕西省长李根源的《秦中文牍》（9—97），自民国元年（9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长等职的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等。不过为数不多，不像清末督抚那样大半有公牍编集行世。 袁世凯当政后，废府并县，知县改称县知事。他们也有印行其公牍的，但为数不多，大抵为自我宣传其政绩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莱阳录》即如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后爆发“二次革命”，继之以“护国”、“护法”，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也留下不少公务文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4卷，内收93—98年孙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数是和反袁、护国、护法有关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4年版），曾业英编，其中有关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的文件。又梁启超的《盾鼻集》、唐继尧的《会泽首义文牍》，皆为“护国”之役的有关公牍史料。唐继尧的《会泽靖国公牍》，则为“护法”时期他乘机向四川进攻前后的文件。 海关档案及其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在处理各种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档案。其中有各种报告、咨、呈，以及大量的来往函电♀些文件的形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关起，直到民国年间。它们过去一直由各海关作为档案自行保存着，解放后被我们接收过来，称之为海关档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关总署的档案。 海关档案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政府机构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电，和我们前述的咨札函电一样，也应属于近代各级官员文书之列№一方面，中国政府虽派有海关监督，而实权操在“募用”洋员税务司之手。海关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的办公文书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虽有汉文的，但为数不是很多。所以，海关档案又与一般中国政府官员的办公文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在公牍领域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对海关档案进行整理编译，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辑，包括中法战争、缅藏问题、中葡里斯本草约、中日甲午战争、英德续借款、义和团运动、庚子赔款、近代邮政、辛亥革命、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等个专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历次大事件，在海关档案中无不有所反映〃过出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洋员之手的这些文件，使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得以从某一侧面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事件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阴谋活动和真实意图。 九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陈霞飞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874—907）》，分为9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赫德与金登干往来信件3528封，电稿449份，另附赫德与其弟赫政往来电报42件。赫德，英国人，从83年到908年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达45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亲信，874年被赫德派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历时34年♀些函电指示了许多迄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详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记录。 第三节典章制度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统治特点。中国近代包含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时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有属于封建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也有属于半殖民地的。记述清朝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资料很多，这里只扼要介绍几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专书。 大清会典会典是从明朝开始修撰的，它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会典”、“会要”名称不同，内容相似，都是当时现行制度的总汇。 《大清会典》从康熙朝开始编撰，雍正朝又续修，主要是将清朝开国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度化，便于官员遵守，提高统治效能￠有典有例，典例结合。典是正文，不能变。例是则例，是对典的补充或说明，是可以变通的‖隆朝第三次修订，以典例合辑，使“典例无辨”，谕令将典和例分卷纂辑。嘉庆朝第四次重修，在《会典则例》基础上补入逐年事例，改名为《会典事例》，又增修《会典图说》。 嘉庆以后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都没有续修会典，直到光绪十二年（88）才开始第五次重修♀次修纂主要以历朝实录及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和各部院则例为依据，先由各阁部院府守监等各该衙门起草，最后由会典馆总汇。其断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绪二十二年（89）。光绪二十五年（899）书成，计《光绪会典》00卷，《会典事例》220卷，《会典图》270卷。光绪朝修的《大清会典》是清代五朝会典中最详尽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庆以后有关典制的新内容，也补上了前此历朝会典之不足÷增的有咸丰十一年（38）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补充的有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会典》和《乾隆会典》未收，《嘉庆会典》收而不详，《光绪会典》弥补了这个缺陷。 在记述各衙署典制时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首列最高长官的职掌，并对其职掌范围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详加解释，然后分列所属机构、官员、职掌、编制等。例如吏部，首记尚书、侍郎，“掌天下文职官吏之政令”；再记所属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的官员设置并详叙其职掌。以下详列全国地方文官及其职掌。 本书有光绪二十五年（899）成书的清缮本，二十八年（902）石印本，三十四年（908）商务印书馆据原写本的影印本，该馆后又将影印本收入《万有文库》。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是将典和例编为一书的，《乾隆会典》起典例分辑，“以典为经，以例为纬”（奏定凡例），以后遂成定制。《光绪会典事例》是清代诸会典中保存典制方面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会典事例》也是以各衙门（缺军机处）为纲，其次序，完全照会典。 在每个衙门下，又分若干目，目下又有细目÷例辑录的是清朝开国至光绪二十二年（89）前的有关谕旨，按不同的部门、事类、逐年排比，主要说明现行制度是经过怎样的“因革损益”而形成的。例如内阁，分建制、典礼、职掌三目；建制一目又分内三院沿革、设官二细目；职掌一目又分进本、票拟、票拟加签、御门进折本、巡幸发递本报、勾到、收发红本、收存揭帖、颁发书籍、收存副本、恭拟谥号、撰拟制诰、撰拟匾额字样、承宣谕旨、记载纶音等27个细目。每目之下，将有关该项制度因革变化的谕旨按时间先后扼要列出，清楚明白。 但是，会典和事例都只记到光绪二十二年（89）；鸦片战争后新增机构只辑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嫌简略。光宣之际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事在本书修成之后，便都没有记述了。 光绪《大清会典图》，沿嘉庆《大清会典图说》，有图有说明文字，又有所订正和增益。计天文图32卷，从《嘉庆会典图》之57图增至333图；冠服图20卷，从2图增至285图；礼图30卷，从227图增至28图；舆卫图4卷，从82图增至24图；乐图（包括谱表）2卷，从84图增至38图；武备图卷，从248图增至3图；舆地图32卷，33图，完全是新增的♀些图说，主要也还是记录清朝典制，但有些具体事物仅靠文字不易说清楚，绘图再加说明，便可一目了然了。 舆地图是新添的。计全总图幅，百里开方的各省全图27幅，五十里开方的府和直隶州图335幅，皆有文字说明。惟缺基层州县图，这是自嘉庆《大清一统志》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绘制地图，比上次绘的好一些♀些图是行政区划图，可与《会典》之记各省府州县职掌部分对读♀些图，详水而略山，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比较详细的全国河流图。 清修《文献通考》清乾隆时，继杜佑《通典》、衷《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由政府组织人力先修《续文献通考》，继修《续通典》、《续通志》，并另修清朝（原称皇朝）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以上六书至乾隆五十年（785）陆续完成，其中《清朝文献通考》对研究清代典制最有参考价值。 《清朝文献通考》，300卷。内容主要记有努尔哈赤始建后金国起至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清代制度，分2门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群祀考、宗庙考、群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 此书记的虽是清代前期事，但由于到乾隆后期，清代典制已经过百余年的调整而基本定型，以后大都遵行不变，所以此书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制度仍是重要的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所记止于乾隆五十年，嘉道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激烈变化，典章制度也不能例外。单靠《清朝文献通考》来了解清代典制已远远不够，刘锦藻编纂的《清代续文献通考》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先着手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计划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78—904）间事，宣统二年（90）完稿。第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刘锦藻遂又补辑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905—9）事。共400卷。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除仿照《清朝文献通考》之2门外，对清政府在近代采取的新措施新制度用两种办法补入一是附入已有各门，一是另增新门类“者如银行、海运附于国用考，厘金、洋务（鸦片）附于征榷考，团练、练军、巡防队、海军等附于兵考。无可附入者，另列新门类，计有外交考包括交际、界务、传教、条约4目。 邮传考包括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5目。 实业考包括总务、农务、工务、商务4目。 宪政考不分目。原2门加新增4门，共30门。对了解近代洋务运动及光宣间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等，尤为不可缺少的系统资料。 类似的书还有《皇朝掌故纂编》00卷鄞县张寿庸等编。分内外编，内编以帝系冠首，以吏、户、礼、兵、刑、工六官为纲，分述各部规制♀编以外务部为纲，以各国立约年月考弁首。本书有光绪二十八年（902）求实书社铅印本，错讹太多。 《清史稿》志《清史稿》中记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志有种，共42卷。志是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通、邦交。 《清史稿》编纂工作组织得不好，完稿后未认真复核，又仓卒付印，以致存在不少问题。如职官志竟缺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这是重要疏漏。《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记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典制的有政府公报、年鉴及公布的各种法令规则，但很分散，也不易找到。目前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这时期典制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此书上、下两册，钱实甫著，中华书局984年出版△者在本书例言中说“本书主要说明民国元年（92）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开始，至民国十七年（928）六月张作霖逃出北京为止，前后共计十六年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简称为‘北洋官制’。”“南京临时政府、护**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等，虽不属北洋政府的范围，但这些政府大都存在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多或少各有一些不能完全割断的联系（特别是‘法统’上的关系），所以在本书内也一并说明，以便参考。”本书对每个政治机构的说明，既注意其职掌的性质，又不忽视其历史的变化，既详尽，又全面。此外，可与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互相参用。 第四节私家著作私家著作所记载的是私人的活动、感受、见闻、议论等，能够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许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记述官方事务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后的追述，与事发当时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事后下笔，可作综合叙述并评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远，私人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专著、诗文集、信札、日记，以及野史笔记等，并各具特色。 专著近代专著为数不少，大体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大类。 记事专著有魏源的《圣武记》，内容却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者眼见鸦片战争失败，感愤时事，藉此书以抒发如何图强御悔的思想，当时影响颇大。 近代大事头一件是鸦片战争。记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以上三书的作者都未出国门，故所记外国情事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了解外国情况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两部著名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书博大，徐书谨严。虽仍有对外国情况叙述不尽准确之处，但在闭关一百多年的中国，使国人开始得以窥见外部世界，其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次起义**是被清朝镇压下去而结束的，统治阶级方面为此而编撰的书很多。记事首尾齐全的先后有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为湘淮军“记功”的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钱勖的《吴中平寇记》、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等。记左宗棠进军陕甘、收复新疆的，有易孔照等编的《平定关陇纪略》、黄丙煜等编的《戡定新疆记》等∠述诸书，《湘军志》文字雄劲，间有直笔，最有名。《湘军记》记叙更详赡。其他则率由军中幕僚引录有关谕折文报按时间顺序连缀而成。又有记各省区战事的专书，主要有张曜主编的《山东军兴纪略》，尹耕云主编的《豫军纪略》，罗文彬、罗秉恩编的《平黔纪略》。 记中法战争的有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记戊戌变法的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李膝的《庚子国变记》№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光绪一朝清廷大事。 有关辛亥革命的记事专著较多。孙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8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动之作∞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事自894年兴中会成立起，至925年止。其他如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则是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记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曾毅的《护**纪事》，马震东的《袁氏当国史》，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记张勋复辟的有许指严的《复辟半月记》、天悔生的《复辟之黑幕》等。 记言专著有《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写于8年的政论，影响颇大。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撰。本书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时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 《盛世卧》，郑观应著。此书对戊戌维新运动影响较大∠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收入此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戊戌维新造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 《变法通义》，梁启超著。89年发表于上海《时务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仁学》2卷，这是谭嗣同的哲学著作。899年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来全文出版成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收入此书。 《訄书》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会思想论文的结集。初刻于900年，计50篇。后又重订，删去一些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的论文，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计3篇，另有“前录”2篇，904年于日本出版。94年更名《检论》，2篇，另有正文附录7篇。比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发展的脉络∠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书。 《革命军》，邹容著。903年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 《警世钟》和《猛回头》，陈天华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天华集》。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本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著作，写于97—99年，后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诗文集近代文人的诗文集很多，难得有精确统计。有的学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存目计算，清人诗文集约有.5万种，这还不是完全的数目。其中，属于道光朝以后的在半数以上。至于民国年间属于近代的诗文集有多少，尚无统计，其下限也不易确定。 诗文集中的诗和文，一般都是分开编辑的，我们这里也分开谈。 文集不同于专著，是把作者不同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诸篇文章编在一起的。其内容的特点是散，杂。因为文集内容散而杂，所以也难有概括其内容的题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号，如龚自珍的《龚定庵文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贺涛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录》等，为数较少。大多数冠以作者的书斋或住所的名称，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文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邵懿辰的《半岩庐遗文》、潘曾莹的《小鸥波馆文钞》、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方浚颐的《二知轩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编》、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叶昌炽的《齐觚庼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等，这样的题名和文集内容并无联系。至于现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直书作者之名，如《龚自珍文集》、《魏源集》、《何绍基诗文集》、《郭嵩焘诗文集》等，一看便知是谁的集子，对于读者是方便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新文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抱着挽救民族析的迫切志向，写文章，作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先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小册子单行，而后才汇编成集。如谭嗣同、刘光第、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陈天华、章炳麟、禹之谟、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锷、马君武、熊箱等人的文集，近年来已陆续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政论文章♀类政论的文章，就其内容之丰富和影响之大来说，可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文的《孙中山全集》为代表。 诗集，常常和文集合编在一起，如刘蓉的《养晦堂集》、戴望的《谪麟堂遗集》，内收文集，也收诗集。又有书名“文集”，但里面也收诗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斋文稿》、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皆收有诗集～集单行的也很多，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张维屏的《松心诗集》、张际亮的《思伯子堂诗集》、金和的《秋穗吟馆诗钞》、黄遵宪的《入境庐诗草》、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康有为的《南海先生诗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张謇的《张季子诗录》等。词，有附编在诗集之内的，也有单行的。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也就日益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从而产生充满爱国主义**的大批诗篇。阿英辑有《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等，收录爱国诗歌甚多。 有一类可以称之为“纪事诗注”体的诗，多为五七言律绝句，于字句间加注，或于题下加叙，或于每一诗后附以较长的说明。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对鸦片战争时期江浙战场清军之腐朽乖戾有具体揭露。如记太平天国时事的有佚名的《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海虞（踌）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等。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驴背集》、高树的《今銮锁记》、龙颙山人（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洪寿山的《时事志略》等□成禹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注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许多史事。后来又有张伯驹撰《续洪宪纪诗补注》。 书信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早已编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其总量是很大的。近代书信编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种情况。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内容有许多是说经论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中，书札很多，单编为多卷。 书信编集单行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左宗棠的《家书》，李鸿章的《尺牍》等。 后来陆续出版的书信集，多是作为商品或史料编印出来的。如《何桂清等书札》、《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信稿》、《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左宗棠未刊书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荣禄存札》等。近代印刷技术进步，有些书札是影印的，如林则徐致刘建韶（闻石）的《林文忠公尺牍》（北京懿文斋本）、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则徐书札手肌》、《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于式枚拟稿李鸿章审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名人书札》等♀样的影印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写信人的手迹，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书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单位）所藏书信稿编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编印成集的，不过这类搜集整理的书信单独成书的少，大多编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李有明等编的《刘光第集》、汤志钧编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来的书信。 不论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当时并不公之于众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们最为注意的，是那些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与8年“辛酉政变”有关的《热河密札》，是咸丰皇帝死后，有人从承德行宫向北京发出密信，报告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和企图揽权的皇太后之间的冲突。又如《袁世凯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张勋藏札》等，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事件中的里层情况。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开信，例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以给康有为公开信的方式来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的。又如孙中山的《讨袁宣言》，也可以说是直接诉之于公众的公开信。 还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遗书，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给家属、朋友、同志的，如《吴樾遗书》、陈天华的《绝命书》、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致父书》等，充满爱国**，令人感动。 总之，我们要注意各类书信的特点，并要了解这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事、以什么方式、写给什么人的，了解了这些才能知道该信的性质，才能判断该信内容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或有哪些是真话，然后才能准确地评估其文献价值。 日记近代知识分子，很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自己日锄活的记录，大多是为自己备忘而不供别人看的，所记的是当日的行事、见闻、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实性、原始性。 公开印出来流传的，较多的是记行程的日记。当时在士人和官员中有一种风气，一上路就写日记。赶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写日记，可以出示亲友或印出来馈赠亲友♀类日记主要记沿途所经的山川名胜，间及风土人情，有的也要记及这次旅行的任务。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遣戍新疆时从西安到伊犁的日记，是由他的后人在光绪三年（877）刻印出来的。不过据《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92年出版）所收这段日记的原稿对勘，可知刻印时颇多删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学政，几乎无例外地要写日记。如潘祖荫《秦輶日记》，瞿鸿《使豫日记》和《使闽日记》，皆只记行程，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吕佩芬《湘轺日记》，除记行程外，并记考试诸事。 考生赴试的有，云南新平举人马太元的《北游日记》。官员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887年）入都纪程》，记由黔川陕晋北上；碑《辛卯（89年）侍行记》，随其父陶脑陕入觐又赴新疆巡抚任♀两种日记，详记沿途山川道路等情，并予考订，号称博雅之作。 还有其他出差日记，如聂士成的《东游纪程》（893年），李树棠的《东缴纪行》（898年），皆自天津至黑龙江的往返考察日记。 近代中国派员出国考察或派出驻外使臣及其随员多有日记，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搜集整理，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已出第一辑0册，收3种，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记，记有斌椿《乘楂笔记》、志刚《出使泰西记》、张德彝《航忽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此外尚有黄山书社出版的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还有一类专题日记，是专记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记』片战争时有张喜奉派赴英舰接洽议和的《抚夷日记》，曹晟记英军陷上海的《夷患备尝记》，朱士云记英军陷镇江的《草间日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日记更多。如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难述略》，记咸丰三年（853）太平军克庐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济《小沧桑记》，秀水（嘉兴）沈梓《避寇日记》，皆记咸丰十年（80）太平军东下苏浙等地情况。中法战争时期，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日记，以北京、天津为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卷记事》，不只记“拳匪”，且记八国联军；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系教民，记避入使馆被围困情况。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阁《庚子日记》、高楠《高楠日记》等，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 多年连续不断的日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记，记录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备，最有价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记主要有《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其中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抗英国侵略期间的日记最有价值。《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840—849）李星沅历官豫、陕、川、苏、云南、两江监司、督抚的日记，所记颇详。曾国藩日记，先有809年据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95年台湾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近年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日记》部分据以上两本校点排印出版。《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980年版。他的日记自咸丰五年（855）起，至光绪十七年（89）止（缺三段约39个月）。翁同龢日记，925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近年编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出版标点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记》。起咸丰八年（858），至光绪三十年（904）逝世止，前后4年（只缺咸丰九年四月以后9个月）№有《军机处日记》，为他第一次充军机大臣时（883—884）的办事备忘手记，有938年影印本，现亦校点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记》中。《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830—90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87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90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记事比较周全，内容丰富。 还有些常年日记，作者并非身居要职的达官显宦，但所记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别是数十年不断，遂亦为世所重♀样的日记有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852—85）和《能静居日记》（858—889）；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83—889）；《赵缦堂日记补》（854—82）；《郇（荀）学斋日记》（889—894）；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89—9）；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870—97）；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仅存光绪十九年至三十四年（893—908）间的十年的日记。 宋教仁的《我的历史》，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日记，起904年0月30日，迄907年4月9日（缺905年9月22日至2月），多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920年在宋氏故乡湖南桃园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陈旭麓主编之《宋教仁集》，中华书局出版。 还有一些从常年日记中分类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编次的有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样的分类日记其好处是便于按类查找材料。 野史、回忆录、笔记等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顾某一历史事件中的经历之作，凡属个人经历的，就是回忆录，也有于个人回忆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这类野史很多，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大都已能择要稍作介绍。苏庵道人（杨綮）撰《出围城记》（《鸦片战争》第3册），作者镇江人，此文记鸦片战争时英军陷镇江事，于乱离之状言之甚悉。 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陈思伯撰《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号），作者在武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军北伐进至天津附近，又40年后写成此文，这是从太平军内部记述北伐全过程的回忆录。 李召棠撰《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号），作者是安徽贵池人，是他在当地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写的回忆录。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900）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00多篇，编为册，9至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00条。《梦燕亭杂记》2卷，陈燮龙著△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98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2卷，又《四笔》卷，陈康祺著。此书记述清初以来掌故，属于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猎书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处，文字亦随手变动，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较差。《花随人... 2 1《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1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2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1《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2《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1000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隋唐城址隋唐长安城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1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米，进深1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墙外侧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1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余皆宽1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115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1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1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1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1674米，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余处2。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17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种。1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0米，西壁1275米，北壁1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0米。城墙夯筑，宽15—16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1670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00米，南北120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0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0米，东墙残长1270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700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曲折，长6776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6期。 1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宽一般在500—580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1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0米左右，小的宽3米左右，进深皆3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1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米。前殿东西宽58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2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米左右，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3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1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1参见第103页注1。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2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3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2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发掘了其中6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0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1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10x10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030米，东西宽3120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2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1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二节唐代的重要遗址重要发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陆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发现，1989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发掘，发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1—4，1号牛在西北方位，2号牛在东北方位，3号牛在西南方位，4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米，长3.5米，厚0.7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米，身高1.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米，周长1.03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1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位于t2的西南方，据文献，t1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和t1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1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古采场4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个天井和28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1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1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第三节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1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1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160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1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1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1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2。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曋钩菩四辏挥谏挛飨萄簦馔猎残危坝惺窳脚牛刑炻弧6怼6āa暝耙盐兀荒鼙嫫湫沃脾邸4送猓颖笔÷∫11鼗褂刑聘咦胬钤u谒拇嫘实劾钗醯慕u趿旰偷谌婀饣实劾钐齑偷钠粼肆辍Ⅻbr />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 3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第四节隋唐墓葬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撰、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撰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撰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1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1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陆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1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1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2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31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2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年第4期。3《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隋唐壁画墓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1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4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23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号似为工匠居室，2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米，宽2.6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余件，包括200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厘米，腹径42.5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件，包括4件银盘、1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1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1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年第7、8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2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0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1第三章研究概况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地理考证》、《地理考证》等，n婕澳谌菁u悖贾ぃ交岬胤教u唷s*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1。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1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1。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2。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3。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 6 第三节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1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1“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典签权力之大，甚至诸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的控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年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世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齐书·武帝十七王列传论》称：“帝王子弟，龆年稚齿，养器深宫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屈，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典签权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猩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坚，举动每为典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其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制以专辄之罪。鱼复侯子响愤杀典签吴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杀。齐武帝闻之说：子响遂反？戴僧静大声喊：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典签小官，权重如此。 典签之设置，即使把诸王、刺史的一举一动都管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朝廷与地方间的矛盾。皇帝、诸王，是亲父子兄弟。亲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残杀。典签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也可以参与诸王地方集团对朝廷的反抗。权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权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让。这在历代政治史上已习见，在宋齐时期，君臣、父子、兄弟间的斗争以至屠杀，比前后各朝代表现更为残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间宋文帝以弟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两个重点地区。《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在传后又发挥了一句：“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彭城王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文帝以义康为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是对这个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请求解职，让义康入朝主持政务。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见，命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使义康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让义康主政。从此时开始，朝廷内外大权集中在义康手里。前面引录的文帝给义康的信，就是这时写的。 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事，又渐渐不满意。他想作扬州刺史。他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可卧治！”元嘉九年，王弘死。义康改领扬州刺史，达到作扬州刺史的目的，并且独揽朝政。 义康仗恃天子之亲弟，又喜问政事，遇事常自己专断，不请求文帝的诏旨。有的人看见义康权力大，遂来依附。太子詹事刘湛和领军将军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还曾把刘湛推引给文帝。殷景仁得幸于又帝，官职比刘湛为高，刘湛便极不高兴。刘湛曾作过义康的长史，有这层旧关系，这时义康专掌朝政，刘湛便委心自结，希望因义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罢黜殷景仁。可是，义康愈是说殷景仁的坏话，文帝对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为中书令、中护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对义康的专权已经不高兴了。刘湛初到朝廷来时，文帝对他礼遇甚厚。他善论治道，熟悉前代故事，听者忘倦。后来结党朋比，煽惑义康。文帝对他极不喜欢，但表面。上还忍耐着。文帝对亲近人说：往日刘湛来见我，我“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刘湛就对义康等说：“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他还常到尚书议曹查看晋成帝末年立康帝的旧事，为文帝死后立义康为帝作准备。刘湛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闻，虽然为了义康间兄弟关系，还未有所发作，但“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矛盾终于爆发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行，在狱中处死，并诛其子及党羽。义康上表逊位，文帝以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向文帝辞别，文帝对他沉默哭泣，不说话。他动身去豫章的时候，文帝遣沙门慧琳去送他。他问慧琳：“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史说义康虽然“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进”，“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杀文帝，迎立义康，徐向文帝告密，事败孔被杀。事情自然连及义康，被削爵治罪，义康及其子女皆降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今广西宾阳东）。义康在安成，读书读到汉淮南厉王长事，废书长叹说：“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义康一再获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会稽长公主的保护。会稽长公主是刘裕的长女，文帝对她很尊敬。她尝对文帝说：“车子（义康小字）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罢恸哭。文帝指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初宁陵，指刘裕的陵墓，墓地在蒋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打算推奉义康为主。事败，被杀。 义康不死，对文帝说终究是一块心病。胡诞世反时，江夏王义恭就对文帝说：“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义康不愿就徙。文帝犹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焘大军南征，到瓜步。当时人情汹汹，文帝怕有人奉义康为乱，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对义康早作处置，文帝遂赐义康死。骨肉关系终究抵不过权力之争，蒋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劲，“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意之所欲，上必从之”（《宋书·元凶劭传》）。看来，劭有文武才具，并且自幼为文帝所喜爱。瓜步之战，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文帝欲兴师北伐，太子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表示反对，唯吏部尚书江湛、丹阳尹徐湛之善窥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说不斩此两人，无以谢天下。由此，太子劭与文帝的宠臣徐湛之、江湛结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对太子劭还很信任，为了防备宗室诸王谋乱，使太子东宫甲士数与羽林兵相等，有一万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后，文帝和太子劭之间渐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发生巫蛊事。文帝宠爱潘淑妃，潘妃生子浚与太子劭一同搞巫蛊。文帝对潘妃说：“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浚小字）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巫蛊是刻木人，埋地下，诅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这样的话。 文帝欲废太子劭，赐浚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浚。劭遂起兵入宫杀了文帝，并杀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寻阳讨劭。经过一场战争，劭败被杀。武陵王骏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与同姓王的矛盾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时，他的叔父南郡王义宣任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想调义宣为丞相、录尚书事。义宣不听调动。一些野心家如臧质、鲁爽等恭维他，劝他称帝。义宣遂举兵反。义宣是个庸才。司州刺史鲁秀听他哥哥鲁弘的话跟随义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谒见义宣，出来后捶胸后悔说，“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鲁秀说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庆之、薛安都迎战鲁爽，以柳元景、王玄谟迎战义宣。战争的结果，沈庆之败鲁爽，于军斩之。柳元景大败义宣军。义宣兵溃，单舸逃走，不知所措，闭户而泣。臧质败回寻阳，被杀。义宣败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杀义宣后，更大杀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后杀了武昌王刘浑、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 扬州刺史、竟陵王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近，更徙广陵”。并使心腹大臣刘延孙“镇京口以防之”。竞陵王诞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围广陵。城破，杀诞，诞母、妻皆自杀。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 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和领军将军王玄谟。 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都是前废帝的父辈。前废帝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 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最后，宫省内外结合把他杀掉。湘东王彧即帝位，是为明帝。前废帝于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杀，在位一年有半。 宋、齐宗室的灾难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起兵响应子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许多地方郡守都起兵响应子勋。“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资治通鉴》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经过艰苦的大战，最后战胜子勋和各路放军，取得胜利，杀（时年十一岁）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接着，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皆赐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杀光了。 明帝后期，身体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后，他的弟弟们将不利于他的太子，于是又拿他的弟弟开刀。泰始十年（471），先从性情刚狠的南徐刺史晋平王休佑开始，命人把他从马上挤下来加以殴拉致死；继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临死，骂道：“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一三三）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胆小谨慎，但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阳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吴喜在晋安王子勋起兵时，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吴颇得民心，他对亲信刘励等说，“（喜）泰始初东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己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因此，功劳卓著的吴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严重了。时后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为宰相，对儿子不利，便送毒药给他赐死。 明帝死，子苍梧王即位，年十岁。这时，宗室的势力是削弱了，但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萧道成逐渐掌握政权，杀苍梧王，立顺帝。不两年，萧道成消灭了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场禅让剧，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杀宗室子孙也是很残酷的。《南史·宋本纪下》记载：“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出死矣。”即皆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曾告诫他的儿子武帝说：“宋氏若不骨肉相践，他族岂得秉其衰敝。”因此，当南齐武帝时，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时候，他就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道成子）子孙。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杀绝了。 宋、齐大杀宗室，是因为怕这些宗室起来夺取皇位。事实上，宋齐时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争夺皇位，其中有的还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夺得皇位。但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晋安王子勋起兵时只有十岁，那有几岁的孩子就能指挥大军起兵反叛。这与他们手下的官佐有很大关系，他们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贵。 门阀大族离开必争的“权力”，倒是因祸得福了。他们一般满足于高官厚禄的荣誉地位。他们起家都作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官，这些官职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清选。当时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地兼美”（《陈书·蔡凝传》）、“秘书丞，天下清官”（《南史·张裕传附曾孙率传》）的说法。他们不须争斗，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中有点野心的，也不过如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子僧达传》），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附曾孙王融传》）。他们优游岁月，无案牍之劳神，不必为政治斗争互相残杀而惊心，也不必为改朝换帝而动容，君统变易，朝代更迭，与己无关。他们像别人结婚时的宾客一样，有时为受禅者授玺而已。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末司空褚渊的儿子褚责去看望从叔褚炤，炤问：司空今日何在？贲回答说：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炤不高兴地说：“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附从孙炤传》）对待改朝换代，他们漠然置之，因为改朝换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称：“自是（指魏晋）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朝帝室间的杀戮和门阀大族对政治风云的漠不关心，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的不同表现。 梁武帝的协调政策梁武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 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1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1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召揽文学之士，萧衍、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沈约、谢眺聚集于其间，号为“八友”。 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统治的时间近半个世纪（502—548），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统治，可分两大时期。前期的统治较为安定，《梁史·武帝纪赞》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梁武帝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他一方面采取重用门阀中人，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他们担任机要之职。例如，他十分宠信的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南史·朱异传》），就出自寒门。门阀大族和寒门并重，是梁武帝选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认为宋、齐动乱，是皇帝御下太严所致。他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他的六弟萧宏“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梁临川王宏传》）。他原以为萧宏在私藏武器，后来看到只是财物，便称赞他会积财。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 梁武帝这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对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急于黎庶”，终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无法无天，最后终于酿成恶果。但在梁武帝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 第四节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南北朝的战与和瓜步战后，南朝与北魏之间仍不断有战事，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著。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虽然南北战争不断，但南北朝之间的聘问并没有断绝。 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1。这段略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役，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一个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睿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睿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于梁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魏军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受战争的灾难，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相对而言，长江流域遭受的破坏是比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断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经济和交换经济因破坏而衰落的时候，南方随着土地垦殖，人口增长，靠着长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业交换也有相应的发展。 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原来是比北方落后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描写，江南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土地垦殖常常采用火耕水耨的办法。这种火耕水耨的办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在使用。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写道“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庾信《归田诗》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办法还在使用。但粪肥似也在推广。宋文帝的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他的曾孙到溉官至吏部尚书，当时人还1参阅《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讽刺他：“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南史·到彦之传附溉传》）到彦之由担粪农民作了大官，这是不多见的，但农民担粪肥田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了。江南水乡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更广泛的整理和推广。有了水，有了肥料，农业产量自然会提高。南朝时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阳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东部的会稽地区，成为著名的产粮区。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就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丹阳、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霩、杜之间（汉代农业发达地价高昂地区），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初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商业交换也发展起来。魏晋开始，金属货币在北方几乎绝迹，谷帛代替了钱币。但在南方，金属货币的使用却是不断扩大。宋时，何尚之说：“晋迁江南，疆土未郭，或士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远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何尚之传》）由于钱币的铸造落后于社会对钱币的需要，因而产生筹码不足和钱币盗铸等问题，这是江南社会经济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长江的大都市，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有数十万人口。这数十万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粮食自然绝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这也促使建康商业的繁荣。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4），因发生了一次大风灾，便出现了“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飺相望”（《晋书·食货志》）的情况，这可见长江船只之多。建康几十万市民日用百货、粮油杂用，除市内手工业作坊供应外，要靠郊区、三吴地区供应，一部分还要由长江中上游供应，靠长江上下船只运输。也有一部分粮食从长江中上游运到建康来。《宋书·吴喜传》即记载，吴喜自荆州还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而粮食由长江下游往上运的情况却是比较少的。《宋书·孔觊传》称：“时（孝武帝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觊弟）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见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未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同书卷还记载：“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千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添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这故事也说明长江上下颇有作贾客的，其中还包含一些士流。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而粮价并不高涨。孔觊说：“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刘悛传》）。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才使得纵有水灾粮食减产，而粮价因之不贵。 因为商业交换发达，“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 北魏世宗时，甄琛上疏，曾以南朝关市税比北朝的谷帛之输。他提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魏书·甄琛传》）北魏世宗的时代，约当南朝齐梁之际，比宋齐时代稍晚，但他既说“相承”又说“仍崇”，这段文字所说是可以包括宋齐的。那就是说，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和南海各地的贸易，在宋齐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广州是南海贸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货物多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多从这里输出国外。历史记载宋齐时期凡在广州作官的，无不发大财。《宋书·褚叔度传》称：叔度任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当时人有两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王琨号称清廉，及罢任还都，还“买宅亩三十万，余物称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关系江南、广州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影响到有关地区原来的居民。在这些居民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汉族人经济势力的渗入，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安静生活。 长江以南，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到三国两晋时为止，汉族和汉族文化在南方的发展，也只是沿长江两岸，沿海以广州为重点的一些点，与从荆州南下，通过湖南、江西逾五岭而至广州交通线上疏落的一些点。这以外的广大区域，还多是少数族居住着。 汉末晋末，北方汉人大量南移。东晋南朝时期，汉族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沿着原来汉人已到的上述点线地区向外发展。当时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蛮”、傒、俚和僚等。汉文化传到他们居住的地区，与他们便发生冲突，又通过冲突而逐渐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蛮”，是南方诸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 蛮族中有两大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是盘瓠之后。他们的居住地区是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宋书·夷蛮传》）。后向西北迁移，发展到今湖北西部。他们原居在武陵一带的，又分为椎溪、樠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今湖北省西部）。蛮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迹少到的山区。宋时，荆州设南蛮校尉，雍州设宁蛮校尉，用以管理有关蛮族的事务。当时，“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宋书·夷蛮传》）。 巴郡、南郡蛮，是廪君蛮的后裔。传说廪君原出于武落锺离山，廪君乘船从夷水至盐阳（约在今四川、湖北相邻地带，参看《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条》注）。后繁殖、生活于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东汉光武时，徙其种人七千余口到江夏郡界，后称为沔中蛮（今湖北汉水下游一带）。“东晋时，沔中蛮因刘石乱后渐徙于陆浑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满山谷。”（《通典·边防典·南蛮传序》）其活动地区还东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一带）。《宋书》所称豫州蛮，就是指的这一支。他们“种落炽盛”，居住的地区“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夷蛮传·豫州蛮条》）。汉人在长江流域的发展，首先与“蛮”族接触。汉族统治者需要蛮族人民向他们出租税、出徭役，当兵打仗。为此，他们不断向蛮族人民居住地区展开残酷的进攻。宋时，进攻得很频繁，也很残酷。沈庆之前后数次领兵向蛮族进攻，他们俘获的生口就有几十万人。《宋书·夷蛮传》总论宋廷对蛮族的战争指出：“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浮，盖以数百万计。” 对蛮族用兵所得俘虏，一般是送京师作营户，充兵役。征服的地区，即设立郡县称左郡左县，以管领蛮族人民，使其供租赋。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可能就是左郡县的赋税征调。宋孝武帝时，西阳（今湖北黄岗北）蛮附，“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宋书·夷蛮传》）。在《宋书·州郡志》中，晋末及宋时以蛮民立的郡县有武宁、宋安、安陆、建宁等数郡，有靳水、赤亭、东安、阳城等二十多县。 南齐时，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有更多的以蛮民设立的郡县。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宁蛮府领下以蛮民设立的郡县，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县。这些县所管领的户口，没有记载。如果以晋时所置的武宁郡“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为基数来估计，一百三十九县当有四十来万人口。南齐管领的户口总数，照崔祖对齐武帝所讲的情况，是“今户口不能百万”（《南史·虞玩之传》），则蛮族人口占的户口比数是很高了。 溪，也写作奚或仅。溪族居住的地区，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 溪族人多以渔钓为业，所居多在水边，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陈寅恪以为溪人之称，当与五溪地名有关系。1东晋南朝的门阀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骂他们是“溪狗”。温峤就曾嘲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为“傒狗”（见《南史·胡谐之传》）。《晋书·陶侃传》称：陶侃本鄱阳，徙家寻阳，早孤贫。刘敬叔《异苑》云，钓禨（周一良疑“禨”当从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钓于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贱，少年时曾以渔钓为业，温峤又嘲他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2。 历史文献中，常常谈到溪族人的语音不正的问题。如《初学记·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又如《南史·胡谐之传》：“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此两处都提到溪人语不正。溪语音不正，似正好说明溪人之汉化。如溪人纯说溪语，汉人将完全不懂。语音不正，盖正在汉化，说汉语又杂有溪语，故成不正。晋末宋初，溪人还是强悍善斗的。卢循起兵北上时，殷阐对何无忌说：“（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所谓“始兴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湘、广西州，即今湖南、广东。汉族势力向广州一线发展，与俚人的接触渐多。如《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载：“泰始1参看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 2参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族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又《宋书·良吏传·徐豁传》载：“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今广东韶关）。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蛮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僚，主要居住地区是长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华阳国·志李寿志》称，“晋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魏书·僚传》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由此可见，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蜀，自巴西、犍为一线逐渐向外扩展。 自东晋至陈，南朝常与“僚’族有战争。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南齐时益州有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齐开僚郡、齐通僚郡，大约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户籍整理和反却籍斗争南渡的北方劳动人民，江南汉人和各少数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广大土地，发展了江南经济，但江南统治者剥削惨重却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遂不断发生。 南朝的租税制度，大体是延续魏晋的制度下来的。人民的负担，主要有租、户调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鱼池税、丁塘税、口赋、赀赋等杂税。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宋齐时期，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顾宪之对武帝的启中所谈山阴一县的情况，可见一斑。他的启写道：“山阴一县，课户上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才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资华贵。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岂可得乎？”（《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东晋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安书写道：“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死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晋书·王羲之传》）。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宋书·武帝纪》） 人口逃亡，在户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则剩下的在籍者租税徭役负担必更重；重则人民逃亡。整理户籍，成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几个去处：一投依门阀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养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户。还有其他，等等。朝廷势力强大时，它搜括逃户是比较全面的。它与大族争人口，也与寺院争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隐瞒户籍的逃亡户。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土断，都是比较严厉的。一般整理户籍的矛头，多是指向不附籍的侨户和逃亡户。东晋以来，户籍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是郡国户口。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之。”（《太平御览》卷六○六）齐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诏书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倾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这两条史料说明，黄籍是郡国编户民的户籍。 自籍似是郡国编户民以外的侨户的籍。白籍最早见于《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白籍似是土断的对象，即尚未正式编户的侨民。 宋、齐两代都整理过户籍，宋文帝元嘉年间曾整理过一次户籍。文帝无嘉二十七年，曾规定以“八条取人”。“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还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这都说明宋文帝元嘉年间曾进行过一次户籍整理。南齐开国的两代皇帝，都曾积极整理户籍。齐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诏书的意图，上表请求整理户籍。他认为当时“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阀”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二、勋薄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如此两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上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六、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温比肩，弥山满海。他指出，有这六项，是“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户籍之所以顿阙，乃由这些原因。（同上）齐高祖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随即采取措施整理户籍。“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但这办法本身就有问题。限人一日得数巧，必然会出毛病。于是不仅出现。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却以充程限”的情况，还出现“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志》）的情况。 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的，好办法通过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第五节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桌历史发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据统计，自471年到481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成*人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好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高祖纪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太祖纪》）。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终都逃说不了被杀的厄运。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的对象。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 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腆麟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对吏治的改革北魏初年规定，地方官不论其治绩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满离任。因此，许多官吏对治理民事毫不热心，却竭力追求个人财富。如公孙轨当地方官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长传附公孙轨传》）。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官场中屡见不鲜。有一次，孝文帝问臣下高佑：怎样才能使盗贼平息呢？高佑回答：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称职，治化有方，就不会再有了。孝文帝听了深以为然。这可见孝文帝对吏治问题的重视。为了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实行俸禄制。公元484年，魏颁布法令，正式规定“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俸禄之外，贪污满一匹者处死。二是对地方官任期长短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治绩而定，好则留，不好则去。这样一来，官吏治绩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了，使他们在盘剥人民时不能不有所考虑。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实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为以后各项改革的进行打下基础，意义是重大的。迁都洛阳北魏的汉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建国之初，汉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汉化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北魏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方面。拓跋焘时，建立太学，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对汉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长于天文历学。拓跋焘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委以重任。通过这些汉族知识分子谋士群的努力，北魏统治集团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汉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汉化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拓跋统治者的政策常有变化，对于汉族士人，时而信任，时而排斥，对于汉族文化时有抵触。孝文帝时，开始把汉化做为一项国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迁都洛阳是他的汉化政策中一项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建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处北方，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与鲜卑故土相近。但随着北魏在中原疆土的开拓和被统治的汉人的增加，平城对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已不适合。平城地区游食者众多，且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早在拓跋嗣统治时期，就有迁都之议。史书记载：“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魏书·食货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来，竟然“野无青草”。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平城一带也常有饥荒现象。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逐渐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所以从关外贫瘠的平城转移到中原经济中心，已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平城长期作为北魏都城，功勋公老多居于此，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拒不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因循守旧，给北魏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这一点来说，迁都也是当务之急。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军事实力虽然已逐渐衰落，但孝文帝却抱有灭南朝、统一全国的雄心。这可由文帝所说迁都洛阳的理由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可证。所以，从军事上说，平城作为国都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了。 当时新都选择地点有二，一是洛阳，一是邺城。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汉、魏、西晋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谓“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邺则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了北方财富，是河北主要的粮食和丝绵产地。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邺要胜过洛阳一筹；但从吸收汉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阳要比邺优越。孝文帝最后把新都定在洛阳，可见迁都之举主要还是从加速鲜卑族汉化的方面考虑的。 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来一个变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 反对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陆睿、穆泰等，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孝文帝迁都之心已定，为防止节外生枝，便假称要大举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人，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大军行至洛阳，连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坚持进军南向。尚书李冲等人就出来反对，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请！”孝文帝听了大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声，苦苦劝谏。孝文帝这才说，如不南伐，便须就此迁都洛阳。并即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迁都之计就这样定下来。 孝文帝的儿子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又不上进的人。他体胖怕热，到洛阳以后，“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他趁着孝文帝出游嵩山，“轻骑奔代（平城）”。孝文帝闻讯大怒，为了保证汉化顺利进行，毅然将太子贬为庶人，后又用毒酒将其毒死。紧接着，拓跋族元老穆泰、陆睿与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结，想据平城起兵，史载其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魏书·于栗c传》）。形势十分危急，迁都与反迁都是关系到拓跋氏汉化的关键。孝文帝当机立断，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镇压叛乱，再次将反对派挫败。 洛阳终于成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为北魏占据中原，正式接受汉化的象征。 改革风俗的措施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改姓。孝文帝在诏书中把鲜卑氏与汉文化联系起来，宣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资治通鉴》卷一四○）明帝建武三年，以此为例，改乙■氏为叔孙氏，丘穆氏为穆氏，独孤氏为刘氏，素和氏为和氏。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汉服，服装样式与南朝流行样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对禁穿胡服下了很大决心，不允许有任何松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他坐在车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饰，见仍有人穿鲜卑旧服，大为不满。第二天，他对群臣说：“朕昨入城，见车上妇女，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释：穿旧装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驳：这话说得奇怪，你难道还想满城都穿旧装吗？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说鲜卑语。北魏初入中原时，以征服者自居，不仅自己讲鲜卑语，还命令所有任职于魏的汉人官吏也要讲鲜卑语。为了提高鲜卑族的文化水平，便于读汉人书，接受汉文化，孝文帝下令宣布：“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指汉语）。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北史·咸阳玉禧传》）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庙礼节方面，也实行了汉化，放弃了拓跋氏原来崇拜的天神，改用汉礼。在官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汉制，进行了改革。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规定实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均田制出现的原因，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生产，迅速改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另一方面是与豪族地主争夺人口和土地。北魏进入中原后，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北魏诸帝多能注意劝课农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后，更是孜孜以求，希望农业不景气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一再号召：“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高祖纪下》）然而天灾几乎连年发生，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均田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统治中期，北方豪族己遍布全国，势力很大，“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兴趣也愈来愈强烈，他们纷纷“就耕良田，广为产业”（《魏书·和跋传》）。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辟为牧场，或辟为私家园林，民无田业的现象十分突出。农民失去土地，四处飘流，或转投豪族，成为荫护人口，或聚集山泽，成为绿林好汉。人口流亡的情况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因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无法获得赋税；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农民从豪族地主的荫护下解脱出来，成为均田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均田制的实施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须能够掌握、支配这些土地，也就是说皇权必须强大到能够辖制地方豪强。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连年战乱，以致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至孝文帝时，情况虽有所变化，然土地抛荒的现象仍很严重。而当时北魏豪族地主势力也还未强大到能与皇权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了。 公元485年，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经在京城附近实行过计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广、改进百发展起来的。另外，中国古老的一夫受田百亩的井田制以及西晋占田制，都给了均田制以经验借鉴。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授给，以备休耕。露田不得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者归还官府。桑田则永为个人所有，不须归官。桑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桑田须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不宜种桑之地，男子给麻田四十亩，妇女五亩。 （二）奴婢和耕牛参加授田。奴婢依一般农民授田。耕牛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牛。 （三）田地缺乏地区，允许农民“逐空荒”，迁往他郡。 （四）犯罪流徒户或绝户，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顷，郡丞、县令六顷。公田不得买卖。 在均田制颁布的同一年，又宣布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由本乡有威望者担任。三长制代替了过去的宗主督护制，改变了“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李冲传》）的状况，使趁着管理混乱，荫庇大量人口的汉族大地主受到约束和打击。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当时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后很有识见，她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魏书·李冲传》）。在她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推行。 与均田制、三长制相辅相成的还有新的租调制。北魏原来实行的租调制很混乱。“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于户籍不清，人民负担重。实行新的租调制后，规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类推。家庭作为受田纳税单位，人民负担有了一定之规。故“事（指新租调法）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年安之”（《魏书·食货志》）。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历史上的突出事件，其影响是值得重视的。单就北魏的统治来说，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实施，使鲜卑贵族在新的基础上与其统治区内的汉族地主取得一定程度的协调，也使之与一般汉族百姓的矛盾趋向缓和，对于巩因北魏政权，有其有利的一面。 孝文帝在社会经济领域年的改革是有成就的。均田制的实施，可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得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从而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地主的兼并也受到一定限制。北魏朝廷大为头痛的流民和粮食问题，在均田制实行后，情况有所改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且事出空前，也难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因而也带来很多弊病。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会矛盾的暂时缓和所掩盖，但根源仍在，在改革几十年后便爆发了六镇起义。 第四章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第一节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北魏的东西分裂大起义的历史背景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新都洛阳繁荣起来。《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洛阳的景象：“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观楼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到孝文帝的第三代继承者孝明帝时，史称其“魏累世强威，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景况仍然可观。 然而，经济繁荣的结果并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从中获益。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相反，汉化的鲜卑贵族很快坠入锦衣玉食之中，迅速走向腐化。 孝文帝时，贪污之风虽很盛行，然由于孝文帝采用严刑峻法，尚能控制局面。史称其时“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志》）。宣武帝即位，形势发生变化，宣武帝对贪污腐化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就很奢侈，无心于朝政。上行下效，“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北魏统治集团生活日趋腐朽。胡太后临朝时，奢侈之风更盛。最典型的是高阳王雍和河间王琛。“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锺）、马脑碗、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增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这些惊人的财富，无疑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河间王琛，在宣武帝及孝明帝两朝皆作定州刺史，他“在州贪惏”。连胡太后也觉得他贪心无厌，下诏：“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致。”（《北史·河间王若传》）为饱私囊，朝廷甚至卖官鬻爵，“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遂传曾孙晖附传》）。仕人买官花了钱，及到任上，就大肆搜括，加倍贪婪地吮吸人民的血汗。 孝文帝时所行均田法，这时也被破坏。原来规定不得买卖的公田和露田，都可以买卖。露田流动尤为严重，因为“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通典·食货典》）。在均田制下有田可耕的农民，又开始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使北瑰经济潜伏着危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本来就有对南朝用兵的因素。迁都之后就改变了自己一度奉行的与南齐和好的政策，开始大举南伐。尽管每次几乎都以无功告终，仍然不肯罢休。这时因洛阳位于黄河之南，与南朝相接壤，既要保卫洛的安全，就必须将南朝长江以北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孝文帝每次出击，目标都在义阳、淮上、宛、邓等地。宣武帝、孝明帝时，战事未休，反而有扩大之势。人民要负担兵役和作战物资，苦不堪言。当时，“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以至“死丧离旷，十室而九”。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民对北魏政权的敌意更加强烈。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爆发的。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又爆发了关陇、河北、青州起义。 以六镇起义开始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六镇，一般是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之外，又有御夷等镇。大部位于北魏的北方边境，即今内蒙古境内。六镇是北魏的军事要塞，历史上曾一度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北魏原来一直以平城为国都，为了防御北边的柔然南下，拓跋焘设此六镇，以拱卫都城。当时，六镇将领，乃至一般士兵，身份都是比较高贵的，在六镇作兵是光荣的。“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齐书·魏兰根传》）他们“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深附传》）。然而，在迁都洛阳之后，平城不复为国都，六镇也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将兵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远在漠北，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劣势。氏族部落成员当兵是义务也是权利，拓跋氏封建化后，兵户身份低人一等。加上汉化后的北魏政府受到汉制度的影响，常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六镇为兵，更使六镇兵民的处境不佳。六镇将兵中，不满情绪逐渐增长。孝明帝时，有一个叫魏兰根的官吏对此情况深表忧虑。他告诉尚书令李崇说：“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他建议北魏朝廷采取断然措施，“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北齐书·魏兰根传》）。李崇亦深以为然，上奏朝廷，朝廷竟不闻不问。 起义终于在六镇首先爆发了。 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镇，怀荒镇民请求开仓取粮，武卫将军于景无理拒绝，镇民不胜忿恨，遂起兵造反，杀了于景。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姓）拔陵（名）亦聚众起义，杀镇将，改元真王。其余各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卷一四九）。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破六韩拔陵引兵南向，派别帅卫可孤包围武川和怀朔两镇。朝廷派临淮王或都督北讨诸军事。彧为人胆小，顿兵不进，武川、怀朔俱为起义军所陷。不久，破六韩拔陵与彧激战于五原，彧大败，朝廷罢了他的官。这时，魏肃宗改派李崇率兵前往讨伐，双方战于自道，李崇副手崔逼被打得单骑逃命。李崇亲自迎战，也出师不利。起义军声势更大，二夏（夏州、东夏州）幽、凉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朝廷见此情况，慌忙下诏“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军籍），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资治通鉴》卷一五○）。并派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但这些笼络政策根本不起作用，起义之势一发不可收。公元524年，在高平镇（今甘肃固原），有赫连恩等人的起义，推敕勒首长胡琛为高平王。在秦州（甘肃天水），有羌人莫折大提起义。在秀容（山西忻县），有乞伏莫于的起义。在关中一带，有被迁徙到关中的蜀人起义。在汾州一带，有胡人起义。几乎整个魏的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在起义浪潮冲击之下。 公元524年夏天，羌人和氐人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和新秦州（今甘肃武都、成县一带）起义，反抗北魏统治，推莫折大提为首领。不久，莫折大提死，他的儿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向东攻下了歧州（陕西凤翔南），杀北魏都督元志。向西攻下了凉州。后来，在黑水（陕西兴平西）为魏将崔延伯、萧室寅战败，退回陇西。 公元527年春，莫折念生率部反攻，大败萧宝寅于泾州（甘肃镇原），攻占了东秦州（陕西陇县）、北华州（陕西黄陵南西），东下潼关，威胁洛阳。北魏统治者一面调集大军防守，一面收买起义军将领，进行分化。这年秋天，莫折念生被叛徒杀害。以后，这支起义队伍大部集合千万俟丑奴领导之下。公元530年，万俟丑奴在关陇地区为魏将尔朱天光所灭。 魏无法对付破六韩拔陵起义军，便请柔然王阿那瓌前来助战。公元525年，阿那瓌率柔然兵十万，自武川西向沃野，进击起义军。破六韩拔陵军被击败，部众二十万人降魏。魏将起义军分化瓦解，派往内地冀（河北冀县）、定（河北定县）、瀛（河北献县）三州就食，想就此扑灭起义烈火，然起义军分散到三州后，活动并未停止，他们又在三州展开了斗争。 胡琛起义军据有高平，声势也很大。胡琛大将万俟丑奴等进攻魏泾州。 这时，攻破莫折念生的魏将萧宝寅、崔延伯引兵驻于安定，兵众十二万，铁骑八千，军威甚盛。丑奴先以轻骑扰之，不等交战，就故意避走。崔延伯十分骄傲，派兵出击。将战，有起义军数百骑手持降书，请求缓师。崔延伯未及阅视，起义军从东北杀出，与伪降数百骑汇合，腹背夹击。起义军皆轻骑，而魏兵骑步相杂，战久疲乏，被起义军打得惨败，死伤近二万人。崔延伯再次孤军出击起义军，又被起义军打败。崔中流矢死，士卒死者万余人。这次胜利，意义重大。史称：“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朝野为之忧恐。于是贼势愈盛。”（《资治通鉴》卷一五○）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起义，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玉，怀朔镇人高欢、尉景等皆从之。不久，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地戍兵响应，合众二万，归于社洛周旗下。杜部向南发展，连克幽州、定州。后来，杜洛周为葛荣所杀，这支队伍归入了葛荣领导的起义军中。 公元526年，沃野镇降人鲜于修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又攻破定州、燕州（京郊昌平）。鲜于修礼为内部叛徒杀死，葛荣代统部众，于博野县境（河北博野）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改元广安。葛荣都是北魏末众多起义军力量最强的一部，号称百万之众，占有冀州、定州、瀛州、沧州、殷州五州地。葛荣军南下，前锋已过汲郡城（河南汲县），危及洛阳，朝廷大震。公元528年，尔朱荣亲率骑兵七万，以侯景为前锋，东出滏口，在邺城北大破葛荣军。葛荣被俘，被解到洛阳杀害。 在起义近于平息时，又出现了邢杲起义。这次起义，是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悲壮的尾声。 邢杲是魏幽州乎北府主簿。公元528年，他帅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在青州起义，自称汉王，改元天统。起义坚持了八个月之久，后在济南被魏上党王无穆及尔朱兆打败。邢杲牺牲。 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北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中原历次农民起义不同，这是一次鲜卑、羌、氏、汉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黑暗统治的联合行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统治，促进了这个日益走向腐朽的政权的瓦解。 北魏的分裂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北魏皇朝徒具形式，实权落到了靠镇压起义起家的尔朱荣手中。 尔朱荣的父亲“家室豪擅，财货丰赢（盈）”，与北魏朝廷关系十分密切。“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魏书·尔朱荣传》）北魏都城迁洛阳后，朝廷亦给他家以特殊照顾，允许“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后，尔朱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积极镇压人民起义，侯景、贺拔岳、高欢等人都先后投靠了他，成为北魏后期一支主要的军事势力。 当时，朝廷政治昏暗，胡太后权倾天下，与儿子孝明皇帝不合。公元528年，孝明帝密令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的尔朱荣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魏孝明帝又密令尔朱荣不要来洛阳。胡太后用毒药鸩死孝明帝，立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年方三岁。尔朱荣立长乐王之子修为帝（魏孝庄王），以“入匡朝廷”为名向洛阳进兵，杀北魏朝臣二千多人，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史称河阴之变。经过这一次大屠杀，北魏朝廷实力几乎全部被消灭。尔朱荣尽掌朝政，视孝庄帝为傀儡，引起孝庄帝及朝臣不满。永安三年（530）九月，孝庄帝设计杀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闻讯轻骑至洛阳，杀孝庄帝。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尔朱兆令部将高欢为冀州刺史，统率六镇流民。这些流民大多是葛荣余众，约二十万余，流入并州，穷困无以为生，多次举行反抗，都遭到尔朱部的残酷镇压。公元531年，高欢率流民到山东，据有冀、殷二州，势力进一步扩大，于公元533年消灭尔朱氏，杀节闵帝，另立元修为帝（魏孝武帝）。元修不愿受高欢的控制，于公元534年逃出洛阳，投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国。高欢立元善见为帝（魏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宇文泰于公元535年杀死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西魏文帝），都于长安，史称西魏。东、西魏的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高欢、宇文泰的手里。北方又进入了分裂时期。 第二节东、西魏的战争高欢、宇文泰在东、西魏的掌权在尔朱荣的势力衰亡之后，北方又出现了两个掌握大权的人物。他们乘机起来，分据关东、关中，各拥一主，彼此之间争战不休。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 高欢是汉人，因累世在北方边镇生活，“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神武纪上》）。这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边军镇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高家系犯罪的徒户，地位更是低贱。高欢家贫，娶妻之后，因妻家财富较丰，才有了一匹马。他从府户升为队主，后又为函使（信使），往来于洛阳至北镇之间递送公文。有一次，他到洛阳给令史麻祥送信。麻祥让高欢吃肉，高欢便随便地吃起来。麻样认为高欢目无尊卑之分，生性傲慢，打了他四十大板。这一次受辱使高欢十分震动。他返回怀朔后，开始倾家产而结宾客。亲戚朋友不理解，问他缘故。他说：我到洛阳，见宿卫羽林把领军张彝的房子烧了，朝廷怕得罪他们竟然不闻不问。政治昏暗到如此地步，财物岂能守得住？他没有谈自己受辱之事。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起义，高欢率其心腹好友前往投奔。但不久就对杜洛周心怀不满，想谋杀杜洛周。事情暴露，差一点丧了性命。他又转投葛荣，最后投奔到了尔朱荣的门下。他为取得尔朱荣的信任，向尔朱荣献计，颠覆朝廷取而代之：“方今天子愚弱，太后，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北齐书·神武纪上》）尔朱荣听了十分高兴。从此高欢受到重视，“每参军谋”。有一次，尔朱荣向左右说：“一日无我，谁可主军？”旁边的人都回答可用其侄儿尔朱兆。尔朱荣不以为然，他认为尔朱兆只可统帅三千骑，而可代他地位的人只有高欢。 公元530年，尔朱荣为魏孝庄帝所杀。后尔朱兆又杀孝庄帝，另立长广王晔为帝，改元建明。高欢被封为平阳郡公。他与尔朱兆之间屡有冲突，但由于势力未丰，故只好忍气吞声与之合作。 当时，葛荣降户二十余万流入并、肆（山西忻县西北一带），为胡人虐待，穷困无以为生，前后进行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被诛杀者将近半数。尔朱兆深以为患，问计于高欢。高欢乘机要求统帅这支降户队伍。从此，高欢摆脱了尔朱兆的控制，以六镇降户作为自己争夺权位的本钱，与尔朱兆展开了角逐。尔朱兆勇而无谋，远不是高欢的对手。公元532年，高欢以少胜多，在邺城附近的韩陵，大败尔朱氏。不久，高欢进洛阳，废节闵帝元恭而立孝武帝元修。孝武帝封高欢为大丞相、大柱大将军、大师，世袭定州刺史。高欢实际上控制了朝政，他专横拔扈，很快与孝武帝发生矛盾。孝武帝不堪忍受，于公元534年，西奔长安，投依宇文泰。高欢改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高欢立元善见，不过是找到另一个傀儡而已。他居千晋阳，遥控邺地朝廷。“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北齐书·神武纪下》）。 宇文泰，武川镇人。其祖先是匈奴族宇文部，因长期与鲜卑人相处，混杂而居，也就鲜卑化了。 破六韩拔陵起义时，宇文泰之父宇文肱也曾参加，但不久叛变了，杀破六韩拔陵得力将领可孤，降于北魏。后又转而投入鲜于修礼起义军中，在定州被北魏军所败，战死于阵中。宇文泰也曾随父参加过起义，后鲜于修礼被葛荣杀害，他又转投葛荣。宇文泰少有大度，工于心计，虽年仅十八岁，却得到葛荣重视，任以将帅。但他以为葛荣成不了大事，一直想叛逃。不久，尔朱荣镇压了河北起义军，葛荣被俘牺牲，宇文泰也为尔朱荣所俘，尔朱荣杀了他的三兄宇文洛生，又准备杀他。他向尔朱荣讲了自己的身世，叙说被迫加入起义军的经过，才得免一死。 以后，宇文泰跟从尔朱荣，在镇压北方人民大起义中逐渐显赫起来。公元534年，尔朱荣手下大将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部众推宇文泰为主，攻杀侯莫陈悦，关西遂为宇文泰所据有。 公元534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宇文泰鸩杀孝武帝，予公元535年另立孝文帝之孙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都长安，史称为西魏。宇文泰为太师、太冢宰，掌握着军政大权。 自此，依靠武力起家的高欢和宇文泰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一度繁荣兴盛的洛阳城，又一次化为灰烬，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东西魏之间的战争，小的不计，大的战争就有五次。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都是其中较大的战争。 公元538年，关中地区天灾严重，人至相食。高欢先发制人，于公元537年正月，乘机发动了对西魏的战争。令前锋窦泰率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令高敖曹率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高欢自己则率军赴蒲坂，造浮桥三座，声言要渡过黄河。蒲坂地于黄河弯曲处，隔河与潼关相对，为河东通往关中的要冲。宇文泰为了迎战魏军，进抵广阳。面对东魏三路大军夹击的形势，西魏将领都反对舍近袭远，主张分兵迎击。宇文泰则力排众议，主张舍其余两路，集中兵力，先消灭窦泰一路。他认为高欢造浮桥准备渡河，无非是虚张声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军主力，使窦泰军得以乘虚西入。再者，窦泰常为高欢前锋，屡战屡胜，必有骄心，不如径袭窦泰。泰军一破，高欢就不战自退了。如若先攻蒲坂，高欢扼前，窦泰袭后，那就表里受敌了。宇文泰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了他的从子直事郎中深的全力支持。 宇文泰为了迷惑东魏军，扬言欲保陇右，退还长安，暗地里则率军东出，日夜兼程，行抵小关。窦泰闻宇文泰军突至，自恃骁勇，赶忙从风陵渡过黄河前进。宇文泰选择了牧泽这一有利地形，四面埋伏，引诱窦泰进入泽中泥淖地重围。窦泰铁骑不得驰突，西魏军万弩齐发，窦泰军死伤大半，窦泰自己身上也中数箭，料知无法脱围，自刎而死。 高欢在蒲坂，闻窦泰军败，大恸，几乎晕倒，只好撤去浮桥，退回晋阳。只有高敖曹一路进展比较顺利，攻下了西魏上洛城，正欲向蓝田关进发，高欢恐孤军深入，传令招还。这一战役，历史上称为小关之战。 同年，东西魏之间还展开了一次大的战争。 这一次，是新胜的西魏主动出击，宇文泰亲自率领李弼等十二将领，以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连克盘豆、恒农两郡，虏俘了东魏陕州刺史李微伯及八千余名将士。黄河之北原来归附东魏的诸城也纷纷反叛，归于西魏。高欢即发兵二十万，由壶口直趋蒲津（黄河津渡，在山西永济境），令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迎战西魏军。 宇文泰发动的这次战争，是仓促之举。当时西魏境内大饥，虽然新挫东魏军，国力还是虚弱的。宇文泰率领将士不过万人，攻下恒农后，因粮草不足，竟逗留了五十多天。听说高欢将渡黄河，便匆忙引兵入关。东魏右长史薛琡向高欢建议：“西人连年饥馑，故冒死来陕州，欲取仓粟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饥死。宝炬、黑獭，何优不降，愿勿渡河。”（《资治通鉴》卷157）。东魏大将侯景也劝高欢不要全军渡河，以免为西魏一举全歼，高欢不听，执意率军从蒲津渡过黄河，直趋西魏腹地。宇文泰连忙派使者前往华州，命华州刺史王罴抵住东魏的进攻。王罴叫宇文泰放心，说“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果然，高欢见王罴守城坚固，不易攻下，只好转渡洛水，驻扎在许原西边（洛水入渭，许原大概在渭北洛南）。 宇文泰下令征发各州兵，一时未能召集。他想不顾兵力悬殊，与高欢决一死战。但诸将都认为寡不敌众，请等高欢西进再观形势。宇文泰坚持要立即出兵决战，他说：“欢奢至长安，则人情大拢。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他连夜叫人在渭水河上赶造浮桥，令士兵只携带三日粮，轻骑渡过渭水到达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水与渭水之间），距高欢军仅六十里。 宇文泰招集诸将商讨对付高欢的战略方案。开府仪同三司李弼建议：敌多我寡，不可与他们正面相抗。离沙苑东边十里有一个叫渭曲的地方，草深可以藏人，我们可以埋伏在那里等待敌人。宇文泰采纳了这一建议，命西魏军背水而阵，李弼埋伏在右边，赵贵埋伏在左边，将士都把武器藏在苇草中，约定闻击鼓声则一跃而起。快日暮了，东魏兵才到。东魏仗着人多，根本不把西魏兵放在眼里。高欢一声令下，个个争先恐后，都想速立战功，队伍不复成列。正在这时，宇文泰一声鼓响，士兵纷纷跃起。 李弼、赵贵铁骑从左右突入，把东魏军横截成数股，一时杀声震野。此战东魏惨败。 高欢还想收拾残军，再行决战。他派张华原巡视各营，照簿点名，无人答应。张华原急忙国告，“众已散尽，各营皆空了！”高欢还不想撤离，阜城侯斛律金在侧提示：“众心已经离散，宜速还河东为是！”遂命左右牵马来，敦促高欢上马。高欢上马后，仍据鞍不动，斛律金用鞭猛击马背，才向东驰去。到了河滨，忽闻后面人声马沸，料知有追兵到来，只好匆忙急渡，许多将士情急逃生，跃入河中，尽随水漂去。此役，东魏共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件。 宇文泰回师渭南... 7 武德四年九月，唐高祖命河间王李孝恭等人率唐军自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沿江东下，进攻割据于江陵（今湖北荆沙）的萧铣。萧铣是后梁宣帝的曾孙，隋炀帝时为罗县（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他乘农民起义之机，割据一方，自称梁王，次年，又称皇帝，以江陵为中心，逐步发展力量，以至“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 萧铣听到唐兵压境的消息，大为恐慌，仓猝迎战。唐将李靖把所得舰只弃而不用、尽散江中，顺水而下，萧铣所调援军见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为江陵已破，不敢前进。于是，唐军集中力量围攻江陵。萧铣看到大势已去，遂下令开门出降。至此，长江中游与岭南一带也全为唐所统一了。 武德七年（24），唐军镇压了辅公祏起义，统一了长江下游。这时，除了仍然割据于朔方（郡治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的梁师都（贞观二年被统一）以外，全国又复统一起来了。 附表隋世系表（一）文帝杨坚——（二）炀帝杨广（58—04）（04—8） 《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七章强大的封建国家（武德、贞观到开元） 唐朝建立后，自武德元年（8）到开元二十九年（74）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间，是封建国家的巩固、发展、富强阶段。这时的唐朝，政治上强大，经济上繁荣，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节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唐高祖拨乱反正武德年间（8—2），当隋末战乱之后，一方面需要统一全国，一方面又需要恢复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生产，以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唐高祖正是这样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又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恢复或新建各种制度，巩固唐朝政权的。武德年间的各种措施，为后来“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中断了正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沉重的徭役负担，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生产无法继续下去，正在走向富强繁荣的形势急转直下。唐高祖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临拨乱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纠正了秦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汉初的繁荣景象；他要“拨乱反正”，纠正隋的错误，使唐朝富强。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2可见，唐高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既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备了条件。 当时的“拨乱反正”，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尽管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足的枷锁，但由于人们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所以，唐高祖恢复发展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 武德二年（9），唐高祖初定租、庸、调法，规定在限额之外，“不得横有调敛”3。显然，这有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的意思。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唐高祖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以利于政权的巩固，遂于武德七年（24），实行均田制。所实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因历史的前进出现了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二十亩，夫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倍于单丁。由于单丁受田一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一半赋税，从而就出现了许多人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过奴婢与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这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由此《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 2《册府元龟》卷三四五《将帅部·佐命六》。 3《资治通鉴》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领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铸钱大量出现，劣币盛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万才满半斛”。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2）下诏铸“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汉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为“通宝”、“元宝”。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可见《唐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进一步修定为五百零二条2卷的《唐律》。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成为《唐律疏议》。这种国家法典，有唐一代，没有大的变化。 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寺、监是分别管理朝廷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都是“京职事官”，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这种官制，后来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代逐步完善起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 府兵制度，从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在武德初年又将其恢复起来。贞观十年（3），唐太宗又在全国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仅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难看出，唐初设置军府，是以关中为重点的。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这说明唐朝廷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以上各种制度，在武德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唐政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发挥了积极作用。 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恢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能够在可以忍受的剥削奴役下继续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这种社会秩序巩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富强繁荣起来。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借鉴。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2贞观六年（32），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2“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3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通典》卷二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2《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2《帝范·君体篇》。 3《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4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5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7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27），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28），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类似此例颇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李渊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战功较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一个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最初，是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倾轧，争取李渊的信任与支持，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就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2）六月四日，秦王有预谋地安排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来时，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建成、元吉被杀，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秦王兵激战失败。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统一战争中敌对势力的成员与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唐太宗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贞观元年（27），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他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正是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广其德于天下。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4《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六《俭约》。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3。另外，当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学士都是唐太宗的亲信。但是，在他刚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武德九年（2）九月，就另设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4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骁武之士”，后“东南儒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没有亲疏之别。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再者，他对各种类型的人才还善于因材使用，并不求全责备。他说“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他还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对人各取其长，当然可使各类人都发挥作用。 纳谏，是唐太宗从另一方面笼络人才的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魏徵在隋末参加过瓦岗军，投唐后又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唐太宗的敌对力量。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魏徵视唐太宗为“知己之主”，“知无不言”，前后共谏两百余事，使唐太宗非常满意。魏徵死后，唐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3另如，唐太宗与裴矩也是这样。裴矩佐隋炀帝时虽居高位，却“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4。投唐以后，则一反常态，对唐太宗的所作所为，他不同意的，敢于直言不讳的批评，极力劝阻，从而颇受唐太宗的赞赏。这都说明，纳谏是皇帝发挥臣僚作用、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难怪司马光说“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5看来，君臣关系的改变关键在于君。唐太宗在这方面是有所认识的。 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兵压境，甚至进兵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十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东突厥，俘获颉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4《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 《帝范·审官篇》。 2《论语·八佾》。 3《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4《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利可汗。贞观八年（34），又遣大军进攻吐谷浑，获取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另外，还对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总的看来，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突厥后，对隋末没于突厥的内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赎之，凡得男女八万口。贞观四年（30），“四夷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2。贞观二十一年（47），诸酋长自称“唐民”，要求“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3。唐太宗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贞观七年（33），唐高祖也曾于故汉未央宫置酒，命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4这种和谐的气氛，正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胜利。贞观二十一年（47），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过了古人，关键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民族关系，才出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友好范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2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大概这是唐太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从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各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民族关系的改善，使贞观初年的人口稀少，灾情严重，粮价昂贵，百姓东西逐食的情况大大改观。政治上，“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社会秩序方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经济方面，“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些“古昔未有”3的现象，正是“贞观之治”的具体反映。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3《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4《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第二节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继续发展贞观遗风与改立皇后贞观二十三年（49），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李治是太宗第九子。贞观十七年（43），太子李承乾被废，文德皇后之兄长孙无忌竭力称赞晋王李治“仁孝”，太宗遂立其为太子。高宗即位以后，颇有所作为，非常重视解决民的问题。他曾召朝集使道“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还“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另外，他还注意纳谏，不计较进谏者的言辞是否妥当。永徽五年（54）十月，雇雍州四万多人筑长安外郭城，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谏道“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认为薛景宣出言不逊，请高宗杀之。高宗则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2遂不加追究。这种豁达大度的作风，必然有利于下情上达，便于处理政事。 唐太宗虽然是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但在晚年也像秦始皇等人一样，有面临末日之感，总想求取长生不死药，妄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48），王玄策出使印度回来，带一方士名娑婆寐，娑婆寐自称有长生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数，使合长生药”。同时，还派人到处寻求制药的原料。由于药未制成，方士被放还。高宗即位后，娑婆寐又来长安，年轻的李治根本不相信他的奇谈怪论，命他回去。当王玄策又极力推荐的时候，高宗果断地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敝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又进一步提供证据道这个方士再来的时候，“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后来，娑婆寐死于长安，证实长生不死是荒唐的梦想。在这个问题上，高宗与太宗截然不同。他没有太宗晚年那种悲观情绪，而是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充分体现了一个年轻皇帝颇有朝气的精神面貌。 高宗很有作为，还表现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本来，废立皇后是皇帝的私事，但皇后的地位不仅与皇后本人直接相关，而且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背景，从而使废立皇后的问题成为政治斗争。 废立皇后的问题是因武则天引起的。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其父武士彟是木材商人，曾帮助李渊从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于是，就从富商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也是开国功臣。武士彟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先娶相里氏，生了两个儿子；后娶杨氏，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就是杨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 贞观十一年（37），当武则天十四岁时，被太宗召入宫中，立为才人。 太宗去世，她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李治为太子时，曾和武则天有过接触。李治做了皇帝，王皇后将她接到宫中。 武则天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二年。 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高宗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 在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长孙无忌是开国功臣，又是太宗长孙皇后之兄，高宗的舅父。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地位被立为太子，长孙无忌起了关键作用。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同时又谓高宗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2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 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永徽六年（55）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显庆三年（58），褚遂良死于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显庆四年（59）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武则天执政显庆五年（0）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 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地位并不满足，她还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 在排除异己方面，除了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外，还积极支持高宗打击元老派。后来，宰相上官仪认为武则天干预政事，请求高宗废之。当她知道此事后，立即使许敬宗陷害上官仪，致使上官仪死于狱中。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抓紧培植私人势力，笼络人才，组织支持自己的力量。她建议高宗设置北门学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措施。 北门学士的任务，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与各种表疏。设置北门学士的目的，是削弱宰相的权力。由于北门学士直接参与国家重要政事，武则天掌握他们就更有利于自己参与政事。另外，武则天还根据政治的需要安排北门学士为其编撰必要的书文。元百顷、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都是北门学士的重要成员。他们先后编撰了《列女传》、《臣规》、《百僚新诫》、《乐书》等一千多卷。武则天编撰书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例如，武则天对太子李贤不满，遂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少阳指太子居住的东宫）及《孝子传》以赐太子。李贤接受这种必读之物，惶恐不安，可见，北门学士所撰的书文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北门学士是武则天的政治助手。 北门学士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他们为了避免与南衙发生冲突，而从北门出入。“南衙”是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所在地，武则天于朝廷之外另立办事中心，当然是与宰相分庭抗礼。 武则天为了取得政权，还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74），她向高宗提出十二条建议（）劝农桑，薄赋徭；（2）给复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皆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这十二条建议，涉及范围很广，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关系。高宗曾下诏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不过，从其建议内容看，武则天确有相当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实现她的建议，有利于发展经济，争取民心，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是肯定的。 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弘道元年（83）十二月，高宗病死，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则天定夺，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听其母亲的摆布，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此事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同时，武则天又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84），命其异母兄之子武承嗣为礼部尚书，很快又为宰相。武承嗣请求立武氏七庙，武则天立即同意。这些事实，说明武则天要进行改朝换代了。 武则天随意废立皇帝，欲改朝换代，既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水火不容，又直接威胁李氏家族的地位。这样一来，势必引起一些人公开反对武则天。首先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李（徐）敬业。李敬业是李（徐）绩孙，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刺史，后被武则天贬为柳州（治所在今广西柳州）司马。其弟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令李敬猷也被免官。另外，还有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也都遭贬官处分。光宅元年（84），这些人会集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遂取而代之。李敬业自称匡《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很快聚集十余万人，发布檄文，公开讨伐武则天。 骆宾王起草的檄文，脍炙人口，很有文采。该文指责武则天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说“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则天看了这篇檄文，也赞不绝口，认为文章精采。当她知道这是骆宾王所为时，感叹地说“宰相之过。安失此人？”看来，武则天确有政治家的风度，她对敌对势力的人才，不是嫉妒，贬低，而是称赞，并为未能得到他而深感惋惜。 李敬业起兵，武则天当然不能容忍，况且，扬州是交通枢纽，经济意义非常重要，于是，立即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大总管，率军三十万，镇压李敬业。同时，又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复姓徐氏。 李敬业起兵后，由于其内部意见不一，不能抓紧有利时机，主动进攻，而是在李孝逸军逼近时才被迫应战，结果，李敬业全军溃败，自己也在逃跑中被杀。这场反对武则天的战争，不到五十天就很快结束了。 第二次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唐宗室诸王。 垂拱四年（88）四月，武承嗣为了迎合武则天想做皇帝的需要，使人献上一块白石，上凿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武则天欣喜万分，命白石曰“宝图”。后又自加尊号“圣母神皇”。这就更接近于皇帝的称号了。 武则天得寸进尺，使唐宗室感到岌岌可危。他们于七月开始酝酿起兵反对武则天。参与这次反武斗争的有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贞（太宗第八子）、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刺史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刺史霍王李元轨（高祖第十四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刺史鲁王李灵夔（高祖第十九子）、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刺史黄公李撰（元嘉子）、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绪（元轨子）、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刺史琅邪王李冲（李贞子）等。八月，琅邪王李冲开始募兵，同时，分别通知韩王元嘉、霍王元轨、鲁王灵夔、越王贞等，立即起兵，共趋神都。武则天针锋相对，速派左金吾将军丘神绩统兵进讨。 李冲募兵五千人，先攻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南），武本县令闭门拒守，李冲力攻不下，七日而败。李贞于豫州举兵响应李冲，武则天派兵十万前往镇压，李贞仅有数千人，也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 本来，诸王相约起兵，共同行动。但尚未准备充分，约定发动日期，李冲即仓猝起兵，只有李贞响应，其他诸王均未发兵，故而声势不大，力量不强，致使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接着，武则天又迫使李元嘉、李灵夔、李撰、常乐公主（高祖女）等自杀，其亲党皆受牵连而死。李元轨被贬黔州，于途中死去。武则天为改朝换代进一步削弱了阻力，减少了障碍。以后，又陆续有宗室诸王多人以各种罪名被杀。仅天授元年（90）八月，一次就杀唐宗室十二人，同时又鞭杀李贤二子，唐宗室尚存的一些幼弱都流岭南，还诛其亲党数百家。不难看出，武则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已是指日可待了。 《旧唐书》卷六七《李敬业传》。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垂拱四年。 武周皇朝天授元年（90）九月，侍御史傅游艺联合九百余人上表，请求改唐为周。接着，又有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上表傅游艺的请求，睿宗也自请赐姓武氏。武则天认为时机已到，条件成熟，遂改唐为周。自己又加尊号称“圣神皇帝”，把睿宗改称皇嗣，赐其姓武。又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武则天开创先例，成为女皇帝了。 封建社会的帝位继承制度，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既是武则天称帝的思想障碍，也是政治上的强大阻力。要改变旧的制度，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所以，武则天除了武力镇压公开的敌对势力以外，还需要从政治上打击反对者。她为了防止有人暗中密谋造反，非常重视告密。特别是镇压了徐敬业以后，她十分清楚唐宗室与一些大臣对她掌权进而称帝心中不服，怀疑时刻会有人暗算她，故而大开告密之门。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不论是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对告密满意者，加官褒奖；无事实根据者不加追究。这样一来，四方告密者蜂起，许多官员提心吊胆，感到朝不保夕。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都是因告密而得到武则天重用的。 提倡告密，重用酷吏，固然起了巩固武氏政权的作用；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使一些官吏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有一宰相名娄师德，当其弟赴任代州刺史时，他告诫其弟说为了保持荣宠富贵，即使有人“唾汝面”，也“当笑而受之”。还有一个苏味道，当宰相数年，“依阿取容”，办事不明确表示意见，总是模棱两可，被人称为“苏模棱”。2宰相们逃避政治斗争的态度，正说明武则天时期笼罩着恐怖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敌对力量。 本来，武则天做皇帝就是困难重重，做了皇帝，人们还视她为武氏之女，李氏之妇，所以，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样，视夫族为外戚，按照武氏世系传授帝位。为了减少这方面的压力，她把政治中心由长安迁到洛阳，从高宗死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里，仅有两年住在长安，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并把东都改为神都。实际上这是另起炉灶，企图削弱李氏的影响。但在夫权思想的束缚下，她不能像刘邦代秦，李渊代隋那样，与前一皇朝彻底决裂，更不能把前代皇帝当作反面人物，以此说明改朝换代是合理的。因而，她只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级地爬上皇帝的宝座，而且与李氏皇族藕断丝连，不能彻底否定唐朝。她虽然在洛阳立了武氏七庙，但并没有改变长安唐太庙的地位。武则天以周代唐，是不能与历史上的其他改朝换代相提并论的。 外来的压力，女皇帝本身的弱点，都决定武周政权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武则天晚年，不断有人劝她传位于儿子，她都犹豫不决。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狐假虎威，独断专行。反对派既不能以和平方式使中宗复位，就只有采取暴力手段了。参与宫廷政变的主要成员，有宰相张柬之、崔玄■，司刑少卿桓彦范、袁恕己，中台右丞敬晖。这些人经过密谋策划，拥兵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传位于中宗。中宗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复国号曰“唐”，改神都为东都，《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圣历元年。 短暂的武周政权寿终正寝了。 从高宗即位到武周政权结束，共五十六年，在这段时期里，统治集团内部虽然矛盾重重，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武德、贞观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唐朝仍然沿着富强的道路前进。这与高宗、武则天的各项措施密切相关。高宗颇有作为，但由于他实际执政时间不长，所以，武则天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武则天开创了妇女称帝的先例，在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里，必然碰到强大的敌对势力。这就决定当时的政治斗争必然通过这一问题反映出来。武则天的各项措施也都无不与此有关。 武则天在政治上的主要倾向，就是打击反对她执政的元老派与门阀地主。所谓元老派，就是对建立唐朝有功的旧贵族，他们是西魏、北周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关陇集团。这股势力，既区别于东汉以来的士族门阀地主，同时，两者也有一致之处。例如，唐太宗刚做了皇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奏道“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看来，唐太宗是以关中人自居的。贞观十二年（38），他为了反对“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不与别人通婚，遂命高士廉等人修《氏族志》，以抬高自己的门第。唐太宗既反对旧的门第观念，又树立新的门第观念，正是关陇贵族与旧士族有区别又一致的标志。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指责武则天不是天下“令族”，骆宾王斥武则天“地实寒微”，都说明旧的士族门阀地主与关陇贵族都是武则天的敌对势力。 武则天为了对抗敌对势力，发展科举制度，开创了“殿试”。皇帝可以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还开创了武举，选拔军人；新办自举，招求贤人。尽管也有一些滥竽充数者，但还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方便，收罗了不少人才。有人认为“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2这种评论，颇有见地。武则天通过各种途径确实选用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都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许敬宗等人因《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而请求改为《姓氏录》，也是为了讨好武则天，其目的也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这一切说明，武则天一方面尽力打击门阀地主以及元老派，另一方面又促使庶族地主势力的增长。这种总的政治倾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靠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比靠门第或先辈的权势地位走上仕途者，更了解社会的实际，能够更有效地提出政治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武则天的各项措施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当然，武则天也没有彻底抛开门第观念，修《姓氏录》就是为了抬高武氏的门第。正因为如此，过高地估价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也是不适当的。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第三节开元时期的繁荣盛况平息宫廷政变中宗重新即位以后，政治上毫无抱负，武则天虽然退位，国号也以唐代周，但武氏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政权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由于中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他的皇后韦氏就乘机参与政事，妄图效法武则天，独掌政权。武三思（武则天侄）与韦后，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结成武韦集团。韦后嫁女安乐公主于武三思子武崇训。安乐公主也颇有政治野心，于是，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狼狈为奸，千方百计想左右政局。 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让位的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虽然暂时掌权，但由于武韦集团对他们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张柬之等人多次劝中宗消灭武氏势力，中宗都置若罔闻。反之，武三思、韦后诬称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中宗却相信不疑。他按照武三思的意见，表面上封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为博陵王，以示对其尊宠，实际上解除了张柬之、袁恕己的宰相和其他人的职务。武三思、韦后为了争取民心，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表建议天下士庶为出母（被父休弃的生母）服丧三年，百姓年二十三岁为丁（原二十一岁成丁），五十九岁免役（原六十岁免役）。中宗都表示赞成。不久，武三思又促使中宗把张柬之等五王贬出京师，到外地去做刺史。神龙二年（70）五月，武三思又使人诬告五王参与了驸马都尉王同皎谋害武三思的活动，于是，朗州刺史敬晖被贬为崖州司马，亳州刺史桓彦范被贬为泷州司马，襄州刺史张柬之被贬为新州司马，郢州刺史袁恕己被贬为白州司马。七月，武三思又陷害五王欲废韦后，与安乐公主内外配合，加罪于五王，中宗又流五王于岭南。接着，武三思又派人赴岭南，杀害五王。这时，张柬之、崔玄■已死，桓彦范、袁恕己、敬晖被杀。 武三思除掉五王，更加肆无忌惮，他得意忘形地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安乐公主也更为恃宠骄恣，甚至卖官鬻狱。因为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等，都经常凌辱太子，甚至呼其为“奴”。安乐公主竟然要求废皇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当然愤愤不平。 景龙元年（707）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同党十余人。由于兵力不强，很快失败，李多祚被杀，太子走终南山，最后为左右所杀。 太子的失败，韦后、安乐公主更为骄横。安乐公主又嫁武延秀（武承嗣子），他们互相勾结，卖官鬻爵，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安乐公主要把昆明池据为己有，中宗不允，她又另夺民田作定昆池，方49里。安乐公主的一条裙子，值钱一亿。针对这些情况，中宗不仅未表示反对，反而还加以纵容。如安乐公主常派人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把掠民为奴婢者逮捕入狱，安乐公主上奏中宗，中宗竟下敕释放。更为甚者，安乐公主还自为《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二年。 制敕，掩其文要中宗签字，中宗也笑而从之。尽管中宗如此昏庸无能，还不能满足韦后临朝执政，安乐公主欲做皇太女的要求。于是，景云元年（70）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密谋策划，毒死中宗。 由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的干预，韦后与安乐公主的目的仍未达到。 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为太子，后即皇帝位（殇帝），尊韦后为皇太后。武韦集团并不甘心，中书令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等，力促韦后效法武则天，谋害殇帝，另立国号，但他们又惧怕太平公主与相王（即睿宗，中宗复位后被封为相王）从中阻挠，故不敢轻举妄动。 实际上真正对韦武集团构成威胁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颇有胆识，很有作为，在统治集团内部的频繁变乱中，他暗聚才勇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他乘中宗被害，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之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殇帝让位于相王，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在消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睿宗懦弱无能，无力处理这些矛盾，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坚持己见，终于让位。景云三年（72）八月，太子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实行改革，促成开元盛世太平公主结党营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阴谋废玄宗。先天二年（73）七月，玄宗尽杀太平公主同党，赐太平公主死于家中。十二月改元开元。至此，武周以来的多次宫廷政变暂时结束，开始了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阶段。 开元年间（73—74），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发展了唐朝政权。 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很重视阅读史书。他说“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2由于史书“事关理道”，所以，他认真阅读，但因为有些地方不易读懂，遂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储无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读。显然，这是继承了太宗“以古为镜”的传统。 玄宗还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开元二年（74）七月，他针对当时的“风俗奢靡”下诏曰“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同时，“罢两京织锦坊。”3九月，又下诏禁止厚葬。他认为厚葬“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既竭家产，多至凋敝”。于是，他明确规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2《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得以金银为饰。”这种风气，虽然是有始无终，坚持时间不久，但至少反映了开元初年玄宗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开元二十二年（734），他还亲自在苑中种麦，并和太子等人都参加收割。同时还对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接着又对侍臣道“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2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穑之不易，还要了解农民生产的实际情况，正反映了他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开元年间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政治上为了励精图治，重用贤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后人多把姚、宋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社（如晦）相提并论，说明他们在开元年间起过重要作用。姚崇建议“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3等，从刑法、用人、赋税等十个方面整顿政治，玄宗全部采纳。宋璟为宰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4他还建议恢复贞观年间史官公开记事的制度。贞观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随同，记录所奏内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随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实。高宗以后，许敬宗、李义府专权，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准史官记录其所奏内容。玄宗重视宋璟的意见，恢复了这种制度。政事的相对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抑制政治的作用。姚宋两人还能互相配合。司马光说“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两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们，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开元四年（7），有人认为，当年的官吏选拔太滥，县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有45人不合格被罢官。淘汰无能的官吏，必然加强政权的作用。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他认为“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2，遂改东都的集仙殿为集贤殿，表示他有重视贤才的求实精神。 其次，玄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开元三年（75）到四年（7），山东发生蝗虫灾害，广大农民无可奈何，只得“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姚崇积极主张捕杀，但有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姚崇坚决反对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的悲观论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见，派人详察各地捕蝗的情况，结果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3。 开元年间，还多次兴修农田水利，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74），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开元四年（7）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顷。开元中，《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2《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四年。 彭山（今四川彭山）开通济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顷。开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余顷。再者，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朝廷集权，还改变食实封的制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贵族，封户的租调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户。中宗以后，受封者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的受封者多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遍及五十四州，安乐公主食封四千户，长宁公主三千五百户。睿宗时太平公主食封一万户。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敲榨封户，使封户增加许多额外负担。玄宗改变旧制，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额领取。这样，既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少了封家对封户的许多苛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开元年间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有很大发展，唐代更为盛行，武则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滥。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多削发为僧尼，一些贵族官僚为了从中取利，也争营佛寺。“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2开元二年（7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伪妄僧尼还俗者一万二千多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实际上也提高了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兵制的改革，也有很大影响。随着均田制度的破坏，府兵制度已难以维持。一方面是农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面是府兵不按时更番，久征不还者难以自备资粮，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逃避兵役的斗争日益高涨，“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玄宗接受张说建议，在开元十年（722）募兵十三万，充当朝廷的宿卫（后称■骑）；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边防的需要，“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2。朝廷供给衣粮，长期戍边。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来的边兵。从此，强制征发的府兵制演变为募兵制。兵农分离的募兵制，有利于农民安心农业生产。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使唐朝进入了富强繁荣时期。 当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3这些情况，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说明杜甫在《忆昔》诗中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并非诗人无中生有。由于经济的繁荣，人口也大量增加。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户数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数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较唐初甚至武则天时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新唐书》卷三九、四○、四二《地理志》三、四、六。 2《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2《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3《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开元二十五年（737），由于“岁稔谷贱伤农”，玄宗命提高粮价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东都一带购粮，两地各得数百万斛。于是，停运当年江、淮之租。同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东幸”。另外，还下诏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与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京师出现不依靠关东粮食的局面是难能可贵的，各地粮食都留输本州，说明国家的粮仓存粮已满。天宝八年（749），全国各地存粮共有九千六百零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2，各地“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国用丰衍”3的情况，正是以开元年间的生产发展为基础的。由于经济的繁荣，国力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有所缓和，故而政权稳定。开元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代。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2《通典》卷十二。 3《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第八章唐中叶的变乱（天宝到元和） 唐中叶，自玄宗天宝元年（742）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里，是唐朝从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这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削弱了朝廷集权，形成了藩镇割据。在朝廷与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一节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边兵尾大不掉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玄宗骄奢**逸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2。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逸，挥霍无度。 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2。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2。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资。这完全符合事实。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凫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3于是，他更加骄奢**逸，擅权弄法了。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3《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杨国忠传·史臣曰》。 第二节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唐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这时，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使杨国忠颇感不安。于是，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为杂种胡人，由于他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当杨国忠在想方设法除掉他时，他也针锋相对，准备造反。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禄山客人李超杀之。安禄山子安庆宗因尚荣阳郡主在京师为太仆卿，他将京师情况密报其父，更加速了安禄山造反的准备。天宝十四载（755）六月、七月，玄宗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禄山伪称“奉命讨伐杨国忠”，率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造反于范阳。 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4。这些事实，迫使玄宗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赴洛阳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万人，又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加强洛阳的守备。同时，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征讨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准备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军进至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两京陷落安禄山自灵昌（今河南卫辉东）渡过黄河，攻陷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继又攻下荥阳（今河南荥阳）。封常清在东都所招募的军队，未经训练，在武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一战，溃败退回洛阳，在洛阳又遭失败，安禄山进占唐东京。高仙芝帅众至陕州，看到叛军来势迅猛，遂退守潼关。安禄山占据洛阳后，打算称帝，暂缓向西进兵，玄宗才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唐朝廷本来应该整顿军备，加强潼关的防御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却适得其反。 封常清从洛阳退至潼关，高仙芝从陕州退至潼关。这是两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太差的结果。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却认为，封常清以叛军的声势动摇军心，高仙芝不仅放弃潼关以东数百里的土地，还盗减军士粮饷。玄宗相信边令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关。其实，封常清三次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由此可见，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是战局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 当安禄山帅军南进的时候，他的后方也发生了危机。平原太守颜真卿在4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985年版，第25页。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常山太守颜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奉命东征，静边军（驻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东），打通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这时，颜真卿联络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还声言朔方军即将进驻河北，“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这些情况，必然是安禄山的后顾之忧。 至德元年（75）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这时，在饶阳（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带的叛军将领史思明，为了改变对叛军的不利形势，攻陷常山，颜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一万多人，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攻下常山。已经离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来，企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不分胜负。后因郭子仪援助李光弼，在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大败史思明；继又战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内），叛军全线溃败，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军守将而降唐。这时，郭子仪曾建议北取范阳，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至德元年（75）六月，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遂命哥舒翰出关东进。叛军将领崔乾佑于灵宝（今河南灵宝东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险要之处，另以老弱兵引诱唐军东进。结果唐军中伏大败，哥舒翰投降叛军，叛军夺关西进，长安危急万分。 玄宗无可奈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卫队，离京逃命。在玄宗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礼等乘机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虢国夫人虽已远走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也被追上斩首。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 平定叛乱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仪率部从洛交进攻冯翊县，继又攻取河东。 唐军既达关中，肃宗也移住凤翔。四月，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讨伐叛军。叛军到了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提供了机会。 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之众，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这时，洛阳的叛军统治集团因争权夺利，安禄山已被杀死，其子安庆绪继位称帝。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唐军继续东进的时候，安庆绪放弃洛阳，北走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动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进攻安庆绪。 在这些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的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九节度使围邺，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只老鼠可卖四千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致使史思明能够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援邺。史思明截劫自江、淮与汾、晋运粮的舟车，断绝唐军的粮源。同时，又不断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袭击唐军，使其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军展开激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一场混战，双方均遭重大损失。叛军内部又起内哄，史思明杀安庆绪，引兵还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唐军九节度使各自退回，郭子仪被命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后因鱼朝恩嫁罪于人，把邺郡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致使肃宗召郭子仪还京，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驻守东京。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阳。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归仁西攻陕州，被唐军击破。上元二年（7）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关，受阻后退回永宁（今河南洛宁）。这时，叛军内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利用一些将领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杀史思明，自己继位称帝。同时，又派人到范阳杀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异母弟史朝清，还杀了持不同政见者数十人。这种自相残杀，引起大规模的内哄，致使数月之内，范阳有数千人为此而死。 宝应元年（7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继续平定叛军。唐军东进，很快攻下洛阳。帮助唐军平定叛乱的回纥兵到了东都，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多日不息。宦官鱼朝恩统率的神策军也把东京、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一带视为贼境，任意掳掠。致使这些地方“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唐军追至昌乐，又打败史朝义。于是，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唐，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赐张忠志姓李，名宝臣，并命其为成德节度使，仍统原来五州之地。广德元年（73）正月，史朝义败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南），其部将田承嗣赶走史朝义，自己降唐。史朝义又走范阳，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部众看到大势已去，都纷纷离去。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怀仙又穷追不舍，史朝义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至此，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年。 第三节藩镇林立与朝廷集权的削弱藩镇林立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最后，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由此可见，唐朝廷的存在，离不开地方势力的支持。但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肃宗、代宗等人总是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既利用一些节度使平定叛乱，又不相信他们。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是功绩卓著的。但肃宗、代宗都对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肃宗调动九节度使的兵力围攻安庆绪，郭子仪也在其中，肃宗命宦官鱼朝恩总揽全局，不任命郭子仪为主帅。战后，又相信鱼朝恩对郭子仪的诬陷，免其军职。后来，党项等羌人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郭子仪的盛名，命其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又不准其离开京师，使其有名无实。宝应元年（72），住绛州的朔方军发生兵变，主帅李国贞被杀，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出镇绛州。郭子仪解决了粮饷问题，整顿了军纪，稳定了军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去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元帅是皇子，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副元帅。最初的副元帅是郭子仪，代替郭子仪的是李光弼，后来是仆固怀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后，肃宗相信鱼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势下反攻洛阳，结果兵败，只得辞职。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部下大将，因其战功卓著继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因受代宗猜疑在驻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敢进京，后被迫叛唐，兵败病死。这些为唐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的节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对其他节度使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对这些节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笼络的政策。这样一来，在安史之乱中新设置的节度使以及安史旧部，就都成为拥有一定实力的藩镇了。 朝廷集权削弱在这些藩镇中，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昭义节度使薛嵩，都是安史旧部。当史朝义最后失败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怕平叛结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视，朝廷也因战争持久而感疲惫，同时，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胁，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故而对安史旧部采用笼络手段，使其仍为节度使。这些藩镇，“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摩而已”。还有一些藩镇，他们有时倾向于朝廷，帮助唐廷讨伐叛乱的藩镇，有时也和朝廷对抗。总之，各地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唐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权。所以史家认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所谓“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对藩镇无能为力的表现。 朝廷集权的削弱，不仅使唐皇朝无力控制地方，同时也失去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安史之乱开始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大量内调，吐蕃乘机发展势力，致使西北数十州之地相继沦没。广德元年（73）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边将告急的事报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过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又攻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北），京师震骇，代宗才命其子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这时京师无兵可发，郭子仪赴咸阳仅带二十骑，面对吐蕃二十余万之众，当然无能为力。于是，吐蕃很快逼近长安，代宗不知所措，仓猝出奔陕州。后经郭子仪多方组织力量，才收复长安，使代宗回京。 永泰元年（75）九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还是无兵可发，遂召郭子仪于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使其守泾阳（今陕西泾阳），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守东渭桥，滑濮节度使李光庭（李光进）守云阳（今陕西泾阳北），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桥（在今陕西咸阳），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守凤翔，宦官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守盩厔（陕西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后因郭子仪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削弱他们进攻的力量，才缓和了这次危机。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说明唐朝皇帝是离不开藩镇的。 在经济上离不开藩镇也很明显，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大力支持了德宗。兴元元年（784），关中因为战乱，米价上涨，“斗值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贞元二年（78），“关中仓廪竭”，禁军相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忧而不知所措。不久，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速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军的“军士皆呼万岁”。 德宗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藩镇的依赖局面，也曾采取过一些强硬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召禁兵防卫，竟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可奈何，仓猝出奔奉天。叛军在长安拥曾任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为首，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公开与德宗分庭抗礼。幸有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兵抗击朱泚，奉天才暂时稳定。后来，李怀光也对德宗不满，与朱泚联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德宗重用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他组织驻邠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奉天、昭应（今陕西临潼）、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的唐军，再和从汉中出击的浑瑊部唐军互相配合，才打败朱泚与李怀光。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回到长安，这次战乱才告结束。《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新唐书》卷五○《兵志》。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以上事实，说明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下，朝廷已经没有力量自卫，更无能力消灭藩镇，但又离不开藩镇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支持。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样坚强有力，但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节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唐代的宦官专政局面也是这样形成的。 太宗的时候，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的作用也不过“守门传命而已”。中宗时，宦官的人数增加，品级也有提高，七品以上的就上千人；但衣绯者（五品以上衣绯，三品以上衣紫）还为数不多。玄宗时，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2。开始在政治上有所影响的是高力士。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有功而受重用，后来直接参预玄宗理政。“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慎矜、杨国忠、安禄山等，其所以飞黄腾达，都和他有关。甚至肃宗为太子时也呼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随玄宗逃往成都。再回长安时，已是肃宗执政，他才不能再干预政事。 肃宗时的李辅国（本名静忠），因随肃宗到灵武称帝而成为有名的宦官。肃宗还京后，“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府县政府处理问题，“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太上皇玄宗回到长安，居兴庆宫，后来他对玄宗不满，就私自把玄宗移住太极宫。上元二年（7）八月，他做了兵部尚书还不甘心，又要求做宰相，肃宗没有答应。代宗即位后，他更加专横，他公开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然也怒其不逊，但因其掌握禁军，也只好“乃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 接替李辅国掌权的是程元振，他因助代宗即位而掌权。代宗以他为判元帅行军司马，掌握禁军，又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由于他“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进攻长安，他不及时反映真情，致使代宗狼狈不堪，出奔陕州。代宗“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2。可见宦官专政的程度是日益加深了。 鱼朝恩在安史之乱中即掌握重要军权，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他是最高统帅；代宗逃往陕州，他有救驾之功，因而更受重视。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宦官，因率宦官随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军。宪宗虽然是奋发有为的皇帝，但最后也被宦官陈弘惠所害，继位的穆宗也为宦官所立。这更进一步说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来愈大的作用。 2《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2《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第五节“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第一，罢宫市。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二，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允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第三，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四，欲剥夺宦官的兵权。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 第五，抑制藩镇的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王叔文严词拒绝。 以上改革，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所以，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3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3《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 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 8 也常令人读史书，并发表意见，论古帝王善恶成败。有一次，他使人读《汉书》，听说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后读到汉高祖听了张良的话，不立六国后了，他就说“赖有此耳。”又一次，是在酒酣后，勒问徐光“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光以轩辕相比拟。勒笑说“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肤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2苻坚也曾以古帝王相比。他问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勌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二武，是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王寔对曰“自刘石扰复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3这两例，可见石勒和苻坚读史的兴趣和他们的历史知识。史书未记录苻坚对王寔的话作何表示。王龛的话中有不少谀词，但也反映了苻坚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夏主赫连勃勃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南朝刘裕遣使带书信来，请通和好。 勃勃命中书侍郎皇甫微为文，命人写下来，自己偷偷地背诵下来。当着来使的面，勃勃以口授的形式，命人写下来，封好，交给来使。刘裕读了答书，很惊奇。这位使者又形容勃勃如何英武，刘裕叹了口气，说“吾所不如也”4。这一故事说明一个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君主是如何渲染自己汉化的深度。赫连勃勃给刘裕的答书是别人代撰的，而北魏孝文帝的作品多是出自本人手笔。史称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以后诏册，皆帝文也。自写文章，百有余篇。”尽管史臣所说，多有溢美，但孝文帝对汉学修养之相当深厚，是可信的。冯太后死，为治丧问题，引起朝廷上的大议论。孝文帝依据具体情况，斟酌大礼，不惜独排众议，坚持守孝三年之礼。2这件事，是过去汉族皇帝也往往办不到的，孝文帝却坚持办到了。《隋书·经籍志》著录《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还著录《后周明帝集》九卷，《后周赵王集》八卷，都已早佚。 自十六国以至北朝各代，汉族才智之上多受到重用。如石勒之于张宾，苻坚之于王猛，字文泰之于苏绰，都信任到言听讨从的地步。苏绰为六条诏书，甚为宇文泰所重，“尝置诸座右，又令百官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3，汉族才智之士参加有关地区的政治活动，有时还取得重要地位。这对于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晋书》卷一零五，《石勒载记下》。 2同上。 3《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4《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2《资治通鉴》卷一三七。 3《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第六章文化发展的总形势第一节玄学和儒学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迭相专政，政治日趋。面对这种社会政治现实，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一些人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他们站在外戚、朝官一边反对当政的宦官。宦官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残酷迫害反对派。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开始不过问政治，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 东汉末年，曹操掌权，即以法治天下。他在用人上提出唯才是举，曾下令“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遇未而无知者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这种只问才能不问德行的思想，是直接与东汉以来儒家的名教相对抗的。曹操杀了对他存大功的荀彧、崔琰、毛玠等人，也使一些人心惊胆战。 东汉末年以来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 政治上他们从过问政治、砥砺名教和积极的现世态度，转变为不问政治、逃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思想上他们接受了消沉的、对事不作反抗的，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庄思想。以老、庄、易为内容的玄学思想，开始抬头。魏普时期洛阳的玄风及其东渡汉末三国，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化中，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马融，东汉中后期人，是一名儒。邓骘仰其名，召为舍人，马融不就，客居凉州武都汉阳。遇羌人暴动，边境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马融后悔未应邓骘之召，对他的朋友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飓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遂往应邓骘之召，也就是这位大儒，为了保全生命，为大将军外戚梁冀诬害名臣李固，并作大将军《西第颂》。政治上堕落的人，生活上无不堕落。马融就是“居守眼器，多有侈饬，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他以老庄哲学作为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和灵魂的安慰。他为《老子》作注，竭力捏合儒家和老庄。 郭泰，生于东汉晚年。当时政治极端，知识阶层的人曾激烈地起来反对，要求改良政治，但在残酷迫害下，他们对政治前途失去信心。时身为大学生领袖的郭泰说“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大之所废，不可支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流横，吾其鱼也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抱朴子·正郭篇》）南州高士徐穉使人劝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后汉书·徐穉传》）郭泰、徐穉的思想，反映汉末知识阶层思想的低沉。低沉的思想潮流，为老庄思想和玄学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奠基人。《文心雕龙·论说篇》称“迄至正始，务欲守之，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冉（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涂矣。”《颜氏家训·勉学篇》也指出“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何晏、王弼，都祖述老、庄，大煽玄风。何晏著有《道德论》（此据《三国志·魏志·曹爽传》，张湛注《列子·天瑞篇》引何晏作《道论》）。王弼著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还著有《老子指略》。何晏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咸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这里所谓“皆以‘无为’为本”，可能多了一“为”字，应该是“皆以‘无’为本”。以下几句话，也都是讲“无”的，不是讲“无为”。“无”和“无为”含义是不同的。 王弼的主要论点，大体与何晏相同，也是把“无”说成万有的本体。他认为“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老子指略》） 何晏、王弼祖述老、庄，阐扬玄学，但两人都尊崇孔子。何晏著有《论语集解》，此书现尚存。王弼著有《论语释疑》，此书已佚，但部分内容保存在皇侃的《论语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正义》中。他们注释《论语》，与汉儒的解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注重讲《论语》的微言大意，而且多从玄学的角度加以发挥。 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这规律是客观规律，是自然规律。合乎这个规律的就是正确的，就是道理，就是“道”。如何看待自然、社会，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这是哲学问题；古往今来的认识，是千差万别的。 儒家有儒家的认识。《中庸》称“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性，就是客观自然、客观规律；顺着性走，即顺乎自然走，就是道把顺乎自然的道加以修饬整齐，就是教。 儒家虽然讲性、道、教的关系，但儒家所重的却是教。儒家是政治家、教育家、人事家，而不是哲学家。至少不怎么太讲宇宙万物的本体这些哲学问题。对“性”、“道”，只是说说而已。 玄学，是哲学。玄学讲世界万事万物的本体。比起儒家来，老、庄和玄学追求解释宇宙万事万物更根源的东西。 在玄学家眼里，宇宙万事万物都生于“无”，无生有，有生一切。前面所引何晏、王弼的言论，都讲的是这个意思。无，要给一个名称的话，就是“道”。如王弼认为“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邢昺《论语正义述而篇》“志于道”句疏引《论语释疑》）《老子》书中有一句“道常无为”。据王弼注这句话是“顺自然也”。“无为”就是顺自然。 这里可以看到儒学、玄学的同和异。儒学和玄学都承认自然的存在，自然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道”。这是他们的共同处。但如何对待“道”，两家就不同了。儒学认为应该“教”，即应该“修道”，把自然朴素的道加以文饬整齐，这就要“有为”。玄学认为要顺乎自然，顺乎道；顺乎道，顺乎自然，就要“无为”。 认识上虽然有这不同，但在实际问题上，何晏、王弼，都不反对儒家的名教。名教的“教”，就是“修道之为教”的“教”。他们认为自然就是道，无为就是顺乎自然名教不能离开道，名教应当体现自然。顺乎自然和体现自然没有矛盾。这样，自然和名教就统一起来了。 老庄“自然”和儒家“名教”的统一，不仅是何晏、王弼的思想，而且是西晋玄学的主流思想。《世说新语·文学篇》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桓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衍）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差不多同样内容的故事又见之《晋书·阮籍传附瞻传》“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恣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故事出之王衍、桓修还是出自王戎、阮瞻，问题不大。他们都是西晋玄学的正统派人物，代表的都是玄学中的主流思想。在正统派眼里，名教、自然是统一的。 魏晋之际，司马氏为了夺权，对党于曹氏的反对派，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这就使得玄学阵营出现分化。依附司马氏的一派（他们之中也有并非真心依附，只是在恐怖面前不得不低头），一面谈玄一面不离名教。如王衍，就一面谈玄，一面欣赏桓修的老庄和圣教“将无同”的答案。山涛“性好老庄”，是所谓竹林七贤之一，他曾上疏晋武帝，劝他对百姓“崇风尚教以敦之”（《晋书·山涛传》）。所谓“尚教”，自然是儒家名教。党于曹氏的一派，他们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但又怕有杀头的危险。于是他们一方面向司马氏低头，一方面又旷达放诞，不务世事。阮籍和向秀就是例子。据《晋书·阮籍传》称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卧为常。”嵇康被杀后，向秀应本郡计入洛阳。司马昭问他“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说“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晋书·向秀传》） 对于魏晋玄学之盛，也不能过于夸大，好像魏晋时期只有玄学。应该看到的是玄学只是洛阳之学，而且只是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学。洛阳城外无玄学，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外，无玄学。洛阳以外，仍有儒家的传统地位。洛阳以外的士子，仍是读儒家传习的经书。 永嘉乱后，一部分洛阳世族渡江而东，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思想也随之东渡了。《晋书·卫瓘传》附孙《卫玠传》记载“（玠）好言玄理玠以天下大乱，欲移母南行母泣涕从之。至江夏遂进豫章。是时，大将军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先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论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王弼）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何晏）若在，当复绝倒。”卫玠，可以说是稍后于阮籍等人的玄学代表人物，他也从洛阳来到江东。东晋初年掌权的人物，如王敦、王导、庾亮，都是玄学中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 东晋一朝，玄风是相当盛的。王、谢等世族子弟，虽然大多没有哲学头脑，不能谈玄说理，阐述老庄，他们的生活情调却是正始遗风。梁朝时期，玄学似又一度小盛。《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凤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 儒学传统地位的继续关于魏晋时期地方上仍尚儒学，可从《晋书·儒林传》的人物大多是地方上的人得到启示，也可以此作为一种证明。 《晋书·儒林传》中的人物，都是地方上的人。他们来自吴郡钱塘、巴郡临江、东海襄贲、会稽余姚、济南东平、济北卢县、高密淳于、上党、雁门、庐江潜县、弘农、东莞姑幕、鲁国、陈留、京兆、乐陵等地。他们教授生徒，有的有数千人；有著述，往往都是潜心儒术，家世好学。他们传经授业，在地方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范宣家于豫章，范宁为豫章太守。“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这些儒家，除少数为地方著姓，多数是“家贫”，能“安贫乐道、“潜心著述”。《晋书·儒林传》，反映了地方上儒学之盛，是儒学的天下。 洛阳以外，地方人士要读书，都是读儒学经典的。在十六国的君主中，如刘渊的儿子刘聪、石勒、荷坚等及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重视儒学的。在本卷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反映。 五德终始思想在十六国时期又大盛起来。十六国的君主都信奉这一套，定服色，定德性，信灾异样瑞之说。石勒以赵承金（晋为金德），为水德，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发生日蚀，石勒就避正殿三日，令群臣公卿各上封事（《晋书·石勒载记》）。前燕慕容携，也以自己为水德，承金之后，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晋书·慕容载记》）。后秦姚苌，自谓是以火德承秦氏木行（《晋书·姚苌载记》）。姚兴以日月薄蚀，灾青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晋书·姚兴载记》）。 这是十六国中几个较大的国信奉用五德终始、灾异之说的几个例子。其他小国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材料，说明了十六国时期儒学在北方中原地区仍是居有传统的统治地位的。 十六国时期的儒学是上承魏晋、东汉的。玄学在洛阳世族上层盛行起来了，儒家丢了洛阳这块地盘，但在地方上保存下来。 就是西晋玄学极盛时期，玄学也并未迈出洛阳一步，并没有能像《晋书·儒林传》所描述的那样，“摈阁里之经典，使宪章弛废，名教颓坏”。洛阳之外，地方上仍是儒家天下。当然，长期兵荒马乱之后，魏晋十六国时儒学不如两汉之盛，也是事实。 《北史·儒林传序》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种学风的不同，与北方儒学渊源和玄学东渡有关系。北方的儒，来自十六国时期的儒，其渊源可以更上推到东汉。东汉儒是章句之学，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到百余万言。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来源于此。南方儒学浸润着玄学精神。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去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这说明北方儒学不受玄学的影响，而南方玄学之盛则会影响儒学。 第二节佛教、道教和无神论思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甚为流行。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都极为兴盛。道教也由形成而发展。同时，反佛教的斗争和无神论思想也都显示了一定的威力。 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虽在西汉末年已传入中国，但一直到东汉，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是很有限，一般把佛教理解为类似黄老之学，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才逐渐得到提高。 中国最早流传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汤用彤认为汉明求法事，因年代久远，书史缺失，难断其真相。但东汉时，《四十二章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经中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此经为东汉社会中最流行之佛教经典，人们遂取经义与道术相附会，因而把佛教和黄老捏合一起。佛教借黄老而传布。 汉末桓灵之世，佛教经典翻译渐多。其中最有影响的译经人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安息人。支谶，月支人。由于经典的翻译，佛教的教义才逐渐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佛教名僧多与玄学中名士相交往。名僧多能清谈。东晋以后，佛教教义才正式以宗教哲学的独立姿态出现。 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经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安世高等所翻译介绍的小乘禅学，一是支谶等所翻译介绍的大乘“般若”学。般若空宗一派的学说接近玄学思想，合乎玄学家的口味，所以“般若”学在东晋得到广泛的传播。从东汉末年到刘宋初年，佛教经典最流行的是般若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更多。据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寻》所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达一千六百二十一部。 佛经的翻译，实际上就是佛教思想的介绍。南北朝的佛教经典，把佛教思想大量的介绍过来，为隋唐时佛教思想的发扬和中国化准备好了条件，并打下基础。 有重要影响的高僧在佛经翻译和佛教思想介绍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僧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 释道安，晋怀帝永嘉六年（32）生于常山扶柳。十二岁出家，为人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他先师事佛图澄，随澄在邺。后赵末年，北方大乱，道安在今河北、山西各地避乱传教。晋哀帝兴宁三年（35），道安到襄阳。苻坚克襄阳，道安随赴长安。晋孝武帝太元十年，道安死，年七十四。 道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宣传佛教和培养弟子，创立“本无”学派。 道安一生有很多著作，为经作注，为经作序。他的著作对阐明经义起重大作用。僧佑在《出三藏记集·道安传》中说“安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55卷第08页）“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了道安在阐明经义方面的历史地位。道安晚年住长安时期，组织并主持译经，共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万字。他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道安的总结，对以后的佛经翻译很有指导意义。五失本，谓翻译佛经有五种情况使译文不能符合胡语佛经原本。三不易，指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参看方立天《道安评传》，载《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982年版） 道安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他一生收了很多弟子，并分派他的弟子到各地去传教。著名高僧慧远，就是道安的高足。 道安对佛教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北方时，对禅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当时北方正盛行禅学。他到南方后，又钻研般若学，当时南方盛行的是般若。他还热心地翻译小乘一切有部经典。道安对传入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容并包的。在兼容并包中也有主次，般若思想是道安的主要思想。道安关于般若的著述就有二十种。 般若学的根本思想是“本无”。后来虽分为多种学派，有所谓“六家七宗”之说，而道安则是本无宗。嘉祥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叙道安本无说“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原作未，依汤用彤说，应作末）有。若宅（原作诧，依汤用彤，应作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安公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吉藏这段话，叙述了道安的根本思想。 道安的“本无”思想和何晏、王弼的玄学“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思想很接近。东晋时期，玄学随世族过江，当时的执政大臣和士大夫大多是玄学中人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道安和他们大都有交往或书翰问候。东晋佛教的发展，主要在社会上层。道安的本无和玄学的无为，正相合拍，更有助于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发扬。 鸠摩罗什，天竺人，家世国相。罗什生于龟兹，约当晋康帝之世（343—344）。自西晋以来，龟兹即有佛教流行，为小乘学。 罗什曾游沙勒、温宿，又归龟兹。广诵大乘经论，洞其奥秘。在西域各国，讲说佛法。吕光破龟兹，获罗什，致之凉州。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破后凉。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姚兴迎罗什到长安，时已在公元402年初。当时长安佛教已甚盛。自苻坚迎道安到长安后，主持译经，长安已是译经重镇。罗什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罗什在长安住了十二年，弘始十五年（43）去世。在他主持下，译经三百多卷。 协助罗什译经的助手，都是当时的名家。如道生、道融、昙影、僧睿、慧观、僧肇等，都是名僧。他们对经义的领悟，常受到罗什的称道。罗什主持下的译经，不仅文字是佳制，而理解精微，也非旧译所能及。 罗什对佛教思想的理解，造诣是很深的。可惜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译经上，自己很少著述留下来。罗什对佛教思想理解的幽微，未能尽传于世。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 生。年二十一，随道安出家，时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传布佛教。后随道安南投襄阳。苻丕争襄阳，慧远别师东下，到庐山。时桓伊为江州刺史，为慧远造东林寺。慧远住东林寺三十多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8）或谓十三年卒，时年八十三或八十四。 慧远天资聪颖，早年曾读儒书，博通六经，也接触过老庄。后听了道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说“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晚年尝致书刘遗民，叙述由儒、道而入于佛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儒学经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二七上） 道安门下高僧很多，但他特别看重慧远，把传播佛法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道安说“使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慧远在庐山三十多年，是他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他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全国名僧保持联系，并交结南朝朝中公卿，使庐江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慧远传布佛教宣扬佛法，从两方面作了工作。在人民群众中，他宣传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宣传善恶有报，这是针对广大群众的愚昧迷信而提出来的。因果报应说，帮助佛教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传布。在佛教教义方面，慧远属于道安的本无派。道安的本无思想，和玄学家以无为本思想是合拍的。慧远早年曾研究过儒学，研究过老庄玄学。他在庐山讲过儒家的经典。他讲《丧服经》，也讲《诗经》。他在讲《般若经》时，为了使听众容易听懂并接受，常引用《庄子》的话来作说明，使听众晓然。慧远讲儒家经典，用玄学比附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使得佛教在上层知识界得以广泛传布。 概括地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思想经过三变，由儒转入玄，又由玄转入佛。儒是继承汉儒传统，玄是洛阳世族之学。晋东渡后，玄学也随之东渡，北方仍以儒学为主。佛学兴起在汉末魏晋，先藉玄学以传播；其后，讲究修练的禅学和因果报应之说在北方比较发展，讲究义理的般若学则仍借助玄学在南方较为发展。 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当西来的佛教在中国境内广为传播的时候，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由形成而走向发展。一千多年来，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中国的两大宗教。 道教和先秦的道家，都以“道”字为名，而道教还推崇老子为“太上老君”。但两者实各不相干。道家大师老子倡导“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宣扬“齐死生”，而道家却是向往长生不老的神仙，幻想飞升。 神仙长生不死的幻想，起源甚早。史书所记，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史记·封禅书》“自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后来“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汉武帝也是一个追求仙人想得不死之药的人。他招致的方士李少君，对他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武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皇、汉武以极富极贵而消除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反而增长了贪生怕死的困拢，这是帝王权贵追求神仙的思想根源，带有显著的阶级性。他们追求神仙的手段，从沿海巡行以期偶然的际遇，发展到妄图通过提炼丹砂以创造难得的机会。李少君的丹砂黄金之术，可说是原始道教金丹派所宣传的主要内容，这些方士就是原始道教的道士。 东汉晚年，在汉中有张修、张鲁宣扬的五斗米道，在青、徐等东方八州有张角宣扬的太平道。太平道，以其流传的经典称作《太平清领书》而得名。据《三国志·张鲁传》及裴注引《典略》，太平道，以巫师“持九节仗为符呪，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五斗米道的办法约略与太平道同，而有所增饰。五斗米道设有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道大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对于有病的人家，要“家出五斗米以为常”，因而有五斗米道之称。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近年我国的学者称之为“廉价的符水道教”，以与“高贵的金丹道教”相区别，是相当正确的。符水道教的出现，使原始道教拥有大量的群众和宗教的组织形式，可说是道教的正式形成。张角是黄巾大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的太平道就是用作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后来，张角被杀害了，张鲁投降了曹操，但他们所创立的道教仍然继续流传。 东晋初年，葛洪著《抱朴子》，为长生求仙说出一番道理，他可以说是神仙道教的理论家。他认为，玄是天地万物之本。玄，又称作道，称作一，是非物质性的神秘的存在。他提出，人要守一。守一，可以突破的局限，分身有术。只要你想着要分身为三，三个人就出现了，辗转增益，“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同一个主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座位上与客人谈话，在门口迎客，还可以在水边垂钓。守一，还可以突破生命的局限，长生不死，并且“位可以不术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邦，威可以叱咤梁柱”，可以享受超人间的富贵。这种“神仙思想，原是封建贵族想延长他的生前享受至生命的极限以外，甚至延长至永远的一种荒店的想望。在乱离之际，封建贵族的生活被震撼着的时候，神仙思想更帮助他们追求超人间的永远幸福。”葛洪申论这种幸福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追求得到的，“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神仙也必须具备先天性的条件，这也同样是反映封建地主之贵族意识，他们在求仙的活动中也享有其特权。 守一的办法是服丹，这是求长生的要道。《抱朴子·对俗》“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抱朴子》内篇有二十篇，其中心旨趣就是讲长生之道，而《论仙》、《对俗》、《至理》、《塞难》、《辨问》等篇专论神仙必有，服食可信，《金丹》、《仙药》、《黄白》等篇则专言金丹的作用和制作。葛洪在书里既极言金丹的妙用，又极言炼丹的种种困难，因而既吸引人们的向往，又使他们永远做不到。而且，炼丹也须投下本钱。如炼丸转全丹，须黄金数十斤，约费四十万钱左右，即四万匹绢左右，不要说穷人，即是小康之家也是根本没有条件过问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神仙服食药方》十卷，称“抱朴子撰”，久佚。 关于葛洪思想的论述，参用侯外庐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957年版。葛洪反对符水派道教，并说过去的一些道书，篇幅虽多，用处不大，“徒诵之万遍，殊无可得”，“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葛洪对医药学是有贡献的。他著有《金匮药方》一百卷。后因此书卷帙过大，又著《肘后卒救方》三卷，备列急性传染病、内外科、儿科、眼科、皮肤科病症，所载方药也多易得之物，因此，本书流传甚广。从医疗的角度看，葛洪的医药学比起符水教之以符水治病要进步多了，并且也包含一定的科学因素。当然，从神仙道教的传播上看，葛洪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可增进他在宗教上的神秘性，增长他在宗教上的威望。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和寇谦之分别成为道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人物，南北朝统治者都曾对道教有所尊崇。《隋书·经籍志》“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榖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梁）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命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果兴，故亦奉焉。”这说的是道教在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隋书·经籍志》又记“后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曾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箓真经，劾召百神，六十全卷，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百、玉浆之法。太武（拓跋焘）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东南起坛字，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隋）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这说的是道教在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陶弘景和寇谦之也像葛洪一样，在医药方面做了些工作。陶弘景增订了葛洪的《肘后卒救方》，改称《肘后百一方》，有更广泛的流传。他又著《本草经集注》，对后世药典的编撰有相当大的影响。 道教自东汉末年起，到南北朝的结束，有不断的发展，道书的撰写也不断地增加。梁阮孝绪的《七录目录》中，有《仙道录》，列经戒部二百九十种，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饵部四十八种，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种，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图部七十种，七十六帙，一百零三卷。 《隋书·经籍志》所著道经与此略有出入，而增益不多。然而，与东汉末年只有《太平清领书》相比，则《七录》及《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就够多了。 《广弘明集》卷三。 无神论的战斗传统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封建朝廷对人民的精神统治。但佛、道之间有矛盾，佛、道跟统治者之间也有矛盾，甚至出现了封建朝廷对佛、道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神论者对于鬼神及成佛成仙的虚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无神论的战斗的优良传统。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的灭佛活动。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的灭佛。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曾下诏，禁止王公以至庶人私养沙门、师巫。沙门是佛教中人，师巫应是道教中人，这似是佛、道并举的。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下诏，坑杀全国沙门，烧毁所有佛像。因为事先走露风声，有些僧人得以逃遁，没有全部被杀。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灭佛。这次灭佛，是经过朝廷上的多次议论，最后才决定了的。宇文邕的诏书，是禁断佛、道之教，实际上是针对着佛教，想把三百万僧人收为编户，四万所庙宇收归官府。这对于调整农民的劳役和租税的封建负担，都有一定的好处。在这次灭佛之前，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7）还曾下令禁绝道教，要所有道士削发为僧，不从者立即斩首。如道士自称是神仙，就命他从铜雀台上跳下去，粉身碎骨。以上两次灭佛和一次禁道，都反映统治阶级内部之不同形式的斗争。但无论灭佛或禁道，都是暂时性的，对佛、道的尊崇则是经常性的。后来还有第三次的灭佛，那是在会昌五年（845），是唐武宗时的事了。 北魏北周的灭佛，和北齐的禁道，都是以暴力强迫进行的活动，谈不到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斗争。这是北朝反佛、道活动的特点。南朝跟北朝不同，从宋到梁，有神无神、神灭不灭的论争不断。这种论争，是中古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论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范缜是南朝反对有神论的旗手，他的《神灭论》是震撼当代思想领域的唯物主义的杰作。在他以前，有孙盛、何承天、范晔，与他约略同时的刘峻，都是阐扬无神论的学者，也都是南朝的人物，而孙盛、何承天、范晔又都是历史学家，刘峻也是博通文史的人。孙盛（302—373），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官至秘书监。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记晋枋头之败，触怒了桓温，并受到威胁。孙盛坚持照实记载，不肯迎合权势。当时，有罗含著《更生论》，认为“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他由此推论，认为神之不可灭，“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孙盛给罗含书信，称“吾谓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各失其旧，非复其旧。”这是指明，形体既已不存，精神也随之消散。孙盛是以神灭思想批判罗含的神不灭思想。 何承天（370—477），宋东海剡（今山东剡城北人。官至国子博士，御史中丞。他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宋初撰定《元嘉历》。又受诏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志，原定十五篇，他写出了一部分，其中包含《天文》、《律历》。后来沈约修定的《宋书》，对他的旧稿多所因袭。此外，本节，参用侯外庐和王仲荦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八、九章，《魏晋南北朝史》第十章第四节。 罗含《更生论》；孙盛《与罗君章书》。 《宋书》卷十一，《志序》；又卷一百，《自序》。 他还著有《春秋前传》和《春秋前杂传》，并删定了《礼论》三百卷。2与何承天同时代，有宗炳者，著《神不灭论》3，宣称“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并称，“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形虽灭而神不灭。何承天给宗炳写了一信，直接驳斥宗炳的这种观点。他指出，“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4。并著有《达性论》5，驳斥佛教的轮回之说。他指出“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他又著《报应问》，以驳斥佛教因果报应之说。他指出，鹅浮游于池塘，与人无争，而难免于庖人的刀俎；燕以昆虫为食，却得到人们的爱护，“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何承天以生活中习见的事例进行论战，说理虽简单，却使对方难以辩解。 范晔《后汉书》的作者，与何承天同时代人。他“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但没有写出来。他因事被株连，临刑前还“语人寄语何仆射（何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第二句是讽刺何尚之，意思似是说，如何尚之真是心口如一地相信因果报应之说，就不会诬陷人了。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论》里，比较集中地批评了佛教。在一开始，他指出自张骞以来对西域的记载“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但都没有写什么印度佛教的神话。后来关于佛教“理绝人区”的“神迹诡怪”和“事出天外”的“感验明显”等等，都是张骞、班超没有听见过的。范晔问道“岂其道闭往运、数开来叶乎？不何诬异之甚也！”这是要从历史上指出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因而与张骞、班超所记的相比，就显得有很厉害的虚构和怪诞了。下文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牛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范晔在《后汉书·桓帝纪·论》里说“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他在这里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批评了汉桓帝崇佛的荒谬。他在《襄楷传》收入襄楷上桓帝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乘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这篇上书之收入《后汉书》，可看作是范晔对崇佛的“贤达君子”的讽刺。这些人也只是嘴上说说佛法，在实际生活上是不可能遵从佛教戒律的。 刘峻（42—52），字孝标，原籍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父亲流寓江南。他经历了大半生极为坎坷的生活，晚年居东阳（今浙江金华县）讲学。2《隋书》卷三三《经藉志》，史部杂史类；《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3即《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4参看《弘明集》卷三所收何承天、宗炳各书。 5《弘明集》卷四。 《广弘明集》卷二十。 他著《辨命论》指出“夫通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勋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焦金流石；文公嚏其尾，宣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毙淑媛之言，子舆困臧仓之诉，圣贤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刘峻认为，一切都成于自然，所谓“道”、“天”、“命”，都是“自然”的同义语。“自然”的背后，别无主宰，人的才能贤愚在这里一点力量也用不上。这是跟有神论相对立的思想。这说的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法则，并带有命定论的性质。但比起过去的一些无神论者简单地从个别自然现象或个别社会现象立论，在理论上有了发展。 范缜（约450—55），字子真，祖先原籍顺阳南乡（今河南浙川县），东晋初年流寓江南。他早年从名儒刘学习。史称他“博通经学，尤精三《礼》。” 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致宾客，范缜也是被延揽的宾客。萧子良信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而范缜不信。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有的是落在茵席之上，有的是落在粪土之侧，这只是偶然的遭遇，贵贱因而不同，因果究在何处？子良没有能说服他。 范缜著《神灭论》，这是他反佛的杰作。《神灭论》跟佛教信徒的神不灭论的根本分歧，在于范缜坚持“形神相即”，而后者则宣扬形神相异。范缜所说“形神相即”，用他的话说，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从事物之总的方面说，形神是统一的，不能分割。从形神的关系说，神的存灭从属于形的存谢。这是旗帜鲜明的唯物的一元论。神不灭论者所宣扬的形神相异，其主旨在于强调神的独立存在，神可独立于形之外，形灭而神不灭。这是以形从属于神，也是佛家轮回说的理论依据。范缜更申论形神的关系，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这是以形为神的本质，为神的基础，而神则是形的作用。范缜还以刃与利的关系来说明形神的关系。他说“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是用问答体，一步深一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继承了汉王充自然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魏晋以来名理辨析的续余。 《神灭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子良又派人以高官相诱。范缜大笑，表示不能“卖论求官”。梁武帝即位第三年（504）诏佛教以外，都是邪道，百官王侯都要“舍邪入正”。后来，梁武帝降敕，不点名地指斥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大僧正法云，还在这时鼓动王公朝贵六十二人，以信札的形式对范缜围攻。范缜并不为这些干涉所动摇，仍坚持神灭的理论，显示了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梁书》卷五十《刘峻传》。 斗精神。 第三节史学历史撰述的成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关于本题的论述，参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94年内部排印本。司马懿的话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先主传》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都使历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著述，有鱼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书》四十八卷，韦昭著《吴书》二十五卷，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巨细毕载，芜累甚多”。王沈书，《晋书》本传的评论是“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韦昭书，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赞”，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著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机对辩速”，作文倚马可待。所著《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7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孔衍《后汉春秋》六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四种。袁宏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著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了。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 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史通·题目》。 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范晔著《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此外，他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细意”，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著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自得”之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尽管范晔的话未免过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宦者列传·序》，都是著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冏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刘昭说“二子平业；俱称富丽。”司马续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职分”，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笔势纵放”，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舞文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责“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刘邠等评论魏收书“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但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著。《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传序”中论述了历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认为“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恩幸”的帽子，并说“《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实际上，《宋书》的“恩幸”与《汉书》的“恩”“幸”并不相同，只是用以区别“士庶”，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晋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唐中叶以后，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类，所著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参用柴德赓说，见《史籍举要》，页7，北京出版社985年版。 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这是以父子关系为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六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2这话说得好，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此后，隋唐图书的著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著《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师法相传，并有解释”。《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这些书已不传，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注》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后汉纪》卷二十六。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又卷三十二，《经籍志》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f、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第四节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大变动，丰富了文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诗作大为发展，小说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成就。 建安文学建安时期（9—29），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盛世。这时期出现了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的诗文，反映了时代的动乱和动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他们诗文的风格，慷慨苍凉、意境深沉却又富有生气。《文心雕龙·时序》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他的诗歌质朴豪迈，多有悲凉慷慨的特色。如他的《蒿里行》，叙述了董卓之乱、关东义军讨代董卓之战以及随后的自相攻杀，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诗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二十多首，大都具有雄放豪迈的风格。 曹丕的诗，多是抒情诗，文字流丽，基调比较伤感低沉，没有曹操那种积极乐观风格了。文学造诣比较高的是曹植。曹植字子建，是曹丕的同母弟，得到曹操的宠爱，但也因此遭到曹丕的猜忌。曹丕作了皇帝后，曹植受到百般压制。他虽贵为封王，实情同囚徒，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可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反映他的政治抱负及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疾苦。后期作品充满了受压抑的激愤。他的前期作品如《送应氏》诗，写出洛阳经董卓乱后的残破景象，有曹操《蒿里行》的气势。另一首《野田黄雀行》是他后期的诗作。诗中，借黄雀比况自己，恨不得像黄雀一样冲破罗网求得解放。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曹丕在《典略·论文》里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就诗而论，王粲的诗是七子中最好的。他的《七哀诗》，反映了战争对人民所造成的浩劫。当时，长安遭受董卓之乱，王粲避乱南依刘表，离开长安时他在郊野里看到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诗写得真实而有感情。 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在辞赋方面也很有成就。曹植的《洛神赋》，用洛水女神宓妃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塑造了一位雍容华贵、秀丽多情的洛神。想象丰富，描写细腻，很有艺术魅力。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240—248），玄学兴起。玄学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出现了玄言诗。这时政治斗争残酷，有些玄学中人物如嵇康、阮籍，内心都有苦处，他们的诗还是有感情，有内容的。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的理解是对的，嵇康、阮籍虽然也是玄学中人物，但他们的诗却有感情，有内容，不是空洞无物的谈玄说道。正始年间，是魏晋政权的递嬗时期，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激烈，司马氏残酷地杀害了党于曹氏的文人志士。阮籍、嵇康都是党于曹氏一方的人。嵇康被杀。阮籍嗜酒放达而内心却是苦痛的。这些思想感情，自然反映到他的诗文里去。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中一首《夜中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qingfo吹我襟。 孤鸣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是心声，《咏怀诗》反映了阮籍内心的苦闷。 嵇康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恬静寡欲崇尚老庄，一方面却又疾恶如仇，刚强任使。他的性格气质自然会在他的诗里得到反映。有些诗如《酒会诗》表现清逸脱俗的思想，有些诗如《幽愤诗》又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感情。西晋文学正始以后，直到两晋之际，玄言诗是主流。《诗品·总论》说“永嘉贵黄老，祖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作既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们便转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龙·情采篇》评西晋的作品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内容，文指形式。这就是说不注意内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太康中有所谓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号为文章中兴。其实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赋》，当时名家如皇甫谧、张载、刘逵等为之作序作注，都评价甚高。“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其实，左思的诗要比他的赋好。左思出身贫寒。后来左思的妹妹为晋武帝贵嫔，但这似乎并没有抬高左家的社会地位。左思的诗里对社会门第充满了愤恨不平。他写过八首《咏史》诗，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之愤恨不平，溢于言表。他还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他蔑视权贵，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他豪气昂然地说“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的豪气和意境，跃然纸上。 另外还有傅玄，他的诗反映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几首反映妇女问题的诗，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和《秦女休行》，或写妇女的受欺凌，或写爱情的坚贞，或写妇女的刚烈，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被《诗品》称作“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的刘琨，在西晋末年屯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刘聪等相持，后因失败被害。死前有《重赠卢湛》诗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这表现了他的效忠国家而又壮志未酬的郁积悲怆的感情。这种悲壮风格是西晋诗中少见的。 东晋南朝的玄言诗和山水诗东晋前期，文学方面比较消沉，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正像锺嵘《诗品·总论》所说“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说“诗皆平典似道德”，指的正是玄言诗。 东晋初年的诗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诗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诗》。托名游仙，实是表示对现实不满。李善注解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疮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文选》卷二一郭景纯《游仙诗》七首解题）郭璞的诗，可以看作阮籍、嵇康、刘琨、左思一流派。他生在两晋之际玄学盛世，思想里难免受有玄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有内容有感情，语言鲜明生动，不是“平典似道德经”的玄言诗。 东晋后期，山水诗兴起。到了南朝宋初，山水诗大盛，玄言诗衰落。《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兴起的背景是过江世族居住东土会稽，境地含山临海，河流纵横。出身名家的公子文学之士，闲暇无事，可以邀游山水。兴之所至，发之为诗，于是山水诗出。最有名的山水诗人是谢灵运。 晋末宋初，文学造诣高的有陶渊明、鲍照、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的文学造诣要比谢灵运、颜延之为高。 陶渊明（35—427），字元朗，后改名潜。东晋大司马、荆州牧陶侃的曾孙。但陶渊明这一支，到他父亲时就没落下来。中年时期，陶渊明曾作过几任小官。义熙以后，便不再作官，终老田园。 陶渊明一生，尤其是晚年，生活是相当穷苦的，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他的诗句中就有“弱年逢家乏，老来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陶渊明少年时受过儒家教育。他的《饮酒》诗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证。他也曾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的《赠羊长史》诗有“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破长安，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遣长史羊松龄去关中称贺，渊明作此诗以送之。诗中流露出他对收复关中的高兴心情。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官场的，他才意志消沉，辞官归隐田园。 渊明的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也都表现出闲适恬静不慕荣利的意境。 这可以他的《归田园居》诗一首为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位田园诗人，不喜欢战争、压迫和剥削。他理想的社会是人们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的社会。他大约听到过流亡逃户所建立的村社生活的一些传说，他就空想了一个桃花源社会。在这个桃花源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这首诗反映当时农民的理想。 谢灵运（385—433），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王、谢两家是东晋南朝地方上最高的门阀世族。“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宋书·谢灵运传》，下同）谢灵运喜爱山林生活。他家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西南）“有故宅及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他在会稽“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西南），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这种山水生活，孕育了他的山水诗。谢灵运写诗，注重字句的雕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评论宋初的文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林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另一评论家锺嵘在《诗品》里评论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胜，富艳难纵。”两人对谢灵运的诗都是推崇的。但他们所说的，都是谢灵运在文字上下工夫，不是诗的内容。谢灵运、陶渊明都写五言诗。陶渊明写田园生活。透过田园生活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诗可以说文情并茂。谢灵运写山水，太注意文字技巧，伤害了内容。这是同他的优裕生活分不开的。 颜延之（384—45），是和谢灵运同时的人。祖籍琅邪临沂，移居建康。少孤贫，好读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诗的缺点，一是喜用典故“弥见拘束”（《诗品》卷中），二是太注意文字雕饰。他的诗比谢灵运更注意文字的雕凿，更加局促于绮语浮词。他问鲍照，他的诗和谢灵运的诗比起来如何，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形象化地指出了颜诗形式上的优点，也就涵蓄地指出了内容上的缺点。 宋初的作家，能够一扫只注意形式之风，不在文字词藻方面苦求雕琢，而以矫健之笔抒写自己感情的，只有鲍照。 鲍照，因为出身门第低微，总是被看不起而受压抑。文学上也不为当时所重视。锺嵘《诗品》感叹地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当代。”他的诗总反映出一种怀才不遇和对现实不满的愤懑情绪。 无论从文学技巧还是内容来看，鲍照的诗确是高出他同代的一些诗人。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称赞他是“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把他与李白、庾信并称。他的诗对唐代诗人如李白、高适、杜甫等都有很大影响。鲍照的作品，以乐府诗为多。他的诗现存的约二百首，其中八十多首是乐府诗。 永明体南齐时，出现了“永明体”的诗。齐竟陵王子良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其中沈约、谢跳等八人尤为竟陵王子良所重，号为竟陵八友。谢脁最长于诗。谢朓的诗，与谢灵运一样也写山水。但他的诗风清新流丽，与谢灵运精雕细刻不同。 南齐文人极讲究音韵声律。他们把五言诗推向律诗。他们的诗称为“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四声是沈约首先提出来的。他和谢朓又把它应用到诗里去。 永明体开创了六朝诗的新风格，被称为新体诗。 宫体诗宋齐诗人讲究文字技巧，描写山水，而内容感情却是空虚的。梁武帝时期，南方长期粗安，门阀贵族生活由安逸更趋腐朽堕落，华侈颓糜。反映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去，于是产生了宫体诗。 宫体诗的创制者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纲（即简文帝）和他周围的文人徐陵、庚信之徒等。萧纲先是太子，后是天子，所以由他和他周围的文人兴起的诗体就被称作宫体诗了。宫体诗比永明体诗更加辞藻绮丽，而内容更加颓废，以描写**为主。《北史·文苑传序》载“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清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 陈时，宫体诗仍在继续发展。徐陵入陈以后，仍是宫体诗的主将。他们的诗，都是冶艳的，充满了**的刻画。陈后主也好为艳体。亡国之音，直唱到亡国。侯景乱时，庾信奔江陵，依梁元帝萧绎。出使西魏。梁亡，留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世称庾信为庾开府。他的诗以出使西魏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是宫体诗靡靡之音；滞留北方以后，怀念江南故国，诗多伤感、沉痛、悲观之作。 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南北朝时期，起自民间的新的乐府诗歌即民歌发展起来。无论南方或北方，民歌都很发展，成为南北朝时期突出的文学表现。 南北方民歌的色彩和情调有鲜明的不同。南方的民歌，以缠绵婉转为特色；北方的民歌，以激昂慷慨为特色。南方民歌的内容，多是描写爱情；北方民歌的内容，恋歌之外，又有牧歌、战歌等等。 南方的民歌，主要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吴声歌是长江下游吴地的民歌，西曲歌是长江中游荆湘一带的民歌。《宋书·乐志》称“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卷四四“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七，“西曲歌，出于荆、襄、樊、邓之间。”建业是六朝都邑，商业繁华；荆、襄、樊、邓也都是长江中游的都市，商业也比较发达。荆、扬二州，风土人情不同，吴歌、西歌的情调不一样。但它们所反映的都是都市生活，没有农村或农家生活。吴声歌至今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三百多首。西曲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一百四十多首。吴声歌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等。西曲歌有《石头乐》、《乌夜啼》、《襄阳乐》等。它们的歌辞，多数是恋歌，有的控诉恋爱不自由，有的表诉失恋或被遗弃的悲伤。而情调都是婉转缠绵的。今举《子夜歌》一首为例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都。 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为，冶客不敢当。 天不夺人愿，故使依见郎。 北朝文人的诗，既少，又不好。就是北魏末年的温子升、邢邵、魏收号称“三才”者，其诗也只是模拟南朝，毫无特色。但北朝的民歌，却大放异彩。 北朝民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约有七十来首，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主。这些北朝民歌，作者有汉人，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这些民歌的情调，和南方民歌的婉转缠绵不同，就是写男女关系的也是直来直去，没有忸怩神态，既不羞怯，也无含蓄。如《折杨柳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地驱歌》侧侧力力，念君无极。 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男女情歌外，也有写迁徙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如《陇西流水歌》陇头流水，流离西下。 念我一人，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吞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绝断。 9 见当时汉族传统的封建宗法思想已在很深的程度上被元朝统治者接受。实质上，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所提倡的贵贱上下有等，尊卑长幼亲疏有别，与蒙古游牧贵族的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 二、《大元通制》的许多条文是按照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重新拟定的。 条格自不必说，即使是断例（律），虽然按照《唐律》的十二篇目编纂，但除了上述五刑、十恶、八议以外，具体的条文都是与《唐律》不同的。如果把可以看作是《大元通制·断例》的内容，即《元史·刑法志》中列于与《唐律》相同篇目下的条文与《元典章》中属于“断案通例”的“断例”，同《唐律》条文相比对，就可以看出《大元通制·断例》的基本情况是甲，一部分条文直接沿袭《唐律》的文字，仅仅稍加变动；乙，一部分条文可以看出与《唐律》的渊源关系，但条文本身是重加修订的；丙，一部分条文可以归纳进《唐律》某篇的某一主题，但在条文上找不出直接的联系；丁，一部分条文无论就主题还是文字来说都是新的。这就是元后期名臣揭傒斯说的，刑部“所掌四法十二律，皆仍其旧，而其条置颇损益焉”。 三、《大元通制》含有明显的蒙古因素。 所谓蒙古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蒙古法的因素，另一类是蒙古社会的因素。当然，这两类因素本身也是有内在联系的。 先说第一类蒙古法的因素，也就是在《大元通制》中可以直接看到蒙古法——札撒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主要的是两点一是军队的编制采用蒙古的十进制，这种制度在札撒中是见诸明文的。二是对军官的考核提出五个要求，即“治军有法，守镇无虞，甲仗完备，差役均平，军无逃窜”2。这五条的主旨大意，我们也可以从札撒中见到相应的记载。 婚制方面，婚姻采用“各从本俗”的原则，从而具有多因素的混合结构。蒙古婚姻从本俗，所以对汉族的禁令，蒙古可以例外。譬如汉族禁止“有妻更娶妻者”，但由于札撒允许“一夫多妻”，所以“蒙古人不在此限”3。反之，汉族从本俗，也就不允许汉族采用蒙古习俗。譬如蒙古实行“父兄弟婚”（子收父妾、弟收兄妻或兄收弟妻），这在元初曾影响到汉族，但后来在法律上予以禁止。至于“递相婚姻者”，以男方习俗为主，但“蒙古人不在此例”，就是说蒙古女子与他族人通婚仍可以用蒙古习俗，在这里多少又表现了蒙古至上主义。 在宗教方面，也可以见到两点明显的蒙古法因素。札撒规定（）对揭傒斯《中书省刑部题名记》，见于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页27—29，北京古籍出版社983年版。 2《通制条格》卷七《军防·军官课最》，《元代史料丛刊》黄时鉴校点本，页2，浙江古籍出版社（98）年版。 3《通制条格》卷四《户令·嫁娶》，前引黄时鉴校点本页47。 于各种宗教，不舍此取彼，不尊此抑彼，一视同仁，不分彼此；（2）免征托钵僧、诵古兰经者、法官、医师、学者、献身祈祷与隐遁生活者的租税和差役。而在《大元通制》中，有关的条文也总是把“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并列的。至于租税和差役的免征，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中可以看出，入元以后的规定是种田出纳地税，做买卖出纳商税，其余差役蠲免。 至于在刑罚方面，蒙古法中的反映刑或同害刑在元代法典中是否存在影响，论者颇有歧见。从现已掌握的史料看，大体上说来，蒙古法及其他法中的反映刑或同害刑因素似乎并没有进入元代法典。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影响还是存在的。例如《通制条格》收有一条至元九年八月规定，对皇帝的名字要避讳，“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蒙古习俗原是不避讳的，后来受到汉族仪制和法制的影响，便要避讳了；但这里对于违犯避讳的人的刑罚“口里填土”却是蒙古式的。 另一类蒙古社会因素，是指在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情况下，元代社会受到的原蒙古社会的影响而出现的与蒙古相关联的新的社会因素。这类蒙古社会因素比较多，在《大元通制》中得到显著表现的有站赤、投下、驱口和民族等级等。 在唐、宋、金的律令中，都只有关于驿马的个别条文，而在《通制条格》中则专门列有“站赤”的篇目。可惜尚存《通制条格》卷帙中这一篇目缺失。现存《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五站字下所录《成宪纲要》有关驿站的文字中所载标明“通制”的文书十九条当即录自《通制条格》“站赤”部分。 蒙古的投下制度在至元八年三月的《户口条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个《户口条画》全文载入了《通制条格》卷二。从这条画的规定可见，元朝的法典一方面确认投下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又限制和削弱投下主的权益。在至元八年的《户口条画》中，对人户中的驱良也有详细的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元朝法典承认蒙古贵族、官员和封建主占有驱口的合法性，但基本上把得到法律认可的驱口占有限制在乙未、壬子二年（首先是乙未年）括编户籍时的范围之内，一般不允许乙未、壬子年编籍后的“良”变为“驱”；同时，却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的驱口放良。良贱不婚的禁令后来也有所松动。 元代社会存在着严格的民族等级。实际上的民族等级区分，在蒙古时期业已存在。不过从现存法律资料看，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这四个民族等级的划分，直到大德年间（297-307）才确定下来。在《大元通制》中，在官制、军务、刑法等若干重要方面，民族等级的区分都有充分反映。有关内容可参见本编第八、九章，在刑法方面的表现，下文还要述及。 关于《大元通制》在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概要说来就是它承袭了唐《通制条格》卷八《仪制·臣子避忌》，前引黄时鉴校点本页25。 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同时含有明显的蒙古因素；它是按照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编纂的。如果《大元通制》的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元代法典的二元性，那末它正是元代社会的二元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鲜明反映。 第四节元代的司法结构元代的司法结构是二元的，蒙古“国俗”与“汉法”并存。 蒙古国原设的札鲁忽赤（断事官），有元一代始终存在。从中统元年（20）起，札鲁忽赤秩正三品，御位下与诸王位下置三十一员；后屡有增减，最多时达四十六员。至元二年（25）置大宗正府，“凡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掠逃驱、轻重罪囚，悉掌之”（《元史·百官志三》）。后来才将汉人的刑名事务析出。致和元年（328），进一步确定“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元史·百官志三》）。 “有司刑部”是另一元。忽必烈继位后推行汉法，从中统元年（20） 四月起建中书省，设置六部。起先兵、刑、工为右三部，至元三年（2）刑部单设。刑部“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凡大辟之按复，系囚之详谳，孥收产没之籍，捕获功赏之式，冤讼疑罪之辨，狱具之制度，律令之拟议，悉以任之”（《元史·百官志一》）。实际上，在致和元年以前，刑部所掌，只是汉人以及后来南人的刑名事务。在司法方面，刑部所拟的刑事案件，最后呈中书省断决。元初的断案事例文献，关于量刑，往往先是“法司拟”，而后是“部拟”，最后是“省拟”。当时的法司当是检法一职或其专门机构的别称，其职责是掌管和检拟金《泰和律》的有关律令条文，至元八年后基本上被废除。 在地方上，元朝在行省以下置路、府、州、县四级政府机构。司法裁判事务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之一，由各级政府的长官和正官聚会合议，连署决定。在元代官方文书中，这样的办事方式称作圆议（或圆坐）和圆签（或圆押）。例如在路这一级，参与圆议和圆签的人便是长官达鲁花赤和总管，正官同知、治中、判官和推官。路与散府均设有推官，上路设二员，下路与散府设一员。推官负责具体处理刑名事务，如立案、调查、鞫问、拟刑等。州县的刑名案件，凡超出州县断决权限的，也由路府推官负责审理。在路的经历属下，还有一名办理刑案的司吏。各级政府判刑的权力，“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录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关刑部待报”。对于地方上的刑狱，中书省或行中书省有时派出审断罪囚官进行监督。 御史台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当然也包括司法和裁判的是否公正确当。御史台所属的各道肃政廉访司，有权复审地方上的刑狱事务和检查办案文书。刑狱违错，百姓受冤，可向御史台及其所属肃政廉访司呈诉。 二元的司法结构是元代社会二元性的又一个鲜明的反映。在这样的司法《元典章》卷三九《刑部》一《刑制·刑法·罪各府县断隶》。 结构中，民族等级制度突出地表现出来。一般的政府机关在执行司法职权时只能审断汉人和南人，蒙古人与色目人犯法，都必须由礼鲁忽赤进行审断（致和元年以后才有变化，有如上述）。蒙古人与色目人犯有重罪，一概由大宗正府审理，而且必须由蒙古人对罪犯进行判决。量刑的轻重也因民族等级的不同而相差悬殊。例如，同样是盗窃，元代通例规定“窃盗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刺项”，但蒙古人犯者不刺。又如，同样是杀人伤人，一般律文规定杀人者死，但蒙古诸王以私怨杀人，仅判处杖刑和流放；蒙古人因争斗或酒醉杀死汉人，征烧埋银，断罚出征；而汉人只要殴杀蒙古人，即予处死；而且，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报，只能陈诉，否则将予以严惩。 由于元代社会诸色户计构成十分复杂，在审判方面，当时形成了一种约会制度。至元二年（25）二月，“总管府条画”已规定“投下并诸色户计遇有刑名词讼，从本处达鲁花赤管民官约会本管官断遣。如约会不至，就便断遣施行。”2后来，这种约会制度涉及僧、道、儒、医、灶、乐、军、探马赤、畏兀儿等各种户计。实际上，凡民户刑案涉及其他户计，管民官都必须约会该户计的本管官共同审理，方能生效。在中国古代司法结构中，这种约会制度是十分特殊的。 《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强窃盗贼通例》。 2《元典章》卷五三《刑部》五《约会》。 第十二章元代的礼俗俗是社会生活习惯，礼是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规范。所谓礼俗就是经由礼规范的社会习俗。一定时代、一定地域、一定国家、一定民族的礼俗往往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域、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状况和精神生活面貌。礼俗又具有明显的前后承袭关系和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礼俗乃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的礼俗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代。周代时候，礼俗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结构。《周礼·大宗伯篇》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军礼独缺，因为军事是机密的。吉礼是祭祀的规范，凶礼是丧葬的规范，宾礼是交际的规范，嘉礼是婚嫁的规范。中国的礼俗，大多是同这些礼分不开的。自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礼俗也不断演变。历代王朝使中国封建主义的仪制得以逐步形成和完成。而悠久持续的文化传统则又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具有自己独特的丰富多彩的岁时节序。礼俗的这些主要方面，在元代，其内容也是十分充实的。元代的礼俗还具有二元性，一方面它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礼俗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它又含有浓厚、鲜明的蒙古民族礼俗的因素。下面分述元代礼俗的五个主要方面祭祀、仪制、婚姻、丧葬和岁时节序。第一节祭祀“礼之始也以祭”。祭祀是中国古代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的祭礼对象包括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先圣、岳镇海渎以及风师、雨师、雷师等。《元史·祭祀志》记述，元朝的祭祀“稍稽诸古”，同时，无论是它的内容还是形式，蒙古风俗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的。 元朝特别重视祭天，这是直接与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崇拜至高无上的“长生天”联系在一起的。“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元史·祭祀志一》）。在文献中，成吉思汗祭天的活动屡有所见。254年，蒙哥汗祭天于漠北的日月山。忽必烈即位以后，先是在每年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两次祭天，后认为这是亡金旧例，改成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祭天一次。这时，元帝在上都，所以元朝的祭天在上都举行。祭天时，“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元史·祭祀志六》）由于受汉族礼制的影响，从忽必烈时候起，在祭天的同时祭地。但由于在汉族祭祀传统中天地应当分祭还是合祭是个争论不定的问题，元朝长期实施的仅仅是祭天的礼仪。 对于成吉思汗的祭祀，窝阔台在即位以后已予以重视，这是蒙古宗室祭祀祖先的开始，并且形成了传统。忽必烈即位后，在至元三年（2）建成太庙，基本上按照中国王朝的传统礼制进行祭祀，十分隆重。但是，元朝的太庙祭祀仍旧具有若干特色（）祭祀的祝文用蒙古文书写，由蒙古巫祝宣读；（2）常馔以外，增加了野豕（代替豢豕）、鹿、羊、葡萄酒、马湩以及其他野生禽兽；（3）在太庙作佛事。这种“郊庙之仪”，按照传统，也应由皇帝亲自举行。但是从忽必烈起，元帝“亲享”的不多，往往就由巫祝主持了。 由元帝遣使致祭的是社稷、先农和先圣。社指土地，稷指谷类，先农指农神。先圣包括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和宣圣（孔子）。对社稷、先农和先圣的祭祀是忽必烈在位期间逐渐制定的，显然是他推行汉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礼仪方面接受了汉族农业社会的产物以及作为汉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第一位代表人物的孔子。忽必烈还曾亲自举行过祭孔的典礼。 对于岳镇海渎和风师、雨师、雷师的祭祀，元帝也是遣使代祀。岳镇海渎的代祀始自中统二年（2）。五岳四渎五镇四海，分五道，每道遣使二人，蒙汉各一，出玺书给驿以行，秩祀有常。这是国典，“诸王公主驸马辄遣人降香致祭者，禁之”（《元史·刑法志二》）。这些祭祀同样沿袭了中国的王朝传统，但也可以在蒙古风俗中找到若干相应的因素。例如成吉思汗由于藏在不儿罕山逃避蔑里人的追捕而保全了性命，因此决定子子孙孙永远祭祀此山。契丹、党项等族的祭山习俗也可能对蒙古族发生过影响。又如祭祀风师、雨师和雷师，蒙古人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他们的萨满教信仰使他们本来就对风、雨、雷这些自然界施威的现象充满了神秘感和畏惧心理。元朝还祭星于司天台和回回司天台。 关于祭祀，这里要记述一下太庙大祭祀时的“割奠”，这是“国礼”，是蒙古的祭礼。在祭祀时，由蒙古博儿赤（司厨，怯薛成员）跪割奠牲的肉，置于太仆卿奉侍的朱漆供盘之上，酹以马湩，而后祭供。蒙古太祝呼帝后御讳，致祭年月日数，致祭物品，最后读蒙古语祝文。礼毕，以割奠之余撒在南门外，名曰“抛撒茶饭”。凡是大的祭祀，行割奠之礼，以示隆重。 蒙古又有烧饭祭礼，这显然直接因袭了契丹、女真的类似风俗，蒙古语称为“亦捏鲁”（ieru），关于这种烧饭礼俗，有人认为是殉葬，有人认为是火葬，有人认为是一种祭祀，用于祭祖以及祭天。见于蒙古的有关资料有《蒙古秘史》第70节的记载，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已有烧饭的习俗，是祭祀祖先，祭后分胙而食。普兰迦儿宾尼记载，“他们把吃了马的骨头烧掉。妇女们也常聚到一起，焚烧骨头，为男人们的灵魂祝福”。元末陶宗仪记载，一次，忽必烈举行丁祭（祭孔），“礼毕，进胙于上。上既饮福，熟其胙，命左右均霑所赐”2。元代大都有烧饭园，在蓬莱坊，是皇家行烧饭礼的场所。每逢祭祀时，“烧饭师婆以国语祝祈，遍洒湩酪酒物，以火烧所祭之肉，而祝语甚详”3。从这些资料可见蒙元的烧饭是祭祖祭孔，烧饭由萨满教的师婆主持，所用的牲畜，其胙由祭者分食，焚烧掉的原是骨头，后来也有肉。烧饭也烧掉肉，这可以看作蒙古贵族生活奢侈在祭祀活动中的表现。 元朝还有一些祓灾迎福的礼俗可以提一下。一是“游皇城”，至元七年，忽必烈听从帝师八思巴的建议，在大明殿御座上安置一顶伞盖，上写梵字金书，称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从此，每年二月十五日，宫内仪仗队要“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寻迎福祉”《元史·祭祀志六》）。周游时，出动数千人，有庞大的仪仗、乐队和戏队，首尾排列三十余里，大都的居民倾城聚观。同样的活动，每年六月中，在上都也举行一次。一是“射草狗”，义为脱灾。每年十二月下旬选择一天，在大都西镇国寺内，“束秆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彩段为肠胃”。先由显贵们交相发射，“射至糜烂，以羊酒祭之”。而后由帝后及太子嫔妃发射，并且各自解下衣服，“俾蒙古巫觋祝祭之”（《元史·祭祀志六》）。另一种脱旧灾、迎新福的风俗是每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后，选定一日，帝后及太子坐于寝殿，用白黑羊毛为线，把他们自顶至足缠系了，由蒙古巫觋念咒语，在银槽中烧米糠酥油，以烟熏他们身体，毛线断了，纳入槽中。然后，他们又用手撕裂数寸长的红帛，“唾之者三，并投火中”（《元史·祭祀志六》），随即解下衣服交给巫觋。从这些礼俗可以看出，元代帝室的礼俗是相当落后的，迷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页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3年版。2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丁祭》。 3《析津志辑佚》，《古迹》，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本，页5。 信的色彩十分浓厚。 第二节仪制蒙古肇兴朔漠，原有朝会燕飨之礼。朝会，或称聚会，译自蒙古语“忽邻勒塔”（quriltai-qurilta），原是部落议事会，后演变成为宗王大臣会议，商议征伐、继位等军国大事。朝会之际，与会的人在一起宴饮，蒙元时候成为皇帝赐予的燕飨，由于规定与宴者穿同一颜色衣服，又称“质孙宴”（质孙，蒙古语，义为颜色），或“诈马宴”（诈马，波斯语，义为衣服）。宴会进行的时候，有“喝盏”之礼，设专人高呼“月脱”（义为“请用”），大家敬酒。重大的宴饮往往持续数天，时间最长的宴饮甚至达到六十余天。这种质孙宴起初只有皇帝才举办，但后来宗王达官也有举办的。但朝会本身的礼仪是很简朴的，直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的时候，只不过树起九斿白旗，诸王们共上尊号而已。 在窝阔台继承汗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订了册立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列班就拜，“降升分上下，进退有低昂”。参加会议的人“从头上摘下帽子，把腰带搭到肩上”，“九次以首叩地”2。忽必烈即位以后，至元六年（29）年十月，命刘秉忠、许衡等人制订朝仪服色，从至元八年八月庆贺天寿圣节开始正式使用。“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居上尊号，进太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元史·礼乐志一》）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因而从这年开始使用的朝仪和燕飨，可以说是汉蒙混合的仪制。中国王朝的传统，礼与乐曲相辅相成。元廷的乐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混一前代各王朝的乐，包括西夏、金、宋的乐，以及回回乐；二是雅燕并用，“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元史·礼乐志一》）。冠服车舆是中国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封建等级的区分，上下有别，贵贱有章。元朝在这方面，“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所谓今者，包括就所征服的四方诸国，“因其俗之旧，又择其善者而通用之”。承袭前代的，如冕服、公服、仪卫服色、器皿、帐幕车舆、鞍辔等等，都有严格的等第，下不僭上。同时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等（《元史·舆服志一》），体现了民族等级的差别。所谓“兼存国制”，比较突出的有质孙是蒙元特有的一色服，“内庭大宴则服之”（《元史·舆服志一》），若是大宴数日，每天换穿不同颜色的质孙。天子的质孙，冬服凡十有一等，夏服凡十有五等；百官的质孙，冬服凡九等，夏服凡十有四等。衣冠上缀有耶律楚材《和张敏之诗七十韵三首》，《湛然居士集》卷九。 2《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0、75。 《经世大典·礼典总序·舆服》，《元文类》卷四一。 许多珍宝，而且大量使用高级丝绸和域外的纳失失（金锦）、怯绵里（剪茸）、速失（回回精制毛织品）以及高丽罗等，穷极奢华。质孙的制作也有一定的规制，十分严格。象轿是元廷特有的乘舆，始制于至元十七年（280）。象来自西南以及域外马八儿、缅、占城、安南、交趾诸国的进献。见于《元史》本纪的献象记载共三十七次，其中载有数目的十八次共八十八头；其余十九次若每次只作一头计，共十九头，总数也超过了百头。元廷把得自贡献的象饲育于大都析津坊海子之阳。每年皇帝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时，有蕃官骑象前导或御象以驾巨辇。象轿就是用象驾御的巨辇。为了维持这样壮观的象轿队伍，当象不够用的时候，元廷就遣使到占城、占腊、龙牙门等地去索取驯象。其他较具特色的仪仗还有驼鼓、骡鼓和马鼓等。 蒙元尚白，这与契丹、畏兀儿等北方民族相同。最显著的事例是成吉思汗建国时候树起了九斿白旗；他死后，在他的陵地搭起了八个白帐供祭；元大都大明殿内的御榻上有白盖金缕褥，御座上安置的镇邪伞盖也是白色的；元廷祭祀时用白缯作币；最隆重的质孙宴一律穿白色服装；进献于元廷的禽兽，如果是白色的，被认为更具敬意，如白鹰、白马、白驼等。为什么蒙元崇尚白色？有人认为与敬重祖先有关系，因蒙古人相传自己的祖先是苍狼和白鹿。有人认为与生活环境有关，在蓝天白云之下，白色的羊群是他们宝贵的财富，而白色的马湩和牛羊乳又是他们日常饮食之源。也有人认为与萨满教信仰有关，因为萨满教是崇尚白色的，蒙古任别乞的人穿白衣，坐白马。 蒙古又尚右，这又与突厥相同。“其位置，以中为尊，右次之，左为下”（《黑鞑事略》）。尚右表现在许多21世纪山门全文阅读方面成吉思汗分封宗族，诸子的封地在老营右面，诸弟的封地在老营左面；元朝太庙的神主的排列由左昭右穆改为右昭左穆；元朝丞相两员，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又，右丞在左丞之上；元宫中有三库，御用宝玉、远方珍异隶内库，金银、质孙衣段隶右库，常课衣段、绮罗、缣布隶左库；在帐幕里，男子坐右边，妇女坐左边，尊重男性；在行进时，两骑相向交左而过，表示谦顺；在进食时，接他人递来的肉要用右手，用左手就是相逆，等等。 蒙古还崇尚九这个数字，用九表示隆重，这与汉族是一致的。除了九斿白旗以外，崇九还表现在成吉思汗给予功臣的特权之一是九次犯罪不罚；祭祀时，羊鹿野豕等祭品一般常用九数或九的倍数；每年在上都祭天，用马一羯羊八，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除了貂鼠皮，其余都取九数。 在蒙古传统的风俗中原有不少禁忌，元代仪制建立以后，禁忌避讳的事也有增加。蒙古原有的禁忌有禁草生而■地者，遗火而■草者，拾遗者，履阈（踩着门槛）者，箠马面目者，相与**奔者（《黑鞑事略》）。由于害怕雷电，春夏两季，他们不在河中洗手汲水，甚至不在原野上晾晒洗过的衣服。有的禁忌是与萨满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禁止拿小刀插入火中，禁止用小刀到大锅里取肉，禁止在火旁拿斧头砍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会将火砍头。故意犯禁的人要被处死；不是故意犯禁，可由巫师为犯者涤除罪恶。蒙古人认为火可以净化污秽和灾邪，办法是烧起两堆火，从中间通过。 忽必烈在仪制确定以后，至元七年闰十一月，“禁缯段织日月龙虎，及以龙犀饰马鞍者”（《元史·世祖纪四》）。从至元八年起，禁止器物饰金。原来蒙古贵族是喜爱器物上饰金的，现在予以禁止，是要显示皇帝的独尊。后来元顺帝时，又有进一步的禁限。后至元四年（338），“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玉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元史·顺帝纪二》）。至正四年十一月，“禁内外官民宴会不得用珠花”（《元史·顺帝纪四》）。 中国历代王朝禁止称呼皇帝的名字，皇帝死后追尊庙号，各种文书要回避庙号的用字。蒙古前四汗时，汗的名字是毋须回避的。贵族与平民之间也彼此直呼其名；汗死以后也没有庙号。不过有一些事例表明，有的尊长已不允许下属冒犯自己的名字，而王、妃死后避讳他或她的原来名字似乎渐渐成为习俗。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拔都把喝醉时提到他名字的不里砍头处死。后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拖雷死后人们回避他的名字，改称他为“大那颜”，甚至把蒙古语中的“拖雷”（toli，镜子）改用突厥语同义词“库兹古”（ozgu）来表示。元朝制定朝仪以后，至元九年八月明文规定，“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以后成宗、武宗均予重申，凡有犯者，“教更改了者”。延祐元年（34）元廷再次规定，表章文字必须回避御名庙讳。这样，元朝的避讳便走上了中国传统的轨道。 元朝在至元三年开始对前四汗追尊庙号，以后成为定制。元朝的庙号采用双重制，即从忽必烈起，每个皇帝死后都既谥一个蒙古语庙号，又谥一个汉语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是“薛禅汗”，汉语庙号是“世祖”。蒙古语庙号行用于元朝及诸藩国，也就是以元帝为宗王的整个蒙古汗国；而汉语庙号则仅仅行用于元朝。这种双重庙号制度，显然是元朝政治制度的二元性的一个鲜明反映。它在中国王朝制度史上是非常特殊的。 《通制条格》卷八《仪制·臣子避忌》。 第三节婚姻元朝的婚姻礼制是在至元八年（27）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这年二月，忽必烈颁布的圣旨条画中有一款“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2这里包括了三项准则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元代婚礼中值得特别注意的首先是居于特殊地位的蒙古人的礼俗。一直到蒙古汗国建立以后，蒙古人中间还流行“抢亲”的风俗。但同时，议婚的风俗也很普遍。父亲可以为儿子向女方求婚，若女方父亲同意，就饮“布浑察儿”（许亲酒）。又有“不兀勒札儿”，译称“许婚筵席”。“不兀勒札儿”这个词原意是“颈喉”，这里实际上指羊的颈喉，这个部位的骨头十分坚硬，许婚筵席上吃这个部位的肉，表示定婚不悔。议婚要讲聘礼，一般是以马示聘。但是成吉思汗认为，“婚姻而论财，殆若商贾矣！”（《元史·孛秃传》）他更注重婚姻的社会条件与政治基础。因而元代时候，蒙古贵族与平民不相通婚；贵族之间彼此嫁娶，称为“忽答”，即姻亲；此外，“安答”之间也互相嫁娶，结成“安答忽带”，即义兄弟姻亲关系。 元代蒙古人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蒙古社会已以男子为中心，同时还存在着浓厚的原始婚姻制度的残余，一方面是因为频繁的战争使大量男子丧生而同时又俘获了大量妇女。当时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蒙古人的蕃衍，因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蕃衍，不许有妒忌者”（《黑鞑事略》）。至于一个男子娶多少妻子，则有赖于他供养的能力。所以，愈是显贵的人，往往妻子愈多，在蒙元时代的文献中，一个贵族有几十个妻子的记载是屡见不鲜的。按照当时的风俗，平民也可以娶有多妻。在多妻的情况下，长妻的地位最高。但是，妻以子贵，如果长妻没有生子，她的地位就可能低于她丈夫的其他生子的妻2。严禁与已婚之妇私通，犯者处死。 元代蒙古人还实行收继婚制，也就是“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元史·乌古孙桢传》）。这种婚制，中国北方许多民族都曾实行，汉文文献中称之为“蒸母报嫂”。蒙古兴起时，和它邻近的女真、党项、畏兀儿等族也有这种习俗。因此，在当时蒙古人的观念中，这是顺理成章的。甚至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宠妃木哥哈敦就被三子窝阔台娶去。而在窝阔台得到木哥哈敦以前，他的二兄察合台也派人来说“父亲遗留下的诸母和美妾2《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婚姻礼制制礼》。 后来没有许婚筵，就改在结婚时吃“不兀勒札儿”，表示好合。这个风俗延续至今。2《史集》第卷，汉译本页87。 之中，把这个木哥哈敦给我！”这种婚制，在元朝封赠制度方面也有反映。元朝规定，“再醮之妇”是不予封赠的，但蒙古（以及色目）除外2。 至于在元代仍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婚姻礼俗，则基本上沿袭了原有的传统，但也有若干变化。至元六年三月，中书省户部议准，“今后但为婚姻，议定写立婚书文约，明白该写元议聘财钱物，若招召女婿，指定养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亲、媒妁人等画字依理成亲，庶免争讼”3。至元八年九月，尚书省礼部呈准施行的婚姻礼制是依据“汉儿旧来例”并参照朱熹《家礼·婚礼》拟订的，包括议婚、纳采、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和婿见妇之父母七项。同时，金代流行一时的“拜门”，因为“蒙古婚聘并自来典故内俱无此陈例，此系女真风俗”，而“遍行弟去”4。 元廷对于一些特殊的婚姻问题，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对于“驱良婚”，也就是驱口与良人之间的通婚，元廷明令禁止，违者有罪。良人娶驱，判徒刑二年；良妇嫁驱，“则合做驱”。如宋时在江淮已成习俗的典妻，元廷认为是“薄俗”，予以禁止；也禁止嫁卖妻妾2。又如指腹为婚，宋金两代较为多见，而元代的法律则予以禁止。 元代各民族的婚姻礼制，虽然各从本俗，但彼此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汉族中有些人效法蒙古人多妻制，“有妻更娶妻”，对此，元廷以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为界限，在此以前“准已婚为定”；在此以后，申明禁止3，不过，有妻再娶妾仍被允准。 蒙古的收继婚制对汉族也有影响。而元廷对此的政策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按至元七年的规定，侄儿不得收继婶母。而按至元八年十二月颁布的圣旨，“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4，也就是准许兄收弟媳，弟收兄嫂，即使是小叔收嫂，也被认为“难同有妻更娶妻体例”5。到了至元十二年，兄收弟媳已在实际上受到禁止，犯者刑杖。《元典帝》载有至元十四年刑部所准兄收弟媳刑断离之例，以后遇有同类案件，即以此例为依据审理。至顺元年（330）九月进一步下敕“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史集》第卷，汉译本页245。 2《元典章》卷十一《吏部》五《失节妇不封赠》。 3《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嫁娶写立婚书》。 4在汉族的婚俗中，“拜门”就是婿见妇之父母。女真的“拜门”别有含义，是男女婚前生子后男子去女子家拜见女方父母，执子婿之礼。 《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良人不得嫁娶驱妇》。 2《通制条格》四《户令》《典雇妻室》、《嫁卖妻妾》。 3《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有妻许娶妾例》。 4《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收小娘阿嫂例》。 5《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叔收嫂又婚定妻》。 《元典章》新集《户部·婚姻·兄收弟妻断离》。 者，坐罪”（《元史·文宗纪三》）。这“诸人”，明白指的是汉人、南人7。 另一方面，蒙古人受到汉族婚姻礼俗的影响，也有不再从本俗的。例如蒙古弘吉剌氏的脱脱尼，年二十六岁时丈夫哈剌不花死了，哈剌不花前妻有二子已成年，尚未娶妻，都想收继她。“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惭惧谢罪，仍析业而居”（《元史·脱脱尼传》）。对这样的事，元代官方未予干涉。 7《元史》卷一○三《刑法志》二《户婚》诸汉人、南人、父没子收其庶母，兄没弟收其嫂者，禁之。第四节丧葬元朝在丧葬方面，包括葬式、丧服、丧事和服丧，也规定各从本俗。 蒙古族实行土葬，但无冢，富贵的人有棺，但形制与汉族的棺不同，“中分为二，刳有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元史·祭祀志六》）。殓用貂皮袄、皮帽，靴靺、系腰、盒钵（后衍称荷包），都用白粉皮制成，以车载棺，运到葬地，一路上由一蒙古巫媪骑马前行，这匹马称为金灵马。到了陵地，开穴所起的土块排列有序，埋入棺后，又依次掩覆。这是皇帝的丧式。从成吉思汗起，这样葬入土中后，当即驱马蹴平，上面覆草，不再修建陵墓。 因此，他们的具体埋葬地点，人们不得而知。《元史》称元帝均葬于起辇谷，拉施都丁《史集》说是葬在不儿罕一合勒敦。这个地方，蒙古语称horig或horigul（突厥称gurup或quruq），意为“禁地”。 几种文字的文献都记载蒙古人实行土葬时以死者生前的生活资料作为随葬品。普通的人，随葬品只有帐幕、马匹、武器等。贵族的随葬品有金银珍宝。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都有蒙古首领死后人殉的记载，如志费尼记成吉思汗死后有四十美女殉葬。他又记载拔都葬时以“奴隶及妻妾殉”。但是，在汉文文献中不见人殉的载录，这可能是因为汉人不预此事，无由得记；也可能是因为这种人殉本来就并不普遍，而在忽必烈推行汉法后已经废除。 蒙古对死者的哀悼祭祀，有如下记载。成吉思汗临终前曾嘱咐不要发丧举哀，以便“使敌人不知我已死去”2。蒙哥汗死后，灵柩被运回老营后，“在四处斡耳朵中轮流为他举哀”3。《元史·祭祀志》记“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又记“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陵祭，三年然后还。”陵祭日子延长到三年，可能是受到汉族丁忧之制的影响，因为蒙古族是没有服丧三年的习俗的。 元代汉族的丧葬礼制沿袭了固有的传统，而且把它更加牢固地建立在忠孝观念之上。《大元通制》成书，“乃著五服于令”4，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把五服在法典中列有专条。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近疏亲属服的规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在丧礼制度上的反映，元朝统治者决定用律文予以维护和施行。汉族，三年服丧丁忧之制，在元代同前此地究竟在何处，有待进一步研究。现一说在克鲁伦河畔，一说在肯特山。起辇谷是否即不儿罕一合勒孜，也无定论。参见。elliat，eiggis，atesomoresolo，i，aris，959。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上册，页220及225注（30）所引瓦撒夫书上的记载。2《史集》第卷，汉译本页32。 3《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7。 4《宪典总序》，《元文类》卷四二。 代一样严格，蒙古、色目“不拘此例”5。有的蒙古、色目人也进行效法。对此，元廷在大德八年（304）曾规定可以允许，但后来发生争议，在致和元年（328）时曾予禁止。至元十五年，中书省明文禁止汉族火葬，以厚风俗。此外，汉族居丧饮宴的活动在延祐元年也遭到禁止，但蒙古色目人“可各从本俗”，不在禁例。 《析津志》记大都“城市人家”在佛寺火葬死者，“烧毕，或收骨而葬”。“孝子归家一哭而止，家中亦不立神主。若望东烧，则以浆水酒饭望东洒之；望西烧，亦为上法。初一月半，洒酒饭于黄昏之后。色目、大食等，则各从本俗”2。这里所谓的“城市人家”，没有说明其族属；下面说到色目、大食等，可见当指蒙古族或汉族。这里的火葬是采用了佛教的典仪。而其他举止，显然不象是汉族礼俗，或者是蒙古的某些丧葬风俗进入了大都；或者是汉族受到了蒙古某些丧葬风俗的影响。 元代丧葬各从本俗，元代文献也记载了一些部落、民族的丧葬情况汪古部，“遇父母之丧则■其面而哭”3。这种行丧■面的风俗多半是承自突厥的。伊吾庐人塔本卒，“遗命葬以纸衣瓦棺”（《元史·塔本传》）。党项族，有四种葬法火葬，沿袭羌人的风俗；土葬，有棺柩墓地，受到汉族的影响；天葬，与契丹的天葬相似；水葬。畏兀儿族，有土葬和火葬两种，土葬有棺，葬后有坟，在死者颌胲上、上、肚脐上放有金子，所以土葬当是富贵人家才采用。女儿、媳妇带白孝，散头发，亲眷孩儿中做和尚的在肩胛上挂白财帛，俗人散头发。丧礼的全过程由和尚念经举行。“休似河儿使例行者，搭麻花挂孝穿团头都仗穿带者”。在云南地方，原来盛行火葬，“不为丧祭”。赛典赤治云南时推行了土葬，“死者为之棺椁奠祭”（《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 5《通制条格》卷十《吏部》四《赴任程限等例》。 《元典章》卷三○《礼部》三《禁沾居饮宴》。 2《析津志辑佚》，《风俗》，页20。 3《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8，注2。 《元典章》卷三○《礼部》三《畏吾儿丧事使例》。 第五节岁时节序在岁时节序方面，元朝也基本上沿袭历代形成的传统，同时又包含一些蒙古的因素。24年，忽必烈颁布圣旨条画规定“京府州县官员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2在这些假日之中，元正、寒食、七月十五、十月一日、重午、重九等都是传统的节日。下面对元代的岁时节序作若干叙述。 元旦庆贺的风俗，始于汉高祖。自后历代皇家，每逢元旦，行朝贺大礼，元朝未有例外。而民间有贺新年的风俗，大约始自晋代，相沿到元代也仍旧存在。元代在正旦朝贺以后，百官脱去公服，“与人相贺”，相贺之时，赠与手帕3。以后数日间，士庶彼此往还迎送。在大都，到十三日这天，人们以黄米为糍糕，馈遗亲戚。 正月十五上元观灯的风俗，也始于汉代，而盛行于唐、宋及其以后。元初，忽必烈已在大都宫中挂灯赏玩。据说忽必烈本人穿制过珍珠垂结灯。宫中有一棵树，忽必烈赐称“独树将军”，上面悬挂诸色花灯。尔后，每逢这个节日，宫内衙门“进上灯烛、糕面、甜食之类”。到武宗、仁宗之时，此节大为兴盛。武宗在即位后的第一次正月十五日（308）命起灯山于大明殿后延春阁前，蔚为壮观。在民间，大都的市铺从十三日起开始悬灯，一直到十五日或十六日。接下去，元月十九日是燕九节，大都士女倾城前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烧香，祭祀道教全真教宗师邱处机的生日，同时也宴游取乐；这个元初始有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代。 周代已有修禊、寒食的风俗，而清明则始于汉代，唐、宋相沿以为节令。清明作为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之一，在三月间；清明前一日或两日，是为寒食。元廷规定寒食放假三天，自然就将清明这一天包括在内了。在这个节令里，人们祭祖扫墓。古时有打球、斗鸡、秋千诸种游戏，元时大都，这类游戏仍行于宫闱以及达官贵人之家。贫苦的人盼望摆脱穷困，在三月三日这天，“竟以菽秀秕纽作圆圈，自以此圈套其首自足，掷之水中，云脱穷以讫”2。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相传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的诞辰，佛门信徒逐渐有浴佛会。元朝皇帝从忽必烈起信喇嘛教，因而对浴佛会十分重视。“送香水黑糕斋食奉上，有佛处咸诵经赞庆”3。典仪方面的特点是全部遵照喇嘛教的规则。 2《通制条格》卷二二《假宁·给假》。 3《通制条格》卷八《仪制·公服私贺》。 《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 2《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7。 3《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 重午，元时也简称午节，在五月初五。这个相传纪念屈原的日子，元廷“以为大节”。这一天，宣徽院等衙门向元廷进献彩索、珠花金罗、酒醴、凉糕、香粽等物。在大都，小商贩们制卖各种凉糕；此外，市场上出售艾虎、泥大师、彩线等袋牌等，大概与江南习俗相同。南方在这一天划龙船的风俗在元代依旧盛行；但至元三十年（293）时曾一度因其“无益”且“聚众不便”而予以禁止。 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也称乞巧节、女孩儿节。此节相传的故事有牵牛星与织女星在鹊桥相会，有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盟誓。在元代大都，这一天，士庶之家都架起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备盛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流传有关于元代大都建城乃是刘秉忠主持设计，有“凡十一门，作那吒神三头六臂两足”的传说。在七夕节，大都人民也迎二郎神赛愿。此外，在上都，这天命师婆选择吉日，勒太史院在吉日“洒马戾，洒后车，辕軏指南，以俟后月”2，为大驾南返做好准备。 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又叫鬼节，是祭祀祖先、追念亡灵的日子，元代放假一天。有关这个节日，尚未见具体的、特殊的记载。 立秋这一天，元代也放假。这天，元廷有颇具特色的仪俗当时，元帝还在上都，山野已呈红叶，侍卫进献红叶，“上亦簪红叶于帽，张乐大燕”3。在八月十五前后，上都一带紫菊和金莲盛开，从皇帝起，元宫廷中人都簪这两种花于帽上，由太史择吉日，洒马■，并设宴欣赏。九月，元帝回到大都，宫中还有菊节。至于汉族传统的过中秋节的内容，在元廷生活中不见任何反映。看来蒙古族不过中秋在元时已经如此，并不是从朱元璋推翻元朝后才开始的。这可能与他们的萨满教信仰和军事生活有关。中秋之时，蒙古人常常是厉兵秣马，准备出征；那天晚上以月为占候，“月明为利，即兴兵”，“风雨冥为不利，即不兴兵”。在这种情况下，无暇赏月。 重九。西汉已有在这一天食糕■，饮菊酒的习俗，东汉时已登高。重阳之名，肇于三国之时，而重九之称则始于东晋。重九赏菊，元帝在这时已从上都回到大都，在宫中举行菊节。登高与吃糕相连，这天大都士庶以面糕相赠，市上搭棚叫卖，小贩甚至沿街叫卖。 十月一日以后，时令谓为送寒衣节，祭先上坟，为之扫黄叶。在大都皇城东华门外，元廷命武官开射圃赏年国典，又称开垛场。先由太子发三矢至高远，名射天狼（俗呼射天狗）；而后宰执、诸王接着发矢。射毕，在别殿开设盛宴。这是蒙古仪俗。 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 2《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 3《析津志辑佚》，《风俗》，页204。 《心史·大义略叙》。关于观周原占侯，参见《黑鞑事略》、《出使蒙古记》页2。十一月，冬至日，太史院进历，有国子历畏兀儿字历和回回历。接着，大都市中卖新历。新年将临，宰相亲率百官恭贺，向皇帝递献手帕，进贡方物。士庶人家也互相祝贺。 十二月初八是佛成道日，元人沿习煮食腊八粥，不分僧俗，不问贫富。 但佛门煮的是红糟粥，官员、士庶煮的是朱砂粥，并不一样。煮粥以后互相馈送，帝师也向元帝进粥。元廷在年近除夕时，由西蕃师以扇鼓持咒，进行洒净、驱邪的仪式活动，在宗教气氛中结束一年的生活。 图版目次一、成吉思汗像二、元世祖出猎图三、八思巴文圣旨四、九流百家街市图五、青花松竹梅纹炉六、刻丝牡丹团扇七、黄公望绘九峰雪霁图八、元戏曲演出壁画九、窝阔台合罕的即位庆典十、元帝给西藏的敕文十一、回鹘文定惠卖奴契十二、波斯人绘中国人与波斯人贸易图十三、《世界征服者史》原波斯文版书影十四、赵孟睢9艿郎j濉10幽系欠夤坌翘ㄊ11鼗匾┓揭陨贤及婀彩治阶椤m及嬉恢镣及姘宋蛔椤f渲校及嬉弧9及娑9及嫒9及嫠摹9及嫫摺9及姘耍∽浴吨谢盼拿鞔笸技返谒牟俊巴ㄊ小薄5谖宀俊吧琊1薄5诹俊拔脑ā薄5谄卟俊笆婪纭焙偷诎瞬俊耙檬佟薄m及嫖澹∽浴豆使┪镌翰卮裳〖罚奈锍霭嫔?2年版。图版六，选自《中国图书馆丛书》卷三《辽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983年版。 图版九至图版十六为一组。其中，图版十、图版十二、图版十五、图版十六，均选自《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宋元时期》，上海教育出版社99年版。图版九、图版十三，均选自《世界征服者史》之插图。图版十一，选自《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975年版。图版十四，选自《三希堂法帖》卷三，北京日报出版社984年版。 10 正役和杂役朱元璋用配户当差的户役法驱民之力以供役，其取民之制不外两途，曰赋曰役。赋或曰租、曰税，曰夏税秋粮，或俗称钱粮、皇粮、赋税、田赋等。明初田赋之制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夏秋以小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有时均得以丝绢、棉、钱钞等物折纳。米麦名曰本色，折纳物品叫折色。两税征收期限依各地收获时间而定，“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课税的方法依据土地面积并参酌其种类、用途、性质等以定科则高低。土地的种类有田、地、山、塘等，其性质则有官田、民田之分，“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所纳税粮分两部分，一曰存留，留供本地开支；一曰起运，解送朝廷或边疆等地。凡距离起解地远且运输困难的税粮仓库曰重仓口，反之则曰轻仓口。役曰职役、徭役，其中有贡，曰职贡。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但均工夫不是明初役法的全部，明初行之于全国且贯穿始终的役法只有两种：正役和杂役。正役亦叫里役、里甲正役，它是以里甲为承役单位，以办纳税粮为目的的维正之供。明初的里甲役制度是伴随着黄册制度和里甲制的确立而确立起来的。黄册制已如上所述，里甲之制远溯宋代以五等编制乡户制度，近仿湖州等地的“小黄册之法”，它在明初最早由开济创设以清查户口，至洪武十三年经户部尚书范敏的奏请始得伴随黄册制在全国推广开来。里甲制的主要职能就是用超经济的政治强制手段将人民管束起来并使之附之于土以供应赋役。明初的里甲既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即它是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依就近就地原则，每甲由居住最近的十户组成；但又不纯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里甲的编制划分不能不考虑经济因素在内，因为明代各里所承担的徭役大体相等或相近，且规定“钱粮不过都”，而佥拨徭役的根据则是人丁事产（即户等），如果编制里甲时只考虑由相邻居处的人户构成而不理会户等的均搭，就可能会导致徭役负担的畸重畸轻。所以一里之内的人户不一定由居处相邻近的人户构成，而居处在同一地区的人户亦不一定编制在同一里之内。里甲正役包括里长之役，编户之役，里甲三办等，分次述之。“里长者，里之长也。天下之执，自上而下，甲首上有里长，里长上有县令，县令上有郡守，郡守上有藩司，藩司上有六卿，而天子加焉。”1里长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王所当之差包括三部分，（1）管摄十甲，“主十甲人户十年事产之推收，丁口消乏之大事”2。（2）催征1叶春及：《叶絅斋先生全集》卷十《顺德县志论一·里役论》。 2嘉靖《东乡县志》卷上《户口》。 钱粮。“该办税粮，粮长督并里长，里长督并首甲，首甲催督人户。”3里长催征钱粮之役与粮长之役很相似，但二者实有区别，“粮长，盖佥民之丁力相应者充之，非轮年也，惟粮多处有之”1。首先，粮长户等比里长户等高。明太祖朱元璋曾于洪武十七年下令，“各处赋役，必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依人丁事产多寡将户定为三等，厘为九则，科差时先富后贫，富者编重差，贫者编轻差，若两户财富相等则先丁多之户，后丁少之户。“推丁粮多者为（里）长”，可见里长固为上户，为重差，但粮长户比里长户户等更高，故明人丁元荐谓“于里长中提出殷实大户，号曰粮长”2。而且粮长差也比里长役重。其次，里长役为岁役，一里之内推丁粮最多者十户担任里长，里长役十排轮转，每年由一户担任现年里长，其余九户为排年里长，十年一轮，循环应役。而粮长不轮年，父死子继。再次，里甲制行之全国，故里长役无地不有。而粮长之设仅限于税粮较多的南方地区如浙江、南直隶、湖广、江西、福建等。（3）勾摄公事之役。“呼唤曰勾，追取曰摄。”3它包括：清勾军匠，根究逃亡，拘捕罪犯；到各级衙门承符呼唤。如攒造黄册时，“有司先将一户定式誊刻印板，给予坊长厢长里长并各甲首，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事产依式开写，付该管甲首。其甲首将本户并十户造到文册送各该坊厢里长，坊厢里长将甲首所造文册攒造一处，送赴本县”4。编户之役是指被里甲编管起来的人户输纳田赋之役。“为王之民，执王之役，分也。”5编户民必须为王纳粮当差。明代田赋输纳之制很复杂，它规定“将税粮洒派远近仓分，令各户自行上纳”6。所纳之粮既有科则之异，又有缓急之分，此外还有存留、起运之别，而起运粮又有轻重仓口的区别。明代对编户纳粮之役的编审与里长役一样亦是以人丁事产即户等为基准，一般说来，瘦瘠田地办纳存留轻粮，肥沃田地办派起运重粮；户等越高，仓口越重，丁多之户输远地；富户派本色税粮，贫户许派折色。里甲三办是夏税秋粮以外里甲正役中的繁重差役，主要是出办上供物料和官府公费。三办之名各地不一，三办之实各地亦不尽同，“明制，供御用曰岁进，供四司（工部所属营膳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曰岁办”1。岁进亦曰岁贡、上供，傅维鳞《明书》称之“天子玉食”，朱元璋所谓“凡内府饮食常用之物，官府3《明会典》卷二九《户部十六》。 1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一《傅算之籍》。 2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日课》。 3《吏学指南》卷十六。 4《明会典》卷二○《户部七》。 5宋一韩：《牧政日弛振刷宜亟敬陈一得以裨国计疏》，《明经世文编》。6万历《四川通志》卷二一《经略志·财赋》。 1同治《嵊县志》卷三《田赋》。 上下行移，不免取办于民”者即指岁进。岁办是供国用的“任土作贡”2的科差，亦曰岁派、料派、料办等，按类征收，有额办、坐办之分。除了岁进、岁办外，还有地方官的征需曰杂办。洪武时期里甲三办简省，但永乐以后，三办之役逐渐成为民间沉重负担，尤其是正统以后，官府诛求日增，其项目之繁，数量之夥，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里甲三办既曰里甲，故亦按里甲编派，“里甲起于户”，而户又分三等九则，审别户等的基准是人丁事产，尤其是丁产，而丁产之产中田是主要的，故里甲三办又有人称之为丁田之役或丁田之法。里甲三办计丁量田而出办，大致南方科派重在田，北方科派重在丁，科派中的丁田有比例，或丁三粮七，或丁四粮六，而且田、丁可以互准，并呈现出田的比重逐渐增大之势，明中晚期的十段册法、一条鞭法就是在丁田兼派、丁粮互准的基础上产生的。 正役之外的所有差役都叫杂役，又称杂泛差役，它是民间出办（也就是里甲出办）供地方官府使用的银两和供地方官府差遣的役夫。役夫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定额有定期的，由里甲人户其户等轮充，如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拦、铺兵、防夫、甲首、轿夫、伞夫、解户、狱卒、隶兵、应捕、坟夫、义冢土工等。有供本府本县衙门的，有供京朝官驻在本府本县各衙门的，名色并不太多，但役夫名额不小。这一类杂役正统以后称之为均徭。另一类是不定时、无定额、非经常性的临时差遣，称之为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杂泛差役的审编基准是丁，丁分两类，一类是有田地的丁，一类是没有田地的丁，即寡丁。有田地的丁依据其人丁多寡产业厚薄分为上中下三等人户，去承当正杂二役。只有丁没有田地的寡丁编入户等为下下则，承当杂泛差役。其下下则中之极贫困者，或充轻役，或免役。 “纳粮即是当差” 赋与役之名可分而实则不能分，二者没有本质的差异。明代的田赋不是土地税，而是役，并且是正役。近代意义上的税依亚当·斯密的说法，其征收应有两条基本原则，（1）每个国家的公民应该按照他在国家保护之下获得的收入，缴纳其一部分给政府，以支持政府。（2）每个人向国家缴纳的税额是一定的，而不是专断的。拿此原则衡量明代田赋，不难发现田赋与近代税的差别。明代编户民缴纳的田赋不一定是其收入的一部分，而可能是收入的大半甚至全部。明代的田赋是专断的，没有固定数额，“节年多寡不同，（州县）一如府帖应纳”1。“大要取给公家而止”2。而且如果里甲户逃亡，见存人户还得强制代其包赔差粮。更主要的，近代税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2《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1海瑞：《淳安县政事》。 2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货》。 上，公民法律上是自由平等的，而明代赋役制度则建立在朱明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的基础之上的，田是皇田，纳粮当差是土地占有的条件，不纳粮当差其田入官。民是皇民，是具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的编户齐民，各色人丁必须收籍当差，其所当之差分为两种；有赋役者之差和无赋役者之差3，“有赋役者谓有田粮当差者也，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也”4。二者都是役，其区别在于有无田土，缴不缴税粮。再者，从田赋本身而言，其科派赋以田定，但丁存乎其中，其输纳定仓口之远近照户等，而户等之分豁照丁田，而丁亦存乎其中，因而田赋本身也是役，而且是正役，里甲之役就是催办税粮。称纳粮为正役，不仅见于明代臣工题本和历朝实录，而且还见于志书。这本身亦说明赋与役二者本质是相同的。 3《大明律·户律》。 4王肯堂：《大明律笺释》。 第二节金花银与江南均田均粮活动明中叶以后，田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金花银的出现，二是苏（州）松（江）府等地的均田均粮活动。 金花银金花银卸货币化的田赋，它是封建国家为保证朝廷财赋收入对实物田赋制进行的灵活改革。对金花银的出现，《明史·食货志》记载颇详：正统元年八月，“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处，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于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1。 从表面上看，金花银的出现似乎是俸帖贱卖的结果，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便不难发现金花银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田赋是封建土地国家（皇帝）所有的经济体现，种皇家之田就必须为朝廷纳赋输粮。明初田赋的实物之征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在经过元末战乱后，土地荒芜，百姓逃亡，社会财富极端困乏。农业乃立国之本。明初百废待兴，“军国之需，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2国家机器运转要求民著于土。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使游离于国家编户外的人民重新纳入统治轨道，也须民著于土。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要恢复社会经济亦必须民著于土。以米麦为主的田赋之征正是民著于土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强化民著于土。但是这种实物税有其固有弊端：（1）它容易造成所贡非所产。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在明朝广袤大地上，恐怕“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1的地区不少，但田赋是维正之供，百姓不得不易米以供纳，“转展折阅，公私交弊”2。（2）从田赋运纳角度考虑，运纳税粮既有舟车转运虫鼠齿蚀的耗折，又有搬运装载如人夫船车水脚及芦席木板等种种费用，更有风波漂没与盗贼劫窃之危险。而对于那些僻居深山不通舟楫的役户来说，运纳田赋更为艰辛，甚至连朱元璋自己也哀叹：“民间租税，水陆窎远，送纳京师，实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1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六《田赋》。 2《皇明诏令》卷一《初元大赦天下诏》。 为艰难。”3（3）田赋贮存亦受客观条件限制。永乐中，“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4。社会财富造成巨大浪费。（4）从田赋的分配消费而言，对于到南京支取俸禄的武官而言往返劳费，不得实惠。而单一的田赋实物之征与伴随社会发展而来的从皇帝到普通官员的日益庞杂的各种消费需求相比，显然已力不从心。因此，在确保国家财赋不亏而又能使官民两利的田赋折纳便势在必行。 金花银的出现是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逐渐活跃的必然结果。明太祖采取的重建经济秩序的政策措施卓有成效。在农业上，他奖励垦荒，实行屯田，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为工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经济作物栽培面积的扩大，为手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手工业上，他放宽对工匠的限制，实行轮班坐匠制度，刺激了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在商业上，实行轻税政策，三十而税一，整顿驿站，疏通运河，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一批市镇的勃兴。迄成祖即位，边境互市贸易逐渐展开，同时“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1，朝贡贸易的活跃又刺激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崛起。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传统的封建政治控驭下的经济带来冲击，它突出表现为大明宝钞的衰落与朝野率皆用银的出现。田赋折银正是在此历史背境下的产物，它不是一蹴而就，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金花银的催生剂。 事实上，田赋折银在我国历史上早就已经开始。宋仁宗时曾下令将陈州夏税所征小麦折变成现钱2，宋神宗熙宁十年也有过田赋输银的记载3。在明初，朱元璋为解决逋赋、灾伤、税粮贮运困难等问题，多次下令将田赋改折他物，并称之为折色。但是此时的田赋折银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并且货币作为折纳的其中一种方式，与其他折色相比不居于显著地位。明正统出现的金花银实际上是我国田赋折纳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明初折色一脉相承，体现着政策的连贯性。但与前者不同的是：金花银是将田赋折纳货币正式制度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田赋改折金花银的地理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在南方，金花银作为均平官田、民田赋役负担的重要手段而被广泛运用。在北方，成化二十二年户部尚书李敏“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自敏始也。”13归有光：《与邑令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明经世文编》。 4《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2《包孝肃奏议》卷七《请免除陈州折纳现钱疏》。 3《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1《明史》卷一八五《李敏传》。 田赋货币化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继两税法之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它对明代赋役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金花银推行地区和派征对象不断扩大，金花银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比例日益上升，就连一向“不蠲不赦”、“全征本色”的漕粮在成、弘以后亦开始有条件、有限额地折征，并于隆庆五年正式确定“岁折一百万石”2的定例。受田赋折银的影响，明中叶以后力役折银趋势日益明显。就里甲正役而言，正统景泰间，周忱巡抚江南时，在南京推行里甲银制度，“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3。浙江天顺中出现“里长敛钱从事”，供应里甲三办、均徭的“甲首钱”4。广东成化时出现“见役里甲又随丁田赋钱于官，待一年之用”的“均平银”5。福建成化、弘治间出现“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的“纲银”6。明中叶以后杂役折为价银的现象也比较频繁，正德初年，均徭出现力差、银差之别，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银差日增、力差日减。里甲、杂役折银代役，最终促成了纳银募役的一条鞭役法的诞生。 金花银给明代财政制度及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亦引人注目。它使明朝廷财政由原来的户部一元化管理改为太监掌管内承运库、户部掌握太仓库的二元管理。正统元年以后，原用于收贮坑冶课税的内承运库改以专贮金花银，由太监掌握，其银“自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皆为御用”1。但是明中叶以后，由于宫廷用度奢靡，内承运库入不敷出，往往向太仓库索取银两。如成化十七年，因“赏赐用度浸广”，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承运库2。弘治时，“内府承运库告缺少供应金银，户部请借太仓银十万两应用”3。正德时，“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府财力不充，请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阻”4。但是，倘若国家财政拮据时，则不能动用内承运库银，这无疑使明中叶后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愈加困难。金花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繁荣活跃。田赋的货币化促使纳税户为了交纳赋税，不得不将农产品投放市场，换取货币，即所谓“输赋之金，必负米出易”5。加速了农产品的商业化过程。并且，田赋征收白银，使货币成为衡量国库收入的依据之一，传统的以农为本的价值观念发生动摇，不重田土、逐末求利，弃2何乔远：《名山藏》卷五四《漕运》。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4《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八四《浙江二·海盐县》。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九《广东三·赋役志》。 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一《福建一·福州府》。 1《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2《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3《明孝宗实录》卷七四。 4《明史》卷七九《食货三》。 5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 儒从商，在所有之。田赋货币化刺激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专业市镇蓬勃兴起，社会经济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但是也可以看到金花银带来的负面影响。对纳税者而言，由于田赋是编户民的封建职贡，交纳什么，交纳多少，皆由朝廷依据政治权力专断，所以尽管有田赋“折色以米值为断”1的规定，但通过提高税粮的折银价以掠夺纳税者的事例并不鲜见。如成化十六年，山西粮价为每石值银三四钱，但闻喜县“岁输阳曲、灵丘、怀仁、山阴四王府并各镇国等将军禄米，每石勒折银三两”2。禄米的折价银比市价高达十倍。这无疑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再者，即使是“折色以米值为断”，但是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田赋的折粮价随市场粮价的变化而波动，荒年折粮价高，丰年折粮价低，交通便利处粮价低，交通困难处粮价高，故而有谓：“折纳京储之例，或宜于北方舟楫不通之处，而南方则非所宜；或可行之下江米贵之处，而上江则为不便。盖湖广、江西、江北地方舟楫可通，米价不至翔贵，且每石有折银七八钱者，有一两者，参差不齐。令即下，而民尽以米变卖，非其所愿也。”3对于国家而言，金花银的折征必须以国家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基础，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将其国家财政流转完全依托于市场。面对金花银不断扩大的趋势，不少官员忧心忡忡，如丘浚曾指出：“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寂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4丘浚的意见切中肯綮，令人深思，但其矫枉过正，则是走向了另一极端。 江南的均田均粮与金花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明中叶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这里所说的均田、均粮不是平均地权，而是“欲因田以平其赋，使无不税之田”1。这场运动因其是在明代国家赋税重地——以苏州、松江二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故而对明代中后期国家的赋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肇于该地区的赋役之重，我们可从丘浚之言窥其一斑：“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五《赋役部·总论八》。 2《明宪宗实录》卷二一○。 3《明世宗实录》卷一四二。 4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二《贡赋之常》。 1章漳：《均田论》，《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五八《田制部·总论》。天下为多。”2。其中苏州府以占全国1.16％的垦田面积输纳全国9.8％的税粮，松江府以占全国0.67％的田土上缴全国4.1％的额赋，无论是绝对田赋总额还是相对亩赋税率，均远远超出全国其他地区。导致该情况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地区官田太多（见附表），而明朝廷规定，官田是“按私租簿为税额”3。 江南官田集中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政治上讲，（1）它是朱元璋打击张士诚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必然举措。元末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附表：苏松二府官民田比率表1地区官田民田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苏州62.9994.737.015.3松江84.5294.315.845.71资料来源：《正德会典》卷十九；《明史》卷七八《食货二》；正德《松江府志》卷七。 由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1。及张士诚伏诛，“其将帅叛臣亦以歼灭，田皆没官”2。对于当时依附张士诚的江南诸豪右，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3。（2）它是朱元璋抑制豪强重建统治秩序的政策体现。江南大地主多聚族而居、累世仕宦，虽经元末动荡却死而不僵，明初他们“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4，朱元璋运用政治暴力，或移江南富民外出濠州开垦荒田，而其江南之产籍没入官；或以重典严刑，将“田产遍吴下”的江南豪右如沈万三（松）、史有为（嘉）、黄旭（苏）、纪定（湖）等人抄没家产。（3）明立国后，朱元璋为加强皇权屡兴大狱，在著名的“胡蓝党狱”中，江南豪族受株连尤多，不少人“其子孙坐事谪戍，田亦没官”5。从经济上讲，明初百废待兴，亟须大量的赋役作为经济支持。而江南一带自魏晋以后由于民聚地辟，经济富庶，逐渐成为赋役的渊薮，唐代即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6之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1之谚。自宋代开始，历代统治者2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四《经制之议》。 3《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日知录》卷十；《廿二史札记》卷三○。 2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 3《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4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一《与友人论井田》。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松土》。 6韩愈：《送陆歙州诗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都通过设立官田来加强对江南地区财赋的掠夺，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凭藉政治特权，一方面继承宋元以来遗留的古额官田的遗产，另一方面又通过查抄籍没等手段增置近额官田来满足其郡国之需。但是，官田重赋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客观上，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已使百姓“幸无水旱之厄，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2其承受赋役重负的能力有限。为完纳赋役，“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3。这样对国家而言就产生“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的逋赋问题，以苏州府为例，洪武三年逋负秋粮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永乐十年至洪熙元年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宣德元年至八年积欠米麦竟高达七百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九十石。使江南“徒有重税之名，殊无重税之实”4，国家的财赋收入大打折扣。对百姓而言就是大量逃亡，“苏松二府，盖因赋重而流移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甚者则不止于是而已”5。赋役编佥的基础发生动摇。 朱元璋也知道：“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团于租而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6但鉴于大明社稷未稳，北方又饱经战乱灾荒，国家重建急需该地区的经济支持，他只能采取移民外出、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发展手工业等措施来扶植生产，或通过减轻税率、蠲免逋赋、田赋折色等手段进行社会救济补苴以求苏松稍得苏息，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不可能根本解决江南官田重赋问题。建文帝即位后试图缓解这一矛盾，但其享国日短，难有作为。靖难之师方息，雄才大略的明成祖赐功臣、赏士卒，大封亲藩。他增置武卫，添设百司，而又招集天下儒生数百人于馆阁，编辑《永乐大典》，“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矩万万计”1，从而使得江南重赋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明仁宗的即位标志着明初国家重建及开疆拓土时代的结束和安定的守成时期的开始，历史的演进使解决江南重赋正式列入朝廷议事日程。明仁宗遣广西布政使周干赴苏州、松江等地巡视。次年，周干向继位的宣宗皇帝起奏调查结果，这份奏折详尽陈述官田困民的弊政，使刚刚即位的宣宗皇帝深受触动，并促成其三下诏令以对重租官田改科减征：宣德四年下令：“官田纳粮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2宣德五年重申减1范成大：《吴郡志》卷五○《杂志》。 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 3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4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5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6《明太祖实录》卷一三○。 1《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2《大明会典》卷一七。 科令：“因各种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为始，减除十之二三不等。”宣德七年再次颁诏：“自宣德七年始，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谕恩例减免。”3同时遣“才力重臣”周忱赴江南督理税赋。 周忱的均田均粮改革周忱于宣德五年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正式揭开明中叶江南均田均粮的序幕。周忱下车伊始，即“入民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民间疾苦”1，“一切故弊皆为之虚心访问”2，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将自己的改革宏图在江南地区付诸实施。周忱改革的第一步骤是认真贯彻宣宗改科减征的诏谕。他与苏州知府况钟悉心计划，“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3。并于宣德六年奏请将松江古额官田依民田起科。但将官田改科减征，势必削减国家财赋收入，这是封建朝廷所不愿接受的，故“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4。周忱也以“变乱成法，沽名要誉”之罪遭户部尚书的弹劾。宣宗虽不罪之，然其法终不得行。改革是一个艰难的扬弃过程，周忱作为一位封建官吏不可能顶住来自各方尤其是户部的压力，客观条件决定了他的改革权限只能是在保障江南赋税总额的前提下对官田、民田赋税负担畸重畸轻进行调整。聪明的周忱想出了两全之策——均耗折征法，并将其推广实践。这就是其改革的第二步骤。 均耗即均征加耗、牵摊耗米，或曰平米法。耗米是正粮以外的加派，主要用于补充税粮运输时的盗窃、消耗及脚费等。明初都金陵，民田每亩起科五升，已带七耗；后抄没入官之田科则各异，又征一斗七合。及成祖迁都北京，江南税粮漕运北上时，“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5，甚者“率三石致一石”6。但“豪户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7。针对于此，宣德八年周忱奏行《加耗折征例》，令官田民田并出耗米，耗米并入正米一起征收，谓之平米。户无论大小，田无论官民，均得加耗。加耗的方式主要是论粮加，或每秋粮一石加耗六斗七升，或正粮每石征平米一石七斗至一石九斗；但也有论田加耗，“周文襄（周忱谥号文襄）于轻额3《明宣宗实录》卷八八。 1焦竑：《焦氏笔乘》卷四《周文襄》。 2陈建：《皇明从信录》卷十七。 3《明史》卷一三五《周忱传》。 4《明宣宗实录》卷七七。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常镇》。 6《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7《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民田，每亩加耗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亏欠”1。耗米除支付漕粮运输费用、损耗外，所剩余额称为余米，周忱设置济农仓以贮之，“遇农夫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等口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2。如果余米数多，则下一年减征耗米。客观讲，加耗均征之法的推广使得江南各府税粮实征数额由于耗米的征收而比过去有所增加，这首先与国不亏，增加了国家财赋收入。同时，由于该法抑制了豪户不肯加耗的特权，并通过加征耗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田民田税粮畸重畸轻的矛盾，对于耕种官田的贫民来说，肩上负担有所减轻。更重要的是“其时粮虽加于民，而其补助余积之利悉归于民。民自征赋一石五斗（许多地方为一石七斗甚至一石九斗）之外，漠然不见他役之及，官府亦无科索之扰”3，官民两便。 折征就是折纳，周忱以田赋改征折色银而均平赋役。江南粮多役重，粮多源于官田多而租重，役重是因为该地区承担着解运数百万石税粮的艰巨任务。明朝廷规定，“其有全种官田人户亦编入围内轮当”4。轮当即轮当甲首，而甲首的第一要务便是输纳粮差。针对这种情况，正统以后，周忱以金花银为手段通过田赋改折以期达到赋役的均平。他规定派征田赋时，“七斗至四斗则纳金花、官布，轻赍折色；二斗、一斗则纳白粮、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则轻重而为之损益”。1由于四斗以上科则之田只能是官田，所以实际上金花银“专为此等重租官田（派征），如无将民米派纳”2。本色米折纳金花银，免去了力役劳苦，节省了税粮运输之费，以此调停轻重科则田土，“是粮额虽未均，计其税则均也”3。 在推行均耗折征法的同时，周忱革除粮长制弊端，改良田赋漕运方式，渐次建立并完善税粮的征收、贮藏、运输过程中的各种规章制度。粮长制的改革包括：（1）针对税粮征收过程中粮长私造大样斗斛掊克百姓之弊，周忱“请敕工部颁钱斛下诸县准式，革粮长之大入小出者”。（2）简化粮长领缴勘合手续。“旧例，粮长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户部领勘合，既毕，复赍送部，往返之资费皆科敛充之”，周忱令“止设正副（粮长）各一人，循环赴领，讫事，有司类收上之，部民大便”。（3）鉴于各县收粮无屯局，粮长即家贮之，周忱设立水次仓制度，“令诸县于水次置屯，屯设粮头、屯户各一人，名辖收，至六七万石以上始立粮长一人总之，名总收。民赴帖赴1蒋伊：《苏郡田赋议》，《清经世文编》卷三二。 2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3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4《大明会典·黄册》。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2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3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屯，官为监纳，粮长但奉期会而已。（4）严格税粮运输管理，设《拨运文簿》登记支拨起运之数，设《纲运文簿》开列运输途中花销开支之数，以备核查，杜绝运输途中粮长自盗或挥霍行为的发生。税粮漕运方式的改革主要是将原来军民各自运输的支运改为由民运至淮安或瓜洲交兑官员、由官军接运至通州的兑运，百姓承担官、军运输中的给耗：民运至淮安交兑者每石正粮加耗米五斗，民运至瓜洲交兑者每石加耗米五斗五升。同时还奏行京俸就支法，即将原在南京支俸的北京军官改向苏、松、常三府支取。这些与均耗折征法并行的配套改革，一方面使百姓所纳之粮最大限度地进入官仓，保证了国家税收的完整，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减轻了纳税人负担。 江南重赋的实质是官田太多且科则太重，周忱既没有奏减官田数额，又没有降低官田科则，所以他的改革并不彻底，没有根本解决官田重赋的问题。但是他通过均耗、折征以及完善田赋输纳手续等手段，既保障了国家财赋收入，又使百姓赋役负担均平。然而周忱推行平米法抑制了豪户不纳耗粮的特权，触动了江南大地主的切身利益，他们群起攻讦，而明景泰帝即位后又对前朝重臣猜忌，周忱于景泰元年被迫致仕。 周忱以后的均田改革均平江南官民田负担的改革是时代的要求，大势所趋。所以“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1。其继任者亦沿着周忱制定的改革方略向前推进。景泰五年，陈泰继任江南巡抚，鉴于“富室多轻额，其重者多在贫下”，陈泰“因以周文襄之法推广调停”，下令论田加耗，“民田五升之田倍其赋，官田之重者止取正额。泽始均而赋不损，上下便之”2。陈泰之后的继任巡抚李秉萧规曹随，“一守成法”，并制定了具体的加耗则例：亩征六斗以上田只征正粮不加耗，亩征五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斗五升，亩征四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三斗，亩征三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六斗，亩征二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八斗，亩征一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五升，亩征五升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一斗五升。陈泰、李秉的论田加耗与周忱平米法相比，尽管都是田无分官民一律加耗，但周忱加耗无论科则轻重一律加征一石七斗，而陈泰、李秉加耗却是“以赋之轻重递盈缩”，科则重的官田加耗少、甚至不加耗，科则轻的民田加耗多，通过征收数额不等的耗米渐次实现官民田税粮的均平，因而是历史的进步。但遗憾的是，李秉之法“其例甚平，而难于稽算，吏不胜烦扰”1，故其均平的实际效能大打折扣，又加其上任不到一年即坐举知府违例罪被逮，人去政废。接替李秉任江南巡抚的是崔恭，他一上台就废除了李1《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2康熙《松江府志》卷三二《名宦》。 1《明史》卷一五九《崔恭传》。 秉的改革，“悉如忱旧”，恢复了先前的论粮加耗，苏州府吴江县每正粮一石征耗五斗2，松江府“华亭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七斗或减至五斗，上海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九斗”3。这种做法，使得税粮越重，加耗愈多，“民嚣然不便”4。天顺五年，左副都御史刘孜巡抚江南。他在增辟财源的基础上对官民田负担进行整饬。当时由于江南赋繁役重，百姓纷纷逃亡，许多重额官田废而不耕，仅松江府就有四千七百余顷积荒田。刘孜奏定召佃荒田例，“召民开佃，不论原额。肥田亩税米三斗，瘠者二斗，谓之官租，不起科加耗。民欢趋之，芜秽尽辟”1。其垦荒所得羡米或用于抵充荒田虚税，或用来资补正粮加耗。针对官民田负担不均，刘孜因地制宜，苏州府论田加耗，“以陈（泰）、李（秉）二公所定酌为四则，正粮六斗以上加一斗，四斗以上加四斗，一斗以上加五斗五升，一斗以下加一石二升”2。松江府论粮加耗，华亭县每石秋粮加征耗米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县每石加征耗米八斗五升至六斗。伴随着垦田面积的扩大，苏州耗米“后亦稍减”，而松江府正粮加耗也降至五斗。降至成化二十二年，浙江常山人樊莹知松江府事。为杜绝田输运纳时仓场书手侵盗害人之弊，樊莹“请革民夫，俾粮长自运，宽其纲用以资之”。针对当时“粮运纲费与供应军需皆出自余米，既收复粜，辗转重烦”，以致运夫折阅逋欠积累的状况，他令“夏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白银，见数支遣”3。其数“华亭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银一钱五分；上海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三升，白银二钱”4。樊莹的论粮加耗与周忱、崔恭，乃至刘孜等人之法无甚差异，但他将耗米折银，在田赋制度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实，正统以后，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赋役负担的手段逐渐为江南人所认同和接受。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高下定加耗多寡，有利于耕种官田的人；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定加耗多少，有利于民田拥有者。但就两种加耗方式而言，其侧重点仅是田土的社会属性——官田与民田及与之相对应的税粮，田地本身的自然属性如各地土质不同、产量高低悬殊、灌溉条件好坏等却被忽视。以松江府华亭县为例：中乡近郭，在黄浦江两岸，亩收不到一斗；西乡依泖湖，多膏腴之田，岁亩收三石以上；东乡滨海，地高土瘠，岁亩收仅棉花十余斤或绿豆几斗余1。纳税户为维护自身利益，“东乡粮轻而收利薄，此愿粮上加耗也；西乡粮重而收利甚厚，此愿田2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3康熙《松江府志》卷六《田赋》。 4傅维鳞：《明书》卷六七《土田志》。 1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2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3康熙《松江府志》卷二二《名宦》。 4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四《职官志》。 1何良傅：《与郡守刘沂东书》，《明文海》卷二○六。 上加耗者也”2。依土地自然属性差异来确定不同加耗标准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便有弘治八年江南巡抚朱瑄的《分乡论田加耗例》的颁行。他规定按照土质的不同，将松江府所属华亭、上海二县各分为东、中、西三乡，各乡以统一科则征收耗米：东乡亩加耗一斗一升，中乡亩加耗一斗三升，西乡亩加耗一斗五升。后来又将东乡分为沿海、不沿海两则，沿海亩加耗一斗，不沿海亩加一斗一升。此外，华亭县中乡亩复加耗一升，上海县中乡亩加斗三升、西乡斗六升。3分乡论田加耗法以加耗之均求田粮之均，它分乡论等，与田赋科则轻重无关，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均赋。但是由于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4，将土地肥沃亩产较高的西乡田多征耗米，这自然遭到了士大夫豪右的抵制，所以弘治十一年新任巡抚彭礼即在松江恢复以往的论粮加耗。弘治十五年彭礼为缓解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纷争，在松江知府刘琬的协助下制定出一套折衷方案：官田加耗于粮，每石征平米一石六斗；民田加耗于田，每亩征耗米一斗二升5。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官田民田税额皆上升。实践证明这种折衷之法很难行通，故正德二年，巡抚艾璞又恢复了朱瑄的老办法，只是征收耗米略有下降。但正德六年新任巡抚张凤上台后再次改为论粮加耗。 自宣德到正德朝，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官民田负担的手段，经历了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多次反复，它实质上是封建皇帝与封建地主相互争夺地租斗争的反映。朱明皇帝为维护封建郡国之需，通过广置官田将江南作为财赋的渊薮。明中叶以后由于科举制的蓬勃发展，江南缙绅地主迅速崛起，“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1。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广占良田，一方面千方百计以求轻赋，所以就造成“民田率归豪右，而官田累贫民”2，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而册籍类寄于东乡，田多缓征之处”3的局面。加耗法之争实质上就是利益之争。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确定耗米额，官田科则重，加耗少，民田科则轻，加耗多，这自然有助于解决官民田科则的畸轻畸重，但是论田加耗触动了广占民田的豪右士大夫的利益，因而他们群起抵制，其直接后果一是“辄减田土总额”，一是“钱粮不清”4。封建朝廷财赋不保，对此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另外，由于不同科则之田加耗各异，其改折种类亦各不相同，这就使原本复杂的田赋科则更加繁多细碎，2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3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4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5康熙《松江府志》卷六。 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谱系》。 2《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3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4参见康熙《松江府志》卷六；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 苏州一府田土科则达一千余则，湖州府竟达四千四百四十七则5，而这反过来又为豪强胥吏营私舞弊提供了机会。“官民之田，旧不过十余则，近则乃至千余，自巧历者不能算，惟奸民积年出没其中，轻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税寄之官宦，谓之诡寄；或分散于各户，谓之飞洒；有司拱手，听其所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于则数之细碎故也。”1从而使原来均平官田民田税额的效能难以全部实现。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征收耗米，官田科则高，其耗米必多；民田科则低，其加耗也少。这对民田私有者——豪右士大夫自然有利，他们力主论粮加耗以实现转嫁赋税负担给耕种官田的贫民的目的，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但论粮加耗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万历时的赵用贤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田始有赋，凡与之贡赋，未有不因于田之多寡。惟田数未定，而概以粮数派征，此侵渔隐蔽所由起也。”2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企图通过加耗来作为实现赋役均平的手段已显得力不从心。正德以后，朝野请求将“田粮无论官民，合为一等”的呼声日渐高涨。 明中叶以后的田赋改革：官民一则事实上，明中叶以后，国家对江南官田的直接控制权在逐步削减，它突出表现为官民田相互更易现象的频繁发生。按照规定，官田是国家直接占有管理的田地，耕种官田的人只有佃种权，官田不得买卖。但是，“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认为己业”3。官田买卖屡见不鲜，“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民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4。更有甚者，“埋隐官田，以为己业，转将瘠田诡为官税”5。在国家对官田控制权逐渐沦落的前提下，要保证朝廷财赋不减，将官民田科则合并、土地扒平负担不失为明智的应时之举。另外，由于明中叶以后许多重额官田废而不耕，官租无处收取。对统治者而言，与其让重额官田抛荒，倒不如将其准依民田起科来增加财政收入更为有利。“官民一则”改革实际上也反映了统治者的利益要求。 江南“官民一则”改革走在最前列的是湖州府，早在宣德元年，湖州知府赵登就“疏清官民田地山荡各为一则起科”，但由于得不到批准，“事寝5万历《武进县志·田赋》。 1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2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 4王鳌：《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明经世文编》卷一二○。 5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 不行”1。正统时巡抚周忱亦有是法，然仍遭抵制。迨英宗复辟之初，湖州始行孙原贞等的官民田分搭加耗之法，“起科重者征米宜少，起科轻者征米宜多”，令“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百岁征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二百二斗。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欲使科则适均”2。该法论田加耗，通过对不同科则的田土加征数额不等的耗米来渐次实现官民田科则的均平。但是新任知府岳璇上台后即废除该法，实行论粮加耗，“奏每亩正粮不动外，其耗米不分等则，每亩通为一斗”3。但湖州府的改革并没有停留在论粮加耗与论田加耗的争论上，成化时该府辖属的武康县就已“奏行田粮事例”，开始“官（田）为一则，民（田）为一则”的改革探索，后又在全府七县推广4。正德十四至十五年，都御史许庭光和知府刘天和在湖州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官民田一则的改革，“奏将湖州田地四千四百四十七则均为二则，凡官田为一则，凡民田为一则”1。其具体方法是：“科则一依黄册不动”，但用耗米和折色进行通融均摊，“照官民田轻重加减分派，俱以实米三斗为率”2。嘉靖二十一年，知府张铎据粮里邵越等呈告申请，将正德官民各一则的改革向前推进为官民田合并一则的均摊法，他把全府夏税平米、折色、马草等米银总数分摊各州县，“于各州县田地山荡上不分官民，均摊派征包补”。各州县再按本府派给的米银总数，“委曲通融均派”，每田、山、荡一亩各应纳米银若干，“一州自为一则，六县各为一则”3。 苏州府的官民一则改革起步也较早。正德初嘉定知县王应鹏就倡议“官田轻重均作一则，民田并丝麦不科粮地，与成田荡涂亦均一则，造册在官，使民一体出纳”4。惜其建议未被采纳。迨入嘉靖朝，昆山人顾鼎臣充世宗的侍从近臣，后升礼部尚书，他在乡居四载，目睹江南田赋弊端，凡三次上书恳请予以清理，嘉靖十六年终于得到世宗皇帝的批准。江南巡抚欧阳铎受命总其事。其具体措施为：“令府州县各总其亩之额，而丈量田以正亩；括其征米、征银之凡，而计亩均输之。”“科则不易其旧，而比其最重者与其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之。重而不能尽损者，为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以阴见轻；轻而不能加益者为征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以阴见重。诸推1万历《湖州府志》卷九《守令·郡守》。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3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4桂萼：《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 1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2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3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4万历《嘉定县志》卷七《条议》。 收田者，从圩不从户；田为亩，人为子。奸巧无所容，而逃窜渐复。”1史称“征一法”或“均耗法”、“牵摊法”。顾鼎臣的门生王仪时任苏州知府，对欧阳铎的征一法改革贯彻得力。在王仪的积极推动下，苏州府官民一则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吴县“将各科则与金花田耗裒益扣算牵摊，每亩正耗米三斗四升四合”2。通过计亩均输本色米和折色银实现官民田科则的平等。嘉定县在知府李资坤的主持下，在履亩丈田、清理逃税的基础上，推行征一法，“总计概县实存肥瘠相等田，算派岁用正耗平米，每亩止该二斗八升。以前项虚粮额不可缺，每亩均包二升，以三斗为则”3。常熟县在知府冯汝弼的推动下，履亩清丈，依土质不同定田赋为四则，最重者亩征三斗三升4。吴江县在清理粮册基础上，将全县平米四十三万八千余石，除去部分法定免征耗米外，“每亩摊正耗米三斗七升”5。昆山除低湮地外，每亩均摊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6。长洲县经过丈量；“每亩摊平米三斗七升五合”7。通过改革，苏州的官民田科则差异被逐渐拉平。 欧阳铎、王仪的改革在江南地区影响强烈，许多地方纷纷效仿。嘉靖十六年，常州知府应槚征得巡抚欧阳铎同意，在全府推行改革。他首先将一县夏税二税、各项杂征以及随粮征收之耗脚合并计数，得出其应征的本色米和折色银的总数，然后验粮均摊，向全县各项田土和税粮摊派。不过应槚的均摊是各县将官田平米总额均摊于一县官田，民田平米总额均摊于一县民田，各自通融均派，其实质就是官民各一则，这与苏州府官民一则有很大区别。嘉靖三十二年该府无锡县率先实行官民一则，无锡知县王其勤奉命清丈田地，在此基础上，“竟并官民田地”，依土质、地势不同“均为三则”1。江阴、宜兴等紧步无锡后尘“奏定官民田合为一则”2，取消了官民田科则差别。隆庆二年武进县亦实行官民一则起科，常州府“自是官田之则遂废”3。这标志着常州府官民一则改革的完成。 嘉兴府官民一则改革肇于嘉靖二十六年知府赵瀛发动的扒平法。扒平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将各县正耗米总数，按各县官民总数均摊。“田不1《古今治平略·明朝田赋》，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赋役部总论八》。2崇祯《吴县志》卷七《田赋》。 3万历《嘉定县志》卷五《田赋考》。 4乾隆《常昭合志》卷三《田赋》。 5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6归有光：《论三区赋役水利书》，《震川先生文集》卷八。 7万历《长洲县志》卷二《田赋》。 1万历《常州府志》卷四《额赋》。 2万历《常州府志》卷四《额赋》。 3《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概以三年起征”4。（2）“不动版籍”，“合官民田地麦地一例牵摊耗米”，“正米重者耗减轻，正米轻者耗加重”，每亩“俱不出三斗之数”。但低产的山荡滩涂池溇水面等项亩征米五升，自为一则。在江南如火如荼的官民一则改革浪潮中，松江府则显得相对冷清。松江人文荟萃，景泰以降进士名额大增，成弘以后步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不乏其人，伴随着明中叶以后王学的逐渐勃兴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松江府日益强大起来的松江身份地主开始追逐一己之利。为维护自身利益，他们竭力阻挠官民一则的改革，嘉靖十六年欧阳铎在苏州府改革之时，松江知府黄润迫于压力没有归并官民田科则，只是将原来的论粮加耗改为论田加耗，改革明显滞后于苏、常等府，但扒平科则已是大势所趋。隆庆二年，林润任江南巡抚，他上任伊始便发现“江南诸郡久已均粮，民已称便，惟松郡未均”，奏请实行丈田粮。在林润的举荐下，原松江同知郑元韶奉命负责主持均平田则的改革。他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依松江府东、西、中各乡土质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等乡，上乡田二亩七分三厘九毫纳平米一石，中乡田三亩一分二厘纳平米一石，下乡田三亩六分三厘纳平米一石，自此，松江府官民田科则差别渐趋消失。 江南地区官民一则的改革自嘉靖末至隆庆已成不可阻遏的潮流，影响所及，许多地区也开始官民一则的均田、均粮运动。嘉靖三十一年，宁国知府刘起宗在该府实行核田，对于“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强者田必有赋，贫而弱者粮无虚赔”。并在此基础上，“以官民均为一则”1。自隆庆元年至隆庆三年，应天府在两任巡抚林润、海瑞的奏请下，先后进行土地清丈，“官民悉用扒平，粮差悉取一则”2。隆庆元年，杭州府海宁县在知县许天赠的主持下，丈量土地，合官民为一则起科3。万历三年，镇江府在巡抚宋仪望的奏请下，“官民田地照亩起科”，“均为一则”4。大约到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江南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官民一则的改革。4《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三十二册《浙江下》。 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七《赋役部·总论十》。 2万历《上元县志·田赋》。 3民国《海宁志稿》卷九《田赋》。 4《明神宗实录》卷四二。 第三节明中叶赋役制度的改革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社会政治因素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的经济基础上的配户当差制。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全国的人户都是皇帝的役户，全国所有的土地同样也是皇帝的户役田，人因籍役，役随田转。皇帝用里甲制把全国人民编管起来为其纳粮当差，他据都稽图，据图稽户，编户成甲，积甲成里。明朝的正役、杂役的编佥皆以里甲为基干，审编则以户等为先决条件。户等高低决定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为人丁，一为事产，大抵在北方以人丁为重，在南方则以田产为重。户等分三等九则，户等越高，科差越重。一百一十个里甲户中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户，余百户皆为甲首户，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催征钱粮，勾摄公事，是为正役（亦曰里甲役）。杂役是因事编佥，供地方官府遣派使用的徭役，上中等户既当正役又当杂差，下等户即使无田亦得承当杂泛差役。 明初的赋役制度就其制度本身而言，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严密、系统和完整。它对明初封建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统治秩序的重建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明初的赋役制度有其先天的不足。在封建社会，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尽管从制度上讲鱼鳞图册和黄册是赋役佥派的依据，但皇帝为了自己需要可以随意征派，其随意性较强；再者，明代的赋役是封建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封建等级政治控驭下的经济，赋役能否顺利征调完全取决于封建政治的效力。如果说在明初由于政治清明简约，这种赋役制度还能基本正常运行，那么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国家控制力减弱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就不得不面对下列问题的挑战。 1.国家统治集团不断扩大，奢侈性消费恶性膨胀，造成国家行政开支的急剧增加，百姓赋繁役重。造成行政开支急增的主要原因包括：（1）宫廷之奢。正统以降的皇帝大多昏愦，生活奢侈，大兴土木，开支庞大，他们不仅将内承运库的金花银大部分给挥霍掉，有时甚至还向太仓库支取银两。（2）宗室之藩。嘉隆时“天下王府之禄反多于岁供京师之米，即使尽发上供之输，犹不足王禄之半”1。（3）冗员之盛。洪武时武职人员仅二万八千余人，但到成化时“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2，随后又有大批人通过恩荫等途径汇入这支队伍，使其总数到嘉靖时又增数倍3。（4）军费之增。明中叶以后卫所军制逐渐衰落，募兵制逐渐兴起，另外南倭北虏，边患1戚元佐：《议处宗藩事宜蔬》，《明经世文编》卷三八八。 2《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3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八。 不绝，军费开支日增。由于封建郡国之需皆出自编户民的徭役，封建朝廷有一事之需必设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役，所以日益增加的行政开支自然由百姓来承担，百姓赋役负担大增。里甲正役“旧例止令输纳物料供给差使而已。今（弘治）则百凡官府所需，悉出于此。县取于里，里取于甲，而府又取之县。盖视景泰、天顺间已不啻其几十倍矣”4。至于因事编佥的杂泛差役，百姓更是叫苦不迭。其最难供应者，一是修河，嘉靖元年，“河南、山东修河人夫，每岁以数十万计，皆近河贫民，奔走穷年，不得休息”1。二是水陆运输，如北直隶“密迩京师，路多冲要，中间外夷朝贡往来络绎，接递夫役及砍柴、抬柴、养马、京班、皂隶、水马二站诸徭役最为繁剧”2。三是供应京师的砍柴等夫役，天顺时，仅顺天一府就有夫役应出砍柴夫一千七百三十名，惜薪司抬柴夫三千二百名，还有其他差遣如巡拦、防夫、仓脚夫、库夫、弓兵、铺兵等一万一千六百余名3。四是营建王府、修造坟墓等。繁苛的赋役使得大量的人、财资源被封闭在为统治集团消费效劳的徭役之中，不利于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一旦赋役的繁苛程度超过百姓承受能力，他们轻则转徙他乡成为流民，重则铤而走险，甚至酝酿成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严重削弱封建统治基础。 2.地主经济的膨胀与吏治以及由此造成的役法的混乱。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上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交换逐渐频繁，商品经济也随之得到繁荣和发展，以正统六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为标志，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正式参与商品流通。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渐提高，促使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刺激了人们对“利”的追求。土地作为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便成为人们争夺的目标，土地兼并构成明中叶经济变革的最主要的特征。皇室、勋臣、贵戚凭藉政治特权，通过钦赐、奏讨、投献等手段，大肆掠夺官民田土，建立皇庄、王庄、贵族庄田等，缙绅地主亦随之推波助澜，广占田亩。明初朱元璋为了使一部分人倾其全力以供职役，曾给予其优免差役的恩赐，这部分人既包括勋臣贵戚、进士生员等统治集团成员，亦包括如马户、灶户等重役户。但是明初对优免规定严格，“优免差役之法，免杂役，不免正办”1。“在京文武官员除里甲正役外，其余一应杂泛差役全户优免；外官优免事例皆以品从为差。”2然而明中叶以后优免这种恩赐却被无限扩大化，“今日士夫一登进士，或以举人选授一官，便以官户自鸣，原无产米在户者则以无可优免为恨，乃听所4光绪《黄岩县志》卷六《版籍·徭役》。 1《明世宗实录》卷十八。 2《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三。 3《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八。 1吕坤：《答通学诸友论优免》，《去伪斋集》卷五。 2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二。 亲厚推收诡寄，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乃或至于百石。原有产米在户者后且收添，又于同姓兄弟先已别籍异居者，亦各并收入户以图全户优免，或受其请托以市恩，或取其津贴以罔利。又有苞苴富厚，囊槖克盈，多置田产，寄庄别县，仍以官户立户，中亦多受诡寄。势焰者官府固已闻风免差，势退者立能多方攀援以图全免”3。由于“品官优免太滥，诡寄日滋”4，结果造成了朝廷所拥有的科征赋役的田土和户口数字大大减少。一边是财政开支日增，一边是朝廷财源日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于是见在里甲赋役负担大增。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政治上，明中叶以后皇帝昏愦，宦官专权，奸佞秉政，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吏治江河日下。吏治反映到赋役制度上就是官僚、地主、胥吏们沆瀣一气，为逃避赋役施展鬼蜮伎俩通同作弊。“遇有造册，〔巨室〕贿里胥，有飞洒现有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名为畸零管带；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石为包纳者，有全过割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撤、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举人脚色、捏作寄庄者。故（黄）册不过纸上之桑，户皆空中之影，以致一省之中，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虚以数百计，县之虚以数千万计。递年编差无归者，俱命小户赔偿”1。政治加剧了赋役负担的不均，“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2，官户偃然处十甲之外，差役独累贫下户。下户当差有身无力，只得举家逃窜。贫户逃亡之后，甲虽不及十户，但役额不减，由剩余人户均摊，剩余人户役重而不能堪，便整甲逃亡，从而演成空前的逃亡。 严峻的现实使得明中叶以后赋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既能摆脱财政困境，又能均平赋役、缓解阶级矛盾的改革思路，从而揭开了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序幕。 周忱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及其影响里甲正役的改革最早可上溯至周忱巡抚江南之时。宣德五年，周忱出任江南巡抚，在应天府，他推行“里甲银”制度，所谓里甲银，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解释为：“往周文襄巡抚时，以丁银不足支用，复倡劝借之说，以粮补丁。于是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3里甲银的精髓在以粮补丁，他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部分或全部地摊入田粮内，折成银两，以耗米的名义加征。在苏松，周忱则推行平米法，“初，年3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二。 4《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1唐龙：《请均田役疏》，《明臣奏议》卷十六。 2罗伦：《与府县官上中户书》，《明经世文编》卷八四。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粮一石收平民一石七斗，候起运日酌量支拨除拨边外，有余则入济农仓，以备赈济，谓之余米。遇农夫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等口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1。平米法中里甲等费取自余米，其实质与里甲银一样，也是以粮补丁、摊丁入地。周忱在江南将赋役审编基准由明初的以户等（人丁、事产）定徭役到明中叶的以粮（田）补丁，实际上开创了摊丁入地的先河，而这与历史发展潮流是相适应的。因为明中叶以后由于土地兼并、赋繁役重，造成“闾里小民，游荡失业者十室而九”2。这给传统的赋役审编带来困难，“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查为难”。但是土地却是“万世而不变”的，“定税以亩，检核为易”3。所以徭役审编基准由户等向丁田（尤其是田）过渡诚为历史发展之必然。另外，尽管正、杂二役大体皆以人丁事产作为编佥的根据，但它们的性质与编佥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周忱的平米法却将其一体混编，随粮带征，赋役完纳在制度上简单化，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舞弊行为的发生。除里甲银和平米法外，周忱还对里长之役进行重大改革：“将乡都通县排年里长编成一应差役，每名出银一两，轮当一年，歇息两年，酌量轻重多寡朋合造册，犹如车轮之转。吏无那移之弊，民得轻鲜易完。”4周忱对里长役的改革有三点引人注意：（1）通计一县一年应征里长之役，固定役额。这是针对明中叶以后事繁费冗，里甲供役激增，里长之役除“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外，其他诸如祭祀、宴飨、营造、馈送、夫马等费杂沓而来，有司征敛日繁，里长赔累不堪等状况而进行的必要改革。它反映了官民的一致要求，对官府而言，将乡都通县排年里长编成一应差役，保证了赋役的征收；对百姓来说负担进一步明确。（2）将力役折银，这是明初商品经济恢复发展的结果，官府收入不减，百姓亦可安于田亩。（3）缩短里甲十年轮支的应役时间。“国初事简里均，闾暌蟾唬阌谑茁种Аf浜笫路狈讶撸锺阋蚨椋锛椎虮郑种汲瓶嘁印！雹倮锛茁忠鄢瓶嗍敲髦幸逗罄锛字贫认魅醯木咛逄逑帧c鞒趵锛滓曰y染睿识骋劬健5髦幸兑院螅恋丶娌4蚱屏恕疤锊还肌钡慕睿罴摹11u帧12淖12校刂黢憷艄唇嵛璞撞保现厍质戳死锛字频木没。骼锛淄恋卣加胁痪锛坠婺2坏龋案焕镏袼涮镉兑灰鄄徽矗祭镏袼浠蘖19肚页涫邸雹冢母锢锛滓殉墒贝螅锛茁忠鄣母母镏徊还撬秤φ庖怀绷鳌Ⅻbr /> 1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但文中所言“均徭”，恐有误。按均徭法始于正统时夏时进柯暹所撰《均徭册》。 2许国：《条上弭盗方略》，《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二。 3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 4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一《田赋四》。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里甲论》。 2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六《食货篇第二下》。 周忱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影响深远。他的改革无论是正杂二役混编合并征收、徭役编佥由户等向丁田（尤其是田）过渡、固定役额，抑或是力役折银、缩短里甲十年轮支时间，在实践中既保证了国家赋役的正常征派，使其财政收入不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百姓徭役负担的均平。实际上，明中叶发起的由地方到中央、由局部到全国的赋役制度改革探索，基本上沿着周忱的思路并使其更加完善和制度化，在江南出现欧阳铎的征一法，浙江、广东出现均平银的改革，福建则有纲银之法。在北方则出现会银制度，然而最终殊途同归，导致一条鞭法的孕育产生。 欧阳铎的征一法又名均摊法，“石江欧公巡抚，悉举里甲诸项并入秋粮，名曰均摊”。它是对周忱改革的继承和发展：“巡抚周文襄公始为劝借之说，以粮补丁，然不过十之二三而已。至巡抚欧石江公时，事益增，役益繁，而人丁不能支益，于是有均摊米与人丁均编。”1征一法的内容主要有：（1）丈量土地以正田亩。（2）总征银米之凡而计亩均输。（3）以全县丁田数分摊全县徭役，以嘉定县为例，“通计一县里甲备用之数为银一千一百七十二两；均徭以银差者为银四千二百五十五两有奇，以力差者为银五千一百六十八两有奇。乃计丁而编之，丁出一分；计田而编之，亩出七厘七毫；计滩池涂荡而编之，亩出四厘”2。（4）正杂二役合并，役有定额。“里徭有异而丁粮无二，若仍二次编审，亦不免于烦扰，今将合用数目总会而并征之，仍查照旧额各以类分，法虽简而实不废也”3。至于徭役之费，在苏松等府，以八事（丁田、庆贺、祭祀、乡饮、科贡、恤孤、公费、备用）考里甲，以三事（银差、力差、马差）定均徭；在应天府，以十二事（国祀、国庆、供应、诸司之用、内府坐派、工部坐派、祭祀、乡饮、科贡、恤政、公用、备用）定里甲，以二事（银差、力差）定均徭，以六事考驿传。（5）“令民家以出缗钱雇役，毋得仍十年旧”4。力役折银，改徭役数年一编为一年一编。 继周忱之后，东南各省相继对里甲正役进行改革，“在浙江则曰均平银，在江西则曰公费银，在福建则曰纲银，在南直隶则曰直日银，遇有所费，官自支用”1。 浙江的均平银亦曰甲首钱，最早始于天顺中2。均平银支应的对象很广，“凡解京料价、祭祀、乡饮、备用夫马轿匠、公私诸宴，皆籍此”3。均平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上元县·田赋》。 2万历《嘉定县志》卷六《徭役》。 3万历《常州府志》卷六《钱谷三》。 4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三《赋役后》。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三册《海盐县》。 2《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三册《海盐县》。 3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 银的派征最初无定规，至嘉靖四十五年，巡抚庞尚鹏奏行《钦依两浙均平录》，始酌除诸弊，立法定制。“通行会计各府州县每年合用一应起（运）、存（留）、额坐杂三办钱粮数目，仍量编备用银两，以给不虞之费，俱于丁田内一体派征”。4丁田派征原则是计丁与田，然后折田为丁，输银贮官，以给供费。百姓纳完均平银后，里长在官勾摄，甲首悉放归农。 广东的里甲正役改革也叫均平银，“广东丁田，自编徭役之外，每人一丁出钱五百文，田一亩出钱一十五文，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谓之均平银”5。广东均平银与浙江均平银相比较，内容大体一致：首先二者都计丁与田，将按户佥派的里甲役部分地摊入田粮；其次，广东与浙江一样，“见役里甲随丁田赋钱于官”，“既出此钱，甲首归农，里长在役只追征勾摄二事”6。但是二者也有不同：浙江均平银中里甲三办的支应占很大比例；而广东均平银不包括里甲三办，只是供应地方衙门的日常杂泛开支。另外，浙江均平银每年通融核算依丁田均平科派；而广东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广东均平银制开始于成化时，由于明中叶后事繁费冗，到嘉靖时已是弊窦丛生，为此嘉靖三十七年广东巡抚潘季驯对此进行整顿：“先计州县之冲僻以为用之繁简，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每遇供应过客及一切公费，官为发银，使吏胥里老承买。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1“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田粮六总征之，易知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2纲银之法盛行于福建，其创行大约在成、弘之间，史载：“成弘之间，乃令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谓之纲，以雇一年役事之佣者谓之徭。既出此钱，〔甲首〕则归之农，雇一里长在役，以奉追征勾摄。”3关于“纲银”之“纲”的意义，历来说法不一，何乔远认为是“提纲之谓”4，《明史·食货志》亦持此义；但《万历福州府志》则认为“宪纲经用者名曰纲银”5。其实二者一就征派方式而言，一则对其供支内容而言，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罢了，二者无根本上的区别。纲银的支应范围同均平银一样非常广泛，包括“若庆贺、接诏、迎春、视学、祀典之当举者，乡饮之再行者，校文阅武之赏赉者；贡士于礼部者赏其路费，邑之废疾孤寡给其衣粮，行部及士夫之往来者有饩牵牢礼，官长始至有效劳、致馆、门祭、4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五《田赋志二》。 5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七册《广东上》。 1《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二。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3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赋役》。 4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赋役》。 5万历《福州府志》卷二九《食货四》。 堂燕、舆盖、器什；冬夏易其研席，岁终供桃符、花灯”。6大凡地方政治文化社会经费皆取自纲银。但里甲三办的上供物料却不由纲银开支，这与广东均平银类同。纲银征派亦计丁与田，而且丁田可以互折，“民米一石，准丁一丁”，把原本论户按丁负担的里甲支费，部分摊入田地负担。明中叶后，由于官府费用无节，胥吏舞弊，里长负担过重，纲银无力供办，所以正德十五年御史沈灼对福建纲银进行厘定，他规定“将通县费用分正杂二办，以丁四粮六法则科派”1。其中正办包括文庙、社稷之祭及乡饮之类，杂派则包括迎春桃符、新官到任、生儒考试一切供办之类。由于福建纲银不包括上供物料的支应，沈灼还创八分法以征收上供物料。“国朝物料俱于该年里甲丁银出办。至御史沈（灼）奏准各县每米一石、人丁一丁，发征八分，通融全县该办之数，就于八分内支解”2。使里甲三办亦有一部分被摊入田粮。但沈灼的改革并不彻底，“二办之目，正纲之费可稽，杂则私而难诘矣”3。嘉靖十六年御史李元阳再次对纲银进行整理：“议征银储库，用度各有定则。但额外费多，支应不给，仍令里长贴办，称为班次。”4但是成效不大。迨至隆庆间，福建纲银被十段册法替代。 当南方赋役制度改革如火如茶之时，华北的改革才刚刚起步。究其原因，既有政治对地缘渗透控制上的差异，又包括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在南方朝廷所以必急图改革，在北方或可稍缓而已。虽可稍缓，但终须改革。嘉靖四十三年，北直隶赵州出现以银代役的里甲制度改革：“自（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始议征银在官，委人代支，不用里甲。”5万历时河南彰德府和信阳府之罗山县出现“会银”之法。会银亦曰办银，它也是按丁田通县概征，概县通融征银，省里甲归农1。会银后亦并入条鞭内征收。上述里甲之役的改革，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如里甲之役由原来的按户编派逐步改为按丁田分摊，有利于均平赋役，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贫民的负担；里役依丁田折银雇役，甲首省归于农，缓解了里甲人户的人身依附，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另外，就赋役制度本身而言，明中叶的里甲役改革为后来的一条鞭法铺平了道路，一条鞭法的许多编审原则由此发展而来。但是由于吏治，里役改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见役里甲赋钱于官，曰纲银，曰办银。有司复摄之，令直日供应，无名之征纷然四出，即百缗不以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六册《福建》。 1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 2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 3乾隆《建宁县志》卷七《赋役》。 4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 5隆庆《赵州志》卷三《田赋》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河南》。 抵数。穷乡小民，白首不识官府，雇人代直，月费数十金，里甲大苦”2。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创行与推广在里甲正役改革探索的同时，杂役的改革也相伴而行，其突出表现为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创行与推广。 均徭法是明代杂役改革的开始。明初杂役由里长依据黄册所登户等，量户因事点差，上户重差，下户轻差。然法久弊生，朱明皇朝传至英宗初年已是千疮百孔。在审编差役上，最大的弊政就是放富差贫。奸民豪户或飞洒诡寄田粮，或贿嘱里书挪移作弊，或隐漏丁口脱免差役，或州县官役占富户充当皂隶厮役，卖放入己，所有差役大部科派中户、下户充当。下户贫困难堪，纷纷逃亡，统治者要求不能满足，于是均徭之议兴。以正统八年江西按察佥事夏时“进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条约》和《均徭册式》，刊为令”1为标志，均徭法正式创立实施。均徭法改革首先是把那些有定额、有定期的常役如祗侯、禁子、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拦、铺兵、防夫、膳夫等同无定额、无定期的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划分开来，并把前者从杂役中独立出来，冠其名曰均徭，自此明代赋徭正式区分为里甲正役、均徭、杂泛差役三类。另外，针对里胥为奸，大造黄册时以上作下弄虚作假、佥派徭役时放富差贫，均徭法令“里甲除正役照黄册应当外，又别另编造均徭文册，查勘实在丁粮多寡，编排上中下户，量计杂泛重轻等事佥定，挨次轮当”2。 均徭法的推广一波三折，正统八年3夏时在江西创行均徭法，人皆便之。但遭到江西右参政朱得的反对，他以夏时“多以上等粮户为隶兵，意在逐年取用，未免民害”4相构陷，英宗皇帝于正统十年诏罢江西均徭册。直至景泰元年，在礼科给事中金达“安民莫先于均徭役”，“乞重将均徭之法举行”的奏请下，江西巡抚韩雍与布政使崔恭大力申明此法。广西均徭法推行不到一年即在布政使揭稽的反对下被迫停止。在四川，按察副使刘清曾以丁粮为差将户分为三等，造均徭册，官为定其役，但遭到大地主的反对，天顺元年重庆府永川县民邓琪上书英宗，指责均徭法“惟以税粮定其科差，则富商巨贾力役不及，而农民终日无休息之日矣”，四川的均徭法一度诏罢。但均徭法乃时代需求，大势所趋，景泰中，广东右参议朱英“立均徭法，十岁一更，民称便”。成化初他升任福建、陕西右布政使，亦将均徭法推广至这两省。2《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二《赋役部·艺文五》。 1《明史》卷一六一《夏时传》。 2嘉靖《海宁县志》卷二《徭役》。 3此处从《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说，但嘉靖《海宁县志》卷二则认为均徭法始于正统四年，待考。4《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 及至弘治元年，明孝宗下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直隶巡按御史，严督州县管印正官，审编均徭，从公查照岁额差使，于该年均徭人户丁粮有力之家止编本等差役，不许分外加增余剩银两。”1均徭法遂正式在全国推广实施。 均徭法由地方官员创立并经过长期探索试验才逐步完备起来，它在推广过程中亦开始一些新的调整：（1）银差的出现。银差与力差相对，它包含两重意义：对官府来说，徭役折银交纳，官府雇人充役；对役户而言，服役者得纳银代役。夏时初创均徭法并无银差、力差之分，皆为力差，“银差”一词最早见于正德元年，它是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金花银、里役折银的出现是同步的。正德后银差、力差之例逐渐固定下来，一般来说，力差多为重役，由上户承充；银差多为轻役，由下户支应。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银差日增，力差日减的趋势。（2）南方、北方均徭审编基准大体相同，计丁验粮，确定户等，量役轻重挨次轮当。但由于南北经济、政治等因素发展的不平衡，二者又稍有差异。一般来说南方均徭杂役丁粮兼派，浙江、福建、南直隶各州县莫不如此，其法多“总验一县之丁粮，配请当役之数，通融而审编之”，其中丁粮可以互折，并且在准折比例中，田粮所占比重往往大于丁，南方均徭编审实际上是偏向田亩的。在北方均徭编审则人丁事产参间，有地亩之征和门银之编。地亩之征始于弘治十二年，“都御史洪钟姑奏请（在北直隶顺天、永平二府）查地土，计亩出银，以为年需料价之用。盖因近京地方逐末优免者多，故为此通融之计”1。但正德元年顺天巡抚柳应辰反对地亩之征，恢复了论丁编役。嘉靖元年顺天府尹万镗奏请“申明征地亩之法”，“酌量人丁地亩，兼征银两”2。万历五年顺天府尹王之垣条上编审均徭宜事，以为地科太轻，丁科太重，议请现在丁地通融计算，每地一亩征科银二分3。万历十一年，顺天府尹臧惟一又认为“每亩科银二分，涉于过重，不若以丁、门为主”，得旨如议行。4此后门、丁科派构成北方徭役法的特点。这里丁即丁役，折币征银；门即照门审编徭役。门银之编比地亩之征可能还要早，万历《大明会典》载成化十五年令；“令各处差徭户分九等，门分三甲，凡遇上司坐派、买办、采办，各因所派多少，定民输纳，不许隔年通征银两在官。”可见成化年间北方就已开始照门编差。门银“为富家援例得以优免而设”5，其科派对象是品官及举监生员吏典之家。门银、丁银俱照户等审编，“上中六则照门银等则编审，下户既出丁银，1《皇明制书》卷十三《问刑条例》。 1《明武宗实录》卷一三八。 2《明世宗实录》卷二一。 3《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 4《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 5《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不得复议门银”6。而户等的划分依据人丁事产，所以门银、丁银之征是丁田兼论的。（3）均徭审编周期各地不一，“南北直隶及各省地方均徭，其审编之法，有一年一编者，有二年一编者，有三年一编者，皆因时地之不同，繁简之不一，轻重之不等，固难执一隅而议拟也”1。均徭的应役之法一直是轮役制，其轮役次序与里甲正役的轮役次序密切结合起来，一般是在里甲正役停歇后隔若干年，然后再充应均徭，其目的在于使民稍得喘息，以并力于供应也。2明中叶后杂派夫役名目纷繁，这些杂役多被归并为均徭，结果均徭种类越来越多，成为百姓最主要的负担。均徭既以均名，其目的即在于均平徭役，然而均徭法在推行过程中，其不均的弊端日渐显露出来：首先，均徭计丁验田、按里甲轮当，但明中叶后里甲之间贫富悬殊，贫富不等的里甲却要负担相等的徭役，势必造成“富里之民虽田盈千亩一役不沾，患里之民虽无立锥，且充数役”3。其次，均徭佥派的依据是《均徭文册》，它是对黄册失实的改革，然而明中叶由于富豪贿赂胥吏以避重役，《均徭文册》造册之时以上作下，以亡为存，故其登载失实，有司“只凭籍册，漫定科差”，致均徭负担不均。为了改革均徭弊端，十段册法应运而生。 十段册法又称十段锦法，其内容在各时各地颇有差异，然其主要方式不外两种，一曰十段田法，它不再采取里甲轮流服役之法，而是通计一县丁粮，将其均分十段，每年提编一段。丁田互折，力差亦折合为银差。一曰提编法，“算该每年银力差各若干，总计十甲之田派为定则，如一甲有余则留二三甲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乡宦免田，十年之内止免一年；一年之内止于本户。寄庄田亩不拘同府别府，但已经原籍优免者，不再免。”4十段册法的最早执行者当推南直隶人盛颙，史载：“成化改元，（盛颙）由进士历官知邵武，先是徭役多从里胥推举，奸弊万端。颙乃通扣一县丁田数十甲，以一年丁粮应一年徭役，周十甲而复始，民甚便之。”1可见早在成化时十段册法即已在福建试行。正德中常州府武进县同知马某也曾“议将一县田地均分十段，别造十段文册，每年编审一段。初甚便之，而后造册之时，富民巧为规避，人户消长参错，多有产去差存者，讼牒纷纷，官民病焉”2。遂革而不用。嘉靖十六年李元阳任福建御史，在全闽推行十段法，“概一县〔丁粮〕之数，酌什分之一，今年盈则捐明年不足，缩则益取6《明神宗实录》卷六八。 1李士翱：《钦奉敕旨陈言民情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九。 2万历《常山县志》卷八《赋役表》。 3天启《海盐图经》卷六《食货篇第二》。 1嘉靖《邵武县志》卷十二《名宦》。 2万历《武进县志》卷三《钱谷一》。 诸今年之有余”3。嘉靖二十九年苏州知府金城亦议立十段均徭。嘉靖二十九年后，虏患倭寇迭相交乘，十段册法（提编法）被采用作筹款方法之一种。嘉靖四十四年直隶巡按温如璋亦仿十段锦册法（提编法）以防“品官优免太滥，诡寄日滋”4。嘉靖四十年至隆庆元年，浙江巡按庞尚鹏推行的十段册法最有成效，“臣（庞尚鹏）自祗役以来，即议立十段锦之法，通行各府州县。查将十里内丁粮，除四甲已经编过外，未编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凡官吏举监生员军灶匠丁系例应优免者，即将应免之数开列册前。如或各甲内俱有丁粮，从一甲内优免，其余免剩者造入册，与民一体编差”5。隆庆二年江南巡抚林润将十段册法加以整顿，“合无行府吊取各县十段丁田，逐一查理，裒多益寡，务得其平。除已应役外，其未轮年份各候该年，即有过割不得规避。一年止编一段，即有别故，不得擅提下甲”1。迨至万历初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十段册法被一条鞭法替代。 十段册法不是对均徭内含役目的改革，而只是对均徭编审对象和轮役方式的改革，但是它在清核一县丁粮基础上，或以丁折田，或以田折丁，将全县该年应派的徭役一并折银，扣除优免外，推算每丁、每亩应摊徭银，然后将核实的全县田土均分为十段，依段轮役。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均徭法执行中富户贿赂吏胥避重就轻的弊端，而且也抑制了优免冒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赋役的均平，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3乾隆《尤溪县志》卷五《赋役》4《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5庞尚鹏：《题为厘弊以均赋役》，《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第四节万历清丈与一条鞭法改革万历清丈明中叶以来的赋役制度的改革探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积极成果。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改革仅限于局部地区，且多为阶段性成果，因此很不彻底。朱明朝廷的财政危机未能根本解决，全国赋役不均的状况依然严重，客观现实要求执政者必须将赋役制度的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历史将此重任落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的张居正的肩上，于是便有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清丈土地和推广一条鞭法。 清丈土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明中叶以后，皇亲、勋臣、贵戚“恃宠挟恩，奏求田地”1，皇庄、王庄、贵族庄田风云而起。缙绅地主推波助澜，广占田土，从而在全国刮起兼并土地的狂潮。土地是封建皇朝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有土此有财”，赋自田出，有田即有役，但是由于这批人享有优免赋役的恩赐，钦赐土地例不纳粮当差，文武官员亦论品优免，“官员之家率得优免，遂致奸伪者多诡寄势家”2。从而使得国家控制在籍的纳粮当差地大大减少。“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3。对于在籍的纳粮当差地，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飞洒”、“花分”盛行，放大户而勾单小，结果造成“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4。小户力薄难撑，举家逃亡。赋役不均遍及各地。 为缓解财政危机，实现赋役均平，一批有识之士率先发出清丈土地的呼声。嘉靖九年，桂萼提出清丈土地、核实田亩。嗣后郭化弘、唐龙、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的对策方略尤力：“请责州县官，于农隙时，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统间鱼鳞凤旗之式，编造图册，细列元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官为覆勘，分别界址，履亩检踏丈量，具开垦改正豁除之数，刊刻成书，收贮官府，给散里中，永为稽考。”5另外还有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吏在局部地区业已开始清丈土地的试点，如嘉靖十至十四年邹守益在江西安福、安如山在河南裕州进行的清丈土地的尝试，嘉靖十五年王仪在苏州主持的丈田均粮运动，嘉靖十八年欧阳铎在应天进行的清理虚粮、清查隐匿田亩的赋役改革，嘉靖二十六年嘉兴府海盐县令民自守田粮，嘉靖三十一年刘起宗在宁国府清理虚赔钱粮，隆庆元年杭州府海宁县令1《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 2《明孝宗实录》卷二○○。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4罗仑：《与府县官上中户书》，《明经世文编》卷八四。 5《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许天曾的清丈田粮等等。其中“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1。张居正在总结前人清丈经验的基础上，于万历八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丈土地的运动，史称“万历清丈”。 张居正深谋远虑，刚毅明断，清醒地认识到明皇朝已成“将圮而未圮” 2的摇摇欲坠的大厦，为挽狂澜于既倒，张居正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认为造成财政困难、社会危机的原因在于“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贵，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3。鉴于此，在政治上，张居正强调“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他立考成，饬吏治，整顿边防，综核名实。 在经济上，针对“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4的状况，张居正打算通过丈量，使土地“皆就疆... 14 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5。可见，东汉以后，通往印度、大秦的海上交通路线有所发展。 对南海诸国的交通汉代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大秦、安息等国交往外，还通过番禺同南海诸国有经常性的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云“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庐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庐国。自夫甘都庐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齑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里涉及的南海诸国，究系今之何国何地，国内学者劳干、岑仲勉及国外学者日本之藤田丰八等人，各持一说，分歧不小。细观其路线，似有二道从合浦在东、日南之象林在西的情况看，自中国往南海诸国，似为先向东南行，再折而西行，先后经都元国、邑庐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庐国、黄支国。黄支国为西行终点，这是东道，也是去道。从合浦出发，到黄支国，共需时十二个月到十三个月之间。然后从黄支国返回中国，途经皮宗国而抵日南，需时约十个月，是为还道，也是西道。从上述的行程、方向及方位准之，所谓都元国、邑庐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庐国及黄支国，可能即今之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及爪哇等国家和地区。然后从爪哇向北，经今日之新加坡、马来半岛返回中国日南郡的象林县。以此言之，西汉武帝以后，我国与南海诸国及今日印度支那的水路交通线便已开辟，且专门设置了“译长”从事翻译，足见其贸易往来之经常性。到三国时期，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航，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其航行之速可以想见。至于郭璞《江赋》，谓当时江南的商业，“舳舻相接，万里连樯，沂泗沉流，或渔或商”2，及孙绰《望海赋》，也说当时“商客齐畅，随流往还，各资顺势双航同悬”3，均多少反映出当时海外交通兴盛的概况。至于印度支那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在汉代开始同我国建立了交往关系。 如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4这里的“蛮夷”，虽未指明为何国何人，因在日南郡云南，应包括今老挝、柬埔寨等国在内。同一事，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作“日南徼外蛮夷究5《后汉书·西域传》。 《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吴时外国传》。 2《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 3《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 4《后汉书·章帝纪》。 不事入邑豪献生犀、白雉。”有人认为“究不事”即今柬埔寨之异译。又东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3年），“日南徼外叶调国、禅国，遣使贡献。”5则今缅甸等国也已遣使来我国。这些日南徼外之国的来华，是由陆路还是水路，虽不甚明白，但随着这些使节的来华，我国通往印度支那地区的交通路线从此得以开辟。 对朝鲜、日本等国的交通秦汉时期北方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则开发更早；与朝鲜、日本等国的水陆交通联系，更为频繁。早在战国时，齐宣王、燕昭王之世，曾“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神山，名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始皇“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2《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瀛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住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有至会稽市易者。”又《史记·正义》引《吴时外国传》云“亶洲，去琅邪万里。”因此，有人谓此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岛。由上可见，自战国以来，我国大陆与近海地区确已有海上交通。至于朝鲜、日本等国，与我国的交往更多。据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之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或名之曰秦韩。”3按辰韩，在朝鲜半岛之东南部，即后之新罗国地。又如秦末“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朝鲜“避地者数万口”。其首领有燕人卫满者，率之击破当时的朝鲜，遂为朝鲜王4。西汉诸吕之乱时，东汉王景的八世祖王仲，惧祸及己，“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汉武帝于公元前09年至前08年派兵灭卫氏朝鲜时，其中有“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赴朝鲜者五万人2。至于日本，“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3。由上可见，从我国沿海地区由海道赴朝鲜、琉球、日本以及陆道去朝鲜等东方邻国或地区者，不仅时间甚早，而且人数不少，秦汉时为尤甚，足见秦汉的对外水陆交通确有发展。海上的交通工具从秦汉时期水路交通工具的发达情况来看，也反映出这时海运之发达。 我们知道，海运离不开大船，而且这时的运输船只，往往同战船不可分割。一般说来，当时的战船已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叫做楼船，为载兵水战之5《后汉书·顺帝纪》。 《史记·封禅书》。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后汉书·东夷传》。 4详见《汉书·朝鲜传》及《后汉书·东夷传》。 《后汉书·王景传》。 2《汉书·朝鲜传》。 3《后汉书·东夷传》。 船；还有“戈船”，也是武装战船；有的叫“先登”，相当于冲锋船；有的叫“斥候”，相当于侦察船；更有的叫“艨冲”，也是战船的一种；此外，还有赤马扶船和重武装船——“槛”4。战船名目之多，不仅见其分工之细，亦可见其建造之精。又《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汉官殿疏》，谓汉武帝曾造大船，有一种被称为豫章大船的，可载万人，船上有宫殿。又《释名》谓汉代船只有二层、三层、四层之分，二层者谓之“庐”，三层者谓之“飞庐”，四层者称为“爵室”。景帝时的吴国，取江陵之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汉末公孙述“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因以帛饰其兰槛，故名2。三国人张揖的《广雅》，谓两汉三国时之船，有艆、舟、艧等不同名目的航海大船3。造船业的发达和船名之多、船只之大，既是海运发展的条件，又是海运发展的结果。 秦汉时期在交通发展上的历史性成就总之，秦统一中国后，为国内外水陆交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秦始皇建的驰道与直道，为汉代的国内陆路交通奠定了基础。西汉以长安为中心，向西经天水、陇西、金城、河西走廊，渡玉门关与阳关而通西域，远至地中海滨。自长安向西北经云阳、安定而至北地；向北则自栎阳、上郡、西河，以达五原，均为战略路线，在同匈奴的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由长安向东北，则自华阳渡河，至河东，经太原，再北至于燕、代。自长安向南，自郿以南为斜谷道，自陈仓以南为陈仓道，由杜陵而南为子午道，三者皆会于南郑，再经剑阁而入巴蜀。自长安向东，经函谷关而达洛阳，再东达于海滨。从洛阳折而东南行，可抵江淮；折而南行，经登封、方城、南阳，可达江汉；转而北行，渡河抵幽、冀。其中河西走廊之张掖，又是一个交通中心，从这里向北，可达肩水、居延，有驿道、亭、隧之便；向南经大斗拔谷，可入青藏。东汉因之，无多变化，唯中心由长安移到了洛阳。通西域之道，自和帝以后虽有阻绝之势，但沿海的海上交通却代之而兴，可远通大秦、安息、印度，又可南下南海诸国，东至朝鲜、日本；内地航运也随之兴盛，为三国以后水路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汉时期在国内外水陆交通方面的成就，形成如此四通八达的局面，它的成就是空前的，可以说，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4均见刘熙《释名》。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2《后汉书·公孙述传》。 3据王念孙疏正本。 第八章户籍制度户口版籍制度，是统治者控制社会人口的手段。有了它，就有了制定法令、征发徭役、课取赋税和分配权力的依据，更有了加强控制、防暴止乱和彼此监督以巩固统治的基础。因此，商鞅主张“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东汉人仲长统也说为政之道，必须“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2。三国时，魏人徐干的《中论·民数》讲得更明白，他认为官府掌握“民数”，目的在于“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以此之故，治秦汉史实有研究其户籍制度之必要。殷周户籍之制，已很渺茫。后世行之者，大都上承商鞅变法后之秦制。因而研究秦汉户籍制度，更有明历代户籍制度渊源的作用。 《商君书·境内》。 2《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提益》。 第一节秦的户口版籍之制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秦的户籍制度的开始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伍”之上是否有“什”，尚不得而知。但到了秦孝公时期，就确知“伍”之上还有“什”的组织，即每十家为一“什”。《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索隐》曰刘氏云“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也。”“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正义》释“什伍”曰“或为十保，或为五保。”同书又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显然是连坐法的具体内容。因此，不论是五家为保还是十家为保，知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时，已确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关于户口编制的“什伍”组织系统，借以实行互相监督的什伍连坐之制。 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的秦简，给我们提供了商鞅变法后确已实行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的新材料。秦简中的《秦律》（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及《封诊式》）简文，多次提到“伍”及“伍人”，《秦律杂抄》中的《屯表律》中一次提到“什伍”，《法律答问》两次提到“即伍人谓也”的“四邻”。此外，法律还有“伍人相告”必须属实的规定；也有“什伍”组织必须对于回乡兵士弄虚作假者进行告发的规定，如果“什伍知弗告”者，“赀一甲，伍二甲”（见《屯表律》）；还有对百姓傅籍时弄虚作假而“弗告者”，“伍人，户一盾”（见《傅律》）的律条。所有这些，无一不证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确有按什、伍编制户口的制度，也有同伍、同什必须互相纠举连坐的法律，表明《史记》所载不诬。值得注意者，是秦律简文透露了较《史记》所载更为详细的情况。首先，以什伍连坐的法律而言，对同犯人同什的人的惩罚，要轻于同犯人同伍的人的惩罚。如《屯表律》关于逃避兵役者规定，“屯长、什伍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意即与逃兵同什者弗告只罚出一甲，而与逃兵同伍的人弗告则要罚出二甲。可见同伍的连坐重于同什的连坐。其次，秦律告诉我们每伍的头目叫做“老”，而且对头目的惩罚又重于一般“伍人”。这从《傅律》关于百姓傅籍时“敢为作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皆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规定中清楚看出，因为在这里，“典、老”与“伍人”并举，且同犯一罪而惩罚轻重不同。又《法律答问》有某甲因遇盗而呼号，“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时，对于“四邻”，可以不追究，而对于“典、老”，虽然外出不在家，也在论处之列。可见对于“典、老”的惩罚，确重于“四邻”即同伍之人。其三，官吏享有不连坐的特权。《法律答问》云“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意即当官吏在官府有事时，与他们同伍的人犯了罪，官吏不在连坐之列。其四，有爵位达到“大夫”一级者，不同一般平民同伍。《法律答问》云“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意即为数不多的大夫爵获得者，不应当与其他人合编在一伍。所有这些内容，都为《史记》及其他关于秦的记载所无。据此，知什伍连坐制，仅仅是适应于秦国一般平民的户籍制度和法律规定。 什伍组织之上，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里”。“里”的头目叫什么名称，史书无载。《秦律》中有“典”与“老”并称。“老”既为伍之首，则“典”有可能是“什”之长，也有人认为是“里典者。” 用强制手段迫使一般平民建立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是秦的户籍制度的又一特征。《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用商鞅变法时，制定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规定，这显然是为了取缔大家族制下的大家庭，鼓励小家庭的建立，以发展小农经济。 户籍的申报为了编制户籍，官府还制定了一整套申报户籍、迁移户籍和除去户籍的法律程序。前引《商君书·境内》所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就是关于人人必须登记户口，生则著籍和死则削籍的规定。人人必须在官府的户口册上登记户籍的制度在秦简中也有反映。《秦律杂抄》中有《傅律》的名称，所谓“傅”，《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因此，所谓《傅律》，就是关于登记户口而准备服役的法律。据《傅律》内容有“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的规定；又有“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条文。这表明百姓“傅籍”时，既有隐瞒人口的情形，又有以小报老和以壮报残的事实，而且要经过“占”即自报的手续。如果“傅籍”不是登记户口，也不是为了征发徭役，又何至于出现“匿敖童”和“占癃不审”等“敢为诈伪”的行为呢？又有什么“不当老”而“请老”的必要呢？因此，《傅律》确是关于登记户口以备服役的法科，而且登记时是由户主自报和经典、老审查的，如有不实，自报者与审查者都要受到惩处。 “削籍”的规定，也见于秦简，而且是一种惩罚。《秦律杂抄》中的《游士律》规定“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意即凡帮助秦人越出国境者，在户籍上除名，如果其人有“上造”以上爵，则罚为鬼薪，如果是有“公士”以下爵，则刑为城旦。可见这种“削籍”，与“死则削”不同，它是一种政治上的惩罚，即不承认其为一般自由民的身份，而另入刑徒名册。 居民要迁徙户口，必须向官府办理“更籍”手续，方为有效。秦简《法律答问》简文云“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意即甲要迁居，请求吏迁移户籍，吏推脱不办，致使甲受到耐罪或罚款处分，吏是要受到罚款二甲的惩罚的。由此可见，居民要迁居，必须向官府申报，经过批准，并办理迁移户籍的手续；如果不办“更籍”手续而擅自迁移者，要受到法律惩处。由此可以想见，所谓“更籍”，不仅是改变户籍的地址，而且意味着有迁移证明之类的东西。《秦律杂抄》的《游士律》中，有“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的规定。所谓“游士”，是指无固定住址的游食之士，“亡符”，即没有身分证明。流动人口尚且需要有身份证明，则迁移户籍自然必有证明。这种迁移户籍必办“更籍”手续和取得迁移证明的制度，反映出户籍是不许随便迁移的，这同《商君书·垦令》中所说的“令民无得擅徙”的规定是一致的。 在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并不是所有民户都允许单独立户的。一般说来，允许立户的对象必须具备如下的一些条件第一，必须不是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方可单独立户。秦简《为吏之道》简文尾末附有《魏户律》，其中明确规定“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秦简中滥入《魏户律》的这一条文，表明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这些人，在魏国不能单独立户的情况，对秦国也同样适用。第二，立籍的对象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或者是官府授田的对象。秦时存在名田制度，自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制度后，就意味着私有土地在秦国的合法化。因此，这些土地的拥有者，就成了必须登记户口的对象，通过户口的登记，官府才有可能对他们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和“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政策。另外，就是官府的授田对象。据秦简《田律》，秦确实行了“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的授田制度。根据授田多少，不论垦种与否，一律课以“顷入刍三石、稾二石”的租税，可见授田民都是受官府控制的课户。反之，象上面《魏户律》规定的“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在“勿令为户”后，接着就是“勿予田宅”，即不给予土地。这就更反证授田民户是可以单独立户的。还有《商君书·徕民》讲到三晋的“宾萌”，是一些“上无通名，下无田宅”的人。他们的不向官府登记户口，同他们没有任何土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岂不进一步说明单独立户者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和官府的授田对象吗？ 户口册的内容秦时户口册的内容，史籍虽无正面记载，却可以从有关资料中寻觅其梗概。首先，户口册必须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其家内人口的情况。秦简《封诊式》简文的《有鞠》一目，讲到男子某受到审讯时，供称他是“士伍，居某里”；然后由审讯机关去查证其姓名、身份、籍贯是否属实，谓之“定名、事、里”。“名、事、里”在当时法律中成了一专门术语，可见它是户口登记时的必备项目。其二，户主及家内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必须在户口册中注明。秦简《秦律杂抄》中的《傅律》规定百姓傅籍时，“匿敖童”、“占癃不审”、“不当老”而请老等等弄虚作假行为是不允许发生的，这显然表明百姓申报户口时有诈老、诈小和以健康人作残废人登记的情况存在。如果户籍中没有年龄、健康状况等项目，又何来诈老、诈小和“占癃不审”呢？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年）“初令男子书年”，则更是明显的必须登记年龄大小的铁证。其三，必须在户籍中注明其祖宗三代的出身情况前引《为吏之道》简文中滥入的《魏户律》，有“假门逆旅”及“赘婿、后父”，必待“三世之后，欲仕仕之”，否则是不许为官的。即使如此，“仍署其籍曰故某闾赘婿、某叟之乃孙”。由此可见，“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虽然不许他们同一般平民一样立户，却有特殊的户籍，而且其内容确有载明其祖宗三代出身情况一目。另外，另立市籍的商人，也得注明其本人为商人、父母为商人及大父母为商人等情况，应当也与赘婿之户籍相同。其四，家庭财产与类别，也可能要记入户口册。《封诊式》中的《封守》爰书，讲到有关官府查封被审讯者的家财《史记·商君列传》。 时，其中包括被审讯者的家室、妻、子、臣妾、衣服、器用和牲畜，还有一间堂屋，内间卧室，皆用瓦盖、木构齐备及门前桑树十棵等记录。《封守》爰书虽不等于户口册，但没收犯人家财时，必以户口册为依据。那么家内财产的多少与类例，也应是户口册的登记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公元前2年）条，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规定，可能也与户口册的登记内容有关。其五，也可能有户内成员的身高记录。如《封诊式》的《封守》爰书，讲到没收被审讯者的家财时，还有“子小男某高六尺五寸”的话；《仓律》讲到隶臣妾时，也有“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的规定，都反映户籍有身高记录。综而言之，秦的户籍登记，约有户主姓名、身份、年龄、籍贯、身体特征、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也可能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 民户户籍和特殊户籍秦时除有一般的民户户籍外，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特殊户籍。民户户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为“故秦人”，即秦国境内土生土长的民户。《史记·灌婴列传》谓“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军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又《商君书·徕民》也讲到秦国招诱三晋之民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这里两次提到的“故秦民”，就是秦国的土著居民。二为外来人相对于土著居民，就有不同的称呼，总称为外来人。如称三晋之民到关中者为“新民”，在秦简《法律答问》中，称这种从外地迁入秦国境内的人口为“臣邦人”，有“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的规定。“臣邦人”中，又依据其不同情况而被区分为“真臣邦”与“夏子”两类。所谓“夏子”，即“臣邦父、秦母”所生，也就是“故秦人”与“臣邦人”的混血儿；所谓“真臣邦”，即“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为真”，也就是其父母都是臣属于秦国的外邦人和出生在他国而随父母入秦定居者。既然秦的法律把“故秦民”、“新民”及包括“夏子”和“真臣邦”在内的“臣邦人”区分得如此清楚，而且有不同的地位与待遇，如“新民”只能“给刍食”而不能当兵，那么，这种歧视外来人的措施，必在户口册上也有所反映。否则，又何以知其为“故秦民”与“新民”呢？李必、骆甲已身为汉兵，又何必以曾为“故秦民”而忧虑呢？由此可见，在平民户籍的大类别上，必有“故秦民”与“臣邦人”的划分。 在特殊户籍中，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属于王族的“宗室籍”，属于贾人的“市籍”以及其他贱口的户籍等。关于“宦籍”《史记·蒙恬列传》云“（赵）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此为官吏有宦籍之确证。这种官吏另立户籍的制度，似始于商鞅变法之时，故《史记·商君列传》云赐爵制度实行后，出现了“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局面，《索隐》曰此“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也。”由此可见，所有因军功获爵而为官者，是有其特殊的户籍的。关于有爵者的爵籍，可以从秦简中获得启示。秦简诸法律简文，多处讲到各种拥有不同爵级者所应享受的传食、减刑和豁免等特权，如果有爵者无专籍，又何以证明呢？且《法律答问》有“大夫”不与一般平民同伍的规定，已于前述，岂不也可证明有爵者有不同于平民的特殊户籍吗？这种户籍，由于史书无专名，姑名之曰爵籍。关于“弟子籍”，其名见于《淮南子·道应训》“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又秦简有《除弟子律》，似为关于任用官吏子弟为官的法律。结合《除弟子律》关于“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的规定看，表明官府确有官吏弟子的专籍，而且同委任他们为官吏有密切关系。又《秦律杂抄》中的《佚名律》规定“县毋敢包卒为弟子”，违者，“尉赀二甲，免；令，二甲”。所谓“包卒为弟子”，即私藏兵卒而冒称为县令、县尉的弟子。以此观之，则作为官吏弟子，可能有某种免役的特权。综而言之，秦时确有为官吏子弟设置的“弟子籍”，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为官的权利，又有某种免役的特权。关于“宗室籍”，《史记·商君列传》云商鞅变法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索隐》曰“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由此可见，王室宗族确另立户籍，谓之“宗室籍”。关于贾人的“市籍”的问题，详见《汉书·晁错传》。晁错于汉文帝追述秦的戍边之制时说“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这说明贾人有“市籍”，确系秦制。至于赘婿、后父等身份卑贱的人，从前引《为吏之道》中滥入的《魏户律》来看，表明他们确实是于平民户籍之外另立户籍的，不过他们的户籍叫什么籍，史书缺乏记载，秦简也无反映，只得统称之为不同于平民户籍的特殊户籍。 如上可见，秦的户籍制度，自商鞅变法之后，日趋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也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还作出了不许擅徙，徙时必经审核和必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此外，关于户口登记的具体内容，似也有一定的规格。因此，秦的户籍制度，是秦的统治者向劳动人民征发徭役的基础和课取赋税的依据，也是不许平民任意迁徙和惩办逃亡犯的办法，还是剥削阶级监视劳动人民和加强统治的工具，更是官府区分官吏、宗室贵族、平民、商贾以及各种贱口的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手段。从而这一制度，对于巩固秦皇朝的集权制度起了杠杆般的作用，构成了整个剥削制度和统治办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汉代的户籍制度及其演变秦汉户籍制度的同异“汉承秦制”，在户籍制度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史记·萧相国世家》谓刘邦入咸阳后，萧何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由此可见，在西汉政权建立之前，就已作好继承秦的户口版籍的准备，及西汉政权正式建立，萧何又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户律》。其内容虽已不得详知，但从现存汉代史籍中，仍可窥见其继承秦制的某些迹象。例如以平民的户口登记来说，汉代也叫“傅籍”。如《汉书·高帝纪》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条，有“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的记载。同书《景帝纪》二年（公元前5年）冬十二月条，有“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的规定。以户口的编制方式来说，也与秦制基本相同。《续汉书·百官志》云“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续汉书》所载虽为东汉之制，但东汉之制直接承西汉而来，可证西汉之制也是如此。这表明西汉不仅在什、伍、里的户口编制系统和所管户数多少等方面，均同秦一致；在什、伍居民互相纠察、监督方面，也同于秦制。所不同者，仅西汉废除了什伍连坐之律而已。以伍、什、里户口编制系统的头目名称来说，秦时“里”曰“里正”，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右》，或谓为“里典”。西汉也谓之“里正”，见《汉书·尹赏传》。东汉谓之“里魁”。关于“什”，史书缺载其头目名称，《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损益》谓为“什长”。关于“伍”，其头目秦谓“老”，同伍之人谓之“伍人”，已见前述。西汉“伍”的头目也叫“老”，同伍之人也叫“伍人”，亦见《汉书·尹赏传》。东汉仲长统称“伍老”为“伍长”。此为汉代伍、什、里头目名称与秦制异同之梗概。此外，在户籍的类别方面，汉代也存在一般平民户籍与各种特殊户籍的区分。特殊户籍中，也有“宦籍”、“宗族籍”及“市籍”等名目，而增加了封通侯者的“通侯籍”、诸侯的“侯籍”2、宫廷后妃的“后妃籍”3及“博士弟子籍”4等名目。这些都是在秦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然而，汉代的户籍制度，也有不同于秦制的地方。以户口册的名称来说，汉代称为“名籍”，如居延汉简屡见“戍卒名籍”，“廪名籍”、“赐劳名籍”及“戍卒家属名籍”等名目。但在史籍中，往往称户籍为“名数”。如《汉书·高帝纪》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颜师古注曰“名数，户籍也。”同书《石奋传》载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07年）山东“无名数”的流民多达四十万人。东汉也是如此。如在《后汉书·明帝纪》、《章帝纪》及《和帝纪》中，屡见“民无名数”及“流人无名数欲占者”等说法。李贤注曰“无名数，谓无文薄也。”这可见，“名数”确是汉代对户籍的通称。以登记户口册的居民称呼来说，汉《汉书·高帝纪》。 2《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3《史记·外戚世家》。 4《汉书·儒林传》。 代也不同于秦时。秦时称一般的民户为“百姓”，多见于秦简；又称为“民”、“庶民”或“黔首”，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而汉代则第一次使用“编户民”的名称。《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临死时，吕后对审食其说“诸将与帝为编户民”，即可为证。查刘邦诸将，或为富室地主，或为“屠狗”、“贩缯”者，或为刑徒，或为狱吏，连他自己也不过是泗上一亭长，时有解送刑徒去咸阳之役，可见这些人大都是平民百姓，故“编户民”实为一般平民户的通称，也就是当时所谓“庶民”的代名词。又《史记·平准书》云“汉初，齐民无盖藏。”这里的“齐民”，也就是“编户民”。因此，后世往往把二者合而为一，称为“编户齐民”。其所以名曰“编户民”或“编户齐民”，大约他们的户口版籍被排列在一等的缘故。但是，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若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不能不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 汉代户等的划分汉代的户等划分，大致可区分为“细民”或“小家”、“中家”与“大家”三个等级。三等的划分，大体系依据资财多少，但又不十分严格，且无明确的划分标准与界限。大体言之，其家赀在三万以下者，属于“细民”或“小家”。《汉书·儿宽传》载宽任内史时，每逢输租，“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缀属不绝”。此处之“大家”、“小家”，只是一个笼统的富家与贫民的意思，并无严格意义的户等之分。然而，象《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三月诏中所说的“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等语，多少反映出下等户的财产标准。这里的“赀不满千钱”的贫民，可能是下贫户（即小家）赀财的最低标准。因为《汉书·成帝纪》鸿嘉四年（公元前7年）条，有“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的记载；同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条，又有“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的诏令。以此言之，其赀财在三万、二万以下乃至不满千钱者，均为下贫之户，可以享受虚假的优惠待遇，这自然都属于“小家”。至于“中家”，意即有中等赀财之家。“中家”之名，屡见于史籍，如《汉书·食货志》谓武帝用杨可告缗，使“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同书《桓谭传》亦有“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赀，中家子弟为之保役”的话。史籍里提到的这些“中家”，虽无固定的财产标准，但“中家”的财产标准也约略可寻。《史记·孝文本纪》谓文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这里的“中民”即“中家”。中民十家之产为百金，则一家之产约值十金。据《汉书·食货志》云“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则“十金”为钱当十万。可见“中家”的财产标准一般为十万钱。再结合前引《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中“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的规定来考察，则十万钱可能是中家之资的最高标准。我们知道，汉代是实行过计赀纳税制的，所纳税名谓之“訾算”，也叫“算赀”。《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公元前42年）条云“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这是景帝对按纳“訾算”多少《汉书·食货志》及《史记·货殖列传》。 任用官吏制度的改革。他把原来纳訾算十始得官的办法，改变为纳訾算四便可为官，目的在扶植家赀较少的廉士有作官的机会。所谓“訾算十”与“訾算四”，据应劭的解释，为每万钱纳訾算一算，则“訾算十”者为家赀十万钱；“訾算四”者为家财四万钱。以家财多少作为选任官吏条件的制度，其所以恰恰定“訾算十”乃得官，正因为家赀十万是中家的最高财产标准。景帝之所以降到“訾算四”，是以“中家”的最低财产为标准。因此，综而言之，“中家”的财产标准有可能是四万钱以上到十万钱。关于“大家”，其财产标准至少在十万钱以上，又可称为“高赀富人”。《汉书·地理志》谓“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猾并兼之家于诸陵。”同书《宣帝纪》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条又云“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由此可见，“高赀富人”都为家资在百万以上者，亦即“大家”中之“大家”。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奢侈到了极点，据《盐铁论·散不足》所云，他们“连车列骑，骖贰辎軿”，其中“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又宋人洪适《隶释》卷十五《郑子真宅舍残碑，载东汉熹平四年（公元75年）时的情况说“□所居宅一区，直百万。”他们一马之费，“当中家六口之食”；一区居宅，即值钱百万，“大家”之富可知了。 居延汉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大家及小家的财产状况的实况。兹举二例三堆■长居延西妻妻宅一区直三千妻妻一人道里乘徐宗年子男一人田五十亩直五千男子一人子男二人五十徐宗年男同产二人用牛二直五千子女二人五十女同产二人男同产二人女同产二人（《居延汉简甲编》8《甲乙编》24·） 公长■得广昌里小奴二人直三万用马五匹直二万宅一区万侯乘礼忠年卅大婢一人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田五顷五万轺车二乘直万服牛二六千·凡赀直十五万（《居延汉简甲乙编》37·35；《甲编》无此简） 此二简，分别记录了徐宗与礼忠二人的家财多少以及各项财产的名称，且礼忠简最末有“凡赀直十五万”语，可见这是关于家赀的登记册，即计赀名籍。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按家赀多少“算赀”。其中徐宗一户，人口甚多，而全部赀财仅值一万三千，显然属于“小家”之列；而礼忠一户，未列其家人口，仅列举了其家财产项目，合计值钱十五万，应属于中家以上之赀，已近入“大家”行列，只是没有百万钱以上的“高赀富人”富有罢了！根据这两个实例，可证汉代确有按财产多少而划分户等并籍以征收“訾算”的制度。汉代的“名数” 在汉代“名数”（即户口册）的内容方面，虽有同秦制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发展与变化，甚至不同的“名籍”有不同的登记内容。首先，象上述居延汉简中的计赀名籍，要求载明户主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爵级、各项家财的类别名称和估价，特别要突出家财类与估价，有的还要求写明家庭人口数量。其次，如果是“戍卒名籍”，则要求写明姓名、职务、爵级、籍贯、年龄等项，如“戍卒张掖郡居延广都里大夫虞地年卅四”、“戍卒张掖郡居延当遂里大夫殷则年卅五”2及“戍卒梁国已氏显阳里公乘卫路人年卅”3，便是例证。其三，如果是隧长、侯长等低级官吏的名籍，则除了要求写明姓名、职务、爵级、籍贯、年龄等项外，还要写明任职单位或地区，如“止北隧长居延累山里公乘徐殷年卅二”4及“止北隧长居延累山里公乘叶道年廿八”5等便是例证。其四，如果是记录官吏功劳的名籍，则除上述内容外，还要加上劳赐的等级、数量与特长，如“张掖君延甲渠塞有秩土吏公乘段尊中劳一岁八月甘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其五，如果是戍卒家属廪名籍，则除了要求写明何隧卒姓名，还必须分别写明其家属妻、母、弟、子、女等的名号、年龄、各用谷多少及总用谷多少等项，如“第四隧卒伍尊，妻大女女足年十五，见署用谷二石九升少”7，即其证。其六，如果是官府要追捕的逃亡犯名籍，则除了必须写明其姓名、籍贯、年龄等项，还必须加体貌特征及身长尺寸等，如“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8及“■都里不更司马奉德年廿长七尺二寸黑色”9等即可为证。甚至官府还专门规定了逃亡犯名籍的内容，居延简所谓“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士亡者，具署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初亡月日、人数白报。”这大约是最标准的追捕名籍。但是，不论各类不同名籍的用途与要求如何不同，它们都作为名籍的一种，都有共同的内容必须写明，这便是上述各类名籍中的姓名、籍贯、爵级、住址、年龄等项。正如《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公元前年）九月诏中所说“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颜师古注曰“名，其人名也；县，所属县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这就是说，名、县、爵、里这些项目是囚犯名籍所不可缺少的，也是其他名籍所必备。故居延汉简中常有“劾书名县爵里”2、“■县爵里年姓官秩也”3及“鞠系书到，定名县爵里年■”4的说法。从这个基本点来说，汉代犯人名籍同秦制犯人之必须“定名事里”者相同。 汉代户籍的迁移关于汉代迁移户籍的制度，史书缺乏记载，居延汉简又为我们提供了这《后延汉简甲编》（以下简称《甲》）234号简。 2《甲》759号简；《居延汉简甲乙编》（以下简称《甲乙编》）33·9号简。3《甲》35号简。 4《甲》25号简。 5《甲》30号简。 《甲乙编》57·号简。 7《甲乙编》55·20号简；《甲》392号简。 8《甲》38号简。 9《甲》794号简。 《甲乙编》303·5号简。 2《甲乙编》7·3号简。 3《甲乙编》4·27号简。 4《甲乙编》239·4号简。 方面的材料。兹录一典型的户籍迁移如下“建平五年八月□□□□□广明乡啬夫客、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作都亭部，欲取□□。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甲》982，《甲乙编》505·37，即简正面文字）“放行”（《甲》982b，《甲乙编》505·37b，即简背面文字）这是同一枚简的正面与背面的文字。细观此简，表明它是一个典型的户籍迁移证明。其内容的大意是这样西汉哀帝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按建平只有四年，可能是边郡地区尚不知晓）八月，广明乡的啬夫名客者，同假佐名玄者报告上级，说善居里男子丘张，自称其家在居延都亭部买了一份客田，因而请求迁移到居延，经过查问，丘张等人的更赋已经完纳，可以开具证明移居居延。据此可知第一，汉代“乡啬夫”和其助手“假佐”，是掌握一乡户籍大权的官吏，百姓要迁移户籍，必须经过“乡啬夫”的批准，并由“假佐”办理迁移手续。第二，要迁移者，首先自己提出申请，说明迁移理由。像丘张一样有田地在居延，请求迁到居延就近耕作，理由无疑是正当的和充分的。第三，迁移户籍的申请能否获得批准，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迁移者必须缴纳了更赋。第四，一经批准迁移，就由所在乡给被迁住的乡开具证明，即“当得取检谒移居延”，迁移方为有效。“乡啬夫”的这一职权，虽同《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乡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有一致之处，但也可以补充其掌握户籍之功能，却同《续汉书·百官志》谓乡啬夫“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贪富，为赋多少”的情况基本相同。因此，可证西汉、东汉的乡啬夫的职掌是相同的，即都有掌管一乡户籍的权力。凡申请迁移户籍者，必须有正当理由，而且要经过批准，开出证明，方为有效。这显然是秦的更籍制度的发展。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云凡“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颜师古注曰“舍匿，谓容止而藏隐也。”又王充《论衡》有“汉正首匿之罪，制亡从之法”的话，《后汉书·梁统传》谓西汉武帝“重首匿之科”。可见“首匿”之法，西汉武帝时便已有之。何谓“首匿”呢？据《急就篇》注，谓“为头首而藏匿罪人也。”由此可见，农民流移、逃亡和私家隐匿逃亡者，都是汉律所严格禁止的。居延汉简中屡见追捕逃亡犯的名籍，就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其实，汉代的这些作法，也多本之于秦。秦简中有取缔“游士”的《游士律》；有“有秩吏捕阑亡者”的事实；也有以亡命罚充谪戍的规定2；还有逃亡后虽然“自出”仍要受到严惩的“亡自出”案例3；更有专门的《捕亡》之律。因此，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这反映户籍制度，在皇权与地方豪族争夺劳动力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汉代户籍的核实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之《法律答问》。 2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条。 3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之《封诊式》简文。 为了健全和维护户籍制度，汉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对户口进行调查和核实的办法，也实行了各种具有欺骗性的措施。首先，是案比户口汉制，每县设户曹，掌户口之政，于每年八月案比户口。《续汉书·礼仪志》曰“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所谓“仲秋之月”，即每年八月。怎样“案比”呢？《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四年（公元7年）七月诏“方今案比之时”，李贤注引《东观汉记》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郑玄注《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条的“三年大比”句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因此，所谓“案比户口”，正是《管子·度地》所说的“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等作法的遗留，也就是把户口按什、伍组织编制起来，并审阅他们的面貌同所登记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等是否符合。故《后汉书·江革传》李贤注“每至岁时，县当案比”句时说“案验以比之，犹今阅貌也。”因此之故，连江革的母亲也一定要出场供人案比。由此可见，一年一度的案比户口，实为核查户口和防止奸非的强制性措施。其次，案比户口之后，就实行造籍。造籍时，必须选用字迹清楚的人进行抄写。由于书写如此重要，所以居延汉简中常见因“能书会计治民颇知律令”而获得“劳赐”的低级官吏。其三，每年将户籍层层上报，接受朝廷的检查，谓之“上计”。《续汉书·郡国志》谓县令长“皆掌治民，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各郡国之都尉与守相等官吏，也“皆掌治民，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告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于朝廷。上计的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户籍是上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胡广所说“秋冬岁尽，各司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效其功。”因此，上计制度也是中央督促各郡国县道重视人口的增减和检查户籍制度实行情况的一种手段。其四，就是利用“赐民爵”制度，引诱流民重新占籍。从西汉惠帝时开始，已实行普遍给天下民户主赐爵的制度。到东汉时又给流民欲占者赐爵，其目的在于以赐爵的荣宠去欺骗农民，使之地著，不随便脱籍流亡，即使脱籍了也乐于再占名籍，借以维护和巩固户籍制度。 参阅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982年版。第九章上计制度第一节秦汉上计制度记载的缺乏和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上计制度，是秦汉时期关于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然而，史籍关于秦汉上计制度的起源、演变、上计的内容、主持上计的官吏、管理上计的机构以及上计的时间等等，均缺乏详细记载，有的甚至连粗略的记载也没有，如关于秦的上计制度便是如此。因此之故，长期以来对秦汉时期的这一制度缺乏必要的认识，甚至还产生了某些错觉或者说秦时无上计制度，到了汉代才出现上计制度；或者把秦的上计制度同汉代的上计制度完全等同起来，也把东汉的上计制度同西汉此制混为一谈，从而否定了此制的变化发展过程。例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不载秦有主持上计的官吏。张晏注《汉书》中的上计时，认为“汉旧郡国丞、长吏（史）与计吏俱送计也”，意即上计制度只是汉代之旧制。杜佑在《通典》中也说“汉制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同样把上计制度说成只是“汉制”。又《后汉书·庞参传》王先谦《集解》引《通鉴》胡三省注云“汉郡国岁举茂才、孝廉，与上计吏皆至京师，岁计之日，公卿皆会于庭”，也把上计制度单纯视为汉制。还有孙贻让《周礼正义》说“汉时，谓郡国送文书之使为计吏，其贡献之物，与计吏俱来，故谓之计偕物”，显然也认为只有汉有上计制度。所有这些，无一不认为上计制度为汉制，无一人及于秦制者。唯有孙楷之《秦会要》卷十四《职官》部分，列有“上计”一目，但其下所列两条内容，却有一条为东汉之制。徐复之《订补》虽然指出“上计之制，六国亦有之”，而其证据仅三条，且无一及于秦制。由于这些原因，以致旧版《辞源》“上计”条，直谓“上计，汉制，郡国每岁遣诣京师，进计簿，谓之上计吏”，这等于否定了秦有上计制度。应当指出，此制之渊源、内容、演变、作用以及其盛行于秦汉时期的原因等，显然同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有密切关系。当我们探讨秦汉的各项典章制度时，不可不对这时的上计制度给予一定的重视。云梦秦简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战国和秦皇朝时期有关上计制度的确证，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弄清汉承秦制在上计制度方面的表现，也有可能初步明白上计制度在秦汉时期的变化发展过程。高敏所著《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的若干制度》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未涉及汉制，更未就秦汉的上计制度作出比较。现在，我们试图就秦汉的上计制度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 《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98年版。 第二节战国和秦皇朝的上计制度根据云梦出土的秦简所载，确证战国时期的秦国和灭六国后的秦皇朝，均有上计制度。上计制度的“计”，本为计算之意。由于计算需要记录帐目，于是“计”又产生了记帐、结算帐目的“计帐”等涵义。又记帐依赖于簿籍，因而又导引出“计簿”等称谓。记录帐目与簿籍，需要专门机构与官吏，于是又有计吏、计史、计者、官计等官名和“计所”等机构名称。各级官府的簿籍所记录的情况，最后都要统一报告朝廷，这便叫“上计”。专门办理上计事宜的官吏，便叫“上计吏”。每个郡、县和每个部门，其经济的收支、户口的多少、土地面积的数量、耕地增减、自然灾害的情况以及社会治安状况，都在上计内容之列。官府通过它，可以掌握各个方面的情况和变化发展，从而据以作为征收赋税、征发徭役、计划经费开支和制定各种有关政策的依据。这一整套作法和规章，就是所谓上计制度。兹就秦简中所见上计制度的情况分别加以论述。 首先，秦简中出现的大量的关于“计”的用辞，均有计算、记帐之意。 秦简《仓律》规定“计禾，别黄、白、青。秫勿以禀人。”这里的“计禾”，为计算谷子帐目之意甚明。《仓律》又规定“稻后禾熟，计韬后年。”意即稻子成熟的时间在谷子之后，则应将稻子计算在下年的帐目之内。这说明此处之“计”，确有记帐及计算帐目之意。又如《徭律》规定被征发服筑城徭役的人，如果工程质量不合格而反工时，反工的时间“勿计为徭”。这里的“计”，更明显有计算之意。由此可见，秦简中大量的关于“计”的用辞，确有计算、记帐和计算帐目之意。 其次，秦简中也有大量的关于“计”的用辞，具有帐目、帐簿、簿籍等涵义秦简《效律》规定“计校相谬也，自二百廿钱以下，谇官啬夫”。意即计算帐目时，发现帐目同实际不符达到二百二十钱以上者，官啬夫要受到斥责。又云“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值其价，不盈二十二钱，除。”即帐目不足实数和多于实数，且不足和多出部分超过有关规定不到二十二钱者，主管其事者可以免罪。还如《金布律》规定“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逮其输所之计，□□□□□□□移计其后年，计毋相缪。工献输官者，皆深以其年计之。”上述的许多“计”字，既有作为动词用者，也有作为名词用者。所谓“出计”，即出帐之意“入计”为记帐于收方之意；“计其输所远近”之“计”，有计算之意；“移计其后年”之“计”，为转帐之意。“计”的这些涵义，都同计算、记帐和帐目等分不开，并有逐步由动词计算之意向名词帐目、帐簿等涵义转化的趋向。 其三，主持“计算”、记帐和保管帐簿的官吏，在秦简中也叫做“计”，或叫“计者”，并按不同部门而有不同的名称，总称为“官计”。 《效律》规定“官啬夫赀二甲，令、丞赀一甲；官啬夫赀一甲，令、丞赀一盾。其吏主者坐以赀、谇如官啬夫。其它冗吏、令史掾计者，及都仓、库、田、亭啬夫坐其离官属于乡者，如令、丞。”这是关于主管国家财产的各级官吏在犯了赀罪时的罚款数量的规定，这里的“令史掾计者”，即令史上段所引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的释文及注释，文物出版社978年版。下同。掾属中之从事主管计算帐目和保管帐薄的官吏，可见“计者”是主管计帐官吏的专名。《效律》又规定“司马令史掾苑计，计有劾，司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计劾然。”这里的“司马令史”是官名；“司马令史掾”，即司马令史的掾属；“司马令史掾苑计”，即司马令史的掾属之担任计帐事务者；至于“计有劾”，即主管会计事务的官吏有罪之意。可见凡主管同计算帐目事务有关的官吏，确可称为“计”，类似乎今之会计。至于“官计”一名，乃是各种不同部门的“计”的总称；分称则有“令史掾计者”、“司马令史掾苑计”；甚至各县县尉之下也有计者，谓之“尉计”，同样见于《效律》。其四，主持记帐及计算帐目等事务的机构，也有专门名称，谓之“计所”《司空律》规定“官作居赀赎债而远其计所官者，尽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数告其计所官，毋过九月而毕到其官；官相近者，尽九月而告其计所官，计之其作年。”这是关于不在本地居赀赎债者如何计帐的规定。大意是说凡居赀赎债的人远离其计帐机关者，由官作单位于每年八月底，把居赀赎债者的劳役日数及领取衣服数量通知其计帐机关；相隔甚近的，可以延迟到九月底通知。律文中的“计所官”，即计帐机关的官吏之意。因此，“计所”应是计帐机构的名称，正如接纳谪戍者的单位叫做“迁所”一样。 其五，秦简中还反映出战国时期的秦国所设各级经济机构或部门，均有向中央政权上报其经济帐目的制度，而且已有“上计”称谓的萌芽《秦律十八种》中的简末有《效》字的简文云“禾、刍稾积，有赢、不备而匿弗谒，皆与盗同法至计而上籍内史。”这里的“籍”，是指仓库贮存的粮食帐目簿籍；“内史”，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又云“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43年），更名大农令。”这里的“内史”，不论是指前者还是指后者，均代表朝廷机构。律文的大意是说各地仓库都必须把粮食的多出部分（“有赢”）和亏损部分（“不备”）的数量上报内史，不报与盗窃同样论处。因此，此条律文之“至计而上籍内史”句中的“计”，就明显是向上级机关呈报帐籍之意，也就是后来的“上计制度”。结合《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所载河东守王稽“三岁不上计”语，表明战国时期的秦国确已有上计制度的明显开端，连“上计”这个专门称谓也有了萌芽。 其六，秦简中已有上计时上计者必须携带计簿及有关簿籍和财物上缴中央机构的“与计偕”制度《仓律》规定“县上食者籍及宅费太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什么叫“与计偕”呢？《汉书·武帝纪》元光四年（公元前3年）八月条云“征吏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颜师古注曰“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征之人与上计者俱来，以县次给之食。后世讹误，因承此语，遂总谓上计为计偕。阚骃不详，妄为解说，云秦汉谓诸侯朝使曰计偕。偕，次也。晋代有计偕簿，又改偕为阶，失之弥远，致误后学。”以此言之，《仓律》的这一律文，是说县上报太仓的“食者籍”，应当与各县的其他计帐或帐簿同时缴送；并表明汉代的“与计偕”制度，战国时的秦国及秦皇朝实已有之。又《金布律》规定“受衣者”在“已禀衣”之后，还有“余褐十以上，“迁所”一词，见秦简《封诊式》之《迁子》爰书。 此条律文的个别句子，不见于《效律》的同条简文，故甚可贵。 输大内，与计偕”的制度。这显然是说，各地方机构除了应向中央机关上报其廪衣簿籍之外，还应将剩余的衣物也一并上缴中央机关的大内，这也谓之“与计偕”。 由此可见秦国以来的“与计偕”制度，既包括上计者携带的各种计帐、簿籍，也包括上缴中央的各种财物。它反映出关于当时的财经核算与使用权限的规定，是十分严格和周密的，封建的制度，在上计制度的“与计偕”制度中也有鲜明反映。 其七，上计时，计帐或计簿的种类繁多，表明上计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据上引《仓律》关于“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仓”的规定，得知廪食者有“食者籍”；每县的其他费用支付，也备有簿籍。据上引《金布律》，知廪衣者也有专门的簿籍；又《仓律》还有关于储存粮食的簿籍；《司空律》也有关于居赀赎债者的簿籍。由此可见，计帐的簿籍类别甚多。所有这些计帐、簿籍都需要上报中央机构，这就反映出上计内容的广泛性。正因为如此，所以，秦末萧何入关中，因为获得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遂使刘邦得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及“民所疾苦”者。 其八，上计的时间，一般在每年的九月前引《金布律》云“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逮其输所之计”者，允许“移计其后年”，意即每年的九月是输纳财物时记帐的截止期限。又《内史杂律》也规定“都官岁上出器求补者数，上会九月内史。”意即都官每年上报已经注销而需要补充器物的数量时，必须在每年九月上报到内史。这又一次证明九月，是结算帐目截止期限。其所以要以每年九月为结算各种帐目的截止期限，是由于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和九月为岁末之故，因此，各地向朝廷上计的时间，也只能在每年的九月进行。 如上各目所述，表明秦简所载秦的上计制度，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由于秦简中的《秦律》，基本上是秦统一六国前的法律，故上计制度的产生与形成，应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稽诸史籍，不仅战国时期的秦国已创立上计制度，其他诸侯国也有实行此制者。如《新序·杂事》篇谓魏文侯时，“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则魏文侯时的魏国确已有上计之制。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也说西门豹为邺令，“居期年上计”，这不仅说魏国确有上计制度，而且每年要上计一次。《吕氏春秋·知度》篇谓赵襄子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于赵襄子，这说明赵国也实行了上计制度。由此可见，上计制度的产生与形成，确在战国时期；而且实行此制者，不限于秦国一国，而为诸国所共行。由此可见，此制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取代了奴隶主阶级之后，亟待加强朝廷皇权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因此，此制的基础，是封建的国有经济制度。毫无疑问，此制实行的结果，必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也会有助于封建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史记·萧相国世家》。 参阅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中之《商鞅秦律与云梦出土秦律的区别和联系》一文。第三节汉代的上计制度西汉对上计制度的重视汉承秦制，在上计制度方面也同样有所反映。西汉政权建立之前，因为刘邦在咸阳获得了秦所藏的各种计簿，从而得知全国各地的情况，对于他们后来许多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西汉政权正式建立之初，就重视上计制度的恢复与实行。《汉书·张苍传》云张苍，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 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燕王臧荼反，苍以代相从攻荼，有功，封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 据此，知张苍为计相，在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以后，因为燕王臧荼反于高祖五年七月。又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张苍封北平侯，在高祖六年八月，更知张苍之为计相在此年后不久。所谓“计相”，《张苍传》注引文颖曰“以能计，故号计相”；颜师古曰“专主计簿，故号计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引如淳曰“计相，官名，但知计会。”结合前述秦简中关于“计”字的涵义来看，可知“计相”实为主管全国上计事物的最高官吏。这表明西汉之初就设立了“计相”，正式恢复了秦的上计制度。 《汉书·张苍传》，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刘邦之所以用张苍为计相，是因为他有“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的经历和特长。他“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谓之“主柱下方书”。按照如淳注释“方，板也，谓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书也。”颜师古也说“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时立御史矣。”由此可见，张苍在秦代虽然主管过当时全国的舆图、版籍、计帐等上计来的簿籍，官位止于柱下御史，而西汉则设置“计相”之职。不久，计相虽改为“主计”，但以列侯为主，其职位之尊远过秦时。这说明西汉时主管上计的官吏的地位提高了，也反映这时上计制度的地位更重要了。 西汉时全国的“上计”文书虽由“主计”主管，但受理郡国的“上计” 之事，则由丞相与御史主持，甚至皇帝本人也亲自过问。《汉书·丙吉传》云“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这是说，每年年底，丞相要对郡国的官吏进行考课，而考课的依据，就是各郡国上报朝廷的各种上计簿籍。故丞相每逢岁末，要根据各郡国上计簿籍考核成绩的大小，并依此确定赏罚。又《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二月诏曰“今天下少事，徭役减省，兵车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多为欺谩，以避其课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其伪毋相乱。”以此言之，在朝廷受理全国各郡国的上计簿籍时，不仅丞相要主持其事，御史也要对上计薄籍的真伪进行核实。又据班固《东都赋》云“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这里的“天子受四海之图籍”，即皇帝亲自主持全国性的“受计”典礼。班氏所云，虽为东汉时的情况，但稽《昭明文选》卷一。 之史籍，西汉亦然。单以《汉书·武帝纪》所载来说，其元封五年（公元前0年）三月，“因朝诸侯、列侯，受郡国计”；太和元年（公元前04年）春，“受计甘泉宫”；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礼明堂，因受计”；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这些事实，都说明武帝曾亲自主持“受计”大典，可见“上计”事务的重要性较秦时确有进一步的提高。且丞相“领计簿”之制，直到西汉末期匡衡于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年）为丞相时，仍然未改。 汉代上计的官吏郡国向朝廷“上计”的官吏，非止一人，名称也异。西汉时，上计者有的是各郡国守、相。如《汉书·严助传》，谓严助为会稽太守时，“数年不闻问”，引起朝廷诏书责难，“助恐，上书谢，愿奉三年计最。”注引如淳曰“旧法，当使丞奉岁计，今助自欲入奉也。”由此可见，郡的太守确有亲自上计者。不过，这是特例。严助之亲自上计，是出于赎罪心情。故一般说来，上计者多系郡丞与长史，《汉旧仪》说“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即其明证。又《汉书·黄霸传》云“（张）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汉书补注》同条引宋祁曰“吏，当作史。”换言之，代表郡国上计于朝廷的上计者分别为郡守与国相的属吏，即守丞和长史，而非太守与国相。 当上计的郡丞与长史代表郡、国上计朝廷时，还有专门办理上计事务的“上计掾、吏”及“卒”随从。如《汉书·朱买臣传》云朱买臣家贫，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师古曰“载衣食曰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匄之上拜买臣会稽太守初，买臣免，待诏，掌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其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视之，还走，疾呼曰‘突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有顷，长安厩吏乘驷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 根据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如下几点第一，每个郡国，都在国都长安设有邸舍，谓之“郡邸”，供本郡国上计者居住。第二，郡邸平时有专人看守，名叫“守邸”，其身份属于“卒”，故当朱买臣为卒时，可以同本郡守邸一同生活，甚至同席共食。第三，各郡国的上计者，由郡丞（即前云“守丞”）带领“上计掾”及“上计吏”，由“卒”驾着载有“衣食具”的“重车”，直赴京师本郡邸居住，等待朝廷的召见。这说明每郡国上计时的官吏不止一人，而由郡丞、“上计掾”及“上计吏”组成一个上计使团，并有“卒”及“守邸”供他们驱使。第四，从朱买臣同驻京的会稽郡邸的守邸和上计者的《汉书·匡衡传》。 参阅韩连琪在《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3页的考证，齐鲁书社98年版。关系中，可以看出“守丞”（即郡丞）是太守的下级，“上计掾”及“上计吏”又是“守丞”的下级。第五，“上计掾”与“上计吏”，又可合称为“上计掾吏”，均得听从“守丞”的指挥。因此，这个故事，实反映出了西汉时期郡国上计于朝廷时的许多具体作法和制度内容。故张晏给此传之“白守丞”作注说“汉旧郡国丞、长吏，与计吏俱送计也。”颜师古也说“张晏是也。谓之守丞者，系太守而言也。” 到了东汉时期，各郡国上计的官吏也有“上计掾”之称，此外，还有“上计史”之号，统称为“上计吏”。《隶释》所收《南阳太守秦颉碑阴铭》，有一系列的低级官吏名称，其中有“上计掾平民朱谅季平、上计掾囗囗育子和、上计史宛卓韶、伯、上计史宛囗芟囗囗”等人。这里的“上计掾”与“上计史”，相当于西汉时的“上计掾吏”，东汉则合称为“上计掾、史”。例如《后汉书·范式传》云“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上书表（范）式行状，三府并辟，不应。”这里的“上计掾、史”，虽然是“上计掾”与“上计史”的合称。不过，句读应作“上计掾、史”，不应作“上计掾史”，这有《通典》所载“汉制郡守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等语可证。不过，杜佑所云，实为东汉之制，即各郡国上计时仅各派上计掾与上计史各一人，而不再派郡丞（或守丞）、长史主其事。 东汉的“上计掾、史”，往往被统称为“上计吏”。按“上计吏”一名，虽已见于《汉书·朱买臣传》，但西汉时并不多见。到东汉时，“上计吏”的称谓多起来了。如《后汉书·度尚传》云“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及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又同书《公孙瓒传》亦云“公孙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续汉书·礼仪志》也说“郡国上计吏以次当神轩，占其郡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东汉统称上计者为“上计吏”，而且充任者多地位不高的人。 “上计吏”，有时亦简为“计吏”，如《后汉书·杨震传附子秉传》，谓桓帝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即其证。又《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其《别传》曰“孔融在郡，乃以郑玄为计掾，彭璆为计吏，原为计佐。”这里又多出一个“计佐”名称。 汉代上计的层次除全国各郡、国得于每年岁末上计于朝廷外，郡、国所属各县、道，每年也得上计于所属郡、国。《续汉书·百官志》五“县、邑、道、侯”条本注曰“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由此可见，汉代的上计制度，包括县、道每年上计于所属郡、国，各郡、国每年上计于朝廷两个层次。 既然有两个层次的上计，则必须要求在不同时期进行，亦即必须先有县、道上计于郡、国，然后郡、国才能上计于朝廷。事实证明，确系如此。一般说来，县、道的上计于郡、国，在每年的秋季或冬季；而郡、国的上计于朝廷，则在每年的岁末。因此之故，《续汉书·百官志》本注称县、道上计作“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刘昭补注引胡广对此条的解释，作“秋参阅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5页。 冬岁尽”办理上计之事；而同书“郡国”条本注，作“凡郡国”于“岁尽，遣吏上计”。这显然是说县、道上计在每年的秋、冬之际，而郡国上计在每年岁末。有人把县、道上计固定于每年“八月算民”之时，未免过于拘泥。汉代各郡、国向朝廷上计和各县、道向所属郡、国上计，其内容也同秦时一样是十分广泛的。《续汉书·百官志》五“县、邑、道、侯”条刘昭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计）簿。”这说明县、道上计于所属郡、国时，其内容包括户口的多少、垦田的数量、钱谷的收支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情况；则郡、国之上计于朝廷，其内容只会比此更多，例如国有土地的四至舆图，也在上计之列。《汉书·匡衡传》载其封地乐安国的土地，“南至闽陌为界，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郡国误以闽陌为平陵陌”为界，从而扩大了封地的范围。当这一封国的土地四至在计籍上登记清楚以后，史书称之为“计簿已定”。作为丞相的匡衡，身“领计簿”，却对此错误不加纠正，从而落了个“专地盗土”的罪名。由此可见，计簿中包括有国有土地的四至疆界及舆图。又各郡国的宗室名册，也在上计之列。如《续汉书·百官志》三“宗正”条本注曰“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即其证据。此外，还有边防地区的戍卒财物等，也在上计之列。如《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众利侯郝贤”条云“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计谩免。”颜师古注曰“上财物之计簿而欺谩不实。”这说明边郡郡守上计时，戍卒财物册确在上计之列。既然戍卒的财物簿需要上计，那么，见于居延汉简中的“赋钱出入簿”等，必然也在上计之列，无怪乎劳干在其《居延汉简考释》的释文部分，专列了“计簿”一类，收录了不少简牍，充分反映出边郡上计的内容较内地郡国更广。 东汉时期上计制度的变化如上所云，表明西汉政权继承了秦的上计制度，不仅在上计机构的设置、上计官吏的专职化和上计内容的广泛性等方面较秦时更为完备和增多；而且在主持上计事务的朝官及受理上计的仪制方面，其规格较秦时也有所提高，反映出西汉时期上计制度的地位与作用更重大了。例如西汉各郡国上计时，由皇帝与丞相主持受计大典；朝廷则设“计相”（后改“主计”），以主持上计事务，较之战国时期的秦国及秦皇朝时期之上计于“内史”与“太仓”，其规格有明显的提高。另外，县、道上计于所属郡、国，郡、国上计于朝廷的两大级分层上计制，似乎形成于西汉时期，因为战国时期的秦国的郡县两级制还处于逐步形成时期，自然尚不可能实行两层次的上计制。又“与计偕”的制度，汉代不仅同秦一样也有此制，而且“与计偕”的内容已从物发展到了人。如《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八月，“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颜师古注曰“令所征之人，与上计者俱来。”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西汉时的上计制度较之秦时确有明显的发展。 到了东汉时期，也同样实行了上计制度。光武帝建国初期，就有奖励边远地区地方官上计于朝廷的措施。《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建武十四年参见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82页。 （公元38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绶”，便是例证。此事在同书《光武帝纪》下作建武十四年，“越巂人任贵自称太守，遣使奉计。”李贤注曰“计，谓庶人名籍，若今计帐。”这里的任贵即前之长贵。通过这件事，不仅说明东汉上计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户籍名册；而且说明上计制度东汉初年便已全面恢复，以致连边远地区也不例外。 不过，东汉时期的上计制度，也有某些变化发展。例如郡国“上计吏” 可以补郎官的制度，便不见于西汉。《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四年（公元02年），“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的制度。以此言之，表明永元十四年之前曾行此制。但是，此制始于何时，史无记载。据此引《后汉书·和帝纪》条李贤注引《前书音义》曰“旧制，使郡丞奉岁计，武帝元朔中，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与计偕，拜为郎中。”其意以上计吏补郎官的制度始于武帝元朔年间。查武帝令郡国举孝廉之事，在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地方官所举贤能“与计偕”的制度，在元光年间就已有了，已于前述。但是，以孝廉为郎官同以上计吏为郎官，是不同的两回事。因此，不能说以上计吏为郎官之制始于武帝时的郡国举孝廉“与计偕”的作法。换言之，此制可能始于东汉初期，中间废，和帝时又复之。自和帝永元十四年之后迄于汉末，都在实行此制，如《后汉书·文苑·王逸传》云“元初中（公元4—9年），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同书《杨震传子杨秉传》云“桓帝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同书《度尚传》谓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由此可见，以上计吏为郎之制，灵帝时还在实行。在接受与主管上计事务的规格与机构方面，也略不同于西汉。西汉始有“计相”，旋改“主计”，为中央主管上计事务的最高官吏，东汉却无“计相”与“主计”官名；西汉时受计者是丞相，有时是皇帝亲自主持“受计”大典；而东汉则以司徒“受计”，已不见有皇帝亲自主持受计大典之事，如《后汉书·文苑·赵壹传》云“光和元年（公元78年），（壹）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以郡、国上计的官吏来说，西汉时主要以郡丞、长史担任，而东汉则主要以专职的“上计掾”、“上计史”担任，合称为“上计掾史”，又叫“上计吏”，一般属于郡丞、长史的下属。纵观这些变化，反映出上计制度的地位在东汉时期有趋于下降的迹象。第四节上计制度的作用上计制度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重大的，首先，它是封建统治者及时了解全国各郡、国的土地、人口、钱谷出入及社会治安等的重要手段。《史记·萧相国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这里“图书”，就是前引《汉书·张苍传》所说的“柱下方书”，也就是秦时全国各郡县上计于朝廷的“天下图书计簿”。刘邦入咸阳后，萧何因为首先掌握了这批“图书计簿”，所以刘邦才得以了解全国诸郡县的各种情况，足见由于上计制度而得来的材料，对于当时的统治者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具体说来，《汉书·陈平传》的下面一段记载，是一个很好的注脚高帝南过曲逆，上望其城，室屋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曲逆人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 刘邦手下的御史之所以对曲逆人口的数量与变化情况如此明白，其原因就在于御史掌管着全国各地上计来的图书计簿。因此，上计制度确是封建统治者了解全国各地各种情况的重要手段，从而它能为当时的统治者的行军作战和制定各种政策、采取各种措施提供可靠的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准确数据。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除其他原因外，也应与他占有了秦的“图书”“计簿”等材料，从而能选定敖仓这一粮食储存地等因素有一定关系。 其次，上计制度的另一重大作用，在于它能提供各级地方官吏政绩好坏的依据，从而它也成了考核官吏和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各郡、国上计于朝廷的计簿中，有关于各郡、国的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等的数量，也有关于各郡、国的“盗贼”多少以及边郡地区的戍卒、设施等等不同簿籍。朝廷掌握了这些上计簿籍，就可以从中考察出各级地方官的勤惰和优劣。《汉书·丙吉传》载西汉有“岁竟，丞相课其（指地方官）殿最，奏行赏罚”的规定；《续汉书·百官志》“司徒公”条本注载东汉有司徒公对“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的制度。其“课殿最”、“行赏罚”的依据，就是上计而来的计簿。故《续汉书·百官志》五载各郡、国对各县、道的考核时说“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又同书同卷县、道“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条刘昭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计）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诸对辞穷尤困，收主者，掾史关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缚责，以明下转相督■，为民除害也。”这就是郡、国依据上计情况考核县、道官吏的具体作法。郡、国对县、道的考核如此，朝廷对郡、国的具体考核办法，也大体相同，即也是依据上计制度而来的情况课其殿最，然后依殿最而定其赏罚。例如西汉时的黄霸，“以外课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天下第一，征京兆尹，秩二千石”；南阳太守召信臣也以“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而被“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汉书·循吏·黄霸传》。 太守”；任河南太守后，又以“治行常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2。而这些情况的获得，都是实行了上计制度的结果。因此，上计制度实为考核官吏与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 至于朝廷通过上计考核郡、国官吏的具体作法，比郡、国官吏对县、道官吏的考核更为严肃和周密。郡丞、长史上计时，除送呈各种计簿外，还有口头汇报和当面质询两个程序。《汉官仪》曰正月旦，天子御德阳殿临轩，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辟计吏，皆陛觐，宗室诸刘杂会，皆冠两梁冠，单衣。既定，计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赐群臣酒食，作九宾撤乐。”3这段记载，讲的是皇帝主持“受计”大典时的礼仪程序，充分反映出朝廷对上计吏和上计制度的重视。《汉旧仪》还有一段记载，对如何当面质询上计吏以及郡、国官吏应注意事项，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曰诏书殿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务于得中恶，恶止其身选举，民侈过度，务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 这个诏令，是每次对郡国上计于朝廷时的守丞、长吏宣读的例行文告。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告诫各郡国上计的守丞与长史，要同本郡国的二千石郡守与相国同心协力，多办“为民兴利除害”之事，并注意何种人宜用、何种人不宜用以及如何移风易俗等问题。二是要当面回答本郡、国年成的好坏、“盗贼”的多少与状况，并同往年作出比较。因此，上计制度确同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制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正因为上计制度同朝廷对郡、国地方官的考核制度密切相关，所以，上计时作弊以行欺骗，就成了贪官污吏逃避考核和虚报成绩、企图以殿为最的惯用手法。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地方官上计时，就已出现“流民愈多”而“计文不改”2的弄虚作假的状况。宣帝时的王成，更是一个上计时作弊的典型。《汉书·循吏·王成传》云（成）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最先褒之。地节三年（公元前7年） 下诏曰“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王成作弊，获得显赏。因此，自此以后，各郡、国之守、相，往往挑选那些明习计簿和善于作伪者为上计吏。正如《汉书·贡禹传》所云“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由此可见，西汉末年的上计制度，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其原因就在于它同考核地方官的政绩密切相关。到了东汉后2《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3《艺文类聚·礼部》及《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汉官仪》。 此据四部备要本《汉官六种》中的《汉旧仪》卷上。 2《汉书·石奋传》。 期，“令长、守相，不思立功，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证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上计制度已接近于名存实亡，从而对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废而不行了。 其三，上计制度对于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和巩固封建的国有经济，尤其有着重要的作用前引《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胡广语所载县、道上计的内容，包括“户口、垦田、钱谷出入”及“盗贼多少”等，就表明上计制度同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关系密切。因为户口版籍是封建统治者“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2的依据；垦田数量，更是官府课取田租的基础。官府通过上计制度去督促地方官扩大垦田和增加户口，正是为了保证和增加税源和役源，因而上计制度实为维护封建的赋、役剥削的工具。至于象秦时对国有经济部门如国有土地、牧场、仓库以及“居赀赎债”等的收入必须上计的规定，又如汉代的国有土地，也需要每年上计，而且需要绘制图版等，无疑有维护与巩固国有经济制度的作用。 由于上计制度有上述一系列重大作用，因此，此制推行的结果，必然导致封建制度的加强，因为它是朝廷控制全国各郡、国、县、道和考核地方官吏的有力手段。秦汉时期，正是主义皇权的确立和逐步强化的时期，无怪乎他们如此重视上计制度的实行。正因为上计制度对维护与加强主义皇权有着杠杆般的作用，因而皇朝集权制度的强弱，也会反过来影响到上计制度本身的一些变化及其执行程度。故东汉后期地方割据势力的逐步抬头，皇朝集权制度的相对削弱，也使得郡、国上计的官吏，西汉时主要由郡丞、长史承担的制度，变成了东汉时的由郡丞、长史的下属——“上计掾史”承担，反映出上计制度的重要性有下降的趋势。 王符《潜夫论·考绩》。 2徐干《中论》。 第十章赋税制度“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在阶级社会，赋税制度就是国家政权实现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职能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当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形成的赋税制度，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固定化和完备化，出现了赋、算、租、税四大类别，不独土地占有，劳动者的人身以及关津市井都是课税的对象，而且每个私有者的财产、饲养的牲畜、各地出产的土特产以及若干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也进入了课税的领域，甚至还在原有的正税之外，又有各种附加税的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958年版。 第一节秦的赋税制度关于秦的赋税制度，史书记载甚少。云梦出土的秦简，对秦的赋税制度也涉及不多，而且颇有疑难莫释之处。兹就秦国及秦皇朝时期的税目及税率情况，分别述之。 田租和田亩附加税田租和田亩附加税，是作为课税基础的赋税。 当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原地区诸侯国纷纷实行按私有土地数量征收田税（如鲁宣公十五年之“初税亩”）或田赋（如鲁襄公十二年之“用田赋”）的时候，僻处西陲的秦国，封建生产关系虽然出现较晚，但也逐渐出现了私有土地制度，因而到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也实行了“初租禾”制度。这是秦国有按田亩课税制度的开始。这时有无“田租”之名，尚无从肯定。不过，到商鞅变法时，确已有“田租”的名称，故董仲舒追述商鞅之制时，已是“田租、口赋”并提。云梦秦简中提到“租”的简文，只有《法律答问》中的一则。简文提到要判断“部佐”是否“匿诸民田”时，必须区分“已租诸民”和“未租”两种情况，只有“已租诸民，弗言，为匿田”。因此，这里的“租”究为征收田租的“租”还是出租田地的“租”，尚难判断。不过，《仓律》有“入禾稼、刍、稿，轨为籍，上内史”的规定，又有“入禾仓，万石一积”的律条，可见官仓里确有征收来的粮食。这些官仓的粮食，除一部分来源于受出民缴纳的地租外，其中必然也包括“租禾”来的田租。这说明秦的田租之制，在秦简中也有间接的反映，且知其为实物税，只是税率多少和征收办法不甚明白而已。到了秦始皇及二世时期，出现了“收泰半之赋”的情况2。这里的“赋”，应当是指田租而非口赋，因为只有田租的征收才有按田亩产量计算出来的“泰半”的比例，其它租税是无所谓“泰半”的。果如此，则秦的田租税率，有一个逐步加重的过程。 田亩附加税，秦有刍、稿税。《史记》中讲到秦代刍、稿税征收之制者，仅有一处。这便是《秦始皇本纪》所载秦二世时，因咸阳“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乃“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以充食。如果各郡县无刍、稿税的征收，则调运之事就无法进行。另外，《淮南子·氾论训》云“秦之时发谪戍，入刍、稿。”高诱注曰“入刍、稿之税，以供国用。”这就确证秦有刍稿之税。但刍、稿税的税率及征收办法，均不明白。云梦出土秦简的有关简文，不仅进一步证明秦有刍、稿税的征收，始于商鞅变法之后，而且其征收办法及税率也约略可寻。前引《仓律》有“入禾稼、刍、稿，辄为籍，上内史”的规定，《田律》还有“禾、刍、稿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等律条，这说明官府粮仓中，同时存在谷子和刍、稿的情况，早已有之，故刍、稿税的征收早在商鞅变法之后便已存在。《田律》又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入刍、稿，相输度，可也。”这说明刍、稿税的税率为每顷《汉书·食货志》。 2详见《汉书·食货志》，又《伍被传》，《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淮南子·兵略训》等书。 田地纳刍三石和稿二石；其征收办法是凡可以作为饲料的树叶和乾草等，都可以充税，并由纳税者运送到官府过秤。这同上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淮南子·氾论训》注，正可以互相印证。 口赋口赋是以人口为课税对象的赋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后，于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按“赋”，本为军役及同军役有关的军用品征发的专称，如《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国的“城濮之赋”、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国的“量入修赋，赋车借马”、昭公十二年... 1 题记本卷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明代的历史。 明代，起于洪武元年（38），亡于崇祯十七年（44）。它是继秦汉、隋唐、宋元之后又一个统一的皇朝。明代有许多新的东西是以前所没有的，这表明了它在历史上的进步。 封建的土地关系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它的变化尽管很小，但触及到社会组织的根本。明代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不是很显著，但动摇已经开始了。封建依附关系是封建化在人身上的直接反映，明代的人身依附关系是逐渐向松弛方面发展的。 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历代不绝，但像明末农民大起义那样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这也透露了历史上的新消息。 明代，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中外关系，其密切程度都超过以往。在科学技术发展上，也不同于以往。我们对明代历史的研究，必须放宽视野，加深力度。尽管一时尚不能有太大的成果，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应当寄予极大的期望。 本卷主编王毓铨同志是明史的专家，90年生于山东莱芜。他于9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9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947年曾任美国古钱学会博物馆远东部主任。950年回国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兼研究生院博士、硕士生导师。989年以后，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顾问。他在明史研究上有丰厚的成果，主要著作有《earlyhieseoiage》（《中国古货币》）、《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明代的军屯》、《莱芜集》。近年的主要论文有《明朝徭役审编与土地》、《籍、贯、籍贯》、《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封建社会的土地具有主人的身份》、《纳粮也是当差》、《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明朝的配户当差制》、《户役田述略》、《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等。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使他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史比较有系统而完整的观点。他对本卷的撰写有具体的考虑。 八十年代初，多卷本《中国通史》各卷编写组陆续成立。明史卷的编写小组也于984年应运而生。当时的编写组成员有商传、毛佩琦、张显清、王天有、廖心一、任道斌等同志。987年冬，王毓铨同志和我一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了编写工作会议，确定了本卷的编写大纲和编写宗旨，明史工作正式展开。 商传同志，945年生于北京。9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978年至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谢国桢同志攻读明史。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著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志》，参加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综述部分的第十二章；典志部分的第七章，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三节，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四十章和第五十一章。 毛佩琦同志，9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978至9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尚钺同志攻读明清史研究生。现任国家文物局对外交流博物馆馆长兼党委书记，教授，主编《岁月河山》、《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做了组稿、审稿工作，并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章和第四十八章。 张显清同志，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92至95年在中国科学院师从吴晗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研究员。著有《严嵩传》，并撰有论文多篇。 王天有同志，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978至98年在北京大学师从商鸿逵、许大龄同志攻读明清史研究生。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著有《〈明史职官志〉校注》、《东林党与晚明政治》，并撰写论文多篇。 任道斌同志，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谢国桢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有《方以智年谱》、《赵孟钕的辍罚鞅唷吨泄偈褡迕朗跏贰罚1砺畚亩嗥k揪碜戳舜遣糠值牡谌苏碌诙凇5谌冢谌耪碌诙冢谒氖碌诙冢谒氖徽拢谒氖拢谒氖拢谖迨碌诙凇Ⅻbr /> 廖心一同志，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王毓铨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著有《明朝小通史》，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四章、第六章；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节、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四章第一节、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一章。 除上述几位同志外，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同志依次如下阿风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节。 林金树同志，9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著有《天启皇帝大传》，并发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六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三章、第三十四章、第三十五章、第五十二章。 尹选波同志，人民出版社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一章。 张美娣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 张英聘同志，中国地方志办公室助理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与王熹同志合作）；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三节、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一章。 高寿仙同志，北京行政学院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 王熹同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九章（与张英聘同志合作）、第十章、第十一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第一节。 梁勇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 张兆裕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五章。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中国钱币博物馆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二节、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第二节，第四十七章第一节，第五十九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五章，并负责科技部分的通稿工作。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一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八章。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三节。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四节。 许敏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 李松茂同志，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伊斯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章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 邓建军同志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张德信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二节。 张宪博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 马寿千同志，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章第二节（与韩新光同志合撰）、第五十四章第三节。 韩新光同志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一节（与马寿千同志合撰）。 孙湘云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一节。 江心力同志，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七章。 吕景琳同志，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二章第一节。 李雪慧同志，《中国检察报》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八章、第三十二章第二节。 徐凯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 张自成同志，《中国文物报》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六章、第三十七章、第五十一章第二节。 白崇人同志，《民族文学》杂志副主编、编审，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 蔡景峰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五章。 潘吉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第二节。 谭天星同志，国务院华侨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九章。 范中义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一章第三节。 林永匡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杨志清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六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七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十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选图、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宫伟同志参与了本卷的部分摄图工作。 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作者多有疏漏，只有以后补上了。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努力，终于完成。如果从987年算起，时至今日，已有十年了。王毓铨同志在学术观点上同我颇多接近，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事。我们曾经合作撰写了《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的文章，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彼此差异不多。毓铨同志因健康关系，本卷的许多具体工作由商传同志协助办理，有时我也参加点意见。如有错误，尚望读者指正。 周振甫同志和顾诚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997年9月2日于北京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第一节基本史料明实录明实录是明朝官修的“国史”，是明朝最重要的官修史籍。明朝共修有十三朝实录《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明太宗实录》一百三十卷；《明仁宗实录》十卷；《明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明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明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明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明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明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明穆宗实录》七十卷；《明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六卷；《明光宗实录》八卷；《明熹宗实录》八十四卷。 其中建文朝无实录，《太宗实录》前九卷为《奉天靖难记》，不书建文年号，只写元、二、三、四年，卷十上至卷十五记建文四年（402）秋七月燕王朱棣夺位后之事，时未改元永乐，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虽未单独修纂，却也未废年号。崇祯朝明亡，故无官修实录。 明制，新皇帝登极后，即诏修前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正本嘉靖前藏于内府，嘉靖十三年（534）后，藏于皇史宬。副本初藏于古今通集库，后改藏于内阁。 《明太祖实录》凡三修。《明史·艺文志》记《明太祖实录》二五七卷。建文元年（399）董伦等修。永乐元年（403）解缙等重修。九年（4）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35），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398），首尾四十八年。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今所见之《明太祖实录》，即三修本，前二修本则均已不得见其书。 《明太祖实录》三修本成书于永乐十六年（48）。自建文元年初修之始，至永乐三修告竣，二十年间三成其书。中经“靖难”之役燕王夺位，政事、人事变动甚大，因而引起对本书的各种议论，加之历来史家多称颂建文“宽仁”，不满于燕王夺位后对建文遗臣之杀戮，故多指斥永乐中之三修，“事皆改窜，罪在重修”。然而究其修纂史实，并不尽如此。 《明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元年正月，书成于建文三年（40）十二月，前后凡三年。 当洪武晚年，太子朱标病逝，太孙朱允炆年幼，诸王觊觎皇位，藩衅已萌。洪武三十一年（398）七月，命曹国公李景隆突执周王，废为庶人，数日后，便有“征江西处士杨士奇充实录纂修官”之命2。至建文元年正月正式开局修书，则同月又废代王。四月湘王，五月废齐王，六月废岷王，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靖难”之役爆发。建文三年十二月书成上呈时，则燕王挥师南下，战局已定。半年后燕师入南京。由此可知，其一修《明太祖实录》始于“靖难”起兵之前夕，终于燕王夺位之前夕，大略与“靖难”之役相始终。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修成的《明太祖实录》中，对于燕王及诸藩的记述，自然会多有指斥之处。因此燕王夺位后，“以前任知府叶惠仲等修《太祖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3。 既然《明太祖实录》中有此记述，燕王朱棣夺位后必然亟命修改，建文四年（时改称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此距燕王夺位仅三月，而距建文一修成书尚不足一年。利用这次改修《明太祖实录》以正其夺位之名，这与当时大戮建文遗臣目的乃是一致的。 这次重修，前后仅用了八个月，至永乐元年六月即匆匆成书。全书一百八十三卷，分写一百六十五册，此即所谓《明太祖实录》二修本。2从修纂时间及过程来看，这并非一次真正的重修，而只是在原书基础之上，将其中触犯忌讳之处作删改增订而已。这是出于当时形势所需，“又成于急促，未及精详”3。因此便决定了此书必然还将有第三次修纂。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始于永乐九年，至十六年五月书成，历时六年七个月。全书计二百五十七卷，分写二百五十册，又有《宝训》十五卷，分写十五册。4张岱《琅嬛文集》卷三《征修明史檄》。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监修实录》。 3《监修实录》作叶仲惠。今据《明史》卷一四三本传改。 《明太宗实录》卷十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 2李景隆、解缙《进实录表》，影印本《明太祖实录》卷首。 3《明太宗实录》卷一二○，永乐九年十月乙巳。 4夏原吉《进实录表》，《明太祖实录》卷首。 这次修纂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当时全体内阁成员几乎都参与了修纂工作；再是监修官姚广孝和夏原吉均直接参与修纂工作。 从这三次修书参与的人员来看，虽然主要修纂者人数相当，但情况却有所不同。一修、三修用人较为精当，二修人数虽多，却有不少挂名而实未与者。如《进实录表》中所列之王景、胡俨、杨荣、金幼孜等，《明太宗实录》、《明史》等书均未记其与修之事。其领衔监修者李景隆才品均劣，又多用监生、生员，此为永乐之初，史官乏人，且当时在政局变动之后，人心未定，岂能尽心于考订编修国史。至三修之时，朱棣已用胡广之言，停止追治所谓“奸党”，时当永乐盛世，所用多为当时名臣，着力于“访问考稽，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因此三修本从内容上不仅较前二修丰富，而且较前二修为好。 《明太祖实录》一修、二修本今均已不得见其书。《明太祖实录》二修书成，即焚一修本，为使不留改动之痕迹。但三修书成，却并未焚二修本。是以二修本曾传至明末。明末清初顾炎武曾记“闻之前辈老先生曰《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之时，则其书已焚，不存于世矣。再修于永乐之初，则昔时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书，而洪水滔天之后，遂不可问。”2明实录中另一部被改修的是《明光宗实录》。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实录仅八卷，但却经历二修。《明史·艺文志》记《光宗实录》八卷，天启三年（23）叶向高等修成。有熹宗御制序。既而霍维华等改修，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28）始进呈，向高本并贮皇史宬。3《明光宗实录》的改修，源于明万历以后的党争。据史载初修本出于周炳漠、张鼐之手，而由叶向高裁定。“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臲■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后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忠贤使其党重修，是非倒置。”对此，叶向高早有所虑，曾说“光宗在位仅一月，实录所载多潜邸时事，然其间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脱稿日余与同官互阅，皆以为允。而自余归后，言者哄然，以张差、进药、移宫三事为非是，得旨改正。”2张差即“梃击”之主犯，进药即“红丸”案。这明末三案是阉党与东林党冲突之焦点。待到天启四年（24）魏忠贤大肆诛灭东林党人后，便必然要改述其史事。朱国桢《皇明大政记》称“光宗在位止一月。实录先上，以‘三案’改修。盖仗魏逆之势恣行如此。首先建议者黄承昊也，把持涂改者姚广孝《与夏尚书》，《明经世文编》卷十三。 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答汤荆岘书》。 3《明史》卷九七《艺文志》。 《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 霍维华、谢启光、徐绍吉也。” 阉党所篡改，以“三案”史事为主，但光宗在位仅一月，为太子时有“梃击”案，即位后有“红丸”案，死后又有“移宫”案，贯穿其全部活动，实属大事，是非亦明。阉党所改之《光宗实录》，“不为人采信，明史馆不予传录，故终于湮没无传也”3。今所见《明光宗实录》乃叶向高等原修本。明十三朝实录，除《明太祖实录》、《明光宗实录》经重修外，余皆无重修本。 清人徐乾学曾对明诸朝实录给予概论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4此为就明实录本身之比较而言，至于明实录之史料价值，则自明朝以来，史家多有所议论，且多批评之辞，惟明史家王世贞及清人万斯同较为公允。 王世贞称“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万斯同虽对明实录“暗于大而明于小，详于细而略于巨”2给予批评，但仍对其有推崇之论“吾少馆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从故家求遗书，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莫不网罗参互，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3明实录从《太祖实录》起便强调事直文简，理明义彰，对典章制度记述尤为详明，成为后世研究有明一代典制的最主要史料。明实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收有重要人物传记，其中虽间有隐讳失实之处，但仍保留了较为丰富之史料，成为后人纂修明史列传及研究这些人物和历史的重要资料。 对于明实录中保存的史料，不同研究范围的人，见解也不相同。总括来看，明实录所记，偏重于政治事件、制度，而缺乏社会经济方面内容，这是3影印本《明光宗实录校勘记》。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一》。 2万斯同《群书疑辨》卷十二《读太租实录》。 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万先生斯同传》。 史官们囿于封建正史编修传统之必然结果。 《皇明宝训》《皇明宝训》与明实录一样，亦为明代之官修正史。有明一代先后共修有十三朝宝训《明太祖宝训》十五卷，今存六卷；《明太宗宝训》五卷；《明仁宗宝训》二卷；《明宣宗宝训》五卷；《明英宗宝训》三卷；《明宪宗宝训》三卷；《明孝宗宝训》三卷；《明武宗宝训》二卷；《明世宗宝训》九卷；《明穆宗宝训》二卷；《明神宗宝训》十二卷，今存十一、十二卷，共十二页；《明光宗宝训》一卷，已残，存七页；《明熹宗宝训》四卷，存五十三页。 明制，宝训与实录同时修纂。其制始于永乐中三修《太祖实录》。夏原吉《进实录表》中称谨撰述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实录二百五十七卷，计二百五册，宝训五十七卷，计十五册，谨伏阙上进。表中所称宝训五十七卷，今已不存。待到万历年间吕本校订刊行《皇明宝训》时，《太祖宝训》仅存六卷，自太祖至穆宗共四十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此刊本，台湾影印出版。 所谓宝训，即为皇帝语录，按照内容分类辑录。这些内容实录中均有记述，文字也尽相同，不过将“上曰”之类，改为“太祖曰”罢了。但是宝训集中了皇帝的言论，又分类开列，易检索，易读，作为“遗之子孙”的训条，既实用又方便。 以《太祖宝训》为例，卷一论治道、敬天、孝思、谨好尚、谦德、经国、封建、兴学；卷二尊儒术、圣学、褒功臣、教太子诸王、正家道、厚俗、议礼、兴礼乐、崇教化；卷三任官、守法、求言、纳谏、去谗佞、却贡献、勤民、理财、节俭；卷四戒奢侈、励忠节、报功、警戒、弭灾异、屏异端、评古、仁政；卷五求贤、恤刑、赏罚、宽赋、恩泽、赈贷、保全功臣、礼前代、礼臣下、训将士；卷六谕群臣、武备、驭夷狄、怀远人、《明太祖实录》卷首。 辨邪正、育人才、务实。共五十一目。此为有明一代宝训之开创，后世所辑，均依此体例，仅分目略有不同而已。 明朝诸帝，优劣殊分，太祖、太宗（成祖）均以百战创业，勤于政务；仁、宣守成，弘治中兴，亦有所建树，言论中，多有可取之处。至武宗、世宗、神宗、熹宗诸朝，荒政怠国，言行不一。所谓“宝训”，不能反映其实，史料价值也就较差了。顺便一点要说及的，明朝皇帝训言、敕谕、批文，均多白话，“宝训”所用文言，盖出自史官润饰之笔。 《大明会典》简称《明会典》，前后共纂修三次，第一次于弘治十年（497）开始纂修，弘治十五年成书，于正德六年颁行；第二次于嘉靖年间续修五十三卷，未颁行；第三次于万历四年（57）重修，至万历十五年修成，为二百二十八卷。 会典修纂会典者，汇集一代之典章制度也。其体例首创于《明会典》。 “四库”收于“政书”类。历代典籍中，“政书”一类，首推杜佑《通典》，但其所记乃上起三代，下迄唐中叶，通述历代政治经济制度之沿革；唐人苏冕撰《会要》四十卷，始有述一代典制之作，今得见者，宋人王溥《唐会要》。然而“会要”体，旧作类书，盖为检索之便，述事简明。《唐会要》因所录史籍散佚不存而独具价值，至两汉、三国及明之会要，则俨然工具书。 《明会典》不同于《通典》及“会要”诸书。其专述有明一代之典章制度，且经多次补纂删润，备载诸典制之事例，为当朝人修当朝典制最为丰富充实者，后为清人所沿袭而作清会典及事例。《明会典》之修纂，可溯源于明初。明人称会典一书，盖昉《唐六典》而加详焉。太祖初著《诸司职掌》，至英宗复辟，复命词臣纂修条格，以续职掌之后。盖会典已权舆于此，但未及成帙耳。国初事简，有《诸司职掌》为典章制度之依据。至英宗以后，事例渐繁，故修条格，续于职掌之后，一为明了典制之更迭依据，且可条存事例为今后用据之本。 会典之正式开局始于弘治十年（497）三月，孝宗命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充总裁官，程敏政、王鳌、杨守阯充副总裁。当日又有内阁大学士徐溥等请赐所修书籍名目，使“纂修者有所依据，承行者易于遵奉”。“上命书名《大明会典》”。 此为初修会典之始。此修先后凡五年，至弘治十五年（502）十二月书成。实录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重修会典》。 《明孝宗实录》卷一二三，弘治十年三月戊申。 纂修《大明会典》成，翰林院进呈，上御奉天殿受之。文武百官各朝服侍班行礼毕，赐总裁等官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健等宴于礼部，命英国公张懋及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侍宴。2典极隆重。即日孝宗亲为制序，但未及刊行。 弘治十年敕修会典时，内阁首辅为徐溥，故当时总裁官以徐溥为首。次年春，刘健进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为首辅，徐溥以目疾乞归，逾年而卒。十五年《大明会典》成书，刘健“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与（李）东阳、（谢）迁同赐蟒衣”3。 此修因未及刊行，内容不甚详。今正德会典基本便是弘治原书。今所存正德会典及万历会典前均有孝宗《御制明会典序》，并有《纂辑遗书》与《弘治间凡例》。可知书凡一百八十卷，所据有《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式》、《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 弘治会典虽未刊行，但它却开创了《明会典》的基本体例。以往于会典之体例，或称其“盖昉《唐六典》而加详焉”。或以为其仿《元典章》之旧体。此不过后人类比之法。依四库之分类，《唐六典》列于史部职官类，不入政书。《元典章》则并非尽以官署为纲，且“体例瞀乱，漫无端绪2”。不足与明会典相拟。 关于会典体例，弘治间凡例已有明述“本朝旧籍，惟《诸司职掌》，见今各衙门遵照行事，故会典本职掌而作。”3又据明人所记，天顺间已有词臣纂修条格，以续职掌之后，遂开会典之先例，弘治开局修纂，依此未变。会典首刊于正德四年（509），正德《御制明会典序》称朕嗣位之四年，为正德己巳。检阅前帙，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复命内阁，重加参校，补正遗阙，又数月而成。4可知此次刊行，对弘治原书有所校补，且时经数月。正德校刊会典，始于四年五月初纂修《孝宗实录》成，命吏部查纂修官事例。既而又令查其中尝与修《大明会典》已升及守制未升者职衔、履历与到馆日期，至是上之。诏纂修实录，重事也，其即照例拟升职等第以闻。且谓先年刘健等以编纂会典为名，多所糜费，已升之职，俱革之。其书仍令大学士李东2《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四，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己酉。 3《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重修会典》。 2《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三《史部·政书类存目一》。 3《大明会典·弘治间凡例》。 4正德《御制明会典序》。 阳等复视更定，务令明白。此本为刘瑾专权，裁抑文臣之举。同年为避刘瑾请迁南京之户部郎中陈洪谟记称“初，《大明会典》成，内阁自李东阳而下至翰林、春坊皆升职。瑾以为破坏祖制宗书，妄增新例，毁其书，悉追夺各官升职，惟东阳不夺。”2东阳虽未夺官，仍有降支俸禄之罚。降职者有梁储、靳贵、傅珪、朱希周、毛纪、潘辰、周文通、沈冬魁、张芮、毛澄、顾清、杨守阯、王华，降俸者并有杨廷和、白钺、刘机。刘瑾干部拟降处以议未尽满意，时得旨从之，“仍谓吏部奏拟欺隐含糊，法有未尽，姑存大体不究”3。主要即为李东阳降俸为未能尽法。“瑾欲裁抑儒巨，谓旧例纂修升秩为过，故先革其所以升者，而复加之，以示己（瑾）恩”4。先是以修《孝宗实录》已有升赐，事载四年四月实录，至此旋降旋复均出刘瑾之意。 黜降之外，陈洪谟有“毁其书”之记述，殊可存疑。实录仅谓刘健等“多所糜费”。陈洪谟则记有“以为破坏祖宗制书，妄增新例”云云。然观刘瑾降黜诸臣，意不在书而在人，似未必有毁书之举。且正德校刊会典，始于四年五月，成于同年十二月，仅半载有余，80卷之巨帙，若全部重修，势难完成。当以原书为本，另作校补而已。 今存正德刊行之《明会典》，卷首有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孝宗御制序文及正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武宗御制序文。所列总裁官为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为吏部尚书梁储，纂修官为翰林学士毛纪、侍讲学士傅珪、侍读毛澄和朱希周、编修潘辰等人。与刘瑾降黜诸人相核，尚有多人未曾署名，是弘治、正德两修会典，参与之人亦稍有异。正德校刊会典，卷目同于弘治原书，并无新纂凡例，事例亦仅记于弘治十五年（502），故后人记续修会典，或有不记此修者。 会典续修，见于嘉靖年间。嘉靖间续修五十三卷，今不存其书。其间凡两续修，一为嘉靖八年（529），世宗敕谕内阁“仍将弘治十五年以后，至嘉靖七年续定事例，照前例查出纂集，校勘停当，写成上进，续修附入。”一为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又以阁臣严嵩之请，续添新例。由此推知，所修五十三卷，当为原一百八十卷外增补之数。嘉靖间纂修凡例今存。其中可略知续纂内容一、正原本之差讹，补其脱漏，并将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随类附入。 二、变更事目，有应分立之目，有应合立之目，有分类不当者，有增立未尽者，另有目下记事不详或失实者，旧立目而今无其事者，均予删补重订。三、将原有分类总注中不统一之处，统一格式。 四、增补等制礼仪，旧制不载则增立新目，旧制变更者载于旧目之下。 34《明武宗实录》卷五○，正德四年五月戊戌。 2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三。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皇帝敕谕内阁》。 五、新立之坛庙冠服仪仗等制度，各绘制成图，随类附入。 六、增加世宗御制册告等文。 七、殿阁大学士旧载国子监之后，当时已与师、傅同为大臣兼官，故不隶衙门，移列于师、傅之后。 八、更订南京各衙门事例混记于北京者。 此距弘治成书，以嘉靖八年敕谕内阁时即已二十八年，若以嘉靖二十八年续修成书时计则四十又八年，所增事例应为不少。然当时所重，在于更定祀典，八条凡例之中，仅一条为将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随类附入。而嘉靖续修之可贵者，亦仅在此。万历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等上重修会典奏本，其中有云“嘉靖年间，世宗皇帝尝命儒臣续修会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经进呈，未蒙刊布。”对于嘉靖间两修会典，后人评价不高，初则张永嘉、桂安仁、夏贵溪等为政，以议礼诸臣续典，自然强调以兴献王为宗，及改定冠服祀制等，因过于突出新制，旧制反而简略不详。再修又以严分宜为总裁，严氏只求取媚世宗，紊礼逾法之处更多。又嘉靖时祀典太滥，明人即已有所议论，书成留于禁中，不制序，不发刊，后亦不传。 隆庆二年（58），都御史孙应鳌奏请事例，附入会典。万历初年，又有给事中林景旸等复申前请。但因当嘉靖、隆庆两朝实录尚未告成，“披阅校正，日不暇给，若复兼修会典，未免顾此失彼”2。 至万历四年六月，始有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合疏奏请开馆续修会典。是月神宗敕谕内阁，择日开馆。此修至万历十三年完稿，又二年至十五年二月上表进书，前后十余年，纂成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会典成书后期，张居正病逝，继有抄没之祸，故重修之总裁列名阁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副总裁礼部尚书沈鲤，吏部侍郎沈一贯、朱赓，礼部侍郎王弘海、张位、于慎行，侍读学士徐显清等。纂修官有赵用贤、刘虞夔、刘元震、孙继皋、黄洪宪、曾朝节、刘楚先、张应元、陆可教、杨起元、杨德政、冯琦、庄履丰、萧良有、王庭譔、余继登、沈自邠等。另有催纂、誊录多人。 此次重修，工程浩繁，几可与弘治初修相比。重修之举，首先将弘治、嘉靖两朝旧本再行校订补辑，自嘉靖己酉（二十八年）以后事例补入，补至稿成之万历乙酉（十三年）。旧体例以《诸司职掌》为本，列历年事例于后，然《诸司职掌》成于洪武二十六年，而洪武事例有在二十六年之前者，故改为类事编年，凡《诸司职掌》所记，改为洪武二十六年，《大明令》则改写洪武元年，《大诰》则称洪武二十年。其余颁降各书，均依此例。户口赋税等项则例，首载洪武间数，以记其始；次载弘治间数，以记其中，次载万历万历四年六月十六日内阁《重修奏本》。 2万历四年六月十六日内阁《重修奏本》。 六年（578）会计之数，以别登耗。嘉靖间数字，因增减无几，略去。而涉及嘉靖间重大定制，如三大营之设，系嘉靖二十九年（550）更定，又大阅为隆庆三年（59）创行，其规制仪节，皆备书不省。旧会典事例只以编年排述，不便阅读，改为以事分类，以类分年，其中再以圈隔开记述，以便检阅。凡旧会典中以旧官署名立目者，改以新名立目。经此次重修，无论其内容、形式、体例，均更趋完善。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得正德刊《明会典》一百八十卷，而未见嘉、万诸续修本，亦莫知其存佚，却推而论之曰“殆以嘉靖时祀典太滥，万历时秕政孔多，不足为训，故世不甚传欤？”据今所见正德、万历二会典相比较，此推论失之偏颇。嘉靖时所续五十三卷，抑或有祀典太滥之嫌，万历会典二百二十八卷，就史料价值而论，诚在正德会典之上。 会典卷目《明会典》凡四修，两次刊行。今得见者，正德、万历二会典。 正德《明会典》一百八十卷。 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五吏部；卷十六至卷四十一户部；卷四十二至卷一百五礼部；卷一百六至卷一百二十六兵部；卷一百二十七至卷一百四十六刑部；卷一百四十七至卷一百六十三工部；卷一百六十四至卷一百六十六都察院；卷一百六十七通政使司、中书舍人、六科；卷一百六十八大理寺；卷一百六十九太常寺；卷一百七十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卷一百七十一光禄寺、太仆寺；卷一百七十二鸿胪寺；卷一百七十三国子监；卷一百七十四翰林院；卷一百七十五尚宝司；卷一百七十六钦天监、太医院；卷一百七十七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卷一百七十八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卷一百七十九五军都督府；卷一百八十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 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 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三吏部；卷十四至卷四十二户部；卷四十三至卷一百十七礼部；卷一百十八至卷一百五十八兵部；卷一百五十九至卷一百八十刑部；卷一百八十一至卷二百八工部；卷二百九至卷二百十一都察院；卷二百十二通政使司、中书舍人；卷二百十三六科；卷二百十四大理寺；卷二百十五太常寺；卷二百十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卷二百十七光禄寺；卷二百十八太仆寺；卷二百十九鸿胪寺；卷二百二十国子监；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卷二百二十二尚宝司；卷二百二十三钦天监；卷二百二十四太医院；《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政书类一》。 卷二百二十五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卷二百二十七五军都督府；卷二百二十八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 以二书卷目相比，可知万历会典中吏部少二卷，户部增三卷，礼部增十一卷，兵部增二十卷，刑部增二卷，工部增十一卷，六科单立一卷，太仆寺单立一卷，太医院单立一卷，合计共增四十八卷。 嘉靖间续修《明会典》，补五十三卷，与万历中所增卷数相近，虽未得见其书，然万历续修大致当以嘉靖续修本为依据，万历《重修凡例》称“遵奉敕谕，将弘治、嘉靖两朝旧本，校订补辑。”亦盖指此而言，故得万历会典，则嘉靖会典大致可得之矣。《嘉靖间续纂凡例》记“坛庙冠服仪仗等项制度，凡奉钦定而旧所未有者，各画为图，随类附入。”2查万历《重修凡例》，并无增补坛庙冠服仪仗诸图之记述，可知今万历会典中得见之礼部诸图，系增于嘉靖续修之时。 以往于嘉靖续修多有微词，主要即认为其时祀典太滥。不仅卷数增加十一卷，图增更多。首先增加了冠服之图，如冕、冕衣、下裳、中裳、大带、车带、革带系蔽膝、革带系佩绶、镇圭、鞋袜、皮弁、绛纱袍、红裳、中单等，并有常服、燕弁冠服及皇后冠服、文武官冠服等。这样就比正德会典中只有公侯驸马伯及文武官员官服花样内容丰富了许多，给后人留下直观资料，并未有冗滥之感。 祀制之图，正德会典中重视新旧之对比。首列南京大祀殿、太庙、山川坛、社稷坛等旧图，再列弘治间诸图。万历会典除诸祀祭之图外，增加了各种祭器之图。祀典陈设之图也较前形象化。总之，万历会典较正德会典在附图方面胜之一筹。 此外万历会典于兵部镇戍下载图二十幅，其文称“天下险隘要冲，在职方皆有图本，今不能尽载。而边事特重，故载镇戍总图一，九边图九，其沿海及腹里地方，夷蛮瑶僮之属，所宜备御者，咸著于总图焉。”万历会典于兵部所增内容最多，达二十卷。盖因嘉靖以后南倭北虏，军事日繁，制度变更，事例屡增之缘故。以《各镇分例》辽东为例，正德会典不述，万历会典则记“辽东孤悬千里，国初废郡县置卫所，以防虏寇。独于辽阳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处降夷。东北则女直建州、毛怜等卫，西北则朵颜、福徐、泰宁三卫，分地授官，通贡互市，寇盗亦少。嘉靖间虏入，大得利去，遂剽掠无时，边人不得耕牧，城堡空虚，兵马彫耗，战守之难，《明会典》卷首《万历重修凡例》。 2《明会典》卷首《万历重修凡例》。 《明会典》卷一三三《镇戍八·图本》。 十倍他镇矣。”2其下事例，以嘉靖年始，屡次提及海西、建州、毛怜诸“夷”。清初修《四库全书总目》称未见万历会典，或即因此而有意回避。若修四库时不见万历会典，则修《明史》亦不见其书，然《明史》诸志中录万历会典之处屡见而不鲜矣。 会典述例《明会典》作为一代之政书，其修纂目的本为当时及后世提供遵循典制之依据，所谓“以昭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成宪。”故于修纂中力求“至精且当”，不仅典制完备清楚，且所引事例典型明了。故成为今日研治明代典章制度之要籍。 清修《明史》，有关典章诸志，如礼、食货、职官、兵、刑法、舆服、仪卫、选举等，均以会典为重要依据，其时虽称未见万历会典，而诸志中文字间有抄录会典之痕迹。 会典之修纂，不以它书为据，其法“先令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各委属官，将所载各司事例，再行检查校勘，若有差错，备细贴注明白，送史馆改正”2。“其近年六部等衙门见行事例，各令选委司属官，遵照体例，分类编集，审订折衷，开具送馆。”3再由史馆中纂修人员将各衙门上报材料选编成书。此程序与纂修实录相仿，“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4。实录以编年成书，会典以分类编集。由此可知会典之价值，后世修史及考订史志，多以会典为据，兹述例于下。 《明史·选举志》记“监生历事”，系抄录于《会典》“凡监生历事，吏部四十一名，户部三十五名，礼部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军都督府五十名，谓之正历。”而《会典》所记，更详于此。六部名额中，尚有“兵部二十五名，刑部七十名，工部二十四名”，及“都察院六十三名”之数。 又《明史·职官志》中“荫叙”之制，原载于会典“国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其世禄。”“凡荫叙，洪武二十六年定。”《职官志》则将洪武二十六年，误作十六年2。黄云眉教授作《明史考证》，称“类是者未遑概举。”32《明会典》卷一二九《镇戌四·各镇分例》。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四十《请重修大明会典疏》。 2嘉靖八年四月初六《皇帝敕谕内阁》。 3万历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帝敕谕内阁》。 4王鏊《震泽长语》。 《明会典》卷二二○《国子监》。 2《明会典》卷六《验封清吏司·荫叙》。 3黄云眉《明史考记），第493页。 关于都察院之设置，《明史·职官志》记作洪武十五年会典》则记“国初置御史台十四年改都察院。”4其间相差一年。今查《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四年十月记遣监察御史林愿孙荣等分按各道罪囚。明初所置御史台虽设有察院监察御史，但未分道治事。设都察院后，始分设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道。此称“分按各道罪囚”，则已设都察院无疑。5凡《明史》之抄自会典者，照录则无误，更改则错出，如自永乐五年（407）起，渐置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彝、高昌、缅甸八馆之记述，系据《明会典》卷二“提督四夷馆”。《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癸酉，仅记有“选国子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明史》所能据者，仅会典一书。 再如《明史》记会试之额，称洪武乙丑、永乐丙戌至四百七十二人，为明朝盛事。其会试之额数，见于会典卷七七，而永乐间取录四百七十二人则在二年甲申。修史志者疑甲申非会试之年，臆改丙戌，误为永乐四年。殊不知永乐夺位，建文四年（402）乡试未行，永乐元年补乡试，二年始有会试。《明会典》诸卷目中，以户、礼、兵三部内容最丰，合为一百四十五卷，其余三部及文武各官署合计不过八十三卷。户、礼、兵三部中，户部虽二十九卷，篇幅之多却超过兵部四十一卷。其中所记田土、屯田、税粮、人户等项数字，尤为可贵。 《明史·食货志》首列“户口”，其所记洪武二十六年（393）全国户口一千六百零五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口。弘治四年（49），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578），户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此三年之数字，均出自《明会典》，但洪武二十六年所记户数有误，会典记为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2弘治十五年（502）天下土田之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明史》中此数字抄自正德会典，正德会典载，当年民田三百六十二万九千六百零一顷七亩，官田五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六顷九十三亩，合计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但《食货志》又称“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而实际当为“六之一”。3至于税粮之数，万历会典有三个年份的统计数字，一为“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一为“弘治十五年十三布政司并4《明会典》卷二○九《都察院》。 5《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七，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亥。 《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癸酉。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及校勘记。 2《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户口一》。 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一为“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既有全国总数，又有分征数额，其夏税又分大小米麦丝绢麻苎棉钞等项，秋粮分为米棉苎麻布绵丝钞桐油红花马匹等项。《明史·食货志·赋役》系本于此。其所列两税各项之外，如称“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除去十五万石民粮，官粮当为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余石。同年浙江通省秋粮二百六十六万七千二百零七石，故称“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 《明史·食货志·赋役》有述及匠户之制，文称“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2我的极品姐姐帖吧原文中有轮班误作输班之失，中华书局点校本已作校正，姑不论。而其所谓“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盖指轮班工匠，而非住坐工匠。《明会典》记嘉靖二十七年（548）议准，工役囚人“如果贫病不堪，照例每月出办工价银一钱，委官雇人上工，不许额外多取”。此系住坐工匠。轮班工匠则“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北匠出银六钱”3。此为轮班工匠输罚班银之例。《明史》中所述不清，且将二者混淆，须以会典为据，以正其误。 漕运之数，《明史》记成化八年（472）后始定四百万石之常额，下有北粮南粮之数及兑运、改兑、折色，又有加耗米入京，通两仓之数，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此段文字亦见于《明会典》，而会典中又有各布政司、府兑运、改兑及加耗等详明数字，不仅可补《明史》记述，且可知四百万石之数，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改兑七十万石，并非大概之数，而是以此数字为根本，分派于诸布政司及诸府，务求合乎此数。盖漕运之数定自总额，再行分派。《明史》中不列各布政司及各府数额，读之往往误以为漕运四百万石乃一大概之数。 述及改兑之议，《明史》记“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明会典》则于成化七年（47）前记“凡水次交兑，宣德七年，令官军运粮，各于附近府州县水次，江南民运粮于瓜洲、淮安二处交兑。河南所属民运粮至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船官军领运。山东粮于济宁交兑。”又记“正统九年，令江南漕粮，于九江水次交兑。”2是改兑之议，始自宣德七年（432），非成化七年。至于《明史·食货志》中其他失误，李洵教授《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多有精辟之论，于此不《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2《明史》卷七八《食货志》校勘记十七。 3《明会典》卷一八八《工匠一》、卷一《工匠二》。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 2《明会典》卷二七《漕运、漕规》。 复赘述。 《明会典》于礼部记述独详，达七十五卷之多。明人重礼典，《明史》称“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3撰成《存心录》、《大明集礼》。洪武三十一年间，所著可考见者还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 自洪武以后，礼制渐增。“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又定巡狩、监国及经筵日讲之制。后宫罢殉，始于英宗。陵庙嫡庶之分，正于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谷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独其排众议，祔睿宗太庙跻武宗上，徇本生而违大统，以明察始而以丰昵终矣今其存者，若《明伦大典》，则御制序文以行之；《祀仪成典》，则李时等奉敕而修；《郊祀考议》，则张孚敬所进者也。至《大明会典》，自孝宗朝集纂，其于礼制尤详。世宗、神宗时，数有增益，一代成宪略具是焉。”观有明一代礼制之形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洪武之初创，而总结于弘治间；一为嘉靖之更定，而总结于万历之世。留为成宪者，则万历会典礼部之记述。 今查会典礼部所述，更定者不论，创于嘉靖间者，有“冬至大祀庆成仪”、“皇嫔册立仪”、“皇子、皇女诞生命名仪”、“亲蚕仪”、“皇嫔冠服”、“分祀”、“祈谷”、“大享”、“雩祀”、“节拜”、“帝社稷”、“太岁月将”、“大禘”、“先圣先师”等二十余种，其中有些后罢。 《明会典》虽详于礼典，明人仍有批评“仪制莫重于登极，当以为首，乃居朝仪之后；宴莫大于庆成，宜详，止书大略；至封爵，是国家重典，并未一及。朝贺仪以皇上冠于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宫虽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内，原自有别，亦冠于太皇太后之前。均内也，以妇先姑，可乎？丧礼以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于章圣皇太后之后，不已太甚乎？开天圣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国尊崇之后之前。虽仪注非实事，宁不触目动心？”此论不为无理，然均属编纂体例不当，非记述之误，考读有明一代礼制，仍当首举会典。 会典于吏、户、礼三部之外，尚有六部中之兵、刑、工及其他诸司衙门，事例亦称详尽。如其中兵部所述，自中叶以后，兵事日繁，京营制度及变更之驿递、马政诸项，内容十分丰富。万历会典较之正德会典陡增二十卷，盖3《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朱国桢《涌幢小品》一《大明会典》。 亦由此。因篇幅所限，不可备述。 以上所列，多为会典之可取处，至于其缺失之处，自然在所难免。体例所限，姑且不论，即其记述事例，亦间有断章取义，述事不明者。如记永乐初设北京行部之事，与其后设置行在六部相混淆，使人误以行部职权同于行在六部，则将管理北京地方行政之行部，与设于北京之临时朝廷机构混谈。再如述及明初垦荒，则与移民屯种混同记述，易使人将民屯与移民垦荒误为一谈。此均属弘治后修史者于明初史事不甚明了，又未加仔细考订之结果，今之治史者不可不再考而明之。 《明史》《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明史》的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少于《宋史》，居第二位。 《明史》为清代官修的前朝正史，大学士张廷玉总裁成书。这部正史自清顺治二年（45）下诏修纂，到乾隆四年（739）刊行问世，前后长达九十五年，为二十四史中修纂时间最长的一部。 《明史》卷帙多，修纂时间长，使其具有许多与诸史不同的特点。 《明史》的成书及其背景《明史》自开修到刊行，历时将近百年，百年修一史，这实在是罕见之事。那么《明史》的修纂为什么会历时这样长久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纵观《明史》的修纂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无绩可言的初修阶段。 《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45年5月2日）。据清顺治朝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置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纂修、收掌、誊录官。 此时正值清军入关之初，立足未稳便急于诏修《明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隔江对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认弘光的南明政权存在。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虽然到五月十五日（月8日）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灭亡，五月二十八日（月2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但是实际上清军在江南遭到了军民的坚决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发令”后，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战斗有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固守孤城达两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明臣黄道周、郑芝龙等奉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与此同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奉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也与明总督何腾蛟结合抗清。到顺治三年（4），明臣苏观生等奉唐王朱聿■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历政权。顺治六年（49），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与南明永历政权结合，成为抗清主力之一。 在清军占据的北方各地，与南方抗清形势呼应，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义师纷起，一些降清明朝将领也先后举旗抗清，在全国范围内，几次掀起抗清。例如顺治九年（52）李定国率军收复宝庆、全州、桂林的战役，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顺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鲁王部下张名振、张煌言等率舟师攻入长江，直抵南京近郊；郑成功亦率水军攻克舟山。这样的抗清斗争，直到清康熙初年，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郑成功、李定国先后去世，始告一段落。 在这样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9），康熙皇帝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然而此时政局又有新的变化。康熙十二年（73），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发了“三藩之乱”，从此，又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直到康熙二十年（8）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因此，顺治二年（45）所下修纂《明史》的诏令，实际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政策作用远远超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明史》修纂第一阶段无绩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当时不仅没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档案，而且在征求图书时，献书者也极少，就连最基本的史料明代历朝实录也不完整，天启朝实录缺少七年以后部分，崇祯朝因亡国而无实录。如此种种，也限制了《明史》修纂工作的进展。所以，直到“三藩之乱”基本平定之后，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动手修纂《明史》，其间已历时三十五年之久。 2.卓有成效的五十年。 “三藩之乱”虽然直到康熙二十年（8）始告结束，但是《明史》的修纂工作却并未等到此时，而要略早几年。康熙十七年（78）诏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明史》，从这时候起，正式动手修纂《明史》的第二阶段即告开始。 这时“三藩之乱”虽未平定，但朝廷胜利之大局已定。康熙十七年（78）八月，吴三桂死后，清廷便由以军事为主转向了追求进一步的政局稳定。康熙皇帝诏开博学鸿儒科和开修《明史》，正是他炫耀文治、稳定人心之举。修纂《明史》是康熙皇帝用来笼络知名人士，尤其是那些坚持明朝遗民立场，不肯做清朝官吏的著名文人的一种手段。此时明亡已久，决无复兴之可能，这些遗民之情，也只能寄托于修纂《明史》之中了。 康熙皇帝虽然表现出对修纂《明史》的重视，但是他深知，国家稳定之基础并非修书，而在于经济。早在他亲政之初，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待到三藩、台湾及准噶尔先后平定，他更感到天下无事，而以治理黄河为最重要。 正因为康熙十八年（79）博学鸿儒科及其修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所以其结果也必然会时重时轻，迁延时日，前后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723）仍然未能完成这部官修的前朝史。 但是，这时的情况与顺治二年（45）下诏初修时已经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稳定，经济也逐渐恢复，到康熙后期更出现了繁荣盛世，这些都为《明史》的修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资料的征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近五十年时间，虽然未能完成《明史》的修纂，但却是《明史》成书的关键阶段。我们今天所见《明史》之雏形便是在此时形成的。 到雍正元年（723）为止，先后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种是万斯同审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种是他审定的四百十六卷本，这两种稿本都被称作万氏《明史稿》。此外还有王鸿绪于康熙五十三年（74）进呈的《明史（列传部分）》二百零五卷本，这实际上是在万氏《明史稿》基础上删削而成的。到雍正元年（723）六月，王鸿绪又一次进呈《明史稿》，包括纪、志、表、传，共计三百十卷，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后来刊刻的所谓《横云山人明史稿》。 3.最后成书阶段。 经历将近五十年断断续续地修纂，《明史》成书的基本工作业已完成。 雍正元年（723），王鸿绪进呈《明史稿》，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基础之上，增损成书。这次开局修《明史》，虽有康熙年间众史家之努力及万氏、王氏《明史稿》为本，但仍集中了数十人之力，前后用了十三年时间方始告竣。 雍正皇帝的即位，一向有“夺嫡”之说，成为清初的一大疑案。尽管对此众说不一，但康熙末年立储之争与雍正皇帝的即位，则是历史事实。雍正皇帝是一位强权的皇帝。他登极后，着手削弱诸王旗主势力，打击“朋党”，以至到骨肉相残。雍正皇帝也是一位追求功利的有为之君，在文治和武功方面都要求有建树。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诏令开修《明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康熙晚年，诸子为以自身的表现去求得继承皇位的机会，便曾有过修书之举，即陈梦雷侍读诚郡王允祉之邸所纂《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后因雍正皇帝与兄弟相残，受牵罹祸，下场颇为不幸，然而《古今图书集成》则于雍正年间继续编成刊行，反而成为雍正皇帝彰文之举。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六，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即命开修《明史》的原因，还在于可以由此表现其对父皇遗志的继承。康熙年间所修《明史》未成，只好由雍正皇帝继续。 这一次开修《明史》贯穿了雍正一朝，直到雍正十三年（735）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同年十二月，修《明史》成，大学士张廷玉进表，持续多年的修史工作方告结束。乾隆四年（739）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得以问世。 《明史》的真正修纂，是从康熙中到雍正末。这时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尽管清朝统治者从其统治需要出发，在修史时为达其目的，不可能给予真正的关心与，但是由于社会长期稳定，经济的恢复发展，文化的日趋繁荣，在客观上为修史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修纂人员能够尽其所能，使这部《明史》保持了许多诸史所不及的特点。 《明史》编纂体例举要《明史》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它的编纂体例沿袭了前朝诸史，分为纪、志、表、传四种。《明史》虽然与前朝诸史同属纪传体史书，也采用了相同的分述方式，但是究其实际编纂内容，与诸史并不完全相同. 本纪。 本纪共二十四卷《太祖纪》三卷，《恭闵帝（建文帝）纪》一卷，《成祖纪》三卷，《仁宗纪》一卷，《宣宗纪》一卷，《英宗纪》前后共二卷，《景帝纪》一卷，《宪宗纪》二卷，《孝宗纪》一卷，《武宗纪》一卷，《世宗纪》二卷，《穆宗纪》一卷，《神宗纪》二卷，光宗纪附于神宗后，《熹宗纪》一卷，《庄烈帝纪》二卷。 就卷数而论，《明史》本纪所占不足全书十分之一，若以字数而论，则所占不及全书二十五分之一。由此可知本纪在《明史》中所占比例甚小，这是《明史》编纂体例中的一个特点。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以编年形式叙史的部分，《明史》显然是将本纪作为全史之纲，以简明扼要的方式，首列于全书之前，使人在读阅这部史书之时，首先了解到有明一代历史之概况，而不是使人在读阅本纪时便事无巨细尽览尽知。这应该算是《明史》修纂整体设计上的独到之处。 《明史》本纪的另一个特点，是尊重史实，不以明代官定史论为据。如建文帝年号于成祖夺位后革除，其四年实录仅以元、二、三及洪武三十五年，附于《明太祖实录》之后。《明史》中则专立《恭闵帝纪》一卷，甚为得体。再如英宗削景泰帝号，情形与建文事相似，《明史》中亦处理得当。清代史家钱大昕曾论称“其例有创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实录》附景泰七年事，称郕戾王，而削其庙号，此当时史臣曲笔。今分英宗为前后两纪，而列景帝纪于中，斟酌最为尽善。”明洪武中懿文太子朱标，因早逝而未及继位，建文元年（399）追尊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 孝康皇帝，庙号兴宗。成祖夺位后，废其帝号庙号，复称懿文太子。是虽曾有帝号，而未改元登极，故不入本纪，而入列传，但其曾有帝号，亦为史实，又与诸传不同，特于后妃传后，诸王传前立传。与之同列者，又有嘉靖皇帝之父，兴献王朱祐杬。嘉靖中兴大礼议，特尊其父为睿宗兴献皇帝，也属仅有帝号而已。《明史》本纪不列兴宗、睿宗，正与其以本纪为叙述有明一代历史之大纲有关。光宗即位于万历四十八年（20）八月初一，死于同年九月初一，在位仅一月，未及改元，遂定以是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光宗本纪》于是附于《神宗本纪》之后，未单立一卷，仅以数百字述过，不失为大纲之作。 《明史》本纪虽以时间长短为本，分卷记史，然而又不尽拘泥于此。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本纪则占三卷，因其为开国之君。成祖在位二十二年，本纪则占三卷，虽可称因其夺位登极，事属特殊，则已有轻重之分。英宗二卷，尚可因前后各有年号为由，宪宗二十二年，亦占二卷，世宗四十五年，神宗四十八年，同样各占二卷，庄烈帝十七年，亦占二卷。可见诸人修史，颇以史事轻重叙述，此又符合其立纲之体。总的来看，《明史》本纪，分帝而述，编年记事，又不失为一个整体，笔墨虽少，却完整明了，轻重适宜。《明史》本纪中一大令人遗憾之处是未能给南明诸帝立纪，这是清初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清朝官修史书，不仅不可能给南明诸帝立纪，甚至于列传中亦不立传。清初私家修史，妄谈及此，则也难免于“文字狱”之祸。 2.志。 《明史》本纪之后即为志，史家常说，“读史必先读志”。《明史》志共七十五卷，《天文志》三卷，《五行志》三卷，《历志》九卷，《地理志》七卷，《礼志》十四卷，《乐志》三卷，《仪卫志》一卷，《舆服志》四卷，《选举志》三卷，《职官志》五卷，《食货志》六卷，《河渠志》六卷，《兵志》四卷，《刑法志》三卷，《艺文志》四卷。 《明史》志之修纂，依照天、地、礼、乐之顺序排述，《天文志》出自汤斌之手。汤斌为清初廉正之臣，于修《明史》颇有所建言。顺治初修《明史》时，他曾应诏陈言，请广搜野乘遗书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于元至正，特传文天祥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亦著巴颜布哈之义。我朝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亦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万世。”此下于所司，招致冯铨等人攻击，说他“夸奖抗逆之人”，幸亏顺治皇帝赞许汤斌之言，才未因此获罪。至康熙再修《明史》时，汤斌于康熙二十一年（82）充任《明史》总裁，因此《明史》中本纪、志、列传不少篇出其笔下。但汤斌颇重经学，于天文则非其所长，其所撰《天文志》较为难读。 《明史·天文志序》称“自司马迁述《天官》，而历代作史者皆志天文。惟《辽史》独否，谓天象昭垂，千古如一，日食、天变既著本纪，则《天文志》近于衍。其说颇当然因此遂废天文不志，亦非也。天象虽无古今之异，而谈天之家，测天之器，往往后胜于前。无以志之，使一代制作之义泯焉无传，是亦史法之缺漏也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兹掇其要，论著于篇。” 由此可知，修纂《明史·天文志》的宗旨，虽然仍抱对天文之轻视，但也看到了明代天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天文学知识，于中国传统天文学颇有裨补。《天文志》除第一卷叙述传统天文学与“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者外，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从明太祖至崇祯皇帝其间仪象（即天文仪器）的发展变化。第二卷与第三卷则记有明一代天文现象的变化，除去日食已全部记入本纪之中外，其余如“月掩犯五纬”，“五纬掩犯”，“五纬合聚”，“五纬掩犯恒星”，以至“星昼见”、“晕适”、“星变”、“流陨”等，多有记录，虽然难懂而泛浅，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除去《天文志》之外，汤斌还执笔了《五行志》和《历志》的编纂。 《五行志》即金、木、水、火、土，其体仿《汉书》及前代诸史，记自洪武至崇祯间所谓“祥异”之事。其三卷中，首卷为水，如恒寒、恒阴、雪霜、冰雹、雷震、鱼孽、蝗蝻、豕祸、龙蛇之孽、马异、人痾、疾疫、鼓妖、陨石、水潦、水变、黑眚黑祥，皆属之水。第二卷为火、木，仿前史，以恒燠、草异、羽虫之孽、羊祸、火灾、火异、赤眚赤祥属之火；仿前史以恒雨、狂人、服妖、鸡祸、鼠孽、木冰、木妖、青眚青祥属之木。第三卷为金、土，仿前史以恒旸、诗妖、毛虫之孽、犬祸、金石之妖、白眚白祥属之金；以恒风、风霾晦冥、花孽、虫孽、牛祸、地震、山颓、雨毛、地生毛、年饥、黄眚黄祥属之土。 《明史·五行志》的编纂是不够成功的，一是简单而缺漏太多，如地震水旱等灾情；二是多有记述不确之处，甚至记入传闻，以增其神秘色彩，所以史家多认为其“无大用”。《历志》共九卷。明代历法，由于崇祯时改用西洋新法而有所创新。其《历法沿革》一卷，对朱载堉《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介绍较详，后徐光启等督修历法，重视西洋历法，也多用文字。这当是《明史·历志》的一大特点。 《历志》的第二大特点是除表之外而有图，与诸史不同。计有图五，均附于《大统历法》之中。有“割圆弧矢图”、“侧立之图”、“平视之图”、“月道距差图”、“二至出入差图”。 全志以大统历为主，计有二、三、四、五、六共五卷，回回历法为辅，计有七、八、九共三卷。《历志》述事虽详，因涉于历法知识，又有古今之别，及明朝所用《大统历》与《回回历》之别，颇为难读。 柴德赓《史籍举要》。 《历志》之后为《地理志》，《地理志》共七卷。 明朝为我国历史上统一的朝代之一，如《明史·地理志序》所称“禹迹所奄，尽入版图，近古以来，所未有也。”自明太祖统一全国后，京师之外，置十三布政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分领天下。成祖即位，又增设交阯、贵州二布政使司，而改北平为北京。仁、宣以后，弃交阯，而渐定为南北二京，十三布政使司，全国一统遂定。英宗天顺五年（4），李贤等奉敕修成《大明一统志》九十卷，为明朝全国政区之志书。而该书记述失误颇多。《明史·地理志》则“考其升降之差，沿革之故，具著于篇”而成。 七卷之中，南、北两京一卷，山东、山西一卷，河南、陕西一卷，四川、江西一卷，湖广、浙江一卷、福建、广东、广西一卷，云南、贵州一卷。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各有总述，记其沿革，均以《禹贡》诸州为本。总述之后，再以府、州、县分述。后附都司、卫、所之设置沿革，内容颇为详尽可取，然亦间有漏误之处，后人有作考辨纠误者。 《礼志》十四卷，吴苑所撰。礼、乐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礼教为治民之本。礼仪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及社会生活状况。礼仪同时也被用作封建刑法的补充。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朝代，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礼制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后，复有“礼崩乐坏”之势，而所谓“礼崩乐坏”则正是社会变革之时。《明史·礼志》也就必然要反映出这方面内容。 《礼志》所述，首为吉礼，即祭祀之典，包括祀天地诸坛、诸庙等，共六卷。次为嘉礼，以宫中之礼为主，附有地方“乡饮酒礼”，共三卷有余。嘉礼之后为宾礼，除来宾之礼外，官民相见之礼亦属之列。宾礼附嘉礼后，篇仅半卷。后有军礼一卷。再后则为凶礼三卷，述陵寝丧制。正符古五礼之制。《礼志》的优点是叙述较详，缺点是官民之礼过简，且所述礼仪，难于读明，需与《明会典》诸书相参而读。 《明史·乐志》三卷，主要记述有明一代乐器及乐章之制，以礼为本，乐随礼行。乐制所述并非明代音乐，而仍为礼制而已。明代有音律家朱载堉，为近代音乐创始之名人，惜其所创，非《乐志》所述。 《仪卫志》一卷，《舆服志》四卷，内容亦与礼制相关，记述较详尽。 《明史》仿《宋史》体例，《礼志》、《乐志》、《仪卫志》、《舆服志》均立而分述，较前诸史所立更为全善。 《选举志》三卷，所述颇有特点。其序言称“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 因此《明史·选举志》首卷为学校，次卷为科目，三卷则荐举、任官铨选考察。明初重荐举，永乐以后；科目渐盛，荐举日轻，此种变化于志中叙述十分清楚，其体例为制度与事例夹叙，使人易读易懂，一目了然。《选举志》出自陆葇之手，陆葇进士出身，又选博学鸿儒，于选举关键，自当有所体会，故述史颇为得体。 《职官志》五卷，为《明史》诸志中之重点。明初太祖朱元璋罢丞相，升六部之秩，成祖朱棣始设内阁，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至此为一大变化时期，又有宦官衙门之设与历朝不同，其特点显而易见。 《明史·职官志》采取由朝廷至地方，由文及武，由内及边的记述方法。南北两京官署，以北京为主，南京官专立于后，述记颇简。 其一卷所述为宗人府、三公三孤、太子三师三少、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二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衍圣公。 三卷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中书舍人、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五城兵马司、顺天府、武学、僧道录司、教坊司、宦官、女官。 四卷南京官、应天府、王府长史司、布政司、按察司、各道、行太仆寺、苑马寺、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市舶提举司、茶马司、府、州、县、儒学、巡检司、驿、税课司、仓库、织染局、河泊所、批验所、递运所、铁冶所、医学、阴阳学、僧纲司、道纪司。 五卷公侯伯、驸马都尉、五军都督府、京营、京卫、锦衣卫、南京守备、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卫、王府护卫、总兵官、留守司、都司、各卫、各所、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军民府。 《职官志》中于内阁叙述不详，而以六部为重，是因六部为明代官制主体，但明代内阁作用之大，设置之突出，实应多述。都察院系改原御史台而置，为明代始置。都御史职关纪纲风宪，尤其重要。又有巡抚之职，为都御史外任，并有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名目；监察御史又有巡按之制。故此都察院置于第二卷之首，而所占篇幅最长，此亦史笔之用心。 宦官专立一篇，列于第三卷之末，即在京诸衙之后。首述十二监、四司、八局，即宦官二十四衙门，及诸库、房、厂、提督、守备、镇守诸职，记述颇为清楚。如记提督东厂，下记“掌印太监一员，掌班、领班、司房无定员。贴刑二员，掌刺缉刑狱之事。旧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其贴刑官，则用锦衣卫千百户为之。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各私设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员。”明代宦官之权势，跃然于纸上。 且宦官之后，另有评述文字，由明太祖洪武十七年（384）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至永乐后中官四出，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之专权，直至明亡，颇有总结。清朝以此为戒，宦官遂无干政之机，这实在是以史为鉴。 明代土司制度，亦为当时一大特点，故职官之尾专立土官，文字虽然不多，却给人以完善之感。 《明史·食货志》共六卷，出自潘耒之手。其实潘耒所作，实据王原《明食货志》而成。但据记潘耒对编纂《食货志》用力最勤，“自洪武至万历朝实录之有关食货者，共钞六十余本，密行细字，每本多至四十余纸，少亦二十余纸，他纂尚不在是”。故人多认为潘耒曾作有食货之稿，或为长编。后王原入史馆纂《食货志》即所见《学庵类稿》中的《明食货志》，至于其是否曾用潘耒所纂，就不可得而知了。 王原《明食货志》共十二卷卷一志序、农桑。卷二户口。卷三田制（附屯政）。卷四赋役（附荒政）。卷五漕运（附海运）。卷六仓库（附马房、仓场）。卷七盐法。卷八钱钞。卷九茶矾。卷十课税。卷十一上供采造。卷十二会计（附俸饷）。 王鸿绪所上《明史稿》钞本中，除将“会计”并入“上供采造”而存十一卷外，内容与王原《明食货志》几乎完全相同。 《明史·食货志》共六卷。 卷一户口、田制（附屯田、庄田）。卷二赋役。卷三漕运、仓库。卷四盐法、茶法。卷五钱钞、坑冶（附铁冶铜场）、商税、市舶、马市。卷六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织造、烧造、俸饷、会计。除去内容有所增减外，基本略同。因此说《明史·食货志》系据王原《明食货志》而成。《食货志》将“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著于篇”。自清朝以来，论者甚为推崇，但其实志中错误之处甚多，且有文字过简不明之处，待后尚有介绍，故于此不赘。 《河渠志》六卷，依旧史之例，分河而述。黄河分上、下，共二卷，运河亦分上下，而未足二卷，附有海运半卷。《明食货志》中海运原附于漕运之后。淮、泇、卫、漳、沁、滹沱、桑乾、胶莱诸河共为一卷，直省水利另为一卷。显而易见，《河渠志》之目的不在于河渠而在于水利，着重于河工和漕运。其内容与食货可互为补充。 《兵志》四卷，记有明一代军政之详。首卷记京营、侍卫上直军（附皇城守卫、京城巡捕）、四卫营。第二卷记卫所、班军。第三卷记边防、海防（附江防）、民壮、土兵（附乡兵）。第四卷记清理军伍、训练、赏功、火器、车船、马政。 明代兵制特点突出，主要体现明太祖集权之用心。所谓“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2。此系得唐朝府兵制之遗意而更为详密。 杨椿《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序》。 2《明史》卷《兵志序》。 有明一代，困于南倭北“虏”，军事至为重要，而形势所变又迫使军制屡更。其间沿革变化，《兵志》中记述颇为清楚，只第一卷内关于京营之记述与《职官志》互为交叉，采用简述方法与之互为补充而已。 《明史·刑法志》仅三卷。明初太祖极重刑律，后因循日久，虽视为具文，而明代刑律仍有其特点。《刑法志》三卷，每卷无题类之别，但首卷即述有明一代之律文。第二卷再述法司及刑法执行情况。此卷内容本易与《职官志》诸法司重复，而史官姜宸英撰写得体。《刑法志》第三卷最有特点，开首便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此卷记厂卫之事较详，史论甚佳。厂卫为明代刑法中之大事，洪武中行锦衣卫镇抚司狱，末年废罢，至永乐中复置，且立东厂。立东厂事实录中避而不述，是有所隐晦遮掩，《刑法志》颇予详述，此举甚当，亦补《职官志》之所难述。 《艺文志》四卷，出目录学名家黄虞稷之笔。黄虞稷撰有《千顷堂书目》，于目录之学甚为博知。《艺文志序》另出倪灿之手，文中申明本志体例，仅录有明一代名家著述，此与前史不同。“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修，搜罗历代图书，考其存亡，为目录学整理之大功业。《明史·艺文志》不采用此种修纂方法，专取有明一代之书，似简而实详，确是颇有用心者。然智者百虑，不免一失，如其著录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以其体例而论，必为误录之书。 《艺文志》四卷，依经、史、子、集排述。一曰经，共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四书》、《小学》。二曰史，共十类正史、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三曰子，共十二类儒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类书、道家、释家。四曰集，共三类别集、总集、文史。其经部收书目九百零五部，史部一千三百十六部，子部九百七十部，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部，共计收书四千五百八十九部。虽然并未能将有明一代图书尽收其中，仍不失为一大功绩，而为了解明代目录书籍之不可少者。 3.表。 《明史》表共十三卷，其中《诸王世表》五卷，《功臣世表》三卷，《外戚恩泽侯表》一卷，《宰辅年表》二卷，《七卿年表》二卷。其中《七卿年表》为首创，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评《七卿年表》称“盖取《汉书·公卿表》之意。明时阁部并重，虽有九卿之名，而通政、大理非政本所关，则略之。南京九卿亦闲局，无庸表也。”所谓七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加上都察院都御史，此为有明一代政体之本。另《宰辅年表》初列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至洪武十三年（380）革中书省并左、右丞相，左、右丞及参知政事，遂止。自建文四年（402）成祖夺位后，始改记内阁诸臣，则实为内阁诸臣表。 《明史》诸表的最初修纂似与纪、志、列传同时进行，王鸿绪康熙间增损史馆旧稿，先成于列传二百零五卷，始有先成列传之说。其雍正元年（723）进呈《明史稿》时，于诸表所改不大，诸王表仍旧，去功臣、戚臣、宦幸，改大臣上为宰辅，大臣中、下为七卿，因此可知，原稿中诸表俱备。诸表之修，则并非依据《明史列传》，表中所载，可与列传记述互为补证。4.列传。 《列传》二百二十卷，构成了《明史》之主体。共二十二类。《后妃传》二卷；《兴宗孝康皇帝（附皇后、吕太后）传》、《睿宗兴献皇帝（附皇后）传》共一卷；《诸王传》五卷；《公主传》一卷；诸臣传，前并有明开国前群雄三卷，共一百五十八卷；《循吏传》一卷；《儒林传》三卷；《文苑传》四卷；《忠义传》七卷；《孝义传》二卷；《隐逸传》一卷；《方伎传》一卷；《外戚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宦官传》二卷；《阉党传》一卷；《佞幸传》一卷；《奸臣传》一卷；《流贼传》一卷；《土司传》中，《湖广土司》一卷、《四川土司》二卷、《云南土司》三卷、《贵州土司》一卷、《广西土司》三卷，计十卷；《外国传》九卷；《西域传》四卷。 《明史》列传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总之，《明史》修纂日久，又有前诸史修纂之经验，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尤其是隋、唐以后诸史中，更为突出。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史》中指出“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由此可见《明史》体例优于诸史者之大概。 《明史》评述《明史》体例堪称完善而优于诸史，此已有公论。而作为一部纪传体官修正史，就其记述有明一代历史而论，则尚有优劣之评。 清人于《明史》，推崇备至，盖因官修而历四代始成书。清代史学家赵翼作《廿二史札记》，于《明史》多有赞誉之文。他总括谈到《明史》的几大优点一是修纂时间长。“盖阅六十年（按自康熙十八年始计算，至乾隆初刊行止）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日久而功深者也。”二是动手时间... 2 1《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1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2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1《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2《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1000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隋唐城址隋唐长安城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1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米，进深1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墙外侧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1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余皆宽1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115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1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1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1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1674米，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余处2。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17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种。1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0米，西壁1275米，北壁1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0米。城墙夯筑，宽15—16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1670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00米，南北120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0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0米，东墙残长1270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700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曲折，长6776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6期。 1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宽一般在500—580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1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0米左右，小的宽3米左右，进深皆3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1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米。前殿东西宽58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2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米左右，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3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1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1参见第103页注1。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2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3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2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发掘了其中6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0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1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10x10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030米，东西宽3120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2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1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二节唐代的重要遗址重要发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陆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发现，1989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发掘，发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1—4，1号牛在西北方位，2号牛在东北方位，3号牛在西南方位，4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米，长3.5米，厚0.7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米，身高1.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米，周长1.03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1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位于t2的西南方，据文献，t1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和t1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1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古采场4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个天井和28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1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1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第三节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1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1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160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1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1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1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2。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曋钩菩四辏挥谏挛飨萄簦馔猎残危坝惺窳脚牛刑炻弧6怼6āa暝耙盐兀荒鼙嫫湫沃脾邸4送猓颖笔÷∫11鼗褂刑聘咦胬钤u谒拇嫘实劾钗醯慕u趿旰偷谌婀饣实劾钐齑偷钠粼肆辍Ⅻbr />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 3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第四节隋唐墓葬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撰、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撰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撰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1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1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陆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1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1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2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31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2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年第4期。3《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隋唐壁画墓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1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4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23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号似为工匠居室，2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米，宽2.6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余件，包括200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厘米，腹径42.5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件，包括4件银盘、1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1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1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年第7、8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2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0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1第三章研究概况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地理考证》、《地理考证》等，n婕澳谌菁u悖贾ぃ交岬胤教u唷s*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1。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1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1。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2。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3。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 3 在河北，有童谣预示着天下易主“塔儿黑，北人作主南是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2在淮、楚地区，则有童谣预示道“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园。”3各地秘密教派则利用宗教组织，宣传着改朝换代的思想。泰定二年（325），河南息州人赵丑厮等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韩山童、彭莹玉等人则利用白莲教，倡言天下大乱，宣称“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号召徒众，准备起事。 元朝末年天下形势，已到了民怨鼎沸的程度，元皇朝“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变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4开河变钞，尤其是征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属河北）等十三路民夫十五万人修复黄河故道，直接导致了红巾军起义的发生。原来元朝廷严禁集会，在于害怕人们组织反抗，而修治黄河则聚集了十五万怨夫，他们不满于元朝的统治，传诵着“石人一只眼，《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2《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3《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三。 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渴望有人带头造反。韩山童、刘福通等人乘机在黄河故道上埋下石人。不久，民工在黄陵冈黄河故道上挖出了石人，石人背上赫然写着十四个大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石人背上的文字，正与民谣相契合——天意如此，不反待如何？ 至正十一年（35）五月，广平府永年县（今属河北）人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同刘福通一起，在颍州聚集民众三万人，歃血盟誓，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树起了义旗“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并发布讨元檄文。但是，不久韩山童即被元廷捕杀，刘福通则率众组成农民起义军，出其不意地攻占了颍州。刘福通振臂一呼，万民响应。附近贫苦农民“多乐从乱”2，黄陵岗修河民工纷纷前来，起义部队声势大振。至九月，已占领了河南数县，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 刘福通红巾军起义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南北各地到处燃起了农民战争的烽火。在北方，至正十一年（35）八月，李二（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在徐州起兵，占领徐州及附近郡县。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等起兵于濠州（今安徽凤阳）。在南方，至正十一年八月，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起兵。十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以徐寿辉为帝，邹普胜为太师，倪文俊为统军元帅，国号天完，年号治平。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权（布王三）、张椿纠众起义，攻占了邓州（今属河南）、南阳、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一带）等地区。他们这支队伍又被称为“北琐红巾军”。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起兵，攻占了襄阳、荆门、房州（今湖北房县）等地。他们这支队伍则被称为“南琐红巾军”。 以上数支起义队伍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此外，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陕西等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 农民起义的广泛兴起，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恐慌，元顺帝急忙调兵遣将，疯狂镇压北方红巾军。至正十三年（353）五月，北琐红巾军被扑灭，次年正月南琐红巾军也被扼杀。但是，北方红巾军的主力——刘福通所部却越战越勇，一再击败元军，声势益发壮大。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等人迎回了逃匿于砀山夹河的韩林儿（系韩山童之子），并拥立他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号大宋，年号龙凤，都毫州，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刘六（刘福通之弟）知枢密院事。 至正十七年（357），刘福通红巾军分兵三路，向元大都、元上都、关中地区大举进攻。东路由毛贵率领，连破山东胶州、莱州、益都、滨州、莒州（今莒县）。至正十八年二月攻克济南，并乘胜北伐，抵达天津附近，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七。 2叶子奇《草木子》卷三。 芒直指元大都（今北京）。元廷惊慌失措，延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但后来由于东路军内部自相仇杀，自相削弱，所攻克的州县又先后被元廷收复，东路军也被元廷消灭。 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等率领，连克山西、河北一些州县，至正十八年（358），关诚率部攻入元上都，焚毁了元宫室。西路军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领，攻入关中地区。西路军在凤翔受到重创，余部由李喜喜率领，自号“青巾军”，占领了成都等地。 宋军三路北伐，给元廷以沉重的打击。至正十八年（358）五月，刘福通率领红巾军一举攻克汴梁，大宋政权随即迁都于此。此时，中原及其以北地区，三分之二为红巾军纵横驰骋之地，元朝的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红巾军三路北伐，互不联系，各自孤立作战，分散了战斗力，遭到了元朝军队的各个击破，红巾军也受到了很大打击。至正十九年（359），元廷集中兵力围攻汴梁，刘福通率军坚守百余日，在城内粮绝的困境下，突围至安丰（今安徽寿县）。刘福通红巾军受到重创，势力大减。至正二十三年（33），投降元廷的张士诚派部将吕珍攻陷了安丰，刘福通战死，韩林儿被驰援而来的朱元璋接到了滁州（今安徽滁县）。至此，龙凤政权结束。至正二十六年（3），韩林儿又被朱元璋的部将廖永忠迎往南京，途中被沉入瓜步江中。 元末人心思变，刘福通率领红巾军应时而起，纵横中原，屡败元军，沉重打击了元朝的统治，隔断了元大都与南方之间的联系，并直接造成了元廷内部军阀势力的壮大、割据，造成了南方各地群雄并起。红巾军虽然失败了，但它所造成的天下大势——军阀割据与群雄并起，最终却灭亡了元朝。 《元史》卷一八八《刘哈喇不花传》。 第二节群雄并起地主武装红巾军兴起之后，元朝以其主力扑灭红巾军，但是元军主力与红巾军也几乎同归于尽，溃不成军。在这种情况下，元廷只能依靠各地地主武装——“义军”、“乡军”和“民兵”。为此，至正十四年（354）二月，元廷“诏河南、淮南两省并立民兵万户府”。次年二月，又诏“立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于天长县，统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听富民愿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2。但是，各地地主武装集团在响应元廷诏令，起兵保元的合法外衣下，在“拥元”的旗帜下，乘机夺城夺地，扩大自己的地盘，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至正十四年（354）以后，逐渐形成了几支势力强大的地主武装一是河南沈丘探马赤军察罕帖木儿（系汉人，本名李廷瑞）和罗山典史李思齐纠集的地主武装。至正十二年（352），察罕帖木儿在沈丘组织数百人的地主武装，与罗山李思齐纠集的地主武装联合，袭击了刘福通红巾军占领的罗山。其后，这支武装在镇压红巾军中逐渐壮大，连年在河南、河北、陕西等地镇压红巾军，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盘。至正十七年（357），李思齐占据了陕西，察罕帖木儿占据了山西，成为一支颇为强大的割据势力。二是元朝宿将答失八都鲁率领的“义丁”。答失八都鲁于至正十一年（35）被任命为四川省参政，率领本部探马赤军三千人出兵荆襄地区。次年，又招募了襄阳官吏及逃亡的土豪组织的“义丁”，建立了表面上隶属于官府的队伍，形成了两万余人的强大武装集团。这支武装多次击败过红巾军，先后镇压了南琐红巾军和北琐红巾军。至正十五年（355）十二月，在河南太康大败刘福通红巾军，并进逼毫州。至正十七年（357）十二月，答失八都鲁死，其子孛罗帖木儿继续统领这支武装。 三是福建陈友定的地主武装。陈友定曾经是贫苦农民，充任过驿卒。红巾军兴起后，他应官府的招募从军，因镇压汀州、延平等地农民起义有功，被任命为清流县尹。其后，陈友定一再击败陈友谅军，又被升为福建行省参政、延平分省平章。至正十七年（357），泉州色目人赛甫丁、阿迷里丁反元自立，陈友定又奉命征讨，趁势占领兴化、泉州、漳州、潮州等地。陈友定虽然接受元朝所授官职，但他割据八闽之地，独占一方。 四是广东的何真，至正十二年（352）红巾军兴起之后，他组织地主武装“义兵”，镇压东莞等地农民起义，后被元廷委任为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至正二十三年（33），南海三山民邵宗愚率众攻陷广州，何真率军收复了《元史》卷四三《顺帝纪》。 2《元史》卷四四《顺帝纪》。 广州城，升任为广东行省参知政事，成为割据广东的武装。 反元群雄与此同时，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失败后，红巾军内部也形成了几大反元集团。他们虽然共同反元，但彼此之间也互相争斗，势同水火。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也是一股股割据势力。当时主要反元群雄有以下几支陈友谅与“大汉”政权。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所部红巾军的部将。至正十七年（357），天完政权内部发生分裂，丞相倪文俊阴谋杀害徐寿辉，事泄率部逃往黄州。部将陈友谅驻扎于黄州，乘势杀死倪文俊，并有其众。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攻占了太平，杀害了徐寿辉，于采石五通庙即帝位，国号“大汉”，改元大义。“大汉”政权势力较为强大，雄踞于江西、湖广等地。明玉珍与“大夏”政权。明玉珍本是随州（今湖北随县）地主，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中纠集千余人结寨自保。至正十二年（352），投归徐寿辉，任统兵征虏大元帅。至正十七年，奉徐寿辉命攻占四川，至正十九年六月已占有四川大部，被授予四川行省参政。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以后，明玉珍即与陈友谅决裂，“斩［陈友谅］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主（指徐寿辉）发丧”。至正二十一年攻下成都，自立为陇蜀王。次年正月，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明玉珍占有天府之国四川，旁及贵州、湖广部分地区，依恃四川天险，雄踞一方。 张士诚和“大周”政权。张士诚是江苏泰州白驹场盐户出身，至正十三年（353）正月，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起事，吸引了大量盐丁及贫苦农民参加，队伍很快扩大至万余人，先后攻下泰州、兴化、高邮等地。至正十四年，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张士诚占据高邮等地，梗塞了元朝南北粮食运道，成了元朝心腹大患。至正十四年九月，元朝派遣中书右丞相脱脱率军百余万攻打高邮。张士诚率军英勇抗击，脱脱屯兵于坚城之下，一筹莫展。十二月，元顺帝以“老师费财，已逾三月，坐视寇道，恬不为意”2为罪名，削夺了脱脱的官职和兵权。脱脱所部“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归附者，多从红军（即红巾军）”3。此役之后，元朝主力解体，张士诚之势力大增。至正十六年（35），张士诚率军南下，攻占了江南之平江（今江苏苏州）、湖州、松江、常州等财富集中之地，并改平江为隆平府，建都于此。但张士诚于至正十七年（357）降元，被封为太尉，从海道运粮入大都。同时仍割据一方，并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其割据之地，“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刘祯《玄宫之碑》。 2《元史》卷四三《顺帝纪》。 3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洒，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势力非常强大。 方国珍占领浙东地区。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八年（348）聚众反元，不久被元廷招降，为庆元定海尉。此后，方国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摇摆于元廷与红巾军政权之间，时叛时降，雄踞于以庆元（浙江宁波）为中心的浙东地区。 但是，无论是在元朝大旗下的北方地主武装，还是势力、财力较大的陈友谅、张士诚，虽然称雄于一时，最终还是被崛起于濠州的朱元璋所灭。《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 第三节朱元璋的崛起朱元璋，原名重八，起兵后改名元璋，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至正四年（344）春，淮北大地旱、蝗、瘟疫并行，四月，朱元璋父、母、长兄相继死去，孤苦无靠，遂于九月入皇觉寺为和尚，干些杂活。但五十余日后，寺主封仓遣散僧众，朱元璋再次失去了依靠，做起了游方僧，四处化缘乞食，备尝生活之艰辛，至正八年（348），再次回到了皇觉寺。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五人率众起义，自称元帅，攻占了濠州城。元廷派遣官军镇压，并烧毁了皇觉寺。朱元璋再次失去了安身之地，在友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起而抗争”的劝说下，他于闰三月参加了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 朱元璋作战勇敢，“匹马单戈，日行百里”，而且“度量豁达，有智略”，才能出众。从军不久，即脱颖而出，被郭子兴收为宗人，待同子弟。其后，郭子兴又将其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朱元璋便被人们称为“朱公子”，在红巾军中如鱼得水，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至正十三年（353）六月，朱元璋奉命回家乡钟离召兵，扩大队伍。他以旧时伙伴和同乡徐达等二十余人为骨干，招集了七百余人入伍，朱元璋因而被任命为镇抚。朱元璋发现郭子兴暗弱，难以成就大业，“无足与共事”，乃决心发展自己的队伍。至正十四年六月，朱元璋将其率领的兵士交与郭子兴，仅带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等二十余名心腹至定远。不久，即招编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收编了横涧山缪大亨义兵二万余人，并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加以整顿和训练，形成了一支基本队伍。 朱元璋组建队伍后，即率军南下，攻占滁阳。经过妙山时，结寨自保的冯国用、冯国胜兄弟率众来投。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有政治、军事眼光。朱元璋同他们讨论天下大势，冯国用从容献策“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战，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冯胜提出先占领金陵（今南京），建立稳固根据地，然后征战四方，夺取天下的方针，投合了朱元璋的心意，因此被任命为幕府参议，计议征伐大事。 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来到军营求见。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朱元璋委任他为幕府掌书记。朱元璋询问天下何时能平定，李善长回答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2李善长把《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2《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朱元璋视作“天命所在”的“天子”，劝他以汉高祖为榜样，就可以平定天下。这使朱元璋十分高兴，更加信任李善长，不仅让他参与机密，而且让他协调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协助考察各种人才，量才委用。 七月，朱元璋攻克了滁州。八月，郭子兴率万余人来到滁州。他看到朱元璋已拥有三万人的武装，且号令严明，军容整肃，十分高兴，升朱元璋为总管。 至正十五年（355）正月，朱元璋建议攻取和州，解决军粮问题。郭子兴于是任命朱元璋总和阳兵，率张天祐、汤合等将士攻占和州。攻下和州后，请将士“暴横多杀掠，城中夫妇不相保”3。为此，朱元璋召集诸将，严肃军纪。他诫谕将士说“请将自滁来，多掳人妻女，使民夫妇离散，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夫妇，悉皆还之。”4朱元璋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第二天即将所掳妇女全部放还。此后，朱元璋更加留意于军纪问题，禁止杀掳掠夺，因而他的部队更加得人心。 同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成了这支义军的首领。这时刘福通在毫州建立了龙凤政权，朱元璋不愿受制于人，但自己势孤力单，只得暂时接受龙凤政权的领导，使用龙凤纪年，但“事皆不禀其节制”。 是年五月，结寨巢湖的水军千余艘在廖永安、俞通海等人带领下，投靠了朱元璋，朱元璋因而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这时，常遇春、邓愈也归附了朱元璋。朱元璋势力大增，决计攻取金陵，建立自己的地盘。 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拔采石，占太平。朱元璋大军进入太平时，李善长奉命将“禁约”榜贴于通衢，士兵入城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城中肃然。儒士李习、陶安前来拜见朱元璋。陶安看到朱元璋，兴奋地说“我辈有主矣！”又建议说“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世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又询问夺取金陵妥否，陶安回答说“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2这一回答，与冯国用、李善长的建议相同，更加坚定了朱元璋夺取金陵的意图。朱元璋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大元帅，以李善长为令史；登记乡兵，扩大队伍；修城浚壕，加强守御。这样，太平成了攻取金陵的根据地和桥头堡。 七月，朱元璋令张天祐率军攻打集庆（南京），未克。九月，朱元璋再命郭天叙、张天祐攻打集庆，再次受挫，郭天叙、张天祐被俘杀。至正十六3《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 4《明太祖实录》卷二。 《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 2《明太祖实录》卷三。 年（35）三月，朱元璋亲自率军攻集庆，从太平出发，水陆并进。先破江宁镇，得降兵三万六千余人，再破集庆城，得军民五十余万。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并建立了完整的统治机构。 攻下集庆城以后，朱元璋信心大增，自视为拯民于水火的真命天子，发布告示说“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惕惕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毋横暴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不久，他又对身边将领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民人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2朱元璋攻克集庆，信心大增，但并未盲目乐观。他清醒地看到张士诚在东南方、徐寿辉在西北方虎视眈眈；而“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花、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3。当时的形势可谓群雄环伺，不容乐观。因此，攻下应天府以后，朱元璋即开始攻占周边城镇，巩固应天府的守御。至正十六年三月，即攻下应天府的当月，朱元璋即派徐达攻下镇江。六月，又派邓愈攻下了广德。至正十七年四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下了宁国，俘获了朱亮祖等将士十余万人。与此同时，朱元璋遣使与张士诚通好，但张士诚拘留了使臣，且派兵攻打镇江。因此，朱元璋在击退进攻镇江之敌以后，又于至正十七年二月攻下张士诚占领的常州，其后又派耿炳文、刘成攻下了长兴，赵继祖攻下了江阴，徐达攻下了常熟。获得了这些城镇，即控扼了守卫应天府的军事要地，使张士诚“侵轶路绝”。 稳定了应天府的形势以后，朱元璋开始向浙东发展，扩大势力。至正十七年七月，胡大海攻克徽州，十月常遇春克池州。至正十八年三月，邓愈克建德，十二月，朱元璋亲率大军克婺州（今浙江金华），改为宁越府，又改为金华府，置浙东行省。至正十九年初，胡大海克诸暨，九月，常遇春克衢州，十一月，胡大海再克处州（今浙江丽水）。这样，元朝江浙行省的西部地区大部分为朱元璋所有。 这些地区的攻取，不仅为应天府提供了屏障，补充兵员和军事物资，而且还获得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如浙东地区著名文士叶琛、章溢、刘基等被聘召至应天府，朱元璋为之创建礼贤馆。攻克徽州时，儒士朱升献上“高筑墙，《明太祖实录》卷四。 2《明太祖实录》卷四。 3《明史》卷一《太祖纪》。 《明太祖实录》卷五。 广积粮，缓称王”2之计，为朱元璋所采纳。朱元璋不急于称王，而是利用有利时机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直到至正二十三年（33），北方红巾军在安丰失败，朱元璋迎小明王韩林儿于滁州，具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势力，才“张皇六师，飞旗角亢”3。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元旦，朱元璋在应天府即吴王位，公开树起了大旗。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请小明王至应天府，途中覆舟沉死小明王，翌年改为吴元年。朱元璋自此割据一方，势力日强，踏上了统一战争之途。 2《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3《御制皇陵碑》。 第四节扫平群雄，北伐中原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以扫平群雄开始，以北伐中原、攻下元大都（今北京）为结束的。这一战略是基于当时形势所决定的。 朱元璋在应天府建立了政权，虽然夺取了周边重要城镇，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处在几个割据势力的包围之中。其中东北方是张士诚，西南方是陈友谅，东南是方国珍，南方则为陈友定。这些割据政权，不仅限制了朱元璋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而且还时时威胁应天府的安全，而张士诚财力雄厚，陈友谅兵力强盛，对朱元璋威胁最大。基于这样的形势，谋士刘基献计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掠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这一建议亦成为日后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 灭陈友谅。至正二十年（30），陈友谅即向朱元璋统治区发起了进攻，占太平，驻采石，并联合张士诚夹攻应天府，但张士诚并未出兵助战。陈友谅挥师南下，朱元璋利用部将康茂才与陈友谅的故友关系，设计诱使陈友谅进入埋伏圈中，大败陈友谅，并乘势收复太平、安庆、信州、袁州等地。次年，陈友谅又发兵夺信州、安庆，又大败而回。朱元璋乘胜进击，再败陈友谅于江州。这样，陈友谅一再失利，到至正二十二年，龙兴（今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临安、吉安等州县都被朱元璋占领，而陈友谅“疆场日蹙”。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率兵援救安丰红巾军之机，发兵六十万，巨舰数百艘，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先后攻取了吉安、临江、无为州，进围洪都。洪都守将朱文正率领部众死守，坚持了八十五天之久。到七月，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等主力部队二十余万人驰援。陈友谅被迫撤回，率众至鄱阳湖迎战。七月二十一日，鄱阳湖大战开始。经过连续数日交阵激战，陈友谅部损失惨重，左右金吾将军投奔朱元璋，军心逐渐瓦解。陈友谅无奈，率众退还武昌，又遭朱元璋截击。八月二十七日，陈友谅在混战中中流矢死，其子陈理率败将残兵逃回武昌称帝。 九月，朱元璋率军亲征武昌，十月围城，并占领了湖北诸境。次年二月，朱元璋再围武昌，陈理势穷计竭，出降，大汉亡。朱元璋设立湖广行中书省，分兵略鄂、赣诸郡及广东韶关、南雄，尽并陈友谅之地。 平张士诚。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以后，势力大增，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了财力最富的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35）十月，朱元璋发布文告，指责张士诚“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启衅多端，袭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明太祖实录》卷四。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逭”2。接着派徐达总兵出征，采取“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3的策略，先后攻占了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濠州、邳州、安丰等州县，尽有张士诚江北之地，因而切断了张士诚与元廷的联系，绝其降元的阴谋。 至正二十六年（3）五月，朱元璋顺利完成第一步战略任务后，准备大举扫平张士诚，发布了《平周檄》，历数张士诚八大罪状，劝谕张士诚文武部下弃暗投明，号召百姓安业不动。八月，朱元璋即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众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先后攻下了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等地，廓清了平江外围城镇，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平江城。张士诚数次突围失败，只得困守孤城，坚持了十个月，城破自缢，大周政权被消灭。 陈友谅、张士诚两大政权灭亡后，南方方国珍、陈友定等较弱的割据势力已成瓮中之鳖，惶惶不可终日。而朱元璋则挟其余威，双管齐下，一举消灭方国珍和陈友定。至正二十七年（37）九月，朱元璋以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为副将军，讨平方国珍；同时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道江西进攻陈友定。两路大军旗开得胜，当年十二月，方国珍即被迫投降；次年正月陈友定被俘，这两个割据势力也被消灭了。 至此，除四川明夏和广东何真两个小割据势力以外，南方大片土地全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因此，朱元璋有了足够的军力、财力北伐中原、统一天下。 攻克大都。元朝在北方的统治，在红巾军的打击下已摇摇欲坠，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军阀混战，军事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可以说，蒙古贵族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已无力镇压各地的反抗，只能苟延残喘了。 鉴于当时的形势，朱元璋在平定张士诚以后，以主力部队北伐中原，同时派两支部队讨灭方国珍和陈友定。至正二十七年（37）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由淮河进入河北，开始了夺取中原的北伐。 对于北伐，朱元璋十分重视，专门召集谋臣将领讨论方略。最后，朱元璋提出了谨慎从事、逐步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朱元璋为北伐中原制定了战略，并戒谕将士保持军纪，同时发布了檄文，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民族斗争口号；为了争取北方人民的，檄文中保证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2《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3《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犯”，对蒙古、色目人，也“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2。至此，北伐准备工作就绪了。 次年二月，北伐军平定了山东，接着分兵两路，水陆并进，夺取河南，先后攻克归德（今河南商丘）、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汴梁（今河南开封）、河南（今河南洛阳）等地。四月，元梁王阿鲁温降，河南平。五月，冯国胜、康茂才等率军攻克了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阻断了关陇地区李思齐武装集团与元朝的联系。至此，元大都已失去了屏障和外援，成了朱元璋囊中之物，指日可下了。 五月，朱元璋来到了汴梁，从容部署了攻克大都的战斗。闰七月，徐达、常遇春从汴梁挥师北上，经彰德（今河南安阳）、广平（今河北永年），攻克临清。不久，又攻克德州，下长芦、直沽。二十七日夜，攻克通州，迫近大都。元顺帝闻报大惊，次日夜仓皇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日，北伐大军克复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朱元璋在北伐中原的进军途中，于至正二十八年（38）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府为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其他文臣武将也授予不同官职。2《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第五节北元的覆灭元顺帝逃往上都后，于明洪武元年七月，又被赶出上都，逃往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西达米诺尔附近）。洪武三年（370）正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邓愈为左副将军，冯胜、汤和为右副将军，统领大军兵分两路往征沙漠，明军取得了沙儿峪（今甘肃定西以北）和应昌两大战役的胜利，迫使元朝残余势力北撤。这时元顺帝已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奔和林旧都，蒙古尊号称必力克图可汗，仍奉“大元”国号，史称“北元”。 元势力虽退居塞北，但对中原地区“犹有觊觎之志”，企图重新入主中原，恢复元朝的统治。因此，为了解除蒙古贵族对北方的压力，统一大漠南北，明朝几次派兵北征。 洪武五年（372）正月，朱元璋仍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发兵十五万，兵分三路远征岭北，号为“清沙漠”。徐达率领中路军出雁门直捣和林，李文忠领东路军经应昌赴岭北，冯胜西路军进兵甘肃。明军此次远征岭北，只有西路获胜，中路主力惨败，兵力大损。经过这一次战役，朱元璋也感到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全部平定，就改变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此后十余年间，明朝与岭北的元廷，暂时处于对峙状态。在北方边境，明朝与蒙古虽仍有战争，但规模都不大。 洪武二十年（387）明太祖命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军，领兵二十万，大举征讨盘踞在金山的纳哈出。纳哈出见明朝强兵压境，遂向蓝玉投降，部下诸将也相继降明。纳哈出降明后，北元失去了辽东兵力，意欲西迁。洪武二十一年（388）四月，蓝玉奉明太祖之命，率十万大军再入漠北，从大宁至庆州（今内蒙古林西）追击，至捕鱼儿海（今贝尔湖），直捣元营，杀元太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西逃。行至土剌河畔，为其部将也速迭儿所缢杀，北元内部陷于混乱，“部帅纷挈，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建文三年（40），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称鞑靼。蒙古分裂为三部势力，各自为政。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在吉林、辽宁一带）为兀良哈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为瓦剌部，处于兀良哈部和瓦剌之间的是鞑靼部，它以和林为中心，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 徐祯卿《翦胜野闻》。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第二章明朝的兴盛自明太祖洪武开国，经惠帝、成祖、仁宗、宣宗，约六十七年，是明代的前期。就明代的历史来说，这是明朝的盛世。明太祖朱元璋注意到大乱之后休养生息对巩固政权的必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招诱流亡农民垦荒屯田，实行免税三年或永不起科制度；迁徙长江下游无业农民到淮河流域、边远地区、空旷地区开垦，推行军屯制度，注意水利的兴修，提倡种植经济作物等等。朱元璋的这些措施，使明朝初期的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较前有所增加。 明成祖夺取帝位后，迁都北京，削除藩王势力，进一步加强集权统治，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成祖继位之初，继续推行屯垦和移民政策，征收的粮食和布帛都达到很高的数量。在此基础上，明朝廷与国内各少数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加强了。从永乐七年（409）起，朝廷分别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有地方官司，还在今西藏、青海地区设立了行政机构。明成祖至宣宗时，还多次派遣郑和出航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航程远至非洲东岸的红海和麦加。这一航海纪录，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和达·伽马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 成祖时，宦官开始被赋予重大职责，宦官权力越来越大。宦官权力的过大，长期成为明代政治中的一个危险的毒瘤。 第一节明初政治明初的统一战争至正二十八年（38）正月初四，在北伐中原期间，朱元璋正式建立了明皇朝，建元洪武，建都应天府。 洪武初年，元在中原的统治虽已结束，但退据上都的北元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仍不时窥视着中原，意欲卷土重来。另有无丞相纳哈出率二十万大军屯据东北，夏政权据有四川，元梁王据云南，秦、晋、关、陇地区也有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无疑是继续征战，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洪武二十年（387），明军出动二十万大军，以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军，大举征讨东北的元丞相纳哈出。强兵压境，纳哈出不敌降明，东北的割据势力被消灭。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奉命率十万大军入漠北，追击北元势力，在捕鱼儿海（今贝儿湖），杀元太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逃亡途中为部将所杀。北元的威胁不复存在。 洪武四年（37），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帅军分两路进击四川，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攻克重庆、成都，夏主明昇降，夏政权覆灭。 洪武十四年（38）九月，傅友德、蓝玉、沐英奉命出师征云南。当年十二月，蓝玉、沐英攻克昆明，傅友德率军攻下乌撒，梁王在逃亡途中自缢而死。翌年二月，大军攻下大理，云南全境悉平。 经过长期征战，朱元璋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明皇朝的稳固统治。 明初各项制度的改革与确立朱元璋不仅在战争硝烟中创建了明皇朝，而且为了使朱明皇朝长治久安，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整个明皇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首先对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旧制。洪武九年（37），朱元璋首先宣布，在地方上废除元旧制——行中书省的制度，代之以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别行使行中书省之职责，三司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牵制，以防止地方势力过大而闹独立性的可能。是年，除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共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又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下属二级府（州）、县。 洪武十三年（380），朱元璋从诛丞相胡惟庸入手，对朝廷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朝廷政务改由六部分理，并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 与政治改革相应，朱元璋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洪武初年，朱元璋便与刘基研究创立了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屯耕，战时出征；自京师至郡县，皆立卫所，在军事重地设卫，次要地方设所。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的同时，也废除了统管全事的大都督府，代之以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各设左右都督。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逢有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经此改革，朱元璋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洪武年间，还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洪武三年（370），明皇朝开始推行户帖制度，规定户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铃记”；“男女田宅牛畜备载”；“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户帖制度的实行，改革了元末户籍散失、赋役征发无据的状况，为明皇朝的赋役征收提供了依据。洪武十四年，明皇朝又建立了黄册制度，它比户帖制度更为详细，管理也更为严密。洪武二十年，又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制成《鱼鳞图册》，用以核实田亩赋税，以防隐漏。朱元璋十分注重法律的制定，洪武年间，曾颁行了《大明律》、《大诰》等一系列法典。早在吴元年（37），朱元璋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制定了《律令直解》，其后几经修订，至洪武三十年，编纂成《大明律》，正式颁行。《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它以唐律为蓝本，简于唐律而严于宋律。朱元璋惩元代吏治之弊，对官吏的贪污罪惩治特别严厉。《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甚至有对贪赃者施以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执法相当坚决，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决不姑息，驸马欧阳伦因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因隐田漏税而被治罪。朱元璋致力于明朝法律的制定，欲给子孙留下一部“一字不可改易”的法典，用以维护明皇朝的长治久安。 朱元璋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无疑对巩固明皇朝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朱元璋在这些改革中旨在加强皇权、加强统治的做法，也给明皇朝的统治埋伏了危机。 封诸王，戮功臣在加强皇权、加强统治的同时，朱元璋又实行了分封制，除长子朱标被册立为太子外，他的二十三个儿子和一个从孙都被封为藩王，分驻于全《续文献通考》卷十三《户口考》。 国各个军事要地，以“藩屏帝室”。这些藩王各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人。如宁王朱权，就藩喜峰口外的大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俨然是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分封制无疑与朱元璋力图加强皇权、加强统治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大臣叶伯巨当时就上书指出“裂土分封”，会造成许多国中之国，恐怕数世之后，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并以汉初吴王濞七国之乱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为鉴，告诫朱元璋“分封逾制”，祸患马上就会降临。忠言逆耳，朱元璋非但不听叶伯巨之劝，反而骂他是离间骨肉，立即派人把他抓来关入牢狱。叶伯巨所预见的分封之祸，并未等到数世之后，仅在朱元璋死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朱元璋为了子孙能坐稳皇帝的宝座，处心积虑，不惜大肆屠戮为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大将。洪武十三年（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胡惟庸，事隔十年，又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毛麒、李伯昇等一大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此案连坐受诛者达三万余人。三年以后，又发生了蓝党大狱。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功臣蓝玉，为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谋反，于是，不仅蓝玉一族被诛，还牵连到武臣曹震、张翼、朱寿，吏部尚书詹徽等，被诛者达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2此外，屡建大功的朱元璋的亲侄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开国功臣徐达，大将冯胜、傅友德等都无一幸免于难。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原本是为子孙计，以防止功臣宿将居功自傲，不利于子孙的统治，不料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却因他杀戮过甚，而找不到可领兵御敌的大将，最后为燕王朱棣所打败。 洪武十五年（382），朱元璋把负责警卫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的大权，开了明代厂卫特务统治的先河。 朱元璋把封建发展到了极端，采用了种种令人发指的统治手段，实际上，这恰恰暴露了其统治的极度虚弱和不得人心。 《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权传》。 《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2《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第二节“靖难之役”与永乐年间的政治惠帝削藩，燕王起兵洪武三十一年（398）五月，朱元璋去世，太子朱标早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殁，皇位由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年号“建文”。 朱允炆即位后，以兵部侍郎齐泰辅政，任之为尚书；以东宫伴读、翰林撰修黄子澄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朱允炆“仁柔少断”，登上皇位后，更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各拥重兵”，虎视眈眈，对自己形成很大威胁。在与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密议后，决定削藩以根除祸患。此时，诸藩王中数燕王朱棣最年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就连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在临死前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一再告诫“燕王不可不虑。”为了对付燕王，黄子澄建议先剪断燕王的手足。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惠帝朱允炆先从燕王的同母弟封藩开封的周王橚开刀，将其废为庶人，革去王封，迁徙到云南。翌年四月，封藩大同的代王桂以罪被废为庶人，幽禁大同；封藩青州的齐王榑因罪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封藩荆州的湘王柏闻变，在王府而死。六月，岷王楩亦被废为庶人，徙置漳州。 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六月，惠帝得到密报，燕王府旗校于谅等图谋不轨，暗结死士，便下诏切责燕王，并将于谅、周铎逮捕处死。燕王即佯装疯癫，走呼市中，抢夺酒食，甚而卧在土中竟日不起。然而，暗中，他却与谋士僧道衍加紧策划，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勇士八百潜入府中守卫。此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已接到朝廷之命，率兵包围了燕王府。七月，燕王在端礼门埋伏了甲士，设计诱杀了谢贵、张昺，“遂夺九门”，迅速控制了北平。燕王朱棣正式起兵，上书天子，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大战四年，朱棣即位朱棣起兵后，“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众至数万”。朱允炆急忙调兵遣将，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驻兵真定，前锋九千人抵雄县。朱棣率师夜渡河，袭雄县，城破，“九千人皆死”。此时，耿炳文部将张保降燕，备告耿军虚实，燕王纵张保复归，诱使耿军移师渡河。耿军刚移动，燕兵骤至，燕王与部将张玉前后夹《明史》卷五《成祖纪》。 击，“炳文军不得成列，败入城”2。燕王大胜，俘副将李坚等，斩首三万。耿炳文退回真定，众尚十万，坚守不出，朱棣围城二日不下，引兵往援永平。惠帝闻耿炳文败，遂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驻河间。李景隆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燕王深知其底里，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燕王以世子留守北平，诚其坚守勿战，以牵制李景隆大军。自己则率军打败永平守军后北趋大宁，挟制宁王权，吞并了其属下八万骁勇善战的蒙古兵，因而实力大增。李景隆久攻北平不克，后又遭燕王回军杀来，大败逃归德州。建文二年（400）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在今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双方激战两日，最后又以官军大败告终。李景隆逃回德州，燕军追至，李景隆再逃至济南，燕军又围济南。都督盛庸和参政铁铉坚守济南城，燕王攻城三月不克，退师北归。 惠帝遂命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统帅诸军北伐。铁铉进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建文二年十二月，盛庸、铁铉屯兵东昌（路府名，治所在聊城），“背城而阵”。燕王率军攻破沧州后，在东昌与盛庸大军相遇。燕王率军直冲盛军左翼，冲不动，转而攻击其中坚，盛军故意放开防线，将燕军放入阵中，“围之数重”2，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也死于阵中。幸亏燕将朱能及时率骑救援，燕王才得以突围，返回北平。这一仗，王师大胜，史称“自燕兵犯顺，南北日寻干戈，而王师克捷，未有如东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复道山东。”3建文三年（40）中，燕军与盛庸军多次激战，各有胜负。燕军所据，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建文四年，燕王得到南京空虚的情报，决心南下，“临江一决”。燕王麾师南下，绕过铁铉驻守的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徐州，渡过淮河，攻克盱眙、扬州，驻军江北。盛庸率军沿江御战，几次皆失利溃败。燕军最终渡江攻进南京城。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开门迎降，宫中火起，皇后死于火中，惠帝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402）六月，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位，改翌年为永乐元年。 朱棣上台伊始，便大开杀戒，对不肯投顺的建文遗臣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朱棣首先公布了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五十余名的“奸臣”榜，将他们逮尽杀绝并加族诛。名士方孝孺因为惠帝穿孝痛哭、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朱棣处以割舌和寸割的磔刑，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书铁铉、礼部尚书陈迪、大理寺少卿胡闰、刑部尚书暴昭、右副都御史练子宁、左佥都御史景清等均因不肯屈从，而被处以残酷2《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 《明史》卷一四四《盛庸传》。 2《明史》卷一四四《盛庸传》。 3《明史》卷一四二《铁铉传》。 至极的剥皮、凌迟处死的极刑。同时被株连而死的不计其数，后人称之为“瓜蔓抄”，即连疏族远亲也不放过，都在诛除之列。这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明成祖，诛除异己的手段之酷烈，较之乃父朱元璋杀功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朱棣奉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他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疆域迈汉唐，国名播西洋朱棣“少长习兵”，“智勇有大略”，“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2。确实，在朱棣统治的二十二年中，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一是明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巩固；二是他多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使得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 明皇朝建立后，北部的蒙古地区和东北境始终是多事之地。洪武年间，明太祖为歼灭北元势力，屡次征讨漠北，直至洪武二十一年，蓝玉追击到捕鱼儿海，才消灭了北元的残余势力。永乐初年，蒙古分为三大部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永乐七年（409）二月，朱棣遣郭骥出使鞑靼，要求“相与和好”，不料鞑靼杀死了使节。同年七月，朱棣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明军在胪朐河遭鞑靼骑兵包围，全军覆没。永乐八年，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远征鞑靼，在斡难河大破鞑靼军，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脱。本雅失里于永乐十年为瓦剌部所杀，明朝廷遂封鞑靼阿鲁台为和宁王。永乐十九年（42），鞑靼部又起兵骚扰兴和等地，朱棣又多次率军亲征，沉重打击了鞑靼部，巩固了边防。 永乐十年（42），瓦剌势力逐渐强大，在杀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后，向明皇朝多所要挟，并不断骚扰边庭，阻遏明朝的西北通道。永乐十二年，朱棣亲率三十万大军，出塞征讨瓦剌，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军，瓦剌顺宁王马哈木逃遁。翌年，马哈木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的朝贡。 在东北，永乐二年（404），朱棣设置了奴儿干卫，七年，又建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这是明朝廷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同时还开通了东西两条驿道，保证文书传递、贡赋粮饷的运送。在西北，永乐年间建立了众多的羁縻卫所，如建于西北要冲的哈密卫，朱棣先后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并颁给金印、建筑王城，待遇一如朱姓亲王。这些优抚政策无疑是有效的，哈密卫的政务一直由明朝廷直接控制。 《明史》卷七《成祖纪》。 2《明史》卷七《成祖纪》。 永乐年间，明皇朝与乌斯藏交往密切，相处很好。永乐四年（40），噶举派黑帽寺主哈立麻应邀到南京朝贡，朱棣亲自接见，设宴款待，封其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物等。永乐十一年，萨迦寺喇嘛昆泽思巴亦应邀到南京朝贡，明成祖封其为“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赏赐无算。十二年，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入朝，明成祖封授其为“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永乐年间还开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沿途设立了驿站。终明之世，乌斯藏“奉贡不绝”。在西南，朱棣平息了田琛与田宗鼎之间为争夺职位而引发的战乱，增设了贵州布政使司，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和开发。 《明史》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2，故遣郑和等通使西洋。其实不论其初衷如何，朱棣的这一举动，客观上促成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促进了明朝与西南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郑和七下西洋，六次在永乐年间。他先后到达三十余国，航程最远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由于对外关系拓展的需要，朱棣还在翰林院下开设了“四夷馆”，以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和外语。 然而，朱棣的好大喜功、耀武扬威的性格，也不免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造成失误。永乐四年，朱棣派兵入安南，平定黎氏之乱后，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交阯布政司，使之成为明皇朝的一个辖区。这一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安南人民的愿望，安南人民不断起来反抗。为了平定安南人民的反抗，明皇朝屡屡遣军南征，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至宣德五年（430），才不得不宣布撤销交阯郡，恢复安南。 迁都北京永乐十八年（420）十一月，明成祖诏告天下，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因封藩北平，又从北平起兵夺得帝位，永乐元年正月即诏改北平为北京，接着又改为顺天府，并在北京设立行部。此后，又多次迁徙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商民、山西居民来北京，以促进北京经济的发展。永乐四年，下诏扩建九门、六部、诸司公廨。七年，朱棣便借北巡之名，居住北京，在北京设行在六部，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命皇太子所决庶务，六科月一类奏”。永乐十四年，“作北京西宫”。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正式落《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 2《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明史》卷七《成祖纪》。 成，明成祖即下令以北京为京师，将国都迁往北京。 明成祖迁都北京，并不仅仅因为北京是其“龙兴之地”，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即有将国都北迁之意。而元朝建都北京近百年，使漠北与中原地区加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朱棣的迁都与元朝从上都迁往大都同样都有出于长远的政治上的考虑。 永乐十九年（42），鞑靼阿鲁台复叛，不断骚扰兴和等地，明成祖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率军亲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病死榆木川，终年六十有五。 第三节“仁、宣致治” 永乐以后，仁宗、宣宗采取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取代了明初以来的严猛政治，在他们治国的十二年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宽松、吏治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其为“仁、宣致治”。 仁宗治国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424）七月病死于榆木川，遗诏由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同年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诏改翌年为洪熙元年。 朱高炽八月即位，至第二年五月病死，在位仅短短的十个月。然而，在这十个月中，朱高炽一反其父的所作所为，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上台，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西洋宝船等劳民伤财之举。永乐年间，这些盛大的活动频频举行，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郑和下西洋，一次多达数万人，如此大规模的出洋，永乐年间即有六次；北征鞑靼、瓦剌，南征交阯，连年不断用兵，这些无疑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仁宗刚即位就果断地停罢了这些糜费之举，施行“恤民之政”，这无疑是一项有利于社会休养生息的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 仁宗时期，还进一步提高了阁臣的地位，使内阁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洪武十三年（380），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由于政务繁忙，难以应付，便置“四辅官”以协助处理政务，但四辅官皆老儒，不能胜任其职，设置仅一年就罢废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朱元璋是个猜忌心极重的帝王，终洪武一朝，这些大学士对朝政很少有参决权。永乐时期，阁臣设置成为常制，并明确阁臣的职责是“参预机务”，内阁开始成为明代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此时阁臣的官秩仅五品，权位远逊于尚书。地位权力的限制，使阁臣在政务决策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424）八月，仁宗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正三品官员兼任大学士，以此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地位。其后，仁宗又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公孤官虚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使阁臣的权位远远高过部权。宣德时，阁臣已获得票拟权，开始直接参预处理国家政事，阁权已相当于相权。仁宗即位三月，即下诏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2。当年朱棣残酷屠戮建文旧臣，株连无数，积怨甚深。连《明史·成祖纪》“赞曰”在颂扬他的卓越功绩时还不忘加上这样一句评语“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德亦曷参见汤纲《明史》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44页。2《明史》卷八《仁宗纪》。 可掩哉！”仁宗的这一道诏令纠正了明成祖的残酷报复政策，这多少反映了仁宗对这种报复政策所持的否定立场，以及其实行“恤民之政”的决心之大。这也成为仁宣两朝推行文官政治的一个辅助措施。仁宗时，还平息了与北部边疆鞑靼部、兀良哈部的战端，恢复了往来边市贸易。 史称仁宗“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尽管仁宗在位时间甚短，但其所施行的政策却为宣宗一朝所继承，以致后代史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仁、宣致治”。 宣宗平汉王之乱洪熙元年（425）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位，诏改翌年为宣德元年。 宣宗即位一年后，明皇室便又发生内乱。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效仿其父的“靖难”之役，上章指责仁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诰封文臣，指夏原吉等为“奸臣”，在其封地乐安起兵，对其侄儿宣宗朱瞻基发难。然而，朱高煦远没有其父来得幸运，他曾命亲信枚青潜入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而张辅反将枚青执送朝廷；他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共同起事，结果为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而阴谋败露。朝中无内应，地方无援兵，朱高煦一开始就陷于孤立之中。而宣德时的形势，亦非建文初期所能比拟。宣德时期，历经永乐、洪熙两代，在朝廷中已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稳定的统治集团；而永乐时期，明成祖一再削夺封藩诸王的实际权力和兵权，使他们的力量不足与一镇相抗衡。这些，都是宣宗战胜朱高煦的有利条件。 朱高煦公开举起反叛的旗帜，宣宗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帅兵征讨，但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力劝皇帝亲自出征，户部尚书夏原吉也认为“荣策善”，主张宣宗亲征。于是，八月初十日，宣宗命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京居守，亲自帅五军将士，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将前锋，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扈从，向汉王所据的乐安城进发。二十日，宣宗大军至乐安城外，将乐安城围得水泄不通，朱高煦的护卫军见此阵势，龟缩在乐安城中不敢出来。宣宗敕书谕降。二十一日，朱高煦出降，被解回京师，禁锢于皇城内，后被处死。宣宗胜利回朝，对有决策之功的杨荣、夏原吉等大加赏赐。 任人唯贤，息兵养民《明史》卷八《仁宗纪》。 史称“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这也是“仁、宣致治”局面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宣宗曾对臣属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君子进，小人退，人君大有为；小人进，君子退，人君就不能有所作为。“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宣宗是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他的致治用人的思想在宣德年间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宣德年间有几次较大的人事调动，对宣德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宣德三年（428），蹇义等一批元老年岁已大，相继退职，“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2。这次被推荐的九名官员中，就有政声卓著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顾佐，顾佐取代了贪墨被黜的都御史刘观后，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同时荐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3。经过这一番整肃，官吏的贪浊之风有所收敛，朝纲肃然。宣德五年六月，蹇义、杨士奇等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同年九月，周忱、于谦等六位被荐任巡抚。 其中，况钟任职苏州知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期间，治绩最为突出。江南重赋，租税积欠，人民逋逃是由来已久的问题。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积欠的税粮已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虽然从宣德初年起，宣宗屡诏减赋，但由于积弊既久，并非几纸减赋诏令所能解决终极大脑sodu。周忱巡抚江南，深入民间，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针对赋税不均的情况，创立了“平米法”，采取了平均分摊增耗、统一使用斛器的标准、减粮长三人为一人等具体措施，均平赋税，减轻了民户负担。针对赋税过重的情况，周忱和况钟对苏州府的田税作了仔细的调查和精细的计算，提出将其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后以为定制。明人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称道周忱任巡抚期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仁、宣致治”局面的出现，与任用了周忱、况钟等一大批廉能之士是分不开的。 宣德年间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放弃了交阯，采取了息兵养民的政策。自永乐年间出兵征讨安南黎氏，把安南置为明皇朝辖下的交阯布政司后，安南屡次起兵反抗，明皇朝不断派兵征剿，无岁不用兵，用兵最多时达八十万，交阯的战事成了明皇朝的一大历史包袱。宣德元年（42），于洪熙元年（425）二月出征安南的荣昌伯陈智兵败，宣宗接到败报后，已有意放弃交阯，后两次在文华殿召见大臣，商讨解决交阯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明皇朝在交阯经营了二十年之久，“劳费多矣”，一旦要放弃，就连蹇义、夏原吉这样的股肱之臣也表示反对，因此，宣宗一时也未能痛下决心。宣德二年，征讨交阯的安远侯柳升全军覆没，征夷将军、成山侯王通接报后无心再《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赞曰”。 《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3《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战，遂私自接受黎利的请和，立坛为盟，从交州退师。接着，黎利以原国王陈氏三世孙陈暠的名义遣使上表明朝廷，要求复国。宣宗欲藉此“罢兵息民”，“遂纳其言”。十一月，宣宗命礼部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罗汝敬等为使节，“赍诏抚谕安南”，“尽撤军民北还”。至此，明宣宗彻底甩掉了这个备受困扰的历史包袱，进一步去施展他的息兵养民、安民求治的政策。 《明史》卷九《宣宗纪》。 第三章明朝的中衰从宣德十年（435）明英宗即位开始，明朝经历了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的统治，约一百四十年。这一时期，明皇朝由盛而衰，皇帝信任宦官，政局经常出现动荡；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财政危机不断加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规模不断扩大；蒙古族的瓦剌、鞑靼部不断骚扰，对西北边防构成极大威胁；东南沿海倭寇不断侵扰，由于政治腐朽，使倭患日益严重。 明英宗即位时只有九岁，他信任宦官王振，使之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人物，以致在正统十四年（449）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由于兵部侍郎于谦等坚决承担了保卫北京的责任，打败也先，迫使其退出紫荆关，保卫了京师的安全，并使也先送回英宗。但英宗仍不悔悟，他复位后，继续宠信宦官，并杀害于谦。英宗死后，继位的子孙也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好转。 由于朝廷的挥霍浪费，军费开支的增多，皇族、宦官及一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对土地的大量侵占，英宗以后逐渐增大了财政危机。明廷把这种危机转嫁到农民身上，对农民的剥削压榨加重，农民在遭受到无法忍受的压榨时，只有纷纷起义。财政危机和农民起义规模之大，反映了明代中衰的两个根本的问题。 世宗嘉靖年间（522—5），财政危机达到了极尖锐的地步，入不敷出，朝廷浪费很大，世宗又好兴土木，崇奉道教，正赋所入不够，就以各种名目搜刮人民，加深了农民对朝廷的不满。穆宗、神宗时虽有张居正针对当时的迫切的财政危机采取了各种措施，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终不能防止官府各种临时加派。张居正采取的各种措施，使明廷的腐朽政治有所改变，但也与当权人物的利益有很大抵触，不能推行下去。582年张居正去世，明朝统治的腐朽没落再也无法逆转。第一节正统至天顺年间的政治“土木之败”英宗被俘宣德十年（435）正月，宣宗病死于乾清宫，终年三十八岁。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 英宗即位时年仅九岁，遵遗诏，凡朝廷大政均奏请太皇太后张氏（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推心任能，委政阁臣，以先朝大臣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辅政，嘱咐英宗，遇事行动要与他们商议，“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因此，正统初年，“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然而，随着张氏与杨荣、杨士奇等大臣先后去世与致仕，明英宗渐渐信用宦官王振，以致开启了明皇朝宦官擅权乱政的先例，并直接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 正统年间，发生了两件军政大事一是平定麓川宣慰司反叛的战事；二是瓦剌南侵，与明军在土木堡大战，英宗被俘。 麓川之役发生于正统二年（437），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先后攻打“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自立头目”，“势甚猖獗”，黔国公沐晟奏请发兵征讨。正统三年六月，朝廷派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往云南，协同镇南将军沐晟等率兵进讨。由于沐晟屡次不准出战，方政独率麾下出战，先胜后败，沐晟怒其不听节制，不发援兵，致方政全军覆没。沐晟后亦惧罪暴卒。 正统四年（439）五月，任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征兵十二万人，讨思任发。十一月，沐昂率师“讨平师宗叛蛮”。思任发致书云南总兵官，表示愿向朝廷进贡谢罪。然而，明朝廷却拒绝了思任发的求和，于六年正月，由兵部尚书王骥督军十五万，再兴麓川之师。十五万军队历时一年多，捣毁思任发的老寨，思任发逃窜缅甸。七年，思任发子思机发“帅余众居者蓝，乞入朝谢罪。廷议因而抚之，王振不可”2。时“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骥可属，思大举”3。于是，王骥三征麓川，“老师费财，以一隅**天下”。麓川战事延至正统十四年方始告竣，历时十二年。明朝廷长期以来将大部兵力投入麓川之役，而拒不采纳刑部侍郎何文渊、侍讲刘球的“罢麓川兵，专备西北”的正确建议，以致忽略了西北边防，坐大瓦剌势力，贻患无穷。 早在正统十年（445），瓦剌也先就发兵攻打哈密卫，明朝廷只顾南边《明史》卷九《英宗纪》。 《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麓川》。 2《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3《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战事，对哈密卫忠顺王倒瓦答失里的求援置若罔闻，坐失西域要道哈密卫。十一年，也先又率兵攻打兀良哈三卫，并要求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供应粮食，英宗与王振只是命郭敬“毋见，毋予粮”，并不发一兵一卒去救援兀良哈。瓦剌相继扫除了明朝西边和东边的屏蔽，接下来，便毫不客气地大举入攻内地。 对于瓦剌的南攻野心，朝廷大臣也曾一再建言。正统六年（44），刘球曾建言罢兵麓川，北防瓦剌。八年，又上疏“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宜加强北边防务。但王振以其语刺己，把刘球逮下诏狱，令指挥马顺杀害并肢解了刘球。正统十年，兵部尚书邝埜建议增兵大同，巡视西北边务，而英宗、王振只热衷于麓川兵事，对瓦剌的咄咄逼人之势则视而不见。 正统十四年（449）二月，也先贡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使贡马送聘，朝廷答诏“无许姻意”2，遂于是年七月，大举进攻辽东、甘州、宣府、大同等地。也先亲自率兵进攻大同，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率皆陷没。败报传至京城，好大喜功的王振不知利害，竭力鼓动英宗亲征瓦剌。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等“伏阙恳留”，而英宗与王振执意不听。 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太监金英辅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以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焚、户部尚书王佐等随从，亲率五十万大军匆匆忙忙向西北进发。十八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至大同，也先北撤，欲诱明军深入，王振以为瓦剌畏惧而退兵，坚持要进兵北行。邝埜、王佐等见势不好，力谏回銮，王振不听。后太监郭敬将瓦剌的实力密告王振，王振始惧，下令班师。王振是蔚州人，开始准备从紫荆关走，到蔚州后请英宗驾幸其第，后又怕大队人马损坏乡里庄稼，所以行进四十里又改道东行。明军迂回改道，当初十日退至宣府，瓦剌骑兵已大批赶到。十三日，英宗大军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众欲入保怀来”，而王振以辎重未至，坚持留驻土木堡。十四日清晨，瓦剌军逼近明军，占据水源。也先从麻谷口发动进攻，都指挥郭懋与瓦剌激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与明军讲和。王振见使者来议和，急令移营就水，明军刚移动三四里，瓦剌骑兵遂四面围攻上来，“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死者数十万”。张辅、邝埜、王佐等数百名大臣勇将战死，护卫将军樊忠用棰捶死王振，说“吾为天下诛此贼！”最后，自己也英勇战死。英宗在混战中突围不成，下马盘膝而坐，《明史》卷一七○《刘球传》。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士木之变》。 遂为瓦剌所俘。 土木堡惨败，明朝皇帝被俘，五十万精锐尽失，二十余万骡马、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从此明军元气大伤，也先则更加野心勃勃，冀以一统天下。 景帝即位与北京保卫战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至京城，朝廷内外一片恐慌，“群臣聚哭于朝”，侍讲徐珵甚至提出南迁京师的逃跑主张，兵部侍郎于谦挺身出来反对，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2于谦坚决抗战的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一批官员的，太监金英将徐珵叱出殿外。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二十一日，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把备战御敌的重任交付给了于谦。 二十三日，郕王临朝主政，群臣请族诛王振以安人心，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当堂叱骂群臣，愤怒的人们再也忍耐不住，当堂击毙马顺，又打死王振同党宦官毛贵、王长随。面对血淋淋的场面，郕王害怕想退回宫去，于谦“排众直前”，拦住郕王，请其宣布“顺等罪当死”，廷击马顺的官员俱不论罪；并将王振侄儿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清除王振余党，顺应了民心，稳定了政局，使得朝野能上下齐心，共同御敌。九月初，群臣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以安人心，孙太后准议，郕王却惊让再三，于谦坦荡地对郕王说“臣等诚爱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3九月初六，朱祁钰即位，是为景帝，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明史·于谦传》称“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于谦增兵调援，运粮、运兵械入京，积极做好战备。同时，还荐举了一批有军事才干的将领守卫重要关隘，并请景帝奖励镇守宣府、大同有功之臣，鼓舞了民心士气。 十月初三日，瓦刺久攻宣府、大同不下，便集中兵力，大举进攻紫荆关、古北口，进逼北京。初九日，瓦刺军在叛降宦官喜宁的引导下，绕小路越过山岭，攻破了紫荆关。十一日，瓦刺大军直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为“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也先听从喜宁的建议，用议和迎驾之计来试探明军的虚实，遭到景帝和于谦的严辞拒绝，诡计落空。十三日，《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2《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3《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瓦刺从德胜门展开进攻，明军事先已有准备，埋设了伏军，瓦刺军大败，也先之弟“铁元帅”平章孛罗卯那孩也在此战中被火炮击毙。瓦刺军还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发动了进攻。在西直门，明军守将都督孙镗率军迎战，城上发火炮助战，孙镗失利，背靠城池拼死力战，后有二路援兵适时赶到，瓦刺三面受敌，被迫退却。在彰义门，副都督武兴率兵迎战，瓦刺军前锋失败稍退，明军阵中有数百骑想要争功，跃进出阵，扰乱了阵形，瓦刺军乘机反攻，明军败退，武兴中箭死。瓦刺军追至土城，遭到当地居民的阻遏，随后，明援军赶到，瓦刺军仓皇退兵。也先攻城五日不下，又得到各地援军将赶到北京的消息，恐怕腹背受敌，退路被断，遂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陵寝殿，退出塞外。北京保卫战获得了胜利，明皇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英宗复辟也先进攻北京城失败，想要夺取明朝江山的野心受挫，而且明朝立了新皇帝，手里的王牌——英宗朱祁镇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无奈之下，于景泰元年（450）六月，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送回英宗。景帝虑及皇位不保，不愿接回英宗，在于谦的劝说下，最后应允讲和，接回太上皇。 八月十五日，景帝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将朱祁镇迎回北京，进东安门，举行授受帝位仪式后，即将朱祁镇送进南宫禁锢起来。 景泰八年（457）正月，景帝病重，大臣奏请复立英宗之子沂王为皇太子，景帝迟迟不允。十二日，景帝召石亨至病榻前商议事情，石亨见景帝病势沉重，遂与同党都督张、太监曹吉祥谋议，与其复位东宫，还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十四日夜，石亨等聚集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即徐珵）家里密谋行动计划。十六日夜，徐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遂与石亨、张 、曹吉祥等会合，夜四鼓，开长安门，纳兵千人，直奔南宫。宫门上锁砸不开，徐有贞命军士悬巨木撞门毁墙，撞开门墙后，即扶朱祁镇登辇，入东华门，至奉天殿升座，英宗复辟。此次事件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的次日，便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等下狱治罪。石亨、徐有贞等诬陷于谦、王文等谋立藩王，议罪处斩。徐有贞在英宗面前振振有词地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功高盖世、爱国忘身的于谦，最后却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英宗大封“夺门”有功之臣，徐有贞先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预机务，后又升任兵部尚书，又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为忠国公；曹吉祥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张封为太平侯。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徐有贞入阁以后，得到英宗的宠信，独揽内阁事权。同党石亨、曹吉祥渐生不满，两人联合起来，离间英宗与徐有贞的关系，并暗中使人弹劾徐有贞专擅威权，结果，才当了六个月阁老的徐有贞被逮下锦衣卫大狱，谪戍云南金齿，直到天顺四年才被放回原籍苏州。 然而，英宗对曹、石两人也心怀不满，一是两人劣迹昭著，强夺民田、冒功贪赏、纳贿卖官；二是除掉徐有贞后，两人依恃兵权，专横跋扈，使英宗感到难以控制。吏部尚书李贤为英宗出主意，让他独断乾纲，将权力收归己有。天顺三年（459）七月，英宗召大同镇守石彪（石亨侄子）还京，石彪指使千户杨斌入京保奏其留守大同，这使英宗更加怀疑石亨叔侄心怀不轨，便立即派人将石彪逮捕入狱，后又将石亨下锦衣卫狱。次年二月，石亨死狱中，石彪等被处死。石亨门下冒“夺门”之功得官者四千余人悉被罢黜。看到石亨的结局，曹吉祥、曹钦叔侄寝坐难安了。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密谋在天顺五年（4）七月初二日，由曹钦拥兵入朝，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废除英宗。当天夜里，都指挥马亮从曹钦处逃出，到朝房告发曹吉祥谋反情况，正在值夜的恭顺侯吴瑾、统率西征军的怀宁伯孙镗急书“曹钦反”，投入长安门，宫内立即逮捕曹吉祥。曹钦失去内应，进不了宫门，在东西长安门纵火焚烧，并杀死杀伤了东西朝房的官员，孙镗急召西征军二千余人镇压，战乱很快被平息，曹钦兵败投井死。曹吉祥三天后被凌迟处死。史称这次事件为“曹石之变”。 天顺八年（44）正月，英宗病死，终年三十八岁。 第二节成化至正德年间的政治宪宗怠政，汪直掌西厂天顺八年（44），十八岁的太子朱见深奉诏即位，是为明宪宗，诏改翌年为成化元年。 宪宗刚即位，就发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门达在英宗晚年深得宠信，而李贤时为内阁首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门达因此衔恨入骨，设计构陷李贤，事情败露，英宗也未处置门达。英宗病重，门达蓄意勾结王纶，欲除掉李贤。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发，宪宗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因他罪并发，“论斩系狱，没其资巨万”2。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宪宗十分倚重李贤，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但李贤辅政不久，即于成化二年冬卒。 成化二年（4），宪宗平反了于谦的冤狱。次年二月，受于谦案牵连被贬逐的官员商辂被召回，“命以故官入阁”。商辂上疏辞官，宪宗挽留说“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辞。”2其时，为宪宗所倚重的阁臣还有孜孜奉国数十年、“持正存大体”的彭时。彭时在成化七年上疏劝诫宪宗不要迷惑佛事，浪费钱财；针对宪宗时形成的传奉官制度，提出“传旨专委司礼监，毋令他人，以防诈伪”；针对宪宗荒疏朝政的情况，提出要“延见大臣议政事”3。彭时的上疏都是切中时弊的，然而荒怠的宪宗已听不进忠言。 宪宗不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史称“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戚贵畹，上下壅隔。”4宪宗宠幸万贵妃，进而又宠信万安。万贵妃原为孙太后宫女，后入侍宪宗于东宫，因其“机警，善迎帝意”，故深得宪宗宠幸。皇后吴氏仅因杖责万贵妃而被宪宗废去，打入冷宫。宪宗出游，万贵妃戎服前驱，侍从在侧。宫中宦官用事，亦要见万贵妃颜色行事，“一忤意，立见斥逐”5。万贵妃以父兄为锦衣卫指挥使，侦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官，并通过阁臣万安，与内阁时通声气，把持朝政。翰林学士万安于成化五年入阁，他通过各种关系，与万贵妃叙上族谱，《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2《明史》卷三○七《门达传》。 《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2《明史》卷一七六《彭时传》。 3《明史》卷一七六《彭时传》。 4《明通■》卷三三。 5《明史》卷一一三《万贵妃传》。 自称子侄，以此博得宪宗的信用。 成化十三年（477）春正月，东厂之外又开设了西厂，以太监汪直掌西厂。汪直是大藤峡瑶人，朝廷镇压瑶民起义时被俘入宫，初为万贵妃昭德宫内使。因汪直“年少黠谲，上宠之”。西厂刚一开张，便罗织了数起大狱，令臣民悚怵不已。建宁卫指挥杨晔（已故少师杨荣曾孙）被锦衣卫百官韦瑛告发，汪直听说其有“家资巨万”，便不分青红皂白，将他逮入狱中拷问至死。西厂设立仅四月，阁臣商辂即连连上疏请罢西厂，“疏入，上怒曰‘一内竖辄危天下乎！’”2太监怀恩传旨诘责商辂，辂反问道“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守备不可一日缺，（汪）直则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辄收捕。诸近侍，（汪）直辄易置。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3怀恩将商辂的话如实上奏，宪宗无奈，只得令罢去西厂，罪责汪直，谪韦瑛戍宣府。然而，罢西厂仅一月，御史戴缙、王亿别有用心地倡言恢复西厂，宪宗本来是不得已而罢西厂，此时便乘机恢复西厂，仍用汪直掌西厂。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等一批正直官员屡谏不听，均遭排斥，相继致仕离开朝廷。而与此相反，阿谀汪直的朝臣都得到了升迁，戴缙为尚宝司少卿，后又擢升佥都御史；王亿擢为湖广按察副使；汪直的左右爪牙王越升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学院事，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一时间，汪直势倾天下，其奉诏巡边，“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4。兵部侍郎马文升因对汪直“不为礼”，又轻视陈钺，遂被汪直陷害戍边。汪直“年少喜兵”，在辽东杀害海西诸部入贡人员，“焚其庐帐而还，以大捷闻”，回京后，宪宗给汪直记上大功，并加其俸禄，令其监督二十团营。巡按辽东御史强珍上疏弹劾汪直、陈钺等隐瞒军情，坐失战机，结果反被汪直等诬陷，下锦衣卫狱，戍辽东。 汪直把持西厂五年，作恶多端，后因与东厂太监尚铭争权，尚铭在宪宗面前先告了他一状，加之万贵妃、万安、李孜省等的嫉恶，科道也交章论奏西厂苛察，汪直遂失势。成化十八年（482）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斥责“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东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2。宪宗遂降汪直为奉御，递逐其党王越、戴缙、陈钺《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4《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等。 成化后期，宪宗好方术，江西南昌人李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3，被授为通政使。太监梁芳谄事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也”4。梁芳先后引进了李孜省、僧继晓，进献方术与符箓。宪宗从迷信方术渐至宠信方士，李孜省、僧继晓、梁芳等逐渐得干预政事。大学士万安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争献**以固宠。成化二十三年（487）正月，万贵妃病死。八月，宪宗病死，年四十一。 孝宗求治成化二十三年（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奉诏即位，是为明孝宗，诏改翌年为弘治元年。 朱祐樘幼年的宫廷生活备受磨难。其母纪淑妃，原为“蛮土官女”，俘入宫中后，因其“警敏通文字”，授女史，“命守内藏”。宪宗偶至内藏，因纪氏应对称旨，遂得幸。万贵妃得知此事后，处心积虑要除掉纪氏，在宫女和太监的同情维护下，纪氏病居西内，生下朱祐樘，秘而不宣。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孝宗六岁时，因悼恭太子病死，宪宗为老而无子而悲叹，太监张敏才将朱祐樘的身世道明，孝宗遂被立为太子。纪氏被封为纪淑妃，移居永寿宫，不久，在宫中暴薨。太监张敏也因惧怕而吞金死。孝宗即位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家故人，并为其母立庙桂林府，每念及其母，“辄欷歔流涕也”。幼年的经历对孝宗影响很深。史称孝宗恭仁俭朴，能虚心纳谏，而绝少“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2的恶习，这种个性的形成大概与明孝宗幼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弘治年间最为史家称道的是“朝多君子”的盛况。确实，弘治一朝任用了许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而一般情况下，孝宗也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正确意见，对政事作一些必要的改进。在弘治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弘治时期“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孝宗即位仅五天，即斥责左通政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弟锦衣卫指挥万喜等，并谪发戍边。其后又罢斥了大学士万安。与此同时，孝宗则召进了一批在成化年间遭到排斥陷害的忠直之士。 3《明史》卷三○七《李孜省传》。 4《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十月，孝宗召王恕为吏部尚书。王恕系正统十三年进士，成化年间官南京兵部尚书，历来以谠言忠直闻于朝。当时曾有歌谣称赞王恕忠直敢谏“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2宦官怀恩亦由衷地称赞王恕“天下忠义，斯人而已！”3王恕在成化年间屡遭宦官构陷，“帝亦衔恕数直言”4，遂命王恕巡南畿，遣他出京。成化二十二年，王恕对起用传奉官事上疏极谏，遭致宪宗不满，遂离任致仕。王恕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5。而在弘治年间，孝宗对王恕委以重任，倚为重臣。王恕掌吏部以后，“不避权贵，请谒路绝”，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了很大的整肃作用。王恕对朝政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多为孝宗所接受。王恕任吏部尚书直到弘治六年，因与丘濬发生矛盾而辞官。 弘治二年（489），孝宗又擢任马文升为兵部尚书。马文升是景泰二年进士，成化十一年任兵部右侍郎，被汪直、陈钺陷害入狱，谪戌重庆卫。汪直败后，马文升复官，成化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后又受李孜省排陷，调为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弘治时期任兵部尚书达十三年之久，后又代屠滽为兵部尚书直至正德年间。史称马文升“任兵部十三年，尽心戍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 弘治十五年（502），孝宗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大夏素以安内攘外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2。刘大夏是天顺八年进士，成化年间任福建右参政，曾因得罪中官被系诏狱，后得怀恩力救，杖二十而释放。刘大夏就任兵部尚书后，明孝宗见了他问道“朕素用卿，而数辞疾何也？”大夏顿首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帝默然。过了两天，孝宗又问刘大夏“征敛俱有当，何至今独言民穷财尽也？3”刘大夏答道我在两广时，见广西征铎木，广东市香药，所费皆以万计。于是，孝宗下令取消这些奢侈的征取，并下令天下“事当兴革者，所司具实以闻”4。大臣忠直敢言，孝宗能虚心纳谏，这是弘治政治比较突出的一点。 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5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如这时，明初245《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3《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235《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4《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建立的户口赋役制度已遭受严重破坏，世家豪族的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国家控制的田地赋税大量流失，财政匮乏，兵饷不继，宦官监军及滥封传奉官的问题，都对弘治政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弘治时期，土地兼并趋势严重，皇亲国戚占田请田动辄千顷，甚至连宦官也占据了大量民田。弘治十年八月，孝宗张皇后之兄寿宁侯“有河间赐地四百顷，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且乞亩加税粮二分”。因户部尚书周经奏言阻止，孝宗未同意其加税的要求，但千余顷民田后来仍为其所侵占。弘治十二年，便发生了寿宁侯与河间民构田的案件。十三年，皇都近旁的河间民田已大部成为贵戚的庄田，以致户部侍郎何进与巡抚高铨前往勘察时，河间人民“冤声撼野，至拥州县吏不得行”2。十八年，又有巡抚保定都御史王璟“乞罢诸内珰田，尽归之民”的奏疏。虽然对于臣下的意见，孝宗大都予以采纳，对这些夺田占田事件作了处理，但同时，孝宗本人又不断地封赐贵戚勋旧以大量的田地。这种矛盾的做法无疑又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所控制的田地大量减少，势必导致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弘治时期的财政已相当匮乏，以致“边圉多警，许生员纳马入监，有七千余名。川、陕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粮入监，通前共有数万余人”3。军费不足、荒歉救济竟然要通过滥收生员入监的办法来解决，财政状况之拮据可见一斑。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使出行，路经天津，适遇旱灾，一路上，只见“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 6 第三节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1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1“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典签权力之大，甚至诸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的控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年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世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齐书·武帝十七王列传论》称：“帝王子弟，龆年稚齿，养器深宫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屈，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典签权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猩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坚，举动每为典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其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制以专辄之罪。鱼复侯子响愤杀典签吴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杀。齐武帝闻之说：子响遂反？戴僧静大声喊：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典签小官，权重如此。 典签之设置，即使把诸王、刺史的一举一动都管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朝廷与地方间的矛盾。皇帝、诸王，是亲父子兄弟。亲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残杀。典签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也可以参与诸王地方集团对朝廷的反抗。权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权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让。这在历代政治史上已习见，在宋齐时期，君臣、父子、兄弟间的斗争以至屠杀，比前后各朝代表现更为残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间宋文帝以弟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两个重点地区。《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在传后又发挥了一句：“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彭城王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文帝以义康为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是对这个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请求解职，让义康入朝主持政务。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见，命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使义康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让义康主政。从此时开始，朝廷内外大权集中在义康手里。前面引录的文帝给义康的信，就是这时写的。 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事，又渐渐不满意。他想作扬州刺史。他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可卧治！”元嘉九年，王弘死。义康改领扬州刺史，达到作扬州刺史的目的，并且独揽朝政。 义康仗恃天子之亲弟，又喜问政事，遇事常自己专断，不请求文帝的诏旨。有的人看见义康权力大，遂来依附。太子詹事刘湛和领军将军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还曾把刘湛推引给文帝。殷景仁得幸于又帝，官职比刘湛为高，刘湛便极不高兴。刘湛曾作过义康的长史，有这层旧关系，这时义康专掌朝政，刘湛便委心自结，希望因义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罢黜殷景仁。可是，义康愈是说殷景仁的坏话，文帝对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为中书令、中护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对义康的专权已经不高兴了。刘湛初到朝廷来时，文帝对他礼遇甚厚。他善论治道，熟悉前代故事，听者忘倦。后来结党朋比，煽惑义康。文帝对他极不喜欢，但表面。上还忍耐着。文帝对亲近人说：往日刘湛来见我，我“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刘湛就对义康等说：“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他还常到尚书议曹查看晋成帝末年立康帝的旧事，为文帝死后立义康为帝作准备。刘湛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闻，虽然为了义康间兄弟关系，还未有所发作，但“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矛盾终于爆发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行，在狱中处死，并诛其子及党羽。义康上表逊位，文帝以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向文帝辞别，文帝对他沉默哭泣，不说话。他动身去豫章的时候，文帝遣沙门慧琳去送他。他问慧琳：“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史说义康虽然“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进”，“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杀文帝，迎立义康，徐向文帝告密，事败孔被杀。事情自然连及义康，被削爵治罪，义康及其子女皆降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今广西宾阳东）。义康在安成，读书读到汉淮南厉王长事，废书长叹说：“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义康一再获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会稽长公主的保护。会稽长公主是刘裕的长女，文帝对她很尊敬。她尝对文帝说：“车子（义康小字）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罢恸哭。文帝指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初宁陵，指刘裕的陵墓，墓地在蒋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打算推奉义康为主。事败，被杀。 义康不死，对文帝说终究是一块心病。胡诞世反时，江夏王义恭就对文帝说：“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义康不愿就徙。文帝犹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焘大军南征，到瓜步。当时人情汹汹，文帝怕有人奉义康为乱，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对义康早作处置，文帝遂赐义康死。骨肉关系终究抵不过权力之争，蒋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劲，“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意之所欲，上必从之”（《宋书·元凶劭传》）。看来，劭有文武才具，并且自幼为文帝所喜爱。瓜步之战，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文帝欲兴师北伐，太子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表示反对，唯吏部尚书江湛、丹阳尹徐湛之善窥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说不斩此两人，无以谢天下。由此，太子劭与文帝的宠臣徐湛之、江湛结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对太子劭还很信任，为了防备宗室诸王谋乱，使太子东宫甲士数与羽林兵相等，有一万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后，文帝和太子劭之间渐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发生巫蛊事。文帝宠爱潘淑妃，潘妃生子浚与太子劭一同搞巫蛊。文帝对潘妃说：“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浚小字）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巫蛊是刻木人，埋地下，诅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这样的话。 文帝欲废太子劭，赐浚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浚。劭遂起兵入宫杀了文帝，并杀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寻阳讨劭。经过一场战争，劭败被杀。武陵王骏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与同姓王的矛盾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时，他的叔父南郡王义宣任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想调义宣为丞相、录尚书事。义宣不听调动。一些野心家如臧质、鲁爽等恭维他，劝他称帝。义宣遂举兵反。义宣是个庸才。司州刺史鲁秀听他哥哥鲁弘的话跟随义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谒见义宣，出来后捶胸后悔说，“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鲁秀说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庆之、薛安都迎战鲁爽，以柳元景、王玄谟迎战义宣。战争的结果，沈庆之败鲁爽，于军斩之。柳元景大败义宣军。义宣兵溃，单舸逃走，不知所措，闭户而泣。臧质败回寻阳，被杀。义宣败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杀义宣后，更大杀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后杀了武昌王刘浑、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 扬州刺史、竟陵王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近，更徙广陵”。并使心腹大臣刘延孙“镇京口以防之”。竞陵王诞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围广陵。城破，杀诞，诞母、妻皆自杀。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 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和领军将军王玄谟。 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都是前废帝的父辈。前废帝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 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最后，宫省内外结合把他杀掉。湘东王彧即帝位，是为明帝。前废帝于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杀，在位一年有半。 宋、齐宗室的灾难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起兵响应子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许多地方郡守都起兵响应子勋。“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资治通鉴》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经过艰苦的大战，最后战胜子勋和各路放军，取得胜利，杀（时年十一岁）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接着，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皆赐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杀光了。 明帝后期，身体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后，他的弟弟们将不利于他的太子，于是又拿他的弟弟开刀。泰始十年（471），先从性情刚狠的南徐刺史晋平王休佑开始，命人把他从马上挤下来加以殴拉致死；继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临死，骂道：“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一三三）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胆小谨慎，但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阳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吴喜在晋安王子勋起兵时，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吴颇得民心，他对亲信刘励等说，“（喜）泰始初东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己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因此，功劳卓著的吴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严重了。时后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为宰相，对儿子不利，便送毒药给他赐死。 明帝死，子苍梧王即位，年十岁。这时，宗室的势力是削弱了，但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萧道成逐渐掌握政权，杀苍梧王，立顺帝。不两年，萧道成消灭了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场禅让剧，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杀宗室子孙也是很残酷的。《南史·宋本纪下》记载：“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出死矣。”即皆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曾告诫他的儿子武帝说：“宋氏若不骨肉相践，他族岂得秉其衰敝。”因此，当南齐武帝时，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时候，他就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道成子）子孙。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杀绝了。 宋、齐大杀宗室，是因为怕这些宗室起来夺取皇位。事实上，宋齐时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争夺皇位，其中有的还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夺得皇位。但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晋安王子勋起兵时只有十岁，那有几岁的孩子就能指挥大军起兵反叛。这与他们手下的官佐有很大关系，他们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贵。 门阀大族离开必争的“权力”，倒是因祸得福了。他们一般满足于高官厚禄的荣誉地位。他们起家都作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官，这些官职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清选。当时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地兼美”（《陈书·蔡凝传》）、“秘书丞，天下清官”（《南史·张裕传附曾孙率传》）的说法。他们不须争斗，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中有点野心的，也不过如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子僧达传》），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附曾孙王融传》）。他们优游岁月，无案牍之劳神，不必为政治斗争互相残杀而惊心，也不必为改朝换帝而动容，君统变易，朝代更迭，与己无关。他们像别人结婚时的宾客一样，有时为受禅者授玺而已。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末司空褚渊的儿子褚责去看望从叔褚炤，炤问：司空今日何在？贲回答说：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炤不高兴地说：“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附从孙炤传》）对待改朝换代，他们漠然置之，因为改朝换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称：“自是（指魏晋）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朝帝室间的杀戮和门阀大族对政治风云的漠不关心，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的不同表现。 梁武帝的协调政策梁武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 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1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1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召揽文学之士，萧衍、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沈约、谢眺聚集于其间，号为“八友”。 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统治的时间近半个世纪（502—548），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统治，可分两大时期。前期的统治较为安定，《梁史·武帝纪赞》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梁武帝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他一方面采取重用门阀中人，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他们担任机要之职。例如，他十分宠信的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南史·朱异传》），就出自寒门。门阀大族和寒门并重，是梁武帝选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认为宋、齐动乱，是皇帝御下太严所致。他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他的六弟萧宏“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梁临川王宏传》）。他原以为萧宏在私藏武器，后来看到只是财物，便称赞他会积财。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 梁武帝这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对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急于黎庶”，终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无法无天，最后终于酿成恶果。但在梁武帝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 第四节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南北朝的战与和瓜步战后，南朝与北魏之间仍不断有战事，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著。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虽然南北战争不断，但南北朝之间的聘问并没有断绝。 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1。这段略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役，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一个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睿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睿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于梁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魏军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受战争的灾难，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相对而言，长江流域遭受的破坏是比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断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经济和交换经济因破坏而衰落的时候，南方随着土地垦殖，人口增长，靠着长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业交换也有相应的发展。 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原来是比北方落后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描写，江南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土地垦殖常常采用火耕水耨的办法。这种火耕水耨的办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在使用。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写道“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庾信《归田诗》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办法还在使用。但粪肥似也在推广。宋文帝的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他的曾孙到溉官至吏部尚书，当时人还1参阅《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讽刺他：“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南史·到彦之传附溉传》）到彦之由担粪农民作了大官，这是不多见的，但农民担粪肥田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了。江南水乡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更广泛的整理和推广。有了水，有了肥料，农业产量自然会提高。南朝时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阳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东部的会稽地区，成为著名的产粮区。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就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丹阳、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霩、杜之间（汉代农业发达地价高昂地区），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初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商业交换也发展起来。魏晋开始，金属货币在北方几乎绝迹，谷帛代替了钱币。但在南方，金属货币的使用却是不断扩大。宋时，何尚之说：“晋迁江南，疆土未郭，或士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远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何尚之传》）由于钱币的铸造落后于社会对钱币的需要，因而产生筹码不足和钱币盗铸等问题，这是江南社会经济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长江的大都市，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有数十万人口。这数十万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粮食自然绝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这也促使建康商业的繁荣。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4），因发生了一次大风灾，便出现了“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飺相望”（《晋书·食货志》）的情况，这可见长江船只之多。建康几十万市民日用百货、粮油杂用，除市内手工业作坊供应外，要靠郊区、三吴地区供应，一部分还要由长江中上游供应，靠长江上下船只运输。也有一部分粮食从长江中上游运到建康来。《宋书·吴喜传》即记载，吴喜自荆州还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而粮食由长江下游往上运的情况却是比较少的。《宋书·孔觊传》称：“时（孝武帝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觊弟）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见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未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同书卷还记载：“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千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添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这故事也说明长江上下颇有作贾客的，其中还包含一些士流。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而粮价并不高涨。孔觊说：“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刘悛传》）。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才使得纵有水灾粮食减产，而粮价因之不贵。 因为商业交换发达，“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 北魏世宗时，甄琛上疏，曾以南朝关市税比北朝的谷帛之输。他提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魏书·甄琛传》）北魏世宗的时代，约当南朝齐梁之际，比宋齐时代稍晚，但他既说“相承”又说“仍崇”，这段文字所说是可以包括宋齐的。那就是说，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和南海各地的贸易，在宋齐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广州是南海贸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货物多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多从这里输出国外。历史记载宋齐时期凡在广州作官的，无不发大财。《宋书·褚叔度传》称：叔度任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当时人有两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王琨号称清廉，及罢任还都，还“买宅亩三十万，余物称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关系江南、广州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影响到有关地区原来的居民。在这些居民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汉族人经济势力的渗入，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安静生活。 长江以南，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到三国两晋时为止，汉族和汉族文化在南方的发展，也只是沿长江两岸，沿海以广州为重点的一些点，与从荆州南下，通过湖南、江西逾五岭而至广州交通线上疏落的一些点。这以外的广大区域，还多是少数族居住着。 汉末晋末，北方汉人大量南移。东晋南朝时期，汉族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沿着原来汉人已到的上述点线地区向外发展。当时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蛮”、傒、俚和僚等。汉文化传到他们居住的地区，与他们便发生冲突，又通过冲突而逐渐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蛮”，是南方诸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 蛮族中有两大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是盘瓠之后。他们的居住地区是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宋书·夷蛮传》）。后向西北迁移，发展到今湖北西部。他们原居在武陵一带的，又分为椎溪、樠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今湖北省西部）。蛮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迹少到的山区。宋时，荆州设南蛮校尉，雍州设宁蛮校尉，用以管理有关蛮族的事务。当时，“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宋书·夷蛮传》）。 巴郡、南郡蛮，是廪君蛮的后裔。传说廪君原出于武落锺离山，廪君乘船从夷水至盐阳（约在今四川、湖北相邻地带，参看《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条》注）。后繁殖、生活于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东汉光武时，徙其种人七千余口到江夏郡界，后称为沔中蛮（今湖北汉水下游一带）。“东晋时，沔中蛮因刘石乱后渐徙于陆浑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满山谷。”（《通典·边防典·南蛮传序》）其活动地区还东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一带）。《宋书》所称豫州蛮，就是指的这一支。他们“种落炽盛”，居住的地区“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夷蛮传·豫州蛮条》）。汉人在长江流域的发展，首先与“蛮”族接触。汉族统治者需要蛮族人民向他们出租税、出徭役，当兵打仗。为此，他们不断向蛮族人民居住地区展开残酷的进攻。宋时，进攻得很频繁，也很残酷。沈庆之前后数次领兵向蛮族进攻，他们俘获的生口就有几十万人。《宋书·夷蛮传》总论宋廷对蛮族的战争指出：“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浮，盖以数百万计。” 对蛮族用兵所得俘虏，一般是送京师作营户，充兵役。征服的地区，即设立郡县称左郡左县，以管领蛮族人民，使其供租赋。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可能就是左郡县的赋税征调。宋孝武帝时，西阳（今湖北黄岗北）蛮附，“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宋书·夷蛮传》）。在《宋书·州郡志》中，晋末及宋时以蛮民立的郡县有武宁、宋安、安陆、建宁等数郡，有靳水、赤亭、东安、阳城等二十多县。 南齐时，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有更多的以蛮民设立的郡县。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宁蛮府领下以蛮民设立的郡县，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县。这些县所管领的户口，没有记载。如果以晋时所置的武宁郡“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为基数来估计，一百三十九县当有四十来万人口。南齐管领的户口总数，照崔祖对齐武帝所讲的情况，是“今户口不能百万”（《南史·虞玩之传》），则蛮族人口占的户口比数是很高了。 溪，也写作奚或仅。溪族居住的地区，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 溪族人多以渔钓为业，所居多在水边，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陈寅恪以为溪人之称，当与五溪地名有关系。1东晋南朝的门阀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骂他们是“溪狗”。温峤就曾嘲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为“傒狗”（见《南史·胡谐之传》）。《晋书·陶侃传》称：陶侃本鄱阳，徙家寻阳，早孤贫。刘敬叔《异苑》云，钓禨（周一良疑“禨”当从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钓于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贱，少年时曾以渔钓为业，温峤又嘲他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2。 历史文献中，常常谈到溪族人的语音不正的问题。如《初学记·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又如《南史·胡谐之传》：“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此两处都提到溪人语不正。溪语音不正，似正好说明溪人之汉化。如溪人纯说溪语，汉人将完全不懂。语音不正，盖正在汉化，说汉语又杂有溪语，故成不正。晋末宋初，溪人还是强悍善斗的。卢循起兵北上时，殷阐对何无忌说：“（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所谓“始兴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湘、广西州，即今湖南、广东。汉族势力向广州一线发展，与俚人的接触渐多。如《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载：“泰始1参看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 2参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族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又《宋书·良吏传·徐豁传》载：“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今广东韶关）。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蛮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僚，主要居住地区是长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华阳国·志李寿志》称，“晋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魏书·僚传》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由此可见，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蜀，自巴西、犍为一线逐渐向外扩展。 自东晋至陈，南朝常与“僚’族有战争。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南齐时益州有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齐开僚郡、齐通僚郡，大约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户籍整理和反却籍斗争南渡的北方劳动人民，江南汉人和各少数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广大土地，发展了江南经济，但江南统治者剥削惨重却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遂不断发生。 南朝的租税制度，大体是延续魏晋的制度下来的。人民的负担，主要有租、户调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鱼池税、丁塘税、口赋、赀赋等杂税。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宋齐时期，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顾宪之对武帝的启中所谈山阴一县的情况，可见一斑。他的启写道：“山阴一县，课户上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才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资华贵。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岂可得乎？”（《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东晋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安书写道：“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死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晋书·王羲之传》）。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宋书·武帝纪》） 人口逃亡，在户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则剩下的在籍者租税徭役负担必更重；重则人民逃亡。整理户籍，成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几个去处：一投依门阀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养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户。还有其他，等等。朝廷势力强大时，它搜括逃户是比较全面的。它与大族争人口，也与寺院争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隐瞒户籍的逃亡户。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土断，都是比较严厉的。一般整理户籍的矛头，多是指向不附籍的侨户和逃亡户。东晋以来，户籍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是郡国户口。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之。”（《太平御览》卷六○六）齐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诏书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倾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这两条史料说明，黄籍是郡国编户民的户籍。 自籍似是郡国编户民以外的侨户的籍。白籍最早见于《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白籍似是土断的对象，即尚未正式编户的侨民。 宋、齐两代都整理过户籍，宋文帝元嘉年间曾整理过一次户籍。文帝无嘉二十七年，曾规定以“八条取人”。“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还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这都说明宋文帝元嘉年间曾进行过一次户籍整理。南齐开国的两代皇帝，都曾积极整理户籍。齐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诏书的意图，上表请求整理户籍。他认为当时“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阀”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二、勋薄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如此两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上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六、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温比肩，弥山满海。他指出，有这六项，是“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户籍之所以顿阙，乃由这些原因。（同上）齐高祖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随即采取措施整理户籍。“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但这办法本身就有问题。限人一日得数巧，必然会出毛病。于是不仅出现。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却以充程限”的情况，还出现“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志》）的情况。 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的，好办法通过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第五节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桌历史发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据统计，自471年到481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成*人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好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高祖纪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太祖纪》）。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终都逃说不了被杀的厄运。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的对象。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 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腆麟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对吏治的改革北魏初年规定，地方官不论其治绩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满离任。因此，许多官吏对治理民事毫不热心，却竭力追求个人财富。如公孙轨当地方官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长传附公孙轨传》）。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官场中屡见不鲜。有一次，孝文帝问臣下高佑：怎样才能使盗贼平息呢？高佑回答：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称职，治化有方，就不会再有了。孝文帝听了深以为然。这可见孝文帝对吏治问题的重视。为了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实行俸禄制。公元484年，魏颁布法令，正式规定“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俸禄之外，贪污满一匹者处死。二是对地方官任期长短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治绩而定，好则留，不好则去。这样一来，官吏治绩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了，使他们在盘剥人民时不能不有所考虑。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实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为以后各项改革的进行打下基础，意义是重大的。迁都洛阳北魏的汉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建国之初，汉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汉化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北魏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方面。拓跋焘时，建立太学，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对汉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长于天文历学。拓跋焘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委以重任。通过这些汉族知识分子谋士群的努力，北魏统治集团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汉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汉化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拓跋统治者的政策常有变化，对于汉族士人，时而信任，时而排斥，对于汉族文化时有抵触。孝文帝时，开始把汉化做为一项国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迁都洛阳是他的汉化政策中一项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建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处北方，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与鲜卑故土相近。但随着北魏在中原疆土的开拓和被统治的汉人的增加，平城对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已不适合。平城地区游食者众多，且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早在拓跋嗣统治时期，就有迁都之议。史书记载：“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魏书·食货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来，竟然“野无青草”。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平城一带也常有饥荒现象。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逐渐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所以从关外贫瘠的平城转移到中原经济中心，已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平城长期作为北魏都城，功勋公老多居于此，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拒不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因循守旧，给北魏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这一点来说，迁都也是当务之急。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军事实力虽然已逐渐衰落，但孝文帝却抱有灭南朝、统一全国的雄心。这可由文帝所说迁都洛阳的理由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可证。所以，从军事上说，平城作为国都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了。 当时新都选择地点有二，一是洛阳，一是邺城。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汉、魏、西晋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谓“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邺则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了北方财富，是河北主要的粮食和丝绵产地。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邺要胜过洛阳一筹；但从吸收汉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阳要比邺优越。孝文帝最后把新都定在洛阳，可见迁都之举主要还是从加速鲜卑族汉化的方面考虑的。 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来一个变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 反对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陆睿、穆泰等，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孝文帝迁都之心已定，为防止节外生枝，便假称要大举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人，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大军行至洛阳，连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坚持进军南向。尚书李冲等人就出来反对，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请！”孝文帝听了大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声，苦苦劝谏。孝文帝这才说，如不南伐，便须就此迁都洛阳。并即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迁都之计就这样定下来。 孝文帝的儿子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又不上进的人。他体胖怕热，到洛阳以后，“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他趁着孝文帝出游嵩山，“轻骑奔代（平城）”。孝文帝闻讯大怒，为了保证汉化顺利进行，毅然将太子贬为庶人，后又用毒酒将其毒死。紧接着，拓跋族元老穆泰、陆睿与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结，想据平城起兵，史载其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魏书·于栗c传》）。形势十分危急，迁都与反迁都是关系到拓跋氏汉化的关键。孝文帝当机立断，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镇压叛乱，再次将反对派挫败。 洛阳终于成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为北魏占据中原，正式接受汉化的象征。 改革风俗的措施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改姓。孝文帝在诏书中把鲜卑氏与汉文化联系起来，宣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资治通鉴》卷一四○）明帝建武三年，以此为例，改乙■氏为叔孙氏，丘穆氏为穆氏，独孤氏为刘氏，素和氏为和氏。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汉服，服装样式与南朝流行样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对禁穿胡服下了很大决心，不允许有任何松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他坐在车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饰，见仍有人穿鲜卑旧服，大为不满。第二天，他对群臣说：“朕昨入城，见车上妇女，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释：穿旧装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驳：这话说得奇怪，你难道还想满城都穿旧装吗？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说鲜卑语。北魏初入中原时，以征服者自居，不仅自己讲鲜卑语，还命令所有任职于魏的汉人官吏也要讲鲜卑语。为了提高鲜卑族的文化水平，便于读汉人书，接受汉文化，孝文帝下令宣布：“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指汉语）。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北史·咸阳玉禧传》）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庙礼节方面，也实行了汉化，放弃了拓跋氏原来崇拜的天神，改用汉礼。在官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汉制，进行了改革。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规定实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均田制出现的原因，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生产，迅速改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另一方面是与豪族地主争夺人口和土地。北魏进入中原后，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北魏诸帝多能注意劝课农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后，更是孜孜以求，希望农业不景气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一再号召：“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高祖纪下》）然而天灾几乎连年发生，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均田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统治中期，北方豪族己遍布全国，势力很大，“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兴趣也愈来愈强烈，他们纷纷“就耕良田，广为产业”（《魏书·和跋传》）。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辟为牧场，或辟为私家园林，民无田业的现象十分突出。农民失去土地，四处飘流，或转投豪族，成为荫护人口，或聚集山泽，成为绿林好汉。人口流亡的情况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因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无法获得赋税；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农民从豪族地主的荫护下解脱出来，成为均田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均田制的实施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须能够掌握、支配这些土地，也就是说皇权必须强大到能够辖制地方豪强。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连年战乱，以致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至孝文帝时，情况虽有所变化，然土地抛荒的现象仍很严重。而当时北魏豪族地主势力也还未强大到能与皇权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了。 公元485年，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经在京城附近实行过计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广、改进百发展起来的。另外，中国古老的一夫受田百亩的井田制以及西晋占田制，都给了均田制以经验借鉴。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授给，以备休耕。露田不得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者归还官府。桑田则永为个人所有，不须归官。桑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桑田须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不宜种桑之地，男子给麻田四十亩，妇女五亩。 （二）奴婢和耕牛参加授田。奴婢依一般农民授田。耕牛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牛。 （三）田地缺乏地区，允许农民“逐空荒”，迁往他郡。 （四）犯罪流徒户或绝户，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顷，郡丞、县令六顷。公田不得买卖。 在均田制颁布的同一年，又宣布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由本乡有威望者担任。三长制代替了过去的宗主督护制，改变了“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李冲传》）的状况，使趁着管理混乱，荫庇大量人口的汉族大地主受到约束和打击。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当时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后很有识见，她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魏书·李冲传》）。在她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推行。 与均田制、三长制相辅相成的还有新的租调制。北魏原来实行的租调制很混乱。“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于户籍不清，人民负担重。实行新的租调制后，规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类推。家庭作为受田纳税单位，人民负担有了一定之规。故“事（指新租调法）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年安之”（《魏书·食货志》）。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历史上的突出事件，其影响是值得重视的。单就北魏的统治来说，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实施，使鲜卑贵族在新的基础上与其统治区内的汉族地主取得一定程度的协调，也使之与一般汉族百姓的矛盾趋向缓和，对于巩因北魏政权，有其有利的一面。 孝文帝在社会经济领域年的改革是有成就的。均田制的实施，可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得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从而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地主的兼并也受到一定限制。北魏朝廷大为头痛的流民和粮食问题，在均田制实行后，情况有所改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且事出空前，也难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因而也带来很多弊病。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会矛盾的暂时缓和所掩盖，但根源仍在，在改革几十年后便爆发了六镇起义。 第四章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第一节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北魏的东西分裂大起义的历史背景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新都洛阳繁荣起来。《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洛阳的景象：“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观楼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到孝文帝的第三代继承者孝明帝时，史称其“魏累世强威，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景况仍然可观。 然而，经济繁荣的结果并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从中获益。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相反，汉化的鲜卑贵族很快坠入锦衣玉食之中，迅速走向腐化。 孝文帝时，贪污之风虽很盛行，然由于孝文帝采用严刑峻法，尚能控制局面。史称其时“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志》）。宣武帝即位，形势发生变化，宣武帝对贪污腐化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就很奢侈，无心于朝政。上行下效，“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北魏统治集团生活日趋腐朽。胡太后临朝时，奢侈之风更盛。最典型的是高阳王雍和河间王琛。“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锺）、马脑碗、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增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这些惊人的财富，无疑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河间王琛，在宣武帝及孝明帝两朝皆作定州刺史，他“在州贪惏”。连胡太后也觉得他贪心无厌，下诏：“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致。”（《北史·河间王若传》）为饱私囊，朝廷甚至卖官鬻爵，“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遂传曾孙晖附传》）。仕人买官花了钱，及到任上，就大肆搜括，加倍贪婪地吮吸人民的血汗。 孝文帝时所行均田法，这时也被破坏。原来规定不得买卖的公田和露田，都可以买卖。露田流动尤为严重，因为“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通典·食货典》）。在均田制下有田可耕的农民，又开始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使北瑰经济潜伏着危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本来就有对南朝用兵的因素。迁都之后就改变了自己一度奉行的与南齐和好的政策，开始大举南伐。尽管每次几乎都以无功告终，仍然不肯罢休。这时因洛阳位于黄河之南，与南朝相接壤，既要保卫洛的安全，就必须将南朝长江以北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孝文帝每次出击，目标都在义阳、淮上、宛、邓等地。宣武帝、孝明帝时，战事未休，反而有扩大之势。人民要负担兵役和作战物资，苦不堪言。当时，“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以至“死丧离旷，十室而九”。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民对北魏政权的敌意更加强烈。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爆发的。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又爆发了关陇、河北、青州起义。 以六镇起义开始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六镇，一般是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之外，又有御夷等镇。大部位于北魏的北方边境，即今内蒙古境内。六镇是北魏的军事要塞，历史上曾一度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北魏原来一直以平城为国都，为了防御北边的柔然南下，拓跋焘设此六镇，以拱卫都城。当时，六镇将领，乃至一般士兵，身份都是比较高贵的，在六镇作兵是光荣的。“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齐书·魏兰根传》）他们“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深附传》）。然而，在迁都洛阳之后，平城不复为国都，六镇也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将兵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远在漠北，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劣势。氏族部落成员当兵是义务也是权利，拓跋氏封建化后，兵户身份低人一等。加上汉化后的北魏政府受到汉制度的影响，常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六镇为兵，更使六镇兵民的处境不佳。六镇将兵中，不满情绪逐渐增长。孝明帝时，有一个叫魏兰根的官吏对此情况深表忧虑。他告诉尚书令李崇说：“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他建议北魏朝廷采取断然措施，“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北齐书·魏兰根传》）。李崇亦深以为然，上奏朝廷，朝廷竟不闻不问。 起义终于在六镇首先爆发了。 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镇，怀荒镇民请求开仓取粮，武卫将军于景无理拒绝，镇民不胜忿恨，遂起兵造反，杀了于景。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姓）拔陵（名）亦聚众起义，杀镇将，改元真王。其余各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卷一四九）。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破六韩拔陵引兵南向，派别帅卫可孤包围武川和怀朔两镇。朝廷派临淮王或都督北讨诸军事。彧为人胆小，顿兵不进，武川、怀朔俱为起义军所陷。不久，破六韩拔陵与彧激战于五原，彧大败，朝廷罢了他的官。这时，魏肃宗改派李崇率兵前往讨伐，双方战于自道，李崇副手崔逼被打得单骑逃命。李崇亲自迎战，也出师不利。起义军声势更大，二夏（夏州、东夏州）幽、凉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朝廷见此情况，慌忙下诏“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军籍），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资治通鉴》卷一五○）。并派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但这些笼络政策根本不起作用，起义之势一发不可收。公元524年，在高平镇（今甘肃固原），有赫连恩等人的起义，推敕勒首长胡琛为高平王。在秦州（甘肃天水），有羌人莫折大提起义。在秀容（山西忻县），有乞伏莫于的起义。在关中一带，有被迁徙到关中的蜀人起义。在汾州一带，有胡人起义。几乎整个魏的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在起义浪潮冲击之下。 公元524年夏天，羌人和氐人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和新秦州（今甘肃武都、成县一带）起义，反抗北魏统治，推莫折大提为首领。不久，莫折大提死，他的儿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向东攻下了歧州（陕西凤翔南），杀北魏都督元志。向西攻下了凉州。后来，在黑水（陕西兴平西）为魏将崔延伯、萧室寅战败，退回陇西。 公元527年春，莫折念生率部反攻，大败萧宝寅于泾州（甘肃镇原），攻占了东秦州（陕西陇县）、北华州（陕西黄陵南西），东下潼关，威胁洛阳。北魏统治者一面调集大军防守，一面收买起义军将领，进行分化。这年秋天，莫折念生被叛徒杀害。以后，这支起义队伍大部集合千万俟丑奴领导之下。公元530年，万俟丑奴在关陇地区为魏将尔朱天光所灭。 魏无法对付破六韩拔陵起义军，便请柔然王阿那瓌前来助战。公元525年，阿那瓌率柔然兵十万，自武川西向沃野，进击起义军。破六韩拔陵军被击败，部众二十万人降魏。魏将起义军分化瓦解，派往内地冀（河北冀县）、定（河北定县）、瀛（河北献县）三州就食，想就此扑灭起义烈火，然起义军分散到三州后，活动并未停止，他们又在三州展开了斗争。 胡琛起义军据有高平，声势也很大。胡琛大将万俟丑奴等进攻魏泾州。 这时，攻破莫折念生的魏将萧宝寅、崔延伯引兵驻于安定，兵众十二万，铁骑八千，军威甚盛。丑奴先以轻骑扰之，不等交战，就故意避走。崔延伯十分骄傲，派兵出击。将战，有起义军数百骑手持降书，请求缓师。崔延伯未及阅视，起义军从东北杀出，与伪降数百骑汇合，腹背夹击。起义军皆轻骑，而魏兵骑步相杂，战久疲乏，被起义军打得惨败，死伤近二万人。崔延伯再次孤军出击起义军，又被起义军打败。崔中流矢死，士卒死者万余人。这次胜利，意义重大。史称：“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朝野为之忧恐。于是贼势愈盛。”（《资治通鉴》卷一五○）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起义，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玉，怀朔镇人高欢、尉景等皆从之。不久，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地戍兵响应，合众二万，归于社洛周旗下。杜部向南发展，连克幽州、定州。后来，杜洛周为葛荣所杀，这支队伍归入了葛荣领导的起义军中。 公元526年，沃野镇降人鲜于修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又攻破定州、燕州（京郊昌平）。鲜于修礼为内部叛徒杀死，葛荣代统部众，于博野县境（河北博野）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改元广安。葛荣都是北魏末众多起义军力量最强的一部，号称百万之众，占有冀州、定州、瀛州、沧州、殷州五州地。葛荣军南下，前锋已过汲郡城（河南汲县），危及洛阳，朝廷大震。公元528年，尔朱荣亲率骑兵七万，以侯景为前锋，东出滏口，在邺城北大破葛荣军。葛荣被俘，被解到洛阳杀害。 在起义近于平息时，又出现了邢杲起义。这次起义，是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悲壮的尾声。 邢杲是魏幽州乎北府主簿。公元528年，他帅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在青州起义，自称汉王，改元天统。起义坚持了八个月之久，后在济南被魏上党王无穆及尔朱兆打败。邢杲牺牲。 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北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中原历次农民起义不同，这是一次鲜卑、羌、氏、汉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黑暗统治的联合行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统治，促进了这个日益走向腐朽的政权的瓦解。 北魏的分裂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北魏皇朝徒具形式，实权落到了靠镇压起义起家的尔朱荣手中。 尔朱荣的父亲“家室豪擅，财货丰赢（盈）”，与北魏朝廷关系十分密切。“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魏书·尔朱荣传》）北魏都城迁洛阳后，朝廷亦给他家以特殊照顾，允许“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后，尔朱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积极镇压人民起义，侯景、贺拔岳、高欢等人都先后投靠了他，成为北魏后期一支主要的军事势力。 当时，朝廷政治昏暗，胡太后权倾天下，与儿子孝明皇帝不合。公元528年，孝明帝密令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的尔朱荣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魏孝明帝又密令尔朱荣不要来洛阳。胡太后用毒药鸩死孝明帝，立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年方三岁。尔朱荣立长乐王之子修为帝（魏孝庄王），以“入匡朝廷”为名向洛阳进兵，杀北魏朝臣二千多人，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史称河阴之变。经过这一次大屠杀，北魏朝廷实力几乎全部被消灭。尔朱荣尽掌朝政，视孝庄帝为傀儡，引起孝庄帝及朝臣不满。永安三年（530）九月，孝庄帝设计杀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闻讯轻骑至洛阳，杀孝庄帝。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尔朱兆令部将高欢为冀州刺史，统率六镇流民。这些流民大多是葛荣余众，约二十万余，流入并州，穷困无以为生，多次举行反抗，都遭到尔朱部的残酷镇压。公元531年，高欢率流民到山东，据有冀、殷二州，势力进一步扩大，于公元533年消灭尔朱氏，杀节闵帝，另立元修为帝（魏孝武帝）。元修不愿受高欢的控制，于公元534年逃出洛阳，投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国。高欢立元善见为帝（魏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宇文泰于公元535年杀死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西魏文帝），都于长安，史称西魏。东、西魏的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高欢、宇文泰的手里。北方又进入了分裂时期。 第二节东、西魏的战争高欢、宇文泰在东、西魏的掌权在尔朱荣的势力衰亡之后，北方又出现了两个掌握大权的人物。他们乘机起来，分据关东、关中，各拥一主，彼此之间争战不休。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 高欢是汉人，因累世在北方边镇生活，“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神武纪上》）。这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边军镇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高家系犯罪的徒户，地位更是低贱。高欢家贫，娶妻之后，因妻家财富较丰，才有了一匹马。他从府户升为队主，后又为函使（信使），往来于洛阳至北镇之间递送公文。有一次，他到洛阳给令史麻祥送信。麻祥让高欢吃肉，高欢便随便地吃起来。麻样认为高欢目无尊卑之分，生性傲慢，打了他四十大板。这一次受辱使高欢十分震动。他返回怀朔后，开始倾家产而结宾客。亲戚朋友不理解，问他缘故。他说：我到洛阳，见宿卫羽林把领军张彝的房子烧了，朝廷怕得罪他们竟然不闻不问。政治昏暗到如此地步，财物岂能守得住？他没有谈自己受辱之事。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起义，高欢率其心腹好友前往投奔。但不久就对杜洛周心怀不满，想谋杀杜洛周。事情暴露，差一点丧了性命。他又转投葛荣，最后投奔到了尔朱荣的门下。他为取得尔朱荣的信任，向尔朱荣献计，颠覆朝廷取而代之：“方今天子愚弱，太后，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北齐书·神武纪上》）尔朱荣听了十分高兴。从此高欢受到重视，“每参军谋”。有一次，尔朱荣向左右说：“一日无我，谁可主军？”旁边的人都回答可用其侄儿尔朱兆。尔朱荣不以为然，他认为尔朱兆只可统帅三千骑，而可代他地位的人只有高欢。 公元530年，尔朱荣为魏孝庄帝所杀。后尔朱兆又杀孝庄帝，另立长广王晔为帝，改元建明。高欢被封为平阳郡公。他与尔朱兆之间屡有冲突，但由于势力未丰，故只好忍气吞声与之合作。 当时，葛荣降户二十余万流入并、肆（山西忻县西北一带），为胡人虐待，穷困无以为生，前后进行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被诛杀者将近半数。尔朱兆深以为患，问计于高欢。高欢乘机要求统帅这支降户队伍。从此，高欢摆脱了尔朱兆的控制，以六镇降户作为自己争夺权位的本钱，与尔朱兆展开了角逐。尔朱兆勇而无谋，远不是高欢的对手。公元532年，高欢以少胜多，在邺城附近的韩陵，大败尔朱氏。不久，高欢进洛阳，废节闵帝元恭而立孝武帝元修。孝武帝封高欢为大丞相、大柱大将军、大师，世袭定州刺史。高欢实际上控制了朝政，他专横拔扈，很快与孝武帝发生矛盾。孝武帝不堪忍受，于公元534年，西奔长安，投依宇文泰。高欢改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高欢立元善见，不过是找到另一个傀儡而已。他居千晋阳，遥控邺地朝廷。“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北齐书·神武纪下》）。 宇文泰，武川镇人。其祖先是匈奴族宇文部，因长期与鲜卑人相处，混杂而居，也就鲜卑化了。 破六韩拔陵起义时，宇文泰之父宇文肱也曾参加，但不久叛变了，杀破六韩拔陵得力将领可孤，降于北魏。后又转而投入鲜于修礼起义军中，在定州被北魏军所败，战死于阵中。宇文泰也曾随父参加过起义，后鲜于修礼被葛荣杀害，他又转投葛荣。宇文泰少有大度，工于心计，虽年仅十八岁，却得到葛荣重视，任以将帅。但他以为葛荣成不了大事，一直想叛逃。不久，尔朱荣镇压了河北起义军，葛荣被俘牺牲，宇文泰也为尔朱荣所俘，尔朱荣杀了他的三兄宇文洛生，又准备杀他。他向尔朱荣讲了自己的身世，叙说被迫加入起义军的经过，才得免一死。 以后，宇文泰跟从尔朱荣，在镇压北方人民大起义中逐渐显赫起来。公元534年，尔朱荣手下大将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部众推宇文泰为主，攻杀侯莫陈悦，关西遂为宇文泰所据有。 公元534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宇文泰鸩杀孝武帝，予公元535年另立孝文帝之孙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都长安，史称为西魏。宇文泰为太师、太冢宰，掌握着军政大权。 自此，依靠武力起家的高欢和宇文泰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一度繁荣兴盛的洛阳城，又一次化为灰烬，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东西魏之间的战争，小的不计，大的战争就有五次。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都是其中较大的战争。 公元538年，关中地区天灾严重，人至相食。高欢先发制人，于公元537年正月，乘机发动了对西魏的战争。令前锋窦泰率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令高敖曹率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高欢自己则率军赴蒲坂，造浮桥三座，声言要渡过黄河。蒲坂地于黄河弯曲处，隔河与潼关相对，为河东通往关中的要冲。宇文泰为了迎战魏军，进抵广阳。面对东魏三路大军夹击的形势，西魏将领都反对舍近袭远，主张分兵迎击。宇文泰则力排众议，主张舍其余两路，集中兵力，先消灭窦泰一路。他认为高欢造浮桥准备渡河，无非是虚张声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军主力，使窦泰军得以乘虚西入。再者，窦泰常为高欢前锋，屡战屡胜，必有骄心，不如径袭窦泰。泰军一破，高欢就不战自退了。如若先攻蒲坂，高欢扼前，窦泰袭后，那就表里受敌了。宇文泰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了他的从子直事郎中深的全力支持。 宇文泰为了迷惑东魏军，扬言欲保陇右，退还长安，暗地里则率军东出，日夜兼程，行抵小关。窦泰闻宇文泰军突至，自恃骁勇，赶忙从风陵渡过黄河前进。宇文泰选择了牧泽这一有利地形，四面埋伏，引诱窦泰进入泽中泥淖地重围。窦泰铁骑不得驰突，西魏军万弩齐发，窦泰军死伤大半，窦泰自己身上也中数箭，料知无法脱围，自刎而死。 高欢在蒲坂，闻窦泰军败，大恸，几乎晕倒，只好撤去浮桥，退回晋阳。只有高敖曹一路进展比较顺利，攻下了西魏上洛城，正欲向蓝田关进发，高欢恐孤军深入，传令招还。这一战役，历史上称为小关之战。 同年，东西魏之间还展开了一次大的战争。 这一次，是新胜的西魏主动出击，宇文泰亲自率领李弼等十二将领，以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连克盘豆、恒农两郡，虏俘了东魏陕州刺史李微伯及八千余名将士。黄河之北原来归附东魏的诸城也纷纷反叛，归于西魏。高欢即发兵二十万，由壶口直趋蒲津（黄河津渡，在山西永济境），令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迎战西魏军。 宇文泰发动的这次战争，是仓促之举。当时西魏境内大饥，虽然新挫东魏军，国力还是虚弱的。宇文泰率领将士不过万人，攻下恒农后，因粮草不足，竟逗留了五十多天。听说高欢将渡黄河，便匆忙引兵入关。东魏右长史薛琡向高欢建议：“西人连年饥馑，故冒死来陕州，欲取仓粟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饥死。宝炬、黑獭，何优不降，愿勿渡河。”（《资治通鉴》卷157）。东魏大将侯景也劝高欢不要全军渡河，以免为西魏一举全歼，高欢不听，执意率军从蒲津渡过黄河，直趋西魏腹地。宇文泰连忙派使者前往华州，命华州刺史王罴抵住东魏的进攻。王罴叫宇文泰放心，说“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果然，高欢见王罴守城坚固，不易攻下，只好转渡洛水，驻扎在许原西边（洛水入渭，许原大概在渭北洛南）。 宇文泰下令征发各州兵，一时未能召集。他想不顾兵力悬殊，与高欢决一死战。但诸将都认为寡不敌众，请等高欢西进再观形势。宇文泰坚持要立即出兵决战，他说：“欢奢至长安，则人情大拢。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他连夜叫人在渭水河上赶造浮桥，令士兵只携带三日粮，轻骑渡过渭水到达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水与渭水之间），距高欢军仅六十里。 宇文泰招集诸将商讨对付高欢的战略方案。开府仪同三司李弼建议：敌多我寡，不可与他们正面相抗。离沙苑东边十里有一个叫渭曲的地方，草深可以藏人，我们可以埋伏在那里等待敌人。宇文泰采纳了这一建议，命西魏军背水而阵，李弼埋伏在右边，赵贵埋伏在左边，将士都把武器藏在苇草中，约定闻击鼓声则一跃而起。快日暮了，东魏兵才到。东魏仗着人多，根本不把西魏兵放在眼里。高欢一声令下，个个争先恐后，都想速立战功，队伍不复成列。正在这时，宇文泰一声鼓响，士兵纷纷跃起。 李弼、赵贵铁骑从左右突入，把东魏军横截成数股，一时杀声震野。此战东魏惨败。 高欢还想收拾残军，再行决战。他派张华原巡视各营，照簿点名，无人答应。张华原急忙国告，“众已散尽，各营皆空了！”高欢还不想撤离，阜城侯斛律金在侧提示：“众心已经离散，宜速还河东为是！”遂命左右牵马来，敦促高欢上马。高欢上马后，仍据鞍不动，斛律金用鞭猛击马背，才向东驰去。到了河滨，忽闻后面人声马沸，料知有追兵到来，只好匆忙急渡，许多将士情急逃生，跃入河中，尽随水漂去。此役，东魏共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件。 宇文泰回师渭南... 7 武德四年九月，唐高祖命河间王李孝恭等人率唐军自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沿江东下，进攻割据于江陵（今湖北荆沙）的萧铣。萧铣是后梁宣帝的曾孙，隋炀帝时为罗县（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他乘农民起义之机，割据一方，自称梁王，次年，又称皇帝，以江陵为中心，逐步发展力量，以至“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 萧铣听到唐兵压境的消息，大为恐慌，仓猝迎战。唐将李靖把所得舰只弃而不用、尽散江中，顺水而下，萧铣所调援军见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为江陵已破，不敢前进。于是，唐军集中力量围攻江陵。萧铣看到大势已去，遂下令开门出降。至此，长江中游与岭南一带也全为唐所统一了。 武德七年（24），唐军镇压了辅公祏起义，统一了长江下游。这时，除了仍然割据于朔方（郡治在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的梁师都（贞观二年被统一）以外，全国又复统一起来了。 附表隋世系表（一）文帝杨坚——（二）炀帝杨广（58—04）（04—8） 《资治通鉴》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七章强大的封建国家（武德、贞观到开元） 唐朝建立后，自武德元年（8）到开元二十九年（74）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间，是封建国家的巩固、发展、富强阶段。这时的唐朝，政治上强大，经济上繁荣，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节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唐高祖拨乱反正武德年间（8—2），当隋末战乱之后，一方面需要统一全国，一方面又需要恢复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生产，以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唐高祖正是这样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又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恢复或新建各种制度，巩固唐朝政权的。武德年间的各种措施，为后来“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中断了正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沉重的徭役负担，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生产无法继续下去，正在走向富强繁荣的形势急转直下。唐高祖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临拨乱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纠正了秦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汉初的繁荣景象；他要“拨乱反正”，纠正隋的错误，使唐朝富强。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2可见，唐高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既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备了条件。 当时的“拨乱反正”，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尽管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足的枷锁，但由于人们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所以，唐高祖恢复发展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 武德二年（9），唐高祖初定租、庸、调法，规定在限额之外，“不得横有调敛”3。显然，这有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的意思。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唐高祖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以利于政权的巩固，遂于武德七年（24），实行均田制。所实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因历史的前进出现了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二十亩，夫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倍于单丁。由于单丁受田一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一半赋税，从而就出现了许多人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过奴婢与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这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由此《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 2《册府元龟》卷三四五《将帅部·佐命六》。 3《资治通鉴》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领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铸钱大量出现，劣币盛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万才满半斛”。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2）下诏铸“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汉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为“通宝”、“元宝”。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可见《唐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进一步修定为五百零二条2卷的《唐律》。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成为《唐律疏议》。这种国家法典，有唐一代，没有大的变化。 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寺、监是分别管理朝廷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都是“京职事官”，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这种官制，后来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代逐步完善起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 府兵制度，从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在武德初年又将其恢复起来。贞观十年（3），唐太宗又在全国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仅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难看出，唐初设置军府，是以关中为重点的。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这说明唐朝廷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以上各种制度，在武德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唐政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发挥了积极作用。 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恢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能够在可以忍受的剥削奴役下继续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这种社会秩序巩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富强繁荣起来。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借鉴。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2贞观六年（32），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2“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3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通典》卷二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2《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 2《帝范·君体篇》。 3《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4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5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7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27），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28），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类似此例颇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李渊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战功较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一个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最初，是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倾轧，争取李渊的信任与支持，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就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2）六月四日，秦王有预谋地安排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来时，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建成、元吉被杀，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秦王兵激战失败。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统一战争中敌对势力的成员与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唐太宗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贞观元年（27），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他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正是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广其德于天下。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4《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六《俭约》。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3。另外，当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学士都是唐太宗的亲信。但是，在他刚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武德九年（2）九月，就另设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4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骁武之士”，后“东南儒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没有亲疏之别。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再者，他对各种类型的人才还善于因材使用，并不求全责备。他说“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他还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对人各取其长，当然可使各类人都发挥作用。 纳谏，是唐太宗从另一方面笼络人才的手段。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魏徵在隋末参加过瓦岗军，投唐后又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唐太宗的敌对力量。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魏徵视唐太宗为“知己之主”，“知无不言”，前后共谏两百余事，使唐太宗非常满意。魏徵死后，唐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3另如，唐太宗与裴矩也是这样。裴矩佐隋炀帝时虽居高位，却“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4。投唐以后，则一反常态，对唐太宗的所作所为，他不同意的，敢于直言不讳的批评，极力劝阻，从而颇受唐太宗的赞赏。这都说明，纳谏是皇帝发挥臣僚作用、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难怪司马光说“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5看来，君臣关系的改变关键在于君。唐太宗在这方面是有所认识的。 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兵压境，甚至进兵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十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东突厥，俘获颉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4《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 《帝范·审官篇》。 2《论语·八佾》。 3《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4《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 利可汗。贞观八年（34），又遣大军进攻吐谷浑，获取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另外，还对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总的看来，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突厥后，对隋末没于突厥的内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赎之，凡得男女八万口。贞观四年（30），“四夷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2。贞观二十一年（47），诸酋长自称“唐民”，要求“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3。唐太宗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贞观七年（33），唐高祖也曾于故汉未央宫置酒，命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4这种和谐的气氛，正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胜利。贞观二十一年（47），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为“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过了古人，关键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民族关系，才出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友好范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2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大概这是唐太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从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各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定，民族关系的改善，使贞观初年的人口稀少，灾情严重，粮价昂贵，百姓东西逐食的情况大大改观。政治上，“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社会秩序方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经济方面，“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些“古昔未有”3的现象，正是“贞观之治”的具体反映。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3《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4《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七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第二节高宗武则天时期的继续发展贞观遗风与改立皇后贞观二十三年（49），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 李治是太宗第九子。贞观十七年（43），太子李承乾被废，文德皇后之兄长孙无忌竭力称赞晋王李治“仁孝”，太宗遂立其为太子。高宗即位以后，颇有所作为，非常重视解决民的问题。他曾召朝集使道“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还“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另外，他还注意纳谏，不计较进谏者的言辞是否妥当。永徽五年（54）十月，雇雍州四万多人筑长安外郭城，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谏道“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认为薛景宣出言不逊，请高宗杀之。高宗则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2遂不加追究。这种豁达大度的作风，必然有利于下情上达，便于处理政事。 唐太宗虽然是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但在晚年也像秦始皇等人一样，有面临末日之感，总想求取长生不死药，妄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48），王玄策出使印度回来，带一方士名娑婆寐，娑婆寐自称有长生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数，使合长生药”。同时，还派人到处寻求制药的原料。由于药未制成，方士被放还。高宗即位后，娑婆寐又来长安，年轻的李治根本不相信他的奇谈怪论，命他回去。当王玄策又极力推荐的时候，高宗果断地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敝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又进一步提供证据道这个方士再来的时候，“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后来，娑婆寐死于长安，证实长生不死是荒唐的梦想。在这个问题上，高宗与太宗截然不同。他没有太宗晚年那种悲观情绪，而是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充分体现了一个年轻皇帝颇有朝气的精神面貌。 高宗很有作为，还表现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本来，废立皇后是皇帝的私事，但皇后的地位不仅与皇后本人直接相关，而且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背景，从而使废立皇后的问题成为政治斗争。 废立皇后的问题是因武则天引起的。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其父武士彟是木材商人，曾帮助李渊从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于是，就从富商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也是开国功臣。武士彟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先娶相里氏，生了两个儿子；后娶杨氏，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就是杨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 贞观十一年（37），当武则天十四岁时，被太宗召入宫中，立为才人。 太宗去世，她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李治为太子时，曾和武则天有过接触。李治做了皇帝，王皇后将她接到宫中。 武则天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二年。 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高宗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 在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长孙无忌是开国功臣，又是太宗长孙皇后之兄，高宗的舅父。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地位被立为太子，长孙无忌起了关键作用。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同时又谓高宗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2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 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永徽六年（55）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显庆三年（58），褚遂良死于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显庆四年（59）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武则天执政显庆五年（0）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 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地位并不满足，她还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 在排除异己方面，除了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外，还积极支持高宗打击元老派。后来，宰相上官仪认为武则天干预政事，请求高宗废之。当她知道此事后，立即使许敬宗陷害上官仪，致使上官仪死于狱中。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与此同时，武则天还抓紧培植私人势力，笼络人才，组织支持自己的力量。她建议高宗设置北门学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措施。 北门学士的任务，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与各种表疏。设置北门学士的目的，是削弱宰相的权力。由于北门学士直接参与国家重要政事，武则天掌握他们就更有利于自己参与政事。另外，武则天还根据政治的需要安排北门学士为其编撰必要的书文。元百顷、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都是北门学士的重要成员。他们先后编撰了《列女传》、《臣规》、《百僚新诫》、《乐书》等一千多卷。武则天编撰书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例如，武则天对太子李贤不满，遂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少阳指太子居住的东宫）及《孝子传》以赐太子。李贤接受这种必读之物，惶恐不安，可见，北门学士所撰的书文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北门学士是武则天的政治助手。 北门学士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他们为了避免与南衙发生冲突，而从北门出入。“南衙”是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所在地，武则天于朝廷之外另立办事中心，当然是与宰相分庭抗礼。 武则天为了取得政权，还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74），她向高宗提出十二条建议（）劝农桑，薄赋徭；（2）给复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皆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这十二条建议，涉及范围很广，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关系。高宗曾下诏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不过，从其建议内容看，武则天确有相当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实现她的建议，有利于发展经济，争取民心，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是肯定的。 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弘道元年（83）十二月，高宗病死，中宗即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则天定夺，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听其母亲的摆布，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为侍中。此事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同时，武则天又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84），命其异母兄之子武承嗣为礼部尚书，很快又为宰相。武承嗣请求立武氏七庙，武则天立即同意。这些事实，说明武则天要进行改朝换代了。 武则天随意废立皇帝，欲改朝换代，既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水火不容，又直接威胁李氏家族的地位。这样一来，势必引起一些人公开反对武则天。首先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李（徐）敬业。李敬业是李（徐）绩孙，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刺史，后被武则天贬为柳州（治所在今广西柳州）司马。其弟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令李敬猷也被免官。另外，还有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等，也都遭贬官处分。光宅元年（84），这些人会集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遂取而代之。李敬业自称匡《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很快聚集十余万人，发布檄文，公开讨伐武则天。 骆宾王起草的檄文，脍炙人口，很有文采。该文指责武则天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说“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则天看了这篇檄文，也赞不绝口，认为文章精采。当她知道这是骆宾王所为时，感叹地说“宰相之过。安失此人？”看来，武则天确有政治家的风度，她对敌对势力的人才，不是嫉妒，贬低，而是称赞，并为未能得到他而深感惋惜。 李敬业起兵，武则天当然不能容忍，况且，扬州是交通枢纽，经济意义非常重要，于是，立即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大总管，率军三十万，镇压李敬业。同时，又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复姓徐氏。 李敬业起兵后，由于其内部意见不一，不能抓紧有利时机，主动进攻，而是在李孝逸军逼近时才被迫应战，结果，李敬业全军溃败，自己也在逃跑中被杀。这场反对武则天的战争，不到五十天就很快结束了。 第二次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是唐宗室诸王。 垂拱四年（88）四月，武承嗣为了迎合武则天想做皇帝的需要，使人献上一块白石，上凿文“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武则天欣喜万分，命白石曰“宝图”。后又自加尊号“圣母神皇”。这就更接近于皇帝的称号了。 武则天得寸进尺，使唐宗室感到岌岌可危。他们于七月开始酝酿起兵反对武则天。参与这次反武斗争的有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贞（太宗第八子）、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刺史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刺史霍王李元轨（高祖第十四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刺史鲁王李灵夔（高祖第十九子）、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刺史黄公李撰（元嘉子）、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绪（元轨子）、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刺史琅邪王李冲（李贞子）等。八月，琅邪王李冲开始募兵，同时，分别通知韩王元嘉、霍王元轨、鲁王灵夔、越王贞等，立即起兵，共趋神都。武则天针锋相对，速派左金吾将军丘神绩统兵进讨。 李冲募兵五千人，先攻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南），武本县令闭门拒守，李冲力攻不下，七日而败。李贞于豫州举兵响应李冲，武则天派兵十万前往镇压，李贞仅有数千人，也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 本来，诸王相约起兵，共同行动。但尚未准备充分，约定发动日期，李冲即仓猝起兵，只有李贞响应，其他诸王均未发兵，故而声势不大，力量不强，致使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接着，武则天又迫使李元嘉、李灵夔、李撰、常乐公主（高祖女）等自杀，其亲党皆受牵连而死。李元轨被贬黔州，于途中死去。武则天为改朝换代进一步削弱了阻力，减少了障碍。以后，又陆续有宗室诸王多人以各种罪名被杀。仅天授元年（90）八月，一次就杀唐宗室十二人，同时又鞭杀李贤二子，唐宗室尚存的一些幼弱都流岭南，还诛其亲党数百家。不难看出，武则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已是指日可待了。 《旧唐书》卷六七《李敬业传》。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垂拱四年。 武周皇朝天授元年（90）九月，侍御史傅游艺联合九百余人上表，请求改唐为周。接着，又有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上表傅游艺的请求，睿宗也自请赐姓武氏。武则天认为时机已到，条件成熟，遂改唐为周。自己又加尊号称“圣神皇帝”，把睿宗改称皇嗣，赐其姓武。又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武则天开创先例，成为女皇帝了。 封建社会的帝位继承制度，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既是武则天称帝的思想障碍，也是政治上的强大阻力。要改变旧的制度，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所以，武则天除了武力镇压公开的敌对势力以外，还需要从政治上打击反对者。她为了防止有人暗中密谋造反，非常重视告密。特别是镇压了徐敬业以后，她十分清楚唐宗室与一些大臣对她掌权进而称帝心中不服，怀疑时刻会有人暗算她，故而大开告密之门。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不论是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对告密满意者，加官褒奖；无事实根据者不加追究。这样一来，四方告密者蜂起，许多官员提心吊胆，感到朝不保夕。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都是因告密而得到武则天重用的。 提倡告密，重用酷吏，固然起了巩固武氏政权的作用；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使一些官吏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有一宰相名娄师德，当其弟赴任代州刺史时，他告诫其弟说为了保持荣宠富贵，即使有人“唾汝面”，也“当笑而受之”。还有一个苏味道，当宰相数年，“依阿取容”，办事不明确表示意见，总是模棱两可，被人称为“苏模棱”。2宰相们逃避政治斗争的态度，正说明武则天时期笼罩着恐怖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敌对力量。 本来，武则天做皇帝就是困难重重，做了皇帝，人们还视她为武氏之女，李氏之妇，所以，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样，视夫族为外戚，按照武氏世系传授帝位。为了减少这方面的压力，她把政治中心由长安迁到洛阳，从高宗死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里，仅有两年住在长安，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并把东都改为神都。实际上这是另起炉灶，企图削弱李氏的影响。但在夫权思想的束缚下，她不能像刘邦代秦，李渊代隋那样，与前一皇朝彻底决裂，更不能把前代皇帝当作反面人物，以此说明改朝换代是合理的。因而，她只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级地爬上皇帝的宝座，而且与李氏皇族藕断丝连，不能彻底否定唐朝。她虽然在洛阳立了武氏七庙，但并没有改变长安唐太庙的地位。武则天以周代唐，是不能与历史上的其他改朝换代相提并论的。 外来的压力，女皇帝本身的弱点，都决定武周政权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武则天晚年，不断有人劝她传位于儿子，她都犹豫不决。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狐假虎威，独断专行。反对派既不能以和平方式使中宗复位，就只有采取暴力手段了。参与宫廷政变的主要成员，有宰相张柬之、崔玄■，司刑少卿桓彦范、袁恕己，中台右丞敬晖。这些人经过密谋策划，拥兵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传位于中宗。中宗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复国号曰“唐”，改神都为东都，《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圣历元年。 短暂的武周政权寿终正寝了。 从高宗即位到武周政权结束，共五十六年，在这段时期里，统治集团内部虽然矛盾重重，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武德、贞观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唐朝仍然沿着富强的道路前进。这与高宗、武则天的各项措施密切相关。高宗颇有作为，但由于他实际执政时间不长，所以，武则天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武则天开创了妇女称帝的先例，在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里，必然碰到强大的敌对势力。这就决定当时的政治斗争必然通过这一问题反映出来。武则天的各项措施也都无不与此有关。 武则天在政治上的主要倾向，就是打击反对她执政的元老派与门阀地主。所谓元老派，就是对建立唐朝有功的旧贵族，他们是西魏、北周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关陇集团。这股势力，既区别于东汉以来的士族门阀地主，同时，两者也有一致之处。例如，唐太宗刚做了皇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奏道“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看来，唐太宗是以关中人自居的。贞观十二年（38），他为了反对“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不与别人通婚，遂命高士廉等人修《氏族志》，以抬高自己的门第。唐太宗既反对旧的门第观念，又树立新的门第观念，正是关陇贵族与旧士族有区别又一致的标志。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指责武则天不是天下“令族”，骆宾王斥武则天“地实寒微”，都说明旧的士族门阀地主与关陇贵族都是武则天的敌对势力。 武则天为了对抗敌对势力，发展科举制度，开创了“殿试”。皇帝可以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还开创了武举，选拔军人；新办自举，招求贤人。尽管也有一些滥竽充数者，但还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方便，收罗了不少人才。有人认为“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2这种评论，颇有见地。武则天通过各种途径确实选用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如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人，都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许敬宗等人因《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而请求改为《姓氏录》，也是为了讨好武则天，其目的也是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这一切说明，武则天一方面尽力打击门阀地主以及元老派，另一方面又促使庶族地主势力的增长。这种总的政治倾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靠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比靠门第或先辈的权势地位走上仕途者，更了解社会的实际，能够更有效地提出政治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武则天的各项措施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当然，武则天也没有彻底抛开门第观念，修《姓氏录》就是为了抬高武氏的门第。正因为如此，过高地估价武则天的历史作用也是不适当的。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第三节开元时期的繁荣盛况平息宫廷政变中宗重新即位以后，政治上毫无抱负，武则天虽然退位，国号也以唐代周，但武氏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政权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由于中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他的皇后韦氏就乘机参与政事，妄图效法武则天，独掌政权。武三思（武则天侄）与韦后，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结成武韦集团。韦后嫁女安乐公主于武三思子武崇训。安乐公主也颇有政治野心，于是，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狼狈为奸，千方百计想左右政局。 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让位的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虽然暂时掌权，但由于武韦集团对他们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张柬之等人多次劝中宗消灭武氏势力，中宗都置若罔闻。反之，武三思、韦后诬称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中宗却相信不疑。他按照武三思的意见，表面上封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为博陵王，以示对其尊宠，实际上解除了张柬之、袁恕己的宰相和其他人的职务。武三思、韦后为了争取民心，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表建议天下士庶为出母（被父休弃的生母）服丧三年，百姓年二十三岁为丁（原二十一岁成丁），五十九岁免役（原六十岁免役）。中宗都表示赞成。不久，武三思又促使中宗把张柬之等五王贬出京师，到外地去做刺史。神龙二年（70）五月，武三思又使人诬告五王参与了驸马都尉王同皎谋害武三思的活动，于是，朗州刺史敬晖被贬为崖州司马，亳州刺史桓彦范被贬为泷州司马，襄州刺史张柬之被贬为新州司马，郢州刺史袁恕己被贬为白州司马。七月，武三思又陷害五王欲废韦后，与安乐公主内外配合，加罪于五王，中宗又流五王于岭南。接着，武三思又派人赴岭南，杀害五王。这时，张柬之、崔玄■已死，桓彦范、袁恕己、敬晖被杀。 武三思除掉五王，更加肆无忌惮，他得意忘形地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安乐公主也更为恃宠骄恣，甚至卖官鬻狱。因为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等，都经常凌辱太子，甚至呼其为“奴”。安乐公主竟然要求废皇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当然愤愤不平。 景龙元年（707）七月，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同党十余人。由于兵力不强，很快失败，李多祚被杀，太子走终南山，最后为左右所杀。 太子的失败，韦后、安乐公主更为骄横。安乐公主又嫁武延秀（武承嗣子），他们互相勾结，卖官鬻爵，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安乐公主要把昆明池据为己有，中宗不允，她又另夺民田作定昆池，方49里。安乐公主的一条裙子，值钱一亿。针对这些情况，中宗不仅未表示反对，反而还加以纵容。如安乐公主常派人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把掠民为奴婢者逮捕入狱，安乐公主上奏中宗，中宗竟下敕释放。更为甚者，安乐公主还自为《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二年。 制敕，掩其文要中宗签字，中宗也笑而从之。尽管中宗如此昏庸无能，还不能满足韦后临朝执政，安乐公主欲做皇太女的要求。于是，景云元年（70）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密谋策划，毒死中宗。 由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的干预，韦后与安乐公主的目的仍未达到。 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为太子，后即皇帝位（殇帝），尊韦后为皇太后。武韦集团并不甘心，中书令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等，力促韦后效法武则天，谋害殇帝，另立国号，但他们又惧怕太平公主与相王（即睿宗，中宗复位后被封为相王）从中阻挠，故不敢轻举妄动。 实际上真正对韦武集团构成威胁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颇有胆识，很有作为，在统治集团内部的频繁变乱中，他暗聚才勇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他乘中宗被害，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之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殇帝让位于相王，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在消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每逢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睿宗懦弱无能，无力处理这些矛盾，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坚持己见，终于让位。景云三年（72）八月，太子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实行改革，促成开元盛世太平公主结党营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阴谋废玄宗。先天二年（73）七月，玄宗尽杀太平公主同党，赐太平公主死于家中。十二月改元开元。至此，武周以来的多次宫廷政变暂时结束，开始了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阶段。 开元年间（73—74），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发展了唐朝政权。 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很重视阅读史书。他说“朕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2由于史书“事关理道”，所以，他认真阅读，但因为有些地方不易读懂，遂又设置了侍读，马怀素、储无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读。显然，这是继承了太宗“以古为镜”的传统。 玄宗还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开元二年（74）七月，他针对当时的“风俗奢靡”下诏曰“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同时，“罢两京织锦坊。”3九月，又下诏禁止厚葬。他认为厚葬“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既竭家产，多至凋敝”。于是，他明确规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2《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得以金银为饰。”这种风气，虽然是有始无终，坚持时间不久，但至少反映了开元初年玄宗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开元二十二年（734），他还亲自在苑中种麦，并和太子等人都参加收割。同时还对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接着又对侍臣道“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2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穑之不易，还要了解农民生产的实际情况，正反映了他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开元年间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政治上为了励精图治，重用贤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后人多把姚、宋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社（如晦）相提并论，说明他们在开元年间起过重要作用。姚崇建议“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3等，从刑法、用人、赋税等十个方面整顿政治，玄宗全部采纳。宋璟为宰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4他还建议恢复贞观年间史官公开记事的制度。贞观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随同，记录所奏内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随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实。高宗以后，许敬宗、李义府专权，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准史官记录其所奏内容。玄宗重视宋璟的意见，恢复了这种制度。政事的相对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抑制政治的作用。姚宋两人还能互相配合。司马光说“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两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们，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开元四年（7），有人认为，当年的官吏选拔太滥，县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县令，以“理人策”进行考试，结果有45人不合格被罢官。淘汰无能的官吏，必然加强政权的作用。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他认为“仙者凭虚之论”，“贤者济理之具”2，遂改东都的集仙殿为集贤殿，表示他有重视贤才的求实精神。 其次，玄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开元三年（75）到四年（7），山东发生蝗虫灾害，广大农民无可奈何，只得“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姚崇积极主张捕杀，但有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姚崇坚决反对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的悲观论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见，派人详察各地捕蝗的情况，结果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3。 开元年间，还多次兴修农田水利，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74），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开元四年（7）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顷。开元中，《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2《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四年。 彭山（今四川彭山）开通济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顷。开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余顷。再者，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朝廷集权，还改变食实封的制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贵族，封户的租调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户。中宗以后，受封者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的受封者多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遍及五十四州，安乐公主食封四千户，长宁公主三千五百户。睿宗时太平公主食封一万户。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敲榨封户，使封户增加许多额外负担。玄宗改变旧制，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额领取。这样，既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少了封家对封户的许多苛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开元年间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有很大发展，唐代更为盛行，武则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滥。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多削发为僧尼，一些贵族官僚为了从中取利，也争营佛寺。“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2开元二年（7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伪妄僧尼还俗者一万二千多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实际上也提高了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兵制的改革，也有很大影响。随着均田制度的破坏，府兵制度已难以维持。一方面是农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面是府兵不按时更番，久征不还者难以自备资粮，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逃避兵役的斗争日益高涨，“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玄宗接受张说建议，在开元十年（722）募兵十三万，充当朝廷的宿卫（后称■骑）；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边防的需要，“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2。朝廷供给衣粮，长期戍边。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来的边兵。从此，强制征发的府兵制演变为募兵制。兵农分离的募兵制，有利于农民安心农业生产。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使唐朝进入了富强繁荣时期。 当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3这些情况，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说明杜甫在《忆昔》诗中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并非诗人无中生有。由于经济的繁荣，人口也大量增加。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户数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数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较唐初甚至武则天时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新唐书》卷三九、四○、四二《地理志》三、四、六。 2《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2《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3《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开元二十五年（737），由于“岁稔谷贱伤农”，玄宗命提高粮价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东都一带购粮，两地各得数百万斛。于是，停运当年江、淮之租。同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东幸”。另外，还下诏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与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京师出现不依靠关东粮食的局面是难能可贵的，各地粮食都留输本州，说明国家的粮仓存粮已满。天宝八年（749），全国各地存粮共有九千六百零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2，各地“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国用丰衍”3的情况，正是以开元年间的生产发展为基础的。由于经济的繁荣，国力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有所缓和，故而政权稳定。开元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代。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2《通典》卷十二。 3《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第八章唐中叶的变乱（天宝到元和） 唐中叶，自玄宗天宝元年（742）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里，是唐朝从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这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削弱了朝廷集权，形成了藩镇割据。在朝廷与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一节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边兵尾大不掉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玄宗骄奢**逸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2。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逸，挥霍无度。 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2。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2。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资。这完全符合事实。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凫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一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四载。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3于是，他更加骄奢**逸，擅权弄法了。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3《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杨国忠传·史臣曰》。 第二节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唐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这时，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使杨国忠颇感不安。于是，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为杂种胡人，由于他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当杨国忠在想方设法除掉他时，他也针锋相对，准备造反。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禄山客人李超杀之。安禄山子安庆宗因尚荣阳郡主在京师为太仆卿，他将京师情况密报其父，更加速了安禄山造反的准备。天宝十四载（755）六月、七月，玄宗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禄山伪称“奉命讨伐杨国忠”，率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造反于范阳。 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4。这些事实，迫使玄宗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赴洛阳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万人，又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加强洛阳的守备。同时，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征讨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准备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军进至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两京陷落安禄山自灵昌（今河南卫辉东）渡过黄河，攻陷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继又攻下荥阳（今河南荥阳）。封常清在东都所招募的军队，未经训练，在武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一战，溃败退回洛阳，在洛阳又遭失败，安禄山进占唐东京。高仙芝帅众至陕州，看到叛军来势迅猛，遂退守潼关。安禄山占据洛阳后，打算称帝，暂缓向西进兵，玄宗才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唐朝廷本来应该整顿军备，加强潼关的防御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却适得其反。 封常清从洛阳退至潼关，高仙芝从陕州退至潼关。这是两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太差的结果。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却认为，封常清以叛军的声势动摇军心，高仙芝不仅放弃潼关以东数百里的土地，还盗减军士粮饷。玄宗相信边令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关。其实，封常清三次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由此可见，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是战局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 当安禄山帅军南进的时候，他的后方也发生了危机。平原太守颜真卿在4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985年版，第25页。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常山太守颜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奉命东征，静边军（驻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东），打通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这时，颜真卿联络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还声言朔方军即将进驻河北，“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这些情况，必然是安禄山的后顾之忧。 至德元年（75）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这时，在饶阳（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带的叛军将领史思明，为了改变对叛军的不利形势，攻陷常山，颜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一万多人，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攻下常山。已经离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来，企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不分胜负。后因郭子仪援助李光弼，在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大败史思明；继又战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内），叛军全线溃败，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军守将而降唐。这时，郭子仪曾建议北取范阳，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至德元年（75）六月，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遂命哥舒翰出关东进。叛军将领崔乾佑于灵宝（今河南灵宝东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险要之处，另以老弱兵引诱唐军东进。结果唐军中伏大败，哥舒翰投降叛军，叛军夺关西进，长安危急万分。 玄宗无可奈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卫队，离京逃命。在玄宗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礼等乘机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虢国夫人虽已远走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也被追上斩首。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 平定叛乱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仪率部从洛交进攻冯翊县，继又攻取河东。 唐军既达关中，肃宗也移住凤翔。四月，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讨伐叛军。叛军到了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提供了机会。 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之众，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这时，洛阳的叛军统治集团因争权夺利，安禄山已被杀死，其子安庆绪继位称帝。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四载。 唐军继续东进的时候，安庆绪放弃洛阳，北走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动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进攻安庆绪。 在这些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的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九节度使围邺，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只老鼠可卖四千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致使史思明能够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援邺。史思明截劫自江、淮与汾、晋运粮的舟车，断绝唐军的粮源。同时，又不断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袭击唐军，使其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军展开激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一场混战，双方均遭重大损失。叛军内部又起内哄，史思明杀安庆绪，引兵还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唐军九节度使各自退回，郭子仪被命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后因鱼朝恩嫁罪于人，把邺郡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致使肃宗召郭子仪还京，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驻守东京。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阳。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归仁西攻陕州，被唐军击破。上元二年（7）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关，受阻后退回永宁（今河南洛宁）。这时，叛军内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利用一些将领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杀史思明，自己继位称帝。同时，又派人到范阳杀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异母弟史朝清，还杀了持不同政见者数十人。这种自相残杀，引起大规模的内哄，致使数月之内，范阳有数千人为此而死。 宝应元年（7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继续平定叛军。唐军东进，很快攻下洛阳。帮助唐军平定叛乱的回纥兵到了东都，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火多日不息。宦官鱼朝恩统率的神策军也把东京、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一带视为贼境，任意掳掠。致使这些地方“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唐军追至昌乐，又打败史朝义。于是，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唐，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赐张忠志姓李，名宝臣，并命其为成德节度使，仍统原来五州之地。广德元年（73）正月，史朝义败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南），其部将田承嗣赶走史朝义，自己降唐。史朝义又走范阳，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部众看到大势已去，都纷纷离去。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怀仙又穷追不舍，史朝义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至此，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年。 第三节藩镇林立与朝廷集权的削弱藩镇林立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最后，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由此可见，唐朝廷的存在，离不开地方势力的支持。但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肃宗、代宗等人总是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既利用一些节度使平定叛乱，又不相信他们。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是功绩卓著的。但肃宗、代宗都对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肃宗调动九节度使的兵力围攻安庆绪，郭子仪也在其中，肃宗命宦官鱼朝恩总揽全局，不任命郭子仪为主帅。战后，又相信鱼朝恩对郭子仪的诬陷，免其军职。后来，党项等羌人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郭子仪的盛名，命其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又不准其离开京师，使其有名无实。宝应元年（72），住绛州的朔方军发生兵变，主帅李国贞被杀，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出镇绛州。郭子仪解决了粮饷问题，整顿了军纪，稳定了军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去了。 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元帅是皇子，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副元帅。最初的副元帅是郭子仪，代替郭子仪的是李光弼，后来是仆固怀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后，肃宗相信鱼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势下反攻洛阳，结果兵败，只得辞职。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部下大将，因其战功卓著继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因受代宗猜疑在驻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敢进京，后被迫叛唐，兵败病死。这些为唐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的节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对其他节度使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对这些节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笼络的政策。这样一来，在安史之乱中新设置的节度使以及安史旧部，就都成为拥有一定实力的藩镇了。 朝廷集权削弱在这些藩镇中，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昭义节度使薛嵩，都是安史旧部。当史朝义最后失败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怕平叛结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视，朝廷也因战争持久而感疲惫，同时，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胁，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故而对安史旧部采用笼络手段，使其仍为节度使。这些藩镇，“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摩而已”。还有一些藩镇，他们有时倾向于朝廷，帮助唐廷讨伐叛乱的藩镇，有时也和朝廷对抗。总之，各地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唐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权。所以史家认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所谓“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对藩镇无能为力的表现。 朝廷集权的削弱，不仅使唐皇朝无力控制地方，同时也失去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安史之乱开始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大量内调，吐蕃乘机发展势力，致使西北数十州之地相继沦没。广德元年（73）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边将告急的事报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过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又攻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北），京师震骇，代宗才命其子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这时京师无兵可发，郭子仪赴咸阳仅带二十骑，面对吐蕃二十余万之众，当然无能为力。于是，吐蕃很快逼近长安，代宗不知所措，仓猝出奔陕州。后经郭子仪多方组织力量，才收复长安，使代宗回京。 永泰元年（75）九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还是无兵可发，遂召郭子仪于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使其守泾阳（今陕西泾阳），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守东渭桥，滑濮节度使李光庭（李光进）守云阳（今陕西泾阳北），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桥（在今陕西咸阳），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守凤翔，宦官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守盩厔（陕西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后因郭子仪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削弱他们进攻的力量，才缓和了这次危机。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说明唐朝皇帝是离不开藩镇的。 在经济上离不开藩镇也很明显，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大力支持了德宗。兴元元年（784），关中因为战乱，米价上涨，“斗值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贞元二年（78），“关中仓廪竭”，禁军相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忧而不知所措。不久，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速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军的“军士皆呼万岁”。 德宗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藩镇的依赖局面，也曾采取过一些强硬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召禁兵防卫，竟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可奈何，仓猝出奔奉天。叛军在长安拥曾任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为首，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公开与德宗分庭抗礼。幸有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兵抗击朱泚，奉天才暂时稳定。后来，李怀光也对德宗不满，与朱泚联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德宗重用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他组织驻邠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奉天、昭应（今陕西临潼）、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的唐军，再和从汉中出击的浑瑊部唐军互相配合，才打败朱泚与李怀光。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回到长安，这次战乱才告结束。《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新唐书》卷五○《兵志》。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以上事实，说明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下，朝廷已经没有力量自卫，更无能力消灭藩镇，但又离不开藩镇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支持。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样坚强有力，但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节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唐代的宦官专政局面也是这样形成的。 太宗的时候，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的作用也不过“守门传命而已”。中宗时，宦官的人数增加，品级也有提高，七品以上的就上千人；但衣绯者（五品以上衣绯，三品以上衣紫）还为数不多。玄宗时，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2。开始在政治上有所影响的是高力士。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有功而受重用，后来直接参预玄宗理政。“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慎矜、杨国忠、安禄山等，其所以飞黄腾达，都和他有关。甚至肃宗为太子时也呼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随玄宗逃往成都。再回长安时，已是肃宗执政，他才不能再干预政事。 肃宗时的李辅国（本名静忠），因随肃宗到灵武称帝而成为有名的宦官。肃宗还京后，“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府县政府处理问题，“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太上皇玄宗回到长安，居兴庆宫，后来他对玄宗不满，就私自把玄宗移住太极宫。上元二年（7）八月，他做了兵部尚书还不甘心，又要求做宰相，肃宗没有答应。代宗即位后，他更加专横，他公开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然也怒其不逊，但因其掌握禁军，也只好“乃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 接替李辅国掌权的是程元振，他因助代宗即位而掌权。代宗以他为判元帅行军司马，掌握禁军，又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由于他“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进攻长安，他不及时反映真情，致使代宗狼狈不堪，出奔陕州。代宗“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2。可见宦官专政的程度是日益加深了。 鱼朝恩在安史之乱中即掌握重要军权，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他是最高统帅；代宗逃往陕州，他有救驾之功，因而更受重视。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宦官，因率宦官随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军。宪宗虽然是奋发有为的皇帝，但最后也被宦官陈弘惠所害，继位的穆宗也为宦官所立。这更进一步说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来愈大的作用。 2《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2《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第五节“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第一，罢宫市。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二，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允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第三，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四，欲剥夺宦官的兵权。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 第五，抑制藩镇的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王叔文严词拒绝。 以上改革，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所以，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3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3《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 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 8 动荡，加以年年旱、蝗成灾，而鲜有实效。 崇祯时，兵部尚书王洽上言“祖宗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屯田是也。今辽东、永平、天津、登（州）、莱（州）沿海荒地，及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诸县，闲田百万顷。元虞集有京东水田之议。本朝万历初，总督张佳胤、巡抚张国彦行之蓟镇，为豪右所阻。其后巡抚汪应蛟复行之河间。今已垦者荒，未垦者置不问。遗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讲生财之术，为养军资，不大失策乎。乞敕诸道监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垦之制，实心力行。 庶国计有裨，军食无缺。”2于时，明亡在即，王洽还梦想复兴军屯，可谓关心军国大计。崇祯皇帝也以为其言甚善，命即行之，可谓精神不死。而究其实都是说说而已，自欺欺人，根本不可能付诸施行。随着明末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北京城的脚步声，明代军屯也终于宣告结束。 明代的商屯政策与民屯、军屯同时进行的，还有商屯。从总体上说，它们都是为了满足军国之需。但出发点各有不同。推行民屯，主要是为了解决民食；推行军屯，主要是为了解决边区及内地军队的粮饷；而推行商屯，目标则比较单一，就是为了资助边境军粮。另外，商屯的作用亦远远不如民屯和军屯。操作方法也不一样。 商屯，按照《明史·食货志》界定的含义，为“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盐法开中之制，在宋、元两代已有之。商屯的产生，源于盐法。盐，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由政府垄断，实行专卖，严禁民间私贩，违者治罪。明太祖初起，即于元至正二十一年（3）二月，“议立盐法，置局设官以掌之，令商人贩鬻，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资军饷”。元朝至正二十六年（3），置两淮盐官。吴元年（37），又置两浙。洪武初年，诸产盐地次第设官，建立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云南白盐井、云南安宁盐井、云南五井七个盐课提举司，以及陕西灵州盐课司，分别管理各地盐的生产与销售。 “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所谓“开中”，就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召募商人将其粮食运入官仓，按米与盐的一定比价，向官府换取盐引，到指定盐所支盐贩卖。卖毕，复将原给引目交回所在官府。以上参见《明史》卷二四一《汪应蛟传》、卷二七五《张慎言传》、卷二四四《左光斗传》、卷二四八《李继贞传》。 2《明史》卷二五七《王洽传》。 《明太祖实录》卷九。 盐引有大引、小引两种，“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 明代商屯，最初始于洪武三年（370）。是年，山西行省奏曰“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准从所请。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2。 洪武四年（37），正式定淮、浙、山东中盐之例，皆以盐一引为率，视入仓道里远近，定商人输米之数。具体为，输米入临濠府仓，淮盐六石、浙盐四石；开封府及陈桥仓，淮盐二石五斗、浙盐二石；襄阳府仓，淮盐二石五斗、浙盐一百五斗；安陆府仓，淮盐四石、浙盐三石五斗；辰州、永州及峡州仓，淮盐三石五斗、浙盐二石五斗；荆州府仓，淮盐四石五斗、浙盐四石；归州仓，淮盐二石、浙盐一石二斗；大同府仓，淮盐一石、浙盐八斗；太原府仓，淮盐一石三斗、浙盐一石；孟津县仓，淮盐一石五斗、浙盐一石二斗；北平府仓，淮盐一石八斗、浙盐一石五斗、山东盐二石五斗；河南府仓，淮盐一石五斗、浙盐一石二斗；西安府仓，淮盐一石三斗、浙盐一石；陈州仓，淮盐三石、浙盐二石；北通州仓，淮盐二石、浙盐一石八斗、山东盐二石五斗。 此时，商人赴淮、浙、山东三地中盐，虽然输米之数有别，上自六石，下止八斗，但是无论在何地，以米易盐的手续都极为严格必须“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 后来，米、盐的交换比例，有所变动。其原则是以时势缓急、米值高下、道里远近险易以及中纳者是否有利为转移。 洪武十一年（378）二月，明太祖以原先所定盐价过重，以致商人利薄，商屯效益不佳，命令中书省议减盐价。诏曰朕初以边戌馈饷劳民，命商人纳粟，以淮、浙盐偿之，盖欲足军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数年，2以上参见《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 《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所输甚薄，军饷不供，岂盐价太重，商人无所利而然欤？尔中书议减盐价，俾输粟于西河、梅川，庶粮饷可供，而内地之民省挽运之劳。 于是，中书省臣奉诏定拟，凡输粮于凉州卫者，每盐一引，米二斗五升；梅川，三斗五升；临兆府七斗；河州四斗2。 洪武二十二年（389）九月，普安军民指挥使司周骥奏言“自中盐之法兴，虽边陲远在万里，商人图利，运粮时至，于军储不为无补。今蛮夷屡叛，大军所临，动经数月，食用浩穰，而道里险远，馈运不给，宜减盐价以致商人。旧例云南纳米二斗，给淮、浙盐一引；二石给川盐；一石七斗给黑井盐；二石四斗给安宁盐。近因盐重米轻，故商人少至，请更定其例。”奏文送到朝廷，明太祖采纳其言，命户部量减盐价淮、浙盐一引，米一斗五升；川盐一引，米一石五斗；安宁盐一引，米二石；黑井如川盐之数3。民屯与军屯价值的实现过程是，通过直接开垦土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而商屯实行之初并非这样，没有与耕地发生关系。商屯价值的实现形式是通过商人以米、官府以盐，官商互相进行米、盐交换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商人运往边境的粮食，不是由他们直接经营土地生产出来的，而是以（盐）引目为媒介，通过商业流通渠道实现的。 明成祖即位以后，商屯的范围和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范围的变化有些反复“成祖即位，以北京诸卫粮乏，悉停天下中盐，专于京卫开中。唯云南金齿卫、楚雄府，四川盐井卫，陕西甘州卫，开中如故。不数年，京卫粮米充羡，而大军征安南多费，甘肃军粮不敷，百姓疲转运。迨安南新附，饷益难继，于是诸所复召商中盐，他边地复以次及矣”。内容的变化，主要是一些商人直接参与土地开发，将商业资本引入粮食生产领域。 原因是，当时一些商人感到运粮到边境，路途遥远，且多危险，费用浩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不合算，本大而利微，遂改变形式，招民直接在边境进行农业生产“募众督耕”，开垦土地，自设保伍，就地种粮，换取盐引。募众督耕之法行，经济上对商人有利。侯方域代其父侯恂奏议屯田，谓“国初计边地寒，又受兵，且耕且守力最艰，乃通商中盐以维之，令贾人输粟边郡，官给之引，赴盐所领盐转鬻。永乐时，粟二斗五升，得盐一引，商赢引过当，争趋之，各自设保伍，募众督耕，于是边地尽垦，而塞下粟充溢露积，饶于中土，屯军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时各镇军饷，就2《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 3《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其地足给，无所谓太仓年例者，闾左自正供外，亦无他财赋。”永乐帝去世后，朝廷对商屯的政策，除了继续鼓励商人募民垦边，就地种粮之外，主要是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米、盐比价，激发商人输粟于边的积极性。这个调整，首先是由钞法引起的。 明代的货币，开始用钞（纸币），后改为银。纸钞行不多时，即遭到破坏。明成祖逝世不久，因钞法不通，户部尚书夏原吉上疏，请令有钞之家中盐。明仁宗下旨允准，遂定各盐司中盐则例沧州盐，每引，钞三百贯；河南（东）、山东盐，每引，钞一百五十贯；福建、广东盐，每引，钞一百贯。 输钞不问新旧，支盐不拘资次2。 由于钞法阻滞，积重难返，这种办法很快也宣告失败。 明宣宗继位之初，即令停止中钞之法，恢复纳米易盐之旧制。宣德元年（42）六月，行在户部奏曰“各处运司岁办盐课，本召商中粮，以供边储。近因钞法不通，暂许官员军民人等中纳烂钞，不次支给，人图便利，无复输米。且边境各场，岁办有限，不足支给。请停中钞之例，仍旧纳米，用实边储。”明宣宗从之3。 宣德三年（428），户部尚书夏原吉以北京官吏、军人、工匠粮饷不支，而中盐旧则太重，致使商贾少至，上疏请更定中盐之例。乃定盐每引易米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不等，召商纳米北京4。 宣德四年（429）六月，行在户部尚书郭敦以中盐则例已减，而商贾来者反少，疏请收缩中盐范围，其言曰“尝具奏减中盐则例，召商于北京纳米，不拘资次支盐。缘近年中纳各项数多，盐不足支，客商来者愈少。今拟依永乐五年营造事例，淮、浙等处盐不为常例，以十分为率，六分支与北京在城仓纳米者；四分支与辽东、永平、山海（关）、甘肃、大同、宣府、万全已纳米者。其余各处中纳，暂且停支，则客商皆至，粮储可积。”奏疏呈上，俱得允准。郭敦又说洪武中，客商中淮、浙等处盐者，年久物故，其子侄及远亲异姓之人，往往具文代支，多有虚冒。请行各运司，将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402）以前客商所中盐，于流通簿内销注。以各商姓名、籍贯造册缴部，移文原籍有司，每盐一引，给钞十锭，以革连年冒支之弊。明宣宗曰国家尝资其用，今彼身虽殁，而妻子尚存，仅给钞十锭，不偿所费，宜每引给钞二十锭。 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二册），中华书局980年版，第4页。2《明仁宗实录》卷二。 3《明宣宗实录》卷十八。 4《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明宣宗实录》卷五五。 宣德五年（430）四月，行在户部奏定各处中纳盐米则例为京仓云南安宁等处井盐，每引纳米五斗。 宣府卫仓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五升；山东、福建盐，每引纳米二斗；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四斗；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二斗。 山海卫仓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五升；山东、福建盐，每引纳米二斗；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四斗；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二斗。 甘肃卫仓灵州盐课司小盐池盐，若陕西、山西所属客商，每引纳米麦四斗五升；宁夏卫并行所属客商，每引纳米六斗。 同时，又奏准独石开中盐粮则例淮、浙盐每引纳米二斗五升；山东、福建、河东、广东、四川盐，每引皆为一斗五升；云南安宁等井盐，每引纳米三斗。 宣德七年（432）四月，因各处总兵官纷纷请招商纳米，以实边地。行在户部经奏准，重拟边境中盐粮例宁远、独石、肃州三处，淮、浙盐每引纳米二斗五升；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三斗；山东、河东、福建、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均为一斗五升。宣府、大同、山海、龙门、甘州、宁夏六处，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三斗五升；山东、河东、福建、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俱二斗2。 商屯的破坏自正统以后，屯政松废，边境多事。商屯作为屯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能不深受影响。择其大要有一因边政日趋废弃，军马缺乏，令商人纳马中盐，输粮于边者因之日少；二是官豪势要之家纷纷奏请大量中盐，以侵商利。例如，成化中，内官王钿奏令家人中支河东官盐二万四千引。按照祖宗之制，“开中盐课，例该召商，以备边储”。内外官员、豪民势要插手中盐，造成商人失利，于是各边仓廪逐渐空虚，粮草缺乏。尤其是随着税粮“折色”的普遍推开，有些地方也开始实行纳银中盐，边粮日益紧张也就势在必然了。迨弘治以后问题更为严重。弘治中，叶淇变法，请召商纳银盐运司，终于导致开中之法大坏，商屯随之破坏。 《明史·食货志·盐法》说“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明宣宗实录》卷六五。 2《明宣宗实录》卷。 详见《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矣。”2对此，《明史·食货志·田制》说得更为清楚具体“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3，而收效实少。 嘉、隆以后，不少大臣争言屯政，有的还亲自经理盐屯，区划屯政甚详。万历十六年（588）闰六月，户部奏言“顷因屯政不修，边储日缩，诏各镇抛荒屯地尽令商人开垦，以中盐之利，偿开垦之劳；以所纳之赋，为实边之计，法至善也。今册报虽有顷亩，中间恐多虚冒。宜行各镇将各商垦过处所，逐人逐地查开清细，以存永业。”明神宗令依议实行4。然是时，因循日久，屯政已坏，“逐人逐地查开清细”之议，也仅仅是议论议论而已。2《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4《明神宗实录》卷二○○。 第四节限制庄田庄田，本是封建朝廷自己建立起来的。由于它的不断扩充，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百姓利益，侵吞国家田租，变“公产”为“私业”。从而大大加剧了中央财政困难，引起了朝野各界的强烈不满。所以，又不得不对它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皇朝生存的物质基础。 明代的庄田，如前所说，种类很多。有皇庄、诸王庄田、公主庄田、勋戚（功臣与贵戚）庄田、大臣庄田、中官（太监）庄田、寺观庄田等。其中，于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是皇庄、诸王庄田、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 皇庄皇庄，即由皇室直接命人（太监）经营，并以其租入归皇室所有的田地。它是皇家的私产，是皇帝制度的产物。 皇庄，在中国已有长久的历史。汉代称“苑”，唐代称“宫庄”。明代起初亦称“宫庄”，最早建于永乐末年，地点在顺天府丰润县境内，名为仁寿宫庄。据嘉靖时勘查，共有地九百十四顷、水泊地九百八十顷、芦苇地一千三百二十二顷。建立宫庄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宫中的费用。 宣德时，又陆续建立清宁宫庄和未央宫庄。这两个宫庄，占地广袤。自北直隶东北部丰润县起，向西南经宝坻、武清、静海，直至河间等府县。以上仁寿、清宁、未央三宫庄田，经过长期扩展，迄嘉靖初年已达六十三处，合计有地一万六千一十五顷又四十七亩2。 天顺三年（459）四月，因诸王尚未就藩之国（即进居封地），宫中供用浩繁，明英宗立昌平县汤山庄、三河县白塔庄、朝阳门外四号厂宫庄为东宫（皇太子朱见深）庄田；北京西直门外新庄村并果园、固安县张华里庄为德王（朱见潾）庄田；德胜门外伯颜庄、鹰坊庄和安定门外北庄为秀王（朱见澍）庄田3，成化三年（47）德王离京进居山东济南王府；成化六年（470）秀王出京入封地河南汝宁，二王的庄田才归官府。 天顺八年（44）正月，明英宗逝世，皇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是为明宪宗，改元成化。宪宗登位以后，将原先朝廷所没收的太监曹吉祥的庄田改为皇庄。明代皇庄之名，由此开始。其后庄田满天下，皇庄遍畿内。曹吉祥的庄田，在北直隶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共三十五顷。改为皇庄之后，又先后侵占民田四十顷，总计七十五顷。 继而，又增立顺天府宝坻县王甫（浦）营皇庄一处（此地原为会州之草参见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45页。 2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田土》。 3《明英宗实录》卷三○二。 场）。 明孝宗弘治时，立顺天府丰润县、保定府新城县和雄县等三处皇庄。 至是，正式名为皇庄者五处，总计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此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民田合计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五顷，皇庄与四府民田之比为∶2.9。 明代自永乐帝迁都北京，即以北京为京师（国都）。由于皇庄建于迁都以后，而其管庄之人又是太监，因此，皇庄除南方湖广安陆皇庄之外，都集中于天子脚下的京畿地区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明代京师（北直隶）共辖八府。除去顺天等四府，还有顺德、广平、大名、永平四府。八府中，顺天四府，距京城最近。这样皇庄设于顺天四府，既便于朝廷对管庄人户太监的管理，又有利于租银的解进、使用。这也可以说是明代皇庄地理分布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皇庄创设之初，尚有章法，未酿成民害。“皇庄之始，先朝畿内空闲之地，籍之公家，佃民耕种，而收其入。其地广狭有定界，其入有定额，非以病于民也。”2后来，朝廷失控，规制混乱，不是利用空闲之地，而是占夺民田。是时，皇庄不仅侵占民田，而且租额颇重，如，河间府东光县皇庄有每亩收租三斗者。加之管庄人户横行不法，皇庄遂成民害。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也威胁到封建国家的税粮收入。由此引起了广大官民的不满和愤恨。 早在成化十六年（480）五月，户科给事中齐庄（章）就上书朝廷，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庄田与贫民较刀锥之利哉。 且财尽则怨，力竭则怼。今东光之民失其土地矣，而赋敛比之公田又三倍其数。民困如此，非死即徙，非徙即盗，亦可知矣。”3明宪宗不听。皇庄占夺民业的现象日益严重，管庄人户有恃无恐，以致民情**，延臣纷纷上疏反对。 弘治二年（489）七月，户部尚书李敏等人以皇庄日多，管庄人户恣行不法，趁灾异发生之机，上疏亟言皇庄之种种危害臣惟灾异之来，率由民心积怨所至。窃见畿内之地，皇庄有五，共地一万二千余顷。勋戚、太监等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比来管庄官校人等，往往招集无赖群小，称为庄头、伴当、佃户、家人名目，占民地土，敛民财物，夺民孳畜，甚者污人妇女，戕人性命，民心伤痛入骨。少与分辩，辄被诬奏，至差官校构拿，举家惊憾，怨声交作。灾异之兴，皆由于此。且皇庄之设，在祖宗时未有。正统间，以诸王未封，供用浩繁，不欲重征小民，又在今湖北钟祥、京山、天门、潜江县等地。明世宗入京继统之后，由王府庄田升为皇庄。至嘉靖十一年（532）占地一万零六百十一顷，明末农民大起义时废。详见施正康《明代南方的安陆皇庄》，《明史研究》第三辑。 2《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3《明宪宗实录》卷二○三。 见彼时地广民稀，因其闲地立庄，以资公用。诸王之国，地仍归官。其后因袭，遂有皇庄之名。且普天之地，莫非王土。若以此地为皇庄，则其余者非朝廷之土乎？今若革去管庄之人，拨付小民耕种，每亩征银三分，当可得银三万八千余两，比之官校掌管所得犹多。以此银收之内帑，充各宫用度，则不显立皇庄之名，而有实用之效矣。 奏疏呈入，明孝宗不纳其言，曰“皇庄留与朕弟诸王。”但令“今后管庄之人，敢有生事害人者，听巡按御史指实参奏，从重治之”。后因有人上疏，再次亟论皇庄之害，明孝宗迫于舆论，才勉强下诏罢革仁寿宫庄，以其地归还草场，并令凡侵占牧地者悉还其旧。 弘治十一年（498），御史何孟春上疏，请明孝宗命官往勘皇庄地面，从实丈量，造册缴部，岁收其入，以备经费。若遇水旱，与民田一例开除。既不失本庄之赋，亦不病近庄之民，畿甸之内庶无侵夺之害。弘治十三年，由于各地为避赋役而将土地“投献”给官豪势要之家的风气进一步盛行，以致朝廷控制的纳税田土日益减少，才被迫下令严禁军民僧道人等将土地投献，充为庄田。违者究治。是时，尚膳监奉御赵瑄献保定府雄县的土地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劾其违制，赵瑄被逮下诏狱。然而，由于整个政治、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这类禁令往往是一阵风，像赵瑄那样受到惩治的不过是个别人，无济于事，投献土地者有增无减，皇庄照样大肆扩充。 弘治十八年（505）五月，明孝宗病死。明武宗朱厚照继位，改元正德。正德以后，朝政日坏，社会风气更加。于时宦官刘瑾擅权，群小为奸，巧立名色，乘机进献官民田土，皇庄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武宗即位仅仅一个月，即在顺天府大兴县境内十里铺、大王庄、深沟儿、高密店、石婆婆营、六里屯、土城庄等地，分别建立皇庄。“自此之后，设立渐多，而皇庄之名始著”。 正德元年（50）设立的皇庄，有顺天府昌平州苏家口皇庄，三河县白塔皇庄；真定府宁晋县铺头村皇庄、大柳村皇庄，隆平县大灰窑皇庄，新河县仙汪庄皇庄，南宫县南庄村皇庄。 正德二年（507）设立的皇庄，有顺天府东安县南葛里皇庄，宝坻县李子沽皇庄，通州神树皇庄，武清县灰蜗口皇庄、王头陀皇庄；河间府静海县四当口皇庄。 正德四年（509）设立的皇庄，有顺天府大兴县三里河皇庄二处。 正德五年（50）设立的，有六里屯皇庄。 正德七年（52）设立的，有顺天府武清县尹儿湾皇庄，大直沽皇庄。 《明孝宗实录》卷二八。 正德八年（53）设立的，有顺天府昌平州楼子村皇庄；河间府静海县卫河两岸皇庄、孙儿庄皇庄；保定府安州骟马庙皇庄，清苑县阎庄社皇庄。 正德九年（54）设立的，有保定府安肃县龙花祉皇庄。 皇庄由是遍布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与民争地，数量大增。以上各皇庄，计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若按前述弘治时北直隶顺天、河间、保定、真定四府民田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五顷计算，则此时北直隶四府皇庄与民田的比例，已由原来升为∶4.4。明臣秦金说正德元年以后，“奸猾无籍之徒，乘时射利，沾恩冒赏，多将畿内逋逃民田，投献左右近幸之人。而左右近幸，不念畿辅重地，献谄取说，乃遂奏为皇庄。弊源一开，无有穷极”2。 明初没有皇庄。明中叶以后皇庄的出现，说明了国家经济形势已经潜伏着某种危机。皇室也因随意高消费而感到难以满足，于是建立皇庄，收取租税，剥削民力。这既反映出封建皇帝的贪婪本性，又透视出封建统治集团争夺地租分割的激烈斗争。从皇庄的不断扩充还可以看出，明代皇庄的实质就是利用皇权占夺土地，蚕食国家的税粮。土地为衣食之源。土地分配不均，是造成封建社会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皇庄创立之初，多利用空闲之地，招民耕种。而后多数系占夺民业，遂成民害。如此，则皇庄越建越多，交纳税粮的民田必然越来越少，国家的税粮收入亦一年不如一年，皇权的物质基础为之动摇。于是引起了统治者的惊惧，开始意识到对皇庄必须加以整理和限制。 明世宗即位后，为缓和民情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首下明诏，“将管庄人员尽数革回”。同时，委官清查畿内皇庄。嘉靖二年（523）二月，兵科给事中夏言将调查所得的真实材料，写成《勘报皇庄》一疏，进呈明世宗。疏中，详细说明皇庄的建立过程、数量、地理分布以及正德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并建议取消皇庄，还田于民，以消除由皇庄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弊端。疏曰“自古帝王之治天下，盖莫不以土地、农人为重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立国之初，检核天下官民田土，征收租粮，具有定额，乃令山东、河南额外荒地，任民尽力开垦，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隶地方，比照圣祖山东、河南事例，民间新开荒田不间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统六年，则令北直隶开垦荒田，从轻起科，实于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景皇帝寻亦追复洪武旧例，再不许额外丈量起科。至今所当遵守，夫何近年以来，权幸亲昵之臣，不知民间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听奸民投献，辄自违例奏讨，将畿甸州县人民奉例开垦永业，指为无粮地土，一概夺为己有。参见夏言《勘报皇庄》，《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2秦金《论皇庄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七四。 由是公私庄田，逾乡跨邑，小民恒产，岁朘月削臣等查得各官庄田，祖宗以来未之有也。惟天顺八年以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拨为宫中庄田此则宫闱庄田之始。而数十年间，侵占之数，过于原额已十倍矣皇庄既立，则有管理之太监，有奏带之旗校，有跟随之名下，每处动至三四十人。其初管庄人员出入，及装运租税，俱是自备车辆夫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来，权奸用事，朝政大坏。于是有符验之请，关文之给。经过州县，有廪饩之供，有车辆之取，有夫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财物，又有语言不能尽者。及抵所辖庄田处所，则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其甚不靖者，则起盖房屋，则驾（架）搭桥梁，则擅立关隘，则出给票帖，则私刻关防。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邻近土地，则展转移筑封堆，包打界至，见亩征银。本土豪猾之民，投为庄头，拨置生事，帮助为虐，多方掊克，获利不赀。输之宫闱者曾无什之一二，而私人入囊橐者盖不啻什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剥无余。由是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里分减半，而粮差愈难。卒致辇毂之下，生理寡遂；闾阎之间，贫苦倒骨。向使此弊不革，将见十数年后，人民离散，土地日蹙，盗贼蜂起，奸雄借口，不知朝廷何以为国，此可为太息流泪者也祖宗以来，宫闱一切供用，自有成规。况九重之内，锦衣玉食，何欲不遂。顾可屈万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亩之业；辱宫壶之贵，杂于闾阎，以争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训后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尝有此且‘皇’之一字，加于帝后之上，为至尊莫大之称。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夺民田，则名其庄曰‘皇庄’，足以传笑天下，贻讥后世。甚非臣等所望于陛下者。”明世宗接到夏言的奏疏，下旨曰“各宫庄田子粒银两仍办纳解部，年终类进应用。顷亩数目，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皇庄”改为“官地”，名称不同，实质一样。田归于官，而不还于民；皇庄租银照数解进内府应用，于国用无补。而且在征收和解进的过程中，多为管庄太监克扣、私吞，租银拖欠至数十万两，百姓没有得到半点实惠。嘉靖二年（523）九月，明世宗又令户部清核畿辅庄田。尚书孙交呈上各宫庄田数目，与旧籍所记不同。世宗责问其故，孙交曰“旧数多者，以奏乞投献数多妄报也。新数少者，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世宗命查清成化、弘治年间原数，向他奏明。从此之后，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有一些归还于官。但由于太监、勋戚屡屡从中作梗、渔利，清理难以进行下去。不仅如此，各宫仍置皇庄，遣官校分督。户部侍郎秦金为此进言两汉盛时，以苑囿赋贫民，今奈何剥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间额外侵占者，悉归其主，而夏言《勘报皇庄》，《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明世宗实录》卷二三。 尽撤管庄之人2。世宗令从其议，命清还正德以后额外侵占之地。言外之意也就是说，正德以前可以不动，正德以后非“额外”者亦可保留。结果相当一部分庄田都没有归还百姓。皇庄的数量受到一些限制，其害民的本质没有改变。而此时其他各类庄田，更是纷纷劫夺民业，兼并由地。 诸王庄田诸王庄田，即王府庄田。它的产生缘起于明代的分封制度。 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慎固边防，翼卫王室”，或者叫做“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承前代之旧制，于洪武元年（38）首定“国本”，立皇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洪武二年，下诏定诸王国邑与官制，开始分封宗室。从洪武三年四月起，相继选择名城大都，正式分封诸子为亲王。明太祖共有二十六个儿子。皇长子朱标立为皇太子，不封王；第二十六子朱楠，洪武二十六年（393）生，“逾月殇”，未封。其余俱封王。在所封的二十四位亲王中，除第九子赵王朱杞、第二十子韩王朱松未之国而死，其他二十二位亲王均在永乐六年（408）以前就藩之国。因为古时称封建皇朝分封的地面为“藩”，称分封之国（即封地）为“藩国”（蕃国），所以人们又称亲王为“藩王”、王府为“藩府”。 洪武以后，俱依“祖宗成法”，代代分封。 由太祖至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十二帝，亲王五十五国。亲王嫡长子（十岁立为王世子）嗣位为王者，凡三百二十一人。王之子孙封为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以及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者，将近三万人2。 明太祖众建藩国的视点，在于维护皇权的最高统治地位。而其实质则是皇室内部矛盾互相调和的结果，是一种权力分配与财产分配。诸位亲王不仅拥有特别丰厚的经济待遇，而且拥有相当的政治、军事特权。经济上，除常禄外，有的还直接拨给田土，或者让其经营商业活动。亲王长大就藩之国（进居王府）以后，都是大地主，都会得到朝廷拨给的大片土地，甚至多是肥沃优质田，作为养赡之用，时称“王府庄田”，或“王庄”。 洪武五年（372）四月，明太祖第一次赐诸王庄田。是月，赐第二子秦王朱樉、第三子晋王朱㭎、第四子燕王朱棣苏州府吴江县田各一百顷。又赐给江西湖池渔课岁米，秦王九千二百石，晋王、燕王各三千石。洪武五年2《明史》卷一九四《秦金传》。 明太祖所封之靖江王朱守谦，系其从孙、朱文正之子，“禄视郡王，官属亲王之半”。不称亲王。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皇明盛事述一·南直隶盛事》。 《明太祖实录》卷七三。 六月，赐第五子周王朱橚2、从孙靖江王朱守谦苏州府吴江县田各一百顷，岁计米各七千八百石。同月，赐第六子楚王朱桢、第八子潭王朱梓苏州府吴江县田各一百顷，岁计米各七千八百石3。其他各王也皆依例有赐。 不过，这时所赐的田土，多是官田，其性质也只是以其租入充禄。与后来由王府直接经营管理的王府庄田不同。 亲王，物质生活优裕，广纳妻妾，从而使宗室人口的再生产，始终呈现直线上升的态势，出生率高，死亡率低。洪武时宗室人口只有五十八人，永乐时上升为一百二十七人。经过一百四十多年的繁衍，至正德间除去死亡，以及因罪在皇族谱牒（玉牒）中被除名不计者之外，仅男性即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嘉靖时，又比洪武、永乐年间增加一百五十余倍。嘉靖八年（529）为八千二百余人。嘉靖二十八年（549）升为一万余人。隆（庆）、万（历）之际，宗室繁衍，“可谓极矣”。如明太祖第三子晋王朱㭎的后裔、庆成王朱济炫，“生一百子，俱成长，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万历二十三年（595），见于《玉牒》所登的宗室人口为十五万七千人2。明末复增为数十万人，达到“千古所未有”的惊人程度。 人口与消费成正比。宗室人口骤增，而且生活奢华，花费势必巨大。除国家追加禄米，主要是依靠拨给大量土地，充作王府庄田，以庄田的地租收入予以维持。否则，何以为计。明代，自洪武至万历亲王五十五国，虽然有死有废，情况不尽相同，但王府俱有数额多少不等的庄田。全国王府庄田之多，也就不难想象了。 今据《明实录》提供的有具体数字记载的资料（当有遗漏），将历年赐给（包括皇帝主动赐予和经奏讨被动赐予、少数王府遗田转赐）各地王府的庄田之数，整理统计于下洪熙元年（425）至弘治十八年（505）的八十年间，共计赐庄田三十次，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五顷。其中洪熙元年至天顺八年（44）赐六次，计为一千六百八十九顷；成化元年（45）至成化二十三年（487）计赐九次，二千九百四十七顷；弘治元年（488）至弘治十八年（505）赐十五次，计七千七百十九顷。正德元年（50）至万历四十二年（4）福王之国河南洛阳之前的一百多年间，共赐十次，计六千八百四十八顷。其中正德元年至正德十六年（52），计赐六次，二千九百十三顷。 2洪武三年封为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 3《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皇明盛事述一·庆成王百子》。 2《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二。 嘉靖元年（522）至嘉靖四十五年（5），一次，一千五百二十顷。 隆庆元年（57）至隆庆六年（572），一次，六百零一顷；万历元年（573）至万历四十一年（3），二次，计二千八百十四顷。以上数字显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正德以前，赐予王府庄田最多的是成化、弘治二朝。其时，徽王（朱见沛，英宗第九子，成化十七年之国河南钧州）、兴王（朱祐杬，宪宗第四子、世宗之父，弘治七年之国湖广安陆），岐王（朱祐■、宪宗第五子，弘治八年之国湖广德安）、衡王（朱祐楎，宪宗第七子，弘治十二年之国山东青州）四王，“田多至七千余顷”，平均每人近二千顷。崇王（朱见泽，英宗第六子，成化十年之国河南汝宁），“岁有常禄万石”，又有“赐地二千五百余顷”2。明代从整个社会风气演变过程来说，土地兼并之风主要是从正、嘉以后开始的。而上述王府庄田的发展历程说明在社会上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之前，宗室已经开始疯狂兼并土地。这个事实证明有明一代土地兼并之风，首先是由最高统治者皇帝刮起来的。 皇帝以皇庄与国家争夺地租，以保障皇室的高消费。王府庄田的性质与皇庄相同，也是与国家争夺地租，以保障王府的巨额费用。其结果都是威胁中央政府的税粮收入，引起军国费用困难。弘治十三年（500），为了限制王府庄田的大肆泛滥，不断扩充，明孝宗曾经发出一道诏令“凡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赏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势之家，捏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又令诸王辅导官，凡导王奏请土地者，罪之。 然而，这道诏令，形同一张废纸。其后照样是“奏献不绝，乞请亦愈繁”2。尤其是到了嘉、万以后，所赐王府庄田数额越来越大。 嘉靖四十年（5）二月十七日，世宗第四子、景王朱载圳之国湖广德安以后，“多请庄田”。世宗宠爱，无视祖宗规矩，概予赐给，庄田多至数万顷3。嘉靖四十四年（55），景王病死，无子可嗣，景府遂废。 万历中，穆宗第四子、神宗之弟潞王朱翊镠，在京时“王店、王庄遍畿内”。万历十七年（589）二月十九日就藩河南卫辉以后，又多请赡田（养赡之田，即庄田），神宗俱予允准。景王府所遗下之庄田皆归其所有，“多至四万顷”。 而在明代历史上，王府庄田问题闹得最凶的，当推福王庄田。 福王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58）正月初五日，明神宗第三子，为《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2《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九。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田土》。 2《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3《明史》卷一二○《诸王五》。 皇贵妃郑氏所出。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封王，封国河南洛阳。福王未出京以前，明神宗令户部每年支给禄米三千石4。还允许他在北京崇文门外开设官店，经商牟利，每年可获利润一万余两银子。万历四十年四月初四日，洛阳福王府建成。当天，礼部上疏请择期令福王之国。明神宗置之不理。福王迟迟不肯离京，明神宗和郑氏也想让他在身边多住些日子。于是父子两人便在庄田额数上大做文章。由于廷臣反复奏请，明神宗无奈下诏应付，说万历四十一年（3）春天令其出京。后来，明神宗言而无信，以种种理由改变日期。由于明神宗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使得福王之国的日期一改再改。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因廷臣交章奏请不已，明神宗忽然下旨，出了一道难题，令按福王的请求，拨给福王府的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并由王府“自行管业”。诏曰览王所奏，比例请给养赡地土。前已屡有明旨，着照景、潞二府事例拨给。今经已久，该地方官尚尔不遵，推诿支调，稽误大典，尔部里还行文与河南、山东抚、按等官，即于各地方细查各府所遗及应拨地土，务足四万顷之数，不得将荒芜搪塞，着归今府自行管业，以资养赡。还着上紧作速具奏，不许再有迟延。 对此，廷臣无不大吃一惊。当时全国田土总计大约只有七百余万顷。四万顷，约占全国总数的千分之六。在各省田土中，唯大府能有四万顷，小府只有一二万顷。特别是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非但百姓无田，即朝廷亦无田”。四万顷之数从何而出？况且这个数字也严重违背祖制“明初，亲王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间有以废壤河滩请者，多不及千顷。”2在福王之前，由于情况不同，唯有景王、潞王庄田超过数万顷，其外概无先例。所以从此开始，福王的庄田数额，遂成为廷臣争论的焦点之一。 争庄田顷亩，核心是争夺地租。明神宗无视祖宗法度，不顾现实，令福王庄田非四万顷不可，意在为私其子，与国家争夺地租收入，企图将向国家纳税的大量土地，转变为福王的私业。因此，四万顷之诏一出，各地为争占地租，确保地方财政收入，纷纷上疏反对。阁部大臣亦轮番进言，极力抗争。目的也是为保障国家的税粮收入。在抗争福王庄田的廷臣中，万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内阁首辅叶向高所言最为激烈而中肯。其言曰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亲王禄米万石，所谓养赡名目，已是添加，岂可过多！各省直田土之数，惟大郡方有四万顷、小者仅一二万顷。自祖宗以来，封国不少，假如亲王都各割一大郡，则天下土地必尽。今日非但百姓无田，即朝廷亦无田。圣子神孙源源不断繁殖，哪有土地拨给。列圣相传，遵守家法。每一个都想爱子，欲予加厚，只因祖制不敢逾越。必如是，而后万世可常行。福王所请，不过援引景府、潞府事例。潞府就封地，废府田地尚多，未尝括及民4《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一。 《万历邸钞》。 2《明史》卷一二○《诸王五》。 间。如今田地已尽，而福王租银之入已超过潞府，何必要求如此之多。至于景王久不之国，皇考穆宗皇帝在裕王府邸时，就常怀危疑，其后皇祖世宗皇帝断然勒令他之国，人心始安。景府屡请湖广地土，几至激变，当时皆讥讪皇祖太过宠爱，不是爱护他，此亦前事之鉴。臣以为祖制当遵，吉典当举。福王方建维城之固，与国同休，不当以土田小事滋生天下人之口舌。 叶向高还进一步从当时的土地关系状况出发，尖锐批评明神宗和福王无视祖宗法律，说假使福王庄田必足四万顷，则之国无日。福王奏称祖制，《皇明祖训》有这样的规定吗？《大明会典》有这样的规定吗？历朝功令有这样的规定吗？臣不知福王所引的祖制是什么。如系援引景王府，则自景府以前，诸王庄田从未超过数千顷之数的。唯独景府以皇祖宠爱超过分数，致坏祖制。这是由于皇祖一时没有采纳忠言的缘故，至今仍追其过错。 福王为何引以效尤。况且今日河南、山东等省抚、按官，已将土地搜括殆尽，如复搜括不已，恐有奸徒以“投献”为名，挟仇报怨。如果这样，中州、齐、楚之间，稍有土地者必不安心其生，天下必从此多事。 其后，叶向高又多次上疏抗争。其他廷臣也一再力争。明神宗才被迫同意减半，改为二万顷。最后总计实给一万九千余顷。 因为河南肥沃之地不足，只能拨给一万一千余顷。差额由山东、湖广二省各划给四千余顷，予以补齐。福王才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之国洛阳。 在明代封国河南的诸王中，福王府庄田最多。“诚为迥逾常格”，“偏爱而私之”。据《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七月条载，是月户部奏中州诸王钦赐庄田之数周王府五千二百余顷；赵王府九百九十余顷；唐王府一百四十余顷；郑王府三百六十余顷；崇王府八千五百顷；伊王府、徽王府遗地三千余顷。 明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后继者起而效尤。天启七年（27），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就藩汉中府；明神宗第六子、惠王朱常润之国荆州府；明神宗第七子桂王朱常瀛进居衡州府，所赐庄田，“动以万计”2。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明代王府庄田与皇庄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分布广。皇庄除了南方有湖广安陆皇庄以外，均设在京师地区的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而王府庄田则遍及全国各地。在两京十三省中，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广、江西、广西等省都设有王府，有的一省有多个王府。有王府必有庄田。唯有南北两京和浙江、福建、云南等省没有设立王府。“吴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闽、广、滇、僰不以封，以其险远”。这是明太祖立下的制度。永乐迁都以后，北京亦不再设立王府。以上综合叶向高《请减福藩庄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二；《明神宗实录》卷五为《明史·食货志》的笼统估计。据《明熹宗实录》卷七六、七七两条记载瑞、惠二王各请给庄田三万顷，后因无田可给，瑞府庄田“尚未得十分之一”；惠、桂二府也相差甚远。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三《藩封》。明太祖第十八子岷王朱楩，洪武二十八年改封云南。未之国，即可见不设立的地方，一是京畿所在地，即政治中心，二是财源重地，即经济重心，三是边远地区。说明明太祖在分封诸子为王的时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一些考虑，既担心他们妨碍政治、经济要地，又要防止鞭长莫及。王府最集中的地区是河南。因为它和北直隶毗邻，距离北京不远不近。洪、永以后，列圣相承，都以吴越、闽广等地为禁区，不设王府，自然也就没有王府庄田。 第二，数量多。皇庄，包括起初的宫庄、湖广安陆皇庄和畿内地区的皇庄，总计为七万六千余顷左右。而王府庄田，有数字可考的，总计达数十万顷之多。仅设在河南省内的潞王府（卫辉）、福王府（洛阳）以及早先的周王府（开封）、赵王府（彰德）、唐王府（南阳）、伊王府（河南）、郑王府（怀庆）、崇王府（汝宁）、徽王府（钧州），合计即有庄田七万七千余顷，比全国皇庄多出一千余顷。万历六年（578），全国官民田土总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河南田土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七十九顷。上述河南九个王府庄田占全国田土总数的％、河南的0％左右。王府庄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规模越来越大。皇庄始创于永乐，至三十多年后的天顺朝方正式命名，且发展缓慢。迄成化朝只增加一处，直到弘治中也仅再增三处。正德时进入高峰，新建三十一处。其后，除湖广安陆兴献王庄田改为皇庄外，再没有扩张，并改名为“官地”。而王府庄田的发展过程则大不一样，与国相始终。从洪武朝开始，不断直线上升。“仁、宣之世，乞请渐广”。至英宗时，诸王所在多占夺民田。成化、弘治年间发展尤其迅速。正德以后，由于宗室人口激增，宗室禄米供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当皇庄在嘉靖以后渐趋衰落之时，当朝皇帝世宗、神宗却逾制偏宠爱子，大量赐田，动以万计，使王府庄田的数量日益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直到明亡。《明史》曰“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这里所说的“庄田”，王府庄田当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这两类庄田，也是明代土田之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性质与王府庄田无异，都是为了侵夺国家税粮。从地理分布青，与皇庄基本相似，主要集中于北直隶地区。它们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是中国皇帝制度造成的恶果。 勋戚，即勋臣和皇亲国戚。明太祖朱元璋能够夺得天下，建立新皇朝，与一帮文武能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朱明皇朝诞生以后，这些人都成了开国功臣、新兴贵族。其中一些人还与朱家联姻。明太祖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利害关系，同时也为了防止这帮新贵居功自傲，影响他因故被废为庶人，徙福建漳州，复徙武冈。此后再没有封国于云南的。 的最高统治地位，在洪武三年（370）四月分封诸王之后，立即大封功臣，进李善长、徐达等人为国公；汤和、唐胜宗等人为侯；汪广洋、刘基等人为伯，并分别赐予不等量的庄田和佃户。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他出身布衣，又身逢乱世，为了尽快治理国家，凡事比较注意权衡利弊。因此，在对待勋戚的问题上，他又无时无刻不怀着复杂的心理，既给予各种特殊待遇，积极争取、利用他们，又处处加以防范和限制。明太祖这种双重的情感心态，在赏赐勋戚庄田的过程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 首先，是赏赐的数量有限。洪武四年（37）三月，赐李善长等六国公、汤和等二十五侯，以及丞相、左右丞、参政等临濠山地六百五十八多顷。不仅是山地，而且每人不过十数顷。同年八月，赐大都督府佥事沐英（西平侯）苏州府吴江县田十二顷，岁计租一千石2。后又赐给铜陵县田十二顷有余，岁计租五百四十八石3。四年十二月，赐中山侯汤和田一百顷。并以千石田所收之租，赐巩昌侯郭子兴4。洪武二十五年（392）二月，赐江夏侯周德兴田二十七余顷5。可见，所赐庄田少者只有十余顷，“多者百顷”。其次，是严禁私自奏讨。洪武二十五年二月，颍国公傅友德奏请怀远等县官地九顷六十余亩，以为田圃。遭到明太祖的严厉训斥你贵为上公，食禄数千石而犹请地，独不闻公议休事耶？于是傅友德惭而退。不仅如此，还在作风上严格要求他们。当时诸勋臣多放任庄佃之家胡作非为。明太祖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戒谕诸勋臣，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凌暴乡里。卿等何不严戒约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自纵不已，必累你德也。2在这段话的字里行间，也充分表露出明太祖对那帮新贵的不满情绪。 再次，归田于官。洪武一朝，明太祖所赐勋臣庄田，多为江南官田地。 当时正是他进行南北征战的特殊时期，对勋臣的经济优惠，只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巩固皇权统治而临时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所赐的庄田，勋臣们不得永久占有，实际是赐租，以田租之入充其岁禄。在那帮开国的勋臣宿将渐次凌迟殆尽之时，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即改革公侯俸禄制度，由赐田收税充禄的间接供给形式，改为归赐田于官3、由国《明太祖实录》卷六二。 2《明太祖实录》卷六七。 3《明太祖实录》卷八二。 4《明太祖实录》卷七○。 5《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 2《明太祖实录》卷七○。 3《明史》卷三《太祖纪三》。《明会要》谓赐勋臣公侯庄田始于洪武十年，复公侯岁禄、归田于官，家提供岁禄的直接供给形式。是月，魏国公、宋国公、曹国公、信国公、江阴侯、靖海侯、永平侯、蕲春侯，“各归旧赐田于官”4。 当然不排除有些勋戚由于各种原因，或以种种借口，当时没有将全部赐田归还官府。但应该承认从总体上说，洪武朝对勋戚庄田的限制还是比较严格的。而且不仅是洪武朝，就是到了永乐朝和宣德朝执法仍是颇为严厉的。永乐八年（40）十二月，有人告发隆平侯张信强占丹阳县练湖八十余里、江阴县官田七十余顷。明成祖以“贪纵厉民”命三法司杂治之。宣德五年（430）二月，武定侯郭玹令其家人强夺沧州南皮县民十七家田土，拆毁民居，置立庄屋；天津右卫指挥吕升阿附权势，侵夺官军屯田一千零九十余亩送给郭玹，以致军民失业，嗷嗷怨嗟。事发，明宣宗下诏曰勋戚之家，正当谨守礼法，庶几长享富贵，乃敢纵恣贪暴如此，此非朝廷少恩。玹姑宥之，令其改过；吕升及玹家人，皆执而治之2。 另外，此时也尚未出现中官（太监）庄田。 自明英宗开始，皇帝多宫生内长，且年幼登基，而辅佐者又罕有贤臣、重臣，加之祖宗之法因年久而逐渐弛废，导致国是日非。中官势力因此迅速发展、膨胀，贪婪心理滋长扩张，开始涉足经济领域，插手土地，明代庄田的类别，于是增加了“中官庄田”的新名目，与皇庄、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一起，组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共同扑向农村，侵占民田，掠夺官田，私吞国家税粮。 正统二年（437）四月，朝廷命官勘查，发现中官、外戚所占据的田地已达六百余顷3。同年五月，又查出西宁侯、驸马都尉宋琥，太监王安、王谨，崇信伯费，都督刘广、史昭等六人，共计占田六百余顷。 正统六年（44）三月，御马监已故太监刘顺的家人奏言先臣（刘顺）存日，钦赐并自置庄田、塌房、果园、草场共二十六所，其蓟州草场等十所，计地四百六十八顷，谨进入官。余十六所，乞留与臣供祀2。 明英宗诏准其奏。明代田土进献之风，从此开始。 正统九年（444）闰七月，明英宗赐其所宠之尚膳监太监尹奉庄田三百十亩。十二年（447）二月，御用监太监喜宁奏乞河间府超级家主sodu青县地四万一千五百余亩。因内多民田地，英宗命以荒闲之地七千九百八十亩赐之3。明代中时在洪武二十四年。 4《明太祖实录》卷二二○。 《明太宗实录》卷七三。 2《明宣宗实录》卷六三。 3《明英宗实录》卷二九。 《明英宗实录》卷三○。 2《明英宗实录》卷七七。 3《明英宗实录》卷一五○。 官庄田，自是正式创立。 从此以后，中官庄田与勋戚庄田，“遍郡县”，竞相发展，愈演愈烈，占地越来越多。其途径有三种或是皇上赐予；或是私自奏乞；或是使用暴力强行霸占。 正统十二年（447）四月，驸马都尉王谊纵其家奴在河间府肆逞横暴，占种军民田地4。同年六月，该府青县奏言英国公张辅看庄阍者别有庄田一百余顷，又侵占民田二十顷5。 景泰元年（450）七月，锦衣卫指挥汪瑛奏乞顺天府宝坻、昌平所属南乡等处草场一所、水旱田一百五十顷，并果园、庄屋之类。景泰帝诏令户部赐之。次年三月，给事中林聪等奏言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汪泉，以后亲怙威，纵家奴杨俊等人先后占夺顺天府武清等县官民田地计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余顷。数量之多，令人吃惊。 物极必反。由于勋戚、中官侵夺官民田地的胃口越来越大，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公害，终于引起了各界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加以禁限。 景泰三年（452）四月，户科都给事中李侃等人上疏弹劾中军都督佥事石彪，先令家人张政在保定府庆都县强占民田，事发恐怕连及自己，饰词妄奏。石彪叔父武清侯石亨素无家法，纵容为非，家人附势凌人，俱应处以重罪。请户部转行公、侯、驸马、伯、都督、都指挥以及勋戚大臣之家，不许令家人侵占民田。并通行各布政司、府、州、县官吏，不许容令占民田土。违者一体治罪。而景泰帝却对石亨采取包庇、保护态度，曰“彪令家人占民田土，于亨无与，免逮问。”2景泰五年（454）三月，给事中林聪等人再次上疏，亟言内外官员侵占田地的严重情形，要求禁势要以限田地，疏曰分田制赋，所以供国用而养天下之民也。有官守者自有禄以养之，岂可逾制而请求乎。近年以来，内外官员多有恃宠挟恩、奏求田地，因而倚势虐人，侵占倍数。如武清侯石亨，食禄千钟，乃称养马艰难而求田地刍牧。指挥郑伦，俸禄亦厚，乃谓日食不敷而求田地耕植。百户唐兴奏求田地多至一千二百六十余顷。其田地既多，一家岂能尽种。询访其实，多是在京奸诈之徒，投充家人名色，倚势占田，害人肥己，可不为之限乎。乞命正统以来，凡势要所求田地，立为限制，少不过五顷，多不过十顷，其余侵占者，悉令还民耕种。违者治以重罪。庶豪强不得逞其欲，而下民均得沾实惠。 景泰帝口头上嘉纳其言，行动上照样慷慨赐予。景泰七年（45）七月，4《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三。 5《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五。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四。 《明英宗实录》卷二○四。 2《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五。 《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 准从尚膳监左少监刘祥奏请，赐予直隶真定府冀州并宁晋县清水河田地共五百八十余顷2。 景泰之后，奏讨之风益盛。 天顺元年（457）正月，明英宗“夺门”复位，封武清侯石亨为忠国公。五月，监察御史杨瑄进言忠国公石亨令其心腹至河间县唯一可耕的乡里“立标为界，悉占为己有”3。同月，又赐太监刘家林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顷。十一月，都督同知于忠奏求深州田地，以树艺养赡。经户部复视有六百七十顷间隙地可以赐给，明英宗命给一百顷4。 天顺二年（458）三月，从惠安伯张琮之奏请，赐给顺天府武清县空地五十余顷5。当年，鉴于民情**，令皇亲公侯伯文武大臣，“不许强占官民田地，违者治以重罪”。话是这么说，实际并不这么做。勋戚中官们也不惧怕这一套，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变换手法，多数都是采用“奏请”的合法形式，去达到自己侵占官民田地的。 天顺三年（459）二月，赐太监张辉保定府新城县空地一百五十余顷。八月，复从后军都督府带俸都督同知也先帖木儿之奏请，赐真定府深州地一百五十余顷2。继而，后军都督府带俸左都督马克顺奏求直隶真定府隆平县空地牧马，诏赐一百顷3。是年九月，从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钱僧护的祖母陈氏之请，赐给河南归德州宁陵县黄河退滩地一百顷4，又从奏，赐给顺德府巨鹿县田一千三百余顷。稍后，再赐钱僧护真定府新乐县地一百顷5。十一月，户部奏劾忠国公石亨私役官军占耕直隶怀来等处地一千七百余顷。明英宗以石亨助其复辟有功，宥其罪，命没其地于官。同年十二月，赐锦衣卫带俸指挥佥事阿讨剌真定府赵州宁晋县地五十顷7。 天顺四年（40）七月，赐达官都督同知和勇、都指挥使赛弗剌直隶新乐县地，各一百亩8。 2《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 3《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八。 4《明英宗实录》卷二八四。 5《明英宗实录》卷二。 《明英宗实录》卷三○○。 2《明英宗实录》卷三○六。 3《明英宗实录》卷三○六。 4《明英宗实录》卷三○七。 5《明英宗实录》卷三○九。 《明英宗实录》卷三○九。 7《明英宗实录》卷三一○。 8《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七。 天顺六年（42）七月，赐广义伯吴琮没官地八十顷9。同月，锦衣卫都指挥使钱僧护祖母陈氏奏乞抄没庄田一百顷。这次明英宗没有允准，曰“贵戚之家当知止足，僧护赏赐地千余顷，已足耕种，何得复求。”10明英宗死后，明宪宗继位。皇位易新主，风气仍照旧。勋戚、中官继续求讨不止，皇上亦依然有求必应。成化元年（45）八月，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皇太后之弟、庆云伯周寿奏求河间等县田四百四十八顷。明宪宗命如数照给。 当时，勋戚、中官们往往以“空地”、“退滩”地为名，奏求赐给。其实并非如此，多数都是已经开垦的熟地。成化三年（47）三月，户科给事中丘弘上疏揭露说固国本在于厚民生，厚民生在于抑兼并。惟洪武、永乐年间，北直隶、山东地方土广人稀，太祖、太宗屡涣纶音，许民尽力耕种，永不起科。盖欲地辟民聚，以壮基图，圣虑神谟，深且远矣。夫何近年权豪势要专利病民，或称为退滩，或指为空地，往往朦胧奏请虽皇上天地之量，不咈其请，然群下溪壑之欲，必至无厌。承行者受其嘱托，虽知非所当得，略无执辨之词；勘报者畏其权势，虽明知有租税，亦作空闲之数。原其所由，是皆无籍之徒，窃以投献而渔猎其中，奸狡者投为管业而囊橐其内之所致也。况地逾百顷，古者百家之产也，岂可徇一人之嗜好而夺百姓之恒产哉。伏望陛下均天地育物之心，厚民生衣食之本，收回前命，还给下民。仍敕该部痛革前弊，永以重法，庶几警惧，民得聊生。 奏疏呈上，明宪宗表面上下诏禁求庄田，曰“继今凡有求者，一切不许，著为令”2。诏令说得非常坚决、动听，实则全是骗人的官样文章，乃至诏书墨迹未干，即于同年四月诏赐周寿顺天府涿州庄田六十三余顷。时方下诏禁求庄田，明宪宗为了自圆其说，以周寿为皇太后之弟，虽冒禁以请，亦“不得已与之”，只是说了一句下“不为例”。事实证明，过后还是言行不一，没有停止赐予。 将纳租税的熟地指为“空地”、“退滩”地而加以奏讨，名为奏讨，实则强占。国家的田土成为勋戚、中官的家业，税粮自然而然大量流失，为他们所侵吞。国家的收入受到损失，百姓遭受更为残酷的经济剥削。 成化五年（49）八月，户科给事中李森上言皇上曾经下旨，今后凡有奏求田地者，“一切不允”。奈何权豪亲幸犹复恃恩，恣横不已。如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周寿之弟长宁伯周彧，诩圣夫人刘氏，屡蒙圣恩，赐给的田土已经不计其数。今周彧又奏求真定府武强、武邑二县田共六百余顷；诩圣夫人刘氏又求讨武清县地三百余顷，俱蒙允准。皇上只念及亲亲保佑之9《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二。 10《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二。 《明宪宗实录》卷二○。 2《明宪宗实录》卷五二。 《明宪宗实录》卷五三。 功，不忍拒之，曲从所请，殊不知其贪欲无厌。畿内田地有限，而小民赋税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夺之，何以为生。且入皇朝以来，于今百年，民生日众，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闲田，名曰求讨，实则强占。望陛下法祖为治，令出必行，毋以私恩废公议。特敕有司，将给赐二家之地，还民为业。今后敢有投献者，悉发戍边；奏求者许科道官劾之，治以重罪。如此，则豪强畏法，小民受惠，宗社之幸。明宪宗见疏，以为“所言良是，但已给赐者置之，余待勘报区处”2不仅已给赐者置之不问，而且继续大方给赐。成化十四年（478）九月，赐锦衣卫千户邵宗直隶真定府深州民地一百二十四余顷。成化十七年（48）三月，赐内官陈显定兴县庄地三百九十余顷2。成化二十年（484）二月，赐锦衣卫带俸千户姚福员青县地一百四十顷，从姚福员奏求也3。勋戚、中官非但奏求不已，甚至公然占夺。如成化十六年（480）六月都给事中王垣等人所言皇亲、锦衣卫指挥王源，“受赐之地，其初止是二十七顷，四至分明，版册可考。今其家奴别立四至，吞占民产乃有千二百二十顷有奇，可耕者三百六十六顷，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朝廷因其乞请，并以赐之”4。 到了弘治年，奏讨之风仍无底止。 弘治元年（488）五月，明孝宗准茂陵神宫监太监陆恺奏讨，赐给保定府定兴县等处田地二百顷。不久，又分别赐给该县地一百七十二顷余、武清县庄田一百四十顷5。 弘治二年（489）三月，赐驸马都尉黄镛顺天府东安、良乡二县田六十余顷。同时，以黄镛原受赐之永清县田二百又八顷转赐皇亲、锦衣卫指挥纪贵。七月，户部尚书李敏奏曰今畿内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处，总计占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7。 弘治三年（490）四月，赐瑞安伯王源顺天府固安县庄地二百二十五顷，复赐其母肃宁县洋东淀田二百顷8。三年闰九月，明孝宗从刑科给事中胡金之请，下诏禁宗室及勋戚势要之家“无故奏讨”土地，以及受人投献；妄自2《明宪宗实录》卷七○。 《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二。 2《明宪宗实录》卷二一八。 3《明宪宗实录》卷二四九。 4《明宪宗实录》卷二○四。 5分别见《明孝宗实录》卷十四、五一、一○九、一一一。 《明孝宗实录》卷二四。 7《明孝宗实录》卷二八。 8《明孝宗实录》卷三七、九三。 投献者发边卫充军。可惜也是套话，而且“无故”一词更妙，因为所有奏求者都可以找出种种借口，上疏奏请。 弘治六年（493）九月，皇亲庆云侯周寿变换个手法，请“承买”宝坻县官地一千二百顷。孝宗竟然下旨曰“不必承买，准令于内拨给五百顷与管业”，继之，干脆将其余七百顷“悉以赐之”2。 弘治十二年（499）十二月，赐皇亲、寿宁侯张鹤龄肃宁县地一千一百二十一顷。其可常耕者，每亩征银五分3。十六年（503）二月，赐皇亲、建昌侯张延龄涿州等处田七百五十余顷4。同年三月，赐锦衣卫带俸指挥使邵英三河县庄田二百一十五顷多5。 勋戚之家，不仅大肆占夺官民田地，而且他们之间为此互相角斗，纷争不止。例如，皇亲、会昌伯孙忠原受赐永清县义河、宝坻县把门、老鸦口等处田土二千四百八十一顷。后来孙氏宠衰，把门城田一千二百顷被转赐给太监辰保。及辰保死，皇亲周寿贵幸走红，乘势奏乞，并改变四至，将孙氏之田占为己有。当周寿稍失势时，皇亲张延龄又与之争利。孝宗以二家俱为皇亲，于弘治十七年（504）四月，再赐给周寿田地八百顷，同时将更多的田赐给张延龄。最后，周寿得二千顷，而张延龄得一万六千七百余顷。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土地的数量总是有限的。“皇亲之家，占小民之田，罔天下之利，狼贪虎噬，漫无纪极”。当他们看到，在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等处“皆有庄田”，皇庄、勋戚、中官之田连成片，在这些地方可以随意占夺的田地已经不多，而相互竞争又日趋激烈，小民怨声惊天动地，不绝于耳的时候，为了占得更多的土地，便来个“既极于北，又转于南”，冲出北直隶，把争夺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南方。例如，皇亲、建昌伯张延龄奏请泰州光孝寺民粮田土，以致“道路喧传，民心惊骇”2。 明人况钟说明初，在江南最富有的苏州府，“民无粮五百石及千石以上大户，止有小户”3。 何良俊在谈到苏、松一带官僚发家过程时说“宪、孝两庙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门阀甚高，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4。 《明孝宗实录》卷四三。 2《明孝宗实录》卷八○、一三一。 3《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 4《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六。 5《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七。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 2以上见《明孝宗实录》卷一九○。 3况钟《况太守集》卷七。 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 顾起元说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求田问舍之事少”5。 陈鸿说嘉靖以前，“士大夫畏清议，归来宦囊皆淡，无豪强兼并之风”。 根据明人的这些论述，对照上面皇庄、诸王府庄田、勋戚与中官庄田发展历程的简单勾画，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即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刮起的那股强烈的土地兼并之风，并不是由那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首先刮起来的。而是风起京城，源在皇家。皇帝及其皇子皇孙、皇家亲戚和帝后身边的太监，才是这股邪风的真正始作俑者。“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些由进士、举人之类步入官场的官僚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只是到了正德、嘉靖以后，由于风气污染，才慢慢撕下脸皮，不畏清议，“起而效尤”，“营产谋利”，“求田问舍”，投身于剧烈竞争的旋涡中，从而加大了“风”力，扩大了“风”区，使之愈刮愈烈。 据《明实录》的不完全记载，从正德元年（50）到明末天启七年（27）的一百二十多年间，朝廷新钦赐（包括奏讨）给勋戚、中官的庄田，计为二万七千九百余顷。弘治二年（489）以前，北直隶地区已有勋戚、中官庄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两者相加，合计六万一千余顷，占当时北直隶八府田土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2。 正德以降，由于京师内外，“民间田土搜括殆尽”，庄田的社会危害已经暴露无遗，“地方骚然，民不堪命”，加之军国之用难以维计，于是庄田问题便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要求限制庄田的呼声步步高涨。 正德十六年（52）六月，顺天府通州知州刘绛奏曰近京地方，若皇庄及皇亲、驸马、功臣田土，大为民害，其勋戚田土，亦乞差官查理，果旧额颁赐，听令管业，照依旧制，每亩起税银三分，此外不许丝毫侵剥佃户。若系近来包占夺买等项，责令退还。 嘉靖六年（527）十一月，大学士杨一清等人，眼见“近畿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戚畹势豪之家乞讨”，以忧国忧民之心，上疏进言“愿陛下自今以来，凡势豪请乞，绝勿复许；小民控诉，亟赐审断，庶使畿内之民有所恃以为命。夫王畿四方之本，王畿安则四方安矣。”2嘉靖八年（529）四月，户部左侍郎王在奏言中，提出限制勋戚庄田的办法，曰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 陈鸿《熙朝莆靖小记·甲戌康熙三十三年》。 其中有些因死亡或事故，赐田被收回，但数量不多，对总数影响不大。2据《后湖志》卷二《黄册事产》条载北直隶田土总数，弘治十五年（502）计为二十七万四千四百三十三顷，嘉靖二十一年（542）计为二十七万六千三百二十六顷。 《明世宗实录》卷三。 2《明世宗实录》卷八二。 臣奉命清查各处庄田，见勋戚之家，多者数百千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此后勋戚日增，有限之土岂能应无已之求哉。乞如成周之制，随其官之品级而定拟多寡，别其世之亲疏而量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报纳粮差者，俱追断如功臣田土律，庶几为经国裕民可久之道。疏呈上，明世宗不置可否，下户部议处。尚书梁材在王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具体办法成周班禄而有土田，盖禄以田出也，非于常禄之外复有土田之赐。今勋戚高爵厚禄，已逾涯分，而陈乞田亩，动以数千，诚非祖宗立法之意。自今宜申明诏旨，不许妄为奏讨，侵渔小民。其已经钦赏有成命者仍与管业；中有世远秩降，或非一派相传者，量存三之一，以为墓祭之费。余皆入官，以备边储。 至此，明世宗才明确表示态度，谕曰已赏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王。自今勋戚大臣务各安分，以保禄位，不许妄行陈乞。 清查勋戚庄田的工作，自是得以逐步展开。 嘉靖三十九年（50），遣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计二万六百余顷。 内中，退还民户者一万六千余顷，没官田二千五百余顷，绝户田一千九百顷。隆庆二年（58）四月，户部复御史王廷瞻奏“勋戚庄田，请乞太滥。或本宗已绝，为异姓所冒；或身后陵夷，为势家所夺，使国家优恤之典，为奸宄射利之资，甚无谓也。宜于初给时酌为定数，不得过多，仍诏以世次递为裁减。其无宗无爵者，悉归之官。”明穆宗准如议，令酌拟递减则数2。于是，户部奉旨议裁革勋戚冒滥庄田，并定出四条具体规定勋臣传派五世者限田百顷；戚畹限田七百顷至七十顷；宗支已绝及失爵者夺之；奸民影射者征程入官。 至同年十二月，复稍加修改“元勋世裔限以二百顷，勋戚半者限百五十顷。”3到了万历十六年（588）十二月，户部复御史刘霖题“戚臣庄田，除皇后之亲，传派五世，准留一百顷为世业；驸马传派五世，准留十顷供主祀；其诸妃家传三世，即尽数还官。庶尊卑有别，而皇仁可永。”明神宗以为可行，但对妃家一条加以更改，令“有出（生皇子）之妃，赐田原在百顷以下者准留。”万历十九年（59）十二月，正式定戚臣庄田之数皇后家派传五世，留一百顷。 以上见《明世宗实录》卷一○○。 2《明穆宗实录》卷十九；《明史》卷二二一《王廷瞻传》。 3《明穆宗实录》卷二七。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 皇贵妃并贵妃家派传五世，留七十顷，以为香火地。 后家不论旁枝别派，永远给付遵守。妃家无正派，传至三世，不论多少，尽数还官。 驸马传至三世，准留十顷，以为公主香火地，永远给付遵守，余着还官。以后养赡、香火庄田递减，都照今规则，永远为例。2由于赐额有所限制，虽钦赐和奏乞者仍络绎不绝，但庄田之为民害，自是还是逐渐有所减轻。 除上述皇庄、王府庄田、勋戚及中官庄田之外，明代还有为数不少的公主庄田、大臣庄田和寺观庄田。因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叙及。 明代庄田的性质和特点所有这些名目繁多的庄田，都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副产品。如果没有皇权的存在，就不可能衍生出这些占夺官民田地、蚕食国家税粮的社会公害。封建皇帝准许建立这些庄田的本意，原是为了通过运用君主主义的政治特权，干预经济，插手土地，分割地租，以巩固皇权的物质基础，维持皇统“万世不易”。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破坏了皇权的尊严，而且加剧了皇朝的财政困难。这可以说是明代各类庄田的一个共同点。 另一个特点是，各类庄田的数量多而来源同一，都是以掠夺官民田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纳税的开垦田、成熟地，真正属于荒地者为数不多。而且庄田数量巨大。如前所述，皇庄至嘉靖初年已达七万余顷；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六万余顷；王府庄田，仅万历时河南省内的王府庄田即有七万余顷。它们的构成，不外赏赐、奏讨、投献、强占。依仗权势，辅以金钱，“自置田宅”者，为数极少。投献所占的比例也不少。正德初年太监刘瑾得势时，“受献为庄田者不下千顷”。皇庄也有不少是投献的。例如，刘瑾把持朝政之日，“奸民乘隙多将军民屯种地土诬捏荒闲及官田名色投献，立为皇庄，因而蚕食侵占，靡有界限”2。但最主要的，则是来自皇帝的赏赐（包括奏乞与赐予）。兹举一条典型材料，以为证明（嘉靖）十七年四月丁卯，户部奉旨查明革爵重犯张鹤龄、延龄顺天等府庄田，原系节年钦赏者二十四处，共三千八百八十余顷，责令原佃人户照旧承种，征子粒银解部，许每年一次关领，以为家口食费。原系奏讨者九处，共一千四百余顷，尽数追没入官。其自买顺义县庄田一处，计四百十七顷，许令变卖。诏可3。 张氏为皇亲之家，位至侯伯，弘治间得幸之时，红得发紫，势力大得很。2《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三。 《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己未条。 2《明世宗实录》卷三，正德十六年六月。 3《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一。 其庄田的构成比例为钦赏者占73％；奏讨者占2.2％；自买者占0.8％。这个材料对于了解明代各类庄田的来龙去脉，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各类庄田的要害和实质，都是按照各自的政治权力，进行经济利益分配。换句话说，就是占夺、蚕食国家税粮（田租）。结果造成“奸伪百出，私门日富，国计日亏”。因为其一，这些庄田往往是“名为钦赐庄田，而册籍不载者”2。册籍不载，就是隐占，租粮收入自然全归隐占者所有。 其二，明初洪、永二朝，为了复兴社会经济，改变农村生产面貌，规定在山东、河南等处允许农民尽力开垦，凡“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3，永远不纳租税，即所谓“永不起科田”。这部分田地，后来不少被侵夺，成为庄田地土。农民的血汗田变为权贵者免纳租税的家业。 其三，势要之家“所奏请，多指民间垦田为之荒地”4。原来已经纳税的成熟田，被捏称为“荒地”，然后奏求强占，税粮也就成为他们的囊中物。其四，民田和官田的佃种者，在其所种的田土被强夺或进献以后，往往是照旧“纳无地之税”，而庄田主则“得收有田之租”5。 其五，各类庄田，由于“倚势兼并”，数额巨大，“田连阡陌”，真正由其家人、家奴，或私役军士耕种的，只是少部分，大多数都是出租给佃民耕种。于是他们就在租额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花样百出。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不按国家规定的租额征收。“如各王府往往营谋增置庄所，或因其近便而占夺，或托为官业而奏讨，纵令旗校，加倍征租。又如各侯伯等官，强佃官地，召民转种，倍数收租。及民居既久，辄诡称造府，威逼迁移，小民惜费惧威，倍加租利”。于“旧正额外，多方掊克，苛暴万状”。按规定一般是每亩征子粒（租税）八升，而过取“至今五升者，民不能堪”2。过取之数，亦无疑俱流入他们的腰包。 其六，逃避差徭。按制度规定各种庄田，“除皇庄外，无不出办差徭者，品官蠲免，皆有定数，即皇亲勋臣之家亦无全免之理”3。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中官庄田等等，凡“钦赐田地，佃户照原定则例，将该纳子粒送本管州县上纳，令各该人员关领，不许自行收受”4。而且必须同时出《明孝宗实录》卷二一○，弘治十七年四月甲寅条。 2《明穆宗实录》卷二七，隆庆二年十二月丁酉条。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4《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嘉靖十年九月己卯条。 5《明武宗实录》卷三七，正德三年四月甲午条。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弘治十五年八月乙酉条。 2《明宪宗实录》卷二四○，成化十九年五月癸丑条。 3《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三，万历二十八年十一月丁卯条。 4《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九，万历四十三年二月辛巳条。 办徭役，即使是“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官”。后来，各类庄田多令“自行管业”，“自收其课”，非但地方政府不得干预，且有“尽免其徭”者，致令“军国费用靡所出”。 其七，管庄之人额外科索。皇庄，由太监经管。“管庄内官（太监）假托威势，逼勒小民，其所科索必逾常额”，“使利归群小”5。王府庄田的官校也从中大肆贪污。“王府所入不过十二三，而官校以下侵冒常十七八”。勋戚庄田，“管庄之人，诛求无厌”，以致“征租害民，打死人命”2。关于各类庄田，以及其他官、民田的经营方式及其地租形态，因本书另有赋役制度专章叙述，故这里从略。 5《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二月乙卯条。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嘉靖十年九月己卯条。 2《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弘治十二年十二月戊戌条。 第三章户口制度自秦始皇迄清朝灭亡，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中国都是实行君主主义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的权力归于皇帝，皇权至高无上。经过汉、唐、宋、元以来的不断完善，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明代，皇权进一步强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大权，皆由皇帝一人独断。君主极端主义至此最终确立。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君主集权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变化。 但是，这种发展和变化，并没有改变皇权存在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户和田土。任何一个政权，一旦失去它们，就势必无法生存。 管理户口和田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事关军国大计，非抓不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历代封建帝王一样，从一开始就深刻地认识到这项工程的极端重要性，对户口和田土问题始终常抓不懈。并为此颁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及相应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和规程，以确保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与徭役征发，巩固皇权统治。 户口，包括户数和口数。这两个数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以农为本的封建时代，户口的升降影响更大。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速，而且被看作是国势盛衰的象征和标志。因此，户口制度历来都受到高度重视。在封建国家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中，户口制度往往置于首要地位（在官修的“正史”中，户口常常列为经济政策《食货志》的首篇），并付诸实践，时时命官进行普查登记、核定册籍，实行层层管理，措施亦颇为严密。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而后，列圣承业治国，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明朝户口制度的中心问题是千方百计控制人户与土地，强制农民大众为封建国家交纳赋税，提供劳役。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节建立户帖户籍户贴制的颁行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普查登记的国家，户口制度源远流长。根据史书记载，这个制度在秦朝以前已经实行。及汉代，设有专官管理户籍。唐、宋两代，户籍编制工作日臻严密，开始划分户等。元朝统治之日，户口类别的划分更为细致，有民户、军户、匠户、站户、医户、盐户、窑户、儒户等各种户别。此外，还有驱户、佃户等。明朝的户口制度，就是在前代，特别是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此，只要看看明朝户籍的分类，即可一清二楚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漏口、脱户，许自实。 《明史·食货志》曰“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籍，通俗也叫册”2。所以，户籍也可以称为“户册”。明太祖所以在建国之初急于“籍天下户口”，是事出有因，非籍不可的。因为人户和土地是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而土地又要依靠劳力进行开发耕种。不掌握户口，不明人丁事产，就不能了解基本国情，征发赋役也就无从下手。由于元末以来，连年战争，兵荒马乱，人民流散，田册、户册，或毁于兵火，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严重失实，不足为凭，“民有一户应数十户差役者”。所以，整理户口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刻不容缓。建国以前，明太祖在四出征战，炮火纷飞的日子里，就多次下令在其控制的区域内“籍户口”。 明建国以后，洪武元年（38）立即命中书省议役法。以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补足，名曰“均工夫”，立册叫“均工夫图册”，行于南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3。均工夫，按田出夫，只求夫役与田亩一致，尚未与丁口多寡挂起钩来。同年十月，明太祖命各地总兵官收集元代户册。洪武二年（39）下诏“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许以原报抄籍为定”，就是暂时允许以元朝的户籍为准。时值建国之初，社会秩序仍然相当混乱，漏口、脱户者不可胜计，暂时承认原有户籍的做法，当《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 2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989年第3、4期。3《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口》。 是可取的。但毕竟非长久之计。明太祖一直以“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深感不便，屡思改变这种局面。于是在洪武三年（370），进一步派遣一部分军人与行政官员，分赴各地核实民户，统计人口。这也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人口大普查。户部奉命在普查的基础上制订户籍、户帖。籍保存于户部，帖则由民自己保管。 户帖，最初是由宁国知府陈灌（瓘）创制出来的。元朝至正二十六年（3），明太祖朱元璋命陈灌为宁国知府。陈灌为良吏，关心民间疾苦，在府内大力除弊兴利，“革兼并之俗，核欺隐之籍”，首创户帖之制。明太祖得报，以为可法，遂取以为式，颁行天下2。对于这种户帖的创设与规制，明人多有记述。其中，以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一书所记，似最为详尽。兹摘录于下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看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著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著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一户某府州县乡都保附籍户计家口男口成丁不成丁妇女口大小事产基田瓦草屋右户帖付某收执。准此。洪武三年十一月日。 书中，又谓此帖“周围梅花阑，大不满二尺，号数处用户部印合同半铃，年月日下空处用全印，后有一大部字，印下花押，直连者三，又横并者三，无官吏职衔姓名。背后沿边，县刊一小牵长腔宕印于其上，首行云江阴县提调官，下分注知县钱文德，县丞傅学。第二行司吏麋宗文。第三行典史朱贯道。每人皆有花押。末行洪武三年十一月日。县印向前，不在年月处”。 据称，洪武户帖的原件，今世有存。李诩是明朝常州府江阴县人。他所记的江阴县户帖，与其他地方的户帖，规制完全一样。由上可见，明代初年户帖的内容与格式，主要有以下三项前面，记载皇上圣旨；中间，写明户主姓名、籍贯，全家口数，分为男子成丁、不成丁以及妇女大口、小口，俱记各人姓名、年龄及其与户主之亲属关系；最后，登录事产。包括不动产（如房屋、田地）以及动产（如船只、耕牛）等之种类与数量。“唯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等，此其与赋役黄册不2参见《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陈灌》。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半印勘合户帖》。 同之处”。 户帖制的推行，对于明代初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它从洪武三年起全面实施，迄洪武十四年（38）编造“赋役黄册”为止，在十多年间一直是明太祖用以管理户口、征派赋役的主要根据。不仅为他完成统一大业，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是对“均工夫”法的完善和发展，并为实行赋役黄册制度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另一方面，户帖制亦有其不足之处。它“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势必容易造成赋役征调轻重失宜。同时，户帖上所登记的人口、事产，又都是静态的，不能及时反映出其动态变化，也没有涉及到人口与财产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些都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管理机制，一方面使国家的赋役征收能够有保障，另一方面又使百姓的赋役负担能够平均一些。 编造赋役黄册众所周知，全国赋役事务，原由中书省负责管理。洪武十三年（380） 正月，明太祖以中书省丞相胡惟庸谋叛为由，将其杀死，并宣布永罢丞相制，革除中书省，分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暂时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集大权于他一人，皇权从此登峰造极。但是，在经济上仍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其中，最严重的现象之一，就是户口混乱，漏口、脱户、隐瞒丁产者数多，从而引起赋役负担严重不均。隐瞒丁产，直接威胁国家赋役征派；赋役不均，则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两种现象集中到一点，都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因此，非改变不可。 如何改变，这又是一道难题，需要认真思考，细心做好。当时中国已是一个世界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都是一家一户，基本上处于一种分散状态。如果没有一种严密的组织机构，以及可以具体操作的管理系统，是绝对难以办到的。为此，必须首先把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由他们自己管理、监督自己，即赋役由民出民管，公共事务、社会治安，也由居民自己负责维持。明太祖的聪明伟大，就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敢于进行变革，政治、经济同时并举。而且讲求策略，每做一件事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为了在户帖的基础上，更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户口与土地，他首先改革地方政权组织，仿前代里甲之制，强化户口管制。元代基层一级的政权单位为“社”，每社五十家。明太祖废“社”，编民为里，实行里甲制。通过里甲组织，把本里本甲的赋役管理起来。从改变农村政权组织形式入手，以达到管理经济的目的。 为了管好赋役，洪武十三年以前，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编置小黄册”，而后各地相互仿效、创新，不断摸索，加强赋役管理。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梁方仲《〈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院学报》980年第3期。认为时机成熟，“以赋役不均，命户部编赋役黄册”。并以该年为全国第一次大造之年，以后每十年编造一次。其内容、编造方式、管理程序是这样的第一，在乡村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人（户）。每年役使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负责一里一甲之事。里长、甲首轮流担任，其先后次序以丁、粮多寡为定。每十年为一周，叫做“排年”。 第二，在城镇同时实行这种管理体制，只是建制单位名称不同。乡村叫“里”，城中称“坊”，城乡结合部为“厢”。坊、厢的钱粮差役，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由坊长、厢长督责，差役由坊、厢内的居民按丁轮充。 第三... 9 4《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七，正统十年三月辛丑条。 5《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一，正统九年九月己酉条。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2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逃户》；《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3《明太祖实录》卷二○八，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条。 4参见《明会要》卷五○《民政一·逃户》。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四，永乐二十年十月戊子条。 要贡献。但他毕竟是一位封建皇帝，有功劳，亦有过错。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大动作，有的值得歌颂，有的难免有副作用。当时最为轰动的有三件迁都北京、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这三件事都有得有失，既为大明帝国树起了威武强盛的形象，又使国家财力消耗太大，增加了百姓的赋役负担。于是从宣德朝开始，人户逃亡的现象很快蔓延开来。宣德帝为了制止这种现象、巩固皇权的经济基础，宣德五年（430），一方面，选派一批廉能官往治财源所系或名都大邑等繁剧难治之地以况钟为苏州知府、赵豫为松江知府、莫愚为常州知府、马仪为杭州知府、陈本深为吉安知府、罗以礼为西安知府、邵旻为武昌知府、陈鼎为建昌知府、何文渊为温州知府。又择才堪重任之臣周忱为工部侍郎，巡抚财赋重地江南，督责税粮，整理赋役，均平官民田科则；另一方面，还是实行宽恤政策。他说“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比闻漳州强贼，皆是逃民，罪虽可诛，情亦可悯。推原其始，责在有司，其即榜示各处，务从宽恤，若有扰害，致其逃亡者，罪不贷。”2正统元年（43）六月，为了摸清各地逃户的情况，命山西、河南、山东、湖广、陕西、南北直隶、保定等府州县，造“逃户周知文册”，备开逃民乡里、姓名、男妇口数、军民匠灶等籍，及遗下田地税粮若干，原籍有无人丁应承粮差。若系军籍则开某卫军役及有无缺伍，送各处巡抚并清军御史处，督令复业。其已成家业愿入册者，给与户由执照，仍令照数纳粮。若本户原有了多税粮十石以上者，今止存一二丁者，认种地五十亩。原籍有人办粮者，每人认种地四十亩，俱照轻则民田例，每亩起科五升三合五勺。原系军匠籍者，仍作军匠附籍，该卫缺人，则发遣一丁补役。该轮班匠，则发遣一丁当匠。原籍民灶籍，灶户免盐课，量加税粮。如仍不首，虽首而所报人口不尽，或辗转逃移及窝家不举首者，俱发甘肃卫所充军。 正统八年（443），令逃军、逃匠、逃犯人等，自首者免罪。 正统十四年（449）“土木之变”，明军惨败，国力大衰，社会开始动荡不安，逃户现象加剧，一些大臣对此深为忧虑。景泰五年（454），镇守福建兵部尚书孙原贞上言臣昔官河南，尝稽核逃民簿籍，凡二十余万户。此辈悉转徙南阳、唐、邓、樊间，群聚谋生，安保其不为盗？宜及今年丰，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为编户，给田业，课农桑，立社学、乡约，使敦本务业。生计既定，徐议赋役，可无他日患矣2。 成化四年（48）三月，巡抚陕西右都御史陈价奏曰“平凉、延安、庆阳等府所属人户，为因年荒贼扰，逃移外郡十有七八。所遗田土、粮草、2《明宣宗实录》卷六八，宣德五年七月丁巳条。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逃户》。此处文字据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页，中华书局982年版。 2《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七，景泰五年十一月辛酉条。 钞、绢，俱责现存人户代纳。存者被累，亦欲思逃；逃者惟虑追赔，不愿复业。臣愚，欲将逃于河南、山西、湖广、四川地方者，或行文彼处官司差人送回，或令回文原籍府县发人起取。无分彼此，悉与口粮。其代逃户赔纳者，悉与蠲除。凡公私逋负，一皆停免。庶逃者乐于复业，而存者不致思逃。”奏疏呈上，下户部商议，以为“逃民近而知所向者，宜如拟起取；远而无定在者，宜行该巡抚官勘实遣回。于粮差实免二年，于赔纳则量蠲其半”。诏从之。 弘治十二年（499）二月，巡抚湖广都御史阎仲宇奏“本镇地方，多流民啸聚。请下各州县审核，有系逃军、逃匠、逃囚者，各递解原籍处理。其不系逋逃，愿自还乡者，抚遣以归。如住久置有产业，不愿回还者，照例收附里籍，三年之后，随垦田多少，从轻纳粮当差。若军匠冒称民籍者，从原籍官司查取改正。”诏从其议2。 由此可见，明朝廷对逃户的政策不外数条动用武力强迫还乡复业；老弱不能归或已在外地成家立业等原因而不愿归者，准予所在附籍；适当减免赋役；原来的户籍不得改变。中心是为了使所有的民户都必须有户籍，人人都在户口管制之列，而且不得改变原来的户籍类别，以保证社会治安和应征丁粮数目。 明代的“逃户”，就其政治、经济地位而论，除了以贫民为主体外，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有钱有势的富户。富户之逃，起于明太祖仿效汉代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又惩元末豪强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平）、大（兴）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 宣德以后，随着法制松懈和贫民逃亡日趋严重，那些当初被迁徙南京、凤阳、北京的富户，也由于长期困累于徭役，纷纷开始逃窜。于是朝廷在宣德年间又出台了对付富户逃亡的政策，总的精神比对贫民逃户严厉得多。宣德三年（428）定制凡富户逃亡，一律发边境地区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宣德六年又令富户在京入籍，逃回原籍或躲避他处者，正犯发口外充军。 至成化时稍作变动，令顺天府查勘在逃富户，应清勾者，造册送部，发《明宪宗实录》卷五二，成化四年三月庚辰条。 2《明孝宗实录》卷一四七，弘治十二年二月癸丑条。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富户》；《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关于明太祖移徙富户实京师及其户数，《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条云明太祖谕工部臣曰“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朕今亦欲令富民入居京师。卿其令有司，验丁产殷富者，分遣其来。于是工部徙天下富民至者凡五千三百户。”各该司、府、州县，拘解补役。 迄弘治朝始为放宽，改为罚银助役。弘治五年（492）令顺天府在逃富户，各省不必起解，每户每年征银三两，转发宛平、大兴二县帮贴见在厢长当差。嘉靖时，又进一步放松，减为征银二两，以充边饷。嘉靖二十九年（550）题准将原收富户银两，历支四百两，给宛平、大兴二县厢长代役。仍行文原籍查各富户果系逃亡，节年累徭户帮佥者，自本年为始，每名减银一两，止征二两解部2。 流民“流民”与“逃户”（富户除外），有时很难分别开，按照《明史·食货志》所下定义，只是起因有所不同而已，“逃户”主要是为了逃避徭役，而“流民”则主要是由于饥荒和兵火所致。明清之际王夫之说“流民，不知何时而始有，自宋以上无闻。大抵自元政不纲，富者骄而贫者顽惰，有司莫之问。未流之先，不为存恤；既流之后，不为安集，相沿至于成化而始剧。初为流民，既为流寇，遂延绵而不可弭”。流民，“自宋以上无闻”一说，恐有些失实。在封建社会，哪朝哪代没有流民。而元代末年以来，流民成批涌现则属无疑。明朝从宣德开始日趋严重，至成化时规模空前，矛盾激化，并主要集中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诸省。 据《明宪宗实录》卷十九，成化元年（45）七月辛未条记载，当时仅南阳及荆、襄一带，就有流民十余万人。同书卷六一，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条称于时荆、襄、安、沔之间，“流民不下百万”。 明初洪武、永乐二朝，对待流民的政策，与对待逃户大体相当，主要是以招抚为主，减轻赋役，令其还乡复业。洪武初年，韩政镇守河北，由于实行招抚政策，流民复业者甚众2。永乐四年（40）九月，朝廷对苏、松、常、杭、嘉、湖六府流民加以救济，还乡复业者达十二万余户。永乐六年四月，明成祖下诏凡流民归里复业者，三年免予赋役。宣德以后也基本上如此。宣德三年（428）七月，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回京，奏曰“山西饥民流徙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日多。”宣德帝遣官抚辑，发仓粮赈济。正统时，除继续使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救助之外，又从组织上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正统四年（439），英宗令流民勘籍编里互保，由所在甲长严加管束，并设抚民佐贰官。凡归本籍务业者，官给耕牛、种籽、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于谦之请，对流民复业者免征税粮。正统六年（44），山东、陕西二省流民二十余万人流入河南，于谦发粟救济，同时令官安抚，授田给牛耕种，流民得以安居务业。景泰初年，对河南、山西等处流民还乡复业者，有的计口给粮，有的免除赋役五年。 2以上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富户》。 王夫之《恶梦》。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388页。2《明史》卷一三○《韩政传》。 参见《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至成化朝，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加之灾伤频仍，河南、陕西、湖广、四川等省，流民蜂拥而起，且集中屯聚荆襄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成为明朝历史上流民潮最为高涨的时期。封建国家对流民的政策，也从此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以军事镇压为主，另一方面令添设专官抚治，从组织上行政上加以控制。 是时，从各处流入湖广荆、襄山区的流民，多达百万人。成化元年（45）三月，刘通号“刘千斤”，集众数万起义，署将军、元帅等职，称“汉王”，建元德胜，进军于襄、邓之间。次年闰三月，朝廷派大军镇压，刘通被俘遇害。成化六年十一月，其党李胡子等人冒死起义，称“大平王”，设立总兵、先锋等职。朝廷前后调兵二十五万，分八路进行血腥围剿。与此同时，为了整治荆襄山区流民，朝廷不断加强地方统治力量，于湖广境内增设府、州、县，在湖广周边地区设专官进行抚辑。成化元年，添设陕西按察副使一员，于汉中抚治流民。又专门为此增置府、县，建立郧阳府，设上津等县，从事统治。成化十七年（48），添设四川按察司副使一员，在重（庆）、夔（州）、保、顺四府，抚治流民。弘治八年（495），添设河南布政司参议一员，于南阳县抚辑流民。自是，一时席卷湖广等地的明代流民大潮，次第平息，有的就地附籍，有的被迫还乡复业。 明朝统治者采取上述种种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把人民紧紧控制在国家手里，维护户籍制度，防止人户流徙、动摇赋役根基，以保证“皇统万世不易”。 随着流民大潮的结束，从正德年开始，朝廷对各地流民又逐渐恢复以经济扶持的做法，进行优恤安抚。正德十三年（58）正月，给京师流民发放米粮，每人三斗。次年五月，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广流民归业务本者，官给粮食、庐舍、耕牛和种籽，五年免纳租税。嘉靖二十四年（545）二月，诏流民还乡复业者给耕牛、种籽，开垦闲田者十年免租。隆庆元年（57）七月，招山东、河南被灾流民复业，免租五年。万历四年（57），刑科给事中郭四维言山东百姓流移，有一邑而逃数十社者。皆因灾眚频仍，催科无序。数年之逋，取盈一时，小民安所措足。乞谕有司，务酌缓急，加意招徕，有不称者，治以抚按法。万历帝以为然。 关于“附籍”与鳏寡孤独“附籍”，简单说就是原先外来的人户，附入后来所在地的户籍，成为当地正式的编户民。其由来原因很多。主要有二大量的是原来的“逃户”与“流民”，其次为文武官吏及其家属。前者，缘于封建剥削制度；后者，是出于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加强统治力量。 附籍封建皇朝为了控制户口和土地，严禁百姓流移，变乱户籍。然而，残酷的政治经济压迫，又不断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逃户与流民，无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手段，都不可能使他们一一回到原籍，终归有一部分人在他乡异土生存下去，传宗接代。另外，由于明代实行官员回避制度，不得在原籍从政，必须异地对调，一些文武官死于外乡，而其家属不能回到原籍，不得不就地入籍。对这些人如何处置、管理，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生产发展、社会秩序，以及对待官僚家属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在这方面，明皇朝的政策主要是区别户等，宽严相济。具体有第一，对非世袭的民户，许予随地附籍。例如，正统初年山西参政王来疏言流民所在成家，及招还故土，每以失产复逃去。乞请随在附籍为便。上从其请。 第二，对世袭的永充户，不许随地附籍。例如，景泰三年（452），令民籍者收附；而军、匠、灶役户，冒充民籍者，发还。这条规定，到了嘉靖年间有所松动。嘉靖六年（527），诏巡城御史，严督该兵马司官查勘京师附住军、民人等，其年久置立产业者，令附籍宛平、大兴二县，一体当差，仍暂免三年，以示存恤。嘉靖四十四年（55）九月，又令编南畿流民户入籍。 第三，对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按其离原籍道里远近酌情处置。正统十三年（448）令，凡离本籍千里者，准予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本籍。景泰中，令文职改调事故（事故，指或被处死，或病死，或受处分等）等项官员遗下家子弟，如有畏避原籍军、匠、灶役，朦胧报作民籍寄住，以致原籍缺役者，不分年月久近，已未附籍，押发原籍官司收管，听继2。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对附籍问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人户“毕以其业著籍”，不得变乱，凡世代永充的军、匠、灶户，更不得改变。总而言之，凡人户都必须编入户籍，纳入朝廷的管理范围，不得脱户。若离开原籍，应随地附籍。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明律》第四《户律一》明文规定“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 鳏寡孤独如果说，一些“附籍”者流落异乡的处境有时令人为之可叹的话，那末，许多鳏寡孤独者的命运，更使人感到怜悯。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往往不为人注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当然，他们中间也有所不同，有的有田产无劳力；有的两者皆无，是社会的负担，国家的包袱。但无论哪一种情况，这个群体毕竟是人户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养其年，送其老。也正因如此，历代对他们都采取优恤政策。明代亦不例外。 明建国之初，虽然民力财力俱困，百废待举，明太祖也没有忘记他们。 洪武元年（38）七月，下诏救济中原贫民。八月，又诏对鳏寡孤独者时加存恤。同时着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于洪武五年（372）五月在全国各郡县置立养老院（养济院），收养无业贫民，每人每月给米三斗、薪材三十斤，参见《明史》卷一七二《王来传》。 2以上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附籍人户》。 冬夏各给布一匹，小孩发给大人三分之一的口粮。又设漏泽园，收埋贫民，在府州县立义冢。对高年者，实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洪武八年（375）正月，明太祖命给穷民无告者房舍、衣食。尔后，多次下令给钞和口粮。洪武十四年（38），编制“赋役黄册”时，尽管他们不能服徭役，也没有抛弃他们，将其编入里甲组织之中，列于图尾，名为“畸零”，视其为整个国家户口的有机组成部分。洪武十九年（38）四月，诏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每年给米六石。建文元年（399）令每年给米三石，由亲戚收养；笃废残疾者收入养老院，按例支取衣、粮。宣德元年（42）十一月，命顺天府尹加意恤贫，一概收入养老院。天顺元年（457），令收养贫民，在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老院一所，日给二餐。成化以后，由于流移日多，经济困难，救济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京师地区。但救济物多为董事者据为私物。成化十六年（48），户部进言大兴、宛平二县，岁廪孤老七千四百九十余人，岁赡粮二万六千九百余石，布如人数。近有司疏于稽察，董其事者日肆侵牟，无告之民不沾实惠，宜令府尹勤于巡视，使惠泽下流，毋负朝廷恫瘝至意。帝准其请，诏天下有司殚心存恤。所在巡按御史廉其怠者，奏闻治罪。 朝廷优恤鳏寡孤独，目的在于通过宣扬皇帝的“仁慈”与“德意”，防止他们扰害社会秩序，巩固现存制度。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政治日益、国家财政危机，鳏寡孤独者的处境，也终于越来越“困穷可悯”。 有一种观点认为鳏寡孤独者，“一般不计算在总户数之内”。 第三节调整人口布局明初的移民垦荒调整人口布局，在明初是通过移民垦荒运动而实现的。这次移民垦荒运动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又反过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重大的政治作用。而影响最深远的，是由此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人口分布的格局，为南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代调整人口布局，最初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之所以要实施这个大动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加快人口增长，恢复社会经济，巩固皇权统治。 明皇朝，是在元末群雄割据中建立起来的。 元朝末年，政治败坏，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元顺帝至正十一年（35），全国反元大起义爆发，一时间，群雄并起，拥兵据地，称王称帝，争夺天下，干戈不息。在他们当中，除去明太祖朱元璋的南京政权（亦称“西吴”政权），尚有兵力最强大、割据江西与湖广等地的“大汉国”陈友谅；经济实力最强，立都苏州的“大周国”张士诚（又称“东吴”政权）。他们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此外，还有称雄浙东海上的武装集团方国珍、建国四川重庆的“夏”政权明玉珍等。群雄割据局面的出现，很快演变成为一场群雄之间与群雄和元皇朝之间复杂、激烈、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从至正八年（348）方国珍起兵海上开始，迄洪武元年（3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国为止，历时整整二十年。朱元璋即位以后，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又与元朝残存势力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战。前后总计近五十年。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是唯一的胜利者。他用战争的手段，打败了敌人，建立了政权。但是明朝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以高枕无忧，在他面前仍然摆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使他感到头痛的问题是，由于连年战争造成许多地方居民死亡，人口减少，田园荒芜，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同时，也使全国各地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 史称“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耕桑之地变为草莽，道路榛塞，“人烟断绝”，所在萧条。江、淮之间，不少地方是“百里无几家，但见风尘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情景更加可怜。如众所知，北方本为元朝统治的心腹之区，饱受赋役剥削由来已久。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统一中国，又把主战场由南方移到北方，于至正二十七年（37）十月，命徐达统帅二十万大军北伐中原，入山东、转河南，从此战《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明太祖实录》卷三三。 火不息、硝烟弥漫，“地多荒芜，遗骸遍野”2。其间，受祸最烈的是久罹兵革的山东、河南两省。山东、河南，原为北方的两个大省，人口众多。元末以来，因为人民大量逃亡，竟然成为“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元年七月，明太祖对新任命的北方守令说新附之邦，民生凋瘵，若不加以安养，必将再次流离失所。同年十二月，命宋冕为河南开封知府，谕之曰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为中原今日之急务3。当地的守土官也多次上书朝廷，说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往辟4。洪武三年（370）三月，郑州知府苏琦上言时政，曰“自辛卯（至正二十三年）河南起兵，天下骚然。兼以无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5继而，户部郎中刘九皋疏言河北诸郡，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北方地区所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于是，各地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十分鲜明、相互对比强烈的反差现象；北方不少地方，“多是无人之地”，地多人少，时称“宽乡”；南方和北方某些地区，却是“地狭人稠”，地少人多，时称“狭乡”。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明太祖必须解答的一道大难题。 明太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移民垦荒和军队屯田，向着变“田多荒芜，居民鲜少”为“田野辟，户口增”的目标前进。这场移民垦荒运动，虽然是沿袭前代旧制，但其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久，参与的人数之多，则为前代所罕有。元朝至正二十七年（37）十月，朱元璋在命大将军徐达挥师北伐中原的同时，下令迁徙苏州府富民充实濠州（今安徽凤阳），明初移民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其后，不断完善，全面推广，深入发展。 洪武三年（370）五月，在河南设立司农司，议计民授田，负责移民垦荒事宜。六月，以苏、松、嘉、湖、杭五府地狭民稠，而皇明发祥地临濠地多闲弃，迁五府无田贫民四千余户往耕。 洪武四年（37）三月，移山后之民一万七千户到北平耕种。六月，复徙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十九万七千二百人入籍北平各处卫所和州县。不久，移徙沙漠故元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到北平开荒种田，分别落户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蓟州、昌平、顺义等地2。洪武九年（37）十一月，移山西及北直隶真定等处民无产业者，往凤2《明太祖实录》卷五五。 3《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4《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5《明太祖实录》卷五○。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2《明太祖实录》卷六六。 阳垦田。 洪武十五年（382）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诸县元将何真所部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到泗州屯垦。 洪武二十年（387）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民有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云南2。 洪武二十一年（388）八月，移山西泽、潞二州贫民往河南就耕。 洪武二十二年（389）四月，迁苏、松、杭、嘉、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到滁、和二州等地开荒。九月，召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土旷人稀之地耕作。 洪武二十四年（39）七月，命户部籍浙江等省、应天诸府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悉徙其家，以实京师（南京）。 洪武二十五年（392年）二月，移山东登、莱诸府民贫无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赴本省东昌等处编籍耕种。 上列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至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十几次移民中，有户口数据可考者七次，如按每户五口推算，合计约五十九万零三百七十五人。“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太祖以后，移民垦荒运动继续进行。 建文四年（402）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到北平种田，五年内不征税粮。永乐元年（403）八月，“靖难”之役结束以后，明成祖发遣流罪以下者垦田北京。又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三千余户，填实北京。 永乐二年（404）九月，移山西居民万户入北京务农。 永乐十四年（4）一月，迁徙山东、山西、湖广无业流民，往保安州开荒，三年免租。 以上所举只是国初洪武、永乐年间规模较大的移民垦荒事例。至于由江南移入江北地区；江、浙省内各地的移徙；湖广移居云、贵、川，以及由内地移入边区或由边区移到内地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由山西移居北京、河南、山东等地和山东本省东西部之间的移民，次数尤为繁多，不胜枚举。“朝廷所移民曰移徙”。明初朝廷移民垦荒，至永乐末年基本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明代初年，恢复社会生产，调整人口布局，除了移民垦荒之外，另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开展军队屯田。军队屯田，主要集中于东北、西南、西北等广大边陲地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等“九边”地区。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的洪、永之世，“东起辽左（东），北抵宣（府）、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这场军民垦荒大生产，也是一次人口布局大调整，这是由移民和军队屯田的区域与方《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 2《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 向所决定的。 移民的原则和路线明初朝廷实行移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从“狭乡”移居“宽乡”，以均衡人口、调节地力，使“地无遗利”，“人无失业，而有恒产”。当时移民的区域和路线，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洪武朝移出居民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西及山东东部，移出人数为五十万以上；塞北地区，约移出四十七万（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考虑）；江南苏、松诸府，约移出二十万人。 而移入人口最多的，“多是无人之地”的山东西部、河南及北京三地交界处，总计约移入一百万人。其次，南京、临濠、泗州各约移入二十余万人。洪武时移民的路线前期，主要是由塞北→华北；江南→临濠。 中期，广东→淮南；全国各地→南京。 后期，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北北部、北京南部、山东东部→山东西部。 到了永乐年，由于发生了“靖难”战争、出兵安南、迁都北京，以及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对移民的区域与路线也相应进行了一些调整。是时，移出人口列于首位的地区是南京。一是因为它已变为陪都，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二是人口过多，洪武末年，驻军除外，尚有三十余万人，且多匠户。其次，为山西与山东东部，总计约移出十余万人。原因是“民户丁多”，且“多无田”。再次，为安南，约移出二万人，意在安抚。移入居民最多的为北京，总计为三十万人左右。原因是北京本为人稀地旷之区，同时也是为了建设、充实京师。 总之，除一部分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之外，都是由人多地少的地区移入人少地多的地区。洪、永二朝的移民人数，有数字可考者为二百万左右，实际可能有四百万左右。再加上大批军队开入边境地区屯田，长期从事生产，有一部分人以致世世代代留在那里，事实上与移民无异。如此众多的军民进行空间大转移，由“人稠地窄”之区移居“人稀地旷”之地，对于改变人口分布密度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明代初年移民运动从至正二十七年（37）开始，迄永乐末年大体结束，前后约六十年。这次移民能够顺利开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应该近年有人提出，仅洪武二十六年（393）移入长江流域的人口就达七百万（见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 说与当时的户口制度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户口制度，户籍管理严密，因此朝廷对于各地人口分布情况，各家各户的职业、人丁事产等，大体有所了解，发动起来就比较容易，对移民区域、方位、人数的确定，才能做到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而移民垦荒的结果，又增加了耕地面积，使大批无田的贫民有田可种，生活从此有所保障，安心在家务农。不仅有利于促进人口增长，恢复农村生产，而且有助于减少逃亡和流移，进一步巩固户口制度，更有利户口管理和赋役征派。 第四节户口统计混乱明代户口统计的范围和方法户口统计，意义重大。它既是整个户口制度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环，又是维护和健全户口制度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通过调查、统计，才能及时发现户口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是否有变乱户籍、漏口、脱户、逃亡等。也唯有运用统计手段，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各种人口数据，为各项决策提供依据。 严格说，户口统计的内容应是全面、准确的，包括静态与动态两方面。 例如，各个行政区域（司、府、州、县、乡、都、保等）的户数和口数；男、女人数及其比例；各个年龄段人数；军、民、匠、灶等各类役户的户数与人数；各个时期（或各朝）户口数及其升降变动；各种民户（富户、贫户等）的产业（田土、耕牛、房屋等）占有情况；全国每年死亡与出生人口数等等，都属于户口统计的范畴。其中，最基本、最起码的一点，是必须对一代的总户数与总口数有一个比较完整、精确可靠的统计数字。遗憾的是，就连这一点在明代的户口统计中也难以做到（其他各代亦然）。以致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有明一代的户口数还是若明若暗，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明确的说法，给明代经济史，特别是人口史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 明代究竟有多少人口？这是明代户口统计中的首要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有种种推测和说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明代初年约有一亿人口；明代万历中叶有一亿五千万人口；明代（或明末）人口总数为二亿左右。 除去时间差别，透过这三个不同数字，仍然可以发现各家观点的歧异。 造成这种歧异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对历史文献资料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认识与解释，但最根本的是因为历史文献资料不齐全，尤其是官府统计上的混乱。 对于明代的户口统计，首先需要明确它的统计范围。这里包括区域地理范围和宗室人口登记范围。 明皇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幅员辽阔，而封疆代有变化。 “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当时东北、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边疆地《明史》卷四○《地理志·序》。 区，都是大明帝国的领土，都与明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在经济上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地区对明朝廷只是“岁时纳贽”而已，其户口数（包括田土数）始终没有包括在朝廷的统计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无论明朝的封疆如何变化，明朝廷户口统计的地理区域范围，从明初到明末一直只限于两京十三省，即京师（北京）、南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所谓“全国”和“天下”，都是这个意思。 另外，明朝宗室的人口也不在官府的户口统计数之内，而是自成系列，单独登入皇族的族谱“玉牒”。“天潢日繁”，宗室人口增长迅速，至明朝末年为三十万人左右。 对于明朝的户口统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认真深入探讨，亦即明朝官府统计的人口数，到底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还是非是一回事。男子服役只是人口统计中的一方面内容。再说，“服役的男子”一词，亦有含混、笼统之嫌。明制“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若谓黄册所记的人口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这男子含不含十六岁以下未成丁尚不服役和六十岁以上免役的男子？这部分男子至少占男性半数左右。合与不含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可谓重大。 第三，根据一般的规律，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左右。如果黄册所记人口不含女口在内，那么《明实录》、《大明会典》、《诸司职掌》诸书所记的人口数，自然也是不含女口的。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它们的材料无疑来自司府州县的汇总，而司府州县又是来自里甲的汇总。里甲的户口与赋役黄册的户口，又恰恰是同一概念。所以，黄册的人口数当含男女老小在内。 第四，“男曰丁，女曰口”。但明代册籍所记人口的“口”，并非专指“丁”，而是含丁、口在内。这在明朝历史文献中亦非无例可证。《明实录》所记历年人口数，多数使用“口”字，这个“口”也就是含“女口”在内的“人口”。如，《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条载“口男妇共五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五十口”。天启五年、六年两年使用的也是“人口”，还有用“名口”的。把这个“口男妇”数、“人口”数、“名口”数，与其前后所记的“口”数互相对照一下，其含义完全一样，都是指男女大小人口总数，不是专指男子，更非专指“服役的男子”。“服役的男子”显然不可能有如此之多。如果说，明初已有一亿人口，又说它不含女口，而是服役的男子，那么，明初人口总数岂不超过二亿多。明末又当有多少亿。非是一回事。男子服役只是人口统计中的一方面内容。再说，“服役的男子”一词，亦有含混、笼统之嫌。明制“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若谓黄册所记的人口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这男子含不含十六岁以下未成丁尚不服役和六十岁以上免役的男子？这部分男子至少占男性半数左右。含与不含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可谓重大。 第三，根据一般的规律，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左右。如果黄册所记人口不含女口在内，那么《明实录》、《大明会典》、《诸司职掌》诸书所记的人口数，自然也是不含女口的。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它们的材料无疑来自司府州县的汇总，而司府州县又是来自里甲的汇总。里甲的户口与赋役黄册的户口，又恰恰是同一概念。所以，黄册的人口数当含男女老小在内。 第四，“男曰丁，女曰口”。但明代册籍所记人口的“口”，并非专指“丁”，而是含丁、口在内。这在明朝历史文献中亦非无例可证。《明实录》所记历年人口数，多数使用“口”字，这个“口”也就是含“女口”在内的“人口”。如，《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条载“口男妇共五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五十口”。天启五年、六年两年使用的也是“人口”，还有用“名口”的。把这个“口男妇”数、“人口”数、“名口”数，与其前后所记的“口”数互相对照一下，其含义完全一样，都是指男女大小人口总数，不是专指男子，更非专指“服役的男子”。“服役的男子”显然不可能有如此之多。如果说，明初已有一亿人口，又说它不含女口，而是服役的男子，那么，明初人口总数岂不超过二亿多。明末又当有多少亿。 户口统计混乱不堪下面，再检讨明朝官府户口统计的混乱现象。 明太祖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户口统计。早在明建国以前，他就为建立户口统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建国以后，又不惜人力、物力，直至派遣大军下乡，和各级地方官一起，普查人口，核实登记。然后逐级汇总上报朝廷，每年年终由中书省将户口增减情况报告皇上。洪武十三年（380），中书省革除以后，这项工作改由户部负责。洪武十四年编造赋役黄册以后，户口登记和管理更加严格、细密。由里甲长督责挨家挨户登录人丁事产，审核造册，一式四份，一上户部，其余分别保存于布政司、府、县，以便复核、比照。户口统计项目之详细，要求之严格，方法之完备，绝非前代所可比。按理说，明代的户口统计应是清清楚楚，人口数也应是一目了然。但令人感到不解的，事实偏偏不是这样。无论是地方司、府、州、县等基层单位编造的，还是中央有关部门（户部）进呈皇上的，可以说都是一团混乱。明太祖在世时已经出现不少问题，明太祖以后问题更加严重。 为了便于检讨、分析，先将《明实录》所载历年人口数摘录于下（户数略）洪武十四年（38）05人。 洪武二十四年（39）57745人。 建文四年（402）53002人。 永乐元年（403）人。 永乐二年（404）70人。 永乐三年（405）人。 永乐四年（40）55245人。 永乐五年（407）2人。 永乐六年（408）7人。 永乐七年（409）59479人。 永乐八年（40）5人。 永乐九年（4）人。 永乐十年（42）人。 永乐十一年（43）44人。 永乐十二年（44）58209人。 永乐十三年（45）人。 永乐十四年（4）人。 永乐十五年（47）55087人。 永乐十六年（48）人。 永乐十七年（49）5人。 永乐十八年（420）人。 永乐十九年（42）8人。 永乐二十年（422）52889人。 永乐二十一年（423）人。 永乐二十二年（424）人。 洪熙元年（425）0人。 宣德元年（42）5909人。 宣德二年（427）85人。 宣德三年（428）人。 宣德四年（429）53848人。 宣德五年（430）53585人。 宣德六年（43）9人。 宣德七年（432）人。 宣德八年（433）人。 宣德九年（434）人。 宣德十年（435）人。 正统元年（43）98人。 正统二年（437）57903人。 正统三年（438）58482人。 正统四年（439）0人。 正统五年（440）58758人。 正统六年（44）0人。 正统七年（442）5人。 正统八年（443）82人。 正统九年（444）53550人。 正统十年（445）34人。 正统十一年（44）2人。 正统十二年（447）87人。 正统十三年（448）98人。 正统十四年（449）人。 景泰元年（450）54人。 景泰二年（4三魂一体最新章节5）30人。 景泰三年（452）30人。 景泰四年（453）人。 景泰五年（454）5389人。 景泰六年（455）70人。 景泰七年（45）5人。 天顺元年（457）7人。 天顺二年（458）9人。 天顺三年（459）8人。 天顺四年（40）00人。 天顺五年（4）人。 天顺六年（42）54034人。 天顺七年（43）0人。 天顺八年（44）0人。 成化元年（45）0人。 成化二年（4）人。 成化三年（47）55人。 成化四年（48）5850人。 成化五年（49）人。 成化六年（470）8984人。 成化七年（47）89945人。 成化八年（472）82232人。 成化九年（473）人。 成化十年（474）85280人。 成化十一年（475）85289人。 成化十二年（47）85328人。 成化十三年（477）85358人。 成化十四年（478）83298人。 成化十五年（479）人。 成化十六年（480）人。 成化十七年（48）7人。 成化十八年（482）人。 成化十九年（483）人。 成化二十年（484）9人。 成化二十一年（485）0人。 成化二十二年（48）人。 成化二十三年（487）4人。 弘治元年（488）34人。 弘治二年（489）9人。 弘治三年（490）43人。 弘治四年（49）5人。 弘治五年（492）5人。 弘治六年（493）人。 弘治七年（494）5049人。 弘治八年（495）3人。 弘治九年（49）39人。 弘治十年（497）50758人。 弘治十一年（498）75人。 弘治十二年（499）8人。 弘治十三年（500）37人。 弘治十四年（50）3人。 弘治十五年（502）2人。 弘治十六年（503）9人。 弘治十七年（504）人。 弘治十八年（505）2人。 正德元年（50）0人。 正德二年（507）人。 正德三年（508）08人。 正德四年（509）人。 正德五年（50）59人。 正德六年（5）04435人。 正德七年（52）9人。 正德八年（53）3人。 正德九年（54）人。 《大明会典》记为人。 《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记为4375人。 正德十年（55）0人。 正德十一年（5）人。 正德十二年（57）22780人。 正德十三年（58）24295人。 正德十四年（59）29582人。 正德十五年（520）00220人。 嘉靖元年（522）92982人。 嘉靖十一年（532）72993人。 嘉靖二十一年（542）人2。 嘉靖三十一年（552）人。 嘉靖四十一年（52）人。 隆庆元年（57）人。 隆庆二年（58）人。 隆庆三年（59）人。 隆庆四年（570）人。 隆庆五年（57）人。 万历三十年（02）0人。 泰昌元年（20）人。 天启元年（2）人。 天启三年（23）人。 天启五年（25）.5（口半）。 天启六年（2）.5（口半）。 从上列《明实录》一组变化无常的数字中，可以明白看出，明朝官府的人口统计存在着诸多问题。 其一、有头无尾。按照明朝祖宗定下的制度天下户口，“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而上列数字表明，从建文四年（402）至天启六年（2）的224年中，通过《明实录》显示出来的、有户口统计数字的只有3次（年）。其中，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泰昌九朝最为完整，年年都有统计数字。建文缺三年；正德缺一年；嘉靖朝计四十五年，仅有四次，缺四十一年；隆庆缺一年；万历朝计四十八年，仅有一次，缺四十七年；天启缺三年。从建文朝到天启朝共有九十六年没有户口数字，不知是有司没有进行统计，还是《明实录》没有登记。但它至少说明明朝的户口统计制度，从嘉靖朝开始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不像当初那样为人重视。 还有，按规定户口之数载诸“赋役黄册”，“赋役黄册”始造于洪武十四年（38）。尔后，“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即每十年造一次。据此，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44），则攒造黄册之年应为洪武二十2《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记为人。 四年（39）、建文三年（40）、永乐九年（4）、永乐十九年（42）宣德六年（43）、正统六年（44）、景泰二年（45）、天顺五年（4）、成化七年（47）、成化十七年（48）、弘治四年（49）、弘治十四年（50）、正德六年（5）、正德十六年（52）、嘉靖十年（53）。嘉靖二十年（54）、嘉靖三十年（55）、嘉靖四十年（5）、隆庆五年（57）、万历九年（58）、万历十九年（59）、万历二十九年（0）、万历三十九年（）、天启元年（2）、崇祯四年（3）、崇祯十四年（4）。但在《明实录》里，从建文朝到天启朝，建文三年、正德十六年都没有记载户口统计数字；嘉靖朝只有四年有户口统计数字，而且皆非为造黄册之年；隆庆六年（572）也没有户口统计数字（此年非造黄册之年）；万历朝只有一年有户口统计数字，但亦非造黄册之年；天启二、四、七年也未见有户口数字（皆非为造黄册之年）。这也同样足以说明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的法制观念已经渐渐淡薄，祖制的威严已经遭到蔑视，再也不是按原来规定的时间，每十年都必须“更定其册”了。其二，人口数越来越少。在《明实录》记载的3个人口数据中，人口数最多的一年是成化十五年（479），计为人；最少的是正德元年（50），仅为0人。短短二十七年间，减少82人，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其余的34个数据中，00余万者；500余万者2；300余万者4；200多万者7；00多万者3；000万左右者7；5900多万者5；5700多万者；500余万者3；5500余万者；5400多万者4；530o多万者8；5200余万者9；500多万者25；5000多万者24。其中，5000至5300多万者计7个，5400至5900多万者4个，两项计90个。可见，绝大多数都低于开国洪武朝的三个人口统计数字。经过200多年的长期发展，经济又比较发达，文化颇为繁荣，在此期间也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灭绝人口的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总的说来比较平静，人口数量反而出现如此大起大落，总的趋于下降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对此，《明史》的作者引用周忱的话说“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周忱此言出自其宣德七年（432）所撰之《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时间上指宣德七年以前；空间上主要限于江南一带。不能用它说明全国的人口变化现象，更不能以此解释有明一代人口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其症结恐怕主要仍在于人口统计混乱、失实。 其三，变化无常。从列朝看，人口数量较多，且变动不甚激烈者，在永乐以后唯有成化一朝。其次，正德、隆庆二朝，亦大多数在000余万人左右。人口较少，但相对稳定者有永乐（只有永乐元年为人、永乐十年为人）、宣德、弘治、天启四朝，均只有5000万至500余万人左右。从整个升降走势看，呈波浪形状态自永乐、宣德至正统中叶，大多数只有500多万人；由正统中叶开始逐渐回升，迄成化末年达到高峰，增长为200多万人，成化十五年高达700多万人，成为明代人口最多的一年；从弘治朝开始，又忽然大幅度跌落为5000余万人左右，弘治末年起再度迅速回升为000余万人；及正德、嘉靖、隆庆稍增为200余万至300余万之间；天启时再度回落到500余万左右。成化朝是明代流民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而明朝官府统计到的人口数却最多。这种变化无章可循，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明史·食货志》的作者，引明人王世贞的话说“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将这段话，与前列数字对照一下，可以发现不少问题。一是靖难兵起“民数反增于前”不全面、不准确。洪武朝三次的人口统计数字不仅多于建文四年的53002人，而且大大超过永乐二年至九年、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的5000余万至5200余万之间（只有永乐元年、十年两次超过洪武年间）。二是“至天顺间为最衰”，更与事实不符。天顺朝计八年，元年、二年、六年均为5400余万人，三年至五年为5300余万人，七年为500余万人，八年为000余万人，均多于宣德朝和正统朝的5000余万至5300余万左右，与正统中叶以后至景泰末年基本持平。三是“成、弘继盛”之说欠妥。成化时，确实兴盛。而弘治时从统计数看，非但未能兴盛起来，反而大幅度下降为5000余万人左右，成为明代人口数量最少的时期之一。四是“正德以后又减”亦有误。除正德元年的0人之外，自正德二年起升为人，三年以后不断上升，从08人升至3人，直到隆庆朝仍保持在200余万人以上，与成化时一样，同为明代人口数量较多的时期之一。万历以后才再度减少。 其四，连年照抄。照抄，亦称“抄旧”。所谓“抄旧”，顾名思义，就是每逢大造新册时，将旧册的数字，原封不动地抄入新册。在户口统计方面，“抄旧”现象最为典型的，当数隆庆、天启二朝。隆庆自元年至五年，年年都是为户5、为口。天启计七年，有户口统计数字的有元年、三年、五年、六年四年。在这四年中，每一年均是为户、为口。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天启五年与六年比元年和三年每年都多出半口。所谓“五分丁”。著名明史专家王毓铨对此评论说“一户未增，一户未减。一人未生，一人未死。如或有生有死，则死生口数不多不少正相当。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怪事，但在官场中这却是典型的惯行故事”2。户口兴衰，取决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在上述种种弊病中，最为突出的是变化无常，毫无规律可寻，以致不可能从户口数量的增减变动中，透视出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这种统计数据问题太多，不足为信。明朝官府户口统计中所存在的这些弊病，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而天启朝的户口数字，实为抄自泰昌元年（20）。 2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989年第3、4期。是“天下之通弊”。朝廷的统计数字是这样，地方司、府、州、县编造的册籍也是如此。对于产生这种弊病的根源，必须从当时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官僚主义恶习中去寻找。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存在，必然驱使官绅、地主疯狂追求财货，掠夺土地，奴役人民。同时为了减轻自家的赋役负担，利用权势，有意隐瞒丁口，逃避户口统计。那些无权无势的广大贫苦农民，则因为承受不了沉重的赋役剥削，而不断逃亡，飘泊四方，使官府难以准确地进行户口统计。至于官僚主义恶习对户口统计的危害，更是明显可见。从明初开始，最高统治者为了保证赋役征调，一再强调天下丁口、田土“务不失原额”。其实皇帝所关心的只是赋税和徭役“不失原额”，税粮不得减少，劳役必须按时完成。而对于户口统计数究竟增减多少，他并不怎么感兴趣。那些官吏，由于利益的驱动，为了安身立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益，为求得田土、户口之数“不失原额”，对于田土和户口统计一般都是应付差事，很少认真办理。有的为“避耗减之名，而开除不列”，失额的不除，新增的不加，不管它是否准确。有的干脆照抄“原额”，“大抵足旧数而止”。有的只求纸上的数字，不问实际情况。有的视统计造册为具文，“随时捏算”，胡编乱造，因循苟且，徒事虚文。有的甚至营私舞弊、嫁祸于人。所以，明人说赋役黄册是“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为空中之影”，不实、不准。名为黄册，实为“伪册”，根本靠不住。总之，是“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时有变化。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由于明朝官府视户口统计为“儿戏”，混乱不堪，致使有明一代的户口之数，已经不是一般的差错，而是绝大多数令人难以置信。前引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一文，在谈到如何看待明朝官府的户口统计数字时，有一段非常深刻、精辟的分析第一，“就一般情况说，《明实录》和明朝史书里的官府户口数字，不可为据”；第二，“明初立法严猛，一般人不敢轻易犯法脱漏户口。《明史》谓‘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明朝和其他各朝一样，政令都是先张后弛。政令张时，隐漏可能不会太多，官府户口数字或与实际大致相符”；第三，“遇有认真办事的知府、知县，他们编造的户口数字就比较可信。认真的知府如况钟，认真的知县如桂萼、海瑞、叶春及、沈榜等。可惜的是像他们那样的认真办事的地方官为数极少”。 王毓铨的意见，尖锐而中肯，把明朝官府户口统计的问题，以及后人在研究明朝户口之数时应持的态度，说得明明白白。据此，我们以为在考察明代户口之数的时候，应结合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大背景，利用现存的某些户口统计资料，以明初立法严猛的洪武朝的户口数为基础，以人口密度最大的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八《户口登耗之异》。 江南为重点，从宏观上加以把握。 明代人口数据的比较研究洪武朝官府统计的人口之数（户数暂不予考虑），现存的数字有下列三个洪武十四年（38）05人；洪武二十四年（39）57745人2；洪武二十六年（393）人3。 万历《大明会典》与《明史·食货志》所记明代人口的三个数字分别为洪武二十六年（393）人；弘治四年（49）人；万历六年（578）09285人2。 第一个数字，在《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里，都同时记有各省直的细数，可与总数互相验证。第二、三两个数字，只有《大明会典》一书记有各省直的细数。 以上两组数字，显然都有问题。 先看，第一组洪武朝的三个数字。 洪武朝三个数字的统计范围，十四年为南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广西、山东、北平、四川、江西、湖广、广东、福建等十二布政司（省）。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增加云南省。云南人口少（二十四年为人，二十六年降为人），于全局影响不大。另外，经验算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各省直细数之和比总数少40000人；二十四年，则比总数多出49754人；二十六年，又比总数少2009人。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口数。 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的十年间，全国人口减少4人，且南方除四川省增加0339人外，其余各省均出现负增长，具体如下南直—7929人；浙江—人；江西—8287人；湖广—505人；《明太祖实录》卷一四○。本年和二十四年，同时记有各省直细数。 2《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 3《诸司职掌·户部职掌》。《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所记相同，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口总数》亦同。 是年人口数，《明实录》记为5人，两者相差2人。 2是年人口数，未见《明实录》有记载。 广东—59023人；广西—737人；福建—5480人。 以上七省计减少人。 与南方相反，该年北方各省人口数全部呈正增长，具体如下山西＋人；陕西＋人；河南＋25904人；山东＋人；北平＋87492人；以上五省计增加49702人。 洪武二十四年，北方各省人口增加是有道理的。因为经过移民垦荒和军队屯田，耕地增加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死亡率会有所降低，出生率必有所增长。而南方各省人口全面下降，则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南方同样开展移民垦荒，发展生产；明太祖打击江南豪强地主，整治欺隐丁粮、转嫁赋役，扶持贫困；减低江南重租官田的租额等，这些都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再说，当时移民也没有移到北方各省的，江南苏、松诸府，广东等处都是移到南直临濠、泗州、南京等地。另外，从洪武元年到五年还将大批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移入南京。所以，到洪武二十四年，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应与北方一样大量增加，而不该是大量减少。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上升，当是比较可信的，不可信的是北方各省以及四川、云南的人口数这一年全面下降。 与洪武二十四年相比，这一年南方各省（除四川减少0087人、云南减少95527人）的人口全部增加，具体为南直＋74028人；浙江＋人；江西＋8287人；湖广＋0755人；广东＋428人；广西＋909人；福建＋2332人。 以上七省计增3人。 北方各省下降的情况，分别为山西—3430人；陕西—7323人；河南—94449人；山东—47人；北平—54300人。 以上五省总计减少人。 明太祖立法严猛，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已基本结束，各项典章制度亦基本建立，法制颇为健全；《大明律》、《大诰》等法令，即将公市施行；国家机关工作开始规范，颁行《诸司职掌》；经济立法方面，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均已实施；移民垦荒、军队屯田、兴修水利等项工作全面展开。总之，整个社会经济已开始由恢复阶段转入发展时期。因此，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人口肯定出现增长。例如，云南于洪武十五年（382）平定以后，即不断移入不少居民（不算屯军），迄洪武二十六年，人口岂能减少。北方山西等五省移民人数最多，但都是在这五省之内移动，并没有移到南方地区的（从总体上说）。所以，可以明确地说，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北方各省的人口也不应呈下降趋势。有人说，明初的人口升降是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缺乏说服力。何以洪武二十四年只有南方各省全都进行反控制，而四川及北方各省皆没有反控制？洪武二十六年则倒过来，南方各省不进行反控制，四川、云南及北方各省又不约而同进行反控制？在赋役黄册颁行的第二年，洪武十五年户部官曾向皇上奏曰“天下郡县所进赋役黄册，丁粮之数，类多错误。”如果说是黄册本身有问题，为何洪武二十四年南方各省的人口数都减少而北方各省都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又整个变了样，北方各省皆减少而南方各省均增加？所以，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研究。 根据洪武朝的政治、法律以及经济恢复发展情况，我们以为可以对当时南北方人口增长问题作出一种最保守的推测，即洪武二十四年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洪武十四年；洪武二十六年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不会低于洪武二十四年。 若依此推测，则洪武二十四年和洪武二十六年南北各省的人口总和，应分别为洪武二十四年05（十四年总数）＋49702（北方山西五省新增数）＋0339（四川新增数）＋（云南新计入人口数）＝人。 洪武二十六年（二十四年总数）＋3（南直等七省新增数）＝9004人。 以上两年全国人口数的推测，肯定不会超出实有人口数，因为第一，南直等七省人口基数大。洪武二十六年比二十四年增加3《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四。 据《明太祖实录》、《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的有关资料，南直、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等七省，洪武十四年计为0人、二十四年为3人、二十六年为人；四川、云南两省，洪武二十四年计为92245人、二十六年为72048人；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直等五省，洪武十四年计为559人、二十四年为37人、二十六年为9人。人。两年间平均每年增加人，似乎偏大得多，是不可能的。但若与洪武十四年南直等七省计为0人相比，则十二年间亦仅增加47385人。 第二，北方山西等五省，洪武二十四年比十四年增加49702人，平均每省在十年内只增加人，也肯定不会超过实际的增长数。 当然，不能以这些推测作为统计依据。所以，我们还必须回过来，以官府提供的人口统计数字作为依据，探讨一下当时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口数。洪武朝为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立法严明，有令必行，官民多畏法，人口欺隐之数相对少些。洪武十四年为明朝第一次大造赋役黄册之年，也是明朝第一次出现官府统计的全国人口数字。 虽然这个数字有不少问题，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按照官府的统计，洪武十四年为05人，洪武二十六年为人，年增长率为0.093％。从洪武朝到万历初，社会生产虽有波动，但总的是不断向前发展，又没有发生绝灭人口的全国性大规模军事战争。据此，可以在承认这些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以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为基数，以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六年的年增长率0.093％作为以后历年增长率的标准，对万历六年全国人口数作出估计。自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97年。则万历六年的人口数如下式人），比万历《大明会典》所记多22849人。 自然，必须明确这个数字仅是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口数字，而非实际人口数字。 以下，再看第二组内明代中后期全国人口的两个官方数字。 弘治四年的数字，最令人怀疑。 万历六年的数字，亦不无问题。 南方各省，在有明一代自始至终是人口最为稠密之区。这个地区人口增减，对全国人口数量影响最大。因此是探析明代人口变化的重点所在。 为了便于检讨，兹将南直等七省弘治四年和万历六年的人口升降走势，分别表列于后（一）弘治四年南直等七省人口变动表弘治四年人口数较洪武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六年增减南直－4－5－3浙江5.05843－5－7－58724（续表） 弘治四年人口数较洪武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六年增减江西－24328－0580－24328湖广37874－835－309－92094广东87384－3545－74335－905广西7274＋2335＋＋9303福建2000－73490－87384－8074合计93－32537－90700－3（二）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人口变动表万历六年人口数较弘治四年增减南直0024＋2923浙江－52838江西－90774湖广0＋70广东＋22327广西879－福建－3727合计79＋75848从洪武二十六年至弘治四年总计98年。按《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的记载，全国在籍人口减少72454人。如按《明孝宗实录》卷五八的记录，则减额更多，达到人。弘治四年人口数字如此锐减，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很不协调的。如前所说，成化时农民大量逃亡，流民蜂起，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仍绝大多数在200万以上。而到了弘治年，流民大潮已经结束，成千上万的流民纷纷还乡复业或随地附籍，仅湖广荆襄山区这类人就有上百万。这些还乡复业者或随地附籍者，户口自然在官府的控制与统计之列。再说，明中叶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亦已经成为历史，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南方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华北农村的经济面貌也大为改观。何以随着皇位易主，明宪宗死，明孝宗即位，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也马上跟着骤减千万左右。南直等七省的人口数问题更大。 自洪武至弘治，南方经济日趋繁荣，江南苏、松诸府这个人口最密集的财赋之区，发展尤其迅速。而上列表一显示，弘治四年南直等七省除广西之外，其余六省人口皆大为减少。最严重的是浙江，竟然比洪武十四年减少49.8％，比洪武二十四年减少38.8％，比洪武二十六年减少49.4％。其次是福建，分别减少45％、3％、4％。 从万历元年起，大学士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政，执法严猛，讲求富国强兵，凡事务实，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非常重视赋役管理和户口问题。而由表二可见，弘治四年到万历六年的八十七年间，按官府的统计数字，全国人口增加7498人。内中，南直等七省通算只增加75848人，约占全国新增数的23％。这种增长速度，不仅与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相称，而且与其原来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大为逊色。按官府的人口统计，洪武十四年南直等七省计为0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5％；洪武二十四年计为4人，占全国的7.4％；洪武二十六年计为人，亦占全国的7.5％。即使到了弘治四年，共计为93人，仍占全国的54.8％。就是到了万历六年的79人，其人口数仍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为何其新增数仅占全国新增数的23％？难道是其出生率比北方各省低，或者其死亡率比北方各省高？南直等省除嘉靖中一度遭受“倭患”之苦外，其他条件均大大优于北方地区。人口减于洪武年，实属反常。 因此，对于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的人口数，还得根据洪武年间的人口数进行估算。 按照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南直等七省计为人，比洪武十四年的0人增加47385人，年增长率为0.092％，恰与前面洪武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全国人口的年增长率大致相同。现在仍然采用全国人口的估算方法，以洪武十四年0人为基数的增长率为其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由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97年。则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人口数，可如下式估算人）。 比《大明会典》统计的79人，多出人。 最后，再检索一下官府统计的北方山西等五省以及四川、云南、贵州明代中后期人口变动走向。此八省，弘治四年计为4人，万历六年为人。八十七年间，共增加人。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的记载，洪武十四年山西计4人、陕西人、河南89087人、山东5975人、北平人、四川4555人。六省合计为3274人。洪武二十六年这六省合计为人，比洪武十四年增加3833人，年增长率为0.％。由于云南洪武十四年无人口统计数，而贵州则直到永乐以后始有人口统计数。况且这两个省人口少，于大局关系不大。为了与前面的估计方法保持一致，这里仍以3274人作为洪武十四年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平六省的人口基数其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由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97年。则万历六年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人口总数，当如下式3274x（＋0.％）97＝08（人） 比《大明会典》所记少0人。 万历六年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七省的人口数以《大明会典》为准，因其备载各省直细数。 为4人，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的人口数为08人，两项合计为人。如再加上万历六年云南4792人、贵州人，总计为7人。则比万历《大明会典》所记的09285人，多出人。这是采取南北分别估计的结果。这个结果与上述进行全国统一估计的人，只相差人。如果考虑到洪武十四年全国人口基数没有云、贵两省人口的因素，则相差就更小了。 第四章赋役制度第一节明初赋役制度的重建以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的赋役制度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皇帝对全国的土地和人民私人占有的经济基础之上。一方面，皇帝是全国人民的大宗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居有支配地位，全国人民都要被皇帝编制在户籍册中成为其编户民（役户），除皇室、勋臣、国戚及少数钦赐优免者外，无不被分拨承担徭役，为皇帝纳粮当差。百司臣僚、地方庶尹替皇帝经管土地、牧养百姓、管理国家，听候皇帝差遣，是纲纪之仆，故官亦役也。另一方面，皇帝又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户役田。无论是原报抄籍的事产、祖遗田宅，抑或是无地人户被拨与开垦的临近空闲地、移徙宽乡时垦种的田地，以及自认自报经官府批准的荒地，它们的被授予或被允许管业，都是以役户必须执行其本等差役为前提的。户役田具有主人的身份，有田即有役，种什么田当什么差。并且户役田不得自由买卖，土地买卖必须严格税粮的推收过割手续。这样就形成土是王土，民是王民，“占由于民，则入赋于君，制也”的封建逻辑，无论输赋纳粮或当差承役，都是编户民的封建义务，是封建的贡或役。故而朱元璋告诫其臣民“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2“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封建政权的基础是土地和人民。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人民是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只有使生产资料和劳动结合起来，然后才能产生满足郡国所需的赋役。另外，民有常产则有恒心，只有使百姓拥有生生之具的衣食之资——田宅，他们才能安居乐业，为王输赋当差，进而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治平境界。雄才大略的朱元璋精于治道，自然明白此理，他在继承宋元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创造鱼鳞图册和黄册制度，将全国的土地和人民编管起来，并使民附著于土，为其纳粮当差。鱼鳞图册即田地之图，它是针对“元季丧乱，版籍多亡，国赋无准”3的混乱局面，为切实掌握各地耕田数字以杜绝隐田逃税而设立的。其编制程序为由朝廷派人或由地方官主持，逐田度量核实田亩，“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编类为册”。“以图所绘状若鱼鳞，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南阳府志·田赋》。 2《明太祖实录》卷一五○。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号鱼鳞图册”4。朱元璋对鱼鳞图册的经理循序渐进，它萌芽于龙凤时期5，迄明立国，朱元璋多次遣使行天下，在全国各地进行核实田亩、攒造鱼鳞图册的试点，洪武二十年，鱼鳞图册编制完成，并在全国许多地区推广。与鱼鳞图册并行的是黄册，前者用于括地，后者用于括户。黄册的前身是户帖。“洪武三年，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及置户帖。”户帖备开籍贯、丁口、产业于上，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帖给于户。户帖既是户籍的根据，又是征收赋役的凭证。黄册是在户帖的基础上产生的。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各给户帖，备开籍贯丁产，有司岁加稽察，十年一造，造必审图，皆据户帖现额添减开除”2。册成为四本，“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3。黄册的主要内容有（）用里甲将人民编管起来，使之附著于土，然后驱其力以供徭役。它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里甲既是户籍管理单位，又是佥编应承徭役的基层组织，还是民间自治机构。（2）黄册十年重新编定一次，曰大造。“黄册所载，人丁事产其经也，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其纬也。”4一百十户必须各自依照格式开写本户人丁事产，有司据之将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并九则），以凭点差。明初的赋役制度正是以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5，黄册以户为主，详载各户的人丁与产业结合状况，凡属同一业户的坐落不同的土地皆登载在黄册中，官以此定户等，以户等征派徭役。鱼鳞册以土地为主，详载土地的形状、性质、等级及种类，凡属该地区内的所有土地状况皆可按图索骥。二者互补，相得益彰。“按图（鱼鳞图册）以稽荒熟，为某人现业，则田土不可隐；按册（黄册）以稽某家某户占田若干，坐落某处，则税不可逋。”从而保证了国家赋役的正常征派。 “配户当差” 在此基础上，朱元璋建立起配户当差的户役法制度，驱民之力以供役。 4《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5栾成显《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中国史研究》988年第太祖实录》卷五八；《正德会典》卷二○《户部五》。 2万历《武进县志》卷三《钱谷一》。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4杨廉《后湖志序》，《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一。 5《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 万历《武进县志·额赋》。 户役法就是皇帝以户为编制单位，依封建国家的不同需要将全国的人户分编为若干不同的役种，为每一役种设立一役籍，驱使他们去承担各种差役。配户当差就是定户当差。其内容包括（）役皆永充。皇家朝廷佥拨一定数量的人户去承当一定的差役，拨就的人户被编在同一册籍（版籍）里，那册籍里规定的差役就是那同一册籍人户共同的籍。籍就是役籍，通称户籍。男子十六岁成丁即须附籍供役，六十岁免役。役籍是世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承。《大明律》明确规定“人户以籍为定”，严禁“脱免及变乱版籍”、“诈冒脱免避重就轻”2。（2）役因籍役。编户民必须纳粮当差，配户当差的“配”即抑配，就是强制。不同役籍的役户所配给的徭役各不相同。如民户种田输租，军户守御供役，匠户只应造作，灶户煮海制盐，马户牧养军马，牛户畜牧官牛等等，专户专役。明代的正役（办纳粮草）和杂泛差役（均徭、丁田之役、上命非时的杂役）佥拨征派时，不同役籍的人户其应承情况各异，如民户正役和杂役全都要承当；而马户、牛户、陵户、坟户、坛户、站户等却正杂二役全免，俾其全力以供本职遣差；其他役户则一律应承当正役，杂泛差役量予优免。（3）役有役田。役户的职责是备驱使，供力役。役使者欲役民之力就必须先制民之产，赋予其“生生之具”，以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于是便出现户役田。户役田就是当差地，入什么籍当什么差，种什么田。民户种民田、民地，当民差；军户种军田、军地，当军差；匠户种匠田、匠地，当匠差；灶户种灶田、灶地，当灶差。因为户役田的赋予或授给以役户执行其本等差役为前提，某一役户的户役田便与该役户的本分（役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也就具有了该役户本等差役的负担。役皆永充，籍不得改，各色役户的田土也不许脱役而买卖。民田虽然可以买卖，但民田上的民差于买卖之际必须明白推收过割，务以不损失该项田土向朝廷办纳的赋役原额为前提。重役户的重役田，如军田、灶田、匠田等不许买卖，以防止当差役户丧失应役的条件。而且为使维持该差役的田土不失原额，重役户还不许分家析产、将户下子弟过房别人、入赘做轻役户的女婿。（4）以户供丁。配户当差的户役法是以家族为供丁单位、供役单位、责任单位，这对朝廷含有如下效益以户出丁，丁不离户；以户供丁，丁赖其户；以户养丁，子孙相承。以军户供军差为例军丁按户征发，应役军户必须户出一丁赴指定卫所当兵应役，该役丁即为正军。正军的军装、盘费、马匹皆为自备。除正军外，每一军户还得出余丁一名，随同正军到卫，在营生理，佐助正军，供给军装。军户户下还得保留一丁以供给在营正军。军户户下还必须预备一丁为继丁，倘若遇正军事故逃亡，则由清军御史到役户户丁的原贯户下勾解继丁应当。所以帝王役使的不仅仅是应役正军一名丁身，而是役使着其户下的全部家人的劳动和事产。故有“一军出则一家敝”之谚。而且一旦帝王佥配某些户应当某一差，他便可永享该役户役丁的无偿劳动及其户下的2《大明律·户律》。 无偿劳动。 10 正役和杂役朱元璋用配户当差的户役法驱民之力以供役，其取民之制不外两途，曰赋曰役。赋或曰租、曰税，曰夏税秋粮，或俗称钱粮、皇粮、赋税、田赋等。明初田赋之制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夏秋以小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有时均得以丝绢、棉、钱钞等物折纳。米麦名曰本色，折纳物品叫折色。两税征收期限依各地收获时间而定，“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课税的方法依据土地面积并参酌其种类、用途、性质等以定科则高低。土地的种类有田、地、山、塘等，其性质则有官田、民田之分，“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所纳税粮分两部分，一曰存留，留供本地开支；一曰起运，解送朝廷或边疆等地。凡距离起解地远且运输困难的税粮仓库曰重仓口，反之则曰轻仓口。役曰职役、徭役，其中有贡，曰职贡。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但均工夫不是明初役法的全部，明初行之于全国且贯穿始终的役法只有两种：正役和杂役。正役亦叫里役、里甲正役，它是以里甲为承役单位，以办纳税粮为目的的维正之供。明初的里甲役制度是伴随着黄册制度和里甲制的确立而确立起来的。黄册制已如上所述，里甲之制远溯宋代以五等编制乡户制度，近仿湖州等地的“小黄册之法”，它在明初最早由开济创设以清查户口，至洪武十三年经户部尚书范敏的奏请始得伴随黄册制在全国推广开来。里甲制的主要职能就是用超经济的政治强制手段将人民管束起来并使之附之于土以供应赋役。明初的里甲既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即它是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依就近就地原则，每甲由居住最近的十户组成；但又不纯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里甲的编制划分不能不考虑经济因素在内，因为明代各里所承担的徭役大体相等或相近，且规定“钱粮不过都”，而佥拨徭役的根据则是人丁事产（即户等），如果编制里甲时只考虑由相邻居处的人户构成而不理会户等的均搭，就可能会导致徭役负担的畸重畸轻。所以一里之内的人户不一定由居处相邻近的人户构成，而居处在同一地区的人户亦不一定编制在同一里之内。里甲正役包括里长之役，编户之役，里甲三办等，分次述之。“里长者，里之长也。天下之执，自上而下，甲首上有里长，里长上有县令，县令上有郡守，郡守上有藩司，藩司上有六卿，而天子加焉。”1里长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王所当之差包括三部分，（1）管摄十甲，“主十甲人户十年事产之推收，丁口消乏之大事”2。（2）催征1叶春及：《叶絅斋先生全集》卷十《顺德县志论一·里役论》。 2嘉靖《东乡县志》卷上《户口》。 钱粮。“该办税粮，粮长督并里长，里长督并首甲，首甲催督人户。”3里长催征钱粮之役与粮长之役很相似，但二者实有区别，“粮长，盖佥民之丁力相应者充之，非轮年也，惟粮多处有之”1。首先，粮长户等比里长户等高。明太祖朱元璋曾于洪武十七年下令，“各处赋役，必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依人丁事产多寡将户定为三等，厘为九则，科差时先富后贫，富者编重差，贫者编轻差，若两户财富相等则先丁多之户，后丁少之户。“推丁粮多者为（里）长”，可见里长固为上户，为重差，但粮长户比里长户户等更高，故明人丁元荐谓“于里长中提出殷实大户，号曰粮长”2。而且粮长差也比里长役重。其次，里长役为岁役，一里之内推丁粮最多者十户担任里长，里长役十排轮转，每年由一户担任现年里长，其余九户为排年里长，十年一轮，循环应役。而粮长不轮年，父死子继。再次，里甲制行之全国，故里长役无地不有。而粮长之设仅限于税粮较多的南方地区如浙江、南直隶、湖广、江西、福建等。（3）勾摄公事之役。“呼唤曰勾，追取曰摄。”3它包括：清勾军匠，根究逃亡，拘捕罪犯；到各级衙门承符呼唤。如攒造黄册时，“有司先将一户定式誊刻印板，给予坊长厢长里长并各甲首，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事产依式开写，付该管甲首。其甲首将本户并十户造到文册送各该坊厢里长，坊厢里长将甲首所造文册攒造一处，送赴本县”4。编户之役是指被里甲编管起来的人户输纳田赋之役。“为王之民，执王之役，分也。”5编户民必须为王纳粮当差。明代田赋输纳之制很复杂，它规定“将税粮洒派远近仓分，令各户自行上纳”6。所纳之粮既有科则之异，又有缓急之分，此外还有存留、起运之别，而起运粮又有轻重仓口的区别。明代对编户纳粮之役的编审与里长役一样亦是以人丁事产即户等为基准，一般说来，瘦瘠田地办纳存留轻粮，肥沃田地办派起运重粮；户等越高，仓口越重，丁多之户输远地；富户派本色税粮，贫户许派折色。里甲三办是夏税秋粮以外里甲正役中的繁重差役，主要是出办上供物料和官府公费。三办之名各地不一，三办之实各地亦不尽同，“明制，供御用曰岁进，供四司（工部所属营膳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曰岁办”1。岁进亦曰岁贡、上供，傅维鳞《明书》称之“天子玉食”，朱元璋所谓“凡内府饮食常用之物，官府3《明会典》卷二九《户部十六》。 1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一《傅算之籍》。 2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日课》。 3《吏学指南》卷十六。 4《明会典》卷二○《户部七》。 5宋一韩：《牧政日弛振刷宜亟敬陈一得以裨国计疏》，《明经世文编》。6万历《四川通志》卷二一《经略志·财赋》。 1同治《嵊县志》卷三《田赋》。 上下行移，不免取办于民”者即指岁进。岁办是供国用的“任土作贡”2的科差，亦曰岁派、料派、料办等，按类征收，有额办、坐办之分。除了岁进、岁办外，还有地方官的征需曰杂办。洪武时期里甲三办简省，但永乐以后，三办之役逐渐成为民间沉重负担，尤其是正统以后，官府诛求日增，其项目之繁，数量之夥，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里甲三办既曰里甲，故亦按里甲编派，“里甲起于户”，而户又分三等九则，审别户等的基准是人丁事产，尤其是丁产，而丁产之产中田是主要的，故里甲三办又有人称之为丁田之役或丁田之法。里甲三办计丁量田而出办，大致南方科派重在田，北方科派重在丁，科派中的丁田有比例，或丁三粮七，或丁四粮六，而且田、丁可以互准，并呈现出田的比重逐渐增大之势，明中晚期的十段册法、一条鞭法就是在丁田兼派、丁粮互准的基础上产生的。 正役之外的所有差役都叫杂役，又称杂泛差役，它是民间出办（也就是里甲出办）供地方官府使用的银两和供地方官府差遣的役夫。役夫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定额有定期的，由里甲人户其户等轮充，如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拦、铺兵、防夫、甲首、轿夫、伞夫、解户、狱卒、隶兵、应捕、坟夫、义冢土工等。有供本府本县衙门的，有供京朝官驻在本府本县各衙门的，名色并不太多，但役夫名额不小。这一类杂役正统以后称之为均徭。另一类是不定时、无定额、非经常性的临时差遣，称之为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杂泛差役的审编基准是丁，丁分两类，一类是有田地的丁，一类是没有田地的丁，即寡丁。有田地的丁依据其人丁多寡产业厚薄分为上中下三等人户，去承当正杂二役。只有丁没有田地的寡丁编入户等为下下则，承当杂泛差役。其下下则中之极贫困者，或充轻役，或免役。 “纳粮即是当差” 赋与役之名可分而实则不能分，二者没有本质的差异。明代的田赋不是土地税，而是役，并且是正役。近代意义上的税依亚当·斯密的说法，其征收应有两条基本原则，（1）每个国家的公民应该按照他在国家保护之下获得的收入，缴纳其一部分给政府，以支持政府。（2）每个人向国家缴纳的税额是一定的，而不是专断的。拿此原则衡量明代田赋，不难发现田赋与近代税的差别。明代编户民缴纳的田赋不一定是其收入的一部分，而可能是收入的大半甚至全部。明代的田赋是专断的，没有固定数额，“节年多寡不同，（州县）一如府帖应纳”1。“大要取给公家而止”2。而且如果里甲户逃亡，见存人户还得强制代其包赔差粮。更主要的，近代税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2《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1海瑞：《淳安县政事》。 2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货》。 上，公民法律上是自由平等的，而明代赋役制度则建立在朱明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的基础之上的，田是皇田，纳粮当差是土地占有的条件，不纳粮当差其田入官。民是皇民，是具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的编户齐民，各色人丁必须收籍当差，其所当之差分为两种；有赋役者之差和无赋役者之差3，“有赋役者谓有田粮当差者也，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也”4。二者都是役，其区别在于有无田土，缴不缴税粮。再者，从田赋本身而言，其科派赋以田定，但丁存乎其中，其输纳定仓口之远近照户等，而户等之分豁照丁田，而丁亦存乎其中，因而田赋本身也是役，而且是正役，里甲之役就是催办税粮。称纳粮为正役，不仅见于明代臣工题本和历朝实录，而且还见于志书。这本身亦说明赋与役二者本质是相同的。 3《大明律·户律》。 4王肯堂：《大明律笺释》。 第二节金花银与江南均田均粮活动明中叶以后，田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金花银的出现，二是苏（州）松（江）府等地的均田均粮活动。 金花银金花银卸货币化的田赋，它是封建国家为保证朝廷财赋收入对实物田赋制进行的灵活改革。对金花银的出现，《明史·食货志》记载颇详：正统元年八月，“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处，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于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1。 从表面上看，金花银的出现似乎是俸帖贱卖的结果，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便不难发现金花银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田赋是封建土地国家（皇帝）所有的经济体现，种皇家之田就必须为朝廷纳赋输粮。明初田赋的实物之征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在经过元末战乱后，土地荒芜，百姓逃亡，社会财富极端困乏。农业乃立国之本。明初百废待兴，“军国之需，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2国家机器运转要求民著于土。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使游离于国家编户外的人民重新纳入统治轨道，也须民著于土。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要恢复社会经济亦必须民著于土。以米麦为主的田赋之征正是民著于土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强化民著于土。但是这种实物税有其固有弊端：（1）它容易造成所贡非所产。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在明朝广袤大地上，恐怕“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1的地区不少，但田赋是维正之供，百姓不得不易米以供纳，“转展折阅，公私交弊”2。（2）从田赋运纳角度考虑，运纳税粮既有舟车转运虫鼠齿蚀的耗折，又有搬运装载如人夫船车水脚及芦席木板等种种费用，更有风波漂没与盗贼劫窃之危险。而对于那些僻居深山不通舟楫的役户来说，运纳田赋更为艰辛，甚至连朱元璋自己也哀叹：“民间租税，水陆窎远，送纳京师，实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1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六《田赋》。 2《皇明诏令》卷一《初元大赦天下诏》。 为艰难。”3（3）田赋贮存亦受客观条件限制。永乐中，“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4。社会财富造成巨大浪费。（4）从田赋的分配消费而言，对于到南京支取俸禄的武官而言往返劳费，不得实惠。而单一的田赋实物之征与伴随社会发展而来的从皇帝到普通官员的日益庞杂的各种消费需求相比，显然已力不从心。因此，在确保国家财赋不亏而又能使官民两利的田赋折纳便势在必行。 金花银的出现是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逐渐活跃的必然结果。明太祖采取的重建经济秩序的政策措施卓有成效。在农业上，他奖励垦荒，实行屯田，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为工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经济作物栽培面积的扩大，为手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手工业上，他放宽对工匠的限制，实行轮班坐匠制度，刺激了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在商业上，实行轻税政策，三十而税一，整顿驿站，疏通运河，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一批市镇的勃兴。迄成祖即位，边境互市贸易逐渐展开，同时“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1，朝贡贸易的活跃又刺激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崛起。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传统的封建政治控驭下的经济带来冲击，它突出表现为大明宝钞的衰落与朝野率皆用银的出现。田赋折银正是在此历史背境下的产物，它不是一蹴而就，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金花银的催生剂。 事实上，田赋折银在我国历史上早就已经开始。宋仁宗时曾下令将陈州夏税所征小麦折变成现钱2，宋神宗熙宁十年也有过田赋输银的记载3。在明初，朱元璋为解决逋赋、灾伤、税粮贮运困难等问题，多次下令将田赋改折他物，并称之为折色。但是此时的田赋折银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并且货币作为折纳的其中一种方式，与其他折色相比不居于显著地位。明正统出现的金花银实际上是我国田赋折纳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明初折色一脉相承，体现着政策的连贯性。但与前者不同的是：金花银是将田赋折纳货币正式制度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田赋改折金花银的地理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在南方，金花银作为均平官田、民田赋役负担的重要手段而被广泛运用。在北方，成化二十二年户部尚书李敏“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自敏始也。”13归有光：《与邑令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明经世文编》。 4《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2《包孝肃奏议》卷七《请免除陈州折纳现钱疏》。 3《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1《明史》卷一八五《李敏传》。 田赋货币化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继两税法之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它对明代赋役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金花银推行地区和派征对象不断扩大，金花银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比例日益上升，就连一向“不蠲不赦”、“全征本色”的漕粮在成、弘以后亦开始有条件、有限额地折征，并于隆庆五年正式确定“岁折一百万石”2的定例。受田赋折银的影响，明中叶以后力役折银趋势日益明显。就里甲正役而言，正统景泰间，周忱巡抚江南时，在南京推行里甲银制度，“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3。浙江天顺中出现“里长敛钱从事”，供应里甲三办、均徭的“甲首钱”4。广东成化时出现“见役里甲又随丁田赋钱于官，待一年之用”的“均平银”5。福建成化、弘治间出现“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的“纲银”6。明中叶以后杂役折为价银的现象也比较频繁，正德初年，均徭出现力差、银差之别，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银差日增、力差日减。里甲、杂役折银代役，最终促成了纳银募役的一条鞭役法的诞生。 金花银给明代财政制度及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亦引人注目。它使明朝廷财政由原来的户部一元化管理改为太监掌管内承运库、户部掌握太仓库的二元管理。正统元年以后，原用于收贮坑冶课税的内承运库改以专贮金花银，由太监掌握，其银“自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皆为御用”1。但是明中叶以后，由于宫廷用度奢靡，内承运库入不敷出，往往向太仓库索取银两。如成化十七年，因“赏赐用度浸广”，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承运库2。弘治时，“内府承运库告缺少供应金银，户部请借太仓银十万两应用”3。正德时，“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府财力不充，请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阻”4。但是，倘若国家财政拮据时，则不能动用内承运库银，这无疑使明中叶后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愈加困难。金花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繁荣活跃。田赋的货币化促使纳税户为了交纳赋税，不得不将农产品投放市场，换取货币，即所谓“输赋之金，必负米出易”5。加速了农产品的商业化过程。并且，田赋征收白银，使货币成为衡量国库收入的依据之一，传统的以农为本的价值观念发生动摇，不重田土、逐末求利，弃2何乔远：《名山藏》卷五四《漕运》。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4《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八四《浙江二·海盐县》。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九《广东三·赋役志》。 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一《福建一·福州府》。 1《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2《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3《明孝宗实录》卷七四。 4《明史》卷七九《食货三》。 5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 儒从商，在所有之。田赋货币化刺激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专业市镇蓬勃兴起，社会经济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但是也可以看到金花银带来的负面影响。对纳税者而言，由于田赋是编户民的封建职贡，交纳什么，交纳多少，皆由朝廷依据政治权力专断，所以尽管有田赋“折色以米值为断”1的规定，但通过提高税粮的折银价以掠夺纳税者的事例并不鲜见。如成化十六年，山西粮价为每石值银三四钱，但闻喜县“岁输阳曲、灵丘、怀仁、山阴四王府并各镇国等将军禄米，每石勒折银三两”2。禄米的折价银比市价高达十倍。这无疑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再者，即使是“折色以米值为断”，但是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田赋的折粮价随市场粮价的变化而波动，荒年折粮价高，丰年折粮价低，交通便利处粮价低，交通困难处粮价高，故而有谓：“折纳京储之例，或宜于北方舟楫不通之处，而南方则非所宜；或可行之下江米贵之处，而上江则为不便。盖湖广、江西、江北地方舟楫可通，米价不至翔贵，且每石有折银七八钱者，有一两者，参差不齐。令即下，而民尽以米变卖，非其所愿也。”3对于国家而言，金花银的折征必须以国家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基础，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将其国家财政流转完全依托于市场。面对金花银不断扩大的趋势，不少官员忧心忡忡，如丘浚曾指出：“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寂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4丘浚的意见切中肯綮，令人深思，但其矫枉过正，则是走向了另一极端。 江南的均田均粮与金花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明中叶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这里所说的均田、均粮不是平均地权，而是“欲因田以平其赋，使无不税之田”1。这场运动因其是在明代国家赋税重地——以苏州、松江二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故而对明代中后期国家的赋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肇于该地区的赋役之重，我们可从丘浚之言窥其一斑：“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五《赋役部·总论八》。 2《明宪宗实录》卷二一○。 3《明世宗实录》卷一四二。 4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二《贡赋之常》。 1章漳：《均田论》，《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五八《田制部·总论》。天下为多。”2。其中苏州府以占全国1.16％的垦田面积输纳全国9.8％的税粮，松江府以占全国0.67％的田土上缴全国4.1％的额赋，无论是绝对田赋总额还是相对亩赋税率，均远远超出全国其他地区。导致该情况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地区官田太多（见附表），而明朝廷规定，官田是“按私租簿为税额”3。 江南官田集中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政治上讲，（1）它是朱元璋打击张士诚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必然举措。元末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附表：苏松二府官民田比率表1地区官田民田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苏州62.9994.737.015.3松江84.5294.315.845.71资料来源：《正德会典》卷十九；《明史》卷七八《食货二》；正德《松江府志》卷七。 由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1。及张士诚伏诛，“其将帅叛臣亦以歼灭，田皆没官”2。对于当时依附张士诚的江南诸豪右，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3。（2）它是朱元璋抑制豪强重建统治秩序的政策体现。江南大地主多聚族而居、累世仕宦，虽经元末动荡却死而不僵，明初他们“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4，朱元璋运用政治暴力，或移江南富民外出濠州开垦荒田，而其江南之产籍没入官；或以重典严刑，将“田产遍吴下”的江南豪右如沈万三（松）、史有为（嘉）、黄旭（苏）、纪定（湖）等人抄没家产。（3）明立国后，朱元璋为加强皇权屡兴大狱，在著名的“胡蓝党狱”中，江南豪族受株连尤多，不少人“其子孙坐事谪戍，田亦没官”5。从经济上讲，明初百废待兴，亟须大量的赋役作为经济支持。而江南一带自魏晋以后由于民聚地辟，经济富庶，逐渐成为赋役的渊薮，唐代即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6之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1之谚。自宋代开始，历代统治者2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四《经制之议》。 3《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日知录》卷十；《廿二史札记》卷三○。 2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 3《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4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一《与友人论井田》。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松土》。 6韩愈：《送陆歙州诗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都通过设立官田来加强对江南地区财赋的掠夺，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凭藉政治特权，一方面继承宋元以来遗留的古额官田的遗产，另一方面又通过查抄籍没等手段增置近额官田来满足其郡国之需。但是，官田重赋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客观上，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已使百姓“幸无水旱之厄，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2其承受赋役重负的能力有限。为完纳赋役，“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3。这样对国家而言就产生“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的逋赋问题，以苏州府为例，洪武三年逋负秋粮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永乐十年至洪熙元年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宣德元年至八年积欠米麦竟高达七百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九十石。使江南“徒有重税之名，殊无重税之实”4，国家的财赋收入大打折扣。对百姓而言就是大量逃亡，“苏松二府，盖因赋重而流移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甚者则不止于是而已”5。赋役编佥的基础发生动摇。 朱元璋也知道：“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团于租而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6但鉴于大明社稷未稳，北方又饱经战乱灾荒，国家重建急需该地区的经济支持，他只能采取移民外出、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发展手工业等措施来扶植生产，或通过减轻税率、蠲免逋赋、田赋折色等手段进行社会救济补苴以求苏松稍得苏息，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不可能根本解决江南官田重赋问题。建文帝即位后试图缓解这一矛盾，但其享国日短，难有作为。靖难之师方息，雄才大略的明成祖赐功臣、赏士卒，大封亲藩。他增置武卫，添设百司，而又招集天下儒生数百人于馆阁，编辑《永乐大典》，“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矩万万计”1，从而使得江南重赋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明仁宗的即位标志着明初国家重建及开疆拓土时代的结束和安定的守成时期的开始，历史的演进使解决江南重赋正式列入朝廷议事日程。明仁宗遣广西布政使周干赴苏州、松江等地巡视。次年，周干向继位的宣宗皇帝起奏调查结果，这份奏折详尽陈述官田困民的弊政，使刚刚即位的宣宗皇帝深受触动，并促成其三下诏令以对重租官田改科减征：宣德四年下令：“官田纳粮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2宣德五年重申减1范成大：《吴郡志》卷五○《杂志》。 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 3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4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5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6《明太祖实录》卷一三○。 1《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2《大明会典》卷一七。 科令：“因各种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为始，减除十之二三不等。”宣德七年再次颁诏：“自宣德七年始，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谕恩例减免。”3同时遣“才力重臣”周忱赴江南督理税赋。 周忱的均田均粮改革周忱于宣德五年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正式揭开明中叶江南均田均粮的序幕。周忱下车伊始，即“入民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民间疾苦”1，“一切故弊皆为之虚心访问”2，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将自己的改革宏图在江南地区付诸实施。周忱改革的第一步骤是认真贯彻宣宗改科减征的诏谕。他与苏州知府况钟悉心计划，“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3。并于宣德六年奏请将松江古额官田依民田起科。但将官田改科减征，势必削减国家财赋收入，这是封建朝廷所不愿接受的，故“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4。周忱也以“变乱成法，沽名要誉”之罪遭户部尚书的弹劾。宣宗虽不罪之，然其法终不得行。改革是一个艰难的扬弃过程，周忱作为一位封建官吏不可能顶住来自各方尤其是户部的压力，客观条件决定了他的改革权限只能是在保障江南赋税总额的前提下对官田、民田赋税负担畸重畸轻进行调整。聪明的周忱想出了两全之策——均耗折征法，并将其推广实践。这就是其改革的第二步骤。 均耗即均征加耗、牵摊耗米，或曰平米法。耗米是正粮以外的加派，主要用于补充税粮运输时的盗窃、消耗及脚费等。明初都金陵，民田每亩起科五升，已带七耗；后抄没入官之田科则各异，又征一斗七合。及成祖迁都北京，江南税粮漕运北上时，“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5，甚者“率三石致一石”6。但“豪户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7。针对于此，宣德八年周忱奏行《加耗折征例》，令官田民田并出耗米，耗米并入正米一起征收，谓之平米。户无论大小，田无论官民，均得加耗。加耗的方式主要是论粮加，或每秋粮一石加耗六斗七升，或正粮每石征平米一石七斗至一石九斗；但也有论田加耗，“周文襄（周忱谥号文襄）于轻额3《明宣宗实录》卷八八。 1焦竑：《焦氏笔乘》卷四《周文襄》。 2陈建：《皇明从信录》卷十七。 3《明史》卷一三五《周忱传》。 4《明宣宗实录》卷七七。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常镇》。 6《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7《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民田，每亩加耗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亏欠”1。耗米除支付漕粮运输费用、损耗外，所剩余额称为余米，周忱设置济农仓以贮之，“遇农夫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等口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2。如果余米数多，则下一年减征耗米。客观讲，加耗均征之法的推广使得江南各府税粮实征数额由于耗米的征收而比过去有所增加，这首先与国不亏，增加了国家财赋收入。同时，由于该法抑制了豪户不肯加耗的特权，并通过加征耗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田民田税粮畸重畸轻的矛盾，对于耕种官田的贫民来说，肩上负担有所减轻。更重要的是“其时粮虽加于民，而其补助余积之利悉归于民。民自征赋一石五斗（许多地方为一石七斗甚至一石九斗）之外，漠然不见他役之及，官府亦无科索之扰”3，官民两便。 折征就是折纳，周忱以田赋改征折色银而均平赋役。江南粮多役重，粮多源于官田多而租重，役重是因为该地区承担着解运数百万石税粮的艰巨任务。明朝廷规定，“其有全种官田人户亦编入围内轮当”4。轮当即轮当甲首，而甲首的第一要务便是输纳粮差。针对这种情况，正统以后，周忱以金花银为手段通过田赋改折以期达到赋役的均平。他规定派征田赋时，“七斗至四斗则纳金花、官布，轻赍折色；二斗、一斗则纳白粮、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则轻重而为之损益”。1由于四斗以上科则之田只能是官田，所以实际上金花银“专为此等重租官田（派征），如无将民米派纳”2。本色米折纳金花银，免去了力役劳苦，节省了税粮运输之费，以此调停轻重科则田土，“是粮额虽未均，计其税则均也”3。 在推行均耗折征法的同时，周忱革除粮长制弊端，改良田赋漕运方式，渐次建立并完善税粮的征收、贮藏、运输过程中的各种规章制度。粮长制的改革包括：（1）针对税粮征收过程中粮长私造大样斗斛掊克百姓之弊，周忱“请敕工部颁钱斛下诸县准式，革粮长之大入小出者”。（2）简化粮长领缴勘合手续。“旧例，粮长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户部领勘合，既毕，复赍送部，往返之资费皆科敛充之”，周忱令“止设正副（粮长）各一人，循环赴领，讫事，有司类收上之，部民大便”。（3）鉴于各县收粮无屯局，粮长即家贮之，周忱设立水次仓制度，“令诸县于水次置屯，屯设粮头、屯户各一人，名辖收，至六七万石以上始立粮长一人总之，名总收。民赴帖赴1蒋伊：《苏郡田赋议》，《清经世文编》卷三二。 2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3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4《大明会典·黄册》。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2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3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屯，官为监纳，粮长但奉期会而已。（4）严格税粮运输管理，设《拨运文簿》登记支拨起运之数，设《纲运文簿》开列运输途中花销开支之数，以备核查，杜绝运输途中粮长自盗或挥霍行为的发生。税粮漕运方式的改革主要是将原来军民各自运输的支运改为由民运至淮安或瓜洲交兑官员、由官军接运至通州的兑运，百姓承担官、军运输中的给耗：民运至淮安交兑者每石正粮加耗米五斗，民运至瓜洲交兑者每石加耗米五斗五升。同时还奏行京俸就支法，即将原在南京支俸的北京军官改向苏、松、常三府支取。这些与均耗折征法并行的配套改革，一方面使百姓所纳之粮最大限度地进入官仓，保证了国家税收的完整，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减轻了纳税人负担。 江南重赋的实质是官田太多且科则太重，周忱既没有奏减官田数额，又没有降低官田科则，所以他的改革并不彻底，没有根本解决官田重赋的问题。但是他通过均耗、折征以及完善田赋输纳手续等手段，既保障了国家财赋收入，又使百姓赋役负担均平。然而周忱推行平米法抑制了豪户不纳耗粮的特权，触动了江南大地主的切身利益，他们群起攻讦，而明景泰帝即位后又对前朝重臣猜忌，周忱于景泰元年被迫致仕。 周忱以后的均田改革均平江南官民田负担的改革是时代的要求，大势所趋。所以“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1。其继任者亦沿着周忱制定的改革方略向前推进。景泰五年，陈泰继任江南巡抚，鉴于“富室多轻额，其重者多在贫下”，陈泰“因以周文襄之法推广调停”，下令论田加耗，“民田五升之田倍其赋，官田之重者止取正额。泽始均而赋不损，上下便之”2。陈泰之后的继任巡抚李秉萧规曹随，“一守成法”，并制定了具体的加耗则例：亩征六斗以上田只征正粮不加耗，亩征五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斗五升，亩征四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三斗，亩征三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六斗，亩征二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八斗，亩征一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五升，亩征五升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一斗五升。陈泰、李秉的论田加耗与周忱平米法相比，尽管都是田无分官民一律加耗，但周忱加耗无论科则轻重一律加征一石七斗，而陈泰、李秉加耗却是“以赋之轻重递盈缩”，科则重的官田加耗少、甚至不加耗，科则轻的民田加耗多，通过征收数额不等的耗米渐次实现官民田税粮的均平，因而是历史的进步。但遗憾的是，李秉之法“其例甚平，而难于稽算，吏不胜烦扰”1，故其均平的实际效能大打折扣，又加其上任不到一年即坐举知府违例罪被逮，人去政废。接替李秉任江南巡抚的是崔恭，他一上台就废除了李1《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2康熙《松江府志》卷三二《名宦》。 1《明史》卷一五九《崔恭传》。 秉的改革，“悉如忱旧”，恢复了先前的论粮加耗，苏州府吴江县每正粮一石征耗五斗2，松江府“华亭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七斗或减至五斗，上海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九斗”3。这种做法，使得税粮越重，加耗愈多，“民嚣然不便”4。天顺五年，左副都御史刘孜巡抚江南。他在增辟财源的基础上对官民田负担进行整饬。当时由于江南赋繁役重，百姓纷纷逃亡，许多重额官田废而不耕，仅松江府就有四千七百余顷积荒田。刘孜奏定召佃荒田例，“召民开佃，不论原额。肥田亩税米三斗，瘠者二斗，谓之官租，不起科加耗。民欢趋之，芜秽尽辟”1。其垦荒所得羡米或用于抵充荒田虚税，或用来资补正粮加耗。针对官民田负担不均，刘孜因地制宜，苏州府论田加耗，“以陈（泰）、李（秉）二公所定酌为四则，正粮六斗以上加一斗，四斗以上加四斗，一斗以上加五斗五升，一斗以下加一石二升”2。松江府论粮加耗，华亭县每石秋粮加征耗米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县每石加征耗米八斗五升至六斗。伴随着垦田面积的扩大，苏州耗米“后亦稍减”，而松江府正粮加耗也降至五斗。降至成化二十二年，浙江常山人樊莹知松江府事。为杜绝田输运纳时仓场书手侵盗害人之弊，樊莹“请革民夫，俾粮长自运，宽其纲用以资之”。针对当时“粮运纲费与供应军需皆出自余米，既收复粜，辗转重烦”，以致运夫折阅逋欠积累的状况，他令“夏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白银，见数支遣”3。其数“华亭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银一钱五分；上海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三升，白银二钱”4。樊莹的论粮加耗与周忱、崔恭，乃至刘孜等人之法无甚差异，但他将耗米折银，在田赋制度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实，正统以后，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赋役负担的手段逐渐为江南人所认同和接受。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高下定加耗多寡，有利于耕种官田的人；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定加耗多少，有利于民田拥有者。但就两种加耗方式而言，其侧重点仅是田土的社会属性——官田与民田及与之相对应的税粮，田地本身的自然属性如各地土质不同、产量高低悬殊、灌溉条件好坏等却被忽视。以松江府华亭县为例：中乡近郭，在黄浦江两岸，亩收不到一斗；西乡依泖湖，多膏腴之田，岁亩收三石以上；东乡滨海，地高土瘠，岁亩收仅棉花十余斤或绿豆几斗余1。纳税户为维护自身利益，“东乡粮轻而收利薄，此愿粮上加耗也；西乡粮重而收利甚厚，此愿田2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3康熙《松江府志》卷六《田赋》。 4傅维鳞：《明书》卷六七《土田志》。 1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2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3康熙《松江府志》卷二二《名宦》。 4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四《职官志》。 1何良傅：《与郡守刘沂东书》，《明文海》卷二○六。 上加耗者也”2。依土地自然属性差异来确定不同加耗标准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便有弘治八年江南巡抚朱瑄的《分乡论田加耗例》的颁行。他规定按照土质的不同，将松江府所属华亭、上海二县各分为东、中、西三乡，各乡以统一科则征收耗米：东乡亩加耗一斗一升，中乡亩加耗一斗三升，西乡亩加耗一斗五升。后来又将东乡分为沿海、不沿海两则，沿海亩加耗一斗，不沿海亩加一斗一升。此外，华亭县中乡亩复加耗一升，上海县中乡亩加斗三升、西乡斗六升。3分乡论田加耗法以加耗之均求田粮之均，它分乡论等，与田赋科则轻重无关，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均赋。但是由于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4，将土地肥沃亩产较高的西乡田多征耗米，这自然遭到了士大夫豪右的抵制，所以弘治十一年新任巡抚彭礼即在松江恢复以往的论粮加耗。弘治十五年彭礼为缓解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纷争，在松江知府刘琬的协助下制定出一套折衷方案：官田加耗于粮，每石征平米一石六斗；民田加耗于田，每亩征耗米一斗二升5。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官田民田税额皆上升。实践证明这种折衷之法很难行通，故正德二年，巡抚艾璞又恢复了朱瑄的老办法，只是征收耗米略有下降。但正德六年新任巡抚张凤上台后再次改为论粮加耗。 自宣德到正德朝，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官民田负担的手段，经历了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多次反复，它实质上是封建皇帝与封建地主相互争夺地租斗争的反映。朱明皇帝为维护封建郡国之需，通过广置官田将江南作为财赋的渊薮。明中叶以后由于科举制的蓬勃发展，江南缙绅地主迅速崛起，“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1。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广占良田，一方面千方百计以求轻赋，所以就造成“民田率归豪右，而官田累贫民”2，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而册籍类寄于东乡，田多缓征之处”3的局面。加耗法之争实质上就是利益之争。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确定耗米额，官田科则重，加耗少，民田科则轻，加耗多，这自然有助于解决官民田科则的畸轻畸重，但是论田加耗触动了广占民田的豪右士大夫的利益，因而他们群起抵制，其直接后果一是“辄减田土总额”，一是“钱粮不清”4。封建朝廷财赋不保，对此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另外，由于不同科则之田加耗各异，其改折种类亦各不相同，这就使原本复杂的田赋科则更加繁多细碎，2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3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4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5康熙《松江府志》卷六。 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谱系》。 2《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3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4参见康熙《松江府志》卷六；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 苏州一府田土科则达一千余则，湖州府竟达四千四百四十七则5，而这反过来又为豪强胥吏营私舞弊提供了机会。“官民之田，旧不过十余则，近则乃至千余，自巧历者不能算，惟奸民积年出没其中，轻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税寄之官宦，谓之诡寄；或分散于各户，谓之飞洒；有司拱手，听其所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于则数之细碎故也。”1从而使原来均平官田民田税额的效能难以全部实现。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征收耗米，官田科则高，其耗米必多；民田科则低，其加耗也少。这对民田私有者——豪右士大夫自然有利，他们力主论粮加耗以实现转嫁赋税负担给耕种官田的贫民的目的，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但论粮加耗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万历时的赵用贤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田始有赋，凡与之贡赋，未有不因于田之多寡。惟田数未定，而概以粮数派征，此侵渔隐蔽所由起也。”2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企图通过加耗来作为实现赋役均平的手段已显得力不从心。正德以后，朝野请求将“田粮无论官民，合为一等”的呼声日渐高涨。 明中叶以后的田赋改革：官民一则事实上，明中叶以后，国家对江南官田的直接控制权在逐步削减，它突出表现为官民田相互更易现象的频繁发生。按照规定，官田是国家直接占有管理的田地，耕种官田的人只有佃种权，官田不得买卖。但是，“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认为己业”3。官田买卖屡见不鲜，“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民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4。更有甚者，“埋隐官田，以为己业，转将瘠田诡为官税”5。在国家对官田控制权逐渐沦落的前提下，要保证朝廷财赋不减，将官民田科则合并、土地扒平负担不失为明智的应时之举。另外，由于明中叶以后许多重额官田废而不耕，官租无处收取。对统治者而言，与其让重额官田抛荒，倒不如将其准依民田起科来增加财政收入更为有利。“官民一则”改革实际上也反映了统治者的利益要求。 江南“官民一则”改革走在最前列的是湖州府，早在宣德元年，湖州知府赵登就“疏清官民田地山荡各为一则起科”，但由于得不到批准，“事寝5万历《武进县志·田赋》。 1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2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 4王鳌：《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明经世文编》卷一二○。 5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 不行”1。正统时巡抚周忱亦有是法，然仍遭抵制。迨英宗复辟之初，湖州始行孙原贞等的官民田分搭加耗之法，“起科重者征米宜少，起科轻者征米宜多”，令“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百岁征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二百二斗。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欲使科则适均”2。该法论田加耗，通过对不同科则的田土加征数额不等的耗米来渐次实现官民田科则的均平。但是新任知府岳璇上台后即废除该法，实行论粮加耗，“奏每亩正粮不动外，其耗米不分等则，每亩通为一斗”3。但湖州府的改革并没有停留在论粮加耗与论田加耗的争论上，成化时该府辖属的武康县就已“奏行田粮事例”，开始“官（田）为一则，民（田）为一则”的改革探索，后又在全府七县推广4。正德十四至十五年，都御史许庭光和知府刘天和在湖州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官民田一则的改革，“奏将湖州田地四千四百四十七则均为二则，凡官田为一则，凡民田为一则”1。其具体方法是：“科则一依黄册不动”，但用耗米和折色进行通融均摊，“照官民田轻重加减分派，俱以实米三斗为率”2。嘉靖二十一年，知府张铎据粮里邵越等呈告申请，将正德官民各一则的改革向前推进为官民田合并一则的均摊法，他把全府夏税平米、折色、马草等米银总数分摊各州县，“于各州县田地山荡上不分官民，均摊派征包补”。各州县再按本府派给的米银总数，“委曲通融均派”，每田、山、荡一亩各应纳米银若干，“一州自为一则，六县各为一则”3。 苏州府的官民一则改革起步也较早。正德初嘉定知县王应鹏就倡议“官田轻重均作一则，民田并丝麦不科粮地，与成田荡涂亦均一则，造册在官，使民一体出纳”4。惜其建议未被采纳。迨入嘉靖朝，昆山人顾鼎臣充世宗的侍从近臣，后升礼部尚书，他在乡居四载，目睹江南田赋弊端，凡三次上书恳请予以清理，嘉靖十六年终于得到世宗皇帝的批准。江南巡抚欧阳铎受命总其事。其具体措施为：“令府州县各总其亩之额，而丈量田以正亩；括其征米、征银之凡，而计亩均输之。”“科则不易其旧，而比其最重者与其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之。重而不能尽损者，为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以阴见轻；轻而不能加益者为征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以阴见重。诸推1万历《湖州府志》卷九《守令·郡守》。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3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4桂萼：《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 1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2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3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4万历《嘉定县志》卷七《条议》。 收田者，从圩不从户；田为亩，人为子。奸巧无所容，而逃窜渐复。”1史称“征一法”或“均耗法”、“牵摊法”。顾鼎臣的门生王仪时任苏州知府，对欧阳铎的征一法改革贯彻得力。在王仪的积极推动下，苏州府官民一则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吴县“将各科则与金花田耗裒益扣算牵摊，每亩正耗米三斗四升四合”2。通过计亩均输本色米和折色银实现官民田科则的平等。嘉定县在知府李资坤的主持下，在履亩丈田、清理逃税的基础上，推行征一法，“总计概县实存肥瘠相等田，算派岁用正耗平米，每亩止该二斗八升。以前项虚粮额不可缺，每亩均包二升，以三斗为则”3。常熟县在知府冯汝弼的推动下，履亩清丈，依土质不同定田赋为四则，最重者亩征三斗三升4。吴江县在清理粮册基础上，将全县平米四十三万八千余石，除去部分法定免征耗米外，“每亩摊正耗米三斗七升”5。昆山除低湮地外，每亩均摊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6。长洲县经过丈量；“每亩摊平米三斗七升五合”7。通过改革，苏州的官民田科则差异被逐渐拉平。 欧阳铎、王仪的改革在江南地区影响强烈，许多地方纷纷效仿。嘉靖十六年，常州知府应槚征得巡抚欧阳铎同意，在全府推行改革。他首先将一县夏税二税、各项杂征以及随粮征收之耗脚合并计数，得出其应征的本色米和折色银的总数，然后验粮均摊，向全县各项田土和税粮摊派。不过应槚的均摊是各县将官田平米总额均摊于一县官田，民田平米总额均摊于一县民田，各自通融均派，其实质就是官民各一则，这与苏州府官民一则有很大区别。嘉靖三十二年该府无锡县率先实行官民一则，无锡知县王其勤奉命清丈田地，在此基础上，“竟并官民田地”，依土质、地势不同“均为三则”1。江阴、宜兴等紧步无锡后尘“奏定官民田合为一则”2，取消了官民田科则差别。隆庆二年武进县亦实行官民一则起科，常州府“自是官田之则遂废”3。这标志着常州府官民一则改革的完成。 嘉兴府官民一则改革肇于嘉靖二十六年知府赵瀛发动的扒平法。扒平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将各县正耗米总数，按各县官民总数均摊。“田不1《古今治平略·明朝田赋》，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赋役部总论八》。2崇祯《吴县志》卷七《田赋》。 3万历《嘉定县志》卷五《田赋考》。 4乾隆《常昭合志》卷三《田赋》。 5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6归有光：《论三区赋役水利书》，《震川先生文集》卷八。 7万历《长洲县志》卷二《田赋》。 1万历《常州府志》卷四《额赋》。 2万历《常州府志》卷四《额赋》。 3《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概以三年起征”4。（2）“不动版籍”，“合官民田地麦地一例牵摊耗米”，“正米重者耗减轻，正米轻者耗加重”，每亩“俱不出三斗之数”。但低产的山荡滩涂池溇水面等项亩征米五升，自为一则。在江南如火如荼的官民一则改革浪潮中，松江府则显得相对冷清。松江人文荟萃，景泰以降进士名额大增，成弘以后步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不乏其人，伴随着明中叶以后王学的逐渐勃兴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松江府日益强大起来的松江身份地主开始追逐一己之利。为维护自身利益，他们竭力阻挠官民一则的改革，嘉靖十六年欧阳铎在苏州府改革之时，松江知府黄润迫于压力没有归并官民田科则，只是将原来的论粮加耗改为论田加耗，改革明显滞后于苏、常等府，但扒平科则已是大势所趋。隆庆二年，林润任江南巡抚，他上任伊始便发现“江南诸郡久已均粮，民已称便，惟松郡未均”，奏请实行丈田粮。在林润的举荐下，原松江同知郑元韶奉命负责主持均平田则的改革。他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依松江府东、西、中各乡土质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等乡，上乡田二亩七分三厘九毫纳平米一石，中乡田三亩一分二厘纳平米一石，下乡田三亩六分三厘纳平米一石，自此，松江府官民田科则差别渐趋消失。 江南地区官民一则的改革自嘉靖末至隆庆已成不可阻遏的潮流，影响所及，许多地区也开始官民一则的均田、均粮运动。嘉靖三十一年，宁国知府刘起宗在该府实行核田，对于“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强者田必有赋，贫而弱者粮无虚赔”。并在此基础上，“以官民均为一则”1。自隆庆元年至隆庆三年，应天府在两任巡抚林润、海瑞的奏请下，先后进行土地清丈，“官民悉用扒平，粮差悉取一则”2。隆庆元年，杭州府海宁县在知县许天赠的主持下，丈量土地，合官民为一则起科3。万历三年，镇江府在巡抚宋仪望的奏请下，“官民田地照亩起科”，“均为一则”4。大约到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江南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官民一则的改革。4《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三十二册《浙江下》。 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七《赋役部·总论十》。 2万历《上元县志·田赋》。 3民国《海宁志稿》卷九《田赋》。 4《明神宗实录》卷四二。 第三节明中叶赋役制度的改革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社会政治因素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的经济基础上的配户当差制。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全国的人户都是皇帝的役户，全国所有的土地同样也是皇帝的户役田，人因籍役，役随田转。皇帝用里甲制把全国人民编管起来为其纳粮当差，他据都稽图，据图稽户，编户成甲，积甲成里。明朝的正役、杂役的编佥皆以里甲为基干，审编则以户等为先决条件。户等高低决定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为人丁，一为事产，大抵在北方以人丁为重，在南方则以田产为重。户等分三等九则，户等越高，科差越重。一百一十个里甲户中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户，余百户皆为甲首户，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催征钱粮，勾摄公事，是为正役（亦曰里甲役）。杂役是因事编佥，供地方官府遣派使用的徭役，上中等户既当正役又当杂差，下等户即使无田亦得承当杂泛差役。 明初的赋役制度就其制度本身而言，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严密、系统和完整。它对明初封建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统治秩序的重建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明初的赋役制度有其先天的不足。在封建社会，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尽管从制度上讲鱼鳞图册和黄册是赋役佥派的依据，但皇帝为了自己需要可以随意征派，其随意性较强；再者，明代的赋役是封建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封建等级政治控驭下的经济，赋役能否顺利征调完全取决于封建政治的效力。如果说在明初由于政治清明简约，这种赋役制度还能基本正常运行，那么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国家控制力减弱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就不得不面对下列问题的挑战。 1.国家统治集团不断扩大，奢侈性消费恶性膨胀，造成国家行政开支的急剧增加，百姓赋繁役重。造成行政开支急增的主要原因包括：（1）宫廷之奢。正统以降的皇帝大多昏愦，生活奢侈，大兴土木，开支庞大，他们不仅将内承运库的金花银大部分给挥霍掉，有时甚至还向太仓库支取银两。（2）宗室之藩。嘉隆时“天下王府之禄反多于岁供京师之米，即使尽发上供之输，犹不足王禄之半”1。（3）冗员之盛。洪武时武职人员仅二万八千余人，但到成化时“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2，随后又有大批人通过恩荫等途径汇入这支队伍，使其总数到嘉靖时又增数倍3。（4）军费之增。明中叶以后卫所军制逐渐衰落，募兵制逐渐兴起，另外南倭北虏，边患1戚元佐：《议处宗藩事宜蔬》，《明经世文编》卷三八八。 2《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3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八。 不绝，军费开支日增。由于封建郡国之需皆出自编户民的徭役，封建朝廷有一事之需必设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役，所以日益增加的行政开支自然由百姓来承担，百姓赋役负担大增。里甲正役“旧例止令输纳物料供给差使而已。今（弘治）则百凡官府所需，悉出于此。县取于里，里取于甲，而府又取之县。盖视景泰、天顺间已不啻其几十倍矣”4。至于因事编佥的杂泛差役，百姓更是叫苦不迭。其最难供应者，一是修河，嘉靖元年，“河南、山东修河人夫，每岁以数十万计，皆近河贫民，奔走穷年，不得休息”1。二是水陆运输，如北直隶“密迩京师，路多冲要，中间外夷朝贡往来络绎，接递夫役及砍柴、抬柴、养马、京班、皂隶、水马二站诸徭役最为繁剧”2。三是供应京师的砍柴等夫役，天顺时，仅顺天一府就有夫役应出砍柴夫一千七百三十名，惜薪司抬柴夫三千二百名，还有其他差遣如巡拦、防夫、仓脚夫、库夫、弓兵、铺兵等一万一千六百余名3。四是营建王府、修造坟墓等。繁苛的赋役使得大量的人、财资源被封闭在为统治集团消费效劳的徭役之中，不利于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一旦赋役的繁苛程度超过百姓承受能力，他们轻则转徙他乡成为流民，重则铤而走险，甚至酝酿成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严重削弱封建统治基础。 2.地主经济的膨胀与吏治以及由此造成的役法的混乱。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上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交换逐渐频繁，商品经济也随之得到繁荣和发展，以正统六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为标志，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正式参与商品流通。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渐提高，促使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刺激了人们对“利”的追求。土地作为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便成为人们争夺的目标，土地兼并构成明中叶经济变革的最主要的特征。皇室、勋臣、贵戚凭藉政治特权，通过钦赐、奏讨、投献等手段，大肆掠夺官民田土，建立皇庄、王庄、贵族庄田等，缙绅地主亦随之推波助澜，广占田亩。明初朱元璋为了使一部分人倾其全力以供职役，曾给予其优免差役的恩赐，这部分人既包括勋臣贵戚、进士生员等统治集团成员，亦包括如马户、灶户等重役户。但是明初对优免规定严格，“优免差役之法，免杂役，不免正办”1。“在京文武官员除里甲正役外，其余一应杂泛差役全户优免；外官优免事例皆以品从为差。”2然而明中叶以后优免这种恩赐却被无限扩大化，“今日士夫一登进士，或以举人选授一官，便以官户自鸣，原无产米在户者则以无可优免为恨，乃听所4光绪《黄岩县志》卷六《版籍·徭役》。 1《明世宗实录》卷十八。 2《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三。 3《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八。 1吕坤：《答通学诸友论优免》，《去伪斋集》卷五。 2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二。 亲厚推收诡寄，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乃或至于百石。原有产米在户者后且收添，又于同姓兄弟先已别籍异居者，亦各并收入户以图全户优免，或受其请托以市恩，或取其津贴以罔利。又有苞苴富厚，囊槖克盈，多置田产，寄庄别县，仍以官户立户，中亦多受诡寄。势焰者官府固已闻风免差，势退者立能多方攀援以图全免”3。由于“品官优免太滥，诡寄日滋”4，结果造成了朝廷所拥有的科征赋役的田土和户口数字大大减少。一边是财政开支日增，一边是朝廷财源日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于是见在里甲赋役负担大增。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政治上，明中叶以后皇帝昏愦，宦官专权，奸佞秉政，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吏治江河日下。吏治反映到赋役制度上就是官僚、地主、胥吏们沆瀣一气，为逃避赋役施展鬼蜮伎俩通同作弊。“遇有造册，〔巨室〕贿里胥，有飞洒现有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名为畸零管带；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石为包纳者，有全过割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撤、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举人脚色、捏作寄庄者。故（黄）册不过纸上之桑，户皆空中之影，以致一省之中，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虚以数百计，县之虚以数千万计。递年编差无归者，俱命小户赔偿”1。政治加剧了赋役负担的不均，“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2，官户偃然处十甲之外，差役独累贫下户。下户当差有身无力，只得举家逃窜。贫户逃亡之后，甲虽不及十户，但役额不减，由剩余人户均摊，剩余人户役重而不能堪，便整甲逃亡，从而演成空前的逃亡。 严峻的现实使得明中叶以后赋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既能摆脱财政困境，又能均平赋役、缓解阶级矛盾的改革思路，从而揭开了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序幕。 周忱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及其影响里甲正役的改革最早可上溯至周忱巡抚江南之时。宣德五年，周忱出任江南巡抚，在应天府，他推行“里甲银”制度，所谓里甲银，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解释为：“往周文襄巡抚时，以丁银不足支用，复倡劝借之说，以粮补丁。于是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3里甲银的精髓在以粮补丁，他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部分或全部地摊入田粮内，折成银两，以耗米的名义加征。在苏松，周忱则推行平米法，“初，年3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二。 4《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1唐龙：《请均田役疏》，《明臣奏议》卷十六。 2罗伦：《与府县官上中户书》，《明经世文编》卷八四。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粮一石收平民一石七斗，候起运日酌量支拨除拨边外，有余则入济农仓，以备赈济，谓之余米。遇农夫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等口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1。平米法中里甲等费取自余米，其实质与里甲银一样，也是以粮补丁、摊丁入地。周忱在江南将赋役审编基准由明初的以户等（人丁、事产）定徭役到明中叶的以粮（田）补丁，实际上开创了摊丁入地的先河，而这与历史发展潮流是相适应的。因为明中叶以后由于土地兼并、赋繁役重，造成“闾里小民，游荡失业者十室而九”2。这给传统的赋役审编带来困难，“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查为难”。但是土地却是“万世而不变”的，“定税以亩，检核为易”3。所以徭役审编基准由户等向丁田（尤其是田）过渡诚为历史发展之必然。另外，尽管正、杂二役大体皆以人丁事产作为编佥的根据，但它们的性质与编佥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周忱的平米法却将其一体混编，随粮带征，赋役完纳在制度上简单化，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舞弊行为的发生。除里甲银和平米法外，周忱还对里长之役进行重大改革：“将乡都通县排年里长编成一应差役，每名出银一两，轮当一年，歇息两年，酌量轻重多寡朋合造册，犹如车轮之转。吏无那移之弊，民得轻鲜易完。”4周忱对里长役的改革有三点引人注意：（1）通计一县一年应征里长之役，固定役额。这是针对明中叶以后事繁费冗，里甲供役激增，里长之役除“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外，其他诸如祭祀、宴飨、营造、馈送、夫马等费杂沓而来，有司征敛日繁，里长赔累不堪等状况而进行的必要改革。它反映了官民的一致要求，对官府而言，将乡都通县排年里长编成一应差役，保证了赋役的征收；对百姓来说负担进一步明确。（2）将力役折银，这是明初商品经济恢复发展的结果，官府收入不减，百姓亦可安于田亩。（3）缩短里甲十年轮支的应役时间。“国初事简里均，闾暌蟾唬阌谑茁种Аf浜笫路狈讶撸锺阋蚨椋锛椎虮郑种汲瓶嘁印！雹倮锛茁忠鄢瓶嗍敲髦幸逗罄锛字贫认魅醯木咛逄逑帧c鞒趵锛滓曰y染睿识骋劬健5髦幸兑院螅恋丶娌4蚱屏恕疤锊还肌钡慕睿罴摹11u帧12淖12校刂黢憷艄唇嵛璞撞保现厍质戳死锛字频木没。骼锛淄恋卣加胁痪锛坠婺2坏龋案焕镏袼涮镉兑灰鄄徽矗祭镏袼浠蘖19肚页涫邸雹冢母锢锛滓殉墒贝螅锛茁忠鄣母母镏徊还撬秤φ庖怀绷鳌Ⅻbr /> 1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但文中所言“均徭”，恐有误。按均徭法始于正统时夏时进柯暹所撰《均徭册》。 2许国：《条上弭盗方略》，《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二。 3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 4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一《田赋四》。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里甲论》。 2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六《食货篇第二下》。 周忱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影响深远。他的改革无论是正杂二役混编合并征收、徭役编佥由户等向丁田（尤其是田）过渡、固定役额，抑或是力役折银、缩短里甲十年轮支时间，在实践中既保证了国家赋役的正常征派，使其财政收入不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百姓徭役负担的均平。实际上，明中叶发起的由地方到中央、由局部到全国的赋役制度改革探索，基本上沿着周忱的思路并使其更加完善和制度化，在江南出现欧阳铎的征一法，浙江、广东出现均平银的改革，福建则有纲银之法。在北方则出现会银制度，然而最终殊途同归，导致一条鞭法的孕育产生。 欧阳铎的征一法又名均摊法，“石江欧公巡抚，悉举里甲诸项并入秋粮，名曰均摊”。它是对周忱改革的继承和发展：“巡抚周文襄公始为劝借之说，以粮补丁，然不过十之二三而已。至巡抚欧石江公时，事益增，役益繁，而人丁不能支益，于是有均摊米与人丁均编。”1征一法的内容主要有：（1）丈量土地以正田亩。（2）总征银米之凡而计亩均输。（3）以全县丁田数分摊全县徭役，以嘉定县为例，“通计一县里甲备用之数为银一千一百七十二两；均徭以银差者为银四千二百五十五两有奇，以力差者为银五千一百六十八两有奇。乃计丁而编之，丁出一分；计田而编之，亩出七厘七毫；计滩池涂荡而编之，亩出四厘”2。（4）正杂二役合并，役有定额。“里徭有异而丁粮无二，若仍二次编审，亦不免于烦扰，今将合用数目总会而并征之，仍查照旧额各以类分，法虽简而实不废也”3。至于徭役之费，在苏松等府，以八事（丁田、庆贺、祭祀、乡饮、科贡、恤孤、公费、备用）考里甲，以三事（银差、力差、马差）定均徭；在应天府，以十二事（国祀、国庆、供应、诸司之用、内府坐派、工部坐派、祭祀、乡饮、科贡、恤政、公用、备用）定里甲，以二事（银差、力差）定均徭，以六事考驿传。（5）“令民家以出缗钱雇役，毋得仍十年旧”4。力役折银，改徭役数年一编为一年一编。 继周忱之后，东南各省相继对里甲正役进行改革，“在浙江则曰均平银，在江西则曰公费银，在福建则曰纲银，在南直隶则曰直日银，遇有所费，官自支用”1。 浙江的均平银亦曰甲首钱，最早始于天顺中2。均平银支应的对象很广，“凡解京料价、祭祀、乡饮、备用夫马轿匠、公私诸宴，皆籍此”3。均平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上元县·田赋》。 2万历《嘉定县志》卷六《徭役》。 3万历《常州府志》卷六《钱谷三》。 4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三《赋役后》。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三册《海盐县》。 2《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三册《海盐县》。 3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 银的派征最初无定规，至嘉靖四十五年，巡抚庞尚鹏奏行《钦依两浙均平录》，始酌除诸弊，立法定制。“通行会计各府州县每年合用一应起（运）、存（留）、额坐杂三办钱粮数目，仍量编备用银两，以给不虞之费，俱于丁田内一体派征”。4丁田派征原则是计丁与田，然后折田为丁，输银贮官，以给供费。百姓纳完均平银后，里长在官勾摄，甲首悉放归农。 广东的里甲正役改革也叫均平银，“广东丁田，自编徭役之外，每人一丁出钱五百文，田一亩出钱一十五文，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谓之均平银”5。广东均平银与浙江均平银相比较，内容大体一致：首先二者都计丁与田，将按户佥派的里甲役部分地摊入田粮；其次，广东与浙江一样，“见役里甲随丁田赋钱于官”，“既出此钱，甲首归农，里长在役只追征勾摄二事”6。但是二者也有不同：浙江均平银中里甲三办的支应占很大比例；而广东均平银不包括里甲三办，只是供应地方衙门的日常杂泛开支。另外，浙江均平银每年通融核算依丁田均平科派；而广东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广东均平银制开始于成化时，由于明中叶后事繁费冗，到嘉靖时已是弊窦丛生，为此嘉靖三十七年广东巡抚潘季驯对此进行整顿：“先计州县之冲僻以为用之繁简，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每遇供应过客及一切公费，官为发银，使吏胥里老承买。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1“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田粮六总征之，易知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2纲银之法盛行于福建，其创行大约在成、弘之间，史载：“成弘之间，乃令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谓之纲，以雇一年役事之佣者谓之徭。既出此钱，〔甲首〕则归之农，雇一里长在役，以奉追征勾摄。”3关于“纲银”之“纲”的意义，历来说法不一，何乔远认为是“提纲之谓”4，《明史·食货志》亦持此义；但《万历福州府志》则认为“宪纲经用者名曰纲银”5。其实二者一就征派方式而言，一则对其供支内容而言，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罢了，二者无根本上的区别。纲银的支应范围同均平银一样非常广泛，包括“若庆贺、接诏、迎春、视学、祀典之当举者，乡饮之再行者，校文阅武之赏赉者；贡士于礼部者赏其路费，邑之废疾孤寡给其衣粮，行部及士夫之往来者有饩牵牢礼，官长始至有效劳、致馆、门祭、4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五《田赋志二》。 5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七册《广东上》。 1《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二。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3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赋役》。 4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赋役》。 5万历《福州府志》卷二九《食货四》。 堂燕、舆盖、器什；冬夏易其研席，岁终供桃符、花灯”。6大凡地方政治文化社会经费皆取自纲银。但里甲三办的上供物料却不由纲银开支，这与广东均平银类同。纲银征派亦计丁与田，而且丁田可以互折，“民米一石，准丁一丁”，把原本论户按丁负担的里甲支费，部分摊入田地负担。明中叶后，由于官府费用无节，胥吏舞弊，里长负担过重，纲银无力供办，所以正德十五年御史沈灼对福建纲银进行厘定，他规定“将通县费用分正杂二办，以丁四粮六法则科派”1。其中正办包括文庙、社稷之祭及乡饮之类，杂派则包括迎春桃符、新官到任、生儒考试一切供办之类。由于福建纲银不包括上供物料的支应，沈灼还创八分法以征收上供物料。“国朝物料俱于该年里甲丁银出办。至御史沈（灼）奏准各县每米一石、人丁一丁，发征八分，通融全县该办之数，就于八分内支解”2。使里甲三办亦有一部分被摊入田粮。但沈灼的改革并不彻底，“二办之目，正纲之费可稽，杂则私而难诘矣”3。嘉靖十六年御史李元阳再次对纲银进行整理：“议征银储库，用度各有定则。但额外费多，支应不给，仍令里长贴办，称为班次。”4但是成效不大。迨至隆庆间，福建纲银被十段册法替代。 当南方赋役制度改革如火如茶之时，华北的改革才刚刚起步。究其原因，既有政治对地缘渗透控制上的差异，又包括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在南方朝廷所以必急图改革，在北方或可稍缓而已。虽可稍缓，但终须改革。嘉靖四十三年，北直隶赵州出现以银代役的里甲制度改革：“自（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始议征银在官，委人代支，不用里甲。”5万历时河南彰德府和信阳府之罗山县出现“会银”之法。会银亦曰办银，它也是按丁田通县概征，概县通融征银，省里甲归农1。会银后亦并入条鞭内征收。上述里甲之役的改革，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如里甲之役由原来的按户编派逐步改为按丁田分摊，有利于均平赋役，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贫民的负担；里役依丁田折银雇役，甲首省归于农，缓解了里甲人户的人身依附，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另外，就赋役制度本身而言，明中叶的里甲役改革为后来的一条鞭法铺平了道路，一条鞭法的许多编审原则由此发展而来。但是由于吏治，里役改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见役里甲赋钱于官，曰纲银，曰办银。有司复摄之，令直日供应，无名之征纷然四出，即百缗不以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六册《福建》。 1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 2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 3乾隆《建宁县志》卷七《赋役》。 4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 5隆庆《赵州志》卷三《田赋》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河南》。 抵数。穷乡小民，白首不识官府，雇人代直，月费数十金，里甲大苦”2。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创行与推广在里甲正役改革探索的同时，杂役的改革也相伴而行，其突出表现为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创行与推广。 均徭法是明代杂役改革的开始。明初杂役由里长依据黄册所登户等，量户因事点差，上户重差，下户轻差。然法久弊生，朱明皇朝传至英宗初年已是千疮百孔。在审编差役上，最大的弊政就是放富差贫。奸民豪户或飞洒诡寄田粮，或贿嘱里书挪移作弊，或隐漏丁口脱免差役，或州县官役占富户充当皂隶厮役，卖放入己，所有差役大部科派中户、下户充当。下户贫困难堪，纷纷逃亡，统治者要求不能满足，于是均徭之议兴。以正统八年江西按察佥事夏时“进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条约》和《均徭册式》，刊为令”1为标志，均徭法正式创立实施。均徭法改革首先是把那些有定额、有定期的常役如祗侯、禁子、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拦、铺兵、防夫、膳夫等同无定额、无定期的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划分开来，并把前者从杂役中独立出来，冠其名曰均徭，自此明代赋徭正式区分为里甲正役、均徭、杂泛差役三类。另外，针对里胥为奸，大造黄册时以上作下弄虚作假、佥派徭役时放富差贫，均徭法令“里甲除正役照黄册应当外，又别另编造均徭文册，查勘实在丁粮多寡，编排上中下户，量计杂泛重轻等事佥定，挨次轮当”2。 均徭法的推广一波三折，正统八年3夏时在江西创行均徭法，人皆便之。但遭到江西右参政朱得的反对，他以夏时“多以上等粮户为隶兵，意在逐年取用，未免民害”4相构陷，英宗皇帝于正统十年诏罢江西均徭册。直至景泰元年，在礼科给事中金达“安民莫先于均徭役”，“乞重将均徭之法举行”的奏请下，江西巡抚韩雍与布政使崔恭大力申明此法。广西均徭法推行不到一年即在布政使揭稽的反对下被迫停止。在四川，按察副使刘清曾以丁粮为差将户分为三等，造均徭册，官为定其役，但遭到大地主的反对，天顺元年重庆府永川县民邓琪上书英宗，指责均徭法“惟以税粮定其科差，则富商巨贾力役不及，而农民终日无休息之日矣”，四川的均徭法一度诏罢。但均徭法乃时代需求，大势所趋，景泰中，广东右参议朱英“立均徭法，十岁一更，民称便”。成化初他升任福建、陕西右布政使，亦将均徭法推广至这两省。2《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二《赋役部·艺文五》。 1《明史》卷一六一《夏时传》。 2嘉靖《海宁县志》卷二《徭役》。 3此处从《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说，但嘉靖《海宁县志》卷二则认为均徭法始于正统四年，待考。4《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 及至弘治元年，明孝宗下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直隶巡按御史，严督州县管印正官，审编均徭，从公查照岁额差使，于该年均徭人户丁粮有力之家止编本等差役，不许分外加增余剩银两。”1均徭法遂正式在全国推广实施。 均徭法由地方官员创立并经过长期探索试验才逐步完备起来，它在推广过程中亦开始一些新的调整：（1）银差的出现。银差与力差相对，它包含两重意义：对官府来说，徭役折银交纳，官府雇人充役；对役户而言，服役者得纳银代役。夏时初创均徭法并无银差、力差之分，皆为力差，“银差”一词最早见于正德元年，它是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金花银、里役折银的出现是同步的。正德后银差、力差之例逐渐固定下来，一般来说，力差多为重役，由上户承充；银差多为轻役，由下户支应。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银差日增，力差日减的趋势。（2）南方、北方均徭审编基准大体相同，计丁验粮，确定户等，量役轻重挨次轮当。但由于南北经济、政治等因素发展的不平衡，二者又稍有差异。一般来说南方均徭杂役丁粮兼派，浙江、福建、南直隶各州县莫不如此，其法多“总验一县之丁粮，配请当役之数，通融而审编之”，其中丁粮可以互折，并且在准折比例中，田粮所占比重往往大于丁，南方均徭编审实际上是偏向田亩的。在北方均徭编审则人丁事产参间，有地亩之征和门银之编。地亩之征始于弘治十二年，“都御史洪钟姑奏请（在北直隶顺天、永平二府）查地土，计亩出银，以为年需料价之用。盖因近京地方逐末优免者多，故为此通融之计”1。但正德元年顺天巡抚柳应辰反对地亩之征，恢复了论丁编役。嘉靖元年顺天府尹万镗奏请“申明征地亩之法”，“酌量人丁地亩，兼征银两”2。万历五年顺天府尹王之垣条上编审均徭宜事，以为地科太轻，丁科太重，议请现在丁地通融计算，每地一亩征科银二分3。万历十一年，顺天府尹臧惟一又认为“每亩科银二分，涉于过重，不若以丁、门为主”，得旨如议行。4此后门、丁科派构成北方徭役法的特点。这里丁即丁役，折币征银；门即照门审编徭役。门银之编比地亩之征可能还要早，万历《大明会典》载成化十五年令；“令各处差徭户分九等，门分三甲，凡遇上司坐派、买办、采办，各因所派多少，定民输纳，不许隔年通征银两在官。”可见成化年间北方就已开始照门编差。门银“为富家援例得以优免而设”5，其科派对象是品官及举监生员吏典之家。门银、丁银俱照户等审编，“上中六则照门银等则编审，下户既出丁银，1《皇明制书》卷十三《问刑条例》。 1《明武宗实录》卷一三八。 2《明世宗实录》卷二一。 3《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 4《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 5《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不得复议门银”6。而户等的划分依据人丁事产，所以门银、丁银之征是丁田兼论的。（3）均徭审编周期各地不一，“南北直隶及各省地方均徭，其审编之法，有一年一编者，有二年一编者，有三年一编者，皆因时地之不同，繁简之不一，轻重之不等，固难执一隅而议拟也”1。均徭的应役之法一直是轮役制，其轮役次序与里甲正役的轮役次序密切结合起来，一般是在里甲正役停歇后隔若干年，然后再充应均徭，其目的在于使民稍得喘息，以并力于供应也。2明中叶后杂派夫役名目纷繁，这些杂役多被归并为均徭，结果均徭种类越来越多，成为百姓最主要的负担。均徭既以均名，其目的即在于均平徭役，然而均徭法在推行过程中，其不均的弊端日渐显露出来：首先，均徭计丁验田、按里甲轮当，但明中叶后里甲之间贫富悬殊，贫富不等的里甲却要负担相等的徭役，势必造成“富里之民虽田盈千亩一役不沾，患里之民虽无立锥，且充数役”3。其次，均徭佥派的依据是《均徭文册》，它是对黄册失实的改革，然而明中叶由于富豪贿赂胥吏以避重役，《均徭文册》造册之时以上作下，以亡为存，故其登载失实，有司“只凭籍册，漫定科差”，致均徭负担不均。为了改革均徭弊端，十段册法应运而生。 十段册法又称十段锦法，其内容在各时各地颇有差异，然其主要方式不外两种，一曰十段田法，它不再采取里甲轮流服役之法，而是通计一县丁粮，将其均分十段，每年提编一段。丁田互折，力差亦折合为银差。一曰提编法，“算该每年银力差各若干，总计十甲之田派为定则，如一甲有余则留二三甲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乡宦免田，十年之内止免一年；一年之内止于本户。寄庄田亩不拘同府别府，但已经原籍优免者，不再免。”4十段册法的最早执行者当推南直隶人盛颙，史载：“成化改元，（盛颙）由进士历官知邵武，先是徭役多从里胥推举，奸弊万端。颙乃通扣一县丁田数十甲，以一年丁粮应一年徭役，周十甲而复始，民甚便之。”1可见早在成化时十段册法即已在福建试行。正德中常州府武进县同知马某也曾“议将一县田地均分十段，别造十段文册，每年编审一段。初甚便之，而后造册之时，富民巧为规避，人户消长参错，多有产去差存者，讼牒纷纷，官民病焉”2。遂革而不用。嘉靖十六年李元阳任福建御史，在全闽推行十段法，“概一县〔丁粮〕之数，酌什分之一，今年盈则捐明年不足，缩则益取6《明神宗实录》卷六八。 1李士翱：《钦奉敕旨陈言民情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九。 2万历《常山县志》卷八《赋役表》。 3天启《海盐图经》卷六《食货篇第二》。 1嘉靖《邵武县志》卷十二《名宦》。 2万历《武进县志》卷三《钱谷一》。 诸今年之有余”3。嘉靖二十九年苏州知府金城亦议立十段均徭。嘉靖二十九年后，虏患倭寇迭相交乘，十段册法（提编法）被采用作筹款方法之一种。嘉靖四十四年直隶巡按温如璋亦仿十段锦册法（提编法）以防“品官优免太滥，诡寄日滋”4。嘉靖四十年至隆庆元年，浙江巡按庞尚鹏推行的十段册法最有成效，“臣（庞尚鹏）自祗役以来，即议立十段锦之法，通行各府州县。查将十里内丁粮，除四甲已经编过外，未编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凡官吏举监生员军灶匠丁系例应优免者，即将应免之数开列册前。如或各甲内俱有丁粮，从一甲内优免，其余免剩者造入册，与民一体编差”5。隆庆二年江南巡抚林润将十段册法加以整顿，“合无行府吊取各县十段丁田，逐一查理，裒多益寡，务得其平。除已应役外，其未轮年份各候该年，即有过割不得规避。一年止编一段，即有别故，不得擅提下甲”1。迨至万历初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十段册法被一条鞭法替代。 十段册法不是对均徭内含役目的改革，而只是对均徭编审对象和轮役方式的改革，但是它在清核一县丁粮基础上，或以丁折田，或以田折丁，将全县该年应派的徭役一并折银，扣除优免外，推算每丁、每亩应摊徭银，然后将核实的全县田土均分为十段，依段轮役。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均徭法执行中富户贿赂吏胥避重就轻的弊端，而且也抑制了优免冒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赋役的均平，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3乾隆《尤溪县志》卷五《赋役》4《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5庞尚鹏：《题为厘弊以均赋役》，《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第四节万历清丈与一条鞭法改革万历清丈明中叶以来的赋役制度的改革探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积极成果。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改革仅限于局部地区，且多为阶段性成果，因此很不彻底。朱明朝廷的财政危机未能根本解决，全国赋役不均的状况依然严重，客观现实要求执政者必须将赋役制度的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历史将此重任落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的张居正的肩上，于是便有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清丈土地和推广一条鞭法。 清丈土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明中叶以后，皇亲、勋臣、贵戚“恃宠挟恩，奏求田地”1，皇庄、王庄、贵族庄田风云而起。缙绅地主推波助澜，广占田土，从而在全国刮起兼并土地的狂潮。土地是封建皇朝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有土此有财”，赋自田出，有田即有役，但是由于这批人享有优免赋役的恩赐，钦赐土地例不纳粮当差，文武官员亦论品优免，“官员之家率得优免，遂致奸伪者多诡寄势家”2。从而使得国家控制在籍的纳粮当差地大大减少。“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3。对于在籍的纳粮当差地，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飞洒”、“花分”盛行，放大户而勾单小，结果造成“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4。小户力薄难撑，举家逃亡。赋役不均遍及各地。 为缓解财政危机，实现赋役均平，一批有识之士率先发出清丈土地的呼声。嘉靖九年，桂萼提出清丈土地、核实田亩。嗣后郭化弘、唐龙、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的对策方略尤力：“请责州县官，于农隙时，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统间鱼鳞凤旗之式，编造图册，细列元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官为覆勘，分别界址，履亩检踏丈量，具开垦改正豁除之数，刊刻成书，收贮官府，给散里中，永为稽考。”5另外还有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吏在局部地区业已开始清丈土地的试点，如嘉靖十至十四年邹守益在江西安福、安如山在河南裕州进行的清丈土地的尝试，嘉靖十五年王仪在苏州主持的丈田均粮运动，嘉靖十八年欧阳铎在应天进行的清理虚粮、清查隐匿田亩的赋役改革，嘉靖二十六年嘉兴府海盐县令民自守田粮，嘉靖三十一年刘起宗在宁国府清理虚赔钱粮，隆庆元年杭州府海宁县令1《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 2《明孝宗实录》卷二○○。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4罗仑：《与府县官上中户书》，《明经世文编》卷八四。 5《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许天曾的清丈田粮等等。其中“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1。张居正在总结前人清丈经验的基础上，于万历八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丈土地的运动，史称“万历清丈”。 张居正深谋远虑，刚毅明断，清醒地认识到明皇朝已成“将圮而未圮” 2的摇摇欲坠的大厦，为挽狂澜于既倒，张居正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认为造成财政困难、社会危机的原因在于“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贵，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3。鉴于此，在政治上，张居正强调“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他立考成，饬吏治，整顿边防，综核名实。 在经济上，针对“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4的状况，张居正打算通过丈量，使土地“皆就疆... 11 工部四分，各分铸”3。可见，南京工部既是明代在南方地区的官手工业的管理中心，又是中央工部的辅助机构，在整个官手工业的管理协调上，占有不能忽视的地位。 内府手工业明代，直接服务于皇帝的宦官机构有四司八局十二监，共24个衙门，这些衙门统称为内府。皇帝需用的各种手工业品基本由内府制造，因而内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这个体系是明代官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很特殊的部分。 内府制作依据产品的不同，分别由内府的不同衙门掌管。下面就介绍一下与手工业有关的各衙门及其职责。 内府十二监包括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十二监中内官监及御用监是两个管理官手工业的主要机构。 内官监设掌印太监一员，其下属有总理、管理、佥书、典簿、掌司等。 内官监的职责大致有三一是掌管“成造婚礼妆奁冠舄、伞扇衾褥、帐幔仪仗及内官内使贴黄诸造作，并宫内器用首饰与架阁文书诸事”。另外，皇帝所用的草纸，由内官监纸房抄造。二是参与国家大型建设工程的主持工作，凡营建帝王陵墓，须“请敕内官监官二三员提督工程”2。三是管理住坐工匠。内官监辖有十作，即木作、石作、瓦作、土作、搭材作、东行、西行（铁器作坊）、油漆作、婚礼作、火药作。内官监手工业生产规模是很庞大的。 御用监是内府又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其职责是造办皇帝所需的室内摆设及玩乐用品，如御前所用围屏、床、榻、桌、柜、双陆棋子、骨牌、梳栊、雕漆盘匣等等。该监在隆庆二年建立洗白厂，专门成造上用兜罗绒袍，隆庆五年洗白厂扩大规模，设立袍作和绦作。除各种御用品的生产外，御用监还负责一部分兵器的制造，即近侍长随以及各营的总兵官所用的盔甲和绣春刀。御用监生产规模十分庞大，据《大明会典》记载，该监在嘉靖、隆庆之际，所用各种工匠人数在二千八百人以上。 除内官监、御用监外，十二监中尚衣监与司礼监的职责中都有一部分与手工业有关。尚衣监的职责洪武二十八年规定“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袜之事”，其中袍服一项，据《酌中志》载，由尚衣监所属袍房缝制。3《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 2《大明会典》卷二○三。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 司礼监是诸监之首，职掌甚多，手工业方面的主要有成造上用各种笔墨、制敕云龙笺，写印上用书籍，制造糊饰宫殿屏风、窗格所用纸札，成造龙床等。司礼监所属大藏经厂始建于正统九年，是专门刊印上用书籍和成造制敕龙笺的手工工场。大藏经厂内的作房“乃匠作印刷成造之所”2。按照嘉靖十年的额定人数，司礼监辖有一千五百八十三名工匠，其中刷印、笺纸、刊字等书画用品方面的工匠就达一千二百七十多人。这表明司礼监的手工业主要是为皇帝提供文化用品和书籍。 内府十二监中司设监也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其工匠人数达一千五百人左右。 内府四司包括借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四司中宝钞司的职责与手工业关系紧密，“掌造粗细草纸”，“以备宫人使用”3。宝钞司设掌印太监一员，其他佥书、管理、监工无定员，其工匠人数在六百人左右，内设造纸作房七十二间。宝钞司每年草纸的生产定额是七十二万张。 内府八局是内府手工业较重要的生产场地，八局包括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其中除浣衣局、司苑局与手工业生产无关外，其他各局均为内府制作的骨干。 兵仗局设于洪武年间，职掌成造皇帝的各类卫士及锦衣卫所需各式盔甲兵器以及一部分火器。《大明会典》卷一九二云今兵仗局“成造修理摆朝上直围子手、锦衣卫官旗将军，及都知监带刀长随，兑领盔甲军器”。这些军器盔甲每三年成造一次，由工部具料。而弓弩火器则“不时成造”。明初火器的成造主要由内府兵仗局负责，正统以后渐由军器局分造。兵仗局所造盔甲军器有九十余种，火器四十多种。其火器主要供给各边关使用。兵仗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该局的工匠人数基本在一千七百人左右，最多时达三千多人。兵仗局附设火药局，实则是兵仗局的军器库。内府兵仗局是明代很重要的军事手工业，它与军器局、南京兵仗局、各地方卫所的军器生产共同支撑起明代的军事工业，并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兵仗局所造兵器有时成为各卫所成造兵器的标准。 银作局设于洪武三十年，初设大使副使各一员，后改设掌印太监一员。 银作局“掌打造金银器饰”，如金银钱、金银豆叶、金银锭等等，银作局所造，主要是供钦赏之用。此外，银作局还承担一部分其他工作，如为铸造亲王印符、金牌的金牌厂的产品镀金等。银作局的工匠人数一般在二百至三百人之间，规模较小。 巾帽局“掌造内宫诸人纱帽、靴袜及预备赏赐巾帽之事”。赏赐的对2《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四一。 3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 《明史》卷六四《职官三》。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 象包括新选中的驸马、新升任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以及随藩王之国的旗尉。巾帽局所造诸物的工价从工部支领。该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其工匠在五百人左右。 针工局的职责史书记载基本相同，即成造宫中诸人的衣服、铺盖。所谓宫中诸人主要指内官、内史、长随、小火者，他们的冬衣三年发给一次，铺盖六年发给一次。此外，一些史书还记有针工局的其他职责，如成造诸婚礼服裳，“缝制王府册封赏赐等项衣服”2。针工局设有掌印太监一员，工匠人数在三百六十以上。该局所需工价也由工部支给。 内织染局设于明初。洪武二年内府即有尚染局之设，洪武十七年、洪武二十八年更定内官诸监库局时，都设有织染局。内织染局的职责“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3，洪武二十六年定“凡供用袍服段匹及祭祀制帛等项，须于内府置局，如法织造，依时进送”4。这以后就形成了一项制度即“内局以应上供”。内织染局织造皇帝在重要场合穿用的袍服时，要由钦天监择日，礼部祭告，然后才能开工。如冬至大祀所用十二章衮服、皮弁服即如此。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工匠额数嘉靖十年为一千三百十七名，嘉靖四十年为一千四百六十一名，隆庆元年为一千四百三十名（内有匠官八十七名），可见其生产规模很大。内织染局的外署有蓝靛厂，在都城西，另外在朝阳门外还有一处外厂，是“浣濯袍服之所”。 酒醋面局的职责是“掌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诸物”2，所谓宫内，是指皇宫内为皇室服务的人。在其职责中酒醋等项是由该局自造的。酒醋面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其工匠人数在一百七十人左右，另万历时有宛平佥派的磨户三十一名，酒户三百三十名。 内府手工业除上面所述外，还有以下几处金牌厂，负责铸造亲王印符和金牌、上直守卫官军金牌、土官信符和金牌。御酒房，“掌造御用酒”3，其设提督太监一员，与酒醋面局无隶属关系。王恭厂与盔甲厂，二厂归工部军器局统辖，由工部主事一员监管，但实际工作统由宦官实行，这是由于保密的需要，二厂是明代军器和火器的重要生产机构，为了防止其法式泄于外，便形成了这一格局。二厂各设掌厂太监一员，贴厂佥书各数十员。王恭厂辖匠头六十名，盔甲厂辖匠头九十人，另各有小匠若干。二厂所造项目主要有盔甲、铳炮、弓矢、火药等。天启六年五月王恭厂发生爆炸，“厅库栋2《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三九。 3《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4《大明会典》卷二○一。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 2《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3《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宇虽已倾塌，而偏东库房及匠作小房尚存百有余间”4，据此可推知王恭厂的生产规模是相当大的，而盔甲厂的规模则大于王恭厂。 内府手工业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即南京内府的手工业。南京内府的衙门设置大体如北京内府，其职掌较重要手工业的有南京司礼监、南京内官监、南京内织染局、南京兵仗局前厂。 南京司礼监职掌的手工业主要为神帛堂供应机坊。神帛堂负责织造各种祭祀所用的帛，如郊祀上天的郊祀制帛，祭祖用的奉先制帛，祭社稷、历代帝王、孔子及各神祇的礼神制帛，祭功臣的报功制帛等。该神帛堂每年例须供应一千三百九十六段帛，每十年一次料造，共一万三千九百六十段，所需工料由南京工部支给。神帛堂额设机四十张，工匠一千二百余名。生产规模还是不小的。神帛堂每年起运北京的各式制帛为一千零九十六段。 南京内官监的职责主要包括一是参与内府衙门的各项修造工程，凡内府衙门损坏，内官监有责任“或奏行或揭帖到部”，然后会同南京工部修造。二是成造硃红漆、朦金彩漆云龙膳桌、上用盛米竹箩、供用筛簸、烘篮、焙笼，以及郊庙宫殿等处所用的棕荐。其物料由南京工部办送。南京内官监军民工匠原额三千九百余名，天顺时达到四千多名，嘉靖八年奏准该监食粮军民匠数额为一千九百人。 南京内织染局负责织造文武官员诰敕、进宫各色绢布，包括阔生绢、白布、苎布等。所需物料由南京工部关支。官员诰敕织成后，由南京工部派官验查，合格后送南京印绶监装裱起运。南京内织染局额设机三百余张，军民人匠三千多名。原制每十年题造一次，共五万匹，嘉靖中改为七年一题，隆庆四年复旧。 南京兵仗局前厂的生产规模相对较小，军民匠原额三百六十七名，嘉靖九年重定额数后，军匠达六百三十四名。南京兵仗局前厂负责成造毛袄、狐帽，每年八百八十件；军器，每五年一次计料，每季全造一万九千七百六十七件。造完验试合格后奏报。兵仗局前厂所生产的军器为盔、甲、枪刀、箭、牌等普通军器，火器只偶尔造办。南京兵仗局前厂设于正统二年，此前南京内府只有兵仗局。 户部手工业户部是明代主管国家财政的最高机构，在六部中地位十分重要。由于职责所限，户部所属手工业并不特别发达，综合起来，大略有制钞业、制盐业、铸钱业几项与户部关系紧密，其中铸钱是明末时户部才有的职责。此外，明代官营手工业所需物料及产品的管理也与户部有关。 4《明熹宗实录》卷七二。 《大明会典》卷二○八。 明洪武初，铸钱流通天下，但“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钱”。 于是洪武七年，朱元璋设宝钞提举司，次年开始造大明宝钞。洪武十三年，宝钞提举司成为户部所辖衙门。永乐七年，北京设立宝钞提举司。按洪武二十六年的规定，大明宝钞的生产每年三月开工印造，至十月停止。造完后宝钞提举司将钞数核定备案后送内府收贮。造钞所用桑穰等物料，由户部“预为会计”2，即核算出所需多少，该用价银多少，然后行移浙江山东北平等出产地方收买。宝钞提举司设提举一人。另，户部辖有钞纸局、印钞局，二局盖为宝钞提举司的印造厂。 明代铸钱，在中央一直由工部的宝源局承担。至明末天启二年，辽东战事频兴，军用不敷，于是在皇城东北增设宝泉局铸钱，希望以钱息弥补军需不足。宝泉局属户部，由户部侍郎督理。明代制盐业由户部管理。户部十三清吏司中的山东清吏司的职责之一就是带管两淮、两浙、长芦、河东陕西、山东、福建各盐运司，四川、广东、海北、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五井各盐课提举司，陕西灵州盐课司，江西南赣盐税。五个盐运司和六个盐课提举司是明政府设在产盐区的最高盐政盐税的管理机构。盐运司下一般设有分司，分司下设盐课司。盐课司设在各盐场所在地，是政府最基层的管理机构，它直接管理灶丁和盐业生产及盐课征收。 户部对盐政的管理大致有如下几方面收贮折银盐课。明代盐课的折色，早期以布帛为多，如宣德五年题准山东信阳等盐场盐课每二大引折阔白绵布一匹。这些折色基本不解户部，如山东信阳所折白绵布须运送登州府交收，备辽东支用。成化以后盐课折银逐渐盛行，成化九年令两浙水乡灶户每引纳工本银三钱五分，解送盐运司给散灶丁或年终解送户部太仓，备各边支用。水乡灶户折银主要是由于他们不具备生产条件，早在景泰元年他们即以每丁“岁出米六石或折收价物”的方式输纳盐课。2两浙水乡灶户盐课折银后，其他具备生产条件的盐场效仿之事不断发生，折银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对灶户来说，制盐越来越无利可图，“煎盐穷苦，因利纳银”3。同时钞法沮坏，金银流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不能忽视的原因。各地所折银两，均须解送户部交太仓库收贮。户部太仓库设于正统七年，专门收贮赃罚及各种改折银两，故又称银库。该库由户部员外郎、主事掌管，巡视则由给事中进行。 参与盐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明代盐政头绪纷杂，问题百出，政策《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2《大明会典》卷三一。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二。 2《大明会典》卷三二。 3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时时需要调整。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户部负责对各地反映给皇帝的问题及其建议加以复查审核，再将结果奏报，作为皇帝决断的依据。正统十三年，四川按擦司就盐井灶丁的处罚问题上奏，请求“自今有犯者或调别井，或发摆站，或责充囚兵”。事下户部，户部认为应加重处罚，“坐杂犯死罪者，罚役五年；流以下递减年月，俱于本井上工，日煎盐三斤，仍令煎办常课”。明英宗批准了户部的建议。史书中“户部复议”、“户部复奏”即是户部此项职责的概括说法。除参与政策制定外，户部还要参与执行工作。景泰五年，景泰帝批准了两浙盐运司同知王彪所言三事，同时“命户部行之”2。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或重要问题时复议工作难度就增大了，有时还要做实地勘查，如增设盐井之事就如此。永乐十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上奏“潼川州安岳县古迹竹筒小井及椅滨竹筒小井，比旧井有增。已遣官核实，宜令开煎。”3永乐十二年四川罗泉井灶丁上奏“蓬州睦坝里旧有小竹筒盘李、意兴二井，可以开煎。”当时在南京监国的皇太子“命户部遣官复视，如实，即从所言”4。这些表明户部在国家盐业政策的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与地方盐政的清理工作。明代各都转运盐使司（盐运司）和盐课提举司的官员由吏部委派，而巡盐之官则由都察院的御史充任，称巡盐御史。户部虽无巡盐之责，但有时也派官参与这项工作，直接参与清理工作。此外，户部负责管理收存灶丁名册。成化九年上命两浙巡盐御史会同盐运司官清查灶丁，将各类灶丁及其负担的盐课登记造册，并送户部。此后每十年清造一次。 刷印盐引勘合。明代盐法，行开中之制，即商贾欲经销盐以赢利，不许非法私下买盐货卖，必须输米于各官仓，各仓所在有司及都司卫所根据米的数目、时价高低、所输道路远近，计算出应支盐数，填写盐引勘合，令商贾“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无盐引之盐即为私盐，犯者罪至死。可见盐引勘合在开中盐法中不可或缺。明代盐引勘合的刷印，由户部负责，南京户部具体承办，南京户科刷印。“每遇户部咨到开中某运司盐粮若干，该用勘合若干。进纸南京户科，刷印完，领回本部（南京户部）用印。”2然后交给原差人带回。刷印盐引勘合的铜版由南京工部铸造，南京户科收贮（明初为内府收贮）。万历五年奏准南京户部选委司官一员“专印盐引”。南京户部有盐引匠二十九名，南京户科有盐引匠三十九名。洪武时，中央户部直接负责盐引勘合的刷印工作，永乐迁都后，中央户部把此项工作留给了《明英宗实录》卷一六八。 2《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四。 3《明太宗实录》卷一三○。 4《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一。 《明史》卷八○《食货四》。 2《大明会典》卷四二。 南京户部。至正德三年，刘瑾变法，“诏今后但于户部印给，南京引板，俱令销毁”3。中央户部重新直接负责刷印。正德五年，刘瑾被诛，户部奏请“刷印盐引，仍隶南京户部”，获得批准。此后一直未变。 户部主管的制盐业是一项十分特殊的官营手工业，其特殊之处在于产品以开中的方式出售给商人，而不是像其他官手工业产品那样，全部直接用于皇室和政府的消费与各项需求。但这并不影响其官营性质，因为制盐业的管理机构、生产过程、生产者灶户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其灶户与其他官手工业行业的军匠、民匠一样，属“役皆永充”的；而且灶户煎盐，官给工本，有如政府官匠的月米。即使是开中售盐，也是在政府的强制之下完成的，其实质是实现制盐业生产出军需之物——粮饷的目的。由于制盐业的管理机构是朝廷单独设置在产盐区的，与地方有司无涉，因而制盐业是中央系统的官营手工业。 除制钞、铸钱、制盐外，使户部与官手工业产生联系的是内府十库。内府十库由户部广西清吏司带管，实际掌管由宦官担任。内府十库是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十库虽设于内府，但其或贮存物料，或贮成品钱物，大多与整个官手工业有关，故在户部手工业中对其加以介绍。 甲字库。该库收贮布匹、银朱、丹黄、水银、乌梅、栀子、槐花、石矿等。除布匹外，其余均为颜料或生产颜料的原料。洪武二十六年规定“淘洗青绿，将见在甲字库石矿按月计料，支出淘洗。”“若烧造银朱用水银，黄丹用黑铅，俱一体按月支料，烧炼完备，逐月差匠进赴甲字库收贮。”明宫室、官署房屋修造所用颜料由甲字库关支，不足再另行措办。该库设掌库太监一员。 乙字库。该库收贮各省解到的军用胖袄、战鞋、军裤、军士裘帽，以及官员的奏本用纸和其他公务用纸。乙字库所贮均为成品。该库设掌库太监一员。 丙字库。该库收贮串伍丝、荒丝、吐丝、棉花、布匹。丙字库所贮之物是为“备各项奏讨”。内官监每年维修各种物品需串伍丝一百斤，荒丝一百斤。 丁字库。该库收贮桐油、广清漆、鱼线胶、苏木、黄芦木、黄白麻、苎麻、黄熟铜、红熟铜、生铜、熟铁、熟建铁、生铁、铁线、山羊皮、绵羊皮、狐皮、鹿皮、翎毛等。丁字库贮料甚多，供给范围也广，外织染局所需部分物料，京师宝源局铸钱所用铜、油、麻俱从本库支放。 戊字库。该库收贮盔甲、弓箭、腰刀、弦、明弦、撒袋。戊字库所贮军器是供应京营官军的，“天下卫所岁造军器在边镇者，留本处给军；在腹里3《明武宗实录》卷四五。 《大明会典》卷一九五。 者，解戊字库，专备京营官军领用”。该库所贮是卫所手工业的产品及各布政司所造军器。 承运库。该库收贮各地的岁解绢疋、阔生绢、翠、毛、皮。承运库所贮物料主要是用于织造各类赏赐衣冠。《大明会典》载，凡赏赐衣服每年两次题造，其中各色纻丝由内承运库放支，阔生绢由承运库放支。 广盈库。该库收贮纻丝、纱罗、绫绵、䌷绢。广盈库的库藏是供给“上用”的，该库的纻丝等织品与承运库的生绢不同，是变染的。皇帝用此赏赐内外人等。 广积库。该库收贮硫黄、硝石。广积库的硝石、硫黄规定每十年派造一次，每次二百万斤，供各边及内府使用。如兵仗局每三年关领一次，辽东延绥亦三年一次，宣府甘肃宁夏五年一次。这是万历时遵循的规则。 广惠库。该库收贮巾帕、梳笼、刷抿、钱钞。广惠库以收贮钱钞为主。 赃罚库。该库收贮罚没官物和金银钱钞。 内府十库中承运、甲字、丙字、丁字、广惠、脏罚六库是户部属库。乙字库属兵部，广积、广盈、戊字库属工部。 内府十库所贮之物的来源主要有四，一为贡赋，包括夏税和各种名目的土贡，承运库的生绢就是浙江、江西、湖广等布政司和直隶等府解纳的，数目达十四万八千一百二十九匹。丁字库所贮造箭用的羽毛是江西等处解办的，该库的苎麻是山东、北直隶的九十三个州县卫所贡纳的。二为召买，广积库的硝石硫黄遇缺即行召买，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该库曾请求召买九百万斤硝黄，后减半召买。三为实物税，丁字库在明初曾自设竹木抽分局，以征收实物税的方式，采集物料。四为官手工业制造，戊字库的军器是由地方都司卫所手工业制造的，甲字库的青绿、水银之类的颜料由颜料局、器皿厂等处生产。 诸物料在入库前要经过验收，合格后方许入库。洪武时，各处解到物料要原封不动入库，至永乐时才遣官查验，合格才能起运赴京，到工部后，要复查，结果与初检相同，才进库。 嘉靖二十八年为验收方便，建造试验厅一所，凡甲、乙、丙、丁、戊、承运、广积诸库收贮之物要在此验收，合格后给状寄库。 诸物寄库后，每月逢九日试验厅官要会同巡视库藏科道官进库验查。明代官手工业受到都察院御史及给事中的监督，都察院的福建道协管户部所辖手工业机构及甲字等十库，四川道协管工部所属手工业机构及内府手工业；户科与工科对户部与工部的手工业的监督更是分内之事。都察院御史与手工业有关的职责包括巡库、巡盐、监税等；户科给事中掌管盐课、鱼课的账目、勘合的查收注销，各库钱物的盘查监收等；工科给事中的职责包括军器的验试、监收，工程监工，审查账目等。内府十库的验收盘查主要由户科给事中《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负责，但其中的戊字库由工科给事中及巡视东城御史、工部官监收。 十库的物料放支，手续是严格的。如工部手工业需要攒造某物，必须开具所需数目，以公文形式转行户部，户部再札行该库支给，支过后仍要申报户部。 内府十库的管理按照规章是严格的，经办衙门和人员都有相当的权力。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其弊端仍然大量存在。这除去人员的因素外，管理体制的繁琐也是不能忽视的。 明廷系统的手工业除去工部、内府、户部的手工业外，还包括礼部的铸印局等。中央的手工业是官手工业的主体，是最重要的部分，它基本代表了明代官手工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 《大明会典》卷二一三。 第二节地方官府手工业地方官府手工业明朝在全国设有十三个布政司，布政司下设府（州）县。这些地方政府一般都附属有一定规模的官营手工业。据《大明会典》卷四载，布政司的所属机构有杂造局、织染局、军器局、宝泉局，府也设有杂造局、织染局，各局设大使、副使掌管。实际上，并非每一布政司和府都全部设有这些机构，如许多布政司就不设织染局。尽管如此，地方政府的手工业仍是靠司府下各局支撑起来的，它们是明代官手工业的组成部分。 明代地方政府的官营手工业主要集中在织染、铸钱等方面，其产品用途，一是满足地方的各类官用。明洪武二十六年定，各布政司所铸钱数，“就于彼处官军收贮，听候支用”。万历四年令云南布政司开炉铸钱，“以佐海■之用”2。二是起解赴京，归朝廷支配。嘉靖六年令河南及闽、广等处铸嘉靖通宝，铸完解京贮内府司钥库。而织染的段匹主要是解京的。从这一点来说，地方政府的官营手工业只是朝廷官手工业的生产场地，没有更多的自主权。下面就对地方政府手工业作一介绍. 织染业。 地方官营织染业大体有两种情况，一为常设织染局经营，一为临时设局织造。 明代地方上设织染局的布政司及州府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其他地方数量较少。《大明会典》的记载是浙江杭州府、绍兴府、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台州府、温州府、宁波府、湖州府、嘉兴府。 江西布政司。 福建福州府、泉州府。 直隶镇江府、苏州府、松江府、徽州府、宁国府、广德府。 河南布政司。 四川布政司。 山东济南府。这些设有织染局的地方，每年都有固定的造解定额，名为“岁造”。定额之外的生产任务有“坐派”和“召买”，坐派是奉旨增派的，召买是“一时急缺，令部买办者”2。明代的岁造定额是三万五千四百三十六匹一丈六《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2《大明会典》卷三一。 《大明会典》卷二○一。 2《大明会典》卷二○一。 尺多，分别由浙江、江西等处造解。如浙江布政司造一万二千八百十七匹，江西布政司造二千八百零二匹，苏州府一千五百三十四匹等等。 织染局的管理由大使、副使具体负责，而各司府的掌印官负责督造，验查催办由巡按御史掌管。巡按御史除验查段匹的质量外，还负责对织染局的工匠和生产状况进行稽考，“正统元年令各处岁造段匹等物，该府州县官将织染局见在各色人匠、机张及岁办并关支颜料等物数目，开报巡按官，以凭稽考”3。 地方织染局岁造所需工料及价银的来源主要有里甲税银。“各省织造银两，多出里甲丁田并无碍官银”4。严州府织染局每年在淳安县取银六百八十两多，“于夏绢内征解”5。 无碍官银。万历三年九月，工部议行应天等处抚按官，“动支无碍官银，令有司织造九万七千九百有奇”。 户工二部银。万历三十三年题派浙江各项袍缎二万余匹，料价三十八万三千余两，“计三分派办，户四工六”，共办二十五万五千四百余两，浙江自办十二万七千七百余两。 地方主管官员用这些价银购买物料或给予工人。在折价盛行之前，各织染局所需工料一般由所属府州县征解本色。 地方织染局规模大小各异，较大者有苏州织染局和杭州织染局。苏州织染局在嘉靖时有房屋二百四十五间，机杼一百七十三张，内分织作、染作、打线作、掉络作，民匠达六百六十七人、军匠一千零三名。杭州织染局有房一百二十余间，有织作、罗作。2织染局开局时间在五月。严州织染局即如此。织染局的工匠要在局工作，月给食粮，这是官营的特色。 在一些地方并不常设织染局，只是在有生产任务时，临时设局织造。陕西的织造即属此类。在弘治以前陕西就有织造任务，永乐时成祖因驼毼温暖，“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3。此后岁以为常，至正统时才罢止。但当时未见有设局的记载。弘治五年，孝宗令陕西织造“各色彩妆绒毷画图”，陕西诸司“动支帑银收买物料，往南京转雇巧匠、科买湖丝，又于城中创造织房”4。自此陕西设局，但陕西的织造时停时续，其织局也随之兴3《大明会典》卷二○一。 4《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二。 5《海瑞集》上编。 《明神宗实录》卷四二。 《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一。 2《苏州织造局志》卷三；乾隆《杭州府志》卷十八、十九。 3《明英宗实录》卷十九。 4《明孝宗实录》卷六一。 衰。至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巡抚陕西兵部右侍郎吕鸣珂言陕西“据停织造二十四年，局作机张，自己倾废，今始葺修。挑花机匠，现存无几”5。陕西修葺织局，是因为该年上命陕西织造羊绒，每岁解进四千匹。至万历二十五年陕西织局额设机为五百三十四张，织匠五百三十四名，挽花匠一千六百零二名，新设机三百五十张，织匠三百五十名，挽花匠七百五十名，挑花络丝打线匠四千二百人，其规模极为庞大。 织染业是地方官营手工业最重要的项目，也是最受重视的项目，因为其产品主要是起运京师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御用之物。 2.铸钱业。 明代铸钱，除两京的宝源局外，有时也允许各布政司经营此项手工业，布政司所设宝泉局就是此项手工业的职能机构，“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宝泉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负责具体工作。洪武时，规定各布政司的钱炉数目和年生产钱数为陕西炉三十九座半，每年铸钱二千三百零三万六千四百文。 广西炉十五座，每年铸钱九百零三万九千六百文。 广东炉十九座半，每年铸钱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四百文。 四川炉十座，每年铸钱五百八十三万二千文。 山东炉二十二点五座，每年铸钱一千二百十二万二千文。 山西炉四十座，每年铸钱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文。 河南炉二十二点五座，每年铸钱一千三百十二万二千文。 浙江炉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一百六十六万四千文。 江西炉一百十五座，每年铸钱六千七百六十万八千文。 北平炉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二百八十三万零四百文。福建至迟于永乐九年设炉，该年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至明末宣大、辽东、密云等处也都设炉铸钱。 明代各布政司大规模铸钱主要有三个时期，一为洪武，二为万历，三为天启崇祯。洪武初江西等行省各置货泉局（后改宝泉局），设官铸造，此次铸钱至洪武九年罢止。洪武十年各布政司重设宝泉局铸小钱，洪武二十六年罢止。同年又令在外各布政司“一体鼓铸”2。此后各布政司的铸钱规模都不甚大，如永乐九年江西等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宣德九年浙江等处铸“宣德通宝”，嘉靖六年直隶、河南、闽、广铸“嘉靖通宝”。嘉靖三十四年令云南铸“嘉靖通宝”，至万历四年首令云南布政司“开炉铸钱”，随后5《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八。 《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大明会典》卷三一、一九四。 2《大明会典》卷三一、一九四。 令十三布政司所属并两京“开铸制钱”3，朝廷“每府发旋边样钱一百文，直隶州五十文，令照式铸造，铸完呈样”4。此次铸钱至万历十年停止。天启初“令各省直藩司开炉鼓铸”，此次铸钱，有的局炉因亏损“报罢”，坚持下来只有陕西、湖广、四川等处。崇祯二年各地又开始铸钱，“至如南京兵部操江及应天府亦各纷纷铸钱”5。 按规定，各布政司铸钱，要有工部的公文，同时宝源局要委官监督。各局所铸之钱，在洪武以后万历以前大多解赴京师，从万历开始，各局所铸留在地方“与本地方旧钱相兼行使”，至明末，更是“自铸自用”7。各布政司铸钱所用物料经费一般由布政司自办，如嘉靖三十四年云南铸钱，扣留该省盐课银二万两，就近买料雇匠鼓铸。 3.制瓷业。 明代制瓷业的主体是民营，官营者较少，除两京外，设于地方上的制瓷机构见于《大明会典》记载的有江西景德镇的御窑厂，瓜洲、仪真二厂。瓜洲、仪真二厂由南京工部委官驻扎管理。其他地方也有为朝廷制瓷的记载，如河南钧、磁二州及真定府曲阳县每年为光禄寺生产缸、瓶、坛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等。 景德镇御窑厂设于洪武年间，“洪武二年（按一说为建文四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御窑厂的管理在嘉靖之前一直由朝廷派官负责。宣德时或遣宦官，或“以营造所丞专督御器厂工匠”，此后宦官经常被派往景德镇督理烧造。至嘉靖初，裁革宦官，命江西“各府府佐轮选一员管理”2，后改为“止是饶州府委官烧造”3。嘉靖三十七年添设饶州通判，“专管御器厂烧造”4，至此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廷经营转变为由地方有司经营，但烧造任务仍由朝廷下达。 御窑厂的规模甚大，仅龙缸大窑就有三十二座，正德、嘉靖之际厂内官匠凡三百余名，此外还有五百多夫役。御窑厂的工匠因系轮班匠，在厂上工时，自备工食，夫役的工食则由饶州所属七县征解。 御窑厂的烧造任务十分繁重，嘉靖初，尚有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3《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4《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5《大明会典》卷三一。 《大明会典》卷三一。 7《天府广记》卷二二。 《景德镇陶瓷录》卷一。 2《文房肆考》卷三，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3《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嘉靖八年十月。 4《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余万器”。嘉靖以后每次烧造数目都在数万件以上嘉靖三十七年三万，隆庆五年十余万，万历十年九万六千，万历十九年二十四万九千件。 景德镇御窑厂，明后期虽由饶州府负责管理，具有地方官手工业的特征；但以任务的下达、产品的用途看，御窑厂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官手工业。这种只负责生产管理，而没有产品支配权（或只有一部分支配权）的现象，是明代地方官府手工业的一大特点。 4.矿冶业。 明代官营矿冶业，主要由朝廷派官管理和经营。地方政府只在明初直接经营过铁冶，其他时间均是参与管理，有时参与程度还很大，故将官营矿冶的经营管理情况，附在此处叙述。下面分别不同矿课，对明代官营矿冶作大致的介绍。 铁课。铁课是明代主要矿课之一。洪武时各行省（后改布政司）均有官冶，当时各地的岁办数额分别是湖广六百七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七斤，广东一百八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一斤，北平三十五万一千二百四十一斤，江西三百二十六万斤，陕西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六斤，山东三百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七斤，四川四十六万八千零八十九斤，河南七十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山西一百十四万六千九百十七斤，福建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斤。2这些定额中没有广西的定额，而广西洪武五年即已办理铁课，《明太祖实录》卷七七载“中书省计湖广、广西、江西、山东、陕西、山西、河南七行省是岁铁课凡八百五万六千四百斤”，广西铁课未纳入定额管理，其原因除去后人漏书外，很可能是广西本无定额。 明洪武初地方铁冶的管理较为宽松，各处开炉，只要“行移各司”即可。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各处若要开炉，“即须奏闻”，批准后才可开炉。决定权收归中央。洪武二十八年各布政司官冶最后被废止。此后各布政司的铁课就向民间征收了。 为了加强对铁冶的生产管理，明初还有铁冶所的设置。它是朝廷在各布政司官冶以外设置的铁课生产机构。在各布政司的官冶罢止以后，它仍延续了很长时间。洪武七年设置十三所铁冶所，每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这十三处铁冶所及其生产定额是江西南昌府进贤冶一百六十三万斤，临江府新喻冶八十一万五千斤，袁州府分宜冶八十一万五千斤，湖广兴国冶一百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蕲州黄梅冶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东济南府莱芜冶七十二万斤，广东广州府阳山冶七十万斤，陕西巩昌冶十七万八千二百十斤，山西平阳富国丰国二冶各二十二万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十二万斤，潞州润国冶十万《明史》卷八二《食贷六》。 斤，泽州益国冶十万斤。此后又陆续设置了一些铁冶所，如河南钧州冶、新安冶，四川蒲江新市冶等。永乐时添设了四川龙州冶、顺天遵化铁冶等。铁冶所的课额在明初几乎与各布政司的铁课相等，因而它受到重视。朝廷经营的铁冶所其生产规模是可观的，如遵化冶仅夫役一项，在永宣之时就有二千多人。至嘉靖七年，已是几经裁员的遵化铁冶仍有军夫四百二十五人、军匠六十七人；民夫四百十人，民匠二百零一人，轮班匠四百十人，共计一千五百十三人。这种大规模生产正是官营铁冶的特色之一。 官营铁冶所自设立后罢止不一，多数在明前期即关停了，唯遵化铁冶延至万历时。万历九年，遵化铁冶，这个历时最长的官营铁冶被废止了。 金银课。金银的生产是由各级政府共同经营管理的，严禁民间私采，如正统三年令“军民私煎银矿者，正犯处以极刑，家口迁化外。”朝廷的管理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为设置固定的官吏，如福建银屏山设置银场，由大使和副使管理，四川的阜民司也是这样。这一类的生产都有固定的生产定额，如银屏山银场每季纳银五百七十两。二是朝廷派官管理金银课的征收，这就是史书中常说的提督和闸办。如永乐十三年差御史及户部郎中到湖广、贵州布政司提督，仍委官于辰州铜仁等处金银场采办金银课。十九年差御史监生闸办福建浙江银课。闸办没有定额的限制，以多为目标。朝廷派官闸办的原意用明宣宗的话说，是“欲察其奸弊，不令虐民”2，是为整顿地方金银生产派遣的，但实际上这成了一种经营方式，由于闸办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故自永乐开始闸办以后，历朝都沿袭不变。在闸办中，宦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天顺二年“命中官于浙江、福建、云南三布政司闸办银课”3。自此宦官介入金银的生产，至万历中期矿监的四出，使之达到极致。一般来讲提督不直接介入生产环节，而闸办则无不干预。三是有关金银开采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如开矿闭矿的决策等。 在金银生产的管理中，地方官府的作用很大，如正统九年奏准浙江福建二布政司各添设参议一员，“专理巡矿”，这是做一些次要工作，许多时候地方官府还直接管理金银场，如正统五年令浙江福建按察司各委堂上官一员“提督银坑”。成化九年奏准“各处山场有新生矿脉者，从各镇巡三司等官，勘实开采”。成化十九年设云南布政司参议一员，同按察司佥事“管理银课”。此外，地方官还要参与或直接确定矿税的数额。这些表明地方官府是官营金银生产的基本管理者。 《明太祖实录》卷八八。 《大明会典》卷三七。 2《明宣宗实录》卷十二。 3《明英宗实录》卷三一四。 《大明会典》卷三七。 明代金银生产规模很大，输纳金银课的地方有浙江、福建、贵州、云南、四川、陕西、湖广等布政司。其中云南就设银矿二十三所，福建银屏山银场有炉四十二座。各地生产所用人员数目也是惊人的，仅湖广宝庆等府所属二十一个金场，岁役民夫达五十五万多人，而云南的楚雄、大理、洱海、临安四卫的卫军，“全充矿夫”2。这表明佥发民夫和使用卫军，是征集金银生产者的主要方式。 金银生产的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生产开支增大，产量降低。而与此同时朝廷对金银的需求却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严私采之禁，另一方面加大搜括力度，万历时的矿监就是这样出现的。这意味着政府对金银生产管理的失败和金银生产的衰落。 卫所手工业卫所手工业是明代地方手工业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其产品主要是军器。 卫所手工业的生产管理机构是各卫所设置的军器局，洪武二年“令天下卫所各置局”。各局由卫所委员管理，参与管理的有地方有司，弘治十三年规定如果军器局成造的军器不合标准，各卫所官要会同三司及府掌印官究问。此外巡按御史参与部分管理。 都司卫所手工业的生产者是军匠，其军匠来源在明初由“军士不堪征差者”经过学习穿甲、制造弓箭等技术后充任。此外还有因各种原因充为军匠的。按照明代的制度，军匠是世役的，则此后都司卫所手工业者就是这些承袭下来的军匠。 都司卫所手工业生产所需物料及费用，明前期由军卫自办，“各处成造军器合用颜料，系军卫者，军卫自办”。“各官司倒死马皮，就于所在官库收贮，成造军器支销”2。明中期以后折银盛行，成造军器所需银两有些就是折解的银两，嘉靖四十一年免山西民兵三千入卫蓟镇，每年每人征工食银五两，“解蓟镇军门及密云道修造盔甲器械”。次年又免山东民兵三千入卫，每年共征银二万六千两，解赴蓟镇“为造军器、犒军士之用”3。除使用折解银两外，各边都司卫所还奏讨原料，主要是铁。正德四年奏准给宣府熟铁二十万斤，这是首次由朝廷资助各边军器生产。嘉靖二十二年规定每五年甲字库关支各边熟铁十五万斤。内地的都司卫所手工业则没有各边的这2《明宪宗实录》卷一一四。 《大明会典》卷一九二。 2《大明会典》卷一五七。 3《大明会典》卷一二九。 《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种待遇。 明代自各都司卫所建立军器局后，地方驻军的军器的生产任务就由各都司卫所的军器局承担了。都司卫所手工业的生产要依据朝廷的有关规定进行。明朝廷为使卫所军器生产合乎需要，有着一套完整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有时因情况变化会做一些调整，但同样规定得很细致。如弘治时规定南方卫所原造铁甲改用水牛皮造，绵绳穿吊；又如嘉靖时规定各卫所将六瓣明盔改造八瓣帽儿盔，其大甲要将布身加长二寸。弘治九年曾令兵仗局造精致盔甲腰刀送给浙江等处，令依式成造。 都司卫所生产的军器主要是普通的盔甲和弓刀之类，如每副军器包括的内容是盔、甲、腰刀各一件，弓一张，弦二条，箭三十支，撒袋一副，铳箭五支，长枪一根。火器生产则有严格的限制，永乐元年规定神枪神炮“在外不许擅造”。都司卫所生产火器最早时间不详。嘉靖三十六年题准蓟镇置造快枪、铅弹和火药给主客官兵，不知这是否最早时间。蓟镇是北边重镇，其所造火器均为先进武器，其他都司卫所只能生产一般的火器。《大明会典》卷一五六载“都司卫所季造，止是编‘降’字号手把铳口。”而“胜”字、“天威”、“列”字等神铳俱由兵仗局制造。都司卫所生产火器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 明景泰二年，由于刚刚经历的“土木之变”，暴露出军卫方面的许多问题，朝廷决意整理军政，连续颁布新规定，其中有关军器生产的主要有两项，一是规定了各卫所的生产定额，二是规定各卫所按季成造军器。洪武十一年曾规定全国每年军器的制造总数，但各卫所的生产似无明确定额，至此规定“每卫岁造军器一百六十副，每所四十副”，这两个数字在弘治二年被改为八十和二十。明宣德时卫所的军器生产是按月发料进行的，“天下各卫所所造军器，每月具报”2。景泰二年则规定“各卫所季造军器”3，这是对此前卫所军器生产制度的一项改革。这项制度此后执行得并不好，至成化二年又重申此令，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卫所所生产的军器，其用途明代有明确的规定，即“在边镇者留本处给军，在腹里者解戊字库专备京营官军领用”4。所谓边镇是指陕西、山西、湖广、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辽东。这项制度至迟在弘治时就已确立，因为当时已有明确的造解定额浙江都司十六卫五所，全造二千七百六十副，减造一千三百八十副；江西都司四卫十一所，全造一千零八十副，减造五百四十副；福建都司十一卫，全造一千七百六十副，减造八百八十副；福建行都司五卫一所，全造八百四《大明会典》卷一九二。 2《大明会典》卷一九二。 3《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4《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十副，减造四百二十副；山东都司十六卫五所，全造二千七百六十副，减造一千三百八十副；河南都司九卫三所，全造一千五百六十副，减造七百八十副；大宁都司十一卫一所，全造一千八百副，减造九百副；北直隶三十八卫四所，全造六千二百四十副，减造三千一百二十副；南直隶三十七卫五所，全造六千一百二十副，减造三千零六十副。 全造是景泰二年的定额，减造是弘治时的定额，景泰二年的定额目前只知其为生产定额，是否也是当时解运定额尚不能肯定，而弘治时的定额既是生产定额也是解运定额则是无疑的。至万历时，军器造解定额又有了一些调整，每卫多者一百副，每所少者为十六副。存留各边备用的军器，每年要造册具报，以备查考，这是朝廷对这部分军器的管理方式。 对卫所军器及生产情况进行监督的是巡按御史和刷卷御史。景泰至成化时期，巡按御史对卫所军器每五年吊卷查盘一次。弘治十七年奏准各卫所军器由刷卷御史每三年带管查盘一次。御史查盘的内容有二一是生产中有无弊端，如侵吞物料等违法之事；二是军器质量的好坏。 军器生产是卫所手工业最主要的生产项目，除以上提到的军器外，有的卫所还生产兵车。嘉靖三十七年题准大同制造兵车。 卫所有时还进行其他生产，如炼铁、铸钱、造船等，这些生产就整个卫所手工业来说不占主导地位，在此就略而不述了。 第三节官府对工匠的管理制度明代官营手工业中的生产者有民匠、军匠和灶户。军匠和灶户只从事特定产品军器和盐的生产，而民匠则充斥于官营手工业的各个部门中，生产着各类手工业产品。因而民匠是官手工业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是生产者中的主力。本章主要叙述民匠（通称工匠）的管理制度。 工匠管理制度概述匠籍、轮班匠、住坐匠明廷对工匠的管理是从编定匠籍入手的。这项工作至迟在洪武十六年已完成，因为洪武十七年正月朱元璋否定工部起送隐于民籍的工匠的理由是“匠籍既定，不可复扰于民”。事实上匠籍编定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洪武时最早的全国户口统计工作洪武三年即已进行，匠籍的编定应该与这个时间同步。 编入匠籍的人，一是元代遗留下来的手工业者，这是最主要的一部分，二是非手工业者因各种原因充匠的。各色人等一旦编入匠籍，便世役永充，子孙承袭，生活的最主要内容就是为官营手工业从事劳作。这正是政府编匠籍的目的所在，也是工匠制度最基本的内容。匠籍是政府对工匠的全部管理的基础。 继匠籍之后，朝廷为协调好生产，推行了又一项工匠管理制度，即轮班。洪武十九年，在工部的建议下，实行了议而未行的工匠轮班制，将各地工匠按照其丁力，和路途远近，定以三年一班，轮流赴京服役，时间为三个月，役满更替。这些轮流赴京的工匠称为轮班匠，政府发给轮班匠勘合，届时赍勘合赴京听工部分拨。这是明政府第一次发给工匠勘合。 洪武十九年制定工匠轮班制度时，所参考的一是匠户的丁力，二是路途远近。由于没有考虑到工作量的多少，使三年一班的规定很快就遇到了“诸色工匠岁率轮班至京受役，至有无工可役者”的问题，为此明政府重新制定工匠轮班的制度。洪武二十六年“上令先分各色匠所业，而验在京诸司役作之繁简，更定其班次，率三年或二年一轮”。此次更定旧制，增加了两个新的参考因素，一是工匠的专业，二是役作的繁简。新的轮班制，实际上制定的班次是五种，即五年一班，四年一班，三年一班，二年一班和一年一班。这五种班次中手工业行业分别如下五年一班木匠、裁缝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四年一班锯匠、瓦匠、油漆匠、竹匠、五墨匠、妆銮匠、雕銮匠、铁匠、双线匠。三年一班土工匠、熟铜匠、穿甲匠、搭材匠、笔匠、织匠、络丝匠、挽花匠、染匠。 二年冒牌男友很腹黑小说5200一班石匠、艌匠、船木匠、箬篷匠、橹匠、芦篷匠、戗金匠、绦匠、刊字匠、熟皮匠、扇匠、魫灯匠、毡匠、毯匠、卷胎匠、鼓匠、削藤匠、木桶匠、鞍匠、银匠、销金匠、索匠、穿珠匠。 一年一班表背匠、黑窑匠、铸匠、绣匠、蒸笼匠、箭匠、银朱匠、刀匠、琉琉匠、锉磨匠、弩匠、黄丹匠、藤枕匠、刷印匠、弓匠、旋匠、缸窑匠、洗白匠、罗帛花匠。合计各种工匠共六十二种，此后至嘉靖时在这个数字基础上又增加了八十多种。 五种班次的工匠分别给予勘合，届时持照上工，“以一季为满”，工完日“查原勘合及工程明白”就放归宁家2。这是明政府第二次发放勘合，此次接受勘合的工匠共有二十三万二千零八十九人。 轮班匠是京城以外的各地工匠，在京城中还有大批的工匠，这些工匠在永乐以后称为住坐匠，以区别于轮班匠。 洪武时即有大量住在南京的工匠，“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3。洪武时在京工匠每月上工十日，休息二十日。这一规定一直被以后各朝沿袭。 永乐迁都将南京、苏、浙等处大量工匠带至北京，于是“设有军民住坐匠役”。宣德五年将从南京、浙江等处起至北京的工匠附籍于大兴、宛平二县。这是住坐匠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北京住坐匠人数永乐时民匠至少有二万七千户，成化时额存六千余名，嘉靖十年的定额是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名。 优免、粮米优免。明政府对工匠有优免政策，这种政策各时期把握的尺度不甚一致。洪武十九年规定工匠家的其他杂役一概免除，即《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所说的“免其家他役”。洪武二十六年将这一规定作了调整“本户差役，定例与免二丁，余一丁一体当差”，而单丁重役及一年一班者，可以“开除《大明会典》卷一。 2《大明会典》卷一。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一名”，老残无丁者“疏放”。显然调整后的政策比原来的一概优免详细了许多。宣德元年再次对优免政策作了规定“工匠户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丁，四丁、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其余都放归家中，以后更替。单丁视时间远近，次第放免；老幼残疾也一体放免2。这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但执行得似乎并不好，因为五年以后明宣宗还说“比闻在京工匠之中，有老幼残疾并不谙匠艺及有一户数丁皆赴工者，宜从实取勘。老幼残疾及不谙者皆罢之，丁多者量留，余悉遣归。”3看来工部并没有认真执行皇帝的命令。事实上，宣德以后，随着逃匠问题的日益突出，优免政策即形同虚设，官府勾补尚且不足，优免政策之被搁置实属自然。 月粮直米。在京工匠每月由户部支给月粮，上工时由光禄寺支给直米。 这是政府为保证在京工匠生活实行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最早施行于洪武时期。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命工部“凡在京工匠赴工者，日给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4。此时只限于给予上工的工匠，到第二年即洪武十二年则命工部“月给米赡之”，有妻子者一石，无者六斗5。这里就没有再规定休工上工之分。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时月粮支给工作是由工部负责的。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令在内府做工的工匠，每天“给钞以为廪食”，给予的数量，“视其劳力为差”。这是洪武时宝钞通行于官方的一种反映，同时，宝钞之给，是在月米发放令之后，而且未见有取消月米之诏，则明代这一政策在洪武时即已制定完成，只是给钞这种形式未被遵行，改为关米或关饭了。 永乐十九年令内府各监局南京带来人匠每月支米三斗，无工住支。这个规定将月粮直米合而为一，而且数量只给三斗，比之洪武时的一石六斗少了许多。此后各朝多循三斗之数，但也有一些特例，如宣德九年令内官监工匠月支粮五斗，上工之日仍给饭食。景泰三年令兵仗局民匠月支粮四斗。成化九年令高手人匠月支粮一石，上工时于光禄寺日支粳米八合。但总体来说三斗居多，成化以后基本如此。 清理勾补清理勾补是针对逃亡工匠的政策。明自宣德以后，工匠因不堪重役，逃亡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诸色工匠，多有逃逸”。正统三年各处逃匠四千二百五十五人，正统十年逃匠万人，景泰元年逃匠三万四千八百多，天《大明会典》卷一。 2《明宣宗实录》卷二一。 3《明宣宗实录》卷六三。 4《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八。 5《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八。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 《明宣宗实录》卷四二。 顺四年天下逃匠三万八千四百余人，成化元年逃匠一万八千五百九十二人，等等。由于逃匠太多，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受到威胁，朝廷对清匠勾补工作日益重视。宣德六年遣官查审浙江并苏松等府失班工匠，“失班一次者，赴部补班；二次、三次以上并从前不当班者，逮问罚班”2。正统十年规定“今后有三次逃者，发充武功中卫军，仍令当匠。敢蹈前非，杀之不宥”3。这是一次最严厉的规定。弘治六年规定逃匠若抓捕不到，要“查其初起是何州县，行移原籍官司按名勾解”，如果是户绝者，要别选他人充补。此项规定的重点在于别选他人充补，但选择哪些人来充补则没明确说明，至正德九年就有了明确的说法“年远户绝，则以承佃本户田产之家者抵充；无田产则以各衙门近年招入匠役扣补。”2这个说法实则是很荒唐的，但它反映出政府对匠源不足的忧虑与弥补缺额的急迫心情。 工匠逃亡是明代官营手工业中不小的问题。由于工匠是主要的生产者，他们的逃亡对于官手工业的打击是巨大的，明代官手工业的衰落与此有很大关系。 工匠制度的两次重要变化明代进入中期以后，工匠制度有两次较重要的变化，一次是工匠班次的更定，二次是班匠征银。 更定工匠班次。班匠的班次自洪武二十六年定为五种以后，沿用了六十多年没有改变，直至景泰五年情况才出现了变化，五班轮流，被一律改为四年一班。 改变班次的意见其实早在正统十二年就已提出。该年十二月福州府闽县知县陈敏政上书，对旧的轮班制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他说“正班虽止三月，然路程窎远者，往还动经三四余月。则是每应一班，须六七月方得宁家。”接着他说“其三年一班者，常得二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亦得一年休息。惟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陈敏政建议将一年一班改作三年或二年一班，“如有修造，将二年一班者上工四个半月，三年一班者上工六个月”。但朝廷以“旧例难改”为由，否定了陈敏政的意见。景泰五年给事中林聪再次将更定班次的问题提出，他请求将二年一班的更为四年，三年一班的更为六年。林聪的这个建议与陈敏政的建议基本相同。工部复议，在上奏时建议将所有班次均改为四年一班，上工时间仍为一2《明宣宗实录》卷七七。 3《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四。 《明孝宗实录》卷七一。 2《明武宗实录》卷一一四。 《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三。 季。为了消除皇帝对工匠不足的担心，工部算了一笔细账“通计匠二十八万九千有余，除事故外，南京五万八千，北京十八万二千。今以北京之数分为四班，岁得匠四万五千，季得匠一万一千，亦未乏用。”2景泰帝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次在更定旧制时，对工匠人数重新进行了统计，并编定了新的勘合给予工匠。《大明会典》卷一记述这件事时只用了二十多个字“景泰五年奏准轮班工作，二年三年者，俱令四年一班。重编勘合给付。”此次更定旧制的重要之处，在于减轻了工匠的负担。对于一年一班者，等于减去了四分之三的工作量，二年一班者，减去了二分之一。在原定班次中，五年一班的只有木匠和裁缝匠两种，四年与三年一班的工匠各有九种，而二年一班的工匠是二十三种，一年一班的工匠是十九种。这就是说新的轮班制使四十二种行业的工匠受益最多，占工匠种类的三分之二强。所以四年一班的轮班制对于放松封建劳役对广大工匠的束缚是有重要意义的。 班匠征银。班匠征银是工匠制度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一次改革。如果说四年一班的轮班制大大地减轻了工匠的负担的话，那么班匠征银则是轮班制瓦解的条件和象征。也正因此，班匠征银的完全实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明代班匠征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是在成化二十一年，但早在正统之初，南京所属的轮班匠中就已实行征银。成化五年工部上奏说“南京轮班各色人匠，虽皆取以供应朝廷造作之用，中间谙晓本艺者十无二三，以此先准南京工部左侍郎范理奏，令各出备工价雇觅在京高手造作供应。经今三十余年，彼此两得其便。”南京班匠征银的实施范围和详细情况尚不清楚，但班匠以工价代替劳役则是无疑的。 成化二十一年全国范围内的班匠征银开始实施“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所司类赍勘合赴部批工；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同时还规定，“不愿者，仍旧当班”2。很显然这不是强制性的法令，而是一个建议性政策，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即从政策上允许班匠以银代役，只要按规定出办工价银，班匠本身可以不去服役。这无疑是对旧班匠制度的一次革命，为班匠摆脱封建劳役的束缚打开了大门。 由于成化二十一年的政策不是强制性的且征银工作处于开始阶段，故此后有的地区班匠征银的推行是很缓慢的，“此例止行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而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处尚责解正身”3。这种情况在弘治十六年重新编填班匠勘合时仍是如此。 弘治十八年明朝廷规定，南北二京班匠，依照弘治十六年编填的勘合，2《明英宗实录》卷二四○。 《明宪宗实录》卷六四。 2《大明会典》卷一。 3《明孝宗实录》卷二○○。 有财力的班匠每班征银一两八钱，止解勘合到部批工；无财力的班匠每季连同勘合解部上工，工满日批放。如果没有勘合，班匠即使纳银，也仍要到部。弘治十八年的政策，在征银数额上比之成化时没有大的变动，但它的突出之处一是强调勘合的重要，把勘合作为征银的重要依据，这是为了保证政府这部分收入不至于流失的手段。二是政策中强调有力与无力，以此区分是否征银，这与成化时的愿与不愿已有明显区别。判断班匠有无出备工价银能力的工作，由所司官员负责，不由班匠自己决定。其强制性加强。 全国范围的班匠完全征银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完成的。该年题准“行各司府，自本年春季为始，将该年班匠通行征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征解数额仍是每班银一两八钱，再将每班银均为四份，即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各地方有司要计算出班匠银每年的数额，征完解部，年终造册上报。至此，班匠全部征银。这意味着班匠与明代官营手工业已无直接关系，不再受封建劳役的束缚。对于明廷来讲，财政又开发出一个新的税种，增加了收入，嘉靖时属于北京的班匠银为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两八钱。班匠虽不上工，但仍隶属匠籍，但此时的匠籍，只是政府征收班匠银的一个依据，已无其他意义了。 明廷对工匠的管理行政管理从广义上讲，上面所述均属政府对工匠的管理，此处只就工匠管理的职能部门作一介绍。 明代管理工匠的最高机构是工部，但其中又有分别，即“轮班者隶工部，住坐者隶内府内官监”。工部管理职责主要有管理各地造送的班匠册，工部专有管册主事负责这一事务；负责逃匠的清勾，“弘治元年奏准添设主事，清理内外衙门军民住坐轮工匠”2。第三负责到京轮班匠的分拨派遣和放归工作，班匠到上工时将勘合“赍至工部听拨”3。 明代北京工部管理的是浙江、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及应天等二十六府的班匠，嘉靖四十一年这些地区的班匠为十四万二千四百八十六人。南京工部管理的是江西、湖广、福建三布政司的班匠，人数为五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人。在《大明会典》卷一有一条记载云“湖广、四川、两广、云贵、福建、江西各省班匠隶南京工部。”实际上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大明会典》卷一。 《大明会典》卷一八八。 2《大明会典》卷一。 3《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 贵州五省并无班匠。理由之一是《大明会典》卷二○八说“凡本部（指南京工部）各色班匠江西起送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五名，湖广一万三千二百四十四名，福建起送六千八百九十六名。”如果四川等省有班匠，则此处必然加以记录。二是在涉及到南京所属各省班匠时，史书从未涉及四川等省，如《宣宗实录》卷七七云“（失班工匠）其湖广、江西二布政司，令南京工部遣官查审如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条在《大明会典》卷一中误书为广东、江西二布政司。《宪宗实录》卷二六五在记述班匠征银这一重要事件时，则更明确地记载“其江西、湖广、福建三处该隶南京工部者，亦宜照此例行。”所谓照此例行，是指班匠征银之事。这更清楚地说明四川等省没有班匠。三是明人的记述对此讲得也十分清楚，王夫之在《噩梦》中云“直省之中，若广东、四川、云南为工作之薮，广西、贵州地虽瘠而百工之所为亦备，乃独无班匠，亦非法也。”这表明一、《大明会典》说四川等省班匠隶于南京是一个错误，使许多后人学者被误导。二、四川等省并无班匠。南京工部所辖只有江西、湖广、福建三省班匠。明代在四川等五省不设班匠，其确切原因尚不清楚，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汉民较少，在操作上有相当的难度。 除工部外，各地官府要负责本地班匠的管理事务。这些事务包括一是起送班匠。二是清理工匠，在班匠征银以后，这是各地有司的主要管理内容，“每年奉府帖发匠班花名文册，各年不等，行准清匠官审追班银”2。为此各地均设有清匠官。三是造送班匠或班匠银征收情况文册。 在行政部门之外，朝廷还派御史监督和帮助管理工匠。 法规管理明代的工匠管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不应被忽视的，那就是法规管理，在《大明律》中有许多针对工匠的法律条文，这表明明代已将工匠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尽管这些条文是以惩罚为特征的，但它透露了明政府的一种思路和态度，即为维护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秩序，必须充分注意和严密管理工匠。 下面将《明律集解附例》中一些针对工匠较重要的条文稍加罗列，以便从中体会一下明政府在工匠管理上的良苦用心.两京工部各色作头，犯该杂犯死罪，徒罪以上者，依律拘役，满日革去作头；杖罪以下拘役，满日仍当作头。（卷一《名例》） 2.若御幸舟船误不坚固者，工匠杖一百；若不整顿修饰，及在船篙棹之属缺少者，杖六十。（卷十二《礼律》） 3.凡造作不如法者，答四十；若成造军器不如法及织造段匹粗糙纰薄者，各笞五十；若不堪用及应改造者，并计所损财物及所费雇工钱，重者坐《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八章第三节。 2《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 赃论；其应供奉御用之物，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为罪，并偿物价工钱还官。（卷二九《工律·营造》） 4.凡造作局院头目、工匠多破物料入己者，计赃以监守自盗论，追物还官。（同上） 5.凡各处额造常课段匹、军器过限不纳齐足者，以十分为率一分，工匠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笞五十。若不依期计拨物料者，局官笞四十，提调官吏减一等。（同上） 从这些条文中可以看出《明律》所涉及的官手工业中的问题很广泛，其处罚也比较严厉，尤其是对涉及御用诸物时，处罚更重。这一方面体现了明律本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反映出明政府对官手工业生产和工匠管理的重视。《明律》制定于明初，但其中关于工匠的一些条文，在以后还多次被重申引用，可见法规一直是明代管理工匠的手段之一。 第四节民间手工业民间手工业概况明代民间手工业十分发达，中期以后逐渐超过了官营手工业，成为明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究其原因，一是手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官营手工业产品不是用于出卖的，它满足的是皇室和政府的各种消费，民间对手工业品的需求只能从市场上得到满足。这对商品经济是一个促进，而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又带动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市场的存在和扩大是明代民间手工业存在和发达的基础。二是工匠制度的逐步瓦解。明代的工匠制度束缚了数十万国内的手工业者，这些人有着熟练的生产技术，是明代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力量。而工匠制度强迫他们把时间和技术投入到官营手工业当中，客观上削弱了民间手工业的生产。但随着工匠制度的改革和瓦解，工匠有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民间手工业生产中，应该说，这对于明代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三是明廷的有关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明朝廷对民间手工业，除金银、盐等生产外，政策上的限制并不十分严格，这就为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明政府严格的赋税征收政策，使大批农民依靠土地无法生存，家庭副业成为他们寻求衣食的重要手段，明代民间手工业最雄厚的基础是家庭手工业。因此说政府的政策客观上推动了明代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民间手工业的类型。 明代民间手工业类型大致可分为家庭手工业和作坊手工业两种。此外，还有一些以手艺谋生的手工业者，他们游离于家庭手工业和作坊手工业之外，但又与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时刻变动的不稳定的群体，故在此不作特别的叙述。 家庭手工业。明代的家庭手工业是民间手工业最基本的手工业生产形式，数量也最多。这种手工业是从家庭副业发展起来的，所谓“夫织妻络”就是其写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这种家庭手工业出现的原因有很透彻的分析“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于是各种开销“全赖此一机一杼”。正德《松江府志》卷四也有类似的说法“俗务纺织，不只乡落，虽城中亦然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这里所讲虽是松江府的事，但它很有代表性，各地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家庭手工业不仅包括为生计奔波的小户，就是一些衣食不愁的大户也往往兼营此业。“松人中产以下，日织一小布以供食。虽大家不自亲，而督率女伴，未尝不勤。”2“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2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二。 多以纺织求利如华亭相（指徐阶）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3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基本有三种用途，一是出售，如徐阶家的织品即是如此。二是自我消费，“绢帛绫绸叠满箱，将来裁剪做衣裳。公婆身上齐完备，剩下方才做与郎”4。明邝璠的《剪制》诗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三是向政府交纳赋税，洪武二十六规定“凡民间一应桑株，各照彼处官司原定则例，起科丝绵等物。其丝绵每岁照例折绢，俱以十八两为则，折绢一匹。”明代夏税除征麦外，在洪武时只有绢，至弘治时有些地区还要加上苎布、麻布等织品。这些纺织品作为夏税的一种，土地所有者是必须出办的，而最终的承担者还是农民的织机。 作坊手工业。明代作坊手工业较之家庭手工业有明显的不同，一是规模较大，二是其产品完全是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作坊有许多是从家庭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如纺织业中就比较普遍。张瀚自述家事时说“毅庵祖家道中微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2显然，二十多张织机已是一个规模不算小的作坊了，当时南京内织染局的额设机也才三百张。除纺织业外，其他各行业都有作坊式生产。如陶瓷业、造纸业、制糖业、酿造业、造船业、冶铁业、木器制作业等等。这其中的很多行业离开作坊，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必须有分工协作才可完成，如铁冶业中的炒铁“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十余人”3。如果没有分工协作和大规模的人力投入，这些行业的生产就会停顿。 作坊手工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其产品为市场而生产，因而与商品经济联系密切，甚至有些作坊就是由商人投资经营的。因而作坊曾被认为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地之一。 2.民间手工业的行业种类。 明代民间手工业有多少种行业很难有确切的统计，这里也只作一般的介绍，以便人们有个大致的了解。 在著名的科技著作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较全面地记录了明代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书中涉及到的行业有作咸（制盐）、甘嗜（制糖）、膏液（榨油）、乃服（纺织）、彰施（颜料）、五金（矿冶）、冶铸（铸造）、锤锻（杂造）、陶埏（陶瓷等）、燔石（煤炭等）、杀青（造纸）、丹青（制墨3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4邝璠《便民通书》卷一。 《大明会典》卷十七。 2张瀚《松窗梦语》卷六。 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等）、舟车（造船等）、佳兵（军器）、曲糵（酿酒）、珠玉（珠宝）。共有类，其中有些类又可分为许多种，如乃服中就有棉纺、丝纺、织绒，甚至裘衣等。明代社会上的各种手工业行业，可以说，绝大多数不超出这个范围，只是具体分工更加细致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天工开物》中只就生产技术本身加以介绍，基本不分别官方、民间，而事实上，就行业来讲，官方与民间要划出一个绝对的界限，是困难的。明洪武时统计的官匠行业有六十二种，到嘉靖时又多出八十余种，这是可以确知的明代手工业行业，那么民间的数字至少不会少于这个数字，第一工匠在不服役时，其技术特长的发挥是不受限制的（除造龙袍）；第二民间的实际需要从品种范围来讲要多于官方。当时的人就说有三百六十行，这带有夸张成分，但却道出了民间手工业行业之多这个事实。 3.民间手工业的水平。 明代民间手工业的技术水平是高超的，甚至在一些行业远远超出官营手工业，如成化时因官匠不得力，下令在民间“雇觅高手造作供应”。下面我们通过当时人的一些记述，看看民间手工业的技术水平。 制瓷业居领先水平的一直是官窑产品，但民间也不乏高手，嘉万时期景德镇的昊十九就是一位。他所制瓷器“妙绝人巧”，“尝作卵幕杯，薄如鸡卵之幕，莹白可爱，一枚重半铢”2。他的技术至清代犹为人钦羡。 陶器制作，明代也是高人辈出，宜兴陶名传天下，与当地高手众多不无关系。“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锡注以黄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3。关于宜兴这些高手制作的陶器，清人记录也颇多，如吴骞在《阳羡名陶录》（上）中说时大彬的壶“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4。 造纸业中纸的质量、种类都超过已往，其中特种工艺纸也相当普遍。“吴中无纹洒金笺纸为佳，松江潭笺不用粉造，以荆川连纸，背厚砑光，用蜡打各色花鸟，坚滑可类宋纸。”5四川的薛涛笺也颇负盛名。 制糖业已熟练地掌握了白砂糖、冰糖的制作技术。此外，造船、园林、工艺等等行业的技术都达到相当水平，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民间手工业的生产水平也是十分可观的。如山西阳城一县的铁产量在天顺时已达七百五十万至九百万斤。纺织业的生产水平虽无明确记载，但可以从征收的官税上推断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共征收䌷绢布六十四万六千八百《明宪宗实录》卷六四。 2《紫桃轩杂缀》，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3《陶庵梦忆》，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4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5《蕉窗九录》，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50页。七十匹，永乐二十一年征收布帛二十二万五千一百八十三匹，成化二十三年征收绢十九万零七百四十九匹、布一百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九匹，嘉靖四十一年征收绢三十二万零四百五十九匹、布十三万二千二百零六匹，万历三十年绢布共征收五十九万一千三百十四匹。政府的夏税的数字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数字，此外加上供税以外的产品，其生产量当是很大的。其他行业的生产量有的是可估的，有的是不可估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要满足全国五千多万人口的消费，其生产水平必要保持在一个相当的高度。 明廷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明朝廷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基本不介入生产环节，而主要是通过税收和法律。此外一些行业在生产前要经政府的批准，如民窑烧瓷、民矿开采均须主管部门同意，否则即是违法. 税收管理。 明代对民间手工业的税收有货币和实物两种，货币税如手工业作坊的门摊税，实物税如小产品的抽分等。 门摊税本是商税的一种，主要向商人征收，但由于手工业作坊多是带有经营性质的，故从明初开始即已征收此税。洪武初年规定“凡诸色人等踏造酒曲货卖者，须要赴务投税方许货卖。违者并依匿税科断。”“如卖酒之家，自无曲货者，须要收买曾经投税曲货造酒货卖，依例办纳酒课；若系自行造曲，亦须赴务投税。”宣德元年规定，酒醋等税收由当地有司收纳，政府“给与由帖执照，每月一次点视查考”。如果不按照规定交税，除治罪外，罚钞一千贯。2同年还规定裱褙铺月纳钞三十贯，油房、磨房每座月纳门摊税五百贯。在京的缎子铺月纳钞一百二十贯，油、磨、糖、机、粉、剪裁、刺绣等作坊每月三十贯。 在京作坊的税钞由宣课司和都税司征收，而税额的制定由户部负责。 除门摊税外，有些手工业产品还要抽分，“薪炭、竹帚、锄柄、担柸，例当抽分”3。如匿不报税，要一半入官。这类产品多系家庭手工业生产，在生产时无须向官府纳税，但在出售时，官府则以抽分待之，可见政府税网之密。 但明代有一些手工业品是免税的，如染练自织布帛，农用之器，日用杂物，在永乐元年的规定中均属免税范围。 明代矿税是政府十分重视的一项税收。洪武二十八年罢官冶，“令民得《大明会典》卷三五。 2《大明会典》卷三一。 3《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自采炼而岁输课，每三十分取其二”4。这是指铁冶，金银的开采，明初一直是禁止的，但到后来这方面的管制也不严格了，并在事实上予以承认。民间开矿首先要得到政府的允许，所谓“陈之官而准焉”5。输税的多少也由官府规定，云南的银矿税是这样制定的“商民凿穴得砂，先呈官府辨验，然后定税。”矿税以征实物为主，万历时浙江铁课每年七万四千五百八十三斤，福建二十九万九千一百五十五斤，广东潮州铁课是七万斤。据《广志绎》卷五载，在云南，民间开矿把矿石分为四堆，其中一堆“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这部分就是矿税。其他地方的民矿如何输税，情形不详。 2.法规管理。 明朝政府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虽不直接介入生产环节，但它的各种法规对手工业的生产却有很多限制。这些法规实际上是政府对民间手工业的重要控制手段。 明代有关民间手工业的法规大致有两类内容，一是规定不可以经营生产的范围，这是最主要的一类。二是强调要生产合格的产品。 明代法规中划定的民间不允许从事的手工业生产有织造违禁物品，包括有龙凤图案的各种纺织品。“凡民间织造违禁龙凤文纻丝纱罗货卖者，杖一百，段匹入官。机户及挑花、挽花工匠同罪。”2除龙凤文外，蟒、飞鱼、斗牛等图案也是禁止民间织造的，如果违反，“工匠处斩，家口发充边军”3。这项规定的背景是“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不许僭用。这是封建等级观念所使然，也是维护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类规定的目标，并非直接针对工匠，但工匠则成了被殃及的池鱼。 民窑生产中，一部分瓷器也是明令禁止的，“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后来不仅青花白地瓷不许生产，就是黄、紫、红、绿、青、蓝等地的青花瓷也不许生产。违者首犯凌迟，籍其家产；知情不举的连坐。处罚是严厉的，其目的无非是维护朝廷的特权。因为这些种瓷器均是皇室用品，或皇帝赏赐官员、外国使臣的钦赏之物。如果民窑生产这些瓷器，皇帝所特有的权力的威严就有可能丧失。而当时确有私自生产此类瓷器或赠送官员或卖给外国商人、使臣的现象，所以，朝廷的严厉禁止就不难理解了。明廷对民间铸造业的禁令是不许私铸铜钱。“凡民间私铸铜钱者绞，匠人罪同”，“私铸铜钱为从者问罪，用一百斤枷枷号一个月，民匠舍余发附4《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二。 5《广志绎》卷五。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五金》。 2《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九。 3《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九。 《明英宗实录》卷四九。 近充军”2。货币生产是政府的特权，不许私铸铜钱，这在各代均是如此。除以上所列外，明廷还有制盐业的私煎之禁、矿冶业的金银之禁、杂造业的火器之禁和度量衡之禁等等。从这些禁令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凡涉及政府或皇帝专有的产品，民间手工业是不能问津的，至少在法规上如此。在明代的法规中，还有一类强调的是产品的质量，“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3。“夏税农桑绢匹，务织造紧密厚重，双经双纬。除两头色丝长二尺外，净织钞尺长三丈二尺，阔二尺。”4这类法规虽少，但它体现了政府对民间手工业品质量的重视，以致不惜把这类问题写入律法当中。 明代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总体来说，强制性较少，虽然也有一些，但不足以阻滞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可说是明代民间手工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2《明律集解附例》卷二四。 3《明律集解附例》卷十。 4《大明会典》卷二八。 第六章手工业、工程技术第一节建筑都城建设明朝建国之初，以应天府和开封府为南北两京。洪武二年（39），朱元璋确定以南京为国都，次年又命李善长主持营建中都，并有都城北迁之意，以便管理北方，控制中原。中都选建在朱元璋家乡临濠府西南的凤凰山下（今安徽凤阳）。城市总体规划周密严谨，规模宏大，建筑豪奢，全城宫室、殿堂、坛庙、官署、街巷等按中轴线对称分布，共有九门，十八水关，周长五十余里。在长达五年的建设过程中，每年役工百万，先后耗资亿万，劳费过巨，因而，洪武八年（375）明太祖诏令停止役作。不久，又令改建南京大内宫殿。中都虽未完全建成，但其规划设计对南京和后来北京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78年，明太祖诏改南京为京师，并废当时的北京，复为开封府。 南京城的改建工作早在元末明初就已经开始了。元至正二十六年（3），时为吴王的朱元璋“改筑应天城”，对于金陵旧城进行整修、改筑和扩建，拓展城址，加高城垣，并“作新宫钟山之阳”。洪武六年（373），南京新城建成，城东部钟山和玄武湖的南面为宫城和皇城，各有六门。皇城外为京城，有十三门（后塞二门），四周城垣长达九十六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砖石城垣。以后，南京城垣、城门、宫阙、坛庙等又屡经重修或新建。洪武二十三年（390），外郭城建成，有十六门，周一百八十里。至此，南京改建和新筑的部分已完全连成一体，形成一座气势雄伟、规模举世罕见的著名都城。 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建的。洪武元年（38），徐达率明军攻占元大都，改置北平府。当时城内北部比较荒凉，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的袭扰，于是放弃北部城垣，在原来大都北墙南五里另筑新墙，仍设两个北门，即安定门和德胜门，并将东墙的崇仁门与和义门改称东直门与西直门。永乐元年（403），北平升为北京，改府为顺天府。四年（40），明成祖朱棣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2六年，“初建北京宫殿”。十五年（47），木料漕运抵京，随即由泰宁侯陈珪督建北京宫殿，加紧施工。十七年，又把北京南城墙南移（由承天门算起）二里，形成了北京的内城。南墙仍开三门，沿用旧称丽正门、文《明史》卷一《太祖纪》。 2《明史》卷六《成祖纪》。 明门和顺承门。十八年，郊庙宫殿全部竣工，明成祖诏改北京为京师，“圣驾北幸”，率政府机构迁至北京。永乐十九年（42年）正式迁都北京。明英宗正统元年（43），又重修九门城楼，四年完工，改称丽正门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同时改称东墙齐化门与西墙平则门为朝阳门与阜成门。嘉靖三十二年（553），为加强京师防卫，世宗原拟在北京四周修筑郭城，但因财力和物力所限，而仅在都城南面加筑外郭城，此即北京外城，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平面“凸”形城郭。 北京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重，按一条南起永定门、北抵钟鼓楼的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对称展开。宫城，亦称紫禁城，居于全城中心地位，周六里一十六步，有六门正南第一重为承天门（清初改称），第二重为端门，第三重为午门，以及东华门、西华门和玄武门（清乾隆时改称神武门）。宫城之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有六门大明、东安、西安、北安、长安左和长安右。皇城之外为京城（内城），周四十五里，有九门已如前述。重城（外城）包京城之南，转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有七门永定、左安、右安、广渠、东便、广宁、西便。明代城垣和城门屡经修葺，特别是将元大都的土城墙加砖包砌，城门洞改为砖砌筒券，开凿围绕全城的护城河，使北京成为规划严整、重点突出、庄严雄伟、优美和谐的世界名城。 宫城（紫禁城）是遵循传统礼法制度仿照中都和南京设计建造的一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整个宫城建在元大内旧址而稍向南移，南北长九百六十米，东西宽七百六十米，占地面积约七十二万平方米。内有房屋近一万间（民间传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外围有高达十米的红色宫墙。城墙四隅修有结构精巧、造型端丽的角楼。环绕宫城开凿有宽约五十二米的护城河（筒子河）。从总的布局来说，这一建筑群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部以皇极殿（原称奉天殿）、中极殿和保极殿为中心，这三殿统称外朝三大殿，清初改称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后部有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统称内廷后三殿。外朝三大殿和内廷后三殿坐落在紫禁城也是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其他宫殿门阙均对称分布在中轴线的两侧。现在故宫的太和殿，高约三十五米，殿座纵深约三十七米，东西横宽约六十四米，梁架由七十二根大木柱（称为金柱）支承，是建筑群中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并且建在高约八米的三层台基上，更显得庄严雄伟，借以体现封建帝王和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明清故宫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它突出地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的杰出成就，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营建北京的宏伟工程中，涌现出许多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蒯祥就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蒯祥，苏州府吴县人，出身于木匠家庭，其父蒯福曾为“木工首”。他自幼学习和钻研土木技工，以至“精于其艺”，后在南京《明史》卷四○《地理志》。 继其父为木工首。永乐时营建北京，他随南京匠户一道迁京，参与设计和修建北京城池和宫殿。在永乐至成化年间，特别是“自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予”，“正统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诸司，效劳尤多”2，“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3，“每宫中有所修缮，祥略用尺准度，若不经意，既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厘”4。蒯祥把他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献给了北京，为营建和维护这座伟大的城市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长城长城始建于战国时期，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则是明代重新修筑的。明代所修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全长约一万三千华里，故世人誉称万里长城。自明初至明中叶万历年间，修筑长城达十八次，前后历经一百多年，这项浩大和艰巨的工程方告完成。 明代长城一般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山西以东至山海关为东半部。东半部长城大部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连绵不断，气势雄伟。城墙总高约八米，墙基宽约六米，墙顶宽约五米。城墙里面是夯土，外面用砖砌筑，石灰浆勾缝（八达岭长城及以东的有些部分则是用大石条砌筑的），十分牢固。墙顶外部设垛口，高约二米，内部砌女墙，高约一米。墙身每隔七十米左右修敌台一座。敌台有方形、圆形，内部有空心、实心。空心敌台内部为砖砌拱券结构，可以驻军，上设瞭望口和炮窗。墙身内部每隔二百米左右建石阶磴道，以作上下城墙之用。山西以西为明代长城的西半部。西半部长城用夯土版筑，墙面没有包砖。城墙总高五米多，墙基宽约四米，墙顶宽约二米。墙顶设有敌墙，垛口高约一米。 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城。关城都选建在地势险要的军事要道上。著名的关城有嘉峪关、雁门关、居庸关、山海关等。嘉峪关是明代长城西端的悠悠，位于甘肃酒泉西约三十五公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关城始建于洪武五年（372）。居庸关，旧称军都关、蓟门关等，位于北京昌平西北，形势险要，向为交通要冲，现存关城是洪武元年（38）重建的。山海关位于河北秦皇岛东北，是明代长城东端的悠悠。关城建于洪武十四年（38），平面方形，四面各开一个城门，并建有城楼，上下两层，城高约十三米，周五公里。山海关北依角山，南临渤海，长城蜿蜒起伏自上而下与关城相连，并延伸到关南四公里的老龙头（南海口关）入海处，历来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地，号称“天下第一关”。一般认为，万里长城的东端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五十一。 2黄瑜《双槐岁钞》卷八。 3皇甫录《皇明纪略》。 4民国《吴县志·人物志》。 在老龙头，但也有人认为，明代还建有辽东长城，从辽宁绥中铁厂堡吴明口出发，经绥中、兴城、锦州、黑山、铁岭、昌图、抚顺、本溪到丹东的虎山（又称虎耳山），全长约一千公里，因此，虎山才是万里长城的最东端。与长城有关的重要建筑还有烽火台、墩台等。烽火台大多设在长城内侧或附近的山顶上，一般... 13 阻坏盐法，暗损国课，这还只是勋戚经商对于国家收入的损害，而他们对于社会更深远的损害，则是破坏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由于他们对商业的介入，使得本应成长起来的商人和经商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正如王毓铨所说的“这是他们（勋戚贵族）所继承的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历史传统，也是地主阶级发展的道路。”2也就是说，他们所代表的不是经济的进步，而是对经济进步的破坏与反动。 2王毓铨《莱芜集》九《明朝勋贵兴贩牟利怙势豪夺》。 第三节界限分明的官与民在中国的传统等级社会中，作为社会上层等级的，除去皇室和勋戚贵族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即官僚阶层。官僚阶层不同于皇室贵族，他们不一定是天生的特权等级，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进入官僚行列，从而取得了与一般平民不同的政治地位。 在明代的社会结构中，官与民是界限分明的两个等级。一般来说，官僚们虽然也属于地主阶级的行列，但是在明代社会中，具有官僚身份的地主与无身份的地主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无身份的地主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也还是属于民的行列，他们除去拥有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并以此作为剥削手段之外，在政治上则与一般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明代官与民之间如此鲜明的界限，反映了当时的等级社会特征。 明初，朱元璋便通过荐举、科举和学校作为选官的途径，开始建立起一套庞大的官僚队伍。但是此时由于建国未久，整个官僚体制尚未健全，文官治国的政治局面尚未形成。 明代的官僚集团，在建国之初基本上是依附于文臣出身的功臣之下的，像明初的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人，都是官僚集团的领袖人物。这时候的官僚们，受到太祖所施行的严猛政治的限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未能够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洪武中所发生的著名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主要是针对功勋集团的话，那么“郭桓案”、“空印案”以及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则主要针对了当时的官僚集团成员。目的虽然是为了防止官员的贪污，其结果则直接打击了整个官僚队伍，造成了“仕不为君用”的政治局面。当时人在谈到这种情况时曾说终洪武一朝“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这当然不仅仅是太祖个人好恶的结果，而主要是在明初的社会条件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限制官僚地主势力发展的时代需求。所以后人在谈及洪武与永乐间官僚成分的变化时曾说“国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乐纪元，民庶且富，文教大兴。龙飞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时绩学馆阁试政方洲者多其人。至今言进士科者首称之。盖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砺天下，而为此盛举耳。”其实在洪武与永乐之间，明朝的士大夫们还经历了一个他们心目中更为美好的建文时期，那是一个被视为宽仁和文治的最理想的时期，但是由于明成祖的夺位而被永乐朝所代替，那种为士大夫们所乐道的建文之治最终流产。永乐中对于建文遗臣的残酷杀戮，使明初文官阶层的发展再次受阻，一切都似乎又回到了开国的时代，但是那毕竟是不同的了。朱棣的成功只是明政权内部的一次皇位争夺，而不是改朝换代，虽然又出现了一解缙《大庖西封事》，《明经世文编》卷十一。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三二《吴县儒学进士题名记》。 批帮助成祖夺位的新贵，整个国家体制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仍然延续了洪武和建文两朝的基点——官僚化的进程还在缓慢继续。 永乐初的名臣解缙在家书中对于自己生活情况的描写，很能够代表当时官员们的普遍状况“在此每月关米七石，其余每石折钞共七千贯。又尝留下三石，粜四石，得钞百余贯。而马料豆每石五十贯，稻草亦甚贵。时时虽有赏赐，随得随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书，尽是虚花用了。衣服靴帽饮食之类，所费不赀。”2当时的另一位名臣户部尚书夏原吉为来京探亲的弟弟送行时，所赠也不过米二石。生活上的清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官僚势力的衰弱。这时候的官僚们真正体现出了在国家机器上的服务作用。这种情形直到永乐末年才开始发生改变。永乐末，由于成祖多病不临朝，一些官员趁此机会开始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史料中说“太宗自十五六年，数疾不视朝，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仁宗即位后，改变了永乐中皇帝治国的状况，以及永乐后期吏治的失控，文官治国的局面开始形成。宣宗时在此基础之上，对于吏治进一步整顿，完成了从开国到守成的变化。而与此同时，明代官僚政体也得到了完善。 大约从仁、宣到成化以前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还是处在恢复与发展之中。这一段时间对于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是十分关键的时期，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他们开始真正羽翼丰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主导势力。成化以后，他们更进一步不再安于旧有窠臼的限制，开始用放纵和猎奇去弥补生理和心理的不足。这时候他们那种天然的双重性开始暴露出来。他们一方面在朝廷和各级官府中充当国家机器的执行者，一方面却又在农村乡镇以身份地主的面目，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从而构成了明朝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的乡官问题。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2经过长期的官僚政治局面，从朝廷到地方，无处不形成一张张关系的密网，本来分散的官僚个体的权力，通过这样的关系网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可以左右朝廷与地方政治的力量。清人对此有十分生动的评述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尤重师生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巡抚访拿，甚至门下之人，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唤，立即扶出，有司无可如何。其他细事，虽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出则乘大轿，扇盖引导于前，生员则门斗张油伞前导。婚丧之家，绅衿不与齐民同2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十四。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乡官虐民之害》。 坐，另构一室，名曰大宾堂，盖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齿矣。这里所谓的尚爵，实际上是尚等级、尚权力。读书人一旦中式，便开始进入了官僚的行列，也便取得了相应的特权，他的一切也便由此而得来了。到明朝中后期，各地田连阡陌，奴仆成群的大地主，也都是权势显赫的大官僚。如像严嵩、徐阶、董其昌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清初人郑廉谈到明末河南情况时曾说“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者亦不下五七百顷。”2河南在明后期确是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地方，“明季河南诸藩最横，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3。从藩王到官僚们如此的横行，民怨已极最终导致了明朝政权的覆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这些官僚体现了国家权力，他们本身担负着平衡社会矛盾的作用，然而却同时又作为身份地主，利用自身的特权成为农村中侵夺田地，荫占人户，破坏社会平衡的势力。这种封建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与经济的危机。 成化朝开始出现了内阁首辅制度，这反映了明代官僚体制的进一步成熟。官僚内部的政治争斗也因此而更加激化。到嘉靖以后，这种政治斗争进一步公开以党争形式出现，官僚阶层开始进一步走向了没落。 封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官僚阶层内部的分裂，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官僚阶层内部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政治观点，因此，明代官僚阶层内部的斗争主要是以政治斗争形式体现出来的。 从嘉靖、隆庆年间内阁的纷争，到万历以后东林党、阉党以及浙、齐、昆、楚、宣诸党的形成，明代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他们斗争的实质是，一部分官僚为了保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希望一切不变；一部分官僚感到危机的存在，而希望通过清明政治来缓和危机。他们因此在执政路线上发生激烈的分歧，最终导致由不同的政治主张而组合的政治派别，形成党社。在这场党社斗争中，即使是东林党那样的相对开明的党人们，也从未有过改变社会政治体制的主张，他们充其量也只是追求一种政治上相对清明的旧秩序而已。因为他们始终只能是官僚政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在经济生活上，由于大都处于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上有时会体现出一些维护士农工商利益的要求，他们也因此而得到了城乡平民的同情与。这于是给官僚阶层内部的政治瓦解提供了一次机会，可惜这次机会在强大的旧势力的压制下最终流产了，留给人们的只能是党争给本已难以克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的雪上加霜。所以后人在评论明朝党争时，一直都认定党争误国的结果。近世清史学家孟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2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3汪价《中州杂俎》卷一。 森教授曾经说过“门户之祸，起自万历在万历间不过把持朝局，排除异己而汲引同党，至边事既起，各立门户之言官，以封疆为逞志之具，将帅之功罪贤不肖悉淆混于党论，而任事者无所措手足矣。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由明朝官僚政体所建立的明朝秩序，最终还是葬送在官僚政体的手中。 明朝官僚政体自身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所维系的等级化的破坏。官僚政体在明朝中叶以后，还受到了来自富商、地主等非身份者捐纳授官的影响。这在当时被看作是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办法之一。 明朝的纳赀授官始于景泰之初。当时正值“土木之变”后，边事危急而财政匮乏，因以户部议令军民输纳者给冠带，官吏罪废者，输草于边得复职。这在当时虽然是权宜之制，也立即遭到了反对，所以行之未久即从礼部侍郎姚夔议止。明代的捐纳制度真正开始于成化朝，而成化朝也正是明代社会的第一次变化时期。这显然决非巧合。 成化二年（4）以镇压荆襄地区流民起义用兵，令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而止。纳米入监之事早于景泰间即已有之。富民输纳授武职或者散官也早在成化前即已有先例。但是如同成化间这样明确的捐纳条例，以前是尚不多见的，而且这时候虽然名义上仅限于授散官，其实恐多有实授官职的情况，因为到了弘治五年（492），吏部尚书王恕上奏中即说到“永乐、宣德、正统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饷，当时无捐粟例，粮不闻不足，军民不闻困弊。比年来，一遇灾歉，辄行捐例。人既以财进身，欲其砥砺廉隅如循吏，岂可得也？”这已是弘治初年革罢传奉官之后的事情，捐纳授官在弘治“中兴”的初起也并未曾废革。至正德初年，捐纳的规定更加明确凡阴阳、僧道、医官有缺，许其生徒及仕宦子孙、农民纳银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军民客商人等纳银，许授七品以下的散官，荣其终身，仍免杂徭，其等有三；民间子弟纳银，许授都、布、按、府、州、县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再至万历中“时殿阁中书，无不以赀进者”2。捐纳授官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捐纳授官实际上是金钱与特权的交换，它与近世社会学者们所说的人们通过考试进入中产阶级的官僚秩序有着明显的不同，相反它是中产以上的富人不通过考试而进入官僚体系之中。明代的捐纳授官与前代的不同之处也正在这里。在废除了旧的一成不变的选官制度之后，在考试成为进入官僚阶层的唯一途径的时候，捐纳便是对于等级社会的一种破坏，它再次打破了等级社会的秩序，使明代社会向着按照经济地位区分阶级的方向上又跨出了一孟森《明清史讲义》（上）第二编第六章第一节《天启初门户之害》。龙文彬《明会要》卷四九《选举·纳赀》引《昭代典则》。 2《明史》卷二二四《宋纁传》。 步。 第四节农村的阶级对立明代社会阶级结构的主体是农民，社会构成的主要体现是农村的阶级对立。 在明代，如同宝塔式的社会结构体当中，农民是社会的底层，同时也是支撑整个社会的主体。按照明代等级社会的观念，农民是指没有任何特权身份的农业生产者，其中包括了佃农、自耕农、富裕农民、中小地主乃至没有身份的大地主（包括部分商业地主）。但是他们实际属于完全不同的阶级。对此我们可以按照今天的习惯，将他们分为农民和地主。除去农民和地主外，明代的农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身份地主，即贵族及官僚地主，以及地位更低于一般农民的雇工和奴仆。我们一般所说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主要便表现在当时农村的社会构成上。 明初的农村，由于战乱后的特殊环境及朱元璋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为个体农民的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的农村形成了以个体自耕农民、国家佃户和中小地主为主的社会结构。洪武元年（38）的《大赦天下诏》中写道“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为己业，免徭役三年。”从当时的史料记录来看，虽然后来出现了不期而税的现象，但是农民们开耕的荒田，则确实成为了己业。 以往的历史著作中都谈到了洪武时在农村始终推行了一种鼓励耕垦的政策，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使人民与土地结合，以恢复生产，以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但是洪武时的鼓励耕垦的政策其实是曾经有所变化的。大约在洪武二十一年（388）以前，所推行的是一种保证耕者有田的政策，而二十一年以后，则推行了一种组织农民耕种的政策。这两种政策所造成的不同后果，前者是造就了大批自己有田耕种的农民（或称自耕农），后者则造就了大批耕种官田地的国家佃户。 在洪武、永乐期间，由于民屯的发展，农民由社民，即土著农民和屯民，即民屯农户构成。社民是在明初复业的农民，即原有的乡土居民。屯民的成分要相对复杂一些，主要包括罪囚、“故元遗民”、公侯家人和仪从中的逾制多余之户、自愿为民屯种的州县属吏、洪武中内徙的边地州县民户和永乐中复置的边地州县民户、被迁徙的农户等。其中以迁徙屯田的农户最为主要。明初为了发展生产，将民户由地少人多地区迁往地多人少地区，当时出现了许多屯民多于社民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社民与屯民渐相混合，明中叶以后，官田私有化更有所发展，社民与屯民的区别主要在于所耕田地赋役轻重而已。正德、嘉靖间桂萼在《成安政事记》中说道“［成安县］十《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己卯。 三社八屯，社即周司徒所谓各以其土所宜，木名社于野是也。屯者，以先世民尚稀，迁朔方关右民屯田焉。当时迁民多于郭西，亦民屯所谓西关厢屯是也。然无其实数，窜民因为奸盖社民狃此土故占地广，赋役倍输之屯，屯益繁，地不能给用，不常逃复，于是诡社避差”不论是自耕农民，还是国家佃户，就阶级关系而言，他们都是直接承担国家赋役的民户，是封建皇权的阶级基础。由于大量无主田地可供这些农户们开耕，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并不存在丧失土地或者沦为地主佃户的问题，当时农民的流亡，大多是由于赋役过重，无力承担。刚刚处于恢复之中的小农经济，禁不起哪怕是稍加的压力，不期而税或者大户的靠损，都会造成小农的破产。但是在明初，即使是破产流亡的农民，他们的最终结果也只能是还乡复业（或者有少量被移民屯种）。这种特殊情形之下，明初的农村社会阶级结构中，便形成了以有田地农户为主体的结构特征。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了正统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逐渐沦为地主或者贵族们的私人佃户，明初那种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农户既然有田地耕种，并且承担官府赋役，因此他们与其对立的阶级——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就处于了相对缓和的时期。这时候的封建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财政收入，对于地主阶级势力的发展采取了限制甚至打击的策略。在朱元璋亲撰的《御制大诰》中，除有关吏治的案例之外，也有相当多的关于惩治农村中豪强地主的案例。但是明政权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它从根本上维护的最终只能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到了建文以后，地主阶级的势力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燕王朱棣起兵夺位的时候，江南一带便已经出现了农民起而响应，攻杀地方大户的情形。当然，这只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一点苗头，真正阶级矛盾激化则是正统以后的事情了。正统十三年（448）福建沙田的邓茂七起义便带有明显的阶级对立特征，而与明初那些带有明显宗教起义传统或者直接针对国家赋役的起义有所不同。茂七“尝佃人田，例于输租外，馈田主以薪米鸡鸭，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输租于远者，令田主自运而归，不许辄送其家。田主诉于县县闻于上司。至是惧讨，乃刑白马，歃血誓众，遂举兵反”。农村中田主即地主，与农民即佃户之间的矛盾开始走向激化。 明中期以后，虽然总的趋势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但是南北不同地区农民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例如北方地区，由于一般情况下相对地广人稀，农民可以有田地耕种。明宣宗曾经在他的一篇名为《耕夫记》的谈话记录中写到宣德时北方农民的情况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跽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黄瑜《双槐岁抄》卷六。 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2这段谈话生动地勾画出了当时北方自耕农民的生活状况。但是宣宗所看到的其实并不能代表当时农民的普遍状况。这只能说明，在没有天灾，没有发生土地兼并的情况下，农民尚可以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一旦发生天灾，农民的生活便无法维持了。仁、宣时期是明朝从开国到守成的变化时期。当时所推行的一系列相对宽松的政策，对于改变农民生活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有明一代的情况来看，下层农民即小农们的生活，一直是贫苦不堪的。从仁、宣之后，到正统间农民流亡的情况便已是日趋严重，成、弘以后，北方农民贫困化的情况并无丝毫改变，正德末年杨廷和所谈北方的情况与宣宗的《耕夫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各地水旱相仍，灾异迭见。岁用钱粮，小民拖欠数多，各处军士月粮，经年无支，该镇奏讨，殆无虚日。欲征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闾阎之间，愁苦万状，饥寒所迫，啸聚为非者，在在有之。其畿内州县及山东、河南、陕西等处，盗贼百十成群，白昼公行劫掠。居民被害，商旅不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水旱灾异。我们看到的永乐十九年迁都后北方各省饥民的情况，也曾经是“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疲乏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犹且徭役不息，征敛不休”2。那时候虽然是永乐的盛世，与正德时农民的生活却又何其相似乃尔，在整整经历了一百年以后，北方的农民生活上几乎没有一点变化，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事实。 江南地区与北方有所不同，由于自然条件富庶，使得农民生活要明显好于北方，但是从明初以来江南一直都是朝廷赋税重地，尤其是大量重赋的官田地，给耕种者以极重的负担。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人为造成的。《明史·食货志》中说“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这是明初政治报复与严猛政治的产物。到成祖以后，还依然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在成祖夺位后被族诛，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为了“令世世骂翔也”2。不过高翔不是苏松人，而是陕西人，这只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成祖以后江南的重赋问题开始表现了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无法完赋。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六，正德十六年四月。 2谈迁《国榷》卷十七，成祖永乐十九年四月甲辰。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2《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增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3也就是说，真正受到重赋之扰的主要还是下层农民。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正常岁入的三分之一。这实际上已经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发展下去必将是国民两竭。洪熙元年（425）广西右布政周幹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京，曾经上言苏州等处农民逃亡的情况。称“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4这时仁宗已经去世，宣宗即位，于是从宣德初年起，明朝廷开始议减官田租额，“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这在当时对农民的生活来说应该是有一定作用的。一年以后，江南巡抚周忱又进而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但是这一次由于多人的反对没有能够实施。次年便是著名的宣德七年江南大丰收。为防止粮价暴跌国家以官钞平籴，并由此而建立起济农仓。这对于江南农民的生活情况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甚至一直影响到了明朝中期以后。但是这次减少的官田租赋额度甚小，对于真正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并不太大。 江南官田租的再次减额是在正统元年（43）“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2这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按照民田起科，但是对于税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国家岁入由宣德间的三千零一十八万二千二百三十三石，锐减为正统间的二千六百八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明朝自正统后的岁入，基本上在这个数字上下浮动。 当然，这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与实际的情况相去还是甚远的。何良俊就曾经记述了松江农村农民的不同情况。 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三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于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旱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农夫终岁勤动，还租之后，不彀二三月饭米。即望来岁麦熟，以为种田资本。至夏中只吃粗麦粥。日夜车水，足底皆穿。其与西乡吃鱼干白米饭种田者，天渊不同矣。不过，一般来说，江南地区自然条件要好于北方，农民的状况也较北方为好。明朝人说“闽田两收，北人诧以为异，至岭南则三收矣。斗米十余钱，鱼3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4顾炎武《中随笔》卷二上。 《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2《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虾盈市，随意取给，不甚论值。单夹之衣，可过隆冬。”北方则田地虽多，“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每见贫皂村氓，问其家，动曰有地十余顷，计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2。 江南农民占有的土地虽然明显少于北方，但是在明朝建国之初大都是曾经占有一定量土地的。对于明初授田的具体情况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从明初对于农民垦荒及田主不准抛荒的种种政策来看，当时无论南北，农民大都有田，而且有些数字还相当惊人。例如著名的狭乡徽州就曾有过明初各授田三十六亩的记录。3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便不复存在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大批农民变成了地主的佃户。所以尽管南北各地有着由于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农民生活差异，但是从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来看，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便是终年劳作，而所得甚少。即使是素称富庶的江南，其实也是“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的贫富差别也日益扩大，地主，尤其是身份地主兼并大量土地，租佃关系矛盾也就日渐激化。阶级对立激化的表现是那些反抗田主或者反抗官府征敛的民变和农民起义明显增多。如万历间黄梅的刘汝国即起于入富户蔡氏家中“抢掠”。又有太湖应采者，亦起于以饥民为主体专门抢劫富室之民变。崇祯间苏州一带“田主有乡居者，征租于佃户，各佃聚焚其居，抢掠其资”2，南洋方怀忠率数乡农民，蜂拥至城下，声称“田主取租不公。自古收租，只秤加一，今加二、加三不止。”也是租佃矛盾的集中体现。3当然，当时土地兼并一方面是出于势豪之家的侵夺，而就明代的特殊情况，其中更有相当多是出于下层农民的投献。农民因为不堪徭赋，将自己田产献于当地势豪大户，这些献田的农民也因此而成为了大户的家奴，在当时也称作家人或者世仆。如明人所记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室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间有富厚者，以多金赎之，即名赎而终不得与等肩，此制驭人奴之律令也。然其人任事，即得因缘上下，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饥寒，更借托声势，外人不得轻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极力卫捍，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4使用家奴在当时南北各地都有。当时的北方一般是主人家出资雇募，而南方则多为小民自动投充。 明季缙绅，多收投靠，而世隶之邑几无王民矣。然主势一衰，跋扈而去，甚有反占主田产、2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3参见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卷上《汪·竦川》。 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上。 2叶绍袁《启祯闻见录》卷二。 3陈鸿《莆变小乘》，转引自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附录第22页。坑主赀财，转献新贵有势，因而投牒兴讼者，有司亦惟力是视而已。这大约应该是有明万历、天启间达到了高峰。农民将自己的田地与自己本人一起“投献”到缙绅之家，目的本是为了求得保护，既摆脱国家徭赋的征索，又取得主人的声势。其中当然确有一些因此而发达起来的例子，甚至有些世仆子弟读书有成，取得功名，但却无法摆脱奴仆的身份。如《复社纪略》中所述延陵世睿家僮张嶤的事件“延陵世睿有家僮张嶤者能文章，少受业于越自新，两张（张采、张溥）收之为弟子，主人不之许，使之供隶役，职抄誊。嶤耻之，避之南张（张采）所。延陵拘其父母，南张为请甚力，事虽解，而使供役如初故。嶤不能堪，举家徙之武陵。吴来之处之客席。未几，两张使之入泮，吴江延陵控之当事，求正叛之罪，卒不胜。久之，两张嘱州守周仲涟携来之手书，造延陵进赎金，为嶤削隶籍。”其后便引发了陆文声以此为由对复社的讦奏之事。主人对于奴仆的压迫必然激化主奴之间的矛盾，因此到崇祯以后不断发生“奴变”，也就是势在难免了。晚明因奴仆而引发的事变最著名者当是“民抄董宦”的事件。不过“民抄董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奴变”，真正意义上的“奴变”应当是指那些奴仆的反抗斗争。如崇祯十四年（4）松江府奴仆陈丑的暴乱，以及十七年浦东等地奴仆起事焚杀主人的事变等。其中除去为生活所迫入主人家中抢夺财物者外，更多的则是奴仆们的索契斗争，即所谓“逆奴群聚，向主人索鬻身文契有不与者，即焚其庐。”同年，嘉定华氏拷掠家奴，激起奴变，“各大姓奴同时起，缚主杖之。踞坐索身券，或杀或辱，所至数万人，百里内如沸”2。待到张献忠破麻城时，大批奴仆起而响应，则更将这场阶级斗争融入了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起义之中。 孙之《二申野录》卷八“四月条注”，转引自谢国桢《明季奴变考》。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七。 2王季重《祁忠敏公年谱》。 第五节成分复杂的城镇阶级构成一般来说，城镇的阶级构成较之农村要复杂一些。它不像农村那样可以用地主与农民的简单对立来概括。城镇的阶级构成由于阶层、行业以及城镇的不同类型而不尽相同。 明代城镇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太祖朱元璋建国直到成化、弘治之世可以算作是明代城镇发展的前期，这一时期的城镇主要是作为全国乃至地方的统治中心而发挥着政治控制的功能。学者们一般称之为政治型城市。 与这种明显政治型城市相类似的还有一种军事型城镇，它们多处于边塞地区或者内地的军事要地。这种城镇中有些虽然不是地方政治中心，但是实际上就国家控制的角度而论，它们所起的作用则都是国家对地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因此这些城镇的构成往往多有相近之处。 与这种政治军事型城镇截然不同的是工商型城镇。明代的工商型城镇发展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它的第一个发展时期是在明永乐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如北京附近的通州（今通县），在元末经战乱而城毁，“只编篱寨而已”。到明永乐迁都北京，随着漕运的疏通，通州成为了南粮北调的集散地，开始发展为漕河沿线的重要市镇。成化、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曾说“文皇建都，治必南向，州名曰通，作我东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来，饷粟云屯。储盈庾增，新城是筑”。然而通州作为工商型城镇真正得到发展的时期还是在成化、弘治以后。随着北京作为都城消费的增长，通州不再仅是南粮北调的集散中心，而且成为了“百货汇集处”，万历时蒋一葵更记述通州张家湾的情形“张家湾为潞河下流，南北水陆要会也。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当时人的诗中写道“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2除去通州这类沿运河而发展的城镇外，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市镇，这种市镇的兴起构成了明朝城市发展的特征。 由于城镇的类型不同，因此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必然不尽相同，而且这种情况也伴随着城镇自身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 一般来说，在明初年除南北两京外，各地方城镇主要都是各地的政治中心，或者军事重地。这些城镇社会构成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国家控制机能，因此也就必然十分突出地表现出等级社会的特征。像南、北两京，它们的社会阶级构成中首先要包括皇室贵族和官僚，由他们构成了封建统治的主体，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八《京畿》。 2《长安客话》卷六《潞河》。 们是鲜明的官民区别中的官，是统治者。明太祖建都南京，明成祖建都北京，都是在迁徙富民基础上来保证京师优势的，所以在明朝两京内保存了一批城市富户。这些富户迁入南北两京，成为京城厢坊的住户，也就是当时京城的民，但他们后来在社会地位上也在不断变化，或者从事于经商而进入商人行列，或者通过科举而进入官僚集团。大约只有少数依靠殷实家底或者原籍的而维持着相对富裕的生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生活与农村相对脱离，也就脱离开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城市经济生活主要必须依赖于商品的交换，于是商人也就自然成为城市生活中最为活跃的阶层。除去商人之外，在明代的城市生活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城市平民，他们大都是城市的劳动者，也是城市人口中的主体。他们靠自身的手艺劳作、支棚设摊或者肩挑手提叫卖为生。他们的劳动构成了城镇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在城市生活当中与之俱来的还有那些构成了最下层社会的无业游民、娼妓、乞丐、流氓等。这不仅是在南北两京，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城镇中都有着这样基本的社会构成，即使是边塞军事重镇，除去由武臣代替了内地城镇的官僚，由军户取代了民户之外，并无根本的区别。所以一般来说，明朝前期城镇阶级结构相对比较简单，除去官府之外城镇居民是统一编户的。如太祖建国初的北平（今北京），“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各曰‘行户’。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各曰‘当行’”。这样的编户应役，与农村中的情况十分相似，而之所以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编户，是当时官府的需求相对简约，而民户的行当也尚不甚多。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万历时人曾记述到当时京师北京的情况“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所以京师只有四种人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2而在太祖建国之初，不要说北方，即使是作为六朝故都的南京，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据当时人的估计，北京五城兵马司辖管的乞丐便不下万人，“一年冻死毒死不下数千，而丐之多如故也”3。除此之外，“如京师阉竖、宫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万人矣，其它藩省虽无妇寺，而缁黄游方，接武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2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3《五杂俎》卷五《人部》。 远近，粉黛倚门，充牣城市”4。这显然已不仅限于京师，而是一种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了。 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这里所说的阉竖、宫女都是皇宫中的成员，他们在宫中为皇室服务，不属于城市平民的范围，但是他们同时又都是城市生活的消费者，娼妓与僧道虽然应当属于城市中的平民，但是他们却不事生产。 除去娼妓僧道者外，当时的城镇中还多有游手无赖之辈。这些人不事生产，结为团伙，专事敲诈勒索，甚至斗殴杀人，被称作光棍。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开设赌场、贩卖人口，或者偷盗抢劫，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最不稳定因素。如此大量的寄生人口在城镇居住，就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以京城为代表的这些城镇也同时都是商人集中之地，待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旧有的等级社会受到了挑战，金钱开始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于是开始由一批富商大贾与官员共同构成了城市的上层社会。不过这些大商人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在人数上却并不很多，在当时的城镇居民中，更多的还是那些城镇劳动者。 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地方城市中，都必须有相应数量的各行各业劳动者才能够保障城市的日常生活。根据万历间关于北京铺行情况的记述来看，为京城生活服务的一百三十二行中，除去典当等一百行本多利重的行当应属城市商人经营之列，其余三十二行都被列入到了贫民以微资觅微利的行列，如网边行、针蓖行、杂粮行、碾子行、砂锅行、蒸作行、土碱行、豆粉行、杂菜行、豆腐行、抄报行、卖笔行、荆筐行、柴草行、烧煤行、等秤行、泥罐行、裁缝行、刊字行、图书行、打碑行、鼓吹行、抿刷行、骨簪罗圈行、笔绳行、淘洗行、箍桶行、泥塑行、媒人行、竹筛行、土工行等，此外还有如卖饼、卖菜、肩挑、背负、贩易杂货等项，则更在铺行之下了。这些更为下层的劳动者姑且不论，仅当时开列的这三十二种下层铺行，其从业者便多达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七户，占当时北京铺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2，人口也当以十万计。这些城市劳动者构成了城镇居民的主要部分。 到明中叶以后，这种情形也不限于京城或各省都会等消费型城市，即使是江南一带新兴起的工商型城镇中，也出现了大量相应为城镇生活服务的行当。例如当时的苏、松一带，“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有几千人享用于其间，而这成千上万人的享受需求，又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从业的机会。所以当时人说“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4《五条俎》卷八《人部》。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2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8页。 3这种城市消费的发展，为流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所以当时有人称之为“穷人大养济院”。这虽然说得过头了一些，但也不无道理，“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矣”4。这里所说的都是典型的城市服务行业，他们虽然不直接从事生产，但仍当属城市劳动者的行列。这些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城市劳动者人数越多，也就说明当时城市的消费化程度越高。尽管城镇居民本身也需要消费，但是当时真正的消费主体还是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那些城镇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除去为城镇居民服务之外，主要也还是为了这些人服务，也就是为了城镇自身服务。 城镇行业的复杂决定了城镇社会构成必然复杂。因此明朝人在谈到当时的社会结构时，将传统的所谓四民、六民发展而为二十四民，即除去士、农、工、商及兵、僧之外，又增加了道、医、卜、星命、相面、相地、弈师、驵侩、驾长、舁人、蓖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这样的分类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从中所表现出来的城镇社会中各种行当的复杂则是显而易见的。 明中后期的城镇，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网络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与原有的政治中心型城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化的自身特征政治型城镇的工商化。这种工商化的城镇社会容纳了相当数量从农村流入的人口，但是却无法改变中国传统城镇的政治中心特征，城镇的工商化为城镇自身服务成了一大特点，这就必然限制了城镇的工商化进程。尽管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在工商化发展中走得更快一些。除去一些因手工业或者商业发展而新兴的市镇外，当时的大中型城市中，还不可能将城市人口尽可能地转化为城镇的生产者，从而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无业流民，或者不事生产的占卜、星命、相面、相地、卖**，或者成为游手无赖。如果这些人可以统称之为“市民”的话，那也只能是城镇居住民户的泛称而已。 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4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参见姚旅《露书》卷九。 第六节独立的经济群体——商人与商帮在明代的社会结构中，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人数上虽然并不很多，但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明初，由于战乱后的恢复，国家的政策必须鼓励农业生产，所以推行的是一条重本抑末的路线。被称之为末的商人受到了当时政策上的种种限制。商人是属于庶民范围的，但是洪武十四年（38）关于庶民冠服的规定中却给予了商人更为严格的限制“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准商人衣绸纱，从表面上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商人有衣饰的炫耀，社会上也就不会有人因羡慕商贾的富有而弃本趋末。 但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商人通过经商致饶，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他们在经济生活上的富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仅仅因为服饰上的限制并不会影响到人们经商的热情。所以当时太祖这些做法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便是要通过对商人的限制，扭转元代商人甚高的社会地位，以提倡明初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 事实上明初的商人经商活动是十分有限的，以当时临清会通局上报的岁办课钞数额为例，便可见其一斑。洪武间临清会通局岁办课钞共计八千七百五十三贯，到永乐元年（403）更减为二十九贯，这实际上已无商税的意义了。 朱元璋的做法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末的作用，但是明初商人活动不甚发达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当时的整个社会还处于生产的恢复发展时期，对于商品的需求还不很大，商品生产还不十分发达。但即使是这样，那些对于商人的社会限制也不可能维持长久，随着“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防地区的盐商首先发展了起来。 我们在明初的商界中能够看到的几乎只有盐商。 《明史》提到“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又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2以给盐引行盐为条件，吸引商人运粮到边境，边境军储赖以充足，而商人也可由此取得行盐资格，再通过贩运食盐获利。这种开中的做法在当时不仅吸引了一批商人，同时也吸引了相当多的势豪勋贵，于是在明代的盐商行列中包括了成分不同的官商与普通商人。这里面的普通商人主要是山西和陕西的商人，通常也合称之为山陕商人。 《明史》卷六七《舆服志》。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2《明史》卷八○《食货志》。 明初所推行的开中制虽然刺激了盐商们的发展，但是由于势豪勋贵们的争利，一般商人无力与之相抗衡，那些运粮到边得到盐引却无法取得食盐的商人，只能无限止地去守支等待，甚至父子相继守支多年而得不到食盐，成为徒有其名的盐商。中小商人很快在这毫无公正可言的商业竞争中失利破产，只有少数财力雄厚的商人保留了下来，成为真正的行盐大贾。所以明初的开中法虽然给了北方商人以发展的机会，却并未因此而出现北方商人的发展。在明代最为著名的商帮——晋商与陕西商帮的形成并不在明初，而是在明朝中叶以后。 对于明代的商人们来说，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便是弘治五年（492）的叶淇变法。当时任户部尚书的叶淇提出了对于开中制的变革“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叶淇虽然因此而被指为破坏北边军储的祸首，但是商人们却从此而开始了一个新的经营天地。 其实事情并不出于叶淇的个人意愿，事实上叶淇变法也是出于当时时势所迫，改输粟到边防的开中法为输银官府，既是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也是为了解决权势官商们对商利的侵夺。从这种代表了商人利益的变法中，已经开始看到了明代商人的力量。 自从正统、天顺以后，社会经济较之明初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成化、弘治时，社会经济生活便已发展得十分的繁荣。当时人记述苏州等地的情形说“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这种城市生活的繁荣与商业的繁荣是密不可分的。内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给商人们提供了活跃的市场，明初那种依赖于输粟边卫而换取行盐资格的做法也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于是从边地到内地各种大小经营商一下子变得兴旺了起来。在学者们常常提到的明清晋、陕、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徽州十大商帮中，除去“江右商帮”兴起较早外，其余的九大商帮均形成于成化、弘治以后。2这也就是说，大约从成化、弘治时起，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开始在明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生活中崭露出来。 明代的商人以商帮的形式出现于历史舞台，充分体现了其自身的地域与血缘纽带关系。这也是中国商人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些重要商帮的产生地区，大多为地少人稠或者山多地少的去处。在农业发展上的限制迫使他们《明史》卷八○《食货志》。 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 2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 走上了经商之路，而他们的经商活动又大都无法在其原籍本土进行，于是从边陲到内地，凡是便于商业活动的地区都成为了商人们的活动领域。中国广阔的国土为商人活动提供了充实的内在的市场，地域与血缘纽带则对于商人们起到了自身保护与互助的作用。明代的商人于是沿着这样一条自身发展道路成长了起来。而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和洞庭商帮更将自己的行商范围扩大到了海外，《拍案惊奇》中《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便是一个洞庭商人在海外发迹的故事。大约从成、弘以后，商帮和商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嘉靖、万历之际，徽商与晋商已成为南北富室的代表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据说嘉靖时严嵩之子严世蕃曾论天下富户，家产在百万以上者为一等，共十七家，其中晋商三姓，徽商二姓。商人在明朝人的经济生活中已经与勋贵官僚取得了同样的地位。这种结果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商帮自身的发展，而且显然开始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像严氏父子这样贵极一时的权臣也在谈论天下富户，财富的吸引力自然是渗透了整个的明代社会。事实上从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已经开始由单一的做官转变成为做官或者经商，社会观念与明初有了根本的区别。 在经济上取得了主导地位的商人们，开始需要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保证自身的利益。于是官商结合成为了明代商人发展的必然途径。 明代的商人在经营发展中必须结交官员，以作为自身经商的政治保障。 这在晋商与徽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明朝人一般常说晋商偏于俗而义气，徽商偏于雅而好交。如像晋商中的张四教，其父及叔父均为商人，而其兄张四维、舅父王崇古则为朝廷中的重要官员。又如徽商中的梅仲和凌和贵等人“重交游，乐与贤士大夫款洽”。“自达官绅士及氓庶无不以礼相接，与地方长吏过从款洽”。而姑苏为冠盖往来之地，“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2。他们还往往通过对于官员们的经济资助或者联姻以取得与官员结盟。《二刻拍案惊奇》中写到一个徽商事先将一女子“认做自己女儿，不争财物，反赔嫁妆，只贪个纱帽往来，便心满意足”。这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当然也有一些商人家庭的成员进入到官僚队伍之中，如像前述张四维，以及汪道昆等。他们在对待农商的本末关系上与以往的传统认识开始有了明显的区别。汪道昆就曾说道“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为重，耕者十一，文王不以农故而毕蠲然关市之征，不逾十一，要之各得其《五杂俎》卷六四。 2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35页。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韩侍郎婢夫人》。 所，商何负于农？”2这番话出于身为兵部尚书的汪道昆之口，其意义就不仅是个别人对农商持有不同于传统的价值观了。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不少官僚开始经营工商业的例子。尤其是在江浙一带，官宦人家除田地之外，并有若干织机，雇工织作，已不再罕见。尽管官员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商人还间或有所卑视，但是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使他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了同一个社会阶层。对此我们从当时的传奇戏曲和小说中便可明显看到，过去只是由才子佳人充当主人公的作品中，开始出现了发迹的商人。 在明代社会中，商人永远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并不相同，但是在经济与政治利益上却是一致的。他们要攀附官府，但目的只是为了找寻依靠，在真实的利益与感情上他们则往往更接近于城市居民。这是商品经济发展本身与封建体制矛盾的必然结果。发生于万历年间矿监税使引发的民变斗争中，商人们明显地站到了民变的一边。在苏州发生的以葛贤领导的民变中，商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直接参与了这场反抗税监孙隆的斗争。其后葛贤被赦出狱后，新安富商程尚甫曾以一美姬相赠，以表崇敬之意。商人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成功刺激了他们的自信。在他们周围于是开始形成一种自身的文化，这虽然还没有能够脱离开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范畴，但是其中增加了相当多的商业化的内容。所谓“贾而好儒”，追求儒商形象开始成为商人中的一种时尚。 明代商帮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对本地教育的投入。在明中叶以后的徽州一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2。教育成为十分普及的事情，其他如像商业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读书已成为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二十无成始从农商百业之艺。这种重教之风在北方的晋商当中也颇为普遍，被视为陋而实的山西商人，到明清之际也成为了地方与家庭教育的推动者。 除教育之外，晋商对于文物古董收藏鉴赏方面的发展，徽商对于书版刻印及传奇戏曲的，也都在当时开的风气之先，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明代后期，在南京等大都市中，商人对于文化活动的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常见的事情，一些影响较大的大规模戏剧演出，也多出于商人在经济上的。商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商业的发展与风格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商业风气。在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上的诚信、节俭、好义、乐施等崇尚，都与当时商业文化的塑造有着直接的关系。商人与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明代社会的繁荣，商业经营直接关系到了社会2《太函集》卷六五《虞部吴使君榷政碑》。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55条。 2万历《休宁县志·风俗》。 商品生产的发展，江南地区新兴工商城镇的出现，便是商业发展的一种成果。商人与商业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代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尽管这种冲击充其量只是有限地打破了旧的等级界限。这都或多或少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点近代化的萌动。但是明代的商人本身却又不可能成为封建制度的对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往往表现在官商结合上，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则又往往是用来购置田产宅园。明代的大商人往往也同时又是大地主。而且明代的商帮自身也带有十分突出的封建特征，如封建宗族势力在商帮中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都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成为一个独立于封建政体之外的群体。 第八章商业第一节明代商业的特点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明中叶以后，国家对商税的征收，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仅以钞关为例，弘治十五年（502）全国钞关收入二千七百十九余万贯，折合白银约八万两，在当年太仓收入中约占百分之三左右；至万历六年（578），钞关收入增至三十二万五千两，为当年太仓库收入的百分之八；万历二十五年（597）达四十万七千五百两，约占太仓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可见明朝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与日俱增。万历中期以后，明廷大兴土木，皇室奢靡无度，使国用陡增，财政日蹙。不久，辽东战事又起，军饷无出，朝廷于是决定以加派重敛百姓。商税又成为加派的对象。据《天府广记》载，天启五年（25），全国八个钞关岁入正余银2高达四百八十万余两3，为万历中期钞关岁入正银的十二倍。足见商税已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较大幅度提高，国家的长期和平稳定，以及全国道路交通的改善和畅通，为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明代建有一套较为完整、系统、严格的商业制度。这一制度是在沿袭过去历代，尤其是宋元两朝烦杂众多商业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有继承有创造地逐步形成的。综观其形成过程，有前简后繁、前虚后实、前弛后严，由零散到比较系统，从较大随意性到逐渐有序的特点。《明史·食货志》在言及关税时说“关市之征，宋元颇烦杂，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大致反映了整个明朝商制形成发展的过程。 明朝的商业制度主要由朝廷制定颁立，同时在长期商业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些行业守则、条规，也属于制度范畴内。明中叶以后，随着明朝政权危机的日趋严重，统治者利用订立制度的权力，加剧了对商业的重征暴敛和对商人的控制及超经济强制，严重压抑乃至摧残了蓬勃繁荣的商业活动。尽管如此，在当时形势下，一些商制在保障商务活动的有序进行、保证商品的公平交易以及促进贸易在更大范围以更大规模开展等方面，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明代的商业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参见何本方《明代榷关浅析》，刊于《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2指向国家交纳的正额（包括加派）和羡余两部分。 3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三。 第二节市场管理制度明初，由于遭连年战乱之累，社会生产力低下，朝廷又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因此当时商品交易十分有限，市场普遍弱小。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宣德年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大量富余的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刺激了市场的迅速发展。明中叶以后，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各地市场繁荣，并日臻成熟。其表现为不仅市场规模大、交易品种多，而且其结构也向多层次、多方位、行业化方向发展。明朝统治者在不同时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强化国家对市场贸易的控制与管理。与此同时，市场本身也在实践中约定俗成了贸易参与者务必遵守的一些条规、守则，由此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备的市场管理制度。 市场管理机构明代城市的市场由兵马司兼管。洪武元年（38），太祖令在京（南京）兵马司兼管市司，并规定在外府州各兵马司也“一体兼领市司”。永乐二年（404），北京也设城市兵马司，成祖迁都北京后，分置五城兵马司，分领京师坊铺，行市司实际管辖权2。 农村集市，由地方官府管理。集市的开设废销，集期的调整，集市的分辖等，都须由当地官府批准或指定。 此外，城乡许多官、私牙也参与市集管理。明初，朝廷一度打算取缔牙行，以将市场管理权直接操纵于自己手中。但随着市场的扩大，牙商普遍存在，并活跃于城乡之间，而且地方各封建势力又依赖于他们的协管作用，因此牙行非但取缔不了，而且迫使朝廷承认甚至保护他们，使其在市场管理之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有些集市，还有集头参与管理。贼眼全文阅读史载，“诸市皆官为校勘斛斗秤，又有牙役以分之，集头以总之。山市则县倅亲往治焉”。“市之在乡者，恒有集头，以把持其中”2。 市场管理项目《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2明代城镇置坊、铺、牌，市司在行政上理应由所在府县管辖，可是朝廷将市司的实际管辖权归兵马指挥司。兵马指挥司本是城市治安管理机构。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因为城镇市场、商贾流动性大，不易管理，比如北京，如沈榜言，“京城多销户，多非土著，两县未易制也”（《宛署杂记》）。市司管理权归兵马司，意在更好地维持市场秩序和治安。 万历《安丘县志》卷五《建置考》“街市”。 2乾隆《夏津县志》卷二《建置志》“镇集”。 明代市场管理项目众多，其中商税下有专章论述，其他主要如下. 度量衡管理制度。度量衡的统一，是市司公平交易的保障，朝廷对此高度重视。洪武元年（38），明太祖下令铸造新的铁斛、铁升，以为标准量器。二年（39），再下令，“凡斛斗秤尺，司农司照依中书省原降铁斗铁升，较定则样制造，发直隶府州及呈中书省转发行省，依样制造，校勘相同，发下所属府州，各府正官提调依法制造，较勘付与各州县仓收支行用。其牙行、市铺之家，须要赴官印烙。乡村人民所用斛斗秤尺与官降相同，许令行使”3。明令市场贸易所用的度量衡必须与官定标准相吻，且经官府核定烙印后，方可用于市场交易。以后每隔数年，如洪熙元年（425）、正统元年（43）、景泰二年（45）、成化五年（49）、嘉靖二十七年（548）等，朝廷都颁布核校度量衡法令。后来，司农司取消，制作和校定标准量器的工作由工部负责，“凡度量衡，［工部］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依照朝廷统一下发标准量器，各地逐级依样制造后，“立平准，悬于市肆，谕贸易之人，有大小低昂，听其较量”2。各地对依标准样生产度量衡器具十分严格，如明中叶人陈铎描写等秤铺的制作，要求等秤“锤儿无捅移，杆干要正直，量数儿须匀密。世人个个讨便宜，赖你成平易。铺面营生，出入一例，好名头从此起。轻重在眼里，权衡在手里，切不可差毫厘”3。 朝廷还严格对度量衡的监管。一是派兵马指挥司二至三日一次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秤尺”；二是针对违法作弊现象，制定法律，给以一定处罚“凡私造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将官降斗秤尺作弊增减者，杖六十，工匠同罪”；“若官降不如法者，杖七十；提调失于校勘者，减一等，知情而同罪”；“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虽平而不经官司校勘印烙者，答四十”4。有些地方，发现度量衡不合法，则“重责枷示不贷”5。 统一度量衡制度对买卖双方进行公平交易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市场的发展。如山东济南府莱芜县的十七个集市，因“斛斗秤尺，官为之谨，又有牙役以分之，集头以总之，故贸易平而争者鲜少矣”。 2.物价管理制度。物价平稳、合理，是市场有序乃至国家安定的一种表现，也是市场贸易渠道畅通的关键之一。朝廷对此一直很重视。洪武元年3万历《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权置”。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工部”。 2嘉靖《县志》卷一《地理志》，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3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等秤铺”，转引自路工《访书见闻录》。4《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市廛》“私造斛斗秤尺”。 5崇祯《祁州志》卷十《杂事志》“兴革利弊”附平量法。 嘉靖《莱芜县志》卷二《集市》，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38），太祖针对当时物价起伏较大的情况，命在京、在外兵马司每隔二三日“时其物价”，即由官方确定物价，并向民间公布，以平抑市场价格。二年（39），又制定“时估”制，命“府州县行属”，“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核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如果“物货价直高下不一，官司与民贸易，随时估计”2。二十六年（393），又规定，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的价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3。宣德元年（42），朝廷颁令，凡“藏匿货物、高增价值”的客商，都要给以罚钞处理4。《明律》对此有进一步规定“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准盗窃论，免刺”5；“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若见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答四十”；“若已得物利，计赃，重者准窃盗论，免刺”。嘉靖二年（523），中央政府再定市易之法，重申上述各项规定。各地方也建立起“每月朔望，各集经纪，谨较斗秤，备访物价”7之制。当时物价的基准，是以国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的价格为转移的。朝廷为掌握平抑物价的主动权，通过国家行为，如建立预备仓，实行收籴、平粜制度等，来保证物价的平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于赢利过多的行业，政府则采取限制措施。如对既无“舟车之榷”，又无“江湖之险”的典当行业，《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若他们违禁取利，要给予“笞四十”的惩处2。 商品质量管理制度商品质量问题，一般由各行各业的商品经销者自己来把握，但政府也有原则规定，并赋以法律形式。《明律》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3。货物“不牢固”，顾炎武《日知录之余·校勘斛斗秤尺》。 2《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时估”。 3《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时估”。 4《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钞法”。 5《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7梁材《议勘光禄寺钱粮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二。 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2《明律》卷九《户律》“钱债，违禁取利”。 3《明律》卷十《户律》“市廛”；《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市廛》。 纺织品“纰薄”、“短狭”，均属次、劣商品；“不真实”，则是指冒牌、假伪或者以次充好者；“短狭”，也指尺寸不合格、数量不足的商品。实际上这是规定了伪劣与不合格商品不得在市场交易，否则要受到制裁。 平抑物价和质量管理制度，对于约束奸商，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均起过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机制本身的原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严重存在，市场贸易中高抬物价、弄虚作假、欺诈行骗的情形屡见不鲜。尤其明中叶后，不法商人更和贪官污吏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使物价、质量等制度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正德年间，流传民间的一首俗曲说，生药铺里“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色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香铺内“有香名色无香味，戗喉喷鼻。一团烟气，多半是榆皮”。 货币规范制度货币在商品经济中是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是市场贸易得以公平进行的关键。政府对货币的规范、管理一般都十分严格。但由于明朝不恰当地推行“钞法”，致使几度出现国钞危机，造成流通货币的混乱。尽管如此，明政府还是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情势，作出反应，制定修正应急措施，加强对货币的管理与规范。 洪武初年，明朝规定铜钱和大明宝钞“兼使”，二者同为合法流通货币。它们之间的比价是“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钞四贯，准黄金一两”2。但不允许以金银直接交易，“违者治罪”。十三年（380），纸钞在流通过程中破损严重，政府颁布“倒钞法”，乡民、商旅可“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3，用这一办法推动国钞在市场上通行，并保证纸钞发行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二十七年（394），宝钞贬值，民间重钱轻钞，政府为扭转这种趋势，限军民商贾在半月之中，将所有铜钱交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铜钱，并对“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者，罪之”4。但这只是一纸空令，对实际无甚补救，民间依然使用铜钱、金银。三十年（397），因杭州诸郡“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政府又颁布禁止以金银交易的命令。永乐六年（408），钞法更坏，政府再申严金银交易之禁，“犯者准奸恶论”，即处以死刑。宣德元年（42），对以金银交易者，定出罚钞之例。正统十三年（448），再禁街市交易行使铜钱，以强挽钞法。其实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生药铺、香铺”，引自路工《访书见闻录》。2《明史》卷三一《食货志》“钞法”。 3《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工墨直”即工本费。 4《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 《明太宗实录》卷十八。 这些命令不可能起到政府所期望的作用。由于明朝发行宝钞没有以贵金属作为储备，滥印滥发，造成极大贬值。百姓对宝钞完全失去了信任。其必然废弃之势已非人力可以挽救。不久，朝廷在颁布米麦折银之令后，不得不下令市场也“弛用银之禁”。从此“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2万历年间，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市场贸易“强半用银”3。但此时社会上造制低色、假银现象非常严重，大都市商业界更是“专造伪银”、“伪银盛行”。对此，政府也屡颁严禁法令，但终因没有得力措施而不能止之。 此外，在钞势式微之时，政府对钱的使用也作出过规定，市场上通行明各朝“制钱”，也可用“前朝旧钱”。但因私铸钱币有大利可图，所以市场中使用私铸钱币的现象十分严重。政府下令禁止使用伪钱。嘉靖三年（524），“令户部出给榜文，晓谕京城内外买卖人等，今后只用好钱，每银一钱七十文。低银每银一钱一百四十文。著缉事衙门及五城御史缉访，违犯之人，发人烟去处枷号示众”4。六年（527），再下令“晓谕京城内外商贾及铺行人等，但有收积新钱（伪钱），限一月内，尽数赴府县并各城兵马司出首”，违者“严行究治”。 隆庆元年（57），朝廷颁定，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2。从此肯定了白银在市场中为主要货币的地位。 流通领域银钱并用的实际，导致了一种专门兑换货币的机构——钱庄（也称钱铺、钱桌、钱肆等）的产生。为了控制交换中的基本等价，政府对钱庄的经营是作出限制和规定的，这从当时钱庄为官府所立的保证状式中可以窥见“钱行△今于抵结，为钱法事，遵依明示，遇蒙解到发下官钱，承领出外，开肆贸易，不敢亏损，所结是实。”3这表明，（）钱庄进行钱银兑换，要“遵依明示”，即要遵守官方规定的比价及其他有关法令、章程；（2）钱庄营业必须要承领官府一定的借贷款项。 对牙行的限制制度牙行是市场贸易中为买卖双方说合的中介人，也称之为牙侩、经纪、牙人、驵侩等等。他们协助官府参与街市校勘度量，平抑物价，辨识假银、伪钱，征收商税等市场管理工作，并为卖方提供膳宿、货栈、交通方便以及为2《明史》卷八一《食货志》“钱钞”。 3《春明梦余录》卷四七。 4《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钱法”。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 2《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钱法”。 3《四民便用积玉全书》卷十六《状式》，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买卖双方牵线说合等，在大宗贸易中充当重要角色。商人们认为，“买卖要牙”，“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所谓牙者，权贵贱，别精粗，衡重轻，革伪妄也”。可见牙行的重要。正因为如此，不少牙商就利用对市场行情的经验和政府给予的特权，把持行市，扰乱正常的市场贸易秩序，从中渔利。时人说他们，“将无作有，当行久惯，把秤滑熟。十分客货才成就，一分先抽”2。 洪武二年（39），朱元璋曾有意取缔一切官私牙行，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最后只好撤销原议，同意设牙，同时对他们设定限制。对“高抬低估”物价、“刁蹬留难”商贾的牙商给予严处“拿缚赴京，常枷号令，至死而后已，家迁化外。”3三十年（397），朝廷“命户部申明牙侩朘剥商贾私成交易之禁”4。这是对不法牙行实行的法律管制。 明中、后期，国内较大的商贸都通过牙行进行，牙行的存在和活动完全合法化。政府允设官牙与私牙两类。官牙是明朝官僚、诸王开设在各地的官店和市镇中协助地方官府征收商税、管理市场的牙行。私牙即是一般的经纪人。政府对他们的身份有明确的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必须“选有抵业人户充应”5，并要得到官府认可，交纳帖价，获得牙帖，方可营业。牙帖的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后，如果想继续充牙，则要“换帖”，重新纳价申请牙帖7。如若不再充当，就须上缴此帖。另外，政府还允许军兵充当牙行，镇宁凤阳定远县池河的军营中，“旧例，该营出给官军帖文，以充牙侩，取其货税，以供操货”。 朝廷规定，牙行可以从事的合法活动是，（）领到官府颁发的印信文簿后，在交通要道上，如实填写商人、船户的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2。（2）要如数开报收税”，将收来的税款，如数交付监察御史、主事稽考3。（3）说合买卖，代商贾买进卖出货物，帮助雇请车船、脚夫，解决客商停放货物、供应食宿诸问题，并从中收取牙佣。（4）评估物价，缴纳牙税等。 《士商类要》卷二《买卖机关》，转引自杨正泰《明代的驿站》。 2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牙人”。 3《御制大诰三编·私牙骗民第二十六》，转引自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4《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 5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八章。万历《扬州府志》卷二○《风物志》，“俗习”中记“官为给帖”。7据袁黄《宝坻政书》卷十四《给帖入市示》载，万历时，“许穷民入市者告官给帖，过秋成纳谷一石，即换新帖，以来年凭据，不愿者即缴帖”。 《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八。 2《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一○《户律》“市廛”。 3《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对于在以上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牙商，明律定有处置办法（）私充牙行，即没有得到官府批准，发给牙帖者，杖八十4。（2）“所得牙钱入官，官牙埠头客隐者，笞五十革去”5。（3）在评估物价时，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准窃盗论”。（4）与商贾勾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7。（5）强行邀截客商货物者，“不论有无诓赊物，问罪，俱枷号一个月。如有诓赊货物，仍监追完足发落。若监追年久无从陪（赔）还，累死客商，属军卫者发边卫，属有司者发附近俱充军”8，等等。然而，牙商违法还是很普遍的事。一些奸牙，在客商“初至”时，往往“丰其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商货散去，商本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己物，致商累月经年坐守者有之。礼貌渐衰，而供给渐薄矣，情状甚惨”。而“官斯地者，慎勿等为征债，漫不经心，漫不加刑，漫不区处可也”。牙行的违法欺诈，一直是明代城镇商业活动中的一大祸害。 城乡市集管理制度市集是各地进行商品交易的主要场所。各地对市集的称呼不一，广东称之谓“虚”，川西称之为“亥”，北方一些地方也称“店”等等。市集还分城集与乡集。市集的大小、多少，本来是地方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体现，而非统治者随心所欲意志的结果，然而，具有权威的地方政府，为掌握和控制这种自由交换的集市贸易，对市集采取了人为和严格的管理制度。 首先是定点。由知州、知县确定市集开设地点。如洪武二十九年（39），开封府临颍县，“知县李实立县市。每月南街二集，东西北中及四关厢各三集”2。宣德十年（435），开封府尉氏县知州选择城中东街、东门外、小十字街等处，设立了十四个集市3。嘉靖间，保定府蠡县知县李复初开创了北关市4。西安府商南县，知县郝京儒“立东关、西关、南关三集”5。有些市集地点，官府都规定得十分具体如尉氏县曹寨集，知县刘绍将其位置定4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 5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 《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7《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8《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李乐《续见闻杂记》卷十一。 2嘉靖《临颍志》卷三《建置志》“坊市”。 3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类》“市集”。 4嘉靖《蠡县志》卷二。 5嘉靖《商辂商南县志》卷二《建置》“市集”。 在“县南三十里”；白家潭集，知县曾嘉诰规定在“县东南五十里”。一些县州增设市集，也由当地官府决定。如成化年间，内乡知县沃频就下令在西峡口增开一乡集，在东西街厢再加设二城集，等等。 二是定期。城乡集市，都由地方官府“各立限期”，即由官府确定开市日期及周期。集期长短、稀密，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异。明朝初年，经济萧条，集期间隔较长。如临颍县，洪武中每月全县总共只开二三集。一般都为十日一集。如河南光山县，全县共有八个市集，官府规定，每集每月分别逢一日或二日开市，此指某集于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或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开市2，为十日一集者。宁波府象山县，共有五市，每市在一月中，逢九或五日开市3，亦十日一集。有些地方集期稍密，如内乡县的城集在成化前就“每月二、七日”开市，间隔为五日，不过“俱在大中街一处开设”4，全县城只此一市。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集市贸易日趋兴旺。为从民便，地方官府所制定的集期渐次频繁，间隔缩短，从十日一市改为三日一市、间日一市，并向常日市方向发展。如兖州府寿张县，“古以四五为期，正德乙亥（即正德十五年，公元55年），知县陶傑始更为偶日”5。“柘城县关厢，原间日一集。正德五年，知县高举易为常市”。江南有许多乡村市集，也都超越了定期市的阶段，如苏州府昆山县的半山桥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7。 三是一些地方官府对市集规模、经营商品等也有规定。如德州府，永乐九年（4）因其州治迁至卫城，便在卫城附近招集四方商旅，“分城而治”。官府指定“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保定易州共有易州、柴厂等八集。易州、永安坊二集又各分二市。此二市中，规定一为大市，另一为小市2。嘉靖、万历年间的绍兴府市集，就只许经营日用常物，“无珍奇”3。 明中叶以后，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固定的市集逐渐向市镇化转型。如松江、吴江等地原有的集市，由于居民日盛，商贾辐辏，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类》“市集”。 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里店”。 2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里店”。 3嘉靖《宁波府志》卷九《经制志》“都鄙”。 4成化《内乡县志》卷二《食货略》“市集”。 5清康熙《寿张县志》卷一《方舆志》“市集”。 嘉靖《柘城县志》卷一《地理志》“市集”。 7嘉靖《昆山县志》卷四《市镇》。 乾隆《德州志》卷四《疆域志》“市镇”。 2弘治《易州志》卷五《街坊》。 3万历《绍兴府志》卷一《疆域志》。 纷纷自成市井，使城镇数目激增。其时，官府将它们纳入了城市的管理之中。商人、商店自定的经营管理制度在长期的经营实践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人们为了求生存、发展，往往在总结经营经验的基础上，为自己立下了许多训戒、条规，久而久之，有些则走向制度化。 明代行商中有“客商规略”、“为客十要”4等，坐贾铺店中有行规、店规。具体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商业礼仪制度、商品分级分类销售制度、商业广告制度、商业道德规范制度等等。苏州孙春阳南货铺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当时最突出、最典型的一例。史载，该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田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这里首先反映了该店采用的是一种衙门式的管理制度，分门别类，明细完备。其次，从它“铺中之物，亦贡上田”，及海货等房外货内品的“选制之精”，可见其内部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和精密的外购制度。再次，从它财、货分开，使各司其职，账目清楚，相互监督等来看，又见其高超的经营手段。 孙春阳南货铺的种种店规，显示出我国明代商店经营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由商贾们在商业活动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店规、守则中，有不少是前朝鲜有、只有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新鲜的经营管理模式，如（）合资制度，也称同本制。这可从商人的合约中窥见其大概内容“各出本银若干，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得利钱，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竭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得支动店银，混乱帐目。”2这种合伙股份式经营制度在中小商人中十分流行，因为这种制度，虽不能使入股者在商业成功时暴富，却能使他们在商业失败时免于倾家荡产。注重血缘亲族关系的大商人，也常合伙经营，或父子、兄弟、叔侄之间，或同里、同乡之人，结伙经营。徽人汪道昆曾总结说，“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资”3，指出了合资的优势。（2）伙计制度。“凡商贾之家贫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谓之伙计”。嘉靖、万历年间人沈思孝说，在山西平阳、泽、潞豪商中，“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4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2吕希绍《新刻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3《太函集》卷一《送刘大夫按察贵州序》。 归庄《归庄集》卷七《洞庭三烈妇传》。 一人出本，众伙共商之”2，即富商出钱股，贫商出力股，双方共同经营。伙计制度在大商人中较为普遍，明末清初人艾纳居士在《豆棚闲话》中记述了同样情况，一个拥有二十万资金的徽商，“大小伙计，就有百余人”。显然其中多是雇主剥削伙计，但雇主、伙计的职责和义务都各有规定。（3）有些商铺建立掌事制度，即大店家专雇一出纳财货之人，谓之掌事。掌事的职责，以六字概括“谨出纳，严盖藏”3。（4）账目制度。有掌事制度，必有帐目制度。明商普遍认为“收支随手入帐，不致失记差讹”4。“人家掌事，必记帐目，盖惧其有更变，人有死亡，则笔记分明，虽百年犹可考也。”记账格式，一般分“旧管”、“新收”、“开除”、“见在”四项。而且“虽微物钱数，亦必日月具报明白”5。可见当时有些店家的记账制度已相当完备。这些新的经营管理模式，体现了明代商业经营文化的新水平，反过来，它们又推动了民间商贸的发展。 2沈思孝《晋录》，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注文。3孔齐《至正直记》，转引自谢国桢上述书。此条虽记元末事，但明时商业经济更为发达，掌事制度只能比元末更为完备。 4《士商类要》卷二《为客十要》，转引自杨正泰编《明代驿站考》。 5孔齐《至正直记》。 第三节商税的征收和管理制度商税是国家以强制手段，向用于交换为目的的商品所征的税。商税自古有之。在封建社会，商税收入有限。但作为国家财政的一项收入，以及出于封建统治者为维持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而采取的强本抑末政策的需要，历朝对商税的征收和管理都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制度予以控制。到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市场的活跃繁荣，丰厚的商业利润成为统治者追求的目标，商税收入也在日趋匮乏的国家财政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成为明统治者重要的财源之一。这就迫使明廷制定出比以往历代更加完善健全的商税征收和管理体系，以保证朝廷对商业的控制和国家财政的收入。明代商税制度是整个商业制度中最重要，也是最详尽具体、最具时代特色的部分。 商税的征收机构明代商税衙门林立，机构旁出多门，比较庞杂，主要有.税课司、局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34），朱元璋就在他所辖区域内建立宣课司、通课司，作为商税征收机构。明朝建立后，朝廷又把全国各府的商税征收衙门通称税课司，州县称税课局，隶属户部。同时，在一些大的市镇及道路交通的关津、桥梁、渡口处设立分司、分局，或派员驻扎征税。洪武初，设在京城诸门和各府、州、县市集的税课司局，约四百所左右。成祖迁都后，在北京设置顺天府、正阳门等九个税课机构。处于关津要道的安徽临淮河上，洪武中“设广济、长淮二关”2，南方商人北上，“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从商人在关上“书填商船货物”以“送税课司征税”的情形看，这些水道上的关卡，显然是税课司的隶属机构。明初杭州府设有府税课司，江涨、城北税课分司等七个税收衙门及东新关、板桥关、观音关三小关，行商往来，查勘税票后，“方可放行”2。这表明陆上道路关要处的关卡也是税课司的下属机构。 税课司局的职责是“以司市廛”，具体来说，制定商品纳税细则收取各类商税，然后将收得税款“年终具印信文解明白，分豁存留，起解数目”，据《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载，全国税课司、局有四百多所，而万历《明会典》统计，明初商税机关共三百八十所，至万历间截并为一百一十一所。这里取“四百所左右”。2《明宣宗实录》卷一○七。 《明太祖实录》卷九八。 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十一册上。参见唐文基《明朝对行商的管理和征税》，《历史研究》982年第3期。 逐级解赴上司，再由各布政司在来年解到京都户部3。 各税课司、局主管官员称大使、副使。洪武中大使、副使多由儒士担任，归属地方官府管辖，时人记述，“国家立税课以征天下之货，郡有司，州县有局，然多以儒者司之”4。永乐以后，逐渐改由朝廷直接派御史、主事、监生等到各处税务机构“闸办商税”5。这是政府加强中央对商税征管的一大措施。大使、副使下还有攒典、巡拦。巡拦本是均徭之役，但各税课司局的巡拦，明朝规定，“止取市民殷实户应当，不许佥点农民”，即巡拦等税务人员必须由市井中的富裕商民来承担。他们既具体负责收税，又协助管理市场。 2.竹木抽分局（厂、场）洪武初，朝廷在竹木柴薪盛产区的道路关津处，设立竹木抽分局，从商人贩运的竹木等货物中抽取若干实物以为官有，供朝廷土木营造之需。抽分起初为抽取实物，后渐转化为同等货币，实际就是商税。当时苏州的阊门、葑门、太仓等地，都设有抽分局，“抽分竹木、柴炭、茅草、芦柴等物”。十三年（380），有些抽分局一度被革罢。以后，又陆续在南京、北京等地，设置抽分局“抽分在南京者，曰龙江、大胜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者，曰真定、杭州、太平、兰州、广宁科竹木、柴薪。”2抽分局、场大抵隶属工部，“明世竹木之税属工部”3。芜湖的抽分厂“系工部分司主管长江大河竹木税”4。宣德年间，钞关普遍设立后，抽分局也有被称为工部钞关的。明中后期，全国抽分局数量比宣德前又有所增加。 抽分竹木局、场一般也设大使、副使，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后来，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朝廷特派中央大员，如工部主事、给事中、御史等官监临抽分5。竹木局长官下设吏役人员，如官攒军士、老人、书手等等。万历年间芜湖有省祭官吏、册房书手、直堂书手、算书、门子、承舍、阴阳生、皂隶、买办、巡兵、水手、表背、刻字匠等吏役二百七十一人。这些吏役在抽分局长官率领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如省祭官吏负责“守关、点江抽分、报丈尺、差查小抽、放单”。册房书手负责“呈堂公文、两京季报册簿、行下牌票、书柬礼仪、修造厂署、补置家伙等项”。算书负责“大抽簰捆并3《诸司职掌·户科》“金科”。 4郑真《荥阳外史事》卷二四《送泗州税课局副使金仲考满序》。 5《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续文献通考》卷十六《职役考》。 民国《吴县志》卷四六。 2《明史稿》卷六三《食货五》“课税”。此条史料胪列不全。明代全国究竟有多少抽分局，待考。3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转引自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明史研究》第康熙《太平府志》卷十二。 5《续文献通考》卷二四《杂征敛》。 一座小抽算明标数，发吏出票”。 3.钞关这是明中叶出现的、为明朝所特有的商税征收衙门。明初无钞关... 14 对商贾，明政府主要订立的是对匿、偷、漏税处置的法律规制。在明代的基本律令、典制中，都列有“匿税律”条“凡客商匿税及卖酒醋之家，不纳课程者，笞五十。物货酒醋一半入官”4；“若买头匹不税契者，罪亦如之，仍于买主名下，追征价钱一半入官”5。宣德四年（429），根据北京纳税情况，朝廷又令，“今后课钞过期不纳者，令顺天府兵马司催督。私匿货物者，取勘各追罚钞一千贯”。对于年终尚未交齐商税者，“计不足数，以十分为率，一分笞四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八十”2。对于海上贩运的商贾，规定贩货到岸后，必须及时将货物尽实报官抽分。如果匿塌于沿港土商私牙家中，则要依不从实报官者处，“杖一百”；不如实申报，即“虽供报而不尽者，罪亦如之，货物并入官，停藏之人同罪”3。永乐中期，太祖早先明确规定的、不征税的细民纤悉之物，日常生活、生产用具用品，朝廷也开始“例当抽分”，有匿不报者，有的要“以舶商匿番货罪，尽没入官”4。这些都反映了明朝对匿、逃商税处置制度的严厉。但封建社会，往往是因人废法，那些官商合一的达官显贵及其亲友门徒，就不仅不受这些律令的约束，反而受到保护。弘治时，户部尚书李敏指称“凡税课，皆势要京官之家，或令弟侄家人买卖，或与富商大贾结交，经过税务，全不投税。”5于是明中后期，便出现了行商夤缘显官，借其官牌贩运商货，或伺机随显官官船同行而免一路商税之事。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就有某行商在其货船上树了王尚书的水牌，因而在江河上畅行无阻，各税关不敢向其征税的故事。御史祁彪佳日记中也记载当他由漕河南行，有装载枣货的三艘商船与之并行，至临清税关，主事何任白即令其所同行者，一切商税均免。 对征税人，如税官、税务机关员役和权豪，利用职权，无端勒索、侵占税款、破坏税法的惩处制度。早在朱元璋当吴王时，他就下令，对“过取（商税）者以违令论”。洪武间，一巡拦伙同家人，勒索强截税项，又到乡村，不问有无门店，“一概科要门摊”。明太祖下令重处将其人凌迟，其弟及男皆枭令示众，其余家人押发原籍，并申明，今后为巡拦者，倘“倚恃官威，4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5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明宣宗实录》卷五四。 2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3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4《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5《明孝宗实录》卷二二。 《祁忠愍公日记》。参见黄仁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台湾《明史研究论丛》第辑。《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剥尽民财，罪亦如之”，对重叠再取商税者，也“虽赦不宥”2。以后《明律》进一步规定，税务官员对应征缴之商税，“若有隐瞒侵欺借用者，并计赃，以监守自盗论”3。弘治年间，刑部奏准，“凡纳税，俱令客商自纳。如有搅扰商税者罪之”4，“枷号三个月发落”5。嘉靖年间，朝廷一方面严格各地商税呈报制，另方面遣官不时查访各钞关税课司奸弊，发现征榷官侵欺挪移税金，即处以“监守自盗”。如山海关守关主事犯有侵匿税收科，朝廷下旨，“许巡关御史劾治之”7。万历年间增修《问刑条例》，朝廷再次强调，“权豪无籍之徒结党把持拦截生事，搅乱商税者，徒罪以上枷号二个月，发附近充军。杖罪以下照前枷号发落”8。但那时的税务官及权豪们早已玩视法规成风，而以增课为能事，侵吞渔利，司空见惯。以上律令几乎都成了只能针对所谓“市井无赖”、手书门库及“无籍之徒”的表面文章。商税的本色与折色有明一代，在市场流通货币问题上有过几次大的反复。明初实行钱钞并行的双重货币制度，但宝钞因没有钞本，朝廷不加节制随意滥发，发行数年，便壅塞不行。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多次发布禁用铜钱、金银交易，甚至禁用银作货币等命令，但收效甚微，到明后期钞法完全崩溃。如此，朝廷征钞作为商税已没有意义，因此以征银代替征实（物）征钞，白银成为实际上的流通货币。这一系列变化和反复，反映在商税征课客体上，就有本色与折色之征。 洪武初年，“凡商税课诸色，钱钞兼收，钱十之三，钞十之七。百分之下则用钱”。此时商税所征之钞、钱谓“本色”。二十七年（394），朝廷发布禁用铜钱令2，强“令有司悉收民间钱归官，依数换钞”3。这时，征纳商税只许以钞，所谓商税本色，就只指宝钞了。其实朝廷的禁令并未严格执行，由于在实际生活中金银依然是最可相信的量价货币，且便于携带保存，于是朝廷也有变通“若便于征解者解本色，路远费重者许变卖金银。”2《大诰三编·巡拦害民第二十》，转引自张德信等主编《洪武御制全书》。3《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4《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刑部》。 5《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7《明世宗实录》卷四八。 8《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刑部》。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二《宝源局》。 2《明书》卷三《太祖高皇帝纪》。 3《续文献通考》卷十《钱币考》。 并且规定了金银与钞的比价“金每两价钞六锭，银每两价钞一锭。”4这就为一些地方商税征银提供了依据。如南京三山门的塌房就征收税银。 此时，商税也有征实物的，即以应收钱钞折合成实物，主要是以粮食来征收。如洪武十年（377），太平府繁昌县狄港镇每年交纳“米八百九十余石”作为税课。十三年（380），许多税课司局征米，朝廷并以课额米是否满五百石作为税课司局设罢与否的根据2。征实如粮食外，也有布帛等物。各抽分竹木局，则征收竹木及其半成品、器皿等。 永乐至宣德年间，由于钞法阻滞，朝廷为强制推行钞法，银禁转严。宣德四年（429），朝廷“令湖广、广西、浙江商税课纳银者，折收钞，每钞一百贯，准银一两”3。然而，征银之法并未禁绝，有些地方，即便是上述诏令中所提到之处，如浙江温州等地，商税征课仍然用银。九年（434），朝廷再次下令，“各处诸色课程旧折金银者照例收钞”4。 明廷强制推行钞法的另一措施，便是设立钞关。以在钞关向过往行商征钞，加重对百姓的敛收而达到疏通钞法的目的。朝廷命令，“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5。“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俱每一百料纳钞一百贯。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直抵北京者，每百料纳钞五百贯。委廉干御史及户部官于缘河人烟辏集处监收”。另外，朝廷还提高门摊税，增收车马税、塌房库房等税，令纳钞。但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宝钞的颓运。 正统年间，明廷弛金银之禁。以后由于边事和大兴土木，朝廷财政出现巨大亏空，于是再次滥印纸钞，宝钞进一步贬值。成化元年（45），朝廷被迫宣布变通钞法，允许钱钞兼收。“凡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各处船料钞，俱钱钞中半兼收，每钱四文，折钞一贯”2。 钱钞兼收，使铜钱私铸日甚一日，姿质低劣之钱充斥市场，加之当时朝廷所规定的钱、钞、银三者的比率与市场上相去很远，商税“钱钞中半兼收”使朝廷所得好处甚少。如此，朝廷只能从弘治元年（488）起，逐步向各税课司、局颁布商税改折银征收之令。六年（493），又将此推广到各钞关，4《明宣宗实录》卷八○。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五记“［十年］太平府言繁昌县狄港镇，商贾所集，户部委官收课，岁计米八百九十余石，宜于其地置税课局。从之。” 2《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 3《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4《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5《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明宣宗实录》卷五五。 《明成宗实录》卷四三。 2《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令各关照彼中则例，每钞一贯，折银三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3。钱钞折银计价是谓折色。以后，商税征收时而本色，时而折银。嘉靖以后，则通行折银，本色钞、钱为辅，直至终明。 工部钞关——各抽分竹木局、厂，原以征收实物为主。成化七年（47），杭州、荆州、太平三抽分厂，“以竹木解运不便”为由，也请准了“各折抽价银”，改实物税为从价银。如“建昌连二杉板，每副抽银五两；清江连二杉板，每副抽银三两；连二松木板，每副抽银八钱”4。嘉靖九年（530），芜湖钞关抽分竹木，亦已“折银解部”5。隆庆二年（58），真定抽分厂随时将征得各木“变卖银两贮库，候冰合之日呈缴”。嘉、隆以后，朝廷土木所需实物，概由工部召商买办，买办经费则取自抽分竹木的改征银两。如，龙江抽分局每年应向竹木商人征收价银五千七百七十六两，上缴作召买经费；芜湖征九千四百十八两，也作此用途。 明代特有的税使制度永乐以后，宦官恃势横行，干预朝政现象日见普遍。正统年间，有内官到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抽盘，宦官染指商税自此而始。正德三年（508），内监高魁督抽荆州商税2。嘉靖四年（525），中官在京师九门收税，每门竟增至十余人，“轮收钱钞，竟为朘削，行旅苦之”3。真定抽分厂更是常有内监盘踞其中。但这种派遣和涉足税务，还是小规模的，尚未形成大气候。 万历二十四年（59）后，明神宗为搜刮矿业和商税所得，命令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皆由内官充任，以监收各地的矿税、商税。有关商税使的记载是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始命中官张晔征税通州张家湾”，这是神宗派出的第一个税使。不久，“命中官王朝督征天津店租”。自是，二三年间，“税使四出”4，派往各“通都大邑”5。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在这以后的三年中，派往各地的税使具体人员是高宷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江，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3《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4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5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大明会典》卷二○四《抽分》。 杨成《厘正起运板本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一。 2朱睦■《皇朝中州人物志》卷十《高魁》。 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十》。 4《明通鉴》卷七一。 5《明史》卷三○五《宦官传》。 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其中有的是“专遣”，有的则是由矿监“兼摄”。 税使一出，商人顿遭大殃。时人称，“自矿税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自税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矿”。这是因为内官税使仗恃皇权，打着奉命行事的旗号，凌驾一切，肆无忌惮，横征暴敛。其搜刮民财、鱼肉百姓，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毒辣，前所未有。 主要有（）重征叠税，同一种商品在运输、交易中多次被税使征税。 税使及其爪牙，无视历史定规，在交通路道任意增设关卡以征商税，“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2。如陈奉在湖广，“水则阻塞舟商，陆则拦截贩贾”3。山东、河北一带，原已有二税使，“落地之税已属张烨（晔），南来之税又系马堂”。不久朝廷又派出王虎也为该地税使。王虎一到，则“旁搜蔓行，商船过地，无不波及”，以致“区区一隅，三监并列，重叠征收，商民困累”4。就连户部也认为，“今榷税中使项背相望，密如罗网，严如汤火”5。（2）增加税种、税目和税额。税使所到之处，“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他们“穷天索产，罄地伐毛，宇宙间靡有留利”7，“始犹取之商税，既则取之市廛矣；始犹算及舟车，既则算及间架矣；始犹征之货物，既则征之地亩，征之人丁矣”8。高宷在福建，“诸关津饷税毕尽献”9。梁永坐镇陕西，所征十万之税，“皆系各州县裁役夫，勒牙户，括间架，征蔬果，克廪膳，剥军需以充之”。浙江的应税物件，只凭宦官及其随从任意点派，“其最细者如民间卧床草荐，儿童作戏鬼脸，亦在税中，鄙琐极也”2。连对家中有大厅者，税监也要加征门槛税3。福建一些小县城，自从“中贵至，倍征三之”，商税“几与中原大都会埒矣”4。（3）实行包税，即拘持商户，让他们包收一方税款的做法。如宣府地区，《明神宗实录》卷三四○。 2《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树旗建厂，指税使的爪牙到处滥用旗牌，设立临时收税站。3《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八。 4《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一。 5《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九。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7《明神宗实录》卷三三四。 8《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三。 9《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福建三》。 邹漪《启祯野乘》卷二《余尚书传》。 2李乐《见闻杂记》卷六。 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下。 4张燮《东西洋考·饷税考》。 由于税使的加税增额，使商贩稀疏，税不及额，于是税使就“递年佥报行户，责以包收”，结果被佥报者“大者破产，小者倾囊，每一践更，合镇骚然”5。有些地方本无物产可税，但税监却将商税矿税同时压在当地商民身上，“包矿者此民，包税者亦此民，吮髓吸血”。有些地方，包矿包税殃及闾阎小民、村居茅房。万历三十年（02）前后，一些地区恶珰搜税已到了“无地无人无物不税，亦无地无人无物之税而非包”7的地步。（4）税外掠夺。税使“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8。高宷在福建征税，“正税外索办方物”9。太监陈增名下参随程守训，每日都持钦命牌闯入富商之家，“搜求天下异宝”。对于稍殷实者，也不放过，“罗而织之”，“非法刑阱备极惨毒，其人求死不得，无奈倾家鬻产跪献乞命，多则万金，少亦不下数千”。 明代的税使制度，受害最深重的自然是商业。千百商人在税使的威逼下，或“弃家逃窜”，或“立见倾荡丧身”。许多繁华的城市，在税监的疯狂掠夺下，店铺倒闭，商旅驻足，负贩稀踪，市场萧条。当时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命税监四出抽分征税，“商税重而转卖之处必贵，则买之价增，而买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处必贱，则卖之价减，而卖者受其害。利虽仅取及商，而四民皆阴耗其财，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于明加田税也”2。税使制度的推行，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也遭到从朝廷到地方无数官吏的强烈反对。广大城居之民，更是对此进行了殊死斗争，发动了一起又一起反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而且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史无前例。这一切迫使明神宗对自己的举动有所顾忌，万历三十三年（05）后，他在滥派税监上有所收敛，对有关政策有所调整，对税监有所约束，然而，终未彻底废除。直至神宗死后，其子朱常洛即位，才“传令旨，命矿税尽行停止”。税监张晔、马堂、胡滨、潘相、丘乘云等，“即行撤回”3，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税使制度。 5《明神宗实录》卷四六八《明神宗实录》卷三四四。 7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转引自王春瑜、杜婉言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8《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9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七。 2张应俞《杜骗新书》十九类《太监烹人吸精髓》。 3《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六。 第四节对商人的管理与控制制度明初，朱元璋实行重本抑末政策，颁布贱商令。洪武十四年（38），太祖下令，“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䌷纱”。封建社会中，着装代表了人的社会等级，这一法令体现了朝廷对商人地位的蔑视和严重压制。同时，朝廷还对商人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除向商人进行经济剥削外，还对其进行封建的超经济强制。明中叶后，随着社会商业的繁荣发达，统治阶级对商人的压榨主要转到经济上的重盘苛征，但依然未放松对商人的人身控制，直至终明。这条紧勒在商人脖子上的绳索，不仅将商人置于绝地，最后还几乎窒息了明中后期活跃的商业经济，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明廷对商人制定的一整套管理制度与办法，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商人，表现了封建制度对劳动者的主宰意识。有明一代对商人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占籍和清审制度明代商人大致可分为坐贾与行商两大类，“大凡民间开一铺一店者，无论物之贵贱，即名坐贾。移彼就此者，无论途之远近，即曰行商”2。无论坐贾、行商，政府都要对他们进行户籍归类与登记，以掌握其个人、家庭人口及资产等情况，便于封建徭役的佥派。 坐贾，又称铺户、行户或铺行，是指在城镇开店设铺卖货者。他们有的是世代经商，承继祖业经营店铺的；有的是后来加入的，其中不少是外来的富绅、地主、手工业者来某地开店设铺，经销从各地贩运来的土特产的。如当时两京铺户大多从外乡而来。 京师附近的河北宣化，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等。因此，坐贾成分比较复杂，既有世代开店铺者，又有从行商改为铺户者，有富民2、小手工业者，还有军人（包括锦衣卫官校）、士夫、品官及皇亲贵戚等经营店铺者。从户籍看，既有民，又有军、匠户。在明代商人中，坐贾人数也比行商多，几乎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和新兴城镇。特别明中叶后，坐贾人数更是大幅度增加。宣德、正统年间，长江中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国朝重农考》。 2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转引自王春瑜等《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宣化府部风俗考”。 2永乐年间，迁往北京落籍的富民及其后裔，开设店铺者就很多，甚至有的一家有数处开张。见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三○。 流的刘家隔，“商贾占籍者亿万计”3。这显然有夸张成分，但人数众多恐是事实。两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商业都会，更是铺户集中和稠密之地。万历年间，据当时宛平知县沈榜记载，仅宛平一县铺户合计有三万九千四百零二户。照此推算，整个北京铺户约七万八千余户。这些人成为城市人口的主要部分。 对这些人数众多的商户，朝廷将其纳入册籍。官府首先“因其里巷多少”，将坐贾“编为排甲”，然后，“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同时，根据习惯，将经营同一类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处，如明初南京，“铜铁器则在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南，皷铺则在三山街口旧内西门之南，履鞋则在轿夫营，帘箔则在武定桥之东，伞则在应天街之西，弓箭则在弓箭坊，木器南则钞库街，北则木匠营。盖国初建立街巷，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2。行政管理上单独编排，进行注籍登记，并将他们归属五城兵马司的管辖，在完成了这一套手续后，商贾们方能取得居住和营业的合法权利。这就是坐贾的占籍制度。铺商一旦注籍，就与官府建立起一种封建隶属关系；编成铺行，是朝廷对他们的严密组织。 行商流动性大，不易掌握。一般在原贯或原籍地进行注籍登记，著令承役。但在明前期行商的占籍制度并不十分严格。至明中叶后情况有了变化，若他们在某地定居年久，置下房屋、产业或铺面者，政府一定要责令或逼迫其在新地或常居地附籍。如山东临清繁荣之地，就有许多徽商在那里占籍。万历时，商人方文箴见常熟“居江海水陆之会，有湖山膏腴之产，凡鱼鳝米3嘉靖《汉阳府志》卷三《创置志》黎淳记。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明代商贾籍的问题，是一令人费解的问题。明史研究者对此多有涉及，但至今仍似不清。这里对有关问题作些粗略说明.商贾原籍洪武二（三）年，明朝继承元代户籍制，令“人户以籍为断”，将全国人户分为军、民、匠三等。“民有儒、有匠、有阴阳”（见《明会要》卷五○、《续文献通考》卷一三《户口二》等），其中未提到商，但照此划分，商与儒、阴阳一样，原籍主要应属民籍，为民户中的一种职业户。2.商贾占籍明代所有人户都要占籍应役，商也不例外。商贾占籍是为应商役而向官府所作的册籍登记，即如沈榜说，铺户要“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客商在某地定居年久，置下产业，也要责令附籍当差。一说商贾占市籍，如程嘉燧《松园偈庵集》卷下记，万历年间，徽商在常熟“占市籍”。这是因为商贾身处街市，为城市赋役户之一，所以称他们“占市籍”。市籍即是役籍，与以上所说原籍并不矛盾。3.关于“商籍”。明中叶后直至清代，有了“商籍”一说，那是因为，明清科举，必须根据户籍，分别流品，才能参试。商人子弟随父兄远行，年年回户籍所在地考试极其不便。于是政府准令他们“各以家所业闻，著为籍，而试于郡”（许承尧《歙事闲谭》册二九）。这“籍”人们称为“商籍”。“商籍“的实际意义在于科举考试上，它为侨寓大商人（尤其是大盐商）子弟参加科举的专利，而不把小商小贩包括其中。关于这一问题详见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刊于《中国史研究》998年第3期。 2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市井》。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记“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盐布缕之属，羡衍充斥，闾阎富乐，可以逐什一之利”，便在常熟占了市籍2。总之，在明代，“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3。 无论行商坐贾，只有占籍之后才能合法贩运经营。也无论以前是什么身份，要经商都必须“占籍”，如江西清江“士人或窜身市籍”4。锦衣卫官校本系军籍，但不少人在京城开设店铺牟利，人们称之为“锦衣卫铺行”。然而，“锦衣卫官校［也］多占行户籍”。嘉靖四十五年（5），京城还发生过一场是否要勾取锦衣卫旗校按籍服役的争论。结果虽是锦衣卫优免铺役，主张其服役者贬官降职5，但还是证明了经商者必须占市籍的事实。商贾占籍后，就要接受封建庸役的佥派。有不少铺商“一挂商籍，其家立罄”。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逃避入籍。有的逃离占籍地，有的“变易姓名”，有的“冒合匠户”或其他职业户，有的投充校尉、力士等。结果“占籍”者的数目大大小于坐商实际人数。如湖广衡阳，“酒户万家，籍于官者四千七百”7，占籍人数不足实际人数一半。封建庸役的点派是以在册商户为准的，而大批商贾的逃匿，就使负担沉重地压在少数人身上，使他们不堪忍受，只得也采取逃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对于未占籍的商贾，或隐、脱、漏、逃避市籍者，朝廷许其自首。对不自首者“令有司点闸比对，有不合者发充军”，或先送其至五城兵马司受惩，然后再逐出城。如成化时，广东南雄府的知府璞某说，“通济镇天顺以来，为无籍者所据成化乙未（十一年，475），予奉命守郡 屋百二十楹，无籍不律者，惩而去之”2。铺户逃亡、脱籍者过多，于统治者派役、搜刮不利，于是明廷立清审制度。 永乐年间，明廷制定了以两京为代表的定期清审制度，“铺行清审，十年一次，自成祖皇帝以来则已然矣”3。所谓清审，就是对商贾的占籍情况进行清查核对，亡故、破产者除其名；新开店铺或未占籍者，重新登记注籍，编排在册。清审的具体做法，以顺天府为例，据汪应轸的记述是“该科（户科）及咨都察院照例行委给事中、御史各一员，督同顺天府佐贰官员，并通过宛、大二县及五城兵马指挥司，将各行铺户查照节年事例，无分军民官舍2程嘉燧《松园偈庵集》下《明处士方君墓志铭》。 3嘉靖《增城县志》卷九《课程》。 4崇祯《清江县志》卷一。 5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五七。 王元翰《凝翠集·圣泽诞被困商偶遗疏》，《云南丛书》集部之七。7《耳谈类增》卷十七《衡郡为乐土》，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续文献通考》卷二○《户口考》。 2嘉靖《南雄府志》上卷。 3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之家，逐一挨门查出”4。这“查出”，一是查出逃名漏籍户，二是核定各铺户资产消长情况。根据其资产多少，定以上中下三种等则，然后按等派役。“事完，将清理过铺户及编审过等第，造册奏缴，青册送部查考”5。很明显，清审之举严格和强化了官府对铺商的人身控制。 正德年间，“因时势难为”，北京铺行没有按期进行清审。进入明中叶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商铺队伍瞬息变化，有消乏者，有外逃者，有迁徙者，有新开者，有暴发户，也有冒名顶替者，不一而足。十年一审，对政府随时掌握商贾情况已显时间过长，以致造成“弊端丛生”。嘉靖四十年（5），政府“令应天府各色商人清审编替五年一次，立为定例”2。万历七年（579），明神宗题准，顺天府应与应天府事同一体，亦于戊、癸年份审行。两京之外的其他地方，只要铺商编成排甲，轮流为当地衙门服役，都不同程度地实行清审制度。万历年间，清审之风刮到了各名邑都市，甚至边防重镇。 路引、店历制度行商的经营方式是长途贩运贸易，流动性大，不易管理和控制。对此，明廷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和制度，竭力将行商纳入掌中。 其主要措施有路引、店历等。 行商出外经商，先要向政府交一笔钱，申请路引（也叫关券）。取得官府批准，领到官府签发的凭证——路引后，方可远行，这笔钱就叫路引钱。史载“凡商贾欲赍货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3“凡出外，先告路引”4。明朝后期，商人自己制定的经商“规略”中，也都强调带路引是“要”中首要。成书于天启、崇祯之际，由商人自己编写的《士商类要》，有多处告诫客商“但凡远出，先须告引”；“凡出外，先告路引为凭，关津不敢阻滞”2。朝廷发给路引不仅是多收行商一笔钱，而且也是控制行商贩运规模、路线等的一种手段。 路引上注明行商的姓名、乡贯、去向、日期及监运者的体貌特征、资本4均见汪应轸《青湖文集》卷一《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5均见汪应轸《青湖文集》卷一《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万镗《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五一；又见《明世宗实录》卷十六。2《大明会典》卷四二《铺行》。 3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征榷之税》，转引自唐文基《明朝对行商的管理和征税》，刊《历史研究》982年第3期。 4《士商类要》卷二《客商规略》，转引自杨正泰编《明代驿站考》。 《士商类要》卷二《客商规略》，转引自杨正泰编《明代驿站考》。 2《士商类要》卷二《为客十要》。 数目、货物重轻、水运还是陆行等，也都要“明于引间”3，以便沿途关卡和旅店的查验。客商商船每在一码头、一关卡或一地停靠，都有专门牙行出来查验路引，并对行商及所带货物进行登记，然后将所登记簿册“每月赴官查照”4，即与官府所掌握的路引进行核实。凡出关贸易，如山海关法就规定，“其商人往来，稽验文引、年貌，恐其中有诈冒也”。而且“必要原籍真引”5。行商在一地出卖物，也要向当地政府呈上路引。如正统年间，襄阳府县知县廖任就曾宣布，“诸处商贾给引来县生理”。 对于无引，或引目不符、持假引者，官府都给予逮捕治罪。明初，朱元璋就作出规定无物引（路引）而经商者，即便是老年人，也要“拿捉赴官，治以游食，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7。有记载说，洪武年间南京检校高见贤与兵马指挥丁光眼等，“巡街生事，无引号者，拘拿充军”8。成化年间，京师曾对城居无引者进行过大规模搜索，凡遇寄居无引的商户，“辄以为盗，悉送兵马司”惩处。嘉、万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的经商与经商手段都有膨胀和提高，而官场也日甚一日。如此，官府私出、伪卖路引，贿买官文，假充势要亲族，无引“驾舟悬牌，装载客货”2等情况十分普遍。对此，明廷又制定一系列措施，加重对违法官吏和商贾的惩处以儆效尤。如对“不应给路引之人而给引”、“冒名告给及以所给引转与人者”、“经过官司停止去处倒给路引及官豪势要之人嘱托军民衙门擅给批帖影射出入者”、“不立文案，空押路引，私填与人者”，都分别治以鞭笞、流放、物货入官、入狱乃至处斩等刑罚。行商的路引制与有明一代几乎相始终，其实施初期，在维持社会和商业秩序的稳定方面，曾起过一定作用，但后来它的封建本质越来越凸现，成为限制商人活动的桎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行商贩货，尤其是陆路运输，路途总要投店住宿，因此旅店、客栈成为官府掌握控制行商动态行径的又一重要环节。政府规定，凡住店客栈，都必须备有官府署发的“店历”，“凡客店每月置店历一扇，在内赴兵马司，在外赴有司署押讫，逐日附写到店客商姓名、人数、起程月日，月终各赴有司查照”3，即客店要对投宿的商人进行详细登记，并按月上报所辖官衙进行3《御制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4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5葛守礼《葛端肃公家训》卷上，转引于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明世宗实录》卷四四。 7《御制大诰续编·验商引物第五》。 8刘辰《国初事迹》，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 2《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七。 3《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考》。 查照。这样，官府就可以全面掌握客商经营情况和流动路线。 与店历性质相似的，明朝还在行商贮（停）货之地即塌房，也建立登记制度，详细登记商人姓名、字号、货物品类、数量、从何处来等内容，并定期上报官府。塌房的登记，除了可掌握商人情况外，还可据其货之多少而向行商征收商税（由塌房代征）、支配他们的买卖。 商役制度封建社会的黎民百姓都必须承担庸役，这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到明代，由于社会分工较细，使得统治阶级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而征召不同职业的人来为自己服务。在他们看来，商铺理所当然应该为自己的物质追求和奢靡享受服务。因此，他们在向商人课征高额商税外，还强迫商铺承担封建义务，为皇室、朝廷及各级官府衙门提供无偿劳役和货物。 一般说来，皇室、官府所需之物，小者如灯盏、器皿、麻绳、笔墨纸砚、水果等，“大者如科举之供应与接王选妃之大礼，而各衙门所须之物，如光禄之供办，国学之祭祀，户部之草料”，甚至宫殿营造等，“无不供役焉”，即这些物品、需要都要由商人去采办或提供。这种必须由铺商承担的庸役就叫商役，也称“铺行之役”。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役或变相劳役。 商人承担商役并非始于明代。在两宋时期就有“和买”、“和雇”的做法。明朝初年，朱元璋奉行与民休养政策，要求统治阶级都躬行节俭。洪武二年（39），他曾下令“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2，即禁止官府向商贾征买物货及指派商贾为皇室或其他衙门采办物品。永乐时，成祖开始弛禁，允许官府衙门去市场采购，先是“止令军家每（们）在街市者买办”，后来又令应天府，“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但当时的买办，其原则还是“佐解纳之不继，抵坐派之原数”2，即是对朝廷粮食以外征实不足部分的补充，数量不多，规模亦不大。弘治以后，统治阶级奢侈之风日盛，于是采办日多，向商贾诛索无止。铺行之役日繁，商役遂成为商人们的沉重负担。嘉、万年间，不少商人因此而弄得资产告罄、家破人亡。商人们视商役为危途，纷纷逃匿、脱籍、投靠势豪权贵等逃避商役。而这样做一方面使商役更加集中在少数没有逃籍的商人身上，另一方面促使统治阶级以更极端的形式强行佥派甚至拘捕商人来承担官府买办，于是商役从开始的“买物当行”发展到“召商买办”，最后“佥商买办”，成为明末商人的一大灾难。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铺行》。 2《大明会典》卷三七《时估》。 汪应轸《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九一。2张学颜《覆太监王效等题坐派召买颜料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买物当行是明代商役的最初阶段。“从来买（卖）物要当行，书写在由帖上”3。这就是说，坐贾在编完排甲，注上册籍时，买物当行已明明白白记录在户帖上了，这是商贾的“职分”。当行的一种形式是，官府买物，铺户“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4。这“答应”即是每行由一家铺户出面应付，提供本行销售的商品，并以排甲次序轮流应答。而官府出具“官牌”（官价之代用票），也称由票、牌票、印票，索取物品。据《明世宗实录》载户部“大小诸司物料，取具本府印票出买”。官票并不能在市场流通，铺户拿到后只能到规定的时间去向官府兑现钱钞，但兑到的数目总是大大低于货物的实际价格，有的“其价但半给”2。这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勒索和庸役。当行的另一种形式是，“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3，这是官府出银，按籍召唤铺户，让他们用官银轮流去为官府买办，即提供力役。当行时间，有一岁一轮，“岁终践更”，也有一月一变，称为“值月”。为买物便利对口，京师将油、面行，乳、饼、茶果、牲口、器皿等行隶属于光禄寺下；草料商行等归属户部之下；竹木商行等归属工部，如此等等。地方上仿效这种做法，将铺行也分配于各衙门之下，如常熟县铺行，“（某）衙门系某人独认，某衙或系某人□当手，其按月轮□，穷行贫户无不派及”4。 成、弘年间，一些富商大贾大都以贿赂逃避当行，真正应役的多是穷行小户，资本人力都有限。他们不堪赔貱役使，愿意出银代差，以减轻重负。嘉靖四十五年（5），有人题奏，在进行审行的基础上，将京师宛平、大兴两县的铺户，按其资产多寡分为三等九则，其“上上、上中两则免征其银，听有司轮次佥差，领价办供。其余七则，令其照户出银以代力差”5。朝廷只对题奏中“独责上上、上中两则买办”不同意，其余都允准了，并由户部正式出布颁定“原编九则铺行，皆征银入官，官为招商市物”。于是有了征代役银招商买办之例。 征银代役、招商买办，首先在两京实行。照大兴、宛平的做法是，先将其辖内铺户分成三等九则，然后按则征银。其标准是上上则征白银九钱，3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解斗铺》，转引自路工《访书见闻录》。4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记，嘉靖时南京、苏州等地，“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办，其价但半给” 2《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记，嘉靖时南京、苏州等地，“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办，其价但半给”。 3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4《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三三五《禁止行户当官碑》。 5《明世宗实录》卷三三六。 《明世宗实录》卷五五七。 以下每则以次递减一钱，至下下则征银一钱。南京应天府情况大致相同。所征银两，在北京称“行银”，南京则称“则例银”2。行银的用途，是“专预备官府各衙门支用”，其中主要用于召买大宗物料，其他支出也很繁多。照《宛署杂记·经费》一节记载，京师大小衙门及顺天府、大兴、宛平县各衙门一应笔墨纸砚等日常用品用具也都由行银支解，行银用途颇为广泛。商役的以银代役，在明代各地并非同步实行，而且有些城镇从来未实行过，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进步，封建统治者“征其银，不复用其力”，这对广大铺户是一种解放，他们的应役由力役向银差转化，而政府的求取也从无偿强索转为征银后再行购买，可以说这一变化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倘若不是由于统治者对物质享用穷奢极侈的追求而强行扭曲了它，以银代役会推动明代商业进一步发展，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积极的作用。明廷在征行银后，着各部自行招商买办，应招者大多为富商大贾，其中有“豪右铺户”，有资产雄厚的行商，也有一般铺户。他们向官府领价，帮助官府买办。一开始应招商人至少在名义上是自愿的。万历前期官方也强调商人要自愿应招。七年（579）奉命清理铺行的郑秉厚也认为，凡应买物料“则顺天府酌勘议价，责令宛、大两县召买，或在商人，或在铺行，但须彼此情愿”。一些招买项目有利可图，商人们还争相承办，如买草料、木料等，各部要对应招商贾进行挑选。如万历间御用等监用木板数多利大，不少商人争着应招买办，负责此事的工部，不得不“每年先期行芜湖厂主事，拣选真正多木商人，送部阄认”2。 起初，当行买办有“会估”3一项，即由官府和应役商贾一起对需办之物的价钱作一大致估计，然后官府将钱交由应役商人前去买办。这样商人所支付的款与官府预给铺商之钱较为接近，因此铺商“未尝不乐就”4。但官吏的贪欲和营私舞弊，使这些制度慢慢走了样。先是会估不实；到招商买办后，多半少给或者不给预付钱，商人垫款后，事实上不可能再领回所支全款；更有甚者，铺商交差时，验收官与内监索取的铺垫剧增。“铺垫一入，则验收从宽；铺垫若无，则多方勒啃”5。应招商人被弄得走投无路。隆庆间，大学士高拱亲眼目睹，招商买办使里巷中“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明世宗实录》卷五五七。 2李廷机《李文节集》卷二七《杂著·论处铺行疏》。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2杨成《厘正起运板木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一。 3《大明会典》卷三七《时估》条记，“正统二年令，买办物料，该部委官一员，会同府县委官，拘集该行铺户，估计时价”，根据时价，预付买办银。这种集体估计时价的做法，称为“会估”。4《工部厂库须知》卷三一，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5《工部厂库须知》卷二刘元霖题。铺垫，又称“常例”，是官吏，尤其是内监，在验收商人所买物料时的额外盘剥。 者，有房屋盈街拆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旋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有剃发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复有矣”。如此，铺商视买办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 商人们逃避商役，而朝廷所需不仅不减反而大增。于是万历年间，政府对商人实行了完全强制性的“佥商买办”。所佥对象，是“身拥雄赀，列肆连衢”的大铺商。佥点办法，有“差官佥选”，“押解着役”；有坊厢“里甲报名”，或在编审之期，“著旧役商人各自查访，每一个人许报二名，二名择佥一名。如报者不堪，即著旧商仍自充役”。各衙门佥商一般都秘密进行，“薄夜拘之，如缉巨盗”2。一役大约佥商二十至三十名，但万历三十一年（03）佥报后，商人“脱逃相继，甚至薙发断颈，市子割女”，只得将三十余人责付五、六人3。三十二年（04），“佥报商人不过十余名，犹且满路哀告，有自缢投河者”4。次年（05），继续佥商，“一则曰行五城佥报若干，一曰行顺天府佥报若干，旨意一出，富者各投势要百方避匿，止余下人家力不能营求者抵数代死。立见辇毂之下，抚嚷号啼，变且莫测”5。可见佥商制对明代商业资本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摧残！ 铺商原先以为交纳了行银就可以免除当行的愿望，至此也彻底破灭了。 在交纳行银后，铺户们仍要被官府役用。“官府不时之需，取办仓卒而求之不至”，“无得已复稍稍诿之行户，渐至不论事大小，俱概及之”。凡官府买物，“仍责铺户领价”。因此铺户“赔貱之苦”雪上加霜。连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沈榜也说“征银又何名哉？”铺户的一项负担增至二项，这个矛盾在北京铺户中格外突出。南京地区也基本恢复了买办当行。这足以说明，体现封建剥削关系的力役之征，是不可能在当时、即使是在某一个领域中被消灭的。 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明末铺商作了顽强的斗争。他们“有资竭而罢市者，有倾家而移徙者”，有勒石立禁商役碑以反抗者。然而，铺户当行、招商买办等，终明之世终未废止。这一制度的裁革，大约是在清中叶了。 高拱《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明经世文编》卷三文献通考》卷二五《市籴一》。 2《明神宗实录》卷四四○。 3王元翰《凝翠集·圣泽诞被困商偶遗疏》，《云南丛书》集部之七。4朱赓《朱文懿公奏疏》卷六《请缓门殿大工揭》，转引自王春瑜等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5朱赓《朱文懿公奏疏》卷六《请缓门殿大工揭》，转引自王春瑜等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均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崇祯）常熟县永禁诈索麻杂货铺行碑》、《（万历）常熟县禁革木铺当官碑》、《（崇祯）永禁诈索油麻杂货铺行碑》等。 第九章教育、科举与铨选、考核制度第一节教育制度明代教育可以分为民间教育和官方教育两个不同层次。民间教育是官方教育的基础，官方教育则是民间教育的准则。 一个人从幼时的启蒙教育开始，便在为日后进入官方学校作准备。进入学校以后，则要为日后的科举考试作准备。因此，他所学习的内容，也便限定在了官方规定的文化范围之中。但是，民间教育与官方教育又毕竟有所不同，民间教育不像官方教育那样有着比较严格的制度，如私塾、家馆、义学、族学等等，可以有各种形式，也可以比较随意地设立。官方教育则具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和制度，而且它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各级学校。 在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教育体制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书院。 书院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它虽然属于民间教育范围，却必须有官方的认可。它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一种高层次的、属于学术传播探讨性的教育。 因此，民间教育、官方教育和书院教育构成了明代多层次相关联的教育体系，明代的各种文化现象，几乎都与这种教育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私塾与社学明代的民间教育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除官方学校诸如国子监、府州县学及卫学等官学之外，所有非官方教育形式，都可以算作是民间教育的范围。对于明代民间教育的情况，史书中没有明确而集中的记述。 从零散的记述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民间教育包括了私人教育和半官方的教育两部分。私人教育主要指遍布于城乡的私塾、家馆等。半官方的教育则包括地方民办的义学、族学和社学等各类学校。 这虽然并不都属于官方规定的正规化的教育体制范围，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的教育传统的影响，到明代已经相当的成熟，并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教育方式。从学生的入学拜师到授课程式，从教授的内容到考试方法，都有固定的规矩。 一般来说，这类民间教育都属于启蒙教育的阶段。所学习的内容也是从识字开始的。学习中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有《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等等，由浅入深，依次学习。 明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朝廷虽然提倡发展教育，以正风化，但是各地民间教育情况尚较为低落。洪武二年（39）以后，在朝廷的强令推行下，各地官办的儒学开始逐渐有所发展，与之相应的民间启蒙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明史》记述，到洪武中叶以后，“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然而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洪武到永乐间，经济虽然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却又受到国家大幅度的开支的影响，当时的经济特征实际上是国富民穷，这也就必然会限制民间教育的发展。《明史》这段记述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 就当时的教育情况看，洪武中所谓的“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主要还是指官办的府、州、县儒学和半官方的地方社学。 地方社学始建于洪武八年（375）。 太祖洪武八年，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十六年，诏民间立社学有司不得干预。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二十年，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又令兼读律令。2这种半官方的学校在设置、学习与管理等方面也都有其制度。所以后来人也称之为“乡里学舍生员”。 明初生员分二等，有府、州、县学舍之生员，有乡里学舍之生员。府、州、县学舍生员有定额，自四十人以下为差，日给廪饩，而乡里则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又谓之社学。盖即党庠术序之遗也若乡里学舍，则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称为师训，在官府称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为首，继及经史律算之属，守令亦稽其所统弟子之数，时其勤惰而报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贡之朝，守令资送妻子入京，天子临轩试之，加以录用。其学舍生员，则俊秀者升入学，补缺食饩；不成材者，听其各就所业。这种半官方的社学，就其设置安排而论，确似一种办学的较好形式。但是不久社学便出现了问题，用明太祖的话说是“好事难成”。以致洪武十八年（385）他在《御制大诰》中不得不专门写上了《社学》一条好事难成。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顽愚，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呜呼难哉！天灾，若不灾于此官此吏，载在祀典之神无凭可敬。似此善道难为，惟天可鉴，智人详之。朕恐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一时住罢。复有不知民艰，茫然无知官吏害民者，数言社学可兴！古云为君难，诚如是，为臣不易，果然哉！2《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2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社学》。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2朱元璋《御制大诰·社学第四十四》。 从《大诰》中的这段文字来看，到洪武十八年时，对于社学已经不再提倡了。所以王圻所记洪武二十年令民间子弟赴京诵读《大诰》之事，已不是社学的活动内容。 然而洪武以后一段时间里，所立社学的传统得到了提倡英宗正统元年（43），令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 宪宗成化元年（45），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贫乏不愿者勿强。 孝宗弘治十七年（504），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进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社学的创建与发展的过程。看来社学兴盛的时间并不很长。到成化年间，便已经出现了贫家子弟不愿入学的情形。弘治朝虽复予提倡，但成效似并不明显。弘治朝的特点便是对于祖制的追复，这实际上便是“弘治中兴”的实质。但是这种追复由于脱离了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并未能起到明显的作用。对于社学的提倡也是一样，到弘治以后，关于社学的记述便不复多见了。随着明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私塾与家馆式的民间教育逐渐取代了社学。明中叶以后，教育普及的大幅度发展，主要还是依靠私塾和家馆等民间教育方式。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明代各个时期各地方启蒙教育的具体数量，但是从其地方官办儒学生员数额的增长中，也可以看出与之相应的民间教育的概况。按照这样的情况分析，明代民间教育可能是从宣德以后才真正逐渐发展起来的。 私塾和家馆都是通过私人聘请教师的方式进行教学的。这是中国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明初，由于建国未久，一批元朝的遗民，或安于平静生活，隐居于乡里，或不愿意与新朝合作，不肯出仕为官，其中相当一部分便靠教书为生。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有洪武中被延为诸王师的李希颜。《明史》记述“李希颜，字愚庵，郏人。隐居不仕。太祖手书征之，至京，为诸王师。规范严峻。诸王有不率教者，或击其额。帝抚而怒。高皇后曰‘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右赞善。诸王就藩，希颜归旧隐。”这位隐居不仕的宿儒显然是非常习惯于民间私塾中对待学生的教育方法的，而且将其搬用到了宫廷教育之中。明初著名学者谢应芳也曾以教学为生。他于元末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2。素有“石门先生”之名的梁寅，于元末明初隐居教授多年。著名诗人丁鹤年，于元末明初“转徙逃匿，为童子师”3。再如明初著名文人王行，《明史》有记述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社学》。 《明史》卷一三七《李希颜传》。 2《明史》卷二八二《谢应芳传》。 3《明史》卷二八五《丁鹤年传》。 王行，字止仲，吴县人。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小说，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未弱冠，谢去，授徒齐门，名士咸与交。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镒计，行辄麾去曰“使富可守，则然脐之惨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已，谢去，隐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凉国公蓝玉馆于家，数荐之太祖，得召见。后玉诛，行父子亦坐死。4名气虽大，也是一辈子以教书为生的。还有在明太祖《大诰三编》中说到的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他们因不肯出仕为官，各自截去左手大拇指。而在截指之前，伯启自还乡复业“教学为生至今”。当时的这些以授生徒为业的儒士，几乎都是太祖选官任用的对象，足见当时人才的缺乏。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便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读书人数量的增多，未能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以教书为生的人数开始有了较大的增加，教授私塾或者家馆甚至成为了一些读书人在不断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暂以为生的手段。名儒为民间教师的情况不再多见了。这些以教书为生的文人中，略有名声的一般被势家延请为教席去教家馆，更多的则到私塾中任教。这既反映出了民间教育的普及，也反映了民间教育的败落。其实不仅私塾的教书先生，即使是官办儒学中的教官，也是人不乐就的卑冷之职。 但是民间教育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大多数私塾中就读的学生，只是识字断句，并没机会求得功名，只有少数学业突出的，才有机会考入府、州、县儒学，成为生员（秀才）。当然还有个别极为突出者，不通过入学，而直接参加乡试。据《明史》记载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中式即为举人，不中式仍候提学官岁试；合格，乃准入学。2明中叶以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文化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如张岱所说“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3这里所谓的“无成”，便是没有考取功名，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取得秀才身份的后生小子，因此去操百工之业。 家馆的情形与私塾稍异。一般财势之家，延请地方名师以教授其子弟，目的多为子弟的功名前途，因此对教育情况极为重视，其子弟多能考入儒学。这类人家在为子弟择师的同时，还要为其子弟选择伴读伙伴，一般都要选择聪敏好学者。于是一些平民子弟往往附读于大户家馆而得以学而有成。无论是私塾还是家馆，其中的教学内容与方式大同小异。明末宫中宦官刘若愚曾经记述了宫中小宦官读书的情形，虽然是宫中官办的学堂，其教育4《明史》卷二八五《王行传》。 朱元璋《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 2《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3张岱《琅嬛文集》卷一《夜航船序》。 内容与方式都完全依照宫外私家学堂的样子，所述颇为生动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来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择日拜圣人，请词林众老师每学生一名，亦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脩。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又每给刷印仿影一大张。其功课背书、号书、判仿。然判仿止标日子，号书不点句也。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书自读，其原给官书，故事而已。派年长有势力者六人或八人为学长，选稍能写字者为司房。凡背书不过、写字不堪，或损污书仿、犯规有罪者，词林老师批数目，付提督责之。其余小者，轻则学长用界方打，重则于圣人前罚跪，再重扳著几炷香。扳著者，向圣人前直立弯腰，以两手扳著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或一炷香、半炷香，其人必眼胀头眩，昏晕僵仆，甚而呕吐成疾者凡强凌弱，众暴寡，长欺幼，每贿托学长，借公法以报私怨遇令节、朔望，亦放学一日。其每日暮放学，则排班题诗，不过“云淡风轻”之类，按春夏秋冬，随景而以腔韵题毕，方摆列鱼贯而行。有不知而搀越者，必群打诟辱之。别衙门官遇学生排班行走，必拱手端立让过一般私塾学堂，当然没有这样多的学生，也没有这样过分的体罚，但除此而外，大体情形还是基本相同的。 明代的民间教育，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教育形式，如寺庙庵观的教育。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年少读书私塾时就曾到佛寺中求学，并最终出家为僧。不过这些特殊的教育形式在当时的民间教育中所占比重甚小。地方各级儒学明代的民间教育一般是读书人的启蒙阶段，当读书人经过民间教育，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如果还想要继续读书，或者通过科举考试求官的话，就必须进入官办学校中学习。《明史·选举一》中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也就是说，在明代官办的学校中，共分作两级，一级是府、州、县的儒学，这是官办学校中的低级阶段；一级是国子监，这是官办学校中的高级阶段。明代的读书人如果想通过科举取得做官资格的话，首先必须要进入官办的府、州、县儒学中学习，因为只有在儒学中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而只有参加乡试，取得举人资格后，才能继续参加会试去求得官职。但是如果能够进入国子监读书的话，即使不通过科举考试，也有可能得官。 明初，因为亟需人才而实行荐举授官的制度，学校教育尚未与官吏的使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但不久便开始实行科举授官的制度，由于科举必经学校，于是官办学校的教育也就逐渐成为明朝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无疑更进一步推动了明朝官办学校的发展，所以《铁血救全文阅读明史·选举一》又说“郡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执掌》。 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这里说的是明朝中叶以后的情况。按照《明史》记述，终明之世，全国共有一百四十府，九十三州，一千一百三十八县，再按照府儒学设教官五人，州设四人，县设三人计算，应有教官四千四百八十六人，如果再加上都司卫所和都转运司儒学，以及宣抚司、安抚司儒学中的教官，人数应该更多一些，估计可能在四千五百至五千之间。而在校生员的数量，不包括无定额的附学生员在内，估计人数也在三万至三万五千之间，如果加上附生，人数应该在五万以上。如果按照当时全国人口为五千万计算，在校生员占人口比例为百分之零点一至百分之零点二之间。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现在还很难准确知道当时接受过官办学校教育的具体人数，但那个数字肯定比上述的数字要大。 明初未建儒学之前，曾经设有儒学提举司，至洪武二年，始诏立儒学。 太祖诏令全国府、州、县设立儒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行教化，二是为育人才。这在他于洪武二年（39）十月间连续两次下达的建立学校的诏谕中说得十分清楚。 洪武二年十月辛巳，上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况兵燹以来，人习于战斗，唯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辛卯，命郡县立学校，诏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其府学，设教授一员，秩从九品，训导四员，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生员三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员二十人。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2显然起初太祖想到的只是行教化，但既然是建学校，自然也不能不谈到育人材的问题，而重点仍在行教化上。正因为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尽管称之为最急之务，却是到了洪武二年十月，也就是建国将近两年后才正式提出设立学校。 洪武二年的这两个诏令，后来便成为了有明一代儒学的定制。建文、永乐两朝基本上承继了洪武朝的规定，只是从永乐以后，专行科举取士，学校的主要作用由洪武中的行教化转变为育人材，而且与之相应对于儒学的教学《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巳。 2《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卯。 内容也有了新的调整。 永乐中颁降府、州、县学的必读书籍计有《大诰三编》、《大明律》、《礼仪定式》、《表笺式》、《减繁行移体式》、《新官到任须知》、《韵会定式》、《六部职掌》、《科举程式》、《孟子节文》、《朔望行香体式》、《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劝善书》、《五伦书》等。这些教本后来基本上为各朝所因袭。其中《孟子节文》为太祖时所删定，其余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都是永乐朝刊定的。这里面既有儒家思想教化的书籍，也有为生员日后步入仕途而必须掌握的知识。明朝的儒学从洪武后期至永乐以后，开始正式成为国家文职官员的培养机构。 府、州、县学生员，责任守令于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选充，守令亲身相视，必人材挺拔，容貌整齐，自年十五以上，已读《论语》、《孟子》四书者乃得预选。在内监察御史，在外按察使，行部到日，一一相视，有不成材者黜退，更择人补之。2凡是明初由童生进入府、州、县儒学读书，必首先经过面试。这种面试的情况，后来略有所变化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南北直隶俱御史，各省参用副使、佥事。景泰元年罢提学官。天顺六年复设，各赐敕谕十八条，俾奉行之。直省既设学校，有所辖太广，及地最僻远，岁巡所不能及者，乃酌其宜。口外及各都司、卫所、土官以属分巡道员，直隶庐、凤、淮、扬、滁、徐、和以属江北巡按，湖广衡、永、郴以属湖南道，辰、靖以属辰沅道，广东琼州以属海南道，甘肃卫所以属巡按御史，亦皆专敕行事。万历四十一年，南直隶分上下江，湖广分南北，始各增提学一员。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不理刑名。所受词讼，重者送按察司，轻者发有司，直隶则转送巡按御史。督、抚、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许侵提学职事也。以御史、道员之类要职管理学政，足见朝廷对于学校管理的重视程度。 除委官管理之外，府、州、县儒学中还确立了一套严格的学规。洪武十五年（382）朝廷颁布了学校禁例十二条，“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2。 这十二条学规中，有针对生员的，也有不仅针对生员的，其用意主要还在于社会教化。看来太祖是将办学当作了推行统治政策和改变社会风气的事情来做的。 学校生员的数额虽然在太祖敕建儒学之初即已确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读书人数不断增加，要求进入官办儒学学习的人数也随之而增加，于是不得不在原定额之外增广生员人数。到宣德以后，又确定了增广的黄润玉《宁波府简要志》卷五。 2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2《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数额两京府学增六十人，在外府学增四十人，州学增三十人，县学增二十人。这些增广的生员出现以后，为与初设的食廪生员相区别，于是称原设生员为廪膳生员，称增广者为增广生员。其后读书人数一增再增，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于是明代的府、州、县儒学生员中便有三种不同的生员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由于廪膳生员和增广生员都有固定的数额，而附学生员没有数额的限制，所以后来凡是初入儒学的生员，统统作为附学生员，然后再经过考试去补充廪生与增广生。 明太祖初建儒学的时候，由于当时官吏的缺乏，教官与生员得以升擢的机会甚多，所以《明史·选举一》中说“明初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然钳束亦甚谨。太祖时，教官考满，兼核其岁贡生员之数。后以岁贡为学校常例。”到二十六年（393）定学官考课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者为最”。中举人数少者为第二等，中举人数太少或者全无者为殿。教官的升降便与生员学习好坏与中式率有直接的关系其计典，守令与教官各置文簿报之，而巡按御史、按察使为政。守令一月一考验，有三月学不进者，教授辈及本科训导罚米。巡按御史、按察使一岁一考验，府学自十二人以上，州学自八人以上，县学自六人以上学不进者，守令辈及本科训导罚俸。府学自二十四人以上，州学自十六人以上，县学自十二人以上学不进者，教授及本科训导罢黜，守令笞，生员有父兄者亦罪之。而且要求教官必须按照统一规定对生员进行教导“务要依先圣先贤格言，教诲后进，使之成材，以备任用。敢有妄生异议，瞽惑后生，乖其良心者，诛其本身，全家迁发化外。”但是，实际上明太祖对于教官的要求还不仅如此。据记，当时有教官吴从权、张桓等奉诏至京，明太祖向其询问民间疾苦，二人称“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明太祖却因此而大怒道“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以无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下令将其窜之远方，并且榜谕天下学校，使为鉴戒。2在明太祖的心目中，教官如果不能知道民间疾苦，也就不可能真正培养出合格的学生。 当时不仅对待教官要求严格，对于生员们的学习要求也十分严格。生员入学后，“其所业自经、史外，礼、律、书共为一科，乐、射、算共为一科，以训导分曹掌之，而教授或学正或教谕为之提调。经史则教授辈亲董之，自九经、四书、三史、通鉴，旁及庄老韬略。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晡后，学射，有余力，或习为诏诰、笺表、碑版传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明史》卷一三九《萧岐传》。 2《明史》卷一三九《萧岐传》。 记之属。其考验时，观其进退揖让之节，听其语言应付之宜，背诵经史，讲明大义，问难律条，试以断决，学书不拘体格，审音以详所习之乐，观射以验巧力，稽数则第其乘除之敏钝”3。以其中所学射、书、数为例“遇朔望，习射于射圃，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主射，射毕，中的饮三爵，中采二爵。”“习书，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以上。”“数，务在精通《九章》之法。”4每天早晨，师生都要到堂上行恭揖礼，礼后，再各归而依制学习，平时要求生员们一定会食肄业，到晚上还要行恭揖礼。这样做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生员们认真于读书，防止他们外出游荡。 自洪武以后，历代对于生员们的管理，都不断有所规定，例如洪武中关于生员学业的要求“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追夺廪粮。”再如成化中将生员德行、文艺、治事的综合能力分为三等，分列于三等簿的做法，以及后来弘治中不准生员傲慢师长，挟制官府，败伦伤化，结党害人的申谕。到嘉靖中还有专门惩治学霸和对于生员肆为“怪诞文字”的禁令。从这些禁令中反映出了对于生员管理的日渐松散，也反映出了学校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严重。早在正统十四年（449）重申对于生员处理办法的时候，要求已经有所变化凡“受赃、奸盗、冒籍、宿娼、居丧娶妻妾所犯事理重者，直隶发充国子监膳夫，各省发充附近儒学膳夫、斋夫，满日为民，俱追廪米。犯轻充吏者，不追廪米”2。再到后来，教官的黜降，生员的发充，皆废格不行，即卧碑所定制度，亦成具文而已。诸生中上者中式，次者为廪生，年久充贡，或选拔为贡生。那些累试不第者，到年过五十，愿意告退者，给予冠带，仍复其身。与明初的严格要求不啻天壤之别了。随着生员数额的增多和学校管理的松散，学校教育的质量明显下降，同时出现了督学官员为收士心而私自扩大取录人数的做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嘉靖中曾下沙汰生员的诏令，因御史杨宜力争而止。但是问题并未由此而解决。 实际上地方学校的好坏与地方守令关系甚大。学校的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吏治问题的反映。嘉靖中内阁大学士桂萼曾经在奏疏中谈到自己任县官时建学的情况，可以代表当时较为有序的学校规制“臣治县时，辟义仓之右废寺隙地南北数百步有余建为学舍。左右相向，中设四堂，前后为门，左右为塾。以笃实长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时至，日夕亦如之。次为习礼堂，中绘陈祥道、杨复所撰礼图，曰童子礼，曰士相见礼，曰婚礼，曰子事父母礼，曰妇事舅姑礼，曰祀先礼，曰乡射礼。立师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4《明会典》卷七八《学校·学规》。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2《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掌之。诸童子进学，即率见先生，习升降、拜揖、坐立之节，随授一图，指示擘画，令其通晓。间令展习，以辨杂服。又次为句读堂，内榜管子弟子职，亦列数图示之，日讲一图。次以《孝经》、《小学》，教之句读，令其粗熟。仍为讲说大义，约之人身。又次为书算堂，榜六书法，每日止教一两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数授之。又次为听乐堂，内置鼓鼙、笙磬、投壶、诗章、弓矢礼乐之器，或教以鼓节，或教以诗歌，或教击鲁、薛鼓之半以习投壶，或击鲁、薛鼓之全以习射仪，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听乐堂复之书算，以次至句读，至习礼，皆略复旧业，于门左右塾，以次序出。”桂萼的这种做法固然是好，但在当时却属绝无而仅有者。多数地方守吏是不会这样去用心于学校教育的。 四十多年后，到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在重申学校管理制度时，对旧的《提督学校官敕谕》作了更定。 为保证学校教育质量，当时还重核减员人数，并提出“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收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这本来是与张居正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相辅的一次整饬，但是结果督学官们为了遵从上意，奉行太过，甚至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造成了新的矛盾，不久便无法再推行了。 事实上，明朝府、州、县儒学中的问题与其政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学校教育是无法根本改变的。 国子监明代的官办学校中，比府、州、县儒学更高一级的是南北两京的国子监。一般沿旧的习惯，也名之为太学。其肇建之初，亦曾称国子学。据《明史·选举志》中记“国子学之设，自明初乙巳始。”《职官志》又记“乙巳九月置国子学，以故集庆路学为之。”所谓明初乙巳，即指元至正二十五年（35）。这是朱元璋称帝登极前三年。乙巳置国子学之前，至正二十四年（34）正月，朱元璋已于应天府（今南京）称吴王，并设置中书省及百官，已粗具建国之规模，故次年即于应天（南京）元朝旧集庆路学改设国子学，并将其作为招揽和培养人材的主要机构。 但是，这时候的国子学从各个方面都尚未规制化，据明人所记，仅称“太祖乙巳岁置国子学，以元故集庆路儒学为之。设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乐、典书、典膳等官。”2此外并无再详细之记述。直到两年以后的吴元年（37），才正式确立了国子学的品秩与设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五《府学》。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九《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2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九三《职官考》。 吴元年，定国子学官制，添设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从八品；学正，正九品；学录，从九品；典膳，省注。第二年，朱元璋于南京建国，同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选国琦、王璞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入对谨身殿，姿状明秀，应对详雅。太祖喜，因厚赐之”2。这才真正是国子学开办的记述，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建官置署的阶段了。但是这时候的国子学，仍然尚未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规制。按照当时设置官办学校的设想，国子学为官办学校的高级阶段，其学生应当由地方儒学选送，因知国子学正式形成规制必须在地方儒学建立起来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洪武二年（39）以后。所以《明史·选举一》中又说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又择年少举人赵惟一等及贡生董■等入学读书，赐以衣帐，命于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取其中尤英敏者李扩等入文华、武英堂说书，谓之小秀才。其才学优赡、聪明俊伟之士，使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谓之老秀才。 国子学在当时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成为朝廷选才任官的重要机构。此时尚未举行乡试及会试，而且明初始行乡会试后，仍以荐举为主要取士手段，国子学也因此而显得格外重要。 洪武八年（375），于凤阳另置中都国子学，与京师（南京）国子学并立，但是中都国子学选收的学生，均为京师国子学优选后的中式生员。 随着建国后学校教育的发展，到洪武十四年（38），又重定了国子学的官员设置更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二人，正六品。其属，监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典膳一人，俱从九品；掌馔二人，杂职。与此同时，又选择了城北鸡鸣山下为太学新址，另建学舍，第二年新舍建成，于是改学为监，正式确定了国子监的名称，从此成为有明一代的定制。这与二十四年（39）再次更定的国子监官吏设置已经基本一致了国子监。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一人，正六品。其属，绳愆厅，监丞一人，正八品。博士厅，《五经》博士五人，从八品。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助教十五人，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从九品。典簿厅，典簿一人，从八品。典籍厅，典籍一人，从九品。掌馔厅，掌馔二人，未入流。2洪武二十六年（393），罢中都国子监，将其师生并入京师国子监。至成祖夺位，改北平为北京，于永乐元年（403）始设北京国子监。十九年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九三《职官考》。 2《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九三《职官考·国子监》。 2《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42）迁都北京后，以原置于南京的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于是又开始有了南监、北监之分。终明之世，南北两监一直并立为全国最高学府。黄佐《南雍志》、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等书中，对于南北两监有所记述。以北京国子监为例，其规制大致如下正堂七间，为彝伦堂。中一间，列朝皇帝临幸设座于此，内悬敕谕五通。东一间为祭酒和司业的公座。堂前为露台，台南为甬路，东西为墀，诸生列班处。后堂三间，东讲堂三间，西讲堂三间。药房三间。折而东为绳愆厅三间，鼓房一间，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各十一间。西为博士厅三间，钟房一间，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各十一间。这六堂即监生肄业之处。南面东西两侧各有廊房九间，门一间。国子监大门三间。门东有敕谕碑、洪武十五年申明学训碑、洪武三年定学规碑、洪武初定永乐三年申明学规碑、洪武十六年并三十年钦定庙学图碑等。监外东侧有井亭，再东为持敬门通孔庙。中北为储才门，通启圣祠、土地祠及典簿、典籍、掌馔厅和仓库。典籍厅五间，典簿厅三间，掌馔厅五间。西另有井亭，再西为退省号门，西北为广居门，为司业和诸生入号房的通路。墀前为集贤门三间。门前东西各一牌坊，上题“国子监”，监街东西各一牌坊，上题“成贤街”。彝伦堂后为斋明所九间，格致成正号，每号通计三十七间。嘉靖初，作敬一堂，有御制圣谕碑七座。前为大门题“敬一之门”。监东北为会馔堂，堂门右侧为土地祠。退省号及广居门之西，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规、矩、准、绳、纪、纲、法、度，共十八号，即所谓号房。并有混堂、净房各一所。国子监初为国子学时，学生止称太学生，至改学为监以后，则亦统称之为监生。监生的来源为地方儒学，即岁贡生员。因初以各儒学岁贡一人，故名。其后贡例屡变，洪武二十一年（388）定以府、州、县分别一、二、三年贡一名，二十五年（392）改定府学岁贡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永乐八年（40）又定为州县户不及五里者，州岁贡一人，县隔岁一人，后改依洪武二十一年例。宣德七年（432）后再改用洪武二十五年例。正统中改为府学每岁一人，州学每三岁二人，县学每二岁一人。直到弘治、嘉靖后再改用洪武二十五年例，遂成定制。 按照洪武十六年（383）的规定“岁贡生员至京，从翰林院试经义、《四书》义各一道，判语一条，中式者入国子监，不中者罚充吏。”这时候已经设立了中都国子监，所以又有中式生员，上等送国子监，次等送中都国子监之令。而其所谓上等、次等，只是考试成绩的大致区分，多数被选送南京国子监，少数送入中都国子监。如洪武十九年（38），“礼部言天下岁贡生员中式者，计九百五十三人，诏选其优者六百八十三人，升之太学，余并送中都国子监”2。第二年全国岁贡人数多达一千二百人，中式选送国《明会典》卷七七《岁贡》。 2《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洪武十九年三月。 子监者为九百七十五人，送中都国子监者仅一百三十二人，另有九十三人未能中式。洪武二十一年（388）重申岁贡生员选择标准时定“必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许充贡。”3从而保证了生员来源的质量。被选入国子监的贡生们入监后还要经过再考后分堂肄业。国子监共分为六堂即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其中以率性堂为最高一等，次为修道、诚心二堂，再次则为正义、崇志、广业三堂。左、右司业各掌三堂。凡是只通《四书》，未通经义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三堂肄业，入监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再经过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堂。升入率性堂后始行积分之法。所谓积分法，即通过考试给予分数并积累分数，以区分及格与不及格。一年之内积至八分者即为及格，可以授官，未及八分者为不及格，仍须坐堂读书。 洪武中对于监生的使用极为重视，《明史·选举一》称“初以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当时监生出身而授官要职者甚多。《明史·选举一》又记“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大批的太学生出任官吏，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明初官员缺乏的局面。太学生既然是日后即用的后备官员，因此对于在太学读书的学生，朝廷也便给予了极优厚的待遇学旁以宿诸生，谓之号房。厚给廪饩，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巾鞾。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孝慈皇后积粮监中，置红仓二十余舍，养诸生之妻子。历事生未娶者，赐钱婚聘，及女衣二袭，月米二石。诸生在京师岁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母、伯叔父母存，皆遣归省，人赐衣一袭，钞五锭，为道里费。其优恤之如此。其事出于一次明太祖幸太学回宫后。马皇后问及“生徒几何？”太祖答“数千。”马皇后道“人才众矣。诸生有廪食，妻子将何所仰给？”于是立红板仓，积粮赐其家。太学生家粮自此始。2太学生待遇的优越固然是有马皇后的作用，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对于太学所培养的人才的亟需。也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当时对于太学的管理也便极为严格。尤其是在洪武十五年（382）国子监新舍落成，其制度也基本确立以后。这时候的国子监与其说是一所高级儒学，不如说更像一所管理制度严明的官吏培训中心。因此对于教官的选用，也就不仅限于宿儒，而且3《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2《明史》卷一一三《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传》。 需要酷吏了。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宋讷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宋讷，字仲敏，滑人。父寿卿，元侍御史。讷性持重，学问该博。至正中，举进士，任盐山尹，弃官归。洪武二年，征儒士十八人编礼、乐诸书，讷与焉。事竣，不仕归。久之，用四辅官杜荐，授国子助教，以说经为学者所宗。十五年，超迁翰林学士，未几，迁祭酒。时功臣子弟皆就学，及岁贡士尝数千人。讷为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晷，夜恒止学舍。十八年，复开进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奇，由太学者三之二。再策士，亦如之。帝大悦，制词褒美。3据记一次有学生因趋踣碰碎茶器，宋讷为之而发怒甚久，以致画工为之所画之像都带有怒容。在这样的管理之下，师生们都要小心翼翼地行事，这不仅使学生们颇感不堪，一些任教的文人也感到不满，“助教金文徵等疾讷，构之吏部尚书余熂，牒令致仕。讷陛辞。帝惊问，大怒，诛熂、文徵等，留讷如故。”至宋讷死后，太祖思之，复官其子宋复祖为司业。宋复祖确有复祖之风，“戒诸生守讷学规，违者罪至死”。简直是一种带有恐怖色彩的管理了。 《明史》中说“明开国时即重师儒官，许存仁、魏观为祭酒，老成端谨。讷稍晚进，最蒙遇。与讷定学规者，司业王嘉会、龚。三人年俱高，须发皓白，终日危坐，堂上肃然。”2明代国子监的学规先后更定了四次，洪武十五年（382）两次，十六年（383）一次，二十年（387）一次，尽载于《明会典》。宋讷死于洪武二十三年（390），这四次监规的更定他都直接参预了。 十五年的监规比较简单，共九条，针对监内不同职官及监生分别作了一些规定，对于监生的规定只有一条，也只是要求监生们明礼适用，遵守学规。此外便是对于课程的具体安排每月背讲书日期初一日假，初二日、初三日会讲，初四日背书，初五日、初六日复讲，初七日背书，初八日会讲，初九日、初十日背书，十一日复讲，十二日、十三日背书，十四日会讲，十五日假，十六日、十七日背书，十八日复讲，十九日、二十日背书，二十一日会讲，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背书，二十四日复讲，二十五日会讲，二十六日背书，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复讲，二十九日背书，三十日复讲。除去背书，就是复讲、会讲，月月复始，这种学习生活实在是够令人乏味的。但是监生们则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监读书一般至少四年时间，如果到率性堂后一年，积分达不到要求的八分，就还要继续在监读书，有长达十余年者。 同年再定的监规共十二条，其中主要条款便都是针对监生的了，例如其3《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2《明史》卷一三七《许存仁传》。 《明会典》卷二二○《国子监·监规》。 中第一条规定“学校之所，礼义为先，各堂生员，每日诵授书史，并在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毋得傲慢，有乖礼法。”第二条规定“在学生员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再如第三条规定“今后诸生，止许本堂讲明肄业，专于为己，日就月将，毋得到于别堂，往来相引，议论他人短长，因而交结为非。违者从绳愆厅究察，严加治罪。”2十六年的监规主要是一些具体的学习制度，如率性堂积分之法等等。这三次监规的更定，对于国子监师生有了比较全面要求，但其中亦有重复，又分为三规，不够统一，于是二十年再重定监规二十七条，内容具体而详明，成为明代国子监遵承的规制。 这时候的国子监管理基本上都是针对生员而制定，其他如像洪武十五年（382）初规中所定的那些学校礼仪等项，都已以约定成制，无须再行申明了。这是明代学校管理趋于成熟的表现。 洪武、永乐两朝是国子监的极盛时期，在校人数经常可达千人以上，洪、永以后便逐渐衰替下来。 明代国子监监生除去岁贡以外，还有举监、选贡、恩贡、纳贡、例监、荫监等名目。 举监即举人坐监之制，始于永乐中。当时会试下第的举人，由翰林院录其优者，送入国子监学习，以待下科会试，并给教谕之俸。 选贡始于弘治中，南京祭酒章懋上言“洪、永间，国子生以数千计，今在监科贡共止六百余人，岁贡挨次而升，衰迟不振者十常。举人坐监，又每后时。差拨不敷，教养罕效。近年有增贡之举，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资格所拘，英才多滞。乞于常贡外令提学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增广生员，通行考选，务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乃以充贡。通计天下之广，约取五六百人。以后三、五年一行，则人才可渐及往年矣。”乃下部议而行。选贡施行后对于岁贡冲击甚大，选贡多英才，入监后即为上等，拨发诸司历事时亦显才干。相比之下，岁贡生员颇显颓老势绌，多不愿再入监读书，朝廷只得尽使落第举人入监，于是举人、选贡、岁贡更迭盛衰，国子监便出现了监生时多时少的情况。 恩贡是指国家有庆典或新皇帝登极，以特恩令当贡者即时充贡，因为亦属特别的选充，其地位往往高于岁贡。 纳贡是指纳粟之例，始于景泰四年（453），凡纳粟之家得以入监。且不限出身资格，即使庶民，亦可与生员同样入监，时称之为民生，亦称俊秀。例监始于景泰元年（450），时值“土木之变”后，边事颇急，令天下纳粟马者入监读书，限以千人为止，行四年而罢。其后虽儒臣屡谏，但或遇2《明会典》卷二二○《国子监·监规》。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边方有警，或遇大荒，或有大工程时，往往开例行之而不能止。例监名在纳监之下，其实相仿佛。 荫监为官员之子以荫恩入监者。明初定文官一至七品，皆得荫一子，后渐限于三品京职方可请荫，其得入监读书者称官生，以别于民生。亦有不限于官品而特恩入监者，称之恩生。一般死节官员之子得为恩生。 明代国子生除在堂读书外，尚有历事的规定。这实际上是监生们的实习安排。其制始于洪武五年（372）。建文中定考核法，将监生考定为上、中、下三等，上等选用，中、下等则历一年再考。上等依上等任用，中等随才而用，下等仍回监读书... 15 （崇祯）七年甲戌，如贡举礼部侍郎林釬言，举人颜茂猷文兼五经，作二十三义。帝念其该洽，许送内帘。茂猷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五经中式者，自此接迹矣。2崇祯十年（37）有揭重熙，十六年（43）又有谭贞良、冯元飙，均以五经中式。这也许意味着科试形式上将要发生一些变革。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予明朝人以这个机会，一年以后，明朝便在李自成农民军的打击下灭亡了。 明代将中国传统考试制度推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会试的分卷制度。洪武三十年（397）丁丑科发生了“南北榜”事件，这成为明代有南卷与北卷之分的开始，但这还不是分卷制度，而只是太祖为加强对科试控制的手段。明代真正实行分卷制度始于洪熙元年（425），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到宣德、正统间，又分为南、北、中三卷，南卷占百分之五十五，北卷占百分之三十五，中卷占百分之十。景泰二年（45）辛未科曾一度废止分卷，但立即引起廷臣们的争论，到五年（454）甲戌科，便又恢复了分卷取录的制度。 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 北卷顺天诸府，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 其后因为当国权臣南人北人不同，又发生各为其地方之利而增减分卷比例之事。如成化二十二年（48）丙午科，因大学士万安与礼部尚书周洪谟均为四川人，乃藉布政使潘稹之请，南、北各减二名，以给中卷。正德三年（508）戊辰科，给事中赵铎按照当权太监刘瑾旨意请增河南、陕西、山东、山西乡试名额，于是增陕西乡试额为百名，河南九十五名，山东、山西俱九十名，以刘瑾陕西人也。又以会试南、北、中卷为不均，于是再增中卷的四川额十名，并入南卷，其余中卷均并入北卷，南、北各取一百五十名。但是这些人为的变化，都没有能够改变分卷制度，有明一代始终采取了分卷取录的考试制度。 分卷制是针对全国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而制定的，对于全国文化的发展与协调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实行单纯文化考试取用官员的情况下，分卷制起到了补充文化考试局限性的作用。 2《明史》卷七○《选举二》。 第三节科举制度地方府州县学只是培育人才之所，生员入仕的途径，主要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洪武三年（370）五月，明朝始开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并令连试三年。与此同时，颁行《科举条格》，对乡试、会试的时间，应试资格，考试内容，录取额数，出身及科场禁例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同年在南京及各省举行乡试。考试分三场，初场试“五经”义二道及“四书”义一道。第二场试论一道，第三场试策一道。中式后十日举行复试，科目是骑、射、书、算、律五科。洪武四年（37）二月，各地举人在京师举行会试，取中进士一百二十人，分别授官。 各省连续实行三年后，效果并不理想。朱元璋曾一度罢科举，改行察举。直到洪武十五年（382）八月复设。洪武十七年（384）三月，礼部颁行《科举成式》，遂为永制。府州县学先举行县考，中式者为秀才。每三年举行一次省试，即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八月在省直举行，中式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可参加京师举行的会试，又称甲科，由礼部主持，逢辰、戌、丑、未年二月在京举行，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会试中式者才有资格参加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试，称作廷试或殿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资格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进士皆由朝廷授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甲考选庶吉士皆为翰林官，其余授给事中、御史、六部主事、内阁中书、行人、太常、国子监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 明初科举考试的程序和办法，大体上都是沿袭元代科举的旧制，规定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以朱熹集注为依据，考试经义、策等。在明代会试取士中，又有南北卷之分。洪武三十年（397）会试，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五十二人皆南士，引发“南、北榜案”。至洪熙元年（425），仁宗命杨士奇等定会试南、北卷，规定比例为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后来，虽在比例上有所增减，但其制不变。 与文科取士并行的武举也得以建立。吴元年（37）朱元璋诏令设文、武二科取士之后，到洪武二十年（387），礼部请沿前代旧制，立武学，开武举，朱元璋予以批准。至天顺八年（44）十月，才逐步系统化。“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各省抚、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答策二道，骑中四矢、《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步中二矢以上者为中式”2。成化十四年（478）如文科例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493）定武举六年一次，弘治十七年（504）改定三年一次。嘉靖年间，武举之制多有变化。崇祯四年（3）始设武举殿试。从武举演变趋势看，是愈来愈与文科试规相一致。 明初官吏的选拔，与学校、科举并用的还有荐举。立国之初，朱元璋以致贤为急，令各地官员荐举人才，上报朝廷，亲自策问，校定优劣，即行除官或送吏部决定任职。洪武六年（373）诏令暂停科举，改用荐举。荐举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科目。存举的实行，可以从社会上广泛吸收人才，补充官吏，在明初官吏铨选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2《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第四节任官制度明初，为补足缺额官员，曾大批选任监生及荐举贤才为各级官员。以后定制，官员的任用，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铨选分大选、急选、远方选、拣选、岁贡就教选和举人乞恩选。大选包括听选及考定升降，于每年双月举行，前者指取得资格的初次授官，后者指已任官员的考察升降。急选包括调动、降职、丁忧、留任起复、补缺员，于每年单月举行。远方选是指边远地区官员的选授。拣选是从科贡监生中选员补足府佐、州县正官。岁贡就教选是不定期地考选会试下第举人或岁贡生任教职。举人乞恩选是举人三试不中，出于皇帝特恩，可以到吏部就职，“部中另立班铨注”，铨选不定期举行，选后发给文凭前往报到。 凡官员升迁必须“考满”，如果官员缺额应补，则可以不待考满而用推升。推升因推者、被推者身份不同而分廷推、部推、会选、会举四种。推升的名单最后由皇帝审定。地方府州县正佐官，在京大小九卿之属员选授迁除，经考满、考察，由吏部决定，循次升迁，称常选。馆选是由内阁会吏、礼二部考选庶吉士进行储才教育，由翰林院、詹事府官高资历深者任教，侍三年学成，授予相应的官职。 文官由铨选得官后，再经署职、试职一年后，予以较严格的考试或考察，合格者实授。实授后京官即给诰（五品以上）、敕（六品以下），地方官三年考满，亦按品级给予诰、敕。武官的任用，洪武五年（372）定武选法。武官铨选除京营外，均由兵部武选司主持。凡大选分色目、状貌、才行、封赠、袭荫等项，其途径则有世职、武举、行伍、纳级。但实际上均未能认真执行。 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 参考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99年版；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99年版。 第五节任官回避制度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亲族回避洪武元年（38）明政府规定“凡内外官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从卑回避。”意即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不准有亲族关系的人在同一衙门或地区任职，否则就要调任，以下避上。此后，明政府多次重申这一规定，万历五年（57）令“从卑回避，以职官论。今后除巡按御史从方面官回避外，其余内外官员，俱从官职卑者回避。”2关于回避官员的调任又有规定“凡各衙门官员，遇有更革，及合回避，任满，如本衙门无相应员缺，于相应衙门对品改调。”3亲族回避之制的实行，加强了对官吏的监督和控制，有其积极的作用。 籍贯回避即地区回避。洪武四年（37），吏部铨选，南北更调，定为常例。但由此产生了冒籍之弊。洪武十三年（380），朱元璋亲自把全国定为地方官任用三大互调区域。即“以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用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直隶之人，用于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之人，亦用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考核不称及降谪者，不分南北，悉于广东，广西，江西龙南、安远，湖广郴州之地任用，以示劝惩”4。但是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官吏互调，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洪武二十六年（393），又对籍贯回避重新作了界定。其应选官员人等，除僧道、阴阳医士就原籍任用外，其余官吏，各照籍贯例任用。嗣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但亦不限南北。明代官吏实行本籍回避的手续是极为严格的，实行一定程度上的籍贯回避制度，有效地《明会典》卷五《改调》。 2《明会典》卷五《改调》。 3《明会典》卷五《改调》。 4谈迁《国榷》卷七，万历五年。 割断了地方官与宗族势力的勾结，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职务回避内容较为广泛，这是针对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吏而实行的。如户部官的回避。洪武二十六年（393）诏定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甚至连日常办理具体事务的吏员也包括在内。究其原因，这些地区是明朝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为了防止户部官吏串通江浙、苏松、江西地方官吏豪绅徇私舞弊，上下其手，明令户部官员不得由这些地区的人出任。 明朝的监察官也有特殊的回避要求。洪武元年（38）规定，两京堂上官的弟男子侄不得任科道官，“属僚同族则以下避上”。监察御史出巡，也实行严格的籍贯回避。洪武二十六年（393）规定“凡分巡按治州郡，其分巡地面，果系原籍及按临之人有仇嫌，并宜回避，毋得沽恩报仇，朦胧再问。”正统四年（439）又重申“凡分巡地面，果系原籍并先曾历仕、寓居处所，并须回避。”2明朝科举考试中考官也实行回避制度。景泰二年（45）诏定科场官亲属回避。嘉靖三十二年（553）规定，考试时各省乡试、会试主考官不得用隶籍本省的官员，两京主考官要回避本省。 同样，明代官吏在执行司法职能时，也有特殊的回避规定，回避的范围由亲族扩大到姻亲、老师及旧有仇嫌之人。明朝还有一种特殊官员的回避，即王府官回避。英宗以后定制，王官不外调，王姻不内除。 官吏回避制度的实行，可以防止官吏利用亲属、地域、职务等关系以权谋私，可以克服，保证社会政治的相对清明。但在实行过程中，也滋生了种种社会弊端。《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2《明会典》卷二一○《出巡事宜》。 参考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5年版；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99年版。 第六节官吏的考核制度明朝官吏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二者相辅而行，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由吏部考功司主持。 考满所谓“考满”是“任满考绩”2的意思。内外官员自任现职起，三年为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然后行黜陟之典，项目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由于官吏任职的地域、秩品不同，又有着不同的考满体系、内容和升降标准。洪武十一年（378）开始朝觐考核。以后京官一般由部门长官开具情况备送考核，地方官分别由监察御史，布、按二司考核和复考。 一般说来，京官四品以上者皆自陈，由皇帝直接决定升降。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会同有关衙门正官根据本衙门长官的评语考核，定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地方官员九年任满，给由赴吏部考核，依例升降。考满中称职者升，平常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或不法的送法司问罪或罢免为民。但是从明中期起，考满往往流于形式，成为故套。“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概与保留，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所无惩，贤亦安劝。此考绩之弊。”考察是对官员进行全面考核，不仅考绩，还包括居官行止各个方面，有京察、外察、闰察之分。京察的对象是朝中各机构及顺天府、应天府的各级官员。最初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到天顺时始规定每十年举行一次。弘治十一年（504）定制，京官六年一考，在巳、亥之年，分别在北京、南京举行，称北察、南察。届时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考功司郎中主持。考功司负责具体事务。对外官考察始于洪武四年（37）。弘治时每三年，即逢辰、戌、丑、未岁到京朝觐，同时考察，谓之外察。不论京察还是外察，考察的内容主要是该官任职期间的政绩、德行、过失等。考察结果，不称职的官员分为贪、酷、浮躁、才力不及、老、疾、疲软无为、素行不谨八类，称之“八法”。处分分为四等致仕、降调、冠带闲住、为民。 武官考核称军政，由兵部武选清吏司负责。成化二年（4）定五年一2《吏部职掌·考功司·有司科》。 《明史》卷二二六《丘橓传》。 次，以现任掌印、带俸、差操及初袭官一体考察。十三年（477）令两京通考以为常。五府大臣、锦衣卫堂上官、直隶总兵官自陈，听皇帝裁决。五府所属并直隶内卫所官，全部由巡视官及部官注送。在外都司、卫所官由抚按造册送兵部。副参以下，千户以上，由都、布、按三司察注送抚，咨兵部考举题奏。 致仕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效能，明朝的致仕制度也规定得很具体、细致。文武官致仕年龄屡有变动。明初规定致仕的法定年龄为六十岁。洪武十三年（380），诏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2。致仕有的是自己请求，有的勒令退休。有些官员年龄超过的，仍不致仕，皇帝即强迫其退休。一般京官年七十，外官年六十五，乞致仕者不限年龄。五十五岁以上可以冠带致仕，五十五岁以下可以冠带闲住。六十五岁即使不致仕，亦不再列入铨选之列。 官员致仕以后，一般给予某些优待。致仕者官品仍在，只是没有职权，仍可以继续享受在职官吏的种种特权，如免除徭役、晋秩等。经济困难的略予补助，有的还给予第宅、俸禄、夫役等。致仕后皇帝还可以特命起用，所以致仕与削职为民二者差别很大。对于犯罪的官吏，不仅革除官职，而且还要追缴诰敕，使其不能享受致仕官员的待遇。 致仕也不一定以年龄为准。凡因朝廷“有特旨选用者不拘此例”。有的年龄虽然未到退休，但因病、不称职或其他原因，也可以致仕。但凡致仕者必须有一定的理由，没有理由，只能请求辞职，不能享受致仕的待遇。明朝中叶以后，法纪荡然，十官九缺，现任官吏呈辞不理，也谈不上致仕或休假了。 参考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992年版；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99年版。 2《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第十章明代的宗教明代是宗教发展的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随着宋、明理学显学地位的确立，作为中国自身的宗教道教和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都逐渐走向了衰微。宗教学术无法与新儒家们那种平民化的学术思想相对抗，所谓三教合一的趋势的主流，实际还是宗教的儒化。这主要是由于随着主义皇权统治的不断强化，宗教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已经最大程度地减弱。明代的宗教只是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了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蒙、藏地区）的统治作用。与官方宗教的情况相反，明代的民间宗教却经久不衰地发展，成为秘密社会乃至民众的精神武器，因此对于宗教的控制也就成为了明代的一个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在明代西北地区得到了发展。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如藏传佛教、小乘佛教、萨满教、东巴教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开始传播天主教，并且打入了士大夫和部分民众当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到明朝末年，几乎有机会成为统治者新的宗教选择。 第一节佛教元至正十二年（352）闰三月，一个年轻和尚脱下袈裟，投身到了农民起义的大潮之中，十六年后，这个当年的年轻和尚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和尚到皇帝，这样一个特殊的变化，也就必然给明初的佛教带来一些特殊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明初佛教的微妙地位。据《明史》记载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但这只是笼统的记述，明初朱元璋的佛教政策实际上还是以控制为主。 自洪武元年（38）设立善世（佛教）、玄教（道教）二院，到四年（37）即行革罢。五年起，诏给僧道度牒，而此后十年间并未再设立僧道官署。直到十五年（382），始置僧录司、道录司。 僧录司是明代佛教最高管理机构，设官左、右善世各一人，正六品；左、右阐教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讲经各一人，正八品；左、右党义各一人，从八品。各府县则设有僧纲司，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掌之。并定全国僧人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 这大概就是李仕鲁等儒臣上疏反对明太祖“舍圣学而崇异端”之时。 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这是儒、释之争在明初的反映。在李仕鲁之类的儒臣们看来，对于佛教，应该是实行厉禁的。其实在此前，明太祖已有对于僧道的限令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上以僧道日多，蠹财耗民，莫此为甚。乃诏天下府州县止存大观寺一，僧道并处之。非有戒行通经典者，不得请给度牒。又禁女子年四十以下为尼者。并著为令。2这个限令的下发，是因为洪武五年给度牒令后，取得度牒的僧道一时多达九万六千余人，不得不加以限制。然而到十五年设立僧录司后，不到三年时间，新度牒的僧尼又达二万九百五十四人。 元代的崇佛，到明初在民间还有较大的影响，而这与明太祖对于佛教的《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 《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 2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九《职官十一》。 推崇是完全不同的，用当时官员的话说“其实假此以避差役。”3所以从洪武十七年（384）起限令三年一次出给度牒，而且要严加考试。二十四年（39）更明确规定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这一方面为防止劳动力流入僧道，一方面防止青年妇女出家，影响人口生育。次年，再令僧录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天下僧人皆为在册者。到洪武二十八年（395）十月，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至此，明初的佛教管理遂成定制，并且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其实早在洪武二十五年（392），就曾有过大规模的给牒考试，而且“就试三千余人，悉不习内典”2。太祖为此欲尽付之法。这种强调佛学的做法，使得明初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学术风气，佛教开始成为了与朱学并存的学术派别。 明初的洪武、永乐时期，带有建国初的种种政治色彩，朱子学虽然开始成为显学，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人们对于事功的追求，给予了各种不同思想以一点活动的余地。当时的名臣宋濂便精通佛学，这或多或少对于太祖会有所影响。当时的僧录司左善世宗泐与僧来复齐名，都是兼通儒学的高僧，明太祖称之为“泐秀才”。洪武四年（37）十二月的蒋山太平兴国寺广荐法会，共征召了高僧十八人，宗泐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后来还俗为官的吴印也是其中之一。至于来复，则因上诗谢恩而死于文字之祸。 面对明初佛教的这种变化，当时的佛教界似乎并无自我选择发展的余地。在极端君主的条件下，明初的佛教其实并没有因为吴印等人的为官而有所兴旺，与元代相比，明显是每况愈下的。 这种情形到永乐中稍有所变化，其原因是僧人道衍（姚广孝）帮助朱棣夺位而成为一代功臣。道衍虽然兼通儒、释、道三家之说，但是他在自身的学术上坚持佛家的宗旨，因此曾著《道馀录》，从佛家学说出发，对于宋儒攘斥佛、老给予反驳。他在序中写道“三先生（二程、朱）因不多探佛书，一意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况宗其学者哉。”他因此择《二程遗书》二十八条、《朱子语录》二十一条“极为谬诞者”，“乃为逐条据理一一剖析”。这部“专攻程、朱”的著作在当时能够问世，一方面固然由于朱子学的一统地位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绝对，同时也由于道衍的特殊身份。待到道衍死后，他的这部著作就遭到了儒士的焚毁。其友张洪称“少师于我厚，今无以报，但见《道馀录》即焚之，不使人恶之也。”3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九《职官十一》。 《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六《永隆传》。 姚广孝《道馀录》序。 2目的是要使这部专攻程、朱的著作不再传世。《道馀录》的出现应该说是一个特例，道衍死后，这种情况便不大再会发生了。仅仅十二年以后，宣德五年（430）修成的《明太宗实录》中已经写道“广孝尝著《道馀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3而且永乐初上书“诋讪先儒”的朱季友，便曾因此罹祸。 佛教在明初即被定为了经典之学，在朱学统治地位日益确立的情况下自然是难得发展的。 永乐中佛教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对于藏传佛教的重视。不过那只是为了加强对于西南乌斯藏地区的控制，而并非真的要发展藏传佛教。 永乐以后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便是宦官与佛教的关系。宦官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心态，颇重佛教的修来世之说，因此建寺度僧。景泰二年（45）正月，太监兴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于谦进言不纳，从此以后，建寺度僧之事便一发而不可止。弘治中，尚书马文升的奏疏中谈到成化末年寺院僧人的情况定制僧道，府不过四十名，州不过三十名，县不过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额设僧三万七千九十余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余万，共该五十余万其军民壮丁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几何。马文升用“创修寺观遍于天下，妄造经典多于儒书”概括了当时佛教的情况，这与明初相比显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从现存的材料看，明代佛教的发展主要还是在正德以后，这与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情况是同步的。本来也可能在成化时就发展起来，但是追寻祖制的“弘治中兴”将其推后了二十余年。正德以后心学的兴起，对于禅学的发展有所刺激，到晚明王学末流更走向禅化，禅学也随之而得到了发展。明代佛教各宗的名僧，以及明代的四大高僧均出现于正（德）、嘉（靖）以后。一、禅宗。 明代禅宗主要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两个支系。 临济宗的发展主要在嘉靖到万历以后，从笑岩德宝（52—58）以禅学与诸儒学者相交而知名，其后有门人幻有正传（549—4），正传门人中又有圆悟最为著称。圆悟号密云，宜兴人，原姓蒋。三十岁以后出家龙池山禹门寺，天启三年（23）于天台山通玄寺开堂说法，始有名声。先后主持嘉兴金粟寺、福州万福寺、宁波天童寺等，因其弘扬临济宗风，故有“临济中兴”之称。 2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三《姚广孝》。 3《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转引自《明会要》卷三九。 曹洞宗在明代的著名高僧有慧经及门人元来、元贤和高僧圆澄等。慧经（548—8）晚年长期主持江西黎川寿昌寺。他主张农禅并作，是一位将躬耕田野与讲禅说法结合起来的高僧。他的门人元来（575—30）以提倡“禅、净无二”而闻名。元贤（578—57）幼年致力于儒家的程、朱理学，由儒而入释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发展影响颇大，他因此重于著述，主张兼容并纳。曾经明确提出“禅、教、律三宗，本是一源，如鼎三足，缺一不可。”并且强调儒、释、道三教一理。他的思想明显地代表了明后期佛教发展的趋势。 二、净土宗。 明代净土宗的发展也是在嘉靖以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被称为“莲宗八祖”的袾宏，袾宏（535—5）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他先后著有《答净土四十八问》、《净土疑辩》等净土宗的重要著作。但是他同时也积极主张“禅净一致”，而且重视华严宗的教义，代表了明朝后期佛教各宗渐趋融合的发展趋势。 三、天台宗。 明代天台宗于万历年间始有“天台中兴”之说，其中兴高僧为传灯。传灯（553—27）于万历十五年（587）入天台山，习天台之学，兼习禅宗和净土宗教义，也是博及诸宗的高僧。其后有称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智旭（599—55），在弘扬天台教义的同时，进一步主张各宗融合，三教合一，成为明末三教合一的推动者之一。 除去佛教的上述三个宗支外，其余各宗，如律宗、华严宗等，在明代一直处于衰微之中，没有突出的人物与学说出现。 明代的四大高僧，除净土宗的袾宏大师、天台宗的智旭大师外，还有紫柏真可和憨山德清。袾宏与智旭虽然各有宗派，但都是主张各宗融合的，而且主张儒、释、道的相合。而紫柏与憨山则不仅主张三教的合一，而且自身也从无明显的宗派。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声响亮的高僧，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紫柏（543—03）后于万历中“妖书案”中被牵入狱而死，憨山（54—23）亦于万历间以私造寺院罪入狱论戍，而其于戍所讲佛，居然使戍卒们闻之若痴。 不固执于佛家之说，而与儒、道相合，就使得佛教为士大夫们所接受，这同晚明士大夫们近禅的趋势是一致的。三教合一是晚明儒、释、道三家发展的共同趋势，林兆恩（57—598）的“三一教”，更是这种三教合一的具体实践。 王友三《中国佛教史》第五编第二章《明清佛教》，第749页。 第二节道教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因此道教历来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朱元璋起自民间，对于道教有特殊的感情，在他打天下时，身边的周颠和铁冠道人张中就都是道士。而他本人也经常阅读道教的经典《道德经》。明初最为著名的功臣刘基，也是颇信道教的，传说中他曾师从九江道士黄楚望，得其天文地理术数之法。在明初的功臣当中，刘基近道，而宋濂近佛。历朝的统治者都要宣传自己是有天命的，因此就要神化自己，道教在推算占卜方面的传统于是成为统治者神化自己的工具。 明建国后道教与佛教一样，成为朝廷确定的官方宗教。洪武元年（38），江西龙虎山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被召入朝，明太祖命去其天师之号，封为真人，世袭，称龙虎山正一真人，秩正二品。另设法官、赞教、掌书各二人。阁山、三茅山各设灵官一人，正八品。另设太和山提点一人。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恩封，与对于当时全国道教的管理并没有直接关系。掌管全国道教事务的机构还是与佛教的善世院同时成立的玄教院。洪武四年（37），玄教院与善世院同时革罢。次年开始由朝廷发给道士度牒。十五年（382），始置道录司，设左、右正一各一人，正六品；左、右演法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至灵各一人，正八品；左、右玄义各一人，从八品，基本与佛教的管理一样。但是道教与佛教不同之处在于它还要承担郊祀活动，所以从洪武十一年（378）起，又专门设立了神乐观，掌乐舞，以备祭祀。设提点一人，正六品；知观一人，从八品。神乐观隶属于太常寺，与道录司没有统属关系。对于地方道教的管理，则于府、州、县分设道纪司，以掌其事。 明朝的建立给了各种势力表现自己的机会，而朱棣的起兵夺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新的权力更替。在帮助朱棣起兵的谋臣当中，就有一些以占卜为长的方士，成祖最主要的谋臣姚广孝虽然是僧人，但是也曾于苏州灵应宫从道士席应真习方术。也许是出于这种情况，所以永乐初年，曾有人给成祖进献《道经》，希望以此获用，但是这时候成祖更需要标榜的是以儒道治天下，进献《道经》的人因此遭到了成祖的斥责，他说“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但是到永乐十五年（47），却有了一次对于道人徐知证、徐知谔的敕封。徐知证被敕封为“九天金阙明道达德大仙显灵溥济德微洞元冲虚妙感慈惠护国庇民崇福洪恩真君”，徐知谔被敕封为“九天玉阙宣化扶教上仙昭灵溥济高明宏静冲湛妙应仁惠护国佑民隆福洪恩真君”。当时还在北京兴建了洪恩灵济宫。这是明初对于道教的一次盛典。据说原因是一个名叫曾辰孙的道士在为成祖医病时祷于二徐真君，而且梦见二徐真君授以灵药，才治好了娄性《皇明政要》卷四。 成祖的病。这件事在当时造成了一些社会影响，同年八月，便有人献金丹方书给成祖，称其可以长生不老。成祖没有听信这些话，令其人自食金丹，烧毁方书，不许再以此惑人。但是由曾辰孙进药引起的二徐真君的封敕之事，反映了从明初开始，道士的丹药便与宫廷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明朝的皇帝从成祖开始，几乎没有不服用道士丹药和用**的。这也就使得明代的道教与佛教完全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与佛教的学术化不同，明代的道教走的是一条修炼斋醮的道路。 在成化以前，一些知名的道士还较为追求戒行，如历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道士刘渊然，史称其“在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2。其徒邵以正及道士沈道宁，均以道术知名。再如“玄妙观道士张宗茂，自幼传其师李雷谷之法，祈祷必应，戒行亦端。后举为道纪，非其所好，常托病不视事。”但是成化以后，方术便成了人们谋官的捷径。 明宪宗时方士李孜省以方术得幸，内阁大学士万安，也借进献**而固宠。所以成化朝僧道多以符箓烧炼得官，到孝宗即位后，裁汰以僧道得幸的在朝官员，数目已经相当惊人了孝宗初，诏礼官议汰。礼官言诸寺法王至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喇嘛诸僧七百八十九人。华人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请俱贬黜。2孝宗虽然对僧道进行了整顿，但是他本人也是信奉道家的，宦官李广便以道家修炼之术获幸。 有明一代道教最为显贵的时候是在嘉靖朝，世宗因为过度崇信道教而与宋徽宗一样得到了“道君皇帝”之名。而且他自己也确实有道号。嘉靖三十五年（55），他为其父上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其母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无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嘉靖朝最受宠幸的有道士邵元节和方士陶仲文。邵元节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世宗即位后，“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邵元节于是被召入朝，大加宠幸。为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为太常丞，邵本人后来官至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其徒陈善道等俱进秩，其师李伯芳、黄太初封为真人。邵元节死后得赠少师，陶仲文更得以封恭诚伯。道教的获宠，与皇帝追求长生有直接关系。据《明史》记述2《明史》卷二九九《刘渊然传》。 王锜《寓圃杂记》卷四《张宗茂尸解》。 2《明史》卷三○七《继晓传》。 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陶仲文的被宠，主要是他进献的丹药对世宗“有验”。 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2据一些史家分析，嘉靖间著名的“宫婢之变”很可能便与这种用少女炼制丹药有关，世宗本人险些在那场宫变中丧命，但是他却终生笃信道教不已。 内阁大学士严嵩便是以作青词而得到世宗的信用，而大学士夏言则因不冠世宗所赐香叶冠而遭疏远，终至被祸。在这种情形下，士大夫们也纷纷成为道教的崇信者。当然，明朝士大夫们对于道教的信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道教方术的兴趣。随着明代朝政的日趋，从皇帝到官员，都成了修炼方术的信奉者，而且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一直影响到了民间。 明代的道教就是在这样一种极特殊的条件下发展的。所以它的特点一方面是烧炼，另一方面是世俗化。在这样条件之下发展的道教，很难在教义和组织上有所提高，因此也就不可能凭借从上层社会到民间对于烧炼推算的兴趣而得以发展。 从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到第五十一代天师张显祖的情况很能反映道教在明代的处境。张元吉于天顺、成化间屡进封号，而成化五年（49）其杀人事发，论死系狱，后改杖一百戍甘肃卫，以母老还家死于家中。其子张玄庆得嗣为真人，传至张永绪，“荒**不检，死无嫡子”。为吏部奏不当复袭，江西守臣亦言“张无功于世，有害于民，宜永裁革。”遂以礼部所定，革封号，以裔孙张国祥为上清观提点，后复其真人号。至万历间，“其人时时入朝京师，频留主斋醮。与其子为狎邪之游。各买乐妇为姬妾，至今遨游诸贵戚间，饮博谐谑之外，他无所解”。据《明史》记述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2明代的道教经典不盛，组织混乱，日趋衰微，而且道教在民间的传播过程中，逐渐陆言飞语全文阅读发生变化，成为民间宗教组织，脱离了道教原有的宗旨。 在《明史·艺文志》中收录的明代道家类著作共计五十六部。其中最为主要的有《道藏目录》四卷，《道经》五百十二函，以及焦竑的一系列有关道教的著作《老子翼》、《老子翼考异》、《庄子翼》、《南华经余事杂录》、《明史》卷三○七《陶仲文传》。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宫词》。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真人张元吉》。 2《明史》卷二九九《张正常传》。 《南华经余事杂录拾遗》等。此外《艺文志》中未著录的还有道士白云霁所著《道藏目录详注》四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 《艺文志》中所记的《道经》，即后来世称的《道藏》，始修于永乐间，由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持纂校，终永乐之世而未竣，至正统间再行纂校，十年（445）刊行，颁赐天下宫观，计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零五卷。万历三十五年（0），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敕续补《道藏》三十二函，前后合计五百十二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卷。 《道藏》按照传统的道家“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法三洞者，一、洞真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为大乘上法；二、洞元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为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为小乘初法。四辅者，其一、太元部，洞真之辅也；二、太平部，洞元之辅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辅也；四、正一部，三洞三辅所会归也其七部子目，则各分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十二类。《道藏》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除去道教的经典之外，还收集了先秦至宋的诸子百家之作，以及关于医药、养生和炼丹术方面的著作。 明代《道藏》的纂修，是对于道教文献的一次规模甚大的总结，对于道教的发展应当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明代道教后来发展的状况所限，有明一代道教文献还是相当贫乏的。 明代的道教支派主要有正一派、全真派、武当派和丹法派（东派）。正一派即明代敕封的张天师一派，由于得到了朝廷的有意扶持，这一派于明代最盛。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生活于元末明初，太祖、成祖都曾专门派人找寻其踪迹，他因此而名声甚大。成祖即位后，声称曾受真武大帝的护佑，于是大兴土本，修建武当山宫观，武当派由此而成为明代道教的一个主要支派。丹法派创于明嘉（靖）、隆（庆）、万（历）间的道士陆西星（520—0）。这一派原是以烧炼丹药为主的，到陆氏以后，进一步发展了男女同修的阴阳丹法，以炼就内丹。这种修炼方法投合了晚明士大夫们的纵欲思潮。关于道教炼内丹的著作，在明初修纂《道藏》的时候，便小心地加以删除了，所以陆氏的著作，是在这方面保留下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子部·道家类》。 第三节民间宗教明代的民间宗教中最主要的是白莲教。朱元璋投身元末明教为主体的农民起义而取天下建立了明朝。但是当时的明教实际上已经不是由摩尼教发展而成的明教，而是“已合于佛，已混于道，又与出自佛教之大乘教、三阶教合”。“又与出自佛教净土宗之白莲社合，与出自佛教净土宗之弥勒教合。至元末遂有红巾军之全面起义。”所以许多材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起义教众所宣传的还是白莲教的教义。但这时的白莲教所宣扬的弥勒下生及明王出世的说法，实际上是融合了弥勒教和明教的教义，成为一种混合型的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一般是由佛、道两教分化而成，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义的简明，并且由于其在民间传布，极易发生各种民间宗教的互融，而且在传布过程中往往产生许多的分支，所以有时候不大容易加以区别，而习惯于统称之为白莲教。 明朝建立后，明廷对于明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采取了严禁政策。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白莲教之类的民间宗教在组织民众反抗政府方面的潜在作用，但是白莲教的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止。在明初，白莲教在全国的活动相当活跃，如洪武初年陕西的王金刚奴起义，继承元末韩林儿龙凤年号，前后坚持四十余年陕西妖贼王金刚奴，于洪武初，聚众于沔县西黑山寺等处，以佛法惑众。后又与沔县邵福等作乱。其党田九成者，自号汉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王金刚奴直到永乐七年（409）才被官府捕杀。而同年湖广湘潭又爆发了李法良领导的弥勒教起义。永乐十六年（48）北直隶附近有刘化自称弥勒佛下世，在新城、真定、容城和山西洪洞等地传教，受戒者甚众，相约起事，事泄被捕杀。两年后便又有山东唐赛儿起义，成为明初最具影响的白莲教起义。 唐赛儿者，蒲台民林三妻也。儿时能刻纸为人马使战斗。自号佛母，预言成败事颇验，往来益都、安丘、即墨、寿光诸县，相煽诱。2永乐中，山东民妇唐赛儿夫死，唐墓祭回，经山麓，见石罅露出石匣角，唐发视之，中藏宝剑妖书，唐取书究习，遂通晓诸术.因削发为尼，以其教施于村里，悉验，民翕然从之初亦无大志，画冗浩阔，妖徒转盛至数万，官捕之，唐遂称反，官军不能支。当时山东是白莲教活跃的地区，所以唐赛儿能够一呼百应，至其起义被镇压失败后，官府仍无法得到唐赛儿的踪迹。 这些史料中记述的唐赛儿所得的“妖书”，便是白莲教所称的宝卷，也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载《读史札记》。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再僭龙凤年号》。 祝允明《野记》卷二。 就是教义的经典。白莲教教义在明代还在不断发展，到正德以后，白莲教吸收了罗教教义中的“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说法，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而弥勒下世，则是由“无生老母”派来领导教众前往“真空家乡”的。这对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们无疑是最富吸引力的。 到明朝后期，随着政治的，社会矛盾激化，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传播也更加活跃，并且由白莲教众为主体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主要有嘉靖二十五年（54）汶上连氏与白莲僧惠金、杨惠通起义；嘉靖三十六年（557）乌镇道人李松起义；嘉靖中重庆大足蔡伯贯起义；万历二十七年（599）徐州赵一平、孟化鲸起义；万历三十二年（04）福建瓯宁吴建、吴昌起义；万历三十四年（0）临淮刘天绪起义；万历四十二年（4）王森起义；天启二年（22）王森弟子徐鸿儒起义。 明代的白莲教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许多分支，明末著名的白莲教经卷《古佛天真考证华宝经》中确认为白莲教支派的就有红阳、净空、无为、西大乘、黄天、龙天、南无、悟明、金山、顿悟、金禅、还源、圆顿、收圆等等。而当时的涅槃教、三一教、长生教、老子教、龙华会、忠勇会等，也都是白莲教的分支，应州的罗廷玺、湖州的马师祖、单县的唐云峰、重庆的蔡伯贯等则都是当时较为著名的白莲教首领。可以说终明之世，白莲教始终活跃于全国各地的民间，贯穿于整个的下层社会，甚至宫中宦官也多有信奉白莲教者，因此民间宗教的传播成为明朝统治者深感不安之事。明代的民间宗教虽然大多属于白莲教的支派，但是其中也有较为特殊的情况，如罗清创立的无为教，高阳、韩太湖创立的弘阳教，即曾有不同于白莲教的特点，只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与白莲教融合了。 无为教即罗教，创始人为明朝成化年间的山东人罗清，他初奉佛教禅宗，在其基础上吸收道教及各种民间宗教的教义，创立无为教。后为得到正德时当权太监张永等人，写成《罗祖五部经》（《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因其崇奉无为，诋毁白莲教，所以得到了正德皇帝的，罗清被封为“无为经师”，其《罗祖五部经》由官方刊行，成为明代官方的唯一的一个民间宗教。但是因为无为教提出了“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劫变及改造现实的观点，其后逐渐与白莲教相接近，到万历四十四年（）遂为朝廷所查禁。 弘阳教的创始人为万历间山西洪洞高阳，他主要活动于当时的京城北京，并且在宫中宦官们的下刊印弘阳教的经卷，宣传“红阳劫尽，白阳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五章《中国民间宗教》，第88页。 当生”的劫变口号，认为世界分青阳、红阳、白阳三个阶段，每一劫变时便生大乱，到白阳的阶段，即成为最光明的世界。 高阳死后，道士韩太湖继续传播弘阳教，但是他奉罗教创始人罗清为祖师，吸收罗教的教义，而且仿罗清撰写了《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经》、《弘阳苦功悟道经》、《弘阳叹世经》、《混元弘阳显性结果经》、《弘阳显性结果深根宝卷》，也称五部经，后又将经咒等编成五部经，称小五部经。韩太湖也长期在北京传教，多与宫中宦官交结，但是他与高阳不同之处在于高阳时的弘阳教入教者多为中上层人士，韩太湖时的教众则多为下层社会的劳苦大众。明代的民间宗教名目虽多，但多数是由白莲教、罗教发展而成的，其后各支派互相融合，教义也互相渗透，其创立之初在教义等方面的区别到后来也就愈加不明显了。 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五章《中国民间宗教》，第88页。 第四节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唐时传入我国，称“大食法”，宋代称“大食教度”，元末明初称“回回教”、“回回教门”，明代又称“天方教”（我国明时称阿拉伯为天方）、“清真教”；以后“清真教”的称呼普遍起来，伊斯兰教寺院因而称为“清真寺”。明代清真寺的建筑比元代多了起来，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年（392）敕建南京三山街净觉寺和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清修寺）。敕谕称“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赛哈智赴内府宣谕，当日于奉天门奉圣旨盖造礼拜寺二座，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坊一座，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一座。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不许阻滞。”永乐三年（405）二月初四日立石。碑存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明代建筑的清真寺遍及各地。在北京，有东四清真寺、西花市清真寺、锦什坊街清真寺、长营清真寺。在天津，有天穆清真寺、金家窑清真寺。在宁夏，除了著名的同心大寺外，尚有纳家户清真寺、银川南关清真寺、单家集清真北寺。在甘肃，有兰州绣河沿清真寺、临夏华寺清真寺、临潭旧城清真上寺、徽县清真寺、武都清真寺。在青海，最有名的是洪武年间始建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此外有西宁北关清真寺、康家清真寺（永乐年间）、阿河滩清真寺（万历年间）。陕西，除敕建的清修寺外，尚有洪武十七年（384）铁铉修建的西安羊寺清真寺，永乐十一年（43）郑和重修小皮院清真寺（原名真教寺，亦称清真北大寺，始建于万历年间）、观上清真寺（初建于明末）。在山西，有长治南寺、北寺。在河北，有保定清真西寺、宣化清真南寺、沧州清真北寺、大厂清真寺、山海关清真寺等。在山东，有济南南关清真寺、德州北营清真寺、禹城韩寨清真寺、青州清真寺、菏泽西关清真寺等。在河南，有郑州北大寺、开封文殊寺街清真寺、朱仙镇清真北大寺、博爱县西关清真寺、陈州（淮阳）清真寺等。在江苏，除南京净觉寺外，有常州清真寺、南门清真寺、菱塘清真寺（扬州市属）等。在安徽，有合肥清真寺、太和清真寺、寿县城关清真寺、安庆清真寺等。湖北明建清真寺有代表性的是沔阳清真东寺，湖南是常德清真古寺，浙江是嘉兴清真寺，江西是赣州清真寺。四川、云南的明建清真寺尤多，四川有成都鼓楼街清真寺、重庆清真西寺、都江堰市清真南寺、平武清真寺等，云南有昆明顺城街清真寺、沙甸清真寺、寻甸清真寺、小围埂清真寺、回回营清真寺等。辽宁的锦州和沈阳明代也建成了东北地区最早的清真寺。回族散居各地，回族村落在明代大量形成，有一定数量回民聚居的地方就有清真寺，这样的清真寺难以计数。明代清真寺修建之多远远超过元代，说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更深地植根于中华大地。 清真寺教职人员受到保护，永乐五年（407）敕谕中说“大明皇帝敕照片载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明代册，宁夏人民出版社988年版。谕米里哈只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无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刻石存泉州清净寺。同一敕谕福州、扬州亦有发现，只个别文字不同。 关于清真教职人员的情况，白寿彝在《中国伊斯兰经师传》中有所叙述，说净觉寺和清修寺约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相当于公元392年。鲁密人可马鲁丁和他的子孙，从洪武年间一直到弘治五年（492）都主持净觉寺的寺务。又有哈马鲁丁，在永乐三年（405）以后主持清修寺寺务。哈马鲁丁后，有一位阿林名摆都而的，也在清修寺，是嘉靖二十四年（545）死的。泉州清净寺寺务元代主持人夏不鲁罕丁，享有一百二十四岁的高龄。他的儿子夏敕继承他的职务，也活了一百一十岁。他的后裔夏彦高在正德年间（50—52），夏东升在隆庆元年（57），夏日禹在万历三十五六年（07—08），都相继主持清净寺。从夏家在清净寺的历史看，中国伊斯兰教在十四世纪后期开始了掌教世袭制度。 十四世纪后期以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而清真寺在各地普遍建立，宋、元建清真寺得到重修，于是出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情况2。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胡登洲创办的经堂教育。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是在清真寺进行的培养中国伊斯兰教人才的教育。胡登洲，陕西咸阳人，一说渭南人，生于嘉靖元年（522），逝世于万历二十五年（597）。他早年读儒书，后来改业习经，并到麦加朝觐。回来后，感到教内人才缺乏，便立志兴学。招了一些学生到寺里，亲自授课，设法供给伙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教法和宗教哲学，课本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他的弟子、再传弟子及数传弟子中，很有些著名的经师，清代康熙年间赵灿著《经学系传谱》，系统叙述自胡登洲开始、迄康熙年间的著名经师传承关系及主要活动。胡登洲开创了经堂教育，因此被尊称为“太师”。到清代，经堂教育大大发展起来。经堂教育的出现，说明伊斯兰教在明代的新发展——发展到教育领域内。 伊斯兰教在明代最深刻的发展，是在思想哲学领域内伊斯兰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出现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张忻和詹应鹏。 张忻字静之，山东掖县人，熹宗天启五年（25）进士，任河南夏邑知县，授吏部主事，崇祯时官至刑部尚书。张忻擅长书画，究心伊斯兰教义、教史，撰有《清真教考》一书。书已佚，仅存序。序云详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399—4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992年版。2《修建胡大师祖佳城记》，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明代册附卷。 清真教考者，考其教之源流本末，以教天下万世者也。而其教始于天房，天房之教始于人祖阿丹？阿丹生而神圣，与天地相参，故能合天人之道，以事造化天地万物之主。嗣后，代有圣人，相与继述。隋开皇时，至圣穆罕默德出，而道愈昭明矣。 穆罕默德，命立于未有天地万物之先，挺生于千万圣人之后。其德化灵异，视前圣尤为迥绝，而为古今特出之一人。至其降生天房，其以地当天地之中央也。志云西域诸国当昆仑之阳，于诸方为得风气之正，故异人多自西域出。斯人其殆有所确见而云然乎？然犹未知天房之何以名也。开辟时，其房名“恺而白”者，自天而降，故国以天房号焉。房自天降，亦以地当天地之中也。惟其中，故万国之建立寺字，以拜造化天地万物之主者，惟天房是向焉。而礼拜之义蕴，何在乎？拜主则尘缘尽却，而生人之本性见矣。本性见，而天运不息之机，与一切幽明兼备之理，莫不于拜跪起止之间而俱见之。拜主则物我皆忘，而身心之私妄泯矣。私妄泯，而忠孝廉节之事与一切尽己尽物之功，莫不于入寺事主之时而思尽之。夫一礼拜而其义蕴包举之广大如此，则其事顾不重哉？而其事则详于阿丹诸圣、至穆罕默德之经。然经之所载，实在不止此者。言理则举无极以前、太极既判，以及人之所以像天地与像一十八千世界之故，深切而著明之。言事则举真主所以造化天地、造化人神万物，以及古今圣贤作则于天下之事，历历而详述之。言物则举天以上之所有，地以下之所有，以及宇宙间风火水土、胎卵化湿之物，莫不备悉而记载之。后人稽其经传，即白首不能尽也。若志云历法精详，不过传中片言只字而已，岂足尽吾教经学之万物哉？ 夫以如是精微宏博之学，自天房始，则天房诚大道从出之方，至圣丛生之地。而志云国产麟凤狮宝，又岂足在齿颊间哉！虽然，麟凤狮宝，天下不经见之物也，而天房诸国所在多有，又足见圣人有道之祥不绝于亿万斯年。较之凤仪兽舞，白鱼跃舟，瑞仅一时者，为独亘终古而常存也。且其祥实不止此。志云“风俗醇美，民不犯法”，则圣道入人之深，而祥见于政清民服也。“轻财好义，恤孤赈寡”，则圣人之流风善政，而祥见于民日迁善而不知也。回鹘诸国悉遵其教，则圣道之足为祖述，而祥见于万邦为宪也。然要非天房神圣，考其道之源流本末以教天下万世，又乌能有此祯祥盛事也哉！而当日西游之名公巨卿不能取其至理经学以表彰之，第多为颂说，以形其西方极乐世界焉。予故采辑数语，使大人达者知清真一教独高出诸家之上。至其理之精深，道之正大，又当据其经传，与有志者相求于无尽焉。 这篇文章写于崇祯七年（34），即张忻考中进士的第九年，距明亡尚有十年。 詹应鹏字翀南，安徽宣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连续三次在户部做官。出身于穆斯林世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教义均有很深研究，辑有《群书汇辑释疑》并为此书作跋。跋的全文如下是集也，余于群书中偶见而偶录之。披览之下，遂觉天房诸国胜境俨在目前。虽然，有言之能及者焉，有言之未能及者焉。有言之所及，而无可疑者焉。有言之所及，犹必俟申明之而始知其所以然者焉。若所云风俗之纯，物产之异，寺宇之美，人情之诚朴，气候之中和，以及夫诸国遵教之广远，至圣神灵之迥异，教规之崇正而黜邪，皆其言之能及而无可疑者也。至道之所以精所以微，则未有能言者。吾兹且不言其所未言。第即其言之所及，而必俟申明者一言之。 志云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无像诚是也，第以为天则非也。盖所事者，宰乎天地之主。惟主，故无像也。若曰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主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曰事主非事天也，作此志者，或以万物莫尊于天，故以天之名称主，非曰天即主也。阅者于事天拜天等语，俱当以天字作主字观，慎勿作天字观也。志云国人遵教，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盖言其守教之专也。而实与私立其教而专守者不同。盖诸教皆起于人物充繁之后。教立于教者，真伪难分，守之，可也。不守之，亦可也。惟吾教传自人祖阿丹圣人，在诸教未立之先。阿丹初生，凡一切行止语默，皆真主之所命也。阿丹以真主之所命，教其子孙。历代相传，以至于今。是吾人之教，依然人祖之教，依然真主之所命也。惟教本主命，故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也。 志云国王穆罕默德，设其经三十本，凡六千六百余段。又云授受天经三十部册。诚三十本也。但其经非穆罕默德之所自设，亦非受之于前圣者也。盖穆罕默德为真主所笃降，较诸往圣为独隆。主之爱之者重，故所示之者深。是经殆真主所示穆罕默德之言，而穆罕默德集之为经，以播之众人者也。册仅三十而不繁，自包总乎前圣亿万之经。其篇六千而有奇，皆详阐乎幽明化育之微。一捧读之，不独此生伦常之理，有以知其备悉，即吾人未生以前，既去以后之境，灿若日星。不独斯世万有之机，有以洞其渊源，即世界未立以前，既尽以后之事，了如指掌。经言固若斯之详且晰也。缘其故，皆主之厚至圣以示之，而因以及乎吾者也。读其经又安得不因至圣之教我众人，而益专事其主也哉！而其事主之事，则在五时朝拜，岁斋一月，以及朝天房，敦彝纪，广施济，无一事不遵主而行，无一念不专之于主。而后为事主之至。而究此数事之由来，又莫非主之谆谆诏示于经，以命其行者也。至其斋拜等事之精义，则非可一言尽矣。 此皆余因志所言及，而特为申明之者也。至其道之所以为道，则语焉而不精，说焉而不详。即余日服习其中，亦不能以言言之也。又何怪乎作志者之不能出一言以道之乎哉！虽然，道不可言，而教则可言。教贵得其原；事主而无所歧则得其原而不至入于迷。教贵得其全；事主以尽其伦，则出乎尘而更不流于虚。然要之，事主与尽伦，二者合之而无容合，亦分之而无可分也。心乎主而事君，自不敢不忠。心乎主而事亲，自不敢不孝。以至视听言动之间，自不至无所持循，而或入于非礼也。服其教者，惟心乎其主而已。心乎主，而教自得其真矣。故清真一教，真于事主而不歧也，尤真于事主而无像。真于世守之不敢易也，尤真于传自人祖而得其原。真于主示之经可据也。尤真于事主以及尽伦之得其全。凡此，皆教之可言者也。至其道之所以为道，仍未可以易言也。 这篇跋文写于崇祯九年（3），距明亡尚有八年。 张忻和詹应鹏的“序”、“跋”，从哲学角度认识伊斯兰教，用儒家理论解释伊斯兰教，以中国太极学说会通伊斯兰教真主本体论，把程朱理学与伊斯兰教义相协合，成为汉克塔布（汉文伊斯兰教译著）的哲学基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开端。 汉文译述能自成体系的，是王岱舆。王岱舆别署“真回老人”，大概生于万历年间（573—9），金陵（今南京）人。他的著作有三部《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是明末清初完成的。以后重刻《正教真诠》，作序的人说“自《正教真诠》出，遂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故开卷了然。瀹我心源，发人聋聩。阅其条款，而黄童白叟知所钦遵；览厥遗规，即黑汉村愚亦思所恪守。”即是说老人小孩、黎民百姓都能看懂，适应了通用汉语文的回民大众的需要，因此汉文译著到清代大发展起来。和王岱舆同时或稍晚的，有张中、伍遵契。前者有《归真总义》，后者有《归真要道》，都是早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述。不谈新疆，看不到明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全貌。伊斯兰教自十世纪传入新疆，元代东渐，到十四世纪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时（34—33），取得进一步发展。在他强制下，有十六万人成了穆斯林。他的后裔也都是伊斯兰教的热心推行者。他的幼子黑的儿火者即位后（383—399），征服吐鲁番和哈剌火州，强迫那里的居民改信伊斯兰教，放弃佛教。黑的儿火者的后继者马哈麻也是虔信的穆斯林，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惩罚不归信和不遵从教规的人。在他统治时期，新疆地区察合台蒙古人都信仰了伊斯兰教，和已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融合，壮大了新疆穆斯林队伍。十五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哈密，并拥有众多信徒，出使哈密的马文升在《兴复哈密记》中说，哈密“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种番夷，同居一城”。到十六世纪，伊斯兰教在哈密取得完全支配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亦在新疆占优势地位。新疆最大的清真寺——喀什艾提卡尔大寺亦于明代建成。 伊斯兰教在明代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发展。 明代，一赐乐业教传入中国，亦称清真教，一赐乐业是以色列的旧译，即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不相干，是论史者所应注意的。 《新疆简史》第一册第七章，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979年版。第五节天主教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的来华，是中国历史上基督教的第三次传华，在影响上远远超过了前两次，这一次的基督教传华，更加突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明后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西方背景，是基督教内部的新旧教派之争与地理大发现后的海上扩张时期。而当时中国的背景，则是宋明理学的一统地位发生动摇，各种学说兴起，传统社会开始向近世转化的时期。 第一个企图打开明朝封闭的大门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fraisxavier，50—552年），他是当时天主教耶稣会的首批成员之一。但是他只到达了靠近广东的上川岛，没有进入中国内地就在那里病故了。 就在沙勿略死后第二年，明嘉靖三十二年（553），葡萄牙人行贿于明朝海道副使汪柏，借口遇到风暴，要求在澳门晾晒浸水货物，由此开始进入到澳门。当时正是倭寇经常侵扰福建、广东一带的时候，葡萄牙人通过帮助打击海盗取得了明朝廷的信任，嘉靖三十六年（557）被允从上川岛移住澳门。于是耶稣会士也随之进入澳门，开始在当地的中国人当中传布天主教。在起初的传教过程中，传教士们要求凡是入教的中国人，必须首先取葡萄牙文的名字，学会葡萄牙语，从生活上也必须葡萄牙化。这种传教方式，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因此几乎无法开展传教工作。耶稣会负责远东事务的意大利人范礼安（lexa-drevaligai，538—0年）认为只有按照中国的风俗进行传教，才有可能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他的建议得到了耶稣会的批准，于是三名传教士从印度被调往了澳门。他们是巴范济罗明坚和利玛窦（matthieurii）。 罗明坚于万历七年（579）夏天到达澳门，并开始学习汉语言，他利用语言的便利结交了明朝的当地官员，终于在万历十一年（583）被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并且修建了第一座天主教堂。 在最初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们尽量去适应中国的习俗，他们甚至都穿上中国式的长袍。他们非常善于不露痕迹地宣传基督，将圣母和基督的画像放在教堂中，任凭来访的中国人跪拜。长期以来中国的多神崇拜，使人们并没有对西方的神像产生过多的怀疑。但是后来便发生了教堂与当地民众的冲突，不同文化的碰撞在这里体现出来。罗明坚在此后虽然受两广总督郭应聘之请到浙江杭州传教，但他的传教活动始终没有能够展开。万历十三年（585），他返回欧洲后没有能够再回到中国，他在肇庆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也在六年后被关闭。但是罗明坚毕竟是明后期第一个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他不仅印制了《祖传天主十诫》的宣传材料，并且是第一个用汉文撰写宣扬天主教教义著作的外国人，他在万历十二年（584）撰写了《天主圣教实录》一书，他在书中用文言将天主教的一些名词作了注音及意译，对天主教的教义“用适合百姓水平的文体”进行了解释。所以后来人们一直都将他作为明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 罗明坚以后，继承他在中国传教的主要传教士便是后来名声颇著的利玛窦。 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罗明坚走后便成为了当时传教团的主要负责人。他同罗明坚一样非常重视在传教中去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穿中式的衣服，讲汉语，并且研究儒家的经典，与明朝的士大夫们交往，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传教服务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利玛窦在肇庆时认识了一个名叫瞿太素的士大夫，后来利玛窦移居韶州后，瞿太素便成为了第一个皈依天主教的明朝上层社会人物，是他告诉利玛窦不要穿中国僧人的服装而着儒士服装的。关于瞿太素其人的具体情况，史书记述不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他是一个被称为尚书的第二级高官的儿子，苏州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父亲因有官职而知名，但更因他是三百名应博士学位考试中的魁元而著称。”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只有死后被赐尚书的礼部左侍郎瞿景淳，《明史》中说景淳有两子汝稷、汝说。但是当初为景淳作传的王世贞却明确记说他有三个儿子，瞿太素便应当是其中的一个。只是因为他后来交结败类，沾染恶习，有辱家门而不再被人提及了。万历十八年（590），利玛窦在韶州建立了第二座天主教堂。这次建立教堂与肇庆不同之处在于是它开始有了更多的信徒，据记到万历三十五年（07）止，韶州的教徒已经超过八百人。 利玛窦建立的第三座教堂在南昌，这是一次计划外的举动。他本于万历二十三年（595）随侍郎石星前往北京，后因石星改变主意而留在南京，南京官员又拒绝其住留，只得退居南昌，于是在南昌开辟了传教事业。 万历二十六年（598）利玛窦从南昌再次前往北京未成，于次年在南京城西建立了第四座教堂。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地位仅次于北京，南京教堂的建立，说明天主教开始进入了明朝的政治文化核心地区，并由此而引发了明朝高层参与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即后来的“南京教案”。然而当时利玛窦对于在南京的活动并不感到满足，他一直将传教的目标指向北京。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曾经这样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在睡眠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遇到一个陌生的行人向他说“你就这样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游荡，而想象着你能把那古老的宗教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种新宗教吗？”原来，自从他进入中国时起，他始终是把他的最终打算当作绝密加以保守的。所以他答道“你必定要么是魔鬼，要么是上帝自己，才知道我从未向人吐露的秘密。”他听到回答说“根本不是魔鬼，倒是上帝。”看来好像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了，他跪在这个神秘人的足下，含泪请求他“主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想法，为什么不在这困难的事业中助我一臂之力？”说完这话，他趴在地上哭，泣不成声。到最后他听见保证的话时才感到一阵安慰“我将要在两座皇城里向你启祥。”那和上帝曾在罗马答应帮助圣依纳爵的话，字数完全一样。他仍在梦里，恍惚进《利玛窦中国札记》卷三第三章《瞿太素》。 了皇城，完全自由而安全，没有人反对他的到来。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梦境，实在是因为他太想在北京获得成功了。 万历二十八年（00）年末到二十九年（0）初，利玛窦通过太监马堂终于再次来到了北京，而且将礼品和奏章送到了神宗那里。那是一份无可挑剔的奏章，利玛窦在其中声称自己来华的原因是“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所生”。他称自己“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经籍略能记诵，而通其旨”。“伏念堂堂天朝，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努力，径趋阙庭”。他带给神宗的礼物包括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一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尽管当时礼部尚书朱国祚两次上疏请求“乞量给所进行李（贡物）价值，照各贡译例，给与利玛窦冠带，速令回还，勿得潜住两京，与内监交往，以致别生枝节，且使眩惑愚民”。2但是神宗都没有给予理睬，利玛窦被获准在北京传教，从此北京的传教士们成了宫中尤其是太监们的常客。万历三十三年（05），利玛窦在北京宣武门建立了教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南堂”。这一年北京受洗的教徒超过了二百人，从人数上看虽然不算很多，但是因为是在京城，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万历三十七年（09），在利玛窦等人的下一个取教名为路加的吏员出面成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圣母会。几个月后的万历三十八年（0）三月十八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神宗特赐墓葬，墓地在北京阜城门外。利玛窦是继罗明坚以后传教最为成功的一个，是他通过晋见神宗皇帝从而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官方通道，所以他比起罗明坚等人有着更大的影响。按照明朝人的记述，当时来华的传教士除利玛窦外，还有意大利人龙华民、王丰肃、熊三拔、毕方济、艾如（儒）略，西班牙人庞迪我，葡萄牙人阳玛诺，瑞士人邓玉函，德意志人汤若望、罗雅谷（各），均见于《明史·意大利亚传》，韩霖、张赓《圣教信证》中还载尚有意大利人罗明坚、杜奥定、卫匡国，葡萄牙人孟三德、罗如望、苏如汉、费奇规、傅汛济、费乐德、伏善望、瞿西满、郭纳爵、何大化、孟儒望、安文思，瑞士人郭居敬，拂览第亚人金尼各（阁），西济利亚人贾宜睦、潘国光等，并有著述，阐述教义，而纳袜辣人方济各·沙勿略，在嘉靖世，至我国边关即卒，实早于利玛窦来华三十年也。明代西方传教士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在于他们在传教思想上的两方面努力，一是他们将天主教中国化的努力，一是他们与中国儒学结合的努力。他们因此而取得了一批明朝社会上层士大夫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而在南京的时候焦竑和李贽也都十分敬重利玛窦，并《利玛窦中国札记》卷三第十章《利玛窦神父被逐出南京》。 徐光启《徐文定公集》卷首。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大西洋》。 黄云眉《明史考证》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对其教义表示了赞赏。这与当对明朝士大夫自身的情况有直接关系。徐光启等人都是晚明实学的倡导者，他们不仅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而且接受了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科技，焦、李更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他们代表了晚明士大夫中思想解放的一类。当然，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更多的人对这种外来文化的东西是表示怀疑的，也有相当一批反对派，以沈所发起的“南京教案”，则是一次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 天主教的教义，对于晚明禅化的儒学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他们认为天主教的传播是“欲扫灭中国圣贤传统”，因此是“邪教”。一些士大夫为此而撰写了声讨天主教的文章，如王朝式的《罪言》、李生光的《辟教辩证》、黄贞的《破邪集》等等。 万历三十八年（0），传教士王丰肃在南京建起了西式教堂，引起一批官员士大夫的不满。四十三年（5），沈出任南京礼部侍郎后，便先后两次上疏明神宗，请求禁教，但是没有得到神宗的批准。四十四年（），他第三次上疏，得到内阁大学士方从哲的，遂将王丰肃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传教士和教徒。当时礼科给事中余懋孳的上疏中更将天主教与当时被严禁的白莲教等列为一处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其后虽然有禁教之令，而“命下久之，迁延不行，所司亦不为督发”。 “丰肃寻变姓名，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2。到天启元年，沈被罢后，教禁也就停止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南京教案”是一次“具有文化排外的性质”的典型东、西方文化之争。当时一些传教士传说沈收受了南京佛教徒一万两银子的贿赂，因此发起这场教案。这虽然只是传说，但是佛教僧人参与排斥天主教的活动，在当时确实是相当明显的。3与南京相比，当时新兴起的城市上海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万历三十六年（08）郭居静应徐光启之邀到上海传教时，两个月间受洗人数便达五十人，三十八年又有一百五十人受洗，到崇祯间，上海教徒已达一千多人。这也反应了晚明南北两京在文化政治上的保守，与江南城市的思想活跃。其实从明中后期王阳明等人讲学开始，江南地区思想活跃的情况就已经比较明显了，这也是晚明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 《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2《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3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七章《明末清初基督教再次传入与传播》，第893页。 16 第二节从才人到皇后武则天是武士彠的次女，自幼聪慧，有才智。武士彠病故时，她才十二岁。不久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十四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后宫，充当才人。临行时，生母杨氏痛哭不已，她却安静如常，对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2进宫叩见太宗后，赐号“武媚”。高宗当太子时，经常到父皇宫中问安，受到武才人的殷勤接待，一见倾心。太宗逝世后，凡未生育的妃嫔均要出家为尼，武才人亦不例外，到长安感业寺落发。这时，高宗的王皇后多年没有生育，又对高宗宠爱萧淑妃深为不满。有一天，高宗到感业寺上香，遇见武才人，才人悲哀啼哭，高宗很受感动，回宫后心神不宁。王皇后探知情况，暗中派人把武才人接进宫来，侍奉高宗，图谋使萧淑妃失宠。武才人进宫之初，十分小心谨慎，千方百计取得王皇后的欢心，王皇后多次向高宗称誉她，因而进宫不久，便从才人晋升为昭仪。但武昭仪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在夺去萧淑妃的宠爱以后，便积极设计取代王皇后的地位。她利用王皇后性格稳重而倨傲，对上不肯奉承、对下又不体贴的弱点，用皇上赏赐的财物结交宫中内监女官，特别是对王皇后不满意的人，恩情更厚，让她们刺探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言语行动，有过失立即上报；但并未发现有重大过失。于是，武昭仪便采取诬告手段，诬告王皇后扼杀她的女儿，又诬王皇后同她的母亲柳夫人用巫术诅咒皇上，高宗信以为真，遂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等都认为王皇后没有重大过失，不应废黜，高宗不肯采纳他们的谏诤。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揣知高宗旨意，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面对反对、赞成两种不同意见，高宗犹豫不决。有一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1永徽六年（655），高宗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 2《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1《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第三节由干预政事到垂帘听政武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2，对政事很感兴趣，而且权势欲很强，不同于一般居深宫的后妃。她城府很深，真情很少外露，为了成就大事，能屈能伸，在未立为后时，尚能屈己待人，因此高宗误认为她日后能顺从自己，所以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立她为后。但到了地位巩固之后，她便逐渐干预政事，利用高宗庸懦无能，极力树立自己的威权，于是不久权势遂凌驾于高宗之上。高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1，想要伺机夺回失去的权力，一度产生了废黜武后之心。麟德元年（664），武后秘密召道士郭行真入宫施行巫术，宦官王伏胜向高宗报告，高宗大怒，派人把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秘密召进宫来，商议如何处置武后？上官仪以为武后跋扈专横，使天下臣民失望，莫如把她废黜，与高宗意见不谋而合，于是高宗命上官仪草拟废黜武后诏书。高宗身旁内监急忙告知武后，武后立即赶来申诉。高宗见武后突然来到，十分狼狈，既羞愧，又害怕，反而怕武后生气，安慰她说：“是皆上官仪教我！”2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不久，武后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伙同废太子李忠谋反，处以死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3。从此，朝廷政事，武后俱参与裁决。 上元元年（674），朝廷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当时天后虽是掌握实权，但仍居于后台地位。上元二年，高宗患风眩症，欲禅位于天后，“使摄知国政”，正式临朝称制。宰相郝处俊进谏说：“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1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和他的意见，高宗才作罢。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123《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上元二年。 第四节承前启后的武周政权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无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2。次年九月，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由太后临朝改制。天授元年（690）九月，太后宣布革命，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降唐帝为皇嗣，追尊武氏祖先为帝，立太庙于神都洛阳，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后来又先后改元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立为皇后之日与高宗共同执政时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五十余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武则天出身勋贵家庭，对于历代兴亡及政治得失颇有了解；又侍奉唐太宗多年，“贞观之治”对她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执政的五十年间不少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但有她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1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2。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第二，广开言路，注意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3。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4。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2《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1《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2《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 3《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4《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1长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2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3。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4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5“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6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1长寿元年（6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2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3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注意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123《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长安元年。 4高宗时追尊唐高祖为神尧皇帝，唐太宗为文武圣皇帝。 5《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6《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久视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2圣神皇指武则天。 3《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4，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1；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2。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3。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4。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5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6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1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2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3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4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4《资治通鉴》卷二○七。 12《资治通鉴》卷二○七。 3《新唐书》卷二○九《来俊臣传》。 4《新唐书》卷二○九《索元礼传》。 5《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6《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2岑长倩，武周时宰相，酷吏诬其谋反，被诛杀。 3《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四年。 4《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5。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1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2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3。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4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5。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1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2，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3；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4；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5《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永徽六年。 1《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3《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5《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1《大唐新语》卷八《文学》。 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据徐松《登科记考》：贞观二十三年中录取进士为二百零五人，武则天执政的五十余年共录取进士一千余人。 4《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5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1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第五，注意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维护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1，“泛延谠议，时礼正人”2，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3；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5《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1《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1《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4《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4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尽管如此，同她主要的治绩相比，还是功大于过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 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等。《宣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第十八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生活在唐高宗和武后初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唐代诗坛的佼佼者，号称“初唐四杰”。 第一节王勃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是隋末学者，著有《元经》、《中说》行于世，去世后谥为“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做过文职小官。王勃自幼聪明过人，六岁时就能作文章，构思敏捷，词情豪迈。九岁时他得到颜师古《〈汉书〉注》，便作《指瑕》，指出注中的错误。颜师古是颇负盛名的学者，王勃敢加以评论，表现了少年老成的不凡胆识。兄长王勔、王勮都很有才气，当时王福畤的友人杜易就称这兄弟三人为“王氏三珠树”。 麟德元年（664）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 他指陈朝政，主张“信赏而必罚，道德而齐礼”，提倡“重耕耘之务”，阐发了“德治”和“法治”并用的政治思想。虽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出自一少年书生之口，刘祥道深为赏识，称誉他为“神童”。刘祥道上表朝廷加以推荐，对策得高第，被任朝散郎，时王勃才十四岁。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写了《宸游东岳颂》，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上《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很有名声，召为沛府侍读兼修撰，他奉命撰写《平台秘略》10篇，沛王对他非常爱重。当时，诸王之间盛行一种斗鸡的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斗鸡文》，风传一时。此文为高宗得知，斥责其意在挑拨诸王的矛盾，禁止他入府。以后他漫游江汉，客居剑南，登山远望，睹物思古，并赋诗以抒怀。 咸亨元年（670）王勃到虢州，经友人推荐，被补为参军。这时他写了不少诗赋。但由于他耿介清高，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忌。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处隐藏起来。王勃担心被人发觉危及自己，于是杀曹达以灭口。结果事泄被告发，应判死刑，幸逢上元元年八月改元大赦，得免一死。他父亲时任雍州司户参军，因受其连累，贬职为交趾令。 上元三年（676）王勃再次前往交趾探望父亲。在渡南海时，不幸溺水，被人救起后，心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王勃寿命很短暂，但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成就，其诗文在唐代及以后有很大影响。《新唐书》本传说他“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1。这是很出名的文学典故。他的散文虽然承袭了汉魏六朝骈体文的文风，辞藻华美，却能推陈出新，写出前人未能道及的意境。王勃写《滕王阁序》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据《唐摭言》卷五载，显庆（656—660）年间，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曾在章江和广润门之间修建了一处滕王阁。后阎伯屿继职任洪州都督，上元三年（676）九月九日重阳那天在滕王阁上设宴。阎公让自己的女婿吴子章写好一篇宴滕王阁的文章，借此在众宾客面前夸耀女婿的才华。勃正往南方探望父亲，路过洪都，也被邀请参加。宴会开始，阎公故作姿态，拿出纸笔，遍请各位来宾作序，知情的宾客都推辞了。当阎公请到王勃时他一点也没有谦辞，接过纸笔满怀信心地写了起来。阎公因精心安排被打乱，非常生气。1《新唐书》卷二○一《王勃传》。 借口更衣离开了宴席。可是他不放心，遣人窥探王勃所撰之文，并一一汇报。起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听了沉吟不语。当听到再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阎公便矍然而起，感叹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1这篇有名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通称《滕王阁序》。这篇序文与六朝堆砌辞藻、晦涩难懂的骈文文风不同，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舟，下临无地”；“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等，描写了眼前自然景色和楼台殿阁的壮丽，极为简练优美又富有情趣。其中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最为精绝，成为千古名句。 王勃还在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表明自己仕途屡遭坎坷，但不甘自弃，仍要振作精神、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 王勃一生虽年未满三十岁，但著作不少，据统计，文章有数百篇，文集30卷，可惜多已亡佚，仅存40余篇。1王勃写诗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说：“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2他的作品使初唐的诗风为之一变，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而富有价值的五七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有《采莲曲》、《腾王阁》。如《滕王阁》写道：滕王高阁临汪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即景抒情，表现了物存人亡，岁月无情的感慨。其风格高昂，气势雄放，与六朝的浮靡诗风迥然不同。 王勃五言律诗写得尤有特色。如：《山中》写道：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王勃在长安时为去四川的友人杜某送别之作。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语言豪放，意境高雅，明白贴切，炉火纯青，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其他如《九日》、《咏风》、《别薛华》等也都很有特色。《全唐诗》收有王勃诗2卷，60余篇。还有杨炯所编并序的《王子安集》行于世。 1辛文房：《唐才子传》。 1万曼：《唐集叙录》。 2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第二节杨炯杨炯，华阴（今属陕西）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幼年时聪明好学，善于作诗文。显庆四年（659），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67）应制举，授校书郎，掌管校勘书籍之事。 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永隆二年（681）被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为崇文馆学士，后又改任詹事司直，掌太子东宫庶务。 武则天统治时期，杨炯由于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活动，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686）贬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任满后被选授为婺州盈川令。 天授元年（690）杨炯回到洛阳，在习艺馆任教。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杨炯擅长诗文，与王勃一样，恃才傲物，为人所嫉忌。他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骐麟楦”：“今假弄骐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言词极为尖刻，因而引起了一些朝官的忌恨。又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告诫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这一坦率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约在长寿二年（693）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时年约四十四岁。 初唐时人称王、杨、卢、骆为“四杰”，杨炯听后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有人觉得此言有理。如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认为“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1。杨炯有文集30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汸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10卷，有诗30余首，文40余篇。 杨炯善写五言律诗，《夜送赵纵》、《出塞》、《紫骝马》、《战城南》等都是名篇。如《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写边塞生活诗最富有特色，《从军行》为代表作：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1《旧唐书》卷一九○《杨炯传》。 这首诗描述了战事的紧急和边塞的激战场面。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诗人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志愿。全诗对仗工整，音韵合律，笔力苍劲，是杨炯的成功之作。 杨炯的文章，主要是赋、序、赞、碑铭等，用骈文写成。辞采华丽，文风与王勃接近。如《公卿以下冕服议》，《旧唐书》本传全文转录。此文旁征博引，论辩有力，为人所重。他所写的《王勃集序》谈文体的演变，痛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华而不实文风，指出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必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些言论对于唐初文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卢照邻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附近）人。生于贞观中期。自幼好学，十余岁跟随文字学家曹宪学《埤苍》、《尔雅》，又随学者王义方学经史等。所以有良好的文学素养。 永徽五年（654）卢照邻不及二十岁，被授任为邓王府典签。据《朝野佥载》所记，邓王李元裕府中“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邓王非常爱重他，对群官们说：“此郎，寡人相如也。” 卢照邻的一生很坎坷。早年因“横事被拘”坐过牢，并为“群小所使”，要予以加罪，后得友人援救，才得出狱。1乾封三年（668年）左右，卢照邻被任命为益州新都（今属四川）尉。此时期他心情是较低沉的，写的诗如《寄赠柳九陇》：“提琴一万里，负书三十年关山悲蜀道，花鸟忆秦川。”《赠益州群官》：“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都表现出他怀才不遇远客西蜀，孤独悲苦的心情。就在新都尉任上，不幸染上了风疾，病情很重。任满之后，不得不辞官。咸亨四年（673），他在长安养病，曾“伏枕十旬，闭门三月。”当时名医孙思邈正与他同住在光德坊的官舍里，他得以有机会向孙思逸请教医道，实际上他已得不治之症。后来，卢照邻由长安转居太白山。据《新唐书》本传所记，他在此“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移居东龙门山。此时他的家境每况愈下。为了给他治病，他的母亲和兄长不惜破产以供医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拮据，过着“布衣藜羹”的艰苦生活。由朋友韦方质、范履冰等不时供给他衣、药。可是病情严重恶化，一手残废，两脚**，行动艰难，他在《释疾文》中自述：“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2他仍以坚强毅力克服疾病的折磨，常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遭腐刑而著《史记》的精神激励自己，先后写出《释疾文》、《五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写法上“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3。 后来卢照邻全身瘫痪了，他在难堪的疾病长期折磨中极度绝望。约在调露二年（680年）前后，自沉颍水而死，结束了悲惨的生涯。 卢照邻的作品，今存有《幽忧子集》7卷，其中诗有90余首，文有20余篇。他以七言歌行成就最高。前期作品以《长安古意》为其代表作。 诗中以托古讽今的手法揭露了唐代京城长安上层社会的骄奢**逸生活和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诗的前半部分铺陈长安的繁华景象，并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指出其好景不长：节候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后四句则以穷愁著书的汉代学者扬雄自况：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与前四句描写长安繁华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表达了诗人有着迥然1卢照邻：《穷鱼赋并序》。 2卢照邻：《释疾文》。 3《旧唐书》卷一九○《卢照邻传》。 不同的生活情趣。全诗文笔纵横奔放，结构条理有致，善用排比铺陈。这首诗虽然在词句上没有完全摆脱六朝宫体诗的遗风，但在初唐前期七言古诗中是很少见的，它对歌行体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骆宾王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生于贞观十一年（637）前后。父亲骆履元，曾为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南）令。幼时天资聪明，喜欢读书，七岁就能写诗。有一次在池边戏水，看到群鹅游于水中，便随口而咏成《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因此被人誉为“神童”。 骆宾王从小随父到博昌。后父亲病故在任上，他随母亲迁居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过着“糟糠不赡”、“箪食无资”的艰苦生活。后又流落在京、洛一带。 龙朔元年（661），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663）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自叙所能。他在《自叙状》中却自持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推荐。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乾封元年（670），吐蕃东犯，骆宾王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写了许多边塞诗。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和自己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壮志。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加过姚州道大总督李义征讨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在蜀中宦游多年，曾任武功主簿。 上元三年（670）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四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进行征伐。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婉辞，后调任明堂县主簿。有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以豪放的语言描绘了长安的繁华壮丽，“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又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生活作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娼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对这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发出警告，要他们知道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情趣迥异，它吸收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也较巧妙，是一篇为人所重视的作品，所以《旧唐书》说“当时以为绝唱”。 仪凤三年（678），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为朝官侍御史。当时正值武则天以“天后”掌政，制定告密法。由于骆宾王多次上疏讽谏言语不慎，被御史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申诉了自己的冤屈，并流露忧国之情。其中《狱中咏蝉》最为人所传诵：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诗中以蝉自喻，托物寄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含蓄地表达了周围的政治气氛和自己的不得志。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深沉有力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又难以诉说的强烈感慨。此诗以蝉自喻，情与物融为一体。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名作。 仪凤四年（679）唐高宗主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大赦天下，骆宾王获释出狱。他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叙述自己的坎坷遭遇。随后北赴幽燕，被裴行俭招为幕府，出征突厥。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即在此时所写：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与此同时还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蒲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6s0）骆宾王被授为临海（今浙江天台）丞。他到临海后，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684）骆宾王来到扬州。当时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处境有某些相近之处，逐渐结合成为政治上的伙伴。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在光宅元年（684）九月于扬州起兵，领扬州大都督，讨伐武则天。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任艺文令。有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由骆宾王起草的。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期郁积在胸中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对武氏统治不满的心声。檄文言辞激烈，有很强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全篇采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只是微笑而已。可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谁为之？”当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她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1可见武则无也不得不佩服骆宾王的文才。 武则天派遣了三十万大军镇压徐敬业。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关于骆宾王在兵败后的下落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据孟棨的《本事诗·征异》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总之，骆宾王的一生是非常坎坷，以悲剧告终的。 1辛文房：《唐才子传》。 第十九章陈子昂上书论政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少年时，喜好射猎、赌博，十八岁时痛改前非，发愤读书。数年之间，遂以擅长诗文著称。京兆府司功王适看到他所作《感遇诗》三十八首，非常叹赏，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1，由此远近知名。 唐睿宗文明年间（684），陈子昂自蜀进京，考举进士。此时唐高宗已病逝洛阳，朝廷下令驻东都大军和文武百官护送灵柩回长安安葬。陈子昂上书进谏，指出关中地区频遭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如护灵柩回京，不仅沿途骚扰百姓，供应困难；修筑陵墓要征发徭役，必将耽误农业生产，一旦民不堪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都是令人忧惧的。洛阳乃形胜之地，莫如就地安葬，何必舍近求远。武则天读奏章后，虽未采纳他的建议，但见其文采词藻，叹为“奇才”，在金华殿召见了他。他貌不出众，应对敏捷，慷慨陈词，武后擢升其为麟台正字。 垂拱元年（685），武则天下诏策问群臣“调无气当以何道？”就是如何燮理阴阳，调和元气以达到太平。陈子昂上书劝“兴明堂”、“立太学”，认为乃是调元气致太平的根本。因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1。 武则天阅览奏章后，觉得太迂阔，未加采纳，但仍召见他，赐以笔札，命其在中书省对时政最关紧要问题“条上科害”。陈子昂对三个问题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是在全国九道派遣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即考核官吏和视察民间疾苦。他认为派遣大使出巡是非常必要的，人选要派有德有才的充任；如果不得其人。则足以祸国殃民，莫如不派。 二是任用州县刺史、县令人选必须慎重。州县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如任人不当，必然祸国殃民，这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 三是偃武修文，与民休养生息以平息危机。他认为当时崇尚武功，人民兵役劳役负担过重，易出危机，因而提出“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疲民”。只有这种安民政策，才可能防止危机。 这时，吐蕃贵族开始进扰西北。陈子昂上书指出：河西乃中原通向西北的咽喉之地，必须驻重兵固守，欲固守河西，又必须广开屯田。 当武则天听信将相建议，准备从蜀地开辟山道，由雅州（今四川雅安） 西出攻占生羌地区，然后由此袭击吐蕃。陈子昂又上书举出七验（即七条理由）来谏止。武则天又召见他，“使论为政之要”，但禁止援引古事，必须针对当时政事上不便之处陈述意见。陈子昂乃上奏八条：一是措刑。认为“刑急网密，非为政之要”。二是官人。认为“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三是知贤，四是去疑，五是招谏，六是劝赏，七是息兵，八是安宗子。此次书奏以后，不久被调任右卫胄曹参军。 陈子昂这些谏书奏章，所述内容除兴明堂、立太学议沿袭儒家旧说较迂1《旧唐书》卷一○五《陈子昂传》。 1《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腐外，其他大多议论时政、军事的得失，并提出建议，是颇有识见的，说明他很有才识，故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多次予以召见。但他在评论时政得失时，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势必触犯一些有权势者，武则天也不会高兴的，因而这些建议没有完全被采纳。《新唐书》本传说他“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诸■切，故奏闻辄罢”。可见他的性格倔强正直。 忧愤而死陈子昂对武周革命抱积极赞扬的态度，曾作《周受命颂》上呈武则天；但对权势显赫的武氏贵族并不阿谀奉承。武则天的侄儿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有一些知名人士作他的幕僚，陈子昂被荐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规劝说：战局的安危成败在此一举，决不能草率从事。凡是行军必须法令严明，选拔可靠的人担任将领，以防发生叛变。久驻边境，停留不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对陈子昂的直言，认为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而谢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迁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 武周圣历元年（698），陈子昂因父老病上表请辞还乡。朝廷下诏准许他保留官职回乡供养。不久父病逝，他在墓旁设庐舍服丧，每逢哀思痛哭，闻者无不下泪。射洪县令段简是个赃官，他听说陈家是县中首富，图谋勒索大笔钱财，陈子昂家属送了二十万缗尚嫌少，借口把陈子昂加罪入狱。陈子昂忧愤而死，终年四十二岁。临终前他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但朝廷始终不过问。直到代宗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梓州为陈子昂立旌德碑，表彰他在振兴文学上的重大贡献。 “海内文宗” 从初唐到中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期。唐初，继承南北朝时代骈体文、宫体诗的遗风，追求雕词琢句的形式美，内容却空虚贫乏，陈子昂反对这种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他在《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1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尽五百年矣”，必须改变魏晋南北朝以来“采繁竞丽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发扬《诗经》风雅颂和西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才能使文学振兴起来。他在创作中就是贯穿了“诗以言志”，文必达意古雅的新文风。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感遇诗》38首就是这样。《新唐书》本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在他的倡导下，文体文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唐诗和古文兴起的新局面，陈子昂是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先驱人物。唐代人王适称他为“海内文宗”，是当之无愧的。 1《陈子昂集》卷一。 第二十章唐玄宗附杨贵妃第一节少年时代唐玄宗（685—762），名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此时正是唐朝宫闱多事之秋。在他降临世间的前一年，他的祖母武则天与宰臣裴炎把他的伯父中宗废为庐陵王，其父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名为大唐国主，年富力强，却只能居于别殿，不许听政。而武则天年逾花甲，仍临朝称制，军国政事由她专断。武则天在镇压徐敬业起兵之后，兴告密之风，冤狱迭起，唐宗室及朝臣中的反对派不少人受到迫害。史称“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1。 李隆基三岁时被封为楚王。六岁时，武则天正式废唐改周。睿宗被降为皇嗣，仍回东宫。天授二年（691）初，年仅七岁的楚王开始出阁，建置官属。这年八月，因为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谒见皇嗣，武则天知道后，杀死二人，并严令禁止睿宗接见公卿大臣，玄宗兄弟与二伯父李贤的三个儿子再次入阁，“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1。长寿二年（693）腊月，玄宗被改封为临淄王。这一年，其母亲窦妃被户婢团儿诬谄为“厌蛊咒诅”，在正月初二朝后，与刘妃一起被秘密地杀死于宫中，不知埋在何处。这年八月，其父也被诬告有“异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理，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大义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才躲过了这场灾难。2李隆基在宫中被幽闭了七年之久。圣历二年（699）他十四岁时，才与诸兄弟再次出阁。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经大臣狄仁杰等人的规谏，放弃立武承嗣为太子之念，李显被接回洛阳，仍被立为太子，皇嗣被封为相王。长安年间（701—704），李隆基先在亲卫府任右卫郎将，后任尚辇奉御，负责掌管皇帝的内外闲厩马匹。在此期间，以张柬之为首的朝臣进行政变，杀死了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迫使她让位于中宗。弱冠之年的李隆基目睹了这场政变。 1《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按，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改用周正，以夏正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故李隆基改封临淄王实为692年十二月，其母被杀在692年十一月，其父被诬实为693年一月。 第二节从平王到初登大宝唐中宗复位，皇族子孙也得以“量叙官爵”。李隆基擢任卫尉少卿。不久兼任潞州别驾，主管一州军事。潞州治所上党（今山西长治），地连太行山脉。在兼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机会接触社会。他有一首诗《早登太行山中言志》：“野老茅为屋，樵人薛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1反映了他有敦化风俗，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意向。 唐中宗软弱无能，只知享乐游玩。韦皇后乘机掌握大权，重用武三思。 专掌制诰的上官昭容与之相呼应。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恃宠骄恣，野心勃勃，欲做皇太女。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除异己，与武三思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这个集团先是夺取了张柬之等“五王”的实权，继而又以各种借口把他们贬到地方并加以杀害。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矫诏发羽林军欲诛灭韦武集团，未能成功。事后，他们声称相王等也参与了此事，欲将他置之死地，赖大臣极力辩护而得以保全。 对于韦武集团篡夺皇位的阴谋，李隆基早已察觉。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他回京城参加郊祀，感到皇室又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决定留在京城，准备应变。他暗结万骑果毅葛思顺等人，以争取羽林军，成为决胜的力量。景云元年（710）六月，当韦皇后一伙毒死中宗时，他果断发动了宫廷政变，把韦武集团一网打尽。事后，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因安定社稷之功被封“平王”。 诛灭韦武集团，拥戴父王复位，平王在朝廷中骤然提高了政治地位，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因此，在确立皇太子时，身为嫡长的宋王成器一再声称“时平则嫡长，困难则归有功”，哭着恳让与平王李隆基。宰相刘幽求更是直言不讳：“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1在大臣们的拥戴下，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平王就做了皇太子。 平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很快形成了一个辅弼班子：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兼太子左庶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兼太子右庶子，侍中韦安石为太子少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为太子少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任太子侍读。皇太子政治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姑母太平公主的不安。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沉敏多谋略”，有政治野心，他曾参与推倒韦武集团的宫廷政变，为恢复睿宗帝位出过力，因此睿宗对她有言必从。每逢宰相议事，睿宗必先问：“与太平议否？”然后才问：“与三郎（李隆基）议否？”起初，太平公主以为李隆基年少，不放在眼里。立为皇太子后，又见他手下有一批得力的人，成为她干预朝政的障碍。她一方面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太子非长，不当主”，借以挑拨离间太子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拉拢朝臣，排除异己。景云二年（711）正月，她竟把宰相邀截到宣政殿光范门内，明目张胆地劝宰相更易太子，遭到宋璟的严词拒绝，阴谋才未能得逞。太平公主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演愈烈，睿宗对此感到不安。二月间，他听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更1《全唐诗》卷三。 1《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加感到局势严峻，遂颁下诏书，命太子监国。延和元年（712）七月，又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正式下制传位李隆基，改元“先天”。但在太平公主的劝说下，退为太上皇的睿宗仍“自总大政”2。 太平公主的阴谋活动仍在加紧进行。她利用玄宗虽即帝位却未能全面掌握国政之机，逐步排斥异己，尽力安插亲信。开元元年（713）六月，在朝廷中她占了优势：“太平公主依太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1太平公主公然提出要废掉玄宗，因遭陆象先反对而未遂。后又密谋定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 玄宗获悉后，决定先发制人，七月三日率羽林军袭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讯仓皇逃入南山，后被赐死。太上皇睿宗遂退居百福殿，“高居无为”。至此，朝廷军国大政才真正转移到玄宗手里。 2《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先天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第三节除旧布新，开元之治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14）六、七月间，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1。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开元三年（71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1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2。这样，1《资治远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1《唐会要》卷八一。 2《通典》卷十九。 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1。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2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3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4。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1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发展经济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1《樊川文集》卷十二。 2《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3《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1《全唐文》卷二七。 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2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1），玄宗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人无遗力”1。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己卑。”2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监。3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4。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八屯之多。5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兴文治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2《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1《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 2《全唐诗》卷三。 3《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 4《大唐六典》卷七。 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1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2。因此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3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撰成上奏1，凡书48169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2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3开元九年（721），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 17 守，一方面安抚百姓，督课农桑，一方面分兵回击，攻下金坛、丹阳等地，以巩固镇江这个最东边的前哨阵地，防止张士诚的西侵。 同年七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称吴国公，设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同时设立了自己的军事管理机构江南行枢密院，任命徐达为同佥枢密院事。身为江南行枢密院同佥、镇江统军之帅的徐达，在打退张士诚军一次次的进攻之后，乘胜进围常州。 但是，常州守敌据城固守，不肯投降。加上城内兵粮充足，徐达等攻打不下。朱元璋即以军法把徐达及其属下都官降一级，以示惩罚，并写信责备徐达说“虐降致叛，老师无功，此吾所以责将军，其勉思以补前过。否则必罚无赦！”2徐达为常州久攻不下而焦虑，也对朱元璋的责备而沉思，还要应付张士诚军的一次次反扑。可是，徐达处变不惊，沉着地指挥部队迎战，使张军的企图难以得逞。与此同时，驻在城外三十里远的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率部赶来增援，内外夹攻，大败张军，生擒敌将张德。残敌溃逃奔入城内。张士诚见常州危急，派其手下悍将吕珍夜间潜入城内，加强防守能力。徐达督军轮番猛攻，吕珍眼看士气低落，难以支撑，不得不丢弃常州，只身逃遁。到至正十七年（357）三月，历时达半年之久的常州攻坚战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朱元璋在常州设立长春枢密院，任命徐达为佥枢密院事，汤和为枢密院同佥，统兵镇守该城。 接着，徐达等乘胜移师进攻宁国（今安徽宣城），得军士十余万，战马二千匹，继而又攻拔宜兴、常熟、江阴马驮沙（今江苏靖江）等地，宜兴到靖江一线尽为朱元璋所有。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经营，以应天为中心的朱元璋江南政权已经逐步稳定，大体控制了今江苏、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地区。徐达作为朱元璋手下的主要战将立下了赫赫战功。 鄱阳湖首战告捷至正二十三年（33）四月，陈友谅“忿其疆土日蹙”，建造高数丈的巨舰，纠集号称六十万人的大军，倾巢而出，进围南昌。朱军守将朱文正、邓愈、赵德胜、薛显率领全城将士殊死搏战，坚守八十五天，使陈友谅顿兵坚城之下，未能前进一步。南昌守军浴血奋战，为朱元璋从容调兵遣将，准备与陈友谅决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七月初六，徐达遵照朱元璋的指令，回师救援南昌。朱元璋在龙江（今江苏南京兴中门外）誓师，亲率大军二十万进击陈友谅。陈友谅听说朱元璋亲率大军到来，遂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返战。这是一场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史称“鄱阳湖之战”。徐达作为主攻部队，率军先行，首先与陈友谅相遇于康郎山（今江西南昌康山），两军依湖对阵。陈友谅军人多势众，舰船高大，气势汹汹。徐达毫无惧色，身先诸将冒死闯阵，其部下将士大受鼓舞，无不以一当十，奋勇冲杀。徐达部一举击败陈友谅前锋，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巨舰一艘，初战告捷。接着俞通海等乘风发射火炮，焚毁敌船二十余艘，烧死、溺死很多敌军。徐达在敌阵中奋力拼杀，连续酣战。大火从敌船上烧到徐达的战船上，他一面指挥士兵扑火，一面继续与陈军格2《明太祖实录》卷四；《国榷》卷一。 斗，越战越勇，并指挥战船在敌阵中节节推进。双方在康郎山鏖战整整一天，湖水被血染成了红色，天空也被炮火硝烟遮蔽得暗淡昏黑。朱军在徐达等勇将的率领下，殊死搏战，击退陈友谅的进攻。此战，徐达首挫敌锋，壮大全军声威，为朱元璋取得决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天晚上，朱元璋为防止东线张士诚利用鄱阳湖大战之机乘机入寇，命令徐达撤出战斗，回守应天。徐达走后，朱元璋指挥将帅士卒继续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血战，终于击毙陈友谅，全歼陈军主力，取得鄱阳湖大战的胜利。 徐达回到应天后，严格训练部队，加强东线守备力量。缉查奸细，修缮城池，张士诚无缝可钻，未敢贸然进犯。后来朱元璋称赞徐达说“我让徐达回守应天最为放心，无论遇有什么问题，他都能妥善处理。”可见朱元璋对徐达多么信任。 鄱阳湖大战后，朱元璋还师应天，徐达等率军攻克庐州。不久，奉命再返湖广前线。徐达先后率兵相继攻取江陵、夷陵（今湖北宜昌）、湘潭州（今湖南湘潭）、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宝庆（今湖南邵阳）、靖州（今湖南靖县）等地，彻底肃清陈友谅残余势力，占领湖湘地区。徐达在消灭陈友谅割据集团的战役中，身经数十战，建立了赫赫战功，为表彰徐达的功绩，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四年正月称吴王后，任命徐达为左相国，地位在众将之上。 讨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35）十月，徐达等奉命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攻取淮东、泰州等地。大军渡过长江，一举攻克泰州海安坝（今江苏海安），进围泰州。经月余血战，终于攻克泰州，擒守将严再兴五千余人。之后，徐达又攻下通州、兴化、濠州等地。徐达在这些战斗中，师出迅捷，变化无穷，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徐达用反间计制胜，使张士诚的老巢平江完全陷入孤立。次年，徐达亲率将士攻破葑门，大军一拥而上，进入平江城内。张士诚兀自率兵巷战，但其手下将士已无斗志，纷纷投降。张士诚见大势已去，纵火焚死其妻儿，闭门上吊自杀，被其部将解救，徐达将其押送应天。破城之日，徐达严格约束部下，立下军令“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率军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受百姓的欢迎。徐达论功封信国公，是此次封赏的最高爵位。 北伐主将吴元年（37）十月二十一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二月攻克济南，收俘元军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马四百二十九匹。在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声中，朱元璋于翌年正月在应天登基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徐达被封为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 元顺帝逃至上都，仍然保持着一套政府机构，军事上仍然具有一定实力。洪武二年（39）二月，徐达统帅大军攻取山西、秦陇。徐达在扫平山右、《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 出师秦陇的整个作战过程中，抓住扩廓帖木儿北出雁门关，进攻北平之机，乘虚直捣太原，倾覆扩廓的巢穴，使其进退失据，一举平定山西。抓住陕西元军李思齐、张思道遥巡观望，不敢主动出击的时机，直入奉元，进逼临洮，围困庆阳，似摧枯拉朽，风卷残荷，降李思齐，斩张思道，威震关陇。徐达用兵出奇无穷，料敌制胜，表现出过人的胆略和指挥才能。 徐达出师秦陇，平定关陇后，明朝北方版图已达今河南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一线。但扩廓帖木儿仍驻扎在沈儿峪（今甘肃定西西北），火儿忽答驻扎云州（今河北赤城北云州镇），纳哈出驻屯金山，失喇罕驻军西凉州（今甘肃武威）。扩廓帖木儿在西北活动猖獗，趁徐达平定关陇之师凯旋京师，大举围攻兰州。洪武三年（370）春，徐达征尘未洗，又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分兵两路，扫荡侵扰北方的元朝残余力量。徐达从潼关向西进军，出西路捣定西，进攻扩廓。徐达此次率军北征，取得较大胜利，逼使元朝残余势力向应昌、定西一线北撤。从此，明朝北边的防御趋于稳定。 同年十一月，徐达等班师回朝，朱元璋亲自到龙江迎接北伐将士。随后，大封功臣，徐达因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子孙世袭。 塞上长城为了进一步打击残余元军，洪武五年（372）正月，徐达再次以征虏大将军的身份率军北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兵三路，“肃清沙漠”（指对蒙古用兵）。徐达从雁门关出塞，直趋和林，作为中路军。三月，徐达师抵山西边境，派蓝玉为先锋，出雁门关向北挺进。蓝玉在野马川击败扩廓部流动部队，徐达率军至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再败扩廓军。扩廓败逃后，与贺宗哲合为一军，在岭北布下阵势阻击徐达部队。扩廓、贺联军拼死进攻，明军受挫，死伤数万人。徐达处变不惊，收缩战线，坚守营垒，才免遭大败。然后，徐达整军而还，敛兵守塞。扩廓军队见此未敢贸然追击。 由于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消灭，明朝对北方的战略从以攻为主转为以防御为主。从此，徐达长期在北平、山西一带练兵备边，镇守北平十余年。徐达在镇守北平期间，先后三次迁徙山西农民到北平屯田种地，以加强北平的防御力量。徐达将他们分散到长城沿线各卫所，按其户籍服役课税。属籍军户的，发给衣服、食粮，使应军差；属籍民户的，分给田地、牛、种子，使纳租税。前后移民三万五千多户，十九万余人，建立屯田点二百五十余个，垦田一千三百多顷。徐达的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北方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使明朝北部边疆日趋稳定。同时，徐达严格训练士卒，缮治城池，加强守备，谨严烽燧，时时防备蒙古军队的侵扰。徐达被视为塞上长城。明朝建国后，随着文臣地位的提高，过去立下汗马功劳的武臣逐渐受冷遇，但是徐达始终受到朱元璋的重用，捍御着明朝北方的安全。 长期的戎马生涯，奔波劳累，使徐达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洪武十七年（384）闰十月，徐达在北平病重，朱元璋遣使召还应天。翌年二月二十日病逝于应天府邸，时年五十四岁。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配享太庙，名列功臣第一。 关于徐达的死因，有些史书记载“（徐）达病疽，甫痊，赐蒸鹅，流涕食之而卒。”这些材料虽不完全可靠，但也不是望风捕影，随意捏造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为了确保朱明皇朝“万世一系”，便想方设法加强皇权，凡是他认为有碍于独裁统治的人，不管是勋臣宿将，一律翦除。胡、蓝党狱，把功臣旧将几乎一网打尽。前一年又将南征北战、立下大功的义子亲甥李文忠暗中毒死。徐达虽为开国功臣第一，立下盖世大功，而且一直忠贞不二，但想到他的震主之威，朱元璋“赐蒸鹅”一事也就可能并非子虚乌有了。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一；《翦胜野闻》。 第二节常遇春南下立功，升任元帅常遇春（330—39），字伯仁，濠州怀远（今属安徽）人。他家世代务农，家境寒苦，自幼习武，二十岁左右已经“勇力绝人，猿臂善射”了。元至正十一年（35）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爆发，各地豪杰四起，拥众自雄。常遇春在家乡，先是跟随打家劫舍者刘聚干了两年。至正十五年（355）春天，投奔朱元璋，这一年常遇春二十五岁，从此追随朱元璋征战十四年，与朱元璋的开拓和统一事业相始终。后来朱元璋在总结开国之功时曾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所谓“开拓之功”，就是兼并群雄，推翻元室，统一中国的事业，概括起来就是南下、西征、东取和北伐这四个大阶段。常遇春从始到终，无役不从，为朱明江山效命疆场，屡建奇功。 勇猛敢战，这是常遇春戎马生涯的最大特点，并贯穿于历次重大战役。 至正十五年（355）六月，常遇春投奔朱元璋不久，朱元璋即率军渡江南下，在著名的采石（在今马鞍山市之南、长江东岸）战役中，面对着元朝水军元帅康茂才的严密防守，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冒着乱箭挥戈勇进，纵身登岸，冲入敌阵，左右冲突如入无人之境，朱元璋即挥军登岸，元军纷纷溃退，缘江堡垒纷纷归附。朱元璋乘胜率军攻占太平。次年三月，又攻占集庆，改为应天府。集庆及其周围地区的占领，使朱元璋获得一块财富之区，为在江南的继续开拓和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战斗，常遇春锋芒初露，立了头功，开始受到朱元璋的信用，由渡江时的先锋升至元帅。 西征陈友谅，战功卓著西征陈友谅，常遇春再立大功。陈友谅占据上游，精兵大舰，雄心勃勃，是朱元璋开拓事业的主要威胁。至正二十年（30）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十万直取应天，在南京城西北的龙湾与朱元璋军展开一场恶战。朱元璋以弱御强，便设计用伏，诱敌深入，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设伏，为全军主力。经过一场鏖战，在龙湾登陆的陈友谅兵，遭到常遇春、冯国胜伏兵的冲杀，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正值江水落潮，龙湾水浅，陈友谅一百多艘巨舰全部搁浅，朱元璋挥水陆军并进，陈友谅大败而逃。龙湾大捷，朱元璋转危为安，并壮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敌阵，战功卓著，不久，升行省参知政事。 龙湾战后的第三年，33年，陈友谅以号称六十万大军倾巢来攻，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水上大决战。朱元璋先是派兵封锁敌人的归路，交战中，陈友谅军船大、坚固，但速度慢，朱元璋军船小、速度快，操作灵活，两军相持，难解难分。一次朱元璋座船搁浅，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率船队来围攻，情况危急。常遇春奋勇当先，射伤张定边，又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战斗中常遇2本节和第三节，系采自《回族人物志》第二册第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本节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外，主要根据《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宋濂《宋文宪公集》卷四《常遇春神道碑铭》。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常遇春》。 春奉命积极组织火攻，发挥小船优势，乘风纵火，陈友谅的舰队被烧得烈焰冲天，兵将损失过半，湖水尽赤。陈友谅率残舰撤往湖口，又受到朱元璋诸将的追击和常遇春的迎头堵截。陈友谅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这场决战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陈友谅覆灭，使朱元璋成为群雄中之强者。常遇春因功受赏，得金帛田地甚厚。不久，升为平章政事。 东征北伐，攻取元大都至正二十四年（34）七月，常遇春先是随徐达率军攻占庐州。接着，又与邓愈会合征服江西的新淦、吉安、赣州、南安等郡县，岭南韶州、南雄等地望风降附。第二年五月，常遇春又奉命与邓愈率军攻取湖北的安陆、襄阳；十一月与徐达率军攻占了泰州。至正二十六年（3）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东征张士诚。按照朱元璋的部署，徐达、常遇春的军队先攻取了湖州和杭州等地，翦除了张士诚的羽翼，平江（今苏州）孤立无援，经过长达十个月的围攻，平江城破，张士诚败死。常遇春以功进封为鄂国公。 至正二十七年（37）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师北伐。当时北方元朝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徐达、常遇春出师三个多月，即平定山东。洪武元年四月，明军在洛阳的塔儿湾与元军遭遇，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麾下壮士从之，勇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俘获无算，史称塔儿湾大捷。这一仗，占领了河南和潼关，夺取了陕西的门槛，为攻取元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马步舟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元顺帝携后妃、太子等逃奔上都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占大都，改为北平府。稍事休整即又挥军西进，攻取山西。与精锐的扩廓帖木儿军进行了艰苦的搏战，平定山西。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进攻陕西，元将李思齐由凤翔奔临洮，力竭投降。元顺帝乘明军主力长驱秦晋之机，命丞相也速率军向北平反扑，兵锋已抵通州。常遇春又奉命与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驰救北平，元军闻讯即向北逃奔，常遇春率军追奔千里，大获全胜。为了覆其巢穴，最终解除元军对北平的威胁，常遇春又率军径取元上都开平，顺帝逃奔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常遇春夺取开平，全歼留守元军，缴获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 洪武二年（39）七月，常遇春自开平率师南归，行至柳河川（今河北龙关县西），得暴病卒于军中，年仅四十岁。朱元璋闻丧大为震悼，赐葬钟山之下，并亲自出奠。书报大将军徐达回京参加会葬。为表彰常遇春的功绩，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又封子常茂为郑国公，岁禄二千石。常茂隶宋国公冯胜北征纳哈出，不奉约束，被削爵，安置在广西龙州；又别封次子常升为开国公，建文末，以抗靖难师安置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忧死。 “虽古名将，未有过之” 常遇春自从355年追随朱元璋，参加采石矶渡江战役，到39年夺取元上都开平，暴卒于柳河川为止，十四年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可以说无役不从，战无不胜。常遇春“为人沉鸷果敢”，被誉为当时的天下奇男子。他曾自负地说“我率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军中送他一个绰号叫“常十万”。他不仅有勇，而且也有智谋，常常以智取胜。或者设伏，使用疑兵；或者声东击西，出敌不备。在历次战役中都不乏其例。比如359年七月，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元将宋伯颜不花悉力守备，常遇春使用各种攻城器具，仍久攻不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挖穴道进入南门瓮城，毁敌所架炮，又策动元将张斌约降，内外夹击，乃夺得衢州。再比如，30年五月，常遇春与徐达一起攻破了陈友谅的枞阳水寨，陈友谅率大军前来报复，四处扬言要攻取安庆。常遇春经过分析，认为其中有诈，这是陈友谅要夺取安庆附近的池州，是声东击西之计。同徐达商议后，决定将计就计，设伏诱敌，陈友谅果然中计，腹背受敌之下大败而逃。这都是常遇春以智谋取胜的典型战例。所以史书上说，常遇春“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克敌制胜之方皆中节度”。常遇春“爱抚士卒”，“每与敌战，出则当先，退则殿后，未尝败北，士卒乐为之用”2。这是自古名将几乎所共有的一个优点。与此相应就是兵有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扰民。他很同情百姓的疾苦，这同他出身农家有关，也是朱元璋在开拓事业中一贯严格要求的。常遇春与胡大海一起曾向朱元璋建议，免收百姓给军队交纳的粮草——寨粮，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注重发展屯田事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饷，从而减轻了占领地区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和同僚之间的关系上，常遇春处理得也比较好，在作战中能够节制诸将又能虚心与诸将研究对策，集思广益。他身为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一起征战，非常尊重小他两岁的徐达，谦逊地“奉节制，进止赴期不敢爽毫发，大将军雅敬爱之”，始终无小间。当时，徐达、常遇春两员大将并称，“一时名将称徐、常”。一个以谋略持重著称；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朱元璋很会用将，以徐达为正，常遇春为副，用其所长，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敢于直言，效命疆场，尽瘁而终。朱元璋对常遇春也特别爱重，认为常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有过之”2。常遇春也善于处理同主子的关系。35年二月，当常遇春率军征服江西上流未附郡县班师之后，朱元璋对常遇春“颁赏赐劳”，特意表彰他“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的功劳。常遇春对答颇为得体，他说，这是“皇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3。貌似宽厚心实险狠的朱元璋自然最爱听这样的话了。 常遇春忠于朱元璋，大有功于朱元璋。四十岁暴卒于军中，功成名就，是朱元璋开国功臣中少有的善终者。 《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2《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傅维鳞《明书》卷九一。 2《明太祖实录》卷四三。 3《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第三节沐英蓝玉沐英沐英（345—392）字文英，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明初重要将领。沐英幼年时，父亲早死，随母避兵乱，母又死，八岁时被朱元璋收为义子，从朱姓，在朱元璋夫妇身边生活。当时朱元璋已投郭子兴部下为兵，沐英小时是在战乱、兵营、征途中度过的。至正十六年（35），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派徐达攻占镇江，取得战略性的胜利。沐英“数从上征伐，入侍帷幄，昼夜勤励”，十八岁被授帐前都尉，参与守镇江，开始担当军事要任。后擢指挥使，守江西重镇广信（今上饶）。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37），朱元璋派水陆军取福建，沐英将兵自西攻，破江西福建交界处分水关，下崇安，再破闵溪十八寨，俘陈友定部将冯谷保。又奉命移镇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卫（皆属福建）。 洪武三年（370），沐英被授镇国将军，佥大都督府事；次年升大都督府同知。大都督府是明初军事中枢，掌天下兵马，当时府中机务繁积。沐英在府中七年，处事果断，剖决无滞，深得朱元璋器重。 洪武九年（37），朱元璋派沐英前往关陕，体察民情，布皇上恩惠，并给予了全权，又命他练兵准备征战。同年十一月，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随邓愈出征吐蕃。次年（377）四月，邓愈、沐英统兵至甘、青，分三路前进，略川藏，兵威至昆仑山。这次是得胜而回，没有久留。回师途中邓愈死，沐英率师返回，因功封西平侯。 洪武十一年（378）八月，沐英为征西将军，与蓝玉等统兵征西。初胜土门峡，再进俘洮州十八族头领。翌年二月，朱元璋命在洮州设卫，说“洮州，西番门户，今筑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置洮州卫。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命沐英率兵进击屯兵和林的由元国公脱火赤、知院爱足率领的一支残元势力。沐英由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渡黄河，越贺兰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距其营五十里处，沐英分兵四路前进，一路袭其背后，两路左右夹击，沐英自率精骑正面冲击，四面合围，一举战胜，俘脱火赤及其全部。洪武十四年（38），大将军徐达奉命北征。沐英领兵出古北口，独当一面，再次胜利而归。 平定云南和治理云南，是沐英一生的最大功绩。洪武十四年（38）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三十万军征讨云南。朱元璋亲自安排进军路线，谕先取曲靖，出奇制胜，说“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拼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沐英随傅友德等率主力逼曲靖。元梁王闻讯，派平章达里麻率十万众前去抵御。沐英等率兵冒雾前进，“出奇制胜”，迅速到达曲靖。明军突然出现，达里麻大惊。当时达里麻军列阵白石江一岸，明军临另一岸。傅友德欲即刻渡江，沐英不同意，说敌方已兵陈对岸，扼制水面，这样渡江于己不利。于是只摆出渡江的样子，临江而立，另派数十人从下流潜渡，到达对岸后鸣金吹角，大造声势，致使这里麻军阵势开始动乱，明大军趁机渡江。沐英以勇猛善泅4本文所引用资料，主要引自李贽《续藏书》卷三《开国功臣·沐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太祖平滇》及《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 者先行，登岸后破敌前锋，达军后撤。明军渡江毕，与达军展开大战。沐英纵铁骑直捣其中坚，战数合，达军大败，达里麻被俘。沐英将二万被俘士兵悉数放还，各归其业，明军声威大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讯自杀。沐英、蓝玉率兵直逼昆明，不攻而下。“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被消灭。 云南西部大理一带，存在段氏割据势力。段氏世据大理已数百年。大理依点苍山，面洱海，号称天险。洪武十五年（382）闰二月，沐英随蓝玉将兵西攻大理。段氏聚众守下关（点苍山有上、下二关，又称龙首、龙尾关，守此二关大理可确保，下关尤为重要）。沐英、蓝玉遣王弼攻上关，自率兵攻下关，形成犄角之势；另派一旅攀点苍山背后而上，居高临下策应。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莫敢后，遂斩关而入”。段氏不知背后虚实，阵势溃乱，兵败被俘。攻占大理后，沐英、蓝玉或分兵其他地区，或下谕招降，云南西部大部归附明朝。沐英、蓝玉又取得平定云南西部的胜利。 七月，沐英率师返回滇池，和傅友德合兵镇平一些复叛地区。九月，当傅友德、沐英再次领兵征服一些地区时，土官杨苴散布明大军已回，纠众二十万攻昆明。当时守昆明的是冯诚（冯国用子）。城中缺粮，士卒多病，形势危急。沐英闻讯，率兵返回，和冯诚合力，打败段军，确保了昆明，稳住了局势。 洪武十六年（383）三月，诏傅友德、蓝玉班师，由沐英率数万众留守云南。 早在洪武十五年春，明廷就在云南设置都指挥使司、云南布政使司，建立起统理云南的军政机构。地方置卫、所，辟筑驿道，形成一套统辖系统。以后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民政系统亦趋完备。 沐英治理云南，大抓屯田，解决粮食问题。洪武十九年（38）九月，他上疏朱元璋，说“云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朱元璋同意了沐英建议。沐英令军士且戍且屯，既解决吃粮又稳固驻守，一举兼得。沐英还招携省外人来滇屯田，朱元璋命外省军人到云南屯田，一时云南屯田大兴，粮食收获大有增加。沐英还以屯田的增减考察官吏的政绩，赏罚官员。主滇九年，屯田总数百万余亩，促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 沐英还组织民工疏浚河道，扩广滇池，兴修水利；招商人入滇，运进米谷帛盐，发展商业。开发盐井，增加财源，是沐英治滇的重要内容。他还整修道路，保护粮运，使云南农商都有发展。 沐英增设府、州、县学达几十所，择选民间优秀及土官子弟入学，月赐饮膳，年赐衣服。他本人“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在沐英统治时期，云南相当安定。 洪武二十二年（389）冬，沐英入朝，朱元璋赐宴奉天殿（皇帝办公的正殿），给予厚重赏赐。朱元璋高兴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洪武二十五年（392）六月，沐英病卒于云南，年仅四十八。朱元璋十分痛心，命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 沐英去世后，他的子孙世镇云南。长子沐春十七岁随沐英征西，以后又征云南，材武有父风，积功授后军都督府佥事。沐英死后，袭父职，镇守云南。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凿铁池河，灌溉宜良涸田数万亩，使五千余户民有生业，文治武功都效法其父，惜年仅三十六而卒。 沐春无子，其弟沐晟（沐英次子）继其位。沐晟性格似其父，喜读书，凝重寡言笑，得到朱元璋喜爱，历官后军左都督，永乐年间征南，论功封黔国公，正统四年（439）死于出征回师途中，赠定远王，沐晟承其父兄业，久镇云南，名声远扬，沐氏在云南威权日重。 沐晟子沐斌，因年幼居京师，由沐昂（沐英三子）代镇云南。以后沐氏子孙相继镇守，直到明朝终了，达二百多年。 蓝玉蓝玉（？—393），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多次领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为明朝统一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蓝玉早期的历史，史籍记载不详，只说他是常遇春妻弟，隶常遇春帐下，作战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经常在朱元璋面前夸奖他，从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初授管军镇抚。后升武德卫千户，旋改任亲军千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地位不断上升。 洪武二年（39），常遇春北征开平，南归途中暴死。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东南已平，中原已定，北方广大地区仍是北元势力，甘宁一带常与明廷有战事，四川有夏的割据势力，云南梁王忠于北元，誓不附明。洪武三年（370），蓝玉被擢为大都督府佥事，进入明朝最高军政机构。次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汤和领水陆军伐蜀，蓝玉从傅友德行，经过几战，夏主明升（明玉珍子）投降，元末形成的最后一个割据势力被平定。 元末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这时退入西北，徐达曾和他进行过激烈战斗，但未将其击垮，故时而从西北方面威胁新建立的明朝。洪武五年（372），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冯胜统兵去讨伐，徐达出中路，都督蓝玉为前锋。抵山西境败扩廓部游骑于野马川，再进败王保保于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取得初胜。但王保保后退拒明军于岭北，明军再攻失败，死伤万余，无奈退兵。两年以后，蓝玉再度领兵北击，攻下兴和（元路名，治所在今张北，辖区相当今河北张北、怀安，山西天镇，内蒙古集宁市之间地），俘获一些残元要人，取得胜利，但只解近忧，未能远略。洪武八年扩廊帖木儿死去，从西北方面对明构成的威胁基本消除。 洪武十一年（378）秋，蓝玉等率兵出征甘、青。第二年取得胜利。朱元璋命置洮州卫，设官领兵驻守。师还以后，蓝玉被封为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进入明初新贵公侯行列。 甘、青大体平定以后，朱元璋用兵西南和东北，蓝玉在这过程中发挥了日益重大的作用。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元朝灭亡以后，负隅顽抗，一再拒绝明朝招降，最后竟将明使杀掉，朱元璋决定派兵征讨。洪武十四年（38）九月，蓝玉为左副将军，跟右副将军沐英一起，随征南将军傅友德率三十万兵征讨云南。“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次年闰二月，蓝玉、沐英率兵西攻大理，再次取得胜利。其他一些民族地区，遣人招抚，大部不经战斗便归顺明朝。奉诏班师后，蓝玉因功加禄五百石，其女被册为蜀王妃。东北的纳哈出是元朝世将，前曾被明军俘获，放还后仍与明朝对敌，据本文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外，多采自李贽《续藏书》卷四《凉国蓝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胡蓝之狱》，及《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不再一一注明。 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一带屯兵蓄锐，待机南下，从东北方面构成对明的威胁。洪武二十年（387）正月，蓝玉为右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左副将军傅友德率兵出击。根据朱元璋授意，大军先驻通州，探明纳哈出虚实后再作行动。驻通州后，探知庆州（治所在今辽宁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源之白塔子）有纳哈出部驻守，蓝玉率轻骑冒大雪奇袭，取得胜利。明大军出长城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驻兵大宁，储草备粮，准备进击金山。夏六月，冯胜留兵五万守大宁，率大军直趋前进，一路胜利，到达金山之西。与此同时，明派去劝降的人也见到纳哈出，说明朝廷厚意。纳哈出见久战必败，派人到大将军冯胜处请降，冯胜派蓝玉前往受降。蓝玉设酒宴款待纳哈出。纳哈出斟酒谢蓝玉。蓝玉不喝，一定让纳哈出先穿上他的衣服，才喝纳哈出斟的酒，意思是纳哈出必须先降明称臣。纳哈出不肯，双方争执不下，形成僵局。纳哈出将酒浇在地上，和随从密语几句，想走。在场的有人明白纳哈出话的意思，告诉常茂（常遇春子，冯胜婿，蓝玉外甥），常茂急上前阻拦，将纳哈出砍伤。纳哈出被拥至冯胜处，冯胜虽然待之以礼，但纳哈出部众闻纳哈出被伤，四处惊散，冯胜派人花了很大气力才将其大部收服。回军路上，明军遭藏匿起来的纳哈出余众伏击，损失惨重，三千殿后骑兵全部覆没。冯胜让常茂承担这个责任，到朱元璋面前去说明。常茂说明了情况，朱元璋说“如尔言，胜亦不得无罪”，收回了冯胜的总兵印，命蓝玉行总兵官事，不久又在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蓝玉成为明战时统兵的最高将领。 纳哈出随冯胜等一起南来，被封为海西侯。元残余势力从东北方面对明的威胁从此消除，且为明向白山黑水一带开拓廓清了道路。 扩廓帖木儿死后，纳哈出降，北元势力虽经明军打击，一再失利，但败而未灭，仍然构成对明的威胁。击败纳哈出的当年，蓝玉为大将军，率兵征讨，给北元进一步打击。冬十一月蓝玉报告“元丞相哈剌章、乃儿不花遁入和林，乞进步剿灭。”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计划。 洪武二十一年（388）夏四月，蓝玉率兵出发，自大宁进至庆州，闻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抄近路兼程而进。行至百眼井处，距捕鱼儿海还有四十里，侦察不到元军行迹，蓝玉想引兵退还。部将王弼不同意，说我们领兵十万，深入漠北，未见到敌人就回师，如何向上交待。蓝玉同意王弼的意见，命诸军继续前进，并采用王弼计谋，穴地而炊，不使敌人见烟火，秘密前进。到达海南，仍未见到敌人。后侦知元主营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疾驰直击其营。元军大意轻敌，以为明军缺水乏草，不会深入，未加设防，加之当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明军到来，元方竟无察觉。明军突然到达营前，元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北遁，蓝玉率精骑追赶，没有赶上，俘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数万人和大量牲畜，并得其传国玺、宝玉、金银印章等物，取得巨大胜利。元主北逃后被人杀死，北元四分五裂，不久灭亡。蓝玉胜利班师，途中又破哈剌章营，再获胜利。朱元璋闻讯兴奋异常，比蓝玉为卫青、李靖，大加褒奖，回来后封凉国公。蓝玉的政治生涯、军事武功达到巅峰。 封为凉国公后，蓝玉又奉命到西部民族地区进行过一些军事活动，还奉命到陕西练兵，这些已是蓝玉军事活动的尾声。 蓝玉自恃有功，骄横不自检束。早在征云南梁王胜利后，他就私搞盐引（食盐运销专利凭证），派人到云南贩盐，牟取暴利。打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后，他不仅私占掠获的大量珍宝、驼马，还将元妃占有。朱元璋大怒，说“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蓝玉班师至喜峰关，因已入夜，守关人未及时纳入，蓝玉怒不可遏，纵兵破关而入，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兴。蓝玉领兵在外，经常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诏令有所不从，甚至违诏出师。在朱元璋面前，举止不恭，语言傲慢，失君臣礼。更严重的是，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他还强占民田，鱼肉百姓。百姓上告，御史官举劾，他竟将御史打了逐出。 洪武二十六年（393），锦衣卫官员告蓝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蓝玉被杀，夷三族，坐党论死者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狱”，是继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连称“胡、蓝之狱”。 事过五百多年以后，93年有人到蓝玉家乡进行了一次调查，写成了一篇《王回岗回民调查记》2，介绍说“王回岗位安徽定远县东南，距城六十余里，居民三千余户，尽悉回民，以王姓居多，又以地势颇高，故名曰王回岗。”王回岗之“古迹”有“国公宅明朝有蓝国公，朝廷认为有叛意，拘而杀之，其家闻讯亦恐有被杀之虞，俱投入院中井内，现该井仍存”。关于“蓝狱”死亡人数，从《明史》。 2石觉民《王回岗回民调查记》，载《晨熹》第二卷第二期。 第四章明成祖第一节“靖难”取胜，朱棣即位封燕王，就藩北平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30）。据说他“姿貌秀杰，目重瞳子，龙行虎步，声若洪钟”。洪武三年（370），朱棣被封为燕王，十三年（380）就藩北平（今北京），成为威震一方的亲王。 分封诸王是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决定的。他认为，元朝的灭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朱元璋要让众子孙都来出力，以维护朱家皇朝。每位亲王拥有被称作“护卫”的少量军队，少的三千人，多的一万五千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亲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每有军事行动，诸王都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那些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虽身为大将军，也要受到这些年轻亲王的节制。在诸王之中，以晋王、燕王最被倚重。 洪武初年，虽然元顺帝带领臣属北遁朔漠，但仍拥有相当的实力。为了降服强敌，朱元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北征。故元势力在明军的打击下日趋衰落，镇守边塞的亲王却在战斗中成长起来。 洪武二十三年（390）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军队归晋王节制。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侦知元将乃儿不花等驻牧迤都，遂麾师前进。这时适逢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说“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速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发觉。虽以重兵压境，朱棣仍欲智取。于是他派部将观童前往敌营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是老相识，两人相见，不禁相抱而泣。正在这时，明军已近围敌营。元军大败，乃儿不花想乘马逃走。观童告诉他这是燕王的军队，不必害怕。于是，乃儿不花与观童一起到明军营帐中请降。燕王设酒款待，乃儿不花深受感动，便带领他的全部部落和马驼牛羊，一起归降了明军。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朱元璋屡次命令燕王帅师出征，又令他节制沿边军马，燕王威名大振。史书说他“貌奇伟，美髭髯，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又说他“料敌制胜，洞烛万里，威震朔漠”。“燕王扫北”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民间。 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引起诸王，特别是秦、晋、燕王的不满。他们之间早已开始了明争暗斗。史载晋王到朱元璋处告燕王“劳师冒险”，又日夜搜求燕王的“国中细故”，“专欲倾陷燕王”，燕王每入朝，太子“数以语见侵”等等，其间剑拔弩张之势十分明显。 洪武二十五年（392），太子朱标死，秦、晋、燕王无不窥伺皇位，但朱元璋接受了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不久，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死。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死。朱棣的两个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他成为诸王中最年长者。这时朱棣的羽翼已经丰满，不但有久征惯战的护卫军，权限上也早已超出了“列爵不临民”的规定了。 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无疑，这时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维护朱家皇朝的一个支柱，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朱元璋毕竟精明过人，他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对继任皇帝构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临死时告诫“燕王不可不虑”，并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正显示出他的这一忧虑。 “靖难之役” 朱元璋笃信佛教，诸王初封时，都要为他们选一名僧人加以辅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本名姚广孝），是一位颇有谋略的人。朱棣向朱元璋要了道衍。道衍到了燕邸，还向朱棣推荐了一位术士，名叫袁珙。这两人都成了朱棣的谋士。朱棣还设法结纳地方文武官员，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洪武三十一年（398），朱元璋辞世，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朱允炆用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则在加紧活动。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勾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练兵。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赶制军器。 斗争终于公开化了。这年六月，燕府官校于谅、周锋以图谋不轨被逮到京师处死。朝廷同时下诏切责燕王。燕王朱棣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有时竟卧在土中，整日不起。 朱棣的佯狂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毕竟不能持久，他想在大军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他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将士八百人入卫王城。这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带领在城的七卫军队和屯田军士包围了王城，并用本栅截断了端礼门等的通道。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逮捕燕府官属的诏书也在这时到达北平。 朱棣临事不乱，与部属设计擒杀谢贵和北平布政使张昺。他在端礼门内设置了伏兵，把张、谢诱入燕府，张、谢二人被杀。北平守军群龙无首。燕王命张玉等率兵乘夜攻夺九门，北平迅速被朱棣控制。 朱棣正式起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便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战争开始后，朝廷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四十余万北伐，军驻真定。燕王躬擐甲胄，率师至涿州，连败官军，耿炳文退守真定。耿炳文是硕果仅存的老将。他的失败，引起建文帝的忧虑。太常卿黄子澄却认为无足虑，并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建文帝亲饯江浒，赐以斧钺，期在必胜。 李景隆是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子，不过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朱棣出兵永平，诱李景隆攻北平，而以世子留守北平，戒其坚守勿战。朱棣打败永平守军，进击大宁，勾结兀良哈三卫渠长，挟迫宁王与之结成联盟。李《明史纪事本末》卷十。 景隆攻北平不克，背后又有朱棣回军杀来，一战而败，退走德州。建文二年（400）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白沟河流经华北平原，在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列阵以待。第一天战斗十分激烈，直至深夜双方才各自收军。这一仗燕军损失很大，朱棣在深夜混乱中竟迷失了方向，下马辨别水流才找到归途。第二天再战，南军气势更盛。朱棣坐骑三次被创，弓矢皆尽，剑锋折缺，马又却步不前，几乎被官军射及。双方鏖战，天已过午。忽然一阵大风，将官军大将旗折断，军阵为之震动。朱棣带劲骑绕到敌后袭击，反败为胜，官军大溃，被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横尸百余里。李景隆单骑走德州。燕军又破德州，围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坚守济南，三月不克，朱棣暂时退师。 朝廷命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再次率兵北伐。朱棣佯称攻辽东，发兵攻打沧州。沧州陷落。燕军再经临清、馆陶、大名，至于东昌，与盛庸、铁铉所率主力相遇。双方大战，燕将张玉战死，燕王朱棣挺身短兵接战，有几次处境十分危险。燕军大败，被擒斩万余人，燕王独以一人殿后，赖二子朱高煦带兵营救，始免于难。不久两军再战于夹河，官军大败。 一个月后，两军再战于藁城。燕军再次乘风击败官军，斩首六万余级，擒其骁将，获其军资。 自举兵以来，已经三年了，燕军所克城邑，兵去后又为官军所据，所得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这时有一批被罢斥的宦官从南京来投奔燕王。他们向朱棣透露了南京布防的情况，说南京空虚可取。朱棣决心迅速了结这场战争，“临江一决，不复反顾！” 建文四年（402），朱棣麾师南下，由馆陶渡河，循徐州，与官军大战于齐眉山下（在今凤阳灵璧西南）。不料官军连连获胜，燕军几员大将相继战死。朱棣下令有进无退，麾军继续前进。燕军下泗州，克盱眙，徇扬州，驻军江北。朱棣凭藉大江麾师强渡。谷王朱橞、李景隆开南京金川门迎降，朱棣率师进入南京。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他以次年为永乐元年（403），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 残杀建文“奸党” 朱棣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和处置政治反对派。这两点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不利于统治的巩固。朱棣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不仅是残酷的，也是空前野蛮的。起初，他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实际被杀戮和被迫害的难以统计。 朱棣进入南京后，打算借重著名文人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遭到拒绝。 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诛十族奈何！”于是便酿出一场诛杀十族的惨祸。朱棣令人“以刀挟其口两旁至双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连坐被处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边远而死者不可胜计。对兵部尚书铁铉，则割了耳鼻，又割了肉烧了，塞到铁铉的嘴里让他吃，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铁铉至死骂不绝口。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派人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向凶手，骂得更厉害，终于被凌迟处死，宗族被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喷了朱棣一身，朱棣下令“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语不逊，“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之亲被抄没戍远方者数百人”。其他不一而足。 第二节文治武功恢复洪武旧制，俭朴勤政朱棣执政，特别是在永乐初年，努力恢复洪武旧制，凡建文年间更改者，罢废殆尽。 首先，朱棣在对众亲王的态度上与建文帝相比有所变化。凡在建文年间被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到京师朝见新天子，朱棣动辄给予大量赏赐。这在表面上看来是遵从祖制以笃亲亲之谊，但实际上却寓有驾驭之意。在胁迫宁王结盟时，朱棣曾许宁王以“事成当中分天下”，但朱棣做了皇帝却不认旧账，不要说中分天下，就是宁王乞求苏州、钱塘也不获准，终于改封南昌。朱棣还暗中削夺诸王的实际权力及军权。代王、岷王、齐王的护卫先后被削，连同母弟周王的护卫也被迫交出。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相抗。 建文帝曾说《大明律》量刑较前代往往加重，因而稍稍放宽。朱棣则声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看似恢复祖制，实际他的严刑酷法比朱元璋更有过之。他登上皇位后，对反对派的残酷杀戮令人发指。更为恶劣的是，朱棣强化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皇帝的亲军锦衣卫设有监狱，称为诏狱，它曾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工具。后来朱元璋也认为这太过分，先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继而又宣布内外刑狱不得上交锦衣卫，而由司法机关审理。朱棣上台，重新设立了诏狱，而且刑罚花样翻新，为后世开了恶端。朱棣由藩王夺位，为钳制人口，又用宦官组成了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厂卫联结，形成一个严密的特务网。 苏松重赋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建文年间曾宣布减免，而且解除苏松人不得在户部做官的禁令，这一德政也在恢复旧制的口号下被取消了。结果是“吴民大困，流亡日多”，特别是在迁都北京之后，苏松农民不仅要交纳重赋还要承担税粮北运的费用，负担更加沉重。更有甚者，朱棣连建文年间限制僧道占田的规定也予以废除。 建文年间，对官制作了若干变革，文职官员的地位有所提高。朱棣上台则强调“悉复皇考之旧”，“纪纲政令一出于天子”。当然，这并不是说朱棣不注重文官，在他身边也常聚集着一些文士。他们不仅与皇帝一起说文论史，吟诗作赋，有时还参预机务。这些文士虽接近皇帝，但品级都不高，多为翰林院编修、检讨、侍讲、侍读官。他们在文渊阁入直，地处内庭，故称内阁。 内阁的出现，是明朝官制的一大变化。以后，阁权日重，逐渐成为明朝政务中枢。 朱棣夺得天下，主要凭借武力，所以他多少带有开国君主的气质，不少表现很像朱元璋，居安思危、俭朴勤政。 朱棣常以安不忘危告诫群臣。他说“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事不谨，将至大患。小过不改，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永乐十五年（47），他又说“朕德凉薄，托于万姓之上，惧弗克负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夫戒谨者，治之所兴，宴安者，乱之所自。”朱棣确实是个勤奋的皇帝。永乐初，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处事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有人建议他务简默，他回答说“人君固贵简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闻，然后得之”，“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因此，他事必亲闻。他曾指责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务者悉不认闻。”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微细事不敢怠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览，以熟悉政情。永乐初年，朱棣处事也较为谨慎。他自称“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其事于礼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有不合宜，虽中夜必命左右记之，俟旦而改之。盖一事失当，人受其蔽，故不得不勤。” 朱棣对民情也比较关心。永乐元年，他说“朕即位未久，尝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民籍，静思熟计，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近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朱棣比起后世皇帝也还算是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下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44），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衷衣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濯更进。”这一点和朱元璋相类。他说“昔皇妣躬补绩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忘。” 以上所述，不免有朱棣的自我标榜，有史臣的溢美，但与明代中后期的皇帝相较，实胜多多矣。明人称他“英武神授，决机应变，飙发川流，群臣莫窥其际。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均不为无据。可惜，他的好大喜功，使他的政绩大为减色。 修书朱棣以武力得天下，又以高压治国，但却锐意标榜文治。他喜欢聚众编书，编有《古今列女传》、《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其中以《永乐大典》最为著名。 永乐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407），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卷，共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 朱棣修书为了标榜文治，同时也为了进行思想控制。明清之际的人将其比拟于宋朝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其用心实有深意。 另一部引人注目的书是《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一朝史实的《太祖实录》在建文年间已经修成。但朱棣以为这部实录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又命人重修。重修之后，朱棣仍然不满意，又命三修。三修实录历时七年之久才完成，这时朱棣才说“庶几稍副朕心。”重修实录无非是想掩盖历史事实，说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与此同时，朱棣将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于自己不利者则片纸不留。 在掩盖历史事实的同时，朱棣更懂得从思想意识上进行统治的重要，为此，他进一步强调程朱理学为学术正统。朱棣派人编辑的《五经四书大全》，其目的就是为了宣扬程朱理学，用以控制士人的思想。朱元璋与朱棣的文化政策，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恶劣，至为深远。而朱棣在这方面的活动较其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开边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对北方故元势力怀柔与武力兼施。朱棣曾说“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人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因此，在朱棣的军队中有不少“鞑官”和“鞑军”，这些人在靖难之役中为他效了力。他即位后，更以优厚的待遇给予归服的蒙古军民，除根据原有官爵授予官衔外，还赐予衣、钞、牛羊、孽畜。有愿居京师者，还给以居第及日用什器。在蒙古族聚居地，凡归顺的，也如内地设置卫所。这些卫所以当地酋长为首领，给予都督、副都督、都指挥等官衔，管理当地政务，朝廷则不加干涉，因而这些卫所被称为羁縻卫所。羁縻卫所的首领定期入塞朝贡。他们带来马驼牛羊，而朝廷赐予锦缎丝绢，多余部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这种朝贡不仅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而且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形式。在交往中，朱棣主张“厚往薄来”，即赏赐给予要厚，不吝金钱财物；所取要薄，不要失远人之心。这些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永乐初，故元势力相互混战，已分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野心甚大，想统一全蒙古并与明朝抗衡。永乐七年（409）二月，朱棣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当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于明朝对鞑靼的力量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十万人马竟在胪朐河全军覆没。高傲的大明皇帝为保住尊严，只好亲征了。 永乐八年（40）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遁。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阿携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后来，阿鲁台降顺，朱棣封其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朱棣已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勃罗为安乐王。但瓦剌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朱棣不允许北方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44）再度出塞，亲征瓦剌。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而双方杀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永乐二十年（422）到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率师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其后，又两次征鞑靼，均未见效。就在最后一次北征回京途中病死。五次北征虽然使故元势力受到打击，但是除了阿鲁台、马哈木这些人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外，故元宗室始终未对明朝表示臣服。 在西北，永乐年间也建立了众多羁縻卫所，其中以哈密卫的建立意义最为重大。哈密地处西北要冲。朱棣先后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颁给金印，建筑王城，置官一如朱姓亲王。哈密卫的政务由朝廷直接控制。哈密则以“诸番领袖”的地位，为朝廷“译诸番贡表，侦察向背”。明朝对哈密的控制，对钳制蒙古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东北地区，居住着以女真族为主的众多民族。元朝曾在这里设立辽阳行省。朱棣特别关心这一地区的情况，在北征中，他曾详细询问当地风土山川。永乐元年（403），朱棣派人到地处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方招抚诸部落。奴儿干地方在元朝先后归辽阳行省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永乐二年（404），朱棣下令在这里建立奴儿干卫，永乐七年（409）闰四月，又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康旺为都指挥使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并派钦差内官亦失哈同往就任。永乐年间，朱棣多次派亦失哈等到奴儿干地方视察。永乐十一年（43）亦失哈在特林地方的江边上修建了永宁寺，供奉观音、佛像，并立碑为记。《永宁寺碑记》载奴儿干都司建立的经过，和明朝对当地管理的情况。亦失哈宣示朝廷旨意，并“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所至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奴儿干都司的统辖范围极广，西起黑龙江上游的斡难河卫（今鄂嫩河流域），东到黑龙江下游的囊哈儿卫（今库页岛西岸北部郎格里地方），北起古黄金部落帖吧里河卫（今精奇里江上源支流吉柳伊河），南至建州卫（先在今绥前河流域，后迁至辽宁苏子河上游）。明初所建卫共二百个。这些卫所的官员大都由本地酋长担任，而且是世袭的，但他们的任命、袭职、升迁、罢黜都要由明廷决定，由朝廷颁给诰敕、印信，作为凭证。各级官员要按规定定期到京师朝贡，朝廷根据官员等级给予不同待遇和赏赐。各卫所必须听从朝廷的调遣，执行明朝的法律政令；各卫所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必须听从朝廷的处理；各卫所若要迁居，也要经朝廷批准。在东北地区，为了保证使节朝贡往返和文书传递，在各交通要道上都设有交通驿站。这些驿站的建置，保证了明朝对奴儿干地区管理的有效实施。永乐三年（405），明朝在广宁、开原等地开设了马市，各种土特产品均可在市上贸易。马市的开设促进了各民族人民间的经济交流，有利于东北地区的开发建设。 明朝把青海、西藏一带称作西番。在这里居住的藏族信仰佛教，宗教领袖亦即行政长官。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沿元旧制，尊礼当地宗教首领，并在西番地区设立了许多羁縻卫所。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南京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并亲自接见于奉天殿，又在华盖殿设宴款待哈立麻，给予大量赏赐。朱棣请哈立麻在南京灵谷寺大斋七日，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祝福。不久，朱棣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存佛”，命其统领天下释教，同时赐给诰印、金银、彩币、法器、鞍马，其徒也被封为大国师。永乐六年（408），哈立麻归藏，朱棣又命中官护行。朱棣还敕封许多番僧以王号，如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等等。朱棣还命阐化、护教、赞善等王和川藏诸族修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沿途设立了驿站。从此，朝廷与西藏地方“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这些做法，对西藏地区的管理有所加强，但朱棣所封番僧过多过滥，也有流弊“其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宫，公私骚然。” 永乐初年，贵州地方思州宣慰使田仁智之子田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之子田宗鼎分别承袭了宣慰使的职位，因争夺沙坑之地，互动刀兵，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朱棣派行人蒋廷瓒前去调查此事。田琛随蒋廷瓒入京辩白。朱棣劝他守土安疆。田琛回去后，仍不思悔改，于是朱棣派镇远侯顾成率校卫将二人秘密抓获，逮至京师处斩。为了安定贵州地方，朱棣下令将思州宣慰使司改为思州府，思南宣慰使司改为思南府，并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辖一司六府十五卫和若干千户所。贵州布政司的建立，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第三节长驾远驭迁都北京明初朱元璋定都于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以临濠（今安徽凤阳）为中都。但朱元璋早有将国都北迁之意，他曾派太子朱标巡视河洛和关中，朱标返回后不久病死。这时朱元璋也已年老，迁都之事暂时搁置。 朱棣起于北平。他在登上帝位后立即宣布以北平为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永乐四年（40），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这时北京已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四年，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到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朱棣迁都北京时，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新建成的北京奉天殿等三大殿毁于大火，朱棣下诏求言。群臣再次提出了不该迁都的问题。朱棣震怒，将主事萧仪下狱瘐死。朱棣说“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 什么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当时，朱棣已将镇守边塞的宁王、谷王内迁，并将处于北京东北的大宁都指挥使司南迁至保定，山西行都司的一些卫所也迁到北京以南，因而北部边防空虚，北京直接面临前线，许多人据此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是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南下。其实，朱棣另有目标，永乐十四年六部都察院给朱棣上的一道奏疏中，清楚地道出了朱棣迁都的本意（一）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二）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永乐十八年朱棣颁布的迁都诏更明确提出要“君主华夷”，而北京“实为都会”。因此，朱棣的迁都北京（即元大都），其目的主要在于“君主华夷”、“控四夷，制天下”。 大都曾作为元朝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困扰的局面在元朝不复存在。元朝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浑一的国家。元朝定都于大都，不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是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以大都作为首都，是中国封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加强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迁都北京，正是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迁都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 改安南为交阯自朱元璋以来，明朝与周边诸国大多都保有通使通贡的关系。明朝皇帝即位要诏谕各国，各国国王拥立、袭位都要到中国请封，即求得中国的承认。每值节日或喜庆丧葬，明与各国间都要遣使庆吊。许多国都派有学生在明朝的国子监中学习。朱棣在与诸国的交往中，也采取厚往薄来的方针，常常通过使臣给外国以大量赏赐，而不计较贡物的多少，且准其携带货物到中土贸易，即使有时违反中国禁令，也不予追究，这在当时叫做“怀柔远人”。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来到中国，礼官李至刚说，根据惯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应该命有关机构严格检查来船，凡犯禁物资全部籍送京师。朱棣说“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 洪武初，安南（今越南北部）曾派官员到京师朝贡。朱元璋派使封其首领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钮涂金银印。诏书称颂他在朱元璋一即位便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朱元璋希望他“永为藩辅”，并赐给他明朝的历书《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等物。从此双方往还不断。 朱棣即位时，安南内部正因王位发生争斗。国相黎季犛擅权，国王陈日煃及其子孙相继被杀，黎氏自立，改姓名胡一元，说先祖是帝舜的后裔胡公。朱棣不了解内情，封胡一元之子胡■为安南国王。胡■一方面遣使谢恩，表示臣服，另一方面却在国中自称皇帝。 胡■等豪霸一方，侵夺广西思明府所辖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朱棣谕令归还，不听；又侵掠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朱棣诏令修好，而侵掠如故，并强收占城为其从属，明朝赐给占城的物品也被安南劫去。永乐二年，原安南陪臣裴伯耆和国王陈日煃之弟陈天平先后绕路逃至明廷，请求发兵诛讨叛逆。云南宁远州又告胡■侵夺七寨。胡■闻讯，遣使到明廷，佯称谢罪，请迎归陈天平，立为国君。于是朱棣派广西兵五千人护送陈天平还国，并敕封胡■为顺化郡公。不料，这一行人在归途中，中了胡■设下的埋伏，陈天平被杀，护送的明军败还。朱棣闻讯大怒，决意发兵征讨。 永乐四年（40）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督师南征。中途，朱能病卒，以张辅代将其军。明军进入安南，传檄数胡一元父子二十大罪，并告谕国人将辅立陈氏子孙。明军连战告捷。胡氏烧掉宫室，驾舟入海，后为明军所获。安南郡县相继归顺。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但耆老一千二百余人前往军门陈说“陈氏已为黎贼杀尽，无人可以继绝。安南本中国之地，请仍划入中国，如同内地郡县。”于是朱棣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由布政司直隶五州，分辖二十九县，凡要害处，均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朱棣下诏，凡陈氏诸王被弑者都给予赠谥建祠治冢，宗族被害者赠官，军民亡死暴露者加以掩埋，居官者仍任旧职，与新任官员共同治事。黎氏的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全部放免，礼待高年硕德，鳏寡孤独无依者收入养济院，又征求怀才抱德之士，凡山林隐逸、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者，但有一技之长，都送往京师录用，先后被举者达九千余人。后黎季犛被安置广西为戍兵，其子因善兵器，被赦免录用。这是永乐五年的事。 应当说明，朱棣打安南，并在安南设交阯布政司，是违反当地人民愿望的，因而遭到反抗，不久，便发生了陈氏故官简定等造反事件，以及自称为前安南王孙陈季扩等的反抗事件。明朝宦官马骐等到交阯采办，掠索珍宝，也激起当地人的不满，人情**，直到宣德初年，仍不能平安，明廷不得已于宣德五年（430）撤销交阯郡县，仍令安南为蕃属。 遣郑和出使海外就在朱棣发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乐三年，又开始了另一件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明朝人对海洋的概念，是以今婆罗洲为界，婆罗洲以西称西洋，婆罗洲以东为东洋）。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 当时，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掠，而且还残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残余，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逃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招募流亡，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时，南洋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在永乐元年便派了宦官马彬出使爪哇诸国。到了永乐三年，郑和的航海活动便开始了。 郑和奉命出使，先后到达三十余国，宣扬了国威，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加强了明朝与西南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朱棣在国内的威望也因之提高，地位更加巩固。郑和的航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是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壮举。 第四节宫闱朱棣在做藩王时，朱元璋便为他册封了王妃，那便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长女。靖难之役中，朱棣颇得力于这位王妃。朱棣带兵去攻打大宁，李景隆乘机围攻北平。当时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形势很危急，多亏了王妃徐氏的谋划。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劝将校士民的妻子参战，组成一批女兵，披上铠甲，登城拒守，终于坚持到朱棣回师。 朱棣做了皇帝后，徐妃册为皇后。她常规劝朱棣与民休息，又劝朱棣对新旧官员不要有不同对待。在靖难之役中，徐妃的弟弟徐增寿常把建文帝朝中的情报送给燕王，因而被建文帝所杀。朱棣要为他追赠官爵，徐皇后反对。后来朱棣还是将徐增寿封为定国公，并让其子袭封，徐皇后说这不是我的意愿，而不向朱棣道谢。她还曾将那些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们召进宫来，让她们以民生为念，做好内助。徐皇后明于治理，还采辑《女宪》、《女诫》，编成了《内训》二十篇，及《劝善书》，颁行天下，以化育人心。 永乐五年（407），徐皇后病逝，临终时还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不要骄宠外戚。对于她的死，朱棣十分伤心，为她在灵谷寺、天禧寺举行了大斋，听群臣前来致祭。谥为仁孝文皇后。后来朱棣在北京天寿山为自己营建了陵墓长陵，首先将徐后安葬其中。从此，朱棣不再册立皇后。 朱棣还有两个心爱的妃子，一个是昭献贵妃王氏，一个是恭献贤妃权氏。王氏有贤德，侍奉徐皇后很恭谨，为朱棣所倚重。朱棣晚年性情暴躁，臣属动辄得罪，不论太子诸王公主还是大臣，都得到过王氏的调护。徐后死后，宫中一切大事实际都由王氏掌管。 权氏是朝鲜人，姿质秾粹，善吹玉箫，甚受朱棣宠爱。永乐八年（40），权氏随朱棣北征，在还师时死于山东临城。 朱棣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便是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炽虽为长子，又仁贤，却不为朱棣喜欢。他很胖，因而很笨，走路要人搀扶，还不免失足，当然难以带兵出去打仗了。朱棣最喜欢老二朱高煦。朱高煦被封为汉王，他从小不肯读书，为人凶悍，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几次救朱棣转危为安。朱棣想立他为太子，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大学士解缙的死，黄淮的下狱，就与他们跟朱高炽的关系有牵连。幸亏朱高炽有位聪明伶俐的儿子朱瞻基，很受朱棣宠爱，朱高炽的太子地位才得以保住。朱棣死后一年多，朱高煦便起兵想夺取皇位，这时是朱瞻基（明宣宗）在位，亲自率兵东征，兵临城下，朱高煦不战而屈。朱棣的三子朱高燧，封为赵王。四子朱高爔，未封而殇。朱棣的母亲是谁？自明朝以来便众说纷纭。按宗法制说，谁与朱元璋最亲，谁便有资格做皇帝。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这一招确实在他夺取皇位中起了大作用。但人们逐渐发现各种官私记载与朱棣所说大不相同，这些记载之间又互不相同。有的说朱棣与周王朱是高皇后所生，而太子及秦王、晋王等都是庶出。有的说朱棣是达妃所生，太子与秦王、晋王则是高皇后所生。有的则说朱棣的生母是碽妃。还有说朱棣是元顺帝妃洪吉喇氏所生的，或是说元顺帝妃瓮氏所生的，或是说元顺帝的高丽妃所生的。 朱棣既然说他是皇帝亲子，皇后亲生，他于即位后便无法改口了，应有的礼仪封典也只能给高皇后了。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谁？明南京《太常寺记》认为是碽妃，而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皆李妃所生。这不仅从看守孝陵的阉人口中得到旁证，而且明朝就有人为此专门进入寝殿探寻究竟。果如《太常寺记》所记；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皇后马氏座位南向，左淑妃李氏等座东向西，惟碽妃座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碽妃除高皇后外地位高于其他妃嫔。原来这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朱棣为了自己皇位坐得稳一点，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生母，只好把碽妃偷偷供奉在这里。明人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关于碽妃，有的野史说她是高丽人。燕王出生后，马皇后养为己子，便将碽妃赐死了，据说是用铁裙之刑致死的，是否确实，已不得而知了。 朱棣好色，吃饭要有宫女伴唱，晚年朝参也要有宫女陪伴。这在明初是很特殊的。他曾多次派人到朝鲜去选淑女，弄得朝鲜君民不得安宁。朱棣最宠爱的朝鲜妃子权氏享年不永。对她的死，起初无人怀疑。后来宫人吵架，有人揭发是朝鲜妃子吕氏串通中官和银匠用砒霜毒死了权妃。朱棣大怒，将中官、银匠处死，命令用烙铁烙一个月杀死吕氏，并杀死吕氏在宫中的从人，牵连至死者达数百人。其实这是个冤狱，到朱棣晚年才暴露出来。永乐十九年（42），诬陷吕氏的宫人鱼氏与宦官的私情被揭发，二人自杀。朱棣将他们的侍婢拘捕审讯，侍婢们因受不了拷掠，诬服认罪，并说要谋杀朱棣。这一来非同小可，后宫连坐者竟达二千八百人之多。行刑之日，朱棣亲临刑场，看着她们被一一剐死。有的宫人在临死时大骂朱棣“自家阳衰，故私少年寺人，何咎之有！”两案所杀竟达三千余人。为了自己的私欲，朱棣何等阴毒残暴！ 永乐二十二年（424），朱棣在第五次北征归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这一年，他六十五岁。 这时六师在外，京师无主，朱棣左右商定绝对不泄露皇帝逝世消息。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椑（棺），将朱棣收殓了，然后将锡匠杀死。又将椑放在辇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不久太子朱高炽即位，便是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寿山长陵，与徐皇后合葬，尊谥称“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十七年（538），皇帝闹大礼，要尊本生父母，于是修改朱棣谥号为“启天宏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则称成祖了。 第五节余论一代雄主明成祖朱棣的业绩不仅对明朝，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朱棣本人也常以“圣主”“明君”自许，希望留芳百代。但朱棣为政过猛，步伐太急，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财力、精力有限，不免顾此失彼。南征安南，战争持续近二十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数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充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正如仁宗洪熙元年（425）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弗休”，结果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为支付巨大的开支，永乐末年甚至将官吏的俸给都撙节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属已有冻馁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盗贼横生”，便是永乐末年的社会生活图景。 永乐十八年（420），就在朱棣要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修完，交阯的战事正打得火热的时候，山东爆发了著名的唐赛儿起义。 唐赛儿起义是人民群众对永乐太平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恰当评价。仅就《明太宗实录》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流民”。 在其他方面，永乐时期也表现出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涌”；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懈，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之力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 然而，朱棣毕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迁都，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都出现在永乐一朝。虽然这些事就朱棣来说，是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但它们同时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人王世贞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焦竑说“高皇帝翦除凶残，鸿业未固，必须大圣人继起乃能定之。汉、唐、宋统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他们都指出了朱棣在明史上的地位。 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备，但分封过侈，皇朝虽未易姓，却引起了内乱。朱棣以藩王即位，削弱诸藩势力，强化皇权，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朱棣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同时使它立于更巩固的基础之上，虽无开创之功，但走了关键性的一步。当然，为了巩固统治，这一步朱允炆或其他什么人也必须走，但朱允炆跌倒了，而朱棣成为明朝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从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经过他，完善了中国封建制度，奠定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格局。 第五章方孝孺解缙第一节方孝孺方孝孺（357—403），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明初著名政治家。 方孝孺生于元末乱世，但宁海地处偏僻，没遭战火之殃，他的童年生活尚安定。他的家庭虽不富有，但世敦儒术，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所以他从小受到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天资聪颖，六岁能诗，十三岁善作文，千言立就，乡人呼为“小韩子”。他读书时全神贯注，“日坐一室不出门庭，理趣会于心，虽钟鼓鸣、风雨作不觉也”。看到书中刊载的圣贤事迹和贤良形貌，便悠然神往，慨然生愿学之心。 洪武四年（37），其父方克勤受任为济宁知府。方克勤是一个循吏，他以民生为念，克尽职守，他认为，民之为乱是苦于徭役、迫于饥寒；治国之道在举贤才、安人心、黜豪强、除暴敛、明教化。当时朝廷有诏，开垦荒地，免税三年，“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这期间，方孝孺侍父宦游，父亲的言行无疑对他是一种言传身教。他后来在书中写道“某少则嗜学，窃有志于斯道，自从先公学经，匪圣人之言不敢存于心，匪生民之利害无所用其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循吏，也未能逃脱朱元璋的魔爪。洪武八年（375），有人诬陷方克勤私用仓中炭苇，方克勤因被流戍。翌年，空印案起，方克勤为吏所诬，遭诛。方孝孺扶丧归葬，哀恸行路。 方克勤行将流戍之际，命方孝孺拜太师宋濂为师。宋濂性诚谨，所学上溯到王鲁斋，远承朱子，是理学中程朱一派的传人。方孝孺从洪武十年（377）至浦阳师从宋濂，直到洪武十三年秋归省祖母，几年中，在学术上获得长足进步。当时，在宋濂门下学习的天下名士很多，但学术上均“尽出其下，先辈如胡翰、苏伯衡皆自谓弗如。先生顾未视文艺，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于理学渊源之统，人品绝续之纪，盛衰几微之故，名物度数之繁，靡不会通底极，见于论著先生留浦阳越四寒暑，尝以周孔自处，海内之人亦咸谓程朱复出矣”。甚至有人想看看他的形貌是不是真的像古人。就学浦阳的四年，对方孝孺影响至大，他自己谈到“就太史公学于浦阳，然后知经之道为大，而唐虞之治不难致也。”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宋濂的孙子宋慎被告发是胡党，宋濂连坐要处死刑，得马皇后解救，才被免死流放茂州，不幸死于途中。 自洪武十三年（380）至洪武三十一年，这段时间，方孝孺基本以读书、教学、著述为业。他的《四忧》等箴、《君学》杂著、《周易考次》、《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大易枝辞文统》等著作，便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满腹经纶的方孝孺，当然并不满足于著书立说的书斋生活，他踌躇满志，欲以所学来经邦济世。他曾慨然陈词“人不生则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纪，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风俗，揭斯道于无极，而窃取于文字间，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号，不亦羞圣贤、负七尺之躯哉！”“天苟欲治斯世乎，仆将抱遗经，陈之达者而施之于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书，授之其人，乐之以终身，亦未见其不可也。”他的政论文章中也全面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即“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君尽教养之职，民守奉上之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患父不慈，子贤亲自乐；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治理国家，应当尚德缓刑，以修身、教化为主要方法。 洪武十五年（382），吴沉、揭枢荐方孝孺于朱元璋，次年，方孝孺应召如京，见朱元璋于奉天门，陈说颇称上意，朱元璋欲留为子孙光辅太平，便令他去觐见太子。太子赐宴，宴几稍稍歪斜，方孝孺不肯就座，必正之才坐。有人如实向朱元璋汇报，朱元璋对皇太子说“此壮士，当老其才。”洪武二十五年（392），方孝孺又应召到京，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乃授其为汉中府教授。蜀献王也久仰其贤德的名声，聘其为世子师，十分尊重他，给以特殊的礼遇，并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后人因称其为“正学先生”。 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帝即位，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日侍左右，备顾问。凡军国大事，都必定征求他的意见。既得皇帝倚重，方孝孺欲尽复三代之治，把理想变为现实。他辅助建文帝省刑、减赋，更定官制，锐意文治，力图改变洪武以来严苛峻急的统治政策。但不幸的是，这一改革进程为靖难之役所打断。 建文元年（399）秋，燕王朱棣以“清君侧”，诛齐泰、黄子澄为由，起兵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经四年作战，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大军攻打南京前，谋士姚广孝特意对朱棣提到了方孝孺，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攻下南京后，朱棣召见方孝孺，令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劝道“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问“成王安在？”朱棣告以“彼死”。孝孺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孝孺告之“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很不耐烦，只说“此朕家事”，命左右授之笔札，要方孝孺拟诏。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即使十族之诛也不屈服。朱棣下令把他关进监狱，大抓其亲族朋友门生，每抓一人，都带来让他看一看。方孝孺看到他们十分难过，弟弟方孝友被杀前劝他“阿哥何必泪潸潸，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九族全诛后才磔方孝孺于市。方孝孺视死如归，就戮前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其门人廖镛和弟廖铭检遗骸掩埋于聚宝门外山上。族诛之前，他的妻子郑氏和儿子中宪、中愈自经死，女儿贞、淑投秦淮河死。族诛之后，朱棣又把方孝孺的门生作为一族杀掉。后来成祖时修实录，说方孝孺曾磕头求生。李贽指出“孝孺死节后，至今百六十年，人皆历历能言，虽人人殊，其成仁取义，之死靡悔，断然不可泯灭。而同时文学柄用之臣，际会功名，史有别书。以故魏惠安公泽哀江南词，有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 成祖既杀方孝孺，为避杀忠臣的历史谴责，下令藏方孝孺之文者罪至死。其著作有《孝经诫俗》、《周易考次》、《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等。幸有其门人王稌潜录集其文，才得传于后世。明中叶以后，方孝孺的文集《逊志斋集》一刻再刻，不少人因重其气节而重其道德文章。 皇帝也知道忠义之臣的价值。明仁宗谕群臣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明神宗诏革除被罪诸臣特许建祠，岁时以礼致祭，其坟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恤录。清高宗“褒其大节凛然，无忝纲常”，批示“正未可以谋事之不成而概加吹求，若成祖之滥诛泄愤，屠戮忠良，**刑以逞其失，自无可恕耳。” 方孝孺的成仁取义，朱棣的残酷杀戮，忠义无畏与奸邪残暴就这样谱写成历史。 第二节解缙青年才子解缙（39—45），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生于世宦之家，祖父解子元曾任元朝江西行省安福州（今江西安福）判官，死于兵乱。父亲解开因此伤透了心，居家守业，不肯出仕为官。朱元璋建国之初曾召见解开，同他讨论元朝政事利弊，并想授予他官职，解开却辞谢而去。解缙自幼在家中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他聪敏过人，十来岁时便诗文俱佳，为当地出名的少年才子。 洪武二十年（387）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次年赴京师（南京）参加会试，又被取为第七名，经殿试后取录为三甲进士，与其兄解纶同榜登第。洪武二十一年（388）戊辰科是明初重要的一科，这次殿试取录的第一名状元任亨泰被授修撰，第二、三名唐震、卢原质被授编修。此后这种授职便成为了定制。又廷议以新进士行御史事，新进士任巡按的制度也从此而始。解纶被任礼部主事，解缙却被留选为中书庶吉士。 洪武二十一年（388）四月的一天，解缙侍从朱元璋来到光禄寺大庖西室。朱元璋谈到时政，并对解缙说道“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少年得志的解缙很有些恃才无羁的文人习气，况且他对朝政也早已有所看法，当天便写了“封事”万言书，交给了明太祖。 这是一篇被当时人和后人备加推崇的大胆直陈时弊的上书。解缙这次上书的做法与内容都是十分巧妙与明智的。 对政事的大胆直陈，正应合了朱元璋“知无不言”的要求，而对于朱元璋的这一要求，若是不能直言，则反而会招致他的怀疑和不满。洪武时的酷法，几乎闭塞了言路，解缙的直言，使朱元璋感到耳目一新。但是解缙也并非毫无顾忌，为了使朱元璋在公布或不公布其内容上留有余地，他特地采用了“封事”的方式。这一回朱元璋毫无忌讳地将“封事”公之于众，解缙因此而名声大噪。 这篇题为《大庖西封事》的开头用批评的口气说到朱元璋不宜“下比（唐）太宗”，而“当同符尧舜，师表百王”。“既皆远过于汉宋，又何谦逊于唐虞？”这实际上难免变相吹捧之嫌，这样也才为后面的批评奠定了一个恭敬忠诚的基础。歌颂的是朱元璋其人，批评的是当时的弊政。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解缙所批评的都是朱元璋已经考虑到，但却没有听到臣下讲过的，这正是封事的... 18 这是永乐九年（4）六月，解缙的仕宦生涯结束了，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年半的狱囚生活。 解缙初入狱时曾遭到严刑拷打，因而辗转牵连到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及李至刚等人，都被逮入狱。王偁、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等人先后瘐死狱中。 掌锦衣卫诏狱的都指挥佥事纪纲是个凶残的酷吏，但他是诸生出身，颇好风雅，对解缙的才学久有所闻，渐渐与他熟识起来，解缙在狱中便不再多吃苦头。按照解缙的性格，这狱中三年应该有不少诗文之作，但文集中却鲜有所见，只有一篇《翰林蓝君日省墓志铭》，从行文中可知作于永乐十一年（43），正是他在诏狱中时。另有一首题为《忧患中寄友》的诗写道“手扶日月归真主，泪洒乾坤望掖庭。身死愿为陵下草，春风常护万年青。”2可能也是狱中之作。 永乐十三年（45）正月十五日，朱棣在午门与群臣观灯时发生火灾，都督马旺被烧死。几天后，朱棣照例下令蠲赦修省。大概纪纲认为这是解缙获释的机会，在上锦衣卫囚籍时，将他的名字一起送上。 “缙犹在耶？”朱棣不仅没有赦免之意，而且明显是要置解缙于死地。 纪纲也无能为力了。他回去后设酒与解缙对饮，并为之泣下。解缙一切都明白了，而像他那样一个个性极强的才子，是不会惜恋狱囚生活的。解缙开怀畅饮，仿佛不知道这便是最后的晚餐，直到醉得不省人事。酒醉后的解缙被埋到积雪中，默默地结束了他的一生。这一年他仅四十七岁。 发生在封建皇权极端机构锦衣卫诏狱中的这一幕悲剧，记写了一个不能按照封建模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解文毅公集》卷十三《翰林蓝君日省墓志铭》。 2《解文毅会集》卷六《忧患中寄友》。 第六章姚广孝夏原吉第一节姚广孝姚广孝（335—48），明初以僧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 姚广孝幼名天禧，字斯道。出家后法名道衍。明成祖即位后，赐名姚广孝。祖籍河南汴梁（今开封），曾祖父随宋室南渡时的难民逃到江南，落脚在长洲相城（今属苏州）。祖父、父亲都是乡间郎中，生活虽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姚广孝十四岁时，当父亲给他讲授医药知识时，他鼓起勇气对父亲说道我不想学医，我愿意读书，将来挣得一官半职，干一番荣宗耀祖的大事。 尽管姚家祖辈事佛，但是当有子孙真正要出家为僧时，还是引起了一番争议。他的伯父姚震之，说道“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父母听后送他于里中妙智庵，取法名道衍。从此开始了出家人的生活。 姚广孝出家后不仅学佛，而且读书工诗，“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并研治兵法。他云游四方，广交名士，博通佛、道、儒诸家之学。了解他的友人说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2姚广孝则在勤奋学习中成为了当时颇有名气的高僧。他自己也说“余少为浮屠而耆于文，凡昔浮屠之号能文者之文，无不遍求而博览也。”3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姚广孝好友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号称四杰，比之于唐代诗人王、杨、卢、骆。其中徐贲家居望斋门外，故号北郭生4。比邻而居的高启5、王行、宋克等十人，号称“北郭十友”，均与姚广孝结为诗文好友。但当他们劝姚广孝弃佛归儒时，被他用无言长笑拒绝了。姚广孝并非“阳释阴儒”。大约至正二十三年，他从遇庵和尚于径山习禅，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开始了佛、儒二家的对比与选择。在学佛访友、诗文酬和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叩钵吟诗，高谈阔论，确实不像个安分的出家人，倒像个胸怀大志的书生。在元末乱世中，姚广孝虽有逃禅之心，却并未真正成为“方外之人”。这在至正二十五年（35），他写的一篇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斥牟文》中得到充分反映“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垅上视苗之长否，有老农泣于旁。余问其故，曰夫虫牟食苗之根，苗概死矣”他借田间虫牟以指斥人间虫牟，他一刻都不曾脱离现实社会。在那群雄辈出的时代，寒微的家世，器宇恢弘、性怀冲淡的天资，丰富的生活经历，这一切都为姚广孝投身政治舞台提供了有利条件。《明史》记其“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王鸿绪《明史稿》卷一三四《姚广孝传》。 《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2刘凤《续吴先贤赞》卷一《姚广孝》。 3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八《读至天隐文集》。 4万历《长洲县志》卷十三。 5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五《答衍师见赠》。 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六《斥牟文》。 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他也曾为此写诗道“岸帻风流闪电眸，相形何似相心优？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他渴望走元初怪僧刘秉忠之路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但是，谁曾想到，他竟在这条道路上摸索了十五年。 洪武四年（37），朱元璋诏取高僧，姚广孝因一场大病失去应诏机会。从他的诗文中可知，他卧床不起，直至次年正月初六。当他大病初愈起身试步，与友人同到檐下小憩时，一只五色雀飞鸣于庭院，引起众人注意。友人们对广孝说道“此雀五色，文明之象，子病起而遇之，异日文章当有大进矣。”但姚广孝所思非仅如此，他在当即所赋诗中，用“野田饱粟纵高飞，他年伫看栖琼树”的诗句抒发了自己的鸿图大志2。 洪武八年，姚广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一次他虽未得官，而于次年春“赐还吴门”，但这次赴京使他进一步交结官宦、高僧，并增强了成就事业的雄心。归经北固山时，他吟出了《京口览古》的寄情诗“谯栌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3同行僧宗泐窥知其诗意道“此岂释子语耶？”广孝报之以一笑。 洪武九年，姚广孝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辟一小室曰“莲花室”，“盖期当来极乐国中莲花生也”。从此他在海云院禅居四年之久，过着“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洪武十三年秋，他再次出游，次年“扬帆于浙江之上”2。这时四十七岁的姚广孝已经倚杖而行了。正当他感到“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时，因宗泐荐，于洪武十五年（382）再次被选高僧赴京，这才成其毕生事业的开端。明人刘凤说“时运方遘，则异才出焉。”3姚广孝这个兼通佛、道、儒的怪杰，在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终于得到发挥其才能的机会。 姚广孝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活动，是策划发动“靖难”之役。《明史》说他“首赞密谋，发机决策”，“论功以为第一”。 姚广孝到北平庆寿寺后，经常出入燕王府，“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这些密谈内容当与“靖难”夺位有关。在姚广孝的思想深处，是对朱元璋“为政严猛”怀有反抗情绪的。他的故旧，几乎都成了洪武严政下的冤鬼。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对姚广孝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在燕王朱棣“靖难”起兵的关键时刻，姚广孝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明人盛传当时姚广孝曾以对联、占卜等方式促使燕王起兵4。为增强燕王朱棣起兵决心，姚广孝还曾推荐著名相士袁珙，相称燕王为“异日太平天子”。“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5姚广孝与袁珙不同于那种空口欺人的术士，他们用意在于促使燕王起兵。姚广孝曾对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九《赠相士袁廷玉》。 2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三《五色雀并序》。 3《明诗纪事》乙签卷三《京口览古》。 姚广孝《逃虚类稿》卷五《莲花室铭序》、《紫竹杖铭并序》。 2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四《送芳上人游甬东序》。 3刘凤《续吴先贤赞》卷一《姚广孝》。 4唐枢《国琛集》卷上；高岱《鸿猷录》卷七《靖难师起》。 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当时形势有过一段极精辟的分析主上（建文帝）猜间宗室，侵渔齐藩，所戮辱囚首隶士伍，盖五王矣。 虽未及燕，燕可觊幸免耶？夫燕，胜国之遗，而北方雄镇也。其民习弓马，地饶枣栗，悉雄蓟属。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万，粟支十年。大王护卫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万。鼓行定山东，略淮南，此势若建瓴而下，谁为抗御。大王即不，南机或先发，欲高卧得耶？且旦暮匹夫耳。从“靖难”之役的过程看，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又帮助燕王朱棣作了军事准备。“王意益决，与道衍选将练兵，收召材勇异能之士。”2燕王府以其独具的条件，保持元官旧制，殿院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建文元年（399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叛燕上变，朝廷命逮燕府官属。与此同时，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叛朝廷密入燕府告急。燕王闻报“戄然起立”3，召姚广孝、张玉、朱能等定计起兵，一场酝酿已久的夺位战争终于爆发。姚广孝在指挥这场战争中，也发挥了较大作用。朱棣曾说“朕靖难之初，卿侍左右，谋谟弼赞，裨益良多。”4《明太宗实录》中亦称“上每出师，命侍世子居守，严固备御，抚绥兵民，与赞谋策。”5其具体记述，主要有如下五事.“靖难”起兵誓师时，“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色变。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当时确有天气之变，《奉天靖难记》卷一亦记“俄，阴晦，咫尺不相见。少焉，东方云开，露青天仅尺许，有光烛地，洞彻上下。”姚广孝随机应变，以固军心，表现了过人之智。 2.“靖难”出师后，“留世子守北平，僧道衍、郭资、内使赛因帖木儿等辅之。”“其年十月，成祖袭大宁，李景隆乘间围北平。道衍守御甚固，击却攻者。夜缒壮士击伤南兵。援师至，内外合击，斩首无算。” 3.建文二年六至八月，“成祖围济南三月，不克。道衍驰书曰‘师老矣，请班师。’乃还。”这是燕师首次失利。九月九日重阳是在战败气氛中度过的。姚广孝当日写道“八月中秋不玩月，九月九日不登山。可怜时节梦中过，谁对黄华有笑颜。”2他已不仅是风雅飘逸的高僧，而且是肩负战争重任的主角。 4.东昌之战，主将张玉阵亡，燕师大溃，退守北平，士气大挫。据传出师前，姚广孝曾称“师且捷，费两日耳。”东昌战败后，他又称“臣固已言之，昌于文两日也。此后全胜矣。”3这不是一般的诡辩，而是稳定军心的措施。当时燕王欲稍休息，“道衍力趣之”，在他的安排下，为东昌阵亡将士的祭奠，成了再次出征的誓师。 王世贞《名卿绩纪》卷三《姚广孝传》。 2夏燮《明通鉴》卷十一，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3《明史》卷一四六《张信传》。 4《明太宗实录》卷三○，永乐二年四月壬申。 5《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谈迁《国榷》卷十一，惠宗建文元年七月壬申。 2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九《九日感怀洪武三十三年作》。 3谈迁《国榷》卷十一，惠宗建文二年十二月乙卯。 5.燕师直捣南京，亦出自姚广孝之谋。他力主“毋下城邑，疾趋京师。 京师单弱，势必举”。燕王“从之。逆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姚广孝的活动贯穿了战争全过程。史料的缺乏，并未能掩盖其重要作用。这已为历代史家所公认。清人赵翼评论《明史》编纂时说“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这是对其在“靖难”夺位中所起作用的最概括的肯定。 对于姚广孝晚年的传统说法，认为他功成身退了。这种说法出于对其特殊身份的推测。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攻入南京，夺得皇位。同年十月，姚广孝奉旨离北平南下，回到阔别二十年的南京。此时他已是六十八岁高龄。“金陵战罢燕都定，仍是癯然老衲师。”2功勋卓著的姚广孝并未脱去袈裟，并因此辞官不受。但是由此而得出功成身退的结论，则值得商榷。 建文四年十月，姚广孝受官僧录司左善世，这个秩仅六品的僧官位置，对于“靖难”首功的姚广孝虽显不宜，然就其和尚身份来说，却又是必任之职。当初这个佛教最高职位原由溥洽担任。“太宗即位，召斯道衍公于北京，命主教事，公（溥洽）以左善世逊衍，而己居右。”3永乐二年（404）四月，姚广孝再受太子少师之职，成为当时文臣最高秩（正二品）。这与一般官吏升迁不同，因此被附会了一些传说。尹守衡《明史窃》称姚广孝因左善世品秩过低，朝班立阶下，面露不豫之色，为太宗朱棣所察，即授太子少师。焦竑《国朝献征录》则记其屡辞官不受，朱棣“令人潜以冠服披体，亟命宣谢，不得已，受命”。传说虽有不同，但认为姚广孝理应得官这一点则是一致的。 当然，长年出家为僧，对姚广孝不无影响。他在出仕与退隐问题上确曾有过矛盾心理。他在《题江行风浪图》一诗中，借长江风疾浪高船行艰险，比喻人世。“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他对于人心难测，“一笑杀人顷刻间”的官场争斗感到厌倦，认为“贫贱安居良不恶，名利奔驰有何乐。”他用“老年无事不江行”的诗句，表达自己的退隐之心。他把千秋功业，视如黄粱梦断，想往着归依青山的生活。 成功后的姚广孝与前有所不同。他不再以刘秉忠自命，并一再称自己“不是高阳酒徒（郦食其）”，“不入非熊（姜子牙）梦”2。他将自己比作“既倦终宵巡瓮下”的老病之猫，并为“谁念前功能保爱”而深感不安3。洪武功臣的悲惨下场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何况此时他已不再是满怀抱负步入禅门的青年，而是已近暮年的老人。谈迁曾说“当公贵显，年殆七秩，桑榆垂尽，何论婚宦哉。”4但在姚广孝思想中，也有“料得人生皆有命，休言名利不如闲”的一面5。当他以功臣身份与皇帝同在京师正月十五观灯时，事业成功的喜悦，对知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一《明史》。 2王鏊《姚少师像》，见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一。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壬集《南洲法师洽公》。 姚广孝《逃虚集·题江行风浪图》。 2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八《题独钓图》。 3姚广孝《逃虚集·咏病猫》。 4谈迁《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5姚广孝《逃虚集·送范生过古北口》。 之恩的感激，又使他踌躇满志。 暮年的姚广孝虽未任七卿要职，然所任太子少师却是实职，与后来此职不同。“时上狩北京，广孝留辅太子。自是以后，东宫师、傅终明世皆虚衔，于太子辅导之职无与也。”永乐二年六月，在受官太子少师后两个月，姚广孝又以钦差身份前往苏湖赈济。这是一种特殊荣誉。离别故乡二十余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了。这次还乡的兴奋中，也伴随着怅然之感。他的父母均已去世，“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时祭扫，曾不可得。”他将父母灵位放进了少时出家的妙智庵。他并未退隐，回京后畜养一只雄鸡，每晨闻鸡而起，壮心未已地度过了一生最后十数个年头。他因忙于清理教务，常负友人之邀；他又辅导太子居守京师，并为太孙讲读华盖殿。而他晚年最有成效的工作，则是先后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 原主持编修《永乐大典》的解缙并未理解皇帝指令编修这部巨帙的宗旨。永乐二年二月书成上呈，定名《文献大成》。“既而上览其书，更多未备，复命姚广孝等重修。”永乐五年，这部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二万多卷巨帙的类书，在姚广孝主持下完成，定名为《永乐大典》2。 永乐九年，七十七岁的姚广孝再次受任监修官，主持《明太祖实录》的重新编修。从此直至他去世，大约六年多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此项工作。他在晚年写给夏原吉信中说“仆衰老区区所念《太祖实录》，万世法则，此是国家至重之事尔蒙意实录中，最难书者，发迹定鼎征伐等项。且喜稿完呈进了当凡事访问稽考，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以副上意。如或延缓岁月寖久，亦非所宜，惟阁下谅察。”他显然不是挂名监修，而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这次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就是今天所见三修本。这是一次真正重修，所用时间和全书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修纂。但是当永乐十六年（48）五月书成，朱棣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却已在两月前与世长辞了。 永乐十六年（48）三月，八十四岁高龄的姚广孝奉诏由南京北上，到北京大庆寺后就病倒了，临终无一语及私。但却提出了释放建文帝僧人溥洽的请求。这大概不仅出于与溥洽同为出家之人的相怜，而且是一种寻求解决朱棣夺位后与建文帝及其诸臣关系的暗示。他始终不能脱离政治家的本色，然而他毕竟带有出家人的修养与淡泊。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死于寺中，他希望能够按照出家人的方式来安葬自己。朱棣同意，他被依僧制安葬在京西卢沟河畔。三十日，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并宣读了明成祖朱棣亲撰的祭文。祭文追忆他辅成“靖难”的功绩，并说“朕统承天位，图任旧人，特授卿以官僚之位，朝夕启沃，资益良深自昔以来，如卿者，岂易得哉！”2诚然如此，像姚广孝这样双重性格、双重身份的成功人物，是明朝的唯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八《永乐七年正月十五夜喜晴京都放灯甚感赋近赋二首》。龙文彬《明会要》卷二九《职官·东宫六傅》引《弇山集》。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一《秘书告成》。 《明经世文编》卷十三《与夏尚书》。 2民国《相城小志》卷二《姚少师祠堂记》。 第二节夏原吉夏原吉（3—430），字维喆，祖籍江西德兴。其父夏时敏在湖南湘阴任教谕，于是定居湘阴。他前后主管户部二十九年，对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夏原吉幼时，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生活非常艰难。他发奋学习，获得良好的社会声望，洪武中被举荐到太学学习。朱元璋选太学生充实朝廷，夏原吉被选中，分工抄写朝廷有关的文件。同去的太学生不以为然，嬉笑喧闹，而夏原吉则一丝不苟，正襟危坐，其举动受到朱元璋的赏识，被提升为户部主事。夏原吉到户部任职后，兢兢业业，把复杂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受到尚书郁新的关注，在户部站稳了脚跟。建文帝时期，他顺利地升迁为户部右侍郎。 朱棣即位后，夏原吉又被提升为户部左侍郎。有人向朱棣挑拨离间，说夏原吉在建文中用事，不可信用。朱棣置之不理，派他赴江南浙西治水，委以重任。夏原吉到浙西后，疏浚吴淞江下流，上接太湖，并因地建闸，用来蓄水或泄水。治水期间，夏原吉布衣徒步、日夜操劳，既使是在盛暑烈日之下，也不令仆人张盖遮阳，真正做到了与民同甘共苦。永乐三年（405），户部尚书郁新死后，朱棣将夏原吉召回朝廷主管户部，主掌国家的财政大权。夏原吉从全国的财政状况出发，提出“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的建议，朱棣欣然采纳。夏原吉尽职尽责，努力熟悉财政业务，将户口、府库、田赋等数字都写成小条，带在怀中，随时检阅。据说有一次朱棣向他问起天下钱谷数字，他的回答既迅速又准确具体，朱棣感到非常吃惊。《明史》中评论夏原吉说“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功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官阙，供亿转输以巨万之计，皆取给户曹。原吉悉心应之，国用不绌。”同时，夏原吉能够坚持从国家的财政实际状况出发，反对不正确的决策，不惜触怒朱棣。迁都北京的永乐十九年（42）秋天，朱棣决定组织第三次亲征，向夏原吉询问边储情况。夏原吉据实相告“比前出师无功，军马储蓄，十丧，灾眚迭作，内外俱废。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迄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朱棣一意孤行，将夏原吉逮捕下狱，幸亏杨荣等人出面劝说才幸免于难。直至仁宗朱高炽即位，才复官职。 夏原吉被逮下狱后，家被抄没，家中除皇帝的赐钞外，只有几件布衣、瓦器。 夏原吉对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人却廉洁自守，生活非常俭朴。他的弟弟到北京看望他，临走时，夏原吉只送给弟弟二石米。朱棣见到东西太少，觉得奇怪，夏原吉回答说“臣所遗俸已寄之，无以为赠。”朱棣过意不去，又赏赐了几匹好布。宣宗朱瞻基率军北巡，夏原吉随行，朱瞻基拿出夏原吉的干粮品尝，结果难以下咽，朱瞻基过意不去，赏赐给他一些为高官们特制的食品。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十三。 夏原吉还是一个难得的识大体顾大局的人物。朱棣在位期间，他经常被秘密召见，讨论国家大事，但对于讨论的实际情况他绝不外传。一次他和几个同事雪夜饮酒后回家，路过禁门，有人主张直接通过，夏原吉认为不可，即使没人监督也要依礼而行。朱棣迁都北京，赞成与反对者形成对立的阵营，闹得不可开交。夏原吉深感不安，为保证迁都之初的政治稳定，他主动承担责任，使矛盾缓和下来。朱瞻基即位之初，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夏原吉和杨荣等人力主皇帝御驾亲征，结果叛乱很快被平定。夏原吉为人还非常大度，有雅量，“同列有善，即采纳之。或有小过，必为之掩覆”。平江伯陈瑄非常讨厌他，他却极力赞赏其才能。礼部尚书吕震曾在背后诬陷他，但当吕震为自己的儿子讨官时，夏原吉却为之力争。他的仆人不小心污损了皇帝所赐的金织衣服，他告诉仆人，脏了可洗不必害怕，有时仆人不小心污损了朝廷的文件，请求赐死，夏原吉却主动承担责任向皇帝请罪。山东唐赛儿领导的起义被镇压后，三千多人被俘，夏原吉却请求朱棣宽恕他们，结果没被杀害。史称其“有古大臣风烈”。 宣德五年（430），夏原吉去世，朱瞻基封他为太师，谥号忠靖。此后，人们为了怀念他，还建祠立祭。著作有《万乘肇基集》、《东归稿》、《夏忠靖集》等。 第七章郑和第一节哈只世家郑和（37—434），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原姓马，小名三保，人称三保（宝）太监。曾祖父叫拜颜，娶马氏；祖父称哈只，娶温氏；父亲称马哈只，也娶温氏。祖父和父亲都曾前往麦加朝觐，故有“哈只”之称，受到乡里的敬重。郑和弟兄二人，哥哥叫文铭（或作文明），还有四个姐妹，其事迹不详。 洪武十五年（382），郑和十二岁时父亲病故，他投靠燕王朱棣，做了宦官。在燕王藩邸里，郑和的聪明才干受到赏识。建文元年（399），他二十九岁，从燕王举兵，出入阵战，多建奇功。燕王称帝后，因功擢内官监太监，主管宫室陵墓的建造，采办宫廷婚丧礼仪所需珍宝、香料及珍奇异物等事宜。永乐二年（404）正月初一，被赐姓“郑”。 郑和经事成祖、仁宗、宣宗三朝，七次奉使远航，历南海及印度洋沿岸三十余国，行程十万余里，时近三十年。仁宗时，曾任南京守备太监。宣德九年（434）病逝于古里。终年六十四岁，赐葬于南京的牛首山。郑和死后，至今南洋各国人民仍旧奉他为神，立庙祭祀，香火不衰。 本文系采自《回族人物志》第二册第2卷《郑和》。本文所引资料，主要依据《明史·郑和传》，《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八、一七○、一八二；《天妃之神灵应记》、《通番事迹碑》；并参考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十章《郑和之下西洋》。关于郑和墓，据明天顺元年（457）佚名氏所撰《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载，认为郑和是第七次下西洋归国途中，于宜德八年四月初逝于古里；同治《上江两县志》也记载，卒于古里，赐葬牛首山。按此两说，郑和亡于古里，葬在国外。 第二节七下西洋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声势最盛、影响最大的是永乐三年（405）、永乐五年、永乐七年和永乐十一年。 西洋，在明代是指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洋诸地，约当于今之印度洋2。明成祖即位后，疑惑建文帝逃到海外，又欲向海外炫耀中国的富强，决定派人出使西洋。郑和因“有智略，知兵习战，姿貌才知，内侍中无与比者”，被任为正使。 永乐三年（405）六月，郑和与太监王景弘开始奉命出使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他率领一支有六十二艘船的船队，载有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和大量金、帛、货物。据史载，郑和的宝船，船身最大者有四十四丈四尺之长，宽十八丈；中者有三十七丈之长，宽十五丈。船队从苏州刘家河出海，先到福建，再从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hampa），再历经爪哇（java）、苏门答剌（samu-dra）、南巫里mbri，又称南渤利），至印度古里（aliut）返航，于永乐五年（407）秋回国。此次出航，所历之地远至印度西岸。南洋各邦国使者随郑和前来朝见者甚多，明成祖非常高兴，加赐爵位俸禄不等。永乐五年九月，郑和复奉命出使西洋。他率领有二百四十九艘的船队，沿着首次开辟的航线，先后到达了爪哇、古里、柯枝（ohi）、暹罗（siam，今泰国）、锡兰（e，今斯里兰卡）等国。郑和每到一处，颁布明朝皇帝诏书，立碑文。服者，赐给金帛，不服者，则以武力慑服之。在离开锡兰后，郑和船队满载着各国贡献的珍奇异宝返航，于永乐七年（409）九月上旬回到南京。 永乐七年九月下旬，郑和奉命第三次出航，所率船只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从刘家河出发。此次出航，是要巩固明朝同南洋已通好国家的关系。船队所到之地，有古里、满剌加（ma）、苏门答剌、阿鲁（ru）、加异勒（ayal）、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等国，这些国家对明朝的态度和好如初。永乐九年（4）船队回京，随同前来朝贺者有十九国，当时的朝廷“万使云集”。 郑和回京后，修整一年，于永乐十一年（43）冬，又奉命开始第四次远航。明成祖以印度洋沿岸以东更远一些的国家尚未臣服通好，特命郑和等赍敕前往。据史书记载，这次出使所历之地，不仅远至忽鲁谟斯（ormuz，在今伊朗波斯湾口），而且抵达了非洲东岸麻林（melide）、木骨都刺（mogedoxu）、不喇哇（brawa）等国。郑和于永乐十三年回国，史书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戊子，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苏门答剌、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aha）、锡兰山（e）、木骨都剌、溜山喇哇、阿丹（de）、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alembag）宣慰司，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 从永乐三年至永乐十一年的四次出航，郑和为明朝开辟了向海上发展的新纪元。 2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中记“今之所谓南洋，包括明代之东西洋而言，东西洋之称，似首见《岛夷志略》著录，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剌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 永乐十五年（47）十二月，郑和奉命护送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者回国，并携有赠送各国国君的礼品，作第五次远航。这时的明朝，威震海外，它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发展起来，互市通商者，络绎不绝。明朝赠予和交换物品大多为丝绸、珠宝、瓷器等，换回大量的琥珀、珊瑚、珍珠、玛瑙、药材等，多数是供朝廷享用的奢侈品。十七年七月（49）前来朝贡者中，有诸国的王子、王叔或王弟，所献礼品也为各国珍奇异兽，如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麒麟、长角马哈兽、千里骆驼、驼鸡、麋里羔兽等等。 永乐十九年（42）春，郑和率大■宝船出发，第六次远航，于二十年八月回到南京，随来的各国贡使总数达一千二百余人。郑和此次航行，据载曾远至非洲东岸。 宣德六年（43），郑和最后一次奉诏出使西洋。明成祖去世后，仁宗继位不到一年便也故去。宣宗继位后，海外诸国前来朝贺者渐少，宣宗决定重振国威，再行通好。是年闰十二月，郑和始行。这次远航距第六次的航行归来，已间隔九年之久了。这时的郑和，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行至古里时，已是宣德八年（433）三月了。郑和船队的分■则奉命前去天方，得各种珍奇和天堂图真本于宣德九年回京。 郑和前后七次出使西洋，航程最远者到达非洲东岸，他率领的船队的分■远至红海和麦加。在出使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明成祖对海外各国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招徕政策。郑和在第一次航海途中，经旧港，其酋陈祖义，甚豪横，称霸海上，劫掠过往商旅。欲谋郑和，被郑和缚回南京，诏戮于都市，除掉了阻碍海上交通的一大障碍。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独持不恭态度，派兵五万余，欲劫和舟。郑和趁其国内空虚，亲破其城，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眷官属，带回南京。明成祖为了向海外诸国表示圣明，放他归国，又另立了锡兰国君。来中国朝贡者日益增多。郑和第四次出航，途经苏门答剌。苏门答剌原国王受那孤儿（batta）国花面王侵扰，作战时中药箭而死。当时有一渔翁率众杀死花面王，收复失土，替国王报了仇。王后如约，奉渔翁为国王。原国王嫡子长成后，欲夺回王位，谋杀渔翁，赶走其子苏斡剌。郑和来到后，将王位赐给原国王之子，追擒苏斡剌于南渤利（即南巫里），回朝后，诛苏斡剌。新王立，感明朝威德，朝贡不绝。郑和在航海过程中擒王摧敌，数建奇勋。 自宣德九年（434）归来后，明朝虽然也间或有船队出洋，但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影响之深都远不及郑和，明朝在海外的声誉也大不如前了。前来朝贡的海外使者、通商客旅，比起永乐年间，就十分稀落了。 第三节历史影响郑和远涉重洋，排除险阻，为明朝跟海外各国的通商和友好往来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航海纪录的最终完成，比哥伦布（ol-ubus）于492年发现美洲、达·伽马（vasodagama）于498年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郑和下西洋航程绘制的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记有航向、方位、航程、停泊地点、暗礁浅滩、港口等，是我国最早的一份远洋航海图，为后世航行西洋提供了重要依据。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造船工艺上的成就，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第八章宗喀巴第一节幼年出家湟水发源于青海湖东北的日月山，东流五百里而入黄河，两岸形成了一片水土肥美的草原。藏文曾将整个湟水流域称为“宗喀”，而地处湟水中流重镇西宁西南五十余里的湟中城，更是这片草原上的一颗珍珠。元朝时这里属甘肃行省西宁州。 这里的达鲁花赤名叫鲁布木格，他与妻子馨萨阿其是一对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笃信佛教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 至正十六年（35）岁末之夜，鲁布木格在睡梦中见到了曼殊佛，那佛以诸花鬘为庄严法衣，以叨利树叶为裙，形如黄绢，背负着经卷，自称从五台山来，要借宿于此。说罢径自上楼到佛堂中去了。此后他又梦到一金杵，光明耀目，不知从何处飞来，直入其妻怀中。恰巧这时他妻子怀了孕，于是这些梦幻中的东西便被附会成了佛的转世之类传说。 至正十七年（357）十月，馨萨阿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罗桑扎巴。这便是后来被尊称为“宗喀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也有尊称他为杰仁波且，藏语的意思是宝贝佛爷。宗喀巴的家族是当地的望族，全都信奉佛教，也出了不少有名望的高僧。在这种家庭环境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宗喀巴，他的命运自然也就同佛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因为他出生前父母曾有那许多梦幻的缘故，宗喀巴从幼年起便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这都成为他后来创立佛教格鲁派（黄教），而且最终成为藏区佛教领袖的有利条件。 宗喀巴出生的第三年，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应元顺帝之请，由西藏前往大都（今北京），途经湟中，被宗喀巴的父母请到家中，见到了年仅三岁的宗喀巴。乳必多吉很喜欢他，劝他父亲将来送他入藏，并且特为他授近世戒（戒杀、戒盗、戒**、戒妄语、戒酒）。乳必多吉走后不久，他们便请来噶当派大喇嘛顿珠仁钦，让宗喀巴拜他为师。从此，三岁的宗喀巴便离家随顿珠仁钦而去，开始了他的宗教生涯。 同所有幼年出家的孩子一样，宗喀巴从佛门童子功习起，在修习入怖畏金刚、胜安乐轮、欢喜金刚、金刚手之后，又受持一切密乘律义诸三昧，并开始诵读佛经。他十分聪敏，不用费力便将经文诵读如流。不久，顿珠仁钦又开始传授他瑜伽功和曼殊心咒五字明。宗喀巴七岁时，便已经熟知佛经显密律法和各种修行之功了。 长期的佛教教育使这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完全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他几乎只知道佛经和佛。即使在睡梦中，梦到的也常常是噶当派始祖阿底峡。他并不知道这位印度高僧的真正相貌，只能从常见到的佛像去臆想，这当然同寺院中的佛塑和壁画不会有很大出入，因此后来他入藏见到阿底峡像时，自然也就觉得如同梦中所见。 至正二十三年（33），七岁的宗喀巴正式受沙弥十戒（戒杀生、戒偷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一，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一节《大师之诞生》。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90页。盗、戒**、戒妄语、戒饮酒、戒涂饰香鬘、戒视听歌舞、戒坐高广大床、戒非时食、戒蓄金银财宝），取法号贤慧，名吉祥，到西宁南边黄河北岸的一个小寺甲琼寺出家。他在这里继续师从顿珠仁钦，直到十六岁，这十年成为他一生宗教活动的奠基时期。 顿珠仁钦是一位学识广博的高僧，他本人曾多次入藏，钻研显密教法，有很深的造诣，他对宗喀巴生活学习关怀备至，使宗喀巴受益极多。后来宗喀巴谈到这些事情时常说“义成大师（按即顿珠仁钦）恩德最深，虽父母之慈爱，亦不过如是而已。”2王森《宗喀巴传论》。 2《宗喀巴大师传》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节入藏求学明洪武五年（372），十六岁的宗喀巴感到在家乡从学已经不能满足，他希望能前往当时佛教盛行的西藏去深造，去接触更多更广泛的佛教流派。当他把这些想法告诉师傅顿珠仁钦时，立即得到师傅的和鼓励，并为他准备了充足的资粮。 与宗喀巴同行的还有前藏止公寺喇嘛等人。宗喀巴的两个舅父也决定同他一起入藏。顿珠仁钦赠给宗喀巴一段很长的偈语，为他作好入藏后的学习安排，还特地陈设坛场，祭告诸佛圣众。 这一年秋天，十六岁的宗喀巴满怀理想，告别师父和父母家人，踏上了入藏的路程，此后他再也没能回到故乡来。入藏的路途是极其艰苦的，宗喀巴一行系绕南路而行，取道应昌，跋涉三千余里，翻山越岭，经过一年时间，于洪武六年（373）秋天抵达必力公。宗喀巴在必力公的时间不长，就听受了大乘发心仪轨和大印五法，还阅读了寺中喇嘛的著述和拿■六法等较深的佛教经论，他开始对这些经论入迷了。他本想立即前往极乐寺，学习更多更广泛的经论，但是同伴们都劝他先往公塘，从师一位名医学习医术和梵藏注译，他拗不过同伴的相劝，勉强应允了。这次赴公塘习医，后来居然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只是他当时尚未感觉。他在公塘几个月后便来到了位于拉萨西南的第瓦巾寺。 第瓦巾寺是当时乌思藏著名的噶当派寺院，也是宗喀巴启蒙师傅顿珠仁钦的母寺。住持善满，大善知识德海，大阿阇黎■锦巴都是当时名僧。在他们的指教下，宗喀巴接触到了更为广泛的佛教经论。 大师们很快便对宗喀巴的聪敏好学感到惊讶了。他只用了十八天，便将一部《现观庄严论之本释》读得精熟；他还去听邻近的僧人讲大乘《庄严经论》；听说萨迦教主福幢在法城寺，他立即前往礼见，从学曼殊五字明和其他的佛法。在第瓦巾寺的两年中，他学到了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最初的学习生活对宗喀巴来说也是极其艰苦的。骤然间来到这样一个广阔无垠的佛教天地之间，年轻的宗喀巴如饥似渴地学习，恨不得一下子都学到手，而佛家的经法又是如此之多，如此之难。在听绛嘉释时，有很多引文十分难懂，这一切使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对宗喀巴的另一个困扰是水土不服，他经常病倒，在公塘学习的医术帮了他的忙，加上他本人坚强的毅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两年的艰苦学习为他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宗喀巴大师传》记顿珠仁钦曾于祭坛上手握青稞一束，青稞粒粒发光，是为成熟之青稞，故知当时约在七至九月间。 第三节云游和立宗洪武八年（375），十九岁的宗喀巴开始云游诸寺院的生活，这可以算是他事业的开端，他一面继续学习，一面于各寺院立宗，名声渐著。 所谓立宗，就是在寺院中立辩场，同寺院中的僧人辩论。宗喀巴先后到过桑朴、仰思多（今江孜）、沙鲁、萨加、拉孜、觉摩囊、那哩当等地。他并且在那哩当寺中结识了仁达瓦大师。仁达瓦是噶当派高僧，他讲论佛法时，不是依照原文直释其义，而是将全论要义前后配合说明。这对宗喀巴教益甚大，他当初在第瓦巾寺中百思不解的许多疑难，都渐渐明了。他还经常向仁达瓦提出疑难问题，请他讲论，直到弄清楚为止。仁达瓦曾高兴地对他说“为汝讲授，实须慎也。”这一年秋天，宗喀巴听说一位号菩提顶的高僧将在布达拉冬季法会上讲解集论。他久闻菩提顶大师是藏中集论的一代之主，岂肯坐失良机，连忙赶赴乌思藏听讲。可是当他赶到时，菩提顶大师却因年迈，未及讲论，已经回后藏去了。宗喀巴并不失望，他追随不舍，来到法城寺，终于见到高僧，并向他讨教了不少东西。 冬天，宗喀巴到党摩陇寺院中从学于罗赛瓦，受持毗奈耶广释，每天听讲之余，受持根本经广释页，每日不断。这样过度的劳累使他不久便病倒了。背上疼痛难熬，无法再坐禅听讲，只好到朵陇求医，经过诊治也不见好转，人们把他送回第瓦巾寺养病。谁知寺中矛盾重重，多生口舌，师生厌离，宗喀巴在寺中住不下去，拖着病体，冒着高原的严寒前往萨加。当他来到内宁寺时，再也走不动了，内宁寺留他住下来，直到第二年春天。 洪武九年（37），春天，宗喀巴回到萨加，在那里养好病后，又前往拉兑绛囊仁寺，较为安定地度过了一个春夏。 正当他逐渐习惯了西藏寺院生活，并且名声渐著之时，一封家信又险些给他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洪武十一年（378）秋天，有人将他的一封家信送到前藏。宗喀巴赶往前藏去取到了这封信，信是母亲写的，离家已经六载的宗喀巴看着书信，触动了思念之情。同伴们也都劝他回，他于是开始动手收拾行装。行装快要准备好了，宗喀巴却处于极度犹豫之中。事业未竟就这样回去，难道就这样前功尽弃么？他隐隐感到，这思乡之情正是自己俗念未绝的表现，他终于改变主意，决定不回家乡去。 此后母亲又频频寄来书信，并且在信中夹带了一缕白发，表示了思念儿子之情。看着慈母的白发，宗喀巴百感交集，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慢慢平静下来。他在给母亲的回信中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中的宗喀巴仿佛正在呼唤着母亲。母亲也终于理解了儿子，她默默地为儿子祝福。 这一年的冬季法会后，宗喀巴又住到了第瓦巾寺。不久，他收到新嗣位的北元脱古思帖木儿的书信和礼物，他回致了书信以表示酬谢。这是宗喀巴同朝廷往来的开始。但是这时候的北元已经无力外顾。几年后，随着明军进占云南，北元对乌思藏的控制便逐渐被明廷所代替。 这时候，二十余岁的宗喀巴已在后藏至前藏诸大辩场立释量、集论、俱舍、戒律四部之宗，“慧辩锋芒，理教渊深，释难则势如破竹，酬问则语同扣应”。这时他已经达到“格西”的地位。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一，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三节《大师入藏学法》。第四节宗教改革洪武十八年（385），宗喀巴二十九岁时，在雅垄的南结拉康寺拜楚臣仁钦为师，受比丘戒。2大约也就从这时起，宗喀巴开始戴上黄帽，这是藏中佛教徒中兴佛法弘扬戒律的标志。宗喀巴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深感当时藏区喇嘛教的，决心针对这种状况进行改革，提倡严守戒律。 宗喀巴开始在各地讲论因明、中观、入中论等。几年以后，洪武二十一年（388），三十二岁的宗喀巴完成了十年前立宗答辩讫的《现观庄严论》，他在佛教理论上更趋成熟。 一个冬天的夜晚，宗喀巴和寺中僧人们围火而坐，有人说到过去曾有一位高僧，在一次法会上，同时讲论十一种经论，成为讲论最著的高僧。于是几位僧人便请宗喀巴也同时讲授多种经论。宗喀巴想了想说道“若稍励力，或亦能之。”于是应允二十天以后，于初一日开讲。 同时讲解多种经论，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在讲解过程中，各种经论互通互异，每讲一种，须取多种之注释，但又不能紊乱，这就需要对佛经有深入研究。宗喀巴在应允讲授多种经论后，闭关作了认真准备。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各寺僧人闻讯争相来听，有些惟恐来不及赶到，纷纷写来书信，请求将开讲日期后延数日。 宗喀巴虽然没有改换日程，但为照顾远道后至的僧人们，他先讲了四天诸经散论，直到第五天，才开始正式讲授，那一天，他同时开讲十五种经论，后又增至十七种，包括慈尊五论，中观五论和集论、俱舍论、戒律、因明、入中、入行、四百论。 法会共进行了三个月，这对宗喀巴后来在噶当派基础上创立格鲁派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他又逐渐增加讲论种类和内容，最多时一次同时讲论二十九部大论，成为佛教法会史上绝无而仅有者。 从洪武十八年（385）宗喀巴受比丘戒以来，大约七年左右的时间，他已经完成了密法的学习，也就从这一年（洪武二十五年）起，三十六岁的宗喀巴开始收徒。开始是八大弟子，后增至十三人，又增到三十余人。他虽是游僧，却总有数十名弟子相随，逐渐成为一支在西藏佛教界颇有影响的势力。这些弟子中最著名的是洪武二十九年（39）宗喀巴四十岁时收得的甲曹节。甲曹节当时已是后藏的名僧，他到前藏立宗辩论时听到宗喀巴的名声，不服气，找上门来寻衅。这时宗喀巴正在为僧众讲经，甲曹节直闯了进来，连戴的帽子也不摘，径直来到法座前。宗喀巴知道对方寻事，不与他相争，从高座上下来，到小座坐下，继续讲论。甲曹节毫不在意地在高座坐了下来。但是随着宗喀巴继续讲论，甲曹节听着听着，渐渐地感到不自在了。宗喀巴所讲的经论，竟然都是他闻所未闻的，他不由肃然起敬，从高座上站起来，摘下僧帽，走到听讲众僧徒之中。从此他便甘心从师宗喀巴，到宗喀巴死后，成为继承其事业的最主要的弟子之一。 洪武三十年，宗喀巴在娘地的惹种寺创办讲经法会，调解了当地四个头人的不合，宗教活动与政权统治的关系加强了。宗喀巴的传教活动和宗教改2牙含章《喇嘛传》，第3页。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二，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四节《受具及遍学密法》。革主张得到了西藏帕竹第悉明封灌顶国师札巴坚参的。建文元年秋天，内邬宗本南喀桑布和桑朴寺堪布衮却粗墀，请宗喀巴到布达拉为桑朴、第瓦巾、公塘、噶瓦栋、觉摩垅等寺院僧人数百人讲经，这种集合各寺僧人来听讲经的事，以前是很少见的。这也说明宗喀巴在西藏政教界地位逐渐稳固，实行宗教改革的条件形成了。 建文三年（40）春天，宗喀巴与仁达瓦及贾乔贝桑会于囊孜顶寺，进行了教规整顿。寺中六百余名僧侣都被命“悔已往之违犯，防未来之过■。罪辨重轻，境分多寡，出罪必道名种，舍堕定离犯物。覆本意喜出罪作法，下至加持衣钵、房舍、卧具、漉水、观虫、折草、掘地，莫不一一如律而行”。当时的西藏因袭了元朝以来的政教合一体制，喇嘛僧侣生活极端腐化，他们与封建领主互相勾结，把持寺院，贪婪成性，**荡自恣，不仅酗酒耽食，而且纳妻生子，甚至藉口修密宗之术，强取民女以供**，藉口法事之需，挖取活人心肝作为供品。人们对这种做法日益怀疑不满，这对政教合一的体制十分不利，宗教改革已势在必行。当时许多有名望的高僧，大都囿于原教派的教义，难于更改，正因为如此，宗教改革的任务便落到外来僧人身上，而宗喀巴便是其中最合适的人选。在帕竹第悉札巴坚参的下，宗喀巴以原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进行了改革。 这一年宗喀巴回到热振寺后开始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于次年撰成全论，两年后又作《密宗道次第广论》三十卷，成为他所创建的格鲁派的经典之作。 永乐五年（407），五十一岁的宗喀巴又来到前藏，居住于色拉却顶。 这时名僧克主节也来到前藏，立十部论宗，游诸辩场。他参见了宗喀巴，被收为弟子。克主节后来成为宗喀巴最著名的两大弟子之一，即班禅一世。第二年，宗喀巴在一个夜晚，趁众人不觉察时，只带了两名弟子，来到喀山岩洞中闭关修行，他实际上是想寻个安静去处完成自己宗教改革的理论。在那里他著成“辩了不了义论”，定名为《善说藏》。但是他的名声使他无法寻求清静了，明成祖派遣的使臣找到他，带来了皇帝的书信，要迎请他前往京师。这是给藏区宗教领袖的最高荣誉。宗喀巴却不能离开，他的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他给明成祖写了复信，指派弟子释迦也失随使臣而去。永乐七年（40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宗喀巴在帕竹第悉明封阐化王札巴坚参下，在拉萨主持大祈愿会，这是他一生宗教活动最光辉的时刻。全藏各教派前来参加大会的僧众多达万余人，赶来观光的俗人则更有几万人。这个大会的成功使宗喀巴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西藏喇嘛教界的第一号人物。2王森《宗喀巴传论》。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三，第二章《别明现世事迹》第十一节《广宏圣教》。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 2王森《宗喀巴传论》。 第五节创立格鲁派这次大会后，宗喀巴所创立的新噶当派（格鲁派）也就开始形成了。 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宗喀巴还没有自己的寺院，要创建一个新的教派，首先必须有自己的寺院。大祈愿会后不久，宗喀巴在帕竹集团贵族仁钦贝、仁钦伦布等的财力下，在拉萨东五十里的旺古尔山创建了甘丹寺，这个寺院成为格鲁派的主寺。 在宗喀巴创建新教派新寺院的同时，原来的噶当派则正感到没有出路。 他们虽然寺院众多，僧人云集，但是组织涣散，缺乏有权威的大师。于是这一年岁末，宗喀巴作隐语诗，公开宣布直承噶当派创始人阿底峡之传。他在诗中宣称，永乐七年（409）十二月初三之夜，见到了文殊菩萨十九尊之曼陀罗。文殊手执瓶水，对宗喀巴说道“此瓶之水，是阿底峡住那哩当水边时与文殊慈尊抉择一身（法报化）二身（法色）法义和合之水。从阿底峡至今三百余年，未有所付，今当付汝也。”很明显，既然阿底峡三派传承法义全部授予宗喀巴，宗喀巴自然便成为了噶当派的领袖。其结果也只能是噶当派寺院逐渐改宗格鲁派。 甘丹寺的建设由于帕竹贵族大力布施而进展极快，一年后便建起了七十余院，定基百余处。宗喀巴这时却感到身体不适，他带了数十名弟子去闭关“息灾”。但他终于还是病倒了。永乐十年（42）十一月闭关修行时病情渐加重，最重时二十余日不能安眠，他自己也相信这是魔劫之至。直到永乐十二年（44）六月初五日宗喀巴始病体痊愈，这时他已经五十八岁。这一年多闭关养病并未影响到宗喀巴名声日著。永乐十二年明成祖第二次派遣使臣迎请他入京，因而使他声望更有所提高。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因大病初愈，不胜劳累，又未能成行，他再次派弟子释迦也失随同使臣入京。这次入朝，《明史》中有所记述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思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永乐中，既封二法王（按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明年命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十四年辞归，赐佛经、佛像、法仗、僧衣、绮帛、金银器，且御制赞词赐之，其徒益以为荣。释迦也失在京师（南京）受封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同一年，宗喀巴受札巴坚参之请，在闻地的札希垛喀为丹萨替寺、节塘寺和烈伍栋僧官僧众讲经，并且为丹萨替寺京俄（阐化王札巴坚参胞弟，帕竹教派最高首领）授比丘戒。虽然明廷并未直接授予宗喀巴封号，但他作为明封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师，同时也是藏区最受推崇的至高无尚的宗教领袖。 宗喀巴的晚年是极其忙碌的。随着格鲁派势力的不断扩大，永乐十四年（4）宗喀巴命弟子绛央却杰在拉萨西郊又建起一座新的寺院哲蚌寺，宗喀巴亲临其地，为寺院加持地基。两年后，又命释迦也失在拉萨北郊建立色拉寺。这两座寺院与原建甘丹寺被称为拉萨三大寺，奠定了黄教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三，第二章《别明现世事迹》第十六节《根本道场》。《明史》卷三三一《大慈法王传》。 永乐十七年（49）秋天，宗喀巴应徒众之请，往朵垅温泉沐浴。但他只是在那里略濯其足便转往哲蚌寺，为两千多僧俗听众讲论《菩提道次第》，他过去从来不传此经于俗人的，这一次却例外了。这是哲蚌寺修密法之殿竣工的日子，僧众请宗喀巴讲经以为开光。但是宗喀巴未及讲完，便因故返回拉萨去了。不久，又受释迦也失之请，往色拉寺讲经。宗喀巴大约已经感到自己寿命不会长久，他是在勉力而为。不论何处之请，凡无二次者，他全都应许下来，他要利用自己不多的时间，去力争多传此教法。 直到这一年入冬后十月二十日，年迈多病的宗喀巴才回到甘丹寺，回到他自己的住室中，他感到安心了。 当天夜晚，宗喀巴病情发作。三天后，他留下遗嘱魔童传奇燃文，由达玛仁钦继承住持寺院事务。二十四日夜，重病中的宗喀巴仍在竭力修持，他要用佛家的绝对虔诚走完一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二十五日清晨，宗喀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第九章唐赛儿第一节救民于困厄的“佛母” 明永乐十八年（420），山东蒲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场发生于明成祖迁都北京前夕的起义，又在距离北京较近的山东一带，给明初政治或多或少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在明初规模相对较大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便是后来被民间演义为传奇式的女英雄唐赛儿。 山东蒲台在元朝末年曾经是红巾军控制的地区，早在至正十七年（357）刘福通便派毛贵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从此这一带在红巾军控制下，明教也从此深入到民间，直到明初，明教作为一种民间传播的秘密宗教，在当地保持了很大的影响。 唐赛儿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民间宗教传播的环境中，自幼便开始诵读佛经，并以“佛母”自称。她的丈夫林三，也是明教成员，而且很可能是当地明教的领导者，只是较早去世，于是当地明教的秘密传播便由唐赛儿承担起来。唐赛儿的传教范围不仅仅在蒲台，到她发动起义的前夕，除蒲台之外，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都发展了大量教众。一个传奇色彩极浓的故事说，唐赛儿一次祭奠丈夫归来时，在山麓见到石罅中露出一个石匣角，挖出来看，匣中有天书、宝剑等物，从此她便通晓法术，运用神剑，剪纸人马作战，完全成为了一个真正为教众们所信奉的“佛母”。但这显然只是唐赛儿为传播明教的宣传，而实际上她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是因为她能够真正有助于那些失去生计的贫民。所以就连为明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家们在论及此事时，也不得不说唐赛儿“以其教施里门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欲衣食财物，随所须以求运至”。因此，在百姓们的心目中，只有唐赛儿才是能够救民于困厄的“佛母”，也就不足为怪了。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 第二节山东饥荒与唐赛儿起义元朝末年，山东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战后的经济破坏相当严重，明初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是直到洪武后期，对于流民的安置，生产的恢复，仍然一直是令朝廷感到困难的问题。太祖死后，燕王朱棣从北平（今北京）起兵夺位，发动了“靖难”之役。山东一带又成为重要战场，尚未完全恢复的生产重遭破坏。朱棣即位之初的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百姓困顿，商贾不通，满目疮痍。对于这种情况朝廷是十分清楚的，朱棣曾经说过“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2对于在“靖难”中“供给特劳”的北平及永平、保定一带“顺民”，朱棣夺位后还能够想到给予一些特殊的优免，然而山东地区却不在此列。所以永乐间，当山东饥民需要赈济时，许多地方已是仓无储粟，不得不“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 永乐四年（40），山东济南府发生蝗旱灾害。饥民中疫疠流行。同年青州府乐安等州一次上报的户绝田地便多达七十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亩。（《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己亥；卷六二，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永乐七年（409）朱棣开始准备对北元的北征，并且加快了对于北京的经营，于是地近京畿的山东又一次成为征发的主要地区。那些被征发挽运粮粟的民运户得到的只是当年田租的优免。两年以后，会通河工程开始，山东大批民户应役，虽然免去了应役者的其他徭役和当年田租，但是对于处境维艰的农民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恩免，而且是赈济。第二年春饥之后，当朝廷不得不给予山东饥民赈济时，一次所需的赈济粮便多达六十万石，几乎是永乐初年给予江南大水灾后十余万户灾民赈济的四倍。事实上，永乐中几次数额大的赈济几乎全都发生在山东。到永乐十二年（44），随着朱棣第二次北征的准备，山东再次成为征发的对象。两年后，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山东与北京、河南的饥民共达百万户，数百万人，饥民数字超过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赈济饥民的粮食一次超过一百万石。可以说从元朝末年直到唐赛儿起义的前夕，山东几乎一直未曾平定下来。 沉重的赋役和连年的灾荒给山东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寻找生路的农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对宗教的信仰上面，唐赛儿所发展的教众很快便多达数万人，从而令地方官府感到畏惧与束手无策。 当时的山东右市政使储埏是个岁贡出身的官吏，历官年久，办事老成。 他在洪武间曾游齐鲁，深知这一带民间宗教的传播影响，也学了一些教中的诀语，自以为掌握了破教的办法。永乐十一年（43）他任山东右布政使后，看到当地习教民风未息，加上连年灾荒，民情汹汹，恐限制过严反而激起变乱，只得采取了抚绥的办法。永乐十四年（4）的大规模赈济，很可能便出于这种抚绥政策。 但是，抚绥赈济所能够解决的只是饥民的一时生计，却无法改变山东的赋役负担。所以没有多久，唐赛儿部下的董彦杲、刘峻（一作俊）、宾鸿等率众二干余人，占据益都卸石栅（一作棚）寨，以红白旗为号，声势日盛。2《明太宗实录》卷五三，永乐四年四月丁卯。 《明太宗实录》卷十八，永乐元年三月甲午。 对此，山东布政司储埏等人依然采取了镇压与抚绥并行的办法。永乐十七年（49）由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镇压，结果被义军击溃，高凤被杀。其后又遣莒州千户孙恭前往招抚，但结果也被义军拒绝，前往招抚的官军也被杀掉。但是这些事件都被地方官员隐瞒未报，他们似乎还在寄希望于抚绥，但是实际上对于地方官府来说最令他们感到担心的还不止是这二千余人的起义队伍，而是山东各地的数万名明教教众，乃至更多的寻求生计的饥民。 关于唐赛儿起义的情况是由直隶沂州卫上报的，时间是在永乐十八年（420）二月初十日。这时候唐赛儿的教众起事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尽管奏疏中说到起义教众仅二千人，但是朝廷仍然不敢大意，山东毕竟是漕运的要道，是供给京师的基础。朱棣一方面接受了高凤失败的教训，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山东卫所的不信任，他决定派出安远侯柳升和都指挥使刘忠率京军前往镇压。 三月十三日，柳升率领的官军到达益都，包围了义军的山寨。面对强敌，义军采取了诈降之计，声称食尽无水，欲趋东门汲道。待到官军放松警惕，义军乘夜偷袭官军军营，杀都指挥刘忠，突围而去。 这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杲已经率领义军攻克莒州、即墨，并且包围了安丘。据有些史书中的记述，当时攻打安丘的义军多达万人，成为这场起义的。但是围攻安丘的义军却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备倭都指挥使卫青所率官军的突然袭击。安丘战败，使唐赛儿的义军受到很大损失，无力再与力量强大的官军作战。不久，另一支义军在诸城与官军作战中再次失利，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第三节唐赛儿失踪之谜这场由民间宗教传播多年而组织的起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镇压下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在义军占据山寨以至其后与官军作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看到过唐赛儿出现，但她却被认定为这场起义的领导者。这很可能因为她始终只是保持着民间宗教领袖的身份，而董彦杲等人的聚众山寨，则只是当时明教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部分教众的行为，而并非全体教众在唐赛儿领导下的行为，所以只有两千人参加了占据山寨的起事。待到义军攻打安丘时，这场起义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参加起事的人数也骤然增多。但是占据山寨也好，攻打安丘也好，唐赛儿作为当时的宗教领袖，都很可能并未直接参加，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起义的整个行动显得缺乏统一领导指挥，更缺乏民间宗教背景下起义的严密组织特点。但是这场起义的秘密宗教的特色，在起义失败后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起义被镇压的同月，朝廷下达了追捕唐赛儿的诏令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混**道士中，遂令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女道士，悉逮至京师诘。（《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三，永乐十八年三月戊戌） 两个月后，一无所获的朱棣将追捕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上惩妖妇唐赛儿通经扇乱，遂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五，永乐十八年五月丁丑） 因这两道命令而遭逮捕的妇女不下几万人，成为当时事佛妇女的一大厄难。但是唐赛儿却始终未能捕获。而关于唐赛儿的传闻却愈发神奇了起来。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祝允明《野记》卷二） 获赛儿暨刘峻等男妇百余人。赛儿坐槛车，语解者曰“今死矣！ 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护解者哀之，不知其诈，比水至，而赛儿遽遁矣。（《存砚楼二集》卷二四《秦五公传》） 在这些记述中，唐赛儿成为了一个通晓妖术的“妖妇”，但许多人把她当作了一个传奇的英雄人物。明朝人大都对唐赛儿未被捕获而感到惊异，认为她一定会有神人相助。这所谓的神人相助，其实便是民间宗教力量的体现。中国历史上的极端封建统治，一向以强大严密而著称，但是在那些信仰着依靠民间宗教精神改变命运的民众面前，却虚弱无用到了这样的地步，一切官府、巡检司、关隘、军队乃至特务机构，都无济于事。唐赛儿的下落永远是一个谜，她谜一般消失在民间。 第十章明仁宗第一节仁厚之君永乐二十二年（424）秋七月，明成祖病逝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 皇太子朱高炽继承皇位，是为明仁宗。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八月十五日，一个不同寻常的中秋节。隆重的登极大典在北京紫禁城中举行。因身体过胖而步履艰难的朱高炽，在人搀扶下登上了奉天殿宝座。略显疲惫的神色掩饰不住一丝成功的兴奋，在监国多年之后，他终于登上了皇位。但他依然是那么仁厚谦和。他让一名太监出来，传旨鸿胪寺，免去了原已安排好的百官表贺之仪。文武百官入殿行过五拜三叩头礼之后，便往承天门外，依照文东武西的仪制分列，等候着开读《登极诏》。 朕惟上天生民爰立之君主，仁育兆庶，咸底于太和，御统华夷，同跻于熙皞。诏书开首不外这类惯用的溢美之辞，但是群臣却感到一种孕于无形的变化。这固然因为诏书中明确改革了永乐朝的诸项“弊政”“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同时这也是出于他们对朱高炽本人的了解。肃穆静听这作为施政宣言的《登极诏》，仿佛在群臣面前展开了一幅治世蓝图。这位生性仁厚的新皇帝，要用仁政来统驭“华夷”了。” “仁政”对于明初的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有些显得陌生。自从明太祖朱元璋登极称帝，实行的便是“严猛之治”。那些曾将功臣宿将诛杀殆尽的大案冤狱，人们还当记忆犹新。明太祖死后，建文帝朱允炆登极，这位近于懦弱的青年皇帝也曾想实施“仁治”，但却被燕王朱棣发动的夺位战争所替代。当朱棣从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之后，那些追求“仁政”的士大夫们遭到了空前残酷的迫害，恐怖政治代替了理想中的“仁政”。 出生于洪武十一年（378）的朱高炽，几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而他本人的坎坷经历更加使他感到了“仁治”的可贵。洪武二十八年（395），作为燕王长子的朱高炽被册立为燕世子。这时已是明太祖的晚年。太祖死后，燕王起兵夺位，与父亲性格迥异的朱高炽也被卷进了这场战争之中。 朱高炽虽然生性仁厚，却并不懦弱。他奉命居守北平（今北京），曾经抵挡住朝廷方面数十万大军的进攻。虽然上有母亲徐氏，下有道衍（姚广孝）、顾成等人相助，但仅以万人坚守孤城，也确实不易，可见其绝非庸懦之辈。史书中说朱高炽“善拊士卒”，而且擅射好学，“发无不中”2，颇有些文武兼才的味道。但是朱棣却不大喜欢他。朝廷方面曾想利用他们父子间的矛盾，致函给朱高炽。朱高炽不启封，命人径送给朱棣，使朝廷离间之计落空。朱高炽的胞弟朱高煦则是个悍勇无赖之徒。朱棣起兵夺位，他一直随同在军中作战。白沟河、东昌诸战役中，他拼死狠斗，史书中说他“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攻者，高煦力为多”。朱棣认为朱高煦勇武之气像自己，危急《明仁宗实录》卷一上。 《明史》卷八《仁宗纪》。 2《明史》卷八《仁宗纪》。 《明史》卷一一八《汉王朱高煦传》。 之中，得其出力，心里自然喜欢，相比之下，便不大喜欢朱高炽身上的仁儒之气，有时竟会抚着朱高煦的肩鼓励道“勉之，世子多病。”2朱高煦自然也便会意，这是许他日后为嫡的暗示。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第二节夺嫡之争待到燕师攻入南京，朱棣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后，真的要考虑选立太子的时候，却又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他因此没有立即册立太子。君臣对此多有觉察，于是纷纷上言，请求建储。不少勋臣贵戚都立朱高煦为太子，理由不外其“靖难有功”，文臣则大都朱高炽，其代表人物是兵部尚书金忠和内阁学士解缙。金忠在朱棣面前列举历代立嫡故事，劝他册立嫡长子朱高炽。朱棣再去问解缙，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听罢低头不语，解缙知道朱棣平素最喜爱长孙朱瞻基，于是顿首道“好圣孙。”3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实际上这些文臣们所坚持的还不仅是立嫡长的旧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对皇帝的选择。文臣们渴望一个像朱高炽那样“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4的仁君。 文臣们不失时机地朱高炽，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据说一天朱棣命诸臣为一幅《虎彪图》题诗。解缙看到图中大虎与小虎，作讽谕诗吟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隆平侯张信是勋臣中为数不多的明确朱高炽的一个代表人物。朱棣曾直接向他谈到欲立朱高煦为太子。张信怫然道“事干天常，岂易为耶？”2因此激怒朱棣，被砍伤牙齿。 迫于压力，朱棣不得不于永乐二年（404）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同一天，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被封为汉王和赵王。然而这场立储之争却并未因此结束，不仅汉王朱高煦一直图谋夺嫡，赵王朱高燧也在宦官黄俨等人下暗中活动，而在这场立储之争中的受害者主要还是那些太子朱高炽的文臣们。 册立太子后，朱棣便不愿再有人议论此事。解缙是个恃才自傲少有顾忌的人，看到汉王朱高煦有夺嫡阴谋而宠遇日隆，忍不住进谏道“是启争也，不可。”3一下戳到朱棣痛处，大骂解缙“离间骨肉”。朱高煦恨透了解缙，也趁机谮告解缙泄露禁中密语，于是解缙成为了这场夺嫡之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事情发生在太子朱高炽第一次监国期间。永乐七年（409），朱棣前往北京筹备北征事宜，朱高炽留南京监国。所谓监国，就是代理皇帝问政。但是对于朱高炽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处理政务，因为与其说这次监国是朱棣对他的培养锻炼，不如说是对他的考验。 永乐八年，解缙已被贬官交阯（今越南北部）布政司参议，入京奏事，恰值朱棣前往北京，于是入见过监国的太子后便离京南去。朱高煦抓住这个机会奏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朱棣果然大怒，3《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4《明史》卷八《仁宗纪》。 陈沂《畜德录》。 2陈沂《畜德录》。 3《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将解缙下狱。这个立储之争中的大案牵连到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李至刚等人。少詹事邹济也因此积忧成疾，不久病死。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先后瘐死狱中，解缙在关押五年后被处死。 永乐十二年（44），朱棣北征回师，监国的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朱高煦再次乘机进谮，结果东宫官属几乎全部入狱。其中黄淮、杨溥等人系狱达十年之久，直到朱高炽登极，才被释出狱。 文臣们在这场立储之争中受祸匪浅，而他们也确实起到了保护太子的作用。永乐九年（4），朱棣回师南京时，曾向阁臣杨士奇询问太子的情况。“太子孝敬。”杨士奇抓住了朱高炽最突出的优点，这也是朱棣对其唯一满意之处，朱高煦等无法与之相比。朱棣于是让他再说具体些。 “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杨士奇举例说道“去年将时享（祭祀），头风作（感冒），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2永乐十五年（47），梁潜、周冕等人侍从太子朱高炽监国南京，当时有个姓陈的千户因擅取民财被谪贬交阯，后又念其军功，改为输粟贷罪。宦官黄俨谋立赵王，于是诬告“上所谪罪人，太子曲宥。”朱棣一怒之下，杀掉陈千户，将梁潜、周冕下狱，不久也一同处死。刑前朱棣曾亲自讯问过梁潜，明知事情真相，并对近臣杨荣、吕震说过“事岂由潜！”但仍行肆戮，显然是出于对太子的责怪。牵连于此案中的还有徐善述、王汝玉、马京等人。事后朱棣命胡■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实际上是让他去监视太子朱高炽。临行前密谕道“人言东宫多失，南京可多住几日，试观如何。”2胡■果然到南京住下不走。杨士奇对此有所怀疑，直截了当促其亟行。胡■以“冬衣未完”为辞，掩饰过去。待他离南京行至安庆，才将有关太子的情况写成密报，疏奏太子监国七事，称太子诚敬孝谨，朱棣看到后才决心不再易储。 十多年后，当年幼的明英宗登极时，仁宗的皇后张氏已是太皇太后。她在便殿中召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和胡■等人，让他们同心协力，辅佐幼帝。她又特别对杨溥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形愁叹，不谓今日复得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皇太后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左右皆悲怆无言。史书中记“盖先是永乐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谗故，官僚大臣辄下诏狱，陈善、解缙相继死，而溥及黄淮一系十年。仁宗每与后言，辄惨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为言。”3《明史》卷一五二《梁潜传》，并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同传。 2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仁宗立》。 第三节九个月的仁宗之治朱高炽与文臣们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与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登极后的政策。 朱高炽与建文帝朱允炆同属朱明建国后的第三代。他们既不同于祖父朱元璋，也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朱标、朱棣，他们在君主独裁和统治集团内相对民主化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 朱高炽即位后所推行的仁治，实质上就是一种宽松政治。这也正代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利益与追求。 早在洪武时代，当时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和作为燕世子的朱高炽这堂兄弟身上便已明显表现了这种趋势。太祖最初让太子朱标省决章奏，朱标对刑狱多有减省。朱标死后，皇太孙处理此类事务，更加宽大，“尝请于太祖，遍孝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几乎与之同时，燕世子朱高炽与秦、晋、周诸世子受命分阅军士，朱高炽归来最晚，问其缘故，回答说“旦寒甚，俟朝食而后阅，故后。”2当他奉命分阅章奏时，只取那些关切于军民利病的内容上奏，有些章奏中出现文字谬误，则不予挑剔上闻。太祖阅读时发现，指着那些谬误之处问“儿忽之耶？”朱高炽回答道“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听。”再问他“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回答说“恃圣人有恤民之政。”3恤民之政者，仁政耳。这堂兄弟二人，何其相似乃尔。他们在推行仁政方面，也同样不顺利。朱高炽仅仅登极一年，便不幸病故，他们推行仁政计划均未及展开。 严格算来，朱高炽在位时间尚不足九个月。短短九个月，他能做些什么而使后世颂之为一代治世呢？ 除去在他登极诏中所说的罢西洋宝船，停止迤西市马和云南、交阯采办外，他还施行了一系列善政以及致治的措施。多年监国丰富了他的政治经验，他在监国时无法推行的政治主张如今能够付诸实施了。 朱高炽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些儒臣委以重任。 夏原吉被释放复官，他是因为反对永乐十九年（42）的北征而入狱的。系狱多年的黄淮、杨溥也被释出狱，黄淮被授官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杨士奇被授官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均兼大学士如故。 这一切都是在朱高炽即位后三天之内完成的。足见其对此早已有所考虑了。 这一年九月，即朱高炽即位的第二个月，吏部尚书蹇义及内阁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都得赐“绳愆纠缪”银章，“谕以协心赞务，凡有缺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此时的杨士奇、杨荣等人已经兼职侍郎、太常卿，不再仅仅以翰林入直内阁，地位发生明显变化。十一月，夏原吉也得赐“绳愆纠缪”银章。一个以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明史》卷四《恭闵帝传》。 2《明史》卷八《仁宗纪》。 3《明史》卷八《仁宗纪》。 《明史》卷八《仁宗纪》。 金幼孜等人为核心的文臣执政班子基本形成了。这个班子在洪熙、宣德两朝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这便是儒臣治国。 朱高炽即位后的另一惊人之举是为建文遗臣平反。所谓建文遗臣，指的是那些忠于建文帝朱允炆，不肯迎附燕王朱棣的官员，这实际上是围绕在建文帝朱允炆身边的文臣集团。他们在朱棣夺位后遭到亘古未见的迫害屠杀，并被榜列为“奸臣”。 如果认为朱高炽身边的文臣集团是朱棣扶植起来的新的集团，而与建文朝臣无关的话，显然不符合事实。且不说夏原吉这样的建文要臣曾险些名列“奸党”，便是当初迎附的诸臣，对于自己同僚那触目惊心的惨祸，也实难无动于衷。 朱棣在对建文遗臣及亲属追治杀戮十余年后，于永乐十一年（43）“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但这只是稍有缓和而已，追治“奸党”并未停止。永乐十四年（4）文渊阁大学士胡广奔母丧自江西还朝，朱棣向他询问地方上的情况，问到“百姓安居”时，胡广说道“安。但郡县穷治建文时奸党，株及支亲，为民厉。”2朱棣听后，传旨停止追治“奸党”。不过实际上此后依然经常发生与所谓“奸党”相关的株连，没有人敢出来为建文遗臣们讲话。第一个出来为建文遗臣讲话的就是朱高炽。 “方孝孺辈皆忠臣。”3朱高炽曾不止一次对廷臣这样谈及建文遗臣。史书上看不到当时诸臣的言论，但在这一年十一月，这种宽宥终于以正式诏书下发了。朱高炽在御札中写道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凡前为言事失当谪充军者，亦宥为民。这虽然是写给礼部尚书吕震的御札，但是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定论，朱高炽不可能不征求近臣之议。到十二月初二，“上闻建文奸臣齐、黄等外亲全调戍边者，有田在乡，悉荒废。令兵部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2仁宗之所以能够闻知建文诸臣外亲的情况，显然有人向他谈及。此即史书所称，永乐末诏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臣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3这里所说的“永乐末”，系指成祖死后，仁宗即位尚未改元洪熙之时，并非成祖晚年。虽然还在口口声声称之为“奸臣”，但个中的变化，人人都已感觉到了。 登极之初的几个月，就这样在忙碌中匆匆而过，转瞬便是洪熙元年（425）正月。正月初一，改元的正旦大朝，朱高炽御奉天门受朝，但不举乐，以示孝俭。然后是敕内外群臣修举职业，再后是建弘文阁，命儒臣入直，杨溥掌阁事。朱高炽亲手把印授给杨溥，对他说道“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识以进。”4与此同时，加黄淮兼李贽《续藏书》卷五《逊国名臣记》。 2《明史》卷一四七《胡广传》。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明仁宗实录》卷四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 2《明仁宗实录》卷五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3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首。 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官少保户部尚书，杨士奇兼兵部尚书，金幼孜兼礼部尚书，都再次得以晋官。朱高炽按照既定的方针一步步地前进，不久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兵部尚书李庆因考虑民间养牧官马蕃育，分送军伍后尚余数千匹，于是奏请“令朝觐官领之，太仆苑马，岁课其息。有亏，罚与民同”。杨士奇认为这有悖于求贤养士的原则，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负此名于天下，“岂贵贤贱畜之意乎？”李庆对杨士奇的反对感到忿然，不肯采纳。朱高炽起初答应罢止，但此后便无消息。次日上朝，杨士奇又言及此事。朱高炽答曰“偶忘之。”过了些时候，朱高炽在思善阁召见了杨士奇，对他说道“内批岂真忘之！朕闻吕震、李庆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为众所伤，不欲因卿言而罢，今有名矣。”说罢，取出一份奏章，是陕西按察使陈智言畜马不便的上疏，让杨士奇以此为题草敕罢止官员养马。“陛下知臣，臣不孤矣。”杨士奇顿首说道。“继今令有不便，惟密与朕言。李庆、吕震辈不识大体，不足语也。”2朱高炽对杨士奇表示了最大的信赖。 其实朱高炽这个评语有欠公允。李庆其人“清介有执”为列卿之良者。3吕震虽为人“佞谀倾险”，但“有精力，能强记，才足以济其为人”4。凡有事陈奏，千端万绪，背诵如流。据说有一次他随成祖北征，见沙碛中立有一碑，与诸从臣读过。一年后，成祖与诸臣语及此碑，欲派人往录。吕震称无须遣使，当即笔书全文。事后成祖命人拓来碑文相对，无一字脱误。这样的才干确是难能可贵。 显而易见，李庆、吕震均属于干吏之列，而不同于那种典型的儒臣。干吏乃治世中必不可缺者，纷杂事务主要依赖于他们。不久发生的弋谦言事之事，更说明李庆亦颇识大体。 弋谦是永乐朝的御史，因言事忤旨，贬为知县，又被免官归乡。朱高炽即位后，知道他是骨鲠敢谏之士，召授大理少卿。但不久弋谦便又因直言，词语太激召致朱高炽的不快。吕震、吴中、吴廷用、虞谦等人纷纷弹劾弋谦“诬罔”。都御史刘观让众御史合疏纠劾弋谦。一时间形成众臣声讨的局面。大臣中只有李庆和夏原吉一无所言。 朱高炽召见杨士奇等人询及此事。杨士奇劝道“谦不谙大体，然心感超擢恩，欲图报耳。主圣则臣直，惟陛下优容之。” 弋谦因此没有获罪，但朱高炽每见到他，总是词色甚厉。杨士奇看在眼里，找机会进谏道“陛下诏求直言，谦言不当，触怒。外廷悚惕，以言为戒。今四方朝觐之臣皆集阙下，见谦如此，将谓陛下能容直言。” “此固朕不能容，亦吕震辈迎合，以益朕过，自今当置之。”朱高炽像是明白了点。传旨免去弋谦每日朝见，让他专门管理大理寺事。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朱高炽很快便感到言事的人愈来愈少了。他再次召来杨士奇，说道“朕怒谦矫激过实耳。朝臣遂月余无言。尔语诸臣，白朕心。”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3《明史》卷一五○“赞曰”。 4《明史》卷一五一《吕震传》。 杨士奇却认为此事不应由自己转达。“臣空言不足信，乞亲降玺书。”朱高炽于是在榻前写下了一份引过自责的敕书。 朕以眇躬，处亿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务之繁，殆难独理，是以数诏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实心也。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言之而当，即与施行，苟有不当，未尝加谴。群臣所共知也。间大理寺少卿弋谦所言，过于矫激，多非实事，朕一时不能概之于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今谦就职，但兑朝欤，抑怀自全之计而退为默默欤？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可言，而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文武解（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掠其嘉谋猷，凡于国家军民利有未兴，弊有未革，乃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为戒而有所讳，庶几君臣相与之议，弋谦朝参如故。说是自责，其实也是一种自诩，朱高炽力图使自己保持一个仁德圣明皇帝的形象。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也正因为如此，有时过激的否定上言，便会招致他无法遏制的恼怒。中年多病，又使他一改宽谨的性格而时常显得躁怒。他虽以自责求直言，只是在表示君主的大度。可是偏偏会有一两个迂腐的儒臣不识时务，终于导致了第二次直言事件。 这一年五月，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再次上疏言事，他以过激的言词批评朱高炽“土木遂兴，重劳民力”，用宦官“折辱郡县，棰楚小民”。“大孝尚未终，正宫尚未册”便选取侍女，惊动远近，“恐乖风化之原”。如今天下并非大安，“飞蝗蔽天，民食寡乏”，不能像太祖高皇帝那样未尝见日而临朝，“或旭日已旦，朝仪方肃”。非勤政之君。并引程子之言，劝朱高炽加深涵养，务正学，求帝王经世之要、古人治乱之由，除逸乐无益之事、佛老异端之说。疏入，朱高炽勃然大怒，将李时勉召到便殿质问，李时勉却倔强不屈。 朱高炽命武士用金瓜扑打，李时勉被打折三根肋骨，曳出后险些丧命。罚他为交阯道御史，每天问一囚犯，上言一事，三天后逮入锦衣卫狱。 经过这场风波，朱高炽也气得病倒了，他临终前对身边的夏原吉说“时勉廷辱我。”2说罢忿然不可遏，当天夜里病发而死。短短九个月的帝位就这样结束了。尽管他在位时的一些事情的结果似乎有悖于仁治之道，但后人却给予了他过高评价，所谓“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这虽然只是假设，但却不曾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朱高炽确实在推行一套治世的计划，只不过未及展开。而明朝政治脱离君主独裁的轨道，真正形成文官治国制度，这一切到宣宗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史》卷一六四《弋谦传》。 《明仁宗实录》卷八上，洪熙元年三月辛未。 夏燮《明通鉴》卷十八，仁宗洪熙元年五月。 2《明史》卷一六三《李时勉传》。 第十一章明宣宗仁宗朱高炽的治国，不到一年时间便因突然病故而结束。这给明初守成治国的过程带来了一些必然的变化，本来很可能出现的“洪熙之治”，却不得不延长到了宣德时代。 第一节宣德初政宣宗朱瞻基（398—435）登极之初，立足未稳的文官政治面临着一次考验。朱瞻基酷似其祖父朱棣，而且从他少年时起，便得到了朱棣特殊的宠爱和培养。 永乐七年（409）春天，朱棣夺位后第一次返回旧藩北京，年仅十二三岁的朱瞻基即受命从行。次年朱棣亲自率师北征，朱瞻基又受命留守北京，俨然有些监国的样子。永乐九年（4），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从而确立了他的储君地位。 朱棣对于这个长孙确是独有所钟。永乐十一年（43）的端午节宫中射柳时，朱瞻基也再次给祖父脸上增了不少光彩。他不仅屡射屡中，而且当祖父当众说了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时，便立即叩头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他既有着祖父的英武，又具备了父亲的睿智，难怪朱棣每每对人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2所谓的“太平天子”，绝非仁宗那样的仁德之君，他对仁宗那种儒生气甚至感到厌恶，因此几乎酿成汉王夺嫡。在这关头倒是朱瞻基帮了父亲的忙。他对叔父觊觎储位的企图，从来都是针锋相对。一次谒陵途中，当时身为太子的朱高炽因身体肥胖，行走不便，靠着两名内侍搀扶，还是滑了一跤。汉王朱高煦在旁说道“前人把滑，后人知警。”话音未落，身后有人应道“更有后人知警。”3说这话的便是皇太孙朱瞻基，汉王高煦不由回顾失色。朱瞻基并未把勇悍善斗的叔父放在眼里。永乐十二年（44），成祖第二次亲自率师北征时，朱瞻基便随同出征了。在忽兰忽失温激战中，他在宦官李谦引导下追敌至九龙口，遭到瓦剌骑兵围攻，几乎发生危险。在朱瞻基成长过程中，不仅有宠爱与骄纵，同时也有锻炼与拼争。这一切当然都出自成祖的安排，他一心想把皇太孙培养成同自己一样的追求文治武功的开拓之君。 洪熙元年（425）五月，明仁宗突然病故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他是因为南京屡次发生地震而受命前往居守的。六月中，得到仁宗病故的消息，朱瞻基火速赶回北京。汉王朱高煦本来图谋于途中设伏邀击，因为朱瞻基行动迅速而未得逞。他们叔侄之间的斗争从此便真正拉开了序幕。 这场斗争给文官们帮了不小的忙。汉王朱高煦所依靠的是当初参与“靖难”的军人集团。这种历史造成的结果使得朱瞻基从登极之初便不得不去依靠当初仁宗身边的一批文臣。 历史有时往往就这样巧妙而奇特，这一切都仿佛在重现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那时候是朱棣依靠军人集团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此刻轮到了汉王朱高煦和侄儿朱瞻基。朱高煦终于决心仿效父亲来第二次“靖难”。朱瞻基是洪熙元年（425）六月登极的。七月，朱高煦陈奏利国安民四事，这实际上是对朝廷的试探。尽管所陈并非如意，朱瞻基还是曲徇其意，付有司施行。 “永乐中，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志，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宣宗击射》。 2《明史》卷九《宣宗纪》。 3叶盛《水东日记》卷七《后人把滑》。 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朱瞻基顾谓群臣的这番话不无弦外之音，既有警示，亦有安抚。但身处局内的朱高煦却毫无所悟。 次年改元宣德，正月里汉王朱高煦派人入京进献元宵灯。有人告诉朱瞻基“汉府所遣来者，多是窥瞰朝廷之事，特以进献为名。”2朱瞻基对此岂无所知，他不过采取后发制人之策，表面上推诚以待而静观其变。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汉王府索要骆驼，立即与之四十，索马与之百二十，还有袍服等等，皆遂其意。这些做法与朱瞻基性格颇有些不符，显然是他周围文臣们起了作用。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官集团已经在永乐、洪熙乃至宣德三朝皇帝身边逐渐形成了。 朱高煦的准备则极不顺利。八月初，他命亲信枚青秘密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结果反被张辅执送朝廷。再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于济南反叛相应，又被山东布、按... 19 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大概是耕夫对于县官的那番谈话对宣宗起了一定作用，两个月后，他下诏追夺赃吏诰敕，并且著为令，定为制度。随后便是九位著名知府的委派。史书中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2于是尚书蹇义、胡■，大学士杨士奇等首荐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诏任苏州知府，同时被荐的有户部郎中罗以礼为西安知府，兵部郎中赵豫为松江知府，工部郎中莫愚为常州知府，户部员外郎邵■为武昌知府，刑部员外郎马仪为杭州知府，陈本深为吉安知府，御史陈鼎为建昌知府，何文渊为温州知府。九人后来皆有治绩，而以况钟最为著名。 这一年的九月，又有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丙午升行在吏部郎中赵新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赵伦为户部右侍郎，礼部员外郎吴政为礼部右侍郎，监察御史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刑部员外郎曹弘为刑部右侍郎，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右侍郎，总督税粮。”赵新巡抚江西，赵伦巡抚浙江，吴政巡抚湖广（今湖南、湖北），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曹弘巡抚北直隶府州县及山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由此开始了各省专设巡抚的制度。宣宗在给他们的敕谕中写道今命尔往总督税粮，务区画得宜，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斯。尤须抚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诉讼，重则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监察御史究治，轻则量情责罚或付郡县治之。若有包揽侵欺及盗卖者，审问明白，解迭京师。敢有沮挠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尔须公正廉洁，勤谨详明，夙夜无懈，毋暴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钦哉。2这些派往各省的巡抚，与不久前就任各地的知府们带去了宣宗敕谕中安民求治的意旨。宣宗希望依靠他们去实现一种祥和、宽松、安定、富裕的局面。这些巡抚与九位知府都是奉敕行事的，远非一般地方官员所能相比，而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是周忱和况钟了。他们出任的苏、松一带是当时经济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也是文人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 当时江南一带情况十分特殊，这里素称富庶，但又是赋役最重的地区，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明史》记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商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这是明初的政治报复与严猛之治的产物。到成祖时还在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为监察御史，成祖知其名，本欲用之。但高翔却“丧服入见，语不逊”，被族诛，其先冢被掘，亲党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令世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2《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明宣宗实录》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2《明宣宗实录》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世骂翔也”2。不过高翔乃陕西朝邑（治今大荔东）人，并非苏、松人，且成祖时的这种加税，只是个别现象，不致形成整个地区性的问题，但其起因与性质则同样是出于严猛与。也正因为如此，以后随着政治上的逐渐宽松，这种人为造成的重赋，也必须给予解决了。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赠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3结果是累年拖欠，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正常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明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仰仗于江南，这种财政混乱势必造成国民两竭。因此从宣德初年起，便屡诏减苏、松重赋。到周忱、况钟就任后，与当时全国上下宽松形势相一致，他们开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周忱不负宣宗之选，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尝去趋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尽也。”周忱巡抚江南，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国家理财，但他不为多收而横征暴敛，而是以宽纾民力去解脱困境。所以《明史》指出“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其以爱民为本。”2而就任苏州知府的况钟，则“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3。在安民求治的原则下，他们确实作出了成绩。 他们首先着手解决的便是赋税不均的问题。当时苏州府之所以拖欠甚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耗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身上。结果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针对这种情况，周忱创立了“平米法”，让人户按照纳税多少平均分担增耗，又请工部颁发铁斛，让各县依式制造，革除了各粮区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周忱将各粮区粮长改为只设一人，各粮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从而减轻了民户的负担。 赋税不均的问题解决后，周忱和况钟又开始着手解决赋税过重的问题。 此前虽然有过多次免征的诏令，宣宗也曾多次下诏减官田租赋，但是并没有成为定制，周忱于是与况钟商议，把调查的情况汇集起来，计算了一个月，将苏州府官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其他各府也都以次减征，史称“民始少苏。” 宣德七年（432），江南各府大稔，宣宗得知后下诏命各府州县以官钞平籴，防止粮价暴跌，以备灾年赈贷，结果仅苏州一府便籴米二十九万石。当时规定，凡苏、松等地转输南京户部的税粮，每石加收运费六斗，周忱命各府支给，每石加船价一斗，其余五斗由府县集中起来，共得四十多万石，加上原来平籴的二十九万石，仅苏州府便得七十余万石，遂建仓收贮，名曰“济农仓”。明朝人对这种“济农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2《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3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焦竑《玉堂丛语》卷一。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3《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尝言文襄公（周忱）为侍郎巡抚十九年，为尚书巡抚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问其故，曰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一遇水旱，便奏闻免粮，奏上无不准。所免之数，即以“济农仓”米补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与洪武、永乐时重科征，重蠲赈有所不同，那是国富民穷的时代，而此时则是藏富于民。这种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正是宣德间全国政治走向宽松的具体体现。这在周忱一段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他的前任胡■是一位用法严峻的官吏，周忱一改其做法，以宽松为主，有人问他道“大人为何不学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周忱答道“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今抚安军民，朝廷委任不同。”2所谓“委任不同”则正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江南各府首先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 宣宗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3。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治的指导思想，简繁政，去苛政，改严政，行仁政，作为守成之君，这也是一种改革。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宣德致治”过程中相反相成的实际效果。以宽松求治，结果事情不是多了，而是反而少了，以仁德代替苛严，结果是民安乱少，难怪宣宗可以自信地说道“国家创业垂统，贵以仁厚为根本。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几长世，而不能者，根本缺也。”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顾东江杂记》。 2焦竑《玉堂丛语》卷二。 3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第三节任人唯贤明仁宗洪熙元年（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2，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满。结果在加恩官僚时，林长懋被以自南京来得稍晚，出为郁林知州。戴纶虽擢为兵部侍郎，又因谏猎忤旨，被命外出参赞交阯军务。不久，两人都以怨望罪入锦衣卫狱。戴纶因再触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没，林长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时才被释复官，仍任郁林知州。但是在宣宗为太孙、太子时的旧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声，史称戴纶“为人刚严，累进直言”；称林长懋“有惠政”，死后州人立庙为祀。其余诸人中，陈山、张瑛虽以旧恩入内阁，均不称职，出为地方官。 这种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将官僚杨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学士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虽然形式相仿，结果却全然不同。这起初也许并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于两批官僚的差异。 仁宗为太子时的那批官僚实在太强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曾受命辅导当时为太孙的宣宗。蹇义、杨荣、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金幼孜、胡广、胡俨，还有燕邸旧人金忠、姚广孝和为此致祸的解缙及李至刚，这些人也是成祖时所倚重之臣。宣宗为太子时的官僚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们实际上大都是成祖时的要臣，所谓三朝元老。在继业守成方面，他们堪称经验丰富。使用这批官员的结果不仅维持了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在宣宗身边形成了一个权威性的皇权机构，从而保证了全局的安定。 宣德元年（42）汉王朱高煦谋反时，宣宗召集群臣计议，是杨荣首请亲征。待到凯旋时，侍郎陈山迎谒于献县（今属河北）单家桥，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执赵王。杨荣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 杨溥、蹇义、夏原吉俱杨士奇，陈山此时却杳无声息了。宣宗起初是倾向于陈山的，他甚至让门卫将杨士奇和杨溥拦阻在外不见。后来蹇义、夏原吉也都反对加兵赵王，宣宗才开始再度考虑杨士奇的话，加上当时听到不少有关赵王的议论，他只好召见杨士奇。杨士奇于是安排赐赵王玺书，并以群臣弹劾赵王奏章一起发使送至赵王，赵王当即上表谢罪，献出护卫，以示无贰，言者始息。史称“帝待赵王日益亲而薄陈山”。袭赵之议起自陈山2《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而持之于杨荣，宣宗不怪杨荣而怪陈山，主要原因是感到陈山处事的不实。从这件事争执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以蹇、夏和“三杨”为代表的朝廷官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群体。 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身边，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处理便有了较为可靠的倚赖，但是其中的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都已年迈，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宣宗尽可依靠他们顾问机务，却不宜依靠他们担任各部事务。宣德三年（408），他特地给这四位元老大臣玺书曰“卿等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发危齿，不宜复典冗剧，伤朝廷优老待贤之礼。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官禄悉如旧。”2这很像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由这些顾问老臣帮助决定大政，而从朝廷到各地，选拔一批干练的人才，也便成了当务之急。蹇义辍部务后，吏部尚书以詹事郭琎充任。但郭琎望轻，又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缺官，听由三品以上京官荐举，御史、知县等缺，由五品以上京官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终宣宗之世，这种情况无所改变。 但是，宣德三年（428）毕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尽管元老们还在幕后控制着六部、都察院等，而朝廷首脑都由新人充任了。 由于元老的退离，造成了官员的空缺。史称“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3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荐授的官员主要为各部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等，也包括一些外省官员。被荐授京职的有郑辰，授南京工部右侍郎，官至兵部左侍郎。邵玘，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署南京户部右侍郎。傅启让，授大理寺少卿。顾佐，授都察院右都御史。黄宗载，授南京吏部尚书。这些都是后来颇有政声的官员，因此名列正史。 自宣德三年（428）以后，提拔的浅资官员更多。这些新任官员与蹇、夏、三杨等元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明史》中曾赞诩道国家盛时，士大夫多以廉节自重，岂刻意励行，好为矫饰名誉哉。亦其澹嗜欲，耻营竞，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宗载佐铨衡，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段民、吴讷、魏骥、鲁穆皭然秉羔羊素丝之节。轩、耿、孔昭矫厉绝俗，物不能干。章敞、徐琦、刘戬律己严正，异域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这里所说“惩吏道贪墨”，系指都御史刘观等人。刘观贪墨的败露，主要还靠杨士奇等元老的干预。刘观罢免后，杨士奇、杨荣同荐顾佐，于是才有右都御史之擢升。“佐视事，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谪辽东各卫为吏，降八人，罢三人；而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2一方面是罢去贪墨不职者，一方面又在提拔后进人才，新老结合的政体为宣德致治创造了人事条件。吴讷进南京佥都御史，再进左副都御史在宣德五年（430）以后，章敞于六年擢礼部侍郎，徐琦于同年擢右通政。耿九畴、轩輗晚出，于宣德六年始任给事中、御史，黄孔昭等天顺后进士，实与仁、宣治世不与。而《明史》赞文所云，盖指开官2《明宣宗实录》卷四七，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3《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明史》卷一五八“赞曰”。 2《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员之风气。如鲁穆为官刚正，民呼“鲁铁面”。杨荣当国，家人犯法，鲁穆治之不少贷。杨荣以此顾谓其贤，荐之于朝，后擢任右佥都御史。这又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代官员风气的树立，又有赖于元老们的，这正是仁、宣时代人才辈出的关键所在。 宣德五年，蹇义、胡■、杨士奇等元老们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又荐举了周忱、于谦等六位巡抚。这样，从中朝到外省府县，由元老们以任人为贤为原则选任的官员，构成了当时官员队伍的骨干，从而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 明朝人对宣德间的吏部是十分赞许的。明代史家焦竑曾说蹇义，“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又说郭琎，“公秉衡十四年，务采实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虽为内阁所侵，能坚忍持正，自行其志”。 这当然与宣宗本人有很大关系，他在对儒臣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时曾说“《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这段颇为辩证的谈话体现了宣宗用人的原则。他在选用官员时依靠蹇、夏、三杨等元老推荐，说明他态度的慎重；但他又不听元老的安排，郭琎的选任，虽有杨士奇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使用，并擢为吏部尚书，又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开拓精神。 对于荐选官员中的草率不经，宣宗是不能容忍的。御史谢瑶在荐贤时将其人姓名写错，宣宗对吏部说道“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将其谪为交阯大蛮县知县。2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为官员们敲了一次警钟，一个人才济济的宣德治世，就这样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来临了。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宠遇》。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第四节守成之君明朝自太祖建国，成祖夺位，前后五十多年，作为创业之世，虽嫌长了一些，却实在如此。本来太祖三十年治国，到建文固可做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成祖起兵“靖难”，内战纷起，骨肉相残，明成祖用武力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守成之世便落到仁、宣头上。 永乐二十二年（424），成祖去世未久，刚刚登极的仁宗便在宫中召见了侍臣。“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他把自己明确说成了守成之主。“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鉴戒。”他接着又说道“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于闲暇时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命司礼监重新刊刻《祖训》，并颁诸王世子，其目的可能还在于加强对藩王们的控制。但是他同时讲到了一个问题，即守成的原则问题。仁宗的守成原则是“动法祖宗，斯鲜过举”。 五年以后，也就是宣德四年（429）正月，宣宗在斋宫中对大学士杨士奇也谈到了守成的问题。 “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宣宗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因为仁宗虽然也力图于守成中有所作为，但他毕竟在位太短，宣宗即位之初的几年，与群臣计议国事，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然而宣宗在守成的原则上与仁宗又不尽相同。他不像仁宗那样去强调敬天法祖。 “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当时必有良法，享国不永，故无传焉。此未必然。”他以隋文之治为例，指出“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汉、唐初政，立法未尝不善，而子孙力役繁兴，费用无度，无下不能不凋敝，隋文克勤克俭，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则生齿日繁，财赋自然充足。”2宣宗的这番话很有意思，后世所存既然有非先王之制，也就是说先王之制是可以改变的。世无定法，关键在于守成之君的作为。这比起仁宗一味主张动法祖宗要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宣宗比仁宗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 诚然，洪武、永乐的盛世是很了不起的。史书上称“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但那是个国富民穷的时代。巨大的收入难于应付更大的支出。史书中亦称“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国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部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并有成祖五次亲征蒙古，以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灾眚迭作，内外俱疲”2。所以仁宣之治的要领在于减少这类大规模的开支。仁宗首先罢西洋宝船，并罢迤西市马及云南、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一四七《夏原吉传》。 交阯的采办。宣宗二年，又放弃交阯。这些举措对于改变永乐后期经济困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并未能根本解决财政的艰难。 宣宗即位的前几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人事安排上面，在元老将退的形势下，积极选拔新人，努力创造一个人才济济的局面，终于形成了一个由元老、新人和更年轻的初仕官吏组成的梯队形官吏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于是从宣德五年（430）起，他开始实行一套恢复经济的措施。 这一中心工作的转变，大约是在宣德三年（428）六月至四年底。 三年六月罢左都御史刘观，以顾佐代。那也是为了解决官吏的贪浊之风。顾佐任都御史后，风宪部门得到整肃，吏治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是人事安排的关键一步，第二年十月，张瑛、陈山被调离内阁，张瑛出任南京礼部尚书，陈山则专职教授小太监读书。张、陈是宣宗为太子时东宫旧僚，这次被排斥出参预机务的核心之外，其原因在于陈山“寡学多欲，而昧大体，非君子也”。又“于诸司征求不厌”。“瑛行事亦类山”。这种索贿行为与当时的反贪颇不相宜，于是又引出主张罪废赵王的往事。张瑛、陈山调离内阁，意味着朝廷中的人事安排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从宣德五年（430）五月起，宣宗开始着手经济的整顿。这一年的两次任免，目的都是为了财政治理。第一次是重要地区知府的任命，第二次又因天下财赋多不理，再命周忱、于谦等为巡抚，分治各省。 当时凡属理财方面的上报，宣宗都给予大力，甚至像郭资、胡■这样老资格大臣出面反对时，也遭到宣宗毫不客气的切责。 这种强有力的，给理财官员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许多措施很快便收到了一定效果。在这里老天也帮了一点忙，宣德七年（432）江南大丰收，周忱和况钟等人设置的济农仓获得大量存贮，以后数年间，“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2。财赋的充盈，使地方上诸事得以并举，“修葺廨舍学校、先贤祠墓、桥梁道路，及崇饰寺观，赠遗中朝官，资饷过客，无稍吝惜。胥吏渔蠹其中，亦不甚訾省”。此事颇遭朝中物议，而富庶之名亦由此播之四海。 据史书所载，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亦着力于发展当地经济，垦田植树，两省各积谷数百万，对缺食下户随分支给，老疾贫困无力偿贷，则予蠲免。至正统初，山东、陕西大饥，流民入河南达二十万，全凭地方所积，发仓赈给，成效甚著。 然而，史书中却亦有不同记述。 宣德五年（430）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2周忱奏请松江府上海县等地官田依民田起科，事在宣德六年（43）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月。宣宗得奏后，命户部会官议，太子太师郭资、户部尚书胡■于是奏言“其欲减官田古额，依民田科收。缘自洪武初至今，籍册已定，征输有常。忱欲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宣宗对郭资等人所奏并不满意“忱职专粮事，此亦其所当言。朝议以为不可则止，何为遂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余如所议。”3显然，宣宗是倾向于周忱的，只是迫于朝议，难于一切按照周忱的主张去办。大约半年前，广平、大名一带因水涝无收，宣宗命户部蠲免田税，当时他曾与侍臣谈起这个问题。 “水旱灾伤，世恒有之毕竟君道当修，其在己，不可委之于天。” “亦贵国家素有备。”侍臣答道。这是太祖太宗时的旧方针，“丰年则敛，凶年则散”。但是宣宗却认为“国家有备，犹不若百姓有备。”这也便与洪、永之世有了根本的区别。主张百姓有备，是明确的富民政策。与其竭民之所有而征敛，再于凶年蠲赈，不若藏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惜的是，宣宗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户部和朝中大部分官员，还因循于永乐间的旧方针，难于一时改变。这一点从全国税粮征收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 明代历朝全国田赋实收平均数额及其升降比例（以洪武朝为00） 宣德年间的赋额，虽比永乐年间有明显减少，但仍高于洪武朝。赋额真正锐减是在正统间，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因为征税田地失额所致，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宣德六年（43）周忱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张，直到正统元年（43）才得以实施。“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因为实际上宣德中的减额作用，被宣德七年（432）的大丰收暂时扩大开来，并未能根本解决重赋的压力。史书在谈到正统元年官田依民田起科时称“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2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宣德末应为宣德五年（430）周忱巡抚江南之时，然而《明史·食货志》中却明确记述了周忱与况钟计减苏粮之后，周忱请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成，朝廷所下蠲除租赋的诏书难于实施，宣宗也慨叹“计臣壅遏膏泽。”而后才又谈到宣德末年逋粮之事，这显然说的决非宣德五年（430）间的事情。 到这时候我们似乎才看到了仁宣致治的全貌。它成功地解决了洪武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未决的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交阯问题等等，从而使国家政治由开创转向了守成；它还力图解决藏富于民的问题，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为正统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但是仁宣致治不同于汉文景、唐贞观，它并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长治之始，或者说它结束了洪、永的开国，开启了以后二百余年致治之世。这便是有些史家说的“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这是否也正是史家们不称之为“仁宣之治”，而称之为“仁宣致治”的原因《明宣宗实录》卷七一，宣德五年十月乙未；《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七，永乐九年七月戊子。《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呢？ 第十二章周忱况钟第一节周忱周忱（38—453），字恂如，号双崖。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404）进士，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迁。夏原吉知之，永乐二十二年（424）荐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430），又经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周忱巡抚江南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整顿江南税粮。江南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周忱到任后，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他对下级也比较宽和，有好多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对有才干的官员，则放手提拔使用。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经济改革。 明代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经济财政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422—425）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45—42）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430），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宣德五年（430）宣宗再次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而户部考虑到支出的困难，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顿田赋。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旗，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知府况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作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七十二万石（《明史·食货志》）。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税率，如，当时一种田称古额官田，税额特别重，耕种者无力负担，周忱请求依民田起科。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便弹奏他“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要求给以惩治。宣宗虽然批评了郭资、胡■，但也没有答应周忱的请求。朝廷不愿承受更多的“损失”。周忱便把思路转到以灵活的政策办法促进赋役改革和均平负担上来。 田粮运输的改革。粮食的运输征解是田赋制度中一个十分困难与棘手的问题。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民运中，运夫百姓的负担相当沉重，“军船给之官，民则僦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周忱与漕运总督陈瑄商议，将江南漕粮兑给漕军运输，具体办法是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然后由漕军运至通州。每正粮一石民运至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2《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淮安，加耗粮五斗，运至瓜洲，加耗五斗五升。江南卫所官军就附近仓廒直接运输，另加给过江米二斗，铺垫芦席费五合。这个办法，农民既省费用又便利，漕军也得到了实惠。 运输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没、腐烂等都会有消耗。所以田粮正项之外，耗米征收是一大负担，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问题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宣德八年（433），周忱创“平米法”。平米，指正额与耗米两项而言。其办法是“官民田皆画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益多，减加耗为五斗。”2在平米法的基础上，又建立“济农仓”。济农仓米的来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拨后存留的余米，此外，还有丰收年发官钞所籴储存的粮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节省的耗米。据周忱于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苏、松、常三府岁远南京仓米一百万石，以为北京武职之俸。每石外加盘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独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岁，减耗米六十万石。”3又据《明史·周忱传》，这个就支办法规定，给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价米一斗。所节余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县份还有向富人劝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绝户田租等。济农仓除去用于赈贷贫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计口而给食者，于是取之；江河之运不幸遭风涛亡失者，得以假借”。“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等都随时支用。这种把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周忱亦以善理财赋著称，如《明史·周忱传》指出“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正统初年，由于宝钞的贬值和铜币的窳败，银货币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流通开来。连国家与皇帝的权威也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势炎。于是江南四百万石漕粮也折征为一百万两白银。这就是金花银的出现。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就是改折为布、绢等“折色”物品，也比缴纳“本色”粮米合算。周忱向朝廷尽可能争取缴纳“折色”，同时，利用米粮、布绢、白银作为调节赋税负担的杠杆。“忱请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2松江为明代棉纺织中心。洪武时已有以布折赋的先例。周忱再次奏请恢复松江、常州部分秋粮折布缴纳。 明代有按田粮随征马草的税目。马草运输比粮食尤难。周忱奏请每束折银三分，缴付南京，由南京就近购买。公私皆便。洪武间，因为北方地旷人稀，便于江浙苏、松等处按田粮佥派人夫到凤阳等地养马走递，充当驿夫。正统间，周忱奏请以秋粮带征耗米，易银交付北方有关地区，从而减轻了江南马夫的负担。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2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武进县志》。 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正统初年，周忱被任命巡视淮安、扬州盐务，以整理那里的盐课拖欠。 周忱命苏州等府拨余米一二万石至扬州盐场，抵作田赋，而令灶丁纳盐支米。当时米贵盐贱，饶足，施及外郡。 周忱的改革触及了地方豪强的利益，在朝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正统七年（442），豪强尹崇礼攻击他“多征耗米”。九年给事中李素等弹劾周忱“妄意变革，专擅科敛”。景泰元年（450），当国难当头之际，应天府豪民彭守学又攻击周忱“多收耗米”，甚至攻击他“变卖银两，假公花销，任其所为，不可胜计”。户部竟奏请“分往各处查究追征”。景泰二年八月，周忱被迫致仕。 “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然自是户部括所积余米为公赋，储备萧然。其后吴大饥，道馑相望，课逋如故矣。 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2景泰四年（453）十月卒。终年七十三。卒谥文襄。著作有《双崖集》。 《明英宗实录》景泰“附录”九。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第二节况钟在有明一代的名宦中，未经科举，由吏员升任官员而成政绩者，况钟可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况钟（384—443），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家境贫寒，其父仲谦为生活计，送给黄氏收为养子。七岁时，母亲去世，无限悲痛。于是，刻志于学。由于他资性颖异，且勤于学，“长而淹贯经史，其为文简要不烦，兼工行楷诸书，器局端凝，言笑不苟，视势利声华澹如也”。而且“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理义，处事明敏”。在靖安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俞益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 明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推行三途并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永乐十二年（44），况钟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其时礼部尚书吕震与俞益相友善，俞益竭力推荐，历陈况钟的贤能。恰巧，吕震将扈从朱棣北巡，需简选属员，与况钟交谈，大为器重。次年春，以其才识优长，录为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见。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册立后妃、东宫、藩王、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皆动无遗漏，得到朝官的赏识。永乐十五年（47），朱棣再次北巡，况钟以礼部属员扈从。由于北京初建，四夷朝贡、会试、北征诸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属仪制司的职掌，况钟筹划安排得当，深受赏识，“简繁轻重，悉中事宜。”（《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二十一年（423）况钟九年考满，例升员外郎，又因其贤劳著称加一等，超升礼部仪制司郎中。宣德四年（429），况钟向皇帝陈明因由，请求恢复况姓，得到允准，颁给改姓诰命。 宣德五年（430），延臣会议，提出江南赋税征收困难问题，谈及“天下九大郡，繁难治，苏州尤甚，税粮甲于他省，民困吏奸。每差京官督催，累岁不能如额数，而流亡倍多。”于是，皇帝朱瞻基诏令六部、都察院，各保举“廉能有为，才堪牧民”的郎中、御史出任九郡知府。礼部尚书胡■、吏部尚书蹇义交章推荐况钟，其时首辅杨士奇“尤秉知人鉴，凡所识拔，悉为名臣，然性严不轻于接物，公受知最深。”遂奏擢况钟为苏州知府，“赐敕书，假便宜从事，章奏得径达御前。”享受一般知府享受不到的待遇。（《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 况钟出身于吏员，深知吏治中的积弊，认为法不立则吏奸难除；亦知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为难治。况钟到任初理政事，群吏环立请判牒，况钟假装木讷，不懂诸务，随群吏之意。群吏异常高兴，认为太守糊涂可欺。三天之后，况钟召群吏责问“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即捶杀数人，将贪虐庸懦的僚属全部斥退。从此，一府大震，人人奉法，人称况钟为“况青天”。 苏州因元末为张士诚之地，为张氏据守，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泄其愤，而将苏州租赋加重，致使百姓难以承受。至仁、宣时逋赋数额巨大，赋税旧制难行。宣德五年（430）春，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尽管如此，至况钟到任，苏州一府拖欠赋税已达四年。况钟请求“量折以钞，为部议所格”。于是又上书指出“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3本文主要依据《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以及《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卷四《张太史赠太守况钟前传》，凡引上文，不另作注。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令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几经曲折和努力，终于得到皇帝的批准，按照况钟所奏，予以免除。 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多次请求减免苏松重赋，都与巡抚周忱的分不开。其时，二人悉心计划，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周忱所行的善政，况钟在苏州都悉心玉成。他所积济农仓粟每年多达数十万石，除赈济灾荒外，还代民间支付杂办徭役及拖欠的租粮。曾置善恶二簿，以行惩劝；又置通关勘合簿，防出入为奸；置纲运簿，防止运夫侵盗；置馆夫簿，防止非理需求。总之，其为官理事，纤悉周密；兴利除害，不遗余力。以致“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苏州以富丽闻名，宫中宦官购买花木、禽鱼、器玩等，受工部委派，纷纷前来。郡佐以下，稍有异词，辄遭辱骂，甚至被绑被打。一些高官大僚，恣意需索。而况钟对此，待之以礼，从不屈膝；且戒属僚，勿赂一钱。致使往来苏州的京官宦竖，惧怕敬畏，不敢胡作非为。 况钟虽是吏员出身，但对教育特别重视，对文儒皆予厚待。凡单门寒士，多有赈济。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书生，曾递诗给况钟，况钟很为赏识，准备推荐为官，同时却收到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即保举，上奏朝廷，授予吏、刑二部司务，后迁御史，“整饬举劾，俱得其当”，著声于朝。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之习，无论大小事件，都动辄赴京告状。由于苏州属直隶府，上无布政司、按察司的设置，一旦准予差提，每一家牵引多件，株连数十数百。无辜之人受诬解送，农耕经年抛荒。对此，况钟上书奏请，遇有告状之事，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刁风顿息，而越控解京之弊始除”。另外，每当御史巡按到府，府官过于卑屈，御史肆其贪侮。况钟奏定“相见礼仪，而宪纲始肃”。 况钟任苏州知府，事事根据朝廷法令办事，又处处照顾到百姓的艰难困苦，深得百姓爱戴和拥护。宣德六年（43）三月，继母去世，况钟奏闻朝廷，回家守孝。百姓挽留，不得遂愿。时过不久，“秋粮应减者，倍加收敛，奸吏舞法，故弊丛生”。百姓更加思念况钟，作歌唱道“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还有一歌唱道“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兵杖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吁嗟之声，溢于衢巷。于是，御史、府同知等，据县民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余名告词，奏请夺情起复。于是奉皇帝圣旨，召况钟由家乡径回苏州知府任上。正统五年（440），况钟九年职满。同年十月循例备由赴部候升，而“饯送者数百里不绝，况钟作诗慰劳。入京召见，奖励倍至。”苏州耆民张翰等一万八千人联名上疏挽留，其中说“尹苏仍非公不可”。最后皇帝下达圣旨“既有军民人等保留，着复任，吏部奏升正三品，署知府事。”次年正月，又降圣旨“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况太守集》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这是自明皇朝建国以来七十余年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由此可见况钟政绩的卓著和品德的高尚。 正统七年（44）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知府任上，年六十。况钟去世之日，郡民罢市，如哭私亲，苏州七县绅耆人等，俱奔赴哭奠，就连邻近的松、常、嘉、湖的百姓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吊丧。次年春的归柩之日，倾城出送，白衣白帽，两岸夹舟，奠别出苏州之境，还有奔程路祭的，略不断绝。朝廷赠正议大夫资治卿。祀名宦祠，准许城邑建祠以祀，春秋官为致祭。第十三章杨士奇杨荣杨溥杨士奇与杨荣、杨溥，均是明代入阁的政治人物，并称“三杨”。 第一节杨士奇杨士奇（35—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其著作主要有《周易直指》十卷，《三朝圣谕录》三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明人王世贞对其诗评论说“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大致概括了他的诗文特征。 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404），机遇再次光顾了杨士奇，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朱棣由于对《周易》情有独钟，所以对杨士奇格外尊宠，杨士奇的仕途充满了阳光与鲜花。 天有不测风云，杨士奇的仕途一度出现坎坷。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朱棣却偏偏对其颇有微词，宠爱悍勇好斗的朱高煦，这样朱高煦和朱高燧公开表示不满。在这场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永乐九年朱棣北征回师，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并举例说“去年将时享，头风作，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东方利剑sodu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2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不像解缙因之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永乐二十二年（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按照封建礼仪，新皇帝应为过世的皇《纪录汇编》卷一二○《明诗评》。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 2《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帝服丧二十七天。期满的第二天，只有皇帝和张辅、杨士奇三人仍着丧服上朝，满朝文武皆更换服装，由此朱高炽对杨士奇更加敬爱，逐步提拔他为少保、少傅，后又命他兼任兵部尚书，开启了内阁直接插手六部具体行政事务的先例。不久，杨士奇成为内阁首辅，位次列于内阁其他同僚之上，逐渐填补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 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朱高炽特地赐给杨士奇及杨荣、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李庆建议朝廷将军队所属多余军马给予地方官吏，杨士奇上疏反对，朱高炽为了不使他过多树敌，故意没有批准杨士奇的奏折，而借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的机会驳回李庆的建议，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 杨士奇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促使朱高炽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 朱高炽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朱高炽去世，杨士奇成为当然的首席顾命大臣。 洪熙元年（425），朱瞻基继承皇位，是为宣宗，他既具备父亲的文才，又具备祖父的武略。“三杨”继续留任内阁，他们定期上朝觐见皇帝，讨论较为迫切的具体事务。他们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递密封的奏议，并对官员呈递的奏议提出适当的答复，供皇帝御批，内阁由此成为皇帝与六部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 “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曾随朱棣远征蒙古，但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见杨士奇，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杨士奇认为对于边防事务，杨荣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过怪罪他。朱瞻基微笑着反驳说，你还为他辩解，他可是经常在我面前指责你的短处。杨士奇马上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2明确恳求皇帝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对待杨荣。不久杨荣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惭愧，自此两人便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甚为融洽。 朱瞻基登基不久，他的叔父汉王朱高煦发动了武装叛乱。朱瞻基在杨荣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御驾亲征，叛乱很快被平定，朱高煦被处以酷刑。种种迹象表明，朱瞻基的又一叔父赵王朱高燧也与汉王的阴谋有所牵连，杨荣等人主张同加严惩。针对这种纷纭复杂的形势，朱瞻基举棋不定。杨士奇一方面摸透了皇帝的心理，另一方面考虑到政局的稳定，与杨荣针锋相对，指出“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两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无罪者宜厚待之，疑则防之，使无虞而已，何遽加兵，伤皇祖在天之意乎？”朱瞻基最终采纳了杨士奇的建议，没有追究赵王的责任。赵王主动献出护卫人马，保全了性命，朝廷政局趋向了稳定。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2《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朱瞻基即位后，还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交阯继续抵制明皇朝的统治。是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还是撤军，明皇朝左右徘徊。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将领们主张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杨士奇看到连年的征战造成了国家财政的紧张、百姓的怨恨，于是和杨荣一道力主讲和，认为可以让交阯拥有更大的自治权。他们的主张正中朱瞻基下怀，于是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交阯的叛乱问题。后来几经周折，朱瞻基勉强授予交阯的实际统治者黎利委任诏书和印玺，让他“权署安南国事”，这样既赢得了南部边疆的安定，又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军事开支，再次显示了杨士奇的战略眼光。 杨士奇在宣宗朝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内政建设上。长江下游是国家的财赋重心所在，沉重的赋税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农民的贫困，成为朝廷非常关心的问题。周干奉朱瞻基之命进行实地调查后，建议减少官田税赋份额，打击税吏的贪污行为，杨士奇大力。户部官员由于担心减税会造成国家财源的枯竭，因此极力反对。如何兼顾朝廷与农民的利益，杨士奇选拔了两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和财政专家周忱与况钟去解决这一难题，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府，况钟出任苏州知府，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 其一，设立以“金花银”或棉布交纳税粮的制度，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另外特定的折换率的定期调整也保证了国家财源的稳定。其二，征粮的衡量单位标准化，防止了税吏的营私舞弊。其三，每个县设粮仓贮藏征收的税粮，防止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其四，征收特定的附加税，用于运输通过运河直达京师的粮食。其五，在每个县设济农仓，储藏地方官在丰年通过平籴法收集余粮，以便在遇到自然灾害和歉收时分发。所有这些措施，基本上体现了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朝廷的财源。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杨士奇还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况钟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于谦皆得力于他的引荐。在杨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一片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朱瞻基自然高兴，每年岁首，他让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杨士奇等大学士赋诗唱和，几乎可以称得上国泰民安了。 宣德十年（435），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张太皇太后行使摄政之权，极力倚重“三杨”，凡军国大事皆请他们参决。同时她的同乡宦官王振开始控制司礼监，与“三杨”相抗衡。年迈的杨士奇极力支撑危局，施展自己的才能，建议朝廷训练士兵，巩固边防，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派文武镇抚到各地考察民情，罢除派往各地的特务，减轻百姓的赋税，放宽刑罚，加紧吏治的整顿，使明英宗统治初年继续保持政治清明的局面。王振，少年时自阉进宫，是最早在内书堂受过严格的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太监之一。朱祁镇做太子时，他被派往东宫，成为太子的启蒙老师，他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赢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成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之一，被亲切地称为“先生”。司礼监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王振通过对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个人控制及司礼监的独特权力开始干预朝政，给杨士奇为首的内阁造成极大的威胁。 王振还很快争取到一批政治盟友，其中包括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锦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成为皇帝手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是皇权运作过程中的枢纽所在。此外，王振还赢得了兵部尚书徐晞和王冀的追随，控制了明皇朝的军事力量，开始向杨士奇等人进行挑战。 王振首先攻击杨士奇的盟友杨荣。杨荣好收受贿赂，使王振找到了借口。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侦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灾难。正统五年（440），杨荣去世，杨士奇更感势单力薄。 其次，王振又把攻击矛头直指杨士奇。杨士奇的儿子杨稷犯了杀人之罪，王振指使言官上奏皇帝，要求绳之以法。大臣们讨论后将情况通报给杨士奇，杨士奇深感责任重大，请求皇帝准许自己辞职，朱祁镇对他加以劝慰。 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杨士奇更失去了最坚强的后盾，面对王振势力的膨胀，他忧心如焚，积郁成疾。翌年，杨士奇撒手人寰。卒后谥号文贞。 第二节杨荣杨荣（37—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因居地所处，时人称为“东杨”。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既以武略见重，又有些文才，据《明史·艺文志》载，其著作有《训子编》一卷、《北征记》一卷、《两京类稿》三十卷、《玉堂遗稿》十二卷。 建文二年（400），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杨荣和解缙、杨士奇等一同迎附。杨荣建议朱棣先谒埋葬朱元璋的孝陵而后即位，朱棣欣然采纳。朱棣即位后，从翰林院中选用杨士奇、解缙等人与杨荣一起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杨荣最为年轻且聪明伶俐，朱棣自然对其格外宠爱，亲自将其名由杨子荣改为杨荣。朱棣不苟言笑，与大臣们讨论事情，议而不决之时，脸色更是难看，大臣们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每当此时，杨荣便大显身手，三言两语便令“龙颜”大悦了。 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最为突出。朱棣即位后，蒙古三部虽然处在分裂仇杀之中，却并未归附明朝。为了解决蒙古问题，朱棣一方面直接针对蒙古三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形成控制蒙古地区的一把钳子。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杨荣先后被派往甘肃和宁夏。杨荣克尽职守，详细地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自己的设想及对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励并加以采纳。 永乐八年（40）二月初十日，朱棣率军开始了即位后的第一次北征，杨荣作为贴身大臣随行。不久，明军进抵胪朐河，朱棣赐名为饮马河。由于侦知了鞑靼军队的行踪，朱棣亲选精锐进行长途奔袭，轻装前进，每人只带二十日粮，命杨荣率勇士三百人作为亲兵跟随。明军追至斡难河，与本雅失里率领的鞑靼主力相遇，经过激战，明军大获全胜，本雅失里只率少数轻骑逃走，朱棣下令班师回朝。由于轻装前进，在回师途中，明军的粮草供应紧张起来，士兵几乎断粮。杨荣建议朱棣将御用的储粮散发给将士，并且让军队中粮多与粮少者借贷互济，还京后加倍偿还。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使明军顺利地度过粮荒，胜利班师回朝。 永乐十二年，朱棣带着皇太孙朱瞻基，率领五十万大军开始了第二次北征蒙古的战争，杨荣再次随行。杨荣承担了两项基本任务，其一，向朱瞻基讲说经史。其二，掌管皇帝的玉玺，充当朱棣的机要秘书。行军期间，有一天晚上，朱棣在自己的大帐中召见杨荣，同他讨论军队粮饷的问题，杨荣认为“择将屯田，训练有方，耕耨有时，即兵食足矣。”提出一套实行军屯以解决粮草问题的计划，得到朱棣的首肯。虽然朱棣的第二次亲征，明军损失不小，但也使瓦剌大伤元气，此后大约七年多的时间里，北方基本保持了稳定。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北部的边患，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明朝官吏大多生在《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江南，要他们远离故土，远赴塞下，困难重重。一些官吏便利用这种情绪，反对迁都。杨荣看到迁都北京对于解除蒙古部的威胁有不可低估的战略作用，与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等坚决迁都，并且在《题北京八景卷后》指出“迨我皇上继承大统，又以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乃诏建北京焉。”永乐十九年（42）朱棣正式迁都北京，这一年的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杨荣指挥卫士进行抢救，只抢出一些重要图籍，三大殿均未保住，由此又引发了一场反对迁都的。杨荣等人极力朱棣，使风波很快平息下去。迁都北京，对北部边防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永乐二十年，朱棣进行第三次北征，杨荣与金幼孜再次随行，明军无功而返。为了鼓舞士气，朱棣大开庆功宴会，有功无过者坐前列，食上肴，杨荣与金幼孜被特命坐在前列。次年，朱棣进行第四次亲征。有关军务皆让杨荣参与，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朱棣经常召见杨荣，并且亲昵地称之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不言自明。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开始了第五次北征。明军到达开平时，朱棣做梦，梦见一位天神向他说“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便有些犹豫，杨荣乘机加以劝谏“此举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冈，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2朱棣领悟了杨荣的意思，便说“卿言合朕意，岂以一人有罪，罚及无辜？”当即下令杨荣等人草敕，诏谕各部落人等，罪止阿鲁台一人，余皆不问。又命令军士们收拾死于兵火的遗骸，葬为丛冢，朱棣亲自撰写了祭文。明朝大军进至翠云屯时，仍未发现阿鲁台踪影，在杨荣等人的劝说下，朱棣决定班师回朝。 同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他们用锡铸椑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发生丝毫的**。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杨荣请求辞去尚书俸禄，未得批准。 朱瞻基在洪熙元年（425）继承了皇位，汉王朱高煦发动了叛乱。年轻的皇帝有些犹豫不决，召见杨荣商讨对策，杨荣极力主张趁朱高煦尚未切实准备之际，出其不意，御驾亲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朱瞻基接受了杨荣的建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乐安，朱高煦被迫投降，叛乱很快被平定。朱瞻基还面临另一个严重问题、一个历经几代皇帝的问题——安南人继续抵制中国人的直接控制。开始时，他在撤军和继续平定的努力之间举棋不定。当时，武将主张采取武力，杨荣和杨士奇一道力主放弃交阯，朱瞻基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从安南撤出了明朝的全部军队。 宣德十年（435），朱瞻基病死，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委政“三杨”，杨荣在老迈之年，仍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正统三年（438）晋升少师头衔。由于王振的崛起，杨荣受到攻击。正统五年（440），杨荣在回乡的路上去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敏。 《明经世文编》卷十七《题北京八景卷后》。 2杨荣《北征记》。 第三节杨溥杨溥（372—44），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时人称为“南杨”。他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 永乐十二年（44）闰九月，成祖北征回师，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汉王朱高煦乘机进谮，成祖一怒之下，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治下狱。这成为继解缙入狱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当时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系成祖“靖难”旧人而幸未被祸。金忠是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人，他不顾触怒成祖，以身家性命力保太子，才使太子未遭废罢，但是作为东宫宫僚的杨溥、黄淮等人却因此事件而被入狱，而且一系即长达十年之久。杨溥的出狱是在十年后的永乐二十二年（424）八月初五，也就是太子朱高炽得到成祖遗诏的第四天。十天以后，太子朱高炽正式即皇帝位。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重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对于杨溥的受祸入狱过程，仁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但是这时候他对于杨溥更多的大约只是同情，因为除去杨溥因作为东宫宫僚入狱之外，朱高炽起初对于杨溥本人其他方面的情况似乎也并不十分清楚。根据史书所记，杨溥做太子洗马时，使得太子朱高炽对其赏识的事情只是他有一次将汉文帝的史事类编以献。这大概只能算是儒臣们一般常做的事情了。其后杨溥便归乡守丧，直到太子监国，才被命起视事，随后便发生了迎驾事件。 从仁宗即位后对于杨溥的安置看，显然是有些因人设事的味道。洪熙元年（425）仁宗在思善门建立了一个名叫弘文阁的机构，选诸臣“有学行者侍值”。这样的安排实在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被荐入阁的都是些无名无为的儒士，而杨溥则被命掌阁事，并且得赐给阁印。当时仁宗曾经对杨溥说“朕用卿左右，非止学问。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2其后杨溥再授官太常卿，仍掌弘文阁事。数月之间，连授三职，足见仁宗对于杨溥的关切之心。但杨溥虽三受其职，却并未得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杨溥真正走上朝廷重臣仕途，是在仁宗去世，宣宗即位以后。 宣宗即位后，罢弘文阁不置，杨溥被检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务。 宣德、正统间，名臣称三杨先生，以文贞（士奇）为西杨，文敏（荣） 为东杨，盖初以姓同，亦略因居第以别之。文贞固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书南郡，乃因以南杨号文定焉。3从此而始有“三杨”之称。杨溥也从此开始与东、西杨有了并驾齐驱的地位。但是这最初的入阁只有四年时间，杨溥便又因母丧而归，而且起复后却并未再度入阁掌机务。也许是因为在仕途上长期受挫的缘故，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2《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3叶盛《水东日记》卷一《三杨两王》。 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这一切都决定了杨溥在明前期政治中的地位。当宣宗急于以改变吏治解决国家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在内阁中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还是杨士奇那样通于决策的干吏，但是当国家政治转向简约守成的时候，老人政治便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杨溥虽然是“三杨”中年龄最轻的一个，但却是在处事上最为老成的一个。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 正统初政的特点是国家政治的因循化与英宗皇帝的少年登极。这也便确立了“三杨”必然的重要位置。所以自从英宗登极起，杨溥便与杨士奇、杨荣忙于开经筵、择讲官以及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之事，三朝元老的治事风格得到了充分表现的机会。这很得张太后的欣赏。外有老臣，虽然皇帝年幼，她也感到放心而不必由自己去垂帘听政了。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注重旧事与感情，对于在朝的五位重要辅臣，她有时便会更多想到杨溥。一次她将英宗召到便殿，又召来英国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张太后将这五位老臣作为了正统政治的核心。而她同时又专门再将杨溥召到近前，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加叹息，不意今尚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怆。这种气氛的感染，比之任何方式都更为有力地确定了杨溥在正统时代的地位。当张太后指着五位大臣向年幼的英宗要他“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的时候，杨溥在五人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入的人物。正统三年（438），杨溥进官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史书中说“溥后士奇、荣二十余年入阁，至是乃与士奇、荣并。”但这也到了“三杨”政治的尾声。这一年在馆阁的学士七人，杨士奇七十四岁、杨荣六十八岁、杨溥六十七岁，其中最年轻的也在六十岁以上了。而这个朝廷的政治似乎也如同这些老人们一样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参预机务的老臣们居然开始仿唐、宋洛中诸老的样子去搞起一个真率会。“约十日一就阁中小集，酒各随量，肴只一二味，蔬品不拘取，为具简而为欢数也。”2具简而欢，这不仅成为当时这批老臣们的生活性致所在，而且成为了他们政治性致的所在。他们自身感觉已经生活在了一个太平盛世之中，而他们则是那种盛世华贵的台阁体风气的开创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对于这种老臣政治提出异议的人物，竟是那个明朝前期最具反面形象的太监王振。 “朝廷事赖三先生，然皆高龄倦瘁矣。”王振的目的当然是要通过人事的变更减轻“三杨”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力。“老臣当尽瘁报国。”杨士奇回答道。杨荣却截住话题说道“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 其后杨荣推荐了陈循、高谷等人，按照杨荣的解释，与其让王振之流去随意任人，还不如事先检选自己的人，以为今后安排。 三人当中只有杨溥并无建言。这大概就是杨溥的性格特点所在，在身处其境的政治斗争中，他似乎总是缺少那么一种敢于面对的勇气。他诚然是一《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2焦竑《玉堂丛语》卷七。 位正人君子。当他被谗入狱的十年当中，家人供食数绝，他却读书不辍，以“朝闻道夕死可也”的精神维持着自身的意志与尊严。他在朝当政的时候，儿子自家乡来京省亲，当他从儿子口中得知途中只有江陵知县待其甚简时，他却因此而知其贤，并将该县令荐升德安知府。这就是杨溥其人，他有甚多的律己，却缺少东、西杨那样鲜明的性格。他是一位正臣，却不是一位无可指摘的正臣。这一切在杨荣、杨士奇先后去世以后，就愈发变得明朗起来。所谓后进望轻，杨溥孤立，都不能解释他在朝的最后几年中王振专权的形成。所以当“土木之变”发生后，人们追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有人会过激地起而争暴其短，认为他“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2这也许是过于苛求他了。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二《杨溥传》。 2《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第十四章明英宗明英宗前后在位二十二年，两次登临大位。他在位之日明帝国正从繁荣走向衰落，成为明朝历史上由强而弱的转折点。 第一节“委政阁臣”，纲纪未弛明英宗朱祁镇（427—44），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关于他的亲生母亲，史家们向来说法不同。有人说是宣宗贵妃孙氏（即孝恭皇后）所出；也有人说孙氏“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明史·孝恭皇后传》则认为“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由于皇后胡氏多病无子，明宣宗宠爱贵妃孙氏，更宠爱这个小孩。他出生不久，于宣德三年（428）二月初三日赐名祁镇，又赐玺书。三天后，二月初六日册立为皇太子。在明代皇太子正位东宫的年龄中，他是最小的一个。朱祁镇正位东宫刚刚过二十多天，同年三月初一日明宣宗即下诏废皇后胡氏，改立贵妃孙氏为皇后。 宣德十年（435）正月初三日，明宣宗逝世，遗诏命皇太子继位。是月初十日，朱祁镇第一次登上皇位。改元正统。初登皇位时才九岁，实际年龄为七周岁又两个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 小皇帝即位之日，上距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洪武、永乐二朝的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尔后洪熙、宣德两朝相继嗣位守业，虽号称“仁宣致治”，或云“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究其实，已是弊病滋生，危机四伏。进入正统朝，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不少问题陆续发生。从表象看，似乎是明英宗一手造成的，而实质上是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明朝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英宗年幼即位，遵照宣宗的遗诏，凡是朝廷大政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永乐二年（404）封为皇太子妃，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经验丰富，而且深识大体，严于律己，不许其族人干预国事，对他们的任用亦严加限制。宣宗逝世时，诸大臣以新主年幼，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氏以“不能破坏祖宗成法”坚决拒绝，而命令诸大臣齐心协力，认真辅导皇上向学勤政。她又特令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五位大臣入朝。当面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英宗当即应声受命。这五人，都是几朝元老，是当时最有威望的文武大臣。太皇太后张氏持天下之正，推心任能，“委政阁臣”。这在当时主幼无知的特殊情况下，是一项及时而又必要的决策。 经济是基础。要管好国家，首先必须抓好经济，重视国计民生，尽力开源节流，减少百姓负担，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英宗即位后很快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德十年二月，命罢诸司冗费，节省朝廷开支。三月，释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夫役一万七千人，又放库役二千六百四十余人；减行在光禄寺料米粟九万二千余石，他物减少不等，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一方面减少了国家的经济负担。 正统元年（43）正月，杨士奇等上疏“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偶有阻窒，则粮饷不充，实非终久之策。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之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运之费。”英宗以为有理，很是重视，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即诏发禁军三万到京畿地区屯田。 至此，明英宗即位一年来，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开局还算顺利。但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无疑是学习治国的基本知识。太皇太后也很懂得对英宗进行启迪教育的重要性。杨士奇等人先是上疏请开经筵，请皇上读书学习。而后又进言皇帝的学习，其事体与皇太子、亲王不同。请先命礼部、翰林院详定讲筵礼仪。并请慎择“学议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达大体者”为讲官。二月二十日，行在礼部遵旨进呈经筵礼仪。太师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同知经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穀，修撰马愉、曹鼐兼经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讲。明代的“经筵定仪注自此始”。经筵官任命以后，按照规定的时间，三月初九日开始第一次御经筵。此后，遂以为常。经筵每月举行三次，故又称“经筵月讲”。月讲之外，还有日讲。月讲和日讲的内容、方式、程序，基本相同。一般都是先讲《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等经传，然后再读史书。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经筵月讲每月只三日；日讲则不拘日期，礼仪也比较简单。 这一时期，还在一些方面进行立法定制。 在学校教育方面，开始设立提学道，专门督责学校。明代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南北两京设有国子监（国学、太学），地方有府州县学，王所有武学。后因管理不力，教学质量下降，问题急待解决。正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南京户部尚书黄福奏言近来生员学艺疏浅，宜令布、按二司遍历考试，庶得真才。英宗纳其言，下诏曰“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司皆设提学道，专理学校事，按臣不得侵越。南北两京以御史为提学官；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副使或佥事为之。著为令。”是为明代设立提督学政之始。提学官的设立对于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赋税制度方面，始定田赋折银解入北京内承运库。明代田赋以银代输，始于洪武，称为“折色”。当时所折之银俱送南京。正统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疏曰北京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亦以为言。英宗问行在户部尚书胡■，胡■对曰税粮（田赋）折银征收，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不送南京，一律解北京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自起运、兑军之外，皆粮四石折银一两，解入北京，以为永例。东南税粮除起运、兑军之外，折银征收者全部解入北京朝廷内府，目的是为了保障皇室的高额消费，这个制度的出现，反映了皇室对岁供不足的担心，所以才强制作出这个规定。但它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税粮转运之苦，有利于保证农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同时扩大了折色份额，扩大了货币流通，有利于繁荣商品经济。 此外，九月十一日，又派刑部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前去督理两淮、长芦、浙江盐课，并命内官同往。明代钦差巡盐之制，亦自此时开始。 夏燮《明通鉴》卷二二。 参《明史》卷七八《食货二》、卷七九《食货三》。 总之，就全局而言，这一阶段由于有太皇太后的掌舵，张辅和“三杨” 等五大臣的合力辅政，由于宦官“王振尚未横”，各级政权机构的运作还比较有章法，全国各地的秩序也相对稳定。《明史·英宗纪》称“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这主要是指其即位迄正统二年这段时间，此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第二节朝政渐乱，宦寺擅权正统二年（437）以后，随着太皇太后张氏和杨士奇等人年老多病，宦官势力的膨胀，加上边境日益多事，纲纪遂日趋紊乱。 先是，明英宗命宦官王振掌司礼监。这是导致正统朝纲纪紊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明代宦官组织，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一切宦官组织的首脑部、明代全国特务机构最高指挥机关。它不仅可以直接控制内廷、“东厂”，而且可以左右外廷府院阁部，以及“锦衣卫”。宦官是皇帝制度的必然产物，宦官组织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明太祖在世时，虽然从洪武八年（375）起，曾先后派宦官参与某些经济（如茶马贸易、覆核关税等）、军事（如阅视军队等）活动，但他鉴于历代宦寺为祸之教训，一直严格限制宦官的人数、职衔、品级、冠服，禁止各部门与宦官公文往来，并特铸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三尺大铁牌，置立于宫门，警告内官们时加注意。建文帝嗣位，对宦官的约束益为严厉。可是到了明成祖即位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化，御宦寺之禁近乎全面放开。“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及明宣宗即位，又专设“内书堂”，命教官教习宦者，使之通晓文墨，且遂为定制。 进入正统朝，宦官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明代宦官还操纵大臣任免、参与司法、提督盐课、总督京营、充总兵官；有正式监军职衔；宦官世袭，及其弟侄封爵、荫官等等，都是从明英宗时代开始的。王振占据司礼监之后，权势大得很。不少文武大臣都惧怕他，畏祸者争附之，阿谀奉承，贿赂财物，有人还对他自称“孝孙”2。公侯勋戚至呼他为“翁父”，连明英宗都不叫他的名字，而呼其为“先生”。于是王振气焰也就渐渐嚣张起来，胆子越来越大，行为益为放肆。正统元年，杨士奇年七十二，杨荣六十六，杨溥六十五。“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公开以年老威逼他们去位。其时，王振为使朝臣全都慑于他的**威，甚至常常引导明英宗用重典治臣下。那些好事的言官们亦纷纷争承王振的旨意，不断利用大臣们的某些过失，上疏大肆攻击，自公、侯、驸马、伯以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弹劾的，直至枷刑、下狱、谪戍等等，殆无虚日。 正统二年（437）正月，由于王振得意忘形，对内阁大臣商议的大政，“辄施可否”，随意取舍，违背了太皇太后张氏还政内阁的命令，张氏怒极，欲诛王振。因明英宗跪地求情，诸大臣亦请予免死，才饶了他一命。自此，王振表面上稍敛戢，而骨子里并没有改变。五月，以边防寇犯不止，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骥经理甘肃军务，刑部尚书魏源经理大同。九月，命将镇守独石。内部环境和外部形势逐步紧张起来。 正统三年（438）三月，京师多次发生地震，陕西大饥。六月，麓川宣《明史》卷三○四《宦官传》。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周文襄》。 《明史》卷一四八《马愉传》。 慰使思任发起兵叛乱。明英宗命军出征，屡战而不能平息。翌年三月，明英宗命增兵赴援，调湖广官军三万余人、贵州一万人、四川八千人入滇，合力进剿，结果还是师出无功。五月，复命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率军进讨思任发。从此开始，连兵十载，增兵加饷，先后征发夫役近五十万，云、贵两省将士多亡，卫所空虚，田园荒芜，民困至极，“西南**”。西南反叛未平，北方边患又起。 同年，蒙古瓦剌也先嗣父位，称太师，北方各部皆归其所有，于是“其势益横，边境自此多事矣”，从而构成了对明皇朝的严重威胁。 从正统五年（440）开始，由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相继离世，明英宗渐渐亲近宦寺，王振遂跋扈不可制，朝局也为之大变。 正统五年七月，杨荣在还朝途中病逝。杨士奇等年老不能视事，充位而已。 正统六年正月，因王振欲逞己威，不顾朝廷罢兵之议，力主用兵，明英宗命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宦官曹吉祥监军，调集各路兵马十五万，大举进兵麓川。翰林院侍读刘球上疏，请止麓川之役，加强对北方瓦剌的防御。疏上，而明英宗不用。 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逝世。张氏在世，委任五大臣，政在台阁”。及张氏一死，明英宗完全受制于王振，杨士奇等人虽仍挂名列位，但对王振只能“拱手唯命，莫如之何”。或谓“不过浮沉自全而已”。十二月，王振毁去明太祖所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之大铁牌，自是益无所忌惮，为所欲为，擅权乱政。 正统八年（443）五月二十五日，雷击奉天殿鸱吻，以为不祥之兆，明英宗下诏辍朝三日，祭告天地，求廷臣上疏直言。刘球针对王振专权恣横，应诏上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一曰勤圣学以正心德；二曰亲政务以揽乾纲；三曰任大臣以崇国体；四曰选礼臣以隆祀典；五曰严考核以肃吏治；六曰慎刑罚以彰宪典；七曰罢营作以苏民劳；八曰宽逋赋以恤民穷；九曰息征讨以重民命；十曰饬武备以防外患。刘球前次上疏已引起王振的痛恨。这次疏入，他益恶之，大怒不止。六月初三日，将刘球抛入监狱，十二日夜令人杀之。 正统九年三月，杨士奇病故。至此，“三杨”已失东、西二杨，“南杨”杨溥年迈而孤立。王振更加无所顾忌，威势日重，自都宪以下，见之皆下跪。北边瓦剌也先，亦已实力大增，又置甘肃行省名号。明英宗面临内外交困局面。 夏燮《明通鉴》卷二二。 《明英宗实录》卷一○五；《明经世文编》卷三一；《明史》卷一六二《刘球传》。第三节“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正统十年，也先举兵侵哈密，围其城，杀首领，劫男女，掠财物。边将知其必为大患，屡次奏报，而明英宗终不省悟。 正统十一年三月，浙江矿工叶宗留发动起义，自称“大王”。明英宗令闽、浙、赣三省联合出兵镇压。七月，杨溥去世。张辅、胡■均年届七十二，身体衰老，难有作为。 正统十三年，瓦剌遣使二千人贡马，而号称三千。王振怒其诈，令礼部核实，没有如数给赏。也先对此大为不满，以明廷“赏不如例”，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伺机大举进犯。 正统十四年（449）七月十一日，也先率部进犯大同。明军右参将吴浩在猫儿庄迎战，兵败身亡。明英宗命重兵把守阳和口。是时，形势危急，边报每日数十至。王振遂导上统军亲征。兵部侍郎于谦等上疏力劝，明英宗不听。七月十五日，下诏亲征，命皇弟■王朱祁钰居守北京。十六日，明英宗统帅官军五十万，自京出发。英国公张辅等文武大臣从行。张辅衰老，“不使预军政”，“默默不敢言”。大军出发之后，前方频频传来败报，“伏尸蔽野，众心为寒”，加之风雨交加，众皆危惧，军纪大坏。群臣再三劝明英宗停止前行，而王振一心诱上冒进。八月初一日至大同。十四日，明英宗至土木，距怀来城二十里，遭到瓦剌也先的四面伏击，明军五十万人，居然不堪敌骑一击，全军覆没。明英宗被围不得出，下马据地而坐，遂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又称“土木之战”）。大明皇帝，竟成了瓦剌的俘虏，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明英宗终于自己吞下了宠信王振所结出的苦果。因为明英宗是皇帝，当然要避讳，不能说他是为瓦剌所俘，在漠北过着俘虏生活，于是就找到一个托词，说他是到漠北狩猎，而美其名曰“北狩”。 是役，明军精锐死伤数十万，文武大臣死者张辅等五十余人。王振也在乱阵中被打死。 明朝经此巨变，将士无敢再战，社会风气日坏，国力大降。一般认为土木之败，是明朝由强变弱的分界线。 明英宗被俘，一时国中无主，人心不安。也先口头上声称要送明英宗回京，实际上是准备大举进攻。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孙氏命■王朱祁钰监国，并召集朝臣议战守。时京师老弱兵马不满十万。侍讲徐珵（徐有贞）主张弃城逃跑，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坚决反对，誓与京城共存亡，发动军民保卫北京，由此也得罪了徐有贞等人。八月二十一日，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八月二十五日，命都督石亨总督京营，暂时渡过了危机。 九月初六日，■王朱祁钰即皇帝位，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帝，改元景泰，以翌年为景泰元年。 景泰元年（450）八月十五日，在明朝满足了也先的各种要求之后，在漠北整整过了一年俘虏生活的明英宗被送回北京。景泰皇帝令其哥哥、太上皇帝入居南城（南宫），实际是将其软禁。 明英宗在南宫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连做梦都想再登大宝，夺回失去的威风和权力。在南宫过了六年又五个月的“幽闭”式生活之后，他终于实现了《明史》卷一五四《张辅传》。 这个多年的梦想。 第四节南宫复辟，重登帝位景泰八年（457）正月十六日夜晚，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潜入南宫，夺门拥明英宗出宫，复辟帝位。史称“南宫复辟”，或称“夺门之变”。五天后，正月二十一日，明英宗第二次即皇帝位，建元天顺，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 第二天，亦即天顺元年（457）正月二十二日，明英宗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操纵下，听信谗言，颠倒是非，杀害功臣于谦。这是他的又一个过失。之后，明英宗又在石、徐、曹等人的指使下，将一批大臣或杀或罢；同时以夺门之功对另一批人加官晋爵，委以要职，进为公、侯、伯之类，连官舍旂军晋级者也有三千余人。 天顺元年（457）二月初一日，明英宗下诏废除景泰皇帝，仍称■王，迁居西内。十九日，■王朱祁钰病死（一说为明英宗派人杀死）。同月，命吏部侍郎李贤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三月，复立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十月，诏复王振官职，刻木为像，招魂祭葬，立祠祀于智化寺，赐额曰“旌忠”。王振擅权乱政，又导帝亲征酿成土木之祸。明英宗以王振为“功臣”，对他一直念念不忘，迷信至深，可以说达到“顽固不化”的地步。明英宗复辟之初，对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恩宠无比，视为心腹，言听计从。徐、石、曹等人，分据要害，操生杀之大权，处处以“功臣”自居，骄纵恣甚，不可一世。他们之间也争斗不休，互相整来整去。这时明英宗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俘虏生活、南城苦度，渐渐成熟起来，看到石、徐、曹等人的所作所为，终于慢慢地意识到这帮“功臣”原是奸诈险恶之徒，不可久留。于是便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收拾他们，徐有贞首先失宠，多次被捕下狱。 天顺三年（459）八月，明英宗经调查取证，证实石亨的侄子定远伯石彪谋镇大同，居心叵... 19 夏燮《明通鉴》卷二八。 第十五章于谦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咏石灰》为题的诗，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第一节巡抚二省，声著朝野于谦（398—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永乐十九年（42），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不久，以江西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42）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高煦浑身战栗，顿首称“臣罪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430），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442），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qingfo！”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qingfo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正统十一年（44），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2，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于忠肃集拾遗·入京诗》。 2《明史》卷一七○《于谦传》，本文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448），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节挺身于危难之中正统十四年（449）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出来，倡议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这时候，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王的，明廷因而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于谦首先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他调辽东和宣府的部分兵马入京，调名将杨洪和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回京，操练京军。然后，他放眼全国，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卫所军，招徕流民进行屯种，荐左都督朱谦代杨洪镇守宣府，王竑守居庸关，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修筑北边关塞要隘。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敌人。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发生动摇。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他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450）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第三节改革军制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45），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次年，他将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为“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称坐营都督）统帅，其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454）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第四节“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例如，罗通受于谦荐举守居庸关，立下了功劳，却阴诋于谦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这当然与事实不符。 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发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御史顾■等弹劾于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这虽遭到于谦和户部尚书金濂的驳斥，但却仍不断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御史背后有人主使。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景泰三年（452），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穀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不久，广西土官黄■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景帝正发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457）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明史》卷一六○《罗通传》。 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459），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4）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弘治二年（489），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第十六章明孝宗明孝宗朱祐樘（470—505），是宪宗第三子。出生时几为万贵妃害死。生母纪氏本是宫中专职守内藏的女史，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宪宗临幸怀孕。宠妃万氏风闻后，要纪氏打胎。可是，派去办此事的人保护了纪氏，假称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纪氏后被送到安乐堂（宫中有过失或有病宫人居住之处），生下了一个男孩。纪氏恐罹祸，让门监张敏将孩子抱去溺死，张敏知道宪宗尚无子嗣，秘密哺养起来。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宪宗对镜长叹道“老将至而无子。”张敏连忙伏地道“死罪，万岁已有子。”纪氏生子哺养之事才为公开。此时男孩已五六岁了。当男孩被接到周太后仁寿宫，取名朱祐樘，册立为皇太子的同时，生母纪氏却在宫中暴卒，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一天，万贵妃召太子朱祐樘，周太后叮嘱他“儿去，无食也。”朱祐樘见到万贵妃后果然不食，给他吃，说“已饱。”给他汤，说“疑有毒。”2万贵妃大恚，自此忧愤成疾。她本来体胖，又常发怒，一次以拂子毒打宫人时痰厥而死。宪宗为之叹道“万使长去，吾亦安能久矣。”也于当年病逝。3这一场宫中悲剧，却导致了明朝历史上一段为人所称颂的“中兴”之世。《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2《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第一节弘治初政成化二十三年（487）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为弘治。与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同时，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个月，有旨汰传奉官，于是罢黜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又罢遣禅师、真人及西番法王、国师等一千数百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员，待选京职时贪赃事发，藏匿不归。他得知宪宗好方术，于是学道家五雷法，结交太监梁芳等人，以符箓求进，得到宪宗宠幸，竟然官至礼部右侍郎，并掌通政使司之事。他以扶鸾等手段迷惑宪宗，益作威福，搢绅进退，多出其口。加之执政大臣万安等人从而附丽，势焰更炽。 太监梁芳是个贪黩谀佞之辈，因谄事万贵妃为靠山，又与李孜省等勾结，共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后多达数千人，称为“传奉官”，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士论虽以此为耻，梁芳等人却将其作为把持朝政的基础。 万喜与万通、万达均万贵妃之兄弟，倚仗万贵妃的权势，又与太监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结一气，大学士万安又附为同宗，沆瀣一气，朝臣为之侧目。李孜省、梁芳、万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员们为之一振，他们遂将这一愿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孝宗登极之初，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立即交章弹劾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不法之事，并且建议追究万贵妃之罪。但孝宗是个生性宽和的人，这也许与他少年经历坎坷有一定关系。他以“宅忧”为由，只将梁芳谪为少监，万喜降为指挥使，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陕西边地，而诫勿言万贵妃之事。 这一年的十月，以刚直敢谏闻名的资深大臣王恕被召为吏部尚书。王恕的直言在宪宗朝是著名的，其“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权幸，因此民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2结果不仅贵近侧目，宪宗也颇厌苦之。先是将他遣往南京任兵部尚书，后来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之机，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骇。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并入主铨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发生了根本变化。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荐，召入为吏部尚书。”3这其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却是一名有影响的资深太监怀恩。怀恩在宪宗朝掌司礼监，当时汪直掌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怀恩地位在他们之前，性格忠鲠无所挠，宦官们对其敬惮有加。为保护直言官员，他不惜与宪宗争执。他素闻王恕的直言，经常叹道“天下忠义，斯人而已。”4宪宗晚年，因万贵妃谗言，曾想改立太子，怀恩力争，被斥居凤阳。太子即位后，将其召回宫中，仍掌司礼监，于是力劝起用王恕，斥逐大学士万安。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2《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3《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4《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万安其人无他能，结交万贵妃兄弟，冒认同宗，进奸僧继晓惑帝以固宠，又与李孜省结纳，表里为奸。孝宗为太子时便知其恶名，但他毕竟位居内阁，不比李孜省之类冒进的杂流，对于他的处理，孝宗要慎重得多。万安的斥罢起因于一件丑闻。十一月间，孝宗在宫中得到一个箱箧，里面居然全部是关于**的所谓房中秘术，而且都署具“臣安进”。怀恩奉旨前往内阁责问，万安惭愧汗颜，无以答对。于是科道官文章弹劾，遂罢其职。 王恕的进用与万安的斥罢，成为弘治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比较起斥逐佞幸、权阉及传奉官等叨恩之徒，显得更加关键，从而开始了一个群小斥逐、正人汇进的局面。这也是弘治“中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史家们一再宏誉的所谓“弘治君臣”。当然，谁也不会忘记怀恩在其中的作用，“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第二节从宫廷到朝廷《明史》记述成化中的内阁时说“时彭时已殁，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珝疏浅而安深鸷，故珝卒不能胜安。”2党同伐异的政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明廷上层的政争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政治状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成化朝是一关键，成化间政争的激化与内阁权力的扩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倾轧，用心全在排除异己，于是政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这其中相比之下刘珝还算稍好一些，但于成化十八年（482）为万安讦谄致仕，彭华、尹直相继入阁，成为万安、刘吉一党天下。成化七年（47）有星象之变，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称此由于君臣相隔，应经常召见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也上书力请，司礼监乃约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对。可是待到朝见之时，彭时刚刚言过一事，万安便顿首高呼“万岁”，彭时、商辂不得已，只好叩头而退。事后太监们嘲笑大臣道“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宪宗从此也不再召见大臣。到成化末年，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朝中更无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朝无正人，司礼监怀恩被逐，一时政风紊乱，颇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时，万安草登极诏书，内有禁言官假风闻挟私之类言辞，引起朝内外一片哗然，御史诣内阁质问，万安称“此里面意也。”2里面者，自非孝宗，而宪宗已卒，无非即当权之宦官外威者也。其实万安的弄权是很有限的，他无非是控制内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则依从于掌权太监和外戚。他讨好皇帝的做法也不过是进献一些**的小册子。他是个官瘾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怀恩当面向他宣读诸臣弹劾他的奏章，他数跪起求哀，仍无去官的表示，最终还是得要怀恩动手。怀恩对这位万阁老是厌恶已极的了，他上前摘掉万安的牙牌，并说道“可出矣！”七十多岁的阁老这才惶遽归第，表示愿归乡里，但一路上还在望着三台星，希望能得复用。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很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470）七月，他出生在安乐堂时，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成化帝的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们很快便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朝廷官员们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来临了。 2《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2《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维持传统，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围绕这一原则而开始的。 皇帝的个人性格和生活有时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经历的坎坷而明显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亲还显得成熟些。乃父虽然也曾因英宗与景帝兄弟在继位上的冲突而遭废立，但是却因为自幼依偎于一位年长于自己十岁的妃嫔万氏身边，成为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皇帝。人们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为什么要去宠爱一个从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的妃子，而且终生不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的话，这应该是成化帝从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态化的结果。而造成这种定态的则是万贵妃，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并且一人占据了他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母亲与妻子。这成为明朝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大奇闻。 孝宗的后宫生活与他父亲截然不同。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甚至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同张皇后有性关系，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张皇后，而很可能是宫女郑金莲。只是这些宫人并未因皇帝的临幸与生儿育女而获得妃嫔的封号。孝宗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 诚然如此，对于生活细节的重视，往往便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体现。孝宗即位当年秋季，曾欲建棕棚于万岁山，以备登临眺望。一个名叫虎臣的国子监监生上疏劝谏。国子监祭酒费訚恐怕招致圣怒牵连于己，将虎臣锁系于国子监树下，等候发落。不久，有锦衣卫官校将虎臣带到左顺门，皇帝传旨慰谕道“若言是，棕棚已毁矣。”费訚大感惭愧，虎臣则因此名闻都下。费訚并非趋炎附势的佞臣，为官政声不错，议论宏伟，耻言人过，朝臣多以公辅期之，但他的耻言人过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响，与弘治初政颇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确有入阁为辅臣之希望，然而于弘治中，则必然无成。 作为一个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孝宗还必须改变成化时不问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在位时间既久，阁部诸臣又恪奉职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约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体孱弱的人，这可能与他幼年生活坎坷有关，但是他在历史上颇得“勤政”之声。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往往是颇见效果的，他居然这样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惑帝，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孝宗游宴宫苑，习道家养身之术。《明史》卷一六四《高瑶传附虎臣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大约从弘治八年（495）起，视朝渐晏，至十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最为突出。这一年二月间，内阁首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疎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这份奏疏堪称言辞激厉了，目的在为恢复皇帝勤政传统，以多接触儒臣而远内侍。与这份奏疏几乎同时，侍讲王鏊在侍经筵时，也有针对地讲到了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之事。这对于孝宗是颇有触动的，他为此召来太监李广，训诫道“今日讲官所指，盖为若辈，好为之。”2并且罢去游宴。 三月里一次经筵日讲之后，孝宗在文华殿又召见了内阁之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四人来到殿内时，看到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案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书。孝宗招呼他们到榻前，命太监取来题奏交给徐溥等，又分置笔砚和纸条。徐溥等人看过后，议定批文，陈奏得允后，录写于纸进上。孝宗再看，并亲自批写，有时改二三个字，有时删去二三句，随手而书。山西巡抚的题本，涉及边事，孝宗向诸臣问道“欲提问一副总兵，该提否？”“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徐溥等答道。“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孝宗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提问的念头。徐溥等人在礼部题本上拟批一个“是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遗失。”孝宗边说边取本复阅，看罢后说道“是只须一字足矣。” 有时遇到涉及事情较多的题奏，刘健有意取回细看“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孝宗却主张就此处理“文书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闲，就此商量，岂不好？” 这次皇帝与辅臣一同处理题奏，前后大半天时间，将主要的处理过后，弘治帝指着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臣这才叩头告退。 李东阳后在《燕对录》中写道“自天顺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尝召内阁，不过一二语。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这确是历朝罕见之举，孝宗用矫枉过正之举重振勤政之风，并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称许。 《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事件，给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弘治十一年（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将其归罪于李广信奉左道，李广畏罪自杀，孝宗身边减少了个佞臣。弘治中得到宠任的太监有李广和蒋琮，二人后均事发而败，司礼太监萧敬历事英宗、宪宗诸朝，用孝宗的话说“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原因之一是萧敬谙习典故。 外廷诸臣中，最主要的当属内阁、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内阁，初有万安、刘吉、尹直等人，后万安罢，尹直被劾致仕，仅存刘吉，虽身居首辅，实附名于徐溥、刘健诸正臣之后，窃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进《大学衍义补》获重用，四年（49）入内阁参预机务；八年（495）谢迁、李东阳同时入内阁，而是年丘濬卒。终弘治之世，居内阁者仅此诸人。十一年（498），徐溥以目疾乞归，刘健代为首辅，与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 内阁的构成变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于己，也必然以此术要求诸臣。刘吉虽有“刘棉花”之号，以其耐弹闻名，终于五年（492）被讽今致仕，也正在于此。 六部之臣的选用也必然遵循这一原则。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于宅门写道“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2后又以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权贵之人，一时请谒路绝。 刑部初用何乔新，也是以刚正闻名的官员，后虽遭刘吉等诬陷致仕，而代之者则彭韶。史书称“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3礼部尚书耿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对时政之弊，多有陈言，后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反对中旨内降授官，敢以疏争。为人公正，不偏于爱憎，自奉澹泊，家业萧然，以名德著称于时。六年（493）改吏部后，以倪岳代为礼部尚书，晚年再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书，遭李孜省谮，外调南京。这种清望极高的官吏，正适合于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将马文升调任左都御史，但马文升所长在军政，于是次年又有代余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50）吏部尚书倪岳死后，马文升以高龄资深再掌吏部，虽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论列不少衰。马文升离兵部后，刘大夏拜兵部尚书，大夏忠厚长者，曾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言“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又有老臣闵珪、戴珊，闵珪初任左都御史，后改刑部尚书，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权势，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于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进所撰《大学衍义补》，于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外，博采群书，补治《明史》卷三○四《萧敬传》。 2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价》。 3《明史》卷一八三《彭韶传》。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国平天下之条目内容，得到皇帝赏识，擢升礼部尚书，并于弘治四年（49）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他死于弘治八年（495），在阁仅四年，且与吏部尚书王恕不相得，言官对其颇有微词，但他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学，极负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员之一。 《明史》中对诸人皆有精辟评语，称“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包括李东阳在内，皆为“明贤宰辅”。“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2又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3《明史》卷一八一《赞曰》。 2同上卷一八二《赞曰》。 3同上卷一八三《赞曰》。 第三节弘治中兴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4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农民起义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难怪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人民的起义，给当时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添了一把。直到成化中叶以后，这些起义才逐渐被镇压下去。这里还多亏一批有识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谟的《流民说》，兵马司吏目文会的上疏，都是建议朝廷以抚代剿，而都御史原杰更是竭力于抚定流民，以致劳累而死。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弘治元年（488），马文升初任都御史时曾陈时政十五事“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就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这其实都是些人所共知的治国道理，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去施行。于是又回到了一个人事问题上。倘若还是那批权奸佞臣当道，再简单的道理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无非在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至于国家、朝廷、百姓，则无心顾及了。可喜的是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贤去佞之举，这些显而易见的治国道理也便成为君臣共遵的原则。 这一年五月，史书记述说“嘉兴盗起”。但是这所谓的“盗”，其实却是官。百户陈辅恃权横行，平日以盗贩私盐为利，事发被革官，遂招集亡命无赖，自造兵器，四出剽掠，郡县官吏置之不问。直闹到陈辅等人攻陷府城，占据府库，开狱放囚，抢得军器，在城中大掠一番，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墙而逃。这件事对朝廷触动颇大。 4《明史》卷十五《孝宗纪赞》。 这是一起权势豪强与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淮、浙盐政自成化年间为势豪所垄断，地方官府不敢得罪，每事姑息，终至酿成动乱。案件发生后，朝廷命彭韶清理浙江盐政，李嗣清理两淮盐政。彭、李均朝中正臣，严责地方，变更盐法，商人、灶户稍解抑配赔折之困，势豪之家始不得肆意与民争利。孝宗整顿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几个月后，四川发生大饥荒，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与成化间啸聚山林的野王刚等乘机起事。朝廷截调湖广漕运米二十万石赈济四川，但不想湖广当年亦歉收无粮，转漕之事竟未能成。这时的新任四川巡抚为都御史谢士元，急檄设置流民收容济食之所，给符遣归。途经郡县验符给粮，孝宗又发帑金二万两，给饥民耕种之具。随着饥民复业，谢士元以行边为名，前往土番族地区，谕散其众。野王刚势孤，转入陕西、湖广交界一带，为郧阳巡抚戴珊与谢士元合兵镇压。这又是一起处理及时的事件。上赖于孝宗，下赖于谢士元、戴珊等人之尽力，四川大饥不乱，旧乱且平，又是弘治新政的作用。不过当时最见效果的措施还当属对黄河的治理。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弘治二年（489）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但是，这水患稍宁不过三四年，到弘治六年（493），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 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当时总理可道的官员为工部侍郎陈政，他调集民夫十五万修治，事未见效而病卒，这使孝宗深感忧虑。他自即位之初便着力于吏治，朝中多选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却不比政务，如白昂性谦厚，有平恕老成之誉，治黄经年，工程浩繁却未见大成效，以致黄患复生。陈政受任于河道，以本职经理治河，刚刚渐次修举，却中年而卒，再选这样一位适任的官员，一时却无恰当人选。朝廷只好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天顺八年（44）进士。初选庶吉士，馆试后本应留翰林院授官，他却自请试吏，被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郎中。从刘大夏入仕的选择便不难看出，他不求于清虚之名，比较注重于务实，这在任官兵部后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史书中称他“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尚书倚之若左右手”。但是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于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当朝，累迁浙江左布政使，名声渐著，此次选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这也恰恰给予了他一次表现才能的机会。他虽然不通于河《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工水利，却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有些史家称之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2刘大夏是天顺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495），河工的完成对于孝宗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 这是弘治求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488）至弘治八年（495），人户由9330户增至户，至十四年（50）更增至户，十七年（504）达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34口，增至十七年的口。 但是，当我们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我们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489）至弘治八年（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孝宗大概也颇满足于这些成绩了，其后却也导致了人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刘大夏成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以后，孝宗便不大临朝，也不再2《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90页。 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这很引起朝臣们的慌张。这时候皇帝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李广。李广引诱弘治帝的办法是采用道教的养身符箓。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孝宗始终不问。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情况持续仅三年左右。孝宗毕竟是个颇重名声的皇帝，在经筵讲官与朝臣们的劝谏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497）丁巳文华殿阁臣之召。而此时又恰值李广于万岁山建毓秀亭，亭成后，幼公主病殇，随后是清宁宫火灾，占卜结果竟是李广建亭触犯岁忌，太后为此恚怒万分“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李广畏罪自杀。 这实际上为孝宗的重振创造了机会，在去掉李广这样的佞臣后，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50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其实刘大夏是个非常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50）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没有答允，催促他尽快入见。孝宗弄不明白刘大夏究竟为何不肯受职，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朕召卿，卿数引疾，何也？”刘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度力不办，故辞耳。”2弘治帝为之默然。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但孝宗却一时难于想通。几天后，他又召见刘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见之谈。“征敛俱有当，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孝宗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十几年来君臣努力，结果却是民穷财尽。“止谓其不尽有常耳，他固未暇论。”刘大夏解释道，“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作为地方大吏，刘大夏随口便可举出征敛不当的例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敛，可一一议革也。”孝宗只能推诿于臣不上言，君不悉知，但他也决心停止这些征敛。几天后，围绕着民穷这一问题，孝宗与刘大夏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一次谈话是从兵部事务开始的。 “诸卫所卒强勇可用否？”孝宗问。“向者臣固言民穷，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锐！”刘大夏重提民穷，而这次更说到兵穷了。“在卫有粮，戍征有行粮，何乃穷也？”孝宗对此更加不理解。“江南困转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刘大夏道出了流行的民谣，“且所谓月粮、行粮者，半其帅共之，能无穷耶？”官吏的贪剥在地方在军中都是一样的。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这样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明史》卷三○四《李广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2夏燮《明通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冬十月。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网游之无双盗贼帖吧臣》。 端，恐不多见。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2这次谈话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当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实在与刘大夏有很大关系，他把与刘大夏的谈话作为了一种乐趣，经常有私下的召见。而刘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来刘大夏，告诉他“宫门岂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军为此耳。”随后又问“兵饷何以常乏？”刘大夏正想趁此机会削去镇守太监，于是回答说“臣无暇及他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孝宗当然明白刘大夏的心思“然。第祖宗来设置此辈已久，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补，不然，姑阙焉可也。”自从李广畏罪自杀，查出文武大臣行贿册籍，中有“黄米”、“白米”之记，实乃黄金、白银，孝宗便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于是又向刘大夏说道“诸司言弊政详矣，而不及御马监、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上悉之幸甚。在独断而力行之耳！”刘大夏遂将光禄日办之烦费，损民财，生弊端，复亏上帝好生之德悉陈于前。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2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孝宗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尤其是他身体状况不大好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大约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后，孝宗一次单独召见刘大夏时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刘大夏却认为此举不妥。“不敢。”刘大夏叩首道。“何？”孝宗颇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显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刘大夏认为这种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献替》。 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2。刘大夏无疑是正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求治亦难太急。”刘大夏劝道“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3这是很笼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50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大臣杜门，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一面将银锭分送二人“小佐尔廉。”并且嘱咐他们“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没有准许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实病。”刘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说着，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死此官矣。”2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2郑晓《今言》，第30页。 3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节兴革与法祖弘治十八年（50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法祖用贤”。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发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张士谦大笑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将此记下，并评说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事变，即指“土木之变”。由此而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时变”。那时代确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2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2郑晓《今言》，第35页。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首先发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2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谢过。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2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3传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首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韦兴不敢回话，梁芳辩解道“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宪宗听罢很不高兴，只说道“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郑晓《今言》，第35页。 2夏燮《明通鉴》卷二九，英宗天顺八年冬十月。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3《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矣。”4后之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发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锐意兴革”，或称之为“法祖用贤”。这两句话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经七十二岁。兵部尚书马文升当时六十二岁。礼部尚书丘濬七十岁，弘治四年（49）他入阁时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50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首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这意见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问。“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刘大夏回答。“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孝宗更强调巡按的人选，“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2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无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设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4《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四。 2《治世余闻》卷三。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发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所记止于弘治九年。 《大明会典》本于洪武中所修《诸司职掌》，其意还在追寻旧典，会辑于一，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都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于此时，但是没有人能够去批评这种做法，因为这是出于明君和贤臣。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再次产生了作用，正人所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没有的。 弘治五年（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叶淇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叶淇变法”。这是顺应当时形势之举。明初的盐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2随着《明史》卷八○《食货四》。 2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商品经济的发展，改纳银粮换引为纳银，是大势所趋。依靠商人运粮来解决边储只是权宜之计，何况其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无法解决边储之需。改纳银中盐代表了大多数盐商的要求，也使他们在行盐过程中减少了权势官商限制的环节，其中虽有弊端，却是时势所迫，亦不失为救弊之策。 但是，这种因时顺势的变化却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居然有人批评说，这是因为叶淇系淮安（今属江苏）人，盐商皆其亲旧，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明朝盐商，非仅淮商，况且当时行盐主要靠盐商，但由于权势把持，则盐法不行，地方私盐泛滥，国家无利。即使保护盐商利益，实际上也便是维持正常行盐，保护一般商人利益，总比听任权势官商肆意营私要强。幸得叶淇其人颇有情操之名，史称“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以其如此，尚有毁誉之辞，足见当时变革之艰难。似乎只有一切恢复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时势已然变化。 后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这中间的问题，说道“叶淇召商纳银之议，论者多咎其更开中法，以致边储日匮。而不知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其盐法之坏，又在势家乞中，而不关淇之变法也。盖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所不免。逮宪宗之世，势家争先奏乞，所赐盐引动以万计，且计其越场支盐，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阏不行。夫商人挽输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及既得盐，复为奏乞盐所壅阏而不获速售，然则商人之病开中亦极矣，虽日下令招之，其谁应哉！淇中报中之急，乃为更制以利商，商利则报中多，报中多则国课裕，是亦救弊之策也。”这是当人们经历了明清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以后的认识。但叶淇在当时，他却不得不乞休归乡。 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时，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实在太少了。当正人君子们围绕在弘治帝周围时，像叶淇这样敢于变革的君子实在是寥如晨星。 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兴之世却带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为如此，弘治中兴也就必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阶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围大臣出现变化，这中兴也便结束了。 孝宗死后，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内阁仅李东阳未去职。李东阳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旧有传统，凡是刘瑾改变的旧制，他尽量弥缝其间，多所补救；法司欲以新例处理案事，他以“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2为由，从中阻止。另一方面，由于他年龄相对较轻，较其他老臣能够顺应时代变化，他罢政居家时，请他撰写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润笔，颇资家用。据说一次夫人给他备好纸墨，他却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东阳乃欣然命笔。这很有些桑悦、唐寅之类才子的味道，他已经很自然地适应了《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论曰。 2《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兴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混乱无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 第十七章丘浚李东阳第一节丘浚名重于公卿之间丘濬（48—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父早卒，母李氏教之读书。浚聪颖早慧，过目成诵，年十九为诸生。正统九年，举广东乡试第一。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入太学而卒业，祭酒萧镃器重丘浚，以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举进士。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庶吉士。濬在馆中，益读未见之书，声名日闻。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濬既官翰林，潜心研读坟典，见闻益广，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时两广瑶僮为乱，天顺以来，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讨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赵辅，右佥都御史韩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记于大学士李贤，言瑶僮之乱在广东宜行驱逐，在广西宜行围困。当屯兵于瑶僮的巢穴大藤峡，蹂践瑶僮所种禾稼，使之无收，再切断其他粮食来源，困其一二年，则可剿灭之。李贤善其言，将丘浚谋划之策献诸朝。宪宗诏录其策以示诸将，人咸是之。韩雍采纳其直攻腹心大藤峡的建议，拟定了速战速决的战术，获得胜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间。濬任编修九年秩满，升侍讲。与修《英宗实录》，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笔，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又为前工部尚书江渊洗雪，“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馆臣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书成，进侍讲学士。濬预经筵充讲官，音吐洪畅，讲对称旨，宪宗嘉悦。旋撰《续通鉴纲目》，书成，授翰林学士。 《大学衍义补》成化十三年（477），丘濬迁国子监祭酒。濬在任经筵讲官时，萌发了纂写《大学衍义补》的愿望。《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宋洛闽诸儒特为表彰，渐独立为书，南宋真德秀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复以己意发明之，撰《大学衍义》。丘濬以其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2于是发愿续补其阙，既官祭酒，无政事之劳，于是着手撰述。仿真德秀原书体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立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柔远方，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为条件，凡一百十有九，共为书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一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文庄丘公墓志铭》。下引江渊事同。2《丘文庄公文集》卷一《进大学衍义补奏》。下引同。 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学衍义补》，所以补德秀前书之阙也。”宋理宗口头上崇慕道学，而实际上纵情声色，以致权臣外戚，交煽为奸，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就是针对理宗虚伪的政治道德，他想通过该书，提醒统治者要正心诚意，不能对圣人之言虚与委蛇，故其书侧重强调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书所衍之义大而简，于是在补阙时侧重实际政事，丘濬指出了两书之关系，“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专意撰述，阅十年而书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书，皇帝奖谕有加，诏誊副本发福建布政使司付书坊刊行。濬乃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诏修《宪宗实录》，濬为副总裁官，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明代以尚书入阁者自丘濬始。既入阁，丘濬进奏孝宗，表示要选择《大学衍义补》中可以付诸施行的部分内容，请皇帝省览。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旧弊又循然而生。要统治者振作更始并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细地作了说明。他说这些主张“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也”，希望朝廷予以重视。丘濬表示，从前在国子监任职，只能写书而无法使之施行，现在身在内阁，正是施行《大学衍义补》中治国平天下之策的时候了。丘濬表示要陆续奏进治国方略，请求皇帝审阅后，“赐御札批下，会同内阁一二儒臣斟酌处置，拟为圣旨”，传命有关衙门执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来看”。丘濬奏进了哪些方略，史无明载，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详记载。证之于《大学衍义补》，丘濬所进，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选举、兵制、土地赋役、盐法、海运、常平、货币等内容。总的看来，丘濬所论，大抵都没有在明朝的实际政策中产生影响。孝宗时，无论选举、官制、盐法、土地赋役都出现了种种弊端，亟待改革，推陈出新。而在各地实际执行的政策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变化，如官制中内阁之权趋重，选举中三途畸轻畸重，赋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户制的划分等等。而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没有它们应有的位置和应该得到的估价。濬经科举入仕后径官翰林，以至入阁，未尝一历地方之任，对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均无直接体验，丘濬的知识限于从书本到书本，至多也不过征询于来京的官员，故其所论不免有迂阔而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丘濬的海运之议，受到嘉靖、隆庆时被誉为才臣的万恭的批评。又如官制之议，丘濬既颂扬太祖罢相以来的体制，却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实地具有责任和义务，这完全背离了明朝的政治现实。至于仿周礼而要求户部掌教化百姓等论，皆不过以复古为高，殊属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见大约皆窒碍难行，故并未对当时的政策发生具体的影响。 弘治五年（492），丘濬上疏言经籍图书之事。他十分强调经籍图书的重要性，故而《大学衍义补》中有“广图籍之储”的条目。丘濬认为，图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丰富的统治经验和臣民必须遵从统治的道德规范，具有极高的政治价值。同时图籍记载了国家的山川、人物、风俗、物产和朝廷礼乐刑政的演变和发展。这些精神文化财富是十分珍贵的，“今赖（其）知古，后赖知今者也”。丘濬请求朝廷对经籍图书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爱护。他陈《丘文庄公文集》卷一《欲择大学衍义补中要务上献奏》。下引同。 《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下引同。 述了太祖在建国过程中就注意访求遗书，“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2故明初图籍储存不减前代，为一时盛况。迄至太宗，虽急于经营北京和北部边疆，“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考究”。丘濬列举了当前经籍图书保存中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单说现今内阁所收藏的经籍与永乐时内阁的《文渊阁书目》相比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内未闻考较，在外未闻购求”，如不采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经籍，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丘濬奏请加强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学士而下，至于专司其职的翰林典籍各官，要积极清理现存图书，访求所缺，珍贵的图籍，务必抄誊正副，“使一书而存数本”，分别藏于内阁、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各藏书之处要加强管理和保护，防止遗失和虫蛀湿坏等。丘濬还特别注意对重要档案文件的保存，建议在文渊阁近地别建库房，“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3。又“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孝宗嘉纳丘濬所请，并立即下诏访求遗书。在丘濬的影响下，孝宗颇为重视图籍和档案，史载孝宗甚重《永乐大典》，召对廷臣之暇，必置此书于案，反复阅读。孝宗还“亲洒宸翰，识以御宝”，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见的医学秘方，“赐太医院使臣王圣济、殿内臣宠，盖欲推之，以福海内也”。流风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将《永乐大典》誊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状况较成化时大有改善，被誉为中兴之主，这当然与丘浚等一批富于学行的士大夫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力矫世弊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议政事渐成旷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过题奏文书的奏进和批答来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宫中，易受宦官的影响，时太监李广以符箓祷祀蛊惑孝宗，广于是肆为奸利，矫旨授传奉官，擅夺畿内民田，奏讨盐利等。丘浚忧之，乃以星变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绝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变，“宜体上天仁爱，念祖宗基业，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谨好尚，节财贿，公任用，禁私谒，厘革庶政”2。并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其疏将近万言。孝宗嘉纳其奏，却未能尽行其言。 六年，大计天下官吏，吏部尚书王恕奏黜两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刚刚上任的官员，他们因其前任留下的问题受累而被降黜。这种现象颇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阁中，借调旨之权，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职务。王恕对此大为不满，屡争不得，乃至求罢。丘浚宣言于人，谓王恕所行不合国家典制，讽示王恕纠正，二人遂至有隙。适太医院刘文泰疏讦王恕失职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职。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谓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与丘浚益不相能。舆论于浚颇有微词。丘浚在位，力矫世弊，居国子监及主乡会试，痛抑诸生险怪之文。言官言事矫激过当，丘浚毫不宽假，面折其过。2《春明梦余录》卷十三。下引同。 3《春明梦余录》卷十二。下引同。 《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 2《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 因此丘浚结怨甚多，操纵舆论的某些言官乃乘刘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诗句，攻为不经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问。 学不阿世弘治七年（494），丘浚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参，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学，虽老疾，披览经籍不辍。丘浚为学，不趋时骛。明代理学大师吴与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终日无遽言疾色”，甚至宣扬说，只要衣冠整肃，言动端正，以礼自持，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更可笑的是吴与弼以梦见孔子、朱熹而自得，以为修养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吴说了一大堆套话，于政事无补，其人徒有虚誉而已。丘浚一点也不盲目崇拜这些所谓的宗师，吴与弼门下高足陈献章征召来京，丘浚与谈，两人旨趣相去甚远。丘浚沮其留用，献章辞疾归乡。丘浚学不阿世，其议论颇与人殊，如料岳飞未必能恢复北方。历代史笔以忠君报国颂扬岳飞，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顺岳武穆之志，必直捣敌巢，痛饮黄龙，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耻。然而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高宗以藩支入继大统，意在偏安求存，南宋虽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诸种弊政，无所改造，要战胜金国，谈何容易。大家都颂扬岳飞，丘浚却料岳飞未必能成功，违乖众意，招来士大夫对丘浚的反感。关于秦桧，世人独责之而不责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浅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桧非承其意旨，决不敢杀其大将。丘浚在咏史的诗作中，指出高宗应对岳飞之死负责。秦桧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苟安一隅之策，杀死一意北伐的岳飞，秦桧之于高宗，当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桧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丘浚为官清廉介直，历官四十年，惟置一园。所居东城私第，面积狭窄，地势低下潮湿，丘浚虽官内阁，居之不易。弘治八年（495），卒于任上，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丘浚学问赡博，时人称其著述之富，为开国以来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朱子学的》、《重编琼台会稿》等。 《明儒学案》卷一《吴康斋先生语录》。 第二节李东阳在明朝，少年时代便显露才华而后成为大官僚的人不多，成为大官僚又成为文坛领袖的人就更少。李东阳却走过了一条神童—学士—首辅—文坛领袖的道路，这是其独特的人生之路。 从学士至首辅李东阳（447—5），字宾之，号西涯。西涯是北京海子的一个地名。李氏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后迁居京师。祖父李允兴在京师服兵役，后居于此。李东阳生于京师，以西涯为号，说明他对祖父的感情很深。 李东阳自幼即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因而名声大振，在四岁、六岁、八岁时三次被召入宫中，这多少得利于身处天子脚下。因其年幼矮小，过殿阁需要内侍搀扶。内侍嘲笑道“神童脚短。”李东阳随声应道“天子门高。”一次，他和另一位很有才华的童子程敏政同时被召见，皇帝出了一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都很贴切工整，且有味道。有人说，后来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当了首辅，都兆于他们所对下联。这种宿命的立论固然荒谬，但李东阳在官场上确实要自如得多。 在京师的庠学读了几年书，天顺八年（44），十八岁的李东阳高中二甲传胪（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成化十年（474），升侍讲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讲学士。编修是正七品官，侍讲是正六品官，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级。地位显贵和初期升迁缓慢是明代翰林院官的两个特点。李东阳幸运的是，升侍讲学士后的第二年，被选为东宫讲官。受知于皇储和受知于皇帝一样，是进身的重要阶梯。成化二十二年（48）底，李东阳的父亲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后，即弘治元年（488）闰正月，为修实录，吏部题，将在京住坐的纂修誊录官员移文行取。李东阳上一道奏疏声称右股及足为寒湿所侵，行步艰难，不便鞍马，需要在家暂行调理。是否真的有病，以及病情是否如此严重，暂且不说，上了这道奏疏，他终于争取到了三年守丧。这或许正是他的本来目的。弘治二年（489），李东阳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弘治四年（49），因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职，掌翰林院事。这时，他的官品和实际地位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弘治五年（492）到六年，各地相继发生旱灾。大臣们应诏进言，其中，李东阳的《应诏陈言奏》颇有些新意。他摘录《孟子》中的十条语录，即“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诗》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仁政必自经界始”，“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省刑罚”，“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焦竑《玉堂丛语》卷七《夙惠》。 立于其朝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加以解说。这份奏疏中确有空泛之言，但也相当尖锐地提出不少实际问题。如关于成化朝时盛行、弘治朝以来欲革未革的斋醮“若斋醮之事，诳诞尤多，累月经时，幸亏一中。偶获者有赏，而不效者无刑，徒费赀财，复伤政体请断自今日，凡事关祈祷，上涉于天，以经咒干赏赉者，并加斥绝，永不为太平圣治之累。” 关于农林渔业的萧条“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始以三者言之山东诸府，谷麦所宜，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府，鱼产极富，水竭鱼荒，河泊岁课，多所折纳；易州诸处，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尽。” 关于兼并问题“臣窃见畿甸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则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诉讼之牒，缠绵数月；冤号之声，震动远迩。往年固有聚众持刀殴杀内使者。民心既失，国体又亏，上下之间，两无所益。” 关于滥用刑罚“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补立卷案，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习俗相承，日以弥甚。夫梃之与刃，刃之与政，其杀皆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法，莫有大于此者。” 关于官僚之间挟私相攻“乃有或经按问，或经考核，或经纠劾，或经参驳，肆诋毁之辞，为报复之计。此风既行，渐不可长。况其所奏，多涉诬罔，上烦圣听，下骇物情，非圣世所宜有也。” 在李东阳议政的文字中，这份奏疏是代表作之一，他的“满腹经纶”在此有了生动体现。孝宗对他的这一番言论十分称赏。恰首辅徐溥等说，起草诏敕繁剧，宜有专人领其事。李东... 20 摄部事，刘瑾也认为，由他掌握部事可以放心，屡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以“无此例”回绝，刘、焦二人还要纠缠，李东阳举出三点，说明此二事实难兼摄。其一，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拟升调官，间有可否，难道自拟议之，又自可否之？其二，吏部廷跪承旨，内阁班首立听，若相兼摄，将出跪而更起立邪？其三，部事差谬，章奏错误，则要回话认罪，直至罚俸。那么，作为阁臣也要随同认罪乎？焦芳想了想，确实有道理，便辞去了部事。再者，四川镇守太监罗籥要求便宜行事之权。这实际上是刘瑾的意愿。 李东阳力言不可，说太祖定官制，在外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马，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不管军马钱粮，其权分而不专。后来的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抚安军民，防御贼寇，其权虽同而不专。“若并付镇守衙门，任其进止，非唯事体不便，恐镇守一人亦自担当不起。”3镇守内臣便宜行事一款，终未如刘瑾愿施行。 当然，在刘瑾权势极大膨胀的形势下，更改吏部尚书人选和限制镇守内臣权势，只能是“小有剂救”。李东阳的最大作用，则在于保护了一批被治罪的官员。如果不是他勉力调节，会有更多官员死在刘瑾的严厉打击下。正德二年（507）闰正月，由刘瑾定罪，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被枷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枷于张家湾，期限为一个月。刘瑾创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受刑者不数日则死。五天后，李东阳等进言，崔璇等“各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枷号，乃至重之典，死生系焉”，此三人“以侍从部署，亦曾效微劳，一日不谨，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实可矜怜”。他希望武宗“少霁威严，特加宽贷，或遵法司，依律问拟，则轻重适中，恩威并著，既已见爱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体”。又过了五天，对崔璇等“姑从轻释，发铁岭卫永远充军”2。 次年六月，发生匿名文簿案。刘瑾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至暮，执三百余人送镇抚司究问。李东阳奏“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其阴谋诡计，正欲于稠人广众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诈术也。各官仓卒拜起，岂能知见？况一人之外，皆无罪之人，今并置缧绁，互相惊疑。且天时炎热，狱气薰蒸，若拘挛数日，人将不自保矣。”他提出，先将众官释放，再密加体察，置之典刑，3使得大批官员所面临的危难局面有所缓解。 正德四年（509）闰九月，刘瑾欲置平江伯陈熊于死地。李东阳力争。 刘瑾说，陈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李东阳说“某诚姑息，但非姑息陈熊，乃姑息陈瑄耳。”陈瑄是第一代平江伯，通漕运，有大功，“每岁四百万石至京师，诚国家万世之利也”。陈熊被革爵，免去一死。应当说明，陈熊贪黩殃民，他被惩治，“人无惜之者”2。但李东阳的争辩有很强的制约力，这也就是刘瑾在一些场合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的原因。 罚米实边，是刘瑾处治官员的一大举措，不少人为此而破家。李东阳婉转劝解说“其在边关，多劳少益，不若原籍预备仓上纳，却为实用。”这3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2《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附陈熊传》。 一改动3，使得受罚者免却输边之劳，阴受其福。 另外，像刘大夏、杨一清，以至刘健、谢迁等，也因为李东阳从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特别是杨一清，后来清除刘瑾，他立有大功。可以说，这也是李东阳无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尽管如此，当去不去，并且与刘瑾之间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不但在某些人看来，而且在李东阳本人看来，都是一个污点。无怪乎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提及此事，他就“痛不能已”4。 剪除刘瑾以后，作为首辅，李东阳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一方面，言官追究他与刘瑾的关系，甚至把他列为刘瑾党人，另一方面，武宗仍然常住豹房，仍然任用宦官。从正德七年（52）开始，他又对边军和边将感到兴趣，要李东阳拟旨，调宣府军三千入卫京师。李东阳认为不可。他对武宗说，此举有十不便“京边各有分地，有急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不便一也。以不习战阵者尝边，隳国威，不便二也。内师遽出，耳目惊疑，不便三也。京军倚恃内势，或至**掠不律，将官护短，穷边隐忍不敢言，不便四也。边军入内，狎恩市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不便五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不宜，或道里供给不续，不便六也。粮草之外，必有行粮，布花之外，更须赏赉，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费无极之计，不便七也。往来交错，日无宁息，或变起于道途，或患生于肘腋，不便八也。露京营之空虚，示中国之单弱，不便九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不便十也。”武宗不理睬李东阳和其他官僚的谏奏，坐乾清宫门，索取草敕，后来干脆出内旨，命江彬等率边兵入京入豹房。李东阳感到，继续任职已经没有意义了，多次上章奏乞休，于十二月致仕，结束了近五十年的官宦生涯。 正德十一年（5），李东阳病死，终年七十岁。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赠“太师”和文臣最珍重的谥号“文正”。对于他死后的荣誉，有人提出“是欤否欤”的质疑2，也有人竭力为他辩护，认为“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3。在评价人物上一向有独特见解的怪杰李贽却提出，“后之学者慎勿容易草草论文正”4，但他是明确同情李东阳的，在攻击李东阳的言论后批曰“此真是放臭屁也！”5文坛领袖及其他《明史》称“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李东阳而已。”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李东阳工古文，称雄一世，从他数量相当多的奏疏和其他散文作品便可3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4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2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3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4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李东阳》5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以看出这一点。但他自己认为，咏诗的水平要更高，至少是更自如。他在一篇乐府诗的序中说“予非韩昌黎氏，无能为说，因为乐府作《相乳行》”2李东阳爱作诗，据他自己说，已近于癖，所谓“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3。病中，曾有人劝告他，不要再作诗，以免伤神。他也下过决心，曾与一二相好有止诗之约，违者以只鸡斗酒为罚。即便如此，收入《怀麓堂全集》中《诗前稿》、《诗后稿》的诗作也有一千数百首之多。和明代其他官僚学者一样，李东阳也写了不少应制之作，应时之作，注重形式和词句，而缺乏内容。但他也确有不少诗堪称上品。 李东阳的诗作中，描绘自然景物的相当多。他常以咏菊诗和怀竹诗来表明自己的情怀。如怀竹诗有三年不种竹，得竹如得玉。 十日不见竹，一日肠九曲。4咏菊诗有先生深卧**丛，曲几围屏杳窕通。 本为红尘辞俗眼，岂因多病怯秋风。 交情尽付炎凉外，身计聊凭吏隐中。 相过不嫌憔悴质，只应风味与君同。5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问题风落平沙稻，霜垂别渚莲。 西湖三百亩，强半富儿田。如果说，这一首诗过于纤巧，那么，他的《吊岳武穆辞》，则颇有阳刚之气气夺群丑，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大运成乖。 魂作唐厉，形空汉台。 天不祚国，人胡为哉！ 还应当提到，李东阳诗歌中的潇洒风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了《问白髭》和《问白发》诗，对须发早白十分感慨。“人言白可拔，拔白将何为？或言黑可返，借问返者谁？”他希望得到回答，“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颐”。他又写了《代髭答》和《代发答》“后生能几何？壮志真倏忽。白发只自欺，黑返竟何悦。”“君身须眉具，鬣者宁独发。”“汝德不益增，我衰岂终瞥。”“汝躬不内顾，顾以容为悦。”2这一问一答，用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人生价值观。 李东阳的文学理论或许比其他的作品更值得一提。明自永乐以来，台阁体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歌颂而无意义的内容，雍容而无韵味的词句，使诗歌丧失了生命力。李东阳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带有台阁体的痕迹，但是他“出2李东阳《诗后稿》卷一《猫相乳行》，见《怀麓堂全集》。 3《诗后稿》卷四“予病中颇爱作诗”。 4李东阳《诗前稿》卷二《怀竹》。 李东阳《南行稿》西湖曲五首之三，见《怀麓堂全集》。 2均见李东阳《诗前稿》卷六。 入宋、元，溯流唐代”3，认为诗是“托物寓情而为之者”，应当“贵情思而轻事实”。这无疑对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力的推动，而比起他们“诗必盛唐”的论断和专事模拟的主张，思路要开阔得多。显赫的政治地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才华，使李东阳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他家门庭若市，“每日朝罢，则门生群聚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力”2。由于他的聚集作用，形成了风行一时的茶陵诗派，他也被公认“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3。 除了文学上的造诣，李东阳的身上还有许多特点为人所称道。 如博学。孝宗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李东阳对答蒲牢好鸣，囚牛好言，睚眦好杀，嘲风好险，狻猊好坐，霸下好负重，狴犴好讼，赑屃好文，蚩吻好吞。4这一故事被多种明人笔记反复抄录，作为博学的典型事例。其实，据李东阳自己说，他初被问时，也“仓卒不能悉具”，询问了其他几位博学之士，才搞清楚5。这也可以作为不耻下问的事例。 如机敏。弘治时，少数民族使者至京师，对人说，有一偶语，“朝无相，边无将，气数相将”，无能对者。李东阳闻知，随口答道“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他用天朝的至大至尊，来反驳对明朝朝野无人的讥讽。如诙谐。李东阳为阁臣，众庶吉士进见，他出了一句上联“庭前花始放”，让大家去对。“众哂其易”，却又一时无从对起，他说“不如对‘阁下李先生’。”想他人所不能想，果然有趣。 如平和。翰林院编修崔子钟善饮，醉酒则吟“刘伶小子，恨不见我！”他常在五鼓时，踏月长安街，席地坐饮。李东阳入朝行至，崔子钟拱手于轿首，以酒相邀“老师得少住乎？”李东阳即下轿连饮数觥，待天明，乘轿去。2如孝顺。文人似乎离不开饮酒。李东阳“素不善饮”，在翰林院任官时，却常饮酒至深夜。其父不肯就寝，忍寒待其归。李东阳深感羞愧，自此终生不夜饮于外。 李东阳的清廉也是很突出的。后来官至尚书的张邦奇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李东阳所取某士为外官，朝觐入京，让仆从送来两帕四扇。李说，扇可留下作画，“多帕奈何？”乃取扇而还帕。杨一清碰到了一件更为难堪之事。李东阳致仕后，他备酒肴至李府祝寿，酒器为金铸。李东阳吃惊地问“公近亦有此器耶？”杨一清面有愧色，不敢再用。3李东阳致仕后，家境很不宽裕，可见以上二事绝非出于矫饰。据说，他“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3《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见《怀麓堂全集》。 2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恬适》。 3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诗三》。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龙子》。 5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赑屃等各不同》。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排调》。 2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史四》。 3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4。他死后，家徒四壁，几不能治丧，多亏门生故吏捐助金钱，方能完葬。做了十八年内阁大臣，六年首辅，却两袖清风.qingfo，需要作字作画才能添鱼添菜待客，在明代的官僚中，堪称一绝。 作为一代文宗，李东阳留下了大量文字，他自己编辑收入《怀麓堂稿》中。这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文集之一。 4《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第十八章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孝宗在位的弘治朝，人材称盛。尚书都御史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称为“弘治三君子”，名声甚至超过了内阁刘、李、谢三臣。他们各有特点，堪称老成之士。 第一节王恕王恕（45—508）字宗贯，号介庵，晚号石渠，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448）三十四岁时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以钻研古文辞为风气，但王恕“不喜为古文辞，务以明体适用，本之经术，博极经济”。因此，他没有被授以翰林官，“出为大理寺左评事”2。 景泰五年（454），王恕由大理寺左寺副外迁扬州知府。值得一提的是，他于扬州创办的资政书院，在明中叶地方官员于治地开办的书院中具有代表性，不少学生以后成为官僚。天顺四年（40）考察外官，王恕治行第一，超升江西右布政使，一跃而成方面大吏。四年以后，升河南左布政使。 河南、湖广、陕西三省交界处的荆襄山区，是个不安定的地区，数以万计的流民迁入其间。成化元年（45），河南西华人刘通（绰号刘千斤）及石龙（绰号石和尚）等聚众起义。朝廷派大兵镇压，升王恕为西副都御史，协助工部尚书白圭治其事。王恕的观点是“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与一味贪杀求功的官员相比，王恕更重视对流民的抚治，在用兵立威收效之后，他“榜谕流民，各使复业”。这一安抚措施缓和了流民的反抗情绪，也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当地为王恕建立生祠，许多人家挂起了王恕的画像。2他在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了一次成功。 不久，王恕改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成化十二年（47）又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云南镇守内臣钱能颇专横，他的亲信指挥使甚至逼**土司官女眷。王恕对不法中官多所制裁，双方关系紧张，中官甚至指派凶手行刺。结果，宪宗不得不召回钱能。后来钱能与王恕在南京共事，“敬事而已”。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的第二次成功。 王恕在南京掌都察院事，随后参赞南京守备，升南京兵部尚书。成化十五年（479），又巡抚应天府等。苏州、松江二府是天下官田数量最多的地区。官田的田赋远高于民田。一般官田由贫民耕种，民田归于豪族。王恕到任后，均平官田民田负担，减官田耗米十余万石，又因水灾奏免秋粮六十余万石，赈济灾民二百余万。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的第三次成功。 王恕特别以勤于职守出名。他任云南巡抚九个月，上奏疏二十道；他任应天巡抚五年，所上奏章，“应诏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致声誉大振。有歌谣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朝事遇有争端，则曰“王公胡不言也？”另有曰“公疏且至矣。”果然，王恕的奏疏很快就送到。2建言过多，一般不会为皇帝喜爱。成化末年，宪宗在批答他人乞罢的奏疏中附加一旨，加王恕太子少保，令致仕。不少官僚举荐，但没有结果。直到孝宗即位，才召他任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有人建议，王恕年事已高，不当委以剧务，宜用于内阁。孝宗表示，他用王恕主吏部，当效前朝皇帝用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四《吏部尚书王公恕传》。 2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平郧阳盗》。 2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2《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蹇义、用王直故事，“若有谋议，亦无不听”3。 身为六部之长，王恕仍然遇事则争则谏，但他主要成功之处，在于选用了一批大臣，包括户部尚书李敏、礼部尚书耿裕、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刑部尚书何乔新等，还有刑部侍郎彭韶、礼部侍郎周经、工部侍郎张悦。他们后来也都升为尚书，或南京尚书。史家称他“裁抑侥幸，褒崇名节，无敢以私干者”4。 王恕是较早注意协调内外官员关系的官僚之一。明朝中叶以后，官僚结构中的重内轻外倾向越来越严重，知县、知州等品秩很低的外官更为士人所不齿。王恕反对这股潮流，并利用自己的职位试图造成重视亲民官的风气。对弘治三年（490）三甲进士石存礼的处置即是一例。其奏文如下“照得自今六月本部大选官员，取到三甲进士内一员石存礼，年二十二岁，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照依甲第次序，本官该选知县。臣等窃唯知县乃一县之主，百责所萃，生民休戚系焉，非年少力弱者所能胜任今石存礼年方二十二岁，气质清秀，形体孱弱，若除授知县，使之宰百里之地，居群僚之上，督率众职，分理庶务，加以送往迎来，承上接下，劳苦百端，恐不能堪。”在以知县为劣选的普遍意识下，指出某些进士授予知县不合格，是需要有一定的见识的。 王恕与内阁的关系却相当不融洽。当时的内阁成员，除刘吉与他同科，徐溥、丘浚是景泰五年（454）进士，刘健是天顺四年（40）进士。资历深浅大约是造成不和的原因之一。刘吉首先对王恕采取不友善的态度，他在成化十八年（482）入阁，成化二十三年（487）为首辅，是所谓“纸糊三阁老”（另二人为万安、刘珝）之一2。他的无所事事与王恕的遇事必争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他用破格升迁科道官的办法来对付言路，但言者誉王恕时必毁刘吉，毁刘吉时必誉王恕，使他忌恨在心。两人意见每相左。3丘浚与王恕的关系也很紧张。王恕地位本在丘浚之上，丘浚入阁后，他不肯相让，矛盾由此而生，直发展到在公务中相抵触，两人不交一言。丘浚性情褊隘，是史家所承认的。但两人交恶，王恕也负有一定责任。 王恕最后去官和丘浚有一定的关系。太医院判刘文泰因迁官不成而对王恕不满。他听丘浚说王恕尝嘱人作传，有沽名钓誉、毁谤先君的内容，便上疏弹劾。孝宗命锦衣卫狱勘问刘文泰，将他贬为御医。孝宗对王恕也感到厌烦了，斥责他沽名。王恕于弘治六年（493）闰五月致仕，一般官僚同情王恕，责备丘浚。这甚至成了丘浚夫人的一块心病，她承认其夫排斥王恕，是负了不义之名。 王恕家居十余年，正德三年（508）四月去世，终年九十四，在明朝士大夫中算得上极高寿。朝廷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端毅。 王恕为官四十多年，他的廉介很值得称道。他赴云南时，“不挈僮仆，惟行灶一，竹食箩一，服无纱罗，日给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块，菜一束，酱3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一。 4焦竑《玉堂丛语》卷三《荐举》。 王恕《议进士石存礼除官奏状》，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九。 2《明史》卷一六八《刘吉传》。 3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醋水皆取主家结状，更无所供”。在南京任上，“往还衣书一橐而已”2。任吏部尚书时，他在衙门口贴一布告“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入，我宁不自耻哉！”3代王恕任吏部尚书的耿裕，史称“无爱憎”4，但他对王恕极为敬佩，曾讲过这样一件事王恕在任时，他为礼部尚书，“暮自部归，必经过王三原之门，过必见老苍头持秤买油于门首”，他“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买油点也，故每过则面城墙而行”，感到惭愧5。 王恕老而嗜学。他最后一次去官回家，已近八十岁，每日仍读书不止，并颇为**地说“我垂老，方理会学问。”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2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传》。 3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4《明史》卷一八三《耿裕传》。 5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九《史五》。 第二节马文升马文升（42—50）字负图，号三峰居士，据其后裔所藏家谱为回回人。宣德元年（42）生于河南钧州（今禹县）。幼时就显示出对兵事的兴趣。“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景泰二年（45）进士，授御史。先后巡按山西、湖广，“发奸摘伏，有神君之称”2。服毕母亲的丧事之后，他超迁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45），升南京大理寺卿。次年以父丧归。 成化四年（48），西北土达满四在距平凉千里的石城起兵反明，响应者甚众，远近震动。他们大败官兵，明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及京营兵进剿，以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起用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马文升看到满四军有一个弱点城中无水，粮储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3果然，满四军日渐困乏，最后失败。马文升又建议项忠尽毁石城墙垣，以防后患。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七年多，先后加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逐渐成为处置边事的专家。他的一项主要成就，是整顿与各部的茶马贸易，换取番马八千余匹。 成化十一年（475）春，马文升代王越为总制，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到十一月，即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被派出整饬蓟门至辽东边备。 辽东巡抚陈钺，为人贪婪，待将士严苛。马文升上疏言辽东事，多涉及陈钺，两人遂结怨。陈钺的后台是权势颇大的太监汪直。成化十四年（478），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另一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 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成化二十年（484），再次被起用，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这是他第三次赴辽东。由于他曾经论及陈钺，因此受到欢迎，士卒“皆鼓掌喧舞”。成化二十一年（485），马文升在短期总督漕运后，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孝宗即位，马文升在朝廷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任左都御史。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2弘治二年（489），马文升改任兵部尚书。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2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3《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一《平固原盗》。 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 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三十多人因贪贿怯懦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马文升对京营的整顿，特批他金吾骑士十二人，以护出入。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孝宗也依其议办理。 哈密是回、畏兀儿族（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明初派使者入朝，于其地设羁縻卫所，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成化时，土鲁番部强大，据有哈密。明廷曾设法干预，没有结果，似乎也就承认了现状，将哈密卫迁往他处。弘治元年（488），土鲁番部诱杀朝廷所封的忠顺王罕慎。弘治六年（493），又擒获另一个忠顺王陕巴，其首领阿黑麻自称可汗，以兵掠周围各部。主持兵政的马文升主张兴复哈密。他采纳通事王英和指挥杨翥的建议，利用地处嘉峪关西南的罕东部，地处嘉峪关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弘治八年（495），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为此，他颇感不平，所写诗中有“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句，发了一通牢骚。弘治十四年（50），马文升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弘治十七年（504），面临着次年的考察，孝宗召见负责考察的马文升和都御史戴珊等议事。马文升已七十九岁，行动不便，耳朵又背，孝宗对他讲了两遍，要他秉公黜陟。马文升回答“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2然后被左右掖之下阶。 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考察不讲情面，肯定会招致许多反对者，而在用人时也未必全无个人意气。刘大夏是弘治朝另一名臣，就因为与马文升对官僚的评价不同而引起矛盾。河南籍官僚刘宇为首辅刘健所器重，马文升推举他总制宣、大。刘大夏大概知道孝宗对此人的看法不佳，屡屡在朝中数其过失，当然也就牵连到荐举人。侍郎王俨是刘大夏的姻亲，马文升抑制王俨很难说不是因为刘大夏。马文升《为会集廷臣计议御虏方略以绝大患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六四。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二。 2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正德元年（50），刘大夏所倚重的副手、兵部侍郎熊绣被推举为两广总督，熊不愿外出，也怨恨于马文升。他们纠结在一起，又拉出与刘大夏为同乡、又为同寅的阁臣李东阳，顿时形成一股反对马文升的强大力量。御史何天衢首先发难，劾马文升老衰。马文升按照常规，被劾后乞去，疏凡二十一上，方获准。 刘瑾专权期间，将一批反对派官僚定为奸党。马文升与其中一些人关系密切，也被除名。正德五年（50），在刘瑾被治罪前两个月，马文升去世，终年八十五。他任官五十余年，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如王世贞所说“文臣雄职，惟吏兵二部、都察院、南参赞及边方总督而已，马端肃文升历任之。”2刘瑾败，马文升复官，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 马文升子马璁，以乡贡待选吏部，马文升要求将他放外任，说“必大臣子而京秩，谁当外者？”3在这点上，他比王恕又高了一筹。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马文升传》。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吏兵二部正》。 3《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第三节刘大夏刘大夏（43—5），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今属湖南）人。 景泰六年（455）二十岁时举乡试第一。天顺八年（44）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本来他可以留在翰林院中，却要求去行政衙门，而且被分配到兵部，先后任职方主事、员外郎、车驾司郎中。由于他明习兵事，干练敢言，为尚书所倚重。 成化十七年（48），安南侵老挝，兵败。明朝廷握有大权的太监汪直有乘机收复安南之意，要兵部找出以前安南的文牍。刘大夏将其藏匿，不肯交出。他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兵衅一开，西南糜烂，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化后期西南没有构成大的战事，当然是由整个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所决定的。刘大夏藏文牍这一段小插曲反映出，宣德以来的收缩政策在士大夫的头脑中已扎下根。 成化十九年（483），刘大夏升福建右参政，颇有政绩。后因父死，去官服丧。 弘治二年（489），刘大夏再次起用，先后任广东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及浙江左布政使。有一件事很值得提起。官库中有某项余钱，向来不记入账簿，为官者公然入己私囊。刘大夏到任，检查库藏，发现前任未尽取者。吏员告以故事，说明不当入账。他沉思良久，突有所感慨，大声说“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弘治六年（493），因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刘大夏以副都御史治理黄河张秋段。他巡视灾情，认为“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乃堵塞决口，以石堤绕之，隐若长虹。治河成功，孝宗命将张秋改为安平镇。2刘大夏再次入朝，任左副都御史，改户部左侍郎。 不久，刘大夏被派往宣府（今河北宣化）清理兵饷。按照户部尚书周经的意见，边塞势家子弟操纵了粮饷的买卖，务必小心从事，不要“以刚贾祸”。刘大夏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俟至彼图之。”他了解到，塞上籴买以粟千石、草万束为单位，除中官、武臣之家，无能负担者。为了打破垄断，他改变制度，凡有粟有草者，粟十石草百束以上准许报纳。这样一来，普通的商人民户都可直接报纳，不须受势家子弟控制，受益不浅，以致“仓场有余积，而私家有余财”2。 弘治十一年（498），刘大夏称病致仕。他回到故乡，在东山下筑起草堂，过着乡居生活。“东山先生”的称号由此而得。但两年后，他又被召回，以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由于以前在广东任官时的政绩，这一任命受到地方人民的欢迎。 弘治十四年（50）十月，吏部尚书倪岳故世，马文升改吏部，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朝议由刘大夏接任。他这一年已六十七岁，以老病屡辞，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2《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2《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不准，只得赴京。他即刻成为孝宗最信任的心腹大臣。据记载“上无日不视朝。或三五日朝罢鞭响，上起立宝座上，高声‘兵部来！’于是尚书刘大夏跪承旨，由西陛以进。上退立宝座后，大夏径造上前，语移时。群臣侍班观望，人人钦戴。间或宣都察院，于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陛而登。上立宝座后，或坐辇中，与二臣相与商榷大事，多或一二时方退。间亦召吏部尚书马文升与语，然比二公稍疏。其与刘公语，尝令左右却立，有欲尽削内官权柄。当时减九门监税官，及禁革过取商税，皆本于此。”3孝宗甚至毫无顾忌地向刘大夏说起对内阁大臣们的看法。一次，他问刘大夏，“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刘大夏回答，只要每事都如今日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孝宗说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 孝宗对刘大夏的态度中，包含着很浓厚的个人感彩。一方面，这当然因为刘大夏是干练之臣，廉介之臣，符合皇帝求治的需要。刘大夏也确实发表过不少的议论。例如，他讲到民穷，举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为例，其花费动辄以万计。孝宗举一反三，令其他征敛一一议而革之。他又讲到卒穷。孝宗不解，问“在卫有月粮，在戍有行粮，何乃穷甚？”刘大夏指出两点一是受困于服役，“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2。二是武官的贪贿，“所谓月粮行粮者，半与其帅共之”。他还举广东的例子，“抚按总兵三司供亿，不能敌一中贵人”3。 民穷兵穷，刘大夏坚持不要轻易用兵。太监苗逵在延绥用兵，曾有俘获。孝宗想倚重苗逵，清除边患，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他问刘大夏，当初远在广东，是否知闻苗太监的边功？刘大夏回答，听说过，“所俘获妇稚十数耳”。孝宗又问，为什么太宗皇帝用兵漠北，屡屡得志？刘大夏回答“陛下神武，故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不能。”他又说，即使在太宗时，淇国公王福“一小违节制，举十万众悉委之沙漠”。结论“度今上策，唯有守耳。”4孝宗于是打消了用兵的念头。 另一方面，与王恕、马文升相比，刘大夏说话更慎重，对孝宗的态度更恭顺，不会引起他的反感。孝宗曾与刘大夏等议论人物，刘大夏认为致仕的许进是一时人材。孝宗反驳说，许进巡抚陕西时，与镇守太监游秦王内苑，厮打坠水，有失大臣风度；任户部侍郎，参赞北任，不能划一策以益军旅，这等官员怎能称为人物？“大夏等叩头，不复敢言”。另一次，孝宗对刘大夏说，听说某人极有才调，“大夏未敢对”，孝宗又大声发问，“大夏仍未敢对”。孝宗只得说“朕唯闻其人能干办耳，未暇知其为人也。”刘大夏这才叩头说“诚如圣谕。”刘大夏是兵部尚书，不是吏部尚书，评骘人物，不是他的本职。但即使对于职任内的事情，刘大夏也是很小心的。孝宗要他参与拣选坐营近侍内官，3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2刘大夏《乞休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九。 3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4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他就以“国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预此事”2，要求回避。 孝宗明白，刘大夏不愿参与内官事，是怕此辈他日加害。实际上，由于孝宗过分的宠信，不但引起宦官的猜忌，也引起包括几位内阁大臣在内的同僚们的猜忌。阁臣们不得不向刘大夏打听孝宗的意向，“意不无怏怏”3。武宗即位以后，刘大夏根据孝宗遗诏，提出撤还镇守中官二十四员，裁汰传奉武臣六百余名，又得罪了一大批人。 正德元年（50），刘大夏加太子太保致仕。刘瑾听信吏部尚书焦芳、副都御史刘宇之言，以为“籍大夏家，可当边费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土官岑猛事，将他逮拿下狱，发配肃州。 刘大夏离开京师的场面颇为壮观。他徒步布衣过大明门，叩首而去。然后“雇骡马出都门，观者如堵，所在罢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进菜食，有焚香密祷，愿大夏生还者”。在戍所，遇有团练，刘大夏以七十三高龄荷戈就伍，并且说“军，固当役也。”2正德五年（50）夏，刘大夏遇赦归。不久，刘瑾案发，刘大夏之案平反。但他年事已高，不再起用。正德十一年（5）九月卒，终年八十一岁。赠太保，谥忠宣。 2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3谈迁《国榷》，正德元年五月。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第十九章明武宗汪直刘瑾第一节明武宗明武宗（49—52）即朱厚照。孝宗长子，母张氏。弘治五年（492）被立为皇太子。一出生便受到赞扬，他诞生的时辰好，是正宫所出，貌似太祖高皇帝，又是“睟质如玉，神采焕发”，等等。少年时代的朱厚照，据说有不少被士大夫称道的品行如好学，每逢讲读，“晨起坐讲，席则移时，至午又然”。如知礼，“讲官退，必张拱致敬，作揖送状”。不数日知讲读者姓名，偶以他故不至，必向左右询问“某先生今日安在耶？”如宽厚，见某学士误束花带，绝不责备，只是私谓左右“傥在朝班，必以失仪为御史所纠矣。”2弘治十八年（505），朱厚照十五岁即位，年号正德。在他宠信的太监刘瑾等人引导下，他喜爱运动、游戏的天性得到充分发挥。他遍游宫中，架鹰犬，观歌舞，为角觝之戏。他又常恶作剧，每至奉天殿，便以猴坐犬背，放起爆竹，猴犬皆跳走。皇宫的庄严，皇帝的尊贵，他都不大放在眼里。正德二年（507），武宗在宫城西侧兴建宫殿数层，造密室于西厢，勾连栉列，称为豹房。开始，他只是白天在豹房戏耍，不久，就把豹房当作常居之所。他还与宦官们开设酒家，前挂一联云“天下第一酒馆”，“四时应饥食店”。宫中还开设宝和等六店，武宗曾扮作商人，与六店贸易，“争忿喧话既罢，就宿廊下”2。皇宫对宦官来说是个牢笼，对皇帝来说也是个牢笼。武宗和其他皇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特别向往牢笼外的生活，所以，常微服行游京师。在刘瑾被诛杀后，游幸由近而远，多次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以及太原。 正德元年（50），武宗就册封皇后，随后又册封皇妃。然而，在一段时间内，他并未被异性所吸引。他宁愿和小宦官们在一起玩乐。后来，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影响他的主要有两个人，一是于永，一是江彬。 于永是西域人，任锦衣卫都督同知。他对武宗说，回回女肌肤皙润，大胜东土。不知确实由武宗传旨，还是于永假传旨意，从一个姓吕的都督家中索取善西域舞的回回女十二人，迎入大内，歌舞昼夜不止。他又劝武宗召西域籍勋臣家眷入宫，异界洪荒凶兽燃文声称教舞，而择其貌美者留之。3江彬则把后军都督府右都督马昂已出嫁且有身孕的妹妹介绍给武宗，盛赞她的美艳4。他又对武宗说，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察边情，瞬息驰千里，何必郁郁居于大内，受廷臣的限制。传说武宗在途中见一村女，令车载而归，赋词曰“出得门来三五，偶《明武宗实录》卷一、卷首。 2毛奇龄《武宗外纪》。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十六《杂缀》。 2《日下旧闻》卷三五《宫室》。 3毛奇龄《武宗外纪》。 4《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一，正德十一年九月丙午。 《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逢村妇。讴歌红裙高露足，挑水上南坡。俺这里停骖驻辔，他那里俊眼偷睃。虽然不及俺宫娥，野花偏有艳，村酒醉人多。”2此词是否武宗所填，大可怀疑。至于见所悦女子便载归，则是事实。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刘良女的故事。 刘良女是一名乐伎，嫁晋王府乐工杨腾为妻。武宗西行，在太原听到她的演奏，大悦。不久从榆林返太原，便把她带回京师。武宗对她十分宠爱，饮食起居不离须臾。她被封为美人，而武宗周围的亲信都称她刘娘娘。这位刘娘娘居住腾禧殿。不知因为她皮肤较黑，还是因为没有受到正式册封，腾禧殿又被叫做黑老婆殿。武宗十分听她的话，发怒时只要她出面劝慰，便一笑而解。 统兵打仗，是武宗的最大愿望之一。江彬是武宗最喜爱的武臣。他开始只是大同镇的一个普通游击，因武宗宠爱的锦衣卫官钱宁的推举进入豹房，与武宗同卧起。一日，武宗在宫中搏虎，虎向前逼迫，江彬冲上解围，武宗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3由此对江彬的忠和勇十分欣赏。在江彬的怂恿下，他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在大内操练，号外四家。各镇领兵官被收为义子，赐国姓，以江彬统领之。又组织善骑射的宦官为一营，亲自统领，称为中军。4武宗第一次出关是正德十二年（57）。他与江彬等结伴而行，在居庸关意外地受阻，巡关御史张钦闭关拒命，不肯放行。武宗要召见守关指挥，守关指挥说，御史在，不敢擅离；武宗要召见分守中官，张钦坐镇关下，称“敢言开关者阁大臣梁储、蒋冕恰好赶到，武宗只好怏怏而去。但十九天后，利用张钦外出巡视的机会，武宗还是混出了居庸关，直奔宣府。有趣的是，出关时，他催马疾驰，数问御史安在？对张钦，他也始终未加处分。为巡视边关更合情理，他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不久，又自封镇国公。这是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的又一个证明。 武宗的出巡，造成很大的财政浪费他在宣府建镇国公府；为挥霍方便，输内库银两百万两于宣府。同时，也骚扰了民间。武宗常夜行，见高屋大房则闯入，索要酒食，搜掠妇女。军士拆毁民房供炊，以致市肆萧然，白昼闭户。2正德十二年（57）十月，武宗实实在在统率军队打了一仗。当时鞑靼军五万余骑有入犯举动，武宗在阳和闻讯，率太监张永、魏彬等赴援，并调动、部署各路兵马，俨然有序。双方初次交手，明军被分割数处，但由于武宗亲自督阵，“众殊死战，敌少却，诸军乃得合”。第二天，自辰时至酉时，大战百余合，鞑靼军退。此役明军杀敌十六，被杀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武宗也险些被俘，差点重演“土木之变”的悲剧。3武宗返回京师，大臣们在德胜门迎候。他对阁臣们说“朕在榆河亲斩敌首一级，亦知之乎？”杨廷和等肯定是哭笑不得，只能顿首称圣武。实录记载这一事件，对武宗的2张合《宙载》卷上。 3《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明史》卷一八八《张钦传》。 2毛奇龄《武宗外纪》。 3《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四，正德十二年十月丁未。 夏燮《明通鉴》卷四七。 指挥才能或有夸大，而亲自上阵，以及对阁臣们说话的口气，却很符合武宗的性格。 正德十四年（59）正月，武宗由宣府还京师，二月，便自加太师衔，表示要以太师镇国公的名义巡视两畿、山东，祀神祈福。此举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三月的一天，科道官首先上疏谏止，武宗不但不予理睬，还借口病惫，干脆连朝也不上了。后数日，翰林院官、部属官及其他各衙门官一百六十余人联名上了十余道奏疏。修撰舒芬等的奏疏说“若陛下之出，不过如秦皇汉武，侈心为乐而已”，“博张、柏谷，其祸亦可鉴矣”2。郎中黄巩等奏疏更有危言“古之天子亦有号称独夫，求为匹夫而不得者，窃为陛下惧焉。”3主事何遵等的奏疏则说“**祠无福，万一宗藩中借口奉迎，潜怀不轨，则福未降而祸已随。”4文谏之外，还有“武谏”。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袒身赴端门，负土数升，声称随驾出必死，宁死于此。恐血污宫门，自带土来掩之。说完，以刀自刃，被武士拦住。5一向虽不听官员劝阻、却也对言者不大追究的武宗大为震怒。或许因为他对此次南巡过于热衷，不愿意臣子们来扫兴。而出面说话的，既不是科道官，又不是地位尊贵的大臣，加以惩罚可少些顾忌。张英被杖八十后当即死去。百余名文职官员在午门被罚跪五日，有数十人被下锦衣卫狱。官员们的奏疏中多论及江彬，江彬怀恨在心，于廷杖时做了手脚，“杖之甚重，号哭之声彻于禁掖，往往舁归私宅几绝”。兵部员外郎陆震、刑部主事刘较等都死于杖下，何遵等也因创伤过重不久即死去。 众臣拼死力争的结果，是武宗“亦为感动，竟罢南巡”2。但到了六月，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又给了武宗一个南下的口实。他决意亲征，以安边伯朱（许）泰为威武副将军，充先锋；以宁晋伯刘聚为威武副将军，左都督朱（刘）晖为平贼将军，帅师分趋南京、江西。为了防止群臣再次谏劝，他下令“再言之，极刑之。”3朱宸濠之变很快被平定。南赣巡抚王守仁收复南昌，擒获朱宸濠。八月十二日武宗离开京师时，还没有得到捷报。十六日，消息传来，大军方行至涿州。如果真是为了亲征讨叛，完全可以还朝了，但武宗命隐匿捷报，不使外人得知。 从北京到涿州用了四天，行军如此缓慢，是因为武宗和刘娘娘的约会。 出师前，武宗把刘娘娘安排到潞河相会，刘娘娘相赠一簪，以为信物。武宗过芦沟桥时，驰马失簪，便按兵不行，大索数日不得。大军到了临清，武宗依约遣使召刘美人，刘氏不见信物，不肯前往。武宗便独自离军，乘舟夜行，亲自去接。 十二月，武宗到了扬州，干了好几件极荒诞的事情先是索取美女，而且专要**和寡妇。太监吴经先至，记下寡妇及**家。夜半令通衢燃炬，2《明史》卷一七九《舒芬传》。 3《明史》卷一《黄巩传》、《何遵传》。 4《明史》卷一《黄巩传》、《何遵传》。 5《明史》卷一《夏良胜传》。 《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二，正德十四年三月戊午。 2《明史》卷一《何遵传》。 3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十一《武宗毅皇帝纪》。 光如白日，遍入其家，掳诸妇出。遇有藏匿者，破垣毁屋，无一得脱，哭喊者远近震动。诸妇分送尼寺寄住，要其家以金赎，“乃得归。贫者悉收入总督府”。武宗在扬州遍阅妓女，致使花粉腾价2。其次是索取财物，武宗对珍贵器物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索要财物多是为了取笑对方，如钓得一大鱼，戏称值五百金，江彬逼太守蒋瑶买去。蒋瑶进献其妻之簪珥、袿服，说“库无钱，臣所有惟此。”武宗也就罢了。他要取琼花，蒋太守说自宋徽、钦北狩，此花已绝。他要征异物，蒋太守答非扬州所产，最后他说“苎白布亦非物产耶？”蒋瑶不得已，献五百匹。武宗的属下就不像他这样通融了，因无所得，太监丘得恼怒，用铁絙系住蒋瑶，数日才放回。3扬州百姓多亏这位太守才免去更大的灾难。第三是下令禁止民间养猪。大约因为他生于辛亥年，属猪，恐怕民间养猪杀猪对他不利。他还找了个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朱为国姓，二字同音，当避讳。这道圣旨传出，“旬日之间，村市居民畏避重罪，随所养之豕，尽行杀卖，减价贱售，甚至将小豕掘地埋弃者有之”4。武宗在南京共住了八个多月。正德十五年（520）二月，朱宸濠押到，但过了六七个月，也没有正式受俘。王守仁奉命重新报捷，把功劳统统归于太师朱寿，这才正式举行仪式。按照武宗的计划，离开南京后，接着游苏杭、江浙、湖湘，再登武当山。随驾的阁臣梁储、蒋冕跪于行宫外泣谏，由未时至酉时凡两个时辰，武宗才同意北还。5在返京途中，武宗一面继续游玩，一面又突发奇想，要将朱宸濠释放，再由自己亲自擒拿。经众人劝阻，他没有再坚持。途中，武宗在积水池垂钓时溺水而得病。正德十六年（52）三月，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武宗喜兵，却没有更多的机会指挥作战，军事操练于是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至于其他各种游戏和女色，可说他是沉湎于斯而毁于斯。这些都使他距离一个好皇帝的要求差得太远了。但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热切追求宫廷之外的生活，又可说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若把他的行为放在那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来考虑，更可引人深思。 事实上，明朝自从成化时起，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最为突出之处是传统观念的转变和对物质生活的普遍追求。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旧有等级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反映。大量三教九流以传奉授官，成为过去士大夫们独据的官场中的引人注目者。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开始取代旧有的等级。这虽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也给相当多的人们带来忧虑。所以当孝宗即位后，依靠朝廷中的老臣去寻求对旧有秩序的恢复时，有人便称之为“中兴之世”。这种带有明显复旧性质的“中兴”，显然无法抵抗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当孝宗病逝，武宗以少年登极时，弘治一朝的努力也就付之东流。社会观念的再度突变，如同大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这也就是明朝人自己乃至后世所公认的明朝中叶后的社会变化。而武《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一，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辛酉。 2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十一《武宗毅皇帝纪》。 3《明史》卷一九四《蒋瑶传》。 4《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三，正德十五年二月戊戌。 5《明史》卷一九○《梁储传》。 毛奇龄《武宗外纪》。 宗的荒怠，在客观上恰恰促进了这种变化，这也许是武宗和他周围的官员们所料不及的。 第二节汪直汪直是瑶族人，先世居广西桂平西北的大藤峡。因先人反叛明廷被抄家。汪直幼年净身入宫为宦官。成化时，他先充昭德宫内使，侍奉万贵妃，后迁升为御马监太监。 成化十二年（47），宫中出现一件怪事以符术勾结太监的平民李子龙出入禁中，且与宫女通奸。2这起严重的事件引起宪宗想知晓宫外之事，以及宫中与宫外联系的。东厂原来就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但他还感到不足，又挑选干练的宦官另设置西厂。 由于宪宗信任汪直，其为人“便黠”被选中，提督西厂。西厂比东厂权势更大，“所领缇骑倍东厂”3。所侦伺的范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署鸡狗琐事，辄置重法”4，以致“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5。内外大臣也无不受到威胁。据阁臣商辂说“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对西厂的作为，朝臣由“惴惴不自安”而形成强大的反抗力量。内阁大臣们首先发难，商辂的奏疏提出“收回伺察之人，诛逐奸邪之辈”，这样，“自足以颐情而养神”，“安邦而定国”。太监怀恩也大臣们的主张，宪宗不得不在成化十三年（477）五月罢西厂，但他对汪直的信任未减。一个月后，九年考满而不得升用的御史戴缙上疏，赞颂汪直缉捕奸恶赃贪，禁革宿弊，“皆允合公论，足以服人而警众”2。宪宗罢西厂本是不得已的举动，藉此倡言，马上再开西厂。汪直利用西厂，加强对官员的侦缉，压制反对他的官员。数年间，应天巡抚牟俸、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等被谪戍，兵部尚书项忠被除名，阁臣商辂罢免，科道官五十六人受牵连。 从以下事例可见西厂和汪直本人的权势。 左都御史王越原是较早巴结汪直的亲信。吏部侍郎尹■通过王越也与汪直结交。一次，王越先入，谈论之际，不觉伏于床下。尹■也照样拜伏于地。所以京师有歌谣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3成化十四年（478），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内使下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他便诈称汪直。自芜湖、常州、苏州，而杭州、绍兴、宁波，他所到之处，有司争相奉承，连市舶司内官也不例外。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他南下直至福州诈骗，被福建镇守太监所识破，杨福获罪被斩，轰动一时。此案虽使汪直难堪，却反映了他的尊贵地位。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汪直传》。 2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3《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4《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5《明宪宗实录》卷一六六，成化十三年五月丙子。 商辂《请革西厂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八。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二《中官考三》。 3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成化十五年（479），汪直开始干预边事。自天顺（457—44）以来，鞑靼人进入黄河以南、宁夏至偏头关之间的河套地区，对明朝北边形成很大威胁。宪宗命汪直督抚宁侯朱永军，加强防御。翌年，又以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监军，抵御鞑靼首领亦思马。 在文职官员中，王越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材。他字世昌，河南浚县人。 景泰二年（45）进士，历官御史、按察使。天顺七年（43）巡抚大同。成化初兼宣府巡抚。北边屡易大将，都以他总督军务。王越谄媚汪直，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性情豪爽，善于用人，得到部下拥护。 成化十六年用兵，汪直按照王越的计划，命朱永率大军出南路，自己与王越率轻骑沿边墙向西，商定会于榆林。西线一路行至大同，探知鞑靼军在北边的威宁海子，便选宣府、大同两镇兵二万人，分路潜行，获大胜，斩首四百余，得牧畜六千余。王越因而封威宁侯，领都察院事，提督团营。 皇帝对汪直的奖励是不断提高俸禄。明太祖贬抑宦官的一个措施就是不使其有恒产，“月支廪米一石足矣”。后定宦官最高品秩为正四品，按照制度，每月俸米二十四石。以后为了褒奖某个宦官，往往额外增加俸米。而汪直以缉事功加岁米二十四石，以建州功加三十六石，以威宁海子功加四十八石，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前后累计增加俸米四百零八石。俸米增加的数额是宦官得到恩宠的具体体现。 汪直权势的增长受到普遍的注意。善于诙谐表演的中官阿丑在宫中佯醉谩骂，左右称圣驾至，仍谩骂如故，或称汪公来，立即惊走。问其故，回答“今人但知汪太监也。”他又在宪宗面前表演着汪直衣冠，持双斧行，并说“吾将兵，仗此两钺耳。”两钺，一指辽东巡抚陈钺，一即指王越，都是汪直的亲信。 有的皇帝，容不得大臣刚正严厉的直谏，但却可以从市井俚语中悟出些道理。宪宗正是看过阿丑的表演，开始疏远汪直，派他外出，总镇大同、宣府等处。不久，汪直与东厂太监尚铭发生矛盾。尚铭把汪直泄露禁中秘事的情况报告宪宗，使宪宗对汪直更加疏远，让他专门镇守大同。 朝臣利用汪直失宠的机会，再次提出革去西厂。首辅万安领衔上疏，称“西厂存革实于人心治体关系最大”2。万安因向万贵妃献媚，向宪宗献**，以及在官场上的种种表现，不但为士人不齿，也为中官鄙视。但他奏罢西厂，许多人认为他办了件好事。 西厂一罢，汪直的命运也由此而决定。成化十九年（483）六月，汪直与总兵官许宁倾轧生隙，兵部认为应早作处分。且不说文臣武将很少敢与镇守太监抗衡，即使发生争执，皇帝也很少说太监的不是。这次宪宗却责备汪直不以“边寄为重”，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调任南京御马监太监。八月，科道官再次劾汪直妄报功次，侵盗钱粮，擅作威福，交结朋党。于是，汪直被降为奉御，跌入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在权势上升过程中，突遭变故，逐步跌落，是痛苦的。但对汪直来说，又安知不是幸事。远离皇帝，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使他得以在南京善终，避免了其他权势者那样更悲惨的命运。 《明太祖实录》卷六二，洪武四年正月乙巳。 《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2《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五，成化十八年三月壬申。 第三节刘瑾刘瑾是明代最值得注意的太监。一方面，在他当权期间，制度为之大变，“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另一方面，他执政所包含的内容，比他之前的王振和他之后的魏忠贤都要丰富得多，史家对刘瑾执政也要比对魏忠贤、王振更加重视。 “八虎”之首景泰二年（45），陕西兴平县一个姓谈的农民家中，生下一个男儿，几年以后，他被净身送入宫中，投靠一刘姓太监，按照当时的习惯，改姓刘，这就是刘瑾。关于刘瑾在孝宗以前的活动，记载甚少。或曰，他在内臣李广引荐下，选入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2。也有说他曾“坐内臣李广奸党充南京海子口军，夤缘起用。乾清宫灾，复发配，又召回佥书”3。在朱厚照的周围，有八个对他有影响的太监，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朱厚照即帝位，这些人立即受到重用，称八党或“八虎”。或去高凤，张永改张兴，称“七党”。刘瑾任钟鼓司太监、不久，升为内宫监太监，总督团营。正德元年（50）六月，提督十二营操练。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把武宗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一点很为外朝官僚忌讳和反感。由英国公张懋领衔，五府六部等衙门官联名上疏谏劝武宗，工科给事中陶谐也因灾陈言“陛下当夙夜恐惧，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视为泛常，倾耳于太监丘聚、魏彬、马永成之流。”陶谐的疏中未专门提到刘瑾，显然，这时刘瑾的权势尚未显赫。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王鏊《震泽纪闻》中有两段记载，一段说，刘瑾“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一段说，刘瑾“少狡狯，颇识字书，略知古今，特称为利嘴耳”。不甚识文义和颇识字书，有些矛盾，利嘴则是一致的，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官场中大有用场。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尝慕王振之为人，在孝庙时愤郁不得志，每切齿”2。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3他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明史》卷三○六《阉党》。 2王鏊《震泽纪闻》。 3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五《刘瑾》。 《明武宗实录》卷十四，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3王鏊《震泽纪闻》。 监。”4于是，“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 正德元年十月，宫廷内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文学名士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起草的奏疏最为严厉，称“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如不治罪，“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武宗读到这份奏章以后，“惊泣不食”。外朝官僚得到另一派太监王岳等人。武宗派他们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 刘瑾与外朝的联系也起了作用。一说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询之东阳，得其大略”2。一说“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吏部尚书焦芳得到消息，即“驰曰瑾”。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消息，刘瑾都预感到大祸将临。他率“八虎”跪伏在皇帝前，哭泣说“非上恩，奴侪磔喂狗矣。”又说“害奴侪者乃王岳。”武宗问其故，刘瑾说“岳前掌东厂也，谓谏官诸先生有言第言。而阁议时，岳又独是阁议，此其情何也？”他最后的结论是很重要的“今在班官敢哗而无忌者，司礼监无人也。有则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3外朝官僚认为处置“八虎”已有了七八成把握，而刘瑾的一番话，使武宗作了相反的决断将王岳等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命刘瑾入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局面一夜间大变。 司礼监的第一号人物是掌印太监李荣，他虽位在刘瑾上，“主画诺而已”。正德三年（508）六月，李荣被逐出司礼监，据说是在宫中发现的匿名文帖誉李荣而短刘瑾。李荣被逐后，刘瑾自任司礼掌印太监，他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号太监。 刘瑾的地位确立以后，他与“八虎”中其他太监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张永是“八虎”中第二个有影响的人物，他恶刘瑾所为，刘瑾也发觉他不附己，两人渐疏远，至动拳脚。而其他太监有所请求，刘瑾多不应允，马永成、谷大用等皆有怨心。与同党结恶，是刘瑾很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树威正德二年（507）三月，刘瑾令廷臣跪于金水桥，宣示奸党名单。列入奸党的有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部曹李梦阳等数十人，罪状是“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2。宣示奸党，便把反对派官僚逐出政治舞台；让廷臣跪而听诏，造成他们心理上更大的压抑感，这是刘瑾树立权威的第一个重大措施。 正德三年（508）六月的一天，因早朝时发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他刻意追查，令群臣跪于奉天门下。在追查过程中，有三百多人被送至镇抚司究问。翰林院官跪诉“内监事待翰林官素厚，岂肯如此？”御史表白“御4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三《中官考》。 《明史》卷一八六《韩文传》。 2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王鏊《震泽纪闻》。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史等官素知法度，岂敢如此？”刘瑾训斥“尔每把朝廷事件件坏了，略加处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尔等不曾见，岂不闻知？”3显然，刘瑾的权威已经树立起来。后来，他听说此书是内臣所为，方释放诸臣回家，但已有数人因日晒干渴、紧张恐怖而死。 宦官专权，总要凭依暴虐行为。刘瑾数兴大狱，众多官员被抄家。他设计使用了大枷，有一百五十斤重，披带者不数日即死。还有另外一些对付官僚的方法。比如用疲劳战术，使六科给事中长时间办事，寅入酉出，达七个时辰。他还规定，京官养病三年不赴部报到，革为民。 正德四年（509）十月，设内办事厂，又称内行厂，刘瑾自领之。东、西二厂已很跋扈，缉事人员四出，争相用事，致使“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内行厂更加酷烈，市井游食无业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寡妇尽令嫁人，停丧未葬者，尽焚弃之，使京师“汹汹几致乱”。2内行厂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监视东、西二厂，即监视可能对刘瑾形成威胁的另一些大太监。 用刑树威，在官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惧。都察院上审录重囚之本，不合刘瑾意。左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跪于阶下谢罪，听刘瑾斥责，皆叩头不敢仰视。3给事中周钥外出勘事，向淮安知府赵俊借贷千金，以便回朝献与刘瑾。赵知府先已答应，既而不贷，周氏计无所出，竟在半途自杀。给事中许无锡以敢言著称，他清核内库时，发现侵匿数十事，他写好奏疏后自杀，命家人于他死后上之。据载，谏官“惧祸者往往自尽”4。 在畏惧和讨好两种心理的作用下，各衙门各职官奏事，先将章奏送刘瑾处，具红揭，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称白本。刘瑾也往往将章奏携回私室，与同党捏写旨意。这一时期对官僚奏议的批答，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刘瑾的执政思想。由于以上种种行为，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称武宗为坐皇帝或朱皇帝，称刘瑾为站皇帝或刘皇帝。中外官僚多称他为“内相”。他的同党更称他为“小太祖”2。 结党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刘瑾也在拉拢一批官僚最早与他结交的焦芳，人品、才干均不足道。他既是行贿者，又是分赃者，“四方赂瑾者，首具三分之一赂芳以转及瑾，亡不如愿”3。对于这样一个合作者，刘瑾一直是不满意的。如焦芳想让他的儿子焦黄中中廷试第一，遭到李东阳、王鏊的抵制。他向刘瑾诉说，刘瑾回答“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2《明武宗实录》卷四一，正德三年八月辛巳。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4《明史》卷一八八《许天锡传》。 韩邦奇《苑洛集》卷四《大明嘉议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西野曹公墓志》。2孙继芳《矶园稗史》。 3焦竑《玉堂丛语》卷八《纰漏》。 4另一个很早与刘瑾结交的官僚刘宇，首先以万金馈赠。刘瑾对他很客气，然而并不满意。刘宇一心想入内阁，刘瑾满足了他，但在他要入阁办事时，刘瑾却说“尔真欲相耶？此地岂可再入。”正如当时人所评论的“刘瑾擅权，大臣以贿进，然见其才劣，卒未终任。焦芳、刘宇俱以万金赂入阁，然皆被斥归，其他凡庸九卿报罢者，日不可测。”刘瑾的做法显然是有其道理的，他要达到专权目的，就不仅要接受形形色色的小人，还必须网罗有才干的人。因此，一旦有了机会，刘瑾就很注意选用那些干练之人。如韩福，在知县、知府、参政任上，均有政绩，任右副都御史时因事下狱，刘瑾素闻其名，立出之，拜户部侍郎2。屈直任太仆寺卿，近幸“揽纳请托，百计求中，直力禁之。近幸共谮于权瑾，瑾察得其情，亦雅重之，谮者失气”3。后来清理刘瑾党人，有不少如韩福、屈直者。 结交刘瑾较晚，而刘瑾最为信任、欣赏，与之相始终的官僚是张綵。张綵，陕西安定人。马文升、杨一清等一代名臣都很器重他。弘治年间，他曾弹劾辽东镇守等官“乱杀贡夷冒赏”。张綵通过焦芳与刘瑾结识，刘瑾大为敬爱，称为神人。张綵也有许多不好的品行。如好色，为了夺同僚美妾，或者升之官，或者治之罪，都是极恶劣的行径。但与焦芳相比，他不但在才智上远远超出，而且对刘瑾确有积极的影响。4张綵之前，无人敢对刘瑾的行为有所评论，晓以厉害。自“吏部尚书张公采（綵）入朝始敢进言。凡事于顺门讲议，虐政多所中止，然后六部效之，中外之情始通”5。张綵进言，在两方面对刘瑾有一些影响一是劝刘瑾加强对宦官的约束，说“公左右用事者多骗财坏事。”刘瑾“疏同类”，与张綵有关。二是劝刘瑾惩治贪贿。当时朝觐官员们为讨好刘瑾，往往在京师借贷向刘瑾行贿，时称为京债，回到任所，再靠盘剥小民，或取之府库，加倍偿还。张綵对刘瑾说“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公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刘瑾对张綵此论大以为然，故而采取惩治贪贿的措施。苏州知府鲍■、同知王卺，江西左布政使马龙等贪赃，山东巡按胡节用重金贿赂刘瑾，侍郎张鸾出使福建，敛银二万送刘瑾，给事中欧阳平、御史贝仪、少卿李宣、指挥赵良等，合伙向刘瑾行贿，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张鸾所送银两，还被刘瑾送交承运司。于是，“剥削之弊，一时少息”2。张綵指出“利归于私家，怨结于朝廷”的严重性，颇能打动重于专权的刘瑾，这于是也成为他致力于与儒臣交接的基础。 如果说，刘瑾与张綵等人的关系中，还包含着很大的彼此利用的成份，那么，对文学名士的延揽，似乎就更虔诚了。他对康海的仰慕之情，是其他4《明史》卷三○六《焦芳传》。 《明史》卷三○六《刘宇传》。 2《明史》卷三○六《韩福传》。 3清康熙《陕西通志》卷二○《人物》。 4《明史》卷三○六《张綵传》。 5韩邦奇《苑洛集》卷十九《崆峒记》。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权势者们很难达到的。康海，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502）壬戌科状元。刘瑾认为这是很为陕西人争光的事情，欲招致之。康海在文学上名气很大，且“性刚直”，不肯往。刘瑾要杀李梦阳，康海受托，前往刘瑾处拜谒讲情。刘瑾听到康海至，“倒屣摄衣相迎，留饮坐话久之”，李梦阳由此而保全性命。3康海还对刘瑾说“天有夏必有冬以敛之，有雷霆必有雨泽以濡之。今公威则震矣，而恩未舒，宜思消长之。”刘瑾高兴地说“真吾兄也，未有以此言告我者。”刘瑾的乡土观念是很强的，上面提到的数人都是陕西人。应当说，张綵因列入刘瑾党人被杀，康海因列入刘瑾党人被逐，都是很冤枉的，他们是“党争”的牺牲品。 查盘查盘包括的范围很广泛。刘瑾执政期间，组织科道官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两淮盐运司革支盐引、都司卫所军器，乃至夫运、柴炭等进行查盘。 查盘首先是打击反对派官僚的一种手段。正德三年（508）六月，李东阳指出，查盘钱粮，巡抚官等只是督理不严，请宽追赔，或罢斥不用。刘瑾拟旨，谈到督抚等官应负的责任后，突然一转，称“如钱钺之擅改禄米，张缙、马中锡等之不职，王时中之酷烈，许进之越制选官，刘健、谢迁、韩文之无知叩阍，尤有不能尽举者，不治何为？”2这些远远超出了查盘的范围。刘瑾所推行的查盘，也带有一定的改变吏治目的，因此，查盘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也会波及其他官僚，甚至包括刘瑾的亲信，使他们惕厉不已。正德三年正月查盘时，刘宇已任兵部尚书，因前任大同巡抚耗费者多，他深感不安，上疏自陈，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3。刘宇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这里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瑾对各边年例银的查盘。 年例银是朝廷每年分解各边的银两，包括食盐开中改折的部分和朝廷对边费的贴补，数量相当大，且有急剧增长的趋势。如正德元年（50），宣府和大同在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分别送银六十一万两和四十万两，辽东在十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送银三十三万四千两。正德三年（508）三月，户部安排送各边年例银，“诏不许。谓各边既设屯田，又有各司府岁输粮草，天顺以前初无户部送银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4）。盖或因警报，或以旱潦，事变相仍，行权宜接济之术耳。而其后遂为岁额，且屡告缺乏，得无盗取浪费之弊耶？”2两个月后，刘瑾奏请查盘各边年例银用度“弘治十五年（502）至正德三年，预解过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榆林各边年例银并奏讨银两共五百四万六千七百五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一《言语上》。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3《明武宗实录》卷三四，正德三年正月壬戌。 韩文《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八五。2《明武宗实录》卷三六，正德三年三月己亥。 十三两有奇，乞差给事中、御史分行稽核籴买粮料草束用若干，折放过若干，见存若干，有侵盗浪费诸弊，从实参奏。”3边饷边银屡告缺乏有许多原因。刘瑾认为，“各边粮草缺乏，马匹罢（疲）惫，皆由官不得人。”4他还说，巡抚总理等官，“既治边无方，以致浥烂糠秕百有余万”，等到事发，则“全罪仓官小民”5。官僚失职造成的损失确实惊人。正德二年（507）十二月，给事中安奎等奏宁夏大河口驿新旧草烂十四万三千三百束有奇，典守者捏称浥烂成灰。正德三年（508）八月，礼科给事中曹大显等奏查盘延绥等处仓库，粮料浥烂糠秕者三万六千余石，布匹浥烂者三万三千三百二十余匹。九月，给事中蒋金等奏查盘建昌松潘等仓，侵盗浥烂者计万余石。 一方面是负担过重，朝廷不堪支付，一方面是官员失职，造成巨大浪费。刘瑾把查盘当作一件大事，不时举行，并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惩治官员。在查盘中被劾官员，开始多被逮下狱，后来改为追赔罚米，赔银多至干两，罚米多至千石。他们中有一些是无辜者，另有一些当治罪而未治罪者，而相当一部分被治罪的官僚确为失职。罚米很引起官僚们的不安和反感，但对后一部分官僚来说，要他们分担朝廷的经济压力，有其合理之处。 清丈刘瑾对清丈土地的自觉意识或许不如查盘，其意义却要更大。从正德元年十月刘瑾开始把持朝政以后，屡有清丈土地的记载。 正德二年（507）十一月，命户部侍郎王佐等踏勘徐保所进皇庄田四千三百余顷，量出余地给无田民种之，如例起科。 正德二年十一月，敕守臣踏勘汝府获（嘉）、辉（县）二县三桥坡田地，共一百三十一顷余，赐该府者七十顷。其余为退滩无粮地，只以原赏地与之。正德二年十二月，命巡按直隶御史赵斌清理大同无粮地，得五千九百五十九顷余，清理宣府原设听拨屯田地四百五十三顷余，失额并无粮余地二千零十八顷，照数造册，备考。同月，命司礼监太监王高金、户部员外郎冯颙查勘泾王奏请土地，赐王为业者二百零五顷，其余各类土地一千七百余顷，难以给赐。锦衣卫逮系有关人员至京究问（后仍以其中无粮地七百余顷赐之）。 正德三年（508）二月，户科给事中段豸查勘山东活碱地官民地一千二百七十八顷余，可办纳存留以备常赋，死碱官民地六百三十九顷余，可折纳布钞以宽民力。 正德三年四月，命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张或清理宁夏等卫屯地，新增四干四百余顷，户部议，有抛荒者，亟召人佃种。 正德三年五月，命监察御史李瑛清查甘州等十二卫古浪等三所屯田，清出膏腴田三千余顷，除补原额之数外，尚有一千余顷，拨军壮余丁承种。正德三年六月，山东巡按周熊查山东屯田，比永乐年间多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户部议，已清田粮行各卫征纳。 3《明武宗实录》卷三八，正德三年五月丙寅。 4《明武宗实录》卷三六，正德三年三月乙卯。 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正德四年（509）二月，派户部主事李思仁核实张允于弘治初所献徽府河南鹿邑、直隶毫州田土，得地六千一百九十余顷，起税二万四千余石，以二千石给徽王，其他输河南有司。 从这些处置来看，刘瑾清丈土地，是为了查革隐漏，增加税地，以保证“租税不失原额”。值得注意的是，正德三年三月以后，即议革罢年例银之后，刘瑾把注意力转到对屯田的清丈。这不是偶然的。刘瑾把年例银和屯政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看到了屯政败坏和年例银日益增加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在革罢年例银之后，才特别重视清丈屯田。 正德四年七月以前，清丈屯田还是局部的现象，到八月，开始对屯田进行全面的丈量派户部侍郎韩福赴辽东、兵部侍郎胡汝砺赴宣府、大理寺丞杨武赴大同、通政司左通政丛兰赴延绥、大理寺少卿周东赴宁夏、尚宝寺卿吴世忠赴蓟州、兵科给事中高淓赴沧州。这与成、弘年间清理丈田“止于腹里”的状况相比，无疑是大为改观。不但范围扩大，而且用法严厉。高淓丈沧州等地草场屯地，劾治不职官员六十一人，其中包括他的父亲高铨。史称“淓畏瑾，遂并劾其父，士论薄之”2。对此事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官员自劾其父，足见当时清丈法令之严。 在对屯田的全面清丈中，除了继续强调以前提出的基本规定，还统一规定了限制内外镇守官占田的数额，即所谓“养廉田”。正德四年闰九月，户部提出裁减内外镇守等官田，诏曰“内外镇守官，朝廷重托，俱准以水旱地各十顷，副总兵半之；分守、监枪、游击各旱地十顷，守备半之，免其征税。其余愿自佃种者，照例起科，多余田地拨与空闲舍余人等承种佃种，明立文册。敢有奏讨并吞并者，科道官查记重罚之。”3清丈过的免征地，四面立石作为标记，“严禁移换侵占”4。可见，“限田”的规定确曾一度认真执行过，也收到了一定的实效。十二月，甘肃巡抚王宪核实卫所屯田，保留下一组很有价值的数字。5姓名官职清出地（顷）免税地（顷）税地（顷） 宋彬镇守太监22092王勇总兵87207操军湖田8787张昭分守33023白琮总兵420-王欣监枪00姜汉副总兵2505苏秦分守303赵承序守备550总计韩文《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疏》。 2《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丙戌。 3《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由九月庚子。 4《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丁酉。 21 如果不考虑水旱田的区别，据上表统计，漏税的土地，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查出这个数字意味着内外镇守等官的损失有多么巨大。宁夏之变中，武臣多从朱寘鐇反，是合乎逻辑的。 在作出限田规定的同时，还针对勋戚庄田采取了措施。兵部左侍郎胡汝砺奏报，对“查出地土宜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各家愿自种者听，不愿者拨与附近空闲舍余种纳，还量定地利厚薄以定则例，依顷亩粮数以立案册”。 半年以后，吴世忠提出另一项建议“东胜、兴州等卫所屯田，多占种盗卖者，田租拖欠终年，积弊已久，若一一置之于法，人情未免不堪。除官豪占种及知情典买不首者依律究问外，其余情不得已者量为处分，田仍给主，价亦免追。若本主无力，另给附近军民屯种。如买主不系官豪，情愿纳粮者听。惟在租税不失原数耳。”2提出这一更为灵活、变通的规定，显然是考虑到韩福在辽东“所行过刻”，以致激起兵变的教训。 以“溢额为功”，是对清丈的最常见的批评。刘瑾清丈亦遭此议，如说周东清丈宁夏屯田，“希瑾意”，以五十亩为一顷。此外，还有人批评刘瑾以清丈为名敛银收贿。也是这个周东，“亩敛银为瑾贿”。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刘瑾清丈的性质。刘瑾清丈，特别是清丈屯田，是朝廷和官豪人家争夺土地的斗争，以官豪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刘瑾清丈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可以说，它是张居正度田以前最重要的一次清丈活动，意义重大。以宦官而主持这一重大举动，尤为难得。 凌迟处死正德五年（50）四月，宁夏发生了安化王朱寘璠反叛事件。朱寘鐇原认为，“若推我为主，以诛瑾为名，必成大事”2。他以反刘瑾起兵，得到许多武臣的拥戴。事变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朝廷停止了清丈屯田等行动，将各处原差丈量地土官员撤回。这实际上宣布了刘瑾政策的失败。 寘鐇之变也最后决定了刘瑾的命运。五月，朝廷以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总督军务，率兵讨寘鐇。师方出，寘鐇已被擒。回师路上，杨一清要张永利用奏捷的机会，揭发刘瑾的奸恶，张永本来与刘瑾有矛盾，听了杨一清的鼓动，奋然曰“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3八月甲午日（9月3日），刘瑾安排这天给他的哥哥、都督刘景祥出丧，而把张永献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张永甲午日便入宫，待刘瑾退后，张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献上，并陈奏刘瑾不法事。太监马永成亦出言相助。武宗有所悟，即日行动，亲自逮拿刘瑾。两人相见，“武宗骂曰‘奴欲反耶？’拳之、蹴之，永成等佯劝解，遂谋送内狱。”武宗开始没有杀刘瑾的念头，《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闰九月戊戌。 2《明武宗实录》卷六一，正德五年三月丁丑。 《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2《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六《史乘考误七》。 只是把他降为奉御，谪居凤阳。对瑾也安然处之，说“犹不失富太监也。”2直到武宗亲自到了刘瑾宅府，抄没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另有伪穿宫牙牌、衣甲丁弩及玉玺等违禁物品，确信刘瑾确有反状，才下决心处死刘瑾。 大臣于午门外会审，刘瑾尚有余威，刑部尚书畏惧，噤不能出一语。其他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刘瑾声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3驸马蔡震说“震国戚，何赖于汝！”命官校上前批刘瑾颊，边批边问他为什么私藏甲胄，刘瑾回答“以卫上。”蔡震又问，为什么藏之私宅，刘瑾语塞。 刘瑾被处以极刑，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声4，可说极为残酷，仇家于行刑之日，以一钱易一脔，得则生食之。5这一年，刘瑾刚好六十岁。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4张子麟《端俨公年谱》，见《借月山房汇钞》第六集。 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五《中官考六》。 第二十章王守仁王守仁（472—529），字伯安，绍兴余姚（今属浙江）人。以曾隐居讲学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 第一节心忧天下，“格物穷理” 王守仁先世山东瑯琊人，为东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后裔。父王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48）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守仁初名云，五岁时改名守仁。十一岁随父入北京。其间，他曾出游居庸关、山海关，目睹北方少数民族对京师的威胁，同时又听到京畿地区石英、王勇以及陕西石和尚、刘千斤农民起义的消息，这些都深深地引起了他的忧虑，数次欲献策于朝廷，被其父斥为“狂”而止。二十一岁时中举人。弘治十二年（499），二十八岁登进士，入工部实习。时西北边境少数民族不断骚扰，有**之势。王守仁面对形势，“不胜为国惓惓之至”，就上边务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翌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官秩正六品。寻出南直隶淮安等府审决重囚、主持山东乡试。弘治十七年九月，补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这一时期为王守仁的青少年时代，兴趣广泛，思想变化不定。中举人以前，已仰慕“圣学”。二十一岁中举人以后，他在北京开始探求宋代大儒朱熹“格物穷理”之学。朱熹谓一草一木，皆涵“天理”。守仁即取他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之，希望能由此一件一件地“格”“理”，最后成为“圣贤”。然而，他从早“格”到晚，一直坚持了七天，不但未得其“理”，反而害了一场大病。此后，他开始怀疑、放弃朱熹的“格物”之学，随世俗习辞章，并结诗社于余姚龙泉山寺，以文会友，研讨诗赋和古文。又性好言兵，善骑射，处处留心武事，凡兵家秘籍，“无不精究”。已而，攻佛、老之学，同道士谈养生，向和尚问禅机，隐居绍兴阳明洞静坐修道，“遂有遗世入山之意”。这时王守仁所接受的佛、道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的主观唯心论，对他后来创立“心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陈言边务疏》，《王阳明全集》卷九，上海世界书局93年版。 第二节龙场彻悟，“理在心中” 封建统治者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之争，往往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人卷入斗争的漩涡，以致身不由己。王守仁也吃过这个苦头。 弘治十八年（505）五月，明孝宗病死，长子朱厚照嗣位，是为武宗，以次年为正德元年。武宗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奢侈腐化，四出巡幸，不理朝政。宦官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恃宠操柄弄权，分布要害，无恶不作，人称“八虎”，而刘瑾尤为狡狠。正德元年冬，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上疏要求惩办刘瑾一伙，以件旨罪被逮下诏狱。十二月，王守仁冒死上书申救，称“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恳求皇帝“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这一事引起刘瑾发怒，把王守仁下锦衣卫狱，矫诏杖五十。死而复苏，谪贵州龙场（今修文）当驿丞。王守仁一下子变成了流徒，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重大的逆转。 王守仁既谪，刘瑾仍不罢休，“使人伺之途，将置之死”。正德二年（507）夏，王守仁赴谪行至钱塘江，度不免死于途，于是急中生智，乘夜佯为投江，浮冠履水上，遗诗曰“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浙江官府皆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隐姓名，逃入福建武夷山。他虑罪及其父，乃出武夷，入江西，经湖南，赴贵州。刘瑾果然移恨于其父，免去王华南京吏部尚书，勒令致仕还乡。2正德三年春，王守仁至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部万山丛中，为少数民族杂居的荒僻之地，人烟稀少，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自然条件十分艰苦。他到驿之初，无屋栖身，就穴而居。他原为官正六品，贬为驿丞，没有品级，地位低下，任务只是“典邮传递送之事”3。这种艰苦环境和地位，如他后来自己说“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横逆之加，无月无有”，吃尽了苦头。当年他才三十七岁，正年富力强，而郁郁不得志。置身穷荒之地，又无书可读，不免深感惆怅，精神空虚，只有寻找寄托，以安慰自己，才能解脱内心的痛苦。因此，他谪居龙场两年2，除了应付差事和做些因俗化导、开办书院、教人读书的事情之外，主要精力是修心忍性，体验“圣人之道”。为得此“道”，他日夜端居静坐，超脱于“得失荣辱”之外。据说，忽然在一天夜里，体验到“格物致知”的道理，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叫起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 “道”，就在自己的心中完满自足地存在着，不必到事物的外部去寻找，以往“格”竹求“理”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了证实自己的体验是否完全正确，他还以所记忆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乞有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王阳明全集》卷九。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3《明史》卷七五《职官·驿》。 分别见《王阳明全集》卷四《与王纯甫》、《寄希渊》。 2王守仁自云“谪贵州三年”，其实，他自来龙场，到赴江西庐陵任知县，前后仅两年。典之言证之，结果“莫不吻合”3。于是“日坐石穴中，默记旧牍，辄为训释”，写了一部书，名曰《五经亿说》4。朱熹主张理和气不能相分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在先，气在后”。王守仁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外无物。“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5这是他们哲学思想的主要区别。王守仁所说的“理在心中”，是从与泉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那里继承过来的。陆九渊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心”和“理”都是永远不变的。 在龙场驿丞任上，王守仁在应聘任贵阳书院主讲时，还提出“知行合一”说。他认为有人把知与行看成是两回事，是由于“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其实两者是一回事，“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他不仅认为知是行的悠悠，又是行的归宿，而且对行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把行归结于知，最后强调的是知。知与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若混为一谈，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差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知与行两者互相割裂、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意义，这对于哲学理性思维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王阳明在反对朱熹“理在心外”的过程中，滑向了陆九渊“理在心中”一边，从客观唯心论转向了主观唯心论。3钱德洪《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条。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4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浙江古籍出版社98年版。5《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卷二。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 第三节镇压农民起义明朝在宣德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至正德年间，明代政治危机频频发生，北部边防形势紧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正德五年（50）初，刘瑾与张永等人之间的权力之争逐渐白热化，结果刘瑾失宠被诛。刘瑾死后，王守仁的政治地位步步上升。先是离开贵州龙场，内调江西，三月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在县仅七个月，便于十一月入京朝觐。十二月，迁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六年正月，为吏部尚书杨一清所赏识，调入北京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二月为会试同考试官。十月，升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七年三月，晋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赴南直隶滁州督马政。九年四月，改南京鸿胪寺少卿。十一年（5）九月，因闽、赣等省农民起义势不可当，兵部尚书王琼特举王守仁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成了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高官。 就在王守仁谪居贵州时，农民起义已此伏彼起。龙场驿附近也发生过少数民族起义。正德三年以后，先后爆发了江西王浩八起义，四川蓝廷瑞起义，河北刘六、刘七兄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很快遭到镇压，但为时不久，在赣、闽、湘、粤交界的深山险谷地区，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正德十一年（5），江西谢志珊称“南征王”，聚众起义，占领横水、左溪、桶冈等地。与谢军相呼应的，有池仲溶称“金龙霸王”，据广东浰头三寨；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江西大庾陈曰能起义等。 王守仁这次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的任务，就是镇压以上各地的农民起义。 接到任命之后，方“抱病请告”在家的王守仁，为报效朝廷之恩，不顾一切急忙上道，日夜水陆兼程，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赶到江西赣南，开府上任。他认为过去之所以镇压不力，“机宜屡失”，不断失败，主要是由于从外省调动军队，不能经久驻扎弹压。因此，他一到任即改变做法，采取挑选赣、闽、湘、粤四省精兵和召募乡兵相结合的办法，选“能将”督练，整肃军纪，对农民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是月底，他首先集中力量进攻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军。初战长富村，虽获小胜，但至象湖山一战，便损兵折将，明军指挥覃桓等战死。为扭转败局，王守仁使用计谋，率兵退屯上杭，以退为进，密令各地哨所佯言收兵，“俟秋后再举”，以此麻痹农民起义军。二月中，乘夜间漆黑一片，突然命将分三路对象湖山发动进攻，詹师富等七千余人被俘。四月回师上杭。这时，王守仁进一步提出赣、闽、湘、粤四省交界处山岭相连，而地分各省，事无统属，彼此推托，只设巡抚一员，“责任不专”，“军伍无制”，以致“盗贼”“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为加强军权，请求朝廷给旗牌，提督军务，便宜行事。兵部尚书王琼再次“使从其请”2。 五月，王守仁未得正式任命，即着手改革兵制，立兵符节制以二十五人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有协哨二人佐之；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佐之；一千二百人为见《钦奉敕谕提督军务新命通行各属》，《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2《明史》卷一九八《王琼传》。 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各级可“递相罚治”。“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3这年七月，王守仁统兵进攻大庾。时江西农民起义军主要分布在横水、左溪、桶冈三处。议者纷纷皆以为必须先攻桶冈，王守仁所见与众不同。他认为三处起义军事势各异。以湖广言之，则桶冈为咽喉，而横水、左溪为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为腹心，而桶冈为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两者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只有先攻横水、左溪二处，再移兵桶冈，方能成破竹之势4。最后按照王守仁的主张于十月出兵围攻横水、左溪。农民起义军英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谢志珊等数千人被俘。王守仁又分兵合击桶冈起义军。十三年（58）正月，移兵攻广东龙川浰头等地。至三月，大规模的武力镇压暂告结束。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王守仁统率的军队在大帽山和大庾等地，残酷杀害农民起义军一万八千余人，并对当地农民群众实行野蛮的烧杀掠夺政策。 为了加强明皇朝在这些地区的政权控制，在进行军事征剿的同时，王守仁相继奏请朝廷添设福建平和、江西崇义、广东和平等县。他一到达江西，就立刻推行“十家牌法”，企图从根本上孤立农民起义军，断绝农民群众与他们的联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其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遇有面目生疏之人，形迹可疑之事，马上报告官府究治明白。如有隐匿不报，十家连坐。在镇压农民起义以后，又在赣州等地制立“乡约”，推行保甲之法。同时，以“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在其所到之处兴建社学，延师教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材。但在儿童教育方面，却有其可取之处。他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不能使童子“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2由于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正德十三年（58）六月被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官晋爵，成为一个正三品大臣，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再进副千户。得到朝廷的深恩，王守仁感激不尽。十四年（59）正月，在江西疏谢升荫，并表示要急流勇退，乞请致仕，但没有得到批准。从此，他就更加忠心耿耿地为维护明朝统治效劳了。 3《兵符节制》，《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4《横水桶冈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 《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2《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三年四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第四节平宁王之乱，无功反遭妒明代藩王起兵反叛朝廷，是明太祖朱元璋种下的苦果。立国之初，广封诸王，赋予各王军政大权，最后成为朝廷的肇祸之基础。从建文朝起，虽经多次削藩，但藩王反叛朝廷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仅在正德一朝，继正德五年（50）四月安化王朱寘鐇反叛后，十四年（59）六月正当王守仁奉命前往福建处理福州三卫军人谋叛事件时，在南昌又爆发宁王朱宸濠举兵反叛朝廷的严重斗争。 哀濠（477—520），为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后代孙，为第五代宁王。宁王封地原在大宁，自永乐二年（404）改封南昌之后，对朝廷始终怀有不满情绪，“早蓄异志”。弘治十一年宸濠嗣位，矛盾日益激化，正德二年（507）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势不两立。朝廷对宸濠早存戒心，宸濠则暗中策划起兵。正德十四年五月，朝廷遣使到南昌，欲革其护卫，归还所夺官民田土。宸濠知阴谋败露，破釜沉舟。六月十三日为宸濠生日，十四日乘司府州县各级要员前来庆贺谢酒之机，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监国，发动反叛，凡不从命者杀，收缴各衙门印信，释重囚，开府库，设丞相，封官爵。随后，“集兵号十万”，出南昌，陷南康，略九江。沿途发布檄文，指斥朝廷，“不用正德年号，止称大明己卯”，声言直取南京，登帝位，改号“顺德”，并分兵北上。江西各界一时上下为之震动。 王守仁于六月初九日自赣州起程前往福建，六月十五日抵达丰城县闻宸濠反，忠愤至极，没有接到朝廷的命令，就自己决定紧急逆流返舟趋吉安。值南风急，舟不能前，乃于舟中焚香密祷，“誓死报国”。须臾，北帆尽起。宸濠遣兵追之。王守仁张疑设计，易服潜行，连续三昼夜没有休息，于十八日赶到吉安城。次日，他一面派专人火速赍疏赴京告变，并在疏中说明停止南下福建的因由，谓“天下之事，莫急于君父之难。若彼顺流东下，万一南都失备，为彼所袭，彼将乘胜北趋。旬月之间，必且动摇京辅。如此则胜负之算，未有所归。此诚天下安危之大机，虑念及此，痛心寒骨，义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抚慰军民。”2一面，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人密商大计，制定方略，传檄四方，披露宸濠罪状，集兵筹饷，并佯奉朝廷密旨，号召各地起兵勤王。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万余人守南昌，自己帅舟师顺江东下，进攻安庆。时众议安庆被围，宜引兵直趋安庆。王守仁综观全局，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力排众议，认为必须攻取南昌“九江、南康皆已为宁王所据，而南昌城中数万之众，精悍亦且万余，食货充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绝我粮道。而九江、南康之贼，合势挠蹑。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难图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已震慑，因而并力急攻，其势必下。已破南昌，贼先破胆夺气，失其根本，势必归救。如此，则安庆之围自解，而宁王亦可以坐擒矣。”《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云弘治十年朱觐均死，“子上高王宸濠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二《宁王传》谓弘治十二年嗣。谢蕡《后鉴录》作弘治十一年。今从谢说。谢蕡《后鉴录》。 2《飞报宁王谋反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擒获宸濠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果然不出所料，宸濠攻安庆不能克，闻王守仁将兵南昌，恐破其巢穴，遂于七月十七日弃安庆，遣兵二万仓皇回师援江西。七月二十日王守仁统兵攻南昌，逆击宁王回师之兵。南昌破，宸濠不能入城。二十四日，双方战于鄱阳湖。守仁师用火炮猛攻宸濠之舟，大败之，宸濠退保樵舍，而其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死者三万余人。七月二十六日，宸濠方晨朝群臣，责不用命者，议未决而王守仁兵突至，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等俱被活捉。为时四十三天的宸濠之叛，至此平息。七月三十日，王守仁连上《江西捷音疏》、《擒获宸濠捷音疏》。其中，后一疏写道宁王“举兵倡乱，一月有余，而四方震慑畏避，皆谓其大事已定，莫敢抗议出身与之争衡。从事抱节者，仅坚城而自守。忠愤者，惟集兵以俟时，非知谋忠义之不足，其气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质，才不逮于凡庸，知每失之迂缪。当兹大变，辄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数之卒，起事于颠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间，遂能克复坚城，俘擒元恶，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以不俟诏旨之下，而调集数郡之兵、数郡之民。亦不待诏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国家之难，长驱越境，直捣穷追。不以非任为嫌，是乃伏至险于无形之中，藏不测于常制之外”2。王守仁上疏的用意是希望得到朝廷的赞赏。可是，王守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武宗为代表的一些人，为了争夺这份战利品，把平宸濠的功劳挂到自己头上，不仅不承认王守仁的功劳，反而千方百计要把他打成宸濠同党，使他差一点与之同归于尽。 昏庸腐朽的武宗，早在这年春天就想到南方“巡游”，抢夺民女，游山玩水，由于廷臣劝阻而未能成行。宸濠反叛终于为他找到了机会，可以借“征讨”之名，行南游之实。八月，当宸濠已被擒在手，他却在北京下诏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他身边的一批太监人等也纷纷谋欲夺功，宦官张忠、张永，边将江彬、刘晖，武宗的干儿子许泰等人俱称“将军”，带兵数万人，前呼后拥开出京城。至良乡，接到王守仁八月十八日的《请止亲征疏》。疏谓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闽、广赴调军队已散，地方惊扰之民已帖，不必“亲征”了。又说“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职分。”他恐沿途发生意外，将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把宸濠及其他情重人犯解赴阙门。因为武宗意在南游，故疏入而“屡檄止之，令以俘候车驾至。大学士梁储、蒋冕屡请回銮，不听”2，继续率众南下，不让守仁北上献俘。九月，武宗至南京。王守仁自南昌发槛车北上，再次要求“献俘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时张忠、江彬、许泰等人却说当将宸濠放回鄱阳湖，待他们一伙拥着武宗亲自与之“战”，重新活捉这只死虎，而后再“奏凯论功”。并为此屡次派人到江西广信阻止王守仁入南京献俘。张忠等人的用意，除了要一笔勾销王守仁平宸濠的功劳之外，还有更险恶的目的。宸濠在起兵以前，曾以“尊师重道”、欲从王守仁“讲明圣学”为名，派人前去探询王的态度。王守仁则派他的门生、湖广武陵县举人冀元亨（季元亨）到宸濠处讲学，“以探其诚否”。因此，当王守仁俘获宸濠之后，张永等人为夺平宸濠之功，就上言皇帝，说王守仁始同宸濠谋反，后知事必败，2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转而擒宸濠脱罪、攘功2。又称“守仁宸濠党”，“迟早必反”3。为找到王守仁的“罪证”，他们还将冀元亨逮捕下狱，酷刑逼供，结果虽“无片语阿顺”4，但他们的言行却使王守仁受到武宗的猜忌，处境十分危险。在绍兴，已经有人察看王守仁的家产，准备抄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为了保全身家性命，避免家破人亡，到达广信之后不顾他们的阻挡，连夜械送宸濠，取道入杭州，将之交给张永。 张永与张忠一伙本有矛盾。他返南京复命，备言王守仁忠诚及张忠等人叵测之心。张忠之流再生一计，说王守仁不到南京，是目无君上。当王守仁应召奔至龙江，他们又从中阻挠，不让他见皇上。王守仁愤而纶巾野服入九华山5。张永闻知，再次进言王守仁是忠臣，武宗之疑忌始释，使王守仁“危而不死”，并受命兼任江西巡抚。十一月，张忠一伙又借口“讨宸濠余党”，不顾江西生民涂炭，统领南下京边军万余人入南昌大肆骚扰，同时唆使部下散布流言蜚语，攻击辱骂王守仁，故意挑衅。王守仁忍让不为所动，一一致以主客礼。张忠还强迫王守仁与之比武射击，王守仁三发三中。张忠最后无隙可寻，才不乐而罢。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十二月，宸濠等人被解赴南京，武宗欲自以为功，竟与张忠、江彬等人戎服，饬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至正德十五年七月，武宗以大将军钧帖命令巡抚王守仁重上擒濠捷音。王守仁无可奈何把这次平叛的胜利，首先归功于皇帝的“威德”和“指示方略”，并将张忠、江彬、许泰等人作为平叛的“功臣”，一一写入奏书，满足了他们夺功的。于是，疏入即议“班师”回京。王守仁这才释去心头重负，转危为安。 2谢蕡《后鉴录》。 3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4《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五年八月条。 5此事，《王阳明年谱》系于正德十五年正月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作九月。 第五节建书院，“致良知之教” 在王守仁的一生中，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文臣武将所津津乐道并树为楷模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的“武功”，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二是他的“文治”，即他提出的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说，即“阳明学说”。正德年间，既是王守仁施展“武功”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和确立的关键阶段。 湛若水是与王守仁共倡“圣学”的好朋友，他在谈到王守仁学术思想的转变时说守仁“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归于圣贤之学”2。王守仁的门生黄绾认为正德九年以后，其师“始专以良知训学者”3。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当时，随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发展，使王守仁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意识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底，在统领官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守仁在给他的门生薛侃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认为对农民起义军可以用武力镇压，对付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精神，单纯依靠武力是难以做到的，只有用“正人心”的办法才能解决。为破“心中贼”，他在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提督军务和兼任江西巡抚的近六年间，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做“正人心”的功夫。此时他发布大量的“告谕”，制订“乡约”，不遗余力地提倡封建伦理道德，鼓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和顺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心要平恕，事贵含忍，讲信修睦，温良逊让，息讼罢争，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为政者抚辑下民，为民者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总之，人人要去恶从善，永为良善之人2。另一方面，在戎马倥偬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具体有创办书院，招集子弟，日夜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虽军旅扰扰，四方从游日众，而讲学不废”3；出版著作，扩大影响。正德十三年七月，出版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八月，刊刻《传习录》。九月，建赣州濂溪书院。《传习录》是他一生讲学的记录稿，由门人整理而成，也是王守仁最主要的哲学著作。正德中，在江西初刻时凡三卷。嘉靖初，在浙江续刻时增为五卷。全书共九万余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心学”思想“心生万物”说、“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之教”。其中，“致良知”一说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在江西南昌开始正式提出来的。它是王守仁“心学”理论的核心与根本，“所谓守仁学以致良知为本”2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3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与杨仕德薛尚谦》，《王阳明全集》卷四。 2综合《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南赣乡约》，同前书，卷十七。 3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他日日讲，反反复复讲了一二十年。 所谓“致良知”，其要点大体有三。第一，“始揭致良知之教”的背景。正德朝政治败坏，时局动荡。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重新调整权力分配，使封建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更新观念，改进儒学，为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学根据的任务”2。王守仁“致良知”说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当时，王守仁统领的官军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农民群众，而他自己在平息宁王叛乱中也受到张忠、许泰一伙的诬陷。农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和宁王反叛、张忠一伙的争权夺利，本是性质截然相反的两回事，而王守仁却不加区别，统统认为是人心“不正”、“私欲”作祟的结果。因此，他主张要用所谓“良知”去代替“私欲”。他说“经今变后，始有良知之说。”又说“自经宸濠、忠（张忠）、泰（许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自今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见”3。 第二，“致良知”的渊源与内容。“亚圣”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的“致良知”就是在孟子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他前前后后说了许多，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提法亦有所不同，但都是指人的自我意识。或云“吾心之良知，即天理。”或云“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2。或云“自知之明，便是良知。”3比如说，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羞恶、是非之心等等，都是生来就有的，“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这些都叫“良知”。可见，王守仁所说的“良知”，归根到底也就是指封建“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和人的道德修养。一句话，就是要发现“良心”。 第三，“致良知”的方法和目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4。只要恢复人的本性，就可以“致良知”。而恢复本性的根本方法便是“去人欲，存天理”5。“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没有恶的一闪念，是由于他去掉了“私欲”，存了“天理”，故其“心与天地一体”，“与天地同流”，对天下之人无分内外远近。“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不要“有我之私”，不要求“物欲”，不要“相矜以知，相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2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990年第2期。3《王阳明年谱》，正德十六年正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三。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罗钦顺》。 2《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三。 3《与王公弼》，《王阳明全集》卷五。 4《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5《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南赣乡约》，《王阳明全集》卷十七。 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就能做到致良知7。“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血骨”，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孔门正法眼藏”，一旦人人自致其良知，天下就实现“大同”了2。王学虽然和朱学在如何看待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上存在着分歧，但在“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主张要性善，不要有“恶”的念头，不要有“私心”。 第四，所谓“致良知”的实质，就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人们的行动准则和规范，禁锢人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要求劳动人民放弃为生存而斗争，安于现状，永远忍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通过“去私欲”，达到保存封建剥削制度之目的。 总而言之，王守仁的“致良知”，同他的“心生万物”或“心与天地一体”，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颠倒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从根本上说是谬误的，是先验论的表现，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明中叶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阳明心学的产生，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也含有某些合理性、积极因素。它强调“心”的作用，强调专做“正人心”的功夫，即是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强调它是世界的本原、本体、主宰。“强调主体意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类自身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对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如此，阳明心学‘开发’、‘开大’等特点还改变了朱门后学支离繁琐、帖括拘泥的学风，活跃了学界的哲理思维，提高了学人的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准，把宋明理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期。”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助于缓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社会秩序暂时得以相对稳定。所以，它一经提出就能产生巨大影响，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儒学的主流。 7《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与杨仕鸣》，《王阳明全集》卷五。 2《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990年第3期。第六节身居闲职，讲学不辍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逝世。四月，宪宗之孙朱厚熜入立，更号嘉靖。 王守仁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安静地方”有功，嘉靖皇帝本欲委以重任。六月二十日，他奉敕旨由南昌起程驰驿赴京。可是，由于当时朝廷为“大礼议”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最高统治集团斗争的结局对他也不利，故衔王守仁的费宏再度得势入阁，而过去积极他的兵部尚书王琼则因坐结交宦官罪被发往绥德充军，加之时论对他以“致良知”为主旨的“心学”毁誉不一，因此，谗邪构煽，祸变莫测。就在王守仁奉旨出发之时，费宏等人潜讽科道官建言朝廷新政伊始，武宗丧事未毕，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遂下令止守仁于浙江钱塘道上，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王守仁不赴任，以多年征战在外，家中“亲老多病”为辞，就地上疏恳乞顺道回里省亲，获准。 自永乐朝国都北迁之后，南京改为留都，与北京一样设有一整套官僚机构，品秩亦同。但不掌握实权，没有什么大事可干，全都是闲散职务。王守仁的兵部尚书也是如此。 九月，王守仁回到余姚老家。十二月，朝廷对参加平叛宁王的各官员论功行赏，名义上封王守仁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曾祖、祖、父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但实际上，不予诰券，不给岁禄，徒有虚名。其同事有功者，亦多名为示迁，而阴多绌之，废斥几无存者，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个别人得到加官晋级。王守仁闻之，愤甚。嘉靖元年（522）二月，父王华死，王守仁居家守孝，屡次疏辞封爵，并建议起用平宸濠有功诸臣，咸不报。同年，御史程启充、给事中毛玉等秉承费宏之意，倡议论劾王守仁，反对“心学”。官僚章侨、梁世骠等人也上书，谓三代以下“正学唯朱熹”，现在有人以“异学”号召天下，取陆九渊之简便，诬朱熹为支离，应下令天下严行禁革。此事得到皇帝的同意。不久，即请朱熹的后裔朱墅充“五经博士”。在科举考试中，也有人暗示要否定陆、王之“心学”。还有人再次提出王守仁为宁王宸濠同党的问题。嘉靖四年四月，王守仁免丧服，例应起复，不召。礼部尚书席书、御史石金、光禄寺少卿黄绾等交章论荐，因费宏阻挠，仍不召用。有人屡推王守仁为“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2。一直在家闲住了六年。面对逆境，王守仁一方面公开表示要做一个“志存古人”的“狂者”，不再做遮遮掩掩的“乡愿”。他说无论别人如何忌嫉他势位隆盛，非议他与朱熹争异同，攻击他门徒日众，他都要“只依良知行”，把谤议置于一边。并声称除了“致良知”之外，一切所谓学问都是邪妄和异端，世界上的知识除“良知”之外没有可讲的。后来还将他最得意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2，传授给他的门生。另一方据杨天石《王守仁》，中华书局972年版，第3页。 2《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王阳明年谱》，嘉靖二年二月条。 2《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冲霄帖吧卷三。 面，继续讲学不辍，先后在绍兴创办稽山书院和阳明书院，招集绍府八县及湖广、广东、南直隶、江西等省子弟，仅在稽山书院者即多达三百余人。嘉靖六年初，广西思恩、田州地区爆发了瑶、僮各族人民起义。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卢苏、王受等人，由于明皇朝准备改土司为流官，进行直接统治，触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乘机胁众煽乱，总督姚镆集四省之兵仍不能定，弄得朝廷无计可施，最后才不得不同意兵部左侍郎张璁等人的意见起召王守仁。五月，诏王守仁以原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3。守仁闻命，因“痰疾增剧”而上疏请辞。不允，并遣使敦促上道。九月初一日，他扶病自绍兴老家起程。十二月初一日至广西梧州，上疏谢恩，同时条陈军政大事，一曰思、田地处边陲，不宜改土（司）为流（官），必须仍存土官，才能“藉其兵以为中土屏蔽”。二曰当前所应忧虑者是各族人民起义，不是一二个上层人物的叛乱，对他们不必大动干戈，应当予以招抚，以便共同镇压各族人民起义4。是月，命暂兼理巡抚两广。 嘉靖七年二月，在王守仁招抚政策的威迫下，卢苏、王受率众一万七千余人到广西南宁接受投降，并请马上带兵杀“贼”，立功赎罪。王守仁称他此次出征是“不戮一卒”，而思、田平定。为了明理学，正人心，振风教，王守仁于同年四月建思田府学，六月立南宁学校。七月，在朝廷没有降旨的情况下，他以“思、田既平，苏、受新附”，故伎重演，采用“罢湖广兵永不再用”，利用撤兵麻痹起义军，命将分道围剿广西八寨、断藤峡等处义军，遍搜山洞，杀害四千余人，血腥镇压了轰轰烈烈的断藤峡农民大起义。是月十二日，他上经略疏，亟言在这些地区必须改立卫所，开设县治，从根本上切断农民起义军的脉络和咽喉。“若失今不为，则数年之间，贼以复渐归聚生息，不过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十月初十日，上《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同日，又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疏入，未报，即自行取道回家。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守仁行至江西南安县，病势危亟，弥留之际，仍问门生近来进学如何？念念不忘他的“心学”。门生问何遗言？王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何复言”。十一月二十九日（529年月9日）辰时气绝死，终年五十七岁2。 王守仁既卒，吏部尚书桂萼等人好喜功名，甚怨王守仁，遂奏其擅离职守，又言处置思、田事宜失当，学术不端，诋毁朱熹，招集门徒，互相倡和。虽平“贼”、擒宸濠有功，亦“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乃诏夺爵，停恤典。子不得嗣封。直到隆庆元年（57）五月，因“廷臣多颂其功”，才追为新建侯，谥文成。二年，子正亿嗣世伯爵。万历十二年（584），以大学士申时行等人之请，准入孔庙从祀。“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明史》赞曰有明一代，“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其实，在政治上他并不值得称道。在学术上，虽然他的“心学”是集历代主观唯心论之大成，但是毕竟自成体系，又敢于公开非议朱熹，打破了程朱理学僵化3《明史》本传作“总督两广兼巡抚”，有误。兼巡抚，时在十二月。 4《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王阳明全集》卷十四。 《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五。 2《罪惟录》等书作“年五十有八”。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的教条，具有活跃人们思想的作用。尤其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对明后期和清代的思想界具有启迪的作用。他的学说对日本、朝鲜等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足迹所至，注重兴学校，办书院，招徒讲学，“弟子盈天下”，在教育上也有可取之处。 第二十一章王艮第一节从灶丁到学者王艮（483—54），是泰州学派创始者。初名银，字汝止，号心斋，人称心斋先生。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生于一个世代灶户家庭。 泰州安丰场，为明代淮南盐场之一。盐场有团有灶，灶有户有丁，数皆额设，役为永充。灶丁煎办之苦，甚于耕凿之民，而宽恤之惠独无一分之及。他们既要向封建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盐品，又要承担各种杂役。因此，绝大多数的灶户都是极端贫困的，王艮的家庭也是如此。他七岁“始受书乡塾”，至十一岁即因家境清寒，不能继续上学，“辞塾师，就理家政”，参加劳动，备受艰难困苦。但是，他聪明好学。“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一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2王艮自十九岁起，奉父亲之命经商，开始贩运私盐，从中牟利，由此结束了灶丁生活，摆脱了贫困，“家道日裕”。其时，他以山东为孔子故乡所在，径趁其地，入曲阜，谒孔庙，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是“奋然有任道之志”。回家刻苦攻读《孝经》、《论语》、《大学》三书。他学无师承，信中谈说，逢人求教，以顽强的精神自学儒家经典著作，遂从经商转向治学。二十六岁时，曾替父亲到官府服徭役。 王艮，不但“经理财用，人多异其措置得宜，人莫能及”，善于经商理财，而且善于学习和思考。“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或执传辩难者，即为解说明白”，不拘泥儒家经典的释义和宋儒朱熹的章句之学。二十七岁时，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必有为圣贤之志”，欲为天下万世师。二十九岁时，“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衣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同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在语默皆在觉中”。于是毅然以先觉为己任，欲救斯民于水火。开始在家乡讲学。其学主“格物”，“以悟性为宗，以反己为要，以孝弟为实，以乐学为门，以太虚为宅，以古今为旦暮，以明学启后为重任，以九二见龙为正位，以孔氏为家法”2。 正德十五年（520），江西吉安人、塾师黄文刚闻王艮讲解《论语》，颇似王守仁的“致良知”，乃诧曰何类王守仁语也。王艮大悦，遂于同年九月坐船至南昌。及入城，他一身道人打扮，头戴自制纸帽，身着稀奇古衣，手执笏板。“观者环绕市道”，人多怪之。起初，王守仁对他有些鄙视，王艮对王守仁的观点亦不完全同意。经过多次究竟疑义，反复论难，最后王艮才自愧他的“格物”不如王守仁的“致良知”之高深，心服口服地拜其为师，从此在王门达八年之久。王艮原名银，这时王守仁改银为艮，字汝止。 分别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三《年谱》七岁和十一岁条，922年印行。2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民国年间陕西教育图书社铅印本。以上皆见《全集》卷三《年谱》。 2《全集》卷五《疏传合编上·吴甡从祀奏疏》。 第二节师生之间“艮本狂士”。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不同，尤其是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王艮和其师王守仁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在学术观点上，王艮有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一面。在治学态度上，又具有顽强的独立思考精神。因此，他入学王门之后，经常在各种问题上与王守仁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时不满其师说”2，甚至“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3。嘉靖二年（523），王艮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拯救民众，自制一驾蒲轮车，带着两个仆人，北上京师。一路之上，他聚众讲学，“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面向社会，面向普通群众，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次北行讲学活动，无论是讲学形式还是讲学内容，皆有悖于王学正宗，具有鲜明的“异端”色彩，从而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注意，“男女奔忙”，“聚观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轰动一时。自然也引起王守仁的强烈不满，特地遣人令他作速南归。王艮回到绍兴，欲见王守仁，王守仁以其“意气太高，行事太奇”，严厉裁抑，“及门三日不得见”。直到王艮长久跪地求情，承认错误，始予宽恕。 嘉靖三年以后，王艮主要在绍兴及南直隶广德州、泰州、南京等处从事讲学活动，结交各地官僚和著名学者。同时进行著述，撰写《复初记》、《天理良知说》诸书，多数是承袭师说，重复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但也有所发挥，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主张，显示出不同于王学的独立见解。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卒。翌年十一月，在绍兴举行会葬。王艮乃“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自此开始创立泰州学派。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王艮传》。 3《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全集》卷三《年谱》四十七岁条。 第三节创立泰州学派嘉靖九年，王艮赴南京会见王门同学邹守益等人，聚讲于鸡鸣寺。 十年，居家讲学。是时四面八方的学者以及佣工、樵夫、农民、商人等普通平民百姓，纷纷入门定师弟礼，门徒日众。艮“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并由此陆续写成一批著作，如《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书》、《均分草荡议》、《王道论》、《大成歌》等，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政治、学术观点。其中，《格物要旨》和《勉仁方》两书，被誉为是“百世不可易”之作。 十四年，泰州大饥，“族家子至除夕多不举火”。艮命长子王衣以所食粟赈之，并劝乡里富者共济饥民。 十五年，会王畿于金山，访唐顺之于武进。又入南京泛交各界官僚。御史洪垣访艮，且为其构东淘精舍数十楹。 十六年春、冬，按淮阳之御史吴悌两次至泰州造访王艮。是年，艮“玩《大学》，因悟格物之旨”。时，有不谅艮者，谓其自立门户。王艮闻而叹曰“某于先师受罔极恩，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 十七年，以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奏请摊平，几十年不决。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遂谋于王艮。艮竭心经画，二公喜得良策，“一均之而事定”。 从十八年起，王艮时时患病，而四方入学者日益众。艮“据榻讲论，不少厌倦”。 总观这一时期王艮的活动，一在与王门同学和各界官绅广泛接触交游，以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二为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关心民众的切身利益，为民请命，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三是在此基础上，以家乡安丰场为基地，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广收门徒，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建立自己的学派，传播自己的学说。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54年月4日），王艮以病不治，卒于家，终年五十八岁。有子五，长王衣，字宗乾，号东堧；次王襞，字宗顺，号东堧，“皆能承其家学，不习举业”2。 王艮因出身贫寒，“自少不事文义”，文化水平较低，所以“鲜少著述”。今传《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五卷）内所载之语录、论文、诗，多系经过其子和门人收集整理而成。其著述之少，在儒家各学派的创始人中亦属少见。以上参阅《全集》卷三《年谱》有关各条。 2袁承业《明儒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第四节王艮的叛逆精神及对后世的影响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也是明末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思想派别。这个学派与王守仁的“良知”说关系很深，基本上以陆王心学作为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从王学演变分化出来的。但是它又有别于王学，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叛逆精神。李贽曰“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王艮泰州学派的主要学说有二一曰“百姓日用之学”。这是泰州学派的主要宗旨。泰州学派产生、形成于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实质上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这时明皇朝已经走向衰落，政治，赋役日增，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王守仁不但奉命督师围剿“山中贼”，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而且为了破“心中贼”，从思想上消灭农民起义，提出了一剂救世“良方”，即以“致良知”为主要宗旨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张恢复人的本性，去恶从善，“去人欲，存天理”，放弃追求物质利益，正人心，去邪念，做圣贤。王艮，虽曾在中年拜王守仁为师，入王门多年，在哲学思想上深受王守仁的影响。但他毕竟出身于世代受压迫的贫苦灶户家庭，本人又当过灶丁，对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有着真切的体会，因此他和王守仁势必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首先反映在他提出的“百姓日用之学”（或称“百姓日用之道”或“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从思想渊源和理论形式看，虽然与古代儒家的传统思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说有关，但是在实际内容上却有着重大的区别。“日用”的本意，原是指实在事物，即“本体”。王艮认为，“日用”就是“本体”。他所说的“百姓”，不仅是指受压迫的下层群众，而且包括广大士、农、工、商；“道”，亦非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常行之道，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价值，人们的吃饭、穿衣等日常物质生活需要。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十分明确地把解决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需要作为“道”的中心内容和检验“道”的标准。又曰“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如果不能保障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他们丧失生存权利，挨饥受冻，那就不是“圣人之学”了。这同王守仁所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互为对立的。不仅如此，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还包含着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需要，强调发展平民教育。这是王艮泰州学派与王学的又一个区别，也是泰州学派的另一个重要特色。王守仁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以上引文均见《全集》卷一《语录》。 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竭力赞美唐虞三代“五伦之学”。王艮则不同。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学者，而且始终与下层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敢于冲破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提倡发展平民教育，力图把高深的儒学改造为士、农、工、商“人人共明共同之学”，用“愚夫俗子”的“日用之学”去取代经生文士的正宗儒学。这一点，在王艮所招收的门徒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学生，固然有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则是布衣平民。他最早的学生林春出身佣工，朱恕系樵夫，韩贞是陶匠。在泰州后学中，还有不少是农夫和手工业者等。 二曰“格物”（亦称为“淮南格物”）。王艮的“格物”论，在他入学王门之前已有所得，所谓“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是也。泰州学派的“格物”，也同样有别于王学。不仅不赞**为的道德修养功夫，以为“凡涉人为，皆是作伪”，而且涉及到人生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即“安身立本”之说。王艮训“格”为“格式”之格，而其“物”则指“身与天下国家”。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物，知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很清楚，只有“安身立本”，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安身”，首先要满足人们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要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享有个人的独立意志，做到不以利禄害身，不为己而害人，人己平等相待，人人相爱，实现“人人君子”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王艮还针对明中叶所存在的尖锐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主张行“仁政”、“务本而节俭”、重视平民教育。 泰州学派的上述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要求摆脱贫困、渴望平等自由，具有否定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的封建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幻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王艮本人作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学说在不少方面未能摆脱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尤其在他晚年过分强调孝弟，上书嘉靖皇帝，陈言“尽孝道而安天下之心”，要求通天下以孝为教，时时、日日、月月大讲孝道2。为了倡导新说，他甚至制造了一些悟道、梦兆之类的神话，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狂想，最终流于空疏。 然而，王艮的历史功绩是必须肯定的。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明中叶以后得到广泛的传播，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其门墙之盛，影响之大，皆在王门各派之上。《明史》曰“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又云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3。据不完全统计，泰州学派自王艮至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内属江西省籍者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山东各七人，湖北十一人，四川三人，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弟子中为广西、云南、甘肃三省之官者甚夥。他们当中，《王阳明全集》卷二《答顾东桥书》。 《全集》卷一《答问补遗》。 2《全集》卷二《与南都诸友书》。 3《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和《王畿传附王艮传》。 以进士为达官者三十六人，以举人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农吏为贤士入祀典者各一人，余以士庶入乡贤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载入《明史》一书者二十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余人。总之，“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于此可见，泰州学派人物之兴旺，同时也说明它既以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级势力较为强大的东南为其主要传播地区，但又决不是囿于一隅的地方学派。“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2王艮的泰州学派，为王门两大学派之一。然而，它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巨大影响，并不是由于它宣传王学，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在明中叶以后封建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日趋动摇、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的年代，敢于冲破封建制度的樊篱，否定传统价值观念，强调人的自然本能与生命价值，提出“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等违背儒家正统、有别于王守仁心学的“异端”思想，反映出平民的思想觉醒，具有“掀翻天地”、“赤手以搏龙蛇”、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英勇气概，具有“非名教之所能羁络”3、敢于破除名教的无所忌惮的叛逆精神。这是王艮泰州学派的本质，是它与王学的根本区别，也是它最可贵的精神所在。这种精神，在泰州后学的代表人物何心隐和李贽等人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何心隐（57—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家世饶财者也”。他自三十岁中举人之后，即放弃功名，从师颜钧（山农）学“心斋立本之旨”，从事讲学活动。东起杭州，西至重庆，南止福建，北到京师，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是泰州学派中一位反封建的斗士。何心隐与王艮一样反对王守仁“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主张“与百姓同欲”，肯定人类物质的合理性，认为广大劳动人民同样有要求满足生活需要的权利，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横征暴敛。他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社会组织方面敢于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李贽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道。”何心隐主张摈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把朋友和师弟关系置于其他一切关系之上，并用一种组织形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会”，以“尽道”、“尽学”。他还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家乡试行过“合族”的集体生活的计划，试图实现“老安少怀”的理想社会。最后因为坚决维护讲学自由，反对封建主义，遭受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迫害，被封建统治阶级诬为“妖逆”，于万历七年（579）九月在武昌为湖广巡抚王之恒杖杀。“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不知公之冤也”2。“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3。 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2《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 3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序》。 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2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3《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第二十二章明世宗明世宗朱厚熜（507—5）正德十六年（52）以藩王入继帝位，年号嘉靖。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与孝宗朱祐樘是亲兄弟。因武宗朱厚照无子嗣，朱厚熜入继大统。由于这种特殊因素，造成了他的特殊心理，也给嘉靖朝的政治涂上一种特殊色彩。 第一节议礼皇帝正德十六年（52）三月丙寅（4月20日），武宗因溺水得病而亡。刚袭封兴王的朱厚熜入继大统。四月，当朱厚熜与迎驾的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太监谷大用等一行从安陆驻地到达京师附近时，突然被挡了驾。原来是朝中主事的大臣们要朱厚熜由东安门入文华殿，待百官三上笺劝进，再即帝位。这是皇太子即位礼。然而，朱厚熜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他以武宗遗诏上“继统得人”和“兄终弟及”的话为据，声明自己是来当皇帝，不是来当太子的。他自己确定了由大明门至奉天殿的入宫路线，登上皇帝宝座。 首辅杨廷和原想藉拥立之功控制这个年轻的皇帝。在武宗死后，杨廷和曾用计擒获拥有重兵的武臣江彬。朱厚熜入宫前，他已总理朝政几十日。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功劳和朝中实力制约皇帝没有问题。谁知第一个回合就遭到失败，这也预示着一大批正德朝老臣的失败。 世宗即位伊始，又在议兴献王封号的问题上与杨廷和展开了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初，礼臣议孝宗皇帝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世宗不允，要臣僚们再议，他明确对杨廷和说“至亲莫如父母，卿等宜体朕意。”七月，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张璁上疏“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2这正合世宗之意。世宗立刻将张璁的奏疏颁下，命廷臣再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世宗皆不听。杨廷和只得退一步，在起草给礼部的敕书中称，奉圣母慈太后懿旨，世宗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蒋氏宜称兴献后，祖母邵氏称皇太后。 嘉靖元年（522）正月，杨廷和等利用宫中火灾制造舆论，迫使世宗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为本生父母。 然而，世宗也并非是孤立的，除张璁之外，一批中下层官僚，如主事桂萼、霍韬，同知马时中，员外郎方献夫，给事中熊浃，郎中黄宗明，经历黄绾等，以及个别上层官僚，如前朝老臣杨一清，湖广巡抚席书等，赞同和发展了“继统不继嗣”的理论，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接着，世宗又把张璁、桂萼从南京召入朝廷，准许杨廷和致仕，还责备他“因辞加咎，非大臣道”。嘉靖三年，皇考之争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遂了世宗的心愿。 为了争取保留“本生”二字，也就是争取孝宗—武宗系统的延续，二百多名官僚聚集在左顺门跪伏哭谏。有人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表示强烈的抗议。这使世宗非常恼火，在劝谕无效之后，将二百多人逮系入狱，为首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杖责，有十七人先后受杖而死。这是世宗对反对派官僚的第一次重大报复行动。 另一次重大报复行动是兴李福达之狱。山西人张寅通晓烧炼术，与武定《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 2《明史》卷十七《世宗纪一》。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侯郭勋交往。官府怀疑他是参与谋反的白莲教徒李福达。郭勋为他辩护，受到大臣弹劾。张璁、桂萼认为，这是借故诬陷议礼的郭勋，欲图波及议礼诸臣。世宗有意保护议礼诸臣，于嘉靖六年（527），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事，方献夫摄大理寺事，重新审理此案。张、桂等完全推翻旧案，有关官员被惩治，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七人，罢官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张寅获释，告发者被处死。后来有事实证明，张寅的确是李福达。不过，这无关紧要，世宗通过李福达狱达到了目的。 嘉靖七年（528）六月，完成《明伦大典》的纂修，对议礼作出权威性的总结，并定议礼大臣之罪杨廷和为罪之魁，革职为民；毛澄病故，削生前官职；前阁臣蒋冕、毛纪，前吏部尚书乔宇，前礼部尚书汪俊俱已致仕，各予革职，冠带闲住；前刑部尚书林俊革去生前职衔；前吏部侍郎何孟春、前吏部文选郎中夏良胜发原籍为民，等等。 兴献王称帝，需要立庙奉祀。嘉靖四年（525），在太庙旁立世庙，后改献皇帝庙。到嘉靖十七年（538），才奉兴献帝入太庙，称睿宗。为了将睿宗配享上帝，把太宗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另外，在嘉靖九年（530）还发起了天地分祭或合祭的讨论。将近四百名官员发表了意见。给事中夏言主张分祭，与世宗意见相合，成为定论，于是在京师分设天坛、地坛。 世宗对议礼似乎有特殊的嗜好，议礼成了嘉靖朝政治的一大特点。杨廷和等奉迎世宗之初，想到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武宗，因而希望通过登基仪、议皇考等一系列事件来加以制约皇帝。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批议礼的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人物，张璁、桂萼、方献夫以及夏言先后入阁，熊浃、黄绾、席书、霍韬、黄宗明等升任尚书、都御史或侍郎。在这个意义上说，议礼不仅仅是对封建礼法的争论，而且是权力的争夺和重新分配。第二节“嘉靖新政” 所谓“嘉靖新政”，指嘉靖前期整顿朝纲的措施。这应当从杨廷和主持朝政时说起。他在几十天的时间里，不但消除了江彬这一隐患，还革除了专为皇帝私人开设的店铺，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把武宗行宫中金银收归内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减少漕粮，罢斥恩幸得官者。仅裁革冒滥职员十四万多人一项，每年就省太仓粟二百五十万石。连世宗后来也承认“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杨廷和被除，却没有否定他采取的一些措施，甚至还扩大了整顿的范围。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就整肃朝政发表过一些更为深刻的意见。 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与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若有才识优异堪以任重者，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遇缺，酌量请简用，不许避嫌推托”2。多年以后，世宗懊丧地对徐阶说“君知人惟尧舜与我太祖耳。若（严）嵩者，朕所自简，不才若此。”3应当说，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贤能的标准去任用人才的。 整顿朝纲还包括整顿朝仪。某御史弹劾某官员在奏事时咳嗽失仪，世宗认为，此人并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时，他又说了“近屡旨禁肃朝仪，廷臣多故违以唾者”。4禁城内不许吐唾，明初有规定。世宗把这一条提到禁肃朝仪的高度。 土地失额在嘉靖朝已十分严重。明初土地总额是八百五十万余顷，弘治年间是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一作六百二十二万余顷）。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529），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田亩之失，或拨给于王府，或欺隐于滑民，或委弃于寇贼”。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决土地失额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舆论相当强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纷扰”。这或是因为他对土地失额的严重性尚无充分的认识，或是因为他缺乏同豪势家族作一番较量的勇气和魄力。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鞭（编）”法，嘉靖时期已逐渐在各个地区实施，这对于解决土地失额问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2《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八年八月戊辰。 3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二《言语下》。 4《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辛卯。 霍韬《修书陈言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 “嘉靖新政”很快成为泡影。到嘉靖后期，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节道长皇帝明代皇帝有别号自武宗始。世宗的别号很多，都离不开真人、真君、帝君之类，短者如“雷轩”，长者如“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可见其对道教的迷信。 世宗曾与大臣们讨论宗教问题。霍韬说，僧道盛者，王道之衰。方献夫说，尼僧道姑，有伤风化，应将现在者发回改嫁，以广生家。世宗认为他们的意见都很正确，也发过“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的诏令2。但他不是要取消道教，而是要把道教变成更皇家化、更贵族化的宗教。 世宗入宫后不久，便与道教结缘。嘉靖二年（523），太监崔文等在钦安殿修设醮供，请世宗拜奏青词。接着，召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专事祷祀，封为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并给邵元节的最高礼节是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另一个真人陶仲文则加少师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 嘉靖二十一年（542），即壬寅年，宫中发生事变。十月，世宗宿曹端妃宫中，险些被宫女杨金英等合谋勒死。史称世宗“性卞，待宫人多不测。”3此后，世宗移居西苑永寿宫，“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4，一心一意追求长寿去了。时章奏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入者，诸司衙门的章奏，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 由于沉湎于斋醮之中，以“清心寡欲”戒，世宗对后妃的感情淡漠。元配陈皇后，孕中逢世宗震怒，惊吓而死。第二任皇后张氏以“不顺不敬不逊”废。第三任皇后方氏，在处置“壬寅宫变”时，不但杀了与事宫女杨金英等，还杀了世宗所宠爱的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世宗对此一直记恨在心。嘉靖二十六年（547），宫中失火，方皇后被烧死。 世宗因迷信道教对诸子也日益疏远。庄敬太子死后，他把成婚的裕王朱载垕、景王朱载圳都迁到宫外居住，并且迟迟不肯再立太子。到了晚年，“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凡裕邸喜庆，一切不得上闻”2。朱载垕生皇孙不敢奏闻，不敢剪发。“一日，有宫女最幸者乘间以闻，上怒而谴之。宫中股栗，莫知所为”。3因世宗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当一批官员投其所好，并藉此晋升。做醮事要撰青词。所谓青词，没有实在的内容，要求形式的工整和文字的华丽、吉祥。如宫中有一只猫最得世宗喜爱，死后葬于万岁山畔，碑名虬龙冢，大臣的悼词中称作“化狮作龙”4。青词内容大抵如此。下面的长联被视作青词的代表作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天子别号》。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七。 3毛奇龄《彤史拾遗记》。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圣主命名》。 3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4《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首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双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5撰者袁炜是嘉靖末年的阁臣。第一个由于撰写青词受知于世宗的阁臣，是弘治十八年（505）乙丑科状元顾鼎臣。他在嘉靖十七年（538）入阁。袁炜在嘉靖四十年（5）入阁，严讷和李春芳在嘉靖四十四年（55）入阁，郭朴在嘉靖四十五年（5）入阁。他们被人讥为“青词宰相”。李春芳主持过制定“宗藩条例”，这是明代处置宗室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较有才学，但他们因青词写得漂亮，又合皇帝心意而入阁，也是事实。另外，严嵩嘉靖二十一年（542）入阁，徐阶嘉靖三十一年（552）入阁，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但他们也都善撰青词，这对他们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世宗的信任，巩固他们的权势地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夏言到严嵩似乎可以看作一种象征以议礼决定取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道教开始在政治生活中起更重要的作用。 斋醮造成财力的浪费是很惊人的。例如，斋坛匾额要用赤金书写“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其操笔中书官，预备大管，泚笔令满。故为不堪波画状，则袖之，又出一管。凡讫一对，或易数十管，则袖中金亦不下数十铢矣。”有的中书官因善书写而升卿贰，有一中书官因善揩油而致富，有一中书官既升了官又发了财。2世宗迷信方士，从嘉靖中叶以后开始大量服用丹药。丹药或取妇女月经，或取“生儿未啼时口中血”3，嘉靖三十一年（552）选八岁至十四岁女子三百人入宫，嘉靖三十四年（555）选十岁以下女子一百六十人入宫，都为炼药用。王世贞《宫词》中说“只缘身作延年药”4，真是很形象的说明。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3《万历野获编》卷四《徽王世封真人》。 4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一六○《杂缀》。 第四节君臣之间嘉靖朝是内阁权势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张璁、桂萼开始，阁臣打击异己，傲视七卿、科道诸臣，控制朝政，超过了前朝，但他们大都不得善终。这与世宗权势欲极强，猜忌心很重有很大关系，史载他“威福必自己出”。张璁、桂萼在议礼之争中立有大功，又都有才干。但张璁在八年的时间里，一次罢官，三次致仕，原因是他为人刚强，在改革朝政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嘉靖十一年（532）八月张璁去官，就是因为有彗星出现，世宗怀疑大臣擅政。桂萼在嘉靖八年（529）一年内就两次致仕，也受到世宗的猜疑。 夏言的命运也几经反复。嘉靖十五年（53）闰十二月入阁，嘉靖十七年（538）十二月成为首辅，次年五月致仕，未行复职，嘉靖二十年（54）八月落职致仕，十月复职，嘉靖二十一年（542）七月革职闲住，嘉靖二十四年（545）十二月复职起用，二十七年正月削保傅衔致仕。他失宠以及最后被杀，一方面是因为碰到了像严嵩这样善于利用各种机会的厉害对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太无所顾忌，按世宗所罗列“郭勋已下狱，犹千罗百织。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2另外，夏言还做了一些伤害世宗个人感情的事情，如世宗赐给入值大臣香叶巾等道家服饰，夏言密揭谓非人臣所服，不敢当。这对世宗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必欲置夏言于死地。 即使对于严嵩，世宗也保持着很高的警觉，虽然对官僚们的弹劾往往不以为然。嘉靖二十四年（545）九月的一天，已成为首辅的严嵩和吏部尚书熊浃被召至西苑。“上谓嵩、浃曰‘朕得一句，曰阁老心高高似阁，可对之。’嵩、浃闻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视。上曰‘若不能对，朕代对曰天官胆大大如天。’嵩、浃惶悚益甚，伏不能起。”当面说阁臣“心高高似阁”，吏部尚书“胆大大如天”，这无疑是一种警告了。 世宗的猜忌心极重，亦可从嘉靖朝官吏的频频罢官得见一斑。从嘉靖二十年（54）到嘉靖四十年（5）并没有发生什么大案，七卿中却有二十五人次被罢官。 嘉靖二十年，都御史王廷相为民；二十一年，刑部尚书吴山削职；二十三年，兵部尚书毛伯温为民；二十四年，吏部尚书熊浃为民，兵部尚书戴金免；二十五年，吏部尚书唐龙谪为民，兵部尚书路迎免；二十六年，户部尚书王杲谪戍；二十八年，礼部尚书孙承恩、兵部尚书赵廷瑞免；二十九年，户部尚书李士翱闲住，兵部尚书丁汝夔弃市；三十年，兵部尚书王邦瑞革职，刑部尚书顾应祥降调；三十一年，吏部尚书李默、刑部尚书应大猷闲住，兵部尚书赵锦谪戍；三十二年，吏部尚书万镗为民；三十四年，兵部尚书聂豹闲住；三十五年，起用不到三年的吏部尚书李默下狱死；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为民；三十七年，兵部尚书许论革职；三十九年，户部尚书马坤闲住，刑部尚书郑晓闲住；四十年，礼部尚书吴山闲住，刑部尚书冯天驭闲住。其中还不包括疏辞不肯就任而被罢免的官员。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七。 2《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 张合《宙载》卷下。 22 这一段时期，严嵩势力增长，对官员的任免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以上官员的罢免，多与严嵩无干。丁汝夔对“庚戌之变”负有主要责任，他是遵照严嵩的意见办事，杀他肯定不是严嵩的意愿。而万镗与严嵩同科，聂豹与严嵩同乡，唐龙一直与严嵩友善，赵文华虽一度与严嵩交恶，但终是他的义子。另一方面，如王杲被罢，是因为久不肯奉诏买龙涎香。可以说，对朝中大臣的任免，世宗受严嵩的影响是有限的，很少顾及严嵩的好恶，更说不上为严嵩所控制。 明朝方面大员受处罚、被罢官、被杀也不在少数。蓟、辽的总督，巡抚，从嘉靖二十一年（542）到嘉靖四十五年（5），有二十七人次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顺天巡抚张汉，建议大将可专杀偏将裨将，以树军威。此议颇不合世宗的口味，他对身边的大臣都缺少信任感，增强在外大帅的权威又怎能放心？有言官弹劾张汉刚愎，世宗就把他发配到边远的镇西卫。御史陈九德推荐张汉是可用之材，也被斥为民。张汉流放二十年，死于戍所。 南方各省督、抚则多受倭乱的牵累。首先蒙难的是浙江巡抚朱纨。其后，嘉靖三十四年（555），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被杀。从嘉靖三十二年（553）到三十九年（50），应天巡抚十易其人。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倭寇，不等继任到来便离任而去，被下狱除名。方任丁忧，陈洙才不足，未任。屠大山失事，下狱为民，陈洙谪戍，张景贤考察夺职，赵忻因金山兵变贬官，陈锭罢去，翁大立免职。虽然上述官员的罢免或被杀，基本是事出有因，但同时也反映世宗对官吏的制裁是很严厉的。 与鞑靼、倭寇的战争，是嘉靖朝的两大事件。鞑靼人围攻北京，倭寇骚扰南京，朝野震动。世宗对督、抚官的严厉制裁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57年月23日），世宗由西苑迁回乾清宫的当天即死去。《明史》评价他“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应当说，这是公允之论。 参看吴廷夔《明督抚年表》。 《明史》卷十八《世宗纪二》。 第二十三章张璁桂萼杨慎第一节张璁议礼之争张璁（475—539）字秉用，号萝峰，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永嘉人。弘治中考中举人，先后七次赴京会试，终不第。居乡中治学益力，遂贯通古今，尤精“三礼”。张璁性格耿直，争强好胜，凡事不随便附和，常与士大夫评论时政，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正德十六年（52），张璁始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适世宗入登帝位，议追崇所生父母之礼。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草武宗遗诏，策立世宗，又总朝政凡四十余日，颇事威福，乃指示礼部尚书毛澄，规定世宗继嗣为孝宗之子，礼以汉定陶王和宋濮议为式，不能过分追崇所生父母，并说有异此议者即是奸邪，可处以斩罪。会张璁观政于礼部，心非其说，遂上疏论陈其事。张璁指出，汉哀帝和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及濮王的儿子，他们分别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养宫中为嗣子，其为之后的身份是明确的，今武宗无嗣而崩，大臣遵祖训迎立今上，武宗遗诏亦只称兴献王长子云云，遗诏未有要其为大宗后嗣之意。张璁陈述了这些事实后，提出了议礼的主张，当今皇帝以伦序当立的身份入继大统，与汉宋继嗣的事例迥然不同，追尊原为藩王的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张璁还从礼制上分析了朝中大臣师法濮议的错误，第一，《礼》中有明文规定，长子不得为人后。而世宗恰恰是兴王独子，如为人后，则违反礼法而自绝其宗。其二，世宗生母尚在，如按杨廷和、毛澄的主张，则世宗只能称其母为皇叔母，母子关系就要变成君臣关系，这样又违反了子无臣母之义。于是张璁建议，在京师建立兴王之庙，迎养生母，以全尊亲养母的大孝。世宗本意要追尊父母，无奈被杨廷和等人控制下的廷议牵制，所以一看到张璁的奏疏，十分高兴，连声赞叹，“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世宗将璁疏交付内阁拟旨批答，要阁臣等重议追尊之礼。杨廷和凭借权势，胁制廷臣附从己意，他并不把这个初入仕途的新科进士放在眼里，“斥曰‘秀才安知天下事’”2。然而杨廷和却无法回答张璁的诘难，于是唆使科道官员交章弹劾张璁。时世宗之母兴献王妃蒋氏至通州，闻廷议将以己子为他人子，十分不悦，留驻不进。世宗乘机以归藩养母相要挟，杨廷和等人大窘。张璁又撰写《大礼或问》，辨论继统与继嗣的区别。并就礼制上的尊崇及墓庙诸事析说甚详。《大礼或问》在部分朝臣中传阅，颇有影响。礼部侍郎王瓒赞同张璁所议，并在朝官中传播其事。张璁决定要把《大礼或问》奏呈世宗，杨廷和得知，非常恐慌，布置翰林修撰杨维聪等人诱阻之，张璁不从。世宗看了《大礼或问》后，要礼部议处，杨廷和知道自己控制不了局势，于是拟敕下礼部，诡称奉孝宗张皇后懿旨，追赠世宗之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则称兴国太后，祖母邵贵妃则称皇太后。此举意在略作让步，以厌世宗之心，并称奉皇太后懿诏，云云，表示廷议仍未尝以之为是，借以在心理上牵制世宗。《明史》卷一九六《张璁传》。 2《明通鉴》卷四九，正德十六年七月。 杨廷和为了减少和消除张璁在朝中的影响，他指示吏部将其授职为南京刑部主事，使其远离京师，不再妨碍自己推行所议。张璁到南京后，与同官刑部主事的桂萼结为政治盟友，二人讨论古礼，研究与杨廷和等人斗争的策略，等候时机，再度掀起议礼的斗争。 张璁在南京任职期间，京师发生了几桩与议礼有关的事件。世宗任命皇亲蒋荣为安陆祠祭署奉祀官，按杨廷和的安排，世宗既为孝宗之后，议以崇仁王朱厚炫嗣兴国，则应由崇仁王奉祀，群臣上疏争其事，世宗不予理会。关于庙乐，廷议以“正统本生，义宜相间”，主张安陆祠庙较太庙用乐应降低等次，世宗置廷议不顾，命用八佾乐舞，又自制乐章，“迎神曰太和，初献曰寿和，亚献曰豫和，终献曰宁和，彻馔曰雍和，还宫曰安和。”这个乐章和太庙诸帝享用的乐章完全一样。 同安陆庙祀相类的事，还有世宗祖母寿安皇太后的丧礼。按杨廷和的安排，世宗既为孝宗之子，其庶祖母的丧礼较嫡祖母应有所减杀，定为哭临一日，丧服十三日而除，文移两京，不以诏告天下。世宗不遵所拟，服丧二十七日，服除视朝，不鸣鞭，不鸣钟鼓。世宗还不顾杨廷和的阻挡，将邵太后袝葬茂陵。祭祀是封建皇朝的大政事，然而某些庙祀礼制毕竟属于皇室私事，杨廷和不可能过分干预。以上事件表明，世宗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杨廷和的安排，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推翻其决定。 京师的这些消息给张璁、桂萼极大的鼓舞，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重议大礼，世宗立即纳其议，要朝臣集议其事。杨廷和自揣难以维持旧议，于是辞职。杨廷和去后，赞成张、桂观点的人渐次增多，许多人上疏赞助其说。世宗下诏，命张璁、桂萼入京参加关于大礼的廷议。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为了阻挡张璁等入京，不惜作出让步，改动兴王的称号。嘉靖三年四月，诏称武宗为皇兄，称孝宗皇考，称兴王本生恭穆献皇帝，称兴王妃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改动的实质是在兴王尊号中加一个“皇”字，虽称兴王为父，却冠以“本生”二字，以志区别。张璁、桂萼在赴京师途中获知这一新情况，为了彻底击败政治对手，二人毅然上疏请去“本生”二字，指出问题的关键，孝其亲不在于一个皇字，“惟在于考与不考”。世宗接到两人的奏疏，大喜过望，复下诏催促张璁、桂萼等速来京师。张璁等到京师后，“复条上七事，极论两考之非，以伯孝宗考兴献为正”2。张璁又奏上《正典礼第七上十三议疏》，全面阐述议礼涉及的问题。世宗十分欣悦，特旨擢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不久免去党附杨廷和的蒋冕、毛纪、汪俊的职务，廷杖左顺门哭谏诸臣。三年九月，张璁等议礼诸臣参与廷议，决定称孝宗和张皇后为皇伯考皇伯母，称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王妃为圣母章圣皇太后。至此，张璁的议礼主张实现了，张璁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由此确立。嘉靖四年，记述大礼议的过程的《大礼集议》书成，后赐名《明伦大典》，张璁进官詹事兼翰林学士。五年七月，升兵部右侍郎。六年内阁大学士贾咏与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及三法司诸臣涉嫌借李福达案陷害张璁、桂萼及议礼的武定侯郭勋，世宗着意保护议礼诸臣，尽换法司官员。世宗命张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献夫署大理寺，重新审理李福达案。张璁等尽反其狱，《明伦大典》卷九。 《明伦大典》卷十三。 2《明伦大典》卷十三。 并借此案打击异己者，株连四十余人，史称大狱。大狱之前，科道尚狎视张璁，欲借京察拾遗之例打击之，大狱之后，旧党诸臣都不敢轻视张璁了。改革弊政，抑制宦官张璁掌握了国家监察大权后，立即运用监察之权，改革弊政。他反复申明太祖规定的宪纲，像太祖那样严格地约束官僚集团。首先整顿都察院，对不遵守有关规定、耽误公事的“河南等道监察御史傅元等二十员”查催赴部。又疏请对失职的科道官员进行惩治，严格检查十三道的工作效率，要求各官在规定的时限内将题奏涉及的公事办完，对办事拖沓的人员轻则量行戒谕，重则参劾别用。张璁在院，斥去失职的科道官员二十多人，补充以比较廉明和干练的人员，改善了都察院的状况。正德以来，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三法司非常散漫，竟然到中午才开始办公，相沿成例。张璁请申饬三法司堂官严督所属，早上散朝后，就各回衙门开始办公。张璁尤其痛恶官僚的贪污和行贿，都察院行文京内外各衙门，“敢有仍科派小民馈送京官者，在外许巡按御史纠察，在内许缉事衙门访捕，依律治罪”。张璁执法严格认真，打击了正德以来贿赂之风，史称“一时苞苴路绝”。嘉靖前期，吏治得到改善。嘉靖六年冬，张璁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一入内阁，他立即对翰林院的积弊进行清理。正德以来，形成一些陋习，如规定由内阁教习的庶吉士才可进入翰林，其他部门的官员虽有文学才能亦不能入充翰林官员。由是，内阁将翰林职位在门生弟子中递相授受，形成结党营私的局面，损害了封建国家的利益。张璁疏请革除此弊，不拘内外官员，只要文学才行出众，都可以被推荐和召试授翰林之职。同时对现在翰林院官进行考核，将考核不符合要求的二十二人罢黜或外调他职。同时任命大理寺少卿黄绾、福建按察副使张邦奇等为翰林官员。张璁还加强了庶吉士的拣选和考核。 张璁借世宗平台召对的机会，密请撤除各地镇守中官，其后又屡次请求施行。由外藩入继帝位的世宗目睹正德中宦寺之祸，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张璁限制宦官势力的努力得到了成功，先后革去镇守、守备内官二十七员。正德中受中官控制的腾骧四卫改隶兵部，宦官势力遭到抑制和削弱。 张璁立朝，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即使与同议大礼的霍韬等人亦每因政事相争，不少假借。张璁对朝廷耿耿忠心，深得世宗嘉许，特赐银章二枚，文曰“贞良忠一”和“绳愆弼违”。时杨一清为首辅，翟銮先于张璁入阁，而世宗待张璁礼遇特隆。七年加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官场倾轧张璁利用议礼作为取得政治权力的手段，掌权后，他就致力于政治改革，清理正德以来的弊政。张璁因议礼而获得皇帝的不次拔擢，一般人视为干进，致使张璁等未能在士大夫中建立相当的威信，当时六卿都是很有资格的人物，他们表表自树，政治上同张璁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人，他《张文忠公集》卷三《催取风宪官员》，载《敬乡楼丛书》，民国黄群排印本。《张文忠公集》卷三《禁革贪风》。 们在议礼中观点同张璁基本相同，但却不愿与张璁一起为争礼而斗争。对大礼持相同态度的人尚如此，其他的人就不用说了。因之张璁等的改革缺乏深厚的人事基础，每论事立议，虽其主张明显的合理合法，却必定不能在大范围内获得推行，加上世宗严酷，张璁的举措受到一定限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影响。此外，张璁还受到“应机玩世，持禄苟安”的庸俗官僚杨一清的牵制。正嘉之际，杨一清在家闲居，因赞成张璁的大礼之议，得以被荐入阁。杨一清在武宗朝边功甚著，劣迹也不少。再相后，乘张璁整顿翰林院之机，“送乘间引所厚入院”，又“多循旧弊，用私人，受馈遗”2。于是张璁和杨一清产生嫌隙，进而相构不已。张璁在与杨一清的斗争中遭到很大的打击，八年八月，张璁被给事中陆粲论罢，幸而霍韬力为之辩，一清乃致仕，璁得召还，遂任首辅。杨一清始去，张璁又受到夏言的牵制。世宗自大礼议后，以制礼作乐自任，如分祀天地，罢太宗配祀等，夏言在更正祀典上迎合世宗，获得世宗的信任。张璁自取得政治权力后，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并不醉心于礼乐上的繁文缛节，对世宗兴作礼乐多所谏正。于是夏言和张璁相轧。十年七月张璁再次被迫致仕，后虽被召还，其改革的锐气和努力遭到极大的削弱。 张璁和桂萼在议礼时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斗争的胜利，执政后两人都锐意于革弊，但他们却免不了封建官僚的通病，二人因序位之尊卑发生龃龉，逐渐失去政治上的团结，以致使张璁遭到杨一清、夏言势力的攻击而蒙受重大损失。其后，张璁与议礼中的政治盟友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等无多改善，十四年张璁疾作，屡疏乞骸骨。十五年四月致仕，十八年二月卒，适世宗南巡在承天，闻之伤悼不已。赐谥文忠。璁传世有《礼记章句》、《敕对录》、《谕对录》、《大礼要略》、《钦明大狱录》、《张孚敬诗集》、《张文忠公集》。 支大纶《世穆两朝编年史》卷二《永陵编年信史》，万历刻本。 2霍韬《石头录》卷四；《玉堂丛语》卷六。 第二节桂萼均平赋役，屡忤官吏桂萼，字子实，号古山，江西安仁（今江西东乡东北）人。正德六年（5）进士，授丹徒知县，史称其人性刚使气，屡忤上官，后调知浙田，不赴。用荐起知武康，复忤上官下吏，还遭到御史白简弹劾。桂萼不但屡忤上官，他和一般的胥吏书手的关系也不协调，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中实属少见。桂萼在县任职，非常了解缙绅势家及豪强地主欺隐土地逃避赋役的情况，深知赋役不均给朝廷的统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因之，他积极致力于均平赋役的工作。然而官豪势家总是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把赋役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官豪势家不但通过诡寄、飞洒等诸种手法欺隐土地，又独占肥沃的土地，却只按低税率交纳很少的田租，不愿为农民“分粮”和“为里甲均苦”。只要有志于清理赋役积弊改变不公正状况的州县正官着手于丈量土地或均平赋役，“势家即上下夤缘，多方排阻”，使之不能有所作为。桂萼历次任上，都致力于均平赋役。正嘉之际，他任成安知县，排除多方阻难，终于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成安“原额官民地二千三百八十六顷五十九亩九分”，清丈之后，“均量为大地二千七百八十一顷四分五厘”2。丈地之后，桂萼“计亩征粮，民不称累”，纠正了当地社民享无税之田、屯民供无田之税的不合理现象。桂萼看不惯官场中的贪污腐化，痛恨势家豪强和地方官吏上下勾结、在征赋派役中营私舞弊的各种丑行，这就是桂萼屡忤上官下吏的社会原因。正德中，武宗政荒，大臣苟于利禄，士风日下，吏治黑暗，北方刘六、刘七和四川爆发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明朝的统治，武宗无子，因之引起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桂萼满怀经世济国之志，锐意革弊，而每被抑挫，他对正德以来的政治十分愤激不平。 以正大礼而入阁嘉靖初，桂萼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他身在闲曹，却非常关心国事和政局的变化。当他通过乃兄翰林修撰桂华获知朝中关于大礼议的斗争，即赞成张璁的主张。不久张璁被杨廷和党排挤到南京，桂萼与张璁在仕途上都多次受到挫折，对政治现状非常不满，两人在南京日相讨论，研究对杨廷和集团的斗争策略。 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请正大礼，疏中强调指出，宋人范纯仁已把预养为嗣的英宗和入继之主作了区别，而当今皇帝入继帝位分明是入继之主，为什么要遵从为预养的宋英宗而制订的濮议之礼呢？桂萼还指出杨廷和所议“灭武宗十有六年之统，泯遗诏禅受之旨，而夺兴献帝不可夺之嫡宗，且使兴国太后处慈寿皇太后之间，礼莫之尽”。世宗采纳了桂萼的意见，决心重议大礼。 《明经世文编》卷一八○，《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下引同。 2《成安县志》卷三《赋役考》，明刊本。 《桂文襄公奏议》卷一《请正大礼疏》，康熙刻本。 桂萼等人上疏激烈地批评杨廷和的议礼方案，世宗又不断降敕诘责杨廷和，朝官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附从，杨廷和自知难以维持，于是辞职。杨廷和既去，赞成张璁、桂萼观点的人渐次增多，世宗决定召张、桂入京。内阁蒋冕、毛纪为了阻挡张、桂来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提出在兴王尊号上略作让步，称世宗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但仍考孝宗母昭圣，并请下敕谕停召张璁和桂萼。桂萼、张璁在凤阳途中接到诏书，桂萼复上疏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请在尊号中去“本生”两字，名正言顺地追尊自己的父母。既至京师，桂萼又与张璁联名上疏，极论两考之非，指出两考是一种欺骗，实际上是剥夺皇帝尊奉父母的神圣权利。 桂萼、张璁初到京师，杨廷和党的势力尚盛，二人颇为孤立。刑部尚书赵鉴与给事中张翀等勾结，阴谋扑杀桂萼和张璁。世宗通过厂卫侦知其事，立即任命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两人又受到武定侯郭勋的保护。三年七月，由于礼部侍郎何孟春、翰林修撰杨慎等人的煽动和要挟，发生了群臣在左顺门哭谏争礼的事件，世宗杖责诸臣，同时罢免了毛纪、汪俊、何孟春等人的职务。世宗旋即任命赞议大礼的席书为礼部尚书，会同桂萼等齐集廷臣，议定兴王尊号，三年九月下诏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追尊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由于桂萼和张璁密切配合，奋力抗争，他们的议礼主张得以实现，桂萼等终于通过议礼击败杨廷和集团，在朝廷中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嘉靖四年，桂萼升任詹事，仍兼翰林学士。由于内阁首辅费宏的裁抑，桂萼和张璁虽列名翰林，却不获参与经筵，不参与献皇帝实录的修纂，不参与教习庶吉士等。费宏去职后，情况才有改变。六年三月桂萼升任礼部右侍郎，是年杨廷和余党借李福达案倾陷赞议大礼的武定侯郭勋，而欲牵连加罪于桂萼诸臣。世宗痛恶旧党借事罗织，尽换三法司诸官，以桂萼署刑部，张璁署都察院，方献夫署大理寺，重审李福达案。会搜查御史马录私书，内阁贾咏及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大理寺寺丞汪渊等密谋陷害大礼诸臣的私书被发现。贾咏引罪致仕，其他人则纷纷下狱候审。桂萼密承世宗风旨，认真审理此案，狱词颇详。该案最积极的策划者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承认犯了故入人罪，于是旧党利用李福达一案倾陷大礼诸臣的阴谋暴露无遗。桂萼等对该案进行判决，大略言李福达非白莲教，马录仇恨郭勋，构成冤狱，又列出了原来审理此案及与该案有关诸臣的罪过。世宗悉从桂萼所言，将该案编成《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李福达获得释放，马录等论戍，其因此案逮系廷杖、戍边、削籍诸臣凡四十余人。桂萼等以平反有功，受到嘉奖。是年京察，旧党犹借拾遗之例攻击桂萼，桂萼疏请斥逐杨廷和在言路的私党，实行科道互纠，世宗下令速举。于是京察和互纠罢黜科道十三人。是年旧党经过两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桂萼、张璁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赞议大礼的方献夫、霍韬、胡世宁、李承勋等渐居要职，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据四川蔡伯贯一案，奏称李福达实为白莲教魁首，请为马录、颜颐寿等平反，《明史》采其说，称“由是福达狱始明”（《明史·马录传》）。然而同时代的郭子章怀疑庞论（《国榷·嘉靖六年》）。支大纶亦不赞成庞论（《世穆两朝编年史》）。高拱、张居正坚持认为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修穆宗实录时，居正削去洗雪大狱的诏书和庞尚鹏疏。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实录中保留高拱的奏疏（《穆宗实录》、《万历野获编》卷十八）。 朝局人事焕然一新。 嘉靖六年九月桂萼改吏部左侍郎，旋升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明代尚书兼学士自桂萼始。任礼部甫逾月，迁吏部尚书，获赐银章两枚，文曰“忠诚静慎”、“绳愆匡违”，和内阁辅臣一样，桂萼获得了密疏言事的特殊权利。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八年二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创立一条鞭法桂萼执政后，发舒多年以来的政治抱负，革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积极主张均平赋役和清丈土地。桂萼久任地方，熟知下情，他悉心研究基层政权下的赋役之法，看到了业已推行的均徭法和十段册法的局限性。均徭法中的户等划分标准很不一致，户等一样，而实际丁产可能相去甚远；户等一样就要承担同等的差役。均徭法行之不久，它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再说十段册法，实施其法必须对各户丁粮作彻底清理，在此基础上均分十段，乃能奏效。然而此地十段和彼地十段的丁产仍很难一致，徭役的负担仍不均平。桂萼根据自己的经验，向朝廷提出了最新的赋役改革意见。嘉靖九年（530）十月，桂萼进呈《任民考》疏，提出取消照黄册派定年份轮役的老办法，改以一省之丁粮供一省之役。时户部尚书梁材根据桂萼的建议，规定了新的赋役征法“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行。”根据桂萼的意见颁布的赋役征法奠定了“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桂萼在改革方面承续了赋和役合并以及化繁为简的趋势，把各种役目并为一项，按丁粮一次编定，俱于秋粮征收。桂萼的主张比同时代的十段册等改革完善得多彻底得多，他的改革方略是明代各类赋役改革的总结。 同桂萼相先后，许多地方行政官员都推行了赋役的改革措施。万镗提出赋役的均平应“在县不止以里论，而当均于一县。在州不止以县论，而当均于一州。在府而所均当益广矣”。万镗所论，限于一府，而桂萼提出了在一布政司范围内通融科派，均平负担。不难看出，桂萼创立了一条鞭的赋役征收法则，又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在朝廷中倡导实行，他比同代改革者高出一头，较之于顽固守旧反对赋役改革的前内阁首辅杨廷和，不啻霄壤之别。2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的发展，从两税到一条鞭法，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桂萼在这个变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桂萼的赋役改革实践中，均丈土地是改革的前提条件，桂萼极为重视均丈土地的工作。他认识到只有把欺隐的土地清理出来，登记入册，朝廷按丁产佥派徭役的原则才能切实贯彻，桂萼多次上疏，强调重新丈量土地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在《进任民考疏》中指出“臣闻仁政必自经界始，今之经界存乎版图。自正统末，天下吏阴坏版图，诸色田土散漫参错，难以检讨。”《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一《桂文襄公奏议》卷八《进任民考疏》。《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哈佛燕京学社排印本。 2杨廷和为首辅时，曾拟旨反对役法的改革，见《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元年五月。桂萼还提醒世宗，势家豪强总是反对丈量土地，朝廷要下决心，要由有关大员会议其事，订出实施措施方案，才能有效地完成清丈工作。土地一经清丈，版籍澄清，各种违法行为就难以掩盖。桂萼丈量土地的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均丈土地的意义为许多士大夫所认识，世宗朝郭弘化、唐龙、简霄、顾鼎臣都继桂萼之后，疏请核实田亩，均丈土地。据各种史籍记载反映，嘉靖年间有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均丈土地的工作。 宦海沉浮桂萼还积极会同张璁，在嘉靖前期进行政治改革，肃清言路，加强都察院的监察职能，清理翰林院积弊，改变正德以来内阁控制翰林院以及内阁同六部结党营私的现象。桂萼还用世宗所赐银章密疏奏事，请“除百数十年弊习，罢还镇守”，襄助张璁请撤除镇守内臣之举。 桂萼等大礼诸臣以议礼为手段取得政治权力，在论资排辈和等级观念极强的封建士大夫中，被认为逢君干进。许多重要人物赞成其议礼主张，但在政治上却同桂萼等人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桂萼等在朝中仍显势孤力单。此外，守旧派政治势力虽经打击，仍寻找机会向桂萼等实施反扑，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如羽林指挥刘永昌越位妄奏，硬说都督桂勇与桂萼同族，表面上请削桂勇兵权，实则动摇桂萼的地位。旧党甚至利用星变为言，阻遏改革。 桂萼和张璁在议大礼中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集团斗争的胜利，其后又锐意革弊，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入阁后，桂萼与张璁逐渐失和，遭到夏言势力的攻击，而使大礼诸臣蒙受损失。在大礼诸臣中，有不少王学的弟子，如方献夫、黄绾等，桂萼和张璁反对程颐的濮议，对王守仁带有新倾向的学术思想持包容的态度。桂萼等执政后，推荐王守仁任总督两广兼巡抚。桂萼希望对两广土酋实现有效的控制，为明朝建立巩固的边疆和屏障，防止安南莫登庸的向北扩张。王守仁平定了思州、田州卢苏、王受的叛乱。为防止归顺的土酋复起叛乱，桂萼要求王守仁久任两广，责以抚处三年。会王守仁疾作，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下而径归。桂萼恶王守仁不奉行自己的靖边之策，两人关系恶化。王守仁死后，桂萼攻击王守仁并请申禁其学。方献夫、霍韬又各上疏替王守仁辩解，大礼诸臣意见各不相同，杨一清、陆粲乘隙攻击，八年八月桂萼和张璁一度被解职，遭受重大挫折。九年四月后被召回入阁，翌年正月引疾乞归，八月卒于家。赠太傅，谥文襄。桂萼著有《历代地理指掌》、《明舆地指掌图》、《桂文襄公奏议》。 《皇明经世文编》卷一八○《密论四事》。 第三节杨慎青年入仕，宦途坦达杨慎（488—559）字用修，号升庵。祖籍江西庐陵，六世祖避元末乱徙湖广麻城，再徙入蜀，遂居四川新都（今属成都）。祖父杨春，官至提学佥事。父杨廷和（459—529），成化进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507）入阁，官至内阁首辅。杨慎正德三年（508）会试下第，入国子监，拔历而事于礼部，尚书刘宇颇重之。正德六年（5）举进士。及至殿试，内阁首辅李东阳“密以制策题示”，故杨慎“所对独详”，于是列名一甲第一，取得状元头衔。这次科场作弊，大概做得很秘密，一般人无法知晓，所以没有发生。再者杨慎毕竟不是胸无点墨，在京师颇有才名，故未引起人们訾议。日后事露，史家还是把此事记载下来。李贽《续藏书》记载说，京师民众称杨慎为“面皮状元”。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称为“关节状元”。明代以来，实行八股取士，士子为应试而习时文，惟抄袭或揣摩程文以应试。明代科举答案限在永乐年间纂定的《性理大全》一书之内。成化中礼部右侍郎周洪谟奏请订正朱熹注“四书”、“五经”之误，宪宗以《性理大全》一书为天下士子“习学已久”为由，不准更改。这种科举考试，不是造就人才，状元并非就很有学问。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即默默无闻，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文化等方面俱无大贡献。再有，殿试时一甲三人的名次确定，也有很大的随意性。科名高下，往往取决于偶然因素，不关乎才学的高下，状元亦非必是人才之冠。一甲状元，例以相貌端正或体貌伟壮者为之，许多文优而因貌寝被改变科第名次的史不绝书。如建文进士王艮廷试本第一，以貌丑屈为第二，遂以胡广为状元。有的掉换科第名次的原因非常荒谬，如万历进士朱国桢，以名同国姓，且似佳谶2，于是拔为第一。甚至因姓名所用字难认而被任意更换名次，永乐十三年乙未科初拆卷，得第一名陈循，因与考官同乡，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第一，既而又以秸字难认，于是又改洪英为第一。有的纯出皇帝私意，如洪武十八年，本应黄子澄第一，“既启封，上自以梦故，用丁显为状元”，黄子澄反被抑为三甲进士。又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皇帝梦中听见雷声，遂拔雷鸣为状元。不难看出，在封建的社会条件下，状元属谁全凭帝王及考官的意向。状元非必真才。 杨慎既中高第，例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57）八月，武宗微行巡行于宣、大、榆林诸边。杨慎上疏切谏，未成，称病归。 世宗嗣位，杨慎改经筵讲官。武宗崩后，佞幸江彬伏诛，中官为恶者或已服罪，而大珰张锐、于经以纳金银获免，杨慎借讲《舜典》之机，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元恶大奸，则无可赎之理”。嘉靖二年（523），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纂修官。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二《科试考》。 《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减场解元》。 2《万历野获编》卷一五《廷试》。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廷争大礼，获罪遣戍嘉靖三年（524），大礼议之争又起。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璁请世宗继统而不继嗣，继而提出伯孝宗而考兴献。杨慎之父杨廷和坚持己议，不赞成世宗改变初议，其在内阁封还御批四次，前后执奏凡二十余疏。世宗坚持召桂萼、张璁至京重议大礼。杨廷和无奈，致仕归去。在议礼一事上，杨慎完全站在其父一方，对张璁等的议礼主张大加挞伐。张、桂来京后，被擢为翰林学士。杨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疏，言“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2。表示不愿与桂萼、张璁等同列，并以请求罢斥己职相挟。世宗怒，切责杨慎等诸臣，予以停俸处分有差。逾月，杨慎又偕学士丰熙等疏争议礼。当此之际，杨廷和虽已去职，其追随者皆居重位，如蒋灵、毛纪、汪俊、何孟春等，在他们的操纵下，詹事、翰林、言路及六部诸司等各部官员具疏，廷争大礼。世宗将诸臣之疏留中不下。 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朝罢，杨慎偕吏部侍郎何孟春倡言于众，要群臣跪哭宫门，给皇帝施加压力，听从群臣的意见。杨慎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杨慎遂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人在金水桥南拦阻散朝的百官，胁制众人跪哭谏争，并威胁说“今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2于是二百四十余名朝官俱跪伏左顺门。皇帝命司礼中官谕众臣退去，众人说要得皇帝遵从议礼前议的谕旨才肯散去。诸臣由早晨跪到中午。世宗大怒，命锦衣卫士执丰熙等八人下诏狱。杨慎与王元正撼门大哭，跪伏的众臣应之，声震殿庭。世宗益怒，命四品以上官员到午门听上谕，宣布给予跪伏者停俸处分。又命收禁五品以下官若干人杖之。杨慎服杖之后，又被谪戍到云南永昌卫（今属大理）。 嘉靖六年（527）冬，云南寻甸、武定土司安铨、凤朝文叛乱，流劫于嵩明、杨林、木密等地，进而围攻省城。杨慎适在戍所，慨然曰“此吾效国之日也。”于是戎服执戈，帅百余人往援木密。入城后，“与副使张峨谋固守”3。杨慎在滇，时领戎役，或于永昌，或于沪州，或于重庆。杨慎虽身为戍卒，地方大吏及黔国公镇守中官都很优待他，故杨慎得乘间游历云南，咏诗为文，以抒其怀。而世宗因议礼一事最恨杨廷和和杨慎，每每向左右索问杨慎的情况，阁臣或以既老且病搪塞，世宗才稍稍放松他。世宗大婚，生皇子等，例行赦免，而杨慎等不能获得赦免的恩典。杨慎在云南三十余年，除了奔丧等特殊情况，不得随便奏请还家。根据有关法律条例，戍卒年满六十者可以请求由子侄替役。六十五岁的杨慎乞求有关衙门准许。而“军卫及当道皆唯唯，转相推调”。杨慎又委托门人走云南巡抚的后门，皆不得要领。地方官虽善视杨慎，但谁都怕皇帝怪罪，不敢越过界限。因之，杨慎有子而壮，却仍要以衰迈之躯，荷戈趋伍，对于一个曾一度风云于政坛的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是莫大的悲剧和打击。杨慎年届七十，私自归蜀，巡抚急遣四名指挥使逮之，械还。嘉靖三十八年（559）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光禄少卿，2《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2《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3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载《新都县志》。 杨慎《与同年书》，转引自《杨慎诗选》第42页注文，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天启中，追谥文宪。 杨慎在云南，努力从事于文化学术活动。其一生著述，绝大部分成于云南。杨慎在云南结交广泛，行迹所至，总是以其为中心聚集一批士人。云南为各族杂居之所，许多少数民族士人也都趋从杨慎。经常与杨慎从游的滇中士人有吴懋、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锜等，称杨门六学士。上述六人加上杨云山，又称杨门七子。与杨慎过从甚密的还有白族士人董难和丽江土知府木公。从杨慎在云南的诗文序中可以看出，同他交游的有百人之多。这些士子在杨慎的影响下，砥砺志学，大多取得了成功。杨门六学士之一的大理人李元阳系著名的白族学者、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早年归乡，与杨慎唱酬甚密。编撰《云南志》、《大理府志》，元阳还辑刻了不少书籍，可惜大都佚而不传。 杨慎与望风慕学的云南士人交往中，除了诗文词曲外，他还致力于经书、史书、子书的研习，甚至还涉足于书画医学等领域。杨慎对学问的广泛学习研究，其著述的辗转抄录和传播，推动了云南文化的发展。杨慎还在临安等地教授生徒。凡杨慎所至，各族士子皆从游向学，其门生弟子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如杨元达叙刻师作《诗话补遗》，梁佐编刻《丹铅总录》。洪武中沐英入滇，军兴之际，焚毁图籍，云南文化遭一大厄。自杨慎在滇，传播中原文化，培植人才，开启一代学风，其流风遗教，世代受人景仰。 需要提及的是，杨慎身为戍卒，因役事之间而往来各处，他不可能随身携带许多图书资料，况且地处偏僻落后的云南，图书资料也缺乏而难于寻找。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学术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所以杨慎许多时候和场合下，凭记忆写作，产生了许多失误，从而影响其著述的准确和质量。同时，在杨慎身上也不免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毛病，间亦有弄虚作假的缺点，但这与他传播中原文化和在文化学术活动中孜孜不倦的追求相比，始终是瑕不掩瑜。 著作等身杨慎幼承庭训，甚警敏。既在翰林，见闻益广。武宗叩问疑义，众不能答，杨慎广征博引，一一作答。尝奉使过镇江，谒见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随口成诵，杨慎十分惊异，于是克服松懈自满情绪，愈加肆力于古学。既戍云南，戎余多暇，书无所不览，尝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他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由于杨慎勤于学问，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其“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清代修《明史》时，尚有许多杨慎的著述还未刊出。近人根据新都升庵祠堂藏书、《四川省图书馆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古今图书集成》、《新都县志》、《新都年鉴》、丛书《函海》、《升庵合集》、《绛云楼书目》、《文瑞楼书目》、《顾修汇刻书目》、《益部谈资》、《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统计，杨慎著作则有四百种左右。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佚而不传的亦在其中，其中有重复的书目，因为杨慎的著述经多次刊刻和编辑，有一些书名是后人分类的类目，而并非升庵著作《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参阅陈廷乐《简辑杨升庵著述评选书目》，载《昆明师范学院院报》。的原名。 有的是他人的著作，也有伪托杨慎所著，这些尚待进一步考证和清理。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或私人藏书中，可见到的杨慎著述，包括杨慎所撰、所编、所辑、所选、所评注、所批点的共约一百三十四种。2还必须指出，署名为杨升庵的著作中，有一些并非杨慎所撰，有的是刻书之误，张冠李戴，有的是有意伪托。这些情况有的已经考证出来，有的已露痕迹，尚待进一步清理。如清代胡蔚把明人倪辂所撰的《南诏野史》列为杨慎的著作，并为之作序。此本初刻于乾隆，再刻于光绪，原版存云南省图书馆，印本流传颇广，故世人皆以为杨慎撰《南诏野史》。近人的《丛书书目汇编》亦将该书列为杨慎著作，即编者以讹传讹而编入之。3又《滇载记》一书，今各家均以杨慎之作目之。近人方国瑜研究结果表明，此书非杨慎所作，据《滇载记》嘉靖二十二年刻本，该书有姜龙的序，姜龙字梦宾，嘉靖初以副使任云南兵备道，《明史》有传。姜龙与慎极相友善，杨慎初来滇，姜龙适在任上，龙于五年解职，杨慎有诗文记颂其政，姜龙归后，二人亦诗文日相往来。姜龙原序说“（龙）俄起废承乏边圉，杨子用修由侍从论时事忤旨，谪戍博南，相得甚欢。暇则相与稽古问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间，得敝帙于故博士张云汉氏，曰《白古通》。白，即僰从省也。其事怪，其词鄙，盖滇地与身毒密迩，汉使之入也，假道于彼，则其怪也，有所蒙袭，无足究者。其书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审昉于何代，意其经几译，而后属之书，文何由雅也。余辄以慁杨子，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成一方之志，词旨简奥，足补史氏之阙。”结合其他史料考较，该序表明，杨慎与姜龙稽古问俗，时在嘉靖四年，删正其书，亦在该年。姜龙解职后，携该书归，与陆粲共赏而校刻之，在嘉靖二十二年。姜、杨从张云汉处得到的《滇载记》，已从僰文《白古通》屡经译述，转为汉文。姜龙所得即为已译述为汉文之本。惟其词鄙陋，经杨慎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之法，稍加整理而已。再从《滇载记》的内容看，有的史事出自《白古通》，有的录自汉文史籍，乃编纂之书。且该书未经仔细考校，多有粗疏错讹，如言南诏王会隆立于会昌十三年，会昌仅六年，何言十三？此书出自杨慎，当不至此。再从该书刊行情况看，陆粲最早刊行。收入丛书，则为嘉靖二十三年陆楫的《古今说海》最早。陆楫刻此书时，削去姜龙之序。后辗转传刻，亦无姜序。杨慎于是捏造作书经过，言其由僰文《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翻译而成。万历《云南通志》为之铺张宣扬，于是，点窜前人之作而据为己有的事实遂不为世所知。 梁启超曾经指出，杨慎撰述文章很好，但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也就是说，杨慎的治学态度颇不严谨。如其杂著中的《汉杂事秘辛》，不著撰人名，杨慎自序述云，“得于安宁州土知州万氏”。明人沈德符指出，此乃杨慎所伪作，许多学者也持相同看法。2杨慎著述中的杜撰、附会等不实之处，在明代就有人进行清理过，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沈德符《万历野2参阅《杨升庵研究论文集》，杨升庵博物馆、新都县杨升庵研究会编印，984年。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滇载记》；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上卷《滇载记》。参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评语》。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 获编》都有一些记载。明人陈耀文撰《正杨》四卷，系统地考正其误。据近人研究，杨慎著述多成于云南，但其所记与云南有关者，除词章外则甚少。惟《滇程记》记其入滇之经历。所撰《云南山川志》，简略而无足取，世人因重其人而屡刻其书。其《丹铅总录》以博雅著称，其中关于云南史事者仅数条而已，且大多错误，殊无价值。有的人认为杨慎对云南地方史事颇有研究，这实在是一个错觉。盖杨慎有关云南所作，大多诗歌词章，或乘雅趣而发之，有裨史事之著作则极少。3一般来说，杨慎的学术性著述可分为五种类别，第一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如《转注古音略》、《异鱼图赞》、《滇程记》、《古音骈字注古音略》尤见功力。顾炎武撰《唐韵正》时，引用了很多杨慎的材料。《异鱼图赞》则被认为可以与宋祁之《益部方略》相颉颃。第二类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本身在体例、内容、征引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如《奇字韵》，慎作该书时，对汉唐学者的研究成果似乎不曾注意，因而大大降低了该书的价值。属于这一类的书还有《古音丛目》、《古音列要》、《古音余》、《古音附录》、《水经注碑目》、《谭菀醍醐》、《丹铅总录》等。 第三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书，如《经子难字》，其书上卷是杨慎读诸经义疏所记，有《易》、《诗》、《书》、《三传》、《三礼》、《尔雅》，下卷是读诸子所记。杨慎读书时“或摘其文句，或摘其字音，绝无异闻，盖随手杂录之文，本非著书”2，其孙杨宗吾“过珍手泽”而编帙成册，这样的书当然没有什么价值。又如《六书索引》，杨慎著此书时，其所征引“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3，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它的可靠性。类似的还有《谢华启秀》、《檀弓丛训》等。 第四类是他人之作，如《滇载记》、《别本家礼》。《别本家礼》题作杨慎撰，实乃丘濬之《家礼仪节》。4类似的还有《广夷坚志》、《翰苑琼琚》、《词林万选》等。 第五类是杨慎的伪作。如《汉杂事秘辛》，清初学者胡震亨指出，该书的内容与汉代典章制度不符，虽杨慎复生，也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与胡震亨意见相似的还有姚士粦、沈士龙、王谟等。5《汉杂事秘辛》虽然是伪作，然而其文字佳丽，描写精细，颇有生气，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欣赏价值，不以史作目之，可划属文学史上传奇小说的范畴。杨慎的伪作还有《石鼓文音释》，据杨慎称，《石鼓文》拓本得于李东阳之手，李东阳告之曰“我犹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云云。3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南园续录·滇载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五“经部礼类存目三”。 5参阅胡震亨《汉杂事秘辛跋》，姚士粦《汉杂事秘辛跋》，沈士龙《汉杂事秘辛跋》，王谟《汉杂事秘辛跋》，均转引自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 杨慎《录石鼓文音释序》，参阅《升庵著述序跋》。 后来陆深、朱彝尊等学者发现了杨慎作伪的明证2，又李东阳犹叹惜“拾阙补残能几何”，怎么能有“篆籀特全”的东坡拓本送给杨慎？很明显，《石鼓文音释》是一部伪作，这样的伪作则毫无价值。 杨慎的诗歌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嘉之际，明诗由台阁体转向李梦阳等的前七子时代。李梦阳、何景明等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文坛上影响极大。杨慎受诗法于李东阳，他在贬谪云南之前，即与何景明订交，论诗谈艺，而颇有异同。杨慎不赞成李、何等人专崇盛唐的主张，认为应上溯汉魏六朝及初唐，从中汲取营养。杨慎善七律、七绝，其诗或自然清丽，或绮藻丽辞，或雄浑蕴藉，追踪汉魏六朝，仿佛三唐，取得较高的文学价值。总之，杨慎独立于前七子之外，独树一帜。尤其贬到云南后，接近人民群众，诗的风格和内容更臻至境。前七子之后，复有后七子之兴起，论明诗者，多着墨于一代文学的主流，于杨慎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有所忽略。 总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的汉民族中原文化乃是杨慎的主要历史功绩，同时杨慎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 2参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石鼓文音释三卷》。第二十四章严嵩徐阶高拱第一节严嵩《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入阁之前严嵩（480—55），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2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498），中乡试；十八年（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正德二年（507），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2。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3。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4。“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5，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7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5），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8。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2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严分宜》。 严嵩《钤山堂集》，崔铣序。 2据《明史》本传。严嵩自己则说“卧痾钤山阅八稔。” 3《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4严嵩《钤山堂集》卷二《感述》。 5《钤山堂集》卷二《乙亥年雪》。 李梦阳《空同集》卷十八《题严编修东堂新成》。 7《钤山堂集》卷三《奉酬空同先生垂访》。 8《钤山堂集》卷三六《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恭肃周公墓表》。 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正德十六年（52），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2，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3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4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5。 嘉靖七年（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2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3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4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53），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钤山堂集》卷二七《西使志》。 2《钤山堂集》卷七《奉近慈圣歌》。 3严嵩《历官表奏》卷九《奏乞休致》。 4严嵩《振秀集》卷一“予少孤多病诗”。 5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五。 严嵩《历官表奏》卷一《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2《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3《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4《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秋水长天最新章节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5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2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于慎行《穀山笔穀》卷四。 2《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五，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戊辰。 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3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54），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507—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2杨继盛（5—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3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六年正月癸未。 徐渭《徐文长三集》卷二五《赠光禄少卿沈公传》。 2《明史》卷二○九《沈鍊传》。 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2嘉靖二十四年（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3，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嘉靖二十一年（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 严嵩《直庐稿》卷一《敕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鹏》。 2《明世宗实录》卷四○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3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三《请立桥建名额》。 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4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嘉靖二十八年（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2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3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嘉靖三十七年（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4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5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4严嵩《历官表奏》卷二《论边事》。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五，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巳。 2《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庚寅。 3《明世宗实录》卷四四六，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己丑。 4《明世宗实录》卷四六三，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壬戌。 5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二《计处倭件（二）》。 严嵩《直庐稿》卷一《敕谕兵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胡宗宪》。 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2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3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2。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3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2。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5），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3。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4。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 2《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壬辰。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十七。 2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3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一。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严嵩传》。 2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大臣恣横》。 4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惑溺》。 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2。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3。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4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55），终年八十六岁。5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7。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2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二五。 3《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九，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丁丑。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籍没二相之害》。 5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六《大学士严公嵩传》。 唐顺之《钤山堂集·序》。 7《振秀集》卷下，杨慎评点。 第二节徐阶谪官与“早达” 徐阶（503—583），字子升，早年号少湖，后号存斋，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祖上一直受耕不仕，到他父亲徐黼才补了个邑的掾史（衙役），后升为宣平（今属浙江）、宁都（今属江西）县丞。徐阶五岁随父任上，亲眼目睹父亲处理公务的谨慎和辛劳，这对他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十六岁时，华亭知县聂豹见他聪敏早慧，读书用功，十分器重，“引为同志”，并向其讲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当时，王阳明心学风靡天下，鼓动海内。徐阶深受其影响，他还常与王阳明弟子欧阳德一起切磋学问。徐阶的才学受到当地“诸贤长者交口称誉”，在缙绅中小有名气。嘉靖元年（522），徐阶中式应天，次年，又以第三名中进士，时年才二十一岁。 徐阶“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2。入谒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见他翩翩年少，气度不凡，十分喜爱。授翰林编修，参与经筵讲授、预修《大明会典》及祀仪等机务。嘉靖三年丁父忧后，仍复原官。 嘉靖九年（530），世宗更定大礼余兴未衰，又准备黜孔子王号，易像为木主。首揆张孚敬迎合上意，佯交臣下讨论。大臣们“相顾慑讋，亡异同者”，唯徐阶独持异议，提出黜孔子王号三不必、五不可，据理反对。张孚敬很不高兴，诘问，你这不是叛我吗？徐阶回答说“叛者生于附者，阶故未尝附，明公何得言叛。”长揖出。世宗以不奉诏罪徐阶，将他谪为福建延平推官。 由京官贬为边远地方一个小小的七品刑狱官，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当时的徐阶并不以为然。他对人说“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盘根错节所以砺我不浅。”于是单车驰往福建。到任后，他平反冤狱，释放久系牢狱的囚徒三百余人；又力纠猾吏侵吞钱粮，打击盗贼；更定输银法；针对当地风气不淳的弊端，他主张拆毁**祠，创办乡社学，并亲自为诸生讲授圣贤之学，“因病设方，随问而答”2，很受欢迎。但延平山多田少产薄，民生极为艰苦。自邓茂七起义以后，几经兵燹，饥疫相继，生齿日耗，而官府赋役却有增无减。徐阶再勉力而为，作为一小小推官也无力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至此，徐阶才深为自己“以狂愚见斥于朝”，结果流落到穷山僻壤，失去了更大作为的机会而后悔懊丧3。 嘉靖十二年（533），迁黄州同知，未到任，又擢浙江佥事，管理和监督省以下的地方学校。十五年（53）升江西按察副使，仍督学政。在此期间，他勤于职守，“岁周行郡邑必遍，大要以正文体、端士习为先”4。江西是王阳明的发祥之地，他去后“大推明其学”，先后培养了许多进士，其后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2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2徐阶《少湖先生文集》张真序。 3参见《少湖先生文集》卷三四《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4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成为朝廷名宦者也为数不少。 嘉靖十八年（539），皇太子出阁挑选宫寮，徐阶被选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不久，他又升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国子监祭酒。当时吏风士习颓坏，吏士中“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徐阶尽力摆脱这种不良风气对学校的影响。他将学生分为“淑”、“慝”两类，循循善诱，发扬优秀，惩劝不良，勉励他们不断向上。所以诸生“人人感激，相戒勉”。嘉靖二十二年（543），徐阶擢为礼部右侍郎，两年后改吏部右侍郎，时年四十三岁。以这种年龄佐铨，时人视为“早达”2。徐阶踌躇满志，也更谨慎用事，尝“榜戒语于堂自警”。过去吏部大臣身居要职，多骄矜傲慢者，接见庶官，都不与深谈，“以示严冷”。徐阶以为，这样做是不能真正考察和识别人才的。他常亲自找庶官、下属交谈，向他们“咨访边腹要害，吏治民瘼，错及寒暄可怜语，冀以窥见其人”3，以掌握各级官员的优劣。这种折节下士、平等和蔼的做法，博得一致好感，庶官都愿与他倾心交往。徐府一时宾客甚盛，车马盈门。吏部先后几任尚书，如熊浃、唐龙、周用等也都雅重徐阶，凡事与之商量，托以肺腑。徐阶在缙绅中声名日著。他曾多次代掌吏部，推荐任用了宋景、欧阳德等有政绩、有才干的优秀长者。二十六年（547）他受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翰林庶吉士，官阶不高，然而翰林院却是国家优秀人才的荟集之处，朝廷遴选阁臣的重要场所。徐阶担负的实际是培养国家栋梁和一代储相的重要职责。在教育中他吸收和发展了王学中“知行并进”的合理主张，以为知之就要行。因此他“虽名不废课习，而脱去所谓骈丽帖括之旧，推所真得于身心者訾娓说之，又间勗以国典民事”，以有关国计民生的策问为施教的重要内容，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经世之材，以致出现如张居正这样卓然称名臣者。他本人身体力行，在施教中，“以躬行为实际，以经济为真铨”，“故直发于事业，光明俊伟，非俗儒所可仿佛。”2这正是他不同于一般学者之处。 与严嵩的斗争嘉靖二十八年（549）二月，徐阶进礼部尚书。世宗自二十一年遇宫婢之变后，移居西苑，一心玄修求长生之术，不仅到处建坛斋醮、滥兴土木，尽民脂膏而不知恤，而且疏于朝政，长期不上朝视事，以致部院大臣也多年不得见面。为逢迎世宗崇信道教，朝臣竞相争上符瑞祥物、供奉青词，冀求邀宠。世宗极为看重斋醮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好些人因此发迹，成为“青词宰相”3。徐阶侍帝左右，也厕身其列，所献青词很得世宗赏识，不久即被召入无逸殿直庐，并得到飞鱼服、尚方珍馔等赏赐。一次吏部尚书员缺，廷议首推徐阶，世宗因不愿阶离开左右，竟不允。徐阶虽受宠于夏燮《明通鉴》卷五七。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一，卷五《早达》。 3焦竑《玉堂丛语》卷二《铨选》。 《玉堂丛语》卷六。 2李贽《续藏书》“内阁辅臣”《太师徐文贞公》。 3《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帝，但对其一味修炼、不理朝政的做法也感担忧。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世宗进行规劝。庄敬皇太子死后，照例应重新立储，徐阶奏请册立太子。世宗对此却有当时两子裕王、景王，他内心偏爱景王而序次当立裕王，究竟立谁颇犯虑。又自己正求长生之术，不欲言继嗣，故而不听。徐阶深知其隐，仍接连五次上疏奏请，并在裕王、景王的当冠、婚礼及开讲等问题上，坚持先裕王后景王的次序，“帝不怿”。不久，世宗想把在宫变中对己有恩的方皇后袝入太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徐阶以“女后无先入庙者”为由，婉言相抗，礼科给事中杨思忠附和于他。世宗闻后大怒，“督责阶甚峻”。其时，世宗又派他前往邯郸，为吕仙洞落成斋醮祈福，阶“心知其非”而“不欲行”。为此，世宗“内衔阶”甚。徐阶见状，想起谪官延平的教训，遂改变前议，惶恐谢罪。世宗尚不满足，借故对杨思忠发难，廷杖并斥为民，“以怵阶”。正在这时，权臣严嵩又趁机落井下石，谗言徐阶，说他“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徐阶深识自己处境艰危，只得收起锋芒，一面谨事严嵩，一面更加精治斋词，以求宽容。这一时期，他的许多谕对及密疏，均“商及斋醮及服食秽亵，俱未免迎合”2。 徐阶为部臣时，也是严嵩权势熏灼之际。“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群臣“畏嵩甚于畏陛下”3。徐阶由夏言荐举而提擢。严嵩与夏言争权，曾置言于死地而代之，自然十分忌讳徐阶。徐阶受宠，严嵩心怀憎恨，时时设法挤阶。当时徐阶“度未可与争”，遂处处提防，“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甚至“以附籍、结姻以固其好”4，求得安生。 嘉靖二十九年（550），发生“庚戌之变”。原居住在河套地区的蒙古鞑靼人在首领俺答的率领下，控弦策马，进掠内地。八月突破古北口，直逼京师门下。京城告危，廷臣相顾失色。这时徐阶以直庐之便，奏请世宗立即释放被囚的原总兵周尚文及参将戴纶、欧阳安等，让他们带兵击敌，“彼蒙殊恩，必肯出力”，同时请调遣京城驻兵分守各门加强防卫。徐阶又力请世宗视朝，召见群臣，“使中外仰知皇上留意兵事，各自奋激”2。世宗一一从徐阶议，并委派阶巡视京城九门，犒劳各地勤王将士，激励斗志。当俺答提出与明朝通贡的要求，世宗问计于严嵩、徐阶。严嵩认为俺答的目的是掳掠，抢足了自会离去，“不足患”。徐阶则认为，目前“寇深矣，不许恐激之怒”，而且俺答又贪得无厌，“许则彼厚要我”，不能草率处之。不如“请遣译者绐缓之”，我在暗中加紧准备，“援兵集，寇且走”3。世宗交廷议，国子司业赵贞吉激言反对通贡之议，谓允贡是丧权侮主之举，影射阶等为奸邪之臣。群臣肃然不敢多言。未几，俺答饱掳而去，世宗遂罢徐阶议，宣布“弗许贡”。“庚戌之变”暴露了嘉靖朝在军事、边备、将领等方面的朽溃。严嵩党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谀墓》。 3《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 4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记“会吴中有岛寇，华亭即卜宅豫章，佯为避寇之计，有司为之树坊治第，附籍江右江右士大夫皆讲乡曲之谊，于是分宜（嵩）坦然不复介意。又，徐阶将长子璠之次女配给嵩子世蕃幼子。 徐阶《世经堂集》卷七《御虏事宜》。 2《世经堂集》卷二《请还大内并召见大臣计议边事》。 3《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羽大肆贪贿军饷，使士卒苦于饥馑；各路将帅多是勋贵大臣，平时溺于宴乐，遇事“不足以仓猝应战，不足以慷慨立功”；羽林禁卫，则“参中贵之苍头”，游手好闲之徒“厕身兵籍，滥食数丁”4。对此，徐阶陆续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军事主张。他力主以骁勇善战的将领取代各勋贵将领，让他们“各量与万人或数千人，使各以己意操练，居则自守一方，出则自当一面”，先后又荐举了聂豹、何栋兹、周益昌、刘大章以及俞大猷等一大批名将。他密疏参劾了纵敌进犯的大将军仇鸾，打击了卖国贪奸者的气焰。针对各地为扩充兵源乱征滥募的现象，他建议“推二三将官（与地方官）同往，听其精选，选迄就会统理操练如各地将自募家丁之法，庶得实用也”。仇鸾为总兵时，曾令各地增派进京入卫士卒。仇败后有人提议减少京卫人数。徐阶认为不能“惩咽而废食”，现在边防很虚弱，京师防卫力量不能减弱，还应加强。他亲自视察京师营卫，访得不少人挂名军营却在市井贩鬻或在衙跟官，营卫士卒有其名而无其实，深感“京营所以积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2。于是提出裁冗汰弱，严明赏罚的主张，“就各营中汰去老弱数千或万人”，以“所汰之粮兑操练之赏，则赏可施而罚可行”，使“能者自劝，怯者自奋”3。他在督察各地勤王士卒时发现“延安卒善战而云中（大同）卒善牒”，遂建议用兵时要注意发挥各地军队的特点，“各取所长”4。宣化大同一带因长期受鞑靼侵扰，生产遭到破坏，米麦踊贵，军民苦于饥馑，常相继逃亡，因而使边备益虚，徐阶积极建议用平输法调剂边方缺粮的矛盾。麦熟时在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收买粮食数十万石，自居庸输往宣府，紫荆输往大同。这样，不仅能解决那里的饥荒、稳定当地的粮价，更安定了人心。“世宗大悦，密令传谕行之”5。在加强边备，整饬军务问题上，徐阶还提出严惩有司和军队首领贪奸，以贪奸赃款济边及在战术上不轻易出战、坚守御敌等一系列的主张与措施，从而使西北边防上的紧张得到了舒缓。 嘉靖三十一年（552），徐阶加少保，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之后因办事多称旨，不断晋升。第二年进勋，为柱国，加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三十五年加少傅，录子为中书舍人；三十八年以一品考满九载，玺书褒谕，赐宴礼部，并改兼吏部尚书。 在此期间，东南沿海倭事告急。多年来，朝廷对倭寇一直采取姑息态度，尤其是严嵩，更以安抚为名，任倭掳掠抢劫，甚至纵容包庇通倭官员，打击陷害抗倭将领，助长了倭寇的气焰，使入骚愈演愈烈。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三、四年里，仅浙江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侵扰范围也已深入到松江、苏州、常州等府所辖各县及长江沿岸之南通、海门、太仓等地。这一带正是国家财赋重地。世宗便以倭寇“所**多阶乡，而阶又晓畅军事”，问计于阶。徐阶对倭寇长期不息骚扰自己家乡早就痛恨不已，他力主发兵抗倭。当时兵部拟发三千羸卒去应付差事，徐阶力言不可，上疏称用兵之道，首在当计发与不发，“不当发，则无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4《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世经堂集》卷二《答边事》。 2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3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4李贽《续藏书》卷十一《太师徐文贞公》。 5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以取胜”，现在敌侵我财赋重地，怎能“量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向倭贼？”兵部于是改发六千精兵往赴。不料在一次进剿中军队遭敌伏击而大溃。有人趁机追徐阶发兵之咎。徐阶却从中看出了军队不能克倭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从容为言，指出用兵固然主要在将帅督抚，但也必须地方有司的有力配合。“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军队和地方应该通力合作才对。但今皆不然，地方有司对战事极不负责，究其原因，则是朝廷赏罚不公，“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甚至城溃失守，守令也“仅左降”而已。文官又“推升行取率有常期，奔竞钻利积成习俗”，当遇有战事，他们“惟思脱去地方，无有任事之态”，“不复博求御城之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期望他们与武将通力合作，一致御敌呢？因此，徐阶力促兵部立即会同法司援据大义，“改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城池失陷，文官应与武官同样治罪，以激励和增强地方有司的责任感。同时他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注意选用优秀将领抗击倭寇。嘉靖三十三年（554）在倭寇入骚最严重的时候，徐阶向统领抗倭的江南总督张经推荐了俞大猷，说俞“素称将才，望公诸凡与谋信和任之，毋使■人肆其谗间，紧要紧要！”2俞率领广西瓦氏兵多次大败倭寇，使敌闻风丧胆。不久，俞大猷升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军抗倭，徐阶还以书信向他授计“望公就华（亭）上（虞）二县乡兵中选其便舟楫者教之水战，其奔走矫捷者教之陆战。如二舟用兵百人，常以松人二十，配漳人八十，俟二十者教成可用，渐增松人，渐减漳人，庶足为永久之利”3，以此来改变地方依靠客兵作战的现象。徐阶责有司、重将权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时人亦称他“老成谋国，自有超世俗之见”4。 其时，严嵩贪贿擅权依然如故，徐阶虽恩宠有加，然犹不及严嵩，所以仍小心处之，不露锋芒。嘉靖三十四年（555），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怒劾严嵩十大罪五大奸，震动朝廷，但被严嵩下锦衣卫狱。杨在疏中语及徐阶，说他“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5。徐阶并不记恨，反而暗中佑杨，并以“危语动嵩”，使严嵩有所收敛。之后御史锦宗茂、给事中张翀等又相继文章劾嵩，严嵩盛怒欲严治之，徐阶却“薄其罚”，为此严嵩大恨，疑是徐阶在背后指使，因此，“几株及阶”。徐阶被迫称病，杜门谢客。三十八年，严嵩又以私仇杀总督侍郎王忬，并欲加害其子世贞。徐阶以力相救，王世贞“德之入骨”。徐阶以这样的方式与严嵩相抗，并保护了一大批朝廷直臣。此时，严嵩已年满八十，老态颟顸，办事多不称旨。而徐阶“益勤于应制笔札”，“上久而察知阶忠廉，有所咨询，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阶”2，徐阶终于取代了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四十年（5）阶兼太子太师。是年春，西苑永寿宫火灾，世宗徙居玉熙殿住，嫌该殿低下狭窄，欲有所营建，问计于严嵩。严嵩却请移南城离宫。南城乃英宗逊位受锢之地，帝“大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世经堂集》卷二《请以兵事责有司》。 2《世经堂集》卷二三《复张丰洲总督》。 3《世经堂集》卷二三《与俞总兵》。 4《玉堂丛语》卷四。 5《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 《万历野获编》卷八《内阁》。 2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不乐”，又问徐阶。徐阶揣知帝意，便回答说，昔日营建三殿时尚有不少余材，正可用来修建新殿，“可计月而就”。他推荐工部尚书雷礼来主其事。世宗准其议，并命徐阶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其役”3。不三月宫成，世宗大喜，赐名万寿宫，即日徙居。以徐阶忠谋，再进少师，荫一子。徐璠亦超擢为太常寺少卿。而与此同时，严嵩子严世蕃贪横**纵的恶行被揭，世宗“心恶之”，朝廷上下弹劾严氏父子的声浪日高，“嵩乃日屈”。徐阶与严嵩力量的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严嵩预感到前景不妙，便“置酒邀阶，使家人罗拜”，希望徐阶能翼护之。徐阶却不理睬4，他觉得驱严时机已经成熟。 重吏治、荐贤才、通言路嘉靖四十一年（52），徐阶串通方士蓝道行，借用乩仙... 23 重为台辅，政绩斐然隆庆二年（5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2。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3，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4，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2。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3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4。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2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3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4《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2高拱《议处科目人才以兴治道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 3《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五。 4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 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2。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3，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2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3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2。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3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57）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2，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3，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4，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5，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明穆宗实录》卷五○。 2高拱《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皇明经世文编》卷三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高拱《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皇明经世文编》卷三拱《与王鉴川书论封贡》，《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 3《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时传》。 4《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5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皇明经世文编》、《高文襄公文集》均收载。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物议，逐归田里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2，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然而高拱心中总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其诸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海瑞“谢病归”。他还“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2。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谳狱，本与高拱无关，他却“自以意请朝审主笔”，且说“上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3。其实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2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2《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3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子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部，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2。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3。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高拱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蔡国熙与徐阶故有小隙，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子弟，“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4。徐阶狼狈不堪，无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首，“从困中上书拱，其辞哀”。此时，张居正也以阶事“从容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一箭之仇既报，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5。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子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闻而变色，曰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 隆庆六年（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2，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内阁中书外补》。 2《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3《高文襄公文集·掌铨题稿》卷二六《复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刺犯人孙五等疏》。4谈迁《国榷》卷六七。 5《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2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讯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2。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六年（578）十二月卒于家，终年六十六周岁。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 高拱的学问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高文襄公文集·列传·高拱传》。 2据《明通鉴》卷六六记“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伪为内侍服，与宫中小竖交昵，窃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宫，为守者所执。诏下东厂究问。冯保欲缘此以陷故辅高拱，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与太监陈洪谋大逆。遂发缇骑械高氏奴，围拱里第，张居正亦请诘主使，举朝汹汹，谓且逮拱。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诣居正力解守礼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缓其狱。博阴嘱锦衣怵大臣吐实保惧，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二。 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2。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3，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2《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六。 3《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一。 第二十五章海瑞海瑞（54—587），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州琼山（今属海南）人。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时，明朝已处处露出衰败象，政治污浊，风气大坏。海瑞居官则能严于律己，恪守朝廷法令与封建道德规范，不畏权势，敢于为民请命，积极革弊兴利；生活俭朴，不爱钱财。他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人称“海青天”，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人物。 第一节聪敏好学，立志用世海瑞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54年月22日），出身于“海南望族”。祖父历官知县。从伯父做过监察御史。父瀚，为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谢氏粗识书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义。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励节自守，抚养**。海瑞自幼有用世之志。十三岁入琼山县海口镇私塾。二十七岁在琼山郡学，经常与二三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学问，纵谈古今，作《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文，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诫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能虚度岁月，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为人在世，惟务识真，要学圣贤，不做乡愿；不追求富贵利达，以宫室妻妾动心；不羡慕财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谦虚谨慎，不要讳疾忌医。否则，“不如速死”。这些发自腑肺之言，说明海瑞一生反对奢侈、主张节俭的高贵品德和立志为民、刚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时代已经形成，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一一付诸实践。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评论说“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一一契券，无毫厘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2嘉靖二十八年（549），海瑞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似乎有点大器晚成。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以琼州为黎族聚居之区，地处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认为治理琼州的上策是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自此之外，虽议之之尽其方，处之之尽其术，皆下策也。”3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榜上无名。伏阙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图说》，再次陈述他关于经略琼州的方针大政和具体措施。说区处琼州之要务，莫过于“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传诸事宜”。并以琼州去京师万里，当事请裁，或致迟误，请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识事机、力可大任、不贪富贵、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备副使，以专治黎之任”。同时向朝廷表明他虽是一个“濡染翰墨之人”，“未尝手操矢刃”，但对于“地方变故区处事宜，则习闻知矣。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黎岐动变尽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奏疏呈上，识者壮之。而下兵部议核，卒不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海瑞第二次公车北上，待到榜发，还是名落孙山。 那时候，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中进士为得志，从地方到朝廷各级的重要官员，绝大多数也由中进士者所担任。海瑞则不同凡俗。连续两次会试不第的遭遇，使他逐渐看清了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病；某些进士出身者的低能，也使他认识到一个人能否有作为，决不是非走此路不可。他说“文不过如画师之写神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中华书局92年版，第57师教戒》，《海瑞集》上册，第2页。 2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4页。 3《治黎策》，《海瑞集》上册，第5页。 见《海瑞集》上册，第8页。 者耳。穷一生读书作文，而于国家身心毫无补益，何异宋人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2；“士君子由科目奋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3。遂毅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听从吏部谒选派官。 2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35页。 3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0页。 第二节以礼为教，不畏强权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海瑞被授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教谕，为一校之长。为使“诸生立有成就”，他立《教约》，作《规士文》，上《申朱提学道教条》，重申县学的教育方针、内容、方法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整顿纪律，严肃校风。强**官为人师表，要做遵守封建礼仪的模范，尽心教好学生；学吏职在供写文案，若“索取生员一钱，并为生员改洗文卷，决无轻贷”；学生学问之道，应遵循朱熹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为学之序，还要懂得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又立二簿，分别稽考学生之德、学。海瑞认为学生只要“率此而行”，“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在具体执行封建礼仪方面，他明确宣布今后教官和学生于县学明伦堂见官，要遵从《会典》诸书所订立之礼节，“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然”。在校风方面，严禁互相造谣中伤，播弄是非，“此等士风，最坏心术”。尤其反对借斯文之名，倡义气之说，以为“结党”一事，“尤干法纪”。这些教育主张，既反映了海瑞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也与他“以礼为教”的思想相吻合。海瑞长校，还颇有些民主作风，他说“本职初至学中，某善可兴，某敝可革，尚未尽识，容与诸生会议，并参酌提学道教条别为更定。”2所有这一切，对于当时日益败坏的士风，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整饬作用。 海瑞是言行一致的。到校的当年，延平府督学官莅校视察，在明伦堂召见教官，诸教官一见，皆左右跪拜。唯特海瑞一人，以学校为养士之重地，师长应受到尊敬，如笔架挺立在中间，拒不跪拜，仅长揖而已。由是得了个“笔架博士”的雅号。督学官为此嫉妒他，百般刁难。海瑞志在行道，谓“此阙陷世界，何能有济”，遂愤然乞休。后经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朱衡再三慰留，始复教谕之职。 海瑞在训士之余，依然十分关心地方政事。在南平县学任上，他又著文重申他在《治黎策》和《平黎疏》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建议。当他得知福建驿递困苦，即作《驿传申文》与《驿传议》，上报有关衙门。略曰驿递之疲，千疮百孔。为今之计，只有恢复国初之法，厘清积弊，凡利者兴之，才是上策。否则，就是中策、下策乃至无策。 时至嘉靖三十七年（558）春，海瑞长校已四年有余。以实事求是、治学有方、成绩显著，巡抚监司交章论荐，授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由此步入政界。 以上见《教约》，《海瑞集》上册，第3—8页。 2以上见《规士文》，《海瑞集》上册，第2页。 第三节丈田均赋，革弊兴利“知县知一县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县之责。”不惩贪暴，害怕别人诽谤自己；凡事不认真，害怕生怨取祸，不顾朝廷利益，做个乡愿，“浮沉取名，窃取官爵，非知县也”。从这一思想出发，抱着革弊兴利的决心，海瑞于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初到达淳安任上。 淳安，地瘠民贫，所产只有茶、竹、杉、柏。田亩悉归豪右，穷者卒岁不粒食，百姓“疾苦万状”，“民之逃亡者过半”2。海瑞下民间，访其故。盖由于赋役不均，浮粮数多，大户转嫁。“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赔貱则困苦，困苦不堪，相继逃亡，皆虚税所压为之，不可不加意也”3。又淳安位于新安江下流，诸官舫日五六次，夫役迎往，费不可支。于是定《兴革条例》三十六项，悉心规划，认真清丈土地，度田定税，均平赋役。同时雷厉风行清查积弊，严行革除一切陋规，裁冗费，革冗役，息词讼，惩贪官，肃吏治，民困渐苏。 海瑞从政克尽职守，为事不惧强权。是年，浙直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依仗权势，盛装以行，竟以不备供应，吊打驿吏。海瑞得讯，当即下令拘禁之，并将其所带数千银子如数没入充库。然后去信报告胡宗宪，说此人胡作非为，还冒充总督公子，真不敢相信。气得胡有口难开，只好作罢。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严嵩党羽、总理盐政都御史鄢懋卿奉命巡查盐务，欲取道淳安县境。鄢招权纳贿，贪酷成性。若依之，势必扰民。海瑞以“邑小不足奉迎，愿取他道往”，去信挡之。鄢不得不怀恨绕道而去。此两事“更为人所不敢为者”，百姓为之拍手称快，一时传为佳话。 海瑞一心为民除弊兴利，而他自己却清苦自持，衣服破旧单薄；为母亲做寿，只买肉二斤，别无他物。淳安百姓颂之曰“爱民如子，视钱如仇。”海瑞去县之日，人人放声痛哭，“如丧父母”。 嘉靖四十一年（52）五月初，朝廷以海瑞在淳安政绩卓著，擢浙江嘉兴府通判。由于他在淳安得罪过鄢懋卿，这时鄢便嗾使其党羽袁淳上疏弹劾他，海瑞遂被取消任命。不久，严嵩败落，鄢、袁相继去官，海瑞乃调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 四十二年（53）春到任。兴国地薄民穷，时弊亦在浮粮，“岁征不满什之伍”。“虚粮不能貱，重役不能供”，以故“逃绝户极多”。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海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兴国八议》，厘清宿弊，发展生产。“八议”之要者有五一曰屯田，恢复明初拨军下屯、军民各有定分之法，清退军队由侵吞民田而来之“余田”，“以补民田之虚貱”，使“下之小民无军人之扰，上之屯粮无亏欠之累”。二曰地利，招民开垦“无主山地荒田”，使地尽其利，而民无游食之人。三曰均赋役，此为“八议”之急务，重点是清丈土地，稽查丁粮虚实、人户富贫，按实征发。四曰招抚逃民，蠲除虚粮重役，招民复业，“三年后实有收成，依例报税，收成稀少《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49页。 2《淳安县政事序》，《海瑞集》上册，第37页。 3《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73页。 则听之”。五曰革冗员，凡军政各衙门一切人浮于事者，皆裁革之。“八议”上南赣巡抚吴百朋，次第施行，官吏“畏法听令”，“民间用度十分中减去三四”2。任兴国知县一年有余，因功被荐，应召入京。母谢氏畏北国严寒，留居兴国。 以上见《兴国八议》，《海瑞集》上册，第202—209页。 2《申军门吴尧山便宜五事文》，《海瑞集》上册，第20—2页。 第四节冒死上疏，抨击皇帝嘉靖四十三年（54）十月，海瑞升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嘉靖皇帝自中年以后，崇信道教，一意修仙，侈兴土木，劳民伤财；刚愎自用，喜欢阿谀奉迎，拒绝廷臣劝谏，以致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四十四年十月，海瑞愤时政阙失，为维护封建皇朝的久安长治，列举事实，犯颜直谏。上疏严厉抨击嘉靖皇帝，名曰《治安疏》。因该疏主旨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故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后人所说的“海瑞骂皇帝”。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有两件事，此为其一。该疏谓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京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此疏一出，海瑞“直声震天下。上自九天，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2。海瑞自度此疏呈上，必触怒皇帝，获罪而死。因此买好棺材，告别妻子，遣散僮仆，托人料理后事，毫无惧色，从容赴朝，席櫜待罪，“真是铮铮一汉子”。果然不出海瑞所料，皇帝大为震怒，将该疏掷之于地，命令左右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素有痴名，听说上疏时自知必死，已安排好后事，在朝听候处置。皇帝默然。少顷，复取疏览之，若有所动，遂将其留在宫中者数月。至次年二月，皇帝余怒未消，还是以“骂主毁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逮捕海瑞，杖六十，抛入锦衣卫狱，后转刑部狱。户部司务何以尚疏请释放海瑞，皇帝命锦衣卫杖之百，亦锢之诏狱，昼夜榜讯。 同年十二月，世宗病逝，第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次年改元隆庆，颁布遗诏，大赦天下，海瑞、何以尚同时获释。海瑞复官户部主事。不久，改为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57）二月，升为尚宝司丞。海瑞上疏请求归家养母，不予允准。四月，擢大理寺右侍丞。时内阁首辅徐阶与高拱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高拱欲夺徐阶之权，指使门生、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齐康《治安疏》，《海瑞集》上册，第27—22页。 2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8页。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奏劾徐阶。海瑞上疏徐阶，说徐阶为首相，“天下骎骎然有向治之渐”，而且“不招权，不纳贿”；高拱为人“狡且凶”，才不足任；齐康捏架无影虚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请罢斥高拱，重治齐康2。结果九卿科道合疏挽留徐阶，齐康被谪远出，高拱落职回家闲住。为此，高拱心里痛恨海瑞。是年冬，海瑞改调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次年二月初至南京任上。七月，徐阶致仕还乡，次辅李春芳为内阁首辅。隆庆三年春，海瑞迁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晋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3，遂离开京师，启程南下，出任江南巡抚。这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另一件事。 2《乞治党邪言官疏》，《海瑞集》上册，第22—227页。 3时应天巡抚驻苏州，辖地包括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等府和广德州，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税粮。 第五节巡抚江南，挫抑豪强应天十府是明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是明皇朝经济重心之所在，但又是历来素号“繁剧难治”之区。为了巩固明皇朝在江南的统治地位，海瑞遵照朝廷的法令与条例，根据江南的具体特点，并参照他在南平、淳安、兴国的施政经验，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竭尽心力，一意挫豪强，抚穷弱，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的事情。择其大要，有三一曰整饬吏治。自明初以来，江南地区不法官吏往往与当地豪绅大户串通一气，贪赃枉法，敲榨勒索，谋财害命，成为地方百姓的一大祸害。据此，海瑞先后颁布《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等，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厘正宿弊。具体有禁迎送、禁请托、禁请客送礼、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禁官吏敷衍塞责、禁私役民壮、禁滥取民财民物、禁差遣人役骚扰乡里、禁官吏奸利侵吞、禁贿赂书吏、正军法、革募兵、定抚按出使车马，等等。严令各府、州、县大小官吏“一体遵奉施行，俱毋违错”。令既下，“郡邑吏凛凛竞饬，若非往日人。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权豪势宦，敛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 二曰勒令退田。应天十府州强宗巨室数多，土地高度集中，是造成当地阶级矛盾尖锐的重要原因。嘉靖以来，兼并之风更为盛行，各地乡官豪绅无不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田产。其中比较普通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投献”侵占农民的土地。由于该地赋繁役重，“每一役出，辄破数大家。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至于其他小民之田产，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归其所有者，更是“不知凡几矣”2。松江府华亭县，“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二京十二省无有也”3。其余府县亦大都如此。江南乡官的代表人物徐阶家所拥有的二十多万亩（一说四十万亩）土地，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所谓“投献”夺来的。在海瑞巡视各地之时，控告缙绅豪强侵渔白夺小民田产者不计其数，仅松江一地即有“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4。对此，海瑞十分气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适当调整土地关系，使乡官豪绅“百年后得安静”，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坚决勒令受献者必须如数退还白夺之田，或者允许被献者赎回。对势力最大的徐阶也不例外。此令一下，四方震动。贫苦农民热烈拥护；而豪强缙绅则恨之入骨，谤议纷起，伺机报复。由于官绅势力的反抗和抵制，遂使这项改革半途而废。 三曰兴修水利。江南河流众多，湖泊交错。境内吴淞江水道，尤为“国计所关”，纵贯苏、松两府，穿越吴县、吴江、昆山、青浦、嘉定五县。由于长期失修，淤积不通。屡议疏浚，迄无成效。民有谣曰“惟是海龙王始得开耳。”河道涸塞为陆，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海瑞巡抚江南时，恰遇暴雨不断，吴淞江泛滥成灾，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纷纷背井离乡。海瑞通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0页。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0页。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乡官虐民之害》。 3《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页。 4《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页。 过民间私访和实地勘量河道，提出用“以工代赈”（即按工给银、救济饥民）的办法，一面赈济救灾，一面修复水利。隆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召集饥民正式动工修吴淞江，至二月二十日告成，全长八十余里。又以三吴入海之道，南止吴淞江，北止白茆河，“若止开吴淞而不开挑白茆，诚为缺事，难免水患”，于二月初九日集众兴工开挑白茆河，至三月底完工。总计救济饥民数十万人，而用银不过五、六万两。且所用钱粮，皆为历年导河夫银、巡抚衙门赃罚银以及部分义捐的“赈济谷”。“不取之民，不捐之官”。官“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2。海瑞还劝民在吴淞江旁垦田四十万亩。两河开通，不仅太湖之水直入于海，滨海诸渠皆得以引流灌溉，而且旱涝有备，水患可除。“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公之开河之功，创三吴所未有也”3。就是当地竭力反对海瑞的官绅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劳。说“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得了此一大事哉。”又云开河费用之省，皆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4。根除水患，是海瑞在应天巡抚位上最有成效的政绩。 此外，针对江南官户多、优免户多，转嫁赋役十分严重的现象，海瑞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尤其注意均平赋役，制定《钱粮册式》、《均徭册式》，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认真严治刁讼，平反冤狱。时人评曰海瑞抚江南九阅月，“而天下财赋之原，肃然一清”。 海瑞巡抚期间实行的虽然只是局部的改革，但已经触犯了江南官绅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大肆攻击和极力反对，纷纷指责他“第一不知体”、“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管闲事”，甚至投匿名信，进行威胁。不仅如此，他们还和朝廷内部的一些人上下勾结，“共思逐公自便”2，千方百计要把海瑞赶走，以便改变他所实行的政策。 隆庆四年（570）正月，正当海瑞领导大批饥民破土修浚吴淞江，江南“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3的时候，刑科给事中舒化首先发难，上疏指责海瑞在巡抚任上“迂滞不谙事体”，所立条例“非人情”、“出寻常之外”、“创新奇之法”，提出只宜与两京清秩处之，而不可重用。穆宗没有同意，仍“留抚地方如故”4。接着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受徐阶指使，劾论海瑞“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不可一日居地方”5。海瑞向来以刚为主，挺立于世，对于戴凤翔之流的无耻攻击，他针锋相对上疏辩明，用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指出戴凤翔疏中所言，“无一字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纯属“诬妄”，“逞己邪思，点污善类，不为“报《开白茆河疏》，《海瑞集》上册，第233页。 2《开吴淞江疏》，《海瑞集》上册，第232页。 3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页。 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页。 2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5页。 3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47页。 4《明穆宗实录》卷四一，隆庆四年正月壬午条。 5参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2页；《明穆宗实录》卷四二，隆庆四年二月癸亥条。 国”，而以“行私”。 此时，与海瑞有夙怨的高拱东山再起，以吏部尚书入阁柄政，从而给海瑞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吏部见到戴凤翔的奏疏以后，以海瑞“志大才疏”为由，罢其应天巡抚的职务。消息传出，江南小民“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2。隆庆四年二月十五日，改为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当海瑞将赴南京粮储之际，高拱又从中作梗。三月二十五日，穆宗诏令裁革南京粮储都御史，以其事归南京户部侍郎兼管。海瑞被迫上《告养病疏》，明确表示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提出希望，曰“臣二经论劾，众口呶呶，臣尚执己为是，臣实见得是也”；“臣叨任巡抚，凡所施为，竭尽心力，一皆采访民言，考求成法，民利与兴，民害与除，不可易也。伏愿皇上所敕新任抚臣，勿以臣受谤而轻改臣事”。同时，恳乞“赐臣回籍，永终田里”3。上允其请。四月，海瑞离开南京回琼山老家。他自四十岁跨入仕途，至此十有七年。俸禄所余，仅置居第一区，值一百二十金；租田十亩，其他皆无所增益。其清苦如此，在当时的官僚中是罕见的。 暗夜武者帖吧以上见《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下册，第237—240页。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页。 2《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3见《海瑞集》上册，第24—242页。 第六节退居林下，关心国事海瑞罢归山林，但并没有消沉下去，心里依然关心国事。在田里闲居的十多年间，尤以吏治为急。经常为地方府县官员指点政令得失，痛斥贪官污吏，每一次都是“侃侃条陈，毫无忌讳，耻为面谀，罔及其私”4。他向琼州分巡道提出清丈土地、平均赋役的方针办法，亲自草拟条例，绘制图样。有一个书吏出于敬慕之心少计海瑞家一亩八分地，他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上书两广军门，严斥官军无能，以致倭寇猖獗，地方遭残，提出御倭剿倭的策略。隆庆五年，史际升任浙江布政司参政，他先后两次去信详陈地方安危和自己在淳安的施政经验。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卒。六月，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次年改元万历。同月，宦官冯保以两宫懿旨将高拱逐出都门，张居正与冯保相结，出任内阁首辅。居正当国，“惮公（即海瑞）刚直”。万历元年（573）正月十一日，吏科都给事中雒遵上疏推荐海瑞，吏部谓“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拒绝起用。 万历元年二月，为京师会试之期。张居正以子托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一时物议悠悠。海瑞闻之，立即上书吕调阳，曰“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士，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按即张居正），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谅之。”2时，神宗登极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则因这事得罪了张居正而不得出山。万历五年，张居正以父忧起复，朝廷内外更加议论纷纷，江南宁国人吴仕期出于义愤，暗中用海瑞的名义，拟疏指责张居正父死“夺情”，不遵制回籍守孝，是贪图禄位、不行孝道、不忠不义，并私拟罢张居正、召海瑞为相的圣旨。尔后，吴中好事者又进一步将吴仕期所拟的“奏疏”和“圣旨”合刻刊行，广为传布。江南人见之，信以为真，举手相庆，谓“朝廷以安车征海公相矣”。此事本与海瑞毫无关系，张居正闻之则大为震怒，不但兴大狱，株连无辜，而且特地派御史渡海到琼山探察海瑞的行迹。海瑞居于京城万里之外的深山老林，消息不通，对张居正父死夺情、吴仕期伪造奏疏之事，确实一无所知，他不卑不亢，以实相告。御史没有抓到任何把柄，空手而回。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无隙可寻，就此罢休，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百般阻挠，拒不起用海瑞。 4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4页。 《明神宗实录》卷九，万历元年正月戊戌条。 2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3页。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0页。 第七节任劳任怨，一生清贫万历十年（582）六月，张居正逝世，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内阁首辅。万历十三年正月十日，七十二高龄的海瑞，因众望所归，被起复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十一日，诏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这时海瑞已经过了七十致仕之年。闻其复起，众人多举手加额，亦有劝其辞退者。海瑞思虑再三，最后在“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2的“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离家”，渡海北上，结束了整整十六年的闲居生活。 五月十二日，赶到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因吏部尚书丘橓未曾赴任，由他主持部事。海瑞留心吏治，至老不倦。一上任就以当年的作风，洞察时弊，首先抓住五城兵马司扰民问题，颁布《禁革积弊告示》，严禁侵用里甲，摊派物品，勒索钱银。指出“以五城之人，当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历历明禁今后如有部议之外，仍前票扰者，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万历十四年二月，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民困火甲，所从来远”，旋禁旋废，令而不行，特制定《夫差册》，均徭役，苏民困。是册，“上考法度，下酌人情”，应存应革，一一明文规定。“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部院科道官亦要互相监督纠正，不得官官相护2。同月，恳乞致仕。又上《一日治安要机疏》，谓“今日贪墨为奸，毫不可纵。欲使百姓安乐，其于守令务极选，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抚按，而致望部阁大臣，乃归本于君身”3。并主张恢复明太祖“枉法八十贯绞之”律令和“剥皮法”等重刑，严惩贪官污吏。 《一日治安要机疏》一出，同样遭到反对派的责难。三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上疏曰海瑞言“今日刑轻，而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4。四月，向以“凌士纳贿”、“贪污狼籍”闻名的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伎俩，也操着梅鹍祚的腔调，疏劾海瑞“莅官无善状”，主张恢复国初重典是“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七月二十二日，吏部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诸寿贤和湖北人彭遵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认为他是“当朝伟人”，房寰是“不识廉耻二字”的伪君子，并揭露房寰欺君罔上的六大罪行。神宗降旨，一方面责斥房寰所论“不当”，另一方面又严责顾允成等三进士尚未授官便出位言事，“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且令各衙门堂上官约束办事进士，不许妄言渎扰”2。海瑞见正义不得伸张，奸贪之徒姑纵不治，振风肃纪毫无希望，遂连续2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2页。 见《海瑞集》上册，第288页。 2《海瑞集》上册，第29页。 3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页。 4《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万历十四年三月辛丑条。 详《三进士申救疏》，《海瑞集》下册，第25—30页。 2《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条七月乙卯条。 上疏，乞归田里。谓“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3。至万历十五年（587）九月，疏凡七上，皆不允归。入秋，病情渐重，又不服药。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587年月5日），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无子。赠太子少保，谥忠介。 海瑞极力把“忠君”与“爱民”调和、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他的矛盾性格，并招致统治阶级中势力的攻击和迫害。他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约己”、任劳任怨，一生清贫。至死仍“无一语及身后事”4。他身为都察院都御史，官秩正二品，可称得上是个有名的大官。然而，作古之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室中惟有葛帏敝籝，俸金十余两（另说一百五十两），旧袍数件，其清贫苦境，为寒士所不堪。王用汲见状，不禁泣下，率同列捐金治棺。百姓闻之，奔走相告，扶服悲号，罢市数日，哭声震天动地。及“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史家的描写，虽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海瑞的著作，均已辑录在《海瑞集》。 3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页。 4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页。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00页。 第二十六章明神宗第一节冲年即位明神宗朱翊钧（53—20），是明穆宗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封潞王。朱翊钧幼时的命运并不好，由于明世宗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不要说他没有被立为皇太孙，就连他出生的消息，穆宗都不敢向世宗奏报，出生两个月不敢剃头发，甚至到了五岁还没有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5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穆宗才为他赐名，叫翊钧。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2。隆庆二年（5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夸耀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572）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终因纵欲过度，病入膏盲，病死于乾清宫。 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改元万历，以翌年为万历元年。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2。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穆宗弥留之际，授高拱、张居正等人为“顾命大臣”，嘱咐他们和内外文武百官一起，“协心辅佐”年幼的皇太子。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如今，先皇尸骨未寒，小皇帝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那些“顾命大臣”，不是“协心辅佐”，顾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生死，而是首先顾及自己，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开始火并起来。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小皇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纪述一》。 2谈迁《国榷》卷六五。 《明史》卷一一四《孝定李太后传》。 2《明史》卷二○《穆宗纪》。 第二节励精图治万历元年（573）到万历十年（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他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力张居正以整理赋役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572）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神宗偏听偏信，把六十一岁的老臣高拱一棍子打下去，显然做得太过分。但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与政界人物来看，他用张居正主阁，无疑是最佳选择。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归根结底是一个用人问题。明神宗从一开始就注意“精核吏治”，把用人和皇权的强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处处表现出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见解，决不受制于人。当时对有些人事的处理，他与张居正并非没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张居正的悲剧发生，正是这种君臣意见差异逐渐淀积下来的结果。 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隻千古矣”。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明神宗实录》卷一○。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冲圣日讲》。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其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就其实际效果而论，有的可取，有的失算。其结局，归于失败，以悲剧告终。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2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574）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2，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 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洪武朝那次大清丈，与“赋役黄册”相配套，编造了“鱼鳞图册”，为明代田赋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封建社会，土地自始至终是关系到农业能否发展、农村能否安定、农民能否生存的根本问题，也是农民与地主矛盾的根源。官豪势要为了逃避田赋，并向农民榨取更多地租，不断隐瞒土地，霸占土地，转嫁赋税。到了明中叶以后，“鱼鳞图册”已面目全非，赋役征派日益不均，国家赋税收入越来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田亩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经济改革一样，这次清丈也是首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来的。 万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2《明神宗实录》卷一九。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 2谈迁《国榷》卷三九。 详见《明神宗实录》卷八一。关于这次丈量的始行时间，《国榷》等书记于万历五年。至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2。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3。有些地方还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是明代田制与赋制的又一次综合整治，成绩显著。缺点是有些地区为“求亩多”，不实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现新的“虚额”，加重小民负担。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一条鞭，又称“一条边”、“条边”、“一条编”、“条编”等。其视点是变通赋与役的征收方法。它和清丈田亩一样，也是在嘉靖、隆庆以来各地逐步试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神宗的功劳，是把它推广到全国，实现了中国古代赋役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为实行货币地租创造了条件。 自唐代杨炎作两税法以来，一直是实行赋与役分开。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量，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其基本精神与特点是把赋与役合并，简化征收手续，扩大了折色范围，改变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反映。 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一年又巧逢张居正入内阁十五年。明神宗为了表彰他为国振兴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赐伯爵禄，加上柱国、太傅，写敕奖谕，荫一子为尚宝司丞。太傅与太师、太保，并称三公，其尊崇仅次于太师，非一般大臣所能享有。这是对张居正的特殊恩宠，也是对他的改革的充分肯定。 张居正直接策划、设计、指导的这场改革，是“振百年因循之弊”的一次重大变革，虽然成绩不少，但是阻力也很大，“豪猾率怨居正”，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极其沉重的压力，屡遭攻击，各项改革措施不久就变了形，“规制顿紊，不能尽遵”。明神宗本人为了“垂戒威权震主”，也很快反过来扼杀这场颇有生气的改革，自毁新政。 2见《明神宗实录》卷一○四。 3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一一六、一一九至一二二、一二六至一三一。《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第三节自毁改革成果从万历十年（582）初开始，张居正病倒在床，明神宗频频遣使慰问、赐物。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张居正已危在旦夕。明神宗以论辽东战功，进他为太师，荫一子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文臣没有生前加三公的，只有死后才能赠给。在明代，一人而独享三公之殊荣者，唯有张居正也。在此之前，明神宗还多次说过不仅要破例赏赐张居正，而且要特殊优待他的子子孙孙。六月二十日，张居正与世长辞，终年五十八岁。一代名相谢世，皇上悲痛，下令辍朝一日，举国哀悼，赐祭九坛，礼视国公兼师傅，赠上柱国，谥文忠。明代身后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阴侯吴良、永乐朝僧人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张居正三人。 张居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在万历初年置生死于度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为了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他业绩炳然，他的名字也可以说是当时“改革”的代名词。对此，国人有定论，明神宗更清楚如果没有张居正，就没有他的新政，没有那时“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荣气象。然而，他终归是一个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共有的思想特征和心理状态，是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一切以实用为标准。神宗也是这样一个皇帝。他长大以后，越发感觉到张居正处处揽大权。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种现象，张居正一死，他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是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 明神宗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他是如何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不能平白无故地说张居正是坏人。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问题是从哪里下手？ 明神宗素以“贪财好货”闻名。当时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即将结婚，需要一大笔开支。其母李氏为儿子的婚费焦急，多次催促神宗赶紧筹办。神宗舍不得动用内府的丰富积蓄，又顾虑大臣再批评他天天随意挪用国库的钱，正巧，这时有一个名叫张诚的贴身太监向他秘密奏报，说经过长期暗中侦查，张居正和冯保“宝藏逾天府”。神宗一听，怦然“心动”，而且怀疑张居正积蓄多于冯保。加上冯、张二人以前对他约束太严，使他时存反感，及渐长而“心厌之”。于是就不管什么冯“大伴”和“元辅张先生”，也不顾不是“谋反、叛逆与奸党”不可抄家的祖宗法律了2。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万历十年十二月，以“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免去东厂提督，押到南京软禁，抄家没产，神宗得到金银一百余万两，珠宝瑰异无算。 当时，冯保和张居正是互为依存，生死与共，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由于张居正生前是内阁首辅，又是太傅、太师，影响很大，所以在做法上有些不同。先大造舆论，形成“举朝争索其罪”的强大声势，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去，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然后再步步升级，彻底搞臭。万历十一年三月，诏夺上柱国、太师《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2《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 兼太子太师。八月，复夺“文忠”谥号。万历十二年四月，辽王宪■次妃王氏状告张居正强占辽王庄田和金宝万计。遂以侵盗王府资产罪，命抄张氏在京与江陵老家财产，总计得银十多万两、黄金数万。八月十三日，诏削张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公布罪状，曰“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圣聪。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土，**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破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子张顺、张书，都着永远戍边。”自此开始，“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张居正其人其事，成为禁区，谁也不得议论。张居正当然有不少过错，但他所从事的改革事业是进步的。明神宗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否定，用心甚毒，却也因此走向了反面。这道诏令，是他自毁新政，全面扼杀他与张居正共同进行的改革成果的自白书，也是他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从此以后，明神宗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皇上怠荒，朝纲必坏，各种社会弊端开始全面复辟，地方秩序由相对稳定而走向混乱。 从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起，明神宗一面搞臭张居正，一面以“病” 为借口，不亲郊庙，不见廷臣。内治不修，上梁不正下梁歪。继张居正为首辅的张四维，“及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而后主阁者申时行等人，“亦踵其故智，使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动荡”2。万历十三年正月，四川建武所兵变。万历十四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明神宗“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十五年十一月，湖广郧阳发生兵变。 万历十六年八月，明神宗不顾南北各地大饥荒，为身后之计，大肆挥霍，加紧修建“寿宫”。十七年正月，太湖、宿松地方爆发农民起义，饥民数万闻风响应。三月，云南永昌卫士兵暴动。四月，广东白莲教起义。至同年十二月底，太仓外库银只剩下三十一万余两，“利孔已尽，无复可开”。初年改革的积蓄，用得近乎精光。 这一年，明神宗因为有人批评他唯好酒色财货，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章奏留中不发。 万历十八年二月，再罢日讲，“自后讲筵遂永绝”。缺官严重而不补，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万历十九年十月，京营武官闹事，直冲入长安门。举朝惊骇，人心不安。是时，明神宗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严峻的现实“近年以来，人各有心，众思为政以致国是纷纷，朝纲陵替，大臣解体，争欲乞身，国无其人，谁与共理。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四夷交侵。”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越走越远，继续大逞酒色之乐。万历二十年正月，御史冯从吾奏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不发，而“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同年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官啺萜鸨磁眩晃逶拢毡痉6殖秸黄涫蔽髂嫌址5ブ菅钣α摇c魃褡诒黄攘罹烦稣鳎烦啤巴蚶笳鳌薄n髡鳌6鳌20险鳎笔嗄辏ナΑ睹魃褡谑德肌肪硪晃宥Ⅻbr /> 2以上见谈迁《国榷》卷七二。 《明神宗实录》卷二三八。 数十万，耗银千万两；兵连祸结，国库空虚，百姓遭难。明神宗本人至此也彻底完成了由勤变懒的过程，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成年累月深居九重，一味发脾气整人、嗜酒、恋色、贪财。 第四节三十年晏处深宫在“三大征”尚未结束的时候，万历二十四年（59）三月，乾清、坤宁二宫被火化为灰烬。“只知爱钱”的明神宗，乘机以“修建宫殿”为名，从同年六月起，陆续派出大批太监为矿监、税使，到各地“开矿榷税”，大肆搜括钱财，迫害官民无数。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为时近二十年的“矿税使之祸”，从此开始。这也是他在位期间历时最久、为祸最烈的弊政。 明代朝廷差官“开矿”，始于明初洪武；遣使“榷税”，在中叶时亦已有之，皆因得不偿失，后多废止。这次神宗“患内廷匮乏”，担心因“三大征”耗费数多而影响皇室的高消费，不顾臣民的一再反对，硬干下去，劲头大得很。凡有关“开矿榷税”之事，有求必应，“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日不下”。至万历三十三年为止，解进内府的银子约为五百余万两，被矿税使等私吞者尤多，“大约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其实这些银两，并非开矿、征税所得，不开矿也征银，不经商亦征税，“矿不必穴”，“税不必商”，都是公开掠夺而来的。因此遭到各阶层的强烈反抗，纷纷暴动、起义，时称“市民运动”、“市民风潮”或“城市民变”。 派矿税使四出，是明神宗贪财思想的一次集中大暴露。关于他的贪财，事例极多。远在抄张居正家产时，有大臣批评他“重货而轻人”。就连最起劲帮他大反张居正的御史李植也说“皇上称我为儿子。每次看到抄得金银宝玩，必是喜欢。”在派矿税使之前，吏科给事中李沂因批评他贪财，而被削籍回里。稍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冒死写了一篇《四箴疏》，说他患的是“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2。不久，又有人说他平日“好逸”、“好疑”、“好胜”、“好货”3。在矿税使横行之日，万历三十二年正月，内阁首辅沈一贯奏曰“皇上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4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还有人说他是“唯贿是闻”5。 “开矿榷税”，闹了近二十年方告结束。史载“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十之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即万历三十九年），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上下隔绝，而“延臣部党势渐成”。 “陛下万事不理”，此话一针见血，说得何等尖锐、深刻、准确。由于明神宗晏处深宫，不补缺官，早在万历三十年南北两京已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政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矿税诸使》。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 2《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传》。 3《明史》卷二三五（张养蒙传》。 4《国榷》卷七九。 5《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明史》卷二四○《叶向高传》。 人7。不仅“曹署皆空”，而且自万历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纷纷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许多办事机构陷于瘫痪状态，政务荒废。至于“延臣部党”，问题尤其严重。廷臣部党，就是延臣分门立户，结党相争。结党，又称“植党”、“朋党”。万历朝廷臣党争，从一开始就存在。先是以“阁部之争”为主要形式。后来顾宪成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形成一股反对派势力，人称“东林党”。于是，宣、昆、齐、浙、楚诸党互为犄角，专以攻击“东林”为能事，“东林党议”由此始。《明史·选举志》云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迨万历时“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经过万历三十九年京官考察，东林党人已被排斥殆尽，所剩无几，后来便被一网打尽。 在东林党议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太子东宫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它是明末宫廷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闯入宫廷，这类事在明代多有发生，光是万历朝就有好几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这次“梃击案”，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张差是一个疯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种则认为张差非疯子，是明神宗爱妃郑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阴谋活动。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明神宗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就在明神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东北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后金” 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 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2，明神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20）三月，明神宗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嗣位。九月初十7《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二。这一年御史翟风翀疏曰“上不见廷臣，又二十五年矣。”2《明光宗实录》卷四。 日尊谥曰显皇帝，庙号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三十多年前精心修建的“寿宫”，名曰定陵。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他即位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正是整个世界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发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也同样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剧变前夜。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动中，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顽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第二十七章张居正第一节厚望所寄张居正（525—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 少年时代“颖敏绝伦”，被誉为“神童”。十三岁时，他写过一首《题竹》诗“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径节，只上尽头竿。”反映了他的抱负不同凡响。 大人物的不同凡响，往往托之以梦。据说张居正诞生的前夕，他的大父东湖公（祖父张镇）梦见“大水骤至，流溢庭下。大父大惊，问奴属所以来。奴属口对状，言水自张少保纯地中流出者。是夜会怀葛公（曾祖父张诚）亦梦有月坠水瓮中，流光发色，化为白龟浮水上”2。结果，张诚为他的曾孙起了个谐音的名字，叫白圭。 嘉靖十五年（53），张居正参加荆州府的考试。“时大司徒李士翱为郡太守。先一夕梦上帝剖符封识玉玺，令授一童子。明日进所取士庭下，太师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师升阶，目摄童子何如人，果梦中所见者，乃大喜。更太师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当为帝者师，余得闻命天皇上帝矣。”结果，神童易名居正。不但如此，李士翱还竭力向省里来的督学称赞张居正，使他名扬全省。 张居正“颀面秀眉目，髯长至腹”2。这是他成年时的形象，使人过目难忘。“上（神宗）在东宫尝昼寝，梦一美髯大臣在侧，若将有所陈见。上寤，异之。以问内侍，内侍对曰‘殿下他日当有太平宰相如其人。’及见太师平台，长身玉立，髭髯修美。上记忆梦中事，语内侍曰‘此即梦中所见者乎？’”3这些不寻常的梦兆，即使全是编造出来的，至少也显示了这个人物的重要性。 嘉靖十六年（537），张居正至省城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璘认为大器当晚成，建议考官不予录取，以便“老其才”。因而，直到嘉靖十九年（540），张居正才中举人。顾璘对他当日的主张有些后悔，对张居正说“张生幸过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仆诚不当以中人薄视吾子，退吾子三年作相。”4《张太岳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984年版。 2《张太岳文集》卷四七《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2《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3《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4《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第二节从翰林到内阁嘉靖二十六年（547），张居正中进士。从第一次参加乡试，到会试中第，他历经十年。而当选庶吉士，读书中秘，使他再一次得到“老其才”的机会。他所重视的不是儒学经典和文字雕琢，而是史百家者言、国家典故和时务之切要者，遇人多所咨询，这与“选也以诗文，用也以诗文”2的翰林院传统不相合拍，很能反映张居正的旨趣。 嘉靖二十八年（549）解馆，张居正授翰林院编修。在这一年，他上了一道很重要的奏疏，阐明对时政的看法“臣窃推今之事势，血气壅阏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3血气壅阏之病是指世宗自壬寅宫变之后，久不见群臣百僚。臃肿痿痹五种病是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这篇《论时政疏》有两千言，是张居正两年来读书中秘、观察时政的成果。第二年发生的“庚戌之变”，证明“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已到了何等危险的程度。 当然，一个小小的翰林编修的奏疏，不会引起皇帝的重视。但应当说，初入仕途，张居正所处的环境是不错的。第一个赏识他的官僚李士翱已升至七卿，他虽然只任职八个月就被免，却先后任工、刑、户三部尚书。嘉靖三十一年（552）入阁的大臣徐阶对他也格外器重。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他却在嘉靖三十三年上疏请归。据他的儿子张敬修说，是因为他“体故孱弱，又倦游”的缘故。4张居正回到江陵老家，筑三五椽小室，养一两只癯鹤，过起隐居生活，不但拒见宾客，而且谢摒亲故。他“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偃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与田父佣叟测土壤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寝，以知岁时之丰凶”。他看到农夫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垅，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阙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这一段生活，使张居正对农民的生活艰辛有了深切的体会，对他以后推行改革政策有很大影响。 张居正说，他“先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2，因父亲的反对，才不得不复出。 嘉靖三十九年（50），张居正复出。当时，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的矛盾十分突出。因畏惧严嵩的权势，与徐阶相善者唯恐避匿不及，而张居正却能在两位权贵之间处之自如。不久，张居正升右春坊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后又经推荐以副总裁主持修《承天大志》，他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即脱稿。这件事给世宗以深刻的印象，故命他以右谕德侍裕王朱载垕讲读。不久，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江陵柄政》。 2高拱《作养相才》，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 3《张太岳文集》卷十五《论时政疏》。 4《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张太岳文集》卷九《学农园纪》。 2《张太岳文集》卷十七《先考观澜公行略》。 迁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张居正同裕王以及裕邸中官的关系相当好，这是进入权力中心的重要一步。穆宗即位以后，张居正的职衔一年有四变先是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接着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着入内阁；隆庆元年（57）四月，再升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如果从品秩来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这样的升迁速度是惊人的。 第三节从普通阁臣到操纵内阁隆庆元年二月以前，内阁有四名成员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到二月，又加入陈以勤、张居正。张居正虽排在第六，但他的威望却重于其他阁臣。这不仅因为他“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更在于他“出一语辄中肯”。 隆庆二年（58）八月，张居正上著名的《陈六事疏》，集中反映了他治国思想的基本纲领。疏中陈述的第一事是“省议论”。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他执政以后所以能广用人材，推行变法，很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第二事是“振纪纲”。张居正认为，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挂。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不同。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欲之”，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徇情者，“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者，“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因此，“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提到的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于各部院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需要由抚按议处者，酌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所谓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严考课，审名实，和上面提到的严令期限，以考勤惰，就是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第五事是“固邦本”。关于理财，他讲到两个问题一是指出财用日匮的根源，包括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等等。另一是要“慎选良吏，牧养小民”。他把守令分为三等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与上考；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止与中考，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显著，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第六事是“饬武备”。他认为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三者皆不足患，而患在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苟且偷安。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这篇奏疏同嘉靖二十八年上的《论时政疏》的情况相比，张居正的治国思想更进了一步，不仅提出的问题更具体深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更切中要害了。他进入内阁以后，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特别强调“尊主权，一号令”。 这份奏疏上于八月。在前一个月，首辅徐阶致仕。对于徐阶，张居正一直很敬重，至于其他阁臣，他都没有放在眼里。次辅李春芳是张居正同科的状元，比张居正早两年入阁。徐阶被论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张居正马上回答“如此，庶保令名。”2可见他的狂傲。在徐阶去职后不久，呈上《陈六事疏》，虽是一种巧合，但《张太岳文集》卷三六《陈六事疏》。 2《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 是也可把它当作竞争首辅的纲领。 24 郭朴、高拱因为与徐阶的矛盾，一个罢免，一个致仕。隆庆三年（59）八月，赵贞吉入阁。赵贞吉也曾是少年名士，有前辈官僚称赞他的考卷“虽《治安策》弗能过矣。”张居正也被称为“贾生不及”，两个“贾谊”凑在一起，内阁失去了以往的平静。赵贞吉以晚辈视张居正，议论朝政，动辄曰“非尔少年所解。”2这些，当然是张居正不能忍受的。 为了对付赵贞吉，张居正通过原裕邸中官、后任司礼太监的李芳，于十二月召还高拱，并使他兼掌吏部事。赵贞吉通过李春芳的，也兼掌都察院事。两人形成公开的对抗。高拱以次辅兼掌吏部，力量要更大些。隆庆四年（570）十一月，赵贞吉不得不辞官而去。次年，李春芳致仕，高拱转为首辅，张居正跃居次辅。 在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和高拱合作得不错，如对于俺答封贡事，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幸的是，高拱同样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张居正，张居正也不甘久居人下，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 冲突首先是从与徐阶的关系而引起的。高拱因宿怨，令亲信言官追论徐阶的过失，并连及他的几个儿子。张居正受徐阶所托，欲加以庇护。听从张居正的劝说，高拱心有所动，却又听到传言，说张居正接受徐阶之子三万两银子的馈赠。高拱当面加以讥讽。张居正向以“一切付之于大公”3自诩，乃指天为誓，坚不承认。高拱虽然承认误听闲言、未加详审，但两人交恶已无可挽回。 为了对付高拱，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成了联盟。穆宗病逝，司礼监太监冯保依其便利办了两件事情。一是密嘱张居正起草遗诏，在遗诏中加进“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的内容。二是串通穆宗后妃，罢斥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得其位。这样，局面完全变了。隆庆六年（572）六月，高拱被罢官。不久，另一个阁臣高仪病卒，内阁只剩下张居正一个顾命大臣。从此，张居正到万历十年（582）去世，一直牢牢地占据了首辅的地位，内阁之中无人与之匹敌。其间，虽有几个大臣入阁吕调阳，隆庆六年六月入；张四维，万历三年（575）八月入；马自强、申时行，万历六年（578）三月入，但他们同张居正的关系，有如属员一般。如张四维入阁，皇帝手批“随元辅入阁办事。”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只有十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生母李氏。李太后由宫女出身，封至贵妃。按照旧制，新天子立，尊前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称太后要加徽号。张居正和冯保商议，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取消了称号上的差别。这赢得李氏的好感和信任，她把辅佐、教导神宗的重任一并委与张居正。2冯保集司礼掌印、提督东厂于一身，由于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对神宗具有威慑力量，权势不在前朝王振、刘瑾辈之下，却没有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张居正说他“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咨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赵贞吉》。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张居正》。 3《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2《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 一事”。3又说“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应当说，在张居正执政期间，中官确不预外政，权贵太监如此受内阁掣肘，在明中叶以后实为特例。 3《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 《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第四节选用人材——考成法人得其位，官得其人，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关心的问题。他说得很恳切“故自仆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2他又颇为自得地宣称，“平生无他长，惟不以毁誉为用舍。其所拔识，或出于杯酒谈笑，或望其丰神意态，或平生未识一面，徒觉其行事而得之。皆虚心独鉴，匪得人言”。甚至有这种情况“已跻通显，而其人终身不知者。”3张居正主张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关于官员的出身，神宗和张居正就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贪贿事有过一番对话。神宗问“昨览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如籍如此？”张居正回答“正恃进士出身，故敢放肆。若举人岁贡，必有所畏忌。以后用人，当视其功能，不必问其资格。”4他建议恢复三途并用，且加以实施。山东莱芜知县赵蛟、费县知县杨某，都是吏员出身，“干局开敏，能肩繁钜”。非经科举的官员，是士人看不起的。但杨某“终其任，无一青衿敢哗者”。还有司狱黄清，张居正用为淮安府同知，以筑高宝诸河内堤，“甫岁余，成功者已半”，加两淮运司同知，以竣其役，“又匝岁功且报完”。张居正出身甲科，起家翰林，能恰当地评价和任用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是他优于其他执政者的地方。 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能不计虚名，量才为用。如张学颜，任山西参议时，为总督江东所劾，后事得白。高拱曾称赞他“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张居正以其“精心计，深倚任之”，万历六年（578）用为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会计，实施清丈，颇有成绩。2如潘季驯，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两次总理河道，礼科右给事中雒遵勘查工程，说他“驱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腾率报功”3，因而被罢官。万历初年以来，黄河、淮河不断泛滥，淮、扬间多有水患。张居正深以为忧，终于在万历六年再次起用潘季驯总理河道。潘季驯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4，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又如殷正茂和凌云翼。殷正茂性贪，岁受下属贿金以万计，高拱曾对他有一番评价“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5凌云翼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议。张居正看中他们的干济之才和事可立办的效率，把两广军事先后委托给两人。 张学颜、殷正茂等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没有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认为，或议论“某为新郑之党，不宜留之”，或议论“某为新郑所进，不2《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 3《张太岳文集》卷三二《与藩旧贺澹庵言得士》。 4《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癸酉。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异途任用》。 2《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 3《明穆宗实录》卷六四，隆庆五年十二月辛亥。 4《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5《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宜用之”，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一切付之于大公”，这也可以算作一个证明。 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他们在边防上多有建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不应当是孤立的原则，还应当有制度上的保证。万历元年（573），张居正提出和推行考成法，就是制度上的保证。考成法规定了办事的时效，建立了监督的网络。规定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并建立了层层监督网络，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2把办事拖拉的官僚系统纳入讲求时效的轨道谈何容易，张居正抓住这一点，加以整顿，说明他对官僚政治的弊端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他执政期间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数年之后，科道官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3这当不是虚妄之言。 再者，抚按负责一省之事而汇总于六部，六部据簿以检查各地职守，六科据簿以检查六部，内阁据簿以检查六科，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内阁控制部院，自明中叶以后不断加强，但明确提出内阁通过六科控制、监督部院，这还是第一次。 作为考成法的辅助手段，万历二年（574）十二月，张居正命造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将两京及内外文武职官府部以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均列于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写换一遍。其屏设于文华殿后神宗讲读进学之所，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次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这项措施有两层意义。一是使用人权宜最终集中于皇帝，二是让皇帝有所凭依，正确地行使用人权宜。 行考成法，会造成另一些弊病。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他说“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惯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并追。”2但总的说来，由于推行考成法，使“政体为肃”，是史家所承认的。 《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2《张太岳文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3《明神宗实录》卷十一，万历六年正月乙巳。 《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万历二年十二月壬子。 2《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第五节边事安排张居正一直关注北边形势，按他的说法“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3他虽然说过，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都不足患，但对此三者，却无不予以注意，无不下力解决。 先说足边足食。张居正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要减兵，而是要足边。他说“天生五财，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足兵，而务为去兵，则唐之季世是矣。”但足兵不应当是盲目的，“足食乃足兵之本”。张居正在给顺天巡抚的一封信中反对盲目增兵“贵镇清查虚饷万有余人，数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国计者，方且啧啧称羡，乃闻近日又欲募卒补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额之外，方患无以给之，赖此补数，似不必更招浮**以滋冗滥也。”2足食当然不能只靠清查虚饷，关键还在于恢复屯政。兴屯政则食足，食足则兵足，这是张居正解决足边足食的策略思想。“如欲足边，则舍屯种莫繇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切勿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他还认为，这些话“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3。 再说选择边臣。万历五年（577），调顺天巡抚王一鹗至宣府，以原应天巡抚陈道基抚顺天。张居正认为“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4一人之调之用，都要躬亲，都要三思，可见其对边务的关注。 在西边，先后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时以及出于高拱门下的吴兑为总督。王崇古首先提出封贡，得到高拱、张居正的，张居正起的作用或许更大。“昨年虏孙之降，举朝骇惧，以为不可纳。仆曰纳之而索吾叛人，可尽得也。”如果高拱主议，在他罢官后，张居正应不会大加渲染。方逢时当时任大同巡抚，吴兑任宣府巡抚，以两人总制一方，是因为他们都曾参与了封贡事，且能坚持封贡的方针。一段时间里，宣、大一线得以安宁。 万历七年（579），俺答西攻瓦剌，被击败。2此行的作用是进一步沟通乌斯藏与内地的联系。乌斯藏僧锁南坚错称活佛，在俺答劝说下，致书张居正，表达了通贡的愿望。俺答也接受活佛作善戒杀的教导，准备东还。张居正发现，俺答与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自此3《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2《张太岳文集》卷二三《与蓟镇杨巡抚》。 3《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4《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两广殷石汀论平古田事》。 2《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 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3。在他主持下，许西僧通贡之请。自此，西方只知奉此僧，而内地也开始知道有活佛。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蓟、辽一线，有两员著名的大将，一是张居正极为器重、着力庇护的名将戚继光，另一是镇辽二十二年的总兵官李成梁。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因军功由参将升至总兵。万历七年（579），朝廷议加李成梁爵位，张居正说“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大节为一时诸将之冠。加以显秩，良不为过。况系流爵，非世袭者，因以鼓将士敌忾之气，作人臣任事之患，亦振兴边事之一机也。”李成梁被封宁远伯。他感激张居正，派人送以馈金，张居正拒绝接受，说“尔主以百战得以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2张居正不但善于选择边方人材，而且亲自制定大的方略，许西番通贡即是一例。再如，东部鞑靼土蛮因垂涎王号，屡次进犯，以要挟求封。“辽东将士久苦征战，一闻虏言，遂有和戎之望。”3张居正坚决不准东部鞑靼款贡。他认为，“东虏”与“西番”不同，“非有平生恳款之素”，“非有执叛谢过之诚”，而“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如同意其要求，岂非“畏于彼而曲徇之？”再说，“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召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由此看来，“宜故难之以深钓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若“东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益孤。而吾以全力剔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这样树德于西，耀武于东，“计无便于此者”4。这篇深谋远虑的文字中包含着两个要点其一，不受要挟，不作城下之盟；其二，对边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万历五年（577），土蛮入犯锦州，督抚果然遵从张居正的意见，提出只可羁虏不可媚虏，不与东部鞑靼通贡。 张居正在一首视辽东捷报的诗中写了这样两句“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5他名义上是在称颂皇帝，暗中恐怕很有几分自得。北边形势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确应归功于他的筹划。 3《张太岳文集》卷四三《番夷求贡疏》。 《明神宗实录》卷八七，万历七年五月丙辰。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3《明神宗实录》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 4《张太岳文集》卷二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5《张太岳文集》卷一《辽左奏捷》。 第六节捐上而益下张居正执政遇到的内部问题主要是入不敷出，财政拮据。隆庆元年（57）户部题报“查得本部额派每年应入太仓钱粮各处民运夏税秋粮马草地亩花绒等项折银共一百一十六万余两，各运司盐银共一百三万余两，每年应发各边主客年例该银二百三十六万余两，在京各衙门各营卫所官员折俸料草布花商价等项该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即使常赋尽数完解，尚欠银一百五十二万余两通算本年入数比出数当少银三百四十五万，无从措处，必须广集众思以求其济。”张居正解决难题的方针，就是捐上益下。所谓捐上益下，即倡导宫中力行节俭，度支慎加算计，则可不加征而扭转国用不足的局面。由于所处的地位，张居正能够比以前的执政者更坚决地提出和实施捐上而益下的方针。如太监请买金两珠石，张居正说“今户部钱粮十分缺乏，各边求讨月无虚日，实难。乞暂停此举，少苏民力。”此事遂罢2。神宗要铸钱供赏用，张居正说“臣等看得先朝铸造制钱，原以通弊便民，用存一代之制今若以赏用缺钱，径行铸造进用，则是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府，大失旧制矣。”3神宗要修慈庆、慈宁两宫以取悦太后，被张居正挡了驾“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慈庆、慈宁两宫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落成之日，臣等恭诣阅视，巍崇彩绚，无异天宫。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未备乎？抑亦敝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神宗要征用光禄寺金，也被张居正劝阻“窃惟财赋有限，费用无穷，积贮空虚，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埸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我皇上凡百费用痛加樽节，若再有取用，臣等亦决不敢奉诏矣。”2万历四年（57）十二月，十四岁的皇帝与张居正在文华殿有一段颇为感人的对话神宗举御袍示辅臣，问“此袍何色？”张居正以青对。神宗说“紫也。服久而渝耳。”张居正说“此色既易渝，愿少制。世宗皇帝服不尚华靡，第取其宜久者而用之。每御一袍，非敝甚不更，故其享国久长，未必不由于此。窃闻先帝则不然，服一御则易矣。愿皇上惟以皇祖为法，能节一衣，则民间数十人受其衣者，若轻用一衣，则民即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神宗深以为然。3这一番对话恰如父辈谆谆教诲子侄。联系到后来神宗热衷于“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库”，张居正在位时的规劝和约束作用是很明显的。 在规劝于上的同对，也考虑到下民的实惠。隆庆六年（572）六月诏书，将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元年拖欠钱粮，除金花银外，悉从蠲免。隆庆二年至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六《国用考》。 2《明神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十一月庚戌。 3《张太岳文集》卷四三《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 《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戊申。 2《明神宗实录》卷八五，万历七年三月丙午。 3《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万历四年十二月庚申。 四年拖欠钱粮减免十分之三。万历二年拖欠七分之中，也只征三分。鉴于“民犹以为苦”，万历四年七月，张居正提出“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常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户部开出一份很长的当蠲免和当改折的单子，蠲免主要包括隆庆二年至四年解京折色钱粮拖欠者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金花银拖欠者六十五万九千九十五两，免嘉靖年间所欠；隆庆二年至四年边镇钱粮拖欠者五万二千多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盐课拖欠者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两，除票税银外蠲免。改折主要包括万历四年所征五年起运者，除额例改折外，其余部分改折十分之三，计折米一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余石，按粮数多少和水旱灾害轻重分配于各地，无论正兑改兑每石粳米折银八钱，粟米每石七钱。2这张单子可以给我们一个细民受惠的数量概念。 《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通赋以安民生疏》。 2《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万历四年七月丁酉。 第七节度田、条编条编即一条鞭法，到张居正执政时已在局部地区，主要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推行了几十年，毁誉不一。张居正对一条鞭法持赞同态度。万历五年（577）正月，户科都给事中光懋上疏称，行条鞭法使“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享乐生之心。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不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今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于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户部的意见是“今后江北赋役务照旧例，在江南者听抚按酌议。”为什么江南尚可行之，江北大为不便，光懋的奏疏和户部的答复都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张居正当时对一条鞭法能否广为推行大概也没有把握，他在另一处说“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之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固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也。”2虽作如此解说，张居正还是相信第一，地域的差别不应当是推行一条鞭法的障碍。第二，白栋在其地推行一条鞭法不应视为过失。他所拟旨云“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3随后，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的信中又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访其在官素有善政，故特旨留之。”4张居正真正下决心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是在全国度田之后。自明中叶以来，土地失额一直是严重的问题，局部地区的土地清丈时有举行，但没有形成全国的规模。万历五年，张居正建议料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挠法者，下诏切责之”。在一段时间里，度田没有形成很大的声势，这或许和张居正丧父，因而引起朝廷上的大辩论有关。福建最早完成度田。万历八年（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抚臣劳堪以闻，部覆谓宜刊定国书，并造入黄册，使奸豪者不得变乱”2。而在同时，山东还在为数量并不大的勋戚茔田打官司。“户部疏称山东抚按何起鸣、陈功所奏，邹平县会昌侯孙忠茔田地九顷，胶州阳武侯薛禄户丁承种祖遗田地三十七顷。复查不系钦赐之数，优免又无明文，可据议各量除二顷以为祭祀之资，其余照依民地例纳。”3直到这一年的十一月，户部才奉旨制定各省直清丈田地的条款，定清丈之期，行丈量之法，严禁欺隐，“上依其议，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4。 不到一年，清丈一事有了很大的进展。以地区而言，山东丈出民地三十《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2《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鞭》。 3《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4《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2《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3《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4《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万历八年十一月乙亥。 六万多顷，屯地二千二百多顷；顺天八府支出土地共二千八百多顷。以类别而言，屯田御史沈阳查出勋戚冒滥庄田二万二千多顷。有一事例很可说明清丈的彻底蒲州守御千户所屯地在临晋等县，山西抚按借口非本省所辖，不行丈量，直隶抚按不知所在地方，概称额数免丈。万历九年九月，户部奏称“屯地犬牙相制，各省直坐落本境者少，跨在别境者多，减于原额者少，加于原额者多。宜敕抚按官互勘交查，有过额数多者照军民各地当差，姑免入官，庶正额咸复，永无隐射之弊。”正因为朝野普遍重视清丈，万历年间土地额数才有很大的增长。 丈田全面实施，张居正认为时机已到，于万历九年（58）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在全国推行，只是就朝廷的命令而言。有些边远地区要在几年之后，甚至十数年之后，才完成这个转变。但是，在这一新赋役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张居正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六，万历九年九月丁卯。 第八节从“夺情”到抄家万历五年（577）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死讯传报京师，使张居正处境异常尴尬。按照制度，父母去世，官僚当回家守制。而在其时，已形成朝廷不可无张居正的局面。另一方面，张居正对得到的权势也不无留恋。户部侍郎李幼孜等倡“夺情”之说，议留张居正于朝，2内阁吕调阳、张四维疏引前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乞请挽留张居正。神宗随即下旨，要他“为朕劝勉，毋事过恸”，一过七七，照旧入阁办事。张居正三疏乞终制不许，即吉服视事。这事在朝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官员因弹劾他“忘亲贪位”、“厚颜就列”而被治罪。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赶去见张居正，为众官求情。张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颈状，曰‘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3一些史书都以嘲讽的口气记述这一情节。其实，正是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张居正个性极强。 张居正的报复心理同样极强。如万历四年正月，御史刘台对他加以弹劾，措词严厉。张居正怒辩，伏地泣不肯起，直到刘台被除名为民方止。同样，对于反对“夺情”的官员，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种报复心理导致他作出以下决定禁毁书院。因有人聚徒讲学，讥议朝政，甚至扬言张居正“朝政，必当入都，昌言逐之”。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命毁天下书院，将“各省私建书院俱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挠害地方”2。尽管他为自己辩解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3他所不满者，是讲学者对名卿硕辅每诋之，但这一极端粗暴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他个人的恩怨所决定的。 三月，张居正提出回乡为父亲治丧，获准。神宗嘱咐他“卿未行，朕已悬望，宜蚤襄葬事，星驰赴京。”又敕谕吕调阳等“朕冲年践祚，凡事都赖元辅，卿等所知。今暂准给假，一应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要行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治。大事还待元辅来行。”4甚至要“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六月，张居正在神宗催促下，上路还京，途中引起极大轰动。有人作了如下描述“张江陵再起时，所过州邑，邮传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江陵犹以为无下箸处。至真定，太守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一闻，诸郡县转相效尤，吴中之善庖者，召募殆尽，皆得重赏以归。普又创步舆供奉，前为重轩，后为寝，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左右各令一童子侍，为挥箑注香，凡用卒三十二人舁之。”张居正尚奢侈，“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2，在士大夫间造成2《明神宗实录》卷六七，万历五年九月乙卯。 3《明神宗实录》卷六八，万历五年十月乙巳。 《明神宗实录》卷九五，万历八年正月己未。 2《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 3《张太岳文集》卷三○《答宪长周友少明讲学》。 4《明神宗实录》卷七三，万历六年三月辛酉、丙寅。 郑仲夔《玉麈新谭·偶记》卷四《步舆》。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士大夫华整》。 很大影响。而像回京途中的享乐，实在太过分了。 回到京师的第八天，张居正就上疏，请求惩治弹劾他的员外郎王用汲。 王用汲被削籍为民。他又怨恨张四维处分太轻，“厉色待之者累月”3。由于权势越来越大，张居正对反对他的言论，已到了朝闻夕报的地步。 虽然花费不小的精力来对付反对派官僚，张居正对朝政的处理仍是一丝不苟，对神宗的教诲仍是严格耐心，直到他病倒在床。万历十年（582）三月，他不得不要求在私邸办公。在最后的八个月里，他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早在万历四年十月，张居正就因九年考绩，进上柱国、太傅，俸如伯爵。他一再辞谢，直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正式给太傅诰命。万历十年六月，因辽东大捷，进为太师，自李善长之后，文臣无生受三公者。六月二十日去世，终年五十八岁。谥号“文忠”。 神宗曾对张居正说过“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4云云，但在内心对张居正的管制早已厌烦。谪冯保至南京闲住，是第一个信号。弹劾张居正的官员复职，是第二个信号。万历十二年（584），以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罪抄张居正家，抄出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六万两，在京房宅价值一万余两5。神宗命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回所赐玺书、诏命。他的长子张敬修在被追逼家产时不胜酷刑而自杀。他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发戍烟瘴地。 除了对张居正的管制不满，神宗还误信人言，贪恋张府财产。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于氏尝数次得罪张居正，他的分析当较为公允。有不少官僚都承认张居正看重名节。 至于丁比吕说在万历四年的科考中以“舜亦以命禹”为试题，“殆以禅受阿居正”2，更是无稽之谈。即使有阿居正之意，也绝与禅受无干。 在几十年内，无人敢为张居正辩白。直到熹宗即位后天启年间，朝野才开始对他重新评价，为他恢复声誉。 对于身后的毁誉荣辱，张居正不能说置之度外，但应当说，他确有所悟。湖广巡按要修建三诏亭，以志皇帝对首辅的眷恋。他不同意，说，“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又说，“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3。这种豁达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的官僚中着实难得。 若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张居正一生的是非，那么，不妨引用他自己的话“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他的确是“有瑕而为玉”者。43《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 4《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丙子。 5《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 《明史》卷二一七《于慎行传》。 2《明史》卷七○《选举二》。 3《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 第二十八章戚继光第一节世袭登州指挥，整饬防务戚继光（528—588），宇元敬，号南塘，晚年易号孟诸。出身于山东登州卫一个世袭军官之家。祖籍原在山东东牟（今莱芜），因避元末战乱，六世祖戚详率全家迁居到离凤阳很近的濠州定远昌义乡。那时，起义烽火正旺，戚详也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中，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为明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在征服云南的战斗中阵亡。朱元璋大封功臣时追念戚详开国有功，授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自此，戚家一直在登州（今山东蓬莱）任职。父亲戚景通刚毅好学，有军事才能，曾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屡立战功，先后出任过山东备倭军事都指挥，大宁（今河北保定）都指挥使以及京师中的神机营副将等职。 戚景通五十六岁时才得子，故对儿子要求相当严格。他不仅悉心教导戚继光读书识字、传授武艺，还常常灌输一些保国安民，为人处世的道理。尽管戚家出身将门，但家境十分清苦。戚继光十岁时父亲回籍奉养祖母，更是艰辛。在这种家庭氛围熏陶下，戚继光自小就喜欢“弄捭阖，多权奇”，少年时代即已“通文史经义”2。嘉靖二十三年，戚景通身患重病，自知将不久于世，就让戚继光迅速赴京办理袭职手续，但尚未等到戚继光回家，就与世长辞了。这样，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职，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他曾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题了一首名为《韬钤深处》的诗，最后两句云“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3，反映出他要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远大抱负。 嘉靖二十五年，十九岁的戚继光正式担当起登州卫屯田的管理事务。经过清理整顿，颇收成效。从嘉靖二十七年开始，五年里，戚继光每年一次率领登州卫兵家子弟前往蓟州戍边，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这样戍边对于他后来镇守蓟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过，“（吾）弱冠自奋，部署六郡良家备胡，稍习北鄙利弊”4。在此期间，他于嘉靖二十八年十月考中山东乡试的武举。次年九月到京城会试时，恰逢庚戌之变，鞑靼军自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明朝廷慌忙筹划保卫京师。戚继光于是“条上便宜，部当其议”5，被任命为守卫京师九门的总旗牌官。尽管这次会试中，他没有考中，但他的军事才能已显露出来。此后，山东直指刘瑶、兵科给事中王德等许多有识之士看到戚继光“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都上疏推荐他。到嘉靖三十二年六月，戚继光被提拔为都指挥佥事，管辖三营三十四卫，督理山东的备倭事务。当时各卫所由于年久失修，残破不堪，而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道光仙游崇勋祠版本。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2《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3戚继光《止止堂集》，《横槊稿》上。 4《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5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且军卒逃亡严重，所剩都是些老弱残兵，纪律松弛，缺乏训练，根本不能打仗。戚继光决心“振饬营伍，整刷卫所”。一天，他母舅（当时是他的部下）仗着自己是长辈，不肯听戚继光的调遣。戚继光当众按有关的营规责罚了母舅。到了晚上，他又以外甥的身份脱冠向母舅表示歉意，使母舅心服口服。部属将士们目睹了戚继光的执法如山，不徇私情，都有所震动，从而使以前散漫的状况大有改观。这样，戚继光不仅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使山东的海防得到了巩固。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第二节抗倭于东南沿海《练兵议》嘉靖中叶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倭患愈演愈烈，尤其是浙江、福建两省，由于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出没无常，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出现明兵“数万之众，贼常以矛走之”2。这种情况引起了百姓的恐慌和朝廷的担忧。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555）七月被调往东南，任浙江都司佥书，管理那里的屯政。他多次为总督胡宗宪谋划御倭，深得胡宗宪的赏识。在胡宗宪的一再请求下，次年七月世宗升任戚继光为参将，负责防守倭寇出没频繁的钱塘江以东地区，即宁波、绍兴、台州一带。二十九岁的戚继光终于获得了大显身手，实现“海波平”理想的机会。 戚继光上任不到一月，就有一股八百余名的倭寇进犯浙中门户龙山所（今在镇海）。明朝廷调集了数千军士防守，倭寇兵分三路突入明朝各部军队。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明军，竟抵挡不住，纷纷溃退。直到新上任的戚继光奋不顾身地射死了三个为首的倭寇头目时，倭军才后退。十月，倭寇再次进犯。在浙江巡抚阮鹗的亲自督领下，戚继光、俞大猷和台州知府谭纶三位抗倭英雄首次协同作战，连败倭寇。但由于冒险轻进，明军又无纪律约束，差点全军覆没。这几次战斗，加上以前其他将领的抗倭战斗，使戚继光深深地感到，旧军队缺乏严格的训练，士兵素质差，战斗力不强，军纪松弛；若不另行组建和训练一支新军，就根本无法抵御武器精良、剽悍勇狠的倭寇。这年冬，戚继光起草了《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首次向上司提出了创立兵营，然后选兵、练兵的建议。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戚继光再次向上司递交了《练兵议》。当时，左右认为这“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嘲笑他多管闲事。在《练兵议》中，戚继光分析了明军难以与倭匹敌的原因，要求“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2。总督胡宗宪以前曾练兵，但毫无成效。这次他读了戚继光的建议后，尽管心中不悦，但他相信戚继光的卓越能力，还是勉强同意了。浙江巡抚阮锷则对此大加赞赏。这年冬季，从另部拨了三千绍兴士兵归戚继光训练。不出一月，舟山一带倭患大有减轻。 防守台州嘉靖三十七年（558）四月，戚继光奉命率军由舟山渡海防守台州，多次取得小规模的胜利。当时，倭酋汪直被胡宗宪诱杀后，余部占据岑港。明军在胡宗宪领导下，分几路强攻。戚继光率左路兵马猛攻，但岑港是倭寇经营多年的老巢，明军一时难以攻破，相持达半年之久。明世宗见岑港久攻不下，听信谗言，以为是将官作战不力，竟下诏剥夺了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的职务，限期一月荡平岑港。戚继光因奉命置身于岑港，无暇顾及台州的2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六；叶春及《大将军戚公请告归登州序》。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2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倭患，当时竟有人弹劾他“无功，且通番”，明朝廷准备拘捕戚继光加以审讯。幸而正在这时，岑港被攻破，戚继光奋勇冲杀是有目共睹的，“通番”更是无稽之谈，戚继光也就恢复了原来的官职，驰援倭患最烈的台州地区。戚继光悉心剿杀倭寇，先后在桃渚（今属临海）、海门等地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充分显露了他的军事天才，他每战“技能独擅，勇敢先登”，“御台、温数千之贼，擒剿无遗；功屡建于浙东，名亦闻于海外”2。 组建“戚家军” 然而，戚继光始终没有放弃练兵的计划。以前拨给他的三千军士，经过训练，转战各地，取得了不少战果。但由于选兵这一关并非戚继光亲自把握，士兵多是市井的油滑之徒，在作战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如军纪不严，甚至滥杀无辜冒功；一遇到短兵相接的情况，就怯懦不前，或者临阵脱逃。于是，嘉靖三十八年（559）秋，戚继光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指出“无兵而议战，亦犹无臂而格干将。乃今乌合者不张，征调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当时，义乌百姓为争夺开矿权，与永康矿夫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都十分勇猛，戚继光就请募兵义乌。这一主张得到谭纶的积极，并为总督胡宗宪所采纳。恰好义乌县令赵大河此时也上书胡宗宪，建议募当地矿夫当兵，以减弱械斗势力。胡宗宪于是命赵大河协助戚继光招募义乌矿夫。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募兵，一时应募者云集。其中有个名为王如龙的矿夫首领，“闻檄而率子弟出山”2，后来成为戚家军的中坚，王如龙也成为屡立战功的虎将。戚继光认为士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3。他综合体态丰伟、武艺精熟、聪明伶俐、力大如牛四方面对应募者进行严格挑选，认为“四者不可废，而但不可必耳”。他强调选的士兵要胆大，只有胆大，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敌制胜。戚继光在选编士兵时还有“三不用”，即“凡城居者不用，尝败于敌者不用，服从官府者不用”4。由于赵大河的密切配合，戚继光在很短时间内即招募到四千经过严格挑选的士兵，前往绍兴进行训练。 由于以前曾训练过三千绍兴兵士，再加上有了对倭作战的经验教训，戚继光制订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案。 首先，用卫国保家的思想教育士兵，一再教导士兵要认识到自己是从百姓中来，为解除百姓祸患而战的。他指出“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你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又指出“你们本为立功名报效而集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杀贼的？”他的教育是言之有物，浅显易懂的。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2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2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3《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第一》。 4《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第一》。 《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其次，加强军纪，严明赏罚。他以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的精神要求士兵。将各种紧要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视掌握程度加以赏罚。对军官要求也相当严。“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而次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2戚继光本人就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军官。他还强调要赏罚分明，“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却不干预恩仇”3。因而，尽管赏罚名目很多，却都得以切实执行。 第三，十分重视武艺的练习。戚继光指出，学习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4。 另外，针对倭寇的作战方式，参照东南沿海的地形，分析敌我双方的短长，戚继光创立了“鸳鸯阵”。这种阵法以十二人为一队，队长居前，次随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再次两人执狼筅，后继四人持长枪，再后两人用短兵器，最后一名是专事樵炊的火夫，长短迭用，使一队成为坚不可摧的有机整体。不仅如此，鸳鸯阵还可演生出许多阵形来，如“两仪阵”、“三才阵”等。总之，鸳鸯阵机动严密、变化多端、调动便捷，在对倭作战中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在鸳鸯阵外，再配上鸟铳手、弓弩手、火箭手，就组成了步军大营，同样能机动、变化。四千新军经过戚继光两个月严格而有效的训练，“无不以一当百也”，成为打击倭寇的有生力量，被称作“戚家军”，故“戚家军名闻天下”2。 台州大捷嘉靖三十八年（559）十一月，戚继光率军奔赴台州抗倭前线。次年三月，他改任分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的参将，一面训练步军，充备水师，一面整饬当地卫所武备，使浙东防务有很大的增强。嘉靖四十年（5）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沿海各地，倭船不下数百艘，人数达一二万。五月初，大批倭寇由象山海口侵入奉化、宁海之间，企图牵制明军主力，乘虚直攻台州。戚继光识破倭寇的真实意图，先在台州部署了必要的兵力，亲率大军赶往宁海剿倭。倭寇以为得计，派兵直犯台州城。戚继光得报后，挥师南下，先敌一步来至台州城下，以鸳鸯阵猛攻来犯之敌，大败倭寇，追出四十余里，俘斩敌人数百，其余倭寇全部淹死在江中，五千多被掳百姓也得到解救。不久，倭寇后续部队窜至台州东北大田一带，谋袭处州（今丽水），戚继光侦知敌讯后，在通往处州的必经之地上峰岭设下埋伏，以少胜多，以一千五百人全歼倭寇二千五百人，充分显示了他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此后，他又在2《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 3《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4《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2《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台州一带取得陆战七捷、水战五捷的战果。台州之战历时一个多月，共斩杀倭寇一千四百余人，焚溺而死的达四千多人，这是戚家军抗击倭寇的首次大捷。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斩倭寇一千多人。这样，浙江的倭寇基本上肃清了。这年九月，戚继光因在台州之战中“旌麾之所指，即捷报之连闻；台民共倚为长城，浙东实资其保障”2，晋升为都指挥使。两浙人民修生祠纪念戚继光的功绩。不久，戚继光再次募兵义乌，使戚家军的总数增加到六千多人。十月，戚继光奉命率军前往江西镇压了反抗明朝廷的义军，并于十一月班师。 《纪效新书》在台州大捷的前后，即嘉靖三十九年春至四十年秋，戚继光在戎马倥偬中，总结了自己练兵及与倭寇作战的经验，编写成《纪效新书》。“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3表明戚继光编写此书的精神是不尚空言而讲求实效，不拘泥古法而有所创新。此书初编十四卷，台州之捷后，又补入了新内容，扩充至十八卷。卷首有两篇《公移》作总叙，并用问答体裁写了《纪效或问》，用以解除士兵疑问，“历述所急与可办者”。正文有礼、乐、射、御、书、数六帙，共十八篇，“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亩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一一择其实用有效者，分别教练，先后次第，各为一卷，以诲诸三军，俾习焉”2。此书通俗易懂，“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3，实用性强，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名著。 率师援闽浙江倭患终告解除，福建的倭寇活动却愈来愈猖獗了。嘉靖四十一年（52）七月，戚继光率领六千精兵，由温州渡海至平阳，再由平阳抄小道抵达福建。福建人民饱受倭寇的**和官兵的劫掠，见戚家军来援，十分不安。后来，戚家军“号令金石，秋毫无犯，民乃以手加额曰‘今日始见仁者之师矣。’所至箪食壶浆，争相馈饷”4。当时，福建倭寇主力集中在横屿和牛田两地，加上其他小股倭寇，东南互为声援。戚继光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先破横屿。横屿位于宁德城外的海中，四面都是水路险隘，岛边又是一片泥淖浅滩，既不利于步军跋涉推进，又不利于水师舟船泊岸。倭寇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已占据横屿达三年之久。戚继光首先攻破了与横屿相呼应的张湾，随即于八月初八日直攻横屿，强行登岸，仅半日就收复横屿，歼敌数百，救出被掳男女八百多。这是戚继光率军援闽后第一个胜《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3《纪效新书》原叙。 《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 2《纪效新书》原叙。 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纪效新书》。 4《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仗。 略作休息后，在中秋节的次日，戚继光率军开往牛田。牛田在福清城东，是倭寇在福建的最大巢穴，周围小据点星罗棋布。戚继光在到达福清城的当晚，就带军悄悄地扑向牛田。他让士兵各持柴草一束填平堑壕，突然杀入。倭寇因戚家军新到，不加防备，在受到袭击后乱作一团，全部被歼。接着，在九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戚继光又智歼逃往林墩（今莆田境内）的残敌，倭寇仅落水淹死的就达一千余人。兴化城（今莆田）的市民直到戚家军凯旋才得知喜讯，于是“牛酒劳不绝”。戚继光在兴化的平远台上镌碑纪念这次大捷。戚家军入闽不到两个月，转战千里，荡平横屿、牛田、林墩的大倭巢，名声大噪。各地许多将官纷纷仿效戚继光，练起兵来。“于是，东南诸省俱征义乌兵，而自直隶以至闽、广、川、贵及腹里，一时大将、偏裨，下至部曲多练。”2戚家军因在福建作战时略有伤亡，须作补充休整，于是戚继光在十一月回到浙江。十二月，戚继光因功绩卓著，升任为分守台州、温州、兴化、福宁中路等处的副总兵官。 可是，倭寇得知戚继光班师后，“私庆曰‘戚老虎去，吾又何惧？’”3不到一月，又卷土重来，用计赚开了兴化城，在那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四野一空，八闽俱震”4。直到次年二月才自动退出，攻陷了附近的平海卫。明廷感到福建局势又严重起来，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派遣戚继光再度率师援闽，又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协调各部行动。 嘉靖四十二年（53）三月，第三次前往义乌募兵后，戚继光率兵到福建，四月抵达福清。谭纶会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研究作战计划，决定由戚家军担任中路主攻，俞、刘军为左右两翼。四月二十日，在火铳猛烈轰击下以及左右两翼配合下，戚家军突破平海卫，擒斩敌人二千二百名，救还被掳男女三千余人。随后又在倭患各地登陆，在一个月内奏捷十二次，斩敌三千余。六月，横屿功奏上后，戚继光升为都督佥事。不久，再叙兴化、平海卫大捷，被誉为“用兵如神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戚继光又升为都督同知，并荫子正千户。十一月，戚继光被提拔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以及浙江的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陆戎务。此时，新来倭寇二万余人侵入福建，围攻仙游城。戚继光闻讯后率军前往援救，在十二月的一个大雾天，以各个击破的战术，一举消灭倭寇，解救了被困五十余天的仙游城。仙游之战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因此，谭纶指出“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2嘉靖四十年春，戚家军又在王仓坪、漳浦蔡丕岭连败残寇，至此，福建境内的倭患暂告平息。五月，戚继光会师镇压了“山寇”蓝松山，此后，戚家军一直驻守在福建境内。 平定广东倭患《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二。 3《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4《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广东倭患本来并不严重，但在浙江、福建倭患平息后，渐渐转烈，尤其是潮州一带，“倭二万与大盗吴平相为犄角”，肆行杀掠，贻害匪浅。驻守在那里的俞大猷军尽管多次给予倭寇和吴平以沉重的打击，但不能彻底消灭他们。嘉靖四十四年春，戚继光出兵与俞大猷相会，共同讨伐吴平。戚家军水陆两路并进，大败吴平于梅岭。吴平转据闽广交界处海中的南澳岛。九月，戚继光将军队分成中、左、右三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亲自督兵渡海，攻进南澳。俞大猷的援军随后赶到，几乎全歼岛上敌人，只有吴平等七百余人逃脱。戚继光、俞大猷率军直追，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剿灭残贼，吴平也投海自杀。这年春，戚继光因仙游功奉命兼管广东潮州、惠州两府及伸威（今江西南部）等营的军事事务。到这时，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战斗，东南沿海严重的倭患终于平息了。 《明史》卷二一二《俞大猷传》。 第三节北戍蓟辽《请兵破虏四事疏》东南安定下来后，明朝北方的边防问题就显得突出了。当时新继位的明穆宗力图一改嘉靖年间的弊政，而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都是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于是开始经营北方边防了。 隆庆元年十月，在给事中陈瓒等的推荐下，穆宗调戚继光回京师训练兵马。到京后不久，戚继光上了《请兵破虏四事疏》，系统陈述了自己对边防问题的看法，要求穆宗“授臣（戚继光）以十万之师，假臣便益”2，去平定疆场。由于对是否任用戚继光守边，“台省议论不一，而且部持两端”3，戚继光被安置到神机营担任副将，这正是三十多年前他父亲担任过的职位。不久，在蓟辽总督谭纶建议下，集中了步兵三千，又从浙江征兵三千，归戚继光专门训练。五月，穆宗听从谭纶推荐，诏令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辽东四镇练兵事务，地位与四镇总督相同，“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4练兵、筑台、修长城戚继光到蓟州赴任后不久，即多次上疏给穆宗，分析边防存在的问题，强调练兵的重要性。其中十月所上的《练兵条议疏》指出了边防军队“虽多亦少之原七，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5，提出募新兵、专事权等对策。他的建议得到了谭纶的赞同和高拱、张居正的，也得到了神宗的批准。 不久，根据戚继光的建议，蓟州防区被划十二路，设立东西协守，分别统领各路，建立七座车营，配合马、步兵进行协同训练。但调浙兵守边的建议仍没有能实现。十二月，戚继光在青山口击退长昂与董狐狸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戚继光“闻风策应而大振军威，督兵拒堵而克收武烈”，改变了人们以为他适于抗倭不宜敌虏的看法。 隆庆三年（59）二月，戚继光以总理衔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亲自督率十二路兵马。他对蓟州等处边防经过仔细观察后，又向穆宗上疏，请求建立三千座空心台。穆宗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只给修建一千二百座的费用。这样，戚继光调配士卒，开始艰巨的筑台、修墙工程，可是，“蓟人夙多木强，律以军政即不堪”。2幸好，戚继光提议调来的三千浙兵到达了蓟州。这支军队抵城外待命时，正逢大雨，但浙兵“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3，引《明穆宗实录》卷十三，隆庆元年十月乙未条“召福建总兵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全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焘回籍听勘。先是，虏入永平，焘报功不实，给事中陈瓒等劾奏焘荐继光，故有是命。”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3《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4《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5《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八。 3《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得边军大为惊骇，过去散漫的恶习渐渐有所革除。到隆庆五年八月，空心台全部建成，从山海关到镇边（今昌平西）的长城防御线上，共计修筑空心台一千零十七座，从而大大增强了长城东段的防御能力。 改革边军在修长城和筑立空心台的同时，戚继光对边军也加强了训练，进行了改革。他除立车营进行车、马、步军协同训练外，还设制了拒马器，用我所长，攻敌所短。他在密云、遵化、建昌三地建立辎重营，作为粮草、器械等军用物资的基地。他还根据军队来源的不同，予以不同的防守任务，“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隆庆六年冬，在戚继光的提议和安排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地点在汤泉（今属河北遵化），车、骑、步三军配合，人数多达十六万，长达二十多天，实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演习相当成功，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他说“职援枹二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2由于戚继光练兵有方，训练有素，当时朵颜部董狐狸的几次进攻，都落得一败涂地的结局。万历七年，戚继光还援师辽东，击败图们汗四万军队的进攻。当时明皇朝以八事评判边将，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每三年派大臣阅边。戚继光“在蓟也，足竭穷荒，心竭智虑，无一楼垣非亲自措筹而步算，无一戈橹非亲自检点而试验者也”3，因而成绩常常是最好的，但职秩仅由叙平吴平功后的右都督进加到左都督。 明朝自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后，对蓟州防守越来越重视。但在戚继光担任此职以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4，边防并不巩固。戚继光镇守蓟州后，一方面由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决策有方，封贡俺答，另一方面，由于戚继光本人的卓越才能，所以“在校园“黑帮”sodu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5。 《练兵实纪》戚继光镇守蓟州期间，还在隆庆五年（57）写出了另一部军事名著——《练兵实纪》。正文是根据练兵次序而编成的训练方法，计有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等八卷。另有杂集六卷。这书是戚继光训练士兵、守卫蓟镇的经验总结，无论是对付北虏的战术、武器的制造和运用、行阵的布置与变化，还是对士兵具体的训练方法，都有很大的实用性。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今以此书考相守边事迹，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这部著作与《纪效新书》被“兵家奉为金科玉条，可以垂之《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 3《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4《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5《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练兵实纪》。 百世者也”2。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戚少保继光”。 第四节功大赏薄，晚景凄凉与同时期其他将领（如俞大猷）相比，戚继光是十分幸运的一个。他能够“更历南北，并著声”，3跟他与上司及同事间的良好关系是分不开的。他驰骋在抗倭战场时，得到胡宗宪、谭纶、阮鹗的赏识，北守蓟镇时，又得到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的倚重和督抚大臣谭纶、刘应节、梁梦龙等的，他与监军汪道昆合作多年，关系也非同一般。尤其是张居正，每有事即与戚继光商量，“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4，更为有识之士所乐道。但这种特殊关系在张居正身后也给戚继光带来不利影响。万历十年，“及江陵弃人间，人言波及少保”。有一个原戚继光的部将，竟忘恩负义，“阴布蜚语京师，倾少保而自代”2。给事中张鼎思则上劾戚继光在蓟镇无功，不如调往南方。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张居正曾交代过戚继光镇守的战略“今日之事，但当以拒守为主，贼不得入，即为上功。”3事实上，戚继光很想来一次大决战，以为“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虏于是不支而后心服胆裂”4。但为贯彻张居正意图，始终未能如愿。神宗却相信了这种荒谬的言论，于万历十一年二月改戚继光镇守广东。戚继光离镇之日，“阖镇父老，诣阙请留，当国不允，遂罢市遮道拥泣，攀辕追送出境者不绝”5。不久，一股蒙古军突入黑峪口，有人请留戚继光镇守，也没有得到允许。 这年夏天，戚继光正式赴任广东。此时，广东相安无事，戚继光心情郁闷，又因好友谭纶、俞大猷以及部下王如龙、陈大成相继离世，更是感到孤单，再加上年老有病，就产生了归隐林下的想法。于是一再上疏告退，万历十三年神宗同意了戚继光的请求。这年十月，戚继光回到了蓬莱故居。 戚继光晚年的生活十分凄凉，仅靠修立家庙、延师教子以及整理昔日公文打发日子。妻子王氏不育，对他瞒着她娶妾生了戚祚国等六子十分不满，竟在戚继光病重之时，弃他不顾，卷资逃到娘家，以致戚继光“延医且无资”。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八日（588年月5日），年过花甲的戚继光在大病之后溘然长逝。在好友汪道昆及戚祚国的请求下，神宗给予戚继光一般的恤典。但荫子千户却没有兑现，他的儿子只承袭了祖先七代相传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当时有人对此感到不平，认为“自来功大赏薄，未有如是之甚者”。直到三十多年后，朝廷才给了他“武毅”的谥号。崇祯三年，由于戚祚国的请求，崇祯帝在登州建立了纪念戚继光的祠庙，并亲自命名为“表忠寺”。戚继光不仅身经百战，是个有谋略、多奇计的良将，而且能文会诗，留34《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4《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2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3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总兵戚南塘援击土蛮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984年版。4《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5《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叶向高《请戚继光荫谥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二。 有诗文集《止止堂集》五卷，他的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2，在明代方正、沉闷的诗坛上别具一格。所以，“明季语将帅具文武资，多推南塘”，清初史学家傅维麟更称戚继光为“儒将”3。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戚少保继光”。 3傅维鳞《明书》卷一四一《戚继光传》。 第二十九章俺答三娘子第一节俺答俺答（507—582），蒙名阿勒坦，汉文史籍中作俺答，或谙达。因小王子曾授他“索多汗”之号，故称阿勒坦汗。父亲是巴尔苏博罗特。俺答是与明朝关系密切的鞑靼首领，封为顺义王，终年七十六岁2。他原来的封地在开原、上都一带，因土质贫瘠，后迁居丰州城，统领十二个土默特部落，活动中心地区在今呼和浩特。俺答“雄黠善兵”，“骁勇方略空群”3。其祖父达延汗健在时，父亲为右翼三万户之济农。父死后，其兄衮必里克墨尔根（明人称吉囊）嗣济农位。兄弟两人势力渐强。吉囊死后，俺答联合青台吉、呪剌哈、哈剌汉及出塞的汉人高怀智、李天章等势力，拥众数十万。“其精兵戴铁浮图，马具铠，刀矢铦利，望之若冰雪”。遂称雄诸部。并迫使徒有虚名的小王子蒙古大汗东迁辽东。达延汗时期，蒙古各部落同明皇朝在北边关系尤紧张，贡市早已中断，烽燧连年不息，给边区蒙汉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俺答崛起后，生齿日多，“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他也曾“欲罢兵休民”，“无岁不求贡市”，一念耿耿不止。而明朝廷“不以时应也，故边患甚焉”。2嘉靖八年（529）十月，俺答等率部扰榆林、宁夏边塞。明总督王琼疏请修筑从兰州、洮州至榆林三千里沿边城墉。尔后，蒙古骑兵攻宁夏，入宣府，克大同，进陕西，掠西川，杀略吏民，剽掠人畜。从此，“无岁不入寇”，少则几日，多则数月。京师戒严。 二十年（54），俺答派使者至大同阳和寨请求与明朝通贡互市，保证以后“令边民垦田寨中，夷众牧马寨外，永不相犯”3。明朝廷疑惑俺答此举，“其请贡不可信”。既回绝了他们的请求，又诛戮使者，传首九边。俺答颇为恼怒，次年六月，率部数万骑入大同，经朔州，破雁门，纵掠太原而南下。尽管如此，俺答仍“勃勃有通贡意”。而明朝廷却悬赏格，“擒斩俺答，赏银千两，升不次；他酋百两，升三级”4。俺答仍拥众越太原，列营汾水东西，掠潞安、平阳诸州县。明边军皆观望不战。一月余，蒙古骑兵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获牛马羊豕二百万，焚毁公私庐舍八万区，蹂俺答之父，《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小王子（达延汗）有三子，次阿著。阿著有子二，曰吉囊，曰俺答。《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载俺答，阿著子也，或言諰阿郎子。《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载俺答即小王子赛那郎子。《名山藏》称吉囊、俺答为赛那剌之子，歹额哈之孙。《蒙古源流》卷六记，其父赛音·阿拉克即巴尔斯·博罗特。新译校注本附录（二）萨囊彻辰家系表记述，俺答父为小王子第三子，名曰巴尔苏·博罗特。本文依《蒙古源流》（新译校注本）。2关于俺答卒年有两种说法万历九年说；万历十年说。本文据《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记录。为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582年月2日）。 3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2《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三七六。 3《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一。 4黄光升《昭代典则》卷二八《世宗肃皇帝》；郑晓《皇明北虏考》，第40页。踏田禾数十万顷。七月，方出塞而归。 二十六年（547）四月，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奏言“俺答请求入贡，乞参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黄汝桂疏称不可北边诸部怀叵测之谋，“岂可轻信，堕其计中”。世宗朱厚熜降旨不予理睬“诡言求贡，勿得听从。”2来年正月，俺答进入河套地区，“复投译书求贡”。又遭拒绝。九月，蒙古骑兵入宣府，扰乱居庸关诸处。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边，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帅兵万人，与俺答部属大战于曹家庄。总督翁万达亲率锐卒助战，蒙古骑兵败走塞外。明边军有功将士升赏有差。时人感慨地说“数十年间无此战功。” 二十九年（550）八月，俺答率部又卷土重来，精锐的铁骑穿过宣府，走蓟州塞，入古北口，围顺义，**，逼通州，掠密云、三河、昌平等地，转而进攻京师。腐朽的明军不堪一击，蒙古骑兵径至安定门以北教场口。3俺答又“求入贡”。后骚扰昌平诸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遂东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4翌年三月，明朝廷勉强答应与俺答通马市。俺答不满足，又投译书宣大总督苏佑，求贡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力言不可，下锦衣卫狱拷讯，持论不改，未予采纳。四月，明朝廷开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和延宁马市。俺答喜悦，亲至马市，向明朝廷献“九白之贡”，以示诚意。互市时，并嘱咐诸部首领，“毋饮酒失事”，挑选“身腰长大”、“毛齿相应”的好马入市5。咸宁侯仇鸾请敕厚赉俺答，赐衣币甚渥。俺答遂执献叛明归附蒙古的汉人萧芹等人。俺答部属往来大同城外，以互市为名，边军将士不敢拒阻，加上边垣及诸营堡俱废坏，戍卒多撤，蒙古游骑可长驱城下。总督史道疏言“俺答无马者，许以牛羊入市，酬粟豆。”科道官交章力阻。俺答又请开辽东。巡抚辽东许宗鲁移书兵部，数陈不可，事遂停止。时大将军仇鸾偃蹇畏懦，只恃通市，不严饬将士防御，俺答部下出入关隘，无所顾忌。而后，俺答条陈请准，互市时，“富者能以马易缎，贫者唯有牛羊，请易菽粟”。明朝廷“朝议则复难之”，指责他们“乞请无厌”。三十一年三月，罢沿边马市。世宗明谕，“复言开马市者论死”2。四月，仇鸾率军出塞，袭击俺答于威宁海，战败而归。自此，俺答以朵颜三卫为向导，撤去辽东前屯卫边垣七十余里，掠夺宁远。时俺答数扰辽、蓟，烽火绵延，为患益剧。三十六年（557）八月，俺答领兵二十万入雁门边塞（今山西代县西北），攻克应州（今应县）四十余堡。 隆庆元年（57）九月，俺答所部攻陷山西石州，诛杀知州王亮，大掠交、汾等处，山西**。蒙古骑兵大肆抢掠二十余日，因连日大雨，所获未能尽载而还。从嘉靖二十一年始，大同镇弃墙不守，“三关边隘，皆俺答必犯之地”3。隆庆四年十月，俺答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率妻比吉及仆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3《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 4《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明世宗实录》卷三七六。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阿力哥等十人南走，叩关请降。总督王崇古收留了他们，“丰馆釳，餙舆马，厚遇款纳”4。阁臣高拱、张居正等王崇古的建策，明朝廷下令授予把汉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一袭。把汉那吉出走归明，俺答汗颇悔恨，担心其孙遭不测，曾拥兵十万压境，欲讨还其孙。叛明投入其帐下的白莲教首领赵全等人继续鼓动俺答出兵，骚乱明地。“俺答众惮寇，指全等怨詈甚”。后得知把汉那吉安好无恙，在妻三娘子的规劝下，俺答愿“啮臂盟，世服属无贰”。十二月，俺答执赵全、丘富等九人，献于边官。明朝荣归其孙把汉那吉，许通贡市不绝。俺答汗遣使致谢，呈表请封，情真意切。 隆庆五年（57）三月，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五月，王崇古又为俺答陈乞四事一为请给王印；二为请许通贡入京；三为请给铁锅；四为请抚赏部中亲属布缎米豆等，塞上许不时小市。明朝廷一一作复。六月，大学士高拱言称嘉靖十九年俺答求贡，当事者惮于主计，“斩使绝之”。三十余年，“边民肝脑涂地”，今俺答感恩慕义，直受封赐，不可失良机。穆宗嘉纳施行。明朝相继在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开马市十一处。同时，又开了便于蒙汉人民自由贸易的月市，或小市。从而，“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2。隆庆六年九月，明朝廷应俺答请求，颁给他“金字番经及遣喇嘛番僧传习经咒”3。喇嘛教在蒙古草原迅速传播，俺答尽力尤多。 万历元年（573）三月，明朝再颁给顺义王俺答番经，赐镀金银印。三年四月，俺答子宾免因求河西互市朝廷未允，于驻牧西海地屡扰边境。俺答予以阻止，约束诸部颇谨，并反映了宾兔苦于甘州不开市，宁夏路途远的实际情况，明朝廷即开大市于甘州、小市于庄浪。十月，俺答与明朝廷互市得胜堡，乞请佛像及蟒缎。又与三娘子筑城于板升，请名于朝廷，神宗以其贡事积功劳，正巧五年，赐金币，名其城曰“归化”。万历五年九月，俺答恳请开茶马互市，御史李时成奏称，禁勿予便。六年（578）四月，俺答从甘州芦沟套、墨水乱骨堆等地入边。五月，至扁都口。他以法绳束诸部，“令毋近城堡，毋踏禾苗”2。俺答又去青海迎喇嘛教黄教派首领锁南嘉措，赴青海各部蒙古传教。万历七年十一月，俺答东归还至板升。制置使吴兑赠其金币。俺答大喜，以呈书称谢。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俺答病死。其妻三娘子继承他未竟之业，率领子孙，维持蒙汉和睦相处，“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4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 《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2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 3《明穆宗实录》卷六五。 关于归化城命名何时，史籍记述有二万历三年说，或万历九年说。本文依《明神宗实录》所载说。2《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第二节三娘子三娘子（550—3），蒙名叫钟金哈屯（juggiqatu），明人记载称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卫拉特蒙古奇喇古特部落首领哲恒阿哈之女。3三娘子不仅“骨貌清丽”，而且“资性颖异”，聪睿英俊，颇具才华。她酷爱读书，通蒙古文字，且胸襟开阔，通达事务，为蒙古族的杰出女性。三娘子一生历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在她执政近四十年中，为蒙汉民族的和睦关系的维持作出了贡献。 嘉靖三十七年（558），俺答汗率部西征后，又行兵济勒满山之卫拉特土绵部，遣使至哲恒阿哈、扎勒满图类二处，告以俺答欲与和亲之意。哲恒阿哈献亲生女儿钟金于俺答。从此，两部落通婚和好。 隆庆二年（58），俺答携三娘子往征卫拉特属民，屯扎阿尔泰山巴克地时，三娘子生一子，名卜他失礼。俺答汗等举众欢腾，大设“米喇兀”喜筵。尔后，三娘子深受俺答的宠爱和器重。“事无巨细，咸听取裁”。2这时，她“已籍籍有声”了。 四年十月，俺答汗之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偕大成比妓等奔归明朝。 明阁臣高拱、张居正同宣大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等力主以此事为契机，缓解长期以来北方边境兵戎相见的紧张局势。他们优待把汉那吉，“宴赏供帐甚厚”，以引渡出塞逃入板升的白莲教首领赵全等为条件，送归把汉那吉，并准许通贡互市。三娘子“阴劝之”（俺答），俺答汗欣喜应允。十二月，捕获赵全、丘富等人，移交明朝廷。俺答汗“请封贡，意甚坚”3。次年三月，明朝廷敕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弟老把都为都督，把汉那吉为都指挥使，其余首领为指挥、千百户等，赏赐蟒衣彩币等物有差。“始封事成，实出三娘子意”。明朝廷深悉“夷情向背半系三娘子”2，特封她为“忠顺夫人”。明朝廷相继开放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十一处马市。除每年官市外，又“得塞下民互市”。月市或小市，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每当互市时，常常出现两族民人“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 万历九年（58），俺答汗去世。三娘子率黄台吉等告讣关吏，并呈文明朝廷，贡白马九匹，镀金撒袋各一幅、弓一张、箭十五支，以示继续忠顺。明朝廷派遣使者祭吊如礼。是时奉表称谢者皆以三娘子为主名。凡赴内地均3关于三娘子家世，汉文史籍有三种说法（）“本俺酋之甥女”（《北虏三娘子列传》见《逸史三传》，载《东莱赵氏楹书丛刊》）。（2）“俺答外孙女”，“俺答长女哑不害所生也”（《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两朝平攘录·三娘子传》）。（3）三娘子“宣大伎”（《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三《西人封贡》）。本文依朱荣戛《从＜俺答汗传＞看三娘子的名字和母家》（见《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8年版）一文说。该文根据蒙古文献《er-deituumaleretusudur》（《宝贝汇集》），俗称《俺答汗传》，论述了三娘子名字和母家情况。 三娘子生于嘉靖二十九年（550），《宝贝汇集》（《俺答汗传》）记载，嘉靖三十七年（558），她嫁给了俺答，时年九岁。十年后，隆庆二年（58），生卜他失礼。 2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附三娘子》。 3《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2方孔炤《全边略纪》卷二《大同略》。 须携带三娘子签发的文书，方准通行。3三娘子一跃成为土默特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群情依为向背”。她地位的变化与北方地区的治乱息息相关。明神宗从延臣议，赐三娘子大红五彩纻丝衣二袭、彩缎六表里、木棉布二十匹。4三娘子与明朝廷的关系更加密切。俺答初殁，其长子黄台吉欲妻三娘子。她时年三十二岁，嫌黄台吉老病貌陋，不愿嫁他，遂率众远遁。黄台吉明白，若不与三娘子相匹配，很难入承王位，统辖诸部。于是，他轻骑追逐三娘子。时当贡市日期，王位悬而未决，贡市迟迟未完。宣、大、山西总督郑洛考虑到，贡市没能如期，关键在三娘子身上。立即派人说服她“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归，一妇耳！”5三娘子迫于利害，遂与黄台吉合婚，并急遣使者来边关完市。边吏喜悦，宰牲谢天。 十一年二月，黄台吉嗣顺义王。他常怨父王贡市议成，欲与父亲做法不同。三娘子从容相劝“天朝所以待我者甚厚，岁通贡市，坐享全利，而无后忧。孰与夫冒矢石，出万死，幸不可知掠获也。”黄台吉信以为然，“终其身不大为寇”2。明朝廷又封她为“忠顺夫人”。俺答汗生前，曾给三娘子一万精骑自卫。后她世为哈屯（夫人），帐下精兵数万。“戴铁浮图马具，然长刀大镟，望之若冰雪”3。把汉那吉回归后，俺答令他主持板升事务，号称大成台吉，妻子称大成比妓。大成台吉坠马丧生后，大成比妓“拥俺答所遗诸部落及板升，甚雄”4。三娘子图谋让自己长子不他失礼娶大成比妓为妻，兼并这支劲旅，扩展自己的势力。恰台吉与三娘子素有隔阂，怂恿大成比妓不从。九月，三娘子命扯布土骨、计龙等将精锐骑兵二千迅速包围了板升，爆发了“板升之战”。三娘子军斩扯布等八十余人，生擒二十人，伤者无算，缴获盔甲三十副，驼马百余匹。三娘子欲尽得板升，恰台吉又不肯予秋毫，双方征战不止。诸台吉为两家相约调停。三娘子执意不允，又征集人马，“期获恰台吉及黄鹅儿蟒兀捨倘不浪，而后休也”5。她“誓死相仇杀”。战事持续了五个多月，终于降服了板升。十二年四月，三娘子部下卜吉素等三人盗明杀胡堡边，被边官沈栋捕获，令人通告她。三娘子请以马十一匹、牛一头、羊六只，以赎罪过。当年，三娘子忙于板升大战，未能届期赴市。不久，遣首领至关市受赏。 十三年十二月，黄台吉病逝。三娘子手握王篆和兵符，欲私其爱子不他失礼。黄台吉的长子■力克乃自立为王。三娘子权衡利弊，将王印传予■力克。三娘子时年三十七岁，以年岁渐老，自练兵万人，筑城别居。疆吏郑洛担忧蒙古方面无主事之人，不利于安顿边塞。于是，派人规劝■力克“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属也。”部下亦劝他配三娘子。■力克乃尽弃妻妾，与三娘子合帐。■力克好兵不已，疲劳后而思安乐，部族3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2号文件。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5《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 《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2《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3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见焦竑《献征录》卷一二四《北虏》。 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 政务，“惟三娘子左右之”。十五年三月，■力克嗣袭顺义王位。明朝廷谙晓三娘子掌权柄，诏封忠顺夫人2，赏赐厚丰。■力克沉湎昏聩，年未及五十，须发皓然，“番汉应酬，悉诿三娘子”3。明朝廷信赖三娘子，常赐“金绘珍异”。她尤感激，愿“子孙暨部族世世为天子守边”。 十九年（59），宣化镇附近史车二首领叛盟入边骚乱。三娘子闻讯，即擒二人，边区随安。三娘子笃信佛教，并“切切慕华”。自开贡市以来，她不时款塞，常亲诣总督吴兑营垒。吴兑将明朝贵妇穿戴的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裙馈赠三娘子。4她与边官感情甚昵，以敦和好。部落中有“梗化者”，三娘子时有预报，防患于未然。是年秋季，顺义王■力克西行助火落赤发难，扰乱洮河等地。5总督梅友松立即派使者驰告三娘子。她“即使使者告顺义王趋东归”。■力克殊不欲返，迫于三娘子言，无奈而东归旧地。洮河之乱渐息。因此事，明朝廷下令停贡市两年。三娘子等深表歉意，将又在边滋事的■力克之婿史二缉拿，枷送边塞。明朝廷方准贡市如故。北边又安稳无事。 二十二年（594），■力克死去，围绕着王位的继嗣，土默特部落发生了一场以■力克孙卜石兔台吉为一方同三娘子孙素囊台吉为另一方的“夺嫡”之争。素囊台吉多次咒骂三娘子，憎恨她不将王篆授予他。三娘子不徇私情，遵循俺答汗生前与明朝廷达成的“世代相传为王，以长部落归心”的约定，毅然将顺义王印移交给卜石兔。这时，“封贡事旷岁无成”。明边官又下令禁止各边互市。三娘子遣使力争以为不可。贡市新开，边境稍安。四十一年（3）四月，三娘子病殁，终年六十四岁。 2《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三万历十五年三月记载“虏王妻（三娘子）敕封忠义（义字为顺字误）夫人。”3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附三娘子》。 4《明史》卷二二二《吴兑传》。 5关于火落赤作乱西部的时间问题，史籍所载不一。本文依《万历武功录》卷九《火落赤列传》所记。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条约》。 第三十章李贽明代著名的回族思想家李贽是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垕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又称笃吾），又号温陵居士。 李贽生于嘉靖六年（527）十月。当时明朝正处于由强盛到衰败的激烈变化中。李贽一生坎坷，备受磨难，因此练就了坚强性格。三十岁，登上官场，五十四岁以后弃官为民，专事著述。他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有人称他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 关于李贽的生日，有两种说法，一是十月三十日，另一是十月二十六日。第一节商人世家子李贽祖籍河南，元末南迁泉州后从商，是当地著名的商人世家。一世祖林闾，藉前人蓄积之资，常扬帆航行于海外。二世祖林驽，不仅在国内从商，且远涉重洋，兼营海外贸易。洪武中，还受命于朝廷，奉舶下西洋。三世祖林通衢，亦“夙有经营四方志”。至明朝实行“海禁”，生意开始衰落。但高祖林易庵因“谙译语”，在天顺间曾“奉简书使外国”。曾祖林琛做过通事官，引“琉球入贡”。到李贽时，其家族内从商者仍然很多，有的开纸店，有的经营米店、染坊和棉行诸业。祖父林义方和父亲林白斋两辈也都是善于经商的穆斯林。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泉州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之一，自唐、宋以来与世界各国就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各种宗教互相融合，和睦共处。李贽生长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和特殊商人家族，与他一生性情怪僻，厌恶管束；同情商人，主张“功利”；不满封建，提倡个性解放，显然有着密切关系。 李贽从小就很有个性。他六岁丧母，便能自立。七岁，随父读诗书，习礼仪。十二岁能作文章，十四岁，读完《易》、《礼》，改攻《尚书》。二十岁，与黄氏结婚后不久，离开家乡，“■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因之对当时明朝的政治、社会矛盾、农民生活，以及工商业者的状况，有较深切的认识。经过十九年的寒窗苦读，于二十六岁时中举人。此后，他没有参加进士考试2，即听候朝廷选派，从政就禄。 《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中华书局959年版。 2关于李贽是否参加考进士的问题，说法不一。他自己说没有赴京参加会试，谓中举人已是侥幸，“吾此幸不可再侥也”。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八下《李贽传》则谓他“久不第，就官历姚江太守”，说明他参加过考试，但终“不得成进士”。 第二节官场受磨难嘉靖三十五年（55），在李贽“三十而立”之年，被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他从此走入官场。他“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放弃个人要求，服从委派。他虽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但“自幼倔强难化”，强烈反对封建礼教。于是他从跨入宦海的第一天开始，就抱着为生活所迫，而“不容不与世相接”的态度，除履行公事，“拜揖公堂之外”，一意“闭户自若”，杜门读书，探求学问。也正是这种思想性格，使他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第一次上任，“即与县令、提学触”2。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3，根本不可能找到人生的学问。 嘉靖三十九年，李贽离开辉县，南下陪都，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做了一个从八品小官。到任二月有余，丁父忧，东归奔丧，回家守制。时值倭寇大肆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李贽的家乡也深受其害。他“夜行昼伏”，六阅月方抵家。由于倭患所致，米价腾贵，他一家三十口“几无以自活”。为了击退倭寇的猖狂进攻，李贽率家人参加泉州城保卫战。通过抗倭斗争，他更加看清了明皇朝的无能。嘉靖四十一年，丧服期满，而倭患未息。他“欲以免难”，尽携眷属，直接奔到北京。“尽室入京”之后，处境殊为艰难，“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为养家■口，当了十余月的教师。嘉靖四十三年，补北京国子监博士，这次同样很不走运。到任不多日，即与国子监祭酒秦鸣雷、陈以勤以及司业潘晟、吕调阳等人发生抵触2。不久，家庭的不幸接踵而来，次男死于身旁，又闻祖父讣至，遂请假回籍，安葬先人。因为经济窘迫，李贽南归时把妻子和三个女儿送到河南辉县。在他回乡的前后三年中，完全依靠她们母女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一边买花织布，自谋生路。其间，由于荒年歉收，“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悲惨之状，令人同情。家庭接连不断的不幸遭遇，使李贽南来北往奔走十年余，精神上深受打击；官场的磨难也使他不免为之苦恼，为此在回家毕葬之后，他已“无宦意”。可是，“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乃于四十五年“复抵共城”。3不久，李贽携家眷由辉县到北京，补礼部司务，官秩从九品，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待遇更低的穷差事。当时有人告诉他“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李贽答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4。为了到北京求师访友，研讨学问，他把穷苦置之度外，而视“闻道”为最大的快《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2《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3《焚书》卷三《卓吾论略》。辉县苏门山有百门泉，故以百泉称辉县。李贽自称百泉人，百泉居士。《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2《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3《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4《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乐。从这年开始，通过礼部李逢阳和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的学生、礼部郎中徐用检的介绍，听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讲学，接触王守仁的学说。李贽非常崇拜王守仁的学问，认为“当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犹夫子也。而能识知朱子之非夫子，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尤其赏识他在正德十四年（59）平息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朝廷中所建立的“武功”，谓“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古今亦未有”2。隆庆四年（570），通过李逢阳的介绍，李贽又认识了王守仁的得意门生邹守益的学生、刑部主事李材，并与之共同探求学问。李贽思想中的主观唯心论因素，同这一时期受王守仁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五载春官，潜心道妙”。一心研究王守仁一派的学问，这是他从任礼部司务五年以来最大的快乐。然而，他在官场中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毫无改变，为司礼曹务，先后与尚书高仪、殷士儋，侍郎王希烈、万士和“尽触也”3。于是又不得不离开都门，另谋职位。 从隆庆五年（57）起至万历四年（57）止，就南京刑部员外郎。自永乐都燕，南京成为陪都，四方文人云集，聚会讲学的风气极盛。使李贽有机会在此结交一批名人学士，如南京著名学者焦竑、湖北黄安耿定理等人，并成为挚友，在学术和生活上深得他们的指点和帮助。同时见到他向慕已久的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和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对他们推崇备至，谓王畿良知之说具有启发思想的作用；王艮一派有真实的本领，是王守仁门徒中“最英灵”的一个派别。“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万历二年（... 25 第二节迫害“东林”党人魏忠贤与外朝官僚的斗争，比起明代任何一次类似的斗争，更具有党争性质。 天启初年，标榜清流的士大夫都以东林党人自居，或被认为是东林党人。经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他们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天启元年（2），叶向高又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天启二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书。此外，高攀龙任左副都御史，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 开始，魏忠贤与这派官僚的关系还不太紧张。他敬重星，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称赞。二人并坐弘政门议事，星郑重告诫魏忠贤“主上冲年，内外臣子，会各努力为善。”这话虽使魏忠贤心中不快，也还没有到翻脸的程度。 天启三年（23）是个重要的年份。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顾秉谦、魏广微等选入内阁。顾、魏不断受到言路的弹劾，不为清流所容。星与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是朋友，但他三拒魏广微于门外，公开说魏允贞无子。魏忠贤需要外朝官僚的配合，不为清流所容的官僚也需要投靠魏忠贤，他们很自然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天启四年（24）四月，给事中傅櫆等上疏，称左光斗、魏大中等与内阁中书汪文言交通。六月，杨涟疏劾魏忠贤，列数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监、迫害妃嫔、蓄养内兵、罗织狱案等罪状，共二十四条，其他大臣也纷纷弹劾，不下百余疏。魏忠贤与外朝大臣的斗争，或者说，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的阶段。 从当时的形势看，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力量还很强大，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魏忠贤找到阁臣韩爌，希望他从中调解。这是一种妥协的姿态。韩爌不肯合作，其他大臣也不肯息战。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奏事，在熹宗的眼里，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自为之。”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 魏忠贤的同党把反对派官僚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阉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给事中阮大铖别出心裁，作《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鄤、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2天启四年七月，叶向高被迫去官。此前，中官为了搜寻一个被缉拿的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星传》。 《明史》卷三○五《宦官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魏忠贤传》。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点将录》。 史，闯入叶向高宅邸，鼓噪谩骂，这也是历代首辅从未受过的大辱。十月，星、高攀龙致仕，杨涟、左光斗削籍。在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的活动中，汪文言是个重要人物。他不由科举出身，初为县吏，豪侠机智。入京后，与太监王安倾心结纳，在王安与内阁间进行联络。为叶向高所器重，用作内阁中书，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星等均有来往。魏忠贤痛恨杨涟、左光斗，必欲置之死地。他选择汪文言这条线索，把他下诏狱，严刑拷讯两个多月，定要他供出杨涟等受贿情状。汪文言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狱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狱词，把杨涟等下狱。同时下狱的还有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尚书熊廷弼。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撤回关内，负有失地之责；且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于是他在劫难逃。魏忠贤认为，仅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等罪，尚难以昭彰，且牵涉的人员太少，而若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天启五年（25）八月，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月间，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受杨涟等狱牵连，被逮被杀的官僚尚有多人。魏大中被逮，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逮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乞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周顺昌下狱被害。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人论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2。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已超出朝廷的范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魏忠贤在用刑狱对付反对派官僚的同时，还命其党羽编纂《三朝要典》，重新记述和评价“三案”，为打击异己制造舆论。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2《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第三节阉党与生祠魏忠贤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僚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制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或阉党。 天启五年（25）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这里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顾秉谦为首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 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仆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寰。居“十狗”之首的是周应秋。此人善烹饪，魏忠贤的侄子、肃宁伯魏良卿最喜欢吃他烧的猪蹄。他升至左都御史有赖于此，被人称作“煨蹄总宪”。十孩儿四十孙更是人品繁杂。如李蕃、李鲁生由知县分别擢御史、给事中。他们先投靠魏广微，魏广微失宠，改投阁臣冯铨，冯铨失宠，又投靠崔呈秀，因而被讥称为“四姓奴”2。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 他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甚至尊贵如楚王也为魏忠贤建起生祠。 主持制造生祠的官员不一定都是魏忠贤的党徒，如袁崇焕是明末颇有见识的边方帅才，未必有心投靠魏忠贤。只能说，建生祠形成了一种潮流，即使为了自我保护，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 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2。每建一祠，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祠，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明史》卷三○六《阉党》。 2《明史》卷三○六《阉党》。 《明史》卷三○六《阉党》。 2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丑媚》。 为肠，发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明人对权势者的奉承阿谀，至此而极。 第四节厂卫刑狱魏忠贤亲自提督东厂，锦衣卫官多是他的亲信和党徒。厂卫是魏忠贤专权的主要工具。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魏忠贤时代，豢养厂役数百人，在东厂抽签，分派各衙门。监视审狱的厂役叫听记，监视其他官府和各城门的厂役叫坐记。厂役将所探得事项汇报东厂叫打事件。有这一类情报，不论昼夜，都可直接从东华门投入。许显纯掌镇抚司，每审狱，魏忠贤必派人坐其后，“其人偶不来，即袖手不敢问”。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如宁安大长公主（兴献王女）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赐器物，也被发现。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还不敢与他人交谈，只是击节称叹，被家人告密，死于非命，家亦被抄。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内城建内祠，颇有感触，窃叹“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2把魏忠贤神像称作土偶，大不敬。魏忠贤闻知，把他罢官削籍。厂卫的触角也深入到民间。下面一件事很有代表性“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3三人始则“噤不敢出声”，继则“魄丧不敢动”，显然不是预先布置的圈套。 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入。吴养春靠黄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户。他的家仆告他私占黄山，历年所得租税计六十余万金。吴养春被逮至京，照数追赔，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缢，家产尽收。郡中许多富户也因受牵连而破产。一般来说，专权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间富户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 另外，魏忠贤专权期间，还在社会上造成了相互监视的风气。如“有徐生者，偶过渡，逢一京师人同舟。生问曰‘魏监荼毒朝绅，公复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举朝奉为天生圣人，汝一小书生，敢妄诋毁，何胆大如斗也！’”再如“南昌书肆中，有一生阅《三朝要典》，偶发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挟以见杨抚院。众为解劝，俾生与多金，始获免”。前一京师人和后一人肯定不是厂卫探事人员。对魏忠贤的不满和抨击还要受到此辈凌辱和威胁，或许是更大的悲剧。 作为封建工具的厂卫系统，在魏忠贤擅权时期，造成很多冤狱。扬州知府刘铎，试图收买有关方面，救援被押狱中的国戚李承恩，为东厂太监张体乾缉获。张体乾进一步诬陷刘铎勾结道人方景阳，诅咒魏忠贤。事实上，方景阳与刘铎根本不相识。刘被斩于市，方被毙于狱。处死民人，就更简单了。魏良卿旧宅有两大狮子，目下视，“魏太监怒之，榜石工至死”2。魏忠贤统领下的厂卫，所用刑罚之酷，更是令人发指。被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都受过全刑，各打《明史》卷三○六《阉党》。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3《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奸恣》。 2谈迁《北游录》纪闻上。 四十棍，拶敲五十，夹杠五十。杨涟受刑最多，五日一审。许显纯令将他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最后用铁钉贯顶，立刻致死。死后七日，方许领尸，止存血衣数片，残骨几根。左光斗估计，锦衣卫狱对他，或是“亟鞫以毙之”，或是“阴害于狱中”，如果送到法司，或无死理，于是“靡焉承顺”。他也被五日一审，“诃诟百出，辱之。弛镣则受拶，弛镣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另如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镣铜锤击周顺昌齿，齿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不识一丁，魏忠贤命以铁钉钉之，又使他穿绵衣，以沸汤浇之，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 魏忠贤专权时期，厂卫横行，造成了超过历次宦官专权的恐怖环境，这恐怕也是魏忠贤给后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五节从九千岁到败亡魏忠贤本人、他的亲属和党羽，利用一切机会，谋求显赫的地位，阁臣和部院大臣按照常规，可得到公孤加衔，自不必说。像田尔耕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许显纯加太子太保，却是不多见的。魏忠贤的族人中，荫封锦衣卫指挥使的有十七人，他的族孙和姻亲中有多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宁国公，加太师。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后两人都还是襁褓中稚子。 在名义上，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再者有熹宗所赐印鉴，文曰“顾命元臣”。而实际上，他的权势远不止这些。对他本人有九千岁的称呼，对他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最轰动的事件是魏忠贤去涿州进香，“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登跸传呼，清坐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凡朝中草疏，李永贞必遣人急速驰白，即百里外，亦一日往返，传达魏忠贤之意，票拟始敢批发。 魏忠贤是否有心篡位，这并不重要，而他权势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皇权，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了。 天启七年（27）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据说，他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香”2。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发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决定，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于是，崇祯皇帝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治罪。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当夜，他听到外边有人唱道“随行的是寒月影，■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3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真个不如死，他上吊了。随后，对魏党进行清理。“定逆案”是明末，也是整个明代最大的一起党案。 崇祯皇帝轻而易举地除去魏忠贤这个权势至高的宦官，当然表明了他的镇定和干练。不过，明朝的宦官政治从来也没有威胁到皇权和皇帝本人（只是传说仁宗为宦官所杀，极不可靠），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甚至没有一个宦官，包括魏忠贤，曾经产生过废立皇帝的念头。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十四大罪疏》。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闻香心动附记》。 3《明季北略》卷三《魏忠贤自缢》。 第三十二章顾宪成李三才杨涟第一节顾宪成顾宪成（550—2），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 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团体“东林党”的创建和发展，是晚明党争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顾宪成为人耿直，很有主见，不肯委屈求全，一旦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据传他小时候听老师讲《孟子》，老师认为要培养一个人的良知，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自己的，即所谓“去人欲，存天理”。顾宪成却不以为然，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的观点。 万历八年（580），顾宪成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专擅朝政，文武百官对他都是顺意奉承，唯恐得罪这个实权人物。一次，张居正有病，朝士们争先恐后为他求神祈祷。唯有顾宪成不肯去。一位好心的同僚怕顾宪成由此遭张居正忌恨，便悄悄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字。顾宪成得知此事后，一点不领情，硬是跑去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这种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性格决定了顾宪成今后的仕途充满曲折、坎坷。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王锡爵等内阁首辅在朝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败坏吏治。明神宗荒**好色，专宠郑贵妃，多年不过问朝政。甚至视国家安危于不顾，意欲废长立幼，以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明朝政治更加，昏君权相的种种劣迹，深深刺激了顾宪成。 万历二十一年（593）正月，神宗因迟迟不立太子遭众臣非议。为了搪塞舆论，内阁首辅王锡爵承神宗旨意提出了“三王并封”作为权宜之计。顾宪成识破了神宗的用意，立即上疏反对。他指出“太子，天下本。预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对于神宗提出的种种借口，顾宪成在疏奏中也一一加以驳斥。同时他又写信给王锡爵，指责他“排群议而顺上旨”，是负国误君。神宗和王锡爵看后十分恼火，但迫于时论的压力，只好放弃了“三王并封”的打算。事后，王锡爵对顾宪成耿耿于怀，一天下朝之后，王锡爵故意走近顾宪成，恶狠狠地说“当今所最怪者，堂庙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2义正辞严，一点也不示弱。 为了澄清吏治，顾宪成坚决主张罢黜奸佞之徒，启用正直大臣。万历二十一年（593）京察，顾宪成协助负责此次京察的吏部尚书孙■和考功郎中星秉公执法，裁革了一批有权势的不合格官吏，内阁首辅王锡爵庇护的官吏也在裁革之列。这一举动触怒了当朝的权势，他们勾结起来，在神宗面前搬弄是非，诬陷孙■和星。结果星被贬三级，孙■以不引罪夺俸。顾宪成见正直之士反遭贬斥，不由得义愤填膺，毅然请求同罢官职，没被批准。 不久，顾宪成迁吏部文选司郎中。王锡爵为了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示意吏部侍郎赵用贤推举自己的密友礼部尚书罗万化入阁，以取代孙■。顾《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2蒋平阶《东林始末》。 宪成得知后立即上疏揭露其阴谋，指出“往者内阁之推不专在翰林，今已专据之矣。而复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虚无人矣。此决不可。”王锡爵见顾宪成处处与自己作对，暗暗在心中打定主意伺机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次年，顾宪成受命会推阁臣。在报上的名单中，有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孙丕扬、故大学士王家屏等。这些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尤其是大学士王家屏当年力主早定国本，不惜封还御批，大忤帝意，弄得神宗十分难堪。现在神宗见顾宪成推他入阁，心中十分不快。王锡爵见有机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说顾宪成等会推王家屏是为了徇私植党。神宗一怒之下，将顾宪成等降职问罪。不久，因有人上言疏救顾宪成，神宗更疑顾宪成植党，便将顾宪成废籍，斥为民。 顾宪成被罢后，其不畏强权，敢于犯上的性格颇受朝野内外正直之士的敬重，声望很高。很多大臣都上书举荐，要求召顾宪成归朝复职。然而仕途的挫折使顾宪成看透了明皇朝的，他再也不愿混迹官场。但长期的儒家传统教育又使他不可能完全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归隐山林不问时务。强烈的责任感使得顾宪成选择了另外一条参与政治的道路，即通过著书办学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时政，以社会舆论的力量左右朝政。 在顾宪成的家乡无锡东门内，有一座东林书院，这里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之地，因岁月的磨蚀，早已坍塌，只剩下残垣断壁。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商量，准备修复东林书院。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下，万历三十二年（04），书院正式修复。顾宪成遂约会同乡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广结天下同仁。当时一大批“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有志之士皆闻风而起，纷纷前来。他们在此一面研习程朱理学，一面讨论救国济世之道。言语之间，不免“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次讲习，顾宪成愤慨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对当时的吏风、士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东林书院的学者们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不空谈性命，并且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也与之遥相呼应，加以。一时朝野内外，东林声望大振，逐渐汇聚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后来他们的政敌便以书院之名谓之为“东林党”。 在“东林党”的形成过程中，顾宪成是首创者，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在“东林君子”中也很有威信，时人皆称为“泾阳先生”，各地的书院都请他前去讲学。每次顾宪成开讲，都是高朋满座，听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千里迢迢赶来听讲者。时人称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东林三先生”。他们的政敌也视顾宪成为东林党魁。骂东林党“由东林而蔓衍海内，由顾宪成而波及多贤”。 万历三十七年（09）围绕着淮抚李三才入阁的问题东林党与邪派官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顾宪成与李三才素来交往密切，对他任巡抚期间能关心民众疾苦、禁革矿监税使非常欣赏，力主推李三才入阁。他亲自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多方为李三才辩解，称李三才“安民弭乱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文秉《定陵注略》卷九《淮抚始末》。 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反东林的人趁机抓住把柄，将顾宪成也牵连进来。说他与李三才勾结，并有贿赂公使、讽议朝政等罪。宪成皆泰然处之，不屑一顾，一心一意为保李三才入阁奔走呼吁。 万历四十年（2）顾宪成在家乡病故。著作有《顾端文公遗书》。由于他在东林党中的崇高威望，故以后攻击“东林”，必把顾宪成视为首要对象。这恰恰证明了顾宪成为东林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第二节李三才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祖父调宿卫燕京，举家东迁，侨居在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属通县）。此地濒临运河，西北近望北京的小镇，李三才就在这里长大。万历二年（574），他以二甲第七十名考中进士2，从而“束发登朝”3，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为郎中。在这期间，李三才与同僚中的魏允贞、李化龙相结交，并成为终生的挚友。他们都是年轻气盛，初涉仕途，想大显一番身手，于是相互鼓励，“以名世相期许”。 万历十一年（583），身为御史的魏允贞看不惯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都题名金榜，就疏劾张、申“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覆辙”。结果受到神宗的严旨切责并左迁外官。李三才为此十分不平，站出来替魏允贞辩护，同样也被降职为山东东昌的推官，从此，李三才在朝野中声名大振。在东昌的任内，李三才雷厉风行，治尚威严，颇得民心，以致“二十年后，民犹思之”2。没过多久，他又升任为南京礼部郎中，恰好此时魏允贞、李化龙、邹元标等与李三才意趣相投的知己都在南京任职，于是他们更是“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3。随后的几年里，李三才在仕途上屡有升降，任过山东佥事、河南参议，进为副使，先后两次管理山东、山西学政，最后被提拔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召任大理寺少卿。有识之士深深地为李三才被谪后十数年的坎坷经历所叹息，但“道甫意甚乐也”，并不计较这些。确实，李三才在任职时不同于俗辈，不时显露出才能，从而得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赏识，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4。 万历二十七年（599），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诸府。这时，明朝朝野水火之势已大体形成，播州、朝鲜的战火连绵不断，神宗又置朝政于不顾，派遣出大量的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挥霍，结果弄得各地怨声载道。李三才所在的辖区也不例外，“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他们引用一批无赖，伪造印券，就像追捕逃犯一样，公然进行掳掠抢夺。其中陈增尤为横暴和贪婪，甚至侮辱各级官吏，李三才在官场奉事二十余年，看透了种种官僚弊病，他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失去棱角的官员，而是抱定自幼即铭刻在心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视“富贵功名都如梦幻”，因而对于陈增的贪暴，李三才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之周旋，裁抑陈增的帮凶爪牙，最大程度地减轻矿监税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抚受到骚扰的百姓市民，同时对于那些因不堪忍受矿监税使凌辱及地方官员剥削而起来反抗的百姓，也毫不留情2《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第2557页。 3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三《科试考三》。 2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3《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4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八《赠山东佥宪李道甫序》。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李漕抚修吾》。 地加以镇压。如浙江人赵一平自称是宋室的后代，在徐州联络孟化鲸、马登儒等，欲在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起义，结果谋事不慎，为李三才捕获。当然，李三才也深知造成地方不安局面的根源在于皇帝的贪婪，于是连连上疏陈述矿监税使给地方带来的危害，要求神宗停止遣派。但神宗对于这些来自地方的正当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李三才的奏疏也常常以当时神宗惯用的“留中”手法不了了之。万历二十八年（00），李三才以十分激烈的措词再次向神宗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神宗仍无动于衷，这份奏疏也被搁置一月有余。于是李三才上疏更尖锐地指出“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也没有得到神宗的任何回音。其实，神宗并非不知道派遣矿监税使的危害，万历三十年当他突然得病，自以为快要驾崩时就曾下诏召回矿监税使，改革一切弊政。但次日清晨，他又突然复元了，后悔昨天的做作，派遣宦官将已下达的诏令手谕硬从阁臣手中抢了回来。李三才得知此事后，再上疏告诫这种危险的状况，仍如泥牛入海。 然而，神宗对李三才言辞激愤的奏疏并非不放在心上，不过是把对这种缠扰的厌恶默默地铭记，一旦有借口和机会再示以惩戒。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运河清口一段河水干涸，阻隔了船只的来往，需要开浚并建立新闸。李三才对整个工程进行盘算，大约要花费二十万两白银才能完工，明廷无力支出这笔巨款，他就请朝廷留下北运的漕粟暂时用作工费。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反对，李三才看到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借口有病向神宗提交了辞呈，借以对赵世卿施加压力。早就对李三才不满的神宗自然不假思索就应允了。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都纷纷上章要求挽留李三才，其中史学迁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神宗心虚，又不愿收回成命，只好不予理睬。李三才不得不离开凤阳到了徐州，上疏催请神宗另外选派替代的官员来，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恰好这时赵世卿的职位由另一个侍郎谢杰代替，谢杰也向神宗上疏挽留李三才，神宗迫于无奈，又找到了下台的借口，就命令李三才仍在原任供职，直到新任命的接替者来到，但神宗竟然始终没有派出这样一个接替者来。 李三才对矿监税使深恶痛绝，屡次上疏请求罢除都毫无结果。于是他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对策，打击在他辖区内作威作福的陈增及其爪牙，他暗地里留意矿监税使的爪牙中哪些是最为贪暴的，买通死囚在受审招供时引这些为害最深的爪牙为自己的同党，然后将他们一一捕杀，从而使得陈增及其追随者大为丧气，不得不略为收敛。这种隐蔽的打击活动一直进行到万历三十二年陈增死去才停止。与此同时，李三才还不断上疏力陈己见。如万历三十年，神宗因得龙孙，一喜之下就下诏颁布撤并矿税等一些针对以前弊政的补救办法，但在地方上毫无执行这一诏令的迹象。李三才认为这与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执行不力有关，上疏阴诋沈一贯，继而又明言是由于沈一贯害怕自己权力落入次辅手中，从中作梗，“而致新政阻格”。神宗为此十分震怒，严旨责问李三才，并罚了李三才五个月的官俸。 由于李三才的政见，如推补空缺的官员，罢遣矿监税使等都与当时的东林党人看法相同；而且他结客遍天下，善于交际，与东林党的主要领导人顾宪成是至交，深得信任；另外，他又不属于京师的在朝派，只是地方上呼吁改革，因而他也被公认为是东林党的巨魁。事实上，他自己也是常常站在东林党的立场上，为东林人物作辩护的。如他曾上疏说“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涂，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已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实际上是明显地为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作辩护，同时也是暗里指斥辅臣沈一贯等当政者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等不法行为。 李三才在淮、徐一带治理漕政，巡抚凤阳诸府长达十三年之久。他在那里狠狠打击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当时，因朝中内阁缺少人选，有人就建议改变过去单从翰林院提拔毫无实政经验的词臣作辅臣的惯例，而从地方上有丰富经验的官僚中加以选拔。当时，地方官员中，数李三才的名声最响。不久都察院的都御史也告缺，需要推荐合适的人选，这样，李三才被选中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李三才被认为是东林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深深为当时在朝的浙党等反对派人物所忌恨。于是他们纷纷上疏弹劾李三才，以阻止他的当选。如工部郎中邵辅忠攻击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并且一一列数了李三才的“贪、伪、险、横”四大罪状。御史徐兆魁又继之猛烈诋劾李三才。按照常例，一旦受到弹劾，官员就得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盛气陈辩，不自引去”，从而引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更深的敌意。与此同时，顾宪成为了让东林党人在朝廷中争得一席之地，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顾舆论的喧哗，分别写信给辅臣叶向高和掌握吏部铨选大权的孙丕扬，一方面为李三才辩白，一方面极力称赞李三才廉直可用，向他们推荐。这两封信为好事的吴亮附载在邸报上，在朝野广为流传，结果更使舆论大哗，反对者引以为据更加起劲地攻击李三才。乔应甲甚至列出了李三才“十贪”“五奸”的罪状，进而发展到攻击整个东林党。当时为李三才辩护的人也不少，除顾宪成外，还有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等。这样，李三才任用与否的问题，实质上演变成为一个东林党与浙党等反对党之间的党争问题了，并且成为万历朝东林党与反对党之间最为激烈的一次直接交锋。钱谦益对此曾评论道李三才一事，导致“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李三才无能为力，只好请求罢职。他一连向神宗上了十五次辞职的疏章，都没有得到回音，他就不等神宗允许，自动离职卸任，回到通州定居了。结果对什么事都兴趣索然的神宗也没有为此责罚他。 李三才离任回籍之日，与当地百姓离别的场面颇让人感动。那天，淮、徐一带百姓“老幼提携，填街塞巷，拥舆不得行。已而相与顶舆号泣，一步一吁，及抵舟，又挟两岸号泣，夺缆不得行”2。以后，淮、徐一带百姓为了纪念李三才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集资修建了生祠，“聚族为之肖像其中，朝夕起拜于其下不绝”3。这些都说明了李三才有良好政绩和威望。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2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3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李三才回家后，仿效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授徒，也在家乡置办起双鹤书院，并在那里讲学。但是，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并没有忘记他，害怕他东山再起，因而继续寻找机会打击李三才，而李三才的性格也为这种打击提供了机会。《明史》中《李三才传》评论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说得不无道理。李三才曾对顾宪成说过，他自己“耻效俗人饰边幅，装格套于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4。即使与明朝一般的正统、刻板的官僚，他也是扞格不入的。有一次，颇有政绩的吕坤与李三才论学，李三才竟视他为迂阔，中途不辞而别。李三才在给神宗的奏疏曾提出过“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5的观点，这一方面是他阳许张居正，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真实写照。在生活上，他也是十分豪放的。抚淮时，有一次顾宪成路过去拜访他，李三才头日招待顾的不过是家常便饭。到了次日，他突然盛陈百味，顾宪成大惑不解，李三才解释说昨天因为没有钱才吃些家常便饭，今天偶尔有了就摆了这些菜。《东林列传》的作者陈鼎借此说明李三才善于操纵权机，实际上这正是李三才豪放、洒脱、敢说敢为性格的体现。这种性格即使在李三才家居以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外出时，喜欢有大批追随者和朋友相伴，以致他所过之处，常常是车马填巷。因而，他在家乡建造了较为豪华的住宅也是可信的。而这恰恰为忌恨他的人提供了口实。万历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上疏弹劾李三才盗用皇木和侵占公地来营建私第，并且暗里控制着铨部推举之权。李三才只好上疏陈辩，请求派人查核。不久，其他一些忌恨李三才的人也纷纷诋毁他，其中有李三才一手提拔起来的李征仪、聂心汤，为此他十分伤心和愤怒，更加坚决地请求会勘。神宗命李征仪及吴亮嗣前往勘问。次年，首劾李三才的刘光复因犯事被关进监狱。李三才表面替刘求情，要神宗释放他，暗里却竭力地为自己和东林党辩白。同时，他又写信给阁臣方从哲，公开指斥他“必欲置仆于死地”。这一切更引起众人对他的不满。会勘的结果自然是不利于他，仍以刘光复所陈的事实送呈神宗。神宗至此毫不客气地将李三才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2），新兴的后金政权不断骚扰明朝的东北边疆，辽东告急。御史房可壮请求起用李三才。于是围绕着李三才的可用与否，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力言宜用者有之，力陈不可用者更有之，相争不下，终究没有结果。天启三年（23），熹宗重新任命李三才为南京户部尚书，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因病离世了。但事情还没有了结，不久，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得势，全力打击东林党人。李三才被目为东林巨魁，而在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中名列榜首，从而再次被削籍，皇帝给予的封诰亦予剥夺，直到崇祯初年才恢复。 李三才有诗才，钱谦益的《历朝诗集小传》有他的传，陈田的《明诗纪事》卷一一、朱彝尊的《明诗综》卷五二都收有他的诗。他在管理漕务时又有一本记载自己言行的《漕抚小草》，陈子龙等编的《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一也选录了他的六篇奏稿。另外，据光绪五年的《通州志》和《明诗综》，4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六《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 5陈鼎《东林列传》卷一六《李三才传》。 《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清光绪《通州志》卷八《人物志·乡贤·李三才传》。 李三才还著有《双鹤轩诗集》、《灼艾集》、《无自欺堂稿》、《诫耻录》和《鹪鹩轩诗集》等，可惜现均不存。 第三节杨涟杨涟（572—25），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人。他终生致力于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以正宫闱，反阉党以遏止魏忠贤，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杨涟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方兴的时期，他对于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訾议朝政的气节非常敬佩，每遇东林讲会，他一定千方百计赶到无锡，与东林诸君子探讨性理之学，共商治国之道。彼此志同道合，逐渐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 万历三十五年（07），杨涟考中进士，当了常熟县的知县。为了真实了解当地民情，他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遍知闾里利病。”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后因“举廉吏第一”2，升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改为兵科给事中。 杨涟为人光明磊落，不肯巴结权贵。当时神宗已多年不见朝臣，郑贵妃与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结，垄断后宫，离间神宗与太子朱常洛的骨肉之情，居心叵测。杨涟识破了郑贵妃的阴谋，深深为太子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他看来，太子是一国之本，“国本”动则天下乱。因此他把稳定太子的地位与爱国忠君联系在一起，坚决太子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20），神宗久病不愈，按礼应召太子朱常洛入御榻前侍药膳。但由于郑贵妃从中作梗，太子竟不得与其父相见。杨涟一面暗遣人晓谕东宫伴读王安，要他叫太子“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争取接近神宗的机会，防止郑贵妃假传圣旨，惑乱朝政。同时，杨涟又联合科道敦促大学士方从哲率百官赴乾清宫问安，以示朝臣之力。方从哲惧郑贵妃迁怒于己，便百般推诿，说“帝讳病。即问，左右不敢传。”杨涟立即引宋代文潞公河内臣的故事，要方从哲率百僚一日三问“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方从哲不便再推，只好照办。神宗死后，在青宫苦熬了四十年之久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帝位，是为光宗。然而，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登基后四天，便一病不起。当时宫中纷纷传言，说光宗之病是因为郑贵妃进美女八人致使光宗身体亏损。又唆使中官崔文昇进泻药，使其病情加重。杨涟听到这些传言深为光宗担忧，决心清除郑贵妃对光宗的威胁，于是便联络朝臣，共请郑贵妃移宫，将她从光宗身边赶开。又上疏劾崔文昇“用药无状”，同时揭露郑贵妃欲封皇太后的野心。杨涟此疏，语言犀利，火药味很浓，大家都担心光宗看后会很不高兴。疏上三日，仍没有动静，正要松一口气，忽然宫中传出话来，皇上将于明日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朝臣们心里都知道，宣锦衣卫官校入侍，一般都是令其执行“廷杖”。大家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方从哲劝杨涟赶紧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称“死即死耳，涟何罪？” 次日上午，众臣入朝光宗。光宗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把目光转向杨涟，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大家正在担心，忽听光宗叹了一口气，指着杨涟对大家说“此真忠君。”下旨驱逐陈鼎《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2《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崔文昇，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并且还让杨涟当上了顾命大臣。 杨涟对光宗的信任非常感激，从此更是孜孜不倦，誓死报效朝廷。 九月初一，光宗驾崩。他的宠妃李选侍欲学当年的郑贵妃，准备将光宗的长子朱由校藏起来，“挟皇长子自重”2。外臣周嘉谟亦以皇长子既无嫡母，又无生母为理由，主张抚孤于李选侍。李选侍阴狠狡诈，光宗在时，她便恃宠骄横，独霸后宫。皇长子朱由校的生母王氏便是被她害死。后来她又趁光宗病重，与郑贵妃勾结，要求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封自己为皇后。一次光宗被她纠缠烦了，便召几位大臣商量，准备封她为皇贵妃。不料躲在门幔后偷听的李选侍不满意，竟然从幕幔后伸出手来将站在光宗旁边的长子朱由校拉进去，耳语了一番，便将其推出。朱由校当即便跪在地上请父皇封李选侍为皇后。如此僭制违礼，不仅使在场的大臣面有怒容，连光宗也为之“色变”。如果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挟持了皇长子，必然会干预朝政扰乱国体。杨涟等一批正直朝臣决意铤而走险，力挽狂澜。 当天上午，杨涟、左光斗促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朝臣一齐到乾清宫。刚至乾清门，便有内宦持梃拦路，不许入内。杨涟大骂道“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说完便挥手挡开枪梃，众朝臣一拥而入。大家哭灵完毕，发现长子朱由校并未在光宗灵柩前守灵，心中暗暗吃惊。问左右的宦官，皆支支吾吾，不敢作答。杨涟见光宗的心腹太监王安以目示意西暖阁，当下会意，转身对大家耳语了几句，大家便一齐向西暖阁跪下，齐呼求面见储君。李选侍拥着朱由校躲在西暖阁，哪里见过如此阵势，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王安随即入内，假意劝说，称皇长子面见众臣后即可送回。说完便拉着朱由校出阁，等在外面的众臣连忙把朱由校拥入早已准备好的辇车，护驾退出乾清宫。李选侍这才回过神来，慌忙吩咐左右的宦官快去挡驾。宦官们追来拖住轿子，大声叫嚷“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杨涟大怒，大声斥骂道“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众宦官被骂得哑口无言，这才悻悻退去。 杨涟等人将朱由校抬至文华殿，当即举行了“正东宫位”的典礼。并且议定于本月六日在乾清宫即帝位。 李选侍见皇长子被拥走，十分恼怒，无奈大局已定。她决定赖在乾清宫不出，以此要挟朱由校封她为皇太后。消息传出，举朝皆愤愤不平，奏请李选侍移宫的章奏接连不断。李选侍遣宦官召太子入乾清宫议事，被杨涟阻挡。他正色道“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皇帝，选侍安得召？”怒目将前来传话的宦官逼退。 九月初五，眼见太子登基大典将近，而李选侍仍赖在乾清宫不出。杨涟心急如焚，又联络诸大臣聚集慈庆宫，要大学士方从哲带头请太子下诏驱李选侍移宫。方从哲却不以为然地说“迟亦无害。”杨涟辩争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的旧人，逼之太急是否有失体统。杨涟立即斥之道“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并且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其他大臣亦纷纷赞言助之，词色俱厉，惊动了殿中的太子。太子遣人斥群臣退去，杨涟仍不肯服从，继续抗辩道“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在杨涟等的坚持下，朱由校只好下旨遣李2《蘧编》卷十三。 选侍即日移宫。李选侍接旨，知败局已定，只好哭哭啼啼地迁出乾清宫。次日，朱由校正式登基，即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 从光宗驾崩到熹宗登基，前后不过六日。杨涟为辅佐太子顺利登基呕心沥血，几乎是夜夜不寝。史书上称在六天内“涟须发尽白，帝亦数称忠臣”。天启三年（23），拜杨涟为左佥都御史。次年，又升为副都御史。 然而，这位在杨涟等正直朝臣舍命扶持下才得以登极的皇帝，并没有像东林党所希望的那样革除万历朝弊政，相反却是变本加厉，更加荒**奢靡，昏庸无能。宦官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在宫中独揽大权，肆意为虐。那些邪恶派的官吏也纷纷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打击和排斥东林党人。杨涟怀着满腔的悲愤，决心挺身而出，讨伐魏忠贤。 天启四年（24）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面奏皇帝，当场揭露魏忠贤。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恐再宿机泄”，只好交会极门转呈皇帝。杨涟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威等罪行，最后指出魏忠贤专权的恶果是“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请求熹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杨涟此疏，字字句句，如雷霆万钧，击中魏忠贤的要害。魏忠贤闻疏后惊恐万状，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其冤。又叫客氏在旁游说，为自己开脱。两人一唱一和，弄得熹宗真假难辨，好坏不分。反而温言抚慰魏忠贤，“严旨切责”杨涟。 自此以后，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天启四年（24）十月，魏忠贤矫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将杨涟革职为民。 挤走了杨涟，魏忠贤仍不肯善罢干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五年（25），魏忠贤指使“阉党”大理丞徐大化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借兴“汪文言之狱”谋害杨涟等人。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许显纯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对汪文言严刑逼供，要他诬陷杨涟受贿。汪文言宁死不屈，仰天大呼道“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许显纯无计可施，只好自己捏造供状，诬陷杨涟、左光斗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魏忠贤立即遣锦衣卫缇骑前去逮捕杨涟等人来京审讯。 六月，杨涟被逮押送北京，沿途群众闻讯，皆为杨涟鸣不平。他们自动夹道哭送，所过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 六月二十八日，杨涟被下镇抚司诏狱审讯。许显纯将锦衣卫的诸多酷刑一一用于杨涟，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气息奄奄。后来提审时杨涟被折磨得无法坐、立，许显纯便让打手给杨涟带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下受审。杨涟仍不屈服，在狱中写下《绝笔》，继续陈述“移宫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贤紊乱朝纲。魏忠贤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令许显纯立即杀掉杨涟。 七月庚申夜里，许显纯令缇骑在狱中处死杨涟。临刑前，杨涟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封。称“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写完便仰天大笑，奔赴刑场。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 忠心报国，力战“阉逆”，贯穿了杨涟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史家评价《碧血录》血书。 他“为人磊落负奇节”2，是极为中肯的。 崇祯初，杨涟冤案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三十三章星高攀龙第一节星星（550—27），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真定高邑（今河北元氏）人。万历二年（574）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以后经历了数次起落。 星性格强直，负意气，重然诺，有燕赵任侠慷慨之风，这在他早年即已为人所识。中进士后，在汝宁（今河南汝南）任推官，因治行廉平，迁为户部主事，开始任职于朝中。当时张居正当政，权赫一时，一次偶尔染病，满朝大臣遍走群望，并齐为张居正祈福，星颇不以此等谄举为然，与顾宪成、姜士昌相戒这段时间不登张居正门。 后星起任文选员外郎。他上了一道奏疏，陈说天下四大害其一是干进之害。他举例说吏部尚书杨巍请求休致，左都御史吴时来谋代杨的位子，又忌讳户部尚书宋纁的声望，恐将由宋来代杨，就连连上疏排挤宋纁。“大臣如此，何以责小臣？”其二是倾危之害。他列举了几个正直官吏被迫自免后，还有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在职，于是宵小就每思中伤诬陷，以逼迫正直官吏尽数远离朝廷。他沉痛地指出“众正不容，宵小得志。”其三为州县之害。说州县官吏日益腐化，民生为之日益交瘁。其四为乡官之害，说乡官因着天高皇帝远，在地方上控制一方，甚至权力大于守令，横行无忌，也没人敢奈何。星为此大声疾呼“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奏疏发出，朝臣议论星所言极是。但由于星抨击了一些朝官，引起一些不满，遂有给事中李春开起而反驳。给事中王继光、部曹姜士昌等相助星，并揭发吴时来、詹仰庇等谗谄的事状，李春开为之气沮。但星不久即以病去职，再次起用时，任吏部考功郎中。 万历二十一年（593），星与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李世达主持“京察”大计。所谓“京察”，原是明廷考核京官的制度，凡六年一次，每逢巳、亥之年进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秉公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此，京官多很紧张，又加上这次主持京察的星、孙■平日常秉公行事，故自觉己职不妥的官员更加惴惴不安。果然，星又一次显示了决不徇私的决心。开首就将自己姻亲给事中王三余连同孙■的外甥员外郎吕胤昌斥出，一时间公论所非议的人，贬斥将尽。王锡爵此时以首辅还朝，想对一些人进行庇护，而星等人的察疏已上，王锡爵想要庇护的人都已名列黜单之中，王锡爵深为之恨恨不已。 星大忤阁臣，于是就有人找机会报复他。恰在此时，言官论劾员外郎虞淳熙、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不称职，应予免黜，而孙■认为虞淳熙、杨于廷还可留用。于是反对者们就抓住了这件事弹劾星专擅权势，培植党羽，星立被贬职三级，孙■也被夺俸。孙■即接连上疏乞休，李世达因自己与星同掌京察事务，上疏为星辩讼，神宗不理。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等交替上章论救；其中员外郎陈泰来言语尤切，不免对《明史》卷二四三《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神宗有所触动。神宗大怒，贬斥星为民，将陈泰来等贬官。此次京察所引起的轩然大波遂以星退居乡里而结束。 星被贬回乡间闲居，名声反而更高，国人皆以他与邹元标、顾宪成齐名并称“三君”，朝里朝外举荐他复官的上疏百十回，但终万历朝，星再未入朝复官。 光宗被扶上皇帝宝座后，星方被重新起用，任太常少卿，不久即改右通政，又进为太常卿，擢为工部右侍郎。光宗死，熹宗即位后，他又于天启二年（22）十一月拜为左都御史，再做监察官。星此次上任，更加雄心勃勃，慨然以“整肃天下为己任”。 天启三年（23），时为癸亥年，又一次京察大计开始。星与吏部尚书张问达掌其事，以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在万历朝结党乱政，议废黜四人。吏科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星遂撰《四凶论》，终将四人黜去，一时天下为之大快。此年冬十月，星替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 当时干请之风甚嚣尘上，只要文选郎一出来，即被相邀，或为亲朋或为故旧谋求官职，不如意就相骂逐人，选郎不免要忍气吞声。星素来痛恨此种弊风，特立独行，锐意澄清，贵官们有所干请，即碰一鼻子灰。久之，朝内外都惧他性严，不敢向他开口请官。 魏忠贤因星严直之名远扬，对他不轻易有所犯，有时反而在皇帝前称星任吏部尚书很称职，并想拉拢星为己所用。他派遣自己外甥傅应星谒见星，星拒而不见，魏忠贤也无奈何。一次，星与魏忠贤因公事并坐于弘政门，星一脸肃然正气对魏忠贤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魏忠贤虽未答对，已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本是星老友魏允贞之子，却趋附魏忠贤，入内阁后，因着父亲与星的关系，几次到星门上请求谒见，都被拒之门外，星叹息老友没有这种儿子，言语传到魏广微耳中，魏广微对星更加恨之入骨，就与魏忠贤勾结起来谗害星。 当时东林党势已大盛，叶向高、韩爌任于内阁，星以掌吏部铨选之便，大举东林党人为官。一时间，众多正直官员列于朝中，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掌管刑部，李腾芳、陈于廷任于吏部，为星副贰，余者著名的东林党人如魏大中、袁化中等皆在朝为官，因为众多官员皆素为民所称誉，朝廷气象为之一新，于是朝野望治。 星助东林党人张势，不免被小人所侧目，谗言日起。星请休致，没有获准。天启四年（24），御史崔呈秀在淮、扬任巡抚，贪赃枉法，还朝待考核。高攀龙举发他恶行，星议将崔呈秀远戍。诏书下来，只将崔呈秀革职以待后效。崔呈秀夜晚径投魏忠贤门，叩头涕泣，请乞为义子，又说“不去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点头以为然，就与崔呈秀商议从哪里下手。 山西缺巡抚，此事给魏忠贤等阉党一个机会。星认为太常卿谢应祥可巡抚山西，将谢的名字列在拟定名单最开首。御史陈九畴受魏广微之命，说谢应祥与魏大中有师生之谊，故而魏大中在文选郎夏嘉遇面前为自己老师谋此官。原来魏大中曾参劾魏广微，魏广微忌恨不已，遂使陈九畴不利于魏大中。魏大中、夏嘉遇上疏自辩，星、高攀龙又极言谢应祥素孚人望，非为魏大中、夏嘉遇徇私之故。魏忠贤大怒，遂矫旨，黜去魏大中、夏嘉遇，连带陈九畴也黜去，又责星等人朋谋结党。星求去职，魏忠贤又矫旨切责，放归星。第二天，高攀龙也引退而去。不久，星所检取的官员多因忤逆于魏忠贤，而被罢免，于是一朝尽为魏忠贤党羽。 阉党忌恶星，必欲除之而后快。御史张讷弹劾星十大罪，又将所谓星的私党十数人并黜，星削籍，星以前所贬斥的官员皆得以拔用。 天启五年（25），星因汪文言狱词连及而被下抚按提问。星送被戍于代州（今山西代县）。星在戍所仍是赋诗饮酒，唾骂笑傲，一如平时。天启七年（27）十月卒于戍所。终年七十八岁。崇祯帝继位后，追谥星为“忠毅”。 星一生为世所重，因他“不以谪居畏祸，少有贬损。人谓寇莱公、苏子瞻无以过也”。王士祯更称“高邑赵忠毅公北方伟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2星喜赋诗为文。曾刊行并加注《女儿经》，有《赵忠毅集》、《味檗斋遗书》、《芳茹园乐府》、《史韵》、《学庸正说》、《笑赞》等传世。 《列朝诗集》。 2王士祯《蚕尾续文》。 第二节高攀龙高攀龙（52—2），字云从，改存之，别号景逸，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589）己丑科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行人司主要负责捧节、奉使一类礼仪性的工作。地位较低，但声望却较高，升转也较容易，故新科进士向来以任行人为荣。初入仕途，即居清要，可谓出师大利。己丑科会试主考官是星，这一层师生关系为其日后的仕宦生涯埋下了伏笔。在高攀龙生活的时代，王守仁的“心学”已颇受知识分子推崇。高攀龙并未追逐潮流。他不尚空谈，尊崇程朱之学，认为“宗文成（指王守仁）者谓文清（指薛瑄）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虚病见矣，吾辈当稽弊而反之于实”。当时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世则上疏批判程朱理学，并进献自撰之《大学初义》，请求颁行天下学宫。高攀龙怀着维护“正教”，铲辟“邪说”的责任心，当即上疏力驳其谬，指责张世则之说是“穿凿虚幻之谈”，一旦其书流布天下，必然会“人人得自骋其私，浮词邪说充塞天下，二祖列宗之教荡然扫地”2。神宗以为然，张世则之书遂不行。万历二十一年（593），又值京察之年。吏部尚书孙■主持，吏部考功郎中星及左都御史李世达协理。这次京察，史称“秉公澄汰”，“无所循私”，孙■的外甥吏部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也在被斥黜之列。许多由内阁辅臣循私引用的私人都因不称职而被贬免。孙■等为收回吏部独掌铨选的大权，改变惯例，未将斥黜名单通知内阁即上奏神宗。阁臣对此大为不满。 恰逢此时言官弹劾吏部属臣虞淳熙等人，神宗怒孙■不引罪自责，罚俸三月。阁臣乘机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孙■被免职，星削籍。陈泰来、于孔兼、顾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先后被贬。 吏部右侍郎赵用贤生性鲠直，与首辅王锡爵不和。户部郎中杨应宿为讨好王锡爵，上疏弹劾赵用贤不该“论财逐婿”，毁婚约将女另嫁，请求依法治罪。这时，出使在外的高攀龙回到北京，面对朝廷上奸邪得势的情形，非常愤慨，当即上疏指斥杨应宿阿谀阁臣。杨应宿反击。神宗盛怒之下，把两人都赶出朝廷。高攀龙被远谪广东揭阳县典史。 攀龙二十五岁时曾从顾宪成一道讲学，并从此“始志于学”，终生以宣讲程朱之言为己任。被贬出朝后，他取道闽浙前往广东，“所至亦讲学不辍。寻入武彝谒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学为己任”。高攀龙在揭阳供职仅七月，即因事辞职回到家乡无锡。不久丁忧，索性以亲丧隐于乡野，不再出仕，家居近三十年。 高攀龙在学术上主静，他认为为人“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病痛不同，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便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向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许献《东林书院志》卷七，叶茂才撰《高攀龙行状》。 2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这种思想与同乡名士顾宪成相近。顾宪成自万历二十二年（594）免官之后，一直闲居在家，潜心研究程朱之学。高、顾二人志同道合，来往密切。 高、顾二人虽然都推崇程朱，但他们并非一味地空谈心性，而是主张躬行实践，主张经世致用。无锡原来有一座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当时已废为僧舍。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公开聚众讲学。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志同道合者纷纷参与其中。一时名声大噪。那些不为当朝佞幸所容，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闻风向附，乃至书院常常拥挤不堪。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的东林名士们不是为了讲学而讲学，而是要过问政治。所以，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所不耻也”2。“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东林书院的楹联是他们救世济民的崇高理想的真实写照。 顾、高等人聚众讲学，议论国政，名声日大。许多仰慕东林名声的贤士大夫也纷纷建造书院或与东林书院声气相通，东林党渐渐形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万历四十八年（2），顾宪成卒。高攀龙乃专讲席，声望日重，俨然东林党首。 高攀龙讲学，志在经世。但家居三十余年，不为当朝所用，也难免生出一些消极避世的念铁血战神录帖吧头。他与归子慕的应答唱和诗中反映出这种情绪。归子慕，字季思，昆山人，著名文学家归有光之子。其人清真静好，隐居田园，形如孤云野鹤，颇有陶渊明的遗风。据安希范《天全堂集》记载高攀龙神往归氏隐居萧寂之趣已久，遂在万历三十三年（05）十月路经昆山时前往西冈村拜访。高攀龙深为归子慕“对榻草蔬田舍话，一林主人心”的靖节遗风所感动，两人于是结成金兰之契。归子幕在《己亥二月过高存之漆湖精舍》一诗中写道常怀耦耕好，君今启我意。 共为陇亩民，欣然以没世。受归子慕影响，高攀龙也萌生了隐居化外，不理尘嚣杂事的念头。他在《送辰州守瞿元立》2一诗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我欲赋《招隐》，言念斯民厄。 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泽。 诚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 郡斋有余闲，即是林间客。 得意且归来，共泛五湖碧。 但是，这种消极的想法终归只是一时的念头，一旦有机会，高攀龙还是要经世救国的。苦等了三十余年，机会终于来了！ 万历四十八年（20），神宗驾崩。即位不足一月的光宗也龙驭上宾，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2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熹宗朱由校登极。东林党人由于在万历朝护卫太子有功，在此期间势力大张，充斥朝廷各个关键岗位。高攀龙蒙邹元标推荐，被起用为光禄丞。天启元年（2）又进升为光禄寺少卿。 这时的东林党人本可以乘此势力大张之机表现得大度一些，把万历年间的京察、国本之争、“三案”的争端等一笔勾销，弥合与齐、楚、浙诸党的罅隙。可是东林党人党见太深，一味意气用事，以致党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魏忠贤专权的惨祸。 内阁首辅方从哲性柔懦，难堪大事。东林党人目之为奸邪，必欲去之而后快。东林大将孙慎行首先以“红丸案”事发难，上疏指斥方从哲有“弑君之心”，下廷臣会议。高攀龙随即上疏指责方从哲交结外戚，“表里为奸，心不知有君，无逃首恶之罪”。方从哲终于在满朝籍籍声中辞职下野。为继续壮大东林党势力，扶植后进，邹元标在京城创建首善书院，高攀龙积极参与其事。不久，高攀龙升任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24），廷推高攀龙任左都御史。当时，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认为师生不当分掌部院，否则只能为人提供口实，力辞，不成。 这时魏忠贤势力日张，群小争附。高攀龙认为“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须杀其毒。宜如归德相公，劝化诸珰勿与吾辈为敌”2。所以，他并没有像杨涟等人那样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而是指向了依附魏忠贤的崔呈秀。但这种做法实际上非常愚蠢，只能起到为渊驱鱼的作用。果然，崔呈秀为逃脱惩罚，急走魏忠贤所，拜魏忠贤为义父，谋求庇护。适逢会推山西巡抚，高攀龙等推荐谢应祥。御史陈九畴诬蔑部院营私结党。魏忠贤乘机以皇帝名义严旨切责。高攀龙被免职。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又告讦高攀龙挟私排挤，高攀龙进而被削除官籍。崔呈秀余恨未消，又从织造太监李实处逼取空印纸，以李实的名义弹劾周顺昌、高攀龙等人，遣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逮捕高攀龙回京。高攀龙闻讯，视死如归，晨赴宋儒杨时祠告祭，然后从容安排好后事，衣冠赴水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崇祯初年，魏忠贤阉党被铲除，高攀龙被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曰忠宪。高攀龙一生著述有《周易简说》、《春秋孔义》、《高子遗书》等。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2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第三十四章张溥张采第一节张溥张溥（02—4），初字乾度，后改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太仓（今属江苏）娄东人。生于万历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02年5月4日）。明末著名的江南党社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张溥出生于封建大家庭。这个家庭“多隐痛”，充满着尖锐矛盾。伯父张辅之，历官南京工部尚书。父亲张诩之，太学生，有子十人。张溥排行第八，且为婢出，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诩之既历忧患，为摆脱困境，改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日延师教子，唯望子之有成。张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刻励承志，发愤读书。他六岁入学，七岁能日诵数千言。更可贵的是，“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2。 明末社会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这种情形在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泰昌元年（20），张溥十九岁，补博士弟子。自此声名籍甚，泛交一时名贤。是年，他结交同里张采，成为平生最知心的朋友，契合无间，同求进益，共倡党社，齐名者“娄东二张”。其后，张溥又结交东南名士杜麟徵、夏允彝、陈子龙、宋徵璧以及名宿钱谦益、黄道周等人。于是门墙日广，呼应日灵。他所结交的朋友，后来有不少成为朝廷要员和抗清运动的中坚分子。天启三年（23），张溥请张采入“七录斋”共学，时凡五年。五年中，“两人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时设疑难，必尔我畅怀、归于主里”。 张溥的文学主张，深受同乡王世贞的影响，“文必六经，诗必六朝”。 他也是名闻遐迩，年富力强的文坛新秀。 明代江南素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著称于世。然而，各种社会矛盾也特别尖锐复杂。江南地主与封建朝廷的斗争亦始终没有休止。明中叶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当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往往采取以文会友、聚会结社的形式，一面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选择知己；一面学习制艺，揣摩风气，议论时政，从中积蓄和壮大自己参政的政治势力。而有明一代，江南士子由集会读书、议论时政，最终演成政治运动，干预政权，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东林党”。 东林起后，踵之者不绝。张溥不但勤学，刻苦进取，有“志为大儒”。 而且为人宽厚热情，有兼容并包的风度，尤以文章奖掖后学。以故四方奔走其门者，不计其数。一时门庭若市。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干练人物，很有号召天下的组织才能。 天启四年，阉党魏忠贤逆势方炽，罗织罪状，陷害东林党人以及朝中刚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张采《知畏堂集》卷九《祭张天如文》。 正之士，闹得朝政大乱，天下黑暗，人人自危。张溥不畏强权，顶着逆风，慨然在苏州创立“应社”。“应之为名，有龙德焉”。一时间，天下士子纷起响应。皖之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阳、庐州、凤阳，浙江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等郡邑诸名士相继入社。“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2。 应社社友，以“尊经复古”为己志，评骘五经制议。最初入社者十有一人，各主“五经”文字之选。张溥、朱隗主《易》；杨廷枢、吴昌时、钱旃主《书》；杨彝、顾梦麟主《诗》；张采、王启荣主《礼记》；周铨、周钟主《春秋》，遂开明季集体治学，分工互助之先河。应社名义上以读书为社事，实际上是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因此，它“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很快由江南扩及江北，进而发展到河北等处，故史有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诸名目。 天启七年（27）八月，熹宗去世，五弟朱由检嗣位，年号崇祯。十一月，魏忠贤死，诏磔其尸，人心大快。张溥作《五人墓碑记》，满腔热情讴歌当年为反抗阉党暴政而英勇就义的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揭露魏逆窃弄权柄、残杀忠良的罪行，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篇碑文，充分表达出张溥崇善辟恶、发扬正义、彰阐幽潜、激励后人的政治态度。崇祯元年（28）春，张采成进士，张溥以选贡生入京师太学。时，诸贡生俱愿**溥，争识颜面，因集诸多士为成均大会。宇内名卿硕儒，闻溥名，亦皆愿折节订交，骚坛文酒，笈筐车骑，日不暇给，由是“娄东两张”名彻都下。张溥、张采“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遂在京集同志组织“燕台社”（或称“燕台十子社”）。燕台社的出现，预示着二张将由以文会友、学习制艺进而涉及当朝的政治问题。不久，张溥归里，草檄文将避匿在太仓的顾秉谦驱逐出境。顾为魏忠贤党人，在天启朝曾任内阁首辅、《三朝要典》总裁，陷害正人，作恶多端。 崇祯初年，文社四起。而执牛耳者，张溥也。崇祯二年，他以天下为己任，在吴江县令、湖北人熊开元的下，于吴江召开“复社”成立大会——尹山大会，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复社上承东林，旗帜与东林无异，所以一般都目其为东林党人。它以江南为中心，是东南之一大社，归入其内的各地文社有江南应社，松江几社，苏州羽朋社、匡社，浙西闻社、庄社，浙东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黄州质社等。张溥既合诸社而为一，乃立规条，申盟词，定程课，以振兴经术，恢复古学，培养人材，拯救封建统治为先务。在组织上，由各郡邑推择一人为社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之事。同时集各社之文而铨次之，目其集为《国表》，由张采作序冠弁首。集中详列社友姓名，“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以此观之，复社俨然一在野政党。其“党羽半天下”，遍及天南地北，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卷一《广应社序》。 2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仅有姓名可考者即达三千零二十五人2，文数千余首。“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复社声势震朝野，张溥也就更加深孚众望了。 崇祯三年秋，张溥中举人，并在南京召开复社第二次大会。翌年春，京师会试，张溥为会魁，其门人吴伟业为会元。此次考试，一破往例，吴伟业的会元稿不是按故事由他的房师李明睿作序，而是以张溥名噪甚，由他鉴定出名，从而引起李明睿大怒。及殿试，张溥授庶吉士，吴伟业中榜眼。是时宜兴人、内阁首辅周延儒第一次见到张溥，对他十分赏识，“恩礼倍至”。而张溥以周延儒之器重，得以“任意临事，辄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诰命者，文稿信口甲乙”3。为此，同馆皆妒忌他，阁臣温体仁等权贵亦由此侧目之。是年，张溥怀着敬仰之心，在北京谒见大科学家徐光启，虚心向他求教。他说先师徐文定公”亟尝予廷对一策”，“勉以读书经世大义”。“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4。徐光启的志向、为人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使他深受感动。 崇祯五年冬，张溥请假归里，营卜宅兆，安葬其父，居家著述。吴伟业以张溥门人，“联捷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于是大江南北的学者纷纷争及其门，拜其为师，徒众群集。有云此时溥有门生七千人。此说不免夸张，但亦可见威望之高。崇祯六年三月，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第三次大会。山左、江右、晋、楚、浙各地到会者数千余人，座无虚席，观者甚众，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热闹非凡，竞以复社之名为殊荣。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为三百年来所未见，此是复社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会议。这次大会标志着复社和娄东二张的名望已经达到了顶峰。以致四方称二张至有“不敢以字”，而曰“西张”、“南张”，“西张先生”、“南张先生”，“二张夫子”；称太仓四社长为“四配”，溥十门人为“十哲”，十兄弟为“十常侍”，又有依托门下，效奔走展财币者五人，则名“五狗”。 在科举取士的历史条件下，文社的盛衰与科场的荣辱密切相关。好修之士以文社为学问之地，而驰骛之徒则以文社为功名之门。虎丘大会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的局面，实质上是江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深刻反映。各地学者纷纷登名社录，争入张溥之门，其源盖由于他奖掖进门弟子“不遗余力”2，大有把持科场之势。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按指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3。又有谓“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中式者皆复社之人”。“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2蒋逸雪《张溥年谱》附录《复社姓氏考订》，齐鲁书社982年版。3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4张溥《农政全书·序》，见《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979年版。以上参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2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3见蒋逸雪《张溥年谱》，三十一岁条。 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遂使复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由读书会文之地而变为争逐势利之所。张溥企图借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最终达到左右政权之目的。而执政大僚则由此恶之，伺机制造事端，构词架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与温体仁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结果以周延儒被罢、温体仁继任首辅而告终。这时温体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许，遂指使宜兴吴炳作《绿牡丹传奇》，描写复社选文选字之丑态，并命梨园搬演，广为宣传，温体仁由此首开攻讦复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耻辱，致书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张专程赴浙会见学臣黎元宽。黎下令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温育仁家人下狱。温体仁遂与二张开隙，并由此而深虑“溥虽在籍，能遥执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吴地，伺其隙而中之”2。选御史路振飞为苏松巡按，此即为其之重要防范措施。至秋天，遇太仓岁歉，张采作《军储说》，以为救荒之策，张溥撰跋语。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借此诬陷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宽从二张之命，下令将其革职。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时作《复社或问》，发泄他对复社和二张的不满情绪。九年五月，太仓人陆文声因事挨过张采的鞭挞，欲报私仇；又以输赀为监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3首辅温体仁下所司议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三人以为复社无可罪，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十年，“无赖恶少年蜂起飚发，纵横长安中，俱以附会时相，矜夸旦夕得大官矣”。二月，“有宿嫌于二张”的周之夔揣当国温体仁之意，不远千里，由闽入京，呈《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云“二张且反”，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上“疑之，下其事抚按”2，令从“速严查具奏”。温体仁以陆文声和周之夔讦奏为借口，“将兴大狱”3，欲置复社和二张于死地。自此二张日处危疑震惊之中，直至六月温体仁罢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又四卷，溥尝助其成，且为之作序。 此时，虽然温体仁已去位，但复社和二张的困难处境并没有改变，相继为首辅之张至发、薛国观“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不喜东林”。十三年四月，有托名为徐怀丹者作《复社十大罪檄》，诬二张倡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檄中所捏十罪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4。其实所加十罪，除三、四两款恰恰说明复社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外，其余无一事有真凭实据，有的是望文生义，有的是捏词诋毁，有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则纯属怪诞不经、无稽之谈，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同月，黄道周被捕下狱。张溥历来以文章气谊为重，与朋友周笃，闻友患难如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2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3《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蒋逸雪《张溥年谱》三十五岁条云此事“似犹未得其实也”。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年条，《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八年刊本。2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年条，《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八年刊本。3《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4陆世仪《复社纪略》卷四。 身受，遂与陈子龙等急议谋解，愿“倾身家图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对道周先生。六月，素恶复社之温体仁党、内阁首辅薛国观因招权纳贿诸事被罢回籍，不久，诏逮入都，赐死。最高统治集团斗争形势的变化转而对复社有利，也可以说是复社倒薛的胜利。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复为首辅。延儒，溥座主也。原来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但他与温体仁又有尖锐矛盾。及主会试，所取士如张溥等又皆东林。比至失势被罢回家，而温体仁辈益横，张溥的朋友一时皆得罪。溥甚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这次，“其获再相，溥有力焉”2。实际上完全是张溥为其奔走效力、利用复社倒薛（国观）的结果，也是延儒与张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结果。因此，延儒被召复起，“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3，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张溥在“遥执朝政”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产物。 张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有兼包并蓄的组织才能，成为“在野政党之魁杰”。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称其所刊之《七录斋诗文合集》曰；“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4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张溥与张采重订共读之约，以冀再展宏图，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月5日）卒于家5。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于十五年八月，下诏征集张溥所著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2。现存的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种纪事本末》、《宋史论元史论》、《历代史论》等。 《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 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3《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 4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二五《七录斋集序》。 5计六奇《明季北略》谓溥死于非命。曰周延儒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为冯铨，奔走而线索者系张溥和吴昌时。溥与昌时皆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二人也。”由此观之，则溥为昌时所毒死。是为一说，姑以存疑。 黄道周《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四七《哭张西铭二章》，清道光九年刊本。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第二节张采张采（59—48），字受先，又字来章，号南郭，与张溥同里3。因张溥居西郊，张采居南郊，人称西张、南张，合称“娄东二张”。张溥重名义，张采尚节概，相得益彰，砥濯自励，同斋共学，关系最好，且为姻家；又两人志向相同，共倡复社，世称“复社二张”。与张溥一样，张采也是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其一生主要事迹，除见于前篇介绍张溥中所述，尚可记者有如下数端。 天启七年（27），张采中举人。崇祯元年（28）春，在京应会试，及榜发得第三名，成进士，已而归里。时昆山县士民积怨魏忠贤党人顾秉谦，“聚众焚掠其家”。顾秉谦为邑人所逐，仓皇窜匿太仓。张采素恨其“庸劣无耻”，与张溥率里中诸生将其赶出太仓，人心大快。同年十一月，授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令。张采的性格与张溥有所不同，“溥性宽，泛交博爱，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知临川，摧强扶弱，声大起”。崇祯三年秋，以疾乞假归家，“士民泣送载道”2。可见，他在临川任上颇有一番政绩。 有明一代，转输漕粮入北京和支付各卫官军粮食，是江南人民最为繁重的赋役负担。是时，仓粮以养本地之军，名曰军储。它与漕兑不同。漕兑苦于运军勒索，耗赠日多，而军储则在地方交纳，绝无耗赠，小民利之。崇祯六年秋，太仓州大风杀稼，米价腾贵，斗米值千钱，漕粮无输。知州刘士斗，“廉明仁恕，为立州以来第一人”，欲纾民，乃与张采、张溥共谋救荒之策。张采以民命为重，深入实际，广咨博访。苏州府胥吏宋文杰言苏州府属县八，太仓、镇海两卫独隶娄卫军，军储四万九千石，分支长洲、吴县、昆山、嘉定、吴江、常熟、太仓七邑。考军储旧制，其初两卫之军原在本地支销，后来分支各邑。诚能使支独归太仓军储，越岁而收，又无增耗，即可减漕粮十分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张采得之大喜，即著《军储说》一文，甚言散征各邑之苦，独归太仓之便，建议太仓州以军储代漕兑。张溥以为可，为作跋语于后。并与张采一起共谒刘士斗而详言之。张采的建议有益于救荒，是可行的。当时太仓州民王延等人条陈荒政亦以请复军储旧额为言，主张将各邑额派太仓、镇海两卫军储抵本州之漕兑。刘士斗也积极张采的意见，申文上司，认为太、镇两卫坐居本州，如以太仓州军储代漕兑，即以本州之粮给本州之军，军民两便，而官军就近支领尤乐从。而内阁首辅温体仁党、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应监兑，得刘士斗申文，欲借此陷之，并倾两张，遂竭力加以攻击，甚至“干戈横起”，诬张采、张溥“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指责刘士斗“行媚乡绅”。刘士斗为此被连降四级，改署昆山县事。张采对此大为不平，说是“梦想不到”的怪事，表现出他强烈不满晚明黑暗统治的鲜明立场。其后，周之夔还秉承温体仁等人的旨意，多次借张采的《军储说》3蒋逸雪《张溥年谱》载万历三十年张溥出生时，其“友人张采已七岁”。据此，张采当生于万历二十四年。 此事，《明史》卷三○六《顾秉谦传》系于崇祯二年。 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附张采传》。 以上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大做文章，于崇祯九年八月和十年二月分别到应天府和京师讦奏二张，阴谋置其死地。 崇祯十四年五月张溥殁后，与周之夔同为温体仁党的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薛国观案被捕入狱，而不知张溥已死，乃讦溥“遥握朝柄”，怀疑他坐罪系出于张溥之所为，因言张采“结党乱政”。于是崇祯皇帝下诏严责二张回奏。张采以“溥实臣至交，生同砥砺，死避罗弋，负义图全，臣不出此”的明确态度，上疏辩诬，备述复社端倪，指出周之夔的《复社或问》和徐怀丹的《复社十大罪檄》都是有意陷害。疏曰“窃维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未尝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至于《或问》及《罪檄》，此忌溥者罗织虚无，假名巧诋，不惟生者不闻，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怀丹果有其人，臣愿剖心与质；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独念溥日夜解经论史，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虽与世隔越，孤立杜门，而兢兢勉学，颇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岂敢一字欺皇上。谨据实回奏”。疏上，崇祯帝以“书生文社不足究”，降旨勿问；又得首辅周延儒从中帮忙，事即得脱。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起张采为礼部主事，寻进礼部员外郎。后，乞假去。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45）五月，清兵渡长江，福王出逃，南京陷落。奸人素衔张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同年八月以后，曾与陈子龙一起在浙江嘉善水月庵避难。顺治五年（48）卒，时年五十有三。其著作今存者有《西晋文》二十卷等。 以上见《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和蒋逸雪《张溥年谱》四十岁条。第三十五章刘宗周黄道周第一节刘宗周刘宗周（578—45），初名宪章，字起东（启东），绍兴府山阴（今绍兴）水澄里人。自号秦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山阴废主，晚年更号克念子、别号念台，又以迁居山阴蕺山之麓，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人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弟子称蕺山夫子、蕺山刘子、子刘子。友人称其念台子。父亲刘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刘坡去世。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578年3月4日）生，为遗腹子，因家贫，依母居外祖父章颖家。在外祖的培养下，七岁入塾，学习勤奋，手不释卷。十八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二。二十岁举乡试。万历二十九年（0），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会母丧，居家守制三年。三十一年八月，拜本省德清县许孚远为师。孚远，是与王守仁共倡心学的湛若水的四大弟子之一唐枢的学生，“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信仰王学，反对王学与佛学合流，认为后之学者所言的“良知”，是不明王学之宗旨，“非文成之正传”。刘宗周、冯从吾、丁元荐三人是他最得意的门徒。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宗周得官行人司行人。 刘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恰是皇帝深居宫苑、不视朝事，国势日衰之时。 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他抱着“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的忠君思想，立朝守正，事君不以面从为敬，始终“清直敢言”，前后上疏凡百余次，指陈时政得失，崇正辟邪。虽所论皆深中时弊，然往往以忤旨而被黜，三次革职为民，排斥在野。 万历四十年（2）正月，入东林书院谒高攀龙，结为道交。四月，奉命往江西建昌册封益王朱常■。翌年四月，以“今日宗藩之困亟矣，国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上《万世治安疏》，请行议爵、议禄、议官、议教、议养、议制六事，曰“臣观今日之势，盖已岌岌乎尽踏汉、唐季世之辙矣。爵滥而轻，禄侈而匮，官不惟贤，制不尽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乱乎。”2疏入，不报。神宗反于同年五月下诏堵塞言路，谕内阁和都察院“年来议论混淆，朝廷优容不问，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伤国体。自今仍有结党乱政者，罪不宥。”3时有宣城人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与昆山人左谕德顾天峻各“收召朋徒，聚集讲学”，攻击东林，人称宣党、昆党。御史徐兆魁、乔应甲等亦力排东林，与宣、昆两党“声势相依，大臣多畏避之”4。宗周为人尚气节、重操守，乃上疏为东林鸣不平，反对门户之见，反对党同伐异。谓“迩者，皇上于人才进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 26 所募之兵多为“君子之军”，督阵诸将也多数是秀才用兵，“调度无能”。至十一月，抚州、婺源、休宁三军相继溃败。为报效唐王，黄道周欲决一死战。十二月初六日，复自广信进攻婺源。至童家坊，闻乐平县失守，广信成为一座孤城，当地官绅纷纷要求回师守城。此时，尽管他只余下三百之兵、三日之粮，仍义无反顾，于二十四日进抵婺源城外十里处之明堂里。次日清晨，清军骑兵数千，乘雾奇袭，黄道周督众死战，顷刻大败，与内弟蔡春溶、中书舍人和门人赖继谨、户部主事赵士超、通判毛玉洁等同时被俘。入婺源县城，清军备酒席，劝之降。黄道周不屈，骂而不食，吟诗八章，神态自若。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4）正月二十四日，黄道周等人被清军解赴南京，幽于禁城中，绝食十有四日。在狱中，著诗文数卷。清朝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以同乡劝其降，道周拒不答。操江巡抚陈谦以剃刀、满帽见遗，亦不受。书绝命词十二字“防风虽倒，犹留一节，以问孔丘”，藏于衣带。黄道周以身殉节，视死如归。三月初五日（4月20日）赴刑场路过南京西华门，突然止步，坐地不起，曰“此与高皇帝（指朱元璋）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遂英勇就义，年六十二岁。同时被害者，还有蔡、赖、赵、毛四人。唐王闻黄道周死，震悼罢朝，赠文明伯，谥忠烈。清乾隆中，改谥忠端。 黄道周博学多才，是明季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精道经史、诗赋、天文、历法、数学，书法妙绝、绘画亦见功力。尤其是他以数明理，以理明数，潜心研究《易》学，对后来的一些学者颇有影响。其奏疏、诗文、杂著，多由后人编入《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刊行于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另，关于黄道周遇难的时间和地点，《清世宗实录》卷二三，谓顺治三年正月斩于徽州军前。似属误记。 第三十六章李梦阳第一节官场险恶，四度入狱李梦阳（473—530），字天赐，后改献吉，号空同子（崆峒子），陕西庆阳（今属甘肃）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为“前七子”之首。 少年时代生活于庆阳。弘治初，李梦阳父亲李正被聘为明藩周王府教授，全家移居河南开封。弘治六年（493），逢科举，他本想在河南应试，未成，不得已回到庆阳，“而棘围且闭。梦阳拦监场使者，大言‘梦阳不入试，是科无解首。’使者勉收之，果举乡试第一”。狂傲自信之态，跃然纸上。弘治七年（494），李梦阳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这时才二十一岁。此后十二年间，他除户部主事工作之外，主要活动于文学领域。他“居燕中，社集四方名士，兴复古文词，与信阳何景明互旗鼓，时人称李何”。“抗论古今，傲绝一世”2。此时，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为文坛盟主，“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3。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号“七才子”，史称“前七子”。弘治十八年（505），李梦阳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极论时政得失，其大致内容为官场风气日下，“廉耻道丧”。“张拱深揖，呐呐不吐一辞，则目为老成；遇事圆巧，则以为善应。转相则效，翕然风靡，承讹重弊，言行无实”。(2宦官之祸。指出国家之仓厂场库、腾骧四卫、锦衣卫及团营等被宦官掌管，为社会稳定、社稷安全之隐患，提请孝宗要加倍留意。本来，这都是些切中时弊的言论，但因文末语及孝宗张皇后的父亲寿宁侯张鹤龄的不法行为，而以“疏末斥后，大无人臣礼”的罪名下锦衣卫狱。后来虽经大学士刘健、谢迁求情，得以官复原职，但仍被罚俸三日。李梦阳气愤难消，“一夕醉遇寿宁侯于道，以鞭梢击堕其齿二”2。张鹤龄愤极，但“为前疏未久”，毕竟有些心虚，遂“隐忍且止”。 武宗继位以后，李梦阳升任户部郎中。正德元年（50），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等大臣联名上疏弹劾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八虎”，试图除掉他们。李梦阳在其中推波助澜，并代草疏文。因消息泄露，刘瑾先发制人，韩文等均被赶出京城，李梦阳也被降为山西布政司经历，并被勒令致仕。不久，刘瑾又以其他借口将李梦阳逮捕入狱，“将杀之”。经好友翰林院修撰康海冒险营救，才幸免于难。事后，他因感而作《去妇词》，其中写道“孔雀南飞雁北翔，含颦揽涕下君堂。”“妾悲妾怨凭谁肖，君舞君歌空自怜。”“郎乎幸爱千金躯，但愿新人故不如”。3曲折婉转地表达了对皇帝的不满情绪。 正德五年（50），刘瑾被诛，李梦阳官复原职。不久，起江西提学副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3《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2《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3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四○。 使。他虽已两次下狱，但似乎并没有丝毫改变其性格。“往往负才气自高，弗能下人。”副都御史俞谏，“总督江西，欲用两广例屈体诸司”，李梦阳长揖廷抗道“公奉天子诏督诸军，吾奉天子诏督诸生，何所不如公？”2又明代官场惯例，监、司官员每五日“一会揖御史所”，李梦阳又不往揖，并且喻“诸生亦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3。因此而得罪了俞谏和御史江万实。他们即借李梦阳鞭笞淮王府校一事，将李梦阳“御史按治”。李梦阳不服，援结宁王朱宸濠和他们互相讦奏，最后惊动了皇帝，派大理寺卿燕忠“即讯”，“召梦阳羁户信狱。诸生万余为讼冤，不听”。终以“陵轹同列，挟制上官”之罪而被勒令致仕。 罢官以后，李梦阳返回开封。少却了官场的桎梏与同僚的构陷。他“益跅弛负气”，尽享自在闲适生活之乐趣。他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4。离开官场，并不等于远离了政治漩涡。正德十四年（59），宁王朱宸濠叛乱事败，李梦阳因曾为其作《阳春书院记》，为御史周宜纠劾，以“党逆罪”被第四次关进了监狱。经大学士杨廷和、刑部尚书林俊力救，才得再度幸免于难。 此后的十年，是李梦阳一生最为沉寂，但仍然狂气十足的时期。有的记载称“自后交游断绝。大梁贾客求文，赍金为寿而已。梦阳得金，复集宾客，治供帐园林，为富贵容，殊骄奢。”5嘉靖九年（530），李梦阳在郁郁寡欢中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李梦阳一生命运多舛，风险迭起。虽少年得志，但因才高气傲，不懂权谋，故难容于官场而四次下狱。就其性格和气质言，他更宜做个纯粹的诗人。从历史实际看，亦正是如此。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其在政治史上的地位。 《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2《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3《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4《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5《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第二节“今真诗乃在民间” 李梦阳是明中叶迁延百年之久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明史》本传称他“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因而被视为复古派。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他也曾提出过“今真诗乃在民间”这样反复古的口号。 自宋代理学盛行，性理诗连绵不绝。这种诗“尚理而病于意兴”，“言理不言情”，甚至“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虽然扩大了诗的表现手法，但严重阻碍了诗的健康发展。至明初，则一变而为以“三杨”为代表的一味点缀升平的“台阁体”。李梦阳正是针对这种近世俗体而提出了复古的主张。他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2面对这一历史现实，李梦阳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矣。”楚骚、汉赋、唐诗是骚、赋、诗三种文体的典范，分别代表着这三种文体的最高成就。李梦阳要求骚学楚，赋学汉，诗学唐，就是要求以各种文体的典范作品为榜样，创造出典范的封建文学。对于诗，他要求既要学习古代优秀作品的高尚风格，即“格古、调逸”等等，又要出于真情，即“情以发之”。只有“情以发之”，才能成为真正的诗，这是诗的生命；只有“格古”、“调逸”，才能成为最好的诗，这是诗的高格。显然，李梦阳的文学理想，就是克服后世各种卑格俗体，全面振兴封建文学，使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这种理想虽美好，但却无法实现。因为仅从它的理论内涵来说，就有着尖锐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这就是“情以发之”同合于高格的矛盾。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情，不同时代的诗也会有不同的格调。因此，要合于古之高格，就往往不能“情以发之”；要“情以发之”，就往往不能合于古之高格。 而李梦阳的文学理论，就是在这对矛盾中发展的。沿着提倡古之高格的方向，他走上了摹拟古人的道路。所谓“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仅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2这是他遭受时人及后人非议的主要原因。但是，从强调“情以发之”出发，他却又得出了“今真诗乃在民间”的结论。他在《诗集自序》中写道“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为李梦阳晚年之作，因而这是他全部诗歌理论的总结。 明代已进入戏曲和小说繁盛期，正统五七言诗已不再是文学主流。在这严羽《沧浪诗话》。 2李梦阳《空同集·缶音序》。 李梦阳《空同集·潜虬山人记》。 2李梦阳《空同集·再与何氏书》。 种状况下，李梦阳等倡导复古，力图振兴正统封建文学，自然属于徒劳。但是，他晚年提出的“今真诗乃在民间”却颇值得重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新兴的市民文学迸发了强大的活力。这时，提出“今真诗乃在民间”，就不仅仅只具有提倡向民间文学学习的一般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具有了面向新兴的市民文学，否定振兴正统封建文学的意义。 第三十七章王世贞第一节身世和宦历王世贞（52—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王倬曾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亲王忬曾任蓟辽总督、右都御史。他少年有才名，史籍称“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2。“年十五，咏宝刀诗，师为之避席”3。嘉靖二十六年（547）二十二岁中进士，次年授刑部主事。由于他爱好诗和古文，加入了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组织的诗社，又经常同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往来唱和，“绍述何、李”，“名籍公卿间”4，很快升迁刑部员外郎、郎中。 王世贞是一位忠于职守、精于吏事的合格官员。有人称他“日坐公署，剖决案牒。所谳狱，度得情，辄手录付吏趣书之。各以轻重决遣，不三日而毕”5。“奸人阎姓犯法，匿锦衣卫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陆炳、严嵩在当时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王世贞不畏权贵，伸张正义，确属难能可贵。 嘉靖三十二年（553），兵部郎中杨继盛上疏揭发严嵩十大罪、五大奸，被下狱论死。王世贞挺身而出为之发丧“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由此结冤于严嵩。严嵩即借口将他调离刑部，贬为山东青州兵备副使。 青州多大侠巨盗，他们杀人越货，扰乱治安，地方当局无可奈何。王世贞到任以后，“集强壮，教之射。申饬保甲，重捕盗之赏。又于州邑画地为界，以义官统之”。规定盗当时捕获者为上，不出境获者次之，拒不能剿者又次之。申令“凡盗从其所起而不觉察者，经其所过而夜巡不传捕者，罚。释盗而党者立杖死。”这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仅一年，“盗尽解散”。嘉靖三十八年（559）五月，鞑靼辛爱等入潘家口，掠迁安、蓟州（今河北迁西）、玉田，在边墙以南停留五日，京师震动。王世贞的父亲，蓟辽总督王忬因滦河作战失利，被下狱问死。王世贞知悉，立即从青州赶到北京，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不果。“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叩头求救，但亦枉然。嘉靖三十九年（50）十月，王忬被杀。“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 隆庆元年（57）八月，王世贞兄弟上书讼父冤，经大学士徐阶相助，得以昭雪。王世贞也被起用为大名副使。父亲的悲惨遭遇，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心，“不堪追往昔，醉语亦伤神”，但他一到任上，仍一如既往，尽职尽责。大名风俗，逢婚丧之事，姻族相聚吃喝，“多者匝月不止”。置办一次，《明史》本传卒年作万历二十一年。今据钱大昕撰《弇州山人年谱》。2《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3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4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5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八，王世贞诗《乱后初入吴舍弟小酌》。 “而中人之亏去半矣”。王世贞到任，定婚丧礼，力求简约，“其俗至今守之”。大名府下属州、县十一个，真定府三十多个，但“以军兴论供输，则大名与真定等”，极不平等。经过王世贞力争，“乃不果增”2。 隆庆二年（58），王世贞先后任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母忧归”，又补湖广按察使，旋改广西布政使。万历二年（574）一月，升任太仆卿。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在任期间他“为纠劾贪纵，咨访将才，刷军政，清屯田，郧遂隐然为重镇”。 此时张居正当国。王世贞对张居正改革，是的，“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3。但张居正的骄横跋扈，他又极为反感，“臣道太盛，坤维不宁”。张居正的妻弟辱江陵令，王世贞“论奏不少贷”。因而张居正很忌恨。万历四年（57），王世贞调任南京大理寺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张居正即借机“取旨罢之”。六年，起用为应天府尹，又被劾罢。十二年，又起用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他称病不赴。万历十五年（587），王锡爵秉政，起用他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但又遭御史疏劾。王世贞无奈，被迫于万历十八年（590）辞官回乡。同年冬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2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第二节文学理论王世贞博学多识，著述甚丰。有《弇山堂别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觚不觚录》等，在文学、史学上均有很高造诣。 自明中叶发端的文学复古运动，至王世贞生活的时代已近百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出现，是该运动的第一个。以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则将其推向了第二个高峰。尤其是王世贞，他以自己卓越的理论建树，成为这一运动的集大成者。 王世贞曾回顾过自己走上文学复古道路的历程“王氏世以政求显，余龀时，业好闻人名卿大夫之业云。弱冠举进士京师，且十载，所目睹乃大谬不然者。夫武吏以力进而文吏由经治，此其其然独身与世致赫赫也，殆以数会尔。”这无疑是对当时政治的深沉感慨。他出身于世代“以政求显”的官宦人家，从小渴望作一番“名卿大夫”的事业，但政治现实却有“大谬不然者”。官场的腐朽使他失望，也使他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不屑与那些“独身与世致赫赫”的庸官俗吏同流合污，又不能去征战沙场“佐马上之治”，于是只有“敛而为言”，把儿时的理想寄托于文学了。 王世贞总结了明中叶以来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历程，发现自“前七子” 以来，复古思潮虽曾绵延不断，并曾两度勃兴，但文学复古的目的却并未达到。有鉴于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即实现“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的统一。2法则内含于事物本身，离开事物，就学不到法则。此即“有物有则”。但学习法则，又应达到超越事物本体、由乎自得、浑然无迹的程度，此即“无声无臭”。为实现二者的统一，王世贞提出了三条途径其一，“分途策驭、默受指挥”3。王世贞要求把古人的作品当作平时的修养，而不是创作时的蓝本。平时“熟读涵咏”，“令其渐渍汪洋”，创作之时则“一师心匠”，仅从自己的情境出发，这样产生的作品，既完全是自己的创作，又完全合于古人的高格。此即“分途策驭”而“默受指挥”的意义。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发去进行创作，这就把自李东阳起，整个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中包含的追求真艺术的倾向推到了顶点。 其二，“法不累气，才不累法。”王世贞称“吾于诗文，不作专家，亦不杂调。夫意在笔先，笔随意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他认识到拘守前人的格法，就会影响自己才情的发挥，使作品徒具形貌而无生气，“前七子”即病于此；但如放纵自己的才情，又会叛离前人之格法，而有格卑调劣之失，反“前七子”者往往如是。因而，他要求从自己的意出发，“来自意而往之法”，同时又要求意之行乎自然，且合于法，即所谓“意至而法偕至”，以便达到意与法相互为用，两不干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是对“前七子”格调说的发展与修正。它原格调说之本意，纠正了损才情而就格调的弊病，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坚持了“前七子”格调说的基本思想。 其三，“师匠宜高，捃拾宜博。”师匠不高不能成高格，故前后七子都王世贞《金虎集自序》。 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参见成复旺等编《中国文学理论史》世贞《艺苑卮言》卷一。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 强调以盛唐为法，以李、杜为师。但只注意师匠之高就不能广泛汲取，所以王世贞又提出“师匠宜高，捃拾宜博”。他说“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2“骨格既定，宋诗亦不妨看。”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放宽学古的范围，并不意味着复古基本思想的转变。就诗而言，论格调，他还是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有取于宋只是“语于格之外者”，那不过是以博济专罢了。因而，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说明了复古思想在王世贞那里更臻成熟。 王世贞“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相统一的文学主张，既深入地贯彻了文学复古运动的基本原则，又全面地纠正了复古运动开始以来的弊病，从而把明中叶的文学复古理论发展到了最成熟、最完善的地步。 2王世贞《宋诗选序》。 3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王世贞《宋诗选序》。 第三节史学理论与文学上主张复古相一致，王世贞在史学上也是古非今。他十分推崇汉以前的史书，尤其服膺司马迁的《史记》。他说“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成《史记》。”2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对秦汉以下的史书都一笔抹杀，“《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新唐书》，赝古书也；《五代史》，学究史论也；《宋（史）》、《元史》，烂朝报也”3。与此同时，王世贞也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明人所修的史书“国史之失职者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4与文学上的纯粹复古不完全一致，史学上，王世贞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他说“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于今也，古则何有？我以古而诮人，人亦以今而诮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牺尊兽罍，窾识奥奇，文画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则不若敝釜瓦缶之便。何者？适于用也。由古道无变今俗，然则通今之士可少哉？”正由于此，他才以国史自任，立志撰修当代史。 史贵实，史家贵直笔。王世贞继承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同时进行了严肃的鉴别。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2认为人们只有弄清楚每类史籍的优劣，加以综合，才能弄清历史的真相。在《弇山堂别集》中，王世贞为了揭发“国史”的讳笔，在被朱元璋诛杀的诸臣传记中，大胆指出其中的隐讳，以恢复事实真相。如该书卷二十《史乘考误》中对傅友德、王弼、冯胜等人的“暴卒”，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所谓“暴卒”，即是赐死。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王世贞生活的时代，是处嘉靖、万历两朝。这一时期，政治，官场黑暗，党争剧烈，少有忠于职守的官员。对此，王世贞虽深感失望，且其家庭和他本人都曾蒙受过巨大的灾难，但他仍兢兢业业于职守，尽心竭力，努力奉行着“成则兼济天下”的古老信条。 在文学和史学上，虽有复古的一面（且是主要的一面），但他的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发进行创作的追求真艺术的文学倾向，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的史学思想，又自觉不自觉地与嘉靖、万历年间勃兴的市民文学及思想界萌生的启蒙思潮遥相呼应，透露出了些许新时代的曙光。 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3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王世贞《弇山堂识小录》。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 第三十八章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第一节罗贯中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是我国章回小说开山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的作者。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材料，现存者很少。贾仲明（名）《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根据贾仲明的记载推测，罗贯中为山西太原人，生卒年约在30至385年之间。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戏曲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但主要成就还是在小说方面。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和《三遂平妖传》。另一部与《三国志通俗演义》齐名的历史小说《水浒传》，或说是出自他的笔下，或说由施耐庵编，罗贯中续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叙述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政治历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历史小说的第一部。它通过对三国时代各种人物的刻画，写出政治上、军事上复杂曲折的斗争。它持封建正统思想观点，奉刘备为正统，以曹操为欺君罔上的“乱臣贼子”，因而着力刻画了刘备的仁厚，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关羽的忠肝义胆；而同时也刻画了曹操的奸诈狠毒，司马懿的阴险狡诈，这些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三国志通俗演义》，在题材和描写艺术上，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作品，并且在对历史人物的处理上也影响了后来的读者对三国历史的看法。《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艺术形式上，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贯中在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有关历史记载经过综合熔裁再创作，编写了这部精采纷呈的长篇历史小说。它的酝酿过程，经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火热斗争的洗礼，也因此作者得以开阔了眼界，写出这样的作品。这书有很大缺点，最显著的是鼓吹封建正统的忠君思想和反映小生产者意识的“义气”。在明初的政治条件下，这书同《水浒传》都是很难流传的。一直到了十六世纪前半叶，它们才得以刻版传世。 《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清初康熙年间，毛宗岗对此书又作了一些修改，这成为后来最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文主要参考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七编《明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979年版及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有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980年版。 第二节施耐庵和《水浒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出现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又名《水浒忠义传》），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文学巨著。关于这部书的作者，一说是施耐庵，一说是罗贯中，也有说是施耐庵编，罗贯中续。关于施耐庵生平，历史资料记载绝少。2据《兴化县续志》载明人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和发现的《施氏家簿谱》、《施子实碑》载，说他名子实，字肇端、彦端，一说名耳，原籍苏州，后迁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生于元贞二年（29），约于洪武三年（370）去世。 相传施耐庵生于船家，从小就熟悉河湖港汊的水上生活。十三岁他入浒墅关（今属江苏）读私塾，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中举人，三十五岁中进士。后来在浙江钱塘（今杭州）做官二载，因秉性耿直，与当道不合，乃悬印弃官而去，寓居苏州，与江浙儒学提举副使刘基相往还，结下深厚的情谊。3苏、杭二郡，素为繁华之府，民间演戏、说书之风颇为盛行，各地艺人丛集于此，表演历代故事；坊巷间也流传着许多生动的传说，绘声绘影，引人入胜。其中关于北宋宣和年间宋江起义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施耐庵。为了寄托自己反抗腐朽黑暗势力的叛逆情感，他决心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写一部反映宋江起义故事的白话小说，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赞扬农民英雄的反抗斗争。 施耐庵用心搜采民间传说、话本、杂剧，对宋末以来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加以研究，铺衍其中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又在《宋江三十六人赞》的基础上，运用惊人的艺术才能，创造了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和绰号，使宋江起义故事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他还参阅了《宋史》中《徽宗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等文献，来充实自己对民间传说的再创作。 经过不懈的努力，施耐庵对宋江及其同伙的起义故事加以文学的提炼，寓以丰富的想象，初步塑造了林冲、鲁智深、武松、宋江、李逵、孙二娘等一批替天行道的英雄形象，创作了以描写农民起义为中心内容的长篇小说《水浒传》的初稿。 正当施耐庵沉酣于笔墨之间时，江南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反元斗争，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张士诚的反元武装驰骋太湖流域，割据苏州一带；变幻动荡的政局使施耐庵难以静心修改《水浒传》，他以博学被张士诚部将卞元亨荐举，入张士诚幕府。但是施耐庵见张士诚胸无大志，知他事不可为，不久便托辞照顾老母，避居兴化白驹镇老家，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小说创作。施耐庵回到白驹镇后，筑舍于四面围水的施家垛上，避开战乱的纷扰和尘俗的嚣闹，在这水网交错、芦荡连绵的水村中，尽心从事《水浒传》的修改。 施耐庵敢于打破世俗的封建陈见，大胆地借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302页。 2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册，第30页。 3据刘冬《施耐庵》，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985年版，第92页。以消自己痛恨社会的块垒。他构筑以宋江等一百零八位好汉建立的水泊梁山，那里人人有平等的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个个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施耐庵在书中宣扬平等、民主，讴歌自由，并且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哲理。他笔下的“强盗”，急公好义，他们路见不平则拔刀相助，为了正义而不顾生死，成为人民所喜爱的英雄，成为献身于真理、正义的楷模。《水浒传》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使那些帝王将相在农民英雄的正直形象面前，黯然失去虚伪的光环，显得卑鄙、丑陋，这不能不说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 明洪武初年，天下鼎定伊始，人才奇缺。这时任翊运守正文臣的诚意伯刘基，受朱元璋之命，网罗四方才士，以匡助明室。他钦慕施耐庵的才识，乃亲赴白驹镇，欲罗致施耐庵入朝为官。 然而年逾七十的施耐庵却无意轩冕，他喜欢在林泉之间过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因以年迈谢却了好友的荐举，并把刚完稿的《水浒传》拿给刘基看。刘基阅读了《水浒传》后，也就不再勉强施耐庵出仕了，他回去禀报朱元璋道“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不久，施耐庵染病而悄然逝去，享年约七十五岁，葬于家乡施家桥畔。 施耐庵的《水浒传》成书后并没有立即刊行，直到正德、嘉靖年间才得以付梓，以后又经李贽、金圣叹等人的修改，由最初的一百回本而形成通行的七十回本。全书环环相扣，波澜起伏，情节生动，紧张曲折，如武松打虎、林冲夜奔、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精彩动人，出人意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书中语言洗炼明快，酣畅活泼，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施耐庵凭着他对水乡生活的丰富感受，向读者展现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的梁山自然风貌，描绘了梁山水泊英雄们活跃于河湖港汊的侠义生活。他对人物的刻画，无论外形或内心，皆十分成功。施耐庵或以浓墨重彩，精心细描；或烘云托月，借客喧主，使之个性鲜明、呼之欲出。如李逵的忠诚不二、鲁智深的见义勇为、武松的正直英勇、林冲的不甘屈辱、杨志的刚烈、阮小二的机敏、花荣的骁勇、石秀的忠义，皆栩栩如生，脍炙人口。即使一些反面人物，如高俅的奸险、高衙内的荒**，亦刻划得入木三分，令人读后留下一连串可憎的回忆。 虽然后来不少统治者因《水浒传》的民主性而感到惶恐不安，明令禁毁，但这部思想性与艺术性极佳的小说却禁而不止，在民间不胫而走，以致家喻户晓，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同被誉为明代文学的奇葩。近代以来，《水浒传》还被译成多种外文，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被称作“农民革命运动教科书”。除《水浒传》外，施耐庵尚著有遗曲《秋江送别》2，另有《志余》等，惜佚。 顾公燮《丹午笔记》五一《施耐庵》，江苏古籍出版社985年版，第8页。刘冬《施耐庵》，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985年版，第冬《施耐庵遗曲三读》，见《江海学刊》983年第2期。 第三节吴承恩和《西游记》吴承恩（约504—约582）3，字汝忠，号射阳居士、射阳山人。祖籍涟水（今属江苏），后迁淮安山阳（今淮安）。出生于破落的小商贩家庭。父亲吴锐，原为儒生，喜好读书，凡经史百家，莫不浏览；又好谈史谈政，但迫于生计，弃文从商，却不善经营，朴实木讷，以致家境清寒，被人视为迂阔的“痴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吴承恩少年时就爱读稗史小说，喜听奇闻怪事，养成爱好文学的习惯；另方面亦饱受势利之徒的侮辱，被称作“痴人家儿”。受此刺激，他发愤苦学，决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以雪屈辱。吴承恩十多岁时以文名而闻于淮上。2嘉靖八年（529），就读于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受到葛木的赏识，成为书院里的“法筵人”3。然而他虽有下笔立就之才，却迂疏漫浪，屡试不中。他时时与友人朱曰藩把臂入酒垆，跅弛自放，诗酒寄趣，以宣泄怀才不遇的牢骚，将自己譬喻成不合时宜的山公。尤其是在父亲和恩师葛木相继去世之后，他更有寂寥之感，觉得“岁华推移如弈棋，今我不乐将何为”4，厌倦孜孜经营的举子之业，疏放不羁。虽然每逢应举之年他都要怀着虔诚与鄙夷的矛盾心情去南京应试，但每次都是垂翅而归。 科场的失意，使“泥涂困穷”的吴承恩转而回复到自己所嗜好的小说上来5；善诙谐戏谑的气质，又使他对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元杂剧《西游记》中猪八戒等形象发生浓烈的兴趣。于是他悉心搜采有关唐太宗时，僧人玄奘西行取经，历尽千辛万苦，耗时十七年，终于从天竺（今印度）取回佛经的有关民间传说、话本、杂剧等，汲取佛教故事、道教传说，约于嘉靖二十一年（542）前后撰成小说的初稿。 这部融神话、传奇、志怪、演义、童话、谐■于一炉的长篇小说，以奇突铺张、神奇变幻的描写，浪漫多姿的色彩，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牛魔王等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歌颂了孙悟空的机智、勇敢、乐观、幽默和野性不驯、蔑视困难，借神怪英雄的斩妖伏魔，以表达作者的爱憎，和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寄寓了挣扎在功名线上的吴承恩的玩世不恭之意。 为了使小说的创作更为完美，吴承恩还游览了云台山（今属连云港市） 等名胜，从大自然奇美无比的景色中获取写作的素材，并且向友人李春芳讨教有关道教故事，以使生花妙笔愈呈异彩。 《西游记》初稿完成后，吴承恩暂时收起了自己的笔墨游戏，继续练习八股文，不得不走科考之路。然而他依旧蹭蹬功名，直到嘉靖二十九年（550），才补为岁贡生。此时吴承恩已过不惑之年，犹抱着一线希望赴京3据苏兴《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982年版。 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见李征等《吴承恩撰书的＜先府宾墓志铭＞在淮安出土》，据《文物》975年第0期。 2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见吴承恩《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958年版。3吴承恩《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见《吴承恩诗文集》。 4吴承恩《赠友人》，见《吴承恩诗文集》。 5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见《吴承恩诗文集》。 应试，迢迢千里，乘兴而去，却失意而归。而这时他的友人朱曰藩、李春芳皆先后中举，金榜题名，李春芳后来还当上了青词宰相，成为皇帝的宠臣。“世味由来已备尝，鸥心宁复到鹓行。纵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象子长。”他感叹自己的不遇，又不甘放弃入仕的奋斗，于是只好到那六代繁华的南京，就读于国子监。 吴承恩在南京国子监度过了十余个春秋，与旧友朱曰藩以及秦淮河畔的四方文士何良俊、文嘉、黄姬水等相往还，征逐诗酒，砥砺文辞，风流不羁，乐观慷慨。当倭寇侵入江淮时，吴承恩怀着强烈的报国之情，一度返回淮安家乡，协助反倭武装抗击强敌，获得了胜利。 嘉靖四十五年（5），年逾六十的吴承恩终于以贡生的资格谋得了长兴县丞之职，步入盼望已久的官场。然而等待他的职务却是负责管理马政、粮政诸事，位卑职微，使他十分扫兴。但值得庆幸的是，在长兴任上，吴承恩与知县归有光甚为相得。归有光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两人常常诗酒倡和，谈文说史，兴味盎然。 可是好景不长，官场就是口舌场，宦海犹如是非海，吴承恩被人诬为贪污，在任仅两年就被投入监狱，后释放罢官而去。隆庆二年（58），案情弄清后，吴承恩又应召赴湖北，任荆王朱翊矩府第纪善。 隆庆四年（570），吴承恩年事已高，官场亦让他绝望，于是他申请退职，回到了家乡。“性定果然知浪静，身安自是觉风微。”2吴承恩归田后，回首自己数十年谋取功名，却未能登进士之榜，仅落得个与人养马管粮的末流小官，又要受上司的诬陷；而今却一叶扁舟，无挂碍，无利害，悠游家乡，荣辱皆忘，不禁百感交集。他似乎悟出了人生的哲理，看破了社会的黑暗，觉得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忘身；受爵的，如抱虎而眠；承恩的，若袖蛇而走；算起来奔波大半生，还不如现在，甘于淡泊，随缘而过；山青水秀，逍遥自在。 饱历沧桑、深谙世态的吴承恩，决心以自己对生活的丰富而复杂的感受，修改充实《西游记》，为后人留下一份不朽的文学遗产。 《西游记》的定本为一百回，约八十万字。前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展现了他在大闹龙宫、地府、天宫中的叛逆性格；此后叙述唐僧师徒西行取经，着重描写孙悟空一路上不畏强暴、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全书情节波澜起伏，紧张而富有节奏；出神入化，而极尽奇恣；语言简练风趣，流畅通俗。尤其是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涵括了许多人生道路上可能经历的艰难困苦，颂扬真善美，启迪人们的智慧与想象力，寓庄于谐，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很高的成就。 吴承恩晚年益以诗文自娱，还编订《花草新编》等。约于万历十年（582）去世，身后“家无炊火”。但他的《西游记》却得到刊刻流行，妇孺皆知，盛行不衰，成为我国浪漫主义古典文学名著，后来还被译为英、俄、日、法、德、意等十几种文字，流播世界。 吴承恩《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见《吴承恩诗文集》。据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九《长兴县编审告示》、《乞休申文》、《又乞休文》；卷八《与周淀山》；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吴承恩传》。 2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袁世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一《花草新编序》。 吴承恩尚著有志怪小说《禹鼎记》，惜佚。他的诗文后人辑成《射阳先生存稿》四卷，《续稿》一卷。 第三十九章佚名冯梦龙第一节佚名佚名，是指《金瓶梅》的作者而言。 《金瓶梅》是一部长篇小说，一百回。约在明神宗时问世。作者自署兰陵笑笑生。兰陵为山东峄县旧称，今属枣庄市境内，作者很可能是这一带地方的人。真实姓名已无法确考。这书不同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大量取材史书，也不同于《水浒传》、《西游记》有长期民间流传的故事作素材，而是博采世情的个人独创。以《水浒传》中西门庆为主角，描写其与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的故事，反映了豪绅西门庆一家由发迹到败亡的盛衰过程，写出当时的权贵、官府、劣绅、地痞、奸商互相勾结，谋财害命，霸占别人妻女，包揽各种诉讼的恶劣行径。他们抛弃了虚伪的理学，撕破了封建礼教的面纱，裸地过着糜烂的生活，干着狠毒的罪恶勾当。在对当时腐朽得发霉的地主阶级进行尽情的揭露上，这部小说是很成功的。其中主要人物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都是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但是，作者对于他所揭露的丑恶并没有明确的批判，并且大量地写入了女尼的宣讲、娼妓的唱词和**的细节，这大大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成就。《金瓶梅》对后来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很深的。如《红楼梦》，在题材和细节等描写方面就明显地受到了影响。2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329页。 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3页。 第二节冯梦龙冯梦龙（574—约4），字犹龙、子犹、公鱼，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词奴、前周柱史，又化名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3。长洲（今吴县）人4，寄籍吴县。出身书香门第。他从小好学，博览群书，富有才情，与兄梦桂、弟梦熊有“吴下三冯”之称5。 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冯梦龙年轻时也准备走科举入仕之途。但他为学不拘，思想活跃，因而难入八股制义的堂奥，仅为诸生而已。然而科场的失意，岁月的蹉跎，反使他推崇李贽的离经叛道与疏狂**，幡然从学究式的死胡同中转而走向社会。 冯梦龙学魏晋士人之风度，骀荡不检，逍遥于艳冶场，游戏于烟花巷。 他与青楼名妓侯慧卿热恋，两人情浓意切，相约白首偕老，恩爱终生。后来侯慧卿背约，嫁与他人；冯梦龙情场失意，十分沮丧。但是混迹秦楼楚馆与茶楼酒肆的生活，使冯梦龙领略到与儒家书斋生活迥然异趣的世情，民间通俗文化的清新空气，冲淡了他脑海中的八股章句之学。闾巷民间艺人中流传的那些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歌曲小调、故事传说，幽默而活泼，新鲜而现实，启迪着冯梦龙的勃发才情，使他不由得把注意力转向受民间欢迎的白话小说与通俗文学的创作。 从三十多岁起，冯梦龙在继续从事科试的同时，用大部分精力搜集民间文学作品，编辑、整理和改写、创作受社会欢迎的通俗文学故事、民歌、剧本等，陆续编有《挂枝儿》、《山歌》、《情史》、《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 其中在天启年间编成的《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最为著名，共收辑改写话本计一百二十篇，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叙述男女情爱，有的颂扬义侠行为，有的揭露官场劣迹，有的描述文人雅事。这些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丰富，语言流畅易懂，将世情风俗、民家悲欢，一一活龙活现地展示给读者；不少篇章发出为妇女争取人权的呼声，如《碾玉观音》、《杜十娘》等，以妓女、丫环、艺人等社会底层妇女的不幸遭遇，来鞭挞封建的腐朽，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因而“三言”问世后，就引起各方面的注目，文坛仿其形式而拟写话本之作，如初刻二刻《拍案惊奇》、《石点头》、《十二楼》等，联翩迭出，形成晚明通俗文学发展的。 冯梦龙对通俗文学的社会功能十分重视，以为它能使“怯者勇，**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较之《孝经》、《论语》刻板正经地宣讲封建伦理，更易于被民间接受。他还认为“田夫野竖矢口寄兴”的民歌，情感挚朴无饰，3陆树■《冯梦龙》，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985年版，第44梦龙《寿宁待志》卷下《官司·知县》，福建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9咏禾《冯梦龙和三言》，上海古籍出版社979年版，第2页。 冯梦龙《喻世明言·序》。 冯梦龙《山歌·序》，明清民歌时调丛书本。 吐露男女真情，可以表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用来揭开伪道学者的虚伪，有重要的价值。尽管他投身通俗文学的创作遭到一些顽固儒士的攻讦，但冯梦龙却以无畏的气概，执著地从事自己的创作，以回敬迂儒的嘲笑。 冯梦龙还参加标榜风雅的文社，恣情诗酒，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等江南文士砥砺文辞，争妍竞畅。崇祯年间，他还加入“复社”，品评时政，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被文友称作“同社长兄”。2崇祯三年（30），年已五十七岁的冯梦龙居然考中贡生，后来任丹阳（今属江苏）训导。崇祯七年（34），他又迁福建寿宁知县。 冯梦龙上任后首尚文学，待士有礼，改革弊政，以解民困。他还撰写一部《寿宁待志》，为后人留下有关明代寿宁县历史的文献。虽然冯梦龙关心民间疾苦，但他试图改革却遭到顽固势力的反对，既“掣肘于地方，而幅窘于资格”3。五年后，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他离任回到了江南，继续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数年的宦海风涛，使冯梦龙对腐朽的社会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寓于诗文，深刻而老成，更加讲求通俗与现实。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4，于话本、小说、历史演义、民歌、笔记小品、传奇、散曲、诗歌、散文、曲谱皆有成就，著述宏富，创作、改编、辑有《智囊》、《笑府》、《燕居笔记》；《新列国志》、《平妖传》、《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两汉志传》；《双雄记》、《万事足》、《太霞新奏》、《宛转歌》、《七乐斋稿》、《最娱情》、《墨憨词谱》、《郁陶集》；《王阳明出身靖难录》；《春秋衡库》、《麟经指月》、《四书指月》、《春秋别本大全》、《春秋定旨参新》；《折梅笺》、《牌经》、《马吊脚例》等，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体裁丰富，表现了卓越的创作才华和勤奋精神。 明清之际，冯梦龙愤于明亡，怀着沉痛的心情收集明亡时事，撰成《甲申纪事》，希图南京弘光政权能够汲取教训，振作精神，成为中兴之主。弘光覆亡后，江南沦入清兵之手，他又匍匐千余里，参加福建隆武政权的抗清活动，宣传抗清复明，并不顾年迈，编辑《中兴伟略》，记隆武政权初创之事，以表达对中兴的希望。 满怀**的冯梦龙，见时事不可为，积郁成疾，约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4）含恨而逝，享年约七十三岁。 冯梦龙一生，以其多产的文学创作实践，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影响波及海外。他的《三言》传到日本，对扶桑的通俗文学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以致日本文学家仿其书体，撰成日本的“三言”，即《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三言”中部分篇章还被人辑入《今古奇观》，跨洋渡海，成为中国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小说集而风行文坛。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冯二丈犹龙七十寿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985年版，第7梦龙《寿宁待志》卷下《官司》，福建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8道光《苏州府志》卷八一。 第四十章汤显祖徐渭第一节汤显祖从官场到戏剧舞台汤显祖（550—），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别署清远道人、茧翁等。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五岁时开始读书，十二三岁时便通习古文诗词，十四岁考中秀才，以善属文闻名乡里。隆庆四年（570）庚午乡试，年仅二十一岁中举人，从此更以少年有才名播于海内。 万历初，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为了让自己儿子中第，网罗海内名士与其子同习科考。他早闻汤显祖之名，命其子延请，但却遭到谢绝。汤显祖不肯攀附权势的清傲性格，在年轻时代已得到充分体现，这也决定了他一生孤傲清贫的必然命运。 拒绝张居正的招揽，使汤显祖在科场上颇受困顿，接连两试不第，直到万历十一年（583）张居正死后的癸未科，才得中进士。这时汤显祖已过而立之年。与他同科进士的两个内阁大学士之子慕名应许他同选翰林庶吉士，他再次拒绝与权贵同伍，自请前往南京任官太常寺博士，几年后就迁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 在南京任上清闲随意的生活，给汤显祖在文学创作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自请南博士，览胜寄毫末。”据说，汤显祖经常看戏。他在南京时开始了戏剧创作的尝试。从戏剧创作的发展来看，大量有地位的文人开始参与传奇戏曲的创作，一时间辞调骈丽的作品风靡整个戏曲舞台。社会经济的繁荣又给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机会。“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2这样的文化氛围唤起汤显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兴趣，他的早期作品传奇《紫箫记》便创作于此时。这种寄情诗酒戏剧的清闲的官场生活，却未曾改变汤显祖那种清傲率直的性格，本已与世无争的他面对那的政治时，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又使他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成为了一位锋芒毕露的斗士。 万历十八年（590）三月初四夜初更时分，代州发生陨星坠落。据记，声如雨，光如烛，天鸣如鼓雷。三月初九，又有大星自东南带火流于西北方向。这种在当时被视作“星变”的灾异事件，需要按照传统的习惯修省时，明神宗却将一切责任都推向了言官们，“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3。对于当政者的这种专横，汤显祖无比气愤，他上疏仗义执言，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失政，其大略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显祖传》。 2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3《明史》卷二三○《汤显祖传》。 已富贵矣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在这篇《论辅臣科臣疏》中，汤显祖除了批评辅臣失政、信私人、塞言路外，还对那些在当时弊政和辅臣们包庇下的贪官污吏，一一列举给予了痛斥和揭露。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沿途“辄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无算”。不仅取之于所过州县，而且未经过郡县，“亦风厉而取之”，“所住驿递及所用给散粮庶官，亦戏笑而取之”。有吏员检其归装，其中金花彩币等约可八千余金，折乾等礼约可六千余金，古玩器直可二千余金，而所从千人，赏犒无节，“所过鸡犬一空”。2汤显祖对于当政的这种，他不仅了解得十分清楚，而且一针见血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当政者失政，也包括皇帝应负的责任，必然就引起神宗的恼怒，因此被贬职为徐闻典史。他从此到僻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万历二十一年（593），汤显祖依制迁浙江遂昌县令。从徐闻到遂昌，从典史到县令，都是临民的地方官，他必须开始适应一种地方官员的生活，“令遂昌，哺乳其民，日进儒生讲贯古义。性简易，不能睨长吏颜色。”虽然他成为亲职于民的父母官，却仍然没有改变正直清傲的性格，尽管能够适应那种地方官员的政务，却无法去适应那种官场的丑恶，因此他开始对官场的生活感到了厌烦。万历二十六年（598），趁任满赴京的机会，告部投劾，弃官而归。三月，回到了家乡临川。 汤显祖的弃官，在当时曾引起一些反响。据说曾有抚按官员复荐他而起用，但汤显祖均拒不赴任，他已决心不再与官场的恶势力同伍。万历二十九年（0）辛丑外察，主事者借机削夺了他的官籍。汤显祖对此不以为然，他早已有所思想准备。对于政治的厌恶与理想生活的追求，使他重新激起了创作的热情，已不在乎什么地位与官籍。 恶势力的迫害使汤显祖从此完全脱离了官场，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在中国戏坛上造就一个旷世天才。他以一介文人回到家乡，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创作了十八年。 《临川四梦》万历二十六年（598）七月，汤显祖移家沙井新居，即以玉茗堂、清远楼为主体的新宅，从此书斋玉茗堂便作为汤显祖的创作地而名传千古。当年秋天，汤显祖创作完成了《还魂记》即《牡丹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显祖传》。亭》。他在此传奇剧本的《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人耶？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明史》卷二三○《汤显祖传》。 2汤显祖《汤显祖集》卷四三《论辅臣科臣疏》。 所必有邪？”将自己的情寄于梦的理想之中，这就是汤显祖作品的主旨，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二十年来才一梦，牡丹相向后堂中。”近世史家侯外庐对汤显祖的这一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剧作不但和当时的正统观念相对立，而且向往于对封建制社会的历史的矛盾予以加剧并寻求解答。”2汤显祖对于社会问题是极用心的探讨的，所以才会那么认真，那么执著。他在给宜伶罗章二的信中写道《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网游之暴力屠夫全文阅读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过求他酒食钱物。如今世事总难认真，而况戏乎！若认真，并酒食钱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为认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3“平生只为认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这句话说出了汤显祖的处世准则。这样认真的为人处世，不仅使汤显祖处处碰壁，而且长期生活于窘迫之中。但这也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不去应合潮流，将自己的情寄于戏剧的梦境之中，去批判现实。汤显祖便是以这样的创作精神写成了一出出令人惊叹的戏剧作品，而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时人记述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在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中，对于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成为他创作的主导思想。在《牡丹亭》中，他将这种思想寄托在主人公杜丽娘和柳梦梅身上。杜丽娘和柳梦梅不仅以自己的爱情冲破生死界限，而且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自己做主结为夫妻。正是这种敢于反礼教的爱情故事，才打动了观众，使汤显祖的《牡丹亭》成为“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西厢》交胜”的划时代之作，成为家传户诵深受欢迎的舞台主流。2乃至名伶商小玲扮演杜丽娘，唱至《寻梦》一段时，哀痛过度，竟死在舞台之上。这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不仅感染了观众，也感染了汤显祖自己，使他以更大的**投入到新的戏剧创作中去。 汤显祖的家居创作生活，并不顺利。就在他迁居新宅的第二个月里，八岁的爱子西儿病殇。两年后，长子士蘧客死南京，与此同时，又因大计被削官籍。家庭生活与仕途的接连打击，使隐而自清的汤显祖不得不去找寻一种精神的慰藉。他虽然以“清远道人”自号，却开始信奉佛教。在与当时高僧达观的交往中，他开始逐渐加深了对于佛教的理解。晚明时知识分子面对着国家政治前途的失望，往往想通过佛、老去找寻超脱。但是这只能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却无法改变现实。汤显祖在这矛盾的选择中，最终还是拿起笔，让自己在理想的梦境中去批判现实，去寻求真情。他几乎是在这种家事、政事的纷扰的同时又创作了另两部传奇剧本《南柯梦》（亦作《南柯记》）和《邯郸梦》（亦作《邯郸记》）。 《南柯梦》完成于万历二十八年（00），这是依据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改编而成。写性格豪爽的淳于棼，因睡于一棵大槐树下，《汤显祖集》卷三三。 2侯外庐《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外传》。 3《汤显祖集》卷四九《玉茗堂尺牍之六·与宜伶罗章二》。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填词名手》。 2张琦《衡曲麈谭》，转引自《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下册。 被槐树中蚂蚁国招为驸马与瑶芳公主成亲，被任南柯太守。在南柯任上，淳于棼戒酒律己，兴利除弊，将南柯郡治理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因公主病故，淳于棼回朝后整日与权贵**，陷于**乐，甚至与琼英郡主、国嫂灵芝及皇姑上真，最终被右相段功进谗，发遣还人间，醒来方知原是南柯一梦。 汤显祖在《南柯梦》中，借用蚂蚁国的故事写出了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即南柯郡）。侯外庐对汤显祖的《南柯梦》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历史的进程还没有先进阶级来实现其历史任务的时代，梦想的追求虽然带有一些胡话，但是梦想的政治倾向却是明显的。这样具有政治倾向的伟大的理想在当时还是罕见的，而且在汤显祖的艺术思维的发展过程中也是逐步达到高峰的。”这才是汤显祖创作《南柯梦》的主旨。汤显祖在《南柯梦》中，还写到与现实生活中同样的官场和朝廷，以权力之争中的勾心斗角及宫廷中荒**的生活，应该说，这仍然是汤显祖的寄情之作。在找寻不到出路的时候，汤显祖又不得不如同现实生活中一样，在佞佛中去追寻思想寄托。《南柯梦》中的淳于棼最终被契玄禅师一剑斩断了与瑶芳公主的情丝，终于万念俱空，被众僧引入了佛门之中。这又表现了汤显祖在找寻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时，那种感到人生如蚁的茫然之情。 汤显祖在思想上属于泰州学派，而且更近于李贽（卓吾）的思想，因此在其思想中夹入佛教出世观也就不足为怪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的失落中往往会寄托于佛、老，以求得自我解脱。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超脱了现实社会生活，相反，他们往往会更加深入到民间社会的生活当中，看到那些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产生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而在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佛、老便成为他们自我解脱的一种思想寄托。 在完成了《南柯梦》的次年，汤显祖又写成《邯郸梦》。《邯郸梦》是根据唐人沈既济传奇小说《枕中记》改编的。写卢生在赵州酒店中偶遇神仙吕洞宾，谈及自己建功树名的志向。吕洞宾为了点醒卢生，让他梦中与清河崔氏小姐成亲，又受唐玄宗招贤，以钱行贿，得中头名状元，授官翰林学士兼知制诰。此后于官场中争斗沉浮，用尽各种手段，最终坐上丞相之位，出将入相六十年，子孙尽享荣华富贵。临终时还想着给年方数岁的幼子讨个荫袭，又怕死后总裁国史对其六十年勤劳功绩编载不全一觉醒来，店主人的黄粱饭尚未蒸熟。卢生由此大悟，对“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 依然是写官场生活，依然是写梦境，但是其中所反映出的却是晚明社会与官场的现实。在汤显祖的笔下，从科举取士，官员的升降，无不充满了黑暗的关节。这对于经历过官场生活的汤显祖来说，并不陌生，而在当年大计中被削籍，更使汤显祖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他将这种对于现实官场生活的愤怒之情寄托于《邯郸梦》的创作之中，使这部戏曲作品更充满战斗力。从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辞官归乡，到万历二十九年写成《邯郸梦》，这三年是他一生戏曲创作的高峰时期。“临川四梦”（或称“玉茗堂四梦”）中的三梦都创作于此期间，只有《紫钗记》早于此，大约初稿成于万历十五年（587），定稿于万历二十三年川四梦”的完成，是汤显侯外庐《论汤显祖〈紫钗记≈帧罚泄肪绯霭嫔*92年版。 《邯郸梦》第二十九出《生悟》。 祖戏剧创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顶峰。许多戏曲评论家认为，汤显祖的作品从《牡丹亭》以后，更加成熟，到《邯郸梦》仅用三十折，写出了官场中种种复杂黑暗的关系，所谓“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颣，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辞复俊。其拾掇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二百年来，一人而已。”贫困的晚年“临川四梦”创作完成后，汤显祖没有再继续于戏剧的创作，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指导名伶的演出上。这很可能是出于当时一些人对于汤显祖作品的篡改，他不得不认真于对自己作品表演的保护，其后发生的“汤、沈之争”，便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 事发于戏曲家沈璟从曲律出发，对汤显祖的作品进行改动。由戏曲家吕玉绳将改本及《唱曲当知》之类小册子寄给汤显祖。沈氏这种囿于格律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戏剧创作，使作者难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沈氏对汤显祖作品的改动自然也就伤及了作品的本身，所以汤显祖一再叮嘱宜伶“《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吕家改的（实为沈改），切不可从。”因为这种改动，改变了原作的意趣，失掉了作品的思想性，不在于表现作品中的人物与情感，而去适应声律，这就破坏了原作的主旨，汤显祖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这场争论持续了多年，甚至到汤显祖身后，汤、沈的继承者们还在进行着争论。从今天戏剧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在客观上推动了明代戏剧的发展与繁荣。 汤显祖的晚年是在贫穷中度过的。他自己虽然因为厌恶官场的黑暗而弃官，但是对于儿子们的前途，却不得不又寄托于科举上。他的长子便是于求学中病死他乡的，直到万历三十五年（07）四月初八浴佛节时，五十八岁的汤显祖还在梦中梦见其长子蘧儿“持书颇乐，且语地下成进士”。万历四十一年（3）四月间，汤显祖家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他为三个儿子分家，一是家中失火。按照汤显祖的主张，这次分家，“分器不分书”，“分田不分屋”。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做法，当年家中的一场火灾使汤显祖的藏书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他自己所著的文集也因这场火灾逸去甚多。这对他打击是甚大的。汤显祖一生的坎坷，使他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戏剧创作和饱览书籍之中。他常指着床头的书对人说“有此不贫矣。”2而足以使其“有此不贫”的书籍也毁于火时，更加使汤显祖感到了人生的艰难与无情。万历四十三年（5）秋天，三儿开远中举，多少给晚年的汤显祖一点安慰。尽管这对于他的家庭生活并未带来实际的意义，但在精神上的宽慰使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感到可以瞑目了。次年约在春夏之际，汤显祖写下了《诀世语》七首一祈免哭、一祈免僧度、一祈免牲、一祈免冥钱、一祈免奠章、一祈免崖木、一祈免久露。后世的史家在为汤显祖作传时写道“就这样，显祖在自己生命的尽头，在完成了他对封建宗法、礼教世俗、鬼神迷信的最王骥德《曲律》，转引自《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六《戏剧》。 《年谱》万历三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2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汤显祖集》附录《传》。 后一击之后，于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亥时（年7月29日）溘然而逝，终年六十六岁。他死的时刻，正是黑暗最为深重的夜半。”那时候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治最为黑暗的时刻，但是汤显祖却以他那寄情其中的伟大作品，在那冷酷的黑暗中给人以光和热。这也便是从汤显祖那个时代起，直到今天，人们对他和他的作品永远给予热爱和崇敬的原因。 日本著名戏曲史家青木正儿，第一次将中国的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给予同样的高度的评价“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逝世一年而卒（原按此处推算有误，系与莎氏同年而卒），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汤显祖不仅于戏曲上表现其伟大，即其人格气节亦颇有可羡慕者，谱之入曲固为吾党所快者。”2黄文锡、吴凤雏《汤显祖传》，第242页。 第二节徐渭考场失意徐渭（52—593），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山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日（52年3月2日），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他是父亲晚年纳妾所生，归嫡母苗氏。出生后百日丧父。十岁时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门，骨肉分离，刺激弥深。十四岁那年，苗氏去世，他乃由同父异母之长兄徐淮抚养。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又缺乏手足之情，甚不相得。徐渭青少年时得不到亲生父母的疼爱，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篱下之感。然而他聪颖异常，文思敏捷，“九岁能为举子文，十二三赋雪词，十六拟扬雄《解嘲》作《释毁》”2，享誉远近。因而在世态炎凉之中，他形成了既孤傲自赏，又郁郁寡欢的性格，执拗、偏激、多猜、恣肆而**。徐渭成年后“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鹤唳”3，时常中夜呼啸，宣泄愤慨。所作诗文，恣露胸臆，奇傲纵诞，有超轶千古的不羁之感。 徐渭二十岁中秀才，次年入赘绍兴富户潘氏，并随任典史的岳父潘克敬游宦阳江（今属广东），协助办理公文，对官场情况开始有所了解。不久，他又返回山阴，参加乡试，仆仆于浙粤道上。 徐渭虽为赘婿，但妻潘氏十分体贴，以少女的真情，给他以温柔的慰抚，带来了生活的新意和乐趣。正如徐渭后来写的悼亡诗回忆“掩映双鬓绣扇新，当时相见各青春。傍人细语亲听得，道是神仙会里人。”夫妻相敬如宾，恩爱似蜜。 在往返浙粤的途中，徐渭还乘兴登南昌滕王阁，观赏翠色如黛的赣江风光；又游梅岭观音洞，秉烛探胜，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叹不已。他于沿途吟诗赋辞，流露出平生以来少有的乐观情感，对生活和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徐渭还与山阴文士沈鍊、萧勉、陈鹤、柳文等结为文社，他们诗酒酬答，讨论诗文书画，评论古今人物，探索人生真谛，放情山水，时人有“越中十子”之称。在广交文友的活动中，孤芳自赏的徐渭，转而博采众长，文学与艺术的修养得到迅速提高。 然而命运多舛，徐渭两次参加绍兴府乡试，都名落孙山，这对热衷于功名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外，二十五岁时，徐家财产又被豪绅无赖霸占，房产、田园，荡然无存；二十六岁时，徐渭的爱妻潘氏又得病溘然去世，年仅十九。人亡家破，功名不第，这些接二连三的不幸，使徐渭徐渭《畸谱》，《徐渭集》补编，中华书局983年版，第325页。2《徐文长三集》卷十九《赠妇翁潘公序》，《徐渭集》第54页。 3《徐文长三集》卷十一《嘉靖辛丑之夏，妇翁潘公即阳江官舍，将令予合婚，其乡刘寺丞公代为之媒，先以三绝见遗。后六年而细子弃帷，又三年闻刘公亦谢世。癸丑冬，徙书室，检旧札见之，不胜凄惋，因赋七绝》，《徐渭集》第34页。 《徐文长三集》卷十一《嘉靖辛丑之夏，妇翁潘公即阳江官舍，将令予合婚，其乡刘寺丞公代为之媒，先以三绝见遗。后六年而细子弃帷，又三年闻刘公亦谢世。癸丑冬，徙书室，检旧札见之，不胜凄惋，因赋七绝》，《徐渭集》第34页。 茫然不知所措，为了谋生，他离乡背井来到太仓（今属江苏），却不得门径，徒劳而返。 嘉靖二十七年（548），二十八岁的徐渭，“背负一蒯剑，挟数败橐书，来僦屋东城里中”2。他将此敝庐命名为“一枝堂”，招收学童，教私塾■口，并且开始追随季本、王畿，研习王阳明的学说。次年，他又不顾世俗的偏见，将身份低贱、分别十九年的生母接来同住，以享母子欢叙的乐趣。 在王阳明学说的影响下，徐渭对个人意志变得愈为重视。他认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故马医、酱师、治尺棰、洒寸铁而初之者，皆圣人也”。因而徐渭公然对传统儒学的观点发出反叛的呼叫，蔑视朱熹等人宣扬的“君臣父子之懿”，强调《庄子》的绝对自由精神，性格也更加豪放不羁。他还从《首楞严经》这部禅宗的经典中，领悟到心性的自然与为人的自适。 徐渭在钻研学问的同时，对政局十分关心。嘉靖二十九年（550）秋，北方的俺答军队在京畿掳掠，史称“庚戌之变”。当消息传到江南后，徐渭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今日歌》、《二马诗》等，痛斥权奸严嵩误国，恨不得插翅飞往前线杀敌，炽热的忧国情感溢于楮间！由此他把自己报国的前途寄托于科试上。可是，恣肆的才情又为八股文所束缚，依然屡试屡北，先后参加八次乡试，全部落榜。嘉靖三十一年（552）初试考中，他受到浙江提学副使薛应旂的赏识，拔为第一，增补为县学廪膳生。但在复试时仍未中举。书画奇才，“词坛飞将” 徐渭的才华，在八股场屋之外得到充分的显示。他三十岁以后学习书画，一触即不可收拾，于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无所不能；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将自己对人生的复杂感受倾注到笔墨之中，使内心的激动、寂寞、痛苦、愤慨与欢乐、追求，在写意作品中毫不犹豫地得以表现出来；他的行草书更是以桀骜之气，将自己狂傲不驯的精神、奇特雄放的气质，一一宣泄倾倒出来，如狂花扑水，破云堆岭，线条粗犷强劲，“苍劲中姿媚跃出”，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有“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之誉2。 嘉靖三十三年（554），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积极地投身到抗倭保家的战斗中去，他淡忘了个人的不幸，神情振奋，冒死来到前线，先后参加了柯亭战役、皋埠战役、龛山战役，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并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 龛山战役结束后不久，徐渭应内兄潘涛之邀，于嘉靖三十四年（555） 冬离浙游闽。他溯富春江，由兰溪入闽。沿途翠峰逐岸，美不胜收，舟泊夜市，笙歌不绝。他游览了武夷山，并在福建顺昌潘涛驿丞署内潜心研究南戏剧本，探求南戏的源流，分析各种地方戏声腔的发展历史。徐渭对当时流行的轻视南戏之风非常反感，他认为南戏有自己宽松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间的欢迎，它通俗、多采，“无今人时文气”，可是却“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2《徐文长佚草》卷五《司马氏嫂传》，《徐渭集》第39页。 《徐文长三集》卷十七《论中三》，《徐渭集》第489—490页。 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343页。 2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343页。 目者”3。为此，徐渭写下了《南词叙录》，首次对南戏加以总结，研究了南戏的艺术特点，著录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以反对戏曲创作的骈丽风尚，扶植新兴的俗曲。 回到山阴后，徐渭还致力于戏曲的创作，他既采用北杂剧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写成了杂剧《四声猿》，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个作品。这些剧本不仅在形式上突破了前人的窠臼，长短不一，生旦合唱，随意抒写，强调自然，而且宣扬人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反对虚伪的禁欲主义；歌颂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揭露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残酷压迫；表现了作者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豪达意气。 徐渭的《四声猿》，高华爽俊，洋溢着反抗思想与革新精神，对明代中后叶的戏曲创作起到重要的影响。汤显祖曾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于此可见一斑。 幕僚生涯嘉靖三十七年（558）冬，升任浙闽总督的胡宗宪，钦慕徐渭的才识，经过多次相邀，终于将徐渭招入幕府，充当幕僚。在此以前，徐渭曾为胡宗宪起草过疏牍奏章，并且代笔歌颂严嵩，还参预胡宗宪的剿倭计划。他对胡宗宪傍依严嵩非常不满，但钦佩胡宗宪的抗倭胆略，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经过一番犹豫，徐渭还是离开了书斋，进入了衙署。以后，他随总督府移驻宁波、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崇安等地，知兵设计，协助胡宗宪平倭。徐渭身在军营，而疏狂之习无改，经常与少年结帮豪饮，大醉啸歌，幕中有急事，召他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当时虽然“督府势严重，文武将吏庭见，惧诛责，无敢仰者，而渭戴敝乌巾，衣白布浣衣，直闯门入，示无忌讳”。由于徐渭长于作战计谋，又善写诗文颂词，胡宗宪对他优容有加，不仅赠银让他购得房产，不必寄人篱下，而且还帮他续弦，娶上漂亮的女子张氏为继室。 不过自由放任的徐渭总不习惯于拘谨的幕府生活，嘉靖四十一年（52），他乘胡宗宪因严嵩案受牵累、总督府解散之机，回到了绍兴。次年，又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聘赴京，因性格不合，不久便辞去文书之职南归。不料李春芳竟不能容忍徐渭的辞聘，放出风声，威胁徐渭归复到他的门下。于是徐渭又千里迢迢赶回北京，请旧友说项，才算了结这桩纠纷。 孰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胡宗宪在政敌的构陷下，入狱而死。徐渭闻讯，惧怕自己曾为胡宗宪代笔歌颂严嵩而忧心忡忡，以致精神失常，反复九次自杀未遂。嘉靖四十五年（5），他在一次狂病发作中产生幻觉，以为继妻张氏与僧人通奸，竟将张氏杀死。遂锒铛入狱，服刑七年。 在友人的营救下，徐渭总算没有以命抵罪，但他于万历元年（573）出狱时年已五十三岁。他无以为生，乃以出卖字画诗文■口。怀才不遇，落魄江湖，清名受辱，前途无望，世情的冷暖，生活的辛酸，更使他放浪形骸，3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版。 陶望龄《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339页。 以酒浇愁。他有时彻夜狂饮，以泄忧愤，诗文不肯傍依他人，横冲直撞，呼啸而起，对封建的理念、传统的束缚，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豪迈放逸，自成一格。 徐渭对前、后七子的拟古文风尤为反感，认为拟古不过如鸟学人语，即使学得再好，也不过是鸟语，毫无真实的价值。他主张诗歌应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有感而发，故而将胸中英雄失路之悲、托足无门之愤，以及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等可惊可愕之状，皆寓诸诗文，所作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破土，似寡妇之夜泣，若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则平畴千里，倾泻无阻；偶尔幽峭，则鬼语秋坟，凄惨悲凉。徐渭的书画，也更加泼辣豪放，荡人心魄。他善于画葡萄，老藤欹斜低垂，葡萄晶莹如珠，以表现“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愤慨。他的诗文书画，融为一体，显露了强烈的个性，对后世反传统束缚的画风形成，颇具影响，以致清代“扬州八怪”的代表郑燮，自称为“青藤门下走狗”。穷愁老病殁万历三年（575），徐渭应张元忭之请，参与纂修《会稽志》。以后又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病体略有恢复。万历五年（577），他又应巡抚吴总之聘，赴宣化府充任文书，以为稻粱之谋，并借以开拓襟怀，放情山水。在宣化、北京等地，徐渭写下大量诗文，寄托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如《边词》、《胡市》等，活泼流利，而富有现实意义。 五年后，徐渭因旧病复发，返回山阴，定居“青藤书屋”。晚年他贫病交加，所蓄书籍数千卷变卖殆尽，常至断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见富家贵室，低首乞食。“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他有时携钱与下隶佣者豪饮酒肆，有时自持斧毁面破头，精神病也日益严重。万历二十一年（593），徐渭在穷愁老病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徐渭一生，才艺纵横，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力图追求个性解放，而又难以摆脱自身的传统意识，八赴科试，败北以终，惟从诗文书画创作中寻求个人尊严的表露，汪洋恣肆，著作宏富。他的诗文大多收入《徐渭集》。杂剧尚有《歌代啸》，传世书画作品有《牡丹蕉石图》、《墨葡萄图》、《青藤书屋图》、《骑驴图》等。 据徐渭《墨葡萄图》自题。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343页。 第四十一章归有光袁宏道钟惺第一节归有光归有光（50—57），字熙甫、开甫，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久居震泽湖畔，故自号震川，又因生于昆山项脊泾（今属太仓），乃别号项脊生。出身在书香大族，先世多以文学著称，颇有声望。但他的祖父归绅、父亲归正，却没有功名，读书力田而终。 归有光自幼颖悟，“五六岁即知有紫阳先生，而能读其书”，“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2。后来师事同县名儒魏校，攻读《史记》、唐宋八大家之文，以及濂、洛、关、闽之说，“浸渍演迤，蔚为大儒”3。二十岁成秀才，以第一名补为苏州府学生员。后以贡生选入南京太学。他还与友人结社会文，常常在昆山马鞍山畔的野鹤轩谈文说史；或读书万峰山，翻阅《大藏经》。他主张为文要重视真感情、真本色，反对模拟剽窃，尤钦佩司马迁与欧阳修的文风，对他们含情不尽的笔法尤为赞赏。虽然归有光伤叹自己不能像司马迁那样可遇奇功伟烈之事，写出感泣鬼神的篇章，但是他以自己的家世和家庭琐事为题材，表达丰富的生活感受。在《项脊轩志》、《女如兰圹志》、《寒花葬志》、《李南楼行状》等散文中，用朴实的笔调，将他早岁丧母、青年丧妻夭子的家庭不幸变故叙述出来，在记述中插入不经意的回忆细节，如泣如诉，悲伤哀戚之情流露无遗，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归有光的这些散文，虽然写琐屑之事，却深得司马迁笔法，于不要紧之处，说不要紧之语，风神疏淡，笔墨寥寥，却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如《寒花葬志》，作者回忆十年前逝去的婢女，仅用数十字的篇幅，勾勒三件小事，就把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感情深挚，使人们对她的不幸早逝表示悲叹。 因而，归有光的散文问世后，以其清新、简洁的文风，深挚的情感，打动着读者的心弦，使那些模拟剽窃、只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干涩文风，为之黯然失色。不少学子慕名前来拜他为师，虚心求教。 嘉靖十九年（540），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但是归有光自由不拘的文风，并没有受到那些冬烘气十足的秋试会考官的欢迎，屡试不中；他跋涉数万里，先后共赴京考了九次，皆失意而归，以致“仕进之心落然”2。科考的失利，既耗去了归有光的宝贵年华，又招致一些势利之徒的诋毁与嘲笑，尤其是乡里之人，“必加诋毁。自未入试，归有光《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震川先生集》卷十，第222页。按“紫阳先生”即宋代学者朱熹。 2《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3《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归有光《震川先生集·附录》，第9有光《上瞿侍郎书》，《震川先生集》卷六，第25页。 已有毁之者矣；既不第，帘外之人又摘其文毁之”。 归有光却在多次的不第中反而窥见了科举制的弊端，觉得它让人“驱一世于利禄之中”2，使得为文服从制举八股，徒成僵化，而无情感可言。他还对那些莫辨猥杂，而唯以剽窃为能的文风发出挑战，在嘉定安亭江畔筑庐读书谈道，以一个落寞老儒的身份，大谈八股文风的革新，教授举子科考之艺；编辑唐宋散文，以反对文坛上滥行的“复古派”运动。归有光痛定思痛，标新立异，在老屋荒江畔自成一统，四方来学者竟达数十百人。 归有光在《山舍示学者》一文中告诫学生，要大家“毋事口耳剽窃”，为文要“出乎吾心之理”，“辞达义精”，“本原洞然”3。 自从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来，明初“台阁体”的拘板文风得到很大的纠正。后来到嘉靖初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继承复古衣钵，以饾饤文字为能事，却不免流于因袭模拟，文风出现华而不实、臃肿浮荡的倾向。针对这一风气，王慎中、唐顺之疾呼学习唐宋散文，重视感情的真挚，强调文章的言之有物，世称“唐宋派”。 归有光积极地投入了文坛上的斗争，加入“唐宋派”的行列，反对王世贞等人认为文章愈古愈好的观点。归有光虽然不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文章早已传誉远近，所以显得十分有力。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抗衡“复古派”，在授徒的同时，连续写了《女二二圹志》、《亡儿■孙圹志》、《见村楼记》、《筠溪翁传》、《张贞女狱事》、《书郭义官事》等多篇散文，使被“复古派”割断的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 这些散文，质而不俚，生动自然，文从字顺；无论圹志、行状、传记、故事，都能“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其畅也，其厉也，其洁也，学者举不能知”，而他却“独深知而自得之”，一洗“复古派”统治文坛近百年的混浊气氛，以清新和富有真挚感情的文字保持了文学活泼健康的生命。 归有光除以创作实践来为“唐宋派”推波助澜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文学主张，以反对王世贞这位“复古派”权威的盲目崇古观点。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写道“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文学，而苟得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争附合以诋诽前人。韩文公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2王世贞听后不服，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又反驳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3归有光还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批驳道“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解惑》，《震川先生集》卷十四，第97页。 2《与潘子实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49页。 3《震川先生集》卷七，第5页。 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见《震川先生集》第8页。 2《震川先生集》卷二，第2页。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上海古籍出版社983年版，第559页。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4他认为学习古人固然不错，但要得其神，而不是徒追形式而已，说“余尝谓观书，若画工之有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无不似者，而人见之，不以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读书也，不敢谓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归有光还认为作品的艺术标准在于质之美，他说“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2这些切中时弊的见解，在抵制“复古派”专事模仿剽窃的流俗中，别开生面，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闳中肆外，使司马迁与唐宋古文家的朴实文风得到发扬光大。尤其是归有光把他的文风贯注到教授举子业的讲堂中，力图改造八股文，这种扭转文风的巧妙形式与勇气，使后人不得不把他称作为“彼时之豪杰”3，不仅把他的散文举为“明文第一”，4而且把他的八股制艺，譬为“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5。以致唐宋八大家文选，在唐顺之、归有光的崇扬下，“人几等于五经四子”，文风为之一变。 归有光虽然讲学于荒江老屋，但对民间疾苦并不是漠然视之。他留意于东南水利，关心家乡的农业与民生。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从“故家野老”处搜采历代有关治理长江下游、钱塘江下游与太湖流域水利的文献7，编写了《三吴水利录》四卷。在这部书中，归有光绘图分析东南水利大势，条陈历代治水经验，并根据自己多年考察所得加以阐发，剖明利弊，认为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应当疏其湮塞，“开浚诸水”，“去两岸茭芦，自昆山漫水江迤东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复由跄口入海”，以解百姓鱼鳖之忧，使境内丰熟富裕。他将这些文献和建议，呈给地方官府，以供他们治水参考。 在抗倭战争中，归有光亦积极地返回昆山城中参加防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此外，归有光又写了《鲤鱼山》、《郓州行寄友人》、《西王母图序》等诗文，有的记所见灾祸，表达对灾民的同情；有的讥刺权贵、贬斥方士滥行，有的为劳动妇女所受的非人压迫鸣不平。他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着活跃的生命，而称誉文坛。 嘉靖四十四年（55），归有光六十岁时考中进士，授浙江长兴县令。 他决心学习古代贤县令，兴利革弊，作一番事业。 归有光上任后，平反死囚犯数十人，避免株累者上百人；每审理案件，4《与沈敬甫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89页。 《尚书别解序》，《震川先生集》卷二，第5页。 2《庄氏二子字说》，《震川先生集》卷二，第84页。 3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世界书局935年版，第58页。 4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上》，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页。5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页。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9页。 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0—页。 他都详细调查，把有关妇女、儿童召至案前，细细交谈，把案情审理得清清楚楚。凡鱼肉百姓者，决不姑息；即便上司的命令不符合下情，他亦敢于忤其意而不执行。三年知县任上，“小民安居自如”2。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隆庆二年（58），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名为迁，实重抑之”3。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隆庆三年（59）冬，他赴京入贺万寿节，受到大学士高拱、赵贞吉的荐引，任南京太仆寺丞。后来又被李春芳留在内阁，负责敕房的工作，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他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57年2月5日）去世，终年六十六岁。归有光去世后，他的文学主张和散文成就愈来愈为社会所重视，连他的文坛敌手王世贞也对其表示折服，渐渐改变“复古派”的旧观点。王世贞晚年在给归有光的遗像题赞词道“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2把归有光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给予极高的评价。 归有光的诗文后人辑有《震川先生集》行世，此外，除《三吴水利录》，他尚著有《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等。 27 万历三十八年（0），钟惺考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5），再赴贵州，主持乡试。钟惺自编《诗归》，倡幽峭诗风后，为诗也由清绮而转为孤深，遣词用字，力求含蓄隐晦，刻意表达深僻之旨，以树帜诗坛。他在《江行俳体》等诗中，以怪字、险韵来加强诗歌的诙严，如“舟卧梦归醒见水，江行怨泊快看山”等4，未免雕镂太多，僻冷不畅，显得晦涩与佶屈。 谭元春此时的诗风，也趋向怪僻，如《读曲歌》云“**久，贝齿有时落，欢独长在口”等，不仅生硬陡峭，而且支离破碎，“莫辨阡陌”2，有如游戏。 然而，他们的诗风虽然因刻意别创一格，从纠偏俗浅而流向僻涩，但他们的散文却保持原来的清丽明畅本色。钟惺在每次奉使归来，都写下一些散文，记述沿途风物，如《浣花溪记》、《修觉山记》、《梅花墅记》等，绘景抒情，情景并茂，文采鹰扬，朗朗上口。谭元春也好游佳山秀水，所写《游玄岳记》、《游南岳记》等，亦绘声绘影，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颇为流畅耐读，与诗风的晦涩迥异。钟惺在谭元春游南岳归来后，为谭的书斋取名为“归岳堂”，以祝贺他外出创作的成就。 后来钟惺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 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3。 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4。不久，钟惺因丧父，回家守制，竟于天启五年（25）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岁。后人将他的诗文辑为《隐秀轩集》。 谭元春在钟惺去世后两年，考中举人。崇祯年间，他活动于南京、苏州、杭州一带，与“复社”名流茅元仪、宋献孺等往还，诗酒唱和，并写下《游乌龙潭》等风格秀雅的散文名篇。崇祯十年（37），谭元春赴京会试，不幸病死于旅舍，享年亦五十二岁。他的诗文，后人辑为《谭友夏合集》。钟惺、谭元春，为扭转明末诗坛平俗肤浅流弊，力倡幽峭，诗风亦由清丽而变为僻涩，影响一时，人们因他们都是竟陵人，故称钟谭这一文学流派3同上书，《钟提学惺》，第57页。 4钟惺《隐秀轩集·江行俳体》。 谭元春《谭友夏合集·读曲歌》。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第572页。 3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钟惺传》，第38页。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第570页。 据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谭元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98年版，第2347页。为“竟陵派”。 第四十二章董其昌陈洪绶第一节董其昌董其昌（555—3），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府上海县董家汇（今属上海市）人，贵显后移居松江府华亭县（今松江县城内）。出身于一个穷秀才的家庭，只有“瘠田二十亩”2，生活较清寒。年轻时董其昌究心经史，学作八股文，一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但却屡试不中。迫于生计，他曾在平湖教私塾■口，后来又为逃避差役，改入华亭县籍3，以后就一直自称“华亭人”。 董其昌虽然文运不佳，但在某次会试失利之后，产生了对书法艺术的追求。那是他十七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的事，当时他写了一篇很漂亮的八股文，自思准可夺魁，孰知出榜时成绩反不如他的堂侄董原正，落得个第二名。原来知府衷贞吉嫌董其昌试卷上的字写得太差，故意把他降为第二，而把文章比他差的董原正拔为第一名。这件事给董其昌很大的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决心洗去落笔不工的耻辱。他初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字体。此外，他还向华亭陆树声、莫如忠等书法家求教，并且一有机会就去南京、嘉兴、杭州等地访问书画收藏家，观赏历代名家作品，结交莫是龙、顾正谊、丁云鹏等擅长丹青之士，对绘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十三岁时，董其昌开始学画山水，师法元末黄公望。他无钱买纸，有时竟脱下白布袍在上面写字，或在白布床褥及帐子上练字，以致屏帏床帐，淋漓殆遍。为了求得名迹临摹，他还“典衣质产”2。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入门径。 万历十七年（589），三十五岁的董其昌终于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北京翰林院深造。北京是明朝文化的中心，翰林院是文人、学士云集的地方，董其昌的同窗陶望龄、朱国桢、焦竑、袁宗道等，都是各地的文章高手和丹青名士。特别是董其昌的老师、翰林院学士韩世能，嗜书画成癖，更是有名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学士处借阅晋唐法帖，心摹手追，“至忘寝食”3，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 不久，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因病去世，身后一贫如洗。董其昌见义勇为，不辞劳苦，护柩回田氏家乡福建大田县，以尽师生之谊。沿途他登临镇江北固山甘露寺，饱览大江空濛、浩荡东去的雄壮景色；又游武夷山，观赏在朝晖夕阴中虚幻缥缈的群峰。大自然的百态千姿，使他感到山川的绮丽和林泉的幽雅，寓诸笔墨，点染山水，往往显得奕奕有神。回京时他路过松江，便据乾隆《华亭县志》卷二《董文敏祠》“上海董家汇人。” 2《云间杂识》载“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 3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一八“后子、丑联捷，遂占籍华亭。” 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评法书》。 2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一《来仲楼随笔序》。 3《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四《书家传》二三《董其昌传》。 竭力搜寻以画山水见长的“元四家”遗墨，从这些水墨淋漓、自然生动的杰作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三年庶吉士生活结束后，他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董其昌在任上因公三次离京远游，跋涉数千里之外，综览祖国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瑰丽风光。 第一次在万历二十年（592）夏，作为持节使臣，出使武昌册封楚王朱华奎。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吕梁山的流泉飞瀑；游览惊涛拍岸、乱石穿云的嘉鱼县赤壁沙渚，经黄州（今湖北黄冈）而归。 第二次在万历二十四年（59）秋，又作为持节使臣，出使长沙封吉藩朱翊銮。他放舟烟波浩瀚的洞庭湖；悠游潇湘道上，欣赏两岸的汀洲丛木、茅庵樵径；畅游黄冈赤壁；乘兴登庐山，观看白莲盛开，远眺含鄱口茫茫江流；避风石钟山，探水石相搏之趣。 第三次在万历二十五年（597）秋，奉旨主江西考试。此行取道山岭葱茏、水舟生烟的富春江、兰溪；登群峰竞秀、云烟变灭的九华山，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多娇的江山，万千的气象，开拓了董其昌的襟怀，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对自然风光的美好感受，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素材。董其昌不但注意观察真山真水，同时还努力从古人的绘画优良传统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无论在旅途，还是在北京，他都尽力搜采名人法书宝绘，揣摩历代山水画诸流派的风格和艺术渊源，尤其推崇王维、董源、米芾、高克恭和“元四家”的绘画，以为他们的作品富有诗意，有文人的浪漫色彩，而不拘泥于形似。这时候京中的士大夫受李贽的影响，常常三五成群谈禅为乐，董其昌时而也去聚会，加入提倡“性灵”、“顿悟”的行列。他还去通县拜访李贽，一见如故，许为莫逆之友。 受禅家南北宗之分的影响，董其昌巧妙地以禅家的宗派来譬喻历代山水画风格的分野，提出中国美术史上文人与非文人两种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影响下形成的两大山水画流派。他把禅家“北宗”的“渐修”与“南宗”的“顿悟”引入山水画派的区分中，认为文人画如“南宗”，讲求天趣，是“顿悟”的表现，这派绘画是天赋的，非徒有功力者可比；而“北宗”是“作家”之画，只重苦练，却无天趣可言，是“渐修”的表现，此派绘画不应学。董其昌主张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加强修养。他心目中的文人画派，即画家“南宗”，有王维、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芾父子、“元四家”，他们画山水用渲染之法，以“写”代绘；而非文人画派，即画家“北宗”，有李思训父子、赵干、赵伯驹、马远、夏圭，他们画山水用构研之法，精工而无逸趣。前者重于率意，强调自我表现，追求天真幽淡；后者巧于模拟，刻画细谨而无生机。董其昌的“南北宗”说主张充分发挥了画家的主观能动性，追求画外之意，在模拟刻板画风滥行之时，如惊世响雷，对美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士大夫与文人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迅速风靡画坛。 万历二十二年（594）起，董其昌任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他尽量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去启发这位失宠的太子，结果受到皇妃郑贵妃的嫉恨，终据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王维江山雪霁图》；董其昌《容台集》。于“坐失执政意”，于万历二十六年（598）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副使。董其昌深感宫中是非莫测，他索性告病不赴，请假养病松江。以后竟在松江一住就是六年。 由于身份的改变，那些家乡的胥吏再也不敢欺侮董其昌，而地方官吏与士绅则联袂登门拜访，前来巴结董其昌这位京官。他虽说不上踌躇满志，但既有官僚的身份，又有山林的逸致，环境清闲而舒适，这对书画创作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董其昌常常和友人陈继儒泛舟春申之浦（即黄浦江），壶觞对引，吟咏诗章，“随风东西”2，时或即景乘兴，泼墨涂数幅山水；时或观赏名人法帖，题几行跋语，悠哉游哉，自得其乐。他还去宜兴、南京、无锡、苏州、扬州、嘉兴、杭州，徜徉于锦绣河山之中。太湖包孕吴越的气势，西湖晴雨奇好的秀色，枫泾渔舟隐入芦荻的逸趣，灵岩古刹晨钟暮鼓的幽情，无不使他陶醉、恋眷，启发着他的创作热情。 太湖和长江三角洲，不仅风光如画，而且含英蕴秀，文化素称发达，有许多书画收藏家和文物商人。董其昌除游山玩水外，还访问友人，品评字画，鉴赏真伪。秀水汪氏“韵石斋”琳琅满目的图籍法帖，檇李“天籁阁”驰名遐迩的珍秘妙绘；苏州王氏私蓄黄公望岚气清润的山水长卷，扬州吴氏庋藏赵孟疃俗烊鞯谋啬＃际顾托脑媚浚9婺焉帷Ⅻbr /> 在松江城内，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漫论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佶、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03）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 “风吹明月堕鱼梁，读罢残书依绿杨。湖上藕花楼上月，踏歌惊起睡鸳鸯。”董其昌此时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浮岚暖翠图》、《神楼图》、《枫泾仿古图》、《鹤林春社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不仅用笔爽利遒劲，而且含蓄灵秀，墨色苍润，把江南烟云流动、送翠接黛的景色，传神地反映出来，令人如临其境，美不胜收。 正当董其昌在江南游目骋怀、放情山水时，朝廷派他为湖广提学副使。 万历三十三年（05）春，董其昌从松江溯长江赴武昌上任，后来又因公务，赴衡州（今湖南衡阳）、荆州、蕲州（今湖北蕲春）等地视察学政。他再游潇湘，注意那时晴忽雨的泽国变幻，顿觉妙趣横生，时时展观随身携带董源、米芾、郭熙等人的作品，对景领略古人作画的意境，悟出诸如米氏山水墨沉淋漓、郭熙画石如云的奥秘，情不自禁地在舟中濡墨挥毫，去表现水乡那时而丽日多娇，时而浓云密布的怪奇景色，技艺愈为奇巧多变，深得超凡脱俗之趣。不过，对于纷纭变化的政局，董其昌却不那么留意，在学使任上因不愿俯仰顺时，而受到地方权势的反对。次年秋，数百名应试的生徒在乡绅的怂恿下，哄逐董其昌，并捣坏官署。他立刻拜疏求去，解绶返里，依然在松江过着悠游林泉、萧闲疏旷的士大夫生活，日夕以书画诗文为乐。 董其昌的诗以清丽自然、朴实明快著称，大多描写自然景色和寻幽探胜《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2陈焯《湘管斋寓赏编》卷六《董思白山水卷》跋语。 董其昌《烟雨楼诗》，万历《秀水县志》卷八《艺文》。 之趣，流露出热爱祖国河山的情感，和向往林泉的志向，与他的品行相一致。这些诗虽率尔而成、传情而发，却词工、韵险，直抒己意，隽永、婉约，耐人寻味。他的散文也平淡而潇洒，温厚而精灵，徐弘祖等人曾不远数百里来请他为先人写碑铭。董其昌最擅长题跋，有时洋洋洒洒，风流蕴藉，恰到好处；有时三言五语，亦妙趣横生，如画龙点睛，耐人寻味。他精于鉴赏，判断虽出人意表，却每每有据。同时，他的行楷书天真烂漫，又结构森然，得赵孟钪愣テ涿模嫠斩轮斩テ溽睢r虼耍洳摹捌ル梗苏x保懊磐夤?。他的作品，往往是诗、书、画相得益彰。继“吴门派”之后，董其昌被誉为“松江派”的泰斗，而树帜艺坛。 后来朝廷任命董其昌为福建副使，他上任仅四十五天，便辞职告归。无官一身轻，他又辞去朝廷任他为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等职，在江南写字作画，鉴赏文物。一些字画往往经过他的品题而声价倍增，董其昌所得润笔也相当可观，加上子弟们仗势盘剥乡里，垄断利津，数十年间，董其昌居然成为拥有千顷良田、百艘游船的大地主。 万历四十三年（5）九月，董氏子弟因横行霸道，次子董祖常抢夺生员陆兆芳家使女，砸抢陆氏家产，并凌辱生员范昶致死，又毒打范氏寡妇，引起公愤。次年春，松江府娄县、上海、华亭三县生员首先发难，民众群起响应，包围董宅。上海、青浦、金山三县百姓赶至华亭助阵，不下万人，放火焚烧了董氏松江白龙潭住宅，董其昌如丧家之犬，惶惶然避地苏州、吴兴，直到秋天事平息，才敢回家。这次轰动江南的民变，史称“民抄董宦”。天启初年，董其昌应召任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赴京修《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书成，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改任协理詹事府事。天启五年（25），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人称“董宗伯”。但他见阉党毒焰熏天，为避免不测，乃深自远引，乞休告归。崇祯四年（3），他又被起用，复任礼部尚书。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酷爱书画，老而弥笃，他为内府名迹题跋，环肥燕瘦，品评甲乙，常常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得不以弟子的作品，去应付络绎不绝的求书画者。朝鲜、琉球使臣也慕名前来索书，奉若珍品2。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董其昌总觉得京中的荣华不如家乡的清闲，首都的琼楼玉宇比不过松江的五湖三泖；况且此时功成名就，还是隐退为安。经过多次上疏乞休，崇祯七年（34），董其昌被特准致仕，朝廷诏他为太子太保，让他驰驿归里。崇祯九年（3）秋，他以老病逝于松江，享年八十二岁。南明弘光政权时谥号“文敏”3。 董其昌传世书画作品甚丰，有的流传美国、欧洲、日本，至今保存完好。他的诗文有《容台集》等。 何三畏《漱六斋集》。 2《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余家书派》；程正揆《青溪遗稿》卷二六。2谈迁《枣林杂俎·先正流闻·董其昌》，上海新文化书社935年版，第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董尚书其昌》。 第二节陈洪绶陈洪绶（599—52），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小净名。明亡后削发为僧，改号悔迟、老迟、弗迟、悔僧、云门僧、九品莲台主者。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599年2月日）诞生于浙江诸暨枫桥长阜乡。 陈洪绶的祖父官至广东、陕西布政使，父亲则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 陈洪绶天资颖异，从小就喜爱诗文翰墨，尤好丹青，有次去萧山来斯行家作客，他见来氏庭院新刷的墙壁洁白无瑕，乃于壁上画起数尺高的关羽像，躯干魁伟，凤眼长髯，雄姿勃勃，邻里叹为观止。来氏因而把这进庭院改为关羽祠。九岁时丧父，在祖父的教育下，他研习经史，学作八股文，并且对绘事的兴趣亦与日俱增。他时常过钱塘江去杭州观赏府学两廊的壁画，还把石碑上宋人李公麟的《七十二贤图》拓回家，闭门临摹，直到不规形似才算满意。画家蓝瑛、孙杕见到他的绘画后，惊叹不已，蓝瑛赞叹道“使斯人画成，道子、子昂均当北面，吾辈尚敢措一笔乎！”2除画人物外，陈洪绶还学画花鸟、山水，所绘《爱菊图》、《芙藻鸂鶒图》等，妙趣横生，闻名远近。他十四岁时，悬画于市中，已可“立致金钱”3。祖父去世后，陈洪绶离乡到萧山随来斯行研习学问，后来又娶来氏之女为妻。 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万历四十三年（5），陈洪绶赴绍兴蕺山，师事浙东名儒刘宗周。刘氏为人刚直、沉毅，博学多才，淡然名利，恪守封建伦理，尤好谈性命之学，又富有爱国热忱，这些都对陈洪绶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课读之暇，他与同窗好友追慕屈原、李贺遗风，作长短歌行，挑灯相咏，倡和为乐。他还乘兴绘《九歌人物图》、《屈子行吟图》，以表达对爱国诗人的崇敬之情。这些图画构思简括，技巧娴熟，既如宋人梁楷惜墨若金，又如唐人吴道子“吴带当风”，人物衣纹清圆爽劲，清晰动人。他又爱读《华严经》，沉溺其中，至忘寝食。此外，还擅长行草，学宋人米芾，遒劲、奔放。有些人为了得到他的墨迹，争相与之结交。不过陈洪绶并不因名声斐然而沾沾自喜，他想到家境的败落，国运的衰微，而自己苦读有年，却依然白袍青衣，功名不就，效劳朝廷、荣宗耀祖的志向迟迟不能实现，故而常常牢骚满腹，郁郁寡欢，杜康自放，借以消愁；有时烂醉之后，使气骂座，指斥臧否，一吐胸中不悦，神情孤傲，疏狂不羁，即便学使遣人向他索画，也会遭到拒绝。 陈洪绶最喜欢去杭州饱游饫看西湖山水，他徜徉于灵隐、岳王庙、于公祠诸胜，行吟六桥三竺间，以诗画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忧伤。他在诗中写道“萧寺闻寒鸟，冷泉写黄鸟，时年二十三，高怀甚了了。”这类感叹岁月蹉跎的诗，流露出当时他不得意的心境。 天启三年（23），陈洪绶妻来氏染病亡故。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加黄涌泉《陈洪绶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90年版。 2孟远《陈洪绶传》，据陈洪绶《宝纶堂集》卷首，康熙木活字本。3毛奇龄《西河文集·传》七《陈老莲别传》。 陈洪绶《枯枝黄鸟图》自题。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上家庭的纠葛，给他增添了新的痛苦和烦恼；赘婿丧妻，处境自然十分尴尬。于是，他决计北上，捐资参加国子监考试，图谋一展抱负。冬天，他抵北京，但京城正是太监魏忠贤柄权的时候，贿赂公行，党祸不测，群小喧嚣，一派乌烟瘴气。他不仅壮志难酬，而且还卧病不起，穷困潦倒，处境十分狼狈。四年（24），陈洪绶病体稍愈，就扫兴南归，养病诸暨。在家乡他结识县主簿周文炜之子周亮工，两人同游五泄山，观瀑布，谈诗文，趣味相投，许为笔墨之友。 不久，陈洪绶到杭州，与张岱读书灵隐岣嵝山房，并娶韩氏女为续弦。 这时陈洪绶新得佳丽，风流倜傥，更加疏放自娱；他醉心绘事，借以寄趣排忧，而且不为时尚所囿，大胆地为那些士大夫不屑一顾的小说作图，所绘《水浒人物》，出人意表，梁山豪杰，奇形怪状而神态毕具，“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陈继儒、赵宦光、邵弥等画家见后，无不为之骇目惊心。钱江两岸，秀色可餐，他载酒泛舟，陶醉在绿水青山中，性格也渐渐变得豁达、开朗。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可常傲物，我亦爱傲人。三旬不成事，诗酒江南春。”2乐观、潇洒，颇为旷达。他还和曾鲸、祁彪佳等人诗酒高会，切磋画艺，创作日丰，有《娇红记人物图》、《古木秋天图》、《凤尾墨竹图》、《松石罗汉图》、《来鲁道夫人行乐图》、《宣文君授经图》等著名的作品问世。 崇祯十三年（40），陈洪绶再次赴北京参加国子监考试。他喜结交，善绘事，好声伎，性放诞，和方以智、王崇简等复社名士文酒往还，畅怀娱乐，后来又以国子监生召为舍人，临历代帝王像，因得纵观内府书画，技艺猛进。他不像“吴门派”末流那样抱残守缺，而是学“松江派”，博取广采，倾心揣摩古人技法，融会诸长，自成一家；所绘山水亭榭，布墨有法，苍老润洁，颇具士气；人物深得古意，奇思巧构，变幻合宜，怪伟磊落，形神毕具；设色学吴道子，与世俗所尚浓艳之趣，大相径庭。陈洪绶的绘画与顺天（今北京市）崔子忠齐名，执画坛牛耳，时人有“南陈北崔”的美誉。不久，他被任命为内廷供奉。但陈洪绶目睹朝中权臣柄政，人事蜩螗，因而无意逗留北京，托辞不赴。在为周亮工绘的《彭泽令像》中，他流露出归隐之意。崇祯十六年（43），陈洪绶终于离京回乡，尔后僦居绍兴城中徐渭故居“青藤书屋”。此处“不闻铁骑夕阳嘶”，可以安心创作，为此他非常欣慰。然而政局的动荡已到了使人无法宁静的地步，崇祯十七年（44），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皇帝自尽煤山的消息传到江南，陈洪绶深感震惊，为明室的倾覆而无比悲痛，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一失常态，人以“狂士”相称，弘光政权成立后，友人劝他去应科举，以效忠明室，但他以“腐儒不可报君仇，药草簪中醉暮秋。此已生而不若死，尚思帝里看花落”的诗句2，谢却友人的好意，表示不思进取。次年，弘光政权灭亡。清军南进，占据杭州，浙东骚然。陈洪绶的师友刘宗周、祝渊、王毓蓍、祁彪佳，痛江山不保，恨奸臣误事，或绝食，或投水，纷纷含愤自尽。这些可歌可泣的事件，给他很深的刺激，当鲁王监国绍兴时，他便投奔南明张岱《陶庵梦忆·水浒牌》，上海书店982年影印本，第5页。 2陈洪绶《宝纶堂集》卷四《久留》。 陈洪绶《宝纶堂集》卷九《扫除青藤书屋有感》。 2陈洪绶《宝纶堂集》卷九《友人劝予南京科举，时甲申九月》。 政权。可是官军却借抗清之名，行虐民之实，残酷的现实，仿佛似一帖清醒剂，使陈洪绶对南明政权失去了信心。监国鲁王任命他为翰林，隆武遥授他为御史，均被心灰意冷的陈洪绶拒绝。满腔悲愤和磊落之慨，唯有从诗画中得到宣泄，他挥毫泼墨，绘《葛洪移家图》、《雷峰西照小景》、《钟馗像》等，笔墨之间处处表现出忧国伤时之感。马士英慕名卑礼求识一面，陈洪绶对这个祸国殃民的权贵非常厌恶，闭门坚拒。倘若有老兵出酒索诗画，他反而会欣然应允。 顺治三年（4），浙东抗清武装节节失利，陈洪绶避乱绍兴郊外鹫峰，一度被清兵俘获，因拒绝作画而险遭杀害。六月，他潜至城南云门山，迫于生计，改号披缁，开始过着借僧活命的生活。数年来动荡的环境，加深了他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在《官军行》、《搜牢行》的长诗中，他抒发了对饱受战乱的家乡百姓的深切同情。 鉴于山寺卖画的不便，顺治四年（47），陈洪绶回到城内青藤书屋。 是时清兵磨刀霍霍，大肆镇压四乡百姓的反抗，城中人人自危。白天他不敢外出，伏处书屋写《思荡坞》、《鸡鸣》等诗，寄托对和平生活的憧憬。他认为虽则“乱世无德人，无可邀天福”，但“剃落亦无颜，偷生事未了”，深感自悔，觉得“酣生五十年，今日始见哭”，每当想到自己的“不忠不孝”，未免“面赤耳热”2，惶惧不安。 激于明亡，愧于贪生，陈洪绶内心充满着痛苦与矛盾，因而愈加恣情山水，纵酒浇愁。顺治六年（49），他移居杭州吴山，旧地重游，见到苏堤垂柳皆被剪伐，顿时感到无限的伤感，作《西湖垂柳图》，表现昔日湖畔杨柳依依、绿叶婆娑的湖光美景，借以一泄离乱之恨。他自称感慨多在山水间，愿与云影、山声、水光、花色共生共灭，青壮年时期的功名之欲，在人生的磨难之中，已化为死灰。陈洪绶此时不轻易创作，只是迫于生计才染笔涂抹，但笔力练达、老成，所绘《斗草仕女图》、《折梅仕女图》，笔墨倩冶，工而入逸，仕女穿宽袖唐装，与清人满服异趣；仕女有的含愁欲诉，有的凝神多思，风神衣袂，飘飘若仙。山水如《秋林晚泊图》、《溪山清夏图》，墨色简淡，意境深邃，枯树残柳，写出自己对山河破碎的焦虑。 陈洪绶主张绘画既要汲取古人长处，又要师法自然，并强调独抒性灵，不求形似。他喜欢清晨出门，漫步长桥、苏堤，吟咏篱落间，观赏西湖群峰静谧幽深的翠色，耽玩难舍，直至红日高升，才返回吴山僧舍。他又好用篆籀法画人物，力量宏深，渊雅静穆，古拙似魏晋手笔，所写题材大多为民间版画，如《博古叶子》和《鸳鸯冢》、《西厢记》、《水浒》人物，深为百姓喜闻乐见。尤其是图中人物的衣着发式，展现汉唐传统衣冠，寄托着深挚的民族情感，意在画外。 尽管生活清贫，一些旧友对穷困潦倒的陈洪绶冷若冰霜，但饱经世态炎凉的他，却执意不为清廷服务，孤傲不屈，过着温饱不济的生活，每得佳酿，辄烂醉方休。故交周亮工降清，官至户部右侍郎，路过杭州向他索画，洪绶不应；后经屡请，才作《归去来图》，用心良苦地劝周亮工不要为清廷服务。图中《解绶》一幅，绘陶渊明傲然官禄，两眼充满着愤懑的神色，形像高大；而接印的书生，个子矮小，弯背荷腰，一副拘谨贪禄的猥琐模样。此图既表陈洪绶《宝纶堂集》卷四《青藤书屋示诸子》。 2《宝纶堂集》卷二《太子湾识》。 现了陈洪绶的爱憎与民族节气，又浑然有古朴之风，由神入化，技艺高超。顺治九年（52），陈洪绶忽然离开杭州回到诸暨，与旧时交游流连不忍相舍，不久病逝。或说，他“才多不自谋”，“有黄祖之祸”，意即为粗蠢武人所害。根据他晚年曾在浙抚“田雄坐，尝使酒大骂”2，可以推测陈洪绶可能被嗜杀成性的田雄所暗杀。享年五十四岁，葬于绍兴谢墅官山。 子陈字，字无名，号小莲；学生严湛，字水子，两人皆善画人物。 洪绶一生，品行旷达，才气横溢。书画颇有传世，有的流传海外，日本、朝鲜等国争相购藏，视若珍品。诗文大多收入《宝纶堂集》。此外，还著有哲学著作《筮仪象解》。 丁耀亢《丁野鹤集》，《陆舫诗草》卷四《壬辰（计一百六十四篇）·哀浙士陈章侯（时有黄祖之祸）》。参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984年版，第83—8廷采《思复堂集》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987年版，第28页。第四十三章唐寅文徵明祝允明沈周仇英第一节唐寅唐寅，字伯虎、子畏，晚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自署印有“南京解元”、“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等。苏州吴县（今属江苏）皋桥吴趋里人。生于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470年3月5日），殁于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二日（523年月7日）2。祖籍晋昌（今山西晋城），出身于商贾家庭。他父亲却追慕功名，希望子弟能以科名成家。唐寅从小聪慧过人，少年即有才名，然而他秉性疏旷，**不羁。父亲去世后，更是无拘无束，纵酒不事生产，不肯埋首穷经。又经儿子早夭，爱妻徐氏病故，一连串的打击，使唐寅不知所措，终日长歌当哭，嬉游无度，甚至与同邑“狂生”张灵裸立学宫泮池中，激水相斗，亦不在意。3好友祝允明见他自暴自弃，十分惋惜，乃规劝他用心读书。唐寅慨然地说“闭户经年，取解首如反掌耳。”非常自信，以后听从规劝，闭户苦读一年，志在必得功名，果然于弘治十一年（498）考中江南乡试第一名举人，摘取“解元”桂冠。 唐寅参加乡试时，主考官梁储看到他的试卷，曾惊叹他为“奇才”。还朝后，又携卷给詹事程敏政看，两人相与叹息道“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2于是，程敏政也将唐寅收纳门下。后来，梁储奉使南行，唐寅曾请求程敏政代写一文以送行。 次年会试，唐寅与江阴考生徐经同舟而行，入京后又居住在一起。不料徐经竟贿赂主考官程敏政的书僮，偷得考题。案发，唐寅受牵累下狱，饱受拷掠，“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3。尽管当局找不到唐寅与程敏政勾通的证据，但终因唐寅是程的门生，而被取消科考资格，并发往浙江为吏。 唐寅遭此莫名横祸，痛感社会的黑暗，大呼“士可杀而不可辱”4，断然拒绝为吏，返回吴县老家，从此无意功名。此时他的继室见丈夫功名断送，富贵荣华顿成泡影，便时时口出怨言，夫妻终于感情破裂，分道扬镳。 为了排遣胸中的烦闷，唐寅离家远游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凡洞庭湖、祝融峰、武夷山、灵隐寺，山水清幽之处，他都驻足流连，领略湖山之胜。祖国秀丽奇伟的大好江山，自然界宁静无争的天地，使唐寅襟怀为之舒畅。回到家乡后，他振作精神，在苏州金阊门外桃花坞筑“桃花徐邦达《中国绘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984年版，第544—54寅《六如居士集》卷七《志传》，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第8页。嘉庆六年重刊本。3据《六如居士集》卷七《志传》，黄鲁曾《吴中故实记》，第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上海古籍出版社983年新一版，第29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上海古籍出版社983年新一版，第29寅《六如居士集》卷五《与文徵明书》，第3、4页。 4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五《与文徵明书》，第3、4页。 庵”，寄趣诗画创作，并以卖画为生。 唐寅的绘画，初学“院派”画家周臣，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工，笔墨精细，形象真实。放游归来后，他把才情奇思与积郁之气，悉数倾注丹铅笔墨之中，所绘除师法自然外，还师法宋元以来诸名家，以诗画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寄托逸花吐云般的英气，并与师友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研讨技法，切磋画艺，广采博取，清秀细纤之中，更添豪迈粗放的新意。 唐寅的山水画，立意高雅，大多表现高人雅士隐遁林泉、飘然尘俗的境况，借以吐露自己对社会黑暗的痛恨与反抗，与一些纯粹陶情山水的作品有所不同，更富有思想性和超迈旷逸之趣。由于唐寅既有院派的功底，又有文人画家的涵养，所以他的山水作品纤细而秀润，沈郁而奇峭，“刊落庸琐，务求浓厚，连江叠■，■■不穷”，给人以真实而具体的美感，令人遐思万端。如《太湖平远图》、《江南农事图》、《春山幽趣图》等，工笔、写意俱佳，雅俗共赏。 唐寅尤其擅长绘仕女、人物。他笔下的宫妓、歌女、丫鬟等，承唐人张萱、周昉之风，线条工细，衣裳劲简，彩色柔丽，但并非丰腴高髻，而是小眉、小眼、瓜子脸，表现出江南女子娇小纤丽、弱不禁风的情态，让人同情生怜。如《贵妃出浴图》、《簪花仕女图》、《秋风纨扇图》等，形象大多清秀端庄、婀娜娟丽，眼中流露出羞涩的脉脉温情，十分含蓄、动人。他所绘花鸟，既不像院体过于刻板，却能得其纤细之妙，而且墨韵明净，真趣跃然；落墨疏密有致，恰到好处。像《梅花图》、《雨竹图》、《春莺图》等，翩翩文雅，洒脱高洁。 在桃花庵，唐寅与江南文友诗酒往还，专意创作，自诩为“桃花庵里桃花仙”，自由自在，颇得其乐。以后，他又娶沈氏为妻，两人相敬如宾，并得一女，生活中充满了天伦之乐。“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2唐寅卖画自给，问心无愧，襟怀坦荡，风雅为欢。然而，宁静的生活并没有磨平他的功名之欲，委曲之心总是耿耿难平。 正德九年（54），唐寅四十五岁时，终于应宁王朱宸濠之聘，前往南昌充任宾客。但他到了宁王府后，逐渐发现那些应召来的幕客，大多是不学无术之徒，猥琐庸俗，阿谀奉迎；而宁王又残暴无道，居心叵测，萌有异谋。唐寅十分后悔自己即将卷入不测之祸，乃借酒装疯，露其丑秽；宁王不堪忍受，以为唐寅这个江南才子仅为徒有虚名之辈，数月后便放他东归。 “乞求无得束书归，依旧骑驴向翠微。满面风霜尘土色，山妻相对有牛衣。”3南昌之行使唐寅对权贵的奸诈与虚伪有更清楚的认识，从此，他彻底地打消了仕宦功名之念。唐寅认为“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4因而他愈加**不羁，疏狂任性，每每高朋满座，纵论东西，恣肆汪洋，时发奇趣。 唐寅的诗歌，初学唐人，此时则宗刘禹锡、白居易，“多凄怨之词”，王稚登《国朝吴郡丹青志·唐解元》，见《美术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98年版，第744页。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一《桃花庵歌》，第4页。 2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二《感怀》，第25页。 3唐寅《自题骑驴思归图轴》。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第297—298页。 “不计工拙，兴寄烂慢”5，而风采斐然，照耀江表。在诗中，他不时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感叹，如《叹世词》云“春去春来，白头空自捱。花落花开，红颜容易改。世事等浮埃，光阴如过隙。休慕云台，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莱，神仙真浪猜。清闲两字钱难买，枉把身拘碍。人生过百年，便是超三界，别无闲计策□□。”又如《漫兴诗》云“人生七十古来有，处世谁能得长久。光阴真是过隙驹，绿鬓看看成白首。积金到斗俱是闲，几人买断鬼门关。白日升天无此理，自古有生还有死。眼前富贵一枰棋，身后功名半张纸。古称彭祖寿最多，八百年后还如何。请君听我歌且舞，穷通寿夭皆由他。”消极自放，却饱含着辛酸的人生感受。他还出入秦楼楚馆，放浪形骸，以尽量享受短暂的人生，并借以消却胸中的忧愁，在“半醒半醉”的生活中，冷眼世事，孤傲不羁，“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2。民间为此把他称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流传着“三笑姻缘”等关于唐寅玩世不恭的故事。“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托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3晚年唐寅的诗文更为颓放，但亦更为沈玄，他自谓“后人知我者在此”4。唐寅还归心佛教，从色空观与人生梦幻说中寻求寄托；绘画笔墨老成练达，蓄有疏放之气。他沉溺酒色，生活潦倒，以致贫病交加，在势利的社会中过着孤寂的生活。尽管唐寅常以清闲**，但内心的不平与委屈始终难以消去。“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5嘉靖二年（523）冬，他在临终前留下这首绝笔诗，含愤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唐寅的一生，怀才不遇，但却以诗画为明代的文化作出了贡献，后人把他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共推为画家“吴门派”的四杰，视作重振和发展文人画的大家；又把他与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共推为诗家“吴中四才子”，以诗风明快畅达而领一时**。唐寅兼工书法，行楷秀劲；他又善作曲，多才多艺。唐寅的诗文收入《六如居士集》，绘画作品传世有《落霞孤鹜图》、《簪花仕女图》、《山路松声图》等。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第297—298页。 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十六，商务印书馆93年版，第37—37寅《六如居士集》卷一《桃花庵歌》，第4页。 3唐寅《自题纨扇图》。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4《明史》卷二八六《唐寅传》，开明书店版，第7794页。 5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三《伯虎绝笔》，第33页。 第二节文徵明文徵明，原名壁（亦作璧），字徵明，后改字徵仲，别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成化六年十一月初六日（470年月28日），殁于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日（559年3月28日），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文林曾任温州知府，雅好诗文书画，为官清廉正直。文徵明少年时并不聪敏，“岁语犹不甚了了”2，可是他并不自暴自弃，力学自勉；后从父执李应祯学书法，从沈周学绘画，从吴宽学诗文。这些前辈对他要求都很严格，有次文徵明练字模仿苏轼行书笔意，李应祯嫌他缺乏基本行笔功力，不宜过早弃楷学行，乃立即大声训斥道“破却工夫，何用随人脚踵？”并且又说道“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3谆谆告诫文徵明要有踏实的学风。文徵明还与唐寅、都穆、徐祯卿等游从甚密，切磋学问。在良师益友的熏陶下，他经过刻苦努力，二十余岁时能诗会画，文名渐起。 弘治十二年（499），文徵明之父在温州知府任上不幸得了重病。他闻讯立即请医生一同赶去，但到达温州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天了。当地官绅士民凑了数千金作为赙银送给文徵明，他婉言谢却，并作书答谢道“吾父以廉吏称，而吾忍污其死耶？《传》不云乎，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温州士民非常佩服他的为人，因建“却金亭”以表彰文徵明的廉洁高风。父亲去世后，文徵明愈加勤奋学习，研习八股制义，准备应科考，但他却屡困场屋，仅为秀才。而他的好友唐寅、祝允明、都穆，先后中举。命运多舛不禁使文徵明感慨万分，他长叹道“吾岂不能时文哉？得不得固有命耳。然使吾匍匐求合时好，吾不能也。”2为了消除烦恼，他在寒窗课读之际，寄趣书画，肆力古文，以后竟醉心于此，难以自拔。他埋首艺文，不慕利禄，家境较为清贫。但文徵明却甘于朴素，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怜悯或恩赐。有次巡抚俞谏嘉慕他的才学，准备送一些钱给他，就指着文徵明的衣服说“怎么破成这副样子？”文徵明佯装不懂说“这是暂时遭雨淋的缘故。”因而使得俞谏送钱的意图难以出口。3“舍舟即嵚崎，探策入窈窕。穷崖擘苍铁，直下千寻表。绝蹬悬飞梁，仰首心欲悼。阴壑多长风，六月更幽悄。秋声落井干，翠雨滴深篠。与君富闲怀，竟日恣幽讨。都将双足尘，濯向千年沼。”文徵明性好山水，创作之暇，常去苏州虎丘、天平山诸名胜游览，寄怀自然，陶情冶性；有时还与友人结伴至南京、嘉兴、滁州、无锡等地，放舟清流，欣赏奇文，指点山河，悦目赏心，怡然自得。 随着岁月的推移，文徵明的文名和清雅高风已遍传海内，不少名流都来登门求教，他与唐寅、徐祯卿、祝允明有“吴中四才子”之誉。 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文徵明·文徵明先生年表》，香港幸福出版社90年版，第20、3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三《文先生传》。 3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987年版，第9页。黄佐《泰泉集》卷五四《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 2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20页。3《明史》卷二八七《文徵明传》。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三《同履仁濯足剑池》，上海古籍出版社987年版，第37页。正德九年（54），宁王朱宸濠倾慕文徵明的才艺，遣人送厚礼邀他去南昌。当时吴中一些文士，如唐寅等，禁不住宁王的盛情，纷纷应聘前往南昌，而文徵明却认为宁王如此广纳人才，必定不甘“久安藩服”2，居心叵测，因而他托病谢绝。许多人觉得文徵明未免过分**，不以为然。数年后，宁王果然叛乱，大家才信服文徵明具有远见卓识。 文徵明五十四岁时，由苏州巡抚李克成推荐，以贡生资格到北京吏部，授为翰林院待诏，参修《武宗实录》。在翰林院中，文徵明结识了杨慎、黄佐、林俊等一些饱学之士，他们谈论学问，相得甚欢，结为“莫逆”之友。文徵明以知识渊博而受到人们的敬重，“一时诸名士觌德相先”，以致“户外屦常满”3。 “月转苍龙阙角西，建章云敛玉绳低。碧箫双引鸾声细，彩扇平分雉尾齐。老幸缀行班石陛，谬惭通籍预金闺。日高归院词头下，满袖天香拆紫泥。”文徵明在京中这文人荟萃、五方杂处之地，见识得以增长，胸襟得以开拓。然而却好景不长，次年，他的友人杨慎等因“大礼议”事件而被世宗放逐。京中奸佞当道，群小弹冠相庆。文徵明因为不是进士出身，遭到一些年轻进士的讥讽，被人视为画匠。《实录》修完后，他又不愿巴结权贵，得不到升迁。少傅张璁是文徵明之父在温州选拔的文士，他千方百计想拉拢文徵明，但性格耿介的文徵明却不甘与权贵同流合污，避之唯恐不及。兵部尚书杨一清是文徵明之父的同年进士，文徵明并不因此去谋求升迁，反而指责杨一清的虚伪。 “天上楼台白玉堂，白头来作秘书郎。退朝每傍花枝入，儤直遥闻刻漏长。铃索萧闲青琐静，词头烂熳紫泥香。野人不识瀛洲乐，清梦依然在故乡。”2官场的尔虞我诈，时时使文徵明产生误落尘网之感，他思念家乡，怀念昔日自由的生活，决计请求南归，终于在五十七岁时得以如愿，从此开始过着诗画自娱、绝意仕进的生活。 回到江南后，文徵明筑“玉磬山房”于长洲，栽梧桐于庭院内，整日恣肆啸咏，放情丹青，自由自在，了无遗憾。慕名登门求诗文书画者络绎不绝。他萧闲吐纳，随时应答，文思敏捷，技法娴熟，应付裕如。 受沈周影响，文徵明认为诗文书画是寄托精神的墨戏，可以表现自己的情操与个性，是高雅的文化活动；“文人画”与画匠之作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只是机械的谋生之作。他对于藩王、权贵、外国使者的求字求画，都婉言拒绝，认为这三种人不懂诗文书画的高雅情趣，为他们作画，会有失“文人”身份，而容易被人视为“画匠”。一些外国使者经过吴门，得不到文徵明的作品，只好遥致敬礼，引以为憾。“苍山叠叠水斜斜，杨柳阴阴拂岸长。蜗名蝇利竟何益，争似青山卧白云。”2文徵明北京归来，更加酷爱家乡如画的山水，寒山寺的晨钟暮鼓，天平山的参天怪石，虎丘的古塔，灵岩的旧宫，太湖的风帆，运河的长桥，无2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2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3页。文徵明《文徵明集》卷十一《奉天殿早朝二首》之二，第29页2文徵明《文徵明集》卷十一《内直有感》，第298页。 《明史》卷二八七《文徵明传》。 2文徵明《题画诗》。按此《山水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令他四时陶醉不已，徜徉于山明水秀之中。得自然风光之助，文徵明隽思若涌，画意诗情，绵绵不绝。他的山水画，除师法沈周简朴浑厚的画风外，还广学元人赵孟睢9趺伞20哞丁10庹颉11乒室庀羰栌牡ソバ纬勺约杭蚪嗟溲诺姆绺瘛n尼缑鞅氏碌纳剿蠖嗍敲栊此煜さ乃罩莘缥铮蘼凼瞧骄驳暮脑渡剑故前浊胶谕叩拇迳幔锻ㄓ牡脑傲郑急硐殖鼋虾降男忝烂髅模耐凶抛约禾涨榱秩囊葜肌Ⅻbr /> 文徵明的作品，有细密秀美之作，但却带粗拙之味；也有疏粗放逸之作，但却蓄有翩翩文雅之致。他能够将粗疏与精细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笔下山水显得更为清丽动人，生机盎然。文徵明的设色山水，学赵孟钋嗦谭ǎ凰评钍Φ滥茄鸨袒曰停苁菇洗渖ㄓ艏耙跏嗷薜奶卣鳎灰晃抟诺叵允境隼础Ⅻbr /> 除山水之外，文徵明还兼工人物、花卉；仕女、古贤之像，则秉承晋人顾恺之“高古游丝描”法，笔法以简洁秀挺取胜；兰竹之属，落笔以风斜雨急之意相拟，婉润秀丽，雅趣横溢，清幽可人。 他的书法，也博采名家之长，于篆、楷、隶、行、草诸体皆有造诣，尤长于行、楷，骨力刚健，颇具宋人风采，稳重而秀劲。小楷以精整见称，平稳融和。 文徵明的诗歌宗白居易、苏轼，抒写个人胸臆，吐词清丽明快，逸韵悠远，大多流露出悠游江南的闲适情感，歌风吟月，潇洒倜傥。但也有一些作品，洋溢着慷慨豪情，如《满江红［拂拭残碑］》云“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异界混天下sodu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蹙？岂不惜，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指斥宋高宗偏安江南，冤杀岳飞，精警而雄肆，吐露了爱国的豪情。他善于把诗文书画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使“文人画”的书卷之气更为浓郁。 文徵明洁身自好，优游林壑，“四方文儒道吴者，莫不过从，亦有枉道至者”，“艺文布满海内，家传人诵”2。晚年他的书画老成苍秀，满纸淋漓，更富逸韵。尤其可贵的是，他“好奖掖后进”，“有乞书者辄云‘吾老且倦，即书亦不佳，盍住周公瑕。公瑕名不减吾，而神情正旺，于君何如。’有乞画者辄又云‘当吾世而有钱叔宝，安用我为。’”3因此周天球（公瑕）、钱谷（叔宝）等后学，皆能脱颖而出，树名艺苑。文徵明的其他门生弟子，如陈淳、陆治、文彭、文嘉、文淑等，亦皈依不绝，各呈风采。他“主中吴风雅之盟者三十余年”，成为江南艺坛一代功德之主，影响远近。 文徵明还“博习典故，元末国初，故家遗老，流风旧事，从容抵掌，历历如贯珠”；他常常“坐白纸窗下，拥炉曝背，剧谈亹亹，坐客皆移日忘去”2。 嘉靖三十八年（559）春，文徵明安然逝于家中，享年九十岁。临终前文徵明《文徵明集·补辑》卷十七《满江红》，第234页。 2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集·附录》第3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一《智量》，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影印明末刻本，第4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徵明》，上海古籍出版社983年版，第30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徵明》，第30页。 犹为严御史母书墓志铭。文徵明去世后，学者私谥贞献先生。 文徵明的一生，十试十落，但他从中吸取教训，我行我素，淡然功名，寄趣艺事，终于大器晚成。他“劳谦自牧，未尝一置身于有过之地”3，因而能旷达无怨，知足常乐；又能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以诗文书画陶冶性情，颐养天年，把沈周复兴的“文人画”推向新的发展高度，不仅使“文人画”的诗、书、画一体结合得更为完美，而且还阐扬书画自娱的文人士大夫精神，追求笔墨清润疏秀，以致与沈周、唐寅等形成“吴门画派”，成为明代最有影响的美术流派。 由于勤奋和高寿，文徵明是我国古代美术史上作品最多的艺术家，仅据著录所载，作品就达五千余件之多。其中如《洛神图》、《古木寒泉图》、《洞庭西山图》、《漪兰竹石图》、《真赏斋图》等，以及楷书《心经》、《千字文》、《洛神赋》等，除珍藏中国外，还为日本、美国、西欧等国所收藏，成为东方美术的珍品而传誉世界。著作名《莆田集》，后人编为《文徵明集》。 3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集·附录》第33页。第三节祝允明祝允明（40—52），字希哲，因生来右手六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祝颢，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晚年致仕家居，高风雅韵，辉映乡邦。外祖徐有贞，曾任华盖殿大学士，官至兵部尚书，善诗文，擅草书，被人尊为“当代魁儒”2。受二祖的教育，祝允明“耳濡目染”，“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 他勤奋好学，读书过目成诵，无论巨细精粗，皆能兼收并容，年轻时便“贯综典训，发为文章，茹涵古今”3。被南京太仆寺少卿、书法家李应祯选为女婿。 祝允明在李应祯的影响下，擅长楷书，精整严谨，浑朴秀美。他秉性旷达，常在广庭之中，当众谈笑风生，而援笔疾书诗文，则思若泉涌，颇富奇气。又爱好戏曲音乐，不仅善度新曲，而且逢场作戏，粉墨登场，连一些梨园弟子都自愧演技不如。他蔑视礼法，风流自喜，甚至饮酒狎妓，与唐寅、徐祯卿、文徵明并称为“吴中四才子”。 然而，祝允明参加科考却连年失利，直至弘治五年（492）三十三岁时才中举人。后又参加会试，皆垂翅而归，仅补官任广东兴宁知县，迁应天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可是，放诞不羁的祝允明，又过不惯官场虚伪的生活，不久便称病回家。 “吟诗写画似参禅，不向他人被里眠。生公堂前点头石，天平山上白云泉”；“身在云西梦想闲，松头鹤影枕屏间。一声隐隐啼花雉，信手推窗满眼山”。祝允明回乡后，更加沉酣山水诗文，疏狂自放。他似乎看破了人生，觉得一切都是游戏，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费却青钱换戏资，世人多道小儿痴。不知世事谁非戏，争得长年作小儿。”祝允明百无聊赖，又“惮近礼法”2，才情无处宣泄，乃一一托之于自己所喜爱的书法。他“虽幼承内外二祖（祝颢、徐有贞）怀膝，长侍妇翁（李应祯）几杖，俱令习晋唐法书，而宋元时帖殊不令学也”；但是中年以后，祝允明兼学宋元名家楷书，而不甘囿于晋人、唐人了。他“每见米（芾）、赵（孟睿┒椋蛴治闯2涣傥男老邸保安皇ぜ佳鳌保灾隆霸适圆剑嗦缘眯嗡蒲伞?。对历代名家的广泛学习，不抱一成不变之见，祝允明终于师古创新，集诸家大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作楷书，用笔厚重浑朴，筋骨内含，寓有钟书古肥的特点；同时点画的曲折长短、大小秾纤和斜正疏密，又变化多端，与那种万字一同的科举气息、四平八稳的馆阁体势迥然相异，点画参差，大小相间，显示出一种创新的精神，而又通篇浑成一体，并无杂乱之感。 除楷书外，祝允明还兼长草书、行书。他的行草，“源自大令（王献之）、《明史》卷二八六《祝允明传》，开明书店版，第709页。 2钱谦益《历代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上海古籍出版社983年版，第29谦益《历代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上海古籍出版社983年版，第299页。祝允明《题画诗》，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十六，商务印书馆93年版，第37—37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第299页。 3祝允明《跋自书千字文、常清静经》。见《书法丛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98年版，第38页。永（智永）师，兼以狂素（怀素）颠旭（张旭）”。祝允明在师法晋、唐古人的同时，还对元以来的书家进行研究，比较长短得失，从中汲取营养。他说“虞集如卤簿礼官，赞导应节，结束弄姿，稍远大雅；鲜于枢如三河壮侠，长袖善舞，豪鸷自擅，时落胡俗；邓文原如叠壁层城，不胜沈实；饶介如时花沐雨，枝叶都新；张雨如道士醮词，虽礼而野；倪瓒如金钱野菊，略存别韵；杨维桢如华译夷语，自堕侏■；陈璧如有若据坐，尚有典刑；宋克如初筵卤彝，忽见三代；解缙如盾郎执戟，列侍明光。”在博览泛学的基础上，祝允明探骊得珠，行笔沉着痛快，结体奇宕潇洒，既有法度，又能时出新意，笔势转动之中见点画分明之效，却无连绵缠藤之笔；变化多端，而合于法度；跌宕奇特，而老成不苟。他的行草澹古，显然是与楷书的深厚功力有密切的关联。 祝允明的书法“乃今时第一”3，享有盛誉。四方人士常常携带钱物登门向他求字求诗。然而祝允明却经常推辞不见，沉湎酒色之中。有些人只好央求妓女，请她们代向祝允明索字索诗。 祝允明晚年更是疏狂任性，挥霍无度，以卖字得钱用来饮酒作乐，每次把钱花光为止，或把钱散给客人，自己不留分文，以致日益贫困。有时出门时，债主群集于其后，他反而更加高兴。 “春光满郊野，吾独爱西丘。碧水一池定，白云千顷流。散人歌小海，幼妓拨箜篌。远著谢公屐，高登王粲楼。人生一杯酒，又是系年游。”“邢溪古岸头，日午泊行舟。两树李花发，一河春水流。英灵尚香火，豪杰不公侯。不尽古今恨，拂衣归去休。”2祝允明晚年的诗歌亦愈为清新平实，流畅通俗，大多写景抒情，吐露疏旷之感。 嘉靖五年（52），祝允明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许多书法墨迹，存世作品有《六体诗赋卷》、《草书洛神赋》、《真草二体嵇康养生论》、《楷书梅花诗》等。祝允明还总结自己学书心得，写下《论楷书及扇书》，认为“一血，二骨，三肉，四筋，五员，六直，七平，八方，九结构，十变，十者备，谓之楷书”3；又写下《论章草》，主张“章草须有古意乃佳，下笔重要，亦如真书点画明净，学者当以索靖、张芝、皇象、韦诞、月仪、《八月帖》、《急就章》为模范也。”4祝允明的诗文收入《枝山文集》（亦称《怀星堂集》）。此外，尚有《野记》、《罪知录》、《蚕衣》等文，及撰修《兴宁志》。 祝允明《草书李白歌风台卷》，曾可前跋。此卷墨迹藏北京故宫博物院。2祝允明《评胜国人书》，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二四下，第72渭《又跋停云馆帖》，《珊瑚网·书录》卷二四下，第72页。 祝允明《枝山文集》卷三《偶游虎丘》，同治十三年开雕，元和祝氏藏版本，第允明《枝山文集》卷三《春日过邢溪春申君祠》，第页。 3祝允明《论楷书及扇书》，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二三下，第4允明《论章草》，见《书法丛刊》第一辑，第38页。 第四节沈周仇英沈周沈周，字启南，初号玉田，改石田，晚号白石翁，别署有竹居主人，长洲（今江苏苏州）相城人。生于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427年2月0日）。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父祖两代皆淡然轩冕，隐居不仕，寄情山水，诗画自娱，收藏图书典册宏富。少年时向伯父、父亲学习绘画，又向同县人陈宽学习经书诗文，聪敏勤奋，才华出众。十五岁时游南京，写百韵诗，受到巡抚崔恭的赞许。崔恭还以《凤凰台赋》为题，面试沈周的文才；他挥笔立就，词采烂发，崔恭不由得惊奇万分，把他譬为王勃。2沈周回乡后，学习益发勤奋，“及长，书无所不览”3。他为诗学李贺等晚唐诸家，“分刌比度”4，务求出语惊人；绘画多作小幅，山水尤佳。受家庭的影响，沈周决心效法父祖，游艺丹青，洒翰诗赋，寄趣林泉，与世无争地度此一生。 景泰四年（453），苏州太守汪浒赏识沈周的才学，乃推荐他应贤良科。沈周用《易经》占卦，得“遁”之九五，爻辞是“嘉遁贞吉”5，他非常高兴，隐居不仕的决心更加坚定，并因此而辞去荐举。父亲去世后，又有人劝沈周出去做官，他则仍以养母娱亲相辞。为了避开尘俗的喧扰，他特意在苏州城外购置了一栋房子，依竹林，傍水池，筑假山，建亭阁，颇多自然之趣；而房内陈列图书文物，窗明几净，可以静心进行诗文书画的创作。 沈周潜心艺术，很少入城。他为人宽厚恤贫，孝悌好客，胸襟磊落；蔑视黑暗的政治，冷眼尔虞我诈的社会，追求精神上的爱好与人身的个性自由，而不介入名利是非之中，因而坦荡超逸，“风神散朗，骨格高古，碧眼飘须，俨如神仙”。 步入中年后，沈周的诗文改学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诸家，清新自然，如云容水态，若放马平原，似其胸次，不雕不琢，颇得真朴之趣，而难以方圆相囿。如《写怀寄僧》云“虚壁疏灯一穗红，闲阶随处乱鸣虫。明河有影微云外，清露无声万木中。泽国苍茫秋水满，居民流落野烟空。不知谁解抛忧患，独对青山忆赞公。”2情高意逸，天真烂熳，因物赋形，意象俱新。他也有悲壮苍郁之作，如《从军行》云“马上黄沙拂面行，汉家何日不劳兵。匈奴久自忘甥舅，仆射今谁托父兄。云暗旌旗婆勒渡，月明刁斗受降城。左贤早待长绳缚，莫遣论功白发生。”3踔厉顿挫，横绝四海，风度如陆游，洋溢忧国爱民之情。 沈周的题画诗最为格高调雅，闻名远近，如“钓竿七尺玉，夕阳千叠山；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沈石田先生年表》，香港幸福出版社90年版，第2、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上海古籍出版社983年新一版，第290页。3《明史》卷二九八《沈周传》。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第290页。 5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二五《沈先生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987年版，第595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第290页。 2沈德潜等《明诗别裁集》卷四《沈周》，中华书局975年版，第3德潜等《明诗别裁集》卷四《沈周》，中华书局975年版，第39页。山客恰好晚，正及鸟飞还”；“草亭跨水沧浪间，翠云零落雨痕于。如今剩写江南意，一带青山隔岸看”等4，才情风发，平淡多趣，与画相配，别具浪漫潇洒之意。他的绘画初学董源、巨然、李成诸家，中年以后乃学倪瓒、黄公望等人，并且在四十岁后，拓为大幅；笔墨疏秀，却坚实豪放，沉着雄浑，墨气淋漓。沈周于山水、人物、花鸟、禽鱼、蔬果之属，无所不精。他“凡有所作，实力虚神，浑然有余”，落笔“似其为人，浩浩落落，自得于中，无假乎外”5；“澹逸深永，有突入南宋人者”；他的作品“笔墨清润，而于染渲之际，元气淋漓，诚有如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2，颇类唐人王维。 沈周还擅长书法，学宋人黄庭坚，放纵遒劲。他常常自作画，自题诗，诗书画相得益彰。所绘《东庄图》、《沧洲趣图》、《仙山楼阁图》、《三桧图》、《夜雨图》等，大多描绘江南风光，以丰富的想象与真切的感受，表现祖国山河的锦绣、风光的明媚，寄托着自己热爱自然、热爱自由的高雅情趣。 沈周的画风，继承“元四家”的写意风格，粗放磅礴，使明初以来院派纤细拘谨的画风相形见绌。他的学生文徵明、唐寅等，继之而起，终于改变了院派在画坛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使“文人画”能够复振，而且形成了明代的文人画流派——“吴门画派”，得以领一时**。 沈周虽然高致绝人，但却和易近物，凡小贩、农夫、牧翁等持纸来向他索画，他多予以满足；即使有人以赝品来请他题句，沈周也乐然应之。故而京师、闽广等地来求画者，非常踊跃。 有苏州太守曹某，下令征集画工为新衙署绘屋墙，查画家名单中有沈周，便遣衙役通知沈周应征作画。有人劝他去拜会达官贵人，以解除这项差役。沈周回答说“往役义也，非辱也！求免而往，则贱耳！”结果还是服完这次差役。尔后曹太守进京述职，吏部官员向他打听沈周情况，太守不知何指，姑且唯唯而已。后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又问“沈先生有书信吗？”曹太守更加惊慌，茫然无言以对。他出来后，急忙向侍郎吴宽打听“沈先生何人？”方才知道沈先生就是上次自己征集的画工沈周，感到非常惭愧。曹太守回苏州后，不先回家，而是直接去拜访沈周，赔礼道歉，引咎自责。沈周除到虞山、苏杭一带近处游览外，因侍奉老母，没有到远方去游览名胜。他的母亲活到九十九岁才去世，这时沈周也年已八十。他虽年迈，“而聪明不衰，酬对终日，不少厌怠。风流文物，照映一时”，人们以为“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2。正德四年八月初二日（509年8月7日）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沈周的诗文著作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石田杂记》、《杜东原先生年谱》等。传世绘画作品有《溪山暮雪图》、《万松图》、《西园八咏册》、《洞庭秋霁图》、《风雨孤帆图》、《庐山高图》、《盘菊幽赏图》、4沈周《题画诗》，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8—薰《山静居论画》，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3页。曾农髯《跋沈石田山水册》，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九《画二》，中华书局959年版，第27页。据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七《沈周传》，浙江古籍出版社98年版，第253徵明《文徵明集》卷二五《沈先生行状》，第59页。 《虎丘图》、《杏花图》、《慈鸟图周一生，逍遥超脱，名利两忘，献身诗画创作，使一度沉寂的“文人画”得以复兴，金声玉振，重振风采。他出类拔萃，开风导气，被推为“吴门画派”的宗师，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同称“吴门四大家”。 仇英仇英（约502—约552），字实父、实甫，号十洲，原籍太仓（今属江苏），后移居苏州。出身贫寒，年轻时为油漆工匠。他笃爱绘画，常常试绘山水、人物等漆画，以技艺精巧而引起画家周臣的注意。周臣发现仇英有超群的绘画才能，因而把他收做门徒。从此，在良师的指导下，绘画水平与日俱增。 周臣的绘画师法宋人马远、夏圭，注重笔墨技法的基本功夫，被视为“院体中一高手”2。受周臣的影响，仇英也特别注意笔墨基本功的训练，精于临摹，“于唐宋名人画，无所不摹写，皆有稿本”3；“粉涂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4。 仇英临摹古人的作品，凡山水、界画、花鸟、人物，无所不学，绘有《临宋人山水界画人物画册》、《临宋人花果翎毛画册》、《临贯休白描十六罗汉卷》、《摹李昭道海天落照图》、《摹松雪沙苑图》、《摹赵伯驹桃源图》、《临赵伯驹光武渡河图》、《临王维辋川图》、《仿李龙眠揭钵图临摹古人的基础上，他既汲取了院体画家的精细纤密，又学到文人画家的雅逸放纵，于南北诸画派的长处皆有心得体会。 仇英在技法上的学习不专一家，而是撷取诸家之长，熔于一炉，形成自己的风格。如他所绘《湖上仙山图》，“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不一而足。又如所绘《玉洞仙源图》，亦“近仿鸥波，得其轻清之致；远追摩诘，乃多沉着之笔。而人物师李龙眠，尤能须眉变换，殆有古必参，无体不化”2。后来，仇英又结识了“吴门画派”大师文徵明。文徵明是讲求笔墨雅致、追求画外之意的文人画家，仇英虚心向他学习，得到文徵明的赞许，所绘工而雅逸，富有盎然生意。他虽然不能作诗文题跋，就连印鉴也盖在画面不显著的位置上，不像一般文人画家诗、印、书法俱美；但是，他“天赋不凡，六法深诣”，笔墨“自有沉着痛快处”，而无“专事雕缋”之意，风格“萧3据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文物出版社出版；日本铃木敬等《海外所存中国绘画目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据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仇英生卒年岁考订及其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983年版，第4页。 2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九《画二》，中华书局983年版，第2一相《绘妙》。 4民国《吴县志》卷七五上《艺术列传·仇英》。 5据安岐《墨缘汇观》，张丑《清河书画舫》，吴升《大观录》，邵松年《古缘萃录》，汪砢玉《珊瑚网·画录》等。 张丑《清河书画舫·仇英湖上仙山图》。 2吴升《大观录·仇英玉洞仙源图》。按“鸥波”即元人赵孟睢Ⅻbr /> 疏简远，以意涉笔”3，与文徵明、唐寅等名家的雅逸之趣，不相上下。嘉靖初年，文徵明还为仇英绘《独乐园图》作记，亲自题于图上；祝允明也以自己所书长篇经文，请仇英补绘《赵文敏写经图》4。一些文士，如陆安道、周幼海、许初等，也纷纷改变看不起画工的孤陋之态，愿与仇英结交，为他的作品题诗赋文，备加称赞5。在文人画中心的苏州艺坛，仇英以其秀雅纤丽的画风，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占有一席显著的地位。 仇英的人物画以仕女为最佳，他笔下的仕女，自然传神，灵秀韶韵；落笔细精谨微，形态各具，如《胡笳十八拍图》、《西厢传奇图》、《昭君出塞图》、《列女图》等，继承了宋人行笔秀润、设色浓艳的传统，形神兼备，颇具功力。此外，如《春夜宴桃李园图》、《蕉阴结夏图》、《移居渡水图》、《临流诗意图》等，人物神采奕奕，幅幅精工，一笔不苟，却极有士气，学宋徽宗而得其精，仿李公麟而得其犷。他所临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笔力刚健，造型准确，富丽繁华，而极有蓬勃之趣；无论是楼阁的细微精工，或者是人物姿态的千变万化，都富有新意，精细层累，典雅华贵，有出神入化之妙。 仇英的山水画，以青绿重彩见称，如《桐阴清话图》、《桃源高隐图》、《子虚上林图》、《仙山草庐图》等，金碧辉煌之中，带有飘逸优雅之气；翠色满目之间，孕育淡然冷寂之感。虽然丹碧交映，林木掩然，峰峦重叠，殿阁纷纭，却给人以庄重、清幽之象，工而能雅，风韵潇洒。 周臣去世后，仇英更是名著艺苑，独步一时。后来，他应嘉兴项元汴之邀，入其帷幕，充当画客。项氏收藏古人法书名绘富甲江南，仇英得以“览宋元名画，千有余矣；又得性天之授，餐霞吸露，遂为独绝之品，声重南金”。 仇英作画，神情十分专注，“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宛如隔壁；钗钏戒顾”。2他所作无论是大幅中堂，还是册页扇面，无不惨淡经营，竭尽心思，构图精细严谨，设色繁复周到，很少有败颓之笔。而一些长轴大卷，如《清明上河图》、《兰亭修禊图》、《职贡图》、《上林较猎图》等，往往需要数月功夫才能完成，有的甚至历时二、三年才能完成。长期的刻意绘事，耗去了仇英许多心血，以致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年仅五十，便遽然去世。2仇英虽然不像沈周、文徵明那样，以绘画消遣娱乐，颐养精神，获得高寿，但是他的作品，笔墨流畅，风韵雅逸，工而能秀，精而能犷，沿着文士画的方向不断地得到提高，因而人们把他与沈周、文徵明、唐寅相提并论，称作“吴门四大家”，视为明代中叶文人画的巨子。 仇英的绘画作品传世较广，有《临雀白竹鸥图》、《竹院逢僧图》、《摹宋元六景图册》、《白描观音像》、《莲溪渔隐图》、《归汾图》等，其中3方薰《山静居画论》，见《美术丛书》第三集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98年版，第4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2—2汪砢玉《珊瑚网·画录》卷十七，商务印书馆93年版，第45—4页。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7页。 2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2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不少作品流传海外，至今仍被人们视为至宝，得到妥善的收藏。3仇英之女仇珠（号杜陵内史）、孙仇世祥，亦善绘画。43据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文物出版社出版；日本铃木敬等《海外所存中国绘画目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第四十四章回回诗人明代回回有不少诗人，其中以丁鹤年最负盛名。金大车在南京，锁懋坚在杭州，马继龙、闪继迪等在云南，也都享有令誉。 本文采自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卷二八、二九，宁夏人民出版社988年版。第一节丁鹤年及赛景初等丁鹤年丁鹤年（335—424），号友鹤山人。曾祖阿老丁、曾叔祖乌马儿是元初西域巨商。元世祖西征时，财力匮乏，阿老丁、乌马儿兄弟把全部资财奉献，并从军。元朝以功授官，阿老丁年老不愿仕，特赐田宅留京奉朝请；乌马儿擢道宣慰使，后拜甘肃行中书省左丞。其祖苫思丁累官至临江路达鲁花赤。其父职马禄丁，四十岁始入仕任临川县簿，后迁武昌县达鲁花赤，性豪迈，有惠政，解官之日百姓为之建“种德堂”，并请求留居武昌，遂为武昌人。 职马禄丁有五子，鹤年最幼，兄弟皆业儒，四个兄长中有三人举进士，其中有爱理沙，字允中，官翰林应奉；烈瞻，官至万户。其姐月娥，亦富有才学。鹤年十二岁时丧父，“幼时读书皆月娥口授”。 丁鹤年从小习儒书，就读于南湖书院，十七岁即精通《诗》、《书》、“三礼”。曾师事豫章名儒周怀孝。在诸弟子中周独器重鹤年，欲以爱女妻之。鹤年以母老，兄皆在外而辞。 丁鹤年不求仕进而厉志为学。幼时其父欲使他袭荫叔父桓州官职，鹤年辞之曰“吾宗固贵显，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奋身为儒生，岂碌碌袭先荫，苟取禄位而已耶？”2至正十二年（352），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武昌，年仅十八岁的丁鹤年将生母冯氏安顿于城郊，护侍嫡母顺长江东逃至镇江避难。后嫡母病逝于镇江，他徒步往浙东投奔任定海县令的从兄吉雅谟丁3。由于浙西日乱，当时江南行御史台移治奉化，不少名公大臣赏识丁鹤年的才干，推荐他做官，都被他一一回绝。不久，吉雅谟丁去世，鹤年生活无依无靠，几乎陷于绝境，只好“或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食僧舍卖药以自给”4。当时，浙东一带属方国珍的势力范围，方氏“深忌色目人，鹤年畏祸迁徙无常居”5。在浙东海岛潜踪匿迹，逃亡避祸，不得不“居简便夷俗，含凄效越吟”。至正二十八年（38）元亡。政局逐渐安定，丁鹤年在定海海边筑室定居下来，名其室为“海巢”。明洪武十二年（379），各地交通多恢复，丁鹤年告牒武昌长官回乡迁葬生母遗骨。回武昌后，几经周折，终于寻找到生母冯氏埋葬之所，将其尸骨迁至武昌城西寒溪寺后山父墓旁。 丁鹤年后半生主要是在杭州和武昌两地度过的，其间他曾游历江西、安徽、吴越、湖北、湖南等地，也有人说他到过四川。丁鹤年晚年有较长一段时间隐居杭州，八十岁时曾代杭州父老作《送周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七《丁月娥传》。 2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高士传》。 3一说是丁鹤年亲兄。 4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高士传》。 5瞿佑《归田诗话》下。 《寄乡亲济阳公》。 《明诗纪事》乙签卷十七。 （一作月）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一诗。乾隆《钱塘县志》说他“晚习天方法”，参加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最后，他结庐于父墓旁。永乐二十二年（424）卒于武昌，葬于武昌寒溪寺后的山上。2丁鹤年是元末明初很有影响的诗人，在当时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漂泊，诗多有遗失。曾自编《海巢集》，他的诗在明清两代中均有刻本和抄本流传，各种版本收诗数目不尽一致，以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为最多，共收诗三百四十六首、铭五篇。丁鹤年尚有文集，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丁鹤年早年是在大动乱中度过的。他的不少诗篇真实地描述了他“避地长年大海东，萧条生事野人同”3的悲惨处境。在《腐儒》一诗中，他沉痛地写道落魄乾坤一腐儒，生逢四海日艰虞。 异邦作客歌黄鸟，空谷怀人咏白驹。 岂有纵横干七国，亦无词赋拟三都。 时危那敢辞贫贱，第恨长年走畏途。 战乱连年，兵戈四起，元朝在各族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摇摇欲坠。而作为元朝功勋之后的丁鹤年，不但“有家不可归”，而且仲兄烈瞻、姐姐月娥都死于战乱之中。丁鹤年百忧并集，千愁齐聚。思乡，忧国，怀亲，悲己。于是，“志国怀乡一寸心”2，“一寸丹心都是愁”3，便成为他这一时期诗歌的主旋律。 丁鹤年忠于元朝。他清醒地感到元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心急如焚，但又束手无策。他看到元朝官吏的，同情人民的疾苦，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在《题余姚叶散常州判海堤卷补先兄太守遗阙》中写道呜呼！只今四海俱横流，平地风波沉九州。 苍生引领望援溺，州县有官非叶侯。 州县有官非叶侯，御灾谁复忧民忧？ 无人忧民忧，而农民起义的风暴已席卷全国。丁鹤年看清了“有柱难擎杞国天”4的局面，只好“惆怅无人解补天”5，祈求“天运行将返治平”。元亡不久，丁鹤年写了《自咏十律》组诗，格调悲苍凄恻，集中体现了丁鹤年当时的政治态度和内心世界。如第一首诗写道长淮横溃祸非轻，坐见中流砥柱倾。 太守九江先效死，诸公四海尚偷生。 风雪意气惭豪杰，雨露恩荣负圣明。 2清光绪《武昌县志》卷九《冢墓》。 3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九。 《岁百忧集》。 2《九日登定海虎蹲山》。 3《劳劳》。 4《逃禅室与苏伊举话旧有感》。 5《题族兄马子英进士竹石嘉树图》。 《寄张廷言》。 一望神州一搔首，天南天北若为情。 对元朝的覆灭表现了无限的沉痛和惋惜，对自己未尽到臣子职责感到无限的惭愧和悔恨。他希望有朝一日元朝再次兴起洪运未移神器在，周宣汉武果何人？（之九） 独有遗民负悲愤，草间忍死待宣光。（之六） 所以，戴良在《鹤年吟稿序》中指出“一篇之作，一语之出皆所以寓夫忧国爱君之心，愍乱思治之意，读之使人感愤激烈，不知涕泗之横流也。”丁鹤年是饱蘸自己的血泪写诗的。 历史的潮流无法阻挡，元亡的现实不可抗拒。丁鹤年决心做一个元朝的“草泽遗民”，“偷生江南”，唯求“只留清气在人间”2。 浪迹浙东时，丁鹤年常常隐匿佛道寺院；与僧道唱和，有《方外集》之作，其中多寄怀之诗。 丁鹤年大半生是在明朝度过的。明太祖洪武元年（38）时，他年仅三十四岁。明朝建立后，社会日渐安定，丁鹤年的心境也逐渐平静下来，有时还颇为舒畅，他在《武昌南湖度夏》一诗中写道湖山新雨洗炎埃，万朵青莲境里开。 日暮菱歌动南浦，女郎双桨荡舟来。 丁鹤年由于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所以对明初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明朝的政绩是给予赞扬的。如《送周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一开头就说“戈甲三边静，车书四海同。时平尚文治，第士明光宫。”对明朝削减赋税的措施，丁鹤年也极力称赞宣朝廷德意，问闾阎疾苦。 游民亦占籍，编户悉安堵。 力役均平赋敛轻，去者讴歌来鼓舞。 目击盛事，岂容缄默，乃歌曰生逢舜日当尧天，经营内外皆英贤。 八十衰翁百无外，茅檐击壤歌丰年。 但是，丁鹤年的出身和身世，特别是他的忠孝思想，使他始终抱着忠于元朝的态度。他曾著诗赞颂抗元“死节”的南宋士大夫是“端合附高名”；对于仕明的人，他可以结合为朋友，可以鼓励他们建功立业，但他本人却对元朝忠贞不二。他谢绝了推荐、邀请，不做明朝的官，以“遗民”终老一生。他有一组《采莲曲》，从内容到情调均为后期作品。这组诗以情歌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气节情操，其中一首写道采莲复采莲，争如采荷好。 花谢叶独存，团圆以终老。另一首写道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 不学青萍叶，随波东复西。 他要“团圆以终老”，决不“随波东复西”。丁鹤年时刻都没有忘怀自己是先朝遗民。国破家亡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因此，他在明初写的诗仍蒙上一层哀怨忧愁的轻纱。有些诗虽比战乱时的诗委婉含蓄，但因时过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三。 2《赠表兄赛景初》。 《题宋贡士袁庸死节传后》。 境迁，痛定思痛，更显得冷静深沉，艺术上也更趋老成，如《重到西湖》涌金昔追欢，一旦狂歌变永叹。 锦绣湖山兵气合，金银楼阁劫灰寒。 雪晴林野梅何在，霜冰苏堤柳自残。 欲买画船寻旧约，荒烟野水浩漫漫。 澹居老人至仁在《海巢集题后》云“鹤年予友也，其诗忠义慷慨，有骚雅之遗意焉。”正点出了丁鹤年诗的主要特点。 丁鹤年的诗在艺术上善于学习古代诗人和元朝诗人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鹤年既绝意于功名，惟覃思吟咏。故所得颇深，尤长于五七言近体，往往沉郁顿挫，逼近古人，一无元季纤靡之习。”特别是他的怀乡志国之作，情真意切，雄浑悲苍，又“炼句精致”。他的古体诗语言朴实，晓畅自然。他的题画小诗数量多，质量高，清隽流丽，富于情趣。如《题天柱山》枝翠五云中，擎天不计功。 谁能凌绝顶，看取日升东。 丁鹤年的诗在元末明初别树一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是萨都刺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回回诗人。 丁鹤年不仅以诗鸣于世，而且以孝子之名轰动一时，他主张做人“毋忘孝与忠”。时人乌斯道曾撰《丁孝子传》和《丁孝子诗》2，详细记载了丁鹤年回乡迁葬父母遗骨的经过，诗开头就赞叹道丁鹤年精诚之心上达九天；丁鹤年精诚之心下达九泉。 因此，丁孝子之名广为传诵。清乾隆年间重刻他的诗集，“艺海珠尘”本即以《丁孝子诗集》题其集名。 赛景初丁鹤年的表兄赛景初，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的曾孙。其祖纳速刺丁，其父乌马儿，皆元朝显宦。 赛景初是元末明初著名回族曲家、书法家，惜其作品未有流传。《录鬼簿续编》载其名，并曰“公天性聪明，姿状丰伟，幼从巙文忠公学书法，极为工妙，文忠深嘉之。”曾任常熟判官。元末张士诚据吴，赛景初在其幕下任将军之职3。朱元璋灭吴后，赛景初隐居杭州，以鬻字为生。丁鹤年《赠表兄赛景初》写道“萧条门巷旧王孙，旋写黄庭换绿樽。富贵倘来还自去，只留清气在乾坤。”描述了赛景初晚年的处境和生活。 吴惟善《送赤土矶巡检徐白任满》。 2《春草斋集》卷七、卷二。 3张宪《玉笥集》卷八《简景初》云“千里淮吴府，先登得壮侯。马蹄开鸟阵，虎气绕蛇矛。春酒花攒帽，秋筝目满楼。幕宾虽老病，曾识旧风流。”此外，有卷五《临安道中寄赛景初》，卷九《送赛将军入吴兴收集故业》、《春日寄赛将军》、《留别赛景初》等。 吴惟善，樊川人，也是丁鹤年表兄，履历与生卒年不详。《丁鹤年集》后附其诗五首。 吴惟善学问渊博，他的诗讲究章法，富于联想。如《寄武昌诸友》黄鹄山前汉水濆，一时英俊总能文。 金钗佐酒年俱少，银烛钞书夜每分。 雁杳鱼沉劳远思，狼贪羊狠绝前闻。 兵戈故国知谁在，目断西南日暮云。 又如《小游仙》之二河汉无声海月寒，长鲸吸浪洞庭干。 一声铁笛风云动，人在危楼第九栏。 这首诗想象丰富，情调低回，寄托了元末士大夫的哀思。 杨应奎杨应奎，为明代北方回族诗人。字文焕，号渑谷，生年不详，卒于嘉靖二十一年（542）。正德六年（5）进士及第，历任仁和县令、兵部主事、礼部员外郎、临洮知府、南阳知府，遭人中伤而被免职。杨应奎亦为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的后裔。明初，其六世祖莫苏奔益都，遂为益都人。因世居宛平之羊市，故改姓杨。其父鸾，字世享，府学生，累应举不第，博学有文才，善诗文，精书法。 杨应奎性直敢谏，在礼部任上因上书讽谏帝后而出为临洮知府。在临洮任上，整顿驿政，开凿水渠，引洮河水灌溉农田，深得民心。后迁南阳，荒年开仓救济百姓，又带领民众修筑堰堤，引水灌田。南阳百姓感其德，立生祠祀之。 杨应奎曾纂修《临洮府志》、《南阳府志》，著有《渑谷集》，已佚。 晚年居乡，结诗社，以吟诗唱和为乐。诗社八人之诗收入《海岱会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诗皆清雅可观，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故王士祯称其各体诗皆入格，非苟且者。” 第二节金大车等江南诗人金大车金大车的先辈是默伽（即麦加）人，东来后居永平（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明太祖赐姓金，徙其高祖洵于江宁（今南京），遂为江宁人。父名贤，字士希，号东原，弘治十五年（502）进士，任仁和知县，入为兵科给事中，出知大名府，改知延平。金贤“性资颖敏，魁岸闳达，有巨人度”，为官“不亢不随”。改知福建延平府时，他已厌倦仕途，多次表白说“官非我志矣”，随上疏乞挂冠还乡。晚年，居家著述讲学，与朋旧为乐。“嘉靖七年（528），大礼成推恩进亚中大夫。年七十一卒于家。”金贤少年曾学《易》于吴彦华，并治《春秋》学，著有《春秋纪愚》。 《明诗纪事》丁签卷九录其诗《赠刘松隐》一首“松隐先生屏俗缘，三层高阁咏游仙。我来不解琴中理，但乞松风白昼眠。”金大车出身在这样的士大夫家庭，少年时就读了不少的书。他和弟大舆都曾随当时文坛巨宿顾璘学诗，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金大车（49—53），字子有，号方山。少年才华横溢，“方弱龄，学举子业，已能作奇语，为京师诸名辈所赏异”。后学诗于顾璘，在同学中最为顾氏爱重。他又与陈凤、谢少南等修文会，其诗“词义双美，每一篇成，同社咸敛衽辍思焉”，深受好友的推崇。他从小有抱负，在《通中赠同行许仲贻》中写道“勿翦凌空翼，君知黄鹄不？”嘉靖四年（525）乡试中举。他自恃才高，连续四次参加会试。他的几位挚友，大多先后及第，而他却连连落选。凭他的举人身份及身在官场的名师好友，想做个小官还是不难的。但他“懒向权门试曳裾”2，故终生未得一官半职。他的家境日渐贫困，不得不依其妻族，中年便在忧愁悲苦中亡于旅途。 强烈的进取之心和屡次落第，给金大车的心灵上造成了不可解脱的矛盾。他在诗中抒发郁积心中的悲忿“十年来往青袍在，赢得霜伴两鬓秋。”3“潦倒泥涂空白发”4，“年侵四十多穷愁”5。一种被世所遗的苦痛心情折磨着他，“忧”、“愁”、“悲”、“苦”构成了他诗歌的基调“强颜于世计益讹，丈夫未遇奈若何？”“世网何维挚，始愿差已非。进虞世路险，退苦生事微。高揖谢尘鞅，常与世人违。”2“琴书可消忧，不受樊笼役。”3尽管才华出众，气质非凡，但英雄无用武之地。金大车断绝了仕途的幻顾璘《息园存稿》文六《东园金先生传》。城《息同存椰文六《东园金先生传》。陈凤《金子有传》。 2《怀陈汝芳》。 3《济阳道中》。 4《寄许仲贻》。 5《与舍弟子坤、高进思、陈羽宴集》。 《赠别郑三》。 2《感怀二首》之二。 3《归途杂思》之四。 想，从著书立说、吟咏诗章中寄托志向，寻求解脱。在他的大多数诗篇中，怀才不遇的愤懑，奔走谋生的痛苦，疾世傲俗的清高，无可奈何的心境，交织在一起。长期不得志的处境，加之行义好施、不善理财，家境日贫，生活清苦。这就使他较多地接触了下层社会，亲眼看到了一些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他在《归途杂诗》之二写道我昔游齐东，数醉村家酒。 今日经古途，访之寂无有。 惆怅憩空林，偶值苍颜叟。 为言遭岁凶，饥寒苦奔走。 布褐不掩形，藜藿不充口。 沟壑半流离，十室空。 我闻泣沾裳，伫立不能久。 寄谢当涂人，此意还知否？ 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荒年农民的苦难生活，具体地描绘了当时农村的悲惨情景。 金大车还写了一些记述旅途生活和游览山水的诗，有些诗能在严谨的格律中写得朴实自然、生动真切，如《淮**中》宵发清江浦，朝来白马湖。 村童拾萍梗，水鸟集菰蒲。 索缆雨初歇，发舡人竞呼。 居民尽南语，渐喜近归途。 金大车的诗虽受当时统治诗坛的复古诗派的影响，但由于他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清贫的生活，他没有完全走上盲目拟古的歧途。他的诗尽管内容比较单薄，题材比较狭窄，但却摆脱了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窠臼。他主张诗歌要着重抒发感情。他说“诗也者志之征也，志蕴诸中而言出焉。”他的诗感情真挚，深沉含蓄，如潜流回萦，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由于他的处境和心情，他的不少诗给人以压抑之感。 大车以五言见长，语言朴实自然，格调细腻深幽，表现了恬澹舒缓的意境。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丁集第七中说“子有诗法襄阳（孟浩然）随州（刘长卿）”，是有一定道理的。著作有《子有集》，收入《金陵丛书》刻本。又有《方山遗稿》，已佚。 金大舆金大舆，字子坤，号平湖，生年不详，约晚于金大车两三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559）以后。酷爱诗歌，“有耽诗之癖”，“不以壮暮而废吟”，“不以泰约而辍咏”2。著有《子坤集》。早年“游思故籍，极意述造，通览六纬，穷研五际”3。他也曾热衷功名，参加乡试。但连个举人也未考中，断绝了仕进的希望。为人正直不阿，“南都贵人多访，人去不答”。他“又雅顾璘《浮湘集跋》。 2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3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列朝诗集》丁集第七。 不事生产，而贫顾日益甚，所居蓬室污下，脱粟不厌。而子坤处之泊如也”2。黄姬水说他“岂因贫贱事干谒，闭门著书无斗粮。犹耻王孙一饭惠，未忘侠烈五陵狂。” 金大舆一生写了大量游览山水、述志咏怀之作，诗中大多浸透着强烈的愤世疾俗之情，不像其兄诗流露出那么浓厚的感伤情调和无可奈何的心绪。他在诗中写道“我本丘壑人，远谢当涂客。”3“君子图鼎勒，宵人甘泥蟠。大歌种豆诗，聊以灌吾田。”4“愿言谢天罚，穷居逃世网。”5这类表面甘于清贫的隐居生活，骨子里充满愤愤不平的诗句，在大舆诗篇中处处可见。在《伯兄忌日》中，他对封建社会的不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莫言贫贱长可欺！莫言富贵长可守！陈梁罗绮不重开，王谢楼台复何有？”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了激烈的谴责，甚至是诅咒了。他在《哀吴中》中写道君不见三吴自古说繁华，朱户雕梁千万家。 春到青山争拾翠，秋来绿水采荷花。 士女游人青雀舫，王孙公子七香车。 香车雀舫相追逐，岁岁骄奢欢不足 自言观赏复年年，谁知海... 28 金大舆豪放不羁，感情炽烈。他作诗不为时风所囿。在当时诗坛诸大家中，他最推崇谪戍云南的杨慎。他和诗友们曾悬杨慎画像于堂上，每人作诗一首寄给云南杨慎，以表敬慕之情。大舆诗云“何时一棹穿巴峡，得就扬云问太玄。” 金大舆善七言，尤其是七古成就最高。他把诗歌创作看作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凡平生豪宕愤激愀怆之怀，一于诗发之。”2他的诗感情直率，气势磅礴，心中所想，直发于笔端，如明河湍急，瀑布飞腾，有一股暴发的力量和声势。他注意语言的锤炼，诗句对仗的工整和词藻的华美，追求意境的新奇和声音的铿锵。有人评其诗“清新秀朗”3。其兄大车赞扬他的诗“短咏长歌匹群王”4，则是很恰当的。 锁懋坚锁懋坚，杭州人，生卒年不详。有诗名，惜其无诗留传，仅存《沈醉东风》词一阕风过处，香生院宇。雨收时翠湿琴书。移来小朵峰，幻出天然趣。 倚阑干，尽日披图。谩说蓬莱恐是虚，只此是神仙洞府。这首词是他在成化年间（45—487）游莒城（浙江吴兴）时所作。时朱文理向锁懋坚索诗，锁懋坚即席填此词以咏朱家假山。时人对锁懋坚敏捷的才思和清丽的文笔十分赞赏，一时传为佳话。 虎伯恭虎伯恭，明初著名的回回曲家、诗人。自幼习学儒学，与弟伯俭、伯让以孝义相友爱，并发明性理之学。虎伯恭才学横溢，“诗学韦柳，字法献羲。至于乐府、隐语，靡不究意”。但其诗曲未有留存。 虎伯恭居杭州，经常与友人“作湖山之游，当时钱塘风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为首指云”2。 《托赠西门仲氏》。 2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3陈凤《金子有传》。 4《与舍弟子坤、高进思、陈伯羽宴集》。 2《录鬼簿续编》。 2《录鬼簿续编》。 第三节马继龙等云南诗人马继龙马继龙，字云卿，号梅樵，云南永昌人。嘉靖二十五年（54）举人，曾在四川一带任职，官至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著有《梅樵集》，未刊。《滇南诗略》录其诗六十八首。得天居士在《滇南人物志》中说“金齿明诗，禺山后惟梅樵一人而已。”对其评价颇高。诗多感情深沉，气象浑厚，不少是抒发壮志未酬和仕途失意的感慨。他说“壮志于今萧瑟尽”2，“老去功名成画饼”3。在《雨中漫述》中写道芙蓉城上雨霏霏，浊酒清吟独掩扉。 泽国水寒云不散，江天风急雁孤飞。 十年弹铗无人识，千里思乡有梦归。 世味从来浑嚼蜡，生涯还忆故山薇。 这首诗寄情于景，借景抒情，浑然一体，真切感人。诗人把对官场生活的切身感受和对湮没人材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淋漓尽致地倾吐出来。“世味从来浑嚼蜡”，是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追逐功名的有力否定，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 马继龙还有不少怀古之作，大多写得苍劲古朴，耐人寻味，如《沧江怀古》孤江铁索跨长虹，鸟道从天一线通。 树响龙来陵谷雨，山空猿啸石楼风。 白蛮南诏襟喉地，万木荒祠鼓角中。 象马年来归贡赋，土人犹说武侯功。 诗中不但生动地描绘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奇异风光、险要地势，而且表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之情。他在其他一些诗中也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马继龙的诗篇格调高昂雄健，语言清新凝炼，“清奇朗润，跌宕风流”闪继迪闪继迪，字允修，云南保山人。生年不详，卒于崇祯十年（37）2。万历十三年（585）举人，任吏部司务。“天性笃孝，家法严正，生平喜奖掖人，不喜人谀”3。曾携季子仲侗游历吴越等地，游览唱和之诗甚多，晚年居故乡。他以子仲俨贵，赠检讨，赐御祭。 闪继迪喜为诗文，著有《羽岑园秋兴》（一作《雨岑园秋兴》）、《吴禺山，即张含，字愈光，号禺山，明代云南著名诗人，著有《禺山集》。2《春日出仁寿郭门有感》。 3《雨中忆梁大山》。 张履程《滇南诗选序》。 2据《徐霞客游记》卷十七考证。 3《永昌府志》卷四二。 越吟草》诸集。诗集已佚，现仅存诗六十余首。4他富有才学，但未受重用。其诗多有怀才不遇之慨，如“少壮身违俗，江湖晚弄桡。牢骚贫贱骨，潦倒圣明朝。”5“有酒芳辰共潦倒，裁诗深夜破牢骚。”但如《定海演武场怀李于鳞先生》诗，通过怀念、颂扬隆庆，万历年间的强盛，流露出对明朝后期的国势日衰、文风日颓的忧虑。他希望朝廷重用忠良贤能，对奸佞当道的社会现实非常不满。在《忠肃公庙》一诗中对爱国正直的于谦表达了深切的怀念“浮云不散英雄恨，碧草黄鹂涕泪中。”而在《铜铸破像秦桧夫妇》中写道亘古此夫妻，阴阳戾气齐。 玩龙如弄雀，杀虎似刑鸡。 挞处身曾痛，诃来面不红。 黄金在何处，留得半腔铜。 对凶残狠毒、气焰嚣张的秦桧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嘲讽。 闪继迪的诗作格调较高，一些诗颇受李贺的影响，气势雄浑贯通，语言有力，富于想象，情绪激越。例如《霹雳石》云根嶙峋插江岸，羲之手迹镌其畔。 砰■鸪天鼓绕飞电，葳蕤展放玉兰瓣。 文字破坏不成段，点画模糊难尽辨。 才人狙喜夸笔砚，紫霄天帝煞忻羡，六丁追取何猛悍。想象琼楼白玉案，长吉作记非妖幻。此道萧萧墨一片，天上贵重人间贱。 他也写了一些清秀明丽、情趣盎然的小诗，如《西湖逢里人》三吴水尽越山出，五色云中乡梦长。 正是西湖秋月满，故人相遇在钱塘。 此外，还留存散文两篇，文笔平实，章法谨严，起伏有致。 闪仲俨（597—42），字人望，一说字中畏。闪继迪长子。天启五年（25）进士，历官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为人刚直不阿，曾忤魏忠贤，被削籍为民。庄烈帝召为撰修日讲官。 闪仲伊著有诗集，已佚，现仅存诗一首，《寄答萧五云孝廉》骏马燕市如屯云，流星飞电谁逸群？ 逞材海内罗国宝，得子天南张吾军。 愁病别来但支骨，风烟隔远疏论文。 荒园伏枕寂无事，空谷蛩然何处闻？ 这首诗可能是闪仲俨遭到阉党打击排斥后，闲居家乡时写的。诗中流露出一股苦闷怨恨的情绪。同时，也表现了闪仲俨不甘寂寞，希望用“逞材海内”的强烈愿望。诗的语言流畅，格调峻峭，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倔强的进取精神，显示了闪仲俨的诗歌才华和独特风貌。徐霞客游滇西时，曾受到闪仲俨兄弟的热情帮助和款待。闪仲俨“以所4见《滇南诗略》、《诗源》（姚佺删定）、《滇南诗选》、《永昌府志》等书。5《仙政楼独坐》。 《寄王泰符侍御》。 《滇南文略》卷十九《刻弘山先生存稿语录序》，《滇文丛录》卷八一《创建一城碑记》。作长歌赠，更馈以赆。其歌甚畅，而字画遒劲有法”2。惜其诗、字未留存下来。 闪仲侗，字士觉，号知愿，闪继迪次子。天启七年（27）举人，有诗才，曾随父漫游吴越，到处唱和，著有《鹤和篇》三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集一卷为杂文，一卷为诗，一卷为制义。” 闪应雷，字明山，保山人，岁贡生，疑是闪继迪的同宗，生卒年不详。 《滇诗拾遗》、《大理府志》共录其诗三首，均为写景诗，如《登绣岭望点苍山》山竹尽日云霄里，天际俄开十九峰。 立马乍疑青汉接，振衣翻觉翠烟重。 垂垂银涌千崖雪，飒飒暗涛万壑松。 胜概可容图画得，不禁清啸堕芙蓉。 这首诗写得开朗、明快，赞美了祖国西南边疆点苍山的壮丽风光。 马上捷马明阳与闪仲俨、闪仲侗约略同时的云南回族诗人，还有马上捷、马明阳。 马上捷，字云客，号阆仙，云南寻甸人。著有《拾芥轩集》，已佚。崇祯十一年（38）徐霞客游昆明，曾与马上捷相识并谈诗论文。可惜上捷无诗作留存下来。 马明阳，字异野，云南新兴人。崇祯间任顺宁府教授，后归隐不仕。 马明阳幼年即攻读儒学，才华出众，见解深邃。应童子试时，督学命诸生讲书。马明阳讲毕，督学避席赞之曰“从来简册之所未载，前贤之所未发。”马明阳对经史百家多有深入的研究，数学、天文、音乐、字韵、医卜之书，无不涉猎。他喜为诗文，“文宗昌黎，诗摹少陵，远近诵之如获异珍焉”2。著有《马异野文集》，惜不传世。 2《徐霞客游记》卷十八。 《永昌府志》作《鹤鸣篇》。 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十三《马异野孝廉文集序》。 2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十三《马异野孝廉文集序》。 第四十五章李时珍第一节出身世医李时珍（58—593），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出身在世医之家。父亲李言闻，为当时名医，著作有《四诊发明》、《艾叶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书，曾做过“太医吏目”2李时珍从小就受到家学的熏陶。父亲有志培养他走上仕途，督促他认真读书，除了儒家经典是必读的外，还有小说传奇、诗词歌赋，无不涉猎。这就为李时珍后来从事医药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三岁那年，中了秀才，但随后的三次乡试，却屡屡失利。他的志向不在科举而是对中医本草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放弃了科举。他随父亲诊病济穷，同时专心致志于医药学和博物学的研究。后因医好楚王之子的暴厥症，他被征任楚王府奉祠正。嘉靖年间，一度赴京，供职太医院，不久托病归。有感于历代《本草》多有讹误，又对方士迷信泛滥的不满，立志重修《本草》。他不辞艰辛，跋涉远近，寻采草药，访求药书，不耻下问，考辨异同。积三十余年之功，三易其稿，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晚年曾赴南京谋求刊刻，并对全书加以修订定稿。万历二十一年（593）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明史·艺文志》。 2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二《人参》，人民卫生出版社977年版。第二节《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学巨著。根据《本草纲目》中的记载，李时珍首先是在医药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十分重视中医的辨证论治，主张全面认识疾病，四诊合参，然后依病处方。对于所谓“一方可以通治百病”的说法，他是极力反对的，这是“方伎家之术”，不宜提倡。他认为治病应当深入了解病情，使其有的放矢。如，在应用峻泻剂巴豆丸五十粒大胆地治愈王太仆的久痢溏泄病之后，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治病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当，才能取得疗效。2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学说和脏腑经络，他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并能灵活应用。例如，他用木瓜来治疗转筋与血病脚膝乏力。一般医家认为是由于木瓜味酸入肝，而肝又主筋，所以木瓜可治疗转筋。李时珍则认为应从五行的相互关系来理解，即木瓜可以收敛脾肺耗散之气，脾肺在五行中分属土金二行，还能泻肝木之气，从而使病症得以治愈。3从临**说，对李时珍影响最大的，要算金元时名医张元素、李东垣这一学派。李时珍对张元素在医药学理论如药性的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泄、六气、归经等内容的论述，备加赞扬。受“补土派”代表人物李东垣的影响，李时珍在临证过程中也特别重视脾胃的健运和正常功能。他认为人的中气（与脾胃机能密切相关）与疾病状态、人体正气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甚至人体的头部能保持端正不倾，九窍所以能通利，与胃中清阳上升之气关系也极为密切，告诫治病匆过用苦寒而伤脾胃之气。如对于用麻黄汤治疗伤寒的机制，一般均认为是风寒发表、调和营卫、发汗祛邪。李时珍则认为，汤方中之麻黄、桂枝、芍药、甘草以及姜枣等，率皆理脾救肺之药。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在医学方面，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发明。如首次记载的一些病症，有铅中毒、汞中毒、一氧化碳中毒、肝吸虫病等。创造了诸如蒸汽消毒、冰块冷敷胸部以急救高热昏迷。倡用点燃香料烟薰以达到消毒空气的目的。所有这些，都说明李时珍在医药学上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相当高的成就。 由于我国古代本草学的博物学性质，李时珍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在生物学方面，李时珍已经具有生物进化的思想萌芽。当时，他已经注意到生物界具有一定的变化顺序。在动物类药物中，他根据动物构造的复杂性，依次分成虫、鳞、介、禽、兽和人等部。这样的分类，大体符合现代关于动物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进化观点。他还特别注意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指出地域和四时气候因素的差异，将影响生物的生长与形态。如指出在浊水和流水中的鱼与清水和止水中的鱼的颜色及习性迥别；而山禽的咮短而尾则修长，水禽则咮长而尾促。他认为鱼类的鳞与水波粼粼相似；树林中的鸟羽毛像树叶，而兽类的毛像草，所谓“毛协四时，色合五方”。还指出动物可以通过人工豢养而予以驯化，如驯化野《本草纲目》卷二三《阿芙蓉》。 2《本草纲目》卷二三《阿芙蓉》。 3《本草纲目》卷三○《木瓜》。 《本草纲目》卷四七《禽部》。 象，可以指挥自如，对于植物，家种的莲藕多佳，要比野生者好。他还观察到遗传上的相关变异，如指出人体头发发白，其迟早老少，均与寿命之短长无关，而与“祖传”等因素有关；又指出乌骨鸡只须验舌，即可以知晓是否真乌骨鸡等等。 在矿物学和化学方面，李时珍已注意到地球化学分区的现象。在叙述铜矿时，指出有赤、白、青之分。又指出水精出于南方者白、北方者黑，信州水晶则浊，说明矿物的分布和性质与地球的区域不同有关。关于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书中记载无机单体化学元素十九种，包括钠、钾、钙、镁、铜、银、金、汞、锌、锡、铝、锰、铅、铁、硼、碳、硅、砷及硫等，以及由这些元素构成的化合物数十种。对于每一种物质的来源、鉴别及化学上的特性，都有较详尽的叙述。最可贵的是已依照各种单体元素及其化合物进行分类，基本上能按单体元素分类，从而澄清了其前代在这类药物上的一些混乱。在制备各种药物时，记载了包括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风化、沉淀、干燥、烧灼、倾泄等现代化学所应用的各种方法。他认为，城市中的井水易污染，如用来煎药，须浓煎澄清后，才能应用，否则将影响药效。他还掌握了制备碱性碳酸铜的方法，即利用铜器在带微酸性的浆水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互相作用下出现的化学反应的结果。书中叙述的制备粉锡（即碱性醋酸铅）的方法，与现代荷兰法制备相似。他在叙述铅丹的制备法时，提到的制备过程，是利用物质溶解度和比重的不同，进行分离和提纯，由硝石与矾石分解和氧化而完成的。就石膏而言，李时珍指出，根据硬度的不同，长石与寒水石实为不同的两种；再根据破碎后之物理性质不同，即方解石呈方块状，而长石成片段状，也是同类的不同两种物质。在有机化学方面，李时珍记录了以五倍子制取“百药煎”治痰嗽的方法，实际上是我国最早制取没食子酸的记录。五倍子含有大量的鞣质，遇到蛋白质及胶质时即生成沉淀，经过发酵可使毒性降低，而溶解性提高，如再经麴菌的水解作用，就得出白色丝状的没食子酸结晶，这个过程他已经加以实际应用了。 其他自然科学，如在解剖生理学方面，从解剖学上说，李时珍所指的“脾”，乃俗话所说的“联贴”，是有形之物，即后世所说的胰脏。他又首先提出“脑为元神之府”，说人体的头部如圆形的穹窿天盖，在这里有“泥丸之宫”，是一身神灵所集中的部位，这在我国古代医学以心为全身脏腑的主宰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使其后的一些医学家对于脑子的功能有进一步的认识。在药物栽培方面，对于土壤、整地、繁殖、灌溉、施肥和收获的知识，都符合现代药物栽培学的要求。李时珍还通过利用较精密的称量方法，测量容器中水分蒸发速度的不同，以预知天气的晴雨；利用玻璃中是否有气孔存在，以鉴别天然及人工制造产品。他还指出动物粪便可以化石、动物也可以化石，这些也属首次记载。他还指出月球与大地一样，其中的树影、嫦娥之类，实乃“山河之影尔”2，至于雨中落桂、雨尘沙土石、雨金铅钱汞、雨絮帛谷粟、雨草木花药、雨毛血鱼肉等等，如其认为并“非月中有桂”，因为桂只在南方才有，所以南方雨桂，乃自然现象。李时珍当时对一些天文气象现象的了解已是很深入的了。 《本草纲目》卷三四《辛夷》。 2《本草纲目》卷三四《月桂》。 第三节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李时珍之所以能在古代科学上攀登高峰，取得伟大的成就，正是因为他有着一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再加上他的勤奋刻苦、孜孜不倦的精神，这些就是他取得成就的关键所在。 首先，李时珍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了自然科学唯物论的原则。他从小就受到儒家封建礼教的教育，在思想上受到熏陶和束缚，但他坚持了唯物论原则，因而还是能取得成就。他所从事的是研究本草学，也就是古代的博物学。宋代理学家朱熹说过“上而无极太极，下而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看逐一件与它理会过。”对自然界一切要做到所谓“格物致知”。李时珍同意这一观点，说古人既然如此重在“格物”，则“医者贵在格物也”2。他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为药，“虽冷僻不可遗也”，“天下无弃物”3。他认识到并掌握了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变化，了解自然界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异常的。认为“神仙之说渺茫，不知有无。然其所述之物，则非无也”。明确地把客观存在的物质，与虚无缥缈的唯心邪说截然分开。他还十分注重自然界各种事物中有时存在着违背一般规律的特殊现象，诸如诸木皆浮于水，独沉香入水则沉，而众石入水皆沉，唯浮水石入水反浮这类稀奇古怪的现象。只有在充分掌握和了解自然界的众多现象和规律之后，进行总结，才能得出正确或较正确的判断，“理外之事，容或有之，未可便指为谬也。” 李时珍对格物的目的性的认识，是为了在临证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即“格物致用”。他说过，要掌握本草的内容，得其要领，重要的是“在用者能得肯綮，而执其枢机焉”2。所以《本草纲目》中于每一种药物之后都列出该药的功用方剂，是“著用也”。通过对自然界大量事物的学习、实践和研究，李时珍终于成为一个具有坚持自然科学唯物论原则的杰出科学家。 其次，李时珍强调必须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变化了的自然界事物。在本草学的范畴里，一些古代本草学者，对于不同时代学者对某一生物形态、药物性质等的不同描述，常常是意见相左，争执不休，很少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在时间上的变化和迁徙所起的影响及所致的差异，也很少用同样的观点去看待地大物博、地域方舆在空间上的区别，因而在这方面仍然停留在单纯的本草学的范畴。李时珍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研究中药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他的前代。深邃的学识、广阔视野以及唯物论的态度，使他观察到了生物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如，汉代《神农本草经》将云实花这种药列入可长期服用的“上品”药。事实上，这是一种烈性药，不可久服，李时珍直率地指出“此古书之讹也”，敢于批评本草学家奉为神圣的经典。对于某些叙述有所不同的药物，他并不一概斥为“古书之误”，而是辩证地《朱子语类》卷十五。 2《本草纲目》卷十一《芎䓖》。 3《本草纲目》卷三八《服器》。 《本草纲目》卷九《石芝》。 2《本草纲目》卷九《水银》。 对待。如，黄连这种药，汉代《李当之本草》指出以蜀郡色黄质肥而坚者为善；到了唐代，则以澧州（今湖南澧县）者为好；而明代则以雅州、眉州（今四川雅安、眉山等地）者为上乘，李时珍认为这是古今药物“兴废不同”所致。同样，莎草一药，是重要的药用植物，李时珍指出南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还不识此药，其他各种本草书也不知有此药，认为这种情况是古今在药物上的差异，不足为怪。所以，他指出现今不识之物，就弃之不用，“安知异时不为要药？”认为“盖有隐于古而显于今者虽冷僻不可遗也”2。 李时珍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然界事物无穷无尽，一个人的精力、寿命都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亲身穷尽一切事物。对于那些反科学的邪说，他痛斥其谬，而对于亲自经历实践过的，肯定无疑的科学事实，他如实记载。对那些自己没有实践过的，或者无法判定其真伪的传说或记载，则作为存疑，以俟其后之识者来加以补充、判断。比如，他对所谓患疗疮者不宜见麻勃、见之即死的古代记载，他写道“不知麻勃与疔何故相忌。亦如人有见漆即生疮者，此理皆不可晓。”3对于《广雅》所说的“天社”即蜣螂一说，对于所谓金刚石乃鹰隼粘带食入腹中、遗粪于河北砂碛间所化而成的说法，他表示“未知然否”，对于“撒八儿”乃玳瑁遗精被蛟鱼吞食后吐出，年深结成的传说，他也承认自己无法证实或否定，“亦无所询证”。更可贵的是他抱定的那种“当俟博物者订正”、“漫记于此，以俟博识”、“以备祛疑”，等一类谦虚而实事求是的语句，表明作者科学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胸怀。他这种态度，为后世从事博物学或相关学科的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有待探讨的新课题。《本草纲目》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另一原因，也在于此。 李时珍研究自然事物的规律，十分注意立论的严谨、结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他所说的“的据”，就是有可靠的证据。为了取得这种确实可靠的证据，李时珍在工作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工作方法，一种是“搜罗百氏”、“通考诸说”。他曾“闭门读书”达十年之久，把他所能见到的各种古籍，计八百多种，搜罗无遗。他充分借鉴前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间接经验，其中包括从当时全国各民族中收集的民谣、俚语、俗话、民谚等以及各行各业劳动人民，包括农夫、樵夫、猎人、手工业工人、矿工等等的实践经验。李时珍十分反对那种“贵耳贱目”的做法，直接批评一些前人如陶弘景等人，认为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未深加体审，惟据纸上猜度而已”2，“谬猜乱度，殊无指归”3。他极力提倡要亲身体验，然后才作结论。如关于“螟岭有子”的诗句，他亲自观察蠮螉的巢，视验其卵。对不同的蓬蘽，他亲自采视比较。对蘋的不同品种，也“一一采视”，从而为“的据”取得第一手资料。李时珍抱着献身科学的精神，亲自饮用曼陀罗花，以取得其引致麻醉的最佳剂量，对罗勒子作实验，证实它具有治疗眼病的作用。 由于医疗临证的需要，李时珍对自然界的不少规律，有较多的了解。这《本草纲目》卷十四《莎草》。 2《本草纲目·凡例》。 3《本草纲目》卷二二《大麻》。 《本草纲目》卷四五《玳瑁》。 2《本草纲目》卷十九《蘋》。 3《本草纲目》卷十一《朴硝》。 种认识过程他称之为“窥造化之奥”。有许多药物，依靠其“毒性”对疾病的抑制和影响而起作用，有的毒性是极大的。如果不深入了解药性，则不能掌握药物的性能，他说，“学者可不穷夫物理而察其良毒乎？”掌握了药物的这些性能，人们就有可能利用它治病，避害就利。他从方士、统治者服食无度、招致杀身之祸的教训中，领悟出真正地掌握药物性能，利用并研究它，使之有利于人类。这就是他的“格物致用”思想。尽管自然界还有许许多多的奥秘未被认识，“造化之妙，诚难殚知也”2，但他认为就已知的这些知识，人们有可能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干预，进而加以改造，使之为人类所利用。他的这种思想，在本草学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药物的性能虽然有其本身所固有的本质，但他认为人类有可能改造自然，“夺造化之妙”，“达造化之权”3。这种从消极地认识自然，进而通过实践，升华为变革自然，改造自然的积极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也是李时珍全部科学思想的精华所在。《本草纲目》卷三九《虫部》。 2《本草纲目》卷十一《食盐》。 3《本草纲目》卷九《灵砂》。 第四节深远的影响李时珍这个人物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就《本草纲目》而言，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甚至错误。他既批判迷信，又说过“孰谓枯骨无知乎？”自己有时也在宣扬一些迷信。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李时珍在引用古代文献时，有时作了删节，甚至有个别加以主观改动的地方，这些曾不断遭到后代学者的批评甚至攻击。但是，作为一部科学巨著来看，《本草纲目》和李时珍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本草纲目》全书近二百万字，这样一部大著作，在当时印刷、刻镂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很不容易，刊出后立即受到高度的重视。国内外各种翻刻本至今已多达五十种以上。其中初刻本（亦称金陵本）被视为稀世珍本。 金陵本《本草纲目》刻成不久，万历三十五年（07），日本长崎的林罗山（又名林道春）获得一部，并献给江户幕府的创建者德川家康。此后，我国的各种版本《本草纲目》又陆续传至日本。在后来的两个半世纪中，其刻本达三十种以上。还先后传入琉球、朝鲜、越南等国家或地区。 该书对欧美国家同样有巨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时，《本草纲目》就先后传到欧洲和美国，欧美各国主要图书馆都藏有《本草纲目》。735年，巴黎出版的法文本《中华帝国全志》中，即有《本草纲目》的节译本。进化论奠基人、英国学者达尔文在著作中曾引用“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以证明其进化论的观点。有的学者考证，达尔文所指的“百科全书”，主要是指《本草纲目》。因为书中提到有关金鱼、乌骨鸡等材料，与《本草纲目》所述的内容相同。李时珍的《濒湖脉学》，由德国的许宝德译述成德文，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李时珍在科学上的伟大贡献，受到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尊敬。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鲁桂珍曾写有“中国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李时珍传略”，高度赞扬李时珍。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写道“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著作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利略、维萨留斯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2又在第三卷中，把李时珍誉为中国博物学家中的“无冕之王”。 《本草纲目》卷五二《人骨》。 lugweidjehia’sgreatestaturalistsbriefbiographymsieead第四十六章徐光启利玛窦明中叶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使与生产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有较大进展，也出现了一批科技人物，其中有把欧洲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并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启、利玛窦。 第一节徐光启信奉天主教的宰相徐光启（52—33），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人。出身于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家庭。父徐思诚“尝业贾”，继弃而“课农学圃自给”。徐光启出生那年，上海县“遭倭燹”，松江府又发生灾荒。徐家的生活更为窘困。祖母、母亲都得“早暮纺绩，寒暑不辍”，为了生活而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徐光启幼年常常接触到具体的生产知识。同时，也培养了他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想，以及勤劳俭朴和旺盛的求知欲。 万历九年（58），徐光启二十岁时，考中了秀才。在家乡教书，并参加一些农业生产劳动。万历十六年（588），二十七岁，到太平府去赶乡试，未考中。万历二十四年（59），三十五岁，在赵凤宇家教私馆，并随之由韶州到广西浔州。这次长途跋涉，俯仰于“崇山峻岭间，文日益奇益富”。在韶州时，遇见了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第一次听到有关西洋的自然科学学说。万历二十五年（597），三十六岁，春，由广西返广东上北京，赴顺天乡试。他的试卷已被阅卷官摈斥，幸主考官焦竑是个有实学的人，从“落卷”中看到了徐光启的试卷，“击节称赏，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拔置第一”2。但以后万历二十六、二十八年两次赴京试进士，均落第。 在第二次赴北京时，徐光启途经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从利玛窦处了解到天主教，可以“补儒易学”，而“格物穷理”之学更使他神往，于是加入了天主教。万历三十年（04），他四十三岁时再赴北京应礼部试，以第八十八名中进士；殿试三甲，列第五十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时，利玛窦也在北京，从此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知识，尤注意于数学。万历三十四年（0）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由利玛窦口述，他笔译。经过两年努力，译成前六卷。以后，又合译《测量法义》。另与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等书。 万历四十六年（8），后金破抚顺，警报迭至。徐光启积极上疏建议国防措施。九月，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练兵事务。他制订出详细的《选练条格》和计划，但由于各方面的掣肘，使练兵计划无法完成。因此，他托病请假回到上海家乡，进行原已计划编撰的“农业大百科”性质的“种艺书”，也就是后来成书的《农政全书》。徐光启这次请假回乡，除上述原因外，也由于阉党开始专政，正直的人遭到排挤，他不愿与这些小人同流合污，所以急流勇退。 崇祯元年（28）七月，徐光启以原官起任。这年他已六十七岁。次年升礼部左侍郎；七月，奉敕修正历法。六十九岁时，升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崇祯五年（32），七十一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知制诰。崇祯六年（33），七十二岁，加太子太保、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2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这时，他身体已很衰弱，屡乞退休，都未获准。十月初七日（月24日）逝世。赐谥文定。徐光启一生，主要是中年以后担任过不少重要官职，他的政治倾向比较鲜明，十分关切国计民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天下为己任”2。为此，他曾学习兵书，后来又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参加保卫京师的战役。鉴于历年水旱灾害严重影响群众生活，他从二十一岁起就开始留意“水法”，对农田水利不断“周咨博访”3。在科学上他虽有多方面成就，但主要是以农业科学来贯穿一切，以此达到使天下“丰衣食，绝饥寒”的目的。他几乎寄一生精力于农业试验和经验总结。他曾在天津做了多次试验，开辟水田，想实行军屯，以应付长城东段后金的侵扰，并想将之推行，藉以“兴西北水利，为国家立根本之计，岁省东南挽漕百万之费”。这一增强国防、安定群众生活的重要措施，因明朝政治，国势垂危，未得到实行。明末农民起义威胁着明朝的生存，徐光启片面地认为灾荒是引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稳定人民生活，他所撰写的《农政全书》特别重视“荒政”。这一目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收集了不少历代常平仓、备荒和赈济的材料，并录载了朱■《救荒本草》和王磐《野菜谱》两书的植物，作为不得已时的粮食代用品。在他丁父忧，回上海守制期间，也不忘对“地方利弊如建闸、蓄水、浚吴淞江复禹旧迹及民输布运等役，不靳笔舌”为大家出谋划策。到逝世之日“临殁了了，只以疆圉多故为念，一语不及于私”2。徐光启一生廉洁自好，生活俭朴，刻苦耐劳。他做官后，对家乡邻里仍是“温温笑语，竟日无倦容傲色，然不可以干私”；“庆吊燕会，不随俗浮靡，力返于朴，服食俭约，不殊寒士。终身不蓄妾媵。教戒子孙，下至臧获皆有法”3。到病危卧榻时，他还“力疾倚榻，犹矻矻捉管了历书。良由生平劳勚，习与性成，不自觉病体之莫可支也”4。逝世后，家人检视其卧榻，发现“褥上破烂一穴”。原来是他生前暖脚用的汤壶有些漏水，时间久了，使褥子烂了个洞。“自戊辰环召，至癸酉谢世，未尝携家自随。邸舍之内，一榻萧然，苎帷布褥祁寒独宿夜用汤壶暖足”5。《明史》中《徐光启传》评说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这是对徐光启晚年政治遭遇的扼要说明。 科技成就及《农政全书》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他的科学技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以上徐光启一生活动经历，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梁家勉著的《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版，胡道静著《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及其总结农业技术经验的三个阶段》，见《农书·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985年版。 2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3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版。 徐尔默《先考龙与府君及先妣顾孺人行实》，见《徐氏家谱》。 2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3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4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5徐尔默《先训》，见《徐氏家谱》。 在数学方面，最大的一项贡献是翻译《几何原本》。全书共十五卷，译出前六卷。《几何原本》的翻译，自03年起筹划，0年秋开始翻译。次年利玛窦在向罗马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只好用数学来笼络中国的人心。”足见利玛窦真正的心意了。已译出的前六卷是原书的拉丁文译文，至于克拉维斯的注解以及其他收集的欧几里得《原本》研究者的工作，几乎全部删去。虽然如此，《几何原本》的传入对中国数学界仍有一定的影响。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对它评价很高，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在翻译完《测量法义》以后，徐光启自己接着写出《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两书。在《测量异同》中，他比较中西方的测量方法，并用《几何原本》的定理解释中西方的测量方法和理论根据的一致性。《勾股义》是仿照《几何原本》方法，试图给中国古代的勾股算术加以严格的论述。它表明徐光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思想。徐光启对数学的认识和数学研究的方法都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当时数学不发达的基本原因，“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前者指当时一般学者名儒鄙视数学这一实用之学；后者指数学研究陷入神秘主义泥坑。他把讲究数学原理的《几何原本》看成是一切数学应用的基础。 徐光启也是明代天文学工作中的重要代表。欧洲天文学的特点是用严格证明的逻辑方法力求解释天体运动现象的所以然。他掌握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后，每次预报天象都较其他人准确。崇祯二年（29），由于钦天监推算日食又发生了错误，徐光启才被任命主持明代唯一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法改革工作。 这次历法改革是以西法为基础，工作繁重，又有来自保守势力的阻挠。 徐光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作了精细的规划和安排，使整个工作进展较快，至崇祯六年（33）就编成了一部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祯历书》。它是集体创作，但全书大部分经过徐光启的修改审阅。《崇祯历书》已开始接受近代天文学和数学的知识，在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入口处迈进了一大步。如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采用本轮、均轮等一整套小轮系统来解释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引用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引进了经、纬度及其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引入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等等。 除数学、天文历法外，徐光启用力最勤、收集最广的要算是农学方面的研究了。其著作有《农遗杂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主要代表作就是《农政全书》。它是徐光启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著作。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林木）、牧养、制造和荒政等十二大项。在徐光启生前，《农政全书》虽已基本编成，但未定稿。现在的《农政全书》是崇祯十二年（39）经徐光启的门生陈子龙等在刊行时增删过的，“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因此，书中存在着的自相矛盾的错误，很可能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94年版。 《农政全书·凡例》。 是由于增删造成的。 《农政全书》转录很多古代和当时的农业文献，这部分可以说是前人成就的选编，很便于参考使用。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有六万多字2，虽然只占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经过他自己试验和观察之后取得材料写成的，所以科学性较强。他对前人的著述，也不是单纯选录，在其后面往往附有意见和评论。 《农政全书》写作的出发点在于农政，因此着眼于保证农业生产的其他措施，如田制、水利等项。这是与以前农书的不同之处。酿造项目，只收酱、醋、鼓，而删除了酒；烹调只限于农家用得上的简单的几条。王祯《农书》中有关“农器图谱”，《农政全书》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原则，大量地收录，并有所增补。蚕桑是江南的重要经营项目，他记录总结了后起的新经验。江南又一向是棉花和苎麻的先进的栽培、加工地区，徐光启的家乡松江府又是江南纺织染业最先进的地区，因此除对种棉和棉田管理的新经验作了介绍之外，对河北肃宁群众以稳定湿度为纺织环境的好办法，特别加以推荐。当时传入的甘薯，他根据自己的试种实践，写出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提倡各地种植，用来备荒。对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农政全书》还辑录了《救荒本草》等书中的植物，作为救荒的补充食物。总之，他没有因为着重政治措施而忽视技术。 与明代一般读书人不同，徐光启很重视科学技术，认为它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尝感愤倭奴**梓里丘墟，因而诵读之暇，稍习兵家言”；又“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每为人言富强之术，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张溥《农政全书·序》说“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无人指趣。”《启祯野乘》也说他“尝学声律，工楷隶，及是，悉弃去，［专志］习天文、兵法［农事］、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2即使是非常抽象的数学，他认为研究它也是为了实用，在“度数旁通十事”的十事中指出，数学在历法、水利、测量、音乐、国防、建筑、财政、机械、地图、医学、统计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又概括说数学凡“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 重视科学实验、重视实践是徐光启治学方法的特点。他利用当时天主教会教士们介绍的天文知识，推算日、月食，改订了历法。他认为，一切用数学推得的结论应该用实践来检验。崇祯元年（28）农历五月初一日日食，徐光启说“论救护可以例免通行，论历法正宜详加测验，盖不差不改，不验不用。”这就是说，数学理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在实践中求得发展，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就不应该再应用它。《农政全书》中也反映了徐光启研究问题重视试验和实践的科学精神。在上海、天津都曾建立开辟过试验园地，在京东计划兴修水利和开辟水田，种植水稻做了多次试验；还有引种甘薯、种植棉花、放养白蜡、提倡种乌桕树等，他都亲自研究试验，取得2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农业出版社959年版。 徐光启《复太史焦座师函》。 2《启祯野乘·徐文定传》。 经验，一一记录入书中，加以推广。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仅《农政全书》一书征引的文献就有二百二十五种之多。在《除蝗疏》中，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代所记载的一百一十次蝗灾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勘察观测，掌握规律，提出正确的治蝗方法。这些方法，至今还有很大参考价值。他还经常调查访问，取得第一手资料，他的儿子徐骥说他“广咨博讯，遇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这种重实践、实验和调查的方法也是他在科学上能够提出创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对保守思想，敢于冲破旧传统，热心追求新事物是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又一特点。在明代封建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要学习欧洲的科学知识是需要勇气的。徐光启为此曾受到过理学家们的政治压力，但他没有屈服。在领导改历工作中，他巧妙地利用了明初朱元璋命人翻译回回历的先例作为自己搞翻译、吸取欧洲科学知识的根据。此后在工作中他还和一些固守旧传统的学者进行了学术争论。欧洲天文学知识之能够为中国天文学界所吸收，徐光启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农业中，他对新引进的作物积极推广种植，以丰富人们的生活。而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往往用“风土不宜”拒绝接受新作物。徐光启对这种“风土说”屡屡给予批判。如谈到“占城稻”问题时，他说“（宋）真宗从占城移之江、浙，江翱从建安移至中州，稍一展转，便令方内足食。则执行土地不宜，使人息意移植者，必不可也。”又说“余谓风土不宜，或百中间有一、二，其他美种不能彼此相通者，正坐懒慢耳余故深排风土之论，且多方购得诸种，即手自树艺，试有成效，乃广播之。”在“木棉”条中说“或云‘凡种植必用本地种；他方者，土不宜种，亦随变易。’余深非之”。“呜呼，即如彼言，吉贝自南海外物耳，吾乡安得而有之？”又说“《农桑辑要》作于元初。当时便云‘木棉种陕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为解。’独孟祺、苗好谦、畅师文、王祯之属，能排贬其说。抑不知当时之人，果以数子为是耶否耶？至于今，率土仰其利，始信数君子非欺我者。呜呼，岂独木棉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徐光启不愧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农政全书》卷二五《木棉》。 第二节利玛窦青少年时代利玛窦（matteorii）字西泰，号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利山人、西泰子。552年0月日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erata）。马切拉塔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名城，城中驻有教皇国马尔凯区的行政长官，设有高等法院，教皇国造币厂，以及创始于290年的大学，城内宗教事业非常发达。 利玛窦的父亲乔万尼·里奇是一名医生，曾任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母亲乔万娜·安乔莱利（giovaagiolelli）生有八子四女，利玛窦为长子。少年时代的利玛窦，卷发碧眼，身体强健，性情活泼，聪明伶俐。初拜本奇文尼神甫为师，九岁时进入耶稣会新开办的学校学习，读完高小、初中，成绩优良，名列前茅。学生时代利玛窦就敬奉天主，有心修道，想入嘉布遣会或耶稣会，这是受他虔诚的母亲影响的结果。而父亲则希望儿子步入宦途，当市长、省长。十六岁那年，利玛窦读完中学，父亲送他去首都罗马进罗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为将来谋取官职打下基础。 由于中学老师的介绍，利玛窦在罗马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的神甫，不久即加入了耶稣会所立的圣母会。 在十九岁的时候，他写信给父亲，提出想要参加耶稣会，深入研究教义，并表示不愿结婚等。父亲接信后，甚为恼怒，准备立即赴罗马去训责和劝阻他，可是据说还没有动身就病倒了，反复三次都是如此。他父亲无可奈何，认为这是天主的旨意，只好打消了劝阻的念头，并复信同意他加入耶稣会。57年8月5日利玛窦入了耶稣会。572年进入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学习五年。罗马学院是依纳爵·罗耀拉于55年创建的，采取当时的大学制，一切都求尽善尽美，作为耶稣会一切学院的模范。在学习期间，他非常用功，不仅对于神学，而且在拉丁文、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罗马学院，教利玛窦数学的是著名的数学教授克拉维斯（vius，537—2）神父。克拉维斯是德国数学家，我国明清时译称“丁先生”，著有《代数学》、《星盘》等，并著有拉丁文的评注本《几何原本》。利玛窦后来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北京与瞿太素、徐光启等谈论几何学及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用的便是这部书。 577年5月8日，耶稣会总会派遣罗明坚（mihelerug-gieri）、利玛窦等四人前往印度。当时，非洲和东亚的航海与传教权都在葡萄牙国王的控制之下，利玛窦等人要去印度，必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批准才行。因此，他们从罗马经热那亚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向葡萄牙国王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和资助后，于578年3月24日，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的果阿（旧译卧亚）。同行的耶稣会士共十四人，除罗明坚外，还有日后也来华的巴范济（fraisoasio）等。他们所乘的船名“圣路易”，是欧洲中世纪用于航海的普通帆船。舱顶高不过三尺，长不过一丈，舱中的人，仅可坐卧。航船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驶入印度洋，有风则行，无风则止。当时天气很热，船舱中郁闷不堪，不少人中暑病倒了，幸而船上未发生瘟疫，没有死人。利玛窦他们在船上困居半年，备尝艰辛，于578年9月3日安全抵达当时天主教的东亚传教中心果阿。 利玛窦到果阿后，身体虚弱，在修道院内休息了几个月才恢复了体力。 此后又继续修习在罗马学院未学完的神学。一年后，他奉命在果阿修道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几个月后，又被派往交阯教书半年。580年7月利玛窦在交阯晋升神甫，9月调回果阿，继续攻读神学两年。 来华始末579年月，罗明坚抵澳门，专门学习中国语言，学习读写中国文字。 由于他年已三十六岁，记忆力不甚强，所以进步缓慢。在580年至583年间，他曾到广州及两广总督驻地肇庆活动，寻求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机会。当罗明坚久居中国时，感到一个人过于孤单，中国话也说得不流畅，于是请求范礼安（.vali-gao）神甫从果阿调利玛窦来澳门做助手。582年4月5日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调令，十一天后便与巴范济一道乘船赴澳门。海上风浪很大，利玛窦在船上重病一场，但终于在8月7日抵达澳门。他努力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国家制度和行政机构。583年夏，为修建教堂等事，利玛窦随罗明坚赴香山、广州，但事情没办成，不得不返回澳门。他们二人回澳门不久，肇庆知府王泮差人来告知，两广总督已同意他们在肇庆建堂久住。实际上，这是耶稣会神甫贿使督府官员进行疏通的结果。于是，两人筹措好路费，于583年9月初离开澳门，9月0日到达肇庆。他们对王泮说，自己只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走了三四年才到达中国，希望有一个住所和建一座敬神的小教堂，以度余年，并表示一定遵守法纪、自筹经费。王泮报请总督批准他们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 罗明坚和利玛窦乘此机会抓紧时间督促施工，又经过几番波折，于585年建成了当时在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这两人除了监管和处理与建房有关的事务外，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语文，练习写作和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教堂和居所建成后，总督和知府先后张贴告示，禁止任何人在此扰乱。知府王泮还赠予两块匾额“仙花寺”与“西来净土”。在王泮影响下，肇庆府的其他官员也争相与两位神甫交往。但当地士绅百姓与他们还是有隔阂的，称他们为“番僧”，还不时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些人甚至对他们的房屋扔石头。为了避免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他们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以使自己的形象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他们还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用高酬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又做了以下四件事一是把肇庆教会图书室公开，让民众参观。 二是利用刻印世界地图宣传天主教。 三是展览各种天文仪器，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还把自制的天文仪器赠送给当地官员。 四是刻印有关天主教知识的书籍，如《天主十诫》、《天主圣教实录》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中华书局983年版，第57—页。等，赠送给前来参观的客人，向人们宣传天主教教义。 来“仙花寺”参观的中国学者，最注意的是挂在大厅里的一幅地图。这一地图与我国已有的《华夷图》等完全不同，特别是没有把中国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在中国以外另有许多大国。人们请利玛窦解释世界的情形，于是他指着地图，述说自己在何处出生，由何处动身前来中国，中途经过哪些国家。大家听了都惊讶不已，没想到世界如此之大，有这么多的国家，闻所未闻，大开眼界。一些渴求知识的人便要求利玛窦把地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出版。知府王泮看了这张地图后，也吩咐利玛窦把图刻印出版。利玛窦与中国朋友一道，绘制了一幅比原图更大的地图，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图上注有中文说明。后来王泮升任岭南道，当他收到利玛窦送去的《山海舆地全图》时，叹为古今奇观，立即分送远近朋友。利玛窦在肇庆还制造自鸣钟，把它送给王泮等官员。这样，利玛窦在肇庆有了朋友，有了保护他的中国官员，有了立足点。 588年，罗明坚回澳门，利玛窦独自留在肇庆。 589年8月3日，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欲强夺仙花寺，限利玛窦三日内离肇庆去澳门。后刘继文又因担心强夺番僧寺院会引来弹劾，故又把利玛窦召回，并答应利玛窦去南雄的请求。589年8月5日利玛窦乘船先至韶州南华寺暂住，同行者有麦安东。 在韶州，利玛窦等受到了友好的接待，韶州同知吕良佐还答应他们可在当地光孝寺旁的一块空地上修建天主教堂。590年秋，教堂建成，利玛窦在这里安顿下来，一时未再提起去南雄之事。这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第二个立足点。 万历十九年（59）正月初一，利玛窦正式接纳钟鸣仁、黄明沙两名青年加入耶稣会，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耶稣会士。 在韶州利玛窦招收的第一个学生是瞿汝夔。瞿汝夔，字太素，生于549年，为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江苏常熟人。幼读群书，但无意仕进。父亲去世后，携妻周游各地，访学炼丹术。589年秋，他在肇庆见过利玛窦。当他得知利玛窦定居韶州时，即从南雄赶来，拜利玛窦为师，学习天文、算术。利玛窦以克拉维斯的著作为教材，先教给他欧洲的实用算术，后教星盘原理，最后教欧几里得几何学。瞿学习两年，译有《几何原本》第一卷，还学会制造地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等。这些仪器有木制的、铜制的，还有银制的。 次年正月，利玛窦在瞿太素的陪同下来到南雄，除了与官员打交道外，也与平民百姓交往，宣讲教义，做弥撒，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是南雄富商葛盛华（译音）入天主教后，刊印了各种介绍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扩大了利玛窦传教活动的影响。 瞿太素曾对利玛窦谈起，穿僧服称僧名在中国并不受人尊敬，且易引起误会，利玛窦也有这种感受。于是在594年月，他与郭居静经范礼安批准，始留须发，改戴儒冠，穿儒服，见客时执秀才礼，同时更加努力研读中文书籍，练习中国书法。在他们看来，中国非常尊重读书人，这样穿戴对传教是很有益处的。 参见刘俊余、王玉川合译《利玛窦全集（）——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98年版，第20页。 595年5月，利玛窦通过给兵部侍郎石拱辰的儿子治病的机会，随石拱辰到南京。当时朝廷对私通外国人是很**的，利玛窦满怀希望去拜见的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徐却因担心受到怀疑而将他逐出南京。他不得不暂时退往南昌。 在南昌，利玛窦遇见了一个曾做过韶州官员的友人（德礼贤认为可能是韶州同知李春和），并经这个友人的帮助在半空中的三分球小说5200南昌城外租房住下。江西巡抚陆万垓早就听说过利玛窦的事迹，很敬重他，并挽留他在南昌居住。此后，他又与建安王朱多■、乐安王朱多焿有了较密切的交往。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三年（595）冬，著《交友论》，绘世界舆图，并用西洋装订法装订成书，又造时钟、地球仪等。次年夏，又著《西国记法》，分别赠送给建安王和陆万垓等。利玛窦还积极与当地文人交往，在谈经论学中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为了传播教义，利玛窦曾向这些文人学者出示《天主实义》一书手稿，人们劝他刻板刊行。但利玛窦觉得还不成熟，直到03年才在北京刻印。 59年冬，范礼安神甫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监督，赋予处理中国事务的全权。并要他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居留点，以便接近皇帝，争取中国皇帝的。范礼安甚至把赠送皇帝及大臣的礼物也运到了江西，其中有圣母像、天主像、自鸣钟等。 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指示后，立刻寻求接近皇帝的方法。他先想走建安王的门路，不久发现此路不通。598年月底，利玛窦随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离开南昌，7月初抵达南京。应天巡抚赵可怀是王忠铭的好朋友，听说王忠铭回南京，遣人送上礼品，其中有一幅拓印的《山海舆地全图》。王忠铭看到了这幅图与利玛窦准备进献给皇帝的舆图极为相似。经与利玛窦印证后，便告诉赵可怀，绘图的人已到南京。赵可怀是从镇江知府王玉沙处得来的舆图，非常赞赏，把它刻在苏州石碑上，并附有跋语，拓印下来赠送友人。知道利玛窦正在南京，便盛情邀请他到自己的驻地句容游览，并讨论了数学问题，还请他制造历算仪器，但因利玛窦要去北京而未能实现。 辞别赵可怀后，利玛窦继续与王尚书的家人一起乘坐行李船由水路北上，经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入直隶，抵天津，9月7日进入北京城。王忠铭原想进京后会升官，但事与愿违，没有升迁，一个月后返回南京。利玛窦此后租房住下，积极向各方面活动，希望皇帝能够召见，恩准留居京城。可是，他所认识及王忠铭介绍的官员，都不肯在家里接待他。王忠铭介绍的太监见无馈赠，也拒绝帮助。各方面均闭门谢绝，利玛窦无法，只好雇船返回南京。599年2月日抵南京。在这段时间内，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还加有许多注解。 599年，利玛窦在南京常相过往的人有王忠铭、瞿太素、刑部侍郎王明远、刑部尚书赵参鲁、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翰林院编修杨荆岩、工部员外郎刘冠南与著名学者焦竑、李贽、李本固等。刘冠南帮助利玛窦购买了中意的房子，作为新居和教堂。在教堂内展览了准备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以此来吸引南京的官员和名士参观。乘此机会，利玛窦向他们讲授西洋学术，如天算、测绘地图、地圆说等，介绍西洋风俗，解说天主教教义。又取出自造的“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纪限仪”给参观者讲解。当利玛窦参观南京观象台时，发现那里也有不少天文仪器，如“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简仪”等。他不但知道这些仪器的用法，而且指出它们有什么缺点，使听众折服，张养墨等主动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 南京刑部主事吴中明见到王泮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后，认为图上说明文字太少，于是商请利玛窦加以修订并另绘一幅较大的舆图，增加说明文字，还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刻石印制发行全国各地，该图甚至流传到澳门和日本。贵州巡抚郭子章则把《山海舆地全图》缩小，改以书籍装帧，名为《古今郡国名类》。 在南京，利玛窦不时宣讲天主教教义，并接受了一批信徒入教，但他更关心的是教会在整个中国的发展。00年4月间，利玛窦与郭居静、庞迪我、李心斋、瞿太素商量去北京进贡的事，请南京礼部给事中祝石林发给去北京的路票，庞迪我陪利玛窦一同前往。祝石林又把利玛窦介绍给押送马船的刘太监，以便乘船北上。利玛窦于5月8日由南京启程。到山东济宁时，得到漕运总督刘东星和李卓吾的热情招待，刘、李二人又帮助他重写进贡表章，又写了几封介绍信，使利玛窦的船顺利通行。到山东临清时，遇上了皇帝派遣的税使马堂，刘太监为了及时赶到北京，摆脱马堂的纠缠，便把利玛窦之事告知马堂，说这些人带了许多新奇贵重的西洋物品，这当然是一种**。马堂到船上看了贡品，表示很满意，答应立即上奏北京，实际上却想设法攫为己有。由于临清道钟万禄等当地官员的帮助，才未使马堂的贪欲得逞。利玛窦乘坐马堂的船到了天津，等候圣旨。几天之后，皇帝指令马堂办理进贡的事。此后又几经周折，在天津等了半年，利玛窦才获准进京，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0年月24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便由太监将贡品送进宫内。这些贡品有耶稣像、圣母像、圣经、十字架、大小时钟、三棱镜、洋琴、《世界现状》、万国图、粗羊毛布、印度布、玻璃器皿、日晷、沙漏、犀角、银币等。 在北京，利玛窦最初住在宫门附近，后又住钦天监，随时候命进宫修理自鸣钟及洋琴。后来因礼部干预，又搬到四夷馆，行动颇受限制，难以留京久住。但由于神宗很喜欢自鸣钟，且担心利玛窦离开北京后无人修理，故礼部侍郎朱国祚三次上疏要求遣送利玛窦出京的奏折，均未批复。后又在吏部给事中曹于汴的帮助下，礼部准许利玛窦搬出四夷馆，租房居住。利玛窦迁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皇帝，请求批准他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居住。不久，太监传下皇帝口谕，允许他们住在京城里。 定居北京后，利玛窦结交了许多皇亲国戚、高官显宦，而在学术上交往较多的则有著名学者冯应京、李之藻和徐光启等。定居北京六年，利玛窦不敢建造天主教堂，避免引起疑忌。他只租用平房，开展传教活动，并吸收信徒入教。万历三十三年（05）八月间，才在顺承门（今宣武门）附近购得一所大宅，修建礼拜堂，作为北京会所。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开始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 0年5月3日，利玛窦一病不起，于5月日病逝。神宗批准礼部奏请赐地，将利玛窦安葬在北京阜城门外（今二里沟）的一处由寺院改建的墓园。 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传播宗教，而且是为殖民者收集中国内地情报，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教士们的活动受到殖民者的操纵控制，其活动经费则由殖民者资助。利玛窦也不例外。利玛窦为了要达到在中国长久居留获准传教的目的，费尽了心机，从澳门到北京，他花了十八个年头，走了一段艰苦的历程。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打开中国大门的路子，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手段一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掌握基本的交往工具。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 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并尽量按中国的风俗习惯活动。最初，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发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这一招符合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士大夫的口味，受到中国人的尊重。 三是走上层路线，竭力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直至皇帝。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更甚于自己的东西”。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 四是利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这个手段，笼络中国知识阶层。 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2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 当然，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客观效果，促成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他本人也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数学。最先从利玛窦学数学的是瞿太素。在学习过程中，瞿太素或用中国古代算经上的术语，或用自己新创的算术术语，将学到的数学知识译成通顺流畅的汉文，交朋友传阅。一年后，他译完《几何原本》第一册，但没有刊刻。万历三十四年（0），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至万历三十五年译完刻印。这是利玛窦首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几何原本》中那种严格的定义，完整的结构，前后一贯的演绎法，不依赖于数例的纯几何证明，作图可行性的要求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或者说相对缺少的。从具体内容上说，《几何原本》也出现了许多对中国学者来说是新鲜的课题。比如三角形性质、两个三角形的全等，角、平行线，与圆有关的性质，一般三角形的相似，黄金分割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的。因此，《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被当时中国人视为一桩大奇事，人们从未见过这样论证严密的书。这次翻译用的《几何原本》底本是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注释本，是利氏学过的课本，由拉丁文译成中文。同年，两人合编《测量法义》，全书设十五个题目，说明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 在北京与利玛窦合作并听他讲授科学课程的学者还有李之藻。当利玛窦给他讲地球为圆形，有两极，天则有十天，太阳和星辰都大于地球时，他非常相信。万历四十一年（3），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同文算指》，介绍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82年期。2徐光启《辨学章疏》，《徐光启集》卷九，中华书局93年版。 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98年版，第34页。 了西方的笔算法等，次年刊行。万历四十二年（4），李之藻又刻印了《乾坤体义》，书中收有利玛窦的著作，也有李之藻的著作。书分上、下两册，共三卷。 2.天文学。584年前后，利玛窦到肇庆不久，即展览并制作各种天文仪器，如天球仪、日晷和地球仪等。其目的一方面吸引当地人参观，一方面用礼品作为笼络手段，分赠当地官员。这些仪器是用铜和铁制的，对各层天作了说明，把地球表面的原来形状表示出来。又在铜板上描出或雕刻各种日晷，分赠与教会友好的官员。还向当地士大夫讲解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595年利玛窦到南京后，除了继续制造上述各种天文仪器外，还制造了象限仪、纪限仪，并给观众讲解如何使用。 0年利玛窦到北京后，在天主教堂中陈列有千里镜、地球仪、简平仪等天文仪器。又亲自用汉文撰写天文学著作或与李之藻合译西方天文学著作，如《乾坤体义》、《经天该》等。李之藻从利玛窦那里学习了西方天文数学后，以克拉维斯《星盘》（strorabium）为基础，编译了一部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著作，名为《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万历三十五年（07）刊行。 3.地理学。在地理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玛窦带来的一幅世界地图。万历十一年（583）当他在肇庆“仙花寺”内第一次展出时，便吸引了许多观众。这幅图与已有的《华夷图》、《天下总图》完全不同，在此图上，中国不仅未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除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大国。这幅图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缩影。世界五大洲的知识也随这幅图传入中国。在这幅图上标有经纬度，画了东西两半球。陆地、海洋、南北极、赤道都画得比较清楚。文字说明在地图边缘，对各地的自然环境、物产以及社会风俗都有介绍。肇庆知府王泮看了这幅地图后，要利玛窦把这幅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把中国移到图版正中，在肇庆刻印。利玛窦按王泮的要求把舆图放大，重标经纬，图名改为《山海舆地全图》，又增添了一些适合中国人的注释。这是第一张用中文印刷的世界地图。当王泮收到此图时，叹为古今奇观，立即赠送远近朋友。这幅图以后不断刻印，从万历十二年（584）到万历三十六年（08），刻印或摹绘达2次之多，流传颇广。图名除《山海舆地全图》外，还有《山海舆地图》、《舆地全图》、《万国图志》、《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进中国后，给中国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图投影、地球上五带的划分、地球上海陆分布、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以及国名和地名。此外，利玛窦还在南京、南昌、北京自制地球仪，分送达官贵人和朋友。如萧大亨、冯琦、陆万垓等均得到利氏赠送的地球仪。他的学生如瞿太素等也学会了制造地球仪。 4.其他物品的传入。根据记载，利玛窦送给中国皇帝的物品有油画（耶稣像、圣母像）、自鸣钟、《圣经》、珍珠镶嵌十字架、《万国图志》、洋琴等。此外送给其他官员或放在天主教堂展览的物品有西洋纸2，西洋画3，（明）郑仲夔《耳新》卷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尤侗《外国竹枝词》。《正教奉褒》第4—5页，《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引。 2王肯堂《郁冈斋笔尘》第四册。 3顾起元《客座赘语》。 地球仪，三棱镜，千里镜4，简平仪等。关于油画，刘侗说“中国画绘事所不及”。这是西洋油画传入中国的先声。关于自鸣钟，明末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二说是“以铜为之”，“高广不过寸许”，小巧玲珑。中国当时即有人仿制，但“大于斗”，不如西洋造的小巧。 此外，利玛窦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技文化。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此书在他逝世前几年用意大利文写成，共二十五万字2。利玛窦死后，此书手稿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iostrigault）于4年带回罗马。在旅途中，金尼阁将手稿译成拉丁文，加以润色并增加一些内容。5年在德国首次出版拉丁文本，书名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史，会务记录》，五卷。以后，世界各国又有多种文字的译本。983年中华书局根据美国953年的英译本出版中译本。在这本书中，利玛窦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到民情风俗，都有较详细的记录。他证明了契丹和中国是同一个国家，介绍了中国丰富的物产，说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的，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经常饮用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又介绍了中国的漆，说涂上漆后，木器“光泽如镜，华采夺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他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和漆介绍到欧洲的人。利玛窦《中国札记》是一部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他还把“四书”介绍到欧洲。自万历十九年（59）开始，他花了四年时间，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赞誉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和机械工艺的进步与发达。他还通过自己实地测量并参考中国历史地理资料，绘制了第一幅标有经纬度的中国地图寄回欧洲。利玛窦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郑仲夔《耳新》卷八。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983年版，第5方《利玛窦及其〈中国札记〉》，载《文史知识》984年期。第四十七章徐霞客宋应星第一节徐霞客“万里遐征”，至死不渝徐霞客（587—4）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祖上是江阴名门望族。曾祖徐洽官至鸿胪簿。祖父徐衍芳，曾任光禄丞。可是父亲徐有勉时家道开始没落，他为园自隐，居家治圃，或暇日带上三五家僮，来往苏杭之间，游山玩水。他厌恶达官贵人，不与官僚和乡里士绅来往。这种为人耿直和孤傲的性格，封建势力非常妒恨，所以常遭到欺压。徐有勉六十岁去世时，徐霞客已十八岁。父亲的性格和兴趣爱好，自然会对徐霞客产生影响。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妇女。她性格开朗，通情达理，勤劳持家，精于纺织。她织的布又细又好，织的丝绸，轻薄如蝉翼，“市者辄能辨识之”2。她不顾年老体衰，承担一切家务徐霞客去旅游。她亲自为儿子准备行装，做远游冠，以壮行色。她七十三岁那年，为了解除徐霞客旅行时对她的牵挂，特意叫徐霞客陪她游荆溪、句曲，一路上有意走在儿子的前面，以示身体健壮。徐霞客能够成才并作出贡献，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的，“孺人成之也”。 由于徐霞客家藏书丰富，所以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他自幼特好奇书，喜欢读历史、地理和游记一类的书籍。他“髫年蓄五岳志”2，有强烈的旅游考察愿望。万历三十五年（07），二十二岁的徐霞客第一次走出家门。首先从家乡附近游太湖，“登眺东、西洞庭两山，访灵威丈人遗迹”3。自此以后，他不断旅游，同时不断地写旅游日记。万历三十七年，“历齐、鲁、燕、冀间，上泰岱，拜孔林，谒孟庙三迁故里，峄山吊枯桐”4。万历四十一年赴浙江游天台山、雁荡山，今存《游天台山日记》和《游雁荡山日记》。万历四十二年冬游金陵（今南京市）。万历四十四年赴皖南游白岳山、黄山，继而入福建游武夷山，今存有游此三处的游记。万历四十五年游江苏宜兴善卷、张公诸洞。陪母亲游荆溪、句曲。万历四十六年游九华山、庐山，再游黄山，存有游庐山、再游黄山的游记。万历四十八年游福建仙游九鲤湖，今存游九鲤湖游记。天启三年（23）游河南嵩山、陕西太华山和湖北太和山，今存游此三处的游记。崇祯元年（28），游广东罗浮山，第三次游福建。今存《闽游日记前》。崇祯三年，第四次游福建，今存《闽游日记后》。崇祯五年，再游天台，三游雁荡，今存游此二处的游记。崇祯六年至北京转赴山西游五台山、恒山，今存游此二处的游记。崇祯九年至崇祯十三年，五十一至五十五岁的徐霞客作西南“万里遐征”，所写游记为《徐徐霞客原名弘祖，清代刻印《徐霞客游记》时，因避乾隆弘历讳，改“弘”为“宏”。2《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980年版，第248页。 《徐霞客游记》，第245页。 2《徐霞客游记》，第39页。 3《徐霞客游记》，第85页。 4《徐霞客游记》，第85页。 霞客游记》的主要部分，占百分之九十三。崇祯十三年六月，由云南返回家乡，病甚卧床，不能接客。翌年正月二十七日（3月8日）逝世，葬于江阴之马湾。 徐霞客的主要著作是游记，还有诗文、书信等。由于战乱，他的文稿失散了不少。今存《徐霞客游记》是经后人搜集整理而成。最初以抄本流传。乾隆四十一年（77），徐霞客的族孙徐镇将李介立抄本校勘考订，刻板印书，这是《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个木刻本。 徐霞客从二十二岁起至五十五岁止，三十四年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北京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留下足迹。他的旅游以崇祯九年（3）为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因为牵挂老母亲，所以以游览名胜古迹为主，出游时间不长，一般是两三个月，少则十天半月。各次之间相隔几个月或一年或两三年，最长达四年，并非年年在外，岁岁出游。这个时期所写的游记以现存文字计算，只占整个游记的百分之七。尽管写的游记不如后期多，在地理学上的贡献不如后期大，但通过前期的旅游，他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前人的某些错误论断。如纠正前人以天都峰为黄山最高峰的错误，提出莲花峰是黄山最高峰的正确观点。纠正《大明一统志》说雁荡山大龙湫的水发源于雁湖的错误，指出雁湖的水“与龙湫风马牛无及”，他对某些地理现象追根寻源，提出了合乎科学道理的解释，如天台山植物垂直分布的差异及其原因。嵩山、太华山和太和山三个地方物候不同的原因，福建宁洋溪水速比建溪大的原因等，都是这个时期他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还积累了许多旅行探险的经验和方法，培养和锻炼了忍饥耐劳、克服困难的精神，为后期的“万里遐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崇祯九年开始的“万里遐征”，历时四年，行经九省，路程三万余里。 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盗、绝粮、涉险都没有动摇，矢志向前。更令人钦佩的是有百分之七的时间带病旅游考察，直到“病足不良于行”2，才被丽江太守叫人用轿子抬回家，不久即去世。他是为旅行考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地理科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在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领域领先西方世界达一百五十至二百年3。 《徐霞客游记》的学术价值《徐霞客游记》虽然以日记体记录作者所见所闻，而内容非常丰富，既是一部优美可读的文学游记，又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地理著作。记载的内容包括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矿藏物产、生物形态以及工农业生产状况、城市聚落、建筑、历史、地理等民情风俗。其中以地貌、水文、气象、地质、动植物等方面的篇幅最多，学术价值尤大. 地貌学成就。徐霞客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看见过许多地貌形态。记录在游记中的地貌类型就有岩溶地貌、山岳地貌、红层地貌、流水地貌、火《徐霞客游记》，第77页。 2《徐霞客游记》，第89页。 3朱德浩、朱学稳《徐霞客对岩溶学和洞穴学的贡献及其在世界岩溶科学史中的地位》，《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98年版。 山地貌、冰缘地貌和应用地貌七种。被他描述过的地貌形态名称多达一百零二种。其中我国西南地区岩溶地貌尤为详细。 地表岩溶方面，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地区岩溶地貌最发达的地区，非常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这些地区地表岩溶的各类地貌形态，如石芽、溶沟、岩溶裂隙、落水洞、漏斗、竖井、溶蚀洼地、岩溶槽谷、岩溶盆地、盲谷、干谷、岩溶嶂谷、天窗、天生桥、岩溶湖、岩溶泉、峰林、孤峰、岩洞、穿山、溶帽山等。他所记的这些地貌形态的名称，有的与现在的一致，有的则不相同。如石芽、溶沟他称“石萼”、“花萼”、“石纹”、“石齿”、“石骨”；落水洞他称“仰釜潭”、“窞”、“龙珠穴”；漏斗他称“釜底穴”；竖井他称“深井”；溶蚀洼地他称“盘洼”、“峒”；岩溶槽谷他称“坞”；岩溶盆地他称“盘壑”、“甸”、“坞”；盲谷他称“落水坑”；干谷他称“枯涧”；岩溶嶂谷他称“峡”；岩溶天窗他称“石隙”、“石窍”、“石窦”；天生桥与现在一致；岩溶湖他称“池”、“塘”、“潭”、“海子”、“湖”；岩溶泉他称“泉”；峰林他称“石山”、“石峰”，孤峰他称“独山”、“独秀”；岩洞他称“岩”；穿山他称“月岩”、“穿山”；溶帽山他称“土山顶上的石峰”。此外，徐霞客还对岩溶地貌的分布范围及地区差异作了精辟的论述。由此可见，徐霞客对地表岩溶地貌已有一套系统的分类和命名。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对地表岩溶有深入而系统的考察研究，是做不到的。 地下岩溶方面，徐霞客的论述也非常精彩，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溶洞、洞穴堆积、地下河、地下湖、洞穴瀑布等。徐霞客的论述是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因而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溶洞共二百八十八个，经他亲自入洞考察的有二百五十个，占百分之八十七，这个数字不包括他游过但现存《徐霞客游记》中没有记载的溶洞，如张公洞、善卷洞等。描述洞穴的内容包括洞穴大小和洞口方向，洞穴类型和形态结构，洞穴堆积，洞穴生物，洞穴气候，洞穴音响，洞穴考古，洞穴利用，洞内石头的颜色，洞穴成因等十二项。有的地方还记述了他考察洞穴的技术。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世界最早的关于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的科学文献，反映了当时世界的最先进水平。徐霞客则是世界最早的伟大的岩溶学家和洞穴学家。 2.水文学成就。《徐霞客游记》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各地的水体类型和水文特征，记载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一条，湖、泽、潭、池、沼泽一百九十八个。对河流水文的描述包括流域范围，水系，河流大小，河水的流速，含沙量，水量变化，水质，分水岭，伏流，河床的地区差异等。为了论证长江的源头，晚年他专门写了《江源考》，据理反驳“岷山导江”的错误，理直气壮地主张“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2。为人们正确地认识江源作出了贡献。 《徐霞客游记》把沼泽称作“阻洳”、“湖”或“干海子”。当他考察了云南保山大寨的干海子后，写了一篇相当精彩的论述沼泽形态、性质、生产性能、水文特征的专题论文，把这个沼泽的形状、大小、生物、土壤、水文、生产、交通、物理性质作了详细的描述。像这样详细而具有科学价值的唐锡仁、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7年版，第52页。2《徐霞客游记》，第28页。 论述沼泽的文献，在徐霞客以前没有出现过。根据徐霞客的描述，现代地理学者认为这个沼泽“可能是一片泥炭沼泽地。在这片泥炭沼泽地里，上面生长着‘芜草青青’的茂密植被，下有‘草土浮结’和‘芜土交陷’的泥炭层，而且还有补给沼泽的溪水流经其间”。这个地方，现在已建成水库，叫做大海坝水库2。再也见不到当年徐霞客所描述的景象了。 《徐霞客游记》关于地下热水的记载也很丰富。他把水温不同的地下热水分成四类冷水泉，与冷矿水相当，水温在25c以下。(2温泉，与低中温热水相当，温度在25c—55c。 (3热水泉，与高温热水相当，温度在沸泉，与过热水相当，温度在90c以上。徐霞客对地下热水的分类跟现代地下热水分类很接近，难能可贵。此外，记载了当时人们利用地下热水资源的各种办法，如沐浴、治病、食品加工、提取地下热水中的矿物资源——硫黄、硝等。 3.人文地理成就。《徐霞客游记》中有不少人文地理内容，如手工业、矿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各地民情风俗等。如，书中记载了煤、锡、银、金、铜、铅、硝、盐、雄黄、硫黄、玛瑙、大理石等十二种矿物的产地、开采和冶炼情况，是明代重要的矿冶史料。 4.文学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地理名著，因为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才得以流传。如《山海经》、《水经注》、《法显传霞客游记》也是如此。书中描写事物所采用的清新优美文笔，使读者爱不释手。乾隆四十一年以前的一百三十五年间，完全靠读者用笔抄写来流传。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才有刻本流传。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少名家有过中肯的评论。有的说它“真、大、奇”，有的说它“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古今纪游第一”2。有的说它“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3。有的说“其笔意似子原，其叙事类龙门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4。这些赞美之词是实事求是的，一点也不过誉。徐霞客是当之无愧的游记文学大师。 总之，徐霞客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他在地理科学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同时也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徐霞客及其游记同时在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放射出异彩，耀眼夺目。 赵德祥《我国历史上沼泽的名称、分类及描述》，载《地理科学》982年期。2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02页。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见《徐霞客游记》（下）第7耒《徐霞客游记》序文，见《徐霞客游记》（下）第258页。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4奚又溥《徐霞客游记序》，见《徐霞客游记》（下）第258—259页。第二节宋应星才大学博，勤于著述宋应星（587—约），字长庚，南昌奉新北乡（今宋埠乡）人。宋姓在当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贤，号南塘，历官南京吏、工、兵三部尚书，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为官清正，对宋氏后代有很大影响。祖父为宋景第三子承庆，早逝。父国霖字汝润，号巨川，少孤，赖母顾氏及叔父和庆养育，少补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国霖有四子，宋应星为第三子。与兄应鼎俱为同母魏氏所生。宋应星出生时，宋氏家族日益没落，而母亲又是农民的女儿，所以自幼易于接近农业生产和群众。 奉新地处南昌府境内，明代时这里文风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应星幼时与长兄应昇在叔祖宋和庆创办的家塾内就读。七岁时投师于族叔宋国祚，继而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年十六考入本县县学，入庠九载。他自幼聪颖好学，学业成绩之佳为师长所惊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长庚公传》中说“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掺制艺，矫拔惊长老。”宋应星青年时代已熟读经史及百家书，对程朱理学有较深钻研，又能独立思考。他尤其推重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他对自然科学及技术很有兴趣，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还喜欢音乐、美术，对时事政治特别关心，怀有济国济民的理想，常与同学好友纵谈天下大事。 万历四十三年（5），宋应星与兄应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考取第三名举人，其兄名列第六，县中诸生只有他们兄弟中举，人称“奉新二宋”。当年秋赶往京师应次年丙辰科会试，未中。为作好再应试准备，他们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进修，投师于洞主舒曰敬。万历四十七年（9），又一次进京会试，仍名落孙山。此后又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试，均未中，由此遂绝科举之念。崇祯四年（3），宋应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侍母亲。崇祯八年（35）在老母被兄接到浙江后，宋应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谕，主要是教授县学生员。任职四年，取得优良教育成绩，使当地“士风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够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于此时。 崇祯十一年（38），宋应星考列优等，旋升为福建汀州府（今长汀） 推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未待任满，于崇祯十三年（40）辞官归里。十六年再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然此时已值明朝灭亡前夕。他到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无，官员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书院。次年甲申（44）初，亳州周围已被李自成军包围，宋应星弃官返回奉新。宋应昇原已升至广州知府，甲申后亦无意恋官，乃挂冠归里。他们兄弟及其他江西志士寄希望于南明，但此政权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政权迅即灭亡。清兵南下取江西，宋应昇于4年服毒殉国，宋应星埋葬胞兄后，在清代一直过隐居生活，在贫困及悲愤中度过晚年，约卒于康熙五年（），享年八十岁。遗有二子，长子士慧字静生，次子士意字诚生，皆有文才，人称“双玉”。宋宋士元《长庚公传》，载宋立权、宋育德《新吴雅溪宋氏宗谱》卷二二，第7页。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皆能奉此遗训，在家安心耕读。 宋应星的生活时代适值明末，目睹官场弊端丛生的黑暗现象，终于与科举仕途决裂，转向实学，尤其是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作了多年考察和广泛的社会调查。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撰写《天工开物》等作了准备。他虽历尽艰辛跋涉万里未得一进士功名，却获得极珍贵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见闻，思想更为激进，成为对旧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学博，又勤于著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作品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有《天工开物》（37）、《观象》（37）、《乐律》（37）、《论气》（37）、《谈天》（37）等；二是属于人文科学的有《野议》（3）、《画音归正》（3）、《杂色文》、《春秋戎狄解》（44）等；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原耗》（37）、《卮言十种》（37）等；四是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3）、《美利笺》（45）等。大多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因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统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 《天工开物》及其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主要代表作。崇祯十年（37）由友人涂绍煃（字伯聚）资助，初版刊刻于南昌府。全书三卷十八篇，所叙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三十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编次先后顺序是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安排的，将与食衣有关的农业置于首，其次是有关工业，而以珠玉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 30 中对唐律略有损益的282条，从唐律之旧的126条，分其一为二和分其一为六的6条。这样，金律约有414条，其中有70％以上不同程度与唐律有关。在律条、刑法的原则上，金律都可以从唐律中找到渊源，就此而言，金律实际上就是唐律。 辽法与宋法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朝法制参用了辽法。唐律和宋《刑统》规定徒刑最高为三年，辽代徒刑分为一年半、五年和终身。金熙宗《皇统制》规定“徒自一年至五年”，五年系参照辽制五年而定。唐、宋规定杖刑最高是一百，辽规定自五十到三百。《皇统制》规定“杖自百二十至二百”，其最高数二百，当是取辽制最高数三百与唐制最高数一百的中值。 金代法制同样参用了宋法，《大金国志》卷12谓熙宗“新律之行，大抵依效大宋”。而《金史·刑志》则谓“以本国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金朝法律参用宋法无可疑，对法的解释竟用宋《刑统》释文。泰和元年的《新定敕条》3卷，是受宋的影响而制定的。 儒家思想与宗教观念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代法律的来源是多元的，而形成是一体的，由不甚完备到完备，反映金代法制的中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接受中原的宗教观念、儒家思想和断狱方式的影响，如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关于刑忌的规定：“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罪则不待秋后。”1金代帝王也常为祈福免灾而清理讼狱大赦。儒家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金后期法律除“十恶”重罪外，有服的亲属都可互相容隐。历代帝王和孔子的名，乃至谥号都要避讳。《大金集礼》就曾明确规定：官名的名称，以州军县镇的官司官额，犯睿宗皇帝尊谥内连用两个字的，并回避。犯始祖以下帝后尊谥内相连两个字的，也要回避。金朝自世宗以来特别重视儒家的孝悌之道，这种思想在金后期的法律中也有体现。例如子孙犯死罪，而父母和祖父母无人赡养，一般地可上请从轻处罚，即使是必须处死的，也由官府承担对犯人的父母或祖父母的赡养。在西汉时出现“经义断罪”的断狱方式，这种在审理案件时，不依法律，而以“六经”字句和精神定罪科刑的方式在世宗时出现。《金史·刑志》：“世宗临御，法司奏谳，或去律援经，或揆义制法。” 金代立法阶段与金政权发展的阶段是相适应的，金代法律的内容体现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以汉族为多数的主体民族，包括契丹等族在内的多族的法制，而形成的具有金朝特点的法制，体现了阶级统治的本质，是以女真贵族为首的各族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 1叶潜昭：《金律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2页。 第十一章科举与教育第一节五代十国时期科举制度五代时，虽然战乱不已，但仍沿唐制举行科举考试，史称：“洎梁氏以降，皆奉而行之，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后梁建立的当年，开平元年（907）七月，即对唐制“小有厘革”，废除了唐制外州举人不经州长官刺史亲试，即可解送京城参加礼部科举考试的“拔解”制度2。此后，外州举人必须经州刺史亲试后方可解送。 唐制京兆府解送的举人，礼部考试十有七八中举，于是“诸道举人多于京兆府寄应，例以洪固乡胄贵里为户”，这种寄籍应举的旧例，其实是“一时失实，事久难明”的科举弊端，直至后唐天成三年（928）七月明令取消，“自此各于本道请解”，而且要“具言本州县某乡某里某为户”；如要寄籍应举，也“须具本贯入状”，不允许再用洪固乡胄贵里为户，如果弄虚作假，“本人并给解处官吏，必加罪责”1。 唐制进士科之外，有明经、明法、童子等科，称为诸科。明经科只是“帖经墨义”，因而应举者多，后晋时“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余”，且“多不究义，唯攻帖书”，文理也不甚通，天福五年（940）被废，但开运元年（944）又重设1。 唐制有童子科，“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由于考试简单，弊端很多，开成三年（838）曾明令禁止荐送，但“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1，为五代所沿袭。到后唐天成三年时，已是“或年齿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因而诏令“委主司精专考校”。童子科应试时“止在念书”，大多“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中举后回乡，等着年长后“取官”，“更无心而习业”，因而于后晋天福五年停废，开运元年又重设2。 五代自后梁开平二年开科取士，至后周显德六年（959），除后梁、后晋时曾停举数次外，“至于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未尝废也”。每科进士少至4人，多亦只25人。五代前期，诸科中举都少于进士，通常只有数人，后唐长兴三年（932）取进士8人，而诸科达81人，开诸科取士多于进士的先例；后晋天福六年取进士1人，而取诸科达45人。自天福九年起，诸科取士多于进士，遂成惯例。 自唐代中期以后由礼部侍郎主持贡举，其后也常以其他官员主持科举，称“知贡举”或“权知贡举”。后梁乾化元年（911），以前任宰相、尚书省2《金史》卷45《刑志》。 1《金史》卷45《刑志》。 1《旧五代史》卷148《选举志》。 1《五代会要》卷23《选举杂录》。 2《旧五代史·选举志》。 长官左仆射杨涉知贡举。贡院虽属礼部，“五代时，或以兵部尚书，或以户部侍郎、刑部侍郎为之，不专主于礼（部）侍（郎）矣”。 五代时，“偏方小国，兵乱之际，（贡举）往往废坠”3。“十国”大多不举行科举考试，举行科举考试诸国如南唐、南汉、后蜀、闽诸国，举行不常且不严格。如南唐保大十年（后周广顺二年，952），“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旋复停贡举”。又因徐铉建言，保大十二年再行贡举，直至宋军兵临都城金陵城下，亡国之年的宋开宝八年（975），仍举行科举考试，“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4。科举中还不时发生舞弊行为，后蜀范禹偁“掌贡举，贿厚者登高科，面评其直，无有愧色”1，即是一例。 学校五代沿唐制设国子监，后唐明宗时“政皆中道，时亦小康”2，重视教育，天成三年（928），“朝廷以国庠事重”，以宰相崔协兼判国子监长官国子祭酒，定国子监生二百员为额，“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如有乡党备诸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学校制度逐渐完备，史称“举职”。“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束修钱二贯文，及第后光学钱一贯文”，以“备监屯修葺公使”3。但监生只是挂名国子监以应科举考试，并不认真读书。马端临所说：“史所言，多有未曾授业，辄取解送（应举）者，往往乱离之标，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4，可说是五代国子监学的最好概括。 “十国”也有设立学校，如南唐升元二年（938）设立太学，南汉乾亨四年（920）设立学校，后蜀设立华阳（今四川成都）县学之类。 五代十国时，私人设立学校之风较盛，自初学文化至研读学问的学馆、书院皆有。著名的如南唐升元四年，“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1，属于官办或民办官助性质。后周末“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2，则属私人讲学，其门人在北宋建立的次月，参加北宋的首次科举考试。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杨悫、戚同文相继聚徒讲学，自后晋延续至五代末。 3《唐会要》卷76《童子（举）》。 4《册府元龟》卷641《贡举部·条制》三，卷642《贡举部·条制》四。1《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举士》。 2陆游：《南唐书》卷2《元宗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二月。3《十国春秋》卷53《范禹偁传》。 4《旧五代史》卷44《明宗纪·赞》。 1《旧五代史》卷58《崔协传》；《册府元龟》卷620《卿监部·举职》。2《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二按语。 第二节宋代的科举制度宋沿五代旧制，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后改开宝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进士科以外的各科，常合称“诸科”。神宗时，废诸科，另设“新科明法”，元祐时废，绍圣复设延续至北宋末，南宋绍兴年间一度复设。此外，还有武举、童子举；而制科则分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分设六科，神宗时罢，元祐复设，绍圣时再废，另设宏词科。元祐时曾设“经明行修科”，实同制科。南宋复设制科，设博学宏词科，南宋末改称词学科。宋代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 北宋前期宋初沿五代旧制，分进士科及诸科，科举考试也是“朝代更易”，不废科举，宋朝建立的次月，即建隆元年（960）二月，举行首次科举考试，仍依五代旧制，每年举行一次，自开宝七年（974）权停“贡举”后，间年举行一次“贡举”，渐成惯例。 宋初取进士，亦无定数，通常为10余名，少则六七人，大体与后周时相当。乾德四年（966），除录取进士6人外，又录取“诸科”9人。此后，不定期地录取“诸科”，录取人数通常也多于同科进士人数，即所谓“国初，诸科取人亦多于进士，盖亦承五季之敝云”。 宋初承五代旧制，科举考试前，“台、阁近臣得（向主考官）荐所知进士（应举者）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中举后的进士则“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主考官）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建隆三年（962）下诏禁止。但依五代旧制，录取进士之权仍完全掌握在主考官手中，皇帝并不进行干预，每年考取进士后，“知贡举（官）奏合格人姓名而已”，类同备案。开宝五年（972），主考官录取进士11人、诸科17人后，宋太祖“召对讲武殿，始下制放榜”，皇帝开始参与新进士的录取，被称为“新制”3。次年三月，宋太祖在召对时，黜落“应对失次”的进士、诸科各1人，又因下第举子投诉主考官不公，宋太祖决定从下第举子360人中选取195人，以及已被录取的进士9人、诸科27人，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取进士26人，诸科101人，共127人。唐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策贡士洛城殿”，史称“贡士殿试自此始”4，这只是代替主考官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而宋太祖主持的“殿试”，则是具有在主考官已考之后的复试补取性质，新录取者列于原已录取者（除已罢黜的2人外）之后，作为“一榜”，“自兹殿试遂成常式”1。开宝八年，除任命王佑为“权知贡举”任主考官外，又任命3人为“权同知贡举”任副主考官，以后成为制度。主考官进呈以王式为首的进士36人，殿试后改以王嗣宗为首，而以王式为第四，首次改变礼部主考官原先排列顺序。唐代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也称“状头”，为五代、宋代所沿称。3《十国春秋》卷15《南唐烈祖纪》。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二月辛卯。 1《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 本年首次出现礼部试（省试）与殿试不同的排名顺序，因而尚书省礼部贡举榜的“榜首”，改称“省元”（后代称“会元”）；而称殿试首名为“状元”。宋太祖虽然重视科举考试，但五代重武轻文的习气未除，进士及第后所担任的官职很低，如开宝八年殿试的状元王嗣宗，初任为秦州司寇参军，其时虽为实职，但属低级文官“选人”最低的初等“幕职州县官”。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举行的科举考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又录取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而未被录取的进士及诸科184人，再取考“九经”而不合格的老年举子7人，“特赐‘三传’出身”，共录取507人。考试合格的进士及诸科300多人“赐及第”，而将从考试不合格中录取的进士及诸科近200人则“赐出身”，以示两者的区别。史称宋太宗又命将进士及第者“定其优劣为三等”，这是首次将进士分为三等。又提高了进士入仕的寄禄官及差遣职务，“第一等为将作监丞，第二等为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同出身以下免选，注初等幕职判司簿尉”。实际是将所有进士分为三等，一、二等为进士及第，三等为同进士出身。雍熙二年（985）又将考试合格的进士、诸科各分为三等，淳化三年（992），采纳陈靖建请，殿试采取“糊名考校”，又分进士为五等（进士分为五等自此始），一、二、三等赐进士及第，四、五等赐进士出身2。景德四年（1007），颁布《考试进士新格》，完全以考试成绩定录取及等级的标准。大中祥符四年（1011）颁布《亲试进士条制》，制定一系列规定，并定出五个等级的标准。天圣五年（1027），始分进士为六等，第一等五名，第二等称第一甲，第六等为第五甲，进士分甲自此始。后演变为五等，第一等即是第一甲。后又定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甲为“进士出身”，第四、五甲为“同进士出身”（同出身），后曾改第五甲为“同学究出身”。南宋孝宗时改为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四甲为进士出身，第五甲为同进士出身。 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后行间年一举，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但还不是定制，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权停贡举”。英宗治平三年（1066），“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确定了“三年大比”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同时针对每次考试录取人数增多，诸科人数较进士更多，而“冗官”也日益严重的情况，规定进士以皇佑四年（1052）录取数的四分之三为额，“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3。熙宁科举改革以后科举“省试”原以诗赋为第一场，论为第二场，策为第三场，帖经为第四场；仁宗时改为第一场试策，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诗、赋，第四场试帖经、墨义，顺序虽有所调整，但诗、赋和帖经、墨义仍是必考的科目。 王安石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并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他把改革科举看成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造就改革派人材的主要途径。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2《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二月辛酉。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三月辛酉。 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都要“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1。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科举考试依据的是儒家经典，但是注释不一，还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王安石创立的“新学”派，是新兴的“宋学”中体系相对完整的学派。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1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新学”派的观点撰注《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作为教科书。此后，《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元祐时，新学派遭到打击，但理学派、蜀学派，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只提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三经新义》），令天下学官讲解”，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说》，而要求用“诸家之说”，以及考试“添诗赋”，但没有恢复帖经、墨义，曾分设经义、诗赋两科，后改为第一场试本经义及《论语》或《孟子》，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1。绍圣以后，又废试诗赋，“新学”学说又受到重视。崇宁四年（1105）规定，由学校“三舍法”贡士，而罢诸州府发解（解试）及礼部贡院试（省试），直接参加殿试，大观三年（1109）科举考试只有殿试，遂无“省元”而有“上舍魁首”，殿试首名仍称状元。宣和六年（1124），又恢复“省试”（礼部贡院试）。 南宋建炎及绍兴初年，因战乱而未举行“省试”，改行“类省试”，故无“省元”而只有“状元”。北宋时第二、三名俗称榜眼；南宋时俗称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绍兴末年以前，科举虽仍以“新学”学说解释经义为主。但“理学”在秦桧、赵鼎扶植下，在科举考试中也逐渐得势。高宗末孝宗初，“理学”遂与“新学”并为显学，科举中随权臣及主考官的倾向而变化，宁宗中期以后，理学派在科举中逐渐占优势，至理宗淳佑元年（1241）后，理学成为统治思想，新学、蜀学在科举中遂完全被排斥。 为防止在科举考试中作弊，淳化三年（992）殿试，首先实行“糊名（封弥）考校”，考官受命后不回家，直接赴贡院以避请托，后成为惯例。景德四年（1007）开始，“省试”也实行糊名考校。大中祥符八年（1015）开始，又设誊录院，考卷经誊录后再送考官，以防止考生在考卷上以“点污”形式与考官通同作弊。考官亲属历来另行考试，称为“别头试”，以防止考官偏袒其亲属；景佑四年（1037）起，诸路“解试”（乡贡）也实行别头试，而首都开封府及国子监别头试的封弥、誊录，则实行“省试”的制度，以及实行其他防止考试、阅卷作弊的措施，北宋及南宋中期以前，情况大体较好。理学在科举中日渐占优势之时，正是南宋日益之日，科举中的奸弊也日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7之4、5。1《宋会要辑稿》选举1之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皇佑四年十月丁亥。1《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丁巳。益增多。嘉定十六年（1223）时，“伪冒滋长，摭取其优，凡十二事陈之，曰门关、曰纳卷、曰内外通传、曰全身代名、曰换卷首·纳白卷、曰吊卷”等。史称：“至理宗朝，奸弊愈滋”，“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任考官），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缪种流传。复容情任意，不学之流，往往中第”2，可说是对南宋末年科举情况的最好概括。 南宋的类试（类省试）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227），时当“三年大比”之年，但因宋金战争而无法进行。十二月，逃亡在扬州（今属江苏）的宋高宗下诏，停止进行“省试”，而在各路首府（转运司所在州）由提刑司，开封府、国子监由东京留守司，差官进行“类省试”，简称“类试”。国子监生亦可参加本路的类试。宋制“省试”之前，各路举子须先经“解试”，即通过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或国子监试（太学试）中的一种，称为“正解”。“正解”和“免解”（不经考试）举子，头年发解，次年春参加“省试”、“殿试”。各路应考的举子中举者的比例相差很大，通常开封府、国子监举子每四五人中举一名，而外路举子常是二三十人中举一名，有时六七十人才中举一名，河东、广西、夔州、利州等路有时甚至无一人中举。建炎元年所定各路的解额中则每十四人取一名，余数不足十四人亦取一名。建炎二年五月，定经义、诗赋分科，第一场分别考经义或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八月，于“行在”扬州进行殿试。河北、京东、四川、陕西等路87名类试进士，未能参加殿试的，均录为同进士出身。绍兴元年（1131），仍由各路进行类试，而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将川陕诸路举子集中在处置使司所在地进行类试并排列名次，遂成为制度，以后在制置使司或宣抚使司所在地成都进行。绍兴二年，除川陕类试举子外，其他诸路类试举子，集中在“行在”临安府进行殿试，川陕类试首名依殿试第三名为进士及第，其余都作为与四、五等相同的同进士出身，其后成为制度。绍兴十八年，何耕在类试对策中“极论蜀士徇道守节”，与秦桧求和政策相背，秦桧党羽遂奏请：“四川类省试合格不赴殿试人，第一等并赐进士出身，余人同出身。”从此，类试合格人常参加殿试。如皇帝“不亲策，则类试第一人恩数如旧，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以上附第二甲”3，遂成惯例。 2《宋史》卷157《选举志》三。 3《宋史》卷155《选举志》一；《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49。 第三节宋代教育宋初沿旧制，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一度改名国子学。仁宗时设太学，神宗时开始实行三舍法，北宋末，太学生达3800人。又设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门学校，国子监为朝廷教育管理机关。地方教育有州县学和书院、私学。由于印刷术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发达远远超过前代。在乡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教农家子弟识字。福州一地解试，哲宗时每次参加者达3000人，孝宗时增至2万人；南宋时建宁府（今建瓯）每次参加解试者达1万余人，连只有三县的兴化军（今莆田）也达6000人。这些均反映了宋代教育的普及程度。 北宋前期的国子监、太学宋沿旧制设国子监，建隆三年（962）六月，崔颂判国子监，才开“始聚生徒讲学”，是为宋代“国学”之始。开宝八年（975）时，“生徒旧数七十人，元奉诏分习《五经》，内有系籍而不至者”。朝廷也不重视太学的建设，淳化二年（991）末，还是“太学（指国子监）首善之地，今《五经》博士，并缺其员”1。唐制国子监生为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生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四门学生为六、七品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而宋代“无国子、太学、四门之别”1。庆历二年（1042）时，“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读者”，国子监主要成为官员子弟取得国子“解试”资格，以参加礼部贡院考试（省试）的机构。次年曾设立四门学，以八品至士庶子弟充学生，但不久即废。四年四月，以国子监房屋“狭小，不足以容学者”，以“锡庆院”为太学1；五年正月，改以马军都虞候公宇为太学，这是宋朝建立太学之始，取法湖州教授胡瑗的教学法，太学粗具规模，过去的国子监生常称为太学生，此后的太学生亦常称为国子监生。自康定元年（1004）至皇佑三年（1051）以前，“朝廷拨田土二百余顷，房缗六七千入学充用，是时供生员（内舍生）二百人”；皇佑三年，改“以百人为限”。次年，教育家胡瑗出任国子监直讲，“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但是，经费却日益困难，“胡瑗管勾（太学）已逾三岁，才赡及掌事、谕义、孤寒学徒三二十人而已”。到嘉祐元年（1056），“一切停罢，令（太学生）自供给”，原因是应归太学的收入都被国子监占作他用。吴中复、赵捪群笠蠼压榛固褂茫y木阎沼诙嗌儆辛俗怕洹5轿跄辏?068）以前，太学生“近年每人只月钱三百文添厨”，只能说是补助部分伙食费，“其余自备，比旧殊寡”2。此后不久，即实行“三舍法”。1《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48；《宋史》卷156《选举志》二。 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八月癸巳。1《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29；《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卷296《杨徽之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十一月庚戌。 2《历代名臣奏议》卷114，苏颂：《议学校法疏》。 三舍法庆历五年设立太学后，曾设“内舍生”200人，嘉祐元年（1056），有人“或欲立三舍以养生徒”3，但没被朝廷采纳。熙宁元年（1068），太学除内舍生200人外，增加100人为外舍生，“且令入斋听读，仍不给官中贴厨钱，候内舍生有缺，即将外舍生拨填”1。王安石把学校看成“一道德”（统一思想），造就人材的重要场所。熙宁四年十月，“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元符二年（1099），又规定诸路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直至南宋末。三舍法规定：太学“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生），不限员；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以百员，内舍（生）以二百员为限。生员各治一经”，“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熙宁五年八月，外舍生定为700人，“日给食钱”。宋神宗要求将王安石“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2。熙宁八年六月，王安石主修，王■、吕惠卿参与修撰的《书义》（《新经书义》）、《诗义》（《新经毛诗义》）、《周礼义》（《新经周礼义》、《周官新义》），合称《三经新义》，颁于学校，作为教科书。元丰二年（1079）十一月，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共2400人，还订有考试升迁细则，外舍生由各州生员经考试选入。外舍生每月进行一次“私试”，每年进行一次“公试”，第一、二等者升内舍生；内舍生二年进行一次“舍试”，得优、平二等的升上舍生，升舍时还要参考每月所记学生的行（“师教不戾规矩”）、艺（“治经程文合格”），决定是否升舍。上舍生分为三等，以行、艺俱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二者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者可直接任命为官，中等者可不参加“省试（礼部试）”而直接参加殿试，下等者可免“解试”直接参加“省试”。但要求很严，上舍上等生“自元丰（二年）以来，十余年间，上舍生推恩（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已”3，元祐时废上舍生直接命官及免省试、解试的制度，绍圣时复行元丰制度。 宋徽宗时，又增上舍生为200人、内舍生为600人、外舍生为3000人，学生由州学生升贡，以考试以定入舍等级。自崇宁五年（1106）“是科为始，罢诸州发解并省试，并以学校逐年贡士”1。下一科起即从上舍生中选拔，不进行“省试”而只进行“殿试”，故有“上舍魁首”、状元，而无“省元”。宣和三年（1121），又诏恢复“省试”，复行元丰三舍法。 南宋绍兴三年（1133）始设国子监，十三年始建太学，亦行元丰三舍法，定额为上舍生30人、内舍生100人、外舍生570人。以后各舍人数有增减，上等上舍生亦可直接出任官职，直至南宋末年。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规定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有关制度与太学三舍法相同，各州、府学每年向太学“岁贡”，每州贡上舍生一人，内舍生二人，州内舍生免试为太学的外舍生，州上舍生先附太学外舍生学习，经3《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29、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庆历四年四月壬子。1《历代名臣奏议》卷114，赵挘骸镀蚋固锿练跨抛础罚弧端问贰肪?32《胡瑗传》；《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30。 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2《议学状》。 3《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30。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戊辰；卷237，熙宁五年八月辛卯。《宋史·选举志》三。考试中格升为太学内舍生，经三次考试还不能升内舍生，返回州学。徽宗崇宁元年，又规定县学学生经选考升入州、府学；州、府学学生，每三年向太学输送一次，再经考试，上等者为太学上舍生，中等者为下等上舍生，下等者为内舍生，不入等的为外舍生，宣和三年罢州县学三舍法。 元丰时创设小学教授，哲宗时创设在京小学，徽宗政和四年（1114）在京小学生达近千人，小学收8至12岁学生入学，亦曾行三舍法。崇宁元年规定州县学亦设小学，收10岁以上学生入学。小学分别隶属于太学、州学、县学，不另设学。 州县学北宋前期，州县学很少。真宗于咸平四年（1001），对诸路州县有学校的赐“九经”。景德三年（1006）任命平归一为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助教，“仍令常切讲授”；又诏令各州县在孔庙起讲堂讲学。大中祥符二年（1009）一月，广州“就宣圣庙创立学舍，及于斋厅讲说”，可说是早期州县学的基本形式。二月，应天府民曹诚自建房舍，“愿以学舍入官”，赐名应天府书院，史称“州郡置学始此”。仁宗“明道、景佑间累诏州、郡立学”。宝元元年（1038），“近制惟藩镇立学”，“时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犹未置也”，三月，所设颍州州学，是首座小郡州学。“庆历新政”前，已建州、府学五六十所。庆历四年（1144），“诏令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2。熙宁四年（1071），又诏各州县普遍设学校，但主要仍是府、州学。元符二年（1099），“诸州（学）署教授者，依太学三舍法考选生徒升补”。崇宁元年（1102）时，州学还不能每州都建，“郡小或应举人少，则令三、二州学者聚学于一州，置州学并差教授”1。县学在北宋末年有了很大的发展，崇宁三年规定县学学生名额，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北宋末是州县学最盛时期，各路曾设提举学事司，管辖一路学政。州县学不仅有学舍供学生食宿，还有学田及出租“房廊”的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大观三年（1109），北宋24路共有学生*人，校舍95298楹；经费年收入钱*贯，支出*贯；粮食年收入*斛，支出*斛；校产中有“学田”*顷，“房廊”*楹。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大且如此充裕，不仅是空前的，在宋代也是绝后的。南宋初，州县学大多因战乱而停办，绍兴和议后渐次重建，但总体上始终未能达到北宋末年的规模。 书院、私学北宋初期，“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1。乡党之学包括私学和“书院”。私学包括启蒙教育和学习经义等，书院通常是学习经义。宋代私人办学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学者、儒生纷纷设立“精舍”、“书院”，教授生徒。宋初设私学，著名的如孙奭讲经“门人数百”，刘颜“居乡里教授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一月乙巳。 1《文献通考》卷32《选举考》五《宋登科记总目》。 1《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正月甲申。数十百人”，石介“以《易》教授于家”，李觏“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种放“聚徒讲学”，田诰“聚学徒数百人”等2。宋初著名的四大书院，即白鹿洞（今江西庐山）、岳麓（今湖南善化岳麓山）、应天（今河南商丘）、嵩阳（今河南登封）或石鼓（今湖南衡阳石鼓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原是南唐白鹿洞书馆，入宋后白鹿洞主明起继续进行讲学，北宋时一直属私学性质。太平兴国五年（980），明起受到宋太宗奖励。书院后逐渐衰落，皇佑五年（1053）孙琛重建后，称为白鹿洞书堂，到熙宁五年（1072）时已再次荒废。岳麓书院，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创建，大中祥符八年（1015）赐名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旧址原是五代末宋初私学讲学者戚同文的旧宅，大中祥符二年时由曹诚重建兴学，赐名应天府书院。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曾受知府晏殊之邀在此讲学，史称“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晏）殊始”1。北宋官府兴办州府学后，景佑二年（1035）将应天府书院作为应天府府学。嵩阳书院，最初赐名于至道二年（996），后废；景佑三年，河南府新建太室书院，赐名嵩阳书院。至道三年，衡阳（今属湖南）人李士正讲学于石鼓书院，书院名声大振。此外，茅山（今江苏南京茅山）书院，亦颇有名。这些书院大多得到朝廷的资助与奖励，如赐额、赐书、赐学田等，也有私人捐赠学田和房屋。书院规模较小，学生数十至数百人。北宋中期以后，书院逐渐衰落。南宋时，州县学衰落，而新儒学“宋学”的理学派受佛教寺院宣传教义的影响，书院成为理学派宣扬理学的场所，书院大兴。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次年竣工，并聘主讲，亲订规约，即著名的《白鹿洞规》，还常亲去授课，质疑问难。乾道元年（1165），潭州知州刘珙修复岳麓书院，理学家张栻主持教务，成为理学湖湘学派的基地。绍熙五年（1194），朱熹扩建岳麓书院，学生达千余人。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其建置、规约，乃至讲授、辩难等方式，无不受禅宗寺院的影响。各派理学家的书院相继而起，如理学心学派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理学婺学派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等。南宋先后兴建的书院总数达300所以上，书院大多得到官方的支持。书院与州县官学，成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大多又是理学的传布中心，理学因而益盛。 宋代州县学、书院虽盛，但进入州县学、书院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仍主要从家馆或塾师设馆等私学中学习。而应聘为家馆、学馆教师及自设学馆授徒，是宋代贫穷士人取得生活经费及复习应举的重要途径，也是被贬或居丧守制官员经常进行的活动。北宋王安石居丧在江宁时讲学，南宋汪应辰被秦桧逐出后“居常山之永年院”，“益以修身讲学为事”2，只是事例之一二。南宋陈亮在宋孝宗初年“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主要为传布其学说；而淳熙十二年（1185），“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1，则是普通士人自设私学以取得生活经费来源的事例，而且是以启蒙教育为主。宋代的启蒙教育，除了年龄稍大的开始学习经书外，初学识字后，大都学习《千字文》、《百家姓》之类，南宋朱熹弟子陈淳为其子编写三字2《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6、7。 1《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 2《宋史》卷431《孙奭传》，卷432《刘颜传》、《石介传》、《李觏传》，卷457《种放传》、《万适传附田诰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正月庚申。 一句的《启蒙初诵》，实是后来广为普及的《三字经》之先声。《三字经》托名南宋王应麟编，或称区适编，为初识文字之书。而吕本中编《童蒙训》，是“其家塾训课之本”；朱熹编《小学》，意在“受之童蒙，资其讲习”，都是稍识文字之后的启蒙之书1。南宋学者相继编撰识字、启蒙教材，促进了宋代初等教育的发展。 1《宋史》卷387《汪应辰传》。 第四节辽代的科举与学校从权宜向定制发展的科举制耶律阿保机建国前曾多次征战燕云地区，接触了中原文化。他本人懂汉语，并有借助儒家思想维护统治的政治倾向。太子耶律倍更加热中于汉文化。所以，辽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显示出契丹和汉文化共同发展的倾向。辽太祖时，创制了契丹文字，与汉字并行于境内。 在官员的选用方面，科举是汉人、渤海人入仕的途径之一。会同年间，从后晋得燕云十六州地。为了安抚和统治新附之区，辽国急需选用汉士，曾举行科举考试，以汉士平素所习之业进行选拔。历仕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五朝的汉官室昉，就是会同初登进士第的。 辽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从权宜向定制发展的过程。会同年间，在燕云地区举行的科举，是一次为选拔汉官治理汉地的权宜之计。保宁八年（976），“诏南京复礼部贡院”2，才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圣宗统和六年（988），“诏开贡举”，科举渐成定制。太平十年（1030），“诏来岁行贡举法”，制度已趋健全。统和二十七年（1009）和统和二十九年（1011）的“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和“御试，放高承颜等二人及第”3，是殿试的开端。以后兴宗重熙五年（1036），“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1，则是由皇帝亲自出题举行殿试。 辽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前后不同。自会同初至统和六年（988）无定期，为笼络和选拔汉族士人的临时措施，权宜之法。 统和六年至重熙元年（1032），大抵每年举行一次，重熙后为三年一次。前者为沿袭唐制，后者则是受宋朝的影响2。其程序“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省试由礼部贡院主持，按成绩分甲、乙、丙三科。合格者以“喜帖”书其姓名。 考试科目在圣宗时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后则借鉴宋朝，“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3。终辽之世，重词赋，轻经、律，故律科进士为数很少。道宗朝，曾设贤良科，应试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 辽代的科举专为选汉官、取汉士之用，只有汉人、渤海人可以应试。对契丹人参加科举限制甚严。辽国契丹人中虽不乏文学之士，但他们却多不是进士出身。重熙中，季父房耶律蒲鲁虎应试及第，为有司告发，其父耶律庶箴以“擅令子就科目”，被处以鞭刑。至道宗朝，有白霫进士郑恪，天庆五年（1115）又有契丹进士耶律大石等。可见，至道宗朝，对契丹、奚、霫等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已放宽。对汉人应举的限制，则承袭了中原历代之制，禁止医卜、屠贩、奴隶、商贾之家和背弃父母、犯罪逃亡者应试。 2《宋史》卷436《陈亮传》；《陈亮集》卷20《（答朱熹）又乙巳春书之一》。3《四库全书总目》卷92《童蒙训》；《朱文公文集》卷76《题》。1《辽史·景宗纪》。 2《辽史·圣宗纪》。 3《辽史·兴宗纪》。 学校在实行科举的同时，辽代也设立学校培养人材。太祖、道宗时，分别于两京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教授上京、中京国子学生徒。太宗于南京设太学。圣宗曾赐南京水硙庄一区，以助学养士。五京州县也设有学校。“蕃汉官子孙有秀茂者，必令学中国书篆，习读经史”1。道宗清宁元年（1055），诏设学养士，并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不仅契丹、渤海、奚、汉人子弟可入学学习，到圣宗朝，高丽也曾遣童子入辽学习契丹语。 辽朝诸官员，除选自宗室、外戚、诸部贵族有功劳、有能力者外，科举又为汉人和渤海人提供了入仕的途径。虽然通过科举做官者只占辽国官员的十之二三，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中既有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也有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科举取士扩大了辽朝的统治基础，促进了境内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汉文化和儒学的传播。 1参见朱子方、黄凤岐：《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五节西夏的科举与学校以“蕃学”、“儒学”取士西夏建国之初尚未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景宗李元昊始建“蕃学”，作为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途径。史载：“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遣擢，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持。”“蕃学”的学员是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2，实际上“蕃学”已具有科举取士的性质。 夏崇宗时期，李乾顺“命选人以资格进”，规定“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1，这又是具有恩荫察举性质的荐官办法。西夏宗室李仁忠、李仁礼，因“先世之功”，又“通蕃汉文字，有才思，善歌咏”，都被进官封王。大约在崇宗时期，西夏已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仁宗时期的名相斡道冲，经科举进入仕途，任国相十余年。史载其八岁中童子举，约当崇宗正德至大德年间（1127—1135）。 史书记载西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始见于仁宗时期。人庆四年（1147）“秋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2。可见西夏设童子科，科举取士在此之前已实行了。西夏科举取士的科目主要是儒家经典，早在西夏建国初期的“蕃学”中，就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汉文儒家经典《孟子》、《孝经》、《尔雅》及《四言杂字》等。毅宗李谅祚曾上表向宋朝求请“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典籍，供西夏人学习。仁宗李仁孝又曾派遣使者到金朝，以重金购买名儒翻译的各种书籍，并于人庆三年（1146）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1，令各州、郡建庙祭祀。西夏至仁宗以后，科举取士几乎成为升官进爵的主要途径。根据史书上留下的零星记载，如仁宗时的名臣斡道冲、高逸，神宗时的名臣权鼎雄，献宗时名臣高智耀等，都以进士升入官途。夏神宗遵顼为宗室齐王李彦宗之子，他“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桓宗天庆十年（1203）三月，“廷试进士唱名第一”2，后被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大都督府主。西夏于天盛十三年（1161）正月，仿唐宋制度设翰林学士院，所选之人亦是通过科举选拔的，为皇帝草制诏、备顾问的文学优长之士。神宗时的权鼎雄即“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已见于史书记载的西夏翰林学士有仁宗时的王佥、焦景颜、杨彦敏、刘昭、王师信、梁宇、王禹玉、余良等；桓宗时的李国安、张公辅；襄宗时的梁德懿；神宗时的权鼎雄等。此外，襄宗时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献宗时徽猷阁学士李弁等，他们也都是通过科举进身授职。 西夏的科举取士延续到国亡，史载夏献宗乾定三年（1224）“三月，策2《契丹国志》卷23《试士科制》。 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2《西夏书事》卷13。 1《西夏书事》卷32。 2《西夏书事》卷36。 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弟”3。但高智耀见蒙古军已兵临城下，国将亡，不受官职，后隐居贺兰山中。献宗“策士”的前一年，宗室李桢随父避乱到金国时，还“应经童试中选”，可见科举制度在西夏已深入人心。 学校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五月，始建学校，名为“蕃学”，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从蕃汉官僚子弟中选拔优秀者入学。同时在国内各州也设立“蕃学”，置教授训导。李元昊建“蕃学”，其本意是“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故主要学习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用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典籍，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但儒家经典的内容与精神，则通过“蕃学”直接灌输，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儒学学校的正式建立是在夏崇宗时期，由于西夏封建国家的迅速发展，急需大量的儒学人才。为此崇宗准备向宋朝学习，建立学校。他通过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奏请西夏建立汉学的重要：“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夏贞观元年（1101），崇宗“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1。到仁宗时期，西夏学校制度迅速发展。据史书记载，当时西夏设立的学校主要有以下三种：（一）小学，即州县所设学校。人庆元年（1144）六月建，全国有弟子学员3000人。 （二）宫学，又称小学、内学，设于宫禁中。人庆元年六月初建，五年三月复建，置教授，招收宗室子孙7岁至15岁者入学，仁宗与皇后亲为训导。（三）太学，人庆二年七月建，尊孔读经，由仁宗亲临释奠，并对学员给予赏赐，故地位较高。 仁宗于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2，将孔子抬到了极高的地位。 西夏学校制度及学校规模，汉文史籍无考。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首《新修太学歌》，全文共27行。诗歌内容提供了有关西夏仁宗时期新建太学的一些材料。据考证，这是一首对仁宗乾佑二十三年（1192）重建太学的赞美诗。诗中开首说明西夏建立太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所谓“天遣文星”，使“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语文”，以便治国安邦。其后描述太学建筑的形制和功用，如“沿金内设窗”、“顺木处开门”、“冬暖百树阁”、“夏凉七级楼”等，可能是继承和模仿中原汉唐传统的“太庙”而建。诗歌中有“夙兴拱手念真善，住近纯佛圣处”之句，似乎太学中还有诵读佛教经典的课程。西夏笃信佛教，仁宗时期是西夏佛教的极盛时期，在西夏儒学中3《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1《西夏书事》卷39、42。 2《西夏书事》卷42。 增设佛学课程，或许是西夏学校的特色之一1。 1《西夏书事》卷31、36。 第六节金代的科举与学校科举制度金代科举之制，略如辽、宋。太宗天会元年（1123）十一月，因为急欲得到汉族士人来统治新归附州县地区的汉族人民，始开科举取士，初无定额，也无定期，天会二年一岁中两次举士。考试分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词赋考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考经义、策论各一道。五年，占领北宋河北、河东后，因为职员多阙，再加上辽、宋制度的不同，下诏南北各因其素常所习学之业取士，设南北两科，分别考试，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1138）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始增设殿试制度，而且更定试期为三年。贞元元年（1153），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金史·选举志》记载：“（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实际上海陵王罢南北选，统一科举制度，不是在天德三年，而是贞元二年。《金史》记载贞元元年时尚分南选、北选，《三朝北盟会编》卷144引张棣《金虏图经》：“次举又罢经义专经神童，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海陵王首举的时间是天德三年，而于次举的贞元二年时，才并南北选为一。金为女真人创进士科，初仅试策，后增试论，叫做策论进士。大定四年（1164），世宗先后从猛安谋克选子弟为学生，诸路至3000人。九年，选其异等者百人到京师，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和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30多人。到十年，开始议行策选的制度，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会试和御试。其试期与汉进士同是三年一试，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徒单镒以下27人中选。十六年，又命皇家两从以上亲及宰相子，直赴御试。皇家袒免以上亲及执政官子，直赴会试。章宗明昌初，又设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弘材、达于从政等科，试无常期。 初时有词赋、经义、同进士、同三傅、同学究五等，后改为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谓之举人。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都能中选，则与之官。与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儒臣有功和处士有学行而被荐举的，得特命及第，谓之“特恩”。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定三月乡试，八月府试，翌年正月会试，三月廷试。章宗明昌元年（1190），诏免乡试；二年，定诸路府试之地，及考官员数。考官员数，以应试之人多寡来定，府试则以官高者一人为考试官，余为同考试官；会试则以一人为知贡举官，余为同知贡举官。又定女真进士限丁的制度，凡户只一丁的，不许应试，两丁许一人，四丁许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 所试科目规定：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策论进士（此科专选女真人），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后改为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真大字，诗用小字，后又于经内出题加试，凡府试则先试射。律科，在法令内出题，府试十五题，每五人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定制，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三十六条以上，以文理优，拟断当，用字切者为中选。后又试《论语》、《孟子》小义一道。经童，或诵《论语》诸子，或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或试诗赋，或试行草。制举，试策。宏词科，试诏、诰、章、表等杂文，于举进士之年试之。武举，始于熙宗时，章宗定考试制度，试射贴、远射、射虎、刺板、问律。 金代科举的监检制度很严。科举考试专门派遣军队监督、弹压和巡护。 大兴府（今北京）则差武卫军，其余府则于附近的猛安内差摘，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则差顺阳军。凡是府、会试，每四个举人则差一人，复以官一人弹压。御试策进士则差弩手及随局承应人，汉进士则差亲军，人各一人，都是用那些不识字的，以护卫十人，亲军百人长、五十人长各一人巡护。搜检制度尤为严切，乃至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因为这种过分的搜检不合对待士人之礼，所以，大定二十九年就曾依以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使之更换，既可以防滥，又不亏于礼。 金朝科举，其弊已甚。元好问说：“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1刘祁也说：“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如何，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补外。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2其陋弊可见。金朝入仕之路最广，而且出于任子的十之四，大定后纯用任子。“是后推酤日广，风俗堕坏，六七十年间，遂有愚贤固滞之叹，论者以为此诚选曹泯法之弊，至于廉耻道丧，自同商贩”1。 学校与书院金朝开始就重视文化教育，太祖时其言已文，太宗时兴学校，设科举，中经熙宗、海陵，到世宗、章宗时，“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2。崇文养士，庠序日盛。 金代学校分汉人学校、女真学校和官学、私学。于朝廷设太学，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设国子监于上京，置汉人国子学。世宗大定六年（1166），置汉人太学。大定十三年，始置女真国子学；二十八年，又置女真太学。另外置司天台五科，分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太医院医学十科。国子学、太学隶属于国子监，司天台五科隶属于秘书监，太医院医学十科隶属于宣徽院。 金代地方学校有府学、州学、县学、乡学四级。金初，逐渐恢复和新建一些地方的府学、州学和县学。金世宗、章宗时，在恢复和新建地方学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金朝特点的地方学制。 1《西夏书事》卷36。 2参阅聂鸿音：《西夏文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1《遗山文集》卷17《闲闲公墓铭》。 2刘祁：《归潜志》卷7。 一是京、府、节镇、防御州学。世宗大定十六年，诏京府设学养士。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诏京、府、节镇、防御州设学养士，置府学24，节镇学39，防御州学21，女真府州学22。被称为“京府镇州之学”。诸府、诸节镇、诸防御州各置教授一员。 二是附于京府的刺史州学。刺史州学官府不置教授，“刺史州则系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3。当是由京府所管的地方学校。 三是在外县的县学、乡学。元好问把乡校与私塾分别开，乡学当是地方基层主办的学校，收乡里子弟入学。 金代私学除进行儿童的启蒙教育以外，也有专门研究学问的高等教育。 金继辽及北宋设家塾。如王去非、赵质、曹珏、薛继先都因为科举不第或隐居，而“家居教授”、“教授为业”、“课童子读书”1。史天倪祖伦于“金末，中原涂炭，乃建家塾，招徕学者”2。另外，也有的以其专业和专学而执教的，如耶律固、刘■皆金之名士，置馆门下传教。一些名士大夫出其门下。高仲振入居嵩山，以《易》及《皇极经世》学授弟子，王汝梅以法学和经学教诸生，杜时升隐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学”教后进。1金之州县有学校，亦皆有孔庙。熙宗时建孔子庙于上京，盖只立庙。章宗明昌元年（1190）三月，“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1204）二月，“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2。《金史·任天宠传》：“再迁威戎县（今甘肃静宁南）令。县故堡寨，无文庙学舍，天宠以废署建”。金制有学亦有庙，而所重在庙，此影响后来的元朝。 金朝学校大发展在世宗、章宗时期。当时办学思想，从世宗的一段话中可知：“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3说明世宗主张教育重在实学，学则必用，学汉文化与学女真旧俗并重。 金代学校经费大抵恃钱米、学田。章宗泰和元年，“更定赡养学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4。国家还规定：“学田，租税、物力皆免”。“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5。在地方也有私人以田赡州学的。虽然如此，但学田所入仍多供教官私用，而家贫入学的尚不免贫困。 学校对学生名额、入学资格、年龄、课程、考核及黜陟，都有规定。以太学为例，入学资格及名额规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150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250人。教学内容分经、史、子三大类，而以经史为主。教材统一由国子监印行，发给各校使用。考核规定：三日一会课，作策论一道，又三日3《遗山文集》卷27《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 1《归潜志》卷12。 2《遗山文集》卷32《寿阳县学记》。 1《金史》卷127《王去非传》、《赵质传》、《薛继先传》。 2《元史》卷147《史天倪传》。 3《金史》卷127《高仲振传》、《王汝梅传》、《杜时升传》。 4《金史》卷9《章宗纪》一，卷12《章宗纪》四。 5《金史》卷7《世宗纪》中。 作诗赋各一篇。三月一私试，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黜陟规定：“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1此外，还规定休假、请假等制度，遇旬休、节辰都有假，学生有病给假疗养，省亲远近则给程。遭丧事一百天后求入学者，不得参与释奠礼。 1《金史》卷11《章宗纪》三。 第十二章社会风俗和宗教第一节五代、宋的社会风俗五代、宋代的社会风俗，虽只是当时的风俗，但不少风俗对后代影响很大，其中节庆大多沿自前代，也有不少风俗创自宋代，如北宋的爆竹（火药）、南宋的烟火，影响及于今日；宋代的冬至吃馄饨，实是今日北方冬至吃饺子的先声等。而今日看似平常，如人们早晚活动不受时间和地区的限止，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并全天甚至通宵营业，人们普遍使用桌、椅、凳等，这些在五代以前是无从想象的，是中国古代人民社会风俗在宋代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奠定了今日人们生活方式的基础2。 朝市、夜市：“坊市制”破坏后的新习俗唐代城市实行“坊市制”，坊（里）是居民区，每城设一二处“市”，个别的设三“市”，市为工商区，区分严格，各有围墙、街鼓及坊、市门，定时开关，“日暮，鼓八百声而（坊、市）门闭”，禁止人们外出；“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3，人们开始活动，工商业也进行营业。而地方上“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于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约合1小时40分）击钲三百下散”1。经唐末、五代到宋代，从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坊（里）市制”，终于破坏无遗，居民区“坊、里”与商业区“市”之间的严格区分被完全打破，行动不受地区和时间的限止1。不仅城里随处可以开设商店，农村的镇和城外近郊的草市也可开店营业，而且唐代首都白天全天营业，州、县城下午营业的城镇居民生活习俗也被打破。宋代商店营业的时间完全依商业的繁华情况而定，一般商店大多是天明后营业，天黑前息业，而饮食店、酒楼、茶坊的营业时间更长，尤其是繁华的城市自早晨五更到半夜三更，有的甚至通宵营业，形成城镇居民划时代的新的生活习俗，影响所及直至今日。 如北宋首都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州桥、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2。南宋首都临安，更是“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更）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2《金史》卷47《食货志》二。 3《金史》卷51《选举志》一。 1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认为垂脚高坐“至唐末五代已接近完成”的看法（《中国全史》观点同），欠妥。 1《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左右街使》。 2《唐会要》卷86《市》。 3。城镇居民生活习俗的改变，促进了商业发展与城镇的繁荣，《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人著作中，还记载了宋代人大量的饮食习俗。起居：由“席地而坐”到使用桌、椅、凳五代、宋代是唐代以“席地而坐”为主向普遍使用桌、椅、凳、杌（兀）子（方凳）等高起高坐起居方式转化的时期，北宋中期以后已大体与现代近似。北宋初乾德二年（964）前不久，曾发生了与起居有关的朝仪方面历史性变化的事情，“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4，唐及五代皆行其制，北宋初任用后周大臣范质等人为相，仍沿用旧礼，传说当范质等人起立奏呈奏章时，宋太祖密令去座，奏毕回时已无座，宰相“坐而论道”之礼遂废，常朝时宰相立班为后世沿袭。宰相此时之座还不是椅子。椅子起于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7）景延广向出帝进奉“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1。后周礼部侍郎窦仪“于堂前雕起花倚（椅）子二只，以祗备左丞洎太夫人同坐”。但椅子只有尊长及老人使用，正式场合未使用椅子及与之配套的桌子等。宋太祖时“使相”赴上仪（就职仪）时，于中书都堂（政事堂）“逐位（使相）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是仪式的一部分2。这说明宋初官员正式场合使用的是“牙床、小案子”。宋太宗大宴群臣时全都就座，都指挥使以上坐于殿上，“宰相、使相坐以绣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参知政事以下用蒲墩，都虞候以上坐于朵殿，其余分坐两廊，“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席地而坐3。至少直到宋仁宗时，皇帝在正式场合仍未使用椅子，皇帝御座称为“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瑑山，以龙卷之”，实是一矮榻。皇帝出行时以一内侍抱驾头于马上前导，嘉祐六年（1061）因内侍坠马，跌坏已传四世的驾头，以后改为四人抬1。欧阳修记载当时婚礼，两椅相背置马鞍于其上，说明其时民间已使用椅子。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夫妻对坐宴饮图》壁画，更有了具体的桌椅图像，为矮背无扶手椅子，主人脚下另有“踏脚”。宋徽宗出行时也已改用椅子，称为“金交椅”（金饰或涂金），由御龙直执携，而“御椅子皆黄罗珠蹙背座，则亲从官执之”2。北宋末年著名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店铺内有大量桌子和条凳。只有进城第一家（上侧）一先生（或店主）坐一椅，及“赵太丞家”有一空椅，似都是“交椅”，类似现代的折椅，说明还不普及。南宋理宗时，张端义《贵耳集》记载，交椅“自来只有栲栳样”，说明“交椅”已是圈椅，已有扶手及矮靠背，秦桧时“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作为高靠背添在交椅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说明大臣们都坐椅子，时称“太师样”，后世称为“太师椅”。吴渊是宁宗时人，张端义说吴渊所创则有误，但岳珂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3宋代城市情况的变化，参见本编第五章《城市和镇市》第二节《城市制度》。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3。 1吴自牧：《梦粱录》卷13。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 3《新五代史》卷29《景延广传》。 1丁谓：《丁晋公谈录》。 2李攸：《宋朝事实》卷12《仪注》二。 秦桧迁居新第，优伶进行庆贺演出时，有“一伶以荷叶交倚（椅）从之”，“尔但坐太师交倚（椅）”3，可见南宋初确已有此类高靠背的太师椅。南宋皇帝的“平辇”，“赤质，正方，形如一朱龙椅而加长竿二”；孝宗为高宗造的“七宝辇”，“中设香木御坐，引手为转身龙，靠背为龙首”4，御座为有扶手靠背龙椅，与后代相似，已不是驾头。南宋皇帝出行时，不仅有“快行家”“手执御校（交）椅”，御龙直“执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等，实际使用的是坐椅；而“驾头用朱红圆兀（杌）子一只，以绣袱盖，合门捧于马上，二边各有从人扶策”，实际已只是“仪物”而非实用。皇帝设宴时，也已是“殿上坐杌，依品位高低坐，第三、四行黑矮偏凳坐物”，已没有北宋初的席地而坐。说明北宋晚期以后，君臣百姓（主要是男子）都已普遍使用椅子、凳和桌子，这与北宋前期皇帝坐“驾头”矮榻，官员坐墩或坐“席”上，以及“就牙床、小案子判案”，有着根本区别。但在有的“国宴”上，还有一部分人是“就地坐”在紫沿席上1，说明“席地而坐”，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陆游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2，说明到南宋初男女都可普遍使用椅子等，这是中国古代在生活起居方面划时代的变化。 服饰赭、黄为皇帝专用色，后汉乾佑三年（950），郭威“澶州兵变”时，将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成为以皇帝专用颜色象征皇帝的事例；而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有计划进行“陈桥兵变”时，则已是用事先做好的“黄袍加太祖身”3，“黄袍加身”遂成为夺取帝位的同义词。皇帝也常服绛纱袍、红衫袍等，宋代以黄、红为皇帝专用色。官员公服（常服）的服色以官品（寄禄官、阶官）高低，五代、北宋前期沿唐制分为紫（深紫）、绯（大红）、绿、青四色，元丰元年（1078）改为紫、绯、绿三色，紫、绯服分别加佩金、银鱼袋，高官可服低级服色，低官则不得服高出本级的服色。但可按规定服高一或二等服色，称为“借绯”、“借紫”，而按年限及特旨服者称“赐绯”、“赐紫”。五代、宋代的品官还另有朝服、时服、祭服等，服饰上更有许多烦琐的品级区分。 北宋初，庶人只许服白色，“白衣”作为无官职人的代称，太平兴国七年（982）增加了皂（黑）色，皂、白二色成为庶人、不入品的流外官吏、公人等的专用服色。宋代庶人习惯服紫色，端拱二年（989）规定不得服紫色，到至道元年（995），“帝（太宗）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4。宋代的服色禁令只针对男人，且皆指纯色及纯色为底色的“遍地密花”。小儿和妇女不在禁服之列，甚至可以服用“诸僭拟乘舆服用”的“纯以红、黄3《宋史》卷148《仪卫志》六《驾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嘉祐六年七月壬辰。说明“驾头”是一无靠矮榻，而且不太大。 4《东京梦华录》卷6。 1岳珂：《桯史》卷7《优伶诙语》。 2《宋史》卷149《舆服志》一。 3《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卷1、3。 4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 为衣”1。 宋代君臣都可头戴“幞头”，幞头本是一种头巾，北周创设时“以软帛垂脚”，隋代改为桐木，唐代“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渐变平直”。宋朝“君臣通服平脚”，皇帝有时“服上曲（脚）”。“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2，即是宋代君臣常戴的“官帽”。至于《东京梦华录》所载：“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皆是禁军殿前司所属诸班直，皇帝出行时的导从仪卫，属仪仗队性质，他们所戴幞头脚的形式不同，则与通常所说的官员官职级别无关1。百姓所戴幞头高不得过二寸五分，通常都戴帽或抹额（束在额上的头巾）、裹巾。腰带的玉、金、银、犀角为各级官服用，百姓及吏则用铜、铁、角（牛角）、石、墨玉带。各行业有自己特殊的服饰，北宋首都开封“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南宋临安则稍有变化，如质库掌事已加裹巾。但到南宋晚期，“淳佑以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2。 南宋初因战事频繁，军校服紫衫便于行动，士大夫、官员也普遍服用，后来宋高宗一再申严禁止，遂改服白色的凉衫，也称白衫，形制同紫衫；孝宗初年，又禁服白衫，只用于丧服，官员仍服紫衫。北宋时，士大夫交往常服的帽衫，乌纱帽、皂罗衫、角带、系鞋，南宋时只作为冠、婚、祭服，而国子生仍服用。又有以白细布做成的襴衫，“圆领大袖，下施横襴为裳，腰间有辟积”3，进士及国子生、州县学生服用，帽衫、襴衫类似后代的学生服。此外，宋人还有许多常用服饰，如“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今俗名搭护”，背子“今又长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裤褶”，上服褶下服裤，“近代服之，无定色”；“汗衫”，也称中单4。 婚仪五代时，刘岳《书仪》的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是据“当时流俗之所为”记载的。北宋中叶已变为“当婚之夕，以两倚（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是婚礼中的盛礼1。 宋代婚礼大体是先经媒人，女方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经过问卜等认为吉利才回草帖子，然后过“细帖”也称定帖。写明三代、父母存亡及男方生辰、官职等，如果是“入赘”，则要在细帖中写明，并列出随带的房地产及金银等。女方回的细帖要列出嫁妆及随嫁的房地产等。其后进行“相1《旧五代史》卷110，后周《太祖纪》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2《宋会要辑稿》舆服4之5。 1《庆元条法事类》卷3《服饰器物》。又，此前论著似未论及男女服色的区别等。2《宋史》卷153《舆服志·幞头》。 3《东京梦华录》卷6。有些论著认为天武官等幞头脚形式不同显示官职级别的差异，欠妥。4《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18《民俗》。 1《宋史》卷153《舆服志·士庶人车服之制》。 亲”，由男方亲人到女方进行，相中即以钗插髻中，称为“插钗”；如不中意则送一二匹彩缎，称为“压惊”。插钗以后，男方下定礼，女方回定礼，以男方所送酒的一半回送，并以空酒瓶（樽）两只盛清水放入活鱼三五条，箸（筷）一双放入瓶内，称为“回鱼箸”；南宋时为金鱼四条、箸一双、葱二株，富户以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放入空酒樽内，外加彩帛二卷以表示为生葱。其后节庆时送礼，称为“追节”。定下婚期后要“下财礼”，女方无力自办嫁妆，则男方除送首饰衣帛外还须送钱，称为“兜裹”。婚前一日女方先到男家铺设新房，称为“铺房”。娶亲日男方备车、花檐子或轿迎亲，女方给“利市钱”，称为“起檐子”，才出行。到男方门前，从人及办喜事人又要利市钱，称为“栏门”。又有人执花斗，内盛五谷、钱、果，望门而撒以压煞神，称为“撒谷豆”。新娘下车、轿后踏青布条或青锦褥而行，前有一人持镜面对新娘倒行，先跨马鞍及秤，进门后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称为“坐虚帐”；或直接进入新房内坐于**，称为“坐床富贵”。女方的送客饮三杯五盏而回，称为“走送”。北宋末及南宋初，还于中堂设榻，上置椅子（无马鞍）称为“高坐”，新郎坐上后三请后下坐，后废此礼。新房的门挂下端碎裂的彩帛，新郎入门，众人争扯彩帛小片而去，称为“利市缴门”。又用红绿彩缎二端各做一“同心结”，男挂于笏（或槐筒）倒行，女牵于手相向而行，称为“牵巾”；南宋又请男家双全女亲用秤或机杼挑去新娘盖头，出拜家庙、参礼诸亲，再由女倒行牵回房，行对拜（交拜）礼后坐床，礼官以金银钱、彩钱、杂果撒掷，称“撒帐”。男左女右各留少些头发“结发”，称为“合髻”。又用两盏以彩结（同心结）连结，互饮一盏，称为“交杯酒”，也称“交卺礼”。以盏一仰一覆压在同心结上放于床下，俗称“大吉”，大家贺喜后掩帐。新人换妆后再到中堂参谢亲人、舅姑后，再入礼筵饮酒，婚礼结束。北宋时，次日五更向桌上镜台的镜子展拜，称为“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献上鞋、枕等称“赏贺”，尊长回赠称“答贺”。女婿往参妇家称“拜门”，次日即行的称“复面拜门”。第三日，北宋时女家送彩缎油蜜蒸饼，称“蜜和油蒸饼”；南宋时送茶饼、鹅、羊等，称“送三朝礼”。女家往男家作会致酒，称“暖女会”；迎女回家，并以礼品送回婿家，称“洗头”。一月，婿家开筵相庆，称“满月”，南宋称“贺满月会亲”，整个婚仪结束2。 丧俗五代后唐时，京城洛阳凡是死亡之家都需经官府或军方巡察，如有非正常死亡，事涉冤诬即行追勘，并对各级官员、百姓的丧葬仪制，包括明器（随葬品）数量等都有规定。如唐李德裕所说：“生无孝养可纪，没以厚葬相矜”，丧葬之家“生产储蓄为之皆空”，故明令禁止厚葬3。北宋依据五代制度制定丧制。 北宋时，河东地区流行火葬，皇佑五年（1053）韩琦任并州知州后曾禁止火葬。南宋时，东南地区也流行火葬，“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而且“日益2高承：《事物纪原》卷3《衣裘带服部》。 3欧阳修：《归田录》卷2。椅本作倚，后才改从木旁，倚并非误字。 炽甚”。绍兴二十七年（1157），高宗曾下诏以荒地作为贫民的墓地以抑制火葬。但是，“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因而于次年改为只禁止富户士族进行火葬，其他人户从便1。 宋代丧葬习俗中，还有人死“以方帛覆面”，以绪为“明衣”，而称“赠死者”的衣服为燧，俗称“搭衣架”。在墓圹中置“桐人”，而称随葬的俑为“明器”，在棺中还放有盛有粮食的罂。也沿唐俗丧祭时焚烧纸钱，称为“楮镪”。送葬时“挽郎”手执盖在丧车前后的“翣”，还有人唱“挽歌”等2。子弟守孝三年，官员守孝称“丁忧”，期满后才能再做官。 节庆元旦正月初一，俗称“新年”，也称“年节”、“岁节”、“元正”、“元日”，是第一个重大节日，皇帝进行大朝会以庆贺，接受邻国使者的朝贺；百姓穿新衣，互相庆贺，家家宴饮，吃■（汤饼），夜晚赏灯，南方还放爆竹，南宋时首都临安还放烟火1。 立春从首都到各州县都要造土春牛，南方兼造土耕夫（牧牛人、芒儿），在府、县衙前以彩杖鞭“春牛”；还制作小春牛出卖、赠送以示丰收之兆。南宋百姓争夺土牛肉（碎土），称宜蚕、宜田兼治病，土耕夫则移入土地庙。元宵正月十五日，亦称上元、元夕、元夜。元宵点灯，唐代、五代不常举行。后梁开平三年（909），梁太祖在西都洛阳诏：“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乾化二年（912），首都开封首次于“上元夜，任诸寺及坊市各点彩灯”，则只是一夜；而且是“近年以来，以都下聚兵太广，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2。宋建隆二年（961）元宵，首次点灯，后通常为三夜。乾德五年（967），首都开封增为五夜（十四至十八日），各地方仍为三夜。宋太宗时张咏任益州知州，暗增十三日夜灯，称为挂塔。以后杭州、益州首先增为五夜，其他财力富裕的也多增为五夜；南宋时则都为三夜。南宋灯品以苏州、福州为最好，新安（今安徽歙县）虽晚出，精妙绝伦。 清明节、寒食节寒食节的第三天为清明节，寒食节前做好饭食，这三天不生火煮饭而“寒食”，也称“禁烟节”、“冷烟节”，是第二个重大节日。寒食节是百姓“野祭”扫墓的节日，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出洛阳西郊望帝陵方向进行“望祭”，是仿民俗进行的，称为“破散”，为其后帝王所沿袭，并烧衣服、纸钱。北宋时放假七日，南宋则放假五日，纸马铺还有纸制楼阁出售。帝王发宫人及宗室朝陵祭祀，百姓扫墓郊游，南宋首都临安市民还乘船游西湖及看龙舟。北方“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而“绍圣以来，江淮之南寂无此风（寒食）”。 端午节亦称端五，五月初一为端一等，初五为端五。也称重午节、浴兰令节，古有“蓄兰为沐浴”，及于午时取井水沐浴以避疫气；北宋首都开封则以桃柳心之类烧汤沐浴。节日食品有粽子、枣糕、菖华（菖蒲）酒，以1参见《东京梦华录》卷5《娶妇》；《梦粱录》卷20《嫁娶》。 2《五代会要》卷8《丧葬》上。 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2《禁焚尸》；《宋史》卷125《礼志·士庶人丧礼》。2参见《事物纪原》卷9《吉凶典制部》。 及香糖果子、糖蜜韵果、水团等。粽子有角粽、锥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除黏米外，有的加枣或糖，以及松栗、胡桃（核桃）、姜桂、麝香之类。以艾人钉在门上，买张天师像，用泥和草做张天师，以艾为头、蒜为拳，置于门户上。或买用采帛制成的小符戴发髻上，称为“钗头符”等，皆用以辟邪，楚地还有龙舟竞渡。 中秋八月十五日，也称“月夕”。北宋首都开封“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螃蟹、石榴、梨、枣、栗等新上市，家家团圆欢宴赏月，直至深夜，有的通宵达旦。南宋首都临安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观看浙江潮，直至二十日，以十八日最盛；中秋夜还在浙江上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烂如繁星。 重阳节九月初九日，也称“重九”，九为阳数，故称重阳。人们赏菊和出外登高，以茱萸插头以辟邪，以粉面蒸糕，加枣、栗，也有加肉的，有面糕、黄米糕、花糕，上插小彩旗以赠送。天明时以片糕搭小孩头上称“百事糕”，祝“百事皆高”；又于糕上放“小鹿”数枚，称为“食禄糕”（意为预祝做官）。 冬至节与寒食、元旦为北宋三大节日，南宋则与元旦（年节、岁节） 为两大节日，号称“亚岁”，冬至前夜为“冬除”，也称“二除夜”。“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南宋时，“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元旦）仪，而都（临安）人最重一阳贺冬”，商店停业三天以庆贺，称为“做节”；人们互相送礼，因离年节较近，以致有的到元旦时相互送礼还不如冬至，有“肥冬瘦年”之谚。冬至有吃馄饨的习俗，有的一碗有十多种，称为“百味馄饨”，有“冬馄饨，年■饦（汤饼）”之说。 除夕、交年节十二月三十日，也称除日、除夜、岁除，也称为大节夜；而称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也称交年节。交年节为“新旧更易”，送故迎新，“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抹涂灶门，谓之醉司命”。商店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以备民户除夕之用。这天要打扫房屋，有“交年日扫屋，不生尘埃”之谚。晚上在门后、床下、厕所点灯（除夕相同），称为“照虚耗”。南宋于二十五日煮赤豆粥祭食神，称为“人口粥”。 除夕，五代后蜀各宫门也钉桃符；宋代进行扫除，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备香花供物迎神，皇宫还有装扮钟馗、灶神、土地、门神之类，驱祟出宫城外，称为“埋祟”。节日食品有各种果品、十般糖、澄沙团等。燃放爆竹，声震如雷；南宋还放烟火，家家围炉团坐，通宵达旦，称为“守岁”。 其他节日二月初一日“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南宋民间还以青囊盛百谷、果相赠。二月十五日，两浙有“花朝节”，南宋首都临安人纷纷出城赏花。四月初八日“浴佛”节，也称佛生日，各地寺院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称为浴佛水，以铜佛像浸在小盆内糖水中。七月初七日“七夕节”，儿童女子皆穿新衣，于庭院列香案、酒果，令女郎列拜，称为“乞巧”。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僧寺作盂兰盆斋会，焚烧衣服纸钱；家家祭祀祖先，人们大多吃素，屠户亦停业。此外，还有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皇帝生日等不少小节日。 第二节五代、宋的宗教佛教自唐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虽自大中元年（947）起，大力恢复佛教，但佛教已元气大伤，加上唐末农民战争，佛教寺院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自五代开始，战乱频繁，官府管理僧寺的制度松弛，不少僧尼戒律荡然，到后唐时，“僧尼寺院多有故违条法，衷私度人（为僧尼）”，“妄称圣（佛）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因而于天成二年（927）规定，志愿出家为僧尼者必须经官府准允，还要考试念经文，“不得私受戒法”，否则处罪。僧尼除规定的“官中斋会行香”等外，“僧尼不得辄有相过，如敢故违”，“画时擒捉，并准奸非例处断”。僧侣不能在尼寺开讲，除斋月开讲时外，“坊界及诸营士女”，“不得过僧舍”，僧侣也不能公然住在民户家中。后晋天福二年（937），也严申出家为僧尼的规定，如果“州府不遵敕命，衷私剃度（僧尼）”，也要受到惩处。但是，五代时不仅朝代更迭频繁，而且常常是政令不畅，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而“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不仅有碍社会治安，加上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显德二年（955）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 31 在和炮弹落点。明代已有关于眼镜传入我国的记载，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六《事物类》及张宁的《方洲杂录》。它们主要是远视眼镜，由陆路经甘肃、陕西，或海路从广东输入，因稀少而昂贵，被视为珍品。 参阅《吴县志》卷七五下《列传·艺术二》。 第四节电和磁指南针和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明代的造船航海技术是较先进的。十五世纪初，郑和率领船队七次航海下西洋。航海罗盘的使用是远航成功的重要技术保证之一。随同郑和远航的巩珍曾记载当时航海“皆斫木为盘，书刻干支，浮针于水，指向行舟”。可见当时普遍使用罗盘指示航行。“至嘉靖间，遇倭夷之乱，始传倭中法，以针入盘中，贴纸方位其上，不拘何方，子午必向南北，谓之旱罗经”2。“近年吴、越、闽、广屡遭倭变，倭船尾率用旱针盘，以辨海道。获之仿其制，天下人始多旱针盘。但其针用磁石煮制，气过不灵，不若水针盘之细密也”3。说明自明中叶开始，从日本传入有支轴指南针的旱罗经，应用于航海。在张燮的《东西洋考》卷九“西洋针路篇”和“东洋针路篇”中，就分别叙述了从南中国海至南洋和从澎湖至菲律宾、婆罗洲及台湾等地所应采取的针位方向。 摩擦起电现象张居正曾记载他亲身经历的现象“凡貂裘及绮丽之服皆有光。余每于冬月盛寒时，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进炸有声，如花火之状。人以为皮裘丽服温暖，外为寒气所逼，故搏击而有光，理或当尔。”冬季空气干燥，皮毛丝绸容易摩擦产生静电。与张居正几乎同时，都邛也记载了“吴绫为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星出。”2但是，在那个时代对电的本质尚无了解。 《西洋番国志》自序。 2李豫亨《青鸟绪言》。 3李豫亨《推篷寤语》。 《张文忠公全集》文集第十一。 2《三余赘笔》“吴绫出火”。 第五十八章化学第一节《道藏》中的炼丹术著作中国古代炼丹家在长期的和大量的炼丹实践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化学成就。他们的工作多记录在历代的炼丹著作里，并辑入《道藏》以传世。可惜的是自唐开元《三洞琼纲》到宋、金、元三代递修本《道藏》，在元代几乎毁损无遗。永乐四年（40），明成祖朱棣命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修《道藏》，但未能刊刻。直到明英宗正统九年（444）方始刻板印行，并诏邵以正督校，重加订正，增所未备。《正统道藏》共5305卷，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编，以《千字文》为函目，从“天”字至“英”字，分装四百八十函。万历三十五年（07），明神宗朱翊钧又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刻道藏。《续道藏》共一百八十卷，从“杜”字至“缨”字，分装三十二函。据统计，正续《道藏》共收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其中与炼丹术有关的著作有一百多种。这些著作，如《抱朴子》内外篇、《云笈七签》、《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太清丹经要诀》、《三十六水法》、《诸家神品丹法》、《真元妙道要略》、《庚道集》、《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太清石壁记》、《丹房须知》、《金石簿五九数诀》等，都保存了大量的炼丹史料，是研究中国古代化学的宝贵文献。这些书大多隐晦难懂，研究难度很大，虽然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论著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但未获解决的问题比比皆是。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曾指出“李博士（指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用四册书的篇幅阐述中国炼丹术发展史，从古代丹药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和欧洲的炼金术作了对比，内容相当精彩。他的工作展示了中国古代炼丹术在早期化学和早期生物化学方面的成就，同时也表明，这个课题疑蕴尚多，仍然是值得化学史家深入发掘的‘富矿’。”正续《道藏》所收绝大多数都是明代以前的炼丹术著作。实际上，就化学史而言，明代的一些炼丹术著作，如陈竹泉《黄白直指》、《铅汞奥旨》、《琴火重光》，李文炳《黄白镜》等，也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总的来说，由于炼丹术本身的局限性，并随着所谓“仙丹”、“灵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江湖术士点化金银的骗术为更广泛的人们所认识，中国古代炼丹术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到了明代已接近尾声，它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的使命，也即将在人们的批判和嘲讽声中终结了。 卢嘉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序》，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990年版。 第二节本草学中的化学知识明代，炼丹术虽已彻底衰落了，但炼丹术的制药化学成就和实验技术仍为医药学家继承和发扬，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和医药化学的宝库。刘文泰等编纂的《本草品汇精要》和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明代本草学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后者，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医药学巨著，同时又是一部包括各门自然科学的内容丰富的博物学全书，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化学知识。如《本草纲目》所载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绝大部分载于金石部，其中有非金属元素、金属单质、合金和多种矿物及无机化合物。而无机化合物中则有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硼酸盐、碳酸盐、硅酸盐、硝酸盐和硫酸盐等。 《本草纲目》对药物的来源、性质和鉴别方法大多有明白的记述。从现代化学知识来看，其中多数是相当确切的。例如，关于金的来源和纯度的鉴别，书中指出“金有山金、沙金二种。其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为足色也”，“［金］和银者性柔，试石则色青；和铜者性硬，试石则有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什么是伪金、伪银“水银金、丹砂金、雄黄金并药点成者皆假金也”，“水银银、草砂银、雄黄银皆以药制成者，皆假银也。”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根据在试金石上的擦痕颜色与标准样品颜色相比较而估量金的纯度（成色）和真假的方法，在地质矿物鉴定中至今仍在沿用。关于各种矾类的鉴别，《本草纲目》中也载有十分简便的方法。如石胆“涂于铁及铜上，烧之红者，真也”，“其状如赤石脂有金星者，为铁矾”，绿矾“色绿、味酸，烧之则赤”等等。 《本草纲目》还记载了许多重要无机药物的合成方法。如关于水银霜（轻粉，hg2l2）的制备，其中写道“用水银一两，白矾二两，食盐一两，同研不见星，铺于铁器内，以小乌盆覆之。筛灶灰、盐水和、封固盆口，以炭打二柱香，取开，则粉升于盆上矣。其白为雪，轻盈可爱。一两汞可升粉八钱。”这里所述不但有工艺过程，而且有反应物的定量关系，所制得物质的纯度也很高，显然这是一种比《本草品汇精要》所载更为简明可行的水银霜制作方法。现代有人依法进行模拟试验，获得很好的结果。 又如铅粉［碱式碳酸铅，b（oh）2·2bo3］，书中也记有详细的制作工艺“每铅百斤，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木甑内。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盐泥固济，纸封甑缝。风炉安火四周，养一七，便扫入水缸内。依旧封养，次次如此，铅尽为度。”这一反应的实质是铅与空气中的氧和醋酸蒸气作用而生成碱式醋酸铅，进一步在空气、水汽、二氧化碳的作用下生成白色的铅粉。这种制铅粉法的原理和步骤与欧洲的荷兰法几乎完全相同，但要早近一百年。 《本草纲目》在叙述药物的制作过程中，还提到了水浴加热、蒸馏、冷凝、蒸发、干燥、升华、重结晶、沉淀、洗涤、过滤、灼烧等一系列化学实验操作技术。这些方法至今仍在化学实验中沿用。追本溯源，中国古代医药学无疑对近代化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明中叶万历以后，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等陆续来华。 这些传教士传入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其中也包括化学知识。但当时传入的化学知识在数量上要比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机械和火器等要少得多，并且由于近代化学在西方尚未建立起来，所以传入的内容也只是属于古典化学的范围。 在明代传入的西方化学知识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无机酸（硝酸、盐酸和硫酸）的认识和制作方法。中国古代炼丹家和医药学家早已熟悉并实际应用了制造无机酸所需要的基本原料，如硝石（硝酸钾，o3）、绿矾（硫酸亚铁，feso4·7h2o）和食盐（氯化钠，al）等，也具有相应的设备和技术手段，因此，他们在实践活动中完全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制得无机酸，但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在丹书、本草书或其他著作中找到有关无机酸的明确记载。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2“强水”一词是意译的名词，其拉丁文原文指的就是硝酸。徐光启在这里记述了硝酸的性质、制备方法和操作时应注意的事项。这是中国化学史上关于硝酸的最早记载。从当时的背景看，这种方法无疑是西方传教士介绍过来的。 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h4l）。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2。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94年版，第9光启《造强水法》，载《徐光启手迹》，中华书局92年影印本。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金石》。 2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94年版，第9页；潘吉星《我国明清时期关于无机酸的记载》，载《大自然探索》983年第3期。 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此外，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杨之华、黄宏宪等翻译出《坤舆格致》一书，共四卷。《坤舆格致》的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43）十二月，朱由检在户部尚书倪元璐《请停开采疏》上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仍据实奏报”，并命汤若望“赴蓟督军前传习采法并火器、水利等项”。由于次年三月明朝灭亡，因而这项有利于传播西方化学知识和矿冶技术的措施未能实现。 第五十九章地理学明代地理学的发展明显地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于封建经济有较大发展，国力强盛，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这个背景下，域外地理、军事地理、地图学、地志等均取得了较大成就。在后期，特别是万历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西方传教士传入的一些西方科学文化，给当时思想界、学术界带来一定的影响。当时一些思想进步的学者，批判封建礼教，鄙弃科举，关注“考察天地人身之故”，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地理学则以徐霞客为代表，在考察自然、探索自然奥秘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方以智《滕寓信笔》。 第一节郑和航海与域外地理学著作永乐三年（405）至宣德八年（433），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奉命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直达非洲东岸沿海国家。郑和的成功，对中国地理学主要有两项重要贡献。 航海记录郑和航海的原始资料虽然被人销毁了，但经后人搜集转载，仍留下了一图一编，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和《针位编》。 《郑和航海图》今收入《武备志》中，《针位编》已佚。明人曾将《针位编》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并列。2《郑和航海图》是我国现存最早最详细的海图，绘有针路，包括针位和航程。来回针路一百零九条。图上标有地名、城垣、官署、庙宇、宝塔、桥梁、港湾、礁石、浅滩等。全图收入地名五百多个，其中外国地名占五分之三弱，大大超过《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书的记载。3明代学者称此图“详而不诬”4，当代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则称此图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5。 《针位编》记录郑和航程中罗盘针所指的方位，相当于航海手册。 郑和随行人员撰写的域外地理著作郑和随行人员撰写的域外地理著作就目前所知有四种，即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和匡愚的《华夷胜览》。《瀛涯胜览》不分卷，写于4年。作者随郑和三次下西洋，充当翻译。同时“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全书采用分国叙述的方式，国与国之间，一般记有航向和日程。共记二十个国家，内容详略不等。一般有地理位置、气候、民族、宗教、风俗、物产、服装、住房、商品交易、货币、文化、刑法、历法、神话传说以及郑和活动情况、华侨状况等。 《星槎胜览》，原本二卷，于43年写成。后经他人改订为四卷，较原本有增删，文字亦由芜俚而雅洁。93年出版的冯承钧校注本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览目识的二十二国情况，后集为作者得自传闻的二十二国情况。费信随郑和四次下西洋，书中记载的内容颇为丰富，包括航线、航行日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2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 3钮仲勋《〈郑和航海图〉的初步研究》，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985年版。 4茅元仪《武备志》卷二四○。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五卷一分册，科学出版社97年版，第涯胜览》序。 程、各国地理位置、风俗民情、物产、气候、历法、房屋建筑、语言文字、宗教、民族、货币、贸易、神话传说以及郑和在各国活动情况。 《西洋番国志》不分卷，写于434年，作者曾随郑和下西洋。全书记载二十个国家，先后次序和内容与《瀛涯胜览》大致相同。卷首有永乐至宣德的三篇敕书，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资料。作者所写的序言也很有价值，其中讲到下西洋时曾用牵星术过洋，用水罗盘定向，火长的职责，宝船巨大的篷、帆、舵乃至淡水的积贮等。这些对于研究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华夷胜览》已佚，作者是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医生。他用业余时间留心观察所到西洋各国的山川形胜，逐一记录，绘成图册。今仅存张洪为此书写的序文。从序文得知，此书记载了交阯、占城、爪哇、三佛齐、满刺加、苏门答腊、锡兰、暹罗、孛尼等国的地理形胜、风俗、物产、人物等。郑和航海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域外地理著作，如《西洋朝贡典录》、《海语》、《东西洋考》、《咸宾录》、《日本考略》、《日本图纂》、《日本考》、《日本风土记》、《日本一鉴》等。 载《归田稿》卷三，常熟市图书馆藏抄本。 第二节地方志明代地方志的发展已走向，其表现是数量较宋、元有所增加；(2志书范围有所扩大，如出现了大行政区的省志；(3志书种类增多，如出现了边务图志。据初步统计，明代方志已达九百余种，“今天下自国史外，都邑莫不有志”2。 关于一统志，明洪武三年（370），朝廷即下令按照《元一统志》体例修明一统志，但没有实现。景泰年间（450—45），朝廷再次下令修《寰宇通志》，成书一百一十九卷。英宗复辟后，天顺二年（458）令李贤等人在《寰宇通志》基础上重编《大明一统志》，天顺五年（4）成书，得九十卷。万历中又有所增补。此书的体例沿袭《大元大一统志》，以京师、南京、中都三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分区，每府、州、县分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古迹、人物等十数目，而殿以外夷各国。此书取材简略，卷帙不及《大元大一统志》的三分之一。主要缺点是引用古事错误较多，甚至句读不通。明代的省志和边务志，大多记事广博，包含有大量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资料，如《山西通志》十七卷，李侃修，胡谧纂，有成化十一年（475）刊本。此书体例完善，详略得体。分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形胜、城池、关塞、津梁、烽堠、公署、学校、宫室、陵墓、寺观、物产、户口、田赋、人物、诗文等。其中户口目下记载汉至明历代各郡、府、州、县的户口数，十分详细而珍贵。又如《四镇三关志》十卷，刘效祖撰，万历二至四年（574—57）成书。全书分建置考（图画、分野、沿革），形胜考（疆域、山川、乘障），军旅考（版籍、营伍、器械），粮饷考（民运、京帑、屯粮，附盐法），骑乘考（额役、免给，附互市胡马赔补），经略考（前纪、令制、杂防），制疏考（诏制、题奏、集议），职官考（部署、文秩、武阶），才贤考，勋考（勋劳、谋勇、节义），夷部考（外夷，附入贡、属贡、入犯等）。明代边务志书有数十种，以此志最详。 2万历《满城县志》张邦政序。 第三节地图学明初朱元璋对地图很重视，洪武六年（373）令州、府绘上山川险易图。十六年（383）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十七年（384）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十八年（385），上览《舆地图》。此后各朝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编绘地图。 在明代地图中，政区图比较多，且多数以图集形式出现。例如，杨子器跋《舆地图》，李默《天下舆地图》，罗洪先《广舆图》，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汪作舟《广舆考》，程道生《舆地图考》，吴学俨等人的《地图综要》，都很重要，其中尤以罗洪先的《广舆图》最为著名。 从罗洪先《广舆图序》可知，罗在“考图观史”的过程中，发现“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因而他外出收集地理资料，准备编辑一幅内容丰富、质量更高的地图。在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舆地图》后，经过与其他图比较，他认为朱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于是他在朱图的基础上，按计里画方的方法分幅转绘，并把自己收集的新资料补充进去，朱图未备者，“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其诸沿革统驭，不可尽载者，咸具副纸。山中无力佣书，积十余寒暑而后成”。图成于54年前后2，名之为《广舆图》。 《广舆图》继承了《舆地图》的优点，克服了《舆地图》的不足，从而把朱思本的绘图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舆地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罗洪先把它改为地图集形式，总计有图四十五幅。除十六幅分省图是根据《舆地图》改绘外，其余均为罗洪先增补。此外，《广舆图》以前的地图虽然已有各种图例，但没有明文记载其名称。罗洪先采用了二十四种图例符号，并明确以这些图例符号“类从辨谱”。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国地图，多数以《广舆图》为蓝本，如《广舆考》、《皇明职方图》、《舆地图考》、《地图综要》、《舆图备考》、《内府舆图舆图》在明、清两代共刊印七次，手抄一次，可见其流传之广。 明后期，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对中国地图学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一到中国，就想办法把中国传统地图译制为西式地图。每到一地，便测量当地的经纬度，其精确度与现今所测无大差别。此外，他还发现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绘制的世界地图极感兴趣，于是他决心绘制用中文说明的世界地图作为他传教活动的工具。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被士大夫阶层视为珍奇，争相为之翻刻。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不仅给中国增添了制图知识，而且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图投影学，地球五带说，海陆分布，世界名山大川、国名和地名等。 西方的地球仪是在元代传入我国的。札马鲁丁曾制作了我国第一架地球仪。明代李之藻也曾在利玛窦指导下制作过地球仪。但这些地球仪都未能流传下来。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球仪，木质实心，油漆彩绘，直径约米，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据研究，这架地球仪是明代制作的，后流失于国外。郑晓《今言类编》（上），载《胜朝遗事》第3函。 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理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8页注，科学出版社984年版。 曹婉如、何绍庚、伍芳思《现存最早在中国制作的一架地球仪》，载《中国古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995年版。 第四节边疆地理和军事地理著明代边疆地理和军事地理著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北方的九边；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三是南方边疆地区。主要著作有《九边图说》、《筹海图编》、《郑开阳杂著》、《滇行纪略》、《海槎余录》、《赤雅》、《西南夷风土记》等。 《九边图说》一卷，孙应元撰，成于59年。书中记载北方九个边镇的形势、军备、钱粮等情况，各镇附有地图，是明代重要军事地理著作。 《筹海图编》十三卷，郑若曾撰，52年初刻，是一部抗倭防倭的海防全书。卷一有《舆地全图》、《沿海山河图》共七十余幅。卷二为中日关系史。卷三至卷七为广东至辽东沿海海防地图、海防史及海防措施。卷八为倭患总编年表、寇踪分合图谱。卷九为大捷考。卷十为遇难殉节考。卷十一、十二为海防经略。卷十三为兵器图录和图说。 《海槎余录》，顾■撰，约527年成书，是一部全面描述海南岛地理的著作，“凡山川要害，土俗民风，下至鸟兽虫鱼奇怪之物，耳目所及，无不记载”。原稿已佚，今存部分内容，如历史遗址、植物、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动物、风俗、气候、海产、少数民族历法等。 《赤雅》三卷，邝露撰，书中“所记山川物产皆词藻简雅，序次典核，不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下，可称佳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 第五节旅行家及其著作明代的旅行家除了上述航海家郑和以外，还有陈诚、王士性、徐霞客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徐霞客。 陈诚于45年写成《使西域记》，记载他送使臣回中亚哈烈国的经过及沿途各地山川、人物、风俗。既有中亚各国的地理内容，也有我国新疆吐鲁番等地地理内容。 王士性（54—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577）进士。初授朗陵令，后由确山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又迁吏科给事中，出为四川参议，历太仆少卿，最后迁南京鸿胪卿而卒。他幼贫而好学，诗文名天下。性好游，足迹几遍全国。他的旅游，多数是因官职调动顺道而至。著有《五岳游草》十二卷，《广游记》二卷，《广志绎》六卷等。其中《五岳游草》、《广游记》为游记，《广志绎》为作者晚年写的地理笔记。他的游记多历史典故，地理内容不如徐霞客的丰富，但文笔很好，“下笔言语妙天下，兴寄高迈，超然埃■之外刻画意象，能使万里如在目前”。 明朝末年，出现了我国伟大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587—4）。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他出身在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地主家庭，自幼“特好奇书”，有遍游五岳的志向。长大以后，不应科举，不入仕途，从二十二岁起直至去世，三十多年间，不断地出外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徐霞客不仅坚持旅游，而且坚持写游记。旅途中的旅店、农舍、破庙、山石、路旁，以至树荫下、篝火边，都是他写作的场所。他写的手稿，“高可隐几”2。后来由于战乱，手稿遗失严重。经后人搜集整理，流传至今的《徐霞客游记》仍有六十多万字，内容涉及地貌、地质、水文、气候、生物、人文地理等。它不仅是我国系统记述岩溶地貌的巨著，而且其成果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潘耒《五岳游草·序》，9年。 2钱谦益《徐霞客传》，载《牧斋全集》卷七一。 第六十章生物学明代，人们在总结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动植物形态和分类、动植物生活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微生物以及遗传变异等方面的生物学知识更加丰富，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节动植物形态和分类知识明代的一些著作对许多植物形态的观察和描述是很细致和翔实的，其中以李时珍的贡献最为突出。如李时珍对牛膝的形态描述“其苗方茎暴节，叶皆对生，颇似苋叶而长且尖■。秋月开花，作穗结子，状如小鼠负虫，有涩毛，皆贴茎倒生”，突出了牛膝的特点。据此可知这里指的是怀牛膝。茺蔚（益母草），“其叶如艾叶而背青，一梗三叶，叶有尖歧（掌状三裂）。寸许一节，节节生穗，丛簇抱茎。四五月间，穗内开小花，红紫色，亦有微白色者。每萼内有细子四粒，粒大如同蒿子，有三棱，褐色”2，对茺蔚的叶、花、子的形状和颜色，作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把唇形科的轮伞花序清晰地勾画出来。又如在动物方面，明确地记载了石首鱼“弱骨细鳞，黄色如金。首有白石二枚（指头部有两块大耳石），莹洁如玉”的形态特点。近代分类学上石首鱼科的命名，即源于此。关于啄木鸟“嘴如锥，长数寸，舌长于咮，其端有针刺，啄得蠹，以舌钩出食之”的描写也很形象和生动2，等等。关于一些珍贵毛皮兽类的记载，如貂“色有三种一白者曰银貂，一纯黑，一黯黄”，“貂产辽东外徼建州地（今辽宁、吉林等地）及朝鲜国”，又“凡狐貉亦产燕、齐、辽、汴诸道”3。可见当时对貂的种类、毛色和狐的产地等都有明确的认识。 明代在动植物分类上有较大突破者，也当属李时珍。他通过调查访问，采集标本，绘制成图，于59年编成《本草纲目》。全书记载动植物一千六百多种，分植物界为五部三十类；分动物界为五部十八类。“部”相当分类学上的“纲”，“类”则相当于“目”。纲目分明，扬弃了传统本草学中的“三品”分类体系，而主要依据动植物的形态、习性、用途分类。这与现代分类阶元划分，是相当接近的。在《本草纲目》的一些目中，又将性状相近的种类排列在一起。例如，描述猩猩“人面人足，长发，头颜端正”；猕猴“手足如人，亦能竖行”4等等。这和现代灵长目分类特征相一致。可见《本草纲目》中反映的动植物分类系统是中国古代生物学史上一项重要成就。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六，人民卫生出版社977年版。本章所引《本草纲目》均用此版本，不再赘注。 2《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五。 《本草纲目》鳞部卷四四。 2《本草纲目》禽部卷四九。 3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4《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第二节动植物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在明代人们更进一步和更深入地认识了动植物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这些知识在本草和其他著作中得到了反映。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以植物生境来分类的例子。如在“草部”之下又分为山草、隰草、水草、石草。说明这些草类的分类，主要是依据其生境而分的。宋应星指出“凡棉春种秋花，花先绽者逐日摘取，取不一时”，正确地观察到棉具有开花结实期较长的习性，因此收花时期就不一致。李时珍提到，荆三棱“多生荒废陂池湿地”2，龙舌草“生南方池泽湖泊中”3，水萍“浮萍处处池泽止水中甚多”4等，说明他已很了解在不同的水分环境重生.freexs之热血时代最新章节里生长着不同植物种类。此外，不同植物对阳光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阳生与阴生之分，如石南“生于石间向阳之处”5，半边莲“生阴湿塍堑边”等。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是多方面的，除水分、光照与植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温度、地形高度对植物也都有重要影响，这在《本草纲目》等著作中也有不少明确的记述。 动物与环境的关系更为复杂，如每种动物都有一定的栖息环境。在明代已更多地观察和认识到动物对周围环境中的温度、光线等因素的反应。如兽毛有保温作用，许多动物的毛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而变化。黄省曾在《兽经》里记载兽类“春则毛盛，夏则毛稀少而革易，秋则更生而整理，冬则生而毛细，毛以自温焉”。李时珍写道，狐“日伏于穴，夜出窃食”，貉“与獾同穴而异处，日伏夜出，捕食虫物”2，指出了狐、貉夜间捕食的习性。貂，“夷人夜伺树下，屏息悄声而射取之”3，指出了貂在夜间活动的习性。对蚕蛾**产卵的情形也有非常正确的描述。如“雌者（蛾）伏而不动，雄者（蛾）两翅飞扑，遇雌即交。交一日半日方解，解脱之后，雄者中枯而死，雌者即时生卵”4。此外，当时人们对一些海产动物的生态习性也有不少翔实的观察和记载。徐光启还曾注意探讨一些昆虫的生活史。例如他对白蜡虫、蝗虫生活史做过较详细的研究，并把他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白蜡生产和灭蝗的斗争中去。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2《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四。 3《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九。 4《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九。 5《本草纲目》木部卷三六。 《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六。 《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2《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3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4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第三节遗传与变异明代著作中有许多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如“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幻出旱稻一种，粳而不粘者，即高山可插，又一异也”5。就是说，水稻在环境失水的条件下会大部分枯死（被淘汰），但可能出现仍能生存下去的突变植株。通过这种方式选择的植株，显著地改变了需水的特性，从而得到适应旱地种植的旱稻品种。夏之臣在《亳州牡丹述》中写道“牡丹其种类异者，其种子之忽变者也。”说明牡丹变种多的原因主要在于种子突变把各种类型保存下来。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夏之臣不可能像本世纪初的卡尔任斯基和德·弗里那样，对不同植物通过实验研究提出完整的突变理论，但是“忽变”实质上就是“突变”，他能用忽变去解释牡丹种类的差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有意识地利用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遗传变异现象，进行人工选择，以培育出各种优良品种，是近世人们广泛称道的重要成就。例如，对金鱼的选育，当时已采用隔离饲养，逐日淘汰等手段来选择培育人们所需的尤其是新奇名贵的品种。张丑（张谦德）《珠砂鱼谱》（59）记载“蓄类贵广，而选择贵精，须每年夏间市取数千头，分数十缸饲养，逐日去其不佳者，百存一二，并作两三缸蓄之，加意爱养，自然奇品悉备。”2正是通过这类方法进行长期选择，才培育出世界闻名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金鱼。宋应星谈到蚕种时说“凡蚕有早、晚二种”，“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此一异也”3。说明他已认识到品种之间可以转化，将早种雄蚕与晚种雌蚕配种，也就是用人工选择和种间杂交的方法可以产生优良品种。这也是利用杂交优势的一个突出事例。 5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一《乃粒》。 姚德昌《从中国古代科学史料看观赏牡丹的起源和变异》，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卷第3期，982年。 2张丑《硃砂鱼谱》，见《生活与博物丛书》的《禽鱼虫兽编》，上海古籍出版社993年版。3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第四节微生物知识关于微生物方面，明代对大型真菌已有更广泛和深入的认识。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真菌已近三十种，除选录历代关于大型真菌的资料外，其中粟奴、粳谷奴、皂荚蕈、蘑菇、鸡■、舵菜六种是李时珍新增加的。就所收载的真菌数量而言，历代文献中当以此书最丰富，如潘之恒《广菌谱》所载真菌，全部可见于《本草纲目》。该书记载“蘑菇出山东、淮北诸处”，“长二三寸，本小末大，白色柔软，其中空虚，状如未开玉簪花”。又稠膏蕈“生孟溪诸山。秋中雨零露浸，酿山膏木腴，发为菌花。生绝顶树杪，初如蕊珠，圆莹类轻酥滴乳，浅黄白色，味尤甘。已乃张伞大若掌，味顿渝矣”等等2。说明当时人们对这些菌类的产地、形色及生境的观察和了解已相当细致了。 对于真菌发生的问题，以前长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没有正确的认识。 如历代本草著作中都沿袭《神农本草经》的说法，视灵芝为神草。李时珍则批判了灵芝为“神草”的说法，他说“芝乃腐朽余气所生，正如人生瘤赘，而古今皆以为瑞草，又云服食可仙，诚为迂谬。”3关于芝的生成，这种看法固然并不正确，但这表明李时珍已将芝的发生与其他菌类的发生同样看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神异性。在研究大型真菌的历史上，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他还提到，“方士以木积湿处，用药傅之，即生五色芝”4。这是我国较早关于灵芝培养的记载。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灵芝的习性，不仅可在野外大量采集，而且在室内也可以大批栽培了。 有关红曲制造方法的记载，也是较早见于《本草纲目》。其中提到制红曲有“入曲母”，“以帛密覆”，“热即去帛摊开”，用新汲水分次蘸湿等工艺过程。5由于红曲霉生长缓慢，在自然条件下很难像其他霉菌一样生长得好，所以在培养红曲霉时要先加入曲母，这相当于现在的接种，以便使红曲霉从一开始就获得生长优势。在培养过程中原料时摊时聚，是为了维持较高的有利于红曲霉而不利于其他霉菌生长的湿度，这是利用红曲霉比其他霉菌耐温的特性来抑制杂菌的生长。分次蘸水，是为了控制原料的含水量，使得红曲霉可以长入米粒内部，而又不至于在米粒内部进行糖化发酵和酒化发酵。通过这样的操作程序，就可以得到色红心实的优良细曲。宋应星《天工开物》也详细记述了红曲的制法，其中在原料里加明矾水的做法，是红曲培养技术上的一大创造。加入明矾水可以调节酸度，有助于抑制杂菌生长。这些培养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对微生物生长特性的深刻认识，即使在今天，对于培养微生物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 此外，明代在对植物病害和病原微生物的认识和防治方面也有不少有价值记载。如《天工开物·乃粒》对稻瘟病的发病原因和处置方法作了较全面《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2《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3《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4《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5《本草纲目》谷部卷二五。 方心芳《曲蘖酿酒的起源与发展》，《科技史文集》第四辑，上海科学技术版社980年版，第47页。的叙述。俞宗本《种树书》记有用雄黄或硫磺烟薰治疗果树病害2，这是用化学药剂防治植物病害的方法。在未见到病原微生物的古代，这些从农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对于防治植物病害起了重要作用。 2俞宗本《种树书》，农业出版社92年版，第24页。 第五节解剖学知识明代在人体解剖生理学方面的工作，大多是对古籍的整理和注释，其中也有一些新的见解，或纠正前人的一些错误看法。如杨济洲于万历二十九年（0）编撰的《针灸大成》，在杨介《存真图》基础上，明确指出心“居肺下膈上”，符合心脏的解剖位置。书中所附脏腑图，也较精确，接近各脏器的实际情况。此外如《内经知要注释》、《医中必读》，在呼吸与脉搏的关系等方面也有不少确切的记述。明代解剖生理学史上的另一重要事件，是西方人体解剖生理学知识的传入。当时来华的一些耶稣会士如意大利人利玛窦著《西国记法》，意大利人艾儒略著《性学粗述》，书中把感觉器官通过神经与脑联系起来，介绍了感觉、知觉（耳、目、口、鼻、体）、记忆、思维、睡眠等生理知识，德国人汤若望著《主制群征》，简要介绍了食物消化的过程和血液运行的途径等。邓玉函和毕拱辰译著《泰西人身说概》和罗雅各、龙华民、邓玉函译著《人身图说》，较详细介绍了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和感觉器官，其中包括各器官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在这些著作中包含有西方的近代解剖生理学知识，但其中也有宣扬宗教神学的内容，对人体也还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描述，并且封建礼教也限制了西方解剖学在中国的传播，使之仅有很有限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掀起了西方近代生物学（包括解剖学）知识传入的又一次热潮。 苟萃华等《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989年版，第89页。第六节《救荒本草》和《闽中海错疏》明代的生物学著作为数不少。在植物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朱■撰写的《救荒本草》。朱■是明太祖第五子，封周王。他看到当时黄淮地区灾害频繁，人民以草根树皮为食，甚至误食丧生。为此，他致力于救荒植物的研究，组织收采和整理野生食用植物，于永乐四年（40）编成《救荒本草》。这是一部从传统本草派生出来、结合食用以救荒为宗旨的植物书。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植物四百十四种，分草、木、米谷、果、菜五部，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植物描述是来自朱■对植物的直接观察，他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叙述这些植物的产地形态、生境及食用部位和用法。每描述一种植物，都附有精美插图，图的精确程度远胜于以往的本草著作。朱■在封地河南开封府拥有自己的园圃，这实际上是一座实验植物园。他经常在园子里进行观察和研究，以掌握植物的主要特征，如花的结构、颜色，生长部位，以及果实形态等，并以之作为识别植物的依据。可以说《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此外，书中还记载了一些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也很有实际价值。《救荒本草》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著作之一，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朱■的影响下，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周履靖《茹草编》、王磐《野菜谱》、鲍山《野菜博录》等同类著作。 在动物方面，屠本畯著《闽中海错疏》是很有名的。此书写于明万历二十四年（59）。书中主要记载福建沿海一带水产动物（包括少数淡水种类）二百多种，以海产经济鱼类为主，计有八十多种，其中包括著名的海产品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对虾和蟹等，分属于二十目四十科。此外，还有腔肠动物、节肢动物、两栖动物和少数海洋哺乳动物。这部著作根据动物生物学特性，将它们分成许多群，在大群中还有小群，从而体现了彼此的亲缘关系，发展了自然分类体系。此书描述动物的重点是命名、形态、生境、生活习性和经济价值等。这与现在动物志的编写体例十分相似。《闽中海错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水产动物志。 万历二十四年（59）张丑（字谦德）著《硃砂鱼谱》。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十个方面叙述金鱼的形态品种、遗传变异和人工选择；下篇，也从十个方面记载了金鱼的生态习性、繁殖及饲养方法。书中正确指出金鱼的尾、颜色、花纹、躯干，各部形色都不同于普通的鱼，特别是其具有躯干粗短肥壮的特点，并首次记述应用混合选择法培育金鱼新品种。《硃砂鱼谱》是中国古代较早一部阐述观赏金鱼的专著。 第六十一章医药学明代，医药学的发展更趋向于全面展开，基础学科、临床分科与治疗经验总结、卫生保健与卫生事业管理等都步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尤其是医学发展的革新倾向和求实思想的兴起及其获得的成就更为突出。 第一节医学基础学科的进步在基础学科的研究上，除了更注重诊断学的研究外，仍然很注意医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这在《内经》、《难经》的研究上看得更为清楚。 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注在中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历代对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证、注释研究均甚重视。明代医学虽出现了一些革新和求实倾向，但在注释《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著作的发挥研究上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其代表著作有马萌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58），张景岳的《类经》（24）等。马萌的发微，将《内经》重新分卷并按作者的理解加以注释训解，为明清医学家学习研究和正确理解《内经》的理论和经验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尤其首注《灵枢》，汪昂评“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张景岳将《内经》理论内容，按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分为十二大类，为后世分类学习和专题研究《内经》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条理井然，易于寻览”，其注亦颇有发明。 中药与方剂空前丰富李时珍《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李时珍的成功则借助于宋代官方多次组织全国学者对药物的征集和修定刊印；明初本草学家的努力和资料积累对其成功也不无助益。例如朱■编撰《救荒本草》（40），以其政治地位和权势并经采访、调查、种植观察，选可供救灾食用的植物四百十四种，各述其品名、产地、形态、性味，加工烹调等，并插图以便辨认。李时珍从中采用三种以增加《本草纲目》的学术价值，并给予朱■以肯定的评价。又如陈嘉谟《本草蒙荃》（55），收药七百四十二种，既继承前人成就，又吸收当代及个人在学理和药物加工、贮藏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既富有学术价值，又以韵语对仗写成，颇便于初学诵记，是一部较好的入门书。李时珍从中汲取药物两种以充实自己的著作，并予“颇有发明，便于初学诚称其实”的高誉。汪颖撰《食物本草》二卷，取材于卢和之书稿而成书，分水、谷、菜、果、禽、兽、鱼、味八类，颇多影响，惜其书已佚。李时珍从中竟选取十七味以充《本草纲目》之内容。此外，对本草学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著作，如兰茂撰《滇南本草》，收药四百余种，是一部很有特色和学术价值的地方性本草学专著；又如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505），共收药物一千八百十五种，更有由王世昌等八名画师五彩工笔绘制的药图一千三百五十八幅，十分精美，有着较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上两种书由于一位作者在云南，一位作者因医疗事故而搁置内府，故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未能以之参考。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称为集明代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五，人民卫生出版社983年版，第4页。参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982年版。 以前本草学著作之大成。 在方剂学方面，最为突出者是朱■的《普济方》（40）。该书以明太祖第五子朱■之权势，以医学教授滕硕、刘醇之技术合作而成，其内容广博丰富，集明以前医方之大成。该书共收医疗方剂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首，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采摭繁富，编次详析2。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在我国方剂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医方考》（584），作者吴琨选方七百以考其方药、见证、名义、事迹、变通、得失、所以然等，使医疗处方之理论和方法达到新的高度，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诊断技术的进步疾病之诊断能否正确是衡量医学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诊断能否正确则取决于诊断技术是否全面、科学。明代诊断技术的进步是明显的，首先是医家们十分强调询问病情，“四诊”检查和书写完整的病案（病历）。例如李梴《医学入门》（575）强调了五十五个应该询问的事项，张介宾编成“十问歌”要求医家熟诵。在望、闻、问、切“四诊”技术方面，历代一些医家有将切脉神秘化倾向，而李时珍指出“世之医、病两家，咸以脉为首务，不知脉乃四诊之末。”他的《脉诀汇辨》更强调“设不能以四诊相参未有不复人于反掌间者。”要求临床治疗医学家全面重视病历的书写，并将病历书写必须包括的内容——“六法兼施”一一条列，令医家有所准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六法是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理、论病原、治方术等，在六法之中，又有三十余项必须书写的内容要求。医者若能遵循这一书写病历的格式，一一询问、检查，并作全面记录，分析研究，其诊断水平必可提高。与此同时，汇集明代以前历代医家病历的《名医类案》（552）所收医案数以千计，“可为法式者固十之，亦医家之法律矣”2。2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78），中华书局95年版，第872页。李时珍《濒湖脉学》（54），人民卫生出版社95年版。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中华书局95年版，第874页。第二节临床医学进一步丰富发展明代，临床医学分科按太医局已达十三科，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有不少以专门医治某种或某几种疾病的医生的出现，所以临床医学的分科已不那么严格，且明显超过了这种科别。此期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由于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诊断技术的进步，在医疗技术水平上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例如在内科传染病方面，对鼠疫之传染性和极高的病死率已有了十分正确的认识。当时虽然还未能总结出理想的治疗方法，但由于已观察到该病与其他传染病的传染流行与病人的衣物等有关，故著书立说“凡患瘟疫之家，将初病人衣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传染。”又如对烈性传染病天花的预防，已在广泛探索的基础上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详后），使天花在我国逐渐得到预防和一定程度的控制。又如对肺结核病已有多种专门著作出现，并出色地提出日光、空气、环境、休养等在治疗上的重要性。徐春甫在其所著的《古今医统》中更提出不与病人接触，不去病人家问疾吊丧，不可接触病人衣物等预防传染的方法。其他如精神病、心脏病、消化道疾病、中毒等，也都有了新的进展2。 在外科方面，除了更重视学科理论研究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取得不少提高外，外科手术、麻醉术、医疗新技术也取得明显的进步。外科学家汪机、王肯堂、陈实功、申斗垣、赵宜真、薛己等在外科学理和新手术新技术开拓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的思想，指导外科学理研究获得新进展。由于强调手术器械煮沸消毒和使用药物麻醉、烧烙、止血等技术，外科手术如肿瘤切除术、复杂骨折手术整复、鼻息肉摘除术、截指（趾）术、死骨剔除术、先天性唇裂修补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以及肛门闭锁和**闭锁等扩张术等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皮肤性病方面，以麻风、梅毒之防治所取得的成就为最明显。此期有两部麻风专书出现，即薛己《疠疡机要》（554）与沈之问《解围元薮》（550）几乎同时编成刊印，对于推广用大风子肉治疗大麻风等起了积极的作用。梅毒约在十三世纪由口岸（广州）传入我国，故有“广疮”之称。此后到明代，我国医学家相继发表了不少论著，总结出“梅毒可由男女同床同厕传染”2，“传染”和遗传3。由于认识到传染途径并总结出比较有效的疗法如汞制剂涂布、薰法及土茯苓内服等，所以在防治上均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针灸科、小儿科以及妇产科学等等也都取得了一些进步。医家们对封建礼教日益束缚医学的进步开始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明末闵齐伋提到“盖医之候病，止于四术，而切脉为下。然望、闻、问可施诸丈夫婴儿，而每穷于妇女。彼朱门艳质”，“而其受病非关经产，即属带淋，可云某事曾否有无？某处如何痛痒？某物若为色状？问之则胡正心《万病验方》（3），一名《（订补）简易备验方》，十竹斋刊本。2李涛《明代医学的成就》，《医学史与保健组织》957年期。 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学成就》，《科学史集刊》94年第之范《我国皮肤性病科的历史》，《中华医史杂志》955年第期。3陈司成《霉疮秘录》（32），90年石印本。 医危，不问则病危”4。诊治贵夫人、少女疾病之难，很能反映封建礼教对医学发展的束缚，闵氏对此的不满和讽刺批判，既是医学发展谋求革新的行动，也是思想革新的启迪与发萌。在这种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明代医学确曾出现过不小的革新，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4齐仲甫《女科百问》40年刻本闵氏序。 第三节医学革新与求实思想的兴起与成就传染病病因学说的革新传染病的病因历代多认为是风、寒、温等邪气所致，故有“伤寒”“温病”之论，形成了传统。吴又可的研究，大胆否定传统，而且公然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疠气（一称戾气）”，并指出这种戾气“自口鼻而入”，引致传染病的发作。令人叹服的是他还明确指出这种戾气在致病上的特异性，即能使人病的戾气，牛羊可以不病；能使牛羊病的戾气并不引起鸡鸭病；能使鸡瘟的戾气，鸭可以不病。如此卓识，已为传染病致病菌的发现创造了极佳的条件，而且对传染病传染途径，致病菌的特异性都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足见其洞察力的透彻和周密。 人痘接种术的成功天花约在公元二世纪传入我国后，由于其危害力大而引起我国历代医家的关注，并在无数次治疗和试图预防的实践中，终于创造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技术。据传说远在十一世纪一位峨嵋山人已为宰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种人痘而获得天花的免疫。这一传说虽然尚不能得到充分证据，但按唐代已知接种脓汁以防治疖病等也可说明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人痘接种术发展到十六世纪中已在我国得到一定的推广。“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近代学者多据此认为我国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始于十六世纪中。人痘接种术发明后，又经许多痘医的改进，使毒性不断降低，逐渐趋于安全可靠。人痘接种术，十七世纪开始在全国推广，俄国也派医师来北京学习，十八世纪初再传土耳其、英国、法国、美国、印度、日本以及欧洲、非洲许多国家，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免疫法获得预防天花的抵抗力。直至英国人痘接种医师琴那氏79年改进为牛痘接种后，中国人痘接种仍在许多国家继续使用。中国人痘接种术开了人类免疫学的先河2。这是中国医学家对人类卫生保健的一项杰出的贡献。 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杰出成就李时珍于578年撰成《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收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附图一千一百零九幅，集明代以前我国药物学研究之大成。由于李时珍重视实地考察，并运用了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物学的研究和创造性进行实验观察，甚至做动物实验，他对许多药物的认识和结论有着较高的科学价值，许多内容都反映了当时人类科学研究的先进水平。该书把四百四十四种动物药按虫、鳞、介、禽、兽、人次第分类叙述，反映了他“从贱至贵”的生物进化史常永《试论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及其戾气学说》，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957年3期。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人民卫生出版社954年版。 2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集》，中医古籍出版社98年版。 观；所叙述的“鸟产于林，故羽似叶”，“乌骨鸡但验舌黑”等，反映了在动物适应环境，相关变异以及遗传特征等方面的新认识；他对植物药的分类等也是划时代的，反映了当时生物学分类的先进水平，其蒸馏、蒸发、升华以及制取没食子酸白色结晶实验研究方法和生产技术，更证明他在制药化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尤其可贵的是李氏记述用瓦瓶精确称量空气中含水蒸气的多少，并用以预测晴雨，也足以证明他对实验研究的重视和思想方法上的开拓精神；李时珍不但在医药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自然科学其他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英国著名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誉之为博物学家2，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本草纲目》一书已流传世界许多国家，并被全译或节译为日、英、德、法、拉丁、俄等文字，在世界上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3。《本草纲目》至今仍是许多国家学者研究中国医药学的重要参考书。医学学术团体与学术交流明代医学的进步还与学术团体的创办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约创办于58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是我国医学史上由医家私人创办的最早的学术团体。这所医会是当时客居顺天府（今北京）的外地医家联合组织的，十分可贵的是他们的宗旨在于探讨历代医家学术，切磋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疗道德修养，促进会员“善相助，过相规，患难相济”。他们把学术交流放在重要地位，把维护会员利益置于次要地位。医会对其成员有二十二项严格要求。当时入会者共四十六人，多为著名之士，如徐春甫、支秉中等，均有医学著作流传后世。 蔡景峰《试论李时珍及其在科学上的成就》，载《科学史集刊》94年桂珍《中国伟大的博物学家李时珍》，载《国外医学》979年期。3潘吉星《本草纲目之东被及西渐》，《李时珍研究文集》，湖北科技出版社985年版，第225—273页。 第四节卫生保健管理制度与中外交流卫生保健管理制度明代医学的最高管理和医疗教学机构是太医院，其下分设大方脉、伤寒、妇人、小方脉、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金镞、针灸、按摩和祝由十三科。太医院设院使（正五品）一人，院判（正六品）二人，其属御医四人（后增至十八人），全面掌管医疗之法与卫生保健和教育等事业。例如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凡药辨其土宜，择其良楛，慎其条制而用之；珍视御脉，烹调御药；王府请医，奉旨遣官或医士往；外府州县置惠民药局，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试遣，岁终会察其功过。这些都是太医院的职责。明代与以前不同，因明初定都南京，后迁北京，太医院北迁后，原设南京的太医院并未撤，故在卫生保建事业和管理上设有两个太医院。两太医院以北京为主，有院使、判、吏目、御医、医士，惠民局大使、副使，生药库大使、副使等百余人。 太医院既有为帝王、宫廷、臣僚服务的职责，也兼有管理和派员四处防治臣民疾疫的责任，尽管后者是很次要的，但在皇帝诏令下，往往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至于尚药局、御药房、药藏局、典医监、良医所等，均纯属为皇帝、皇太子和地方皇室人员服务的医疗机构。洪武三年（370）所设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等，才真正有为贫病民众医治疾病的目的，可惜这一制度并未普遍实施，已设者也往往有医无药，或流于有名无实。在收养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之人等方面，令设养济院等以收养治疗，这一制度曾于十五世纪初在各府、州、县普遍实行过。 中外医学交流中国医药学术与国外之交流在明代虽不及元代广泛，但在医药传出方面更有发展。日本田代三喜487年来中国学医，498年学成回国，积极宣扬“金元四大家”之李（东垣）朱（丹溪）学说。他的学生曲直濑道三于京都创“启迪院”，著《启迪集》，发挥李朱学说，成为日本“后世派”骨干，继之者甚众，影响遍及日本。日本坂净远于492年来中国学医，500年学成回国，大力宣扬中国东汉张仲景学说，永田德本继之，反对田代喜三、曲直濑道三所倡的李朱学说，日本称之为古方派。古方派影响在十六世纪前后虽不如后世派广泛深入，但直到十九世纪甚至明治维新取缔汉医时仍存在至今。中医学在朝鲜，其发展较日本尤为普及，大型著作如《乡药济生集成方》（398）三十卷，《乡药集成方》（433）八十五卷，《医方类聚》（445）三百六十卷，《东医宝鉴》（0）等，均完成于这一时期，不但在朝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且对日本、中国等的医学发展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医学与越南、印度以及东南亚等也由于郑和之出访等而逐渐密切。明代已有参见张廷玉等《二十五史·明史·职官志》，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版。参见［日］矢薮道明《近世汉方医学史》“中国医学的日本化”，名著出版发行所株式会社982年版，第8—0页；［日］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决定发行版），形成社979年版，第28—298页。西方一些通晓医学的传教士来我国，例如耶稣会士利玛窦583年来华，一面传教，一面行医治病，在华近三十年，与中国医家王肯堂、程■等曾有过不少接触，讨论医学学术问题。58年教皇庇护第五任命卡内罗为澳门主教，先后创办医院与麻风病院，并设医科实习班，培养医生。其他如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等十余人在中国从事传教、医疗、翻译介绍西医之理论和医疗技术等。 张慰丰《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载《中华医史杂志》98年第期。 1 题记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热书阁//本卷是近代前编，论述自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99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0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会经济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国资产阶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々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同志主编。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开沅同志因工作过忙难以分身，本卷改由龚书铎同志主编≈增平同志923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947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文史系，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992年逝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七章÷开沅同志92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948年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曾任该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章。 本卷主编龚书铎同志，929年生于福建泉州，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议组副组长等职。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三章；乙编综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二章。 本卷编写之初，曾组织编写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编写组的成员还有王庆成、李侃、李进修和戴学稷诸同志。 王庆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章。 李侃同志，中华书局原总编、编审。他分别与陈东林、吴杰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李进修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七章。 戴学稷同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国盛同志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与黄名长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参加本卷编撰工作的同志还有张守超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一章。 枝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博士。他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二章。 杨益茂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七章。 杨直民同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节。 颜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 华世珍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后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级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刘登仕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倪莉同志，三峡移民开发局硕士。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陶瓷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齐戈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培训部教授兼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五章。 黄国盛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章。 孙占元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三章。 秦宝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五章。 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学院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八章。 陈东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 苏双碧同志，《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七章。 钟康默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副校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八章。 黄名长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九章。 穆渊同志，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章。黄绮文同志，汕头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一章。 桑咸之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四章。 汤志钧同志，上虹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吴杰同志，现代出版社副编审。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六章。 王俊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八章。 陈铿志，中华书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博士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扬宗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二章，并与张藜同志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七章≡慧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审。她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三章。 黄彦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王杰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杰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彦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五章。 郑云山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八章。 陈旭麓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他与何泽脯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泽脯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陈旭麓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章。 刘泱泱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一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维枢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五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六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与王扬宗同志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合写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八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做了科技部分的组稿工作，并审定了丙编典志部分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部稿件。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并做了本卷选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与了图片拍摄工作。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稿。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究竟还不算太成熟，我们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胡绳同志和刘大年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书名，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998年4月日于北京第一章文献资料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仅中文文献就有官方的印书、史书、档案，私家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地方志、报刊等。此外，还有大量外文资料♀里只就中文文献（含译为中文的外文资料）分类择要介绍。第一节政府官书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发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一类政府官书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分述如下《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94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987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0卷″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内容重要〉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873卷。（3）编纂体裁优越〉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900）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计922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30卷，《清文宗圣训》00卷，《清穆宗圣训》0卷。《十朝圣训》共922卷，前七朝200年事共532卷，近代三朝50多年共390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辑，第39—40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20卷，嘉庆朝50卷，道光朝0卷，咸丰朝00卷，同治朝00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计前五朝共00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彻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84年5月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2。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9卷，有光绪八年（882）上杭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只是摘抄《实录》，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卷，于宣统元年（909），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958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王先谦《东华录序》。 2《清宣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版，第2页。 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刊印行世的高级官员的奏议专集。三是近代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无《实录》为底本，也就摆脱了那种以胪列皇帝的活动和谕旨为主的编纂方法的影响，而大量采入奏议，特别是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的奏议。有些人的奏稿并未结集刊印，或虽有结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保存下来□至在清故宫档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寿朋的及时采录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宋伯鲁、杨深秀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绪朝东华录》，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不见。大量采录奏折，就比以前各家《东华录》以及《实录》更能反映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过程♀是《光绪朝东华录》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光绪朝东华录》所收上谕没有《清德宗实录》那么多。但因为朱寿朋辑录上谕另有来源，所以也收有不见于《实录》的上谕。但《光绪朝东华录》的日期常有不准确之处，使用此书时应予注意。 民国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中华民国政府刊行的公布法律、命令的机关报♀是继承清朝《邸报》而来的x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公报在其形成中经历了几个段落。9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发行《中华民国公报》。9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发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年2月3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月7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䜣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卷，皆同治十一年（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皆光绪二十二年（89）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支持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发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00卷，收道光十六年（83）至同治十三年（874），前后39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00件、770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濒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85）、同治六年（87）、光绪六年（880），929—930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94年和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900—90）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90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905—908）和宣统一朝三年（909—9）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8卷，又卷首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卷，又卷首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2卷，《条约一览表》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各级官员文书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类.综合性汇编。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卷，陈弢辑，光绪元年（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0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90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2.专题奏议。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0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90）上洪局石印本♀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895—90）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90）上洪局石印本”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册，光绪二十七年（90）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册，奕䜣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90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3.个人著作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00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00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卷，收录折片897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4卷，收录折片34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0卷，收录折片92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件，为《林文忠公政书》50件的39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陆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城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v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3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大体情况如下.京师的阁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议，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赤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湘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陆宝忠的《陆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议，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3.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边疆地区的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集的也有二三十种，如驻藏大臣景纹的《驻藏奏稿》，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文瑞的《光绪绥远奏议》。 5.钦差大臣的奏议，为数不多，如《向荣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驻外使节的奏议，约计三十余种，如出使英、法、俄等国大臣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法、德、奥、俄等国大臣许景澄的《许竹筼先生奏稿录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7.其他各地文武官员，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不均衡，督抚奏议最多，约为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种情况，是由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牍各级官员的公牍，除给皇帝的奏疏以外，还有日常处理政务的其他各种公牍。其内容一般说来不如奏议重要，但就其记述下层事务的具体详尽来说，又往往超过奏议，可补奏议之不足。 辛亥革命后废除皇帝，奏折亦随之消失。至于各级官员的办公文书，民国初年大体沿袭清末习用的格式，变动不大。 近代海关的重要官员任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从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书写的海关档案〉权操在洋员手中，但它在名义上是中国衙署，从海关总税务司起所有海关都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所以他们办公留下的档案也应当视为中国官员的办公文书。 晚清各级官员来往文书晚清各级官员奏议以外的办公文书，不像奏议那样被重视，因而保存下来或编刊问世的不像奏议那样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公家贮存的公牍档案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巴县档案，从康熙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全国仅有的一份。至于个人居官积存的档案，有些高级重要官员的保存下来了，如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全宗》、《赵尔巽全宗》，现存上杭书馆的李鸿章、盛宣怀的档案，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吴煦档案等，但为数也不多。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档案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各级官员办公文书之编刊行世者可分为衙署公牍和官员个人专集两大类。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个人的名义收发，因而也多由官署编印。例如《清国史馆移咨札示汇送文》册，光绪年间刻本。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该衙门清档司日雏理的专题公文汇编，现已开始作为史料出版问世，如《教务档》、《四国档》等。 各省则由于办公的需要，有的编刊《省例》，如《粤东省例新纂》8卷，道光二十六年（84）刻本。又如《江苏省例》4编，陆续编刊于同治八年（89）、光绪元年（875）、九年（883）、十六年（890），内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83—889）的督抚藩臬的文件，意在举例示范，“俾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其中所收文件虽不多，但可看出该省日常公务中的各种问题及处理原则。 到清末最后十年间，受近代报纸、期刊的影响，从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发刊《官报》，直隶发刊《北洋官报》（902年），两江发刊《南洋官报》（903年），其他湘、赣、川、豫、皖、粤、鄂、鲁、桂、甘、浙、黔、闽和东三省相继编印《官报》，即各该省政府的机关报，仿照中央政府《邸报》的形式，报导政务活动，刊登奏折、上谕，还刊登该省各级官员的其他公牍。此外，从京师到各省，还有各衙署编刊的《官报》，如学部的《学部官报》、农工商部的《商务官报》、邮传部的《交通官报》；各省“三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劝业道）也多编印《官报》。不过，从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县日常办理公务所产生的文件数量来说，发表在《官报》上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机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于众的文件，在《官报》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牍之编入个人专集者不多，有之如黄云鹄的《兵部公牍》2卷，收入他于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时所撰拟的咨文，禀稿等三十余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负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总理衙门章京时所拟的有关对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是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时发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系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与沙俄交涉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有关文电和谈判记录。 地方官员的一般公牍编印行世的，还是以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为多≈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公牍，其后人编成《信及录》一书于929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册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卷，奏疏5卷外，书牍批札等35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卷，而公务书札33卷、批牍卷，其杂著2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超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卷，批札7卷，咨札、告示、说帖各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件。该社又访得上杭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册，计7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0卷之外，朋僚函稿20卷、译署函稿20卷、海军函稿4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卷，又电稿40卷♀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880）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2，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集又有959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卷（略去文集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7卷、电信3卷、公牍2卷v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98—920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卷，928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卷，电牍（兼收来电）80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0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首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870）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页。2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页。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下，第20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87—880）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0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喀著《岭西公牍汇存》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89—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2卷，光绪三十一年（90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873—88）历署广东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894）署理广东陆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95年第4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册，齐鲁书社98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899年9月）至二十七年二月（90年3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册，920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900）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发、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罕事新报馆民国元年（92）初出版；《民**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982年版）收录孙中山9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卷，前8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00件♀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发《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各省有些也沿袭清末之《官报》而出《公报》。虽然当时机密公文不会在这些官方《公报》上发表，但也毕竟积存了一些文件。 民国初年继续有一些公牍汇编之类的书出版，如《中华民国新文牍》、《中华新文牍类纂》、《通电汇钞》等♀些类纂汇钞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员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还是官员间的来往函电。 北洋政府官员个人的文件编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总统书牍汇集》，民国三年（94）出版；《黎大总统政书初编》，民国五年（9）普益书局出版；等等。 地方长官者有四川民政长、巡按使陈延杰的《川牍存要》（93—95），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粤东公牍辑要》（9—97），陕西省长李根源的《秦中文牍》（9—97），自民国元年（9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长等职的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等。不过为数不多，不像清末督抚那样大半有公牍编集行世。 袁世凯当政后，废府并县，知县改称县知事。他们也有印行其公牍的，但为数不多，大抵为自我宣传其政绩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莱阳录》即如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后爆发“二次革命”，继之以“护国”、“护法”，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也留下不少公务文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4卷，内收93—98年孙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数是和反袁、护国、护法有关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4年版），曾业英编，其中有关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的文件。又梁启超的《盾鼻集》、唐继尧的《会泽首义文牍》，皆为“护国”之役的有关公牍史料。唐继尧的《会泽靖国公牍》，则为“护法”时期他乘机向四川进攻前后的文件。 海关档案及其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在处理各种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档案。其中有各种报告、咨、呈，以及大量的来往函电♀些文件的形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关起，直到民国年间。它们过去一直由各海关作为档案自行保存着，解放后被我们接收过来，称之为海关档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关总署的档案。 海关档案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政府机构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电，和我们前述的咨札函电一样，也应属于近代各级官员文书之列№一方面，中国政府虽派有海关监督，而实权操在“募用”洋员税务司之手。海关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的办公文书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虽有汉文的，但为数不是很多。所以，海关档案又与一般中国政府官员的办公文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在公牍领域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对海关档案进行整理编译，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辑，包括中法战争、缅藏问题、中葡里斯本草约、中日甲午战争、英德续借款、义和团运动、庚子赔款、近代邮政、辛亥革命、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等个专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历次大事件，在海关档案中无不有所反映〃过出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洋员之手的这些文件，使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得以从某一侧面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事件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阴谋活动和真实意图。 九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陈霞飞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874—907）》，分为9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赫德与金登干往来信件3528封，电稿449份，另附赫德与其弟赫政往来电报42件。赫德，英国人，从83年到908年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达45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亲信，874年被赫德派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历时34年♀些函电指示了许多迄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详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记录。 第三节典章制度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统治特点。中国近代包含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时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有属于封建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也有属于半殖民地的。记述清朝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资料很多，这里只扼要介绍几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专书。 大清会典会典是从明朝开始修撰的，它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会典”、“会要”名称不同，内容相似，都是当时现行制度的总汇。 《大清会典》从康熙朝开始编撰，雍正朝又续修，主要是将清朝开国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度化，便于官员遵守，提高统治效能￠有典有例，典例结合。典是正文，不能变。例是则例，是对典的补充或说明，是可以变通的‖隆朝第三次修订，以典例合辑，使“典例无辨”，谕令将典和例分卷纂辑。嘉庆朝第四次重修，在《会典则例》基础上补入逐年事例，改名为《会典事例》，又增修《会典图说》。 嘉庆以后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都没有续修会典，直到光绪十二年（88）才开始第五次重修♀次修纂主要以历朝实录及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和各部院则例为依据，先由各阁部院府守监等各该衙门起草，最后由会典馆总汇。其断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绪二十二年（89）。光绪二十五年（899）书成，计《光绪会典》00卷，《会典事例》220卷，《会典图》270卷。光绪朝修的《大清会典》是清代五朝会典中最详尽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庆以后有关典制的新内容，也补上了前此历朝会典之不足÷增的有咸丰十一年（38）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补充的有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会典》和《乾隆会典》未收，《嘉庆会典》收而不详，《光绪会典》弥补了这个缺陷。 在记述各衙署典制时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首列最高长官的职掌，并对其职掌范围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详加解释，然后分列所属机构、官员、职掌、编制等。例如吏部，首记尚书、侍郎，“掌天下文职官吏之政令”；再记所属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的官员设置并详叙其职掌。以下详列全国地方文官及其职掌。 本书有光绪二十五年（899）成书的清缮本，二十八年（902）石印本，三十四年（908）商务印书馆据原写本的影印本，该馆后又将影印本收入《万有文库》。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是将典和例编为一书的，《乾隆会典》起典例分辑，“以典为经，以例为纬”（奏定凡例），以后遂成定制。《光绪会典事例》是清代诸会典中保存典制方面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会典事例》也是以各衙门（缺军机处）为纲，其次序，完全照会典。 在每个衙门下，又分若干目，目下又有细目÷例辑录的是清朝开国至光绪二十二年（89）前的有关谕旨，按不同的部门、事类、逐年排比，主要说明现行制度是经过怎样的“因革损益”而形成的。例如内阁，分建制、典礼、职掌三目；建制一目又分内三院沿革、设官二细目；职掌一目又分进本、票拟、票拟加签、御门进折本、巡幸发递本报、勾到、收发红本、收存揭帖、颁发书籍、收存副本、恭拟谥号、撰拟制诰、撰拟匾额字样、承宣谕旨、记载纶音等27个细目。每目之下，将有关该项制度因革变化的谕旨按时间先后扼要列出，清楚明白。 但是，会典和事例都只记到光绪二十二年（89）；鸦片战争后新增机构只辑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嫌简略。光宣之际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事在本书修成之后，便都没有记述了。 光绪《大清会典图》，沿嘉庆《大清会典图说》，有图有说明文字，又有所订正和增益。计天文图32卷，从《嘉庆会典图》之57图增至333图；冠服图20卷，从2图增至285图；礼图30卷，从227图增至28图；舆卫图4卷，从82图增至24图；乐图（包括谱表）2卷，从84图增至38图；武备图卷，从248图增至3图；舆地图32卷，33图，完全是新增的♀些图说，主要也还是记录清朝典制，但有些具体事物仅靠文字不易说清楚，绘图再加说明，便可一目了然了。 舆地图是新添的。计全总图幅，百里开方的各省全图27幅，五十里开方的府和直隶州图335幅，皆有文字说明。惟缺基层州县图，这是自嘉庆《大清一统志》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绘制地图，比上次绘的好一些♀些图是行政区划图，可与《会典》之记各省府州县职掌部分对读♀些图，详水而略山，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比较详细的全国河流图。 清修《文献通考》清乾隆时，继杜佑《通典》、衷《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由政府组织人力先修《续文献通考》，继修《续通典》、《续通志》，并另修清朝（原称皇朝）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以上六书至乾隆五十年（785）陆续完成，其中《清朝文献通考》对研究清代典制最有参考价值。 《清朝文献通考》，300卷。内容主要记有努尔哈赤始建后金国起至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清代制度，分2门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群祀考、宗庙考、群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 此书记的虽是清代前期事，但由于到乾隆后期，清代典制已经过百余年的调整而基本定型，以后大都遵行不变，所以此书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制度仍是重要的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所记止于乾隆五十年，嘉道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激烈变化，典章制度也不能例外。单靠《清朝文献通考》来了解清代典制已远远不够，刘锦藻编纂的《清代续文献通考》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先着手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计划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78—904）间事，宣统二年（90）完稿。第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刘锦藻遂又补辑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905—9）事。共400卷。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除仿照《清朝文献通考》之2门外，对清政府在近代采取的新措施新制度用两种办法补入一是附入已有各门，一是另增新门类“者如银行、海运附于国用考，厘金、洋务（鸦片）附于征榷考，团练、练军、巡防队、海军等附于兵考。无可附入者，另列新门类，计有外交考包括交际、界务、传教、条约4目。 邮传考包括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5目。 实业考包括总务、农务、工务、商务4目。 宪政考不分目。原2门加新增4门，共30门。对了解近代洋务运动及光宣间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等，尤为不可缺少的系统资料。 类似的书还有《皇朝掌故纂编》00卷鄞县张寿庸等编。分内外编，内编以帝系冠首，以吏、户、礼、兵、刑、工六官为纲，分述各部规制♀编以外务部为纲，以各国立约年月考弁首。本书有光绪二十八年（902）求实书社铅印本，错讹太多。 《清史稿》志《清史稿》中记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志有种，共42卷。志是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通、邦交。 《清史稿》编纂工作组织得不好，完稿后未认真复核，又仓卒付印，以致存在不少问题。如职官志竟缺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这是重要疏漏。《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记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典制的有政府公报、年鉴及公布的各种法令规则，但很分散，也不易找到。目前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这时期典制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此书上、下两册，钱实甫著，中华书局984年出版△者在本书例言中说“本书主要说明民国元年（92）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开始，至民国十七年（928）六月张作霖逃出北京为止，前后共计十六年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简称为‘北洋官制’。”“南京临时政府、护**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等，虽不属北洋政府的范围，但这些政府大都存在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多或少各有一些不能完全割断的联系（特别是‘法统’上的关系），所以在本书内也一并说明，以便参考。”本书对每个政治机构的说明，既注意其职掌的性质，又不忽视其历史的变化，既详尽，又全面。此外，可与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互相参用。 第四节私家著作私家著作所记载的是私人的活动、感受、见闻、议论等，能够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许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记述官方事务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后的追述，与事发当时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事后下笔，可作综合叙述并评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远，私人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专著、诗文集、信札、日记，以及野史笔记等，并各具特色。 专著近代专著为数不少，大体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大类。 记事专著有魏源的《圣武记》，内容却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者眼见鸦片战争失败，感愤时事，藉此书以抒发如何图强御悔的思想，当时影响颇大。 近代大事头一件是鸦片战争。记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以上三书的作者都未出国门，故所记外国情事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了解外国情况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两部著名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书博大，徐书谨严。虽仍有对外国情况叙述不尽准确之处，但在闭关一百多年的中国，使国人开始得以窥见外部世界，其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次起义**是被清朝镇压下去而结束的，统治阶级方面为此而编撰的书很多。记事首尾齐全的先后有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为湘淮军“记功”的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钱勖的《吴中平寇记》、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等。记左宗棠进军陕甘、收复新疆的，有易孔照等编的《平定关陇纪略》、黄丙煜等编的《戡定新疆记》等∠述诸书，《湘军志》文字雄劲，间有直笔，最有名。《湘军记》记叙更详赡。其他则率由军中幕僚引录有关谕折文报按时间顺序连缀而成。又有记各省区战事的专书，主要有张曜主编的《山东军兴纪略》，尹耕云主编的《豫军纪略》，罗文彬、罗秉恩编的《平黔纪略》。 记中法战争的有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记戊戌变法的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李膝的《庚子国变记》№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光绪一朝清廷大事。 有关辛亥革命的记事专著较多。孙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8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动之作∞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事自894年兴中会成立起，至925年止。其他如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则是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记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曾毅的《护**纪事》，马震东的《袁氏当国史》，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记张勋复辟的有许指严的《复辟半月记》、天悔生的《复辟之黑幕》等。 记言专著有《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写于8年的政论，影响颇大。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撰。本书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时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 《盛世卧》，郑观应著。此书对戊戌维新运动影响较大∠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收入此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戊戌维新造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 《变法通义》，梁启超著。89年发表于上海《时务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仁学》2卷，这是谭嗣同的哲学著作。899年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来全文出版成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收入此书。 《訄书》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会思想论文的结集。初刻于900年，计50篇。后又重订，删去一些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的论文，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计3篇，另有“前录”2篇，904年于日本出版。94年更名《检论》，2篇，另有正文附录7篇。比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发展的脉络∠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书。 《革命军》，邹容著。903年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 《警世钟》和《猛回头》，陈天华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天华集》。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本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著作，写于97—99年，后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诗文集近代文人的诗文集很多，难得有精确统计。有的学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存目计算，清人诗文集约有.5万种，这还不是完全的数目。其中，属于道光朝以后的在半数以上。至于民国年间属于近代的诗文集有多少，尚无统计，其下限也不易确定。 诗文集中的诗和文，一般都是分开编辑的，我们这里也分开谈。 文集不同于专著，是把作者不同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诸篇文章编在一起的。其内容的特点是散，杂。因为文集内容散而杂，所以也难有概括其内容的题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号，如龚自珍的《龚定庵文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贺涛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录》等，为数较少。大多数冠以作者的书斋或住所的名称，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文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邵懿辰的《半岩庐遗文》、潘曾莹的《小鸥波馆文钞》、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方浚颐的《二知轩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编》、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叶昌炽的《齐觚庼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等，这样的题名和文集内容并无联系。至于现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直书作者之名，如《龚自珍文集》、《魏源集》、《何绍基诗文集》、《郭嵩焘诗文集》等，一看便知是谁的集子，对于读者是方便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新文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抱着挽救民族析的迫切志向，写文章，作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先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小册子单行，而后才汇编成集。如谭嗣同、刘光第、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陈天华、章炳麟、禹之谟、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锷、马君武、熊箱等人的文集，近年来已陆续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政论文章♀类政论的文章，就其内容之丰富和影响之大来说，可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文的《孙中山全集》为代表。 诗集，常常和文集合编在一起，如刘蓉的《养晦堂集》、戴望的《谪麟堂遗集》，内收文集，也收诗集。又有书名“文集”，但里面也收诗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斋文稿》、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皆收有诗集～集单行的也很多，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张维屏的《松心诗集》、张际亮的《思伯子堂诗集》、金和的《秋穗吟馆诗钞》、黄遵宪的《入境庐诗草》、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康有为的《南海先生诗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张謇的《张季子诗录》等。词，有附编在诗集之内的，也有单行的。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也就日益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从而产生充满爱国主义**的大批诗篇。阿英辑有《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等，收录爱国诗歌甚多。 有一类可以称之为“纪事诗注”体的诗，多为五七言律绝句，于字句间加注，或于题下加叙，或于每一诗后附以较长的说明。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对鸦片战争时期江浙战场清军之腐朽乖戾有具体揭露。如记太平天国时事的有佚名的《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海虞（踌）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等。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驴背集》、高树的《今銮锁记》、龙颙山人（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洪寿山的《时事志略》等□成禹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注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许多史事。后来又有张伯驹撰《续洪宪纪诗补注》。 书信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早已编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其总量是很大的。近代书信编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种情况。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内容有许多是说经论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中，书札很多，单编为多卷。 书信编集单行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左宗棠的《家书》，李鸿章的《尺牍》等。 后来陆续出版的书信集，多是作为商品或史料编印出来的。如《何桂清等书札》、《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信稿》、《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左宗棠未刊书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荣禄存札》等。近代印刷技术进步，有些书札是影印的，如林则徐致刘建韶（闻石）的《林文忠公尺牍》（北京懿文斋本）、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则徐书札手肌》、《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于式枚拟稿李鸿章审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名人书札》等♀样的影印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写信人的手迹，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书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单位）所藏书信稿编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编印成集的，不过这类搜集整理的书信单独成书的少，大多编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李有明等编的《刘光第集》、汤志钧编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来的书信。 不论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当时并不公之于众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们最为注意的，是那些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与8年“辛酉政变”有关的《热河密札》，是咸丰皇帝死后，有人从承德行宫向北京发出密信，报告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和企图揽权的皇太后之间的冲突。又如《袁世凯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张勋藏札》等，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事件中的里层情况。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开信，例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以给康有为公开信的方式来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的。又如孙中山的《讨袁宣言》，也可以说是直接诉之于公众的公开信。 还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遗书，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给家属、朋友、同志的，如《吴樾遗书》、陈天华的《绝命书》、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致父书》等，充满爱国**，令人感动。 总之，我们要注意各类书信的特点，并要了解这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事、以什么方式、写给什么人的，了解了这些才能知道该信的性质，才能判断该信内容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或有哪些是真话，然后才能准确地评估其文献价值。 日记近代知识分子，很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自己日锄活的记录，大多是为自己备忘而不供别人看的，所记的是当日的行事、见闻、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实性、原始性。 公开印出来流传的，较多的是记行程的日记。当时在士人和官员中有一种风气，一上路就写日记。赶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写日记，可以出示亲友或印出来馈赠亲友♀类日记主要记沿途所经的山川名胜，间及风土人情，有的也要记及这次旅行的任务。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遣戍新疆时从西安到伊犁的日记，是由他的后人在光绪三年（877）刻印出来的。不过据《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92年出版）所收这段日记的原稿对勘，可知刻印时颇多删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学政，几乎无例外地要写日记。如潘祖荫《秦輶日记》，瞿鸿《使豫日记》和《使闽日记》，皆只记行程，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吕佩芬《湘轺日记》，除记行程外，并记考试诸事。 考生赴试的有，云南新平举人马太元的《北游日记》。官员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887年）入都纪程》，记由黔川陕晋北上；碑《辛卯（89年）侍行记》，随其父陶脑陕入觐又赴新疆巡抚任♀两种日记，详记沿途山川道路等情，并予考订，号称博雅之作。 还有其他出差日记，如聂士成的《东游纪程》（893年），李树棠的《东缴纪行》（898年），皆自天津至黑龙江的往返考察日记。 近代中国派员出国考察或派出驻外使臣及其随员多有日记，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搜集整理，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已出第一辑0册，收3种，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记，记有斌椿《乘楂笔记》、志刚《出使泰西记》、张德彝《航忽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此外尚有黄山书社出版的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还有一类专题日记，是专记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记』片战争时有张喜奉派赴英舰接洽议和的《抚夷日记》，曹晟记英军陷上海的《夷患备尝记》，朱士云记英军陷镇江的《草间日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日记更多。如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难述略》，记咸丰三年（853）太平军克庐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济《小沧桑记》，秀水（嘉兴）沈梓《避寇日记》，皆记咸丰十年（80）太平军东下苏浙等地情况。中法战争时期，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日记，以北京、天津为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卷记事》，不只记“拳匪”，且记八国联军；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系教民，记避入使馆被围困情况。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阁《庚子日记》、高楠《高楠日记》等，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 多年连续不断的日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记，记录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备，最有价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记主要有《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其中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抗英国侵略期间的日记最有价值。《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840—849）李星沅历官豫、陕、川、苏、云南、两江监司、督抚的日记，所记颇详。曾国藩日记，先有809年据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95年台湾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近年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日记》部分据以上两本校点排印出版。《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980年版。他的日记自咸丰五年（855）起，至光绪十七年（89）止（缺三段约39个月）。翁同龢日记，925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近年编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出版标点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记》。起咸丰八年（858），至光绪三十年（904）逝世止，前后4年（只缺咸丰九年四月以后9个月）№有《军机处日记》，为他第一次充军机大臣时（883—884）的办事备忘手记，有938年影印本，现亦校点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记》中。《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830—90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87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90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记事比较周全，内容丰富。 还有些常年日记，作者并非身居要职的达官显宦，但所记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别是数十年不断，遂亦为世所重♀样的日记有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852—85）和《能静居日记》（858—889）；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83—889）；《赵缦堂日记补》（854—82）；《郇（荀）学斋日记》（889—894）；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89—9）；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870—97）；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仅存光绪十九年至三十四年（893—908）间的十年的日记。 宋教仁的《我的历史》，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日记，起904年0月30日，迄907年4月9日（缺905年9月22日至2月），多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920年在宋氏故乡湖南桃园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陈旭麓主编之《宋教仁集》，中华书局出版。 还有一些从常年日记中分类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编次的有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样的分类日记其好处是便于按类查找材料。 野史、回忆录、笔记等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顾某一历史事件中的经历之作，凡属个人经历的，就是回忆录，也有于个人回忆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这类野史很多，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大都已能择要稍作介绍。苏庵道人（杨綮）撰《出围城记》（《鸦片战争》第3册），作者镇江人，此文记鸦片战争时英军陷镇江事，于乱离之状言之甚悉。 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陈思伯撰《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号），作者在武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军北伐进至天津附近，又40年后写成此文，这是从太平军内部记述北伐全过程的回忆录。 李召棠撰《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号），作者是安徽贵池人，是他在当地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写的回忆录。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900）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00多篇，编为册，9至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00条。《梦燕亭杂记》2卷，陈燮龙著△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98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2卷，又《四笔》卷，陈康祺著。此书记述清初以来掌故，属于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猎书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处，文字亦随手变动，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较差。《花随人... 2 1《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1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2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1《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2《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1000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隋唐城址隋唐长安城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1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米，进深1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墙外侧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1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余皆宽1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115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1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1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1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1674米，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余处2。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17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种。1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0米，西壁1275米，北壁1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0米。城墙夯筑，宽15—16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1670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00米，南北120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0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0米，东墙残长1270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700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曲折，长6776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6期。 1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宽一般在500—580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1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0米左右，小的宽3米左右，进深皆3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1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米。前殿东西宽58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2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米左右，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3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1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1参见第103页注1。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2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3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2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发掘了其中6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0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1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10x10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030米，东西宽3120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2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1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二节唐代的重要遗址重要发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陆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发现，1989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发掘，发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1—4，1号牛在西北方位，2号牛在东北方位，3号牛在西南方位，4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米，长3.5米，厚0.7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米，身高1.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米，周长1.03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1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位于t2的西南方，据文献，t1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和t1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1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古采场4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个天井和28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1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1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第三节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1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1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160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1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1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1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2。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曋钩菩四辏挥谏挛飨萄簦馔猎残危坝惺窳脚牛刑炻弧6怼6āa暝耙盐兀荒鼙嫫湫沃脾邸4送猓颖笔÷∫11鼗褂刑聘咦胬钤u谒拇嫘实劾钗醯慕u趿旰偷谌婀饣实劾钐齑偷钠粼肆辍Ⅻbr />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 3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第四节隋唐墓葬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撰、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撰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撰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1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1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陆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1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1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2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31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2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年第4期。3《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隋唐壁画墓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1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4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23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号似为工匠居室，2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米，宽2.6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余件，包括200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厘米，腹径42.5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件，包括4件银盘、1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1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1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年第7、8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2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0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1第三章研究概况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地理考证》、《地理考证》等，n婕澳谌菁u悖贾ぃ交岬胤教u唷s*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1。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1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1。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2。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3。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 5 檀萃撰辑，何耀华校正《武定凤氏本末》，《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苗与灌溉稻田，其中有全县最大的万德坝塘，可灌溉水稻田70多亩。与此同时，当劫掠敛迹后，比较安定和平的民族关系可以出现，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就比较容易获得传播与推广。 在对外掠夺奴隶来源枯竭与社会生产力取得发展的新形势下，贵族奴隶主对广大奴隶群众的直接占有难以继续，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就日益发展。 清代中叶，这种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转化或者农奴对领主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可从嘉庆年间水西地区流传下来的三份彝文田契显示一斑。其中一份，写明农奴阿勾巴租种土目领主燕翼堂安的勃那意吐型地一片，交顶银五十两，年交稻谷租二大斗五升，旱地租一大斗。并讲明“今后粮清粮款，作事夫役，大派小派，随唤随到，阿勾巴子孙永远管业。以后如粮租不清，大派小派夫役，不能随唤随到，由官家扯土，另安他人，阿勾巴子孙并无异言。”另有租与农奴阿木的两份田契，主要内容基本相同。这里既不是奴隶制的直接强制，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剥削。而是由于农奴租种了土目领主的土地，因而产生了除交租粮外，还有各种夫役、派款等经济外强制。如果农奴不能履行这种经济剥削与经济外强制，领主的土地就要收回。这就将租种土地产生的经济剥削与封建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自然，在继续保持土目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土目在政治统治上仍然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清代前期至中期，水西有的地区奴隶制仍然十分活跃，有的地区则保留严重的奴隶制残余。如乾隆三十五年（770）三月初一日，贵州大定府悦服里步武（补露）土目安沙巴及孙安智，将角湾子地方一块佃给一个叫不修（麻栽爷爷）的，这个不修除交顶银前后共十九两银子外，并写明“以后子孙万万代，一代抽一个当‘直’（奴隶）。官家生了一个孩子，要出一两或二两银子，要出一坛或二坛酒。另外我家该出十两零八钱银子给官家”。结合解放后在贵州威宁地区的调查，这种“一代抽一个当‘直’”的关系，就是家外娃子（分居奴）耕种“人租地”，每代必须交纳人租一个的关系。这又是奴隶制残余在水西地区长期得到保存的表现。 改土归流的有效推行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在清代若干彝族地区，除出现土司制度下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过渡外，在其他若干彝族地区，由于改土归流的有效推行，也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直接向封建地主经济的过渡。 清代彝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可以雍正年间东川、乌蒙、镇雄彝族土司、余宏模《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贵州民族研究》，979年第一期。土目的改流为代表。雍正以前，这里还保留着奴隶占有制度。云南巡抚鄂尔泰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奏陈由威宁到东川彝族土司土目统治区内所目睹的情况“三百六十里内人烟俱寂，鸡犬无闻”。“田皆蒿莱，地尽荆棘，耕种不施，渔樵绝迹”。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与破坏。鄂尔泰在上述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所采取的策略是，在陆续调集军队陈兵边境的同时，先行分化土司、土目内部的团结。乌蒙府城发生了奴隶主暴乱，杀害了乌蒙镇总兵刘起元等人。从而迫使鄂尔泰飞调滇、黔官、土兵一万数千人，对东川、乌蒙、镇雄等地的奴隶主武装进行大规模的粉碎性的打击，使之一蹶不振，并为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的直接过渡，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先例。其具体措施是军事上加强安营设汛，防止凉山彝族奴隶主的势力越过金沙江卷土重来；政治上慎选能员，以“人地相宜”的徐成贞为昭通总兵；着眼于恢复与发展经济，早在727年初，就陆续招集垦民垦荒，继而将原属土司土目现在无业的田地赏给兵丁。“并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73年初，当“鲁甸凉山等数百寨尽平”之后，又对避乱逃亡及被胁从的，无论汉回彝苗，“概令招抚，悉予安插”，于是“归而完聚者数万户”2。73年底，继鄂尔泰担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首先从寻甸各州招得“习于耕稼”的农民一千户，限期赶赴昭通；其次将昭通之田分为熟水、生水、熟旱、生旱田四种，分别授与；尤为重要的是将“所给与兵民夷户之田，俱令于分给之始，即立清界限，以杜将来纷争影射之葛藤。其田按年陆续收其稻谷，照时价计算，扣还工本，扣清之后即令起科其田给与执照，永远为业”3。这种既承认劳动者的土地所有权，又从生产资金方面给予借贷的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大约只经历了十多年，就出现了改流前后迥然不同的变化。在改流前的72年，是“昔日土酋，好逸恶劳，不喜耕种，纵容部落，不时抢劫人口，掳掠牲畜，贩卖为生，习成惯技”4。而在改流后的乾隆十一年（74），则是“数年以来，招徕开垦，野无旷土，商贾辐辏，汉土民夷，比屋而居，庐舍稠密，已与内地气象无二”5。 在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中，并非所有地区都要经过改土归流。如康熙二十七年授职的新平土县丞杨宗周，乾隆三年因军功议叙的新平土千总邱国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朱批谕旨》，第4世宗实录》卷9，页20、2。 2民国《昭通志稿》卷2《政典志》。 3民国《昭通志稿》卷8《艺文志》，高其倬《委员赴昭办理开垦疏》。4乾隆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云南昭通镇总兵官董芳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88号。 5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云南总督张允随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88号。 良，都是直到清朝末年子孙世袭，辖区四至分明，保持着土司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制。但至乾隆三年，土弁李毓芳在新平所属地方“新买者甸冈、丫租等田”，其中者甸冈计九亩八分二厘，“年收京斗租谷二十四石，纳秋粮四斗八升五勺”。表明这里的地主经济已在领主制周围取得进展，并对后者进行冲击。又如道光年间云南武定慕莲土舍所属练头联合群众，要求在辖区内自由买卖土地。土司被迫承认，允许有田户以后只交纳一份官租，这就以容许地主经济发展的方式破坏了领主制的完整。再如清朝末年，贵州威宁龙街、牛棚、大官寨等地仍然保存土目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制，邻近的灼圃地区却由于土目绝嗣，地产归公，折价出售，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地主富农经济逐渐居于统治地位。 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除少数后进地区外，各地彝族有着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正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彝族人民积累了许多有关天文气象的知识。如在云南景东县，彝族群众把长时期以来观察天象变化的经验编成许多农谚。在云南牟定县，当地部分彝族老农根据春雷第一声的时间和方位，能够正确地预测当年雨季开始的迟早和雨量丰欠的情况。在四川凉山，彝族群众在自己的生产实践中，采用了根据物候定农时的方法，并进一步把农时与天象联系起来，根据日出点和日落点的位置变化确定农时，确定该种某一种作物。 在对疾病医疗方面，彝族群众中间也蕴藏着许多宝贵的经验。如云南楚雄、禄劝县的《齐书苏》（意为配药方的书），贵州毕节地区的《寻药找药经》，四川凉山地区的《献药供牲经》，都可以说是当地彝族医疗经验的总结。许多民间医生运用世代相传的医疗经验，把一些动植物和矿物制成各种土药，能治疗多种疾病。还有扎针、接骨、熏洗、按摩、拔火罐等外科手术。并对牲畜的疾病进行治疗。但是，在一些地区，医疗经验被公开宣扬宗教迷信的毕摩所禁锢，未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彝族有初创于隋唐，至明代已趋成熟的标音节文字，明清以来，各地流传不少用纸书写的彝文经典，包括历法、天文、谱牒、诗文、神话、历史以及毕摩所使用的祭经与占卜经等典籍，内容十分丰富。各地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图章、书信、契约、借条等，多系明清两代保留下来的文物。彝族民间有丰富的文学宝藏，许多手抄本基本上可以划入文学作品的范畴，绝大部分是世代传诵、并不断锤炼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它们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彝族民间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曲调，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唱上几首，它是彝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山歌与传统曲调一样，丰富多彩，美不胜道光《新平县志》卷2《学校》。 收。彝族民间还有各种舞蹈伴奏曲和乐器曲，乐器种类不少，通常以管弦为主。舞蹈是彝族人民文化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最流行的是集体性质的“跳乐”，基本动作各地相去不远。凉山彝族地区还有一种宫廷舞，渊源可以追溯至隋唐时期，以后由彝族兹莫（土司）继承与保留下来。各彝族地区还保留一些其他的古老舞蹈形式，包括征战舞、斗牛舞、斗鸡舞、点荞子舞、点玉米舞等。 彝族群众流行多神崇拜，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可区分为自然崇拜、灵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数种，而以祖先崇拜的仪式最为隆重。最普遍流行于各地的是祭龙，大多以树或水塘为代表。在众多神灵中已出现天神的概念，但不过是人间兹莫或者土司的化身。彝族祭司多称毕摩，由男性担任。通晓彝文，通常父子相传，少数拜师受业。凡遇打冤家、婚姻、疾病、狩猎、出行，以及遇有异象异梦等，都要请毕摩占卜，以预测吉凶祸福。此外，彝族民间还流行“神判”，有捞油锅、漂灯草、端红铧、嚼米等数种，负者须接受制裁。 父系小家庭是各地彝族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诸子婚后即与父母分居，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遗产由男子继承，绝业归近亲所有，女儿只能分得部分动产。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制。840年以前，凉山彝族妇女在某些方面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的统治下，若干彝族地区盛行等级内婚，主要是黑彝与白彝之间绝对禁止婚配。许多地区盛行收继婚，多系丈夫死后续嫁夫兄弟。在婚姻对象选择上，交表婚十分流行。一夫一妻制是彝族社会的基本婚姻制度，少数统治者有多妻的现象。 彝族历史上盛行火葬。明清以来，随着改土归流的贯彻执行，在流官政府的刻意提倡下，许多彝族地区已逐步废除火葬，改用棺木土葬。凉山地区的火葬在奴隶制度下一直继续流行。 各地彝族有一些标志民族传统的节日，其中，流行甚广而又隆重举行的是火把节。四川、云南一般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日，贵州多在六月初六。在云南弥勒西山和路南圭山，每年冬日要过密枝节。贵州和云南东北地区的某些彝族，还有夏历六月过小年、冬月过大年的习惯。 第四节回族回民的反清斗争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由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份在长时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 清军入关之初，在各地实行剃发、圈地等强暴措施，遭到汉、回各族人民的共同反抗。在湖北，“老回回”这支回族农民武装在同李自成、张献忠坚持十多年的反明起义之后，现在又投入到抗清洪流中来。在山东，东昌府（今聊城）、济宁州等地的回回兵，崇祯末即参加城守，给清军以有力抗击。在广州，羽凤麒、■之浮、马承祖三个回族将领，因坚持抗清而牺牲，被称为“教门三忠”。在云南，有不少回族人参加南明政权，后来在桂王退入缅甸的时候，曾有一部分跟随桂王的回民，被阻于腾越、保山一带，以“明”为姓，用以表示怀念先朝和对清的不甘屈服。在回民聚居的陕甘地区被清军占领后，反清起义仍然此伏彼起，其中顺治五年（48）以回族米喇印、丁国栋为首的甘州起义规模最大，他们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拥出明延长王朱识■作号召，转战于甘肃各地达两年之久，山陕一带为之震动。 甘州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朝兵科左给事中郝壁向清廷献策，建议清廷趁兵威之下，于各府、州、卫五六十里之外，“或有屯堡僻阒之地，子女族党另行安置。勿令养马，勿藏兵器”，并且还要让回回的“掌教一人主之。制其出入，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以消其犷悍之性”，这还不够，“仍听司道等官不时察勘。庶衅无由启，久自敉平，实民与回两便之道”。他的建议集中反映了清朝封建官吏们对回族的极端敌视。 在政策上，清朝统治者没有把伊斯兰教像白莲教那样禁止，采取允许存在而又多方歧视和严加防范的政策。在法律上，三个以上的回回持兵器走路要罪加一等；流徙罪，普通犯人可以申请留养，回回则不得申请；并且还规定流徙地点不得在甘肃等回回聚居的地区；对于回回的定罪、施刑也比一般犯人重，回回罪犯刺字时刺“回贼”二字，以示污辱。 乾隆四十六年（78）和四十九年（784），先后发生了甘肃循化（今属青海）撒拉族苏四十三和通渭石峰堡回民田五领导的两次反对地方官府的起义，清廷派大军剿洗，并利用新教、旧教矛盾，采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2的以回制回策略，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清陕甘总督以这两次事件为借口，在乾隆五十四年发布告示，禁止回民信奉新教，禁止汉民信奉伊斯兰教，禁止回民抱养汉民的婴儿，并禁止添造礼拜寺。苏四十三事件后，清廷将苏乾隆《番禺县志》。 《明清史料》丙编第7册。 2《清高宗实录》卷27。 四十三的首级“传示各省回民居住地方，每处悬示数日，使之共知儆戒”3，接着，清廷将陕西提督由西安移到固原，固原总兵移到河州（今临夏），加强了对回民聚居地区的兵力部署和控制。 甘肃回民的反抗和被镇压，影响及于全国，各地官府都在奉旨盘查“余党”、“邪教”和搜查违碍书籍，为此还兴起了迫害回民的两次文字狱。第一次乾隆四十六年六月，西安回民马中杰、马广文前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途中，在山西灵石被查获书信一包，只因信内有“掌教”名目，于是惊动山陕，如临大敌，以为又是别立邪教煽惑回民者。马中杰被解回西安，由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就近审理。经再三严审，掌教名目早已有之，并无别情。乾隆帝下谕，不得不承认“所办其属过当，殊不解事”。这种压迫和挑拨在西北各地的积累和扩大，成为以后回民大规模自卫抗争之政治的、历史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发生了影响更大的又一次文字狱。在广西桂林查出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海富润携带的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汉文著述及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教经籍多种。敢称“实录”，被认为是“僭妄”，海富润被捕下狱，广西巡抚朱椿一面飞咨有关各省查办，一面申奏朝廷。此案波及广西、湖北、江苏、安徽、云南、广东数省，著书人、作序者、送书人、译刻者、藏版人等，牵连众多，一大批回民人家和礼拜寺被搜查，弄得回民人人自危。乾隆帝知道此案又办理过严，下诏说甘肃的新教是邪教，已经办净根株，“至于旧教回民，各省多有”，“其平日所谓经典，亦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但诏书又指出；这次查出的“书内字句大约俚鄙者多”，“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这样的上谕仍然重申了对新教的镇压，默认了对宗教书籍的搜查和对回民的歧视，只是担心查办过严将不胜其扰而已。诏书还提到对山东王伦和甘肃王伏林等起义的镇压，有回民参加，这也正是清统治者对回族兵将加以利用的一面。在清代，回族中当兵吃粮和担任武将的确实不少，如哈元生、哈攀龙、哈国兴、冶大雄、许世亨、马建纪、江长贵等都曾任提督、总兵之类的官职，后来同治年间马新贻，竟坐上了两江总督和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的高位。这只不过是少部分人的被利用，绝不说明回族政治地位有任何提高。相反地，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回族中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抗清风.qingfo暴。 以农为主农商工兼营清代有较长时期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由于停止圈地、鼓励垦荒、兴修3《清高宗实录》卷35。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三日上谕，转引自道光七年重刻《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水利、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政策的施行，中国的封建经济又逐渐呈现出一个由恢复到发展的局面，回族的经济、文化这一时期也同样有较为明显的发展和变化。 各地回族的人口在繁衍，生产在发展。乾隆四十六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的奏折提供了有关陕西回民的综合情况，很有代表性。毕沅说“查陕省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有七座。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及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及曾任武职、大小员弁及当兵、科举者。”在甘肃，东部宁夏至平凉，回民村寨林立，西部以河州、西安为中心。延伸到河西及南部清水、张家川等地，也都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内地河南、安徽北部及山东、河北的沿运河两岸，回民散居其间。而云南，在东部发展了昭通、会泽、巧家，在西部发展了大理、保山、剑川等回回村镇。 清代前期回族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垦荒事业和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上较为突出。顺治甘州事变后由河西逃往西宁府的大批回民，在白塔儿（今大通）等地辟建新的村寨，至乾隆时“开田立舍”已经“累至万户”。巴燕戎厅（今化隆）很多村庄是回民新设。西宁北川营，回民、汉民杂居，“筑高屋、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向当地蒙古贵族领取耕牛和籽种，每年交纳实物地租。在新疆哈密、伊犁、乌鲁木齐、昌吉等地，乾隆后期回民同汉民一起由陕甘来这里垦荒，做出成绩。清代前期山东、河北回民陆续到东北、内蒙垦荒和经商、开辟了新的居住区。继元明之后各地回民在农田水利事业上不断做出成绩，在宁夏，回民、汉民一起兴修了大清、惠农、七星、昌润等渠道，汉延、唐徕等古老渠道也进行了整修和扩展。“黄河万里富宁夏”的赞誉是历史上回、汉各族人民兴办黄河水利并同“河崩沙压”等自然条件作顽强斗争和辛勤劳动换来的。云南，经过元明数百年的经营，回民多占有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在新兴（今玉溪），水利灌溉条件好，可以引水上行，回民居住之处“田地最饶，赤旱不荒”2.峨县（今峨山）汉民同河西县回民联合兴修水利，仅河西县就有数千亩回民良田受益，体现了回汉团结的情谊。在河南，回民较多的开封地区道光二十一年（84）黄河决口，河南及安徽两省五府二十三州县都遭淹没，开封被洪水围困八个月，全城回、汉族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官府束手无策。在一次险情万分紧迫时，有回民夫役七百余名和四街商民“赴工效力，不领价值，踊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奏折，转引自道光七年重刻《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乾隆《西宁府新志》。 2张泓《滇南新语》。 跃争先，大呼奋激，始能抢筑妥协”，为了抢险护城，不少回民把自己家中棉衣、棉被甚至把家中和清真寺房上的砖石拆来修堵，抢险中有十几名回族青年献出生命。清河南巡抚牛鉴也深受感动，奏请朝廷，利用河工料物重修了清真东大寺，并赐以“护国清真”匾额，以示尊崇，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回、汉族人民同舟共济与自然搏斗的共同命运。 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各地回民在发展中也表露出很大的不平衡性。在土地肥沃、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勤苦耐劳的回族农民可以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家给人足。道光八年（828）回族学者蒋湘南在《西征述》中称“宁夏水利、盐池、壤沃人满，远近郊村，林緉联络，不与江淮”，这是宁夏川区回、汉族农民惨淡经营下的富裕景象。在关中，道光初渭南有三千户回民，他们“地处肥饶，尚属安业”2。云南回族在“嘉道间最称富庶”3。永昌，膏腴之地多为回民所有；新兴，回民并不多，但“世居坝头，固得形势，因而富贵沿为首”4。占有膏腴土地的回民毕竟只在少数地区。多数是占有山地、沙地、河边地、盐碱地，回民聚居的甘肃东部六盘山区（今属宁夏）、河北沧州、盐山地区，都属于这样的贫瘠之乡。但尽管自然条件恶劣，回族人民也能适应环境，勤奋进取，根据不同环境开展多种经营。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传统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回族农村经济也不例外，但是回族农业经营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不单纯依赖于农耕，不单纯依赖于生产粮食。回族农民善于搞多种经营，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表现出一种勤奋、进取的活力。各地农村回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兼营畜牧业、运输业或者手工业、商业者颇为普遍。在大荔和蒲城、富平、临潼、渭南之间的沙苑地区，回民根据沙地特点，“树而不田”，“沙地，不宜种麦，向植枣、梨、瓜、豆”2，这里“羊冠全省，蒺藜甲天下”。沙苑的西瓜更为著名，乾隆时大荔郡守张奎祥有《苏村瓜》诗“苏村瓜、大如斗，一瓜粟数升，十瓜钱盈缶。亩可数百及千瓜，胜种麦豆葱与韭”3。回族农民就是这样因地制宜，经营经济作物，使农产品商品化，为发展商品生产作出贡献。内地及云南回族中都有这种情况。河南清化镇（今博爱）是回民聚居的村镇，这里“自太行下流泉交汇，最宜竹，居人以艺竹为业，有数十亩者，翠篠垂阴，旅游忘倦”4。棉花种植业和棉布业在不少城乡回族光绪《祥符县志》。 2卢坤《秦疆治略》。 3《腾越杜乱纪实》，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二册。 4《瑞记书稿摘要》第十三本，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二册。 道光《大荔县志》。 2卢坤《秦疆治略》。 3乾隆《大荔县志》。 4嘉庆《豫乘识小录》。 中兴起。河南孟县“桑坡村为回民聚居之所”，孟县由于负山滨河，人多地狭，“通邑男妇唯赖纺织营生糊口”5，“取给于纺织棉布之值，是以傭而代租”。当时“孟布”驰名远近，“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厘市填咽，诸业毕兴，故人家多丁者有微利，而巷陌无丐者，盖商民两得其便”。这已经超出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的范畴，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已相当高，并为社会人口提供广泛而多样的生活门路。小农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是明清时期农村经济关系的重要变革。各地回族农村不仅适应这一变革，而且往往走在这一变革的前列。云南回族农村就是走在变革前列而著称的一批富裕农村。腾越回民“富坚忍性，精悍英发，善营商业。嘉道间最称富庶”。楚雄府广通县罗川地方“土沃回多”，“气候温热，土地肥沃，水量丰足，产蔗糖、棉花。回人习劳耐苦，屡世相传，人足家给，储藏充裕”2。从回民、汉民生产对比上，也可以看出回民擅长经营的特点。咸丰初，一个监察御史向清廷反映，云南“幅员辽阔，汉回杂处”，“汉民质朴，耕种为生。回则善于经营，兼以贸易致富”3。云南的情况在各地回民中是颇有代表性的。 善于多种经营和发展商品经济是各地城乡回民经济的特点，其中“马贩、屠宰”又是回民主要的普遍的经营行业，这又是一大特点。以回民聚居的西宁府为例，这里“回回皆拥资为商贾以及马贩、屠宰之类”，“经营手艺多出回民”4。“马贩、屠宰”，涉及项目繁多的系列行业，“马贩”，包括畜牧业，养马（驴、骡、驼）、贩马；包括运输业，长途、短途的贩运（马帮、驼帮、大车、脚户等）。不仅西宁和西北这样，内地、云南也这样。“内地回民多以买马为生”5，有的地方志讲到回民“多畜驴之家，以赶脚为业”，或者“车夫、骡夫，半多回民”7。云南不少地方回民也是“资生每仗骡马利”，或者“皆以赶马、贩油盐米炭为业”2。“屠宰”，也涉及畜牧业，饲养和贩卖牛羊、屠宰牛羊和贩卖牛羊肉（发展到鸡鸭禽类）。饮食业（各类清真食品）、乳品业；制革业（各类牛羊皮衣、皮货、马鞍、缰5乾隆《孟县志》。 道光《河北采风录》。 《腾越杜乱纪实》。 2《他郎南安争矿记》，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一册。 3《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一。 4乾隆《西宁府新志》。 5《清穆宗实录》卷35。 乾隆《镇安县志》。 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2。 嘉庆《异族图说·邓邑（邓川）风俗图》。 2《他郎南安争矿记》。 绳、车具等）。毛织业（绒、褐、毡、毯之类）；制皂、制烛业（牛油为原料）、牛骨业，等等。各地城乡回民以屠宰和织绒褐、制皮货为业者极为普遍。宁夏回民就多以屠牛为业，3东北、内地也大体这样。 除了马贩、屠宰之外、制香、制药、珠宝、玉石等也是回族经营的传统行业。盐、茶等大宗商品贸易中，回族商人也占有相当势力，以茶叶来说，当时有东柜、西柜两大茶叶贸易集团，东柜是山西茶商，西柜全是陕甘回族茶商，在对蒙、藏地区和新疆地区的贸易交往中，回民作出了积极贡献。西北的金砂、云南的铜矿、银矿，也都有回回矿丁从事开采和冶炼，动辄万人，出现了不少采冶有术的矿师和家财巨万的矿主。 清代前期继续闭关锁国，而回族商人却在沿边地区积极开展同邻国的贸易，从东北、外蒙、新疆到云南，回族商人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资源和商品同邻国交易，不仅自身致富，也促进了中外经济交流。在东北黑龙江一带，贩牛者多是山东回民，他们出入俄境，以菜牛向俄商换取金砂，双方都可获大利。在外蒙恰克图，雍正初正式开市，作为中俄贸易场所，中方由山西商人独占，外省籍商人不能涉足，只有一家西宁回民在恰克图贩卖大黄，“俄罗斯最为信服，他商贩此，弗能售也”。在云南，回族商人同缅甸、泰国等邻国的贸易交往更为频繁，主要经营玉石、宝石、棉花等项，缅棉由腾越贩运至弥渡获利甚大。在缅甸、泰国不少城市还有一批云南回族座商。 回族商人在各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特别是内地同边疆之间以及同邻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回族商业资本的活跃在封建社会后期起着破坏自然经济的积极作用。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和大规模的矿产采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的历史前提。然而根深蒂固的维护封建经济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长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各级封建官府的腐朽无能和对回族的歧视、压迫，使得回民正常的贸易经营受到极大的禁锢，并屡遭摧残。道、咸以后，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西北、云南城乡回民竟面临着一场空前浩劫的命运。 文化在文化主义和民族同化政策严酷统治的环境中，清代回族文化上的成就不甚显著。回族固有的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元明数百年的接触和较量，到清初有了进一步的结合，在不同地区这种结合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回民较少的地区，读书、科举，从而接受以儒学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在回民中较为普遍。清嘉庆十三年（808）续修的泉州回族《郭氏族谱》，把这种现象叫做“回而兼儒”，并以包括李卓3乾隆《宁夏府志》。 吾在内的元明以来的回族学者为例，说明“回而兼儒”有两种情况，一是“或回而兼吾儒之道”，即回族人兼习儒学；一是“或从儒而存乎回之教”，是指以儒为主但还没有完全丢掉回回的民族意识。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地区的回回中愈来愈占上风，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则明显地趋于淡薄。明清以来，这些地区还出现了不少回族科举世家，如福建福州萨氏、泉州丁氏、郭氏、李氏，云南保山闪氏、元江马氏等等。清代回族在文学艺术上较有成就的一批人也都成长在这一地区，如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丁澎，原是泉州丁姓回回后裔，是清初著名诗人，与弟弟景鸿、荣皆有诗名，号称“三丁”。江苏溧阳马世俊，书画都有名，著有《匡庵集》。著名画家改琦，江苏华亭回回，擅长于人物画特别是画仕女，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艳雅致，又擅词，颇受推崇，著有《玉壶山房集》。河南固始回族学者蒋湘南，著述丰富，有《七经楼文钞》、《春晖阁集》及《全陕通志》等七部志书，对农田、兵法、钱谷、宗教、禁烟等都有论述。在云南，有昆明人孙鹏，著《少华集》、《锦川集》、《松韶集》；大理人沙琛，著《点苍山人诗钞》。在西北回民聚居地区，伊斯兰文化在回民中的影响要浓郁深厚得多，“其习教护群之念，则牢不可破”。文学艺术上却甚少名家。在民间，至少在清代，正是回民聚居的河州地区成为别具色香的民歌“花儿”的故乡，回族人民为培灌这支极富魅力的艺术花朵倾注了汗水和智慧。西北回族在民间剪纸、刺绣、雕刻等艺术方面，包括清真食品制作方面，也都有创造和颇具特色。由于经商等原因，河州回民去西藏者颇多，其中有民间艺人乾隆年间在拉萨结合藏族民歌音调，创造出一种称作“囊玛”的民间歌舞艺术。经专家考证，“囊玛”一词系由阿拉伯语“纳赫玛”演变而来，意为“歌曲”。“囊玛”可以说是以藏族民间音乐为基础，吸收了汉、回民族音乐文化而形成的一朵奇葩。 在西北，回民也有读书习文者，但并不普遍。封建官府出于“用夏变夷”的考虑，特意在回民聚居的城乡设立一些回民义学、回民社学，用以“化导”回民。比如兰州，雍正初年就在南梢门设养正义学，乾隆五十年即在镇压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之后，将“南梢门义学改为回民义学，又添置海家滩回民义学，仍五处，每岁馆师修金在兰州道署支发”2。甘肃狄道州回民当时曾被誉为“素称知礼”，也“知教子读书”3。在陕西渭南，嘉庆时在回民聚居的“仓渡兰家、仓渡马家、乜家滩、马家滩、双井禹家、七岔口李家、铁李家、乔店马家、杜化镇、舍家寨，共设义学十处，专为化导回民”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付》，民族类，回族项第74号，同治元年九月二日《恩麟奏片》。至今拉萨街头囊玛艺人据说仍多回族。此事曾请教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糜若如同志，特致谢。2道光《皋兰县续志》。 3道光《兰州府志》引《狄道州续志》。 4光绪《新续渭南县志》。 在咸宁县（今属西安）渭水之滨有九个村子的沙河回民，也是“设条教，立义塾，涵濡既久，蒸蒸乎响化焉”5。但是像这样教子读书、涵濡响化的并不是多数。当时在回族中曾广为流传着“多读书即远教之由”和“官到二品即反教”等说法，对于回而兼儒和疏远教门的现象流露出担心，乾隆时西宁府回民就是“多习回经而不读书”7，这在西北回民当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读书”是对清廷“化导回民”的民族同化政策的抵制，而这种消极抵制势必助长回民群众的长时期愚昧落后，“多习回经”又势必要求助于宗教教育，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伊斯兰文化对回民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陕西、河南、山东、云南等地回民中开始兴办经堂教育，也称寺院教育，是指清真寺内由阿訇招收学生传习伊斯兰教功课，培养宗教人材的一种教育。 与经堂教育兴办的同时，明末清初以南京、苏州为中心开展了伊斯兰教经典的汉文译著活动，这是回族宗教学者为了适应中国的环境和维护伊斯兰教的地位而从事的一项有系统的意识形态工作。陆续问世的汉文译著主要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年谱》，金天柱的《清真释疑》，还有云南，先是马注的《清真指南》、后是马复初的一批译著。译著活动中，回族宗教学者对儒家思想采取了求同存异，力求调和的态度。 明末清初在回民聚居的甘肃河州、狄道一带出现一种称做“门宦”的伊斯兰教派别形式，这是国外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与我国西北回族地区封建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封建特权制度。门宦是沿袭“道门”、“宦门”而言，标明宗教头人的高门世家。原来城乡回民十几户、几十户或几百户围寺而居，形成教坊，教坊既是宗教组织，又是回族社会的基层。随着经济发展，清真寺和教长的天课收入相应增加，在天课转化为土地、地租的过程中，原来的教坊范围被突破，教长由聘请变成世袭，教长也渐渐成了地主教长，甚至大地主教长。 明末到清代，西北回族地区先后形成大小门宦三十多个，在基本信仰上并无不同，只是在教规和宗教仪式上标新立异，争立门户。有的门宦、教派主要受国外阿拉伯地区神秘主义思潮影响，信奉宗教奇迹，崇拜教主，教主被认为是真主在人间的代表；有的门宦、教派又受国内儒家，乃至佛、道诸家的影响，实行出家、修道、坐静等项功课。 门宦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各不同门宦、教派之间的对立甚至流血斗争，不5嘉庆《咸宁县志》。 米万济《教款微论》。 7乾隆《西宁府新志》。 仅严重影响回族内部的团结，便于清统治者的分化、利用和屠杀，甚至教派斗争有时会伤害当地汉族劳动人民的利益，给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第五节维吾尔族统一回部“维吾尔”这一族名，是维吾尔族的自称，一般认为是“联合”或“协助”的意思。在汉文史籍中，对“维吾尔”这一族名有多种写法，清代写为“回部”、“回民”、“缠回”、“回子”、“回人”等。 清初，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由蒙古人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继续统治了三十多年。在这期间，哈密、吐鲁番曾向清政府朝贡，归附清。顺治十二年（55），叶尔羌汗国的最高统治者阿布都喇汗恢复了与清的关系。康熙十七年（78），叶尔羌汗国被准噶尔汗国（蒙古人建立）噶尔丹率领的十二万骑兵所征服，从此，维吾尔地区与清的关系也随之中断。 准噶尔贵族对维吾尔族的统治是十分残酷的。他们委任维吾尔族的大封建主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使他们“总理回地各城”、“为准噶尔办理回务”。将维吾尔族人民作为“阿拉巴图”（奴仆），岁纳赋税，任意驱使。他们每年向维吾尔族征收大量的贡赋，其种类繁多，皆有定额。如对叶尔羌一地，每年缴纳贡赋十万“腾格”（一“腾格”值银一两）。这是将维吾尔族人民应缴纳的白米、米、棉花等实物、各种劳役以及酒肆、园林、碾磨、金银、贸易、缎布、牲口等税，全部折成现钱来计算2。但是，实际征收的贡赋，远远超出了规定的数额。据记载“回地当准噶尔横肆之时，闻于积成之后，辄遣人向回城征收赋税。每回男一人，谓之一户。每户于八栅尔（集市，每七日一市）一次，交布一匹，或羊皮数张，或猞猁狲皮一张。通年计算，逐次索取。所种米谷菽麦，眼同收刈，先与平分，而后用十分取一之法，重征粮税。差来之头目人等，日奉以酒肉、妇女，去仍多索赆遗。少不如意，辄纵其从人，恣行抢掠。”3准噶尔贵族除了向维吾尔族人民大肆勒索外，还强迫他们迁居伊犁，耕田种地，服劳役，充当农奴。 乾隆二十年（755），清廷出兵平定准噶尔的叛乱，彻底摧毁了准噶尔的统治，维吾尔族人民才从准噶尔七十多年统治的桎梏下挣脱出来。 乾隆二十二年（757），维吾尔上层大小和卓即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将清政府派去做“招服”工作的副都统阿敏道及兵丁百人杀害，霍集占自称“巴图尔汗”，正式树起了叛清割据的旗帜4。 霍集占建立的“巴图尔汗国”，代表了宗教大僧侣和大封建主的利益，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布拉敦霍集占叛亡纪略》，第页。2《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77。 3《西域闻见录》卷7，第28页。 4《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39、49。 是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在乌什、阿克苏等地的大封建主，因自身的利益也不霍集占的叛乱活动。乾隆二十三年（758）夏，清廷出兵平叛，派遣大军，讨伐大小和卓。 经过了“黑水营”激战，先后攻占了喀什噶尔、叶尔羌，摧毁了大小和卓的叛乱中心。大小和卓携眷属及旧仆三四百人逃往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首领捕杀，将小和卓的首级献给清军。 清廷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得到了维吾尔族人民及上层人士的。哈密的首领玉素卜主动参加平叛，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任参赞大臣，直接参加了清军作战。库车首领鄂对，因反对大小和卓叛乱，其家族惨遭杀害，他积极向清军献策，使清军在和阗、库车狠狠地打击了叛军2。 清廷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两次叛乱的战争，是消除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战争，既适应了当时维护统一的历史趋势，也符合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共同愿望，得到了各族人民的和拥护。 这一时期，维吾尔族地区的农奴制度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大小封建领主占有数量不等的农奴和世袭领地，大的封建主占有的土地往往超过十万亩，农奴数以千计。如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占有土地十万四千余亩，农奴一千六百余户3。农奴完全依附于封建领主，从封建领主那里分得一小块份地，终年为封建领主服劳役，称为“燕齐”。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连同土地一起被出卖，或者随同封建领主一道迁徙。 为了维护封建主对农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作为政治制度的伯克制度起了保证的作用。“伯克”是突厥语的音译，有“王”、“首领”、“统治者”、“头目”、“官吏”以及“老爷”、“先生”等多种意思。伯克的名目繁多，有三十多种。伯克都有一定数额的亲随或家仆为其服役。他们的土地，全靠征派无偿劳役来耕种。对劳动人民的苛捐摊派，钱无定数。他们还把持水利，囤粮贵卖、私用肉刑、妄杀人命、奸占妇女等等，无恶不作。 清廷在平息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以后，在新疆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经济措施，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乾隆二十七年（72），清政府对新疆实行军府制度，在伊犁惠远城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将军下设都统于乌鲁木齐，设参赞大臣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其他地方设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等。 对新疆原有的政治制度也作了改革。变革后的地方制度基本上有州县制、札萨克制和伯克制三种。对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虽然保留了原来的伯克制，但是废除了伯克的世袭制度，改为任用，定以三至七品的品级，还魏源《圣武记》卷4。 2《回疆通志》卷2、4、5。 3《新疆识略》卷3。 限制了伯克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数额，分散和削弱了伯克的权力。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兴办屯田，举办商业、鼓励贸易，降低赋税等。这些措施，使新疆各族人口增加，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一些经济贸易中心也随着出现，如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辐辏”、“繁华富庶，甲于关外”。旧的经济贸易中心如阿克苏、叶尔羌等地也是“货如雾拥”、“货若云屯”。2这些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广大维吾尔族劳动人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伯克们的某些权力虽被限制和削弱，但又给他们加上了品级，使之法律化。劳动人民承受着官吏和伯克们的双重压迫，加深了维吾尔族社会的阶级矛盾。劳动人民为了求得生存，奋起反抗清政府和怕克的统治。 乾隆三十年（75）春，维吾尔族人民反抗暴虐统治的起义在乌什爆发。他们首先杀死残暴的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全家，接着放火焚烧衙署，乌什办事大臣素诚等被迫自杀。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闻讯后赶来镇压，滥施枪炮。乌什全城人民齐心合力共同守城，将卞塔海打败，形成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抗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清政府调集了伊犁、喀什噶尔等处的兵力前来镇压，也都被起义军打败。起义也波及到叶尔羌、阿克苏、库车等地。清廷再派阿桂前往镇压，并加强火力攻城。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乌什城内粮食已尽，起义军几次突围未能成功，首领赖和木图拉也中箭身亡。这样，坚持斗争了半年之久，至八月十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起义的主要人物四十二人被捕，十五日献给清军，清军才进入了乌什城。清军入城后对起义的群众进行了大肆屠杀，并将乌什城内留下的数千人，分批遣往伊犁或解到内地，赏给官员为奴。 平定张格尔叛乱、“七和卓之乱”、“倭里汗之乱” 嘉庆二十五年（820），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失回众心”，大和卓的孙子张格尔纠集数百人乘机从浩罕返回骚扰边卡，烧杀抢掠，但因兵少败回。道光四年（824）秋到五年夏，张格尔又屡次纠集数百人前来骚掠边卡。道光六年，张格尔又纠集五百余安集安延人，以参拜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坟墓为名，秘密潜入阿图什，煽动当地伊斯兰教“白山派”教徒发动武装叛乱。维吾尔族人民在蒙骗下，有一万多人参加了叛乱，叛军兵分两股，攻打喀什噶尔、叶尔羌。张格尔又答应浩罕割让喀什噶尔和平分财物，得到了浩罕的万余援兵。接着，喀什噶尔被攻陷，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也相继落入叛军之手。 《西域闻见录》，卷，第8页。 2《西域闻见录》卷2，第7、2页。 《清高宗实录》卷730—745；《回疆通志》卷2；《东华录》（乾隆朝）卷；《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32。 张格尔占领了这些地方后，即纵容其部下肆意烧杀抢掠，并大兴土木，强征十五岁以上男丁入伍，索取金银、马匹等财物及妇女，贪**暴虐，无所不用其极。 道光六年（82）秋，清政府调集了陕西、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省兵三万六千余名，会集于阿克苏，开始进剿张格尔叛匪，在浑巴什河打败叛军，奠定了收复南疆的基础。七年三、四月间，清军相继收复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八年初，张格尔再次潜入阿图什，但由于维吾尔族人民的奋力抵抗和清军的追击，张格尔走投无路，逃往喀尔铁盖山，军民将山团团围住，杀声震天。张格尔自杀未遂，被清军活捉。同年五月，将张格尔解运北京处死。清军在平叛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维吾尔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受蒙骗的一部分维吾尔族人也很快觉醒，反戈一击。 道光二十年（840）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首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处祖国西北边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也遭受到新的灾难。英、俄两国通过毗邻新疆的国家和地区，不仅蚕食和强占中国的领土，而且还向新疆输入鸦片，毒害新疆各族人民。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840年，从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几次截获的鸦片就达二十多万两。2鸦片的毒害遍及天山南北，清政府想方设法，未能禁绝。毗邻新疆的浩罕汗国这时也遭到沙俄的入侵，内部动荡，为了摆脱困境，又重新和卓后裔入卡滋事，发动叛乱。“七和卓之乱”和“倭里罕之乱”都给维吾尔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祸害。 道光二十七年（847）八月，以张格尔之侄迈买的明（即卡塔条勒，或写作加他汉，玉素普之子）和倭里罕（巴布顶之子）为首的七和卓从浩罕起兵，纠集了约一千名精壮骑兵，首先击败了驻守明约洛卡的百余名清军，发动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叛乱。他们胁迫沿途维吾尔族参加叛乱，直抵喀什噶尔城下。当时，驻守喀什噶尔汉城的清军虽有三千，但不敢出击，只得坐守待援。居住在喀什噶尔回城的浩罕商人那墨特（即诺麦德罕或奈迈提）等人则为内应，开城门把和卓们放了进去。接着，七和卓叛军一方面猛攻喀什噶尔汉城，一方面分兵进攻英吉沙尔、叶尔羌、巴楚等地，气焰十分嚣张。清皇朝为了避免事态蔓延，派奕山为参赞大臣，带兵由伊犁越冰岭出兵进剿。十月，奕山从叶尔羌向英吉沙尔进军，行至科科热依瓦特地方，与叛军激战，一日三战，以少胜多，大败叛军。清军乘胜前进，解了英吉沙尔城的重围，向喀什噶尔进援。叛军闻风丧胆，“尽数逃散出卡”，遂解了喀什噶尔汉城《圣武记》卷4；《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2、2、3；《那文毅公奏议》卷78、80。2《清宣宗实录》卷330—332。 《东华录》（道光朝）卷5；《清史稿》卷9； ·h·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商务印书馆982年版，第30—3页。 重围，收复了回城2。“七和卓之乱”从八月到十月，前后虽仅三个月，却使维吾尔族人民遭受了烧杀抢掠和四处逃亡之苦。 此后，和卓们又连续不断地叛乱，倭里罕等多次窜入喀什噶尔、乌什等处卡伦和村庄，烧毁房屋，抢掠财物，无恶不作。 咸丰七年（857年），倭里罕带领叛军窜犯喀什噶尔，“盘踞喀什噶尔之七里河，沿官水磨一带，放火烧毁回城南门，裹胁回民，势极猖獗。”并窜踞英吉沙尔回城。巴楚、叶尔羌等地也受到叛军骚扰3。 倭里罕叛乱初期，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对被其占领地区的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他不仅用苛捐杂税盘剥人民，而且使用宗教手段迫害人民。“妇女不戴盖头不得上街，不准结发辫所有男性居民从六岁起必须缠头巾，一天要到清真寺去祷告五次，对于这一切，倭里罕表现得异常残忍。没有哪一天不处决几十个人他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亲手砍下被指控者的头，而犯过失者是不乏其人的。在君主面前动作笨拙、言词不妥、打呵欠，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招致死刑”。倭里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维吾尔族人民的不满，他们不愿再受其欺压，拒绝承认其政权，对清军则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一年七月，清军先后从伊犁、乌鲁木齐等地调集了官兵七千多人，进剿叛军。在叶尔羌与叛军激战，取得了胜利，继续向英吉沙尔进发，经过大桥和柳树泉大战，很快收复了英吉沙尔回城，并解了汉城一百余日的重围。接着，清军向喀什噶尔进剿，叛军“闻风逃散”，喀什噶尔回城收复。倭里罕见大势已去，即逃出卡外，但仍不断骚扰，清军再派兵追剿。倭里罕裹胁了一万五千多人，带着抢掠的财物，逃往浩罕2。倭里罕叛乱经过了四个月遂告平息。 这一时期，维吾尔族人民遭受了和卓后代多次作战之苦，又受到清统治者和本民族贵族压迫剥削之害，“生计本少，加以科敛，愈不聊生”3。驱逐阿古柏收复伊犁同治四年（85）春以后，在天山南北相继出现了五个互不相属的封建割据政权。在库车，热西丁和卓自称“汗和卓”（汉文史书误译为黄和卓），形成了西至阿克苏、乌什、东至吐鲁番等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在乌鲁木齐，回族妥明（妥得璘）自称“清真王”，其势力也扩张至吐鲁番一带。在伊犁，迈孜木杂特自称“苏丹”割据一方。在喀什噶尔，先是由白山派头目托合提2《清宣宗实录》卷44、448。 3《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5、。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第35—3页。 2《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7；《喀什噶尔》。 3《清宣宗实录》卷425。 马木提艾来姆称王，不久，柯尔克孜封建主思的克攻占了喀什，自己登上王位。在和阗，宗教头目哈比布拉也自称“帕夏”（皇帝），占地为王。 以思的克为首的喀什噶尔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竟奴颜卑膝地向浩罕求援。于是浩罕的军队首领派遣阿古柏和大和卓波罗泥都之曾孙布素鲁克前往喀什噶尔，于同治三年十二月（85年月）侵入中国境内。 同治六年（87），南疆地区全部为阿古柏侵占。阿古柏自封为“巴达吾来特哈孜”（即汉文史书上的“毕调勒特汗”，意即“洪福之王”），对其政权，历史上称为“哲德莎尔”，意即“七城”。同治九年，整个天山以南地区和以北的部分地区就完全处在了阿古柏的反动统治之下。 阿古柏在新疆的侵略活动，与英国和俄国殖民主义侵略新疆的阴谋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治十二年（873），英国正式派遣了茀赛斯组成的有三百人的庞大使团，向阿古柏赠送了枪枝、小炮等武器。同治十三年，阿古柏和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即《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这个条约共十二条，给予了英国在商业、居住等方面的特权。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早在同治十年武力强占中国伊犁地区以后，就立即向阿古柏表示友好。同治十一年，阿古柏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沙皇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得到了在南疆进行商业贸易的特权。阿古柏又将中亚地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完全移植到新疆。土地被大量集中起来，分封给爪牙；各级官吏的俸禄直接取自于封地内的劳动人民，可以任意索取财物和强征无偿劳役。阿古柏的税收没有成文规定，种类繁多。 阿古柏还打着宗教的旗号，对宗教头目笼络、收买，扩充宗教寺院的土地、财产，新建礼拜寺、麻扎、宗教学校，又推行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的规定，在城乡普遍设立宗教法庭。宗教法官（长孜）可以用任何借口处罚以至处死劳动人民，恢复了“拉伊斯”（执行宗教法规的执法吏）的职位，无辜的劳动人民及未戴面纱上街的妇女，随时都可能受其鞭笞。对非伊斯兰教徒则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就要受到最野蛮的杀害。 为了反抗阿古柏的暴虐统治，各族人民包括一些本地的封建主都起来进行斗争。在和阗、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劳动人民自发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阿古柏的侵略新疆与沙皇俄国武力侵占伊犁，引起了中国西北边疆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注意新疆的问题。光绪元年三月（875年5月），清政府授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任命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开始了进军新疆，驱逐侵略者的行动。 渴望解脱阿古柏残酷奴役的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自动拿出粮食，《阿古柏伯克传》，第0、章。 《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298、299。 马匹等支援清军。 光绪三年夏，阿古柏见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服毒自杀。 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下，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反对阿古柏侵略、收复祖国领土的正义斗争。这些战争的胜利，解除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危机，粉碎了殖民主义者分裂我国的阴谋，为收复伊犁打下了基础。 左宗棠在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要做好善后工作，恢复生产，如资助因战争逃亡的人民重返家园，发给口粮、种子、牲畜等，使尽快恢复生产，举办屯田，军屯民屯并举，改革不合理的田赋制度及整顿币制等等。在收复南疆后，又组织了善后局，管理民政、财政、司法等事务，命令阿奇木伯克只管催征赋税，不得插手地方事务。又提出新疆设行省的主张。后来刘锦棠也上书清廷，提出了设置道厅州县的具体方案。 新疆设省清廷于光绪十年九月（884年0月）批准了新疆改设行省。十月，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 新疆改设行省，是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改设行省以后，首先对军政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取消军府制、伯克制和扎萨克世袭制，代之以兵备道、府、州、县制，削弱了当地封建统治者的势力，加强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直接统治。 在改革军政制度的同时，清廷还采取了一些有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在农业方面，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实行军屯、民屯、犯屯、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根据二十个县的统计，整修和新修干渠九百四十多条，支渠两千三百多条，灌溉面积达一百一十多万亩。并设立蚕桑局，移植祖国东北地区的桑树，招聘江浙一带的蚕工，改进蚕桑技术，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在工业、手工业方面，清政府举办新式工业，利用机器采油和冶铸，后来又有了火柴和电灯等工业。在交通方面，把军台、营塘一律改为驿站，又由驿站发展到邮政，宣统元年（909）正式设立邮局，总局设迪化（乌鲁木齐），分局几乎遍及南北疆。光绪二十一年（895）建成了电报线路，后来线路还可通到北京。在商业方面也日趋繁荣，由于取消了内地汉族来新疆的限制，使各省商人贩运内地的绸缎、茶、纸、瓷器、漆器等到新疆，每年货物价值二三万两。 在教育事业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设省之初，兴办义塾三十多处。光绪三十二年（90），新疆设提学使，在各府、厅、州、县设立学堂。许多维吾尔族学生也开始学习汉语汉文。 据《新疆图志》卷73至卷78统计。 《西疆交涉志要》卷4。 新疆设省，促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进一步密切了维吾尔族和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第六节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索伦”诸部清初，鄂温克同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一起，曾被统称为“索伦部”。他们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东至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小兴安岭一带。 “索伦”这一名称是达斡尔人对鄂温克人的称呼，意思是“山林中生活的人们”。由于他们英勇善战，因此周围诸部也都被称为“索伦部”。 清初，鄂温克以博木博果尔为首领形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他们与汉族早就发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与达斡尔人一起建立了许多木城和村庄。木城有雅克萨城、阿萨津城、铎陈城、乌库尔城、多金城等，村庄有杜喇尔屯等。每个村屯以氏族为单位，有自己的酋长。 鄂温克人的社会经济，正如清代文献所记载精奇里江和牛满江地区河中盛产鱼类，其中大鱼一二丈许，鄂温克、达斡尔人即捕此大鱼进贡。山中有虎，貂，猞猁，野猪，鹿，驼鹿等，“以打牲射猎为本，无庐舍，游牧止养马匹，无它牲畜”。这里指的养马匹的居民，即为使马的鄂温克部落。他们有几个大氏族，即杜拉尔、墨尔迪勒、布喇穆、涂克冬、纳哈他等。达斡尔部落被称为“索伦部萨哈尔察地方”。“萨哈尔察”是满语，意为“黑色貂皮”，大概是由于产黑貂而得名。达斡尔人已进入阶级社会，结村落而居，达斡尔与鄂温克人杂居于精奇里江，其著名姓氏有精奇里氏、郭贝勒氏、敖拉氏、墨尔迪氏、俄嫩氏、倭勒氏等。主要从事农业，饲养大批牛马等牲畜，种大麦、燕麦、黍米和大麻、荞麦、豌豆及蔬菜、果树等。用牛架车，以长柄木犁耕地，用小镰刀收割庄稼，把收割物保存在帐篷或地窖里，也从事狩猎生产，用貂皮和其他毛皮换取内地的朝服、布匹、铁质生产工具同日用器皿等。满、汉商人和官员经常到索伦部的达斡尔、鄂温克部落进行交易。由于受满族影响，已建造用薄纸糊窗的房屋，改穿满洲服饰。在精奇里江以东、牛满江以西的丛山密林中，居住着一支鄂伦春部落，有玛卡吉尔、卡鲁基尔、玛拉呼鲁等三个氏族。由于他们在精奇里江的大支流毕拉尔河一带游猎，史书称他们为“毕拉尔”人，较早见于《东华录》上。他们共有默纳赫、都纳亨等氏族。另一支鄂伦春是居住在石勒喀的“玛尼克尔”人，其部落中氏族有伍查罕、玛纳伊尔、威拉伊尔、格氏伊尔、嘎格达伊尔、摩东伊尔、彻克奇尔、玛涅达尔等几个大氏族。鄂伦春人饲养驯鹿，用以骑乘与运输工具。驯鹿俗称“四不像”。 后金建立不久，黑龙江的上述索伦部的各族，便前来穆古敦城（盛京），开始与后金建立政治关系，臣服后金。 何秋涛《朔方备录》第44卷，第—7页。 皇太极为加强东北边疆管理，统一贝加尔湖以东整个索伦部地区，建立巩固的统治，于崇德四年至五年（39—40），平定了鄂温克最大酋长博尔博果尔的反抗，最后统一了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索伦部广大地区。收编了索伦部所属石勒喀河及精奇里江、外兴安岭以南的鄂温克、鄂伦春等六千九百五十多人，并将其中五千六百七十二人，以氏族为单位编成佐（牛录）。崇德六年清朝军队在贝加尔湖东赤塔附近最后解决了索伦部的残余，又收编索伦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其中有能约束众人，堪为首领者，即授以牛录章京（佐领）官，一部分随清军转战各地，另一部分回到各部落，管理新降人口，作为清政府基层政权的官员，管理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牛满江的大片地区，负责收纳贡物，保卫边疆，并配合宁古塔派至该地的军队驻防巡逻。 抗击沙俄入侵十七世纪中叶，沙俄便把侵略魔爪伸入中国黑龙江中上游索伦部地区。 给中国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各部落展开了反抗沙俄的激烈斗争。鄂温克族氏族酋长根特木耳，同鄂伦春族的酋长毛考待汗一起，率氏族成员渡过额尔古纳河，来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一带。在石勒喀河的鄂温克“纳米雅儿”部落的其他氏族则纷纷拿起武器同沙俄展开斗争，他们拒绝向侵略者缴纳毛皮实物税，包围了盘踞在中国领土尼布楚的沙俄侵略者，从他们手中夺回马二百多匹，平毁了侵略者的庄田，迫使三十多名俄兵向黑龙江中游逃窜。 当沙俄进攻达斡尔族贵古达尔酋长的城堡时。侵略者劝降守城的达斡尔人，贵古达尔酋长作了坚定的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纳贡，你们来要什么实物税呢？等我们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扔掉以后，再给你们纳税吧！”誓死保卫国土的达斡尔人，同以枪炮武装的沙俄侵略者展开了世上窄见的浴血抗战，达斡尔族七百多人全部血战到底、以身殉国。 在55年呼玛尔战役中，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的八旗官兵都参加了抗俄斗争。 康熙二十三年（84），为了征讨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调遣五百名鄂温克、达斡尔官兵驻于黑龙江北岸和苏里地方，战后留守黑龙江城（瑷珲）。在清政府反击沙俄侵略者的作战中，无论是作战，筑城堡、建驿站，还是运军需粮草他们都作出卓越的贡献。 布特哈八旗《朔方备录》卷20。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974年版，第—7页。自崇德至顺治，直至康熙年间，原索伦部所属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由于遭到沙俄侵略者的掠夺，受到战火的破坏，被迫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居住在黑龙江和嫩江各支流的山谷间。 清廷把迁来嫩江各支流的各族交由布特哈总管衙门管理，“布特哈”即满语“打牲部落”之意，又叫打牲总管衙门。 鄂温克族共有五个“阿巴”（围猎场），成为打牲部的主体，由理藩院任命“达如汉布勒”、“扎木苏”等人为头领，授以副都统衔。达斡尔族分为都博浅、莫尔登、讷莫尔等三个扎兰，由达斡尔副总管倍勒尔、洪吉等人，会同满族官吏，驻齐齐哈尔屯管理本部政务和军务。 对鄂伦春族的管理有两种形式“其隶布特哈八旗为官兵者，谓之摩凌阿鄂伦春，其散处山野仅以纳貂为役红颜如此多娇最新章节者，谓之雅发罕鄂伦春。“摩凌河”是“马上”的意思，“雅发罕”是“步下”的意思。雅发罕鄂伦春有布特哈五官员分治，三岁一易，号曰谙达。谙达岁以征貂至其境，其入先期毕集，奉命惟谨，过此，则深居不可寻踪。 雍正九年（73），清廷出于长治久安之策。加强东北边防，指示黑龙江将军衙门，规定旗色，在原有鄂温克族五个阿巴，达斡尔族三个扎兰的基础上，将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壮丁正式编成“布特哈八旗”（亦称打牲八旗）。共有九十二佐，其中鄂温克族四十七佐，达斡尔族三十九佐，鄂伦春族六佐。 旗的正旗长由满洲人担任，副旗长由本地各族担任。旗下设牛录（佐），头目叫“牛录达”，亦叫“章京”（佐领）；佐领下设“哈朋”，即骁骑校；“哈朋”下设领催（宝西呼），佐下各村还设“嘎思恩达”（村长），村长由大家选举产生。佐领和骁骑校在平时监督各族猎手猎取貂皮，按时向清廷进贡，战时率领兵丁打仗，并担负着边境线上的巡逻和驿站的工作。 从此，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开始“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布特哈八旗对于清廷承担着贡貂和服兵役两大义务。“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交纳貂皮一张，定制也”。这种制度原出黑龙江将军衙门，即竖五尺之桩，每隔四年测量一次，十五岁以上的男丁，身与桩齐者或高出者，为纳貂之民，并开始担负各种公差。 进贡貂皮，初由布特哈总管收齐后，特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各一员，每佐兵丁一名，自行送交热河避暑官。乾隆四十九年，经黑龙江将军衙门启奏，停止了布特哈官兵自行送交貂皮的办法，改由将军衙门乘入贡之便代送。每年选定一等四十二张、二等一百四十张，好三等二百八十张、寻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张。由于代送过程中出现很多弊端，布特哈八旗官兵上告皇帝，又恢复了旧制，仍由布特哈官兵自送貂皮贡至热河。 布特哈官兵除担负贡貂差役外，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参加马步枪箭较射等军事操练，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型军事演习。 清政府于雍正十年（732）四月，将布特哈打牲部一千六百三十六名鄂温克士兵，七百三十名达斡尔，三百五十九名鄂伦春等族士兵携带眷属，共三千名移驻呼伦贝尔草原。共编成五十个牛录（佐），分隶八旗，分左、右两翼，左翼四旗在与俄罗斯交界处游牧，右翼四旗沿喀勒喀河一带游牧。沿呼伦贝尔，黑龙江地区中俄边界线共设卡伦五十九座，极东十二卡伦，轮派布特哈地区鄂温克、达斡尔部队戍守；呼伦贝尔地区设十六处卡伦，东六卡由鄂温克、巴尔虎等族官兵驻守2。布特哈八旗官员担任固定卡伦外，还建立了严密的巡边制度。 清廷为了更好地利用布特哈八旗各族官兵，培养满族化的军队，康熙三十四年（95），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分别在鄂温克和达斡尔人中设一个学校，设立助教官，选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每佐领下一儿童，学习满文书艺，这成为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文化教育的开始3。 清朝皇帝为了把布特哈官兵培养成一支亲信部队，规定佐领以上的官员，都必须见到皇帝，乾隆帝每年抽出一定时间接见各族的佐领以上的军官。而且每年在木兰围场打猎时，也都要选布特哈八旗的优秀猎手来京陪同乾隆帝围猎。 满族统治者一向认为鄂温克、鄂伦春等族语言与满语相近，对他们采取同化政策，使之驯服效命，如派满族军官训练布特哈八旗，灌输满族的礼俗，他们的待遇也接近满族官兵，通行满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布特哈”官兵衣着、住房、礼俗、生活方式逐渐接近满族，尤其各族的上层的习俗基本和满族相似。鄂温克、达斡尔人上层知识分子多熟通满文、能用满文写作，能流畅地说满语。 鄂温克清统治者对于布特哈八旗鄂温克、达斡尔族的氏族上层官吏副都统、佐领、骁骑校等，给以高官厚禄和各种特权。他们利用权势占有公社的牲畜和土地，雇工劳动，产生了剥削，形成了贵族阶层，同时还产生了作为家庭内使用的奴隶，形成了家长奴隶制形态。鄂温克、达斡尔人都把奴隶叫“包勒”。奴隶的来源，主要是他们在战争中俘虏的小孩，另一方面是清朝将许多免死的罪犯给鄂温克、达斡尔族当奴隶，第三个来源是买进的奴隶，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价值一匹马或一个银元宝。布特哈八旗官兵的奴隶数目，据记载布特哈东路有四百七十六户奴隶，男女大小一千三百二十三名，西路的数目《朔方备录》卷49。 2《清高宗实录》卷4。 3《朔方备录》卷2。 也不相上下。 奴隶随主人的氏族，姓主人的姓，奴隶和奴隶主吃一锅饭，但不能和主人在一桌吃。有的主人年老病故，无人继承家产，就由奴隶办丧和继承家业。主人出去打猎，猎回来的肉与奴隶同吃，个别人也把珍贵猎品分给奴隶一份。奴隶主也参加狩猎生产，但奴隶只能参加田间劳动，无权参加狩猎活动。奴隶有赎身权，如不愿在原主人家，可以脱离另找新主人，从新主人那里将身价交给原主人，姓新主人的姓。脱离主人的奴隶，必须找一个自由民做保护人，表现好的，主人（佐领）可以取消其奴隶身份，可给予参军权。 鄂温克族一部分人从事狩猎生产，迁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已转向游牧生产。牧区的社会组织，与猎区一样保留着氏族“哈拉”，每个氏族下分若干大家族“毛哄”，是由同一父系祖先的子孙所构成，一般多则十一二户，少则七八户居住在一个村落里。“毛哄”是进行集体狩猎生产的单位。一个或几个“毛哄”的人联合起来进行围猎活动。除在生产上保持互相支援之外，近族之间也有代偿债务和抚养孤儿、老人的义务。同一氏族的各“毛哄”之间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制度，同一“哈拉”或“毛哄”的人绝对禁止通婚。每个“毛哄”都有自己的“毛哄达”（族长）和“嘎思恩达”（村长）各一人，管理和领导家族的事务。族长是维持习惯法的支柱，清朝发给每一族长一条黄带子，但办事必须公道。 在牧区，“毛哄”要在祭敖包时开会，由老年人轮流主持，会议的开支与其他公共费用，由家族负担，牧民每户出一只羊，富户可多至三四只羊。一般被开除“毛哄”的人，可以申请参加其他“毛哄”。如有杀人者，“毛哄”举行会议，将凶手处死在河边，如是误杀，则由犯罪人用两头好牛做为命价，由死者家庭享有。“毛哄”内男人死后，如无子，其财产由“毛哄”内的近亲继承。每个“毛哄”都必须有自己世代相传的萨满（巫师），管理“毛哄”的宗教活动。每逢年节，特别是四月初三，是全“毛哄”举行盛大集会的日子，鄂温克语叫“奥米那楞”，萨满用皮绳将全“毛哄”的人围住，检查“毛哄”人口增减，并为全族祝福。每个“毛哄”都有自己的墓地。鄂温克人信仰萨满教，对自然界和动物加以崇拜，相信万物有灵。他们还崇拜灰鼠、小雀和熊、蛇等动物。鄂伦春人也有相类似习惯。鄂温克人对山、川、日、月、星、火等都进行崇拜。特别是对祖先神的崇拜，构成其信仰的核心。每个氏族都有祖先神，祖先神多为女性。 鄂温克人的多神的信仰，最集中体现在萨满身上，得重病时，都要请萨满跳神。如请萨满治病他不去，按习惯可用皮绳把他捆起来强迫他跳神，因为萨满是属于氏族的。萨满不仅是氏族巫师，而且在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威望，有的地方萨满也是氏族头人之一。一切鬼、神、吉、凶和疾病的来源，都由萨满解释。 鄂温克民族讲究礼节、好客。长幼之间恪守着严格的礼节，老人受到社会上的尊重。当年轻人见到长辈时，总要施礼问安和敬烟等，如果是骑在马上还要下马问安。通行屈膝、侧身、打千、拱手作揖等礼节。屋内的座位，床铺，也有长幼之分。 鄂温克族的婚姻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盛行“氏族外婚”与“姑舅表婚”，绝大多数都是由父母包办婚姻，早婚现象很普遍。有的青年男女相爱得不到父母的允许，便双双逃走，被抓回后，男人无罪，女的由其父母另婚配给别人。如是已婚女子私奔，抓回后，把男子押起来，女人交给原丈夫或由佐领把女人定价出卖。 鄂温克族与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相互通婚的历史较长，也很普遍，被称为“亲属民族”。 鄂温克族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谚语、谜语等民间文学十分丰富，它们反映了鄂温克族早期的历史。如“人类来源的传说”、“英雄猎人的故事”、“金鱼姑娘”、“兴安岭的故事”、“母鹿之歌”等都是美丽感人的故事。汉族的故事如《三国演义》等在鄂温克族中也得到广泛流传。 鄂温克族每逢庆祝节日或举行婚礼的时候，都要跳民族舞蹈。 达斡尔达斡尔族的经济，以传统的粗放农业为主，兼行狩猎、捕鱼、放木排等生产。主要种植燕麦、大麦、荞麦、稷子、黑豆等成熟期较短的农作物。并种油料作物苏子。他们用轮歇游耕的方法，而且禾苗出土后，无锄草习惯。栽种烟草有一套精细的传统工序和技艺。达斡尔族栽培加工的烟叶，因其质优，享有“琥珀香”之誉。据《黑龙江外纪》载“人家隙地，种烟草，达呼尔则一岁之生计也。”达斡尔族的鹰猎具有特色。猎鹰是由山鹰训练而成的。猎鹰又被称为“飞行猎人”。训练方法是，捉到山鹰后，十天内不喂一点肉食，而把它绑在悬梁摇篮里，摇几天，接着在它尾部根上佩一铜制小铃，腿上系一柔软的皮条，等山鹰见人习惯后，可以帮主人抓狐狸、野兔、野鸡等。达斡尔族也善于从事捕鱼生产。早期达斡尔人还以鱼皮缝制过靴、鞋及烟口袋等用具。 达斡尔族人民乘坐的“勒勒车”，享有盛誉。又名“大轮车”，也叫“草上飞”。过去运输以及姑娘出嫁都坐大轮篷车。大轮车适合于山区荒原和沼泽地带，具有轻便耐用、修理方便之特点。 达斡尔族保有部落“毕日基”组织，分为“乌力斯”、“都博浅”、“音那奇”、“精奇日”和“阿彦浅”等五部落。从黑龙江迁来嫩江之前，达斡尔人分别属于上述五个“毕日基”之内。“哈拉”是氏族组织，直译为姓氏，十八世纪前后，达斡尔族有十八个“哈拉”。 每个哈拉是由两个以上的“莫昆”组成。“莫昆”是大家族组织，从血西清《黑龙江外纪》，刊《小方壶斋丛钞》第40页。 缘关系上说，莫昆是比哈拉又进一层的血缘团体。因此，莫昆这一家族组织，对其成员的约束力也就大于氏族。每个莫昆都住在一个村落里。达斡尔族保存几代人的家庭，有的多达三十多口人。 “哈拉”的职能（）严禁民族内通婚；（2）定期祭祖修谱，每隔若干年召开一次祭祖修谱会议，打开族谱登记增加的男性成员的名字，出生者以硃笔填写在其父名下，而亡者以黑笔写之；（3）处理氏族内违法者；（4）组织哈拉之间的射箭和联合围猎等项活动。 “莫昆”每隔数年，召开一次祭祖会，填写增减的人口。莫昆其他职能有（）管理公有财产（林地、河边柳条通）；（2）集体割所需柳条子；（3）平分由外村租借渔场的租金；（4）管理公共墓地；（5）维护成员，扶养鳏寡狐独；（）办故后的丧事；（7）干预女子继承家产，必须由儿子继承；（8）公祭莫昆祖神；（9）每年举办莫昆之间的射箭和曲棍球比赛，每逢过春节，家家户户张贴对联、年画、放爆竹，在大门外燃放烟火，妇女们夜间聚集在某一家较大的屋子里，在苏油灯光下，跳本民族的传统舞蹈——“路日给勒”，唱本族民歌，青年男子打“贝阔”（曲棍球）。 达斡尔族的婚姻，是氏族外婚制和一夫一妻制。婚姻也多由父母包办，本人除再婚者外，无权过问婚事。婚姻程序较繁琐。 达斡尔族的丧葬一般是土葬，将死者殓入木棺，埋于本家族的墓地。因天花、肺痨等特殊病和难产等死亡的，则风葬或火葬。殉葬品除寿衣外，还有死者生前所用的什物，并有杀马殉葬的遗风。死者的晚辈按亲疏远近服孝一个月到一百天。 达斡尔人迷信鬼神，信仰萨满教。以自然为崇拜对象。崇拜天、星、雷、河、火、岩洞、森林、碾石、龙、鹿、布谷鸟、猫头鹰等等。他们供奉的“霍列力巴尔汗”，包括十七种神，是由五十八个生物和物件组成的。每个“莫昆”都有自己的祖先神。在他们的观念中，神鬼是福的主宰，生产的丰欠和人口兴旺与否，都是神鬼保佑或作祟的结果。因此，一旦生产不利或发生疾病，即请巫师（萨满）祭祀，祈求消灾赐福。 鄂伦春鄂伦春族的经济是一种以狩猎为主，采集捕鱼为辅的综合经济。广阔的山林是鄂伦春人天然的猎场，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取之不尽。他们的氏族部落多在一定河流范围内活动。 当猎获野兽后，家族公社（乌力楞）的全体成员，在“仙人柱”前，围成一个圆圈，把肉煮熟，三五人共吃一盆肉。 采集主要由妇女担任，老年妇女是采集的领导者和指挥者，由她率领家族公社的女成员，也包括儿童进行采集，储备野菜。捕鱼也是重要生产，黑龙江和嫩江流域，鱼类资源丰富。用“挡筛子”捕鱼是常见的方法。叉鱼也较盛行，他们用三齿或四齿的铁叉，乘坐桦树皮船叉鱼。野兽皮和桦树皮是他们加工的主要对象。兽皮制品和桦皮制品是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用原始的方法熟兽皮，制成各种兽皮衣、裤、鞋、帽和被襦，数量最多的是狍皮和鹿、犴皮。缝制皮衣的线，是由狍、鹿、犴的筋所制成。桦皮制品在鄂伦春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日用的家具、容器、船只以及覆盖“帐幕”的围子都是桦树皮制成的。 鄂伦春人的“乌力楞”家族公社，一般由几个到十几个“仙人柱”（帐幕）构成。“仙人柱”是鄂伦春人的原始性居室，俗称“撮罗子”。它是用三十根木杆搭成的圆锥形的构架，夏天以桦树皮围盖，冬天以野兽皮围盖。“乌力楞”，鄂伦春语的含意是“子孙们”，指同一祖父所传的几代后嗣。“乌力楞”是鄂伦春父权制社会的基本细胞。 “乌力楞”是一个基本经济单位，其经济基础是猎场和主要生产工具，如驯鹿、马匹的集体所有。狩猎是以“乌力楞”为单位集体进行的。在春、夏、秋三季出猎时，往往举族出动。“乌力楞”亦随着迁涉。冬季出猎时则主要是男猎手参加，老弱妇孺留在宿营地。“乌力楞”的管理是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每次出猎时，都要民主推举一个“塔坦达”，负责领导个狩猎生产。“塔坦达”一般是猎组中年龄最大，辈份大，有丰富狩猎经验的人，他经常研究和介绍经验，分配猎品。他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时，要听取大家的意见，没有任何特权。分配制度是以“乌力楞”各户为单位，按户将肉分成若干份，平均分配，但猎获野兽后，要把头肉、腿肉、心、肋骨肉以及肝、舌头等肉煮熟，由全“乌力楞”的人共同享用。 鄂伦春人没有文字，但满文于康熙年间已传入，有少数鄂伦春人掌握了满文。但他们的文学主要是口头创作，通过口耳相传，成为鄂伦春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口头创作的最早形式是关于鄂伦春族的历史神话传说，这些传说，有许多是关于人类起源的。以动物为主题的童话故事占较重要地位。以男女爱情为主题的也是口头创作的主题之一。 鄂伦春族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不论节日里、婚宴上，还是在劳动中，日常生活中都要唱歌，歌的曲调都是比较固定的，歌词都是即兴之作。鄂伦春人的舞蹈是与歌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常常是载歌载舞。“黑熊搏斗舞”，“野猪搏斗舞”和“树鸡舞”都是模仿这些飞禽走兽的动作或吼声而创作的舞蹈。另一类是直接表现劳动生活的，如“依哈嫩舞”，表现猎人打到野兽以后，高兴地把猎物往马背上驮的情景。红果舞表现了妇女采集红果的劳动。“鲁力该嫩舞”是大闹场的意思。人们手拉手围成一圈，左右跳动，身体稍向里弯曲，有如他们所住的“仙人柱”，鄂伦春人的舞蹈都是来源于他们生产劳动和生活。 图腾信仰是鄂伦春人的宗教形式之一。在长期狩猎中。他们逐渐把某些动物从一般动物中分离出来，相信这些动物与他们的氏族集团有关。熊是鄂伦春人崇拜的动物之一。他们认为熊与自己存在一种血缘亲族关系，在称谓上，把熊称为“太帖”（祖母），“阿玛哈”（祖父），而不直呼它的名字，他们认为熊最初是人，因而不能猎取。 鄂伦春人也崇拜火神，每当吃饭时，要向火里投一些食物，以示供奉。 对山神也十分崇拜，在山上的树上画一脸形，路过时要叩头。在家里吃饭、饮酒前，将酒杯、饭碗举起向空中绕两圈，表示先让山神尝，据说山神能保佑多打野兽，他们也崇拜太阳神和月亮神。 萨满是鄂伦春人的宗教巫师。萨满的跳神仪式充满浓厚的神秘气氛。 第九章台湾的开发清代自康熙二十二年（83）统一台湾，至光绪二十一年（895）依《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共治理台湾22年。在这22年中，台湾社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与大陆汉族居民不断移入台湾有关。汉人的移入，从初期的0万人发展到后期的320余万人，二百年间扩增30倍，对台湾进行了全面的开发。在此基础上，清皇朝逐步建立了对全岛的行政统治。这对台湾的发展及巩固和加强祖国对台湾的主权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土地的开发康熙二十二年（83）清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统治区域也仅限于府治一带百余里。府城“规模草创，城郭未筑，官署悉无垣墙，唯编竹为篱，蔽内外而已”。凤山、诸罗两县衙署皆附设于府城，知县、佐贰不敢莅境，只在府城遥领县事。其时，“人民尚未集，田土尚未辟，可居可耕之地，惟台邑左右方百里地耳”2。 清廷为了统治秩序的稳定，担心台湾孤悬海外，易为“奸民逋逃之薮”，自康熙以迄咸丰同治时期，始终对台湾的开发持消极态度，对人民的开发活动加以种种限制。首先是禁民渡台，其次是禁入番地，对于已经移居台湾的人民，清廷禁止他们进入高山族居住区，以防范他们往来接触，萌生动乱。但是，清廷的禁令并不能阻扼内地人民的渡台以及他们对台湾广漠土地的开发。清廷设禁最严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也正是内地人民移垦台湾的最盛时期。据《赤嵌笔谈》记载，除厦门——安平是偷渡的总路以外，北起鸡笼八尺门（基隆港），南至琅娇后湾仔（恒春南湾），东及蛤仔难（宜兰）、钓鱼台（台东秀姑峦溪口），可通行大小各类船只的近海港口9处，都是人民私渡之处。至康熙末年，他们已经分布于台湾的一半地区。蓝鼎元写道“前此台湾，止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则郎娇、北穷淡水、鸡笼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趋若鹜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番嗜杀，今则群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甚至傀儡内山、台湾山后、蛤仔难、崇爻、卑南觅等社，亦有汉人敢至其地，与之贸易，生聚已繁，渐廓渐远，虽厉禁不能使止也。”雍正乾隆以后，至者愈多，拓地愈广。清领台湾之初。册载民户2，727户，人口，820口；嘉庆十六年（8）有司汇报全台民户，计有24，27户，男女大小凡2，003，8口。光绪十三年（887）编查户口，造报者已达320余万人。移民到台以后，一小部分从事贸易，绝大部分投入了土地开发。 由于清廷禁止搬携眷属，广大佃户绝大多数都是孤身的成年男性，数十、数百乃至千人聚居一庄。台湾县“乡间之人至四、五十岁未有室者，比比而是”。雍正五年（727）时，“台湾一府总计，唯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母之人民。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南路凤山、新园、琅娇以下四、五百里，妇女亦不及数百人。”2他们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事着开发土地的最繁重的劳动。郁永河《裨海纪游》。 2沈起元《治台湾私议》，《皇朝经世文编》卷34。 蓝鼎元《平台纪略总论》，《皇朝经世文编》卷84。 《台湾县志》卷《舆地》。 2蓝鼎元《平台纪略·经理台湾第二畴》。 在广大移民筚路蓝缕、艰苦努力下，台湾土地相继开发，进展极为迅速。清朝设治初期，北路“流移开垦之众，极远不过斗六门”，康熙四十三年（704），“已渐至斗六门以北矣”，康熙四十九年（70），“又渐过半线（今彰化）、大肚溪以北矣。此后流移日多，乃至日南、后垄、竹堑（今新竹）、南嵌，所在而有”3。 半线初辟时，还是一片荒原。康熙五十八年（79），施世榜集流民开垦东螺之野，所筑施厝圳，彰邑十三堡半之田，此圳足灌八堡（一万九千甲），故又名“八堡圳”。同时有杨志申来到这里，招募佃农数千人，辟田凿圳，线东西两堡之田，皆为杨氏所有。半线自此日兴，雍正元年（723）乃有彰化县之设。乾隆年间，泉州人吴洛和广东人张振万又来此开发未垦之土，规模皆与施、杨相埒。张振万所居葫芦墩所产的葫芦墩米，日后甘美冠全台。竹堑宽长百里，旷野荒埔，仅有少数山胞。康熙三十年（9），泉州人王世杰募集同乡百数十人至台，先垦竹堑社地，治田渐至数百甲。康熙五十八年，复垦滨海之地，凡二十四社，为田数千甲；又垦以南之地，凡十三社。竹堑一带开垦事业，儿握于世杰之手。 台北原是一片沼泽密林，初名大佳纳，一名艋舺。康熙三十六年（97）郁永河经此时，辟土不过千分之一。康熙四十八年（709），泉州人陈赖章开始在这里建立村庄。雍正九年（73），平原土地已经全部开垦，大佳纳堡已成为繁华的市街。淡水“夙号烟瘴，近台北之极边”，康熙二十五年（8）左右有广东嘉应州人移住，同籍者闻讯来集，康熙末年已俨然形成一大部落。雍正、乾隆年间，杨道宏、林成祖、胡焯猷等人渡台，继续向北进至兴直之野，开发了淡北平原。 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是移民开垦的极盛时期，广阔肥沃的北部平原和南部下淡水溪流域已经大部开发。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拓垦已渐及东部的噶玛兰平原、花莲港流域以及中部的埔里社盆地等土著地区。 噶玛兰初名蛤仔难，三面负山，东临大海，土地广漠，溪流交错，三十六社番散居其间。乾隆五十二年（787），漳州人吴沙募漳、泉、粤三籍流民入垦其地，嘉庆元年（79）进据乌石港，筑头围。二年（797），又进筑二围、三围。其后沙死，沙侄吴化代领其众进至五围（今宜兰市），前后辟地数百里，奠定了汉人开兰的基础。嘉庆十五年（80），闽浙总督方维甸勘查噶玛兰地，据总兵武隆阿、知府杨廷理奏报噶玛兰南北长约六、七十里，东西宽约二、三十里不等，有漳人四万二千五百余丁，泉人二百五十余丁，粤人一百四十余丁；归化生番三十三社，四千五百五十余丁；熟番五社，九百九十余丁。十七年（82），清政府在这里经划地界，设置了噶玛兰厅。 3《诸罗县志》。 《北路参将阮蔡文祭淡水将士文》。 奇莱（花莲港），仅每年三、四月间有汉人前来贸易。咸丰元年（85），淡水人黄阿凤集资数万元，募穷民二千二百余人往垦其野。后垦区移于秀姑峦之麓的璞石阁。居者千家，遂成一大都聚。 卑南地处台东之中。咸丰五年（855），凤山人郑尚至此与土番贸易，且传授耕耘的方法，很受番人的欢迎与尊重。郑尚致富以后，募佃入垦，土地日辟。 埔里社为台湾中部万山丛中的一小平原，延袤十数里，二十四番社生活其间。嘉庆十九年（84），黄林旺、陈大用、郭百年等入垦其地，辟田数千里。咸丰间，泉州人郑勒先居此与番贸易，始建市廛，即后来的大埔城。光绪元年（875），清政府在此设埔里社厅。 第二节经济的发展广大移民挣脱了大陆层累了两千年的制度的束缚，来到行政控制粗疏的台湾，面对广阔的从未开垦的沃土，表现了极大的生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台湾二百年间的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出现了较之大陆远为迅速和活跃的发展局面。 台湾的土地分为田、园两种，“有陂圹贮水者为田，旱种者为园”，以田育稻，以园植蔗。土地的计算单位是“甲”，“每甲东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长一丈二尺五寸。计一甲约内地十一亩三分一厘零”。康熙二十三年（84），清朝宣布郑氏的官私田园悉为民业，其时在册的有田7534甲5分7厘、园099甲2分8厘，合计8453甲8分厘；乾隆九年（744），在册的有田7874甲8分厘，园3830甲分5厘，合计5384甲9分厘；光绪二十四年（898，时在台湾沦陷后三年）的统计为水田（田）2322顷（3甲4分），旱田（园）527顷（44429甲7分），合计40839顷（3甲分）。如以康熙时期实际耕地面积为册载数字的二倍计算，清代二百年间的耕地面积也增加了将近百倍。 台湾的稻种，有土著居民一向种植的，有荷兰引自海外的，也有汉人从大陆带来的。仅连横《台湾通史》所记载，就有粳稻27个品种、糯稻5个品种。康熙之时，“三县皆称沃壤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居民只知逐利，肩贩舟载，不尽不休”2。雍正九年（73），“部定台湾征收正供之谷十六万九千二百六十六石余，又运福、兴、漳、泉四府平粜之米十二万二百八十七石”。乾隆七年（742），“兵米、眷米及拨运福、兴、漳、泉平粜之谷，以及商船定例所带之米，则通计不下八、九十万石”3，成为福建兵民粮米的重要供给地，堪称中国南部的一大谷仓。 台湾的主要水利工程是陂、圳。陂是水库，圳是水渠，“凡筑堤潴水灌田谓之陂，或决山泉，或导溪流，远数十里，近亦数里。不用筑堤，疏凿溪泉，引以灌田谓之圳，远七、八里，近亦三、四里。”4据《台湾通史》记载，清代除了维修和使用荷兰、郑氏时期所开凿的5个陂以外，还创修了80陂、32圳。其中，施琅私筑陂，知县宗永清、周钟瑄、曹瑾募民筑成4陂、二圳，其余都是民间业户和佃户自行集资筹策、自行组织劳力修凿的。大致以横贯台湾中部的浊水溪为界，其北以稻作居优势，其南以蔗作居优势。康熙时期，台南平原已是“蔗田万顷碧萋萋，一望葱茏路欲迷”的景象。台糖的产量早岁缺乏准确的记载。《裨海纪游》谓“台人植蔗为糖，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赋饷》。 2连横《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 3连横《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 郁永河《裨海纪游》。 岁产二、三十万”，当是指担而言。《台海使槎录》谓台湾“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则年产在百万担以上。二说相去甚远，似乎后者有些... 6 清廷以在北京同外国使节签约无先例，提出中俄谈判代表在色楞格斯克2《清史稿》卷283《图理琛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页。 附近的布拉河畔进行第二阶段的会谈和签约。到此去的俄使为萨瓦，协助的人员有阔留赤甫、郎克和格拉儒诺甫；清朝派去的是郡王额驸策凌、内大臣伯四格及图理琛。从27年7月4日至8月27日，双方又经过八次会谈，就中俄中段边界和商业贸易达成了最后协议。9月日签订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协定的《布连斯奇界约》。月2日签订了根据上述条件和包括中俄商务等关系方面的《恰克图界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不分条款，主要是阐明划分两国中段疆界的原则，有的做了具体规定，如由沙毕纳依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其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有的由不久所订的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予以具体划分。《恰克图界约》共十一条，包括边界、商务、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其中边界方面的第三条基本就是《布连斯奇界约》的翻版。关于商务关系，主要是重申“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是继《尼布楚条约》之后，划分两国中段边界和解决商业、逃人等问题的重要条约，在避免边境冲突和发展贸易等方面都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问题是，条约本身对中俄两国是不完全平等的，主要是对俄国更有利，即不但使其恢复了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取得了在北京和恰克图的自由贸易权利，就是在边界上也得到了对贝加尔至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一带的控制权，并使俄国的边界延伸到色楞格斯克以南的地区，把原来不属于俄国的土地拿到了手。 自《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俄国积极发展对华贸易，自728至755年，俄国有六批商队来华。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也很活跃，特别是私商贸易发展尤其迅速。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图的贸易周转额，每年约有五十万到六十万卢布，进入六十年代即超过百万卢布。俄国商人获利高达百分之二百至三百。沙俄政府从中亦获巨额税收，75年贸易额六十九万二千零二十一卢布，收税十五万七千卢布；759年贸易额一百四十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卢布，收税二十三万卢布。但是清朝仍对与沙俄贸易不感兴趣，甚至存有戒心。乾隆二年（73）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提议，禁止俄商来京贸易，从此俄商主要集中于恰克图地方的边境贸易。就是在恰克图，由于沙俄的侵扰和收纳逃人，清朝也经常以停止互市进行制裁，自728至793年曾停止十余次，每次数日至十数日。乾隆二十九年（74），清朝以“私收货税，苦累商人”为由停止了恰克图贸易。三十三年俄使克洛扑夫来京企图与清政府订立商约，或要求俄商再赴北京，均遭拒绝，仅与清朝所派理藩院左侍郎庆桂等缔结了通商章程，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加强了对王少平《中俄恰克图贸易》，载《社会科学战线》900年第3期。逃人的管束和惩处。从此恢复了恰克图的贸易。五十年，又因俄国隐匿逃人不交正法，停止恰克图贸易，而且严禁大黄茶叶偷运入俄。直至五十六年，才应俄国的恳请重开贸易。这时双方又感到有必要就商业问题进行谈判，于是清朝派库伦办事大臣松筠并副都统普福·贝子逊都布多尔济与俄依尔库次克总管色勒裴特等谈判，签订了中俄《恰克图商约》。此约共五条，主要是恢复恰克图贸易；两国商人货物交易后，即行归结，不复负欠；双方官吏，以和逊相处；两国边民严禁盗窃；两国边地盗窃人命案件，各就近查验，缉获罪犯，会同边界官员审明后，各归本国处理。这一条约，给中俄双方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并促进了彼此的商业发展。 第六节俄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俄国传教士的活动，对中俄关系有一定影响。这些活动，首先是教士来华和创造传教条件。俄国人信奉东正教，该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已有从雅克萨俘获来华的东正教徒，他们被编为镶黄旗佐领。那时清朝康熙帝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俄人住区赐建一座庙宇供其作礼拜之用。后来住北京的东正教徒把庙宇改为“圣尼古拉教堂”，也称“北馆”，由主教米拉提主持。俄国彼得一世很重视其教士的在华活动，700年特谕选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尔斯克区的主教，使其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发展教徒，特别是争取中国上自皇帝下至居民对传教事业的。72年来华的俄国商队专员向中国提出派青年传教士来华，接替年老的米拉提主教。后来还是康熙帝主动提出俄国可派教士来华，于是在图理琛出使俄国返回途中，从托博尔斯克带来主教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及教徒七人。从这时起，北京就正式驻有俄国传教士了。79年伊兹玛依洛夫来华，经过请求为俄国商人开办教堂，清朝答应给予一块地基修建教堂2。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明文规定，俄国传教士可由一人，再补充三人，即不但教士团常驻北京合法化，且人数也有所增加。732年，在俄罗斯馆旁又建立供来华商人们用的教堂，称为“南馆”。后来在南馆内建“奉献节教堂”，俄传教士团来华就住在此馆，由清政府支给部分生活费。自75至840年鸦片战争，俄国共有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北京。 在华的俄国传教士活动，积极方面的是加强了彼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中国最先允许俄国派学生随教士团来华学习汉语和满语，个别也有学痘医的。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到鸦片战争前，俄国先后来华的学生共有三十七人，这是当时其他和中国有关系的国家望尘莫及的。同时清廷为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在理藩院既设俄罗斯馆，又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学习。课程主要是俄语，其外也设蒙、藏、拉丁语等课程。五年考试一次，考中一、二等者予八、九品官。有一些在华的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成了著名的学者。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曾为主教、学者伊拉利昂译为俄文，传入俄国。伊拉利昂回俄后在彼得堡科学院教授汉语和蒙语。教士毕楚林对中国及蒙古、西藏的历史有很高的造诣，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行世。曾任第九届使团团长的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曾把《西藏志》、《蒙古最初四汗史》、《西藏和青海史》、《北京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三字经》等译成俄文。比丘林回国后，成为俄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奠定了俄国汉学的基础。他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从他那里得知很多有关中国的科学知识和情况。第十一届传教使团的一名学员帕维尔·库尔良德采夫，832年因 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33页。2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92页。 病回国，带去三十五册《石头记》手抄本，或许是从中国最早传到俄国去的一部《红楼梦》。同届的学员科瓦尼科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所著十篇《中国纪行》，其中第九篇介绍了《石头记》的片断等，引起了文学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给予评述。 俄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有的披着宗教的外衣，为沙俄的侵略扩张效劳。他们在中国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或作为俄国官方的代表，从事与教士不相称的勾当。沙皇政府给传教士的经费不断增加，他们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传教士团的大司祭往往由和俄国政关系密切的要人担任。俄国政府还利用他们的留学生在理藩院充当翻译的机会，盗窃中国情报。738年俄国留学生布里亚特人罗索兴因盗去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而获得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俄国的一些传教士还和在华的西方耶稣会士取得联系，利用耶稣会士到中国早，知道的中国情况多，从他们那里刺探有关中国的情况。东正教士的这些政治性活动引起清朝的警觉和怀疑，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奏称“（俄国）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当然清朝的限制并未完全收到预想的效果。在中国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过程中，这些传教士更多的扮演了为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角色。 《朔方备乘》卷2《俄罗斯馆考》。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学和农业技术清代的农业生产和明代比较，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植棉区比明代有所扩大和增多，到清末，大致形成了江浙沿海、两湖、皖赣沿江和华北平原四个重要产棉区。整个农业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技术上有些局部的改进和提高。 第一节农具和农田水利农具农具方面，出现了“深耕犁”。《马首农言》称“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纲》中提到“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记“用犁大小，因土之刚柔，刚土宜大，柔土宜小”；开垦荒地则用“坚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开之”。说明当时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发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大约由■■发展而来，作用是把田间杂草和秧苗同时滚压入泥，过宿之后，秧苗长出，而草则不能起。《致富纪实》一书中谈到种植双季稻时使用的一种农具，在早稻收割后，“不再犁田，铺石灰一道，用匍蓘将禾兜打落，便可插秧”。道光年间（82—850），贵州遵义一带出现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其形制和作用，与宋元时记述的“秧马”不同，而类似辊轴，用以掩杀绿肥和杂草。以上农具在双季稻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塍铲、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用以整治田埂。这种农具灵巧轻便，能提高作业速度和质量，《梭山农谱》记有其形制。《梭山农谱》还记述了一种水稻除虫工具“田家奋臂举梳行，累累就毙矣。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农言著实》著录一种适应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中耕除草工具“漏锄”。这种锄的特点是锄地不翻土，锄过之后土地平整，有利于保墒，而且使用轻便。漏锄至今在关中地区仍然普遍使用。 农田水利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在明、清两代都是以水道疏浚为主。570年，经海瑞主持的一次水利工程后，吴淞江下游基本形成今天的流向。清时，黄浦江“夺溜代吴”，吴淞江等水道退居次要地位，为便于节制，又在黄浦江口建大闸一座。畿辅自元以后，工程时举时废。雍正三年（725）近畿发生特大水灾，清政府曾用较大力量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公私合计先后垦出稻田五十九万七千多亩，并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到乾隆时即以南北自然条件不同，北方水少，且过去所办水利收效不大为借口而明令禁止以后再在京畿从事水利营田。 整个清代农田水利是向小型化方面发展。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利用地下水凿井灌田，蔚然成风。河北井灌和植棉有关，方承观《棉花图》翟允禔《从lt农言著实gt一书中看关中旱原地上小麦、谷子、豌豆、苜蓿等作物的一些栽培技术》，《西北农学院学报》957年期。 中介绍“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因“凿井以水车灌田，故其收常倍”，“井利甲诸省”2。康熙时，王丰著《井利说》，力主在陕西凿井防旱并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山西省蒲州和陕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于地形、地质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数量也不同。水车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二十亩，桔橰井可灌六七亩，辘轳井可灌二三亩3。南方井灌较少，但利用山泉灌溉种稻却较普遍，闽、浙、两广、云贵、四川等地，随处都有蓄储涌泉或壅积谷泉的塘堰。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全州以井名者，几全是泉潭，并多涌泉，深不见底，灌溉面积甚广。”山泉来自高处，便于引流灌溉，为了合理用水并减缓冲激，人们就在下流修筑塘堰加以蓄存，并用栅、闸以及瓦窦、阴沟等启闭宣泄，再随时引入田。当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筑堰壅水外，还用筒车来提水灌田。在山泉为叠岭涧壑所限时，则用竹筒，架槽来渡越，使山泉能从上而下，由近及远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北方各省也有引用泉水灌溉的，但总的面积不大。光绪《正定县志·方物》。 2《皇清经世文补编》卷38。 3《续修陕西两通志稿》卷《水利附井利》。 第二节对生产技术原理认识的提高和耕地技术的改进生产技术管理在具体耕作技术的基础上，《知本提纲·农则》进一步概括出农业生产的一般耕作程序和一环套一环的原则，“耕序苟能详明，必且身家之常足”，郑世铎注释说“耕垦、栽种、耘锄、收获、园圃、粪壤、灌溉之次第，苟能一一详明，自然善于耕稼，而出息倍收，身家常足矣”。上述七个项目，是《知本提纲》讨论耕稼的内容。前四项为粮食作物生产的四个环节，园圃为农家不可偏废的生产项目，最后两者则为粮食作物和园圃生产共同应该注意的环节。并指出一个环节要紧扣另一个环节“欲求足食之道，先明力耕之法”；“耕垦之理既明，布种之道宜知”；“布种之道既明，耘锄之功莫缓”；“既知耕种栽锄之理，更明稼穑消息之机”。对每一环节还提出了质量要求，如整地，要求做到“细燥而易于受水，一有种植，根本深固，外风不能入，内泽不能出”，对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也同样提出了要求。掌握技术关键是农业生产中应予以重视的又一原则。《马首农言》辑载了不少农谚资料，提出了播种时期、前后作的关系、耕地深度、操作时间等等问题，对实际生产有很大指导意义，如说“小满花（棉花），不到家”（意即棉花迟种则不收）；“荞麦见豆，外甥见舅”（意即去年种荞麦之地今年不宜种豆）；“麦子犁深，一团皆根；小豆犁浅，不如不点”；“天旱锄田，雨潦浇园”等等。《知本提纲》、《农言著实》、《潘丰豫庄本书》、《区田试种实验图说》等书认为北方的生产技术关键是“粪多水勤”；南方则是“深耕”、“早种”等。 耕地技术土壤耕作是农业生产首要的一个环节，乾隆时（73—795）的《知本提纲》已有系统认识，指出前作物收获后，土壤板结，通气不良，经过耕耙曝晒，“风化”作用，板结状况可以改变；但“日烈风燥”，水分又损失过多，因之必须“雨泽井灌”补充水分，土壤经过这样的耕作使水、肥、气、热达到协调程度，才对作物有“以大发育之功”。《齐民四术》对南方水稻冬闲田的土壤耕作记述得也较细致、系统。 耕地技术，这时期已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北方旱地土壤耕作不论夏耕或秋耕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耕作法浅—深本提纲》概括了这一耕法“初耕宜浅，破皮掩草；次耕渐深，见泥除根（翻出湿土，犁净根茬）；转耕勿动生土，频耖毋留纤草”。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进展表现在两方面《知本提纲·农则》。 一是垦倒极深，“倒”为再次耕翻，即复耕。深耕在明、清时通常都在寸，不超过一尺，《齐民四术》在记述土壤耕作时特加注释“耕宜率常，勿太深，若起老土，即硬软不相入，能害禾，又漏田不保泽”。另一是冻土晒垡，《畊心农话·树艺法》介绍“凡种两季稻者，冬天犁地深二尺余，戽水平田，听其冰冻土经冰过，则高不坚垎，卑不淤滞，锄易松细，且解郁蒸之后气，而害稼诸虫及子，尽皆冻死也”。 第三节作物构成和“一岁数收”技术的发展作物构成据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称，人们衣食之源的稻麦、杂粮和棉花等作物在明代种植的情况大致是“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麻（子）、菽（大豆）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又说“燕、秦、晋、豫、齐鲁诸道，烝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之一。”自明代中期以后，玉米、番薯、马铃薯等新作物引进后，对我国作物结构产生很大影响。玉米引进后，清代中、后期推广普及较快，到840年鸦片战争前，基本上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尤其在云、贵、川、陕、两湖、皖、浙等省山区种植更为普遍，甚至在粮食作物中渐占主导地位。嘉庆《浏阳县志》记载“山土只种包粟（玉米）、番薯之类杂粮以佐饔飧”。番薯自万历年传入后，至清嘉庆——道光年间（79—850）已在各地普遍栽种，并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辅助粮食之一。《植物名实图考》指出番薯近时（9世纪中叶）“种植极繁，山人以为粮，偶有以为蔬者”。烟草自明中叶传入我国后，发展很快，到清代初期，福建地方的烟草种植，“其与农夫争土而分物者已十之五”，到乾隆年间就发展到“耕地十之六中更甚”；有的地方则是“良田尽种烟草”。到鸦片战争前夕，有些地方烟草与粮食争地的问题已相当突出。 商品经济的发展，新作物的引进与广泛传播，人口的繁衍，特别是进入8世纪以后，我国人口不断大幅度的增长，大大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因而也促进了明清时期“一岁数收”多熟制的迅速发展。“一岁数收”具有提高单位面积年产量的积极意义。 一岁数收8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北方除一年一熟的地区外，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已经较为普遍的实行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制。明确指出二年三收的是刘贵阳《说经残稿》“坡地（平壤）二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污下地）二年三收，亦如腴地，惟大秋种糁子麦后亦种豆。”南方长江流域一般一年两熟，再往南可以一年三熟。《江南催耕课稻编》介绍“吴、昆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毕刈，田始除，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这是太湖地区的二熟制。同治《江康熙《龙岩县志》“土产”、《皇朝经世文编》卷3。 《皇朝经世文编》卷3。 夏县志》“谷与早秧、晚秧，早秧于刈麦后即插，六月中获之。插晚秧，于获早谷稻后，仲秋时获之”。这是湖北武汉一带的“麦、稻、稻”一年三熟制。福建、广东一般都种双季稻，种麦后也成为“麦、稻、稻”一年三熟制。 自实行复种制，周年之内的种植和收获次数就有了增加，而从始用于蔬菜生产中的间作、套种等技术运用于大田生产后，“一岁数收”的多熟种植技术逐渐提高，农作制也相应地更加复杂化了。其中，套种是解决多熟种植的关键技术。 明确提出“一岁数收”概念的是8世纪下半叶杨岫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知本提纲》指出“补助肯叠施，何妨一载数收”；郑世铎又作了详细注释“若夫勤农，多积粪壤，不惮叠施补助，一载之间，即可数收，而地力新壮，究不少减”，接着他又列举出一个旱作地区“一年三收”之法。《修齐直指》进一步明确提出“一岁数收之法”，并提出二年之间在一亩地上可收十三次之多的方法，包括了菠菜、白萝卜、大蒜、小兰、谷、小麦等作物。《齐民四术》则介绍了长江流域以晚稻套种在上熟稻内，和泥黄豆套种在上熟稻内等不同方式。根据以上所述，可看出“数收”的原则，一是除主种作物外，套种作物应选择生长期比较短，相互间有亲和力的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都可以参加进去；二是通过套种争取多收，最主要的技术措施就是要“补助肯叠施”，即多施肥料。此外，桑间、果间，通过间作、套种、复种等技术也可增加种植和收获次数，还因适当的作物搭配而有利于桑树、果木的生长。 第四节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明代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几个时期中的一个。水、旱、虫灾纷至沓来，农民们为了可得到一些收获，用以果腹，只有从耕作技术上来想方设法。另外，有的地区为了解决上、下两熟作物收获和播种季节上的矛盾，而在明、清之际创造发明了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这些技术至今在农村中仍有沿用的。 首先是小麦移栽法。小麦人工移栽始于何时，尚无明确的文献可征。但到明末清初，对小麦育苗移栽的时间、方法等已有较详细的记述。《沈氏农书》介绍“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每科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杆壮麦粗，倍获厚收”。稍后的《补农书》进一步指出“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虽遇霜雨妨场功，过小雪以种无伤也”。《知本提纲》指出麦苗等皆宜先栽后浇，如水中栽，就不发旺，每科栽亩十余根，行株距四寸左右，而且要纵横排直成行，以便中耕、壅根、除草和通风透光，这样就能“苗盛而所获必多”。小麦移栽不仅可以克服晚稻晚收和冬麦早播季节上的矛盾，而且可以减轻或避免虫害、节省种子和使茎杆粗壮不易倒伏。小麦移栽法的优点是明显的，嘉、湖一带至今仍继承这一传统，有的地方则还在提倡扩大中。其局限性，主要是太费劳力，在大面积农田上广泛采用困难较多。 冬月种谷法。此法是针对秋季因某些原因而错过种麦时期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方法，使农民在麦季无收的情况下仍可以收到早谷子。此法约发明于明中叶，最早记载见于《畿亭全书》。清末，张起鹏在《区田编》中在谈到冬月种谷法时说“倘应种小麦时，得雨过晚，麦不及种，可种冬谷，较麦仅晚二十余日。”其种法是“冬至前一日拣谷种入瓮，麻布扎口，掘土穴，深四五尺，瓮倒置穴中，土封固，满十四日取出。大寒日种入熟地，春透苗生，较常谷早熟一月，约五月底六月初即熟。”《救荒简易书》介绍河南有些地方农民冬月种谷的方法与《区田编》的说法有所不同，其法是于冬至或冬至前一天直接把谷种播入田中，结果和在瓮内埋入土中处理十四天没有差别。 北方旱地抡墒播种。我国北方旱地由于春旱或秋旱影响而不能及时整地下种。针对这种不利自然条件，农民创造和积累了不少抡墒播种和抗旱播种的经验。清代农书中记载的方法有趁墒种麦《农蚕经》提出，在秋茬地上种麦，如果有秋旱趋势，必须抡墒下种等雨，不能等雨再种。抡墒种豆，留茬肥田《农蚕经》五月耪麦楂条中就说到“骑麦垄种豆”，即在小麦收割后，于麦茬行间开沟种豆，这样既可利用麦茬护苗，又可利用残茬肥田。此书还提出且割麦且种豆的办法，这一抡墒播种的经验至今仍为黄淮地区农此书现已不传。 民争取丰收的方法。抗旱种粱，干土寄子北方旱地夏收夏种季节，如雨水不及时，可采取抗旱保墒的措施以适时播种，《农蚕经》提出的种晚谷办法是，在麦收后浅耕灭茬，即“先耪一遍”，然后“骑垄种之”，但“断不可耕”，以免耕后跑墒。《农言著实》提出的另一抗旱播种办法是“实在无雨，将前墒过之地，或用耧，或用撒，干种在地内候雨”。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干土寄子”抗旱播种法，其优点在于比雨后才播种的出苗要早。 第五节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经验的进一步丰富施肥清代对通过施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认识更深刻了，如《知本提纲》提出了“垦田莫若粪田”之说。施肥经验进一步丰富的表现，一是积肥方面，要多施肥就必须多积肥，肥料种类和来源比以前增加和扩大了许多。《知本提纲》将它们分为十类，称为“酿造十法”，也就是积肥的十种方法。它说“酿造粪壤，有十”，“曰人粪、曰牲畜粪、曰草粪、曰火粪、曰泥粪、曰骨蛤灰粪、曰苗粪、曰渣粪、曰黑豆粪、曰皮毛粪”；并分别记述了积制方法和效果。就农家粪肥而言，这十大类已是无所不包了。二是对肥效的体验进一步加深，《农桑经》指出，种麦所用种肥以“麻油酱为上，大粪次之，坑土又次之”。《知本提纲》在介绍“酿造十法”中对粪肥等级所表达的方式一种是用“可肥美”，“可肥田”，“可强盛”的词语；另一种是“一等粪”，“肥盛于诸粪”，“最能肥田”，“更胜于油渣”，“沃田极美”等字句，也反映出农民体会到这些肥料在肥效上有差别。只有肥料种类增多，人们在使用中通过比较试验，才会体会到它们的肥效不同。第三，施肥技术上，在清以前对施肥的时间、不同土壤应施哪些不同的肥料以及哪种作物最需要哪类肥料，即所谓施肥中的“三宜”问题已有所论述，但到清代通过《知本提纲》一书的总结，使人们对施肥“三宜”的认识就更为明确系统了。所谓“时宜者，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意即在不同时期，施用种类不同的肥料；所谓“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意思就是说对不同的土壤，施用不同的肥料，以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所谓“物宜者，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即对不同作物施以适合的粪肥。 病虫害防治清代，对作物虫害的防治比较重视，认识到害虫不是神虫，而是“凶荒之媒，饥馑之由”，必须消灭之。在虫害防治技术上，也汇集前人经验并加以发展。首先是人工防治，如蝗蝻、豆虫、虸蚄之类用人工加以捕打，或用炬火驱逐，“飞蝗大至正过时，于田畔积草，炬火以薰之”，“蝗蝻蠢蠢必纠合邻村，掘壕数处，并力逐杀”，“（虸）蚄初出如豆螘，一见便宜打之”，“（豆）虫大，捉之可尽”2；南方用“虫梳”治稻苞虫，“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3。第二用药物防治，清时采用的灭虫药有《区田试种实验图说》。 2《农桑经》。 3《梭山农谱》。 砒、烟草水、青鱼头粉、柏油、芥子末等。《农桑经》记载说“（种谷）或用信乾”，“信乾”就是用砒霜和谷子煮透晒干制成的毒饵。它比用砒霜直接拌种既可以减少对种子的药害损失，又可以诱使更多害虫吞食和扩大毒杀面。三是农业防治，除了以前已使用的耕翻冬沤、调节田间温湿度、轮作换茬、合理间作、种子处理、选育抗虫品种、调节播植时间、中耕除草外，《齐民四术》还认为烤田能减轻稻苞虫的危害，说“初伏多雨，不能烤田则叶盛，入秋多生结虫”。第四生物防治，岭南地区用蚁防治柑桔害虫，虽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南方草木状》，但叙述比较具体的则是清代的《广东新语》和《岭南杂记》，其中谈到广东山林中有黄赤大蚁“其巢如土螽窠，大容数斗”，当地人把大蚁连窠采归饲养，果农则向养蚁人买来放养于柑桔、柠檬等果树上；果农们还创造了在树与树之间用藤竹、绳索沟通引渡，以便大蚁在各树之间交通往来的方法。此外，四川临江的果农也买蚁防治柑桔害虫4。 作物病害，到清代逐渐被人们所注意，农书中有关记载多了起来，如《马首农言》中就有“五谷病”一章，《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有“预防霉病传染说”一节。用药物治病，直到清末的《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才介绍了“用雪水、盐水浸种”和“用黑矾当作肥田料”以防治霉病之法。 4方以智《物理小识》卷9《草木类工》。 第六节植树造林和柞蚕放养技术的改进植树造林清代，记载涉及植树造林材料的书约有四十种左右。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的植树造林技术，不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果树的，一般林木仅有片断零星的记述，但由此也可窥见其概貌。 育苗造林，首先必须采收树种。《广群芳谱》记述“八月终，择成熟松子、柏子，同收顿”；又称“九月中，柏子熟时采”。这里都强调“成熟”。因为成熟的种子，含水量较低，贮藏不易发热腐烂。另外正如《三农记》所说的，油茶“白露前后收实则易生”，“易生”即指种子易于萌发，成熟种子用来育苗发芽率较高。什么树的种子，何时成熟而应该采种，清代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元代，北方有四句移树的口诀“种树无时，莫教树知，多留宿土，记取南枝”。为了使根部“多留宿土”，就须采用现在通常所说的盘根法，古书中称作“转垛”。《花镜》介绍了这种转垛法于霜降后到春初树木尚未发芽前，在根旁又宽又深地将土挖开，再从树根侧面斜伸下去截断主根，保留四周侧根，刨成一个圆形的根盘；然后在掘开处仍把土盖上筑实。不太大的树掘断主根一年后即可移栽，很大的树要经过三年。每年掘树根的一面，最后把树起出，用稻草绳捆扎根盘，以固定泥土。此时暂勿移动，掘土处仍用松土填满，并用肥水浇灌，待至明年二月，运到预定地点栽种。这种方法因准备工作经过时间长，操作又十分细致，可以真正做到“莫使树知”。因而，树木移植后成活率就比较高。 插条造林无须培育种苗，方法简单易行。春秋时《庄子》一书中已提到杨树可以用扦插。扦插的插穗，在清以前的农书中一般都说在早春季节采取插穗。《三农纪》开始提出插种柳树和杞柳等在大寒后采取插穗。初冬时枝条中含有养分比较充足，此时采取插穗，比春季更为合适。所以，改早春采取插穗为初冬采取，这是一个进步。为了提高插穗的成活率，《三农记》还提出将插穗下端削成马耳形，以增加插穗切口和土壤的接触面。 中耕除草在幼林抚育工作中非常重要，《广群芳谱》说“凡树根下，常耘草令净，草多则引虫蠹，亦能分地力”。 柞蚕放养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柞蚕茧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工放养柞蚕最早的国家。 柞蚕原始的人工放养早在秦汉以前可能已经有了，但一直到宋、元以前，未据《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书末所附“参考文献索引”。 为人们所重视，放养技术的进展因而也就十分缓慢。大约明中叶前后，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扩大，胶东半岛的柞蚕业才开始有迅速的发展，放养技术也有了改进。在清代，康熙时的陕西宁羌州知州刘棨，乾隆时的贵州遵义府知府陈玉璧、安徽六安县知县韩理堂等人都是山东人，都热心提倡放养柞蚕，到任后，派人到山东去购买柞蚕种、招募善养柞蚕和缫织的人来到这些地区传授技术，山东放养柞蚕的方法才推广到各地。在明末清初，我国的柞蚕放养技术已逐步进入成熟的阶段，但到乾隆初年才有论述放养柞蚕技术的专书问世。 根据清代一些著作来看，柞蚕的放养有两种一是放养春蚕；一是放养秋蚕，两者放养法基本上近似，如春蚕的放养，首先是选择种茧，选出优茧作为种茧，并按雄雌为一百与一百十或一百二十之比穿成茧串，送温室进行暖茧。“暖茧”系为促使种茧适时羽化而采取的措施。在暖茧的三、四十天里，什么阶段应升温，什么时间温度应保持平稳，又要随着自然气温的变化而调节。这是柞蚕放养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暖茧工作必须有丰富经验，所以清代有些蚕农以暖茧为职业，开设“烘房”和“蛾房”。 关于放养蚁蚕，现在有些地方采用的“河滩养蚁法”，清代中叶以前就有了。其法是在“活水河边”的沙滩上开挖浅水沟，把从柞树上摘下的嫩柞枝密插沟内，用沙培壅，这样柞枝几天内不致蔫萎。然后将蚁蚕引上柞枝。“剪移”是放养柞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即蚕儿将柞叶吃到一定程度时，或因叶质老硬，蚕儿厌食时，把柞枝连蚕剪下，转移到另一柞场的柞枝上去。从蚁蚕上树到结茧，一般要“移蚕六、七次”。蚕儿渐老熟，开始移入窝茧场。采收的春茧准备作种用的，经挑选后，穿成茧串，挂在透风凉爽而日光直射不到之处，以待制种，放养秋蚕。 蚕农在实践中认识到蚕病是要传染的，所以特别强调蛾筐等工具每年都须用新制的。他们又发现改善蚕儿生活条件，可以减少蚕病的发生，所以特别注意保种、保卵和加强饲养管理。对危害柞蚕的虫蚁，采用人工捕杀和用红矾、白砒等做成毒饵诱杀。为了驱散或捕杀为害柞蚕的鸟兽，蚕农们还创造了一些捕杀工具，如霹、机竿、排套、网罩、鸟枪、鸟铳等。总之，放养期间，蚕农们十分辛苦。 《种橡养蚕说》等。 第七节农书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 大型综合性农书仅有一部《授时通考》，是乾隆二年（737），由皇帝弘历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国际上也颇有声名。编书目的系从农本观念出发，为了表示皇帝重农，遵照尧、舜旧规，由朝廷“敬授民时”而已。全书布局，依次分为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该书把天时、地利的因素和“劝课”（即政治领导）提到了空前高度，成为主题所在，而生产技术知识却退列附从地位。全书引用的书籍总数达到四百二十七种，远远超过了《农政全书》，但作为农书的意义来说，没有作者的亲身体会，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材料。 从清初到道光时（9世纪初年），专门讨论一个小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和技术，而由私人著作的小型农书出现不少。如专论河北省泽地农业的吴邦庆《泽农要录》、专论江南早稻的《江南催耕课稻篇》、山西祁寯藻的《马首农言》、陕西杨屾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杨秀元的《农言著实》等等，都是根据地区需要和特点写成的，在当地有较大的生产指导意义。清中叶以前曾出现了多种专论某种作物、蚕桑或兽医的专业农书，其中有方承观《棉花图》，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蒲松龄《农蚕经》，杨屾《豳风广义》以及《养耕集》、《抱犊集》等等。《豳风广义》书中所记蚕桑生产经验切实可行，也不失为能指导生产经营的手册。 花谱、果谱的种类更多，比较有名的两种花谱，一是《秘传花镜》，一般称之为《花镜》，流传较广，作者陈淏子。全书共分花历新栽，课花十八法，花木类考三个主要部分。书中内容有不少是作者自己的心得和询问得来的经验，甚至有“树艺经验良法，非徒采纸上陈言”的第一手记录。另一是《广群芳谱》。康熙四十七年（708），康熙帝下令组织一班词臣将明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改编成为一百卷的《广群芳谱》。这部书内容庞杂，体裁也有所改进，但农业生产意义不大。 到清代，小农经济破产的情况日见严重，当时有些知识分子重新搬出区种法，想借此来维持小农经济的继续存在，但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实际效果。这类书有王心敬《区田法》、帅念祖《区田编》等等。 第二章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 第一节旗地在清代土地制度中，旗地是特有的土地占有形态。 旗地的形成天命六年（2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占领辽沈，并迁都辽阳，发布“计丁授田”令，将辽沈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分给驻地军士耕种。这是最早的旗地。而旗地的大规模形成却应该是在入关之后。 顺治元年（44）五月，清军进北京，2月，颁圈地令丁丑，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成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自此令发布后，开始在近京三百里，继之在近京五百里之内圈地不止。 几乎是与圈地令下达的同时，顺天巡按柳寅东上疏言“满汉分居”之便“第无主地与有主地犬牙相错，势必与汉民杂处，不惟今日履亩之难，恐日后争端易生”，要求“满洲各住一方”，使“满人汉人，我疆我理，无相侵夺，争端不生”。这样满洲汉地房“兑换”又提上议程。顺治二年（45）十二月，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等又言臣等奉命圈给旗下地亩，查得易州、安肃等州县军卫共三十六处，无主田地，尽数拨给旗下，犹若不足。其未察地方如满城、庆都等二十四州县，尚有无主荒地，若拨给旗下，则去京渐远，兵民杂处，多有未便，议将易州等处有主田地，酌量给旗，而以满城等处无主田地，就近给民。实际上“兵民杂处”、“满汉分居”等均非换拨之真意，以瘠换良，无限量的霸占土地才是拨换的实质。 清初的圈地、拨换从顺治元年十二月开始，历四十余年，直到康熙二十四年（85）才令“嗣后永不许圈”。据雍正八年（730）统计“直隶九府内，除广平、大名二府，远处京南，均无旗庄坐落其余七府所辖有旗庄坐落者，共计七十七州县卫，广袤二千余里。”圈地的停止，是广大汉族人民，包括官员、缙绅反对和斗争的结果。 所谓圈地指的是与步弓丈量不同的量地方法。“凡丈量州县地用步弓，各旗庄屯地用绳。用步弓曰丈，用绳曰圈。”姚文燮在《圈占记》中记述凡圈民地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拨什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田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每壮丁分给五晌，《八旗通志》卷8。 晌六亩，晌者折一绳之方法，其法捷于弓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而粮籍以除。两骑携绳奔驰，那管有主、无主，皇亲、百姓，绳索之内尽归为旗有了。伴随着圈地出现了投充，投充者一般可分为两类，其中被勒逼者占绝对多数，为了保全性命和点滴财产，所谓“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有少数“投充者，非大奸巨恶，即无赖棍徒，始冒人地为投充，即倚投充而肆虐凌侮官员，欺害小民，任意横行者。”兑换、拨补始于顺治二年（45），零星者外，大规模兑换约两次一次是顺治四年（47），波及九十余州县卫，以五十二个州县卫的瘠地拨换了三十八个州县卫的良田九十九万三千七百零七晌，即近六万顷（《东华录》卷30）。另一次是康熙三年到五年底（4—），镶黄、正白等六旗大规模兑换，此次波及面更大。 畿辅膏腴圈占殆尽，只能停圈，将旗地的扩大转向口外。康熙九年（70），户部遵谕议“今以古北口外地，拨与镶黄正黄旗。罗文峤外地，拨与正白旗。冷口外地拨与镶白正蓝旗。张家口外地，拨与镶红镶蓝旗，诏从所请。”2康熙中期以后，盛京三部又在兴京、辽阳、牛庄、岫岩、开原、抚顺、本溪等地圈占土地建立庄屯。还在吉林、宁古塔、三姓、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圈占大量良田，建立庄屯。总之，圈地并未真正停止，只是从关内转向关外。 旗地的类别、数量和性质旗地按其坐落可分为畿辅旗地、盛京旗地和直省驻防旗地三类。畿辅旗地是坐落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的旗地，总数为十六万余顷。盛京旗地为坐落盛京、热河、锦州、归化等处的旗地，大致为六万顷。直省驻防旗地是旗兵驻扎各直省所圈占的土地，如顺治二年曾令在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圈占无主房地及故明勋地给满洲兵丁。其后宁夏、西安、荆州、江宁等也圈过地。总数很难统计，数量不大，无法与前两者相比。据不完全统计太原驻防旗地六千五百四十一晌、德州四千三百八十五晌。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的四十余年间，共圈地十五万四千一百五十九顷十六亩2。而据地方志统计却远远超过此数。清统治者从所圈土田中首《皇朝经世文编》卷3。 2《八旗通志》卷8。 《清世祖实录》卷20。 2《八旗通志》。 先选择膏腴上地设立皇庄，其次，按爵秩分给王公大臣设立王庄，再次是分给八旗官员兵丁，称为一般旗地。这样旗地又可分为皇庄、王庄和一般旗地三类。 皇庄，也称内务府官庄，简称官庄。据和硕礼亲王代善之后，生活在乾嘉之际的昭梿记载；皇庄共占地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有奇，包括畿辅官庄和盛京户、礼、工三部及三陵官庄两部分。计盛京庄八十四、山海关外庄二百十有一、喜峰口古北口外百三十八、畿辅庄三百二十有二。但实际还要多些。 皇庄起源于入关之前，天命十年（25年，明天启五年），令在辽沈地区造汗及贝勒之庄，每庄十三男，牛七。第二年，皇太极即汗位，汗庄继续扩大。定都燕京后，伴随着疯狂的圈地，皇室也不断挑选膏腴设置皇庄，同时也不断接受投献，于是便有一批皇庄分布京畿各州县卫。在汉民的强烈反抗下，康熙八年后，皇室将圈地设庄转向关外，在奉天、归化等地大设庄田。皇庄的土地来源主要是圈占，此外，还有拨官田、入官田，拨余田和开垦荒田。如康熙九年，在南苑置四庄，二十四年又在直隶新建部分粮庄，都是拨官田建立的。乾隆二十五年（70）议准，附近州县入官地一千五百九十九顷三十八亩，增设大庄二十三所半庄七十三所。 皇庄种类繁多，有银庄、粮庄，有菜园、果园、瓜园，有蜜户、苇户、棉户、靛户，有煤军、灰军，等等。 银庄，所谓顺治初年近畿百姓带地来投，设为纳银庄头，计立庄百三十有二，不立庄者仍其户，计二百八十五。计“上地二十八顷之庄头一名，纳银七百两。上地二十一顷之庄头一名，纳银四百两。下地二十七顷之庄头一名，纳银三百两。畦地二顷三十八亩之庄头一名，纳银二百五十两。地十八顷之庄头二十九名，各纳银二百两。地九顷之庄头二名，各纳银一百两。又地七、八顷之庄头九十七名，共地一千零二顷二十亩九分，各按亩纳银一钱一分有奇。”除带地投充人外，还有不带地的投充人，由清皇室“各给绳地”，每绳四十二亩，叫绳地人，对他们是按亩征银，每亩三分草一束，按清代习惯草一束折银二分，共五分。纳银庄头所交银两较轻，最高者每亩二钱五分，最低者只五分，因为是投充，均给予一定优惠，以鼓励群起效尤。 粮庄，情况较银庄更为复杂。清初定每庄耕地一百三十晌，另给四晌作为场园马馆，给牛八头，还给房屋、口粮、器皿、田种等。康熙九年增庄养丁，每庄地十八顷，壮丁十五名，佥一名为庄头，叫做整庄。半庄地九顷，壮丁七名，佥一名为庄头。康熙八年时将各庄分为四等。康熙五十一年（72）定“一等庄岁纳粮二百五十石，二等庄二百石，三等庄一百九十《满文老档》太祖卷。 《大清会典事例》卷97。 石，四等庄一百二十石半分庄每岁纳粮六十石。纳粮庄中又有豆粮庄和稻庄等。豆庄多系带地投充，各庄土地数量并不划一。稻生长于水田，稻庄的土地数也不划一。粮庄虽有纳粮定额，但却时有折变，还不时有各种花色的附加，如康熙十二年（73）令关内一、二等庄，岁输大猪二或常有猪四，三、四等庄输常有猪三。雍正三年（725）令盛京及关外各庄，不论等次岁输鹅一。雍正十三年又定“关内庄不论等次，每庄岁输广储司红花八两，内管领埽帚二十，笤帚三十，瓢十九，芥子一斗，蓼芽菜子一斤关外庄不论等次，每庄岁输茜草五十斤，线麻十八斤，小根菜蒌蒿菜各十六斤，黄花菜十斤。” 菜园、爪园情况类似，康熙十二年，“安设瓜园菜园，除额给地（十九晌）外，并给养家口地一百二十亩，牛四头，蒲簾一百二十五，秫秸三千五百束”。到康熙五十一年，“丰台安置菜园十一所，除给地外，并与凿井六口，牛四头，房三间”。康熙六十年（72）定“瓜菜园一律给旱地九顷”。果园分布在盛京、广宁、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地，分为投充和自设两种，据统计盛京旧园丁三百五十一名，广宁旧园丁一千一百七十三名，携地来投新园一百二十一所，畿辅各州县设一百三十六所。各庄地亩及交纳果子品种也不一致，均以所纳果品价格准折地丁银。 蜜户、苇户、棉户、靛户等，也多系清初带地投充者。蜜户，计带地二百八十九顷六十三亩五分，“每地六亩征蜜五斤，交纳官三仓”，康熙四十九年（70），以乌拉捕牲蜜丁所进蜜已足用，嗣后蜜户俱按地征银，每亩征银五分。2苇户，带地不等，计地一百四十九顷八十二亩一分，按地肥瘠，每亩征银一分至八分不等。除每年额征芦苇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二斤，每斤折抵银三厘五毫八丝九忽外，额征银五十二两三分五厘五毫七丝二忽，交广储司库。棉靛户，共六十二丁，每丁地五十六亩，共地三十四顷七十二亩。棉户每丁征棉花五十斤，靛户每丁征水靛百斤。交广储司3。 皇室同各庄、园、户等共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这个单位基本上可以脱离市场而自存。不仅宫廷内帝、后、妃、皇子、公主、太监、宫女之所需，均可由庄、园、户上供，甚至，马厩牛圈所需的镫油，花爆作所用麻秸，鹰鹞房所用瓢翎等等，均由各庄、园、户抵折交纳。可见入关之初的清皇室对商品经济是相当隔膜的，是极少接触的。 各庄、园、户的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又怎样呢？银庄、部分菜、瓜、果园及部分户系清初带地投充或不带地的投充者，清皇室给予一定优惠。以银庄为例，每亩纳银一钱一分，相当于当时直隶民田之赋，“直隶民赋田每亩科银八厘一毫至一钱三分不等，米一升至一斗不等，豆九合八抄至四升不等”《大清会典事例》卷9。 2《清朝文献通考》卷5。 3《大清会典事例》卷97……绳地人每亩纳银五分，携地投充的菜瓜等园和蜜、苇等户，纳银数大体也是五分，在民赋中也是低档。可见，投充者的身份地位相当于编户齐民。特别的，像带地二十七、八顷的人，他们绝非劳动者，应为地主阶级。总之，投充者是编户齐民，其中既有地主，也有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民。至于，皇庄上的壮丁，身份地位就大不相同了。壮丁来源大致有四.“东来人”，或称“盛京随来陈壮丁”，是皇庄壮丁的主要部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入关前所俘汉民，数量很大；2.因罪发遣的犯人和入官奴仆；3.庄头置买的奴仆，称为“庄头户下壮丁”；4.无罪发遣的奴仆，雍正时，以“生齿日增，钱粮浩繁”，将内府部分奴仆“派往各庄，服田力穑”（《清世余实录》卷20）。这些壮丁之间身份地位虽有区别，总的说，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地位很低。他们是皇室的私属，不列入国家编民，内务府为他们设有专档，每十年编审一次。会计司又设三旗庄头管理处专管庄田、户口、地亩、粮银等。这些壮丁必须世世代代在皇庄上劳动服役，不得离开。如有逃跑或混入民籍当治重罪，皇室可以任意支配，可以分拨皇子，陪嫁公主，赏赐臣僚，赠送亲友，壮丁们子孙繁衍也必须留在庄上，壮丁子孙无权赴考应试，更不准做官为吏，他们耕种皇室的土地，使用耕牛、种子，乃至房子器皿，都由皇室另拨，受剥削甚重。其身份地位相当于刚刚摆脱奴隶地位的农奴。其中“庄头户下壮丁”地位更低，是庄头私属，衣食于主人，应属奴隶。 王庄，即属王公贵族的庄田，设置于入关前。清朝的王公贵族分为宗室和异姓两种。前者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后者指皇室以外的，如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宗室封爵分为十等，异姓贵族分为五等。封爵时根据恩、功两方面，称“恩封”、“功封”。顺治年间，王公庄田的土地来源是圈地和带地投充。当时分领到的土地一是根据封爵，另一是根据所授壮丁数，数量不一。康熙以后对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的赏封作了统一规定，只按爵秩赏赐，壮丁不再拨地。康熙六年（7）规定“给亲王旗下满洲佐领十、蒙古佐领六、汉军佐领四、内务府佐领一、旗鼓佐领一、内管领一。山海关内大粮庄二十、银庄三、半庄二、瓜果园各二，关外大粮六，盛京大根四，盛京三佐领下人五十户，果园三、带地投充人五百七十六名、新丁八百九十九名、炭军、灰军、煤军各百名。”（《大清会典事例》卷98）到康熙十四年三十八年，乾隆元年、六十年，都曾作过修定，呈现了递减趋势。实际上亲王所得绝不仅此数，特别是清初带地投充和虏掠的壮丁数都很大。此外，亲王还拥有广阔的牧场、山场等。郡王以下赏封有差，从略。 八旗官兵庄田，即通常所说的旗地，称一般旗地，数量较大。据《八旗通志》统计八旗壮丁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七晌，合十四万零二十九顷二十二亩。土田也按秩爵和壮丁数分拨。一般兵丁只给壮丁地，每丁五晌，即三十亩。官员除壮丁地外还拨给园地。顺治六年定公侯伯各给园地《清朝文献通考》卷。 三百亩，子二百四十亩，男百八十亩，都统、尚书、轻车都尉百二十亩，副都统、侍郎、骑都尉六十亩，一等侍卫、护卫、参领四十二亩，二等侍卫、护卫三十亩，三等侍卫、护卫、云骑尉二十四亩（《大清会典事例》卷59）。这些都是额数，实际数是有出入的。在清初，八旗官员的土地也多采取庄田形式经营，使用奴仆生产，一部分兵丁家庭也使用奴仆生产，只有少数兵丁的土田由家人亲自耕耘。 旗地的变化旗地，包括皇庄、王庄、八旗官员庄田乃至兵丁土田，基本上均使用奴仆生产，入关前后的战争中，有诸多汉人被俘，在圈地过程中又有一些汉人被迫为奴，伴随着圈地授田，他们被分派到各种庄地上生产劳动。这些人掀起了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有效的是逃跑，大规模的逃亡。顺治三年就“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经数万”，乃至多尔衮惊呼“入主以来，逃亡已十之七”。顺治十二年，福临说“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2壮丁的逃亡直接关系着满洲贵族的根本利益。此外，壮丁们还以怠工、盗典旗地、盗卖庄内粮食、牛马、器物等形式破坏生产，反对庄主。 旗地的变化始自一般旗地，即八旗官员兵丁地。变化的过程大致为第一，退出土地，由户部支发钱粮月米。顺治十一年正月，都察院土赖等言满洲兵丁虽分土地，每年并未收成。穷兵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空闲。一迂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而民地又不便再圈，请查壮丁四名以下地土，尽数退出，量加钱粮月米，其马匹，则于冬春二季，配与喂养价银。其退出之地，择其腴者，许令原得瘠地之人更换，余则尽还民间。在满洲有钱粮可望，乐于披甲，而又无瘠地之苦。至民间素知地利，复不至于荒芜。这段话充分说明，满洲官兵得到了圈地，而其结果是土地由良变瘠，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清王朝将这部分退圈地和旗人户绝田、入官田立为八旗公产，召汉人佃耕，取租解部，按旗分给，以资养赡。第二，将圈地典卖，典卖旗圈地也是在入关不久就出现的，因为旗人根本不懂农业生产，所得圈地多荒芜，当经济拮据或急需时，很自然就渐次将地亩典卖与民间为业。但是，旗地历来是禁止买卖的，如有违犯，“将所卖之人地土房屋及所买之人价值尽行入官，买者卖者治罪。”（顺治十八年内阁户部史书）关于旗地，开始是绝对禁止买卖的，禁令屡屡颁发，到康熙九年，史惇《惇力余杂记·图地》。 2《清世祖实录》卷90。 《八旗通志》卷8。 则修改为“官员甲兵地亩，不许越旗交易，兵丁本身耕地不许全卖。”2后来又修改为不准典卖与民。不管是禁止越旗交易，还是禁止旗民交易，这些禁令全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旗人典卖土地早已司空见惯。雍正七年（729）谕“八旗地亩，原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向有定例。今见有典卖与民者，但相沿日久，著从宽免其私相授受之罪，各旗务将典卖与民之地，一一清出，奏请动支内库银，照原价赎出。”说明旗地典卖为时已久，而且已具相当规模。乾隆四年（739），户部估计“民典旗地，不下数百万亩，典地民人，不下数十万户”。据御史舒赫德在乾隆二年估计“则昔时所谓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属民人”。到乾隆二十二年，“大抵二百年来，此十五万顷旗地，除王公庄田外，尚未典卖与民者，盖亦鲜矣”2。这是说一般旗地已基本典卖完毕，为八旗生计，自雍正七年后，清皇朝多次动用内帑回赎，赎回之地一部分安设庄头，另一部分“先令原业主照原价交官，还给原产，如原业主不愿承领，即准各旗官兵及闲散人，或扣俸饷，或交现银承买”3。实际上，“贫乏兵丁，食饷有限，无从措价”，就是“官员间有一二人尚扣俸认买”，其结果“势必尽归富户，究于贫乏旗人，未必有益”4。回赎的措施加速了旗人的分化，促使了旗人大地主的发展，这些旗人大地主绝不会重新采用农奴制，役使壮丁生产，必定招佃取租。实际上，当旗人典卖旗地与汉民时，典买者确有自耕小农，他们典到小块土地，以家人的辛勤耕作维持全家温饱。但是绝大部分旗地是被各种型号的地主典买了。他们典买土地之后，理所当然的按汉民的生产形式招佃承种，限期交租。当乾隆四年动用内帑回赎典卖旗地时，户部对此等情况已有估计和安排。“民典旗地，动公项取赎，在百姓不苦于得价还地，实惧其夺田别佃，应令地方官于赎地之时，询明现在佃种人姓名及现出之种数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5应该说这是旗地由农奴制转化为租佃制的另一途径。第三，应该承认还有一条途径，即旗人直接招汉民佃种，清初战争频仍，出征时又需携带壮丁，所分得土地无人耕耘，很自然的会招汉民承佃，还有的旗人之家不谙农事，就地招汉人佃种取租而食，也有的土地较多，不得不招汉人佃种。当时旗民杂处，旗地民田犬牙相错，旗人之家仿效汉人地主的办法，招佃取租，也是顺理成章的。雍正十二年（735）的资料可为佐证八旗地亩，坐落直属州县，为数浩繁，片段错落，非逐细勘丈无由知其确数。而该佐领下催领人等，贪图私取租银，勾连地户，将余出地亩及户绝田亩隐匿不报，亦有佃户因无业主取2《八旗通志》卷8。 《大清会典事例》卷59。 2《畿辅通志》旗地条。 3《大清会典事例》卷59。 4《清高宗实录》卷04。 5《大清会典事例》卷59。 租，乘机隐漏，隐为己业者。总之，旗地经营由农奴制转向租佃制始于清初。像孙嘉淦所说“查我朝定鼎之初，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耕其地，旗人坐取其租。”大约到乾隆十年前后，已完成了这个过渡。在一般旗地上仍然采用农奴制经营的虽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为数不多了。 与一般旗地变化的同时，皇庄、王庄也在变化。由于皇庄和王庄的经营基本相同，且以皇庄为例。皇庄建立之初，庄上的劳动者是国家机器凭借强权佥拨的，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房屋、耕牛、种子、器物、口粮全由内府供给。在当时庄头是从壮丁中佥拨的，与壮丁的地位相同，都是奴仆，庄头的任务仅是管辖壮丁，催收银谷，汇总上缴。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庄在变化，首先是庄头在催收和上缴之间得到一定量的庄上的生产物，逐渐积累了财富，表现为牛具、种粮已勿需内府供给。康熙二十四年定一、二等庄不再给牛，雍正时废除了官给牛种的规定，可为佐证。这时的庄头已从一无所有的管庄奴仆变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管庄人。为鼓励庄头经营的积极性，内务府定山海关内粮庄，于额外多纳一石者，赏银四钱，其中最多之庄头，除赏银外，酌量赏予马匹、端罩。少一石者，责二鞭，鞭止一百。到康熙五十五年又定各庄头急公无欠，经四、五十年者给八品顶带，二、三十年无欠，因年老不能当差者，均给九品顶带。但如拖欠钱粮，却要照章惩处，欠六七分者鞭六十，枷四十日。甚至，准予庄头子弟应考，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这些奖惩更进一步促进了庄头们对壮丁的压榨和对财富的更多追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壮丁的反抗斗争，使庄头们难于执行征粮派差，约束壮丁的职责。不少庄头递呈要求将滋事壮丁拨往他处。壮丁典卖土地说明皇庄上出现了严重危机，再生产无法维持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皇庄的基础。庄头们也深感管辖这些不驯的壮丁，不如将土地招佃出租更为有利。实际上，庄头们也早已将部分土地出租了，而且比例越来越大，至此对壮丁的逃亡不再追究，且恰好利用壮丁的逃亡，大量招佃，扩大租佃制，这样租佃制就大规模的发展了。 乾隆九年（744），令畿辅、奉天、热河、驻马口等地内务府所属庄园，除庄头亲生子弟及因罪发遣壮丁外，其盛京随来自置、投充及无罪拨庄的壮丁，只其中的鳏寡老幼残疾与少数委用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仍令庄头“留养”，其余转交该州县载入民籍，听其自谋生计。它使几万名壮丁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从奴仆甚至奴隶变成了良民，官庄由于大批壮丁的释放，也只能招佃实行租佃制。内务府官庄的变化影响了盛京三部和三陵，乃至王公庄田，租佃制在迅速发展着。乾隆十年前后的改变表明清皇室移植、扩大、维护农奴制的彻底失败。 旗地普遍实行租佃制后，皇庄上的庄头仍保留下来，他的职能已发生变《大清会典事例》卷59。 化，他们除仍然役使极少数壮丁外，还有管理土地出租、催租、收租和转送内府等，成了名符其实的二地主。庄头二地主们不时加重对佃户的地租剥削和其他勒索，佃户们向庄头所交的地租往往超过庄头上纳皇粮原额的二、三倍。严重的盘剥必然引起佃户们的反抗，他们抗租“霸地”反抗二地主。佃户们的斗争也促使了皇庄和庄头矛盾的激化，庄头本应是皇室的奴才，皇室利益的维护者，事实上庄头却凭借皇家肆无忌惮的肥己，当他们遭到佃户的激烈反对，预感到这样下去没有太大油水时，便将皇庄土地典卖，皇室尽管屡令严禁，再三再四的清查、重惩，但收效甚微。而买到土地者往往就是佃地耕种的佃户。当帝国主义入侵，割地赔款，辱国丧权，财政极度紧张时，清皇室从掠夺一批私产及补充财政亏空出发，决定丈放庄田，变价升科。到清末，锦州庄田已丈放完毕，清皇室得到了一大笔价银，清朝也增加了田赋收入。 从圈地到丈放，经历的是夺民田为官田，而又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反逆过程。这个过程证明了人的主观意志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节农业租佃关系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主佃关系对于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佃户，清律通过一些特殊条款，严定了尊卑之分，维护了等级制，从根本上重申了主佃名份。贵族和缙绅地主与佃户，仍然是等级森严。一方为特权阶级，一方为平民百姓，两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地位悬殊，在法律上当然无从平等。第一，清律与唐明律一样揭“十恶”、“八议”于律首，以为总纲，对皇亲国戚和特等官绅，则以所谓“亲”、“故”、“功”、“贤”、“能”、“勤”、“贵”、“宾”等名义，在讯问和定刑时予以减、缓、免、赎等特殊照顾，这就为许多皇亲国戚等权贵地主的无法无天开了方便之门。第二，“凡下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官员照违制律议处，余罪收赎。衿监革去衣顶，杖八十，亦照例准其收赎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第三，清律还通过“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等条，规定官员犯罪至杖刑的，一律不须执刑，可以采用罚俸、降级、调职、革退等法轻议。这一系列律文揭示了立法者的一种深心官绅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科。至于社会上主佃名分的存在，则比清律上所反映的还要广泛得多。有的地主并非贵族官僚，但对佃户也仍然死守着名分关系，当然，缙绅地主这样作的更多，这样的状况直至嘉道年间甚至更晚仍未改变。清代自雍正乾隆间允许旗地自由买卖和宣布大量家奴、壮丁“出旗为民”以后，贵族已基本转成了地主。但仍有少数贵族以贵族兼地主的身分残存着，山东曲阜孔府便是这样残存势力的一个典型。这些权贵与佃户的名分关系在社会上还有着牢固的和广泛的基础。 其一，主尊佃卑、主贵佃贱和人身隶属关系的存在。这种现象在顺治康熙年间还相当多和普遍，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北方的东北和京畿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庄奴、壮丁，徽州、宁国等地的“伴当、世仆”全未解放，而且因为江南许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亦莫不如此。暗黑之动漫狂潮sodu康熙初年，有人谓“佃户例称佃仆，江南各属皆然。”又称“内地（指苏州、太仓）佃户，与仆无异。”有的地方甚至“将佃户随田转卖勒令服役”2。因此，至康熙二十年，户部奉旨通令全国，禁止绅衿大户将佃户“欺压为奴”，或将其“随田转卖，勒令服役”。“如有将佃户穷民欺压为奴等情，各该督抚，即行参劾”3。乾隆及其以后，残存的旧习仍所在皆有。曲阜孔府是保留下来的大贵族地主，《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4、2、27、2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9《刑律斗殴》。康熙《崇明县志》卷4《赋役》，卷《风俗》。 2康熙《江南通志》卷5《艺文》；徐国相《特参势豪勒诈疏》。 3张光月《例案全集》卷《户役》。 其佃户例系朝廷钦拨，必须“轮流膺差，世世服役，不准出户”4。这是乾隆十七年的事。徽州等地的世仆早于雍正初年即已“开豁为良”，但迟至道光时，还有似世仆非世仆，似良民非良民的所谓“细民”，“不下数千余户”5。直隶沧州，“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山东新城，“官旗居半，皆称谓大户”，其余甲首等平民百姓，则称“细民细户”，“其甲首之视大户，不啻奴仆之于家主，需索不便，鞭挞随之”7。湖南长沙，地处交通要道，又属鱼米之乡，商品经济活跃，但“以强欺弱”的地主竟“擅将佃户为仆”，佃户已故，至“卖嫁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8。这样的佃户，实际上完全成了地主的奴隶，不仅佃户本人无独立人格与私有经济，连同佃户的妻室子女全成了地主的私属。《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里，反映扬州大盐商方家在各地大买田地，方家主人下乡的时候，庄户必须像迎神一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吴敬梓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是以南京为中心的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社会缩影。乾隆年间，四川有位田主吴耀祖，并非很有势力者，因事与佃户发生了争执，吴为了夺田另佃，宣布要把未熟的黄豆毁掉，佃户跪在地下求“宽缓”，吴骂道佃户就同他家的“奴才一样”。广东风气甚开，但乡里的风俗仍是视佃户为“贱人”，可以用扇子头殴打，进行侮辱2。至于贵州，云南一些边远地区，不少世仆制度还原封未动。云南永善县有个“佃田世仆”者普，他同妻子明珠和五个儿子都被鲁家买为世仆。乾隆四十八年，他带同妻子逃到四川雷波厅，但被鲁家发现追捕了回来，经一再辗转出卖，“骨肉离散”，万分痛苦，者普恳求鲁家回赎，使家人团聚，鲁家反而置之不理3。像这样的佃仆生活几乎与牛马无异了。 谈到主尊佃卑，还有个社会习俗问题。这个问题，文献上有时还谈得不很多，或不很明确，但在社会上，直至近代还有一些地方存在。清代律例谈到佃户或雇工与田主之间有无主仆名分的时候，往往要看佃雇与主人能否“同坐共食，彼此尔我相称”，有时也提“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同坐共食”、“尔我相称”或“平等相称”，都好理解。什么叫不平等相称呢？就是佃户、雇工称主家的人必须尊称“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之类，而主家人称佃户、雇工则可以不论辈分，直呼其名。凡是缙绅地4参看何龄修等合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304页。孔府档○○○五○六九之二十五。5光绪《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27《刑律·斗殴》上。 光绪《畿辅通志》卷7《舆地略·风俗》。 7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职官二》。 8同治《长沙县志》卷20《知县朱前诒条陈利弊》。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293页。 2《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293页。 3同上书293—29页。 主，即一般的所谓“官老爷”，要他们从法令上或文券上废除主仆名分当然难，但是，要他们从生活习俗上做到与佃户、雇工“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则尤难。在缙绅地主与佃户间，继续维持上述习俗上的等级名分几乎是百分之百。 其二，视佃户如仆役，任情使役。雍乾之际，大量“出旗为民”和消灭农奴制以后，租佃自由进一步发展，一般庶民地主与佃户，政治上无主仆名分，经济上仅存在佃地交租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少数贵族地主和众多的缙绅地主继续奴视佃户，在剥削高额地租的同时，再驱使佃户无偿供役，这是农奴制残迹的一种表现。这种残迹在清代贵族和缙绅地主经济中存在异常广泛，在非身分的地主经济中亦有某些实例。程昌于明后期成书的《窦山公家议》中说“置立庄佃，不惟耕种田地，且以备预役使”。这是明末徽州的一位官豪兼佃仆主人的自白。清代的贵族和缙绅都默识心通地以此为法宝，役使佃户成风。陕西、甘肃，乾隆前鼓励垦荒，百姓因畏惧差徭，乃“借绅衿报垦，自居佃户”，结果乃招致无穷灾祸，遭受绅衿们没完没了的役使。山东菏泽有寡妇谷王氏，依仗自己是田主谷正道的同族，经常指使谷正道的佃户王三干这干那，稍有不服使唤，便不干不净的混骂，并威胁要把王三撵走2。前述长沙豪民，以强欺弱，抑勒佃户为仆，“恣行役使，过索租利”，甚至呼唤佃户妻女“至家服役”，亦“不敢不从”3。乾隆中，武进人钱维城说当时南方，“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或无立锥，农夫受其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隶”4。贵州苗寨，富民重利盘剥，钱一千，谷一石，一二年加息“数倍”，穷民不能偿，即“折以山地衣服各项，转求佃耕，或易他山地为之佃耕，听其役使”。贵州大定还通行一种风俗“凡是佃种田主田地，写有佃约凭田主差唤”2。这就不仅仅是缙绅，甚至连一些非身分田主也可以对佃户循例差唤了。由此再次证明，在贵族绅衿领域，佃户的身分始终是十分低下的。从曲阜孔府和全国各地所保存的材料看，这些差役包括十分广泛的内容一是业主外出例由佃户担任脚夫、水夫或抬轿等夫役。二是给业主看家或待客人，干待客杂役。三是承担主家内外许多修缮事宜的杂工。四是随同业主家人从事采购。五是令佃户妻女或儿童帮主家内宅仆役干活。六是帮主家看管山场、庄所和巡夜等。七是协同主家家仆催租、讨债以至打冤家。八是主家遇有婚丧嫁娶等事，则佃户必须随时“听候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4。 2《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额外剥削》。 3同治《长沙县志》卷20。 4《皇朝经世文编》卷《养民论》。 严如煜《苗疆风俗考》卷下。 2《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 差使”，出工效力3。 其三，对佃户肆行凌辱、打骂、拘禁以至惨害人命等。刑科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一年，直隶宝坻县捐职地主王铨柱因佃户苏舜臣欠了点租子被板责十五板，同时叫官差把舜臣的弟弟苏汉臣拘留了起来。随派其捐贡儿子王谊一道逼勒典史，大闹县堂，硬要县署差拘佃户。江苏奉贤地主金胜章因佃户欠租，活动松江府票差擅自锁押佃户至五六名之多，其中一名佃户王武京竟被锁在船舱内活活冻死4。康熙后期的浙江天台，“连年荒歉十室九空”，但“台人多为富不仁，惟利是视。访问每于岁暮封印之后，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私家，百般吊打”。另据一些文集与方志揭示江南地主往往养尊处优，“深居不出一任纪纲仆所为”。结果导致农民“破家亡身”，甚至“逼其钱财妻女，置之讼狱，出尔反尔”。“司租之徒，欲求媚于主人，于佃农概不宽贷，恶声恶色，折辱百端。或预挟悍隶入乡收租，一不如欲，出缧绁而囚之，甚至有以私刑盗贼之法刑此佃农即或情实可原，如疾病死丧之故，至种而弗耨，耨而弗获，获而无以纳租，纳租而无以充其额者，自宜宽其既往，贷其将来，何乃诉词未毕，而行刑之令早下矣。况田主控一佃农，止给隶役数百钱，而隶役之索贿于佃农者，初无限量。或田主以隶役行刑不力，倍给之钱，至有一板见血等名目，俾佃农血肉横飞，畏刑服罪，虽衣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故岁以县计，为赋而受刑者无几人，为租而受刑者奚啻数百人，至收禁处有不能容者。更可异者，赋有几则，而租独一例，以吴江之下下田而论，纳一升五合者，亦收租一石有余”2。还有些地主并未直接将佃户杀害，因为，公然残害人命，民愤太大，法理难容。但是，他们既对佃户人身折辱百端，经济上又陷人于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的绝境，从而使佃户备受贫病气等无端摧残，以此致死和自杀以至全家自尽者，更在在有之。乾隆中，直隶定兴县陆光曾揭出一件令人惨不忍闻的事情。一个岁暮，他买米数斗回家，“路闻哭声哀，视其门，恍然曰此吾亲属赵某家也。疾趋入，见置鼎地上，中贮粥，火燃鼎沸，粥蒸蒸然，赵某家人环泣。讶而诘，众哭极哀，不能对。中有十五岁儿，赵某孙也，光曾携至室内问以哭状。儿始呜咽言曰吾邑中数年荒馑，负债累累无以偿，而旦暮追索甚急，易所畜牲畜偿之，不足；尽用吾室中衣具器用之物，犹不足。势迫计穷，故置毒粥3《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五册《三、公府差务》。十七册《二、乾隆南巡差徭》。二十册《二、抗差》。《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 4《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27《刑律斗殴上》。蒋兆桂《天台治略》卷《劝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苏民困以保天和事》。2《杨园先生全集·补农书下》。陶煦《周庄镇志》卷4《风俗》本文及小字注。中，欲以一死脱难也”。 其四，重租盘剥。前面说过，清代前期，力役租、实物分租、实物额租、货币地租都存在，但以实物额租为多。在贵族、缙绅的经济领域，由于农民的抗争抵不过官府的镇压，因此，无论哪种地租形式，其剥削都是很苛重的。前面揭露地主阶级如虎如狼地向穷农逼租，结果导致农民卖儿卖女，服毒自杀等，已可概见当时农民在重租渔夺下所过的非人生活。那么，当时的地租究竟苛重到何种程度呢？以江浙地区的额租而论，亩产二石多的土地上取租一石五六斗，其剥削率比之周庄少不了多少。所以，嘉庆时，松江民哀叹“赁田力耕，输租而外，所存糠秕自给”2。乾隆时，河南贫民，也是“佃他人田者居多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充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3。那么，在当日全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已应运而生的环境下，是否上述贵族和缙绅地主经济营垒仍原封未动，看不到任何新的社会潮流的渗透影响呢？不是，实际上，上述反映商品经济发展和农民摆脱封建束缚的永佃权、转租制以至货币地租和在文券上明载王佃无名分等事，在缙绅营垒的一定领域都有反映。就连曲阜孔府这类典型的封建贵族，其田产除“钦拨”外，已早有通过自由买卖而大量购置者。地租则征收粮、银、钱者均有。其拨赐祀田上征收银钱实际属官田征粮性质，但是像鱼台县等地的自置田土也出现了“每亩纳租（银）八分”的记载，这是货币地租，已无疑义。尼山祭田“严禁佃户买卖”，但都“准新佃承顶旧佃地亩，随时值找给资本，赴公府报明注册，更佃纳租”，此即允许“换佃”2。其他实行永佃权和转佃制的田主的身分有“生员”、“监生”、“武学生员”、“进士”等。虽不是大官，但已属青衿范畴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一向视为等级森严的封建世家，也给佃户解开了主仆名分的枷锁。嘉庆十六年，山东日照“贡生”秦子峻雇于鹤年夫妻看管林木，秦再给于三亩地耕种，不收籽粒，即以之抵偿看管林场的工价。“平日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4。这是一个书香之家解除与佃户并雇工之间的主仆名分的典型。虽然旧营垒的变化是微弱的，除曲阜孔府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官绅。且孔府的拨赐佃户在允许转换的情况下也仍旧是不能“脱籍”的。重要的是坚冰已被打破，孔府的自置土地数量越来越多。其变化也意味深长。 光绪《畿辅通志》卷230。 2叶梦珠《阅世编》卷《田产》；嘉庆《松江府志》卷《物产》。 3佚名《心政录》卷2《清定交租则例以恤贫民疏》。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六册《三、祀田与自置田产的买卖》三六○○。2同上书《四、祀田的侵隐与迷失》四○一五。 3《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三、永佃权》、《四、转租》。 4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误编入嘉庆十三年王目370号档册。庶民地主及其主佃关系庶民地主的出现，不自清代始。庶民地主包括三种人一是所谓经营地主。二是与旧的富商大贾的“操奇赢，权子母”者有别的新型商人地主。三是农村由个体自耕农以至佃农分化出来的新业主。庶民地主经济的共同特点和优点是多方面的。 第一，致力于农商兼营，亦农亦商。主要是经营商业性农业和农副业，如商品粮和桑、麻、棉、烟、茶、甘蔗、水果、菜蔬、花卉等。这些庶民地主的发迹，或为就地经营农业和农副业，或为移民垦荒，或为开山种地。康熙二十八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奏报昌平州冯三等自首出垦荒地一百二十一顷，没有纳粮。康熙帝批未完钱粮免议，自出首之年起取征。乾隆时，巴里坤镇臣奏报有奇台商民芮友等三十人愿自购籽种、牛只、农具去穆垒地方“认垦荒地”同时“携赀贸易”2。道光时，吉林凉水泉封禁地，有民人李永发，占官荒六千一百五十余垧，和另一民人王梦基占地一千一百垧，皆“招佃开垦”3。咸丰时，该地南界、省西等地有官荒约三十万垧“招垦”，有佃民王永祥等立即交押租钱二十余万吊，认领垦种4。湖南桂阳有邓氏，“皆用力田富”，至清初，“数十里田舍相望”，其子弟或为农民，或为诸生，后至“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嘉庆时，黄显儒、傅逄辰、彭相煊等人户，“亦因勤俭力田，富称此乡”5。陕西石泉县王相国，道光间以种棉花起家，“始佃地而种，今则百亩”。江西宁都尝有福建赤贫农民去赁耕，由于抗租斗争，大大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因此，“往往驯至富饶，或絜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皆是”7。嘉兴新塍镇沈元龙，分家时，只得瘠地数十亩，后以力耕发家，累致千金。无锡浦贤，祖孙五代，世以力田致富，一百年来，“浦民最称饶裕”。南浔文献载“西邻卖菜翁，畎畔尽劳绩。蚕桑利三倍，多金买田地”2。这些庶民地主，或垦荒辟地，或就本土力田经营，但主要的都是从事商品粮的生产，适量的搞些农副业或贩运等贸易。 有更多的庶民地主的起家和发展，是由于大量从事粮食作物以外的经济《清圣祖实录》卷40。 2《清高宗实录》卷80。 3《清宣宗实录》卷33。 4《清文宗实录》卷339。 5王闿运《桂阳直隶州志》卷20。 道光《石泉县志》卷3。 7魏礼《魏叔子文集》卷8《致李邑侯书》。 朱士楷《新塍镇志》卷3《沈元龙传》。黄卬《锡金织小录》卷7《浦贤》。2周庆云《南浔志》卷30《农桑》《农事总论》。 作物生产。广东的顺德、番禺等县是荔枝生产之乡，“问园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东莞则种香树者多，“富者千株数世亦享其利”3。还有遍植龙眼、柑橙、甘蔗者，“食香衣果”，“多致末富”。江苏嘉定蔡翁，原仅种田一二亩，因经营鲜菌生产，历十余年便“积资千金，以之买田得屋”，“有田数百亩”4。“南阳李义卿文达公家有广地千亩，岁殖棉花，收后载往湖乡间货之”5。 这些庶民地主，或自己雇工经营，或出佃山场、田亩，收取租息。如皖南徽州、宁国、池州、广德等山区，从明中代起即出现棚民聚集开山。乾隆四十四年，地主巴鸿万等人，将山场写立租批，佃与怀宁人丁云高、胡宗义，讲明预租期十五年，租银五百三十两。丁、胡二人雇外地长工种苞谷，仅丁云高一人便用六两、四两银子的不等工价雇了长工十二人。道光年间，更有一些出租金数百两至千两的富户，预租期二十年，一户雇工少则三四人，多则二三十人不等。东北地区，先为禁地，后涌进了大量从外地流徙而去的移民，利用当地肥田沃土，人烟稀少的条件，始而为佣，继而佃营山场、粮田，致末富者不少。如山东栖霞县王明，先在吉林宁古塔佣工，以后租地二百亩雇工种烟，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烟农2。 上述众多的富户，情况并不尽同，有的是出租山场、田亩的地主，有的是经营地主，有的也可能两种身分兼而有之，有的已是原始的租地农业家。有的甚至还是富裕农民。前两种地主基本上还是封建属性的庶民地主，但也不排斥个别人走马克思指出的那条改良道路而向资本主义经营转化。 第二，主佃与主雇间封建名分的解除。庶民地主与佃户间的基本状况，无论从文字和实际看是趋向自由化，其中主佃与主雇间公开宣布解除主仆名分是主要标志之一。 乾隆年间的档案中，有主佃与主雇间封建名分解除的记录。如乾隆四十年，山东沂水县刘玘山佃种马进朝地亩，佃户刘玘山因事“殴马进朝毙命”，山东巡抚判案定议“查刘玘山虽系马进朝的佃户，并无主仆名分，应以凡斗论”3。乾隆五十八年，有湖南宜章县曹成昌佃种尹申开田亩，亦明载“并无主仆名分”4。嘉庆、道光年间，亦有同样的档案记载。 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茶园》，卷25《木语·荔枝》。 4钱泳《履园丛话》卷5《景贤》。 5《杨园先生全集》卷43《近古录一》。 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道光《徽州府志》卷422《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2光绪《吉林通志》卷3。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阿桂题。 3“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杨素题。 4“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六十年二月七日，阿桂题。 第三，永佃权和转佃制的发展及地租剥削的减轻趋向。清代永佃权与转佃制有了新的跃进。但是在贵族缙绅地主的营垒里，他们既视佃户如奴仆，可任情役使，肆行人身迫害和重租盘剥，一切大权操在地主手里，则为保障佃户经济利益和人身自由的永佃权和转佃制，必然很难产生，或受到很多限制。因此，永佃权和转佃制的产生、发展，主要是在庶民地主经济领域。由于商品经济的新发展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因而导致了永佃权和转佃制在庶民地主经济中的广泛存在。因此，在清代，与封建重租盘剥而同时出现的有一种地租剥削减轻的矛盾现象。上面第二部分论述贵族缙绅地主时说过，当时一般地区的地租额南方普遍是亩租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下下地仍征租一石和上地征收三石者亦很不少。可是，江浙有不少商品货币经济发达的地域如湖州南浔等地，丰年亩租只纳稻谷一石左右，歉年则只纳三四斗。有的地方平年纳租一般是亩征六七斗，而所谓“顽佃”，则平年也只纳歉年的租数。还有所谓“奸佃”，“顺成之岁，且图短少。稍涉旱涝，动辄连圩结甲，私议纳数。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侦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过去纳租是由佃户送租上门，这时湖州概无此例，纳租时，必须由业主亲自操舟至乡间量取。由于租额被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勤农倍收，产户不得过问。谷贱加征（指官府），农不任咎”。因此，“务本者众”。已往的灾年，往往是农民的鬼门关，而地主则稳坐钓鱼船，有的地主甚至利用灾荒落井下石，乘火打劫，因此，农民往往因多灾而更多破产，天灾，紧密相联。可是，清代有的情况变了，无锡和南浔的佃户都有因灾年免租、减租而起家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是，商人和高利贷者兼并土地，农村被视为风险最少的安乐窝，因而形成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的固有体制。可是，清前期，世道也有些变化，“业主佃户，莫不以狙诈相尚，实与市道无异”2。一方面，是农民抗租，或利用永佃权与转佃权为工具，要求减租；另一方面，官府加重田赋征收，“农不任咎”。因此，“有力之家，以田为累，不敢置买”，已买者，或者直接卖给佃户，或者以之“投送缙绅，以图脱累”。其中尤以城市商人地主卖田者多了起来，造成“昔日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今则乡多于城而散”3。 这类佃户与田主的斗争，不仅江浙地区有，而且在江西、福建等地也连绵不断，此起彼伏。魏礼曰“宁都（江西）之田，下乡称腴，他乡田计收《南浔志》卷30《农桑》《完租》。 道光《嘉兴府志》卷《风俗》。《锡金识小录》卷《力作》。《南浔志》卷30《农桑》《农事总论》。2《南浔志》卷30《农桑》《农事总论》。 3光绪《松江府志》卷5《风俗》引《金山志》。同治《湖州府志》卷29《舆地略·风俗》引乌程高志。光绪《桐乡县志》卷7《食货志》下《农桑》。光绪《无锡金匮杂志》卷30《风俗》。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光绪《黎里志》卷2《杂录》。 谷一石，直金一两，下乡之田则三两。田以上者起科输粮特重，佃户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杂种。是田主既费重价，复输重粮佃户省去二重，一切不与，而所收四倍于田主，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至富饶。或絜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田赋创立名款，用诬田主，以耸上听。若使额外科索，佃不堪命，彼又何难轻其田，而耕之十余世、四五世者”4。 上述一系列纪录揭示了哪些问题呢？一者，佃户通过政治和永佃权制等的斗争，反抗地主的重租盘剥取得了一定的结果，不少佃户有通过刻意经营而“驯至富饶者”，从而对加速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和推动农村走“生产者成为商人与资本家”和遵循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前进，起着积极作用。二者，佃户斗争除表现在经济方面外，还表现在身分的提高与自由化的加强上，江浙闽赣的佃户，既取得了永佃权，可耕之“十余世”，亦可以“轻去其田”，任意转佃或退耕。三者，佃户的斗争起了某些限制城市商业资本转向土地以加固封建藩篱的作用，迫使“昔日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的传统倾向改变为清代“乡多于城而散”的新局面，进而促使商业资本投向产业等积极方面。四者，上述佃户斗争所起的作用，主要限在庶民地主经济领域，因为，庶民地主缺乏与佃户对抗的强大的政治势力。所以，当庶民地主斗不过佃户时，或者被迫减租，或者将土地“投送缙绅”，托庇于缙绅地主的政治庇护下以求“脱累”。由此再一次证明永佃权、转佃权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在贵族缙绅地主经济领域的发生、发展及其作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清代农业租佃关系以乾隆初年为分水岭有着重要的变化，这就是由前此的大量旗地、官庄的残存，壮丁、奴仆和贱民的繁多，劳役地租和实物分租制的广泛存在，以及两税制的延续，进而演变为土地的比较自由买卖，壮丁、奴仆和贱民的基本消灭，实物定额租和货币地租的新发展和地丁制的推行。亦即由残缺不全的租佃制演变而为更全和自由化程度更高的租佃制。 乾隆时及以后的农业租佃制的新发展，其主要标志是，以桑、棉、烟、蔬菜、水果、甘蔗、花卉、粮食等各种商业性农业及副业的活跃为特点的农商兼营，方兴未艾，逐步成为风气，货币地租的增多，农民永佃权和转佃权的广泛存在，主佃和主雇间封建名分的解除和农民的进一步自由化，封建地租剥削的减轻和商业资本转向土地的传统势力有所削弱。 乾隆时及以后比较自由租佃制的显著发展，为中国封建经济母体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贵族缙绅地主经济仅略有松动，基本上仍维持着传统的自然经济和政治上奴视佃户，经济上对佃户任情差唤与重租盘剥。比较松动的租佃制广泛发展主要存在于庶民地主经济之中。 4《魏季子文集》卷8《与李邑侯书》。 第三节农业雇佣劳动清代农业的雇佣关系清代以前，在农业生产领域中雇佣劳动所占比重甚小，有些地主在所占土地中留有少量土地直接经营，也采用雇佣形式，把雇工用于农业生产，但他们种园圃是为了自给蔬菜，种稻谷是为了自给粮食，他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卖。被雇佣在地主家中的农业长工，一般都立有文契、议有年限，有明确的主仆名份，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封建法典上称他们为“雇工人”。雇工如对雇主有所干犯，法律明文规定与雇主有不同的判刑标准。雇工与雇主之间等级森严，这种雇佣关系叫等级性雇佣关系。 “典当雇工”是等级雇佣关系的一种典型形式。广大贫苦农民在遭遇天灾、颠沛流离之际，为了养活妻子老小，往往以典当形式将自身当与雇主，一次收取身价，在一定年限内长年为雇主作无偿劳动，直到年限期满。典当雇工，一般都立有文券，议有年限。在年限以内，载明与雇主有主仆名份，社会地位类同家奴，长期附着于雇主家内，听令雇主使唤和分派劳动，不能脱籍外出，被束缚在种种封建关系之中，如有所谓“不遵守约束”的行为，其雇主可以“酌量惩治”。收留典当雇工的雇主，既有缙绅，也有平民。在平民之家供役者，有的与家主或其家属共同参加生产劳动。 等级性雇佣关系，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地”，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大量的客籍佣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刑科题本》及有关著作，对当时客籍佣工的各种纠纷案件的记载，虽材料不多，但从中可以了解到客籍佣工的发展状况和走向。材料表明，大致从乾隆年间起，客籍佣工更为普遍。山东、直隶等北中国的客籍佣工，主... 7 二、民田的土地所有者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部分汉族移民成为土地所有者。由于开垦方式和开垦者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各类土地所有者的状况和地位也就各有差异。台湾统一后，郑氏政权的官私田园即被废除，改为民地，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民地发展最快，是台湾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中最主要的一种。民地由私人开垦官地或“番地”而来，开垦者可分为自耕农和地主。他们均系业主，有向官府纳赋的义务。 台湾的自耕农主要集中在台湾西南部和噶玛兰地区。西南沿海平原的部分土地在荷兰与郑氏时期原已开垦成田，但在郑、清相交之际，这些土地趋于荒芜，因而大陆移民到台湾后首先垦复这些抛荒地。由于条件便利，不必依赖势豪和开垦集团，此外，清统一台湾后，因为实施“各项田园归之于民”的政策，这就促使原郑氏官田上的官佃解脱了旧有的主佃关系，而直接向官府纳赋，即“上、中、下各为豁减，听民自征”，从而这部分人也变为自耕农。因此，台湾南部的自耕农主要是这类人。 台湾东部的噶玛兰地区于嘉庆年间才被汉民大规模地开发。垦户吴沙按开垦惯例，采用垦佃制，即“开兰之时，先与垦佃私议，将来若由业户升科完粮，种地佃人每甲田纳业户大租六石，园纳四石，经有成说”。后经知府扬廷理改行结首制，令佃人自行报升，“视其人多寡授以地，垦成众佃公分，人得若干甲，而结首倍之或数倍之”2。虽然佃户每人所占土地有一定限制，但没有垦户之类的大地主出现，而是形成许多小地主和自耕农。噶玛兰遂成为自耕农比较集中的地区。由于耕佃是土地业主，向官府交纳的赋额又低于官庄上的官租，只按一般民田赋率交纳，因此实际上是自耕农交纳的官赋。嘉庆十五年官府所发丈单记载“单给二围佃户苏沱，即便照现丈实田园二甲零分五厘每甲递年征租谷六石，早季收成后，照数运赴官仓”3。佃户苏沱将原交业户的私租转纳于官府，从而改变了从属关系，成为小土地所有者。至道光年间，噶玛兰“成熟田园实仅五千余甲”，而“承种花户计有一、二万人”，4平均计算，每户所占田地不及半甲。这一比例说明，台湾开发过程中普遍实行的垦佃制在噶玛兰已基本被取消，除个别较大垦户外，均由实际开垦的耕佃作为土地所有者，而原先组织入垦的业户也就丧失了向耕佃收租的权利。犹如杨廷理所说“彼谋充业户者，十五年以前不无破耗资财，今日所谋不遂，不免归怨于理。”官府对开垦方式的干预，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促使自耕农数量相对增多，同时封建官府的陈淑均道光《噶玛兰厅志》卷2下，《赋役志》。 2丁日健辑《治台必告录》卷2，姚莹《埔里社纪略》。 3《清代大租调查书》一章二节一三号。 4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姚莹，《筹议噶玛兰定制》。 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杨廷理《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即蛤仔难节略》。收入也相应得到增加。 自耕农是台湾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因为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它在产生之初就弱于垦佃制的发展，以后除极少数有可能富裕和出租土地外，大多数都纷纷破产而沦为佃农。 清代台湾农业中盛行垦佃制。“有力之家视其势高而近溪涧淡水者，赴县呈明四至，请给垦单，召佃开垦”2，谓之垦户。清代台湾，垦户系地主阶级的主体。垦户成为土地所有者的途径比较简单，他们渡台时都拥有一定资产，有的在大陆时就是商人、地主。在迁台移民中，这种人占有一定比重。根据最近福建族谱研究的结果，在清代七十余部族谱中注明身份者，有商人三十九人，地主一人，官吏乡绅（包括任职官吏、授有品衔或乡饮大宾者）十一人3。这些人到达后，大多依靠财势充当开垦集团的首领，向官府领照，招集佃户开垦，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而实际垦耕者成为依附于垦户的佃户。这一开垦方式适应了台湾的自然条件和大规模垦荒的需要，因而遍及台湾北部，南部地区也同样存在。乾隆时，台湾已是“庆民散处，佃户居多，业主身家殷实，佃户在庄赁种”4。由于北部官赋较轻，垦户也就多在北部，在客观上促进了荒凉地方的开发。 垦户阶层内，有大中小之分。由于中、北部自然条件较差，当地“番社”又对土地不甚重视，台湾官府迫于垦荒的重要性，对垦户持鼓励态度，不限制垦照的发给，这为垦户获得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提供了便利条件。“汉民开垦，向来请垦，混以西至海，东至山为界，一纸呈请，至数百甲而不为限。业户招集佃丁，又私行广垦”。因而产生出一些大垦户，如淡水的王世杰、林成祖、张必荣，彰化的施世榜，杨志申、张振万等人，拥田多达数千甲以上，收取大量租谷。官府对垦户的权益也给以保护和优遇。如康熙四十八年，泉州人陈赖章请垦大佳腊，官府贴出告示，“不许社棍、闲杂人等骚扰混争”，垦户“务须力行募佃开垦”。对已垦田在一定时间内免征，“三年后输纳国课”2。这些措施都对垦户扩大开垦规模和积聚财富极为有利。彰化、淡水是垦佃制最发达的地区，垦户势力最强。乾隆年间，淡水厅开垦田园七千五百余甲，而“业户无多，入征册者仅数十名”3，土地集中于少数大垦户手中。彰化县历年报垦者，多为张振万、张承祖、吴洛、秦廷鉴、李朝荣等垦户，一次少则数十甲，多则数百甲4，其垦佃制占优势的状况与淡水相同。2陈培桂同治《淡水厅志》卷5上，尹秦《台湾田粮利弊疏》。 3转引自庄为矶《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载《中国史研究》984年期。4《台案汇录》丙集，大学士公阿等奏折。 沈起元《敬亭诗草》《敬亭文稿》卷，《杂著》，《治台私议》。2《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一章一节一、三号。 3周玺道光《彰化县志》卷2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4道光《彰化县志》卷《田赋志》。 大垦户多系独资垦辟，但也有由富豪资助者，如林成祖“朋辈助之，得数百金”5，吴沙入垦噶玛兰，“助之资粮者，实淡水人柯有成、何绘、赵隆盛也”。在中小垦户中，不少是自筹资本招佃开垦的。嘉庆年间，淡水垦户丁文开承垦埔地，在契约上载明“经官丈明五十七甲三分，兹因乏力开垦，托中向陈象老官借出佛银三千大元”，他因为筹资开垦而向人求贷。由于中小垦户缺乏资金，遂出现一种合股方式，即投资者共同招佃开垦，垦辟后按股分田。乾隆九年的一张契约上载称“同立阄分字人郭振岳、姜胜本，缘于雍正十三年向老密氏等合给大溪乾穅榔林荒埔一处协同招佃垦辟，陆续成田，报升在案佃户日多，事务日繁分户各管”2。这种垦户所占土地面积不大，就是属于开垦时期的合股经营者。随着台湾垦户的推进和清廷统辖范围的扩大，出现一些仅向官府请领垦照，“名为自出工本，募佃垦荒，实则其人工本无多”的垦户3。他们招募的佃户要自备各项生产资料，垦辟后自己坐享地租。这种垦户利用开垦的机会充当土地所有者，但由于缺少资金，极易欠赋，成为官府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 佃户转佃土地、收取小租后，垦户就成为大租户。大租户阶层也存在着两极分化之势。富者称为“头家”，每年收租无数，经济力量雄厚，即所谓“上者数百万金，中者百万金、数十万金之富户，所在多有”4，因而有能力交纳官赋。而对中小垦户来说，则不具备这种经济条件，所以往往被迫逃避官赋，“佃人欠大租，业户欠正供，即佃人不欠大租，业户亦欠正供”5，“必欲催取，则业户立时破败”。因而他们不得不变卖土地，丧失其大租户的地位。 小租户原为垦佃制下的佃户，起初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以后他们又招到佃人耕作，收取小租，转化为小租户，形成一地两租的状况。小租户不负担官赋，又索取占收获物一半的小租，并可处置、更换佃人，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大租户承担官赋，地租所得又少于小租户，“佃户每甲纳租有定，地方公事皆业户出应，其用无定”，致使欠赋现象严重。“台湾厅县钱粮积欠累累，以此是”2。此时，实际有纳赋能力的便是小租户。但是由于存5《台湾通史》卷3《列传》。 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姚莹《噶玛兰原始》。 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2《台湾私法物权编》二章一节五一号。 3道光《彰化县志》卷2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4陈盛韶《问俗录》卷《鹿港厅》。 5陈盛韶《问俗录》卷《鹿港厅》。 道光《彰化县志》卷2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道光《彰化县志》卷2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2陈盛韶《问俗录》卷《鹿港厅》。 在着形式上的主佃关系，小租户得以继续免纳官赋。封建官府对垦佃制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初期的鼓励、扶植到后期的限制、否定。由于垦户占地广而纳赋少，故台湾官员中就有限田开垦的建议，如雍正年间的沈起元、尹秦等人，分别提出“一人一牛付垦十甲，不容混呈广垦”、“毋许以一人而包占数里地面，止许农民自行领垦，一夫不得过五甲”3。大小租关系产生后，必然会影响到赋税的征收，于是官府采取了相应对策。开发噶玛兰时，官府曾限制业户的发展。到光绪年间，台湾巡抚刘铭传下令清理田赋，实行减四留六的办法，承认小租户为土地业主，发有丈单，令其交赋，大租户仅得原有大租的六成，不需纳赋。虽然大小租关系尚未取消，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原有的关系，官府的田赋收入也较原额增加了四十九万一千两银子。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台湾，以补偿金的方式收买了全台的大租权，至此，“大租之制已废，此语（大租）亦亡”4。小租户完全获得土地所有权，成为地主。通过这一长期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小租户在拥有收租权后，已经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不可避免地确认了小租户的业主地位。 三、大租权的典卖和胎借大租权原为垦户权。由于垦户在开垦土地时需花费较多工本，当支出不敷时，就会转让垦户权，在将土地开垦成田之前就退出了对土地的垦辟。合股经营的垦户股内资金不充裕的成员一般要依赖较富裕者，当开垦因乏资而难以维持时，股内的垦户权就会落到资金雄厚者手中，出现垦户权的转移。嘉庆年间，淡水刘可富等人凑成三十六股，又“招得刘朝珍备本凑入四股，共四十股，复垦开辟”。到道光年间，他们立契载明“垦地仍然荒芜，垫用日见浩繁，无可奈何，席请众股人等到场商议，愿将该处垦户各股底并四至界内山林埔地，以及各处庄地，尽根截退归就于刘朝珍之孙刘世成、刘维翰承管，禀官给戳，自备重本抵御凶番，垦辟成田，■佃收租，永为己业。”这是尚在开垦过程中垦户权就已发生转移的情况。 土地开垦成田之后，垦户（大租户）所掌握的土地所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仍有转移、丧失的可能。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赋税负担、佃户的欠租和大租户自身的奢侈。赋税额在大租户的剥削收入中占有一定比重，尤其是在台湾南部，极易拖欠。如康熙四十四年凤山监生吴国琛的田地，“该县详报，荒芜沙压上、中则计二百四十甲零，历年欠粟计五千五百石有奇”2，作为土地业主，是无法顺利交齐如此巨额官赋的。大租户因为坐收租谷而任意花销，“业户复恃其租多利厚，任情耗费，骄奢**佚，无所不至，久而所收租3沈起元《治台私议》。尹秦《台湾田粮利弊疏》。 4连横《台湾语典》大租条。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一章二节二一号。 2康熙《台湾府志》卷0《艺文志》，周文元《行豁吴国琛等，就各里报垦升科田园均摊稿》。利，不足供其挥霍，则势安得不贫而课安得不欠乎？”在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典卖大租权就成为大租户的不得已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转移常常先以典的方式开始，大租户仍保持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承典人交付典价银之后，就获得自由处理的权利，享受封建地租。例如嘉庆五年，王天麟将地出卖，契上载明立找绝尽根卖契人王天麟同侄王士头有承父祖置大武郡西保苦苓脚庄田业一所，坐址四至登载上手契内，共田六十二甲九分，年收庄栳大租谷六百二十九石，每甲佃人应贴车工银四钱，配纳正供，番租、丁耗、水藤等项，登载前典契内明白。经天福、天麟、王清等于乾隆三十九年出典于杨东兴、曾朝东，收过花边银一千二百五十大元。今因乏银别创，甘愿将此典业找绝卖与杨、曾宅。当日三面言议，找出佛银二百大元。其银即日同中收讫，其田甲租额即照前典契内付与杨、曾宅掌管收租纳课，永为己业，不得异言嘉庆五年八月□日立找绝卖尽根契。2该典业从典到卖绝的间隔时间比较长，原业主失去大片土地的收租权，难以备价赎回，只有以找价卖绝来结束这一土地转移过程。 台湾典卖土地的人，主要是经济力量较弱的大租户。小租户阶层兴起后，他们从土地得到的经济利益已超过大租户。因此，一般人不愿承买大租权，兼之，为了躲避赋役负担，从而多去承买小租权，这样，典卖大租权的现象逐渐减少，大租权的典卖价格自然要下降，出现“大租价极贱，小租价极贵”的情况。 胎借银制是封建制度下高利贷的一种形式。胎借者为借贷银钱而以田地或房屋作抵押，出借者则以此为“胎”，收取利息，并有可能最终成为抵押物的所有者。这是高利贷资本渗入封建农村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形式。 胎借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表现为利息支付的方式不同。第一种类型包括抵押取利的基本内容，尚未涉及土地的所有权，与一般胎借没有显著差异。第二种类型是土地转移的开始，胎借者将收租权部分或全部地转交给出借者，后者直接到田地上向原有佃户收租，使原有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同治三年淡水陈登山所立契约载明“有承父认过十三股公山埔一所，前来开垦托中引就与宗叔偏与叔为胎，借出清水佛面银二百大元正完足共该利粟二十八石。银字即日两相交讫，即将现佃陈炳将对付偏与叔，每年收租抵利，不敢阻当。”2原佃和地租都由出借者支配，暂时脱离原业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了新的主佃关系。胎借的第三种类型的性质，已发生重要变化。出借者的要求涉及到所谓的“胎”，落实在原先作为抵押道光《彰化县志》卷2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2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陈盛韶《问俗录》卷《鹿港厅》。 2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物的田地、房屋上面，使胎借者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如道光二十五年一张胎借银契上载明“立胎借字人胞兄浮，有承父买过周家本庄田一所三份当日同叔三面言议，胎借出佛银一百七十大元正，明约将此田三份得一份听弟收谷抵利息如是无银取赎，其田依旧听弟收谷抵利息。”3这种胎借实际与一般典地无异，出借者所获得的权利比对佃付利又进了一步，土地所有权已归于自己，不受原业主的限制。胎借者只保有回赎的权利，其他权利均已禁止。 封建租佃关系台湾封建租佃关系本源于大陆，但又具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其主要趋向就是由垦佃制发展到大小租制，小租户与“现耕佃人”的关系愈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垦佃制向大小租制的发展在开发台湾（尤其是中、北部）的过程中，垦佃制应运而生，普遍推行。大陆移民中的商人、地主和官吏等充当垦户，领照招佃开垦，获得土地所有权，向佃户收取地租，形成垦佃关系，也就是开垦过程中的主佃关系。垦户与佃户订立的契约一般为“给垦字”，也有一些是口头商议，明确规定佃户的各项义务，这是当时主佃关系的真实反映，也是进行具体研究的必要依据。 “佃田者，多内地依山之旷悍无赖下贫触法亡命”，在开垦早期，缺乏独力开垦的条件，便充当开垦集团中的实际劳动者，与垦户订立契约，承佃土地，向垦户交纳地租，承认垦户的土地所有权。此时，他们对垦户有较大的依附性，主佃关系是牢固的，带有保护与被保护的性质。进入正常开垦阶段后，佃户的来源及其经济状况的改变，使他们具备一定自垦能力，不完全依赖垦户，对垦户的依附性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出于获得土地权利的要求，是一种比较松弛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开垦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类垦佃关系比前者更具有普遍性，形成这一时期垦佃制的主流。 垦佃制下，垦户不管土地是否开垦成田都有收租权，对佃户进行经济剥削。地租交纳的时间因田与园的区别而不同。田种旱稻，一般只有一收，收成后交纳。园种水稻，多为两熟，也有三熟的，均分为七月、十二月两次交纳，比例为早六晚四。地租率有按百分比的，一般为一九五抽的，垦户得一五，佃户得八五。有的是额租制，开垦的头三年按每甲四石、六石、八石的比率递增，以后定为八石。不管是哪种方法，地租额一般不超过收获物的十分之二，是比较低的。这是垦佃制的特点。地租额所以较低，主要由于佃户垦种的是生荒地，垦户虽付出资本，若不经佃户垦种就无法获得土地收益，3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垦户的土地所有权就是空的。其次，这一时期的垦佃关系略有变化，佃户与早期不同，可以自备工具、牛种等等，甚至可以由一群佃户自筑陂圳，如淡水的嘉志阁圳，“乾隆三十二年，众佃派丁拦筑，其水发源于合番坪，灌溉田一百四十甲”，佃户不必完全依赖垦户。另外，作为获得土地耕作权的代价，佃户需交付一笔数目不等的货币给与垦户，称为埔价银或犁头银，所以地租额便相应降低了。对佃户来说，获得土地耕作权的方式还是比较有利的。下引乾隆十二年八月一张契约，在垦佃关系中比较有代表性立给垦批阿河巴庄业主张振万，有自置课地一所，坐落土名余庆庄共有田甲一十一甲五分正。今招得佃户王简书前来，出得时值埔价银一百六十两正。其银即日交收明讫，其埔随踏交银主前去垦成水田，内带水分九张足荫。当日二面议定，递年每甲实纳初年大租二石，次年纳大租四石，三年实纳大租八石，系头家租税，永为定例。每甲随带车工银三钱六分正，贴运课工脚费用。其大租务要晒干风净，不得湿右。丰歉租无加减，亦不得拖欠升合外批明其庄中申禁以及水谷，俱系佃人之事，再照。 乾隆十二年八月日给。业主张。张振万是彰化县大垦户。佃户要自备生产资料，并交纳埔地银。这样，一方面加重了佃户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却是佃户独力垦种，对垦户的依附性减弱，成为佃户获得佃权的条件。 由于多数佃户都在实际开垦中投入工本并交付埔价银。他们大都能获得永佃权，垦佃关系成立时佃户就已掌握永佃权。如雍正十年彰化一契立招佃人业户李朝荣，明买有大突青埔一所今有招到李恩仁、赖束、李禄亭、梁学俊等前来承■开垦，出得埔银六十五两正，情愿自备牛犁方建筑陂圳，前去耕垦，永为己业。历年所收花利照庄例一九五抽的，及成田之日，限定经丈八十五石满斗为一甲，每一甲经租八石雍正十年十月日。立据招佃人李朝荣。2其他“永为己业”，“任从永耕”、“业主亦不得另给他人”等等规定，均出现于这类契约之中，成为永佃权存在的标志。永佃权又称为“田底”，它使佃户比较稳定地进行生产，获得收益，投入土地的工本、劳动不会轻易丧失。它作为佃户耕作权利的保障，使业主不能任意换佃，垦户在垦佃关系中的支配地位也受到了影响。 垦佃关系成立之初，佃户的依附性表现得比较明显，佃权还没有成为一种确实的物权，不能任意转给他人，土地耕作权的处置仍要由垦户决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佃户脱离垦户控制的趋势逐渐加强，引起一定程度的变化。土地耕作权“不得私相授受”等规定逐渐让位于约束性较小的规定，佃户顶退土地时也不再受到限制。如乾隆三十二年的一张契上规定“若其佃同治《淡水厅志》卷3，《建置志·水利》。 《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一节一一号。 2《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一节第三号。 人欲退卖下手，先报明业主清完租粟之后，听佃退卖，业主不得阻难。”与前期相比，垦户对佃权转移的控制已大为放松，只要有人耕种交租，便不问佃人的身份来历，佃户的依附性已确实有所削弱。 出于这一原因，土地垦熟后，佃户间顶耕土地的现象增多了，并不固定为某一业主耕种，这不是由于业主换佃，而是佃户发展自己的耕作权。在这方面，佃户的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佃户之间顶耕土地时所立契约为退田契。例如雍正八年承禺所立契约“立退佃契人承禹，今有自垦、自置水田带园一所自情愿出退，托中引就刘宅前来出首承顶，当日三面言定，出得锄头工资并仓廒水圳共银十两。即日同中秤收足讫归用，其田即踏付银主前去耕作管业雍正七年上，租粟系上手之事；七年之下，系是银主之事。”2这种顶耕属于佃权的买卖，原佃向新佃收取工本及其他费用作为卖价，已经把佃权作为一种物权。新佃在承顶之后，仍享有与前佃相同的权利，与业主有关的仅是地租的交纳而已，在其他方面不负担什么责任。佃户的佃权即使在退佃过程中也得以保留，因欠租而退佃的，交足租额后，仍然可以继续耕作。这些都说明，佃户依附关系的松弛化由于佃户自行换佃而得到加强，佃户在经济力量增强后，正在逐渐占据有利的地位。如史籍所记载“久之，佃丁自居于垦主，逋租欠税，业主易一佃，则群呼而起，将来必有久佃成业主之弊又佃丁以园典兑下手，名曰田底，转相授受，有同买卖。或业已易主，而佃仍虎踞，将来必有一田三主之弊。”这里比较完整地记述了佃权由产生到牢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为垦佃制转化为大小租制提供了重要条件。 一些佃户在获得永佃权的前提下，自己招佃耕作，收取小租，成为小租户，原交给垦户的地租变为大租。大小租制产生后，长期占据台湾租佃关系的主要地位。如乾隆五十六年内辘庄刘士新等所立分家文契上载明“有承父遗下田园各处物业等项，前乾隆四十八年兄弟分业年配纳大租粟三十五石，共收大小租粟一百二十三石。”2如乾隆五十九年一契立合约字人元辉、招麟，今于合伙明买海山彭福庄水田一处，并带竹园瓦屋禾埕菜园埔地等项，业主经丈水田一十一甲零三厘三毫正，共纳大租谷八十九石零六升四合正，其小租谷并碛地银照依时例八股均匀。其田祖师爷五股，孟五郎公大一股，浩兄弟共二股，名下水田二甲七分零。浩兄弟情愿出卖，元辉、招麟备出佛面银一千三百元正，合伙明买，其小租谷并碛地银二人对半均收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3《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一节二八号。 2《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三节二号。 康熙《诸罗县志》卷《赋役志》。 2《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3《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这是小租户出卖小租权的实例，卖价很高，一甲达数百元，契中规定包括大租、小租和现耕佃人交给小租户的碛地银，证明小租户已经招佃收租，成为与大租户并立的业主，享有自己的独立权利，从而形成一田两主制的完整结构。因此，小租的产生既是地租的分割，也是土地所有权的分割。通过永佃权到土地所有权的过渡，佃户才转化为剥削佃人剩余劳动的小租户，使租佃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小租户的出现使大租户控制土地的权力更为分散和削弱。一个大租户之下一般有众多小租户，据《新竹县制度考》记载，最多有四十四户，最少者有十五户。初期的小租额多与大租额相近，表明小租户仍然受到大租户土地权利的限制。如乾隆十八年一契载明“立为蒸尝合同文约字人钟复兴，先年买有水田一处田甲一甲三分七厘正，业主施每年每甲供纳大租八石遗下与弟瑞若兄弟管守耕作供纳小租一十二石，大租系瑞弟耕作之事。”2以后小租额一般达到大租额的四倍，小租户在土地收获物中的占有比例大为提高。如道光十四年一契载称“立出■耕字人族侄款，承父阄分应份有水田一甲五分年配纳王业主大租粟十二石满正，又小租谷六十三石（九三斗）正，并车工水银。”3从大小租额的比例来看，小租户的经济力量迅速增长，他所据有的业主地位已确定无疑、十分稳固。大租权的买卖在清后期有所增多，进行买卖时仍把小租户带交过去，但承买者对小租户实际上无法行使业主享有的权力。小租户成为发展过快的阶层，在生产经营上十分活跃，成为土地的实际业主，这就导致清末田制改革时出现以小租户为业主和纳赋人的结果。 二、■耕制在大小租制下，小租户与“现耕佃人”形成又一层的主佃关系。此时双方所立契约为■耕契或招耕字，出现■耕制，成为大小租制的重要内容。■耕关系形成时，土地已经开垦成熟，不同于开垦时期的荒地。比起佃户来，现佃承耕时所处地位要相对不利。“■”为闽、台民人所用俗字，与土地相联系时，被解释为“贷田而耕也”，表明这是一种租佃关系。《淡水厅志》中对■耕有较详细的记载“有佃户焉，向田主■田耕种也。有碛地焉，先纳无利银两也，银多寡不等，立约限年满，则他■，田主以原银还之。每年田主所收曰小租，淡北分早晚交纳，自堑而南多纳早冬，其晚冬悉归佃户。亦有先纳租一年后乃受耕，则不立■字，亦无碛地银也。凡田器牛种皆佃备。”与垦佃制下的佃户不同，“现耕佃人”没有永佃权，只有短期耕作权，■耕契上规定的期限一般不超过十年，到期就要换佃或重新立约。即使在规《新竹县制度考》大小租户条。 2《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三节十二号。 3《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二节五号。 同治《淡水厅志》卷《风俗考》。 定期限之内，佃人的耕作权也不是完全有保障的，小租户仍然能够更换佃人。如咸丰十年的一张契约载明“同立■耕字人新佃陈添元兄弟等，今因乏田耕作，托认保人宗兄吉哥向就与原业主宗叔金声记兼对收租主宗叔篇与叔承接■过十三天内六股水田一段即日备出无利碛地银二百八十六元正，同认保人交金声记及篇与叔收入足讫，递年应纳小租粟一百十六石戊午年（咸丰八年）金声兄弟等所收旧佃林妈智无利碛地银二百八十六元，系庚申年（咸丰十年）篇与叔所收新佃陈添元无利碛地银二百八十六元送还妈智碛地银项。”小租户在■耕期未到时就以新佃代替旧佃，解除原先的■耕关系，这与开垦时期佃户拥有田底，“永为己业”的情况已截然不同。小租户之下一般都有两个以上的现佃，在小租权典卖时，转到新主手中，由后者决定原佃的去留。因现佃只有短期耕作权，就有可能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丧失耕作权。如乾隆四十九年彰化李振拔所立卖田契上载明“田甲四甲六分六厘，带水分五甲五分，年纳业主李杨氏大租粟三十九石六斗庄栳其田随踏付银主前去起耕，另招别佃耕作，收租纳税，永为己业。”2又如嘉庆三十五年凤山县邱湾秀所立卖田契上，“年带邱业主大租粟十一石九斗二升庄栳其田即踏付银主前去起耕掌管，招■别佃，收租纳课”。3这些契约上的规定都对现佃不利。但是现耕佃人对小租户又没有明显的从属和依附的关系，处于相对自由的地位。■耕制下，依附关系比较松弛，双方都可自行退出，现佃既不享有永佃权，也不具有经济外的依附性。 ■耕下影响主佃关系的又一因素是碛地银，也称压地银，是现佃预交给小租户的贷币，有■耕就有碛地，成为■耕制的一个特点。碛地银与埔价银的性质不同，现佃不能依靠碛地银获得佃权，它只是小租户保证地租收入的手段。如咸丰五年淡水邓阿任所立■耕契内规定“限内如育一季租谷不清，将字内碛底扣抵补足，随即起耕。”4因此碛地即是押租，与大陆上名目繁多的押租，如挂脚银、佃礼银等等具有同样性质。碛地对小租户有着重要意义，现佃“止认小租为主人，交纳斗升，听其拨换，佃人敢抗大租，不敢抗小租”，就可归因于碛地银的作用，使小租户的经济利益和地位更加稳固。碛地银产生于大小租制下，乾隆年间已经出现，如乾隆三十年，诸罗县民人江亮新即因为在同一土地上收取两份“压地银”而引起命案。2碛地银在■耕期内由小租户自由使用，期满才归还佃人，就等于小租户变相地向佃人借贷银钱，又免付一般借贷的三分利息，利用业主身份得到这一有利条件，成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2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3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4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陈盛韶《问俗录》卷《鹿港厅》。 2《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册42页，乾隆三十年闽浙总督苏昌题。 为他对佃人进行经济剥削的一个部分。■耕制下，一般是“田器、牛种皆佃备”，佃人虽有一定的经济力量，但承耕后独力经营，负担仍然很重，碛地银的交付，必然使佃人减少投入生产的工本，甚至有可能被迫通过借贷来设法交足碛地银，从而进一步加重佃人的经济负担，阻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碛地银的存在对佃人是不利的。 ■耕制下，小租户处于有利地位，与佃人有直接的支配关系，另外，小租的征收是因为小租户原是从事开垦的佃户，对土地享有更多的权利，因此小租额一般超过大租额数倍，达到与佃对半分成的程度，他对佃人的剥削也就更重于大租户。如以每甲上田产谷八十石为准，大租一般为八石，小租一般为三十二石，则佃人可得四十石。通常情况下，大租占收获物的一至二成，小租户占四至五成，佃人约得五成。由于佃人交纳定额租，这一比例基本是固定的。但佃人的耕作却存在着地力衰减的问题，土地由肥沃易耕变得瘠薄，产量下降，“久垦，土田渐成硗薄。每甲出粟上者不过三、四十石”，“今则屡经耕种，地力渐薄矣，从前一岁三熟者，今闻或两熟矣”2。佃人依靠与前相同的生产条件，绝对产量却减少了，地租负担愈显沉重，处境更为艰难。在难以完租的情况下，佃人只有被迫退出■耕关系。 综上所述，■耕制下，小租户与现耕佃人之间基本上是一种简单的契约关系，现佃与土地没有牢固的联系，不拥有永佃权。小租户的业主地位建立在经济剥削之上，依靠对现佃的剥削成为与大租户并立的力量。小租户与大陆上的一般庶民地主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小租额占土地农产量的一半，与大陆地主的对半分成相等，小租户所收碛地银与大陆上的押租具有同样性质，小租户可以更换现佃，如同大陆地主所享有的撤佃、换佃权利（在佃户获得永佃权之前），等等。因此，小租户产生之后，就成为台湾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刘家谋《海音诗》。 2《台案汇录》甲集，《监察御史林士博奏台湾重地宜裕贮以备不虞折》。第五节土地买卖先尽亲房、原业清代前期的土地买卖，与明朝相比，交易更加频繁，形式更为多样，手续越益繁琐，“乡例”的名目更多，更为盛行。有些田地，十年之内，三易其主，四易其主。买卖田产的手续，也更为复杂，一般是从业主请托中人，先问亲房、原业开始，寻找买主，三方当面议价，书立卖地文契，交纳田价，付给画字银、喜礼银、脱业钱，丈量地亩，并依照法例，报官投税，更写档册，过割钱粮，这样算是进行了买地的第一个阶段。嗣后，还要经过找价、回赎、绝卖，才彻底完成了这块田地的买卖手续。真可说是名目繁多，关口重重，若稍有不当，某一环节出了差错，这笔田产买卖便难以实现。 在清代，许多地区都存在着先尽本家的“乡规”，卖地时需先问弟侄叔伯等“亲房”，亲房要买，则应卖与，亲房不要，再问本家族人，又不要，才能找另外的人承买，否则要引起争端，带来麻烦，甚至惹出人命重案，搞得倾家荡产，充军问斩。河南登封县陈刘氏因夫死后“家下没什么度用”，于雍正十三年（735）十二月托产行经纪陈兆凝作中卖地，“尽过陈姓本家人，都说不要”，侄子陈雅也说没有银两，叫陈刘氏“只管寻主出卖”。陈兆凝寻了买主王仁，议价三两三钱一亩。当写契交银丈量田地时，陈雅却来阻挡，混骂王仁“擅买他陈家的地”，王仁答应“将地让陈雅承买”，陈雅继续混骂，追殴王仁，双方争斗，陈雅伤重而死，王仁也依杀人抵命之律被判处死刑。许多地区还流行着卖地先尽原业的乡俗。陕西咸宁县张稍曾将地九亩九分卖与李必忠家，乾隆二十六年（7），李必忠把地卖给张国佐，原业主张稍的亲房张仲建、张仲必“执卖地先尽原业俗规”，告诉张国佐说他是原业之亲房，“见卖得赎，他要赎这地亩”，张国佐同意放赎。2画字银与脱业钱画字银是卖主及其亲房和族人在田地正价之外，向买主索要的银钱。画字银之俗在许多地区颇为流行，名称不尽相同，给的银钱数目也不一样，有多有少，经常为此引起纠纷，酿**命案。湖南桃源县叫画字银为挂红钱，该县刘东山弟兄将汪家塌田屋山场卖与丁庭贵，地价九十六千文，丁庭贵“因乡间俗规，买主在正价外，另有酌给挂红钱文”，答应给刘家挂红钱三千二百文。嗣后丁庭贵借口“从前买价已贵”，不肯付给，双方争斗，刘氏弟兄打死丁庭贵之子丁科。湖南巡抚浦霖拟议丁庭贵原曾议给挂红钱，后又“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乾隆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徐本题。赖不给”，“辄行翻悔不交”，致肇衅端，甚属不当，“其挂红钱文系乡例相沿，仍照追给领”。业主的同胞弟兄也要领取画字银钱，在一些地区，它已经成为“乡规”。湖南武陵县的“俗例”就是“凡是卖产，亲房弟侄都有画押的钱文”2。有些地区，索要画字银的人员范围更加广泛。湖南“绥宁俗例凡是卖产，业主本支户族都给画字银两”3。 在许多州县，买主虽然交清田地正价，付出了画字银，用费已经颇为可观，但事情并没有完，还得依照俗例拿一笔钱给与这份田产的上首业主。这种钱的名称不尽相同，湖北襄阳、江陵及湖南安化县称之为“脱业钱”。湖南安化县李祥一把夏字冲田地卖与李彩槐，李彩槐又转卖给李茂柏。“乡间俗例凡是卖田，上首业主原有脱业钱”，因李祥一已迁湘乡县居住，李茂柏当时便未付给，从而发生争吵，出了人命案子。安徽寿州及霍邱县一些乡镇称此钱为“喜礼银”。霍邱县汪登曾将庄田三斗与汪让相换，后汪让将此三斗田卖与汪凡机，地价是十千文。汪登因“霍邱乡间俗例凡田地转卖，原业主该有喜礼钱的”，遂到汪凡机家索要喜礼钱。2湖南平江称此钱为“酒礼银”，江西弋阳、湖南湘潭、江苏泰州叫“画字钱”、“画押银”，安徽六安州、河南固始县叫“贺银”、“赏贺银”。六安州“乡间俗例凡有把产业转卖别人，原主都要向买田的要几两银子，叫做贺银”3。 画字银与脱业钱的习俗，使买主要多付出一些钱，有的场合，仅只是给与卖主的画字银就多达地价正额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三十五，如果加上卖主的亲房及本家的画字银，再加上付给原业主的脱业钱，费用就相当大了。这种钱实际上是附加的地价，是封建制度、封建势力、封建习俗强加于土地买卖时附加的地价。地价的提高，使原业主买回祖业的努力难以收效，也不利于雇工种地的经营地主、佃富农及富裕农民的发展，增加了他们购买田产的费用，减少了用于改良土壤、改进技术、提高产量的资金，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因此，总的来说，画字银与脱业钱习俗的广泛流行，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阻碍了土地买卖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向资本主义自由买卖的过渡。 活卖、找价、回赎与绝卖“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九日，浦霖题。 2“刑科题本”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舒赫德题。 3“刑科题本”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日，舒赫德题。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英廉题。 2“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初五日，高晋题。 3“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初五日，鄂弥达题。 土地的买卖本来也和其他物品如衣服、食谷、牲畜的交易一样，一经出卖，就归买主所有，卖者再也无权干预，更不存在索找补贴价钱或备银回赎的问题，当然也就无所谓活卖、绝卖之分。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田地买卖日益频繁，地租额不断增加，地价持续上涨，土地这一封建社会中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在买卖的过程中，就显示出与其他物品不同的特点，出现了活卖与绝卖之区别，形成了索找价银与回赎原业的习俗，这在清代表现得更为突出。 所谓活卖，是卖地时，业主于契上载明“卖活契”、“不拘年月远近，银到归赎”等字样，或者是虽未写这类文字但也未注明“杜绝”等字句，这样的卖田叫做活卖，卖主有权随时备足原价银钱向买主赎回此地，或要求买主“补贴价银”，买主不能“掯勒不放”，也不能拒付找价银两。下引一契为例。 雍正元年（723）山东兰山县营子村农民杨■为筹办钱粮，将地六亩托中卖与杨洪如，写立活卖文契立卖活契人杨■同子杨文炳、杨文卓，因钱粮无凑，央到中人曹德仁说合，情愿将业地六亩卖与杨洪如名下耕种为业，言定时价银三两六钱，其银当日收足，并无短少，钱粮随契过割。恐后无凭，立卖约存照。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三日，立卖活契人杨■同子杨文炳、杨文卓。执约人杨洪如，说合人曹德仁，代字人阚克恭。既为活卖，卖主就可以向买主找补银钱，或叫补贴银钱，通常简称为“找价”。原业主索要找价银的理由，一般都是原价太少，需要补贴。江苏武进县刘文龙于康熙六十年（72）将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德山家，价银七两，雍正七年刘文龙以“原价轻浅”，向陈家索找，立下找契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收租，今因原价轻浅，央中找得银一两整，其田仍照前契，业主收租，立此存照。雍正七年八月日，立找契刘文龙，中张芳之、万理瑞。这种找价，有的不只找一次，而是二次、三次、四次，直到找绝为止。 也是这个刘文龙，于乾隆十四年又向陈家索找，立下找契。其契为又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原价轻浅，找过一次，仍未敷足，今再央中向找银七两，前后共收银十五两。自找之后，田虽原主承种，如有租息不清，听凭业主收回自耕。恐后无凭，立此存照。乾隆十四年二月日，立找契刘文龙，中王元、陈瑞章，代笔元襄。2找价之俗，官府一般是承认的，如果买主不交应付的找价银两，引起纠纷，官府还要惩治买主。江西广丰县潘奠守将粮田二十四亩卖与监生行，因“田多价少”，“希图找价”，赴县控告，要求回赎。知县断令“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明德题。 2“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明德题。 行交付找价银十四两，行没有立即付给，惹起争执，发生命案。官府以“行不将断找之价即行交领”，依“不应轻律”，笞四十，并即上交找价银十四两，给与潘奠守。与活卖相联的是“回赎”。回赎是业主将田活卖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备足原价或加上找价银钱，向买主赎回原地，只要不是绝卖，没有找绝，年限不太久远，买主必须收银放赎，即使此田已经几易其主，都必须赎回，归原主管业。有些业主出卖田地之时，就在契上注明“回赎”、“银到归赎”、“银到契还”等类字句，卖出以后，过了若干年月，原主就备银赎回。江苏常熟县卢明岗于乾隆九年将田十九亩及随田草房两间一厦卖与叔父卢国荣，曾经找过田价，正贴银共五十六两。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卢明岗再向叔父索要找价银钱，卢国荣无力付给，应允放赎，让卢明岗备足原银赎回其田。卢国荣写立放赎凭票如下立凭票叔国荣，为因昔年曾买明岗侄畏、寥两号田一十九亩、随田草房两间一厦，共价银五十六两整，今因无力找贴，若有原价，情愿即便放赎。恐后无凭，立此凭票为照。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日，立凭票叔国荣，中吴新在。2田地出卖年久，无力回赎，或一找再找，活卖便变成绝卖。也有人一开始就将田产绝卖。所谓“绝卖”，本来的意思是此地出卖之后，永归买主管业，卖主不能再索找银钱，也不能备银赎回。不少地契明确写为“绝卖契”或“杜卖契”。广东兴宁县蔡廷献、蔡廷树的母亲蔡刘氏有“口食田”五丘，于乾隆十年卖与生员刘璋如，立下绝卖田契立卖契人蔡刘氏，今因乏食，母子商议，愿将承祖分下口食坐落土名蕉头窝田三丘，又大路边田二丘，共田种五升整，内载粮米七合二勺，要行出卖。先招后招，无人成交，自请中人，送与刘璋如承买，就日亲领到田，踏看界址分明，回家立契。三面言定，时价足色银九两整，当日银契两交明白，并无短少债贷准折等情。其田自卖之后，任从买主另批别佃，过户当差，永远管业，廷献兄弟日后永不得收赎，亦不得借端加增等情。恐口无凭，立卖契为照。立笔男蔡廷树，中人马俊荣，在场林清楚，见人蔡廷辅。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卖契人蔡廷献、蔡廷树。田地绝卖之后，原主及其子孙本来是不能找价或回赎的，但是随着地价不断上涨等等因素，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原主索讨找价要求回赎的案子。尽管买主不愿在绝买之后另付找价，官府也多次申禁，不许加找，但卖主仍然纷纷讨要补贴银钱。一些买主也同意了这种要求，付给找价银。安徽怀宁县监生刘梅的祖父于雍正十二年买了杨廷荣家田亩，“契载杜绝”，杨家借口“原价甚轻”，屡向刘家“索找加价”，乾隆三年加银二十两，九年又加银十四两，十八年再加二十两，“都有纸笔垒据”。杨廷荣“因家里穷苦，不能过“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刘统勋题。 2“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庄有恭题。 “刑科题本”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阿克敦题。 年，无处设措”，又向刘家索找价银，出了命案，官府饬令刘家照契管业，不准杨姓再行加找。2正是因为绝卖之后索找行为的普遍，因此一些州县形成了绝卖之后可以加找一次的“俗例”。安徽怀宁县江益珍家于乾隆四十七年将田种三石绝卖与黄廷弼，价钱一百三十四千文。乾隆五十一年，江益珍“因贫难度”，“照乡间俗例杜卖加找一次”。向黄廷弼加添足钱七千五百文，“写立加约”，付黄家收存。找价、回赎习俗，对农民阶级的生活与农业的发展带来很大危害。其一，找价的数目相当大，原主很难回赎。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五万余件档案看，原主索要的找价银，或是一、二次，或是三、四次，钱数都不少。自耕农、半自耕农或兼营小本买卖及手工业的小土地占有者，他们或是由于贫穷难熬无法生活，或因“钱粮紧迫”利债逼迫，或是葬亲乏资，万不得已才走上这条绝人之路，眼含泪珠，忍痛画押，出卖祖业，卖地之后，或是佃田耕种，缴纳高额地租，或是长雇短佣，挣取微薄工钱，处境更加困难，哪能积攒足够银钱去赎回田地。这种因贫难赎之例，档案中比比皆是，现仅举一例。江苏镇洋县张庄于康熙六十年将田三十亩卖与朱瑞先，价银九十两，后三次找价，共找七十三两，相当于原价百分之八十一，正价找价共银一百六十三两。张庄卖田以后，异常穷困，于雍正十二年“因穷苦不过”，自带尖刀，来到朱瑞先家，借口“贴价银子还短些银色，要他找几两”，若不给与，“就刎死在他家里，也讨口好棺材”。2这样穷苦不堪之人，哪能拿出一百六十三两银子去赎地。 其二，一再找价，活卖找成绝卖。原主乏银使用，将田出卖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急需钱用，无处筹措，只好向买主索讨找价银两，写立找绝文契，将田绝卖。湖南耒阳县李龙生于康熙四十二年将田禾十二担卖与王宜忠，价银三两，雍正六年其侄李子逵、李子照向王宜忠找价，王宜忠凭中将四担田禾退与李家，又给银三两九钱，找绝了八担田禾，“找契内载明永远绝卖字样”。其三，卖地时间较久，官府禁止回赎。由于卖地区分为活卖与绝卖，活卖之田可以回赎，因此发生了许多赎地纠纷，清政府遂制定法例，划清活卖、绝卖的界限，确定找价、回赎的年限。雍正八年规定“卖产立有绝卖文契，并未注有找贴字样者，概不准贴赎。如契未载绝卖字样，或注定年限回赎者，并听回赎。若卖主无力回赎，许凭中公估找贴一次，另立绝卖契纸。”乾隆十八年再定“嗣后民间置买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契内注明回赎字样，如2“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高晋题。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二日，陈用敷题。 2“刑科题本”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允礼题。 “刑科题本”乾隆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张照题。 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永不回赎字样。其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不明之产，如在三十年以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其照例分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虽无绝卖字样，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概不许找赎。如有混行争告者，均照不应重律治罪。”2其四，增加了地价，争吵频繁。随着找价、回赎之俗盛行，土地出售分化为活卖与绝卖，活卖可索取找价银两，这样一来，找价银钱成为地价的附加物，实际上使地价大大提高了。湖南耒阳县王圣照家于康熙四十二年用银三两活卖田禾十二担，乾隆六年将其中八担田禾绝卖与曹含芳，价银二十四两，比康熙四十二年的活卖价提高了倍。3山东兰山县杨鹤家在雍正元年将地六亩立契活卖与杨刘氏，价银三两六钱，过了五十二年，杨鹤写立绝卖契，把田绝卖与杨四“永远为业”，价钱四十五千文，比原来的活卖价增加了十几倍。4由此可见，找价、回赎习俗对农民阶级大为有害，也不利于农业经营者和富裕农民扩大生产，对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与发展，是很不利的。 地价田地买卖的价格，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重要问题。地价的议定，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地区的不同，土质的差异，年成的好坏，粮价的高低，租额的增减，人口的滋生，赋税征敛，社会治安，卖主、买主的身分，以及卖主临时急需的紧迫用费，等等，都对地价的议定有所制约。地价的波动，又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地租额的增减，对农业的发展，对农民、地主、农业经营者和工商业者的经济条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中，按题报年月选录若干材料，列一简表，作些叙述。由于活卖与绝卖的价格相差很大，故凡是档案载明的，都分别标明活卖或绝卖，未写清楚的，则仅写卖地价银若干。 地价简表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5。 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5。 4“刑科题本”乾隆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张照题。 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江苏镇洋县康熙六十年，田三十亩，价银九十两，三次找价七十三两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河南登封县雍正十二年，地七、八亩，每亩价银三两三钱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苏铜山县雍正十二作，地六百亩，每亩价银五钱六分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四川高县雍正十二年，粮地二斗二合，价十四两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河南新乡县雍正五年，地一百六十亩，价一百两二年闰九月二十六日续上表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湖南安化县乾隆元年，田七亩，价一百三十两三年二月六日湖南邵阳县康熙二十九年，田二亩五分，活卖银五两三年七月十六日浙江义乌县康熙五十五年，田四斗，活卖银二两五钱，雍正四年绝卖银七两六钱八年二月七日江西余干县乾隆八年，田十一亩八分，绝卖银四十五两九年三月十一日河南准宁县乾隆九年，地六亩八分，价银十九两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浙江江山县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五年，田十五亩，活卖银六十三两，乾隆九年绝卖五亩，价六十两十二年八月三日湖南安仁县康熙五十三年，田七亩，绝卖银五两十二年十二月三日河南平江县康熙五十七年，田三十五亩，绝卖银三十五两。 乾隆十年转卖，银五百四十两十三年二月十三日湖北江陵县雍正五年，田十五亩，价银六十五两十三年七月八日广东龙川县康熙五十五年，田三亩，绝卖钱三十千文。乾隆十三年转卖五十二千文十四年二月一日广东化州乾隆十二年，田十三亩九分，卖银三十七两十四年六月三日广东大埔县顺治十四年，田十亩，活卖银五十三两，两次找银十二两，已找绝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安徽毫州雍正六年，地二十一亩，活卖银二十一两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江苏镇洋县雍正十二年，田七亩，活卖银十一两五钱，三次找价三十五两，已找绝十五年二月三十日河南息县乾隆二十一年，地四亩余，价钱二千四百文，二十五年转卖银七千五百文十五年七月九日江苏常熟县乾隆九年，田十九亩，活卖银五十六两十七年八月十七日江西上高县乾隆十七年，田一亩二分，价银三两十九年七月二日山西忻州乾隆二十年，地三亩，绝卖银十两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安徽合肥县乾隆二十年，秧田八斗六升半及三间房，正价四十两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续上表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湖南攸县乾隆十二年，田五亩，价银三十三两，十六年转卖银四十五两二十一年九月二日安徽霍丘县乾隆二十年，田三斗，价十千文二十一年十月五日安徽寿州乾隆二十年，一斗种的地，价银十两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山东潍县乾隆二十年，地一田二分，绝卖钱十四千文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直隶丰润县乾隆六年，地一百二十亩，价银六十八两，十八年转卖八十八两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汾阳乾隆二十一年，地十九亩，价银一百五十两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陕西郃阳乾隆十八年，地三亩三分，价银三十九两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陕西咸宁乾隆二十六年，地九亩八分，价银一百两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湖南祁阳雍正元年，塘田一亩，价银二十两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湖南澧州乾隆二十六年，田四石三斗，价银二百两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江苏溧阳县乾隆二十九年，田三宙六分，绝卖银五十六两三十一年五月初三日广东德庆州乾隆三十年，田二十三亩九分，价银三百五十七两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安徽含山县乾隆十六年，田四十亩及庄房二十二间与全套农具，绝卖银一千一百五十两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江苏武进县康熙六十年，田一亩八分，价银七两，后两次找银八两，尚未找绝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湖南茶陵乾隆十八年，田十三亩，价银一百四十两三十二年闰七月初六日广东永安县乾隆十八年，田种八斗，活卖银四十两，找价二十两，契载回赎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江西弋阳县乾隆二十七年，山地四亩，价七千文，三十五年转卖十五千文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江西龙泉县乾隆二十四年，田租十七石，价银七十五两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湖北随州乾隆三十七年，田十亩，价一百一十千文三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续上表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湖南黔阳县乾隆三十七年，田收谷一石，价银二两九钱三十九年三二月十八日河南光州乾隆三十八年，地十二亩，价二十七千文，找价二千文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浙江平阳县乾隆三十九年，田半亩绝卖钱十三千七百文十年八月初四日山东兰山县雍正元年，地六亩，活卖银三两六钱，乾隆四十年绝卖四十五千文四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山东平度州乾隆三年，地二亩，活卖银五两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福建屏南县乾隆四十二年，田六亩五分，活卖五十千文，四十四年找价四十七两五钱，契载回赎四十五年三月十二日福建侯官县乾隆三十六年，园地三亩，活卖银四十一两，三十八、三十九年找价十六两，契载回赎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江西瑞金县康熙五十二年，田二亩，活卖银十两四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安徽怀宁县乾隆四十四年，田种三石，绝卖钱一百三十千文，五十一年找价七十五百文五十三年五月初二日湖南临湘县乾隆五十年，田五十五亩，价银五百八十两五十三年五月十四日湖北钟祥县乾隆五十四年，田五亩，价钱六十千文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甘肃河州乾隆五十五年，田二亩，价八千文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直隶真定县乾隆五十八年，田四亩，价十六千文五十九年七月十日直隶怀来县乾隆五十九年，地二百余亩，价钱二百二十四千文六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以上简表和有关档案，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各地田价，多少不一。 这些田地买卖中，地价少的每亩几百文、几钱银，或售银一两、一千文左右。另外一些田地售价则比较高，简表所列每亩价银十两以上的有十七起，如山东潍县，地一亩二分绝卖钱十四千文，每亩为十一千一百文，陕西咸宁县九亩地价银一百两，一亩为十一两，湖南安化县田七亩卖银一百三十两，每亩价为十八两六钱。每亩售银超过二十两的也不少。表中所载田价最高的是安徽含山县生员王朝出卖的田产，四十亩粮田及庄房二十二间和农具，价银为一千一百五十两。总的看来，每亩田售银四、五两的，还是比较多。 第二，田地价格，持续上涨。从地价简表看，虽然各州县的田价很不一致，相差悬殊，但从康熙中叶以后，到乾隆六十年，地价的基本趋势是在不断上涨，有的是成倍上涨，有的涨了好多倍。例如，河南息县谭绍思于乾隆二年卖地四亩与傅良卜，价钱两千四百文，乾隆十四年傅良卜转卖，价钱七千五百文，十二年内涨了两倍。江西戈阳县詹胜吉在乾隆二十七年卖山地四亩与葛永成，得七折银四千文，三十五年葛家转卖二亩，价七折钱十三千文，八年内每亩地价涨了五倍半2。表中所载地价涨得最多的是湖南平江县李二蓁的田产，李于康熙五十七年将田三十五亩绝卖与朱谦益，得银三十五两，过了二十六年，朱将此田转卖与高家，得银五百四十两，超过原价十四倍多3。 江苏无锡人钱泳在《履园丛话》卷《田价》条目中，对本邑及附近州县的田价作了如下的记述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或田之稍下，送人亦无有受诺者。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二十九、三十年），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涨至五十余两矣。 钱泳说明末“盗贼四起，年谷屡荒”，故田价猛跌。朱谦益说康熙五十七年绝买李二蓁三十五亩田时，“当日因差徭重，田不值银，故此价银不同”。这种说法比较流行，也不无道理，但是田价的上涨，还有其他的因素，如人丁滋生、地价的附加物增多，等等，下述买地能获较大的利息，更是促使田价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三，购买田地，比较稳妥，获利不少。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七《产业》条目中指出“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当铺又次之。”这种意见在清代颇为盛行，社会上普遍认为置买田产，牢靠、利大、利久。如仅以赚钱多少而论，自然是以开店设铺利息更大，尤其是典铺，得利更多，但是，“市廛、典铺有风火之虞”，既怕火烧房屋，货物尽毁，又怕盗贼偷窃抢夺，老本赔完，而且名声不佳，市侩之人难登高雅之堂，应试中举也有限制，要想进入仕途，位列高官，身居要职，更是十分不易。购买田地，就大不一样了，即使有水旱之患，但总不会年年都有，有些上等田土，还是旱涝保收，而且，田连阡陌，不怕偷盗，任你千军万马，也不能把田地搬走，确是安全稳妥。 同时，康熙中期以后，买进田庄，虽花费不少银两，但收取的租谷租银也比较多，也是有利可图，现举二例为证。湖南安仁县黄茂之于康熙五十三年将田七亩五分绝卖与黄云非，价银五两四钱。七亩五分田如按每亩收租谷一石计算，可收七石五斗谷，约值银四至五两，即只要一年多就能把本钱赚回来。广东大埔县李正心的父亲于顺治十四年活卖与李君干十亩，“契载“刑科题本”乾隆十五年七月初九日，鄂容安题。 2“刑科题本”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刘统勋题。 3“刑科题本”乾隆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阿克敦题。 “刑科题本”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阿克敦题。 回赎”，价银五十三两，后又两次找贴银十二两六钱九分，已经找绝。此田仍由李正心家佃耕，“每年输租三十石，从未拖欠”。乾隆八年李正心备价回赎，被官府驳回。自卖之后到乾隆八年，李正心家共佃耕八十六年，每年交租谷三十石，合计二千五百八十石，按一石谷折银六钱计，应折银一千二百四十八两，十九倍于李君干家买地的田价。可见，买田招佃，收取地租，获利不少，这当然会成为促进清代地价陆续上涨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清代前期的土地买卖，比较明代，交易更加频繁，手续更为繁琐，“乡例”的名目更多，更为盛行，但是这种土地买卖受到了许多封建限制，它仍然是封建性的土地买卖，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的土地买卖有着重大的差别。随着这种土地买卖的盛行，土地兼并更为激烈，土地集中加速进行。大批小自耕农、半自耕农丧失了土地，沦为佃农，促进了封建租佃关系的扩展，在地租形态等等方面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刑科题本”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阿克敦题。 第三章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下） 第一节八旗王公贵族八旗王公贵族的形成八旗王公贵族包括“宗室贵族”和“异姓贵族”两大集团。宗室贵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弟兄的子孙后代，异姓贵族是皇室以外的八旗贵族，主要是清朝的开国元勋、功臣和皇亲国戚。 八旗王公贵族是随着满族的发展，于明末清初开始形成的。明万历十一年（583）五月，建州女真枝部头人努尔哈赤以父遗甲十三副起兵，率本部诸申三十丁和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沿河寨主常舒及其弟扬书属下数十丁，攻打仇人尼堪外郎的图伦城，打响了建立后金国——金国——大清国的第一仗，此后转战三十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夺据辽阳、沈阳，进驻辽东地区。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又臣服朝鲜，统一漠南蒙古各部，招抚征服黑龙江、吉林等**真部落，多次入边，屡败明军，建立了辖治东北内蒙幅员辽阔的强大的清国，并登基为帝，与明帝分庭抗礼。 在建国过程中，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弟兄子侄大多披甲上阵，统兵厮杀，屡立军功。努尔哈赤同父异母之二弟穆尔哈齐，随兄征战各方。明万历十三年四月，努尔哈赤率兵八十人往攻哲陈部，突遇巴尔达五城联军八百阻击，敌众我寡，士兵大恐，不敢进击，穆尔哈齐随兄带领两名包衣，“四人奋勇步射，直入重围”，大败敌军。努尔哈赤同母所生之三弟舒尔哈齐，骁勇善战，称雄于部，很早就披甲上阵，“无处不到”，与兄长共创后金国。努尔哈赤之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七子阿巴泰、十子德格类、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褚英之长子杜度，代善之子岳托、硕托、萨哈廉、瓦克达，玛占，舒尔哈齐之子阿敏、济尔哈朗，等等宗室，均久经征战，屡败明军，为建立大清国作了很大贡献，史称“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系诸王是庸”2。 今天开始扮恶魔sodu 努尔哈赤、皇太极相继分封诸宗室。努尔哈赤自称“英明汗”，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大贝勒、和硕贝勒，封阿济格、多铎为和硕贝勒，授其余诸子及济尔哈朗等侄为贝勒、台吉。皇太极于崇德元年（3）即宽温仁圣皇帝之位后，分叙弟兄子侄军功，定宗室世爵为九等“一等和硕亲王，二等多罗郡王，三等多罗贝勒，四等固山贝子，五等镇国公，六等辅国《武皇帝实录》卷，页2。 2《清史稿》卷25。 公，七等镇国将军，八等辅国将军，九等奉国将军。”3他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和硕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和硕贝勒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和硕贝勒多铎为和硕豫亲王，和硕贝勒岳托为和硕成亲王，和硕贝勒豪格为和硕肃亲王，贝勒萨哈廉追封和硕颖亲王，贝勒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贝勒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贝勒阿尔泰为多罗铙余贝勒。其后又陆续分封和晋爵，崇德年间一共封了七个和硕亲王、三个多罗郡王、六个多罗贝勒、五个固山贝子、一个镇国公、八个辅国公，以及一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和奉国将军，一个势力强大的宗室贵族集团正式形成了。 异姓贵族又可分为满洲八旗贵族、蒙古八旗贵族和汉军八旗贵族三个系列，以满洲八旗贵族为核心，为主体。 这时的异姓贵族，主要是开国元勋、功臣，首先是“五大臣”和武勋王。“五大臣”乃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武勋王系扬古利，他们都系很早随从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的开国元勋。额亦都和安费扬古还参加了太祖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的图伦之战。其子弟亦继承父志，领兵厮杀，续建殊勋。劳萨、冷格里等一大批满洲勇士，也转战各地，破敌克城，威名远扬。一些蒙古贝勒台吉，很早就带领部民来归，随从征战，为金国的强大做出了贡献。如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之巴约特部古尔布什台吉，于天命六年（2）十二月即率部民八十户一百一十五丁来投，努尔哈赤大喜，以第八女嫁其为妻，厚赐牛录、人、畜、财帛。科尔沁部之兀鲁特部贝勒明安，以女嫁与努尔哈赤，又率部来归。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很早即来朝贡，后又带部来归，娶汗之侄女。明抚顺游击李永芳最早降顺，带兵征战，娶汗之孙女。这一大批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将领，都为全国的建立和发展而效劳立功，因而也分封爵职。 天命五年（20），英明汗努尔哈赤仿效明制，置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各分三等，职皆世袭。天聪汗皇太极改定爵职，于天聪八年（34）定五备御之总兵官为一等公，一、二、三等总兵官为一、二、三等昂邦章京，一、二、三等副将为一、二、三等梅勒章京，一、二等参将为一、二等甲喇章京，游击为三等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 努尔哈赤、皇太极先后分封额亦都为弘毅公、费英东为直义公、扬古利为超品一等公、何和礼之子和硕图三等公、额亦都之子图尔格三等公、蒙古勇将武讷格三等公，余皆分封昂邦章京（后之子爵）、梅勒章京（男）等爵职。入关之前，封授满洲公、子、男爵约五十人、蒙古约三十七名公、子、男爵，汉军（包括后来编入汉军者）王、公、子、男近三十人。满洲、蒙古、汉军这一百一二十名王、公、子、男，就是新形成的八旗异姓贵族。 八旗王公贵族是金国——大清国的统治集团，其中，以亲王、郡王、贝勒为核心的宗室贵族，权势更大，地位更高。 3《清文献通考》卷24。 王贝勒拥有旗主之权，代善等王贝勒，分主一旗或二旗，豪格、阿巴泰等王贝勒，亦辖有若干牛录，他们与旗下人员是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王贝勒拥有议政之权，军国大政由汗召集王贝勒商议决定。天聪年间还实行努尔哈赤生前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由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为主，辅以多铎、多尔衮等贝勒，治国理政。崇德年间改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宽温仁圣皇帝的主持下，议政王召集议政贝勒、贝子、大臣，与议诸事。王贝勒拥有用兵之权。他们各自统辖本旗将士，转战四方。对谁用兵，由汗与王贝勒议定。重大征战，皆以王贝勒为主帅。天命、天聪年间，分别由英明汗努尔哈赤、天聪汗皇太极统率，偕诸贝勒领军出征。崇德年间，英郡王阿济格、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阿巴泰等王贝勒，分别授奉命大将军、扬威大将军，统领八旗劲旅，入边攻明。宗室王贝勒是执掌金国、大清政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 八旗异姓贵族则分任要职，如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等重要职位，基本上为异姓贵族担任，与议国政。他们也辖领牛录，管辖旗下人员，率兵随从王贝勒征战各方，拥有相当大的兵权。 八旗王公贵族将俘获的大批人口贬为包衣，将他们编隶庄园，耕田种地，牧放马牛。他们拥有大批庄园。早在进驻辽东前夕，“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买卖）、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进入辽沈以后，八旗贵族又增设了许多庄园，仅大贝勒代善之子瓦克达台吉，天聪九年就占有满洲、蒙古汉人包衣八百七十丁和二十三个庄园。2蒙古台吉恩格德尔及其弟莽古尔岱台吉，领有太祖赐彼的拖克索（庄）二十四个。 八旗贵族的迅速发展顺治元年（44）四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十二万，来到山海关，准备与大顺农民军决一死战。多尔衮早在月初以六龄幼君名义颁布的敕书中，便明确讲道“当此创业垂统之时”，“往定中原”，其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当“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四月二十二日大战之前，他又召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及八旗大臣，再次强调指出，一定要拚死厮杀，以成大业。3在共建大业的鼓动下，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子孙弟侄和八旗将领，纷纷奋勇冲杀，大败敌军，并随即分兵四出，征抚各地，为确立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而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一些王公大臣还效命疆场，卒于军中。 李民■《建州闻见录》。 2《清太宗实录》卷25，页22。 3《清世祖实录》卷4，页8、9、7。 后来清高宗弘历总论清初王公业绩说“我朝开国时，宗室懿亲，勤劳佐命，其殊勋茂绩，实为史册罕见。”《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比较清与前朝宗室从征情形时，更明确指出“诸史列传载，从龙征伐，虽不乏懿亲，亦从无多至四五十人，并奋起鹰扬，铭勋竹帛，共震万世之鸿基者。”有功就得论赏，殊勋更应格外优遇，多尔衮对宗室实行“笃厚懿亲”的政策。顺治元年十月福临登极恩诏第一条，就是优待宗室贵族，它规定“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者，宜加殊礼，以笃亲贤。”因而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晋郡王阿济格、多铎为亲王，贝子尼堪、博洛为贝勒，晋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尚善为贝子。后尼堪、博洛、满达海等皆晋为亲王。这些统军征战建国创业的宗室王爷，被称为“开国诸王”或“军功勋旧诸王”。 皇子王孙，亦因江山已得，而荣封爵位。顺治元年十月登极恩诏第二条规定“亲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该部通察往例，损益折衷具奏。”2顺治六年规定，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封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封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封镇国公，镇国公之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镇国将军。其后又有所修改。皇太极第五子硕塞便因系皇子而封郡王，后又以军功晋亲王。这些因系“天潢近支”而封世爵的皇子王孙，称为“恩封诸王”。 根据有关规定，顺治年间先后分封、晋封军功诸王、恩封诸王的亲王郡王有肃亲王豪格、显亲王富寿、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敏郡王勒度、谦郡王瓦克达、温郡王猛峨、康郡王杰书、简郡王济度、郡王塔尔纳、祜塞等，加上原有的礼、睿、郑三王，共十八位亲王郡王，同时又封了尚善等十三位贝勒、傅喇塔等十八位贝子，加上镇国公、辅国公等，宗室王公共有九十六人，远远超过了入关前王公的数字。康熙以后，又陆续封了几十位亲王、郡王和一大批贝勒、贝子、公。 多尔衮对八旗官将实行“崇功尚德”，优遇勋贵的政策。顺治元年十月登极恩诏规定“满洲开国诸臣，或运筹帷幄，决胜庙堂，或汗马著功，开疆展土，俱应加封公、侯、伯世爵，锡之诰券，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对于勋贵功臣之子弟，亦予优遇，委授官职，待其立功，即行封赏。同时，还擢用勇士，封赐新贵，像诸申伊尔德，屡立战功，任至宁海大将军，封一等侯。顺治年间，新封、晋封的满洲八旗异姓贵族有九十四人，其中公爵九人，侯爵三人，伯爵八人，子爵、男爵七十四人。蒙古八旗公侯伯子男五十一人，汉军八旗和汉人有五个王爷和公侯伯子男六十八人，均比入关前增加《清世祖实录》卷9，页。 2《清世祖实录》卷9，页。 《清世祖实录》卷9。 了很多。康熙以后，又擢用能臣勇将，封授爵位，如康熙时平定三藩之乱的图海、赖塔封一等公，费扬古以征准大胜由三等伯晋一等公；雍正时年羹尧以平定西藏及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封一等公；乾隆时，以在平准、定回、二征金川、驱逐廓尔喀等战争中功勋卓著，傅恒、班第、兆惠、明瑞、阿桂、海兰察等人皆封至一等公；福康安封贝子，死后追赠郡王。清廷又定，皇后、皇太后之娘家，封授承恩公爵。八旗贵族有了很大的发展。 八旗王公贵族袭封爵位，担任要职，统军议政，是清帝主持之下执掌军国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内部的各个派别，权势有所消长，在不同时期发挥不同的影响。顺治年间，开国诸王拥有议处国政统军征战之大权。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世祖福临病故，遗诏命开国功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四位大臣“辅政”，“保翊幼主，佐理政务”，直到康熙八年五月中圣祖玄烨擒鳌拜，乾纲独断，这八年多里是异姓贵族一等公鳌拜、一等公索尼、一等公遏必隆、二等子公主之子苏克萨哈执掌军国大权。康熙帝亲政以后，以“开国诸王”之子孙简亲王喇布、顺承郡王勒尔锦等王贝勒在“三藩之乱”时贻误军机，削去五位担任大将军的王贝勒爵位，又不断抑制下五旗王公权势，“开国诸王”子孙权势大为削弱。由皇子分封王贝勒的“恩封诸王”，在康熙年间议政统军，辖治旗人，对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雍正、乾隆时期，宗室王公影响削弱，皇帝依靠八旗勋旧和新封贵族来治国理政，统军征战。从雍正元年到乾隆六十年（723—795），担任首席大学士有八人，其中一等公傅恒、讷亲、阿桂任职四十年，一等伯李侍尧、二等伯马齐任职十四年，五位满洲贵族相继当了五十四年首辅，满洲高晋任五年，汉人三等伯张廷玉和汉人刘统勋任十四年。从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到乾隆六十年（729—795）的六十七年间，相继任领班军机大臣的怡亲王允祥、一等公傅恒、阿桂、讷亲、马尔赛、三等伯鄂尔泰等六人，任职五十七年，汉人张廷玉、刘统勋、于敏中三人任职九年，满洲大臣尹继善任职一年。内阁首席大学士、军机处领班军机大臣，主要由八旗贵族担任。出征主帅、驻防将军、领侍卫内大臣，情形与此类似。各部尚书、总督、巡抚，八旗贵族担任的亦不少。 八旗贵族在经济上也拥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岁领巨额俸银禄米，宗室亲王年俸白银万两、米五千石，郡王五千两、米二千五百石。他们占有大量庄园人丁。康熙六年规定皇子分封，各按爵秩拨给人丁庄园，亲王分领庄园四十二所及投充人、新丁、炭军、灰军、煤军一千七百余丁、三佐领下人五十户，另外，还分取旗下佐领二十和内务府三个佐领。清初不到一百人的宗室王公，在畿辅奉天有庄园二千二百余所，占有免赋旗地一百三十三万余亩，后来又增加了很多。太宗之五子硕塞庄亲王府，有地五十五万余亩，多尔衮睿亲王府，有地三十余万亩。太宗之长子豪格肃亲王府，在直隶奉天有“耕作地”三十万余亩，“东蒙古察哈尔属白旗地”的牧场地一百二十六万亩，在热河还有一百七十余万亩土地的所有权，另外还有面积二十平方里的森林一处，金矿一处。平南王尚可喜在辽东海州老家有庄地五万余亩，在关内有“公主陪嫁地”七千余亩，还有五个“养赡家口”的“勋旧佐领”的壮丁地七万余亩。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家，除关内大量土地外，在辽宁有耕地“户下家奴”一百三十七户六百七十余人，庄地四万七千余亩。 八旗王公贵族在清前期的军事、政治、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一等公朋春、一等男沙尔虎达逐走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靖海侯施琅统一台湾，裕亲王福全、一等公费扬古先后任大将军大败噶尔丹，贝勒延信逐走准兵安定西藏，一等公年羹尧平定青海，一等伯傅清、拉布敦计诛西藏叛王，以身殉国，一等公班第、三等伯鄂容安初定准部，遇难死节，一等公兆惠、阿里衮、阿桂平准定回，阿里衮又勇征缅甸，病卒于军，追赠郡王之贝子福康安、一等公海兰察二征金川，击败廓尔喀军，安定西藏，等等，他们为保卫领土，增进国家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拓疆开域，最后奠定近代中国的版图，建树了不朽功勋。 八旗王公贵族中，还出现了不少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和史学家，如精通天文算法的庄亲王允禄，诗画双全的慎郡王允禧，与允禧媲美兼通天算的慎亲王永瑢，“名扬天下”的大书法家成亲王永瑆，以“善诗词”著称的安亲王岳乐之子岳端，历史名著《啸亭杂录》之作者原礼亲王昭梿，等等，对丰富祖国文化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旗贵族的逐渐衰落八旗王公贵族，岁有俸禄，世袭爵职，分任要职，庄园星罗棋布，包衣成百上千，金银满库，奴婢成群，锦衣玉食，一呼百应，这样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这样极为难得的优越条件，固然可以使一些胸怀壮志之王公侯伯大展宏图，驰聘疆场，叱咤风云，整饬吏治，革弊兴利，抑强扶弱，为巩固、增强大清国，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丰功伟业，留芳千古，但也可以使一些目光短浅的庸俗之辈，或醉生梦死，安于享乐，腐朽堕落；或争权夺利，玩弄权术，互相倾轧；或揽权纳贿，侵吞国帑，鱼肉小民，横行不法，贪酷骄横，臭名远扬。随着时间的推移，滑向后一条可耻道路之八旗贵族，越来越多。 早在入关之前八旗贵族集团正在形成兴起之时，就有一些王公贪图享受，不愿征战，甚至仗势横行，拐骗良民，“潜携妓女”，遭到清太宗严厉斥责和处治。入关以后，苟安因循之风日益严重。圣祖玄烨为安定西北，消除准噶尔对西北、北方的严重威胁，而欲亲征之时，八旗王公大臣大都畏惧噶尔丹的无敌军威，反对出征，只有三等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力赞帝议，并率军奋战，给予噶尔丹致命的打击。高宗弘历欲乘准部内乱之机，大举征剿，解除康、雍两朝以来西北、北部地区及喀尔喀蒙古带来的严重威胁，洗雪雍正九年清军惨败于和通泊的耻辱，然而满洲王公大臣除一等公傅恒赞同帝议外，“其他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反对用兵。许多王公懒惰笨拙，庸懦无能，花天酒地，恣意妄行，像简亲王雅尔江阿，“人甚卑鄙，终日沉醉，诸事漫不经心”，被削爵处治。其弟神保住袭爵后，荒**无耻，“恣意妄为，致两目成眚”，并“凌虐伊兄忠保之女”，又被革爵。克勤郡王纳尔图，素性暴戾，横行不法，殴死“无罪人”罗米，折伤菩萨保、杨之桂手脚。豫亲王裕兴，“不自爱惜，恣意干纪”，好色成性，不顾”亲丧未满，国服未除”，**侍婢，逼迫致死。一等伯心裕经常疯狂殴打包衣，打死三十余人。嘉庆以后，一些王公侯伯吸鸦片，女，种种劣行，难以悉数。恺亲王绵恺，酷嗜鸦片，喜于戏乐，将优怜囚于府中，任意凌辱，又关押平民八十二人于府，私刑拷打属下人员，被革除王爵。庄亲王奕窦，“浮薄无行”，与镇国公溥喜，赴尼寺，吸鸦片，被革爵遣戍吉林。清中叶以后，八旗王公贵族集团中的大多数，逐渐衰朽。 《清高宗实录》卷474，页4—9。 第二节孔府贵族地主屯地山东曲阜衍圣公孔府，是孔子嫡系后裔之府第和祭祀孔子的常设机构。 孔府拥有大量田地，其中，屯地的比重最大。 清代孔府共有六屯郓城屯，地五百四顷（七百二十步成亩）余，坐落郓城、巨野、寿张、范县、汶上、邹县、阳乔诸县；巨野屯，地四百六十四大顷，坐落巨野县；平阳屯，共四百四十八大顷（包括厂地），坐落巨野、曹州、定陶、濮州（今鄄城）；独山屯，共二百三十八大顷（包括厂地），坐落鱼台、邹县；东阿屯，共七顷，坐落东阿县；洸河屯，地七十三大顷，坐落滋阳（今兖州）、济宁。 耕种五屯土田的佃户分为两类，即实在户和寄庄户。爵府在移山东布政、按察司的文中说“本府查五屯系钦拨为圣庙祭田，屯户亦系钦拨，令承种完粮以供祀事，世为本府户人，名载档案，一切差役向皆轮流膺差。嗣因屯户中有逃亡故绝以及无力种田，有民愿种完粮者，亦准其承种完粮。遂以屯户为实在户，轮流膺差。而民人为寄庄户，但种地完粮，而不执役。”不入地方烟户册籍，同地方有司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爵府对实在户管辖很严，只准附籍纳粮当差，不准脱籍，就是所种屯地已全部出卖，也还是要给公府当差服役。公府如果发现实在户脱籍便千方百计捉拿归案。寄庄户是国家的编民，他们佃种屯地，交纳地租，负担地方政权的差徭，而不服公府差役。这种寄庄同唐以后出现的寄庄户颇相似。 五屯的实在户和寄庄户一律向公府按亩纳银，只是数量有异。“查得五屯祭田一项其地亩向照荒田之例，均以七百二十步成亩，每亩额派正银六分征收原有米麦一项以充粢盛。缘五屯散处他邑离曲窎远，诚恐佃民负载完纳维艰，是以议令每官亩折银八厘以抵米麦之供佃户迂有祀典仍当差徭，至寄庄民户因无林庙差徭，每亩又加银二厘，原以为雇觅帮帖祀典差徭之用。”就是说实在户每亩纳银八分四厘，寄庄户每亩纳银九分。乾隆七年（742）五屯上也实行了“摊丁入亩”，通计每大亩摊入银四厘六丝三忽五微，这样实在户每亩八分八厘，寄庄户九分四厘。五屯屯户每亩所纳钱粮与当时的正供大体相当。五屯所在地的菏泽（曹州），每官亩折银二分二厘七毫六丝，米三合八勺零。鱼台“每官亩征银二分三厘零，米一合四勺零。东阿，每官亩征银二分八厘七毫八丝零，米七合九勺。可见，五屯租银大体相当于当地田赋。 为管辖屯田，爵府设有专门机构，上有管勾厅和管勾官，在各屯所在地又设有屯官和屯官衙门。屯官衙门管辖一屯事务，包括政治、经济、行政、《孔府档案》第42号（以下只注档案号）。 司法各权。凡屯民户籍、牌甲结构、甲首滚轮、屯田领种、钱粮催征、土田买卖过割，差徭金发以及户人间的纷争刑讼，几乎是除命案以外的一切均由屯官、管勾官统辖办理。甚至，当屯户同地方编户涉讼时，地方有司不得随意传讯户人，必须移文公府管勾，由管勾衙门佥发。总之，爵府统辖“赐屯诸佃，无异有司之抚字百姓”2。 厂地清代的爵府拥有厂七处郓城厂、巨野厂、平阳厂、独山厂、滋阳厂、东平厂和曲阜厂。坐落郓城、巨野、曹州、鱼台、滋阳、东平、封张、阳谷和曲阜等州县。厂地不仅同屯地间存在较大不同，就在七厂之间的前四厂和后三厂也存在着明显差别。 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厂同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屯相连，它们之间不仅地片相连，且在管理上也同属一个屯官衙门，如郓城屯官衙门就管辖着郓城屯和郓城厂的土田、租税等事宜。爵府在统计土田数额时往往将屯厂合并计算，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次大规模造册申报迷失地亩时都是把屯厂合并呈报的。从上述现象看似乎屯与厂相差不多，其实不然，屯与厂差别很大。 第一，厂地来源于多种途径，大体为新垦、投献、籍没，甚至还有用价购进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厂地数额很不固定，以巨野厂为例，顺治十一年地二十四顷余，乾隆五十四年（789）五十五顷余，屯地上则不见这种情况。 第二，在剥削形态方面，厂也较屯复杂，五屯一律征银，而厂却时而征银租，时而征收实物租，或定额，或分成，变换不定，如清初的郓城、巨野两厂征收的是银租，而到乾隆二十四年（759）巨野厂却改为实物分成租了。平阳厂从清初开始一直采用实物分成租。独山厂因系水田，定期向爵府交纳鱼藕菱芡等祭品。 第三，屯地不分等则，均收等量银子。厂地则不同，厂地按土质肥瘠划分等级，有的厂分三等，有的则又分四等，还有的分为六等、七等，或谓上、中、下，或谓金、银、铜、铁，在征银的场合所征额数远较屯地为高，如顺治十一年鄂城厂齐秀才进地的租额为园地亩租二钱、上地一钱五分、中地一钱二分、下地一钱。 第四，屯地准屯户买卖，厂地不准买卖，在这里指的是佃耕者之间的买卖。“其厂地按地亩之高下分别等则输纳租银若许其买卖交易，则侵欺2《孔府档案》第3924号。 《孔府档案》第45、4号。 《孔府档案》第49号。 抵盗百弊丛生，是以严其买卖，间有佃户无力耕种者，许其寻人顶租转种。”2同样，爵府本身也不能出卖厂地，虽有买进土田为厂地的例子，那只是为了逃避国家赋税，以私充祀。 综上所述可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爵府占有厂户的全部剩余劳动，是名符其实的地租，而不像五屯所征仅是相当于国税数量的劳动者的部分剩余劳动。二是厂的剩余劳动为爵府全部占有，不对封建政权上缴国科，厂地是免税田，是蠲免田赋的。三是厂户对厂地只有使用权，厂户不能出卖厂地，只在无力承租时可以转佃于其他劳动者，转佃只是使用权的转移。对厂地爵府同样也没有出卖权，只能以它作为剥削地租的手段，不能自由出卖。爵府所拥者仅是占有权，虽谓占有实际是所有权，历代封建皇朝并无收回祀田之令文。爵府可世代以它作为剥削手段攫取地租。厂地土质瘠薄，就是得以自由出售，得价廖廖。在数千卷档案中没发现过盗卖厂地的文字。 曲阜、滋阳和东平三厂是清初因东兵圈占了公府顺天府地而拨补的。曲阜厂地十九顷余，滋阳厂地二十七顷余，东平厂地二十三顷余。 曲阜厂等三厂同郓城厂等四厂相比，其相同点是绝大部分土田分等则征税。其不同之点是一律征收定额租，未发现有分成租的账册；一律征收租银，不见征收实物租记录；租额远比四厂为高，有的高达数倍。曲阜下属的四厂租银如下马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大羊厂，上地每亩二钱零五厘、中地一钱七分、下地一钱。小羊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席厂，每亩二钱四分。从顺治年间到同治、光绪年间一直如此，没有变化。负担天棚、花炮、林柴等差，派长甲、小甲管理土田租佃、收租、解运等。 三厂同四厂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剥削重，地租高。原因之一是土质不同，郓城、巨野、曹州等州县临近黄河，而黄河时常为灾，故土质瘠薄，而三厂，特别是曲阜和滋阳厂坐落曲阜西北与滋阳接壤处，土质较好；另一重要原因可谓历史原因，三厂原是德鲁两藩王的庄田，在明代此二藩王征收籽粒一向很重。爵府对清初拨补厂地所征之租，为租、税之租，所谓“重新租银”。这些就是形成三厂地租高、厂户所受剥削重的历史条件。 官庄清代公府拥官庄十八。在曲阜者十二齐王、春亭、张羊、南池、安基、红庙、胡二窑、颜孟、马草坡、齐王坡和下地屯，共地六十四大顷余。在邹县者二鲁源和黄家，共地十七顷余。在泗水者四西岩、安宁、魏庄和戈山厂，共地六十余顷。官庄规模一般不大，多为四、五顷或六、七顷。十八2《孔府档案》第4924号。 《孔府档案》4752、975号。 官庄中最大者为泗水戈山厂，拥地三十余顷（包括部分自置私田），最小者为安基庄，地二顷余。总之官庄的规模同屯、厂无法相比。 十八官庄设立于何时？据《阙里文献考》记为明洪武元年，所谓洪武元年赐田二千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此说可疑，如马草坡就为清代所立，在清初它还属于张羊庄，后来分了出来，再说，明朝以前统治者也有赐田之举。十八官庄的土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来源也较复杂。各官庄的账册上都不断出现新垦地和新入地的记载，据佃户们反映公府许佃户们在周围开荒，新垦荒地叫新垦地，又不允许佃户种无粮地，垦出之地需到公府按租，佃户新垦之地到公府按租就叫新入地，公府对新入地减租以示优惠。官庄土地中还有部分私田杂在其中，如城西大庄土田中就杂有某公爵夫人陪嫁胭粉地二十五亩，再如戈山厂土地中也混进了相当数量的私田。 十八官庄均设小甲管辖，每个小甲一般得地五大亩（曲阜官庄地六百步成亩，一大亩为官亩二亩半），叫做粮饭地，不向公府交租。以五大亩地的收入代替俸薪。在清初各官庄多采取自种（称官种）、分成和定额实物租并举的经管方式。官庄自种地上的劳动者是雇工，如齐王庄为耕地构地和担青草共觅了工伕十七人，工钱是五千一百文，折黄豆四斗七升一合半（孔斗）。所觅工伕使用的工具属官庄所有，像齐王庄就备有木犁、牛、犁子、汤勾、拖车、牛盘等工具。官庄自种只占官庄土田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的土田还是采用租佃制方式经营的。在清初，官庄出租土田均收实物地租，其一部分采用分成制，另一部分是定额租。在分成的情况下，几乎全部是对分，不过这种对分是除去种子后的对分。在定额租的情况下，土地是分等则的，或上、中、下三等，或上、中、中下、下四等，有的还分为五等、六等。仍以齐王庄为例，顺治十一年上地每亩租麦三斗二升五合、中地二斗，下地一斗。有清一代官庄地租的发展动向为地租每亩五斗，到光绪时则提高为六斗，但幅度不大，呈现了由实物租向货币租转化的趋势，但实物... 8 清人的修谱，受到朝廷的提倡。顺治十八年始修皇帝的家谱《宗室玉牒》，定制十年续修一次，乾隆九年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圣谕广训》明确号召“修族谱以联疏远”，以此作为笃宗族的手段。事实上，民间也是这样认识的，江苏武进潘姓便把未修族谱看作是“有违圣祖仁皇帝敦孝弟、笃宗族之训，遂招集族人，急急而续修之”2。清朝官员贯彻朝廷的要求，康熙中，湖南宜章知县蒋宗芝鉴于该地人视修谱为“不急之务”，加以劝说，该地大姓立即响应，“于是族谱之作始盛”3。 朝廷的提倡，绅士的响应，形成了清代族谱的一个特点，即把圣谕载入谱书，或把顺治九年，清朝要求人民学习朱元璋“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的“圣谕六言”，载入族谱，大量的是把康熙《上谕十六字》收入族谱，有的族谱甚至把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也收入族谱，如乾隆时修湖南《吴氏重修族谱》、浙江《萧山新田施氏宗谱》收入嘉庄时抄录的《圣谕广训》，道光时所修四川仪陇《胡氏宗谱》也录入《圣谕广训》。而以此所制定的宗规家训就更多了。如同治十年四川唐氏所修《家训十则》的具体内容，基本是照搬《圣谕广训》。有的族谱要求“圣谕当遵”，即以这些“圣谕”治理宗族。清代族谱的这种特点，表明族谱进一步纳入政治范畴，“圣谕”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 族田宗族共同体为了祭祀祖先，维持祠堂的各项费用，修纂族谱，以及赡养和培养族人，需要一定的经济费用，因此，很多宗族设置了宗族集体的公共财产——族田。 族田的名称很多，大致可分为祭田和义田两类。种类不同，管理也有差别。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庄有恭就清代族田问题指出“直省士庶之家，其笃念亲友者，每立祀产以供先世蒸尝，立义田以赡同宗贫乏，其祀产、义田岁所收获，除完纳条漕及春秋祭扫、赡给支销外，所有赢余，俱储积以备饥年之用。”2祀产主要是指祭田，又叫祠田、祀田、蒸尝田等，一般的宗族都有数量不等的这类土地，收入主要作为祭祖的费用，因祭田附属于祠堂，祭田的管理，也多同祠堂的组织形式一致。大的宗祠设专人管理，如江苏武进吴氏宗族规定“公堂祭田，必才品兼优者方可令其经管，令举一人总理，二人监察。”3多数宗族由各支轮流管理祠堂和祭田，如乾隆时广东归善张2《毗陵永宁潘氏宗谱》卷《潘氏续修宗谱序》。 3《曹氏族谱》蒋宗芝序。 《唐氏族谱》卷。 2《皇清奏议》卷50《请定盗卖盗买祀产义田之例》。 3《吴氏宗谱》卷《宗规》。 姓共有尝田五石，由五房轮流收租办祭。江西上饶王姓有祀田十八石，由三房轮流收租供祭4。江西会昌刘氏有“公共祖遗祭田一处”，“原系各房每年佥点经管公堂首事，收租完粮祭祀用度”。祭田数量不大，一般是几十亩，但它是普遍存在的。义田，又称润族田、公田，设立义田是为了“供一族之公用”2。主要用来赡族，赡族的费用比祭田的费用大，义田的数量一般也比祭田多，常是几百亩，甚至上千亩。义田多的宗族，除了类似祭田的管理方法外，往往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义庄。义庄有专门的房屋和人员，江苏常熟王氏有一千多亩义田，用给“力不能自养者”，并奖励孀妇和贞孝者，设怀义堂义庄，“择诚实有力者一正二副，或本族或异姓，听怀义堂后裔请定”3。义田在全国出现的地区很多，但主要集中于江苏南部。族田收入的用途，庄有恭认为是完纳国课（条漕）、祭祖扫墓、赡族、储积备荒。桐城方氏用于建房屋、岁祀、助葬、赈不能自存者、助学、置田，广东是祭祀、助学、赡族、救荒，综合起来，可概括为完纳国课、祭祀、赡族、助学、救荒五项，而以祭祀、赡族、助学为主。因此，就有了祭田、润族田、学田的名称。有的宗族因专门设立助学的田产，这类土地称为书田、义塾田、学田、膏火庆田等，不妨用书田概称之。设有书田的宗族，一般也同时设立义学，培养本支或本族子弟。在江苏昭文，归氏“其田之供祀事者以百计，资本支子弟读书者以千计，谓之书田”4。 族正制度族正制是伴随保甲制而出现的。清朝十分重视推行保甲制，雍正帝以保甲制为弥盗良法，鉴于保甲制奉行不力的情况，在雍正四年严饬力行。他针对聚族而居地区的实际情形，规定“凡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查者，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j族敬惮之人，立为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族正的作用是稽察匪类，起到保甲的职能。 雍正朝以后，清朝在聚族而居的福建、广东、江西等省曾大规模地推行族正制。除通过族正制实行保甲制的作用外，还为了惩治宗族的械斗、健讼，治理宗族带来的社会问题，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控制。乾隆时期最先推行族正制的是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两府，这里械斗之风甚盛，乾隆二年，4《清代地租形态》中华书局982年版，第27页，390页。 《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下册，第704页。 2《毗陵冯氏宗谱》卷20《始立公帑碑记》。 3《太原王氏家乘》卷7。 4《养一斋文集》卷9《昭文归氏书田记》。 《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三》。 福建地方官郝玉麟等建议重惩为首起意械斗之人和因小事互相格斗者，还提出“泉、漳等处，大姓聚族而居，多至数千余丁，非乡保所不能稽查，是以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嗣后请严行申饬，如有作奸犯科者，除将本人定罪外，其族正、房长予以连坐。”2乾隆帝同意实行。乾隆十三年，又在全省推广族正制3。广东推广族正制是在乾隆六年，按察使潘思榘对该省宗族的械斗在于祭田收入管理不善，所用非宜，建议仿照宋代范仲淹义田法，令地方官让每族公举老成公正二人，为族正、副，管理尝租，不得用于械斗讼费，否则“究处族正、副，追出讼费买谷，增贮社仓，以赈乡里”。被乾隆帝批准。乾隆十五年，广东又推广了族正制2。江西也在乾隆七年试行族正制3，其内容是“酌定祠规，列示祠中，予以化导约束之责，族中有口角争讼之事，传集祠正，秉公分剖，先以家法劝戒。”4“所有祠费但充祠中正用，永不许取具讼之资。”5江西的族正又称祠正，职责是掌握祠堂权力，按照国家要求约束宗族。 闽、粤、赣三省的族正制各有特点，族正具有的权力，江西最大，广东次之，福建最小。族正的职权是“合族子姓俱听族正、副约束，有口事不法，听族正、副教训，不从禀究，遇有两姓互争田土钱债丧葬婚姻及一切口角微嫌失误，许两姓之族正、副公处，处断不明，将两造情事，据实直书，粘连各原词，禀官剖断，毋许两姓凶械人命”。族正被赋予了一定的管理权和司法权，可“约束”、“教训”族众，处理族内纠纷，并有“禀官”的权力。族正还管理族田的收入和使用“除每年祭祀费用外，其余酌给族正、副饩廪，并周恤该族贫窭孤寡，如尚有余，建学延师，训课族中俊秀，不许丝毫妄干，每年底将该年所收租息共若干石，祭祀、师生修金、膏火若干石，周恤族人贫乏若干石，有无剩余，逐一开造清册，呈送州县核查存案。”族正称职与否，有赏有罚“如果一年之内，尝租所入无私，族人安静无事，年底地方官给予花红，仍令充当，三年已满，毫无过犯，生员即以优生荐举，详给匾额，以示鼓励。”“倘有敢违，因仍前弊，尝租不归实用，以及族人造事生端，好勇斗狠，既不规劝，又复徇隐故纵，除本犯按律究拟外，族正副、保甲一例治罪。其有首先寻衅及同恶相济并挟嫌诬禀者，事发之日，依律治罪，如系生监，情轻则传教官当堂责儆，情重则详革究拟，另举充补。尝租一并入官充公，倘五年后该族众果能悔过自新，出具不敢有犯听处甘2《清高宗实录》卷9，乾隆二年八月。 3《清高宗实录》卷33，乾隆十三年四月。 《清高宗实录》卷37，乾隆六年二月。 2《广东清代档案录》，《户役·田宅·山坟》。 3《培远堂偶存稿》卷3《谕议每族各设约正》。 4《皇朝经世文编》卷58《寄杨朴园景素书》。 5《西江政要》，道光三年七月《民间选立族正劝化章程》。 结，地方官出具印结，通送所□酌□归返尝租，以示鼓励。”综上所述，清廷要求宗族选举产生的族正，是其所在宗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可以作为宗族的代表，向政府承诺自治的义务，同时，族正又握有政府予以的权力管理族人。族正既不同于族长，又不同于政府官员，身份具有双重性，成为政府与宗族之间的媒介，也可以说是一种“职役”，族正制的实行，目的是使宗族纳入到政权的控制之下。 族正制的实行并非通行无阻。乾隆中叶，伴随着人口膨胀和吏治不清，宗族的势力膨胀，械斗、健讼等行为日益严重化，影响清代的地方社会秩序，族正制并没有起到清朝预期的效果。因此，清政府采取了扼制宗族发展的新措施，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针对江西省宗族势力的发展，通饬各属，将各宗族荒诞不经之始祖牌位查毁，谱并削正，撤回在外府州县奉附的支祖，废掉在省城、府城建立的宗祠2。乾隆帝还下令全国仿照江西进行稽察3。乾隆三十一年，广东巡抚王检，也因宗族尝租每滋械斗之弊，请求散其田产，乾隆帝命令“督抚严饬地方官实力查察，如有此等自恃祠产丰厚，以致纠合族众械斗毙命，及给产顶凶之事，除将本犯按律严惩外，照该抚所请，将祠内所有田产声明，分给一族之人，俾凶徒知所警惧，而守分之善良，仍得保有世业，以赡族人，于风俗人心较有裨益著将此通谕各省督抚，饬属一体留心妥办”。江西、广东对宗族的治理，两次都被乾隆帝向全国推广，构成了清中叶政府对祠堂、祠产打击和抑制的较为普遍行为。乾隆帝在后期也改变了对族正的看法，五十四年，福建巡抚徐嗣曾为治理福建械斗，建议责成族正约束族人，“一岁之中，族内全无命盗械斗等案，给匾奖励，三年无犯及能将滋事匪徒查缚送官者，奏给顶带”2。乾隆帝认为“各处族正，鲜有奉公守法之人设再明将降谕旨，责令专办，给以顶带，其弊盖无所底止”3，不准徐氏实行，乾隆帝此时对族正制持保留态度。 《广东清代档案录》，《户役·田宅·山坟》。 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辑，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3《清高宗实录》卷709，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庚子。 《定例汇编》卷9《户例·田宅》。 2《清高宗实录》卷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庚戌。 3《清高宗实录》卷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辛亥。 第四章手工业技术及有关的工程第一节建筑标准程式化的趋向清代的建筑，基本上沿着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继续发展，其形式与做法趋于标准程式，同时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734年清政府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统一了宫廷建筑构件的模式和用料标准，简化了构造方法，从而使宫廷建筑结构体系高度成熟，同时也导致了结构僵化。民用建筑虽然也有这种发展趋势，但由于地区和民族的不同，各地区的建筑仍有相当大的差别，地方特色更加显著。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趋向过分繁琐，定型化的花纹也失去了清新活泼的韵味，整个建筑技术处于一种迟滞的状态。 清代，建筑组群的布局十分严谨规则，尤其是宫殿与陵寝的设计和施工以“样式雷”的成就最为突出。雷发达家族从清初到光绪末年长期担任清朝的皇室建筑师，被誉称“样式雷”。雷发达，原籍江西南康，后迁居南京，在康熙初年参加皇宫扩建，负责设计工作，其后数代担任“样式房”掌案。雷氏家族从事宫廷建筑二百多年，尤其是参加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雷氏家族留下的数以千计的图纸，绝大部分是总体平面图，在每座房屋的平面位置上注明面阔、进深、柱高的尺寸、间数和屋顶形式，而具体结构和施工则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雷氏家族还大量制作和推广“烫样”，用硬板做模型，可以拆卸，随时观看。这些设计方法，显示了清代建筑师在各种不同地段上，灵活而妥善地运用各种建筑体型进行空间组织的能力，也表现了他们敏锐而准确的尺度感，这些特点体现在清代的宫殿和皇家园林建筑等方面。 宫殿和园林明清两代北京的皇宫，现称故宫，是一组设计严谨、宏伟壮丽的建筑群。清沿用明故宫以后，只有部分重建和改建，总体布局基本上没有变动。故宫建筑的空间组织和立体轮廓在全局统一中又有个体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和艺术的辉煌成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群之一。 清代的园林，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超过明代。北京的圆明园，是被称为“万园之园”的著名园林，从康熙时开始创建至乾隆时才完工。圆明园周围广达三十里，拥有一百五十多所精美的宫殿和楼台，并精置山石、湖沼和花草树木。它集中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技术和艺术的特点（如江南园林布局），也吸收了西方建筑的某些精华。清咸丰十年（80），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者所焚毁。从乾隆十五年（750）起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园林，称为万寿山清漪园。咸丰十年，清漪园与圆明园同时被焚毁。光绪年间，用海军建设费二千万两修复此园，光绪十四年（888）建成，改名为颐和园，面积3.4平方公里。 十八世纪初起，清在承德建造皇家离宫，兼作避暑之用，称为避暑山庄，面积500多公顷。承德离宫共有十一组喇嘛教寺院，现存八座。这些建筑的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东南到浙江等许多地区著名建筑的特点，反映了各民族建筑的密切交流，形成了新的风格。 少数民族的建筑除汉族外，其他民族在建筑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同宫廷建筑相比，各民族的建筑造型更为生动活泼，富于变化。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是藏族人民建造的举世闻名的宏伟建筑。这是一组大型喇嘛教寺院建筑群，始建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现存的建筑是清顺治二年（45）建造的，工程历时五十年。布达拉宫依山建造，共砌平楼3层，上有宫殿三座，最高达5.7米。其建筑结构和一般寺院相同，突出的是藏族工匠对于砌墙有着熟练的技巧，不立杆，不挂线，而砌缝平整，收分准确。布达拉宫从山下直到山腰连成整体，气势宏伟，是中国古代高层宫殿建筑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夯土技术清代夯土技术有更高成就。福建、四川、陕西等地有若干建于清代中叶的三四层楼房采用土墙承重，内加竹筋，虽经地震，仍极坚实。 《中国古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984年版。 第二节水利沟渠和海塘清代畿辅水利以雍正时的规模最大，主持者为允祥和朱轼，实际计划出自陈仪。其主要内容是开引河，疏泉源，筑圩岸，开沟渠，建闸涵，开田种稻。总计雍正五年至七年营造水田六千余顷。宁夏灌区，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治的水渠最多。大的灌渠有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等。新疆的农田水利始于康熙末年，大的灌渠有察布查尔渠、旗屯渠、哈什大渠等。重点治理的海塘是海宁塘。至康熙末年，共修成石塘四千多丈及土塘六千丈。康熙五十九年（720）朱轼在海宁老盐仓首创鱼鳞大石塘五百丈。雍正、乾隆时，海宁石塘又增修六七千丈。 治黄清代黄河基本维持明朝末年的河道，使黄淮并流入黄海。咸丰五年（855），由于铜瓦厢决口，黄河才改道东北行，于山东利津附近流入渤海。由于黄河决口泛滥很频繁和严重，清代治河任务相当艰巨。在清代二百多年的治河斗争中，出现了一批治河专家和治河著作。如朱之锡、靳辅、陈潢、齐苏勒、嵇曾筠、高斌、白钟山、郭大昌等。顺治十四年（57），任河道总督的朱之锡，曾提出河政十事，对河工夫役、料物、职守、建设柳园以及河工弊端等等，作了详细阐述。在实际工作中，连续堵塞了祥符、山阳、阳武、陈留等地的决口，对治河作出了贡献。康熙年间，靳辅、陈潢治河治运，经营十年，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他们修筑了河、运堤防，堵塞了大小决口，加固了高家堰堤防，导使大河回归故道，出现了十几年没有重大决口的比较安定的局面。 陈潢（37—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为河道总督靳辅的幕客。他在《河防述言》（张霭生编纂）和《历代河防统纂》中，批判了强调“河性喜决”的错误观点，认为河患是可以防止的，提出治理河患要“亲身勘验”，“广咨博采”，并进一步发展了“束水攻沙”的理论。陈潢的“开引堵决法”和他主持的海口疏浚工程是他的理论的实施。如疏浚海口，要先在淤积的河道中挖开两条引河，并用挖出的泥土在河道两边筑堤，而引河自行入海暂不与原河口和海口接通。待河水大涨时，打开相连未通之处，利用汹涌的水势将引河冲刷开阔并趁势冲开海口，引河入海。为了实现他的治河理论，陈潢还发明了“测水法”，即根据水流的速度和河床的横断面，计算出水的流量。如以一立方丈的水为一“水方”，根据水方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第50页，水利电力出版社987年版。量就可以确定各处河道是否需要开拓或紧缩以及具体的工程量。这在水利工程学的发展上是一项有重大实际意义的创造。依据这些理论和具体工程做法，在康熙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的十余年间，陈潢主持策划了塞决堵漏，挑河筑堤，建闸造坝等数以百计的大小工程，在治黄工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嘉庆年间民间治河专家郭大昌，精通埽坝工程，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河工。他敢于和当时侵吞治河经费的河官作斗争，并提出过不少很好的治河建议。按照他的建议治河，一度使黄、淮并力入海，缓和了黄河水情的紧张局势。 清代的一些治河专著，如靳辅《治河方略》，张霭生据陈潢《河防摘要》编纂的《河防述言》，陈潢《历代河防统纂》、康基田《河渠纪闻》，张伯行《居济一得》，王安一《安澜纪要》与《回澜纪要》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纺织官私纺织业的规模清廷在北京及江南丝织业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设立了织造衙门，直接管理官营织造业和控制私人织造业。官营纺织手工业生产规模较大，“房舍动辄数百间，每一处设有各种类型织机六百张，多时至八百张，近两千多机匠”。民间纺织业在整个纺织业中所占比重更大。康熙时，拥有百张织机的大型纺织工场已不在少数。道光年间，江宁出现了有“五六百张织机者”。江南曾出现了有千架织机，几千工人的纺织工场。 清代有大量丝织品、棉布等纺织品出口。丝织品质量优美，享有盛誉。 “中国织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过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2就是在西方开始使用动力机械的一百年中，棉布质量也未达到中国手工业产品的水平。8世纪到9世纪30年代，中国大量棉布出口到西方，美国是中国棉布的最大买主。 纺织品的质量清代纺织品产量高、质量好。鱼冻布是用苎麻纱和蚕丝交织而成的，质地光滑柔软，越洗越白。故宫所藏纺织品“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是在高2.89米米的画面上织出332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奇花珍鸟、山水木石点缀其间。精良的麻织品细软可比丝绸。故宫所藏的珍贵纺织品，反映了这一时期纺织品种的多样化和工艺技术的高度成熟。清代生产的莨纱（香云纱），是著名的纺织品之一，具有耐汗、耐晒、凉爽、易洗等特点，是经薯莨染整所得。薯莨整理是染整结合的浴法工艺，为较早的特殊整理技术。清代的丝绸精练，除沿用前代的各类工艺技术外，练染工艺的衔接也更为密切，并发展了生丝“半湅法”，使生丝经过粗练（半练），即直接进行染色，以适应织造某些纺织品的需要。印染工艺技术和色谱也有发展。根据《雪宦绣谱》记载，以天地、山水、动物、植物等自然色彩，结合深浅浓淡，可配得色调七百零四色。维吾尔族创制了印花木戳和木滚。木戳面积小，适合于掌握小单元的印刷效果；木滚在刻制时安排了花位循环，便于大幅印制。 纺织机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47页，岳麓书社983年版。 2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9页转引thehiesere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09页，科学出版社984年版。清代纺织机具的制造已成为专业，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各个纺织业发达地区都有自己的机具制造作坊。脚踏纺车清代仍被使用。上海人褚华在《木棉谱》中描述了三锭脚踏纺车纺棉。卫杰在897年著的《蚕桑萃编》中提到的大纺车比宋元时有所改进车架的形式由长方形架体变为梯形，稳定性更好；锭子的排列由单面变为双面，利于扩大每台锭子数；增加了给湿定形装置，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民间出现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车上有牵伸机构，并且逐步发展成能借捻度和加压自动控制纱支，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纱车，达到手工纺纱机械的最高峰。用这种纺纱车纺纱时，利用加压装置调节纱的张力来控制纱的粗细。这是一项重大发明。在现代纺纱技术中还没有见到运用类似原理来纺纱，所以这一发明在纺纱技术史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种机械还没来得及推广，就被西方动力纺织机所排挤。 第四节采矿探矿知识关于煤炭的勘探知识，清初孙廷铨（—74）在《颜山杂记》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凡炭之在山也，辨死活。”所谓死，指风化了的煤；活，指未经风化埋藏在岩脉中的煤层。“死者，脉近土而上浮，其色蒙，其臭平，其火文以柔”，这是指经过风化的露头煤，颜色不光亮，含硫少，火力不大。“活者，脉夹石而潜行，其色晶，其臭辛，其火武以钢”，这是指未经风化的煤，夹在岩层中，深埋地下，走向跟岩层一致，并且颜色发亮，含硫多，烧起来臭味大，但火力猛。“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凡是找煤的人，可先观察山上岩石性质，“数石（即成层的沉积岩）则行”，即有层状沉积岩的地方可能有煤，而有青石、砂石的地方则无煤。“察其土有黑苗，测其石之层数，避其沁水之潦，因上以知下，因近以知远，往而获之，为良工”，即进一步察看黑色的煤层露头，仔细测量岩石层次，确定煤层位置，避开涌水，从而由地面上岩层情况推测下面煤层位置，从近处的岩层情况推测远处的煤层位置，这样去勘探，才能找到煤矿，才算是优秀的勘探队员，这种勘探技术，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 清代对铜矿的勘探，大部分沿袭唐宋以来的经验，即以铜绿或石青作为铜矿的矿苗。人们“谛观山崖石穴之间，有碧色如缕或如带，即知其为苗”。这里所讲的碧色的石头即石青，又叫扁青，即蓝铜矿。如果发现铜绿（即孔雀石），如“有矿之处，必有绿色苗引挂于山石间，或一条或一线，宽窄不一”2，就有可能找到原生铜矿床。吴其浚的《滇南矿厂图略》，对于勘探铜矿的经验作了总结。他把矿苗叫做闩（）或引，并指出“闩”有多种，如子闩、老闩、憨闩、铺山闩、竖生闩、磨盘闩、跨刀闩、大闩等。不同的闩反映了地下不同类型的矿床。 坑采技术记载清代采矿技术的著作比以前显著增多，内容也更详细，如孙廷铨《颜山杂记》、田雯《黔书》、屈大均《广东新语》、张泓《滇南新语》、王崧《矿厂采炼篇》、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以及某些地方志等。《颜山杂记》详细记载了山东的采煤技术。竖井虽深百尺也不弯曲，当竖井深度与煤层相当时，则从竖井的旁边开巷道。巷道大小依煤层厚薄而定。还讲到斜井、气井及井下照明。《黔书》记载的是清初贵州省开采朱砂和铅矿的技术。《广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见《滇南矿厂图略》。 2王昶《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见《滇南矿厂图略》。 东新语》则记载广东开采砚石的技术。《滇南新语》记载的是云南铜矿开采技术，其中提到巷道支护、井巷结构、井下照明、井场灾害等。《矿厂采炼篇》及《滇南矿厂图略》也都是记载云南铜矿开采技术的、其内容比《滇南新语》详细。特别是《滇南矿厂图略》，分门别类，且相当全面地记述了有关矿苗、矿井内部结构、开采的工具和器具、矿石品位、冶炼工具及方法、矿山管理等内容。这部著作是我国古代采矿技术方面的一部重要文献，是记述古代坑采技术之集大成者。 井采技术清代乾隆时，段玉裁、郑王臣、李芝等人对四川盐井工艺技术有较详细的记述。段玉裁在其所编《富顺县志》卷2中，讲到四川盐井的起源、井深、井套、井架、提升机械、竹筒桶的结构和使用的动力等。郑王臣、李芝则是以诗、赋的形式讲盐井的命名原因、开凿盐井的工具、凿井工艺过程、使用动力等。 关于天然气井与盐井的关系，以嘉庆时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卷0所述最详。这书提到“川中古传火井（即天然气井），有盛有歇。近来（指嘉庆末年，约820年），犍、富各县火井大旺，较之昔年，可省煤十之三。火井与水井（指盐井）同，开凿时不知有火，及见火，初只有气，复淘至二三丈，火始旺。泥封井口，插竹筒导火入灶以煎盐。极旺之井，分售于他井，颇获其利。嗅之有硫磺气。储以猪尿胞，可寄远。刺小孔以阳气引之，气出如缕，暗室生光。火井中仍出咸水，亦一奇也。” 第五节冶金清代冶金业超过了明代中叶的水平。据地质调查所统计，9年全国旧法炼铁产量为7万余吨，清代晚期铁的产量当与之相近。铜大量用于铸钱。康熙年间（2—722）云南东川等地铜的最高年产量达400余万斤，称为滇铜，其中00万斤以上用于铸钱。此外，锡、铅、锌的生产有较大发展，白铜生产也有相当规模。 炼铁清代炼铁炉的规模与明代大体相同，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筑炉用灰沙盐醋，外束藤条，用木料支护，鼓风木扇高五、六尺，宽四尺，由四人操作，装料用“机车”，一昼夜可出铁2版，每版300斤，日产量约.8吨。道光初年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记汉中铁厂炼铁炉，高约米，外用木料支护，成为方形，用风箱鼓风，由十余人轮流曳引，每座竖炉包括采矿、运输炉料在内需工匠百余人。明清时使用焦炭和“机车”炼铁是传统钢铁技术出现向现代钢铁技术转变趋势的重要标志，也是这种转变已有了现实可能性的证明。 坩埚炼铁是中国特有的炼铁方法。咸丰《青州府志》记载“康熙二年，孙廷铨召山西人至此，得熔铁之法。凿取石，其精良为石、次为硬石，击而碎之，和以煤，盛以筒，置方炉中，周以礁火。初犹未为铁也，复碎之，易其简与炉，加大火，每石得铁二斗，为生铁。复取其恶者，置圆炉中，木火攻其下，一人执长钩和搅成团出之，为熟铁，减其生之二焉”。这是迄今所知坩埚炼铁最早的文献记载。坩埚炼铁的优点在于炉体构造简单，操作简便，成本低廉，适合使用当地材料。英国人宿克来899年统计晋城、阳城、太原等地坩埚铁年产量达5万吨。 清代仍流传百炼钢工艺。清末魏源《海国图志》征引林则徐奏章“至熟铁则不可铸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绕成团，每五斤熟铁方能炼成一斤，坚刚光滑无比。” 锌是从十六世纪起传入欧洲的。埃契森《金属史》提到“745年有一批金属锭块从广州交付给瑞典，但货船沉没于哥德堡港。大约于842年，其中一部分锭块被打捞起来并证实为的锌。”英国勃列斯托地方于738年开始生产锌，其工艺即源自中国。金属加工清代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具有较高的水平。山西晋城、广东佛山等重要冶铁中心都有铁线行，用当地产的熟铁拔丝。粗细铁丝的逐次拉拔成形和锻造都经过中间退火。四川泸定桥是建于康熙四十五年（70）的铁索桥，长03米由九根铁索组成，铁索用粗9厘米的锻铁链节接续而成。四川老君桥铁索则用眼杆式链节组成。由此可见锻接质量之好。清代芜湖汤天池，梁应达以善锻铁画著称，现芜湖仍保存这一传统工艺。清代除了有渗碳热处理工艺外，还有化学热处理工艺。陈克恕《篆刻针度》记载了化学热处理工艺。 铸造型范在泥型铸造方面，成批生产的中、小型铸件已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半永久”泥型。这种工艺直到近代仍广泛流传，如创立于道光十七年（837）的无锡王元吉冶坊即以铸造薄壁锅著称，可铸出壁厚仅0.7—毫米厚的灰口铁锅，一副铸型可用200次左右。 清代宫廷手工业以失蜡法为制作爵、铏、簋、豆等艺术铸件的主要工艺手段。据《广储司磁器库铜作则例》记载，爵的蜡模是用“剥蜡法”制作的，即将蜡片在模板上压制花纹，再焊接成器形。据记载，剥蜡法和拔蜡法在明清时期都是常规工艺，有很细的分工和工料定额。 铸炮铁范清代创制了铸炮铁范。魏源《海国图志》所辑《铸炮铁模图说》详细论述了由泥型翻制铁范，再用铁范铸炮的工艺过程。书中还总结了铁范铸炮可多次使用以及节省人力、物料，生产效率高，适合于战备需要等优点，与现代铸造工程学对金属型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此书作者龚振麟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首创此法，创制了新式炮架，并于842年撰成此书。遗憾的是，他的发明未得到广泛应用。他写的《铸炮铁模图说》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铸铁金属型铸造的专著。 华觉明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第592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985年版。刘年增、华觉明《首创铁模铸炮的龚振麟》，载《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978年版。第六节机械清代在农业、纺织、矿冶、交通运输、建筑、军事等方面所普遍采用的仍然是传统机械，但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例如纺织机械就已达到很高水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这种纺车上的牵伸机构和加压装置都是很重要的发明。又如周庆云《盐法通志》所载“风车者，借风力回转以为用也，车凡高二丈余，直径二丈六尺许。上安布帆八叶，以受八风。中贯木轴，附设平行齿轮。帆动轴转，激动平齿轮，与水车之立齿轮相搏，则水车腹页周旋，引水而上。此制始于安凤官滩，用之以起水也。”这种立帆式风轮，是我国沿海产盐区用以提升海水的机械，是根据古代风车和船帆原理设计出来的。它的特点在于不受风向改变的影响，即无论风向如何，风轮总是朝同一个方向旋转。这是一项构思巧妙的发明。 此外，在十七世纪以后西方传入的机械仪器的启发和激励下，我国一些科学家对其“轮捩机轴之学”深感兴趣，并且独立作出了许多新的发明，其中尤以光学仪器的研制更为突出。如清初黄履庄曾制成龙尾车（汲水机械），自动驱暑扇（自动风扇）和许多光学仪器；郑复光在《镜镜詅痴》中对各种光学仪器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邹伯奇独立发明了照相机；道光年间科学家黄履庆创造性地把取景器和千里镜（望远镜）结合起来，能摄数里之外之影，历历如绘，实际上已是天文照相机的雏形。 鸦片战争前后，我国已开始研究和仿制西方机床、蒸汽机、内燃机、船舶、纺织机械和农业机械等。如丁拱辰（800—875）对蒸汽机、蒸汽机车和蒸汽机船进行了早期的系统研究。他精通数理，擅长机械制造。83—84年间，他先后制作了机车模型和轮船模型，这是中国机械史和交通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他制造的直立双作往复式小机车，长尺9寸，阔9寸，可载重30余斤，其锅炉、蒸汽机全为铜质，这是中国第一台火车头雏形。84年，他写成《演炮图说辑要》，其中的《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为中国自著的第一部关于蒸汽机、机车和轮船的著作。此外，魏源、龚振麟、郑复光等人也对蒸汽机等西方机械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扩大了西方机械的影响。如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入侵舟山时，龚振麟见到英军用蒸汽机驱动的火轮，于是他参考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进行仿制，先用人力驱动叶轮，在湖中试航成功，后又制成更大的舰只，可在海洋中行驶。84年春，龚振麟又把只能直击的旧式炮架改成能上下左右改变射击角度和方位的新式炮架和炮车。这种新式炮车灵巧坚固，富有成效。 王锦光、闻人军《中国早期蒸汽机和火轮船的研制》，载《中国科技史料》98年第2期。第七节交通运输造船和航海技术清代实行“海禁”时期，对中国航海事业及造船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清代前期的船舶制造技术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官办造船厂普遍使用船样造船。现存清朝《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只图说》的手抄本，就是这种依照较详细的船舶设计图纸建造船只的例证。该书中既有船舶整体图，又有平面图，共记载有五类船只的尺寸、结构和各部件名称。这种规范化和定型化的设计制造方法，反映了造船技术的进步。 清中叶以前，在结构和风力利用方面具有独特优点的中国帆船，一直是世界公认的优良的海上交通工具。99年，因运输福建木料又创出新船型。这种新船，以钓船为母型，吸收江苏沙船、浙江蜑船的优点，而被称为“三不象”。该船身长腹阔，头尖尾高，长十一丈，载二千石。848年，福船系统的“耆英号”三不象船曾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清代沙般则向轻捷方向发展。沙船上装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这些装置使沙船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加上风帆和船尾舵的操纵技巧，使沙船的适航性更好，顺风逆风都能行驶。827年，江苏巡抚陶澍曾上疏进呈航海图和一份详细的说明。这份航海图及其说明，内容丰富、准确，可说是关于中国古代帆船沿海航行经验的一次很好的总结。 清代船舶和航海技术虽然一度领先于世界，但是发展速度缓慢，且没有重大的革新。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船舶和航海技术已远远超过中国，当时，丁拱辰、龚振麟等人对于汽船和蒸汽机车等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和研究，近代船舶技术开始传入中国。 陆上交通运输工具清代的陆上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畜力拖动或人力推拉的各种车辆，如大车、板车、下泽车、独轮车、轿车等。这些车辆，名目繁多，形制各异，适应于平地、丘陵、沼泽、山地等不同情况的运输需要，至今还难以为现代交通工具所完全取代。此外还有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运输工具，如北方冬季冰雪之地使用的爬犁（又称冰床）就是很实用的一种。萨英额《吉林外记》提到“耙犁，用两辕木作底，立插四柱，高三寸许。上穿二横木，或铺板，或搪木。坐人，拉运货物皆可。前辕上弯，穿以绳套，二马服驾，轻捷于车。若驰驲，更换马匹，冰雪之地，可以日行三四百里。”有些爬犁不用畜力而用撑杆在冰上滑动，用力较省而速度较高。如果风向适宜，也可在冰**加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第94页。商务印书馆98年版。 帆，藉以节省人力和提高速度。 第八节兵器火炮清朝统治者重视骑射，刀枪弓矢等仍然是用兵作战中的主要武器。同时，火枪火炮也在统一中国、平定叛乱和巩固边防等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前期，火器制造技术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创新。如康熙年间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可见火炮制造的数量之大，并且铁炮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铜炮。清代火炮的种类也是相当多的，有几十斤到三四百斤较灵便的轻型炮，也有五六百斤到七八千斤主要用于攻城的重型炮。乾隆二十一年（75）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可见火炮的种类之多。清代还创制了一些新型火炮，如奇炮、子母炮、短管曲射炮等。火炮性能也有所改进，如普遍安装瞄准器具，提高命中精度；加长炮身，提高射程；安装炮车炮架，增加机动性；改进炮弹和火药，增强火炮杀伤力，等等。 清代在火器制造方面的一些新发明也是值得称道的。如著名火器制造家戴梓（49—72）发明“连珠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弹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弹丸乃尽，始需重贮”。这种可以连续发射28粒子弹的连珠铳，其原理虽与机枪有所不同，但与机枪连发的设计思想是一致的。可惜的是这种新发明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结果“器藏于家”，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戴梓还曾创制冲天炮。这种炮小而轻，射程远，杀伤力大，性能良好。试放时，康熙亲往靶场观看，演试后封此炮为“威远将军”，并命工匠在炮身上镌刻戴梓之名，以示纪念。戴梓还曾仿制过外国使臣进献的“蟠肠鸟枪”，也获得成功。 手榴弹手榴弹是现代战争中常用的近战武器，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初才用于战争。而中国云南哀牢山地区的彝族人民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创制出用网兜樊国樑《燕京开教略》。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9。 抛出的“葫芦飞雷”2。这种葫芦飞雷是用干葫芦盛装火药和铅块（或铅丸）、铁矿石渣、铁片等，在葫芦颈部放置火草作为引火索。使用时，点燃火草，由小网兜将飞雷抛出，用来狩猎。9世纪中叶爆发了以彝族人李文学为首的彝、汉、白、傣、苗、哈尼等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为了抵抗拥有优势兵力和火枪火炮的清军，起义军制作大量的葫芦飞雷，在嘉之战中发挥了很大威力。在战争中，起义军还创造了用手投掷的长颈葫芦飞雷，这已与现代手榴弹的作用更为接近。 西方技术的传入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政治，经济衰退，曾在世界上长期领先的火器制造技术也转而落后，终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自己的大门。鸦片战争前后，在林则徐、魏源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下，当时一些火器研制家如丁拱辰、丁守存、龚振麟、黄冕等对于西洋火炮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有所创新。如丁拱辰著的《演炮图说》和《演炮图说辑要》，对火药配方、火炮铸造、炮台构筑、运炮器械以及西方炮台和海岸炮等，作了较详细的介绍。龚振麟所著《铸炮铁模图说》是兵器史和铸造史上的一部重要专著。他所首创的铁模铸炮法新工艺，用铁模（即铁范）替代泥型，加快了制炮速度，并可铸造数百斤至数千斤的大型铸铁件，是一项非常出色的技术成就。他所研制的新式炮架和炮车，改善了火炮的机动性，也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发明。但总的说来，清代后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是难以与迅速兴起和发展的西方军事工业相比的，中国的兵器制造业在嘉庆、道光以后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2刘尧汉《彝族的火器——葫芦飞雷》，载《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978年版。第九节造纸造纸业的分布和主要品种清代造纸业在明代基础上继续发展，尤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兴盛。造纸作坊大多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广东和四川次之，北方以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为主。当时一些纸厂的工人已达百数十人，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造纸原料有竹、麻、树皮和稻草、麦秆等。其中竹纸产量居首位，竹纸中以江西、福建的“连史”、“毛边”最为普遍，多用于印刷书籍。皮纸产量居第二位，多作为书画纸和印刷纸。麻纸主要产于北方各省，但其产量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由稻草、麦秆制造的纸比较粗糙，多作包装、火纸等杂用。 造纸技术清代造纸技术集历代之大成且有所创新，各地工艺虽略有不同但都已达到较完善的地步。例如，据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所载，道光初年陕南地区的竹纸制造工艺大致如下选择适当时节砍取水竹，经过用水浸沤，蘸石灰浆堆沤，再经过甑蒸，碱水煮，加入黄豆与白米水浆（淀粉溶液）蒸等工序，制成纸料；然后将纸料下踏槽细踏，再下纸槽搅匀，用竹帘抄造，叠压去水，最后逐张揭起，刷贴在焙墙上焙干。如做细白纸，则在纸料入槽后加入适量的白米汁，可制成细紧的白纸。如做黄表纸，加姜黄末，即成黄色。清代黄兴三在《造纸说》中记载的浙江常山造竹纸技术与此基本相同，但在制纸料时减少一道蒸煮，增加两次曝晒，纸料用水碓舂捣而非人工踩踏，整个造纸过程要经72道操作手续才能完成。中国传统造纸术中，主要用竹帘作为抄纸工具。康熙年间出现了用铜网抄造的“阔帘罗纹纸”，纸宽有六尺。用铜丝编成的铜网，要比竹帘坚牢，使用寿命也较长，并且能造出较薄的纸张，因此它是造纸技术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但铜网容易起拱走形，制作上也存在一些技术困难，特别是这一发明并未引起重视，以至“无人继作”。直到此后一个世纪左右，西方于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发明了长网造纸机和圆网造纸机，才又开始应用了铜网造纸技术。 数量和质量清代前期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品种增加，用途也更加广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979年版。 徐康《前尘梦影录》。 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82—850）。例如安徽泾县一带生产的宣纸，用青檀皮掺入适量的楮皮或稻草制造，洁白柔韧，吸墨和韵墨性能良好，宜于书画、拓印和印刷。乾隆时期宣纸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当时皖南一些山区几乎家家从事造纸，宣纸的品种已近百种，其中有长达丈二的大幅宣纸，也有五色、界栏、山水、花鸟等精致小笺；有单宣、夹贡、罗纹、玉版等生宣，也有虎皮、珊瑚、冰琅、云母、泥金、蝉翼等熟宣，品种齐全，名目繁多，可谓一时之盛。康熙乾隆时在加工纸方面的又一项成就是仿制出历代的名纸。如仿五代南唐澄心堂纸，仿宋代金粟山藏经纸，仿元代明仁殿纸，仿薛涛笺等，都很著名。此外还研制出一些新的品种，如梅花玉版笺，金花笺（洒金彩蜡笺）等。这些加工纸大多制作精美，造价高昂，至今尚可在故宫博物院等处见到。虽然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发明了各种造纸机械，生产效率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手工纸，但中国手工纸的许多优点是机制纸所难以达到的，因此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如8世纪50年代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果等），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对中国传统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造纸技术感到兴趣，并设法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第十节印刷印刷业的发展清代印刷业相当发达，官府、私家都很重视刻印书籍，书坊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著作约有25万种，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清代出版的。在质量方面以清代前期内府本和私家精刻本为最好，有些坊刻本也属上乘，不仅注重校勘，而且刻写、纸墨、装帧等都很考究。清代后期官刻私刻的书籍虽然数量不少，但往往印制粗劣，错讹较多，质量已大不如前。 雕版印刷清代的印刷仍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为主，武英殿修书处、扬州诗局以及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刊刻了大量很有价值并且精雅悦目的书籍。同时，雕印技术如饾版、套版技术也有所进步。例如，康熙时内府刻本五色套印的《御制唐宋文醇》，精刻饾版彩色套印的《芥子园画传》，道光年间广东云叶庵五色套印的《杜诗》，涿州卢绅所刻六色套印的《杜工部集》等等，都是色彩斑斓，异常精美，显示了高超的雕版套色印刷水平。 活字印刷清代的活字印刷术有较大的发展。活字有铜活字、木活字、泥活字等，在官私坊肆间以木活字最为通用。如乾隆三十八年（773），为选印世所罕见的一批书籍，四库馆副总裁金简建议仿照元代王祯创造的木活字印书，经乾隆批准刻造，于次年刻成枣木活字25万多个，并先后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38种，2300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用木活字印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出版过程中，选料造字，工艺完善，排印时，分工明确，程序严密，并总结出《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可以遵循，反映了木活字印刷技术的进步。乾隆五十六年（79）和五十七年，为满足社会需要，由程伟元主持两次以活字排印《红楼梦》，世称“程甲本”和“程乙本”。这两个木活字印本都很著名，是研究《红楼梦》的宝贵资料。木活字印刷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苏州校经山房等还在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金属活字的应用是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元、明两朝已有一些人试用锡、铜、铅等金属材料制成活字印书。现存较早的清代铜活字印本是康熙二杨家骆《中国古今著作名数之统计》，载《新中华》（上海）94年第4期。十五年（8）钱陆灿编选吹藜阁排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雍正四年至六年（72—728），清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另目录40卷，分装525函，共5020册，是历史上用铜活字排印的最大的一部类书。此外，广东佛山唐氏书商曾用泥型铸铜活字三副，共20余万字，于咸丰年间（85或852年）印成《文献通考》348卷。 关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现在还不十分清楚。 但直至清代还有人在研究和使用泥活字印刷，则是确定无疑的。康熙五十八年（79）山东泰安徐志定磁版印行张尔岐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自称“偶创磁刊，坚致胜木”2。有人认为所谓“磁版”使用的是泥活字上瓷釉后烧成的瓷活字，也可能是泥活字拼版后再上瓷釉烧成磁版，有人则认为磁版并非活字版，但无论如何，这是对印刷技术进行革新的一种尝试。道光十二年（832），苏州李瑶用胶泥活字排印了其所校补的《金石例四种》和温睿临《南疆绎史勘本》。此外，在江苏常州、无锡和江西宜黄也都有人从事过泥活字印刷。安徽泾县的翟金生，按照毕昇的方法花费30年时间，于道光二十四年（844）制成泥活字十万多个，分大、中、小、次小和最小五号，并试印成功自己的诗集，名为《泥板试印初编》。他把这套泥活字印本书称为“泥斗板”、“澄泥板”或“泥聚珍板”。此后他又用这套泥活字排印了《仙屏书屋初集》、《修业堂集》、《水东翟氏宗谱》等。 84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来西亚开办印刷所，聘请中国人蔡高、梁发等铸造汉字铅字，并印成《汉英字典》和《新约圣经》，这是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而中国本土铅印书籍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张秀民《我国最早的金属活字》，载9年0月4日《光明日报》。2泰安磁版张尔岐《周易说略》徐志定序。lt钱存训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第70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990年版。刘国钧《中国的印刷》第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979年版。第十一节瓷器生产规模和主要成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瓷都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窑户达数千家，工匠有十万多人，制瓷区域蜿蜒十余里，其规模是空前的。制瓷业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明代。 康熙青花瓷为历代青花瓷器之冠。其制作技术更趋完美，分工精细，画师高明。用料方面与前代也有所不同，所用国产钴料，磨炼极为纯净。为了更好地分出青料的深浅浓淡，还将其置于不同的料缸中，在使用时按画面要求分别取用，使青花可以有种深浅不同的层次。青花的“青”，实际是蓝色。钴蓝呈现的色彩，翠蓝光艳，清新明快，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富丽堂皇，色彩强烈，所以又称硬彩。色彩有红、绿、黄、赭、紫等，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从而使康熙五彩瓷器的色彩和品种更为丰富，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康熙时期制瓷业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一种釉上彩新品种——粉彩，如绘西画，亦称洋彩。粉彩的色调柔和，所以又称软彩。它是在五彩所用的彩料内，掺入含砷的玻璃料（俗称“玻璃白”），利用其乳浊作用，使彩釉经烧制后出现浓淡凹凸的立体感。并且由于粉质掺入彩釉，红色变成淡红，绿色变成淡绿，各种色泽趋于清逸淡雅，格外柔和。再加上所绘花鸟虫鱼，形态逼真，粉彩精品真正做到了“花有露珠，蝶有茸毛”的程度。粉彩瓷器以雍正时期最为兴盛和水平最高。康熙后期创制的珐琅彩瓷器，又称瓷胎画珐琅，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极为名贵的宫廷御器，俗称“古月轩”。其珐琅彩料多来自外国，画法极为工细，又吸收了西洋画法，具有油画效果，精美异常。康熙青花、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等的突出成就，与当时精工制作的白瓷胎和高质量的瓷釉彩料以及精湛的烧造技术是分不开的。如白瓷胎中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瓷胎不易变形；原料的选择与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原料经过多次精细淘洗，增加了瓷器的白度和透明度。对火焰性质和烧成温度的控制更为准确，瓷釉中氧化钙含量降低，烧成温度增高，已达到了烧制现代硬质瓷的要求。 生产技术的全面发展清代在单色釉的釉料组成和工艺处理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如雍正时期由含铁原料烧制的青釉，不仅配料准确，而且掌握了火候的变化，釉层莹净、光润，所制成品色调一致，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的阶段。又如由含铜原料烧制的红釉，最著名的有康熙时期的郎窑红，它是在宣德祭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作方法是在白胎上施多层红釉料质，用还原火焰焙烧，使釉料中的铜变成一种胶体粒子而呈红色。这种胶体粒子在釉层中对光波进行有选择的反射而发出亮光，加上釉层厚、玻璃质强，使釉色浓艳欲滴，红如宝石，光可鉴人。豇豆红、桃花片、美人醉、娃娃脸等，或艳似桃花或美如朝霞或酷似豇豆红色，有些还带有绿色苔点，足可与郎窑红相媲美，都是深受中外藏家喜爱的红釉珍品。康熙时发明并盛行的乌金釉，除用铁料外还需加入锰和钴料，釉色纯正，黑亮似漆，釉面发出像镜面一样的亮光，是历代黑釉瓷器中水平最高的一种。 清代前期，特别是从雍正开始，在仿制历代名窑名瓷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仿宋代定、汝、官、钧、龙泉等各大名窑瓷器，配料准确，并能按不同要求掌握好火候，使烧成的瓷器与所仿古瓷器真假难辨。乾隆时期生瓷和各类瓷工艺品的制作都很高明。如仿古铜器、漆器、木器，质感很强，几可乱真；瓷制的昆虫、鸡、鸭、鹅、残荷、花生等，制作精巧，栩栩如生。这些都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制瓷工艺，在釉料配制、控制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的技术，以及艺术加工等方面，已达到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水平的顶点。陶瓷工艺家唐英清代陶瓷工艺家唐英（82—75），奉天（今辽宁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早年进内务府造办处在养心殿供职。雍正四年（72）受命至景德镇御窑厂驻厂协理陶务，直接负责烧造御瓷，乾隆二年（737）后又总理陶务，前后管理陶瓷生产近30年。唐英是一位勤勉敬业的督陶官，他曾用3年时间与制瓷工匠吃住在一起，调查与研究陶瓷工艺，并仿制和新创近0种精美的名瓷和名釉，为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撰写的《陶冶图说》，《陶成纪事》，《陶人新语》等，全面介绍了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吹釉、成坯入窑、烧窑、洋彩、束草装桶等一整套烧制瓷器的工序，对于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乾隆晚期，制瓷技术趋于保守，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甚至逐渐衰退的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瓷器大量涌入，中国的制瓷业就更加衰落了。 第十二节石油天然气油气苗的发现清代集数千年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之大成，各项工艺技术水平趋于成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史上占重要地位。 油气苗的广泛发现是进行油气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超级典当机sodu清代编纂的诸多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油气苗的记载。王崇礼纂修的《延长县志》甚至列油井为延长八景之一，并冠以“油井波涵”的美称。 随着台湾的进一步开发，康熙三十二年（93），人们在今嘉义关子岭地区发现油气苗，据《台湾府志》记载“从山石隙缝中如泉涌出，点之即燃，火出水中，水火同源，蔚为奇观。”这是台湾油气苗较早的确切记载。嘉庆二十二年（87）当地居民又在苗栗出磺坑后龙溪的石隙中，发现油苗。台湾地处东南九省之门户，与外界联系较多，便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不久以后在台湾诞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石油工业。台湾油苗的发现，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不但发现大量油气苗，而且对有关发现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寻根问底，探其渊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古代油气苗认识的总结，并为此后兴起的石油工业提供了勘探线索。例如，清朝施鸿保看到福建中部近海海面的燃烧现象，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种火为阴火，与《素问》、《丹铅总录》等书所言“有阳焰如火烟腾腾而起者”同属一类。 钻井技术的发展与天然气的利用古代钻井技术在清代进一步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井深逾千米的油气井。当然这一成就与盐业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经济凋零，人才锐减，盐业生产也受到很大破坏。战乱平定后，清政府为恢复生产，巩固其统治，实行鼓励井盐生产的措施，使井盐业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云南大量缺盐，也亟待川盐输入。因此，为满足增加井盐生产的需要，不但新开许多盐井，而且为获得高产井，逐渐提高了凿井技术。乾嘉时期，四川犍为地区永通厂“岁增新凿，深至百数十丈”，说明当时井深已近高产卤气的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 这时的钻井技术，已有细致分工，其大致可划分为山匠、碓工和辊工。 山匠负责指挥管理，处理技术性问题；碓工主要在碓架上“往来跳跃”，足蹂碓板，使钻头上下运动，击碎岩石；辊工负责提升设备及辊子，碓架的修《闽杂记》。 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 竖。细密的专业分工，促进工匠技术提高，推动了钻井技术的进步。 四川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上部的绿豆岩，极易垮塌，不易凿穿，因此这一时期钻井技术进步，集中表现在补腔和打捞技术方面。古代盐井都是裸眼开采，难于处理下部地层，动辄井下岩层坍垮，出现渗漏现象，于是，“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2。嘉庆道光年间，工匠们便可“试探上下左右能悬升之”3，说明补腔技术已趋于完善。盐井深度的增加，钻凿时遗落现象在所难免，工匠们使用他们发明的偏肩、柳穿鱼、五股须等数十种打捞工具，便能将井内落物“无论巨细”都打捞上来。 838年，我国工匠终于征服绿豆岩，在今自贡大安长堰塘附近，凿成一口深达米的深井——桑海进，凿穿三迭系雷口坡组，达嘉陵江组地层中部，这是中国也是9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深井钻井记录。桑海井是一口卤气共生井，初期日产天然气8500立方米，可烧盐锅八十余口。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可以日产天然气500立方米。可见当时人们钻井技术水平之高。这是世界钻井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石油井和盐井中最早突破千米的深井。其后不久，四川人民又在自流井构造开凿一口深达200米的磨子井。它钻穿了嘉陵江组地层的主气层，由于井下压力过大（约00个大气压），在没有止喷设备的情况下，发生猛烈井喷，井口烧出的火舌达几十米，三十里外都能看到。磨子井当时日产天然气估计在40万立方米以上，为自贡古今第一大火井，被誉称为“火井王”。据考证，当时自流气田中日产万方天然气的约有十口之多。这是我国古代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成熟的重要标志。 刘岳云的论述清代刘岳云对石油数千年的应用也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在《格物中法》中指出“石油自汉时已著于书，其原地志所载，益知产处甚多，由是以烟制墨，以油焚营，清者燃灯，浓者膏物，久澄坚结，则为土沥青。”其中包含了石油的几个重要性质可燃性、含炭性、润滑性、防腐性，并对石油的粘度进行区分，不同粘度的石油，用于不同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石油的认识水平已达到日臻完备的地步。 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3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 胡砺善《四川盆地自流井构造天然气开采的研究》。 第五章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第一节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明代中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某些手工业行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明清之际战乱的严重破坏。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又重新活跃起来。清代前期，无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水平上，清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这主要表现为作为商业资本代表的包买商空前活跃，商业资本日益侵入生产领域，控制小生产者；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比明代增多，规模也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地区分布上已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手工业的雇佣劳动数量显著增加，手工业工人与作坊主、工场主的劳资对立更加尖锐，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末期一个越来越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 包买商的空前活跃乾隆、嘉庆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已超过明代。棉布、绸缎、纸、糖、盐等手工业品以及棉花、蚕桑、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都比明代有较大增长，并且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些比较集中的产区。如江苏是棉纺织业发达的省份之一，又以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尤其著名，当地“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内地也有类似的棉布的集中产区，如四川的新津“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2。太湖地区则以蚕桑生产为主，“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3。江西的抚州、建昌（今江西南城）、宁都等地麻织业非常兴盛，当地“缉麻织线，犹嘉湖之治丝”，宁都更是“俗无不缉麻之家”4。四川的荣昌也是“南北一带多种麻，比户皆绩，机杼之声盈耳”5。而制糖业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以及四川的内江等地。在一些手工业品或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地，小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已主要不是为了自给，而是更多地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并且也已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而是为了遥远的市场。如新津家庭棉纺织业所产的棉布就“有贩至千里外者”。乾隆年间，江浙一带所产蚕丝除了销往各地，还有一部分销往国康熙《松江府志》卷5。 2道光《新津县志》卷29。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卷20页。 4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4。 5同治《荣昌县志》卷《风俗》。 道光《新津县志》卷29。 外市场。小生产者的分散、孤立状况与扩大了的市场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合的矛盾，势必使小生产者日益依附于商业资本。这就为商业资本乘机插入小生产者与市场之间、控制小生产者、侵入生产领域提供了机会，于是包买商作为商业资本的代表也就空前地活跃起来。 乾隆年间，在江浙一带的蚕桑产区，每当蚕茧收成之时，有商人携带资金分赴各村，利用蚕家急于出售的心理，乘机贱价收购，垄断了市场。 商人还通过放款预购的方式，利用高利贷进一步控制小生产者。在广东制糖业中，商人往往预先向蔗农发放糖本，冬天则收取糖利。或预先向糖寮放帐，待榨出糖后收取产品2。在江西赣州苎麻产区，福建商人于二月发放苎钱，到夏季收获时将苎麻运走3。 无锡盛产棉布，但当地不产棉花4，棉花仰给于外地。一些商人就开设棉花庄，专门以棉花向小生产者换取棉布5。在湖州南浔镇，商人也屯积棉花，以花换布。广东的佛山镇也有类似情况，棉布业的老板向纺工提供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7。 在南京和苏州的丝织业中，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开设“账房”，向小机户发放原料，收回成品。小机户一般在“家中置木机从事织造。”8为账房加工，称为“代料”。小机户织丝之前，先要将原料送染房染色，并分散给织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回账房，账房评定产品质量，称为“仇货”，然后按产品质量和数量支付工资9。“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10，只能完全依附于商业资本。尽管账房并未变革小机户分散生产的方式，但实际已经使小机户变成在家内为账房劳动的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劳动。账房已经达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在这里，账房的商业资本变成了工业资本。 手工业部门的增多清代前期，朝廷对于手工业的限制比明代有所放宽，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李调元《南越笔记》卷《糖》。 2乾隆《澄海县志》卷9《生业》。 3乾隆《赣州府志》卷2《物产》。 4黄卬《锡金识小录》卷《备考》上。 5钱泳《履园丛话》卷23《杂记》上，《换绵花》。 咸丰《南浔镇志》卷24。 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卷257页。 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5《实业考》。 9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10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条件比明代有所改善，这对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是比较有利的。清代前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资本主义葫芽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明代。 江南的丝织业在明代就相当发达，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清代江南的丝织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城镇中集中了一大批与农业脱离的丝织业作坊。苏州东城一带以丝织为业的不下万户。杭州的丝织业也空前兴盛，“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2。南京的丝织业发展尤其迅速，仅缎机就有三万张，纱、绸、绒、绫织机还不在此数3。已超过苏杭两州。广州的丝织业更是后来居上，雍正年间才开始兴起，到嘉庆、道光年间，已有织工四五万人了4。从苏州城中“比户习织”的情况来看，这些城镇中的丝织业大多是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比较狭小，有许多可能还是向账房领取原料代为加工的小机户。但苏州丝织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也比较普遍，“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在苏州城内，每日清晨都有许多机工在桥头待雇，靠出卖劳动力谋生2。不过，对于苏州丝织业机户雇佣工匠的情况还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清代前期在苏州丝织业中的机户，一般是通指民间从事机业的人户而言，既包括丝织个体手工业者（小机户），也包括兼营纱缎庄（俗称账房）的铺户，是二者的一种混称。苏州的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账房）除了控制小机户，让他们在家内为自己工作，还“自行设机督织”3，直接雇佣机匠从事生产，从而兼有包买商和作坊主的双重身分。他们雇佣机匠时，是采取“按件而计”的方式购买劳动力的。虽然对于长雇的机匠，除了发给正项工资外，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还要按例定期另给酒资，使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蒙上了一层封建色彩。但从纱缎庄铺户与机匠之间关系的基本方面来看，仍然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剥削的性质。至于小机户雇佣机匠，往往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临时补充家庭劳动力之不足。被雇请的短工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他们与小机户之间属于帮工与作坊师傅的关系。在南京丝织业中，清廷取消对私人织机数量限制以后，由竞争引起的丝织业机户之间的分化已非常明显，道光时期，南京丝织业中已经出现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大机户4。而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卷，中华书局92年版。 2光绪《仙居县志》卷0，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3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9《拾补》。 4《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83页，中华书局959年版。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页，三联书店959年版。 2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3民国《吴县志》卷5《物产》。 4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5《拾补》。 明代私人拥有织机最多不过二十到四十张5，这表明清代丝织业中手工业者的分化程度已大大超过明代，生产资料以资本的形式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机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使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相应地大量增加。南京丝织业中大机户的作坊，已经具有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清代前期，苏州是重要的棉布市场，各省商贩大都在苏州采购青蓝布匹，于是苏州的染踹业也就随之兴盛起来，并逐渐脱离布店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行业。当时苏州有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个踹坊各有踹匠数十人不等。踹坊多由包头开设，包头置备平整布匹所需的菱角状巨石、木滚等生产工具以及房舍，招集踹匠，然后向布店领取布匹进行加工。踹匠来自江南江北各县，多是单身前往，由包头提供住房并垫支柴米银钱，显然是无任何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踹匠每踹布一匹，得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除偿还包头垫支的柴米银钱，每人每月须向包头缴纳银三钱六分，作为使用房舍及生产工具的费用。苏州染踹业中，包头虽然也是向布店领取原料进行加工，但性质与丝织业小机户为账房“代料”完全不同。因为小机户是以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为主，并且“无甚资本”，只雇少数机匠作为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属于在家内为账房工作的工资劳动者，而包头并不从事生产，从他能够招容数十名踹匠，并提供房舍、生产工具以及垫发柴米银钱来看，是拥有相当的资本的。包头凭借房舍及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剥削踹匠，剥削率也是相当高的，据学者计算，包头每月对每名踹匠的剥削总值相当于踹三十三匹布的工价。此外，踹匠也受到布商的剥削。包头与布商分别占有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参与瓜分踹匠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性质。 清代由于对铁矿采铸的控制比较松弛，民间冶铁业有很大发展，广东的冶铁业的发展尤其显著。雍正后期，广东已有冶铁炉五六十座，用工不下数万人。乾隆时期，佛山镇已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2。在广东民间冶铁业中，都是“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3。投资者与雇工之间是很明显的雇佣剥削关系。清代冶铁业主要以木炭作为燃料，只有靠近山林的铁矿才可能开采鼓铸，铁场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一个铁场大约有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人，汲水者、烧炭者二百余人，并有驮牛二百余头，舟船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版则缩，是有命焉”4。这种铁场已经是5张瀚《松窗梦语》卷《异闻记》。 《雍正硃批谕旨》第42册，《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鄂弥达《请开矿采铸疏》。 2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5《乡俗志》。 3《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田畯《陈粤西矿厂疏》。 4屈大钧《广东新语》卷5《货语》，《铁》。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陕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冶铁业发展也很迅速。特别是陕西南部的秦岭和大巴山地区，铁矿靠近老林，便于就近烧炭冶铁，并且这些地区聚集了大量流民，劳动力资源也非常充足，所以冶铁业相当兴盛。在陕西的盩厔（今周至）、留坝、略阳、定远（今镇巴）、凤县等地，有铁厂数十处，仅凤县一地就有铁厂十七处，柴厢十三家5。在陕西，冶铁炉一般高一丈七八尺，每炉可冶炼矿石几百斤。炉前由十几个人轮流拉动风箱，炉火昼夜不断，还要有专门辨火候、别铁色的技术工匠。通常一炉需要佣工十几个人。再加上运木装窑烧炭、开石挖矿以及运输矿炭，则“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运作佣工不下千人”。一些大的铁厂有二三千人，小厂也有千人或数百人。投资铁厂的，大都是外来客民，他们“携带工本，雇募匠役”2。他们与铁厂中的工匠之间显然是雇佣剥削关系。这些投资者的资本都比较雄厚，“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3。清代陕南地区的冶铁业中也已经出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工场。 清代陕南大巴山地区，还有大量的纸厂、木厂、耳厂等，各厂多者数百人，少者也有数十人。以纸厂为例，大巴山区竹林茂密，造纸原料极为丰富，而且成本低廉，非常适宜开设纸厂。在陕西西乡有纸厂二十余处，定远有纸厂一百多处，洋县有纸厂二百余处。厂主和工匠大都来自四川、湖北两省。厂主出资办厂，工匠以出卖劳动力为生4。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这类纸厂中已经出现。 铜矿的采铸是在清代发展得很快的一种矿业。清代的铜矿主要集中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特别以云南的铜矿发展最快，也最著名。 据官方估计，云南铜矿盛时有大铜厂四十八处，每厂雇佣矿工七八万人，小厂也在万人以上，“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5。 云南铜厂的矿工，“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大都是一些靠劳力谋生的无产者。但是按照领取报酬的不同方式，他们又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招募砂丁”，或叫做“月活”。这类矿工“无论有矿无矿，月得雇价”2，按月领取货币工资。他们去留随5卢坤《秦疆治略》，“凤县”。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2《清代的矿业》第58页，中华书局983年版。 3《三省边防备览》卷《策略》。 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卷《策略》。 5《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唐炯《筹议矿务拟召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9，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 2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4、5、48、49页。 其自便，往往视铜厂的兴衰变化，“来如潮涌，去如星散”，显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3。他们与矿主之间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另一类矿工叫做“亲身弟兄”。他们是“其初出力攻采，不受月钱，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者”4。他们虽然也是以劳力谋生，但他们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商品出卖，而是类似于作为股份投入，并且像股东一样要承担开采风险，只有在开采成功的情况下才能指望报酬，因此不可能去留自便，而是对于硐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领取报酬的方式也类似分享红利，是与硐主按四六比例分割矿砂，而不是领取货币工资。所以“亲身弟兄”的劳动不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在云南铜矿中，矿洞之外的杂事都是雇用“月活”5，井下开采也有完全使用“招募砂丁”的，如香树皮铜厂“向无亲身弟兄，均系招募砂丁”。可见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云南铜矿中是主要的生产关系。 云南铜矿中有比较细致的分工。从采矿开始，矿井中有镶头负责技术指导，矿硐中又分数路开采，每路为一尖子，每尖有领班一人，负责督促矿工并协助镶头支设镶木。开采面上，一人持钎、一人持锤、随时互换，称为“双换手”7。矿井中排水有龙手、换手，背荒有砂丁。在铜厂中，一座矿井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实体，只能属于同一个投资人或投资集团所有，因为如果矿井分属于不同的企业主分别经营，则很难顺利地组织生产。所以，根据云南铜矿中井下开采的这种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状况，可以认为已经具有手工工场的性质了。如果矿砂出土后的捶矿、洗矿、配矿以至冶炼的各道工序，都是在同一个企业主的指挥下进行，那么这种手工工场的规模就更大了。 与云南铜矿相比，清廷对采煤业的控制要宽松得多。 清代北方用煤比较普遍，北京更是“炊爨惟煤是赖”。在北方的直隶、盛京、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采煤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在北京郊区更是兴盛。乾隆中期，北京郊区已有在采煤窑二百七十多座2。 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的煤窑，多为投资者集资，向地主承租土地进行开采，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如嘉庆元年（79），一座叫戏台窑的煤窑，就是由投资人焦士琮等十人集资开采。合同规定，其窑分为九百四十日个“日分”，地主得一百四十日，作为地租，剩下的八百日，由集资人按股份多少3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4、5、48、49页。 4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4、5、48、49页。 5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4、5、48、49页。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4、5、48、49页。 7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4、5、48、49页。 康熙《宛平县志》卷《艺文》，卫周祚《罢玉泉山烧炭纪事》。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卷320—32页。 分别占有若干日分。3门头沟煤矿所雇用的矿工，多系无籍流民，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每年七月以后，窑主“按公平时价，雇人工作”。到次年五月，估计京城内外各煤厂煤铺俱已储存足供五、六、七月所需的煤炭，煤窑就暂时停工，“以避盛暑煤毒”，矿工“即行散工”。可见这些矿工是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与窑主之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门头沟，还有少数矿工属于“关门锅伙”，即被窑主诓骗入窑、勒逼工作、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劳动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属于非法，遭到官方查禁，因此并不妨碍门头沟煤窑中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的存在。 清代在内地的手工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四川的井盐业最为显著，以下设专节论述，此处不赘。 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虽然有进一步的增长，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仍然是十分缓慢的，其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 从广度来看，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手工业还没有一个个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用自己的产品与农业进行交换的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特别是在手工业中居首要地位的棉纺织业，虽然在少数地区开始出现了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的趋势，但从总体看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耕与织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已经脱离农业的手工业中，普遍还是规模狭小的铺户作坊，以手工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为主，极少雇工，分工也主要限于家庭内部，只是属于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少数生产规模较大的手工业部门中出现。在地区分布上，虽然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已从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但在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还是寥若晨星、忽明忽暗，虽然预示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此时仍然被自然经济的漫漫长夜所笼罩，距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还相当遥远。 再从深度来看，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刚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若干痕迹。 在一些手工业部门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但劳动力的出卖还没有达到完全自由的程度。如在苏州丝织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机工待雇，要由行头分遣，说明劳动力的出卖还要受到行会的干扰。在四川的富荣盐场，烧盐工的“炎帝会”规定盐工必须入会才能烧盐，非会众不得烧盐，会首时常到灶上巡视，若发现非会众烧盐，即用烟竹片痛打、赶走。3《清代的矿业》第42、423、440页。 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劳动力的出卖甚至受到劳动者自己的行帮组织的限制。清政府对手工业工人集中的场所总是严加防范和控制。在苏州踹坊。清政府设有坊总甲长，稽查、弹压踹匠。在云南铜矿，官府派驻铜厂的长员设有枷杖等刑具，对违反厂规的矿工实行枷责或插耳箭游行示众。说明手工业工人还受到一定程度的超经济强制。并且由于官府禁止手工业工人为提高劳动力价格、要求增加工资而采取罢工，这就使劳动力的买卖上劳资双方形式上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关系也遭到破坏。可见在清代的一些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中，其生产关系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还有一定的差距。 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发展程度也非常有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由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极其坚固，难以分解。农民家内分工的发达和农业与手工业以及手工业内部各生产环节的牢固结合，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也使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而封建剥削的不断加重，又使这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不断被强化，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严重障碍。此外，在自然经济结构相当稳定的情况下，地方性小市场的发展，不但难以起到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反而更多地起到增强自给性、阻碍地区性分工和国内市场扩大的消极作用。 封建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清朝廷基本承袭了历代封建皇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 清代前期，清廷采取了鼓励垦荒，对灾区实行赈恤、蠲免以及治理水患等措施，这就使清政府在加紧压榨农民的同时，又避免了小农经济的崩溃。清廷的“重农”政策实质上就是利用封建上层建筑的力量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结果是使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得以不断地延续，造成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另一方面，清廷的“抑商”政策则直接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但要避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因此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虽然比明代有所松弛，但对工商业的总方针仍然是抑制而不是鼓励。清政府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全国各地税关税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商人有时“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再加上官吏勒索舞弊，“以致商人裹足不前”。这对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清政府对手工业产品实行违反价值规律的限价收购的做法，不仅见于云南铜矿，在四川、广西、湖南等省的铜矿中、在贵州的水银矿、铅矿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封建政权以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对民间手工业进行直接掠夺，窒息了这些手工业部门的生机，商人宁愿求田问舍，将资金转向土地而不愿投入产业。造成这些手工业部门生产萎缩，使资本主义萌芽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以茁壮成长。 清廷实行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这种政策的推行，又更加强化了自然经济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使中国手工业难以开拓国际市场，也使资本主义萌芽缺乏外来因素的刺激。 封建行会对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限制作用也不可忽视。清代手工业行会严格限制铺户的生产规模，规定招收学徒一般只能“三年一出一进”，即学徒期为三年，每次只能招收一名，“违者议罚”。行会抑制手工业的一切竞争，对帮工的工资水平，同业内有统一规定，如嘉庆年间长沙制香业议定，帮工每月工资为一串八百文，每日酒烟钱十文。手工业原料的采购也要受到行会的制约，如道光年间长沙明瓦业规定，原料必须“公分派买，毋得隐瞒独买，如有隐瞒独买者，公议罚钱二串文入公，货仍归公派买”。对手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样也有严格规定，同业之内的手工业产品必须按统一价格出售，不得“私行减价”，违者受罚。行会特别排斥新来的竞争者。新来者要开铺户，要花费重资才能入行会，按长沙戥秤业规定，新开店者要交入会银二十两，演戏一台，并备酒席请同行，然后才能开张。新开铺户的地点也有限制，戥秤业的新开店者，要隔同行十家之外，方许开设。京刀业的新开店者，必须“上隔七家，下隔八家”。清代的行会往往还与同乡组织纠缠在一起，如“京师瓦木工，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封建的色彩更为浓厚。尽管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行会受到很大冲击，像南京丝织业中私人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事例，就表明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竞争已突破了行会的约束，但就整个手工业的情况来看，行会的消极作用仍不能低估。行会滞缓了手工业者分化的速度，使手工业普遍停留在铺户作坊的水平上。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局限于少数地区的少数手工业部门，都与行会的消极作用直接有关。 第二节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清代前期，四川井盐生产工艺，特别是钻井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四川盐井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小口深井阶段。这时有了“鱼尾锉”、“银锭锉”、“财神锉”等新型钻具，可打深井至三四百丈，这样就能把蕴藏在三迭系嘉陵石灰岩的丰富盐卤及天然气开采出来。此外，处理井下事故的器械也增多，对于井腔内发生的“走岩”、“崩腔”、“流沙、“冒白”等弊病，亦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方法。这些工具，构造精巧，功用神妙，在当时堪称绝技。 清廷为恢复盐业生产，令民穿凿盐井，永不加课，兼之钻井技术水平的提高，因而“井灶大兴”，出现盐井数量猛增的热潮。据粗略统计，富荣场雍正时有井二百九十八，锅七百五十五，乾隆二十三年有井四百一十三，锅一千零一。南部县雍正时有井三十九，嘉庆时四百三十六。有的盐井产量极为可观，如富荣场“火之极旺者日海顺井，可烧锅七百余口，德成井水自井口喷出，高可三四丈，昼夜可积千余担”。盐井的大量开凿，产量上升，盈利扩大，必然给盐业经营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以致在富荣、犍乐这样生产水平较高的盐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它的特殊性。首先，井盐不同于一般手工业产品，从原料收购到销售成品，都是由同一资本家完成，而井盐产品食盐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由商人以引盐、票盐方式在规定地区出售。此外，形式上也没有收购原料的过程，开凿盐井，取得盐卤及天然气，属于生产的范畴。因此，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在商品的生产领域凿井、采卤和煎制，即井户、灶户、枧户的经营活动中，多少不等的表现出来。其次，井盐业中存在的租佃关系特别繁多而且复杂，土地、盐卤、天然气，以及器用设备均行租佃，契约形式多种多样，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从这些租佃中有所表现。 清代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细密的生产技术分工。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载“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极其粗略的，其中除季节性盐工外，尚包括大量依盐场为生的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在大宁场，也许还把数万供应盐灶烧柴的农民计算在内。就富荣盐场而言，“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以巨金业盐者数百家”。专业盐工确已超过万人。盐场生产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为盐业生产服务的其他辅助性的行业的种类和数量上。富荣盐场“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业盐人数空前增多，如射洪县“居民强半以井为业”2。乐山县，“城人半藉盐为市，风俗全凭井代耕”3。如此庞杂的生产体系和规模，很难视为手工作坊的范畴了。 与此同时，盐场内部的生产过程已存在较为细密的、以技术要求为基础的分工。“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4。富荣场按井、灶、枧大类分工，其中井上工种十五至十九个，用工五十至七十人；灶上工种五至十四个，用工十四至二十三人；枧上工种九至十一个，用工二十八人。盐工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匠，系钻井技工；碓工，凿井之工，“凿井之工，岁停除日、元日”5，一年仅放假两天；辊工，负责井上提卤机械的维修；灶头，整灶技工；烧盐工，“烧盐之工岁不停日，盖天下之至劳苦者也”。此外，尚有担卤工等。生产活动显然已超越了手工作坊的狭小天地。 第二，雇佣关系。富荣盐场盐工原则上是脱离土地羁绊、具有自由身份的劳动者。《三省边防备览》卷九载“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之所聚。其它陆路来者无论已，即大江拉把手，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存活？幸井灶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留之众得食其力”。这些人浪迹四方，有的为生计所迫，“流而为匪”。有的在盐场取得糊口之机后，生活也就相对安定下来，故有人称“川中近年边腹之安静，得力于盐井之盛为多也”。他们是说不上有什么人身依附关系的。就是在边远的大宁县，“工匠外来者多，平日无事，不足以养多人至盐场筒、灶工丁逾千人，论工受值，足羁縻之”。“境内盐场日聚数千人，待哺者众”2。这种外来工匠、待雇之人，其身份显然是自由的。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工匠是“得食其力”、“论工受值”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人... 9 代经营盐业和典当业，号称汪百万，同时藏书甚富，闻名浙西，四库进呈本中，有不少即为汪氏振绮堂所献4。程晋芳、江鹤亭、马曰璐等等，也一面经商，一面附庸风雅，广泛结交文坛名流。工于算计的商人，“一缕一丝，一粒一粟，弗敢轻费。其有以缓急告，虽义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其居货也，雠过其值，犹不以为慊也。其道务求赢余，而俯拾仰取，低昂盈缩，皆有术数，而忠信之说用之于货殖，则以为立穷”5。这才是商人形象的真实写照。可惜这样的材料比较稀少，也许它正好表明，日益壮大但仍旧处在过渡阶段（即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清代商人阶层还没有找到一种“纯粹的形式”把自己充分地表现出来。 国内市场的发展国内市场包括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两大类型。农村市场是以集镇为活动场所的基层市场。至于城市市场，康熙时，刘献廷指出“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唯汉口耳。”大城市是区域市场的中心。中小城市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接近大城市，有的和集镇相去不远，但它们作为地方市场的中心，介于农村基层市场和城市区域市场之间，是双方不可缺少的纽带。因此，从城乡差别方面看，清代的国内市场包括两大类型，而从市场的结构方面看，又可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以农村集镇为活动中心的基层市场。集镇有固定市期，为了给购销双方提供更多的接触机会，邻近集镇的市期又彼此错开。在这里，分散的农村集镇由于市场功能的一致而互相联络，就好像一个分布均匀的流通网络。 集镇作为农村市场的实体，它的交易内容必然要受到所在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的制约，因而农民根据各自的经营状况投入市场的商品也必然表现为几种不同的类别。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它主要指农民全部生产品中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日用常物”，“粟米酒脯菜炭而已”2。 其次是农村多种经营直接向市场提供的农、副业产品。清代的商品性农业广泛采用多种经营，它主要指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这种方式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川、陕、楚毗连各县的山区农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田4据《汪穰卿先生传记》卷。 5《戴名世集》卷9《郑允惠墓志铭》。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2乾隆《富平县志》卷2。 则栽姜或药材数亩。烟草亩摘三四百斤，卖青蚨十千以外，姜、药材亩收百斤，卖青蚨二三十千，以为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另一方面，城市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农村。四川境内的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今万源县）通水程之所。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襄樊花布等货，溯流至此起旱，运发各地”。城乡互为市场，形成了固定的商品转运路线，分布在线路上的集镇就担负着装卸和集散商品的任务。最后还有农村经营专业化产品。一个地区，有较多的农户，专门（或主要）经营某一项农副业产品的生产，并把产品的全部（或大部分）投入市场，是商品性农业向高层次发展的结果。这种经营方式和集镇的关系非常密切，形成了一批以集散本地大宗商品（如茶叶、烟草、水果、药材、鱼苗、猪、牛、丝、麻、花、布、粮食等等）为主要任务的专业性集镇。江西分宜盛产苧麻，“苧商云集各墟市，桑林一墟尤甚”2。宜黄棠阴，“人烟稠密，买卖亦繁，该处向出夏布，闽省贸易之人每于春夏之交，纷纷往来”3。上述集镇自身特点是和当地农村生产结构的特点相一致的。但还有另外一种专业性集镇，它们主要是在商品转运过程中形成的。例如河北地区棉花与棉布业发展迅速，大宗产品远销山西境内，而山西“高县镇，镇为曲沃县所辖，直隶省滦城、荻鹿所出棉花布匹，贩运者皆集于此，商旅甚多”4。这一类集镇和所在地区的生产结构不发生直接关联，但是大宗产品的外销必须依靠流通路线的延长，所以从整体上看，两种专业性集镇又是相互配合，并行不悖的。 在清代前期，江、浙两省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农村多种经营和专业化水平很高。粗略言之，苏州、松江两府是棉花、棉布的集中产地，太仓、嘉定、上海三县，“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凡植木棉者，俱称花以别于稻，有花田、花租之名”。杭、嘉、湖三府是蚕茧丝绸的集中产地，而“吴兴桑田之多，与稻相半”2。上述地区，由于生产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不仅加快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而且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很强的手工业生产基地，集镇的市场功能和专业分工的特点显示得非常突出。华亭、嘉定两县，四乡农民恃花布为生计，著名的棉布业市镇有朱泾、枫泾、南翔、罗店、安亭、娄塘等处。上海所产，据当地人记载“有小布、稀布。小布以十九尺为率，稀布亦不过廿三尺。布之精者为尖，有龙华尖、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8。 2道光《分宜县志·物产》。 3钱宝琛《存素堂集续编》卷4《复奏查明江西地方尚无烟贩折》。 4祁韵士《万里行程记》。 张大纯《姑熟采风类记》。 2阮元《揅经室四集》卷3《秋桑诗序》。 七宝尖名目。龙华、七宝皆吾邑镇名。”3南浔是湖丝重要集散地，所以“南浔一村当一县，财货云屯商贾便”4。在秀水，“绸之类佳者曰濮院”，“布之类佳者曰陡门”5。而濮院于乾隆时号称日产万绸，“练丝熟净，组织亦工，是以濮院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它的商业水平显然已经超过了某些州县城市。 综上所述，农村市场是在农业商品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商品的不同类别，反映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体小农的剩余产品只能满足初级市场的需要，多种经营则为多数商业集镇创造了繁荣的条件，江浙地区的情况更充分表明，生产专业化的程度愈高，集镇的市场规模就愈大。 第二，以中小城市为活动中心的地方市场。 中小城市介于农村集镇和大城市之间，但一般讲来，它和集镇的关系更紧密。山西介休，嘉庆时，共有集镇七处西关，每月四、八日为集期，每年二月初六至十五日，七月十六至二十五日为会期；张兰镇，每月单日为集期，每年三月一日至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为会期；另外五个集镇有会期而无市期，但会期均彼此错开。其中，张兰镇“城堞完整，商贾丛集”，是“山右第一富庶之区”。县境之内，“北乡芦苇，西南煤炭，辛武盐场，义棠铁器，洪山磁器，一邑之利溥焉”2。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市场的流通网络是由中小城市和农村集镇两个部分结合而成的。 此外，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距离远近不等，当地生产水平有高有低，所以商业状况很不一律。无锡、芜湖、济宁各地，手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商品集散功能显著，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位置。另一些中小城市，因其分布在商品转运路线上，成为长途贩运不可缺少的桥梁和纽带。例如湖北云梦“城中宽闲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闻之故老云，凡西客来楚贩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历运布不变色，若不由云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黄河，布多倏黑。故西商于云店号十数处，本地贸易布店亦借以有无相通。”3还有一些中小城市，主要依靠输出本地产品进入区域市场。这种情形，在东南沿海一带相当普遍。在北方，河北涿州盛产桃、梨，献县广植枣树，产品皆运销北京。在西南，四川綦江的枳壳和桐油，首先集中于重庆，然后沿江而下，销售于3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4方文《嵞山续集》卷2《南浔叹》。 5项映薇《古禾杂识》卷2。 雍正《浙江通志》卷02。 祁韵士《万里行程记》。 2嘉庆《介休县志》卷4。 3道光《云梦县志略》卷。 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初编》卷5《桃屯》；纪昀《槐西杂记》卷3。汉口2。乾隆初，山东蚕种传入遵义，发展甚快，“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3。另如河南巩县，地处黄河与洛水之间，可种棉花，“巩民资生之策，强半以棉花为主，多则贸易他乡，少则自行纺织。”土产柿饼，亦“贩鬻通江淮”4。湖南宁远，“县在山乡，土宜粟米苎麻之外，惟产茶桐松杉，日用百需，皆资外来，境虽褊小，商贾颇多”5。它们和区域市场的中心城市距离较远，但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仍然在有限的范围内同其他地区保持着一定的交往。 第三，以大城市为活动中心的区域市场。 在北方，北京是清朝的首都，达官贵戚丛集，人文荟萃，商旅络绎，市肆繁丽，从衣食诸物到古玩书画，“凡人生日用所需，精粗毕备”。巨大的和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使北京商业形成独特风貌，并长期保持着茂盛的局面。天津乃畿南重镇，“水陆交会，又东邻大海，饶鱼盐之利，四方商贾往往占籍而居”7。“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粒食仰关东”8，京津两大城市，不仅与河北各州县，而且还通过海上和陆路，与山东以及东北各省建立了广泛的市场联系。 广州和佛山位于富饶的珠江三角洲，是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佛山在明景泰时，有“户万余家”，康熙二十三年，便“楹逾十万”。冶铁工业，技艺精湛，规模巨大，质量优良，铁锅、铁线等铁器产品，畅销中外，记载称其“冠履川楚”，“货贝华夷”2，“四方之贾，走赴如鹜”3。广州还是著名对外贸易商埠，国内的茶叶、丝绸、土布，国外的香料、毛织品，皆由此进出。这个地区商品生产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广货”驰名遐迩，而且“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与此同时，外省豪商大贾也来到广州，“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资”。42道光《綦江县志》卷0。 3郑珍《樗茧谱》。 4乾隆《巩县志》卷7。 5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7陈宏谋《天津府志序》，见乾隆《天津县志》卷2。 8崔旭《津门》，见同治《续天津县志》卷9。 《祖庙灵应祠碑记》，又《修灵应祠记》，均见道光《佛山忠义乡志沂《佛山赋》。 3陈宗炎《佛山镇论》。 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4、5。 江浙地区，商业大城市更加密集。江宁“机业之兴，百货萃焉”5，绸缎花色齐全，远销北京、辽沈、闽粤以及川黔各省。苏州“郡城之户，十万烟火”。“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城中“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7。杭州南连闽粤，北接江淮，丝绸贸易的盛况，与江宁、苏州不相上下。扬州既是漕运咽喉，又是淮盐供应中心，这两个因素极大地刺激了商业的繁荣。上海的兴起更值得注意。陈文述《嘉庆上海县志序》称“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在长江中、下游，汉口是最大的商品集散市场。康熙二十三年（84），徐炯路过此地，称其“万艘云集，帆樯蔽江，市廛鳞次栉比约三十余里。风景繁庶，民不事田产，惟趋贸易，百货会集，商贾辐辏”。乾隆时期，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发展成为六个最大的行业，各行皆有商总，各省客民皆有客长，“经理各行各省之事”2。这里集散的米、盐、木材，都是长途贩运的大宗商品。例如粮食，货源多半来自四川、湖南，川米经重庆、宜昌、荆州，湘米经长沙、岳州，汇总以后，再向江苏、浙江运送，所以汉口地区“粮食之行，不舍昼夜”3，“米往下载，无日无之”4。而且，除川、湘两省外，云南、贵州、广西、陕西、河南、江西等处货物，也“皆于此焉转输”5。 总的说来，区域市场是国内市场的主体，它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大宗商品的贸易跨越了省区界限；第二，形成了多层次和多渠道的供求联系。后者主要指城乡市场的结合。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农村市场，传统的郡县城市很难单独发展持久而稳定的商品经济，所以农村市场的出现显示了非常特殊的意义。简单地讲，农村市场是城市市场最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国内市场则是在城乡互为市场的过程中确立和完善起来的。 市场交换市场的交换功能必须通过商人的活动才能实现，所以商人的经营方式也5甘熙《白下琐言》卷2。 沈寓《治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3。 7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徐炯《使滇日记》。 2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 3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 4裕谦《裕忠节公遗书》卷4《会议筹借本银循环籴粜详》。 5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规模的大小和商业水平的高低。 农村集镇因受集期的限制，铺户商人的数量不会很多，在这里，最活跃的是流动商人。一片地区内若干集镇的集期相互错开，给流动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道光年间，四川有一首竹枝词“流流场赶一肩挑，上灏下府过毛桥”，自注“日日赶场曰流流场，言如川流不息也。”赶场，北方叫作赶集，岭南谓之趁墟，因地异名，但地不分南北，流动商人都可以根据错开的集期预先安排日程，在集镇组成的市场网络中川流不息地周转循环。 流动商人没有固定的门面。四川另一首竹枝词曾描述过他们的经营方式“赶场百货压街檐，北集南墟名号添。”2具体言之“凡城市临街支棚摆摊卖杂货生理者，晚则收归，早则铺设。”3方式灵活简单，易于循环奔走，日用杂货的品种还可以随着季节的变换而调整，非常切合农村的实际需要。 庙会（或香会）是集镇贸易的传统方式，相沿成俗，而各地习惯又并不完全相同。山西介休的西关和张兰镇，每年各有两次庙会，每次会期长达十天之久，它的特点是围绕一个既定的交易场所，吸引外地流动商人参加，因此会期持续的时间较长。另如四川“遂宁县二月香会，商贾辐辏，百货具集。将散，沿途挨赶。三月初五日入（中江）县境，赶广福场福寿会，初八日赶大磉墩，初九日赶石笋场，初十日赶兴隆场，十二日赶半边山，十三日赶县城内，十四日赶回水铺，十五日出县境，赶三台县之观音场。会日，远近购器用者肩摩踵接”。特点是会期紧凑，并按一定的路线巡回，交易活动接连跨越了好几个县区。 一般地讲，农村市场的流动商人，虽然以集镇为依托，但四处奔波，不可能长期滞留在某一个集镇上。城市市场的流动商人，行止较有规则，生活相对安定，一旦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其中某些人就可能改变经营方式，转化成为定居的铺户。正因为如此，所以清代许多商业城市中客籍商人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土著商人。 铺户属于坐商，有自己的门面，如果独资经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自行料理，自负盈亏，如果规模稍大，而又感到资金短缺，便常常采用集资经营的方式。道光十六年（83），刘星云以一万三千元资本与刘仿玉等人合股于赣州，坐肆招牌曰祥泰，水贩分号曰光裕，仿玉资本约占十分之一。此后刘星云又与谢启镛等合股于吉安，字号曰群泰，并借给仿万清涪《南广竹枝》，见民国《南溪县志》附《南溪文征》卷2。 2翁霈霖《南广杂咏》，见民国《南溪县志》附《南溪文征》卷4。 3黄六鸿《福惠全书》卷8。 道光《中江县新志》卷。 玉四百千文入股。两处店务皆由仿玉负责。2另据记载，山西介休富民吴龙图等十六人各出股银数万两，交侯生芸领本贸易，“自奉天以至浙江，皆有字号，每三年算帐一次，将利解交，历有年所”，道光十八年（838），因“生意萧条，不能多所赢余，各东疑侯生芸从中侵蚀，侯以各东得利多年，小有亏折，遂起闲言，彼此互争结讼”。上例说明一家字号可以由多家股东共同投资，而很多股东联合成为实力雄厚的集团资本，也可以同时经营多家字号。在合股形式下，投资者（股东）并不直接插手具体业务，字号的管理工作皆另委专人负责。清初，归庄指出“凡商贾之家贫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谓之伙计。”2按此原则，刘仿玉、侯生芸的身份就应当划入伙计的范围了。但伙计还有高低之分。下层伙计如同铺户主人的帮工，无权干预店务，小本生意，也无须专人代劳。掌握了经营权的上层伙计，一种即归庄所说“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一类人物，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单个的富商大贾；另一种是与商业资本的股份制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侯生芸，他实际上已经成为受雇于某一集团资本并控制着多家字号的“总经理”。有些伙计，例如刘仿玉，在股东的赞助下还可以进行少量投资。伙计基本上是职业商人。股东的职业状况比较复杂，不过他们投入的资金属于商业资本的性质，则是肯定无疑的。 清代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商人把货物从产地运往销区，但销售市场还有不少中间环节，运商的货物大都要经过坐商和其他零售商人的转手之后，才能最终进入消费。另一方面，贩运贸易是从商品的收购开始的，在收购市场上，贩运商人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比他们在销售市场上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要密切得多，这就为商人直接干预生产准备了条件。惟其如此，所以商业资本对生产领域的渗透也是从商品的收购开始的。 农村市场分散，农民习惯于零星交易，使商人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大宗商品的收购任务，延长时间，又势必增加流通费用，提高商业成本。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贩运商人经常采取的方法就是向农民实行预买。出卖青苗，虽则早已有之，但清代更加普遍。山西粮商甚至深入陕、甘两省边远地区，预放资本，于是农民“借本布种”，新谷方熟，便“悉听晋商搬运”。有的商品不宜长期贮存，或加工的季节性很强，如水果、甘蔗之类，采用预买的方法，不仅保证了货源，而且降低了损耗。经济作物也是商人预买的重点对象。湖南湘潭，“土人种烟，预给值山主，谓之佃山；客商贩卖，预给值佃山之2沈衍庆《槐卿遗稿》卷2《泰和判牍》。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43页。 2《归庄集》卷7《洞庭三烈妇传》。 史贻直《筹禁烧锅疏》，见《皇清奏议》卷3；李殿图《裕仓储以纾民力》，见《牧令书》卷2。户，谓之定山”2。江西“赣州各邑皆业苧。闽贾于二月时放苧钱，夏秋收苧，归而造布”3。农民缺乏生产垫支能力，于是商人乘虚而入，其间难免要夹杂一些高利货色彩，但商人追逐的显然不是利息，而是生产者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预买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事前约定事后履行的商业行为。一经约定，农民便承担了按期交货的义务。为了履行义务而生产，农民的产品就不再是被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从它开始生产的时候就具备了商品生产的性质。这是商业资本向小农经济直接渗透的表现之一。 在清代，很多商品的交易活动仍需经过牙行的居间介绍。例如，乾隆时，褚华记载上海地区的农民出售棉花，“另有行户，辰挂一秤于门，俟买卖者交集户外，乃为之别其美恶而贸易焉。少者以笠盛之，多者以蒲包”。行户“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而于其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2。又如棉布，销地商人来到产地，也必须首先投行，并由牙行经纪人代办收购业务。明末，褚华的从六世祖就是一位专营棉布的行户商人，“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姑估银与布，捆载而去”。行户亦称主人，以别于客商，所设之肆，名曰布行，或花布行。不过乾隆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3，即客商自行组织，雇用能够检验商品级别和熟悉市场行情的人员，直接从事收购。所以，道光时张春华指出“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为坐庄”，而“布肆列在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4。它的特点，一是逐渐摆脱了牙行的束缚，二是销地商人在产地设局，遂由行商变成了坐贾。无锡之布，“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而“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5。花布行突破了牙行的垄断，既大量收购产品，又进行“以花易纱”或“以花易布”的活动，力图在控制产品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控制原料市场，促使小生产者更加依附于商业资本。苏州之布，名重四方，“各处客贩及阊门字号店皆坐庄买收，漂染俱精”。字号店商人把采购、加工、发卖合为一体，不仅自行设庄，而且还雇佣工匠，兼营漂染作坊，故“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尽管字号店和花布行都没有直接支配棉布生产者，但两种经营方式的区别仍然十分显著花布行商人继续停滞在流通领域2嘉庆《湘潭县志》卷29。 3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4。 褚华《木棉谱》。 2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3褚华《木棉谱》。 4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5黄卬《锡金识小录》卷。 民国《吴县志》卷52，引乾隆《元和县志》。 之内；而字号店商人却通过掌握加工环节进入了生产领域，他们和踹匠染工之间雇佣关系的确立，就标志着这一部分商业资本已经实现了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江浙地区丝绸交易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摆脱牙行控制的曲折过程。以秀水濮院为例，开初，收丝有乡丝行，收绸有绸行。绸行又分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周村行名目，“各以其地所宜之货售于客”。后来外地商人也陆续在产地设庄，自行采办。两者的区别是“盖昔时京省客帮到镇买货，绸行系代客买卖，今之绸庄则坐庆收货，而销售于他省，性质不同也”2。不过，绸行的衰落，只改变了商品收购的传统格局，但在个体生产和分散经营的情况下，如果商人仅仅依靠零敲碎打的方式，那就很难保证大宗商品的迅速运转。因此，在组织货源的问题上，他们还必须另外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门路。于是，从纺织业自身的特点出发，由商人直接向生产者提供原料，换回成品，就成为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濮院之“业绸者虽不业丝，亦必购买新丝以贷于机户，而收其绸，谓之折丝”3。花布行以花易布，多是生产者织成以后，持以易花，双方联系比较松弛；但丝绸生产工艺比棉布精细，专业化的程度更高，因而上述这种交换形式在丝绸行业中推行得更彻底。民国《吴县志》据采访册的资料记载，当地专营纱缎业的账房，其“开设年期有远至二百余年者”。“各账房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谓之机户”。机户直接向账房领织，谓之代料，它和上文的折丝，名异实同。这些机户的大多数仍属于分散的个体生产，但他们和账房的联系是固定的，他们既不购买原料，又不出售产品，而是通过某种交换形式直接向同一个账房主人提供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账房和字号同样体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只是两者所采用的方法稍有差异罢了。 总之，清代的商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的渗透（主要指商人利用收购商品，侵入生产过程，不包括商人直接向某些生产部门的投资），导致商人支配生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之一。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商业以市场为依托，市场以城市为中心，可是商人土生土长，和城市没有先天的血缘关系。民间俗谚“无徽不成镇”；然而就在徽州这个地方，其民“世治则出而贸易，世乱则归家。家各有田，多者数十亩，少亦数亩”2。商人一边从农村游离出去，一边又把自己的“根”扎在农村的土地上，这种亦农亦商，农商相杂金淮《濮川所闻记》卷3。 2民国《濮院志》卷4。 3同上。 民国《吴县志》卷5。 2汪士铎《乙丙日记》卷。 的双重格局正好反映了转折时期商人阶层的矛盾处境，所以他们只能审时度势，徘徊于城乡之间。由此看来，直到清代中叶为止，商人支配生产的事例还仅仅发生在少数地区的个别行业中，就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了。 第二节天下四大镇四大镇的发展和繁荣明末清初之际，广东的佛山镇，以冶铁业发迹；江西的景德镇，以陶瓷业扬名；湖北的汉口镇，以“船码头”著称；河南的朱仙镇，以集商贾繁兴。这种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专业城镇，展示了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在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大镇的兴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佛山此时作为广东冶铁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四远商人挟资来投建炉房者逐年增多。乾隆年间，佛山计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乾隆十五年（750），估计炒铁行业工人约有一二万人，整个冶铁行业工人不下二三万人。佛山还不断为虎门、广州、崖门等处炮台承造大炮。当时制造的八千斤大炮，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康、雍、乾年间，估计佛山整个冶铁业的生铁消耗量约为五千万斤，产值超过一百万两。石湾陶瓷业入清以来发展更快，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2，所制产品发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3。佛山丝织业在清初发展为十八行，即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行等。四远商贾此时来佛投建“机房”的不乏其人。佛山金属加工业，在乾隆以后有制箔行、打铜行、打银行、金花行、一字铜行、铜器行等十余个行业。成药业仅参药行就有二十七家堂店。民间手工艺也有陶塑、塑扎、剪纸、门画、爆竹、雕刻等行业。此外还有与之相适应发展起来的手工行业，如染纸业、食品制造业、造船业、泥水建筑业、砖瓦灰炉业、印染晒茛业、成衣业、骨角皮毛筋器业、涂染料业、漆器业、迷信用品业等。据乡志记载，佛山衰落之时的光绪年间，手工业行业还有一百七十八行。2雍正乾隆之际，景德镇“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3。嘉庆时，“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4。当时参见《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83年第4期。2《嘉庆二十二年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 3据乾隆六年《花盆行历例工价列》记载的产品有33种，花盆行仅是石湾二十余行之一，所以估计整个石湾陶瓷产品至少在千种以上。 佛山市档案馆编《佛山史料汇编》二，页234。 2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实业》。 3乾隆《浮梁县志》卷5《物产·陶政》。 景德镇的生产窑约有烧柴窑、烧槎窑、包青窑、大器窑、小器窑等；窑户有五种类型计有烧窑户、搭坯窑户、烧囵窑户、柴窑户、槎窑户；各窑内又根据工序分为二十三个工种；各户间又根据所作之器分为十八作；此外附属各专业户如柴户、槎户、匣户、白土户、青料户等又共有十六个户种。可见分工之细密。正所谓“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5。当时全镇官民窑每年总产值约在六百一十万两以上，其中民窑年产总值约在六百万两以上，可见民窑产值之巨。 汉口在清初方兴，手工业基础不如佛山、景德。但嘉庆三年据包世臣言汉口“有铁行十三家，铁匠五千余名”。可见汉口制铁业的规模也不小。朱仙的制曲业、酿酒业、年画业、染纸业素称发达。创始于明代，著闻于清代的“西双泰”竹竿青酒，色味俱佳，盛销于河南各州县及安徽等地。清代朱仙全镇有年画店三百余家，年产年画三百余万张，行销各省。榨油业在清前期共有七十余家。此外，朱仙的“玉堂号”豆腐干，也是远近闻名的佐膳佳品。 二、商业的繁荣。 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清代佛山铁锅“贩于吴、越、荆、楚”，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乡民仰食于二业者甚众”2。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后，佛山铁锅也大量销往外洋。雍正年间，外国船只购买佛山铁锅，每船少者二千至四千斤，多者达二万斤3。石湾陶器则“通行二广”4，甚至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等地5。丝织品也大量出口海外，为“东西二洋所贵”。康熙年间，佛山已成为外省商贾必至的贸易中心，市面之繁盛甚至超过广州。“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为归”。从进口方面来说，佛山则是一个巨大的发销中心。乾隆年间，佛山已是“商车洋客，百货交驰”。道光初年，佛山市面上的珍奇洋货充斥，有“玛瑙、玻璃、珊瑚、翡翠、火齐、木难、方诸、阳燧、鹤顶、龟筒、犀角、象鼻”等等。同时，佛山还是广东最大的米粮贸易中心。佛山的米价也成为全省的标准价，即所谓“广东各以佛山镇报价为准”2。由此观之，从清初至鸦4蓝浦《景德镇陶录》卷首，刘序。 5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陶埏”。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4；《齐民四术·筹楚对》。 2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乡俗》。 3《雍正东华录》卷9《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折》。4范端昂《粤中见闻》卷7物部《瓦缸》。 5据美施丽姬《石湾陶器研究》记载现有石湾陶器实物可考的有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泰国曼谷、阿拉伯半岛等地。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2《金石上》，郎廷枢《修灵应祠记》。 2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艺文》下，《佛山赋》。 片战争前，佛山镇的商务（不包括外贸），是执全省之牛耳的。 乾、嘉、道年间，“佛山一镇，绅衿商贾，林林总总”3。外省商人云集佛山，在此建立了山陕会馆、莲峰会馆（福建纸商）、江西会馆、楚北会馆、楚南会馆等。佛山籍人会馆原是比比相望。据统计，道光以前佛山共有商业会馆二十五所，手工业会馆二十六所。全镇的工商店号在三千家以上4，铺户贸易和转运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形式。 景德的瓷品在明代已有广阔的市场，清代进一步扩大。在国内，“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5，在国外，“江西瓷器、福建漆器果品，皆夷所好”。甚至法国、俄国的皇室也曾在景德镇订制瓷器7。景德镇也就成为商人云集之所。康熙年间，“豪商大贾咸聚于斯，事陶之人动以万计”8。清代前期，景德镇有都昌、抚州、饶州、徽州、苏湖等会馆二十余个。 汉口“地当天下之中”，因此商业贸易也极其繁盛。乾隆《汉阳府志》载“汉镇一镇耳，而九洲之货备至焉。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洲诸大名镇皆有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清人刘献廷也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2汉口的商业，以淮盐、粮食、布匹、木材为大宗，故称“该镇盐、当、谷、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3。清代的汉口，是中南地区淮盐最大的集散地。清代的汉口，也是米粮贸易的一大中心。当时从汉口出发的粮道有两条，一条从汉水运陕西。例如，雍正十一年有粮船一千五百只经陕西，每船载重三百至五百石，共约六十万石4。另一条顺长江把四川、湖南的米转运江浙。雍正年间，“湖广”之米运江苏年约一千万石5。汉口还是布匹的一大销场，布是湖北省的特产。“其名有扣布、线布、椿布、边布、大布、小布、梭布、条布诸种。其售货有山庄、水庄、京庄、门庄之异。其精者皆远行滇、黔、秦、蜀、晋、3《佛镇义仓总录》卷2《劝七市米户照实报谷价启》。 4根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各碑刻、族谱等互参辑补，按建馆年代录取，如无确切年代则以是否佛山传统工商业择取。 5乾隆《浮梁县志》卷首，旧序《沈嘉征序》。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 7参阅《景德镇陶瓷史稿》第254页。 8乾隆《浮梁县志》卷首，旧序《沈嘉征序》。 乾隆《汉阳府志》卷2地舆，《汉镇形势说》。 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页5（上海进步书局印行）。 3《皇朝经世文编》卷40，页0上《户政·仓储下》·晏斯盛《请设商社疏》。metihia，99年，第48页，转引自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983年第期。 5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972年版第573页，转引自吴承明文。豫诸省。府布佳者东南吴皖之民亦珍焉。盖全省利源之所在，此为最巨。”当时不少产区的布匹通过农村市集转贩汉口，再运销全国各地。乾隆年间，汉口布匹贸易甚旺，“四方来贸者，辄盈千累百，捆载以去”7。此外，汉口还是一个木材的集散地。清初姚鼐《汉口竹枝词》称道汉口盛况云“扬州锦绣越州醅，巨木如山写蜀材。”8可见木材贸易的兴旺。清中叶时，汉口镇的年贸易额达到一亿两左右，堪称当时中国各大工商城市之首。 清前期，汉口有”贾户数千家，盐商典库咸数十处”。会馆公所，四处林立。据民国《夏口县志》卷五建置志记载道光以前建立的会馆公所有三十九座，建馆年代不详的有五十六座。各省商人在汉口活动的街巷，至今仍保留着反映其地域的名称，诸如新安街、新安巷、徽州巷、安徽街、宝庆街、金庭巷、元宁巷、江苏巷、广东巷等2。由此可见，汉口的商业在中南数省中占着首屈一指的地位。 朱仙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商业有很大发展。乾隆年间，朱仙镇已成为“水陆舟车会集之所”3。南门外贾鲁河沿岸，码头林立，长达五里。朱仙镇输出货物以西北山货、本省牲口与土特产为大宗。输入货物以木材、瓷器、茶、盐、糖、纸、布匹、粮食、京广杂货为大宗。入多于出，是其贸易的特点。当时聚集在朱仙镇的外籍商人有山西、陕西、甘肃、安徽、福建诸省人。以山西帮商人势力最大，山西票号独揽全镇金融权，设有山西会馆。陕甘帮多经营山货皮毛，安徽帮多经营典当茶业，福建帮多经营米糖业，本省商人则多经营酒馆饭店及一般工商业。此外，朱仙镇还有回族小商贩和手工业，镇中建有清真寺两所。4清代前期，朱仙镇不仅是河南，而且亦是华北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 三、街区镇貌的发展变化。 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天下四大镇的街区和镇貌也在迅速变化。康、乾年间，佛山的手工业区域和商业区域已基本形成。冶铁业主要集中在镇西南部地区，陶瓷业主要集中在石湾一带，纺织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的乐安里、舒步街、经堂古寺、仙涌街一带。商业闹市区则集中在北部、中部地区。乾隆至道光年间，佛山铺区从二十五增加到二十七个；街巷从二百三十三条扩展到五百九十六条；墟市从三墟六市发展为四墟十一市；码头津渡宣统《湖北通志》卷2《舆地志·物产三》。 7乾隆《汉阳府志》卷28，《食货·物产》。 8《汉口丛谈》卷2。 《汉口丛谈》卷3。 2转引自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982年第隆《大清一统志》卷49《开封府》。 4参阅李长传《朱仙镇历史地理》，《史学月刊》94年2期。 从十一个发展为二十八个；编户人口则从二十万发展为二十七万，若加上旦民和外地流入佛山的谋生者，实际人口不会少于三十万2。至此，佛山发展成为“周遭三十四里”的繁华大镇。 景德镇的街区在清初也有很大发展，时称“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3到嘉庆年间，景德镇街市的范围“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咀，前后街计十三里”4。景德镇从此成为天下注目的泱泱巨镇。这个规模，一直保持到解放前夕。 汉口的街区随着入清以后商业贸易的繁兴而不断修建扩大。乾隆四年，增建接驾嘴、三善巷、艾家嘴等街道5。到嘉庆年间神仙卷全文阅读，接驾嘴已是“上下数里，商贾云集，五方杂居，尤为汉口市盛之区”。汉口的堤外，是淤塞的襄河故道。昔时“荒沙一片”，此时也“居民丛聚，渐成街市”。“民居鳞比，十倍于前，但名堤街，几不知为湖堤矣”。到道光初年，汉口已发展为“东西三十里有奇”的江畔雄镇2。 朱仙最盛时，市区范围，北至今离镇四里的小王店，南至八里的腰铺，东至三里的宋寨，西至二里的豆腐店，面积约五十方里。贾鲁河贯穿镇中，把全镇一分为二。河东为东镇，河西为西镇。镇内街道店铺林立，呈专业性聚集。东镇的主要街道有经营南北杂货的杂货街，经营爆竹作坊的炮房街，米麦商铺集中的曲米街，油业行店集中的油篓街，普通商铺较多的仙人桥街，其中以杂货街最为繁盛。西镇的主要街道有普通商铺相接成排的西大街和顺河街，经营京广苏杭时货的京货街，经营估衣典当的估衣街，经营铜器作坊的铜货街，其中又以西大街为最繁盛。全镇街道布局整齐，南北行的街道宽约四米，东西行的街道宽约三米。房屋多平房式，墙坚基固，院整式宏。朱仙镇人口有多少？尚未有确切材料证明。不过有人估计朱仙镇全盛时有户四万，人口二十余万。3五十方里的镇区范围，二十余万的城镇人口，俨然是北方一大巨镇。 应该指出，朱仙镇兴盛的时间不长。乾隆以后，因“河身逼仄”、“镇河不治”，“商贾有所畏忌，而货聚于周家口，不以镇为贾区”4。 参看乾隆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乡城志》；《光绪十年佛山清涌碑记》。2参阅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985年第隆《浮梁县志》卷《疆域上·风俗》。 4《景德镇陶录》卷《图》。 5宣统《湖北通志》卷33《建置志·乡镇一》。 《汉口丛谈》卷2。 《汉口丛谈》卷。 2《汉口丛谈》卷。 3参阅《朱仙镇历史地理》，《史学月刊》94年第2期。 4乾隆《祥符县志》卷3《河渠志·附议》。 天下四大镇的特点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和繁盛的商业贸易是天下四大镇城市经济的主要基础。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与“郡县城市”迥然不同的若干特点。 我国郡县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驻军和游民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是绝对的少数。天下四大镇却与之大不相同。佛山从明代开始，冶铁、陶瓷这两大行业的工人就是佛山市民的主要成员。乾隆年间，“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景德从明代始亦已是制陶工人成为合镇居民的主体。清初时景德人户近十万家，其中“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土著十之二三。”2汉口，“居斯地者，半多商贾”3。居民也是经商者居多。朱仙是商贾辐辏之区，行商坐贾，手艺工人和船户，也占了其镇民的绝大多数。由上可见，一定数量的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是天下四大镇产生发展的共同前提，工商业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和城乡差异，则是它们产生的共同途径。 我国封建城市都是县治以上各级政权的所在地。整个明代，佛山实际上并无常设的官府机构。清承明制，从顺治到雍正近百年时间，佛山也是不置一官。直到雍正十一年以后，佛山才陆续设置了海防分府同知、巡检司等分治机构。但至辛亥革命前，佛山一直不是县治所在。佛山所设的文武机构，“皆僦民舍以居，无定所”。景德与佛山很相似。明隆庆前，“该镇巡捕事务原属附近桃树镇巡检”2。桃墅离景德一百余里，实难管辖。清代，景德镇仍设御窑厂，移饶州府同知驻扎景德镇厂署，分防景德，并将桃墅巡检司改移驻镇，兼管窑务。这个建置，不如一个县治。清代汉口镇分属于仁义、礼智两巡检司，乾隆三年，因汉口已成水陆通衢，调武昌水师一营改驻汉口镇。但有清一代，汉口镇皆隶属于汉阳县3。朱仙镇隶属祥符县，一向无设巡检。乾隆十一年始移清军同知署驻此4。直到光绪年间朱仙镇衰落，清廷也没有在此设县。 四大镇政治统治比较薄弱的原因，是我国封建政权的各级权力机构，一般都只具有政治功能，诸如断案、平叛、赈灾之类事情的处理能力。至于扶植手工业、疏通商业贸易等经济功能则极其微弱。对于四大镇这样的纯属经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乡俗》。 2乾隆《浮梁县志》卷《疆域·风俗》。 3《汉口丛谈》卷2。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2《官典》。 2同治《饶州府志》卷3《舆地》。 3《汉口丛谈》卷，乾隆《汉阳府志》卷9《兵防志》。 4乾隆《续河南通志》卷2《舆地志·公署》。 济发展而勃兴的工商巨镇，还未有相适应的机构设置。这种政治统治的相对薄弱，客观上有利于四大镇的经济发展，致使四大镇避免了大量的官吏、驻军、游民等消费人口的增加，从而也相对减少了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这对四大镇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不啻是一个良好的条件。 手工业是封建城市的主要生产部门。就城市手工业生产结构而言，有官营手工业作坊、民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三种形式，它们成为封建城市经济结构的基本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时期里，官府手工业是城市经济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占着主导的地位。清代天下四大镇如何呢？佛山的城市手工业，完全是私营手工业。以最重要的冶铁业而言，其中有三种经营方式家庭小作坊、家族大作坊和商人经营的大作坊。佛山冶铁业最普遍的经营方式是家庭小作坊，这是私营手工业的低级形态，实行产销结合的经营形式，前门开店经销出售，后面从事加工生产。家族大作坊经营方式常常出自佛山的大姓望族，主要是在明代存在发展。清代以后，随着宗法势力在佛山经济中的减退而衰落。商人经营的大作坊多由外地商人挟资迁来佛山后开办。清初时麦念居“性好货殖而蕃财长子宗泰，是以创立炉冶之艺”。康熙时，鹤山人冯绍裘的先世“迁佛山，占籍南海，治铁冶，有锅炉数座”2。同时的顺德人梁俊伟“来佛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诚实著闻，商业遂振”3。其机房百年不衰，历康、雍、乾、嘉四朝，道光九年仍由其后人继承开业4。商人没有手艺，作为作坊主，他必须完全依靠雇工生产，这是私营手工业结构中的最高形态，资本主义萌芽常常在这类作坊中产生。 景德的城市经济结构不像佛山那么单纯。其手工业生产结构由官营手工业作坊、私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三部分组成。官营手工业作坊就是御器厂，私营手工业作坊是民窑，个体手工业者指的是大量的家庭制瓷手工业者，从窑座数量和工人人数看，明中叶御厂最盛时也只有五十八座窑，“大小工匠约有五百，奔走力役之人不下千计”。随着明后期“官搭民烧”制度的施行，御厂内部的窑座陆续减少。清乾隆末年，实行“尽搭民烧”制度，此后，御厂内部设置的窑座已不复存在。而早在明万历时，民窑佣工已“每日不下数万人”2。比御厂人数多几十倍。清乾隆时，景德有“民窑二、三百区”3。从产值数量看。清代前期估计民窑年产总值约在六百万两以上。麦祝时《麦氏族谱》2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4《人物·冯绍裘》。 3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4《人物·梁俊伟》。 4《道光九年鼎建帽绫行会馆喜助工金碑记》有“梁伟号”等202家（人）机户记载。雍正《江西通志》卷27《土产》。 2光绪《江西通志》卷49《舆地略·物产》；肖近高《参内监疏》。 3乾隆《浮梁县志》卷5《物产·陶政》。 而清代前期每年御器烧造费用一般都在八千两至万两之间，若将此数扩大十倍，折算为御器年产总值，则为八万两至十万两。即民营瓷业的年产总值高于御器年产总值约七十几倍4。由此看来，明清景德镇瓷业中乃是民窑生产居主导地位。 汉口和朱仙以商业贸易为主，手工业不占重要地位。但其手工业皆是民营手工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嘉庆年间，汉口铁行分为十三家，共有铁匠五千余名5。其他如制木、制袜、碾米等手工行业也均系私人开办，各建有会馆和公所。清代朱仙镇的制曲业，也是由“西商携其厚资”来镇“开坊踩曲”7。朱仙镇其他手工行业，诸如年画，酿酒，食品加工等，也为本地手工业者和商人经营。 由上可见，佛山和景德的民营手工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确实占着主导地位，而汉口和朱仙的手工业也皆属民营性质。这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清代，城市经济中民营手工业地位已经上升。而民营手工业地位的上升，意味着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在清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历史变化，给天下四大镇向近代类型的工商城市发展，铺下了坦途。 天下四大镇在全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天下四大镇以其发达的工商业，在全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以国内贸易而言，佛山镇、汉口镇的工商业均超过省会的广州和武昌，成为各省货物交流的一大枢纽。史称“佛山居省上游，为广南一大都会，其地运之兴衰，东南半壁均所攸关”。可见清代佛山镇的工商业的兴废进退，对东南数省的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汉口镇亦然，湖北通省“盖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部之物，与外部所需于湖北者，无不取给于此，繁盛极矣”2。还有中南数省之盐，东南数省之米，也莫不取给于此。汉口的地位，动关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所系，范围更大。以后汉口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在全国同行业中岿然居首，而陶瓷又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景德在外贸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朱仙镇是华北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它的存在，对河南与河北、陕西、山西的经济贸易，对河南与江淮的经济贸易，以及西北与东南的经济交往，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的过早衰落，对于黄河流域经济后来拉大了与长江流域经济的差距，也不无关系。4参阅王钰欣《清代前期景德镇陶瓷业中官窑地位的考察》，《中国史研究》980年第世臣《安吴四种》卷34《齐民四术·筹楚边对》。 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各会馆公所》；《补遗》。 7《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第页。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2《金石下》，乾隆五十三年叶汝兰《重修佛山经堂碑记》。2宣统《湖北通志》卷2《舆地志·风俗》，引《旧志》检存稿。 天下四大镇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劳动人口，而且促使许多原事农耕的乡民成为半工半农者。例如佛山的铁钉业，景德的白土业，大量的产品就是由附近的农民利用闲时制成。这样，就逐步分解了农业的自然经济结构，改变了农民的习惯职业。在天下四大镇周围的辐射圈内，出现了许多以商品生产为主的乡村经济，它们以城市经济为其依存条件。这样，就把许多千年不变的乡村纳入城市经济的发展轨道。 天下四大镇还是四所巨大的工商业学院。清代前期，天下四大镇繁盛的工商业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工商业的人士。不少有眼光的富户也纷纷“遣子弟学工艺、佐懋迁”于此。由此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作坊主、工场主和商人。鸦片战争以后，在他们中间，又产生出新一代的资本家和实业家，在四大镇，在津、沪以及西南各埠，在港、澳、东南亚以及美洲大陆，处处发挥着增殖和流通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家居佛山附近的简村，创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一家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的陈启源；佛山籍出身，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实业家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2，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尤其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是，天下四大镇的出现发展，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先政治，后经济”的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它们没有转化为郡县城市，而是受着商品生产的同一律支配，依据着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向更高阶段演进。这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潮流和趋向，也开辟了一条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道路。同时它也说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不同于秦汉时期，也有别于唐宋时期，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是社会经济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的新阶段，旧有的模式，将逐渐被新质和新模式所替代。人们不难看到，天下四大镇的发展面貌，呈现出如下的一致性这就是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生产意义大于消费意义，其中的佛山和景德，更是商品生产的水平超过了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称它们为“工商城市”，以别于“郡县城市”的概念。其实，比之于西欧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四大镇在城市人口、城区规模以及工商水平来说都毫不逊色。它们以其突出的经济功能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因此，天下四大镇在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光绪《四会县志》编《风俗》。 2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4《人物·简照南》。 第三节粤海关粤海关的组织机构康熙二十三年（84），清廷宣布解除禁海政策，准许开海通商，康熙二十四年，又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机构。史称“台湾平后，海禁解严，闽粤洎吴越皆设沿海榷司，江南驻松江，浙江驻宁波，福建驻泉州，广东驻广州”。粤海关是四个海关中最为重要的。 历史上广东沿海的对外贸易较为发达，广州是个重要的外贸据点，清代设关通商之后，到粤海关收泊贸易的外国商船年增一年，大量的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广州，中国的大宗物品茶、丝、瓷器和南京布等，也从国内各产地荟萃广州，远销重洋。事实上，在清廷限制一口通商之前，粤海关已成为外国商船收泊贸易的最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757）上谕中称“向来洋船俱由广东收口，经粤海关稽查征税，其浙省之宁波不过偶然一至”。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发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洪任辉（jamesflit）率武装商船北上，要求到浙江宁波等地贸易一案后，清廷于乾隆二十二年规定，当年到宁波的洋船仍准贸易，“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2。这个禁令原是针对欧美国家的所谓“西洋”船只的，而后来东南亚地区的所谓“东洋”船也逐步集中收泊于粤海关进行贸易。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口通商”。这一规定，更大大提高了广州在中外通商中的地位，使它成为中外贸易中的枢纽。而粤海关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它垄断了当时最为重要的中国与西方贸易的管理与征税权，是清廷管理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机构。这种局面维持了将近百年，直到道光二十二年（842），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才打破了广州一口独占的局面，粤海关在管理中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也随之丧失，并逐步由一个封建的主权海关变成一个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半殖民地海关。特别是咸丰九年（859）总税务司李泰国在粤海关推行税务司制度后，由清廷派遣的海关监督虽然仍然保留，但实质形同虚设，海关在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等方面的重要职权，均归诸由总税务司委派的洋人税务司，粤海关大门的这把钥匙终于落入外国侵略者的口袋。 清代粤海关在行政系统上是户部所属的一个征税机构。它不仅负责广州王上正《北归志》，《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9轶。 《清高宗实录》卷533，页2。 2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5，页9。 一口对外贸易的管理，而且负责广东全省沿海水道贸易的管理。不仅征收对外贸易的关税，而且征收国内贸易的商税。粤海关除了设在广州市内的省城大关之外，还在全省沿海各地辖有许多关口。按其职能的不同，这些关口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负责报关登记，填写税单和收纳税课的正税口与挂号口，以及负责检验进出口船只与货物，而不收纳税课的稽查口。挂号口和正税口一般归就近的正税口统辖。据《粤海关志》所载“正税之口三十有一，在琼州者十，在潮州者九，在惠州者四，在广州、雷州者各二，在肇庆、高州者各一；稽查之口二十有二，在雷州者八，在广州、高州者各五，在惠州者三，在廉州者一；挂号之口亦二十有二，在潮州者十，在广州者九，在惠州者三”。以上共为七十五口。这是道光年间的关口数。而在不同时期，关口数并不尽相同。乾隆八年（743）策楞在上奏中说，“查通关口岸大小共四十三处”2。这些关口中有七个总口，即省城大关，澳门总口，潮州菴埠总口，惠州乌坎总口，高州梅录总口，雷州海安总口和琼州海口总口。其余的关口分别隶属于七个总口之下。无论是总口或隶属总口之下的小口都由粤海关监督会同地方派员管理。整个粤海关的各种管理人员大概如下监督人，总口委员7人，总口书吏8人（其中大关2人，各总口人），大关案书人，库书2人，库大使人，大关平柜人，各总口柜书0人，各口清帮书47人，家人24人，巡役3人，守库武弁2人，大关库丁8人，各口水手227人，水火夫人，火夫22人，大关杂役30人，以上共计45人，此外尚有大关各房膳写书，人数不定。 在这些人员中，粤海关监督是最重要的。他是粤海关的把持者，全衔是“钦命督理广东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由皇帝亲自简点派充，每届任期为一年，“管理关务，例应一年届满之前，预行奏请钦点差员更换”2。如再被简点，则可连任。而粤海关监督这个肥缺通常由内务府人员所垄断。《澳门纪略》中说“国朝康熙二十四年设粤海关监督，以内务府员外、郎中出领其事”3。从乾隆十五年到道光二十年间出任粤海关监督的三十三人，就全都是内务府人4。 粤海关监督的品级一般都在督抚之下，在地方行政上没有任何指挥权，在中外通商中，如有涉及民事、刑事的情况，也交由地方行政处理。“海关梁廷楠《粤海关志》卷5。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军机处录付奏折，关税类（以下略作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八年，策楞折。 《粤海关志》卷7。 2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二十年，李永标折。 3任光印《澳门纪略》卷上，页48。 4参看《粤海关志》卷7。 监督则专以课税为事”5，朝廷还往往命广东的督抚兼管关务，特别是对税收的稽查。但实际上，粤海关监督在税收问题上是大权独揽的。粤海关是户部的一个直属机构，不受地方行政管辖，监督直接向户部负责。由于监督由皇帝从内务府中简点，因而又向皇帝和内务府负责。他直接听命于皇帝，而皇帝给予他极大的权力，规定“监督征收税课及其应行事宜，不必听督抚节制”。督抚以外的其他官吏更无权干预关务。粤海关监督直接向皇帝和户部奏报每年的贸易和关税收支情况，向户部和内务府报解税饷。监督有权选派亲信及家人到各关口负责征税。外国船只的进出口及开舱贸易，均须监督许可，外国大班从澳门来广州处理商务，及贸易事竣后从广州回澳门过冬，皆向监督请牌，行商的充当及退行都须监督的批准，甚至连买办、通事的充任也得监督的肯首。可见其权限之广大。 监督作为粤海关的总负责人，其下辖有七个总口委员，作为七个总口的主要负责人。在广州的省城大关及澳门总口的委员，一直由广州将军衙门选派的旗员担任。而惠、潮、高、雷、琼五总口的委员，在乾隆五十一年（78）以前，是“每年由藩司于现任及试用佐杂人员内详请督臣委派，前往稽查约束”2。但由于所委的佐杂人员品级较低，又不是本地官员，对在各口稽查征税的书役、家人毫无约束之力，致使家人、书役在各关口胡作非为。因而，乾隆五十一年两广总督孙士毅和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奏请停委佐杂，而就近交由地方管理。其后，惠州府同知，潮州府海防同知，雷州府同知、琼州府同知、高州府通判便分别成了惠、潮、雷、琼、高五个总口的委员。 实际上，在各关口把持税收大权的，不是各总口委员，而是粤海关监督的家人及各口的书吏、巡役。清代外任官员允许携带家人亲信赴任，各官吏上任后自然尽力安插其亲信、家人于要害部门。粤海关“于大关、澳门两总口，又分附省十小口，向由监督及奉旨兼管关务之督抚分派家人带同书役管理。此外惠州、潮州、高州、琼州及雷州五总口，并分隶五总口之各小口四十余处，监督亦分派家丁带同书役分路查察”。经粤海关监督穆腾额的奏请，自乾隆五十一年（78）后，惠、潮、高、雷、琼五总口，及所属各小口停遣家人，但地位最为重要的省城大关、澳门总口，及所属各小口，仍由监督派家人前往管理。这些家人“向由监督自行签派”2，并随监督而去留。而书吏、巡役则是从地方招募的，虽然也“由监督将各税口掣签轮派”，但并不完全依附监督，他们往往长期盘踞关口，“世代相承，视同置产”3。5《清朝经世文编初续》，郭嵩焘《查粤海关税收积弊疏》。 《光绪会典事例》卷239，页3。 2《粤海关志》卷7。 《粤海关志》卷7。 2《粤海关志》卷7。 3军机档，录付关税，光绪三十一年，张人骏折。 这些把持着各关口的家人、书吏及巡役，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钻营肥私，勒索商旅，这是清代关政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设关，到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的签订止，广东行商是把持中外贸易的垄断商人，又是在中国官方与外国商人之间起着沟通作用的中介人，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的外交代理人，中外贸易中的事情经常由行商处理，外国商人的要求要通过行商转达中国官方，而中国官方对外商的政策及态度等也通过行商转告外商，行商还要对在广州的外国商人的行为负责。当然，行商最重要的责任是向粤海关负责征收对外贸易的关税。粤海关“每年征收税项，多藉外洋夷船，其进出输纳各项税数，并非该夷商亲身自行完缴，向来俱于进口之日，先投省行住歇，并将货物起贮行内，由行商报验，核明税额，填单登簿，俟货物逐渐销售，照例陆续交库”。总之，行商虽然不是粤海关行政体系内的员役，但却起着行政上的某些作用。 粤海关的关税作为一个封建海关，其首要的职责是征收关税。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的税收名目繁多，但按监督在奏报关税时的奏折，则可分为正税和杂税两大类。 粤海关的正税包括“货税”和“船料”两项。《雍正大清会典》上说“国家设关榷税，则例不一，有征商税者，有征船料者，有商税船料并征者。”2粤海关是商税、船料并征的。 商税即货税，是对进出口的货物所征的从量税。“凡商船出洋进口各货，按斤科税者为多，有按丈、匹、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3粤海关的税则中，将进出口货物分为“衣物”、“食物”、“用物”和“杂货”四大类。前三类中的各种物品，税则中都有具体税额的规定，如“番布衣每百斤税五钱”（衣物），“芝麻每百斤税二钱”（食物），“天鹅绒每匹税四两”（用物）等等。至于“杂货”类的物品，除了某些特作规定税额的以外，一般是“每百斤税二钱”4。 粤海关对货物的征税率，并没有进口与出口的严格区分，也不区别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这是一种封建的财政关税，并没有保护或促进本国生产的含义。并且“许多课物照件数课税，不管它的长短、宽窄、单幅或双幅，所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六年，和珅等折。 2雍正《大清会典》卷52。 3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7。 4嘉庆《钦定户部则例》卷87。 课相同”，可见其不合理性。 船料又叫船钞或梁头税。是根据船只的等级与大小而对每只商船所课征的税项，原税则中对东南亚一带来华的“东洋船”的课税标准如下2等级面积（平方丈）税额（两） 康熙二十四年经题准，减二成征收，实征八成。初时，欧美来华的“西洋船”，其船钞额比“东洋船”的要高得多。一等船为3500两，二等3000两，三等2500两。康熙三十七年（98）以后，“西洋船”的船钞均照“东洋船”例征收。据马士的记叙，西洋船只分为三等，其一、二等船的大小与东洋船的一、二等者略同，其余的均作三等船。纳税的办法和标准是先将各船的长阔尺数相乘，除以十，得出“单位”数，然后按一等船每“单位两，二等船课7.42两，三等船课5两，求得标准钞额，再扣除20％的特免，即为实缴船钞之额3。例如一艘长尺，阔尺的船，其船钞额是0′′′-=.20两。 以上是对外国船只的征钞标准。 粤海关对本国出洋贸易及沿海贸易的船只也征收船钞，出洋船只的征钞标准如下等级面积（平方丈）每平方丈钞额（两）船钞额（两） 本国出洋船只的船钞额仅占同等外国船只的大约20％，至于其他沿海贸易的船只，其钞额更低。 上述货税及船钞两项，便是粤海关的正税。 与正税相对而言的便是杂税。杂税主要是由原为各口管关人员私索的各johphippspratialtreat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贸易史资料》第一册。 2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7。 stidiaompaytradigofhia，35—834，vol.i，99。嘉庆《钦定户部则例》卷87，页。 种陋规报出归公而来的。雍正以前，关税的奏销中只有正税，没有杂税，雍正年间，清政府整顿财政，将原来各级官吏在征税中的种种私索报出归公，使之合法化。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养廉银制度，使官吏于正俸之外又获得一笔为数更大的合法收入。粤海关是在雍正四年至七年间（72—729）广东巡抚杨文乾管关时，将各种私索报出归公，作为关税收入中的“杂税”向朝廷报解的。杂税的条目繁多，而分头、担头、规礼、耗羡等项是其中最主要的条目，现将这几个条目的情形略述于下分头银两又叫“估值”银，是对出口货物加征的税项。“其粤海关估值一项，系将该商出口货物，估计价值，按货本一两征收银四分九厘，名为分头”。对货物的估值一般比较稳定，不是随市价波动的，只有在估价与市价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才稍事调整，并且要报经皇帝批准。如乾隆二十五年（70），由于当时对出口茶叶的估价远低于市价，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奏请，“将武夷茶每百斤原估价八两，酌改每百斤十三两，松萝茶每百斤原估价七两，酌改每百斤估价十二两”，经皇帝钦准后才施行2。分头银是只对西洋船只的出口货物征收的，“至吕宋系近处洋船，与本港船一例，向来不征分头”3。 担头银简称担银，是各关口对往来贸易物品所课征的税项，不论是国内贸易或是国外贸易，不论是进口或出口，一律按担抽税。至于税率则各口不一。“查各口征收担规银色，高低不同”4，即使是同一关口，对不同的货物，或往来不同地方的船只的物品，其征收的税率也是不同的。通常是每担征银三分上下，但有的不足一分，有的则超过四分5。 规礼银是对进出口商船所征的银两。自设关开征以来，收泊粤海关贸易的外国商船就遭到各种管关人员的多方勒索，一艘洋船进出口时要给书役、家人等缴送的陋规名目多达六十八条。杨文乾将之报出归公，作为关税收入中的一项，称归公规礼银，每艘船不分大小，一律缴送，950两，唯法国船加00两，苏禄船减00两。本国贸易船只也要缴纳规礼银，但数额不多，“进口归公银十七两五钱九分，出口归公银七十三两九钱九分二厘。内江南沙船加收二两”。 耗羡银两。赋税加征耗银是宋朝以后中国封建税收中的通例，粤海关也不例外。粤海关的对外贸易税，从征收到熔成银锭，到上缴关库均由行商负责。而国内贸易的商税则由监督派人收取，海关要将收缴的零碎银两熔成银《清朝文献通考》卷27。 2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二十五年，尤拔世折。 3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年，郝玉麟，隆升折。 4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九年，策楞折。 5《粤海关志》卷。 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页—8。 锭，在熔销中会有一定的损耗。而实际加征的耗银远多于损耗之银，这个差额叫耗羡。雍正初年以前，粤海关的火耗是加二征收的，雍正后期即按加一征收了2。粤海关的火耗主要是按货税额加征的，而“粤海关船料向不加耗”3。这是对洋船而言，对本国船只，船料是仍要加一征税的4。 上述几项是粤海关杂税中的主要项目，此外尚有各口书役、家人在稽查往来船只时向各船索取的“饭食舟车银”，“挂号银”等名目。杂税在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几乎与正税相当。 粤海关自设关开征以来，其关税额几乎是直线上升的，这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省城大关征收的对外贸易税通常占粤海关税总额的70—80％，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这种比例便大为提高。乾隆中叶，“粤海关每年收税五十余万两”，而大关以外各关所征，仅共得“十二、三万”，“惟大关税银四十余万全藉洋般出入，按则征收”5。因而管关人员经常向朝廷奏报“粤（海）关每年征收税数，向视洋船多寡以定盈绌”。乾隆末年以后，粤海关的年度税收总额经常超过一百万两，而大关以外各口的税收仍仅十余万两。以道光十一年（83）和道光十二年为例，即可窥知其大体。道光十一年，粤海关各口共征税银480两，其中省城大关以外各口所征为35000余两，占总数的9+％，而大关一口所征税银达余两，占总数的9+％2；道光十二年，各关共征税银两，其中大关以外各关共征税银仅为34000两，占总数的9+％，而大关所征对外贸易税达余两，占总数的9+％3。这表明了对外贸易税的征收在粤海关税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粤海关税额的不断增长，反过来又说明了清代前期对外贸易的发展。从《粤海关志》和一史馆关税奏折，可以看出洋船进口数与关税征收额的密切关系。 粤海关为清廷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以嘉庆十六、十七年（8—82）为例，即可见粤海关税收在全国关税中所占的比例。清代户部所属共二十四关，嘉庆十六年，粤海关的税收额是523.两，是其余二十三关税收总额的嘉庆十七年，粤海关的税收总额为是其余二十三关税收总额的的再与广东省的地丁、盐课银比较，嘉庆十七年，广东全省实征地丁银为较同年粤海关税银少29322.两，而该年广东的盐课银为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元年，张廷玉等折。 3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5辑，页0。 4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页2。 5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六年，和坤等折。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二十五年，李侍尧折。 2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十一、十二年，中祥折。 3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十一、十二年，中祥折。 两，仅及粤海关税银的52.2％4。足见粤海关税收在清代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粤海关税的去向主要有三个方面海关管理费用；供给内务府银两；由户部支配的税银。 粤海关的管理费用，在关税奏销中常称为“通关经费”，是粤海关一年中为自身的运转而消耗的银两。所包含的开支项目颇多，如官员的养廉银，书吏、巡役等人的火足及工食银两，税馆及巡船的修理费，办公用的纸张，各关口的神诞、戏供等费用。每年约需经费4万两，在杂税项下开支。管理费用仅占粤海关税收的极小一部分，乾隆中叶以前约占税收总额的0％，其后则仅占3％上下。 粤海关每年都要将部分关税送给内务府，以供皇室之用。关税中支付内务府的银两主要有备贡银和公用银。清代地方官向皇帝进贡物品是常见的，但一般是私人的呈供。而粤海关除了监督的私人进贡之外，关税收入中也用一部分来为皇室采办贡品之用。按常例，粤海关每年要进贡四次，即于新年呈进年贡，元宵节呈进灯贡，端午节呈进端贡，皇帝生日呈进万寿贡2。此外还不时有“传办方物”的任务。粤海关在杂税收入中开销备贡银两，始于乾隆三年（738），初时并无固定数额，而是根据贡品的实际费用开支。乾隆七年（742），监督伊拉齐等才奏请定制，每年的备贡银定为五万五千两，其中以二万五千两按年解京，交内务府造办处，留三万两于粤海关，以备办贡品之用，年终结算时，三万两中如仍有余存，则亦需将余存部分银两解交内务府造办处，如三万两不足办贡品，则另从杂税中补支3。乾隆五十年，朝廷命停办贡品，而每年将五万五千两备贡银全数解京，交内务府造办处。道光十年，粤海关又奉旨，从该年始，每年于杂税收入中，“拨内（务）府广储司公用银三十万两”2。解交内务府的税银在粤海关税收中，仍只占很小一部分，在道光十年开始拨解公用银三十万两之前，仅占总数的5％左右，其后则约占20％。这些解交内务府的银两，对于供养清皇室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银两，是“供应内廷差务要款。即如坤宁宫、奉先殿、御茶膳房供用，自鸣钟讨领诸大端，较之外省军需尤为紧要，此外复有紫禁城内值班八旗，内务府三旗官兵，每日口分，万难一日延缓”3。 粤海关税收的绝大部分是由户部支配的。除了“通关经费”和解交内务4《史料旬刊》，第2—30期，“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省钱粮出入清单”。参看军机档，历年关税录付奏折。 2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六年，李质颖折。 3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七年，庆复、伊拉齐折、乾隆四十八年，李质颖折。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五十三年，孙士毅、佛宁折。 2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十一年，中祥折。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辑，页5—52。府的银两外，其余税饷全归户部支配。据历年的关税奏销统计，乾隆中叶以前，属户部支配的部分约占关税总额的70—80％，乾隆后期则波动于80—90％之间，乾隆末至道光十年以前，则在90％以上，道光十年后，由于拨解内务府公用银三十万两，户部所占的比例才降到75％左右。属户部支配的税饷，一般是要运送北京，“解交部库，以供京营兵饷及一切经费等项之用”的4。此外，属户部支配的税饷对于地方财政及某些临时急需的饷银也提供不少的。如广东省兵饷，在额征地丁银中支放，“不敷之数，在于粤海关岁收盈余银内酌筹拨给”5。急需的河工费用及军事行动的费用，更是经常以粤海关的税饷支给。如嘉庆九年（804），拨给河南省河工用费一百万两，嘉庆十九年（84）又拨给河南省河工用费八十万两，嘉庆二十四年（89）拨给河北省河工用费七十五万两。用于军事行动方面的则为数更大，特别是乾隆末至道光初年，根据该时期中的二十个年度的关税奏销折统计，粤海关这二十个年度的税收被拨用于军需的银两竟达八百八十余万两之多。这些军需银两往往是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如乾隆末年，清廷为了镇压湘、川、黔地区的苗民起义，和嘉庆初年为了镇压川、楚、陕等地的白莲教起义，都从粤海关抽调了不少税饷。 粤海关的税收，无论对清廷的财政或是政治，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清政府为了确保这一财源，而对税收实行一系列的考核制度。首先实行的办法是规定关口的最低征税额。粤海关最初的定额是九万一千七百一十四两五钱，后经几次递减，康熙三十八年以后定为四万两二分，常作四万两。同时尚有铜斤水脚银三千七百五十两，其中扣除一百六十两作粤海关的经费，乾隆八、九年之后，只报解铜斤水脚银三千五百六十四两2。以上两项称为正额税，是粤海关的最低税额。康熙时，监督只需缴足正额税，其余的归自己处理，如有多缴，则属私捐。但当时的情形是“不但无余，并不敷正额”，“而当时风气俱视缺额为份所当然”3。 雍正初年，清廷为扭转财政拮据局面，厉行整饬关务，关税实行尽收尽解，超正额部分称为盈余，也要解交，“于是各关以盈余报者相属”。从雍正初年到乾隆初年，对盈余银的报解是没有定额的，由监督自行奏报。但户部总想从关口榨取更多的油水，“各关报满之时，如盈余浮于上年，则部中不复置议，如减于上年之数，即行驳复”2。这实质是以上一年的盈余为4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四年，英和等折。 10 5嘉庆《钦定户部则例》卷5，页8。 参看军机档，录付关税，嘉庆九年，延丰折；嘉庆十九年，祥绍折；嘉庆二十五年，阿尔邦阿折。2《雍正大清会典》卷52。 3《清朝文献通考》卷27。 《清朝文献通考》卷27。 2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8。 下一年的最低限额，而各关监督为了保证盈余年多于一年，必然大肆勒索，苦累商民。乾隆六年，大学士与户部遂旨议准，关税盈余只要与上年数目相仿即可，如相差悬殊，则命督抚查核3。乾隆十四年朝廷又决定以雍正十三年的盈余额为标准。但此后关税收入不断增加，这个标准不能起到督促作用。乾隆十九年户部又请仍行与上届比较的办法4。但因关税的增减受多方面的影响，难免参差不齐，仅与上届比较，固为不妥。乾隆皇帝觉得“通计三年，即可得大概，若多寡不致悬殊，原可无庸过于拘泥”，因而乾隆四十二年以后便实行与上三届比较的办法，只要本年度的税收不比上三年度中任何一年都少即可通过5。乾隆四十五年（780），皇帝觉得粤海关的税收情况有其特殊性，与一般关口不同，因而下旨，“嗣后该部查复粤海关征收税课，即以该年之船只货物查核考察，毋庸照各关例将上三届比较”。不作任何比较，实质盈余无定额，户部是不放心的。乾隆四十七年（782）又议准，“粤海关税课以乾隆四十一、二两年作为比较”7，该两年的税收额皆为五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而实际上，此后粤海关的税收既要与乾隆四十一、二年（77—777）比较，又要与上三届比较，并且变成与上三届中的最高年度相比较。 乾隆后期以来，除粤海关外，其他关口税收皆趋减额，与上三届中最高年度比较的办法委实难行。到嘉庆四年（799），朝廷便放弃这种考核的办法。而重新规定各关口的盈余额，并规定定额之外的多征，亦要尽收尽解。粤海关的钦定盈余额是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两。其后粤海关没有再出现缺额的情形。 税收定额的一变再变，反映了清朝廷和管关官员在瓜分关税这块肥肉时的利害冲突。中央政府以定额作为保证中央财源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定额，只是税收的最低界线，超额部分也是要尽收尽解的，不足额则要受到处罚。如果短缺正额税，则会遭到降级或革职的处分，如短缺盈余定额，则会受到罚俸或降级的处分，监督还要赔补不足额部分。 既然定额是税收的最低限度，朝廷就会设法促使关税的尽收尽解，于是便利用税册对税收的实际情形进行考核。规定关口征税时，必须使用由户部发给的盖有关印和部印的商填册、循环册和稽考册进行登记。商填册是由纳税人亲自填写的，同时收税人根据税额写立一式二份的红单，其一给纳税人，其二存底，叫红单底簿，即循环册。然后管关人员依商填册和循环册编3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8。 4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十九年，萨克岱折。 5《清朝文献通考》卷27。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八年，尚安、李质颖折。 7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五十二年，孙士毅、佛宁折。 《粤海关志》卷4。 制稽考册，又叫清册，按日登记纳税情况，一式三份，一送户部，一存海关，一由监督私人收管。户部根据三种税册进行核对，如无差错，即可通过，如有数目不符，即行追究2。 利用三册考核，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了解关税征收的情况，在三种税册的填写中，弄虚作假，串通舞弊是司空见惯的事。因而朝廷也并不太相信税册的作用，而经常命督抚查察税收实情，乾隆五十七年（792）皇帝命嗣后粤海关“其每月到关船数若干，所载货物粗细若干，责成该督抚详细查明，按月造册密行咨报户部，俟一年期满时交部。（户部）将该督抚所报清册与该监督所报清册总汇核对，如有不符，即行参办”。户部如认为监督有舞弊情形时，即派专人赴关查办。实际上往往亦徒具形式而已，清代关政的是人所共知的。 2《粤海关志》卷4。 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五十九年，苏楞额折。 第四节广东十三行十三行的由来广东十三行（又称广州十三行），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产物。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8）四月，清廷既要“严华夷之大防”，又要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于是广东官府便组织和指定一些商人专管广东对外进出口贸易。这就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出现和行商制度创建的重要背景。 广东行商制度是明代官设牙行的沿袭和发展。康熙二十四年（85） 设关通商时，沿袭明代前例，用牙行商人主持经营对外贸易。《粤海关志》记述“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2十三行产生于粤海设关的第二年（8）。当时，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很多，行商却很少，造成货物“壅滞”。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发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商酌决定，用广东巡抚的名义以法令形式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把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进出口贸易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其性质划分开来，设立金丝行、洋货行。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由此，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商行被区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类不同性质的商行，明确规定“洋货行”是专门经营对外进出口贸易的机构。这文告还大力鼓励有钱人承充洋货行商，同时为保障行商的地位，规定承充行商者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发给证明（行帖），才能承充。即使一人兼营二行，也应分别设行，各立招牌。这样，经营对外贸易就成了一种专门行业，从事该项贸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质，从而形成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 最初一批洋货行商人，多数是由原来在广东经营国内商业和对澳门陆路贸易的“商民牙行人等”转化而来的。洋货行商人的籍贯，以福建、广东居多。 广东十三行和原来在广东的藩商还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清初的“藩商”中的一些人，在粤海开关后不久就转化为洋货行商人。 以上就是广东十三行的由来。洋货行即是十三行。乾隆初年，“金丝行”改名“海南行”，“洋货行”改叫“外洋行”，简称“洋行”。由此，广2《粤海关志》卷25《行商》。 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抚粤政略》卷，《文告》页55。 东十三行行商制度又叫“广东洋行制度”。 十三行的职权和性质根据广东巡抚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初期广东行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三其一，充当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要身家殷实，而又以自愿承充为条件。承商的办法，是经商人自愿呈明广东地方官府批准，并领取官府发给的行帖，方能开业。其二，在广州和佛山原来经营商业的“商民牙行人等”，有自愿转业承充洋商的，可以自由选择，“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其三，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洋进出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禁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 康熙五十九年（720），行商发展到十六家。他们为统一贸易规程，减少内部竞争和限制行外散商，在广东官府下，成立了垄断性的“公行”，它具有行会的性质。公行成立时有隆重的仪式，众商啜血盟誓，并订立行规十三条。这些行规主要有外船专择某行商交易时，该行商只能承受此船货物的一半，其余一半归其他行商摊分，违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要的头等行，可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二等行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除极少数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等许行外商人贩卖外，其余商品的进出口买卖归公行独揽。这时候的公行组织还是相当松散的，既没有共同的领袖，在实际行动上也未采取统一步骤。公行还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外商多次要求取消公行，并以停止贸易相要挟。公行因而时存时散。但公行的存散，并不影响十三行的继续存在。公行成立时虽未能得到正式批准，广东官府对公行还是的。粤海关监督命令，除几种商品在行商加保条件下（交货价百分之三十左右与公行），允许行外散商与外商交易外，其他商品仍然完全归行商垄断经营，一切进出口税饷仍然由行商负责缴纳。行商一方面垄断广州进出口业务，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且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及向海关保证缴纳进出口关税，即所谓“承保税饷”。所以行商又称为“保商”。开始，“保商”只是保证向海关缴纳他所接纳的外商应付的进出口货税；以后，由于行商中有一些“资本微薄、纳课不前者”，于是从乾隆十年（745）起，在行商中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令其统纳入口税款。乾隆十九年（754），清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出口货税、贡银，清廷搜罗之珍品（采办官用品物），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并规定不但外商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而且十三行内有一行倒闭，各行要负责分摊清偿债务。这就形成了“保商制度”。 乾隆二十年，清廷又重申行商承揽茶叶、生丝、布匹、绸缎、糖、大黄、白铅等大宗出口货的贸易，只有扇、刺绣、皮靴、瓷器、牙雕等八种手工业品允许行外散商、铺商在行商加保的条件下与外商交易，违禁则要受到惩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垄断。 从雍正年间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在我国沿海大肆活动，与沿海奸商相勾结，使清朝统治者深感不安。在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重新实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封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成了全国唯一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也就一跃而为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组织了。 由于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地，广州的贸易特别繁荣起来，十三行的内外事务也特别繁杂、内部竞争特别激烈，极需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乾隆二十五年（70）潘振成等九家行商为了统一价格，避免竞争，以及为了承保税饷、应付官差、备办贡品等方便起见，呈请设立公行，获得清政府批准。这是公行正式为官方批准作为经营对外贸易机构的开始。当时，参加公行的各行商选出首倡组织公行的同文行行商潘振成为首领以处理公行的内部事务。这种公行的首领，称为“总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重点放在“防夷”方面。 乾隆二十四年（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了《防夷五事》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行商的商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商借款和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人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809）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对外商活动的限制更严格。还些章程，不只是对外国商人的限制，也是对行商所负责任的规范。这种“以商制夷”的办法在保商制度中越来越多地运用。以后来贸易的每条外国商船，不论是外商自择行商作保，或由行商轮保，保商不仅要对外商偷漏关税负责，而且，所有关于该货船其他一切事宜（包括人员的活动），也由保商向官府负责。外商如有违法之事，政府唯保商是问。 在广州行商制度下，十三行掌握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外商投行后，报关纳税以及出售购办等，一切贸易事务均由行商代理，日常生活也受行商约束，如不得擅自出入商馆，雇佣华人不得超规定之数，不得携带妇女入馆等等。十三行商成为外商商务的全权代理人。行商除了起垄断贸易、“代办”贡品、保纳税饷、管束外商等作用外，还要代清廷传达政令、文书，外国人的要求和礼品书信等，亦由行商向官府传达，不准外商和中国政府直接交往。行商成了清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正式媒介，兼有商务和外交的双重职责。 行商承商之初，只要向地方官府申报便可领帖开张。乾隆年间，要承充行商必须由现任行商一至二人作保。而到嘉庆十八年（83）以后，则要“通关总散各商，公同慎选殷实公正之人，联名保结，专案咨部备查”。把新行商的最后批准权收归户部。这样的规定既巩固了公行的垄断权，又为官吏《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页。 索贿纳贿大开方便之门。 清廷还进一步规定，行商（特别是殷商）不能自由辞退，即使是老弱病残无力承商，也应由其亲信子侄接办。如总商潘致祥于嘉庆十三年（808）花去十万两银子的贿赂款，已允许辞退，而六年之后，两广总督蒋攸铦仍强迫其再充行商。蒋攸铦向上奏称潘致祥“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从前退商，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何得其置身事外，私享厚利，应饬仍充洋商”2。这个做法得到皇帝钦准。另外，行商把行务移交其子侄，也要向官府交付巨款。如82年总商伍秉鉴为把行务交与儿子伍受昌，竟向海关监督交付了五十万元3。 清廷就是通过这样严厉的承商制度，逐步使十三行的商业资本置于清皇朝封建权力支配之下，并发挥其政治上防“夷”，经济上确保税收的作用的。从上述可知，十三行是拥有垄断中外贸易特权的商业组织，又是清皇朝控制中外通商的枢纽和保障关税收入、防范外国人的工具。广东行商制度是清皇朝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制度，是构成清皇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清朝对外贸易的封建垄断性质。 十三行之“夷馆” 广东十三行是靠海外贸易发展起来，并逐渐上升到垄断地位的庞大商业集团，在清代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十三行早期的贸易对象，有荷兰、英国、丹麦、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和东南亚诸国，其中和暹罗（泰国）交易最多。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国家，贸易量较大。十三行商人主要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茶叶、生丝、丝绸和土布，换取棉毛织品、金属品、奢侈品、棉花和大量白银。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英国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福建、徽州等地的茶叶，是行商们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出售的最大量的商品。由于英国货在中国销路不广，英国商人主要用白银和行商交易。 与十三行商的营业所相适应的，还有十三“夷馆”（即商馆）。它是由行商专设的接待外商住宿、储货和交易场所（每所租金，乾隆年间每年约六百两银），实际上是洋行的一部分。“夷馆”是“夷人寓馆”的简称，设在十三行街附近，即今广州十三行路以南、人民南路以西、珠江河以北的地方，也即现在广州文化公园一带。商馆数目通常为十三，这与十三行的“十三”相同纯属巧合。这些商馆被许多街巷分隔开。据外国书籍记载，外商与十三行互市之初，外舶至广东时，每舶俱“占”有“夷馆”一所，每舶俱有一“行”2同上，页23。 3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页32—33。 为其主顾。外商和行商的交易一般在商馆进行，外商又把这种贸易称为“商馆贸易”。清政府对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是严加限制的。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嗣后各夷商到粤，饬令行商将伊等带来货物，速行销售，归还原本，令其置货，依限随同原船回国。即间有因洋货一时难以变卖，未能收清原本，不得已留住粤东者，亦令该夷商前往澳门居住，将货交行商代为变售清楚，归还价银，下年务令顺搭该国洋船归棹”。“夷人到粤，务令于现充行商各馆内，听其选择投寓。如行馆房屋不敷，亦责成该行自行租赁房屋，拨人看守，以专责成。夷商携带番厮，不得过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许携带赴省。责成行商、通事勤加管束，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即买卖货物，亦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其前后行门，务拨诚实行了加紧把守，遇晚锁锢，毋得令番厮人等出外闲行，如夷商有买卖货物等事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身随行。如（行商、通事）敢放纵出入，滋生事端，以及作奸犯科，酌其情事轻重，分别究拟斥革”。尽管这些规定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行商除允许外商留人在商馆料理来不及销售的货物外，当时是基本执行的。外商进入商馆后，行动上完全受行商约束。乾隆末年，始准每月三次到隔海的陈家花园（后改往花地）和海幢寺二处游玩，但要洋行的通事随行约束。通事的主要职责，是向外商宣示政府法令，外商外出时随行管束，为外商书写禀帖，通关报税，领取船舶出入口许可证乃至装货、卸货、检验货物、招雇驳船及搬运工人等等。通事的地位虽低于行商，但也有稽查外商违法行为、防止“民夷勾串”的政治责任。 商馆中有一种为外商服役的仆役头目——“买办”，他们必须由行商、通事结保，并向粤海关领取牌照才能充当。当时寓居过商馆的美国商人威廉·亨德的《广州番鬼录》一书写到“在商馆中，最重要的中国人是‘买办’。他是行商作保，保证他的行为与能力。凡商馆中所雇用的一切其他中国人，他自己的会计，以至仆役、厨役、苦力，都是买办自己的人。”买办“由助手们帮助管理公司（指外商在商馆的机构）及职员们的帐目，他监督开饭，并侍候公司代理（原注外商公司的主任称大班，即总管的意思）及帐房们。”毫无疑问，这些买办是执行着政府交予的管束外国人的政治任务。但是，由于这些买办有为外商驱使奔走的职能，同外商接触最密切，因而也最容易为外商所支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逐渐沦为外商的代理人。据记载，92年“一个深受信任的商馆买办，在广州照管着一大笔活动资金，并按照要求将利润交给雇主”2。这一部分买办从清政府管束外商的工具变为外商进行商业扩张的工具，这是近代买办的前身。 商馆的建筑是相当讲究的，每所都有横列的几排房屋。据外商记述商《史料旬刊》第9期，页308；《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李侍尧折。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32。 2《中国丛报》（英文版）卷。 馆的房屋“第一层为帐房、仓库、堆房、买办室及其助理、仆役、苦力的房屋，及具有铁门、石墙的钱库第二层为饭客厅，（第）三层为卧房。每楼都有宽阔的走廊。”一百多年来，商馆区“这块地方曾是广大的，中国唯一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所进行的交易，其数量之大，是不可估计的。”当时在十三行租赁商馆的，除英国、美国外，还有法国、荷兰、普鲁士、瑞典、吕宋（即西班牙，因当时菲律宾为西班牙所占）、丹麦等国。这些“夷馆”，后来便发展为各国商人的办事处，如道光十三年（832）英国驻华贸易首席监督律劳卑的任所，就设在英国商馆内。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成了外国殖民主义策划侵华阴谋的重要据点。 十三行的衰落十三行的商业资本，具有复杂的属性和特点。 十三行原来纯属牙行性质的代理商，由于清政府赋予他特权，他就变成了专门包办对外贸易的具有官商性质的商人，成为封建的垄断机构。 十三行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有限度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和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鸦片战争前，进口的洋货中，珠宝、毛呢和玩物之类占了极大比重，而出口货中，则以丝、茶和瓷器等大宗商品为主。因此，清朝统治者所需的外贸机构，是由政府控制的、独揽中外交易的行商组织，这就赋予了十三行以封建性。充当行商需要政府批准，总商由政府指定。行商除了垄断贸易、承保税饷、管束外商、取缔运入的违禁货物等任务外，还要承担外商与政府间的文书传递，甚至陪审中外涉讼案件，在外事工作中代表着政府。这就使他们具有不同于一般牙行的亦官亦商的双重性格。此外，行商中多数人自身就是商人地主。总理洋行数十年的怡和行伍氏家族，通过捐纳钻营，同朝廷和地方官员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获得大量官衔、官职。他把相当部分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性地租剥削。伍家不仅和同文行的潘家一样，在福建有巨大的地产，而且还开设了银号数家，进行高利贷剥削。这些都增强了行商资本的封建性，同时，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十三行与清皇朝在经济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粤海关的税收是庞大的，而十三行则是粤海关征税的总枢纽。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饷，有百分之九十是经行商承保输纳的。十三行经手的这些税款，主要是为清皇朝以及皇室的财政开支服务的。据统计，道光十九年一年，粤海关共征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八两。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和留在粤海关作费用的一共才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解往户部和内务府。另外，十三行历年交给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 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5—。 十三行商通过政府特许的垄断外贸特权和从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掠夺，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关于行商对外商的剥削问题，据《中西纪事》记述“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又称“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奸，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十三行商中家财最多而又最有势力的数伍、潘两家。道光十四年（834），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同文行的潘启官，被法国杂志描绘为“财产比一个国王的地产更富”，大约有一亿法郎巨款，每年消费达三百万法郎。行商中的多数都是园宅华丽，生活奢侈的。据外商记载，行商潘氏“有妻妾五十，婢仆八十，园丁役夫三十”。“彼之家园内穷奢极侈，以云石为地，以金、银、珠、玉、檀香为壁。在妇女闺房之外即有广大能容纳百名丑角之剧场，故妇人时时不难得有娱乐。又有九层高之宝塔，以大理石及檀香为壁砌成。其余珍禽宝木，美不胜收。”2行商依赖官府，但又与清朝统治者有矛盾。清朝统治者对行商的掠夺和压迫，是造成大多数行商破产的极重要原因。 清朝统治者给行商以外贸特权，主要是想从他们身上取得更多的钱财。 行商的封建负担，最经常性的是每年都要采办贡品和例进“常贡”银两，乾隆年间开始，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要向皇帝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各种珠宝珍玩，如钟表、镶嵌挂屏、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玻璃镜、千里镜、日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委托”行商采办，价值亦由行商“赔垫”。乾隆皇帝也承认“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行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3。行商贡银始于乾隆五十一年（78），每年为五万五千两，至嘉庆六年（80年），粤海关监督佶山为讨好皇帝，拟“加增九万五千两，共成十五万之数”。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皇朝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十分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788）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随即又令同文行潘致祥独捐三十万两；河南河工，嘉庆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献了六十万两。 此外，保商制度也常给行商造成赔累。行商承保的外舶，如有偷税漏税，则由行商按五十倍到一百倍的数额罚出充公。同时一行破产，其他行商也要共同偿清其欠课和债务，这种赔累给行商增加的负担十分沉重。行商蔡世文夏燮《中西纪事》卷3，页2、。 2威廉·亨德《旧中国杂记》，页78—82。 3《粤海关志》卷25《行商》，页8。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页4。 就是因赔累过甚而自杀的。 行商还要常受广东地方官吏的剥削勒索。承充行商常常要交贿赂四万至二十万两白银，而承充以后，官吏更进行无穷的勒索。道光十二年（832），刚承充的福顺行商王大同，在尚未有与外商作任何交易以前，其财产已为粤海关借口勒索费用及官厅开支所全部剥夺，其本人也被以负款的罪名监禁起来。 行商因拖欠税饷、所保外商违法，或行商本人违禁，向外商借款和拖欠外商债务等原因，被政府逮捕下狱、鞭鞑甚至抄家和发配到新疆伊犁充军的事，几乎年年发生。这更是清政府对行商的残酷的政治压迫。 因此，长期以来，“公行成员的资格，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权利，却被看作是一种负担。中国政府招致商人参加公行时往往遇到极大的困难”。“破产的事情是常常发生，幸而未破产的也总是想法使自己能够尽早好好地退出公行”。但要退商是十分之困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据外国人记载，总商伍浩官“在80年；82年和832年都想告退，但是他一直干到他843年逝世为止”2。清统治者的重压政策，极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几乎所有行商都面临着倒闭歇业的危机。8世纪后期，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挟厚资而来扩张贸易的时候，十三行商在与西方商人的较量中被打败了。这首先表现在贸易的主动权操纵在外商的手里。如“近年夷商司事者竟随意分拨（货物）售卖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拨之权，曲意逢迎，希图多分货物转售获利，而奸夷遂意为肥瘠，有殷商而少分者，有疲商而多拨者”3。其次，又明显表现在商欠（又称“夷欠”，即行商拖欠外商的债务）的问题上。行商由于政府、官吏勒索，自身挥霍浪费和部分商业利润转化为土地资本，货币资本严重不足，被迫向外商大量借债（有的以赊购货物的方式欠下）。如“（卢）茂官有巨大的地产，但如果不从欧洲人那里借钱，他就没有充分的现金来经营公司分配给他的生意”4。这些债款的年利一般在百分之十二至二十之间，外商通过这样的高利盘剥，永居于债权人的地位，在经济上逐渐控制了行商。779年八家行商共欠下英商债（连复利）三百八十多万两（原欠一百零七万）5。8年，七家行商共欠外债一百零六万两。到了820年，十三行中的行商有半数倒闭，余下的六家有五家负有外债。这种借债按照清朝法律算是犯罪，“勾结外国，诈骗财物”，应予抄家充军。行商因此很怕外商公开债务状况或逼还欠款，往往不得不接受赔本生意，甚至让外商用自己的商号作掩护和充当外商代理［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页47。 2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页32。 3《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页0。 4［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页59。 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页44—45。 人。乾隆三十六年（77），英国东印度公司以白银十万两交给总商潘振成，由他代向两广总督行贿，因而使公行被撤销。782年公行虽然复设，但仅限于对进出口货征收行用。这样，行商制度就开始被打开缺口。嘉庆十四年（809），会隆行商郑崇谦欠东印度公司四十五万余两、又欠美商、英国散商等五十二万九千余两白银的债务，无法营业，便向东印度公司借款，并答应东印度公司提出的要求会隆行务必须由当过英商雇员的吴士琼代表英公司经营，直至欠款全部还清。嘉庆十六年（8），一向对东印度公司“勤恳忠诚”和靠出售东印公司货物起家的新行商谢嘉梧，接受了东印度公司为保持进口羽纱的垄断价格而委托的代理业务。他在该公司大班指挥下，按公司规定价格收取羽纱，除缴付捐税外，纯收入归东印度公司结帐，实际上是公司的经纪。这就“打破了百年来的传统办法”2，即改变洋货交易完毕，纳税、价格、利润皆与外商无关的惯例。外商控制了洋货销售的全过程。这时候，其他行商也与东印度公司“交通既久，狼狈为奸”3，几乎都被东印度公司控制。这些行商已经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工具，为外国资本掠夺中国财富效劳，具有越来越浓厚的买办性。他们不执行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帮助外商走私漏税，贩卖禁品，走漏纹银出洋，甚至帮助外商走私鸦片。道光二年（822）监察御史黄中模在奏疏中指出“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生，莫此为甚。”在那些与西方商人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而逐步变为依附西方商人的行商中，怡和行商伍秉鉴、伍绍荣父子表现最为典型。伍氏怡和行居总商地位数十年，为行商首富。他是靠同西方商人进行贸易而发财致富的“食夷利者”。伍家承充行商之初，东印度公司就在生意上对他格外通融，使他避免了破产赔累。后来，伍家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和美商船只的保商，与英美商人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东印度公司认为伍秉鉴“是一个最有用的行商”。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伍秉鉴串通其他行商，带头包庇外商走私鸦片。据道光元年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向上奏告“频年以来”，英美等国商人夹带鸦片来粤偷销，但“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洋商内伍敦元（即伍秉鉴）系总商居首之人，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2。道光十三年（833），伍绍荣为来泊广州的一艘英国皇家战船在总督面前疏通，使其“得到总督极其有礼貌的照顾”。怡和行不仅在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份额中占有很《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页32。 2马士《英东印度公司对货贸易编年史》卷3。参见文钦《明清广州中西贸易与中国近代买办的起源》，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辑，页323，广东人民出版社985年版。3夏燮《中西纪事》卷3，页8。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页4。 2《粤海关志》卷8《禁令》，页7。 大比重，而且是该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的债权人。 美国早期的侵华主角、在华最大的鸦片贩子“旗昌洋行”，就是在同怡和行的勾结中发展起来的。东印度公司退出广州贸易后，伍秉鉴专与旗昌洋行合作，通过旗昌洋行，租用旗昌洋行的船只，将茶叶运销世界各地。十三行被废止后，伍绍荣将其资本附股于旗昌洋行。当旗昌洋行在上海筹建轮船公司时，在五十万元资本总额中，伍氏竟占三十万。 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中的很多行商、买办成为了西方资本的附庸，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行商资本已成为近代买办资本的胚胎。 清廷由于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842年8月29日），与英国侵略者签定屈辱的《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条约中第五条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样，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制度遂告废除。原十三行改称茶行，继续经营茶、丝等大宗贸易。至咸丰六年（85），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船事件，再次进攻广州。广州守城的兵勇及居民，愤恨外国侵略者的横暴，“出城烧十三洋行，毁灭英、美、法商馆”。十三行使在大火中寿终正寝了。十三行的对外贸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十三行每年进出口总值在十八世纪末期已达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八百万银元，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则约值四千万元。这就促进了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以及沿海城镇的发展。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专为出口而生产的行业，特别是丝织业、种茶业十分兴盛。由于贸易的繁荣，广州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当时在广州有直接或间接和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商家近千户，另有茶商一千多，手工业如丝织业技术上达到很高水平，“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于天下”。广东的澄海“自展复以来”，各种货物“千艘万舶”，由此输送到各地。而“每当春秋风信”，“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这个不大的地方，竟也变成“高（商）牙错处，民物滋丰”的“海隅一大都会”。这些都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密切了内地与边远地区、城市和农村的联系。 但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十三行进口的纺织品，对中国的棉纺织业有一定的打击，而后期勾结外商走私鸦片，白银从流入变为流出，以及烟毒散布，十三行也是难逃罪责的。 乾隆《广州府志》卷48，页2、22。 《澄海县志》，嘉庆二十年刊本，卷8，《埠市条》。 第五节物价谷物价格清代粮价的基本趋势是上涨的，大体上可划分为顺治、康熙、乾隆和嘉庆、道光及其以后三个时期。据钱泳记述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涨至二十四文。次年及四十八年均大水，米价虽稍落，每升仍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每升十余文，二十年以后，连岁丰稔，每升十四五文为常价。五十年大旱，每升涨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常价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文之间。 钱泳反映的是江南苏、松一带的米价。每升七文，则每斤仅有五文左右，按官方规定每石百二十斤算，合价为五六百文，合银四至六钱，江西清江的谷价是顺康之际二三钱一石，雍正间四五钱，乾隆十年五六钱，乾隆末更涨。福建莆田谷价，在康熙二十年至四十年间，每石由二钱、三钱涨至六钱，则米一石之价当在九钱至一两之谱。钱泳等的上述记载与其他许多有关江南米价的报导是一致的，李煦根据康熙帝的旨意，按年定期向皇帝奏报苏州、扬州一带康熙三十至六十年的米价，所有白米大都是每石九钱至一两一钱，个别的高达一两三四钱2。乾隆三十二年，江苏奉贤稻谷石价为一千七百五十文，而当时银价是每两换钱百文，米石折银至少应在二两五左右3。嘉庆二十五年，江苏各地上米价是江宁府每石二两一钱八至三两三，苏州府每石二两三钱五至二两八，松江府每石二两一钱五至二两九，常州府每石二两至二两六，镇江府每石二两一钱至二两八，淮安府每石二两六至四两二，扬州府每石二两三至二两九，徐州府每石二两七至三两七，太仓州每石二两八至二两九钱五，海州每石三两七钱七至四两五4。这是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的奏报，米价属中等，不是春夏之交的昂贵价格。咸丰同治年间的上海米价也是每石二两四五钱至五两5。 湖南是鱼米之乡，四川是天府之国，其粮食供应比较充足，但米价仍上涨一倍至三倍以上。四川涪陵，雍正十三年，米价每斗二百文，乾隆三十一年，每斗至七百余文，道光六年，又涨至百文。每石由雍正年间的二千文骤涨至道光时的千文。 钱泳《履园丛话》，《丛话一·旧闻》。《清史稿》卷308《杨锡绂传》，卷324《蒋兆奎传》。陈鸿《熙朝莆靖小纪》。 2《李煦奏折》中华书局版。 3《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上）页3。中华书局版。 4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粮价，江苏省嘉庆廿五年十二月份粮价清单。5江苏出版《吴煦档案选编》第7辑。 四川涪陵抄本《夏氏宗谱·年岁记》，存涪陵市志办公室。 北方的麦价同样呈现成倍上涨之势。康熙三十二、三十四和四十年的山东邹县、郓城的小麦市价分别为石一两二钱五、一千五百五十文和一两八钱一分。乾隆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十二各年，汶上县每石麦价分别为三千八、三千六、四千四、四千八、五千二、五千六百和六千余文。而道光二年，曲阜大庄麦每石卖至十二吊。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山东巡抚奏报各地小麦价是济南每石一两七钱四至二两八钱五，泰安一两一钱至二两二钱，武定二两零六分至三两七，兖州一两八至二两五，曾州一两七至二两八，沂州一两二至一两九，东昌二两二钱七至三两一，青州一两二钱三至二两六，莱州一两三钱二至二两二，登州一两四至二两八，济宁二两二至三两五钱五。北直隶各府同年奏报的小麦石价是顺天府一两五钱九至二两五，保定一两九钱二至四两，永平一两二钱五至二两三，宣化一两至二两三，河间一两七钱六至三两四，天津一两五钱六至三两，正定一两一钱四至三两六钱六，顺德一两七钱一至二两五钱五，广平一两七钱至二两三，大名一两七钱六至二两一，承德一两二至四两一钱九，遵化一两九钱三至二两三钱七，易州二两一钱九至三两七，冀州一两八至二两九钱九，赵州二两零六分至二两六钱五，深州一两七至二两一，定州二两二至三两2。与康熙时的麦价比，普遍上涨一倍至三倍。 清代的粮价反映了五个问题。第一，清代前期的二百年，各种粮价普遍上涨。以南方的主食大米和北方的主食小麦而论，顺治至康熙初年，每石约银四至六钱，合制钱四至六百文，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间，每石约银一两至一两五六钱，个别的至二两，比诸顺治到康熙初年，涨了很多，由于当时的钱价一度上涨，合制钱仅为一千至一千五六百文。嘉道时。每石约银二两左右，由于此时银价上涨，合制钱为二至四千文。第二，粮食价格的变动除与其他商品一样有其共同点外，还有年成丰歉和农业生产季节两个特殊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粮价的变动还有些特殊规律，同一地区和相同粮种，灾年的价格可以比之丰年高出几倍。第三，大米在南方和带皮小麦在北方，如均以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其价相近，但南方大米一百升，其重为百六十斤，北方如曲阜孔府，有以五斗为一斗者，麦子一斗合六十斤，二斗便合一石。又官府折漕，有以一百六十斤为一石者，熟米折价尚高于小麦。第四，南方的稻谷一石，一般为二箩、四斛近，约比大米、小麦贱十分之三左右，大豆价与米麦相近，小黑豆及黄豆价与苞米、高粱等杂粮同。小米价略高于杂粮，而与米麦单价或者略低，或者相同。第五，北方的上涨幅度大，南方小，而南方的川湖粮仓的粮价又比江浙人口密集之地贱。 齐鲁书社《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十一册。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粮价，山东省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分粮价清单。直隶省市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粮价清单。 服用顾炎武谓明末“湖丝百斤，价值百两”，湖丝一斤约合当时一石大米之价。清代康熙年间的丝价，根据李煦历年就当时苏杭扬州一带的行市向康熙帝所作的奏报，一般是纬丝每斤六钱多，单经丝每斤七钱多，线经丝每斤八钱多，最好的线经丝也只有八钱九。这都是康熙后三十年的价格，但康熙题本记载康熙元年徽州丝坯二斤，抵算制钱五千文，则每斤值银二两多了2。这看来不是一种正常情况下的丝价，因为山东曲阜孔府于雍正年间多次购买白丝，都是每厅九钱八分，与《李煦奏折》所反映的南方丝价很相近3。清代蚕丝织品的计价单位相当混乱，以匹、段、尺、斤计者均有，而一匹的长度各地和不同时期又多不一致，每匹长五丈、三丈、一丈七者均有，同时各种布又几乎都有宽幅、窄幅两种。 清代丝绸制品价格，有许多是直接以尺为单位计算的，顺治时，帛一尺银一分八厘，红绢一尺六分；康熙时，潞绸一尺一钱六分；雍正时，山西绢一尺二分二厘；乾隆时，白杭绫一尺一钱，而嘉庆末年，则为一钱五分，而且地点都是在山东曲阜。同在嘉庆末年的山东曲阜，一方面，发现红绸缎每尺高达五钱，另一方面，又报导尺绸仅为一百文多点，按当时的银钱比价仅够一钱，同时东北的青缎也高涨至每尺七百文，约合五钱之谱。从顺治到道光年间，除潞绸价在康熙时一度为每匹五两外，其余所有的绢、绫、绸、缎，一般地都是每匹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五钱，山东曲阜的潞绸，在康熙中年也是每匹一两二钱。因此，可以认为第一，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丝绸制品价一般在每尺五十文到一百文之间，每匹银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之间，比明后期上涨了五成至一倍。当时山东和奉天出现的绸与缎每尺贵至五钱，非正常时价。第二，嘉庆、道光年间的制品价格继续上涨，但幅度不大，每尺在一百文至一百五十文之间，每匹一般为三千文至三千八百文，合银二两五至三两。第三，根据康熙时对潞绸一匹的长度规定和詹元相所撰《畏斋日记》纪录，当时无论是丝绸或棉布一匹的长度，一般均为三丈，但也有一丈七至两丈者。因此，根据社会上按习俗较多记载的制品一匹的价格可以推算出一尺的单价来。 清代前期的棉花价格，徽州在康熙四十至四十二年为每斤五十二文至八十七文多。从道光六年至十六年，直隶遵化为每斤一百二十五文，山东齐属为一百文，西安为三百文，贵州合银一钱，约一百一十至一百三四十文，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郭造卿访闽山寇议》。 第一历史档案馆《李煦奏折》。 2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题本编号57。 3《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5册《三、二食物价》。 詹元相《畏斋日记》，《清史资料》四辑。 广西为一百二十一文，武昌为二百零四至三百文，贵州黄平为二钱一斤，约合二百二至二百七八十文2。棉花的质量相差很大，同时去籽皮棉与弹熟的花绒，价格亦有相当差距。但不论如何，道光年间的棉花较之康熙年间上涨了一倍以上是绝无疑义的。即从康熙年间的每斤五十至八十文上涨至道光年间的每斤二百文。 清代雍正年间，山东曲阜的麻是每斤二分一厘，合二十余文，嘉庆时，山东潍县合五十文，道光九年，陕西巩昌为每斤三十五文，而十七，十八年，四川忠州和成都则为九十文至一百文3。百余年间，其价同样上涨了一倍至数倍。 清代棉布价格的有关资料，以匹或以尺计价者都很多，当时各地和各种棉布一匹的长度虽多数以三丈为准，但也不完全一致，有色布和白布的价格也有所不同。当时各地布一尺的具体价格据资料记载，其折算办法是凡顺治至乾隆年间，银一两折算千文，嘉庆道光年间银两折钱千二百文，米麦顺治至乾隆每石折钱千文，嘉庆道光时折钱二千文。总的看来，白布与夏布之价，无甚差别，有色布比白布价略高一点，如乾隆时的山东曲阜，深兰布每尺五十八文，鱼白布则为四十四文。嘉庆年间在曲阜，也是青布比所有白布价高，但道光十七年，广西桂林的青布和昭平县的白布，则都为二十六文多。实际上，无论有色布或白布还都有粗细之分，同样的细布，当然有色者比白色布要高，白细布与粗蓝布之价，很难有多少差别，甚至前者有可能高于后者。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山东曲阜孔府在嘉庆二十三、二十五年期间，所有粗细布价全是每尺百文以上，最高的白布价是每尺百四十文，比全国各地和各个时期的布价，其中也包括曲阜在此前此后的所有布价，都高出一倍至几倍。其比嘉庆以前的曲阜布价高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也高出价格过多，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它一反常态，普遍比道光年间的布价高出一二倍。同一种孔府档案，记载乾隆时的双京蓝布是每匹八钱，双京毛青布匹九钱，油墩布匹六钱五分。道光年间的青布为每匹千八百文，白漂布为匹千二百文。如以每匹三丈折算，乾隆时仅为每尺二十至三十文，道光时为每尺四十至六十文，绝无每尺高至百文以上的纪录。其所以如此，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京津和山东各地，常是制钱和京钱兼行，孔府档案有许多用京钱计价的记载，但有时标明京钱字样，有时则否。嘉庆廿三、廿五年所载各种布每尺百文以上准是用京钱算的，京钱二文仅合制钱一文，以百文和百四十文折半，则为尺布五十文至七十文，与前后各地的布价相差不远。第二，虚报冒领。还可能两种因素均有。所以孔府管事人员在财会账目上所记布价一般都比实际市价要高出不少。但也有部分如实报价的材料，如康熙年间的红布为每尺2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40、495、544、773、95、99号。3《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5册。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5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5册。 十七文，雍正时的夏布为十二文一尺等。 澄清了上述一些枝节问题以后，约略可以知道，顺治康熙时一般是每尺布十余文至二十文之谱，嘉庆道光时，则每尺约三十至四十文，其间多数在三十文上下浮动。约比顺治康熙时高涨一倍至二倍。 各类副食副食种类包括方面较多，现仅叙述荤食、蔬菜水果、油盐酱醋、烟酒糖茶以及糕点等几种主要的常用副食价格。 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鱼价一般是每斤二十文左右，猪肉是每斤三十至三十五文，牛肉约每斤二十五文。鸭蛋银一钱四十五个，鸡蛋一钱五十四个，折合制钱百文合买鸭蛋四斤或鸡蛋四斤半，每斤约合二十五与二十二文。但有的记载鸡蛋十六个银四分，鸭蛋六十个银一钱五分，则鸡鸭蛋每斤均为三十文左右。嘉庆道光时，鱼一斤二十五至四十文，猪肉一斤五六十文，少数高价有至七八十文者，牛羊肉三至五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熟鸡蛋一个四文，每斤应在二十五至五十文之谱。蔬菜价格随精细品种不同而有差别，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白菜每斤一至三文，葱每斤五文，蒜台每斤八文。桃子六至十文一斤，梨十至二十文一斤，这些都是道光年间的市价。 康熙时，枣子每斤十六至二十五文，道光时，每斤约四十文。食油的价格，无论是北方常吃的豆油与花生油，或是南方吃的菜油（亦名清油），都与猪肉的价钱相近，康熙时，每斤为三四十文，道光时，上涨至七八十文。食盐由于一向实行专卖制度，产销全由官府控制，而私盐又不常涌入市场，因此，其价格变动更为复杂，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区，其差价有大至十倍以上者。按正常的行情，康熙时，一斤约价十文，嘉庆道光时，同一资料记载，有十七八文者，有二十文者，有三十文者，但最少者每斤仅三至五文，最高达五十五文。酱醋之价不相上下，道光时，曲阜孔府陈醋一斤，报价八十六文，陈醋之价比一般食醋价往往高出一倍多，加以孔府账房所报账目绝大多数都有严重的虚报现象。按明代行情，酱醋一斤大体与食盐一斤之价相当，即每斤二十文不等2。 詹元相《畏斋日记》，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735、7023、948、7052、980、93、797、777、70、520、05、3293（嘉庆六年三月）、095、09、43、095、55、302、292、497。 詹元相《畏斋日记》，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735、7023、948、7052、980、93、797、777、70、520、05、3293（嘉庆六年三月）、095、09、43、095、55、302、292、497。 2詹元相《畏斋日记》，《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十五册《道光元年支发食器杂货银钱账》。第黄烟有烟叶与烟丝之别，同是烟叶，也质量悬绝，即以道光一个时期而论，烟叶一斤最少仅为二三十文，最高有达二三百文者。以烟丝而论，以每斤二百文或三百文为常数。康熙时，烧酒一斤一百文，干酒为一百五十文，这是曲阜孔府虚报之价。道光时，有大量报导酒价的资料，一般每斤均在三十到六十文之间，最少者仅有十余文。道光时，白糖一斤约为二十至四十文，个别价昂为四十八文。茶叶一斤有六十四文者，有二百文者。3桃酥一斤有一百十几文者，有一百七十五文者，百粒糕一斤为二百四十文，鸡蛋糕一斤约二百七八十文。这都是嘉庆道光年间在曲阜孔府账房中所记的货价，其中虚假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如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大米每升或为七文，或为九至十文，雍正、乾隆初，每升也不过十余文，嘉庆十三年，江苏通州面粉一斤计价二十文，而孔府于雍正七年所报面粉账为每斤七厘，合四十至五十文，至少虚报一倍。一般的糕点一斤约合面粉三四斤之价，即合制钱六十至八十文，精细点一斤约合面粉五六斤之价，即合制钱百文至百二十文。以此衡彼，孔府账房所报糕点之价，其虚数亦至少在一倍以上。 田价清代的地权和地价，由于商品交换的加剧而出现了一些复杂的现象，一种地权可以有几种买卖方式一种叫绝卖。原卖主将土地出售后，地权便永远消失了，二种叫活卖。即在限期内将地权出售与人，契约规定期满允许卖主回赎，活卖期一般十年。三种叫典当，典当与活卖均可以回赎，是其相同点，但当卖与借贷有关，其典当年限也视借贷情况而定，因此，出卖与回赎的限制亦比活卖为多。四种是租佃或称租赁。租佃时，佃户不仅需要向原业主出备租金，而且须按年交纳地租。佃耕土地有的有永佃权，也有的没有，佃地人有不少还可以转佃。 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涨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渐涨，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38、7342、7298、707、725、7220、739、948、828、85、850、4807、7223、0、094、394、92、454、852、797、958、32、400。包世臣《安吴四种》卷7上《中衢一勺》。 3詹元相《畏斋日记》，《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十五册《道光元年支发食器杂货银钱账》。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38、7342、7298、707、725、7220、739、948、828、85、850、4807、7223、0、094、394、92、454、852、797、958、32、400。包世臣《安吴四种》卷7上《中衢一勺》。 《曲享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4、5册。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37号。上者十余雨。今阅五十年，竟亦涨至五十余两矣”。 从叶梦珠的《阅世编》和钱泳等所述的一系列材料看，清代前期的地价变化同样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顺冶康熙年间，由于更多的原因，地价与明初一样十分低贱，有时甚至以田送人，人且不受，上等土地每亩不过数两，康熙后期，地价略见上涨，雍正摊丁入亩，又一度下落。乾隆时，其价稳定上升，但截至末年，每亩价未有达三十两者，从十八例档案分析，每亩过二十两者仅有四例，仅够全部材料的四分之一。道光时，所取档案十六例，每亩超过二十两者已达十例，超过了全数的六成，其中广西兴安每亩价高六十八两，浙江绍兴也每亩价将近六十两。因此，钱泳说，嘉道之际，地价每亩过五十两，是信而有征的。这时一般田土之价总在一亩二十两至三十五两之间。据此，对清代前期的地价可以总结如下顺康之岁，每亩数两，乾隆时，亩价十至二十两，嘉道之际，则在二十至三十五两之间，但有少数地亩高达五六十两不等。 工价雇工种类不一，有日工（有的名零工、忙工）、短工（或月工、或二月，或为季工）、长工等。 日工和月工的工价应比长工高的多，因为日、月工全是在农忙劳动持续紧张的时刻应雇，无忙闲的调节机会。明代日工工价最少者为日银二分，合当时制钱十五六文，最多者日六分。清代顺治康熙时期，一般的也是日银二分至七分。明代人谓日取佣金四分，腹且不饱，清代也是如此。顺治康熙间，虽每日佣金有二至七分不等，个别高的城市佣工甚至高达每日一百文、二百文之多，但多数是每日佣金三至五分，即制钱三十至五十文。清初的月工工价有一月二钱、三钱、一两和一两八钱者，相差三五倍至十倍2。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各种工价与清初比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日工工价最少者为三十文，最多达二百文，但一般的为五十文至七十文，月工最少者为三百文，最多达一千五百文，但以八百文、一千文为常价，长工最少为三千文，最多至二十吊，但以十吊一年者为多。城市或城郊工价高，农村低。南方特别是江、浙、闽、广等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工价特点是悬殊不大，而且比较稳定。北方则有的很高，有的相当低，如道光三年，陕西甘泉长工一名高达二十千，同时候，甘肃、河南一带，则三千、五千者亦复不少。其所以然，盖因南方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个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正在形成，包参看黄冕堂《明史管见》卷3《明代物价考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朝题本》（三）编号253、254。 2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题本》编号5治朝题本》编号正朝题本》编号9、22。 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商品都在酝酿出一个近似的市场价格，除非有特殊变故，一般不容易出现大涨大落现象。当然，南方地域广阔，也不能一律看待，有某些较偏僻贫苦的山区，情况与北方无异。东北地区多数都是劳工价格高，长工一般都在十千至十三千之间，年钱十六千者且不少。东北是一个新开化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但却人烟稀少，劳动力缺乏，关内许多先进的技术输送进去以后，社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工价比全国许多地区都高，而且是稳定的。这也是东北所以对关内许多人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七章政权机构及其职能第一节职官制度清代职官制度，大抵沿袭明代而略有损益。这一制度发端于努尔哈赤兴起建立后金，扩大于皇太极，仿照明朝，设官分职，改后金为大清时，已初具规模，入关后逐渐完善，遂为一代定制。 朝廷机构的建立和设官清代的中央机构中，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军机处及六部最为重要，有的参与决策，有的负责执行，为权力的中枢。其成员，初皆满人，后来满、汉并用，但是满官高于汉官，直到清中叶，满、汉官品相等，满仍掌握实权。议政王大臣会议清前期的主要决策机构，号称“国议”。源于努尔哈赤时的诸王大臣议政、议刑制度，皇太极时进一步扩充，并使其在决定军国大事上起很大的作用。历顺治、康熙、雍正各朝，都由满族王公大臣充当其成员，表现出满族在清朝统治中占据着特殊地位。至乾隆五十六年（79），随着皇权的加强和满族贵族的衰落，议政王大臣会议完全被废除。 内阁皇太极时，先建立了文馆，后改为内国史、内秘书、内弘文院。 内阁就是由“内三院”发展而成。顺治十五年（58）正式称内阁，设官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侍读、典籍、中书、中书舍人等，大学士皆冠以殿阁之名，称为中和殿（乾隆十三年裁，增体仁阁）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常设满、汉各二人，正一品。其权之重在于“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2。尤其是进呈章奏和代拟批旨，就是所谓“票拟”，关系更大，所以内阁大学士是事实上的宰相。其下办事机构有典籍厅，满、汉、蒙古本房，满、汉签票处，诰敕房，稽察房，收发红本副本处，饭银库等。俱由大学士以下官员任职和经办。 军机处也是最高中枢机构。始于雍正四年（72），为筹备对西北用兵而设的军需房，七年改为军机处，十年颁发印信，是由内阁分出的“行政总汇”3。军机处的特点是与皇帝更接近，机密性强，官员少。设官为军机大臣、大臣上行走，或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大臣被视为宰相。属员有章京，满、汉各十六人，分掌满、汉文字4。俗称军机大臣为“大军机”，军机章《清高宗实录》卷389，第2—27页。 2《清史稿·职官一》卷4。 3《清德宗实录》卷54，第2页。 4《光绪大清会典》卷3。 京为“小军机”。 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的官吏、财政、教育、军事、司法、建筑等行政事务。天聪五年（3）初设，均以满洲诸王贝勒一人领之，下设承政、参政等，满、汉、蒙参用。入关后改为每部设尚书，左、右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官员。尚书从一品，为之长，侍郎正二品，贰之，俱满、汉各一人。清朝不正式设宰相，六部直接受皇帝控制。六部的机构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的属官，有堂主事、司务厅司务和缮本笔帖式，由满洲、汉军、蒙古若干人为之。二是办理政务的分司，即清吏司，其中吏部有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个清吏司，户部按地区分设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十四个清吏司，礼部有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个清吏司，兵部有武选、车驾、职方、武库四个清吏司，刑部有按地区分设的直隶、奉天、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七个清吏司，还有一个专职督捕的清吏司，工部有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个清吏司。每部清吏司的设官均为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由清宗室、满洲、汉军、蒙古、汉人中选任之。此外，六部还有若干其他机构和附属机构，属内部的有督催所、当月处，官员由各司郎中、员外郎等担任。附属机构有户部的宝泉局，银、缎匹、颜料三库，仓场衙门及税关，设官多为满，汉并用，惟三库郎中、员外郎、司库、大使等皆由满洲人充任；有礼部的铸印局、会同馆、乐部等，设官或满洲人，或汉人、朝鲜人充之；有刑部律例馆、秋审处，设官由尚书、侍郎或委其属员充任，满、汉兼用。有工部的节慎库、制造库、宝源局及皇木厂、琉璃窖、料估所等，设官郎中、员外郎、司库、库使等，满员多于汉员。 整个清朝统治机构，如运转中之机器，除中枢机关外，尚有辅助机关，或作为补充，或作为制约，构成为其不可缺少之一部分。 都察院始设于崇德元年（3），“班六部上”。掌监察，整肃纪纲，并参与九卿议大政事，既为天子耳目，纠劾百官，亦以之控制言论，表达舆情，因参与处理重大刑事案件，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初设承政、参政各官，顺治元年（44）改为左都御史，从一品，左副都御史，正三品，俱满、汉各二人，掌院事。都察院内机关有经历司、都司厅等，并设十五道，各冠以京畿、河南、江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方名称，实则纠察朝廷内外官邪，并稽在京各衙门库仓，以及查核各省刑名。还有都察院统辖的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各科，原为独立机构，雍正元年（723）改隶都察院。其职宣统时因避溥仪讳，改仪制为典制。 《清史稿》卷237《张存仁传》。 掌主要是监察六部，以“言职”著称2。每科设掌印给事中、给事中等官，俱满、汉各一人。其下笔帖式，满洲十八人。其权势甚大，每日抄发内阁题本，有“封驳”之权，即发现不便施行者，可以封还，错误者，可以驳正。大理寺掌平反刑生化之史前文明的觉醒燃文狱，为三法司之一，可参与九卿议大政事。设官有卿，正三品，掌寺事，少卿，正四品，贰之。凡重大案件，先经刑部审明，送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如有情罪与律例不符，许与刑部，或再与都察院两议，上奏皇帝裁定。寺内属官有堂评事，满洲一人，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左、右寺丞，满洲、汉军、汉各一人，左、右评事，汉各一人。 通政使司掌各省题本，校阅后送内阁，并参与九卿议大政事。设官有通政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参议，正五品，俱满、汉各一人。通政使掌司事，副使、参议佐之。属官有经历司经历、知事，分掌出纳文书。 理藩院掌管少数民族的机构，由崇德三年改蒙古衙门而建。初设承政、参政等官，顺治元年改为尚书、侍郎，其重要事务由旗籍、王会、柔远、典属、理刑、徕远六个清吏司分管。旗籍掌内札萨克（内蒙古）的疆域、封爵、谱系、会盟、军旅、邮传等事。王会掌内札萨克颁禄、朝贡、赏赐等事。典属掌外札萨克（外蒙古）部旗、邮驿、互市及内外喇嘛。柔远掌外札萨克喇嘛、俸禄、朝贡等事。徕远掌回部（新疆）札萨克及中亚一些国家朝贡往来。理刑掌各少数民族刑罚案件。各清吏司设官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俱由满洲、蒙古等少数民族或极少数汉军担任。 翰林院储备人才之所。设官有掌院学士，从二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俱从四品，满洲各二人，汉各三人。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无定员。掌院学士掌修国史笔翰之事，并备顾问。侍读学士以下掌撰文章或于侍从。庶吉士不任事，入馆学习，三年考试，分别散留。属官有典簿厅、待诏厅主事、典簿等。 国子监最高的教育机关，实是大学堂。设官有管理监事大臣、尚书、侍郎、祭酒及司业，由满、汉大学士中特简。祭酒从四品，司业正六品，掌“成均（大学）之法”2，主持教学及考试。其属有绳愆厅、博士厅、典簿厅、典籍厅，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官，满、汉并用之。 钦天监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机构。顺治元年设，官有管理监事王大臣一人，监正，正五品，满汉各一人。监正掌监事，每年终奏新历，礼部颁行。历官正者有满洲、汉军、汉人，还有西洋传教士。其属主簿厅与时宪、天文、漏刻各科，设主簿与五官正、灵台郎、监候、司晨、司书、博士等，分掌章奏文书，制历法，观天象，辨禁忌。 像历代统治一样，清朝也为皇帝爱新觉罗氏一家设置了庞大的服务机2《清史稿》卷5《职官二》。 《光绪大清会典》卷8。 2《清史稿》卷5《职官二》。 构，进行有效的管理并成为整个清代职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宗人府顺治九年设，位居内阁、六部之上，掌皇族之政令，凡生子、继嗣、婚嫁、爵秩始末，按宗室（俗称黄带子）、觉罗（俗称红带子）分别世系嫡庶，记入黄册或红册。生者书红字，死者书墨字。十年修一次。官有宗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俱各一人，由满洲王、公充任。宗令主府事，宗正、宗人佐之。 内务府管理皇家事务的总机构，“供御诸职，靡所不综”。入关前已设，入关后一度仿明制设十三衙门，重用宦官管事，康熙即位后复改为内务府，设总管大臣，正二品，由满洲大臣中特简。其属堂郎中、主事各一人。直辖的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分掌银、缎、茶出纳，财政收支，户口徭役，祭祀礼仪，武职选授、俸饷、采猎、刑案，府第修缮，庀材饬工、牛羊牧放等事。设官有总管郎中、郎中、员外郎等。兼辖的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各掌皇帝所用马匹，器械，苑囿，三院设官除兼管大臣外，还有卿、郎中、员外郎、主事等。 詹事府顺治元年仿明制而建，为皇子或皇帝服务。设官有詹事，正三品，少詹事，正四品，俱满、汉各一人，掌文学侍从，并参与九卿科道会议。其下左、右春坊，左、右庶子，左、右中允，左、右赞善，俱满、汉各一人，掌记注撰文。经历司洗马，掌图书经籍，主簿厅主簿，掌文书收发。 太常寺管理坛庙祭祀的机构，始建于顺治元年，归礼部，后虽独立门户，仍由礼部满尚书兼管寺事大臣。又设卿，正三品，主寺事，少卿，正四品，佐之。属官有寺丞，赞礼郎等。 光禄寺掌典礼祭祀宴席供应之政令，顺治元年设，曾隶礼部，后分立，仍简大臣一人管寺事。又设卿，从三品，主寺事，少卿，正五品，佐之。属官有典簿厅典簿，掌文书往来；又大官、珍馐、良酝、掌酝四署设署正、置丞及司库等官。 太仆寺掌牧马之政令，顺治元年设。除派大臣一人兼管外，设卿从三品，主寺事，少卿正四品，佐之。其属分左、右二司和主簿厅。官有员外郎、主事及附属马厂按马群所设之牧长、牧副、牧丁，按地区所设之总管、翼长、协领等。 鸿胪寺掌朝会宾客“赞相礼仪”的机构。顺治元年设，经常由礼部尚书兼管寺事大臣。又设卿正四品，主寺事，少卿从五品，佐之。其属官鸣赞、序班、主簿，分掌傧导赞唱、百官班次及章奏文书。 太医院研究和供应医药的机构。乾隆五十八年（793）特简满洲管院事王大臣一人，经常主持院事则设院使正五品，左、右院判正六品，俱汉一人。其属御医、吏目、医士、医生，各专一科。共分大方脉、小方脉、伤寒、《清史稿》卷8《职官五》。 《光绪大清会典史稿·职官二》太仆寺有目无文。 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正骨九科2。御医分班侍值，在宫内称“宫直”，在外廷称“六直”。 地方机构的建立和设官清朝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定和巩固时期，在辽阔广大的疆域之内根据地区特点和统治需要，清朝在地方上建立了政权机构并设置了相应的职官，形成了一套地方官制。 清朝在燕京地区建立了顺天府，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奉天府；一在首都，一在留都，其设官分职属于一种特殊类型。 顺天府乾隆八年（743）定顺天府之地为四路厅、二十四州县，州县隶属于路厅。设官有兼管府尹事大臣一人，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俱各一人。府尹总管京畿及四路的政令条教，“以成首善之化”，比一般府尹权力大，品级高，如升调州县官，可与总督会衔。府丞掌学校政令。属官有治中、通判，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皆汉人。儒学教授，满、汉各一人；所辖四路厅同知正五品，各一人；州、县，知州、知县正七品，俱各一人。大兴、宛平二县并与五城兵马司分区而治，比外县高一品级。 奉天府天聪八年已尊为盛京，顺治元年清入关，原来盛京的六部俱废。 自顺治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年又重建户、礼、兵、刑、工五部。均置侍郎以下官，称“盛京五部”。又设盛京内务府，为外地所无。自顺治十年设辽阳府，十四年更名奉天府，至光绪三十三年（907）改行省。奉天府所辖地方为府二，兴京同知一，直隶厅一、厅二，州五，县十四。设官有兼领府事大臣一人，由盛京五部侍郎内特简，后归盛京将军兼辖。府尹，满洲一人；府丞，汉一人，品级同顺天府。属官治中、围场通判、库大使、经历、司狱、巡检兼司狱、府学教授，俱各一人。府尹主府事，小事决之，大事呈报。 清朝继承元明以来的分省建制，以省为地方上的最大行政区域，下设府、厅、州、县，构成地方上的省、府、县三级基本行政系统组织。其设官分职如次总督省级的最高长官，全称为总督某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或兼巡抚事。清朝一共建立了二十三个省，其中内地十八省为沿袭旧制或以旧制为基础，其余四省在边境并为清末所置。这些省是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台湾、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督管两省或两省以上的地方军政事务，尤其侧重于军事。雍正元年定总督加衔制，加尚书衔的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余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正二品2《光绪大清会典》卷8……有清一代，全国共设总督九人，即东三省、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四川、两广、云贵2。此外还在省级地方设有专门管理漕运的漕运总督和治河的河道总督。 巡抚总督之下设巡抚，其全称为巡抚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或节制各镇，职权很广泛。有的加侍郎衔，为正二品，否则为从二品。巡抚基本上是管一省，也侧重于军事，但比总督管民政更多，为总管一省军事、行政、监察及教育在内的高级长官。清朝所设巡抚共二十一人，其中由总督兼的有奉天、直隶等八人，单独设的有江苏、安徽等十三人。山东、山西等五省巡抚皆兼提督衔，贵州巡抚兼节制兵马衔。 提督学政各省一人，由侍郎或科道进士出身的官员中委任，带原品级，掌学校和科学考试之政令。 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简称布政使司或藩司。布政使，从二品，每省一人，只有江苏二人，实际是一省长官，上承朝廷旨令，下帅府、州、县官，但因有督抚之设，渐居次要了2。其属经历司经历、都事，照磨所照磨，理问所理问，库大使、仓大使等，分掌出纳文书、照刷案卷、审核刑名以及保存档案、财政收支等。 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各省均设，简称按察使司或臬司·设按察使一人，正三品，比布政使地位略低，掌司法监察，“澄清吏治”，常与布政使并称为“布按”。其下设知事掌勘察刑名，司狱检察囚犯，经历、照磨所掌同藩司。 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清朝在各地所设盐务衙门。最高的长官是盐政，由总督、巡抚兼任。实际办事的是盐运使，从三品，奉天、直隶、山东、两淮、两浙、广东、四川各一人。也有的省设盐法道。盐运使司及盐法道之下有盐务分司、盐课提举司、盐课司、盐引批验所等。 道员清代各省设道员，正四品，或有专责，或作为布、按副使。专责者有督粮道或粮储道，简称粮道；又有管河道或河工道，简称河道。官则有的单设，多数为兼任。其他如驿传道、海关道、屯田道、茶马道等，一般由当地同品级官兼道员。作为布、按副使者，有分守道与分巡道。守道由布政使下的参政、参议发展而来，巡道是按察使下副使、佥事演变的结果。初设只辖一府，或数道同辖一府，后来有的统辖全省，有的分辖三四府之地。为此，守、巡二道由原来临时性差使变为固定的地方长官。而且前此守道主管钱谷，巡道侧重刑名，久之两者各加兵备衔，所掌渐趋一致。乾隆、嘉庆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 2详见《清史稿》卷《职官三》。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 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 又准其密折封奏，权势日益加重，以致有人视道为省下、府上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实际上道不完全具备地方政府性质，不过是省级行政机构的派生物。 府官府是省之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知府为一府长官，从四品，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年一考属吏，具其优劣上报。一切要政皆需通过督、抚允准乃行。清朝以知府“为承上接下要职”，故严谕督、抚对其考核。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协助知府，分掌粮盐督捕，江防海防，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众诸职。属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司狱等。 厅州官清朝有直隶厅、州和一般厅、州。凡统治地方人多并直隶于布政使司的为直隶厅、州，地位与府大致相同。厅设官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州设官知州正五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清朝在全国设有直隶厅四十一个，直隶州七十三个。其外的厅、州，称为散厅、州，地位略同于县。至清末，全国已设散厅七十八个，散州一百四十五个2。散厅、州设官与直隶厅、州相同，而品级差一等。散厅、州属府管辖，个别的隶于将军或道员。县官县是地方基层政权机构。清末全国已设一千三百五十八个县。每县设官为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知县掌一县治理，主要是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掌稽检狱囚。 府厅州县的职官，还有府厅教授，厅州学正，县教谕，府厅州县训导等，分别掌管各该地方学校的教育与教学。州县关津尚设巡检、驿丞、闸官及税课司大使、河泊所大使等。 清朝在西北蒙古、青海、新疆、西藏，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建职官制度，既不同于京畿、东北和内地各省，在这些地区之间又有很大差别。 内外蒙古的盟旗制清朝以大漠为界，将蒙古分为漠南内蒙古和漠北外蒙古，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盟旗制度。盟由各部定期会盟而形成的机构，旗是分解原来的部落而组成。旗隶于盟。内外蒙古的盟旗设官基本相同。每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掌管盟务。盟长先由各旗会盟时，从旗长即札萨克中推选。后来改为清朝理藩院开列盟内札萨克，由皇帝任命。其外每盟各设备兵札萨克一人，管理军务。有的盟还设帮办一二人，协理盟务。旗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每旗设旗长一人，又名札萨克，掌全旗要务。又设协理副之。其属有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札萨克等官员多数都是原来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并经清朝封有爵位的王、贝勒、贝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5。 2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222—2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光绪大清会典》卷3。 公、台吉等人。 内蒙古的盟旗是把原来的二十四部，按其活动地区划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具体组合是，东四盟哲里木盟统十旗，卓索图盟统五旗，昭乌达盟统十一旗，锡林郭勒盟统十旗；西二盟乌兰察布盟统六旗，伊克昭盟统七旗。清朝在这些盟旗之上由理藩院及派驻地方的将军、都统进行管辖。他们是，盛京将军监督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六旗；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监督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前旗和杜尔伯特旗等；热河都统监督卓索图盟五旗及昭乌达盟十一旗；察哈尔都统主要掌管察哈尔八旗及四牧群，其外监督锡林郭勒盟十旗；绥远城将军管辖土默特二旗并监督乌兰察布盟六旗及伊克昭盟的鄂尔多斯七旗。 外蒙古虽在清入关前已建立了“九白”的常贡关系，但入关后一度受噶尔丹的骚扰，直到康熙平定噶尔丹之后才恢复并确定外蒙各部的牧地。清封各部首领为汗和王、贝勒、台吉等，如内蒙一样建立盟旗制度。其各部所组合的盟旗是喀尔喀四部及附额鲁特、辉特部四盟、八十六旗；杜尔伯特部及附辉特部二盟、十六旗；新土尔扈特一盟、三旗。此外札哈沁、明阿特、乌梁海部等，虽也有旗之设，却不属于外蒙古各盟。清朝对外蒙古盟旗的管辖，中央有理藩院的典属、柔远清吏司等机构，地方上有驻防将军或大臣等。其中定边左副将军（或称乌里雅苏台将军）为当地最高统治者，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人，一人由蒙古王公担任，与将军共同管辖喀尔喀诸部盟旗。科布多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管辖杜尔伯特、辉特、新土尔扈特等盟旗及札哈沁、阿明特、乌梁海等旗。库伦办事大臣掌中俄交涉事务，其属恰克图办事司员一人，负责监督中俄贸易。 青海蒙古的盟旗制清代的青海主要为蒙古额鲁特部居牧之地，共分五部、二十九旗。即和硕特部二十一旗、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土尔扈特部四旗、喀尔喀部一旗。还有察罕诺门汗部自编一旗。每旗各设旗长，掌治一旗，属官之设如内蒙古。旗之上，青海各部与察罕诺门汗部一旗共会一盟，但是不设盟长，而以清朝驻西宁办事大臣莅盟统辖之。道光三年（823）又分河北二十四旗为左右翼，每翼设正、副盟长各一人。 新疆的盟旗制和伯克制新疆在清末建省之前，曾就额鲁特旧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的实况，如内蒙设盟旗制。即旧土尔扈特部为盟四，和硕特部为盟一。盟下为旗。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旗设旗长（札萨克）一人，掌盟、旗政令。但是盟长由清朝政府任命，旗长则基本是世袭。此外新疆大部分地区为维吾尔族居住，清代称为“回部”。哈密、吐鲁番率先归服，曾设旗，部长被授札萨克。自康熙至乾隆平定回部诸乱之后，在这些地区不设札萨克，而实行伯克制。伯克原来是回部的酋长，经清朝重新任命，按职责《光绪大清会典》卷7；《清史稿》卷79《地理二十六》。 和品级称某某伯克，共三十余名目。最高的为阿奇木伯克，掌综回务，三品至六品，其次为伊什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四品至六品。其余分掌地亩、田粮、税务的，大抵四品至七品。在清朝所封的札萨克郡王和诸伯克之上，清朝还派驻了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一人辅之。又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及帮办大臣，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等，以及乌鲁木齐都统、副都统，分管所在回城事务。 西藏的政教合一制清代称藏族为图伯特，或唐古特，所居地区分为卫（前藏）、唐（又称喀木）、藏（后藏）、阿里（又名喇里）四部。崇德年间及班禅已派人贡于清朝，经康熙至乾隆，先后平定噶尔丹叛乱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清朝在西藏便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为喇嘛，驻前藏拉萨，掌全藏政令。班禅喇嘛，驻后藏扎伦布，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在宗教上班禅略低于，在政权上高于班禅。前藏行政机构主要有噶厦和商上。噶厦为总管藏务会议厅，设三品官噶布伦四人。商上为分管财政的机构，除以噶布伦一人管理外，设四品仔琫三人，商卓特巴二人。还有专掌粮务的叶尔仓巴、掌道路的朗仔辖、掌刑名的协尔帮、掌马厂的达琫及第巴等四至七品的各种名目官员。后藏也设四品商卓特巴、叶尔仓巴，五品达琫等官员，掌管相应的政务。武官则有四至七品的戴琫、如琫、甲琫、定琫，从几人至百多人。凡前后藏皆有营寨，按其地理险易和大中小，各设边营官及营官，总计一百六十余人。佛教在西藏盛行，喇嘛很多，有的喇嘛在噶厦、商上任职，而僧官又分国师、禅师、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专掌教事。 清朝在西藏设官始于雍正五年，派驻藏大臣二人，驻前藏，统管前后藏地方及喇嘛事务。后改为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各一人，分驻前后藏。按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与、班禅地位相等，实际驻藏大臣职权更大，是清政府的代表。、班禅及以下呼图克图十八人、沙布隆十二人等活佛转世，称为“呼毕勒罕”，即奔巴金瓶抽签，均由驻藏大臣监督。 西南地区的土官制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历来居住蒙、藏、瑶、壮、彝、黎等少数民族。清朝根据这些地区的特点，以当地的土著人作各级行政机构的长官，清朝政府予以承认，但是当官的人可以世袭，这就是土官制。有文武两类，文官如知府、知州、知县等，皆加“土”字。武官有指挥使司指挥使、长官司长官。从正三品至正七品。此外还有土游击、土都司、土守备等。清朝定制，文职土官共七阶，武职土官共五阶。其承袭、革除、升迁、降调，文隶吏部，武隶兵部。在地方上各归所在总督、巡抚或驻扎大臣、办事大臣等统辖。 《清史稿》卷7《职官四》。 《光绪大清会典》卷7；《清史稿》卷7《职官四》。 军事机构的建立和设官清朝以武功定天下，入关前就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入关后又在进行武力征服和巩固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人数更多的绿营兵制。同时对原有的八旗作了整编和改组，形成了禁旅八旗、驻防八旗和绿营兵的新的军事体制。 早期以三百丁为一牛录（后改为一二百丁），立一牛录额真，汉称为佐领。五牛录为一扎拦（甲喇），立一扎拦额真，汉称为参领。五扎拦为一固山（汉译为旗），立一固山额真，汉称为都统。固山额真立左、右美凌额真，汉称为副将。以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颜色的旗纛相区别，名为八旗。最先建立的是四正色，后扩充为四镶色。初建时仅为八旗满洲，继之又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合之实为二十四旗。因为人数无论如何增加，只扩大牛录的数目，旗始终不变，所以总称八旗。清入关后，分置八旗满、蒙、汉军于北京城，按左、右翼方位而居左翼镶黄在东北，依次而南正白、镶白、正蓝；右翼正黄在西北，依次而南正红、镶红、镶蓝。星罗棋布，“拱卫宸居”。据乾隆后所编《大清会典》记载，京城的满洲佐领六百八十一，蒙古佐领二百零四，汉军佐领二百六十六，驻防佐领八百四十，总共近二千个佐领。八旗军队总兵额约二十万，其中十余万为禁旅八旗2。 侍卫处禁旅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守卫皇帝的任务。原来清朝皇帝自领八旗中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余称“下五旗”。侍卫处即由上三旗、宗室及“外藩”中选拔材武出众的子弟为侍卫，并以勋戚大臣为统帅而组成的一支军队。顺治元年定制，设官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内大臣从一品，散秩大臣从二品，等。侍卫分一二三四等。领侍卫内大臣“掌上三旗侍卫亲军之政令”，在内大臣、散秩大臣协助下，宿卫扈从，执行禁旅大将军的职能。侍卫处设协理、主事、笔帖式分掌章奏文书。侍卫掌营卫轮班宿卫，并受侍卫班领、署班领、侍卫什长分辖。 骁骑营始于入关前的随营马兵阿礼哈超哈。顺治初定制为八旗都统所直辖。由马甲、领催、匠役等人组成。马甲按满蒙、汉军各佐领数抽调，各为营。领催又是从马甲中选拔的优秀人才。匠役是每佐领均有弓、矢、鞍、铁匠等。设官与八旗同，都统从一品，掌骁骑营之政令，副都统正二品，参领正三品，佐领正四品，分管上命下达及户口、田宅、兵籍等具体事务。前锋营始于入关前的噶布什贤超哈，为精锐的前哨兵，田八旗满洲、福格《听雨丛谈》卷“八旗方位”。 2魏源《圣武记》卷“兵制兵饷”。 《光绪大清会典》卷82。 蒙古佐领下抽调组成。顺治元年定营制，分左、右翼。设官为前锋统领，正二品，左右翼各一人，参领正三品，侍卫正四品，前锋校正六品，等。统领掌前锋营之政令，参领、侍卫掌督率前锋“警跸宿卫”，或与前锋校等分管文书事务。 护军营由八旗初设的巴牙喇营发展而来，从八旗满洲、蒙古中选拔的精锐兵组成。设官有护军统领正二品，参领正三品，副参领正四品，委署参领给五品顶戴及护军校正六品，等。统领掌护军营之政令，担负皇帝一切护卫任务。参领、副参领率护军扈从和宿卫，或与护军校等分掌文书章奏。步军营清初已有满、蒙、汉军组成的步军营，总计步军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康熙十三年（74）定步军统领兼提督京城九门事务，三十年又兼管巡捕三营事务，乾隆时扩编为五营。于是步军营设官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从一品，由皇帝亲信大臣兼任。统领掌九门管钥，统帅八旗步军五营将士，周围巡哨，以卫京邑，总兵佐之。步军营的特点，一是合满、蒙、汉为营，皆隶于统领；二是五城巡捕营步兵万人皆绿旗兵，亦隶步军统领，附于八旗禁旅。 此外禁旅八旗还有圆明园护军营、火器营、健锐营、虎枪营等营制和官兵，担负各种特殊任务。 清军入关后，建立八旗驻防制。将十余万八旗劲旅派往京畿、东北、内地及边疆险要驻扎。各地驻防八旗，合满、蒙、汉军为营，编佐领，官兵旗籍仍隶京旗佐领。驻防官署称为衙门，有将军衙门、都统衙门等，均将官衔列于衙门之上而连称。衙门机关根据事务繁简设主事、笔帖式办理日常事务，长官主要有将军从一品，都统从一品，专城副都统正二品。他们带领军队，驻扎一个地方，“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2，构成一个小社会，无所不管。有的还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城守尉、防守尉及参领、协领等官，协助为治。各省以将军、都统、副都统等为首的驻防分布大致是盛京将军（驻盛京，今沈阳市）、吉林将军（驻吉林，今吉林市）、黑龙江将军（驻齐齐哈尔）、绥远城将军（驻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江宁将军（驻江宁，今南京市）、福州将军（驻福州）、杭州将军（驻杭州）、荆州将军（驻荆州，今江陵县）、西安将军（驻西安）、宁夏将军（驻宁夏）、伊犁将军（驻伊犁）、成都将军（驻成都）、广州将军（驻广州）、热河都统（驻承德）、张家口都统（驻张家口）、密云副都统（驻密云）、山海关副都统（驻山海关）、青州副都统（驻青州，今益都）。此外有山西驻防城守尉两人，一驻太原，一驻右卫（今右玉县），河南驻防城守尉一人，驻开封，均隶巡抚管辖。 绿旗兵，又称绿营兵，因使用绿色旗帜而得名。清入关后始建绿旗兵，魏源《圣武记》卷。 2《清史稿》卷7《职官四》。 主要是收编明朝的汉人旧军队，将官也是用明朝军队的旧名称。这支绿旗武装兵额在六十至八十万左右，超过八旗兵三倍以上，是清朝建立和维护在全国统治的经制兵，起着重要作用。 清朝的绿旗兵，除少数驻防北京城，直隶禁旅以外，绝大多数驻防全国各省。绿旗兵以营为基本单位，营制构成系统是标、协、营、汛。在地方上属总督、巡抚、总兵、副将等统率。总督为最高长官，其直属之兵称为督标，依次是巡抚，所属称抚标，提督所属称提标，总兵所属称镇标。驻防将军、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所属分别称为军标、河标、漕标。副总兵（副将）所属称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营。千总、把总所属称汛。 绿旗兵单独营制的最高长官是提督，全称提督军务总兵官，从一品，掌节制镇、协、营、汛。下设镇守总兵官正二品，统辖本标官兵。副将从二品，为提镇分守，或综理军务。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或分掌分防军政，或充中军并兼理营务、粮饷等。清代各省绿旗提督主要有直隶提督（驻古北口），四川提督（驻成都），广东陆路提督（驻惠州，今惠阳）、水师提督（驻虎门），广西提督（驻柳州），云南提督（驻大理），贵州提督（驻安顺），江南提督兼水师（驻松江），陕西提督（驻固原），甘肃提督（驻甘州，今张掖），新疆提督（驻乌鲁木齐），福建陆路提督（驻泉州）、水师提督（驻厦门），浙江提督兼水师（驻宁波），湖北提督（驻襄阳），湖南提督（驻辰州）。尚有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巡抚兼提督。 第二节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产生的历史背景议政王大臣会议，是“议政王”与“议政大臣”集议诸事的一种议政形式，在清朝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皇帝指挥下议处军国大政的最高... 11 3乾隆《大清会典》卷75。 4即进口率4％，出口税率初为.％，后改为2.％。参见《财政年鉴》上册，页407，商务印书馆935年版。 5《圣武记》下册，页473，中华书局984年版。 《嘉庆户部则例》卷，页8。 《清史稿》卷25《食货》六。 2《圣武记》下册，页473。 3《圣武记》下册，页473。 清前期的财政支出和审计在封建的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出与审计是清前期历朝君臣治国的重点。通过对财政支出与审计的管理，清朝控制了国家财力的分配，调节中央与地方的财力流动，以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经过多次调整，清前期对财政支出立定有比较固定的项目。据《清会典》所载“凡岁出之款十有五，一曰陵寝供应之款；二曰交进之款；三曰祭祀之款；四曰仪宪之款；五曰俸食之款；六曰科场之款；七曰饷乾之款；八曰驿站之款；九曰廪膳之款；十曰赏恤之款；十有一曰修缮之款；十有二曰采办之款；十有三曰织造之款；十有四曰公廉之款；十有五曰杂支之款”。以上十五项，如按财政支出的性质和用途大致可划分为皇室经费、官俸支出、军费支出、工程与驿站经费、科场学校经费等五大类别。 皇室经费系指清朝皇帝及其家族开支的费用。举凡陵寝供应、宫廷修缮、采办织造和内务府经费，均被列为重要项目。经费来源除皇产贡赋、官庄地租外，部分是由户部指定从各省财政税收中解拨的税款。清朝定都北京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财政入不敷出，皇室开支较省。据康熙二十九年（90）的文件记载“明光禄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项钱粮二十四万余两，今每年只用三万余两。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今只用六百七十八万斤。每年用红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万余斤，今只用百万余斤。各宫床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用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今俱不用”2。其中如光禄寺支用钱粮三万余两，仅为明代的八分之一3。然而自乾隆以后，随着皇室生活的奢侈腐化，皇室经费开支不断扩大。康熙帝时六次南巡，往返用度都由皇室财政支付，沿途并不铺张，所费仅一、二万两。但至乾隆年间，据乾隆三十一年（7）统计，仅采办、织造与内务府等经费银已达八十二万一千零六十四两。另外，乾隆帝六次巡游江南，每处所费竟在二、三十万两以上，与康熙帝相比，不啻超过十倍。皇室经费的恶性膨胀，至乾隆嘉庆后期已成财政痼疾。 官俸之出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之一。清前期官俸支出包括官吏的俸食、恩赏、养廉、公费等项。俸食是官吏的正薪，按爵位、职称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宗室之俸，共二十等，最高者是亲王，岁银一万两；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次子一千三百两；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五百两；镇国将军一等四百一十两，二等三百八十五两，三等二百六十两最少者乾隆《大清会典》卷9《户部》。 2《清朝文献通考·国用考》。 3《清朝文献通考·国用考》。 《圣武记》下册，页47。 是宗室弓骑尉八十五两2。除岁俸银外，还给俸米，每俸银一两，给米一斛3。二是公主格格之俸，共十四等。其俸银从岁支四百两至一百三十两不等。三是世爵之俸，共二十等。规定公，一等七百两，二等六百八十五两，三等六百六十两；侯，从六百三十五两至三百六十两不等；伯，从五百三十两至四百六十两不等；子，从四百三十五两到三百六十两不等；男，从三百三十五两至二百六十两不等；每俸银一两，给俸米一斛4。四是百官之俸。其中八旗武官俸九等，文职官俸十等，绿营武官俸九等，外蒙古官俸九等，四爵官俸六等。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五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零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九品三十三两一钱，从九品三十一两半。每银一两，给米一斛。在外文官不给俸禄米5。恩赏是正俸之外的临时性特殊支出。乾隆年间曾不定期恩赏八旗驻防官兵口粮，每次用银不下三十五、六万两。养廉银则是正俸之外规定按职务等级每年另给官吏的银钱，又称为公廉银。雍正以后，养廉银数额也有固定，与正俸无异。据统计乾隆间文职养廉银三百四十七万三千两，武职养廉银八十余万两。公费是以办公费为名，给各官吏额外补贴的支出。规定按官职每月给公费银五两至一两不等，岁额约在一、二十万两左右。清初国家机构较简，官俸支出仅二百余万两。以后随着官僚机构的庞大，至乾隆三十一年（7）官俸支出已经达五百四十三万余两，约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十八2。军费是清朝最大的财政支出项目，按其性质和用途，主要有战争经费和经常性的兵饷。经常性的兵饷包括官兵的年饷、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等费用。清代前期八旗京营合巡捕五营和驻防兵为二十余万，绿营顺治初建时有六十六万人，康熙时为五十九万余人，乾隆二十九年（74）为六十三万人，八旗绿营总兵员数额约八十六万左右3。兵饷依饷章规定，高的如八旗亲军、前锋、护军，每人月给饷银四两，年支米四十八斛；低的如八旗步军月给饷银一两五钱，年支米二十四斛，绿营步兵月给饷一两五钱，月支米三斗4。因此，清代每年拨给八旗、绿营的兵饷占每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据载，清初的岁出二千七百三十八万八千五百八十八两，而兵饷占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二千七百五十五两5，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二。乾隆三十一年2《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3《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4《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 5《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 《圣武记》下册，页475。 2《清史稿》卷25《食货》六。 3《清史稿》卷30—3《兵志》一、二。 4《大清会典事例》卷254—255。 5《广阳杂记》卷2。 （7）兵饷增加至一千七百余万，约占岁出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战费的数额也相当大。据乾隆朝的不完全统计，准回之役费帑三千三百余万两；两金川之役达八千余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余万两，总额已在一亿五千万两以上2。这种庞大的军费支出，已非常规的财政收入所能承担。清朝往往以开例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等办法解决。 工程与驿站经费，主要包括河防水利、内廷工程以及驿站交通等费。河防水利原泛指修治河道与海塘的工程费，其中主要是治理黄河水患。清初的河防工程，多由沿河州县征发徭役，义务修河，并无专项支出。乾隆时河工经费始由财政拨款，岁修、挖修经费均有定额，约三百余万两；嘉庆时续增至五百万两3。至于大工系指江河大决口的临时性工程，往往另行专案奏明办理，其经费实报实销。塘工系指江浙沿海一带的海防工程的费用，其费用除部分征之于民外，尚由田赋地租及各省盐运司拨解支付。驿站是清前期传递公文和军事命令的机构，按各地程途远近及冲僻，分设驿、站、塘、台、所、铺等4，预备人役与车马等交通工具，经办交通传递事项。传递文书军报，按程途远近，分别规定期限，如有延误者查明治罪。驿站经费系每年清朝政府分拨给驿站的经费，据乾隆三十一年（7）文件载，驿站钱粮约二十万两5。 科场学校经费，主要包括科举考试以及各类学校经费。各省举办乡试，京师举办会试廷试，三年一次，这些科场经费各由户部拨解银两。各类学校除京师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及各省府学、州学、县学外，各地还有官学、书院、义学、社学等。这些学校的经费来源除学田的地租外，也有部分钱粮廪膳津贴费用。科场学校廪膳等银，在清前期财政支出中没有固定额数，据乾隆三十一年（7）文件载，该项钱粮银为一十四万两。 在机构与制度建设方面，清在继承明代传统制度的基础上，加强了都察院对财政的审计与监察的权力。雍正元年（723），合并六科于都察院，在都察院统管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与六科分掌监察，使之成为负有对政治经济监察与对财政审计、稽查权力的组织形式。 在这种新的财政监察体制下，自雍正年间开始，都察院把财政审计权与经济监察权力合并在一起，加强了对财政收支的管理。根据清代都道制度，都察院在对财政支出的监察方面，拥有审查会计，注销案卷，检核库款，监放口粮，弹劾官邪，以及稽察工程、驿站钱粮等权力。举凡财政会计部门的《清史稿》卷25《食货六》。 2《圣武记附录》卷，页470。 3《续清朝文献通考》卷9《国用考》。 4光绪《大清会典》卷8。 5《清史稿》卷25《食货六》。 《清史稿》卷2《食货六》。 会计报告、奏销册必须经都察院审核，检查无误，方可奏销；凡财计部门所使用的帐簿、册籍、凭证及各项钱粮的出纳，都察院均有权过问。如发现贪污盗窃事件，都察院必须予以弹劾，并“会刑部大理寺朝审”2。可见，从组织和职权上看，都察院的权力大于以往朝代的御史，对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抑制贪污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乾嘉后期财政的乾隆后期，随着清朝封建制度固有矛盾的发展与吏治的腐朽，都察院对财政的审计、监察也日趋衰败。都察院的御史多以“外放道府”、多攫钱财为目的，对财政的审计、监察已多无所作为。一些财政审计、监察御史甚至与户部财政官员里应外合，相互勾搭，行贿受贿，贪污盗窃。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支出猛增，乾隆时期各地贪污盐引，侵占或冒领赈粮，嘉庆时期各地虚收税粮，冒领库银，贪污河工款的案件层出不穷。反映在财政管理上的弊端与矛盾日益突出，各项苛征杂敛的搜括形式不断增多，暴露了清政府财政制度的与没落。 为了抑制财政现象与贪污之风的蔓延，清皇朝曾多次改订和增定一系列惩贪的法律条文。继乾隆十三年（748）改订贪官《赔偿帑项纳赎例》后，乾隆三十年（75）又增定《侵盗仓库银钱入已例》，明确规定贪污千两以上者仍依雍正“旧例处斩”，对千两以下者分别三种情况加重予以惩罚2。针对贪官污吏相互勾结、通同作弊的特点，在查处贪污案中还实行了“连坐”之法。乾隆三十九年（774）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与总督勒尔锦、知府蒋全迪等相互勾结，“折捐冒赈，朋分公帑”达数百万两。由于这是一起通省官员多被卷入的集体贪污案，因而迟至乾隆四十六年（78）“竟无一人举发陈奏”3。当这起大贪污案败露后，乾隆帝决定推行“连坐之法”，予以坚决打击，除总督勒尔锦被“赐令自尽”外，总计“处死”“拟死”者四十七人，前后参与此案被“革职拿问者”多达八十二人。这种加强法治、重典惩贪措施，对于贪污舞弊之风的泛滥曾一度起到约束与警戒的作用。然而随着政治制度的腐朽，乾隆以来清理财政、重典惩贪的措施已难以坚持下去。在贪风日盛，“帑项日绌”、“国用不足”的情况下，各种苛征杂敛的搜括方式日益增多，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与财政的。“捐纳”原是以授予官爵获取捐款的特殊财政收入，可是至乾隆朝已成为常2乾隆《大清会典》卷9，《都察院》。 《清朝文献通考》卷200《刑考》六。 2《清朝文献通考》卷99《刑考》五。 3《清高宗实录》卷40—4。 《清高宗实录》卷40—4。 例，变为户部经常性的专项入款。举凡文武生员、内外官吏及平人，均有职衔、加级、记录、封典等的捐纳。乾隆十九年（754）一年的捐纳银五百五十六万五千六百三十五两，约占当时户部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2。凡遇军需、河工、灾赈，清朝又鼓励商人捐输银两，称为“商人报效”，并也逐渐成为补助财政收入的款项。据载仅两淮盐商江广达、洪箴远等“公捐银两”达一千三百余万两3。“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4。在盐商巨额进贿下，又以食盐可以“加价”、“加耗”（增加夹带）5方式，把盐税转嫁至广大消费者身上。此外，田赋征收中的苛敛也日趋严重。“乾隆初，州县征收钱粮，尚少浮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初犹不过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余米竟收至二斗五升”。可见田赋浮收日重，康熙时的“永不加赋”的税制，也已日趋破坏无余。 财政税制的破坏和租赋负担的沉重，迫使大批自耕农破产。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纳税丁户急剧减少。流民问题的严重，钱粮税源的枯竭，又使财政危机日趋激化。及至乾隆末年，财政“亏空”已成为矛盾的焦点。据载仅江西一省自乾隆四十一年（77）后二十余年间已“亏空”银八十三万两2。嘉庆帝继位后对此屡欲“严饬查办”，但收效不大。嘉庆四年（799）大贪官和珅被赐死，据笔记记载籍没其家产的清单所载，拥有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座，地产八千余顷及其他财宝等3。家产总计不下八亿两，相当于和珅当权二十年中清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此数过分夸大，但也可见和珅赃银之多。嘉庆帝曾想以此为转机，把各项财政收入集中到国库的总收入中来，以利于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与好转，然而在封建末世的经济环境下，这种惩治个别贪官的措施已难以扼制贪污的蔓延。籍没大贪官和珅家产后，社会上虽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但财政仍未见好转。封建国家的财政“亏空”现象有增无已。据载嘉庆十七年（82）各省积欠正项钱粮及耗羡杂税达一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屡经饬催，报解寥寥”4。及至道光十九年（839）户部查明，各省拖欠未解户部的赋税已达到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两，等于当时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2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商务印书馆93年版。 3徐世昌等《清盐法志》卷53—55。 4《清史稿》卷25《食货》六。 5《清朝通典》卷2《食货·盐法》。 《清史稿》卷2《食货》二。 2《东华续录》嘉庆。 3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 4《东华续录》嘉庆34。 《清宣宗实录》卷323。 上。 财政税收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伴随着嘉庆道光时期财政机构的与财税的大量流失，已使封建国家的财政处于入不敷出的拮据状态。 第四节漕运明清两代的漕运清代漕运，沿袭明代旧制，因而明清两代的漕运，有许多共同之处。 第一，在运法上，明清两代都以军运为主。明代曾有支运、兑运和长运等三种办法，最后以长运作为定制。所谓“长运”法，实行于成化七年（47），又名“改兑”，就是由官军担任漕粮的全部运输，但需在兑运时，于原有加耗之外，要民人每石再加一斗米，做为“渡江费”。清代承袭的，正是这种运法。 第二，明清两代漕运都以河运为主。明初曾实行过短时期的海运，但在永乐十三年会通河开成之后，河运漕粮，相沿有明一代。清代漕运的发展过程，据史载“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长运。”“逮至中叶，会通河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贺长龄诸臣议复海运，遴员集粟，由上海雇商转船漕京师，民咸称便。河运自此遂废”。 第三，明清两代的漕粮总额，基本上都稳定在每年四百万石。清代漕粮征收的名目繁多，大体上与明代一样，都分为正兑、改兑、白粮、改征、折征等五大类。“正兑”，指各省漕粮直接运输到京仓者。据《清史稿》记载，正兑米原额为三百三十万石，乾隆十八年实征二百七十五万石。“改兑”，指各省漕粮输至通州仓者，原额七十万石，乾隆十五年（750）实征五十万石有奇。以上两项，以征米为主，但在河南、山东两省，因当地所产，也征小麦和黑豆。“白粮”，指征收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嘉兴、湖州等六府的糯米。原额二十一万石，实征不过十万石有奇。“改征”，指改变对某地征收的种类和数额，但这种改变，全凭皇帝的特旨，没有一定的成规。“折征”，指原征实物，但折成银钱交纳。“减征”，系指某地受灾，不能征本色实物，而改征折色，即银两。或者将离水次最远县份的漕粮，酌量减去，分拨其他县份征收。另有所谓“民折官办”，指对民户征收银钱，而由官府用其他办法以实物交公。漕粮作为“天庾正供”，“不蠲不赦”，这是明清两代漕粮的共同特点，也是漕粮与一般田赋的不同之处。 第四，粮户除了完纳漕粮正额之外，还必须承担漕粮运输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包括形形色色的加耗。 清代对漕粮的质量要求是干圆洁净。除了漕粮正项之外，还要交纳随漕正耗，作为京通各仓和沿途损耗的补偿。按规定，正兑米一石，加耗二斗五升至四斗不等，改兑米一石，加耗一斗七升至三斗不等。凡是加耗的部分，通称为“耗米”，由于随着正米入仓，又叫“随正耗米”。一般讲，官定的《清史稿》卷22《食货·漕运》。 加耗率，已经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但是，实际上加耗日增，江浙、两湖有每石加耗至七斗六升的，比官定加耗率高出一倍。 第五，明清两代漕运所暴露的弊端也是大体相同的。官吏的贪污舞弊和政府的横征暴敛结合在一起，横征暴敛为贪污舞弊提供了机会，贪污舞弊又以不同形式加重了横征暴敛，因而从清初到清末，“民日蹙而国计日贫”。连担任漕运总督多年的杨锡绂也不得不感叹“锢弊难除”2。 第六，在清代漕运中，运军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运军即运输漕粮的军丁，是漕运的主要依靠力量。这种运军的情况比较复杂。 明代漕运，主要由各地卫所军士承担。清代取消卫所制，将军士编为承担漕运的运军。康熙初年规定各省卫所额设运丁十名。康熙三十五年（9）规定漕船出运，每船佥丁一名，余九名以谙练驾驭之水手充之。后来又增佥本军子弟一人为副军3。清政府对运军的人身控制很严。运军隶属卫籍，遇五年一编审。雍正初年停编审之后，“惟有运漕军丁四年一编审”4。运军属各省粮道掌握，凡佥为运军，必须亲自押运，若以子弟代替，运军及代运人都要发边卫充军。而且，运军须有保结，所谓“一军无保，不准佥军，一军有欠，众军同赔”5。 运军奔波于河上，风雨兼程，倍尝劳苦，境况可想而知。王命岳的《漕弊疏》中说“以臣所闻，弁丁有水次之苦，有过淮之苦，有抵通之苦。”所谓“水次之苦”，一是“买帮陋习”。漕帮有高低贫富之别，“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穷必欠。当佥运时，富弁行贿买帮，费至二三百金。贫弁坐得低帮”。于是“贫弁处必欠之势，而富弁甫佥运，已费二三百金”。二是“水次陋规”。卫丁承运时，有卫官帮官常例，每船二三两不等，有粮道书办常例，每船四五两、两不等，至府厅书办，各有常规，常规之外，又有令箭牌票差礼，只要漕院粮道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两十两不等。还有刑厅票差，每船一二两不等。“其名目则或查官丁，或查粮艘，或查修舟，或查日报，或查开帮，或提头识，名目数十，难以枚举。”间或有所谓“清廉上司”，不肯差人到帮，书吏也要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粮道及刑厅处坐催，由刑厅差人代为敛费。这样，“船未离次，已费五六十金”。三是“勒靳行月二粮”。按旧例由布政司派给运军的行月钱粮，行文到各府县支领。但每船要送书办六七两不等，否则派拨远年难支钱粮及极远州县。州县粮书还要需索每船二三两不等。所以，运军虽有“十金之粮，无五金之实”。以上三《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2《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政·漕运》上，“杨锡绂奏议”。 3《清史稿》卷22《食货·漕运》。 4《清史稿》卷20《食货·户口》。 5《清朝文献通考》卷43《国用考·漕运》。 《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政·漕运》上。 项，是运军在漕船尚未离开水次时，受到的搜刮。 所谓“抵通之苦”，一是“投文之苦”。漕船经过长途航行，一旦抵达通州，需到仓院粮厅大部云南司等衙门投文，每船须费十两。因都由保家包送书办，保家从中另索每船常例三两。二是“胥役船规之苦”。坐粮厅总督仓院京粮厅云南司书房等，各索常规每船可至十金。还有“走部代之聚敛，其不送者，则禀官出票，或查船迟，或取联结，或押取保，或差催过堂，或押送起来，或先追旧欠，种种名色，一票必费十余金”。三是“过坝之苦”。过坝时，有委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又须十余两，“而车户恃强，剪头偷盗，耗更不赀”。四是“交仓之苦”。交仓时，有仓官常例，还有“收粮衙门官办书吏马上马下等等名色，极其需索，每船又费数十两。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虽经奉旨题革，今又改名复用，小歇家改名雇长，大歇家改名住户，借口取保，每船索银四五两不等。有送者可得先收，无送者刁难阻冻”。五是“河兑之苦”。河兑法本来为了收交两便，然而仍然发生践踏、偷盗、混等、抢筹等种种难言之弊。以上五项，是运军在漕船抵通时受到的搜刮。 所谓“过淮之苦”，指“积歇摊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诸费”，每帮过淮漕费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这是运军在漕粮运输中受到的一部分搜括。 王命岳的这段文字，将运军在运粮过程所受到的各种名目的勒索，基本上概括出来。真是“势要官胥，视运军为奇货，诛求横出，朘剥日深”。发生在整个运粮过程中的种种敲榨勒索，必然会影响漕运的顺利进行，清政府曾不断设法克服这些弊病，然而终清一世，未见奏效。 运军是漕运的主力，所以运军的待遇问题，是清朝廷十分重视的漕事要务。 运军能得到屯田，作为衣食之资。实际上这是明代卫所屯田的继续。清代规定，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顷。漕船原额一万零四百五十五艘，嘉庆时，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常年承担运粮任务的漕船大体在六千艘之上。每船装载粮米五百石，总数能运三百余万石。用于运粮的卫所旗丁有六七万名，分配给运军的屯田约六百三十多万亩。其中山东有六万多亩，江苏、安徽有四百二十五万余亩。但是，运丁“得田不能自耕，势必召佃收租”。甚至“辗转相售，屡易其主”。在乾隆二十五年（70）漕督杨锡绂的奏疏中，已经出现了负债累累的“疲帮”。 运军还能得到行月钱粮，其数额各省不一，一般每名运军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粮十石左右。本折各半，折色价每石银一两四钱。 运军从屯田和行月钱粮上所得，仅能养家糊口，根本无法满足各种名目《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清史稿》卷22《食货·漕运》。 的勒索。于是，他们就将各种盘剥再转嫁到纳粮农民的身上。在清代漕运中，运军敲榨纳粮农户，激起农民不满和反抗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江宁卫运军擅自加征行月二粮，激起百姓反对，结果耆民倪拱辰、陆德秀被害。知县潘师资愤慨地说“正供额赋诚不得已，此行月粮何为者？且嘉定漕故永折，无漕则无运费，何用加行粮为？”对于早已交纳永折漕银的地方，尚要擅征，更何况那些“有漕有运”之地呢？对此，钱大昕评论说“以不堪加之县，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竭髓，徒资群蠹瓜分、酌酒、陆博之资，民实不服。”2顺治七年（50），江南苏州府常熟县还发生运官率领运丁“殴官藐运”的事件。当时有仪真卫运官崔邦泰领运常熟，他统率悍丁“玩漕勒赠，苛索无厌”，常熟知县瞿某敦请速兑，崔邦泰等竟“聚众鼓噪，各持棍械，殴辱印官，乘机抢掠”，酿成事端3。 在清廷看来，“国家之待运军，为不薄矣”。“舡只则有修理风蓬银两，安家则有坐粮，水手则有月粮，路费则有贴备，回南则有羡余，解给各项支销外，平日尚有屯田之利。”正粮之外，还有加四耗赠，比兑时，每石再加湿润米三四升。如此等等，仍不能满足运军的利欲，还要“巧恣需求”。于是，清朝廷为了保证漕运，尽量优待运军，而漕运官吏又千方百计地到运军身上搜括，运军再将各种勒索转嫁到纳粮农民身上，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而受害最深的当然是承纳漕粮的农民。正如任源祥所说“今之有辖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运军者乎，运军之常例，有丝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2总之，清代漕运与明代不同之处，仅在于官收官兑更加突出，因而运军问题，往往成为清廷议论漕运的焦点。任源祥曾建议“欲惠百姓，自运军始；欲饬运军，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3如此推本寻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治的药方。清代漕运完全依靠官收官兑，依赖军运，因而在明代漕运中已经暴露的运军问题，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清代漕运的弊端纵观有清一代漕运，弊窦百出。 在漕粮的征收上，有所谓“拨花”，即在派兑时，奸棍劣衿与衙门书吏、运船官弁串通一气，故意将一石米拨分几军，使纳粮农户受尽往来颠倒之2钱大昕《潜研党文集》，《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 3《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2《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3《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累。 有所谓“做样”，即有奸棍串同运军，抢先出兑，故意多出“赠耗”银两，使后来者不得不遵其例。 有所谓“押兑”，即借上司之令，承牌持票，任意催督，从中索取耗银。有的在百两耗银中公然索走二十两。 粮米过斗时，还有所谓“踢斛”、“淋尖”、“样米”，以及“三笆三涌三捧”种种恶套。另有所谓“伍长酒钱”、“装载船钱”、“倒箩钱”种种名色。 仅漕粮加耗一项，有增无减。如“昆山一县，正米百石，有加耗银至六七十两者”。而当地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今耗银至六七十两，是正米百石，耗赠亦百石”。在这样沉重地敲剥之下，农民“皆深自逃匿，惟恐为人鱼肉”。 本来按漕运则例规定，江南每船受兑五百石，解至京通，交仓四百石，这是在所兑米中已经包括了在船折耗。但州县征收时，却又每百石再加五石，真是“耗外加耗”。 交纳漕粮的小农更害怕“转廒”之苦。因漕粮是冬兑冬开，立有准限。 各处粮印官在漕船未到时，即通令百姓交兑，交兑后仍令粮户管廒，待船到时复又交兑，使粮户于赠耗使费之外，再受赔补苛索。“以致民间卖男鬻女，无可告诉”。收漕胥吏为了索取钱财，唯视贿金之多少，先令富户交粮，贫穷粮户则挨日等候，往往全家老幼出动，终日守护粮堆，若遇风吹雨淋，更是苦不堪言。贫苦农民“被重复科征，纳而又纳”，实在交纳不起漕粮的“一年之内，血杖死者，盈万盈千”。 清代漕粮，以江浙为重，造成了江浙地区的贫困。俞樾曾这样描述“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倚山傍湖，旱潦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婚嫁丧葬，俱出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扑之苦。”“耕田输纳之民艰难实甚。”2为了保证漕粮平安无误地运到京通，清朝廷想方设法堵塞漏洞，尽管如此，依然是弊端丛生。首先是清政府安排了庞大的督运漕粮的官僚队伍，来保证漕运的正常通行，结果适得其反，成为漕运的负担。 清代设置的督漕官吏有漕运总督（简称总漕）、巡漕御史、督抚（有漕粮省分的督抚）、粮储道（简称粮道）、监兑官等。这些都是专理漕务的官员。漕粮的征收，以县为单位，设立印官、胥吏、里正等主持事务。漕粮的运输中，设立押运官、卫所守备、领运千总、随帮武举、什长、本军、副军、《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政·漕运》上，陆世仪《漕兑揭》。 《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政·漕运》上，徐旭龄《厘剔漕弊疏》。 2俞樾光绪《川沙厅志》卷四《汤斌疏略》。 水手、船政同知。治理河道的有河道总督（简称总河）、闸官、标夫、浅夫。漕粮的收储有仓场侍郎、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仓监督、稽查官等。这样庞大的官吏队伍，专门为漕运四百万石粮食的督催，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各卫本帮千总领运足矣，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足矣，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足矣，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真是“十羊九牧，为人择官，多方以耗剥之”。冗官必然误事。如淮安盘粮，漕臣不去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不去亲验米色，而“听之花户”。“两处所费，数皆不资”。就这样，清廷官吏都视漕运为“利薮”，争逐不已。而各级漕司官吏则人浮于事，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贪污风行，清漕的管理陷入混乱状态。 其次，漕船的修造，也是清朝廷的沉重负担。如前所述，清代漕船常年在六千艘之上。原来规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谓之“岁造”。修船所用价银，按地方之远近，时间之久暂为差。费用来源，起初于民地征十分之七，于军地征十分之三，备给料价。如不足，则征军卫丁田以贴造漕船。十年限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新船，或者准许旧船在通州售卖。漕船大部分在清江关成造，“自仪征逆流抵淮，四百余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实在是劳民伤财。负责修船的官吏，“或诈朽坏，或修造未竣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册报掩饰，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弄虚作假，从中取利。本来，漕船长年航行，不免有遭风沉溺之事，而运丁因贪图私利，多携土宜，揽载客货，夹带愈多，漕船难承重荷，损坏更快，故而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折造，非常频繁。另外，运河南北水势相差甚大，如果船身过大，掉挽困难，清政府曾规定酌量减小漕船尺寸，但江苏、广东两省漕船，因运丁贪图夹带，务求广大船身，结果，“载重则行迟，行迟则雍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旬日者”。“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嘉庆十七年，以浙省承造漕船赔累日甚，清政府决定每船除例给二百零八两外，复给银五百九十余两。以此可见清王朝为了维持这么一支庞大的漕运船队，仅修船一项，就要“年糜国帑数十百万”。 再次，漕船在航运沿途受到的各种苛索，是清漕难以克服的痼症。漕运“沿途有总押、分押，及漕委、督委、抚委、河委等官，陋规馈送，以及行河有量水之费，湖口有放水之费，淮上盘粮有兵胥比对之费，通州卸米有经纪验收之费，又过坝过闸，在在需索，奸徒放帐，被诱百端”。于是，“帮丁等无计补累，势必满揽客货，致误程期。甚且挟制州县，勒增兑费”。而《清史稿》卷22《食货·漕运》。 《清史稿》卷22《食货·漕运》。 地方官吏则“苛取病民，任意朘削”2。 漕船自南方而来，过淮是一大关。雍正时，粮船过淮的陋规，已经是“一帮费至三四百金者”，清廷虽然命令淮安的漕运官司，严饬属下，不许“向旗丁额外需索”，除了夹带私盐及违禁物品以外，“不得过于吹求，以致粮运迟滞”3，但并不见效。在清代漕运中，所谓“过淮之费”，有增无减，成为一大难关。 漕船渡黄河，又是一关。由于“汎地弁员不顾风色水势，混行催趱”，粮船渡黄之后，到白洋河及台庄八闸，由于逆流水急，必须添雇人夫，于是“弁兵串同人夫勒索”4。尤其是承担漕运主要任务的江浙粮船，路远迢迢，由镇江出口时，竖起桅篷，就受到催漕官员以查看为名的“借端需索”，加上过淮、过黄、抵津、抵通，关关受欺，层层盘剥，更是惨苦。 各省粮船北上，每遇过闸过坝，以及急溜浅阻的河段，必须用人力挽拽。沿河兵丁经常把持包雇，他们或者以老弱充数，或者横索雇值，“借端抑勒”，使运丁“深为苦累”。清廷曾规定粮船“雇募纤夫，听运弁自为酌办”。而且对于由天津转卫的河段，由每一州县常设夫头十余名。从山东韩庄以南，由于闸多水溜，需夫较多，令山东巡抚分三段，每段设夫五百名，随时受雇，“事竣仍令归农”。至于江南、江西两省，漕船一入瓜仪，即需添备短纤，常设五百至八百名，每夫五十名，设夫头一名，“选派土著民人充当”，并且“给与执照”，即使“散夫亦给与腰牌，随时查验”，“遇有面生可疑者，即令撵逐”2。清廷的规定如此细密，可见沿河雇纤的漏洞之大。 漕船抵通州，终于完成运输任务，然而最后的种种勒索也在这里发生。 按照常例，抵通州粮船要向坐粮厅交纳两种茶果银两，一种叫“仓茶果”，“系供仓场各衙门书役饭食，并办公杂费”。一种叫“皇差茶果”，“每大米船交银十两，小米船交银七两，每年通帮共四五万两，向系坐粮厅陋规”。后来觉得“皇差”名目不佳，改称“厅茶果”3。同时，旗丁须雇募剥船，每百里给饭米一石，耗米一石。还有石坝经纪乘机勒索斛费，竟“每船至三十金”4。漕船进仓时，又要遇到仓场胥吏的惯用故伎，如淋尖、踢斛等等。更有一种所谓“拨运”。即粮船到通后，由仓场官员坐派，将粮米运至离京通各仓较远的圆明园、沙子营及新城、蓟、易等处。这也成为“奸胥射利”的手段。本应轮帮挨派，胥吏却唯视纳贿多少，任意先后，抽帮拨运。 2《清宣宗实录》卷302。 3《清世宗实录》卷77。 4《清世宗实录》卷03。 《清高宗实录》卷578。 2《清高宗实录》卷022。 3《清高宗实录》卷35、393。 4《清世宗实录》卷08、45。 清代漕运，不外乎征收、运输、收仓三大环节。在这三个环节上产生的各种弊漏，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终清一世，所谓“剔除漕弊”的议论，喋喋不休，然而都无补大局，清代漕运继承明代旧制，也继承了明代漕运的全部弊病。 清代漕运的发展清代漕运是所谓“治国要务”，康熙帝曾将漕运与河务、三藩同列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顺治二年（45），巡漕御史刘明英所奏关于漕运的额数宜清、运法宜定、修船宜急、运道宜豫等四条建议，立即被清朝统治者所采纳。顺治、康熙两朝，着手在整顿漕政、加强漕运官司、疏通河道、严格官吏考成等方面，系统、全面地恢复漕运。这项工作显然对清皇朝的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前期，出现了仓储充裕的局面。康熙十八年，“京城通州仓内，贮米甚多，各省运至漕粮，亦无亏欠，在仓内堆积，恐致红朽”。清政府下令，于苏州、镇江、江宁、淮安等处，各截留粮米三万至十五万石不等，以备动用2。这种现象，与顺治初“节年拖欠，多至数百万石”相比，显然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同时，在政治上，为清初北方地区的统治和京师社会秩序的安定，提供了保障。 漕运的稳定发展，的确对社会经济有重要影响。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水系联系起来，而且通过江南水网及浙赣、闽粤水道，又能与珠江水系连结，这在沟通南北经济的交流方面，作用重大。因此，漕运的经济作用，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漕运的畅通，进一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比如济宁和临清是山东运河的南北两关。清朝廷在漕运总督之下设立四个巡漕御史，其一即驻济宁，专门巡察山东台庄至北直交境。临清更是运河北段的重镇，“各省重运，俱令粮道督押本帮至临清，出具粮米无亏印结，即行回任。其自临清抵通，概令山东粮道往来催趱”。临清是清代漕粮进京的关键所在，在清漕中有重要地位。漕船由临清关转入卫河，需挨次等候出口，于是在泊船沿岸，自然形成一条商业街道，至今遗迹犹存。现在的济宁、聊城两市尚保留着相当古旧的“月河街”，据方志记载，是当年相当繁华的街市，酒楼旅舍，鳞次栉比。“月河街”又称“越河街”，本是跨越运河干道的支河沿岸，专门停泊漕船，以保证干道的通畅。聊城的山陕会馆，尚保存着清代建筑的特色，其门楼戏台样式，与运河上其他城市的山陕会馆多有相同之处，反映出运河沿岸各地商人和商业的活跃。即使象山东东阿县张秋镇这样的小镇，由于地处东阿、阳谷、《清世祖实录》卷7。 2《清圣祖实录》卷283。 《清史稿》卷22《食货》三。 寿张三县的交界点上，成为南北锁钥，“幅员数里，自南而北，则漕渠贯其中”2。清代漕运和治河，促使这个小镇兴旺起来，到清中叶，该镇已具备三里长的十字街道，中间铺设青石条板，人口几近万人。清政府多次治河都驻此指挥，该镇成为河漕兼重的鲁西名镇。 第二，清代漕运起到了“南粮北调”、“南布北运”的调节作用。平籴依靠仓储，仓储靠漕运，因此漕运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清代漕运对南北经济交流的推动作用是很明显的。清政府规定，每条漕船可以随带土宜六十石，予以免税。假若以每岁漕船六千艘计算，每年在运河上的免税货物即达三十六万石，约占实征漕粮的十分之一。实际上运输的货物，远远超过此数。加上运丁、水手私带的货物，沿途商贾托运的货物，漕船回空随运的货物，更是无法计算。特别是漕船运丁多载私货的问题，历朝皆有，比比皆是，成为清代整顿漕政的大事。如康熙五十八年（79），江西、湖广粮船二千余只，“旗丁任意将货物满载，船尾拴扎木筏，不令查验”。 第四，清代漕运畅通的结果，使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动脉的意义更为突出。这条经济大动脉的跳动，几乎决定着某些运河城镇的兴衰。道光以后，运河山东段经常淤塞，漕运停顿，聊城、临清等城镇逐渐衰落，就是明证。运河沿岸运输业的发达，集中了大批的码头搬运工、挽浅纤夫、挖河疏流的民工和船上的舵工水手等，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力队伍。他们多来自破产农民，以运河为业，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且随着运河运输业的开发，他们能在河上串连成帮，于是在客观上形成了运河上特有的雇佣劳动力市场。 第五，清廷为了确保漕运，对运道的疏通十分重视，采取了治黄兼顾治运的水利方针，这样，客观上给运河地区，特别是黄淮地区的水利事业带来一定的好处。宋、元、明三代和清代前期，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会合。由于黄河夹带大量泥沙，下游河道经常被淤沙堵塞，堤防失修，造成泛滥决口，不仅河南、山东、苏北常受水灾之害，而且影响到淮河、运河。特别是黄淮泛滥，倒灌入运，使运河阻塞，南北航运断绝，因此明、清两代的治河与漕运密切相关。运河北段的水量，原来主要依靠山东诸泉的接济、调节，但是从明中叶之后，山东诸泉水量本身不足，使运河水势变迁不停。明代治河，过分强调保漕，不顾农时需要，唯视运漕水量之宜，任意排放，每至春天干旱，将积水放入运河，夺走农民的点滴灌溉之利，若逢夏涝，则将运河水流排出，酿成水灾。故而明代多次治河，均不得其益。清代治河，虽然也以“济运通漕”为目的，但在靳辅、陈潢的主持下，先是堵塞高家堰与黄河其他决口，使黄、淮复归故道，特别2康熙九年修，乾隆三十二年补《张秋志》。 《清圣祖实录》卷285。 是在漕船必经的清水潭，修成数十里偃月形堤坝，使水流湍急的险要河段，变成漕船“永无漂溺之患”的“永安河”。后又在黄河北岸开挖中河一道，使漕船出清口后，不必再行一百八十里险段，只要行二十里就可进入中河，缩短了航程，减少了危险。确实达到保漕的目的。同时，陈潢还注意到防止水土流失，提高了治河的技术水平。由于清代治河兼顾治运，不仅黄河、淮河各归故道，漕运无阻，而且在苏北涸出三百万亩土地，使原来被水淹没的土地重新变成可耕的农田。 总之，漕运的畅通，为清代前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东南地区的繁荣，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漕运是历代封建皇朝的苛政。在“千帆竞发，天臾正供络绎而来”的背后，充满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册府元龟·漕运总序》曾对秦代和汉（武帝）时期的漕运，给以深刻的揭露“乃若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充用？逮于奉辞伐叛，调兵乘载，或约赍以深入，或赢粮而景从。曷尝不漕引而致羡储，飞挽而资宿饱。乃有穿渠凿河，乘便利之势，创法立制，极机巧之思。斯皆贤者之心术，古人之能事，至于成败之殊，劳逸之异，宜亦一开卷而可见也。”而且指出，秦始皇“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耗费三十钟而漕运一石之粮，代价之巨，令人吃惊。 清代漕运也是个得不偿失的办法。“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是以江南诸县，无县不逋钱粮。”嘉庆时，江南漕米运抵京仓，每石费用需银十八两。当时粮价，每石在一两左右。一石漕粮的费用超过当时商品粮价十六、七倍，实在是很不合算的。 漕运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弄得清朝皇帝非常头疼，历朝都为漕运展开过争论，力图谋求良策。有人对漕运的政治作用提出了怀疑。陆陇其曾指出“以漕运而裕国，秦汉以来不得已之策耳。夫以京师之重，而仰给于遐方，天下无事，则有侵渔迟误之弊，天下有事，则有咽喉中梗之虞，此甚非所以久安长治也。”2早在明季，徐光启就提出“宜近取诸畿甸而自足。”3也就是说，可以用开发京畿地区的农业来代替漕粮的运输。清初，陆陇其提议，“裕国之本其必垦西北之闲田，而宽东南之输輓。”4道光时，林则徐认为“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费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至计，窃愿更有进也。”也是个开发华北农业的《河防述言》，《杂志》第。 《皇朝经世文编》卷4陆世仪《漕兑揭》。 2《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政·漕运》上，陆陇其《漕运》。 3《农政全书》卷2。 4《皇朝经世文编》卷4《户政·漕运》上，陆陇其《漕运》。 想法。若按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开发海河地区，在直隶增开二至四万顷土地（按亩产一至二石计算），每年生产需自南方运来的四百万石漕粮，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这样的计划，清朝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他们曾经想过学习元代的办法，打通胶莱运河，没有成功，只好抱住数百年的旧法不放，越走越困难。他们还采取过漕粮改折的办法，就是改变征收粮米（本色）为货币（钱或银两）。本来，漕粮一般是不准改折的。只是在发生灾荒或运输困难的情况下，才允许改折。后来还实行过“民折官办”，就是由纳粮户将改折的银或钱，交给官府，由官府派员在口岸附近采买粮食，交兑运输。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时，长江地区被起义军占领，漕运停止，清政府只得临时采取改折和折银解部。道光四年，淮安高堰地方发生水灾，运河水浅，而且运河山东段因诸泉水缺，经常干涸，于是，次年在江浙实行海运，即在上海雇募商船，运粮至天津，然后转输京通。但海运之法直到咸丰以后才正式实行起来。总之，对于得不偿失的漕运制度，清政府始终拿不出改革的办法。漕粮的长途运输，船只消耗，官吏侵吞，关卡林立，人手纷杂，造**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也给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康熙四十六年，“坐粮厅赫芍色，声名恶劣每船取银八两，一年约得四五万金，赫芍色任坐粮厅十年，则已得四五十万”，“然贪官污吏，积习相沿，莫能禁也”2。《清圣祖实录》卷230。 2《清史稿》卷22《食货三》。 第五节学校与科举学校制度清代的学校与科举，大体上沿用了明代的制度，内容上有所损益，措施上更为周密。 学校是储育人才之地，科举是抡才大典，两者相辅而行，关系十分密切。读书士子入仕，主要通过科举，而要由科目登进，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养育士人以应试科目，不过学校生员做官不一定要经过全部科举考试的阶梯，入国子监肄业后，便有了获得官职的可能。 清代由政府管辖的学校，共有两级，即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指京师的国子监，包括附属于国子监的算学、八旗官学。另外，还有中央政府为皇室贵族设立的宗学、觉罗学等。地方官学主要指府、州、县学，这些学校只有规模大小的区分，而无程度等级的差异。除此而外，社会上还有书院、社学、私塾等，这些虽不包括在正规的学校制度内，但在培养人才、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制，在京师有国子学，称国子监，或称太学。国子监有南北监之分，一为北京国子监，一为南京国子监。清初，修整明北京国子监为太学，裁南京国子监，改为江宁府学。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设祭酒满、汉各一人，司业满、蒙、汉各一人，职在总理监务、执掌教令。博士满、汉各一人，助教满十六人、蒙八人、汉六人，学正汉四人，学录汉两人，职在教诲。典籍汉一人，掌书籍碑版。典簿满、汉各一人，掌文牍事务。雍正三年（725）起，更置管理监事大臣一人，不拘满、汉，地位在祭酒、司业之上。 国子监的生徒，来源很多，共分两大类。一为贡生，一为监生。贡生有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有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岁贡，有地方贡于国家之意。府、州、县学按照规定的时限与数额，将屡经科考、食廪年深的生员，依次升贡到国子监。顺治二年（45），清政府命中央直属各省起送贡生，府学每年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二年一人。各地贡生到京后，要进行廷试。时间是每年三月十五日，后改为四月十五日。如有滥充者，即发回原学。一省发现五名以上，学政要被罚俸。 恩贡，是岁贡在特殊情况下的改称。清沿明制，凡国家有庆典或皇帝登极，便颁布“恩诏”，以当年的岁贡生充恩贡。 拔贡，明制，常贡之外又行选贡之法，即为拔贡。各地儒学生员，经过考选，凡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得以充拔贡。清沿袭此制，顺治元年（44），首举选贡。顺天府特贡六人，每府学贡二人，州、县学各贡一人。清初为六年考选一次，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 副贡，各省乡试除录取正卷外，另取若干名为副榜。中副榜者，可以做为贡监，入国子监肄业，称副贡。 优贡，类同拔贡，每三年考选一次，举送的次数比拔贡多。 以上的恩、拔、副、岁、优贡，时称“五贡”。读书士子除了参加科举考试者外，由此而入仕途的，亦谓之正途。五贡就任官职，按科分名次和年分先后，恩、拔、优、副贡多以教谕选用，岁贡多以训导选用。但在具体实行中，常有变动。 五贡之外，还有例贡。凡儒学中的廪、增、附生，按政府规定报捐为贡生的，称例贡。这是当时由捐纳入官的必由之路，由于是出资捐买而得，很为一般人所蔑视。例贡或在监肄业，或在籍，均可称为国子监监生。乾隆年间议准，例贡如果志在由正途入仕，准其辞掉例贡头衔，以原来的身分参加科举考试。 贡生之外，还有监生。恩监，乾隆年间开始实行，主要是选拔和照顾一些资历、身分较特殊的士子，恩准入监肄业。乾隆二年（737），准八旗汉文官学生应讲求经史，每三年奏请钦点大臣考试，优者拔作监生，与汉贡监等一体肄业。后又议准，八旗算学生、汉算学生、钦天监天文生均准考恩监。乾隆五十一年（78），凡陪祀孔庙的圣贤后裔，本人是武生俊秀及无功名顶戴的俊秀，均恩准做监生。 荫监。又分恩荫和难荫两种。恩荫是按内外文武官员品级，荫子入监。 顺治二年，定文官中京官四品、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可送一子入监。康熙五十二年（73）始，宗室亦给荫入监。难荫，顺治三年（4）定，满、汉三品以上官员，三年任满，勤于国事而死者，可荫一子入监。雍正年间以后，特别体恤军功死难者。凡八旗武职立功身故，无论功绩大小，是官员的，给七品监生一人，是护军校、骁骑校的，给八品监生一人，均于子弟内补充。乾隆四年（739）定，八旗武职立功病故，所给的监生，按立功等第定监生品级。一、二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一人，食七品官俸，三、四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一人，食八品官俸，五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一人，照捐纳监生例，准其应乡会试。 优监，与优贡雷同，唯入监条件略有降低。雍正十一年定，在地方儒学为附生及武生的，可以选为优监生。例监，与例贡雷同，亦是条件更放宽。凡未取得生员资格的读书士子，即俊秀，可以通过捐纳而取得监生资格，称例监。 贡监生入太学后，依次到六堂研习。六堂分为三级正义、崇志、广业堂为初级，修道、诚心堂为中级，率性堂为高级，根据学习成绩递升。国子监的监生，又分为内、外两班，内班是住在监内的，有膏火之资。外班则散居监外各地，无膏火。清初，内班共有监生一百五十名，每堂二十五名，外班一百二十名，每堂二十名。乾隆初，改内班每堂为三十名，这样内、外班共三百名，既而又裁减外班一百二十名，拨年班二十四名为外班生。外班补内班，要经过考试。内班贡监生的告假等事项，都要按严格的规定办理。国子监授课和考试的办法是每月初一、十五日师生向孔子行祭奠礼毕，听助教或学正、学录讲解经书，然后要进行覆讲、上书、覆背，每月三回，周而复始。所习内容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性理》、《通鉴》等，还有兼学习“三经”、“二十一史”的。每人每日要摹名帖数百字，并立“日课册”，按期交助教等查验。每月十五日，祭酒、司业轮换考课四书文一篇，诗一首，称大课。一般是司业月考，祭酒季考。另外，每月初一日，在博士厅课经文、经解和策论。每月初三及十八日，助教、学正和学录还要分别主持考课，试四书文、经文和诗策等。监生坐监的期限，始初各种贡监生并不一样。恩贡、难荫、由廪生出身的副贡，时间最短，为六个月。其他有八个月、十四个月、二十四个月的。例监最长，为三十六个月。雍正五年（727）规定，各监生肄业，均以三年为期。修业期满后，可应吏部铨选，以教谕、训导等选用。 清代，还有两种学校隶属于国子监，即国子监算学和八旗官学。 算学，乾隆四年（739），额设满、蒙、汉肄业生共六十人，学习五年期满，分授钦天监天文生及博士。八旗官学，系为培养八旗子弟而设。顺治元年，八旗驻地各建学舍，为八旗官学，次年，合两旗官学为一学，教习在国子监肄业生中考选，主要用恩、拔、副贡生。雍正五年（727），定每旗设学额百名，其中满洲六十，蒙、汉各二十。乾隆初，定官学生肄业以十年为期，其中汉文明通者，拔为监生，升入太学。官学中的汉教习，三年期满，分等引见。一等用知县，二等用知县或教职。嘉庆、道光年间，官学渐渐废弛。 此外，京师还有宗学和觉罗学。顺治十年（53），八旗各设宗学，选满洲生员为师，凡尚未受封的宗室子弟，十岁以上，均入学习清书（满文）。雍正时定，左右两翼设满、汉学各一，王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十八岁以下，及十九岁以上的已曾在家读书情愿就学者，均令入宗学分习清、汉书，学内兼习骑射。乾隆时定，宗学额数左翼以七十人为准，右翼以六十人为准。每十名生徒，派设教习一员。觉罗学正式设置于雍正年间，规制与宗学略同。学成后，与旗人同应岁、科试及乡、会试，或考用中书、笔帖式官职。另外，京师还有隶属于内务府的景山学与咸安宫学，有世职官学、八旗及礼部义学，有健锐营、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等学，这些都是为八旗子弟而设，体现了清朝廷对这些人的特殊照顾。 清代，设学官督理地方官学，规制相当严密。各省设提督学政一猎命蛊神全文阅读人，提督学政掌管一省学校政令的贯彻，主持岁、科两试，考核师儒的优劣和生员的勤惰。学政在地方，无论官阶高下，皆与该省督、抚平行。各府、州、县学，皆设有教官。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一人，并设训导辅佐之。雍正年间，定儒学教授为正七品官，学正、教谕为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官。清政府对教官的要求十分严格，奖罚分明，雍正四年定，教官如能尽心训导，六年之内，所属士子无过犯，该省督抚学政据实保题，以应升之官即用。 学校生员亦有定额，需经考试才能录取。读书士子未入学以前称童生、俊秀，经过县考、府考、学政院考取中后，即可入儒学为生员，俗称秀才。在额的生员为廪膳生员，国家供给膳食。额外增加的为增广生及附学生员，亦有定额。府、州、县学的程度一样，但规模不同。顺治四年（47）定，各省儒学，分大、中、小学，取进童生。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康熙九年（70）改为各直省取进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县学十五名，中学十二名，小学七、八名。八旗子弟，亦可入学，归顺天府考试。地方儒学的课程，有《御纂经解》、《性理》、《诗经》、《古文辞》及“十三经”、“二十四史”、“三通”等。教官对生员有月考、季考，除考四书文外，兼试策论。考后第二天，讲大清律中的刑名、钱谷类若干条。每月还集诸生于明伦堂，诵政府颁布的卧碑文及训饬士子文。生员除丁忧、患病、游学等事故外，不应月课三次者予以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课者即予黜革。不过到了嘉庆以后，儒学月课渐不举行，教官多为年齿衰迈者，视考课为故套，地方儒学只有师主之名，而无训诲之实了。于是，生员最重要的考试便为学政所主持的岁、科两试。岁试是学政到任第一年所举行的考试，科试是选送生员参加乡试所进行的考试。 清代，武生亦附于儒学。康熙三年（4）定，直省府、州、县武生，由儒学教官兼辖之。骑射之外，教以武经七书、百将传及孝经、四书等，学额与取文童生一样，也分大、中、小学，由七八名至二十名不等。武生的考试有内外场之分，先外场骑射，次内场策论。岁试列一、二等，准应乡试，故武生没有科试。 清朝廷对儒学生员采取优恤政策，管制也极严格。凡生员入学后，例免差徭，廪膳生及贫穷生员经济上可得到养赡。生员违反禁令，小过失由府、州、县教官责惩，大过失申报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无权擅责。如果教官徇庇劣生不报，或虽揭报，而学政不严加惩处，分别给以罚俸、降级直至褫职处分。顺治九年，政府刊立“卧碑”，共八条，令全国士子诵习奉行，其文如下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如后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一、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一、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一、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辩难，为师亦当尽心教训，毋致怠惰。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康熙三十九年（700）又颁布“圣谕”十六条，四十一年颁“训饬士子文”。雍正年间，更把康熙时十六条“圣谕”大为发展，演化为“圣谕广训”，并且颁布了“御制朋党论”。乾隆五年（740），又有《钦颁训饬士子文》。这些，都是生员所必须尊奉，也是经常进行考课的内容。 府、州、县学无固定学习年限，多有白头至老，始终为一秀才者。生员的出路有二，一是通过荐举做国子监贡监生，一是通过乡试成举人，两者合称举贡。 明代，书院相当发达。清初数十年间，对书院则采取抑制的政策。顺治九年谕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2。康熙、雍正年间，各省大吏和地方士绅相继有办书院者。雍正十一年（733），皇帝予以提倡，但主要是在各省省会设立一二所较大书院，使均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进一步使之官学化。另外，各省的府、州、县，亦多有设立书院的，有的是绅士出资创办，有的是地方官拨公款经理。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的书院，约有三百所3。乾隆年间，对书院进一步提倡和整顿，规定“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沈潜学问者肄业其中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之法，予之课程。使贯通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摈斥毋留。”还规定，书院课程，可因人而异“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同时规定，各省书院主讲席者，均称为院长。 迨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日益废弛。地方上还有社学、义学。顺治年间题准“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廪饩养赡。提学案临日，造姓名册申报查考。”“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令立学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为教读，以司训督。”2社学或义学，在京师等城市及八旗驻地有设，但更多的是设于乡村和边远省区。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9，《礼部·学校》。 2《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学校部》。 3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五章《清之书院》。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5，《礼部·学校》。 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5，《礼部·学校》。 不过，清代最初级的学校，主要还是私人设立的学塾。儿童由发蒙直至考中秀才，进入儒学，主要是在这种学校中接受教育。 学塾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官僚地主有钱人家，严格遴选教师，在家中教育自己及亲友子弟，叫“家馆”或“坐馆”。一种是地方上某个家族出资，在一个公共地方设塾，教育本家族较贫寒的子弟，叫“村塾”或“义塾”、“义学”。再一种是教师自己在家设学，学生来源不限，叫“家塾”或“私塾”。一般地说，专教蒙童的谓之“蒙馆”，教年纪大些学生的谓之“经馆”。学塾开始是识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南方的学塾还重“对课”，即令学生属对。再有是“描红”，即写字。再进一步就是学作八股文、试帖诗。行有余力，读四书五经，以及《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等。私塾教育是个别教学、强制记忆。 科举制度清代在顺治年间开始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康熙时推行于全国。与明代一样，科举分为三个等次。首先是童试，取中者名曰“秀才”。其次是乡试，取中者名曰“举人”。最后是会试、殿试，取中者名曰“进士”。在一轮十二年中，子、卯、午、酉年为乡试年，丑、辰、未、戌为会试年，其余四年是童试年。清代的考试制度比明代更为详细、严密，但由于科举取士积弊日深，暴露出的问题也更明显。 童试亦称小考，由于应试者名曰童生，故称童试，是读书士子进身之始。童生亦名文童、儒童、儒生、俊秀，但没有年龄上的限制，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五、六十岁的老者。童生应试，在本县报名，填写籍贯及三代履历，并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结，再请一个本县廪生作保。确保考生籍贯无误，家身清白，非出身于娼优皂隶之家，及未遇父母之丧者，方准应考。主要考四书文，还有《孝经》、《性理》、《太极图说》、西铭、正蒙及《圣谕广训》、《训饬士子文》等。童试分县考、府考、院考三个步骤进行。县考由本县县官主持，考四场或五场。 府考在府城举行，情形与县考略同，每次考一府之中的三、四个县。院考也在府城举行，但由各省学政亲临主持。清代学政亦称学院，故名院考。这时每个考生要加一名廪生作保，考试两场，一正试，一复试。正试试两文一诗，复试试一文一诗，并默写《圣谕广训》百余字。文字优等者，由学政按规定的学额，进行录取。被取之人，即曰“秀才”，自此入儒学肄业，亦称“入泮”。入县学的称县学生员，入府学的称府学生员。入学后，都先做附学生，然后逐步升为增广生、廪膳生。 童试中最普遍的弊端，是雇能文之人顶替本人入场。故顺治年间规定，每府各州县要会同在一天考试，府试亦汇齐在一日，以防重冒。如有请代等弊，互结的五名考生连坐，保结的廪生黜革。雍正十三年（735）及进一步规定“枪手代倩，为学政之大弊。嗣后凡有代笔之枪手，照诓骗举监生员人等财物、指称买求中式例，枷号三月，发烟瘴地方充军。其雇倩代笔之人，照举监生员夹浼营干买求中式例，发烟瘴地方充军。知情保结之廪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另外，考官阅卷衡文，往往委托幕友办理，本人并不过目，草率录取，甚至有任听幕友书役勾通舞弊之事。有清一代，童试中枪替、冒籍、滥送、贿买等弊端，始终未曾禁绝，反而愈演愈烈。 清代乡试始于顺治二年，三年一科，逢子、卯、午、酉年举行，是年亦称大比之年。因为乡试举行于秋八月，故又称“秋闱”。康、雍年间起，凡皇帝登极或大寿之年，均加科，曰恩科。如该年正逢乡试正科之年，则将正科或提前一年举行，或移后一年举行。 顺治时，顺天及直省乡试，每中式举人一名，取儒生三十名应试。康熙年间，增至百名。府、州、县学生员，经提学考试，精通三场者方准应乡试。各地儒学的教官和在籍的国子监恩贡生、岁贡生、监生，有愿参加本省乡试的，许与生员一体考送。不过卷面要注明官字、贡宁、监字，以另案发落。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监生，由监内教官考选。娼、优、隶、皂之家子弟，居父母丧者，不得应试。 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八月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每场均是先一日点名放入，后一日放出。考试文体，仍用八股文，亦称制艺、时艺、时文、四书文。顺治二年定，乡试第一场试时文七篇，其中四书三题，五经每经各出四题，应试者认习某经即作某经四题。第二场试论一篇，题用《孝经》，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各省乡试的处所称贡院，士子应试的席舍曰号房，拨守的军卒叫号军。 士子及试官入闱后，用钥封门。内外门用帘隔开，在外的提调监试等官叫外帘官，在内的主考、同考叫内帘官。以大员总摄场务，叫监临。试场对士子的约束防范极严，屡有整肃场规的严谕。为防止考生夹带，乾隆九年（744）有如下详细规定“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褌裤紬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其马褥厚褥，概不许带入。至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磁，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此外字圈、风炉、茶铫等物，在所必需，无可疑者，俱准带入。至考篮一项，如京闱用柳筐，柄粗体实，每易藏奸，今议或竹或柳应照南式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至褌裤既用单层，务令各士子开襟解袜，以杜亵衣怀挟之弊。再士子搜出怀挟者，其父师均有教诲约束之责，查出一并究治。”为防止交通关节，士子所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8《礼部·学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4《礼部·贡举》。 的墨卷，当场弥封，然后由专人用朱笔誊录，曰朱卷，呈考官审阅。考官批示用墨笔，同考用蓝笔。 乡试第一名曰解元，被录取者统称举人。各省所取名额不一，顺治初年，定顺天、江南中式皆一百六十余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在九十名以下不等，贵州最少为四十名。以后各朝，又有增减。正榜之外还取副榜，各省亦均有定额，由六名至二十名不等。康熙初曾一度停止副榜，后又恢复。以后各直省每取举人五名，即取副榜一名。 乡试还有复试和试卷磨勘制度。先是，顺治十四年（57）顺天府和江南乡试有贿买情节，发榜以后，众议悠悠，因此命顺天及江南中式举人来京复试，此为乡试复试之始。道光二十三年（843）定制，各省举人，一体到京复试，否则不得参加会试。此外，各省乡试揭晓后，要将试卷解送到京，至礼部磨勘，以防止闱后有人修改试卷。磨勘的内容，先是察考官，倘有出题错误，给以罚俸处分。次是复阅举子试卷，严查有无弊倖及瑕疵。倘有文理悖谬、字体不正、朱墨不符、对非所问者，黜革除名。有不遵传注、不避圣讳、以行草誊录、四书文过六百字者，罚停一科至三科不等。一省当中如果斥革三名以上，主考官要被革职或提问，如果罚科卷数多，对考官实行罚俸、降级、革职等处分。 康熙、乾隆年间曾发生过是否保留八股文与科举制度的争议。乾隆三年（738），兵部侍郎舒赫德又列举八股取士的四大弊端，建议改革，遭内阁礼部反对，未能实行。 乡试第二年，各地举人到京师应进士之试，称会试、殿试。会试是集中会考之意，中式者为贡士，第一名曰会元。取得贡士资格后，方能参加殿试。会试在丑、辰、未、戌年举行正科，恩科之年的会试，为会试恩科。因会试举行于春季，亦称“春闱”，又因是礼部主办，亦称“礼闱”。清初，会试在二月举行。乾隆年间，改会试在三月，殿试在四月，遂为常例。会试初九日为首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均是先一日领卷入场，后一日交卷出场，每场计三日。会试各场的内容、文字的限制等，与乡试大体相同。 会试的总裁，用阁部大员四人或六人，多至七人。中式无定额，顺治三年丙戌科会试，取中四百名。以后历科中额或百余名，或二三百名不等。最多的是雍正八年（730）庚戌科，取四百零六名。最少的是乾隆五十四年（789）己酉科，取九十六名。录取方法亦有变化。 会试在正榜以外，一度还取副榜。会试副榜免廷试，由吏部授官。康熙初年停止此法。 最初会试无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因有人作弊，遂行复试。雍正、乾隆年间亦有过复试，嘉庆初著为令。贡士发榜后数日，即进行复试，地点在乾清宫，后改为保和殿。试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即日交卷。复试列一、二、三等者，准予参加殿试。 殿试是天子亲策于廷，仪式十分隆重。殿试的地点，最初在外，后改于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试于殿东西两庑。乾隆五十四年（789）始试于保和殿，后沿为例。殿试内容为时务策一道。时务策策题长达二、三百至五、六百字，一般询问三、四件国家大政，让应试者回答。殿试之日，皇帝要亲临试场，要奏乐鸣鞭。嘉庆、道光以后，御殿之礼渐不举行。应殿试的具体情况，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曾有一段叙述。时间虽靠后，但可见当时的一般情状“余于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应殿试，当日于卯初刻服常朝服入东华门至中左门，候点名领卷，送场者至此为止。殿廷所备试桌，式如炕几高仅尺许，趺坐盘膝以事写作，试士素非所习。于是多自携考桌，其制用光面细布蒙薄板，以铁条为活四柱，纳于板背，折叠成片，支起扣于套环之内，即为一桌，较内廷所备者稍高，以藤筐盛布箱，贮考具应用之物，其筐即为坐椅，领卷后背负以入，从前校尉代携之制，已成虚文。入殿随意择坐，但殿宇深严，先至者多据前排，后排阴暗不能辨字，后至者多迁于殿前廊下，然倘遇风雨，则飘洒堪虞。从前由礼部同銮仪卫督率校尉于前一日，在试桌上黏贴各贡士名签，按签入坐，此制不知何时停废。策题颁下约在辰刻，由礼部官散给每人一张，在中和殿阶下跪接。入保和殿就坐策对，殿上均黄绒地衣，下衬以棕荐篾席，御座正中丹陛三层加以五彩幡龙地衣，禁止吸烟。例赐宫饼一包，即唐代红绫饼之意。殿前南院备有茶水，试士不禁出入，随时可问饮用，自备乾粮以充饥。入试情形之可纪者，大略如此。”殿试试卷有一定格式，首先写明履历三代及本人籍贯、年龄，正文的开始要用“臣对臣闻”字样，策文不限字数，最短一千字。必须将试卷充实写满，同时书法极关重要，字要黑大光圆，不能有点画小疵。殿试当日交卷，因是皇帝亲策，不任命阅卷大臣，只有读卷大臣十余人。读卷后，将前十本最嘉者初步拟定名次后进呈，最后要由皇帝钦定。十名以外之卷，读卷官在内阁拆弥封，照阅卷时所定名次填榜。殿试中式之榜号曰金榜。四月二十五日行传胪大典，皇帝升太和殿，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陪立如仪。传胪官宣唱某甲某人，一一引出班，行三跪九叩之礼，仪式隆重。殿试赐出身曰进士，凡会试中式的贡士，均可取中，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通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殿试传胪后三日，还要在保和殿举行殿试朝考，考前列者用庶吉士，次等者分列为主事、中书、知县等。 关于八旗及宗室参加乡、会试，清政府另外有过规定。 清制，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故不大提倡八旗子弟应试科举。顺治八年（5）首次准许八旗应乡、会之试，是年满洲、蒙古、汉军生员参加顺天府乡试。以后，八旗考试，时举时停。始初，凡准应乡、会试时，均是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考试内容亦有区别，满、蒙生员乡试为满文或蒙文一篇，会试增为两篇。汉军试《书》艺二篇、《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二、三场试策、论各一篇。康熙二十六年（87），改为八旗子弟与汉人一体应试，但在乡、会试前要先试马步箭，骑射合格，方可应试。此遂成为定制。乡试中额，历科不一。顺治八年，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以后有所减少。乾隆九年，定满洲、蒙古共取二十七名，汉军取十二名。 清初，宗室子弟不参与乡、会试，康熙三十六年（97），因宗室子孙日益繁衍，准有能力学属文者，一体编号取中，但很快又停止。乾隆时，也只是偶尔允许宗室子弟应乡、会试。直至嘉庆六年（80），宗室应乡、会试，始著为令。其法为“凡在官学读书及在家读书愿应乡试者，俱照宗人府奏准之例，交稽查宗学汉大臣核实考试，将文理通顺者，由宗人府造册，汇送兵部，考试马步箭，其合式之人，移咨礼部，札送顺天府乡试，俟三场完毕，将实在人数奏请钦定中额，永远遵行。”宗室应乡、会试，在试场号舍内专门拨号设坐，试卷注明宗字号。嘉庆九年（804）又定，宗室乡、会试改于各士子乡会试三场完毕之后，即十七日举行。当日点进，当日完卷，只试一文一诗。乡试约人中一名，会试约取三、四名。会试后还要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复试，方可正式取中。至于殿试与朝考，则与汉人士子一体考试。 另外，八旗和宗室还专有翻译一科，有满洲翻译与蒙古翻译，应试者只限于八旗及宗室子弟。满洲翻译是以满文译汉文或以满文作论，蒙古翻译以蒙文译满文，不译汉文。翻译在清代时举时停，亦有童试、乡试、会试之程序，三年一举。都是别立翻译场考试，录取翻译生员、翻译举人、翻译进士。进士考列一、二等者，授翰林院编修，三等授翰林院检讨等职。 清代科考制度，文科之外还有武科。无功名的习武士子称为武童，各省学政在考文童后考武童，报考条件及手续与文童试相同。考试为三场，有外、内之分。头场马射，二场步射及硬弓、刀石，是为外场。三场是内场，原试策论，后改为默写武经七书的某些段落。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及《姜太公六韬》。取进武童生，顺治时无定额，康熙十年（7）定与各省文童例同，分大、中、小学录取，府学二十名，大州县十五名，中州县十二名，小州县七八名，被取进者通称武生。清代地方无专门的武学，康熙三年（4）定，直省府、州、县、卫武生，由儒学教官兼辖之，教以武经七书、百将传及《孝经》、四书等。本地武职官员，每月在各学射圃会同考验弓马。武生的岁考与文生相同，三年一次，一、二等者可应乡试。故武生无专门选拔参加乡试的科考。武乡试、会试也分外、内场。头场试马箭，二场试步箭，再开硬弓、舞《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29《礼部·贡举》。 刀、掇石，是为外场考试。三场试策论，是为内场考试。嘉庆十二年（807）以应试者多不能文，改策论为武经一段约百余字，无涂写错乱即可，实际渐渐同于虚设。不过，武生、武举人年六十以上者，不得再参与乡、会试。武乡试三年一科，子、卯、午、酉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与文乡试同，中式者为武举人。乡试中额，据康熙二十六年（87）的规定，大体是文闱中额的一半。顺天一百零八名，汉军四十名，奉天、锦州二府三名，江南六十二名，江西五十七名，福建、浙江各五十四名，湖广五十名，河南四十七名，山东四十六名，广东四十三名，四川、云南各四十二名，山西四十名，广西三十名，陕西、甘肃、贵州各二十名。雍正、乾隆年间，各省中式名额又有增加。其中陕、甘两省因人才壮健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均增至五十名。武会试于辰、未、戌、丑年在京师举行，与文会试同。考期在九月。会试中额，顺治时及康熙初年，或二百，或一百五十，或一百。后来不拘定额数，计省分大小、人之多寡，临时酌定中额。武会试后也要复试，而后才进行殿试。殿试在十月举行。十月十五日试策问，嘉庆时改为默写武经约百字。十七、十八日试马步箭弓刀石，皇帝亲阅。一甲、二甲及三甲前十名，皆在校阅时钦定。武进士传胪也在太和殿，一甲三名，依次通称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赐同武进士出身。顺治三年，一甲一名授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均授守备，三甲均授署守备。以后武进士所授之职，屡有变更。 除科目取士之外，清代还有由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其中最著名的是博学鸿词科和孝廉方正科。康熙十七年（78）诏，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命内外大员推荐学行兼备、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来京亲试录用。第二年，各地荐举一百四十余人到京，召试体仁阁，试赋一、诗一。康熙帝亲自阅卷，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授为翰林官。乾隆元年，亦开博学鸿词科，召试一百七十余人，取中十九人，授编修、检讨、庶吉士等职。 以上，概述了顺治至道光年间的学校与科举制度。清代是我国传统教育与选士制度集大成的时期，也是结束期。鸦片战争以后，时局变化，新式学堂陆续出现，旧有官学渐次衰落。光绪三十一年（905），清廷更不得不停止科举，这种沿袭一千余年的选士制度至此废除。 第六节“滋生人丁”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之概况“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是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两个重大步骤。 康熙五十一年（72）二月，玄烨颁发了谕旨“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现）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2这就是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意思是将康熙五十年（7）政府所掌握的全国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名人丁应征的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丁银，基本加以固定，作为今后每年征收丁银的常额依据，以后新增成丁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远不再征税。五十五年（7），户部针对已固定的人丁因死亡、开除等缘故而出现的缺额，又制定了具体的抵补办法，即“按人丁派者，一户之内开除与新添互抵；不足，以亲族丁粮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丁粮多者顶补”。从而将历来因变动频繁、最难控制的丁额和丁银，基本上给固定了下来。 这一措施，虽未取消丁税，但把全国丁税总额基本固定，不再随人丁增长而加重，对于少地或无地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承担着全国丁税的绝大部分，丁税不增，其负担相对稳定，有可能安心生产；其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于那些尚在苦于增丁的州县地方官来说，因清政府放松了对户丁的编审要求，也可稍得喘息。康熙五十六年（77）政府宣布废除对“增丁州县官员议叙”的制度，便从反面说明了这点。当然，由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目的在于，因其旧的户丁编审制度和增收人丁税的做法，已经陷入绝境，为保证赋役来源与缓和阶级矛盾，不得已而为之。最后推行的实际结果，也是清政府得利最大，不仅易于查清户口，保证了赋役来源，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吸引了流民的附籍，稳定了社会秩序。不过，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推动了“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为其迅速成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征收制度，完成了最后《清圣祖实录》卷249。 2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33《户部·户口编审》。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 的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只有经过此次丁银的基本固定，才能使之更易于全部转归土地，即所谓“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者”2。 然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未能解决赋役负担偏枯不均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按户征收的人丁税，常因生育死亡发生变动，而除、补之丁额又很难恰好相当。长此下去，很快便会出现“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势难完纳”。因而又造成新的不均。同时，在编审过程中，不仅一切费用均归纳户负担，而且各级官吏又乘机敲诈，无所不用其极。正如直隶总督李绂揭露的那样“民间派费甚多，有里书及州县书吏造册之费，有里长候审饭食之费，有黄绫、纸张、夹板、绳索、棕包之费”等等，常高达正赋之数倍。“各省皆然，直隶尤甚”。2他们甚至置朝廷之谕旨于不顾，仍肆意放富差贫，胡作非为，所谓“无田无地赤手穷民，则现丁当丁；而田连阡陌之家，粮册在手，公然脱漏，浸**成习”。对贫苦百姓则“复于丁银之外，今年加一、二分，明年又加二、三分，年复一年，递增不觉。户无毫厘田产，每丁竟有完至二、三钱，四、五钱者”3。至于康熙皇帝亲自询问过的那种“并无差徭，共享安乐”的“余丁”，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缙绅豪富之家”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其赋役负担怎么能做到公平合理？最注重实际的农民群众，又怎么能不对朝廷之诏令发生疑虑，从而继续“携家远徙”，四处流亡？其结果仍然是“丁倒累户，户倒累甲”，清廷的赋役收入仍难得到保证。这时，统治集团中才开始有人尖锐地意识到，“丁、粮同属朝廷正供，派之于人与摊之于地，均属可行；然与其派在人而多贫民之累，孰若摊在地而使赋役均平？”4这就是说，丁税同田赋一样，都是国家的正式税收项目，与其靠加重广大贫苦无依的人丁之负担，来增加政府之收入，而将其陆续逼跑，哪如将这已固定了的人丁税银均摊到田赋银中统一征收，更有把握？因为土地是固定不动，跑不掉的，有地便会有人耕种，其赋税就不愁没有着落。这是保证国家赋役来源的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因此，清政府迅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不放弃丁银原额的前提下，只巧妙地改变一下征收方式，即将康熙五十年已固定的全国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人丁应交纳的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丁役银总额，平均摊入到全国各省之诸州县的田赋银中，按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若干计算，然后一起输纳征解。这就是所谓“摊丁入亩”制度，又称“丁随地起”，或简称“地丁”制度。这是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第二个重大步骤，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最后的一次赋役制度改革。 2嘉庆《无为州志》卷7《食货志·户口》。 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 2李绂《穆堂初稿》卷39下《清通融编审之法疏》。 3戴兆佳《天台治略》卷2。 4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2《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事》。康熙五十五年（7），清廷首先批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这虽是“丁随地起见于明文”之始，但实际上尚属试行性质。 正式的摊丁入亩，始自雍正初年。雍正元年（723），直隶巡抚李维钧鉴于本省“无地穷丁”甚多，而“北五府（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和宣化）丁浮于地，尤为苦累，故条奏摊丁（入亩）”。后经户部及九卿各方议准直隶省“于雍正二年为始，将丁银摊入地银之内，造册征收”。李维钧又根据“北五府地少丁多，难就本州县之丁银摊入本州县地银之内”的实际情况，“为苏民困”，“计之再三”，最后决定通省计摊，“统为核算”，即将全省“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全省）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银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纳粮轻重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大体上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2.28273钱许。接着，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省相继推行。至雍正七年（729）便基本上普及到全国的绝大部分省区。尽管奉天、台湾和贵州等地，直至乾隆年间才开始实行，山西更“以富人田少，贫民种地代纳丁银不服”迟迟拖到光绪五、六年间（879～880）；但是，此时“摊丁入亩”制度已基本上成为全国划一的赋役征收制度了。另外，几乎与此同时，清政府又陆续将匠班银、盐钞银、渔课钞等其他赋役也合并到田赋银中征收，地丁银便成为其主要的财政收入了。 “摊丁入亩”的特点和意义通过下表，可以看出清代摊丁入亩制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各省单位平均摊入的丁役银中，除湖南因系“以粮石计摊”，其数额显得最多外，其实际最多的还是直隶，其次是山西、陕西和甘肃等省，而江苏、安徽和浙江诸省则最少。凡摊入丁银多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重者，反之，凡摊入丁银少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轻者。这一方面说明，清前期“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的大致趋势；另一方面，也就不难预料，北方的田亩负担因摊丁银而加重的程度必定会比南方大，故大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反对摊丁入亩制度的情绪，也就势必会比南方更为强烈。 其次，各省在摊丁入亩时的具体做法很不一致。有按田亩计摊者，有按粮石计摊者，但大多数则还是按每田赋银一两为单《雍正硃批谕旨》第5册，《李维钧奏折》。 《清史稿》卷2《食货二·赋役》。 顺序省名时间倡议者每两田赋银摊丁银摊征方式备考资料来源广东康熙五十五年钱各州县计摊“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 《石渠余纪》卷3《纪丁随地起》条2直隶雍正二年(724李维钧2.28(钱通省计摊“雍正六年，又以长芦灶丁摊入地亩”。 3福建〃〃黄国材0.527～3.2(钱各州县计摊屯田摊入丁银，每田银一两摊入0钱。 《九朝东华录》“乾二” 称—2钱不等。 4山东〃〃陈世倌.5钱；其永利各场灶丁，于乾隆二年摊入，首摊0.04钱通省计摊《清世宗实录》和《会典事例》作三年；《山东通志》作四年。 5河南雍正四年(72田文镜0钱各川县计摊《清史稿》卷294本传称“五年始”。 《抚豫宣化录》卷22《清世宗实录》卷5浙江〃〃李卫.045钱〃〃《清会典事例钱。《浙江通志》7陕西〃〃岳钟琅.53钱(遇闰加... 12 历年征战之情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加，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皇太极亦有乃父之威武，他曾率兵二百，击走明兵数千。在君汗的激励和带动下，八旗军队涌现出一大批勇冠三军、不畏强敌、能征善战、以少败众的勇将，如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何和礼、扬古利、冷格里、劳萨、图鲁什、叶臣、阿山、萨穆什喀、阿济格尼堪、伊尔登、吴拜、图尔格、鳌拜等，皆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八旗士卒亦踊跃争先，勇猛冲杀。因此，八旗劲旅屡败强敌，所向披靡，先后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平阳桥、松山，多次入边，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入主中原以后的八旗军顺治元年（44）四月二十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统领满洲兵卒四万余人和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五万人，以及恭顺王孔有德等汉兵二万人与包衣兵、外藩蒙古兵，总共约十二万人，与大顺农民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胜，五月初二日入据北京，逐步确立起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 清皇朝以八旗军为主要军事支柱，竭力加强八旗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第一，确定北京八旗军制。顺治年间，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分别统辖骁骑（又称马甲、马兵）、护军、亲军、前锋和步兵。其后又设火器营、健锐营、内府三旗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以及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三旗虎枪营，等等。 前锋、护军、骁骑、亲军、步兵，皆从八旗佐领下佥选，各朝人数时有变化。乾隆年间，共有骁骑三万四千余名、护军一万五千余名、前锋一千七百余名、步军二万一千余名、亲军一千七百余名、健锐兵二千、火器营兵六千余名、虎枪营兵六百，以及藤牌兵等等，约九万余名。另外又专设领侍卫府，置领侍卫内大臣六员、内大臣六员，辖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旗）一、二、三等满洲蒙古侍卫五百七十员、蓝翎侍卫九十员，以及四等侍卫、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汉侍卫若干员，还有亲军校、亲军一千八百余人。八旗军队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即“宿卫扈从”，守卫皇宫、京城，随侍皇上出巡，用兵各地，对外征战。各营官兵又有各自具体职责。 就“宿卫扈从”而言，领侍卫府责任最重、地位最高，总管宫殿宿卫和巡幸扈从诸事。紫禁城内各门各宫各殿，由领侍卫内大臣调派侍卫、亲军、上三旗与内府三旗前锋、护军、骁骑宿卫。紫禁城外周围，由下五旗（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护军守卫。紫禁城外皇城以内，由满洲八旗步军守卫，皇城以外，大城以内，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步军守卫。大城以外，即安定门、朝阳门、广渠门、永定门、西直门、东直门、右安门、广宁门、德胜门以外，由五城巡捕营之一万绿营兵守卫巡逻。 八旗骁骑营，为入关前的阿礼哈超哈营。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各设都统一员及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若干员，辖治八旗人丁和骁骑三万五千余名。八旗前锋营，设左、右翼前锋统领各一员及参领等官。八旗护军营，设护军统领八旗各一员，以及参领等官。八旗步军营设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武皇帝实录》卷2，页7。 营统领一员及左右翼尉、参将等官，辖领八旗步军和五城巡捕营步兵（绿营兵）三万一千余名。火器营设总统大臣六员，由王公或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兼任。上三旗虎枪营设总统一员，健锐营设总统大臣若干员，以王公大臣兼任。 第二，设立驻防八旗。为了削平各地反清武装，牢固控制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从多尔衮开始，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均陆续遣派八旗军在一些重要城市驻防，称之为驻防八旗。清代的驻防八旗，大体上可分为畿辅驻防、东三省驻防、各省驻防和新疆驻防四大系统。 畿辅驻防亦称直隶驻防，乾隆后期，共在良乡、昌平、永平、保定等二十五处，驻有八旗兵八千余名。东三省驻防又分为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盛京驻防八旗兵一万六千余名，总辖于盛京将军，分驻盛京、辽阳、开原等四十座城池边门。吉林驻防八旗兵九千余名，统辖于吉林将军，黑龙江驻防八旗兵和索伦达呼尔等共七千余名，辖于黑龙江将军。东三省共有驻防八旗兵三万五千余名。 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广东、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一省的二十座城市，乾隆后期有驻防八旗兵四万五千余名，分由各城所设将军或副都统管辖。如江宁驻防将军辖八旗兵三千余名，京口驻防副都统辖一千三百余名。新疆驻防旗兵，又称为“西域兵”，系乾隆中年统一准部、回部后设置的，共有兵士一万五千余名，统辖于伊犁将军。 第三，发给将弁俸禄和士卒月饷。入主中原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再像昔日攻明那样，以掠夺人畜财帛为主要收入，而且年收国赋数千万两，也有能力仿照明制发放饷银，故从顺治元年起，清廷便相继制定八旗官俸、兵饷制度。顺治十年定制，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八旗都统、外省驻防将军，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余官依次减给。除正俸外，还有“养廉银”。雍、乾时规定，都统每年养廉银二百四十两。驻防将官更多，吉林、盛京、黑龙江三处驻防将军岁领养廉银二千两，福州将军、杭州将军一千六百两。清初将领还计丁受田，凭藉多次征战所掠成百上千名包衣，分领数以万亩计的田地，像费英东家，除畿辅、盛京大量庄园外，仅辽宁省广宁等处牧马厂地，就有垦熟田地四千余亩。 八旗兵士的饷银，时有增减，康熙中年定制京师八旗前锋、亲军、护军，月给饷银四两，骁骑三两，皆每岁支米二十四石。步军月饷一两五钱，岁支米十二石。清初兵士亦计丁受田，一丁三十亩。 八旗将领士卒的俸饷，比诸前代各朝数量更多，尤其是兵士，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四十八两、米二十四石，比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父母官知县的俸银禄米还略多一点。这是清帝之“满洲根本”国策的体现之一，对维持八旗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增编佐领，确保兵源。满洲男丁本来就少，顺治五年因连年出征，伤亡较多，已比入关前减少了数千丁，只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到十四年又减少十分之一，仅有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加上蒙古、汉军八旗男丁，也不足十万，无法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重任，康熙十二至二十年发生“三藩之乱”，兵丁又大量伤亡，问题更为严重。为了维护“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国策，清帝采取了三条措施，竭力增加满洲八旗人丁和佐领，以确保八旗军的兵源。一系尽力扩大“新满洲”编制，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等部落成员，迁入盛京、北京，编入满洲八旗，仅康熙十三年便增编了四十个“新满洲佐领”。二是将包衣佐领或者佐领下余丁，改编为满洲八旗的旗分佐领。例如，镶黄旗满洲第五参领之第十四佐领，系将包衣佐领哈达及其合族之人由包衣拨出，编立而成，镶白旗满洲第二参领之第十二佐领，原系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包衣佐领，现改为旗分佐领。第三，允许因功免除包衣身份，以及冒充正身旗人的包衣，作为“另户”，登记入册，继续做其原来的差事。包衣原本附属于家主名下，不能单独立户列为八旗正身壮丁，不能披甲当兵为官作官。八旗官兵不能收养、过继汉民之子和包衣之子，不许汉民之子随母改嫁入旗，这些人丁皆不能列入八旗正身男丁册档。但是，岁月流逝，日积月累，许多包衣及原系汉民过继与旗人之养子、随母改嫁入旗之民人，冒入了正身旗人册档，充当前锋、护军、骁骑，少数人还成为文武官员，仅乾隆元年查出正红、镶红二旗汉军中上述三种人冒充为正身旗人的官员兵丁，就多达二千七百余人。清政府将他们载入八旗“另户”册内，许其继续披甲为官。雍正时还因征准需要，佥选二千名八旗包衣从征，允其凯旋之日，“俱准为另户”。通过这些措施，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八旗的佐领和人丁增加了许多，康熙年间增编满洲佐领三百五十六个，蒙古佐领七十六个，汉军佐领五十五个。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男丁增至十五万四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增加了两倍多，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余丁，也增加了两倍，包括汉军、包衣，八旗男丁总数为六十九万六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将近增加一倍。这对确保八旗军队兵源，起了很大作用。 八旗军威及其战斗力的逐渐削弱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八旗军，虽然只有十万丁左右，但他们在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的调遣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十几位大将军的统率下，由几十万绿营官兵辅助，屡经鏖战，终于在顺治十六年统一了全国，确立了清皇朝的统治。 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由于开始任用的顺承郡王勒尔谨、简亲王喇布、贝勒洞鄂、察尼、尚善等几位大将军及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等昏庸怯懦、惧敌畏战，八旗将士士气低落，连连受挫，统兵数万的大帅喇布，屡败于仅有四千之兵的敌将高大节，致州县连陷，“四方**”，形势危急。玄烨果断决策，削去贻误军机之喇布等五位大将军王贝勒之爵，擢任能臣图海、赖塔为大将军，任用穆占等勇将，激励士卒，又重用绿营将领，调度有方，使战局迅速改观，八旗军再显雄威，于康熙二十年十月攻克昆明，削平了三藩之乱。 玄烨又三征准噶尔汗噶尔丹，先后授皇兄裕亲王福全、三等伯费扬古为大将军，调动八旗士卒近十万名，辅以绿营和外藩蒙古军，大败准军，噶尔丹暴亡，消除了北方威胁，拓疆二万余里。他又遣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封王爵，遣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满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统领八旗兵绿营兵和青海蒙古兵二万余名，进入西藏，驱走准噶尔新汗策妄阿喇布坦之军，安定了西藏，使西藏纳入清朝版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八旗兵三千，两次击败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迫使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八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在康熙朝安定西北、西南，拓土辟域，保卫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见《历史档案》983年2期。神圣领土的系列大战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军威远扬。 雍正朝的八旗军，境况不佳。开国已久，人习安逸，将弁懈怠，雍正帝又用帅非人，误任开国元勋费英东之曾孙、仅有匹夫之勇轻举妄动的三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以八旗兵为主的北路军三万余名进攻准噶尔，又另任汉将三等公岳钟琪统领以绿营兵为主的西路军三万余名前往。傅尔丹于雍正九年六月，听信准部伪降之将谎言，率兵一万（半系满兵，另为外藩蒙古兵、索伦兵）轻骑追袭，于和通泊遭二万余名准兵伏击，大败，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十余员大臣阵亡，士卒大半被斩杀或俘虏，只剩下二千余名残兵败将退回大营。这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一次大惨败，表明了八旗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 弘历继位以后，整饬戎务，岁岁秋狝，组建健锐营，擢用能臣勇士，贬斥懦将庸帅。开国元勋额亦都、费英东等人后裔达尔党阿、哈达哈、哈宁哈、策楞，均以勋旧子孙袭爵专阃，担任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又皆以贻误军机，分别被削爵革职处死。黑龙江满兵五岱、索伦马甲海兰察，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均被编入北京满洲旗，海兰察封至一等超勇公，任领侍卫内大臣、参赞大臣，五岱及乌什哈达、哲森保等一大批东北、北京旗兵或索伦马甲（后皆入满洲旗）皆因军功卓著而分别担任一等侍卫、副都统和都统等职。 乾隆帝又勇于进取，受挫不惊，百折不挠，纠错再战，先后擢用有大帅之才的阿桂和勇将兆惠、福康安为定西将军、定边将军、大将军，以八旗军为主力，二征金川，两征准部，平定回疆，彻底消除了准噶尔对西北的威胁，安定了西北和川西地区，拓疆二万余里，统一和建设了新疆。他又两征廓尔喀，驱逐了侵占藏区的廓尔喀军，使西藏得以安定，直隶中央。八旗军为最后奠定中国版图，建树了不朽功勋。 然而，兵难长勇，乾隆后期，八旗军的战斗力已大为削弱。征廓之战中，主要依靠海兰察带领的一百余员御前巴图鲁侍卫章京奋勇作战，以及三四千名金川藏兵、索伦兵、达尔木蒙古兵和一二千名绿营，并未征调北京八旗和驻防八旗军。在嘉庆年间历时九年的平定白莲教起义中，京旗和西安等处驻防旗兵柔弱怯战，未能起到主力军作用，只是一些满洲将领和东北满兵索伦兵，尚在转战五省，奋勇冲杀。此后，八旗军更不断衰弱，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战争中，均衰弱怯战，未能尽到保卫朝廷抵御外侮的责任，成为无用之兵，最后于宣统三年（9）清亡之后，全部解散为民。 绿营兵的建立、发展和衰亡绿营兵主要是汉人，也有一些兵是回民等少数民族人员，因其使用的旗帜是绿旗，故叫绿旗兵或绿营兵，有时简称为绿营或绿旗。 顺治时，由于满洲男丁太少，八旗军也不多，为了辖治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以汉治汉，安插降兵，羁糜骁弁，摄政王多尔衮创立了建立绿营的制度，陆续在各省置官设兵，其后不断发展。 绿营大致可分为京师、行省、边区三个类型。京师绿营兵是巡捕营，其职责是协助八旗军“拱卫宸极”，巡缉京师地方，乾隆后期，定员为一万名兵士。西藏、蒙古、新疆等边区的绿营兵，是由内地派往，实行三年或五年一换的屯戍制。各行省皆有绿营兵，顺治时总数约有八十万名，后大体保持在六十万名上下。 各省绿营的最高统帅是总督或不设总督之省的巡抚，都是文职。绿营的日常操练、管辖和征战防戍，则由武职提督、总兵等将弁负责。提督为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各省共设十四员提督。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全国共六十六员。其下，有副将一百一十九员，以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 总督以下，皆有各自带领之兵，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亲自带领之兵叫“标”，分别称为督标、抚标、提标、领标。副将所属叫“协”，参将至守备叫“营”，千、把总叫“风”。 绿营武将基本上是汉人或汉军人担任，但也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满缺”，即以满洲旗人担任。绿营兵饷少于八旗军，各镇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由于绿营官兵众多，岁需巨量银两。嘉庆十七年，绿营兵总数为六十六万余名，岁需官俸兵饷银一千二百零八万余两，公费银二十七万余两，养廉银一百三十余万两，兵丁红白喜事银三十二万余两，共银一千四百万余两，占全国一年总收入三分之一强。 顺治年间，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分征各地，对统一全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官兵蒙皇帝嘉奖，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河西四将，总督李之芳、蔡毓荣、董卫国等大臣，均率领绿营官兵奋勇冲杀，功勋卓著，比顺治时起了更大的作用。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以及逐准安藏，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作战。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岳钟琪仅率绿营兵六千名，千里突袭，一举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为安定青海作出了重大贡献。云贵总督鄂尔泰督领绿旗兵，剿抚皆用，使云贵六省得以大规模地改土归流，为增强国家统一、安定和开发广阔民族地区，再建功勋。乾隆年间，绿营兵虽参加了平准定回、逐廓安藏、两征金川、征缅攻安等战争，但将弁疲弱怯战，动辄溃逃。一征金川前期，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统领绿营及士兵四万余人，进攻仅有一万余人的大金川，总兵阵亡，副将重伤，“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有一次，敌兵数十人奋勇冲来，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夺回”，“闻声远遁，自相**”。此后更是日益衰弱。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绿营便不能用，清政府被迫招募了数十万名乡勇，以与义军交战。道光末年至同治八年，太平天队横扫广西、湖南、湖北、江苏、陕西、甘肃等省的绿营兵，从根本上摧垮了绿营制度，清政府只得改募“勇丁”，以“勇营”即“湘军”、“淮军”对抗太平军。绿营制已陷入山穷水尽地步，任凭清廷如何挽救，皆无实效。清廷遂从同治二年（83）起，陆续裁汰绿营兵士，到宣统三年（9）清亡之时，绿营兵所存已不过原来额定总数的百分之二三了。绿营制度遂与清朝相终结。 《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 第二节刑法制度大清律例的制订清入关前，局处一隅，“参汉酌金”，因时定例，还没有形成一部系统的完备的成文法典。入关定鼎之后，清代的法制日趋完善。 顺治元年（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占领北京。六月，命依《明律》治罪，八月命详译《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裁定成书，颁行全国。十月，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同月，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乞暂用《明律》。命“在外仍照《明律》以行”，旗人沿袭盛京旧例断狱。其时旗民同罪不同律。二年二月，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奏，命修律官参酌满、汉条例，分别轻重等差，纂修律例2。三年五月，由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四年三月，颁行《大清律》3。是为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凡十卷，共四百五十八条。其篇目及分门，完全沿袭《明律》，律条亦无大出入。如内有依《大诰》减等——明初曾颁《大诰》，犯者呈《大诰》服罪可减一等，清初未尝作《大诰》，故时人称“《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4。十二年十二月颁行满文《大清律》，是为《大清律集解附例》的满文本。 康熙九年（70），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的满、汉文义，复行校正。十八年，更改刑部条例，别自为书，称为《现行则例》，凡二百九十条，十九年颁行。二十八年八月，广西道试监察御史盛符升，以律例须归一贯，请“将律例之分别者合之，新旧之不符者通之，轻重之可议者酌之，务期尽善”2。后经九卿议复，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例内。同年十月，开馆纂辑，将原有律例与《现行则例》，逐款校阅，参酌考订，于每篇正文之后，创用总注，疏解律义。缮写满、汉文各四十册，于四十六年六月进呈，留中未发。至六十一年，纂辑新增定例一百一十五条，迄未刊刻颁发。 雍正元年（723），命大学士朱轼等为总裁，将《大清律集解附例》和《现行则例》，轻重有衡，析异同归，“逐条考正，重加编辑”。三年，书成，称为《大清律集解》，五年，颁行。是律，总计分为六类，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律末附比引律三十条，共计一千二百九十条。律首列《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等八图。书中《原例》为历朝旧例，《增例》为康熙间的《现行则例》，《钦定例》为“上谕”及臣工条奏。 乾隆五年（740），对《大清律集解》重加修订，删除总注，逐条详校，折衷损益，纂成后称为《大清律例》，律文凡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增至一千《清世祖实录》卷0。 2《清世祖实录》卷4。 3《清世祖实录》卷3。 4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清史稿》卷43《刑法志一》。 2《大清律集解》卷首。 四百零九条。十一年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3，纂修律例馆附于刑部。乾隆朝先后纂修《大清律例》次，删除《原例》、《增例》诸名目。 嘉庆以降，经道光、咸丰，迄至同治，附例迭经修改，纂入新例，而例益繁，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清代定制，有例不用律，律多成虚文，而例益发繁碎。或因律破例，或前后抵触，参差歧异，高下纠纷。光绪、宣统，考察西法，改订清律。宣统二年（90），全书奏定，称为《大清现行刑律》，分为三十篇，三百八十九条，附例一千三百二十七条。翌年清朝统治结束，刑律亦未施行。 清代又编纂《会典》，凡五次康熙二十九年、雍正十年、乾隆二十七年、嘉庆十七年和光绪二十五年。各《会典》体例相同，而后典删修增补前典，收录行政法规，具有综合法典的性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正文一百卷，附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系统、最完整的行政法典。此外，清代行政法规有户、礼、工各部《则例》，以及吏、兵各部《处分则例》等，进一步完善了清代的法律体系。 律例的基本内容《清律》与《明律》的类、门、律、例，大多雷同，但同中有异。在旗人身份、民族身份、官人身份和奴贱身份等方面，《清律》有着明显的特点。旗人身份，刑罚有殊。《清律》规定，旗人身份于刑罚上优渥恩典，则为前代所无。 宗室、觉罗为旗人中之尊贵者。清显祖（塔克世）本支为宗室，系黄带，旁支为觉罗，系红带。宗室、觉罗犯罪，享有议亲之典。其“所犯笞、杖、枷号，照例折罚责打；犯徒，宗人府拘禁；军、流、锁禁，俱照旗人折枷日期，满日开释”；死刑“宗人府进黄册”。但实际上，雍正帝谕称“向例宗室犯罪，止分别折罚圈禁”2。雍正六年，雍正帝谕八议之不可为训，对宗室内的政敌是个打击。乾隆四十三年，以宗室与常人同为共犯罪之人，而刑罚轻重悬殊，未为公当，欲所爱而适以害之，命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其曾系黄、红腰带与否，竟不必论”3。嘉庆二十四年（89），谕“嗣后宗室犯事到案，无论承审者为何官，俱先将该宗室摘去顶带，与平民一体长跪听审”4。道光五年（825），钦定例规定嗣后宗室不安本分而犯笞、杖、军、流、徒等罪，即照科条分别枷责实发，于人命案，“先行革去宗室，照平人一律问以拟斩、绞，分别实、缓”5。宗室、觉罗的身份犯人，其优渥范围逐渐萎缩，减刑节级日趋压缩。 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原例规定旗人犯罪可依例减等换刑，笞、杖可换鞭责，徒、流可折枷号。 3《增修律例统纂集成·白山常德序》。 《清史稿》卷44《刑法志三》。 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5。 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8。 4《清仁宗实录》卷358。 5《清宣宗实录》卷8。 凡旗下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五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总徒、准徒亦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边卫者，七十五日；边远、极边、烟瘴、沿海、边外者，俱八十日；永远者，九十日。死罪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犯盗窃罪，免于刺字；重囚必须刺字时，则刺臂不刺面。八旗官兵犯徒、流罪，免于监禁和发遣，止于鞭责而已。其至亲阵亡者，或本人出征负有重伤，援天命朝“免死牌”先例，均可免普通死罪一次。旗人犯罪不下普通监狱，而下内务府监所，或圈入八旗高墙之内。旗人的诉讼，也与民人不同。但是，后来旗人犯罪的特殊身份与民人犯罪的普通身份日渐接近。雍正四年议准，嗣后汉军旗下人犯军、流、徒罪，包括应发极边及烟瘴充军者，均“按其所犯，照例编发”2。乾隆二十七年，定汉军旗下人犯，“无论军、流、徒罪，俱即斥令为民，照所犯定例发遣，不必准折枷责，著为例”3。从此，八旗汉军犯徒、流罪者，销除旗档，照例发遣。此后，旗人身份犯人特殊范围继续缩小。三十九年，定满洲八旗在京城及在外省驻防之食钱粮而犯徒、流罪者，除系寻常事故照例枷责完结外，其余均“削去户籍，依律发遣”，在京畿及在直省居住庄屯旗人并庄头等，“其流、徒罪名，俱照民人一例发遣，著为例”4。 民族身份，刑罚有别。清对归附的少数民族的人犯，因俗制宜，颁定了《蒙古例》、《回疆例》、《苗人例》、《番例》等。 蒙古人犯，“隶理藩院者，仍依《蒙古例》拟断”5。蒙古人犯笞、杖罪，各照数鞭责；犯罚刑罪，按“九论”（即马二、犍牛二、乳牛二、■牛二、■牛7一）计。凡蒙古罪在应罚牲畜而申言无有者，“一九”以上在佐领前设誓，“三九”以上在旗内大臣前设誓，均免实罚。蒙古人犯死罪而不招认又无证据者，令设誓完结。凡在蒙古地方发生抢劫案件，如俱为蒙古人，专用《蒙古例》；俱为民人，专用刑律；如蒙古人与民人伙同抢劫，则依重刑律例问拟。凡蒙古人在内地犯事，照刑律办理，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则照《蒙古例》办理。凡在蒙汉杂居承德府属地方发生抢劫案件，不论赃犯是蒙古人或是民人，如事主为蒙古人，专用《蒙古例》；如事主为民人，则专用刑律2。蒙古人犯的量刑，一般较民人为轻，略同旗人相仿。乾隆二十六年议准，于蒙古逃人犯，“俱照旗逃例，一体办理”3。 苗人等犯，按《苗人例》拟断。苗人犯罪，区别办理“熟苗、生苗若《大清律集解附例》卷。 《满文老档·太祖》卷9。 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7。 3《清高宗实录》卷4。 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7。 5《大清律集解附例》卷。 ■牛，为二岁之牛。 7■牛，为三岁之牛。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94。 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57。 有伤害人者，熟苗照民例治罪，生苗仍照《苗人例》治罪”4。苗人犯罪量刑，较民人为轻，略与旗人相当。苗人杀抢犯，“免其刺字，照旗下人枷号杖责”5。苗人特殊案件，专设条例审断。苗人伏草捉人、枷肘在巢、勒银取赎犯，初犯为首者斩监候，为从者俱枷号三个月、责四十板、臂膊刺字。并规定按发生案件起数，将土知府、百户、寨长各罚银有差。苗人犯的诉讼审理程序，也与民人不尽相同。《苗人例》还对苗民通婚、使用武器等均作出规定。瑶、僮、黎等族人犯，俱参照《苗人例》审理定谳。 回人犯，乾隆二十五年谕，照《回疆例》办理。但对驻新疆各城官兵酗酒滋事犯，按刑律断案，配给回人为奴，累犯加重，“即行正法”。这比内地同罪刑罚为重，其原因是为着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藏人犯，由驻藏大臣参酌《番例》四十一条承办。《番例》规定争斗打架犯，告理者，按曲直，罚银钱。男女奸情犯，止罚银钱，亦或责释。偷窃财物犯，将其全家锁拿监内追比，并将正犯挖目、割鼻、砍手。斗殴致命犯，有钱者罚银钱充公，并给尸亲念经、或银钱与牛羊若干，无钱者则缚弃于水中，并籍没其家。抢夺劫杀犯，“不分首从，皆问死罪或缚于柱上，以枪打箭射，较射饮酒，死则割头悬示；或送珞瑜野人食之，或活缚送曲水蝎子洞，令蝎子食之”2。 官人身份，较明有别。官员犯罪区分为公罪与私罪，公罪为缘公事致罪而无私由，即行政犯；私罪为不缘公事而私自犯，即刑事犯。官员犯罪依官职和官品，享有处罚上的特权。《明律》官人分为两级五品以上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闻；六品以下，所司取问拟议，闻奏区处。《清律》则不分级，凡在京、在外大小官员，有犯公私罪者，所司实封奏闻，不许擅私勾问。如旨准推问，依律拟议，奏闻区处，仍候覆准，方许判决。所以清朝官员在处罚上的特权，较明朝扩大。《清律》对官人罪做出明确规定，如当擅选官或私自铨选亲戚，斩监候；滥设官吏，额外添设一人，杖一百；擅离职役（在官应值不值），笞二十；官员赴任过限，无故过限一日，笞一十；擅勾属官，无故稽留三日者，笞二十；交结朋党或上言大臣德政，斩监候3；嘱托公事，笞五十；罢闲官吏在外干预公事，杖八十；现任处所置买田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等。但清代官人犯罪，因袭前代旧制，用除免当赎法，即除免官职，赎刑代真刑。《清律·名例律》规定，官员犯笞、杖罪，则分别公私，代以罚俸、降级、降调，至革职而止。其罚俸，公罪——文武官，犯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罚俸两个月等；私罪——犯该笞者，一十罚俸两个月，二十罚俸三个月等。 官人贪赃，清律尤严。官员贪赃，钦定例百两以上者，绞决；三百两以上者，斩决。凡监临主守自盗仓库钱粮者，一两以下杖八十、小臂膊刺“盗官（钱、粮、物）”三字；四十两，斩。贪赃官人除科以生命刑（绞、斩）和身体刑（笞、杖）外，还处以财产刑。顺治十二年，顺治帝谕刑部“贪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42。 2《西藏志·刑法》。 3《大清律集解附例》卷2。 《大清律集解附例》卷7。 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向因法度太轻，虽经革职拟罪，犹得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官，著为例”2。明科罚贪墨，计赃论断，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清则罪止处斩。清初力除明季积弊，惩贪至严。顺治元年定，“凡官吏犯赃审实者，立行处斩”。八年，又谕“治国安民，首在惩贪；大贪罪至死者，遇赦不宥”3。《清律·刑律·受赃》规定凡官吏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官吏听许财物、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科敛、克留盗赃、私受公侯财物等，按枉法、不枉法与坐赃，给予刑罚。官吏受财与坐赃致罪的赃罪刑罚列表如下枉法赃一两以下杖七十一至五两杖八十十两杖九十十五两杖一百二十两杖六十徒一年二十五两杖七十徒一年三十两杖八十徒一年三十五两杖九十徒二年半四十两杖一百徒三年四十五两杖一百流二千里五十两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五十五两杖一百流三千里八十两实绞监候一百二十两五百两官吏受财(有禄人不枉法赃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杖六十徒一年杖九十徒二年半实绞监候坐赃致罪笞二十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杖六十杖七十杖一百杖一百徒三年清对流官犯赃，更加重惩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广等处流官，擅自科领土官财物、贪取兵夫征价、遣兵骚扰逼勒、强卖货物牟利者，“较内地之例，应加倍治罪”。 奴贱身份，律定严明。《清律》中奴婢（奴仆）和贱民，大致与《明律》相同。清代奴贱的法定地位，多系半人半物——人格方面，旗民故杀奴婢（奴仆）时，亦予处罚；强盗杀伤人者，奴婢亦同良人；私贱被放为民后其主仍压为贱时，可自理诉；如侵害财物，则略同常人法。其为物方面，罪主籍没时，财产与奴入官；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奴婢不在其内；买卖及质债奴婢，并不为罪；妄认或错认奴婢，视同妄认或错认他人财物。清还对良贱与主奴2《清世祖实录》卷95。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丁亥。 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20。 光绪《大清会典会例》卷82。 之间相婚、相奸、相养，均以其身份不同而在处罚上亦不相同。总之，清初奴贱在法律上的地位比明朝低下。《清律》规定可以买卖奴婢（奴仆）“各旗买人，俱令赴市买卖”，其“在京者于大、宛两县五城兵马司用印，在外者于各州、县用印”。因奴婢（奴仆）不堪其苦，大量逃亡。《清律》设《督捕例》。顺治五年题准，逃人窝家正法，妻子家产，籍没给主。十三年又题准，凡逃一次者面上刺字，二次者正法。十四年又定，窝犯免死，责四十板，面上刺字，家产、人口给予八旗穷兵。康熙七年覆准，三次逃者，绞监候。二十二年又复准，三次逃者免死，发往宁古塔与穷兵为奴。乾隆八年定，不知为逃人误行容留者，六个月内免议。嘉庆六年又定，三次逃人发往黑龙江等处当差。对逃人及窝主的惩罚，日益宽弛。 刑名诉讼清代的诉讼与刑名，沿袭明制，但有所更易。 中央司法机关，主要有大理寺、刑部及都察院，又称三法司。大理寺掌审谳、平反刑狱，遇死刑案件参与九卿会审。都察院掌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所属京畿、河南、江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五道御史，分理本省及所属的刑名（如河南道掌核本省刑名并稽察吏部、詹事府、步军统领及京师五城）。刑部总理全国的法律刑名，所属十七清吏司各掌其分省各属刑名，兼理属旗文移。凡全国的刑狱，先由刑部审理，审讫，送都察院纠察，然后，经大理寺驳正。三法司互相制约，彼此监督。刑部所审的死刑案件，送大理寺复审，然后定拟奏闻。大理寺与刑部拟谳的死刑案件，许两议，听旨裁。 地方司法机关，有州、县，有府，有省，各掌该管内的行政、司法事务。县由知县决讼断辟，主簿掌缉捕，典史稽狱囚。府设推官（后由通判），佐理刑名。省有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秋审充主稿官，知事佐察刑名，司狱掌检系囚。但清按察使司不似明代为地方最高司法机关，而隶属于督、抚。清代省常设督、抚，按察使均受督、抚的管辖。 清代的审判机关，分级管辖。第一级审判机关为县（属州、厅）。县正印官为裁判官，采用独任制。县令多不通晓律例，而另聘幕友（师爷），使其审理案件，草拟判稿。此级审判权限，受理民事与刑事案，于刑事案，笞、杖犯罪自理，并审理上级批发的案件，于杀人等要案，须加勘验，呈报上司。第二级审判机关为府（直隶州、厅）。府正印官为裁判官，判决县自理案件中的上诉案件，复审上解的徒罪案件，裁决民事上诉案件，审理上司发交的案件，但在亲辖的地方，府则为第一级审判机关。第三级审判机关为按察使司。按察使为裁判官，掌管复审并申报徒罪（非命案者）案和审理发交的案件等。第四级审判机关为总督、巡抚，是地方刑名的总汇。督、抚批结按察使呈送的徒罪案件（非命案者），负责有关人命的徒罪及军、流罪案件咨部核复，死罪案件定拟后具题并咨部，审理刑部移咨案件和钦命案件并咨复和奏报。总督、巡抚的裁判事务，独立的巡抚与总督略同，受总督管辖之巡抚或并置总督与巡抚之省，审判事务的上奏，须总督与巡抚会奏。第五级审判机关为刑部，是全国刑名的总汇。刑部的案件，先由司官书稿，然后经尚书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57。 和侍郎等合议而决，称为堂议。刑部审结寻常徒、流、军、遣等罪，并须送大理寺复核，受都察院监督，审理奉旨的京控案件，批结京师由五城兵马司及步军统领审判的徒罪案件，死刑的案件，由三法司及九卿（六部与大理寺、通政使司、都察院的长官）等会审。 死刑案件，大理寺委派寺丞，都察院委派御史，至刑部本司会审，称为会小法。狱成之后，大理寺卿（或少卿）、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携同属员赴刑部，同刑部尚书（或侍郎）等会审，称为会。定谳之后，会稿题奏。旨定绞或斩立决，执刑。绞或斩监候，京师列入朝审，直省则入秋审。 秋审和朝审是复核监候死罪犯的最高会审。秋审是复核各省监候死罪犯的会审，因审期在每年秋季而得名。每年限七月十五日前，直省督、抚将人犯提解省城会勘，审拟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者，具题咨部。刑部将原案贴黄及法司勘语并督抚勘语，刊刷招册，进呈御览，另送九卿、詹事、科道备阅。八月内在前金水桥西，会同详核，无异议，会同将原拟具题，有异议，则奏上听裁。经御笔勾决者，咨文直省，将死刑情实人犯于霜降日后、冬至日前正法。朝审是复核刑部监候死罪犯的会审。朝审与秋审的组织和程序相同，但因留候死罪犯在京，所以会审时，九卿、詹事、科道等入座，刑部将监内应死人犯提至当堂，由吏朗读其罪状及定拟节略，后再核审。朝审和秋审组织周密，可以减少死刑案件的失误，加强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皇帝行使朝审和秋审的最高审判权，特别是死刑案件，经朝审和秋审后，由其勾决正法。 清代的特别审判机关，主要有特殊行政区域的审判机关和对特殊身份人的审判机关。前者如京师和盛京。在京师，笞、杖及无关罪名诉讼，内城由步军统领，外城由五城巡城御史审结，徒以上送部，重则奏交。在京大小官员犯罪，实封奏闻请旨，不许擅自勾问。在盛京，“盛京向例，将军管辖旗人，奉天府府尹管理民人”。盛京民人的田土、婚姻等普通案件，由州、县自行审理，旗民交涉命盗重案及军、流、徒罪案，由盛京刑部审拟解部，死罪报部秋审。后者如旗人案件和民族案件。 旗人的审判机关，源自入关前后金社会、军事和法律基本单位的牛录，牛录额真（佐领）有初级审判权。天聪五年谕令，牛录额真（佐领）有权审结一般民事案件，但“事有大于此者，送部审理”2。入关后，旗人的审判机关更臻完备，京师普通旗人的案件，由步军统领衙门审理，笞、杖以下可自行完结，内务府管辖的旗人案件，由内务府慎行司审理，徒罪以上移送刑部，也承审奉旨交办的案件，宗室、觉罗的案件，归宗人府审理。 盛京旗人案件，上已述及，由盛京将军审理，一般案件由旗自理。直省驻防旗人案件，由将军和副都统审理，笞、杖等罪移旗发落，流罪以上案件呈报审结。八旗的民事、地亩案件，由户部现审处审理，刑讯案件，则须合同刑部进行。 民族案件的审判，蒙古人案件由内外扎萨克王公、台吉、塔布囊及协理台吉承审，不决再报盟长审理，仍不决复报理藩院定案。罪至发遣人犯，报理藩院会同刑部裁决。死罪由盟长核报理藩院，会同三法司奏定。在京蒙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 2《清太宗实录》卷9。 人犯死罪，刑部审后会同理藩院等奏定。盛京法库以外蒙古案件，乾隆二年定，由盛京贪狼燃文刑部侍郎会同该旗扎萨克等办理，其人命案照例完拟具题。苗人案件由“土官将犯罪之苗解送道厅”，再由“两厅会同土官审明发落”。重大案件依定例审理。此外，回人、藏人的案件审判程序，均与汉人有所不同，不另叙述。 清代的刑罚，承袭《明律》，主刑为五刑，即笞、杖、徒、流、死。笞刑，五等，十至五十（以十为差）。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以十为差）。笞、杖用小竹板，顺治时笞、杖以五折十，康熙《现行则例》改为四折除零，即笞、杖十折四板，笞、杖二十以上，以五板为等次，折板而有零数则除削。所以笞、杖二十为五板，三十为十板，四十为十五板，五十及六十均为二十板，迄一百为四十板。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以半年为差），并科以杖刑，六十至一百（以十为差）。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以五百里为差），并科以杖刑，皆各加杖一百。死刑，二等，绞与斩。五刑的笞、杖、徒、流、死，共有二十等次，以笞十为最轻，斩首为最重。主刑又称正刑，其外的枷号、迁徙、充军、发遣、凌迟、枭首、戮尸等刑，为随时所加，皆非正刑。主刑之外，有从刑，如籍没家产，刺字等。五刑的笞、杖、徒、流、死，加于身体、生命，是为真刑，罪人以财物或官爵赎代真刑，是为赎刑。清代赎刑有四，即纳赎、收赎，例赎、损赎。雍正三年，定《纳赎诸例图》，列五刑赎银数目。刑部设赎罪处，专司犯人赎缓之事。 清代的监狱与明代的监狱相同，狱中多监禁未决的犯人。犯人定罪后，笞、杖刑罚，折责后释放，徒、流、军、遣，定罪后发配。监禁较久的为绞、斩监候犯。监狱分为内监，系禁死囚，外监，囚禁流、徒以下犯人，女监，幽禁女犯。徒罪以上监内锁收，杖以下散禁。 清代还有特殊监狱，即旗人有高墙拘禁之制。乾隆以后，逐渐废除。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第九章礼俗第一节岁时节日风俗元旦、立春和上元节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很多，它反映了清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首先是元旦的风俗。农历正月初一是元旦，又称元日、新年。新年元旦的庆祝活动一般要持续数日，清人的记载多为“交贺三日”、“三五日乃止”、“自元日至上元无虚日”之类的语言。大致来说，初一至初五是新年元旦的，但是如果加上伴随元旦喜庆的其他活动，一般要到上元灯节为止。为了迎接新年元旦，从腊月二十四日起，家家要打扫房屋，扫舍之后，便贴年画。大年初一的前一天，叫做除夕，又称“大年三十”。除夕一般要换门神、换桃符，更春联。“桃符以画，春联以书”2，桃符画神荼、郁垒，门神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也有画钟馗的。一些地方还有贴彩钱、糊窗花的习俗。清人在十二月二十三（四）日送灶王升天之后，年三十的晚上要迎接灶王返回。不少地方还有在堂中悬挂祖先遗像祭祀的风俗，有的地方还要拜天地。除夕合家团聚，还有吃团年饭、喝分岁酒，并且多做些饭，往往够吃几天，清人叫做“宿岁饭”或“隔年陈”。卑幼以次拜其尊长，叫做“辞年”或“辞岁”，小孩都可以得到长辈送给的“压岁钱”。辞年之后，有的地方便睡觉休息了。有的地方还要“守岁”，不愿让这一年空空过去，人们在院里或门外点燃榾柮、柴草，还有焚苍术辟瘟丹的，或燃爆竹辟邪，或听静卜来岁吉凶，“家人围炉团坐，小儿嬉戏，通明不眠，谓之守岁”。 元旦是从夜里子时算起的，元旦的首要事项是祀神祭祖、拜尊长。在守岁的人家，子时一到，便已开始，没有守岁的，大多是五更起来，史书记载常用“五更”、“鸡鸣”、“味爽”、“夙兴”等词汇。清人整肃新衣、陈牲设醴，放果品面食、燃烛烧香、焚楮、放爆竹，一些地区还在院中燃柏柴、煤火，叫做“旺火”。做好上述准备工作，便拜天地祖宗，接着卑幼向尊长磕头，“家众以次拜跪称寿”2。然后人们吃煮饽饽（清人又叫馄饨，即水饺），天亮以后，邻族戚友交相拜贺，开始了热闹的拜年，清人将此又叫做“贺岁”、“贺年”、“贺元旦”等。贺岁的方式有亲去和投帖两种方式，各地使用的含义有些差别，一般是“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3。大年初一有很多忌讳“元旦，为岁朝，比户悬神轴于堂中，陈设几案，具香烛，以祈一岁之安，俗忌扫地、乞火、汲水并针剪，又禁倾秽实粪，讳啜粥及汤茶淘饭。天明未起，戒促唤男子，出门必迎喜神方位而行”。拜年一般要持续三、五日，期间一般市不列肆三天。亲朋拜年，要留下喝春酒，元旦期间，人们还盛行互相请客吃饭，称为年节酒。 本文引用日期，皆为农历。 2李光庭《乡言解颐》第5页，中华书局982年版。 顾禄《清嘉录》卷2《守岁》。 2雍正《朔州志》卷3《方舆·风俗》。 3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第4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983年版。 顾禄《清嘉录》卷《岁朝》。 初三，清人有些单独的风俗习惯。甘肃静宁州“撤祖先奠，夜焚楮门外，酹酒，名曰送家亲”2。湖北宜昌府“燃烛于大门外，将檐端所挂松枝合楮焚之，谓之烧门神纸”3。广东琼山县“书帖钉赤口，谓之禁口”4。 初五，清人多称破五。北方有关于“五穷”的风俗，陕西府谷县“夙兴扫室中尘垢于筐，作纸妇人一个，负以米面，纸裹送至门外，焚香放花爆而还，谓之送五穷，榆林人是日饱食，谓之填五穷”5。甘肃静宁州“五日除舍，谓之扫五穷”。江南则有接路头神的风俗，苏州府“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7。 初六日，也有些特殊的风俗。山西保德州“六日爆豆撒出逐蝇”8，陕西府谷县“六日夙兴，炒黑豆撒于屋角，谓之爆六甲”9。这是防治虫害的措施。清人称初七为人日。这天的风俗丰富多彩，各具特色。河南新察县“妇女剪彩为燕，或帖或插戴”10。陕西延安府“用糠着地上，以艾炷灸之，名救人疾，俗以疾切声相近也”。安徽桐城县“亦各祀其先，妇女迎紫姑，置米与花于妇女旧鞋中，以嫁鼠，置盐于火笼中作响，谓之炒杂虫”2。江西瑞州府“各以辛菜治羹，曰七宝羹，自此男女各勤其职，谚云‘吃了七宝羹，各人做零星’。”3湖北德安府还“以是日阴晴占人休咎”4。福建省永福县“街市张灯鼓吹，扮台阁为乐”5。 初八为祭星神的日子。传说这天诸星下界，人们要燃灯祀星，也叫做“顺星”。正月初八也叫做谷日，一些地区以星象、阴晴占水旱、丰歉。 初九为天日。这天是玉皇的诞辰，各道观设醮，赐福解厄，以祝平安。 初九日还禁屠宰，初九也叫做“上九”。 初十是地日，陕西省有一特殊风俗，如府谷县“十日名鼠嫁日，是夜家人灭烛早寝，恐惊之，致害百谷，齧衣裳”。 总之，元旦风俗丰富多采，是大型的综合性节日。 立春这个节气，也是一个节日，节令无定期，在正月者居多。宋代的《东京梦华录》已有详细记载。在清代，“立春日，各省会府州县卫遵制鞭春”7。立春是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的节日。 2王烜乾隆《静宁州志》卷3《风俗》。 3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风土志·风俗》。 4李文恒咸丰《琼山县志》卷《舆地四·节序》。 5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风土志·风俗》。 7顾禄《清嘉录》卷《接路头》。 8王克昌康熙《保德州志》卷3《岁时》。 9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10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2廖大闻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3《学校志·附风俗》。 3黄廷金同治《瑞州府志》卷2《地理·风俗》。 4赛音布光绪《德安府志》卷3《地理下·风俗》。 5陈猋乾隆《永福县志》卷《舆地·风俗》。 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7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第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983年版。 立春的前一天要迎春，通常是地方官率乡民在城外东郊迎春，不过迎春的仪仗和内容各地略有差别。在河南新蔡县“伶人为甲仗鬼神之状，震金鼓跳叫县堂，遍及大夫家，逐疫颂喜，其市井小民，妆扮士农工商，随官师士大夫出郊迎春，四远男妇偕出郊境，看土牛与芒神物色”2。总的来看是由贱民扮演杂剧，社伙出郊迎春，迎春是要“看土牛与芒神物色”，进行验占。验占的目的有如下几种占水旱、寒燠等气候，占闲忙，求吉祥。 立春日，地方官要进行鞭春礼，也叫做“打春”。《靖嘉录》记载“太守鞭牛碎之，谓之打春”。立春日清人还要吃春盘、春饼、罗卜，叫做“咬春”，主要在北方流行。有的地方还有“送春”的风俗，如安徽太平府，“所在官司鞭春牛如制，如其色，制小土牛，颁缙绅家，谓之送春”3。清人认为这是古颁春之意。“拜春”（即贺春）也是立春节的风俗。如苏州“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4。 迎春与立春的内容，有的地区分得清楚，有的地区则不甚清楚，一些地区甚至合为一天。 由上可知，立春节是以农事为主，兼有娱乐、饮食、交际、信仰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节日。 正月十五日是上元节，又叫元宵节、灯节，是一个隆重的节日。 上元节往往要持续数天，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从十四日到十六日，欢庆三天，南方的时间要长些，一般是四五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也有些贫瘠地区，只是一两天。 清代的上元节注重张灯。通常在十三、十四日要试灯，十五日正灯，十六、十七日落灯。到了灯节，各处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湖南长沙府“元宵剪纸为灯，或悬之庭户，或列之街衢，或携以行，至有龙灯、鳌山踏球者，城市彻夜游观，好事者放花炮起火”。诸灯中以鳌山规模最大，也较为普遍。清人灯节中，还喜作“黄河九曲”，如山西定襄县“上元街巷悬灯火通宵，社火或搭灯市，屈曲盘拖，鼓乐导行，士女杂遝，俗为黄河九曲”2。上元节还有猜灯迷的习俗，迷底皆经传诗文、诸子百家、传奇小说及谚语、什物，猜中者，以纸墨、巾扇、香囊、果品食物为赠。 上元佳节也是亲朋宴饮的好时机。人们的主要食品是元宵，清人又叫做汤圆、面圆、粉团等。南方多用糯米做成。一些地区还有互送元宵的习惯。考察大量清人方志以后，似可得出这样的看法清代的上元节不是以吃元宵为主，而是以看灯、观戏等娱乐为主，因此，多数记载把后一项称为“闹元宵”。 上元节必有民间的社会团体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社火（也叫社伙），社火的内容多是杂戏，主要有竹马、旱船、龙灯舞、舞狮等内容，人们扮演戏剧故事、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还往往踩着“高跷”，清人常称之为演杂剧、关于春牛、芒种的制作以及地方官迎春礼仪，请参阅王道瑞《“春牛芒神图”及古代迎春活动》，载《历史档案》98年第2期。 2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3黄桎康熙《太平府志》卷5《地理志·风俗》。 4顾禄《清嘉录》卷《拜春》。 吕肃高乾隆《长沙府志》卷4《风俗》。 2王会隆雍正《定襄县志》卷《地理志·风俗》。 故事。 荡秋千也是一些地区上元节娱乐的内容之一。 上元节还有“走百病”的风俗。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元夕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一人持香辟人，曰走百病。凡有桥处，三五相率以过，谓之度厄，俗传曰走桥。又竟往正阳门中洞摸门钉，谶宜男也。”走百病的风俗较为流行，但各地还有不少差别。首先是名称，又叫散百病、游百病、遣百病、除百病等；其次为日期，有的地方在正月十五日，但大部分地区是在正月十六日傍晚以后；再有地点，或登高走桥、或赴庙行香、或郊游为乐，不一而足；最后是参加者也不同，京师等地“妇女出游”，绝大部分地区为“士女出游”，“男女结伴”，而河南偃师更饶有趣味，竟是“男结伴遍游寺庙街巷曰游百病，女执五色彩线用艾灸松柏，曰灸百病”。验卜也是上元节的习俗。主要内容是问紫姑神，湖北省还有“赶毛狗”的风俗。荆州府“元夜迎紫姑卜问丰歉，各乡村燃炬火，以照田间，声彻远近，谓之赶毛狗”2。有的地方有听声验占的习惯，如安徽泾县“十六日听灶求兆，以卜休咎”3。上元节人们也没有忘记祀神祭先。河南泌阳县“祀祖祭先，常供以外，复设汤圆、水茶枣卷、面灯”4。山西保德州“元宵拜扫先茔”5。 上元节还有迎神赛会的习俗。如福建龙岩州“祈禳会首以神田所入为会，作戏队，导引城隍神，遍历境内，以祈神炾”。 综上所述，清代的上元节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节日。有观赏花灯、举行社火、祀神祭祖、卜问咎休、登高走桥、祈免灾咎、亲朋欢聚、盛吃元宵、迎神赛会、秋千为戏等众多的内容，集中了祭祀、庆贺、社交、娱乐诸种成分。 清明与端午清代的清明节是一个较大的节日，全国普遍举行，而寒食节约在清明前一天，只在个别地区单独举行，有些地区将某与清明节合而为一了。 两个节日有何区别呢？相传寒食节起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事，该日要禁火冷食，祭扫坟墓（野祭），添土挂纸钱；清明节折柳枝插头，或玩秋千。寒食是为了纪念，清明是为娱乐。 当然，在清明节与寒食节合二为一或只有清明节的地区，就看不出此疆彼界了。清明节的主要的内容是扫墓，就是祭祀祖先的坟墓，又叫做墓祭、展墓、拜扫、上坟等。人们为祖先的坟墓除草添土，或在树枝上挂些纸条，或在坟上插一禾棍，上挂纸钱、纸条，带着祭品，焚烧纸钱，举行个祭祀仪式，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如果是新葬者，都在社前祭扫，当时流传着“新坟不过社”的谚语。在聚族而居的地区，祭祀祖先有宗族在祠堂进行的。清明节的第二项重要内容是插柳于门和簪柳于首。当时有谚“清明不戴汤毓倬乾隆《偃师县志》卷5《风俗志》。 2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3李德淦嘉庆《泾县志》卷《沿革·风俗》。 4倪明进道光《泌阳县志》卷3《风土记》。 5王克昌康熙《保德州志》卷3《岁时》。 彭衍堂道光《龙岩州志》卷7《风俗志》。 柳，来生变黄狗”。柳的用意为辟邪、明目、延寿命、红颜不老、占水旱等项。折柳比较一致，戴柳有些差异，或男女皆戴、或妇女戴、或儿童戴，所戴柳为柳毛、柳尖、嫩柳、柳叶等。在一些地方柳只插或供于神堂。 清代以北方为主的地区，还流行踏青、荡秋千，一些地方有放风筝等娱乐性风俗。山东昌邑县“女作秋千戏，士出郊游，谓之踏青”。这是比较特殊的例子，通常情况下男女都踏青，不过荡秋千确是以妇女为主的。河南《邓州志》认为“树秋千架，妇女竞相推引，开元以来所传半仙戏也”。至于放风筝，北京“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2。陕西延绥镇“分朋较射，儿童放风筝，两日为止”3，另外还有成年人“较射”的风俗。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阳、重午、天中节，是受人重视的节日。 一到端午节，家家以蒲艾插户。蒲，是指菖蒲，使用最多的是艾，甘肃很多地方则插柳。湖南长沙除了蒲艾以外，还“门悬葛藤”。很多地区还要贴“门符”，门符五花八门，有桃符、天师符、朱符、赤灵符、避兵灵符、符箓、朱书雷箓等等。 端午节人们还要佩戴些东西，有以下几种一是佩艾，多是艾虎；二是戴符，有五毒符、寿源道符、神符；三是香囊，有五色香囊、朱砂袋；四是茧虎；此外，还有佩蒜、苍术以及葛蒲的。以上多是妇女、儿童佩戴。儿童还要在手臂上绕五色丝线，以为可以延寿，这种五色缕又叫长寿线、续命缕、长命缕、百命索，个别地方妇女也有系的。 还有在端午节午时饮雄黄酒和菖蒲酒，用雄黄末或菖蒲屑和酒，常常还要加上朱砂。饮毕，要将酒洒向屋中四壁、角落，以辟虫蛇。很多地区在小孩的面颊耳鼻涂酒，以避毒。 为避毒、祛病，端午节还有采百药的风俗。甘肃静宁州“采百草造百药”4。湖南醴陵“医家群相采药，相传此日天送灵临门”。南方采药还要沐浴。四川高县“沿山采药煎水净身，云免疮疥”2。福建汀州“午时采百药煎汤沐浴，云祛百病”3。 更有兴趣的是不少地区有用装墨蟾蜍涂肿毒的风俗。如河南新蔡县“捉虾蟆衔墨用涂疮肿”4，湖北东湖“捕蟾蜍以墨入腹中，俟乾取出，涂肿毒有验”5。 端午节吃粽子，常称为食角黍。角黍的种类很多，不仅家人吃，还要向亲戚朋友赠送。 南方还有赛龙舟的风俗。在无水的城里，“城中人缚竹为船，用五色纸周来邰乾隆《昌邑县志》卷2《风俗》。 姚子琅乾隆《邓州志》卷2《风俗》。 2《帝京岁时纪胜》第页。 3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4王烜乾隆《静宁州志》卷3《风俗》。 徐淦同治《醴陵县志》卷《舆地·风俗》。 2敖立榜同治《高县志》卷8《风俗》。 3乾隆《汀州府志》卷《风俗》。 4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5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风土志·风俗》。 糊饰，鸣金鼓，沿街作竞渡状，名曰旱船”。 端午节还有不少其他风俗。如祭祖先、祀瘟神；弟子拜师，小孩入学；放风筝和射柳。此外云南宣威州“吞黑豆七枚，云可除疾”7。安徽桐城县“僧道用五色纸作符，送各檀越家”8。端午节的来历至今是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在讲人们纪念屈原吃粽子、赛龙舟时，一定不要忽视端午节预防各类疾病瘟疫孳生为灾的风俗。 乞巧、中元及中秋七月初七的晚上，清代民间有姑娘或童女乞巧的风俗，叫做乞巧节或七夕。用现代的语言，也可称为姑娘节。 七夕首先陈瓜果、焚香于庭，祭祀牵牛（或称河鼓）、织女（或称天孙）二星乞巧。乞巧用的“巧果”很出名，在苏州“七夕前，市上已卖巧果，有以白面和糖，绾作苧结之形，油汆令脆者，呼为苧结，至是，或偕花果，陈香烛于庭，或露台之上，礼拜双星，以乞巧”。 祭毕便正式乞巧，其形式多样，各具特色。一般是月下穿针乞巧，常用七孔针、五彩丝线；有用针缕瓜果乞巧者；还有用蜘蛛乞巧的，如江西瑞州府“妇女置蛛妆盒中，观其成网，以验巧拙”2。安徽繁昌县“闺秀设茶果于露台乞巧，夸朝中有蛛丝罗其上者，谓之得巧，略如《荆楚岁时记》”3；豆芽也可用来乞巧，如四川汉州“以绿小豆浸磁器内生芽，长数寸，摘浮水面，视影成花卉形为待巧”4；也有用“丢针”乞巧的，《帝京岁时纪胜》云“幼女以盂水曝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山西阳城县“浮藤萝丝于水，名曰乞巧”5，安徽有看巧云的风俗，太平府“俟云雾乞巧”。乞巧方式杂然纷陈，目不暇接，姑娘们精诚所至，一定会变得更聪明、灵巧的。 一些地区还流传着望天河以卜米价低昂的风俗。如湖南宁远县“七夕夜望天河为来年米贱之征，十一日至十四日河汉复见，年岁不佳，至十五日后复见，群相乐，杜子美诗云‘米价问天河’是也”。 七夕，有祭祖的习俗。湖北荆州府“俗又于是夕祭祖弥，谓之迓亡阵，享七日，焚楮荐之，曰送亡。新死者，则于是月朔迓祭，于此夕奠送”2。云南、广东等地也有七夕祭祖的风俗。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为人们祭祀祖先、怀念亡灵的日子，或称“鬼节”，有的地方也叫做“七月半”，陕西府谷还李文恒咸丰《琼山县志》卷《舆地四·节序》。 7刘沛霖道光《宣威州志》卷2《风俗》。 8廖大闻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3《学校》。 《清嘉录》卷7《巧果》。 2黄廷金同治《瑞州府志》卷2《地理·风俗》。 3曹德赞道光《繁昌县志书》卷2《舆地·风俗》。 4刘长庚嘉庆《汉州志》卷5《风俗》。 5赖昌期同治《阳城县志》卷5《风俗》。 黄桂康熙《太平府志》卷5《地理志·风俗》。 徐淦同治《醴陵县志》卷《舆地·风俗》。 2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有个别致的名称——麻谷节。 清代中元节的祭祀活动往往提前三天或数天已开始，常常要在十四日焚冥衣、楮钱寄往阴间，奇怪的是广西新业县却在十六日祀先。 寺院做盂兰盆会是清代普遍流行的，在北京“庵观寺院，设盂兰会，传为目莲僧救母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坐，看演经文，施放焰口，以济孤鬼。锦纸扎糊法船，夫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之慈航普渡”3。 北方的祭祀，还有用麻谷表示哀思的。河北祁州，“供麻谷祭墓”4。别处则悬麻谷，山西定襄“以麻谷悬各门首，亭午请而祭之”5。所以府谷人把中元节叫做麻谷节，原因在于麻谷是祭祀祖先的主要用品。 山西等地还有做面人的风俗。如阳高县“十五日墓祭，家家送面人”。阳城县“抟面肖麻谷、人物各形，竟祀田祖，并上塚焚纸祀先”2。注意，这里还有祀田祖的内容，我们在其他地区也看到类似情形。逐蝗也是中元节内容之一。如陕西延长县“中元祭八蜡逐蝗”3。 祭祀祖先，哀悼亡者，定在七月十五日，清人有解释，在山西武乡“俗传地官赦罪之辰”4。朔州人认为“中元地官校籍之辰”5。 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也有叫做“八月节”和“八月半”的，中秋时分，合家团聚，所以还可称为“团圆节”。 清代的中秋节普遍有吃月饼和水果的风俗。月饼也叫“团圆饼”，不仅自己吃，亲友之间还要互相赠送。各地都有拜月、赏月的风俗。清人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拜月由女子进行。有的地方是儿童。拜月前，人们以瓜果、月饼供月，进行祭拜。浙江云和县“儿童陈月饼，罗拜于庭，谓之拜月”。拜月毕人们要赏月，在皎洁的月光下，举杯邀明月，吟诗歌唱，品尝各种瓜果、月饼。赏月者喜登高望月，赏月在一些地区叫做玩月、看月华等。 清人还喜欢以月光卜来岁。有卜来岁元旦的，如山东昌邑县“以月之明暗，卜来岁元旦之晴雨有验”7。普遍流行的是卜来岁上元节晴雨的。湖北荆州府“此夜之月，关乎来岁元夕，俗有‘云掩中秋月，雨洒上元灯’之谚”。清代流行着“摸秋”的风俗。安徽繁昌的中秋夜，“妇女联袂出游，遇菜圃辄窃南瓜为宜男，兆名曰摸秋。亦有中年乏嗣者，亲友于是夕亦取南瓜，用鼓吹爆竹饷之，谓之送子”2。湖南永州送瓜有特色，“人有艰嗣者，戚友3《帝京岁时纪胜》第27页。 4王楷乾隆《祁州志》卷《舆地·风俗》。 5王会隆雍正《定襄县志》卷《地理志·风俗》。 房裔兰雍正《阳高县志》卷2《风俗》。 2赖昌期同治《阳城县志》卷5《风俗》。 3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4白鹤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 5汪圣嗣雍正《朔州志》卷3《方舆·风俗》。 伍承吉同治《云和县志》卷5《风俗》。 7周来邰乾隆《昌邑县志》卷2《风俗》。 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2曹德赞道光《繁昌县志》卷2《舆地·风俗》。 取南瓜。以一父母具存，兄弟众盛之稚子，着衣冠乘马捧瓜，后以一人持枣树枝，挂香数百炷，鼓吹送至其家”3。这里送瓜用一位“小全人”，还要取“早树子”的谐音，可谓用心良苦。 士人在中秋节有自己的特殊活动，或携带月饼等礼品拜访师长，或祭祀文昌星和魁星。 寒衣、冬至、腊八与祭灶十月初一是人们为祖先亡灵送寒衣的节日。这时，天气寒冷，人着棉衣，于是，也挂念祖先会在阴间受冻，就用布或纸做成衣服焚化，送给祖先，使他们温暖地渡过严冬。因此这个节日叫做寒衣节或烧衣节。 届时，清廷“时享宗庙”，颁宪书，乃国之大典。士民家祭祖扫墓，如中元仪。“晚夕缄书冥楮，加以五彩帛作成冠带衣履，于门外奠而焚之，曰送寒衣。”这里，寒衣是在门外烧的，实际上清代绝大部分地区要诣先茔，焚寒衣于墓前。寒衣节是清代普遍流行的节日，这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清代除个别地方外，一般都不过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寒衣节就显得重要了。寒衣节同清明、中元一样，很多地方有城隍出巡的风俗。 寒衣节还有其他风俗。有祭祖先、土神的；有祀牛、劳牛的，如贵州普安直隶厅“土人祀牛王，食牛以糍糕，即以其余挂之角上”。广东佛冈厅“农家以粉糍挂牛角劳牛”2。十一月的节气——冬至在清代被普遍地作为节日。冬至日是一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所以又叫长至。此后，进入“数九”，最为寒冷，可谓“冬至”了。冬至节一般“仪如元旦”，在一些地区又称“亚岁”，它的仪文礼节重于常节，因此清人有“冬至大如年”的谚语。清皇朝重视冬至节。“长至南郊大祀，次旦百官进表朝贺，为国大典”3。地方上，“官府行朝贺礼毕，群相称贺”4。此节尤为士人所重。冬至日在北半球，越往北越昼短夜长、气候寒冷，冬至节也是北方重于南方。 清人有冬至节祭祖的风俗，或祀于家，或祭于墓，在聚族而居的地区，像清明和中元一样，在家庙祭祀祖先。此外，冬至节还要拜孔子、拜老师和尊长。如河南偃师县“士人祭始祖、拜先师、拜先生”5。有的地方还为皇帝祝寿，如安徽铜陵“长至日祝圣寿”。 事实上，清代除士人尤重冬至节外，一般的民人也亲友间互相拜贺，称为拜冬、贺冬。 冬至开始数九，清代还流行数九歌和消寒图的风俗。对于后者今人略疏，请看《帝京岁时纪胜》的记载“至日数九，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毕，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 东南还盛行作节令食品。 3隆庆道光《永州府志》卷5《风俗志》。 王粤麟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4《风俗》。 2龚耿光咸丰《佛冈厅志》卷3《土俗》。 3《帝京岁时纪胜》第3页。 4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风土志·乡俗》。 5汤毓倬乾隆《偃师县志》卷5《风俗志》。 朱成阿乾隆《铜陵县志》卷《风俗》。 综上所述，清代的冬至，是一个包含祭祀、交际、节气、饮食等多种内容的综合性节日。 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上古有腊祭的风俗，佛教传入中国后，传说十二月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从宋代开始，佛寺在这天行佛事，做腊八粥，并送予施主的风俗，固有的和外来的风俗掺在一起。 每到腊八节，人便早起，根据各地的物产和家庭的经济情况，用各种米、豆、果品等物做成腊粥，成为节日的主食，或者还要祭祀或馈赠。《帝京岁时记胜》载“腊月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于预日拣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象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合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 腊八食粥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风俗。或凿冰祀神、贮窖；或作腊肉、腊醋、腊酒、腊水，如荆州府“是日人家汲水贮盎，谓之腊水，酿秫曰腊酒，盐脯曰腊肉，盖亦周礼之昔酒，大易之腊肉也”。人们认为腊八节做的食物经久不坏。而且认为把腊八粥“遍置于花木上，次年无虫且茂”2。 清廷中颇重视浴佛节，实际对腊八节也很重视。如曾为雍正帝藩邸后改为喇嘛庙的雍和宫，在腊八节，宫内要用大锅煮腊八粥供佛，喇嘛僧人诵经，然后把粥分给一些王公大臣品尝。 腊八节还有些人生仪礼值得注意。如河北祁州“童男髠发，童女黔耳”。湖北随州“或亦为女郎穿耳问名”2。 腊八节的日期也有特殊者，河北、山西的一些地区是分初五、初八两部分的，如山西武乡县“初五日以干蔓菁及诸豆合煮，名曰五豆，初八日以后枣果作粥，名曰腊八粥”3。山西解州、泽州腊八节不在初八而在初五。杭州的腊八粥，是在十月八日4。 总之，清代的腊八节已普遍流行，这是以饮食为主的节日，其他意义不很明显。 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的晚上，清代民间有祭灶神的风俗，是灶王节。 该节临近元旦，有的地方又叫“小年”、“小年夜”，“小除”等名称。祭灶神的日子，大致来说，北方多在二十三日，南方多在二十四日。特殊情况也是有的，湖北宜昌府二十二日祀灶，二十三日扫屋，而广东遂溪县则是二十五日送灶。 清人认为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灶王爷要升天汇报人间的善恶事，因此人们为他送行，请他吃好的，而为人们隐恶扬善。祭灶时要燃灯，由男子拜祭，口中要说“勿以恶事言上帝”之类的话。但不能保证灶王爷不说坏话，人们便采取一些措施。浙江《云和县志》载“二十三日夜祀灶，物用粉团糖饼，谓灶神朝天宫言人过失，用糖牙，取胶牙之意”；有的用酒糟涂抹灶门，醉得灶神不能乱说话，这叫“醉司命”，湖南醴陵就有此俗。陕甘地区祀灶还有用雄鸡的风俗，说是送神归天。为灶神饲马，常将草剁碎，和上豆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2黄卬第乾隆《成县新志》卷2《风俗》。 王楷乾隆《祁州志》卷《舆地·风俗》。 2文龄同治《随州志》卷2《风俗》。 3白鹤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 4黄华节《腊八粥》，载《东方杂志》3卷期。 子，放在旁边，或者扔在屋顶。 此外，“赶乱岁”、“口数粥”、“照田蚕”的风俗别具一格。照田蚕就是以光照田间示秋报，《永州府志》载“村落燃火炬照田亩，烂然遍野，以祀丝谷，谓之照田蚕”。苏州则叫做“照田财”。《永州府志》又载“煮赤豆作糜，合家同食，虽远出未归者，亦分贮之，小儿与童婢皆与，名曰口数粥”。《清嘉录》认为，这是为了辟瘟气，如果“杂豆渣食之，能免罪过”。“赶乱岁”之俗，山西《武乡县志》说“武俗娶亲正七二八以至六腊皆论利月，惟自十二月二十四日及除日，阴阳家以为百神登天，时无禁忌，名曰赶乱岁。故一切嫁娶，凡早有妨碍者，至此皆不论利月，亦不另择吉日云”。祭灶也为清廷所重，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皇帝自于宫中祀灶以为常”。 除了以上介绍的十二种主要节时节日外，清代还有填仓、龙头、春社、文昌会、花朝、三月“上巳”、浴佛、天贶、重阳等重要岁时节日。 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第825页，中华书局984年版。 第二节木兰秋狝木兰秋狝盛典木兰（mura），满语，汉译为“鹿哨子”或“哨鹿围”。原本是捕鹿时使用的一种工具，以桦皮或树木制成，长二三寸，状如牛角喇叭。用嘴吹或吸，发出“呦呦”鹿鸣之声，引诱鹿来。有人说是学牡鹿声，唤牝鹿来，将其捕获。清代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境辟出专门的地方，供皇帝打猎，久之便称这个地方为木兰围场，简称木兰2。 秋狝，是中国古代早就有的习俗。春天打猎叫搜，秋天打猎称狝。《尔雅释诂》谓“狝，杀也”。《释文》明确说“秋猎为狝”。《注》“顺杀气也”。《周礼·春官·小宗伯》称“狝之日莅，卜来岁之戒”。《夏官·大司马》说“中秋教治兵，遂以狝田”。《清史稿》把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狝列为军礼之一，并引《周官》为依据，说“如是，则讲武为有名，而杀兽为有礼”3。其实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狝应是起源于满族固有的狩猎习惯和后来为维护清朝大一统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传统。 清代的木兰秋狝，是在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入关后顺治各朝经常出猎的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一项国家大典。主要是康熙、乾隆两朝举行的，雍正一朝未曾举行，乾隆之后逐渐废止。和先辈相比，康熙、乾隆两朝的木兰秋狝体现为更加有目的、有组织、有固定地点和时间，遵循一定章程的一种皇帝围猎活动，也更加隆重和制度化。 木兰围场在北京东北一千余里之外，承德市北约四百里，为辽代上京临潢府所属的兴州地方，清初属翁牛特蒙古等部4。围场本身周一千三百余里，南北相距二百余里，东西相距三百余里。顺治时期“塞外行围”已至其地。康熙十六年（77），当平定“三藩”之乱初见成效之时，这位大清皇帝巡视长城内外，初次在内蒙接受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等部王公贝勒的朝见。二十年再度巡幸内蒙，继续接见喀喇沁等部蒙古王公贝勒，并处理有关事务。就在这次巡幸中，有喀喇沁、翁牛特藩王献地“肇开灵囿”之说和明确提出“酌设围场”，而且给前往相度地势的大批官员以各种赏赐2。围场的设立当以此为始。康熙四十二年又在承德建行宫，四十七年建成。乾隆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展，成为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和热河行宫。自康熙二十二年起至六十一年止，皇帝每年都离京到避暑山庄巡幸，或再到木兰行围。只有康熙二十一年和三十五年因往东北谒陵及追击噶尔丹未得成行。乾隆帝即位后，自六年起，每隔年一次，十六年以后一年一次，巡幸避暑山庄或到木兰秋狝，直到嘉庆四年（799）逝世为止3。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 2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 3《清史稿》卷90《礼志九》。 4《清史稿》卷90《礼志九》。 《康熙起居注》第册，页327—328。 2《热河志·围场一》卷45《康熙起居注》第册，第8—87页。 3乾隆在位六十年，自六年起，不但隔年一次或一年一次到避暑山庄，而且嘉庆四年逝世前为太上皇三年，也年年到避暑山庄。 所谓木兰秋狝，其真正的含义是到木兰围场行猎讲武。但是清代以避暑山庄为第二个都城，凡是到避暑山庄及其附近巡幸、集会和处理政务、消遣游乐都和行围一样泛称为木兰秋狝。实际上不都是行猎。乾隆帝到避暑山庄持续近六十年，仅六年至五十六年中，有四十次秋狝4。 木兰秋狝频繁举行，包括的内容很多，然而其目的性，康熙帝只说是为习武训练，实际还有别的。他在生平最后一次行围时强调，从前有人“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然后列举清军平定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等，“立功绝域”的业绩，归结为“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还有一个是在木兰秋狝时接见蒙古四十八旗的领袖，加强对塞外民族的控制2。乾隆六年准备第一次木兰秋狝，宣称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遵循祖制；二是习武练兵，三是怀柔蒙古。因为在此之前监察御史丛洞上奏，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和“纪纲整肃，营务罔弛”为由，请求“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针锋相对指出，“古者春菟，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故，皆因平日训肆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钜”。他还为乃父雍正未曾举行木兰秋狝辩护说“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发，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于是乾隆把他的木兰秋狝目的罗列为，“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猎之谓”3。这番言论基本上反映了他们秋狝的目的，所差的就是从康熙帝到乾隆帝，都否认他们有以“狩猎为乐”，或为“嬉游而来”4。但是有时的确以此为目的，或夹杂这样的目的。 有清一代举行木兰秋狝，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康熙帝即位之初，比较朴素，仅规定皇帝行围驻所设护军统领、营总各一人，率将校先往度地势，或备院设行营，建帐殿。缭以黄髹木城，立鹿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宿卫屯置，不越其所。十年，罢木城，改黄幔。十六年，康熙帝首途内蒙，以巡阅边外调喀喇沁郡王扎什、公乌忒巴喇并塔布囊西达等率兵丁一千五百名为向导2。二十年确定了木兰围场的地点。二十一年制定行猎纪律，康熙帝下令每年派兵一万二千人，分三班，一次四千人，于四、十、十二月，赴口外行猎。部院衙门官一并参加“娴习骑射”3。二十二年，康熙帝出古北口行猎，至木兰围场，置行官，张黄幔，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和赏赐蒙古王公台吉、蒙古众官兵及管领围场的蒙古王公台吉等4。二十三年，由黑龙江将4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 13 《清圣祖实录》卷299。 2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页。 3《清高宗实录》卷3，页0—。 4《康熙起居注》第3册，页89。 《清史稿》卷90《礼志九》。 2《清圣祖实录》卷9，页—2。 3《清圣祖实录》卷0，页3—4。 4《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02—029。 军选送精骑善射的满洲兵四十人，分隶上三旗，组成虎枪营，置总统、总领管辖，扈从皇帝围猎，所谓“大狩行田，遇有猛兽，列枪以从”5。从三十四年起，康熙帝一行出古北口外巡历，命大学士阿兰泰留京处理章奏，从此有“留京”之说。至四十二年热河避暑山庄建立，木兰秋狝的行程就先期由北京出古北口，到热河。至中秋后，再到围场，渐趋固定为成例。 设官管理木兰围场也是从康熙时开始的。木兰围场是这个皇家大狩猎场的总称。地处蒙古各部落的中央，按当时的四至，东北为翁牛特，东及东南为喀喇沁，北为克西克腾，西为察哈尔，南为热河。这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以蕃息。围场的四周，树以木栅，称为柳条边，以分别内外。进出有道口。围场之内，又按地形和草木稠密的分布，划分为一个个小围场。每个小围场，均选择一处平坦高冈为中心，四周有稠密的林木。整个木兰围场包括这样的小围场六七十处2。各个小围场之间相距远者数十里，近者只有几里。围场设立以后就派了翁牛特和阿鲁科尔沁等部的王公为管领。康熙四十五年正式设总管一员，章京八员。乾隆十八年进行一次大改动，除把总管从四品提为三品，章京从六品提为五品以外，又设左右翼长各一员，秩四品，骁骑校八员，秩六品。总管归属于理藩院，统辖翼长、章京、骁骑校等。守卫围场的是驻防的八旗满洲、蒙古兵丁，康熙、雍正年间不到二百人，乾隆十八年增至八百人。他们按八旗方位，以一旗为一营房，每营统五卡伦（哨所），总计四十卡伦。“各有地界，分司稽察”3。乾隆时还设置综理行营王公大臣一人，凡启行、校猎、驻跸、守卫诸事皆归其统属。又在全部六七十处小围场中，每年选择十处，或二十处作为秋狝之所，其余隔年一轮换，以使野兽得到繁殖，时人赞称“盖于讲武中寓好生之德”4。设围所在，必事先通知并作好一切准备。届时官兵赴场布列，祗俟御跸临围。乾隆帝每次行猎，除原来的蒙古四十九旗及喀尔喀、青海诸部蒙古分班从围以外，还有来自数万里之外的土尔扈特等部。二十年，更定网城置连帐一百七十五，为内城，设旌门三，分树军纛，称为金龙。外设连帐二百五十四，为外城，设旌门四，称为飞虎。外周设宿卫警跸，立帐房四十，各建旗帜，由八旗护军官校环卫。 举行木兰秋狝多在七、八月。先期各驻防长官选派精于骑射的人赴京练习。按例，每年蒙古各部要选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叫做“围墙”，以供参加合围之役。届时，皇帝戎装乘骑出宫，扈从引导如巡幸之仪。既驻行营，禁止兵士践踏田禾，骚扰吏民，不准夜行，违者治罪。统围大臣亲临场所，按旗整队，中建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别标志之。两翼末，满语称为乌图里，各建蓝纛为标志，皆受中军节制。管围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领之，蒙古王、公、台吉为副。两乌图里则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蝉联环帀，自远而近。围制有二一是行围，只以数百人分翼入山林，围而5《清史稿》卷90《礼志九》。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 《热河志》卷45《围场一》。 2木兰围场之内的小围场数目，各书记载不一，但不出这一范围，故此以约数记之。3《热河志》卷4《围场二》。 4《清朝文献通考》卷39《王礼考》5。 《清史稿》卷90《礼志九》。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 不合，满语叫阿达密；二是合围。合围之制，则在五鼓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八旗劲旅、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根据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满语叫乌图里阿达密。看城，就是黄幔城。围既合，自乌图里处虞卒脱帽用鞭擎之，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玛尔噶为蒙语，意即帽子。声传至中军，共三次。中军知围已合，乃拥纛徐行，左右指挥，以等待皇帝入围。皇帝是秋狝的中心人物。他在入围或出哨的当天，于日出前，自行营乘骑先至看城稍息，等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出看城，佩櫜鞬，在随从诸大臣等拥护下，由中道直抵中军。在中军前半里许，周览围内形势，了如指掌。而行围的快慢进止，由其亲口指挥。这时二三十里之内的禽兽都被围在皇帝左右，任他逐射。当他射中时，诸部围观，莫不欢欣踊跃，把围猎推向。如遇有虎，则围暂不行，等皇帝看完殪虎之后，听皇帝之令而行。每围场收，至看城，皇帝即驻马。只看诸王、射生手等驰逐余兽。如值当日看城场内兽集过多，则根据皇帝所发命令，特开一面使逸，但仍禁围外诸人逐射。“获兽已，比其类以献”。猎罢，皇帝返回大营，称为散围。诸部各按队归营，傍晚则一天行围宣告结束，颁所获于扈从诸人。一次木兰秋狝，皇帝有几天这样的行围或出哨。 如果是哨鹿，则在鹿始鸣时出猎，即每年白露之后（或秋分前后）2。模仿鹿鸣之声，而引诱其至。其制与常日不同。这时皇帝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其余侍卫及诸备差人等，分为三队。约出营十余里，按皇帝之令，停第三队。又四五里，停第二队。又二三里，将至哨鹿处，停第一队。至此皇帝身边只有侍卫及扈卫十余人。渐闻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声应和，“倏听枪声一发，咸知圣武神威，命中获鹿矣。群皆欢欣引领”。这是在一个很少数人的范围内，扈从皇帝射鹿。然后“听旨调遣，而三队以次皆至上前矣”3。乾隆帝曾在一次木兰秋狝时，乘骑望见鹿群，命一侍卫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牧鹿至，亟发矢射获，取其血以饮，“不唯益壮，亦以习劳也”4。戴假鹿头，模仿鹿鸣，甚至穿鹿皮衣，是当时哨鹿的通常形式。 木兰秋狝的围期，大致从中秋后一日始，经二十天左右。围猎未完，或秋雨过多，泥淖艰阻，因而奉令中辍者，谓之“减围”。如未猎而止，则谓之“停围”。 作为一次木兰秋狝，除了出哨围猎以外，还包括每日的宴赏、处理章奏及政务。特别是礼成的最后一次盛大的宴会和赏赐，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参加秋狝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台吉、官兵人等和扈从皇帝的各类人员，都要入会并分别给予赏赐，是一次怀柔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重要大会，也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会上要奏乐和演出“布库”、“诈马”、“跳驼”等戏。布库，亦称撩脚，就是徒手相搏，胜败以仆地为定。诈马，是在生马驹中，持长竿，竿头系绳圈，突入驹群，乘驹惊，而持竿圈住驹首，舍己马跨驹背以络络之。驹不服，辄跳跃作人立，善骑者夹以两足始终不下来，过《清史稿》卷90《礼志九》。 2《清史稿·礼志九》说“恒在白露后”。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谓在“秋分前后”。3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4《清史稿》卷90《礼志九》。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4；卷。 一会儿迫使生驹贴伏。跳驼，则牵驼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表演者在驼旁，忽然跃起越驼背而过，到地仍直立不仆。这些都是蒙古戏，为他们的“绝技”2。 衰落和废止木兰秋狝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康熙、乾隆所要达到的目的基本上都如愿以偿。他们以木兰秋狝为娱乐，当广大人民深受贫困和酷暑煎熬的时候，率领皇子王孙及文武官兵，跃马弯弓奔驰在塞北草原，以追捕野兽尽情玩耍，消愁解闷。尤其在军事上习武训练，继承和弘扬满族一贯的英勇善战传统，在政治上加强和蒙古各部的关系，使北部边防得到稳定和保证安全。同时还使一些文臣武将经受忠诚和能力的考验，按照他们的标准，提拔或革除其官爵。乾隆帝因为跟随康熙帝秋狝，临危不惧而得到赏识，道光帝因跟随乾隆帝秋狝，表现机智勇敢，也被赐黄马褂、花翎。成为他们登上皇帝宝座的一个预兆和条件。尽管如此，木兰秋狝并没有一直坚持下去。早在乾隆末年，已不像过去那样年年举行。而自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六年，整整十年没有举行一次木兰秋狝。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断断续续共举行过十一次。道光帝即位后于第四年宣布停止本年木兰秋狝，以后二十五年间，既未宣布也未举行。咸丰帝在位十一年也未举行，只是第十年，因八国联军入侵，来个戏剧性的“木兰秋狝”，实际是到热河逃难，和本来意义的木兰秋狝毫不相干。可以说，兴隆一时的木兰秋狝，自乾隆末年开始走向衰落，经嘉庆，至道光已废止。 关于木兰秋狝的衰落和废止原因，看来很复杂，也是多方面的。皇帝个人不积极，臣下劝阻，天不作美，围场内兽类减少等等因素均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的是时代的发展，情况的变化，木兰秋狝在军事和政治上失掉了重要意义。乾隆帝自己不积极举行木兰秋狝可说是从退位为太上皇前三四年已露端倪，而明确表现出来则在乾隆五十九年，即前一年。那时他对臣下提出当年停止行围说“今岁雨水较多，道路泥泞。且朕八旬有四，非畴昔驰马射猎时可比”。同时宣布来年也不行围，“明岁六十年，亦不进哨。仍在热河举行庆典。礼毕进京。俟丙辰归政，称太上皇帝时，朕仍进哨。不必乘马射猎，惟安坐看城，以观嗣皇帝率领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人等行围。实千古罕觏之盛事，惟尔臣仆恭遇嘉祥，亦必共相欢忭也。”如果乾隆帝因年事过高，暂停行围，可以理解，那么嘉庆帝登极一再拖延举行木兰秋狝，就显得皇帝本人已对此不太感兴趣了。加上社会危机日深，嘉庆六年发了一道《特谕》声称镇压了连续五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稍涉自满，致干天和”，自六月初一，大雨五昼夜，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可以数计，“此犹小害”，而桑乾河决漫口四处，京师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转于沟壑，闻者痛心，见者惨目，除派官员稽查抚恤之外，“因思今秋往木兰行围，大营所用车辆，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岂止数十州县，秋禾已无望矣。若重费民力，予心不忍，况畋猎近于嬉游，我皇2赵翼《簷曝杂记》卷。 《清史稿》卷0《高宗本纪一》，《清史稿》卷7《宣宗本纪一》。 《清高宗实录》卷437，页42—43。 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狝，今秋虽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远行射猎，终非所宜，朕意今秋停止巡幸。庶息民劳而省己过”。他命诸臣速议，结果诸王、大学士等九卿会议一致赞成2。这里明确提出“畋猎近于嬉游”，十九年嘉庆帝也以“恐劳民力”，停止进哨。只是不愿秋狝大典废在他手里，坚持举行到最后。至道光时则完全不同了。道光四年就此所发上谕说“今岁秋狝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绥。所有今岁热河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3。出自一位多次参加木兰秋狝的皇帝之口，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既没有彻底否定木兰秋狝的历史作用，又就当时情形而言，木兰秋狝已无积极意义，说是停止当年举行，也是宣告永远废止。 臣下劝阻，对废止木兰秋狝也是有影响的。乾隆六年，丛洞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等为由，企图阻止木兰秋狝，没有被接受，斥为“识见未广”，反映当时这一活动还有必要举行。半个世纪以后，已非当年可比。乾隆五十七年，蒙古王公等奏请暂停进哨，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也就欣然同意了。嘉庆时臣下劝阻最力，嘉庆七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汪承需被召见，既面奏“顺天府属雇车掣肘。咨商直隶总督协济车辆，已露为难之意”，后又折奏请停止行围，“据称本年麦收分数稍减，民力不无拮据，并称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年，始举秋狝，今亲政甫及四年，即再缓一二年举行，亦不为迟”。在皇帝坚持之下，认为这些说法“殊不成话”，那年还是举行了2。第二年，嘉庆帝已经到了承德，正欲继续举行木兰秋狝，总管围场的副都统韦陀保呈报“今年围内天气较寒，水涸草枯”。嘉庆帝以为是牲畜减少，借水草为词，派人前往调查，岂料派去的人和蒙古王公等共同恳请停止行围。嘉庆帝仍不相信，又派监牧马匹的王大臣绵循等再往详查，情况属实，终于停止了本年行围3。 有时也因天气不好而停止木兰秋狝。嘉庆元年、二、三年，均“以雨停秋狝”4。六年又“以水灾停本年秋狝”5。十四年“以哨内春夏雨多停止秋狝”。十八年九月初一，“以阴雨减围”7。 当然最为扫兴的是围场遭到破坏，兽类和树木日趋渐少。追溯其时间，大约也在乾隆末年已有征兆。嘉庆帝说，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因皇上年岁增高兼以连年雨水过大，屡次停围，“自应生息蕃滋，倍加充牣”，而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影响到木兰围场也是一派衰败景象。嘉庆七年他自己举行第一次木兰秋狝，亲眼看到“鹿只已属无多”。第二次派人查看“竟至查阅十数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这一年也就没有行围。2《清仁宗实录》卷84，页4—5。 3《清宣宗实录》卷4，道光四年正月壬申。 《清高宗实录》卷40，页。 2《清仁宗实录》卷99，页—7。 3《清仁宗实录》卷8，页37—40。 4元年、三年见载于《清史稿》卷，《仁宗本纪》二年只见载于《清仁宗实录》卷20。5《清史稿》卷《仁宗本纪》。 《清仁宗实录》卷2。 7《清史稿》卷《仁宗本纪》。 九年，本想照常举行，还是得到信息，“以牲兽稀少，停止本年秋狝”。围场的树木和野兽继续减少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嘉庆八年发现早有人偷打野兽，因此被拿获的犯人就有二百余名，估计漏网的会更多。后来几乎连民带兵等把围场视为猎取的对象。嘉庆帝说“闻近日该处兵民潜入围场，私取茸角盗卖，希获厚利，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指麋鹿）惊窜远飏，而夫匠等从中偷打，亦所不免，是以鹿只日见其少。此皆由管理围场大臣平时不能实力稽查”。为此把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历任管围的大臣及官员皆分别给予处分，同时完善和修改围场一切章程2。九年，嘉庆帝对特设围场副都统，严立章程，专职稽查，仍然不见成效，非常愤怒，指斥说“因近年来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并任令奸徒私入捕捉牲畜，以致鹿只远逸，实属不成事体”3。然而往后更有甚于此者，山冈上下多有人马行迹，并有车行轨辙，山巅林木也较前稀少4。有人竟取便从围场走来走去了。十八年，嘉庆谕内阁“近年哨内牲兽稀少。此皆由于偷砍树木及往来取便行走之人，惊逸兽群，致乏牲兽。”于是派靠近围场的喀喇沁王满珠巴咱尔，每年不拘时日，进哨三次，尽行稽查，除把偷砍树木，及偷盗牲兽者拿交围场总管会同办理之外，傥有往来行走之人，亦即查明拿究。 总之，由于嘉庆帝的坚持与努力，原来的基础尚未完全破坏，木兰秋狝勉强举行，直到他本人逝世。而后来就不再举行这一大典了。围场也在同治元年（82）开围放垦，光绪二年（87）设围场厅，93年建围场县，和地方行政体制一样了。 《清仁宗实录》卷8，页89；卷32，页3—4。 2《清仁宗实录》卷8，页39—40。 3《清仁宗实录》卷32，页4。 4《清仁宗实录》卷233，页20—2。 《清仁宗实录》卷272，页3。 第十章官修图书第一节清代官修图书制度与机构清入关前官修图书机构清代官修图书的制度与机构，至少可追溯到清入关前皇太极时期的文馆之设。文馆也就是清代最早的官修图书机构。天聪十年（3），改文馆为内三院，其中内国史院负责“记注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办事宜，外国所上章奏，俱令编为史册，并纂修历代祖宗实录”。内三院之设，使文臣分工更为明确，编纂书史成为内国史院的专门职责。只可惜清入关前之官修图书，仅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如《满文老档》、《太祖实录图》及现在所见《满洲实录》，最早就是天聪九年（35）修成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有崇德元年大学士刚林、希福等恭修本。2顺治元年（44），清兵入关后，沿明制另设翰林院。顺治十五年（58），改内三院为内阁，十八年六月，复改内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70），又改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院，如明朝之制。此后的官修图书，主要由翰林院承担，内阁、詹事府、内务府和雍正以后的军机处、方略馆，也都有修书或参与修书之责。 内阁内阁大学士之责，主要是“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修实录、史、志，充监修总裁官”。所以，清代的官修图书，大都是由大学士领衔的，如顺治《御制孝经》一书，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冯溥、黄机等为修纂官；2内阁大学士是官修图书的主要负责人，由他们负责组织修书班子，报请皇帝批准，即可开始工作，并由他们负责监督。而具体负责编撰工作的书馆成员，则大抵由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员充任。内阁还负责大库和皇史宬藏书工作。 翰林院“翰林院官，以编辑校勘为职业，敕撰书史咸与”，“凡馆局，则充提调、纂修，慎其编校”3。翰林院的主要职责即是纂修图书。例如纂修实录、圣训，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充纂修官，典簿、待诏、孔目充收掌官，笔帖式充誊录官，亦间充收掌官。纂修玉牒，则以翰林院满洲、蒙古、汉军修撰、编修、检讨《东华录》天聪卷“天聪十年三月辛亥”条。参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内三院”条。中华书局90年版。 2《大清会典事例》卷049。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20。 《清史稿》卷4，《职官》。 2《大清会典事例》卷048。 3《大清会典》卷70《翰林院》。 职名，移送宗人府，充纂修官，庶吉士也得拟送。凡各馆纂修书史，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正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以下、编、检以上充纂修官或提调官，庶吉士亦简充纂修官，参加修书工作，典簿以下之职责，与修实录、圣训相同。清代绝大部分官修图书是由翰林院承担的。仅据《光绪清会典》所记载，从顺治初年至光绪十二年，由翰林院纂修的图书即达一百五十九种之多2，对那些实录、圣训以及名曰“御注”、“御撰”而实由翰林院所撰之书尚未计算在内。 詹事府詹事府本为东宫僚属，其官员职责是辅助皇太子的文学侍从官，并司讲读牒奏之事。但由于从雍正朝以后实行秘密建储制度，詹事府的职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乾隆朝开始，其主要职责是修书。詹事府官员成为清代官修图书的笔修官的来源之一。 “内廷三馆” 清代官修图书，大都临时成立书馆，且以所撰之书而名其馆，如修《明史》即开“明史馆”，修《四库全书》，其馆名为“四库全书馆”等等。凡奉旨编纂诸书所开之馆局，应用纂修官等人数，一般由大学士等斟酌议定，奏请皇帝批准后实行，其所修之书刊刻告竣，即奏请撤销该书馆。但也有常设之馆局，即所谓“内廷三馆”。 一为武英殿修书处（属内务府）。康熙十九年（80）设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729）改名为修书处，其职责为“掌缮刻装潢各馆书籍及宫殿陈设书籍之事”。该处实际由监造处和校刊翰林处两部分组成。监造处负责“监刊书籍”工作，校刊翰林处设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负责“校正文字”工作。 二是国史馆（属翰林院）。首开国史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90），从山东道御史徐树谷之清“纂修三朝国史”2。康熙四十五年（70），谕修国史诸臣传，乾隆九年（744），又命续修国史。以上几次均为告竣则停馆。至乾隆三十年（75）十月，命重修国史列传而开国史馆后，国史馆成为常设3。 国史馆设总裁官，“掌修国史”；下设提调，“掌章奏文移，沿其吏役”，总纂、纂修“掌分司编纂之事”；校对，“掌分司校勘之事”4。又特定国史体例为本纪、传、志、表四部分，但修成之国史，除大臣、儒林、文苑等传（合称《满汉名臣传》）外，皆无刻本，而且不准人们传抄，直至民国初期《大清会典事例》卷049。 2据《大清会典》卷70《翰林院》统计。 《清朝通志》卷。 2《清圣祖实录》卷45，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乙末条。 3参见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2页。 4《清会典》卷70《国史馆》。 才加入大臣传新档而刊成《清史列传》，即是清国史馆列传稿5。 三系方略馆（属军机处）。方略馆是专门负责撰辑“方略”、“纪略” 之类书籍的修书机构。每次军功告成，或遇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此外，也修纂皇帝特交纂辑的其他书籍。如《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明纪纲目》等书是2。清代所修第一部方略是康熙二十一年（82）勒德洪等奉敕编纂的《平定三逆方略》3。 此外，尚有“起居注馆”，也是常设之馆。清代起居注馆康熙九年（70）始设4，五十七年（78）裁并归内阁5，雍正元年（723）复置，此后常设。其职责为“掌侍直起居，记言记动”7，“凡侍直，既退则载笔必具年月日，书其当直官之名，乃匦而藏焉岁终以送于内库而储诸库”8。 另外，宗人府也参与部分修书工作。清代从顺治十三年始，每十年修一次《玉牒》，相应成立“玉牒馆”。嘉庆朝以后，又每十年修《宗人府则例》一次，相应开设“则例馆”9。又不定期开设修纂律例的“律例馆”等，但均非常设，书成即闭馆。宗人府所开各书馆之纂修官由翰林院简派。 官修图书的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清代官修书籍还有监督稽察机构，即内阁所属“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此机构设于雍正八年（730），其职责为“察各部、各旗谕旨特交之事，而督其限”。官修书籍一般为奉敕而撰，故属稽察处职责范围之内2。 5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页。台北华冈出版公司版。 《大清会典》卷3《军机处》。 2《清朝文献通考》卷223。又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7页。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9。又《清朝文献通考清会典事例正《会典》卷55；《清史稿》卷5。 5《大清会典事例》卷055，《皇朝词林典故》卷7，《清史稿史稿》卷5，《皇朝词林典故》卷7。 7《清史稿》卷5。 8《大清会典》卷70《起居注馆》。 9《宗人府则例》卷首。 《大清会典事例》卷5《内阁职掌》。 2《大清会典》卷3，《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 第二节清代官修图书的基本概况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修图书顺治年间，虽然连年征战，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福临，仍然谕令撰修了一批图书，如《赋役全书》、《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御注孝经》等，还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显然更为重视官修图书事业。 康熙时期，官修图书事业大为发展，种类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屡见不鲜。其在经学方面的著作，便甚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极重视儒家经典，屡开经筵，召儒臣讲论五经四书之经义，并将经筵所讲之稿，命大臣编辑成书，取名“解义”，先后编成《日讲四书解义》等书。他又命儒臣先后编纂成《春秋传说汇纂》（40卷）、《周易折中》（22卷）、《诗经传说汇纂》（2卷，序2卷）和《书经传说汇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73），又命理学家、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书》（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时命胡广等纂辑的《性理大全》一书，并亲加厘定，纂辑成《性理精义》（2卷）。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史学著作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期完成了四部实录的修纂和修订工作。《太祖高皇帝实录》（0卷）原有崇德元年（3）刚林、希福等纂本，为了隐瞒不利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康熙二十年（8）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5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73）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4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73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碳基背叛者帖吧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300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8）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卷）。雍正九年（73）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0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8）所纂《平定三逆方略》（0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卷），四十三年（704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卷）和《钦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页。 梁章钜《栖垣纪略》卷4，《规制二》。 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0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首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59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30卷）、《朱批谕旨》（30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2。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3。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卷）、《历象考成》（42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4。稍后，康熙五十四年（7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卷），又《图说》（卷），修成《广群芳谱》（00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70）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0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0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20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0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0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4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0000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72）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0000卷，分为编32典，09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超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卷），康熙五十四年（7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8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70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00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7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0卷）、《曲谱》（4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4卷），由徐乾学等编注；2《执中成宪·序》3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序》。 4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 参见《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卷99，《清朝文献通考》卷23。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00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40卷，又“外集”20卷，“逸句”2卷，“补遗”22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20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20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卷，“附录”2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3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3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0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0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00卷）、《皇朝通志》（200卷）、《皇朝文献通考》（2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0卷），《皇朝礼器图式》（8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0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2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首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749）纂《工部则例》（50卷），二十四年（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0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卷）、《八旗则例》（2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20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94卷），五十三年（788）纂《军需则例》（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卷）和《大清律例》（47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2，并纂成康熙《会典》2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3，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辨”4，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74）修纂《大清会典》（00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80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3种，09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 乾隆十九年（754），乾隆帝命蒋溥等修纂《盘山志》（2卷），三十九年（774），敕撰《日下旧闻考》（20卷），以记注京师掌故史迹。乾隆四十三年（778）撰《盛京通志》（00卷），四十六年撰《热河志》（20卷）。 地理志书，乾隆时期修成的有《皇清职贡图》（9卷）、《皇舆西域图志》（52卷）、《五军道里表》（49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书是乾隆二十九年（74）的《大清一统志》（500卷）。 《一统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又重新开局修撰，至乾隆九年（744）告竣。后来，乾隆二十九年（754）又特谕重修《一统志》，“以昭大同之盛轨”。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2。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学方面的书籍的编纂。这个特点，也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出现的。乾隆十四年（749），命撰《同文韵统》（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译音之音韵；二十八年（73），命撰《西域同文志》（24卷），此书“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诸门，举凡提要，始以国书（满文——引者注），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中华书局958年版。 2《大清会典事例》卷049。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 4乾隆《大清会典》卷首。 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44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983年版。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 继以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可见乾隆帝命修此书的意图即在沟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权统治。 乾隆三十六年（77），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满文字书《增订清文鉴》（32卷，又“补编”4卷，“总纲”8卷，“补总纲”卷）一书。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满洲、蒙古、汉字之合切音清文鉴》（33卷），把蒙古语也对应地排列进去，作为对“久为世臣”的蒙古诸部的宠遇。由此可见修书事业不但有文化意义，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 第六，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和一批版本学、目录学著作。编纂《四库全书》是继修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举动。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772）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内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编辑了从古到当时的3457种著作，计有79070卷。编纂这部大丛书，出力最大的是纪昀，而所动用的抄写人员共达一千五百余人2。《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七部，分藏在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另外还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3。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清政府在修辑《四库全书》过程中也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损失。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还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种善本图书2，名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并且命于敏中等选其中最精粹的书籍，编成《四库全书荟要》，其样式与《四库全书》相同，只是规模小些3。乾隆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康熙帝，因此这个时期官修自然科学著作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却极为重视统治策略。这一点也可从官修图书中窥见其一斑乾隆九年（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谱》（80卷），目的在于宣扬“祖宗德泽之深”，鉴于“代序日远，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统系、俾知世德之所自”4。以增强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民族认同感。十二年（747）又命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试图以宗教的形式巩固满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质5。 乾隆四十二年（777），又一面命撰《满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萨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进行翻译，成为“钦定”之书。两年以后，四十四年（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2卷），为那些忠心为满洲贵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颂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两年以后，四十六年（78l），则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卷），意在把宗室王公《西域同文志·序》，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见陈彬和《中国书史》第225页。 3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二章，又参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2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中华书局982年版，又《清朝续文献通考参见费寅《记四库全书》，载《图书展望》948年月。 4《八旗氏族通谱·序》。 5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22，《四库提要》卷82。 之地位置于满洲其他贵族和蒙古贵族之上，更确切地说，是把满洲最高统治者置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四种官书的修撰时间和内容如此有次序，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举行“千叟宴”后，命编成《千叟宴诗》（3卷），其八十岁生日，又命编写了达20卷的《八旬万寿盛典》。乾隆帝还将自己诗文编汇成集，计有《乐善堂文集定本》30卷、《御制文初集》30卷、《二集》44卷、《三集》卷、《余集》2卷、还有《御制诗五集》00卷、《御制诗文十全集》54卷、《御制全韵诗》不分卷。 总之，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数量是很多的，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个时期是清代文化事业最昌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鼎盛时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所涉及的内容的范围上考察，都无法与康熙、雍正时期或乾隆时期同日而语，特别是与乾隆时期的盛况比，不啻给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几乎都是援例进行的，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对修书事业明显地不感兴趣。 这个时期，嘉庆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纯皇帝实录》（500卷）和《高宗纯皇帝圣训》（300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实录》（374卷）和《仁宗睿皇帝圣训》（0卷）。 这个时期也照例编成了四部“方略”或“纪略”。即嘉庆二年（797） 纂《平苗纪略》（52卷）；十五年（80）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30卷，“续编”3卷，“附编”2卷）；二十一年（8）所纂《平定教匪纪略》（42卷），以及道光九年（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0卷）。 如果说嘉庆道光时期官修图书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继乾隆时期之后，依然注重对当代典章制度书籍的修纂。这可能与乾隆嘉庆以后清代统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关，但这一时期所修典制书籍，也不过是援前朝之例而无所创新，嘉庆时纂《续修大清会典》（80卷）、《大清会典图》（4卷），及《大清会典事例》（920卷），是这个时期官书事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庆朝还命令撰成《词林典故》（4卷），《学政全书》（8卷），《西巡盛典》（24卷），《军器则例》（24卷），《兵部处分则例》（78卷，又续纂4卷），《中相政考》（72卷，续纂4卷）。道光时撰成《大清通礼》（54卷）、《吏部处分则例》（52卷），《台规》（四十卷）等记述当代典制之书。 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嘉庆道光两朝各成一部。嘉庆时命撰《授时广训》（2卷），道光时命撰《仪象考成续编》（32卷）。 另外，嘉庆朝还撰成了几部诗文集，即《熙朝雅颂》（《首集》2卷，《正集》08卷）；《皇清续文款》（4卷），《三元诗》（卷，又附《三元喜宴诗》卷）。嘉庆、道光也各有所谓“御制”诗集、文集。道光朝还详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 修成记述新疆情况的《新疆识略》（3卷），又修成《字典考证》（3卷），和《春秋左传续本》（30卷）。嘉道时期官修的主要书籍不过上述，是无法和乾隆时期相比拟的，不难看出，嘉庆道光时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衰弱时期。 纵观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官修图书事业，其发展趋势形成一个抛物线型入关前及顺治时期是创始阶段，康熙雍正时期是大发展阶段，乾隆时期是繁盛阶段，嘉庆道光时期是衰落阶段。 第三节清代官修图书的特点及其影响清代官修图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类别全、数量多、卷帙繁。由于清代官修图书顺应了当时文化大总结的历史需要，因而官修图书的类别全面，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历法、数学、农艺、文学等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也是很多的。据不完全统计，康雍时期的官修图书不下00种，大约平均三年编成两种书，乾隆时期不下20种，平均一年编成两种书，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官修图书中卷帙繁多者为数不少，一书动辄百卷以至数百卷，更有0000卷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收集3457种著作，合计79070卷的《四库全书》，都是中国书史中罕见的巨著。而这样的巨著出现在清朝前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第二，编纂质量高，印刷精良。清代官修图书的质量是较高的，如《明史》一书从顺治至乾隆，经过九十余年而后成，参加修撰者前后有二三百人。它不但是中国官修正史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而且其质量在历代官修正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又如《康熙字典》，无论从体例上和所收入的字数上，都可说是中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高峰。《古今图书集成》、《续三通》、《清三通》、《四库全书》等，都是被公认的高质量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目录学方面的不朽著作。 清代官修图书的印刷质量也是很高的。康熙年间所刻的《数理精蕴》、《全唐诗》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书，都是精刻本，乾隆时在修撰《四库全书》的同时，用木活字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十分精良。清代的图书出版事业，根据刻书机构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类，其中官刻本质量是较高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书籍，刻字极工，成为版本学中闻名的所谓“殿版”（或“殿本”）。陈国庆称“殿版书籍，不但可以超越元明，而且可比美两宋”，不是过誉之词。 第三，对西方文化有所吸收。这一点，一般表现在官修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康熙帝采取了尊重科学的态度，对外国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拒之门外，而是努力吸收。这在官修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中即已反映出来。如康熙时修《数理精蕴》等书，其中很多是采用了明朝万历中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所著《乾坤体义》及明代徐光启和传教士汤若望等所著《新法算术》中的精华部分2，将“中西两法归一”而成。3康熙时所修《历象考成》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清代官修图书对文化事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其一，通过国家政府的组织，发挥了知识分子的集体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像《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的巨著，如果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的，而清代采取官修的方式，集中集体力量把它完成了。此外，清代还编纂了很多私人无法完成的著作，如《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各种“则例”、“方略”等大量涉及官方档案资料的著作等。显然，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第28页，中华书局94年版。 2详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29。 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其二，清代官修图书，都戴有“钦定”、“御定”等桂冠，把这些著作经典化，使人们没有学术争鸣的余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编纂图书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通过这种办法，罗致大批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满洲统治者的御用文人。如康熙时期，举行“博学鸿词”，搜罗了五十名较著名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安排在翰林院从事《明史》编纂工作，即是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举动与文字狱是同步进行的。仍以康熙朝为例，皇帝一面下诏开“明史馆”，开“博学鸿词”科招罗文士，一面又严禁民间编纂明史。著名的文字之狱“庄氏明史案”，就是因为庄廷■撰写刊印明史，而株连甚众，死于是狱者达七十余人，流放极边者更多2。又如，康熙帝命令修纂的《康熙字典》，是所谓“钦定”之书。与其他书籍一样，既经“钦定”就成为最高权威之作，任何人不得稍有疑义。乾隆年间，有王锡侯作《字贯》一书，其中有不少驳正《康熙字典》谬误之处，被统治者认为大逆不道，王锡侯全家因此被杀，《字贯》书版以及王锡侯的其他著作也均被销毁。这就是清代文字狱中的“字贯案”3。 清代官修图书几乎遍及各个思想文化领域，而这些书籍又大都注明是“钦定”、“御定”的。这些著作因而成为最高权威性著作，没有人敢去指责其中的谬误。因此，随着一部一部“钦定”书籍的出现，学术界就失去了一块又一块学术争鸣的阵地，逐渐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有人认为清代文人钻进故纸堆从事考据工作，最后形成“乾嘉学派”，是由于文字狱的恫吓，其实，更主要的是由于清代“钦定”禁区太多，限制了学术争鸣，使人们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考察，清代的官修图书事业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大清会典事例》卷040，又参见王应奎《柳南随笔》卷4，中华书局版。2参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2。 3参见孟森《心史丛刊》三集“字贯案”。 图版目次图版一太和殿宝座图版二乾清宫内景图版三布达拉宫图版四五世喇嘛觐见清顺治皇帝壁画图版五雍正珊瑚地粉彩花鸟纹瓶故宫博物院藏图版六雍正景德窑粉彩人物笔筒上海博物馆藏图版七五彩天鹅绒南京博物院藏图版八刻丝夜宴桃李园图辽宁博物馆藏图版九清太祖努尔哈赤像图版十清太宗皇太极像图版十一康熙朝服像图版十二雍正朝服像图版十三乾隆朝服像图版十四黄宗羲像图版十五顾炎武像图版十六王夫之像图版十七吴敬梓像图版十八戴震像图版十九钱大昕像图版二十章学成像以上图版共二十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图版八为一组，排在上册卷首。其中，图版一、图版二，原载《紫禁城帝后生活44—9》，中国旅游出版社98年版。图版三，原载《古建风光》，中国文物出版社992年版。图版四，原载《布达拉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94年版。图版五，原载《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中国文物出版社92年版。图版六，原载《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中国文物出版社979年版。图版七，原载《中国博物馆丛书》卷四《南京博物院》，中国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984年版。图版八，原载《中国博物馆丛书》卷三《辽宁博物馆》，中国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983年版。图版九至图版二十为一组，排在下册卷首。 1 题记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本卷是近代前编，论述自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99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0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这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发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封建地主阶级，使其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同志主编。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开沅同志因工作过忙难以分身，本卷改由龚书铎同志主编。林增平同志923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947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文史系，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992年逝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七章。章开沅同志92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948年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曾任该校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章。 本卷主编龚书铎同志，929年生于福建泉州，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议组副组长等职。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三章；乙编综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二章。 本卷编写之初，曾组织编写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编写组的成员还有王庆成、李侃、李进修和戴学稷诸同志。 王庆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章。 李侃同志，中华书局原总编、编审。他分别与陈东林、吴杰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李进修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七章。 戴学稷同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国盛同志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与黄名长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参加本卷编撰工作的同志还有张守常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一章。 郑师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博士。他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二章。 杨益茂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七章。 杨直民同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节。 颜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 华世珍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锺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级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刘登仕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倪莉同志，三峡移民开发局硕士。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陶瓷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齐戈同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培训部教授兼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五章。 黄国盛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章。 孙占元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三章。 秦宝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五章。 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学院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八章。 陈东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 苏双碧同志，《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七章。 钟康模同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副校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八章。 黄名长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九章。 穆渊同志，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章。黄绮文同志，汕头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一章。 桑咸之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四章。 汤志钧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吴杰同志，现代出版社副编审。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六章。 王俊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八章。 陈铮同志，中华书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博士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扬宗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二章，并与张藜同志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七章。赵慧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审。她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三章。 黄彦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王杰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杰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彦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五章。 郑云山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八章。 陈旭麓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他与何泽福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泽福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陈旭麓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章。 刘泱泱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一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维枢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五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六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与王扬宗同志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合写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八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做了科技部分的组稿工作，并审定了丙编典志部分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部稿件。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并做了本卷选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与了图片拍摄工作。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稿。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究竟还不算太成熟，我们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胡绳同志和刘大年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书名，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998年4月日于北京第一章文献资料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仅中文文献就有官方的印书、史书、档案，私家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地方志、报刊等。此外，还有大量外文资料。这里只就中文文献（含译为中文的外文资料）分类择要介绍。第一节政府官书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发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这一类政府官书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分述如下《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实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94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987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0卷。清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外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作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内容重要。实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这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实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87编纂体裁优越。实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实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清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900）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总计922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清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30卷，《清文宗圣训》00卷，《清穆宗圣训》朝圣训》共922卷，前七朝200年事共532卷，近代三朝50多年共390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辑，第39—40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乾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20卷，嘉庆朝50卷，道光朝0卷，咸丰朝00卷，同治朝00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计前五朝共00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王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常压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84年5月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2。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9卷，有光绪八年（88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只是摘抄《实录》，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卷，于宣统元年（909），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958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王先谦《东华录序》。 2《清宣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版，第2页。 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刊印行世的高级官员的奏议专集。三是近代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无《实录》为底本，也就摆脱了那种以胪列皇帝的活动和谕旨为主的编纂方法的影响，而大量采入奏议，特别是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的奏议。有些人的奏稿并未结集刊印，或虽有结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保存下来。甚至在清故宫档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寿朋的及时采录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宋伯鲁、杨深秀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绪朝东华录》，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不见。大量采录奏折，就比以前各家《东华录》以及《实录》更能反映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过程。这是《光绪朝东华录》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光绪朝东华录》所收上谕没有《清德宗实录》那么多。但因为朱寿朋辑录上谕另有来源，所以也收有不见于《实录》的上谕。但《光绪朝东华录》的日期常有不准确之处，使用此书时应予注意。 民国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中华民国政府刊行的公布法律、命令的机关报。这是继承清朝《邸报》而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公报在其形成中经历了几个段落。9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发行《中华民国公报》。9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发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同年2月3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月7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䜣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卷，皆同治十一年（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卷，皆光绪二十二年（89）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发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清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尚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奏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前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首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00卷，收道光十六年（83）至同治十三年（874），前后39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00件、770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保留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85）、同治六年（87）、光绪六年（880），929—930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94年和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整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这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王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900—90）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王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90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905—908）和宣统一朝三年（909—9）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8卷，又卷首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卷，又卷首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2卷，《条约一览表》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各级官员文书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衙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类.综合性汇编。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卷，陈弢辑，光绪元年（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0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90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选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2.专题奏议。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0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90）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895—90）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90）上海书局石印本。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这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册，光绪二十七年（90）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册，奕䜣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90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3.个人著作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00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00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卷，收录折片897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4卷，收录折片34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0卷，收录折片92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件，为《林文忠公政书》50件的39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陆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常是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3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大体情况如下.京师的阁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议，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常奏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陆宝忠的《陆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议，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3.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边疆地区的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集的也有二三十种，如驻藏大臣景纹的《驻藏奏稿》，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文瑞的《光绪绥远奏议》。 5.钦差大臣的奏议，为数不多，如《向荣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驻外使节的奏议，约计三十余种，如出使英、法、俄等国大臣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法、德、奥、俄等国大臣许景澄的《许竹筼先生奏稿录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7.其他各地文武官员，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不均衡，督抚奏议最多，约为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是由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牍各级官员的公牍，除给皇帝的奏疏以外，还有日常处理政务的其他各种公牍。其内容一般说来不如奏议重要，但就其记述下层事务的具体详尽来说，又往往超过奏议，可补奏议之不足。 辛亥革命后废除皇帝，奏折亦随之消失。至于各级官员的办公文书，民国初年大体沿袭清末习用的格式，变动不大。 近代海关的重要官员任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从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书写的海关档案。实权操在洋员手中，但它在名义上是中国衙署，从海关总税务司起所有海关都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所以他们办公留下的档案也应当视为中国官员的办公文书。 晚清各级官员来往文书晚清各级官员奏议以外的办公文书，不像奏议那样被重视，因而保存下来或编刊问世的不像奏议那样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公家贮存的公牍档案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巴县档案，从康熙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全国仅有的一份。至于个人居官积存的档案，有些高级重要官员的保存下来了，如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全宗》、《赵尔巽全宗》，现存上海图书馆的李鸿章、盛宣怀的档案，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吴煦档案等，但为数也不多。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档案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各级官员办公文书之编刊行世者可分为衙署公牍和官员个人专集两大类。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个人的名义收发，因而也多由官署编印。例如《清国史馆移咨札示汇送文》册，光绪年间刻本。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该衙门清档司日常整理的专题公文汇编，现已开始作为史料出版问世，如《教务档》、《四国档》等。 各省则由于办公的需要，有的编刊《省例》，如《粤东省例新纂》8卷，道光二十六年（84）刻本。又如《江苏省例》4编，陆续编刊于同治八年（89）、光绪元年（875）、九年（883）、十六年（890），内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83—889）的督抚藩臬的文件，意在举例示范，“俾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其中所收文件虽不多，但可看出该省日常公务中的各种问题及处理原则。 到清末最后十年间，受近代报纸、期刊的影响，从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发刊《官报》，直隶发刊《北洋官报》（902年），两江发刊《南洋官报》（903年），其他湘、赣、川、豫、皖、粤、鄂、鲁、桂、甘、浙、黔、闽和东三省相继编印《官报》，即各该省政府的机关报，仿照中央政府《邸报》的形式，报导政务活动，刊登奏折、上谕，还刊登该省各级官员的其他公牍。此外，从京师到各省，还有各衙署编刊的《官报》，如学部的《学部官报》、农工商部的《商务官报》、邮传部的《交通官报》；各省“三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劝业道）也多编印《官报》。不过，从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县日常办理公务所产生的文件数量来说，发表在《官报》上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机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于众的文件，在《官报》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牍之编入个人专集者不多，有之如黄云鹄的《兵部公牍》2卷，收入他于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时所撰拟的咨文，禀稿等三十余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负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总理衙门章京时所拟的有关对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是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时发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系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与沙俄交涉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有关文电和谈判记录。 地方官员的一般公牍编印行世的，还是以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为多。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公牍，其后人编成《信及录》一书于929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册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这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卷，奏疏5卷外，书牍批札等35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卷，而公务书札33卷、批牍卷，其杂著2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超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卷，批札7卷，咨札、告示、说帖各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件。该社又访得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册，计7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0卷之外，朋僚函稿20卷、译署函稿20卷、海军函稿4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卷，又电稿40卷。这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880）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2，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刘集又有959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卷（略去文集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7卷、电信3卷、公牍2卷。张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98—920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卷，928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卷，电牍（兼收来电）80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0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首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870）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第48页。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下，第20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87—880）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0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浚师著《岭西公牍汇存》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89—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2卷，光绪三十一年（90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873—88）历署广东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894）署理广东陆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95年第4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册，齐鲁书社98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899年9月）至二十七年二月（90年3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册，920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900）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晚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发、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海时事新报馆民国元年（92）初出版；《民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这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982年版）收录孙中山9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这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卷，前8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00件。这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发《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各省有些也沿袭清末之《官报》而出《公报》。虽然当时机密公文不会在这些官方《公报》上发表，但也毕竟积存了一些文件。 民国初年继续有一些公牍汇编之类的书出版，如《中华民国新文牍》、《中华新文牍类纂》、《通电汇钞》等。这些类纂汇钞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员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还是官员间的来往函电。 北洋政府官员个人的文件编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总统书牍汇集》，民国三年（94）出版；《黎大总统政书初编》，民国五年（9）普益书局出版；等等。 地方长官者有四川民政长、巡按醉笑红尘燃文使陈延杰的《川牍存要》（93—95），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粤东公牍辑要》（9—97），陕西省长李根源的《秦中文牍》（9—97），自民国元年（9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长等职的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等。不过为数不多，不像清末督抚那样大半有公牍编集行世。 袁世凯当政后，废府并县，知县改称县知事。他们也有印行其公牍的，但为数不多，大抵为自我宣传其政绩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莱阳录》即如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后爆发“二次革命”，继之以“护国”、“护法”，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也留下不少公务文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4卷，内收93—98年孙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数是和反袁、护国、护法有关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4年版），曾业英编，其中有关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的文件。又梁启超的《盾鼻集》、唐继尧的《会泽首义文牍》，皆为“护国”之役的有关公牍史料。唐继尧的《会泽靖国公牍》，则为“护法”时期他乘机向四川进攻前后的文件。 海关档案及其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在处理各种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档案。其中有各种报告、咨、呈，以及大量的来往函电。这些文件的形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关起，直到民国年间。它们过去一直由各海关作为档案自行保存着，解放后被我们接收过来，称之为海关档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关总署的档案。 海关档案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政府机构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电，和我们前述的咨札函电一样，也应属于近代各级官员文书之列。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虽派有海关监督，而实权操在“募用”洋员税务司之手。海关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的办公文书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虽有汉文的，但为数不是很多。所以，海关档案又与一般中国政府官员的办公文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在公牍领域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对海关档案进行整理编译，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辑，包括中法战争、缅藏问题、中葡里斯本草约、中日甲午战争、英德续借款、义和团运动、庚子赔款、近代邮政、辛亥革命、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等个专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历次大事件，在海关档案中无不有所反映。通过出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洋员之手的这些文件，使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得以从某一侧面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事件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阴谋活动和真实意图。 九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陈霞飞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874—907）》，分为9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赫德与金登干往来信件3528封，电稿449份，另附赫德与其弟赫政往来电报42件。赫德，英国人，从83年到908年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达45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亲信，874年被赫德派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历时34年。这些函电指示了许多迄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详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记录。 第三节典章制度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统治特点。中国近代包含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时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有属于封建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也有属于半殖民地的。记述清朝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资料很多，这里只扼要介绍几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专书。 大清会典会典是从明朝开始修撰的，它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会典”、“会要”名称不同，内容相似，都是当时现行制度的总汇。 《大清会典》从康熙朝开始编撰，雍正朝又续修，主要是将清朝开国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度化，便于官员遵守，提高统治效能。书有典有例，典例结合。典是正文，不能变。例是则例，是对典的补充或说明，是可以变通的。乾隆朝第三次修订，以典例合辑，使“典例无辨”，谕令将典和例分卷纂辑。嘉庆朝第四次重修，在《会典则例》基础上补入逐年事例，改名为《会典事例》，又增修《会典图说》。 嘉庆以后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都没有续修会典，直到光绪十二年（88）才开始第五次重修。这次修纂主要以历朝实录及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和各部院则例为依据，先由各阁部院府守监等各该衙门起草，最后由会典馆总汇。其断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绪二十二年（89）。光绪二十五年（899）书成，计《光绪会典》00卷，《会典事例》220卷，《会典图》270卷。光绪朝修的《大清会典》是清代五朝会典中最详尽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庆以后有关典制的新内容，也补上了前此历朝会典之不足。新增的有咸丰十一年（38）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补充的有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会典》和《乾隆会典》未收，《嘉庆会典》收而不详，《光绪会典》弥补了这个缺陷。 在记述各衙署典制时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首列最高长官的职掌，并对其职掌范围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详加解释，然后分列所属机构、官员、职掌、编制等。例如吏部，首记尚书、侍郎，“掌天下文职官吏之政令”；再记所属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的官员设置并详叙其职掌。以下详列全国地方文官及其职掌。 本书有光绪二十五年（899）成书的清缮本，二十八年（902）石印本，三十四年（908）商务印书馆据原写本的影印本，该馆后又将影印本收入《万有文库》。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是将典和例编为一书的，《乾隆会典》起典例分辑，“以典为经，以例为纬”（奏定凡例），以后遂成定制。《光绪会典事例》是清代诸会典中保存典制方面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会典事例》也是以各衙门（缺军机处）为纲，其次序，完全照会典。 在每个衙门下，又分若干目，目下又有细目。事例辑录的是清朝开国至光绪二十二年（89）前的有关谕旨，按不同的部门、事类、逐年排比，主要说明现行制度是经过怎样的“因革损益”而形成的。例如内阁，分建制、典礼、职掌三目；建制一目又分内三院沿革、设官二细目；职掌一目又分进本、票拟、票拟加签、御门进折本、巡幸发递本报、勾到、收发红本、收存揭帖、颁发书籍、收存副本、恭拟谥号、撰拟制诰、撰拟匾额字样、承宣谕旨、记载纶音等27个细目。每目之下，将有关该项制度因革变化的谕旨按时间先后扼要列出，清楚明白。 但是，会典和事例都只记到光绪二十二年（89）；鸦片战争后新增机构只辑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嫌简略。光宣之际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事在本书修成之后，便都没有记述了。 光绪《大清会典图》，沿嘉庆《大清会典图说》，有图有说明文字，又有所订正和增益。计天文图32卷，从《嘉庆会典图》之57图增至333图；冠服图20卷，从2图增至285图；礼图30卷，从227图增至28图；舆卫图4卷，从82图增至24图；乐图（包括谱表）2卷，从84图增至38图；武备图卷，从248图增至3图；舆地图32卷，33图，完全是新增的。这些图说，主要也还是记录清朝典制，但有些具体事物仅靠文字不易说清楚，绘图再加说明，便可一目了然了。 舆地图是新添的。计全总图幅，百里开方的各省全图27幅，五十里开方的府和直隶州图335幅，皆有文字说明。惟缺基层州县图，这是自嘉庆《大清一统志》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绘制地图，比上次绘的好一些。这些图是行政区划图，可与《会典》之记各省府州县职掌部分对读。这些图，详水而略山，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比较详细的全国河流图。 清修《文献通考》清乾隆时，继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由政府组织人力先修《续文献通考》，继修《续通典》、《续通志》，并另修清朝（原称皇朝）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以上六书至乾隆五十年（785）陆续完成，其中《清朝文献通考》对研究清代典制最有参考价值。 《清朝文献通考》，300卷。内容主要记有努尔哈赤始建后金国起至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清代制度，分2门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群祀考、宗庙考、群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 此书记的虽是清代前期事，但由于到乾隆后期，清代典制已经过百余年的调整而基本定型，以后大都遵行不变，所以此书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制度仍是重要的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所记止于乾隆五十年，嘉道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激烈变化，典章制度也不能例外。单靠《清朝文献通考》来了解清代典制已远远不够，刘锦藻编纂的《清代续文献通考》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先着手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计划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78—904）间事，宣统二年（90）完稿。第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刘锦藻遂又补辑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905—9）事。共400卷。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除仿照《清朝文献通考》之2门外，对清政府在近代采取的新措施新制度用两种办法补入一是附入已有各门，一是另增新门类。前者如银行、海运附于国用考，厘金、洋务（鸦片）附于征榷考，团练、练军、巡防队、海军等附于兵考。无可附入者，另列新门类，计有外交考包括交际、界务、传教、条约4目。 邮传考包括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5目。 实业考包括总务、农务、工务、商务4目。 宪政考不分目。原2门加新增4门，共30门。对了解近代洋务运动及光宣间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等，尤为不可缺少的系统资料。 类似的书还有《皇朝掌故纂编》00卷鄞县张寿庸等编。分内外编，内编以帝系冠首，以吏、户、礼、兵、刑、工六官为纲，分述各部规制。外编以外务部为纲，以各国立约年月考弁首。本书有光绪二十八年（902）求实书社铅印本，错讹太多。 《清史稿》志《清史稿》中记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志有种，共42卷。志是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通、邦交。 《清史稿》编纂工作组织得不好，完稿后未认真复核，又仓卒付印，以致存在不少问题。如职官志竟缺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这是重要疏漏。《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记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典制的有政府公报、年鉴及公布的各种法令规则，但很分散，也不易找到。目前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这时期典制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此书上、下两册，钱实甫著，中华书局984年出版。作者在本书例言中说“本书主要说明民国元年（92）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开始，至民国十七年（928）六月张作霖逃出北京为止，前后共计十六年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简称为‘北洋官制’。”“南京临时政府、护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等，虽不属北洋政府的范围，但这些政府大都存在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多或少各有一些不能完全割断的联系（特别是‘法统’上的关系），所以在本书内也一并说明，以便参考。”本书对每个政治机构的说明，既注意其职掌的性质，又不忽视其历史的变化，既详尽，又全面。此外，可与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互相参用。 第四节私家著作私家著作所记载的是私人的活动、感受、见闻、议论等，能够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许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记述官方事务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后的追述，与事发当时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事后下笔，可作综合叙述并评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远，私人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专著、诗文集、信札、日记，以及野史笔记等，并各具特色。 专著近代专著为数不少，大体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大类。 记事专著有魏源的《圣武记》，内容却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作者眼见鸦片战争失败，感愤时事，藉此书以抒发如何图强御悔的思想，当时影响颇大。 近代大事头一件是鸦片战争。记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以上三书的作者都未出国门，故所记外国情事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了解外国情况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两部著名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书博大，徐书谨严。虽仍有对外国情况叙述不尽准确之处，但在闭关一百多年的中国，使国人开始得以窥见外部世界，其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这次起义是被清朝镇压下去而结束的，统治阶级方面为此而编撰的书很多。记事首尾齐全的先后有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为湘淮军“记功”的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钱勖的《吴中平寇记》、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等。记左宗棠进军陕甘、收复新疆的，有易孔照等编的《平定关陇纪略》、黄丙煜等编的《戡定新疆记》等。上述诸书，《湘军志》文字雄劲，间有直笔，最有名。《湘军记》记叙更详赡。其他则率由军中幕僚引录有关谕折文报按时间顺序连缀而成。又有记各省区战事的专书，主要有张曜主编的《山东军兴纪略》，尹耕云主编的《豫军纪略》，罗文彬、罗秉恩编的《平黔纪略》。 记中法战争的有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记戊戌变法的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另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光绪一朝清廷大事。 有关辛亥革命的记事专著较多。孙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8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动之作。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事自894年兴中会成立起，至925年止。其他如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则是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记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曾毅的《护纪事》，马震东的《袁氏当国史》，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记张勋复辟的有许指严的《复辟半月记》、天悔生的《复辟之黑幕》等。 记言专著有《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写于8年的政论，影响颇大。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撰。本书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时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 《盛世危言》，郑观应著。此书对戊戌维新运动影响较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收入此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戊戌维新造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 《变法通义》，梁启超著。89年发表于上海《时务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仁学》2卷，这是谭嗣同的哲学著作。899年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来全文出版成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收入此书。 《訄书》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会思想论文的结集。初刻于900年，计50篇。后又重订，删去一些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的论文，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计3篇，另有“前录”2篇，904年于日本出版。94年更名《检论》，2篇，另有正文附录7篇。比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书。 《革命军》，邹容著。903年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 《警世钟》和《猛回头》，陈天华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天华集》。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本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著作，写于97—99年，后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诗文集近代文人的诗文集很多，难得有精确统计。有的学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存目计算，清人诗文集约有.5万种，这还不是完全的数目。其中，属于道光朝以后的在半数以上。至于民国年间属于近代的诗文集有多少，尚无统计，其下限也不易确定。 诗文集中的诗和文，一般都是分开编辑的，我们这里也分开谈。 文集不同于专著，是把作者不同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诸篇文章编在一起的。其内容的特点是散，杂。因为文集内容散而杂，所以也难有概括其内容的题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号，如龚自珍的《龚定庵文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贺涛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录》等，为数较少。大多数冠以作者的书斋或住所的名称，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文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邵懿辰的《半岩庐遗文》、潘曾莹的《小鸥波馆文钞》、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方浚颐的《二知轩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编》、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叶昌炽的《齐觚庼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等，这样的题名和文集内容并无联系。至于现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直书作者之名，如《龚自珍文集》、《魏源集》、《何绍基诗文集》、《郭嵩焘诗文集》等，一看便知是谁的集子，对于读者是方便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新文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志向，写文章，作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先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小册子单行，而后才汇编成集。如谭嗣同、刘光第、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陈天华、章炳麟、禹之谟、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锷、马君武、熊希龄等人的文集，近年来已陆续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政论文章。这类政论的文章，就其内容之丰富和影响之大来说，可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文的《孙中山全集》为代表。 诗集，常常和文集合编在一起，如刘蓉的《养晦堂集》、戴望的《谪麟堂遗集》，内收文集，也收诗集。又有书名“文集”，但里面也收诗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斋文稿》、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皆收有诗集。诗集单行的也很多，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张维屏的《松心诗集》、张际亮的《思伯子堂诗集》、金和的《秋穗吟馆诗钞》、黄遵宪的《入境庐诗草》、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康有为的《南海先生诗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张謇的《张季子诗录》等。词，有附编在诗集之内的，也有单行的。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也就日益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从而产生充满爱国主义**的大批诗篇。阿英辑有《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等，收录爱国诗歌甚多。 有一类可以称之为“纪事诗注”体的诗，多为五七言律绝句，于字句间加注，或于题下加叙，或于每一诗后附以较长的说明。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对鸦片战争时期江浙战场清军之腐朽乖戾有具体揭露。如记太平天国时事的有佚名的《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海虞（常熟）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等。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驴背集》、高树的《今銮锁记》、龙颙山人（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洪寿山的《时事志略》等。刘成禹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注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许多史事。后来又有张伯驹撰《续洪宪纪诗补注》。 书信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早已编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其总量是很大的。近代书信编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种情况。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内容有许多是说经论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中，书札很多，单编为多卷。 书信编集单行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左宗棠的《家书》，李鸿章的《尺牍》等。 后来陆续出版的书信集，多是作为商品或史料编印出来的。如《何桂清等书札》、《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信稿》、《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左宗棠未刊书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荣禄存札》等。近代印刷技术进步，有些书札是影印的，如林则徐致刘建韶（闻石）的《林文忠公尺牍》（北京懿文斋本）、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则徐书札手迹选》、《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于式枚拟稿李鸿章审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名人书札》等。这样的影印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写信人的手迹，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书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单位）所藏书信稿编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编印成集的，不过这类搜集整理的书信单独成书的少，大多编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李有明等编的《刘光第集》、汤志钧编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来的书信。 不论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当时并不公之于众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们最为注意的，是那些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与8年“辛酉政变”有关的《热河密札》，是咸丰皇帝死后，有人从承德行宫向北京发出密信，报告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和企图揽权的皇太后之间的冲突。又如《袁世凯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张勋藏札》等，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事件中的里层情况。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开信，例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以给康有为公开信的方式来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的。又如孙中山的《讨袁宣言》，也可以说是直接诉之于公众的公开信。 还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遗书，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给家属、朋友、同志的，如《吴樾遗书》、陈天华的《绝命书》、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致父书》等，充满爱国**，令人感动。 总之，我们要注意各类书信的特点，并要了解这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事、以什么方式、写给什么人的，了解了这些才能知道该信的性质，才能判断该信内容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或有哪些是真话，然后才能准确地评估其文献价值。 日记近代知识分子，很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自己日常生活的记录，大多是为自己备忘而不供别人看的，所记的是当日的行事、见闻、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实性、原始性。 公开印出来流传的，较多的是记行程的日记。当时在士人和官员中有一种风气，一上路就写日记。赶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写日记，可以出示亲友或印出来馈赠亲友。这类日记主要记沿途所经的山川名胜，间及风土人情，有的也要记及这次旅行的任务。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遣戍新疆时从西安到伊犁的日记，是由他的后人在光绪三年（877）刻印出来的。不过据《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92年出版）所收这段日记的原稿对勘，可知刻印时颇多删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学政，几乎无例外地要写日记。如潘祖荫《秦輶日记》，瞿鸿《使豫日记》和《使闽日记》，皆只记行程，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吕佩芬《湘轺日记》，除记行程外，并记考试诸事。 考生赴试的有，云南新平举人马太元的《北游日记》。官员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887年）入都纪程》，记由黔川陕晋北上；保廉《辛卯（89年）侍行记》，随其父陶模自陕入觐又赴新疆巡抚任。这两种日记，详记沿途山川道路等情，并予考订，号称博雅之作。 还有其他出差日记，如聂士成的《东游纪程》（893年），李树棠的《东缴纪行》（898年），皆自天津至黑龙江的往返考察日记。 近代中国派员出国考察或派出驻外使臣及其随员多有日记，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搜集整理，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已出第一辑0册，收3种，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记，记有斌椿《乘楂笔记》、志刚《出使泰西记》、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此外尚有黄山书社出版的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还有一类专题日记，是专记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记。鸦片战争时有张喜奉派赴英舰接洽议和的《抚夷日记》，曹晟记英军陷上海的《夷患备尝记》，朱士云记英军陷镇江的《草间日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日记更多。如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难述略》，记咸丰三年（853）太平军克庐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济《小沧桑记》，秀水（嘉兴）沈梓《避寇日记》，皆记咸丰十年（80）太平军东下苏浙等地情况。中法战争时期，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日记，以北京、天津为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卷记事》，不只记“拳匪”，且记八国联军；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系教民，记避入使馆被围困情况。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阁《庚子日记》、高楠《高楠日记》等，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 多年连续不断的日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记，记录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备，最有价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记主要有《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其中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抗英国侵略期间的日记最有价值。《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这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840—849）李星沅历官豫、陕、川、苏、云南、两江监司、督抚的日记，所记颇详。曾国藩日记，先有809年据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95年台湾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近年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日记》部分据以上两本校点排印出版。《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980年版。他的日记自咸丰五年（855）起，至光绪十七年（89）止（缺三段约39个月）。翁同龢日记，925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近年编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出版标点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记》。起咸丰八年（858），至光绪三十年（904）逝世止，前后4年（只缺咸丰九年四月以后9个月）。另有《军机处日记》，为他第一次充军机大臣时（883—884）的办事备忘手记，有938年影印本，现亦校点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记文韶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830—90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87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90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记事比较周全，内容丰富。 还有些常年日记，作者并非身居要职的达官显宦，但所记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别是数十年不断，遂亦为世所重。这样的日记有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852—85）和《能静居日记》（858—889）；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83—889）；《赵缦堂日记补》（854—82）；《郇（荀）学斋日记》（889—894）；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89—9）；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870—97）；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仅存光绪十九年至三十四年（893—908）间的十年的日记。 宋教仁的《我的历史》，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日记，起904年0月30日，迄907年4月9日（缺905年9月22日至2月），多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920年在宋氏故乡湖南桃园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陈旭麓主编之《宋教仁集》，中华书局出版。 还有一些从常年日记中分类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编次的有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这样的分类日记其好处是便于按类查找材料。 野史、回忆录、笔记等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顾某一历史事件中的经历之作，凡属个人经历的，就是回忆录，也有于个人回忆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这类野史很多，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大都已能择要稍作介绍。甦庵道人（杨綮）撰《出围城记》（《鸦片战争》第3册），作者镇江人，此文记鸦片战争时英军陷镇江事，于乱离之状言之甚悉。 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陈思伯撰《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号），作者在武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军北伐进至天津附近，又40年后写成此文，这是从太平军内部记述北伐全过程的回忆录。 李召棠撰《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号），作者是安徽贵池人，是他在当地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写的回忆录。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900）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00多篇，编为册，9至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作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亲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0燕亭杂记》2卷，陈燮龙著。作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98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 2 1《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1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2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1《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2《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1000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隋唐城址隋唐长安城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1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米，进深1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墙外侧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1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余皆宽1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115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1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1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1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1674米，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余处2。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17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种。1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0米，西壁1275米，北壁1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0米。城墙夯筑，宽15—16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1670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00米，南北120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0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0米，东墙残长1270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700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曲折，长6776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6期。 1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宽一般在500—580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1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0米左右，小的宽3米左右，进深皆3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1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米。前殿东西宽58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2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米左右，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3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1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1参见第103页注1。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2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3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2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发掘了其中6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0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1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10x10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030米，东西宽3120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2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1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二节唐代的重要遗址重要发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陆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发现，1989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发掘，发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1—4，1号牛在西北方位，2号牛在东北方位，3号牛在西南方位，4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米，长3.5米，厚0.7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米，身高1.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米，周长1.03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1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位于t2的西南方，据文献，t1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和t1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1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古采场4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个天井和28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1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1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第三节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1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1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160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1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1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1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2。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曋钩菩四辏挥谏挛飨萄簦馔猎残危坝惺窳脚牛刑炻弧6怼6āa暝耙盐兀荒鼙嫫湫沃脾邸4送猓颖笔÷∫11鼗褂刑聘咦胬钤u谒拇嫘实劾钗醯慕u趿旰偷谌婀饣实劾钐齑偷钠粼肆辍Ⅻbr />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 3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第四节隋唐墓葬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撰、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撰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撰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1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1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陆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1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1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2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31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2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年第4期。3《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隋唐壁画墓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1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4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23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号似为工匠居室，2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米，宽2.6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余件，包括200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厘米，腹径42.5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件，包括4件银盘、1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1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1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年第7、8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2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0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1第三章研究概况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地理考证》、《地理考证》等，n婕澳谌菁u悖贾ぃ交岬胤教u唷s*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1。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1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1。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2。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3。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 5 2马克思《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972年版，第5页。重压迫，阻碍着它的发展。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农业资本主义完全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与控制之下，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不可能有持久的繁荣，相反，在不断遭受销路阻滞及破产失业的打击下，无法进行内部积累，根本不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经营的可能；各种封建势力的苛捐杂税、地租和高利贷剥削限制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在封建剥削制度重压下，一些经营者重新走回封建经营的老路。这就决定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因素不可能获得独立发展的时机，不可能冲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第四节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曾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在一些农垦殖场中使用了农业机械；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后，一些民族资本家为获得廉价优质原料曾向政府提议改良棉花、蚕桑、茶、小麦的品种，要求设立试验场，以便从事品种研究和推广，像920年一些纱厂、纺织厂就从美国购买大量优质棉种，散发给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农民试种；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优良原料供应地，也派人来中国调查、宣传和直接进行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工作。像英美烟公司曾在山东、河南等省大力推广美国烟草品种的种植，日本在河北、东北等地推广过美棉、水稻、甜菜等的种植和蚕的饲养等等；甲午战争后，有些地区开始使用化肥，中国也开始进口外国化肥。这些说明农业中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但是，这些新的生产力发展很缓慢，在农业生产力中的比重很小。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基本状况仍是以个体的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家庭经营为形式，技术极为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每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少、产值低。如92—925年，中国小麦每公顷产量仅9.7公担，可宣统元年（909）至93年丹麦每公顷产量已为33.公担，比利时担，英国2.2公担，日本3.5公担，法国3.公担，可见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程度了。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首先在于小农经营的普遍存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地主利用土地放佃收租的剥削方式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也广泛地保存下来，并在农业生产中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922年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5省9县农家田场规模平均十亩以下的竟占58.％，—25亩的占24.％，2—50亩的占9.4％，5亩以上仅占8.3％。这些小农经济不仅数量大，而且规模小，地块比日本种植水稻的规模还要狭小许多，田场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如922—927年，无锡3村全部农户中，使用田地在0亩以下的增加了3.5％，使用田地在0—9亩之间的就减少了0.82％，使用田地20亩以上的就减少了2.43％。小农财少力单、耕作土地少，无力购置新式农具，更限制了大型农机具的添置，生产方式多以手工劳动为主也限制新式农具和大型机具的添置，因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特点在于土地可以买卖，社会积累不是用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和改进以及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统统向购买土地、进行土地投机转移。如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28家田场，平均投资于购买或典当土地的竟占75.5％，而用于牧畜和农具的只占.3％。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窒息了农业生产力。 第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下，广大农民极端贫穷。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因而“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农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正因为帝国主义的、栽培，在中国近代农业中，封建剥削制度继续保存，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地主、买办、高利贷等各种封建势力结成一个剥削网，对农民敲骨吸髓的榨取，造成农村《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29页。金融枯竭，农民的赤贫乃至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甚至连农业再生产亦难维持；尽管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有所提高，但在帝国主义极力阻挠之下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农村经济一直保持落后的生产方式，长期停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扼杀了农业生产力。 第四，天灾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摧残和破坏。近代中国，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社会环境动荡。帝国主义在多次侵华战争中烧、杀、抢、掠，严重摧残了农业生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发生过2次战争，每次战争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单是9—924年间，平均每年的战区面积达7个省。战争造成农田荒芜、水利失修，使自然灾害更加肆虐，93年，全国受灾农田达.5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到92年已是全国各省皆灾，农业经济陷入空前严重的困境之中。 综上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经济下，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必然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 第五节鸦片战争后中西农学的交汇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给式农业解体，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农产品的倾销市场和工业原料供应地。中国的传统农学迟滞，但在迟滞中，也还是有缓慢的进展。 中西农业生产技术在国际范围比较、竞争十九世纪下半叶，中西农产品和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广泛的对比和竞争。中国是丝茶的故乡，丝茶曾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自印度、锡兰、日本大量发展植茶，创制揉茶机、烘茶机，采用成套机器，进行加工制作，印、锡红茶在英国迅速占领市场，日本绿茶在美国很快打开销路。中国丝制品也遇到手工作坊生产与工厂机器加工制作产品质量相差悬殊的困惑。陈炽曾提到“中国出口之丝，每包百斤，仅值三百余金。上海西人所设缫丝各厂，购中国蚕茧，以机器缫之，每包值七百余金。高下悬殊，理不可解。后知中国手缫之丝不匀不净，不合西人织机之用，伊购归里昂各埠，必以机器再缫，则以三百金购之华人者，仍以七百余金售之西人，此四百余金者，约为再缫工本，而彼之获利无穷矣。”外贸的消长和农产品质量的对比，促使人们深思。光绪十五年（889），浙江海关税务司派江金生、金炳生到法国学习其养蚕业制造无病毒蚕种的方法。光绪二十四年（898），《农学报》《奏折要录》中载叙福建茶商曾有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光绪三十一年（905），清两江总督派郑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回来后，力主“设立机器制茶厂，以树表式”。这些，对茶、丝等技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出国官学人员甚为关注本国农业的兴衰。容闳（828—92）是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之一，他在其所写《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记叙同治二年（83）他在安庆晋见曾国藩时，提出建设机械厂，其目的之一是生产农机具。87年被派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李圭，对博览会中“机械院”、“耕作院”中外展品作了比较。他已注意到西人“不仅器具便巧，尤讲究种植之法”。他见到吸水机器，“因思中国江河之水，涨落不时，旱涝互患。西北高原，种植每艰灌溉。讲水利者，尤以此为亟务”。清廷派出首任驻英法使臣郭嵩焘87—879年间在英法期间颇为留心农业，他曾到英国伊普斯威奇的工厂参观新颖农田机器，对刈麦、刈草、犁田、出麦、吸水机器甚感兴趣2，所见锯木机器能将圆围七八尺的巨木，“锯成寸许木板，用锯齿十八，得板十九”。称其“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复倍之”。到英国里丁参观子种局及子种会，注意到英国种子公司已将“其蔬子及花草诸子种贩运各国”，并精心设计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种子展橱。郭氏叹称“西洋之务为奇博如此”。郭《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7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三联书店957年版，第554页。 陈炽《续富国策》卷，“种桑育蚕说”。 李圭，87《环游地球新录》，《走向世界丛书》第辑第六册，岳麓书社985年版。2郭嵩焘，87—879《伦敦与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第辑第四册。嵩焘还曾到过法国格立雍（农业学馆）农学院，参观其农田机器图式院、谷种院，了解课程设置和各种仪器设施。注意到有一馆专讨论牛马诸兽骼骨及筋络血管及辨马齿年岁。参观了格致院，“始知西洋园户种花变易颜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谓化学也”。 列强对中国农林资源的肆意掠夺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占我国国土与农林资源。仅在东北就失去颇大范围的农林权益。89年《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开办中东铁路，举凡枕木、电杆、建筑材料，皆无偿取自林中。俄国公司接连进入中国招人采伐森林，开拓伐木业务。光绪三十四年（908）《外务部奏中日合办鸭绿江右岸木植订定采木公司章程折》中提到“伏查鸭、浑两江一带，林木蓊郁，确系绝大利源，自日俄战事（904）起，两国兵民恣意斫伐，日本军队，复立厂所抽收军用材料，木把（伐木的包工把头）生计，半为所夺。”俄日等列强以武力侵夺或其商人依靠铁路、海运的运输条件，资本雄厚，采用较新式的伐木制材器械，迅速在我国拓展业务，有的在林区设制材厂，就地加工。近代林学创始人之一德国的h.科达称“林业科学是木材必需或匮乏的产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国家工业建设中对林木需求和抚育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国则是在战争连绵、毁林开荒和外国侵占森林资源、掠取林木利权的背景下发展近代林业。除光绪四年（878）华商张子尚等较早在上海创办锯木厂。到光绪三十年（904）以后，东北才接连出现国人兴办的机器制材厂。中国近代林业是在剧痛中滋长起来的。 农业技术必须兼采中西各法的走向中外农业产品与技术比较中，高低互见。清廷一些要员认为舰船、枪炮、机器等是强国的关键，曾倡行“洋务运动”。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败北，这激发人们关注农业工业。897年《农学报》首期载清光绪皇帝的上谕中也称“农务为国家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地，未尽地力者尚多，着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得空言搪塞。”十九世纪后期，农业技术兼采西法已是不可阻遏的潮流.引进优良作物、林木品种。 大规模引种与品种培育从光绪十八年（892）购入美棉种子开始。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890）在湖北武昌倡办湖北织布局，为解决机器纺织所需棉花原料问题，于光绪十八年以2000两白银，通过清政府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的大臣崔国因在美国选购适宜湖北气候土壤的两种陆地棉种子34担，寄湖北棉区试种。由于所购棉种寄到湖北已过了种植节候，且栽种太密而收成不好。张之洞未因头一年引种美棉受挫而气馁。翌年又电请崔国因“再行多购美国棉子百余石运寄来鄂”。“并考究外洋种法，刊刷种棉章程，分发晓谕，以冀广为如法劝种”。张之洞引种美棉，显出了见识和决心，对那一时期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引种美国棉种有相当的推动作用。近代树木引种也较活跃。光绪三年至四年（877—878），清政府驻日本副使张斯桂从日本将刺槐种子带至南京试种成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使意大利的官员吴宗濂、钱恂见当地桉树生长迅速，且有除湿祛病的功效，曾携回种子苗木试种，吴宗濂还翻译有关桉树著作，撰写了一部《桉谱》，对我国桉树种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近代林业中，华侨致力经济林的开拓是甚有意义的。光绪三十二年（90），华侨何麟书曾在海南岛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垦植公司。何麟书在马来西亚橡胶园里做过工，对橡胶树的培植管理有丰富的经验。他心系祖国，将橡胶引种到海南岛，最初几年用种子繁殖，历经种植失败和集来股本付诸东流的挫折，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变卖自己的产业，重新集股，经过精心培育，开拓出200多亩胶园。探索出一条从播种到移植树苗的成功道路，以约0年的努力，获得在中国土地上正常收取橡胶汁液的良好成效。 2.畜禽优良品种引进。 畜禽优种以乳牛引进为最早。上海乳牛业的发展为其一例。842年“南京条约”后，外国官员商贾人等带着家眷纷纷拥至上海，急需多量牛奶。乡民以水牛挤奶挑担零售，是牛奶业的雏形。同治九年（870），外侨引入爱尔夏牛，乳牛业得到一定发展。不久，法国人引入一批供自己需用的红白花牛。光绪五年（879），肖神父在浦东设奶棚饲牛40头；光绪七年（88），当地人开设太和奶栅，用黄牛挤奶；光绪十二年（88），外侨引进黄白花奶牛并逐渐传到中国人手中，成为上海乳牛业发展的基础。光绪十九年（893），安福奶棚使用杂交技术改良当地黄牛获得成功。各侨民奶棚大都雇用中国人操作，使奶牛饲养繁育等经验和用奶公牛改良黄牛的技术很快在中国人办的奶棚中传开。光绪二十七年（90），徐家汇天主堂修道院引入黑白花奶牛头（其中公牛头），由于它较黄白花牛产奶量高，在上海很快得到传播。 马的引种。清初禁止内地汉人养马，只有武童和取得功名的人可以养坐骑。清中叶以后，马禁才开。但马的行速和挽重与国外马匹相较，差距颇大。光绪二十六年（900），法国人曾由北非输入阿拉伯血统公马百匹到东北。马群于光绪三十三年（907）分散售与内蒙各地，血统逐渐混杂，为地方马种同化。光绪三十一年（905），清政府军牧司在察哈尔两翼牧场建立模范马群。宣统二年（90），购有德国产纯血公马匹、俄产公马3匹、母马匹，曾产生一些杂种。 传入优良种猪。道光二十年（840）后，俄国人将一种白色猪种带入东北，德国人将约克夏猪带入山东，日本人将约克夏、巴克夏猪带入东北。光绪二十三年（897）台湾由日本购进盘克夏种猪7头，供试验繁殖及与本地猪作杂交之用。光绪二十七年（90）直接由英国进口约克夏种猪，在农业试验场作繁殖、饲养试验，认为均适合当地风土，且为改良本地猪的良好品种。 羊的引种。光绪十八年（892）政府商情报告有美利奴羊只运往察哈尔供杂交改良之用的记载。光绪三十年（904）陕西高宪祖等人集资20万元兴办牧羊公社，在安塞县北路周家洞附近开设牧场，饲养美利奴羊数百只，对附近各村绵羊改良有明显指导作用。光绪三十二年（90），奉天省设立农事试验场，由日本输入美利奴羊32只，以改良绵羊业。 优种鸡的引进。鸡因体型小、繁殖快，中国曾较早引进外国优种。光绪黄森木《桉树引种小考》，《林史文集》（），农业出版社989版，第3—32页。李文梁《我国近代国外畜种的引进和开发利用史》，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988年。二十六年（900），罗振玉即提到“近鸡卵之输出者日益众，而价亦日昂，此莫妙之机也，宜选佳种而奖励养鸡业。考欧洲有名‘列古吽’（莱航）者，富产卵力，多可得卵二百七八十至三百，长成极速，五阅月即产卵，宜求此类之种，而配以华种而事移植改良，则利莫大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黑龙江哈尔滨鸡场养莱航鸡近万只，以产卵为主。山东济南鸡场饲养莱航、洛岛红，曾进行杂交及试验推广。但一些权威学者概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养鸡业也指明“引进外种类别繁多，所做工作均如大海投石，影响所及，既小且暂。”3.引进机器装备。 中国近代采用机器耕田首见于光绪六年（880）的《益闻录》第号，其载文称“天津有客民在距津50里地方批租荒地5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对于引进国外农业技术装备，在如何应用方面也有所论评。麦孟华（895）年5月在《时务报》著文说“西国农工，竞于新法，石膏以化土，鱼料以肥培，电气以速长，沸汤以暖地，玻罩以御寒，汽机以播刈，一切机器，日新月异，徒守旧法，必不足以尽地利矣。”提到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罕及百亩，一用新机，必至亏损”。觉察到独立经营，资本微落，维持“化学之器，动费数石，打稻之机，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数于百”的难处。但是，西方农业机械、装备、化肥、农药等终于引进来了。不少地方农业家开始添置、创制新的农业器械。光绪二十四年（898）《农学报》第54期《秣稜兴农》文中提到江苏上元张是保“现在江宁讲求农学”，“又购买美犁，导农深耕云。”光绪三十三年（907），久居海外的华侨、祖籍广东新会的陈国圻在黑龙江创办兴东公司，曾引进外国火犁，进行开垦。光绪二十六年（900）前后，清政府提倡振兴实业，鼓励官商投股或利用华侨资本购置机器，兴办垦殖企业，并给予优惠政策，曾在全国范围出现兴办垦殖公司的。至92年，各类型农业垦殖公司达70家，申报的资本逾00万银元。近现代渔业技术的肇兴，主要表现为开始使用渔轮及与之相适应的渔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光绪三十一年（905），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张謇条陈商部，并奏清廷获准于沿海7省组织渔业公司，开发海洋渔业。翌年，张謇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兼任经理。同年，该公司将一艘在青岛捕鱼的德国500马力蒸汽机拖网渔轮购买过来，命名为“福海”号，为我国近代渔业史上的第一艘渔轮。它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增大了网具，提高了捕捞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产安全。“福海”号渔轮投入捕捞运转，为中国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迈向渔业机械化的一个悠悠。2罗振玉《农事私议》卷上，第3页。 蔡无忌等《中国现代畜牧兽医史料》引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95年版。汪敬虞《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载《近代中国》第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9版，第—8页。 2徐荣《上海机轮渔业的起源与发展》，《古今农业》99第期，第7—8页。第六节《农学报》的刊行和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的创办建立农学会、出版农学报刊的先导作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利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有识之士已知悉“日人扬言，此次和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后不能自振。”“日人以中国舆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西洋各国瓜分。”沉重的割地赔款负担和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感，激起民众纷起抗争，寻求出路。振兴农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895年孙中山曾在广州筹建农学会，并写有《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张謇在所撰《请兴农会奏》主张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提倡讲求农学，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法。89年，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同年罗振玉等人联名在《时务报》刊出公启，发起成立农学会。孙中山建立的农学会，由于清军搜捕，孙中山出走海外而停顿。罗振玉等人发起的农学会由于创办农业报刊则起到介绍、普及推广新农学的先导作用。 从十九世纪中叶，我国学术界已在翻译西方生物学、农学著作，但尚无将中国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结合起来并加以分析的情形。罗振玉从897年创《农学报》，开了这方面的先例。 《农学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897年5月）创刊，半月一刊，载“务农会”的略章，农事奏折、条陈、农事（农业生产情况）西报、东报（译文），会事。翌年增加了禀牍、事状栏目，改成旬刊。到光绪二十六年（900），《农学报》的篇幅每期减半，格局变化为文篇与译篇，罗振玉《农事私议》各文，多在此年各期刊载。至光绪二十八年（902），刊头开始加“江南总农会印”字样。罗振玉在主编《农学报》时，组织力量，收集国内和翻译国外农学书籍，汇编成为《农学丛书》，署“江南总农会”编，分七集，包括233种译著（一说235种），清光绪末年（900—903年间）石印出版。这套丛书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调查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趋向。它又通过译述欧美日本农书，较全面地引进实验农学的丰富材料。《农学报》、《农学丛书》也以此确定了它在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创办农业学堂对中国近代型农业肇始、发展起基础作用的是兴办农业教育。沈宗瀚认为“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早在光绪十六年（890），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力主办学，提到“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光绪十七年前后，他所写《农功》一文，对比中西农政、农学，提出“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的主张。光绪二十年（894），他在《上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书》，895，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93年。 沈宗瀚《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商务印书馆979年版，第275—304页。 李鸿章书》中，即切陈发展农业、兴办农业学堂的重要。他说“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肆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中国农业教育最早发展起来的是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二年（89），江西高安县曾筹办蚕桑学堂。次年，在中国蚕丝生产区浙江杭州，由杭州知府林迪臣发起创办蚕学馆，于翌年开学，修业年限年3月，张之洞在《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里提出“于湖北省设立农务学堂，研究种植、畜牧之学”。同年5月，清光绪皇帝下诏各省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光绪二十六年（900），光绪帝下诏出茶叶的省设立茶务学堂，出生丝的省设蚕业学堂。902年月，清政府又令各省为振兴农业，于省城设农务学堂。光绪三十年（904），北洋马医学堂在保定成立。光绪三十二年（90），在安东建起奉天中等林学堂。90年5月在天津建立第一个水产讲习所。光绪三十一年（905）起，张謇即在南方筹办的水产学堂，92年选址在上海炮台湾正式成立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涵盖船舶驾驶、水产捕捞、水产加工、海水养殖、渔业经营等学科。 清光绪二十四年（898），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所拟方案“学问宜分科”里面，第七项为“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光绪二十八年（902），朝廷颁发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书有“农业科之目四，一曰农艺学，二曰农业化学，三曰林学，四曰兽医学”的规定。翌年又颁《奏定大学堂章程》，其第六节农科大学项开列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各科课程，教学时数、实习安排，已具有新式农业教育的格局。及至光绪三十一年（905）清政府被迫明令取消了科举。同年，从光绪二十四年（898）筹议的京师大学堂农科，被批准正式兴建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在崎岖的筹备、发展道路上行走了8年。首任农科大学监督为罗振玉。他没有经受学校教育训练而首任农科大学监督（校长）；他没有农业科学基本功底而致力于农学的倡导和传播。罗振玉是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由废科举到办学校教育巨大转折特定历史条件下曲折多态的著名人物，其事迹迄今仍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研讨的兴趣。 光绪二十六年（900）前后清政府颁行的教育制度，学校分为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分为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堂分科，中有农科大学。实业学堂分初、中、高三等。农业实业教育有初等农学堂、中等农学堂、高等农学堂。据统计，宣统元年（909）全国有高、中、初等农学堂95所，在校学生028人。中国早期高等农业教育，教材、实习内容受日本影响较多。93年，金陵大学农科建立后，美欧农业教育科学体制曾发挥较大作用。 创办农事试验场光绪二十八年（902）起，河北、山东等不少省份建立了农事试验场。 光绪三十二年（90），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内设农务一司，管理农业行政。同年，选择北京西直门外二里许乐善园旧址，即今北京动物园及以西一些地区，由农工商部筹设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初建树艺、蚕桑、畜牧等科，穆祥桐《农工商部农事试验撤，《中国科技史料》987（4），第22—27页。不久重新划为农林、蚕桑、动物、博物、畜牧等科，作了中外种子比较，中外农器比较，肥料、植物病虫害、农药、畜牧兽医试验，在中国，肇始将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试验场还曾辟博览馆，展示优良品种等。 新式农科大学、农业学堂播下的种子，新型农事试验场所开辟的基业，为兴起的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领域培育着一批又一批人才。这些人才中不少成了我国新农业科学教育战线和开拓新学科领域的元勋。当年他们披荆斩棘，探索新路，为农业各分支学科打下发展基础的可贵创造精神，为后辈所景仰和永志不忘。 第二章手工业第一节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手工业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社会仍然沿续着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基本生产部门。手工业中，家庭手工业（即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个体手工业）占绝对优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手工业的一些产品已作为商品来生产和售卖。官府手工业同以前一样，占有着当时社会最高的生产技术和最大量的手工业劳动力。清代官府手工业的经营范围不及明代广，主要经营纺织、陶瓷、军火、钱币铸造及造船等，其中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工场有江宁、苏、杭三织造局，京内织染局，景德镇御窑厂，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福建造船等。官府手工业的产品只供统治集团的消费和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它是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前期，民间工场手工业已在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某些生产行业中出现和发展着。丝织业早在明代就已出现手工工场，到了清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愈加扩大，分布地域更加广泛。另外，与丝织业相关联的染印业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其他如云南的炼铜业、四川的井盐业、广东的冶铁业、景德镇的陶瓷业，以及陕西汉中的造纸业，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这些手工工场中萌芽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民间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 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大量的外国商品倾销到中国市场，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中国的手工业面临着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竞争的不利局面。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十多年中，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的家庭手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时期，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洋纱和洋布为主。而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从事的就是棉纺织业，且质量、价格俱优于洋纱洋布。一个英国人曾记载说“远在844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中国家庭手工业生产的棉布，有时甚至比曼彻斯特生产的洋布的成本还低2。在这种情势下，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十分有限。有资料表明英国输华货值，鸦片战争前为数十万英镑，战后增至200多万英镑，但道光二十六年（84）以后开始下降，到咸丰四年（854）为00万英镑多一点，仅略超过战前的水平。 这个时期家庭手工业遭受洋纱洋布打击的，主要是东南沿海，接近通商口岸的一些地区，如厦门，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卷，中华书局92年版，第50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955年第2期。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955年第2期。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2。宁波自五口通商后，其地的棉纺织手工业“已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六年以前，每疋售价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现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买到。这样和本地货相同的货物的进口，已经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3。松江太仓的棉花梭布原来非常出名，但道光二十六年（84）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4可见这里的手工纺织业也明显地衰落了。另外，广东顺德的织布业也由于“西洋以风水火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导致原先遍于县市的织布“女工几停其半”5。 但总的看来，除上述几个地区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家庭手工业所受到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并不很大。 咸丰元年（85），洪秀全领导的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 起义者以天京（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与清皇朝对峙达4年之久的农民政权。为了保证革命斗争的需要，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将分散的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按照技术专业的不同，分别设立“诸匠营”和“百工衙”。诸匠营和百工衙在“永安建制”时即在军队中设置了，到天京后更加扩充。诸匠营采用军事编制，有水营，管理船只及水上运输；土营，最初专门担任攻城挖地道的任务，后来水泥匠编入该营，又担任土木建筑工作。除“水营、土营而外，又有木营，其卒皆木工；金匠营，其卒皆金银匠；织营，其卒皆织机匠；金靴营，其卒皆靴鞋匠；绣锦营，其卒皆男绣匠；镌刻营，其卒皆刻字匠，各营以指挥统之”。百工衙在军队中所设比较简单，计有典旗帜、典炮衙、典铅衙（铅弹）、典红粉（火药）、典硝衙、典铁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绳索等9种，都是军需品的生产。定都天京后，又在食品、服装、建筑、交通、日用品、印刷、美术，以及印玺、器饰、货币等各种手工业行业都设立了许多“衙”，如豆腐衙、舂人衙、宰夫衙、典织衙、缝衣衙、国帽衙、梳蓖衙、油漆衙、战船衙、镌刻衙、刷书衙等等，名目繁多。另外，太平天国还设有各种典官，如典金官、典玉局、典绣锦、典金靴、督铣炮、铸铜炮等等，职同指挥，每官领有人数不等的工匠。 诸匠营和百工衙只为供应太平天国政权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级单位，不进入市场。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这种制度下，生产效率相当高，“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2。它对于支援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满足太平军各项需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非常重视有技术专长的手工业者。《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卒为之，农隙治事。”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曾下“招贤榜”，称“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铜铁匠，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2《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敬■奏》。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卷，第494页。 4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第34页。 5冯奉初等《咸丰顺德县志》卷3，第45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上。 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 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各项经济政策，其统治区内，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是我国主要的蚕桑产区，在太平天国统治期间，生丝的出口基本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一个外国人记载说“自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以来，他们获得扬子江下游的大块产丝区域。853年以前的0年中，中国的生丝出口，每年平均在000包至25000包之间。853年的出口为255年即陡增至98年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事实上握有整个产丝区域，丝的出口为937包。次年，增至8875年，太平军占领产丝区域的最后一年，丝的出口为8324包”2。另外，茶叶的出口也保持着增长的趋势。“852—853年，出口为0年，太平军定都南京的一年，出口为年，为年为54磅。8—82年增至07354年又增至89238磅”3。这种增长趋势，表明了这里蚕桑业和制茶业的发展。 但是，在太平天国反对清皇朝统治的斗争中，以及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各地的手工业，包括蚕桑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或影响。清军攻陷南京后，蚕桑产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丝的出口量急剧减少，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治三年至四年（84—85）生丝的出口仅为428包。战争期间，南京、杭州的丝织业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太平军攻克南京后，这里的丝织业机户一半以上逃亡别处，“织工流离四散”2，加之战时难以从附近产丝区获得正常的原料供应，产品也难以顺利推销出去，导致南京的丝织业急剧衰退。杭州受战争的破坏更加厉害，其丝织业的衰退情况比南京还严重。《杭州市经济调查》记“杭州机户，昔以万计。洪杨之役，遂致星散，幸存者不过数家。”3远在北方的直隶，其丝织业也因生丝流通不畅而衰落。直隶饶阳县出产饶绸，“从前织此绸者共有十余家溯自南省不靖，丝价腾贵，此绸亦遂料薄价昂，无人购买，各织户俱赔累，陆续关闭，近年仅存二家”4。另外江苏及吴江盛泽镇的丝织业，浙江平湖的棉纺织业，淮南的制盐业，四川、云南的制盐业、矿冶业，贵州的矿冶业、茅台的酿酒业，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安徽合肥的碾米业，福建崇安的制茶业，广东新会的制葵扇业等等，均因受战争的影响或衰退，或遭到破坏。一直到同治末年以后，各地的手工业生产才逐步得到了恢复。 徐珂《雪窗闲笔》，《康居笔记汇函》，第92页。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卷，第544页。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卷，第544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卷，第544页。 2同上书，第02页。 3《杭州市经济调查·丝绸篇》，第7页。 4刘长佑《停贡饶绸片》，王廷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7下，第32页。第二节同光年间手工业的衰落咸丰六年至十年（85—80），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清廷手中攫取了更多的特权和利益，使中国的手工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同治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加之西方商人逐渐了解了中国人所喜欢的商品的质量、价格、式样等，改变了以前盲目输入商品的做法，从而使其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迅速上升。这样，中国相同产品的销路便受到了愈来愈严重的损害。生产这些产品的手工业因此趋向衰落。 手工纺织业是衰落较早的部门。造成中国手工纺织业衰落的经济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棉纱量迅速增加。据资料同治中年，洋纱每年输入不过00余万海关两，光绪初增至300余万海关两，中法战争后迅速增至一千二三百万海关两，甲午战争前后更达三四千万海关两。光绪初年以前，中国棉纱市场由英纱独占，此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销量，便无不以印纱为主了2。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纱也开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与此同时，洋纱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872—890），进口棉纱的价格下降了/4以上，如以同治十一年（872）的进口棉纱价格为基数，光绪十二年（88）时进口棉纱的价格仅为它的.9％。而同时期土纱的售价远远高于洋纱，如光绪十三年（887）时，牛庄地区的洋纱售价，每包（300斤）57两白银，而同样重量的土纱却要87两左右2，土纱比洋纱贵52.％。这样，自然使一些地区的手工织布者舍弃土纱而改用洋纱。另一方面，中国市场上原棉价格的提高。由于英国棉纺织业对印度棉花的大量需要，以及印度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印度棉花向中国输出的数量大为减少。不仅如此，由于日本的棉纺织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其本国出产的棉花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从中国大量收购棉花。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市场上的原棉价格上涨，其价格甚至与进口的印度棉纱的售价相仿。宜昌海关在光绪十六年（890）的报告中说“印度棉纱和（东部诸省来的）棉花的零售价格相差无几，所以买进棉花再来纺纱，反而比直接用洋纱更贵。”3因此，土纱再无市场了。 洋纱代替了土纱，造成各地手工纺纱业大批破产。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闽南、江浙苏松杭及长江流域各省手工纺纱业纷纷停业破产，山东土纱纺织业也“几乎全部停歇”4。到甲午战争前后，全国各地“无一省不有大批手工纺纱业破坏的情形”5。《中外日报》载江西的情形“近年省属各处销售洋棉纱多至数万包，土棉纱已无人过问，妇女纺业多废。间有无工可作仍从事纺纱者，然土纱每斤售钱二百五六十文，洋纱每斤售钱二百十文。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2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955年版。 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2参见《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887年，牛庄口，第2页。 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9页。 4《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887年，烟台，第43页。 5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92年第期。土纱不及洋纱匀洁，故价格日跌。乡村妇女因失业而困苦者，不知凡几”。江南一带“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2。贵州黄草坝“过去曾为不可少的纺车都摆在一边，满布着灰尘，被遗弃了”3。广州附近“纺纱之业，风流云散，至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4。大致到民国初年，中国手工纺纱业除了偏僻地区和纯粹为了自给之外，大部分都已在外国机制棉纱的压迫下停歇了5。和手工纺纱业同时出现衰落趋势的，是与之相关的手工织布业。洋布最初输入中国，只是城里的一些有钱人才穿用。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布匹，在夏天，为了节省丝绸与绉纱；在冬天，则加上棉絮，节省皮衣和厚重的缎子。商店的账房先生和店员穿用我们的布匹也相当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显得光彩富裕阶级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做起所需衣服来，碰巧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农民仍使用土布。道光以后，欧洲棉纺织业生产技术大幅度提高，生产费用显著降低，布匹的售价也大幅度下降。“例如本色布在8年（同治五年）的售价是2两9钱至4两，87年是2两5钱至3两，而88年的价格大约在2两2钱到2两5钱之间。外国棉布在这样的低价下就能与土布竞争，并能负担运输费用而深入到内地去”，因而洋布得以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同治末年以后，进口棉布增长的速度尤为明显，光绪元年（875）棉布进口金额为700多万海关两，光绪六年（880）为900多万海关两，光绪十一年（885）为2500多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六年（900）达4500多万海关两，光绪三十一年（905）更是达到000多万海关两2。由于洋布价廉，在农村中穿用的人也日益普遍起来。“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以说已不存在了洋漂布主要流行于本省（浙江）贫瘠和人口稀少的区域，如衢州、姚州（即余姚）、金华便是”3。同治十年（87），《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汉口）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货物（洋布）比他自己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种程度内，（洋布低廉的价格）抵补了（洋布）不耐用的（缺点）。”4光绪元年至二年（875—87）的该报告还称“土布和进口商品（洋布）相竞争，（在品质上）决不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手织土布的售价较高，因而贫苦的中国人便不得不买便宜的但并不耐用的竞争品（洋布）了。”5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迄今通商大埠，乃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其《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2《利国宜广制造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申报》。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4页。 4邬庆时《番禺末业志》，“工商业”第四，卷4；又见梁鼎芬等《番禺县续志》卷2《实业志》，“工商业”，第3页。 5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92年第期。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0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2页。 2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979年7月版，第页。3《关册》（英文），87—872年，第33—34页。 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2页。 5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22页。 言虽不很准确，但也可见一般。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手工织布走上没落的道路。如浙江鄞县，所产土布因结实、耐用而闻名，俗称结布或老布，“为民间家庭工艺之最普泛者”。但是，“迨至光绪十年后，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2。在江苏，同治中期以前“土布遍销内地，为土民出产之大宗十年之后，逐渐稀少。又十年而通都大邑，竟至绝迹。今日虽在穷乡，聆纺织之声，诧为异矣”3。甲午战争前后，北方“畿辅深、冀诸州，近来外国布来，尽夺（我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4。湖南岳州，“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布名），几如披砂拣金”5。广西贵县也因“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 但是，手工织布业的衰落在进程上较手工纺纱业缓慢。这是因为一些具有长期商品生产传统，手工纺织业收入在农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当其手工纺纱业几乎全部停顿时，大量的劳动力又以低于价值的价格，投入到与之接近的手工织布业中，同时在手工织布中大量使用价格低廉的进口机制棉纱，从而使手工织布业在洋布的强大冲击下，得以保存，甚至有了新的发展。光绪八年至十七年（882—89）《海关十年贸易报告》（英文本）载广东琼州“随着大量的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止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据说她们的收入现在已较前些年约增加一倍”。江西《庐陵县志》也载“十数年来，纺车朽蠹，而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2有些地区用洋纱织成的土布，不仅比用土纱织成的土布便宜，甚至比进口的洋布还便宜。光绪十八年（892）镇江口海关报告称“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其织成布匹较市中所售价廉而坚。”3光绪二十一年（895）九江口的海关报告也称“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值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4这样使土布得以抵抗洋布的冲击，甚至挤占洋布的销路。如江苏“通州所出布匹，销场极大。各省之人，皆闻其名，皆乐于购”5，致使从镇江进口的“洋布减销尤甚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一个外国人在他对贵州安顺府、黄草坝和独山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三个主要织布中心，近二十年来，织布业有了迅速的成长。据消息灵通的外国侨民说，这种情形正方兴未艾。我们不论在那里参观，人们都以愉快而直率的态度向我们解说进口洋布贸易范围过于狭小和家庭织布业的范围之广大。例如黄草坝一个最大的商人曾着重指出洋布的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第20页。 2蔡藏卿、马厓民《鄞县通志》第三《博物志》，第8页。 3《书徐侍御请减土布落地厘捐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外日报》。4吴汝纶《深州风土记》记2，第4页。 5《关册》（中文），903年，下卷，第30页。 梁崇鼎等《民国贵县志》卷，第337—338页。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3页。 2曾灿材等宣统《庐陵县志》卷4，第4页。 3《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4《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 5《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九年，镇江口。 进口每年不超过500匹，而另一方面，黄草坝镇上和近郊的织布机数，据他的合理估计有2500台。这些织布机共出多少布，可惜无法确定。但是进口的布匹，不论在价值和数量上和本地布比较起来，便显得不足重视。”上述情况，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湖北沙市附近，广东佛山、兴宁，四川重庆、乐山，直隶高阳、宝坻等地均有发生，使手工织布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外省手工织布者的大量涌入，使本地织布业迅速发达。如云南府，光绪十七八年，“城内仅有少数几架织机”，到二十一二年已发展到几百架，“这种增长完全由于四川移民和廉价的印度棉纱几乎是同时来到云南所致”2。其时云南南部，“全体人民都是穿的印度棉纱织成的布”3。而“云南府的洋布贸易所值甚微，重庆一天的贸易等于云南府一年的贸易”4。 从整体上看，中国手工织布业在进口洋布的打击下总趋势是日渐衰落了。但由于这种打击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些地区破坏程度较轻，其手工织布业还可以有一定的发展。而个别边远地区甚至从未见过洋纱洋布，其家庭纺织业自然也就仍占统治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使中国的手工纺织业出现衰落的趋势，也使其他一些手工业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其中冶铁炼钢业、蜡烛业、制针业、制靛业等部门遭到了比手工棉纺织业更为惨重的破产的命运。 中国的冶铁炼钢业是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一个部门，在古代社会，其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鸦片战争前后，外国铁及铁制品的输入数量很少，但从同治年以后，其输入量急剧增长。历年海关报告》记同治六年（87）进口铁为344担，光绪十一年（885）增加到20288担，不到20年增加了近0倍。而光绪十七年（89）更剧增至7205担。洋铁大量涌入，使土铁日益受到排挤。宁波、烟台一些地方，同治中期就已出现洋铁差不多全部占夺土铁销路的情况。中法战争前后，天津也主要进口洋钢了2。洋铁能够代替土铁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其价格低廉。此外，输入的洋铁多为铁条、铁片等，因而使用加工便利，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和劳力，很受用者欢迎。这样土铁的销路逐渐缩减，大批冶炼作坊先后倒闭。例如铁工业最著名的广东佛山镇，原有铁砖行0余家，后来全部关闭；0余家铁线行也仅剩不多的几家；原本极兴盛的铁钉行，其营业也十分冷落了3。安徽芜湖出产的钢“为旧日驰名物产”4。咸丰、同治时，其钢坊已从过去的数十家减少为4家，到光绪中期芜钢绝迹于世5。湖南邵阳，“原名宝庆，所产之钢，称曰宝庆大条钢前清初叶，宝庆大条钢，极负盛名”。其钢坊在同治年间还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0页。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页。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页。 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页。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4页。 2《海关贸易报告册》，888年，天津口，第9页。 3参见洗宝干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第5页。 4鲍寔等《民国芜湖县志》卷35，第页。 5参见张九皋《芜湖手工炼铁业片断史料》，《安徽史学通讯》958年第期。《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有20余家，到宣统二年（90）仅剩8家，以后不久也全部停歇了7。湘潭的苏钢以前也较有名。咸丰年间，这里的钢坊有40余家，以后相继停闭，到宣统二年仅剩3家，不久也全部停顿了8。山西的生铁、熟铁，以前在南北各省都有大量销路。鸦片战争前后，仅晋城县就有生铁炉0余座，熟铁炉百余座。洋铁大量输入后，同治、光绪之际，其“销路局限于中国北部”2，产量逐渐减少，不久因连年大旱，炼铁“炉数顿减大半”3，到光绪末年，这里所存炉数已不及昔日的/04。其他各地的手工冶铁炼钢业，虽或衰歇的时间略有先后不同，但大致情形雷同。 其他各种手工业，凡是生产与进口商品相同，或可以用进口洋货替代的产品，都遭到了和冶铁炼钢业相同的命运，如蜡烛业被煤油排斥，火石和铁片被火柴排斥，土针、土靛被洋针、洋靛排斥等等。这些手工业部门都只有被逐步淘汰的命运，而不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与手工棉纺织业及冶铁炼钢业不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丝、茶是外国资本主义着重掠夺的中国产品，中国出口商品中，占大宗的始终是丝、茶两项。同治、光绪之际，二者在出口货物总值中所占比重达90％左右，以后虽逐渐下降，但到甲午战争前后仍占0％5。丝、茶的大量出口，直接刺激了缫丝业和制茶业的发展。缫丝业方面，如浙江乌程县南浔镇出产的辑里丝，以前其销路仅限于国内，“销行范围既小，营业不盛”。五口通商后，“销售上海洋庄转运出口，其名始显”7。其后“外商需求既殷，收买者踊跃赴将，于是辑里丝价雀起，蚕桑之业乃因之而愈盛”。到光绪二十年前后，“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2。江苏溧阳在太平天国起义前每年产丝约20万两以上。太平天国失败后，育蚕者渐渐增加，生丝产量增多。光绪六年（880）生丝产量达500万两之多，其中80％运往上海输出国外3。广东的生丝，光绪六年（880）输往欧洲2000包至4000包（每包重80斤）；输往缅甸3000担至4000担；输往美国0000箱（每箱75斤）；本省消费为20000担4。其他如四川、贵州、湖北、山东、奉天等省的缫丝业均有较大发展。制茶方面，湖南平江县“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5。福建“自开海禁以来，7《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8《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李希霍芬《旅华日记》，第50页。 2《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7—72页；第编，第478页。3《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7—72页；第编，第478页。4《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7—72页；第编，第47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92年版，第09页。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20—2页。 7《中国实业志》第三编，第页。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22页。 2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2页。 3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73页。 4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94页。 5同治《平江县志》卷20“物产”，第3页。 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广东“鹤山山多田少，山地最适于茶树之栽培，故植茶者较多。清道光年间，为中国茶叶之全盛时代，全年出口有二百万担之多。时该县无论土著客家，多以植茶为业”7。此外，湖北羊楼峒一带，皖南建德、祁门，及江西等省，种茶制茶业，都因出口的增长而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丝、茶出口贸易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8。国内市场亦受洋商及其买办的操纵，致使“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之鼻息，厘毫不能主持洋人洞知华商资本不足，华人心志不齐，每届丝茶上市，为欲取先予之计，视来贷之不旺，故抬价值；迨已群聚，则又故作观望，相持久之，则华商之心虚胆怯者，急思脱手，必有自愿跌价者矣。迨市贷既空，则又故抬其价以招之。如此几经番手，华商悉堕其术中。洋商心计本工，加以通事买办之嗾导，不肖市僧之输情，深识华人之情伪，故张弛操纵之间，不至尽倾华商之血本不止”。这样，尽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了中国丝茶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之陷入了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境地，成为其附庸经济，仰其鼻息，随其波动。同治、光绪之际，由于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外国丝、茶的竞争，洋商抑勒价格，造成大批丝、茶业者破产，如九江一地，过去茶庄林立，每年或五六十家，或三四十家，此时仅存0余家，甲午战争前后更只剩四五家。2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除走向上述两种道路外，还有一些部门因为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有的甚至还带有特种手工业的性质，如陶瓷业、爆竹业、制扇业、宣纸业、中草药加工业、刀剪业、铜锡器制造业等，大多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或无较明显的影响，除少数部门曾随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风尚的变迁逐渐衰落下去以外，大多都得以保存下来。另外，还有一些手工业部门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手工工场和商品生产比较发达，仍有较多发展的余地，如榨油业、碾米业、采矿业、丝织业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这些部门暂时还不可能很大发展，虽然也曾受某种外国商品的压力，有过短期的衰退，但因出口数量的增大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较晚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少数企业还逐渐过渡到机器工业。吕佺孙《闽省征收运销茶税》，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54，第兴琰《广东■山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5期，第3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卷，第488页。 商霖《整顿丝茶策》，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见《茶事近闻》，《农学报》第29册。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92年第期。第三节官手工业的变化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清朝的官府手工业也发生了变化。一些部门，如军火手工工场衰落了。军火手工工场本是清朝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主要生产刀、矛等冷兵器。同治年间，洋务运动兴起，清廷从外国引进技术和设备，在各地设立了一些用机器生产军火的军事工厂，仿制洋枪、洋炮，装备清军，逐渐替代了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到光绪末，旧式的军火手工工场先后被废止了。还有一些部门，如铸钱手工业，改用机器生产，铸造铜圆。这样，其生产技术，生产过程，乃至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脱离了旧式手工业，进入近代机器工业行列。其他手工工场虽继续存在，但地位逐渐下降，规模越来越小，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苏杭织造局，开始“准许织工在完成北京定货以后，可在闲余时间接受私人定货”2，光绪三十年（904），作为清廷江南三织造局之一的江宁织造局因“物力艰难”3被裁撤。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纷纷筹办了一些官府手工业，如湖南蚕桑总局、福州织布局等，广西的桂林、梧州、庆远、柳州等二十几个府厅州县都设立了蚕丝机坊，出产生丝。这些手工工场的工匠系自行招募而来，工银按技术高低发给，故生产关系变化更大。如湖南蚕桑总局从浙江招募工匠，规定每人先借予安家费0至80元；准许一年回家探亲一次，路费由“局中赏给”；教授本地学徒合格者，给予一定的奖励等等。戊戌变法后，清廷在继续经营原有官府手工业的同时，在所谓“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兴办了一些工艺局和工艺传习所工场。其中规模较大的工艺局是农工商部工艺局和北洋工艺局。 农工商部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902），到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全部开工，设有织工、绣工、染工、木工、皮工、藤工、料工、纸工、铁工、画漆、图画、井工等2科。仍属官办手工工场，工师匠徒缺乏人身自由，如异世海盗霸主最新章节《各科匠徒执事规则》规定“凡匠徒在场工作，必须整齐严肃，不准接谈嘻笑。下工时，各依次序，按照体操便步法行走，不得紊乱。下工后，各归宿舍，亦不得杂聚喧哗”。“匠徒无故不准擅出大门，如有事外出，应报明情由；经监工处允准后，领公出小牌，到稽查处挂号，限时缴牌回场，不得逗留游荡。”《雇募工师条例》规定“工师除婚丧大事外，到局三年，方准给假回籍省视工师亦不得无故旷工，请假回籍。”《招募工徒条例》规定“毕业工徒，须在本局效力三年期满，方准赴他处作工。”“官费工徒，未经毕业；或已毕业，未满效力年限，而私往他处作工，或故意犯规被革者，均须追回历年所给工食津贴，及书器等费。”但其所出产品，除供统治者消费外，大部分作为商品行销各处，不完全同于旧式官府工业。北洋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903），“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2。下设高等工业学堂，“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3，分化学、机器、制造、绘图四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页。 3朱寿朋《东华续录》，第3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9—22页。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55页。 2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4页。 3《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科；考工厂，“以启发工商智识为宗旨”4，“购求各省及外国常用稀用品物，标签陈列，任人参观，俾资取法改良”5。其下附设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工业售品所（后改称天津劝工陈列所）；教育品陈列馆，“以浚发学识，教育实验为宗旨”，“罗列大中小学堂各项教育用品，及各种学科成绩书籍，以备参观，购取有所师承”7；实习工场，“以传习手艺，提倡各项公司为宗旨”8，为培养工匠之才以兴实业，分设机械、劝工、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提花、图画、烛皂、制燧（即火柴）等科。北洋工艺局对于推动天津及附近地区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士大夫多重清谈，鲜有自办实业者。自有实业工厂之示范训练，故技术人手渐多，遂有醵资创办各种工厂如天津造胰公司，丹凤火柴公司等，为一时士绅所筹办，皆间接受实习工场之启导”9。与此同时，各省也纷纷建立了工艺局，但名称不一，有称工艺厂，也有称工艺所，主要是官办的，也有一些是由官绅投资兴办的。在各省的工艺局之下，都设有许多传习所工场。由于它们多从事商品生产，所以虽是在原有官府手工业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已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了。据93年《世界年鉴》对直隶、奉天、吉林等22个省的统计，有工艺局228个，各种传习所59个，劝工场0个，公私建设备工场247个。它们不仅为各地手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对清末各地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为机器工业培养了一定的技术工人。牍类，卷上，第—2页。 4《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2页。 5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4页。 《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2页。 7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4—7、4—页。 8《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2页。 9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4—7、4—页。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7页。 第四节清末手工业的新变化清末，随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激增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手工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一是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手工工场的增多和使用新式机器的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与形成。在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榨油业、碾米业、织布业、煤矿业等增设手工工场最为显著。榨油业，如江苏武进“在清光绪二十年至宣统初元，为油坊最盛时，全县境内，共有油坊十家”2；山东是出产花生油的主要省份之一，榨油业的历史很悠久，但最昌盛的时期，则是在“航运通达，津浦铁路筑成之后”3，约当二十世纪开始的一二十年间，几个产量较大的地区，如烟台，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900—9）榨油作坊和手工工场有四五十家，潍县哈蟆屯有30家左右，安丘也有数家4；东三省盛产豆油，大连“自90年双和栈油坊开设以来，908年增加成8所工厂，909年增至35家，逐年呈倍加的盛况其他各重要都市，油坊工厂的设立亦陆续增加，据说当时油坊总有300余家”；山西大同、神池等地，“光绪年间，斯业颇盛”，各有油坊百余家2，其发达时间差不多也都是在清末。碾米业是遍于南方各城镇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之一。安徽芜湖在道光年间碾米作坊仅20余家，到清末增至00余家3；长沙碾米业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发达时也在清末，作坊达00余家4；汉口的碾米业也大约在同时期增至00余家5。织布业在这期间也出现了大批手工工场。如江苏“常熟之有织布厂，实始于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厥后逐渐增多，至三十一家”；“907年起上海郊区计有小型工场百余家，主要由安徽帮手工棉织业者自安徽安庆、芜湖等地迁来”7。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间（90—9），全国新设织布手工工场约达300余家8，成为最重要的工场手工业部门。新兴手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形成差不多全在清末，如针织业，到宣统三年（9）止，先后设立了约40家9；火柴业自光绪二十三年（897）湖北汉口燮昌火柴厂创办以后，至光绪三十四年（908），各地兴办火柴手工工场不下7家。其余如皂烛业、卷烟业，玻璃业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新兴的一批手工工场。 其二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广泛形成和发展。一方面，由于新兴的工场手工业和许多带有工场手工业性质的新兴工业中，一部分工作不需要集体2于定一《武进工业调查录》，第—7页。 3《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8编，第53页。 4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44—347页。 沈学源译《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959年版，第28—3页。2《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编，第72页。 3民国《芜湖县志》卷35《实业志·商业》，第页。 4参见《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5—页。 5《支那经济全书》第辑，第247页。 《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常熟县，第2页。 7《上海手工业调查报告》，95年0月。 8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92年第期。9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92年第期。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34页。 协作或使用机器生产，如火柴业、卷烟业的糊纸盒工作，毛织业的纺毛绒工作，草帽业的编草辫工作，机器制造厂的零活和非标准件的加工等等，因此便广泛地采用了家庭劳动的形式来承担。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包括小作坊主）成为手工工场或工厂的场（厂）外计件领酬劳动者，其生产关系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由于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刺激和促使商业资本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开始直接控制商品的生产，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如河北高阳的织布业，这里自清光绪末年以后，织布业兴起，过去经营高利贷资本的钱粮商人见此业利厚，纷纷输入大量机制洋纱。与此同时，足踏织布机也逐渐输入高阳，因其比旧式木机生产效率可提高若干倍，农民凡能力所及都要买一架，从而使用纱量激增。当时除极少数资力雄厚的农民，可以自购原料，依自己的计划，织布出售外，大多数农民，只能从商人手中购买原料，“为原料不致缺乏计，不得已只有仰商人的鼻息，替商人织布而赚取工资”，商人则收取成布，运销各地。这样“农民虽仍在自己家内用自己的工具来织布，但性质上完全受商人的监督而受雇于商人”。河北宝坻县及山东潍县的情形与高阳差不多。其他各地的织布业，虽或发生的时间稍晚些，也都经历了相同的过程。 其三是，为适应市场扩大的需要及企业间日益剧烈的竞争，一部分资力较充裕的手工工场逐渐过渡为机器工业。光绪十三年（887）浙江宁波轧棉业的通久源轧花厂“购置了蒸汽引擎和锅炉，附有40架日本大阪制造的最新式的轧花机，以原有场房加上新的建筑作为机器轧花之用”2。此大概为中国手工业较早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其后，广东三水和山东烟台的缫丝业，及辽宁营口的榨油业，也改用机器生产。清末，天津的肥皂业、江苏宝山的薄荷油业、四川彭县的铜矿业、云南个旧的锡矿业，浙江杭州、安徽芜湖、江苏武进的碾米业，及武进的印刷业等都开始采用机器生产3。 中国手工业在清末所出现的上述新的变化表明，它们已不再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独立发展，而是逐渐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些新的变化并不是中国手工业自然发展的结果，主要是由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所致，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手工业的这些变化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45—420页。 2同上书，第392页。 3同上书，第38—393页。 第三章工业鸦片战争前，中国只有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鸦片战争后，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最先在我国强行设置工厂进行机器生产。同治年间，清廷为加强国防、改进军事装备，开始创办军事工业，随后又创办民用工业。先军事工业后民用工业的发展顺序，反映了创办者的政治、军事需要和时代特点。与此同时，民间兴办的机器工业也开始陆续出现。从此，中国机器工业开始了缓慢的发展历程。 机器工业是十八、十九世纪欧美“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不仅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且成为人类最终战胜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革命武器。然而，西方列强在我国开办机器工业的目的则在于经济掠夺，在于将我国经济纳入其殖民地、半殖民地轨道。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在经济条件尚不充分的条件下，开始兴办机器工业，使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和瓦解本国封建统治基础的物质力量在日积月累中形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造成我国机器工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然而，机器工业得到越来越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志士的欢迎和。他们纷纷将投资工业作为爱国、救国的实际行动，推动机器工业在不断排除阻力中得以发展。其中，从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年（80—894）大体为机器工业的产生时期；光绪二十一年（895）至99年则为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国机器工业的产生（840——894） 外资工业的入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在我国创办便于对华经济掠夺和多方面控制所需要的船舶修造、加工工业和租界内为其生活服务的公用事业。与此同时，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轻工业。 （一）船舶修造业最先出现的是由英国人柯拜于道光二十五年（845）在广州黄埔设置的柯拜船坞，专事船舶修理。其后，西方列强相继在上海、厦门、香港、福州等沿海口岸地区建立船舶修理厂或修造厂，到光绪二十年（894）有名可稽的厂累计约达39个，大多为英国资本家所经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该公司由英商怡和洋行与大英轮船公司、德忌利士轮船公司合伙筹资24万元，于同治二年（83）创办于香港。创办伊始即收买了柯拜船坞公司。其后，该公司不断扩充实力，增殖资本。在激烈竞争中，它先后吞并了阿白丁船坞、何伯船坞、於仁船坞公司、桑兹船台和环球船坞公司，到光绪初年已垄断了香港、九龙、黄埔地区的船坞修造业。光绪二十年（894）年，其资本已达5.25万元。 2.祥生船厂。该厂由英商和记洋行于同治元年（82）创办于上海浦东。后在英人格兰特等人经营下，迅速发展为拥有大型船坞和机器厂的大型企业，并于光绪十七年（89）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达80万两。该厂不仅修理各种船舶，而且制造多种小型货轮、汽船、拖船，有时甚至为清政府承造浮江炮艇、水雷艇等军用船只。仅据《捷报》零星记载，自光绪五年至光绪二十年（879—894）已造各色船只约40艘。自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89—894），年纯利与资本的百分比达7.5％—7.9％。3.耶松船厂。该厂由英商佛南于同治四年（85）创办于上海虹口。它长期租用浦东的两个船坞，下设若干分厂，能修理各种船舶并能制造汽船、客货船、拖船、小炮船等。光绪十八年（892）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为75万两。其第一年度纯利与资本的百分比为3.5％，第二年即升至2％2。这些企业，便利了英国对华经济掠夺和垄断航运业，同时又在数十年间垄断了我国的轮船修造业，攫取了高额利润，排斥、压抑了我国船舶修造业的兴起与发展。 （二）加工工业这是列强为便于掠夺原料、推销商品的产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外资在华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掠取原料而经营的加工工业为主，以推销商品而经营的加工工业较少。其主要加工工业有.砖茶制造业。砖茶是俄国从中国攫取的重要商品。早在汉口开埠后，俄国商人即在同治二年（83）投资设立“顺丰砖茶厂”。最初用手工制造，0年后陆续使用机器生产。其后，机器制茶厂陆续开办，到光绪朝中期以后，汉口已有“阜昌”、“新泰”等若干大型砖茶工厂。汉口砖茶出口量到光绪二十一年（895万担，主要输往俄国。此外，俄国还在福州、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辑上册，第20—2页。 2同上书，第2—3页。 九江等茶叶出口地相继设立几个规模较小的分厂，如“九江新泰砖茶厂”、“九江顺丰砖茶厂”和福州的若干工厂等，从而基本垄断了这些地区砖茶生产。其间，虽偶有英商等开办砖茶厂，但均无力取代俄商地位。俄国在华砖茶业由于采取机器生产，产品成本低，又享有子口税，致使我国旧式砖茶制造业每况愈下。 2.机器缫丝业。生丝是列强掠购的主要商品，出口量逐年增加。为使中国发展机器缫丝业，增加产量，以便运销欧美从事丝织，英商怡和洋行于咸丰十一年（8）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其后，光绪四年（878）美商“旗昌丝厂”试办成功，大型机器缫丝厂“怡和”、“公平”、“纶昌”、“信昌”、“瑞纶”、“乾康”等相继在上海开办。其间，旗昌丝厂于光绪十七年（89）归法商接办，改名“宝昌丝厂”；“乾康丝厂”成立不久即售予华商，因此，到光绪二十年上海共有外国丝厂7家。估计资产达530万元2。光绪三年（877），德商在烟台也设立“缫丝局”，从事机器生产。3.其他。主要包括制糖、制革、轧花、打包等业。 制糖业先后有英商怡和洋行于光绪元年（875）在香港设立的“中华火车糖局”和太古洋行于光绪九年（883）在香港设立的“太古糖房”。中华火车糖局还于光绪四年（878）始在汕头设立分厂。它们从华南和南洋掠取原料，从事机器生产，产品运销欧美并部分返销中国市场。 制革业英商于光绪二年（87）始在汉口开办压革厂，用机器压缩皮革，减少了运费，便利了出口。光绪元年仅出口皮革539担，光绪三年即增达5万担。光绪七年（88），英商还曾在上海设立熟皮公司进行生产，但不久毁于火。 轧花业日本、欧美等国商人不顾中国政府一再禁阻、抗议，强行于光绪十四年（888）在上海浦东设立“上海机器轧花局”，英商祥生厂在浦东设机轧花等。 打包业有“隆茂洋行”、“平和洋行”、“德隆洋行”，自咸丰十年（80）以来先后设立于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地的打包厂，便利了皮革、羽毛、猪鬃、毛皮、棉花等原料出口。 此外，为出口加工蛋品、樟脑、茶叶、油料、毛绒等企业和为便于推销商品所设立的加工工业也间或出现。如，德商瑞记洋行于光绪十九年（893）在上海浦东修建有三个火油池，可储煤油2500吨，并附设油箱制造厂，以便销售。此后，汕头、厦门、九龙等地继有火油池及油箱制造厂出现。又如，为了推销鸦片，它们还在香港、厦门等地设立鸦片制造厂等。 （三）小型轻工业这些轻工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末年，首先有一批食品加工、化学工业和印刷业问世，包括了面包制造、面粉加工、制药、酿酒、汽水、制酸及金银熔炼、砖瓦及锯木和印刷诸多种类。其中，老德记药房、江苏药水厂、点石斋石印局等，后来都发展成规模较大的企业。 光绪六年（880）前后，外商曾在上海形成一个投资热潮，相继有制冰、火柴、肥皂、造纸、玻璃制造、铁器制造、家具制造等企业出现。火柴制造业中的“燧昌自来火局”、造纸业中的“华章造纸厂”、木材加工业中的“祥采孙毓棠说。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辑，上册，第7页注3。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辑，上册，第238—34、244页。泰本行”等规模较大。自光绪朝中后期，外资企业再次大幅度增加。其中，以生产多种饮料著称的“泌药水厂”、制药业中的“屈臣氏药房”、生产啤酒的“福利公司酒厂”，以及“美国烟草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在当时都颇具规模。这些企业的产品不仅供销上海，而且销往我国各口岸、城镇，并深入到广大农村。 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先后在汉口、牛庄、厦门、福州、广州等地兴办过制冰、铁锅制造、豆饼加工、金银提炼等工业，并多次强烈表现出在我国投资棉纺织业和采矿业的企图。 到甲午战争之前，外资在华投资的轻工业种类日渐增多，并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四）租界中的公用事业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同治三年（84），英商在“公共租界”始设“大英自来火房”从事煤气生产。最初资本0万两，至光绪二十年（894）已增至20万两。煤气出售量达4889万多立方英尺。8年，法商在“法租界”也建立“自来火行”，规模较小，后因经营不善，于光绪十八年（892）被大英自来火房吞并。光绪九年（883），英商在公共租界建成上海自来水公司，最初资本7.5万英镑，到光绪二十年增至4.4万英镑。该公司不仅对租界供水，并延伸到上海县城边，一昼夜可供75万加仑。光绪八年（882），英商创设上海电光公司，开始架设电灯。后因经营不善，于光绪十四年（888）改为新申电气公司，光绪十九年（893）又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接办，改为工部局电气处。此外，天津开辟租界后，英商集股于光绪十五年（889）也开办了一个煤气公司。 外商在租界开办公用事业，目的在于改善其生活、工作环境，使其享受到在本国同样的优越条件。但同时由于自来水、电灯、煤气灯等设施的建立，也开始改变了旧城市的面貌。 到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在我国开办的企业达9个，其中船舶修造和各种加工工业占到总数的0％，且大多分布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口岸和长江流域的汉口。外资企业投资总额估计约达2800万元2，利润一般在0％至24％之间，雇佣工人约达34000人，占当时我国工人总数的 应当指出，外资在华设厂是没有任何法律或条约依据的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愚昧、软弱的清政府初则放任、迁就；继则在民族工业初步发展之际试图阻抑外资在华设厂。但这种阻抑除少数成功外，大多失败。列强仍蛮横设厂，我行我素，并进而图谋攫取在我国设厂的法律权利。 外资企业依靠其种种特权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残酷剥削中国人民，攫取丰厚利润，阻碍与压抑着我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但在它的企业中却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它依靠机器生产迅速提高生产率和成品质量、获取高额利润、改善人们生活的现实，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激起中国人民学习西方、投资近代工业的愿望和热情。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资对中国工矿企业的侵略活动》，《经济研究》95年第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辑上册，第247页。 3同上书，按第20页统计表计算。 中国机器工业的兴起自同治初年，清政府开始主持创办军事工业；同治末年倡导兴办民用工业，与此同时，民间机器工业也陆续出现。此后二三十年间，我国机器工业逐渐发展，至甲午战争前已初具规模。 （一）清廷创办的军事工业嘉、道之际，我国制造军器、火药、战船的技术已大大落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鸦片战争爆发后，领导抵抗英国侵略的开明官员林则徐等人已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在爱国官绅、知识分子下试造新式船炮，进行了可贵的实践。不幸，由于战争的失败，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奢靡苟安，中断了它的发展。 咸丰末年，清廷遭受到人民革命的沉重打击，尤被英法联军所重创，乃至出现京师沦陷，皇帝北逃的惨剧。为加强封建国家机器，扑灭人民革命，提高国防实力，清皇朝中一部分正视现实的官员，倡导仿制西方船炮以自强，开始着手创办军事工业。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8年2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用手工制造洋枪洋炮及子弹、火药。没有雇佣外国人，只是招募了一批有志于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探讨西方科技，研究新式船炮并制成一艘小轮船。不久，即派容闳赴美国购办机器，准备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同治元年（82），江苏巡抚李鸿章委派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城外创办“上海洋炮局”，用手工仿制炮弹、火药。不久，形成由马格里和刘佐禹、韩殿甲、丁日昌分别主持的三个洋炮局。同治二年（83），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改为“苏州洋炮局”。马格里协助李鸿章从遣退的“阿思本舰队”上购回一批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使炮局开始机器生产，仿制长炸炮、短炸炮和炮弹、枪弹。 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规模小、设备简陋，除马格里主持的炮局曾采用一些机器外，其余仍为手工生产，生产能力有限。如安庆内军械所仿制的轮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新制之坐劈上炮，不甚合式”2。尽管如此，但这却是中国经营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体现了由手工业生产向机器大生产的过渡。 同治三年（84），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清朝统治暂时趋于稳定。为了发展军事工业，清廷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引进机器设备、招揽技术人才，近代军事工业于是迅速兴起。 从同治三年以后的30年中，由清廷直接拨款或各省督抚自筹经费，共建立了规模不同的近代军用企业共22个之多，它们的简况如下表清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简表（84—89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0页。 2《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5，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 资料来源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辑，上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4册。局名创办年创建人主要产品所在地江南制造总局85曾国藩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兵轮和机器。设有炼钢厂。 上海金陵制造局85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南京福州船政局8左宗棠修造轮船。福州天津机器局87崇厚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设有炼钢厂。 天津西安机器局89左宗棠子弹、火药。西安福建机器局89英桂子弹、火药。福州兰州机器局872左宗棠枪、子弹、火药。兰州云南机器局872？岑毓英炮、子弹、火药。后停办再建。昆明广州机器局874瑞麟子弹、火药、水雷，修造小轮船。广州广州火药局875刘坤一火药。广州山东机器局875丁宝桢枪、子弹、火药。济南湖南机器局875王文韶枪、开花炮弹、火药。长沙四川机器局877？丁宝桢枪、炮、子弹、火药。成都吉林机器局88吴大澂枪、子弹、火药。吉林金陵火药局88刘坤一火药。南京浙江机器局883刘秉璋子弹、火药、水雷。杭州神机营机器局883奕譞炮、枪、子弹、水雷等。北京山西机器局884张之洞火药。太原广东机器局885张之洞枪、炮、小轮船。广州台湾机器局885刘铭传枪、炮、子弹、火药。台北湖北枪炮厂890张之洞枪、炮、子弹、火药。汉阳奉天制造局894依克唐阿不详。沈阳这22个局厂，规模较大的5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除福州船政局专造轮船外，其余都能造枪、炮、子弹、火药，有的还能造轮船、机器，并设有炼钢厂；中型的有5个，即广州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神机营机器局，一般能造枪、子弹、火药，有的也能造炮。其他2个厂局，规模较小，一般只能造子弹、火药，有的时开时停。下面简要记述前4个较大的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 曾国藩、李鸿章创建。同治四年（85）夏，由海关道丁日昌出面以万两白银买下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及铜、铁、木料，再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和容闳买回的机器设备归并一处，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局址初设虹口，同治六年（87）迁至城南高昌庙，随着购、造机器增多，先后建成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黑色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及广方言馆、翻译馆、操炮学堂（后改为炮队营）和0余个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和设备，使江南制造局成为能汲取西方科技知识、培养科技人才，具有综合生产能力的新式军工企业。 其产品主要分五类一枪支。初期仿制旧式前膛枪。同治十年（87），开始仿制林明敦中针后膛枪。光绪九年（883），又加造黎意枪。不久，林明敦式已陈旧，遂于光绪十七年（89）改制快利新枪。粗略统计，至光绪二十年（894）共产各类枪5295支。 二大炮。初期制造旧式劈山炮和生铜炮，同治十三年（874）试制成功2磅前膛来福炮。光绪四年（878）设炮厂，开始仿制40磅子前膛快炮。光绪六年至七年（880—88）又先后造成20磅子、50磅子乃至80磅子前膛大炮。光绪十七年（89）开始仿制全钢后膛大炮。快炮重2吨多，炮弹重40磅；大炮短式的重48吨、长式重52吨，炮弹重800磅，大大提高了攻坚能力。到光绪二十年，共生产新旧各类炮共585尊2。 三弹药。生产枪弹、炮弹种类甚多，既有本厂所造枪炮配套成品，也为从国外购进的枪炮配制弹药。火药方面，先后试制成黑色火药、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此外还生产地雷、水雷。到光绪二十年（894），共生产各种炮弹20900枚；各种火药各种水雷53具及大量子弹3。四轮船。同治六年（87）始建轮船厂和船坞。次年，造成第一艘木壳兵轮“恬吉”号（后改名“惠吉”）。至光绪十一年（885）先后造成兵船8艘及小型轮船7艘4。其中，8艘兵船的动力逐渐由400马力上升到2000马力，并造成两艘铁甲船，标志造船技术日益提高。但由于经费不足，光绪十一年（885）后，停止制造轮船，只从事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舰。 五炼钢。光绪十六年（890）前，钢材全靠进口。为避免洋商哄抬物价，乘机敲诈及保证战争急需，遂于光绪十六年开始设炼钢厂，逐步建成5吨西门士炼钢炉和三吨炼钢炉各一座。前者可日出钢20吨，后者日出钢3吨。虽然所出钢材有限，但开我国自行炼钢、自产钢材之先河。 此外，到光绪二十年（894）还生产车床、刨床245台，各种机器3具，并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文化书籍，培养了一批科技及企业管理人才。2.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 李鸿章于同治四年（85）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而成，规模不大。初期，仍由马格里主持。马格里并非内行，且专横跋扈。光绪元年（875），他主持制造的大炮在大沽炮台连续爆炸。他却对事故百般抵赖，遂被撤职。此后，金陵机器局一直由中国人主持，不再任用洋人担任监督。 金陵机器局建立后，逐渐增添机器，并于光绪五年（879）合并了乌龙山机器局，下设机器厂3座，翻砂厂、熟铁厂、木作厂各2座和火箭分局、枪子机器厂及铁汽锤厂、拉铜机器厂等机构。主要生产过山炮、后膛炮等多种口径大炮、炮弹、前后膛各种抬枪、枪子、水雷及炮车和其他军用品。生产数量不详。据刘坤一在光绪二十五年依据当时机器设备和产量计算“每年可造后膛抬枪一百八十枝，两磅后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项炮弹六万五千八百颗，抬枪自来火子弹五万粒，毛瑟枪子弹八万一千五百粒”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辑上册，第299—303页。 2同上书，据第293页表统计。 3同上书，据第293页表统计。 4同上书，第28页……此外，还造成2艘小轮船。 3.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 左宗棠于同治五年（8）创办于福州马尾山下。亦称马尾船政局。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由沈葆祯接办。 该厂机器设备购自法国，先后建成铁厂（包括锤铁，拉铁二厂）、水缸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铜厂、储材厂... 6 第三节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1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1“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典签权力之大，甚至诸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的控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年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世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齐书·武帝十七王列传论》称：“帝王子弟，龆年稚齿，养器深宫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屈，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典签权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猩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坚，举动每为典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其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制以专辄之罪。鱼复侯子响愤杀典签吴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杀。齐武帝闻之说：子响遂反？戴僧静大声喊：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典签小官，权重如此。 典签之设置，即使把诸王、刺史的一举一动都管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朝廷与地方间的矛盾。皇帝、诸王，是亲父子兄弟。亲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残杀。典签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也可以参与诸王地方集团对朝廷的反抗。权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权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让。这在历代政治史上已习见，在宋齐时期，君臣、父子、兄弟间的斗争以至屠杀，比前后各朝代表现更为残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间宋文帝以弟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两个重点地区。《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在传后又发挥了一句：“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彭城王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文帝以义康为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是对这个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请求解职，让义康入朝主持政务。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见，命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使义康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让义康主政。从此时开始，朝廷内外大权集中在义康手里。前面引录的文帝给义康的信，就是这时写的。 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事，又渐渐不满意。他想作扬州刺史。他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可卧治！”元嘉九年，王弘死。义康改领扬州刺史，达到作扬州刺史的目的，并且独揽朝政。 义康仗恃天子之亲弟，又喜问政事，遇事常自己专断，不请求文帝的诏旨。有的人看见义康权力大，遂来依附。太子詹事刘湛和领军将军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还曾把刘湛推引给文帝。殷景仁得幸于又帝，官职比刘湛为高，刘湛便极不高兴。刘湛曾作过义康的长史，有这层旧关系，这时义康专掌朝政，刘湛便委心自结，希望因义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罢黜殷景仁。可是，义康愈是说殷景仁的坏话，文帝对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为中书令、中护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对义康的专权已经不高兴了。刘湛初到朝廷来时，文帝对他礼遇甚厚。他善论治道，熟悉前代故事，听者忘倦。后来结党朋比，煽惑义康。文帝对他极不喜欢，但表面。上还忍耐着。文帝对亲近人说：往日刘湛来见我，我“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刘湛就对义康等说：“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他还常到尚书议曹查看晋成帝末年立康帝的旧事，为文帝死后立义康为帝作准备。刘湛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闻，虽然为了义康间兄弟关系，还未有所发作，但“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矛盾终于爆发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行，在狱中处死，并诛其子及党羽。义康上表逊位，文帝以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向文帝辞别，文帝对他沉默哭泣，不说话。他动身去豫章的时候，文帝遣沙门慧琳去送他。他问慧琳：“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史说义康虽然“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进”，“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杀文帝，迎立义康，徐向文帝告密，事败孔被杀。事情自然连及义康，被削爵治罪，义康及其子女皆降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今广西宾阳东）。义康在安成，读书读到汉淮南厉王长事，废书长叹说：“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义康一再获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会稽长公主的保护。会稽长公主是刘裕的长女，文帝对她很尊敬。她尝对文帝说：“车子（义康小字）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罢恸哭。文帝指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初宁陵，指刘裕的陵墓，墓地在蒋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打算推奉义康为主。事败，被杀。 义康不死，对文帝说终究是一块心病。胡诞世反时，江夏王义恭就对文帝说：“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义康不愿就徙。文帝犹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焘大军南征，到瓜步。当时人情汹汹，文帝怕有人奉义康为乱，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对义康早作处置，文帝遂赐义康死。骨肉关系终究抵不过权力之争，蒋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劲，“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意之所欲，上必从之”（《宋书·元凶劭传》）。看来，劭有文武才具，并且自幼为文帝所喜爱。瓜步之战，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文帝欲兴师北伐，太子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表示反对，唯吏部尚书江湛、丹阳尹徐湛之善窥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说不斩此两人，无以谢天下。由此，太子劭与文帝的宠臣徐湛之、江湛结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对太子劭还很信任，为了防备宗室诸王谋乱，使太子东宫甲士数与羽林兵相等，有一万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后，文帝和太子劭之间渐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发生巫蛊事。文帝宠爱潘淑妃，潘妃生子浚与太子劭一同搞巫蛊。文帝对潘妃说：“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浚小字）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巫蛊是刻木人，埋地下，诅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这样的话。 文帝欲废太子劭，赐浚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浚。劭遂起兵入宫杀了文帝，并杀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寻阳讨劭。经过一场战争，劭败被杀。武陵王骏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与同姓王的矛盾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时，他的叔父南郡王义宣任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想调义宣为丞相、录尚书事。义宣不听调动。一些野心家如臧质、鲁爽等恭维他，劝他称帝。义宣遂举兵反。义宣是个庸才。司州刺史鲁秀听他哥哥鲁弘的话跟随义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谒见义宣，出来后捶胸后悔说，“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鲁秀说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庆之、薛安都迎战鲁爽，以柳元景、王玄谟迎战义宣。战争的结果，沈庆之败鲁爽，于军斩之。柳元景大败义宣军。义宣兵溃，单舸逃走，不知所措，闭户而泣。臧质败回寻阳，被杀。义宣败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杀义宣后，更大杀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后杀了武昌王刘浑、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 扬州刺史、竟陵王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近，更徙广陵”。并使心腹大臣刘延孙“镇京口以防之”。竞陵王诞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围广陵。城破，杀诞，诞母、妻皆自杀。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 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和领军将军王玄谟。 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都是前废帝的父辈。前废帝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 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最后，宫省内外结合把他杀掉。湘东王彧即帝位，是为明帝。前废帝于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杀，在位一年有半。 宋、齐宗室的灾难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起兵响应子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许多地方郡守都起兵响应子勋。“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资治通鉴》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经过艰苦的大战，最后战胜子勋和各路放军，取得胜利，杀（时年十一岁）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接着，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皆赐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杀光了。 明帝后期，身体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后，他的弟弟们将不利于他的太子，于是又拿他的弟弟开刀。泰始十年（471），先从性情刚狠的南徐刺史晋平王休佑开始，命人把他从马上挤下来加以殴拉致死；继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临死，骂道：“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一三三）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胆小谨慎，但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阳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吴喜在晋安王子勋起兵时，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吴颇得民心，他对亲信刘励等说，“（喜）泰始初东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己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因此，功劳卓著的吴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严重了。时后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为宰相，对儿子不利，便送毒药给他赐死。 明帝死，子苍梧王即位，年十岁。这时，宗室的势力是削弱了，但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萧道成逐渐掌握政权，杀苍梧王，立顺帝。不两年，萧道成消灭了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场禅让剧，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杀宗室子孙也是很残酷的。《南史·宋本纪下》记载：“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出死矣。”即皆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曾告诫他的儿子武帝说：“宋氏若不骨肉相践，他族岂得秉其衰敝。”因此，当南齐武帝时，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时候，他就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道成子）子孙。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杀绝了。 宋、齐大杀宗室，是因为怕这些宗室起来夺取皇位。事实上，宋齐时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争夺皇位，其中有的还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夺得皇位。但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晋安王子勋起兵时只有十岁，那有几岁的孩子就能指挥大军起兵反叛。这与他们手下的官佐有很大关系，他们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贵。 门阀大族离开必争的“权力”，倒是因祸得福了。他们一般满足于高官厚禄的荣誉地位。他们起家都作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官，这些官职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清选。当时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地兼美”（《陈书·蔡凝传》）、“秘书丞，天下清官”（《南史·张裕传附曾孙率传》）的说法。他们不须争斗，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中有点野心的，也不过如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子僧达传》），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附曾孙王融传》）。他们优游岁月，无案牍之劳神，不必为政治斗争互相残杀而惊心，也不必为改朝换帝而动容，君统变易，朝代更迭，与己无关。他们像别人结婚时的宾客一样，有时为受禅者授玺而已。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末司空褚渊的儿子褚责去看望从叔褚炤，炤问：司空今日何在？贲回答说：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炤不高兴地说：“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附从孙炤传》）对待改朝换代，他们漠然置之，因为改朝换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称：“自是（指魏晋）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朝帝室间的杀戮和门阀大族对政治风云的漠不关心，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的不同表现。 梁武帝的协调政策梁武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 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1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1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召揽文学之士，萧衍、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沈约、谢眺聚集于其间，号为“八友”。 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统治的时间近半个世纪（502—548），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统治，可分两大时期。前期的统治较为安定，《梁史·武帝纪赞》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梁武帝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他一方面采取重用门阀中人，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他们担任机要之职。例如，他十分宠信的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南史·朱异传》），就出自寒门。门阀大族和寒门并重，是梁武帝选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认为宋、齐动乱，是皇帝御下太严所致。他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他的六弟萧宏“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梁临川王宏传》）。他原以为萧宏在私藏武器，后来看到只是财物，便称赞他会积财。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 梁武帝这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对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急于黎庶”，终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无法无天，最后终于酿成恶果。但在梁武帝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 第四节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南北朝的战与和瓜步战后，南朝与北魏之间仍不断有战事，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著。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虽然南北战争不断，但南北朝之间的聘问并没有断绝。 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1。这段略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役，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一个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睿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睿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于梁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魏军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受战争的灾难，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相对而言，长江流域遭受的破坏是比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断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经济和交换经济因破坏而衰落的时候，南方随着土地垦殖，人口增长，靠着长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业交换也有相应的发展。 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原来是比北方落后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描写，江南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土地垦殖常常采用火耕水耨的办法。这种火耕水耨的办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在使用。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写道“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庾信《归田诗》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办法还在使用。但粪肥似也在推广。宋文帝的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他的曾孙到溉官至吏部尚书，当时人还1参阅《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讽刺他：“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南史·到彦之传附溉传》）到彦之由担粪农民作了大官，这是不多见的，但农民担粪肥田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了。江南水乡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更广泛的整理和推广。有了水，有了肥料，农业产量自然会提高。南朝时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阳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东部的会稽地区，成为著名的产粮区。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就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丹阳、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霩、杜之间（汉代农业发达地价高昂地区），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初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商业交换也发展起来。魏晋开始，金属货币在北方几乎绝迹，谷帛代替了钱币。但在南方，金属货币的使用却是不断扩大。宋时，何尚之说：“晋迁江南，疆土未郭，或士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远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何尚之传》）由于钱币的铸造落后于社会对钱币的需要，因而产生筹码不足和钱币盗铸等问题，这是江南社会经济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长江的大都市，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有数十万人口。这数十万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粮食自然绝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这也促使建康商业的繁荣。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4），因发生了一次大风灾，便出现了“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飺相望”（《晋书·食货志》）的情况，这可见长江船只之多。建康几十万市民日用百货、粮油杂用，除市内手工业作坊供应外，要靠郊区、三吴地区供应，一部分还要由长江中上游供应，靠长江上下船只运输。也有一部分粮食从长江中上游运到建康来。《宋书·吴喜传》即记载，吴喜自荆州还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而粮食由长江下游往上运的情况却是比较少的。《宋书·孔觊传》称：“时（孝武帝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觊弟）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见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未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同书卷还记载：“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千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添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这故事也说明长江上下颇有作贾客的，其中还包含一些士流。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而粮价并不高涨。孔觊说：“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刘悛传》）。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才使得纵有水灾粮食减产，而粮价因之不贵。 因为商业交换发达，“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 北魏世宗时，甄琛上疏，曾以南朝关市税比北朝的谷帛之输。他提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魏书·甄琛传》）北魏世宗的时代，约当南朝齐梁之际，比宋齐时代稍晚，但他既说“相承”又说“仍崇”，这段文字所说是可以包括宋齐的。那就是说，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和南海各地的贸易，在宋齐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广州是南海贸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货物多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多从这里输出国外。历史记载宋齐时期凡在广州作官的，无不发大财。《宋书·褚叔度传》称：叔度任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当时人有两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王琨号称清廉，及罢任还都，还“买宅亩三十万，余物称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关系江南、广州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影响到有关地区原来的居民。在这些居民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汉族人经济势力的渗入，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安静生活。 长江以南，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到三国两晋时为止，汉族和汉族文化在南方的发展，也只是沿长江两岸，沿海以广州为重点的一些点，与从荆州南下，通过湖南、江西逾五岭而至广州交通线上疏落的一些点。这以外的广大区域，还多是少数族居住着。 汉末晋末，北方汉人大量南移。东晋南朝时期，汉族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沿着原来汉人已到的上述点线地区向外发展。当时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蛮”、傒、俚和僚等。汉文化传到他们居住的地区，与他们便发生冲突，又通过冲突而逐渐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蛮”，是南方诸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 蛮族中有两大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是盘瓠之后。他们的居住地区是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宋书·夷蛮传》）。后向西北迁移，发展到今湖北西部。他们原居在武陵一带的，又分为椎溪、樠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今湖北省西部）。蛮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迹少到的山区。宋时，荆州设南蛮校尉，雍州设宁蛮校尉，用以管理有关蛮族的事务。当时，“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宋书·夷蛮传》）。 巴郡、南郡蛮，是廪君蛮的后裔。传说廪君原出于武落锺离山，廪君乘船从夷水至盐阳（约在今四川、湖北相邻地带，参看《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条》注）。后繁殖、生活于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东汉光武时，徙其种人七千余口到江夏郡界，后称为沔中蛮（今湖北汉水下游一带）。“东晋时，沔中蛮因刘石乱后渐徙于陆浑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满山谷。”（《通典·边防典·南蛮传序》）其活动地区还东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一带）。《宋书》所称豫州蛮，就是指的这一支。他们“种落炽盛”，居住的地区“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夷蛮传·豫州蛮条》）。汉人在长江流域的发展，首先与“蛮”族接触。汉族统治者需要蛮族人民向他们出租税、出徭役，当兵打仗。为此，他们不断向蛮族人民居住地区展开残酷的进攻。宋时，进攻得很频繁，也很残酷。沈庆之前后数次领兵向蛮族进攻，他们俘获的生口就有几十万人。《宋书·夷蛮传》总论宋廷对蛮族的战争指出：“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浮，盖以数百万计。” 对蛮族用兵所得俘虏，一般是送京师作营户，充兵役。征服的地区，即设立郡县称左郡左县，以管领蛮族人民，使其供租赋。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可能就是左郡县的赋税征调。宋孝武帝时，西阳（今湖北黄岗北）蛮附，“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宋书·夷蛮传》）。在《宋书·州郡志》中，晋末及宋时以蛮民立的郡县有武宁、宋安、安陆、建宁等数郡，有靳水、赤亭、东安、阳城等二十多县。 南齐时，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有更多的以蛮民设立的郡县。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宁蛮府领下以蛮民设立的郡县，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县。这些县所管领的户口，没有记载。如果以晋时所置的武宁郡“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为基数来估计，一百三十九县当有四十来万人口。南齐管领的户口总数，照崔祖对齐武帝所讲的情况，是“今户口不能百万”（《南史·虞玩之传》），则蛮族人口占的户口比数是很高了。 溪，也写作奚或仅。溪族居住的地区，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 溪族人多以渔钓为业，所居多在水边，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陈寅恪以为溪人之称，当与五溪地名有关系。1东晋南朝的门阀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骂他们是“溪狗”。温峤就曾嘲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为“傒狗”（见《南史·胡谐之传》）。《晋书·陶侃传》称：陶侃本鄱阳，徙家寻阳，早孤贫。刘敬叔《异苑》云，钓禨（周一良疑“禨”当从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钓于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贱，少年时曾以渔钓为业，温峤又嘲他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2。 历史文献中，常常谈到溪族人的语音不正的问题。如《初学记·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又如《南史·胡谐之传》：“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此两处都提到溪人语不正。溪语音不正，似正好说明溪人之汉化。如溪人纯说溪语，汉人将完全不懂。语音不正，盖正在汉化，说汉语又杂有溪语，故成不正。晋末宋初，溪人还是强悍善斗的。卢循起兵北上时，殷阐对何无忌说：“（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所谓“始兴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湘、广西州，即今湖南、广东。汉族势力向广州一线发展，与俚人的接触渐多。如《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载：“泰始1参看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 2参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族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又《宋书·良吏传·徐豁传》载：“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今广东韶关）。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蛮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僚，主要居住地区是长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华阳国·志李寿志》称，“晋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魏书·僚传》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由此可见，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蜀，自巴西、犍为一线逐渐向外扩展。 自东晋至陈，南朝常与“僚’族有战争。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南齐时益州有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齐开僚郡、齐通僚郡，大约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户籍整理和反却籍斗争南渡的北方劳动人民，江南汉人和各少数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广大土地，发展了江南经济，但江南统治者剥削惨重却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遂不断发生。 南朝的租税制度，大体是延续魏晋的制度下来的。人民的负担，主要有租、户调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鱼池税、丁塘税、口赋、赀赋等杂税。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宋齐时期，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顾宪之对武帝的启中所谈山阴一县的情况，可见一斑。他的启写道：“山阴一县，课户上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才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资华贵。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岂可得乎？”（《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东晋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安书写道：“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死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晋书·王羲之传》）。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宋书·武帝纪》） 人口逃亡，在户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则剩下的在籍者租税徭役负担必更重；重则人民逃亡。整理户籍，成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几个去处：一投依门阀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养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户。还有其他，等等。朝廷势力强大时，它搜括逃户是比较全面的。它与大族争人口，也与寺院争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隐瞒户籍的逃亡户。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土断，都是比较严厉的。一般整理户籍的矛头，多是指向不附籍的侨户和逃亡户。东晋以来，户籍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是郡国户口。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之。”（《太平御览》卷六○六）齐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诏书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倾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这两条史料说明，黄籍是郡国编户民的户籍。 自籍似是郡国编户民以外的侨户的籍。白籍最早见于《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白籍似是土断的对象，即尚未正式编户的侨民。 宋、齐两代都整理过户籍，宋文帝元嘉年间曾整理过一次户籍。文帝无嘉二十七年，曾规定以“八条取人”。“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还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这都说明宋文帝元嘉年间曾进行过一次户籍整理。南齐开国的两代皇帝，都曾积极整理户籍。齐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诏书的意图，上表请求整理户籍。他认为当时“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阀”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二、勋薄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如此两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上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六、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温比肩，弥山满海。他指出，有这六项，是“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户籍之所以顿阙，乃由这些原因。（同上）齐高祖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随即采取措施整理户籍。“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但这办法本身就有问题。限人一日得数巧，必然会出毛病。于是不仅出现。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却以充程限”的情况，还出现“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志》）的情况。 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的，好办法通过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第五节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桌历史发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据统计，自471年到481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成*人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好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高祖纪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太祖纪》）。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终都逃说不了被杀的厄运。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的对象。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 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腆麟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对吏治的改革北魏初年规定，地方官不论其治绩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满离任。因此，许多官吏对治理民事毫不热心，却竭力追求个人财富。如公孙轨当地方官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长传附公孙轨传》）。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官场中屡见不鲜。有一次，孝文帝问臣下高佑：怎样才能使盗贼平息呢？高佑回答：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称职，治化有方，就不会再有了。孝文帝听了深以为然。这可见孝文帝对吏治问题的重视。为了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实行俸禄制。公元484年，魏颁布法令，正式规定“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俸禄之外，贪污满一匹者处死。二是对地方官任期长短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治绩而定，好则留，不好则去。这样一来，官吏治绩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了，使他们在盘剥人民时不能不有所考虑。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实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为以后各项改革的进行打下基础，意义是重大的。迁都洛阳北魏的汉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建国之初，汉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汉化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北魏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方面。拓跋焘时，建立太学，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对汉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长于天文历学。拓跋焘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委以重任。通过这些汉族知识分子谋士群的努力，北魏统治集团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汉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汉化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拓跋统治者的政策常有变化，对于汉族士人，时而信任，时而排斥，对于汉族文化时有抵触。孝文帝时，开始把汉化做为一项国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迁都洛阳是他的汉化政策中一项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建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处北方，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与鲜卑故土相近。但随着北魏在中原疆土的开拓和被统治的汉人的增加，平城对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已不适合。平城地区游食者众多，且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早在拓跋嗣统治时期，就有迁都之议。史书记载：“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魏书·食货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来，竟然“野无青草”。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平城一带也常有饥荒现象。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逐渐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所以从关外贫瘠的平城转移到中原经济中心，已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平城长期作为北魏都城，功勋公老多居于此，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拒不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因循守旧，给北魏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这一点来说，迁都也是当务之急。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军事实力虽然已逐渐衰落，但孝文帝却抱有灭南朝、统一全国的雄心。这可由文帝所说迁都洛阳的理由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可证。所以，从军事上说，平城作为国都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了。 当时新都选择地点有二，一是洛阳，一是邺城。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汉、魏、西晋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谓“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邺则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了北方财富，是河北主要的粮食和丝绵产地。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邺要胜过洛阳一筹；但从吸收汉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阳要比邺优越。孝文帝最后把新都定在洛阳，可见迁都之举主要还是从加速鲜卑族汉化的方面考虑的。 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来一个变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 反对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陆睿、穆泰等，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孝文帝迁都之心已定，为防止节外生枝，便假称要大举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人，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大军行至洛阳，连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坚持进军南向。尚书李冲等人就出来反对，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请！”孝文帝听了大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声，苦苦劝谏。孝文帝这才说，如不南伐，便须就此迁都洛阳。并即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迁都之计就这样定下来。 孝文帝的儿子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又不上进的人。他体胖怕热，到洛阳以后，“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他趁着孝文帝出游嵩山，“轻骑奔代（平城）”。孝文帝闻讯大怒，为了保证汉化顺利进行，毅然将太子贬为庶人，后又用毒酒将其毒死。紧接着，拓跋族元老穆泰、陆睿与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结，想据平城起兵，史载其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魏书·于栗c传》）。形势十分危急，迁都与反迁都是关系到拓跋氏汉化的关键。孝文帝当机立断，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镇压叛乱，再次将反对派挫败。 洛阳终于成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为北魏占据中原，正式接受汉化的象征。 改革风俗的措施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改姓。孝文帝在诏书中把鲜卑氏与汉文化联系起来，宣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资治通鉴》卷一四○）明帝建武三年，以此为例，改乙■氏为叔孙氏，丘穆氏为穆氏，独孤氏为刘氏，素和氏为和氏。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汉服，服装样式与南朝流行样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对禁穿胡服下了很大决心，不允许有任何松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他坐在车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饰，见仍有人穿鲜卑旧服，大为不满。第二天，他对群臣说：“朕昨入城，见车上妇女，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释：穿旧装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驳：这话说得奇怪，你难道还想满城都穿旧装吗？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说鲜卑语。北魏初入中原时，以征服者自居，不仅自己讲鲜卑语，还命令所有任职于魏的汉人官吏也要讲鲜卑语。为了提高鲜卑族的文化水平，便于读汉人书，接受汉文化，孝文帝下令宣布：“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指汉语）。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北史·咸阳玉禧传》）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庙礼节方面，也实行了汉化，放弃了拓跋氏原来崇拜的天神，改用汉礼。在官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汉制，进行了改革。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规定实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均田制出现的原因，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生产，迅速改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另一方面是与豪族地主争夺人口和土地。北魏进入中原后，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北魏诸帝多能注意劝课农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后，更是孜孜以求，希望农业不景气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一再号召：“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高祖纪下》）然而天灾几乎连年发生，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均田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统治中期，北方豪族己遍布全国，势力很大，“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兴趣也愈来愈强烈，他们纷纷“就耕良田，广为产业”（《魏书·和跋传》）。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辟为牧场，或辟为私家园林，民无田业的现象十分突出。农民失去土地，四处飘流，或转投豪族，成为荫护人口，或聚集山泽，成为绿林好汉。人口流亡的情况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因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无法获得赋税；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农民从豪族地主的荫护下解脱出来，成为均田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均田制的实施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须能够掌握、支配这些土地，也就是说皇权必须强大到能够辖制地方豪强。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连年战乱，以致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至孝文帝时，情况虽有所变化，然土地抛荒的现象仍很严重。而当时北魏豪族地主势力也还未强大到能与皇权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了。 公元485年，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经在京城附近实行过计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广、改进百发展起来的。另外，中国古老的一夫受田百亩的井田制以及西晋占田制，都给了均田制以经验借鉴。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授给，以备休耕。露田不得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者归还官府。桑田则永为个人所有，不须归官。桑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桑田须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不宜种桑之地，男子给麻田四十亩，妇女五亩。 （二）奴婢和耕牛参加授田。奴婢依一般农民授田。耕牛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牛。 （三）田地缺乏地区，允许农民“逐空荒”，迁往他郡。 （四）犯罪流徒户或绝户，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顷，郡丞、县令六顷。公田不得买卖。 在均田制颁布的同一年，又宣布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由本乡有威望者担任。三长制代替了过去的宗主督护制，改变了“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李冲传》）的状况，使趁着管理混乱，荫庇大量人口的汉族大地主受到约束和打击。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当时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后很有识见，她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魏书·李冲传》）。在她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推行。 与均田制、三长制相辅相成的还有新的租调制。北魏原来实行的租调制很混乱。“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于户籍不清，人民负担重。实行新的租调制后，规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类推。家庭作为受田纳税单位，人民负担有了一定之规。故“事（指新租调法）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年安之”（《魏书·食货志》）。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历史上的突出事件，其影响是值得重视的。单就北魏的统治来说，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实施，使鲜卑贵族在新的基础上与其统治区内的汉族地主取得一定程度的协调，也使之与一般汉族百姓的矛盾趋向缓和，对于巩因北魏政权，有其有利的一面。 孝文帝在社会经济领域年的改革是有成就的。均田制的实施，可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得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从而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地主的兼并也受到一定限制。北魏朝廷大为头痛的流民和粮食问题，在均田制实行后，情况有所改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且事出空前，也难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因而也带来很多弊病。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会矛盾的暂时缓和所掩盖，但根源仍在，在改革几十年后便爆发了六镇起义。 第四章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第一节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北魏的东西分裂大起义的历史背景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新都洛阳繁荣起来。《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洛阳的景象：“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观楼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到孝文帝的第三代继承者孝明帝时，史称其“魏累世强威，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景况仍然可观。 然而，经济繁荣的结果并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从中获益。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相反，汉化的鲜卑贵族很快坠入锦衣玉食之中，迅速走向腐化。 孝文帝时，贪污之风虽很盛行，然由于孝文帝采用严刑峻法，尚能控制局面。史称其时“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志》）。宣武帝即位，形势发生变化，宣武帝对贪污腐化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就很奢侈，无心于朝政。上行下效，“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北魏统治集团生活日趋腐朽。胡太后临朝时，奢侈之风更盛。最典型的是高阳王雍和河间王琛。“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锺）、马脑碗、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增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这些惊人的财富，无疑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河间王琛，在宣武帝及孝明帝两朝皆作定州刺史，他“在州贪惏”。连胡太后也觉得他贪心无厌，下诏：“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致。”（《北史·河间王若传》）为饱私囊，朝廷甚至卖官鬻爵，“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遂传曾孙晖附传》）。仕人买官花了钱，及到任上，就大肆搜括，加倍贪婪地吮吸人民的血汗。 孝文帝时所行均田法，这时也被破坏。原来规定不得买卖的公田和露田，都可以买卖。露田流动尤为严重，因为“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通典·食货典》）。在均田制下有田可耕的农民，又开始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使北瑰经济潜伏着危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本来就有对南朝用兵的因素。迁都之后就改变了自己一度奉行的与南齐和好的政策，开始大举南伐。尽管每次几乎都以无功告终，仍然不肯罢休。这时因洛阳位于黄河之南，与南朝相接壤，既要保卫洛的安全，就必须将南朝长江以北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孝文帝每次出击，目标都在义阳、淮上、宛、邓等地。宣武帝、孝明帝时，战事未休，反而有扩大之势。人民要负担兵役和作战物资，苦不堪言。当时，“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以至“死丧离旷，十室而九”。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民对北魏政权的敌意更加强烈。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爆发的。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又爆发了关陇、河北、青州起义。 以六镇起义开始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六镇，一般是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之外，又有御夷等镇。大部位于北魏的北方边境，即今内蒙古境内。六镇是北魏的军事要塞，历史上曾一度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北魏原来一直以平城为国都，为了防御北边的柔然南下，拓跋焘设此六镇，以拱卫都城。当时，六镇将领，乃至一般士兵，身份都是比较高贵的，在六镇作兵是光荣的。“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齐书·魏兰根传》）他们“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深附传》）。然而，在迁都洛阳之后，平城不复为国都，六镇也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将兵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远在漠北，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劣势。氏族部落成员当兵是义务也是权利，拓跋氏封建化后，兵户身份低人一等。加上汉化后的北魏政府受到汉制度的影响，常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六镇为兵，更使六镇兵民的处境不佳。六镇将兵中，不满情绪逐渐增长。孝明帝时，有一个叫魏兰根的官吏对此情况深表忧虑。他告诉尚书令李崇说：“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他建议北魏朝廷采取断然措施，“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北齐书·魏兰根传》）。李崇亦深以为然，上奏朝廷，朝廷竟不闻不问。 起义终于在六镇首先爆发了。 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镇，怀荒镇民请求开仓取粮，武卫将军于景无理拒绝，镇民不胜忿恨，遂起兵造反，杀了于景。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姓）拔陵（名）亦聚众起义，杀镇将，改元真王。其余各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卷一四九）。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破六韩拔陵引兵南向，派别帅卫可孤包围武川和怀朔两镇。朝廷派临淮王或都督北讨诸军事。彧为人胆小，顿兵不进，武川、怀朔俱为起义军所陷。不久，破六韩拔陵与彧激战于五原，彧大败，朝廷罢了他的官。这时，魏肃宗改派李崇率兵前往讨伐，双方战于自道，李崇副手崔逼被打得单骑逃命。李崇亲自迎战，也出师不利。起义军声势更大，二夏（夏州、东夏州）幽、凉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朝廷见此情况，慌忙下诏“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军籍），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资治通鉴》卷一五○）。并派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但这些笼络政策根本不起作用，起义之势一发不可收。公元524年，在高平镇（今甘肃固原），有赫连恩等人的起义，推敕勒首长胡琛为高平王。在秦州（甘肃天水），有羌人莫折大提起义。在秀容（山西忻县），有乞伏莫于的起义。在关中一带，有被迁徙到关中的蜀人起义。在汾州一带，有胡人起义。几乎整个魏的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在起义浪潮冲击之下。 公元524年夏天，羌人和氐人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和新秦州（今甘肃武都、成县一带）起义，反抗北魏统治，推莫折大提为首领。不久，莫折大提死，他的儿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向东攻下了歧州（陕西凤翔南），杀北魏都督元志。向西攻下了凉州。后来，在黑水（陕西兴平西）为魏将崔延伯、萧室寅战败，退回陇西。 公元527年春，莫折念生率部反攻，大败萧宝寅于泾州（甘肃镇原），攻占了东秦州（陕西陇县）、北华州（陕西黄陵南西），东下潼关，威胁洛阳。北魏统治者一面调集大军防守，一面收买起义军将领，进行分化。这年秋天，莫折念生被叛徒杀害。以后，这支起义队伍大部集合千万俟丑奴领导之下。公元530年，万俟丑奴在关陇地区为魏将尔朱天光所灭。 魏无法对付破六韩拔陵起义军，便请柔然王阿那瓌前来助战。公元525年，阿那瓌率柔然兵十万，自武川西向沃野，进击起义军。破六韩拔陵军被击败，部众二十万人降魏。魏将起义军分化瓦解，派往内地冀（河北冀县）、定（河北定县）、瀛（河北献县）三州就食，想就此扑灭起义烈火，然起义军分散到三州后，活动并未停止，他们又在三州展开了斗争。 胡琛起义军据有高平，声势也很大。胡琛大将万俟丑奴等进攻魏泾州。 这时，攻破莫折念生的魏将萧宝寅、崔延伯引兵驻于安定，兵众十二万，铁骑八千，军威甚盛。丑奴先以轻骑扰之，不等交战，就故意避走。崔延伯十分骄傲，派兵出击。将战，有起义军数百骑手持降书，请求缓师。崔延伯未及阅视，起义军从东北杀出，与伪降数百骑汇合，腹背夹击。起义军皆轻骑，而魏兵骑步相杂，战久疲乏，被起义军打得惨败，死伤近二万人。崔延伯再次孤军出击起义军，又被起义军打败。崔中流矢死，士卒死者万余人。这次胜利，意义重大。史称：“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朝野为之忧恐。于是贼势愈盛。”（《资治通鉴》卷一五○）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起义，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玉，怀朔镇人高欢、尉景等皆从之。不久，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地戍兵响应，合众二万，归于社洛周旗下。杜部向南发展，连克幽州、定州。后来，杜洛周为葛荣所杀，这支队伍归入了葛荣领导的起义军中。 公元526年，沃野镇降人鲜于修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又攻破定州、燕州（京郊昌平）。鲜于修礼为内部叛徒杀死，葛荣代统部众，于博野县境（河北博野）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改元广安。葛荣都是北魏末众多起义军力量最强的一部，号称百万之众，占有冀州、定州、瀛州、沧州、殷州五州地。葛荣军南下，前锋已过汲郡城（河南汲县），危及洛阳，朝廷大震。公元528年，尔朱荣亲率骑兵七万，以侯景为前锋，东出滏口，在邺城北大破葛荣军。葛荣被俘，被解到洛阳杀害。 在起义近于平息时，又出现了邢杲起义。这次起义，是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悲壮的尾声。 邢杲是魏幽州乎北府主簿。公元528年，他帅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在青州起义，自称汉王，改元天统。起义坚持了八个月之久，后在济南被魏上党王无穆及尔朱兆打败。邢杲牺牲。 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北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中原历次农民起义不同，这是一次鲜卑、羌、氏、汉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黑暗统治的联合行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统治，促进了这个日益走向腐朽的政权的瓦解。 北魏的分裂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北魏皇朝徒具形式，实权落到了靠镇压起义起家的尔朱荣手中。 尔朱荣的父亲“家室豪擅，财货丰赢（盈）”，与北魏朝廷关系十分密切。“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魏书·尔朱荣传》）北魏都城迁洛阳后，朝廷亦给他家以特殊照顾，允许“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后，尔朱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积极镇压人民起义，侯景、贺拔岳、高欢等人都先后投靠了他，成为北魏后期一支主要的军事势力。 当时，朝廷政治昏暗，胡太后权倾天下，与儿子孝明皇帝不合。公元528年，孝明帝密令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的尔朱荣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魏孝明帝又密令尔朱荣不要来洛阳。胡太后用毒药鸩死孝明帝，立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年方三岁。尔朱荣立长乐王之子修为帝（魏孝庄王），以“入匡朝廷”为名向洛阳进兵，杀北魏朝臣二千多人，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史称河阴之变。经过这一次大屠杀，北魏朝廷实力几乎全部被消灭。尔朱荣尽掌朝政，视孝庄帝为傀儡，引起孝庄帝及朝臣不满。永安三年（530）九月，孝庄帝设计杀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闻讯轻骑至洛阳，杀孝庄帝。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尔朱兆令部将高欢为冀州刺史，统率六镇流民。这些流民大多是葛荣余众，约二十万余，流入并州，穷困无以为生，多次举行反抗，都遭到尔朱部的残酷镇压。公元531年，高欢率流民到山东，据有冀、殷二州，势力进一步扩大，于公元533年消灭尔朱氏，杀节闵帝，另立元修为帝（魏孝武帝）。元修不愿受高欢的控制，于公元534年逃出洛阳，投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国。高欢立元善见为帝（魏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宇文泰于公元535年杀死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西魏文帝），都于长安，史称西魏。东、西魏的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高欢、宇文泰的手里。北方又进入了分裂时期。 第二节东、西魏的战争高欢、宇文泰在东、西魏的掌权在尔朱荣的势力衰亡之后，北方又出现了两个掌握大权的人物。他们乘机起来，分据关东、关中，各拥一主，彼此之间争战不休。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 高欢是汉人，因累世在北方边镇生活，“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神武纪上》）。这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边军镇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高家系犯罪的徒户，地位更是低贱。高欢家贫，娶妻之后，因妻家财富较丰，才有了一匹马。他从府户升为队主，后又为函使（信使），往来于洛阳至北镇之间递送公文。有一次，他到洛阳给令史麻祥送信。麻祥让高欢吃肉，高欢便随便地吃起来。麻样认为高欢目无尊卑之分，生性傲慢，打了他四十大板。这一次受辱使高欢十分震动。他返回怀朔后，开始倾家产而结宾客。亲戚朋友不理解，问他缘故。他说：我到洛阳，见宿卫羽林把领军张彝的房子烧了，朝廷怕得罪他们竟然不闻不问。政治昏暗到如此地步，财物岂能守得住？他没有谈自己受辱之事。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起义，高欢率其心腹好友前往投奔。但不久就对杜洛周心怀不满，想谋杀杜洛周。事情暴露，差一点丧了性命。他又转投葛荣，最后投奔到了尔朱荣的门下。他为取得尔朱荣的信任，向尔朱荣献计，颠覆朝廷取而代之：“方今天子愚弱，太后，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北齐书·神武纪上》）尔朱荣听了十分高兴。从此高欢受到重视，“每参军谋”。有一次，尔朱荣向左右说：“一日无我，谁可主军？”旁边的人都回答可用其侄儿尔朱兆。尔朱荣不以为然，他认为尔朱兆只可统帅三千骑，而可代他地位的人只有高欢。 公元530年，尔朱荣为魏孝庄帝所杀。后尔朱兆又杀孝庄帝，另立长广王晔为帝，改元建明。高欢被封为平阳郡公。他与尔朱兆之间屡有冲突，但由于势力未丰，故只好忍气吞声与之合作。 当时，葛荣降户二十余万流入并、肆（山西忻县西北一带），为胡人虐待，穷困无以为生，前后进行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被诛杀者将近半数。尔朱兆深以为患，问计于高欢。高欢乘机要求统帅这支降户队伍。从此，高欢摆脱了尔朱兆的控制，以六镇降户作为自己争夺权位的本钱，与尔朱兆展开了角逐。尔朱兆勇而无谋，远不是高欢的对手。公元532年，高欢以少胜多，在邺城附近的韩陵，大败尔朱氏。不久，高欢进洛阳，废节闵帝元恭而立孝武帝元修。孝武帝封高欢为大丞相、大柱大将军、大师，世袭定州刺史。高欢实际上控制了朝政，他专横拔扈，很快与孝武帝发生矛盾。孝武帝不堪忍受，于公元534年，西奔长安，投依宇文泰。高欢改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高欢立元善见，不过是找到另一个傀儡而已。他居千晋阳，遥控邺地朝廷。“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北齐书·神武纪下》）。 宇文泰，武川镇人。其祖先是匈奴族宇文部，因长期与鲜卑人相处，混杂而居，也就鲜卑化了。 破六韩拔陵起义时，宇文泰之父宇文肱也曾参加，但不久叛变了，杀破六韩拔陵得力将领可孤，降于北魏。后又转而投入鲜于修礼起义军中，在定州被北魏军所败，战死于阵中。宇文泰也曾随父参加过起义，后鲜于修礼被葛荣杀害，他又转投葛荣。宇文泰少有大度，工于心计，虽年仅十八岁，却得到葛荣重视，任以将帅。但他以为葛荣成不了大事，一直想叛逃。不久，尔朱荣镇压了河北起义军，葛荣被俘牺牲，宇文泰也为尔朱荣所俘，尔朱荣杀了他的三兄宇文洛生，又准备杀他。他向尔朱荣讲了自己的身世，叙说被迫加入起义军的经过，才得免一死。 以后，宇文泰跟从尔朱荣，在镇压北方人民大起义中逐渐显赫起来。公元534年，尔朱荣手下大将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部众推宇文泰为主，攻杀侯莫陈悦，关西遂为宇文泰所据有。 公元534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宇文泰鸩杀孝武帝，予公元535年另立孝文帝之孙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都长安，史称为西魏。宇文泰为太师、太冢宰，掌握着军政大权。 自此，依靠武力起家的高欢和宇文泰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一度繁荣兴盛的洛阳城，又一次化为灰烬，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东西魏之间的战争，小的不计，大的战争就有五次。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都是其中较大的战争。 公元538年，关中地区天灾严重，人至相食。高欢先发制人，于公元537年正月，乘机发动了对西魏的战争。令前锋窦泰率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令高敖曹率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高欢自己则率军赴蒲坂，造浮桥三座，声言要渡过黄河。蒲坂地于黄河弯曲处，隔河与潼关相对，为河东通往关中的要冲。宇文泰为了迎战魏军，进抵广阳。面对东魏三路大军夹击的形势，西魏将领都反对舍近袭远，主张分兵迎击。宇文泰则力排众议，主张舍其余两路，集中兵力，先消灭窦泰一路。他认为高欢造浮桥准备渡河，无非是虚张声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军主力，使窦泰军得以乘虚西入。再者，窦泰常为高欢前锋，屡战屡胜，必有骄心，不如径袭窦泰。泰军一破，高欢就不战自退了。如若先攻蒲坂，高欢扼前，窦泰袭后，那就表里受敌了。宇文泰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了他的从子直事郎中深的全力支持。 宇文泰为了迷惑东魏军，扬言欲保陇右，退还长安，暗地里则率军东出，日夜兼程，行抵小关。窦泰闻宇文泰军突至，自恃骁勇，赶忙从风陵渡过黄河前进。宇文泰选择了牧泽这一有利地形，四面埋伏，引诱窦泰进入泽中泥淖地重围。窦泰铁骑不得驰突，西魏军万弩齐发，窦泰军死伤大半，窦泰自己身上也中数箭，料知无法脱围，自刎而死。 高欢在蒲坂，闻窦泰军败，大恸，几乎晕倒，只好撤去浮桥，退回晋阳。只有高敖曹一路进展比较顺利，攻下了西魏上洛城，正欲向蓝田关进发，高欢恐孤军深入，传令招还。这一战役，历史上称为小关之战。 同年，东西魏之间还展开了一次大的战争。 这一次，是新胜的西魏主动出击，宇文泰亲自率领李弼等十二将领，以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连克盘豆、恒农两郡，虏俘了东魏陕州刺史李微伯及八千余名将士。黄河之北原来归附东魏的诸城也纷纷反叛，归于西魏。高欢即发兵二十万，由壶口直趋蒲津（黄河津渡，在山西永济境），令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迎战西魏军。 宇文泰发动的这次战争，是仓促之举。当时西魏境内大饥，虽然新挫东魏军，国力还是虚弱的。宇文泰率领将士不过万人，攻下恒农后，因粮草不足，竟逗留了五十多天。听说高欢将渡黄河，便匆忙引兵入关。东魏右长史薛琡向高欢建议：“西人连年饥馑，故冒死来陕州，欲取仓粟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饥死。宝炬、黑獭，何优不降，愿勿渡河。”（《资治通鉴》卷157）。东魏大将侯景也劝高欢不要全军渡河，以免为西魏一举全歼，高欢不听，执意率军从蒲津渡过黄河，直趋西魏腹地。宇文泰连忙派使者前往华州，命华州刺史王罴抵住东魏的进攻。王罴叫宇文泰放心，说“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果然，高欢见王罴守城坚固，不易攻下，只好转渡洛水，驻扎在许原西边（洛水入渭，许原大概在渭北洛南）。 宇文泰下令征发各州兵，一时未能召集。他想不顾兵力悬殊，与高欢决一死战。但诸将都认为寡不敌众，请等高欢西进再观形势。宇文泰坚持要立即出兵决战，他说：“欢奢至长安，则人情大拢。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他连夜叫人在渭水河上赶造浮桥，令士兵只携带三日粮，轻骑渡过渭水到达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水与渭水之间），距高欢军仅六十里。 宇文泰招集诸将商讨对付高欢的战略方案。开府仪同三司李弼建议：敌多我寡，不可与他们正面相抗。离沙苑东边十里有一个叫渭曲的地方，草深可以藏人，我们可以埋伏在那里等待敌人。宇文泰采纳了这一建议，命西魏军背水而阵，李弼埋伏在右边，赵贵埋伏在左边，将士都把武器藏在苇草中，约定闻击鼓声则一跃而起。快日暮了，东魏兵才到。东魏仗着人多，根本不把西魏兵放在眼里。高欢一声令下，个个争先恐后，都想速立战功，队伍不复成列。正在这时，宇文泰一声鼓响，士兵纷纷跃起。 李弼、赵贵铁骑从左右突入，把东魏军横截成数股，一时杀声震野。此战东魏惨败。 高欢还想收拾残军，再行决战。他派张华原巡视各营，照簿点名，无人答应。张华原急忙国告，“众已散尽，各营皆空了！”高欢还不想撤离，阜城侯斛律金在侧提示：“众心已经离散，宜速还河东为是！”遂命左右牵马来，敦促高欢上马。高欢上马后，仍据鞍不动，斛律金用鞭猛击马背，才向东驰去。到了河滨，忽闻后面人声马沸，料知有追兵到来，只好匆忙急渡，许多将士情急逃生，跃入河中，尽随水漂去。此役，东魏共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件。 宇文泰回师渭南... 7 （四）火炸药黑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发明和运用于军事，使兵器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从而由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兵器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一些国家又研究出栗色火药、无烟火药和各种炸药，用于枪炮作发射药和弹体炸药，黑火药的使用范围则大大缩小。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建立初期，枪炮发射药和弹体炸药均为黑火药，基本购自西方国家，并称之为洋火药。我国采用机器生产黑火药始于天津机器局。88年，天津机器局自英国购买机器，于870年建成一座生产黑火药的工厂，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蒸汽为动力，用机器生产黑火药的工厂。继之各兵工局厂也纷纷仿造各种规格的黑火药。虽然工厂较多，但是产量并不大，据对874至9年期间的不完全统计，各厂共生产黑火药92万磅。 随着远程火炮的出现，需要燃速较慢的火药。为降低燃速，美国于88年至882年期间，采用降低制造火药所用木材的焙烧温度制成棕色木炭以代替黑色木炭，将火药配方中的硫磺比例降低，用水压机将火药压成高密度、单孔或多孔的几何形状药饼（也称藕形饼），再经低温烘干，制成火药，因其颜色为栗色，故称栗色火药。我国生产栗色火药的仅有两家，天津机器局自887年开始仿制，898年具有年产栗色火药20万磅的生产能力；江南制造局893年开始制造栗色火药。自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炸药出现，取代了黑火药和栗色火药作枪炮发射药和弹体炸药，此后黑火药和栗色火药的使用范围更加缩小。 我国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于87至874年，在江南制造局制成镪水棉花火药，这是中国最早制造的硝化棉，但未正式投入生产。天津机器局自88年开始仿制硝化棉，883年获得成功，随后建厂大量生产，这时生产的硝化棉，主要充当炸药使用。中国无烟药的仿制与生产始于江南制造局。893年，江南制造局从德国购进无烟药生产设备一套，895年建成投产，这是中国最早的生产无烟药的工厂。此后天津机器局、湖北钢药厂、德州北洋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广东制造军械总厂等纷纷建厂生产无烟药。它们的建立，初步形成了我国的无烟药工业，仿制生产出各种枪炮所需的不同品种规格的发射药。 中国猛炸药的试制与生产起步较晚。95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军械司徐尚武试制成功苦味酸，但未投入生产。直到汉阳火药厂922年和924年先后研制成功苦味酸和梯恩梯以后，我国才开始小批量生产这种炸药。 化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贸易的不断发展，西方近代化学化工知识逐渐传入我国，中国近代化工技术由此而萌芽。 （一）西方化学化工知识传入时期（840—900）. 化学知识的传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兴办了工厂和矿山，修铁路，办电报，办学堂，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化学知识也陆续传入中国。855年，英国医生霍森（bejamihobso）编著的《博物新编》在中国出版，其中第一集介绍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谈及化学元素有5种，介绍了氧（书中称“养气”或“生气”）、氢（“轻气”或“水母气”）、氮（“淡气”）、一氧化碳（“炭气”）以及硫酸（“磺镪水”或“火磺油”）、硝酸（“硝镪水”或“水硝油”）、盐酸（“盐镪水”）等的性质和制造方法。此外，88年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格致入门》中也介绍了一些化学知识。第一位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化学知识来我国的学者是徐寿（88—884）。他在江南制造局参加西方科技书籍的编译工作前后达7年，共编译书籍3种，其中大多数是化学方面的著作。87年他翻译出版了《化学鉴原》一书，书中概述了一般化学教科书的内容，包括一些基本理论和各种重要元素的性质。此书曾风行一时，“对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此书述及的元素已有4个，徐寿首创的以西文第一音节造字的原则，被后来的中国化学界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译有其他化学著作，如《化学鉴原续编》，内容是有机化学方面的知识，《化学鉴原补编》介绍了无机化合物的知识，《化学考质》内容是定性分析，《化学求数》介绍定量分析，《物体遇热改易记》介绍了物理化学知识。8年，徐寿的儿子徐建寅（845—90）翻译出版了《化学分原》，介绍了定性分析的知识。 以上书籍的出版，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化学知识的各个方面，为近代化工技术在中国的萌芽创造了条件。 2.化工技术的传入。 随着化学知识的传入，化学工艺操作和技术也陆续传到了中国。880年，徐建寅和汪振声合译的《化学工艺》出版，书中介绍了制酸制碱等化工工艺知识。883年前后，徐寿还和一些人发起成立了“格致书院”，在这里举办一些讲座或科学讨论会，也向听讲人作示范性的化学试验。 化工工艺知识的传播促进了化工产品的制造生产。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首先在我国开设化学工厂，如853年，英商就在上海开办老德记药房，用以配制西药。870年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美查肥皂厂生产肥皂等产品。889年英商在上海开办美查制酸厂（后来改名为江苏药水厂），用铅室法生产硫酸，供银炉业提炼金银用。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办和民办企业也开始生产一些化工产品8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建成了采用铅室法技术制硫酸的工厂。87年天津机械局建立淋硝厂，也采用铅室法生产硫酸，日产量达年上海燧昌自来火局开始生产火柴，888年叶澄衷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第一厂”，每日可产梗硫磺火柴3万盒，约占当时全上海火柴日产量（包括外商办的火柴厂年，叶澄衷又在湖北汉口创办“燮昌火柴第二厂”，生产价廉物美的“双狮”牌火柴。889年唐廷枢创办唐山细棉土厂（今启新水泥厂）开始生产水泥。895年江南制造局试制成功无烟火药，并在上海建立了单基无烟火药厂。 （二）化工技术的萌芽时期（90—99） 随着化学化工知识的传入和少量化工产品的生产，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近代化工技术进入萌芽阶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减少，稍具规模的民族工业开始生产纯碱、硫酸铵化肥和一些轻化工产品，中国基础化学工业由此起步. 制碱。 纯碱是一种基本化工原料，制碱工业是中国化学工业中历史最久的行业。903年，内蒙古鄂托克旗王爷下令放垦土地，山西人李京客在白彦淖设立“大兴号”作坊，开始生产锭子碱。后来，山东人郭永熙设立“天聚泉”碱厂，每年可产0万公斤的碱锭。其生产工艺为将取自碱湖里的碱块放入化碱锅化成**，除去泥沙杂草后澄清，加入熬碱锅熬浓结成碱锭。每口锅出一个碱锭子，约50公斤。山西人郑氏（名字不详）在郭永熙之后，在内蒙古察尔汗也用相同方法生产锭子碱。 90年，北京人董立衡买下吉林省大布苏湖的开采权，成立“天惠”公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982年版，第20页。司，生产面碱。其生产工艺与天聚泉厂基本相同，年产面碱700—800吨，产品畅销东北三省。由于质量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面碱出口日本，为当时天然碱工业之最。与此同时，有人在吉林省双辽县创办郑家屯鱼碱公司，在玻璃山设有7家作坊生产面碱（年产900吨）和砖碱（年产20吨），从业人员达05人。在20世纪初至大连碱厂投产前30年间，天惠和郑家屯鱼碱公司的产品基本控制我国东北市场。 97年，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后改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99年在塘沽建设永利碱厂，采用苏尔维法（solvayroess）生产纯碱。但这一技术当时为苏尔维公司所垄断，从美国买到手的只是落后的设计图纸和设备。范旭东邀请当时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化学家侯德榜回国担任总工程师。在没有专利的情况下，从事制碱技术的探索，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在924年生产出第一批纯碱。 2.制酸。 硫酸工业在中国起步较早，继十九世纪下半叶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械局用铅室法生产硫酸之后，98年河南巩县兵工厂首次采用当时先进的接触法工艺生产硫酸。此厂用煅烧硫磺产生二氧化硫，再通入空气在催化剂铂作用下生成三氧化硫，进而得到硫酸。 3.氮肥。 中国最早生产的氮肥是硫酸铵。9年，抚顺煤矿门德式煤气工厂，采用硫酸吸收煤气中的氨这一工艺，生产硫酸铵。99年鞍山制钢所开始炼焦，并用同样方法副产硫酸铵肥料。用以上方法生产的硫酸铵产量极小，谈不上规模生产。 4.轻化工。 这一时期，我国民族资本家在沿海城市陆续建起几个化工厂生产轻化工产品。95年上海建起了开林油漆厂和瑞太石粉厂。98年在上海开设振华油漆厂和永和实业公司，主要生产厚漆、喷漆。98年日本人在大连设厂开始生产二硝基氯苯及硫化黑染料，年生产能力后来达到2000吨。次年，中国商人开始在青岛、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创办了一些染料厂，主要生产硫化染料，所需中间体从国外进口，大多是将国外的原染料运来后拼成各种商品染料。99年上海大丰化工厂开始生产无机盐类产品。 95年，归国华侨在广州开设“广东兄弟创制树胶公司”，开始生产胶鞋。此后在上海相继建立上海正泰化工厂、大中华橡胶厂，它们生产的双钱牌，箭鼓牌胶鞋和回力牌球鞋等产品，在东南亚享有一定的声誉。99年由袁良、钱赏延等集资设立北京溥益实业公司，在山东设制糖厂和酒精厂，利用甜菜作原料，用双碳酸法制白糖，日产糖可达50吨，用糖密发酵法制酒精，每日可生产9％的酒精7000余磅。 上述化工厂生产所需的原料、设备，部分或全部需依赖进口，生产技术大多十分落后，中国化学工业还要走很长的路。 第六节轻工业纺织从840到99年，我国的纺织技术就总体来说，经历了由引进西方技术，逐步推广集中性工厂化生产，到开始消化仿制动力纺织机器的过程。即由手工业逐步向近代大工业过渡。 （一）840年前后我国纺织技术状况.纺纱技术。 840年前后，我国手工纺纱机器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纺纱有多种形式复锭脚踏纺车，一人可以同时纺2—3根纱。欧洲产业革命前也曾出现过有2个锭子的纺车，但“能够同时纺2根纱的纺纱工人，几乎和双头人一样不易找到”。 合股拈线广泛采用20锭转轮推车式拈线架和5锭退绕上行式竹纺车，这也都适于相当规模的手工作坊使用。 以上这些与西欧产业革命时期所推广的机器相比，纺车上还缺抽长拉细的牵伸机构，因此牵伸是在人手和锭尖之间进行，难以多锭化。至于拈线则除了未使用“二次能源”（蒸汽发动机）之外，一点也不落后。而且诸如上行式加拈方法，现代最新式拈线机上还在采用。 2.机织技术。 840年以前，我国的手工机织技术，在制造高档、精美产品的领域中，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各地因地制宜广泛使用传统的大花本花楼机、丁桥2形多综多蹑（踏板）机、竹笼式提花机、绞综纱罗织机等多种织机，用来织造丰富多彩的丝、麻、棉、毛织品。大花本花楼机传到欧洲后，法国人发明了回转打孔纹版和横针来代替线编花本，用来作为花纹信息的存贮器。后来又加上动力驱动，到80年造出了贾卡提花机。多综多蹑机用纹链和转子取代蹑和丁桥，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多臂织机。纹综纱罗织机更换了综的材料，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纱罗织机。这些织机近代化的改造，虽都由欧洲人完成，但渊源关系是很明显的3。 用于生产大宗织物的，840年之前我国早已普及了脚踏提综开口、手投梭的狭幅木织机。大多数用水平式机架，局部地区也有采用直立式的。十八世纪中期，欧洲人发明了手拉滑块打击梭子，使其沿筘座旁的走梭板往复滑溜的“飞梭”机构。以后，又发明了用踏盘（凸轮）压镊代替足踏，曲轴推筘打纬代替手拉，再加上动力驱动，就演变成近代的“力织机”。 西欧产业革命以后，动力纺织机器连同工厂化大工业生产方式逐步传入我国。 （二）动力纺织机器的引进和推广.纺纱机器。 马克思《资本论》第卷，人民出版社975年版，第397页。 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984年版，第70、9桥，在密排的踏板上有散布的如过河踏步石相似的凸栓，以备足踏，避免相邻踏板的动作互相干扰。3参见陈维稷《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84年版。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开始引进西欧动力纺织机器。如甘肃织呢局引进德国全套粗梳毛纺纺纱、织造和染整设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局引进英国和部分美国的全套棉纺和棉织机器。当时棉纺的工艺流程是原棉要经过松包、给棉、开棉、再经3道清棉；头道清棉成卷后，在第二、三道都是4个棉卷并合；三道棉卷经梳棉成生条，再经3道并条，每道都以根并合，最后成为熟条；然后通过3道粗纱机纺成粗纱，最后上细纱机纺成细纱。本厂自用的纱送去络筒或卷纬，销售的纱则经摇绞打包出厂。粗梳毛纺工艺流程，则几乎和现代一样。这些引进机器的技术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但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纺织技术人员，起初掌握不了关键技术。对于原料选配、防火措施、工艺操作、生产调度等都一无所知，完全依赖聘请的洋技术人员，以致洋人一走，不久便发生甘肃织呢局锅炉爆炸（882年）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全部焚毁（893年）的重大事故，导致全厂停产。当时引进的设备也多不能与国产原料相适应。机器的制造质量也完全不能与后来所造相比。如当时牵伸罗拉未经淬火，易于磨灭；皮辊芯子固定，常有轧煞，影响产品质量。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我国棉纺厂生产棉纱以4英支为主，用于织造4磅布。生产率每锭每24小时约产4英支纱磅。工人当车能力清棉每机人，梳棉每台人，粗纱每台2人，细纱每台（400锭）4人，摇纱每台—2人。此外还有出废花、收回花、送筒、掮纱、收管、摆管、帮接头等辅助工人。总计每万锭的工厂需用工人约50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日本等外资纺织厂在中国相继开办。英国、日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传入中国。接着民族资本纺织厂渐多，他们聘请归国留学生，特别是曾在日资在华工厂工作过的人为技术骨干，并逐步开始自行培养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这样，中国人才逐步掌握动力机器纺纱技术，并且进行局部的改进，使外国制造的机器能够适应中国的原料、市场和环境条件。在工艺和技术管理方面，也逐步掌握了随纱的支数、用途、季节等条件而选配适当长度、粗细、强力、转曲、色泽的不同原棉。设备保全、保养方面，学会了平车、揩车、磨车以及定位、吊线、求水平等技术。运转方面则推行了分段、换筒、落纱、接头、生头以及加油、清扫等的合理化工作法。为了交流研讨技术，出刊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恒丰纺织技师手册等书刊。 2.机织机器。 我国引进动力机织设备始于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甘肃织呢局引进的全套德国造毛纺织染设备中，包括普通毛织机20台，提花（贾卡）毛织机、卷纬机、整经机、浆纱机各台。上海机器织布局从英国和美国引进的全套棉纺织设备中，包括络纱、整经、卷纬、浆纱、穿经和大量棉织机。当时的织机还是人工换梭，没有断经自停的“力织机”，用蒸汽机的动力，通过天轴（或地轴）集体传动各机。操作技术和工艺都是由聘请的外国技术人员传授的。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我国已有动力棉织机4000余台，动力毛织机00余台，以及与之配套的络、整、浆、穿等准备机械。由于当时没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当车能力很低。如棉织机每人台，整经机2人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三十年来中国工程》，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页。 台，另外还要配备帮接头等工人。00台棉织机的车间，要用工280人，而且男工的比例很大。直到抗日战争前夕，所产棉布以磅粗布和2磅细布为大宗，花色布很少。因此棉织厂大都是平纹机，很少采用有梭箱调换运动的多臂机2。 至99年，我国棉纺有43万锭，其中日资33万余锭，英资24万余锭。纺织厂附设织机近8000台，内日资近2000台，英资近2400台。不包括半机械半手工和手工织机。初步形成了纺织大工业。 陶瓷清代后期，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与中国相反，从中国学会了瓷器烧制的欧洲人，在产业革命之后，借助于近代科学的兴起和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生产，陶瓷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近代的化学和矿物学知识，使他们在制瓷的原料和釉料的选择和加工上更趋于合理，机器的加工，特别是成型技术不仅保持了瓷坯的成型质量，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他们生产的瓷器在质量上逐渐赶上和超过了中国，在生产的数量和成本上也是中国难以相比的。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陶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日本的制瓷业也发展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瓷器已可与英、德、法等国相抗衡了。 鸦片战争后，享有种种特权的西方商人在疯狂地掠夺中国财富的同时，也把大量洋货倾销于中国市场。不能自主的海关保护不了中国脆弱的民族工业。中国瓷业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原料、传统的技艺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面对洋瓷的挑战，处境十分艰难。这种处境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它仍然是一些规模小、生产零散的手工作坊，无论在资金、技术、产品和市场等各方面都缺乏竞争力。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的趋势更为明显。 甲午战争后，中国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开始在中国的瓷业中推行一些改革，并创办了一些新型的瓷厂。其中最典型的是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公司的创建。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景德镇由江西与安徽的通道变成军事重镇，数载的战火致使景德镇庐舍为墟，百业尽废。光绪年间，稍微恢复了一点元气。甲午战争以后，清廷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工业法典《公司律》，于904年颁布实施。在这种形势下，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宣告成立，原定为官商合办，但由于商人害怕“受制于官”而心存疑虑，907年经商人曾铸禀请农工商部按照《公司律》，改归商办。与此同时，制瓷原料蕴藏量极为丰富的湖南醴陵，也创办了一个官商合办的“湖南瓷业公司”。原先醴陵只有一些小的手工作坊生产粗瓷，自湖南瓷业公司成立后，开始大量生产日用细瓷，并创造了釉下彩瓷的新品种，由此一举成为当时的制瓷重要产地。此外，903至908年间在农工商部注册的陶瓷厂还有9个。这些陶瓷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陶瓷业发展的一个。然而当时由于社会动荡，国内环境很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私营企业又要面对大量倾入的洋瓷的竞争，如据不完全统计，93和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程》，《纺织染工程》，945年，第9卷第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937年第期。920两年洋瓷输入的情况如下瓷输入统计表单位银两英国德国俄国日本香港（英） 93年7920年974（美国）7377时间国别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的洋瓷，价廉物美，在中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中国瓷业则处境艰难。 面对洋瓷的激烈竞争，中国瓷业只有迅速走上工业化的生产道路，凭借国内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与之相抗衡。但这条路在已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很难行得通的。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瓷业只能另辟蹊径，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瓷器的特色，发展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中国仿古瓷器的生产在清末民初已有相当规模。早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精工仿制的上自战国金银铜壶，下迄唐三彩及定、汝、哥、官、钧窑的瓷器，大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真伪难辨的程度。有此基础，且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及多种色釉的传统工艺并未完全失传，因此所制仿古瓷器甚为精致，不仅在国内有买主，同时也走上了国际市场，深受外国收藏家欢迎。日本收藏家上田恭辅曾提到“今日市场（指中国）之物，大抵为摹仿品或后世之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炉均、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艺术瓷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瓷业生产的另一个特点。中国传统的瓷业造就了一批能工巧匠，他们在精细瓷的装饰艺术上充分发挥了才干，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在艺术瓷的制作中，他们不但继承了原有的锥拱、玲珑、镂雕等技艺，而且还吸收了西方的雕塑技法，使美术瓷中的人物一改过去的单调呆板模样而变得生动活泼，瓷雕如“太白醉酒”、“蚕食”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内容。另外，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浅绛彩技法。由于这是一种费时的人工彩绘，所以产量很有限，不合大量生产的要求。 然而，尽管上述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在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粗瓷的生产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广大劳动群众，买不起洋瓷，也不需要仿古瓷或艺术瓷，这种状况不能不对整个瓷业产生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列强忙于战事，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趁此机会，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国内一片“抵制洋货”，“收回权益”的口号下稍微有些发展，新式的瓷厂又建了几个，例如94年吉林建起了中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95年浙江创办了泉色瓷业工场；此外还有福建的凤济公司，四川的蜀瓷公司，山东的博山瓷业公司，河南的新安瓷业厂，河北的北京瓷业公司，山西的晋艾陶器有限公司及辽宁的肇兴窑业公司等。这些制瓷企业的规模和产量都不大，又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及政府的苛捐重税，以致它们只能维系生产、部分解决国内低档次的瓷器需求。这些新式的瓷厂在制瓷技术上已开始采用碎石机粉碎原料，采用石膏模法铸坯，采用雾吹器上釉，采用刷花法或贴花法装饰等，但是这些技术上的初步改进与西方瓷业的生产技艺和生产效率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造纸（一）中国传统手工造纸业的衰落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造纸工业步入了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一方面是传统手工造纸业的日益衰落，另一方面是近代机器造纸业的开始萌芽。 我国传统的手工造纸业到了明清时期虽在个别地区已出现过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造纸业，但为数甚少，生产规模也很小。从总的情况来说，我国手工造纸业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家庭副业状态，仍沿袭使用传统的生产工艺和简陋的工具设备，存在劳动生产率低，生产周期长，产量低，成本高等缺点。 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叶，由于印刷业的机器化和报纸业的出现，西方造纸工业的机械设备和生产工艺不断出现新的发明创造，如荷兰式打浆机、加压蒸煮锅、造纸机以及化学法和机械法制造木材纸浆的技术等等。清嘉庆三年（798）法国人罗伯特（发明了长网造纸机后，804年在英国正式投产。从此欧美各国逐渐由手工造纸发展为机器造纸，根据社会需要，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产品种类增多，质量日益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近代化的工业生产。而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直到清朝晚期仍闭关自守，使我国的传统手工造纸技术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从此我国的造纸技术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 840年鸦片战争后，适应现代生活的“洋纸”（即进口机制纸）便开始涌入中国市场。由于洋纸的大量倾销，使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市场逐渐被洋纸所侵占。 由于西学东渐，国内新的文化教育和出版印刷事业逐渐兴起，社会上所消费的纸张，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在品种规格和质量方面均有了新的要求。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其特性只适用于毛笔书写、绘画和一般旧式账册、单面印刷书刊，而不适于钢笔书写和新式印刷的要求，于是，大量的纸张便只有依赖进口的洋纸。在传统手工纸中，只有专供中国书法绘画和毛笔书写信札文件的高级纸张如宣纸、连史纸等尚能在纸张市场中保持一定的地位。95年安徽泾县生产的宣纸还以其优异的质量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国际金质奖章，这是我国纸张当时唯一获奖的优质产品。 （二）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洋务运动影响下中国机器造纸业的诞生。 在晚清时期掀起的“洋务运动”影响下，社会各阶层开展了“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爱国主义热潮。新式的机器造纸工厂也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30年期间，从无到有，陆续建成或筹建。这一时期建成的不同规模的一批机器造纸厂约有30家，这是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开端。 关于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在近百年来有关历史文献中都认为“清光绪十七年（89），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办伦章造纸局，是我国机器造纸厂的嚆矢。”但实际上李鸿章并非我国机器造纸厂的首创者，伦章造纸局也不是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根据多方面的历史考证，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是在884年投产的设于上海杨树浦的上海机器造纸局。该厂是由官僚资本家曹善谦（字子挥）于882年筹建，并获得当时清政府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批准而创建的。此厂即现在上海天章记录纸厂的前身。 继上海中国机器造纸局之后，又有广东的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890年）、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华章造纸厂（90年）、上海龙章造纸厂（907年）、湖北武昌白沙洲造纸厂（909年）等一批机器造纸厂相继建成投产。2.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 我国早期建成的机器造纸厂均是成套引进国外的机器设备，并聘用外国造纸专家为技术顾问。生产纸浆所用的原料主要是破布、稻草、竹子、废纸等，而木材纸浆尚不能生产，仍要靠从国外进口。就是制造纸浆所需的化工原料和造纸机上所用的重要器材如铜网、毛毯等也要依赖进口。这批早期的民族造纸工业，由于多种原因，虽历时30年，但进展缓慢，效果不佳，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失败破产。但是，它们对于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发展是具有启蒙作用的。 在我国机器造纸业萌芽的时期，中国人也开始到国外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由于当时东邻日本的机器造纸工业已渐趋发达，最早到国外学习的人员大多是去日本，随后又有前往英、法、德、美等欧美国家去学习的。光绪二十二年（89）由清朝廷公费派遣8人到日本学习造纸和印刷技术，各地官府也派有官员赴日参观学习，民间也有自费赴日学习的。这批留学人员中的不少人后来在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出国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的同时，我国少数著名的传统手工纸生产人员也有到国外参观学习的，对手工纸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清光绪十八年（892）安徽泾县小岭的曹廷柱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纸业，探求改良传统手工造纸之法。曹廷柱见日本手工造纸均用洋碱蒸煮原料，用漂白粉漂白纸浆，效果显著，使用方便，归国后即提倡用进口洋碱和漂白粉代替原来使用的桐碱蒸煮原料和日光漂白，此后逐渐在宣纸和其他手工纸生产中得到推广。光绪三十年（904），河北省迁安县的实业家李显庭曾三次到朝鲜平壤参观学习手工和机制高丽纸的生产技术，回国后用当地的桑皮原料仿制出糊窗和书画用的高丽纸，并建成河北省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显记造纸厂，生产机制高丽纸。从此，迁安的手工和机制高丽纸长期并存，现在已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迁安书画纸”。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94—99）机器造纸工业的短暂发展中国机器造纸工业在发展初期即受到进口洋纸的压力。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洋纸的进口数量逐年迅猛增长。国产机制纸因抵不住洋纸的沉重压力而生产仿手工纸如连史纸、毛边纸等产品，而这些是传统手工纸中的高档产品，这就使得手工纸的生产受到了侵占排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涨，形势有所好转，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又有所发展。在这期间又有四家新厂建成投产，其中坐落在汉口谌家矶的财政部造纸厂是清皇朝及北洋政府相继投放巨额资金创设的官办企业。该厂主要生产钞票纸，资参见缪大经《上海机器造纸局——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3期，第24—27页；罗端阳《也谈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3期，第28—29页。参见曹天生《中国宣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993年版，第2页；马咏春《迁安造纸考察散记》，《纸史研究》第期，第3—9页。 金雄厚，规模宏大，机器设备齐全，均系购自美、德、比各国，并雇用了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但是官办企业受官僚的影响，投产后生产很不正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长期亏损，从95年开工生产不到年，即于92年被迫停产。 在94—99年间，全国实际运营生产的机器造纸厂只有8家，年生产能力为9334吨，总资本额元，职工共205人，全年总产值为22770元。因为机器造纸厂在轻工业中投资较多，建设时间较长，利润也不如当时的棉纱、面粉等行业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印刷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近代前期（840—99）的印刷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印刷为主导的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期。 （一）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与兴盛.雕版印书业的发展与兴盛。 古代的中国，雕版印刷主要用来刻印书籍。直至清末，全国各类图书，除少数为传统的活字印刷外，绝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的。 中国的雕版印书，历来分官、私、坊刻三大系统，其中以官刻图书为多。（）官办雕版印书系统。官办雕版印书系统，由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官办刻书机构组成。清代中央刻书集中在武英殿。武英殿刻印的图书，史称“殿本”，创于康熙朝，盛于乾隆朝。同治八年（89），武英殿失火，损失惨重。光绪年间，随着变法、革新措施之施行，虽曾一度中兴。然其刻书数量和质量均赶不上康乾二朝。近代前期的雕版印书主要集中在各地的官书局。官书局是清末州府县衙等地方政府设立的刻书机构，所刻图书，史称“局本”。局本的刻印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是清末刻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官办刻书系统。 官书局的创立，与太平天国的反儒政策及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太平天国执行反儒政策，对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系列毁灭性措施。马寿龄著《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之《禁妖书》载“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可见，太平天国对儒家及其经籍的打击措施是非常严厉的。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83年，曾国藩率先在南京创设“金陵书局”。此后各地纷纷创立官书局，出版了大批图书。其中以87年在浙江杭州创办的浙江书局、87年在武昌创办的崇文书局、88年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局刻书最多。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对刻书也颇为重视，设有庞大的出版刻书机构诏书衙、诏命衙、刊书衙、宣诏衙、镌刻营和刷书衙，分别承担着图书的编辑、刻版、刷印与发行任务。 （2）私、坊雕版印书系统。在清末，私人集资刻书已成为被人推崇、兼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89年版。 朱自嘉《官书局书目汇编·缘起》。 《贼情汇纂》卷4。 文化与福利性质的、有惠于社会的高尚事业。晚清私人刻书成果累累。著者有金山钱氏（钱熙祚、钱熙辅等）、缪荃孙、王先谦、叶德辉等。其中叶德辉刻书多达0多种。 坊肆刻书，南方集中在苏州、上海、广州、南昌、成都等地；北方则以北京为多。这些坊肆在晚清刻印了不少图书。 2.雕版印刷在证券、年画及织物等领域的应用。 在晚清，以纸币为主的各种证券印刷、商品广告印刷、包装装潢印刷、诗笺年画印刷、织物印刷，仍在采用雕版印刷方式，而且在工艺技术上也有所改良和进步。 纸币印刷，咸丰三年（853），因军需浩繁，筹措不支，开始发行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此后又发行银票和钱票，设立银钱局。光绪年间，银钱局已遍布各省。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于80年刻印发行“天国宝钞”，用薄棉纸印刷。 纸币之外，晚清时期刻印量较大的证券是“地契”。地契多由县一级的主管部门印制。另外，还有当票、借据等证券采用雕版印刷。 在清代，诗笺、画纸和年画印刷，是雕版印刷的重要领域。由于诗笺、画纸和年画多为彩色印刷，所以对印刷技艺的要求较高，反映着当时雕版印刷业已达到的技术水平。光绪年间刻印诗笺之风在北京十分兴盛，北京琉璃厂的松古斋、清秘阁等十几家店铺都从事诗笺画纸的刻印与销售。由于诗笺的发行对象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因此制作都十分精致、考究，达到了当时雕版印刷技艺之高峰。 咸丰、同治年间，木版年画作坊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尤以苏州的桃花坞、天津的杨柳青、山东潍县的杨家埠最为著名。当时每年各地年画作坊的印销量均以百万计，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远销印度、缅甸及东南亚各国。年画的幅面已达长08厘米、宽5厘米，是当时世界版画业的一大奇观。 清末，织物印花仍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按其雕刻印版的特征，当时有木戳印花、木滚印花和镂空型版印花。这些印花工艺，在中国流行已久，近代仍很盛行。 （二）传统活字印刷的发展与兴盛中国的活字印刷，到清末，出现了泥、木、铜、铅、锡等各种不同质的活字并存的繁荣景象. 泥活字的进一步研制和应用。 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除宋周必大、西夏僧侣和元初杨古曾用来印刷图书外，史载甚少，可见未能推广开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有苏州李瑶用泥活字排印的《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字体隽美秀雅，质量上乘，可与雕印之精品媲美。有泾县翟金生竭尽三十年之心力，制成大、中、小、次小、最小五种泥活字十余万枚，排印了《泥版试印初编》、《仙屏书屋初集》等图书多种，颇受世人赞誉。 2.木活字的应用和普及。 木活字在清朝颇为盛行，占尽**。自武英殿用金简制作的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后，从书局、衙门、书院到个人，广泛效法，流行遍及全国各地。流传至今的清代木活字印本多达2000种。可见清代本活字流行之盛。 清末民初的木活字印刷，可分为官民两大类。其中官办木活字印刷除武英殿外，主要由各地的衙门、书院和官书局承办。 在大量排印书籍之余，还排印了北京的《京报》、《万国公报》，无锡的《白话报》等报纸和《晋绅录》等定期出版物。 民办木活字印刷包括坊肆和士大夫阶层的木活字印书和遍布全国的木活字家谱。其中尤以家谱最为普及。北京图书馆收藏家谱五百种，0％是光绪年间用木活字排印的。 3.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印刷。 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有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三种。以铜活字使用最多。武英殿曾用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840年后，铜活字印刷转向民间。其中最让人称道的是福建林春祺的“福田书海”。林春祺秉承父志，自道光五年（825）到道光二十六年（84），历时20多年，耗资白银20余万两，刻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枚，几近武英殿铜活字的两倍。因其故籍是福清龙田，故名为“福田书海”。福田书海古今字体齐全，楷书隽美，字画精巧。林氏用其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等图书。 锡活字和铅活字较之铜活字使用为少。锡活字出现于宋末元初。清之佛山镇，赌博盛行，所需彩票——闱姓票和白鸽票数量颇巨，佛山一唐姓出版商为印此彩票，于道光三十年（850）开始用锡铸造活字，计扁体、大字长体和小字长体三副，共十余万枚。咸丰元年（85）用其印成马端临《文献通考》。 铅活字印刷始于明朝，清道光年间广东梁发曾手刻铅字排印自著《祈祷文》。其后清河王锡祺又于光绪五年（879）用铅版印刷潘德舆著《金壶浪墨》。这时，更为先进的西方近代印刷术已传入，中国人就不再用旧法制作铅活字印刷了。 （三）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入。 中国的近代印刷，究其源，发轫于十九世纪初。最先传入的是凸版印刷术，稍后是平版印刷术，再后是凹版印刷术。 （）凸版印刷术的传入。 凸版印刷的传入，主要是铅活字版、泥版浇铸铅版和纸型浇铸铅版及其相应技术、设备的传入，以铅活字版传入为始。 （i）铅活字的传入和中文铅活字的研制。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782—834）为排印中文圣经，在中国雇人刻制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这是在中国本土采用西方铅活字印刷术制作中文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之始，故史学界把807年作为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年份。马礼逊的行为引起基督教旧教的忌恨和清朝官府的注意。刻工因怕招致灾祸，便将所刻字模付之一炬。这使他的尝试遭受重大挫折。7年之后，马礼逊为避免重蹈前辙，派助手dr.及新收教徒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并于89年印成第一部《新旧约中文圣经》。与此同时，英国人马施曼在槟榔屿译印《新旧约圣经》，因托汤姆氏（thoms）在澳门镌刻字模，浇铸中文铅字。以上二例，是早期在中国用西法制作中文铅活字的开端。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研究制作中文活字，印刷中文书报。张树栋、张耀昆《中国印刷史简编》，百家出版社99年版。 西方铅活字技术用于中国，最大难题是数以万计的汉字活字之制作。对此，美华书馆的姜别利功勋卓著。咸丰八年（858），姜别利（williagamble）来到中国宁波，主持美华书馆事务，翌年始创电镀（铸）华文字模。其法是以黄杨木镌刻阳文，再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此法不仅大大减少镌刻用工，而且质量甚佳。姜氏还把中文活字制成大小与西文活字相同的七种字号，创用“元宝式”排字架，既解决了中西文混排难题，又提高了排版速度。 （ii）泥版与纸型铅版的传入。铅活字印刷系直接印刷，弊端是印后拆版，重印则需重排。因有此弊，遂有泥版和纸型做型版浇铸铅版之发明。泥版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铅活字印刷传入不久。美国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坊，上海的字林西报、著易堂、申报馆等创建初期曾用之。泥版浇铸铅版，只能一次性使用，浇完即碎，不久即为纸型所取代。 纸型系在排好的活字版上压制而成，于浇铸铅版后可以收存、反复使用，且可方便地运往外地浇版印刷。中国采用纸型在光绪中叶（890年前后），上海修文书局始用之。 凸版印刷于纸型铅版之后，是照相铜锌版的传入。照相铜锌版采用当时先进的照相术。照相术用于制版并传入中国，大大加速了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发展进程。 （2）平版印刷术的传入。 平版印刷是用图文处在同一平面上的印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始于塞纳菲尔德（loisseefelder）于79年发明的石印术，包括石版、珂罗版、照相平版（以上为直接印刷）和胶印（间接印刷）等。 石印术是率先传入中国的平版印刷术，传入时间不晚于832年。石印术分单色石印、彩色石印和照相石印三种，在传入初期均系单色石印。随后，彩色石印、照相石印、影印、马口铁平印、珂罗版平印、金属版平印、胶印，及其相应设备陆续传入。这些平版印刷术及相应设备的传入多为国人自行引进。 （3）凹版印刷术的传入。 凹版印刷是用图文部分低于空白部分的凹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主要是雕刻凹版印刷，我国古已有之。近代传入的凹版印刷，有雕刻铜版和影写版两种。其中雕刻铜版的传入分南北二系。南方为意大利派，经日本传入中国；北方为美国所授。 意大利派的雕刻铜版首先传入日本。中国元和王肇鋐游学日本，因将其所绘地图付镌于日本某印书局而发现日本有雕刻铜版印刷之法，遂努力考求、学习，尽得其法，并于次年撰就《铜刻小记》一文，详细记述了当时雕刻铜版的工艺技术及过程。数年后，上海江海关印务处开始采用雕刻铜版印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905），商务印书馆聘得日本雕刻铜版技师来华，雕刻铜版技术才得以发展。 光绪三十四年（908），北京（当时称北平）度支部印刷局派遣陈锦涛赴美考察印刷，聘请美国雕刻家海趣为技师，到该局传授雕刻凹版技术，用雕刻凹版工艺印制邮票、钞票等有价证券。此为北方采用雕刻凹版印刷之始。2.近代印刷术的发展。 修文书局为日人开设于上海，铅印，其版多为纸型浇铸之铅版。 近代印刷术的发展，需从工艺技术的演进及其相应设备的引进、众多印刷机构的建立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工艺技术的发展。 （i）凸版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前已述及，泥版、尤其是纸型铅版的应用，为活版印刷的重大发展。此后，又有石膏版、照相铜锌版等凸版印刷术的传入和研制，尤其是三色照相网目铜版之应用，使得凸版印刷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凸版制版方面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凸版印刷发展的另一成就和标志，是凸版印刷机械设备的更新和发展。 西方最先传入的凸版印刷机是手扳架，每日印数不过数百张。同治十一年（872），上海申报馆始用手摇轮转机，效率大为提高。此后，蒸汽引擎和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的印刷机、以电气马达为动力的华府台单滚筒印刷机相继传入。至此，凸版印刷处在即将高速发展的前夜，预示着中国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日的来临。 （ii）平版印刷术的发展。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传入的石印术，是直接手书上版的单色石印。同治十五年（87），英人美查在上海开办点石斋印书局，采用石版印刷《康熙字典》等书籍。光绪八年（882），国人自办的上海同文书局开业，购置石印机2架，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书籍和字画碑帖。形成了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与点石斋印书局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此后，石印业迅速发展，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有石印所50余家，为铅印所之两倍有余。原因是石印业投资少、见效快，致使光绪年间石印较之铅印占有明显的优势。 石印术传入约半个世纪，同业中出现了彩色石印。此后彩色石印因其能以区分图像的浓淡层次而饮誉一时，是清末石印术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之标志。 875年，珂罗版、胶印工艺传入中国，使得平版印刷工艺技术更是锦上添花。上海土山湾印刷所曾用以印刷精致的圣母画。87年有正书局用其大量印刷书画碑帖。902年文明书局又出版了大批书画册。商务印书馆于907年采用此工艺，印品质量十分精美。清末珂罗版印刷也曾饮誉一时，颇受青睐。 中国9年前引进、使用的平版印刷机，均采用直接印刷。最先使用的是木质石印架，到英人美查创办点石斋印书局，改用轮转石印机。石印架和轮转石印机均系手工操作，效率低且费人力，后改用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印数稍有增加。光绪末年，商务印书馆购进轮转铝版印刷机，印数可达500张/小时，为平版印刷术之重要改进。宣统三年（9），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购进小型胶印机，为间接印刷在中国之首先采用者。胶版印刷的引进和发展，为近代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iii）凹版印刷术的发展。近代雕刻凹版技术传入后，于光绪三十一年（905），商务印书馆聘请日本雕刻技师和田满太郎等来华传授雕刻凹版技术。这时雕刻凹版技术除手工外，开始采用机械。凹版印刷得到初步的发展。908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的度支部印刷局，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先进，堪称亚洲之最，在中国印钞和凹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909年，该局从美国购进“万能雕刻机”全套设备和打样机、试印机；90年，美国技师海趣亲自设计、雕刻了大清银行钞票的钢凹版。该版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图案设计精致，雕刻线条清晰，层次分明，六色印刷。这套钞票的印制，对中国印钞及凹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该局又陆续添置了切纸、铅印、石印、打孔，以及电动凹印等设备。其规模建制、技术设备，均居亚洲领先地位。 （2）近代印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i）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据不完全统计，840—99年，仅西方基督教徒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就有50多家，另有一些外国商人也投资印刷，在中国建立印刷机构。外国人所建印刷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申报馆。 “墨海书馆”系英国伦敦布道会于843年在上海创办。初建时仅拥有中文铅字二副，西文铅字七副，并从英国运来印刷机三台。因当时上海尚无电力，出现了用牛拉机器进行印刷的奇闻。 美华书馆系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设，前身是844年创建于澳门的花华圣经书房，80年经宁波迁到上海，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活版、机械印刷机构。 申报馆系英国商人美查于872年创建于上海。二年后，用其所获利润又开办了点石斋印书局和图书集成铅印书局及申昌书局。其中，点石斋设有在当时来说全国最大的石印工场。 （ii）国人自办的近代印刷机构。清末民初，国人自己也创建了一些新的印刷机构，其中影响或规模较大的，当属同文书局、商务印书馆、度支部印刷局和中华书局。 人们较为看重同文书局，是因为同文书局——还有与其同时建立的拜石山房的创建，打破了外国人建立的点石斋印书局称霸中国石印业的局面，形成了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创立，既是西方近代印刷在中国已站稳脚跟并开始加速发展的标志，又是中国近代印刷业蓬勃发展之先兆。 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北京路开业。900年又盘入日办修文书局的印刷机、铜模和铅字。至此，商务印书馆已初具规模。903年，商务与日本合资，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使商务迅速发展。此后，商务在技术、设备、管理诸方面，一直处在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对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908年，清政府批准在北京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印钞企业度支部印刷局。 该局909年购进美国先进的“万能雕刻机”及全套设备，设备先进，技术精良，承担着国内纸币、邮票等有价证券的印制任务。 92年，以出版发行业务为主的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次年，该局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分局，95年开始自办印刷厂。到9年，该局在各地的分局多达40余处。各厂的铅印机、胶印机以及相关设备数百台。是国内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出版印刷企业。 从上述四个大型印刷企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立及发展不难看出，西方近代印刷术从十九世纪初传入后，经过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初，逐渐取代中国传统印刷之势业已形成。 第五章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的演变及自然经济的分解第一节封建土地制度的演变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社会主要存在着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国家（清皇朝）占有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从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基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这一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封建土地关系不仅继续得以保存，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日益结合起来。 尽管封建地主经济继续保存了下来，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封建土地制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土地制度。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道光三十年十二月（85年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它严重地动摇了清皇朝的统治，也打击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及其有关政策集中反映在它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它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根据这个原则，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以每亩土地按一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分田“不论男妇”，5岁以下者减半，等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张虽然带有绝对平均主义的色彩，而且在实际上也没加以实施，同时也不可能实现。但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所到之处，命令大地主交纳金银、粮食等物品，征收地主的田赋。所到之处，“地符庄帐付焚如，官牒私牒总扫除”。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不同程度打击。第二，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有些地方的农民把租种的土地暂时当成自己的产业，不交地租，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了冲击。第三，太平天国后期，有些地区采取了允许地主收租纳粮的办法，但对地租率严加限制，监督和限制地主的收租额。 其次，封建军阀、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出现了许多非土著地主。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土地集中趋势日趋严重。由于清军的野蛮烧杀，人民大量死亡，不少地区土著死亡殆尽，土地大量荒废，地价非常便宜。江苏嘉定，原地价“亩至二十余金，地狭民稠之处，有贵至四五十金者”。起义失败后，“亩不过三五金”。与此同时，地主、富豪和商人趁机大量购置和侵占土地。安徽南陵土著地主“死亡殆尽，地广人稀、劳工缺乏因致土地几等无价值，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其有田最多《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第32页。者，约两万余亩。”大军阀大官僚兼并土地更为突出。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抢劫巨额财富，大量收买和强占民田。曾国藩及其亲属，仅在湖南长沙、湘乡就有田.3万多亩，李鸿章一家在安徽合肥就占地0万亩。其他官僚军阀在各地兼并的土地也很多。到清朝末年以后，随着封建军阀势力的不断增长，地方割据逐步形成，土地兼并的现象更为激烈。袁世凯在河南一些地区占有田产400余顷，徐世昌在辉县有地50多顷。至于那些中小军阀也同样在各地大肆兼并土地。 中国近代土地集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封建官僚、军阀兼并土地之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参与了土地的兼并。在封建剥削依旧保存并在农村占优势的情况下，一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是主要的土地兼并者，他们当中不少原来就是由地主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在投资近代工业同时，也热衷于对土地的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迹的产业资本家，如大生纱厂的张謇、恒丰纱厂主聂缉椝等，都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 这一时期，军阀、官僚、商人和资本家所以热衷于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主要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封建制度根深蒂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二者之间求得发展，工商收益没有保障，利润很不稳定，而地租率则往往高于工业利润率，土地收益较高又可靠，土地经营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即使工商业中有较高盈利，也往往为求得持续稳定的收入，而不断购置土地，从而使一部分资金流向土地。 土地兼并的结果，一方面使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状况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土地兼并的主要对象是自耕农，这一时期，也造成自耕农户显著减少和佃农的增加。如江苏昆山县，全部农户中自耕农所占的比例由光绪三十一年（905）的2％下降到94年的.7％，与此同时，佃农由57.4％上升到7.7％。南通也有同样的情况，自耕农的比重由光绪三十一年的20.2％下降到94年5.％，而佃农同时期由5.9％上升到.5％。佃农比例上升，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户的破产和自耕农的没落，而且破产后，仍是束缚于土地上的贫苦农民。因此，这一时期总的反映出，土地所有权的更加集中及土地使用权的更加分散和缩小。 再次，官田公地的逐步私有化。 官田公地主要指清廷的屯田、旗地等各种官田，及庙田、学田、族田等等。清末以来，这些官田大量转入私人手中。屯田和旗地原来是不准买卖的，然而实际上，在暗中已经出现了典卖这些土地的现象。虽然历经政策上的变化，但是，旗地、屯田买卖之势已成必然。进入民国以后，北洋军阀政府更加彻底地实行出卖官田的政策，逐步完成了官田私有化进程。清末以来各种官田大量低价转让给私人，首先得利的仍然是一些大官僚、大军阀及新兴地主。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虽然出现了“官田”私有化，但是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自耕农经济和发展中的农村资本主义因素，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实质，封建剥削制度仍然占着明显优势。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三联书店957年版（下同），第7页。第二节封建租佃关系的演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封建土地关系得以继续维持下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占主要地位的土地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占有制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特殊结合方式，它在经济上主要采取了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前者是地主阶级以个人出面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后者是地主阶级以国家出面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这里仅就租佃关系进行分析） 租佃制度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掌握了大量的土地所有权，将土地分租给农民，对农民榨取地租的剥削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地租有三种形式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劳役地租。马克思指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因此，不管地租采取何种形式都是地主阶级凭借其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手段。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到近代，地主将土地分割成小块出租给农民榨取地租，仍是封建土地经营的主要方式。 但自太平天国以后，随着封建土地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其剥削形式反映在租佃关系上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永佃制在一些地区广泛地出现。 所谓永佃制，就是在土地租佃关系中，佃农有永久耕种和处理所佃土地耕作权的一种租佃制度。永佃制是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耕作权相分离为前提，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负担田赋，有权收租，但不能随意加租或夺佃。佃农享有土地耕作权，即佃权，并有权将其田出卖、典押或出租，出租以后，佃农也可以收取地租，但这不影响其向地主交租的数量。佃农如果欠租不交，地主可以撤销佃农的佃权。 永佃制的扩大，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安徽、浙江等广大地区，由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在安徽，“地主以荒芜之地，无从利用，乃令佃农设法垦殖，允其有永佃权。盖若开垦后，而无长期耕种之保障，则佃农非所愿耳。地主为奖励起见，故特让以田面之权，令其永久佃耕，以安其心”。浙江一些地区在战争之后，“居民大半逃散，田地荒芜者甚多招徕荒民开随心穿越最新章节垦成熟后，许其有佃种权。固有之田主只能收取租息，完粮为业，佃户可以永佃”2。所以，永佃权制是地主阶级诱使农民开垦种地，以便获得地租的一种剥削手段。二是在湖北、江西部分地区，自耕农欲逃避各种捐税或为环境所迫。故而将田地低价售给地主富豪，求得保留其永久佃种的权利，这实际也导致了自耕农的破产。 永佃制的租佃关系，没有改变封建地主占有土地的所有制，也没有改变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剥削关系。它是地主被迫对农民让步的一种措施，也是地主阶级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的一种调整。永佃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地租的剥削程度，使地主任意加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些地方佃农对佃租的土地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地主不能随意收回自耕地，这使地主土地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975版，第74页。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25、252页。 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25、252页。 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也有所放松。 2.封建地租形式仍以实物地租为主，但个别地区货币地租趋多；另外，劳役地租也仍然存在。 在中国近代的地租剥削形式上，实物地租率通常有两种确定形式一种是分成地租制，它是按收获量的一定比例收取地租，地租的多少与农业收成的丰歉有直接关系。这种地租制多盛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地主为了保证其地租剥削，往往对佃农的生产活动进行干预，因而妨碍了农民的独立经营，分成地租制的存在并成为主要形式，反映了中国近代农业经营落后的状况。另一种是定额地租制，即地主按耕地面积定期向农民征收固定数量的地租。这种形式一般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获得普遍的发展。而且到了近代有了加快发展的趋势。定额地租制可以是实物地租，也可以是货币地租。但定额地租较之分成租制表现了农业生产的进步，有利于提高佃农生产的积极性。首先由于定额租制的租额是固定的，增产部分归佃农所有；其次，由于租额固定，地主所得地租与农业收成好坏无关，地主不再直接干预生产，佃农有了较多的经营自主权，减轻了人身依附关系；再次，由于定额租制可以采取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两种形式，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在租额不变的情况下，实物地租加快了向货币地租转化的进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有了逐步的推广，当时的货币地租，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折租；另一种是约定的货币地租。 折租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小部分地出现，在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扩大，以江、浙一带较为普遍。所谓折租，只将原定额的实物地租按市价折成货币，再向地主交纳的租，即把实物地租折成货币征收，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的一种形式。地主一般在农作物收获前，谷价较高时折价，新谷上市粮价降低时收租，这样，即使租额不增，农民实际负担则大大加重。折租的扩大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约定的货币地租是地主与农民直接订立有货币地租的契约，这是纯粹的货币地租。这一时期货币地租已有相当增长，这是甲午战后二三十年间，地租剥削的一个变化。货币地租首先出现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它是封建地租的解体形态。因为货币地租的出现，把基本的封建关系——人身隶属关系变成“纯粹的货币关系”。所以，货币地租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标志着封建自然经济的开始分解。 另外，这一时期劳役地租仍是实物地租的重要补充形式。劳役地租主要存在于边远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中。 3.地租剥削程度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地租剥削形式除正租外，还有押租、预租和各种附加租。而且超经济强制手段仍存在。 到了近代，地租额不仅高而且一般有增长的趋势。由于土地集中，农民破产增多，城市工业发展不充分，不能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破产农民除了佃种土地外，别无出路，争相租田的结果，促使地租日益加重，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比较突出。山西省可种美棉的土地，每亩地租由—2元涨至3—4元，甚至高达0元。天津李家嘴的沙田70亩，由40个农民分佃，光绪十八年（892）种植谷物，每亩每年纳租元，光绪三十四年（908）地主全改种蔬菜，加租至3元，租额明显增长。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955年版，第3页。押租制在近代也日益普遍化。佃户为了佃种地主土地而事先交给地主的一年抵押款，押租额一般高于地租额。而且还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如四川灌县，光绪四年（878），押租相当地租的5倍以上。地主握有押租可以任意增加正租，当佃农遇有荒灾之年不能交租时，地主即可从押租中扣除，所以押租成为地主阶级加强对农民剥削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近代，预租也比较普遍，农民为预付租金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此外，地主阶级还巧立名目，索取各种附加租。例如，订立租约时有“认东酒”，改佃时的“退佃酒”；交租时有手续费。还要交纳各种生产物或副产品，等等。附加租可以是实物地租，也可以是货币地租。有的地方，佃农还要定期或不定期为地主提供各种无偿劳动。可见，对各种附加租的索取，实际上是对佃农的裸的掠夺。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近代，超经济强制在有些地方仍然存在，而且是各种地租实现的重要手段。超经济强制的重要表现，就是地主以强制力量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许佃户任意退佃。同时，还强迫农民交租。这些都受到清廷法令的保护。《大清律例》规定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有的地区，如江苏常熟县地主为逼租而设私刑就有24种之多。 《大清律例》卷27，道光五年，第2页。 第三节自然经济的解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只能延缓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倾销的增长和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因为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同时，由于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及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等，都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从而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的进程。所以自咸丰末年起，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这种解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国机制棉纺织商品的倾销，导致城乡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而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使中国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 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具体表现为“耕”与“织”的结合。“耕织结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这种结合的经济单位就是家庭。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社会生产形式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而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 咸丰末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棉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迅速下降，产品成本降低，再加上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改善，即同治八年（89）沟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它缩短了中美航程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促进了轮船的普遍使用；同治十年（87）香港与伦敦间海底电线接通，使贸易消息得以迅速传递。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872—88），棉纱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2因此，在咸丰末年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输入商品也在急剧增长，同治六年（87）外国棉纱、棉布进口总值仅37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895）增长到5209万两（海关两）3，增长了近3倍。这样，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棉纺织业，终究抵挡不住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省开始解体。 当洋纱布大量输入的时候，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破坏并逐渐与农业分离。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洋纱代替土纱。使纺与织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织与耕分离。 纺纱和织布，是纺织的两道工序。在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中，纺和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955年版，第72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卷，人民出版社975年版，第494页。 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489页。 织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机器生产，使纺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据有关资料估计，一个机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相当于一个手纺工人出纱能力的80倍，而一个机织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当于一个手织工人出布能力的4倍。因此，洋纱的价格比土纱要低得多。光绪十三年（887）在山东牛庄，土纱每包（300斤）售价银87两，而洋纱只售57两2，相差如此悬殊，土纱自然难与洋纱竞争。 另外，自咸丰末年以后，由于印度和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印度国内对棉花需要的增加使印棉输入中国的数量逐渐减少；日本因纺织业的发展，开始输入中国棉花做原料。加之西欧国家也间或收购中国棉花，这就促使中国棉花价格的提高。面对原料价格的提高和洋纱的价格优势，中国传统的手纺织业陷入困境。“随着大量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已经几乎全部停止了”3。“土纱和洋纱不能在价格上竞争，文昌女工即失其纺纱织业，便转入织布”4。山东的纺工放弃纺车后转而以编制草帽为生。在洋纱跌价的情况下，沿海和通商口岸邻近的城市手工棉纺织业者均用洋纱代替土纱织布，接着，洋纱逐渐畅销内地。如江西南昌，农家世世代代生产一种簆布，但“光绪中岁以后，簆布之业寝微，妇女愁叹坐食，机杼不闻；间有织者，以洋纱为经，棉纱为纬，或经纬皆用洋纱，求昔之簆布无有矣”。甲午战争前后，在四川和云南一些边远省份，也出现类似情况。 洋纱代替土纱所出现的“纺废织存”，反映了手纺与手织的开始分离。 从现象上看，似乎这种手织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织业一样。而实际上已改变了自给自足的性质。洋纱代替土纱的结果，使手纺趋于没落并与手织分离，一贯穿衣自给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买进洋纱，织布售卖，不但部分地依赖市场了，而且在原料上也依赖外国。在价格上要受外商控制。这种生产性质已不同于原来的手织业。因此，这个过程就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一步。 在洋纱取代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行。这是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二步。 中国手工所织的土布，在明朝时期就曾远销国外，销往美国西欧等地。 在9世纪初期的30多年内，土布的出口，在当时中国对欧美的贸易中，仅次于茶叶和丝，居第三位。但此后，随着外国的机器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土布的出口迅速下降。咸、同年间（85—874），随着洋纱大量输入，洋布也大量运进中国。这样，中国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和价格便宜的优越性，被洋布更低廉的价格所压倒，“其染色更娇艳夺目”，“自比土布为可爱”2。因此，到同治年间，“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出现了无论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页。 2同上书，第77页。 3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957年版，第20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957年版，第207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9页。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9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页。 “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2的严峻局面。这说明了在全国许多地区手织业已经衰落，有些地区的农民，不仅放弃了纺纱，而且也放弃了织布。他们的穿衣不再靠自给，而只得通过市场购买洋布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农民家庭手织业就整体来讲开始衰落，手织业与农业也开始分离，但是手织业的衰落要比手纺业缓慢得多，也就是说，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比洋纱代替土纱来说要缓慢得多。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872—890）间，洋纱进口量增长20.倍，而洋布只增长27％3。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农村手织业者为了生存，利用洋纱价格的低廉，加上织机的改良，使用洋纱织成土布，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土布的竞争能力。第二，洋布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洋纱的劳动生产率，洋纱的竞争能力远比洋布大。第三，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的优点，使土布在国内外市场上仍有一定的销路。在甲午战争以后，手工织布业一度还有较大的发展。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未被破坏，实质上手工织布业已经开始与农业分离，自然经济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总之，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同治朝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耕织结合为核心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另外，造成中国原有的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和解体的，主要在于物美价廉的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有史料记述“近年洋货骤赢，土布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同时，这种解体就全国来讲，在深度上、广度上也不平衡。一般说，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较明显，手工棉纺织业遭受破坏的程度比较重，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偏僻地区则不太明显或洋货根本没有输入，受破坏的程度比较轻。 需要指出的是，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品的倾销动摇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其他商品的输入也冲击了中国相关的手工业，中国的冶金、制铁、榨油，部分制糖、磨粉等手工业，也和棉纺织工业一样，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下趋于没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外国机制产品和市场的依赖程度。这就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自咸、同年间以来，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初步分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这是城乡手工业遭到破坏和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农产品原料的结果。 由于棉纺织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其他手工业的被破坏，动摇了自然经济的基础，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也参与了某些商品作物的经营。从而扩大了农副产品商品的市场。另外，外国商人在中国市场上出售机器工业品之后，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以满足其本国工业的需要。同治朝以后，我国农产品的输出（不包括茶叶）2同上书，第223页。 3同上书，第99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3页。 从同治十二年（873）的280多万元，增加到光绪九年（883）的2800多万元，在全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由2.％上升到5.％。出口的增长也刺激了农产品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下面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茶叶。茶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和出口商品，鸦片战争以后，外销茶叶激增，从而刺激了茶叶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遍及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但光绪六年（880）前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锐减。因此有的地方“自光绪七年后，茶价甚低，每年头春嫩庄七两，粗庄三四五两银。开茶庄及采箱者，屡年折本，倾家荡产，人多不以茶为正项生理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到了光绪十三年（887）时，茶园已“十荒七八”，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普遍出现了衰败的情况。 2.棉花。棉花是中国较早的商品之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还是棉花的输入国。同治朝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普遍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相继产生，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从而引起中国棉花出口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这就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如上海、南汇等地“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2。如皋、通州、海门也“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3。以前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普遍种植棉花了。“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的种植发展速度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2。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均成为全国棉花重要产地。 3.蚕桑。中国农民养蚕植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生丝的出口数量增长很快，促使国内蚕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江苏高邮，“民素不饲蚕近年湖东西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至丝成时，江南贩丝者无岁不至”3。又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受到破坏后，农民转而种桑养蚕卖茧，如江阴县，“素业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西人始至内地市茧乡人获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4。原来不饲蚕或饲蚕不多的州县到同、光年间都已经广泛饲蚕了，甚至在北方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也日渐饲蚕，并有所发展。 4.烟叶。鸦片战争前，种植烟叶已经是商品性的农作物生产，但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光绪朝开始，出口增加很快。光绪十年（884）出口数量为2.4443万担，光绪二十年（894万担，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力推广和抢购及本国民族资本卷烟业的兴起，促进了烟叶生产的发展。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447页。 2同上书，第48页。 3同上书，第49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9—98页。 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9—98页。 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427—428页。 4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辑，第427—428页。 5.罂粟。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的输入不仅合法并有增无减。的清皇朝不仅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而且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鸦片的种植区日渐扩大。首先种植的是云南、贵州，后至四川、甘肃，以至陕西、山西等地，一二十年来，皆废田而种罂粟. 粮食。自咸丰末年以来，一些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减少，使一些地区变成仰给外地的缺粮区。如陕西渭南因“遍地罂粟”，粮食“反仰给于渭北”。江苏南通“出产棉为大宗，麦次之，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故多仰给他郡”。同时加上工业的兴起，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也扩大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其结果必然刺激农民生产和出售粮食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商品粮食的流通数量，促使粮食商品化的迅速发展，特别在甲午战争以后，地区之间的粮食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例如，湖南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及湖北一带，江苏、安徽等地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各地的需要。粮食商品化发展的结果，在一些城市，如无锡、芜湖、长沙等形成了粮食的集散中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主要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的加强而发展的。 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般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例如，据5省00县的调查，棉田的比重从光绪三十年（904）至90年的％上升到94至99年的4％，同时棉花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的棉花有70万担，923年增为00余万担。其中日、英、美的一些纱厂就约占300余万担。烟草也是如此，由于英美烟草公司和日本在湖南、山东等地推广美种烟草，进行收购，烟草的种植也得到发展，并形成一些烟产区。蚕桑的种植面积在920年前后达于最盛。广东在923年桑田面积达到50万亩，江苏无锡92年桑田占全县土地的30％以上。四川治县从宣统元年（909）至99年，桑田面积从2.5万亩扩大到5.5万亩。生丝的出口由于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但出口绝对量仍在增加。宣统二年（90）为4万担，99年为.5万担。 其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导致农业生产专门区域的形成。一部分地区以经济作物为主，另一部分地区以粮食作物为主。例如棉花、蚕桑、茶叶、大豆、烟草、水稻、小麦等农业生产专门区域分布在经济发展和交通比较发达的一些省份和地区，它的出现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 再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产品出售的部分占很大的比重，农民生活资料的消费中从市场上购买的比重也在增加。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是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买办商业资本支配下的小商品生产。促进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帝国主义对中国原料需要的增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景气如何，对农产品需求的大小，部直接影响着中国农业生产的兴衰。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几种经济作物，都是国际市场上畅销一时的农产品，例如茶叶、棉花、生丝等。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猛跌，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农农也《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经济研究》95年第4期，第29页。村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是在中国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促成的。它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村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它始终是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这种农业商品经济的性质，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小商品生产。同时它也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开始解体。 总之，同治朝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侵略下，中国手工业的破坏和农产品商业化的发展，标志着以“耕织结合”的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分解。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时间和程度不一，因此，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沿海、沿江的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分解的速度就快、程度就深，广大内陆地区分解的速度就慢。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但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地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掠夺原料，其目的不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其结果是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外国资本主义借助于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和城市买办商人得以把掠夺的触角伸向各地。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为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市场，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第六章商业第一节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下的中国商业（848—894） 鸦片战争后的中外贸易.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 英国为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首先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皇朝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法国、美国、俄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典、挪威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倚仗强大的军事实力，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夺取了巨额赔款和各种在华特权，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中以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对中国的商业活动，尤其对外贸易的危害最大。 第一，外国侵略者享有协定关税税则权，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剥夺。海关自主权是国家独立自主的标志，海关起着保护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发展、保护本国市场稳定，防止外国竞争和商品侵略的重要作用，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更是抵制外来商品侵入，保护本国商业的重要武器。鸦片战争前，清廷与一切独立自主国家一样，对海关的税收和行政管理都享有独立的主权，一切来自外国的船舶都要接受检查和监督，并按照规定的原则和税率缴纳进出口税。进口税一般为％，出口税一般为4％，这是较合理的和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税率，海关自主权起着抵制外国商品冲击的作用。 但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南京条约》第十条中规定，中国不能根据本国利益和政策单独制定关税税则，而只能和英国共同来“秉公议定”。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按照英国方面意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协定税则。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协定关税原则被固定下来。从此，不经外国同意，中国不能自行修改海关税则。中国既已丧失了税则自主权，海关也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尤其是保护对外贸易的功能。 除海关关税外，外国侵略者还侵犯了中国内地征税的主权。当时清廷规定，任何商品在国内流通都有常关税。《天津条约》却规定，外国货物（洋货）运销内地或从内地运土货到通商口岸出口，除纳一次5％的海关税外，在内地只须在第一关交纳2.5％的子口税（也就是内地关税）后，就可以遍运中国各地，不必像中国商人贩运商品那样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结果，中国在丧失关税自主权的同时，还部分地丧失了内地税自主权。外国资本主义没有了从港口到内地的一切关税障碍，更强有力地冲击中国商品和商品市场，最后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中国土特产和原料打开通道。第二，外国侵略者又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海关是监督进出口货物合法进出国境和征收关税的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正式成立海关，由清廷掌握海关的行政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却规定外国商船进入中国港口，由该国领事通知海关，双方共同检查货物和划定货价；外商的非法行为由外国领事处理；外商在非通商口岸走私货物，由外国领事来决定是否没收。这些都是对中国海关管理权的侵犯和粗暴践踏。咸丰三年（853），英、美、法侵略者和上海道台吴健彰相勾结，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乘机占领了上海海关，并于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四日（854年月9日）订立关于上海海关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于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854年7月2日），由英国人威妥玛（咸丰五年改由李泰国）、美国人卡尔、法国人斯密斯组成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管理海关行政，中国最重要的上海海关大权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夺。 与此同时，外国侵略者又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要挟清廷，进一步控制我国其他海关。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内规定“中国政府海关之统一制度，通用于各通商口岸”，“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咸丰九年（859），英人李泰国被清廷任命为第一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设总税务司署于上海。同治二年（83），英国人赫德继任，并在两年后把总税务司署迁到北京，设衙门办公，成为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机构。以后，就用赔款、借款抵押手段，全部控制中国海关收入的保管和支配权。 总之，中国丧失海关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以及关税保管支配权，使中国海关彻底变成了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据点，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致命打击和摧残，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业发生种种变化的根本所在。 2.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和对中国商品市场的控制。 外国资本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目的在于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同时大量掠夺原料，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它们的需要。在道光二十年（894）以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是以商品输出为中心展开的。就其商品侵略的方式和结构及其深入程度来看，光绪朝以前，主要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机制工业品输入数量也不很大，还未全面触动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此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在商品输出渐增的同时，列强开始对中国大规模资本输出，经济势力开始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广大农村，逐渐控制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操纵对外贸易，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地市场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中外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外国洋行迅速控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首先，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逐步合法化，走私口岸从广东扩展到福州、浙江、江苏沿海各地，直到河北、东北地区，上海成为鸦片走私的另一个中心。嘉庆五年至道光十九年（800—839）进口鸦片万箱，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840—80），仅由... 8 清人的修谱，受到朝廷的提倡。顺治十八年始修皇帝的家谱《宗室玉牒》，定制十年续修一次，乾隆九年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圣谕广训》明确号召“修族谱以联疏远”，以此作为笃宗族的手段。事实上，民间也是这样认识的，江苏武进潘姓便把未修族谱看作是“有违圣祖仁皇帝敦孝弟、笃宗族之训，遂招集族人，急急而续修之”2。清朝官员贯彻朝廷的要求，康熙中，湖南宜章知县蒋宗芝鉴于该地人视修谱为“不急之务”，加以劝说，该地大姓立即响应，“于是族谱之作始盛”3。 朝廷的提倡，绅士的响应，形成了清代族谱的一个特点，即把圣谕载入谱书，或把顺治九年，清朝要求人民学习朱元璋“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的“圣谕六言”，载入族谱，大量的是把康熙《上谕十六字》收入族谱，有的族谱甚至把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也收入族谱，如乾隆时修湖南《吴氏重修族谱》、浙江《萧山新田施氏宗谱》收入嘉庄时抄录的《圣谕广训》，道光时所修四川仪陇《胡氏宗谱》也录入《圣谕广训》。而以此所制定的宗规家训就更多了。如同治十年四川唐氏所修《家训十则》的具体内容，基本是照搬《圣谕广训》1。有的族谱要求“圣谕当遵”，即以这些“圣谕”治理宗族。清代族谱的这种特点，表明族谱进一步纳入政治范畴，“圣谕”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 族田宗族共同体为了祭祀祖先，维持祠堂的各项费用，修纂族谱，以及赡养和培养族人，需要一定的经济费用，因此，很多宗族设置了宗族集体的公共财产——族田。 族田的名称很多，大致可分为祭田和义田两类。种类不同，管理也有差别。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庄有恭就清代族田问题指出：“直省士庶之家，其笃念亲友者，每立祀产以供先世蒸尝，立义田以赡同宗贫乏，其祀产、义田岁所收获，除完纳条漕及春秋祭扫、赡给支销外，所有赢余，俱储积以备饥年之用。”2祀产主要是指祭田，又叫祠田、祀田、蒸尝田等，一般的宗族都有数量不等的这类土地，收入主要作为祭祖的费用，因祭田附属于祠堂，祭田的管理，也多同祠堂的组织形式一致。大的宗祠设专人管理，如江苏武进吴氏宗族规定：“公堂祭田，必才品兼优者方可令其经管，令举一人总理，二人监察。”3多数宗族由各支轮流管理祠堂和祭田，如乾隆时广东归善张2《毗陵永宁潘氏宗谱》卷1《潘氏续修宗谱序》。 3《曹氏族谱》蒋宗芝序。 1《唐氏族谱》卷1。 2《皇清奏议》卷50《请定盗卖盗买祀产义田之例》。 3《吴氏宗谱》卷1《宗规》。 姓共有尝田五石，由五房轮流收租办祭。江西上饶王姓有祀田十八石，由三房轮流收租供祭4。江西会昌刘氏有“公共祖遗祭田一处”，“原系各房每年佥点经管公堂首事，收租完粮祭祀用度”1。祭田数量不大，一般是几十亩，但它是普遍存在的。义田，又称润族田、公田，设立义田是为了“供一族之公用”2。主要用来赡族，赡族的费用比祭田的费用大，义田的数量一般也比祭田多，常是几百亩，甚至上千亩。义田多的宗族，除了类似祭田的管理方法外，往往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义庄。义庄有专门的房屋和人员，江苏常熟王氏有一千多亩义田，用给“力不能自养者”，并奖励孀妇和贞孝者，设怀义堂义庄，“择诚实有力者一正二副，或本族或异姓，听怀义堂后裔请定”3。义田在全国出现的地区很多，但主要集中于江苏南部。族田收入的用途，庄有恭认为是完纳国课（条漕）、祭祖扫墓、赡族、储积备荒。桐城方氏用于建房屋、岁祀、助葬、赈不能自存者、助学、置田，广东是祭祀、助学、赡族、救荒，综合起来，可概括为完纳国课、祭祀、赡族、助学、救荒五项，而以祭祀、赡族、助学为主。因此，就有了祭田、润族田、学田的名称。有的宗族因专门设立助学的田产，这类土地称为书田、义塾田、学田、膏火庆田等，不妨用书田概称之。设有书田的宗族，一般也同时设立义学，培养本支或本族子弟。在江苏昭文，归氏“其田之供祀事者以百计，资本支子弟读书者以千计，谓之书田”4。 族正制度族正制是伴随保甲制而出现的。清朝十分重视推行保甲制，雍正帝以保甲制为弥盗良法，鉴于保甲制奉行不力的情况，在雍正四年严饬力行。他针对聚族而居地区的实际情形，规定：“凡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查者，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j族敬惮之人，立为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1族正的作用是稽察匪类，起到保甲的职能。 雍正朝以后，清朝在聚族而居的福建、广东、江西等省曾大规模地推行族正制。除通过族正制实行保甲制的作用外，还为了惩治宗族的械斗、健讼，治理宗族带来的社会问题，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控制。乾隆时期最先推行族正制的是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两府，这里械斗之风甚盛，乾隆二年，4《清代地租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页，390页。 1《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下册，第704页。 2《毗陵冯氏宗谱》卷20《始立公帑碑记》。 3《太原王氏家乘》卷7。 4《养一斋文集》卷9《昭文归氏书田记》。 1《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三》。 福建地方官郝玉麟等建议重惩为首起意械斗之人和因小事互相格斗者，还提出：“泉、漳等处，大姓聚族而居，多至数千余丁，非乡保所不能稽查，是以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嗣后请严行申饬，如有作奸犯科者，除将本人定罪外，其族正、房长予以连坐。”2乾隆帝同意实行。乾隆十三年，又在全省推广族正制3。广东推广族正制是在乾隆六年，按察使潘思榘对该省宗族的械斗在于祭田收入管理不善，所用非宜，建议仿照宋代范仲淹义田法，令地方官让每族公举老成公正二人，为族正、副，管理尝租，不得用于械斗讼费，否则“究处族正、副，追出讼费买谷，增贮社仓，以赈乡里”1。被乾隆帝批准。乾隆十五年，广东又推广了族正制2。江西也在乾隆七年试行族正制3，其内容是：“酌定祠规，列示祠中，予以化导约束之责，族中有口角争讼之事，传集祠正，秉公分剖，先以家法劝戒。”4“所有祠费但充祠中正用，永不许取具讼之资。”5江西的族正又称祠正，职责是掌握祠堂权力，按照国家要求约束宗族。 闽、粤、赣三省的族正制各有特点，族正具有的权力，江西最大，广东次之，福建最小。族正的职权是：“合族子姓俱听族正、副约束，有口事不法，听族正、副教训，不从禀究，遇有两姓互争田土钱债丧葬婚姻及一切口角微嫌失误，许两姓之族正、副公处，处断不明，将两造情事，据实直书，粘连各原词，禀官剖断，毋许两姓凶械人命”。族正被赋予了一定的管理权和司法权，可“约束”、“教训”族众，处理族内纠纷，并有“禀官”的权力。族正还管理族田的收入和使用：“除每年祭祀费用外，其余酌给族正、副饩廪，并周恤该族贫窭孤寡，如尚有余，建学延师，训课族中俊秀，不许丝毫妄干，每年底将该年所收租息共若干石，祭祀、师生修金、膏火若干石，周恤族人贫乏若干石，有无剩余，逐一开造清册，呈送州县核查存案。”族正称职与否，有赏有罚：“如果一年之内，尝租所入无私，族人安静无事，年底地方官给予花红，仍令充当，三年已满，毫无过犯，生员即以优生荐举，详给匾额，以示鼓励。”“倘有敢违，因仍前弊，尝租不归实用，以及族人造事生端，好勇斗狠，既不规劝，又复徇隐故纵，除本犯按律究拟外，族正副、保甲一例治罪。其有首先寻衅及同恶相济并挟嫌诬禀者，事发之日，依律治罪，如系生监，情轻则传教官当堂责儆，情重则详革究拟，另举充补。尝租一并入官充公，倘五年后该族众果能悔过自新，出具不敢有犯听处甘2《清高宗实录》卷69，乾隆二年八月。 3《清高宗实录》卷313，乾隆十三年四月。 1《清高宗实录》卷317，乾隆六年二月。 2《广东清代档案录》，《户役·田宅·山坟》。 3《培远堂偶存稿》卷13《谕议每族各设约正》。 4《皇朝经世文编》卷58《寄杨朴园景素书》。 5《西江政要》，道光三年七月《民间选立族正劝化章程》。 结，地方官出具印结，通送所□酌□归返尝租，以示鼓励。”1综上所述，清廷要求宗族选举产生的族正，是其所在宗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可以作为宗族的代表，向政府承诺自治的义务，同时，族正又握有政府予以的权力管理族人。族正既不同于族长，又不同于政府官员，身份具有双重性，成为政府与宗族之间的媒介，也可以说是一种“职役”，族正制的实行，目的是使宗族纳入到政权的控制之下。 族正制的实行并非通行无阻。乾隆中叶，伴随着人口膨胀和吏治不清，宗族的势力膨胀，械斗、健讼等行为日益严重化，影响清代的地方社会秩序，族正制并没有起到清朝预期的效果。因此，清政府采取了扼制宗族发展的新措施，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针对江西省宗族势力的发展，通饬各属，将各宗族荒诞不经之始祖牌位查毁，谱并削正，撤回在外府州县奉附的支祖，废掉在省城、府城建立的宗祠2。乾隆帝还下令全国仿照江西进行稽察3。乾隆三十一年，广东巡抚王检，也因宗族尝租每滋械斗之弊，请求散其田产，乾隆帝命令“督抚严饬地方官实力查察，如有此等自恃祠产丰厚，以致纠合族众械斗毙命，及给产顶凶之事，除将本犯按律严惩外，照该抚所请，将祠内所有田产声明，分给一族之人，俾凶徒知所警惧，而守分之善良，仍得保有世业，以赡族人，于风俗人心较有裨益著将此通谕各省督抚，饬属一体留心妥办”1。江西、广东对宗族的治理，两次都被乾隆帝向全国推广，构成了清中叶政府对祠堂、祠产打击和抑制的较为普遍行为。乾隆帝在后期也改变了对族正的看法，五十四年，福建巡抚徐嗣曾为治理福建械斗，建议责成族正约束族人，“一岁之中，族内全无命盗械斗等案，给匾奖励，三年无犯及能将滋事匪徒查缚送官者，奏给顶带”2。乾隆帝认为“各处族正，鲜有奉公守法之人设再明将降谕旨，责令专办，给以顶带，其弊盖无所底止”3，不准徐氏实行，乾隆帝此时对族正制持保留态度。 1《广东清代档案录》，《户役·田宅·山坟》。 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3《清高宗实录》卷709，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庚子。 1《定例汇编》卷9《户例·田宅》。 2《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庚戌。 3《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辛亥。 第四章手工业技术及有关的工程第一节建筑标准程式化的趋向清代的建筑，基本上沿着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继续发展，其形式与做法趋于标准程式，同时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1734年清政府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统一了宫廷建筑构件的模式和用料标准，简化了构造方法，从而使宫廷建筑结构体系高度成熟，同时也导致了结构僵化。民用建筑虽然也有这种发展趋势，但由于地区和民族的不同，各地区的建筑仍有相当大的差别，地方特色更加显著。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趋向过分繁琐，定型化的花纹也失去了清新活泼的韵味，整个建筑技术处于一种迟滞的状态。 清代，建筑组群的布局十分严谨规则，尤其是宫殿与陵寝的设计和施工以“样式雷”的成就最为突出。雷发达家族从清初到光绪末年长期担任清朝的皇室建筑师，被誉称“样式雷”。雷发达，原籍江西南康，后迁居南京，在康熙初年参加皇宫扩建，负责设计工作，其后数代担任“样式房”掌案。雷氏家族从事宫廷建筑二百多年，尤其是参加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雷氏家族留下的数以千计的图纸，绝大部分是总体平面图，在每座房屋的平面位置上注明面阔、进深、柱高的尺寸、间数和屋顶形式，而具体结构和施工则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雷氏家族还大量制作和推广“烫样”，用硬板做模型，可以拆卸，随时观看。这些设计方法，显示了清代建筑师在各种不同地段上，灵活而妥善地运用各种建筑体型进行空间组织的能力，也表现了他们敏锐而准确的尺度感，这些特点体现在清代的宫殿和皇家园林建筑等方面。 宫殿和园林明清两代北京的皇宫，现称故宫，是一组设计严谨、宏伟壮丽的建筑群。清沿用明故宫以后，只有部分重建和改建，总体布局基本上没有变动。故宫建筑的空间组织和立体轮廓在全局统一中又有个体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和艺术的辉煌成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群之一。 清代的园林，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超过明代。北京的圆明园，是被称为“万园之园”的著名园林，从康熙时开始创建至乾隆时才完工。圆明园周围广达三十里，拥有一百五十多所精美的宫殿和楼台，并精置山石、湖沼和花草树木。它集中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技术和艺术的特点（如江南园林布局），也吸收了西方建筑的某些精华。清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者所焚毁。从乾隆十五年（1750）起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园林，称为万寿山清漪园。咸丰十年，清漪园与圆明园同时被焚毁。光绪年间，用海军建设费二千万两修复此园，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改名为颐和园，面积3.4平方公里。 十八世纪初起，清在承德建造皇家离宫，兼作避暑之用，称为避暑山庄，面积500多公顷。承德离宫共有十一组喇嘛教寺院，现存八座。这些建筑的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东南到浙江等许多地区著名建筑的特点，反映了各民族建筑的密切交流，形成了新的风格。 少数民族的建筑除汉族外，其他民族在建筑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同宫廷建筑相比，各民族的建筑造型更为生动活泼，富于变化。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是藏族人民建造的举世闻名的宏伟建筑。这是一组大型喇嘛教寺院建筑群，始建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现存的建筑是清顺治二年（1645）建造的，工程历时五十年1。布达拉宫依山建造，共砌平楼13层，上有宫殿三座，最高达15.7米。其建筑结构和一般寺院相同，突出的是藏族工匠对于砌墙有着熟练的技巧，不立杆，不挂线，而砌缝平整，收分准确。布达拉宫从山下直到山腰连成整体，气势宏伟，是中国古代高层宫殿建筑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夯土技术清代夯土技术有更高成就。福建、四川、陕西等地有若干建于清代中叶的三四层楼房采用土墙承重，内加竹筋，虽经地震，仍极坚实。 1《中国古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二节水利沟渠和海塘清代畿辅水利以雍正时的规模最大，主持者为允祥和朱轼，实际计划出自陈仪。其主要内容是开引河，疏泉源，筑圩岸，开沟渠，建闸涵，开田种稻。总计雍正五年至七年营造水田六千余顷1。宁夏灌区，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治的水渠最多。大的灌渠有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等。新疆的农田水利始于康熙末年，大的灌渠有察布查尔渠、旗屯渠、哈什大渠等。重点治理的海塘是海宁塘。至康熙末年，共修成石塘四千多丈及土塘六千丈。康熙五十九年（1720）朱轼在海宁老盐仓首创鱼鳞大石塘五百丈。雍正、乾隆时，海宁石塘又增修六七千丈。 治黄清代黄河基本维持明朝末年的河道，使黄淮并流入黄海。咸丰五年（1855），由于铜瓦厢决口，黄河才改道东北行，于山东利津附近流入渤海。由于黄河决口泛滥很频繁和严重，清代治河任务相当艰巨。在清代二百多年的治河斗争中，出现了一批治河专家和治河著作。如朱之锡、靳辅、陈潢、齐苏勒、嵇曾筠、高斌、白钟山、郭大昌等。顺治十四年（1657），任河道总督的朱之锡，曾提出河政十事，对河工夫役、料物、职守、建设柳园以及河工弊端等等，作了详细阐述。在实际工作中，连续堵塞了祥符、山阳、阳武、陈留等地的决口，对治河作出了贡献。康熙年间，靳辅、陈潢治河治运，经营十年，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他们修筑了河、运堤防，堵塞了大小决口，加固了高家堰堤防，导使大河回归故道，出现了十几年没有重大决口的比较安定的局面。 陈潢（1637—16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为河道总督靳辅的幕客。他在《河防述言》（张霭生编纂）和《历代河防统纂》中，批判了强调“河性喜决”的错误观点，认为河患是可以防止的，提出治理河患要“亲身勘验”，“广咨博采”，并进一步发展了“束水攻沙”的理论。陈潢的“开引堵决法”和他主持的海口疏浚工程是他的理论的实施。如疏浚海口，要先在淤积的河道中挖开两条引河，并用挖出的泥土在河道两边筑堤，而引河自行入海暂不与原河口和海口接通。待河水大涨时，打开相连未通之处，利用汹涌的水势将引河冲刷开阔并趁势冲开海口，引河入海。为了实现他的治河理论，陈潢还发明了“测水法”，即根据水流的速度和河床的横断面，计算出水的流量。如以一立方丈的水为一“水方”，根据水方1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第510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量就可以确定各处河道是否需要开拓或紧缩以及具体的工程量。这在水利工程学的发展上是一项有重大实际意义的创造。依据这些理论和具体工程做法，在康熙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的十余年间，陈潢主持策划了塞决堵漏，挑河筑堤，建闸造坝等数以百计的大小工程，在治黄工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嘉庆年间民间治河专家郭大昌，精通埽坝工程，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河工。他敢于和当时侵吞治河经费的河官作斗争，并提出过不少很好的治河建议。按照他的建议治河，一度使黄、淮并力入海，缓和了黄河水情的紧张局势。 清代的一些治河专著，如靳辅《治河方略》，张霭生据陈潢《河防摘要》编纂的《河防述言》，陈潢《历代河防统纂》、康基田《河渠纪闻》，张伯行《居济一得》，王安一《安澜纪要》与《回澜纪要》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纺织官私纺织业的规模清廷在北京及江南丝织业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设立了织造衙门，直接管理官营织造业和控制私人织造业。官营纺织手工业生产规模较大，“房舍动辄数百间，每一处设有各种类型织机六百张，多时至八百张，近两千多机匠”1。民间纺织业在整个纺织业中所占比重更大。康熙时，拥有百张织机的大型纺织工场已不在少数。道光年间，江宁出现了有“五六百张织机者”。江南曾出现了有千架织机，几千工人的纺织工场。 清代有大量丝织品、棉布等纺织品出口。丝织品质量优美，享有盛誉。 “中国织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过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2就是在西方开始使用动力机械的一百年中，棉布质量也未达到中国手工业产品的水平1。18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大量棉布出口到西方，美国是中国棉布的最大买主。 纺织品的质量清代纺织品产量高、质量好。鱼冻布是用苎麻纱和蚕丝交织而成的，质地光滑柔软，越洗越白。故宫所藏纺织品“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是在高2.89米、宽1.75米的画面上织出332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奇花珍鸟、山水木石点缀其间。精良的麻织品细软可比丝绸。故宫所藏的珍贵纺织品，反映了这一时期纺织品种的多样化和工艺技术的高度成熟。清代生产的莨纱（香云纱），是著名的纺织品之一，具有耐汗、耐晒、凉爽、易洗等特点，是经薯莨染整所得。薯莨整理是染整结合的浴法工艺，为较早的特殊整理技术。清代的丝绸精练，除沿用前代的各类工艺技术外，练染工艺的衔接也更为密切，并发展了生丝“半湅法”，使生丝经过粗练（半练），即直接进行染色，以适应织造某些纺织品的需要。印染工艺技术和色谱也有发展。根据《雪宦绣谱》记载，以天地、山水、动物、植物等自然色彩，结合深浅浓淡，可配得色调七百零四色。维吾尔族创制了印花木戳和木滚。木戳面积小，适合于掌握小单元的印刷效果；木滚在刻制时安排了花位循环，便于大幅印制。 纺织机1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47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2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69页转引thechineserepository，vol.2，no.10，feb.1883，p.465。1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09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清代纺织机具的制造已成为专业，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各个纺织业发达地区都有自己的机具制造作坊。脚踏纺车清代仍被使用。上海人褚华在《木棉谱》中描述了三锭脚踏纺车纺棉。卫杰在1897年著的《蚕桑萃编》中提到的大纺车比宋元时有所改进：车架的形式由长方形架体变为梯形，稳定性更好；锭子的排列由单面变为双面，利于扩大每台锭子数；增加了给湿定形装置，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民间出现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车上有牵伸机构，并且逐步发展成能借捻度和加压自动控制纱支，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纱车，达到手工纺纱机械的最高峰。用这种纺纱车纺纱时，利用加压装置调节纱的张力来控制纱的粗细。这是一项重大发明。在现代纺纱技术中还没有见到运用类似原理来纺纱，所以这一发明在纺纱技术史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种机械还没来得及推广，就被西方动力纺织机所排挤。 第四节采矿探矿知识关于煤炭的勘探知识，清初孙廷铨（1616—1674）在《颜山杂记》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凡炭之在山也，辨死活。”所谓死，指风化了的煤；活，指未经风化埋藏在岩脉中的煤层。“死者，脉近土而上浮，其色蒙，其臭平，其火文以柔”，这是指经过风化的露头煤，颜色不光亮，含硫少，火力不大。“活者，脉夹石而潜行，其色晶，其臭辛，其火武以钢”，这是指未经风化的煤，夹在岩层中，深埋地下，走向跟岩层一致，并且颜色发亮，含硫多，烧起来臭味大，但火力猛。“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凡是找煤的人，可先观察山上岩石性质，“数石（即成层的沉积岩）则行”，即有层状沉积岩的地方可能有煤，而有青石、砂石的地方则无煤。“察其土有黑苗，测其石之层数，避其沁水之潦，因上以知下，因近以知远，往而获之，为良工”，即进一步察看黑色的煤层露头，仔细测量岩石层次，确定煤层位置，避开涌水，从而由地面上岩层情况推测下面煤层位置，从近处的岩层情况推测远处的煤层位置，这样去勘探，才能找到煤矿，才算是优秀的勘探队员，这种勘探技术，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 清代对铜矿的勘探，大部分沿袭唐宋以来的经验，即以铜绿或石青作为铜矿的矿苗。人们“谛观山崖石穴之间，有碧色如缕或如带，即知其为苗”1。这里所讲的碧色的石头即石青，又叫扁青，即蓝铜矿。如果发现铜绿（即孔雀石），如“有矿之处，必有绿色苗引挂于山石间，或一条或一线，宽窄不一”2，就有可能找到原生铜矿床。吴其浚的《滇南矿厂图略》，对于勘探铜矿的经验作了总结。他把矿苗叫做闩（）或引，并指出“闩”有多种，如子闩、老闩、憨闩、铺山闩、竖生闩、磨盘闩、跨刀闩、大闩等。不同的闩反映了地下不同类型的矿床。 坑采技术记载清代采矿技术的著作比以前显著增多，内容也更详细，如孙廷铨《颜山杂记》、田雯《黔书》、屈大均《广东新语》、张泓《滇南新语》、王崧《矿厂采炼篇》、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以及某些地方志等。《颜山杂记》详细记载了山东的采煤技术。竖井虽深百尺也不弯曲，当竖井深度与煤层相当时，则从竖井的旁边开巷道。巷道大小依煤层厚薄而定。还讲到斜井、气井及井下照明。《黔书》记载的是清初贵州省开采朱砂和铅矿的技术。《广1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见《滇南矿厂图略》。 2王昶：《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见《滇南矿厂图略》。 东新语》则记载广东开采砚石的技术。《滇南新语》记载的是云南铜矿开采技术，其中提到巷道支护、井巷结构、井下照明、井场灾害等。《矿厂采炼篇》及《滇南矿厂图略》也都是记载云南铜矿开采技术的、其内容比《滇南新语》详细。特别是《滇南矿厂图略》，分门别类，且相当全面地记述了有关矿苗、矿井内部结构、开采的工具和器具、矿石品位、冶炼工具及方法、矿山管理等内容。这部著作是我国古代采矿技术方面的一部重要文献，是记述古代坑采技术之集大成者。 井采技术清代乾隆时，段玉裁、郑王臣、李芝等人对四川盐井工艺技术有较详细的记述。段玉裁在其所编《富顺县志》卷2中，讲到四川盐井的起源、井深、井套、井架、提升机械、竹筒桶的结构和使用的动力等。郑王臣、李芝则是以诗、赋的形式讲盐井的命名原因、开凿盐井的工具、凿井工艺过程、使用动力等。 关于天然气井与盐井的关系，以嘉庆时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卷10所述最详。这书提到：“川中古传火井（即天然气井），有盛有歇。近来（指嘉庆末年，约1820年），犍、富各县火井大旺，较之昔年，可省煤十之三。火井与水井（指盐井）同，开凿时不知有火，及见火，初只有气，复淘至二三丈，火始旺。泥封井口，插竹筒导火入灶以煎盐。极旺之井，分售于他井，颇获其利。嗅之有硫磺气。储以猪尿胞，可寄远。刺小孔以阳气引之，气出如缕，暗室生光。火井中仍出咸水，亦一奇也。” 第五节冶金清代冶金业超过了明代中叶的水平。据地质调查所统计，1916年全国旧法炼铁产量为17万余吨，清代晚期铁的产量当与之相近。铜大量用于铸钱。康熙年间（1662—1722）云南东川等地铜的最高年产量达1400余万斤，称为滇铜，其中1100万斤以上用于铸钱。此外，锡、铅、锌的生产有较大发展，白铜生产也有相当规模。 炼铁清代炼铁炉的规模与明代大体相同，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筑炉用灰沙盐醋，外束藤条，用木料支护，鼓风木扇高五、六尺，宽四尺，由四人操作，装料用“机车”，一昼夜可出铁12版，每版300斤，日产量约1.8吨。道光初年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记汉中铁厂炼铁炉，高约6米，外用木料支护，成为方形，用风箱鼓风，由十余人轮流曳引，每座竖炉包括采矿、运输炉料在内需工匠百余人。明清时使用焦炭和“机车”炼铁是传统钢铁技术出现向现代钢铁技术转变趋势的重要标志，也是这种转变已有了现实可能性的证明。 坩埚炼铁是中国特有的炼铁方法。咸丰《青州府志》记载：“康熙二年，孙廷铨召山西人至此，得熔铁之法。凿取石，其精良为石、次为硬石，击而碎之，和以煤，盛以筒，置方炉中，周以礁火。初犹未为铁也，复碎之，易其简与炉，加大火，每石得铁二斗，为生铁。复取其恶者，置圆炉中，木火攻其下，一人执长钩和搅成团出之，为熟铁，减其生之二焉”。这是迄今所知坩埚炼铁最早的文献记载。坩埚炼铁的优点在于炉体构造简单，操作简便，成本低廉，适合使用当地材料。英国人宿克来1899年统计晋城、阳城、太原等地坩埚铁年产量达5万吨。 清代仍流传百炼钢工艺。清末魏源《海国图志》征引林则徐奏章：“至熟铁则不可铸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绕成团，每五斤熟铁方能炼成一斤，坚刚光滑无比。” 锌是从十六世纪起传入欧洲的。埃契森《金属史》提到：“1745年有一批金属锭块从广州交付给瑞典，但货船沉没于哥德堡港。大约于1842年，其中一部分锭块被打捞起来并证实为98.99％的锌。”英国勃列斯托地方于1738年开始生产锌，其工艺即源自中国。1金属加工清代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具有较高的水平。山西晋城、广东佛山等重要冶铁中心都有铁线行，用当地产的熟铁拔丝。粗细铁丝的逐次拉拔成形和锻造都经过中间退火1。四川泸定桥是建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铁索桥，长103米，宽2.8米，由九根铁索组成，铁索用粗9厘米的锻铁链节接续而成。四川老君桥铁索则用眼杆式链节组成。由此可见锻接质量之好。清代芜湖汤天池，梁应达以善锻铁画著称，现芜湖仍保存这一传统工艺。清代除了有渗碳热处理工艺外，还有化学热处理工艺。陈克恕《篆刻针度》记载了化学热处理工艺。 铸造型范在泥型铸造方面，成批生产的中、小型铸件已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半永久”泥型。这种工艺直到近代仍广泛流传，如创立于道光十七年（1837）的无锡王元吉冶坊即以铸造薄壁锅著称，可铸出壁厚仅0.7—1毫米厚的灰口铁锅，一副铸型可用200次左右。 清代宫廷手工业以失蜡法为制作爵、铏、簋、豆等艺术铸件的主要工艺手段。据《广储司磁器库铜作则例》记载，爵的蜡模是用“剥蜡法”制作的，即将蜡片在模板上压制花纹，再焊接成器形。据记载，剥蜡法和拔蜡法在明清时期都是常规工艺，有很细的分工和工料定额。 铸炮铁范清代创制了铸炮铁范。魏源《海国图志》所辑《铸炮铁模图说》详细论述了由泥型翻制铁范，再用铁范铸炮的工艺过程。书中还总结了铁范铸炮可多次使用以及节省人力、物料，生产效率高，适合于战备需要等优点，与现代铸造工程学对金属型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此书作者龚振麟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首创此法，创制了新式炮架，并于1842年撰成此书。遗憾的是，他的发明未得到广泛应用。他写的《铸炮铁模图说》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铸铁金属型铸造的专著1。 1华觉明等：《世界冶金发展史》第592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1刘年增、华觉明：《首创铁模铸炮的龚振麟》，载《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六节机械清代在农业、纺织、矿冶、交通运输、建筑、军事等方面所普遍采用的仍然是传统机械，但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例如纺织机械就已达到很高水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这种纺车上的牵伸机构和加压装置都是很重要的发明。又如周庆云《盐法通志》所载：“风车者，借风力回转以为用也，车凡高二丈余，直径二丈六尺许。上安布帆八叶，以受八风。中贯木轴，附设平行齿轮。帆动轴转，激动平齿轮，与水车之立齿轮相搏，则水车腹页周旋，引水而上。此制始于安凤官滩，用之以起水也。”这种立帆式风轮，是我国沿海产盐区用以提升海水的机械，是根据古代风车和船帆原理设计出来的。它的特点在于不受风向改变的影响，即无论风向如何，风轮总是朝同一个方向旋转。这是一项构思巧妙的发明。 此外，在十七世纪以后西方传入的机械仪器的启发和激励下，我国一些科学家对其“轮捩机轴之学”深感兴趣，并且独立作出了许多新的发明，其中尤以光学仪器的研制更为突出。如清初黄履庄曾制成龙尾车（汲水机械），自动驱暑扇（自动风扇）和许多光学仪器；郑复光在《镜镜詅痴》中对各种光学仪器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邹伯奇独立发明了照相机；道光年间科学家黄履庆创造性地把取景器和千里镜（望远镜）结合起来，能摄数里之外之影，历历如绘，实际上已是天文照相机的雏形。 鸦片战争前后，我国已开始研究和仿制西方机床、蒸汽机、内燃机、船舶、纺织机械和农业机械等。如丁拱辰（1800—1875）对蒸汽机、蒸汽机车和蒸汽机船进行了早期的系统研究1。他精通数理，擅长机械制造。1831—1841年间，他先后制作了机车模型和轮船模型，这是中国机械史和交通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他制造的直立双作往复式小机车，长1尺9寸，阔9寸，可载重30余斤，其锅炉、蒸汽机全为铜质，这是中国第一台火车头雏形。1841年，他写成《演炮图说辑要》，其中的《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为中国自著的第一部关于蒸汽机、机车和轮船的著作。此外，魏源、龚振麟、郑复光等人也对蒸汽机等西方机械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扩大了西方机械的影响。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入侵舟山时，龚振麟见到英军用蒸汽机驱动的火轮，于是他参考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进行仿制，先用人力驱动叶轮，在湖中试航成功，后又制成更大的舰只，可在海洋中行驶。1841年春，龚振麟又把只能直击的旧式炮架改成能上下左右改变射击角度和方位的新式炮架和炮车。这种新式炮车灵巧坚固，富有成效。 1王锦光、闻人军：《中国早期蒸汽机和火轮船的研制》，载《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2期。第七节交通运输造船和航海技术清代实行“海禁”时期，对中国航海事业及造船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清代前期的船舶制造技术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官办造船厂普遍使用船样造船。现存清朝《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只图说》的手抄本，就是这种依照较详细的船舶设计图纸建造船只的例证。该书中既有船舶整体图，又有平面图，共记载有五类船只的尺寸、结构和各部件名称。这种规范化和定型化的设计制造方法，反映了造船技术的进步。 清中叶以前，在结构和风力利用方面具有独特优点的中国帆船，一直是世界公认的优良的海上交通工具。1699年，因运输福建木料又创出新船型。这种新船，以钓船为母型，吸收江苏沙船、浙江蜑船的优点，而被称为“三不象”。该船身长腹阔，头尖尾高，长十一丈，载二千石。1848年，福船系统的“耆英号”三不象船曾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清代沙般则向轻捷方向发展。沙船上装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这些装置使沙船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加上风帆和船尾舵的操纵技巧，使沙船的适航性更好，顺风逆风都能行驶。1827年，江苏巡抚陶澍曾上疏进呈航海图和一份详细的说明。这份航海图及其说明，内容丰富、准确，可说是关于中国古代帆船沿海航行经验的一次很好的总结1。 清代船舶和航海技术虽然一度领先于世界，但是发展速度缓慢，且没有重大的革新。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船舶和航海技术已远远超过中国，当时，丁拱辰、龚振麟等人对于汽船和蒸汽机车等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和研究，近代船舶技术开始传入中国。 陆上交通运输工具清代的陆上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畜力拖动或人力推拉的各种车辆，如大车、板车、下泽车、独轮车、轿车等。这些车辆，名目繁多，形制各异，适应于平地、丘陵、沼泽、山地等不同情况的运输需要，至今还难以为现代交通工具所完全取代。此外还有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运输工具，如北方冬季冰雪之地使用的爬犁（又称冰床）就是很实用的一种。萨英额《吉林外记》提到：“耙犁，用两辕木作底，立插四柱，高三寸许。上穿二横木，或铺板，或搪木。坐人，拉运货物皆可。前辕上弯，穿以绳套，二马服驾，轻捷于车。若驰驲，更换马匹，冰雪之地，可以日行三四百里。”有些爬犁不用畜力而用撑杆在冰上滑动，用力较省而速度较高。如果风向适宜，也可在冰**加1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第94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帆，藉以节省人力和提高速度。 第八节兵器火炮清朝统治者重视骑射，刀枪弓矢等仍然是用兵作战中的主要武器。同时，火枪火炮也在统一中国、平定叛乱和巩固边防等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前期，火器制造技术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创新。如康熙年间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1，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可见火炮制造的数量之大，并且铁炮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铜炮。清代火炮的种类也是相当多的，有几十斤到三四百斤较灵便的轻型炮，也有五六百斤到七八千斤主要用于攻城的重型炮。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可见火炮的种类之多。清代还创制了一些新型火炮，如奇炮、子母炮、短管曲射炮等。火炮性能也有所改进，如普遍安装瞄准器具，提高命中精度；加长炮身，提高射程；安装炮车炮架，增加机动性；改进炮弹和火药，增强火炮杀伤力，等等。 清代在火器制造方面的一些新发明也是值得称道的。如著名火器制造家戴梓（1649—1726）发明“连珠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弹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弹丸乃尽，始需重贮”1。这种可以连续发射28粒子弹的连珠铳，其原理虽与机枪有所不同，但与机枪连发的设计思想是一致的。可惜的是这种新发明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结果“器藏于家”，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戴梓还曾创制冲天炮。这种炮小而轻，射程远，杀伤力大，性能良好。试放时，康熙亲往靶场观看，演试后封此炮为“威远将军”，并命工匠在炮身上镌刻戴梓之名，以示纪念。戴梓还曾仿制过外国使臣进献的“蟠肠鸟枪”，也获得成功。 手榴弹手榴弹是现代战争中常用的近战武器，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初才用于战争。而中国云南哀牢山地区的彝族人民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创制出用网兜1樊国梁：《燕京开教略》。 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9。 抛出的“葫芦飞雷”2。这种葫芦飞雷是用干葫芦盛装火药和铅块（或铅丸）、铁矿石渣、铁片等，在葫芦颈部放置火草作为引火索。使用时，点燃火草，由小网兜将飞雷抛出，用来狩猎。19世纪中叶爆发了以彝族人李文学为首的彝、汉、白、傣、苗、哈尼等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为了抵抗拥有优势兵力和火枪火炮的清军，起义军制作大量的葫芦飞雷，在嘉之战中发挥了很大威力。在战争中，起义军还创造了用手投掷的长颈葫芦飞雷，这已与现代手榴弹的作用更为接近。 西方技术的传入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政治，经济衰退，曾在世界上长期领先的火器制造技术也转而落后，终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自己的大门。鸦片战争前后，在林则徐、魏源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下，当时一些火器研制家如丁拱辰、丁守存、龚振麟、黄冕等对于西洋火炮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有所创新。如丁拱辰著的《演炮图说》和《演炮图说辑要》，对火药配方、火炮铸造、炮台构筑、运炮器械以及西方炮台和海岸炮等，作了较详细的介绍。龚振麟所著《铸炮铁模图说》是兵器史和铸造史上的一部重要专著。他所首创的铁模铸炮法新工艺，用铁模（即铁范）替代泥型，加快了制炮速度，并可铸造数百斤至数千斤的大型铸铁件，是一项非常出色的技术成就。他所研制的新式炮架和炮车，改善了火炮的机动性，也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发明。但总的说来，清代后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是难以与迅速兴起和发展的西方军事工业相比的，中国的兵器制造业在嘉庆、道光以后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2刘尧汉：《彝族的火器——葫芦飞雷》，载《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九节造纸造纸业的分布和主要品种清代造纸业在明代基础上继续发展，尤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兴盛。造纸作坊大多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广东和四川次之，北方以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为主。当时一些纸厂的工人已达百数十人，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造纸原料有竹、麻、树皮和稻草、麦秆等。其中竹纸产量居首位，竹纸中以江西、福建的“连史”、“毛边”最为普遍，多用于印刷书籍。皮纸产量居第二位，多作为书画纸和印刷纸。麻纸主要产于北方各省，但其产量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由稻草、麦秆制造的纸比较粗糙，多作包装、火纸等杂用1。 造纸技术清代造纸技术集历代之大成且有所创新，各地工艺虽略有不同但都已达到较完善的地步。例如，据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所载，道光初年陕南地区的竹纸制造工艺大致如下：选择适当时节砍取水竹，经过用水浸沤，蘸石灰浆堆沤，再经过甑蒸，碱水煮，加入黄豆与白米水浆（淀粉溶液）蒸等工序，制成纸料；然后将纸料下踏槽细踏，再下纸槽搅匀，用竹帘抄造，叠压去水，最后逐张揭起，刷贴在焙墙上焙干。如做细白纸，则在纸料入槽后加入适量的白米汁，可制成细紧的白纸。如做黄表纸，加姜黄末，即成黄色。清代黄兴三在《造纸说》中记载的浙江常山造竹纸技术与此基本相同，但在制纸料时减少一道蒸煮，增加两次曝晒，纸料用水碓舂捣而非人工踩踏，整个造纸过程要经72道操作手续才能完成。中国传统造纸术中，主要用竹帘作为抄纸工具。康熙年间出现了用铜网抄造的“阔帘罗纹纸”1，纸宽有六尺。用铜丝编成的铜网，要比竹帘坚牢，使用寿命也较长，并且能造出较薄的纸张，因此它是造纸技术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但铜网容易起拱走形，制作上也存在一些技术困难，特别是这一发明并未引起重视，以至“无人继作”。直到此后一个世纪左右，西方于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发明了长网造纸机和圆网造纸机，才又开始应用了铜网造纸技术。 数量和质量清代前期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品种增加，用途也更加广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1徐康：《前尘梦影录》。 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1821—1850）。例如安徽泾县一带生产的宣纸，用青檀皮掺入适量的楮皮或稻草制造，洁白柔韧，吸墨和韵墨性能良好，宜于书画、拓印和印刷。乾隆时期宣纸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当时皖南一些山区几乎家家从事造纸，宣纸的品种已近百种，其中有长达丈二的大幅宣纸，也有五色、界栏、山水、花鸟等精致小笺；有单宣、夹贡、罗纹、玉版等生宣，也有虎皮、珊瑚、冰琅、云母、泥金、蝉翼等熟宣，品种齐全，名目繁多，可谓一时之盛。康熙乾隆时在加工纸方面的又一项成就是仿制出历代的名纸。如仿五代南唐澄心堂纸，仿宋代金粟山藏经纸，仿元代明仁殿纸，仿薛涛笺等，都很著名。此外还研制出一些新的品种，如梅花玉版笺，金花笺（洒金彩蜡笺）等。这些加工纸大多制作精美，造价高昂，至今尚可在故宫博物院等处见到。虽然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发明了各种造纸机械，生产效率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手工纸，但中国手工纸的许多优点是机制纸所难以达到的，因此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如18世纪50年代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果等），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对中国传统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造纸技术感到兴趣，并设法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第十节印刷印刷业的发展清代印刷业相当发达，官府、私家都很重视刻印书籍，书坊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著作约有25万种，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清代出版的1。在质量方面以清代前期内府本和私家精刻本为最好，有些坊刻本也属上乘，不仅注重校勘，而且刻写、纸墨、装帧等都很考究。清代后期官刻私刻的书籍虽然数量不少，但往往印制粗劣，错讹较多，质量已大不如前。 雕版印刷清代的印刷仍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为主，武英殿修书处、扬州诗局以及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刊刻了大量很有价值并且精雅悦目的书籍。同时，雕印技术如饾版、套版技术也有所进步。例如，康熙时内府刻本五色套印的《御制唐宋文醇》，精刻饾版彩色套印的《芥子园画传》，道光年间广东云叶庵五色套印的《杜诗》，涿州卢绅所刻六色套印的《杜工部集》等等，都是色彩斑斓，异常精美，显示了高超的雕版套色印刷水平。 活字印刷清代的活字印刷术有较大的发展。活字有铜活字、木活字、泥活字等，在官私坊肆间以木活字最为通用。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选印世所罕见的一批书籍，四库馆副总裁金简建议仿照元代王祯创造的木活字印书，经乾隆批准刻造，于次年刻成枣木活字25万多个，并先后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138种，2300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用木活字印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出版过程中，选料造字，工艺完善，排印时，分工明确，程序严密，并总结出《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可以遵循，反映了木活字印刷技术的进步。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五十七年，为满足社会需要，由程伟元主持两次以活字排印《红楼梦》，世称“程甲本”和“程乙本”。这两个木活字印本都很著名，是研究《红楼梦》的宝贵资料。木活字印刷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苏州校经山房等还在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金属活字的应用是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元、明两朝已有一些人试用锡、铜、铅等金属材料制成活字印书。现存较早的清代铜活字印本是康熙二1杨家骆：《中国古今著作名数之统计》，载《新中华》（上海）1946年第4期。十五年（1686）钱陆灿编选吹藜阁排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清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另目录40卷，分装525函，共5020册，是历史上用铜活字排印的最大的一部类书。此外，广东佛山唐氏书商曾用泥型铸铜活字三副，共20余万字，于咸丰年间（1851或1852年）印成《文献通考》348卷1。 关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现在还不十分清楚。 但直至清代还有人在研究和使用泥活字印刷，则是确定无疑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东泰安徐志定磁版印行张尔岐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自称“偶创磁刊，坚致胜木”2。有人认为所谓“磁版”使用的是泥活字上瓷釉后烧成的瓷活字，也可能是泥活字拼版后再上瓷釉烧成磁版，有人则认为磁版并非活字版，但无论如何，这是对印刷技术进行革新的一种尝试。道光十二年（1832），苏州李瑶用胶泥活字排印了其所校补的《金石例四种》和温睿临《南疆绎史勘本》。此外，在江苏常州、无锡和江西宜黄也都有人从事过泥活字印刷。安徽泾县的翟金生，按照毕昇的方法花费30年时间，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制成泥活字十万多个，分大、中、小、次小和最小五号，并试印成功自己的诗集，名为《泥板试印初编》。他把这套泥活字印本书称为“泥斗板”、“澄泥板”或“泥聚珍板”。此后他又用这套泥活字排印了《仙屏书屋初集》、《修业堂集》、《水东翟氏宗谱》等。 1814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来西亚开办印刷所，聘请中国人蔡高、梁发等铸造汉字铅字，并印成《汉英字典》和《新约圣经》1，这是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而中国本土铅印书籍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1张秀民：《我国最早的金属活字》，载1961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2泰安磁版张尔岐《周易说略》徐志定序。<1钱存训：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第170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刘国钧：《中国的印刷》第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十一节瓷器生产规模和主要成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瓷都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窑户达数千家，工匠有十万多人，制瓷区域蜿蜒十余里，其规模是空前的。制瓷业的成就也远远超过了明代。 康熙青花瓷为历代青花瓷器之冠。其制作技术更趋完美，分工精细，画师高明。用料方面与前代也有所不同，所用国产钴料，磨炼极为纯净。为了更好地分出青料的深浅浓淡，还将其置于不同的料缸中，在使用时按画面要求分别取用，使青花可以有种深浅不同的层次。青花的“青”，实际是蓝色。钴蓝呈现的色彩，翠蓝光艳，清新明快，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富丽堂皇，色彩强烈，所以又称硬彩。色彩有红、绿、黄、赭、紫等，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从而使康熙五彩瓷器的色彩和品种更为丰富，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康熙时期制瓷业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一种釉上彩新品种——粉彩，如绘西画，亦称洋彩。粉彩的色调柔和，所以又称软彩。它是在五彩所用的彩料内，掺入含砷的玻璃料（俗称“玻璃白”），利用其乳浊作用，使彩釉经烧制后出现浓淡凹凸的立体感。并且由于粉质掺入彩釉，红色变成淡红，绿色变成淡绿，各种色泽趋于清逸淡雅，格外柔和。再加上所绘花鸟虫鱼，形态逼真，粉彩精品真正做到了“花有露珠，蝶有茸毛”的程度。粉彩瓷器以雍正时期最为兴盛和水平最高。康熙后期创制的珐琅彩瓷器，又称瓷胎画珐琅，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极为名贵的宫廷御器，俗称“古月轩”。其珐琅彩料多来自外国，画法极为工细，又吸收了西洋画法，具有油画效果，精美异常。康熙青花、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等的突出成就，与当时精工制作的白瓷胎和高质量的瓷釉彩料以及精湛的烧造技术是分不开的。如白瓷胎中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瓷胎不易变形；原料的选择与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原料经过多次精细淘洗，增加了瓷器的白度和透明度。对火焰性质和烧成温度的控制更为准确，瓷釉中氧化钙含量降低，烧成温度增高，已达到了烧制现代硬质瓷的要求。 生产技术的全面发展清代在单色釉的釉料组成和工艺处理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如雍正时期由含铁原料烧制的青釉，不仅配料准确，而且掌握了火候的变化，釉层莹净、光润，所制成品色调一致，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的阶段。又如由含铜原料烧制的红釉，最著名的有康熙时期的郎窑红，它是在宣德祭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作方法是在白胎上施多层红釉料质，用还原火焰焙烧，使釉料中的铜变成一种胶体粒子而呈红色。这种胶体粒子在釉层中对光波进行有选择的反射而发出亮光，加上釉层厚、玻璃质强，使釉色浓艳欲滴，红如宝石，光可鉴人。豇豆红、桃花片、美人醉、娃娃脸等，或艳似桃花或美如朝霞或酷似豇豆红色，有些还带有绿色苔点，足可与郎窑红相媲美，都是深受中外藏家喜爱的红釉珍品。康熙时发明并盛行的乌金釉，除用铁料外还需加入锰和钴料，釉色纯正，黑亮似漆，釉面发出像镜面一样的亮光，是历代黑釉瓷器中水平最高的一种。 清代前期，特别是从雍正开始，在仿制历代名窑名瓷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仿宋代定、汝、官、钧、龙泉等各大名窑瓷器，配料准确，并能按不同要求掌握好火候，使烧成的瓷器与所仿古瓷器真假难辨。乾隆时期生瓷和各类瓷工艺品的制作都很高明。如仿古铜器、漆器、木器，质感很强，几可乱真；瓷制的昆虫、鸡、鸭、鹅、残荷、花生等，制作精巧，栩栩如生。这些都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制瓷工艺，在釉料配制、控制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的技术，以及艺术加工等方面，已达到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水平的顶点。陶瓷工艺家唐英清代陶瓷工艺家唐英（1682—1756），奉天（今辽宁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早年进内务府造办处在养心殿供职。雍正四年（1726）受命至景德镇御窑厂驻厂协理陶务，直接负责烧造御瓷，乾隆二年（1737）后又总理陶务，前后管理陶瓷生产近30年。唐英是一位勤勉敬业的督陶官，他曾用3年时间与制瓷工匠吃住在一起，调查与研究陶瓷工艺，并仿制和新创近60种精美的名瓷和名釉，为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撰写的《陶冶图说》，《陶成纪事》，《陶人新语》等，全面介绍了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吹釉、成坯入窑、烧窑、洋彩、束草装桶等一整套烧制瓷器的工序，对于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乾隆晚期，制瓷技术趋于保守，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甚至逐渐衰退的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瓷器大量涌入，中国的制瓷业就更加衰落了。 第十二节石油天然气油气苗的发现清代集数千年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之大成，各项工艺技术水平趋于成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史上占重要地位。 油气苗的广泛发现是进行油气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清代编纂的诸多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油气苗的记载。王崇礼纂修的《延长县志》甚至列油井为延长八景之一，并冠以“油井波涵”的美称。 随着台湾的进一步开发，康熙三十二年（1693），人们在今嘉义关子岭地区发现油气苗，据《台湾府志》记载：“从山石隙缝中如泉涌出，点之即燃，火出水中，水火同源，蔚为奇观。”这是台湾油气苗较早的确切记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当地居民又在苗栗出磺坑后龙溪的石隙中，发现油苗。台湾地处东南九省之门户，与外界联系较多，便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不久以后在台湾诞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石油工业。台湾油苗的发现，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不但发现大量油气苗，而且对有关发现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寻根问底，探其渊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古代油气苗认识的总结，并为此后兴起的石油工业提供了勘探线索。例如，清朝施鸿保看到福建中部近海海面的燃烧现象，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种火为阴火，与《素问》、《丹铅总录》等书所言“有阳焰如火烟腾腾而起者”同属一类1。 钻井技术的发展与天然气的利用古代钻井技术在清代进一步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井深逾千米的油气井。当然这一成就与盐业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经济凋零，人才锐减，盐业生产也受到很大破坏。战乱平定后，清政府为恢复生产，巩固其统治，实行鼓励井盐生产的措施，使井盐业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云南大量缺盐，也亟待川盐输入。因此，为满足增加井盐生产的需要，不但新开许多盐井，而且为获得高产井，逐渐提高了凿井技术。乾嘉时期，四川犍为地区永通厂“岁增新凿，深至百数十丈”1，说明当时井深已近高产卤气的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 这时的钻井技术，已有细致分工，其大致可划分为山匠、碓工和辊工。 山匠负责指挥管理，处理技术性问题；碓工主要在碓架上“往来跳跃”，足蹂碓板，使钻头上下运动，击碎岩石；辊工负责提升设备及辊子，碓架的修1《闽杂记》。 1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竖。细密的专业分工，促进工匠技术提高，推动了钻井技术的进步。 四川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上部的绿豆岩，极易垮塌，不易凿穿，因此这一时期钻井技术进步，集中表现在补腔和打捞技术方面。古代盐井都是裸眼开采，难于处理下部地层，动辄井下岩层坍垮，出现渗漏现象，于是，“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2。嘉庆道光年间，工匠们便可“试探上下左右能悬升之”3，说明补腔技术已趋于完善。盐井深度的增加，钻凿时遗落现象在所难免，工匠们使用他们发明的偏肩、柳穿鱼、五股须等数十种打捞工具，便能将井内落物“无论巨细”都打捞上来。 1838年，我国工匠终于征服绿豆岩，在今自贡大安长堰塘附近，凿成一口深达1001.42米的深井——桑海进，凿穿三迭系雷口坡组，达嘉陵江组地层中部，这是中国也是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深井钻井记录。桑海井是一口卤气共生井，初期日产天然气8500立方米，可烧盐锅八十余口。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可以日产天然气1500立方米。可见当时人们钻井技术水平之高。这是世界钻井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石油井和盐井中最早突破千米的深井。其后不久，四川人民又在自流井构造开凿一口深达1200米的磨子井。它钻穿了嘉陵江组地层的主气层，由于井下压力过大（约100个大气压），在没有止喷设备的情况下，发生猛烈井喷，井口烧出的火舌达几十米，三十里外都能看到。磨子井当时日产天然气估计在40万立方米以上，为自贡古今第一大火井，被誉称为“火井王”。据考证，当时自流气田中日产万方天然气的约有十口之多1。这是我国古代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成熟的重要标志。 刘岳云的论述清代刘岳云对石油数千年的应用也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在《格物中法》中指出：“石油自汉时已著于书，其原地志所载，益知产处甚多，由是以烟制墨，以油焚营，清者燃灯，浓者膏物，久澄坚结，则为土沥青。”其中包含了石油的几个重要性质：可燃性、含炭性、润滑性、防腐性，并对石油的粘度进行区分，不同粘度的石油，用于不同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石油的认识水平已达到日臻完备的地步。 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3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1胡砺善：《四川盆地自流井构造天然气开采的研究》。 第五章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第一节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明代中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某些手工业行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明清之际战乱的严重破坏。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又重新活跃起来。清代前期，无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水平上，清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这主要表现为：作为商业资本代表的包买商空前活跃，商业资本日益侵入生产领域，控制小生产者；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比明代增多，规模也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地区分布上已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手工业的雇佣劳动数量显著增加，手工业工人与作坊主、工场主的劳资对立更加尖锐，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末期一个越来越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 包买商的空前活跃乾隆、嘉庆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已超过明代。棉布、绸缎、纸、糖、盐等手工业品以及棉花、蚕桑、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都比明代有较大增长，并且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些比较集中的产区。如江苏是棉纺织业发达的省份之一，又以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尤其著名，当地“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1。内地也有类似的棉布的集中产区，如四川的新津“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2。太湖地区则以蚕桑生产为主，“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3。江西的抚州、建昌（今江西南城）、宁都等地麻织业非常兴盛，当地“缉麻织线，犹嘉湖之治丝”，宁都更是“俗无不缉麻之家”4。四川的荣昌也是“南北一带多种麻，比户皆绩，机杼之声盈耳”5。而制糖业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以及四川的内江等地。在一些手工业品或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地，小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已主要不是为了自给，而是更多地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并且也已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而是为了遥远的市场。如新津家庭棉纺织业所产的棉布就“有贩至千里外者”6。乾隆年间，江浙一带所产蚕丝除了销往各地，还有一部分销往国1康熙《松江府志》卷5。 2道光《新津县志》卷29。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201页。 4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14。 5同治《荣昌县志》卷16《风俗》。 6道光《新津县志》卷29。 外市场。小生产者的分散、孤立状况与扩大了的市场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合的矛盾，势必使小生产者日益依附于商业资本。这就为商业资本乘机插入小生产者与市场之间、控制小生产者、侵入生产领域提供了机会，于是包买商作为商业资本的代表也就空前地活跃起来。 乾隆年间，在江浙一带的蚕桑产区，每当蚕茧收成之时，有商人携带资金分赴各村，利用蚕家急于出售的心理，乘机贱价收购，垄断了市场。 商人还通过放款预购的方式，利用高利贷进一步控制小生产者。在广东制糖业中，商人往往预先向蔗农发放糖本，冬天则收取糖利1。或预先向糖寮放帐，待榨出糖后收取产品2。在江西赣州苎麻产区，福建商人于二月发放苎钱，到夏季收获时将苎麻运走3。 无锡盛产棉布，但当地不产棉花4，棉花仰给于外地。一些商人就开设棉花庄，专门以棉花向小生产者换取棉布5。在湖州南浔镇，商人也屯积棉花，以花换布6。广东的佛山镇也有类似情况，棉布业的老板向纺工提供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7。 在南京和苏州的丝织业中，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开设“账房”，向小机户发放原料，收回成品。小机户一般在“家中置木机从事织造。”8为账房加工，称为“代料”。小机户织丝之前，先要将原料送染房染色，并分散给织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回账房，账房评定产品质量，称为“仇货”，然后按产品质量和数量支付工资9。“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10，只能完全依附于商业资本。尽管账房并未变革小机户分散生产的方式，但实际已经使小机户变成在家内为账房劳动的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劳动。账房已经达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在这里，账房的商业资本变成了工业资本。 手工业部门的增多清代前期，朝廷对于手工业的限制比明代有所放宽，民间手工业的发展1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6《糖》。 2乾隆《澄海县志》卷19《生业》。 3乾隆《赣州府志》卷2《物产》。 4黄昂：《锡金识小录》卷1《备考》上。 5钱泳：《履园丛话》卷23《杂记》上，《换绵花》。 6咸丰《南浔镇志》卷24。 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257页。 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5《实业考》。 9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10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条件比明代有所改善，这对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是比较有利的。清代前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资本主义葫芽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明代。 江南的丝织业在明代就相当发达，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清代江南的丝织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城镇中集中了一大批与农业脱离的丝织业作坊。苏州东城一带以丝织为业的不下万户1。杭州的丝织业也空前兴盛，“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2。南京的丝织业发展尤其迅速，仅缎机就有三万张，纱、绸、绒、绫织机还不在此数3。已超过苏杭两州。广州的丝织业更是后来居上，雍正年间才开始兴起，到嘉庆、道光年间，已有织工四五万人了4。从苏州城中“比户习织”的情况来看，这些城镇中的丝织业大多是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比较狭小，有许多可能还是向账房领取原料代为加工的小机户。但苏州丝织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也比较普遍，“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1。在苏州城内，每日清晨都有许多机工在桥头待雇，靠出卖劳动力谋生2。不过，对于苏州丝织业机户雇佣工匠的情况还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清代前期在苏州丝织业中的机户，一般是通指民间从事机业的人户而言，既包括丝织个体手工业者（小机户），也包括兼营纱缎庄（俗称账房）的铺户，是二者的一种混称。苏州的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账房）除了控制小机户，让他们在家内为自己工作，还“自行设机督织”3，直接雇佣机匠从事生产，从而兼有包买商和作坊主的双重身分。他们雇佣机匠时，是采取“按件而计”的方式购买劳动力的。虽然对于长雇的机匠，除了发给正项工资外，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还要按例定期另给酒资，使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蒙上了一层封建色彩。但从纱缎庄铺户与机匠之间关系的基本方面来看，仍然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剥削的性质。至于小机户雇佣机匠，往往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临时补充家庭劳动力之不足。被雇请的短工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他们与小机户之间属于帮工与作坊师傅的关系。在南京丝织业中，清廷取消对私人织机数量限制以后，由竞争引起的丝织业机户之间的分化已非常明显，道光时期，南京丝织业中已经出现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大机户4。而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 2光绪《仙居县志》卷10，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3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9《拾补》。 4《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8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2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3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 4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5《拾补》。 明代私人拥有织机最多不过二十到四十张5，这表明清代丝织业中手工业者的分化程度已大大超过明代，生产资料以资本的形式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机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使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相应地大量增加。南京丝织业中大机户的作坊，已经具有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清代前期，苏州是重要的棉布市场，各省商贩大都在苏州采购青蓝布匹，于是苏州的染踹业也就随之兴盛起来，并逐渐脱离布店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行业。当时苏州有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个踹坊各有踹匠数十人不等。踹坊多由包头开设，包头置备平整布匹所需的菱角状巨石、木滚等生产工具以及房舍，招集踹匠，然后向布店领取布匹进行加工。踹匠来自江南江北各县，多是单身前往，由包头提供住房并垫支柴米银钱，显然是无任何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踹匠每踹布一匹，得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除偿还包头垫支的柴米银钱，每人每月须向包头缴纳银三钱六分，作为使用房舍及生产工具的费用1。苏州染踹业中，包头虽然也是向布店领取原料进行加工，但性质与丝织业小机户为账房“代料”完全不同。因为小机户是以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为主，并且“无甚资本”，只雇少数机匠作为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属于在家内为账房工作的工资劳动者，而包头并不从事生产，从他能够招容数十名踹匠，并提供房舍、生产工具以及垫发柴米银钱来看，是拥有相当的资本的。包头凭借房舍及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剥削踹匠，剥削率也是相当高的，据学者计算，包头每月对每名踹匠的剥削总值相当于踹三十三匹布的工价。此外，踹匠也受到布商的剥削。包头与布商分别占有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参与瓜分踹匠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性质。 清代由于对铁矿采铸的控制比较松弛，民间冶铁业有很大发展，广东的冶铁业的发展尤其显著。雍正后期，广东已有冶铁炉五六十座，用工不下数万人1。乾隆时期，佛山镇已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2。在广东民间冶铁业中，都是“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3。投资者与雇工之间是很明显的雇佣剥削关系。清代冶铁业主要以木炭作为燃料，只有靠近山林的铁矿才可能开采鼓铸，铁场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一个铁场大约有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人，汲水者、烧炭者二百余人，并有驮牛二百余头，舟船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版则缩，是有命焉”4。这种铁场已经是5张瀚：《松窗梦语》卷6《异闻记》。 1《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1《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鄂弥达：《请开矿采铸疏》。 2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5《乡俗志》。 3《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田畯：《陈粤西矿厂疏》。 4屈大钧：《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铁》。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陕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冶铁业发展也很迅速。特别是陕西南部的秦岭和大巴山地区，铁矿靠近老林，便于就近烧炭冶铁，并且这些地区聚集了大量流民，劳动力资源也非常充足，所以冶铁业相当兴盛。在陕西的盩厔（今周至）、留坝、略阳、定远（今镇巴）、凤县等地，有铁厂数十处，仅凤县一地就有铁厂十七处，柴厢十三家5。在陕西，冶铁炉一般高一丈七八尺，每炉可冶炼矿石几百斤。炉前由十几个人轮流拉动风箱，炉火昼夜不断，还要有专门辨火候、别铁色的技术工匠。通常一炉需要佣工十几个人。再加上运木装窑烧炭、开石挖矿以及运输矿炭，则“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运作佣工不下千人”。一些大的铁厂有二三千人，小厂也有千人或数百人1。投资铁厂的，大都是外来客民，他们“携带工本，雇募匠役”2。他们与铁厂中的工匠之间显然是雇佣剥削关系。这些投资者的资本都比较雄厚，“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3。清代陕南地区的冶铁业中也已经出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工场。 清代陕南大巴山地区，还有大量的纸厂、木厂、耳厂等，各厂多者数百人，少者也有数十人。以纸厂为例，大巴山区竹林茂密，造纸原料极为丰富，而且成本低廉，非常适宜开设纸厂。在陕西西乡有纸厂二十余处，定远有纸厂一百多处，洋县有纸厂二百余处。厂主和工匠大都来自四川、湖北两省。厂主出资办厂，工匠以出卖劳动力为生4。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这类纸厂中已经出现。 铜矿的采铸是在清代发展得很快的一种矿业。清代的铜矿主要集中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特别以云南的铜矿发展最快，也最著名。 据官方估计，云南铜矿盛时有大铜厂四十八处，每厂雇佣矿工七八万人，小厂也在万人以上，“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5。 云南铜厂的矿工，“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1，大都是一些靠劳力谋生的无产者。但是按照领取报酬的不同方式，他们又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招募砂丁”，或叫做“月活”。这类矿工“无论有矿无矿，月得雇价”2，按月领取货币工资。他们去留随5卢坤：《秦疆治略》，“凤县”。 1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2《清代的矿业》第51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卷11《策略》。 5《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6，唐炯：《筹议矿务拟召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1《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9，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 2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其自便，往往视铜厂的兴衰变化，“来如潮涌，去如星散”，显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3。他们与矿主之间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另一类矿工叫做“亲身弟兄”。他们是“其初出力攻采，不受月钱，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者”4。他们虽然也是以劳力谋生，但他们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商品出卖，而是类似于作为股份投入，并且像股东一样要承担开采风险，只有在开采成功的情况下才能指望报酬，因此不可能去留自便，而是对于硐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领取报酬的方式也类似分享红利，是与硐主按四六比例分割矿砂，而不是领取货币工资。所以“亲身弟兄”的劳动不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在云南铜矿中，矿洞之外的杂事都是雇用“月活”5，井下开采也有完全使用“招募砂丁”的，如香树皮铜厂“向无亲身弟兄，均系招募砂丁”6。可见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云南铜矿中是主要的生产关系。 云南铜矿中有比较细致的分工。从采矿开始，矿井中有镶头负责技术指导，矿硐中又分数路开采，每路为一尖子，每尖有领班一人，负责督促矿工并协助镶头支设镶木。开采面上，一人持钎、一人持锤、随时互换，称为“双换手”7。矿井中排水有龙手、换手，背荒有砂丁。在铜厂中，一座矿井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实体，只能属于同一个投资人或投资集团所有，因为如果矿井分属于不同的企业主分别经营，则很难顺利地组织生产。所以，根据云南铜矿中井下开采的这种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状况，可以认为已经具有手工工场的性质了。如果矿砂出土后的捶矿、洗矿、配矿以至冶炼的各道工序，都是在同一个企业主的指挥下进行，那么这种手工工场的规模就更大了。 与云南铜矿相比，清廷对采煤业的控制要宽松得多。 清代北方用煤比较普遍，北京更是“炊爨惟煤是赖”1。在北方的直隶、盛京、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采煤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在北京郊区更是兴盛。乾隆中期，北京郊区已有在采煤窑二百七十多座2。 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的煤窑，多为投资者集资，向地主承租土地进行开采，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如嘉庆元年（1796），一座叫戏台窑的煤窑，就是由投资人焦士琮等十人集资开采。合同规定，其窑分为九百四十日个“日分”，地主得一百四十日，作为地租，剩下的八百日，由集资人按股份多少3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4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5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6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7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1康熙《宛平县志》卷6《艺文》，卫周祚：《罢玉泉山烧炭纪事》。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320—321页。 分别占有若干日分。3门头沟煤矿所雇用的矿工，多系无籍流民，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每年七月以后，窑主“按公平时价，雇人工作”。到次年五月，估计京城内外各煤厂煤铺俱已储存足供五、六、七月所需的煤炭，煤窑就暂时停工，“以避盛暑煤毒”，矿工“即行散工”。可见这些矿工是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与窑主之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门头沟，还有少数矿工属于“关门锅伙”，即被窑主诓骗入窑、勒逼工作、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劳动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属于非法，遭到官方查禁，因此并不妨碍门头沟煤窑中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的存在。 清代在内地的手工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四川的井盐业最为显著，以下设专节论述，此处不赘。 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虽然有进一步的增长，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仍然是十分缓慢的，其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 从广度来看，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手工业还没有一个个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用自己的产品与农业进行交换的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特别是在手工业中居首要地位的棉纺织业，虽然在少数地区开始出现了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的趋势，但从总体看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耕与织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已经脱离农业的手工业中，普遍还是规模狭小的铺户作坊，以手工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为主，极少雇工，分工也主要限于家庭内部，只是属于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少数生产规模较大的手工业部门中出现。在地区分布上，虽然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已从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但在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还是寥若晨星、忽明忽暗，虽然预示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此时仍然被自然经济的漫漫长夜所笼罩，距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还相当遥远。 再从深度来看，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刚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若干痕迹。 在一些手工业部门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但劳动力的出卖还没有达到完全自由的程度。如在苏州丝织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机工待雇，要由行头分遣1，说明劳动力的出卖还要受到行会的干扰。在四川的富荣盐场，烧盐工的“炎帝会”规定盐工必须入会才能烧盐，非会众不得烧盐，会首时常到灶上巡视，若发现非会众烧盐，即用烟竹片痛打、赶走。3《清代的矿业》第412、423、440页。 1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劳动力的出卖甚至受到劳动者自己的行帮组织的限制。清政府对手工业工人集中的场所总是严加防范和控制。在苏州踹坊。清政府设有坊总甲长，稽查、弹压踹匠。在云南铜矿，官府派驻铜厂的长员设有枷杖等刑具，对违反厂规的矿工实行枷责或插耳箭游行示众。说明手工业工人还受到一定程度的超经济强制。并且由于官府禁止手工业工人为提高劳动力价格、要求增加工资而采取罢工，这就使劳动力的买卖上劳资双方形式上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关系也遭到破坏。可见在清代的一些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中，其生产关系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还有一定的差距。 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发展程度也非常有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由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极其坚固，难以分解。农民家内分工的发达和农业与手工业以及手工业内部各生产环节的牢固结合，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也使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而封建剥削的不断加重，又使这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不断被强化，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严重障碍。此外，在自然经济结构相当稳定的情况下，地方性小市场的发展，不但难以起到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反而更多地起到增强自给性、阻碍地区性分工和国内市场扩大的消极作用。 封建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清朝廷基本承袭了历代封建皇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 清代前期，清廷采取了鼓励垦荒，对灾区实行赈恤、蠲免以及治理水患等措施，这就使清政府在加紧压榨农民的同时，又避免了小农经济的崩溃。清廷的“重农”政策实质上就是利用封建上层建筑的力量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结果是使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得以不断地延续，造成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另一方面，清廷的“抑商”政策则直接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但要避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因此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虽然比明代有所松弛，但对工商业的总方针仍然是抑制而不是鼓励。清政府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全国各地税关税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商人有时“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再加上官吏勒索舞弊，“以致商人裹足不前”。这对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清政府对手工业产品实行违反价值规律的限价收购的做法，不仅见于云南铜矿，在四川、广西、湖南等省的铜矿中、在贵州的水银矿、铅矿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封建政权以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对民间手工业进行直接掠夺，窒息了这些手工业部门的生机，商人宁愿求田问舍，将资金转向土地而不愿投入产业。造成这些手工业部门生产萎缩，使资本主义萌芽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以茁壮成长。 清廷实行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这种政策的推行，又更加强化了自然经济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使中国手工业难以开拓国际市场，也使资本主义萌芽缺乏外来因素的刺激。 封建行会对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限制作用也不可忽视。清代手工业行会严格限制铺户的生产规模，规定招收学徒一般只能“三年一出一进”，即学徒期为三年，每次只能招收一名，“违者议罚”。行会抑制手工业的一切竞争，对帮工的工资水平，同业内有统一规定，如嘉庆年间长沙制香业议定，帮工每月工资为一串八百文，每日酒烟钱十文。手工业原料的采购也要受到行会的制约，如道光年间长沙明瓦业规定，原料必须“公分派买，毋得隐瞒独买，如有隐瞒独买者，公议罚钱二串文入公，货仍归公派买”。对手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样也有严格规定，同业之内的手工业产品必须按统一价格出售，不得“私行减价”，违者受罚。行会特别排斥新来的竞争者。新来者要开铺户，要花费重资才能入行会，按长沙戥秤业规定，新开店者要交入会银二十两，演戏一台，并备酒席请同行，然后才能开张。新开铺户的地点也有限制，戥秤业的新开店者，要隔同行十家之外，方许开设。京刀业的新开店者，必须“上隔七家，下隔八家”。清代的行会往往还与同乡组织纠缠在一起，如“京师瓦木工，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封建的色彩更为浓厚。尽管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行会受到很大冲击，像南京丝织业中私人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事例，就表明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竞争已突破了行会的约束，但就整个手工业的情况来看，行会的消极作用仍不能低估。行会滞缓了手工业者分化的速度，使手工业普遍停留在铺户作坊的水平上。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局限于少数地区的少数手工业部门，都与行会的消极作用直接有关。 第二节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清代前期，四川井盐生产工艺，特别是钻井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四川盐井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小口深井阶段。这时有了“鱼尾锉”、“银锭锉”、“财神锉”等新型钻具，可打深井至三四百丈，这样就能把蕴藏在三迭系嘉陵石灰岩的丰富盐卤及天然气开采出来。此外，处理井下事故的器械也增多，对于井腔内发生的“走岩”、“崩腔”、“流沙、“冒白”等弊病，亦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方法。这些工具，构造精巧，功用神妙，在当时堪称绝技。 清廷为恢复盐业生产，令民穿凿盐井，永不加课，兼之钻井技术水平的提高，因而“井灶大兴”，出现盐井数量猛增的热潮。据粗略统计，富荣场雍正时有井二百九十八，锅七百五十五，乾隆二十三年有井四百一十三，锅一千零一。南部县雍正时有井三十九，嘉庆时四百三十六。有的盐井产量极为可观，如富荣场“火之极旺者日海顺井，可烧锅七百余口，德成井水自井口喷出，高可三四丈，昼夜可积千余担”1。盐井的大量开凿，产量上升，盈利扩大，必然给盐业经营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以致在富荣、犍乐这样生产水平较高的盐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它的特殊性。首先，井盐不同于一般手工业产品，从原料收购到销售成品，都是由同一资本家完成，而井盐产品食盐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由商人以引盐、票盐方式在规定地区出售。此外，形式上也没有收购原料的过程，开凿盐井，取得盐卤及天然气，属于生产的范畴。因此，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在商品的生产领域：凿井、采卤和煎制，即井户、灶户、枧户的经营活动中，多少不等的表现出来。其次，井盐业中存在的租佃关系特别繁多而且复杂，土地、盐卤、天然气，以及器用设备均行租佃，契约形式多种多样，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从这些租佃中有所表现。 清代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细密的生产技术分工。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载：“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极其粗略的，其中除季节性盐工外，尚包括大量依盐场为生的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在大宁场，也许还把数万供应盐灶烧柴的农民计算在内。就富荣盐场而言，“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以巨金业盐者数百家”1。专业盐工确已超过万人。盐场生产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为盐业生产服务的其他辅助性的行业的种类和数量上。富荣盐场“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1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1。业盐人数空前增多，如射洪县“居民强半以井为业”2。乐山县，“城人半藉盐为市，风俗全凭井代耕”3。如此庞杂的生产体系和规模，很难视为手工作坊的范畴了。 与此同时，盐场内部的生产过程已存在较为细密的、以技术要求为基础的分工。“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4。富荣场按井、灶、枧大类分工，其中井上工种十五至十九个，用工五十至七十人；灶上工种五至十四个，用工十四至二十三人；枧上工种九至十一个，用工二十八人。盐工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匠，系钻井技工；碓工，凿井之工，“凿井之工，岁停除日、元日”5，一年仅放假两天；辊工，负责井上提卤机械的维修；灶头，整灶技工；烧盐工，“烧盐之工岁不停日，盖天下之至劳苦者也”6。此外，尚有担卤工等。生产活动显然已超越了手工作坊的狭小天地。 第二，雇... 9 英法联军再次发动侵华战争，“推迟了这个制度的进一步扩展”3。 赫德与半殖民地化海关行政制度的完备.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与半殖民地中国海关行政制度的巩固。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李泰国重新开始推行帮办税务制度。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8年月24日），在李泰国的要求下，恭亲王奕䜣参照当年何桂清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的样式，发给他一道“札谕”，作为总税务司的“执照”。从此总税务司直接隶属总理衙门管辖，这不仅更有利于侵略者对中国海关的控制与把持，也有利于总税务司直接与清廷交涉各项维护列强利益之事。 李泰国计划在所有通商口岸全面推行“帮办税务”制度，他选定英商宝顺洋行协理林纳为镇江关税务司2，又选法官日意格为浙海关（宁波）副税务司3。这一计划刚开展，李泰国却因曾“充当志愿兵”保护租界“受了重伤”，此时伤势发作，不得不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8年3月日）呈奕䜣“申陈”，请假回英国十五个月。未经奕䜣批准，李泰国即自行回国。回国之前，他擅自指定英国人赫德与费士来代办”总税务司职务4。 赫德（835—9），咸丰四年（854）来华。先在英驻香港商务监督署受训，逐被派到宁波英领事馆任见习翻译，旋升助理翻译。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赫德于咸丰八年调广州英领事馆任助理翻译，兼任英法联军三人委员会秘书。由于赫德善于以“友善”的态度与清廷地方大员打交道，与两广总督劳崇光和粤海关监督恒祺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广州领事阿礼国等人的赏识，被视为与清朝官员交往的“一个现成的桥梁”。咸丰九年春，劳崇光、恒祺与赫德仿照江海关模式主持广州开关事宜。赫德即向劳崇光等建议请李泰国来粤主持开关，同时向李泰国提供了涉及粤海关事务的备忘录。咸丰九年五月（859年月）底，赫德为筹建粤海新关而离开领事馆，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2。 李泰国因回国养伤而指定赫德代理总税务司，总理衙门很快予以认可。 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8年4月30日），奕䜣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札谕赫德“暂行代办”3。 赫德在代理总税务司职务期间，为半殖民地中国海关行政制度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加强了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的密切关系。在英国公使卜鲁斯的安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4页。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05页。 2《吴煦档案选编》第辑，第4页。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877页。 4《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439页。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9页；叶凤美《赫德传》，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卷，第4页。 2《海关文件汇编》卷，第48、70页。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830页。 排下，赫德于四月二十七日（月5日）抵京。赫德就海关行政、关税与开埠等问题与总理衙门会谈了近一个月。五月二十三日（月30日），奕䜣正式颁发赫德与费士来联合署理总税务司（eeral）委任书。 第二，将外籍税务司制度推行到新开各埠。在赫德主持下，镇江于四月初一日（5月0日）开关。接着开设新浙海关（宁波），英国人副税务司休士主持关务。同月，津海关（天津）设立，法国人克士可士吉（.lezowsy）为该关首任税务司。其后又分别在福州、烟台、汉口、九江、厦门、淡水、打狗（高雄）等处设立新关。到咸丰十三年（83），除牛庄和琼州外，不平等条约规定开放的其他各口岸都开设了新关。 第三，进一步详订各项海关管理章程及关税细则。咸丰十一年（8），赫德在京期间，向奕䜣递交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清单七件、禀呈二件。赫德对各海关可征税款数额及海关行政费用提出了新的计划，创立了由总税务司向总理衙门直接呈报《海关收支各数清折》的制度，还主持制定了各所设新关外国商船完纳税钞章程。从而，使得帮办税务更加具体化、制度化。与此同时，赫德还出面与清廷订立《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十二款）及《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同治元年（82），又与湖广总督官文新修订《长江通共章程》（十三款）。此外，赫德还主持制订《子口税章程》、《沿岸贸易法》等税收细则。通过赫德的努力，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攫取到的种种特权得以迅速兑现。 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两年多时间内，使“帮办税务”制度进一步确立，并得以真正的推行和巩固，“虽然赫德不是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首创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实际的建立者”。 2.赫德正式接任总税务司职务与半殖民地中国海关行政制度的继续扩展与完善。 同治二年十月五日（83年月5日），奕䜣借阿思本舰队事件撤去了李泰国总税务司一职。赫德被任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此后，赫德更加放手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半殖民地海关制度。同治三年（84），赫德制订和颁布了《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和《关于外人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组织的备忘录》等文件，明文规定各关洋员的任免、升降、调动、奖惩等均由总税务司作主，总税务司署及下辖各税务司署是海关划一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样便进一步剥夺了清廷海关监督的权力，把海关的行政和用人大权集中到总税务司手中。为了缓和西方各国对中国海关权力的争夺，赫德在确保英国优势地位的前提下，注意邀请与中国有通商关系的国家派人参加海关工作，使中国海关具有“国际性”。 同治六年（87），赫德制订《引水章程》，把引水监督权明文划归海关。同治七年，又制订《会讯章程》，把领事裁判权引伸到海关案件的审理中。光绪七年（88），赫德颁布一项海关条约，规定海关洋员享有治外法权。 赫德不断扩展海关行政机构，使之规模日益扩大。同治七年（88），在总税务司署中设海政局（mariedepartmet，亦称“船钞项下”部门），把非海关业务的海务、港务并入了海关；同治十二年（873）设总司署上海《海关文件汇编》卷7，第379页。 造册处；同治十三年设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等等。海关人员从很少的编制开始，到光绪元年（875）已增加到424名外国人和47名中国人；光绪三十二年（90）海关（包括邮政）人员有345名外国人和02名中国人；95年海关（邮政已独立经营）人员有327名外国人和50名中国人。赫德还善于捕捉时机，从其他各方面扩张海关势力。甲午战争后，英德续借款成立，清廷曾指定苏州、淞沪、九江、浙东4处货厘和宜昌、鄂岸、皖岸3处盐厘作为偿债基金的一部分，赫德乘机攫取了海关控制和代征这7处厘金的权力。《辛丑条约》规定每年摊付800余万两赔款，除盐课及海关税项下拨付一千三四百万两外，其余四五百万两，由常关税项下拨付，并规定“所有常关各进款，在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即海关）管理。”于是赫德便强制兼管23处常关。此23关为山海关、津海关、东海关、江海关、镇江关、芜湖关、浙海关、瓯海关、九江关、江汉关、宜昌关、重庆关、闽海关、潮海关、北海关、琼海关、胶海关、沙市关、金陵关、福海关、厦门关、三水关、梧州关。根据规定，各常关所设收税分局在距海关所在口岸50里以内者归税务司兼管，其在50里以外者，仍由各常关监督专管。所以，海关兼管的常关包括23关附近50里内所设的税局税卡在内。 赫德还把海关行政控制权力伸展到清廷的邮政与教育部门。从同治五年（8）开始，他就利用海关代寄各国使馆邮件的制度，逐渐扩展到收寄外界信件。光绪四年（878），他命令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试办北方各通商口岸和北京、上海间的邮递业务。光绪五年（879），决定向其他口岸推广，同时积极向总理衙门和各省督抚进行威胁利诱，并提出建立全国邮政的具体方案。光绪二十二年（89），清廷终于批准了由海关兼办邮政，并命赫德兼任总邮政司。从此中国邮政权开始落入帝国主义之手。对培养洋务人才的同文馆，赫德尽力使之自创办之初，就处于他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同治元年（82），总理衙门设北京及广东二处同文馆，开英语科，以海关所征部分船钞作为其经费。同治五年，赫德在欧洲亲自为同文馆增聘了四名洋教习。同治六年，他又建议该馆增开天文、算学、格致、法律等科目。同治八年，他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该馆总教习。连同文馆学生的考卷，他有时也亲自阅看，以至被丁韪良恭维为同文馆的“父亲”。与邮政系统一样，同文馆也隶属海关行政的管辖。 在赫德设计与经营之下，中国海关实际上变成了帝国主义设置在清廷内部的一具包罗万象的庞大侵略机器。 近代海关行政机构的组织设置及其沿革.总税务司署。 总税务司署是近代中国海关行政最高首脑机关。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进一步攫取中国海关主权的产物。咸丰九年（859），李泰国窃取首任总税务司职务，总司署随即产生。初期的总司署附设在江海关关署内，但徒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页。 参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八《中国海关与邮政》。 wmartiyliofathay，89年，第295页。参见叶凤美《赫德传》，《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卷，第49页。 具形式。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之后，为了在各通商口岸广设新关，不得不暂缓总署机构的组建，赫德本人也很少在上海驻留。实际上，这时期总司署的办公机关常随赫德在广州、北京等处奔走而移动。 同治二年（83），李泰国返华。为了便于与总理衙门交涉，他企图将总司署设在北京。李泰国原在北京勾栏胡同有一套办公住所，“计房一百余间，极为宽敞”。但他仍嫌狭小，“口称必须得一府第居住。且指明要肃王府，或分给一半居住。如王府不能让给，即要詹事府衙门居住”。李泰国被解职后，驻京外国公使们认为，“最好还是让总税务司驻扎在沿海”2。同治四年（85），赫德“刚搬进上海住宅并已把它陈设好”，却意外接获总理衙门迁总司署到北京的命令，这显然是因为赫德深受奕䜣信任的缘故3。此后，总税务司署在赫德、安格联、易纨士任内，都设在北京东交民巷台吉场（又称台基厂）4。 总税务司署，最初隶属于总理衙门，自光绪二十七年（90）起，改隶外务部，至光绪三十二年（90）以后，则归清廷新设的税务处管辖。早期总司署不设副总税务司。光绪元年（875），赫德规定总税务司因病、死亡和其他原因离缺，总税务司将由总理文案税务司和汉文案税务司联合代理。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898年月日），海关总司署才设有副总税务司一职。首任副总税务司系赫德内弟裴式楷（matthewboydbredo）。 总司署组织机构庞大复杂，主要由下列部门组成总理文案。该职初设于同治元年（82），原与稽查帐目合由一人兼任。总司署首任总理文案兼稽查帐目税务司为金登干金登干常驻伦敦办事处后，总理文案与稽查帐目遂分为两个部门。同治十二年（873），裴式楷任首任总理文案税务司。 稽查帐目。该职与总理文案合设于同治元年（82）。与总理文案分开后，同治十三年（874）由雷德任首任稽查帐目税务司。赫德规定该部门税务司总辖海关之会计，并审查各地海关之会计，至少每年到各关巡视一次，副税务司留驻北京总司署负责审查各关报表。 管理汉文。同治五年（8）设立，专管各关汉文报表与清廷的往来文件。葛德立为首任管理汉文税务司。 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同治六年至十三年为中国海关驻伦敦专任代理人。同治十三年（874），赫德正式在伦敦设立常驻办事处机构，金登干为首任税务司，其担任该职直到光绪三十三年（907年）去世为止。该部门专司采购灯塔与航标工程所需器材、北洋海军之军舰军械，募借外债，招聘洋员等事。金氏驻伦敦凡三十余年，还常受赫德之命作秘密外交活动，往来欧陆各国。 上海造册处。同治十二年（873）设立，首任上海造册处税务司为廷得尔该部门负责整理各海关汇总来的进出口和转口货物报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第48页。 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57页。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5页。 4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认为85年8月，在北京设立了总税务司署，署址在金鱼胡同。见该书第29页。 在一定时间内编印成册，名曰贸易报告，包括年报、季报、月报及各种分类统计表，余如通令、通函、密件以及其他公文、规章、报表及调查报告、税则分类等书刊表册。 民国时期，上述机构中文名称有所改变总理文案改称总务科；管理汉文改称汉文秘书科；稽查帐目改称会计科；造册处改称统计科，等等。此外，总司署还新增几个部门。如93年设立铨叙科，后改称人事科；929年设立财务科和审榷科；93年设立查缉科，等等。 2.税务司署。 税务司署为各海关税务行政机关，又称征税或税务部门。各关税务行政组织，大致分为总务、秘书、会计、监察、查验五科，就工作性质来说，习惯上称为内班、外班、海班三类，分掌行政、检查、缉私等。税务司实为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官长。 内班，也称征税科，专办海关内部事务，处理关税、船钞（吨税）的征收，及统计、报告、会计、庶务等关务。该科设有税务司、署税务司、副税务司、代理税务司、各等帮办、供事等职。 外班，又称稽查科、察验等，专任检查船舶、查验货物等事务，其地位不如内班。该科设有总巡、验货、铃字手等职。 海班，又称巡缉科，专任缉私。设管驾官、管驾副等职。 3.海政局。 海政局，又称“船钞项下”和海务部门。该系统隶属海关总税务司署直辖，由巡工、理船、灯塔、运输四科组成，主要工作为测绘及建立各种助航设备、改置浮桩、号船、塔表及料理灯事。由于海关在沿海沿江进行测绘，中国海防便无秘密可言。从助航设备的业务性质来说，它属交通范围，海关本无权过问。 巡工科，又称巡工总局。下设（）总务股，其职务先后设有巡工司（同治九年，870年底裁撤）、各口巡工司、巡工司或海务巡工司。（2）江局职员，又称巡工江局，设有巡江工司等职务。（3）营造科，又称营造处或工程局人员，设有总营造司、营造司等职。 理船科，又称理船处，管理船只进出港口事务，其职权分为指泊、巡江、救火三项，负责人称理船厅，后称港务长。 灯塔科，又称灯塔处。设有巡灯司（又称灯塔巡视员）、主事人（又称船主或灯船船长）、值事人等职。 运输科，设有管驾官（又称舰长）、管驾等职。 4.其他。 海关行政系统还包括了同文馆和邮政局两个部门。 同文馆分京都同文馆和粤省同文馆。京都同文馆主持人为总教习和暂署总教习，下设格物、化学、天文、医学、法文、英文、俄文、东（日）文等教习。粤省同文馆设有英文、俄文等教习。 邮政局首脑称总邮政司、邮政局总办、邮政局副总办；各口海关所属邮政局设有邮政司、副邮政司、邮政局司事等职务。 京师同文馆于光绪二十七年（90）并入京师大学堂，此后与海关脱离。广东的同文馆后来并入两广游学预备科。至此，海关的“教育”部门才告撤销。海关邮政总局于宣统二年（90）改归清廷邮传部直辖。 第二节近代关税制度《南京条约》与关税自主权的丧失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享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海关征收货税与船钞两项正税。清代海关货税，基本上是从量税；船钞按照船只体积大小分等征课。额定正税之外，还有“缴送”、“归公”、“行用”等项附加的征课。正税较轻，但附加征课有时数倍于正额。这种封建性关税，实际上与闭关政策下的限制贸易不能分开，多少束缚了国内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商人不断向中国当局提出“布价较贱，及税高之货不来，辄图减其额税”一类的要求，并积极从事走私贸易。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2。这项规定，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道光二十四年（844），中美《望厦条约》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规定“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3。同年，中法《黄埔条约》亦规定“如将来改变则例，应与佛兰西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4。根据这些条约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从此中国失去了自主调整税率的权利。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843年0月8日）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并附有《海关税则》5。这个税则是璞鼎查委派英国怡和洋行职员罗伯聃拟定的。璞鼎查非常满意，认为这个税则“竟比商人们本身所敢于提出的，还要更加有力一些”。 《海关税则》分为出口和进口两大类，前者包括种货物，后者包括48种货物。为了征收时方便，这些列入税则的商品基本采用从量税率。绝大部分出口货及进口货的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大为降低。 例如，出口货中，八角、樟脑、藤黄、大黄、土丝的税率，减了50％左右；三籁、土珠、夏布和冰糖的税率，约减5％；草席、南京棉布（紫花布）和黄白糖的税率，约减75％；土茯苓、铜器和黄姜，约减80％。 所有出口货中，最重要的是茶的税率。鸦片战争前，茶的出口正税为每担.279两银子，加上各种附加税，实际征收约两银子。而《海关税则》则定为每担2.5两银子。 也有少数出口货税率得以提高。例如绸缎的税率增加了差不多50％；银器和金器的税率提高到3倍以上。 这个税则所载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较以前粤海关实征的税率，降低了约58—79％。详见下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85—9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32页。 3同上书，第5页。 4同上书，第59页。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43—5页。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0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卷，第9页。 道光二十三年（843）中英协定关税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货物的新旧税率水准2货物单位(843年前旧税率(843年新税率新税率较旧税率减少百分数棉花担棉纱担3头等白洋布匹二等白洋布匹色洋布匹纹布匹4注旧税率包括粤海关所征正税，及各种额外勒索在内，为进口货实际负担的税率。新旧税率都是按道光二十三年市价折算的。 一般进口货的税率也都大为降低。例如阿魏、中等燕窝、牛黄、铅、钢、锡和洋青等的税率，约减50％；儿茶、铁、荳蔻、胡椒、木香、藤和毛哗叽等的税率，约减％；槟榔膏和檀香的税率，约减75％；上等燕窝、丁香、哆啰呢和冲毛呢等的税率，约减80％；苏木的税率，约减87％；荷兰羽缎的税率，约减90％。 税则中也有极少数进口货物的关税提高了。如呀囒米的税率提高到倍以上；麻布和水银提高倍。 《海关税则》中还规定凡进口木料，如红木、紫檀木、黄杨木等，及凡属进口铜、铁、铅、锡等类，如白铜、黄铜等，“例未赅载者，即按价值若干，每百两抽银拾两”。此外还规定，凡未列举的品目，不论出口货或进口贷，一律即按价值若干，每百两抽银伍两2。这是值百抽五税率在近代中国关税制度中的首次出现。虽然值百抽五税率在第一个协定税则中的多数进出口货物中尚未被采纳实行，但它却成为列强日后继续压低中国关税的一个基本标准和原则。 总之，进出口税率的降低，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其工业品和掠夺中国的农产品，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海关税则》的签订，使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 咸丰八年（858）的协定税则与同治年后进出口税率水准的变动道光二十三年（843）中外第一个协定税则产生后，尽管税率比前大为降低，但西方商人并不满足，他们一方面走私逃税，一方面继续要求清廷进一步降低关税。道光二十五年（845），英国驻香港商务监督德庇时（sirjohdavis）就曾与耆英商谈过减轻陶器税，又曾在道光二十七年（847）商请将糙木料的关税从值百抽十降低到值百抽五。道光二十五年，驻厦门领事巴夏2引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9页。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47—49页。 礼出面交涉，也把樟脑的出口税从每担500两银子减至000两银子，等等。咸丰四年（854），英、法、美等国公使向清廷提出了“修约”要求，坚持要“重订税则”2。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关税主权进一步丧失。咸丰八年（858）《天津条约》第二十六款，确认值百抽五的税率为税则的“公平”标准。据此，英、法、美等国在上海与清廷分别签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新订税则明确承认以值百抽五率作为计算各种从量税率的统一标准。 咸丰八年（858）修订的新税则，进口货税目增至83种，出口货税目为04种，许多货品的税率又大为降低。下面选出几项重要进口商品的税率变动，加以比较3货名单位(843年税率(858年税率(858年税率较(843年税率减少百分数棉花担斜纹布匹7续表） 货名单位（843年）税率（858年）税率（858年）税率较（843年）税率减少百分数斜纹布（美印花布匹4袈裟布匹0棉纱担羽缎丈9由上表可见，重要进口货税的降低是显著的。此外，不少出口土货的税率又大为降低。如白矾从每百斤原课0.两减为0.045两；樟脑由每百斤原课.5两减为0.75两；土丝从每百斤原课0.2两减至0.3两；白糖从每百斤原课0.25两减为0.20两；黄姜由每百斤原课0.2两降为0.两；茶叶从每担原课2两5钱减为两，即降低了0％。 《天津条约》签订后40年间，税则丝毫未变。因为对于任何一种货物的关税率的变动，非得所有缔约国的同意，否则不能生效。但是，《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实际税率仍继续降低。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新订税则绝大部分为从量征税，税率水准的高低与进出口物价的涨落作相反的波动。同治后，物价的下跌只是短期现象，一般情形是物价上涨，因而，实际税率平均常常不到3％。《天津条约》签订0年后期满，同治八年（89年）总理衙门与英公使会议于北京，改订税则子目0余项，既已签字，但英国政府不予批准，议案作废。直到光绪二十八年（902），因《辛丑条约》强迫清廷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4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册，第343—347页。 3转引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9页。 赔款45000万两，并指定以关税作为赔款基金的主要部分时，列强从保障“赔款”出发，才同意中国“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实际上，直到98年（第三次）和922年（第四次）修改税则，仍然没有做到“切实值百抽五”。详见下表三次修改税则前后八种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水准按902—90年平均价格计算所得的税率按97—92年平均价格计算所得的税率按922—92年平均价格计算所得的税率货物单位858年旧征税率902年新订税率902年旧征税率98年新订税率98年旧征税率922年新订税率本色市布匹(重7磅者漂白市布匹2洋标布匹(宽32英寸印度棉纱担2日本棉纱担2棉花担2马口铁担白糖担-煤油美加仑-注平均价格采自“海关第五次十年报告”上册，第79页。因无98—922年平均价格，故采97—92年的平均价格，并按各次修改税则计算而得。 还应指出出口平均税率水准历年都较进口平均税率水准为高。如光绪十一年（885），竟高出倍以上2。这种状况，愈来愈不利于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如，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茶与丝独占世界市场，茶丝出口税也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收入。但其后，丝业盛于日本，茶叶则兴于印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茶丝出口税仍不得调整，无疑削弱了中国丝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出口税率高于进口税率，这正反映了晚清协定税则的半殖民地性质。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使进出口货税进一步下降，而且首次确定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并特为鸦片进口规定了税额和征税办法。咸丰八年（858）《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五款议定每百斤鸦片税银3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关”；“其如何征税，听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据此，清地方当局在上海设局抽厘时，除征进口税银30两外，另征华商税银50两。但英领事和洋商竭力阻挠，认为厘税过重影响了鸦片贸易。为了调和鸦片纳税问题上发生的纠纷，赫德提出两种征税办法一是进口时引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0页。 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797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7页。 征一次“重税”，即每箱0两，完税之后，准往各处，而不另征别税；一是完纳正税30两后，另征子口税5两，“即可在本府所属各州县售卖，而不重征税饷”2。赫德这一主张，为后来协定鸦片税厘埋下了伏笔，它在维护鸦片贸易合法化方面，显然比《天津条约》更进了一步。奕䜣认为赫德所言“有理”。此后各省所征鸦片税厘减轻了。如同治七年（88），鸦片除每百斤税银30两外，另征收“本口税捐”，各口平均约为3两3。此后，鸦片税厘问题仍成为中外交涉的重要问题。光绪十三年（887），《烟台条约》的续增专条在伦敦签订。在这项专条中规定，凡鸦片运抵中国的任何口岸时，应即由海关封存在一个具有保结的栈房里，从这栈房提货的时候，则须按照每担完纳进口税（即正税）30两和厘金80两，此后便可行销全中国，免收任何捐税。 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并没有制止住毒品的猖獗走私。 沿海贸易“复进口半税” 《南京条约》以后，列强在中国五口“贸易通商无阻”，中国开始丧失了沿海贸易主权。《天津条约》又进一步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贸易，不必重复课税。不过直到《天津条约》止，外商所获取的沿海贸易权，仅局限于通商口岸之间往来贩运洋货。但外商在通商口岸之间贩运中国土货，《天津条约》也“无禁止专条”2。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根据“没有禁止就被解释作准许”的逻辑，坚持扩大这一权利3。咸丰十一年（8）赫德向清廷提出，应准外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贩运土货，土货转口贸易免再征税，并称此“即薄税敛以裕国课之一道”4。奕䜣与赫德讨论这个问题时，原想加重此项税课，以防“华商影射及洋商贪入内地各事”，结果，却接受了赫德“仅加一复进口之子口税”的方案。这就是沿海贸易“复进口半税”的来由，其税率为“值百抽五”的一半，亦称“沿海移出入税”。随后，奕䜣将此方案照会英法公使。咸丰十一年八月四日（8年9月8日），赫德在总税务司通令中正式将沿岸贸易税付诸实行。复进口半税特权首次见诸条约规定，是同治二年（83）中丹条约第四十四款。其后西方各国纷纷将“沿岸贸易税的专款列进各该条约之中”。上述沿海贸易权的扩大，使得中国“凡属生意码头，外国已占十分之九”2。甚至原为内地商船“营生之本业”的登州牛庄所出之豆饼，亦允许外商在华转口贩运。中国传统的民间航运业，遭到了空前的摧残。 免税与减税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34页。 3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2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20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8页。 3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85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30页。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95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第50页。 值百抽五的税率已经很低，但列强还以各种借口希图免减纳税。早在道光二十三年（843），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所附税则表中，曾列出凡进口金银类各样金银洋钱、锭课，免税；又进口洋米、洋麦、五谷等皆免税。咸丰八年（858）《天津条约》规定，英商在各口岸自用艇只，运带客人、行李、书信、食物及例不纳税之物，毋庸完钞。同年在上海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二款，又作出了更具体的免税规定凡有金银、外国各等银钱、面粟、米粉、砂谷、米面饼、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挽银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蜡烛、外国烟丝烟叶、外国酒、家用杂物、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毛毯、铁刀利器、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 由于获准免税权利，上述商品趁机大量输进中国。而同样性质的货品，如衣物、米粉、蜜饯、纸、墨、金银器、酒药、烟丝、烟叶、毛毯等，在出口货税则表中却列入应税品内。 光绪七年（88）《中德修改条约》还规定了德国在中国设立的船厂为修理而非为建造船舶所用材料的豁免关税问题，这种免税是“非常宽大的”2。直到光绪二十七年（90）《辛丑条约》为保证列强索取巨额赔款，才基本裁减上述免税。条约规定“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3但此后洋米、洋面继续免税进口，对中国农业和面粉工业的发展依然产生抑制作用。 此外，还有陆路关税的减征规定。陆路关税的减征，是从中俄贸易开始的。同治元年（82）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俄商运货至张家口或天津，应纳进口正税，按照各国税则三分减一；如由天津水路赴南北各口，则应按照各国税则，在津补足原免三分之一税银。光绪七年（88）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又作了类似规定，并新增俄商“在张家口贩买土货，出口回国，应在该口纳一子税（即正税之半）”4。后来法国、英国分别猎取到这种陆路边界通商的减收关税权。光绪十二年（88）中法《滇粤陆路通商章程》规定洋货进入云南、广西，按海关税则减五分之一纳税，法商从中国内地购买土货运出云南、广西，按海关税则减三分之一征出口税。可是这两种减收办法还不能满足法商的欲壑，因而在光绪十三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第三款中，又议定凡由越南北圻入中国滇、粤通商处所之洋商，即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其出口至北圻之中国土货，即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英国于光绪二十年（894）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也规定凡货物由英商经由蛮允、盏西西路运入中国者，完税时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三，若货由中国经此两路运往缅甸者，完税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 此外，列强还取得某些免纳船钞的特权。道光二十四年（844）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商船进口，因货未全销，复载往别口转售者，只纳货税，不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页。 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87页。 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00页。 4同上书，第388页。 输船钞，以免重征。中法《黄埔条约》更明确规定，法船从外国进中国，“止须纳船钞一次”。其后，这种特权又进一步得以扩大。 船钞（吨税）及其指定用途鸦片战争前，船钞属于正税之一，按照船只体积大小分等征课。鸦片战争后，船钞改为按吨课税，不分等级。 道光二十三年（843）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英国进口商船，应查照船牌开明可载若干，定输银之多寡，计每吨输银五钱。所有纳钞旧例及出口、进口日月规各项费用，均行停止。”中英《虎门条约》规定，小船在一百五十吨以内“按吨纳钞一钱”。按上述规定，战后船钞大为减少。战前一艘420吨的船纳船钞842余两，连同他种名目共纳200余两，而战后只须纳20两；战前一艘900吨的船纳船钞规费等3000至000两，战后仅纳450两。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又进一步降低船钞的水准。咸丰八年（858）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规定英国船应纳钞课，50吨以上，每吨纳钞银4钱，50吨正及50吨以下，每吨纳钞银一钱。为了外国航运的便利，列强还强制中国的船钞，指定用作助航设备之费用。咸丰八年（858）《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经费，在于船钞项下拨用。”2咸丰十年（80）按赫德建议，实际提出十分之一充作助航设备之用；该年船钞的十分之一数额为2.9万两。自同治七年（88）后又以十分之七充此项用途。到宣统三年（9），船钞的十分之七达到万两。至宣统三年末，全国使用该项基金共建立了80座灯塔，38个浮桩和9所警标；灯塔则由55名外籍和407名华籍的守塔者予以管理3。 从同治二年到光绪二十六年（83—900）止，曾用船钞的十分之三用作同文馆费用。97年4月，总税务司获准保留全部船钞收入以支付海务处日益增长的开支4。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0页。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4页。 2同上书，第8页。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73页。 4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00页。 第三节子口税制度子口税制度的建立子口税制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当时以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地常关、厘卡所在地为“子口”。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当局就注意到子口税问题。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840年4月25日），巴麦尊致懿律等训令中，曾希图在条约中规定英国货物由中国一省转运另一省时，免除内地税捐；此要求若不能实现，便在条约中规定“货物自一省转运另一省时所另行加征之税捐，总共不得超过此等货物价值的百分之几，或相当于此等货物进口时已缴纳之税之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道光二十二年（842），中英《南京条约》第十款对子口税作了一项含糊的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几］分。”2由于该条款并未说明子口税的应征确数，且不包括土货出口在内，因此该条约规定对清地方内地税捐的征收未起实际限制作用。 促使列强完善子口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咸丰元年（85）后厘金的出现。厘金的征收是奉旨核准的，但其税率和征收方法却听由各省当局处理。作为一种新的广泛流行的国内贸易征税制度，厘金成为列强对华贸易的障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对子口税作出了新的规定外商“已在内地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在口有洋货欲进售内地，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则准照此一次之课。其内地货，则在路上首经之子口输交，洋货则海口完纳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 咸丰十一年（8），署总税务司赫德首次进京与总理衙门会谈时，特禀呈“子口税”清单，他以子口税“无所甚难征收”为理由，提出征收子口税的具体办法。赫德建议，在货物流通之总路应设关卡，“土货未曾完纳子口税，应留在卡内而不准过，洋货未曾完纳子口税，应留在卡外而不准过”2。五月三十日（7月7日），奕䜣在奏折中表示，“此项子税，既为条约中应行之事，且系内地税，可以不扣二成，应令南北通商大臣妥筹办理”。随即奉旨正式实行3。 子口税制度与国内外贸易.子口税制度与洋货内销。 由于子口税制度的实施，洋货内销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洋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32页。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99—00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27页。 3同上书，第297、2925页。 货在口岸完纳了固定而又微少的子口半税后把货品运至目的地，就可以免纳以往较重的内地税；于是华商立刻愿意购买大批洋货，转售到内地城市和乡镇。洋货从此充斥中国城乡市场。如，从同治年开始，在镇江“洋布的惊人销量主要是因推广子口税制所提供的便利而获得的”；河南与山东的商人，“他们为现行子口税对货运的便利所动，遂到镇江试行直接贩运（洋货）到自己的家乡去卖”；糖和市布这两种货物，在子口税保障下，几乎已经深入安徽及其邻省的每一角落。“这种贸易的增长要大大地归功于这个税单，它使得运至内地市场的洋糖价格远低于土糖价格。因为土糖要完纳3％的税课。”福州在同治末年，已“广泛领用子口单”。中法战争前后，外商认为子口税制度下洋货内销的增长，成为芜湖“口岸发展的最好的标记之一”。22.子口税与厘金。 子口税的实施，无疑是对厘金制度的猛烈冲击。但由于各省厘金局卡遍布各处，对外商赴内地采购土货出口，仍不免发生抽收厘金的事实。例如，贵州、四川、湖北的地方税局曾发生互不承认别省税局所签发的外商购货运照因而重复课税的事实。同时，各地税局厘卡不顾外商有无海关发给买货报单、一概征税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3。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某些地方当局有意把厘金减低到接近子口税的税率，“商人为了避免各关卡税吏因发现货物备有子口税单而常加以细小的麻烦和羁留，便宁愿完纳稍微高一点的厘金。直到甲午战争前后，厦门申请子口税单的数目，决定于地方税税额和地方税关执行任务的效率和速度。“如果地方税税额轻微，官吏征税的效率高，检验和批准货物的时间迅速，申请子口单的数目就少。”同治八年九月十九日（89年0月23日）中英签订《新定条约》（十六款）及《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十款），承认外商将土货运至海口沿途所纳的税厘与子口税比较，多退少补。中英《新定条约》规定“英国允英商照章领照，赴内地置土货，运赴海口，沿途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中国允此项土货如系出口运往外国者，一年之内，准将沿途所纳税厘与子口半税银数比较其多余者，照数发还；若报明出口复进口，多则毋庸给还。”《新修条约善后章程》规定“英商自内地运土货到最后子口，该商应赴该口税务司处报明遵验，将报单呈关存查。倘十二个月内原土货运往外国（香港不在其内），除照纳出口正税外，其应交之半税准将该货交过沿途税厘扣算，少则饬该商补足，多则由该关给还。如报明出口复进口，多则毋庸给还。”2但上述条约未经英国政府交换批准，因此无效3。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四日（902年9月5日），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即《马凯条约》）签订。该约规定，洋货运入内地及土货运经海口输出，在国内一律免纳厘金，而以“加税”的方法作为弥补，进口洋货所加抽之税不得过于“进口正税一倍半之数；此项进口正税及添加之税一经完清，其洋货无论在华人之手或在洋商之手，亦无论原件或分装，均得全免重征各项税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23页。 2同上书，第82—827页。 3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第38页。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3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308—32页。 3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45页。 捐，以及查验或留难情事；至出口土货所纳税之总数不得逾值百抽七五之数”。但这种“裁厘加税”的方法由于遭到清地方政权的反对，亦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实现2。 93年，子口税与厘金同时废止。 3.子口税制度下的华商。 子口税制度实行后，中国商人仍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民族工商业因而受到严重压抑。外商为了扩展对华贸易，委托华商代销代购，把子口税单交给中国商人。于是，一部分华商向外商买得半税单，以图减免厘金税捐。从同治年起，“子口税单的买卖，其重要性几乎达到足够使它本身成为一种交易”3。洋商因此坐收华商之利，“流弊遂不可究诘”4。光绪二年（87）中英《烟台条约》规定，洋货运入内地请领半税单，“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但土货出口仍禁止华商享受子口半税之特惠5。这种规定，显然为列强商品输入内地提供了更有利条件，并未根本改变华商的地位。 更离奇的是，由于规定土货经由香港运送它口时，亦作为洋货课税，得享有子口税之特权；于是，华商设法将土货有意经由香港转入内地，冒充洋货输入。例如从同治、光绪之际开始，“所谓的洋糖，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主要产于广东省和台湾；称之为洋货，并按洋货进口，为的是可以凭子口单运往内地，因为来自香港就作为真正的洋货处理”。又如，西江农民所产烟草大部在广东北部消费，“若将烟草直接运往消费地点，则需纳为数额颇多的厘税，于是华商就先把烟草运往香港，然后再自香港运回，作为洋货进口，这样，华商就可得到子口单而把烟草运往目的地”。可见，子口税制度加深了华商对洋商的依赖。总之，由子口税制度“而滋生的不正当行为和违法行为，真是多如牛毛”2。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03页。 2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第39页。 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38页。 4同上书，第842页。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册，第349页。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3页。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42页。 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82页。 第四节近代海关与关税制度对晚清政局的影响海关与海防近代半殖民地海关制度的建立，对中国海防发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实行，使中国海防要地完全暴露在侵略者面前。更有甚者，总税务司李泰国、赫德等还直接插手清廷筹办海军的活动，谋图窃取中国的海军大权。 同治初年，赫德与李泰国导演了轰动一时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咸丰十一年（8）赫德在京与奕䜣讨论镇压太平军“制胜之方”时，首次“论及购买外国船炮之事”3。随后，赫德等人将清廷步步诱入圈套。在经费问题上，奕䜣起初担心外国会因此向清方敲诈一笔巨款，赫德却说，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其费不过数十万两，鸦片税厘“岁可增银数十万两，此项留为购买船炮，亦足裨益”4。同治元年（82），当清廷正式决定向英国购买舰船之后，赫德借故猛增加价，购买轮船需银8万余两，加之雇用洋员等费，“通计需银一百五六十万两”。在雇用洋员问题上，咸丰十一年赫德在初议时称道轮船驾驶之法，可雇华人随时学习，“亦可雇用外国人两三名，令其司舵司炮”2。其后，赫德又进而提出雇募外国官兵船户管轮水手等人“多至数百名”3。同治元年（82），赫德向清廷通报雇用洋人统带各船“武员姓名，系实纳阿士本，所有各船柁工炮手水手，及看火人等，均由该员雇募以专责成等语”4。同治二年（83），“接手管理”购舰事宜的李泰国抵京向清廷宣称，所购轮船大小八只，“以英国总兵阿思本为总统，其余弁兵共六百余名。并代中国与阿思本立有合同十三条”5。李泰国“竟想控制关税作为财源，控制舰队作为权力工具，以便强迫中国政府采用他所提议的一切办法”。由于阿思本舰队遭到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并引起国际列强之间的争议，清廷方决心白费巨款将舰队遣散。 自从阿思本舰队解散后，赫德仍企图控制清廷筹建海军的活动。同治十三年（874），李鸿章依靠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舰船，赫德乘机向李鸿章推荐一种称为“蚊子船”的小型炮舰，并“力劝中国用蚊船”作为海军的主力舰船。福州船政监督日意格指出，赫德目的是使“船政工程渐废”，“使中国水师永无兴日”7。后来连李鸿章也不得不埋怨道赫德“于治兵实门外汉也，前在英厂购蚊船数只均系铜片镶做，岁须两修，蚊船吃水仅八尺”。购买蚊子船，致使清廷再次虚糜巨款。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9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5—29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0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5页。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0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3页。 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第2页。 莱特《中逍遥证道sodu国关税沿革史》，第55页。 7《海防档》，乙编，第857页。 《李文忠公办海军函稿》卷，第2页。 光绪五年（879），赫德向总理衙门条陈试办海防章程，并毛遂自荐，请清廷任命他为“总海防司”。南洋大臣沈葆桢以“中外人员共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坚决予以抵制；加之李鸿章也表反对，“而赫德总海防司始作罢论”2。 赫德总揽中国海军大权阴谋未能得逞，便改变手法，设法让英官琅威理进入中国海军。光绪八年（882），“赫德已为一个琅威理上校谋得了提督下面的主要职位”3。光绪十六年（890），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暂时离职，琅氏坚持在丁离职期间，北洋舰队应由他以副提督资格负责，未获李鸿章允准，琅氏愤而辞职。光绪二十年（894）中日黄海海战之后，赫德又运动琅威理回华执掌海军大权，因琅提出须由光绪帝颁给海军最高职衔等苛刻条件，此议遂作罢。 由上可见，在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赫德等人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国近代海防的建设遭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害。 海关与外交从帮办税务制度酝酿产生之初起，半殖民地化中国海关制度与晚清外交就密切相关。咸丰八年（858），李泰国以司税身份参加《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谈判，首开了海关外籍人员插手外交活动的恶例。李泰国任总税务司以后，便企图“要不受约束地控制着关税的征收和帝国的外交政策”。赫德接任总税务司之后，公开以“顾问”身份，广泛插手清廷的各种外交活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维护列强利益，插手中外纠纷和战争的调停。 同治十年（87）天津教案发生后，赫德帮助法国胁迫总理衙门2。同年崇厚为此赴法“道歉”，赫德派其妹夫法籍税务司吴秉文（.huber）等随同崇厚赴法。 光绪元年（875），总理衙门就处置“马嘉理案”征询赫德意见，赫德为此呈递一份“节略”，提出一系列有利于英国的具体意见。随后还插手此案的谈判，促成签订了使英国获益甚多的《烟台条约》3。 中法战争后期，赫德派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与法国秘密磋商和款。光绪十一年二月（885年3月）中队获镇南关大捷，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金氏赶紧于二月十九日（4月4日）签订了使中国蒙受屈辱的《中法停战条件》。与此同时，天津德籍税务司德璀琳也撮合李鸿章和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订立《简明条款》。尔后，赫德又一手操纵了正式和约的签订。由于赫德“调停有功”，清廷赏赐他双龙二等第一宝星和赏戴花翎。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勋位武官勋章”。 第二，插手各种不平等条约的谈判。 近代史上，中外间许多重要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均有外籍总税务司或税2《洋务运动》第2册，第439页；《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页。3［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许步曾译），第222页。濉肪*2，第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8页。 2费正清等整理卷，第58页。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35—33页。 务司的插手。例如咸丰八年（858），李泰国参加《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谈判。 咸丰十一年（8），赫德协助英公使卜鲁斯订立《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十二款）及《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 同治元年（82），赫德在英驻汉口领事金执尔配合下，与湖广总督官文订立《长江通共章程》（十三款）2。 光绪二年（87），赫德充当李鸿章助理，促成《烟台条约》的订立。 光绪十一年（885），赫德与金登干、德璀琳操纵了中法和约的谈判。 光绪十二年（88），在赫德插手下，清廷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承认英国统治缅甸。 光绪十三年（887），金登干代表清廷签订中葡《里斯本会议草的》，迫使清廷接受葡萄牙对澳门的侵略要求。此外，如光绪十九年中英《藏印条约》、光绪二十七年（90）《辛丑条约》、光绪二十八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等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总税务司或一些外籍税务司都在其中发生了关键作用或恶劣影响。 第三，插手清廷派出使团的活动。 同治五年（8），赫德请假回国。在他建议下，总理衙门派斌椿率同文馆学生一行5人随赫德赴英、法等国考察。此为清廷派员赴欧之始。赫德特派英籍海关帮办包腊和法籍帮办德善陪同“照料”斌椿出使欧洲。此后，赫德等插手清廷派出使团的活动更加频繁。第四，代表清廷参加国际博览会。 晚清国际展览会全由海关派员代表中国参加，借此兜揽中国土产的销售市场，以便外商获利。例如同治十二年（873），英籍税务司包腊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奥京维也纳博览会。光绪四年（878），英籍税务司贺壁理（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博览会。光绪三十一年（905），比利时籍税务司阿里嗣任中国参加列日（liege）博览会委员，等等。此举除了有替外商开拓商业利益的目的外，也有侵占中国外交权的用意。 由上可见，海关外籍人员从各方面影响和左右了晚清的外交政策和活动。 关税与晚清财政近代关税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源。李泰国与赫德创立、推行帮办税务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以关税为诱饵。咸丰十一年（8），赫德首次与总理衙门会谈时，为确保在新开各口迅速设立新关，便向奕䜣许诺，通商各口每年可征收洋税银两“通共一千零六十八万两”2。 近代关税额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鸦片战争前，粤海关每年税收约白银《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第20—2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第22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203页。 2《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504页。 00万两左右。到同治三年（84），各口海关各项税收达787万余两；同治十年（87）达20余万两；光绪十三年（887）达2050余万两（包括鸦片厘金）。光绪二十七年（90），清廷财政岁入约8800万两，而其中海关税收就占了2300万两2。 关税在晚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外交等方面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归纳起来，清廷关税的用途主要表现如下几方面第一，用于镇压人民群众斗争的军费开支，例如关税就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经费来源。 第二，近代海防经费基本取源于关税。例如阿思本舰队的经费开支；其后各省舰船的购进，各种海防设施的设置，均依赖于海关税款。 第三，为近代教育提供经费。如京师同文馆与粤省同文馆，向在海关船钞项下开支。福州船政局马尾前后学堂的各种经费支出，及其所派历届出洋留学生经费支出，均由海关税款提供。 第四，为洋务派某些企业提供筹办资金。如全国最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其由创办到发展长达数十年过程中，各项资金与经费基本依赖于海关税款的拨给。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从未放弃过对中国关税的劫夺。其掠夺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以关税支付战争赔款。咸丰十年（80）起，清廷为支付英法等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勒索的赔款，便允准列强要求，以海关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按季摊付。从此，海关总税务司署便成为偿付列强历次赔款的“出纳机关”。 其二，关税成为外债的担保品。各种外债的担保品主要是关税，仅一小部分是厘金及其他收入。甲午战争之前，在清廷关税收入中，按照历年海关报告计算，支付外债本利的款额平均约占5.8％，最多的一年（光绪十八年，892）占9.％2。甲午战后，在支付军费和巨额赔款的压力下，清廷大借外债，这些外债利息高、折扣大，大都以关税为担保。其结果，不仅使列强最大限度地劫夺税款，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海关行政的控制。例如光绪二十二年（89）及光绪二十四年英德借款合同规定，至借款清偿之日为止，前者定为35年，后者定为45年，在此年限内，清廷不得变更海关行政组织。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又以维护债权为借口，进而夺取了关税保管权。 其三，海关外籍人员通过高薪等方式侵吞巨额税款。 早在咸丰十一年（8），赫德呈总理衙门“通商各口征税费用”清单，即要求对海关洋员实行高薪制。其中支付税务司年薪银000两；副税务司年薪银300两；帮办年薪银800两；总税务司本人年薪高达银2000两。而海关的中国差役，年薪仅银72两。以支付洋员薪俸为主的这笔海关“征税费用”，每年需银“五十七万五千三百三十二两”3。此数约占税款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一。此费日后有增无减，光绪二年（87），增加到余两；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0页。 2《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5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25页。 2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5页。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42页。 光绪十四年（888）增加到余两；光绪十九年（893）增加到余两；光绪二十四年（898）增至每年为3.8万两。总之，近代关税对晚清的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关税在促进中国近代化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关税又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经费来源，并成为列强的掠夺品。“关税收入与外债的关系，和关税在政府财政收入所占巨大比重，一方面使国内外反动势力常利用关于关税收入的谈判，达成政治上的妥协勾结；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旧中国的历次进出口税则都只能是财政税则而不能成为保护税则。”2近代收回海关行政与关税自主权的斗争中国人民为收回海关行政与关税自主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和努力。 近代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是这方面斗争的先驱。 咸丰六年（85），容闳曾在江海关翻译处谋得一职，他不能容忍海关主权被外人把持，某日当面向英籍司税李泰国提问作为华员，将来“亦能升至司税之地位乎？”当李泰国答复“绝不能有此希望”时，容闳即责问道“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司税耶！”于是愤然辞职，以示抗议3。 其后，许多维新思想家都发出了收回海关自主权的呼吁。如进步思想家陈炽在《庸书》中指出“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者也”；揭露赫德“阴持朝议”、“左袒西商”、“心怀鬼蜮”的种种行为。钱恂在《通商综核表序》中大声疾呼“呜呼！何以堂堂中国曾不倭若，以天下利权授之外人之手，而使坐长好利，以笑中国之无才哉！”他还主张学习日本，“日本初聘西人协理（海关），今则全换土人，不用西人矣”；中国“渐裁外人而使代之，我华人皆知奋勉，次第迭更，不十年而各关皆无外族矣”2。 光绪二十六年（900）义和团运动，对洋人把持中国海关主权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立场。愤怒的义和团群众攻毁了北京总税务司署。赫德逃入英使馆，组织使馆人员及海关洋员对抗义和团，“邮政总办被炮伤故，及稽查各口帐目税务司、副税务司二员受重伤”3。赫德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是“爱国组织”4。 二十世纪初年，在民主革命运动推动下，清廷被迫实行某些改革。光绪三十二年（90），清廷特设税务处，所有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税务处节制。此举引起列强不安，英国首先抗议。清廷被迫又向列强表明，税务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4—45页。 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3页，“中译本序言”。 3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98年月补译本，第35—3页。按译文中将司税作总税务司，今予改正。 陈炽《庸书·外篇》卷上《税司》第35页，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33—934页。 2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4—7页。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37—938页。3《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4页。 4同上书，第页。 的设立，海关统辖关系虽然变更，但其内部组织并不变动，列强非难遂告平息。但税务处的设置，赫德的地位“毕竟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5。宣统三年（9）邮政由海关分离移归邮传部管辖，也可视为是收回利权运动的结果。 辛亥革命的发展将收回海关与关税自主权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于月与巴黎《政治星期报》记者的谈话时表示，革命“新政府应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使中国有益，不能徒使西商独受其利”。92年5月30日，宋教仁也提出，“海关税亦速由中央政府派专员监督”2。虽然革命党人的上述主张由于袁世凯窃取政权而未能实现，但收回海关主权的正义呼声日益高涨。 9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首次正式提出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下，925年0月在北京召开了关税特别会议，以谋求修订税则和讨论关税自主问题。928年下半年，中外关税谈判继续进行。同年，中国与西方个国家签订了中国恢复关税自主的协议。其后，中国虽然逐步实施了自主关税，修订并提高了税率，但海关行政仍基本上控制在外国人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海关与关税自主权才算彻底收归中国人民手中。 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33页。 《孙中山全集》第卷，第5页。 2《宋教仁集》下册，第399页。 第十章法制第一节晚清法律制度的变化（840—9） 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国内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思想、文件和著作的涌入，猛烈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封建法律制度。但清朝封建守旧势力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改，竭力维护和推行清朝原定的《大清律例》，各部院则例等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只是根据新需要，随时修“例”或“则例”而已。《大清律例》是清朝最基本的法典，乾隆五年（740）修成，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30门，43条，附例049条，嘉庆时增至573条，同治时已达892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其内容较前代法典，更加严格维护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私有财产权。 司法制度亦沿旧制。中枢司法机关为刑部（掌审判、司法行政）、大理院（掌复核、平反）、都察院（掌监察政事和复核各地案件）。地方行政、司法组织混一，分州县、府、省按察使、总督或巡抚四个审级。另有朝廷官员定期会审重囚（被判处“斩监候”和“绞监候”的死囚）的“朝审”、“秋审”等制度。凡死刑，经复核报皇帝批准（即“勾决”）后，方能执行。咸丰三年（853）起，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各地农民革命运动，特令准备督抚“就地正法”（即先斩后奏），后相沿不改。至光绪七八年（88—882），刑部才略加限制“如实系土匪、马贼、游勇、会匪，方准先行正法。寻常强盗，不得滥引。”这是清末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一个变化。 但是，在列强加紧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革命运动不断打击下，特别是经历了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朝统治者深感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防范和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应付新思想的挑战，同时也为了粉饰“预备立宪”，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对其法律制度作了较大的变革。 修订律例光绪二十八年（902），清廷下令修订现行律例，派沈家本、伍廷芳负责，要求“按照（与列强）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2。并令设立“修订法律馆”。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904年5月5日），修订法律馆开始工作，“延聘东西各国精通法律之博士、律师以备顾问”，“待以国宾之礼”，用资讲学和编纂法典。光绪三十三年（907）更派沈家本、俞廉三为修订法律大臣，并充实修订法律馆人员。 修订法律馆在七八年间。先后译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修改、制定了几部重要法典和一系列单行法规。从而使清朝原有的法律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清史稿·刑法志》。 2《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首，第页。 （一）刑法光绪二十八年（902），刑部议准军、流2除“常赦所不原者照定例发配”外，其他军、流以及徒犯均“毋庸发配”，按所定年限在本省（地）收容所“习艺”（做工）。即把封建的徒、流、军刑的绝大部分改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以剥夺自由、强制劳动为内容的刑罚。翌年，刑部奏准废除充军刑名，将其中的“附近”、“近边”、“远边”并入“三流”3，“极边”、“烟瘴”改为“安置”，仍与当差并行。光绪三十年（904），法律馆议准改笞、杖为“罚银”，如无力完纳，折为做工。光绪三十一年（905），沈家本等奏准删除旧例344条4；废除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和缘坐。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908年月），沈等又议定满、汉通行刑律，删除旧律条、旧例40条，修并改旧例9条5。此后，删修和制定了两部刑法典，即《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 《大清现行刑律》。系删修《大清律例》而成，作为新刑律颁布前的过渡性刑法典。宣统二年四月初七日（90年5月5日）颁行，共30门，389条，附例327条。其内容与《大清律例》有些差别。所删修的主要是（）删去旧律以吏、户、礼、兵、刑、工分篇的总目，统分为30门（篇）；（2）分别民、刑，即将旧律中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违约等纯属民事法律范畴的条款分出，不再科以刑罚；（3）编入前已奏准的各章条，确定刑罚为死刑、流刑、遣刑、徒刑、罚金等五种；（4）删去因形势变化而过时的条目2，更改陈旧的词语，增加了些新的罪名（如盗毁铁路要件罪等）。《大清现行刑律》虽属封建性法典，但较旧律变化不少，特别是将一些属于民法范畴的条款从刑律中分出，冲破了旧的编写传统，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2.《大清新刑律》。清末制定的一部新刑法典。光绪三十三年（907） 草成奏呈，因遭诘难而搁置。宣统元年（909）复令“修改删并”，并诏示“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今“固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变宜民之意”，但“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敝”3。这是修改新刑律的宗旨（也是制定其他各律的宗旨）。沈家本等遵此于同年十二月修竣具奏，经宪政编查馆核订、资政院议决（只议决总则部分），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9年月25日）颁布。计总则7章，分则3章，共4条，后附《暂行章程》5条。这部刑律，本文仿照资本主义国家刑法体例分为总则、分则两编，确定刑罚为主军充军刑，较流刑重、死刑轻的一种刑罚，分附近、近边、远边、极边、烟瘴五等。2流流刑，分2000里、2500里、3000里三等。 3三流流刑三等之称。 4见《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2，第页。 5见《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3，第3—0页。 《清史稿·刑法志》“旧例，除删并外，合续纂之新例，统0条”。此乃沈家本初呈《现行刑律草案》的附例数，不是经宪政编查馆核议奏准颁行的《现行刑律》的附例数。遣刑分两种极边足4000里及烟瘴地方安置；新疆当差（均须在当地做工删去“犯罪免发遣”、“天文生有犯”、“文官不许封公侯”、“奸党”、“同姓为婚”等，详见《清史稿·刑法志》。 3《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首，第—2页。 刑和从刑两种主刑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分五等）、拘役、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权、没收、缓刑、假释等制度，取消了旧律中因官秩、良贱、服制等在刑罚适用上所规定的不平等条例，增加了内乱、妨害国交、妨害选举等罪。因该律草成后遭诘难，宪政编查馆在审核时，增《暂行章程》附其后。所以，该律本文与附文的规定有矛盾前者表现出浓厚的资本主义法律色彩，后者则反映了浓厚的封建性。如本文不认为犯罪（无夫奸），而附文则定为犯罪；本文已规定了侵犯皇帝罪、内乱罪、亵渎礼典及发掘坟墓的刑罚，附文又作了加重的规定。这种矛盾明显地反映出该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后被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稍加修改而援用。 （二）工商法清朝原推行“重农抑末”传统政策，实行并扩大“禁榷制度（即封建国家对某些重要商品——盐、铁、茶和贵金属等实行专营制度），限制私人开矿，严禁对外贸易。鸦片战争后，直至十九世纪末，在洋货倾销，利源外溢，爱国人士纷纷要求“振兴实业”、“设厂自救”的压力下，清廷为挽救财政危机，于光绪二十九年（903）三月发布“上谕”，承认“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以往“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2。故准令成立商部，派载振等先订商律，作为则例3。同年九月、十一月先后发布“力行保商”和保护“出洋商民回华”利益谕。十二月初五日（月24日）公布《公司律》（附《商人通则》9条），共3条。其中规定“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分合资、合资有限、股分、股分有限等四种。又由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8条）。凡设立公司，须“赴商部注册”。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904年0月23日）起，施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28条）及《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细目》（44条）。又颁《改订商标条例》（2条）、《商部商标注册局办法》（8条）等。光绪三十二年（90）颁行《破产律》（9节，9条）和商部奏准的《奖给商勋章程》（8条）。翌年谕令各官署从优奖励经营农、工、商、矿确有成效者。“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人工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2接着，农工商部制定出《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和《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如前者第3条规定“资本二千万元以上，拟请特赏一等子爵。”3后者第条规定“集股两千万元以上者，拟准作为本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并请仿宝星式样，特赐双龙金牌，准其子孙世袭本部四等顾问官，至三代为止。”4其奖赏可算很优厚了。光绪三十四年（908），清廷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帮同编订商律。至宣统元年（909）完成，名曰《大清商律草案》。这是中国近代首次编定商事法典草案，因清朝迅即灭亡而未及颁行。 按新刑律“意图颠覆政府，僭窃土地及其他紊乱国宪而起暴动者，为内乱罪。”与旧律中之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根本不同。 2见《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卷首，第页。 3见《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卷首，第页。 见《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卷9，第页。 2同上书，卷，第2页。 3同上书，卷，第2页。 4同上书，卷4，第2页。 以上立法，是清末修律中最为新鲜的内容，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视工商为末务”的政策，促使当时出现了一个兴办工商的。然而，真正得到实惠和发展的是“官商”、“官工”。 （三）民法中国封建社会没有专门的民法典，主要的民事权利和活动由刑律来保护和规范，犯之往往处以刑罚。直至光绪三十三年（907）才命编定民律，并聘请日本法学士松冈义正等协同调查、起草。宣统二年（90）颁布《大清现行刑律》，始将旧律中的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等纯属民事的条目正式分出，不再科刑。宣统三年八月（9年9月），《大清民律草案》修成，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5编，共37章，59条。其内容，前3编（由松冈义正等起草）大部分依照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的民法典，后2编（由法律修订馆会同礼学馆起草）则保留了不少中国封建制法律的原则。先后分别奏呈。这部民律草案是旧中国起草的第一部民法典，因清朝迅即灭亡而未及审议颁行。 （四）诉讼法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把实体法与诉讼法混同为一体，“诉讼断狱附见刑律”2，没有单独的诉讼法典。沈家本很重视诉讼立法，认为实体法不全，“无以标立法之宗旨”；诉讼法不备，“无以收行法之实功”。“二者相同，不容偏废”3。在他主持下，先后编成三部诉讼法典草案. 《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90年4月）完成呈奏。分5章，共20条，附颁行例3条。是旧中国第一个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诉讼法原则起草的诉讼法典，最先规定了公开、陪审和律师等制度，但因遭各省督抚反对而未颁行。法部为“调和新旧”，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907年月）奏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颁行，共5章，2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在上述诉讼法草案的基础上，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9年月27日）编成。内容较前者更加详细和周密。《刑事诉讼律草案》分编，共5章，5事诉讼律草案》分4编，共22章，800条。这两个草案未及审议颁行清朝即亡。（五）法院组织法中国自秦至清，“行政、司法二权，向合为一”。光绪三十二年（90），清廷改革官制，仿西方“三权分立”之意，明确大理院“专掌审判”，并于同年公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5节，45条）。光绪三十三年（907），修订法律馆依照日本国《裁判所构成法》，拟出《法院编制法》，经宪政编查馆审核，厘定为章加附则，共4条，于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90年2月7日）颁布施行。它在形式上仿资产阶级国家所标榜的“司法独立”，规定各审判衙门分别民、刑，独立审判，行政长官和检察官“不准违法干涉”；采审、检合一制，于各审判衙门内分别设置检察厅；并确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司法原则，但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实施。 （六）行政管理法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3页。 2《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第页。 3《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第页。 《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7，第页。 清廷为适应新的形势和“预备立宪”，颁布了不少行政管理法规，主要的有光绪三十四年（908）的《结社集会律》（共35条）、《违警律》（0章，45条）、《清理财政章程》（35条）和宣统元年（909）的《国籍条例》（5章，24条，附施行细则0条），以及在此前后发布的《户口管理规则》、《各学堂管理通则》等。 经过上述“修订”，清朝原有的法律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诸法分立，各有所司。它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法律体系开始解体。 改变司法光绪三十二年（90），改原刑部为法部，专掌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第二年，命在京师和各省设高等审判厅，在省会及商埠等地分设地方审判厅和初等审判厅，于各审判厅内增设相应的检察机构，并改省“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在此以前，还在一些地方创建巡警，光绪三十一年（905）增设巡警部，第二年改为民政部。力图在形式上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司法组织，名曰“司法独立”，实际上审判大权仍操之于皇帝和地方大员手中。 《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均规定区分民、刑凡诉讼而“审定罪之有无者属刑事案件”；“审定理之曲直者属民事案件”。审判衙门分为初级、地方、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实行四级三审制。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所定的一系列原则，如回避、辩护、公开、合议以及起诉、上诉、执行等程序，从而在法律上改变了封建的司法程序和制度（如废除朝审、秋审等），但在实践中，大都仍沿旧制。 清末司法制度最突出的变化，是确认了西方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及会审公廨和法院. 领事裁判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的一种司法特权。英国在中国取得这一特权，始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843年7月22日）在香港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其中规定英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政府亦不得过问，“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同年八月十五日（0月8日）在虎门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第5、款进一步规定即使英人华民之间的债务纠纷，亦得“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英人违犯中国禁约，也须“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此后，美、法、日、俄、德、意等列强相继以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这一特权，并不断扩大其范围不仅它们在中国的侨民发生民刑诉讼时，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只能由其驻中国领事等官员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据其本国法律裁判；即使其侨民与华人发生诉讼，如被告为其侨民，则由其驻华领事等审判，中国只能派员“观审”。反之，虽由中国司法机关审判，但须由其领事派员“莅审”，实际上是操纵诉讼；甚至华人与无约国侨民涉讼，或者为洋人船上服务的华人犯案，中国司法机关也不能单独审判。这一《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7，第5页。 指没有以不平等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的国家。 特权制度是列强欺凌中国人民和侵犯中国主权的司法工具，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2.会审公廨。同治三年（84），清廷被迫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英领署内设立一审判机关，称“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在上述三国领事参加下，负责审理“租界”内的案件。同治七年十一月（88年2月），清廷与英、美、法、俄、德等国订立《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改《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为“会审公廨”（即会审衙门）。第二年，法国领事另于法“租界”设会审公廨。按照《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该公廨由上海道派一同知官员，负责处理各国租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词讼等类案件。但凡涉及洋人必应到案的案件、为外国服役和洋人延请之华民的诉讼，以及无领事管束之洋人与华人的诉讼，外国领事都有权会同审理或派员听讼陪审。如属犯罪，有领事之洋人，“按约由领事惩办”；无领事之洋人，亦须“与有约之领事公商酌办”。此外，厦门、汉口、哈尔滨等地的“租界”内也相继设立了类似上海会审公廨的会审衙门。嗣后，各国领事每欲“扩展权限”。光绪三十一年（90），上海领事团曾议决并向清政府提出修改上海会审章程，虽未得逞，然在实际上已由会审、陪审，发展到主审。总之，会审公廨名义上是中国的司法机关，实则完全为外国领事所把持，甚至租界内华人的一切诉讼都是由其主宰。从而造成一种反常现象“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人之裁判”2。租界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国中之国”。 此外，帝国主义列强还依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各自审理其侨民案件的法院，为其本国法院下属的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地破坏了中国司法组织的完整和审判权的统一行使。 《大清法规大全·外交部》卷，第页。 2《清史稿·刑法志》。 第二节太平天国的法律制度（85—84） 主要立法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拜上帝会”为组织发动起来的。起先，以《十款天条》作为“拜上帝会”的教规和太平军的军律。道光三十年底（85）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曾发布五条纪律诏、遵守天条诏。咸丰二年（852）永安建制，颁布了《天命诏旨书》、《太平礼制》、《太平条款》，刊印了《太平诏书》、《天条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咸丰三年二月（853年3月）定都天京后，在东王杨秀清主持下，“立法安民”，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刑律》（据传有77条，今发现2条）等法律，建立了司法制度。咸丰六年（85）秋，天京内乱，革命形势也随之逆转。此后，上下猜忌，法纪松弛。咸丰九年（859），干王洪仁胤2肌读7ㄖ普澸汀罚康髡俸脱纤喾ㄖ频闹匾院推惹行浴肮乙苑ㄖ莆龋ㄖ埔宰裥形茏裥卸笥蟹ㄖ疲蟹ㄖ贫笥泄遥饲锊灰字缶任褡韧虿蝗菀阎蔽褚病薄218赋隽恕笆氯u灰弧保φ舻奈：π浴5蚪准逗褪贝木窒蓿庑┒汲闪伺萦啊Ⅻbr /> 除上述法律、诏令外，其他各王、侯、主将等所发布的谕令、告示、条例等，也具有法律效力。兹就其要者分述如下.行政立法。 太平天国实行“以教率政”的政、教、军合一的组织原则，从天王、各王、侯、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及至总制、监军、各级乡官，都握有军事、行政、宗教和司法等权力。太平天国设有女官，衔名与男官同，如女军师、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等，其职权、地位也与男官平等。这在当时是个创举。地方政权组织分为省、郡、县三级，废止了清朝道一级设置和直隶州、厅等机构。县以下，设各级乡官。依《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县按居民户数分设若干军，军设军帅，受监军领导。军帅以下依次为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均按五建制。一伍长管五家（伍长家在内）。并规定“每家设一人为伍卒”。其目的是为将行政机构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以加强生产和适应战争的需要。所谓“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事实上乡官的编制及所辖户数，多因当时环境和居民分布状况等而多少不同。 太平天国要求所有官兵熟记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如《太平条规》规定“要恪遵天令”；“要熟识天条，及所颁行诏谕”；“要炼好心肠，公正和傩（和睦），毋得包弊徇情，顺下逆上”；“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不得隐藏兵数及金银器饰”；“不得荒误公事”；“不许谎言国法、王章”2，等等。如有违法，都要严格处理。此外，它还根据形势发展和政权建设的需要，以法律规定了（）乡官选举制度。乡官除了随时随地直接委任外，另一种是由群众公举。如《太平天国文书》记载“凡乡邻熟识之人，举为乡官，办理民务”。并要求“所举之人，必度其干事才能称职者充《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959年版，第52页。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册，神州国光社953年版，第32上见《太平天国》第册，第55页。 当其任”。（2）保举制度。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保举要“列其行迹，注其姓名”。“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太平天国前期贯彻执行这一制度是较为认真的。燕王秦日纲在禀奏中说东王指示“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回朝，毋得徇情滥保。”2（3）保升奏贬制度（黜陟制度）。三年一次。“若有大功大勋及大奸不法等事”上下相互之间可随时保升奏贬，不受三年的限制。凡所列“贤迹”或“恶迹”，都要有确实的事实和“凭据”，如果滥保滥奏或借机诬奏，要被革职或处罪。（4）考试制度。定都天京后开科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设文、武两科。应试者不分性别、门第等，考中者即被录用。并于所到之地出榜招贤。收揽各方人才。但是，这些有一定积极作用或进步性的制度，是同君主制（尽管与封建君主制度有所不同）、封官制、世袭制和严格的等级制度相伴随着的。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即封有东、西、南、北、翼五王，并以诏令宣称一切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3。定都天京后，礼仪等级十分繁杂、森严。只有天王及幼天王洪天贵才能称“万岁”。“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军中大小官员如不回避，冒冲仪者，斩首不留。”4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等级制的特色。特别是后期，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上述一些进步性的制度也都被弃置了。 2.土地立法。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主要内容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人同耕。它规定把全国土地按亩年产量的不同，分成“九等”，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均分，“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岁以上受田，得全分。5岁以下为未成年人，分田占**的一半。并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2，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3的理想社会。这是一个以小农平均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彻底否定封建土地制度的方案。在反对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均’地产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4，它反映了受尽封建剥削、压迫的破产农民的愿望。除此而外，“‘平均制’的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过是思想上的幻影”5。事实上，太平天国并没有按照上述规定分田，而是依据旧征收粮赋办法来征收税粮。咸丰四年（854），东王杨秀清等三王以“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太平天国文书》。 2《太平天国》第3册，第208页。 3《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册，第页。 4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30页。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册，第32页。 2《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册，第32页。 3《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册，第32页。 4《列宁全集》第3卷，第27—28页。 5《列宁全集》第3卷，第27—28页。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02页。 以充军储而裕国课”为由，特向天王奏准在安徽、江西地区“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7。即照旧办法直接向太平天国政府交粮纳税。这一改变，是时势要求的必然。咸丰十年（80），太平军攻占苏州、常州等地，即令乡官“按亩造花名册，以实种作准，业户不得挂名收租”。克复无锡后，“乡官随田派捐各佃户认真租田当自产，故不输租，各业户亦无法想”2。实际上承认了农民占有土地的权利。太平天国有的地方政府，还发给农民田凭。“各乡卒长给凭，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3。这可谓太平天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实行的一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此外，太平天国还在一些地方，直接设收清朝官僚、豪绅以及寺观的土地归太平天国所有，设典农官管理。但是，上述政策在有些地方并未认真贯彻执行。特别是后期在苏杭地区，有主客观原因。钻入该地区军政部门的地主、商人和反革命等，利用职权，发给地主田凭，令其“永远收执、取租办赋”4。并设立租局，强迫农民向地主交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从而使太平天国的土地法令部分地遭到破坏。 3.财经立法。 圣库制度和供给制度太平天国依据“人无私财”原则，创立了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圣库”（《天朝田亩制度》称“国库”）制度和大体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度。规定凡参加拜上帝会的人，须将各人的财产交给圣库，而每个人的生活用品全由圣库发给。从天王至士兵，都不领俸钱。除肉食和服装有差别外，米、盐、油、用品、衣服等都按定量由圣库供应。这一体现着平等平均思想的制度，曾吸引农民群众潮水般地涌向太平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圣库的物资来源已由参加起义人的捐献，变为没收官府和地主豪绅的财产。为此，太平天国在进军途中多次严令所有缴获的金银财物都须缴归圣库，不得私藏。否则，“一经察出，斩首示众”。这种制度当初对保证军需和官兵生活，防止贪污抢掠，维护革命纪律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企图以法律形式将之推广到社会，则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不可能普遍实施；加之管理不善，特别是领导集团以身破法，私自拥有大量金银财宝，享受特殊待遇，致使这种制度到咸丰五年（855）后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4.商业立法。 大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曾下令取缔商业，将商贾的资本、物货等收归圣库2。商民生活所需由圣库按规定供应。这种办法很难长期实行，遂改为（）允许“老兄弟”“出城买物”，即城外有贸易市场；（2）“人有愿为某业者，禀佐天侯给照，赴圣库领本，货利悉有限制”3。这种商店称“天朝7《太平天国》第3册，第203—204页。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第5册，第370页。 2佚名《平贼纪略》。 3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04页。 4《太平天国文物图录续编》3号，《太平天国》第2册，第87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册，第9页。 2《贼情汇... 10 正役和杂役朱元璋用配户当差的户役法驱民之力以供役，其取民之制不外两途，曰赋曰役。赋或曰租、曰税，曰夏税秋粮，或俗称钱粮、皇粮、赋税、田赋等。明初田赋之制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夏秋以小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有时均得以丝绢、棉、钱钞等物折纳。米麦名曰本色，折纳物品叫折色。两税征收期限依各地收获时间而定，“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课税的方法依据土地面积并参酌其种类、用途、性质等以定科则高低。土地的种类有田、地、山、塘等，其性质则有官田、民田之分，“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所纳税粮分两部分，一曰存留，留供本地开支；一曰起运，解送朝廷或边疆等地。凡距离起解地远且运输困难的税粮仓库曰重仓口，反之则曰轻仓口。役曰职役、徭役，其中有贡，曰职贡。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但均工夫不是明初役法的全部，明初行之于全国且贯穿始终的役法只有两种：正役和杂役。正役亦叫里役、里甲正役，它是以里甲为承役单位，以办纳税粮为目的的维正之供。明初的里甲役制度是伴随着黄册制度和里甲制的确立而确立起来的。黄册制已如上所述，里甲之制远溯宋代以五等编制乡户制度，近仿湖州等地的“小黄册之法”，它在明初最早由开济创设以清查户口，至洪武十三年经户部尚书范敏的奏请始得伴随黄册制在全国推广开来。里甲制的主要职能就是用超经济的政治强制手段将人民管束起来并使之附之于土以供应赋役。明初的里甲既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即它是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依就近就地原则，每甲由居住最近的十户组成；但又不纯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里甲的编制划分不能不考虑经济因素在内，因为明代各里所承担的徭役大体相等或相近，且规定“钱粮不过都”，而佥拨徭役的根据则是人丁事产（即户等），如果编制里甲时只考虑由相邻居处的人户构成而不理会户等的均搭，就可能会导致徭役负担的畸重畸轻。所以一里之内的人户不一定由居处相邻近的人户构成，而居处在同一地区的人户亦不一定编制在同一里之内。里甲正役包括里长之役，编户之役，里甲三办等，分次述之。“里长者，里之长也。天下之执，自上而下，甲首上有里长，里长上有县令，县令上有郡守，郡守上有藩司，藩司上有六卿，而天子加焉。”1里长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王所当之差包括三部分，（1）管摄十甲，“主十甲人户十年事产之推收，丁口消乏之大事”2。（2）催征1叶春及：《叶絅斋先生全集》卷十《顺德县志论一·里役论》。 2嘉靖《东乡县志》卷上《户口》。 钱粮。“该办税粮，粮长督并里长，里长督并首甲，首甲催督人户。”3里长催征钱粮之役与粮长之役很相似，但二者实有区别，“粮长，盖佥民之丁力相应者充之，非轮年也，惟粮多处有之”1。首先，粮长户等比里长户等高。明太祖朱元璋曾于洪武十七年下令，“各处赋役，必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依人丁事产多寡将户定为三等，厘为九则，科差时先富后贫，富者编重差，贫者编轻差，若两户财富相等则先丁多之户，后丁少之户。“推丁粮多者为（里）长”，可见里长固为上户，为重差，但粮长户比里长户户等更高，故明人丁元荐谓“于里长中提出殷实大户，号曰粮长”2。而且粮长差也比里长役重。其次，里长役为岁役，一里之内推丁粮最多者十户担任里长，里长役十排轮转，每年由一户担任现年里长，其余九户为排年里长，十年一轮，循环应役。而粮长不轮年，父死子继。再次，里甲制行之全国，故里长役无地不有。而粮长之设仅限于税粮较多的南方地区如浙江、南直隶、湖广、江西、福建等。（3）勾摄公事之役。“呼唤曰勾，追取曰摄。”3它包括：清勾军匠，根究逃亡，拘捕罪犯；到各级衙门承符呼唤。如攒造黄册时，“有司先将一户定式誊刻印板，给予坊长厢长里长并各甲首，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事产依式开写，付该管甲首。其甲首将本户并十户造到文册送各该坊厢里长，坊厢里长将甲首所造文册攒造一处，送赴本县”4。编户之役是指被里甲编管起来的人户输纳田赋之役。“为王之民，执王之役，分也。”5编户民必须为王纳粮当差。明代田赋输纳之制很复杂，它规定“将税粮洒派远近仓分，令各户自行上纳”6。所纳之粮既有科则之异，又有缓急之分，此外还有存留、起运之别，而起运粮又有轻重仓口的区别。明代对编户纳粮之役的编审与里长役一样亦是以人丁事产即户等为基准，一般说来，瘦瘠田地办纳存留轻粮，肥沃田地办派起运重粮；户等越高，仓口越重，丁多之户输远地；富户派本色税粮，贫户许派折色。里甲三办是夏税秋粮以外里甲正役中的繁重差役，主要是出办上供物料和官府公费。三办之名各地不一，三办之实各地亦不尽同，“明制，供御用曰岁进，供四司（工部所属营膳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曰岁办”1。岁进亦曰岁贡、上供，傅维鳞《明书》称之“天子玉食”，朱元璋所谓“凡内府饮食常用之物，官府3《明会典》卷二九《户部十六》。 1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一《傅算之籍》。 2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日课》。 3《吏学指南》卷十六。 4《明会典》卷二○《户部七》。 5宋一韩：《牧政日弛振刷宜亟敬陈一得以裨国计疏》，《明经世文编》。6万历《四川通志》卷二一《经略志·财赋》。 1同治《嵊县志》卷三《田赋》。 上下行移，不免取办于民”者即指岁进。岁办是供国用的“任土作贡”2的科差，亦曰岁派、料派、料办等，按类征收，有额办、坐办之分。除了岁进、岁办外，还有地方官的征需曰杂办。洪武时期里甲三办简省，但永乐以后，三办之役逐渐成为民间沉重负担，尤其是正统以后，官府诛求日增，其项目之繁，数量之夥，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里甲三办既曰里甲，故亦按里甲编派，“里甲起于户”，而户又分三等九则，审别户等的基准是人丁事产，尤其是丁产，而丁产之产中田是主要的，故里甲三办又有人称之为丁田之役或丁田之法。里甲三办计丁量田而出办，大致南方科派重在田，北方科派重在丁，科派中的丁田有比例，或丁三粮七，或丁四粮六，而且田、丁可以互准，并呈现出田的比重逐渐增大之势，明中晚期的十段册法、一条鞭法就是在丁田兼派、丁粮互准的基础上产生的。 正役之外的所有差役都叫杂役，又称杂泛差役，它是民间出办（也就是里甲出办）供地方官府使用的银两和供地方官府差遣的役夫。役夫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定额有定期的，由里甲人户其户等轮充，如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拦、铺兵、防夫、甲首、轿夫、伞夫、解户、狱卒、隶兵、应捕、坟夫、义冢土工等。有供本府本县衙门的，有供京朝官驻在本府本县各衙门的，名色并不太多，但役夫名额不小。这一类杂役正统以后称之为均徭。另一类是不定时、无定额、非经常性的临时差遣，称之为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杂泛差役的审编基准是丁，丁分两类，一类是有田地的丁，一类是没有田地的丁，即寡丁。有田地的丁依据其人丁多寡产业厚薄分为上中下三等人户，去承当正杂二役。只有丁没有田地的寡丁编入户等为下下则，承当杂泛差役。其下下则中之极贫困者，或充轻役，或免役。 “纳粮即是当差” 赋与役之名可分而实则不能分，二者没有本质的差异。明代的田赋不是土地税，而是役，并且是正役。近代意义上的税依亚当·斯密的说法，其征收应有两条基本原则，（1）每个国家的公民应该按照他在国家保护之下获得的收入，缴纳其一部分给政府，以支持政府。（2）每个人向国家缴纳的税额是一定的，而不是专断的。拿此原则衡量明代田赋，不难发现田赋与近代税的差别。明代编户民缴纳的田赋不一定是其收入的一部分，而可能是收入的大半甚至全部。明代的田赋是专断的，没有固定数额，“节年多寡不同，（州县）一如府帖应纳”1。“大要取给公家而止”2。而且如果里甲户逃亡，见存人户还得强制代其包赔差粮。更主要的，近代税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2《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1海瑞：《淳安县政事》。 2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货》。 上，公民法律上是自由平等的，而明代赋役制度则建立在朱明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的基础之上的，田是皇田，纳粮当差是土地占有的条件，不纳粮当差其田入官。民是皇民，是具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的编户齐民，各色人丁必须收籍当差，其所当之差分为两种；有赋役者之差和无赋役者之差3，“有赋役者谓有田粮当差者也，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也”4。二者都是役，其区别在于有无田土，缴不缴税粮。再者，从田赋本身而言，其科派赋以田定，但丁存乎其中，其输纳定仓口之远近照户等，而户等之分豁照丁田，而丁亦存乎其中，因而田赋本身也是役，而且是正役，里甲之役就是催办税粮。称纳粮为正役，不仅见于明代臣工题本和历朝实录，而且还见于志书。这本身亦说明赋与役二者本质是相同的。 3《大明律·户律》。 4王肯堂：《大明律笺释》。 第二节金花银与江南均田均粮活动明中叶以后，田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金花银的出现，二是苏（州）松（江）府等地的均田均粮活动。 金花银金花银卸货币化的田赋，它是封建国家为保证朝廷财赋收入对实物田赋制进行的灵活改革。对金花银的出现，《明史·食货志》记载颇详：正统元年八月，“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处，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于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1。 从表面上看，金花银的出现似乎是俸帖贱卖的结果，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便不难发现金花银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田赋是封建土地国家（皇帝）所有的经济体现，种皇家之田就必须为朝廷纳赋输粮。明初田赋的实物之征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在经过元末战乱后，土地荒芜，百姓逃亡，社会财富极端困乏。农业乃立国之本。明初百废待兴，“军国之需，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2国家机器运转要求民著于土。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使游离于国家编户外的人民重新纳入统治轨道，也须民著于土。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要恢复社会经济亦必须民著于土。以米麦为主的田赋之征正是民著于土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强化民著于土。但是这种实物税有其固有弊端：（1）它容易造成所贡非所产。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在明朝广袤大地上，恐怕“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1的地区不少，但田赋是维正之供，百姓不得不易米以供纳，“转展折阅，公私交弊”2。（2）从田赋运纳角度考虑，运纳税粮既有舟车转运虫鼠齿蚀的耗折，又有搬运装载如人夫船车水脚及芦席木板等种种费用，更有风波漂没与盗贼劫窃之危险。而对于那些僻居深山不通舟楫的役户来说，运纳田赋更为艰辛，甚至连朱元璋自己也哀叹：“民间租税，水陆窎远，送纳京师，实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1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六《田赋》。 2《皇明诏令》卷一《初元大赦天下诏》。 为艰难。”3（3）田赋贮存亦受客观条件限制。永乐中，“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4。社会财富造成巨大浪费。（4）从田赋的分配消费而言，对于到南京支取俸禄的武官而言往返劳费，不得实惠。而单一的田赋实物之征与伴随社会发展而来的从皇帝到普通官员的日益庞杂的各种消费需求相比，显然已力不从心。因此，在确保国家财赋不亏而又能使官民两利的田赋折纳便势在必行。 金花银的出现是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逐渐活跃的必然结果。明太祖采取的重建经济秩序的政策措施卓有成效。在农业上，他奖励垦荒，实行屯田，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为工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经济作物栽培面积的扩大，为手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手工业上，他放宽对工匠的限制，实行轮班坐匠制度，刺激了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在商业上，实行轻税政策，三十而税一，整顿驿站，疏通运河，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一批市镇的勃兴。迄成祖即位，边境互市贸易逐渐展开，同时“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1，朝贡贸易的活跃又刺激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崛起。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传统的封建政治控驭下的经济带来冲击，它突出表现为大明宝钞的衰落与朝野率皆用银的出现。田赋折银正是在此历史背境下的产物，它不是一蹴而就，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金花银的催生剂。 事实上，田赋折银在我国历史上早就已经开始。宋仁宗时曾下令将陈州夏税所征小麦折变成现钱2，宋神宗熙宁十年也有过田赋输银的记载3。在明初，朱元璋为解决逋赋、灾伤、税粮贮运困难等问题，多次下令将田赋改折他物，并称之为折色。但是此时的田赋折银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并且货币作为折纳的其中一种方式，与其他折色相比不居于显著地位。明正统出现的金花银实际上是我国田赋折纳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明初折色一脉相承，体现着政策的连贯性。但与前者不同的是：金花银是将田赋折纳货币正式制度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田赋改折金花银的地理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在南方，金花银作为均平官田、民田赋役负担的重要手段而被广泛运用。在北方，成化二十二年户部尚书李敏“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自敏始也。”13归有光：《与邑令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明经世文编》。 4《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2《包孝肃奏议》卷七《请免除陈州折纳现钱疏》。 3《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1《明史》卷一八五《李敏传》。 田赋货币化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继两税法之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它对明代赋役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金花银推行地区和派征对象不断扩大，金花银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比例日益上升，就连一向“不蠲不赦”、“全征本色”的漕粮在成、弘以后亦开始有条件、有限额地折征，并于隆庆五年正式确定“岁折一百万石”2的定例。受田赋折银的影响，明中叶以后力役折银趋势日益明显。就里甲正役而言，正统景泰间，周忱巡抚江南时，在南京推行里甲银制度，“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3。浙江天顺中出现“里长敛钱从事”，供应里甲三办、均徭的“甲首钱”4。广东成化时出现“见役里甲又随丁田赋钱于官，待一年之用”的“均平银”5。福建成化、弘治间出现“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的“纲银”6。明中叶以后杂役折为价银的现象也比较频繁，正德初年，均徭出现力差、银差之别，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银差日增、力差日减。里甲、杂役折银代役，最终促成了纳银募役的一条鞭役法的诞生。 金花银给明代财政制度及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亦引人注目。它使明朝廷财政由原来的户部一元化管理改为太监掌管内承运库、户部掌握太仓库的二元管理。正统元年以后，原用于收贮坑冶课税的内承运库改以专贮金花银，由太监掌握，其银“自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皆为御用”1。但是明中叶以后，由于宫廷用度奢靡，内承运库入不敷出，往往向太仓库索取银两。如成化十七年，因“赏赐用度浸广”，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承运库2。弘治时，“内府承运库告缺少供应金银，户部请借太仓银十万两应用”3。正德时，“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府财力不充，请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阻”4。但是，倘若国家财政拮据时，则不能动用内承运库银，这无疑使明中叶后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愈加困难。金花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繁荣活跃。田赋的货币化促使纳税户为了交纳赋税，不得不将农产品投放市场，换取货币，即所谓“输赋之金，必负米出易”5。加速了农产品的商业化过程。并且，田赋征收白银，使货币成为衡量国库收入的依据之一，传统的以农为本的价值观念发生动摇，不重田土、逐末求利，弃2何乔远：《名山藏》卷五四《漕运》。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4《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八四《浙江二·海盐县》。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九《广东三·赋役志》。 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一《福建一·福州府》。 1《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2《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3《明孝宗实录》卷七四。 4《明史》卷七九《食货三》。 5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 儒从商，在所有之。田赋货币化刺激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专业市镇蓬勃兴起，社会经济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但是也可以看到金花银带来的负面影响。对纳税者而言，由于田赋是编户民的封建职贡，交纳什么，交纳多少，皆由朝廷依据政治权力专断，所以尽管有田赋“折色以米值为断”1的规定，但通过提高税粮的折银价以掠夺纳税者的事例并不鲜见。如成化十六年，山西粮价为每石值银三四钱，但闻喜县“岁输阳曲、灵丘、怀仁、山阴四王府并各镇国等将军禄米，每石勒折银三两”2。禄米的折价银比市价高达十倍。这无疑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再者，即使是“折色以米值为断”，但是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田赋的折粮价随市场粮价的变化而波动，荒年折粮价高，丰年折粮价低，交通便利处粮价低，交通困难处粮价高，故而有谓：“折纳京储之例，或宜于北方舟楫不通之处，而南方则非所宜；或可行之下江米贵之处，而上江则为不便。盖湖广、江西、江北地方舟楫可通，米价不至翔贵，且每石有折银七八钱者，有一两者，参差不齐。令即下，而民尽以米变卖，非其所愿也。”3对于国家而言，金花银的折征必须以国家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基础，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将其国家财政流转完全依托于市场。面对金花银不断扩大的趋势，不少官员忧心忡忡，如丘浚曾指出：“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寂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4丘浚的意见切中肯綮，令人深思，但其矫枉过正，则是走向了另一极端。 江南的均田均粮与金花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明中叶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这里所说的均田、均粮不是平均地权，而是“欲因田以平其赋，使无不税之田”1。这场运动因其是在明代国家赋税重地——以苏州、松江二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故而对明代中后期国家的赋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肇于该地区的赋役之重，我们可从丘浚之言窥其一斑：“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五《赋役部·总论八》。 2《明宪宗实录》卷二一○。 3《明世宗实录》卷一四二。 4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二《贡赋之常》。 1章漳：《均田论》，《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五八《田制部·总论》。天下为多。”2。其中苏州府以占全国1.16％的垦田面积输纳全国9.8％的税粮，松江府以占全国0.67％的田土上缴全国4.1％的额赋，无论是绝对田赋总额还是相对亩赋税率，均远远超出全国其他地区。导致该情况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地区官田太多（见附表），而明朝廷规定，官田是“按私租簿为税额”3。 江南官田集中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政治上讲，（1）它是朱元璋打击张士诚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必然举措。元末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附表：苏松二府官民田比率表1地区官田民田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苏州62.9994.737.015.3松江84.5294.315.845.71资料来源：《正德会典》卷十九；《明史》卷七八《食货二》；正德《松江府志》卷七。 由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1。及张士诚伏诛，“其将帅叛臣亦以歼灭，田皆没官”2。对于当时依附张士诚的江南诸豪右，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3。（2）它是朱元璋抑制豪强重建统治秩序的政策体现。江南大地主多聚族而居、累世仕宦，虽经元末动荡却死而不僵，明初他们“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4，朱元璋运用政治暴力，或移江南富民外出濠州开垦荒田，而其江南之产籍没入官；或以重典严刑，将“田产遍吴下”的江南豪右如沈万三（松）、史有为（嘉）、黄旭（苏）、纪定（湖）等人抄没家产。（3）明立国后，朱元璋为加强皇权屡兴大狱，在著名的“胡蓝党狱”中，江南豪族受株连尤多，不少人“其子孙坐事谪戍，田亦没官”5。从经济上讲，明初百废待兴，亟须大量的赋役作为经济支持。而江南一带自魏晋以后由于民聚地辟，经济富庶，逐渐成为赋役的渊薮，唐代即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6之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1之谚。自宋代开始，历代统治者2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四《经制之议》。 3《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日知录》卷十；《廿二史札记》卷三○。 2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 3《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4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一《与友人论井田》。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松土》。 6韩愈：《送陆歙州诗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都通过设立官田来加强对江南地区财赋的掠夺，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凭藉政治特权，一方面继承宋元以来遗留的古额官田的遗产，另一方面又通过查抄籍没等手段增置近额官田来满足其郡国之需。但是，官田重赋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客观上，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已使百姓“幸无水旱之厄，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2其承受赋役重负的能力有限。为完纳赋役，“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3。这样对国家而言就产生“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的逋赋问题，以苏州府为例，洪武三年逋负秋粮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永乐十年至洪熙元年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宣德元年至八年积欠米麦竟高达七百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九十石。使江南“徒有重税之名，殊无重税之实”4，国家的财赋收入大打折扣。对百姓而言就是大量逃亡，“苏松二府，盖因赋重而流移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甚者则不止于是而已”5。赋役编佥的基础发生动摇。 朱元璋也知道：“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团于租而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6但鉴于大明社稷未稳，北方又饱经战乱灾荒，国家重建急需该地区的经济支持，他只能采取移民外出、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发展手工业等措施来扶植生产，或通过减轻税率、蠲免逋赋、田赋折色等手段进行社会救济补苴以求苏松稍得苏息，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不可能根本解决江南官田重赋问题。建文帝即位后试图缓解这一矛盾，但其享国日短，难有作为。靖难之师方息，雄才大略的明成祖赐功臣、赏士卒，大封亲藩。他增置武卫，添设百司，而又招集天下儒生数百人于馆阁，编辑《永乐大典》，“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矩万万计”1，从而使得江南重赋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明仁宗的即位标志着明初国家重建及开疆拓土时代的结束和安定的守成时期的开始，历史的演进使解决江南重赋正式列入朝廷议事日程。明仁宗遣广西布政使周干赴苏州、松江等地巡视。次年，周干向继位的宣宗皇帝起奏调查结果，这份奏折详尽陈述官田困民的弊政，使刚刚即位的宣宗皇帝深受触动，并促成其三下诏令以对重租官田改科减征：宣德四年下令：“官田纳粮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2宣德五年重申减1范成大：《吴郡志》卷五○《杂志》。 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 3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4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5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6《明太祖实录》卷一三○。 1《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2《大明会典》卷一七。 科令：“因各种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为始，减除十之二三不等。”宣德七年再次颁诏：“自宣德七年始，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谕恩例减免。”3同时遣“才力重臣”周忱赴江南督理税赋。 周忱的均田均粮改革周忱于宣德五年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正式揭开明中叶江南均田均粮的序幕。周忱下车伊始，即“入民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民间疾苦”1，“一切故弊皆为之虚心访问”2，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将自己的改革宏图在江南地区付诸实施。周忱改革的第一步骤是认真贯彻宣宗改科减征的诏谕。他与苏州知府况钟悉心计划，“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3。并于宣德六年奏请将松江古额官田依民田起科。但将官田改科减征，势必削减国家财赋收入，这是封建朝廷所不愿接受的，故“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4。周忱也以“变乱成法，沽名要誉”之罪遭户部尚书的弹劾。宣宗虽不罪之，然其法终不得行。改革是一个艰难的扬弃过程，周忱作为一位封建官吏不可能顶住来自各方尤其是户部的压力，客观条件决定了他的改革权限只能是在保障江南赋税总额的前提下对官田、民田赋税负担畸重畸轻进行调整。聪明的周忱想出了两全之策——均耗折征法，并将其推广实践。这就是其改革的第二步骤。 均耗即均征加耗、牵摊耗米，或曰平米法。耗米是正粮以外的加派，主要用于补充税粮运输时的盗窃、消耗及脚费等。明初都金陵，民田每亩起科五升，已带七耗；后抄没入官之田科则各异，又征一斗七合。及成祖迁都北京，江南税粮漕运北上时，“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5，甚者“率三石致一石”6。但“豪户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7。针对于此，宣德八年周忱奏行《加耗折征例》，令官田民田并出耗米，耗米并入正米一起征收，谓之平米。户无论大小，田无论官民，均得加耗。加耗的方式主要是论粮加，或每秋粮一石加耗六斗七升，或正粮每石征平米一石七斗至一石九斗；但也有论田加耗，“周文襄（周忱谥号文襄）于轻额3《明宣宗实录》卷八八。 1焦竑：《焦氏笔乘》卷四《周文襄》。 2陈建：《皇明从信录》卷十七。 3《明史》卷一三五《周忱传》。 4《明宣宗实录》卷七七。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常镇》。 6《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7《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民田，每亩加耗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亏欠”1。耗米除支付漕粮运输费用、损耗外，所剩余额称为余米，周忱设置济农仓以贮之，“遇农夫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等口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2。如果余米数多，则下一年减征耗米。客观讲，加耗均征之法的推广使得江南各府税粮实征数额由于耗米的征收而比过去有所增加，这首先与国不亏，增加了国家财赋收入。同时，由于该法抑制了豪户不肯加耗的特权，并通过加征耗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田民田税粮畸重畸轻的矛盾，对于耕种官田的贫民来说，肩上负担有所减轻。更重要的是“其时粮虽加于民，而其补助余积之利悉归于民。民自征赋一石五斗（许多地方为一石七斗甚至一石九斗）之外，漠然不见他役之及，官府亦无科索之扰”3，官民两便。 折征就是折纳，周忱以田赋改征折色银而均平赋役。江南粮多役重，粮多源于官田多而租重，役重是因为该地区承担着解运数百万石税粮的艰巨任务。明朝廷规定，“其有全种官田人户亦编入围内轮当”4。轮当即轮当甲首，而甲首的第一要务便是输纳粮差。针对这种情况，正统以后，周忱以金花银为手段通过田赋改折以期达到赋役的均平。他规定派征田赋时，“七斗至四斗则纳金花、官布，轻赍折色；二斗、一斗则纳白粮、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则轻重而为之损益”。1由于四斗以上科则之田只能是官田，所以实际上金花银“专为此等重租官田（派征），如无将民米派纳”2。本色米折纳金花银，免去了力役劳苦，节省了税粮运输之费，以此调停轻重科则田土，“是粮额虽未均，计其税则均也”3。 在推行均耗折征法的同时，周忱革除粮长制弊端，改良田赋漕运方式，渐次建立并完善税粮的征收、贮藏、运输过程中的各种规章制度。粮长制的改革包括：（1）针对税粮征收过程中粮长私造大样斗斛掊克百姓之弊，周忱“请敕工部颁钱斛下诸县准式，革粮长之大入小出者”。（2）简化粮长领缴勘合手续。“旧例，粮长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户部领勘合，既毕，复赍送部，往返之资费皆科敛充之”，周忱令“止设正副（粮长）各一人，循环赴领，讫事，有司类收上之，部民大便”。（3）鉴于各县收粮无屯局，粮长即家贮之，周忱设立水次仓制度，“令诸县于水次置屯，屯设粮头、屯户各一人，名辖收，至六七万石以上始立粮长一人总之，名总收。民赴帖赴1蒋伊：《苏郡田赋议》，《清经世文编》卷三二。 2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3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4《大明会典·黄册》。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2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3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屯，官为监纳，粮长但奉期会而已。（4）严格税粮运输管理，设《拨运文簿》登记支拨起运之数，设《纲运文簿》开列运输途中花销开支之数，以备核查，杜绝运输途中粮长自盗或挥霍行为的发生。税粮漕运方式的改革主要是将原来军民各自运输的支运改为由民运至淮安或瓜洲交兑官员、由官军接运至通州的兑运，百姓承担官、军运输中的给耗：民运至淮安交兑者每石正粮加耗米五斗，民运至瓜洲交兑者每石加耗米五斗五升。同时还奏行京俸就支法，即将原在南京支俸的北京军官改向苏、松、常三府支取。这些与均耗折征法并行的配套改革，一方面使百姓所纳之粮最大限度地进入官仓，保证了国家税收的完整，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减轻了纳税人负担。 江南重赋的实质是官田太多且科则太重，周忱既没有奏减官田数额，又没有降低官田科则，所以他的改革并不彻底，没有根本解决官田重赋的问题。但是他通过均耗、折征以及完善田赋输纳手续等手段，既保障了国家财赋收入，又使百姓赋役负担均平。然而周忱推行平米法抑制了豪户不纳耗粮的特权，触动了江南大地主的切身利益，他们群起攻讦，而明景泰帝即位后又对前朝重臣猜忌，周忱于景泰元年被迫致仕。 周忱以后的均田改革均平江南官民田负担的改革是时代的要求，大势所趋。所以“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1。其继任者亦沿着周忱制定的改革方略向前推进。景泰五年，陈泰继任江南巡抚，鉴于“富室多轻额，其重者多在贫下”，陈泰“因以周文襄之法推广调停”，下令论田加耗，“民田五升之田倍其赋，官田之重者止取正额。泽始均而赋不损，上下便之”2。陈泰之后的继任巡抚李秉萧规曹随，“一守成法”，并制定了具体的加耗则例：亩征六斗以上田只征正粮不加耗，亩征五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斗五升，亩征四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三斗，亩征三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六斗，亩征二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八斗，亩征一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五升，亩征五升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一斗五升。陈泰、李秉的论田加耗与周忱平米法相比，尽管都是田无分官民一律加耗，但周忱加耗无论科则轻重一律加征一石七斗，而陈泰、李秉加耗却是“以赋之轻重递盈缩”，科则重的官田加耗少、甚至不加耗，科则轻的民田加耗多，通过征收数额不等的耗米渐次实现官民田税粮的均平，因而是历史的进步。但遗憾的是，李秉之法“其例甚平，而难于稽算，吏不胜烦扰”1，故其均平的实际效能大打折扣，又加其上任不到一年即坐举知府违例罪被逮，人去政废。接替李秉任江南巡抚的是崔恭，他一上台就废除了李1《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2康熙《松江府志》卷三二《名宦》。 1《明史》卷一五九《崔恭传》。 秉的改革，“悉如忱旧”，恢复了先前的论粮加耗，苏州府吴江县每正粮一石征耗五斗2，松江府“华亭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七斗或减至五斗，上海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九斗”3。这种做法，使得税粮越重，加耗愈多，“民嚣然不便”4。天顺五年，左副都御史刘孜巡抚江南。他在增辟财源的基础上对官民田负担进行整饬。当时由于江南赋繁役重，百姓纷纷逃亡，许多重额官田废而不耕，仅松江府就有四千七百余顷积荒田。刘孜奏定召佃荒田例，“召民开佃，不论原额。肥田亩税米三斗，瘠者二斗，谓之官租，不起科加耗。民欢趋之，芜秽尽辟”1。其垦荒所得羡米或用于抵充荒田虚税，或用来资补正粮加耗。针对官民田负担不均，刘孜因地制宜，苏州府论田加耗，“以陈（泰）、李（秉）二公所定酌为四则，正粮六斗以上加一斗，四斗以上加四斗，一斗以上加五斗五升，一斗以下加一石二升”2。松江府论粮加耗，华亭县每石秋粮加征耗米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县每石加征耗米八斗五升至六斗。伴随着垦田面积的扩大，苏州耗米“后亦稍减”，而松江府正粮加耗也降至五斗。降至成化二十二年，浙江常山人樊莹知松江府事。为杜绝田输运纳时仓场书手侵盗害人之弊，樊莹“请革民夫，俾粮长自运，宽其纲用以资之”。针对当时“粮运纲费与供应军需皆出自余米，既收复粜，辗转重烦”，以致运夫折阅逋欠积累的状况，他令“夏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白银，见数支遣”3。其数“华亭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银一钱五分；上海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三升，白银二钱”4。樊莹的论粮加耗与周忱、崔恭，乃至刘孜等人之法无甚差异，但他将耗米折银，在田赋制度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实，正统以后，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赋役负担的手段逐渐为江南人所认同和接受。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高下定加耗多寡，有利于耕种官田的人；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定加耗多少，有利于民田拥有者。但就两种加耗方式而言，其侧重点仅是田土的社会属性——官田与民田及与之相对应的税粮，田地本身的自然属性如各地土质不同、产量高低悬殊、灌溉条件好坏等却被忽视。以松江府华亭县为例：中乡近郭，在黄浦江两岸，亩收不到一斗；西乡依泖湖，多膏腴之田，岁亩收三石以上；东乡滨海，地高土瘠，岁亩收仅棉花十余斤或绿豆几斗余1。纳税户为维护自身利益，“东乡粮轻而收利薄，此愿粮上加耗也；西乡粮重而收利甚厚，此愿田2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3康熙《松江府志》卷六《田赋》。 4傅维鳞：《明书》卷六七《土田志》。 1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2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3康熙《松江府志》卷二二《名宦》。 4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四《职官志》。 1何良傅：《与郡守刘沂东书》，《明文海》卷二○六。 上加耗者也”2。依土地自然属性差异来确定不同加耗标准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便有弘治八年江南巡抚朱瑄的《分乡论田加耗例》的颁行。他规定按照土质的不同，将松江府所属华亭、上海二县各分为东、中、西三乡，各乡以统一科则征收耗米：东乡亩加耗一斗一升，中乡亩加耗一斗三升，西乡亩加耗一斗五升。后来又将东乡分为沿海、不沿海两则，沿海亩加耗一斗，不沿海亩加一斗一升。此外，华亭县中乡亩复加耗一升，上海县中乡亩加斗三升、西乡斗六升。3分乡论田加耗法以加耗之均求田粮之均，它分乡论等，与田赋科则轻重无关，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均赋。但是由于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4，将土地肥沃亩产较高的西乡田多征耗米，这自然遭到了士大夫豪右的抵制，所以弘治十一年新任巡抚彭礼即在松江恢复以往的论粮加耗。弘治十五年彭礼为缓解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纷争，在松江知府刘琬的协助下制定出一套折衷方案：官田加耗于粮，每石征平米一石六斗；民田加耗于田，每亩征耗米一斗二升5。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官田民田税额皆上升。实践证明这种折衷之法很难行通，故正德二年，巡抚艾璞又恢复了朱瑄的老办法，只是征收耗米略有下降。但正德六年新任巡抚张凤上台后再次改为论粮加耗。 自宣德到正德朝，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官民田负担的手段，经历了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多次反复，它实质上是封建皇帝与封建地主相互争夺地租斗争的反映。朱明皇帝为维护封建郡国之需，通过广置官田将江南作为财赋的渊薮。明中叶以后由于科举制的蓬勃发展，江南缙绅地主迅速崛起，“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1。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广占良田，一方面千方百计以求轻赋，所以就造成“民田率归豪右，而官田累贫民”2，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而册籍类寄于东乡，田多缓征之处”3的局面。加耗法之争实质上就是利益之争。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确定耗米额，官田科则重，加耗少，民田科则轻，加耗多，这自然有助于解决官民田科则的畸轻畸重，但是论田加耗触动了广占民田的豪右士大夫的利益，因而他们群起抵制，其直接后果一是“辄减田土总额”，一是“钱粮不清”4。封建朝廷财赋不保，对此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另外，由于不同科则之田加耗各异，其改折种类亦各不相同，这就使原本复杂的田赋科则更加繁多细碎，2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3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4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5康熙《松江府志》卷六。 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谱系》。 2《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3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4参见康熙《松江府志》卷六；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 苏州一府田土科则达一千余则，湖州府竟达四千四百四十七则5，而这反过来又为豪强胥吏营私舞弊提供了机会。“官民之田，旧不过十余则，近则乃至千余，自巧历者不能算，惟奸民积年出没其中，轻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税寄之官宦，谓之诡寄；或分散于各户，谓之飞洒；有司拱手，听其所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于则数之细碎故也。”1从而使原来均平官田民田税额的效能难以全部实现。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征收耗米，官田科则高，其耗米必多；民田科则低，其加耗也少。这对民田私有者——豪右士大夫自然有利，他们力主论粮加耗以实现转嫁赋税负担给耕种官田的贫民的目的，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但论粮加耗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万历时的赵用贤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田始有赋，凡与之贡赋，未有不因于田之多寡。惟田数未定，而概以粮数派征，此侵渔隐蔽所由起也。”2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企图通过加耗来作为实现赋役均平的手段已显得力不从心。正德以后，朝野请求将“田粮无论官民，合为一等”的呼声日渐高涨。 明中叶以后的田赋改革：官民一则事实上，明中叶以后，国家对江南官田的直接控制权在逐步削减，它突出表现为官民田相互更易现象的频繁发生。按照规定，官田是国家直接占有管理的田地，耕种官田的人只有佃种权，官田不得买卖。但是，“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认为己业”3。官田买卖屡见不鲜，“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民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4。更有甚者，“埋隐官田，以为己业，转将瘠田诡为官税”5。在国家对官田控制权逐渐沦落的前提下，要保证朝廷财赋不减，将官民田科则合并、土地扒平负担不失为明智的应时之举。另外，由于明中叶以后许多重额官田废而不耕，官租无处收取。对统治者而言，与其让重额官田抛荒，倒不如将其准依民田起科来增加财政收入更为有利。“官民一则”改革实际上也反映了统治者的利益要求。 江南“官民一则”改革走在最前列的是湖州府，早在宣德元年，湖州知府赵登就“疏清官民田地山荡各为一则起科”，但由于得不到批准，“事寝5万历《武进县志·田赋》。 1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2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 4王鳌：《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明经世文编》卷一二○。 5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 不行”1。正统时巡抚周忱亦有是法，然仍遭抵制。迨英宗复辟之初，湖州始行孙原贞等的官民田分搭加耗之法，“起科重者征米宜少，起科轻者征米宜多”，令“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百岁征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二百二斗。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欲使科则适均”2。该法论田加耗，通过对不同科则的田土加征数额不等的耗米来渐次实现官民田科则的均平。但是新任知府岳璇上台后即废除该法，实行论粮加耗，“奏每亩正粮不动外，其耗米不分等则，每亩通为一斗”3。但湖州府的改革并没有停留在论粮加耗与论田加耗的争论上，成化时该府辖属的武康县就已“奏行田粮事例”，开始“官（田）为一则，民（田）为一则”的改革探索，后又在全府七县推广4。正德十四至十五年，都御史许庭光和知府刘天和在湖州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官民田一则的改革，“奏将湖州田地四千四百四十七则均为二则，凡官田为一则，凡民田为一则”1。其具体方法是：“科则一依黄册不动”，但用耗米和折色进行通融均摊，“照官民田轻重加减分派，俱以实米三斗为率”2。嘉靖二十一年，知府张铎据粮里邵越等呈告申请，将正德官民各一则的改革向前推进为官民田合并一则的均摊法，他把全府夏税平米、折色、马草等米银总数分摊各州县，“于各州县田地山荡上不分官民，均摊派征包补”。各州县再按本府派给的米银总数，“委曲通融均派”，每田、山、荡一亩各应纳米银若干，“一州自为一则，六县各为一则”3。 苏州府的官民一则改革起步也较早。正德初嘉定知县王应鹏就倡议“官田轻重均作一则，民田并丝麦不科粮地，与成田荡涂亦均一则，造册在官，使民一体出纳”4。惜其建议未被采纳。迨入嘉靖朝，昆山人顾鼎臣充世宗的侍从近臣，后升礼部尚书，他在乡居四载，目睹江南田赋弊端，凡三次上书恳请予以清理，嘉靖十六年终于得到世宗皇帝的批准。江南巡抚欧阳铎受命总其事。其具体措施为：“令府州县各总其亩之额，而丈量田以正亩；括其征米、征银之凡，而计亩均输之。”“科则不易其旧，而比其最重者与其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之。重而不能尽损者，为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以阴见轻；轻而不能加益者为征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以阴见重。诸推1万历《湖州府志》卷九《守令·郡守》。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3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4桂萼：《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 1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2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3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4万历《嘉定县志》卷七《条议》。 收田者，从圩不从户；田为亩，人为子。奸巧无所容，而逃窜渐复。”1史称“征一法”或“均耗法”、“牵摊法”。顾鼎臣的门生王仪时任苏州知府，对欧阳铎的征一法改革贯彻得力。在王仪的积极推动下，苏州府官民一则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吴县“将各科则与金花田耗裒益扣算牵摊，每亩正耗米三斗四升四合”2。通过计亩均输本色米和折色银实现官民田科则的平等。嘉定县在知府李资坤的主持下，在履亩丈田、清理逃税的基础上，推行征一法，“总计概县实存肥瘠相等田，算派岁用正耗平米，每亩止该二斗八升。以前项虚粮额不可缺，每亩均包二升，以三斗为则”3。常熟县在知府冯汝弼的推动下，履亩清丈，依土质不同定田赋为四则，最重者亩征三斗三升4。吴江县在清理粮册基础上，将全县平米四十三万八千余石，除去部分法定免征耗米外，“每亩摊正耗米三斗七升”5。昆山除低湮地外，每亩均摊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6。长洲县经过丈量；“每亩摊平米三斗七升五合”7。通过改革，苏州的官民田科则差异被逐渐拉平。 欧阳铎、王仪的改革在江南地区影响强烈，许多地方纷纷效仿。嘉靖十六年，常州知府应槚征得巡抚欧阳铎同意，在全府推行改革。他首先将一县夏税二税、各项杂征以及随粮征收之耗脚合并计数，得出其应征的本色米和折色银的总数，然后验粮均摊，向全县各项田土和税粮摊派。不过应槚的均摊是各县将官田平米总额均摊于一县官田，民田平米总额均摊于一县民田，各自通融均派，其实质就是官民各一则，这与苏州府官民一则有很大区别。嘉靖三十二年该府无锡县率先实行官民一则，无锡知县王其勤奉命清丈田地，在此基础上，“竟并官民田地”，依土质、地势不同“均为三则”1。江阴、宜兴等紧步无锡后尘“奏定官民田合为一则”2，取消了官民田科则差别。隆庆二年武进县亦实行官民一则起科，常州府“自是官田之则遂废”3。这标志着常州府官民一则改革的完成。 嘉兴府官民一则改革肇于嘉靖二十六年知府赵瀛发动的扒平法。扒平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将各县正耗米总数，按各县官民总数均摊。“田不1《古今治平略·明朝田赋》，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赋役部总论八》。2崇祯《吴县志》卷七《田赋》。 3万历《嘉定县志》卷五《田赋考》。 4乾隆《常昭合志》卷三《田赋》。 5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6归有光：《论三区赋役水利书》，《震川先生文集》卷八。 7万历《长洲县志》卷二《田赋》。 1万历《常州府志》卷四《额赋》。 2万历《常州府志》卷四《额赋》。 3《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概以三年起征”4。（2）“不动版籍”，“合官民田地麦地一例牵摊耗米”，“正米重者耗减轻，正米轻者耗加重”，每亩“俱不出三斗之数”。但低产的山荡滩涂池溇水面等项亩征米五升，自为一则。在江南如火如荼的官民一则改革浪潮中，松江府则显得相对冷清。松江人文荟萃，景泰以降进士名额大增，成弘以后步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不乏其人，伴随着明中叶以后王学的逐渐勃兴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松江府日益强大起来的松江身份地主开始追逐一己之利。为维护自身利益，他们竭力阻挠官民一则的改革，嘉靖十六年欧阳铎在苏州府改革之时，松江知府黄润迫于压力没有归并官民田科则，只是将原来的论粮加耗改为论田加耗，改革明显滞后于苏、常等府，但扒平科则已是大势所趋。隆庆二年，林润任江南巡抚，他上任伊始便发现“江南诸郡久已均粮，民已称便，惟松郡未均”，奏请实行丈田粮。在林润的举荐下，原松江同知郑元韶奉命负责主持均平田则的改革。他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依松江府东、西、中各乡土质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等乡，上乡田二亩七分三厘九毫纳平米一石，中乡田三亩一分二厘纳平米一石，下乡田三亩六分三厘纳平米一石，自此，松江府官民田科则差别渐趋消失。 江南地区官民一则的改革自嘉靖末至隆庆已成不可阻遏的潮流，影响所及，许多地区也开始官民一则的均田、均粮运动。嘉靖三十一年，宁国知府刘起宗在该府实行核田，对于“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强者田必有赋，贫而弱者粮无虚赔”。并在此基础上，“以官民均为一则”1。自隆庆元年至隆庆三年，应天府在两任巡抚林润、海瑞的奏请下，先后进行土地清丈，“官民悉用扒平，粮差悉取一则”2。隆庆元年，杭州府海宁县在知县许天赠的主持下，丈量土地，合官民为一则起科3。万历三年，镇江府在巡抚宋仪望的奏请下，“官民田地照亩起科”，“均为一则”4。大约到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江南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官民一则的改革。4《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三十二册《浙江下》。 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七《赋役部·总论十》。 2万历《上元县志·田赋》。 3民国《海宁志稿》卷九《田赋》。 4《明神宗实录》卷四二。 第三节明中叶赋役制度的改革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社会政治因素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的经济基础上的配户当差制。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全国的人户都是皇帝的役户，全国所有的土地同样也是皇帝的户役田，人因籍役，役随田转。皇帝用里甲制把全国人民编管起来为其纳粮当差，他据都稽图，据图稽户，编户成甲，积甲成里。明朝的正役、杂役的编佥皆以里甲为基干，审编则以户等为先决条件。户等高低决定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为人丁，一为事产，大抵在北方以人丁为重，在南方则以田产为重。户等分三等九则，户等越高，科差越重。一百一十个里甲户中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户，余百户皆为甲首户，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催征钱粮，勾摄公事，是为正役（亦曰里甲役）。杂役是因事编佥，供地方官府遣派使用的徭役，上中等户既当正役又当杂差，下等户即使无田亦得承当杂泛差役。 明初的赋役制度就其制度本身而言，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严密、系统和完整。它对明初封建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统治秩序的重建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明初的赋役制度有其先天的不足。在封建社会，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尽管从制度上讲鱼鳞图册和黄册是赋役佥派的依据，但皇帝为了自己需要可以随意征派，其随意性较强；再者，明代的赋役是封建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封建等级政治控驭下的经济，赋役能否顺利征调完全取决于封建政治的效力。如果说在明初由于政治清明简约，这种赋役制度还能基本正常运行，那么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国家控制力减弱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就不得不面对下列问题的挑战。 1.国家统治集团不断扩大，奢侈性消费恶性膨胀，造成国家行政开支的急剧增加，百姓赋繁役重。造成行政开支急增的主要原因包括：（1）宫廷之奢。正统以降的皇帝大多昏愦，生活奢侈，大兴土木，开支庞大，他们不仅将内承运库的金花银大部分给挥霍掉，有时甚至还向太仓库支取银两。（2）宗室之藩。嘉隆时“天下王府之禄反多于岁供京师之米，即使尽发上供之输，犹不足王禄之半”1。（3）冗员之盛。洪武时武职人员仅二万八千余人，但到成化时“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2，随后又有大批人通过恩荫等途径汇入这支队伍，使其总数到嘉靖时又增数倍3。（4）军费之增。明中叶以后卫所军制逐渐衰落，募兵制逐渐兴起，另外南倭北虏，边患1戚元佐：《议处宗藩事宜蔬》，《明经世文编》卷三八八。 2《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3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八。 不绝，军费开支日增。由于封建郡国之需皆出自编户民的徭役，封建朝廷有一事之需必设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役，所以日益增加的行政开支自然由百姓来承担，百姓赋役负担大增。里甲正役“旧例止令输纳物料供给差使而已。今（弘治）则百凡官府所需，悉出于此。县取于里，里取于甲，而府又取之县。盖视景泰、天顺间已不啻其几十倍矣”4。至于因事编佥的杂泛差役，百姓更是叫苦不迭。其最难供应者，一是修河，嘉靖元年，“河南、山东修河人夫，每岁以数十万计，皆近河贫民，奔走穷年，不得休息”1。二是水陆运输，如北直隶“密迩京师，路多冲要，中间外夷朝贡往来络绎，接递夫役及砍柴、抬柴、养马、京班、皂隶、水马二站诸徭役最为繁剧”2。三是供应京师的砍柴等夫役，天顺时，仅顺天一府就有夫役应出砍柴夫一千七百三十名，惜薪司抬柴夫三千二百名，还有其他差遣如巡拦、防夫、仓脚夫、库夫、弓兵、铺兵等一万一千六百余名3。四是营建王府、修造坟墓等。繁苛的赋役使得大量的人、财资源被封闭在为统治集团消费效劳的徭役之中，不利于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一旦赋役的繁苛程度超过百姓承受能力，他们轻则转徙他乡成为流民，重则铤而走险，甚至酝酿成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严重削弱封建统治基础。 2.地主经济的膨胀与吏治以及由此造成的役法的混乱。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上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交换逐渐频繁，商品经济也随之得到繁荣和发展，以正统六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为标志，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正式参与商品流通。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渐提高，促使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刺激了人们对“利”的追求。土地作为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便成为人们争夺的目标，土地兼并构成明中叶经济变革的最主要的特征。皇室、勋臣、贵戚凭藉政治特权，通过钦赐、奏讨、投献等手段，大肆掠夺官民田土，建立皇庄、王庄、贵族庄田等，缙绅地主亦随之推波助澜，广占田亩。明初朱元璋为了使一部分人倾其全力以供职役，曾给予其优免差役的恩赐，这部分人既包括勋臣贵戚、进士生员等统治集团成员，亦包括如马户、灶户等重役户。但是明初对优免规定严格，“优免差役之法，免杂役，不免正办”1。“在京文武官员除里甲正役外，其余一应杂泛差役全户优免；外官优免事例皆以品从为差。”2然而明中叶以后优免这种恩赐却被无限扩大化，“今日士夫一登进士，或以举人选授一官，便以官户自鸣，原无产米在户者则以无可优免为恨，乃听所4光绪《黄岩县志》卷六《版籍·徭役》。 1《明世宗实录》卷十八。 2《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三。 3《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八。 1吕坤：《答通学诸友论优免》，《去伪斋集》卷五。 2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二。 亲厚推收诡寄，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乃或至于百石。原有产米在户者后且收添，又于同姓兄弟先已别籍异居者，亦各并收入户以图全户优免，或受其请托以市恩，或取其津贴以罔利。又有苞苴富厚，囊槖克盈，多置田产，寄庄别县，仍以官户立户，中亦多受诡寄。势焰者官府固已闻风免差，势退者立能多方攀援以图全免”3。由于“品官优免太滥，诡寄日滋”4，结果造成了朝廷所拥有的科征赋役的田土和户口数字大大减少。一边是财政开支日增，一边是朝廷财源日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于是见在里甲赋役负担大增。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政治上，明中叶以后皇帝昏愦，宦官专权，奸佞秉政，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吏治江河日下。吏治反映到赋役制度上就是官僚、地主、胥吏们沆瀣一气，为逃避赋役施展鬼蜮伎俩通同作弊。“遇有造册，〔巨室〕贿里胥，有飞洒现有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名为畸零管带；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石为包纳者，有全过割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撤、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举人脚色、捏作寄庄者。故（黄）册不过纸上之桑，户皆空中之影，以致一省之中，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虚以数百计，县之虚以数千万计。递年编差无归者，俱命小户赔偿”1。政治加剧了赋役负担的不均，“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2，官户偃然处十甲之外，差役独累贫下户。下户当差有身无力，只得举家逃窜。贫户逃亡之后，甲虽不及十户，但役额不减，由剩余人户均摊，剩余人户役重而不能堪，便整甲逃亡，从而演成空前的逃亡。 严峻的现实使得明中叶以后赋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既能摆脱财政困境，又能均平赋役、缓解阶级矛盾的改革思路，从而揭开了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序幕。 周忱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及其影响里甲正役的改革最早可上溯至周忱巡抚江南之时。宣德五年，周忱出任江南巡抚，在应天府，他推行“里甲银”制度，所谓里甲银，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解释为：“往周文襄巡抚时，以丁银不足支用，复倡劝借之说，以粮补丁。于是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3里甲银的精髓在以粮补丁，他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部分或全部地摊入田粮内，折成银两，以耗米的名义加征。在苏松，周忱则推行平米法，“初，年3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二。 4《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1唐龙：《请均田役疏》，《明臣奏议》卷十六。 2罗伦：《与府县官上中户书》，《明经世文编》卷八四。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粮一石收平民一石七斗，候起运日酌量支拨除拨边外，有余则入济农仓，以备赈济，谓之余米。遇农夫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等口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1。平米法中里甲等费取自余米，其实质与里甲银一样，也是以粮补丁、摊丁入地。周忱在江南将赋役审编基准由明初的以户等（人丁、事产）定徭役到明中叶的以粮（田）补丁，实际上开创了摊丁入地的先河，而这与历史发展潮流是相适应的。因为明中叶以后由于土地兼并、赋繁役重，造成“闾里小民，游荡失业者十室而九”2。这给传统的赋役审编带来困难，“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查为难”。但是土地却是“万世而不变”的，“定税以亩，检核为易”3。所以徭役审编基准由户等向丁田（尤其是田）过渡诚为历史发展之必然。另外，尽管正、杂二役大体皆以人丁事产作为编佥的根据，但它们的性质与编佥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周忱的平米法却将其一体混编，随粮带征，赋役完纳在制度上简单化，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舞弊行为的发生。除里甲银和平米法外，周忱还对里长之役进行重大改革：“将乡都通县排年里长编成一应差役，每名出银一两，轮当一年，歇息两年，酌量轻重多寡朋合造册，犹如车轮之转。吏无那移之弊，民得轻鲜易完。”4周忱对里长役的改革有三点引人注意：（1）通计一县一年应征里长之役，固定役额。这是针对明中叶以后事繁费冗，里甲供役激增，里长之役除“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外，其他诸如祭祀、宴飨、营造、馈送、夫马等费杂沓而来，有司征敛日繁，里长赔累不堪等状况而进行的必要改革。它反映了官民的一致要求，对官府而言，将乡都通县排年里长编成一应差役，保证了赋役的征收；对百姓来说负担进一步明确。（2）将力役折银，这是明初商品经济恢复发展的结果，官府收入不减，百姓亦可安于田亩。（3）缩短里甲十年轮支的应役时间。“国初事简里均，闾暌蟾唬阌谑茁种Аf浜笫路狈讶撸锺阋蚨椋锛椎虮郑种汲瓶嘁印！雹倮锛茁忠鄢瓶嗍敲髦幸逗罄锛字贫认魅醯木咛逄逑帧c鞒趵锛滓曰y染睿识骋劬健5髦幸兑院螅恋丶娌4蚱屏恕疤锊还肌钡慕睿罴摹11u帧12淖12校刂黢憷艄唇嵛璞撞保现厍质戳死锛字频木没。骼锛淄恋卣加胁痪锛坠婺2坏龋案焕镏袼涮镉兑灰鄄徽矗祭镏袼浠蘖19肚页涫邸雹冢母锢锛滓殉墒贝螅锛茁忠鄣母母镏徊还撬秤φ庖怀绷鳌Ⅻbr /> 1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但文中所言“均徭”，恐有误。按均徭法始于正统时夏时进柯暹所撰《均徭册》。 2许国：《条上弭盗方略》，《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二。 3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 4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一《田赋四》。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里甲论》。 2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六《食货篇第二下》。 周忱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影响深远。他的改革无论是正杂二役混编合并征收、徭役编佥由户等向丁田（尤其是田）过渡、固定役额，抑或是力役折银、缩短里甲十年轮支时间，在实践中既保证了国家赋役的正常征派，使其财政收入不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百姓徭役负担的均平。实际上，明中叶发起的由地方到中央、由局部到全国的赋役制度改革探索，基本上沿着周忱的思路并使其更加完善和制度化，在江南出现欧阳铎的征一法，浙江、广东出现均平银的改革，福建则有纲银之法。在北方则出现会银制度，然而最终殊途同归，导致一条鞭法的孕育产生。 欧阳铎的征一法又名均摊法，“石江欧公巡抚，悉举里甲诸项并入秋粮，名曰均摊”。它是对周忱改革的继承和发展：“巡抚周文襄公始为劝借之说，以粮补丁，然不过十之二三而已。至巡抚欧石江公时，事益增，役益繁，而人丁不能支益，于是有均摊米与人丁均编。”1征一法的内容主要有：（1）丈量土地以正田亩。（2）总征银米之凡而计亩均输。（3）以全县丁田数分摊全县徭役，以嘉定县为例，“通计一县里甲备用之数为银一千一百七十二两；均徭以银差者为银四千二百五十五两有奇，以力差者为银五千一百六十八两有奇。乃计丁而编之，丁出一分；计田而编之，亩出七厘七毫；计滩池涂荡而编之，亩出四厘”2。（4）正杂二役合并，役有定额。“里徭有异而丁粮无二，若仍二次编审，亦不免于烦扰，今将合用数目总会而并征之，仍查照旧额各以类分，法虽简而实不废也”3。至于徭役之费，在苏松等府，以八事（丁田、庆贺、祭祀、乡饮、科贡、恤孤、公费、备用）考里甲，以三事（银差、力差、马差）定均徭；在应天府，以十二事（国祀、国庆、供应、诸司之用、内府坐派、工部坐派、祭祀、乡饮、科贡、恤政、公用、备用）定里甲，以二事（银差、力差）定均徭，以六事考驿传。（5）“令民家以出缗钱雇役，毋得仍十年旧”4。力役折银，改徭役数年一编为一年一编。 继周忱之后，东南各省相继对里甲正役进行改革，“在浙江则曰均平银，在江西则曰公费银，在福建则曰纲银，在南直隶则曰直日银，遇有所费，官自支用”1。 浙江的均平银亦曰甲首钱，最早始于天顺中2。均平银支应的对象很广，“凡解京料价、祭祀、乡饮、备用夫马轿匠、公私诸宴，皆籍此”3。均平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上元县·田赋》。 2万历《嘉定县志》卷六《徭役》。 3万历《常州府志》卷六《钱谷三》。 4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三《赋役后》。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三册《海盐县》。 2《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三册《海盐县》。 3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 银的派征最初无定规，至嘉靖四十五年，巡抚庞尚鹏奏行《钦依两浙均平录》，始酌除诸弊，立法定制。“通行会计各府州县每年合用一应起（运）、存（留）、额坐杂三办钱粮数目，仍量编备用银两，以给不虞之费，俱于丁田内一体派征”。4丁田派征原则是计丁与田，然后折田为丁，输银贮官，以给供费。百姓纳完均平银后，里长在官勾摄，甲首悉放归农。 广东的里甲正役改革也叫均平银，“广东丁田，自编徭役之外，每人一丁出钱五百文，田一亩出钱一十五文，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谓之均平银”5。广东均平银与浙江均平银相比较，内容大体一致：首先二者都计丁与田，将按户佥派的里甲役部分地摊入田粮；其次，广东与浙江一样，“见役里甲随丁田赋钱于官”，“既出此钱，甲首归农，里长在役只追征勾摄二事”6。但是二者也有不同：浙江均平银中里甲三办的支应占很大比例；而广东均平银不包括里甲三办，只是供应地方衙门的日常杂泛开支。另外，浙江均平银每年通融核算依丁田均平科派；而广东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广东均平银制开始于成化时，由于明中叶后事繁费冗，到嘉靖时已是弊窦丛生，为此嘉靖三十七年广东巡抚潘季驯对此进行整顿：“先计州县之冲僻以为用之繁简，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每遇供应过客及一切公费，官为发银，使吏胥里老承买。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1“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田粮六总征之，易知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2纲银之法盛行于福建，其创行大约在成、弘之间，史载：“成弘之间，乃令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谓之纲，以雇一年役事之佣者谓之徭。既出此钱，〔甲首〕则归之农，雇一里长在役，以奉追征勾摄。”3关于“纲银”之“纲”的意义，历来说法不一，何乔远认为是“提纲之谓”4，《明史·食货志》亦持此义；但《万历福州府志》则认为“宪纲经用者名曰纲银”5。其实二者一就征派方式而言，一则对其供支内容而言，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罢了，二者无根本上的区别。纲银的支应范围同均平银一样非常广泛，包括“若庆贺、接诏、迎春、视学、祀典之当举者，乡饮之再行者，校文阅武之赏赉者；贡士于礼部者赏其路费，邑之废疾孤寡给其衣粮，行部及士夫之往来者有饩牵牢礼，官长始至有效劳、致馆、门祭、4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五《田赋志二》。 5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七册《广东上》。 1《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二。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3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赋役》。 4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赋役》。 5万历《福州府志》卷二九《食货四》。 堂燕、舆盖、器什；冬夏易其研席，岁终供桃符、花灯”。6大凡地方政治文化社会经费皆取自纲银。但里甲三办的上供物料却不由纲银开支，这与广东均平银类同。纲银征派亦计丁与田，而且丁田可以互折，“民米一石，准丁一丁”，把原本论户按丁负担的里甲支费，部分摊入田地负担。明中叶后，由于官府费用无节，胥吏舞弊，里长负担过重，纲银无力供办，所以正德十五年御史沈灼对福建纲银进行厘定，他规定“将通县费用分正杂二办，以丁四粮六法则科派”1。其中正办包括文庙、社稷之祭及乡饮之类，杂派则包括迎春桃符、新官到任、生儒考试一切供办之类。由于福建纲银不包括上供物料的支应，沈灼还创八分法以征收上供物料。“国朝物料俱于该年里甲丁银出办。至御史沈（灼）奏准各县每米一石、人丁一丁，发征八分，通融全县该办之数，就于八分内支解”2。使里甲三办亦有一部分被摊入田粮。但沈灼的改革并不彻底，“二办之目，正纲之费可稽，杂则私而难诘矣”3。嘉靖十六年御史李元阳再次对纲银进行整理：“议征银储库，用度各有定则。但额外费多，支应不给，仍令里长贴办，称为班次。”4但是成效不大。迨至隆庆间，福建纲银被十段册法替代。 当南方赋役制度改革如火如茶之时，华北的改革才刚刚起步。究其原因，既有政治对地缘渗透控制上的差异，又包括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在南方朝廷所以必急图改革，在北方或可稍缓而已。虽可稍缓，但终须改革。嘉靖四十三年，北直隶赵州出现以银代役的里甲制度改革：“自（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始议征银在官，委人代支，不用里甲。”5万历时河南彰德府和信阳府之罗山县出现“会银”之法。会银亦曰办银，它也是按丁田通县概征，概县通融征银，省里甲归农1。会银后亦并入条鞭内征收。上述里甲之役的改革，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如里甲之役由原来的按户编派逐步改为按丁田分摊，有利于均平赋役，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贫民的负担；里役依丁田折银雇役，甲首省归于农，缓解了里甲人户的人身依附，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另外，就赋役制度本身而言，明中叶的里甲役改革为后来的一条鞭法铺平了道路，一条鞭法的许多编审原则由此发展而来。但是由于吏治，里役改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见役里甲赋钱于官，曰纲银，曰办银。有司复摄之，令直日供应，无名之征纷然四出，即百缗不以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六册《福建》。 1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 2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 3乾隆《建宁县志》卷七《赋役》。 4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 5隆庆《赵州志》卷三《田赋》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河南》。 抵数。穷乡小民，白首不识官府，雇人代直，月费数十金，里甲大苦”2。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创行与推广在里甲正役改革探索的同时，杂役的改革也相伴而行，其突出表现为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创行与推广。 均徭法是明代杂役改革的开始。明初杂役由里长依据黄册所登户等，量户因事点差，上户重差，下户轻差。然法久弊生，朱明皇朝传至英宗初年已是千疮百孔。在审编差役上，最大的弊政就是放富差贫。奸民豪户或飞洒诡寄田粮，或贿嘱里书挪移作弊，或隐漏丁口脱免差役，或州县官役占富户充当皂隶厮役，卖放入己，所有差役大部科派中户、下户充当。下户贫困难堪，纷纷逃亡，统治者要求不能满足，于是均徭之议兴。以正统八年江西按察佥事夏时“进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条约》和《均徭册式》，刊为令”1为标志，均徭法正式创立实施。均徭法改革首先是把那些有定额、有定期的常役如祗侯、禁子、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拦、铺兵、防夫、膳夫等同无定额、无定期的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划分开来，并把前者从杂役中独立出来，冠其名曰均徭，自此明代赋徭正式区分为里甲正役、均徭、杂泛差役三类。另外，针对里胥为奸，大造黄册时以上作下弄虚作假、佥派徭役时放富差贫，均徭法令“里甲除正役照黄册应当外，又别另编造均徭文册，查勘实在丁粮多寡，编排上中下户，量计杂泛重轻等事佥定，挨次轮当”2。 均徭法的推广一波三折，正统八年3夏时在江西创行均徭法，人皆便之。但遭到江西右参政朱得的反对，他以夏时“多以上等粮户为隶兵，意在逐年取用，未免民害”4相构陷，英宗皇帝于正统十年诏罢江西均徭册。直至景泰元年，在礼科给事中金达“安民莫先于均徭役”，“乞重将均徭之法举行”的奏请下，江西巡抚韩雍与布政使崔恭大力申明此法。广西均徭法推行不到一年即在布政使揭稽的反对下被迫停止。在四川，按察副使刘清曾以丁粮为差将户分为三等，造均徭册，官为定其役，但遭到大地主的反对，天顺元年重庆府永川县民邓琪上书英宗，指责均徭法“惟以税粮定其科差，则富商巨贾力役不及，而农民终日无休息之日矣”，四川的均徭法一度诏罢。但均徭法乃时代需求，大势所趋，景泰中，广东右参议朱英“立均徭法，十岁一更，民称便”。成化初他升任福建、陕西右布政使，亦将均徭法推广至这两省。2《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二《赋役部·艺文五》。 1《明史》卷一六一《夏时传》。 2嘉靖《海宁县志》卷二《徭役》。 3此处从《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说，但嘉靖《海宁县志》卷二则认为均徭法始于正统四年，待考。4《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 及至弘治元年，明孝宗下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直隶巡按御史，严督州县管印正官，审编均徭，从公查照岁额差使，于该年均徭人户丁粮有力之家止编本等差役，不许分外加增余剩银两。”1均徭法遂正式在全国推广实施。 均徭法由地方官员创立并经过长期探索试验才逐步完备起来，它在推广过程中亦开始一些新的调整：（1）银差的出现。银差与力差相对，它包含两重意义：对官府来说，徭役折银交纳，官府雇人充役；对役户而言，服役者得纳银代役。夏时初创均徭法并无银差、力差之分，皆为力差，“银差”一词最早见于正德元年，它是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金花银、里役折银的出现是同步的。正德后银差、力差之例逐渐固定下来，一般来说，力差多为重役，由上户承充；银差多为轻役，由下户支应。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银差日增，力差日减的趋势。（2）南方、北方均徭审编基准大体相同，计丁验粮，确定户等，量役轻重挨次轮当。但由于南北经济、政治等因素发展的不平衡，二者又稍有差异。一般来说南方均徭杂役丁粮兼派，浙江、福建、南直隶各州县莫不如此，其法多“总验一县之丁粮，配请当役之数，通融而审编之”，其中丁粮可以互折，并且在准折比例中，田粮所占比重往往大于丁，南方均徭编审实际上是偏向田亩的。在北方均徭编审则人丁事产参间，有地亩之征和门银之编。地亩之征始于弘治十二年，“都御史洪钟姑奏请（在北直隶顺天、永平二府）查地土，计亩出银，以为年需料价之用。盖因近京地方逐末优免者多，故为此通融之计”1。但正德元年顺天巡抚柳应辰反对地亩之征，恢复了论丁编役。嘉靖元年顺天府尹万镗奏请“申明征地亩之法”，“酌量人丁地亩，兼征银两”2。万历五年顺天府尹王之垣条上编审均徭宜事，以为地科太轻，丁科太重，议请现在丁地通融计算，每地一亩征科银二分3。万历十一年，顺天府尹臧惟一又认为“每亩科银二分，涉于过重，不若以丁、门为主”，得旨如议行。4此后门、丁科派构成北方徭役法的特点。这里丁即丁役，折币征银；门即照门审编徭役。门银之编比地亩之征可能还要早，万历《大明会典》载成化十五年令；“令各处差徭户分九等，门分三甲，凡遇上司坐派、买办、采办，各因所派多少，定民输纳，不许隔年通征银两在官。”可见成化年间北方就已开始照门编差。门银“为富家援例得以优免而设”5，其科派对象是品官及举监生员吏典之家。门银、丁银俱照户等审编，“上中六则照门银等则编审，下户既出丁银，1《皇明制书》卷十三《问刑条例》。 1《明武宗实录》卷一三八。 2《明世宗实录》卷二一。 3《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 4《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 5《明神宗实录》卷一八○。 不得复议门银”6。而户等的划分依据人丁事产，所以门银、丁银之征是丁田兼论的。（3）均徭审编周期各地不一，“南北直隶及各省地方均徭，其审编之法，有一年一编者，有二年一编者，有三年一编者，皆因时地之不同，繁简之不一，轻重之不等，固难执一隅而议拟也”1。均徭的应役之法一直是轮役制，其轮役次序与里甲正役的轮役次序密切结合起来，一般是在里甲正役停歇后隔若干年，然后再充应均徭，其目的在于使民稍得喘息，以并力于供应也。2明中叶后杂派夫役名目纷繁，这些杂役多被归并为均徭，结果均徭种类越来越多，成为百姓最主要的负担。均徭既以均名，其目的即在于均平徭役，然而均徭法在推行过程中，其不均的弊端日渐显露出来：首先，均徭计丁验田、按里甲轮当，但明中叶后里甲之间贫富悬殊，贫富不等的里甲却要负担相等的徭役，势必造成“富里之民虽田盈千亩一役不沾，患里之民虽无立锥，且充数役”3。其次，均徭佥派的依据是《均徭文册》，它是对黄册失实的改革，然而明中叶由于富豪贿赂胥吏以避重役，《均徭文册》造册之时以上作下，以亡为存，故其登载失实，有司“只凭籍册，漫定科差”，致均徭负担不均。为了改革均徭弊端，十段册法应运而生。 十段册法又称十段锦法，其内容在各时各地颇有差异，然其主要方式不外两种，一曰十段田法，它不再采取里甲轮流服役之法，而是通计一县丁粮，将其均分十段，每年提编一段。丁田互折，力差亦折合为银差。一曰提编法，“算该每年银力差各若干，总计十甲之田派为定则，如一甲有余则留二三甲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乡宦免田，十年之内止免一年；一年之内止于本户。寄庄田亩不拘同府别府，但已经原籍优免者，不再免。”4十段册法的最早执行者当推南直隶人盛颙，史载：“成化改元，（盛颙）由进士历官知邵武，先是徭役多从里胥推举，奸弊万端。颙乃通扣一县丁田数十甲，以一年丁粮应一年徭役，周十甲而复始，民甚便之。”1可见早在成化时十段册法即已在福建试行。正德中常州府武进县同知马某也曾“议将一县田地均分十段，别造十段文册，每年编审一段。初甚便之，而后造册之时，富民巧为规避，人户消长参错，多有产去差存者，讼牒纷纷，官民病焉”2。遂革而不用。嘉靖十六年李元阳任福建御史，在全闽推行十段法，“概一县〔丁粮〕之数，酌什分之一，今年盈则捐明年不足，缩则益取6《明神宗实录》卷六八。 1李士翱：《钦奉敕旨陈言民情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九。 2万历《常山县志》卷八《赋役表》。 3天启《海盐图经》卷六《食货篇第二》。 1嘉靖《邵武县志》卷十二《名宦》。 2万历《武进县志》卷三《钱谷一》。 诸今年之有余”3。嘉靖二十九年苏州知府金城亦议立十段均徭。嘉靖二十九年后，虏患倭寇迭相交乘，十段册法（提编法）被采用作筹款方法之一种。嘉靖四十四年直隶巡按温如璋亦仿十段锦册法（提编法）以防“品官优免太滥，诡寄日滋”4。嘉靖四十年至隆庆元年，浙江巡按庞尚鹏推行的十段册法最有成效，“臣（庞尚鹏）自祗役以来，即议立十段锦之法，通行各府州县。查将十里内丁粮，除四甲已经编过外，未编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凡官吏举监生员军灶匠丁系例应优免者，即将应免之数开列册前。如或各甲内俱有丁粮，从一甲内优免，其余免剩者造入册，与民一体编差”5。隆庆二年江南巡抚林润将十段册法加以整顿，“合无行府吊取各县十段丁田，逐一查理，裒多益寡，务得其平。除已应役外，其未轮年份各候该年，即有过割不得规避。一年止编一段，即有别故，不得擅提下甲”1。迨至万历初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十段册法被一条鞭法替代。 十段册法不是对均徭内含役目的改革，而只是对均徭编审对象和轮役方式的改革，但是它在清核一县丁粮基础上，或以丁折田，或以田折丁，将全县该年应派的徭役一并折银，扣除优免外，推算每丁、每亩应摊徭银，然后将核实的全县田土均分为十段，依段轮役。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均徭法执行中富户贿赂吏胥避重就轻的弊端，而且也抑制了优免冒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赋役的均平，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3乾隆《尤溪县志》卷五《赋役》4《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5庞尚鹏：《题为厘弊以均赋役》，《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第四节万历清丈与一条鞭法改革万历清丈明中叶以来的赋役制度的改革探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积极成果。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改革仅限于局部地区，且多为阶段性成果，因此很不彻底。朱明朝廷的财政危机未能根本解决，全国赋役不均的状况依然严重，客观现实要求执政者必须将赋役制度的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历史将此重任落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的张居正的肩上，于是便有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清丈土地和推广一条鞭法。 清丈土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明中叶以后，皇亲、勋臣、贵戚“恃宠挟恩，奏求田地”1，皇庄、王庄、贵族庄田风云而起。缙绅地主推波助澜，广占田土，从而在全国刮起兼并土地的狂潮。土地是封建皇朝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有土此有财”，赋自田出，有田即有役，但是由于这批人享有优免赋役的恩赐，钦赐土地例不纳粮当差，文武官员亦论品优免，“官员之家率得优免，遂致奸伪者多诡寄势家”2。从而使得国家控制在籍的纳粮当差地大大减少。“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3。对于在籍的纳粮当差地，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飞洒”、“花分”盛行，放大户而勾单小，结果造成“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4。小户力薄难撑，举家逃亡。赋役不均遍及各地。 为缓解财政危机，实现赋役均平，一批有识之士率先发出清丈土地的呼声。嘉靖九年，桂萼提出清丈土地、核实田亩。嗣后郭化弘、唐龙、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的对策方略尤力：“请责州县官，于农隙时，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统间鱼鳞凤旗之式，编造图册，细列元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官为覆勘，分别界址，履亩检踏丈量，具开垦改正豁除之数，刊刻成书，收贮官府，给散里中，永为稽考。”5另外还有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吏在局部地区业已开始清丈土地的试点，如嘉靖十至十四年邹守益在江西安福、安如山在河南裕州进行的清丈土地的尝试，嘉靖十五年王仪在苏州主持的丈田均粮运动，嘉靖十八年欧阳铎在应天进行的清理虚粮、清查隐匿田亩的赋役改革，嘉靖二十六年嘉兴府海盐县令民自守田粮，嘉靖三十一年刘起宗在宁国府清理虚赔钱粮，隆庆元年杭州府海宁县令1《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 2《明孝宗实录》卷二○○。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4罗仑：《与府县官上中户书》，《明经世文编》卷八四。 5《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许天曾的清丈田粮等等。其中“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1。张居正在总结前人清丈经验的基础上，于万历八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丈土地的运动，史称“万历清丈”。 张居正深谋远虑，刚毅明断，清醒地认识到明皇朝已成“将圮而未圮” 2的摇摇欲坠的大厦，为挽狂澜于既倒，张居正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认为造成财政困难、社会危机的原因在于“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贵，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3。鉴于此，在政治上，张居正强调“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他立考成，饬吏治，整顿边防，综核名实。 在经济上，针对“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4的状况，张居正打算通过丈量，使土地“皆就疆... 11 1《汉书·东方朔传》。 2《史记·平准书》。 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的局面。屯田，不论是以兵士屯垦，还是以农民屯耕，其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性质都属于官有土地。因此，通过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战争，也确是汉武帝扩大官有土地量的又一途径。 此外，凡因战争、自然灾害等重大变故而暂时出现的无主荒地，也是官有土地的来源之一。最明显的例证，如东汉末年出现了大量无主荒田时，司马朗公开提出复井田的建议说：“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1这种因天灾而造成的暂时无主荒田，在整个汉代是经常存在的，故武帝时期也得收用荒田以扩大官有土地。 上述多种扩大官有土地的途径，并不限于武帝时期，但武帝时表现得特别突出和集中，有的事例还为此时所独有。 在扩大官有土地的同时，官府加强了对官有土地的经营管理。秦和西汉前期，朝廷仅有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2。武帝时，增加了不少农官，如“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3；“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4。其中，“农都尉”的官名，屡见于居延汉简，足见边郡屯田地区多设置此官。还有掌治京畿地区的左、右内史，明显有管理官有土地的职权。《汉书·地理志》说，左右内史的设置，在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书·昭帝纪》中有“故稻田使者燕仓”其人，则“稻田使者”这一官职的设置，必在昭帝之前，也许便在武帝之时。在居延汉简中，除“农都尉”官名外，还屡见“别田令史”、“农令”、“农亭长”、“护田校尉”、“代田长”、“候农令”、“部农第四长”、“居延田官”、“骍马田官”及“张掖农都尉”1等名称，同《汉书·元帝纪》中的“北假田官”可相印证。居延汉简所载，上始武帝时期，下迄东汉初期，上述诸见于汉简的农官名称，当都是在武帝时及其以后才有的。再结合《汉书·食货志》所载武帝没收商贾土地后，于“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及《盐铁论·园池》所载武帝“立诸农，广田牧”，又于“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等记载来看，更说明上述农官的设置，确在汉武帝时期。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扩大了的官有土地的经营管理。 为了改善官有土地的经营效果，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武帝还采取了改良土壤和推广水稻种植等措施。上文已说到武帝的水利兴建措施，大都使旱田变成了水浇地，使荒田、故卤地（即盐碱地）变成了肥田沃土，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现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武帝在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大都推广了水稻的种植。如河东渠田，官府交给越人耕种，其原因就在于发挥越人“习水利”的特长2。所谓“习水利”，即善于种植水稻之意。《汉书·昭3《史记·平准书》。 1《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2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3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4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1参阅高敏《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伏况》，见《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 帝纪》有“故稻田使者燕仓”。燕仓为主管官有土地的官吏，其官名为“稻田使者”。顾名思义，其所主管之土地，所种当为水稻。还有《汉书·沟洫志》说，武帝时的“左、右内史地，名山川甚众”，而这些土地中，多有稻田，故武帝有“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的诏令。武帝所以在北方的土地上推广水稻种植，目的无非是为了提高单位产量，同时也适应盐碱地宜于水稻种植的特点。 为了经营这些官有土地，武帝采取了两项新的经营措施。一是在边防地区大力扩大屯田制，具体表现为以兵士屯田的军屯制度和以徙民实边的民屯制度，事详《汉书》的《食货志》、《匈奴传》、《西域传》及《赵充国传》等。居延汉简也不乏这方面的记载。这种田制的类别、剥削方式、组织系统与管理机构等方面，均为东汉及曹魏时期的屯田准备了条件1。二是租佃制，即把官有土地租佃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耕种，然后课取不同于三十税一的田租的高额地租——“假税”。这种经营方式，又叫“假民公田”制。这里的“假”，是租赁、租借的意思。前引《汉书·昭帝纪》所说的“稻田使者”，便是管理这种“假民公田”制的官吏，故曹魏人解释“稻田使者”说：“特为稻田置使者，假与民而收其税入也。”见于《汉书·食货志》与《元帝纪》的“北假田官”，也是主管这种“假民公田”制的官吏。故《元帝纪》注引李斐语，释“北假田官”曰：“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这种“假民公田”制下的“假税”，是高于三十税一的田租率的。 汉武帝经营官有土地的措施，虽然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好处，但连年用兵、广兴屯田和不断徙民实边，也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灾难，以致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迫使他不得不改弦更张，下罪己之诏，实行较大的政策性转变。于是，武帝末年采取了改进耕作技术、废弃轮台屯田、停止征伐战争和移民实边等措施。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把官有土地的经营方式，由租佃型“假民公田”改变为授田型“假民公田”，或曰“赋民公田”1。自此以后，昭、宣二帝相继实行的“假民公田”与“赋民公田”，就是这种授田制，甚至还不断把官有土地正式赐予贫苦农民，以缓和阶级矛盾。由于授田制与赐田制的实行，特别是由于民田的迅速发展，使官田土地量日趋减少。加上官吏、贵戚和豪族地主经常不断地以借贷、强占、请射等方式侵占官田，以至到了西汉后期，官有土地在日益减少，不得不依赖于外戚王氏和其他官吏、地主的“献田”来补充官有土地量2，从而表现出官有土地制的趋向衰落。 官有土地制的进一步衰落，还是东汉时期的事。当时全国的可耕地面积有一个基本固定的总量。在全国的可耕地面积被区分为民田和官田两个部分的情况下，前者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后者的减少；反之，亦然。西汉时期的民田，主要是豪富占有土地，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之中，而官田的比重则相对地处于不断下降之势。到了东汉，豪富的土地兼并，其发展程度又超过西汉，故东汉官田的比重较西汉又有下降。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官田制又抬起头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总之，在土地占有关系中，两汉的官田与民田的地位是1参阅高敏《论曹魏屯田制的历史渊源》，见《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详见高敏《试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汉书·平帝纪》。 一个有起有伏的过程，而总的趋势是在官田制经过一段盛世之后，豪富势力占有的民田逐渐取得上风，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世家、豪富的土地兼并秦汉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三个主要等级，一有机会，就致力于土地兼并。 他们的社会身份不同。世家是封建贵族，是身份性地主，他们受封的田仍可说是官田性质；豪族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的人物；高资富人是靠经商致富的人物。豪族和高资富人在社会上有经济上的影响，一般没有封爵，没有封地和封户，这是不同于世家的。他们是非身份性地主，他们手中的田是民田。在这三种人之间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对于土地兼并的贪婪是相同的。从阶级关系上说，这三种人都是封建主义的阶级基础，但从具体的经济利益说，他们的土地兼并，一方面是侵占官有土地，一方面是掠夺民田，这又都是对封建主义的经济上的损害，甚至可以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了威胁。但这三种人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他们相互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或同时具备两种不同的身份。 秦始皇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1。这些豪富占有土地的情况不详，但都可说是土地兼并的苗子。《史记·货殖列传》记乌氏倮和巴蜀寡妇清的事迹：“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倮和清，可能是秦始皇时最著名的高资富人。倮是牧主，清是矿主，都一定占有大量的土地，但又都地处边远，跟一般的土地兼并，是有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意义。倮、清以富受到特殊的政治待遇，身份已与一般的富人不同。 六国贵族，经过秦的征服、楚汉战争和汉的建立，政治地位大非昔比，但他们仍有很大的社会潜力，不能不引起新皇朝的重视。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娄敬献言：“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1对六国贵族在政策上的得失，可以影响汉朝廷的安定，足见其能量之大。但六国贵族，在这时也只能算入豪族的行列，与世家的身份是不同的。这些出身贵族的豪族，比起高资富人来，对于土地兼并更有优越条件，是很难从立法上加以阻止的。田氏，在六国贵族中是有地位的。诸田之中，有不少富商大贾，并从而扩张土地的占有。《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所谓“末”，是营商，所谓“本”，即占有土地，从事农业。 汉兴七十余年间，土地兼并之风延续不断。汉文帝时和汉武帝时，晁错1《史记·秦始皇帝本纪》。 1《史记·娄敬列传》。 和董仲舒先后分别进言，指斥土地兼并对社会经济的危害。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1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2晁错、董仲舒都是主张从法律上限制土地兼并。但因为妨碍一些权势人物的现实利益，很难得到实施。汉武帝时曾大规模地打击了兼并之家，但土地兼并之风并不因此就可终止，而是通过各种形式延续下去。汉平帝时，师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1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承帝旨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从孔光、何武所奏看来，当时占田逾制的人，包括诸侯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在内，这都是属于世家地主范围的人。此外，还包括吏和民，这范围就更大了。但孔、何的话详于世家地主而略于吏、民。这可见世家地主的权势，在土地掠夺中更显得出色。史称，此议一出，“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但这为当时权贵所反对，还是行不通2。 东汉初年，光武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1《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1《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1这个故事，说明这时土地兼并在地主、官吏互相勾结的形势下甚有势力，光武帝后来也只得以不了了之。 在东汉时期，有一批世家地主，都可以从他们的家族渊源中，寻觅出他们的祖先是如何从战国、秦和西汉而世代蝉联的发展轨道。如东汉明帝时的廉范，本是战国时廉颇之后，在西汉时已成为豪宗，因此而被徙于北边。到边地后，“世为边郡守”。经过几代的“广田地，积财粟”和笼络宗党的活动，到东汉时便成了“宗党”势力强大的廉氏家族2。廉氏家族的经历，是由战国时期的封建贵族，经历了豪族的道路，又进入世家地主的行列。不可忽视，廉氏这一长期的发家史，是跟几代人的“广田地，积财粟”分不开的。又如东汉初期的马援，本系战国时赵国马服君赵奢之后，子孙以马为氏。汉武帝时，赵奢之后以“吏三千石”自邯郸徙茂陵。马援的曾祖父马通，以功封重合侯。王莽时，马援兄弟三人，都是二千石。东汉时期，马氏一门“声腾三辅”。其儿子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宾客奔凑，四方毕至”，当时人没有能比得上这个家族的声势的3。其他，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吴郡陆氏、南阳阴氏和樊氏等，无一不是累代相承的世家地主。两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发展，逐步表明它是在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地主转化，他们手中由兼并而来的土地带上了越来越多的私有性质，他们原来由于赐爵、赐民户而得到的土地也越来越减少了官有的色彩。 东汉晚年，仲长统论述古今及时俗行事，说道：“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契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般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债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1又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惟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纲禁疎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2约略与仲长统相先后，王符著《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说一些人“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皆疏骨肉而亲便辞，薄知友而厚狗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1《后汉书·刘隆传》。 2《后汉书·廉范传》。 3《后汉书·马援传附子防传》。 1《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 2《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损益》。 怨望于家，细人谤志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3这说的是当时豪富，主要是说高赀富人，说他们一旦富起来以后的骄奢**佚。像这样的人，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成为庶族的部分来源。 世家和豪富兼并土地，主要是通过横赐、假贷、侵占、请射和买卖等形式。横赐，是官府于制度以外横赐官吏以土地。如武帝以官田“赐乳母”1，以官田百顷赐其姨2，以“公田、鱼池、蒲苇数顷”赐东方朔3，以“公田十顷”赐卜式4，以“公田二顷”赐苏武5，哀帝以“公田二千余顷”赐董贤6等。假贷，是租借，只能有使用权。请射，是请求使用，可说是有一定的占有权。但对有权势的地主说，租借和请射，都只是名义，实际上都是兼并。如武帝时，酷吏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租佃给农民耕种7。《盐铁论·园池》谓官吏以“公田转假”，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指出了名义上的假贷，实际上是对官有土地的侵占。成帝时，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阳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便“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地8，这是以请射方式侵占官有土地。至于匡衡的私改土地疆界而隐瞒有官田四百顷9，陈汤所说的“关东富人”“多规良田”10以及“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11等，则是更为明显的侵占官田的行为。东汉时期，如梁冀、苏康、管霸、张让、侯览等人，无不侵占了大量的官田。 通过买卖以兼并土地，是最常见的形式，而以买卖为名强买贱买其实的，也是常有的事。这在汉初，从丞相萧何那里就开始了。萧何为了消除汉高祖对他的疑虑，接受了门客的建议，“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果真“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1。又如司马相如未发迹时，在成都买田宅为富人2；霍去病“为中孺买田地奴婢”3；张禹为官之后，“买田宅至四百顷”4。东汉时期，土地买卖之风有增无减。前引仲长统、王符所说，都是明显的例证。1966年，在四川郫县犀浦附近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簿书碑”，其中多有“某某田若干亩，贾（价）若干”的记载，如：王岭□□，直□□万五千；□□田顷五十亩，直三万；3《潜夫论·忠贵》。“忠贵”，《后汉书·王符传》作“贵忠”。 1《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2《汉书·外戚传》。 3《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4《史记·平准书》。 5《汉书·苏建传附子武传》。 6《汉书·王嘉传》。 7《汉书·酷吏·宁成传》。 8《汉书·孙宝传》。 9《汉书·匡衡传》。 10《汉书·陈汤传》。 1《史记·萧相国世家》。 2《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3《汉书·霍光传》。 4《汉书·张禹传》。 何广田八十亩，质□□五千；王汶田四顷九十亩，贾卅一万；故杨汉田二顷六十□；田顷卅亩，质□□万；中亭后楼，贾四万这些有土地一顷五十亩和二顷六十亩以上的人，应是乡村中、小地主。 残碑仔细标明各户土地的价格，有可能是评定资产的需要。但从“土地若干”可以“质钱若干”的话看，显然买卖土地与典质土地时也是这个价格。土地、住宅、奴婢均系于某人名下，可见东汉时期的乡村已出现了不少中、小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多来源于土地买卖与典质。这种乡村的中小地主的汇合，也像豪富地主一样，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庶族地主的部分来源。 官田和民田间的矛盾，官田内部出现的矛盾和民田内部的矛盾，往往在土地兼并情形下显得更为显著。土地兼并在秦汉时期是社会矛盾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农业生产中所遇到的灾难性的现象和阶级矛盾之激化为农民武装起义，往往跟土地兼并有直接、间接的联系。 第三节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秦汉时期的农民阶级，像在别的封建时期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上文所说，地主阶级内部有全国最高的地主，有世家、豪族和高资富人，还有各种中小地主。农民阶级内部也有各种不同身份的劳动者，有在官府授田制下劳动的农民，有租佃官田的农民，有在官田劳动的佃户和雇工，还有其他形式的依附农民及有较多人身自由的自耕农。这些不同身份的农民，基本上都在什伍编制之内，都称作“编户齐民”。不过“编户齐民”并不完全限于农民，也包含一定数量的新兴的地主。另外，还有牧区的牧民、官民手工业中的劳动者和奴隶身份的劳动者。 秦代的农民秦代的农民，以在官田劳动的佃户性质的劳动者占主要地位。这是由于秦皇朝时期对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的社会情况的继承和发展，也由于长期战争之后，官府直接控制了大量土地，因而有条件吸收广大农民，使其束缚于土地上。 秦代在官田劳动的农民，是通过“授田”的方式，从官府领取份地进行耕种。从战国时起，秦国就实行授田制。云梦秦简《田律》规定，被授予田地的农民，按照其受田的顷亩多少，无论其是否完全垦种，都要向官府缴纳刍藁作为租赋。每顷缴纳刍三石、藁二石。同时，还规定授予农民土地以“封”为界，不许私自移动。秦律《法律答问》说：“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阡陌）。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这就是说，私移阡陌封界、扩占土地是有罪的。于是，被授田的农民，通过授田被束缚在官田上，成为由封建统治者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不再是奴隶，也不再是村社成员了。这种授田制度，自商秧变法以来，到秦朝统一以后，一直沿袭下来。 秦统治者除了通过授田以份地形式把官田分给农民外，还把官田直接租佃于贫苦农民，这是封建依附关系的另一种形式。秦律《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个答问：“部佐1匿者（诸）民田，者（诸）民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这是指掌管官田的田官——部佐，为了把官田的地租据为己有，便“隐诸民田”，即隐瞒已经租佃与农民的官田，不向官府呈报，以便从中渔利。《法律答问》指出，如果部佐已把官田租给农民而不上报，即“已租者（诸）民，弗言”，便以匿田论罪。如果未租，即未曾把官田租给人家，“不论为匿田”，即不以匿官田论处。从这条答问中，可见秦代以授田方式形成的依附关系而外，还存在着以租佃方式出现的另一种封建依附关系。这两种不同形式下的农民，虽同是依附于官田的佃农，但也略有差异。 授田制下的农民对土地有长期使用权，或说是有一定的占有权。采取租佃形式的农民则未能保证对土地的长期使用，而且跟租佃私家土地的佃农相同。1部佐：乡部之佐，主管官田收赋税的田官。 从封建国家对两种不同形式的官府佃农的剥削情况来看，授田制下的佃农每年“顷入刍三石，藁二石”，这是以赋税形式出现的地租，是地租与课税的结合。租佃制下的官府佃农，只能是按其租种的土地数额缴纳地租。他们虽同是缴纳地租，但在形式上却有差别。授田农民是以赋税形式出现的，与一般自耕农民差不多。而租佃农民缴纳地租的形式则与私家佃家完全一样，所缴纳的地租数额也同私家地租的“见税什五”差不多，其剥削率较之授田制下的农民要高一些。由此可见，官田的两种不同剥削形式：授田制与租佃制之间无论在土地的使用上和赋税的缴纳上都有些差别，从而他们对封建政权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程度上也有所不同。相对而言，采取租佃形式的佃农同封建政权之间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封建依附关系，而官府对授田制下的农民的控制则相对地要松弛一些。 除了依附于官田的依附农民而外，还有依附于民田的依附农民。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耕种民田的依附农民和雇农的数量遂日益增多。由于当时对赋税徭役的繁重，“悉租税，专民力”，迫使农民或是“附托于有威之门，以避徭赋”1，或是离乡背井去佃种“豪民之田”，依附豪富地主，缴纳“见税什五”的高额地租，并为之服务。他们跟地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农村中已有一部分破产农民，只有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成为受地主雇佣的雇农。《韩非子·外储说》：“齐桓公微服巡民家，人有年老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又说：“夫卖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由此可见，从春秋战国以来即已出现雇农。到了秦代，随着赋役的繁重和破产农民的增多，“卖佣而播耕”的“庸客”也就可能增加。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2雇农虽然同主人之间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但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而且还负担官府的徭役，生活非常困苦，一遇疾病灾害或征发远戍无法出卖劳动时，举家生活便难以维持，陷入绝境，出现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的悲惨景象。 当时除了广大的依附农民和雇农而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自耕农跟小农不是一个概念。自耕农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而小农主要是从生产规模方面说的。自耕农必然是小农，而小农则于自耕农以外，还包括有各种依附农民和雇农。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有自耕农的出现。他们之中，有的是反抗奴隶主贵族斗争中脱离奴隶制羁绊的奴隶和平民，从事垦荒，获得小块耕地；有的则是失势的破落贵族，下降到耕种小块土地的平民，如范氏、中行氏在晋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失败后逃往齐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1。自战国以来以至秦代，都保持一定数量的自耕农民。《吕氏春秋》所谓：“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1《韩非子·诡使》。 2《史记·陈涉世家》。 1《国语·晋语》。 徙”2，这种有产业而重迁徙的农民，当即自耕农民。《韩非子·六反》：“今家人之治产也，相恶以饥寒，相强以劳劳，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这说的也是自耕农民，说他们如能勤劳治产，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尽力耕种，可致温饱，否则就有破产之虞。由于自耕农民处境艰难，因而有些自耕农民放弃种地，卖掉田宅从事别的谋生之道，如《韩非子·外储》所说：“中牟之民，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到了秦朝后期，赋役更加繁重，自耕农民的处境也更为困难，“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3，生活陷于绝境。自耕农的社会地位优于佃农和雇农，但在繁重赋役的压榨下濒于破产，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降为佃农或雇农，甚至沦为奴隶或刑徒。 以上不同阶层的农民，虽然在身份地位上有所差异，但仅是大同而小异，他们同是受着秦朝政权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自耕农民虽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然而官府却用强制手段，通过什伍组织、户籍制度和法律上的各项规定，把他们编制起来，束缚在土地上为官府纳税服役，同佃农、雇农一样地为地主阶级提供剩余劳动。秦统治者所制定的秦律，就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的沉重枷锁和压迫农民的暴力手段。在云梦秦简中，就有强制农民从事无偿劳动的《徭律》和强迫农民缴纳田租赋税的《田律》、《仓律》，还有用农民的《捕亡律》、《傅律》等。这些刑律的规定是非常苛刻的。比如《徭律》规定，农民服役失期的就被处以罚款以至斩首的刑罚。在秦统治者急政暴敛下，“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死者相望”1。“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室而七。”2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终于爆发了推翻秦朝残暴统治的农民大起义。秦代的手工业劳动者秦代，在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劳动者中，有具有一定自由身份的工匠，有丧失人身自由的刑徒和官奴婢，而后者比工匠所占的数量要大些。 具有一定自由身份的工匠，多系由民间个体小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征调而来，即云梦秦简中所说的“工”。在秦律的条文中，凡官吏犯法较轻者皆处以罚款，而一些有关罚款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工，可见工在身份上与吏相近，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自由身份。 刑徒，是因犯法被判处徒刑的人，其中多数系贫苦的农民。秦始皇专任刑狱吏，采取“以刑杀为威”的统治政策，人民动辄犯法，以致出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1的情况。二世时，“法令诛罚日益深刻”，人民动辄犯法，被处刑罚。他们在服刑期内，丧失人身自由，从事各种无偿劳役（有时也被征发服兵役），其身份地位大抵同奴婢差不多。在当时官营手工业中，尤其是在筑城、修路、营造宫室的土木工程中，刑徒人数最多，仅修阿房宫和骊2《吕氏春秋·上农》。 3《汉书·食货志》。 1《汉书·严安传》。 2《汉书·晁错传》。 1《汉书·刑法志》。 山墓的刑徒就多达数十万人。根据《汉书·刑法志》和云梦秦简所载，秦时刑徒的名称，有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候等。罪重的，要受黥刑（面上刺字）和劓刑（割鼻）。其中，舂、白粲皆为女刑徒。各类刑徒服役年限，秦律未有明文规定。秦律《法律问答》中规定刑徒犯有诬告罪的，在原来判刑的基础上“又系城旦六岁”，这说明城旦的服刑期是六年，可见秦代刑徒是有刑期的。 各种不同名称的刑徒，虽各有专职，如城旦之修治城垣，鬼薪之为祭祀鬼神采伐薪木，舂、白粲之舂米、择米，但实际上则兼任其他各种工种，并不完全从事原来规定的工种。如铜器铭文“上郡戈”云：“廿五年，上郡守庙造，高奴工师竃、丞申、工鬼薪戠。上郡武库。洛都。”文中郡守系这一铜器的监造者，工师、丞系主造者，制造者即直接生产者，称为工，由鬼薪戠承担。据《汉书·刑法志》，隶臣妾是刑徒中的一种，但据秦律来看，隶臣妾的服役是终身性质，除非立有斩首军功不能赎免。就是“老当免”的隶臣妾，也得有成年男子顶替才能获得自由。隶臣妾的子女仍为隶臣妾。一般刑徒带刑具，穿赭衣，有的还要受肉刑，而隶臣妾却同一般奴婢一样，不受肉刑，也不带刑具和穿赭衣，所以秦代的隶臣妾是奴隶身份，同汉律中的隶臣妾是服刑的刑徒有所不同。 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劳动，秦律中称为隶臣妾（男为隶臣，女为隶妾）的官奴婢为数不少。他们之中，有的是犯法的罪人及其家属；有的是秦统一六国中所俘获的战俘，如秦律所说：“寇降，以为隶臣”；有的是秦在统一以前原有的官奴婢及其子女；有的则是从罪犯那里没收而来的奴婢。秦统治者除以其中一部分官奴婢赐与贵族官吏作为家内奴仆或是用来耕种官田外，其余被认为能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被派往土木工程修建场所或其他手工业作坊。这就需要对官奴婢进行一番挑选的工夫。秦律《均工律》说：“隶臣有工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这是不允许让有技能的官奴婢终身丧失人身自由。但如要免除奴籍，则只有在被征发从军中立下杀敌斩首的战功，才能作到，如秦律《军爵律》所说：“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免除奴籍），昔令为工（工匠）；其不完者1以为隐官（监司刑徒役作的机构）工。”隐官工的身份地位高于一般官奴婢，而低于工匠。 秦统治者对广大奴婢、刑徒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秦朝廷为了加强对官手工业的管理，强制手工业工匠，特别是强制奴婢、刑徒从事生产劳动，制订了苛刻的刑律，如秦律中的《工律》、《工人程》、《均工》等篇。这些刑律是秦统治者套在奴婢、刑徒身上的沉重枷锁。从律文中反映出秦统治者对奴婢、刑徒的残酷奴役。 在秦官手工业作坊有不少的妇女儿童充当苦役。他们多是罪犯家属或奴婢子女（“奴产子”），即秦律中所说的“小隶臣妾”、“小城旦”。小隶臣妾成年后为大隶臣妾，即一般成年奴婢，如秦律《仓律》所载：“小隶臣妾以八月傅（登记）为大隶臣妾。”《仓律》还规定：“隶臣、城旦不盈六尺五寸1（约合今1.50米），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约合今1.40米），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约合今1.20米），皆作之。”身高1米20的小奴婢、小刑徒就要开始服苦役了。秦律还规定：“城旦为工殿者，治（笞）人百”；1不完，指成功不能达到规定的程度者。《商君书》以斩首三十三级以上为完整。1秦尺一尺约合今0.23米。 “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监工人员罚款），徒笞五十”。秦统治者明文规定，把鞭打作为维持劳动生产率的手段，用以镇压怠工。秦统治者的残暴，激起了广大奴隶、刑徒的愤怒。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就有不少的奴隶、刑徒参加起义，成为反秦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秦代的私营手工业，包括豪族富商经营的作坊、矿场，个体小手工业，以及地主、农民的家庭手工业等几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工商食官”制被打破之后，私营工商业逐渐兴起，各地豪富、贵族为了广其产业，蓄养奴婢和一部分依附人口，或是从事家内劳动，或是从事生产劳动。秦朝统一全国后，实行徙豪富的政策，把关东各国的贵族、豪富分别迁徙到关中以及蜀郡各地。这些人中的一些豪商大贾迁徙到各地后重操旧业，冶铁煮盐，主要是使用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生产规模还相当地大。 个体小手工业者多从事于纺织、陶瓷、锻打（金银器、铁器）、漆器、木器、鞋帽、制车、制盐、制酱等小手工业，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自己制造，自己销售，其身份地位类似农村中的自耕农民。在农村中还有一些闲散的手艺人。他们是农民中具有某种手工业技术专长的人。他们自己没有生产资料，也不参加销售，只是利用农闲时间为人帮工做活，受人雇佣，其地位类似农村的雇农。至于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当时“男耕女织”已成习俗，主要是生产布帛。 秦代奴隶制残余的严重性及其历史地位的估计秦代官私手工业中，是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在农业生产以及在其他各种非生产性劳动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劳动。由于秦法苛酷，人民动辄犯法，罪犯及其家属被没为奴者为数甚众。在统一战争中也有不少六民被虏为奴。还有一些贵族、官吏、地主及其家属因罪籍没为奴的。因而，秦代奴隶制的残余是相当严重的，一度出现了回升的趋势。秦律中关于奴隶的规定甚多，其比重仅次于防止农民反抗的“盗贼”条文。 秦代奴隶制残余虽然相当严重，但并不能因而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仍是农民阶级。其一，在当时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生产中，虽也使用奴隶劳动，但耕种官田和民田的绝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是农民。在手工业中，除了官营手工业中奴隶劳动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大部分的手工业生产仍由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以及官私手工业中的工匠承担。农民阶级不仅是朝廷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二，秦代奴隶制残余虽然相当严重，但自战国以来，这种奴隶制残余已经长期地同封建生产关系融合在一起，成为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从奴隶的占有者来说，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要是为各级奴隶主所占有。战国、秦代虽有工商奴隶主，但他们占有奴隶的数量远远不如地主之多，地主是当时奴隶的主要占有者。当时的奴隶劳动是被控制在地主手中，已被纳入封建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其附属物。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中奴隶制残余所以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初期奴隶制残余之所以相当严重，除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之外，就是因为奴隶制残余已经成为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 秦代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奴隶的身份地位已开始发生变化，已经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奴隶。 第一，根据秦律的规定，奴隶的生命、人身虽仍然得不到保障，但对奴隶任意施加私刑以至杀害，是受限制的，不像奴隶社会那样可以对奴隶为所欲为了。例如秦律《告臣》爰书中说：“某里士伍甲”因其奴“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甲欲斩其左趾，将其“缚诣”官府，请“斩以为城旦”。又如《黥妾爰书》中说：“某里五大夫乙”因其婢妾“悍”，命家吏将其缚送官府，请求处以黥刑。这正如《史记·集解》引服虔注云：“杀奴婢皆当告官”，主人不得任意加以处置。这说明那时奴隶的地位较之奴隶社会有所改善，因而奴隶社会杀奴殉葬的陋习，在秦汉时期已基本扫除；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现象。 第二，奴隶赎身机会的增多。商周时代的奴隶终身为奴。到了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奴隶可以通过立功赎身的事例。奴隶赎身的途径逐渐增多了，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人赎，即以亲邻代其为奴以求赎免，如秦律《仓律》所说：“隶臣欲以丁邻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臣妾欲以丁邻一人赎，许之。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这种以二人赎一人、以壮赎老小的赎取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二是“冗边”赎，即在规定的服役期外自愿戍边五年来赎取其母或姊妹一人，如秦律《司空律》所云：“百姓有母及同生为隶妾，非谪罪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三是以爵赎，即以归还爵位来赎免，如秦律《军爵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许之。”这种办法是对有爵位的官吏、地主的照顾。四是以军功赎，即奴隶本人或其亲属立有军功者，可以赎免其本人或其亲属为庶人，如秦律《军爵律》所云：“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至于家奴婢，则是“偿身免”，可以由主人放免，免去其赎偿身价。 第三，秦代奴隶中出现少数有自己独立经济的奴隶。其中有的是夫妻双方只有一方被籍没为奴者，则其家得保有财产。如夫妻未离异，应共同享有财产，则被没为奴的人仍享有财产。如秦律《法律问答》所说：“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服当收不收？不当收。”“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服当收？畀夫？畀夫。”有的未有家室者，法律虽然未有明文规定允许其私有财产，但实际上是有私有财产的，如秦律《金布律》所说：“隶臣、府隶之无妻者”，夏季得缴纳夏衣费五十五钱，冬季得缴纳冬衣费一百一十钱；“隶臣妾之老小不能自衣者”，“冬入钱五十五，夏卅（三十）四钱；其小者，冬卅（四十）四钱，夏卅三钱”。如无独立经济，是无法缴纳这些钱的。至于民家奴婢，也很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如《法律问答》所说：“人臣甲谋遣人妾乙盗主钱”；“人奴妾盗其主父母，为盗主”。假如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则盗主何为1？上述史实，说明秦代奴隶跟奴隶社会的奴隶相比，他们的身份地位已开始有所提高。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秦代奴隶制残余之同封建制逐渐结合，并成为它的补充形式，但这并不是说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同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完全解决了，也不影响封建经济的发展了。在封建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奴隶制作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并不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起着桎梏的作用。秦代的严刑峻法，迫使众多的农民被沦为奴婢、刑徒，使农业生产1高敏：《云梦秦简初探》。 中的劳动力大为减少，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秦朝末年农业生产的萎缩，与农民沦为奴婢、刑徒人数的日益增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低估的。 两汉时期的自耕农在两汉时期，战国秦代以来封建经济结构基本上形成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此外，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和奴婢。两汉时期的阶级结构同秦朝没有什么差别。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份地位没有显著的改变，但在不同程度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农民阶级来说，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依附农民。自耕农在农民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的增加，但自耕农的地位不稳定，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两汉时期自耕农比重的升降，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都有影响。 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初年，自耕农的数量曾经有过大幅度的增加，在农民中的比重显著上升。汉初七十年间，自耕农数量之所以增加，主要是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广大的依附农民、刑徒、奴隶恢复人身自由并获得小块耕地创造了条件。 西汉建立之后，针对当时社会生产凋敝、人口大量减员的情况，高祖为招抚流亡，奖励垦荒，于五年（公元前202年）下诏，令兵解甲归田，赐以田宅。其中少数功高地多者转化为地主，多数兵则转化为自耕农。在同一诏书中还规定：“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户籍），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1这包含以下两项内容，一是招抚在战争中流亡山泽的人口还乡，恢复他们的田宅爵位，其间既有地主，也有自耕农；二是赦免在战争中因饥饿自卖为奴的人为庶人，给以从事个体经营的机会。在当时土地大量荒芜、人口“十才二三”的情况下，这些人很可能成为从事垦荒的自耕农民。汉统治者解放他们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使其垦荒，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高祖以后，惠、文、景各朝相继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以民田及奴婢为限。”“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西汉初年，自耕农的个体经济当一度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个体经济毕竟还是很难稳定的。在号称承平盛世的“文景之治”时期，就已产生了不稳定的因素，出现了土地兼并的苗头。 到了武帝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逐渐膨胀起来，汉初七十余年间经过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被分割掠夺，兼并之风日益加剧，以致自耕农随时有破产及濒于死亡的危险。为了加强集权，汉武帝以“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1，在打击诸侯王和富商大贾的同时，曾经采取了一些打击豪族势力的措施，对敢于反抗朝廷的地方豪1《汉书·高帝纪》下。 1《汉书·主父偃传》。 族大肆诛杀。但由于西汉朝廷究竟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它对豪富的打击，只能局限在加强朝廷集权的范围内，并不能真正解决兼并的问题，对于改善农民的地位也不能带来什么好处。此后不久，豪富势力更加嚣张起来，以致宣帝时涿郡人民有“宁负二千石，毋负豪大家”的谚语。西汉后期，这些豪富大族伙同封建贵族，照旧兼并，并把破产农民沦为受其奴役的依附农民。元、成以后，西汉朝廷日趋腐朽，“大兴繇（徭）役，重增赋敛，征法如雨”2，包括自耕农民在内的广大农民，生活条件日益恶化。哀帝时，鲍宣曾上书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七亡”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等。七死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等。这时，广大农民的生活已经陷入绝境，因而，鲍宣向朝廷提出“国安，诚难”3的警告。西汉政府和新莽政权为解决由于土地兼并、自耕农破产而引起的社会危机，曾先后提出“限田限奴议”和王田制，都以失败告终。 东汉初年，由于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又一次给予封建统治和奴隶制残余以沉重的打击，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以及农民战争中摆脱奴役地位的奴隶和依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东汉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在光武、明、章三朝相继实行了释放奴婢、招抚流亡、减轻赋役、奖励生产等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因而自耕农的地位又有所上升，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云：“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东汉政权是在豪族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东汉建立以后，这些豪族地主又取得了世家地主的贵族身份。东汉时期的豪族势力较之西汉更为猖獗。东汉初年度田政策失败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自耕农的个体经济也就日益萎缩，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 两汉时期的依附农民两汉时期，虽然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特别是农民战争之后更有了增加，但自耕农仅占有小块土地，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总的说来，全国大部分土地仍然掌握在官府和不同等级的地主手中，依附农民仍占农民中的多数。 两汉时期的官田，一般是授田制与租佃制的并行。关于汉代授田制，见于记载者不多。但对于已经赐封中的封户，一般当系授田制下的农民。因只有这种农民，才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才得成为被封的对象。租佃制，是以租佃方式假与无地贫民。这些假官田的农民同授田制下的农民，都是官府的佃农。昭帝时，在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曾与贤良文学就“假公田”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辩论。贤良文学认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之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公田转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尽”，不如以“‘公田’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这就是主张以“公田”分与自耕农民，由官府征收赋税。这就是授田制的形式，这受到桑弘羊的反对。2《汉书·谷永传》。 3《汉书·鲍宣传》。 他认为：“池鄣之假”可以“致利以助贡赋”，是朝廷的财源之一，“今欲罢之，绝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驳斥了“公田转假，利归权家”之说。会议结果，仍然维持桑弘羊的原议。因而西汉后期与东汉时期“假民公田”的记载，史不绝书。当时租种官田的佃农向朝廷缴纳的租税，称为“假税”。武帝、昭帝时期的“假税”大致与当时自耕农缴纳的赋税差不多，所以《盐铁论》说：“假与税殊名，其实一也。”同时，官府佃农同朝廷之间的依附关系，比起民田的佃农来，相对地说，也比较松弛一些。但到了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假税的税率逐渐加重，达到生产物价格的百分之五十1，同耕种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相同。 汉初，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徙塞下”，为汉代进行屯田之始。 到了武帝以后，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在西北边郡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屯田有民屯与军屯之分。民屯是迁徙内地贫民到边郡屯垦，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1。这些内地移民到达边郡后，由政府假与公田，贷与耕牛、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开始屯垦时，由政府供给衣食，屯田民则向政府缴“假税”。这些在边郡租种官有土地从事屯垦的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存在的封建依附关系，同租种官田的农民，同是朝廷的佃农。军屯，在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2。次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后来又在天山南北进行屯田。从事军屯的，除戍卒外，还有刑徒同弛刑士（遇赦的刑徒）。他们每人垦田二十亩4，由官府供给种子和生产工具。耕者及其家属也由官府供给衣食住宅。每年向政府缴纳地租四斗，余粮由官府收购。屯田戍卒、刑徒、弛刑士在缴纳田租上虽与招募的屯田民相同，但是他们耕种屯田仅限于戍守和服刑期间，具有徭役劳动的性质，并非长期依附在官田上，因而他们的身份并未因从事屯垦而改变。 在两汉时期的依附农民中，除官府佃农外，存在着大量的私家依附农民，而又以豪富及世家大族控制下的依附农民占多数。 如前所述，从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剧烈，豪强势力的急剧发展，封建依附关系不断地加强，沦为“徒附”的依附农民越来越多。在豪富大地主的田庄里，有大量的“徒附”。此外，还有不少的奴婢。依附农民是豪富田庄的主要劳动人口，奴隶劳动居于辅助地位。 在两汉时期封建依附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依附农民的数目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身份地位也日益低下。西汉末年，王莽在下令改制中曾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11《汉代的公田和假税》，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2期。 1《汉书·武帝纪》。 2《汉书·匈奴传》。 3《汉书·食货志》。 4《汉书·赵充国传》：“田事出赋入二十亩。” 1《汉书·王莽传》中。 所谓“分田劫假”，《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云：“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利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由此可见，西汉末年耕种豪富地主之田，缴纳的田租占耕耘所得百分之五十。到了东汉时期，豪富对依附农民的剥削更是变本加厉。后汉人荀悦所说：“豪强占田逾多，浮客输大半之赋”2，这比百分之五十，还要多了。广大依附农民不仅经济生活困苦，而且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3，沦入农奴化的境遇。奴役他们的豪富地主们，则“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极尽奢侈腐化之能事。所以荀悦《汉纪》说：“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两汉时期的宾客、“宗族”和雇农两汉时期隶属于豪富大地主的依附农民，除佃户外，还有宾客和“宗族”。宾客，简称客，是与地主不同宗族的依附人口，其地位略高于一般的佃客。他们来源于战国时期诸侯、贵族所养的“士”，原是自由身份，有的还居于幕僚、贵宾的地位。到了西汉前期，一些诸侯王和贵族官吏，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丞相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等，皆以喜宾客著名当世。他们所养宾客，多为文学、计谋之士，为之出谋划策。他们的地位大抵与战国时宾客相同，保持着自由身份。但当时宾客之中，也有一些游食之徒，投在贵族门下，供其驱使，甚至依仗主人权势欺压平民，充当其剥削压迫人民的鹰犬，如将军灌夫“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今河南禹县）”1。这样，宾客与主人之间就已具有人身依附关系。西汉中叶以后，豪富地主们为了扩大他们的势力，纷纷招纳宾客。当时豪富地主的田庄，有的就不仅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也是武装割据的据点。于是，为这一势力服务的宾客，便逐渐地降低身份，参加田庄内的生产活动和军事组织，成为一些豪富地主的依附农民和家兵部曲了。在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中就有不少的宾客充当地主武装，参加作战。如南阳豪族岑彭“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彭将宾客战斗甚力”2；颍川豪族臧宫“少为县亭长、游徼，后率其客入下江兵中为校尉，因从光武征战”3；又一南阳豪族邓晨“世吏二千石，及汉兵起，晨将宾客会棘阳（今河南南阳附近）”4。这样，宾客的身份地位便一落千丈，从过去贵族官吏的座上贵宾下降为豪族驱使的依附人口，同其他依附人民没有什么差别了。因此，宾客的成分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很少有文人谋士厕身其间，而是以游食之徒和破产农民为主了。东汉时，宾客地位进一步下降。他们的户籍一般附属于主人户籍之内，不再由官府管辖。例如东汉末年济南豪族刘节的“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2《汉纪》卷八。 3崔寔《政论》。 1《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2《后汉书·岑彭传》。 3《后汉书·臧宫传》。 4《后汉书·邓晨传》。 节家前后未尝给繇（徭）”1。未尝服徭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在刘节的庇荫之下，没有正式的户籍。这说明宾客与主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东汉末年以后，宾客和奴婢并称为“奴客”。三国以后，宾客与佃客合二而一，统称佃客，连名义上的差别也消失了。 “宗族”，是与豪族地主有着同宗关系并隶属于豪宗地主的依附农民。 两汉时期，各地豪族地主多是聚族而居，但由于同族中的不同人家有贫富贵贱之分，因而分化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与被统治的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民与依附农民）。宗族人口中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大都租种豪族地主的田地，隶属豪族地主。豪族地主不仅利用这种隶属关系来控制同宗的依附农民；而且还利用血缘关系以族长的身份来控制他们。按照封建宗法的风习，族长是宗族中最有权威的人物。豪族地主利用他们的权势占有族长的地位，并施行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同宗族的贫苦农民，借以加强其对同宗依附农民的统治，并借此建立起一个以族长为核心的血缘集团，用以割据称雄，反抗官府。一旦有事，他们便合族相随，或举兵屯聚，或转徙避乱。同宗的依附农民的身份地位虽然略高于非同宗的依附农民，但他们跟非同宗依附农民一样，既受高额地租的剥削，又要为同族豪富打仗卖命，充当其家兵部曲。宗族和宾客是构成两汉时期地主武装的部曲和家兵的基干力量。三国以后，宗族仍然是在门阀士族的依附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除依附农民、自耕农民外，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还有雇农。两汉时期，雇佣劳动的范围较之秦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部门都使用雇工，当时称之为“佣”或“佣作”。雇佣劳动在当时农业生产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农村中特别是在农忙季节，雇佣劳动是相当普遍的。不仅地主有雇工，农民也有雇工。当时农业生产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雇佣劳动。一种是自愿的雇佣，来去有一定的自由。这种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农，其地位相当于自耕农。当时称这种雇佣劳动为“市佣”、“卖佣”。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两汉时期，有一些贫寒出身的官吏，寒微时曾经当过这种“卖佣”的雇农。如西汉儿宽求学时“贫无资用，带经而鉏”1。元帝时人匡衡出身贫寒，“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佣作以助资用”2。东汉第五访“少孤贫，尝佣耕以养兄嫂，有暇则以学文”3。除此而外，另一种则是带有依附性的雇佣劳动。在当时赋税徭役繁重的情况下，有一些逃避赋役或是逃荒逃债逃罪的贫苦农民，远走他乡，投靠有权势的豪门大姓，在其庇荫下从事雇佣劳动。由于他们受到主人的庇荫，同主人之间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其身份类似于佃种地主土地的依附农民，当时人称之为“隶佣”或“赁仆”。史籍所载的“流庸”，可能就是指这类与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农，如《汉书·昭帝纪》所载：“（始元四年）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还。’”在赋役繁重的荒年，这类远走他乡的“流庸”当是不少的。 两汉时期的手工业劳动者1《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 1《汉书·儿宽传》。 2《汉书·匡衡传》。 3《后汉书·循吏·第五访传》。 两汉时期的官营手工业，基本上继承秦制，在朝廷和地方都设有工官。 当时朝廷的一些行政部门如少府、大司农、水衡都尉以及太常、宗正、中尉、将作大匠等都设有工官或兼管手工业的官署。各工官、官署分别控制一些手工业作坊，从事铁器、铜器、铸钱、兵器、玉器、漆器、染织、衣服、木器、锻打、造船以及建筑材料、土木工程等生产。一些有条件的郡国县也分别设立铁官、盐官和工官。官营手工业生产，由护工卒史、工官长、工官丞、掾、史、令史、佐、啬夫等直接管理。在官营手工业作坊、矿场中，有工、卒、徒、隶四种不同身份地位的劳动者。 工，就是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自由身份的工匠。官营手工业生产中工匠的来源，如同秦朝时一样，多是从民间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征调而来。考古发掘出土的两汉器物，多勒有制造器物工匠名。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铜器上就勒有“工充国”、“工丙”的字样。有的出土器物除勒上工匠之名外，还勒上监制器物的管理人员的名字。这些工匠中的一些能工巧匠，有的受到汉统治者的赏识，被提拔为管理手工业的官吏，如武帝对“工匠阳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升迁到九卿之职。 卒，是指为封建官府服徭役的“更卒”。按照汉代制度规定，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的男子，都要向政府服兵役和徭役。“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1这就是说，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一个月的徭役，称为“更卒”。另外，一生中还要服两年的兵役，一年当军队中的正卒，一年当戍守边境的戍卒。当更卒是一月更换一次，轮番服役，所以称为“更”。有的不能参加服役，可以出钱三百（一说二千）交官府雇人代替，称为“过更”。所出雇人代替之钱，称为“更赋”。既然更卒是轮番服役，还可雇人代替，所以其身份地位与工匠相同。更卒在服役期间，从事各种劳役，除担当本地修桥、筑路、运输等劳役外，还参加官营手工业劳动，如《汉书·贡禹传》所说：“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更卒）、徒（刑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可见更卒是官营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人手。充当更卒是向朝廷承担的一种义务，是一种无偿劳动。 徒，是暂时失去人身自由的刑徒。汉承秦制，根据犯法的轻重将徒刑区分为若干等级，并在秦法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刑徒在服役期间被押解到工地服劳役，称为“输作”。汉代同秦代一样，刑徒从事各种劳动。在官营手工业中，特别是在冶铁、冶铜以及修建宫室、陵墓等土木建筑工程中，使用刑徒劳动最多。据考古发掘，在陕西咸阳附近的汉景帝陵和洛阳附近，都发现不少的刑徒墓。他们生前就是陵园和洛阳城的修建者。 两汉封建统治者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曾多次下令赦免刑徒或减其刑期。但得到赦减的是极少数，大多数刑徒的境遇仍然非常凄苦，备受虐待和残害。据洛阳东汉刑徒墓发掘报告：“根据对四百四十二个死者骨骸所做的鉴定，其中又以二十五至三十四岁的死者最多，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在数十个刑徒的骨骸上留有被各种器械砍击或刺杀所造成的创伤。”在这批墓葬的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酷刑甚至随意屠杀等直接暴力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这也是大批刑徒死于青壮年的主要原因之一。汉景帝陵墓附近的刑徒墓也有类似情况。 1《汉书·食货志》。 另外，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劳动的，还有一部分官奴婢。这些官奴婢有的被称为“工巧奴”。工巧奴分布于官府各部门所属的工官。在武帝时杨可告缗之后，从商人那里没收了大量的田宅、奴婢，“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1在西汉末年，据《汉书·王莽传》记载：“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钟官是水衡都尉所属上林三官之一，一下子就收容了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官奴婢达十万人，数目是够大的了。 在当时的私营手工业中，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凭借自己的技能，自造自售。以纺织精美著名的齐（今山东临淄一带）、蜀（今四川成都一带）、襄邑（今河南睢县）各地，就有不少的个体手工业者。《论衡·程材》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布，钝妇无不巧。”《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纺织业而外，采铜、铸钱、冶炼、制盐各业，也是当时个体手工业者比较集中的行业。《汉书·食货志》载：“今农事捐弃而采铜者日繁，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浮食寄民欲擅干山海之货，以致富。”此外，在城市还有一些从事陶瓷、漆器、车辆、竹木器、鞋帽、制酱等行业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当时称为“以手工所作以卖之”的“诸作”。在农村，还有农民“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也生产了一部分布帛。 在城乡各地，还有豪富地主经营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和矿场，其中的主要劳动者是奴隶，其次是与工商业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隶佣”。两汉时代，以经营盐铁业致富的豪民，如蜀之卓氏、程氏，宛之孔氏，皆役使僮与“放流人民”从事生产。卓氏之僮多至千人，程氏等亦有僮数百人。僮是当时对奴隶的一种称呼。“放流人民”则多是来自他乡逃避赋役或是逃债逃荒逃罪的破产农民。他们在主人的庇荫下从事雇佣劳动，因而与主人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被称作“隶佣”。在世家地主中也有在手工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如张安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是以能殖业资，富于大将军（霍光）”1。 两汉时期的奴隶制残余和奴隶身份的变化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虽然封建经济有大的发展，但在社会生产领域中，奴隶劳动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虽然汉律中不许擅杀奴婢的限制比秦律更严一些，但是私杀奴婢的事例仍然发生。至于虐待奴婢，更是常事。王褒《僮约》说：“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王充在《论衡·程材》说：“人奴之道，得不笞骂，足矣。”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两汉时期奴隶制残余仍然相当严重。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汉代奴隶身份在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其一，汉代奴隶中出现一些富有家财、仗势欺人的豪奴。秦代奴隶已开始有了少量的财产。到了汉代，更出现了一些拥有大量资财、仗势欺人的豪奴。比如高资地主刁间使用一些机智的“桀黠奴”外出经商。为了“尽其力”，允许他们“自饶”，可以分沾利益。这些“桀黠奴”善于经商，“连车骑，1《汉书·食货志》。 1《汉书·张汤传》。 交守相”，生活阔绰，结交官吏，不但给主人赚了大笔财产，自己也富饶起来。所以《史记·货殖列传》称赞刁间生财有道，“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又如汉哀帝“赐董贤苍头奴婢人十万钱”1。董贤的奴婢也因主人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沾光受益，成为富裕的豪奴。不仅私家奴婢有致富的，就是官奴婢中也有发财的，如《盐铁论》所说：“百姓无斗筲之储，官奴累百金。”豪奴们还依仗主人权势欺压平民，甚至公然抢劫行旅，如“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将刀兵入市”2；大宦官侯览“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3。这些情况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两汉时，达官贵人之家的奴婢习于奢侈，官私奴婢中不从事生产的非生产人口逐渐增多。当时贵族官吏家的奴婢不从事生产，有的甚至随从主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比如西汉成帝时，“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蓄奴婢，被绮縠”4；东汉安帝时，“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5。不仅私奴婢如此，官奴婢亦沾染了终日游戏的习气。如《汉书·贡禹传》所说：“官奴婢十余万游戏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因此，贡禹向汉统治者提出“宜皆免为庶人”的建议。奴婢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日益增多，多是由于豪富地主及封建贵族表示阔绰，因而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其三，两汉时，出现不少要求改善奴隶身份地位的舆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提出一些改善奴婢身份地位的主张。如西汉时董仲舒向武帝提出“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建议。王莽改制时，下令禁止奴婢买卖、禁止杀害奴婢，以为“逆天心，悖人伦”。汉光武帝也曾下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1此外，两汉时代还颁布了一些赦奴、减刑、灸灼奴婢依法治罪、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等诏令。这些主张和诏令虽未能贯彻执行，甚至成为一纸具文，效果不大，但在舆论上谴责了买卖奴婢、虐杀奴婢的罪行，提出了释放奴婢、改善其地位的主张。这对于改善奴隶身份地位是有利的。 以上这些变化，虽远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奴隶制残余仍然存在的现状，但却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两汉时期奴隶身份地位之相对的改变。 1《汉书·尹翁归传》。 2《汉书·尹翁归传》。 3《后汉书·侯览传》。 4《汉书·成帝纪》。 5《汉书·食货志》。 1《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三章官私手工业我国的封建社会，自始至终强调扶植与发展“男耕女织”的个体小农经济，把手工业视为农业的副业，显示出自给自足的特征。但虽然如此，手工业与商业仍有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经济，并不绝对排斥商业与手工业。恰恰相反，穷奢极欲的统治阶级是需要有商业与手工业为他们提供优质的产品；各地区物品资源的差别，也需要彼此交换、流通，以通有无。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和小农经济生产规模的狭小，各种农业器物的生产已非小农家庭之力所能奏效，“故工不出，则农用乖”1；何况农业的发展，直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这一系列的因素，就使得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虽然一再倡导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和主张重农桑而抑工商，而手工业和商业却始终存在着和不断发展着、甚至构成了封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以致出现了把从事手工业与商业作为致富的必要手段的思想，连司马迁也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2秦汉时期的手工业，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承战国而加速发展的时期。 1《盐铁论·本议》。 2《史记·货殖列传》。 第一节官府手工业所谓官府手工业，即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而所有权属于国家的手工业。这种性质的手工业，在我国是有其传统的。在商、周奴隶制国家统治下，创造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都是奴隶，从事农业劳动者为农业奴隶，从事手工业者为工匠奴隶即“百工”1，甚至连商业也由官府经营并由贾人服役，故有“工商食官”的说法2，又有“质人掌成市之货贿”3。《吕氏春秋·上农》说得更明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政粟，工攻器，贾攻货”，各司其事。这些从事手工业的“百工”，“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土齿”4。他们永远只能是“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市，以合其用”5。因此，在奴隶制度下，基本上不存在私营手工业与商业。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井田制的瓦解、私有土地制的出现和封建依附关系的产生，奴隶制度崩溃了，一部分手工业奴隶与农业奴隶，在斗争中逐步获得了解放，离开了官府的控制而成了私营手工业者和私营商人；个体小农的大量存在，也为民营手工业者和商人提供了原料与产品来源。于是，“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了，逐步形成了官私手工业与官私商业并存的局面。战国时期形成的这种新格局，到秦汉时期就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定型化，这里单就秦汉官府手工业的状况述其梗概。 官府手工业的管理系统秦汉的官府手工业，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例如，主建筑宗庙、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的官吏，叫将作少府，又名将作大匠。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西汉“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省中侯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东汉因之，且复左、右二校令，分掌左、右工徒1。主管官府丝织业的官吏，叫东织令丞、西织令丞，均属少府。西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2。东汉时，少府设织室令，有丞3。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谓“御府尚方织室”，是尚方令下也有织室主管丝织手工业。至于管纺织品染色的官吏，叫平准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无平准令，《续汉书·百官志》始有之，属大司农，“掌知物价，主练染，作采色。”《宋书·百官志》亦载平准令掌染，而且说是“秦官”，《通典·职官》同《宋志》，因知《汉表》漏载掌染色之平准令。主管高级手工业工匠及制作1《礼记·王制》。 2《国语·晋语》。 3《周礼·质人》。 4《礼记·王制》。 5《逸周书·大聚解》。 1《续汉书·百官志》。 2《汉书·百官公卿表》。 3《续汉书·百官志》。 御刀剑等兵器的官吏，叫尚方令。《汉书·百官公卿表》虽无此官，但《续汉书·百官志》载少府有尚方令，“主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器物。”又《通典·职官》亦谓尚方令为“秦官”，可见秦已有此官，《汉表》漏载而已。主管奴婢制作衣服及缝补之业的官吏，叫“御府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亦无此官，但《续汉书·百官志》少府属官有之，谓“御府令，宦者，典奴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通典·职官》同，且谓为“秦官”；又《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御府令丞”官名，可见秦时确有此官，《汉表》实漏。主管制作兵器、弓弩、刀铠之类武器的官吏，叫“考工令”。《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官有“考工室令丞”，臣瓒曰：“考工，主作器械。”《续汉书·百官志》亦有之，属太仆，“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缓诸杂工，左、右丞各一人。”东汉之制，显系继承秦和西汉而来，故考工令的职掌可视为通制。主管瓦当制作的官吏，叫做“都司空令丞”，属宗正。据《金石萃编》所收“宗正官当”瓦当、“都司空瓦”等，知宗正属官有“都司空令丞”，为主管宫殿建筑的瓦当制作手工业的机构与官吏，叫“东园匠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以“东园匠令丞”为少府所属十六令丞之一，颜师古注曰：“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还有主管钱币制造手工业的“锺官”，属水衡都尉，东汉亦如之。于上可见，秦汉时期的官府手工业，即使在中央机构中，也分工细致，各有主官，其重要程度可知。 郡国县等地方机构中，也有分工主管各种不同手工业的官吏。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河内郡怀县、泰山郡及其所属丰高县、河南郡、济南郡东平陵、颍川郡阳翟、广汉郡及所属雒县、南阳郡宛县、蜀郡成都等十郡县均设有工官。（据乐浪出土漆器铭文，还有梓潼郡、武都郡也有工官。）京兆郑县、沛郡沛县、左冯翊夏阳县、魏郡武安县、右扶风雍县与漆县、常山郡都乡县、弘农郡渑池县、蜀郡临邛县、颍川郡阳城县、犍为郡南安县、汝南郡西平县、南阳郡宛县、辽东郡平郭县等凡四十八郡国1均设铁官。河东郡安邑县、太原郡昔阳县等三十五郡县均设有盐官（《通典》作三十七处，以增东平之故；马非百在《桑弘羊年谱订补》中作三十六处，系误将雁门郡之沃阳、盐泽同时列入所致）。此外，丹阳郡有铜官，桂阳郡有金官，陈留郡与齐郡有服官，蜀郡严道有木官，巴郡朐忍与鱼腹均有桔官，庐江郡有楼船官，千乘郡有均输官，南郡有发弩官等。其中盐官主煮盐，铁官主铁的冶铸，服官主衣服制作，铜官主铜的冶炼，楼船官与发弩官分别主造船和制弩，工官则主金、银器的制作。总之，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专门为官府及宫廷所需制作各种器物、军械、衣服、金银器物及煮盐、冶铁、采矿、铸造、铸币等的手工业网，构成了官府手工业的庞大体系。 据云梦出土的秦简，表明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均设有“漆园啬夫”一官，主管官府漆园的种植与漆的生产；又有“司空啬夫”，主管大车与各种“公器”的生产；还有“左采铁”、“右采铁”等机构及“采铁啬夫”一官，主管铁的开采与冶炼。这些主管不同经济部门的“啬夫”，被通称为“官啬夫”，均受“大啬夫”的管辖。此外，还有“太官”、“右府”、“左府”、“都官”、“令、丞”及“曹长”等机构和官吏，也参加了对各种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他们又由中央的“太仓”和“内史”等官吏或部门管辖，详见高敏《云1王先谦《补注》作五十处，盖误多宜阳与千乘二处。 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的有关篇目，此不赘述。以啬夫主管官府手工业的制度，汉代也同样存在。《汉金文录·雁足灯》铭文有“元康六年（公元前65年），考工工贤友缮作，府啬夫建、护万年、般长当时主”字样；同书铜鼎铭文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考工工蒲造，佑臣主、守啬夫臣彭、掾臣明主”字样；同书锺铭文有“居摄元年（公元6年），考工□□缮，守啬夫□、守令史获、掾褒主”字样；《文物》1972年12期所载汉漆耳环铭文，有“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考工工并造，■工丰、护臣彭、佐臣■（？）、啬夫臣孝主”字样；《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三《东海宫司空镫盘》铭文，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七月十六日，东海宫司空作铜盘□镫，重五斤，啬夫臣倍主，丞臣寿、长臣福省”等语。所有这一切，确证西汉、东汉时主管官府手工业的低级官吏，有啬夫、护、长、般长、令、丞、佐、掾、守令史及守啬夫等官名，而且都是考工令下及东海王国宫司空之下的属官。足证文献所记，不仅完全属实，而且有不少遗漏，还进一步证明秦汉官府手工业管理之严格，因为在器物上载明制作工匠的名字及主管官吏名字，是为了检查督促和以明职责。 秦汉的官府手工业，从上引《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续汉书·百官志》所载主管机构及官吏名称看，知其管理系统历东汉而无大变。然而，关于盐铁等手工业的管理办法，却变化不小，并不像其他官府手工业那样有恒制不变。西汉之初，煮盐、冶炼及铸钱等手工业，除官营外，还允许民间私营。故吴王濞可以擅国内之盐铁生产，邓通可以任意铸造，贾谊则主张取消“纵民鼓铸”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由于政治、军事及财政上的需要，才正式实行煮盐、冶铁及铸钱等手工业的全部官营和禁止私营的制度。故各郡国盐、铁官之设，多在此时。武帝死后，官营盐、铁的政策，立即引起了争论。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就围绕着是否罢去盐铁官和取消其官营政策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并未因此而取消盐、铁官营，仅仅废除了酒的官营，因而盐铁官营“历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改变”1。其中，“元帝时”，虽然“尝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了盐铁官营2。汉末王莽时，进一步推行了盐、铁、铸钱等业的官营制度，公开宣布盐、酒、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铁币铜冶“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须由官府经营3。东汉政权建立后，据《续汉书·百官志》所云：“郡有盐、铁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这表明东汉在所有产盐、产铁郡县设置的盐官、铁官并非官营盐、铁，只是收盐、铁之税而已。又同书同志大司农条云：“郡国盐、铁官，本属大司农，中兴均属郡国。”表明东汉的盐、铁官，在隶属方面也不同于西汉。虽然，据《后汉书·郑兴传附郑众传》：“建初六年（公元81年），（众）代邓彪为大司农”时，章帝“议复盐铁官”，郑众反对而不成。但转眼之间，盐铁官营的制度又废除了。故《后汉书·和帝纪》载和帝即位之初下诏曰：“先帝即位（指章帝而言——引者），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1《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3《汉书·食货志》。 事。”这表明章帝建初六年“复收盐铁”之后，因为出现了“吏多不良”的情况，不久又罢去了盐铁之禁，恢复了“纵民煮铸”的政策。和帝此诏，不过是重申章帝末年之诏而已。因此，《后汉书·朱晖传》，载章帝元和间（公元84—86年），“尚书上言：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朱晖奏：据林言，不可行。事遂寝。”同章帝末年已罢去盐铁之禁的事实，正相符合，否则，不必请求“官可自鬻”食盐了！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东汉时期的煮盐、冶铁等手工业，是允许民间私营的，这时虽然有郡国盐铁官之设置，其职事在于收盐铁之税而已，同西汉的官营盐铁官制度是有一定程度差别的1。 官府手工业的类别秦汉官府手工业的类别较多，大别之，有采矿业和冶炼业、煮盐业、器物制作手工业、漆器手工业、衣服制作手工业等。 关于采矿业和冶炼业：《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秦律杂抄》简文，有“采山重殿”者，“赀啬夫一甲，佐一盾”及“太官、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课殿”者，“赀啬夫一盾”等规定。这里的“采山”，就是指官府的采矿手工业；“左采铁”与“右采铁”，则是指主管采矿手工业的官吏。至于主管专卖铁器的官吏，则有铁官长丞，《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使张若治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史记·自序》谓司马昌“为秦主铁官”；《通典·职官》谓秦郡县有铁官。汉代铁官设置之多，已于前述，足证官府的采矿、冶矿手工业已遍及全国，其中采矿、冶铁业为最多，但也不乏采铜、采金手工业，故汉代郡国中有设置金官、铜官者。汉代除置铁官经营铁的开采、冶炼与铁器制作、出卖外，还专设有名目繁多的官，如《续封泥考略》有“临菑采铁”封泥，北大历史系藏有“齐铁官印”、“齐铁官长”、“齐铁官丞”及“临菑铁丞”等封泥，益见官府采矿与冶炼手工业，以铁的开采与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为大宗。 关于煮盐手工业：上引《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使张若治成都，“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可见秦官府经营者除采铁手工业外，还有煮盐手工业。汉代盐官的设置更为普遍，详见《汉书·地理志》；又齐地有“琅邪左盐”封泥出土，西安有“玡左盐印”的发现，《封泥考略》有“楗盐左丞”封泥，盐官名目之多，足证官府煮盐手工业的发达。 关于器物制作手工业：器物制作手工业门类很多，主要有铁器制作手工业、铜器制作业与金银器制作业等。汉代的金、银器制作业，主要集中于蜀郡与广汉郡，故《汉书·贡禹传》云：“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主管器物制作者为“工官”，故蜀郡与广汉郡均设有“工官”。汉代官府经营的铜器制作业，有属于少府的尚方令的，有属于少府的考工令的，东汉属太仆；还有属于郡国工官的。制作铜器的类别有鼎、锺、弩机、铜壶、铜镜、铜扁、铜铫、雁足镫及其他用具1。至于铁器制作手工业，尤为发达。铁器之中，除兵器外，“田器”实为大宗。为了生产大量的铁制农具，武帝时曾在1详见高敏《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一文，刊《中州学刊》1986年5期。1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2。桑弘羊也说：“今县官铸农具，使民务本。”3主作兵器、弓弩、刀铠的考工令，自然也是制作铁器的部门。此外，各郡国的铁官，除主管采矿、冶炼之外，还有权制作铁器，即使是边陲地区也不例外。如“肩水都尉彭祖归宁”，言及肩水侯官“铸作铁器”，“令品甚明”4。 关于漆器手工业：漆器的制作，首先要作成木器，然后再涂漆。由于需要漆，故又有漆园的种植与漆的生产。《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秦律杂抄》，有“漆园殿，赀啬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及“漆园三岁比殿，赀啬夫二甲而废，令、丞各一甲”等规定，可见秦国早有漆园的种植，而且有专职官啬夫及令、丞、佐等官吏主管漆树的种植与漆的生产。汉代漆的生产地区甚广，《史记·货殖列传》有“陈、夏千亩漆”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七六六引何晏《九州论》，谓“共汲好漆”；同书同卷引《续述征记》云：“古之漆园在中牟，今犹生漆树也”；《金石索》卷五有“常山漆园司马”印，可见常山亦有漆树的种植。汉代主管漆器制作者，大抵为各郡国之工官。具体制作漆器的工匠，据乐浪出土漆器题名，有素工、髹工、上工、画工、雕工、清工、造工、供工等，足见分工之细；具体监造漆器的低级官吏，有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1，足见其管理系统之完备。至于漆器的主要制作地区，大都集中于工官设置之地，故蜀郡、成郡、广汉、怀、河南、阳翟、宛、东平陵、泰山郡、奉高、雒县等有工官的地方，都应是产漆器的地方。据乐浪出土漆器铭文，知梓潼郡、武都尉也有工官。《太平御览·器物部》引《盐铁论·散不足》，有“作野王紵器”语，野王即河内，可见汉之河内也产漆器。 关于衣服制作手工业：《汉书·地理志》载陈留郡襄邑有服官；齐郡有“三服官”。特别是齐郡的三服官，尤为衣服制作手工业的中心。这里的“三服官”，主管制作“天子之服”，所属“作工”“各数千人”。所谓“三服官”，即少府属官考工室、右工室、东园匠。此“三工官”，每年“官费五千万”1，其生产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关于铸钱手工业：《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得知早在商鞅变法后，就有钱币的使用与铸造。诸法律条文中，凡言及损坏公物、粮食及盗窃问题时，往往按其价值多少钱计算；可见钱的使用是相当广泛的。对钱币的铸造，是绝对禁止私铸的，故《封诊式》有一个关于盗铸钱者的案例，其爰书云：“丙盗铸新钱，丁佐铸”，因而被人捕得交官。由此可见盗铸钱是受到禁止的。而汉初，铸钱由少府主管，《封泥考略》有“少府铜丞”封泥，《汉印文字征》有“斡官泉丞”铜印均可证。《汉书·百官公卿表》谓，大司农属官有“斡官长丞”，又说：“初，斡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大司农。”颜注引如淳曰：“斡，音筦，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而榷酒酤也。”实则2《汉书·食货志》。 3《盐铁论·水旱》。 4《盐铁论·复古》。 1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1《汉书·贡禹传》。 “斡官”为专主铸钱之官。到孝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2。但“自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3，可见武帝之初就已禁止私铸。到元狩五年，进一步“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前郡国所铸钱，皆废销之。”4此“上林三官”，在《盐铁论·错币》作“专命水衡三官作”。“三官”究何所指，史书无说明，据陈直先生考证，应为镜官令丞、技巧令丞与辨钢令丞，因为《齐鲁封泥集存》中，分别有“锺官火丞”、“锺官钱丞”、“技巧钱丞”等封泥出土，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谓水衡属官恰有锺官、技巧、辨钢三丞令名，与此正合1。钱币铸造权之收归中央，对于提高钱币质量和统一规格，都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还有纺织手工业，染色及酿酒等加工性手工业，建筑器材的制作手工业，兵器、车辆、陶器等日常用品制作手工业等，无不在官府手工业中保持一定的地位。此不悉举。 官府手工业的材料来源官府手工业所需原材料的来源，则依据手工业门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来源。以漆器手工业来说，其所需漆，主要依赖于官府漆园的种植。以煮盐、采矿等手工业来说，主要依赖于山林川泽之利不许私有的国有土地制度。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家有权“颛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2即指此。但是，还有一些原料，非国有土地的所有... 14 梅兰芳（894—9），名澜、字畹华，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出身于京剧世家，是“十三绝”中著名演员梅巧玲之孙。8岁学戏，岁登台，专演青衣兼刀马旦。早年曾演出反映当代生活的戏《邓霞姑》、《一缕麻》。河北梆子花旦演员田际云（84—925），长期在北京演出。据传他在清廷演戏时，曾为当时维新派人士传递消息。宣统三年因约请新剧演员王钟声在他经营的天乐园演出，被拘押百日。辛亥革命后，发起组织艺人群众团体正乐育化会，并举办北京第一个女子科班“崇雅社”。田际云还曾演出《大战罂粟花》。 其他如川剧改良公会和陕西“易俗社”是两个具有明确宗旨，并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作家的戏曲改良组织。黄吉安（83—924）是近代川剧改良运动中的重要作家。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报刊上也陆续刊载了大量的传奇、杂剧剧本。这些作品几乎都创作于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之间。这一时期，反对民族压迫、宣传革命成为戏曲作品的主要内容。这类作品大都取材于历史故事。如川南筱波山人的《爱国魂》，是写文天祥抗元的故事；反映现实斗争的有浴血生的《革命军》传奇、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华伟生的《开国奇冤》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如反对美国迫害华工的南荃居士的《海侨春传奇》等；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女权的有柳亚子《松陵新女儿》等；有介绍外国资产阶级革命故事的，如梁启超《新罗马传奇》、感惺的《断头台》等。这些作品，都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如大汉族主义观点、反对人民革命的态度，以及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等。写作技术方面，有的也不符合戏曲规律，有的难以适应舞台演出。话剧的产生光绪三十一年（905），新剧活动家汪仲贤（即汪优游）兄弟组织了业余新剧团体文友会，演出了《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两个戏。以后又有开明演剧会、益友会、青年会演剧部等。其演出形式，有的脱胎于京剧时装戏，有的借鉴西洋戏剧，但未形成完整的新戏剧形式。光绪三十三年（907），曾孝谷、李叔同、陆镜若、欧阳予倩等在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新派剧”影响，组织了“春柳社”，并在日本演出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热血》等剧。在春柳社的影响下，新剧团纷纷成立。在南方，王钟声于光绪三十三年创办了“春阳社”，并演出《黑奴吁天录》、《迦菌小传》、《张文祥刺马》等剧。新剧剧作家和演员任天知于宣统二年（90）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并演出了《共和万岁》、《黄金赤血》、《都督梦》等剧。春柳社的同人回国后，又以春柳剧场的名义在上海、无锡、长沙等地演出《社会钟》、《家庭恩仇记》等剧，形成了“文明新戏”的热潮。 南方的新剧运动也影响到北方。光绪三十四年（908）夏，王钟声带着一批人到北京、天津等地演出新剧《宦海潮》、《秋瑾》、《徐锡麟》、《孽海花》等，深受群众欢迎。次年，天津南开学校也开始编演新剧，成立南开新剧团，成为北方早期话剧的重要力量。 袁世凯统治时，宣传革命的新剧团体被解散，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剧运动一时消沉变质，但仍演出了《皇帝梦》等，对窃国大盗袁世凯进行了嘲讽。这种新剧，是我国现代话剧的前身。现代话剧在当时称为“新剧”，直到928年才最后定名为“话剧”。 第六节音乐近代传统的民间音乐，如民歌、说唱、器乐、歌舞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注入了新的因素。明清时期流传的弹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各地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多新的说唱曲种。民间乐器在近代也有变化和发展，苏南吹打乐，河北、山东、山西的吹奏乐，在曲调上更为细致和丰富。沿海城市广州一带的广东音乐，形成于本时期末。以上海为中心广泛流行于江浙一带的丝竹乐也很盛行。还有一些音乐家对古老的乐曲进行了整理和创新的工作，出现一些新的演奏曲目。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在音乐艺术上有西洋音乐的初步输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 学堂乐歌的兴起随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兴办学校，音乐与音乐教育逐渐受到重视。梁启超在当时也大力提倡音乐，他在《饮冰室诗话》里说“去年闻学生某君入东京音乐学校，专研究乐学，余喜无量。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顷诸杂志《江苏》，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主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一些著名诗人写出了适合歌唱的诗，如黄遵宪、秋瑾就是突出代表。梁启超评论黄遵宪创作时说“近年以来，爱国之士，注意此业者，渐不乏人，而黄公度（遵宪）尤其也。公度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复得其近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杨度也曾写过《湖南少年歌》。梁启超的《黄帝》四章和《终业式》四章亦曾被谱成歌曲演奏。 由于新式学堂的建立，在学堂内开设了乐歌课程。如南京西江师范学校，在光绪二十六年（900）创办，专门聘请了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光绪三十三年（907），清廷“女子小学堂章程”内正式把音乐列为“随意科”。92年还规定在中学设立“乐歌”课程，并定为必修课。 “学堂乐歌”的大量产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作品的内容多以反帝强兵、御侮爱国、妇女解放为主题。如革命女诗人秋瑾所写的《勉女权歌》，曾在其主编的《中国女报》第2期（907年2月）用简谱刊出。在这些乐歌中，如《中国男儿》、《何日醒》、《惟我同胞》、《抵制美约》、《国耻》、《劝用国货》、《婚姻祝词》、《演说》等，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辛亥革命前夕曾流传一首《勉学》歌，这首歌号召群众发奋图强，挽救祖国危机，反映了中国人民希望民族复兴的愿望。92年刊印的《共和国唱歌集》中，有不少热情赞扬辛亥革命的作品，如《庆祝共和》、《共和国民》、《爱国歌》、《女革命军》、《光复纪念》等。总之，学堂乐歌的产生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些乐歌绝大多数是填词之作，曲调主要来自日本，也有来自西欧各国者。学堂乐歌介绍了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裁，如儿童歌曲、舞蹈游戏歌曲、摇篮曲。在演唱乐歌时还出现了独唱、齐唱和简单的二声部、三声部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群众歌咏的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为“五四”运动以后群众歌曲的创作奠定了《饮冰室诗话》第七十八。 基础。 近代音乐教育家伴随学堂音乐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音乐教育家，其中以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最为著名。 艺术教育先驱李叔同（880—942），名文涛，艺名息霜，原籍浙江平湖，光绪六年（880）诞生于天津。自小接受传统教育，对于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六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习填词，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戊戌变法时迁居上海。在上海与袁希濂、许幻园等在城南草堂组织“城南文社”，又与常熟鸟目山僧（黄宗仰）、德清汤伯迟，上海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光绪三十一年（905）秋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曾独立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发行。次年九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同时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并从日本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成二郎研究新剧表演。他与同学曾孝谷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在该剧社上演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与《黑奴吁天录》中扮演了茶花女和爱美抑柳夫人，受到日本戏剧界的好评。宣统二年（90）李叔同毕业回国，在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担任图案教员。92年春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为编辑，主编副刊画报。同年3月加入“南社”，并在上海沪东女学任教，讲授文学与音乐。与柳亚子等创立“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秋，到杭州，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图画和音乐教员。95年，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图画、音乐教员。他为艺术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后来成名的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学生。98年，他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法号弘一。942年圆寂于福建泉州。 李叔同一生创作歌曲50余首，有开明书店出版的《中文名家五十曲》，被当时中小学音乐课广泛采用，受到社会欢迎。他的早期作品，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存亡的忧虑。如光绪三十一年（905）采用我国民间曲调“老六板”填写的《祖国颂》，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学校都将其作为音乐教材。他还有不少填词歌曲，是抒情性的独唱和小合唱，有的歌词是古体诗词，这些作品在词曲的配合和意境的创作等方面，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学堂乐歌。 音乐教育家沈心工（89—947），原名叔逵，又名庆鸿，上海人。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务本女塾、龙门师范学校任教，是国内学校唱歌教材的最早编辑者。从光绪二十九年（903）开始，先后编辑出版《学校唱歌集》（三集），辛亥革命后又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六集）、《民国唱歌集》（四集）等，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他采用外国歌调，编配新词，作为中小学生和学前儿童唱歌教材。他选曲填词的代表作有《何日醒》、《革命军》和《同胞同胞须爱国》、《兵操》等，表现出对清政府统治者的不满与斗争。他也有少数创作歌曲，如《革命必先革人心》、《军人的枪弹》、《黄河》、《采莲曲》等。 近代器乐的发展近代器乐方面也有所发展。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产生和流行的民间器乐曲，称为“广东音乐”。广东音乐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包括粤剧和潮州剧音乐；狭义的是指小曲（器乐曲）。近代的广东小曲盛行一时，它在城市和农村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经过不断演化，吸收了各地民间小调、小曲、戏曲音乐和各种乐器乐曲，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的乐种，流畅优美，节奏明快清晰，其中抒情写景之作，更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何柳堂（872—934），早期广东音乐创作和改编的作曲家，又是琵琶演奏家。他来自广东番禺，是一位贫苦的民间艺人。他除写广东乐曲外，还写过一些宣传抵制洋货、劝戒洋烟、反对蓄婢等内容的地方曲艺作品。他创作的乐曲如《群舟竞渡》、《赛龙夺锦》、《雨打芭蕉》等都很著名。邱鹤梼（880—942），我国较早编写广东音乐书刊的人，在搜集整理广东小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著有《弦歌必读》、《琴学新编》。 江南丝竹是近代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西部一带的器乐演奏形式。以丝弦和竹管乐器结合进行演奏，故称“丝竹”。丝竹乐在这地区的城市与农村盛行，但演奏风格却完全不同。城市中以文人为多，风格优雅华丽，农村中则吹鼓手较多，演奏大套乐曲，常加锣鼓，气氛热烈，风格简练朴实。宣统三年（9）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先后组织了许多演奏丝竹乐的团体，如“文明雅集”、“钧天社”、“清平社”等。 “吹歌”是近代广泛流行于我国河北、山东一带的器乐合奏。河北农村的“吹歌”，是农民在农闲或参加婚丧喜庆活动时，用管子及笙、海笛、胡琴、云锣、鼓、钹、小铛铛、梆子等器乐演奏。曲目多为可以演唱的“歌”。河北“吹歌”演奏风格粗犷朴实，表现了北方人民豪爽乐观的性格。山东的鼓吹乐和山西的民间吹打乐也都很有特点。 琵琶独奏自唐宋以来在民间一直流行不衰。发展至近代，因地域、师承、所传曲谱以及演奏风格不同，形成了许多流派。著名的有华文彬（784—859），字伯雅，号秋萍，江苏无锡人。曾编有《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简称《华氏谱》）和牌子小曲《借云销小唱》，对后世琵琶谱的整理影响很大，无锡的传派大都以《华氏谱》为依据。 平湖李祖棻（号芳园），编有《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简称《李氏谱》）。由于他出身于演奏琵琶的世家，本人也有较高的演奏技巧，能与当时许多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互相交往切磋，所以《李氏谱》对于琵琶技巧的传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的弟子有张子良、吴梦非、朱行菁等，是为李祖棻派。吴梦非编有《怡怡室琵琶谱》（抄本）。 上海浦东地区有演奏琵琶的历史传统，演奏人才辈出，形成了“浦东派”。近代著名琵琶演奏家陈子敬（837—89）就是浦东人。他的曲谱有光绪二十四年（898）的传抄本。陈子敬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革命活动，后来专学琵琶，善奏《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平沙落雁》（即《海青拿天鹅》）等曲。浦东派所传乐曲有沈淡初（889—953）编的《养心轩琵琶谱》。浦东派谱，较前两谱详尽准确。 上海汪昱庭派。汪昱庭（872—95）的演奏兼取平湖派与浦东派之长，所传弟子也较多。经他改编的“浔阳月夜”（“浔阳曲”或“夕阳萧鼓”），成为现代一首著名的琵琶独奏曲。30年代又经柳尧章改编为民族乐器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流传至今，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此外，还有崇明瀛州古调派，以9年海门沈肇州（858—930）编刊的《瀛州古调》曲谱为依据，其弟子有施颂伯、徐之孙等。浙江温州还有琵琶演奏家俟国器、潘志秉、张幼明及其弟子殷北海等，所演奏的乐曲更为古老，多为各地曲派所未收，如《宋玉悲愁》、《琵琶行》等，在技巧上也有较高的要求。 欧洲乐器的大量传入，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光绪二十五年（899）袁世凯接受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把军队中的长号筒换为西洋铜喇叭，并组织了一支军乐队。光绪二十九年（903），袁世凯又在天津开办了军乐学校，共办过三期，每期80人，另组织过一支50人的旗人队。同时还派人到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20人的西洋铜管乐队。后来在中小学里还逐渐开展了业余军乐队活动。钢琴在这时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和某些私人教学中已逐渐使用。98年商务印书馆刊印的《进行曲》，是我国最早出版的钢琴谱，收有乐曲0余首。辛亥革命后，风琴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也开始广泛应用。专门供中国人学习使用的风琴教科书也陆续出版，如日本人铃木米次郎编著的《风琴教科书》，李树白编著的《风琴教科书》等。后又有人为适用于风琴弹奏，用简谱记录戏曲和民间器乐曲曲谱，刊印了《风琴戏曲谱》。当时在北京还出现了风琴厂。这时期还出现了新型的音乐社团，并以举办音乐会的形式开展音乐活动。如9年左右，有曾志忞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青年会”，对戏曲音乐进行学习和改良。同年成立“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分中西两部分。99年改组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蔡元培为会长，下设“古琴”、“琵琶”、“钢琴”、“提琴”等若干小组，并请人讲解西洋乐理等声学。 当时，还有一些音乐家也开始学习欧洲作曲理论并进行创作。如肖友梅（884—940），于光绪二十七年（90）赴日本学习教育和钢琴，并加入了同盟会，92年又赴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著名音乐家刘天华（895—932），当时在上海一个新兴的戏剧团体“开明剧社”工作，同时也学习西洋音乐，参加管弦乐队的活动。他既精通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也能演奏小提琴、小号和钢琴等西洋乐器。他能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作曲和演奏技巧，因而在民族器乐的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第七节绘画、书法近代西画相继传入，在绘画方面表现出新的转变。同时，由于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照相制版技术的传入，以及报纸的发行等，画报艺术随之产生，《点石斋画报》的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绘画方面，自道光以后，有戴熙、汤贻汾二人可称名家，世称“戴汤”。戴熙（80—80），字醇士，号鹿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十二年（832）进士，曾官兵部右侍郎，并以绘画供奉内廷。归里后主讲崇文书院。戴熙画山水，师法王翚，丘壑变化较多，并能取法王原祁及别家。作品于秀丽中见工稳，能集清中期山水画中“四王”派之长，自成一体。亦画竹石花卉。著有《习苦斋诗文集》、《习苦斋画絮》及《赐砚斋题画偶录》。他对作画的认识已突破了董其昌以来“正统派”的束缚，成为“四王”派的后劲人物。代表作品有《香雪堂草卷》、《春江帆影图卷》等。 汤贻汾（778—853），字若仪，号雨生，江苏武进人。擅画墨梅、花卉，笔敏秀逸，兼工行草、诗歌。有《琴隐园集》、《画筌析览》等。 这时期的著名画家赵之谦、“三任”、吴昌硕等的绘画成就，更给近代绘画艺术带来了朝气。赵之谦（829—884），字益甫，号冷君，浙江绍兴人。咸丰举人，曾官南城知县。为人孤愤，好嬉笑怒骂，与世不谐。其书画、刻石卓绝一时。他的篆刻，初师丁敬，继学邓石如，并法秦汉，后突破秦汉钤印的藩篱，能博取钱币、镜铭及碑版、造像等文字的体势笔意入印，浑厚闲静，开辟了篆刻的新天地。其边款具有魏碑风格，亦作阳文，印侧刻画像，为其首创。其书法，各体都能，用魏碑笔法，写行草书，别具风貌。他的画，以写意花鸟、蔬果为主，旁及山水、人物，笔墨潇洒自如，富有生气。他能将书法入画，将诗书画印结为一体，刚柔相济，理法严密。作品中《葵树绣球》、《蕉石》、《桂树冬荣》可为代表。著作有《勇庐闲话》、《梅庵集》、《悲盦居士诗賸》、《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丛书》、《二金蝶堂印存》、《缉雅堂诗话》、《补环宇访碑录》等。 任熊（822—857，一说820—85），字渭长，号湘浦，浙江萧山人。少年开始学画，为姚燮所称许。他深受姚燮影响，在诗书画方面不断得到提高。后寓居苏州，往来于上海、苏州一带，以卖画为生。他工于人物画，亦工山水、花鸟。其人物画，学陈洪绶，笔法圆劲、形象夸张，多以历史故事和仕女为题材，代表作品有《列仙酒牌》、《剑侠传》等。并曾刻为木刻画集，《任渭长四种》是晚清木刻的精品，流传广泛。他的山水画，数量较少，但意境开阔，结构宏伟，有《十万图》山水册页。其花鸟画，于技术上工笔重彩与没骨写意兼收并蓄，将民国艺术与文人画的优长融为一体，并吸取了外来的水彩画的方法，情调清新。 任薰（835—893），字阜长，又字舜琴，任熊之弟。画风亦学陈洪绶。工人物、山水，尤擅花鸟。任薰之子任预，字立凡，亦能继承家学。 任颐（840—89），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浙江绍兴人。其父任鹤声，工于写照，任颐幼年即得其指授。后遇任熊，任熊收其为弟子，并介绍其从任薰学习。任颐自中年寓居上海，卖画终生。他长于写照，浅描淡染，笔墨不多，而有神情，亦兼擅花鸟、山水。取法陈洪绶、华嵒、并受朱耷等影响。所作花鸟，重视写生，形象活泼生动，钩勒、点簇、泼墨交互施用，而设色鲜淡，别具一格。他的人物画，题材广泛，有反映人民生活的，有写历史故事和神话人物的，也有民间流行的通俗题材。作品有《关河一望萧索》、《故土难忘》、《关山在望》、《苏武牧羊》、《八仙》、《西施》和《牡丹双鸡图》等。与任熊、任薰并称“三任”，是近代名重一时的画家。虚谷（824—89），本姓朱，名怀仁，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移居江苏广陵（今扬州）。曾任清军参将，后出家为僧，名虚白，字虚谷，号柴阳山人。往来苏州、上海，以卖画为生，其画颇受任颐推重。他工于花鸟，尤擅画松鼠及金鱼等小动物题材。运用干笔以偏锋或逆锋，冷峭新奇，匠心独运，别具一格。作品有《竹枝秋鼠图》、《柴绶金章图》等。同时也工于肖像，兼能为诗，有《虚谷和尚诗录》。 吴友如（？—约893），名嘉猷，江苏元和（今吴县）人。自幼贫困，喜绘画，自学勤练，并吸取钱杜、改琦、任熊等人画法，工人物、肖像。以卖画为生，曾应征到北京宫廷作画。光绪十年（884）开始在上海主绘我国第一部画刊《点石斋画报》，后自创《飞影图画报》。内容多为时事新闻插图和描绘市民社会生活。他的作品还参用了西方绘画透视法，构图紧凑，线条遒劲简洁，对以后的年画、连环画都极有影响。他还为木板年画绘制画稿，在民间流传很广。 吴昌硕（844—927），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清末曾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一月，后寄寓上海。工诗和书法，擅写“石鼓文”，朴茂雄健，能突破成规而自成一家。尤精篆刻，雄浑苍老，创为一派。30岁以后开始作画，以写意花卉、蔬果为主，山水人物偶亦为之。他吸收了徐渭、朱耷、石涛、赵之谦诸家之长，并受任颐的影响，兼取篆刻、隶、狂草的笔意，色酣墨饱，极富生趣，在画风上酷似赵之谦，但又有所发展。吴昌硕作画强调“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和“作画时须凭一股气”，主张在画中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富有豪迈奔放的气势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他对构图章法也十分注意，疏密错综，虚实相间。用色鲜艳凝重，不落俗套，喜用西洋红渲染花果。他以其特有的豪迈气魄，以及书法与金石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在近代绘画史上独负盛名，影响很大。代表作品如《云壑古松图》、《紫藤图》、《墨松图》、《杂花图》等。光绪三十年（904），与同道丁仁、王礼等在浙江杭州创办西泠印社，并任社长。该社对篆刻书画方面的研究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尚有蒋宝龄、秦祖詠等人亦皆善画山水。但他们更以画论著称。 蒋宝龄，字子延，号霞竹，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工诗善画，其山水画高逸古■，名重东南。他所著《墨林今话》，是中国画史传性著作，计8卷，其子蒋茞生续撰卷。书中记录了从乾隆至咸丰年间（73—8）200余画家，多属江苏、浙江两省人，各立小传，除叙画艺外，还涉及书法、金石、诗词及收藏等事。写法近似诗话。 秦祖詠（825—884），字逸芬，江苏金匮（今无锡）人。能画山水。 他的《桐阴画论》是一部对中国画的评论之作，共编卷，有同治三年（84）的著者自序。全书共收晚明至清同治初的画家300余人，分神、妙、能、逸四品，以逸品为最多。除评论之外，各有小传。初编末附有《续桐阴论画》（一名《论画小传》）及《桐阴画诀》（一名《绘事津梁》）各卷，后者多集录前人的山水画论。 在书法方面，除上述画家中如汤贻汾、赵之谦、任熊、吴昌硕等家外，“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著”，“绍基宗颜平原法，晚复出入汉分；裕钊源出于包氏；同龢规模闳变，不为诸家所囿，为一代后劲云”。年画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清中叶是它发展的兴盛时期，遍及全国，在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四川、广东、福建等地都有年画印制。苏州的桃花坞与天津的杨柳青是南北方生产年画的两大中心。清末，石印技术兴起后，美女月份牌的年画逐渐增多，套印多色，比木刻年画整齐、光润、鲜艳多样，成本低，售价廉，从而逐渐代替了过去的手工生产的木刻年画。太平天国时期，专门设有主管艺术的机构，如“锦绣衙”司壁画与刺绣；“镌刻衙”司木刻、石刻等。民间艺人也受到重视，并被组织起来，制作出大量壁画、建筑彩画、石雕、年画等艺术品。至今我们仍可从遗存的太平天国文物中看到当年的艺术风采。如南京朝天宫西堂子街东王府壁画，以山水、花鸟、走兽等为内容，共有十幅。其中《望楼》，是描绘守卫天京的军事建筑，是珍贵的写实作品。“山亭瀑布”、“云带环山”、“江天亭立”等山水画，较清末文人画家笔下的山水画要生动。苏州忠王府壁画，现存九幅，主要是描绘走兽、飞禽，表现了秀丽细致而又富于装饰的民间艺术风格。忠王府中还有三百余方的建筑彩画，其内容也多是鸟兽、虫鱼、花果、图案等。在安徽绩溪曹氏支祠壁画，存有“太平军攻城图”、“太平军建军图”等。在杨柳青还发现了太平军于咸丰四年（854）在天津地区绘制分送给民众的木刻年画，其中有“秋景图”、“母子图”、“田园风趣”、“英雄会”等。在南京升州路圣库遗址中，发现的二十个石柱础上刻的装饰浮雕，题材广泛新颖，手法简洁明了，很有特色。其中有以“太平天书”为中心的图案纹样，还有《望亭图》、《海螺图》等。 《清史稿》卷503。 第十八章新闻出版第一节新闻事业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以报刊为主要形式。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渗透和侵入由外国人创办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邸报”和“京报”没有也不可能发展为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近代报刊。第二，“报”、“刊”不分。中国近代的所谓报，实际上既指报，也包括各种期刊。从形式上看，当时的报刊，大都采用书册式，与期刊无异。第三，中国近代的办报活动与现实政治斗争关系密切，大部分报刊都是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创办的。尽管中国近代也不乏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报刊，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影响来看，都远远不及政治性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外人在华办报活动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嘉庆二十年七月一日（8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南洋和中国境内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道光三年（823）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英国传教士吉德于道光八年（828）在马六甲创办的《天下新闻》、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于道光十三年（833）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2、麦都思于道光十八年（838）在广州创办的《各国消息》。 随着西方各国来华人员的增加，一些外国传教士或商人又开始在中国创办外文报刊。第一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是道光二年（822）在澳门创办的葡萄牙文报纸《蜜蜂华报》（bl-hadahia）3。其他在中国出版的早期外文报刊还有英商马地臣和美商伍德于道光七年（827）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纪录报》（atoregister）、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道光十二年（832）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thehieserepositery）、英商于道光十五年（835）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周报》（atoress）。据统计，从嘉庆二十年（85）到道光二十二年（842）鸦片战争结束，外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地区共创办近代报刊7家，其中中文家，外文家4。这些报刊从内容到形式已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邸报。它们有消息，有通讯，有评论，文章中的新闻要素比较明显，其读者也是一般民众，有广泛的社会性。因此，它们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由古代向近代的发展。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商人进入中国，由这些人创办的各类报刊也大量增加。据统计，从道光二十二年（842）到戊戌变法前后，由外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985年版，第55页。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8页。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9页。 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98年版，第0页。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70多种，为鸦片战争前的0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这些报刊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教会和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最先在华大量办报的是西方教会和传教士。据不完全统计，从咸丰十年至光绪十六年（80—890），仅耶稣教会在华创办的报刊就达70多种2。这些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咸丰三年（853）创办于香港的《遐迩贯珍》，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于咸丰四年（854）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于咸丰七年（857）在上海创办的《丛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同治七年（88）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同治十一年（872）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闻见录》（后改名为《格致汇编》）。这些报刊一方面进行宗教宣传，成为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在客观上宣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人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有些报刊还对中国的政治运动发生了很大影响。如《万国公报》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尽管它宣传的“维新”与维新派的主张有所区别，但客观上对维新运动和维新派人士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类是外国人在华办的外文报刊。随着来华并居留中国的外国人数逐年增加，以他们为读者对象的外文报刊大量出现。这些报刊有英、日、葡、法、德、俄等文种，总数达20种以上。其中以英文报刊势力最大，而日文报刊数量最多。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人办的《德臣报》（dailyress）、《字林西报》（orthhi-adailyews）、《孖刺报》（hiamail）、《京津泰晤士报》（theeigadtietsitimes），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weelyreviewofthefaresst），德国人办的《德文新报》（derostasiatishelloed），法国人办的《中法汇报》（l’hodehia），日本人办的《上海新报》等。这些在华外文报刊，在代表各国侵华权益方面比外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表现得更为露骨，很多外文报刊都成为本国资产阶级在华的代言人。如英文《字林西报》完全代表着在华有“特殊商务利益”的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和上海租界工商局的和赞助，有“英国官报”（a）之称2。 第三类是外人在华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外人创办以赢利为目的，刊载较多商业内容，直接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始于同治年间。较著名的有英国人的《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时报》、《新闻报》等，日本人的《汉报》、《佛门日报》、《亚东时报》、《顺天日报》、《盛京日报》等，德国人的《直报》等。这种商业性报刊为了赢利，在编辑业务、报刊内容、版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彼此之间进行了一些竞争，这无疑有利于近代报刊的发展。如由英商美查兄弟创办的《申报》，不仅重视广泛的新闻和论说文章，还辟有文艺副刊和广告栏目，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四种基本成分的确定，反应了中国新闻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进程。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8页。 2李时岳《反洋教运动》，三联书店92年版，第4页。 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83年版，第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35页。 随着外报在中国日益增多，中国还开始出现了专事新闻收集和向报刊发稿的新闻通讯社。根据同治九年（870）世界几家大通讯社分割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英国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国的独占发稿权。同治十一年（872），路透社总社派记者科林兹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负责中国、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收集和发稿，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路透社在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被打破。94年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创办东方通讯社，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到二十年代，法国哈瓦斯社和美国合众社都分别到中国活动或建立分社。 戊戌变法前后的国人办报随着外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扩张，咸丰年间中国人自己开始创办近代报刊。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报刊最早出现在清廷统治所不及的香港。咸丰八年（858），伍廷芳和黄胜租借了英文报纸《孖刺报》的一套中文铅字，以《孖刺报》中文晚刊的名义创办了《中外新报》。该报“名为《孖刺报》所有，实为华人单独主持，所有一切营业权利，皆属华人”。因此，可以说《中外新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报纸。同治三年（84），在英商《德臣报》工作的中国译员陈霭亭在伍廷芳、何启等的帮助下，借用《德臣报》的设备，以《德臣报》中文版名义创办了《华字日报》。该报从编辑到发行完全由中国自理，因此也是中国人办的报纸2。同治十三年（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他利用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从而使该报成为我国政论性报刊的先驱。上述三种报纸长期鼎立，成为香港三大中文商业报纸。 到同治、光绪之际，内地也出现了一批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报刊。如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述报》、《广报》，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新报》等。 国人早期创办的报刊，从内容来说，明显反应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反对外国对华侵略的民族主义立场。然而，参与创办以上报刊的多数是一些与外商和洋务派集团关系密切的买办式人物，这就决定了这些报刊对外商和洋务派集团的依赖关系。它们有的长期与外人报纸保持“合办”关系，如《中外新报》、《华字日报》；有的则挂外国招牌，如《广报》（后期）；有的找一个外国人作名义上的“总主编”，如《汇报》。同时，很多报刊在经济上依赖于洋务派官僚。如《汇报》的两个大股东叶固之和唐廷枢都是洋务派官僚；《新报》的一部分经费出于上海道道库，后来又接受江南制造总局的津贴。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弱点在其早期办报活动中的体现。 尽管如此，在封建统治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近代报刊仍是举步维艰，难以发展。上述报刊中，除在香港出版的几种外，其余都是非常短命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984年版，第44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9页。 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页。 的，大都是一年或不到一年就被迫停刊。出版时间较长的《新报》和《广报》，也只维持五六年。其中《广报》因刊登某大臣被参一折而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的罪名而“严行查禁”。这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新闻舆论的压制和摧残。 国人办报的真正兴起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一年六月（895年8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强学会成立后，该报即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这份报纸没有自己的印刷和发行机构，而是托《京报》报房代为排印，并随《京报》免费分送北京各官绅。该报形式同于《京报》，但其内容迥异，包括上谕、外电、各报摘录、译报、评论等，主要是宣传维新变法。后来，由于该报报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同，遂改名为《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89年月），康有为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作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该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2，成为维新派在南方的喉舌。 维新派的这两份报纸一创刊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破坏和抵制。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897年月20日），清廷下令封闭强学会，《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也被迫停刊。 光绪二十二年（89）夏以后，随着维新运动进入，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也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维新派和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共创办了30多种宣传鼓吹变法的报刊。比较著名的有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严复等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的《湘学报》和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湘报》。其中由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的主要机关报。它出版仅几个月，销量就达到.7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成为当时宣传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维新派人士都把创办报刊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他们的办报活动直接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相联系，这就形成了当时办报活动和报刊新闻的若干特点。 就报刊的种类而言，大量的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政治性报刊。即使是那些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如《农学报》、《实学报》、《格致新报》等，也多为提倡新学、推进新政而创办，其政治目的也是很明显的。而在政治性报纸中，又大都以期刊的形式出版。这是因为“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痛其文字之艰深”。所谓“旬报”就是指期刊。维新派依靠的主要是“士大夫读书之人”，自然在办报上就重视“士大夫读书之人”喜欢阅读的政治性内容。 与此相联系，维新派的报纸特别重视政论这一文体，并始终以政论为其报刊的主要内容。在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谭嗣同、唐才常等。在这些报刊政论家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走向最强帖吧时称为“报章文体”或“时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0页。 2《上海强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953年版，第390页。严复《〈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3—454页。 务文体”。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骈体文等传统文体的束缚，适应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对中国近代报刊文体的演变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创办的报刊绝大部分被封闭或被迫停刊。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他们相继在海外创办了一系列报刊，继续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内，改良派创立的报刊中较重要的有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华侨商人邱菽园出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天南新报》，徐勤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文兴日报》，梁启超在檀香山创办的《新中国报》等。在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尤其是《新民丛报》，成为改良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曾风靡一时，最高发行量曾高达.4万多份，畅销国内主要城市和0多个国家2。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改良派的办报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其地位正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所取代。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民主革命同时，也很重视报刊宣传活动，从而使一大批革命报刊相继创刊。又由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派别的分化，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也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又一个办报。 光绪二十五年（899）秋，孙中山鉴于“康有为派所出版杂志，风行内外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始遣陈少白至香港组织《中国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900年月），《中国日报》在香港正式创刊。另外《中国日报》还出版了内容侧重于论说方面的副刊《中国旬报》，二者合称为《中国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宣传阵地。 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学生也创办了一批革命报刊。光绪二十六年九至十月（900年—2月），留日学生出版了最早的两份刊物，“一为《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所译西籍皆于青年思想之进步，至有关系；二为《开智录》，粤人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主持之，专发挥自由平等之学说，于南洋各埠颇为流行”2。此后相继有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创办的《国民报》半月刊，杨守仁、陈天华、黄兴等创办的《游学译编》，刘成禺等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孙翼中、蒋智由等创办的《浙江潮》，秦毓鎏等创办的《江苏》等刊物。这些留日学生刊物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权学说，主张反清革命，对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在国内，革命派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一些报刊，如戢元丞等创办的《大陆月刊》，爱国学社创办的《童子世界》，章士钊等创办的《国民日日报》，蔡元培等创办的《俄事警闻》等。革命派还将原来宣传维新保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 2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98年版，第03页。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98年版，第0—页。 2《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卷，人民出版社982年版，第88页。的《苏报》，改造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宣传反清革命的报刊。革命派在《苏报》上发表大量谴责清朝反动统治、批驳保皇党人谬论的文章，引起了清廷的恐惧和忌恨。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五日（903年月29日）勾结上海租界巡捕房封闭了《苏报》馆，逮捕了章太炎等有关人员，制造了当时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苏报》案”后，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活动一度处于沉寂状况。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也随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民报》的创刊就是这种发展开始的标志。光绪三十一年十月（905年月），作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先后担任该刊主编和撰稿的有张继、章太炎、陈天华、汪精卫、宋教仁等。孙中山亲自为《民报》创刊写了发刊词。在这篇著名的发刊词里，孙中山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自创刊起就致力于三民主义的宣传，力图使其“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民报》创刊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第四号的发行量已达万份，第七号又增加到.7万份。它的第一号反复翻印7版，第二、三号也一连发行了5版2，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民报》所宣传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全面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民报》作为革命党人的主要宣传阵地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除《民报》和《新民丛报》外，双方在国内外的20多种报刊投入了论战。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结束。论战的胜利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壮大了革命派阵营，而且对近代报刊新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促进了报刊政论体的发展。在论战中，双方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且带有强烈的辩论性质。这就使这些政论文较以前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早期报刊的政论文主题更加鲜明，措词更加激烈，笔锋更加犀利。其次，这场大论战也促进了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大发展。论战前，革命派的刊物不到30种，报纸仅0多种。而论战后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刊物增加到40多种，报纸增加到5种以上。由于这一报刊大论战的影响，国内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而打破自“《苏报》案”后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沉寂局面的，是光绪三十三年（907）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之一。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报刊是光绪二十四年（898）由中国女学会创办，由康同薇、李蕙仙、裘毓芳等女报人主编的《女学报》。此后，又相继出现了0多种妇女报刊。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与以前的妇女报刊不同，它不是一般地停留于宣传女学女权，要求男女平等，而是进一步提出妇女的解放必须与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女报》虽然仅办两期就因“费绌停顿”，但它在当时妇女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女报》停刊后，秋瑾牺牲。另一女革命家陈志群于光绪三十三年（907）底创办《神州女报》月刊，以代替《中国女报》。此后一直到辛孙中山《〈民报*289页。 2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5页。 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8页。 亥革命前，全国各地又相继创办了近20种妇女报刊，但其影响都赶不上《中国女报》。 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成为国内革命派办报新的开端。当时革命派报刊活动的中心，主要在上海、香港、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上海出版了5家报刊，在香港出版了3家，在广州出版5家，在湖北出版0家，就是在陕西、四川、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了革命派的报刊。在这些报刊中，以于右任等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和湖北革命党人创办的《大江报》影响较大。 《神州日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907年4月）在上海创刊，于右任、王无生等主编，该报报名暗寓“当复中华民族之祖国”的思想，纪年也用干支不用帝号，更有蔑视清廷之意。该报因火灾于创刊后不久停刊。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被称为“竖三民”，是先后相继出版的三家革命报纸。《民呼日报》创刊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909年5月5日），由于右任、范光启等主编。因宣传“吊民伐罪”、“改朝换代”，仅出版92天就被租界当局查封。宣统元年八月（909年0月），于右任等又以《民呼日报》原有馆址、设备创办了《民吁日报》。因该报宣传反日救亡，引起日本方面仇视。日本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拘留了报社社长，并判“该报永远停止出版”。宣统二年九月（90年0月），于右任等又创办《民立报》。宣统三年（9）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民立报》成为其机关报，在揭露清廷预备立宪骗局，报道各地革命斗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成为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刊。 《大江报》创刊于宣统二年十二月（9年月），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主持者为詹大悲和何海鸣。该报于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闰六月初一日（9年7月7、2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短评，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闰六月初七日（8月日）湖北官府派巡警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鸣，封闭了《大江报》。《大江报》停刊至武昌起义后一度复刊，但不久又被黎元洪封禁。 辛亥革命时期，不仅革命派报刊得到很大发展，民营报纸也迅速崛起。 这个时期较重要的民营报纸有光绪二十八年五月（902年月）由英华创办于天津的《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四月（904年月）由狄楚青创办于上海的《时报》，光绪三十年七月由彭翼仲创办于北京的《京话日报》等。这些民营报纸从政治倾向而言，大都偏向维新改良。在办报业务方面，由于民营报纸之间的竞争，大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创新。其中《时报》的业务创新最为引人注目，如它宣布的“公”、“要”、“周”、“适”的论说要求和“博”、“速”、“确”、“直”、“正”的记事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的某些规律。此外它创造的短小精悍的时评方式也深受读者欢迎。 面对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攻势，清廷一方面进行镇压，另一方面也开始创办官报，以占领舆论阵地。光绪二十七年（90）冬，袁世凯首先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双日刊），并附带出版《北洋学报》和《北洋政学旬报》。光绪二十九年（903），吕海寰、伍廷芳奏请推广官报获准，于是各省纷纷参见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989年版，第477—47时报gt发刊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4—25页。 创立官报，较重要的有《湖北官报》、《南洋官报》、《江西日日官报》、《豫省中外官报》等。清廷中央各部门也开始创办部门官报，如商部创办的《商务官报》、学部创办的《学部官报》。到光绪三十三年（907），清廷发行了最高官报《政治官报》（后改名为《内阁官报》）。所有这些官报的内容，以“恭录谕旨第一、奏折第二、咨札第三、章程第四”，极少新闻，“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2，因而毫无生气，读者甚寡。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新闻事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使新闻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第一，报刊的大量涌现。辛亥革命后，“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3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的报刊达500余家，总发行量达4200余万份。这些报纸大部分是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系统创办的，较重要的有北京的《亚东新报》、《中央新闻》、《民立报》；上海除原来的《民立报》外，还有被称为“横三民”的《民权报》、《国民新闻》、《中华民报》；武汉除恢复的《大江报》外，还有《震旦民报》、《民国日报》、《大汉报》；其他如长沙的《国民日报》、南宁的《民风报》、广州的《中原报》、四川的《四川公报》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斗争的相对缓和，这段时期的报刊政论性文章已失去其主导地位，而新闻通讯则日益增多。 第二，通讯社的大量建立。中国人自办通讯社始于光绪三十年（904） 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中兴通讯社，宣统元年（909）李盛铎、王慕陶在比利时创办了远东通讯社。此外，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夕在武昌创办过类似通讯社的新闻传播机构。辛亥革命后，新闻通讯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92到98年，新创立的新闻通讯社有20余家。较著名的有李抱一于92年创办于长沙的湖南通讯社，邵飘萍于95年创办于日本的东京通讯社和9年创办于北京的新闻编译社，还有98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国民通讯社。通讯社的大量建立，改变了我国新闻传播单纯依靠报纸的状况，反映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三，记者地位的提高和名记者的出现。随着报刊和通讯社的大量涌现以及人们对新闻需求的增长，以新闻采访为业的记者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有人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无冠皇帝（指记者）纷然并起。报社如林，报章如雨，高谈雄辩，扬厉铺张，当道虚席，社会侧目，炙手熏天，此为一盛”2。这反映出记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凌霄、刘少少、胡政之、张季鸾等。他们大都受过较多的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新闻理论修养和办报经验。与以前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政治活动家兼报刊政论家不同，这些名记者都是专门从事新闻采访。 然而，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发展是短暂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封2《政治官报章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3页。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7页。 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30页。 2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30页。 闭了所有国民党人办的报刊。到93年底，辛亥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500多种报刊只剩下30余种，这就是近代新闻史上有名的“癸丑报灾”。接着袁世凯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令条文，并以这些法令条文为据，残酷镇压报纸和报人。从92年4月到9年月，被袁氏政权封闭的报馆达7家，被传讯的49家，被捣毁的9家，有24位报人被杀害，0余位报人被捕。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报刊和反袁报刊的同时，先后创办了《亚细亚日报》、《金刚报》等御用报刊，并用各种方式收买一些报刊为己所用，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9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各派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放松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许多被袁世凯封闭的报刊趁机复刊，报刊上反对封建独裁、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也逐渐增多。9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此后，又有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晨钟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国民》月刊和《新潮》月刊问世。98年0月4日，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还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新闻学专业刊物《新闻周刊》，并开始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新闻教育。这些都表明，我国的新闻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34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90年版，第3页。第二节图书出版事业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第一，传统刻书业和近代出版并行发展。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新的印刷技术、机器的传入，新式出版事业产生并不断发展，但中国传统的刻书业并未因此而衰落。尽管其刻印技术并没有突出的发展，但它仍是中国近代图书印制的重要途径。第二，在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往往由一个出版机构完成，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书肆、书坊内，也表现在新式的书局中。第三，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最先是由外国人创办，而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又往往是报刊出版发行机构。 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逐步发展.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 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我国出版发行报刊，而这些报刊中，中文报刊都还是雕刻印刷。嘉庆二十四年（89），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和蔡高的配合下在马六甲铸成了中文铅字，并译印了第一部汉字铅印书《新旧约圣经》。道光二十三年（843），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拥有中文铅字和英文铅字，使用较笨重的印刷机器，以牛为动力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2。它最初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后来又译印了一些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从咸丰二年至九年（852—859），共译印9种。道光二十九年（849），王韬就职墨海书馆编辑，他不仅翻译了一些西方科普读物出版，而且写成《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等著述在该馆出版。该书馆还出版了《丛谈》月刊，这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是中国近代另一个重要的由外人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它的前身是开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馆，这个书馆采用英国人制成的汉文铅字（当时称为“香港字”）印制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道光二十五年（845），该书馆迁至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咸丰十年（80）又迁至上海。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出版印刷机构。到光绪二十三年（897），它总共出版发行各类图书40万册，其中24万册是《圣经》和其他宗教书刊，其余还有一些学校教科书和自然科学书籍3。该馆还改进了中文活字规格，定出7种标准，奠定了中文铅字制度的基础。 同治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又相继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如法国人办的土山湾印书馆，英美传教士办的广学会，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格致书院，以及由大英圣书公会、大英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合并而成的“中华圣经会”。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十六年（890）止，这些《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3页。 2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990年版，第25页。 3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27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4页。 版史上000余年来一直以儒家经典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并译印了一些外国宗教书；一些出版物如《资政新篇》，还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向西方学习的要求；而且，太平天国出版的儒家经典都作了删改，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这些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出版事业所具有的革命意义。 3.洋务派译刊西方书籍。 洋务派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于同治年间开始大量翻译刊印西方图书。 洋务派译刊西书活动始于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于同治元年（82）奏准设立的外语学校。为使学生有翻译实践机会，同文馆也从事西书翻译活动。学生在馆学习五年，最后两年必须译书。教习也多有译著。同治十二年（873）同文馆附设印刷所，备有中、西文活字4套，手摇印刷机7部。馆内师生译著均由印刷所铅印。光绪十二年（88）专设纂修官两员，负责编辑加工润笔工作。同文馆至光绪二十七年（90）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为止，共译刊西方图书200多部，其中以美国人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中国人杨树和张秀合译的《世界史纲》、法国人毕利干所译的《化学阐原》影响较大。 同治六年（87），李鸿章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附设了翻译馆，开始翻译西方图书。参加翻译的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中国科技人员，也有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外国人。译书方法是由外国人口述，中国人记录并予以改正修润。该馆在前后近40年中，共译出各类西书99种。内容以自然科学、机械制造、兵工和造船为主，兼及史地、医学、国际公法等。其中以徐寿主译的《化学鉴原》、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续几何原本》、徐仲虎与傅兰雅合译的《运规约》最为著名。 光绪二十三年（897），盛宣怀奏准创立上海南洋公学，附设有译书院。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898—90）间，张元济任该院院长。他主持出版了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和《原富》二书，影响较大。其余出版物主要是学校教科书。直到光绪二十八年（902）后才开始译刊各国政治、历史、科技方面的书籍。 在洋务派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图书中，确有不少价值较高的书。但这些译著偏重于自然科学、实用工艺和军事方面，而很少有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艺方面的著作，这是与洋务派创办这些机构的动机有关的。 4.戊戌维新时期的出版事业。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后，维新派不仅创办了一系列的报刊宣传变法维新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且将译印西方图书也作为他们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在论述维新派学会的作用时，就将“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作为学会的任务之一2。 光绪二十一年（895），康有为等组织了强学会。不久，强学会改为强学书局，“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接着，康有为又到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在上海强学分会所举“最重要四事”中，第一是“译印图书”，第二是“刊布报纸”。然而，无论是北京强学会还是上海强学分会，存在的邹振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出版史料》第辑。2梁启超《论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第37页。 《益闻录》第574号，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时间都很短，它们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创办报刊，在译印图书方面成果并不显著。 维新派的主要图书翻译出版机构是大同译书局。大同译书局于光绪二十三年（897）创立于上海，以康广仁任经理。关于该局的译印范围，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道“以东方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华商学，挽回利权。”2大同译书局创设至戊戌政变发生时存在的年时间内，共刊印了0余种书籍，较重要的有《大彼得变政考》、《英人强卖鸦片记》、《瑞士变政记》、《俄土战纪》等译著和《经世文新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西学门径》等维新派论著。其中《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为康有为撰写的宣传变法理论的重要论著，大同译书局将其全文刊印发行，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维新派创立的另一个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译书公会。译书公会于光绪二十三年（897）成立于上海，由董康、赵元益主持。该会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厌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径较易，本会尤为此竞争焉”。该会首批译刊的外国图书有法文《五洲通志》、《东游随笔》等，英文《交涉纪事本末》、《泰西志林》等，共0种。另外，译书公会还摘译英国《泰晤士报》、《律例报》，法国《勒当报》、《国政报》，德国《东方报》等5种外国报纸，附于所译书籍之后。该会还创办周刊《译书公会报》，刊登外报、外书译文，并辅以论说，以开民智，广见闻。另外，该会还根据“浙江商务出口之货，以丝蚕为大宗，近年华商折耗，苦累已极的”情况，“广译东方蚕桑各书，并刊简明善本绘图例说”2，以推动浙江蚕桑业的发展。此外，维新派还利用各种报馆和学会译刊外国图书，如《时务报》馆、《国闻报》馆、《湘报》馆、农学会都译印了很多西书。甚至一些地方上的新学学会也纷纷刻印新学书籍，如湖南衡州任学会“设立书会，刻时务丛书，贱价卖售”。3维新派刊印的图书以介绍各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律例和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居多，这适应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政治改革的需要。他们的图书出版活动实际也成为他们维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5.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开始于兴中会时期。从光绪二十一年（895）开始，革命派就翻印大量明末遗民的反清复明小册子，如《扬州十2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59页。 2《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0页。 3《衡州任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74页。 日记》、《嘉定屠城记》、《亡明流血史》等，以此反对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反清民主革命的宣传，大批革命宣传品出版发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与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图书出版活动有所不同，即主要是出版直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小册子，而翻译外国书籍不占主要地位。当时革命派出版发行的革命书籍主要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政论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旭书》、刘师培的《攘书》、杨守仁的《新湖南》、黄藻的《黄帝魂》等。第二类，是一些宣传反清民族革命的历史书籍，如《陆沉丛书》、《荡虏丛书》、陈去病的《清秘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第三类是赞颂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传记，如《三十三年落花梦》、《孙逸仙》、《沈荩》、《郑成功传》等。另外，还有一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学作品。革命派还译刊了一批外国著作，影响较大的是一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殖民地的书籍，如《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华盛顿》、《林肯》、《俄国蚕食亚洲史》、《美国垂涎中国近事》等。另外，还有像《近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党》等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到武昌起义爆发前，革命派刊印的各类图书达220余种。 革命派的这些出版物一部分由他们创办的报馆刊印，如《中国日报》馆和《民报》馆都刊印过大量革命图书。另外，革命派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图书出版、印刷和发行机构，如湖北的乐群印刷社、教育图书社，湖南的民译社、湖南编译社，福建的福州书报社，上海的镜今书局、东大陆译印局、国学社、作新社等。 武昌起义胜利后，图书出版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量记载辛亥革命和各地光复的图书出版，如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剑农的《武汉革命始末记》，寿民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另外，还有一些革命团体历史和革命领袖传记图书出版，如张竞上的《中国同盟会革命史讲稿》以及《共和人物甲集》、《孙文小史》等。 新式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和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和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 随着西方新式印刷设备和技术的输入，我国相继产生了一批以出版印刷新学图书为主的铅印和石印书局。最早拥有铅印和石印设备出版机构的，分别是英国教会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和法国人办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它们主要是印刷宗教宣传品。到同治、光绪之际，相继出现了民营的铅印和石印书局。同治十一年（872）创立的《申报》，在初创时期就用铅印。光绪二十年（894），《申报》附设申昌书局（又称申昌书画室）。开始时，该局用木活字刊印小说、笔记和其他书籍，著名的有尊闻阁主辑的《申报馆聚珍版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83页。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27页。 丛书》。申昌书局前后共刊印图书达0多种。光绪十年（884），《申报》馆又附设图书集成印书局，它曾用铅活字刊印了全套《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 石印书局最有影响的当推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它是由开办《申报》的英商美查于光绪五年（879）创办于上海，作为《申报》馆的附设机构。它用照相石印技术印刷了大量中国古籍工具书，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将殿版《康熙字典》缩印以及出版中、英文合璧的《四书》，另外还刊印了一些中外地图、西文书籍等。该局于光绪十年（884）创办《点石斋画报》，开画报出版之先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与点石斋石印书局成鼎立之势的石印书局有同文书局和蜚英馆。同文书局是光绪八年（882）由徐鸿复、徐润创办于上海，这是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它用石印术专门翻印古籍中的善本，较著名的有殿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总理衙门曾以白银35万两委托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00部作为赠送外国的礼物，这样它在石印业的声誉鹊起。蜚英馆是光绪十三年（887）由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它用石印刊印了一些小说和古籍，获利颇丰。除上述三家外，上海还有其他一些石印书局。如凌佩卿等创办的鸿文书局，是我国最早石印五彩图画的书局；魏允文、魏天生创办的中西五彩书局，是最早由国人创办的彩印书局2。还有钟寅伯创办的积石书局，何瑞堂创办的鸿宝斋书局等。当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石印书业的中心，“上海已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在上海石印书业的影响下，南京、武昌、广州、苏州等地也相继有人开创石印书局，石印书风靡一时。在这些铅印、石印书局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刻书业也开始购置铅印、石印机出版图书。 2.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 在上述民营铅印、石印书局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出版企业日趋成熟，而其标志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建和发展。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于光绪二十三年（897）创办于上海。该局原来只有印刷所，以印刷商业簿册表报为主。光绪二十六年（900），商务印书馆收购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修文印书局，开始在国人自建的出版机构中首先使用纸型2。光绪二十八年（902），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和发行所，成为一家出版、印刷、发行全能型的新式出版机构。首任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光绪二十九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编译所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和辞典等部，分别编辑出版了《帝国丛书》、《地理丛书》、《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英文汉诂》、《原富》、《自然科学小丛书》、《新字典》、《辞源》等书。同时，张元济还广延人才，组织教科书的出版，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出版《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各类教科书奠定了基础。另外，商务印书馆还辑印了一些珍本、善本古籍，如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第8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4页。 《北华捷报》889年5月25日。引自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页。 《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对新式民营出版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继它之后，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广智书局、小说林、群学社等新式出版企业先后创办。到光绪三十二年（90），上海成立第一个书业商会，有22家新式书刊出版机构参加。 辛亥革命后，新式出版业进一步发展，其中新创办的、比较著名的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由陆费逵等于92年创办于上海。该书局初期以编辑出版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为主，并先后创办了《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等多种杂志。以后又编辑出版一些重要古籍和工具书，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它成为一家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新式出版企业。大东书局由吕子泉等于9年创办于上海，世界书局由沈知方于97年创办于上海，它们与商务、中华一起成为民国时期出版发行教科书最多的新式民营出版企业。 传统刻书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图书出版发行的主要手段仍是传统的刻书业。即使在近代出版事业产生和新式出版机构创建后，传统刻书业也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传统刻书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传统刻书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官书局刻书。 官府刻书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一个传统，自唐宋以来，历代封建皇朝都在中央设有刻书的机构。同治年间，清皇朝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为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加强思想统治，在各地广置官书局，大量刊刻传统经史书籍。 早在咸丰末年就有了地方督抚创设的官书局。如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咸丰九年（859）在武昌开设书局，刻印了《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大清一统舆图》等书，这是最早的官书局。同治三年（84），两江总督曾国藩创金陵书局于南京（后改名为南京官书局），被以后版本学家认为是最早的官书局。以后各省督抚纷纷仿效，几乎每个省都设有官书局。这些官书局仍采用雕版印刷，刊印的书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其中金陵书局刊刻的《四书》、《船山遗书》，金陵书局、江楚编译官书局、淮南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崇文官书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浙江官书局刊刻的《二十二子》、《续资治通鉴》、《十通》，湖南官书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大影响。光绪二十二年（89），清廷将维新派的强学书局查封改组设立了直隶官书局，亦称京师官书局，实际上是中央官书局。但该书局到光绪二十四年（898）即并入京师大学堂。 2.民间书肆、书坊刻书。 民间书肆、书坊刻印、销售书籍，仍是中国近代各地非常普遍的图书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72页。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3页。 版活动。这些书肆、书坊既刻书，又贩书，它们以获利为目的，所刻印销售的书很多是一些制艺、试帖诗、类书以及民间用的历书、医书、童蒙读物、占卜星相书等。也有一些较大的书肆刻印了一些大部头古籍。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其中北京琉璃厂的富文堂、双峰书屋、富晋书社、宏京堂、荣宝斋，上海棋盘街的扫叶上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室，山东聊城的旧书业“四大家”，即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成都学道街的尚友堂、九思堂、志古堂、二酉书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旧书肆、书坊。这些书肆、书坊刻印的古籍较著名的有《皇朝经世文编》、《殷契钩沉》、《百子全书》、《金石萃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五经体注》、《五经备旨》、《四书备旨》、《昭明文选》、《许氏说文》《玉海》等。 3.私家刻书。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学术空气的日趋浓厚，也由于官府刻书的推动，文人士大夫私家刻书之风也十分兴盛。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湖南私家刻书者就有70多人，刻书近200种之多。而湖南刻书业当时在全国仅居中游。私家刻书中，以丛书为多。其中福州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归安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遵义黎庶昌的《古逸丛书》、巴陵钟谦钧的《古经解汇函》、长沙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定州王氏谦德堂的《畿辅丛书》、江阴缪荃荪的《云自在龛丛书》、仁和江标的《灵鹣阁丛书》等都是较著名的。 随着近代印刷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新学的传播，到戊戌变法时，传统刻书业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近代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各地官书局除继续刻印经史典籍外，也开始刻印一些“新学”著作和教科书。如金陵书局曾印行《几何原本》，湖南书局也曾刻印《支那通史》等，江楚编译官书局更是以译刻新书为主，所译刻新书达0余种，占所刊行的全部70多种书籍的85％。另外一方面，一些民间书肆、书坊则受新式出版业的影响，引进近代印刷设备印刷古籍。如上海著名的老牌书肆扫叶山房引进石印机翻印了大量古籍、旧小说、中医药书、字典、字帖，其石印线装书成为行销于清末民初的珍品。再如上海著易堂原来也是刊刻发售雕版书籍的老店，光绪十七年（89），它用铅印机出版了王锡祺编辑的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成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出版物。 静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47—350页。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4页。 16 第二节从才人到皇后武则天是武士彠的次女，自幼聪慧，有才智。武士彠病故时，她才十二岁。不久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十四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后宫，充当才人。临行时，生母杨氏痛哭不已，她却安静如常，对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2进宫叩见太宗后，赐号“武媚”。高宗当太子时，经常到父皇宫中问安，受到武才人的殷勤接待，一见倾心。太宗逝世后，凡未生育的妃嫔均要出家为尼，武才人亦不例外，到长安感业寺落发。这时，高宗的王皇后多年没有生育，又对高宗宠爱萧淑妃深为不满。有一天，高宗到感业寺上香，遇见武才人，才人悲哀啼哭，高宗很受感动，回宫后心神不宁。王皇后探知情况，暗中派人把武才人接进宫来，侍奉高宗，图谋使萧淑妃失宠。武才人进宫之初，十分小心谨慎，千方百计取得王皇后的欢心，王皇后多次向高宗称誉她，因而进宫不久，便从才人晋升为昭仪。但武昭仪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在夺去萧淑妃的宠爱以后，便积极设计取代王皇后的地位。她利用王皇后性格稳重而倨傲，对上不肯奉承、对下又不体贴的弱点，用皇上赏赐的财物结交宫中内监女官，特别是对王皇后不满意的人，恩情更厚，让她们刺探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言语行动，有过失立即上报；但并未发现有重大过失。于是，武昭仪便采取诬告手段，诬告王皇后扼杀她的女儿，又诬王皇后同她的母亲柳夫人用巫术诅咒皇上，高宗信以为真，遂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等都认为王皇后没有重大过失，不应废黜，高宗不肯采纳他们的谏诤。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揣知高宗旨意，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面对反对、赞成两种不同意见，高宗犹豫不决。有一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1永徽六年（655），高宗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 2《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1《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第三节由干预政事到垂帘听政武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2，对政事很感兴趣，而且权势欲很强，不同于一般居深宫的后妃。她城府很深，真情很少外露，为了成就大事，能屈能伸，在未立为后时，尚能屈己待人，因此高宗误认为她日后能顺从自己，所以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立她为后。但到了地位巩固之后，她便逐渐干预政事，利用高宗庸懦无能，极力树立自己的威权，于是不久权势遂凌驾于高宗之上。高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1，想要伺机夺回失去的权力，一度产生了废黜武后之心。麟德元年（664），武后秘密召道士郭行真入宫施行巫术，宦官王伏胜向高宗报告，高宗大怒，派人把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秘密召进宫来，商议如何处置武后？上官仪以为武后跋扈专横，使天下臣民失望，莫如把她废黜，与高宗意见不谋而合，于是高宗命上官仪草拟废黜武后诏书。高宗身旁内监急忙告知武后，武后立即赶来申诉。高宗见武后突然来到，十分狼狈，既羞愧，又害怕，反而怕武后生气，安慰她说：“是皆上官仪教我！”2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不久，武后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伙同废太子李忠谋反，处以死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3。从此，朝廷政事，武后俱参与裁决。 上元元年（674），朝廷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当时天后虽是掌握实权，但仍居于后台地位。上元二年，高宗患风眩症，欲禅位于天后，“使摄知国政”，正式临朝称制。宰相郝处俊进谏说：“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1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和他的意见，高宗才作罢。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123《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上元二年。 第四节承前启后的武周政权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无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2。次年九月，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由太后临朝改制。天授元年（690）九月，太后宣布革命，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降唐帝为皇嗣，追尊武氏祖先为帝，立太庙于神都洛阳，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后来又先后改元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立为皇后之日与高宗共同执政时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五十余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武则天出身勋贵家庭，对于历代兴亡及政治得失颇有了解；又侍奉唐太宗多年，“贞观之治”对她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执政的五十年间不少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但有她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1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2。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第二，广开言路，注意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3。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4。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2《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1《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2《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 3《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4《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1长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2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3。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4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5“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6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1长寿元年（6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2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3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注意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123《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长安元年。 4高宗时追尊唐高祖为神尧皇帝，唐太宗为文武圣皇帝。 5《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6《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久视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2圣神皇指武则天。 3《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4，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1；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2。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3。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4。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5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6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1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2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3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4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4《资治通鉴》卷二○七。 12《资治通鉴》卷二○七。 3《新唐书》卷二○九《来俊臣传》。 4《新唐书》卷二○九《索元礼传》。 5《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6《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2岑长倩，武周时宰相，酷吏诬其谋反，被诛杀。 3《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四年。 4《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5。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1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2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3。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4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5。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1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2，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3；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4；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5《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永徽六年。 1《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3《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5《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1《大唐新语》卷八《文学》。 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据徐松《登科记考》：贞观二十三年中录取进士为二百零五人，武则天执政的五十余年共录取进士一千余人。 4《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5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1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第五，注意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维护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1，“泛延谠议，时礼正人”2，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3；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5《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1《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1《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4《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4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尽管如此，同她主要的治绩相比，还是功大于过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 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等。《宣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第十八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生活在唐高宗和武后初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唐代诗坛的佼佼者，号称“初唐四杰”。 第一节王勃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是隋末学者，著有《元经》、《中说》行于世，去世后谥为“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做过文职小官。王勃自幼聪明过人，六岁时就能作文章，构思敏捷，词情豪迈。九岁时他得到颜师古《〈汉书〉注》，便作《指瑕》，指出注中的错误。颜师古是颇负盛名的学者，王勃敢加以评论，表现了少年老成的不凡胆识。兄长王勔、王勮都很有才气，当时王福畤的友人杜易就称这兄弟三人为“王氏三珠树”。 麟德元年（664）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 他指陈朝政，主张“信赏而必罚，道德而齐礼”，提倡“重耕耘之务”，阐发了“德治”和“法治”并用的政治思想。虽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出自一少年书生之口，刘祥道深为赏识，称誉他为“神童”。刘祥道上表朝廷加以推荐，对策得高第，被任朝散郎，时王勃才十四岁。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写了《宸游东岳颂》，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上《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很有名声，召为沛府侍读兼修撰，他奉命撰写《平台秘略》10篇，沛王对他非常爱重。当时，诸王之间盛行一种斗鸡的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斗鸡文》，风传一时。此文为高宗得知，斥责其意在挑拨诸王的矛盾，禁止他入府。以后他漫游江汉，客居剑南，登山远望，睹物思古，并赋诗以抒怀。 咸亨元年（670）王勃到虢州，经友人推荐，被补为参军。这时他写了不少诗赋。但由于他耿介清高，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忌。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处隐藏起来。王勃担心被人发觉危及自己，于是杀曹达以灭口。结果事泄被告发，应判死刑，幸逢上元元年八月改元大赦，得免一死。他父亲时任雍州司户参军，因受其连累，贬职为交趾令。 上元三年（676）王勃再次前往交趾探望父亲。在渡南海时，不幸溺水，被人救起后，心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王勃寿命很短暂，但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成就，其诗文在唐代及以后有很大影响。《新唐书》本传说他“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1。这是很出名的文学典故。他的散文虽然承袭了汉魏六朝骈体文的文风，辞藻华美，却能推陈出新，写出前人未能道及的意境。王勃写《滕王阁序》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据《唐摭言》卷五载，显庆（656—660）年间，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曾在章江和广润门之间修建了一处滕王阁。后阎伯屿继职任洪州都督，上元三年（676）九月九日重阳那天在滕王阁上设宴。阎公让自己的女婿吴子章写好一篇宴滕王阁的文章，借此在众宾客面前夸耀女婿的才华。勃正往南方探望父亲，路过洪都，也被邀请参加。宴会开始，阎公故作姿态，拿出纸笔，遍请各位来宾作序，知情的宾客都推辞了。当阎公请到王勃时他一点也没有谦辞，接过纸笔满怀信心地写了起来。阎公因精心安排被打乱，非常生气。1《新唐书》卷二○一《王勃传》。 借口更衣离开了宴席。可是他不放心，遣人窥探王勃所撰之文，并一一汇报。起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听了沉吟不语。当听到再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阎公便矍然而起，感叹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1这篇有名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通称《滕王阁序》。这篇序文与六朝堆砌辞藻、晦涩难懂的骈文文风不同，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舟，下临无地”；“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等，描写了眼前自然景色和楼台殿阁的壮丽，极为简练优美又富有情趣。其中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最为精绝，成为千古名句。 王勃还在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表明自己仕途屡遭坎坷，但不甘自弃，仍要振作精神、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 王勃一生虽年未满三十岁，但著作不少，据统计，文章有数百篇，文集30卷，可惜多已亡佚，仅存40余篇。1王勃写诗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说：“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2他的作品使初唐的诗风为之一变，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而富有价值的五七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有《采莲曲》、《腾王阁》。如《滕王阁》写道：滕王高阁临汪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即景抒情，表现了物存人亡，岁月无情的感慨。其风格高昂，气势雄放，与六朝的浮靡诗风迥然不同。 王勃五言律诗写得尤有特色。如：《山中》写道：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王勃在长安时为去四川的友人杜某送别之作。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语言豪放，意境高雅，明白贴切，炉火纯青，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其他如《九日》、《咏风》、《别薛华》等也都很有特色。《全唐诗》收有王勃诗2卷，60余篇。还有杨炯所编并序的《王子安集》行于世。 1辛文房：《唐才子传》。 1万曼：《唐集叙录》。 2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第二节杨炯杨炯，华阴（今属陕西）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幼年时聪明好学，善于作诗文。显庆四年（659），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67）应制举，授校书郎，掌管校勘书籍之事。 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永隆二年（681）被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为崇文馆学士，后又改任詹事司直，掌太子东宫庶务。 武则天统治时期，杨炯由于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活动，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686）贬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任满后被选授为婺州盈川令。 天授元年（690）杨炯回到洛阳，在习艺馆任教。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杨炯擅长诗文，与王勃一样，恃才傲物，为人所嫉忌。他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骐麟楦”：“今假弄骐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言词极为尖刻，因而引起了一些朝官的忌恨。又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告诫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这一坦率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约在长寿二年（693）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时年约四十四岁。 初唐时人称王、杨、卢、骆为“四杰”，杨炯听后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有人觉得此言有理。如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认为“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1。杨炯有文集30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汸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10卷，有诗30余首，文40余篇。 杨炯善写五言律诗，《夜送赵纵》、《出塞》、《紫骝马》、《战城南》等都是名篇。如《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写边塞生活诗最富有特色，《从军行》为代表作：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1《旧唐书》卷一九○《杨炯传》。 这首诗描述了战事的紧急和边塞的激战场面。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诗人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志愿。全诗对仗工整，音韵合律，笔力苍劲，是杨炯的成功之作。 杨炯的文章，主要是赋、序、赞、碑铭等，用骈文写成。辞采华丽，文风与王勃接近。如《公卿以下冕服议》，《旧唐书》本传全文转录。此文旁征博引，论辩有力，为人所重。他所写的《王勃集序》谈文体的演变，痛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华而不实文风，指出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必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些言论对于唐初文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卢照邻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附近）人。生于贞观中期。自幼好学，十余岁跟随文字学家曹宪学《埤苍》、《尔雅》，又随学者王义方学经史等。所以有良好的文学素养。 永徽五年（654）卢照邻不及二十岁，被授任为邓王府典签。据《朝野佥载》所记，邓王李元裕府中“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邓王非常爱重他，对群官们说：“此郎，寡人相如也。” 卢照邻的一生很坎坷。早年因“横事被拘”坐过牢，并为“群小所使”，要予以加罪，后得友人援救，才得出狱。1乾封三年（668年）左右，卢照邻被任命为益州新都（今属四川）尉。此时期他心情是较低沉的，写的诗如《寄赠柳九陇》：“提琴一万里，负书三十年关山悲蜀道，花鸟忆秦川。”《赠益州群官》：“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都表现出他怀才不遇远客西蜀，孤独悲苦的心情。就在新都尉任上，不幸染上了风疾，病情很重。任满之后，不得不辞官。咸亨四年（673），他在长安养病，曾“伏枕十旬，闭门三月。”当时名医孙思邈正与他同住在光德坊的官舍里，他得以有机会向孙思逸请教医道，实际上他已得不治之症。后来，卢照邻由长安转居太白山。据《新唐书》本传所记，他在此“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移居东龙门山。此时他的家境每况愈下。为了给他治病，他的母亲和兄长不惜破产以供医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拮据，过着“布衣藜羹”的艰苦生活。由朋友韦方质、范履冰等不时供给他衣、药。可是病情严重恶化，一手残废，两脚**，行动艰难，他在《释疾文》中自述：“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2他仍以坚强毅力克服疾病的折磨，常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遭腐刑而著《史记》的精神激励自己，先后写出《释疾文》、《五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写法上“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3。 后来卢照邻全身瘫痪了，他在难堪的疾病长期折磨中极度绝望。约在调露二年（680年）前后，自沉颍水而死，结束了悲惨的生涯。 卢照邻的作品，今存有《幽忧子集》7卷，其中诗有90余首，文有20余篇。他以七言歌行成就最高。前期作品以《长安古意》为其代表作。 诗中以托古讽今的手法揭露了唐代京城长安上层社会的骄奢**逸生活和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诗的前半部分铺陈长安的繁华景象，并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指出其好景不长：节候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后四句则以穷愁著书的汉代学者扬雄自况：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与前四句描写长安繁华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表达了诗人有着迥然1卢照邻：《穷鱼赋并序》。 2卢照邻：《释疾文》。 3《旧唐书》卷一九○《卢照邻传》。 不同的生活情趣。全诗文笔纵横奔放，结构条理有致，善用排比铺陈。这首诗虽然在词句上没有完全摆脱六朝宫体诗的遗风，但在初唐前期七言古诗中是很少见的，它对歌行体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骆宾王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生于贞观十一年（637）前后。父亲骆履元，曾为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南）令。幼时天资聪明，喜欢读书，七岁就能写诗。有一次在池边戏水，看到群鹅游于水中，便随口而咏成《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因此被人誉为“神童”。 骆宾王从小随父到博昌。后父亲病故在任上，他随母亲迁居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过着“糟糠不赡”、“箪食无资”的艰苦生活。后又流落在京、洛一带。 龙朔元年（661），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663）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自叙所能。他在《自叙状》中却自持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推荐。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乾封元年（670），吐蕃东犯，骆宾王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写了许多边塞诗。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和自己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壮志。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加过姚州道大总督李义征讨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在蜀中宦游多年，曾任武功主簿。 上元三年（670）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四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进行征伐。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婉辞，后调任明堂县主簿。有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以豪放的语言描绘了长安的繁华壮丽，“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又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生活作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娼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对这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发出警告，要他们知道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情趣迥异，它吸收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也较巧妙，是一篇为人所重视的作品，所以《旧唐书》说“当时以为绝唱”。 仪凤三年（678），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为朝官侍御史。当时正值武则天以“天后”掌政，制定告密法。由于骆宾王多次上疏讽谏言语不慎，被御史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申诉了自己的冤屈，并流露忧国之情。其中《狱中咏蝉》最为人所传诵：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诗中以蝉自喻，托物寄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含蓄地表达了周围的政治气氛和自己的不得志。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深沉有力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又难以诉说的强烈感慨。此诗以蝉自喻，情与物融为一体。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名作。 仪凤四年（679）唐高宗主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大赦天下，骆宾王获释出狱。他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叙述自己的坎坷遭遇。随后北赴幽燕，被裴行俭招为幕府，出征突厥。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即在此时所写：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与此同时还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蒲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6s0）骆宾王被授为临海（今浙江天台）丞。他到临海后，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684）骆宾王来到扬州。当时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处境有某些相近之处，逐渐结合成为政治上的伙伴。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在光宅元年（684）九月于扬州起兵，领扬州大都督，讨伐武则天。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任艺文令。有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由骆宾王起草的。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期郁积在胸中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对武氏统治不满的心声。檄文言辞激烈，有很强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全篇采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只是微笑而已。可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谁为之？”当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她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1可见武则无也不得不佩服骆宾王的文才。 武则天派遣了三十万大军镇压徐敬业。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关于骆宾王在兵败后的下落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据孟棨的《本事诗·征异》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总之，骆宾王的一生是非常坎坷，以悲剧告终的。 1辛文房：《唐才子传》。 第十九章陈子昂上书论政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少年时，喜好射猎、赌博，十八岁时痛改前非，发愤读书。数年之间，遂以擅长诗文著称。京兆府司功王适看到他所作《感遇诗》三十八首，非常叹赏，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1，由此远近知名。 唐睿宗文明年间（684），陈子昂自蜀进京，考举进士。此时唐高宗已病逝洛阳，朝廷下令驻东都大军和文武百官护送灵柩回长安安葬。陈子昂上书进谏，指出关中地区频遭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如护灵柩回京，不仅沿途骚扰百姓，供应困难；修筑陵墓要征发徭役，必将耽误农业生产，一旦民不堪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都是令人忧惧的。洛阳乃形胜之地，莫如就地安葬，何必舍近求远。武则天读奏章后，虽未采纳他的建议，但见其文采词藻，叹为“奇才”，在金华殿召见了他。他貌不出众，应对敏捷，慷慨陈词，武后擢升其为麟台正字。 垂拱元年（685），武则天下诏策问群臣“调无气当以何道？”就是如何燮理阴阳，调和元气以达到太平。陈子昂上书劝“兴明堂”、“立太学”，认为乃是调元气致太平的根本。因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1。 武则天阅览奏章后，觉得太迂阔，未加采纳，但仍召见他，赐以笔札，命其在中书省对时政最关紧要问题“条上科害”。陈子昂对三个问题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是在全国九道派遣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即考核官吏和视察民间疾苦。他认为派遣大使出巡是非常必要的，人选要派有德有才的充任；如果不得其人。则足以祸国殃民，莫如不派。 二是任用州县刺史、县令人选必须慎重。州县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如任人不当，必然祸国殃民，这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 三是偃武修文，与民休养生息以平息危机。他认为当时崇尚武功，人民兵役劳役负担过重，易出危机，因而提出“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疲民”。只有这种安民政策，才可能防止危机。 这时，吐蕃贵族开始进扰西北。陈子昂上书指出：河西乃中原通向西北的咽喉之地，必须驻重兵固守，欲固守河西，又必须广开屯田。 当武则天听信将相建议，准备从蜀地开辟山道，由雅州（今四川雅安） 西出攻占生羌地区，然后由此袭击吐蕃。陈子昂又上书举出七验（即七条理由）来谏止。武则天又召见他，“使论为政之要”，但禁止援引古事，必须针对当时政事上不便之处陈述意见。陈子昂乃上奏八条：一是措刑。认为“刑急网密，非为政之要”。二是官人。认为“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三是知贤，四是去疑，五是招谏，六是劝赏，七是息兵，八是安宗子。此次书奏以后，不久被调任右卫胄曹参军。 陈子昂这些谏书奏章，所述内容除兴明堂、立太学议沿袭儒家旧说较迂1《旧唐书》卷一○五《陈子昂传》。 1《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腐外，其他大多议论时政、军事的得失，并提出建议，是颇有识见的，说明他很有才识，故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多次予以召见。但他在评论时政得失时，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势必触犯一些有权势者，武则天也不会高兴的，因而这些建议没有完全被采纳。《新唐书》本传说他“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诸■切，故奏闻辄罢”。可见他的性格倔强正直。 忧愤而死陈子昂对武周革命抱积极赞扬的态度，曾作《周受命颂》上呈武则天；但对权势显赫的武氏贵族并不阿谀奉承。武则天的侄儿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有一些知名人士作他的幕僚，陈子昂被荐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规劝说：战局的安危成败在此一举，决不能草率从事。凡是行军必须法令严明，选拔可靠的人担任将领，以防发生叛变。久驻边境，停留不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对陈子昂的直言，认为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而谢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迁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 武周圣历元年（698），陈子昂因父老病上表请辞还乡。朝廷下诏准许他保留官职回乡供养。不久父病逝，他在墓旁设庐舍服丧，每逢哀思痛哭，闻者无不下泪。射洪县令段简是个赃官，他听说陈家是县中首富，图谋勒索大笔钱财，陈子昂家属送了二十万缗尚嫌少，借口把陈子昂加罪入狱。陈子昂忧愤而死，终年四十二岁。临终前他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但朝廷始终不过问。直到代宗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梓州为陈子昂立旌德碑，表彰他在振兴文学上的重大贡献。 “海内文宗” 从初唐到中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期。唐初，继承南北朝时代骈体文、宫体诗的遗风，追求雕词琢句的形式美，内容却空虚贫乏，陈子昂反对这种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他在《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1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尽五百年矣”，必须改变魏晋南北朝以来“采繁竞丽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发扬《诗经》风雅颂和西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才能使文学振兴起来。他在创作中就是贯穿了“诗以言志”，文必达意古雅的新文风。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感遇诗》38首就是这样。《新唐书》本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在他的倡导下，文体文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唐诗和古文兴起的新局面，陈子昂是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先驱人物。唐代人王适称他为“海内文宗”，是当之无愧的。 1《陈子昂集》卷一。 第二十章唐玄宗附杨贵妃第一节少年时代唐玄宗（685—762），名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此时正是唐朝宫闱多事之秋。在他降临世间的前一年，他的祖母武则天与宰臣裴炎把他的伯父中宗废为庐陵王，其父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名为大唐国主，年富力强，却只能居于别殿，不许听政。而武则天年逾花甲，仍临朝称制，军国政事由她专断。武则天在镇压徐敬业起兵之后，兴告密之风，冤狱迭起，唐宗室及朝臣中的反对派不少人受到迫害。史称“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1。 李隆基三岁时被封为楚王。六岁时，武则天正式废唐改周。睿宗被降为皇嗣，仍回东宫。天授二年（691）初，年仅七岁的楚王开始出阁，建置官属。这年八月，因为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谒见皇嗣，武则天知道后，杀死二人，并严令禁止睿宗接见公卿大臣，玄宗兄弟与二伯父李贤的三个儿子再次入阁，“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1。长寿二年（693）腊月，玄宗被改封为临淄王。这一年，其母亲窦妃被户婢团儿诬谄为“厌蛊咒诅”，在正月初二朝后，与刘妃一起被秘密地杀死于宫中，不知埋在何处。这年八月，其父也被诬告有“异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理，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大义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才躲过了这场灾难。2李隆基在宫中被幽闭了七年之久。圣历二年（699）他十四岁时，才与诸兄弟再次出阁。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经大臣狄仁杰等人的规谏，放弃立武承嗣为太子之念，李显被接回洛阳，仍被立为太子，皇嗣被封为相王。长安年间（701—704），李隆基先在亲卫府任右卫郎将，后任尚辇奉御，负责掌管皇帝的内外闲厩马匹。在此期间，以张柬之为首的朝臣进行政变，杀死了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迫使她让位于中宗。弱冠之年的李隆基目睹了这场政变。 1《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 2《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按，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改用周正，以夏正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故李隆基改封临淄王实为692年十二月，其母被杀在692年十一月，其父被诬实为693年一月。 第二节从平王到初登大宝唐中宗复位，皇族子孙也得以“量叙官爵”。李隆基擢任卫尉少卿。不久兼任潞州别驾，主管一州军事。潞州治所上党（今山西长治），地连太行山脉。在兼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机会接触社会。他有一首诗《早登太行山中言志》：“野老茅为屋，樵人薛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1反映了他有敦化风俗，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意向。 唐中宗软弱无能，只知享乐游玩。韦皇后乘机掌握大权，重用武三思。 专掌制诰的上官昭容与之相呼应。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恃宠骄恣，野心勃勃，欲做皇太女。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除异己，与武三思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这个集团先是夺取了张柬之等“五王”的实权，继而又以各种借口把他们贬到地方并加以杀害。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矫诏发羽林军欲诛灭韦武集团，未能成功。事后，他们声称相王等也参与了此事，欲将他置之死地，赖大臣极力辩护而得以保全。 对于韦武集团篡夺皇位的阴谋，李隆基早已察觉。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他回京城参加郊祀，感到皇室又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决定留在京城，准备应变。他暗结万骑果毅葛思顺等人，以争取羽林军，成为决胜的力量。景云元年（710）六月，当韦皇后一伙毒死中宗时，他果断发动了宫廷政变，把韦武集团一网打尽。事后，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因安定社稷之功被封“平王”。 诛灭韦武集团，拥戴父王复位，平王在朝廷中骤然提高了政治地位，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因此，在确立皇太子时，身为嫡长的宋王成器一再声称“时平则嫡长，困难则归有功”，哭着恳让与平王李隆基。宰相刘幽求更是直言不讳：“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1在大臣们的拥戴下，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平王就做了皇太子。 平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很快形成了一个辅弼班子：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兼太子左庶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兼太子右庶子，侍中韦安石为太子少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为太子少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任太子侍读。皇太子政治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姑母太平公主的不安。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沉敏多谋略”，有政治野心，他曾参与推倒韦武集团的宫廷政变，为恢复睿宗帝位出过力，因此睿宗对她有言必从。每逢宰相议事，睿宗必先问：“与太平议否？”然后才问：“与三郎（李隆基）议否？”起初，太平公主以为李隆基年少，不放在眼里。立为皇太子后，又见他手下有一批得力的人，成为她干预朝政的障碍。她一方面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太子非长，不当主”，借以挑拨离间太子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拉拢朝臣，排除异己。景云二年（711）正月，她竟把宰相邀截到宣政殿光范门内，明目张胆地劝宰相更易太子，遭到宋璟的严词拒绝，阴谋才未能得逞。太平公主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演愈烈，睿宗对此感到不安。二月间，他听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更1《全唐诗》卷三。 1《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加感到局势严峻，遂颁下诏书，命太子监国。延和元年（712）七月，又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正式下制传位李隆基，改元“先天”。但在太平公主的劝说下，退为太上皇的睿宗仍“自总大政”2。 太平公主的阴谋活动仍在加紧进行。她利用玄宗虽即帝位却未能全面掌握国政之机，逐步排斥异己，尽力安插亲信。开元元年（713）六月，在朝廷中她占了优势：“太平公主依太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1太平公主公然提出要废掉玄宗，因遭陆象先反对而未遂。后又密谋定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 玄宗获悉后，决定先发制人，七月三日率羽林军袭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讯仓皇逃入南山，后被赐死。太上皇睿宗遂退居百福殿，“高居无为”。至此，朝廷军国大政才真正转移到玄宗手里。 2《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先天元年。 1《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第三节除旧布新，开元之治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14）六、七月间，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1。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开元三年（71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1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2。这样，1《资治远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1《唐会要》卷八一。 2《通典》卷十九。 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1。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2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3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4。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1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发展经济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1《樊川文集》卷十二。 2《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3《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1《全唐文》卷二七。 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2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1），玄宗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人无遗力”1。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己卑。”2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监。3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4。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八屯之多。5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兴文治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2《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1《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 2《全唐诗》卷三。 3《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 4《大唐六典》卷七。 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1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2。因此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3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撰成上奏1，凡书48169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2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3开元九年（721），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 17 第四节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8）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䜣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䜣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䜣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载淳的生母懿贵妃，本是咸丰帝的宠妃，她常代咸丰帝批阅奏章，与闻政务。肃顺精明干练，跋扈专擅，但深得咸丰帝信任。他对懿贵妃一直严加防范，每欲裁抑，懿贵妃因之恼恨，视肃顺为仇敌。幼主继位，母以子贵，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她想利用皇太后的地位，用心揽权。但“顾命”制度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因而与肃顺等人严重对立。面对“顾命”制度的挑战，慈禧太后与奕䜣均痛感自身的权势受到威胁。利害攸关，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除掉顾命大臣。于是，慈禧太后和奕䜣勾结起来，开始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䜣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䜣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䜣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外国侵略者对肃顺这派政治势力的外交路线不满，深感这派势力是办理对华交涉中的障碍，他们决意扶植奕䜣为首的政治势力，故对奕䜣此举，明确表示赞成和。肃顺等人对奕䜣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䜣到承德。奕䜣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䜣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忠厚的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䜣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䜣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䜣密商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奕䜣于八月初七日（9月日）兼程赶回北京。他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亲信们的多方疏通游说，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还争取到了蒙古亲王和大臣的臂助。奕䜣又竭力拉拢统领重兵驻扎在京津地区的兵部侍郎胜保，并把胜保的部队布置在密云一带。同时，还笼络了拥有重兵的实力人物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样，便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月日），慈禧太后携载淳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䜣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至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4卷，第2期。 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彻底失败。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大臣均“革职”，或充军，或“加恩免其发遣”。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8年2月2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䜣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把只有中宫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䜣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五节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奕䜣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奕䜣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他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画”。以其显赫的权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奕䜣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严厉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咸丰十一年（8），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䜣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83），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还招募了00多个英国海员和水手。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对皇帝的谕旨有权加以选择。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䜣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懦弱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将舰队解散。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䜣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同治三年（84），奕䜣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870）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䜣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䜣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䜣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奕譞还指责奕䜣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䜣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奕䜣矛盾的对外态度。咸丰十一年（8），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4卷，第2期。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页。 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84）初，他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断难久踞”，对清皇朝构不成威胁了，便与英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幹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䜣极为恼火，上奏“请旨饬下福建、广东两省将军督抚，毋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2，可见奕䜣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隐消其鸷戾之气，尚未可遽张以挞伐之威”。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奕䜣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䜣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3。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83）五月，他在奏请购买洋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奕䜣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 《翁文恭公日记》第0册，第5页。 2《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分册，第204页。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33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页。 第六节遭慈禧太后的惩儆正当奕䜣势权显赫、“声誉日隆”的时候，慈禧太后突然对他施加打击，使他从权力的高峰滑了下来。辛酉政变后，奕䜣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慈禧太后为坐稳自己的宝座，需要奕䜣出力，对他极意笼络，百般优容恩礼。奕䜣主政期间，罗致了文祥、宝鋆等人内膺重任，作为他主持朝政国事的得力助手；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外膺封疆，兴办洋务，镇压农民起义。奕䜣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䜣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䜣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这对慈禧太后揽权是潜在的威胁。在慈禧太后看来，她要保持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必须依仗恭亲王奕䜣以控制、操纵朝政，驾驭群臣，但同时又害怕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害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奕䜣为首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䜣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䜣，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䜣当然是不满的。况且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䜣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85）三月，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旨，上疏弹劾奕䜣，给奕䜣罗织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罪名。慈禧太后决计借此罢黜奕䜣，打掉他的威风。三月初七日（4月2日），慈禧太后召集大学士周祖培、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等，公布一道由她亲笔书写的谕旨，斥责奕䜣“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主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令其“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职务，不准干预公事”。一纸严诏，笔挟风雷，令人悚然。满朝王公大臣惊诧万分，纷纷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任用奕䜣，而倭仁等人则对慈禧太后的谕旨表示附和。倭仁思想保守，对奕䜣迷恋“洋务”，视洋务为“身心性命之学”的做法一向鄙夷不屑。他在这次政潮中故意从中作梗，借以打击奕䜣。后来，慈禧太后虽难违众论，恢复了奕䜣的职务，但奕䜣议政王的称号从此取消了。经过这次打击，奕䜣在统治集团中的声望无可挽回地受到影响。 第七节与顽固派的论争不久，奕䜣和倭仁作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馆要求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82），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它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注重外语的学习。这是奕䜣为首的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开始规模尚小，影响不大，倭仁等虽有异议，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作为顽固派的首领，倭仁主张讲求“圣人之道”，严防“以夷变夏”，坚持以“礼义廉耻”、“天道人心”来维护封建统治，保存天朝的体制。他和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过从甚密，联成一气，“以不谈洋务为高”，坚守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对奕䜣等人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其外交政策强烈不满，认为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伺机进行攻击。同治五年（8）十二月，奕䜣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2。为保证质量，要求招收30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并厚给薪水，住馆学习，聘请西人担任教师。还规定学习3年试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对此，顽固派极为恼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对，紧接着倭仁亲自出马，对奕䜣此举大张挞伐，兴师问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出令学士、大夫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银钱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对“奉洋人为师”，他质问奕䜣“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的拥护。一批守旧卫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时“谤议繁兴”，闹得“京师口语藉藉”。对倭仁等人的攻击、非难，奕䜣毫不示弱。他直截了当地斥责倭仁“守旧衰谬，不识时务”，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指斥倭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徒以道义空谈”，是极其谬误的。奕䜣故意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着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狈不堪，只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取消原来的奏议。奕䜣仍不罢休，决心再出个难题给倭仁去做，奏请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急得倭仁食难下咽，夜不安枕，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倭仁屡疏恳辞，奕䜣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十分尴尬，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2。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是时，各地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奕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33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3页。 《洋务运动》第8册，第23页。 2《洋务运动》第2册，第33页。 䜣所谓的“心腹之患”暂时减轻了。于是他在处理朝政时，较多地注意“抵御外侮”方面。同治九年（870），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奕䜣要他议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海防，以备御侮。为捍卫海疆起见，他左宗棠自行设厂造船的建议和实践，认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倘若“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同治十年（87）七月，沙俄乘中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䜣认为“沙俄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赞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帮的叛乱后，奕䜣又全力左宗棠大军屯兵新疆，准备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同治十三年（874），日军入侵台湾，奕䜣奏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防，指示沈葆桢“示以兵威”，决不能对日本示弱惧战。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李鸿章关于“兵端不可遽开”，只有“力保和局”的建议，向日本妥协，签订了屈辱的《台事专约》。这对奕䜣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深感自办洋务以来，往往“空言自强”，事实上“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乃至“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有效地御侮，他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建议，强调建设中国海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䜣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此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奏请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经奕䜣敦促，清廷原则上采纳了筹建三洋水师的建议，但限于财力，决定“先于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于是，中国近代海军正式筹建了。同时，奕䜣还倡导和各地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商为战，收回利功”，“以防外人争利”。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第八节被罢黜闲置同治十三年十二月（875年月），同治帝崩。载淳无嗣，慈禧太后以旁枝侧出，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4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再度垂帘听政。为驾驭群臣，控制“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以清议维持大局”2，并进一步排挤和控制奕䜣。慈禧太后还笼络奕譞，利用奕譞与自己的姻亲关系，以及他政治上的幼稚短视、性格懦弱等特点，促使他们兄弟矛盾深化，手足参商。在慈禧太后的鼓弄和下，“醇邸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日伺恭王之短而攻之”。奕䜣因遭慈禧太后的排挤，又迭遭奕譞和某些清流人物的交相攻击，“势渐孤”，在大臣中的威望日益下降。其间，奕䜣为重振势力曾作了些抗争。如同治八年（89），由慈安太后和年少的同治帝出面，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内监擅离京师，祖制当斩”的罪名，就地诛杀潜过山东境内的慈禧太后幸臣、总管太监安德海。慈禧太后当然知道其幕后策划者是奕䜣，表面上不能不承认斩杀安德海是正确的，心里却难免对此耿耿于怀。同治十三年（874），慈禧太后以“召对失仪”的罪名，把奕䜣降为郡王，并夺去他的长子载澂的贝勒爵位。但是第二天又恢复如故。慈禧太后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目的无非是让奕䜣明白只有她才掌握奕䜣及其全家的荣辱和生杀予夺大权。奕䜣在慈禧太后的打击下，忧虑自己的身家地位，对慈禧太后处处退让，竭力委曲求全。即使如此，奕䜣仍没有逃过慈禧太后对他的严重打击。光绪十年（884），中法战争失败，奕䜣受到“言路交章论劾”。慈禧太后乘机将奕䜣等军机大臣全体罢黜，把他及其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这次奕䜣被罢官长达0年之久。在罢官期间，奕䜣过着“超然尘事外，不知忧与患”2的赋闲生活。只是于光绪十四年（889），光绪帝亲政后，他对慈禧太后明作撤帘而暗中操纵深为不满，曾上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握权柄，有悖祖制。慈禧太后置之不理。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8，第34页。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 2胡思敬《审国病书》，《国闻备乘》。 第九节对日主和，反对变法光绪二十年（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信任李鸿章，避战求和，又招败绩。清皇朝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慈禧太后被迫再次起用奕䜣，想借重其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八月底，她发布谕旨，令奕䜣“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十月初，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光绪帝发布谕旨，“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旋复授其军机大臣职务。然而，此时的奕䜣年老多病，并无实权；多年失势，对政务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击，锐气大减。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绪二十一年（895）春，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谈判。四月初三日（4月27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和约十条，奕䜣表示赞成，力主“再不能言战”。四月十七日（5月7日），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五月初二日（5月25日），奕䜣会同奕劻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未几，“三国干涉还辽”事起，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奕䜣却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2为由，赞成换约，出卖民族权益。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䜣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89）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殊料竟遭奕䜣的坚决反对。奕䜣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䜣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光绪二十四年（898）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䜣“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䜣也表示反对。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898年5月29日），奕䜣旧疾复发，旋病重而死，时年7岁。清廷优加恩典，皇帝临奠，辍朝五日，赐益曰“忠”，配享太庙。 奕䜣《萃锦吟》卷。 《清季外交史料》卷97，第3页。 2《翁文恭公日记》第34册，第25页。 第九章光绪帝第一节冲龄即位光绪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满族，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87年8月继承皇位，因在位年号为光绪而被称作光绪帝，是清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 载湉是同治帝载淳的七叔醇亲王奕譞之子。本来按清皇朝家法，在同治帝身后无子的情况下，应当从皇族近支中的晚辈里挑选一人立嗣继承皇位，然而载湉却是作为载淳的同辈接替了皇位，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是清廷内部矛盾与争斗的结果。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875年月2日），年仅9岁的同治帝病死，作为其生母的慈禧太后在悲痛之余关注更多的是怎样继续得以垂帘听政的问题。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看，假如从溥字辈挑选一人为帝，那么她就会因此被尊为太皇太后，这固然已很尊贵，但相差两辈的疏远会直接影响她对清朝统治大权的操纵，在权力欲的支配下，她决意从与同治帝同辈的人中选择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位继承人。为掩人耳目，慈禧太后在“懿旨”中称立载湉为嗣皇帝乃不得已之举，表示“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帝”3。此时载湉只有4岁，待他有子再承接同治帝的帝位，至少要有十几年的时间。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875年2月25日），清廷在紫禁城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登基典礼。接着，两宫皇太后又以皇帝年幼为名再度垂帘听政，重演同治帝即位时的故伎。载湉虽成了皇帝，而操纵政局的人物却仍是慈禧太后。 3同上书，第38页。 第二节幼帝生涯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当然，这种爱怜是具有既出于对幼童体贴的人情味，而又试图通过不断**使载湉依附于慈禧太后的双重含意。载湉入宫后，“其父母不敢给以食物”2，表明载湉只能与慈禧太后之间有“母子”之情。慈禧太后还叮咛载湉身边的侍从对载湉讲他已不是醇亲王的儿子，他应当“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3。随着载湉长大懂事，慈禧太后又搬出“家规”要求载湉每日向她问安一次，并常常用孝道来训导载湉对她要俯首贴耳，恭敬听命。作为皇帝的载湉在向慈禧太后请安时，不命之起不敢起，太后稍不如意，就罚令长跪。慈禧太后外出时，载湉“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以至于载湉每次面见慈禧太后，总是“战战兢兢”，“胆为之破”2。幼小的光绪帝迫于慈禧太后的**威，产生了对慈禧太后畏惧的心理，甚至听见锣鼓、吆喝、雷电等声都会感到震惊，这种怯懦的心理可以说对他的一生都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影响。 在载湉即帝位个多月后，慈禧太后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87年月8日）颁发“懿旨”，称“皇帝冲龄践阼，亟宜乘时典学”，决定让光绪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并派内阁学士翁同龢、兵部左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3，一切读书事宜由醇亲王奕譞管理。翁同龢当初曾在弘德殿为同治帝授读，他第一课所讲的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即以生动自然博得小同治帝的喜爱，由他再充任小光绪帝的师傅显然堪称此任。 在光绪帝入读毓庆宫前，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对其进行了入学前的启蒙教育。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二日（87年2月日），为光绪帝开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先是握着光绪帝的小手临摹“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个字，然后教他认“帝”和“德”两个字，接下去讲解《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开蒙4个月后，5岁的光绪帝于四月二十一日（5月4日）在毓庆宫正式入学读书。根据清朝对幼帝进行教育的惯例，光绪帝所学的课程主要有“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圣祖圣训”等先帝治术，由满、汉师傅分别用满文与汉文讲解，还要由武臣教会拉弓射箭等武功。读书的头两年，以认字和听讲书为主，规定生书每日读20遍，熟书读50遍。小载湉起初厌烦读这么多遍书，经翁同龢的变通，采用以读会为准的办法，逐步使光绪帝喜欢上读书。翁同龢不仅教书，还从生活上关心体贴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册，总第2页。 2《戊戌变法》第4册，第223页。 3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3页。 德龄《瀛台泣血记》，第74页。 2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45页。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57页。 跨越了君臣名份的阻隔，使光绪帝受到创伤的心感受到温暖，以至于他们二人通过毓庆宫的读书与教书关系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翁同龢等人针对光绪帝伴随年龄的增长需要新知的特点，在光绪八年（882）载湉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两三年后又进讲了越南、朝鲜、日本、中国台湾地图书和魏源撰《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随后又讲解有关洋务的折件，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到光绪十二年（88）载湉虚龄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4的能力。在告别幼帝生涯的当口，光绪帝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亲政。 4《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3，第7页。 第三节亲政波折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88年7月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朝局之变”中取代了恭亲王奕䜣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5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2。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3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887年2月7日），清廷为光绪帝举行了亲政仪式。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 在慈禧太后训政两年之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889年2月25日）在清宫隆重举行。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对光绪帝施加她的影响，在光绪十四年十月择定由她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光绪帝的皇后。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9页。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第页。 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9页。 3同上书，总第223—224页。 第四节甲午主战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太后仍然时常干预朝政，从而引起了部分臣属的不满。一些大臣表示出对光绪帝的同情和，光绪帝也为冲破满朝多是慈禧太后旧臣的局面，相继提拔了志锐、文廷式等少数官员，总算有了一点政治势力。虽然慈禧太后多年所卵翼的势力明显地大大强于皇帝，仍保持着“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4的状况，但光绪帝的亲政却不能不说对慈禧太后的独专朝政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年轻的皇帝经其师翁同龢多年的指点，已具备了掌理朝政的能力。尽管慈禧太后想把他培养成唯自己之命是从的皇帝，但他们两人在对施政方略认识上的不同迟早会发生争斗。到甲午年（光绪二十年，894年）就如何对待日本的侵略问题上，帝后之间就主战还是主和方面的矛盾公开化了，于是出现了帝党与后党之争。所谓后党是指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一派政治势力，而帝党则是指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另一派政治势力。慈禧太后多年操纵政局，不仅在王公中培植了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亲信，而且重用孙毓汶、徐用仪等人控制军机处，委任徐桐主管吏部，指使李莲英控驭紫禁城的深宫内院，并对封疆大吏中颇有实力的李鸿章加意笼络，形成后党势力。帝党的形成晚于后党，势力也明显弱于后党。帝党成员主要是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还有礼部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张謇、工部主事沈曾植等人。在甲午年面对日本的军事挑衅，慈禧太后及后党倾向于主和，光绪帝及帝党倾向于主战。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加紧制订了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光绪二十年（894）春，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政府请求清廷出兵帮助镇压农民起义。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朝鲜，屡向中国驻军进行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怎样对待这一局势，是对清朝统治集团的一次考验。 慈禧太后与后党主张对日妥协，加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894年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六旬庆辰，在年初就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修建颐和园的活动正在步步加紧进行。慈禧太后唯恐战争爆发会影响她的“万寿庆典”。因此，她一心力保和局。后党附和她的思路，由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人操纵于上，直隶总督李鸿章执行于下，摆出主和姿态。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为了打破由世铎、孙毓汶、徐用仪控制下的军机处一再向清廷封锁有关中日战端消息的局面，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7月5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军机处乃直接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为商承处理军国大事的中枢部门，非军机大臣不得参与军机处事宜。翁同龢、李鸿藻是奉特旨与会，非同寻常。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4同上书，总第280页。 《戊戌变法》第4册，第278页。 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大为赞同，于六月十六日（7月8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李鸿章只好调派卫汝贵所部开往平壤，租用英轮“高升”号运兵增援驻牙山的清军。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894年8月日），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指出日本“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决定“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自此，光绪帝的主战御侮愿望总算通过这份宣战书的颁布得以实现。许多帝党官员也希望“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 光绪帝颁布了对日宣战的谕旨后，期待着战况能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进展。于是，他于七月初二、初三日（8月2日、3日）接连旨令李鸿章迅速电催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一俟诸军齐到，即可合力驱逐倭寇，以解汉城之围”2，希望能痛击侵朝日军。七月初四日（8月4日），卫汝贵和马玉崑率部始至平壤。随后，左宝贵部与丰升阿部也赶到平壤。各军期待着从平壤进军汉城。但李鸿章却在电文中指示卫汝贵称“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3，主张以防守为主。对此，光绪帝表示不满，又在七月十六日（8月日）谕令李鸿章“电饬各统将，筹商妥协，迅速进兵”4。李鸿章则在第二天请总理衙门代奏，强调目前只能坚扎平壤，待后路布置妥当再“相机进取”。七月下旬，叶志超率部抵平壤，光绪帝根据李鸿章的提议命其总统平壤各军。不料叶志超是一个畏敌怯战的统帅，他以“各军马步有未到齐者”为由，请求继续“筹调添募”军队，在平壤按兵不动。八月五日（9月4日），光绪帝再次谕令李鸿章称“朕为军情至急，昕夕焦急。该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这次李鸿章未敢怠慢，电催叶志超出兵，叶志超也感到再不出兵无法向皇帝交待，随即先派骑兵一哨出探，方知日军已向平壤逼来。八月十六日（9月5日），日军向平壤发起总攻，叶志超率部望风而逃，而马玉崑、左宝贵则分别在船桥里、玄武门率部同日军进行了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平壤陷于日军之手。这样，光绪帝设想在朝鲜战场抗击日军的计划落了空。 在日军进攻平壤的第二天，李鸿章调派的援军分乘5艘运兵船，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2艘主力战舰护送，驶至鸭绿江口。当晚0营援军登岸，次日丁汝昌率航队返航。当北洋舰队行驶于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时，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战，是为黄海海战。海战中，邓世《中日战争》第2册，第24页。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44页。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册，第42页。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第页。 4《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第40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第39页。 昌不畏牺牲誓与舰船同存亡的英勇表现感动了光绪帝，他亲赐挽联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2就黄海海战的结局而言，中日双方舰船均有所创，并且是日本舰队先退出了战场，表明这是一次未分胜负的海战。但这次海战后，李鸿章却极力主张“避战保船”，从而丧失了制海权，导致北洋舰队最终被日本舰队困扼于山东威海刘公岛基地而全军覆没。光绪帝壮海军之威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为招募军队、添购兵船积极筹款。作为光绪帝师傅又兼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更为筹款四处奔波，费尽心思。他在光绪帝的下，根据文廷式、安维峻等人多次上奏要求慈禧太后停办“万寿庆典”筹备的各折，于八月十四日（9月3日）以户部名义上奏请求停止为祝寿所搞的庆典工程，以节省经费。光绪帝不仅对此折大加称赞，而且又授意志锐、高燮曾等人上奏呼吁移祝寿工程之费为战费。慈禧太后在舆论压力之下，只好在八月二十九日（9月28日）宣布停办各点景、戏台，简化庆典活动，祝寿地点由颐和园改在宫中受贺。这算是光绪帝有生以来第一次迫使慈禧太后作出的让步。慈禧太后虽在无奈之中同意了移颐和园工程之费以作军费，但她却在内心里充满了不满，声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寻找报复的机会。 当日军继攻占平壤又将战火引至鸭绿江边时，慈禧太后感到惶恐不安，把求和的希望再次寄托到列强的出面调停上来。她听说俄国公使喀西尼假满回任将路过天津的消息，便在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出面召集枢廷会议，主张由李鸿章出面与俄使交谈。因俄使不愿出面调停，慈禧太后的联俄制日求和活动未能实现。接着，她又鼓动恭亲王奕䜣与英使联系，寄希望于英国的调停。本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党官员纷纷要求光绪帝起用已被闲置0年之久的恭亲王奕䜣。光绪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九月一日（9月29日）任命奕䜣为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希望他能以老臣的资历对战局做些指导。不料这位在“甲申朝局之变”中被慈禧太后罢黜的恭亲王，竟在复出后又站到了慈禧太后一边，实令光绪帝恼火。但光绪帝仍幻想利用奕䜣与慈禧太后长期政争的矛盾，又于十月初五日（月2日）任命奕䜣为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的首脑。光绪帝还在同日任用翁同龢为军机大臣，试图以此来改变军机处由后党操纵的局面。光绪帝的主战与慈禧太后的求和固然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对奕䜣的重用却是一个失误。奕䜣在督办军务处仅两天后，就去商请英、法、德、美公使以赔偿兵费等为条件由列强出面调停。 也在日军逼近鸭绿江之际，光绪帝强调加强鸭绿江防线，在给李鸿章的谕令中称“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3李鸿章在掌握统筹进止之权后，并未作积极的防守，以致日军在九月二十六日（0月24日）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金州、旅顺等地。光绪帝于十月二十七日（月24日）旅顺失守后“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于此光绪帝调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前线，负责指挥战事，试图用湘军取代淮军以改变不利状况。但湘军的战况依然不佳，到光绪二十一年（895）春，日军又接连攻占了山海关外的海城、营口、田台庄等要地，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9，第3页。 3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图书馆杂志》982年第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0，第28页。 几乎控制了辽东半岛。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895年月20日），日军又在山东荣城湾登岸，从后路包抄威海。光绪帝连发谕令，要北洋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切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2。但早已在李鸿章“避战保船”方针下躲在刘公岛基地的北洋舰队不仅无法控制制海权，还遭到日军在威海后路的合力夹击，最终以日本舰队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2月7日）侵入威海卫港和北洋舰队的覆灭而结束了威海卫之战。 日本军队向威海卫进攻之日，正是清廷遣使赴日求和之时。还在奕䜣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调停的时候，他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去天津同李鸿章密商直接派员赴日求和问题。李鸿章建议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前往日本，结果日本以德璀琳不是清廷钦派大员为借口拒绝接待。慈禧太后又同奕䜣商定，由张荫桓作为全权代表赴日。正月初六日（月3日），张荫桓一行抵达日本广岛。日本为全歼北洋海军，不愿在此时议和，便以张荫桓等人全权不足为由不予开议，日方表示只有奕䜣或李鸿章亲自赴日，才能作为谈判对手。在日军占领刘公岛的当天，慈禧太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赴日谈判，李鸿章在旅顺失陷时所受的处分也予以撤销。慈禧太后作了这些安排之后，自己便抱病不出，把怎样议和的烂摊子甩给光绪帝。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八日（2月22日）来京后，与枢臣讨论了议和中的有关问题。李鸿章起初表白“割地之说不敢承担”，想把割地的责任推给朝廷。翁同龢认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这代表了光绪帝的意见。后党成员孙毓汶、徐用仪便称“必欲以割地为了局”。帝、后党之间在割地问题上分歧明显。后来李鸿章以如议和不成日本将“照旧进兵，直犯近畿”2相要挟，加以英、俄等国也胁迫清廷尽快议和，光绪帝只好作出妥协，命奕䜣代传口谕，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又“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三月二十三日（4月7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2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3，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5月2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䜣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4。 在甲午战争中力主抗击日本侵略的光绪帝，因战败而吞下了苦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却是以“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姿态迎合了正在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 2《清史稿》第4册，第908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0，第2页。 2《中日战争》第4册，第538—539页。 《中日战争》第册，第83页。 2《中日战争》第3册，第09页。 3《中日战争》第3册，第09页。 4《中日战争》第册，第2页。 第五节下诏变法在光绪帝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并在该约文本上签字的当天，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895年5月2日），由康有为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300余名举人联名签字的以“拒和、迁都、变法”为主要内容的上清朝皇帝书正式呈递都察院，要求上达光绪帝，是为颇为有名的“公车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用宝为名，拒绝接受这份上书。但上书的内容却被广泛传抄和刊印，产生了深远影响。“公车上道动九霄燃文书”活动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月3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5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件呈送慈禧太后，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这是光绪帝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透过紫禁城的高高厚墙，在思想上发生接触的开始。当然，在守旧官员把持朝政的情况下，这种接触是非常困难的。20余天后，康有为又写下呈光绪帝第四书，先后请都察院、工部等衙门代递，均遭到拒绝，表明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沟通道路障碍重重。 鉴于这种情况，康有为深深认识到“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2于是，他把帝党官员视为靠山，同翁同龢联系密切。翁同龢早在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向清帝上书时就闻知了他的名字，当光绪二十一年的会试期间，翁同龢作为朝考阅卷大臣，对康有为加意赏拔，使其考中进士。出闱后，康有为拜访了翁同龢，反复向翁同龢讲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希望光绪帝能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翁同龢感到康有为对宫中情况不甚了解，便对他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3临别时，康有为送给翁同龢两本他自己所写有关俄国、日本变法的书籍《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不久，康有为又引荐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结识了翁同龢。翁同龢则将帝党官员文廷式、李盛铎、陈炽等人介绍给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这样，维新派与帝党的结合，对于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年夏季，《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的创刊和强学会的成立，有力地扩大了变法的宣传，壮大了维新的力量。 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5同上书，第28页。 《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2页。 2《戊戌变法》第4册，第3页。 3同上书，第32页。 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在光绪二十三年（897）冬德国强占胶州之际，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五书，痛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要求光绪帝立即变法图存。这次上书又遭顽固大臣阻挠而未递到光绪帝手中。恰在此时，曾三次读过康有为上皇帝书的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为康氏的遭遇鸣不平，请求光绪帝亲自召见他，委以重任。这是清朝官员第一次正式在奏折中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翁同龢也鼓励光绪帝传旨召见康有为。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不料却遭到奕䜣的反对，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康有为是一个小臣，只能由大臣问话后传语。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898年月24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5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2。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3月2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4月7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2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了维新派。 在光绪二十四年（898）春夏之交，光绪帝既受到康有为等人力言变法图存主张的影响，又目睹这年春季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后列强交迫、国势日蹙的严重状况，决心通过变法维新，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四月十二日（5月3日）恭亲王奕䜣的病逝，给光绪帝提供了一次实施变法的机会。他请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太后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3康有为也致函翁同龢，促其及时策动光绪帝变法，勿失时机。翁同龢便授意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拟“请定国是”的奏折两件，由杨、徐两人分别于四月十三日（月日）、二十日（8日）向光绪帝进呈。光绪帝在二十二日（0日）令翁同龢代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经翁同龢一夜的努力，诏书撰就。四月二十三日（月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告变法。诏书中称“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光绪帝在宣布变法两天之后，又下诏定于四月二十八日（月日）召见康有为。慈禧太后却先发制人，迫令光绪帝在召见康有为的前一天以翁同《戊戌变法》第4册，第32—33页。 2《戊戌变法》第2册，第8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 2《戊戌变法》第2册，第485页。 3《戊戌变法》第4册，第43页。 《戊戌变法》第册，第33页。 龢“揽权狂悖”为由将其免职，逐回常熟原籍。光绪帝在一度“战栗变色”后，仍如期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了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康有为首先陈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光绪帝表示同意，他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为了减少顽固派的压力与阻挠，康有为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2。召见之后，光绪帝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康有为充分利用皇帝赋予他的专折奏事之权，不断上奏，提出一系列有关新政的建议。光绪帝从下诏变法到八月初六日（9月2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的03天中，先后发布了有关新政的各种诏令达80条左右，其主要涉及的层面和所包括的内容为第一，文化教育方面，创办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而改试策论，设立译书局，派留学生出国等；第二，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局，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设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军事方面，裁减旧军，训练新式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等；政治方面，改革旧机构，裁撤闲散重叠的衙门，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和学会等。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发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赏。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 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3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不愿干预。康2《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第5页。 《戊戌变法》第4册，第45页。 有为等人便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行动；一方面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日（9月日）召见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侍郎候补；一方面物色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为捕杀慈禧太后的人选；又一方面则是由谭嗣同在八月初三日（9月8日）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兵围颐和园。毕永年进京与康有为交谈，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迳赴日本。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却在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后，于当日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便连夜驰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报。慈禧太后闻讯，深夜从颐和园还宫。八月初六日（9月2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逃离北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9月23日）举行临朝训政礼后，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 《戊戌变法》第2册，第92页。 第六节曲折余生慈禧太后在发动戊戌政变后，就一心想废掉光绪帝，却因遭到英、日等国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当她令太医捏造“脉案”，谎称光绪帝已病重的消息公布后，英国驻华公使窦乐纳就通知总理衙门称“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2窦乐纳还派一名医生为光绪帝诊断病情，结果是宣布光绪帝无病。慈禧太后只好暂时忍气吞声，但与英、日的矛盾加深，并伺机再谋废立。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899年2月3日），荣禄向慈禧太后密献计策“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清朝在康熙帝晚年时已颁立下“永不建储之谕”，慈禧太后却背离祖宗“家法”，接受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无子为由，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900年月3日）举行了立大阿哥的典礼。面对慈禧太后“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的阴谋，舆论哗然。英、日、美等国驻华公使拒不参加典礼，列强的军舰也由上海北驶表示对此事要加以“干预”。慈禧太后策立了大阿哥，却未敢废掉光绪帝的帝位。但那位年方5岁、终日以玩犬为乐的溥儁却进了皇宫成了皇位继承人，而光绪帝仍然是被囚在瀛台的挂名皇帝。 通过废立问题的一连串闹剧，慈禧太后对列强的不断干预十分不满，于是便利用了义和团反帝风暴作为她进行报复的工具。本来，列强对光绪帝的，是担心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再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对列强在华的侵略权益不利。而光绪帝与维新派共同掀起的戊戌变法，又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前提的，列强对此也并非完全赞赏。但就光绪帝的开明和慈禧太后的守旧而言，列强自然会选择前者。当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又发生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其盲目排外的一面却恰中守旧势力之下怀，慈禧太后便借以发泄了对列强在废立问题上对她屡次拆台的不满情绪。于是，她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中旬接受了协办大学士刚毅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的建议，一改过去“剿抚兼施”的政策，下了对义和团加以“招抚”的决心，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与此同时，俄、英、德、法、美、日、意、奥八国拼凑2000余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开始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各国又继续向大沽增兵，试图不断扩大侵略战争。 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清廷必须在和与战问题上作出抉择。自五月二十日（月日）至五月二十三日（月9日），慈禧太后连续在4天之内召集4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光绪帝参加了会议，他不赞成对外宣战，认为顽固大臣所声言的“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载漪、载濂、刚毅等顽固大臣则不仅一再申明要靠义和团的“神术”去“报雪仇耻”，而且还指使人编造出一个“请太后归政，废除大阿哥”的所谓“外交团照会”，2参见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985年9月国蓝皮书》中国第号，899年，第303页。 《戊戌变法》第册，第478页。 使慈禧太后大为恼怒，声称“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经慈禧太后与守旧排外大臣的反复密商后，于五月二十五日（月2月）颁布了宣战“上谕”。但就在宣战后仅4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强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2。又过了4天，又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3。可见，利用义和团去同八国联军作战以实现慈禧太后报复外国人，又试图对义和团加以镇压，这就是慈禧太后宣战的实质。 七月二十日（8月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慌忙挟光绪帝西逃。在此之前，她调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列强议和。经李鸿章与列强的谈判交涉，慈禧太后得知“惩凶”的名单上没有她，对列强十分感激，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4，授权奕劻、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随后，她与光绪帝返回北京，并将大阿哥溥儁废掉。光绪帝返京后，不再被囚于瀛台，而是常常临朝，回复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对他仍严加控制。此时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90年月29日）开始下诏变法所实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复，然而光绪帝在颁发新政诏令时却不得不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骂两句”，说“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他在对德龄的自白中表达了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2就是在如此心境之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908年月4日），光绪帝怀着无限的惆怅逝于北京。 《义和团》第册，第3页。 2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7，第2页。 3《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8页。 4同上书，第203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2《德宗遗事》，第49页。 第十章曾国藩第一节获取功名，肆力理学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8年2月2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南的白杨坪村（今属双峰县）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祖父曾玉屏，为乡村的土财主。父曾麟书，是个多年不第的老童生，直到43岁才考中秀才。在家庭的严格督促下，曾国藩从小勤奋读书，熟悉了封建礼教纲常等一套儒家伦理道德，成为他以后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道光十年（830），他20岁时外出求学，先在衡阳唐氏家塾毕业，翌年改进湘乡连滨书院。道光十三年（833）考中秀才，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他日后的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于道光十四年考中举人。在以后的两三年间，他连续两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结果都名落孙山。但是这两次北京之行，对促使他努力向学大有帮助。回到湖南家乡后，他闭门在家，发愤攻读，对历史和古文潜心研究，因而较大地提高了学识素养。 道光十八年（838）正月，曾国藩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以第38名中试。四月，殿试三甲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道光二十年散馆，列二等9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 考中进士并被选入翰林院，对功名心切的曾国藩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早在道光十一年他便改号涤生，要求自己“涤其旧染之污”而新生3。中进士后又“更名国藩”，期望作为国家的屏藩，立功业于乱世。特别是选入翰林院后更是“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进行严格的要求，从而更励志于探求学问。正好这时，湖南善化学者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国藩便“从讲求为学之方”。唐鉴是个理学家，“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在唐的带动影响下，曾国藩开始“肆力于朱学”。这时中英鸦片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对于这一引起中国“数千年来大变局”的大事，曾国藩是很注意的。他当时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之入侵持憎恶和反对态度，谴责他们“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2。赞扬姚莹、达洪阿率领台湾军民击退侵台英国兵舰，俘获英国士兵多人的正义反抗是“大快人心”的举动3。 鸦片战争结束后，曾国藩更致力于理学，按照理学家的严格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以倭仁为榜样，“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4，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他在治理学的同时又治古文辞，追随桐城派学习古文、诗词等。几年以后又对考据之学感兴趣。于是他认为的“自西汉3德菱（龄）《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0卷7号。 《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卷上，第27页下“省克”。 2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第页。 3《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84）正月初九日。4《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985年版，第页。 至于今识字之儒”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三途5，都已涉身其中，因而为进一步研究学问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5《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第二节上折陈言然而，时事的变幻使曾国藩朝另一方向发展。 道光二十九年（849），曾国藩已升任礼部右侍郎。当时，经过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自沿海向内地而逐步深入，国内原有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形势，曾国藩感到忧心如焚，因而在咸丰帝即位后连续上奏，提出不少建议。其中，《应诏陈言疏》关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对咸丰帝有所震动，批示“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令有关部门“评议以闻”，但经“部议格不行”；《议汰兵疏》进呈后获“召见，嘉其切中时弊，谕以俟广西事定再行办理”。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在极其焦急之中又向咸丰帝陈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接向咸丰帝提出三条尖锐的批评意见。其一是“防琐碎之风”，批评咸丰帝“自去岁以来”只注重诸臣之“细节”，而疏于国家大计，表现在“发往广西人员，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其二是“杜文饰之风”，批评咸丰帝“徒尚文饰”，不讲实际，不能采纳好的建议，“自去岁求言以来”，对一些“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其三是消“骄矜之气”，批评咸丰帝去岁以来既下诏求言，结果却拒谏自专，无视百僚的意见。指出“目今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2。也就是指责咸丰皇专横独断，致使太平天国起义不能很快镇压下去。曾国藩上奏此折是想效古忠臣之鲠直敢谏，自以为不失为忠心耿耿之诤言，但却差一点引起大祸，咸丰帝阅奏后大为震怒，“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由于周围大臣的劝说才作罢。这次事件对曾国藩教训很深，此后他再也不敢凭一片赤诚去“冒犯天颜”了。 咸丰二年六月，他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得悉其母病逝讯息，急忙回原籍奔丧。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页。 2《国史本传》，《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3页；《曾文正公年谱》卷，第2、2文正公全集·奏稿》卷，第32—38页。 第三节组织湘军，屠杀会党群众道光三十年十二月（85年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树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大旗。经过两年余奋战，自广西入湖南、进湖北，顺长江而下，经江西、安徽、江苏，于咸丰三年二月（853年3月）攻下江宁府城，随即将它定为国都，改名天京。 这时清皇朝的八旗兵早已，继起的绿营兵也日趋衰败。清廷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结果纷纷败溃，只好寻求地方武装力量进行阻挡。当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清廷便命令两湖督抚等地方官员劝谕士绅，举办团练。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丧在原籍守制。这年十二月十三日（853年月2日），他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军机大臣转达咸丰帝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接旨后四天即前往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鉴于清朝原有军队已不足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实际状况，曾国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与培训起一支有严密组织并有顽强战斗意识和实战能力的新军。为此，他拟定了他的建军原则，竭尽全力组织起一支新的地主阶级武装湘军。 在湘军兴起前，湖南已有新宁举人江忠源兄弟等在本籍自募的楚勇和湘乡儒生罗泽南、王錱师徒主持的湘勇，在镇压地方农民起义上都取得相当的成效。曾国藩与他们这些人有着师生或同乡的情谊，便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吸收其经验并大加发展。他的湘军与旧军队比较，在兵源、选将、营制以至训练办法上都是“改弦更张”的。 首先，在兵源上，湘军的官兵来源采取逐级自行召募的办法，即“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自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这个“帅”就是曾国藩，上一级负责挑选下一级，层层相连，最后归属曾国藩总指挥。当时湘军士兵只在湖南省内，主要在长沙、宝庆二府内召募，尤以湘乡人为多。这样的募集办法与清朝军队“将不必由帅选”，正好相反。它利用地域观念和同乡感情，促使彼此间团结合作，避免过去官兵“不相习”，上下缺乏感情联系，互不相干的冷漠状况，而达到“一营之中，指臂相联”，使“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2。 其次，在将士素质上，要求“凡募勇，取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气者；其有市井衙门气者不用”；而在将官上则选择绅士与儒生，其主要将领大多是有同乡、同学、师生、亲友关系，且是气味相投，讲求“忠君”、“卫道”的程朱理学忠实信徒。用曾国藩的话是，“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2，并具体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归根结蒂是必须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作出个人牺牲，即具有“忠义血性”者，以能为封建主义制度效忠的政治标准为根本原则3。 2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曾文正公别传》卷，第3页。 以上见王定安《湘军记》卷20，岳麓书社版，第338页。 2《湘军记》，第340页。 3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32页。 再次，特别强调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在“训”字上，“以忠义激励将士”，进行封建伦理和纪律教育。“崇纪律，重廉耻”，要求“有勇知方”。严禁将士吸食洋烟（鸦片）、打牌押宝（赌博）、**妇女和结盟拜会等；在“练”字上则加强练队伍和练技艺。每天必须按规定出操、练习各种武艺和阵法、巡逻放哨和列队点名等，要求行动整齐，勇于作战。 这样，曾国藩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使全军上下归他一人调度指挥，湘军成为以曾国藩为首领的私人武装。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军阀集团。湘军的骨干多是以各种封建关系纠集在一起的中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一般中小地主家庭，功名不高，或是诸生、文童，也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这些人都浸透了封建正统思想，都以坚决维护封建名教和统治秩序为己任。这些人比腐朽的封建官僚有才干，他们兢兢业业，有一股拼命向上爬以取得功名利禄的顽强精神和野心。曾国藩正是带领这样一批儒生们，结成“誓不相弃之死党”4，而成为太平军的死敌。 在曾国藩组织湘军的过程中，即在咸丰三年间，尚未与太平军正式作战前，他就已指挥这些未成军的练勇在湖南境内多次镇压过会党起义，也曾派遣他们到江西支援过当地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在对待起义军上，曾国藩采取极为残忍的手段。早在咸丰三年二月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就提出对起义军“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主张“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并声言“但得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他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积极，批示他“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2，因而他更加放手大干。这年上半年，他在长沙设审案局，依靠地方绅耆，大批捕杀，立三等法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死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不“拘泥常例”，借用巡抚令旗，捕人多，杀人快，“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心狠手辣，在百十天内，就屠杀了200多人。他这样大肆杀戮的暴行，遭到社会舆论的严正谴责，人们给他起了“曾剃头”和“曾屠户”的绰号。 4《与彭筱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3页。 《与文任吾》，《书札》卷2，第35页。 2《奏稿》卷2，第2—3页。 第四节镇压太平天国湘军筹建于咸丰三年，原先只有陆师，以后为与太平军争长江水上优势又筹建水师。水、陆两支队伍于咸丰四年正月下旬分别建成。水陆各5000人，营制每营500人，各分为0营。水师拥有“快蟹”40号，“长龙”50号，舢板50号，拖罟号（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又购民船20号改造为战船，另雇民船一百数十号，以载辎重。加上夫役水手7000余人，水陆共有员弁兵勇一万七千余人，自衡州（今衡阳）出发，会师于湘潭，声势浩大，欲“东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 曾国藩于出师时，发布《讨粤匪檄》，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同时也抓住了太平天国的某些弱点加以渲染。它充分反映了曾国藩对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仇恨，表明了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镇压农民起义的顽固立场。 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大举“东征”时，太平军水师已据有长江天险，陆上则占有皖、赣、鄂三省的大部分。而这时安庆、九江早已在太平军手里，武昌也正处在太平军包围中，太平军显然占有绝对优势。曾国藩的东征，战略目的是在争夺武汉、九江、安庆这长江中游的三大据点，然后进军东南，包围天京。因此，此后七八年间，湘军便同太平军对这三大据点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争夺。 曾国藩面对太平军强大的兵力及其所占有的优势，认为必须逐步推进，步步为营，而不能急于冒进。他首先着眼于两湖地区，与太平军展开了拼死的战斗。战斗最早于咸丰四年（854）三月上、中旬在岳州府周围进行，老湘营王錱兵败退守岳州，又缒城逃跑，大部分被歼，太平军乘胜进占湘潭，钳制长沙。曾国藩以湘军主力力争湘潭，并自率水师攻打长沙北之靖港，结果湘军水勇溃败，战船三分之一被焚毁和为太平军所获。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被随从救出。湘潭方面双方激战7日，太平军伤亡重大，被迫退出，长沙外围缓解。曾国藩利用3个月时间休整，于六月中重新出动，七月初一日夺回岳州府城。 这年八月，曾国藩督率湘军水陆师分三路进攻武汉。八月二十三日（0月4日）攻陷武昌、汉阳，太平军停泊汉水的千余艘船只拟冲至长江，被截毁殆尽，湘军水陆东下，进攻江西。十月十三日（2月2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带领下又攻断湖北田家镇至半壁山的拦江铁链，焚毁太平军船只4500余艘。湘军大为得势。 然而，风云突变，这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率军在江西湖口、九江焚湘军水师船只。特别是十二月二十五日（855年2月日）在九江夜袭湘军水师，焚战船多艘，获曾国藩座船，尽得其文卷册牍，曾国藩走投无路，再次投水寻死，被人救起送罗泽南营中。紧接着咸丰五年春，太平军第四次攻占汉阳，并第三次攻克武昌城，曾国藩率部龟缩南昌城内不敢出来。下半年十一月石达开回师江西，在短短3个月里，赣中、赣北尽为太平军所得。到咸丰六年上半年，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与太平军进行了将近3年的争夺战，彼此各有胜负，但总的形势对湘军是不利的，不仅长江中游三大据点都在太平军手里，而且太平军还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之间所有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也都为太平天国所有。 然而不久，“天京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带领湘军趁机反攻。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85年2月9日），湖北湘军胡林翼、杨载福等攻陷武昌。咸丰七年九月初九日（857年0月2日），湘军攻陷湖口，被阻隔3年之湘军水师彭玉麟部与杨载福部在外江会合。 在此期间，自咸丰七年二月到八年六月的一年四个月时间里，曾国藩因丁父忧回原籍守制。他与清廷的矛盾，也通过三四年来战事的进展而有所增长。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于曾国藩本来就怀有疑虑，始终都仅赐给他空头衔而不予以实权，使他感到处处都有阻力。他曾向咸丰帝提出至少授给他以巡抚职务以便于办理军务，调动粮饷等，但没有获得同意，而让他继续“在籍守制”。到咸丰八年元月，由于胡林翼、骆秉章先后奏请他统兵援浙，他才再度出山。 经过几年来与地方官吏和清廷的交涉折冲，又经过一年多来在原籍守制期间的反思，再度出山的曾国藩变得老练圆滑了。此后的曾国藩与清廷及与地方官吏的关系渐趋于合拍，他的职权地位也随着形势变化发展而不断有所提高。 太平天国的实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内讧而大为削弱，使总的形势大有利于清廷，但就湘军与太平军的较量来看，在咸丰八年至十年的两三年间则仍有起伏。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李续宾等会同水师杨岳斌（即杨载福）、彭玉麟联合攻下九江，太平军一万七千余人死难，长江中游第二据点又为湘军所得。但同年十月，三河镇之战，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000为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等被击毙，给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打击之大，不亚于咸丰四年冬湖口、九江曾国藩座船被俘获之役，“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3。 咸丰九年（859），石达开部太平军拟行入川，骆秉章与胡林翼计议，通过湖广总督官文奏请清廷派曾国藩入川布置，以确保湖北饷源，而乘机为曾谋得川督。咸丰帝虽下令调派曾国藩率军入川，却无意授他以四川地方实权，因而胡林翼等又合计将曾国藩留驻湖北，共谋进军安徽。此后曾国藩便以攻取安庆作为湘军的战略重点和当务之急，把安庆之战看作是“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来考虑。 曾国藩进攻安庆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实行力取上游，逐渐及于下游，也就是先取安徽，再及于江、浙的方针，始终坚定不移。即使是咸丰十年春夏之间江南大营再次解围，和春、张国樑兵败身死，苏常危急，咸丰帝一再催促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支援，他都拒不从命，安然不动。咸丰帝万不得已，只好赐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并连下谕旨，令他撤安庆之围，驰援苏常。他也还是奏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2，坚持原来的观点。最后清廷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由于坚持先打安庆再及江南的战略方针，在此后安庆攻陷后，湘军在围攻天京上拥有更加有利的形势。 但是，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重用洪仁ㄒ猿掠癯伞16钚愠啥说纳朴诖透挥谑嫡骄椋乖恼铰砸馔疾豢赡芮嵋资迪郑揖o萦诶Ь场o谭崾晗闹潦荒瓿跸模蚱蠲沤辏鞅步胩?同上书，第4页。 《复刘霞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第23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第44页。 平军争夺皖南。在十年十月和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就曾先后两次因太平军李秀成和李世贤分别率部逼近而惊慌万状，两次都写了遗嘱安排后事，只是因为太平军没有进一步进攻而使之度过了危机。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再不敢身临前线指挥作战了。 安庆经过长期的围困，于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8年9月5日） 终于被湘军曾国荃等部攻陷。在曾国藩下，曾国荃纵兵杀掠，乘机大发横财。 安庆的失陷，使天京失去重要的屏障。太平军从此居于守势，湘军与太平军的主要战场也由安徽转移到江苏。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这年十月，慈禧太后依靠帝国主义的，与恭亲王奕䜣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政权。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慈禧太后任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同治元年（82）更加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官衔。这时曾国藩渴望多年的宿愿得以实现，军、政、财大权一手在握，积极性也大为提高，从而加紧对苏南、浙江进兵，为最终攻取天京作好布防。在他的下，曾国荃部湘军包揽了对天京的围攻。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84年7月9日）天京沦陷，曾国荃部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功，并纵兵对天京大肆掳掠烧杀。清廷论功行赏，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一等伯爵，其余湘军将领也都赏赐有加。 在慈禧太后把持下的清廷，对曾国藩虽然委以重任并给予实权，但实际上还是很不放心的。特别是在曾国荃进兵雨花台以后，湘军自数万增至十余万人，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对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胁，因而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便有所改变，不像以前那样了。曾国藩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意识到要保存性命，只有退让。于是在攻陷天京后便主动提出裁撤湘军和为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以消除清廷的疑虑。具体办法是裁撤他所直接统率的湘军主力二万五千名，但保留后建的淮军以“御寇”；曾国荃辞去浙江巡抚的职务。对于曾国藩的自释兵权和曾国荃引疾自请开缺，清廷很快便予以批准。第五节从主张抵抗到外敦“和好” 当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激烈搏斗期间，发生了英法联军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曾国藩在对待外来侵略的问题上仍然是主张抵抗。两年以后，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859年月25日）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一阶段战役结束，《天津条约》已经签订，英法侵略者北上换约，他们故意不按清廷规定的路线，擅自闯入大沽口，遭到大沽驻军的痛击。曾国藩在得到消息后，认为这次胜利大快人心。他在写给当时在僧格林沁营中当幕僚的郭嵩焘的信中说“五月二十五日之战，自庚子、辛丑（840、84）夷务初起后，至是始一大创之，中外人心为之大快。”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以对付农民起义的新局面，这便是“借兵助剿”的问题。 在“助剿”问题上，外国侵略者是很积极主动的。咸丰十年冬，俄、法驻华公使便连续向清廷表示愿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这时通过第二次战争的再次接触，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重要成员对于西方侵略者的认识已有较大转变。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是“心腹之害”，而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于是借洋兵“助剿”便提到会议桌面上来。在谈判桌上，俄、法、英、美很主动，而清廷则处在被动地位。就清廷方面而言，它未尝不想借洋兵以镇压农民起义，但又感到“流弊滋多”，因而迟疑再三，最后只是在太平军占有苏、常，再次进攻沪、杭的严重形势下，才不得不被迫接受。 但是，对于借洋兵“助剿”，曾国藩却另有一番考虑。同治元年正月（82年2月），他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给江苏巡抚薛焕的信中，就曾很不客气地责问道“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而当清廷表示“嘉其助顺，听其进兵”，逼他表态时，他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表示不同意和洋兵联合进行全面会剿，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始终强调“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2。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于洋兵“会剿”事是有条件的，他在给薛焕的信中曾直截了当声称“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上海而言，而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3正是由于曾国藩等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国大规模的洋兵联合会剿，而在同治元年夏的一个上谕宣告“借洋兵助剿之议，叠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前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情愿帮同战守，是以姑事羁縻，未经阻止。”表示以后当主要依靠官军。 曾国藩之所以反对“洋兵会剿”，认为“只宜借兵守沪城”，真正的原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第44页。 《复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第35页。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5、274页。 2《复薛觐堂中丞》，《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版，第27页。 3《复潘玉香观察》，《曾国藩未刊信稿》，第7—8页；《议复借洋兵剿贼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5，第9—20页。 《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7页。 因是第一，他不愿洋人分占其利，特别是不甘愿洋枪队分占由他和其弟曾国荃湘军主攻天京的头功。这是最主要的。第二，这也是从清朝统治者的实际利益考虑。尽管这时这个政权已开始半殖民地化了，但它在能够保有的独立限度里，还是尽量想多维持一点自己的封建主权。 值得注意的还有阿思本船队的事件。这事也发生在咸丰、同治之交，与借洋兵助剿差不多同时。咸丰十一年（8），总理衙门大臣奕䜣、桂良、文祥等首先奏请购置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曾国藩很表赞同，称为“... 18 第七节“剿捻无功” 曾国藩在功名仕进上曾一帆风顺，但在镇压捻军中因“无功”而招致清廷的不满。 同治四年四月（85年5月），捻军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剿捻主力吸引到山东菏泽西北高楼寨，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伏击，使僧军被大量歼灭，僧格林沁本人也被击毙。清廷大为震动，赶紧调派曾国藩督师北剿。清廷颁给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关防，任命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三省八旗、绿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由他节制。 针对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曾国藩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画河圈围的对策。他先驻扎在徐州，作为指挥中心，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以后加上归德）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以后又分别移驻这些据点，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对捻军进行跟踪追击，以达到最后聚而歼之的目的。为了割断捻军与群众的联系，他实行查圩政策，进行坚壁清野，严禁群众接济捻军，并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企图彻底孤立捻军。他以水师炮船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又利用运河、淮河、沙河、贾鲁河等河流的自然地形，挖壕筑墙，进行设防，企图限制捻军的流动。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使清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同治五年八月（8年9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清廷决定以李鸿章来接替他。曾国藩自己也深感这种局面难以维持，便于同治五年十月自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等职衔，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并附片暂将封爵注销。清廷只撤换了他的剿捻钦差大臣，命令他南返两江总督原任。 同治六年正月（87年2月），曾国藩由周口剿捻据点，途经徐州，二月返抵江宁，还驻两江总督衙门。此后两三年间，清廷为了对他进行安抚，先后补授他以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并于同治七年七月调他任直隶总督。这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他在北京受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数次接见，并在国宴上班列汉官之首，与满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然而在骨子里，曾国藩通过实际的观察体会，对清皇朝之前途及其当权人物深感失望，心情十分凄凉阴暗。还在同治六年六月间二十日晚（87年7月2日），他就私下与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闲谈时透露出自己的忧虑。他对赵烈文的清廷“根本颠扑”，命运“殆不出五十年”的估计，起先不肯相信，以后觉得赵的分析有理，而希望速死，免得看到清朝的崩溃而难过3。以后他北上到京、津等地，通过亲自考察和直接了解，对清廷及主要当权人物更是失去信心，感到清廷大势已去，更增添了心头的愁闷。 3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9页。 第八节“曲全邻好” 同治九年五月（870年月）天津发生了重大教案，爱国民众愤怒惩罚欺压中国人民、无视中国主权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等侵略分子，焚毁教堂和外国驻津机构多处。事件发生后，清廷派遣曾国藩前往处理。曾国藩到天津后，明知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为了讨好侵略者以维持“中外和好”，他不惜违心地大肆惩办中国人民，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头上。当时，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间，法国公使罗淑亚声势汹汹，以武力进行威胁，企图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极为苛刻的条件，连清廷都感到事态严重，“有诏备兵以待”，而曾国藩却说“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他的对外既定方针是“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吾辈亦宜含浑出之，使彼有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凭谣言以煽乱，尤须从重惩办”2。在他主持下，完全满足了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0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边疆，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3，还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到法国赔礼道歉。曾国藩这种视人民如草芥、曲意讨好外国侵略者的卑劣行为，不能不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甚至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气愤地砸掉他悬在湖南会馆上的匾额，声言开除他出同乡会。在社会舆论的共同谴责下，曾国藩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一事件“办理过柔，寸心抱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为一生憾事”。以后还再三写信对人表示“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但实际上他又认为从维护清朝统治利益上讲，是做得对的。他在向清廷奏报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时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认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2。他进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图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3。他认为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惟有采取对外屈辱乞和的妥协方针。也就是在这个奏折中所说的，今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兵端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 此后，他更与郭嵩焘、李鸿章往复讨论。李鸿章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4曾国藩答复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他们总结出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作为他们对外行动指南，并成为清廷对外关系的总方针。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7，《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2页。 3《复崇地山宫保》、《复恭亲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第2、4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7，第4—5、42—43页。 2《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页。3《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4页。 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页。 《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0，第27—28页。曾国藩按以上指导思想办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于舆论的指责集中在曾国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兴名臣”变成“卖国贼”。为了缓和“清议”，减少自己所受压力，曾国藩上疏请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协同办理。清廷接受他的请求，派遣工部尚书毛昶熙、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会办教案。这时正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死，便下令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派李鸿章接替他为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实际上等于宣布曾国藩没有处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国藩推出来当替罪羔羊，使曾国藩深感难堪，并为之寒心。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870）九月下旬离津入京，十月十五日（月7日）由京南行，闰十月二十日（月2日）抵江宁。此后他于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苏长江南北诸城镇巡视军营，并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所属各厂。由于重病缠身，加上长期的精神抑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872年3月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终年2岁。 他死后，清廷给他以最高嘉奖，在专发的上谕和祭文中对他大加赞扬，称他“公忠体国”，追赠太傅，谥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将其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 第十一章李鸿章第一节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823年2月5日）出生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李文安曾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李鸿章于道光二十四年（844）考中举人。翌年，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师事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过了两年，李鸿章考中进士。道光三十年（850），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李鸿章曾多次率领团勇协助安徽地方官员对抗太平军。咸丰八年（852），李鸿章奔江西晋谒曾国藩，入其营幕。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未曾到任。在曾幕期间，李鸿章郁郁不得志，师徒之间微有龃龉，曾一度拂袖他去，“闲居一年”。咸丰十一年（8）秋，湘军攻陷安庆，他又回到老师的营幕，这时，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从此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左右手。 咸丰十年（80）太平军进军苏、杭，威胁上海。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纷响应，不久，一支拥有500余人的淮军正式编成。淮军建立之初，“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军章程”2。曾国藩调拨湘军数营并入该军，又以湘军悍将程学启、郭松林等人充当军中头目。同治元年（82）夏，李鸿章统率淮军由安庆乘英轮来到沪上，旋奉命署江苏巡抚。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变成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淮军抵沪后，曾国藩谆谆告诫李鸿章对待侵略者要恪守“忠信笃敬”信条。李鸿章又看到外队拥有新式枪炮，叹为“神技”，“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他一面以重金聘请洋教官到各营教习；一面向侵略者购买新式武器。此外，他还“全神笼络”华尔，企图通过他向外国聘请“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2，并以他“一人之心”去“联络各国之好”3。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侵略者协同作战，李鸿章与何伯以及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李鸿章派出淮军000人与侵略军“共维大局”，其中3000人进驻南桥，3000人由英官负责严加训练；(2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3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这样，李鸿章与资本主义侵略者正式建立了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军事合作。 同治二年（83）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全军编制3000人，暂以奥伦为统领，清军以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2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抚台（李鸿章）指挥；(3军费开支由海关2《复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0页。 梁启超《李鸿章》，第2页。 2《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 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 收入供应，军火由李鸿章购买拨给。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戈登取代奥伦为统领，李鸿章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4。 常胜军整顿后，的确帮了李鸿章的大忙。同治二年三月（83年5月），太仓陷落，太平军被“追斩殆尽”，李鸿章赞扬戈登“坚忍镇定”。不久，昆山失守，太平军7000余人被俘，3万人遭杀害，李鸿章对戈登的“奋勇”表示“殊堪嘉尚”2。十月（2月），苏州被攻占，李鸿章率军大肆抢劫财物，并发给常胜军7万元，后奉旨另犒赏戈登银万两，以资鼓励。次年四月，攻陷常州，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300人、炮队00人并入淮军。攻陷苏、常后，清军加紧进攻天京。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84年7月9日），攻陷天京。李鸿章又调派淮军追杀太平军余部。由于平定“粤寇”有功，清廷赐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他的淮军由原来的000余人逐渐扩充到六七万人，逐步取代湘军成为清廷所倚重的一支凶恶军队。在劫掠人民财富方面，李鸿章也并不比曾国藩兄弟逊色，李家兄弟数人在绞杀太平军期间，就兼并土地约0万亩。 太平天国起义被扼杀后，清廷集中兵力围剿捻军。同治五年（8）秋，李鸿章吸取了曾国藩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扑灭“倏忽无定”的捻军，必须增添马队，马步配合，左右夹击，前后堵截，才能扭转尾随追逐，劳而无功的局面。在战略上，他坚守曾国藩“画河圈地”的主张，实行“扼地兜剿”，驱逐捻军到“山深水复之处”3，重重围困，加以歼灭。与此同时，还“阴招其饥疲裹胁之众，使其内乱残杀”。同治六年十二月（88年月），赖文光被俘就义，东捻军为李鸿章所扑灭。同治七年正月（88年2月），西捻军进入直隶，“京师大震”，清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进行镇压。七月（8月），西捻军进入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的狭窄地带，被清军围困，无法突围失败。 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于同治六年（87）被清廷实授为湖广总督，西捻军覆灭，又赏加“太子太保衔”，成为当时一个握有军政实权的封疆大吏，也是为清廷所倚重的一个“中兴名臣”。 4《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82页。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 3金毓黻、田庆余《太平天国史料》，第37页。 《捻军》第册，第4—42页。 第二节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还开始积极推行洋务运动。所谓洋务运动，是清廷在同治年间兴起的“求强”、“求富”活动。从事这一活动的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就是洋务派的首领。 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中，李鸿章深感当时清皇朝存在的不仅是“内忧”，而且还有“外患”。他认为外国侵略者“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2，“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又目睹欧美各国“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3。为了巩固清朝统治，李鸿章提出变“成法”、立“奇业”的主张，即是在不变更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略事变革，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加强内部统治，对付新的“变局”和“强敌”。 李鸿章到达上海之初，“深以中器远逊外洋为耻”，为了学到洋人“长技”，屠杀人民，开始向外国购买洋枪炮。继购置之后，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2，决定自己设厂制造。 最早创办的军事工业，是同治元年到同治二年在上海、苏州设立的洋炮局，规模不大，却给淮军提供了一部分枪炮弹药。同治四年（85），李鸿章又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前者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军火工厂。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接办了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这时捻军和少数民族起义已相继被镇压，但他认为“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机思逞，时需分头防剿，设军火无措，必致贻误大局”3，因而对该厂进行整顿，扩大生产。 筹建北洋海军是李鸿章“求强”事业的重要内容。同治末、光绪初，资本主义侵略者加紧窥伺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当时，加强海防，保卫边疆，刻不容缓。同治十三年（874），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分析了这一危险形势，并向清廷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建议。从光绪元年（875）开始，李鸿章先向英国订购一批炮船，但他认为一支象样的新式海军，“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操练，不足以控制重洋”4，于是向德国订制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船和一艘钢甲船。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以中国海军实力单薄为理由，又向英、德等国订购船舰快艇，加强海军实力。光绪十一年（885），清廷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经过陆续添购船只，到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拥有大小军舰雷艇等25艘。这期间，李鸿章还筹措巨款修建旅大、威海卫军港和旅顺船坞。 李鸿章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时常感到经费不足，使局务难以维持和发展；原料燃料不能自给，不得不向外国购买；缺乏新式交通工具，在运输2《捻军》第册，第4—42页。 3《洋务运动》第册，第4—42页。 《洋务运动》第册，第4—42页。 2《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4《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 上碰到很多困难。为此，他决定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促进“求强”。李鸿章创办的第一个“求富”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872），他招集商股，借用官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航运业，办起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民用工业。光绪三年（877），他举办的开平矿务局，成为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大型煤矿企业。由于煤的蕴藏丰富，质量较好，产量日增，被李鸿章称为“成效确有可观”的一个企业。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光绪八年，又奏准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十九年（893），该局遭火焚，李鸿章派盛宣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并拟另设0个分厂于上海、宁波、镇江等地。李鸿章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向清廷提出铺设铁路有利于国计、民生、军务、漕务、通讯、交通等九大好处，并强调指出“西洋诸国所以勃焉兴起者，罔不慎操此术。”他还拟定一个修筑铁路的计划，由于当时清廷财力竭蹶和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实现。到光绪七年，才修成一条由唐山到胥各庄、全长公里的短程铁路。光绪二十年，唐山至山海关铁路建成，全长28公里。此外，光绪十四年（888），李鸿章成立漠河矿务局，开采黑龙江漠河金矿，成绩卓著，是一个经营比较成功的新式矿业。 在“民用”企业中，采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厂内设有总办、会办、帮办等大小官员，“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其他商股无权过问。正如梁启超批评的“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之厉阶可也。”2李鸿章自己和他的亲信唐廷枢、盛宣怀等人，依靠政治特权操纵局务，贪污中饱，一个个成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暴发户。 李鸿章从事军火生产时，说是“为今日御侮之资”3，他筹办海军，明确指出“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4，但是他在大谈军事对外的同时，却又宣称“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5。他也准备与来犯之敌交战，却又说不能“自我开衅”，要等到对方“万分无礼相加”时，才不得已与之一战。这种消极态度，导致了每战必败，所谓“御侮”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至于兴办民用企业，李鸿章也标榜“杜外人觊觎之渐”，创办轮船招商局，声称“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设立开平矿务局，他说“亦可免利源之外泄”；集资兴建煤铁矿，又说有“堵塞漏卮”的好处。当然，在这一方面虽然也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在当时国家不能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去挽回洋商专擅之利权的。实际情况是，只能在承认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海关、航运、市场以及洋货大量涌入内地的前提下，通过微弱的竞争，与外商共分《洋务运动》第册，第4—42页。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 2《皇朝经世文编》卷2。 3梁启超《李鸿章》，第72页。 4《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5《洋务运动》第2册，第498页。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一部分利润。 李鸿章办洋务固然是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各厂局也存在种种现象，但他能够面对现实，比较清晰地观察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积弱贫穷的落后状况，尖锐批评各种陈腐观点，慨然以举办近代新式工业为己任，提出谋求富强的方案。终于在他的倡导下，逐步建立起中国早期的军事工业、新式海军以及民用企业。就此而论，李鸿章与愚昧落后、闭目塞听的封建顽固官僚比较，显然是有所作为的。 李鸿章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不可能起到真正抵御侵略的作用。但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和北洋舰队还是被迫应战，李鸿章控制的军火工厂，“昼夜不停”，“加倍赶制”枪炮，运赴前线。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曾经重创敌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民用企业尽管管理落后，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由于仿效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毕竟使中国出现第一批近代企业，反映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新式工业和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此外，在各类企业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为了举办洋务的需要，李鸿章还设立一些新式学堂、翻译机构以及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客观上不能不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某些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办理外交事务正当李鸿章热衷于大办洋务事业时，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窥我国沿边和邻邦，造成严重的边疆危机。对于凶恶贪婪的资本主义侵略者，李鸿章缺乏足够的认识，坚守“力保和局”宗旨，奉行“外须和戎”外交方针。同治九年五月（870年月），天津教案发生。清廷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主持办案，其判处20人正法，25人充军，赔款余两。曾国藩的举措，受到舆论的谴责。八月，李鸿章奉命接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权势显赫、举足轻重。他在天津设立的衙门，号称“第二中央政府”。到任后，李鸿章完全曾国藩的原判，正式议结天津教案，先将判处正法20人中的人处死，另4人由于天津群众的坚决要求，李鸿章不得不从轻判决。在办理天津教案中，李鸿章与曾国藩忠实执行清廷媚外政策，天津人民恨之入骨。 同治十三年（874），日本借口出兵大举进犯台湾，遭到高山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李鸿章唯恐扩大事件，说什么“台湾系海外偏隅”，不值得大动干戈，主张与日本签约息事。九月二十一日（0月30日），总理衙门与日本签订《台事专约》三条，赔款50万两，承认日本出兵侵台是“保民义举”。中日谈判期间，英国提出台湾对外通商，李鸿章竟说“与其听一国（指日本）久踞，莫若令各国（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均沾”。意欲通过开放台湾，利用其他国家的力量，阻止日本独占，这就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外交的首次运用。总理衙门让步订约后，日本得寸进尺，意图并吞琉球。李鸿章认为琉球是个“黑子弹丸之地”2，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光绪五年（879），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在日本出兵侵犯台湾的同时，英官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由缅甸闯入云南，意在开辟入侵西南各省通道。英国驻京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前往迎接，在腾越西南蛮允地方，武装队伍悍然开枪击毙群众多名，当地人民立即将马嘉理打死，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英国侵略者乘机进行讹诈，清廷派李鸿章与英国进行谈判。开始时，李鸿章认为英国武装队伍擅自入境，“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3。及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恫吓威胁下，李鸿章怕“和局”破裂，便改变了态度，于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87年9月3日）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赔款20万两；清廷派大臣赴英“谢罪”；允许英人前往云南、青海、甘肃、西藏等省“调查”、“游历”；开辟印藏交通；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外货运入内地免纳各项内地税以及扩大领事裁判权等，为英国入侵云南、西藏等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中，李鸿章对俄国于同治十年（87）悍然出兵强占新疆伊犁这一严重事件，也表现得十分怯弱。俄队侵占伊犁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部分官员纷纷要求进兵新疆，收回失地。然而，李鸿章却大唱反调，理由是第一，新疆是一块旷僻无用之地，“即《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 2《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 3《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 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4。出师远征，竭尽财力，势必影响东南海防建设。第二，英、俄久思染指新疆，他们已扶植阿古柏作为傀儡，中国贸然出兵，必定祸不旋踵，“别生他变”。第三，中国“兵将皆单，军器不精”，“实不及专顾西域”2，而且统兵主帅“左公已老”，将士率皆疲弱。在军需给养方面，由于路途遥远，无法源源运济，纵然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失地，“势必旋得旋失”3。据此数端，李鸿章主张对已出关或准备出关的清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4。 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的言论，受到朝野的强烈谴责，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光绪四年（878），左宗棠率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但俄国赖在伊犁不走，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并于光绪五年签订《交收伊犁条约》，虽然索回了伊犁，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另赔款500万卢布，俄国还获得蒙古、新疆贸易免税以及由西北经天津到汉口进行贸易等特权。消息传来，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改约。清廷表示不承认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俄国立即摆出不惜诉诸武力的架势。李鸿章被吓坏了，坚主崇厚不可问罪，俄约不能推翻，劝告清廷速予批准。 在“边务迭兴”中，李鸿章忠实执行了清廷“保全和局”这个既定方针。对外交涉时，总是借口中国的军事力量大不如人，决非西方国家的对手，因此，抱定逆来顺受，忍辱息事的宗旨。退让的结果是接受无理要求，签订屈辱条约，一步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 4《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3《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4《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7。 第四节在侵略战争面前节节退让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避战求和，含忍妥协，最后向法国、日本屈服投降，签订卖国条约。 同治、光绪之际，法国多次进犯越南。其时，法国金融资本发展迅速，积极对外扩张，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5，显然，法国是企图以越南为基地，侵略中国。光绪八年（882），法军进攻越南北圻，清军出境援越。但清朝统治者害怕由此危及自身的安全，授权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谈判。双方议定清军撤出越境；以红河中间之地划界，中法两国分别保护；开放保胜为商埠。 李鸿章的退让，“招引法国以为中国将不会反抗”。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撕毁了协议，大举进攻越南，同时，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向李鸿章施加外交讹诈，李鸿章为了保存军事力量和淮系地盘，主张继续执行“永保和局”的外交方针。他认为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2，声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开战后，“兵连祸结”，“一发难收”。李鸿章的宜和不宜战的论调，在中法战争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光绪十年（884），法军向北越发动进攻。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通过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向李鸿章诱和。李鸿章函告总理衙门，务必含忍与议，同时强调指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2。清廷接受了李鸿章“兵心民心摇动”的警告，命他与福禄诺在天津举行谈判。四月十七日（5月日），双方签订《天津简明条约》，规定法国“保护”越南；滇桂边境通商；中国撤回军队。 条约签订后，法国又以清军未能及时撤退、双方发生冲突为借口，蓄意扩大事端。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4日），法舰开入福建闽江口，李鸿章“自度兵船不敌”，一面拒绝清廷调拨北洋船舰增援福建；一面致函会办海防大臣张佩纶，要他勿向法船开炮。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舰进攻福建海军，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也“严谕各舰，不得妄动”3，致使马尾海战失败，福建海军覆没。 法国的侵略暴行，激起全民极大的愤慨，前线广大将士斗志昂扬。 光绪十一年二月（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领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当时的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清廷缺乏胜利信心，李鸿章则认为镇南关大捷不过是“偏隅偶胜”，应该知足罢兵，趁胜求和。四月二十七日（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订立《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允许法国在我国西南开埠通商；中国兴办铁路应与法人“商办”等，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鲍维《茹费理与法兰西帝国主义的复兴》，第9页。 2《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4编，第40页。 《中法战争》第4册，第45页。 2《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 3《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5。 使法国得以插足中国滇、桂等省，西南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日本从同治年间开始，多次入侵朝鲜，蓄谋大规模进攻中国。光绪二十年（894），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鸿章调拨部分淮军赴朝，日本也派兵前往。朝鲜局势稳定后，清廷向日本提出双方同时撤兵，日军拒不撤走，阴谋挑起战争。 在中日关系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李鸿章为了保住他的权位和军事力量，外交上，他玩弄“以夷制夷”伎俩，先后乞求英、俄等国出面斡旋，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各国的“干涉”和“调停”上，结果一一落空。军事上，他一面命令驻朝清军“镇静勿妄动”，“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4，想以“万国公例”去制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一面表示不派兵增援朝鲜，说什么“我若添兵厚积，适启其狡逞之谋”，企图以中国停止派兵的行动遏制日本增兵朝鲜。李鸿章在外交上的畏葸怯弱和军事上的按兵不动，必然导致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 然而，这时清廷内部主战派坚主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人民群众要求抵抗的呼声也很强烈，李鸿章不得不派兵往援牙山中国驻军。运兵轮系用重金租雇的高升号等3艘英国商船。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高升号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遭到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 牙山战役后，李鸿章惟恐北洋海军与日作战遭到损失，丢掉个人政治资本，因此，只是“令游弋渤海内外，做猛虎在山之势”，八月（9月）中旬，日军在平壤大败清军。接着，又挑起黄海海战。这次海战，中日双方各有损失，胜负未定。李鸿章却故意夸大败绩。借口船舰陈旧，武器落后，不能与日继续作战，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躲藏在威海卫军港，造成了中国海军坐以待毙的局面。 九月（0月）下旬，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金州告急，旅顺守将徐邦道力主派兵增援，李鸿章斥之为“糊涂胆小”。十月（月），日军攻陷大连，进犯旅顺，海军提督丁汝昌“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李鸿章又训斥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2于是，号称东方第一要塞的旅顺军港落入日军手里。光绪二十年十二月（895年月），日本海军进攻威海卫。这时，北洋舰队尚有战舰炮艇等20余艘，重整旗鼓，仍可与日一决雌雄，但李鸿章不敢一试，终于在次年正月（895年2月），北洋海军连同威海卫军事要地全部落入敌手。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895年3月9日），李鸿章作为清朝的“全权大臣”到达日本马关。翌日开始谈判，日本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曾力争“请让少许”，没有结果。三月二十三日（4月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款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这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4《中法战争》第册，第8页。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5。 2《中日战争》第3册，第72页。 地的深渊。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有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表示反对。在“干涉还辽”事件中，李鸿章又被迫对日让步。九月（月），他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订明中国“报酬”日本3000万两，收回辽东失地。 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紧要关头，避战自保，消极应战，屈辱妥协，忠实奉行清廷的投降路线，造成中国惨败，签订牺牲民族利益的条约。战败投降固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决策，但李鸿章也应负重大的罪责。 第五节从签订《中俄密约》到出任两广总督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遭群议指摘。他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权势很重的职位，留京“入阁闲居”。光绪二十二年（89）春，清廷拟派王之春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俄国想借此机会迫使清廷派能订立条约的使臣，实现久已垂涎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因而指名要“李中堂”亲自出马，清廷只好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四月二十二日（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有两国共同防日，一旦有事，双方派兵互相“援助”，俄方军舰可以进出中国一切港湾；中国允许俄国穿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修造铁路，并在该路运送军队粮食。不久，根据密约，清廷又与俄国签订一个《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这样，俄国在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的同时，还掠夺了铁路沿线的采矿、伐木、行政、派驻警察、驻军及减免税厘的特权。俄国在“共同防日”幌子下面，将侵略魔爪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八月二十七日（0月3日），李鸿章返回天津，大肆宣扬中俄关系已是“如胶似漆”3，“中国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办完“联俄”外交后，李鸿章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二十三年（897）冬，德国出动军舰，强占胶州湾。第二年春，李鸿章会同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以“租借”名义强占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开矿筑路等权利。不久，俄国海陆军纷纷出动，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要求清廷将旅大“租借”与俄国。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会同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不仅“租借”旅大，而且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直达旅大以及铁路沿线权益不得让与他国等权利，其势力从东北北部伸展到南部，整个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严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救亡图存”口号，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场新与旧的斗争中，李鸿章采取了先是反对、继而暗中回护的态度。 长期以来，李鸿章坚认现行的封建统治是“唯一可行的制度”2，并紧紧依靠慈禧太后，受其驱使。因此，当康有为等人抨击他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和拒绝他加入强学会时，忿恨不已，与维新派之间一度形同水火。他向慈禧太后进谗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光绪二十四年初，总理衙门邀请康有为征询改革大端，李鸿章也出席问话，他竭力反对改革法律官制。 然而，到百日维新前后，李鸿章的态度却起了变化，原因有三。其一，在“变法”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洋务派同维新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在要求“改革”这一点上，却是相互一致的，这就成为李鸿章一度维新派的思想基础。其二，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维新派的“变法”要求不得不略作3《中日战争》第册，第9页。 《中东战纪本末》卷2，第4页。 2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54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页。 修改，提出“君权变法”，“乾纲独断”以及“开制度局于宫中”等“温和”主张。这些倒退的政见，意味着他们与洋务派的距离缩短了，李鸿章与维新派之间的隔阂也就随之逐渐消除了。其三，签订《中俄密约》后，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仅仅做个“伴食之宰相”2。为了改变这个处境，在戊戌变法后期，他一面继续依附慈禧太后，一面又或明或暗地给维新派一定的，希冀事成之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借助维新派力量，实现其洋务抱负。 基于上述原因，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诏令，李鸿章并不反对，或保持缄默，或表示赞同。关于加强军事建设、发展农工商业，以及废除八股、兴办学校等项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李鸿章均抱态度。尤其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他更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3，甚至还推荐康有为出任总教习，难怪后来康有为向别人说李鸿章“助吾革政”。戊戌政变发生后，李鸿章一面不敢违抗慈禧太后捕杀维新派的通缉令；一面派人慰问康有为等人。康有为出走时，他“遣人慰行”2；梁启超逃亡日本，他托人转言相慰。光绪二十五年（899），他南下就任两广总督。到任后，李鸿章采取严厉镇压“盗匪”、会党起义的措施，“募巡警”，“办团练”，“昼夜梭巡，随时警察”，在街道“遇有身带火器刀械，立即擒捕”3。 光绪二十六年（900），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电奏清廷，要求迅速剿办团民，保护使馆，以免中外失和。五月十九日（月日），清廷谕令李鸿章到京主持大计，他借口“粤人呼吁攀留”，暂难北上。实际上他是要等待帝国主义军队开抵北京城下，经过“一二恶战”4，清廷改变态度时，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五月二十五日（月2日），清廷颁布了“宣战”上谕，命令各省督抚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但李鸿章拒不执行，宣称“廿五（阳历2日）矫诏，粤断不奉”5，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宣称长江一带只有“会匪盐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可见，李鸿章是东南督抚违抗“宣战”命令的首倡者。他还积极参与了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以破坏义和团在南方的发展。 李鸿章在广东如此卖力保护洋人，英国就提出广东“需要这位总督坐镇”2，并认为他是建立“华南独立政权”的理想人物，因而千方百计不让他北上，要他与孙中山“合作”，在粤“宣告独立”。李鸿章则认为此事必以“清帝后存亡为断”3，在联军未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尚未“遇难”之前，不能贸然从事。因此，他一面坐观局势的发展，一面假意邀请孙中山前来与他“合作”，阴谋一举搞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这时，孙中山已应邀来2《戊戌变法》第册，第47页。 3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页。 2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页。 3《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页。 4《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5《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3。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2。 2《义和团》第3册，第333页。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4页。 港，抵岸后，得到革命党人密告，获“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4之意，急乘原船转赴越南。 4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87页。 第六节最后的对外屈服妥协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一面压制和破坏群众反帝爱国斗争，一面观望形势，等待时机北上，扑灭义和团斗争烈火，同帝国主义妥协议和。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900年7月）初，慈禧太后授命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催他迅速兼程北上。李鸿章仍是踌躇不动。六月十九日天津陷落，李鸿章在清廷的催促下，于二十二日首程赴沪。但到上海后，借口“感冒腹泻”，寸步难行，盘桓申江，继续观望。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授予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他还是没有立即动身赴京。二十日，帝国主义军队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狼狈西逃。三十日，清廷授给李鸿章“便宜行事”、“不为遥制”的更大权力。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又发布“剿匪”。于是，“养疴”沪上的李鸿章欣然出发赴京。 八月二十三日（9月日），李鸿章离开上海，二十五日抵达塘沽，俄队将他护送到天津。下车伊始，他便命令直隶官员认真剿灭“拳匪”。半个月后，李鸿章在俄军的保护下来到北京，连日“拜会”各国公使，急谋议款订约。但帝国主义在拟订议和条件问题上分歧较大，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还准备扩大军事侵略，因此，各国驻京公使“不甚与全权见面，亦不与议公事”5。 为了迫使清廷接受苛刻条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四出攻掠，扩大侵略范围。李鸿章唯恐清军进行还击，影响和议进行，有负清廷对他的重托和期望，因此，他命令各地驻军“在一切场合只要碰到外队就撤退”。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将中国兵队之防线形势，制成报告给瓦德西”2，使侵略军对清军的布置了如指掌。 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吓坏了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她授意荣禄电告李鸿章“早安大局”。在慈禧太后催促下，李鸿章加紧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初三日（2月24日），北京公使团提出议和大纲后，李鸿章立即电奏西安，要慈禧太后“迅速乾断，电示遵行”3。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90年月5日），李鸿章与奕劻奉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议和大纲签订后，接着与帝国主义议订条款细目。李鸿章害怕“和局中败”，因此处处让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90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银45000万两；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全部炮台，准许各队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等十二个战略重地；清廷要严防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行动。从此，帝国主义又在中国人民身上套上一付沉重的锁链，清廷堕落成为列强的驯服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九月二十七日（月7日），李鸿章病死于北京，清廷赐谥“文忠”。 5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8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0页。 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39页。 3《义和团》第册，第4页。 第十二章左宗棠第一节究心经世之学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82年月0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左家塅一个下层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 从4岁开始，左宗棠就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9岁时，才正式到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名儒贺熙龄。贺熙龄主张经世致用，左宗棠受他的影响很大，一直以宗师事之。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是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时为江苏布政使，在回乡时见到左宗棠，对这个年轻人很为器重。贺的藏书很多，左宗棠每次借书，他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通过贺氏兄弟，左宗棠逐渐密切了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士大夫集团的关系，思想逐步向经世致用发展。 道光十二年（832），左宗棠20岁时，参加了本省的乡试，与他哥哥同榜中举。这是左宗棠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一次功名。同年，他与湘潭一位富室千金周诒端结婚。由于家境清寒，此后就以招赘女婿的身份一直住在周家。 当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自负不凡，极想由此一举登上仕途，曾三次赴京会试，但连遭失败。科举的失意使他愤懑不平，“遂绝意进取”，“弃词章为有用之学”，精力完全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来。由于外患日深，不少士大夫特别注意边疆史地的研究，左宗棠也深受影响。他7岁时，即从书肆中购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齐氏水道提纲》等书，“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科举失意的几年中，他悉心钻研地学，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 道光十七年（837），左宗棠担任了醴陵渌江学院的主讲。这年，两江总督陶澍“乞省墓道”，回湖南安化，路过醴陵。左宗棠应醴陵知县之请，为陶澍的公馆作了楹联。联中巧妙地嵌入道光帝钦赐“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大得陶澍的赏识，特地邀见左宗棠，“倾谈竟夜，与订交而别”2。此后来往不断。道光十九年（839），陶澍病殁，与陶澍有深交的贺熙龄要左宗棠担负起教育陶子（陶桄）的责任，于是左宗棠于次年来到安化小淹陶澍家教学。 在小淹八年之久的教馆生涯，对左宗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陶澍家中所藏书籍，特别是“本朝宪章”十分丰富。左宗棠“课读之暇，博观纵览”3，阅读了大量有关水利、田赋、盐政的书籍，探求如何上慰宸衷、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世匡时的途径，以挽救正在衰落的封建皇朝。同时，又《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0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第30页。 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第页。2《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第4页。 3同上书，第0页。 从陶澍的往来书信中开始知道了林则徐，并产生了仰慕之情。林、陶都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们关心民情，刚直不阿，主张改革弊政和抵制外来侵略。这些，对左宗棠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第二节御“外患”与除“内忧” 道光二十年（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消息传到湖南，激起了左宗棠的爱国热情。于是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战守机宜”，写出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善后》诸篇，并在给贺熙龄的几封长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其中不少主张与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策略不谋而合。他还尖锐地指出“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必须对琦善这样“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的罪魁祸首“驰使封剑，斩首军前”，“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对于被无辜问罪、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他则寄予满腔的同情，心“如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心神依倚，惘惘相随”2，表现了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高度敬仰。 但是，左宗棠在主张抵御“外患”的同时，又深为农民起义的“隐忧” 而焦虑。特别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清廷的屈辱求和，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因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而尖锐化。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他常与好友胡林翼（陶澍之婿）在小淹“彻夜长谈”，深为“国威屡挫之余，乱民益无所忌”而“百忧攒集”3。地主阶级的立场、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自负不凡的性格，都使他“梦卜夐求”干一番为“圣君”清除“内忧”的大事业。这正是他不久后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中兴名臣”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道光二十九年（849）十一月，林则徐引疾还闽，经过长沙时，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见。左宗棠“谒之长沙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林则徐很赏识左宗棠，称他为“不凡之才”2。 咸丰二年（852），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礼聘，入张幕充当谋士。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在省城内为张亮基调兵遣将进行顽抗，还献“河西合围之策”，企图一举包围、歼灭太平军。在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毅然撤围北上后，左宗棠又协助张亮基训练兵丁、整饬吏治，并对响应太平军的广大群众进行报复。他以“首先决策”镇压浏阳秘密会党“征义堂”有功，升用直隶州同知。 不久，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往湖北，与江忠源等一起，抗拒太平军的西征。后张亮基又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不愿随往，而在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中，一连干了年。 从咸丰四年（854）至咸丰九年（859），左宗棠的主要活动是为清皇朝坚守湖南。当时的湖南，是曾国藩湘军的发源地，是东南五省反动力量的重要基地。在湘军已经倾巢出省镇压太平军，而湖南又受到来自邻边各省和本省农民起义军不断冲击的形势下，左宗棠既要为出省的湘军筹办粮饷、船炮、军械，又要设法抵挡纷至沓来的打击，确是不遗余力，费尽心机。左宗棠在湖南所显示的才干，为统治阶级所赏识。潘祖荫说“国家不《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 2《致贺蔗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3《复胡润之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2《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连最高统治者咸丰帝也特意“垂询及之”。左宗棠对咸丰帝的“特达之知”，刻骨铭心，感激涕零。 咸丰六年（85），左宗棠以接济曾国藩军饷攻占武昌有功，“诏以兵部郎中用，赏赐花翎”，不久，又加四品卿衔3。正当他得到咸丰帝的青睐，飞腾有望之时，却突然被湖广总督官文奏劾，几遭不测。虽由于胡林翼、曾国藩、潘祖荫等人的力争才免于一死，但不得不退出骆幕。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使左宗棠初次尝到“世网之险”。他知道，即“匿影深山”，也不一定能躲过对方再下毒手，因此转而投靠为他脱险出过力的曾国藩。 3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54。 第三节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十年（80）六月，左宗棠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他招募了5000人，组成了“楚军”，这就是左系湘军的悠悠。 左宗棠这次因祸而投靠曾国藩，是他经历中的一个转折。过去8年，他虽然倍受重用，名声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高毕业生黄金岁月sodu级师爷而已；而这一来，却真正成了一员拥兵带队、手握实权的将领。以后，正是凭着这一资本，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与曾国藩等并驾齐驱，成为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楚军”组成后，在长沙金盆岭练军。年底，由江北战场西进的李秀成大军，包围了曾国藩指挥机关所在地——安徽祁门。曾国藩惊恐万状，四处呼救。于是左宗棠不得不率领刚刚练成的楚军出湘，进入江西，在皖、赣交界的德兴、婺源一带与太平军交锋。这一地区是曾国藩大营的粮道，已被太平军拦腰切断。左宗棠的任务就是要打通这一粮道，“严防大营后路”，以解曾国藩之围。他知道，初次出阵的成败，关系今后的命运，因此势在必争。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李秀成对救援安庆并不积极，与湘军稍一接触后，就绕过祁门，过浙江，入江西招兵去了。因而左宗棠得以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德兴、婺源，接着又在东平、鄱阳击败了准备深入江西腹地的侍王李世贤部，从而打通了曾国藩大营的后路。清廷为对左宗棠表示嘉奖，命其帮办江南军务，并授太常寺卿。 咸丰十一年（8）十一月底，从湖北回师的李秀成与李世贤会合，一举攻克浙江省会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清廷大震。这时，曾国藩虽受命节制浙江军事，但他占领安庆之后，正集中力量进犯天京，无暇顾及，故一再推荐左宗棠去收拾残局。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82）春，左宗棠率军自江西入浙。这时，清廷多次令他率兵进驻清军在浙西的唯一据点衢州城，并迅速拿下金华、杭州。但左宗棠是十分谨慎的，他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要马上进攻金华、杭州，固然是“痴人说梦”，就是进入衢州城，也十分危险。因为太平军“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必须“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于是他决定采取“置于四旁，渐进中央”的策略，先不入衢城，而是分兵拔除赣、皖边境的太平军据点，扫清后路，步步为营，逐渐往前推进；然后避开坚城，从侧路进攻杭州。在英勇善战的太平军面前，他的如意算盘实现得并不顺利。直到同治二年（83）初，左军虽然竭尽全力，但仍然停滞在龙游、汤溪、兰溪一带，进展缓慢。但后来太平军整个战局逐渐恶化，外国侵略者公开与清军联合，并在浙东开辟了第二战场，攻占了宁波，因而浙西战场的太平军内部发生动摇，出现了火并、叛变。而这一切，都被左宗棠乘机利用，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攻占了处州、严州和龙、汤、兰三城，并进一步占领了金华，军锋直逼杭州。接着，这时已是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派蒋益澧率军进攻“为杭州锁钥”的重镇富阳。坚守此城的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富阳、新城之间大破蒋军。左宗棠急于事功，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竟不惜“兼募外助之攻”。同治二年八月，左宗棠军与法人德克碑率领的500人“常捷军”勾结在一起，向富阳再度发起攻势。德克碑以重炮轰城，终于夺《清史稿》卷42《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取了富阳。 攻占富阳后，左宗棠兵分两路一路由蒋益澧等率领，直驱杭州；一路由魏喻义、康国器率领，进犯余杭。在左军的围困下，杭州城内弹尽粮绝。同治三年（84）二月，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突围出走，比王钱桂仁投降，杭州陷落。余杭汪海洋弃城北走，也为左军所占。六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被血腥地镇压下去。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 但是太平天国的战斗并未结束。在天京失陷后突围的各支部队分别转战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继续坚持斗争。清廷授权左宗棠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清军，策划最后消灭太平军的余部。同治四年底（8年月），在左宗棠的统一部署下，闽、浙、赣、粤的清军合围汪海洋的最后据点——广东的嘉应州。汪海洋、谭体元壮烈牺牲，长江以南太平军的英勇斗争至此方才结束。同治五年（8）元月，左宗棠从广东“凯旋”而归，回到福州。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活动中，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用大量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顶子，换来了“中兴名臣”的桂冠。 第四节创办福州船政局在闽浙总督任上，左宗棠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这一举动，使他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左宗棠军攻占杭州后，他即派人仿造轮船，但是没有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后，他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表示愿“代为监造”。由于在浙江战场上形成的特殊关系，也鉴于上次华人自制失败，左宗棠决定接受他们的建议。同治五年五月，双方达成协议，并奏报清廷批准。日意格到福州同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选择了马尾山下一处地方作为厂址。在初步规划就绪后，左宗棠任命日意格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2。船厂的生产指标是在五年中，应照“外洋兵船样式”，制成50匹马力的大轮船艘和80匹马力的小轮船5艘。 正当左宗棠兴致勃勃地大搞造船的“五年计划”时，清廷却调他任陕甘总督，以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左宗棠不得不匆匆去西北赴任。但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仍然恋恋不忘于船政局。他推荐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并派他的亲信胡光墉直接督察筹划。因此，在左宗棠离开后，船政局的建设仍在他的“遥控”下继续进行。至同治十三年（874），船政局共建有工厂座、船台3座、船槽座，并附设艺局等，成为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制造厂。 福州船政局与其他洋务派军事工业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腐朽性和对外国的依赖性。但比较起来，船政局还有自己的几个特点第一，从造船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比较突出“御侮”，也就是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筹建之始，左宗棠就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明确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2自造轮船，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此后，他又反复重申英、法、俄、德等国“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因此，“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3。 第二，在造船方针上，左宗棠强调自造，反对“造船不如买船”的谬论。他认为，中国自己造船，是“欲得其造船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一时可比”4。还进一步提出附设艺局，聘请西洋技师，派中国工匠、学员学习西洋语言文字、标法画法等，为中国培养造船、驾驶人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874年2月），船政局与法人合同期满，日意格、德克碑均退职回国，其他洋匠也逐渐减少。从此，技术设计改由中国技术人员担任。因而福州船政局对外的依赖性较少。 第三，从成绩看，福州船政局前后共成船34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3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2400吨的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修造的最大军舰。因此，从客观上说，福州船政局的设立毕竟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2《清史稿》卷42《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4页。 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59页。 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8，第页。 4《艺学说帖》，《左文襄公全集·说帖》。 的海军打下了基础。 第五节用兵陕甘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离开福建，赴陕甘总督任。他的西征部队，一部分是自己带去和调去的楚军、湘军，又在陕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总共在4000人左右。加上原在陕甘和陆续增调的其他清军，共达2万人左右。左宗棠在西北面临着两支相互联系着的起义军——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他镇压的战略是“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这是因为西捻军的战斗力更强，活动范围更广，对清皇朝的威胁也比回民起义军更大。左宗棠的镇压，就是根据这个“先捻后回”的步骤进行的。 同治六年（87）二月，左宗棠军从汉口出发，分三道入陕。六月，左宗堂到达潼关，正式督办陕西军务。他一面派兵沿渭水扎营，一面兵分两支，渡过渭水，进攻西捻军。但灵活的西捻军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集中主力于蒲城一带，有意识地让出泾水西岸地区。左宗棠连忙亲自赶到泾西，策划包围西捻军，企图消灭他们于泾水、洛水之间。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马队猛攻渭北地区的清兵，突破包围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围歼计划。他们进入陕北后，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西捻军相呼应的陕西回民军也乘势攻占了重镇绥德，并邀西捻军共同防守此城。由于连失延川、绥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书请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认捻军“飙忽驰骋，避实就虚”，“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行，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旋回折”2。西捻军进驻绥德后，考虑到陕北山地较多，不适宜于马队驰驱，同时又接到东捻军在运河地区失利的告急信，于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黄河冰冻已合的机会，一举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荡荡渡过黄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惊，“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左宗棠闯了这个大祸，“忧愤欲死”，连忙派了刘松山、郭宝昌两军日夜穷追，自己也随后亲自追赶，狼狈不堪。 但是，捻军进行游击战争而不建立作为战略基地的根据地，总是难以持久的。李鸿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捻军这个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办法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当西捻军深入京畿后，即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几经转战，逐渐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终于在同治七年（88）六月，全军覆没于徒骇河边。 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觐天颜”，受到慈禧太后的“天语褒奖”。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镇压回民起义。这期间，由于西捻军的转移，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声势已开始衰落。陕西的回民起义军被压入甘肃境内，以宁州的董志原为主要据点。甘肃回民起义军，以马化龙为首，表面上接受了宁夏将军穆图善的“安抚”，实际上仍暗中积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左宗棠首先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了陕西境内各股零星的起义队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后进入甘肃境内。 同治八年（89）初，左宗棠军攻占了董志原。以此为据点的陕西回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49页。 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第20页。 《谨拟分别剿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5。 起义军被迫向金积堡方向转移。五月，左宗棠到达泾州，部署了三路进军南路从宝鸡和清水出发，作进攻凉州的准备；中路从泾州出发，进袭平凉和固原；北路从陕西西北出发，进袭定边和花马池，而真正的目标是陕甘回民起义军的中心——以马化龙为首的金积堡。 但左宗棠军对金积堡的进攻，遭到了起义军的坚决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期间，左宗棠的爱将刘松山被打死，死亡极为惨重。左宗棠悲叹“一年之间，连丧大将，人心震骇，谣诼繁兴”，“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2。同时，清廷也一再严诘金积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见成功，糜饷老师，该大臣难辞其咎”。左宗棠受到严责，不得不一面哀求清廷“稍宽时日”，一面更加紧了对金积堡的围攻。同治九年（870）十一月，金积堡“粮已净尽”，马化龙“自诣军门，哭泣请罪”。接替刘松山的刘锦棠（刘松山之侄），接受了马的投诚，令马化龙招各地回军来金积堡就抚。当目的达到后，即将马化龙及其一家全部诛杀。此后，左宗棠军又镇压、收抚了河州、西宁的回民起义军，并于同治十二年（873）九月攻占了陕甘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城。 由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获得“全功”，清廷对左宗棠大加褒奖，赏加协办大学士。次年，又晋为东阁大学士。但经他镇压后的西北，却是“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2。这种惨状，固然是历届地方官员和清军共同造成的，但作为灾难制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难辞其咎的。 2《清史稿》卷42《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第34页。 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58页。 第六节收复新疆同治、光绪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况最为突出。 同治四年（85）初，中亚的浩罕汗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入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87），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毕调勒特汗”（意即“幸运之主”）。同治九年（870），阿古柏进占乌鲁木齐。阿古柏政权不仅残酷地压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利用他们作靠山，分裂中国领土，成为在英、俄庇护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野心勃勃的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同治十年（87），当阿古柏兼并了乌鲁木齐不久，俄国就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还扬言要“代收”乌鲁木齐。新疆面临着被外国侵略者瓜分的严重危险，收复失地，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当新疆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还乡”，但是，祖国西北边陲发生的事变，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之火，他坚定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3同治十三年（874），正当新疆的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这就意味着，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都可以拱手送给别人。李鸿章的谬论，得到相当多的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起而反对。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在争论中，清廷的态度摇摆不定，于是“密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放弃新疆。他针对清廷的心理状态，高度赞扬了乾隆帝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坚定态度，指出“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同时，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左宗棠的精辟议论，把“海防”、“塞防”之争推向了。从本质上看，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 左宗棠发表意见后，清廷不仅坚定了不放弃新疆的决心，而且也意识到在全国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胆识和魄力，足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任3《回民起义》第3册，第243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第48页。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9页。 务者，左宗棠一人而已。光绪元年（875）三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挥进军的全权，开始了收复新疆的大业。 光绪二年（87）三月，左宗棠从兰州进驻肃州（酒泉），以此为西征大本营，并督饬刘锦棠率精锐20余营西进出关。五月，刘部抵达济木萨。此时，连同从同治十三年（874）起陆续出关的金顺、张曜部和整编的新疆原有驻军，全部近00营，约五六万人。 关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左宗棠的方针是先北路而后南路。首先拿下乌鲁木齐，克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后挥师南下，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收复整个南疆。全部收复新疆的战斗，正是在这一正确部署下一步步进行的。六月，刘锦棠与先期西进的金顺部同时进驻距古牧地（米泉）最近的阜康城，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阵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收复了乌鲁木齐及昌吉、呼图壁诸城。不久，又攻克了“城小而坚”的玛纳斯。于是，整个北疆，除伊犁之外，均为清军收复。第一战役胜利结束，对南疆的进军已是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英国以“调停”为名，妄图阻止左宗棠大军收复南疆的正义行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表示，英国愿出面“调停”中国与阿古柏的关系，阿古柏“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2。随后，英国又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这一荒谬主张。左宗棠得知这个情况后，极为愤慨地说“帕夏（即阿古柏）窃据南八城及吐鲁番”，为“中外共知”，而威妥玛却故意“称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其卑劣的目的不过是“图保其印度腴疆”而已。针对李鸿章“专一示弱”的做法，他义正词严地向总理衙门表示阿古柏“为我必讨之贼”，“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参与，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左宗棠的坚定态度，挫败了英国的“调停”阴谋，从而为第二战役铺平了道路。 收复新疆的第二战役是整个进军中的关键战役。阿古柏利用天山关隘重点设防于达坂城，并由他的儿子和亲信防守吐鲁番和托克逊。三者互为犄角，是阿古柏顽抗的希望所在。 光绪三年（877）三月，在避开了冰雪封山的冬季之后，根据左宗棠“分道并规”的部署，刘锦棠部从乌鲁木齐往南，翻过天山向达坂城和托克逊挺进；张曜从哈密往西，先屯盐池；徐占彪从巴里坤往西在盐池与张曜会合后，再往西向七克腾木和辟展（鄯善）前进。三军最后会师吐鲁番。初三日（4月日），刘锦棠军向达坂城发起进攻，初七日，“歼尽守城之寇，杀尽外援之寇”，一举攻克了达坂。初九日，徐占彪军与张曜部前锋会师，攻占了辟展。接着进攻吐鲁番。十三日，刘锦棠的援军也已赶到，于是在一天之内连克吐鲁番满汉二城。这一天，刘锦棠部还收复了重镇托克逊。 关键性的第二战役，不到半个月即胜利结束。三城全克，歼灭阿古柏主力万余人，打开了通向南八城的门户，为直捣阿古柏的老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西征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下，阿古柏走投无路，服毒自杀。阿古柏之死，又引起了反动集团更严重的内讧。阿古柏的小儿子海古拉与大儿子伯克胡里火并，被伯克胡里打死。许多人见大势已去，纷纷作鸟兽散。在这种形势下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第3页。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第28页。 继续进兵，彻底摧毁阿古柏集团，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但这时狡猾的英国再度登场。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要求中国允许阿古柏反动政权保留喀什噶尔数城，“使可立国”。不久，英国代办傅磊斯又向总理衙门转告三项无理要求“（一）阿古柏承认中国为上国，命使臣入贡；（二）中国与喀什噶尔将地界划清；（三）两边议合后，永远和好。”2显然，直到这时，英国仍想通过“议和”、“划界”的阴谋，分裂中国领土，保存阿古柏集团的政权。李鸿章也再次出来为英国帮腔。他讽刺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可刊（阿古柏）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左宗棠面对这些压力，仍然寸步不让。他反驳说收复吐鲁番等地后，“逆夷震慑异常”，“此时机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何以固边圉而示强邻？异时追咎贻误之人，老臣不能任也”2。对于英国的阴谋，他严正指出英人要别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示恩？”他告诉刘锦棠，如遇英国遣说客去啰嗦，则以“我奉令致讨侵占吾宇之贼，以复我旧土为词，别事不敢干预。如欲议别事，请赴肃州大营！”3他的凛然正气，既打击了英国，又回击了李鸿章，从而又一次粉碎了英国的阴谋。光绪三年八月，收复新疆的第三战役开始了。这一战役的目标是全部收复南疆，彻底消灭阿古柏集团。刘锦棠率西征军各部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发，兵分两路，在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长驱近2000里，全部收复了南疆的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及附近各城镇。接着，又以破竹之势于十二月攻克了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莎尔、和田西四城，并穷追狼狈逃窜的伯克胡里等人。但俄国却居心叵测地把这些残渣余孽收留下来，拒不交出。这时，新疆已是冰雪世界，左宗棠西征大军不顾断指裂肤之痛，勇往直前，为祖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新疆除了伊犁地区以外，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为奖励。 左宗棠督军讨伐阿古柏，反映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热烈的拥护和。在整个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各地各族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攻伐，积极清军。正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为左宗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他能够凭借这个舞台，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同时，也应该肯定，在整个收复新疆的斗争中，左宗棠的个人作用也是突出的。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速战”的原则。在用兵新疆的3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4个来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他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当左宗棠的军队收复南疆各地，消灭了阿古柏集团后，进一步从俄国手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7，第3页。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第32页。 2《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7，第3页。 3《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48页。 中收复伊犁的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俄国虽然失掉了可以霸占伊犁的借口，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拖延。光绪四年（878），清廷不得不派专使崇厚到俄国谈判。昏庸无能的崇厚堕入了俄国精心设计的圈套，未经请示清廷，就擅自签订了出卖大量权益而仅仅收回一座空城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怒，要求杀崇厚“以伸公愤”。左宗棠也接连上书，痛陈此约的危害，指出俄国虽名曰归还，而实际上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将来“虽得必失，庸有幸乎？”他还揭露俄国的贪欲永无止境，“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4。因而，必须重新交涉，“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以挽回崇厚造成的恶果。 光绪六年（880）一月，在全国上下舆论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拒绝批准“崇约”，将崇厚撤职定罪，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改约。俄国得知崇约被拒，一面摆出断交的架势进行政治讹诈，一面派兵遣将，大搞武力威胁。在全民反侵略精神的推动下，清廷命令各地加强边防，以准备对付俄国可能挑起的侵略战争。 二月，左宗棠提出了准备三路出兵，武力收复伊犁的方案，以配合曾纪泽的谈判。为了就近指挥这一重大行动，并向全军将士表达自己的决心，年近七十的左宗棠，不顾体弱多病，不畏风沙严寒，从肃州出发，随将士穿过千里戈壁，把大本营设在新疆哈密的凤凰台。他的这种精神，充分显示了反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但正在这时，清廷突然以“现在时事孔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为由，把左宗棠调回北京。左宗棠迫于朝命，不得不离开新疆，但他到北京后，仍然“力持正论，与此事相始终”。 虽然左宗棠调回北京，但他在伊犁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对曾纪泽的谈判仍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迫使贪婪成性的俄国不得不将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城及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归还中国。在这方面，左宗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长期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他多次向清廷陈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光绪十年（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时左宗棠已在两江任上）。这是新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左宗棠作为创议者，显示了他远大的政治眼光，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新疆期间，左宗棠还重视屯田开荒，安置难民；推广蚕桑事业，发展地方经济；修筑道路，便利交通，做了一些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好事。此外，他还在光绪六年（880）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希望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与外国输入的毛织物竞争。 4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982年版，第333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页。 第七节督办福建军务光绪七年（88）正月，左宗棠回京觐见后，诏命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后，又调任两江总督。这时，中俄条约已定，左宗棠不可能在抗俄斗争中再出什么力，他只得把注意力转向国计民生，期望在有生之年追随陶澍、林则徐之后，做一些利民、惠民的事情。但由于疾病缠身，他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了。 光绪九年（883），中法战争爆发，这位曾在反侵略斗争中大显身手的老将坚决主战，并慷慨激昂地表示，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愿亲往抗法前线视师，“不效，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2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要已退休的老部下、英勇善战的王德榜挑募旧部，组成“恪靖定边军”，前往前线参战。此后，正是这支部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役，配合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为祖国建立了功勋。 光绪十年（884）七月，法军偷袭我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福建水师几全军覆没。闽、浙前线形势紧张，台湾危急。清廷不得不起用已于年初“因病开缺”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这时的左宗棠，已是72岁高龄，然而“闻命之余，慷慨戎行，冒暑数千里”，率部兼程赶到福州。到达福州的当天，就命令迅速集中帆船，准备亲自冒险东渡。在被劝阻后，他调王诗正率“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与法军交战，并“购军火”、“雇商船”，“昼夜孜孜，以谋援台”。当澎湖失守时，左宗棠气愤得“椎胸顿足”，以至“咯血时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仍然坚持主持战备事宜，不肯休息。光绪十一年（885）五月，清廷出卖了冯子材等英雄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巨大胜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并不顾广大爱民的反对，严令各地撤兵。左宗棠“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恨事，肝疾牵动，愤郁焦烦”，病势剧增。同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5日），逝于福州。清廷予谥“文襄”。 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82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4页。 第十三章张之洞第一节清流派的首领张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无竞居士，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837年9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府。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祖父张廷琛，曾任福建古田县知县。父亲张锳，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 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道光十八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咸丰二年（852），张之洞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一名。同治三年（84）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这两本书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目答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他还聘请通才宿儒，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文锦、王懿荣、蒯光典、易顺鼎等，教士子以治经门径，通达时务。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学子中，他推荐五少年，第一名是杨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后来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 光绪五年（879），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9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光绪六年（880），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 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第二节整顿山西吏治，严禁鸦片光绪七年至十年（88—884），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2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 光绪十年（884），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晋京。张之洞陈抗法事，多所谋划，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不久实授。 2《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2002—2003页。 第三节筹划抗法，兴办洋务企业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光绪十一年（885）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筹饷运械，给岑毓英军200万元，桂军200万元，唐景崧、刘永福40万元，台湾40万元。朝廷表彰他筹济军事，不分畛域。这一时期，他在广东开设水陆师学堂，创设枪弹厂，疏请大治水师、专款购兵舰，设缫丝局，创办机铸制钱局及银元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这是他办洋务企业的开始。 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不怕非议，敢于延聘他们，显示了他的不凡气度。 光绪十五年（889），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光绪十五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办起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 20 光绪三年（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 谭嗣同作为一个封建达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过科举道路，步入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就其个人说来，要施展自己的“经世之略”，也难以抛弃科举之道。因此，他从光绪十年起至二十年止，0年之间，曾往来南北各地，主要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却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因自号“壮飞”。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者，又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严复《与熊纯如书（八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9—9学·自叙》，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98年版，第289页。欧阳予倩《上欧阳瓣■师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国主义**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在给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2，痛感到再不能抱残守阙，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此间，他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发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脚踏实地地开始具体的改革活动，从“开风气”、“育人材”出发，联合有识之士，从本县、本省着手，筹办和创立算学格致馆、《湘学报》、时务学堂等。 正当谭嗣同积极地在湖南、湖北等地从事维新活动之际，他的父亲却为之捐资取得候补知府的官衔，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补。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89）二月离开武昌，北游访学。他先到了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看到了万年化石、爱克斯光照相，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引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再到天津，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火车、铁桥、电线、炮台，还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认为“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向往。在天津，他还加入了当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在理教。继而，又到了北京，谒见了帝党要员翁同龢。七月，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在官场往来答拜中，他深察官场的黑暗与。此间，他与精通佛学的杨文会“时相往还”，潜心研究佛学。同时，又到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吴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绍了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识的谭嗣同对康十分钦佩；梁启超也向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3。和梁启超的结识，使谭嗣同在官场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于这段时间，他多次往来南京、上海，一方面从事维新活动；另一方面与梁启超研讨学问，探讨变法理论，着手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仁学》。 当维新变法运动日益发展起来之后，热心于维新事业的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等先后到湖南任职，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一意振兴新学”。加之，当地的维新之士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也迫切盼望谭嗣同回湖南共谋维新事业。因此，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四年（898）正月毅然弃官，回归湖南，全身心地参加筹划湖南的维新之举兴矿务、建铁路、创学会、办报纸，使湖南的维新活动大大向前推进。此间，谭嗣同尤为致力于《湘报》、时务学堂、南学会。如为《湘报》撰写《湘报后叙》近20篇文章，竭力使《湘报》成为维新事业的喉舌，为变法革新、提倡民权制造舆论。再如南学会成立后，谭嗣同亲任主讲，每到会“必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畅论当时中国情势之危急，激发听讲者的爱国主义热忱。当时，在南学会听讲的毕永年深有感受地说“闻复生先生讲义，声情激越，洵足兴顽起懦。”谭嗣同期望通过南学会等阵地，“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国。”2尔后，湖南各地的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正由于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学、新政广为推行，风气大变。曾有人评论说“全省风气大开，2《报刘淞芙书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8页。 《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0页。 2《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59页。 3《莽苍苍斋自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54页。 叶德辉《觉迷安录》卷4。 2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8页。 君（指谭嗣同）之功居多。”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风”，当地的顽固士绅、守旧党徒对此“疾之特甚”。王先谦、叶德辉等气焰嚣张，或“屡遣人至京参劾”，或直接攻击维新党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乃无父无君之乱党”2，甚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閧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3，还扬言要杀谭嗣同。张之洞也针对《湘学报》、《湘报》经常发表阐述民主、民权思想的文章，横加指责“《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至匪人邪士，倡为乱阶”。面对顽固劣绅、达官权贵的破坏和威胁，谭嗣同义无反顾，毫不动摇。在反动势力的打击迫害下，当时时务学堂的教习，有的被解聘，有的因畏惧而离去，同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对此，谭嗣同毅然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4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898年月日）光绪帝“诏定国是”，明令变法维新。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擢为四品军机章京，至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维新，时号“军机四卿”。他应诏入京师，天真地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决心“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5，致力于变法维新。然而，随着维新改革的推进，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手无实权的光绪帝感到“朕位几不保”，密诏谭嗣同等设法营救。紧急无策之中，谭嗣同对袁世凯作了错误估计，深夜贸然私访，请其出兵营救。阴险奸诈的袁世凯，虚与应付之后，即叛卖告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爆发，光绪帝被废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谭嗣同的密友义侠王五愿作保镖，护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馆也派人会见谭氏，愿设法保护。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旋，被执入狱。他在狱中犹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3在刑场上，他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临终犹自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4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被杀害，死时，年仅34岁。 谭嗣同的论著主要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壮飞楼治事十篇》、《仁学》，以及大量书信与报章论文等。今人辑有《谭嗣同全集》。 《群萌学会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30页。 2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舆《翼教丛编》卷5。 4梁启超《戊戌政变纪》卷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页。 5《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7李闰》，《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页。 2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国闻报》，《戊戌变法》第3册，第42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页。4《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页。 第二节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谭嗣同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激进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积极影响的是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也进一步暴露，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5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出现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的思想，正是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走向的产物。谭嗣同进步社会思想中最主要、最深刻的内容，是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封建君主与纲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的激进的民主思想。 爱国主义是谭嗣同进步社会政治思想产生的基础和出发点。他之所以走上维新变法道路，就是在甲午战争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为救亡图强而弃旧图新。他在甲午战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总结回顾过去，深深地探索、思考救国救民的方案。从爱国主义出发，他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约（指《马关条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为了使国家摆脱奴役地位，谭嗣同主张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都必须针锋相对“以相抵御”，而清朝统治者却一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他们不仅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将“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谭嗣同还敏锐地看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2。中国实在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局面，因此，他在南学会的讲演，鼓动性很强“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当牛马之日不远矣！”3他自己正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实践，探研维新变法的理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 谭嗣同从历史的总结与现实的感受中，深深感到，要救国，要维新，必须冲破封建君主的牢笼禁锢。他在从事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与理论著述中，都对封建君主及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斗争。 谭嗣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他对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后，概括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交相资”，“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4，也就是说，封5《临终语》，《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页。 《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484页。 《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55页。 2《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55页。 3《壮飞楼治事十篇》（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44页。 4《论全体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5页。 建主义的政治是强盗政治；主义的文化是奴婢文化。这些分析批判，一定程度上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十分尖锐和深刻。 封建主义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君主独裁。对于君主的弊端，谭嗣同也予以尖锐揭露。他指出君主把天下作为囊橐中之私产，他们“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杀”，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君主几乎是封建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渊薮。谭嗣同谴责君主是“独夫民贼”。君主既是“独夫民贼”，那么“彼君主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这些揭露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的大胆否定，为其先辈和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不及。 针对封建统治下的种种倒行逆施，往往打着“君权神授”的招牌作为挡箭牌和护身符，谭嗣同吸收、利用了王夫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以及西方民约论的社会政治思想，论证了君的产生，以及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他详细论证了君的最早出现与举、废，悉听民意，并非君权神授。在君主的**威笼罩一切的时代，谭嗣同敢于否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剥落罩在君主脑门上的神光圣圈，无疑有进步历史意义。 对于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谭嗣同的批判尤为深刻有力。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又说“君臣之祸极，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惨祸烈毒的纲常名教，不但压制了人们的自由言论，也禁锢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心灵。 在批判揭露封建与纲常名教的基础上，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网罗重重，都要速其冲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冲破封建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缚。因此，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誉为“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斗士。 谭嗣同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权力。他从对封建君主的批判中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称赞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学说，认为“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 谭嗣同还赞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认为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矿山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与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胜数十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谭嗣同建议“尽开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民”，广开财源，奋兴商务。这些思想主张，都是想要以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 谭嗣同还把对封建君主的批判，直接与反清革命结合起来。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他还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观《南巡录》所载**掠无赖，与隋煬、明武不少异”。他甚至痛骂整个满族贵族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反之，对于奋起反抗的太平天国革命，深表赞扬和同情，他说“洪杨之徒，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并驳斥封建统治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诬蔑和诽谤，根据调查的事实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从谭嗣同对太平天国与湘军泾渭分明的不同评价，他对奋起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以同情赞扬；而对于死心塌地的效忠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湘军进行公开的鞭笞和揭露，再联系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谭嗣同还曾热烈赞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洋溢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这些都表明，谭嗣同正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转化。梁启超曾评论谭嗣同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然而，具有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谭嗣同，在政治实践上却参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变法改良活动，并在变法过程中殉难。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谭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谭嗣同毕竟是个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过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满了革命与改良、激进与缓变的矛盾。这些都反映了谭嗣同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正是这种矛盾性、软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谭嗣同的历史悲剧。 谭嗣同固然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但我们却不能像康、梁那样把他的死简单地视之为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从谭嗣同一贯的思想与行动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绝不只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他的死既体现了他思想上的激进色彩，也是他那勇于献身思想的升华。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以下引自《仁学》者一般不另注，均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89—374页。 《上欧阳中鹄书（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页。第三节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谭嗣同既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长于思辨的哲学家。《仁学》是谭嗣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他本人在叙述其思想渊源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2这里开列的书目和人物，既有属于唯物主义，也有属于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也有宗教神学；既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有中国传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将彼此对立的思想熔于一炉，势必使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带有矛盾、复杂的特征。 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表现在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他所运用的哲学概念，既有中国哲学特有的传统概念如“仁”、“性”、“理”、“气”、“道”、“器”等，又有佛学的“唯识”、“法界”、“性海”，还有西方传来的“以太”、“原质”，乃至他个人造出来的“心力”等等。他在运用这些概念时，有时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有时却又含糊不清。即以其两个主要概念“以太”和“仁”为例“以太”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是一种微粒子性的东西，如说“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更小之又小以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于空气之中，曰惟‘以太’”。谭嗣同还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这里所讲的“以太”显然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而且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他却又说“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2；甚至说“以太者，亦唯识之相分，谓无以太可也。”3这里，“以太”又为精神性的“心力”所规定所支配，不过是心力的幻想和假借而已，或者是用以作为注释佛教的粗陋工具，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显然，“以太”又成为精神的从属品。“仁”也是谭嗣同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把这个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伦理学范畴，抽象提升为客观世界的规律。关于“仁”和“以太”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谭嗣同讲得很明确“夫仁，以太之用”，“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佛谓之‘性海’”，“耶谓之‘灵魂’”4。就是说物质性的“以太”是规律性的“仁”的体，而“仁”则是“以太”的用，“以太”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仁”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仁”和“以太”的关系，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和“器”的关系，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2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3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295、293—294页。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295、293—29上书，第29页。 4同上书，第33页。 观点。但是，有时谭嗣同却又把“仁”抬到“以太”之上，认为“仁”比“以太”更为根本，“仁”是本源，是第一性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5，“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又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谭嗣同的思想也表现出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耳目之所构接，口鼻之所接受，手足之所持循，无往而非实者”2，认为感观认识的对象，都是客观实在。他还看到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和客观真理的不可穷尽，强调“学当以格致为真际”，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但他却由强调认识的相对性，怀疑以致否认感性认识，认为“仅凭我所有之五（指五种感观），以妄度无量无边，而臆断其有无，奚可者”3，况且“眼有帘焉，形入而绘其影，由帘达脑而觉为见，则见者见眼帘之影耳，其真形实万古不能见也”4。他看到感观认识的局限，走向否认感观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可靠性、可能性，并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提出“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而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乎前。”5竟连理性认识也否认了，企图以神秘的“智慧”，在冥蒙中达到对真理的“顿悟”，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泥坑。在谭嗣同哲学体系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天阳也，未尝无阴；地阴也，未尝无阳。阳阴一气也，天地可离而二乎？”。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体貌颜色，日日代变，晨起而观，人无一日同也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继承承，运以不停”，又说“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2谭嗣同还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斗争向前推进的，他说“有好恶，于是有攻取；有攻取，于是有异同；有异同，于是有分合，有生克”3。他还认为大、小；长、短；多、寡；生、死；真、幻；彼、此；庸、奇等矛盾对立的方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但是，他不承认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夸大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否认了质的相对稳定性，不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如说“何幻非真？何真非幻？”“何奇非庸？何庸非奇？”“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又说“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4这就又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诡辩论。梁启超曾评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5同上书，第293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2、29页。 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2、29页。 3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4册，第248页。 4《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7页。 5同上书，第37、38页。 同上书，第37、38页。 《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七）》，《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5页。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5页。 3《〈湘报〉后序（上）》（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7页。4《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0页。 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5虽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从思想来源，到哲学概念的运用，以及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无不充满矛盾，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学问饥荒”的时代，他的思想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有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在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时就说“我们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 5同上书，第3页。 第十九章黄遵宪第一节“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 的外交思想与实践黄遵宪，字公度，号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南、公之它、观日道人、拜鹃人。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848年5月29日）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攀桂坊。高祖、曾祖、祖父均从商。父鸿藻举人出身，先后督办广西南宁、梧州厘务，署思恩府知府。 黄遵宪9岁即以“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诗句，对“一路春鸠啼落花”命句；又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破“一览众山小”题。同治九年（870）始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译书，研究时务。同治十年以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翌年取拔贡生。同治十二年应广东省乡试。次年北上京师应廷试，在京结识友人，颇受同乡先辈何如璋（子峨）等推重。光绪二年（87）中举，捐知县、道员。光绪三年随何如璋使日，任参赞官，开始了外交官生涯。 中国和日本具有悠久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而首次正式建交，是在光绪二年十二月（877年月）。当时，清廷任命何如璋为驻日公使。何如璋早闻黄遵宪“谈论时务之言论”，奏请他为使日参赞。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877年月2日），黄遵宪随从何如璋等由上海登“海安”号兵轮赴日。十一月二十四日（2月28日），他随何如璋及副使张斯桂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 黄遵宪使日之时，正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初。几年间，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和军国主义性。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企图吞并我国琉球。同治十三年（874），日本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称日本吞并琉球的武装行动是“保民义举”。日本进而阻挠琉球向清政府进贡。光绪四年四月初七日（878年5月8日），何如璋致书李鸿章，主张“对此不得隐忍”，如若听之任之，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轻，今日弃之患更深。”梁启超查阅过当时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文牍有关琉球事件的全案，往返数十函，十余万字，力主采取积极保护手段，其中出自黄遵宪之手者十之七八。十一月二十一日（2月4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石川鸿斋笔谈，当谈到琉球问题时，黄遵宪指出琉球“近为贵国小辈（执政之流）所欺凌。彼臣服我朝五百余年，欲救援之”，谴责日本统治者吞并琉球的企图，“专属鼠偷狗窃之行，可耻孰甚”2。而掌握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却认为“琉球地处偏隅，当属可有可无”，主张退让。光绪五年（879），日本终于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页。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版，第页。2《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第2—4页。 同治、光绪之际，俄国在我国西部侵占新疆的同时，又派遣海军游弋东部日本海和黄海，由北向南扩张势力，朝鲜面临俄国侵略的威胁。光绪六年（880），黄遵宪在《朝鲜策略》引言中指出俄国“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而朝鲜“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势之所必争”。“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因此，他认为“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黄遵宪主张朝鲜与中国、日本实行联合，以便抵御俄国的南侵，这表明他试图运用外交活动中的“抵制之法”。 光绪八年三月（882年2月），黄遵宪奉命调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至十一年八月（885年9月）黄遵宪驻美期间，正是美国掀起排华之时，黄遵宪针对美国排华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维护华侨利益和国家权益的活动。光绪八年七月（882年8月），美国政府以从巴拿马来美的华商未领取中国官员的执照为词，对华商予以扣留。黄遵宪延请美国律师哈门，向美国司法部门据理力争，美国政府终于允许该华商上岸。经过黄遵宪的交涉，此后由他国来美的中国商人，不领取中国政府的执照，亦均准上岸2。黄遵宪兴奋地禀告郑藻如“自新例以来所蒙之耻辱，赖以一洒，差强人意。”3美国排华新例不准华人假道美国。黄遵宪指责这是“背条约，妨国例，且有违公法”的，表示要“与之力争”，“争之亦终必收效”。例如有华人从旧金山出境，船经英属域多利，绕至飘地桑，美国海关不许入境。经黄遵宪驰电说明，其人系由美境过美境，获准放行。又有华人从呢托来出境，车过英属问拿打，到亚加拉格，被关吏阻留。中国户部以其车票为凭，证明这也是由美境至美境。黄遵宪认为这两例“可以引作华工假道榜样”。又如有由古巴领取护照来美的华商，纽约海关不许放行。黄遵宪认为这“可作华工假道的引线”2，交涉的结果，美国司法总长通知外交部“华工假道美境与续来佣工不同，不能作为有犯限禁华工新例。华商人等由他国来美，及曾居住美国再来与执领事护照而再来者，均得通行；华工假道旧金山往他处者，亦由领事给照，不受留难。”对此，旅美华商华工，“无不感戴恩泽”，“忻慰之至”3。 旧金山从事洗衣职业的华人，据黄遵宪当时统计，有五六千人。美国排华期间，便以洗衣馆衣服堆积，易于火灾，用水过多，洗涤不净，喧扰邻居等理由为借口，限制华人以洗衣为业。黄遵宪一方面聘请律师与当局争讼，一方面要求洗衣馆“妥立章程，自行检点”4，以免授柄于美国当局。 美国官吏还以不卫生为由，逮捕了许多华侨。黄遵宪亲自到监狱看望被捕华侨。他让随从人员测量关满华侨监狱的面积，质问美国官吏“此处卫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98年版，第20页。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梅州市档案馆藏。 3参见黄遵宪《上郑钦使第十九号》。 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二号》。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3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4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生，顾右于侨居耶！”5美官吏理屈辞穷，只好释放被捕华侨。 光绪八年，美国商人要在上海使用机器纺织绸缎，上海海关出于保护民族手工业考虑，加以阻止。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照会总理衙门，加以指摘。总理衙门指示驻美公使郑藻如了解旧金山华商购买土货制造销售的情况，以资交涉参考。黄遵宪经认真调查研究后认为“在中国地方容外国商民以手艺改造土货销售犹可，用机器则万万不可”。其理由一是西方商务发达，商人“类皆能尽智能，以争锥刀之利”，外商购买土货制造物在本地销售，本国商人则以雄资与之竞争，外商便无法获得利权；反之，中国商人资金薄弱，彼此之间又“分门别户，各行其业，势如搏沙，团结又万不能敌西人纠股公司之力之大”。二是西方各国关税自主，而中国的现状是，“税权既不能自主，洋商又无从管辖”。如准许外商以手艺制物，中国商民具有工贱耐劳的优势，尚可与之竞争。外商若采用机器织造绸缎，进而缝制衣裳，再进而制作靴帽，“乃至一切以人工制造之物均可以机器夺之，中国商工恐将尽失其业，流离失所”。黄遵宪抵制外商在上海采用机器制造商品销售的主张，这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带有保护本国土货，维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的意义。 光绪十五年（889）冬，经袁昶向驻英法比大臣薛福成密荐，黄遵宪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光绪十六年正月十六日（890年2月5日），黄遵宪由香港登轮赴英，三月抵达伦敦。次年七月，薛福成推荐黄遵宪任新嘉坡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和附近各岛，以代替原驻新领事左秉隆。薛福成认为黄、左二人“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2。黄遵宪到任伊始，即指出国内存在视归国南侨为“鱼肉”，“每每勒索讹诈”的现象，达不到目的，“则有以富商而指为贩卖猪仔者，以良民而诬为曾犯奸盗者”。光绪十九年（893），黄遵宪又上书薛福成，申述这样的情况侨居南洋的华人，居有百年，他们的“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他们对国内“筹赈筹防，多捐巨款”，表现出“拳拳本国之心”。然而他们却受到国内某些“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有的被“指为逋逃者”，有的被“斥为通番者”，有的被诬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的被告为“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他们在国内受到迫害“有强取其箱籄，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借索逋欠者”。这些华侨“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黄遵宪针对上述对待华侨的错误行为，提出“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应有裨益”2。薛福成在黄遵宪申述上加“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批语，并上奏光绪帝。同年八月初四日（893年9月3日），光绪帝下谕准许华侨归国，严禁骚扰勒索华侨。 光绪二十年（894），黄遵宪从新嘉坡离任回国后，奉命办理江苏、江5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清史稿》卷44《黄遵宪传》。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 《薛福成日记》第4卷（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2高维廉《黄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总领事考》，见郑子瑜《人境庐丛考》，香港商务印书馆959年版，第2页。 西、浙江、湖南、湖北5省未结的教案。清政府地方官吏往往不认真研究中外约章，对外国传教士不分别情况，一律视为外国所派的官吏，视教民如本国化外之民，因而“教士之把持，教民之恃势，平民之积怨者，固不能为外人咎，而教士之横行图赖，伪造契据，借端恐吓，甚至擅用平移总督之官封文套者，亦未尝无人”。黄遵宪依据有关约章，检查证据，区别对待，“应予则予，应斥则斥”3，数十年悬而未决的江南5省教案，在几个月内得到妥善了结。 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授予黄遵宪为全权代表，与日本领事、“第一流外交家”珍田舍已交涉苏州通商口岸事宜。在交涉过程中，黄遵宪“一月三往来”于苏、杭、沪之间，同珍田“斗唇舌”。他戳穿日方对《马关条约》有关条文的歪曲，指出条约所载添设通商口岸，只许日本通商，所云“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是承接上文日本臣民“从事商业、工艺制作”而言，并没有允许苏州成为日本租界地。他还提出了一份通商议案，其主要内容有日商需地多少，许其随分租赁；道路各项，许其不纳地租，租期十年以内，留给日本，杂居华人，归中国自管；道路公地归中国自筑2。这些内容实际上否定了日本租借苏州的要求。黄遵宪据理力争，珍田莫能反驳。日本政府以珍田在交涉过程中“辱命”而撤职调回日本。然而，最后清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黄遵宪苦心拟定的草约终被作废。 3《人境庐丛考》，第29—30页。 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人境庐集外诗辑》“附录三”，中华书局90年版，第27页。 2《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第二节著《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黄遵宪踏上日本国土，目睹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新貌，如同看到“中华以外天”3，视野为之扩大。他立志撰写一部《日本国志》，以备“朝廷咨诹询谋”，帮助朝野上下了解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的过去和现在，改变“狭隘”的思想，打破“荒诞”的闭关自守局面。他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主动结交日本朋友，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查阅资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参考资料欠缺和校雠编辑等困难，“朝夕编辑”，在离开日本时，《日本国志》“甫成稿本”。他调往旧金山后，因总领事的政务忙碌，编撰工作几至中辍。光绪十一年（885）秋，黄遵宪由美请假回国，先去梧州看望其父，接着回到嘉应州。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修改《日本国志》，终于在光绪十三年四月（887年5月）完成了《日本国志》的撰写。全书包括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等2类，共40卷，约50余万字。这是中国人纂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日本的通史。黄遵宪坚持“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的原则。特别强调“牵涉西法，尤加详备”2，把介绍日本学习欧美、进行“革故鼎新”的明治维新以后的现状作为重点，以期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日本国志》写就后，曾呈送总理衙门，希望引起清政府有关当局的重视，但却被束之高阁。光绪十六年（890）始由广州富文斋出版初刻本，同年又出改刻本。其后有光绪二十四年（898）浙江官书局的重刻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的排印本和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七年（90）上海书局的石印本等，均从光绪十六年的改刻本。 《日本国志》考察了日本历史，指出日本的发展，“无一事不资之外人”明治维新前，日本“无一不取法于大唐”；明治维新后则“无一不取法于泰西”3，从而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把“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作为“先务”2，“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3。与之相反，中国长期以来“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把“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4。他认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以保商务”5。为此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应当“降心以相从”，借资于欧美之法，“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3《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40页。2《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 3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日本国志·邻交志》。 2《日本国志》卷5《食货志》一。 3《日本国志》卷38《物产志》一。 4《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5《日本国志》卷40《工艺志》。 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 黄遵宪在书中介绍了日本的财政状况，他主张中国一方面可以对西方国家实行的租税办法，“择要而行之”，一方面要取国内“旧有之利，祛中饱之弊，还于朝廷，而公于天下”，使岁入常税“骤增五六倍”，这样“国用匮乏，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即可克服，而制造轮船、铁路等“一切富强工具”7的经费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日本国志》还介绍了祭祀、婚娶、丧葬、服饰、饮食、居处、乐舞、游宴、神道、氏族和社会等历史状况及明治维新后的变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礼和俗“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是“因人情而为之”。所谓“人情”，就是人们的习惯。因而治国化民，必须重视人们的习惯。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为习惯，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故于习惯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黄遵宪之意显然是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风俗习尚。 黄遵宪把撰写《日本国志》搜集到的“旧闻”和“新政”中的“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为次，“衍为小注，■之以诗”2，集成一本七言诗集《日本杂事诗》。光绪五年（879），北京同文馆聚珍本《日本杂事诗》是最初版本。翌年，香港循环报馆重印，继而日本凤文馆，中华印务局，日本东京、京都，广西梧州，湖南长沙等先后翻印，均为二卷本，卷一73首、卷二8首，凡54首。光绪十六年（890），黄遵宪任驻伦敦参赞期间对《杂事诗》进行了修改，光绪二十四年（898）由长沙富文堂出版修订本。他郑重声明“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3定本把原本诗54首中删去2首，修改了28首，增补了58首，共辑200首。 《日本杂事诗》是一本介绍日本历史的史诗，其目的是用以答“友朋贻书询外事者”。它与备“朝廷咨诹询谋”的《日本国志》是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诗歌史上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对帮助中国朝野上下了解日本和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黄遵宪致蔡毅若观察书。 7《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日本国志》卷《食货志》二。 2《日本国志》卷34《礼俗志》。 3戊戌四月《日本杂事诗·后记》。 《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第三节“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 光绪二十年（894）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屡遭挫折。十月，黄遵宪奉新任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由新嘉坡总领事任上回国，协助筹办军务。他到南京（江宁）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张之洞对他目无权贵的表现颇为不满，于是“置之闲散”，改委其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江南5省未结的教案。黄遵宪对此委任虽“甚不乐”，但他仍然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895年3月23日），他听到日舰侵占澎湖的消息，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诗，缅怀曾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抵抗日军侵犯台湾的沈葆桢，歌颂正在中日战争前线为国捐躯的将士，谴责“仰求敌国垂哀怜”的官吏。五月，他到湖北办理教案，与友人游览黄鹤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2。 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黄遵宪痛心地指出，这个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不仅把“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损失巨款，后患无穷。他叹息“新约既定，天旋地转”，“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想想自己“为一卑官，不与闻其事”，不知当道者将“何以善其后”。他“不忍见此净土化为腥羶”，以至于一时产生过“被发入空山”的消极念头。 甲午战败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一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也随之涌起。黄遵宪也在战后从爱国逐步走上变革社会实践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设立了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在当时黄遵宪的心目中，康有为“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表示“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2，嘱梁鼎芬“代签名”3，参加上海强学会，成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光绪二十二年，他联络梁启超和汪康年等创办上海《时务报》，带头捐款000元作为经费，继续鼓吹变法图存思想。 是年九月，黄遵宪由上海北上京师，受到光绪帝的破格召见，并询问政见。光绪帝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遵宪答“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泰西之强，悉由变法”4。他在京期间还会见了户部尚书翁同龢。翁称赞他诗文皆佳。 黄遵宪到日本后，“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国政治。经过驻美三年，所见所闻民主国的弊病甚多，使他“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改变主意，主张采取“渐进主义，以立2《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上黄鹤楼》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4页。 2黄遵宪《致建侯书》，转引自麦若鹏《黄遵宪传》，第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957年版。3《黄遵宪致梁鼎芬书》，首都博物馆藏手稿。 4《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2页。 《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38页。 宪为归宿”2。他曾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说出了蓄积胸中多年的观点“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3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出京师，赴湖南长宝盐法道任。他抵湘后，与巡抚陈宝箴以及江标、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启超、皮锡瑞等人密切合作，积极推行新政，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先后设立了湖南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湖南迁善所、湖南课吏馆，开办时务学堂，组织不缠足会等。他亲自为湖南南学会发表讲演，公开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一时湖南成为戊戌变法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省份，对全国变法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黄遵宪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受到光绪帝等人的重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898年3月），光绪帝命翁同龢再索一部《日本国志》。四月，徐致靖上奏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光绪帝谕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无论行抵何处”，“传令攒程迅速来京”4觐见。六月，授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因病，未能立即就道，留沪治疗。戊戌变法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是年闰三月（898年5月），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就攻击康、梁“昌言变教”，“乘机煽动”，黄遵宪与他们“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他致电威胁黄遵宪“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2。五月二十二日（7月0日），王先谦等湖南绅士函告在京湘籍官吏，指责黄遵宪和陈宝箴等在湖南实行新政，“不守祖宗成法”。湘籍京官便通过徐树铭“据情揭参”黄遵宪等。戊戌政变后，工科给事中张仲炘上奏慈禧太后，说黄遵宪“与康有为、孙文同为日本兴亚会总董，现皆将来京，预备召见，不可不防”3。黄均隆奏称黄遵宪的“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请旨饬拿”，“从严惩办”4。还有人谎报康有为藏在上海黄遵宪住处。上海道蔡钧派兵200多人包围黄遵宪寓所，“捧枪鹄立，若临大敌”5。由于日本使馆的干预，并且已知康有为逃往香港，蔡钧方才撤围。最后，清廷给黄遵宪罗列了散布“非圣无法之言”，“推崇西教”，“诋毁朝政”，“创为民主民权之说，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等罪名，撤销驻日公使的任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898年0月日），黄遵宪怀着“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而壮志未酬的心情，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广东嘉应原籍。 2《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3《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4《黄遵宪致梁启超书》，《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0页。 2《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 3《致湖南署臬使黄公度》（闰三月二十四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98年版，第9页。 4《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958年版，第47页。 5同上书，第472、473页。 《放归》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7页。 第四节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的新派诗人。他十五六岁“即学为诗”，一生诗作除史诗《日本杂事诗》外，还写有题材广泛的诗篇，但“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光绪十五年使英期间，他“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借以自娱”2。光绪十八年编成《人境庐诗草》4卷，收录此前的诗247首，未曾刊行。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放归”嘉应，购筑“人境庐”，继续编著《人境庐诗草》，辑成卷，按年编次，生前亦未印行。宣统三年，诗集首次刊印于日本，由从弟黄遵楷初校，部分经梁启超复校。之后有92年出版的古直笺注的铅印本，930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的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93年上海出版的黄能立重校本，9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萼孙（仲联）笺注本，957年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仲联新式校点笺注本，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重排本，共收古今体诗4首。此外，9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人境庐集外诗辑》，辑录《人境庐诗草》以外的黄遵宪诗20首，其中94首系《人境庐诗草》初稿所辑，定稿本删去的。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3“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这是黄遵宪诗歌创作的主要思想。 黄遵宪的许多诗充满炽热的爱国**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治十一年他到香港，眼见30年前被英国割让去的香港如今“居然成重镇，高垒矗狼烽”，不禁感叹“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认为割让香港，是因清政府的“自误”。《琉球歌》，记述光绪三年使日抵达神户时，一位“颓髻斜簪衣惨绿”的琉球“白头老臣”，登上使团轮船“倚墙哭”，出示国王密勅，诉说琉球受日侵吞之苦，恳请清皇朝援救。《冯将军歌》歌颂冯子材在中法战争镇南关龙州战役中，英勇打击法国侵略军的爱国行为。《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和《度辽将军歌》等，讴歌了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的爱国将士，鞭挞贪生怕死的文官武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聂将军歌》、《奉谕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回銮感赋》、《和议成志感》、《启銮喜赋》和《车驾驻开封》等，是一组反映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清将领聂士成抗击侵略军，为国捐躯，以及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史诗。晚年他还写有《出军歌》八首、《军中歌》八首和《旋军歌》八首，每首末字联起来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2。这是鼓舞斗志的爱国主义战歌。 黄遵宪认为变法维新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积极参与维新活动。戊戌政变，一批维新志士或流血牺牲，或受到迫害。《己亥续怀人诗》抒发了黄遵《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2《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959年版，第2感》，《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42页。 2《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宪对维新派人物陈宝箴、徐致靖、张元济、江标、徐仁铸、严复、夏曾佑、皮锡瑞、欧阳中鹄、唐才常和麦孟华等的深切崇敬和怀念之情。 黄遵宪的诗继承了中国传统诗的优点，不仅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善于吸收民歌风格。他在《山歌》序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3他的《新嫁孃》、《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也都是有浓厚民歌色彩的作品。 黄遵宪的诗在晚清有重要的影响。康有为说“公度之诗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2梁启超的评价是“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3胡适认为“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4。郑振铎认为，“欲在古旧的诗体中，而灌注以新鲜的生命者”，“惟遵宪是一个成功的作者”5。 黄遵宪诗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作品，则表现了他对民众斗争的错误态度。 3《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24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4页。 2《人境庐集外诗辑》，第8—、2—7页。 3《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页。 4《饮冰室诗话》（四），第3页。 5《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993年版，第8页。第五节革职回乡，未忘尽“生人应尽之义务” 黄遵宪被革职回乡后，遂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广总督李鸿章屡次请他协办广东巡察和矿务，均被谢绝。但他犹未忘欲尽“生人应尽之义务”。兴办教育是黄遵宪放归后的重要活动。“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校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他认为应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爱国心和团结力，“虽责效过缓”，然而“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2；并奉劝同乡有识之士“同心协力，亟起而图之”3。光绪二十九年，他曾联络一批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所长。 黄遵宪主张发展教育，“必须先开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他把原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各乡推荐的师范生200人左右。他还派遣杨徽五、黄之骏去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为东山师范学堂培养师资。 黄遵宪还要求各村乡成立兴学公所，做好至4岁小学适龄幼童人数的调查工作，选择好办学处所，必要时可借用乡村神庙佛寺，扩大小学入学人数。其目的“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4。为解决“有心向学之士，现在年既长成者无地就学”的困难，黄遵宪还打算设立补习学堂，“兼综各科而择行之”。对那些偏僻闭塞的村邑，黄遵宪提出开设讲习会的设想，“略仿专门学校，俾分科肄业，以期速成”5。 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革命与立宪之说开始进行激烈论争的时候。他曾抱着中国应“以立宪为归宿”的信念投身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放归数年后，他的信念依然“未改”。然而，他既对当时盛行的“立宪之说”“缄閟而不敢妄言”；又对“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黄遵宪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 在对待中西学问题上，黄遵宪指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他主张“中国固有之学”要在“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2中加以发扬光大。晚年，他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供养案头3年，还阅读了严译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原富》和《名学》3等。 光绪二十七年（90）《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以遏止革命运动的兴起。黄遵宪对“新政”曾抱有幻想，“私谓我目的庶几可达矣”。然而事实很快令他失望。次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文学大纲》（4），商务印书馆927年版，第页。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2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3《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4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5《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2《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3《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今回銮持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4他还表示“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他以为挽救的宗旨、方法和策略，“当避其名而行其实”5。黄遵宪在伦敦曾染上了肺病，光绪三十年底（904），病情加重，他作《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他断言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势必取代封建帝制，中国将如睡狮惊醒。地海渊全文阅读 光绪三十一年（905）初，黄遵宪知道自己的病“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表示“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颓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黄遵宪临终前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晚年生命价值的评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905年3月28日），黄遵宪病逝于故乡。4《黄遵宪致严复书》，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5《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985年版，第7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075页。 第二十章张謇第一节从状元到资本家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853年7月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5岁就读于乡间私塾。岁考取秀才。9岁以后热衷于攻读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874），因家道中落辍学。22岁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在孙所负责的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当时南京有几个大书院，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謇经常向他们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尤以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师武昌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光绪二年（87）夏，张謇应庆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为他政治生涯之始。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在京师结交袁昶等名士，见闻渐广。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当时边疆危机已渐趋严重，日、俄加强侵略朝鲜，意在染指中国东北。光绪八年（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张謇随庆军从海上疾趋汉城，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暂时杜绝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并且以处事冷静而又干练受到赞誉。他曾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 吴长庆、张謇的建议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但却受到对外主张妥协的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冷遇。吴长庆于光绪十年（884）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郁郁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于科举考试。 张謇于光绪十一年前往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时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遭蹉跌，这不能不使张謇为之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从同治七年（88）到光绪十八年（892），总共25年的时间，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余次，其中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20天之多，结果无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丢掉了。 但是，这些年张謇也不是毫无作为。光绪十三年（887）曾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888）以后，又曾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赢州书院，讲学著述之余还兼事县志纂修工作。同时，张謇又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一是办理通海地区的花布减捐；二是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三是协助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法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他明确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的口号2，并且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说明他已初步具有维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张謇与通海地区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人，以后2《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成为大生纱厂创办时期的主要力量。 光绪二十年（894）春，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一举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九月，他单独上《推源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悲愤陈言“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在对李鸿章罪行的愤怒谴责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清流”们的激昂议论往往流于迂阔的空谈，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自身缺乏实力作为后盾。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光绪二十一年（895）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张謇认真组织训练民团，曾起草《海门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条例文件，还写过一首《通海劝防歌》。歌词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发人们奋起保卫乡里，鼓舞练勇战斗信心。但由于清廷很快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海团练未及接受实战检验便半途而废。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明确地主张尽速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各省设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以谋抵制洋货倾销。他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应该奉行“商办官助”的方针以发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可是张謇与陆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就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请领“官机”折价作为“官股”，以求解决集资难题。所谓“官机”共4万余纱锭，原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893）为湖北南纱局向地亚士洋行定购，闲置堆放在杨树浦江边已经整整锈烂了3年。就这样几经周折，拖到二十四年（898），大生纱厂才正式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次年（899），大生纱厂总算建成投产。但开工以后需用棉花日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张謇再次向官府求援，结果碰壁而归；请求另派殷富绅商接办，又未能得到许可。张謇等走投无路，只有“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纱厂刚刚开工就准备出让、停车、闭厂，可见幼弱的民族近代工业前景是多么暗淡。 幸好这几年华洋机纱已经在通海地区畅销，纱价一直看涨。大生纱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又可以节省大量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张季子九录·文录·致黄学使函》。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年秋天，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应不缺，大生纱厂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大生纱厂的利润逐年增长，光绪三十年（904），该厂增加资本3万两，纱锭2万余枚。三十三年（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00万两，纱锭2.万枚。到宣统三年（9）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这就是张謇进一步创办各种企业的本钱。 为了给大生纱厂提供廉价原料，张謇着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光绪二十六年（900）秋，洋纱进口由于义和团运动而锐减，大生纱厂产品畅销，促使张謇急于用企业方式解决原料基地问题。在此后将近年的时间里，勘测地界，起草章程，并初步筹集到一批资金。基建工程于光绪二十七年冬正式开始，整整花去0年时间才算粗具规模。垦牧公司在创建阶段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地权纠纷，一是风潮灾害。 垦牧公司以平均每亩一钱九分低廉地价领得的2万多亩土地，看来好象是无人过问的荒滩，实际上原有产权关系却极为复杂。其中既有属于淮南盐场的“荡地”，属于苏松、狼山两镇的“兵田”，又有属于民间“坍户”、“酬户”、“批户”等原业主或土地实际占有者的各种名义土地，而且犬牙交错、界限不清。张謇依靠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的，并且通过当地豪绅大户的斡旋，整整花去8年时间才把这些土地的产权逐个清理收买完毕。 狂风巨潮给公司和垦区农民、民工带来更大的危害，堤、闸、渠、路等基建工程经常是在与狂风急雨、骇浪惊涛相搏中进行。到光绪三十一年（905）夏，好不容易修成7条堤和一部分河渠，并且开垦了7000亩土地。可是一场持续5昼夜的大风暴突然降临，新成各堤都被冲毁，牧场羊群散失殆尽。这场特大灾害也冲掉了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张謇只得再次向刘坤一求援，向江宁藩库等单位筹集一批款项，购运棉衣、粮食到垦区实行“工赈”。次年春，3000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恶劣条件下陆续修复各条干堤。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修复工程基本结束，承佃垦荒者合共300余户，丁口500余人，植棉初见成效。 垦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户工自行经营外，绝大部分是佃给赤贫移民耕种。承佃者每亩需交“顶首”（押租）钱2000文，田地收获“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说明封建租佃制仍占主导地位。但垦牧公司毕竟从资金到产品都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发展。同时，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于河、堤、闸、路等大规模围垦工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意义，而且在棉种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垦区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得到优等奖牌，说明公司的成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90—907），张謇先后创办了9个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和通海垦牧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在张謇的努力经营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现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 发展民族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而他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他认为“欲术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因此于光绪二十八年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属于寻常（中级）师范性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初期教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以及日籍教师合共0余人，学生则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学制分本科（4年）、速成（2年）、讲习（年），并附设实验小学。以后又陆续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这是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同时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年（904），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在外地还先后参与或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专院校。 张謇也比较重视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馆）。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从上海招聘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并多次邀请梅兰芳、程艳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学社在课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采用新的方法，废除了旧科班的体罚恶习。更俗剧场是新式建筑，台上除演员外无闻杂人出现，台下禁止吐瓜子壳和乱扔果皮，确实起了一些移风易俗的作用。 随着通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张謇在东南以至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同时，他自己也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转变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 《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大生纱厂。 第二节在两个世纪之交张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进步伐，要比他兴办实业的速度缓慢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所受封建文化习染太深。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与维新派之间已经有所往还。梁启超曾通过张謇建议翁同龢电促李鸿章赞同抗战，而张謇亦曾列名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的步调与整个帝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主战问题上与维新派有共同语言，而为了救亡图存又产生一定程度革新倾向。 但是，张謇的政治思想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一，维新派宣传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已有0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变法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把君主改为君主立宪，让资产阶级部分地参加各级政权。而张謇则与其他帝党分子一样，他所主张的变法大体上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并且唯恐要求过高将会触怒当权的守旧势力。第二，维新派（特别是其左翼）比较急于实现全面变法的主张，因此在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惜铤而走险，诉诸宫廷政变。张謇则坚持温和缓进，唯恐维新派的“鲁莽”行动会引起政局大的动荡。 张謇很快就从变法运动中游离出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党突然罢黜帝党领袖翁同龢。张謇对此不胜忧虑，很快也请假离开了北京，基本上结束了他与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因缘。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失败，它同时也是帝党的失败。不过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京师政局的异常动荡，他们又有所策划，而张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先是许多帝党骨干分子，如沈曾植、黄绍箕、沈瑜庆、陈三立等，他们和张謇一样都投奔托庇于张之洞、刘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绪二十五年（899）底，盛传慈禧太后即将正式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继帝位。这些蛰处东南的帝党分子忧心忡忡，唯恐光绪帝祸生不测。张謇在日记上充分流露出这种心情“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指同治帝）为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可畏也哉！”他们与东南绅商联络，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发出了列名23人的谏阻废立电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也上疏劝止废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强硬的口气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后党知时机尚未成熟，废立阴谋暂时中止。 正当统治阶级忙于内部纷争之际，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着北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张謇主张对义和团严行镇压，唯恐群众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将会冲击刚刚创办的大生纱厂和正在筹建的垦牧公司。因此，他积极东南督抚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共同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统治秩序。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招抚以徐宝山为头子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促进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则是所谓“退敌迎銮”，幻想让光绪帝重新当政。 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是长江下游著名的“盐枭”，一向被江苏绅商视为“心腹大患”。光绪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联络，随即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义发出布告，假借光绪帝密诏号召人们“会师两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张謇对维新派的“勤王”未尝不感兴趣，但是却深恐秘密会社乘机暴动可能触怒帝国主义，引起规模更大的武装干涉。因此他决心拆自立军武力“勤王”的台，于五月二十二日（月8日）亲往南京向刘坤一“陈招抚徐老虎策”。刘坤一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对徐部加以招抚改编。徐宝山本来就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自此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一条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党分子、时任正阳关淮盐监督的沈瑜庆，在上海与盛宣怀等议定电请“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沈随即回到南京，与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秘密计议，然后由张謇出面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关于这件事，张謇自订年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刘犹豫（因有某幕客持异议），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这段话虽然不免夸大了张謇个人的决策作用，但确实反映了帝党分子、东南绅商与洋务派督抚串连起来，立足于保存自身经济、政治实力，决心违抗慈禧太后发布的宣战上谕。 “东南互保”促成以后，张謇等感到长江中下游市场稳定有了保障，于是进一步策划所谓“迎銮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绪帝营救出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后逐步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各项温和改革。当时，他们风闻慈禧太后即将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党分子郑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等很想利用这支部队，阻止皇室前往西安，并把光绪帝迎接到南京来。同时，他们对奉旨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也寄予希望，决定由汤寿潜“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企图利用李所带的部队实现“易西南南”计划。此后，张謇在南京、上海与汤寿潜、沈瑜庆等频频密商，并且劝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带兵北上“勤王”，一则借以保全光绪帝，再则加强镇压义和团以谋向帝国主义求和。 张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发与。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首都迁到南京”。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退敌迎銮”。 所谓“退敌迎銮”，包括“退敌、剿匪、请两宫回銮议约”三件大事。 具体做法是首先恳求联军退出北京，尽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然后再“徐议除匪定约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罢斥端、刚（指载漪、刚毅）以谢天下”，也就是必须改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顽固派手中，那么“回銮”、“除匪”、“议约”就根本无从谈起。八月中旬，张謇详尽地向刘坤一陈述了上述意见，并且得到刘的同意。不久后党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剿匪、定约”也逐步实现。所以，庚子闰八月之后，张謇除了一度参与劝阻签订中俄东三省条约以外，政治活动已大为减少，转《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张謇日记》庚子六月二日。 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垦牧公司创办工作。 尽管张謇仇恨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帮了大生纱厂一个大忙。由于战事的影响，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2据统计，大生当年获纯利达.8万余元。第二年，通海垦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开始紧张进行。因此，张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训，在“回銮”、“议约”以后有所振作革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90年月29日），清廷正式下谕表示将要变法和实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日），刘坤一电邀张謇等前往南京讨论如何响应清廷“维新”诏令。张謇与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反复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五日（90年3月5日）以后陆续到达南京。他与刘坤一商谈以后，整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变法平议》根据封建政府的结构，把要求变革的42条事宜，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然后又汇总区分为进行步骤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请设议政院，各府、州、县城设中学堂，先教测绘、师范、警察，各省设局编小学堂、中学堂课本书，译各史及各学科书，户部及各省市政使、各府、州、县行预计表。” 第二阶段“分职、省官、定俸，各府、州、县实行测绘、警察，订税目，增法律章程，罢厘金，停捐纳，变科举，行决算法。” 第三阶段“令各府、州、县分设各乡小学堂，兴农、工、商业，抽练营兵，减官府仪卫。” 显然，《变法平议》所提出的要求，低于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水平，而整个进行步骤也更为迂缓，但就连这样的改良方案，不仅不能被后党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接受，而且也没有被标榜“新政”的东南督抚所采纳。张謇“意绪为之顷索”。而后，他对全国政局暂时持消极观望态度，而以更大的热情从事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通海“地方自治”。 不过到了光绪二十九年（903），张謇的思想产生较大变化，在政治上又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这年四月，日本邀请包括张謇在内的一批东南名流前往参观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在日本各地访问了两个多月，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把参观期间的日记编辑刊印，题为《东游日记》。他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天皇政府对本国大资本集团的极力扶植，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由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和政党政治，国家大事得到国民的关心和。张謇一贯反对日本侵略，但他认为中国应该取法日本的优长之处以求富强，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同年年底，日俄战争爆发。张謇看到岛国日本居然敢于向地跨欧亚两洲的沙皇俄国宣战，而且一开仗便取得胜利。他感到既羡慕又惭愧，在除夕日记上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此后，张謇日益明2参见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中译本，第323—32謇日记》庚子闰八月九日。 确地以君主立宪派的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 光绪三十年（904）春，清廷驻各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此后朝野要求立宪的呼声渐高。张謇也参与了君宪论的各方应和，并且对清廷再次寄予期望。清廷在实行所谓“新政”过程中，设置了商部，颁布了若干奖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章程条件，并且特别注意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这更增加了张謇的幻想。这年正月，商部命张謇主持全国商会并组织“丝茶大公司”。他认为“此所谓务虚名而无实效者也”，婉言辞掉了。但不过一个多月，上谕赏给张謇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名义，他却又欣然接受了。 五月以后，张謇应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参与为他们起草要求清廷立宪的奏稿。此外，他又组织翻译刻印日本的《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还秘密托人送入清宫2本。这时，全国范围的立宪运动已经逐步展开了，而张謇则在这个运动中崭露头角。 第三节辛亥革命前后光绪三十一年（905）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高涨的一年，同时也是清廷开始伪装“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认真发起立宪运动的一年。张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展开了频繁的政治活动。除协助张之洞、魏光焘向清廷上书以外，他还积极联络各省督抚，特别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寻求地方实力派的。袁世凯是他在庆军幕中教读过的学生，后因张謇不满于袁之骄横跋扈而绝交已达20年之久。光绪二十七年（90）秋李鸿章死后，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声势显赫的大人物。清皇朝的摇摇欲坠和革命潮流的高涨，促使张、袁捐弃前嫌，重新携手以应付危局。从此，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遥相呼应，纵横捭阖，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90）六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吹嘘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处“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复信则再次吹捧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张謇一伙的劲头更足，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争论颇多，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缓进，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这可以看作是张謇一派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路线。 光绪三十三年（907），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宣统元年（909）八月，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随即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他与江苏巡抚瑞澂商定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各省内阁；张謇则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敦促从速召开国会。他还应汤寿潜的邀请，专程前往杭州说服浙江巡抚增韫。江、浙两省地方当局和谘议局步调协同一致，因而能够在全国立宪运动中处于倡导地位。是年冬，省谘议局代表齐集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并组成33人国会请愿代表团。张謇在代表团出发时赠言“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但是，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清廷并没有为张謇的“输诚”所感动，连缩短4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样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统二年春，张謇召开江苏咨议局会议，决定再次请求速开国会。五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张謇日记》癸卯十二月三十日。 张一鏖《拟复张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 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 此次请愿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一时号称有20余万人参加，很有一点声势。但清廷顽固如旧，不仅坚持9年预备立宪原议，而且严厉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张謇等仍不死心，紧接着又为第三次国会请愿作准备。 八月，新成立资政院正式开议，国会请愿代表团乘机再次向清廷上书，并到处游说宣传。资政院一致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清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改为5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张謇满足于清廷这样微不足道的让步，中止了原来打算亲自北上活动的计划。但国会请愿代表团却深感不满，继续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廷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并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张謇对此不能不感到沮丧。 清廷继续倒行逆施，于宣统三年（9）四月组成所谓“皇族内阁”，实际上是进一步实行集权，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与清廷对立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不少人已倾向于铤而走险，另作他图。张謇虽然也感到清廷“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达赉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张謇偕江谦、孟森等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五月十一日（月7日），张謇于北上途中特地下车看望蛰居彰德的袁世凯，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据当事人回忆，张謇回车时含笑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2五月十二日张謇抵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龢故居住宿。... 22 原来，清廷鉴于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急剧增多，曾强烈要求日本方面实行取缔办法。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的消息就具有试探意味，并向清廷示意，日本将会应允此项要求。适日俄战争结束，订立《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长春以南的各项侵略权益。接着，日本政府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前来北京谈判，迫使清廷承诺日俄之间上述侵略权益转让为有效。就在小村寿太郎来华之际，日本政府文部省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905年月2日）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等横加限制、取缔。其用意显然是允诺清廷的要求，以利于小村寿太郎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故《取缔规则》中主旨尤在于阻禁和迫害中国留学生的革命宣传和活动，这一点，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谈到《取缔规则》时就直言不讳3《陈天华事略》，万沅编纂《新华会虚无党史》。 参阅《宋教仁日记》第2卷，905年月28日至2月2日。 2同上书，905年7月28、29日。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册，第4章《陈天华投海》，上海书店印行，第25页。地承认“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这次文部省颁布的规则，将使他们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义。”2所以，《取缔规则》的发布，并不是一般地取缔留学生的“性行不良”，而是旨在打击中国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是藉此作为一个条件，以诱胁清廷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东三省事宜”中作出更多的让步。 多数中国留学生当然也看出了文部省发布《取缔规则》的意图，对日本和清朝双方政府这桩卑鄙的交易深表愤慨，于是群起奔走呼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日本各报竟肆意讥嘲，指为“乌合之众”。905年2月7日《朝日新闻》发表一报道称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此盖由于清国留日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褊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事件初起时，陈天华虽异常愤慨，但又怕留学界不能团结一致，所以对罢课抗议尚心存犹豫。及至见8000余留学生竟能同心协力地实行罢课，而日本报章却肆行诽谤，他不禁又惊又惧惊的是留学生果真能团结一致；惧的是罢课难于持久不懈，以致证实了日本报道的谰言蜚语。为此，他忧心如焚，愤恚难消。及至十一月十一日（2月7日）读到《朝日新闻》的恶意攻讦，就更感到无法忍受，痛不欲生，遂于晚间伏案疾书，写下了一份悲壮凄怆的《绝命辞》，情深意切地激励学生界坚持一心，贯彻始终，做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使日本报章的种种诬陷伎俩不能得逞。在《绝命辞》里，陈天华还告诫国人，决不能相信改良派的说教，“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他又谆谆规劝人们不要听从那些亲日的主张，“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次日晨，他将《绝命辞》挂号寄留学生会馆杨度收，随即到大森海岸投海自尽。噩耗传出，留学生群聚会馆前，《绝命辞》“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留学界同声哀悼，罢学返国者，络绎不绝。 陈天华在《绝命辞》里劝告人们“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他声明，主要是对日本报章侮为“放纵卑劣”极为愤慨，“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又称“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亟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因此，陈天华的投海，不能认为是意志薄弱，灰心丧志，而是以一死来警醒同胞，“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无疑，誉为蹈海英雄，陈天华是当之无愧的。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日（90年5月23日），陈天华的灵柩运返长沙。革命党人禹之谟、陈家影、宁调元等首倡将陈的灵柩与在上海投江的2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983年版，第4—页。 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983年版，第42页。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民报》第2号。 姚宏业的灵柩一同葬于长沙岳麓山，遭到官方阻挠，于是发动各学堂学生群起抗争。初七日（29日）长沙全城学生出动，护送陈、姚的灵柩，首尾绵延十多里，哀歌动地，鞭炮震天，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江。“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2“公葬陈姚”的事件，成为一次震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 陈天华的著作，大部分通俗易懂，**洋溢，悲壮感人。而蕴蓄在他的著作里最为昂扬生动的内容，又首推强烈的反帝爱国主张。听听他在《猛回头》里一段怵目惊心的唱词吧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面对如此危如累卵的处境，陈天华并不感到气馁，而是豪迈沉毅地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他在《警世钟》里写道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2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之秋，这种豪言壮语，是何等的扣人心弦，令人血涌肺张啊！ 在陈天华的著作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是很警世醒目的。他把清皇朝称作“洋人的朝廷”，而且严肃地指出“中国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哩？”他也如同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一样，把民主革命看作顺天应人，符合历史进化规律的运动，认为“质而言之，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因此，在他的著述里，也充满着讴歌民主，盛赞共和，期待步武泰西革命的文词，宣称“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2。所以，他在《绝命辞》里又谆谆2《绝命辞》，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982年版。曾杰《乙戌集》，《黄花岗与中国同盟会》。 2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35—3页。 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7页。 2同上书，第7页。 相嘱“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由于陈天华“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其中以《猛回头》、《警世钟》二种为效力至伟”3。尤其在湖北新军里，流传最广，“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清廷也早有察觉，故广张文网，严行查禁，但却事与愿违。光绪三十二年（90）夏，浙江金华龙华会员曹阿狗公开演唱《猛回头》，被劣绅告发。金华知府嵩连将曹惨杀，“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曹阿狗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观此逆书之人转多，于是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2辛亥革命时期两个卓越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和陈天华，虽然因尽瘁革命大业而过早地舍身成仁，没有亲身参与推翻清廷、创立共和国的决战，但辛亥决战的伟大胜利，是与他们屹立于宣传阵地的前沿，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地唤起民众，激励民众投身于这次决战的劳绩分不开的。他们前驱先路，号角警钟的殊勋，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丰碑上。 3《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25页。 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集。 2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七章《武昌日知会之破案》上册，第30页。第二十七章章太炎第一节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绛，入清后改名炎武） 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曾用名和笔名有绛叔、西狩、末底、戴角、独角、菿汉阁主、台湾旅客、支那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等。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89年月2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初从外祖朱有虔（左卿）受业，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3光绪十六年（890），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稽古之学”，“出入八年，相得也”。光绪二十年（894），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并于二十二年（89）岁阑，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 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2。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镜”，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3。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4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 还于光绪二十四年（898）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5；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 3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章第4节《猛回头案》。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号。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号。 2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谈》，查章太炎参加的是上海强学会。3章太炎《致汪康年书》，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977年版，第3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页。 5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页。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发展。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 章太炎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分镇”也是章太炎在外国侵略、清政腐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政治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起，足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他举明治维新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归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惠自擅？”2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3他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丧权辱国，而对汉族地主阶级还存幻想。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间，他曾将所写论文汇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五月，由基隆去日本，七月下旬，由日返国。 章太炎《上李鸿章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4页。 2章太炎《答学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页。 3章太炎《藩镇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02页。 第二节鼓吹反清革命和“苏报案” 光绪二十六年（900），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一伙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撰《解辫发》以明志。对过去设想的“客帝”、“分镇”也予“匡谬”，说是“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进而提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4接着，章太炎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光绪二十七年（90），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光绪二十八年正月（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和孙中山“定交”，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 六月，章太炎返国，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曾译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他还“删革”《訄书》，并立“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903年3月），章太炎到中国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社任教。这时，抗法拒俄运动展开，革命形势发展，而康有为却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鼓吹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公开批驳，指出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赞成变法，不过是“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又为邹容《革命军》撰序，说是“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2。《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发表3，立即引起中外反动派的仇恨，于是发生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英勇就逮，慷慨赴难。他除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愤怒地斥责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外，又继4章太炎《分镇》，《章太炎政论选集》，第07页。 章太炎《客帝匡谬》，《訄书》重印本“前景”。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07页。 2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04页。 3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第92页。 续撰文，申斥改良派“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说“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4又力言反清革命的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章太炎入狱三年，潜心佛学，读《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而革命之志毫不动摇，曾光复会的成立。 4《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苏报》发表的是其中主要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43页。第三节主编《民报》，讲授国学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90年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2章太炎主编《民报》，自第七号起（90年9月5日出版），编至第十八号（907年2月25日出版），以脑病辞职，由张继接办期（十九号），陶成章接办3期（第二十——二十二号）。二十三号起（908年8月0日出版），仍由他主编，出至第二十四号时（908年0月0日出版），《民报》被封禁。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羶，建立民国。”《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2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为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谕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3章太炎在论文中强调革命党自身的建设，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应该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4。 章太炎在论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竞名死利”、“志在千禄”的丑态。 并说“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矇之颂；**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5。指出改良派的“谋立宪”，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表示坚决反对。他还在《民报》上刊发别人批驳《新民丛报》的文章。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真是所2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33页。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2—27页。2《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2页。 3同上书，第330页。 4《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2。 5《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09—323页。 章太炎《箴新党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38页。 向披靡，令人神旺”2。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还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等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在他手拟的《约章》中标明“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约章》还提出一，亚洲被侵略各国，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亚洲屏蔽”。二，入会各国，应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如果“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三，入会会员，应“捐弃前嫌”，“互相爱睦”。虽则各国教术各异，“种族自尊”，但应“相知益深”，共同“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亚洲和亲会成立活动的时间虽只年多，但它以“反对帝国主义”载入《约章》，反映了亚洲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意愿。 与此同时，章太炎还在东京组织国学讲习会，编国学振兴社讲义，并于光绪三十四年（908）二月起为青年讲学，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等，早期前往受业的有黄侃、朱希祖、龚宝铨、钱玄同、周树人、许寿裳等。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908年0月），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三次致书“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进行批驳“私谓贵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刚毅恺明称于天下，必不茹柔吐刚，以纤毫之利、圭撮之害，而俯首以就满洲政府之羁轭，以挠邻国士民之气。”3并亲莅警廷，责问裁判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问得“厅长无言”。 《民报》“封禁”，章太炎在东京继续讲学，“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2，主要是“文字音韵之学”。他还写了大量学术著作《新方言》、《国故论衡》、《刘子政左氏说》、《庄子解诂》、《小学答问》、《齐物论释》、《文始》等陆续刊行。这些专著，种类繁赜，字数众多，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而宣统元年（909）以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减少。 还在《民报》“封禁”前，章太炎和孙中山发生矛盾。此后，汪精卫续办《民报》，章太炎作《伪民报检举状》，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闹派别纠纷。但他反清革命的大方向还是没有变，没有睽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同盟誓言，“同盟之好，未之敢忘”3。他在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上以“共和纪元”，在《缘起》中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2章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7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册，第4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958年版。章太炎《为民报封禁事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85页。2《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58页。 3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第25期。 除“外祸”、“辟邪辞”。武昌起义前夕，还写了《诛政党》，揭露“竞名死利”、“同为民蠹”的立宪党的各种表现2。武昌起义消息刚传来，“满洲留日学生，惊慌万状，有主张向日本借兵者”，章太炎作书正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怒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3他没有忘怀革命，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也只能说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纠纷。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对敌斗争的英勇，攻战文字的犀利，至今犹感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章太炎《复孙中山书》，92年月，《大中华》2卷2期。 2《教育今语杂志》第册，90年3月0日出版。 3章太炎《诛政党》，槟榔屿《光华日报》9年0月2、28、3日，撰写则在武昌起义前。第四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4的错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92年月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愿常驻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讨论建都问题时，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5。他依恋旧制度，说“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粃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主张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废省存道”，而对代议民主制则表示反对，主张“限制财产”，又以“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为“大悖乎理”2。 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凯“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3。在用人问题上，以为“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4。反对“政党内阁”，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5。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改组为统一党，以后更与民社等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 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空衔，不久又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设东三省筹边使署于长春，拟《东三省实业计划书》，提出“设立三省银行，以圆易吊，使民易知”，并铸造金币。“欲铸金币，又不可不预浚金源，非开办金矿，收买金砂，不足以供鼓铸。又请开浚松花江、辽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还拟“组织报馆”，“设会研究”7。但没有多久，宋教仁被刺，血的教训使他猛醒过来，他沉痛地《挽宋教仁》“愿君化彗孛；为我扫幽燕”，对袁世凯不信任了。4月，“托事南行”。次月，赴武昌，谒黎元洪，在鄂致电袁世凯，请去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四凶”。接着，由武汉到了北京，袁世凯设法笼络。5月25日发令“章炳麟授以勋二位”2，“冀以歆动”。月4日，离京来沪。而他早先提议在东北筹设实业银行的借款，财政部长梁士诒不肯盖章，章太炎“实业计划”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与我辈，忌疾甚深，骂亦阻挠，不骂亦阻挠”，于是决计“辞差”，“奉身而退”。34章太炎《致留日满洲学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9—520页。5《章太炎之消弭党见》，天津《大公报》9年2月2日。 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太炎《大共和日报发刊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7页。 3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4页。 5章太炎《上大总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页。 《民立报》92年月25日。 7章太炎《内阁进退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0页。 《大共和日报》93年2月日。 2《民立报》93年5月4日。 3《民立报》93年5月27日。 93年7月，孙中山、黄兴举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却不信赖，说什么“讨袁者亦非其人”4。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挚，正与西太后大同”，又说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5。“谓宜双退袁与孙、黄，改建贤哲，仆则承命”。以为“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7。以为总统改选，“大抵仍宜推举黄陂，必不肯任，然后求之西林”。“黄陂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贪邪”。黎元洪（黄陂）也好，岑春煊（西林）也好，都是清朝旧官僚，民国新军阀，章太炎对这些人寄以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师”，一方面看到“京邑崎岖，道路以目”，以为“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2，表示不畏强暴，敢临虎穴；另一方面又以为“共和党势渐扩张，此为可熹”3，“连日议员入党者，已增三十人矣，骥老伏枥，志在千里，况吾犹未老耶？”4但是，袁世凯对章太炎还是不肯放松，对他加紧迫害，把他软禁起来，梁士诒、赵秉钧等还欲“捏造证据，置章于死”5。 94年月，章太炎欲乘车离京，为军警所阻。7日，“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仍被监禁。曾决意绝食，“以死争之”，自云“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吾何言哉！”直到9年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在监禁期间，编成《章氏丛书》初编。4章太炎《致伯中书四》，《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5页。 5章太炎《致伯中书九》，《章太炎政论选集》，第页。 章太炎《致伯中书八》，《章太炎政论选集》，第页。 7章太炎《致伯中书九》，《章太炎政论选集》，第页。 章太炎《致伯中书十四》，《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7页。 2章太炎《致伯中书八》，《章太炎政论选集》，第页。 3章太炎《致伯中书十三》，《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5页。 4章太炎93年8月7日《家书》。 5章太炎93年8月2日《家书》。 《民立报》93年8月23日。 第五节参与护法运动，反对国共合作9年月，章太炎由京南返。这时，孙中山也在上海，曾两电黎元洪“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章太炎也认为“约法、国会，本民国固有之物，为袁氏所摧残”，主张“维护”7。此后，他多次和孙中山一起参加会议，基本主张与孙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庆，视“云阶”（岑春煊），更“出游南洋群岛，岁晚始归”。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认为章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谓最当”，推举章为国史馆长。9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北京开会，商讨对德宣战。5月7日，国会讨论参战案；0日，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等，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章太炎和孙中山两次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伪公民犯法乱纪之人”，“严惩暴徒主名”，“勿令势要从旁掣肘”2。月7日，张勋率军北上，与段派集议，电黎“调停须先解散国会”。孙、章联电陆荣廷等南方各省督军、省长，指出“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叛人秉政，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3。又联名致电陈炯明“国会为民国之命脉，调和乃借寇之资粮”，“今者群盗鸱张，叛形已著，黄陂与之讲解，实同降伏”4。 7月日，张勋复辟。3日，章太炎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等“集议孙公邸中”，“协议扫穴犁庭计画”。接着，与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乘海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于7月7日抵粤。当有人询以讨逆计划时，章即答以“余此次偕孙中山来粤，所抱之希望颇大”，“讨逆之举，即为护法而起，惟不违法之人而后可以讨逆”2。永丰、同安、豫章三舰抵达黄埔，孙、章一起前往迎迓。广东各界开欢迎海军大会，孙中山、程璧光到会，章亦参加。9月日，国民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政府大元帅，章太炎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就职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说“民国根本，扫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誓“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3此后，因护法军政府中派系斗争激烈，章“欲西行”，孙中山劝以“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愿为军政府争取外援，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当他抵达昆明后，多次向唐进言，促唐东下，但“唐终托故不出”。 99年，五四运动爆发，人民革命运动日渐发展，章太炎却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920年月，湖南通电“湘省自治”，章太炎随即在北京《益世报》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认为“宜虚置中7章太炎94年5月23日《家书》。 9年7月3日章太炎在浙江国会议员欢迎会上讲话，《中华新报》9年7月4日。2《中华新报》9年2月4日。 3《时报》97年5月2日、4日。 4《时报》97年月0日。 《时报》97年月0日。 2《时报》97年7月4日。 3《时报》97年7月28日。 央政府”，“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4。接着，又主张使“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还“必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5。这种“联省自治”说，和孙中山的统一主张背道而驰。9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章太炎以为“非法”，并以“联合自治不可反对为献”。 923年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章太炎以为“统一利害，久处南方者自知，若谓借此以缓最高问题，则亦非计”2。次年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宣言，接受了中国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流派，包括“联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又系统讲述了三民主义。0日，决定应冯玉祥的电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表示不满，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的怂恿下，发出《护党救国宣言》，“冀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不久，冯自由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太炎也组织了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背离孙中山，反对。 4《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44—745页。 5同上书，第752—753页。 《申报》92年月日。 2《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华民国十年，五十四岁”。 第六节晚年主张抗日925年，“五卅运动”发生，章太炎发出《为上海英租界巡捕惨杀学生之通电》。“以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肃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后患。惟有责成外交当局，迅速收回租界市政，庶几一劳永逸，民庆再生”3。 927年，赋诗自述“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晚年在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欲“甄明学术，发扬国光”。933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之华衮，粹然成为儒宗”。 但是，当帝国主义**祖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章太炎起来谴责国民党“怯于御乱而勇于内争”。932年，北上见张学良；次年，又与马相伯等联合发表“二老宣言”、“三老宣言”“对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作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收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2，呼吁抗日。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压制。章太炎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32月24日，上海学生北上请愿，国民党加以阻挠，章太炎“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但认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4。请愿学生经过苏州时，又“派代表慰劳，并嘱县长馈食”5。他“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己”，临终前，在《答友人书》中还说“北平既急，纵令勉力，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令共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势耳。此辈虽多狙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7。尽管章太炎不可能对有真正认识，但他对的坚持抗战、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还是觉察的。尽管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有使人失望之处，却仍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93年月4日，章太炎病逝。 鲁迅评述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又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鲁迅的评价是中肯的。 3章太炎923年月2日《致李根源书》。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83页。 2章太炎《生日自述》，《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0页。 3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34页。4《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72页。 5《申报》935年2月2日。 浙江图书馆《追悼章太炎先生特刊》。 7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35页。章太炎《答某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74页。 第七节著述的编印章太炎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辛亥革命前，他曾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清议报》、《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汇报》、《台湾日日新报》、《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日报》、《浙江潮》、《复报》、《民报》、《汉帜》、《国粹学报》、《学林》、《教育今语杂志》等报刊撰文。辛亥革命后，他的文章又散见于《民国报》、《大共和日报》、《民立报》、《申报》、《民国日报》和他自己主编的《雅言》、《华国》、《制言》中。 章太炎论文最早的结集是《訄书》，光绪二十五年（899）冬付梓，次年出书，苏州木刻本，录《尊荀》等50篇，另“补佚”2篇。光绪二十八年（902），他从日本返国，将《訄书》“删革行于世”，于光绪三十年出版重印本，把《客帝》、《分镇》改为“匡谬”，作为“前录”，又将篇目调整为3篇，以《原学》、《订孔》始，以《解辫发》终。光绪三十四年（908），《民报》封禁前后，章太炎着手编辑《太炎集》，所录以学术论文为多2。不久，他又手改《訄书》，准备增加《原儒》、《原经》等学术论文，对重印本革命之作每加删削。 94年，章太炎在被袁世凯幽禁期间，手定《章氏丛书》，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卷，《刘子政左氏说》卷，《文始》9卷，《新方言》卷、附《岭外三州语》l卷，《小学答问》卷，《说文部首韵语》卷，《庄子解故》卷，《管子余义》卷，《齐物论释》卷，《齐物论释》重定本卷，《国故论衡》3卷，《检论》9卷，《太炎文录》文录2卷、别录3卷、补编卷，《菿汉微言》卷。有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刊本、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和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右文社本刊行最早，多误字；浙江图书馆本刊印最精，收录较多。所收大都是学术专著，《太炎文录》也只收录了一些诗文，而先前登在期刊上的斗争文章竟被刊落，如发表在《浙江潮》的《狱中赠邹容》等诗，发表在《苏报》的《狱中答新闻报》、发表在《民报》的《复吴敬恒书》以及许多“时评”，《文录》多未收载。《检论》是他就《訄书》增删而成的，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和《解辫发》等篇也被删落了。 933年，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章氏丛书续编》，收《广论语骈枝》卷，《体撰录》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卷，《古文尚书拾遗》2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5卷，《新出三体石经考》卷，《菿汉昌言》卷，共7种，所收不多，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战斗之作。 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章氏丛书》三编，938年在武汉排印《太炎文录续编》，对《太炎文录》初编、补编不收之作，“不敢续录”，《华国》、《制言》所载书札也未阑入。 因此，《章氏丛书》初、续、三三编，并未曾把章太炎文章搜集完备，特别是有关政论性的诗文、演说辞、时评、函电等，刊落很多。 至于时人编辑或坊间流行的，则有《章太炎文钞》5卷，静葊编辑，942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册，第444页。 《太炎集》，抄本，北京图书馆藏，系年编次。 年3月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太炎最近文录》册，钱须弥编辑，95年4月上海国学会书室铅字排印本；《章太炎的白话文》册，吴齐仁编，92年上海泰东书局铅字排印本；另有《章太炎先生尺牍》、《章太炎尺牍》、《章太炎文选》等。其中《章太炎文钞》出版在《章氏丛书》初编之前，掇拾《訄书》和《民报》、《国粹学报》诸文，间有《章氏丛书》未收之作。《太炎最近文录》一书，据编者称“与右文社近刊之《章氏丛书》无一重复”，其实只是章太炎9年到93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宣言、函电等的汇辑；“附录”虽也曾录有载于《民报》的文字，但数亦寥寥。《章太炎的白话文》都是章太炎发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讲演记录。至于《章太炎先生尺牍》等，则校印多讹，很少可取。 解放后，学术界曾注意搜集和整理章太炎的遗文。979年，由有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章太炎弟子，分工编辑《章太炎全集》，已出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977年曾出版了《章太炎政论选集》。 第二十八章秋瑾第一节抱“匡济艰危”之志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字璿卿，号竞雄、旦吾、鉴湖女侠、汉侠女儿，浙江省山阴县（今绍兴市）人。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875年月8日）生于福建闽县。祖父秋嘉禾多年仕宦福建，父秋寿南同治年举人，母单氏出身浙江省萧山城内望族。 秋瑾在福建度过童年时代。她曾在祖父官衙耳闻目睹外国侵略分子的飞扬跋扈，深以为忧地对母亲说“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2从幼年起，秋瑾与兄秋誉章在家读书，由父母课督。她读书用功，天资聪颖，除读四书五经外，还广泛涉猎各种诗词、小说、史书，对一些描述古代游侠，特别是女杰的作品，怀有浓厚兴趣。 光绪十六年（890），秋瑾由闽返浙，居绍兴城内和畅堂，除继续读书外，又向其萧山外婆家表兄弟单老四习武艺。 光绪二十年（894）夏，秋寿南任职湖南湘潭县厘金局，一家随往。经媒人说合，父母作主，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五日（89年5月7日），嫁湘潭城内大富商王黻臣之子王子芳（字廷钧）为妻。王子芳为不学无术的纨袴子，秋瑾对这桩婚事本极不愿，婚后夫妻感情淡漠，秋瑾抑郁不欢，激起对封建纲常之痛恨。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子芳入赀为工部主事（后迁户部郎中），赴京任职，秋瑾同往。在北京，秋瑾闻见官场种种污秽，十分愤慨，曾写《黄金台怀古》讥讽之“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多少贤才成底事，黄金便可广招徕？”不久，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秋瑾与王子芳匆忙离京返湘避难。其时秋瑾以强烈的忧国心情，写了《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她后来回顾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2光绪二十七年九月（90年月），王子芳赴京复职，秋瑾也重到京华。但不久其父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病逝，秋瑾又返湘居丧。其母、兄则在湘潭城内赁屋开设“和济钱庄”，但开张不到一年便本金亏尽，被迫关闭。不久，其母、兄等皆离湘回浙。秋瑾在夫家更感寂寞苦闷。 光绪二十九年（903）春，秋瑾携女儿王灿芝，再次赴京，与王子芳一同生活。这时，秋瑾结识了与王子芳同在户部任职的廉泉之妻吴芝瑛。吴氏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之侄女，思想开通，精于书法、诗词，比秋瑾年长7岁。二人结识后感情日笃，几乎“无一日不相见”3。至次年正2上海右文社本，印于95年，章太炎曾有手校本；浙江图书馆本刊于99年，其中《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补编》、《菿汉微言》3种，为右文社本所无。 秋高《秋瑾遗事》。 《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79年版，第58页。 2同上书，第0页。 3《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月，即立盟结拜为姊妹。此外，秋瑾还结识了绍兴同乡陶大钧之妾陶荻子，以及其夫在京师大学堂执教的日本人服部繁子等人。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国内很快传播，大批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前往日本留学者尤多。秋瑾在吴芝瑛、陶荻子等处，常看到一些宣传革命和救国的新书报，眼界为之大开，忧国之情更趋强烈，便更加不安于过碌碌无为的生活。她表示“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乃决心摆脱依附丈夫生活的地位，出国留学。王子芳极力反对，竟窃走秋瑾自筹用作留学费用的珠宝财物，以阻其行，引起秋瑾极大反感，从此夫妻反目成仇。秋瑾另筹学费，脱下红装，丢掉女子裹脚布和三寸弓鞋，换上全副男装，直至牺牲，终未再穿清朝礼服。 从准备出国留学遭丈夫阻止这件事，使秋瑾认识到，女子“革命当自家庭始”的道理2。 吴芝瑛致徐寄尘书，《民主报》92年7月2日。 2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秋瑾集》，第88页。 第二节东渡日本，参加反清革命光绪三十年五月（904年月），秋瑾离国赴日。她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经半年刻苦努力，至年底结业。在此期间，一度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旋因对校方在教学方法、生活管理上不满而退出。 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秋瑾在这半年间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各项活动。她广泛结交进步留学生和革命志士，与周树人、陶成章、宋教仁、王时泽、何香凝、冯自由等都有较多往来。她把志在反清革命的青年引为同志；对浮薄轻佻、吃喝玩乐者深恶痛绝；对那些顽固透顶、借留学为升官发财途径的人，更“自始至终口诛笔伐，面对面地展开斗争”3。她积极发起或参加各种革命团体，开展革命和妇女解放活动，其中包括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人一起，对拒俄运动时留日女生成立的“共爱会”进行改组，改名“实行共爱会”，举陈撷芬为会长，秋瑾为“招待”，欲办成一个团结全国妇女的团体，引导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妇女解放。这是秋瑾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实践活动之一。秋瑾还与人组织“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脚。又曾发动留日女生，开展反对纳妾的斗争。她自己则写信回国，请其兄作代表，与王子芳家“开谈判离婚”2。这些均表现了秋瑾敢于向当时统治中国的封建礼教大胆挑战的勇气。 这年秋，冯自由、梁慕光奉孙中山之命，在日本横滨成立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作为“交通内地秘密会党之导线”3。秋瑾得讯后，即与王时泽、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等共0人，一同加入此会。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刘道一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刘复权被封为“洪棍”，是为“洪门三及第”4。加入横滨三合会，是秋瑾日后广泛结交秘密会党的开始。 在参加上述各项活动同时或稍后，秋瑾还积极与人创办“演说练习会”。在该会所订十三条简章的第五条中，规定“会中当附属一普通语研究会，凡演说皆用普通语”，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正式提出并实行推广普通话的组织之一。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秋瑾尽管浙江口音很重，但努力学习用普通话进行演说。这个组织在留学生的进步青年和革命青年中，有很好的声誉，如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曾亲自向秋瑾提出加入该会的要求5。演说练习会提倡演说技巧，把演说作为革命斗争的一种武器，用以使无钱订报或没有文化的人能了解革命的道理，同情和参加革命斗争。因此，创办演说练习会是秋瑾投入民主革命的组织活动的正式开始。 在参与创办演说练习会同时，秋瑾还积极参与创办《中国白话报》。该报附设在留学生会馆内，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五日（904年9月24日）创刊3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秋瑾集》，第89～90页。 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92年版，第22建人《回忆鲁迅》。 3《致秋誉章书》，《秋瑾集》，第39页。 4冯自由《朱少穆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98年版，第8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25页。 （月刊），内容包括论说、教育、历史、实业、地理、时评等十几个项目，全用白话文，它实是一种宣传反清革命的刊物，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至三期内容看，充满了激烈反满的言论。秋瑾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在第一期上发表《演说的好处》，大力宣传用演说“开化人的知识，感动人的心思”，并尖锐揭露了清朝官场种种腐朽不堪的丑事。在第二期上，秋瑾发表了《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种种事实，大声疾呼提倡男女平等。在第三期上，她发表了《警告我同胞》，针对中日两人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发出强烈感叹。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秋瑾又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乘学校放假，她决定回国探亲和续筹留学费用。实践女校托她顺便在国内招收师范、工艺两科女生留日。动身回国前夕，遇到刚在浙江各地联络秘密会党，并参与在沪创立光复会的陶成章。陶成章向秋瑾详细介绍了浙江各地秘密会党的情况，并为之写了介绍信，给当时在国圣主传奇sodu内的光复会领导人蔡元培和徐锡麟。光绪三十一年（905）春，秋瑾回到上海。她先在上海爱国女校找到蔡元培，然后去南京，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辛汉，无结果，乃返绍兴走访徐锡麟。四月，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从此秋瑾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事业。五月，秋瑾由绍兴到沪，准备再去日本。陶成章这时正在上海，把秋瑾介绍给在沪的浙江处州会党头目丁■、吕熊祥等人，这是秋瑾与浙江秘密会党有正式联系之始。六月，秋瑾第二次到达日本。七月五日（8月5日），到青山实践女校注册，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她在此只读了个学期，修读了9门功课，每周上课达33课时，另加课时自修课。秋瑾以顽强刻苦精神，坚持学习，还在课外坚持体育锻炼，又学会了制作炸药之法。 这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八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随即被指定为同盟会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十月，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发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当时中国报刊一般称之为《取缔规则》），剥夺留日中国学生言论、集会、结社、通信的自由权利。日本有的报纸且发表文章，恶意诋毁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中国留学生停课抗议《取缔规则》，陈天华且以蹈海自尽抗议日本报纸的诋毁。秋瑾与宋教仁、胡瑛等力主全体停学回国，另一些留日生则认为这样做不妥。两派激烈争辩，最后由于中国留学生的激烈抗议，《取缔规则》没有实行，多数留学生仍留下学习，秋瑾则与易本羲等人于十一月底离日，十二月回到上海。这时，秋瑾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她写信给留在日本的王时泽说“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承认留日学习也可救国。她在信中还切望“诸君之无忘国耻”，表示自己归国以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2。回上海不久，秋瑾首先积极参与创设“中国公学”，用以安置反对《取缔规则》而回国的学生。不久，经同盟会员褚辅成介绍，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90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执教于浔溪女校，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在浔溪执教期间，秋瑾积极向师生宣传男女平等、兴办女学和民主革命。在她影响下，该校主教务的徐自华及其妹徐双韵和学生吴珉（以后改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98年版，第50页。2《秋瑾集》，第3页。 名惠秋）等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成为秋瑾的莫逆之交和革命同志。第三节创《中国女报》，宣传男女平等秋瑾在浔溪女校执教两月后，因该校校董金子羽散布流言蜚语，乃愤而辞职赴沪。同年夏，她赴浙东一次，“阴求死士，得吕东升诸人”。八月间，与光复会员尹锐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之名联络浙江和长江各地会党，并在此试制炸药以备起义之用。有一次试制炸药不慎爆炸，“伯平伤目，瑾伤手”，幸伤势很轻，不久即康复。 与此同时，秋瑾为了向广大妇女宣传男女平等，组织妇女斗争，积极筹创《中国女报》杂志。她原拟集股万元，“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象象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2。乃在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号设立蠡城学社，筹集股金，先在《中外日报》刊登章程、广告，并将另印的章程，分寄各地女学堂。但过了不少时间，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连问都没有人问起，秋瑾极为痛心。在计无可施之下，她邀嵊县平阳党首竺绍康，于秋冬之间同往湖南，以计向王黻臣诱得一笔款子，终于在十二月初一（907年月4日）在沪出版《中国女报》创刊号。次年正月二十日（907年3月4日）又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亦已排好，惜因经费拮据，秋瑾又无暇顾及，故未能印行。 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开宗明义地揭示创设该刊物之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这个宏愿在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在中国历史上，秋瑾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成立“中国妇人协会”，亦即全国妇女协会的人，仅此即可说明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突出地位。 在所出版的这两期《中国女报》上，秋瑾发表文章四篇，即《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和《补登创办中国女报之章程及意旨广告》；诗四首，即《感时》、《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感愤》、《剑歌》；歌曲一首，即由她一人作词谱曲的《勉女权歌》。这些文章、诗歌，连同她前此发表在《白话报》上的文章，以及在留日时已开始、回国后继续创作的弹词《精卫石》和其他不少诗词、书信，是秋瑾宣传妇女解放的杰作，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珍贵史料。 在这些诗、文、歌、词中，秋瑾对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受到的压迫、歧视，进行了全面的、淋漓尽致的揭露、控诉，对各种歧视妇女的纲常礼教、社会陋习和荒谬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鞭挞。特别是，她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之因在于未能自谋生计，经济没有独立，并针对这个原因而探索了妇女争取解放之途“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3“求学艺”的办法是大兴女学，使女子学得文化知识，然后“做教习，开工厂”以便自立；“合群”则是妇女们联合起来，依靠自己的斗争来争取平等的权利。更为可贵的是，《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47页。 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辛亥革命》第3册，第85页。 2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革命逸史》第2集，第5页。 3《敬告姊妹们》，《秋瑾集》，第5页。 秋瑾还把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号召妇女们积极投入反清革命，与男子一起战斗“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这些思想、理论，达到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最先进水平，正如郭沫若评述的“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2《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秋瑾集》，第32页。 2《精卫石》，《秋瑾集》，第30～3页。 第四节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在创办《中国女报》后，秋瑾即以全部精力投身于组织反清革命的活动。光绪三十二年十月（90年2月），萍浏醴大起义爆发期间，光复会员集议于上海，谋在东南地区起兵策应，秋瑾参与密议。其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已不多过问会务，实际主持光复会的徐锡麟则已捐得道台，正拟赴安徽任职。在浙江方面亟需有既具威望，又富才干者主持。陶成章乃派王文庆赴沪，与秋瑾商议组织浙江起义之事；徐锡麟也派王金发到沪，邀秋瑾回浙主持。秋瑾欣然接受，即以浙事自任，偕王文庆回浙，筹划浙江武装起义活动。 浙江是秘密会党分布很广的一个省份。清末，浙江各地的会党主要有以沈荣卿、张恭、周华昌为首的龙华会（以金华为总部），以王金宝、吴应龙为首的双龙会（以丽水为总部），以竺绍康、王金发为首的平阳党（以嵊县为总部），以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活动在浙北地区），等等。势力遍布全省，其中尤以金华府之武义、永康、东阳等县，台州府之仙居县，绍兴府之嵊县，处州府之缙云、青田、松阳、宣平等县为最。这些秘密会党都反对清朝统治，在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势力大举入侵中国，它们曾一度以反洋教为主要斗争目标。但到辛亥革命时期，因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反满色彩又浓厚起来，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争取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秋瑾之前，陶成章、魏兰、敖嘉熊等已经在联络全浙各地会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秋瑾回浙，主要是在已有基础上把各地会党进一步组织起来，并予以必要的训练。 从上海回浙到达杭州时，正值徐锡麟由绍兴去安庆之际。秋瑾与徐锡麟乃在杭州西湖白云庵会商，粗略地拟定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同时发动，占领皖浙两省重镇后，分路会攻南京；安徽方面由徐锡麟主持，浙江方面由秋瑾主持，两地分头同时抓紧筹备；两地间的联络工作则由陈伯平负责。商定以后，秋瑾即回绍兴。这时，萍浏醴起义业已失败，但皖浙起义的计划照旧进行。秋瑾即于十二月中旬（907年月下旬至2月上旬间）往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县联络会党。光绪三十三年正月（907年2月），秋瑾回绍兴，正式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主持各项校务，并以此为中心，加紧组织浙江革命势力。 大通学堂全名“大通师范学堂”，由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该校普通班设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理化、算术、博物以及体操等4门功课。此外，为了培训浙江会党骨干熟习军事，特设体操专修科，只学习军事体操、进行军事训练，不学别的课程；专招收金华、处州、绍兴三府的会党骨干人物，入校进行为期半年的训练。徐、陶等人还设法以合法和公开的方式，从上海购买了后膛9响枪50支、子弹2万发。并拟定章程，规定凡大通学员，一律得加入光复会，毕业以后仍受学堂办事人员的节制。从而大通学堂成了浙江各地会党的联络中心，光复会本部也由上海转移到了绍兴。 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首先整顿纪律，消除内部宗派纠纷，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培养学员刻苦勇敢的精神。接着，她在绍兴城内诸暨册局（科举时代诸暨县考生到绍兴参加府试时住宿之地）设立体育会，拟招收一批女生，教以兵式体操，由秋瑾自己率领，组成一支女国民军。但因绍兴绅、学两界强烈反对，无报名者，只得作罢。秋瑾乃改招金、处、绍三府会党骨干0多人入会习军事。对于大通学堂普通班，秋瑾也主张努力扩大招生，特于二月二十五日（4月7日）《绍兴白话报》第3号附张上，刊登《大通师范学堂第二次招生广告》。其目的也在于扩展光复会，增强革命势力。为了掩护革命活动，秋瑾还在大通学堂的开学典礼上，特邀绍兴知府，山阴、会稽知县到校致词，并与师生拍照留念。绍兴知府贵福见秋瑾办事能干、认真，很为满意，特将其别号“竞雄”二字拆开，凑成“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的对联，送给秋瑾。这样，经秋瑾积极整顿，大通学堂面目一新，规模也有了新的发展。 正月下旬和三月上旬，秋瑾又两次深入浙东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广泛联络会党，并在会党人员众多的嵊县设立光复会秘密机关2。 秋瑾在积极联络各地会党的同时，还抓紧了另一条战线的工作，即利用各种关系在驻杭州新军、浙江武备学堂和弁目学堂中发展光复会员。 秋瑾于上年冬由沪回浙时，即在杭州与新军及武备、弁目二学堂中的革命党人联系，并通过他们发展了一批人加入革命党。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前后，她又到过杭州几次，继续在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中发展革命党。经她前后几次发展入光复会的新军官兵和武备、弁目二学堂师生有几十名，其中重要的有吕公望、叶颂清、朱瑞、周凤岐、陈国杰、许耀、夏超、虞霆、黄凤之、张敢忱、傅孟、俞炜、裘绍、周亚卫、陈礼文等人，他们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起义活动，有的并成为主要领导人。连同在会党中发展入光复会的在内，秋瑾在主持大通学堂的前后半年内，共发展了光复会员00多人3，从而使光复会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 在联络会党和新军等取得顺利进展的基础上，秋瑾于三月间将光复会职员编为级，以“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的七律诗为表记。从“黄”字起至“使”字止共级，以“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祸”字为协领，由秋瑾自己担任；“源”字为分统，由会党头目竺绍康、王金发、张恭、吕熊祥等担任；“溯”字为参谋，以会党头目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等。各级职员均以金戒指为记，在戒指中嵌入代表自己职衔之代名词或、b、等英文字母。经此编组，上自处州府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之嵊县的会党，都被编组起来了。 四月初，秋瑾又把浙江会党和光复会员数千人，按照“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个字，分别编成8个军，总称“光复军”，每军都设置大将、副将，参谋、副参谋，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等3个军职，以白底黑色“汉”字旗为军旗，以黄色小三角形、内书黑色“复汉”二字并盖上图章的旗帜作为顺旗。还规定了军服、头布、肩章、胸带、郭沫若《秋瑾史迹·序》。 当时绍兴府治所在地及周围郊区，即今绍兴市、县，分山阴、会稽二县。2陶成章《秋瑾传》，《秋瑾集》，第85页。 3尹锐志《锐志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85页。 图章、令符等的具体式样。至五月间，光复军初步编成。与此同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发动日期也初步拟定五月二十六日（7月日），先由金华府发难，继而处州府响应，以吸引杭州方面派清军前往镇压；绍兴的光复军即渡过钱塘江袭击杭州，在事先约定的驻杭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师生的配合之下，一举夺取杭州；若攻夺杭州的计划受挫，则光复军立即返回绍兴，经金华出江西，进入安徽，与徐锡麟会合再图进取。在浙江发动起义的同时，徐锡麟在安徽亦发动起义，浙皖两省配合，各自得手后合力会攻南京。 在进行这些组织活动时，秋瑾还手订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件，以备起义时张贴。在这些文告中，秋瑾以强烈的忧国之情，痛切指出当时中国的险恶处境，怒斥清朝统治者各种罪恶。 光复军起义计划和发动日期拟定后，秋瑾即派陈伯平报告徐锡麟，约定两省配合行动。 这时，徐锡麟在安庆担任掌握全省巡警、治安大权的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他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向巡警学堂学生宣传革命，在安庆新军中争取进步官兵，为武装起义加紧积聚力量。 但是，在尚未得知秋瑾在浙江的行动计划之前，徐锡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暴露，乃匆忙决定起义。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907年7月日），徐锡麟借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预定的毕业典礼之机，与光复会同志陈伯平、马宗汉突然发难，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三十几名学生冲出学堂，前往军械库，激战四时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当天，徐锡麟即遭惨杀，安庆起义失败。接着，清军在九江逮捕到徐锡麟之弟徐伟，并得知秋瑾是徐锡麟同志，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立即将此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 此时秋瑾正在对浙江光复军作最后部署，从大通学堂选派了32人，由俞炜、叶颂清和龙华会头领周华昌率领，前往杭州，潜伏待命；让周华昌招部下200人，驻伏杭州江干（钱塘江沿岸一带），以“伺动静为内应”。此外，秋瑾还派周亚卫去嵊县，让竺绍康发动同志作准备。 然而，浙江的一些会党和光复军，未及等到规定的六月十日起义之期，就纷纷行动。五月上旬，裘文高在嵊县西乡二十八都村首先发难。之后，金华府的武义县、金华县、兰溪县、汤溪县、浦江县等地的光复军亦因泄密或叛徒告密，遭到清廷地方当局的重大破坏。恰在这时，绍兴劣绅胡道南等人又向知府贵福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按即吕熊祥）、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贵福即于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进省向张曾敭面陈。 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的来电，浙江各地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贵福的报告，使张曾敭确信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是浙江革命党的首要人物，便立即派兵赴绍兴捕拿、镇压。 五月底六月初，秋瑾从报纸上得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的消息。她强忍悲痛，立即烧毁光复会来往函件和干部名册，指挥转移大通学堂所藏的大批枪支弹药。有人向她建议提前起义，但秋瑾以嵊县和绍兴各地的光复军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40页。 见秋瑾《光复军军制稿》，《秋瑾集》，第23—2页。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商务印书馆947年版，第29页。尚未集结就绪，坚持待到六月十日预定之期再发动起义。 六月二日（7月日），浙江官府从杭州派遣新军300多人，由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率领赴绍兴，因担心官兵中有革命党人，行前对全体官兵进行搜身检查，引起**，为附近武备学堂学生听到，立即向绍兴通报。大通学堂方面在次日得报，许多人恳劝秋瑾乘早出走避祸。但秋瑾已置生死于度外，且早认为“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2。决心以自己的流血，来一洗“女界之羞”，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她还给在浔溪女校执教时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诗，表示自己“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因而她坚决拒绝出走。她命当时从嵊县赶来劝她出走的王金发快离开绍兴，并要他和竺绍康等人在她牺牲后另谋再起。 六月四日（7月3日）下午，贵福、徐方诏和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等人，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此时学堂内还有三十几人，秋瑾要他们逃出去，有两名学生在冲出去时被清军枪杀。最后只大通学堂教员程毅等人和秋瑾留在学堂内。清军攻入，逮捕了秋瑾等7人，并搜去一些枪支弹药、马匹驴子和秋瑾所写的诗词、文告等。 秋瑾被押至绍兴知府衙门，当晚即由贵福、徐方诏、李钟岳、李瑞年等对她进行了会审，第二天又继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或是严刑逼供，秋瑾始终以凛然不可冒犯的英雄气概对付敌人。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敌人“论说稿（即清军从大通学堂内搜去的革命文告）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敌人逼她说出王金发、竺绍康等人的去处，她以对敌鄙夷、不屑一顾的口气回答“不知道”三字。敌人刑逼她供出“匪党共有几人”时，她再也不予理睬，任凭敌人怎样软硬兼施，她始终“坚不吐供”2。最后她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7个大字，以表示对祖国、民族所处险境的无限忧虑，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无限惋惜。 清廷对秋瑾和她主持的革命活动极为害怕。浙江巡抚张曾敭上奏朝廷说“此次秋瑾等，乃以学界女子，于国家预备立宪时代，提倡革命，借体育会聚众谋乱，私蓄军火马匹，勾结土匪同时滋事，金华、武义、永康等属，以及绍兴之嵊县，各处响应，拒捕戕弁，又分遣竺绍康、王金发等赴嵊纠匪，谋劫郡城，其意固不专在掳抢，非寻常盗贼可比。”两江总督端方在给张曾敭电文中也说“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在用尽各种方法皆不能迫使秋瑾屈服之后，贵福决定尽快杀害秋瑾，以免浙江各地光复军，特别是嵊县竺绍康、王金发带人进攻绍兴，营救秋瑾。于是他一面命幕僚编造一份《秋瑾口供》向上司交账，一面电请张曾敭批准杀害秋瑾。张曾敭立即复电同意。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907年7月5日）晨，秋瑾在绍兴城内轩亭口就义，年仅33岁。 2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第43页。 《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2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8页。 《辛亥革命》第3册，第9、93页。 秋瑾从光绪三十年投身社会活动起，在3年时间里，为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90年出版了《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979年增补重印。 故宫档案馆《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第23、2页。第二十九章宋教仁第一节踏上革命征途宋教仁，字钝初（也作遯初），号渔父，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桃源上香冲的一个地主家庭。从4岁起，他就入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899），他转入桃源县城里的漳江书院读书。 清末政治的，外国资本主义的频频入侵，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再不能安坐于书斋中。基于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宋教仁产生了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成了他与同学经常谈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他与同学文骏等人登上院东的漳江阁，纵论中西政治的得失、关塞险厄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大有感慨地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击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2因此，虽然他在光绪二十七年（90）奉母命参加了县试，考中了秀才，但他并没有把继续博取科举功名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光绪二十九年（903），宋教仁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主持这次考试的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作文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下笔千言，洋洋洒洒，极力推崇汉武帝“经营西域、扩张国土、奠定大汉族之基础”的历史功绩，深得梁鼎芬的赞赏，被取为第一名。然而，革命潮流的激荡，使宋教仁在入学以后无法再埋头书案，他经常思索的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年月，黄兴从日本回到武汉，在文普通学堂发表演说，痛斥清廷的无能，提倡进行政治改革。宋教仁听了大为叹服，立即同黄兴结识。从此，他便经常与同学田桐等人在一起，密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清朝官吏对他的言行非常忌恨，打算将他逮捕。学堂监督纪巨维十分喜爱他的才学，却又担心无力庇护，便暗地讽示他迅速逃走。于是，他就在七月间离开武昌，回到湖南。九月二十六日（月4日），他在长沙参加了黄兴所召集的华兴会筹备会议，同年十二月三十日（904年2月5日），他又参加了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并被推为副会长，从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华兴会，把湖南先发动、各省继起，然后“直捣幽燕”作为自己的斗争方略。所以，在华兴会成立不久，他们就派遣“对于本省外省各界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开展活动，“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904年7月3日），他又和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等联合，组织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互通声气，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则担任文书。 在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华兴会决定在当年十月十日（月日）慈禧太后70岁寿诞于长沙发动起义，以武备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力，以会党为辅助力量，省内分浏阳、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2吴玉章《辛亥革命》，第87页，人民出版社9年版。 文思《故农林总长宋教仁传》。 荆嗣佑《辛亥革命见闻》。 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除了负责与科学补习所进行联系外，具体主持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九月间，他在家乡变卖家产，为革命筹措经费，后经常德到长沙，才知道起义事机已经泄露。在曹亚伯等人的劝说与资助下，他搭乘一条运煤船前往武汉，追寻黄兴。 十月初十日（月日），宋教仁安全地到达武昌，改换姓氏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从同学口中得悉“此间风潮颇大，科学补习所已闭，武昌梁知府正访查经武（即胡瑛）的来历”2。而此时黄兴等人在上海新创办了一个启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准备日后举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号轮船顺流而下，于十五日到达上海。可是，因受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启华译书局遭到破坏，黄兴等人已经被捕入狱，宋教仁在上海无法立足，经朋友们的帮助，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5日）浮槎东渡，前往日本。 2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78页。 第二节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宋教仁从长沙起义失败中认识到，在发动起义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人们的革命情绪。因此，他到东京不久，就为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杂志而积极努力。光绪三十年底（905年月），他与陈天华等人联合组成“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并以此作为杂志的名称。他被推为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为建立舆论阵地而整天忙碌。但他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埋头为其他杂志撰写稿件。经过半年时间的辛苦张罗，《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在五月二十二日（月24日）出版，他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本杂志四分之一的篇幅。 踏实的工作和犀利的文笔，很快就使宋教仁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博得了声誉。光绪三十一年六月（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接着，黄兴约集了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详谈了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的事。但是，在要不要参加孙中山所倡导的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上，华兴会主要领导成员之间意见很不一致。陈天华主张以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宋教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声言“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似有缓冲分歧之意。 在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宋教仁和孙中山完全一致。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下午，他如约参加了孙中山所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议，被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员。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壮大革命的声势，他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同人共同发起，在七月十三日（8月3日）召开了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他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午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到会者共有00余人。会上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随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根据黄兴的提议，同盟会同意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自己的机关报。可是，就在双方准备交接的时候，刚刚印就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隐情，被日本政府硬栽上“妨害公安”的罪名强行没收。宋教仁向日本有关当局再三交涉，终归无效。同盟会决定改名《民报》，另行出版，仍由宋教仁担任庶务，兼撰述员，主持社内的日常事务。 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迅速展开。这不仅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十分恐惧，而且也使对中国包藏祸心的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于十月初六日（月2日）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和结社，检查书信来往，强迫他们遵守清朝法令，妄图以此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中国广大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自动停课退学，不少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98年版，第502页。 人登上轮船回国，对日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由于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日本，同盟会本部对此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主张继续忍辱求学，宋教仁则坚持进行斗争。他和胡瑛等人发起组织联合会，对继续留日斗争的学生统一领导，对归国的学生进行安排，直到他认为“此次风潮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时，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90年月3日）决定将联合会解散，二十二日全部复课。 宋教仁认为，革命既要从事破坏，更要进行建设，这些都离不开大批人才和高深的知识，所以，他立足于现在，放眼于未来，辞去了《民报》的职务，改名宋炼，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90年2月日）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准备系统地学习政法知识。但在听课温课之余，他仍然坚持翻译和写作。在此期间，他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还翻译了日本宪法和各国的警察制度。这不仅提高了他的外文水平，而且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状况的了解，为他后来规划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时势的急剧变化，使宋教仁的攻读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光绪三十二年底（907年初），黄兴离日归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委他代理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处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日常工作。光绪三十三年正月（907年2月），黄兴返回东京，同宋教仁协商如何组织东北的“马侠”，与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的起义遥相呼应问题。在宋教仁看来，这些所谓“马侠”都是被迫走上“梁山”的，只要晓以大义。完全有可能变成一支革命力量。因此，他决心亲赴东北，去完成这一使命。正月中旬（2月下旬），黄兴和孙中山在讨论国旗图案时意见不一致，孙中山坚持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主张采用象征“平均地权”的井字旗。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怒而宣布要退出同盟会。宋教仁同情黄兴，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实因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正月下旬（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劝令孙中山离开日本，并赠款5000元；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又赠款万元。孙中山拨出2000元给《民报》，其余的全部带走作为发动起义的经费。担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对孙此举不满，大起风波，宋教仁颇袒章太炎。 二月十三日（3月2日），宋教仁和白逾桓及曾在东北“马侠”中担任过头目的日本退职军曹古川清一起，乘船离开日本的门司港，二月十九日（4月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他在给大孤山“马侠”首领李蓬春等人的信中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招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李蓬春等把他们邀到山上，表示赞成同盟会的宗旨。宋教仁便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机关。随后，他们准备响应广东的惠州起义，古川清向当地清朝官吏告密，白逾桓在碱厂招兵时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20—2页。 《宋教仁集》下册，第53页。 《宋教仁集》下册，第78页。 被捕，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宋教仁逃奔大连。他极力设法营救白逾桓脱险，毫无结果。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便潜入啸聚于吉林夹皮沟一带的韩登举处，继续活动。 宋教仁受到韩登举的热情款待，并且得知，日本军国主义成立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他满怀爱国热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内部，将这个会所伪造的关于延吉地区原属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证据全部拍摄下来，带回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写了《间岛问题》一书，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证明，延吉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并且指出，保护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对于巩固中国的国防安全和开展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间岛问题》写成之时，正是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所谓“间岛问题”交涉之际。日本政府曾经设法用重金收买宋教仁的书稿，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清廷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由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出面，通过驻日公使杨枢将宋教仁的书稿索去，并且赠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的官职，要宋归国任职。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清廷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为部分同盟会员反对，才没有成行。但是，他的《间岛问题》的书稿帮助清廷在对日谈判中获得了胜利，维护了中国对延吉地区的领土主权，却使他得到很大安慰。他把清廷的千元赠款大部分给了清寒的中国留日学生，他对别人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2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上得到清廷的奖赏，引起了革命队伍内部不少人的猜想和怀疑。有的人认为他在勾结清朝官吏，也有人推测他出卖了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于光绪三十四年给清廷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他在国内事务上同清廷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要清廷取消他的留学生资格，撤掉他所享受的月费金。日本政府对他大为光火，把他看作是清廷的密探，对他进行多方刁难，他并不放在心上。而同盟会组织的逐渐涣散，所发动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度变得异常忧郁和消沉。他寄情于烟酒，狂歌当哭，甚至不惜向日本使女借钱买得一醉。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推卸自己所担负的革命责任。光绪三十四年九月（908年0月），日本政府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将《民报》封闭，他运用各种合法手段进行挽救，都没有成功。宣统二年（90），在谭人凤的劝说之下，他曾两次同化名潜入日本的孙中山商谈整顿党务问题，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他看到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无法取胜，建议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得到谭人凤等许多同盟会员的赞成。谭人凤出面召集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讨论革命诸事，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经过全面分析，他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已败，唯有中策最为适宜，并且提出应该“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2同上书，第727—728页。 徐血... 1 题记本卷是中国近代史的后编，论述99至949年的中国历史。 99至949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上，同近代前编（840—99）的历史是一致的，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仍然是一致的，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不同的是，自99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中国的诞生，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中国的领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本卷的编写小组是于987年2月成立的，主编为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三位同志。王桧林同志，925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特别会员等。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抗日战争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主编《中国现代史》（99—949）、《中国现代史》（99—987），《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主编之一），《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参加撰写）。主要论文有《关于建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问题》、《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论“二次革命论”》、《从“九一八”到“双十二”蒋介石的对日基本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总格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三章和乙编综述。 郭大钧同志，935年生于上海，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曾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参与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中国现代史（99—949）》、《中国现代史（99—987）》、《中国通史纲要续编》、《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书，与人合著《浴血八年树丰碑——受降与审判》；主要论文有《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等。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六章。 鲁振祥同志，938年生于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市）。90年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93至95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学习。先后任教于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合作编撰《中国现代史》、《中国思想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内争外患的交错》、《百年国耻》，《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等教材和著作多部。主要论文有《五四运动研究述评》、《近代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孙中山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的早期理论探索》、《略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与确立》、《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提出和中国革命理论的成熟》、《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若干问题》、《建国初期周恩来的几次理论思考》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与朱汉国同志合撰）；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章（与巫绍泉同志合撰）、二十四章。 参加本卷撰写工作的同志依次有张宪文同志，934年生于山东省泰安市。95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历史系主任等职，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等职。主编大型中华民国史丛书40余种，主编和独著的主要著作有《中华民国史纲》、《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 朱汉国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与鲁振祥同志合撰）；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章。 杨直民同志，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二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铁路部分。 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造船部分。 张柏春、胡维佳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们共同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汽车部分。 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航空部分。 锺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通信部分。 柴文官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节的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金德群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当代方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 隆武华同志，财政学博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现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四章。 徐锡祺同志，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五章、第八章；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二章。李占才同志，江苏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七章。 田百春同志，《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编辑部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九章。 王永祥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十章。 蔡德金同志，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抗日战争、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问题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多种。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五章。 冯蕙同志，95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编审。她与李捷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李捷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助理、研究员，中国诗词研究会副秘书长。他与冯蕙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七章、第八章。 韩荣璋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马列系主任、教授，中国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思想专业委员会顾问。长期从事党史和思想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或合著有《周恩来外交战略》、《周恩来年谱》等，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章。 陈绍畴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主要编著合著有《在白区》、《年谱》等著作，并撰有关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章、十一章。 王纪一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章。 朱志敏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章。 唐宝林同志，9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执行会长、《陈独秀研究动态》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章。 李少兵同志，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 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二章、四十五章。 罗敏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三章。 李茂盛同志，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四章、二十三章。 耿向东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 王宗荣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军出版社特约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 郭晓合同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八章。 习五一同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冈山大学文学部客座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一章。 李起民同志，北京铁道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全国铁路党中会会长。 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五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 陈兴唐同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民国档案》杂志前任主编、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周天度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民国史编委、蔡元培研究会理事。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三十一章。 欧阳礼泉同志，北京商学院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章、三十六章、三十七章。 岳梅同志，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一级教师。颜江红同志，中国科学院中科集团人事处干部。她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二章。 公茂虹同志，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历史学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三章。 孙茂生同志，中国工运学院历史系教授。孙向远同志，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研究生、国家建材局机关党委副书记。他们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四章、三十九章。 周暹同志，《北京日报》编辑。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八章。 耿云志同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章。 郑大华同志，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一章。 叶丽瑹同志，中国工运学院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二章。 孙立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汉语中心教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三章。 李汉松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 左玉河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 段万倜同志，949年7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953年0月至94年4月，担任李四光先生的秘书。现为地质矿产部地质力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王元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八章。 钱振纲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九章。 李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茅盾研究》杂志副主编。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章。徐庆平同志，中央美术学院外国美术史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98年至985年曾在法国进行美术史研究，获巴黎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一章、五十二章。 刘乃崇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948年进入解放区，曾先后在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事业管理局、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编审。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理事、北京京剧史研究会理事。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三章、五十四章。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五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六章。 程维枢同志（94—997），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七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八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九章。 张九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蔡景峰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二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三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负责本卷科技部分的全部组稿审阅、定稿工作。 张皓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做了图版资料的搜集工作。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编目及选图工作。本卷图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翻拍。 本卷的编撰是在几乎全无依傍的情况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只有努力，尽先解决比较重要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写多少。历史上还有许多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做长期的打算，不能着急，更不能草率从事。我们的任务是还要和同志们一齐继续努力研究下去。 蔡尚思同志和李新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了书名，在此谨表感谢。 白寿彝于北京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第一节档案档案的典藏马克思在《答布伦坦诺的文章》中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马克思的话道出了档案材料的重要性。 近百年以来，我国各时期的政府都十分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 92年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3月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97人，上书孙中山要求设立国史院，孙中山批示同意。其后，几经周折，至947年月才在南京正式成立国史馆。930年5月，也在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典藏着民国时期绝大部分国家级的重要档案。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全部迁往台湾，而国史馆的档案均留在了大陆。 95年2月，以原国史馆的史料为基础，并接收了原国民党政权各部门残留在南京等地的档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94年4月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着从92年至949年中华民国时期各中央政权的大量档案，其中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广州大元帅府、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的珍贵档案，有北洋政府各院、部、会、署、厅的档案。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是该馆典藏的主要部分，数量也最多，包括国民政府五院和各部、会、局、署的档案。除此之外，还有汪伪政权和其他汉奸政权的档案、著名人物的档案等。如果将该馆档案排列起来，总长度可达40余公里。显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资料宝库。中国一贯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在建党初期，在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也保存下来一些珍贵史料。这些材料成为研究党的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 93年后，中央和革命根据地的军政机关，逐步建立档案管理机构，进一步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但是残酷的战争也给档案史料造成重大损失。艰难保存下来的一批革命历史档案，949年后运往北京。954年，设立了国家档案局，959年又建立了国家档案馆。各省市也相继建立了档案局（馆），从而由上到下建立了一个收集、整理、保存历史档案的完善的档案事业体系，为历史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中央档案馆存有档案万卷，资料50万册，声像档案8500余盘。其范围包括中国革命先驱者们在从事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小组，筹建中国等活动中形成的档案资料；中央及其直属机构和派出机关形成的档案资料；苏维埃红色政权、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民主政权及政协、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形成的档案资料；中央国家机关形成的档案资料；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的手迹、书信、日记等，还有与馆藏档案有关的声像档案、照片档案及党、政、军、群机关编辑出版的报纸、刊物和各种文献资料。 “文革”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又相继建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机构，不仅征集了许多口碑资料，也征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 如前所述，国民党当局去台湾时，也带走一批重要历史档案。这些史料，主要保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据说它收藏的档案有45万件以上，多是国民党的原始档案。如孙中山的手稿、墨迹、著述、函件；重要人物的信札、日记、著作；国民党各个历史时期的史料及历次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原始文件等。另一个收藏历史档案的重要机构，是在台北新建的国史馆。据称，它收藏的各种史料达400余万件（册）。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自927年到948年间的档案及一些人物专档。近年，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也移交到国史馆保存。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着一批北洋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档案。其他有关部门还保存着战争年代国民党获取的档案以及军事档案。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及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岸的历史档案部门将会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已公布的重要档案近年来，档案部门陆续公布、出版了一批档案。这些历史档案是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六大以来》（上、下册）和《六大以前》942年至944年，中央为了使全党对历史上所犯的几次错误，统一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因而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了帮助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中央书记处在主持下，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部书。 《六大以来》是94年2月在延安编印的有关党内文件，98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内容包括928年至94年月间历次会议的决议，中央的决定、指示、布告、宣言、声明等，涉及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及工青妇运等。约收录文件500篇。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六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斗争活动。这些文件，在党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战争年代一些散失了的文件，在《六大以来》中都保存下来。 《六大以前》是942年0月编印的，98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内容主要是创立至六大前一些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章，也有一部分党的决议、宣言、政纲等。主要取材于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等。 这两部文件资料汇编，来源可靠，内容准确，是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五十年代，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历史文件公布甚少，给教学研究带来一定困难。中央宣传部为了适应党史、中国现代史教学需要，957年印刷了一套《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共三批，均活页文选。其内容主要是历次代表大会宣言，六大以后几次全会、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还有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指示。这批材料，除《六大以来》，在五十年代是选印党内文件最多的一套资料汇集。由于它是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因此材料来源可靠，内容准确。但它主要选编了一些党内会议和党内斗争的文件，取材面不广，有较大的局限性。该套资料，978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国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980年至98年间，由中央档案馆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内容包括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和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一大至六大的决议、宣言、党纲、党章等。这些文件虽然有的曾经公开发表过，但是版本甚多。中央档案馆根据档案再次刊布，增加了史料的可靠性，成为研究历史的基本文件。 《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原《中央文件汇编》（59卷）基础上选编，并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983年开始由中央党校出版社陆续出版，共计册，内部发行。989年至992年再版公开发行，改开本册为大32开本8册，总计800万字。它是当前规模最大的一套中央文件选辑，选材范围自92年中国成立至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内容包括中央各个时期各方面的正式文件和、、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报告、文章。涉及的面较为广泛，反映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历程。其中许多文件首次公布。由于“选集”是中央档案文献部门编选的，因此这套史料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学术价值是很高的。 《党史资料丛书》为了配合党史、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由中央档案馆陆续编选，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其内容主要是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如《中央政治报告选辑》（922年至92年）、《中央政治报告选辑》（927年至933年）、《北伐战争——资料选辑》、《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和《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等。主要取材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如《中央政治报告选辑》，是二三十年代对时局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党的斗争任务和策略方针，都是第一次公布的档案文献，是研究这一时期革命运动的重要依据。 《革命文献》949年以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曾在南京编印出版过《革命文献丛刊》。到台湾后，953年继续出版，称《革命文献》，由罗家伦主编，将党史会收藏的档案史料选编出版，目前已经出版7辑。它是目前台湾地区出版的最大的一套档案史料汇编。它按照时间顺序，选印兴中会史料、同盟会史料、辛亥革命史料、讨袁史料、护法史料、中华革命党史料、中国国民党改组史料、国民革命军统一两广史料、国民政府政治建制史料以及抗战史料等。它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五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挑选一批民国时期重要档案，汇编成《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共244册，290万字。七十年代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上述汇编基础上，编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由江苏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四辑45册，并继续出版。它的史料，主要选自南京临时政府、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它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等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国历史的步伐。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套档案史料汇编，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必备参考书。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编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同时，又编辑了专题性的档案资料丛刊，分别由一些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的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善后会议》、《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周佛海日记》、《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刊”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档案史料，对推动这些专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辑，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它按照专题分若干卷，如“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和汪伪政权”、“东北历次大惨案”、“伪满警宪法西斯统治”、“华北大扫荡”、“日军在各地暴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它反映了日军自93年至945年间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残酷暴行，它主要取材于各主要档案馆馆藏史料，是目前出版的最重要的一套大型的日本侵华史料汇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这套资料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根据典藏档案，由秦孝仪主持在台北出版的。主要内容包括抗日战争的背景、作战经过、战时外交、战时建设、抗战时期的活动、伪政权伪组织和战后中国等方面。编者在“前言”中说“所收史料，绝大多数为未经发表之档案，一般性之史料及业经公开发表者，不予收录。”可以说，这部档案汇编，对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蒋介石的政策、中外关系、国统区和沦陷区，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地区或专题性的档案史料除上述大型档案资料汇编外，近二十年来我国也公布和出版了一批较重要的地区性或专题性的档案史料。如各省市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一批反映省区历史的档案材料。这方面的材料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由上海档案馆编选，内容有《927年上海商业联合会》、《辛亥革命在上海》、《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由山东省档案馆等编选，共出版23辑，反映了923年至949年0月间山东地方组织、群众团体和地区行署的各方面活动，为研究山东地方历史提供了可靠依据。其他的还有《河北省档案史料集》、《辽宁省档案馆档案史料专辑》、《江苏革命史料选辑》、《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安徽现代革命史料丛书》、《福建档案史料丛书》、《福建省档案史料集》、《广东档案资料丛刊》、《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广西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云南档案史料丛编》等。这些档案史料均由有关省区的档案馆选编出版或内部发行。对相关省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专题性的档案史料，各档案部门则不断选编出版，数量很多，不胜枚举。如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辑、档案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选录了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约32件。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辑录了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成都市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的档案，对国民党如何迫害《新华日报》提供了确凿史料。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合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为中外学者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可靠依据。由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选，对深入研究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提供了新材料。 有些档案馆还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将档案做成缩微品，方便研究者使用。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做的缩微品有《南京临时政府档案》37卷，《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档案》38卷，《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档案》475卷。第二节资料丛刊除上述重要的档案史料外，还有一些内容广泛、真伪混杂，需要认真考订的史料丛刊，由于这类史料十分庞杂，只能就其中一些基本的史料作些介绍和述评。 《民国丛书》该丛书由上海书店于989年开始影印出版。丛书主编周谷城在“序” 中说“民国丛书的编纂出版，从根本上说，正是为了保存史料、抢救文献、了解时代，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他认为资料大汇，便是书籍，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图书，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民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图书，总数约在0万种以上。其中虽然不少是糟粕，但不可否认，确有许多精华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杰作”。 该丛书从0万种书籍中，精选3000种左右编成0辑，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5辑。分为大类，即哲学、宗教类；社会科学总论类；政治、法律、军事类；经济类；文化、教育、体育类；语言、文字类；文学类；美学、艺术类；历史、地理类；科学技术史类；综合类。该丛书，目前为国内影印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套书，它为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这是台湾出版的最大的一套近现代史史料丛书，由沈云龙主编，由文海出版社自9年0月开始影印出版。到973年末，出版史料00辑，278册。主要为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史料，也有不少关于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史料。其中有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有中外交涉史料，有各种考察和游记，有各种会议记录，有关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史籍，更多的是著名人物的文集、全集、信札、日记、年谱等。整个丛书内容极其广泛，反映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它收录的书刊面广量大，其中不乏重要史料。也有些书刊，内容庞杂，甚至观点荒谬，史料不准确。如沈云龙撰写的《中国之来源》，其所用史料，均不可信。 974年后，沈云龙又主编出版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已出版93辑，00册。近几年陆续出版第三编。 《近代稗海》荣孟源、章伯锋主编，985年8月陆续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辑出版。其内容包括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多年间，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资料。编者表示，《稗海》“选材都经过鉴别，不收伪品；尽力在各篇资料之前说明其来源、版本、阶级性及可注意之处至于考订记事，一因编辑能力有限，二因资料书中难容考订的文字，所以必须等待史学研究者和史料整理者另写文章，这里一般只提供资料”。如第4辑选录了《北伐阵中日记》，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编写，从92年7月至928年5月逐日记载，基本上反映了北伐战争各次战役的概况，记载甚详。《稗海》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多得的史料集。 《北洋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武汉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大型的史料集，共册，反映92年至928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内容包括北洋军阀的由来，北京政府及民初政党，袁世凯及其嫡系直皖军阀的政治统治与内政外交、各派政治势力与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全书史料，主要来源于文献档案、未刊稿本、政府公报、有关专著、回忆录、文集、报刊中的文电记载及外文史料等。有的全文辑录，有的选录。这是一部研究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的重要史料集。 《北洋军阀》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5册，亦是研究北洋军阀的一部大型史料集。反映92年至928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内容包括北洋军阀建军、袁世凯的统治与洪宪帝制、皖系军阀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与直奉军阀，并设有军阀人物志、大事记、论文索引等。本书选录的范围，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杂著、报刊等。作者表示“尽可能选录一部分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和流行较稀的成书”。如“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录的第一次直奉战争资料，比较完备地反映了战前的舆论准备、战事中直系的财政支出状况等”。本书与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北洋军阀》一样，都是研究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的重要史料集。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为了积累编写这部巨著的资料，由近代史研究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内容包括大事记、人物传记和专题资料三方面。大事记详细地记述了自905至949年间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就民国时期近千名重要人物生平事迹，作了实事求是的叙述。专题资料，涉及的面广泛，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如已出版的有《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阎锡山与山西银行》、《马歇尔使华》、《中国农民银行》等多种。其中，有些译稿甚有价值。如《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是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根据大量日本参谋本部的档案文件编写的。它虽然公开为日本侵华辩护，但该书所使用的第一手材料，对研究抗日战争有较高学术价值。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自98年9月开始在台北影印出版。先后由罗家伦、黄季陆、秦孝仪担任主编。是一部较大规模的史料丛书，主要选录一些辛亥革命后比较少见的报纸、期刊、政府公报，以及军事、经济史料和专著。如95年出版的《中华新报》，抗战时期的《战时交通》、《战时中国报业》、《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以及《长沙会战纪实》，都是比较罕见的孤本。该丛编对保存史料，推动学术研究是有益的。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这是在台北出版的一部大规模的史料集，由“国史馆”编纂。它的体例，是按照年、月、日顺序，记述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从形式上看，它类似大事记，但它的最大特色是对每件大事都辑录了许多相关史料，这对研究工作是十分有益的。编者在“凡例”中称“本书所用史料，以‘国史馆’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库藏之原始档案、文件、公报及其他公文书为主，间采当时之报章、杂志及专家著述。”该纪要记述的范围，始自894年兴中会成立，分年编次，举凡政治、法制、经济、外交、国防、边事、社会、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体育等活动与变迁，无不广为搜罗。该纪要确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自978年开始陆续出版。先后有《新民学会资料》、《一大前后》、《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马日事变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一二九运动资料》、《西安事变资料》、《百团大战史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等问世。该丛刊对所列专题，均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可以使人们对该专题的概貌有所了解。在这套书出版之后，党史资料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与之相类似的丛书，即《中国历史资料丛书》。该丛书也按专题整理，如《小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央南京局》等。这两套资料可以互为补充。《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8册。它所选辑的文件，凡能找到原件的，均与原件核对过，史料比较准确可靠。该资料按照历史进程，对每个重大历史事件，都选录了一二篇代表性资料或代表人物的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基本的历史事实。但该书不足处，是取材于报刊资料较多，新的档案材料甚少。八十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99至949），共册，可以与上述资料集互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曾在979年编辑了一套《党史参考资料》，先出册，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又续编7册（改名《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该书除民主革命时期总计8册外，另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若干册）。内容十分丰富，对教学科研影响甚大。惜为内部交流使用，未公开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955年开始主编这套大型资料丛刊，它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史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出版的有陈真、姚洛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李文治与章有义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徐义生编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千家驹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彭泽益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等。该丛刊取材广泛，有报刊、专书、档案、企业账册和调查报告，内容十分丰富具体。它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至今仍是经济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 《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五十年代开始，陆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最早的一家棉纺织厂》、《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从一个民族企业看中国机器制造业》、《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等。这些典型的企业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和历程。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诸种“文革”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是大力开展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为此也编辑出版了许多资料汇编。如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等。这些史料的出版，为深入研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各方面史料。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诸种“文革”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另一个新方向是学者们较多地对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的研究。他们深入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革命纪念馆，获取了大量档案、文件和其他各种文献材料，为拓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作出了新贡献。八十年代以后相继出版了一批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史料集。如《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长编》（人民出版社出版）、《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湘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出版）、《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出版）等。 中外关系史史料中外关系史，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领域。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为热门学科，这些年来也出版了许多史料。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辑录了中外关系中的许多重要文件，以及当事人的笔记和回忆录等，是研究中外关系的基本史料。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美关系资料汇编》，其内容包括双方政府的文件，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等，直接涉及双边关系的材料较为齐全，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必备参考书。在中日关系方面，先后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满铁史资料》等，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此外，还出版了《中苏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德外交密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均有一定学术价值。 工、青、妇运动史料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这方面研究的开展，也出版了一些史料。如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会历史文献》，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这些史料集均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选编，其内容包括中央自92年至949年间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指示、通告、函件以及全总发布的决议、宣言、通电、告工人书，第一次至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重要文件等。这些文件都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不可缺少的指导性材料。共青团中央经中央办公厅批准，还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内容包括92年至949年间对青年运动的基本方针、政策及中央领导人对青年运动的讲话等。妇女运动方面，有全国妇联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它汇集了943年以后对妇女运动的指导文件及一部分关于保护妇幼权益的政策、法令等。 现代思想史书目现代思想史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其史料是丰富多采的。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经世留香小说5200想史资料简编》（5卷），收录了自99年至949年间我国80多位代表人物的论著520多篇，是研究思想史的基本史料。钟离蒙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和《补编》，共49册，约2000余万字，材料更为丰富。 现代军事史料现代军事史方面的资料，规模最大的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丛书为多卷本，每卷分别由综述、历史文献、回忆史料、大事记、表册、图片、参考资料等部分组成。已出版《八路军》、《新四军》、《后勤工作》、《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战略防御》、《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等0多卷，80多册，000多万字。编者计划编纂43卷、225册、2亿字左右。 第三节报纸近代以来，我国到底有多少家报纸，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更没有一份完整的报纸目录。现仅就一些在各方面影响较大的著名报纸作些介绍和评述。 《申报》《申报》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社会影响也最大的一份报纸。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创办于上海，至949年5月在上海停刊，历时78年。 《申报》初由英商美查（erestmajor）创办，后转售中国商人经营，93年才由史量才接办。 《申报》在初期实际上是列强在中国的喉舌。后来，随着报社所有权的转移，《申报》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报纸。《申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政治局势不断动荡的情况下，《申报》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不断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政治的不满；另方面也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不坚定性。它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近百年来奋斗、前进的艰难曲折历程。 《申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它不仅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也记载大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它的触角触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因而它被称作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宝库，不可多得的历史百科全书”。它的商业新闻和《经济专刊》，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新闻报》《新闻报》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创刊于上海，初由英商主办，899年转由美国人福开森接办。福开森是著名的“中国通”。他着力经营《新闻报》，使之日渐发达，成为上海著名的四大报纸之一。这四大报纸是《申报》、《新闻报》、《时报》和《时事新报》。二十年代末，福开森又将股权售于中国商人，后大部分股权落入史量才手中。抗战开始后，《新闻报》没有内迁，继续在沦陷的上海出版。949年在上海停刊，并改组为《新闻日报》。 《新闻报》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不但报道一些政治性消息，体现了他们对各种政治事件、政治形势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而且还长期大量报道各地经济新闻和商业贸易的消息，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脉搏，它为研究中国工商经济和财政金融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大公报》《大公报》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创办于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最初在天津发行，以后辗转在上海、汉口、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出版。949年在上海改组新生，改变报道方针。 《大公报》与《申报》、《新闻报》等大报相比较，它的政治色彩较为浓厚。二十年代以后，《大公报》主要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经营，而主要由吴鼎昌投资。《大公报》曾标榜“超党派”、“为新闻而新闻”，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事实上《大公报》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对南京政府“小骂大帮忙”，客观上南京政府，故人们常以“大公报大不公”讥讽《大公报》。《大公报》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评”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 《晨报》《晨报》创办于9年，在北京出版。是以梁启超等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晨报》最初称《晨钟报》，李大钊曾受聘担任总编辑，后《晨钟报》被皖系政府查封，98年更名《晨报》，维持至928年停刊。 《晨报》每天以大量篇幅报道国内外政治新闻，特别较多地反映北京政府的政治活动和人事变迁，因而它为我们研究北京政府、北洋军阀，提供许多系统史料和线索。 《晨报》的另一特色是较多地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晨报副刊》曾刊登过许多传播十月革命影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登过许多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和小说。《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被誉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 《民国日报》92年民国建立后，政权逐渐落入袁世凯集团手中，他们争权夺利，践踏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并于9年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作为斗争的阵地。924年国民党“一大”后，该报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机关报。 《民国日报》一方面揭露北京政府的政治，另一方面继续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张，从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的一面旗帜。孙中山发表的讨袁护法文告、函电、谈话、演说等，不少登载于《民国日报》。五四运动前后，《民国日报》曾创办《觉悟》副刊，刊登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和劳工运动的文章。这一时期，《民国日报》也发表一些其他政治观点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925年《民国日报》右转后，发表了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日报》于932年停刊，后虽一度复刊，但影响已远不如以前。 《益世报》《益世报》是天主教会出版的报纸，95年创刊于天津，创办人雷鸣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迁昆明、重庆出版。945年4月后增出西安版、北平版、上海版。949年月天津解放时停刊。上海版至949年4月停刊。这是一份出版时间长、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报纸。 《京报》《京报》是由邵飘萍于98年在北京创办，终刊于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是一份二三十年代在北方影响很大的著名报纸。《京报》在邵飘萍的主持下，揭露北京政府依靠帝国主义争权夺利的罪行，谴责北洋军阀镇压群众运动，热情歌颂“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等，因而《京报》受到北京政府的敌视，92年4月邵飘萍被逮捕杀害。 《京报副刊》是著名的新文学研究的园地，发表过不少新文学作品，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京报》为研究北洋军阀政治和爱国群众运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中央日报》《中央日报》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它于928年2月创刊于上海，后迁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迁往内地，在各地出版。《中央日报》坚定地宣传国民党的方针、政策，发表对各种政治事件、国内外大事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态度。它是国民党的政治喉舌和舆论工具。949年后，《中央日报》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继续出版。研究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历史，《中央日报》可以提供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扫荡报》932年月创刊于南昌，前身为《扫荡三日刊》。935年迁至汉口。 抗战期间在桂林、昆明、重庆同时出版。945年月更名《和平日报》，在南京、上海、兰州、汉口等地出版。它是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报纸，是研究国民党军事的重要资料。 《字林西报》《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即《orthhiadailyews》，原名《北华捷报》（orthhiaherald），创办于850年（清道光三十年），84年始更名为《字林西报》，并由周刊改为日报。由英国商人创办于上海，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一份外文报纸。它是列强在中国的重要侵略机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言论机关报。《字林西报》为帝国主义侵华活动唱赞歌，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的正义行动大肆诬蔑。949年上海解放时，《字林西报》继续与中国人民作对，受到上海军管会的严重警告，被迫于95年3月停刊。《字林西报》在中国发行0年，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全部历程。它是研究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史料。 《中华日报》汪精卫政治派系曾在三十年代初先后创办《南华日报》和《中华日报》，宣传该派的政治主张。抗战开始后，《中华日报》一度停刊，939年7月再次复刊，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机关报。《中华日报》极力鼓吹汪精卫集团的“和平、、建国”的汉奸谬论，为汪伪政权的统治呐喊。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汪伪政权的垮台，《中华日报》亦被迫停刊。《中华日报》是研究汪精卫汉奸政权的重要史料。 《新民报》938年月日创刊于北平，是抗战期间汉奸组织新民会的机关报，由日本华北派遣军报导部直接掌握。该报大力宣传日本侵华政策和华北伪政权的活动，是研究日本侵华史和华北伪政权的重要参考资料。 《大同日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建立了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932年在长春创办《大同日报》，后改称《康德新闻》，直至伪满洲国垮台始停刊。《大同日报》是伪满洲国政权的言论机关，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宣传日本军国主义种种侵华谬论，宣传所谓的“共存共荣”、“建设东亚新秩序”及“中日提携”、“日满经济一体不可分”等，在舆论上为日本侵华张目。《大同日报》和以后的《康德新闻》是研究伪满洲国和日本在东北统治的重要史料。 《救亡日报》、《生活日报》、《抗战日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各界人民、各社会团体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了动员人民起来抗战，激发人民的救亡热情，于937年8月在上海创办《救亡日报》，一批著名的学者、作家郭沫若、夏衍、茅盾等参加了编委会的工作。上海沦陷后，该报辗转在后方城市继续出版，在知识界、文化界和广大青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该报抵制国民党的活动，94年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更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出版。但不久即被国民党查封。 抗战期间，93年月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938年月，一批文化、新闻界人士在下，在湖南长沙创办《抗战日报》。这些报纸以丰富多采的内容，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揭露国民党的各种弊政，因此深受后方群众和进步人士的欢迎。 《救亡日报》、《生活日报》、《抗战日报》等，都为研究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民主报》9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机关刊物《光明报》，宣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纲和对时局的主张。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同盟改《光明报》为机关刊物，曾为月刊或半月刊。94年2月，又在重庆创办《民主报》，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在抗战胜利后坚持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民主报》在“发刊词”中宣称，它是“一切民主信徒共同的工具，我们愿努力担负起代表民主信徒意见这个责任”。 由于《民主报》坚持揭露国民党特务破坏民主运动的罪行，大量报道民主运动的活动，因此遭到国民党的仇视、恫吓，947年最终被国民党特务捣毁，被当局查封。《民主报》为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它的史料也是有价值的。 《热血日报》中国在领导新民主义义革命运动中，也创办许多报纸，以便指导革命运动，动员群众起来斗争。但是，从92年至949年总计创办了多少报纸，目前很难作出准确统计，特别是在早期，报纸和刊物很难区分。据李永璞主编《中国历史报刊名录》（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自99年至949年，报纸与刊物大约有4500多种。 据目前所知，中国中央最早创办的一份日报，当推《热血日报》。它于925年月在上海出版，由瞿秋白主编。该报在《发刊词》中说“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热血日报》创刊于五卅运动的之中，它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工人运动一边，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鼓舞了中国工农大众的反帝斗志。《热血日报》的鲜明政治态度遭到帝国主义和中阀的仇视，因而，它只存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便被迫停刊。但它却给中国革命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红旗日报》《红旗日报》是中国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930年8月创刊于上海。在此之前，江苏省委在上海出版《上海报》，是指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份有力工具。在艰苦斗争环境中，虽几度易名，仍不断遭到国民党迫害，930年8月被迫停刊，与中央主办的《红旗》周刊合并，改出《红旗日报》。 《红旗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它一方面报道国内外大事，另方面也不断宣传的革命主张。《红旗日报》大量报道了各地工农运动的情况和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消息。由于当时正值“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笼罩中央，因此《红旗日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由于国民党的不断破坏，《红旗日报》被迫于93年3月停刊。《红旗日报》成为研究在国统区斗争的重要史料。 《红色中华》《红色中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办的机关报，93年2月在江西瑞金出版。它全面反映了中国领导工农大众建设革命根据地和领导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详细情况，以及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情况。还报道了中国面对国内外的政治变动，所奉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红色中华》是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历史的基本史料。 《新中华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937年月，《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继续出版，先后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央的机关报。 《新中华报》主要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团结抗日的政策。对边区人民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热情也作了大量报道。《解放日报》94年5月在延安创刊，947年3月在子长县终刊，是中国中央委员会兼西北局的机关报。它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是这段时期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它反映了中国在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军事斗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也刊登了不少文艺作品，体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经常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无疑，《解放日报》是中国现代史、党史最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 《新华日报》经过中国的不懈努力，抗日战争开始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经过与国民党的多次交涉，938年月，《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出版。《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一份机关报。这是一份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它不仅面临艰巨的抗日战争，也要与国民党展开复杂的斗争。 《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说“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更将尽其所能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 《新华日报》在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宣传的全面抗战路线，报道新四军、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无情地抨击了国民党一切有害抗日和的行为。《新华日报》在动员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及抗战胜利后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方面作出了贡献。由于国民党的迫害，《新华日报》于947年2月停刊。《新华日报》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一份重要史料。 第四节期刊期刊早在清末即已发展，至民国后则更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中国近代后期的杂志数目亦无精确统计，仅上海图书馆馆藏949年前出版的各类杂志，即达8000多种。这是比较多的馆藏。 本节仅就中国现代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期刊作些介绍和评述。 北洋政府时期的期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期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但是，革命很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得而复失，封建逆流沉渣泛起。中国的出路何在？人们开始新的探索。95年后，一个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杂志。它于95年9月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它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反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它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主义制度，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运动。陈独秀、鲁迅均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封建的著名文章。98年以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和歌颂劳工运动，先后发表了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名著，标志《新青年》杂志向社会主义方向跨出一步。920年中国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新青年》杂志成为其机关刊物。92年底出版九卷五号后一度停刊，922年7月出版九卷六号后休刊。923年月改为季刊出版，实际并未能按季出版，至924年2月只出4期。后不定期出刊，又出版5号，于92年7月终刊。《新青年》杂志在五四前后影响和培养了一代知识青年。 五四时期又一个重要刊物为《每周评论》。它于98年2月在北京创刊，至99年8月被北京政府查封为止，共出版3周评论》先后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编辑。前期主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报道爱国运动的消息，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后期在胡适控制下，极力宣扬实验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每周评论》不失为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史料。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是青年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学生中的三大社团，即“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国故杂志社”，反映着不同的政治思想观点。 《国民》月刊于99年月出版，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社会进步人士的广泛。当时，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学生不断进行示威游行，并组织了全国性的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该会以《国民》杂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团结广大爱国青年，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起到了推进作用。《国民》杂志社社员有200多名，思想观点复杂，但爱国是一致的。后来成员走向分化。 北京大学另一个著名刊物为《新潮》月刊。它是99年月由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的，由胡适的主要弟子傅斯年、罗家伦等主持，受到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的积极。《新潮》杂志高举“伦理革命”旗帜，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同时高举“文学革命”旗帜，反对封建旧文学，积极响应《新青年》杂志发动的白话文运动，成为五四时期著名的白话文刊物之一。五四以后，新潮社的社员纷纷出国，《新潮》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减弱。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显示的光辉仍不可磨灭。 五四时期一个著名的社团叫“少年中国学会”，它存在六年多，社员有0多人，分布于全国，由王光祈发起建立。成员有早期知识分子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也有日后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曾琦、李璜等。学会于99年7月在北京创办大型综合性刊物《少年中国》月刊。该刊宣称“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到底什么样，提倡者们也很模糊。许多社员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见解。由于学会成员复杂，思想分歧，少年中国学会日益走向分裂，925年遂停止活动。《少年中国》月刊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 99年7月，在长沙创办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湘江评论》。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热情歌颂世界潮流和俄国十月革命。在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工人、农民、各阶层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向统治阶级展开斗争。《湘江评论》只出版了4期加一个增刊即停刊，但它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周恩来、邓颖超等建立的“觉悟社”，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作为宗旨。920年月，他们在天津创办了《觉悟》杂志，宣称“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觉悟》杂志指导了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发展。可惜由于周恩来等被捕入狱，《觉悟》只出版一期即被迫停刊。 五四以后，戴季陶和沈玄庐在孙中山下，于99年月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周刊。该刊曾大量地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和苏联情况，刊登过国内外劳工运动的消息。但是如戴季陶本人所说，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劳工运动在中国发生。《星期评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因而该刊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一年后，《星期评论》停刊。 2.早期刊物。 中国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教育作用，早在920年月，就由中国上海发起组创办了《》月刊。该刊译载了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介绍过十月革命和欧美各国的概况以及俄国的建党经验。《》月刊还发表文章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展开论争。月刊的出版，为中国的正式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成立后，922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向导》周报。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它到927年7月停刊，经历了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程。它着重地宣传了中国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多次刊登中国对时局的宣言和政治主张，大量报道了工农运动的消息，对推动和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展革命形势作出了贡献。 923年7月，中国又在广州创办另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该刊在“发刊词”中说“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因此，“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前锋》月刊创办于三大之后，因此它着重宣传了三大以后的方针、政策，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情况。由于《前锋》至924年2月停刊，因此不如《向导》影响大。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机关刊物为《先驱》半月刊。它于922年月在北京创刊。该刊在“发刊词”中说“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该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介绍苏联、国际共运情况的文章。《先驱》多次出版专号，刊登青年团的有关文件和讨论团的建设问题。《先驱》在教育青年走向革命和推动青年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先驱》停刊两个月之后，923年0月中国青年团又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由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主编。该刊出版过许多专号，介绍俄国革命，帮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关于青年运动的理论与方针。《中国青年》后曾迁广州、汉口出版，至927年0月停刊。 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组织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的基础。上海、广州、北京的小组，分别创刊《劳动界》（920年8月）、《劳动者》（920年0月）、《劳动音》（920年月）。这是中国最早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它们以通俗的语言，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广大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处境，明确本阶级的历史使命。 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更有效地指导工人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92年8月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次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又将北方地方党主办的《工人周刊》转为自己的机关刊物。这两个刊物的出版发行，都是处在中国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涨时期，它们以大量史实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不断报道各地工人罢工的消息，激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924年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又创办《中国工人》月刊。这是指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刊物，半年后又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该刊报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内外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状况。邓中夏、赵世炎、等，都在该刊上发表文章，论证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和强大力量，从而批判了党内忽视工人阶级力量的倾向。上述刊物，是研究中国早期工运的重要史料。3.反映其他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的刊物。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份发行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刊物，即《东方杂志》。它于904年3月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948年它已出版44卷。之后，移台湾继续出版。《东方杂志》是一份大型的综合性刊物。它的内容，可以说无所不包，既有政治新闻，也有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方面的内容介绍，以及翻译小说或图画等。《东方杂志》早期倾向保守，以其主编杜亚泉为代表，在东西方文化派关于新旧思潮的论争中旧派主张。《东方杂志》由于内容丰富，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因此它是一个丰富的史料宝库。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它受到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抵制或反抗。 北京大学三大学生社团之一的“国故杂志社”，于99年3月创办《国故》月刊。该刊宣布它的宗旨是“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实际上是宣扬封建文化，反对新文化；崇尚古文，反对白话文，与《新青年》杂志抗衡，与《新潮》杂志论争。 922年月在南京东南大学由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人编辑出版了《学衡》杂志。它也以“讲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在整理国学和研究中西方古代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盲目崇古，主张恢复旧传统。在其刊行的十余年间，没有中断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发表许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研究系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于99年9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后更名为《改造》半月刊）。这个刊物刊登了许多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被人们普遍关注的情况下，从另一个角度曲解社会主义，阻止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解放与改造》杂志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 “五四”以后，胡适日益背离新文化运动，他在失去对《新青年》的控制以后，922年5月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以与《新青年》相对抗。胡适在他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流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胡适还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等文章，提出了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还开展过“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在各种新旧思想、东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在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孙中山埋头于革命和建国理论的研究，99年8月在他的指导下，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由朱执信、胡汉民等主编。这个刊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在刊物上发表了《建国方略之一——发展实业计划》。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在《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个刊物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继续探求中国革命的出路。 924年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925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在广州创办《政治周报》，由担任主编。《政治周报》发表许多文章批判西山会议派及国民党右派否定国共合作的谬论，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中国国民党农民部先后于92年月和8月在广州出版《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两个刊物，刊载介绍各地农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各地农民运动的状况以及广东革命政府指导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等。 大革命时期，各种社会思想的冲突更加激烈，各种思想都有所表现。925年7月，章士钊复刊《甲寅》杂志，反映了思想领域中复古思想的猖獗。它以读经复古，提倡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为宗旨，配合北洋政府谴责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在革命运动渐入的形势下，924年0月，曾琦、李璜等中国青年党人，在上海创办了《醒狮》杂志，鼓吹国家主义。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国共合作，扼杀正在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 胡适等人，924年2月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周刊，鼓吹学生应埋头读书，脱离现实政治斗争，起着破坏革命运动的作用，因而受到人的批评。 北京政府时期创办的刊物中，还有《国闻周报》和《生活周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国闻周报》于924年8月由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属于政治类的杂志。它大量地记载了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并加以评论。它的专栏《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一周大事日记》、《一周简评》等，为史学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生活周刊》于925年0月在上海创办，先后由黄炎培、邹韬奋主编。该刊以丰富的材料介绍了各省市，尤其是江浙地区劳苦大众的职业、生活、民俗、民情。这对于研究近现代社会史提供了许多生动而具体的材料。 4.北洋时期的政府公报。 政府公报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刊物，它由政府机关编印发行，基本上是定期的。政府机关通过政府公报，公布国家法令、方针、政策、宣言、声明、施政计划、规章制度、办事细则，以及人事任免、奖励惩罚等。北京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发行政府公报。这些材料也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它的史料价值亦不可忽视。 重要的政府公报有《临时政府公报》。是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公报，92年月29日创刊，92年4月5日停刊。它“以宣布法令发表中央及各地政事为主旨”。是今天研究中华民国创建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临时公报》。是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于92年2月3日停办原《内阁官报》而发行的政府公报。内容有通告、命令、布告、咨札、批呈等。 《政府公报》。在《临时公报》之后，92年5月日，北京政府正式出版《政府公报》，至928年月北京政府溃败时停刊。共计印行53期。它刊载了大量文件，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有各种法律、法令、条例、规章、制度、奖惩、任免事项、各机构办事细则；有财政经济、工矿农商、交通航运、文教卫生、军事边防资料；有与各国签订的条约、来往照会；有地方经济、生活方面资料。是研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重要史料。 《军政府公报》。97年9月7日在广州创刊，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政府的公报。它刊布军政府的各种法规、公牍、命令、布告、咨文、函电等，反映了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及西南政局。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92年5月4日军政府撤销后，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以大元帅名义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北伐。922年月30日开始出版《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内容有大元帅发布的命令、训令、人事任免事项以及一些法规等。 国民政府时期的期刊.中国办的刊物。 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均转入地下活动。这时候在国统区办的刊物也多是秘密出版。 927年7月《向导》停刊后，0月又在上海创办《布尔什维克》杂志。这是在国统区创办的最主要的中央机关刊物，它以种种方式秘密发行。它大量报道了各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消息，刊登各地武装起义的情况，转载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许多指示，揭露国民党迫害人民的暴行。《布尔什维克》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发挥重要的舆论作用。932年7月停刊。 928年月，中央又在上海创办另一个机关刊物《红旗》周刊。 这个周刊内容丰富，有时事、国际政治、世界革命以及工青妇运等方面的消息，也有各省的通讯。该刊后与《上海报》合并，改出《红旗日报》，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 93年3月，中央在上海再次创办机关刊物《红旗周报》。这个周报除刊登中国的决议、政策、宣言外，还大量报道了根据地的发展面貌及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消息。这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下是异常艰难的。《红旗周报》是中国历史上一份重要的党刊。 为了指导国统区的工人运动，928年2月在上海复刊《中国工人》杂志，仍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继续发挥作用。为了指导国统区的青年运动，继《中国青年》停刊后，中国青年团927年月创办《无产青年》，928年0月又改称《列宁青年》。这些刊物在国统区均秘密出版发行，对国统区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领导工农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抵达陕北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为了指导根据地工作及抗日活动，新创办了一些刊物。 937年4月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周刊，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要宣传了中国全面抗战路线和政策，发表了许多指示、宣言、通电和领导人的文章，在指导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4年月以后，中国从飞速发展的抗日形势出发，决定停办《解放》周刊和小型的《新中华报》，集中力量办好大型报纸《解放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分散在华北各根据地的抗日前线，为了指导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939年月在延安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它以刊登军事问题的文章为主。许多领导人和八路军的将领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它以大量事实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激发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斗志。该刊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是研究解放区战场和八路军抗战的重要史料。在东南各省的游击队，在抗日战争初期受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抗日活动。为了指导军民的抗日斗争，939年2月，新四军军部创办了《抗敌》半月刊，叶挺、项英、陈毅等都曾为该刊撰稿。这个刊物对华中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及反对国民党的摩擦活动，发挥了指导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为了更好地动员工人、青年、妇女积极投入抗日运动，加强这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延安于940年2月再次复刊《中国工人》月刊。为复刊写了《发刊词》；中国青年团于939年4月在延安再次出版《中国青年》杂志；939年月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延安创办《中国妇女》月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经过谈判，国民党同意中国在国统区创办一报（《新华日报》）一刊（《群众》杂志）。937年2月，《群众》杂志在武汉正式发行，后迁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后转香港出版，至949年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终刊。这个刊物在国统区发行时间甚久，在宣传抗战路线，团结各阶层抗日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诸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945年0月，在中国领导下，《文萃》杂志在上海出版。该刊发表许多文章，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揭露国民党制造的一些惨案和美军在华暴行。在国民党的高压下，《文萃》曾转入地下秘密出版，但是仍不断遭到国民党迫害，不久即被迫停刊。 全面内战爆发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出版周期甚长的刊物已经满足不了战争的要求，因此，中国集中少量办好各根据地的报纸，新出版的杂志已经不多了。 2.其他各类重要期刊。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日益尖锐，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壁垒亦日益明显，如何改造与建设中国，亦产生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经济与社会性质问题产生意见分歧。929年月在上海创办的《新思潮》杂志，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的观点，受到严灵峰等人的反对。严灵峰等在《动力》杂志上著文，认为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两个杂志展开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刊，其中不少文章谈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它是研究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重要刊物。 三十年代，许多人关注于中国农村的研究，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道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93年0月，以设在邹平县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名义，创办了《乡村建设》杂志，宣传他们的乡村建设理论，实际是行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934年0月，在上海出版《中国农村》杂志，是一个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为主的刊物，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等均在该刊发表文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的不断入侵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国统区各界人士也创办许多刊物投入抗日宣传。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于933年被国民政府查封后，即更名为《新生》周刊，由杜重远接办，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揭露日本侵华行为。该刊曾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受到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方面屈服，造成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 “新生事件”后，935年月邹韬奋在上海再办《大众生活》杂志。 该刊大量刊登抗日救亡通讯和评论学生运动，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93年2月，《大众生活》被国民政府查封。 《新月》是928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一份文艺和政论刊物，由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罗隆基等先后编辑。该刊在文艺上主张“纯粹的文艺”，曾受到革命文学派的批判。胡适、罗隆基在该刊上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向国民党当局要求民主自由和争人权，因此有人权派之称。它也批评中国。这是一份有代表性的刊物。933年月停刊。 932年5月，胡适、蒋廷黻等在北京创办《独立评论》杂志。该刊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创刊的，在当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事评论杂志，一直发行到七·七事变爆发。该刊表现了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发表过一些要求自由民主、抵制独裁政治的文章。也发表了主张“新式独裁”的文章。该刊还发表了不少关于中西文化、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932年4月，以张君劢、张东荪为首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宣告成立。5月出版机关刊物《再生》，内容以政论为主。这个党主张民族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迁至汉口、重庆出版。94年9月迁至上海出版。949年4月停刊。该刊是研究国社党和中间性政党的重要资料。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各个派别都创办一些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属于汪精卫系的国民党改组派，其代表性刊物是928年5月由陈公博创办的《革命评论》和928年月由顾孟余创办的《前进》杂志。 国民党政治实力派胡汉民，与蒋介石既有权力冲突也有政见的分歧。胡被蒋软禁再放回广东后，长期与蒋对立。933年月，胡在广州创办《三民主义月刊》，通过这个刊物发表他的政见及对时局的看法，并以抗日为号召进行反蒋宣传。 蒋介石也通过嫡系陈立夫等，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借口，来抵消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影响。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934年0月，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创办《文化建设》月刊，大力鼓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为巩固国民党政权服务。 抗日战争时期，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于940年4月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同时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这一思想政治派别，被称为“战国策派”。《战国策》是一个综合性刊物，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历史、文艺诸方面。他们所宣扬的暴力主义、英雄史观，实际上迎合了当时的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因而受到了《群众》等杂志的批评。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各民主党派陆续创办一些刊物，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944年2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创办中央机关刊物《民主周刊》。 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等经常为该刊撰写文章。94年停刊后又在香港改出《光明报》，继续宣传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949年9月终刊。 中国民主建国会于94年月在重庆创办《平民》周刊；中国致公党于947年在香港创办《公论》季刊；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于947年9月在香港出版《自由》月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粤港澳总分会于94年9月在香港创办《民潮》月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出版《新台湾丛书》。一些民主人士还办了《观察》、《时与文》这些甚具影响的刊物。九三学社由于没有自己的中央机关刊物，因此常在《观察》上发表重要文告。 张君劢为首领的中国国家社会党，早在932年创办《再生》杂志，一直到949年4月才停刊。 2 1《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1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2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00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1《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2《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首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1000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隋唐城址隋唐长安城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发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1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米，进深19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米。城墙外侧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1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发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米外，余皆宽100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0—25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115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1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1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年第4期。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1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首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1674米，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发现宫殿遗址20余处2。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080米，南北长1250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发掘建筑址17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发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种。1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0米，西壁1275米，北壁1400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0米。城墙夯筑，宽15—16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1670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00米，南北120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0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0米，东墙残长1270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700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曲折，长6776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6期。 1马得志：《唐兴庆宫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宽一般在500—580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1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发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924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0米左右，小的宽3米左右，进深皆3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发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发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发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1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米。前殿东西宽58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2含元殿位于龙首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米左右，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0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首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3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发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1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发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1参见第103页注1。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2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第11期。3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2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发掘了其中6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0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1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发掘，发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发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发掘了10x10米的探方三个，还发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发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030米，东西宽3120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发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2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1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二节唐代的重要遗址重要发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陆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发现，1989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发掘，发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1—4，1号牛在西北方位，2号牛在东北方位，3号牛在西南方位，4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米，长3.5米，厚0.7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米，直径0.5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米，身高1.5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米，周长1.03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1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位于t2的西南方，据文献，t1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和t1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1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古采场4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个天井和28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1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1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第三节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1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1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160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1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1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1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2。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曋钩菩四辏挥谏挛飨萄簦馔猎残危坝惺窳脚牛刑炻弧6怼6āa暝耙盐兀荒鼙嫫湫沃脾邸4送猓颖笔÷∫11鼗褂刑聘咦胬钤u谒拇嫘实劾钗醯慕u趿旰偷谌婀饣实劾钐齑偷钠粼肆辍Ⅻbr />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 3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第四节隋唐墓葬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撰、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撰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撰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米，南北宽5.05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发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发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1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1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0。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陆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0、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0、武昌m342、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1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1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2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31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2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年第4期。3《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11期。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隋唐壁画墓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1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4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23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2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号似为工匠居室，2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米，宽2.6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余件，包括200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厘米，腹径42.5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件，包括4件银盘、1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1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1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年第7、8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2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0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1第三章研究概况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地理考证》、《地理考证》等，n婕澳谌菁u悖贾ぃ交岬胤教u唷s*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1。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1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1。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2。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3。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 3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它刚刚发生的时候，对当事人来说往往是不自觉的。事后我们从历史发展上看，上述事实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政治家不能不援引领导人参加领导核心，共同进行中国革命，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在此以前，领导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但还是一个小党，不是一个有广泛影响的群众性的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使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进入中国政治的领导层，参与了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并由此成为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 在当时，整个中国的国民革命还不是领导的，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是主要的领导者，领导人在国民党内居于次要地位。但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各政派与相比，政治领导作用呈日渐下降的趋势，最后不得不归并到高举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下。 从成立到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论、政治主张，树起自己的旗帜，开展革命工作，再到成为中国革命实际上的领导者，或作为重要的决策参与者，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当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宣传上成为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进步团体的领导者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时候。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地位退下来的开始。但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上民族资本不能顺利地发展，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它还是一个受压制甚至受掠夺的阶级。因此，它仍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性。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就不会消失，而且它和无产阶级政党争夺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不会停止。 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阶级利益与工人阶级是不同的，根本的政治立场是矛盾冲突的。所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也是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一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又是反对反对新民主主义的。两种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分歧和斗争贯穿在整个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同时，由于自身的软弱，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互相拉拢的一面。这样，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这种政治性格决定了它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集团和帝国主义势力、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地位，它是一个中间政治集团。 综上所述，从五四运动开始，主要是开始领导起革命运动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集团，这是当时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的政治分野。在这三个集团中，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是革命集团和反革命集团，在现实国家政治生活中中间集团影响力是不大的。但是它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却有很大的影响。 近代中国历史，在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转变的时候，中国政坛出现了新的政治分野，即由两大集团的划分到三大集团的划分。三个集团的存在是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政治格局。三个集团间统一、对立、斗争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和斗争的最终结局，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史的基本内容。 第三章改造中国的各种政治主张的纷陈和人民的历史的选择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中，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觉醒的中国人的共识是，中国非变不可，非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不可，否则就无法在世界上存在。改造中国的思想，从清末就开始出现了。 894年兴中会成立，在兴中会的政纲中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 的主张，其中就包含着改造中国的思想。898年戊戌变法发生，梁启超在变法中提出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实际上也是要改造中国。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明确地集中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政治口号。 五四运动前后，“改造中国”成为非常流行的政治口号。孙中山在上海时，有一次有人请他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梁启超、张东荪等办了一个刊物，初名《解放与改造》，后改称《改造》。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可见改造中国是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时，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焦点在于“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动革命还是按照实验主义办法进行改良。 改造中国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思潮。五四运动前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出现的种种主义、主张，都是这个普遍性政治思潮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对改造中国问题交出的一张张答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是社会变动加剧和深化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输入，使中国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潮汹涌而来，争奇斗艳，各种政治方案都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任人们比较取舍。这种思想上的解放是社会大变革的前奏。 在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经过斗争不断扩大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斗争中日益明确。这个过程是在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当然在人类社会里所谓自然形成不是盲目的，它包含着适应客观规律的人为努力。人们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要确定方向、目的，决定实现目的的方法、步骤。我们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的选择。中国未来的政治向何处发展，是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复斗争、相互比较，择其为当时所适用者而逐渐明确的。这就是人民的选择，或历史的抉择。而首先是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选择，接着是多数人的行动。 我们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成立前后国内思想界的三次论战，可以清楚地看到先进的中国人在论战中明确了什么，选择了什么，他们在当时的选择直接制约着中国政治的继续发展。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李大钊和胡适的主要分歧是（）要改造中国，问题多得很，是根本改造、根本解决，还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2）改造中国要不要主义作指导？是要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还是只要解决具体问题不问方向？李大钊主张，改造中国要从经济组织、经济构造上进行根本的改造，要以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陈独秀指出，主义问题也就是方向问题。他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故要研究主义来确定方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这次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要不要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是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和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是主要工具。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施存统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更明确地说“我们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争论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应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还是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梁启超主张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李达驳斥他说“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属于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2）要不要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张东荪反对“劳农专政”。李达指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三次论战的结果，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明确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确定了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二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作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工具。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通过反复比较推求，先进的中国人作出的历史的选择。以新民学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新民学会的成立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它的宗旨是做“新民”，即做新人。为此，它要求会员加强道德人格方面的修养。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在召开年会时，他们提出和讨论了“改造中国”的问题，明确了改造中国的立场。但在改造中国的方式上，却存在着分歧。是采取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还是实行根本解决？是从教育入手进行和平改造，还是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从事革命？是走克鲁泡特金式的互相合作道路，还是走马克思式的社会革命道路？从研究改造中国的具体问题出发，新民学会的许多成员从“呼声革命”转到“暴力革命”，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长远目标，选择阶级斗争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手段，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步的选择。 中国人民的第二步的选择，是确定要走新的民主革命的道路。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当时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直接实现的目标。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要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社会主义。因此，要解决一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这就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具体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当前社会实际出发，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原则上给予了指导，共产国际给予了具体的帮助，但是使之被广大中国人普遍接受，成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还必须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寻求解决。在斗争中，在各种主张、各种学说的竞争中，由人民去决定取舍。这是一个复杂的尖锐的思想斗争过程。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思想纷然杂陈，除了上述各种思想以外，还有许多针对现实政治的改革主张和方案。这种情况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方面。其中有的观点、主张早已提出，但在“五四”以后声势更大。当时这些具体政治主张和方案也是在如何救中国的前提下提出来的，都可以看作是救中国的主张，改造中国的方案。 这些主张主要有（）制定宪法，立宪救国；（2）省自治和联省自治；（3）废督裁兵，化兵为工；（4）实业救国；（5）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此外，“好人政府”等主张就其政治思想说也是要求制定宪法、联省自治。这些主张在当时很盛行，大约到924年以后才逐渐消沉下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方案是救中国的“唯一”方案、最好方案，因此鼓吹不遗余力；它们都从对中国乱源的分析出发，肯定自己的主张。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二大”上通过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也是作为救国主张的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它的指导思想是“不断革命论”，具体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四项.乱源分析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它们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2.救治办法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作用，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3.实行途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人要积极参加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4.奋斗目标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革命在现阶段要达到的目标。 此后，中国对这个纲领作了大量的宣传，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是革命运动很快地掀起了新的。 第四章革命斗争形式的演变和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现革命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规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特别是现代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人常常这样思考问题、提出问题明治维新成功了，日本走到世界的前列，成了强国。但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如果成功的话不是很好吗？可是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改变自己行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用和平方法改造中国政治制度，以失败告终或没有任何成果的事实，岂止一个戊戌变法？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从更深的程度上考虑问题。 经过7年革命斗争之后，这样总结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个原则在外国情况如何，我们不去讨论，它在中国的确实性已被革命史证明了。下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期的一些情况。 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在中国筹建时就确定了。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明和原则上的肯定。成立之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并没有把武装斗争放在突出的地位。用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在发动罢工斗争的同时还发动劳动立法运动。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次罢工运动。同时领导了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开始进行农民运动工作。不久，发生了二七惨案，工人运动受到严重打击，低落下去。二七的失败证明了两点（）工人孤立地进行斗争是不行的；（2）只进行政治罢工是不行的。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这是一个包括工人、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的群众运动，是一次全国性反帝斗争。这次运动规模极大，动员起来的群众非常之多，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但从它的直接目标来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在这里暴露了城市群众运动在完成革命任务上的局限性。 在进行城市和工矿区工人运动与城市群众运动的同时，也开始了革命武装方面的活动，它们是（）建立工人纠察队。（2）组织农民自卫军。（3）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4）搞城市武装起义。但当时这些活动都有自己的特定局限，都不是作为主要革命手段进行的。这从下面的情况可见.关于工人纠察队。 中国在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罢工斗争中，就着手建立工人纠察队。在省港罢工运动中，组织了两千多人的纠察队。“纠察队的责任为维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92年2月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人武《战争和战略问题》，《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54页。装自卫之决议案》，其中说在革命运动中，各地的军阀余孽、工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动矿主等，或破坏工会组织，或阻挠工会发展，或捣毁工会，或密谋捕杀工人领袖，或勾结土匪组织暗杀队危害工会等等，迭出不穷，为了“巩固工会的组织，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目前武装工人的纠察队的组织，是刻不容缓的事业”。因此大会决定全省总工会应从速组织各级武装纠察队；应设工人纠察队干部队，经常轮流训练各级工人纠察队之干部人材；各地工会应轮流派人来干部队，以受实际训练。《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组织大纲》规定，“为巩卫工会，保障工人利益，培植武装自卫之精神起见”，特组织“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927年月召开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作出了一个《对于纠察队决议案》，其中规定“工人纠察队为纠察工贼，及防制反革命分子之组织”。927年4、5月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中说“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发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2这种认识比过去前进了一步。中国在建立工会组织、进行工人运动的时候，就同时建立工人武装，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这已经突现了武装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2.关于农民自卫军。 中国在组织农会进行农民运动的同时，就组织农团或农民自卫军。923年月海丰总农会成立，当时散发的《农会利益》传单中有两项条文，其一“防止盗贼”条说“农产物成熟之际，四处常有盗贼。既有农会，即可设法防止。”其二“抵抗战乱”条说“中国政争战潮到处波及，农村鲜不被其祸者我小民何辜，受此惨痛。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此后成立的广东农会，它的章程正式规定“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组织农民武装完全出自农会利益的需要。 925年月中国制定了一个《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其中写道“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925年0月0日，中国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表了一个《告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954年版，第42页。2《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989年版，第8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册，中央党校出版社989年版，第33、34页。民书》，其中提出的全国农民最低限度的要求之一是“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92年7月2日发布的《中国对于时局的主张》又一次重申“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2。927年月4日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农运策略的说明”的通告，其中说“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3中国在搞农民运动、组织农会的时候，建立农民自卫军就是一项工作内容，这和搞工人运动的同时就建立工人纠察队一样，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3.关于革命军队。 国共合作建立之后，中国人就在黄埔军校中工作，同时也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随后又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中国人在当时的革命军队中工作，有它具体的意义和限度，与以后的认识有所不同。 92年2月下旬，中央关于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的文件中说“中国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b.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92年7月，中国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军事运动议决案》，文件首先指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而中国是“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加强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中央文件选集》第册，中央党校出版社989年版，第53页。2《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页。 3《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85页。 《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页。 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292年月9日中央给在西北军中工作的刘伯坚发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说“党（按指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很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党代表职务）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从以上引证的文件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认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因此应该重视军事工作。（2）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帮助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事势力”，并“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3）在军队中的工作，“只是侧重政治宣传”，而不是去指挥军队，或干涉军事行政。这些说明了已经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并作出专门的决议，但当时的认识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4.关于城市武装起义。 925年月28、29日，趁郭松龄举兵反奉之机，北京的国民党左派和北方区委决定在北京举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次斗争没有成功。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城市武装起义的最早尝试。 92年0月，孙传芳的军队在江西惨败。0月日孙部夏超在杭州宣布浙江独立，归顺国民政府。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决定在上海组织暴动，帮助夏超。当时也准备在孙传芳败退的时候，组织工人起义帮助北伐军占领上海。这次起义因为夏超被孙军击败而没发动起来。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927年2月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到嘉兴，上海陷入混乱。9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罢工总人数超过3万人。2月2日罢工工人袭击军警，夺取武器，发展为武装起义。但因北伐军没有向上海开进，工人力量不够，24日总工会下令复工。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没有成功。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中国就准备举行第三次起义。927年3月20日北伐军已进抵上海近郊龙华。张作霖派驻上海的鲁军毕庶澄部刚刚到达，十分混乱。这是起义的好机会。3月2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参加罢工者有80万人。经过30个小时的战斗，起义群2同上书，第227、228页。 《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55页。 众占领了上海。 对这次胜利的武装起义，极为重视，起义领导者之一赵世炎在事后不久写文章说“自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绩，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的一段新的历史记录，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工人阶级的血战功绩，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动，确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事隔多年之后，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对这次起义作了这样的结论这次起义“是一种武装起义与革命军进兵的结合，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辉煌的一页，但在革命斗争全局上说，毕竟是正规战争的一种配合。这是客观事实的表现，虽然当时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对上述情况，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以发现近代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在近代中国，驱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消除地方割据实现政治统一，被压迫者求得解放、取得政权，是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大步前进必须首先克服的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除了采取武装斗争方式以外，别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代表求解放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中国，在现实的条件之下，从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上述三大问题之一）的时候起，就不能不面对武装斗争问题。但因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对革命武装问题的认识当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证在先，因此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办法夺取政权，成为的中心工作目标。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是胜利了，但也反映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其一，这次起义从当时的全局上说，是正规战争的配合。其二，起义胜利了并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实际上工人阶级没有得到什么成果，临时市政府没有维持下去。这其中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领导人都把它归结为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例如李立三说如果不犯“深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暴动的胜利一定可以更久的时间，甚至使中国革命转成另一样的局势，决不是不可能的”。张闻天也说“可是中国当时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但没有使胜利能够巩固与发展，而且反把暴动的果实奉送给了资产阶级，使胜利的暴动变成了失败。”2暴动胜利后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主观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施英《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向导》第93期，927年版。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苏南新华书店949年版，第4页。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党史报告选编》，982年版，第299页。 2张闻天《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史报告选编》，982年版，第43页。还是由于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当然是后者。 用武装斗争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自列宁主义，但同时又具有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特点。在关于武装斗争、革命军队的认识深化过程中，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3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论文的要点如下（）当前中国革命的总形势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到了现在，已经有由深入扩大而深入，由渐进潜变而猛发突变的趋势。”“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2）由于革命形势已经到了推翻军阀制度的时候，革命斗争方式的探讨便成为重要问题。他说“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它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准备革命战争“应当认为现时主要的革命职任”。（3）在中国，需要进行“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他说“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帝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进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但是草创的民间武力，既然只能在内地得到局部的胜利，城市里又无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力——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中国民间的武装暴动，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援助和革命政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4）“革命军队是主体。”“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能够做革命战争的“主体”。（5）“中国现时的革命时机，正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方式都要善于运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主要职任。”“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论述，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最高认识水平。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当时的共识，这主要是没有认识到需要自己直接掌握正式军队，创造正式军队。但是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正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一点。 92年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发表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关于中国革命军队他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斯大林指出武装的革命反3此文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4号，92年5月25日出版。 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说的革命军队也是指的广东国民革命军。人在这种军队中的工作是要加强政治工作，使它“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 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严重的形势迫使斯大林和中国人对革命军队问题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927年5月3日，斯大林发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他指出“现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它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下达了两项指示，关于革命军队问题，其一说“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其二说“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到了这时，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才明确地认识到中国自己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这时距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已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在历史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如果不是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积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革命形势还会蓬蓬勃勃。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示，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正是在中国革命斗争规律显现的基础上，在中国人达到的新认识水平的基础上，中国现代革命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它成立以后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把直接掌握军队并用它去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人的思想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主张，用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武装暴动方式夺取政权。那时内还有一种见解、一种议论，认为人掌握军队就会成为军阀。是严峻的历史现实把中国推上了组织正规军队去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由此引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 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失去了长期形成的人所公认的权威——皇权。袁世凯死后权力中枢解体了，从此中国陷入各派军阀官僚之间的政治纷争和战争之中。近代中国，战乱的频繁是一大特点。在这种状况之下，谁有兵谁就有权，谁兵多谁就权大。无情的现状使孙中山和不能不走上组建军队进行战争的道路。 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性质的人民革命战争。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付出无数的流血牺牲，用人民战争手段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乱不已的中国近代史。 第五章国民党南京政权独裁统治的确立第一节政治上的独裁统治924年“北京政变”之后，混乱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好转的兆头。有进步倾向的从直系军阀中分裂出来的冯玉祥军事集团，推倒了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曹锟为总统的北京政府，而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北方局势，控制中央政权。冯在发动政变的时候就不能不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变发动后又不得不请下台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出山，同时还邀请革命领袖、在南方有一定实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和中国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组建新的中央政权，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但是由于奉系、皖系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中国政治好转的可能性被葬送了。 代替曹锟政府的是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并决定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这个政府只凭借政治军事力量掌权，而不需要形式上的法律依据。如果说曹锟上台的时候还演出了“贿选”一幕丑剧，那么段祺瑞上台就连这块遮羞布也不用了。927年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政府，自封大元帅。安政府发布命令，规定“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行使统治权”。至此，92年南京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宪法和国会消失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和张作霖成立军事独裁政权同时，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独裁政权。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以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南京政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的独裁地位，不是在它建立的开始就确立起来的，它的独裁地位的确立和相对牢固有一个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一面积极“清党”，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一面仍以民族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打着革命的旗帜，鼓吹三民主义为救国的唯一真理。 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反革命”、“恶化分子”，同时宣称反对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分子”。当时它实行的“清党”包括这两个方面。它以此表示国民党当权派的行为是为了“护党救国”，是革命，而不是别的。 927年4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说“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对于腐化之分子严加纠正，俾恶化分子甘为反革命者无所凭藉，而腐化分子流于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谬误之倾向得以遏止。”这里的“恶化分子”、“反革命派”指的是人及其拥护者；“腐化分子”指的是国民党内的贪官、污吏、官僚、政客等。两者均为清除的对象。这在928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规定的“清党”标准中有明确的说明。其中对“恶化”、“腐化”分子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违背党义党章党纪及党、政府之政策或法令，不顾本党的国民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有意或无意以个人为前提懈怠党的工作，如搀入本党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政客、官僚及一切投机、、不忠实、不努力的分子，其行为将令本党渐起腐化者，为腐化分子；凡违背本党党义、党章、党纪及一切议案者，不顾本党的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自觉或半自觉以其私党之利益为前提，受外人之意旨或金钱供其使用，实施篡夺、欺诈、破坏种种卑劣手段，致酿成恐怖者，如搀入本党之共产分子及其勾结利用之一切恶劣分子，为恶化分子。”南京国民政府宣称“清党”是为了国民革命和民众利益，是为了“救国”，只有国民党才是革命和进步力量的代表。而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政客等为“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的“恶化”与“腐化”分子，应在打倒、清除之列。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仍高举“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军阀”、“促进世界革命”等旗帜。并声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的“阶级独裁”、“赤色恐怖”都不能救中国，只有国民党所坚持的三民主义才是唯一的救国真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说“唯三民主义为适合中国之革命主义，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革命趋于民众化，亦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民众归于革命化。大任当前，义无反顾，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以促进世界革命。”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现在中国民族只有三条路走一条是还到军阀治下，任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无办法无目的，为争个人权力而连年战争；一条是跟着走，受国外特殊团体的指挥，以实行赤色恐怖的专政，不按环境的情形，将中国全部破坏，人民痛苦不堪，以后还是没有出路；一条就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骤的政治，由中国民族依自己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谋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愿中国亡于军阀，亡于帝国主义，亡于恐怖之下，现在正应该一致努力的参加和拥护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解放中华民族，由国民革命去达到世界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当权者自我标榜为“领导被压迫民众革命之先锋”，鼓吹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世界革命的唯一真理，号召民众和国民党一道，致力于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腐化与恶化》，《大公报》927年7月22日第三版。 第二节对外政策关于对外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仍打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仍然把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作出了一些维护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的表示。但不久它便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在一起，完全放弃反帝的革命任务。 927年5月0日，外交部长伍朝枢宣布国民政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缔结平等新约。928年2、月国民政府重申了上述原则，7月7日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这是南京政府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一次尝试。这种努力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有益的。 国民政府初期对于英、日帝国主义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927年5月7日国民政府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就英国士兵**华妇一案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惩治凶手。对于日本不断增兵山东的侵略行径，南京国民政府于927年月日、928年4月2日两次提出强烈抗议。济南惨案发生后，5月3日南京政府派员赴英、法、美等国报告惨案真相，揭露日本的侵略行为，希望得到英、法、美等国的声援与帮助。同月，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企图干涉中国东三省内政的谍书。 国民政府对英、日的强硬态度顺应了中国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革命形势。927年月3日上海各妇女团体召集会议，组织了由2个团体参加的反对英兵**华妇案后援会，掀起抗暴斗争。后援会通电全国，提出撤退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海陆军队，收回外人在华掠夺之租借地等要求。针对日本增兵山东的侵略行为，上海、南京等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南京政府的这些举措表明，这一政权成立之初，当权者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而是顺应人民高涨的反帝情绪，做了一些维护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情。这说明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谅解与妥协有一个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它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接受了列强无理的要求，而且开始阻挠并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公开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与真诚支援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南京政权逐步确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与它向西方列强妥协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过程是同步的。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虽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向西方列强的妥协。这是它赢得西方列强的承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927年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这是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最初表示。意谓北伐战争以铲除军阀为目的，并非与列强为敌，并公开表示保护列强在华的利益。月2日南京外交委员会的通告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作了新的解释，其中说“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之标语非系为引起对外人之憎恶与敌忾，望一般国民一扫对外人之误会，以除对外人之敌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7月5日，南京政府训令“反日出兵运动应有相当程度”；同月7日南京政府命令制止上海的对外群众运动。这是对帝国主义进一步妥协的表现。对宁案、济案的处理则是南京政府对列强更加露骨的妥协。 928年3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与美国政府代表在上海签订解决宁案的《中美协定》，协定将美军炮轰南京，阻碍国民革命的暴行说成是人煽动而致，国民政府向美方“深表歉意”，答应惩办肇事者，并向美方赔偿损失。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蒋介石一面派员与日方交涉，同时命令所部退出济南，绕道北伐。同月5日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决定对日本采取“容忍态度”。同月7日，蒋介石接受日军提出的惩办肇事者的条件，免去贺耀祖所兼各职。由于南京政府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妥协，它赢得了西方列强的承认与。 南京政府对于苏联的敌视态度与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927年7月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发，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同月2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927年底，南京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公开放弃孙中山联俄反帝的革命政策。2月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对于时局的谈话称，“各地有苏俄领事署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联远东银行做的金融机关，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2月4日，国民政府发表对苏绝交令。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苏驻沪总领事馆面交断绝邦交通牒。随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开始驱逐苏领事，封闭苏营商业机关。从此，南京国民政府不仅，而且反俄，正式放弃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这样，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由联俄反帝逐步变为联帝反俄。 第三节农工政策由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的所谓农工政策有一个由安抚到严密控制和镇压的过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发布“清党”令说“此系阻止少数分子发生叛乱行为而已，并非变更国民党任何政策。所有一切农工主要团体及各级党部，皆照常进行，毫无更张。务望各方面皆应安堵如常。”这里没有取消农工政策、农工运动、农工团体。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时申明坚持农工政策、保护农工利益。定都南京宣言中说“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发展”为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一。吴稚晖在4月8日定都南京庆祝会的讲演中也强调了孙中山农工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总理的农工政策是说农工能革命，中国即可达到完全成功之目的，所以认农工为革命中心。” 7月3日南京国民党中执会发表《拥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运动宣言》。 《宣言》说“自今日始，本党同志均应尽力之所能及，以从事本党农民运动之工作。”“如有妨害农民运动，摧残农民利益，为农民之仇敌者，即为本党之仇敌。”2南京国民政府还实行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927年7月5日南京政府统辖的浙江省开始实行二五减租。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没有下令取消工人运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群众在五一劳动节、五卅惨案、沙基惨案（月22日）两周年纪念日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随着国民政府逐步走向独裁，工农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工农运动遭到禁止和镇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很快被抛弃了。 927年7月8日蒋介石在上海总商会上说“绝对不许有阶级斗争，数十万及数百万之家今皆应保护。”蒋公开表示保护富有之家的利益，反对阶级斗争。928年2月3日国民党湘鄂政委会议决废止92年0月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的二五减租政策。这是损害农工既得利益的重要表现。 928年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废止过去关于民众运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的组织机构。月8日蒋介石发表为二届四中全会准备的提案。其中“整理党务案”提议，“改正中央及各级党部之组织，所有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部，易釀纷争者，一律裁撤，于组织宣传两部之外另设训练部及民众运动委员会”。关于民众运动提议“纠正过去之民众运动之错误，重新由中央制定民众运动之理论与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坏运动”2。2月《大公报》，927年4月25日第二版。 2《大公报》，927年8月8日第六版。 《大公报》，927年7月9日第二版。 2《大公报》，928年月20日。 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陈果夫等提议的“中央党部改组案”，废除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五部。2月7日通过的二届四中全会宣言贯穿了取缔学生运动、青年运动、民众运动的精神。南京政府公开放弃了保护农工利益，促进民众运动的主张，放弃了孙中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第四节与各派势力的妥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对采取镇压、屠杀政策，一面加强了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 927年4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通缉”首要分子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5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发动清党运动。同月22日，国民党中执委会颁布《清党条例》。928年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3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于人及其他进步力量进行残酷镇压。同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与西山会议派和解，并恢复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927年5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军官学生代表时说“我们现在不管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研究系、政学系、交通系、什么系，我们还要审查他里面分子。从前孔子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对于这种分子，我们不能因他党派关系而不设法吸取进来。”这是公开表示拉拢所有各种派系。 、7月间，国民党中央否定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标语时说“国民党本无左右派，从前引迎合之者为左派，反对之者为右派。吾人既已久觉悟之阴谋，故凡涉于左右派一类标语，皆不合用。”又说“西山会议无所谓派，无可打倒；且列席西山会议之党员，多为纯正之同志，但为人所忌，遂中伤之，以达于其破坏本党同志之目的。”所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应取消。同时，将“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反动派”改为“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2。927年月底，上海军政机关以欢迎忠实同志为名，为张继、邹鲁、居正等西山会议派成员召开欢迎大会。西山会议派从此公开活动。7月初，叶楚伧代表南京政府到上海与张继等接洽。不久，张继、林森被任命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928年2月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宁汉两方决议审查案》，其中规定“凡因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至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早期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已聚集于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反动阵营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与先期势力的合流扩大了反革命阵营。 《大公报》，927年5月27日第二版。 2《大公报》，927年月5日第六版。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985年版，第52页。 第五节国民党—党专政理论的确立和政治体制的初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当权者们虽然在、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同时国民党内仍有不同政治观点并存的情况，例如，分权论者与集权论者曾出现过尖锐的对立。分权论者的主张尤以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制为代表。但随着“二期北伐”的完成，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倾向日趋明显，“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理论逐步确立下来。至928年0月《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颁布，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形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宣传所谓“全民革命”，反对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国民党当权者的共识和合作的基础。李石曾、胡汉民等人均发表过类似的主张。927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在《现今革命之意义》一文中将“君主革命”、“民权革命”、“阶级革命”、“民生革命”作为社会自然发展的四个层次，并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属于第三层次的“阶级革命”，蒋介石等在上海发动的“护党运动”为第四层次的“民生革命”。他断言上海的“民生革命”为高于“阶级革命”的“全民革命”，必将“继武汉而更替之”。提出以“全民革命”反对“阶级革命”。 胡汉民在《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阶级革命的口号只是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际上无产阶级联合又只是工人的联合，而我们中国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阶级分子联合起来’，而各阶级联合且具有整个社会联合在革命线上的趋向明白了这个要义，我们可以站在三民主义的民众运动的立场，把阶级斗争的民众运动作一个较深刻的批评，”2胡汉民认为阶级斗争或“阶级革命”的理论与方法不适合于中国，应以各阶级联合起来的全民的革命代替阶级之间的革命，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国家。 除李石曾、胡汉民外，蒋介石、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南京政府初期的要人都发表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言论。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李宗仁、陈果夫五委员提出的议案，其中说“所有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虽然在、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国民党未完成“二次北伐”前，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理论。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主张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大学区制主张明显带有分权的倾向。 927年底，李石曾提出以蒲鲁东“分治合作”反对马克思、列宁“独裁”的主张，并认为中国应实行“分治合作”。这一观点虽然遭到南京《革命周报》第期，927年5月出版。 2胡汉民《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上海新民书店928年7月版。 《分治合作问题》，见《李石曾最新革命论著初刊》，革命周报社发行，928年9月出版。政府中很多人的反对，但吴稚晖、蔡元培等对此均表赞同。由于这一主张客观上适应了当时军阀割据的需要，也得到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因此“分治合作”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具有一定的市场。由于李石曾是以地方政治分会作为“分治合作”的理想形式，所以对“分治合作”主张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当权者对于地方政治分会存废的态度。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围绕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当权者展开了一场关于集权与分权的激烈论争。李石曾主张的“分治合作”与孙中山所主张的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以及南京政府多数当权者主张的中央集权有着明显的不同。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内并没有统一的指导理论。928年8月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案”，对当时当权者思想的混乱情况作了明确的说明。其中说“自总理逝世迄至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由同志各个对主义的认识，及革命实际变动的观察，致革命理论，纷歧万端，致理论中心不能确立。”2随着“二次北伐”的完成，国民党加强了对思想理论的控制，开始致力于“政治的统一”。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地方政治分会于928年底取销，虽延至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之时才取销，但说明李石曾的分权思想与集权主义者作了一番较量后被否定了。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之后，加强了政治的独裁。 与此同时，蔡元培大学院制、大学区制实践的失败，也说明了国民党在完成北伐后，加强了“政治的统一”的步伐。 大学院是法国的一种教育管理机构，927年月，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了蔡元培等人效仿法国实行大学院的提案。7月，国民政府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关，主管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927年0月，蔡就任大学院院长。同时，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他还仿效法国在浙江、江苏等省实行大学区制。按照法国的大学教育行政制度，各大学区都有一所大学，大学校长为该大学区教育行政首长，总理学区内一切教育事业。实行大学区制后，国立大学为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区教育厅被废除。实行大学院制与大学区制后，教育有很大的独立性，具有自治的意味。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稳固，南京政府加强了集权统治，这种具有分权性质的教育改革很快破产。早在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就有人提议设立教育部；8月，二届五中全会又有人提出设立教育部废止大学院案。五中全会决定，依据《建国大纲》，国民政府逐步实行五院制，行政院下设教育等八部，最终取消大学院制。 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是在“二次北伐”后确定的。国民党占领京、津之际，尚在海外的胡汉民、孙科致电国民政府，提出国民党今后应“以党训政”、实行“五权制度”等建议。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二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发表《今后党员与《胡汉民、孙科条陈国政》，《大公报》927年7月3日第六版。 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一文，提出他的“四化论”，即“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2，非常明显地主张“以党治国”、以军治国的军事独裁。8月9日，蒋又发表《对时局意见书》，提出“既曰以党治国，则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对于今日之言论“宜就其利害定一准则，有动摇主义，蛊惑人心，反背本党之主张者，皆在绝对禁止之例年8月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分别通过了“励行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及训政时期实施五院制的议案。 9月5日，胡汉民对于五院制发表一个说明书，提出“褓母论”。他说“党为民众夺政权，以政权褓母自任，以付诸国民为归宿。”为达此目的，须“经由五权制度之三民主义”。4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这样就确立了国民党“以党训政”、一党独裁的理论和政权组织。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在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革命大潮过去之后不久，国民党还打着革命旗帜，以打倒军阀为号召，继续进行“北伐”。在所谓“北伐告成”之后，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大为扩展，稳定程度也有所加强，它的反动性随之大增。国民党在对内残酷镇压与进步势力的同时，对外快步实现了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它放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立了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 2《大公报》，928年8月4日第二版。 3《大公报》，928年8月0日第二版。 4《大公报》，928年9月日第二版。 第六章国民革命失败后对中国出路问题的反思与探索第一节对中国出路问题反思的历史背景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发展异常迅速，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以五卅运动为悠悠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92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短短半年，便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主力，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中国的国民革命达到。短期内革命取得了巨大成果，使中国人民欢欣鼓舞。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际，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骤然失败。革命形势逆转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痛未定而思痛。中国政局为什么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动？革命人民的行动对不对？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些问题严肃地摆在中国人面前。一切革命的、要求进步的、主张民主的、要求改革的人们，都在反思、总结、探索。不同的阶级、阶层、政派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探寻着。 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成为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大批人被屠杀，各级党组织被打散，工农运动遭受镇压，革命由轰轰烈烈转为冷落低沉。严峻的形势迫使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此时，的反思、探索是在下列条件下进行的（）在大革命时期已在工人、农民、军队中作了大量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2）大革命时期党的许多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如革命性质、动力、对象、领导权、同盟军等都作过一定的理论探讨，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3）大革命的失败，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体会到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4）大革命失败前夕，农民土地问题已引起许多人的重视，两湖地区的农村革命已经蓬勃开展，为进一步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工作基础和经验。（5）大革命后期，革命的武装问题已引起了的注意，大革命惨败的严峻现实，促发了他们对武装斗争的重视，易于将工作重心和斗争方式转向武装斗争。 这血媒sodu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探寻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又是十分困难的。这除了形势复杂、环境险恶、斗争激烈等客观因素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自身对所要反思、总结和探索的许多重大问题认识模糊。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曾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要包办国民革命。一、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二、我们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我们要坚决地干，我们必须努力做，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针。”关于中国革命性质这个根本问题，周恩来在944年对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情况回忆说“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2周恩来还曾指出六大时的几个“不认识”（）“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2）“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3）“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4）“没有认识武装的重要。”3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当时只是朦胧地、直观地意识到要采取与大革命时不同的方式去干，要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但具体该怎么干，较长时间里并没有在理论上实践上弄清楚。 2.俄国模式和教条主义对反思、探索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逐步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认为第一阶段是“广州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汪精卫叛变，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依据。这个理论的基本倾向是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革命的动力变化了，便认为革命的性质也改变了。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无论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还是斯大林强调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名称虽不同，实质上却都将革命的对象定为帝国主义、国民党新旧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却又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不合逻辑的、根本错误的。共产国际虽停止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但“左”倾错误却越来越严重，其理论上的根源即在于此。 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与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34页。 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980年2月版，第57—58页。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0页。 在批判中造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革命的失败，完全在于陈独秀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如果坚决按共产国际指示执行，国民革命决不会失败。共产国际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这样，便树立了共产国际对的绝对权威。所以，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政策对反思、总结、探索的成败得失，有巨大的关系。 第二节反思和探索的主要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2）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3）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基本政策、策略问题；（4）现阶段中国革命的道路、主要斗争方式问题。前两个问题，主要是反思、总结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两个问题是在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反思总结的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正确的总结，导致着探索的成功，而反思的失误，也会影响到探索的偏差.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共产国际和中央几乎众口一词，将大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及其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大体上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却出现了极大偏差。“八七会议”开始，在党内斗争上出现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错误。”这种错误后来发展为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2.关于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和共产国际反复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革命武装、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却同时发展了“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 3.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基本的政策、策略问题。“八七会议”认为“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民权革命“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六大”重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但在对中国革命动力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上，犯了错误，不仅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模糊，更重要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估量的错误。它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彻底。”这样，不仅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且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争取民权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是根本的错误。它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意见，而是在较长时间内多数人所持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 这样便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理论上的悖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要反《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页。 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矛盾，直到935年瓦窑堡会议才得以解决。4.关于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问题。由于有了大革命失败的切身痛感，在革命斗争方式上，的转变是很迅速的。面对国民党的野蛮屠杀政策，“以牙还牙”，采取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是武装斗争应该怎么搞，在具体的探索中显得异常曲折和艰辛。“八七会议”要求全党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农村暴动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城市武装起义很难搞起来，唯一取得短暂胜利的城市起义（广州起义），在三天之后便被镇压下去了。农村暴动，在许多省都搞了起来，但起义的目标仍旧是进攻和夺取城市。从起义的直接目标来看，它们也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在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或在农村暴动进攻城市失败后，保存下来的起义队伍被迫转移到农村，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探索性质。 这种探索性质，可以从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确立上得到反映。928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只是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准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而没有展开论述。930年，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以流动游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开始冲破俄国革命模式和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认为“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这样一套办法等等的政策无疑地是正确的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这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是坚定的和明确的。 但应当注意，“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不等于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革命道路。至少还需要加上两个内容一是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问题；二是彻底摒弃“城市中心论”，树立以农村工作为重心，在农村长期“割据”，积聚力量，以便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条道路的形成，要比“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晚一些。尤其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思想，只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艰难探索的成果。这种思想在党内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中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认识，并不是这样的。 当时，中央确定的通过暴动形式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仍然是坚持俄国革命的模式，即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引发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夺取中心城市后，建立工农政权，把革命的势力扩展到全国，取得全国的胜利。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立三路线，进而发展到王明路线，中央都始终坚持着城市中心论。 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形势，已向提出了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为首的部分人，不自觉地开辟了这条道路，并不断地进行探索，由不自觉逐步达到自觉。而此时，“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央是否真正意识到这种历史使命，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变，却是值得考察的。鉴于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总体战略和局部政策并未做出正确决定的状况，可以断定中国革命究竟应该怎么搞，“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央并没有探寻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道路和办法。 历史是复杂的。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反思探索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革命的形势却是逐步高涨的，革命力量是逐步扩大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从主观上说显然是，尤其是以为代表的那些人积极反思、探索的正确方面在起作用。由于总结、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放手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同时，采取了坚决的武装斗争方式，组织、扩大了革命的军队，与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适合了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中国国情，从而很快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坚决进行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是十分正确的；但同时又采取了“左”的一套，按照俄国革命模式进行中国革命，又是极端错误的。前者推动着中国革命迅速向前发展，后者却又一次次地使革命遭受挫折。国民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及道路的总结、反思和探索，就是在这样十分复杂而又矛盾中艰难地进行的。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第七章国民革命失败后中间政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大革命的洪流，把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卷了进来，有些还加入了中国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革命高涨时，他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了希望，并十分兴奋。但当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有些人又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中国的现实迫使他们重新观察革命的过去和国家的现状，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他们积极投身的或曾经向往的革命骤然失败了；国民党当权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实行一党专政，实行独裁；国内政局依然是动荡、混乱和不安。他们不满足继续受压迫的地位，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地的争斗，他们要求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他们又从革命失败中得出了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结论；对大革命失败后搞武装斗争、以暴力手段进行土地革命的做法也不赞同。特别是“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采取了许多偏激和盲动的政策，更增加了他们的误解。 也有一些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如胡适、梁漱溟等，在中国政局大变动的情况之下，也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中国理想的出路。 这样，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了一股政治势力，一种政治思潮，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所要走的路，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他们要在国共之间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一节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也作了批评，认为“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它不同意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 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2。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 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革命行动》第期，930年9月日出版。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期，930年9月日出版。2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期，930年9月日出版。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 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 第二节改组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改组派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陈公博发表的《今后的国民党》、《党的改组原则》以及《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 考察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如果说和第三党偏重于从革命势力方面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话，那么改组派偏重于从国民党立场上思考、分析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它认为（）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决定于三民主义能否真正实行。由于“本党的反动分子抛弃三民主义向反动势力妥协”，致使大革命失败；（2）由于有了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革命才有空前的发展，国民党才获得革命的新生命”。（3）大革命时期，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做那马克思主张的那种共产的勾当”2，共产国际也“打击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所以和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 第二，改组派看到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分裂溃散的现实，他们探索中国国民党新出路的意向是十分急迫的。陈公博说“我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罢，依然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我们要走非资本主义的路罢，然而抗不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徘徊瞻顾，各路不通。”“目前这个形势，就是这样混乱、糅杂、牵扯、纵横一个局面。”3革命已到了“最危险时期”，必须寻找新出路。 第三，改组派认为，中国“要继续反抗帝国主义和走非资本主义的路”，打出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但汪精卫、陈公博所谓的“十三年改组精神”，并不是孙中山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改组精神。汪精卫说“本党改组之精神，在于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不二法门。欲求三民主义能实现于中国，则不能不使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欲求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则不能不使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欲求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则不能不巩固党之组织，森严党之纪律，使党员之行动，趋于一鹄。此实为改组之精神。”这里根本看不到三大政策，而实际上其核心是要“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通过“改组国民党”，提高党权，重新恢复汪精卫等人在党内的地位。所以它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许多具体主张如提高党权，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帝国主义等，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虽反映了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本主义的要求，但更多的代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 2陈宋梅《本党的危险》，《革命评论》第期。 3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期，928年7月出版。汪精卫《一个根本观念》，《汪精卫文集》之四，上海光明书局929年月版，第35页。汪精卫、陈公博等改组派上层以抬高“党权”来对付“军权”，使自己一派掌握政权的愿望。 第四，改组派的主张曾得到当时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又不愿跟继续革命的人们的，并掀起了较大的政治运动，但很快便失败了。其原因主要不在于理论本身（当然有许多问题），而在于他们的实际政治活动与其政治主张的背离。他们的主张曾获得人们的赞同和拥护，他们的活动却表现为国民党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此，陈公博也有所表述“同志会成立的时候，本注意于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和重新改组国民党，无如成立之后，即有军事行动，军事是不择手段的，初则和桂系合作，继则和冯、阎合作党的改组本为同志会主要目的，后则专谈方法，弃其目的，这也是失败的一种原因。”总之，改组派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出路的着眼点是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应该怎么办？如何重新依靠国民党复兴中国革命？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改组国民党上，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继续革命的前提。事实说明此路不通。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98年版，第8页。 第三节人权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人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松散联合的政治派别。经集体讨论，由胡适执笔的《我们走那条路》，较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探索思路和见解。 胡适认为（）我们要铲除的是“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2）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3）我们要走的路是“演进的路”，即“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2。这是胡适为首的人权派的“根本态度和方法”。 胡适把贫、病、愚、贪、乱作为中国社会的病症，加以铲除，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愿望，是应当肯定的。但他公开宣称“这五大仇敌中，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这就背离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是根本错误的。他所谓的“渐进的路”，是点滴改良思想在中国出路问题上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思想界一部分人要求改变现状却又反对暴力革命的心态。 罗隆基的思想要比胡适激进，从他的主张中可以看出（）罗隆基探寻中国出路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寻找中国目前促成“成功”的主要原因；由分析缺乏人才和中国在国际上复杂的地位，得出不能“支配政局”，但又不能“立时消灭”的结论，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破产”、“政治的亡国”的前途；为了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国民党要修正党义，放弃一党专政，即“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2同时，他从分析“中国共产问题”入手，假借“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十分巧妙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态度自不待言，但“醉翁之意”却在于主张思想自由，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实行民主政治。（2）罗隆基以“剿共”的名义向国民党提出了忠告“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3呼吁国民党给予更多的“思想自由”。这种呼吁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既要求根本上“剿共”，又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主张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2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0号，930年4月版。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0号。 2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0号，930年2月版。3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0号，930年2月版。即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道路。他提出的34条“必争的人权”和“专家政治”，都是把中国引向此路的具体主张。所谓人权运动，是他们为建立这种民治国家而作的一种尝试。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与二十年代初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但就理论形态和针对性而言，又有明显的不同。二十年代初的改良思潮，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此时人权派把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独裁统治（当然也反对的暴力革命），走第三条道路的企图更为明显，并具有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具有探索中国出路的明显倾向。人权派的主张当然为国民党独裁政权所反对，也受到中国的极力抨击。 第四节乡村建设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乡村建设派”，从广义上说，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团体很多、叫得很响的社会改良派别。其中有一套乡建理论而又付诸实施、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是梁漱溟。从狭义上说，也就是一般的说法，乡村建设派指的是梁漱溟领导的一派。 梁漱溟虽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却密切关注着革命的进展。通过对大革命进程和失败的反思和总结，他猝然“开悟”，“不独认识了，更深刻地认识了西洋人”。面对国民革命失败后人们“走投无路”，或“穷极思返”，或“穷极思异”的危机，他写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937年又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详细阐发了他对中国出路的探索结果，即乡村建设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化失调”论。他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2）“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论。他说“中国旧日之社会构造，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不同。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末，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2。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整个社会都受着“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义务关系”的支配；所谓“职业分立”，就是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3。（3）“旧辙已破，新轨未立”，是“文化失调”的表现，也是中国问题产生的根源。（4）中国的出路是“沟通调和”中西文化，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乡农学校，反对走苏俄革命的路和欧美民主主义的路。（5）“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以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4；“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5。 考察上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应注意第一，梁漱溟反思、探索中国出路的视角是很独特的。国民革命失败后，各种政派都偏重于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方面来立论，通过直接反思当时的具体环境来探索中国出路，决定本政派的方针政策。而梁却不同，他是从反思整个中国文化特性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理论的。他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首先诊断中国文化的特性，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殊性；然后分析中国不能走“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发明的路”的根本原因；《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990年版，第上书，第—7页。 3同上书，第7页。 4同上书，第508页。 5《乡村建设旨趣》，《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992年版，第579页。最后，他依据对中国文化的诊断，提出了自以为合乎中国文化特性，切中中国问题关键的理想出路——乡村建设之路。这种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值得推崇的。他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的揭示，从侧面提出了任何理论引用到中国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这一基本原则，也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诊断以及对中国国情分析的总结论是以偏盖全的。中国与西欧社会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就其整体而言、本质而言，并不能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概括；而是中国社会长期是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又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近代以来中国最迫切的直接的问题，主要不是“文化失调”，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他根本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分别和阶级斗争，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社会混乱的“乱源”，显然是错误的。 第三，梁漱溟摒弃了“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又反对走“俄国发明的路”，他理想... 68，16 2.矿井提升运输工具有巨大发展。 大中型煤矿都安装了提升机，并逐步向大型化、电力化方向发展，大大提高了提煤效率。近代煤矿诞生时，开平煤矿88年安装投产的蒸汽绞车只有50马力，日提煤能力50年开平公司林西煤矿开始安装000马力蒸汽绞车，提煤能力增加数倍。二十世纪初，西方开始出现电力绞车，使蒸汽绞车相形见拙。而中国煤矿很快也用上了电绞车。920年，开滦赵各庄矿四号井首先安装了台75马力的电绞车，日提煤能力可达000吨。此后，开滦唐山矿、林西矿、抚顺煤矿、中兴煤矿、六河沟煤矿等大型煤矿都安装了电绞车。有些煤矿的电绞车能力之大，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922年，赵各庄矿安装了台75马力的电绞车，93年抚顺龙凤矿安装了台5395马力的电绞车，日提煤能力高达5000吨。 相对于矿井提升而言，近代煤矿井下巷道运输要落后得多。多数矿井仍然是人力或畜力运煤。唯萍乡煤矿在907年投产时在总平巷用架线式电机车运煤。抚顺煤矿和中兴煤矿则在二三十年代开始在井下巷道中使用无极绳运输。 矿井井口地面运输有些矿比较先进，如抚顺煤矿在94年即开始用电机车（此前为蒸汽机车）运输，阳泉五矿和京西房山矿分别于99年和925年开始使用架空索道运输。 井下回采工作面的运输，相对而言最为落后，普遍延用古代人力拖、背的方法，唯中兴煤矿在93年开始在回采工作面使用簸运机，随后，东北地区部分大矿中也见使用。 3.矿井通风、排水效能显著提高。 旧式手工煤窑难于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不能满足近代工业发展需要，主要是受制于提升、通风、排水能力，不能深采。近代煤矿的发展，离不开提升、通风、排水机械的应用和能力的提高。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通风机、排水机逐渐由蒸汽动力改为电力，通风机的风量高达每分钟0000多立方米。抚顺煤矿是近代煤矿中拥有大型风机最多的矿，通风能力为全国之冠。如抚顺老虎台矿装有风量为每分钟3000立方米的扇风机台；龙凤矿安装风量分别为每分钟5000和3000立方米的通风机各台，500立方米的通风机2台。矿井排水能力的提高也很迅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近代煤矿诞生之初，从国外引进的第台蒸汽动力水泵，排水能力为扬程200米，排水量每分钟3.5吨（78加仑），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电动水泵逐渐取代了蒸汽泵，排水效能几乎提高倍。 4.煤炭加工技术的提高。 旧式煤窑全用手工选煤，近代煤矿诞生之初，开平煤矿虽有选煤机，也仅是带式手选机。到了二十世纪初，萍乡煤矿投产时（907年），从德国购进3台洗煤机（振动筛），先后投产，洗煤机总功率为45马力，日洗煤能力4000吨。继萍乡煤矿之后，94—97年间，开滦林西矿先后安装2台跳汰洗煤机，总功率50马力。927年林西矿又安装台泡沫浮选机，用以洗选末煤，效果良好。95年，本溪湖煤矿安装台振动式洗煤机，每小时洗煤能力85吨。此外，井陉煤矿也安装了2台洗煤机，日洗煤能力百余吨。近代炼焦多采取传统的方法，中兴公司、开滦、六河沟、井陉、本溪湖、鲁大公司等煤矿都设有圆形炼焦炉。唯萍乡煤矿采用西法蜂房炉与土法长方炉两种方法炼焦。长方炉炼焦是萍乡人俞燮堃（又名俞彤甫）所创造。长方炉比圆形炉炼焦时间缩短、出焦率增加，炼出的焦炭质量比用洋法炼的质量还高，曾名扬中外，冠绝一时。但传统炼焦法（包括圆形炉和长方炉）最大的缺点是不能搜集副产品。抚顺煤矿在95年左右建造了可搜集副产品的炼焦炉，对煤加以综合利用，炼焦时搜集的氨气用于制造硫酸氨化肥，搜集的焦油用于制取化工原料，搜集的煤气用于锅炉发电。 近代用机械加工煤砖始于二十世纪初。90年，山东坊子煤矿从德国购进台煤砖机，每小时可出煤砖年，萍乡煤矿建造了煤砖制造厂，用机器压制煤砖，年产量5万吨。 5.煤田地质勘探工作的普遍展开。 中国煤炭储量到底有多少，到二十世纪初仍是一个谜，外国学者虽有不少推测，但彼此相差甚远，直到93年北平地质调查所建立之后，随着地质普查工作的逐步展开，中国煤炭储量才算有比较确切的数字。92年，丁文江、翁文灏首先在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一书上公布了中国大部分省（约23个省）的煤炭储量，深度在000米以内为234亿吨。92年地质调查所谢家荣根据地质调查工作的新进展，在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上公布全国煤炭储量为27亿吨。到935年，除西藏、新疆、青海未作普查外，25个省已查明煤炭储量243亿吨。到949年为止，中国地质工作者查明的煤炭储量为4500亿吨（随着普查工作的深入和勘探手段的改进，后来查明中国煤炭储量远远超出这一数字）。 上述几方面的变化发展，说明中国近代煤炭工业体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初步形成。从地质勘探到煤炭生产与加工利用，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技术基础薄弱，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效率不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煤矿生产效率平均每工只有0.3吨；煤矿掘进速度，立井平均月进0米左右，岩石平巷平均月进5—25米左右；煤矿生产辅助环节（提升、通风、排水）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煤矿主要生产环节（回采、掘进工作面）仍然是手工操作。回采工作面几乎全部使用人力，仅在中兴公司枣庄煤矿使用了割煤机。掘进工作面几乎全部使用人力，风钻、电钻打眼还不普遍。 （二）日本对近代煤矿的垄断与掠夺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逐步占领了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华北、华中地区的煤矿和东北煤矿一样，完全落入日本手中，由日本独资经营或假名中日合资经营，直到945年8月4日日本投降为止。从937年（东北从93年）至945年，日本侵略者采用掠夺式开采方法，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煤炭。由于日本的大肆掠夺，中国煤炭产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942年全国煤产量达到58万吨，为近代最高峰。 在日本垄断和掠夺东北、华北、华中沦陷区煤矿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煤炭开采转向西南、华南和西北地区。937—945年，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西南等区域中，先后新建或扩建了一批煤矿，其中日产量50吨以上的煤矿有59个，规模最大的四川天府煤矿年产30多万吨，其他煤矿年产量一般在2万吨以内。这些小型煤矿，设备简单，管理落后，仍保留着旧式煤窑的色彩。943年，西南、西北等地区煤炭总产量达到00万吨，938—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累计产煤452万吨。 （三）战后的煤炭生产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收复区煤矿（东北、华北、华中）多数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少数为解放区人民政府接收。由于日本掠夺性开采所造成的采掘失衡、机械失修以及日军撤退时的蓄意破坏，造成煤矿生产急剧下降，煤炭技术设备遭受很大损失。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再次挑起内战，不少矿区再度成为战场，许多煤矿几度易手，破坏严重。在国民政府管辖区，煤炭工业陷于极度衰落。 94年，全国煤炭产量下降至800余万吨，比抗日战争前93年的产量减少52％，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减少72％。 与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情况相反，解放区民主政府接管的煤矿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日本投降后，人民政府首批接管了峰峰、潞安、房山、六河沟、鹤岗、鸡西、蛟河、通化、赛马、阳泉等煤矿。947—948年，人民政府又相继接管了东北区的抚顺、阜新、西安、本溪湖、烟台、营城子等煤矿及华北区的绝大部分煤矿。到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绝大多数煤矿均由人民政府接收。 近代煤矿由人民政府接收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截至949年0月，东北煤矿恢复矿井74个，占全部矿井数的82％；华北煤矿恢复矿井22个，占全部矿井数的50％；华东煤矿恢复矿井44个，占全部矿井数的年，全国原煤产量为3243万吨。 （四）近代记述中国煤炭工业技术的主要论著记载近代煤炭生产与技术发展状况的代表性论著有《煤说》、《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中国煤矿》、《中国矿业纪要》与《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等。 其中，《中国矿业纪要》由中央地质调查所印行，共7卷。先后于92年、92年、929年、932年、935年、94年、945年出版发行。它着重记述了全国煤炭储量、煤层状况、煤质种类、产销状况、各大矿沿革，对其他金属与非金属矿产也有所记述。书中的各种统计数字取自地质调查所的实地调查报告、中华矿学社主编的《矿业周报》以及同时期海关报告等。各卷编撰人分别是第一次纪要为丁文江、翁文灏，第二次纪要为谢家荣，第三、四、五次纪要为侯德封，第六次纪要为金耀华，第七次纪要为白家驹。石油（一）石油工业发展概况十九世纪末，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在中国大肆倾销石油产品，竞相垄断中国石油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他们在沿海口岸、内地城市设立“油栈”、“经理处”和“代理店”，销售网点遍及中国城乡，“洋油”销售量不断增加，石油及其产品的输入量也迅速增长。如923年，煤油进口值已占全部进口货值的.3％，仅次于鸦片和棉纱而居第三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煤油、汽油等石油产品的进口值一直占很大比例。中国的民族石油工业则发展迟缓，举步维艰。 9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实业部下设矿政局，矿政局下设地质科，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行政部门。地质科长为章鸿钊。北洋政府成立后，实业部分成农业、工商两个部，地质科属工商部，科长由丁文江担任。93年月，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主要从事地质科研和地质调查。93年0月工商部成立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后改为章鸿钊。地质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地质教育部门，它不仅培养了我国数十位著名的地质人才，而且为中国的地质调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如翁文灏、谢家荣等在石油地质研究和石油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陕北勘探石油失败后，中国的地质学家并没有气馁。地质学家李四光于923年在《现代评论》上著文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无石油可办。”地质家谢家荣934年在所著《石油》一书中亦说“中国未曾钻探之处尚多，倘能依据地质原理，作更精密之探查，未必无获得佳油之希望，故一隅之失败，殊不能定全局之命运耳。”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剑桥等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时又提出，在中国华北平原“通过深钻和地震的方法，可以揭露出有重要价值的沉积物”。 935年，国民党成立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为翁文灏、副委员长为钱昌照，该委员会隶属经济部领导。鉴于抗日战争的急需，翁文灏急切想开发我国石油，于932年派地质调查所地质师王竹泉、潘钟祥到陕北进行地质调查。两位中国地质家更正了美孚石油公司地质人员对该地层的错误划分，并发现了永坪、延长的储油构造，在延长、永坪确定了20个井位。于934年春成立了陕北油矿探勘处，孙越崎任处长。从德国、美国购进锅炉、钻铤、钻具等器材，在上海装配成了三套200米汽动顿钻钻机，从上海用火车运抵太原。陕北山路崎岖，只能用人抬、驴驮，一路艰难跋涉，将钻机分别运到延长和永坪。在延长钻了4口井，其中0井在井深00多米处钻遇旺油，初期日产.5吨，后减为50公斤。其他井平均日产20—50公斤不等。在永坪钻了3口井，其中203井日产油50余公斤，从此发现了永坪油田。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自己定的井位，也是第一次自己打出了石油。在此同时建立了中国第一支钻井队，人数为00人。 935年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延长石油厂，厂长为陈振夏。军工局派来第一科科长兼工程师汪鹏，他在资料缺少的情况下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发现了七里村油田，当时在七里村确定了5个井位，后共钻生产井3口，获旺油井口。其中，七井井深87米，初期日产原油高达9吨，被职工称为“起家井”。943年，延长石油厂创造了原油年产200多吨的新纪录，相当于935年前延长油矿4年原油产量的总和。延长石油厂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团体的照明用油和八路军后方运输用油，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937年0月成立四川油矿勘探处，处长王檠。并首次使用购自德国的旋转式钻机。但德国造鱼尾钻头不适用，后改用美国硬岩钻头，在潘钟祥确定的四川巴县石油沟一号井（简称巴井）开钻，于939年月获得天然气流。后来开始钻巴2井，用巴井的天然气作为内燃机动力燃料，第一次试验即获得成功。此井钻至002米深时，因钻机调往玉门而停钻。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运被封锁，“洋油”断绝了来源。国民党政府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开发了玉门油矿。这是旧中国最大的油矿，它不仅规模大、产量高，而且也是工艺技术比较先进的一个油矿，被称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玉门油矿于938年开始勘探，939年8月钻遇第一个油层（被称为层）。接着又钻了几口深井，钻遇第二个油层（l层），这是老君庙油田的主力油层，压力较大，三口井都发生了井喷，后来得到控制，开采成功。自939年到949年，共钻井48口，钻井进尺2.74米，累计生产原油吨。949年，玉门油矿天然原油产量达959吨，占同年全国总产量的95％以上。 93年，新疆省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联合开采独山子油矿，后协定期限为25年。双方各设一套班子，中方厂名为独山子炼油厂，苏方厂名为独山子石油康宾纳（即联合企业）。苏联派钻井技术人员运来旋转式钻机，从93年到942年共钻井33口，这些井初产原油较旺，日产原油40—80吨，最高日产曾达年原油年产量达900多吨。942年盛世才投靠国民党，推行反苏政策之后，苏方于次年撤走钻机和人员，封闭油井，致使生产陷于停顿。944年甘肃油矿局接办独山子油矿，修复部分油井，但不到一年又停产。当时还从玉门老君庙油矿调来美制艾迪尔—30型钻机一部，但未钻新井。此后一直到949年新疆解放，独山子油矿大多处于土法开采的状态。 中国近代石油加工能力也是很薄弱的。949年前，仅有玉门、大连、锦西、高雄等4座炼油厂。而抗战期间，除玉门炼油厂外，其他三座都在日本占领区内。938年至945年，国民政府为解决石油产品匮乏，曾先后在四川、云南的产糖地区，以糖为原料设立酒精厂2个，生产酒精以代替汽油。后因糖料不足，又以桐油、菜籽为原料，裂解制取燃料油。如新建的重庆动力油料厂，在939年到944年期间共生产汽油万加仑，柴油加仑，机油8.75万加仑。但是由于原料缺、成本高、产量少，对解决抗日战争时期的缺油问题，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后，进行了掠夺性的开采。在台湾开采了出磺坑、锦水、竹东、牛山、竹头崎等地的石油与天然气。从895年到945年共采出原油万吨，最高产量为927年的9500多吨。后来，台湾油气日产量急剧下降，937年产量下降为4300吨，944年又下降到270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大规模开采东北的煤炭和油页岩资源，发展人造石油工业。在抚顺、锦西、桦甸、四平、锦州、吉林等地建立了7个人造石油厂，生产能力达吨/年。从93年到945年，共生产人造石油279万吨。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盗卖东北各石油厂设备，以致解放后除锦西厂经修复能生产外，其他各厂几乎都成为废墟。 中国近代石油工业，从878年在台湾出磺坑用新式机器钻凿的油井算起，到949年，整整经历7年中，钻井34口，总进尺3973米，生产天然石油7.7万吨，人造石油吨，生产天然气约7000万立方米。据统计，948年，我国原油生产能力为7.5万吨（其中天然石油8.8万吨，人造石油8.7万吨），原油加工能力40万吨，汽、煤、柴油产量29000余吨。石油职工有000人，其中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700多人，而石油地质勘探技术人员仅48人。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同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是极不相称的。 （二）石油勘探、开采、集输工艺的发展.勘探方法及成果。 中国最早的勘探方法是踏勘。中外地质工作者根据古籍的记载和某些地方名称有石油含义的信息，去查看油苗和地层的露头。他们根据地层的露头分析油层的地质年代，用简单的平板仪器测出等高线，再制作出地质图和构造图。 939年，玉门老君庙油田始用钻井方法勘探。同年，由英回国的翁文波首先采用地球物理方法勘探了四川巴县石油沟号井。 945年7月，甘肃油矿局在矿物地质室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野外重力、磁力测量队，翁文波任队长。后来发展成两个队。他们在外国公司协作下，进行过航空测量。从939年到949年共年间，翁文波和他的同事们共找到了9个适宜于储油的构造。947年，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与美、英3个石油公司组成联合调查团，曾对青海柴达木盆地及玉门地区进行过航空摄影，以勘探石油。 中国人调查陕北石油地质，最早的当推地质调查所的王竹泉和潘钟祥。 他们曾数次前往陕北调查，对该油田的地质、构造、油层及油页岩等，都有重要的发现。 王竹泉和潘钟祥几次调查陕北油田之后，写成《陕北油田地质》一文。934年7月陕北油矿勘探处成立，根据他们的资料定出7口井。4口在延长，其中有一口深井打出高产油流。3口井在永坪，其中也有一口打出旺油。从此发现了永坪油田。 942、943年，黄汲清在新山子、南疆进行实地调查，943年0月写出《新疆油田地质报告》2。在这个报告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点一是“陆相生油论”，即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生油层。他认为陆相侏罗纪地层是新疆重要的生油层之一。另一个是“多期多层含油论”，即大型含油盆地一般总具有好几个不同时代的含油地层。这是“多旋回成矿论”的雏形。这两个论点的正确性，都已在解放后的石油地质普查和勘探工作中得到验证。 93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置甘肃油矿筹备处，并派地质学家孙健初到玉门进行石油地质勘查工作。孙健初一行查明该地区的生油层、储油层及地质构造后，认为玉门“油田生油之地层属于白垩纪”。孙健初认为白垩纪地层除窑街系为海相外，其他均为陆相。窑街系是主要生油层，储油层则以梨园口系、白杨河系为主。 为了进一步了解玉门油田的地质情况，他们除做地面地质调查外，还依靠陕甘宁边区延长油矿支援的顿钻钻机，开始钻凿深井。第一口井于939年8月钻到88米深时遇到油层，产油量每天达0吨左右。接着按孙健初所定井位又钻了7口井，钻遇l层，打出高产自喷井，其中4井和8井发生强烈井喷，证明孙健初的地质判断是正确的。 2.近代钻井工艺技术的运用。 （）选用钻头和合理的钻井参数。 四十年代后期，玉门老君庙油矿在钻井工作中，总结出要根据不同的地层选择不同的钻头。一般钻凿软地层用刮刀钻头，钻凿硬地层用相应的牙轮钻头。 在使用旋转钻机钻井中，还注意到钻井时加在钻头上的压力和转盘的转速等参数。如玉门老君庙油矿规定，转盘转速应根据钻头种类及地层情况，分别采用每分钟70转、20转和200转三种不同的转速，通常为20转左右。钻头压力应根据地层、钻头尺寸和型式，钻杆尺寸、钻铤重量、泥浆质量和所要求的井身垂直度而定。 （2）对泥浆的认识与改进。 泥浆，被人们称为钻井的血液。它对钻井、采油的重要影响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陕北油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20号（933年出版）。 2此报告于947年由地质调查所编为《地质专报》甲种第2号出版。 94年，玉门老君庙油田在钻井时已懂得使用重泥浆制服井喷，他们用重晶石、坩子土磨制石粉，用以配成泥浆，制服了井喷。但因泥浆比重大，污染并堵塞了油层，给以后采油工作带来较大影响。 为了改进泥浆的质量，94年老君庙矿场工程室内设立了泥浆室，这是我国第一个泥浆研究机构，负责人是黄先驯。947年，黄先驯试用五倍子熬制单宁酸作为泥浆稀释剂。948年他又配制成淀粉泥浆，后在钻23井时使用性能良好，改善了对油层的损害。 台湾油矿勘探处为了提高钻井泥浆质量，曾以当地的相思树皮和番石榴树叶煮液，经浓缩后作为泥浆稀释剂使用，代替单宁酸。又利用海藻煮液加入苛性钠成为藻酸钠后掺进泥浆中代替胶质物质，以调整粘度、稳定泥浆。台湾嘉义溶剂厂，在947年已能生产单宁酸，但产量有限，价格昂贵。 玉门钻井泥浆室又进一步对泥浆中的几个复杂问题如失水量和泥饼对油层出油的影响等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对含砂量、ph值、粘度等泥浆指标作出了具体规定。当时还懂得了根据不同地层灵活掌握泥浆的比重。 943年，玉门老君庙油矿开始使用泥浆搅拌机，增添了泥浆储罐、泥浆枪、泥浆筛等设施。 （3）测试及取岩心。 玉门油矿在钻井过程中十分重视地质资料的收集工作。除了由值班员每钻一米取一次砂样和记录油气显示之外，还十分注意测井和取岩心，以获得地层性质、油层厚度、油层上下有无气层和水层等比较齐全的资料，用来决定完井的方法，规定套管应下的深度。 人们称测试（亦称电测）是“地下的眼睛”，在玉门油矿的钻井、完井过程中，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47年夏天，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探勘室在玉门油矿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电测站，站长刘永年。这个站当时只有四五个人，器材也非常缺乏。他们就自己动手焊了部手摇绞车。把3根较粗的电工皮线用麻绳、胶布捆起来当做电缆使用，每隔米捆一下，当作深度记号。再用一些普通的电工仪表和个自制的电流换向器，连成个简单的电位计。后来，他们找到了台照相示波仪和只精密度较高的“0”位检流仪，做成了台半自动电测仪，这算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测井仪器了。 949年春天，玉门油矿电测站王曰才等留学生和大家一道，终于制成了我国第一个同轴直流放大机，并用它同原来的照相示波仪配套，制成了我国第一台自动电测仪的雏形。并用它在老君庙油田的—22井和l—5井进行电测，下井一次同时测出两条电阻曲线和一条自然电位曲线。在新中国成立后，玉门电测站仍然使用那套半自动的电测仪来担负测井工作。 取岩心始于四川的巴井，但未获成功。玉门油矿94年从高炕、萍乡、湘潭等煤矿调来3台旋转式钻机后，就有了取岩心的技术手段。而从德国、美国购置的钻机均附有取心钻具。945年，在老君庙油矿，一次取出岩心最长为2.49米。 运用电测测试地层，取岩心和岩屑直观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对地层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对确定一口井有无开采价值，下套管与否以及确定完井，具有良好的效果。 3.油田开发与采油工艺技术。 从945年起，油田地质研究陆续展开，于94年在老君庙矿场工程室内设置了研究室，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采油研究机构。当时主要研究课题及成果有（l）油田的地上应服从地下，研究老君庙地下构造，各产油层彼此关系。后来在钻井过程中取岩心、岩屑，从岩心中观察岩心的孔隙度、渗透率及饱和度，并用来推算总的储量，定出各井的产量。 （2）油田的动态，是气驱动还是水驱动，以及油层压力、温度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要求采油工每天量油、测气压和温度，并定期化验油的成分。949年2月，一张化验抽样单上显示老君庙油田原油含水。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并由此确定油田的动态是水驱动类型，从而为后来油田补充压力，进行注水开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改变了过去认为是气驱动油田的认识。 （3）各井的性能及增产措施的研究。 老君庙油田的原油含蜡百分比较高，在生产过程中油管经常结蜡，影响原油流出。解决办法是利用绞车将钢丝绳连着刮蜡片下入油管中清蜡。每天都要清一次。此外还加强了修井作业。油井由于出现砂子蜡堵塞，必要时采用热油冲洗井。为了加强修井工作，油矿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修井队。 由于当时国外技术信息不畅通，因此这些工艺技术只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摸索而寻找出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且为以后采油工艺技术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4.油气集输工程。 油气集输是油田开发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油气开发的发展以及为满足提高炼油质量的需要，中国近代的油气集输工程也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关于最早的陕北油矿集输状况，93年出版的《矿业周报》记述道“汲出之水及油，均流入分油槽，该槽上下三洞，水由下洞流入分水池，油由上洞流入油槽。分水池中积之日久，表面分出原油，亦导入储油槽，而储油槽之底部，日久亦有若干水量，必须汲出。官厂储油槽五座，可储原油五万余斤。”储油槽系用铁板制成，每座容油百担。“用手搬唧油机，以二十英尺铁管导入炼厂，直接流入一号炼釜。”由此可见该油池虽“土”，但却起到了分离油水的重要作用。 玉门的油池开始极为简陋。939年油井出油后，才从远处运来5000块砖修了个露天“土”油池。上面覆盖着芦苇，冬天严寒油凝固，夏天烈日油散发，并且有发生火灾的危险。942年8月，玉门山洪爆发，洪水流到油池，造成原油横溢，流到山下的子弟小学、家屋住宅，又流到了伙房。油触火即燃，酿成火灾，损失惨重。 经此惨痛的教训，玉门放弃了明沟和露天油池，改用管道和油罐。但原油出井还携带天然气、砂和水分。这样一来，虽然减少了原油的蒸发，保障了油区的安全，但残留在管线中的砂子及残油却要经常清洗，且容易引起管线的热胀冷缩，同时也没有解决炼厂用原油的质量问题。944年翁文灏之子翁心源从美国学习储运管道工程归来。在他的指导下，玉门修建了第一条从油田8井到四台炼厂的输油管线，并建成了两个选油站。选油站装置储油罐3个，沉砂器和分离器各两个。其中一个选油站的分离器是从美国进口的，另外一个选油站的分离器是自己用木头制造的。为解决冬季保温问题，他们在输油管线旁另设一条蒸汽管线。选油站投产后，不但提高了原油的质量，而且分离出的天然气可供生活取暖和做饭。 到了948年，玉门老君庙油田的输油管线，由地上改为埋藏在地下，建成了更趋合理的环形输油管线，集输流程逐步完善。 第三节冶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又大规模卷土重来，致使原来发展较快的民族金属冶炼业又落入缓慢发展的阶段。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日军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大部分冶金企业落入日军之手，使我国的冶金业受到很大打击，更加举步维艰。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物资倾销，加之国民党统治的，又很快发动内战，使我国的冶金业陷入萎缩甚而几乎崩溃的境地。 钢铁冶炼在9至937年期间，华资钢铁厂和日资钢铁厂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华资钢铁厂经不起外国钢铁的倾销和市场不景气的冲击，产量逐步下降，92年后更是急剧衰退。937年生铁产量仅为.95万吨，钢产量仅为4万吨。这一时期，汉冶萍公司由于生产成本高于外国企业，公司又先后向日本财团贷款5000多万日元，企业为日本财团所控制，加上经营不善等原因，至二十年代汉冶萍公司的炼钢厂不得不全部停产。上海的和兴化铁厂和大鑫铁厂则主要从事轧制废钢业务。上海钢铁厂在留美博士周志宏担任厂长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技术改造，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生产了不少军工用钢。这一时期还曾积极筹建中央钢铁厂（厂址设在湖南湘潭）、广东钢铁厂（厂址广州）、西北炼钢厂（山西）等，但有的未能建成，有的虽然建成，如阎锡山以山西煤铁为基础兴办的西北炼钢厂，建成后尚未正式投产即因抗战爆发而落入日本人手中。此外还有不少重大发现及研制了一些新的钢铁品种，如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主矿体，在周仁、严恩棫、周行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研制成功各种碳素钢、锰钢、镍铬钢、铬钢、不锈钢、高速钢等。 日资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曾一度困难，但此后通过某些技术改造并在扩军备战刺激下，又有所发展，93年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钢铁产量更是大增，937年生铁产量达8万吨，钢产量增为5.万吨。如933年由满铁和关东军在鞍山组建的昭和制钢厂，经过不断扩建，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企业，937年其贫矿处理量即达5233万吨。其他如鞍山制铁所在大战后因严重亏损仅留炉出铁，随后，他们大力解决技术问题，即贫矿处理问题，于92年由梅根常三郎等研究成功“还原焙烧法”；又从德国获得有关资料，由久留岛秀三郎发明液氧爆炸法，提高了采矿效率。通过这些措施，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如92年前其生铁产量在7—8万吨，92年2号高炉投产，产量上升至20万吨，成本下降50％。本溪湖制铁所也通过改建和重建而不断扩大生产。 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继东北之后，华北、华东、华南广大地区相继成为沦陷区。日本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对沦陷区资源，特别是钢铁资源进行更为野蛮的掠夺。如在我国东北，成立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简称“满业”），对钢铁、轻金属、机械、煤炭进行支配性投资和经营。不断扩充原有的钢铁企业，同时又建立一批新的钢铁研制和生产单位，特种钢生产也有一定发展。由于实行“日满一体化”方针，伪满时期，向日本运送大量生铁与钢坯，致使伪满末期的钢铁生产结构成为倒宝塔状，即在设备能力方面，可生产生铁吨，钢锭44万吨，钢材48万吨；而在产量方面，生铁吨，钢锭8.9万吨，钢材5.9万吨。在华北，日本占领了石景山铁厂、阳泉铁厂、西北炼钢厂（改称太原制铁所），先后修复生产；在天津日本成立了0家钢铁企业及其配套工厂；在唐山，开始兴建“唐山制钢株式会社”；在华东，日军占领马鞍山铁矿区，938年成立“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后改称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马鞍山，成立了马鞍山制铁所。日本占领这些矿冶企业后，大肆掠夺我国的铁矿资源，将各厂所开采、冶炼的钢铁制品大量运往日本。 抗战期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运输的困难，洋铁很少进口，但因抗战和民生的需要，使抗战后方及抗日根据地的钢铁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上海、武汉及沿海地区的数以百计的官办和民营工厂纷纷入川，国内大部分冶金工程技术专家、学者也云集重庆。这一时期，后方的钢铁企业，以其隶属关系及经营方式可以分为四类（）以兵工署为主的，由兵工署独办的官办企业，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又称兵工署第二十九厂及大渡口钢铁厂）、第二十四厂、第二十八厂等；（2）资源委员会主办的企业，如电化冶炼厂、威远铁厂、陵江钢铁厂、资和钢铁厂、资蜀钢铁厂、资渝钢铁厂、云南钢铁厂等；（3）官商合办和独资经营的企业，如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国兴业公司，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等；（4）民营小铁厂，如蜀江炼铁厂、协和炼铁厂、清平炼铁厂、东源实业公司、福昌炼铁公司、大昌炼铁公司、渠江矿冶公司、荣昌铁厂、永兴铁厂、上川钢铁公司、永和实业公司、中华工业社綦江铁厂等。944年上述地区共有铁厂00家，钢厂5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有家，占全部资金总和及全部动力设备的80％。后方冶金工业，虽因战争需要而较抗战前夕有所发展，但由于海岸封锁，技术设备落后，原材料基地为日本人所占，其产量增加缓慢。如943年新法冶金的生铁产量仅为7万吨，钢只有0.8万吨。 在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发展钢铁冶炼，以满足根据地对钢铁制品的需求。在陕甘宁边区，利用边区仅有的煤铁资源和薄弱的设备制造能力，由徐驰等人主持工作，建成陕甘宁边区第一座高炉（在延安）。943年冬，该座高炉开始出铁，由于技术准备充分，高炉由试炼到正常生产，解学诗、张先良著《鞍钢史》，冶金工业出版社984年版，第323页。很快达到设计要求，日产铸造生铁吨以上，完全满足了边区对铸造生铁的需要。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山根据地，陆达针对当地只有土法生产的白口生铁，但不能车削加工做成炮弹壳体的现实，采取措施对白口生铁进行韧性处理，使之转化为可锻性铸铁。经过处理，陆达所在的柳沟铁厂的炮弹壳月产量由4000发提高到3万发。在939年末皖南事变后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不少修械所，利用坩埚、三节炉等工具炼铁和铸造地雷外壳、手榴弹外壳、迫击炮弹壳、枪炮弹外壳等，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敌斗争。 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国的钢铁工业在总体上陷入萎缩和崩溃的境地。后方的冶金工业，特别是重庆地区兴办的各类冶金企业，当抗战一结束，就面临破产的命运。由于战时封锁的解除，美国钢铁大量进口，致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因而重庆地区的大量钢铁制品销售不出去，不少钢铁厂，包括规模较大的渝鑫钢铁厂、中国制铁公司、中国兴业公司等都先后停工、减产或倒闭。据统计，945年0月，重庆等地钢铁工业炼炉继续开工生产者仅为944年的0％2。原来沦陷区日本军部和商人经营的一些钢铁厂，因遭日军撤退时的破坏和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洗劫，迟迟不能复工。945年后，资源委员会担负了对日伪工业的接收和全国工业的调整任务，组织了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本溪煤铁有限公司、抚顺特殊钢铁厂、东北金属矿业有限公司、华北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上海钢铁公司等。资源委员会下属的钢铁企业，其钢铁产量占全国的80％。虽然有如此庞大的系统，但却抵挡不住国民党经济总崩溃态势的冲击，美国剩余物资又大量涌入，占领市场。据统计，资源委员会系统的钢铁厂及民营钢铁厂，945年产生铁48495吨，钢3000吨；948年上半年产生铁2205吨，钢932吨3。 在中国领导下的解放区钢铁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晋冀鲁豫边区在这时由陆达领导建立了故县铁厂。947年阳泉解放，为了建设故县铁厂，根据军工部的指示，陆达、陈志坚等人，将阳泉荣华铁厂日产20吨生铁的2号高炉全套设备搬迁到故县。948年月故县铁厂高炉（20吨）开炉，随后，0孔焦炉棘臻焦炉也投产。高炉出铁后，迫击炮弹的生产量成倍增长，以0、82、20、50四种炮弹为例，947年高炉投产前总产量仅为万发；948年激增至发；949年增至发。在晋察冀边区，947年成立了井陉、阳泉办事处，着手规划恢复这个矿区的煤铁生产。由于阳泉铁厂的设备遭到严重破坏，2号高炉又已拆迁到故县，因此只能对残缺不全的号高炉进行修复，同时还要进行人员培训。948年初，高施复亮《论当前的经济危机》，《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期，94年月。2《重庆工商界控拆美帝摧残我民族工商业》，《人民日报》950年月2逸平《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史》，《中国冶金史料》985年第期，第页。炉按计划装料、点火，顺利出铁，很快达到这座高炉的设计要求，日产铸铁80吨，当年年产7228吨。有色金属由于整个民族工矿业发展缓慢，所以自92至927年，全国较大的有色金属矿虽增加到3个，但资本增加不多，且利润下降，甚至亏损。928年，国民党全国政权建立后，基本垄断了有色金属矿冶业的生产、运输和出口，排斥、压制、打击民族矿冶业，结果更使有色金属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在942年前一段时间，由于战争对军工生产的刺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扩大军工生产，增加战略物资的储备，使有色金属在世界市场上销路扩大，价格上升，因而促使有色金属生产有所发展。93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为了侵略战争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需要，而力图把我国东北建成为其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地，并在其侵占期间掠夺了大量的有色金属矿产。七七事变特别是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为适应其侵略战争的需要又积极在台湾发展金属工业，使台湾的铝镁金铜等有色金属产量有较大的增长。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的采矿技术与前一时期相比，虽然仍旧较多采用原始、手工的落后方法，但在机械开采方面也有一些进步。如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时在华铜、杨家杖子、青城子、天宝山等矿山采用了干式填充法和留矿采矿法，还使用了风动凿岩机和黄色炸药。909年官商合资成立个旧锡务有限公司，从德国订购新式设备，从93年开始机械化采锡。930年，广西贺富钟地区商矿公司，开始用水轮、水泵、砂泵等水力机械开采。93年，国民政府开办茶盘源公司，引姑婆山槽河的自然高压水源，用水力提升机、水轮开采望高砂锡矿，938年建成投产，成本比电力开采降低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第二特种矿产管理处在锡矿山建立示范锑矿，实行“探采结合，贫富兼采”。竖井掘进用手持风钻，运输用矿车和卷扬机，主巷用电灯，工人携充电矿灯照明，电泵排水，从而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选矿技术方面，直到三十年代开始采用近代的选矿技术。93至945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建成杨家杖子、青城子等十多座有色金属选矿厂，使用浮选法选矿。93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从德国进口旋转磁选机，对湖南和江西的钨砂进行集中精选，脱除锡、硫等杂质。94年，锡业管理处建立桂林选矿厂，使用汀氏磁选机，精选广西、湖南、广东所产钨、锡毛砂。942年，在湖南零陵兴建反射焙烧炉，进行焙烧除砷，所产钨精矿达到了德国鉴定的“汉堡标准”（氧化钨含量大于5％，含锡小于.5％，含砷小于0.2徐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钢铁工业》，《中国冶金史料》，985年第期，第33页。见莫友怡《我国锡矿砂的水力开采今昔》，载《有色今昔》，992年第4期，第20页。％）。 在冶炼技术方面，这一时期除采用土法冶炼技术外，还出现了较多采用西方近代冶炼技术的厂矿。如锌冶炼技术，93年工程师饶湜试验西法炼锌。他吸取99年湖南黑铅炼厂德国工程师在长沙进行横罐炼锌试验失败的教训（炉温未达200c时炼罐软化），着重炼罐的研制，经过八个月的试验，炼罐耐火度达到200c，符合炼锌要求。934年于湖南长沙建成炼锌厂，采用横炼法生产蒸馏锌。942年，日伪在葫芦岛建成有8座竖罐蒸馏炉的炼锌厂。该厂是根据美国新泽西州锌业公司竖罐炼锌专利，由美国工程师设计，年产锌万吨，投产后个月共生产锌84.吨。由于罐体破裂致使生产被迫中断。 炼锡技术，90年，云锡公司开始采用水箱鼓风炉和煤气反射炉炼锡，后由于效率低而继续使用土炉冶炼。933年改造煤气反射炉，同时增建熔析反射炉提纯，从此开始新式炼锡。943年创调温结晶法成功。该法先结晶出较纯的锡，经几层阶梯式的锅，可获得纯度达99.5％的纯锡。 炼铜技术，937年冶金专家叶渚沛在长沙试验成功电铜生产，并建成精铜炼厂。938年又在重庆建成电解铜厂，产品含铜年，日伪“奉天制炼所”的炼铜车间，其工艺是用烧结锅烧结焙烧、熔炼、真吹炉吹炼、电解槽精炼。 铝冶炼技术，929年日本理化研究所铃木取得了用烟台矿电热熔融分离矽铁后，再进一步氯化以制造氧化铝的专利。经过试验，938年建成的日伪抚顺铝厂，用此法生产氧化铝，再通过电解法生产金属铝。 黄金提取技术，土法一般用木盆反复淘洗留金于盘。淘出的细碎砂金经熔炼纯化，即成赤金。若金中含银较高，则需将金银分离。939年建成并投产的“奉天制炼所”则从铜铅阳极泥中回收金银产品。 炼汞技术，938年王子佑提出改良土灶意见，指出原炉有底锅易坏、取汞不便、汞回收率不高等缺点，并进行改良试验。94年《湖南建设厅地质调查报告》中说，汞业管理处试用的铁管炉成绩甚佳。拟行于各厂。这种改良灶有圆锅和长方形锅两种，都用铁管导入水箱，加强了冷凝系统，使回收率约提高0％。改良灶沿用到953年。 炼锑技术，四十年代后，赵天从进行提高锑质量问题的研究，经过试验，成功地取得了用纯碱去砷的工艺，使含锑成分由99％提高到99.8％。此外，他和刘树人、邓传似等提出锑提纯除砷、除铅的新工艺和试验数据。试验结束后，又组建纯锑精炼厂和锑产品厂。 其他如钨、钼等稀有金属的冶炼和加工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仅有少量的作坊式的生产，使得我国在钨精矿的产量和出口量上虽居世界第一位，但钨制品却全部依靠进口。至于对另外一些新发现的稀有金属，则仅仅做了部分勘探、调查的工作，其开采、冶炼及应用尚未提上日程。 第四节交通铁路（一）99—949年铁路建设概况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铁路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北洋政府只是将铁路修筑权作为抵押品，以出卖筑路权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贷款，以贷款来购买武器增强自己的实力。在此期间，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虽然获得了在中国十多个省的筑路权，但却无力东顾。928至949年，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共修筑了3000公里的铁路。928至937年，国民政府主要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投资建造铁路，在关内修建了300公里的铁路。东北地区则利用省商合营的方式，在928至93年期间修建了900公里铁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西南、西北地区共修建了900公里的铁路。93至94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修建了5700公里铁路，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修建了900公里铁路。到949年，全国铁路有22000多公里，而实际通车的线路则只有000多公里，至于机厂、机车、车辆更是破烂不堪。 （二）旧中国铁路建设的特点由于旧中国修建铁路的资金、技术和设备都要依赖进口，依赖外国，我国铁路实际上是受外国控制的。外国人不仅控制修路权，而且直接经营他们所修的铁路，不仅控制路权、路政，而且沿铁路线两边的开矿权、税收权、森林开采权也为他们所占有，甚至驻有军警，控制了司法治安权。 旧中国铁路线的布局极不合理。在东北和沿海地区，由于他们统治和剥削的需要，铁路较密，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了网。而在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没有或很少有铁路。东三省及热河地区的铁路，占全国铁路总数的45.％，而关内广大地区只占有54.9％，西北、西南两大地区，仅占全国铁路总数的％。 旧中国铁路工程标准低劣，运营设备落后陈旧，机车车辆型号庞杂。我国铁路由于是由不同列强国家修建、经营和管理，他们要推销本国的设备和产品，所以，所修的铁路、用的设备，一般都采用其本国或其殖民地的铁路标准和设备。旧中国留下来的准轨客货车、窄轨客货车，大都来自英、美、法、日、俄、德、比等国。客车型号达30多种，车型复杂，技术落后，车体短，载客少，设备简陋，车窗狭小，供水不足，通风照明不良，运行速度低。货车型号达50多种，车型小，载重吨位低，主型车才30吨，还有0吨，5吨的车，40吨的已算大型车。车钩缓冲装置也有近2年接收留下的409台蒸汽机车，大部来自不同的国家，少数是进口外国配件由中国组装的，其型号达到了98种之多，所以，我国铁路素有“万国铁路博览”之称。 旧中国铁路管理是分线设局，分线管理，效率低下，混乱不堪。列强各自修自己的路，各管自己的线，各自定价，自成体系，互不配合。如北京有3个互不联系的客运站——前门车站、前门西站、西直门车站，它们分属于平汉线、北宁线和平绥线三个铁路局分管。客货列车不能直通。 旧中国留下了35个破败的机厂，如大连机厂，长辛店机厂，唐山机厂等。这些机厂不是分专业的制造厂，而是机、客、货车综合修理厂。由于内政、列强掠夺，这些机厂厂房简陋，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所以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且主要的部件、材料还都要从国外进口，名为机厂，实际上不如正常的机务段。 旧中国的铁路建设史同近代中国社会一样深深地烙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这一切，只是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得到彻底改变。造船发端于洋务运动的中国近代造船业，其发展道路坎坷而曲折。洋务运动虽然以“自强”、“御侮”为标榜，但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加上封建统治者的反动腐朽性，洋务派官僚的买办性，最终也没能达到“御侮”的目的，更没能自强。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发展，既缺少近代科学技术作先导，又缺少近代工业作基础，因而无法达到先进的水平。有的造船企业逐步走向衰败，有的即使取得一些进展，也只能是局部性的。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向华北、上海等地大举进攻，沿海各省市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军旋即进占各地船厂。造船企业遭到严重破坏，即使能继续进行生产的，也被迫为日本侵略者所利用。兹针对不同的发展情况分述如下. 江南造船所及其所造万吨级远洋运输船。 98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持续进行，美国急需一批远洋运输船，乃与我国签订了为美国承造“官府”（madari）号等4艘万吨级远洋货船的合同。尽管大战已于98年末结束，但4艘船仍如期交货。这4艘船是全遮蔽甲板型蒸汽机货船，总长35米，型宽.7米，型深.57米，指示功率370马力，安装的是该所制造的三缸蒸汽机。第一艘“官府”号于99年月开工，920年月3日下水，92年2月7日交船后开往美国。《东方杂志》报道说“江南造船所承造的一万吨汽船，除日本不计外，为远东从来所造最大之船从前中国所需军舰及商船，多在美、英、日三国订造，今则情形一变，向之需求于人者，今能供人之需求，中国产业史上乃开一新纪元。”由之可见当时舆论界是何等欢欣！第二艘“天朝”（gelestial）号于920年8月下水；第三艘“东方”（orietal）号于92年3月下水；《东方杂志》第卷，第2期。 第四艘“震旦”（athey）号于92年5月下水。到922年4艘万吨级货船全部交船完毕。2这批远洋货船的建造质量甚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仍在营运。诚然，当时造船所的总工程师是英国人毛根而有关器材也多是从国外购置的。 925年，江南造船所建成二号船坞，长5年，海军部代部长陈绍宽兼任江南造船所所长，十分重视舰艇的更新和船厂的发展。93年建成护航舰“逸仙”号，总长排水量545吨，主机功率429马力，最高航速9节。装有50和40毫米大炮各门，高射炮、机关炮等0余门。93年开工并于937年建成巡洋舰“平海”号宽.9米，型深.7米，吃水4米，排水量2400吨，双机共7427马力，航速25节。装有40毫米双联炮塔3座，鱼雷发射管4具，80毫米高射炮门，0毫米炮海”和“逸仙”是江南造船所建造的两艘最大的军舰，代表了中国近代舰艇工业的最新水平。 932年又建三号船坞，93年扩建后坞长97米米，深8米，成为当时全国各船厂中最大的干船坞。与此同时，造船、轮机、铜工、木工、铸锻等车间及码头、仓库、动力设施都进行了扩建，由电力代替了原来的蒸汽动力，从而使生产能力大为提高。 自905年局坞分立之后到937年，江南造船所共建造各种船舰7艘，总排水量2904至937年，共修理各种舰船382艘次。江南造船所从而成为我国生产能力最强、技术水平也较高的近代船舶工业的主要基地。937年月，日军进驻江南造船所，旋即委三菱重工株式会社经管，938年月竟改称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日军还强征附近的民房及空地，扩大厂区面积。94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还接管上海地区的所有外资船厂和许多民营船厂，组成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的浦东工场、杨树浦工场和淑浦工场。938至945年8月，该所共建造大小船舶30艘，修理船只约万余艘次。 945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海军接收江南造船所。945年9月至949年5月，新建大小船舶只有34艘，其中30米以上机动船仅7艘。这一段时期共修理舰艇艘次，总排水量75万吨，其中修理美国舰艇占一定比例。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对该所进行了破坏，造成重大损失。 2.福州船政局设立飞机制造工程处。 进入民国时期以后，福建船政局由于资金不足，造船业务受到极大限制，逐步走向困窘和衰落。92年，福州船政局改为海军马尾造船所，但一2参见刘大钧、曹海红《我国第一批出口万吨轮，究竟在哪一年？》，《舰船知识》985年第9期，第2页。 《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94年版，第7—8页。直未能向企业化方向转变，这当是与江南造船所的重要差别，也是福州船政不景气的重要原因。 98年，北洋政府利用这里的技术条件，设立飞机制造工程处，由我国早期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巴玉藻任主任。到93年，共试造了架水上飞机。93年初，该处迁至江南造船所后，制造水上侦察机和教练机共架。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处并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航空委员会。福州船政局历史地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当为人们所始料未及者。 马尾造船所的舰船生产虽然不景气，但其教育事业仍坚持不懈，成绩卓著。福州船政局的前学堂后来改称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称福州海军学校。在97年又成立海军飞潜学校，设有飞机制造、潜艇制造和机器制造3个专业，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中坚。 3.黄埔船厂与广南船厂。 黄埔船局9年由广东实业厅接管，改称黄埔船厂。93年，黄埔船厂部分设备拆迁到海军广南造船所。 广南造船所的前身是航商谭毓秀、谭礼庭创建于94年的广南船坞，该船坞于923年曾为海军建造过艘运输舰和4艘船壳。924年秋为广州军政府收购后，改名为海军广南造船所，以修理海军舰艇为主。93年，又改称广南造船厂。932年建造“海维”号浅水炮舰艘。后因经营不善于93年7月停工。937年将船坞租给商家修船。940年，日本侵略军利用该厂留存设备，制造浅水轮船。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原黄埔船厂，94年改称黄埔海军造船所。949年将8500吨水泥浮船坞和其他重要机具一并拖往台湾。4.大沽造船所。 93年，原大沽船坞划归海军部领导，改名为海军大沽造船所。在95到925年间，曾建造“安澜”、“静澜”、“河利”、“海达”等多艘船舶，还造有“靖海”、“镇海”、“海鹤”、“海燕”等军用炮舰。99年时职工达00人。 北洋政府及随后期间，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海军大沽造船所0余年间所长易人达5次之多，每次更迭，器材物资均遭劫夺。929年2月终因经费困难而停工。930年张学良易帜，奉军进驻平津，工厂复工。935年宋哲元主政华北，工厂以修造枪炮为主要产品，是时职工又达400人。 937年日军入侵后将制枪炮的机具拆卸运走，利用所余设备招集职工复工，专事修造日军统制船只，归塘沽运输株式会社管理，94年又改称天津浮船株式会社。该厂之船坞、码头、场房、宿舍及仓库等，日人多未及时修理，致坍塌一半。时职工约400人。 参见《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8—9页。 参见《广东省志·船舶工业志》，广东省船舶工业联合公司，99年月，第40—4年8月，日本投降后，南京政府海军部派人接管，竟将器材盗卖一空。94年5月海军部又改派邱某接管，到94年0月始复工，时职工约35年解放前夕，经所长邱某督催技工，由军舰将各重要机床、工具、材料等000吨运往长山岛，另行建筑海军修船厂，还掳去各厂技工数十名。大沽造船所，至此损失殆尽。5.旅顺船坞及大连船渠。 自905年即被日本占据的旅顺、大连两处厂坞，一直用来大量修造日军舰船。 大连船场于937年改称大连船渠，先后经过3次扩建，已拥有3座4000吨级以下船台、5000吨级和8000吨级船坞各座，工人约500至945年，建造3000吨、3850吨、4500吨和800吨4种型号的军用运输船年，大连船渠的年造船能力为7000吨。旅顺船坞于93年末重归日本海军要港司令部管辖，937年易名为日本海军工作部，942年又改为日本镇海海军工作部。该坞工场共有3个车间，除拥有万吨级和000吨级大小船坞外，还有一座3000吨级船台。日军占领期间除修、造船外，还制造过迫击炮弹。 根据945年初美、英、苏三国《雅尔塔协定》及中苏两国政府有关协议，旅顺船坞及大连船渠由苏联接管。945年8月，苏军接管旅顺船坞后，易名为苏联太平洋舰队海军一○二工厂，主要任务是修理苏联商船及其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可担任万吨级舰船的大修工作。945年8月，苏军接管大连船渠后，易名为大连船渠修船造船机械工厂，主要修理苏联商船。95年起，中国正式收回大连船渠主权，952年改为中苏造船公司.海军青岛造船所。 东北易帜后，东北海军副总司令沈鸿烈于93年兼任青岛市长，倡议建立海军工厂和海军船坞。工厂的前身是898年德国在青岛小港建立的水雷枪械修理厂，927年曾改建为海军铁工厂。 93年，由东北海军副总司令兼青岛市长沈鸿烈倡建，932年2月动工开挖船坞，934年竣工投产。船坞坚实，可容纳万吨级以下船舶入坞修理，它是中国北方又一修造船基地。首次进坞修理的是“永翔”号军舰。次年，政记公司的7000吨“花甲”号也曾进坞检修。935年，该厂又建500吨级船台座，水工设施也较为完善。 937年青岛陷落前，国民政府海军就将该厂的一部分设备拆运到四川万县，余者就地毁坏。937年2月底，日军登陆青岛并占据该厂。938年3月，日本浦贺船渠株式会社将青岛海军工厂在内的四处船厂兼并，改名为青岛工厂。主要业务是修理商船和军舰，也建造过一些挖泥船、破冰船及小型参见《中国近代舰船工业史料集》，第57—58页。 《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22页。 近海货船，后来还造过一些自杀艇。 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看，发端于洋务运动的近代造船技术，是中国人最早引进的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它对于发展中国的造船业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必经之路。事实上，它甚至已经超出造船业自身的范围，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先导，而且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发展中国近代科技教育事业方面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汽车在近代，汽车虽较早就输入了中国，并逐步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 但汽车业的发展由于受到综合国力、机械制造能力以及与汽车相关的学科水平的限制，长期以来，只是建立了一些以修配为主的汽车修理厂。此外，中国的科技人员和技工通过仿制外国的汽车发动机等汽车零部件也逐步掌握了一些汽车的制造技术。而总的说来，中国的汽车工业则还处于其发展的初始阶段。 88年，德国人.本茨（arlbez）制造的汽油机三轮汽车取得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专利。至二十世纪初年，汽车开始由外商输入中国。 最早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汽车，是90年由匈牙利人黎恩斯（leiz）输入并于次年在上海租界行驶的两辆轿车。这两辆轿车的外形与当时西方的敞蓬马车相似，一辆装有凉蓬式车顶，另一辆装有折叠式软蓬。车的前排为单人驾驶座，后排为双人客座；车轮用木制轮辐、橡胶轮胎。903年，上海的汽车已有5辆，两年后则增至3辆。这些汽车多为外国官员、商人和中国豪绅所有。 此外，还有一辆专供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游玩时乘坐的汽车。该车约于902年进口，系德国奔驰汽车公司898年的奔驰牌第二代产品，现保存在北京颐和园内。 在轿车输入后不久，汽车在中国也开始成为客货运输的工具，汽车运输随之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907年，德商经营的费理查德号商行在山东青岛开办了由市区到崂山柳村台的短途汽车客运；次年，美商环球供应公司则在上海市内开始了汽车出租业务。天津、上海还在光绪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相继开通了电车。清末，汽车运输行业已引起了中国商人的注意。9年，新疆羊毛公司商人沙懿德（木夫提阿洪）从波兰购进两辆客车，在惠远和宁远（伊宁）间经营起短途汽车客运业务2。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990年版，第92—95页。 黄余平《百年汽车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98年版，第9页。 2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990年版，第92—95民国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各地相继开发公路客货运输，汽车进口的数量增加很快，汽车修理行业也相应出现。外商最先设立了汽车修理洋行。935年建立的南昌机械修理厂后改为专门的配件制造厂，生产的产品有汽缸盖、活塞、活塞环，并试制汽缸体等。 三十年代起，中国的科技人员开始试制汽车，力图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 929年，沈阳的民生厂用一辆万国牌载重汽车为样本，进行测绘，并对某些零部件作了重新设计，首先试制了75型汽车，并于93年5月制成了第一辆民生牌载货汽车。这辆汽车的发动机、后轴、电气附件、轮胎等是进口的，其余零件为自制。发动机为缸汽油发动机，功率5马力，最高时速4公里。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工厂原计划依据此车成批生产，并预定首批生产45辆，后因日军占领沈阳，已在运输途中的40余辆车的进口机件只得改运天津。其中有两套机件后交至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由原民生厂技师毛韶青主持，配制零部件，于935年夏组装成一辆2吨载货汽车。装配工作后来中断了忍者生涯燃文。 山西省汽车修理厂也于933年生产出了3辆载货汽车。对第一辆车所做的长途行车试验表明，该车性能良好。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进，所制造的两辆车，除一些电气设备、轮胎及滚动轴承等部件外，大部分零部件系自行生产。934年，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曾为此函请实业部通令全国兵工厂及各省建设厅派技师前往山西考察，以便仿制。终因整体工业基础薄弱，未获成果2。 当时的中央工业试验所还在933年进行了汽车的试制。所制为一辆小型三轮汽车，采用单缸汽油发动机，链条传动，化油器、活塞环、传动链条等为外购件。经试车，该车可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汽车柴油发动机的仿制始于935年。当时上海新中工程公司的经理支秉渊购买了一辆英国的ommer牌载货汽车，委托陆景云主持仿制该车的eris牌4缸35马力狄塞尔高速柴油发动机。新中工程公司仿制的2200转/分的汽车用高速柴油发动机于937年春制成，缸体、曲柄、连杆等系自制，油泵、油嘴活塞等为从市场上购买的德国和英国货。其后，将仿制的发动机安装在那辆ommer牌车上作行车试验。短途试车未发生故障，但长途试车时烧坏了曲轴瓦，这可能是由于在曲轴润滑系统结构的仿制上有些误差及滤油材料不合要求。三十年代在进行汽车的单车仿制之外，完全利用进口汽车零部件和总成页。 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992年版，第70—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一册），第49—492页。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第7页。 组装整车的工厂也在进行批量生产。937年，以中国银行为主筹资0万元，组建了官商合办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计划先进口国外的汽车零部件、总成组装，再逐步从部分自制过渡到整车自制。上海装配厂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就组装了00辆奔驰牌2.5吨om59型载货柴油汽车。后来因战争停产，该厂的机器设备运往桂林良丰，建成了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华南分厂。总公司也由上海迁至香港，成立了华运行和南华铁工厂。南华铁工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除油泵、油嘴、起动机、发电机进口外，已能按德国图纸自制其余零部件，来制造奔驰牌55马力4缸汽车柴油发动机。另外，香港土瓜湾装配厂也利用德国的零部件和总成，组装了近2000辆奔驰牌55马力载货汽车。2抗战时期，为了满足战时的军工和民生的需要，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些计划来发展工业，其中包括建立汽车厂。939年9月，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器厂在昆明正式成立，下设包括汽车厂在内的5个分厂和4个处。汽车厂厂长史久荣在月已代表资源委员会买下了美国司蒂瓦特（stewart）汽车装配厂的全部旧设备，并设计了4吨载货汽车，以便在国内生产。94年5月，运至越南海防的00余吨美国汽车厂的部分设备和其他器材遭日军劫夺；7月，部分设备运到了云南畹町镇，因难以继续运往昆明，故将汽车分厂改设在龙陵县。龙陵汽车分厂在组装了2辆“资源牌”4吨载货汽车后，便于942年落入日军手中。中央机器厂设立汽车分厂的计划也就被破坏了。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939年，日本成立了装备美式机器设备的满洲自动车株式会社，统制伪满的汽车制造业。满洲自动车株式会社后来又并入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资本增至亿日元。至日本投降前，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经营的汽车制造厂每年已能组装汽车2万辆，修车万辆（战后，该厂设备90％被苏联军队拆走）。日本人在关内也开办了一些规模较小的汽车企业，如天津的丰田自动车北支株式会社等。 945年0月，交通部将日本人经营的华北自动车株式会社及7个汽车修配单位合并改组为平津区汽车修配总厂，下设天津汽车制配厂、天津汽车修理厂、北平汽车修理厂、青岛汽车修理厂、济南汽车修理厂、石家庄汽车修理厂等。除承担整修外，平津区汽车修配总厂还仿制进口配件和日本大发牌三轮汽车。三轮汽车分客、货两种，先后共生产了年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内战，和平建设已无可能。中国汽车工业体系的建立则有待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了。 航空中国的航空工业起步并不算晚，98年建立的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厂是我国的第一家飞机制造厂，以后又相继建立了广东飞机制造厂、中央杭州飞机2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第72—73页制造公司、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成都飞机制造厂。中国也拥有世界一流的航空科技人才，如巴玉藻和王助。他们于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99年，巴玉藻在中国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王助毕业后则到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工作，该公司研制的第一架飞机就是由王助总设计并监制的。他于98年回国后，便致力于飞机研制工作。然而，由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基础工业的落后、航空教育和科研的薄弱，由于政府的和战乱不断，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可以称为独立产业部门的航空工业。 （一）飞机研制工作航空技术是现代高技术。设计制造飞机不是简单的工匠手工艺所能胜任的。早期的先驱者没有取得很大成就的关键原因之一是他们缺乏航空工程技术教育。他们对航空有一些认识和了解，但技术上所知不多。选派航空留学生则开始改变了这种局面，也使中国航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最早派出学习航空工程的有巴玉藻、王助、曾诒经和王孝丰等。巴玉藻和王助则是成就非凡的代表人物，他们为中国近代航空工业的开创作出了重大贡献. 海军制造飞机厂。 98年，巴玉藻和王助回国后，即筹备成立了海军飞机工程处（即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厂），巴玉藻任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工厂。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厂在巴玉藻主持下设计的第一架飞机于99年8月完成，取名甲型一号，这是一架水上飞机。这种飞机共造了三架，性能不亚于欧美的同类产品。巴玉藻在飞机研制成功后，提出了一个扩建工厂的计划，“以图多制教练机，养成多数人才，逐渐试造军用飞机，自制发动机，以期达到建设空军增强国防之目的”。他提出拨款0万元建厂研制飞机的计划虽获得批准，但未能实现。在他和王助的努力下，设计制造飞机的工作在艰难中进行。到929年共制造出种型号的飞机2架，以水上飞机为主。在922年，巴玉藻和王助共同设计建造了世界第一个水上飞机浮坞。 海军制造飞机厂在生产飞机过程中，所用的金属材料均从国外进口，发动机也全部依赖进口，其他木质材料、蒙皮材料和油漆则使用本国货。自99年完成甲一教练机后，到922年又完成了甲二、甲三、乙一等初级教练机。924到925年又设计制造了丙一、丙二水上轰炸机，它们的重量已达2.95吨，最大速度已达每小时70千米。 二十年代后期，海军制造飞机厂在继续设计生产教练机的同时，也研制了几种侦察机和鱼雷轰炸机。如927年研制的戊一“江凫号”、戊二“江鹭号”、丁一“海鹰号”、丁二“海雕号”。这些飞机虽都是双翼木制水上飞机，但外形都相当简洁美观，性能也不错，可以同外国同类飞机相媲美。巴吟轩、巴钟奇《先父巴玉藻生平事迹简介》，《航空史研究》总第9期，988年；杭依特、石林《中国航空工业奠基人——巴玉藻》，《航空史研究》第20期，98年，海军制造飞机厂迁到上海。这个时期，飞机设计和制造技术也有了一些进步，如改善飞机机身流线形、翼剖面也更加科学，支架采用了焊接技术。除继续研制水上飞机外，也开始生产陆上飞机和仿制外国飞机。抗战前，海军制造飞机厂先后研制和仿制了教练机和侦察机7种，其中934年研制的“宁海号” 舰载侦察机是相当出色的，它的机翼可以折叠。由于当时的政府不重视自己的飞机，因而没有通过大量采购等手段扶持自己的研制工作。这些飞机几乎都没有投入批量生产。93年，海军制造飞机厂以很快的速度为军方仿制了8架美式飞机。抗战爆发后，海军制造飞机厂被迫迁到成都改组为第八修理厂。从此，这个中国最早的飞机制造厂再也没有在飞机研制上取得多大成就。 2.广东飞机制造厂。 广东飞机制造厂是中国第二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厂，920年在广州建立。 923年杨仙逸从美国运回四架寇蒂斯“珍尼”式飞机。杨仙逸以这种飞机为基础，与美国工程师一道，研制成双翼教练机。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亲自主持了试飞典礼。首次试飞由黄光锐驾驶，据说宋庆龄也一同乘机上天。孙中山以宋庆龄的英文名为这架飞机命名“乐士文”。为了鼓励中国人自己研制飞机，孙中山特别题写了“航空救国”四个字。2从928年起，广东飞机制造厂开始研制飞机，并将所有的飞机都定名为“羊城号”。由于广东地方政府不迷信外国飞机，也敢于使用本国飞机，这使广东飞机制造厂的飞机研制工作相当出色。928年广东的梅龙安设计制造了第一架飞机“羊城5号”，并亲自驾驶飞行成功。接着又设计制造了“羊城52号”，时速28千米。929年又造出时速超过0千米的“羊城54号”、“羊城55号”、“羊城5号”等飞机。933年又造出了“羊城57号”，它的速度达到220多千米。据统计，广东飞机制造厂在93年前共研制生产了“羊城”系列的教练机、驱逐机、轰炸机达0多架，成为中国当时在飞机研制方面成就最大的航空工厂。934年，广东飞机制造厂改为韶关飞机制造厂，与美国寇蒂斯—莱特公司合作生产飞机。这时，该厂的主要任务转为修理和仿制外国飞机，但也自行研制出“复兴”式教练机。到939年，该厂共仿制成美国“霍克”3式飞机44架，生产“复兴”式飞机年，韶关飞机制造厂又迁到昆明，改为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94年再迁到贵阳。工厂除了继续制造外国飞机外，还自行研制了“研驱一”飞机，这是中国最早的下单翼式布局飞机之一。虽然它的机身相当笨重，但也达到了每小时547千米的高速度。它只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中国之翼出版社（台湾）993年版，第52页。参见季文美《旧中国飞机制造工业回忆片断》，《航空史研究》总第4期，984年。制造了两架。该厂还计划研制性能更好的研驱二，但未能实现。另外，自行设计的“复兴”式也进行了改进，其中“新复兴”丙的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92千米，“新复兴”甲的速度为每小时285千米。不过它们的制造数量都很小。 随着战争的进行，计划研制的几种飞机都未能坚持下去。担任工厂厂长的朱家仁后来在自己家里继续研制飞机，取得了很大成绩。朱家仁在93年就自己设计制造了“苏州号”双翼教练机，相当成功。从943年起，他又在自己家的后院里设计制造了“研驱零”驱逐机。945—948年，在国际上直升机刚刚开始发展之时，他就开始研究、设计直升机。他先后设计制造成功了两架共轴式“蜂鸟”号甲型和乙型直升机。其中“蜂鸟”乙型直升机的典型技术数据为发动机功率9.7千瓦，旋翼直径7.2米，机高2.3米，总重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3千米，航程29千米。2这架直升机看起来也十分漂亮，采用封闭式坐舱，可以说超过了国际上同类直升机。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3.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 934年，国民政府和美国合作在杭州建立了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这个飞机制造厂先是修理外国飞机，后逐步过渡到组装、仿制美国飞机，包括全金属飞机。后来制造的美国诺斯罗普式轰炸机为全金属应力蒙皮结构，共制造了25架。这是中国首次制造带有应力蒙皮结构的大型飞机。这也表明了中国具备了水平较高的技术人员和飞机制造技术。在将美国的侦察机改制为轰炸机的过程中，任务完成得也相当出色。 抗战后，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迁到云南垒允，在杭州和垒允期间的8年里，共装配和生产了各式飞机约二三百架，成就相当突出。从生产的飞机性能上看，说明这个工厂也具备了设计新飞机的能力。但由于战时主要目的是多出飞机，因此自行研制飞机的工作一直没有开展。942年日军侵入昆明后，工厂关闭。 4.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935年，意大利人来中国与国民政府在南昌合办了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93年，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首先修理了“美龄”号飞机和两架意制菲亚特式飞机。937年开始，该厂按计划制造20架教练机和架大型s—8双发轰炸机。尽管中国只承担了约20％的生产工作，但设计制造这种双发动机大型飞机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抗战后，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迁到四川的南川，改组为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朱霖任厂长。 参见姜长英《朱家仁》，《航空史研究》总第5期，984年。 2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中国之翼出版社（台湾）993年版，第页。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987年版，第9页。从939到947年，这个厂研制了种飞机。忠28甲下单翼驱逐机是仿制苏制伊—飞机。但由于没有图纸，自己设计的比例很高。它的重量为55千克，最大速度每小时455千米。先后造了3架。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后来又将这架飞机改成教练机，共制造了30架。这个数量在当时是很高的。940到942年，第二飞机制造厂试制了两种滑翔机，生产量有30多架。该厂还曾在缅甸装配过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美国的—40“战鹰”式99架。这个厂在抗战期间成就最大的工作是自行研制了中国第一种中型运输机“中运一号”以及它的改进型“中运二号”。“中运一号”总重4540千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342千米，航程00千米，乘员数人。“中运二号”与“中运一号”相似，但在起落架、尾轮、襟翼和内设计方面有许多改进。它的最大速度为每小时345千米。于94年试飞成功。“中运三号”的设计速度则达到353千米。由于金属材料缺乏，飞机均采用木制结构，但设计与制造都十分精良。“中运一号”和“中运二号”从设计到制造都堪称杰作，飞机性能优良且外表美观，外国人看了都不相信是中国自制的。5.成都飞机制造厂。 94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外用物资进入中国十分困难。由于对飞机的需要十分迫切，于是，航空委员会又筹建了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地点设在成都，目的是训练设计和制造飞机的技术人员，利用国内材料，自己设计制造飞机。这个厂逐步发展为成都飞机制造厂。 942到943年，成都飞机制造厂仿制了5架美国教练机、5架“研教一”双翼教练机和30架“大公报”号滑翔机。942到944年，成都飞机制造厂根据苏联的sb—3轰炸机资料，设计制造了研轰三式轰炸机。除功率达00千瓦的发动机、金属螺旋桨和可收放起落架是原苏联的外，其他部件和材料都是国产的。全机总重量达3200千克，可谓是中国当时生产的最大的飞机。此后，成都飞机制造厂的成就不那么突出了。计划研制运输滑翔机的工作也没有完成。 据统计，在949年以前的40年间，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各种飞机大约在00—700架，而大部分是组装或仿制的。自己设计制造的虽然很少，但这些个人的或飞机工厂设计制造活动是很难能可贵的，有些飞机可与国外的同类飞机相媲美，有的还超过了国外飞机，显示了中国设计师的水平和天才。（二）航空教育与航空研究.早期的航空学校。 武昌起义时，中国只有两个飞行队，一是南京飞行队，一是武昌航空队。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将南京的航空队调至北京南苑，组成航空传习所，93年又筹建了中国第一个飞行学校——南苑航空学校，并建成了一个飞机修理厂。当时南苑航空学校共有各式飞机2架，94年毕业第一批学生4人，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987年版，第年毕业第二批学生4年底，南苑航空学校归属新成立的航空事务处，并改名为航空教练所，923年又改为国立北京航空学校。北洋政府原计划建立空军，但最终未能建成。到92年，这个航空学校终于停办了。十几年间，共计培养飞行人员00多名。 民国成立后，广东地方当局也计划筹建航空学校。但直到924年，广东航空局才在大沙头建立了航空学校。到93年广东航空学校归并南京空军时，共计毕业学生约500人。 东北军阀张作霖在直皖战争后，从北京抢走飞机十几架，于922年在沈阳创办航空学校。924年毕业第一批学员4人，筹建了东北空军。此后，东北航空处先后向法国、日本派出许多学生学习航空。东北空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共计购买外国飞机达500多架。 除北京、广东、沈阳三处规模较大，办得较好的航空学校外，其他地方政府也纷纷建立航校，设立飞机修理厂。如云南政府于923年建立了云南航空学校，山西军阀阎锡山于925年建立了航空学校和飞机修理厂。湖南省政府于930年成立了航空处，并成立了航空训练班。其他如山东、湖北、四川、广西、江苏以及福建等省也都曾建过小型航空学校和航空队。由于当时的混乱局面，这些飞行学校的运行极不稳定，经费不足，技术不规范，因此也未对中国的航空事业产生很大影响。 2.航空留学教育。 清朝末年，已经开始选派学生去国外学习航空工程，最早的一批是巴玉藻、王助等4人。他们于97年回国后，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开创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清华大学在933年前派出留学生0人学航空工程。933年，民国政府航空署选派了3位学生赴美国留学，其中有林同骅等。934年航空委员会又考选了25名理工毕业生赴意大利学习航空工程。以后派出的人逐年增多。据一些粗略统计资料，937年以前仅在美国学习航空工程的就有0人。抗战时期，日本空中力量的优势使政府和莘莘学子更加意识到中国航空技术的落后，因此出国学航空的人更多。通过政府选派、中美庚款和中英庚款等几个渠道派出的航空工程留学生每年都达数十名。据估计，抗战期间派出的航空工程留学生人数在200人左右。949年以前，中国派出学习航空工程的留学生总数高达300人以上。中国航空工程留学生抱定强烈的科学救国、航空救国的信念，负笈海外、发奋图强，加上他们都是在国内层层考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因此在欧美求学和工作期间，大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且涌现出具有世界水平的航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派出的留学生中，有许多回国后为新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如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沈元、吴仲华、陆士嘉、徐舜寿、任新民、屠守锷、梁守磐、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987年版，第80—82页。庄逢甘、黄纬禄、黄玉珊等等。3.航空工程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兴办航空教育成了政府和教育界的共识。一些大学开始设立航空类课程。934年的航空技术会议作出了协助各大学设立航空工程系以培养航空技术人材的决议，中国的航空教育从此进入大发展阶段。 清华大学在934年首先开设了航空讲座。在冯·卡门的介绍下，935年从美国聘请华敦德教授前来讲学，另外还聘了几位中国教授。93年毕业了第一届航空组学生。938年在西南联大时，清华大学正式设立航空工程系。939年，清华航空系又开始招收航空工程的研究生。在国内各大学中，清华航空系规模最大，条件也最好，取得的成绩也最大。2935年，由航空委员会提供经费，南京中央大学创设了航空系。937年毕业了第一批学生共2人。从937年开始招收航空本科学生。到940年，航空机械特别班共毕业三批。抗战时，中央大学迁到重庆。940年秋，中央大学航空系已有学生25人。到返回南京时，中央大学航空系有风洞、发动机、仪表和结构四个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早在933年就开设了航空课程，935年在航空委员会的下设立航空门，后扩大成航空系。到942年夏，交大航空系共毕业航空专业学生7批72人。 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系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 三个学校到949年时已毕业航空工程学生达500人。 其他学校也纷纷建立航空系。天津北洋大学于935年开办航空系，浙江大学于944年开办航空系，厦门大学于944年开办航空系，成都四川大学于945年开办航空系。还有一些学校开办了较小的航空工程系，如云南大学、西北工学院、中国工业专科学校等。 中国在革命根据地也积极筹办军事航空，94年成立了延安航空学校，943年军委成立了航空研究组，945年又在东北成立了航空学校。这些工作为建国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打下了基础。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末短短的十几年间，据统计共计毕业航空系科的学生近千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航空科技人员群体，为新中国发展航空科技积蓄了力量。此外，航空学术团体也开始建立。934年，中国第一个航空学术团体——中国航空工程学会在杭州成立。钱昌祚任会长。4.航空科学研究。 949年以前，航空工业基本上处于草创阶段，人才、资金、设备都极端王渝生主编《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崛起》，山东科技出版社995年版，第0—99页；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85年版。 2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987年版，第82页。许锡缵《航空工程系在国难中建立》，《航空工业史料》第2辑，983年。缺乏，航空科学研究几乎没有开展。当时曾有两个研究机构，一是清华航空研究所，一是航空委员会的航空研究院。 清华航空研究所成立于93年，由航空委员会给予补助，顾毓秀和庄前鼎分任正副所长。该所的主要研究工作与成绩为设计并建造了一个风洞，开展了空气动力学研究，进行了高空气象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了飞机结构和材料方面的研究。另外，研究所还研究了直升机，设计、制造了滑翔机。 航空委员会的航空研究所是939年7月7日在成都建立的，后改为航空研究院，黄光锐和王助担任正副院长。这个研究院人数最多时有00余人。在抗战期间，研究院开展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飞机设计以及结构和材料方面的研究。研究院在王助的领导下，还研制了研教一、研教二式教练机和研滑一式滑翔运输机。另外还研制了一些飞机和发动机的零部件，其中飞机副油箱达上万个。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内的航空科研工作并没有取得具有世界水平的成果。但当时许多在国外的留学生在参加科研工作中，取得了大量突出的成就。在高亚音速、跨音速、超音速空气动力学以及固体力学等若干领域，中国学者取得的成果获得广泛承认。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柏士义、钱伟长都是当时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 通信（一）邮政的发展和经营自从清末开办“大清邮政”以来，由于政府的无能，我国邮政的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洋人手中。辛亥革命以后，虽经改名为“中华邮政”，但邮政大权仍被外国人所把持。各级邮局的领导人物也均为外国人。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当时尚无暇顾及收回邮政主权的议题。因此在军阀混战的年月里，由于洋人在我国享有种种特权，各地军阀及其大小官吏也不敢随便侵犯洋人所管的邮局业务。“中华邮政”在混乱的局势下，仍得以保持正常的经营，并有相当的发展，逐步实现扭亏为盈。在此期间，中华邮政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展，除普通邮件外，还分别开办了各种业务，如92年开办了收寄商务传单、保险信函业务；93年开办了代售印花税票业务；94年创设了火车行动邮局；98年开办兑换国际回信邮票券业务；99年开办邮政储金和邮转电报业务；920年开办国际保险信函和箱匣业务；92年开办航空邮务；922年开办邮政认知证；927年在沈阳、北京间开办摄影电报业务；934年开办代订刊物、代购书籍、平快邮件等业务；935年开办简易人寿保险和小包邮件业务等等。中华邮政开办上述业务，不但增加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987年版，第9页。了邮政的收入，而且对扩大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华邮政的邮路分为邮差线、航船线、铁路线、汽车线及航空线等。邮运工具除利用其他部门的交通工具外，还自备了兽车、手车、冰车以及现代的自行车、汽车、摩托车、轮船等设施。 中华邮政在管理上有统一的规章制度，责任明确、网点设置比较合理，并有经常的监察制度，财务管理有严格的稽核，因此在杜绝营私舞弊方面卓有成效。 在中华邮政内部，洋人垄断一切重要职位，洋人工资比国人要高出十数倍以至数十倍。邮政员工的升、降、奖、罚均由洋人裁决。并设立了严密的考核和密报制度。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接管了沦陷区的邮政，使中华邮政不得不频繁地调整邮路，此后，由于物价上涨，邮政运输成本不断增加，造成入不敷出，从940年月起，中华邮政就无月不亏，仅94到944年亏损即近0亿元。中华邮政从此就由盈余而陷入了亏损的局面。 与此相反，邮政储金业务在抗战期间却有了畸形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看中了邮局机构遍及各地，且极有信誉，可以为其广泛吸收游资的特点，责成邮政总局下属的邮政系统各级邮局一直到代办所都开办储汇业务。举凡节约储蓄、国内外汇兑、简易人寿保险，公私调拨款项、代收货价、代收印花税票、代换破钞、代收所得税、代理国库等等，都交给储汇局负责办。至945年8月，由储汇局吸收的资金总额已达法币0亿元，超过战前250倍。 抗战结束，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致使物价暴涨、金融失控、财政经济面临崩溃的境地，使邮政经营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如949年月从重庆寄发一封平信，贴有金元券邮票20万元，还欠资00万元。到国民政府垮台时，邮资已不可能有统一标准。这种混乱的局面，使邮政经营无以为继。 （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电政北洋军阀统治的年代，由于各地军阀的封建割据，各自为政，加上连年混战，破坏了电信的统一，致使电政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只能惨淡经营而每况愈下。当年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在一份报告中就曾提到“各省掌兵长官每误解交通事业为完全军用，置诸自己管辖之下军营商运、军办通信，以致士农怨嗟，商贾裹足，营业大受损失甚至订购兵舰、飞机、军需用品亦勒令路电两局预出期票抵偿，或以军事长官名义，指定交通某项收入为抵押品，借贷于商家。”由此可见电政经营已极不正常。《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984年版，第0页。 交通部《交通行政权统一案》，925.2，《遐庵汇稿》上，第37页。各地军阀对电信的利用与摧残主要表现在一是截留报费收入，据统计在北洋军阀时期累计截留2000万元以上。二是战争对电信线路和设备造成严重破坏。三是官、军电报充斥电路，报文常达千数百字，甚至非紧要之私事亦以军电代邮，滥发一等电报，使寻常与加急的商报在缴纳数倍于官、军电报之代价下，仍被延搁。大量用户改由洋人开办的水线公司转递电报，严重影响电政的收入。 922年9月，北洋政府下令大幅度提高电报资费，企图把官、军拖欠的报费负担转嫁于商民头上，激起了各地民众、团体的强烈抗议，在商界、出版界、新闻界的联合抗议下，北洋政府被迫恢复电报原价。 由于连年战事，有线电常被阻断，北洋政府的交通部、海军部、陆军部各自抢着与外国订立修建无线电台的借款合同。92年，交通部向德国定购火花式长波无线电台5部，分别于93年在张家口，94年在吴淞、广州、武昌，95年在福州等地装设开通无线电报。98年，陆军部与英商马可尼无线电公司订立军用无线电借款合同0万英镑，这笔借款只有半数用于购买无线电机，半数挪作军用。同年，交通部也向该公司借款7万英镑，安装兰州、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三处的长波无线电台。海军部也不甘落后，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了北京东郊双桥无线电台的借款合同。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中国的电政虽有所发展，但债台高筑，濒于破产。 （三）南京政府对电信的发展和管理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为了巩固其统治，比... 84(9) 也常令人读史书，并发表意见，论古帝王善恶成败。有一次，他使人读《汉书》，听说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后读到汉高祖听了张良的话，不立六国后了，他就说“赖有此耳。”又一次，是在酒酣后，勒问徐光“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光以轩辕相比拟。勒笑说“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肤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2苻坚也曾以古帝王相比。他问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勌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二武，是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王寔对曰“自刘石扰复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3这两例，可见石勒和苻坚读史的兴趣和他们的历史知识。史书未记录苻坚对王寔的话作何表示。王龛的话中有不少谀词，但也反映了苻坚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夏主赫连勃勃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南朝刘裕遣使带书信来，请通和好。 勃勃命中书侍郎皇甫微为文，命人写下来，自己偷偷地背诵下来。当着来使的面，勃勃以口授的形式，命人写下来，封好，交给来使。刘裕读了答书，很惊奇。这位使者又形容勃勃如何英武，刘裕叹了口气，说“吾所不如也”4。这一故事说明一个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君主是如何渲染自己汉化的深度。赫连勃勃给刘裕的答书是别人代撰的，而北魏孝文帝的作品多是出自本人手笔。史称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以后诏册，皆帝文也。自写文章，百有余篇。”尽管史臣所说，多有溢美，但孝文帝对汉学修养之相当深厚，是可信的。冯太后死，为治丧问题，引起朝廷上的大议论。孝文帝依据具体情况，斟酌大礼，不惜独排众议，坚持守孝三年之礼。2这件事，是过去汉族皇帝也往往办不到的，孝文帝却坚持办到了。《隋书·经籍志》著录《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还著录《后周明帝集》九卷，《后周赵王集》八卷，都已早佚。 自十六国以至北朝各代，汉族才智之上多受到重用。如石勒之于张宾，苻坚之于王猛，字文泰之于苏绰，都信任到言听讨从的地步。苏绰为六条诏书，甚为宇文泰所重，“尝置诸座右，又令百官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3，汉族才智之士参加有关地区的政治活动，有时还取得重要地位。这对于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晋书》卷一零五，《石勒载记下》。 2同上。 3《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4《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2《资治通鉴》卷一三七。 3《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第六章文化发展的总形势第一节玄学和儒学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迭相专政，政治日趋。面对这种社会政治现实，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一些人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他们站在外戚、朝官一边反对当政的宦官。宦官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残酷迫害反对派。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开始不过问政治，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 东汉末年，曹操掌权，即以法治天下。他在用人上提出唯才是举，曾下令“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遇未而无知者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这种只问才能不问德行的思想，是直接与东汉以来儒家的名教相对抗的。曹操杀了对他存大功的荀彧、崔琰、毛玠等人，也使一些人心惊胆战。 东汉末年以来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 政治上他们从过问政治、砥砺名教和积极的现世态度，转变为不问政治、逃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思想上他们接受了消沉的、对事不作反抗的，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庄思想。以老、庄、易为内容的玄学思想，开始抬头。魏普时期洛阳的玄风及其东渡汉末三国，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化中，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马融，东汉中后期人，是一名儒。邓骘仰其名，召为舍人，马融不就，客居凉州武都汉阳。遇羌人暴动，边境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马融后悔未应邓骘之召，对他的朋友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飓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遂往应邓骘之召，也就是这位大儒，为了保全生命，为大将军外戚梁冀诬害名臣李固，并作大将军《西第颂》。政治上堕落的人，生活上无不堕落。马融就是“居守眼器，多有侈饬，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他以老庄哲学作为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和灵魂的安慰。他为《老子》作注，竭力捏合儒家和老庄。 郭泰，生于东汉晚年。当时政治极端，知识阶层的人曾激烈地起来反对，要求改良政治，但在残酷迫害下，他们对政治前途失去信心。时身为大学生领袖的郭泰说“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大之所废，不可支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流横，吾其鱼也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抱朴子·正郭篇》）南州高士徐穉使人劝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后汉书·徐穉传》）郭泰、徐穉的思想，反映汉末知识阶层思想的低沉。低沉的思想潮流，为老庄思想和玄学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奠基人。《文心雕龙·论说篇》称“迄至正始，务欲守之，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冉（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涂矣。”《颜氏家训·勉学篇》也指出“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何晏、王弼，都祖述老、庄，大煽玄风。何晏著有《道德论》（此据《三国志·魏志·曹爽传》，张湛注《列子·天瑞篇》引何晏作《道论》）。王弼著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还著有《老子指略》。何晏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咸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这里所谓“皆以‘无为’为本”，可能多了一“为”字，应该是“皆以‘无’为本”。以下几句话，也都是讲“无”的，不是讲“无为”。“无”和“无为”含义是不同的。 王弼的主要论点，大体与何晏相同，也是把“无”说成万有的本体。他认为“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老子指略》） 何晏、王弼祖述老、庄，阐扬玄学，但两人都尊崇孔子。何晏著有《论语集解》，此书现尚存。王弼著有《论语释疑》，此书已佚，但部分内容保存在皇侃的《论语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正义》中。他们注释《论语》，与汉儒的解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注重讲《论语》的微言大意，而且多从玄学的角度加以发挥。 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这规律是客观规律，是自然规律。合乎这个规律的就是正确的，就是道理，就是“道”。如何看待自然、社会，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这是哲学问题；古往今来的认识，是千差万别的。 儒家有儒家的认识。《中庸》称“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性，就是客观自然、客观规律；顺着性走，即顺乎自然走，就是道把顺乎自然的道加以修饬整齐，就是教。 儒家虽然讲性、道、教的关系，但儒家所重的却是教。儒家是政治家、教育家、人事家，而不是哲学家。至少不怎么太讲宇宙万物的本体这些哲学问题。对“性”、“道”，只是说说而已。 玄学，是哲学。玄学讲世界万事万物的本体。比起儒家来，老、庄和玄学追求解释宇宙万事万物更根源的东西。 在玄学家眼里，宇宙万事万物都生于“无”，无生有，有生一切。前面所引何晏、王弼的言论，都讲的是这个意思。无，要给一个名称的话，就是“道”。如王弼认为“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邢昺《论语正义述而篇》“志于道”句疏引《论语释疑》）《老子》书中有一句“道常无为”。据王弼注这句话是“顺自然也”。“无为”就是顺自然。 这里可以看到儒学、玄学的同和异。儒学和玄学都承认自然的存在，自然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道”。这是他们的共同处。但如何对待“道”，两家就不同了。儒学认为应该“教”，即应该“修道”，把自然朴素的道加以文饬整齐，这就要“有为”。玄学认为要顺乎自然，顺乎道；顺乎道，顺乎自然，就要“无为”。 认识上虽然有这不同，但在实际问题上，何晏、王弼，都不反对儒家的名教。名教的“教”，就是“修道之为教”的“教”。他们认为自然就是道，无为就是顺乎自然名教不能离开道，名教应当体现自然。顺乎自然和体现自然没有矛盾。这样，自然和名教就统一起来了。 老庄“自然”和儒家“名教”的统一，不仅是何晏、王弼的思想，而且是西晋玄学的主流思想。《世说新语·文学篇》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桓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衍）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差不多同样内容的故事又见之《晋书·阮籍传附瞻传》“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恣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故事出之王衍、桓修还是出自王戎、阮瞻，问题不大。他们都是西晋玄学的正统派人物，代表的都是玄学中的主流思想。在正统派眼里，名教、自然是统一的。 魏晋之际，司马氏为了夺权，对党于曹氏的反对派，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这就使得玄学阵营出现分化。依附司马氏的一派（他们之中也有并非真心依附，只是在恐怖面前不得不低头），一面谈玄一面不离名教。如王衍，就一面谈玄，一面欣赏桓修的老庄和圣教“将无同”的答案。山涛“性好老庄”，是所谓竹林七贤之一，他曾上疏晋武帝，劝他对百姓“崇风尚教以敦之”（《晋书·山涛传》）。所谓“尚教”，自然是儒家名教。党于曹氏的一派，他们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但又怕有杀头的危险。于是他们一方面向司马氏低头，一方面又旷达放诞，不务世事。阮籍和向秀就是例子。据《晋书·阮籍传》称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卧为常。”嵇康被杀后，向秀应本郡计入洛阳。司马昭问他“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说“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晋书·向秀传》） 对于魏晋玄学之盛，也不能过于夸大，好像魏晋时期只有玄学。应该看到的是玄学只是洛阳之学，而且只是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学。洛阳城外无玄学，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外，无玄学。洛阳以外，仍有儒家的传统地位。洛阳以外的士子，仍是读儒家传习的经书。 永嘉乱后，一部分洛阳世族渡江而东，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思想也随之东渡了。《晋书·卫瓘传》附孙《卫玠传》记载“（玠）好言玄理玠以天下大乱，欲移母南行母泣涕从之。至江夏遂进豫章。是时，大将军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先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论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王弼）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何晏）若在，当复绝倒。”卫玠，可以说是稍后于阮籍等人的玄学代表人物，他也从洛阳来到江东。东晋初年掌权的人物，如王敦、王导、庾亮，都是玄学中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 东晋一朝，玄风是相当盛的。王、谢等世族子弟，虽然大多没有哲学头脑，不能谈玄说理，阐述老庄，他们的生活情调却是正始遗风。梁朝时期，玄学似又一度小盛。《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凤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 儒学传统地位的继续关于魏晋时期地方上仍尚儒学，可从《晋书·儒林传》的人物大多是地方上的人得到启示，也可以此作为一种证明。 《晋书·儒林传》中的人物，都是地方上的人。他们来自吴郡钱塘、巴郡临江、东海襄贲、会稽余姚、济南东平、济北卢县、高密淳于、上党、雁门、庐江潜县、弘农、东莞姑幕、鲁国、陈留、京兆、乐陵等地。他们教授生徒，有的有数千人；有著述，往往都是潜心儒术，家世好学。他们传经授业，在地方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范宣家于豫章，范宁为豫章太守。“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这些儒家，除少数为地方著姓，多数是“家贫”，能“安贫乐道、“潜心著述”。《晋书·儒林传》，反映了地方上儒学之盛，是儒学的天下。 洛阳以外，地方人士要读书，都是读儒学经典的。在十六国的君主中，如刘渊的儿子刘聪、石勒、荷坚等及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重视儒学的。在本卷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反映。 五德终始思想在十六国时期又大盛起来。十六国的君主都信奉这一套，定服色，定德性，信灾异样瑞之说。石勒以赵承金（晋为金德），为水德，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发生日蚀，石勒就避正殿三日，令群臣公卿各上封事（《晋书·石勒载记》）。前燕慕容携，也以自己为水德，承金之后，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晋书·慕容载记》）。后秦姚苌，自谓是以火德承秦氏木行（《晋书·姚苌载记》）。姚兴以日月薄蚀，灾青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晋书·姚兴载记》）。 这是十六国中几个较大的国信奉用五德终始、灾异之说的几个例子。其他小国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材料，说明了十六国时期儒学在北方中原地区仍是居有传统的统治地位的。 十六国时期的儒学是上承魏晋、东汉的。玄学在洛阳世族上层盛行起来了，儒家丢了洛阳这块地盘，但在地方上保存下来。 就是西晋玄学极盛时期，玄学也并未迈出洛阳一步，并没有能像《晋书·儒林传》所描述的那样，“摈阁里之经典，使宪章弛废，名教颓坏”。洛阳之外，地方上仍是儒家天下。当然，长期兵荒马乱之后，魏晋十六国时儒学不如两汉之盛，也是事实。 《北史·儒林传序》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种学风的不同，与北方儒学渊源和玄学东渡有关系。北方的儒，来自十六国时期的儒，其渊源可以更上推到东汉。东汉儒是章句之学，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到百余万言。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来源于此。南方儒学浸润着玄学精神。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去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这说明北方儒学不受玄学的影响，而南方玄学之盛则会影响儒学。 第二节佛教、道教和无神论思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甚为流行。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都极为兴盛。道教也由形成而发展。同时，反佛教的斗争和无神论思想也都显示了一定的威力。 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虽在西汉末年已传入中国，但一直到东汉，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是很有限，一般把佛教理解为类似黄老之学，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才逐渐得到提高。 中国最早流传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汤用彤认为汉明求法事，因年代久远，书史缺失，难断其真相。但东汉时，《四十二章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经中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此经为东汉社会中最流行之佛教经典，人们遂取经义与道术相附会，因而把佛教和黄老捏合一起。佛教借黄老而传布。 汉末桓灵之世，佛教经典翻译渐多。其中最有影响的译经人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安息人。支谶，月支人。由于经典的翻译，佛教的教义才逐渐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佛教名僧多与玄学中名士相交往。名僧多能清谈。东晋以后，佛教教义才正式以宗教哲学的独立姿态出现。 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经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安世高等所翻译介绍的小乘禅学，一是支谶等所翻译介绍的大乘“般若”学。般若空宗一派的学说接近玄学思想，合乎玄学家的口味，所以“般若”学在东晋得到广泛的传播。从东汉末年到刘宋初年，佛教经典最流行的是般若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更多。据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寻》所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达一千六百二十一部。 佛经的翻译，实际上就是佛教思想的介绍。南北朝的佛教经典，把佛教思想大量的介绍过来，为隋唐时佛教思想的发扬和中国化准备好了条件，并打下基础。 有重要影响的高僧在佛经翻译和佛教思想介绍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僧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 释道安，晋怀帝永嘉六年（32）生于常山扶柳。十二岁出家，为人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他先师事佛图澄，随澄在邺。后赵末年，北方大乱，道安在今河北、山西各地避乱传教。晋哀帝兴宁三年（35），道安到襄阳。苻坚克襄阳，道安随赴长安。晋孝武帝太元十年，道安死，年七十四。 道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宣传佛教和培养弟子，创立“本无”学派。 道安一生有很多著作，为经作注，为经作序。他的著作对阐明经义起重大作用。僧佑在《出三藏记集·道安传》中说“安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55卷第08页）“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了道安在阐明经义方面的历史地位。道安晚年住长安时期，组织并主持译经，共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万字。他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道安的总结，对以后的佛经翻译很有指导意义。五失本，谓翻译佛经有五种情况使译文不能符合胡语佛经原本。三不易，指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参看方立天《道安评传》，载《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982年版） 道安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他一生收了很多弟子，并分派他的弟子到各地去传教。著名高僧慧远，就是道安的高足。 道安对佛教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北方时，对禅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当时北方正盛行禅学。他到南方后，又钻研般若学，当时南方盛行的是般若。他还热心地翻译小乘一切有部经典。道安对传入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容并包的。在兼容并包中也有主次，般若思想是道安的主要思想。道安关于般若的著述就有二十种。 般若学的根本思想是“本无”。后来虽分为多种学派，有所谓“六家七宗”之说，而道安则是本无宗。嘉祥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叙道安本无说“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原作未，依汤用彤说，应作末）有。若宅（原作诧，依汤用彤，应作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安公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吉藏这段话，叙述了道安的根本思想。 道安的“本无”思想和何晏、王弼的玄学“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思想很接近。东晋时期，玄学随世族过江，当时的执政大臣和士大夫大多是玄学中人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道安和他们大都有交往或书翰问候。东晋佛教的发展，主要在社会上层。道安的本无和玄学的无为，正相合拍，更有助于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发扬。 鸠摩罗什，天竺人，家世国相。罗什生于龟兹，约当晋康帝之世（343—344）。自西晋以来，龟兹即有佛教流行，为小乘学。 罗什曾游沙勒、温宿，又归龟兹。广诵大乘经论，洞其奥秘。在西域各国，讲说佛法。吕光破龟兹，获罗什，致之凉州。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破后凉。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姚兴迎罗什到长安，时已在公元402年初。当时长安佛教已甚盛。自苻坚迎道安到长安后，主持译经，长安已是译经重镇。罗什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罗什在长安住了十二年，弘始十五年（43）去世。在他主持下，译经三百多卷。 协助罗什译经的助手，都是当时的名家。如道生、道融、昙影、僧睿、慧观、僧肇等，都是名僧。他们对经义的领悟，常受到罗什的称道。罗什主持下的译经，不仅文字是佳制，而理解精微，也非旧译所能及。 罗什对佛教思想的理解，造诣是很深的。可惜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译经上，自己很少著述留下来。罗什对佛教思想理解的幽微，未能尽传于世。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 生。年二十一，随道安出家，时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传布佛教。后随道安南投襄阳。苻丕争襄阳，慧远别师东下，到庐山。时桓伊为江州刺史，为慧远造东林寺。慧远住东林寺三十多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8）或谓十三年卒，时年八十三或八十四。 慧远天资聪颖，早年曾读儒书，博通六经，也接触过老庄。后听了道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说“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晚年尝致书刘遗民，叙述由儒、道而入于佛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儒学经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二七上） 道安门下高僧很多，但他特别看重慧远，把传播佛法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道安说“使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慧远在庐山三十多年，是他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他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全国名僧保持联系，并交结南朝朝中公卿，使庐江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慧远传布佛教宣扬佛法，从两方面作了工作。在人民群众中，他宣传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宣传善恶有报，这是针对广大群众的愚昧迷信而提出来的。因果报应说，帮助佛教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传布。在佛教教义方面，慧远属于道安的本无派。道安的本无思想，和玄学家以无为本思想是合拍的。慧远早年曾研究过儒学，研究过老庄玄学。他在庐山讲过儒家的经典。他讲《丧服经》，也讲《诗经》。他在讲《般若经》时，为了使听众容易听懂并接受，常引用《庄子》的话来作说明，使听众晓然。慧远讲儒家经典，用玄学比附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使得佛教在上层知识界得以广泛传布。 概括地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思想经过三变，由儒转入玄，又由玄转入佛。儒是继承汉儒传统，玄是洛阳世族之学。晋东渡后，玄学也随之东渡，北方仍以儒学为主。佛学兴起在汉末魏晋，先藉玄学以传播；其后，讲究修练的禅学和因果报应之说在北方比较发展，讲究义理的般若学则仍借助玄学在南方较为发展。 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当西来的佛教在中国境内广为传播的时候，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由形成而走向发展。一千多年来，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中国的两大宗教。 道教和先秦的道家，都以“道”字为名，而道教还推崇老子为“太上老君”。但两者实各不相干。道家大师老子倡导“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宣扬“齐死生”，而道家却是向往长生不老的神仙，幻想飞升。 神仙长生不死的幻想，起源甚早。史书所记，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史记·封禅书》“自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后来“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汉武帝也是一个追求仙人想得不死之药的人。他招致的方士李少君，对他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武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皇、汉武以极富极贵而消除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反而增长了贪生怕死的困拢，这是帝王权贵追求神仙的思想根源，带有显著的阶级性。他们追求神仙的手段，从沿海巡行以期偶然的际遇，发展到妄图通过提炼丹砂以创造难得的机会。李少君的丹砂黄金之术，可说是原始道教金丹派所宣传的主要内容，这些方士就是原始道教的道士。 东汉晚年，在汉中有张修、张鲁宣扬的五斗米道，在青、徐等东方八州有张角宣扬的太平道。太平道，以其流传的经典称作《太平清领书》而得名。据《三国志·张鲁传》及裴注引《典略》，太平道，以巫师“持九节仗为符呪，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五斗米道的办法约略与太平道同，而有所增饰。五斗米道设有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道大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对于有病的人家，要“家出五斗米以为常”，因而有五斗米道之称。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近年我国的学者称之为“廉价的符水道教”，以与“高贵的金丹道教”相区别，是相当正确的。符水道教的出现，使原始道教拥有大量的群众和宗教的组织形式，可说是道教的正式形成。张角是黄巾大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的太平道就是用作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后来，张角被杀害了，张鲁投降了曹操，但他们所创立的道教仍然继续流传。 东晋初年，葛洪著《抱朴子》，为长生求仙说出一番道理，他可以说是神仙道教的理论家。他认为，玄是天地万物之本。玄，又称作道，称作一，是非物质性的神秘的存在。他提出，人要守一。守一，可以突破的局限，分身有术。只要你想着要分身为三，三个人就出现了，辗转增益，“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同一个主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座位上与客人谈话，在门口迎客，还可以在水边垂钓。守一，还可以突破生命的局限，长生不死，并且“位可以不术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邦，威可以叱咤梁柱”，可以享受超人间的富贵。这种“神仙思想，原是封建贵族想延长他的生前享受至生命的极限以外，甚至延长至永远的一种荒店的想望。在乱离之际，封建贵族的生活被震撼着的时候，神仙思想更帮助他们追求超人间的永远幸福。”葛洪申论这种幸福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追求得到的，“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神仙也必须具备先天性的条件，这也同样是反映封建地主之贵族意识，他们在求仙的活动中也享有其特权。 守一的办法是服丹，这是求长生的要道。《抱朴子·对俗》“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抱朴子》内篇有二十篇，其中心旨趣就是讲长生之道，而《论仙》、《对俗》、《至理》、《塞难》、《辨问》等篇专论神仙必有，服食可信，《金丹》、《仙药》、《黄白》等篇则专言金丹的作用和制作。葛洪在书里既极言金丹的妙用，又极言炼丹的种种困难，因而既吸引人们的向往，又使他们永远做不到。而且，炼丹也须投下本钱。如炼丸转全丹，须黄金数十斤，约费四十万钱左右，即四万匹绢左右，不要说穷人，即是小康之家也是根本没有条件过问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神仙服食药方》十卷，称“抱朴子撰”，久佚。 关于葛洪思想的论述，参用侯外庐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957年版。葛洪反对符水派道教，并说过去的一些道书，篇幅虽多，用处不大，“徒诵之万遍，殊无可得”，“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葛洪对医药学是有贡献的。他著有《金匮药方》一百卷。后因此书卷帙过大，又著《肘后卒救方》三卷，备列急性传染病、内外科、儿科、眼科、皮肤科病症，所载方药也多易得之物，因此，本书流传甚广。从医疗的角度看，葛洪的医药学比起符水教之以符水治病要进步多了，并且也包含一定的科学因素。当然，从神仙道教的传播上看，葛洪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可增进他在宗教上的神秘性，增长他在宗教上的威望。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和寇谦之分别成为道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人物，南北朝统治者都曾对道教有所尊崇。《隋书·经籍志》“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榖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梁）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命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果兴，故亦奉焉。”这说的是道教在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隋书·经籍志》又记“后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曾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箓真经，劾召百神，六十全卷，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百、玉浆之法。太武（拓跋焘）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东南起坛字，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隋）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这说的是道教在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陶弘景和寇谦之也像葛洪一样，在医药方面做了些工作。陶弘景增订了葛洪的《肘后卒救方》，改称《肘后百一方》，有更广泛的流传。他又著《本草经集注》，对后世药典的编撰有相当大的影响。 道教自东汉末年起，到南北朝的结束，有不断的发展，道书的撰写也不断地增加。梁阮孝绪的《七录目录》中，有《仙道录》，列经戒部二百九十种，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饵部四十八种，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种，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图部七十种，七十六帙，一百零三卷。 《隋书·经籍志》所著道经与此略有出入，而增益不多。然而，与东汉末年只有《太平清领书》相比，则《七录》及《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就够多了。 《广弘明集》卷三。 无神论的战斗传统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封建朝廷对人民的精神统治。但佛、道之间有矛盾，佛、道跟统治者之间也有矛盾，甚至出现了封建朝廷对佛、道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神论者对于鬼神及成佛成仙的虚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无神论的战斗的优良传统。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的灭佛活动。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的灭佛。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曾下诏，禁止王公以至庶人私养沙门、师巫。沙门是佛教中人，师巫应是道教中人，这似是佛、道并举的。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下诏，坑杀全国沙门，烧毁所有佛像。因为事先走露风声，有些僧人得以逃遁，没有全部被杀。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灭佛。这次灭佛，是经过朝廷上的多次议论，最后才决定了的。宇文邕的诏书，是禁断佛、道之教，实际上是针对着佛教，想把三百万僧人收为编户，四万所庙宇收归官府。这对于调整农民的劳役和租税的封建负担，都有一定的好处。在这次灭佛之前，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7）还曾下令禁绝道教，要所有道士削发为僧，不从者立即斩首。如道士自称是神仙，就命他从铜雀台上跳下去，粉身碎骨。以上两次灭佛和一次禁道，都反映统治阶级内部之不同形式的斗争。但无论灭佛或禁道，都是暂时性的，对佛、道的尊崇则是经常性的。后来还有第三次的灭佛，那是在会昌五年（845），是唐武宗时的事了。 北魏北周的灭佛，和北齐的禁道，都是以暴力强迫进行的活动，谈不到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斗争。这是北朝反佛、道活动的特点。南朝跟北朝不同，从宋到梁，有神无神、神灭不灭的论争不断。这种论争，是中古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论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范缜是南朝反对有神论的旗手，他的《神灭论》是震撼当代思想领域的唯物主义的杰作。在他以前，有孙盛、何承天、范晔，与他约略同时的刘峻，都是阐扬无神论的学者，也都是南朝的人物，而孙盛、何承天、范晔又都是历史学家，刘峻也是博通文史的人。孙盛（302—373），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官至秘书监。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记晋枋头之败，触怒了桓温，并受到威胁。孙盛坚持照实记载，不肯迎合权势。当时，有罗含著《更生论》，认为“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他由此推论，认为神之不可灭，“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孙盛给罗含书信，称“吾谓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各失其旧，非复其旧。”这是指明，形体既已不存，精神也随之消散。孙盛是以神灭思想批判罗含的神不灭思想。 何承天（370—477），宋东海剡（今山东剡城北人。官至国子博士，御史中丞。他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宋初撰定《元嘉历》。又受诏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志，原定十五篇，他写出了一部分，其中包含《天文》、《律历》。后来沈约修定的《宋书》，对他的旧稿多所因袭。此外，本节，参用侯外庐和王仲荦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八、九章，《魏晋南北朝史》第十章第四节。 罗含《更生论》；孙盛《与罗君章书》。 《宋书》卷十一，《志序》；又卷一百，《自序》。 他还著有《春秋前传》和《春秋前杂传》，并删定了《礼论》三百卷。2与何承天同时代，有宗炳者，著《神不灭论》3，宣称“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并称，“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形虽灭而神不灭。何承天给宗炳写了一信，直接驳斥宗炳的这种观点。他指出，“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4。并著有《达性论》5，驳斥佛教的轮回之说。他指出“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他又著《报应问》，以驳斥佛教因果报应之说。他指出，鹅浮游于池塘，与人无争，而难免于庖人的刀俎；燕以昆虫为食，却得到人们的爱护，“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何承天以生活中习见的事例进行论战，说理虽简单，却使对方难以辩解。 范晔《后汉书》的作者，与何承天同时代人。他“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但没有写出来。他因事被株连，临刑前还“语人寄语何仆射（何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第二句是讽刺何尚之，意思似是说，如何尚之真是心口如一地相信因果报应之说，就不会诬陷人了。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论》里，比较集中地批评了佛教。在一开始，他指出自张骞以来对西域的记载“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但都没有写什么印度佛教的神话。后来关于佛教“理绝人区”的“神迹诡怪”和“事出天外”的“感验明显”等等，都是张骞、班超没有听见过的。范晔问道“岂其道闭往运、数开来叶乎？不何诬异之甚也！”这是要从历史上指出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因而与张骞、班超所记的相比，就显得有很厉害的虚构和怪诞了。下文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牛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范晔在《后汉书·桓帝纪·论》里说“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他在这里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批评了汉桓帝崇佛的荒谬。他在《襄楷传》收入襄楷上桓帝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乘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这篇上书之收入《后汉书》，可看作是范晔对崇佛的“贤达君子”的讽刺。这些人也只是嘴上说说佛法，在实际生活上是不可能遵从佛教戒律的。 刘峻（42—52），字孝标，原籍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父亲流寓江南。他经历了大半生极为坎坷的生活，晚年居东阳（今浙江金华县）讲学。2《隋书》卷三三《经藉志》，史部杂史类；《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3即《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4参看《弘明集》卷三所收何承天、宗炳各书。 5《弘明集》卷四。 《广弘明集》卷二十。 他著《辨命论》指出“夫通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勋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焦金流石；文公嚏其尾，宣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毙淑媛之言，子舆困臧仓之诉，圣贤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刘峻认为，一切都成于自然，所谓“道”、“天”、“命”，都是“自然”的同义语。“自然”的背后，别无主宰，人的才能贤愚在这里一点力量也用不上。这是跟有神论相对立的思想。这说的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法则，并带有命定论的性质。但比起过去的一些无神论者简单地从个别自然现象或个别社会现象立论，在理论上有了发展。 范缜（约450—55），字子真，祖先原籍顺阳南乡（今河南浙川县），东晋初年流寓江南。他早年从名儒刘学习。史称他“博通经学，尤精三《礼》。” 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致宾客，范缜也是被延揽的宾客。萧子良信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而范缜不信。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有的是落在茵席之上，有的是落在粪土之侧，这只是偶然的遭遇，贵贱因而不同，因果究在何处？子良没有能说服他。 范缜著《神灭论》，这是他反佛的杰作。《神灭论》跟佛教信徒的神不灭论的根本分歧，在于范缜坚持“形神相即”，而后者则宣扬形神相异。范缜所说“形神相即”，用他的话说，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从事物之总的方面说，形神是统一的，不能分割。从形神的关系说，神的存灭从属于形的存谢。这是旗帜鲜明的唯物的一元论。神不灭论者所宣扬的形神相异，其主旨在于强调神的独立存在，神可独立于形之外，形灭而神不灭。这是以形从属于神，也是佛家轮回说的理论依据。范缜更申论形神的关系，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这是以形为神的本质，为神的基础，而神则是形的作用。范缜还以刃与利的关系来说明形神的关系。他说“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是用问答体，一步深一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继承了汉王充自然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魏晋以来名理辨析的续余。 《神灭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子良又派人以高官相诱。范缜大笑，表示不能“卖论求官”。梁武帝即位第三年（504）诏佛教以外，都是邪道，百官王侯都要“舍邪入正”。后来，梁武帝降敕，不点名地指斥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大僧正法云，还在这时鼓动王公朝贵六十二人，以信札的形式对范缜围攻。范缜并不为这些干涉所动摇，仍坚持神灭的理论，显示了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梁书》卷五十《刘峻传》。 斗精神。 第三节史学历史撰述的成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关于本题的论述，参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94年内部排印本。司马懿的话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先主传》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都使历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著述，有鱼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书》四十八卷，韦昭著《吴书》二十五卷，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巨细毕载，芜累甚多”。王沈书，《晋书》本传的评论是“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韦昭书，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赞”，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著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机对辩速”，作文倚马可待。所著《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7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孔衍《后汉春秋》六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四种。袁宏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著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了。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 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史通·题目》。 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范晔著《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此外，他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细意”，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著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自得”之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尽管范晔的话未免过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宦者列传·序》，都是著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冏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刘昭说“二子平业；俱称富丽。”司马续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职分”，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笔势纵放”，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舞文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责“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刘邠等评论魏收书“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但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著。《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传序”中论述了历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认为“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恩幸”的帽子，并说“《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实际上，《宋书》的“恩幸”与《汉书》的“恩”“幸”并不相同，只是用以区别“士庶”，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晋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唐中叶以后，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类，所著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参用柴德赓说，见《史籍举要》，页7，北京出版社985年版。 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这是以父子关系为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六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2这话说得好，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此后，隋唐图书的著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著《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师法相传，并有解释”。《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这些书已不传，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注》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后汉纪》卷二十六。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又卷三十二，《经籍志》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f、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第四节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大变动，丰富了文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诗作大为发展，小说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成就。 建安文学建安时期（9—29），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盛世。这时期出现了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的诗文，反映了时代的动乱和动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他们诗文的风格，慷慨苍凉、意境深沉却又富有生气。《文心雕龙·时序》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他的诗歌质朴豪迈，多有悲凉慷慨的特色。如他的《蒿里行》，叙述了董卓之乱、关东义军讨代董卓之战以及随后的自相攻杀，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诗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二十多首，大都具有雄放豪迈的风格。 曹丕的诗，多是抒情诗，文字流丽，基调比较伤感低沉，没有曹操那种积极乐观风格了。文学造诣比较高的是曹植。曹植字子建，是曹丕的同母弟，得到曹操的宠爱，但也因此遭到曹丕的猜忌。曹丕作了皇帝后，曹植受到百般压制。他虽贵为封王，实情同囚徒，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可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反映他的政治抱负及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疾苦。后期作品充满了受压抑的激愤。他的前期作品如《送应氏》诗，写出洛阳经董卓乱后的残破景象，有曹操《蒿里行》的气势。另一首《野田黄雀行》是他后期的诗作。诗中，借黄雀比况自己，恨不得像黄雀一样冲破罗网求得解放。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曹丕在《典略·论文》里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就诗而论，王粲的诗是七子中最好的。他的《七哀诗》，反映了战争对人民所造成的浩劫。当时，长安遭受董卓之乱，王粲避乱南依刘表，离开长安时他在郊野里看到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诗写得真实而有感情。 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在辞赋方面也很有成就。曹植的《洛神赋》，用洛水女神宓妃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塑造了一位雍容华贵、秀丽多情的洛神。想象丰富，描写细腻，很有艺术魅力。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240—248），玄学兴起。玄学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出现了玄言诗。这时政治斗争残酷，有些玄学中人物如嵇康、阮籍，内心都有苦处，他们的诗还是有感情，有内容的。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的理解是对的，嵇康、阮籍虽然也是玄学中人物，但他们的诗却有感情，有内容，不是空洞无物的谈玄说道。正始年间，是魏晋政权的递嬗时期，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激烈，司马氏残酷地杀害了党于曹氏的文人志士。阮籍、嵇康都是党于曹氏一方的人。嵇康被杀。阮籍嗜酒放达而内心却是苦痛的。这些思想感情，自然反映到他的诗文里去。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中一首《夜中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qingfo吹我襟。 孤鸣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是心声，《咏怀诗》反映了阮籍内心的苦闷。 嵇康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恬静寡欲崇尚老庄，一方面却又疾恶如仇，刚强任使。他的性格气质自然会在他的诗里得到反映。有些诗如《酒会诗》表现清逸脱俗的思想，有些诗如《幽愤诗》又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感情。西晋文学正始以后，直到两晋之际，玄言诗是主流。《诗品·总论》说“永嘉贵黄老，祖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作既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们便转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龙·情采篇》评西晋的作品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内容，文指形式。这就是说不注意内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太康中有所谓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号为文章中兴。其实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赋》，当时名家如皇甫谧、张载、刘逵等为之作序作注，都评价甚高。“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其实，左思的诗要比他的赋好。左思出身贫寒。后来左思的妹妹为晋武帝贵嫔，但这似乎并没有抬高左家的社会地位。左思的诗里对社会门第充满了愤恨不平。他写过八首《咏史》诗，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之愤恨不平，溢于言表。他还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他蔑视权贵，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他豪气昂然地说“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的豪气和意境，跃然纸上。 另外还有傅玄，他的诗反映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几首反映妇女问题的诗，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和《秦女休行》，或写妇女的受欺凌，或写爱情的坚贞，或写妇女的刚烈，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被《诗品》称作“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的刘琨，在西晋末年屯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刘聪等相持，后因失败被害。死前有《重赠卢湛》诗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这表现了他的效忠国家而又壮志未酬的郁积悲怆的感情。这种悲壮风格是西晋诗中少见的。 东晋南朝的玄言诗和山水诗东晋前期，文学方面比较消沉，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正像锺嵘《诗品·总论》所说“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说“诗皆平典似道德”，指的正是玄言诗。 东晋初年的诗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诗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诗》。托名游仙，实是表示对现实不满。李善注解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疮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文选》卷二一郭景纯《游仙诗》七首解题）郭璞的诗，可以看作阮籍、嵇康、刘琨、左思一流派。他生在两晋之际玄学盛世，思想里难免受有玄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有内容有感情，语言鲜明生动，不是“平典似道德经”的玄言诗。 东晋后期，山水诗兴起。到了南朝宋初，山水诗大盛，玄言诗衰落。《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兴起的背景是过江世族居住东土会稽，境地含山临海，河流纵横。出身名家的公子文学之士，闲暇无事，可以邀游山水。兴之所至，发之为诗，于是山水诗出。最有名的山水诗人是谢灵运。 晋末宋初，文学造诣高的有陶渊明、鲍照、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的文学造诣要比谢灵运、颜延之为高。 陶渊明（35—427），字元朗，后改名潜。东晋大司马、荆州牧陶侃的曾孙。但陶渊明这一支，到他父亲时就没落下来。中年时期，陶渊明曾作过几任小官。义熙以后，便不再作官，终老田园。 陶渊明一生，尤其是晚年，生活是相当穷苦的，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他的诗句中就有“弱年逢家乏，老来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陶渊明少年时受过儒家教育。他的《饮酒》诗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证。他也曾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的《赠羊长史》诗有“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破长安，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遣长史羊松龄去关中称贺，渊明作此诗以送之。诗中流露出他对收复关中的高兴心情。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官场的，他才意志消沉，辞官归隐田园。 渊明的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也都表现出闲适恬静不慕荣利的意境。 这可以他的《归田园居》诗一首为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位田园诗人，不喜欢战争、压迫和剥削。他理想的社会是人们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的社会。他大约听到过流亡逃户所建立的村社生活的一些传说，他就空想了一个桃花源社会。在这个桃花源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这首诗反映当时农民的理想。 谢灵运（385—433），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王、谢两家是东晋南朝地方上最高的门阀世族。“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宋书·谢灵运传》，下同）谢灵运喜爱山林生活。他家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西南）“有故宅及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他在会稽“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西南），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这种山水生活，孕育了他的山水诗。谢灵运写诗，注重字句的雕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评论宋初的文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林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另一评论家锺嵘在《诗品》里评论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胜，富艳难纵。”两人对谢灵运的诗都是推崇的。但他们所说的，都是谢灵运在文字上下工夫，不是诗的内容。谢灵运、陶渊明都写五言诗。陶渊明写田园生活。透过田园生活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诗可以说文情并茂。谢灵运写山水，太注意文字技巧，伤害了内容。这是同他的优裕生活分不开的。 颜延之（384—45），是和谢灵运同时的人。祖籍琅邪临沂，移居建康。少孤贫，好读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诗的缺点，一是喜用典故“弥见拘束”（《诗品》卷中），二是太注意文字雕饰。他的诗比谢灵运更注意文字的雕凿，更加局促于绮语浮词。他问鲍照，他的诗和谢灵运的诗比起来如何，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形象化地指出了颜诗形式上的优点，也就涵蓄地指出了内容上的缺点。 宋初的作家，能够一扫只注意形式之风，不在文字词藻方面苦求雕琢，而以矫健之笔抒写自己感情的，只有鲍照。 鲍照，因为出身门第低微，总是被看不起而受压抑。文学上也不为当时所重视。锺嵘《诗品》感叹地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当代。”他的诗总反映出一种怀才不遇和对现实不满的愤懑情绪。 无论从文学技巧还是内容来看，鲍照的诗确是高出他同代的一些诗人。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称赞他是“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把他与李白、庾信并称。他的诗对唐代诗人如李白、高适、杜甫等都有很大影响。鲍照的作品，以乐府诗为多。他的诗现存的约二百首，其中八十多首是乐府诗。 永明体南齐时，出现了“永明体”的诗。齐竟陵王子良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其中沈约、谢跳等八人尤为竟陵王子良所重，号为竟陵八友。谢脁最长于诗。谢朓的诗，与谢灵运一样也写山水。但他的诗风清新流丽，与谢灵运精雕细刻不同。 南齐文人极讲究音韵声律。他们把五言诗推向律诗。他们的诗称为“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四声是沈约首先提出来的。他和谢朓又把它应用到诗里去。 永明体开创了六朝诗的新风格，被称为新体诗。 宫体诗宋齐诗人讲究文字技巧，描写山水，而内容感情却是空虚的。梁武帝时期，南方长期粗安，门阀贵族生活由安逸更趋腐朽堕落，华侈颓糜。反映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去，于是产生了宫体诗。 宫体诗的创制者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纲（即简文帝）和他周围的文人徐陵、庚信之徒等。萧纲先是太子，后是天子，所以由他和他周围的文人兴起的诗体就被称作宫体诗了。宫体诗比永明体诗更加辞藻绮丽，而内容更加颓废，以描写**为主。《北史·文苑传序》载“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清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 陈时，宫体诗仍在继续发展。徐陵入陈以后，仍是宫体诗的主将。他们的诗，都是冶艳的，充满了**的刻画。陈后主也好为艳体。亡国之音，直唱到亡国。侯景乱时，庾信奔江陵，依梁元帝萧绎。出使西魏。梁亡，留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世称庾信为庾开府。他的诗以出使西魏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是宫体诗靡靡之音；滞留北方以后，怀念江南故国，诗多伤感、沉痛、悲观之作。 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南北朝时期，起自民间的新的乐府诗歌即民歌发展起来。无论南方或北方，民歌都很发展，成为南北朝时期突出的文学表现。 南北方民歌的色彩和情调有鲜明的不同。南方的民歌，以缠绵婉转为特色；北方的民歌，以激昂慷慨为特色。南方民歌的内容，多是描写爱情；北方民歌的内容，恋歌之外，又有牧歌、战歌等等。 南方的民歌，主要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吴声歌是长江下游吴地的民歌，西曲歌是长江中游荆湘一带的民歌。《宋书·乐志》称“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卷四四“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七，“西曲歌，出于荆、襄、樊、邓之间。”建业是六朝都邑，商业繁华；荆、襄、樊、邓也都是长江中游的都市，商业也比较发达。荆、扬二州，风土人情不同，吴歌、西歌的情调不一样。但它们所反映的都是都市生活，没有农村或农家生活。吴声歌至今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三百多首。西曲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一百四十多首。吴声歌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等。西曲歌有《石头乐》、《乌夜啼》、《襄阳乐》等。它们的歌辞，多数是恋歌，有的控诉恋爱不自由，有的表诉失恋或被遗弃的悲伤。而情调都是婉转缠绵的。今举《子夜歌》一首为例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都。 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为，冶客不敢当。 天不夺人愿，故使依见郎。 北朝文人的诗，既少，又不好。就是北魏末年的温子升、邢邵、魏收号称“三才”者，其诗也只是模拟南朝，毫无特色。但北朝的民歌，却大放异彩。 北朝民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约有七十来首，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主。这些北朝民歌，作者有汉人，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这些民歌的情调，和南方民歌的婉转缠绵不同，就是写男女关系的也是直来直去，没有忸怩神态，既不羞怯，也无含蓄。如《折杨柳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地驱歌》侧侧力力，念君无极。 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男女情歌外，也有写迁徙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如《陇西流水歌》陇头流水，流离西下。 念我一人，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吞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绝断。 930（10） 据估计，920—93年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95％美元，平均年增长率4.3％，是外国在华投资增加最多的时期。外国在华投资主要是在金融、外贸、能源、钢铁和近代化运输上占有垄断地位，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93年外国在华企业关内资本总额为元法币（以下元均为法币），东北为元，合计近93亿元。本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国民党政权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走上由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的道路。93年国民党官僚资本总额为7.5亿元，其中金融业资本即有5.37亿元，占全国金融业资本（包括外商）58.9％，完成了金融垄断。在全国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包括外商）中，国民党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93年为35.9％亿元。但主要是交通运输业资本亿元，工业资本仅3.4亿元。92—93年这段时期，民族资本仍有发展，但主要是民族工业，增长率约为7.53％，已大不如前。93年，不计东北，民族工业资本约有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与外国在华工业资本元）相当，但若包括东北，则只有外国资本的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亿元，但主要是商业资本亿元）和金融资本（2亿元）。详见下列各表。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993年版，第9页。 93年外国在华企业资本估值单位法币万元关内东北工业资本750制造业47公用事业7矿冶业b交通运输业资本084铁路574水运335空运5产业资本（＋b）75834d商业资本32e金融业资本35其他24992企业资本总额793年官僚资本估值单位法币万元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4页。 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48页。 关内“满洲国”资本工业资本3529制造业5937（）兵工及军需2250（2）海军部所属造船厂（3）财政部所属工厂500（4）实业部所属工厂80（5）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780（）地方政府所属工厂938公用事业8847（7）电力5309（8）自来水、电车3538矿冶业9250（9）汉冶萍公司、龙烟铁矿4700（0）淮南矿路公司080（）资源委员会所属矿冶业559（2）地方政府所属矿冶业9b交通运输业资本0*（）铁路00993（2）公路52435（3）水运3778（4）空运300（5）邮政800（）电信5585产业资本（＋b）3529d商业资本3000e金融业资本48资本总额47*此项委托满铁经营，已计入日本在伪满资本，故不计入总数。 93年民族资本估值单位法币万元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页。 关内东北工业资本400制造业00（）棉纺织业42272（2）机器面粉业40（3）机器缫丝业4877（4）卷烟业8400（5）火柴业29（）水泥业354（7）机器业2759（8）机器造纸业292（9）橡胶业579（0）酸碱工业4058（）其他制造业33422公用事业79—（2）电力3253—（3）自来水3543—矿冶业000—b交通运输业资本0（）铁路378—（2）水运9000产业资本（＋b）5000d商业资本42000e金融业资本430资本总额9530工业.棉纺织工业。 华商棉纺织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润优厚，关内外纷纷筹建或扩建纱厂，而向国外订购的纺织机大都在一战结束后才起运，故在这时期形成一个设厂的。92—922年有29家纱厂投产，共增纱锭枚，年均近40万枚，为前所未有，纱厂布局也有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并且接近棉产区和销售市场。923—924年市场萧条，仅增加2个厂，纱锭7万枚。925—929年增加4个厂，纱锭余枚，年均0.5万枚。进入三十年代，由于东北沦陷和经济危机，仅增加9个厂，纱锭4.95万余枚，年均不足万枚。从92年到93年，年共增加纱锭约50万枚，平均每年增加纱锭约9.4万枚，平均年增长率为5.45％（92—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58％，93—93年平均年增长率为.9％）。 布机92年是75台，93年增至25503台，年增加.88万余台，增加2.8倍，远较纱锭之增长（.2倍）为速。92—93年平均年增长率为9.35％。 棉纱92年生产正常件年即遇到困难，棉纱产量下降包。到925年五卅运动抵制日货，华纱畅销，各厂纷纷增加生产，直到930年棉纱业均获抵货之利。此后发生经济危机，棉纱产量逐年下降，不过这时因纱锭增加，产量仍高于二十年代。93年棉纱产量为44.万包。92—93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 棉布92年产量为匹，922年产量增加为匹，几乎增长了一倍。93年产量为匹。从92—93年的年中，除个别年份外，产量是逐年上升的，平均年增长率是2.93％，这与布机设备增加成正比。 棉纺织业在此期间竞争激烈，受日本在华纱厂的压力尤甚。在激烈的竞争中兼并盛行，资本集团有了进一步发展。最早形成的南通大生集团，一战时在高利润的刺激下，计划扩充为9个纱厂，但未能实现。924年大生一、二、三、八厂共有纱锭5.5万枚，布机582台。但经营不利，财务状况极坏。前期形成的荣家资本集团在本时期发展迅速。93年，申新共有纱锭57万枚，布机5304台，产纱约32万包，布288万余匹。93年，申新共有9个纱厂，资产总值达735万元，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集团。郭氏兄弟创办的永安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永安纱厂922年创办于上海，到933年已有5个厂，935年又建成大华印染厂。93年共有纱锭25.万枚，布机542台和全套印染设备，资产总值约398万元。裕大华也是本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93年共有纱锭8.5万枚，布机324台，资产总值约2220万元，裕大华集团正式形成。 2.机器面粉工业。 面粉业在一战期间，由于获利丰厚，投资踊跃，发展迅速。但这个时期情况则不好。据统计92—93年共增设面粉厂45个，资本约344万元，日产能力约包。但同时期停歇的工厂也多，竟达7家，资本约255万元，日产能力约9.3万包。两者相抵，所增有限。幸一些老厂经营尚好，在此期间增资400万元，扩充日产能力2万包，故总的来说仍是增长趋势。93年实存面粉厂52家，资本额约5282万元，日产能力约包。92—93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53％，93—93年负增长0.2％，全期平均年增长率仅2.49％。上海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据统计，92—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仅2.37％，而93—93年负增长7.4％。东北也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自930年起产量逐年下降，平均年率达负.8％。所以说三十年代机制面粉业的危机是很严重的。面粉业的不景气，一是受面粉与小麦比价缩小的影响，生产面粉已无前一时期的厚利；二是机制面粉市场不大，原因是中国民食以米为主，而在食麦区，农民仍然靠自己磨麦食用，在全国面粉消费量中，机制面粉仅占8.4％；三是洋面粉进口大增，922—928年平均每年净进口50万包，929年净进口3300万余包，占华商产量的30％。洋粉价格通常低于华粉，对华粉市场构成威胁。930年以后，洋粉输入趋减，但洋麦进口骤增，给中国麦农和面粉业不小的打击。 在粉市危机、粉厂大量停闭中，资本集团迅速发展。孙多森创办的阜丰面粉集团，920年资本升值为00万元，日产能力00年资本升值为300万元，日产能力5.5万包，占全国华商厂的年获纯益347万元。荣氏兄弟创办的茂福面粉集团在无锡、上海、济南、汉口等地有2个面粉厂，初颇有亏损，924年以后受抵货运动之益，各厂均有盈利。之后天灾，有几个厂遭火灾焚毁或遭军阀勒索停机，损失不小。但截至930年，茂福集团仍是有发展的，粉磨机增至347台，日产能力增至近2.9万包。这以后直到93年，再无增长。茂福与申新纱厂系统共同构成荣氏财团，三十年代已是以申新为主了。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大企业，93年产面粉3.7万包。它与双合盛其他企业组成一个资本集团。 3.缫丝工业。 机器缫丝工业集中在上海、广东、无锡三地。一战结束后欧美的丝织业尚处在恢复阶段，923年日本又发生关东大地震，日丝出口减少，故92—930年中国缫丝工业颇有发展。这时期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无锡，新建缫丝厂38个，增加丝车万余部。928—930年上海丝厂达到极盛，3年新建厂5个，增加丝车3858部。这时期广东丝厂，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营不善，处于衰势。三十年代，因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对丝的需求量减少，加以日本改进了制丝技术，华丝难与其竞争，而人造丝又大量侵占真丝市场，中国蚕丝出口量大减。933年国外经济危机已基本结束，但银价陡升，生丝价格继续下跌，缫丝厂大都无利或亏损，纷纷停工或倒闭。934年缫丝业危机严重，据统计930年全国开工丝车约2万部，93年仅有.59万部，减少近一半。全国厂丝产量93年比929年减少年平均年率是负增长9.77％。4.火柴业。 华商火柴业在一战期间有较快发展，到920年累计有29个厂，资本约74万元。当时进口火柴以日本货为主。五四运动以后，日本火柴受到抵制，进口数量锐减，国产火柴旺销。920年新开设的火柴厂就有2年又增设新厂48家，资本约327万余元，平均每年约开设新厂7家。但924年后，瑞典火柴大量输入，并收买了日本在华的火柴工厂，华商火柴业受到瑞典火柴沉重的压力，纷纷停工歇业。各地火柴业呼吁自救，929《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页。 年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派代表团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抵制洋货和救济。93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由7.5％提高至40％，火柴进口锐减。但华商火柴厂又盲目发展，以致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下降，无利可图。加上瑞典火柴托拉斯于93年在上海组成美光火柴公司，在美国注册，设有自动连续制火柴机器，年产3万箱，又成为华商火柴业的一大劲敌。华商火柴厂有三分之二属工场手工业性质，资本甚微，劳动生产率低下，经营亏损。在激烈的竞争下，火柴大王刘鸿生在合并他厂后于930年在上海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9万元，添置新设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成为全国最大的火柴公司。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日伪政权实行火柴专卖，抵制关内火柴，华商火柴业又受到严重冲击。由刘鸿生倡导，几经周折，于935年成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实行限产。限产后，火柴价格提高，93年大中华扭亏为盈，一些中等厂也有好转，但仍有些小厂亏损。 5.卷烟工业。 这时期华商卷烟业和英美烟公司的竞争非常激烈。在一战后的最初几年，最大的华商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仍有所发展，但在英美烟公司的倾销下，盈利由920年的480万元锐减为924年的48万元。华商兴业、振华等烟草公司则在这时期倒闭。上海是华商卷烟业集中的地区，但924年洋烟已占据了90％的上海卷烟市场。五卅运动抵制洋货，商店拒售英美烟公司的香烟，洋烟进口锐减，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则供不应求，日夜赶工。因此，925年南洋盈利22万元，92年更增至230万元。生产美丽牌香烟的华成烟草公司也在这时迅速壮大，925—928年共盈利44万元，成为仅次于南洋的华烟大厂。这几年是华商卷烟业的盛世，上海有00多家卷烟厂开工，卷烟机增至400多台。928年，英美烟公司易名为颐中烟公司，以避洋烟之名，收回了它在五卅抵货运动后失去的市场。929年后，上海华商烟厂递减，到93年只剩下了44家。这时期因卷烟日益普及，故市场也不断扩大，而卷烟制作较易，内地各省纷纷设立小型烟厂，制作低档烟，主要销往农村。935年华商烟销4.5万余箱，外商烟销近4.2万箱器造纸业。 机器造纸业在一战期间曾一度得到发展。一战结束后，洋纸进口激增，由92年的4.45万余吨增至924年的近8.4万吨，增加了将近一倍，中国机器造纸业陷于困境。几家大造纸厂先后停工倒闭。但925年后，造纸业又有起色。迄930年，新设纸厂和纸板厂有9家。到抗日战争前，又有七八家纸厂开设。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对造纸业影响不大，因为随着教育和文化的逐渐普及，对纸的需求一直在扩大。 7.水泥工业。 水泥业是这时期发展较快的民族工业。92年产量为749吨，93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958年版，第220、275页。年产量为04778吨，是这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93年产量为吨。92—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0.94％，增长较快。93—93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平均年增长率才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中国水泥市场约有半数为进口水泥占据。华商水泥厂93年主要有启新洋灰公司、刘鸿生创办的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姚新记创办的中国水泥公司、颜惠庆等创办的江南水泥公司和致敬水泥公司等5家，资产总值354万元，年生产能力共555万桶。8.电力工业。 华商电力工业是这时期发展最快的工业，92年发电设备容量为472千瓦，930年为823千瓦，0年增长4.3倍，平均年增长率5年发电量为24万度，以后逐年增长，到93年为77295万度，年增长2.3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8.24％。这说明由于生产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另有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可供参考，但这个统计数字无929年以前的资料。929年全国有发电所724处，除工矿自备电厂49家外，有供电厂575家，发电容量为千瓦。其中民营523家，但发电容量仅有2038千瓦，占39％；官营7家，发电容量47840千瓦，占9％；外资35家，发电容量却有27322千瓦年（关内），有电厂40家，发电容量35千瓦。其中民营45家，发电容量为32758千瓦，占52％；官营35家，发电容量28352千瓦，占4.5％；外资仅0家，发电容量千瓦，占43.％。华厂占总发电容量的5％。但有家中外合资未计算在内，这个厂发电容量共450o千瓦，若计入外资电厂，则外资电厂发电容量占总容量的5％。在华厂中官营占的比例很小，但这是将宋子文主持的扬子电气公司也计入民营，该公司所属各厂发电容量约有35000千瓦。如民营不计入扬子电气公司的发电容量，则93年民营发电容量为29258千瓦，约占总发电容量的4％，可以说与外资旗鼓相当了。 华商电厂为数甚多，但主要分散在各中小城市，大多规模很小，每厂资本一二十万，小者仅数千元，发电容量四五百千瓦，动力主要采用汽轮机，用透平机者不到0％，用内燃机者不到5％，水力发电仅昆明等一二厂而已。这些电厂的发电主要供照明用。但在江浙一带已普及到小城镇，对地方小工业的发展和手工业工场采用马达具有推动作用。 9.化学工业。 酸碱的制造是这时期兴起的化学工业。 制酸工业最早在天津附近地区发展起来。92年渤海化学工厂在塘沽设厂，资本50万元，年产盐酸50年得利三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5万元，年产硫酸40年利中硫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20万元，年产硫酸800吨。上述三公司总处均设在天津，规模不大。规模较大的是上海《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3—74页。 天原电化厂和开成造酸厂。吴蕴初于923年集资5万元开办天厨味精厂，生产佛手牌味精，大获成功。929年，他创办天原电化厂。“天原”即“天厨”原料之意，年产盐酸近2.5万吨。并生产烧碱、漂白粉等。他又创办天利氮气厂，资本00万元，93年投产，产硝酸00吨。上海开成造酸厂于932年投产，资本75万元，年产硫酸3400吨。另有四个小厂，共产硫酸、盐酸、硝酸、醋酸00余吨。 制碱工业主要有范旭东创办的塘沽永利碱厂，924年正式投产，92年产纯碱457吨，930年产纯碱9774吨，93年达到529年永利添建烧碱车间，933年产烧碱59吨，93年达到45年永利资本已超过400万元。永利之外，塘沽渤海化工厂和兴华泡花碱厂年共产泡花碱4880吨，上海天原电化厂年产烧碱2200吨，上海开源公司年产泡花碱730吨。另四川有3个小厂，年产纯碱共950吨。 硫酸铔（化肥）是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项缺门。933年，范旭东在南京浦口建硫酸铔厂，937年2月投产，日产硫酸铔20吨，硝酸40吨。 制药工业是这时期新兴的化学工业。中国的制药业集中在上海。上海制药业的发展主要在925—93年间，到93年共有药厂58家，资本总额289万元，年产值85万余元。这期间新开设的主要药厂有中法药厂、新亚药厂、信谊药厂等。 橡胶工业也是本时期的新兴工业。到93年，全国约有70家橡胶厂，主要集中在上海（48家）和广州（2家）两地。橡胶厂主要制作胶鞋和日用橡胶品，后来还生产轮胎，胶鞋3/4销往农村。较大的橡胶厂有上海大中华（928年）和正泰（930年）等。三十年代发生经济危机，农村购买力锐减，日本胶鞋又跌价倾销，橡胶厂纷纷倒闭，到933年上海仅剩橡胶厂34家，而开全工者仅一家。934、935年生产继续下降。935年广州橡胶厂尚存年始见恢复。 0.矿冶业。 这时期华商矿冶业颇不景气。 煤的总产量，92—93年，由2000万吨增至近4000万吨，但增产的主要是日资和英资控制的煤矿。华资煤矿92年产量为037万吨，93年为79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3.2％。 铁矿石生产情况更惨。较大的华商铁矿仅安徽当涂、察哈尔龙烟二处，其余均为年产不足万吨的小矿。92年铁矿石产量为2.7万吨，93年为84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79％。而生铁产量92年为3万吨，93年为.2万吨，平均年率为负4.23％。从922—930年产量基本上是逐年减少的趋势，930年仅为2.5万吨，93年起才逐年有所回升。民族钢铁业的衰败，主要是由于日资的压力。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成为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 航运业这时期的铁路建设，除云南个碧石狭轨铁路向西修筑的00公里属商办铁路外，其他均属外资和官僚资本。交通运输业民族资本实际上只剩下航运了。 据统计，中国轮船92年有船24只、34332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02只、89287吨；935年3895只、7573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208只、482吨，但缺93年数字。这期间，官僚资本国营招商局处于停滞状态，船只徘徊在.2—7.万吨，加上政府单位的公务船只，大约不过0万吨，其余应属民族资本航运业了。但这一时期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发展，无系统的统计资料。 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到93年已增资到250万元，有轮船9只万吨。虞之子创办的宁兴轮船公司，到93年也增资到00万元，有轮船3只，约400吨。虞洽卿收买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到93年增资到200万元，有轮船8只，约8400万吨。虞氏的三家轮船公司形成一个仅次于招商局的资本集团，连同小船、拖船共5只，9万余吨。 这时期航运业发展最快的是卢作孚于92年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创办时资本5万元，仅70吨小轮一只，航行嘉陵江合川至重庆线。到929年资本增至25万元，有轮船3只，经营重庆至合川、涪陵、泸州短线。930年起，开始了卢作孚所称“统一川江”活动，至935年共收买华商轮船28只，并在同外轮竞争中，共收买外国轮船只，并迫使怡和、太古退出川江，基本上垄断了川江航运。935年，民生共有轮船40只，总吨位884吨，职工283人，资本增至20万元。937年，民生有轮船余吨，资本350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运输任务。 银行业920年金融业资本总额4.5亿元，其中外国金融业资本.9亿元，官僚资本2.3亿元，民族资本0.3亿元。到93年关内金融资本总额元，其中外国金融资本8.3亿元，官僚资本5.4亿元，民族资本2亿元。920—93年，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8％，比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平均年增长率要高，成为资本增长最快的部门，资本总额比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大出许多，故有中国金融资本“畸形发展”之说。原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资本的膨胀是个时代性的特征，即列宁所说的资本集中与垄断的产物。在中国又主要是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建立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920—93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的平均年增长率，外国资本为5.23％，官僚资本为民族资本为4.57%。这个阶段（主要是920—930年间），外国金融资本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而官僚金融资本高达的年平均增长率不是靠资本积累，而是凭借政治力量的“银行风暴”的结果，这场风暴确立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93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所占的比重，外国资本占9.7％，官僚资本占民族资本占2年民族金融资本所占比重陡降，主要是“银行风暴”的结果。 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的发展，在趋势上基本是一致的。920年以后银行开设剧增，但停闭的也多，常达开设数的70％左右。928年以后才比较稳定。93年实存华资银行家，实收资本3988万元。这时期华资银行业最大的特点是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官私比重发生根本变化。920年以前，官方银行的实收资本远大于私营银行。920年基本持平，官办、官商合办银行实收资本4283万元，约占49％，私营银行实收资本452万元，约占5％。其后就是私营银行实收资本大于官办银行了。但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推行金融垄断政策。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并以政治压力取得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各20％的股权，同时设立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有40％的股份，935年3月，政府又攫取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两行投资设立的新华信托银行也随之变为政府银行。同年4月，扩大四省农民银行为中国农民银行。同年0月，又由中央银行设立中央信托局。“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遂告完成。93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又改组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官股占85％到90%。同年月，宋子文又改组广东银行，使管理权全部落入官僚资本体系。这样，“四行二局”，中国国货、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称“四小行”），连同新华信托、广东银行共2家，总资产约47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4％，加上省市银行约20家，政府系统的银行共有资产约54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74％。而私营银行约20家，仅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另外，这时期私营银行的资本来源也发生重大变化，即工商界人士投资占明显的优势。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张嘉璈、陈光甫、李铭、徐新六等，都是在国外学习经济的，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更加资本主义化了。 商业920—93年期间，中国国内市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如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银行信贷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提高了进口关税、废除厘金和废两改元，以及935年的币制改革等，都有利于国内商业的发展。但是，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动荡，又使这时期的国内市场处于险恶的环境之中。这期间，军阀内战连年不息，祸及十几个省；水旱灾害频仍，农村破产，苛捐杂税繁重（928—93年中央的税由7000万元增至7.8亿元，地方的摊派征发更难确计）。93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国内市场交易量丧失5％年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危机，于93年波及中国，造成国内长达5年之久的经济危机。整个国内市场在大幅度动荡中艰难曲折地向前发展。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粗估，920年市场商品值约为92亿余元（当年价格），93年为8亿元（当年价格），商品值增长了82.％，平均年增长率为3.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4％，年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率实在不大。这时期国内市场的商品结构有所变化。首先是进口洋货所占比重稍有下降，由2.9％降为9.3％，但主要是洋货价格下降，若剔除价格因素，仍占2.％。其中关内洋货进口略减，而东北日货进口大增。其次是近代化工厂产品和矿冶产品的比重为9.8％。但这是包括外资在华工矿业的产品。反之，手工制造业产品的比重由32.2％降为2.％，这反映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了发展。但是在市场商品总值中农业产品的比重并未减少，而是由42.3％增为44.8％，剔除价格因素，仍比920年略有增加。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包括东北）上，农产品与工矿产品的比率反而倒退了，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 商业统计从无全国性调查，据推算933年全国有商店4万户，从业人员人。此数包括饮食、服务业。另据推算，全国有行商3.7万人。对于这个估计，我们还无法置评。但这时期商业户数和从业人员都有增长是可以肯定的。这时期商店的营业并非一帆风顺，受三十年代危机影响尤大。总的看来，920年到930年前后，是处于发展时期，虽有波动，但一般货源充裕，价格平稳上升，多数有利可图。93年以后，市场进入危机时期。在市场危机中，各行业所受影响不尽相同，大体是农产品尤其出口商所受危害较大。这次危机在935年后半期逐渐好转，到937年上半年，有些地区或行业的户数、资金、营业额等已恢复到三十年代初水平。据估算，920年商业资本总量为23亿元，93年为42亿元，剔除物价变动等因素，93年的商业资本应为元。 这时期棉布商业并不景气，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对棉布商业的冲击尤大。 932—935年上海棉布商大约有300家闭歇。在激烈的竞争中，棉布商业也出现一些大户和集团活动。在上海，棉布商形成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三足鼎立剧烈竞争之势。五金商业的货源主要依赖进口，因货源增长有限，发展不大。这时期，各地百货商业都有一定的发展。93年上海的小百货店约有700余家，资本总额300万元，营业额2000万元，批发店约有00家，营业额3000万元。百货公司除原有先施、永安两家外，又增添新新、大新、丽华3家。新新资本352万元，建有七层大楼。大新资本00万港币，在上海建有十层大楼，有电动楼梯及冷气设备，93年月开业，轰动一时。新新、大新与先施、永安都在上海南京东路上，称为“四大公司”，连同丽华，资本总额约350万元，93年营业额247万元，超过全市700家百货零售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40—24页。 店的营业总额。另外，上海民族资本家集资0万元，于933年开办中国国货公司，937年增资至40万元。937年又开设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资本200万元，以批发为主。茶商业和丝商业，三十年代均处于衰落状态，危机重重。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本的厄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资本遭逢厄运，首先遭受日本侵略者战火的破坏和恣意掠夺，后又备受官僚资本排挤打击之苦。但民族资本仍为开发大后方的产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日军占领下伪满的民族资本93年九一八事变前，我国东北的资本主义经济已为日本资本所支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932年成立了“满洲国”。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经济采取“统制主义”的所谓“日满融合”政策。937年以前，统制还限于重工业，对华商工业的影响还不大，主要威胁是日货的大量涌进和日商纷来设厂。我国东北的民族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制粉、制酒、榨油、粮栈和钱庄等成了民族工商业的代表性行业。937年后，日满当局将面粉、榨油、烧酒、纺织、火柴等工业均由自由经营划为“许可事业”，工厂为官方加工，民族工业普遍衰落。940年以后，日满当局更加强统制，任意掠夺，民族工商业只能苟延残喘了. 面粉业。 面粉业在东北私营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932、933年两年大水灾，小麦歉收，面粉业不景气。934年日商联合成立日满制粉会社，大肆收买兼并华商面粉厂。但因销路看好，华商大厂双合盛、天兴福等厂也扩大生产、兼并小厂。据《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一书统计。93年东北实存华商面粉厂70家，资本额满元，日产能力20850包；93年实存面粉厂53家，资本额385万满元，日产能力40包。厂数、资本额和日产能力均呈下降趋势，但还不明显。938年，伪满实行小麦、面粉定价；939年又发布小麦及制粉业管制办法，面粉厂转为替官方加工。940年日满当局实行“整理工厂”，约有40家华商面粉厂被整掉。943年实行面粉加工办法，军用面粉均由日商厂加工，因不配给中国人面粉，华商大厂只是加工玉米杂粮而已，小厂纷纷停闭。到945年月，仅存华商面粉厂27家，资本额948万满元，日产能力8380包。 2.榨油业。 九一八事变后，豆油、豆饼出口逐年递减，932年加工大豆88万吨，93年降为32万吨，榨油业不景气。事变前，东北有油房590家，93年只有473家。后伪满统制大豆原料，且加工也必先尽日厂，大量华商厂闲置，一如华商面粉厂。 3.烧锅业。 烧锅业是东北三大传统工业之一的高粱酒业，伪满时期可能仍有发展，这是因为高粱供应不缺，烧锅分散各地，伪满未予统制。933年，东北注册的高粱酒厂有002家。伪满后期大约仍保持000余家水平。 4.纺织业。 棉纺业由日资垄断，无民族资本可言。棉布主要依靠进口及手织布。 5.火柴业。 九一八事变前，有华商火柴厂2家，资本292万元，年产能力5.5万箱，占东北生产能力的7％。事变后伪满实行火柴公卖，统制生产，日商厂也增大压力，年产量仅30余万箱，华商厂仅占年伪满又改公卖为专卖，同时实行配给，压缩生产，以药料供军用。940年仅存华商火柴厂0家，勉强挣扎而已.采矿业。 九一八事变前，民办较大的煤矿已落入奉系东北矿务局之手。事变后，伪满当局即对采矿业实行统制政策，民矿不允许生产，几近消灭。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粗估，到945年日本投降时，全部民族工业资本可能在2亿满元左右。 伪满时期，铁路、公路和内河轮船三项运输均由满铁经营。 伪满中央银行成立后，对金融货币实行全面统制，对华资银行以“整顿”之名进行摧残，民族资本银行已被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原来的钱庄已不复存在。 沦陷区的民族资本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场浩劫。有人估计毁于战火的直接损失，工业4.4亿元，矿业0.8亿元，航运业0.2亿元，商业3.亿元，金融业3.33亿元。其中工业部分基本上是民族资本的损失。日本侵华战争对民族资本的劫难不仅在于它的直接损失，而在于日伪的经济统制政策扼杀了中国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日伪在推行统制政策的同时，广泛采用“中日合办”的形式侵夺华商财产。在日军占领下的所谓“中日合办”企业徒具空名，全由日方独断。如启新洋灰公司被迫“合办”后，日方派“顾问”控制生产，并派“推进机关”使之“参加作战”。永利碱厂因范旭东拒绝与日敌合作，遂被接管，并将范创办的南京硫酸铔厂主要设备拆运日本。日敌对原官办企业则实行“军管理”，再由日军方交日商代营，也有部分华商企业被实行“军管理”。在华中还有所谓“委任经营”，名义上是日商出面与华商“合作”，实际上是强夺豪取. 棉纺织业。 华北、华中沦陷区原有华商纱厂80家。战争损毁以无锡最重，上海次之，湖北、河南有9个厂迁往后方，上海租界有9个厂、天津租界有3个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4页。 继续开工，余下54个厂均沦于敌手。其中华北有2个厂实行“军管理”，华中有4个厂、广州有个厂实行“委任经营”。这54家纱厂原有纱锭余枚，织布机274台。这些厂的设备亦有损毁。华中各厂于938年5月复工，初始运转率不过半数，但到939、940年已达90％以上。华北各厂于938年2月复工，运转率在70％左右。 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了天津、上海，但天津、上海还有2家华商纱厂继续开工。因棉价下跌，纱价上涨，加以人民抵制日货，华厂纱价高于同类日纱。因有厚利，上海租界华商纱厂纷纷扩充并建新厂。93年，上海租界原有华商纱厂9家，纱锭34万余枚，布机700台；老厂扩充纱锭8万余枚，布机40台；新建个厂，纱锭万枚，布机2920台。新建厂主要是由外埠迁来。94年实有纱厂20家，纱锭5.7282万枚，布机470台。即纱锭增加了93％，布机增加了.8倍。申新九厂成为“远东最大”的纱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内申新、永安等厂因改用英美籍，被日军军管，其他华厂未动。但因外销断绝，日本又加强对原料、电力和产品的统制，华商棉纺织业处于瘫痪状态。 2.面粉业。 在华北、华中沦陷区，战前原有华商机器面粉厂9家，资本370万元，日生产能力万包。战时减少了55家，其中炸毁及内迁3家，被日军管或委任经营35家，日商收买、合办、租用3家，日人接办4家。这55家的资本为元，日生产能力4.8万余包。战时新开的华商机器面粉厂有3家，资本4万元，日生产能力3.883万包。战时歇业的有9家，资本9.8万元，日生产能力859年留存的华商面粉厂有58家，资本224.万元，日生产能力万包。但留存的58个厂未必全能开工，日生产能力20万余包不等于实际的生产量。日敌对面粉业的统制重点放在控制原料上。938年在华北成立小麦协会，939年在华中设立制粉联合会，即后来的麦粉统制委员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洋麦进口断绝，麦粉统制委员会所收麦中有/3供军用，由军管厂加工，上海华商机器面粉厂开工率不到0％。但是，由于麦产分散，日方统制有限度，且统制愈严，生产利润愈大，故在940年日伪统购麦粉后，在一些地方仍有小型面粉厂和机器磨坊出现。 3.缫丝业。 华商缫丝工业战前集中在上海、江浙和广东三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三地缫丝厂损失严重，据中国蚕丝公司调查，损失丝车4.5万台。日本是丝业大国，对沦陷区的中国丝业采取限制政策。938年，由日商出面组织华中蚕丝公司，资本定为000万日元，其中日方700万日元，华方300万日元，在华中蚕丝公司登记的缫丝厂有53家，经过整顿合并，开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2家，丝车近7000台，仅占93年江浙开工丝车的2％，并只准缫制20/22以上的粗条丝，优级丝由日商厂承缫。华中蚕丝公司的经营原以出口为主，后成为一个统制机构，从制种、收茧直到收丝、运销全由它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蚕丝公司即全面衰落。943年月华中蚕丝公司清理结束，残存资产转让给汪伪政府设立的中华蚕丝公司。中华蚕丝公司资本，汪伪政府占5％，日方占49％。 华中蚕丝公司登记的上海缫丝厂只有闸北两家。937年淞沪抗战时，原上海华商缫丝厂除被战火损毁外，纷纷迁入租界。当时丝贵茧贱，缫丝生产可获厚利，投资者纷设缫丝厂，到939年底，缫丝厂增至43家，缫丝车794台。华中蚕丝公司统制蚕茧，禁止运入租界，租界缫丝厂以贿赂、走私等办法取得原料，但日益困难。940年，日方加强统制，上海租界茧源断绝，缫丝厂被迫纷纷停工。943年华中蚕丝公司结束后，日本对蚕丝的统制也随之松弛，上海和江浙的缫丝业有所恢复。战时江浙丝产区的另一现象是小型丝厂的兴起，这说明日伪无力全面统制缫丝生产。 广东丝厂规模较小，战前约有缫丝厂58家，缫丝车3万台。沦陷后，日军强迫各厂复工，由日商以军票强制收丝，丝厂损失甚大。日商将丝偷运香港获利。香港沦陷后，日商也停止收丝，生产停顿。 中国厂丝本供外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销断绝，各厂生产大减，纷纷倒闭。 4.火柴业。 华北、华中沦陷区原有华商火柴厂约00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和广州有些厂受战火损毁，华北有些厂被日军管或改为“中日合办”。华北、华中各厂原与日厂有联营关系，战起停顿。938年8月，日方发起恢复联营。广东的火柴厂，原独自联营，沦陷后，日方设华南燐寸会社，分配各厂产额，配给化学原料，并统收产品。火柴联营原为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刘鸿生所倡办，抗战爆发后，日军要求刘鸿生合作，刘拒绝去了香港。大中华火柴公司所属火柴厂，有的被军管交联营社代管，有的被日商收买，有的被定为“嫌疑”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加强对火柴生产的统制，因原料奇缺，又削减产额，实行火柴配给。937年，华北、华中和广东各厂生产火柴80万箱，943年生产24.万箱。大中华公司各火柴厂，937年生产火柴8.4405万箱，943年才生产.082万箱。加强统制生产后，各地小型火柴厂兴起，有的是手工生产。这些厂生产的火柴在黑市上售卖。 5.造纸业。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华商造纸厂集中在上海、浙江和平津，有3个厂，资本332万元，年生产能力.5297万吨。战时损失严重，总计8个厂，资本088万元，占原设立资本的82％，年生产能力4387吨，占原生产能力的7％。其中被炸毁的3个厂，被日军管占用的个，被日商收买、合办、合作、租用的8个厂，被拆迁无下落的个厂。内迁个厂，仅存下2个厂，也未全部复工，估计生产能力仅及战前的8％。但战时洋纸进口减少，940年后仅数万吨，而需求增长，但敌伪统制限于新闻纸、模造纸，其他并不严格，因此上海、青岛等地在战时新设造纸厂25家，到945年实存造纸厂37家。厂数虽超过战前，但新厂均小型厂，年生产能力2.3万吨，只及战前年生产能力的/3强. 制药业。 抗战前华商制药厂集中在上海，又大都在租界，战争爆发后受损失不大。中法、五洲、信谊、生化等药厂均将部分设备内迁，但工厂在上海继续生产。欧战爆发后，西药来源日少，而战时需要又骤增，故抗战时期，上海华商制药业还有发展。943年日伪加强统制后，始稍衰。 大后方的民族资本抗日战争时期，约有00家民族资本工厂历经千辛万苦迁往大后方。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部分民营工厂，第一次迁徙到武汉，武汉垂危时，又第二次迁徙到四川、湖南、广西、陕西等大后方。944年春，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湘桂工厂又紧急迁往贵州。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内迁的工厂数虽不多，但对于工业基础极其贫乏的大后方来说，这00家民营工厂、0余万吨的机器设备和万余名熟练技工，立即成为大后方发展工业的骨干力量。如范旭东、侯德榜组织入川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不下200人，在四川建立了化工和科研基地，发明了举世闻名的侯氏制碱法。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基本上解除了洋货和外商厂的压力，各地的资本和技术力量又向大后方集中，同时人口和军需的增加，都迅速扩大了市场的需求，民营工业因此得到了蓬勃发展，对抗战和民生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改进了生产力的布局，对西南、西北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现将937—944年大后方民营工业的情况，按年份、地区、行业分别列表如下（）按设立年份分类金额单位百万元下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537—538页。表列工厂系有工人30人以上，或使用动力，或资本在万元以上者，故小型厂以至一些工场手工业亦包括在内。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平均每厂资本（万元） 93年以前份不明计按设厂地区分类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工人数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陕西其他合计按经营行业分类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工人数冶炼机器五金电器化学纺织服饰品饮食品印刷文具杂项工业合计因进位关系与分年数之和有0.差额。 从上列各表可总结出以下几点（）抗战时期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必须把每年的资本额折成战前币值才能作比较。从折战前币值栏中可以看出，投资最多的是938年和939年。从940年起，投资逐年减少。迄944年，合计设厂474个，资本额折战前币值3.亿元。（2）从设厂数来看，939年起大增，但资本额从939年后反而缩小，说明设厂规模日益小型化。942年以后开设的厂，平均资本已不到战前币值万元了。944年，后方工厂雇工不到30人的占4.5％，不到50人的占7.8％，500人以上的仅占2.8％。后方设厂规模的小型化，主要是适应战局不稳、器材缺乏、需求变动等战时环境。后方许多工业几乎是从无到有，它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物力条件，迅速投产，适应战时需要，并随时调整，小型厂有它的优越性，并且是工业起始阶段的必然现象。（3）从后方民营工业设厂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湖南、广西、陕西、云南、贵州等地，投资的0％以上集中在重庆和四川的川中、川东、广元一带。战时工业生产力的重新配置具有重大意义，它改变了战前以东南沿海口岸和外国租界为基地的布局，在广元、昆明、桂林、衡阳、宝鸡、兰州等地形成了新的工业区，并依地方特点，各有偏重。但是随着942年以后民营工业的衰落，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政府复员政策之不当，这些新工业区也大多衰落了。（4）战时后方民营工业的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民营重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冶炼、机器、五金、电器、化学5项即占资本总额的0％。这些产业有较大发展的原因，一是战时军事上的需要，二是在新厂纷设阶段，需要大量的建材和机器设备，战前依靠进口，因战争阻塞了进口，只能自力更生求之于国产，从而刺激了后方宫韵史《937—945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状况》，《历史研究》90年第3期。重工业的发展。 上述材料不包括采矿业。后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民营矿业也有发展，特别是民营小煤矿。民营矿业投资无系统统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计，944年民营工矿业资本折战前币值共3.58亿元，与官僚资本为52％与48％之比。此数包括民营工矿业中的官股。 战时后方工矿业有迅速的发展。据对煤、生铁、钢、有色金属、石油及其制品、电力、酒精、代用油、酸、碱、水泥、机电、棉纱、棉布、面粉、火柴、纸等7项产品产量和产值（按933年不变价格估计）统计，938年产值093万元，939年294万元，940年579万元，94年20957万元，942年23330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943年2237万元，944年207万元，945年8205万元，呈逐年下降趋势。内民营938年产值87万元，占全部产值的78.8％，939年970万元，占7.5％，940年425万元，占72.3％，94年3432万元，占4.％，942年3294万元，占57％，943年25万元，占50.5％，944年9308万元，占4.3％，945年8820万元，占48.4％。可见民营工矿业的产值从942年即呈下降趋势，而民营工矿业所占的比重也一直是逐年下降的。这说明官僚资本的不断膨胀和对民族资本的排挤。这7项工矿产品的产量和产值的详细数字见下表抗战后方主要工矿产品产量和产值估计（938—945） 产值按933年不变价格估计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542—545页。 44945煤产量（万吨）4产值（万元）7529内民营（万元）94生铁产量（吨）48495产值（万元）内民营（万元）87钢产量（吨）产值（万元）内民营（万元）78997有色金属产量（吨）4347产值（万元）723内民营（万元）8333石油及其制品（无民营） 产量（石油吨）233产值（万元）电力产量（万度）0产值（万元）54297内民营（万元）2022酒精产量（万加仑）07322产值（万元）3内民营（万元）8（续表） 44945代用油产量（万加仑）—0372产值（万元）—内民营（万元）—358酸产量（吨）0产值（万元）43987内民营（万元）5碱产量（吨）03342产值（万元）0内民营（万元）72水泥产量（吨）30产值（万元）39内民营（万元）44机器电器产值（万元）289内民营（万元）7987棉纱产量（件）9200产值（万元）439内民营（万元）7403棉布产量（万匹）3207产值（万元）457内民营（万元）050面粉产量（万袋）产值（万元）843内民营（万元）324（续表） 44945火柴产量（箱）22000产值（万元）内民营（万元）4纸产量（吨）产值（万元）40内民营（万元）4合计产值（万元）内民营（万元）20民营比重（％战时后方工业确有发展，但其发展规模有不同的测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认为“总的看来，后方工业的规模约仅合战前全国的％强，专就华人工业说约合7％。”对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样有多种不同的估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测算，抗战头几年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0.9％，其中官营工业高达44.3％，而民营工业只有.4％。但942年以后的几年是负增长，后方工业平均年率负7.9％，其中官营工业负0.2％，而民营工业负2.8％。民营工业即以抗战头几年的.4％的增长率而论，也是历史上较低的。战时民营工业的命运远不如战前二三十年代。尽管一时工厂内迁，投资踊跃，实际上938—945年民营工业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3％，而官营工业却是22.％，整个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7.％。942年后，民营工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通货恶性膨胀。（2） 政府的统制政策，统制最早的有色金属钨、锑、锡，最早出现生产衰退。减产原因是政府压低收购价，以至不敷成本。942年开始盐、糖、烟、火柴专卖。943年月开始实行限价，月并行议价。政府收购价、限价、议价过低，成为民营生产衰退的重要原因。（3）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侵夺。后方原属农业区，农民购买力极低，工业品市场有限。战时官营工业大发展，政府又推行统制政策，必然要挤掉民营工业。官营工业的大发展是在940年之后，官营工业原占官私营总产值的/4左右，94年占3％，943年即增至50％。酸、碱、水泥，原无官营，至943年，官营已占产量的7％—3％。面粉、火柴历史上原无官营，到943年，官营已占产量的25％—27《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54—547页。 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547—548页。 ％。棉纺织一向是民营最重要的行业，938年官营厂还只占纱布产值的3.5％，943年竟达5.％。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膨胀，注定了民族资本的衰败。 后方主要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概况.钢铁业。 七七事变前，民族资本钢铁厂寥寥无几，因需求增加和进口断绝，战时后方钢铁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后方有民营炼铁厂00家，集中在四川，942年有37家，资本5万元，工人5023人。炼钢厂5家，集中在重庆，有4家，资本85万元，工人89人。渝鑫钢铁厂是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联合企业，由上海大鑫厂迁渝，故称渝鑫钢铁厂，以制钢见长。938年民营厂生产生铁近5万吨、钢约700吨。到94年钢增至900吨，942年生铁增至7万多吨。这几年官营钢铁业也迅速发展，942年生产生铁2.4万多吨，钢240年之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民营厂受严重打击，944年生铁下跌至.8万吨，钢产量尚能维持原水平。 2.机器业。 机器制造是后方发展最快的民营工业。944年后方有民营机器厂95家，资本折战前币值3240万元，工人3.34万余人，有车床、刨床、铣床等工具机3423台，已超过战前全国（不包括东北）之规模。在939年以前，以承制军事订货为主，此后大厂主要制作动力机、工具机、作业机等，小厂承制零配件或翻砂、冷作。 四川有民营机器厂470余家，内400余家集中在重庆，有各式机床2400台。湖南有民营机器厂200余家，内90家集中于衡阳。广西有民营机器厂近00家，内88家集中在桂林。陕西的民营机器厂集中在西安，有78家。后方民营机器业生产的衰退较其他工业要迟，但幅度更大。944年产值猛跌/4，许多机器厂歇业倒闭。 3.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后方民营工业中最大的工业，有353个厂，资本额.27亿元，折战前币值.08亿元，工人.453万人，这是因为它包括了制药、橡胶、水泥、火柴、染料、窑业、日化、炼油、酒精等众多行业。但基本化工即酸碱工业为数有限。战时后方，除原有陕西集成三酸厂、四川彭县碱厂外，另有0余家酸碱厂兴起，但都规模很小，半手工生产。惟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迁设重庆及宜宾，有电解槽00余具，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电解法产品纯良，为后方工业增添光彩。范旭东经营的久大、永利沦陷后，久大在四川自贡设精盐厂、电厂、机修厂等。永利在四川犍为设碱厂和侯氏制碱法试验厂等。酸、碱生产以民营为主，且产量增长较快。酸938年产量为272吨，944年为93吨，增加3倍多。碱938年产量为520吨，944年为0吨，增长近倍。 4.棉纺织业。 后方原有纱厂4家，仅西安大华厂较大，余均小厂。后方棉纺织业的兴起，主要靠内迁厂，内迁纱锭约5.7万枚，占后方民营纱锭总数的0％。后方纱厂数无确切统计，《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统计，944年后方有民营纺织厂880家，资本额5.亿元，折战前币值5890万元，工人近8万人。942年后方民营纱厂有纱锭万枚，布机925台，这个数字不包寰宇求生录最新章节括民营小型厂。后方民营纱厂无不盈利。942年政府加强统制后，停止发展。 5.面粉工业。 后方原有民营面粉厂家，资本22万元，钢磨35台，日产能力9240包。战时新设厂8家，日产能力.4万包。官商合办厂5家，钢磨20台，日产能力3420包。小型面粉厂4家，日产能力737包。据统计，942年面粉产量488万包，内民营厂产量为444万包，是抗战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抗战初期各厂利润优厚。940年5月，政府实行面粉统配，核定粉价；94年7月，实行面粉统购统销；942年7月改为委托加工。因原料不足，加工量递减，加上加工费又偏低，各面粉厂陷于困境. 航运业。 七七事变后，中国轮船遭重大损失。937年有轮船02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5.489万吨，民营.3795万吨，到94年只存下轮船30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2.273万吨，民营2.3827万吨。后方轮船业以民营为主，但战时民营轮船吨位减少。不过，就轮船业的经营说，不能只看轮船吨位的增减。战时后方疏浚嘉陵江、金沙江、綦江等水道，轮船航线有所增长。后方客运繁忙，轮船的客运量一直是增长的。民营航运业在担负军公运输和抢运内迁工厂设备、物资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最突出的是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实业公司。战前民生已收买、合并了39只川江上的中外轮船，共有轮船万余吨，垄断了川江航运。战争开始后，它紧急运输川军出川作战，在武汉撤退中，又以低价承办军公运输和抢运迁川工厂的物资，并损失轮船0余只，伤亡近百人。939年，民生共有轮船37只、3.万吨，占到后方民营吨位的90％。以后，民生的船只减少，但在其他方面仍有发展。943年民生再增资为8000万元。民生公司的成功，与卢作孚的政治眼光、企业家胆略和他的一套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7.商业。 七七事变前，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9省，约有人口.5亿，战时迁入后方约有70万人，兵员00多万，非农业人口的剧增，国际和国内新交通线的开辟，新工矿区的建设以及大小新城镇的兴起等等，都扩大了后方的市场。当时大后方兼有战争和建设的双重任务，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很多资金也集中到后方。后方各省地方政府原来的财政支出不会减少，中央政府迁重庆后财政支出则大部转入后方，942年约达245.亿元，折战前币值.28亿元。政府财政支出扩大了市场的需求，转化为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促进了战时后方商业的繁荣。除后方生产发展和需求增加外，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投机盛行、囤积居奇、黑市炒作也促成了商业的虚假繁荣，或称为商业的畸形发展，大大小小的发国难财者，比比皆是。战时后方商业活动无系统资料，因战时金融业、工业乃至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也都参与商品买卖和囤积，又有逾百亿元的游资在后方市场上兴风作浪，更无法入任何统计。重庆成为西南的商业中心，据统计942年有商业2.592万户，资本49535万元，占全部资本的72.7％。花纱布是战时管制最严的商品，也是投机最盛行的行业。凡是管制的物资和黄金、美钞、英镑都有黑市炒作，重庆也成了最大的投机市场。战时滇越、滇缅、中印各路以昆明为悠悠，昆明成了对外贸易中心。战时昆明有私营进出口商00余家。西安则成为西北一大商业中心。 8.银行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金融垄断资本膨胀，后方国家银行、省市银行、县银行纷纷设立。945年8月后方有国家行局7行，分支机构853处，合计80行、处；省市银行、县银行304行，分支机构27处，合计43行、处。商业银行有5行（内有0家总行不在后方），分支机构595处，合计70行商业银行中，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新华均有大量公股或国家银行投资，除中国实业银行战时扩大业务、投资中国兴业公司等外，其余并不活跃。上海商业、浙江兴业、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著名大银行，战时都将总行迁往后方。其中金城经营最积极，并投资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矿企业。战时后方发展最快的仍属川帮银行。战时币值混乱，私营银行的资本无正确统计。但有材料说明战时后方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的家数和分支机构都大大超过战前全国数，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数却较战前全国数（32家、分支机构54处）减少了。在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膨胀下，后方私营银行虽有发展，但很有限。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93年产业资本总额，关内与东北合计元，而关内是元，这里没有考虑币值变动的因素。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只有5.50亿元（按947—948年国统区93年币值），仅及93年关内和东北总额的5.％。这有资料上的原因，使战后资本估值偏低。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的衰退是肯定的。93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4.48亿元，连同东北的华人民营工业亿元，成为历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战争中，民营工业在后方有很大发展，资本约合战前币值3.58亿元，但已逊于官僚工业资本的3.85亿元了。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借接管敌伪工矿而进一步膨胀起来，工业资本达战前币值5.99亿元；而民族工业仅恢复到93年的78.％亿元。就整个产业资本说，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消失，在947—948年，民族资本在全部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93年的增为战后的24.％，但它同官僚资本相比，则由93年的50.7％比49.3％改变为战后的27.8％比72.7％（93年不计东北）了。 第四节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张，它通过美援、借款、投资和签订“中美商约”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948年美国资本已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4.％。大量美国商品和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据估计，国民政府所接收的敌伪资产约值战前法币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4亿元，国民党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同美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垄断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浴血奋战八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资本家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积极筹划恢复和重建自己的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在收复区的企业，大部被毁被占，损失严重；在后方的企业大都因陋就简，且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但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受到种种阻挠和打击，整个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 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发达。据统计，937—944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457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发生极大震动，直到9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0％—50％，多则跌价70％—80％。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50％—0％以上，油糖类跌幅在40％—50％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30％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70％，美钞价也跌了0％。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94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390家会员厂仅存00家，开工者只20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470余家，停工者达2/3；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200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80％。当时重庆有405家工厂，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94年7月，工厂停闭了2/3；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0％；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500家，到945年月初，停闭的已达0％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945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20.9％，其中机器类下降5％，钢铁类下降45.％，水泥下降44.7％，酸碱类下降4.％，日用品类下降8.％，燃料类下降4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万人，昆明约5万人，贵阳约4万人，成都约3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发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发挥其优势，必有可为，但国民党中枢无意于此。945年8月下旬，内迁工厂代表30余人群集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据称院长宋子文答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2对此，请愿者满腹抱怨，后又求见蒋介石，蒋担心事情闹大，勉强答应贷款38亿元。38亿元贷款分给300个厂家，每厂所得无几。等到各厂贷款到手时，法币币值又江河日下，各厂还得变卖资产，以了债务。 沿海城市工业的恢复抗战胜利之初，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物价也猛跌，市场不景气。但因后方大量法币涌至，抢购商品，上海物价在抗战胜利后第三个月即回涨，并因政府当局规定法币兑换中储券（伪币）的比率过高，中储券持有者转向囤购商品，市场出现虚假活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民族资本家曾要求政府以一部分敌伪产业作为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经济损失的补偿和战后重整企业的补贴。其中以棉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由他们接收敌伪纺织厂的事例最为典型。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尔仁于945年0月5日向宋子文提出《接受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建议不仅要求接收日本在华纱厂，还要求从日本国内拆迁400万至500万枚纱锭和一部分人造纤维厂设备至中国，分配给战争中受损失的各民营纱厂经营，以资补偿。但国民政府行政院于945年月27日通过决定，全部敌伪纺织厂由国营中国纺织建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辑第244—24页，引自《中国工业》第西园《抗战胜利内迁工厂陷入困境》，《工商经济史料丛刊》983年第2辑，第98—9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0年版，第400页。 设公司经营，两年后再归民营。已被各民营企业接办的日本纱厂，也只得忍痛让出，民族工业资本家大失所望。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称“没收的大批敌伪产业，原皆我国人民血汗，被敌攫取，转而向我榨取倾销，作经济侵略之资本。今我一旦获此，洵属可喜。但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2所谓“两年再归民营”是国民政府欺骗搪塞之词，棉纺织业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分享抗战胜利果实的活动，前后闹了两年，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厂也没有到手。在当时也有某些行业的民营资本家分得一杯残羹，使得少数沿海城市局部性的行业和企业，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现象。据统计，国民党统治区947年2月工厂登记有5048家，职工00万人，比战前厂数大增，但民营厂恐怕不会比战前增加。948年以后，国统区日益缩小，国统区的工业也全面衰退，已无统计发表。但此时发生北方资金南流现象，故上海一带设厂仍盛。到949年，大量资金外逃，上海的工业迅速衰败下来。据解放后953年的调查，949年全部私营工业（指4人以上的户，3人以下者划为个体户万家，职工4.3832万人，资产净值亿元（人民币），总资产8.28亿元（人民币）。据推算，949年0人以上私营工厂有.478万家，职工万人，资产净值4.05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5244万元，总产值4.35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854万元。这个调查数字大于947年底公布的工厂登记数，这可能是计算标准和方法不同的结果。但即使949年全国有民营厂近.5万家，职工近百万人，其资本额恐怕也达不到93年民营厂的水平。 战后农业的衰退战后农业生产逐年下降。与93年比，947年粮食产量减少7.％，油料作物减少24.％，棉花更减少了35.％；948、949年因受战争影响，情况就更坏了。这几年无特大自然灾害，农业反而衰退，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致。其中继续实行田赋征实和内战中的征发为害最甚；大量进口美国粮棉又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城乡贸易失衡。农民购买力的急速递减和粮棉等原材料的缺乏，不仅是战后民营工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政权终于崩溃的原因之一。 美货大量倾销压得民企透不过气来2《乐农自行纪事续编》，945年8月0日纪事。《申新系统企业史料》第编，第2期，第23页。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5页。 战后美货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把疮痍尚未愈复的民族资本压得透不过气来。据海关统计，94年美货已占中国进口贸易总额的53.9％，如加上美货走私贸易数字，其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94年中国进口总值合5090万美元，947年合4420万美元，948年合2030美元，三年合计29340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美货。美货倾销，不仅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量入超（94—948年三年入超7250万美元），而且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民族资本工业更是巨大的灾难。上海是美货倾销的主要基地，民族资本所受打击也最严重。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94年7月，上海有大小民营工厂349家，受美货倾销冲击，倒闭停工的竟达2597家，占7％。上海全市有200多家制药厂，在美国西药倾销下，94年先后倒闭了0家。全市有袜厂240余家，在美国尼龙丝袜冲击下，有72家被迫停工。上海有近百家奶牛牧场和乳品工厂，因竞争不过美国奶粉和乳制品，纷纷停工关场。上海的民营面粉厂本来就开工不足，94—948年的三年间，每年平均进口美国面粉444万余包，最多的947年竟达85万包，等于那年国产面粉总量的70％，严重威胁了民族面粉工业的生存。这个时期，美国水泥充斥上海市场，每袋（50公斤）只售.8美元，而刘鸿生经营的上海水泥厂所产水泥每袋成本要合到3美元，无法竞争，只得关门，改为堆放美国水泥的仓库。上海的大大小小马路上，到处是美国的罐头、巧克力、香烟、玻璃丝袜、火柴、手纸等等。当时整个民族工业绝大部分都遭受美货不同程度的打击，美货成了“美祸”。 官僚资本的垄断独占和敲诈勒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庞大的敌伪资产，仅工矿企业即达24个，估计价值达20亿美元，为官僚资本垄断工矿企业奠定了基础。资源委员会隶属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从945年的28个增加到947年的29个，并改组建立了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水产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和台湾糖业公司等。94、947年两年，官营厂矿产品价值，按美元计算，即比945年增加了20倍。当时官营厂矿在国统区所占比重如下煤炭80％、钢铁98％、石油和有色金属00％、电力78％、机械72％、水泥7％、纱锭0％、机制糖90％。再加上金融、交通运输、商业方面的垄断，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形成垄断独占局面以后，便利用手中的种种政治特权，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在资金、原料、能源、市场、价格等方面加强控制，使得民族资本走投无路。国民政府的官吏贪污，对民营企业横加干涉和限制，以至借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更成为民族资本家的沉重负担。 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祸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以致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赤字节节上升。94年的财政赤字已近4万亿元，947年上升为27万亿元，948年竟达900万亿元。这样庞大的财政赤字，依靠美援和官办企业收入作抵补，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得不大量印发钞票以资弥补，于是法币发行量便毫无限制地膨胀，945年底为039亿元，94年底增至372亿元，947年底又增至33885亿元，948年8月2日更增至394亿元，比945年底增加了42倍多。随着通货的无限制膨胀，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通货恶性膨胀和物价疯狂上涨，给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带来了两大祸害一是虚盈实亏；另一是投机盛行。948年8月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借机收刮民脂民膏，对民族资本更是致命的打击。 民营工业的全面衰退上述几点说明了战后民族资本所处的大环境，这也是导致民族资本衰败的诸种因素。考察战后民营工业发展状况，产量及产值比工厂数、职工数、资本额等更有意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择若干有产量记录的产品（也是主要产品），并仿考察战时后方工业生产的办法，用933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产值，制成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表（此表仅计至947年，948年的统计残缺，949年统计全无）。是表如下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93、94、947） 产值按933年不变价格估计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7页。 7华商总数内民营总数内民营民营947比93年（％） 电力产量（万度）产值（万元）7产量（万吨）产值（万元）57005.生铁产量（吨）997产值（万元产量（吨）483产值（万元）445钨钞产量（吨）404产值（万元）5.纯锑产量（吨）9产值（万元锭产量（吨）493产值（万元产量（吨）—070—产值（万元油产量（万加仑）—50—877—产值（万元）—380—58—（续表） 7华商总数内民营总数内民营民营947比93年（％） 洒精产量（万加仑）—2947产值（万元）—700酸产量（吨）85产值（万元产量（吨）35产值（万元泥产量（吨）48208产值（万元纱产量（万件）09产值（万元布产量（万匹）32产值（万元）0粉产量（万包）37产值（万元柴产量（箱）00产值（万元产量（吨）5754产值（万元）428.合计产值（万元）.民营占总产值营产值可比项计从表上可见，民营传统的最大工业棉纱业和面粉业都衰退了，947年棉纱产量只有93年的.2％，面粉产量比战前跌落一半。两者均受原料不足的影响，棉纱又受官营厂的排挤，面粉则又受美麦、美面的冲击。水泥和制碱947年产量也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分别为90.9％和80.4％。火柴产量刚刚超过战前水平，为04.2％。煤、铁947年产量比战前略增，分别为5.％和38.8％。电力发展比较正常，为88.7％。钨、锑、锡均凋落不堪，947年产量分别为战前的5.％、2.2％、9.5％。仅酸、棉布和纸增加较多。总的看，可比项目4种，民营产值94年尚未恢复战前水平，947年较战前微增.5％。除上述4项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又找了另外0项较大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8页。 民营工业，对947年产量作了估计，并与战前产量作了比较。2战前产量947年可能产量947年为战前的％毛纺织（万码织（万匹织（万打革（万张胶（万吨制盐（万担制糖油（万担）皂（万箱瓦表上可知，这些民营工业，947年的产量大部分仅为战前的70％。 砖瓦产量增加较多，是由于战后修建所需。毛纺织产量大增是因为战前和战后上海有大量小型毛纺织厂设立。估计947—948年，全部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2％，官僚资本占4.％，民族资本只占24.7％，说明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民族资本不会再有发展了. 棉纺业。 战后中国棉纺业除去了日本的竞争，并获得南洋市场，国内纱布需求增加，而美棉大量涌进，又抑低了棉价，因此纱厂利润累增，加以通货膨胀中，纱布成为投机筹码，竞相囤购，造成畸形繁荣。故一时纱厂纷纷复业，又有新厂开设，小厂更多。93年，全国（不包括东北、台湾）有纱厂4家，纱锭50万余枚，布机5.8万余台，内华厂90家，纱锭274.万余枚，布机2.55万余台。947年全国有纱厂259家，纱锭437.万余枚，布机5.37万余台。其中民营厂222家，纱锭近273万枚，布机近2.5万台。可见战后民营纱厂猛增，而纱锭数仅勉强恢复战前水平，布机仅及战前的84％，又运转率低，一般在70％上下，故棉纱产量947年仅及战前的年2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棉花统购，对民营各厂实行代纺代织，恢复了战时的花纱布管制，造成生产萎缩。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全面限价和限期收兑金银外币，民营厂遭疯狂搜刮，纷纷逃资国外，生产大坏。948年以后无统计资料。棉纺业有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申新集团各厂，947年底开工的纱锭共近53万枚，尚不足93年57万枚之数，开工布机327台，仅为战前5304台的.7％。棉纱产量大逊于战前。但盈余则不少，各厂均有外汇储备。申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招祸2此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8页。 亦大。94年4月荣德生被绑架，旋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破案”，索去赎金和破案报酬0余万美元。948年荣鸿元被捕，行贿约合50万美元后获释。永安集团到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余枚，尚不足93年25.万余枚之数，布机99台，略多于战前的542台。裕大华集团，93年有纱锭8550枚、布机324台，到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0.5万枚、布机38台。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948年的棉纱产量都是下降的，分别为93年产量的52％、4％、58％。 2.面粉业。 战后城市粮食供应不足，投机风中面粉成为囤积对象。除原有面粉厂复业外，新厂也应时而起。94—948年，国统区新设粉厂约3家，日产能力4.3万包。战时兴起的简易小型厂战后继续发展，新设有记录者达208家，日产能力2.8万包。948年面粉厂数和日产能力均较战前略增（93年8月有华商机器面粉厂52家，日产能力约45万包，年产量09万包；948年底，实存面粉厂73家，日产能力约48万包，年产量300万包）。但从产量上看，94年只有战前的70％强，之后逐年下降，到948年只有战前的/3。原因是抗战胜利之初，各大面粉厂代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小麦，获利丰厚。以后洋粉进口剧增，小麦进口剧减，国内小麦又连年减产，麦源日缺，加以运输阻滞，面粉厂开工率仅30％—40％。国民党政府对面粉的限价和配售政策，也限制了面粉厂的生产。 3.缫丝业。 缫丝业战前已不景气，战后更全面衰退。战时主要产丝区都沦于敌手，丝业元气大伤。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本中华蚕丝会社，设中国蚕丝公司，垄断丝价。层层管制使蚕丝业无法迅速恢复。出口和内销均大大缩小。947年生丝产量仅及战前的40％，而厂丝只有战前的2％。 4.火柴业。 抗战胜利后，火柴市场一时繁荣。94—949年新设民营火柴厂0家。新厂大多设备简陋，各厂多以栈单投机交易，实际产量并不比战前增加多少。947年后因氯酸钾等原料进口困难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948—949年上半年各地火柴厂纷纷倒闭，余下的也陷入停工半停工状态。 5.造纸业。 战时民营机器造纸业的生产能力损失52％。战后机器造纸业有所发展，产量倍增。按产量计，民营仍占90％以上。这主要是文化教育需求增加。947年后造纸业困难丛生，一是纸浆依赖进口，但又难于取得外汇配额，另一是美国纸张大量进口，对民营造纸业造成压力。手工造纸战后则兴衰互见.橡胶工业。 中国橡胶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橡胶厂的设备占全国半数，产品则占全国80％。战后上海橡胶工业曾一度繁荣，其他地方则处于勉强维持状态。抗战胜利前夕，上海有华商橡胶厂35个，战后又增设了7个，到949年共有0个厂，碾胶机497台。著名的大厂有大中华、正泰、义生等。上海947年产胶鞋000万双，汽车轮胎万条，都超过战前。但948年起因生胶来源缺乏等原因，产量下降，又受八一九币改的打击，元气大伤。广州、天津等地也都开工不足，产量有限。 7.酸碱工业。 范旭东办的水利和吴蕴初办的天原、天利为中国基本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硫酸产量80％—90％仍靠民营，内以永利的南京硫酸铔厂为主，但因抗战时期损坏严重，复产后产量不及原设计一半。94年民营厂产硫酸98吨，947年产.3万吨，948年产.5万吨。战后硝酸恢复生产者仅上海天利和几家小厂，94年产硝酸2294吨，947年2272吨。盐酸94年产2233吨，947年产4453吨。三酸合计年产尚不足2万吨。制碱战后民营虽仍占90％，但产量大不如战前，永利塘沽厂虽复工，但未能恢复战前的产量。947年民营厂共产碱5735吨，只及战前的80％。8.水泥工业。 战后水泥工业全面衰落，主要原因是美国水泥价低，大量倾销中国。全国民营最大的启新洋灰公司，年产能力30万吨，947年仅恢复到万吨，948年更跌至3万吨，并被征军用。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年产能力0万吨，947年仅产2.4万吨，并陷于财政困难，一度闭厂。据统计，947年民营厂产量仅占全部产量的43.％，而民营厂产量仅为其设备生产能力的43.％。 9.煤矿业。 战后煤矿业全面衰退。947年产量仅及战前93年的一半，只有942年最高产量的/3，是年各地均感煤荒。947年民营矿产煤420万吨，是战前93年民营煤矿产量的5.％，948年后无统计资料。 对战后的商业我们可以用“虚假繁荣”一词来概括。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计，93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约为8.07亿元，其中农产品占44.8％，手工业品占2.％，近代工业和矿冶业产品占9.8％，进口商品占9.3％。战后情况，因资料残缺难作详细比较，但总的估计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是减少的，近代工业有增有减，矿冶业减产最甚，大约只有战前的一半，战后唯一增加的是进口商品。总的说947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战前是减少了。948年以后，解放区迅速扩大，国统区市场更加缩小。但是，战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却出现市场活跃、商户骤增、交易频繁的现象，这是一种虚假繁荣，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投机活跃所引起的虚假购买力造成的。大体上南方城市商业相对发达，北方城市尚未恢复到战前商贸水平，而城乡间贸易较之战前大都是衰落了。 战后的金融业和商业一样，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战后私营银行、钱庄数比战后增加了近0倍，但它的资力却大大削弱了。私营银钱业的资力主要靠存款。94年，私营银钱业的存款折战前币值，还不到战前93年的5％，到948年八一九币改前夕，只有战前的0.5％了。而投机资本十分活跃。投机买卖的对象，主要是黄金、外币、棉纱布、粮食面粉、百货以及房地产等。935年国民政府完成金融垄断后，93年民族资本只占全国金融业资本总额的2.5％（不包括东北）。抗战胜利后，在947—948年更只占5.2％。国家金融垄断资本扼杀了民营金融业。 民族资本代表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个有机体系，而我们只能主要考察民族工业资本，没有论及资本主义手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非民族资本的全貌。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历程是坎坷的，它产生后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官僚资本的排挤，未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流；但它在历史上，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比较广泛地引进和推广了新的生产力，发展了新的生产关系，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第七章新民主主义经济第一节新民主主义经济——崭新的经济形式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它既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既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有各种形式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社会经济形态。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同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相连。它不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内部自然孕育出的新经济形式，而是中国通过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新的工农政权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崭新经济形式。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演变、革命进程考察，束缚着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势必被打破，而清政府“自救”、“自强”式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变法改良运动及革命运动，都未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时势的演进，中国被推上历史舞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由中国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但是，在经济极其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到来，又必然要有一个过程。经济落后的国情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几个阶级共同参加革命的客观现实，决定了革命进程中和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都不可能完全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有一个过渡形式的经济形态，这便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从这一点上考察，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 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革命根据地。它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对立物，尽管诞生之初比较弱小，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之后，人努力认识和把握它的运行规律，不断完善经济政策，健全运行机制，使之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革命的胜利，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在中国大地，殖民地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不同地区内同时并存，但唯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彻底打破束缚中国发展进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也唯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大大解放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为锻炼培养了大批管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人才，使人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摸索、认识到一些切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规律，这对后来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第二节中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纲领和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规定或设想的经济形态，也不是中国事先设计好模式、然后在根据地照“本本”执行的经济形式，而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面对革命根据地所处的客观环境和社会土壤，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建立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人对它的认识、分析也日益深入，并从而规定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策。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结构中国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933年4月，领导人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指出“苏区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同样的，在工业方面，小手工业的生产者占着主要的地位，私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比较不重要。小生产者私人的集体的合作经济，正在向前发展中间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苏维埃的国营企业，则还限制于苏维埃政府必要的军事工业、造币厂与印刷厂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可以说还没有。”张闻天在这里已初步讲明根据地经济将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所构成。934年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讲到根据地的经济构成问题。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保留了封建主义经济成分，但封建经济实际上是在不断被削弱。940年9月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指出，边区有四种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指“国营经济”，因为在报告中曾提出新的国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新式的《张闻天文集》第卷，第340页。 《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33页。 国家资本主义。2他所说的“半自给经济”，当然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也包括农村中的其他经济成分。945年4月24日，在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主张抗战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里对新中国经济结构的构想，同934年二次全苏大会上的提法相同，但有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和解放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新的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解放区呈现出来，这为人进一步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提供了条件。947年2月25日，在中央于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其中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2948年9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是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又说“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3同月5日，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出“东北经济基本上是由以下六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这里苏联国家企业都用“秋林公司”名称）。”《提纲》还具体分析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内容、性质、作用及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中央对这份《提纲》极为重视，作了认真修改，修改后关于经济结构的表述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2这一基本思想不久为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在七届2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893—949）中卷，第20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058页。 2《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255—25页。 3《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993年版，第—闻天文集》第4卷，第7页。 2《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29页。 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这不仅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五种经济成分，还提纲挈领地分析了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被七届二中全会接受，被写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新民主主义经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经济？人有过认真思考和探讨。张闻天942年在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做调查后写过《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提出“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他还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944年3月在一次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也把新民主主义称作新资本主义，他说我们现在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 1030[6] 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后，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采纳中国的主张，规定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调剂”的政策，使它们“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样的经济方针和政策，有利于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使中国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99年版，第25页。 2参见《朱德选集》，第22—227页。 第三节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壮大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经历了产生、发展、壮大、全面胜利以及最后终结等几个阶段。为了与本书内容协调一致，这里只对新中国成立之前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进程及基本情况作一概要性的阐述。 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变革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在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根据革命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和主要任务的变化，采取符合革命斗争实际和要求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分配地主土地，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改革，这都是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体现，并且是根据地经济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基础。但因本书另有专章论述土地问题，所以这里有关改革土地制度的内容从略。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从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到937年初正式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一阶段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的时期。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敌人分割包围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新型的财政金融，支援革命战争，保障革命军队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发展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物资交流；恢复和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加强苏区的物质基础。革命根据地经济，是一种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多种成分的新型经济，但主要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很少. 农业。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初，就很重视农业生产。没收分配土地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较大提高。但是，革命根据地处在落后的农村，耕作技术落后，而且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战事频繁，青壮年农民纷纷参军参战，农业劳动力不足，耕牛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各根据地先后实行劳动互助的办法，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提倡耕牛互助，还利用没收地主的耕牛和富农多余的耕牛设立“公共犁牛站”或“牲畜农具经理处”等，以租借方式，解决农民耕牛不足的问题。 93年秋到934年0月，苏区加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在93年“一苏大”之后广泛开展起来，934年月“二苏大”后，掀起又一个新。如江西的兴国县，934年2月有劳动互助社38个，社员55人；到4月发展到20个社，社员达228人。犁牛合作社也有较大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坚持阶级原则（地主、富农、资本家不准加入），坚持自愿互利原则，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进行分散经营，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个人所有。同时，苏区党和政府还采取了一些促进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开垦荒田荒地；兴修农田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精耕细作；开办农事试验场、研究会，推广先进技术。在工作方法上，广泛发动群众，发动农村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组织生产竞赛，表彰先进，开展“生产运动”；提倡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实行武装保卫耕种收获。 经过苏区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辛勤劳动，苏区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粮食产量933年与932年相比，中央苏区增长了5％，闽浙赣苏区增长了20％，湘赣苏区增长了20％以上。933年，川陕苏区也“收成良好”，湘鄂赣苏区粮食“收获更加丰盛”。934年，中央苏区在敌人加紧“围剿”和严重干旱造成的农业生产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仍比933年增长0％左右。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使得中央苏区农业“丰产”并未能“丰收”，大部分地区只收获了早稻，糯稻和二季晚稻基本未来得及收获，即便收获了一些，也多被“还乡团”抢去了。 2.工业。农村革命根据地几乎没有现代工业。根据地开创之初，为了战争的需要，兴办了一些小型军需工业，主要是兵工厂、被服厂，有的根据地还建立了造纸厂、印刷厂和织布厂（只能织毛巾和袜子）。这些工厂属于公办“国营性质”，主要是供给红军。兵工厂仅能修理枪械和制造梭镖、大刀、土枪之类的武器。 随着苏区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苏区为生存计，开始重视民用工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许多根据地实行保护私人工商业的政策，根据地内本就不多的资本企业开始恢复生产。如赣西南的一些煤矿恢复了生产，闽西几县纸的生产已恢复到革命前的七成。有些苏区，开始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推动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各苏区军需工业有了明显发展。一些兵工厂已经可以制造弹药、枪支，有的还能生产迫击炮。 国营工业（属苏维埃政权所有由苏区政府经营的工矿企业）方面，中央根据地主要有中央兵工厂、中央印刷厂、中央被服厂、中央钨矿公司、中华樟脑厂、中华织布厂、中华造纸业公司、通讯材料厂、卫生材料厂、交通材料厂、粮秣厂、套鞋厂、造币厂等。到934年3月，国营工厂发展到32个，有工人2000多人。闽浙赣根据地除兵工厂外，民用工厂规模较大的有织袜厂、纺织厂、造纸厂，在“二苏大”报告中赞扬这些工厂“收到了成效”。川陕根据地经济建设起步较晚，但国营工业发展快，建有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铜元厂、印刷厂、造纸厂、织布厂、化工厂、铁厂、造船厂、碗厂、煤矿、盐井、斗笠厂、弹花厂等。其他根据地也建有数量不等的各类国营工业。 苏区国营工厂在“一苏大”之前实行军事供给制，政委决定一切厂务。 “一苏大”之后逐步改革管理体制，932年初，改供给制为工资制。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设立国家企业管理局，随后红军总供给部设立军事工业局，加强对国营民用工厂和军工企业的领导。但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国营工厂管理混乱，贪污浪费现象严重。年底，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934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中央组织局制定了《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确定国营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并对管理、党务、财务、奖励等作出具体规定，大大改善了国营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国营工厂厂际之间，部门、班组、工人之间，开展各种形式的生产竞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一苏大”之后有较大发展，中央苏区在933年8月经济建设会议之后更出现发展。中央苏区7县933年8月之前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7个，社员927人，股金2935元，到934年2月，发展到7个社，社员327人，股金58552元。其他苏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大小不一，涉及到民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之后，合作社内部实行民主管理，促进了苏区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苏区政府颁行的有关条例规定的盈利积累留成比例过大，达50—70％，社员分红比重小，不利于充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苏区城镇，有少量私营工商业，同时苏区政府也把手工业作坊当作私营工业。苏区政府对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明显带有“左”的倾向。虽然也主张保护私营工商业并允许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但又执行过“左”的劳动政策。“一苏大”通过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法》，即反映了这一特点。在这种政策之下，资本家（包括小业主）负担不起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又不允许解雇工人，维持经营无利可图，常常亏本，而且担心引来杀身之祸，因此纷纷歇业逃避。私营工商业不但没有得到保护和发展，反而受到打击和破坏。933年上半年开始，张闻天、陈云等对过“左”的劳动政策提出批评，指出必须“对资本家实行让步”，“使他们有利可图”2，才能真正使私营工商业得到复苏，以利于苏区经济发展。临时中央政府933年0月颁布新劳动法，纠正“一苏大”劳动法的一些“左”倾错误。但这时私营工业几乎已经绝迹，实在无从恢复发展了。 苏区工业因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而得到恢复发展，这对苏区缓解工业品奇缺，提供起码的军需民用工业品（主要是手工业产品）起了积极作用。尤其在发动群众煮盐解决民用食盐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3.商业贸易。除了恢复发展生产之外，商业贸易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重要途径。井冈山根据地率先采取保护私营商业，利用、改造、建立农村商品交换场所——墟场，设立公营商店和公卖处，开展对白区的贸易，促进商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斗争》第4期、0期，933年月5日、5月日。 2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斗争》第4期、0期，933年月5日、5月日。 业贸易活动。后各根据地也都相继采取措施，开展商业贸易活动，以缓解苏区工业品奇缺、工农产品剪刀差加大的困难局面。主要措施有组织消费合作社、成立粮食调剂局、开展对白区的贸易、保护和鼓励私营商业。 “对外贸易”方面，苏区建有负责对外贸易的机构。临时中央政府933年4月设立对外贸易局，管理“赤”“白”区贸易。苏区与白区接壤地区设有采办处，负责从白区采购物资。这类机构属于国营商业性质，其他国营商业机构也兼做进出口贸易业务。同时，鼓励苏区商人、合作社组织及广大群众到白区或在边沿地区与白区商人做生意，而且允许并保护白区商人到苏区做买卖。苏区实行的是有条件的进出口贸易自由，即保证进出口贸易自由和进行监督管理相结合的政策。重要物资（如粮食）和现金的出口实行控制，“过剩”物品的出口和急需物品的进口免税，一般物品进出口按苏区规定的税则一次性纳税，离开苏区到白区经商者颁发出境护照。 苏区的国营商业，除专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的采办处等机构外，还有公卖处，公营的商店、药店、饭店、粮食调剂局及商业公司。在中央苏区，粮食调剂局遍设机构，中央设总局，省设局，县设分局，区和重要墟场设支局，任务是通过购、销、调、存粮食，打击奸商，平抑粮价，保证军需民食，并有计划地组织出口，以换回苏区急需物品。这方面工作成绩显著，如933年春荒季节，总局售粮价格比市价低0％，分局售粮价格比市价低30％。秋季购粮价格又有相当提高，避免了“谷贱伤农”。国营的中央钨砂公司，组织钨砂生产的同时，并收购钨砂，组织钨砂的出口贸易。中华商业公司建立于934年月，属公私合营性质，采购各种货物，供应苏区市场。其他苏区也有一些国营商业，但国营商业在苏区商业中仍不占优势。 苏区合作社商业，主要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在“一苏大”之后有较快发展。消费合作社，政府免征所得税，享有贷款和承售没收财产的优先权，在运输经营方面政府给予帮助和保护。消费合作社以合理的价格向农民销售工业品和收购农副产品，社员可以优先、廉价购买商品。粮食合作社实际是群众集资兴办的粮食调剂局，调剂办法与公营调剂局相似。中央苏区934年2月有消费合作社40个，社员人，股金元；粮食合作社07个，社员人，股金元。临时中央政府和闽、赣两省及7个县建有消费合作总社。营业情况也不断发展，如兴国县934年头两个月消费合作社营业额达2.2万元。 苏区私营商业和私营工业情况相同，尽管苏区政府规定“保证商业自由”，保护私营工商业，但过“左”的劳动政策及“左”倾错误的没收、税收政策，打击和破坏了私营商业。从932年开始，在私营商业中的“左”倾错误政策有所纠正，但苏区内私营商业已所剩无几，只有小商小贩经营的私营商业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4.财政金融。土地革命初期，根据地的财政来源，主要取之于敌人，一是战争缴获，二是打土豪筹款。同时也开始征收商业税、土地税，还有红军公田收入、群众捐献及公营工商业的收入。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红军的供给，少量用于苏维埃政府的费用支出。 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苏区财政支出增加。为广开财源，保障日益发展的革命战争的供给，“一苏大”之后苏区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整理税收。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常规税收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并规定了各种税的税率。第二，继续打土豪筹款。932年月苏区中央局曾决定主力红军集中用于决战，攻夺中心城市，废止分散筹款办法，只有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到白区和在新发展区域打土豪筹款。但由于单靠地方游击队筹款困难，苏区群众负担能力有限，933年月又恢复了主力红军筹款的任务。第三，强制性地向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如瑞金县，933年月之后5个月中，地主罚款2000元，富农捐款8000元，两项合计占该县932年全年农业税收0万元的44％。第四，大力发展国营工商业，以增加收入。第五，发行公债。中央苏区932年月、0月先后发行两次战争公债，分别为0万元和20万元；933年8月开始发行建设公债350多万元，到934年3月完成推销任务。第六，向群众借粮并动员捐献。中央苏区933年3月、934年月和7月，先后向群众借谷20万担、0万担和0万担。并发动群众捐献和退还公债票、借谷票活动，933年4—9月，赣南、闽西、湘赣、闽浙赣等苏区群众捐献50多万元，退还第二期战争公债票90多万元。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还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收集粮食运动，以多种形式共收集粮食74万多担。 在采取以上措施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苏区政府还大张旗鼓地开展节约运动，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节约开支达到了最大限度。 为了加强财政的统一管理，临时中央政府93年月27日设立财政部，以邓子恢为部长。2月颁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规定统一管理一切税收和一切财政收支，并建立预决算制度，统一帐簿和记帐单位。此后还建立了国库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当时中央把一切收支统管起来，统得过多过死，会计制度规定得也十分繁琐，过于强调“正规化”，这些与战争环境并不相适宜。 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后，就着手建立新的金融机构。闽西上杭县蛟洋区农会于927年冬率先成立农民银行，海陆丰根据地928年2月建立劳动银行，湘南耒阳县工农兵政府928年春率先发行纸币“劳动券”，井冈山根据地创立了造币厂，铸造“工字银元”。929年后，各根据地的银行相继创建，主要有东固平民银行（929年8月）、赣西南银行（930年上半年）、闽西工农银行（930年9月）、江西省工农银行（930年月）、鄂西农民银行（930年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93年5月）、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930年0月）。有些根据地还普遍发展信用合作社，招股募集资本金，开展贷款业务，有的并发行纸币。苏区银行建立后，禁止旧的金融机构和信用合作社发行货币，由银行垄断各所在根据地的货币发行。930年下半年和93年，几家主要银行纸币发行量如下赣西南银行2万元，闽西工农银行3万元，江西省工农银行00万元，鄂西农民银行50万元，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万元（只限一元票，一元以下纸币不在内），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万元。为维护纸币信用，苏区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作准储备基金，广泛宣传苏区银行纸币，纸币可随时兑换现金，打击扰乱金融的破坏活动，有些苏区允许以纸币纳税。发行纸币的同时，苏区还铸造发行银元。对待旧有纸币，有些根据地曾把旧纸币加盖革命政府印章继续流通，待苏区银行发行纸币后，再禁止旧纸币流通，并用新币兑换旧币以到白区购买物资。个别苏区允许旧币折价使用。苏区银行也办理少量储蓄、信贷业务。苏区限制现金出口，“边贸”鼓励以货易货。 932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国家银行，各省相继成立分行。银行资金一部分由苏维埃政府拨款，一部分从群众中招股集资，因此具有公私合营性质。银行实行民主管理，定期向股东报告工作，接受股东监督，并按股分红。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在中央苏区内流通，在此之前发行的纸币或立即收回，或陆续收回，停止使用。中央苏区之外的苏区，大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xx省分行”的名义发行纸币（川陕苏区例外，仍以省苏工农银行名义发行纸币）。国家银行发行纸币之初，系根据拥有的基金决定发行量，保证纸币随时兑现，因此币值稳定。后来，尤其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单纯以财政需要定发行量，纸币越发越多，而且地区越来越狭小，纸币无法兑现，信用几乎完全丧失。 国家银行及其分支行，按临时中央政府《国库暂行条例》规定，自933年月日开始，正式代理国库总金库及其分支金库。还积极开展存放款等多种形式的信贷业务。苏区政府还大力扶持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发挥信用合作社的作用，让信用合作社放手开展存款、放款、贴现、代理公债票发行还本等业务，以使其成为苏区银行的有力助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加快了由土地革命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的转变，经济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工商业政策方面，实行真正的贸易自由和投资开放政策。取消一切捐税，并在现金管理和银行贷款方面给予私人工商业以。财政金融政策，也作了相应改变。财政来源有三，即战争缴获的资财和没收汉奸卖国贼及地主的财产；爱国民众的捐助；国营企业的收入。对汉奸，实行没收全部财产的办法。对地主，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之初仍采用打土豪筹款的办法，后来逐渐改为募捐抗日基金和粮食的办法。对富农和工商业资本家，禁止没收、征发和罚款，免除税收，只收募捐一项。对广大群众，完全免除税收，只收完全自愿情况下的爱国捐助，实行借粮、买粮。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供给，积累抗日基金；抽出一部分用于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和救济贫苦群众。金融方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935年月便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原陕北苏区陕甘晋银行并入西北银行。西北银行发行纸币，代理中央金库，进行现金管理，开展货币斗争，办理存贷款业务。允许民间借贷，实行减息又交息的政策。937年月，陕甘宁边区统一使用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西北银行停止发行纸币，并开始回收“苏票”。 政策的转变，带来陕甘宁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为抗战时期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作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已经走向成熟，对中国国情有了正确和较为深刻的认识，革命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到9块。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尤其陕甘宁边区，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同心同德，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好根据地而努力奋斗。所有这些，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日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以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严重威胁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解放区要想生存下来，要想巩固和发展，不仅需要开展英勇顽强的军事斗争，还需要加强各项经济建设。正是在这种客观上既需要又具备了条件、主观上极尽努力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大生产运动。抗日民主根据地地处穷乡僻壤，经济基础本来就极为落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之后，尤其94年和942年，日军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残酷“扫荡”，并在“扫荡”中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国民党当局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并不断地制造“磨擦”事件，还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对一些与国统区有接壤的根据地，也实行封锁政策。再加上华北地区连年自然灾害，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极其困难。解放区军民要想不被饿死，必须大力开展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努力进行生产自救。 中国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发展生产。在生产和供给方面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使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所发展；在调整阶级关系方面实行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充分利用人力方面把党政军民方方面面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大张旗鼓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解放区大生产运动，是动员部队、机关、学校及全体老百姓，开展以农业为主包括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商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生产运动。边区部队、机关、学校通过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养猪羊，自造日用必需品，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生活自给或大部、部分自给。边区人民群众，组织各种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增加产量，支援抗战。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最早，成绩也最为显著。从939年开始，经过几年努力，粮食生产达到自给有余，棉花产量满足了2/3需求，工业品大部可以自给。边区军民依靠“自己动手”，实现了“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都曾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涌现出八路军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变荒凉之地为“陕北江南”等许许多多先进典型。其他各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在943、944、945年形成。大生产运动直接推动了解放区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使解放区渡过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 2.农业。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广泛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的开展和大生产运动的发动，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抗日民主政府还把开展劳动互助作为推动生产运动的重要措施。943年后，解放区兴起劳动互助热潮，944、945年间，解放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平均约占全体劳动力的20％左右。劳动互助有利于调动人力、物力。此外，各解放区还采取了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政府扶助农业（尤其注重发放农业贷款）等有力措施，军队、机关、学校也直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来。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的发展，表现在第一，耕地面积扩大。如陕甘宁边区，抗战前耕地面积843万多亩，944年4万亩，94年达00万亩。晋察冀边区抗战期间扩大耕地82万多亩。第二，粮食产量大大增加。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逐年增长，93年03万石，937年0万石，938年30万石，939年75万石，943年84万石，944年以后每年都在200万石以上。其他解放区粮食产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就连晋冀鲁豫边区太行一分区这个原本“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地区，年人均收入折米94年2.9石，94石，到94年大部分人家做到“耕三余一”了。第三，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棉花自给率提高。陕甘宁边区抗战前已停止植棉，边区政府大力提倡植棉，944年植棉3.5万余亩，945年植棉35万亩，棉花自给率943年达50％，944年达2/3。晋冀鲁豫边区94年植棉850万亩，棉花产量达2500万公斤，保证了全区棉、布自给。第四，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陕甘宁边区抗战前有牛驴0万余头，羊40至50万只，到945年牛驴达40多万头，羊近200万只。晋察冀边区抗战后期除了牛驴马羊存栏头（匹、只）数有较大增长外，大部分地区做到“一人一鸡，一家一猪”。第五，林业也有所发展。如晋察冀边区阜平县94年造果木林900亩，防水林350亩，木材林225亩。新乐县940年人均植树0株以上。第六，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以陕甘宁边区清涧幸家沟村的调查为例，全村2户，94年收获的粮食除去消费和负担外盈余年盈余8.8石，户均3石多。 3.工业。解放区发展工业生产的主要措施有注重发展公营企业；奖励私人企业，调节劳资关系；税收上对工业品给予优惠，实行减税或免税；贸易上对工业生产进行扶助，公营贸易部门供应工业原料，收购推销工业产品；奖励生产技术革新，优待生产技术人员；大力鼓励发展民间手工业。通过这些措施，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 陕甘宁边区工业生产的发展，成绩最为显著。938年以前，边区仅有一些小手工作坊和盐池、炭窑等和几个小规模公营军需、印刷工厂，全部职工只有270人左右，连家庭纺织业也极其少有，日用消费品几乎全靠输入。938年开始抓工业生产，出现兴办公营企业的热潮。94年有公营工厂97个，职工7000人左右，经过整顿后巩固下来的工厂2个，943年又发展到82个。公营工业除军事工业外，以轻工业为主，主要是棉毛纺织、造纸、面粉、陶瓷、化学、机械修造、石油等工业。边区政府还提倡扶持发展合作社工业，到945年7月，各种工业、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253个，社员2920人，股金45000万元，月产值达43750万元。由于切实执行保护私人工商业政策，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有较大发展，如私营纺织厂，943年有50家，产布2000大匹。私营手工作坊5家，工人2047人。边区政府还大力推动家庭手工业尤其是家庭纺织业的发展，从械具、资金、技术、供销等各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942年全区有纺妇75000人，纺车8000架，织工3000人，织机2000架，纺纱47852公斤，织布3334大匹，占边区棉布总产量的半数以上。到945年7月，已有纺妇5万人以上，织妇四五万人，织机二三万架。由于各种形式的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对边区保障供给和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起了巨大作用。944年，布匹已能自给全边区需要的三分之一以上，纸张自给一半，石油、肥皂自给有余，火柴全部自给，工农业生产所需工具大部分已能自造。 其他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业、手工业生产也取得很大进展。晋察冀边区，944年军事工业月产捷克式马步枪00支，掷弹筒5个，枪榴弹筒223个，快枪220支，各类炸药000多公斤，手榴弹万枚，自造复装子弹8万多发。农村手工纺织生产普遍开展，其中冀中地区945年有织机近9万架，年产布907万多匹，除本地区自给外，外销457万匹。晋冀鲁豫边区手工纺织业组织生产合作成绩突出，如冀南区，94年妇女土布生产合作社发展到300多个。全边区制油、熬盐、纺织等业发展最快，产品除自给外，还行销外地。文具、纸张、肥皂等也能自给。山东解放区945年春统计，有纺车50万架，织机8万架，平均每30人一架纺车，200人一张织机。944年生产土布40万大匹，945年生产土布80多万大匹。大部分地区纺织品全部自给。晋绥边区940年生产土布900匹，942年7550匹，943年22000匹，945年达5400匹；945年年产生铁公斤，熟铁2.5万公斤。4.商业。解放区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在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同时，保护正当的私营商业；对外实行管制贸易，在政府贸易部门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用税收和行政手段对出入口货物加以控制，禁止奢侈品，非必需品的输入与内部必需品的输出，奖励必需品的输入与内部多余物品的输出。公营商业有较大发展。如陕甘宁边区，到945年，边区贸易公司下设南昌公司、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及光华商店、陇东联合商店等许多公司和较大的商店，其中南昌公司有2个分公司、盐业公司有23个骡马店，土产公司资本额达2亿元，职工300多人。延安光华商店94年资本额达0万元，营业总额893万多元，盈利4万多元。此外机关、部队还开设许多公营商店，延安942年有公营商店42家，944年发展到7家。再如晋察冀北岳区，942年有公营商店24家，资本额93万多元。 合作社商业发展很快。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从937年到94年，消费合作社由30个增加到55个，社员由5787人增加到4028人，股金由55525元增加到9307元，销货额由289元增加到元，红利由4800元增加到02万元，公积金由3500元增加到7.3万元。942年后纠正政府“包办”合作事业的弊病，兴办合作社，实行“民办公助”的方针，合作社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944年全边区共有消费合作社399个。解放区私营商业也获得一定发展，如延安，私营商店938年90家，939年49家，940年320家，943年473家。此外还有集市贸易的发展。 对外贸易既着眼于解放区军民必须物资的禁出和吸入，又注意争取出入口平衡，以公营贸易部门及政府对外贸易机关为龙头和控管机构，协调各种形式的商贸部门和个人，有组织、有领导、有控制、有管理地开展进出口贸易。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每年组织30万驮左右的食盐外销，还外销大量的土产如皮毛、清油、药材等，换回必需品，逐步改变了贸易入超的局面，944年出入口贸易已接近平衡。 5.财政。解放区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采取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做到取之合理，用之得当，开源节流并重。抗日民主根据地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建立新税制。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多数地区称作“救国公粮”，以土地产量累进征税，并规定了免征点。有的地区征收救国公粮的同时，保留了田赋制度，按占有土地的面积加征土地税，如陕甘宁、晋察冀、山东根据地。除农业税外，还征收出入口货物税、烟酒税、工商业营业税等。 94、942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先后颁布实施了“统一累进税条例”。943年，陕甘宁边区拟定了“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条例”，并在部分地区试行。其他边区也先后改进税制，实行与统一累进税相一致的税法。农业统一累进税征收土地财产税与农业收入税，采用累进税制，规定有免征点和最高累进率。新开垦的荒地一定年限内免征财产税，难民垦荒免征一定年限的收入税。晋察冀等边区实行的“统一累进税条例”包括工商业税。未公开颁布“条例”的解放区征收工商业税也采用累进税制。解放区的工商业税，税率一般较低，占总收入的％至5％。而且以奖励生产为原则，对工业投资、水利投资、合作社股金等只征收益税，不征财产税，对一些急需发展的工业免税；家庭副业免税；工业税低于商业税。进出口贸易税更以保护边区生产为原则，急需物资的进口和“多余”物资的出口或免税或低税，提高限控物资的进出口税率，用以调控进出口货物贸易。如陕甘宁边区，自己还不能炼铁时，铁的进口免税，944年可以炼铁以后，为保护炼铁业，立即将铁的进口税率提高到50％。 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支出强调“用之得当”，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之于抗日军费和边区事业。如晋察冀边区，财政支出中军费占80％，政费只占20％。陕甘宁边区财政开支中，“保卫边区的军费占第一位，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费占第二位，至于行政费则尽量缩减。另外，还尽可能地投资于经济建设。940年经济建设中，边区政府投资达200万元，94年达400万元之多”.金融。解放区建立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发行并巩固边区货币。解放区先后设立（或改租）的银行主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晋冀鲁豫的冀南银行、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苏北的江淮银行、淮北的淮北银行、淮海区的淮海银行、皖中的大江银行、淮南的淮南银行、盐阜区的盐阜银行、新四军设立的华中银行、鄂豫皖边区建设银行、浙东的浙东银行等。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抗日战争的需要（财政贷款军政费透支）和扶持发展生产，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后者的比重日渐增大。如陕甘宁边区银行，94年至945年间财政借款5738万元，经由建设所和边区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942年是3万元，943年增至2780万元，944年亿元，94亿元。冀南银行六分行942年共发放工农业生产贷款5万元左右。边区银行还代理国库办理公债发行，如陕甘宁边区，94年发行救国公债500万元，经过边区银行的努力，实销公债8万元。 解放区银行另一项基本任务是发行货币。陕甘宁边区在抗战爆发后，经国共两党协议，由边区政府收回原来曾在边区内流通的苏维埃货币，法币成为流通主币。因辅币缺乏，938年月边区银行以公营延安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元以下辅币，称做“光华商店代价券”，与法币同时流通。当时发行代价券不过0万元，到940年2月共发行403万多元。94年月“皖南事变”后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于月30日颁令禁止法币流通，旋即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银行券（即边币），用之收回光华代价券和法币，规定边区境内一律流通边币。因需要向外购买物资，经审批仍可到银行兑换法币，因此实际上法币在一些地方仍然流通。经过边区政府和边区银行的不懈努力，边币信用不断提高。943年月，边区银行公布《管理外汇办法》，把法币当作“外汇”，由货币交换所进行管理和兑换，加之法币的不断贬值，边币币值相对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939年至94年）。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5页。 比较稳定，流通范围日渐扩大。 日军对我国大举进攻过程中，在发行使用军用票的同时，又扶植伪政权，发行伪币。其中流通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是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联银券”和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伪“中储券”。前者在华北地区流通，后者在长江流域流通。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坚决开展抵制伪币的斗争。一般在根据地中心区域，采用行政手段严禁伪币的流通，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则从实际出发，一段时间内允许小额伪券流通，但严禁内流，并限期肃清。此外还使用一些经济办法与伪币进行斗争，如一些边区一定时期内把伪币视为“外汇”，加以管理和利用，即掌握汇价，组织出口扩大伪币来源，然后用伪币进口必需物资，并设置“外汇”交易所，禁止伪币的黑市交易。加强市场管理，防止伪币的暗中使用。有的地方一定时期内允许边沿区和游击区群众纳税时缴纳部分伪币，但实行伪币贬值的办法。通过斗争，伪币基本被排除，边区货币实现独立与统一。 解放区的信用合作事业也很活跃。信用合作社采取入股和存款相结合的办法，组织农村闲散资金，方便农民借款，帮助政府发放生产贷款，为活跃农村金融起了积极作用。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壮大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为了夺取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在解放区领导开展了土地改革，并加强了经济建设工作，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起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新民主主义经济区域不断扩展，最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土地改革的进行，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了，富农多余的土地被征收了，但地主、富农也分得一份土地。土改中大都采取“中间不动两头扯平”的办法平分土地，有些地区中农占有土地数量稍多一些，有些地区贫雇农占有土地数量稍多一些，但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数量总的看相差不多。据陕甘宁陈东分区25个乡的调查，土改后人均占地数量，地主和旧式富农为7.23垧，新式富农8.2垧，中农7.25垧，贫农7.垧，雇农9.77垧。山东诸城县安家铁沟村，土改后原富农占地3.23（市）亩，中农占地3.3（市）亩，贫农占地3.03（市）亩。土改后完全无房无地的农民绝迹，中农户由过去的20％增加到70％至80％左右，贫农户一般占20％左右，多者也不超过30％。据山西武乡县个村的调查，中农户占8％，人口占88.7％，土地占88.7％。经过土改，削除了封建剥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大力推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94年，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2％，晋冀鲁豫太行区占78％。晋察冀边区948年大部分地区完成土改，据冀中8个县的统计，建有互助组35000个，到949年发展到75000个。东北解放区的吉林省，947年底85％以上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互助合作组织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如太行区，模范互助组94年从944年的25％增加到58％，落后互助组则从47％降到4％。有些地区还出现类似农业合作社的组织，长期合作生产，实行分红制，土地、耕畜、劳力等参加分红。 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如解放较早的东北解放区，耕地面积947年扩大了800万垧，948年又扩大了78万垧；粮食产量947年00万吨，949年增加到400万吨。2.工商业的发展。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已拥有一些中等城市和工矿区。 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反攻之后，解放区迅速扩大，许多工商业大城市获得了解放。制定并贯彻执行三大经济纲领，积极进行城市建设工作，努力恢复和发展城市工商业。 解放区政府对辖区内原来属于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铁路、矿山、商店及其他企业，进行了有准备有步骤的没收工作。在不影响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有秩序地组织接管。到949年底，人民政府共没收接管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企业2858家。与此同时，废除了过去的一切卖国条约，统制对外贸易，改革了海关制度。对外商在华企业没有实行没收（日伪和德意法西斯国家在华企业一律没收），允许其在服从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但特权被废除后，它们再无法获得超额利润，经营空间也相对缩小，难以为继，纷纷歇业或转售，抵押给人民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和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经济基础，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建立了相对强大的国营经济。949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占全部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80.7％。 由于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是有准备、有步骤、有组织、有秩序进行的，人民政府接管之后又对企业进行了初步改革，并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因此，这些企业的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如天津市，解放时人民政府接收工厂9个，资金和原料都严重缺乏，经人民政府多方努力，仅半个月便先后复工生产。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许多产品产量，949年比解放前增加几倍，以解放前最高月产量为00，949年月，钢锭产量为铁为703.5，印刷品为590，布为25.2，再制盐为373。中纺公司次布率由8.48％降低到4.87％，每件纱用棉量由斤减至200公斤。在交通方面，到949年月底，解放区内修复通车的铁路达544公里。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三大经济纲领之一。解放区除军火工业、货币金融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人民大学出版社989年版，第759页。等一些事业由政府专营外，其余事业允许私人经营，鼓励扶助私人工商业发展生产。在价格、税收政策方面，照顾私营厂商利益。在工资政策方面，贯彻“劳资两利”的原则。政府大力修复铁路、公路、水运，恢复交通运输，保护商旅安全。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解放区扩大且连成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赶跑了，封建制度被废除了，并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步形成。农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购买力增加。所有这些条件和因素，都为民族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机遇。石家庄947年月解放时私营工业和手工业700多家，私营商业500多家，948年分别发展到700多家和200多家。北京949年工业开业户数比948年增长0％。天津解放后仅两个月，90％以上的私营工厂开工生产，949年底私营工厂、作坊达00余家，职工79882人，比刚解放时分别增加29％和9％。哈尔滨948年2月登记的2092家工业企业中，一年中盈利者占2％，收平者占30％，亏损者只占7.5％；登记的927家商业企业中，盈利者占74％，收平者占9％，亏损者占7％。 同时，解放区政府通过控制原料、商品货源和市场以及利用行政管理等手段，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经营活动。如压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减少迷信品、奢侈品的生产；取缔烟馆业等。还依靠国营工商业，利用经济手段，打击投机活动，稳定市场。 3.财政金融的统一。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财政仍然遵循“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农业税占解放区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老解放区相继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大体上已经平分，华北、西北等解放区把农业统一累进税制改为“比例税制”，按标准亩数（如华北人民政府规定年产量0市斗为一标准亩）征收定量农业税。同时保留了统一累进税制规定的诸如按常年产量计税、实行一定的免征点和各种优待减免办法等。此外，还征收各种工商业税，如出入口货物税、酒税、烟草税、交易税、工商业营业税及所得税等。但这类税收所占比重较小，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一般只占总收入的％至5％，山东、苏皖、华南等解放区则稍高一些。随着大城市的解放，工商业税收有较大增长，但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仍不高。例如晋察冀解放区，948年工商业税占总收入的0％左右。 财政支出仍然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合理，用之得当” 的原则，大部分用于革命事业的急需。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特别是947年战略反攻之后，解放军发展到200多万，而且对一切不抵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又急待恢复交通和重要生产事业，因此财政支出大增。新解放区因生产遭到破坏，能够征收上来的税收有限。为了克服财政困难，解放区民主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不得不增加老解放《选集》第4卷，第7页。 区的税收。947至948年，老解放区农民负担一般占粮食产量的5％至22％，949年稍有降低，仍占7％至8％。老解放区人民对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融方面，老解放区大都建有银行，有些新解放区也建立了银行。解放区银行发行货币，94年后把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作为外汇来管理，吸收一些法币到国统区采购物资，禁止法币在解放区市场上流通。947年下半年开始，战争引向国统区，法币膨胀日甚，解放区对法币实行少吸收、多推出的政策。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银行停收法币和金圆券。通过货币斗争，解放区货币币值提高。冀中地区，948年月上旬晋察冀边币与法币比值为月下旬增至晋察冀边币和金圆券比值为∶25，到月变为∶30。解放区市场摆脱了法币和金圆券的影响。由于解放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支出激增，解放区财政收支难以平衡，不得不靠发行货币来弥补，通货膨胀在所难免。但是解放区银行始终慎重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解放区掌握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布匹等用以平抑物价，因此解放区物价大体平稳，波动不大。如西北解放区，948年物价上涨一倍，同期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物价上涨了400多倍。 解放区长期以来处于分割状态，财政金融一直是分散经营的。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逐渐连成大片，使解放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既有了可能又有了必要。几大解放区先后召开财经会议，首先统一各区内的财经工作。94年，晋察冀、晋绥、山东的渤海区、晋冀鲁豫的银行实行通汇。947年春，晋察冀边币与冀南币、山东北海币建立汇兑关系和兑换所。948年，各大解放区内的货币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在东北解放区，停止发行冀热辽边区长城银行长城币和旅大地区关东银行关东币，以东北银行东北币为主币，三种货币混合流通，并逐渐收回长城币和关东币。在华北解放区，晋察冀边币和冀南币混合流通，晋察冀边币停止发行，以冀南币为主币。在华东解放区，停止发行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华中币，统一流通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北海币。在西北解放区，停止发行陕甘宁边币，以晋绥边西北农民银行西北农民币为主币。在中原解放区，统一流通中州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州币。948年2月，各解放区联合财经会议召开，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除东北银行和中州银行暂时保留下来外，华北、西北、华东各解放区银行一律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原华北银行为人民银行总行，发行人民币。949年3月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停发中州币，人民银行回收各解放区发行的旧币，到新中国成立时，旧币已经不多，形成了人民币的统一市场。 与此同时，解放区积极开展城市金融业务，其方针是稳定物价，严格管理金融市场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加强对私营银钱业的管理，对其业务活动给予一定限制；禁止外币流通，加强外汇管理。旧中国外国银行在中国享有货币发行权，随着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金圆券信用扫地，美钞、港币等外币在中国城市不仅成了实际上的主币，而且成了人们抢购的对象。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个城市，立即取消外国银行货币发行权，禁止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对外汇进行统一管理。 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了解放战争。到949年9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0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产生发展历程，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相伴随的，它的产生、发展、壮大，充分体现了这种经济形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人勇于探索，注重实践，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之路。这一经济形态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能够调动和发挥劳动者、经营者、管理者的积极因素，注意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这是它能够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而在全国范围确立起来的基本原因。 第八章北洋政府的机构和制度92年4月至98年月，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先后为几个北洋军阀的头目所控制、掌握，故史称北洋政府或北洋军阀政府。又因政府地点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府。 北洋政府的政治体制，中间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是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建立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国体是“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一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君主制度，确认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因而在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除了短暂的两次流产的帝制外，名义上一直挂着“民主共和”的招牌，而实际上这个政权是官僚军阀的独裁政权。有的学者把它叫做“军绅政权”。2《临时政府公报》92年3月日。 第一节宪法北京政府时期，共有三个宪法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在92年3月日，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公布的。它共有7章5条。各章为第一章，总纲。第二章，人民。第三章，参议院。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五章，国务院。第六章，法院。第七章，附则。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认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和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性质。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肯定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规定国家结构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组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用责任内阁制为国家政权体制，规定总统颁布命令需要由国务员（即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副署才能生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及营业、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权，以及选举、被选举、请愿、诉讼、任官考试、纳税、服兵役的权利。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符合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曾指出“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中华民国约法》92年3月0日袁世凯在北京举行就职典礼，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宣誓“谨守宪法”。但没过几天，他说，“法制本可以随时改良”，“约法尚有未宜，尽可俟该院新举参议员到齐后开会，再行提议修改”2。袁世凯蓄意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政府公报》92年3月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98年版，第708页。 2《临时政府公报》92年4月日。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约法施行后，限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参议院即行解散。93年月0日，袁世凯发布正式国会召集令，限当选参、众两院议员3月前齐集北京。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7月2日，国会参、众两院各选议员30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从事宪法起草工作。从8月2日至9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讨论8次，最后通过大纲2条，在此基础上再详拟条文。 由于宪法一时难产，袁世凯乃胁迫国会先选他为总统，后再定宪法。93年0月月，国会在“公民团”的威迫下，经三轮投票方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0日，袁宣誓就职。4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于天坛初步议决宪法草案，提交宪法会议审议。袁世凯唯恐宪法于己不利，于日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扩大总统权力。8日，又向国会争“宪法公布权”，提出“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这两项要求都遭到国会的拒绝和宪法会议的否决。3日，《中华民国宪法案》（又称《天坛宪法草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 《天坛宪法草案》，全文共计章、3条第一章，国体。第二章，国土。第三章，国民。第四章，国会。第五章，国会委员会。第六章，大总统。第七章，国务院。第八章，法院。第九章，法律。第十章，会计。第十一章，宪法之修正及解释。 《天坛宪法草案》在政体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规定“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总统以国务员之赞襄行之。”“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之同意。”“国务员赞襄大总统，对于众议院负责任。”“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草案虽扩大了总统的部分权限，但未满足袁世凯任命国务员不必经国会通过、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的要求。于是袁世凯唆使各省军民长官，通电反对宪法草案，说“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2。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议员资格。国会因此而不足法定开会人数，被迫停会。94年月0日，袁世凯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国会即遭解散。参议院和众议院被筹办国会事务局接收。 94年3月8日，袁世凯一手操办的约法会议在北京开幕。20日，袁世凯向约法会议提交增修约法大纲七条，要求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扩大总统权限；宪法由国会以外的宪法会议制定，重要宪法改正权归大总统等。约法会议接到袁世凯的增修约法案后，经过40天的讨论修改，4月29日通过《中华民国约法》，5月日正式公布，同时下令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民三约法》，因它是根据袁世凯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卷，武汉出版社990年版，第77、7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页。的意愿炮制出来的，故又有人称之为“袁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全文共0章、8条第一章，国家。第二章，人民。第三章，大总统。第四章，立法。第五章，行政。第六章，司法。第七章，参政院。第八章，会计。第九章，制定宪法程序。第十章，附则。 《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国家政体由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负责制，“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中华民国约法》废除国会，设立参议院和立法院。参议院为大总统的咨询机构、“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按规定立法院对大总统权力的行使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迄袁世凯去世，立法院始终没有成立。 由于《中华民国约法》是适应袁世凯独裁统治需要而制定的，它规定的总统权力极大。《中华民国约法》一出台，“中华民国”实际上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 9年月日，袁世凯做了几个月的皇帝梦死去了，次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约法》也随之废除。29日，黎元洪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下令于8月日续行召集国会。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开始掌握北京政府的大权。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形式上是恢复了，国会也召开了，但段祺瑞皖系军阀控制的政府并不想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宪法》923年0月0日，直系军阀曹锟为了摆脱贿选总统后的困境，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世人称为“曹锟宪法”，又因它是贿选议员制定，故有人称为“贿选宪法”。宪法全文共分为3章、4条第一章，国体。第二章，主权。第三章，国土。第四章，国民。第五章，国权。第六章，国会。第七章，大总统。第八章，国务院。第九章，法院。第十章，法律。第十一章，会计。第十二章，地方制度。第十三章，宪法之修正解释及效力。 《中华民国宪法》仍规定中央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但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相比，对总统权力有的地方限制更严，如“大总统经最高法院之同意，得宣告免刑、减刑及复权。但对于弹劾事件之判决，非经参议院同意，不得为复权之宣告”。《中华民国宪法》虽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但在增设的“国权”和“地方制度”中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省可以制定省自治法，可以设省议会、省务院。凡“中华民国之国权，属于国家事项，依本宪法之规定行使之；属于地方事项，依本宪法及各省自治法《政府公报》94年5月日。 之规定行使之”。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统治结束，以段祺瑞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成立。924年月24日，临时执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2月4日执政府决定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以后北洋军阀再未公布宪法。 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卷所载《中华民国宪法》。 第二节中央机构国会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92年8月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民国议会采用两院制参议院和众议院。 参议院议员主要代表地区。由22个行省省议会及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中央学会及华侨选举产生，总计274名。 众议院议员名额依各行省和地方人口的多少来定。每80万人口选出众议员名，不满80万人口的省，亦可选出名。 当时对选民有着严格的限制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年满2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住满2年以上者，还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方可有选举众议员的选举权。条件是（）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者。（2）有值500元以上之不动产者。（3）有小学校以上毕业或小学校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者。 众议员的任职资格，除具备上述条件外，在年龄上要求必须“年满25岁以上者”。蒙、藏、青海地区须“通晓汉语者，得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举法》规定有下列情况者停止其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现役陆海军人及在征调期间之续备军人。（2）现任行政司法官吏及巡警。（3）僧道及其他宗教师。 下列人员停止被选举权（）小学校教员。（2）各校肄业生。（3） 在选区办理选举的人员（但监察员及蒙、藏、青海之办理选举的人员多不在此限）。至于参议院议员，则“凡有众议院议员被选举之资格，年满三十岁以上者，得被选举为参议院议员”。“华侨选举会选出之参议院议员，除前项规定外，以通晓汉语者为限”。2各省众议员人选以县为单位先进行初选，后合若干初选区为选区，对初选人员进行复选后才产生。国会的职权，在“民国宪法未定以前，《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民国议会之职权”3。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有下列职权巫龙道全文阅读（）议决“一切法律案”及“全国之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2）议决“政府之预算决算”和“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3）对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及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4）答复政府咨询。（5）管理人民请愿。（）向政府提出建议。（7）向《政府公报》92年8月日。 2《政府公报》92年8月日。 3《政府公报》92年8月日。 国务员提出质问，并请政府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事件。（8）弹劾总统与国务员。由于国会是两院制，它与一院制的参议院不同，故职权也分成各个单独行使（专行）和两院共同行使（共行）两类。 两院单独行使的职权有建议、质问、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之请求；政府咨询的答复；人民请愿之受理；议员逮捕之许可；院内法规之制定2。除上列专行职权以外，《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参议院职权均为两院共行的职权。 根据《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两院开会、闭会同时进行。一般会期是4个月，但遇特殊情况可延长。国会讨论问题，除预算、决算须先经众议院议决外，“两院各别行之”。但“同一议案不得同时提出于两院”。国会的决议，“以两院之一致成之”。如有议案被其中一院否决，则该议案“不得于同会期内再行提出”3。93年9月27日公布的《议院法》，对国会议事规则又作了更具体的规定。要求凡法律、财政及其他重大案件之决议，须经三读会程序；但因政府之要求，议长或议员0人以上之动议，得省略之。如两院对于同一议案意见各异时，应各出同数委员组织协议会进行商讨，其决议两院不得再行修正。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于93年4月8日上午时在北京举行。参议院有议员274名，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众议院有议员59名，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这次国会在选举了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后，因在制订宪法过程中，拒绝扩大总统权力，于94年月0日遭解散。 9年月，袁世凯死去。同年8月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复会，称为第二期常会。此次国会主要确定黎元洪为继任大总统，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总长。后因“府院之争”，国会于97年月2日被黎元洪下令解散。 国会解散后，50多名议员南下，于同年8月25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史称“非常国会”。非常国会制订并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98年月2日，非常国会议决召开正式国会，但不足法定人数。7、8月间，非常国会引用《议院法》第七条，将未南下的300多名两院议员解职，以候补议员递补，凑足法定人数，于9月28日起开会审议宪法草案。920年月24日，非常国会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停会。此后，国会分裂，议员四处流亡。922年月陈炯明叛变，非常国会宣告结束。 与南方出现非常国会的同时，北京出现了一个受段祺瑞控制的“临时参《临时政府公报》92年3月日。 2《政府公报》92年8月日3《政府公报》92年8月日。 议院”。98年8月2日组织起“第二届国会”。因它是安福俱乐部一手操办成立的，故称“安福国会”。这个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还搞了一个宪法草案，920年8月30日宣布闭会。 922年月3日，黎元洪下令撤销他本人于97年月2日发布的解散国会令，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于922年8月日复会，9月8日举行闭幕式。0月日又举行第三期常会。按《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选二分之一。”“众议院议员任期三年。”由于事实上改选工作始终没有进行，国会已形同虚设。924年2月3日，北京临时执政府会议决定取消国会。从此，中国无国会。 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是一国元首。他代表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陆海军队”；“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颁给勋章，并其他荣典”；“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等等。大总统的权力须受国会和国务院的制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交参议院议决”；“任命国务员（按即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及外交大使、公使、须有参议院之同意”；大总统要“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由国务员“副署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22、23条还规定，参议院作出的决定，大总统必须公布执行；如总统不同意，而“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时”，总统仍须执行。根据93年0月4日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副总统由国会议员组织的总统选举会经无记名投票产生，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当选。总统任期为五年，最多连任一次。凡“中华民国人民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岁以上并住居国内满十年以上者”2，方得被选为大总统。 对于这些规定，袁世凯是不满意的。他一当上大总统就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提出修改。94年5月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月29日又公布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这两个法律条文，大大提高了总统的权力。 首先，将原大总统被选举资格改为“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取消了原有的“人民”字样；改原在国内居住“满十年以上者”为“满二十年以上者”。这就可以防止流亡在海外的革命党人回国竞选总统。 《临时政府公报》92年3月日。 2《政府公报》93年0月5日。 《政府公报》94年2月30日。 其次，确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而大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三人，“被推荐者之姓名，由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贮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待到选举之日，“大总统敬谨将所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之姓名，宣布于大总统选举会”；2选举总统用记名单记投票法。袁世凯用这套办法来确保他本人成为终身总统，其子孙能世袭总统。 第三，扩大总统职权。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官制官规由大总统来制定，文武职官由总统任免。“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大总统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兵额”。“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对立法院讨论通过的法律案，大总统不同意应交院复议，如立法院以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坚持前议，“大总统认为于内治外交有重大危害、或执行有重大障碍时，经参政院之同意，得不公布之”。大总统经参政院同意可解散立法院。大总统可以召集或解散制定宪法的国民会议。大总统还可以增修宪法条文。此外，约法还授予总统紧急命令权和财政紧急处分权等等。这样《中华民国约法》彻底取消了责任内阁制，而规定由总统直接控制行政，行政权力超过立法权力，为袁世凯总揽一切大权提供了法律根据。95年2月2日，袁世凯称帝，改国名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但遭到全国各阶层的反对。9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同年月日，袁世凯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以后，大总统一职有时属于最大的军阀头目，有时属于几派军阀的傀儡，其实际权力与法律规定相距甚远。924年2月，北京临时执政府在取消《临时约法》的同时，也取消了大总统称号，设“临时执政”以总揽军民政务，职权与总统相当。虽说发布命令仍要国务员副署，但仅是形式而已。 927年，安总司令张作霖成立“中华民政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大元帅不受任何民意机关监督，国务员成了它的属吏，形成了实际上的军事独裁政府。 附92—928年历届总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92年3月0日—93年0月0日大总统袁世凯93年0月0日—9年月日大总统黎元洪9年月7日—97年7月30日大总统（代理）冯国璋97年8月日—98年0月7日大总统徐世昌98年0月0日—922年月2日大总统黎元洪922年月日—923年月3日2《政府公报》94年2月30日。 《政府公报》94年5月日。 （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923年月4月—0月0日大总统曹锟923年0月0日—924年月2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924年月3日—月23日临时执政段祺瑞924年月24日—92年4月20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92年5月3日—927年月7日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927年月8日—928年月4日国务院（内阁） 国务院为政府机构，由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组成。国务总理及各总长，统称为国务员。按《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由总统任命，但须有参政院同意。国务员对参政院负责。 国务院的主要职责是辅佐总统，负其责任。当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国务员须副署之。 国务总理是国务员的首脑，是国务会议主席。凡法律案及教令案、预算案及决算案、预算外交之支出、军队的编制、条约案、宣战媾和事项、简任官之进退、各部权限之争议、参议院咨送的人民请愿案，以及依法令或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认为应经国务会议讨论的均应经国务会议讨论通过。 国务总理为“保持行政之统一”，凡各部总长发布的命令或处理问题有碍“统一”者，可以“中止之”。国务总理依其职权，还可发布国务院令及对地方长官的训令、指令。当“国务总理就所管事务，于地方长官之命令或其处分，认为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者，得停止或撤销之”。国务院除国务会议外，还有直属机构和行政各部，从而构成整个行政机制。 国务院直属机构主要有秘书厅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秘书厅由秘书长、秘书、佥事、主事、参议组成。秘书长承国务总理之命，掌理秘书厅事务。秘书分管宣达法令、撰拟及保管机要文书、典守印信等。金事分管撰拟文书、编纂纪录、保管文书图籍、翻译文电、核对文稿、收发文件，以及掌理会计、庶务等。主事协助佥事工作。参议负责审议法令。厅内分课办事。起先设三课，94年月增为八课，即总务、内政、外交、财政、边务、军政、编纂、庶务。92年又改成五科。 法制局负责法律、命令的审查和拟订。法制局由局长、参事、秘书、佥事、主事组成。 铨叙局负责铨叙荐任以上官员任免、审核文官考试、恩典、抚恤及办理荣典授予外国勋章和佩用。人员组成同法制局。 《政府公报》92年月27日。 印铸局职掌文告用纸印刷，勋章、徽章、印信、关防图记及其他用品制造，以及刊印公报、职员录及法令全书。组**员除同法制局外，还有技正、技士等人。 由于各时期机构设置不一，此处不一一列举。 国务院起初设十个部外交部管理国际交涉，管理居留外国人并在外侨民事务，保护在外商业，监督外交官、领事官。 内务部管理地方行政、选举、赈恤、救济、慈善、感化、人口、户籍、土地、警察、著作、出版、土木工程、宗教、卫生事务，监督所属各官署及地方行政长官。 财政部总辖国家财务，管理会计、出纳、租税、公债、货币、政府专卖、储金保管及银行事务，监督所属各官署、公共团体的财务。 陆军部管理陆军军政，统辖陆军军人、军属，监督所属官署。 海军部管理海军军政，统辖海军军人、军属，监督所属官署。 司法部管理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件、户籍、监狱、出狱人保释及其他司法行政事务，监督所属官署、司法官。 教育部管理教育、学艺、历象、监督全国学校、所属官署。 农林部管理农务、水利、山林、畜牧、蚕业、水产、垦殖，监督所属官署。 工商部管理工业、商业、矿务、监督所属官署。 交通部管理铁路、邮政、电政、航政，监督所属官署及全国交通、电气事业。 93年2月将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927年月，又取消农商部，增设农工部和实业部；把陆军部和海军部合并，并把航空署和参谋本部包含在内，改名为军事部，掌理参谋、海、陆、空军行政。 各部组**员，除总长、次长、司长、厅长外，还有参事、秘书、佥事、主事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各部内部组织及人员多少不一。总长为各部首脑，次长辅助总长工作。陆军部和海军部因是军事机构，其官员均有军衔。 94年5月，袁世凯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国务卿只对大总统负责，对总统只起“赞襄”作用。各部组织虽无变化，但因它直隶总统，凡事均听命于总统，故总长也只是总统的属员而已。 政事堂名义上是最高行政中枢，而其实际地位不过是总统办公厅性质。 在政事堂内部，除国务卿外，还设有左、右丞各一，其地位与国务卿相差无几，以便相互制约，对袁世凯不会构成威胁。 袁世凯帝制失败，9年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说是恢复旧制，事实上国务总理的名义始终没有恢复。到月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内阁权力才得以恢复。但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军阀长期混战，随着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国务院总理也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 924年0月北京政变后，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月24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宣布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陆海军”，对外代表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务总理，只设国务员分掌各部，“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国务会议由临时执政召集。尽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但由于国务员是临时执政任命的，所以副署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925年2月2日，段祺瑞公布《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被迫复设国务院，任命国务总理，而实际上国务院仍无实权。 927年月8日张作霖成立军政府，根据当天公布的《中华民政府组织令》，“大元帅于军政府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大元帅之命令须国务总理副署，其关于各部务者须各部总长副署，但惟大元帅“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2。这就把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当成总统的属员，所以副署没有意义。 附92—928年月内阁更迭情况袁世凯统治时期唐绍仪内阁92年3月3日—月29日2陆徵祥内阁92年月29日—9月22日3赵秉钧内阁92年9月25日—93年7月日4段祺瑞临时内阁93年7月9日—7月3日5熊希龄内阁93年7月3日—94年2月2日孙宝琦临时内阁94年2月2日—5月日7徐世昌内阁94年5月日—9年4月22日8段祺瑞内阁9年4月22日—月29日黎元洪继任时期9段祺瑞内阁9年月29日—97年5月23日0伍廷芳临时内阁97年5月23日—28日李经羲内阁97年5月28日—7月2日冯国璋继任时期2段祺瑞内阁97年7月2日—月22日3汪大燮临时内阁97年月22日—30日4王士珍内阁97年月30日—98年3月23日《政府公报》924年月25日。 《政府公报》927年月9日。 2《政府公报》927年月9日。 （2月20日—3月23日钱能训代总理） 5段祺瑞内阁98年3月23日—0月0日徐世昌统治时期钱能训临时内阁98年0月0日—2月2日7钱能训内阁98年2月2日—99年月3日8龚心湛临时内阁99年月3日—9月24日9靳云鹏临时内阁99年9月24日—月5日20靳云鹏内阁99年月5日—920年5月4日2萨镇冰临时内阁920年5月4日—8月9日22靳云鹏内阁920年8月9日—92年2月8日（92年5月4日靳曾再次组阁） 23颜惠庆临时内阁92年2月8日—24日24梁士诒内阁92年2月24日—922年月25日25颜惠庆临时内阁922年月25日—4月9日2周自齐临时内阁922年4月9日—月日黎元洪复任时期27颜惠庆临时内阁922年月日—8月5日28唐绍仪临时内阁922年8月5日—9月9日29王宠惠临时内阁922年9月9日—月29日30汪大燮临时内阁922年月29日—2月日3王正廷临时内阁922年2月日—923年月4日32张绍曾内阁923年月4日—月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 33高凌霨代理内阁923年月3日—0月2日曹锟统治时期34高凌霨代理内阁923年0月2日—924年月2日35孙宝琦内阁924年月2日—7月2日3顾维钧代理内阁924年7月2日—9月4日37颜惠庆内阁924年9月4日—0月3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 38黄郛临时内阁924年0月3日—月25日段祺瑞统治时期39段祺瑞内阁924年月25日—925年2月2日（段祺瑞以临时执政自兼） 40许世英内阁925年2月2日—92年2月5日4贾德耀内阁92年2月5日—4月20日42胡惟德临时内阁92年4月20日—5月3日（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43颜惠庆内阁92年5月3日—月22日44杜锡珪代理内阁92年月22日—0月日45顾维钧代理内阁92年0月日—927年月7日张作霖统治时期4潘复内阁927年月8日—928年月3日司法机关北洋政府采取行政诉讼和普通民事、刑事诉讼分开的司法制度。即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即人民和官署之间的纠纷）由平政院受理。 审判机关北洋政府的审判机关采取“四级三审”制。即审判机关分为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四级；审判则分初审、二审和终审。 大理院是北洋政府最高审判机关。其判决为终审判决。大理院院长负责全院事务，并监督其行政事务；统一解释法令，但不得指挥审判官对案件的审判。 大理院因事务的繁简设立若干民事、刑事庭。各庭设庭长一人，负责本庭工作。大理院审判采用“合议制”，即以推事五人组成“合议庭”，庭长为审判长，共同进行审判。在审判中，如有意见分歧，由院长主持召开民事科或刑事科，或民、刑两科总会审判。 为了照顾边远地区，在高等审判厅内设大理分院，就地执行终审案件。 高等审判厅为省法院。厅长负责，下设若干庭。为方便本省审判，在地方上又设若干高等审判分厅。高等审判厅可受理不服地方审判厅的二审案件。 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为县法院。前者设在大县，后者设在小县。初级审判厅只负责一审案件。地方审判厅可受理不服初级审判厅的一审案件。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相应，北洋政府的检察机关也分为四级，中央设总检察厅，省级设高等检察厅，县设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 检察厅独立行使职权总检察厅设检察长人，负责监督总检察厅事务。另设检察官2人以上，主要职责是实行搜查处分，提起公诉，实行公诉，监察判决的执行；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实行特定事宜。概括起来就是负责侦查、起诉和监督审判。 行政诉讼机关北洋政府专门办理行政诉讼的机关是94年成立的平政院。平政院院长直属大总统。评事5人，由平政院院长、各部总长、大理院院长和咨询机关密荐，请大总统任命。平政院的职权，主要是审理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的违法案件。 平政院下设肃政厅。但它独立行使职权，监督平政院裁决。其主要职责是对官吏进行纠察弹劾，因而具有检察官性质。 中央其他机关北洋政府中央机关除国会、总统、国务院、司法机关外，还有许多直辖机关，此处只介绍几个重要的，其他不一一列出。 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已经成立，属总统直接管辖。 其职责是掌管全国国防用兵；统辖全国参谋将校，并监督其教育，管辖陆、海军大学和陆军测量；监督驻外武官；掌管军事交通。 参谋本部的最高领导是参谋总长，负责统辖本部，并辅佐总统运等军务，凡关于国防用兵的一切计划和命令，呈请大总统批准后，分别送交陆军部、海军部办理。 将军府将军府成立于94年7月8日，直属大总统，是军事最高顾问机关。将军府设上将军和将军若干人，由大总统在陆、海军的上将或中将中选任。上将军和将军承大总统之命，会办军务，校阅陆、海军，或派驻各省，组织将军行署，督理军务。925年撤销将军府，但将军名号仍沿用。将军名号由大总统定，一般用“武”或“威”加上另一地名、谥号之类的简称作为冠字。袁世凯统治时期通常派到各省的将军冠以“武”字，留在京师将军府的冠以“威”字。如，赵倜94年8月29日授宏威将军，9月20日改称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靳云鹏94年月30日授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9年月22日授将军府果威将军。其他如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阎锡山为同武上将军督理山西军务；留在京师的段祺瑞，94年月授予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则一般均授予冠以“威”字的将军名号，使用“武”字很少。 审计院原为审计处。94年扩建为审计院。审计院直辖于总统。审计院主要负责对国家岁入、岁出决算进行审定。此外还审定总决算；各官署每月的收支计算；特别会计的收入计算；官有物的收支计算；由政府发给补助费或特殊保证的收支计算；法令特定应经审计院审定的收支计算。但正副总统岁费及政府机密费不受审计。 审计院下设一会二室三厅一会是审查决算委员会。负责复审各厅审查报告，编制审查决算总报告和审计成绩报告书等。二室是书记室和外债室。书记室下设机要、会计、庶务、编译四科，分管具体事务。另设核算官掌理核算事务。外债室负责稽查外债，为监督工作，外债室的两个室长中有一个是外国人担任。三厅，即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它们分管中央各部收支计算的审查。 蒙藏院蒙藏院是北洋政府管理蒙古、西藏地方事务的机关。原为直属国务院的蒙藏事务局。94年改为直属总统的蒙藏院。 院内设二厅（总务厅、秘书厅）、二司（第一司、第二司）。 第三节地方行政机构省级机构.省议会各省议会系根据92年9月4日公布的《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和93年4月2日公布的《省议会暂行法》2等有关法规，于93年先后成立的。 省议会议员采间接选举制产生。选民和议员当选资格同国会众议员选举。省议员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原来选区变化不影响议员任期。根据《省议会暂行法》的规定，省议员有以下权利议员除现行犯罪和内乱、外患犯罪外，会期内不得省议会的许可，不能逮捕；会议期间的言论和表决，对省议会外不负责任；议员任职后，非经省议会许可不得解职；任职后享有相当待遇。省议员的义务是不得兼为国会议员；不得违反议事细则；不得无故缺席；不得用省议会名义干涉外事；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如有违反，经省议会公决后给予停止到会或除名的处罚。 省议会设在省行政长官所在地。省议会由议长、副议长、议员组成。 省议会的会议分为常会和临时会两种。常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0天，最多80天，由省行政长官召集。临时会在有紧要事件或议员半数以上要求开会时，由省行政长官召集，会期至多30天。 省议会的议决案一经通过，送交省行政长官公布。行政长官对决议如有不同意见，应于决议送达后五日内声明理由，咨请省议会复议。复议时，有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拥护原案，则行政长官应于复议案送达后十日内公布；如不到三分之二议员拥护，即撤销原案。若行政长官认为省议会的议决案违法，得咨达省议会撤销。如省议会不服，得向平政院（未成立前属大理院）提出诉讼。尽管省议会有审议权、监督权和建议权，审议的项目也很多，但从中可以看到它处处受行政长官制约，实际上权力有限。因此省议会算不上是权力机关，更不是民意机关，只是一个供行政长官咨询的机构。 94年2月，各省议会被袁世凯解散。袁世凯死后，省议会虽恢复开会，但在各地军阀残暴统治下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反而成了他们的一种统治工具。 920年，南方各省发起联省自治运动。此刻省议会名义上是立法机关，形式上比过去有着较多的职权。如92年9月9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规定省议会有权议决关于省事权事项的法律；议决省预算、决算；议决省公产和营造物的处分；对省政府可以质询、弹劾等等。但对于省宪见《政府公报》92年9月5日。 2见《政府公报》93年4月3日。 《东方杂志》第9卷第22期。 法的制订、省长的任免，省议会仍无权过问。按规定，省宪法由立法会议决定，省长由全体公民投票。可以说，省议会只是地方军阀的装饰品。公布省宪法的各省，哪个省也没有实行自治。 2.省行政长官及其公署民国刚建立时，各地省级行政机关名称不一，有的称都督府，有的称军政府等。93年月8日，袁世凯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以统一地方行政制度，规定各省一律军民分治，都督只管军事。省行政机关为“行政公署”，民政长为行政公署长官，总理全省政务，由总统直接任命。2行政公署下设一处（总务）、四司（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处、司下再设若干科。 蒙古、青海、西藏为特别行政区域，不依省制的规定，仍由都统、将军及办事长官等兼领民政，为各该地方之行政长官。 94年5月23日，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需要公布《省官制》，改行政公署为巡按使公署，民政长改称巡按使，一律由大总统任命，禁止地方保荐。月30日裁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3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官吏和巡防、警备各队以及受政府的特别委任，监督财政和司法行政与其他特别官署的行政事务。 巡按使公署内设政务厅、财政厅。政务厅作为行政枢纽。 袁世凯死后，9年7月日黎元洪下令改巡按使为省长，巡按使署为省长公署。同时将将军改为督军。以后省长公署机构内的组织虽有一些变化，如97年9月改教育、实业两科为厅，98年月又设警务处，但仍沿用公署和省长名称。 920年南方掀起“联省自治”运动后，根据自行颁布的省宪法，省的权利扩大了。按《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和《湖南省宪法》（922年月日公布）规定，省享有下列权利（）有权监督省以下地方制度和各级地方自治机构；对省官制、官规、司法等作出规定并监督实施。（2）有权对本省的财政、教育、警察、军事法规和重大措施作出决定。（3）除对外宣战外，其军政统辖权归省政府。（4）在不抵触“国宪”范围内，省还有权制定上述各项以外事务的法规。（5）省受国家委托执行国家行政事务所需费用，均由国家负担。省长选举产生，其职权在《湖南省宪法》中也有明确规定省长公布法律、发布执行法律的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员；遇有内乱外患时，经省议会同意得宣告戒严，如在省议会闭会期间须得常驻委员同意，由省议会下届开会时追认；必要时可召集省议会临时会议。2《东方杂志》第9卷第8期。 3《东方杂志》第卷第期。 《东方杂志》第9卷第22期。 省的行政机构为省政院（或省务院），省长兼任院长，省政府还设有政务会议，作为省政的议决机关。凡省内施政方针，重要政务和备司权限的争议等，均须由政务会议讨论决定，并报告省长。 道、县级行政机构道是清代旧制，辛亥革命后仍沿用。道为省与县之间的一级地方政权。 根据93年月8日公布的《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道的行政长官叫观察使，官署为观察使署。94年5月23日又公布《道官制》，改观察使为道尹，观察使署为道尹公署2。公署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科。道尹由该省行政长官呈由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简任。 道尹的职权，主要是发布道令，管理所辖官吏、节制警备队等地方武装，监督道内的财政和司法，巡视、调查全道工作等。当时全国共设道90多个。924年月4日，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内务部通令各省裁撤道尹，7月日起实行。 根据93年月8日公布的《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直辖地方的府、直隶厅、直隶州、厅、州等，一律改称为县，行政长官称县知事，官署称县知事公署3。这个制度直至北洋政府垮台基本上没有变动。县知事由省行政长官呈由国务总理及内务部长荐请任命。县知事的职权相当广泛，主要有（）行政方面的发布命令，管理和监督本县官吏，调用本县地方武装等。（2）立法方面的决定县议会的召开、闭会和议事日程。县知事还拥有提议权、编制预决算权、要求复议权、撤销议案权、紧急处分权等。（3）司法方面的县知事一般都兼理司法，直接审理诉讼案件。 县知事公署分科办事，下设2至4科不等。 县有县议会，但职权有限，几乎全在县知事控制之下，形同虚设。 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为城、镇、乡。其区分是沿用908年清政府颁布的... 11 1《汉书·东方朔传》。 2《史记·平准书》。 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的局面。屯田，不论是以兵士屯垦，还是以农民屯耕，其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性质都属于官有土地。因此，通过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战争，也确是汉武帝扩大官有土地量的又一途径。 此外，凡因战争、自然灾害等重大变故而暂时出现的无主荒地，也是官有土地的来源之一。最明显的例证，如东汉末年出现了大量无主荒田时，司马朗公开提出复井田的建议说：“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1这种因天灾而造成的暂时无主荒田，在整个汉代是经常存在的，故武帝时期也得收用荒田以扩大官有土地。 上述多种扩大官有土地的途径，并不限于武帝时期，但武帝时表现得特别突出和集中，有的事例还为此时所独有。 在扩大官有土地的同时，官府加强了对官有土地的经营管理。秦和西汉前期，朝廷仅有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2。武帝时，增加了不少农官，如“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3；“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4。其中，“农都尉”的官名，屡见于居延汉简，足见边郡屯田地区多设置此官。还有掌治京畿地区的左、右内史，明显有管理官有土地的职权。《汉书·地理志》说，左右内史的设置，在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书·昭帝纪》中有“故稻田使者燕仓”其人，则“稻田使者”这一官职的设置，必在昭帝之前，也许便在武帝之时。在居延汉简中，除“农都尉”官名外，还屡见“别田令史”、“农令”、“农亭长”、“护田校尉”、“代田长”、“候农令”、“部农第四长”、“居延田官”、“骍马田官”及“张掖农都尉”1等名称，同《汉书·元帝纪》中的“北假田官”可相印证。居延汉简所载，上始武帝时期，下迄东汉初期，上述诸见于汉简的农官名称，当都是在武帝时及其以后才有的。再结合《汉书·食货志》所载武帝没收商贾土地后，于“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及《盐铁论·园池》所载武帝“立诸农，广田牧”，又于“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等记载来看，更说明上述农官的设置，确在汉武帝时期。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扩大了的官有土地的经营管理。 为了改善官有土地的经营效果，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武帝还采取了改良土壤和推广水稻种植等措施。上文已说到武帝的水利兴建措施，大都使旱田变成了水浇地，使荒田、故卤地（即盐碱地）变成了肥田沃土，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现在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武帝在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大都推广了水稻的种植。如河东渠田，官府交给越人耕种，其原因就在于发挥越人“习水利”的特长2。所谓“习水利”，即善于种植水稻之意。《汉书·昭3《史记·平准书》。 1《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 2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3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4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1参阅高敏《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伏况》，见《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 帝纪》有“故稻田使者燕仓”。燕仓为主管官有土地的官吏，其官名为“稻田使者”。顾名思义，其所主管之土地，所种当为水稻。还有《汉书·沟洫志》说，武帝时的“左、右内史地，名山川甚众”，而这些土地中，多有稻田，故武帝有“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的诏令。武帝所以在北方的土地上推广水稻种植，目的无非是为了提高单位产量，同时也适应盐碱地宜于水稻种植的特点。 为了经营这些官有土地，武帝采取了两项新的经营措施。一是在边防地区大力扩大屯田制，具体表现为以兵士屯田的军屯制度和以徙民实边的民屯制度，事详《汉书》的《食货志》、《匈奴传》、《西域传》及《赵充国传》等。居延汉简也不乏这方面的记载。这种田制的类别、剥削方式、组织系统与管理机构等方面，均为东汉及曹魏时期的屯田准备了条件1。二是租佃制，即把官有土地租佃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耕种，然后课取不同于三十税一的田租的高额地租——“假税”。这种经营方式，又叫“假民公田”制。这里的“假”，是租赁、租借的意思。前引《汉书·昭帝纪》所说的“稻田使者”，便是管理这种“假民公田”制的官吏，故曹魏人解释“稻田使者”说：“特为稻田置使者，假与民而收其税入也。”见于《汉书·食货志》与《元帝纪》的“北假田官”，也是主管这种“假民公田”制的官吏。故《元帝纪》注引李斐语，释“北假田官”曰：“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这种“假民公田”制下的“假税”，是高于三十税一的田租率的。 汉武帝经营官有土地的措施，虽然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好处，但连年用兵、广兴屯田和不断徙民实边，也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灾难，以致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迫使他不得不改弦更张，下罪己之诏，实行较大的政策性转变。于是，武帝末年采取了改进耕作技术、废弃轮台屯田、停止征伐战争和移民实边等措施。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是把官有土地的经营方式，由租佃型“假民公田”改变为授田型“假民公田”，或曰“赋民公田”1。自此以后，昭、宣二帝相继实行的“假民公田”与“赋民公田”，就是这种授田制，甚至还不断把官有土地正式赐予贫苦农民，以缓和阶级矛盾。由于授田制与赐田制的实行，特别是由于民田的迅速发展，使官田土地量日趋减少。加上官吏、贵戚和豪族地主经常不断地以借贷、强占、请射等方式侵占官田，以至到了西汉后期，官有土地在日益减少，不得不依赖于外戚王氏和其他官吏、地主的“献田”来补充官有土地量2，从而表现出官有土地制的趋向衰落。 官有土地制的进一步衰落，还是东汉时期的事。当时全国的可耕地面积有一个基本固定的总量。在全国的可耕地面积被区分为民田和官田两个部分的情况下，前者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后者的减少；反之，亦然。西汉时期的民田，主要是豪富占有土地，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之中，而官田的比重则相对地处于不断下降之势。到了东汉，豪富的土地兼并，其发展程度又超过西汉，故东汉官田的比重较西汉又有下降。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官田制又抬起头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总之，在土地占有关系中，两汉的官田与民田的地位是1参阅高敏《论曹魏屯田制的历史渊源》，见《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详见高敏《试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汉书·平帝纪》。 一个有起有伏的过程，而总的趋势是在官田制经过一段盛世之后，豪富势力占有的民田逐渐取得上风，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世家、豪富的土地兼并秦汉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三个主要等级，一有机会，就致力于土地兼并。 他们的社会身份不同。世家是封建贵族，是身份性地主，他们受封的田仍可说是官田性质；豪族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的人物；高资富人是靠经商致富的人物。豪族和高资富人在社会上有经济上的影响，一般没有封爵，没有封地和封户，这是不同于世家的。他们是非身份性地主，他们手中的田是民田。在这三种人之间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对于土地兼并的贪婪是相同的。从阶级关系上说，这三种人都是封建主义的阶级基础，但从具体的经济利益说，他们的土地兼并，一方面是侵占官有土地，一方面是掠夺民田，这又都是对封建主义的经济上的损害，甚至可以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了威胁。但这三种人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他们相互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或同时具备两种不同的身份。 秦始皇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1。这些豪富占有土地的情况不详，但都可说是土地兼并的苗子。《史记·货殖列传》记乌氏倮和巴蜀寡妇清的事迹：“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倮和清，可能是秦始皇时最著名的高资富人。倮是牧主，清是矿主，都一定占有大量的土地，但又都地处边远，跟一般的土地兼并，是有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意义。倮、清以富受到特殊的政治待遇，身份已与一般的富人不同。 六国贵族，经过秦的征服、楚汉战争和汉的建立，政治地位大非昔比，但他们仍有很大的社会潜力，不能不引起新皇朝的重视。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娄敬献言：“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1对六国贵族在政策上的得失，可以影响汉朝廷的安定，足见其能量之大。但六国贵族，在这时也只能算入豪族的行列，与世家的身份是不同的。这些出身贵族的豪族，比起高资富人来，对于土地兼并更有优越条件，是很难从立法上加以阻止的。田氏，在六国贵族中是有地位的。诸田之中，有不少富商大贾，并从而扩张土地的占有。《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所谓“末”，是营商，所谓“本”，即占有土地，从事农业。 汉兴七十余年间，土地兼并之风延续不断。汉文帝时和汉武帝时，晁错1《史记·秦始皇帝本纪》。 1《史记·娄敬列传》。 和董仲舒先后分别进言，指斥土地兼并对社会经济的危害。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1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2晁错、董仲舒都是主张从法律上限制土地兼并。但因为妨碍一些权势人物的现实利益，很难得到实施。汉武帝时曾大规模地打击了兼并之家，但土地兼并之风并不因此就可终止，而是通过各种形式延续下去。汉平帝时，师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1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承帝旨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从孔光、何武所奏看来，当时占田逾制的人，包括诸侯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在内，这都是属于世家地主范围的人。此外，还包括吏和民，这范围就更大了。但孔、何的话详于世家地主而略于吏、民。这可见世家地主的权势，在土地掠夺中更显得出色。史称，此议一出，“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但这为当时权贵所反对，还是行不通2。 东汉初年，光武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1《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1《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1这个故事，说明这时土地兼并在地主、官吏互相勾结的形势下甚有势力，光武帝后来也只得以不了了之。 在东汉时期，有一批世家地主，都可以从他们的家族渊源中，寻觅出他们的祖先是如何从战国、秦和西汉而世代蝉联的发展轨道。如东汉明帝时的廉范，本是战国时廉颇之后，在西汉时已成为豪宗，因此而被徙于北边。到边地后，“世为边郡守”。经过几代的“广田地，积财粟”和笼络宗党的活动，到东汉时便成了“宗党”势力强大的廉氏家族2。廉氏家族的经历，是由战国时期的封建贵族，经历了豪族的道路，又进入世家地主的行列。不可忽视，廉氏这一长期的发家史，是跟几代人的“广田地，积财粟”分不开的。又如东汉初期的马援，本系战国时赵国马服君赵奢之后，子孙以马为氏。汉武帝时，赵奢之后以“吏三千石”自邯郸徙茂陵。马援的曾祖父马通，以功封重合侯。王莽时，马援兄弟三人，都是二千石。东汉时期，马氏一门“声腾三辅”。其儿子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宾客奔凑，四方毕至”，当时人没有能比得上这个家族的声势的3。其他，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吴郡陆氏、南阳阴氏和樊氏等，无一不是累代相承的世家地主。两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发展，逐步表明它是在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地主转化，他们手中由兼并而来的土地带上了越来越多的私有性质，他们原来由于赐爵、赐民户而得到的土地也越来越减少了官有的色彩。 东汉晚年，仲长统论述古今及时俗行事，说道：“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契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般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债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1又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惟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纲禁疎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2约略与仲长统相先后，王符著《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说一些人“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皆疏骨肉而亲便辞，薄知友而厚狗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1《后汉书·刘隆传》。 2《后汉书·廉范传》。 3《后汉书·马援传附子防传》。 1《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 2《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损益》。 怨望于家，细人谤志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3这说的是当时豪富，主要是说高赀富人，说他们一旦富起来以后的骄奢**佚。像这样的人，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成为庶族的部分来源。 世家和豪富兼并土地，主要是通过横赐、假贷、侵占、请射和买卖等形式。横赐，是官府于制度以外横赐官吏以土地。如武帝以官田“赐乳母”1，以官田百顷赐其姨2，以“公田、鱼池、蒲苇数顷”赐东方朔3，以“公田十顷”赐卜式4，以“公田二顷”赐苏武5，哀帝以“公田二千余顷”赐董贤6等。假贷，是租借，只能有使用权。请射，是请求使用，可说是有一定的占有权。但对有权势的地主说，租借和请射，都只是名义，实际上都是兼并。如武帝时，酷吏宁成“贳贷陂田千余顷”租佃给农民耕种7。《盐铁论·园池》谓官吏以“公田转假”，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指出了名义上的假贷，实际上是对官有土地的侵占。成帝时，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阳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便“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地8，这是以请射方式侵占官有土地。至于匡衡的私改土地疆界而隐瞒有官田四百顷9，陈汤所说的“关东富人”“多规良田”10以及“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11等，则是更为明显的侵占官田的行为。东汉时期，如梁冀、苏康、管霸、张让、侯览等人，无不侵占了大量的官田。 通过买卖以兼并土地，是最常见的形式，而以买卖为名强买贱买其实的，也是常有的事。这在汉初，从丞相萧何那里就开始了。萧何为了消除汉高祖对他的疑虑，接受了门客的建议，“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果真“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1。又如司马相如未发迹时，在成都买田宅为富人2；霍去病“为中孺买田地奴婢”3；张禹为官之后，“买田宅至四百顷”4。东汉时期，土地买卖之风有增无减。前引仲长统、王符所说，都是明显的例证。1966年，在四川郫县犀浦附近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簿书碑”，其中多有“某某田若干亩，贾（价）若干”的记载，如：王岭□□，直□□万五千；□□田顷五十亩，直三万；3《潜夫论·忠贵》。“忠贵”，《后汉书·王符传》作“贵忠”。 1《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2《汉书·外戚传》。 3《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4《史记·平准书》。 5《汉书·苏建传附子武传》。 6《汉书·王嘉传》。 7《汉书·酷吏·宁成传》。 8《汉书·孙宝传》。 9《汉书·匡衡传》。 10《汉书·陈汤传》。 1《史记·萧相国世家》。 2《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3《汉书·霍光传》。 4《汉书·张禹传》。 何广田八十亩，质□□五千；王汶田四顷九十亩，贾卅一万；故杨汉田二顷六十□；田顷卅亩，质□□万；中亭后楼，贾四万这些有土地一顷五十亩和二顷六十亩以上的人，应是乡村中、小地主。 残碑仔细标明各户土地的价格，有可能是评定资产的需要。但从“土地若干”可以“质钱若干”的话看，显然买卖土地与典质土地时也是这个价格。土地、住宅、奴婢均系于某人名下，可见东汉时期的乡村已出现了不少中、小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多来源于土地买卖与典质。这种乡村的中小地主的汇合，也像豪富地主一样，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庶族地主的部分来源。 官田和民田间的矛盾，官田内部出现的矛盾和民田内部的矛盾，往往在土地兼并情形下显得更为显著。土地兼并在秦汉时期是社会矛盾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农业生产中所遇到的灾难性的现象和阶级矛盾之激化为农民武装起义，往往跟土地兼并有直接、间接的联系。 第三节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秦汉时期的农民阶级，像在别的封建时期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上文所说，地主阶级内部有全国最高的地主，有世家、豪族和高资富人，还有各种中小地主。农民阶级内部也有各种不同身份的劳动者，有在官府授田制下劳动的农民，有租佃官田的农民，有在官田劳动的佃户和雇工，还有其他形式的依附农民及有较多人身自由的自耕农。这些不同身份的农民，基本上都在什伍编制之内，都称作“编户齐民”。不过“编户齐民”并不完全限于农民，也包含一定数量的新兴的地主。另外，还有牧区的牧民、官民手工业中的劳动者和奴隶身份的劳动者。 秦代的农民秦代的农民，以在官田劳动的佃户性质的劳动者占主要地位。这是由于秦皇朝时期对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的社会情况的继承和发展，也由于长期战争之后，官府直接控制了大量土地，因而有条件吸收广大农民，使其束缚于土地上。 秦代在官田劳动的农民，是通过“授田”的方式，从官府领取份地进行耕种。从战国时起，秦国就实行授田制。云梦秦简《田律》规定，被授予田地的农民，按照其受田的顷亩多少，无论其是否完全垦种，都要向官府缴纳刍藁作为租赋。每顷缴纳刍三石、藁二石。同时，还规定授予农民土地以“封”为界，不许私自移动。秦律《法律答问》说：“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阡陌）。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这就是说，私移阡陌封界、扩占土地是有罪的。于是，被授田的农民，通过授田被束缚在官田上，成为由封建统治者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不再是奴隶，也不再是村社成员了。这种授田制度，自商秧变法以来，到秦朝统一以后，一直沿袭下来。 秦统治者除了通过授田以份地形式把官田分给农民外，还把官田直接租佃于贫苦农民，这是封建依附关系的另一种形式。秦律《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个答问：“部佐1匿者（诸）民田，者（诸）民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这是指掌管官田的田官——部佐，为了把官田的地租据为己有，便“隐诸民田”，即隐瞒已经租佃与农民的官田，不向官府呈报，以便从中渔利。《法律答问》指出，如果部佐已把官田租给农民而不上报，即“已租者（诸）民，弗言”，便以匿田论罪。如果未租，即未曾把官田租给人家，“不论为匿田”，即不以匿官田论处。从这条答问中，可见秦代以授田方式形成的依附关系而外，还存在着以租佃方式出现的另一种封建依附关系。这两种不同形式下的农民，虽同是依附于官田的佃农，但也略有差异。 授田制下的农民对土地有长期使用权，或说是有一定的占有权。采取租佃形式的农民则未能保证对土地的长期使用，而且跟租佃私家土地的佃农相同。1部佐：乡部之佐，主管官田收赋税的田官。 从封建国家对两种不同形式的官府佃农的剥削情况来看，授田制下的佃农每年“顷入刍三石，藁二石”，这是以赋税形式出现的地租，是地租与课税的结合。租佃制下的官府佃农，只能是按其租种的土地数额缴纳地租。他们虽同是缴纳地租，但在形式上却有差别。授田农民是以赋税形式出现的，与一般自耕农民差不多。而租佃农民缴纳地租的形式则与私家佃家完全一样，所缴纳的地租数额也同私家地租的“见税什五”差不多，其剥削率较之授田制下的农民要高一些。由此可见，官田的两种不同剥削形式：授田制与租佃制之间无论在土地的使用上和赋税的缴纳上都有些差别，从而他们对封建政权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程度上也有所不同。相对而言，采取租佃形式的佃农同封建政权之间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封建依附关系，而官府对授田制下的农民的控制则相对地要松弛一些。 除了依附于官田的依附农民而外，还有依附于民田的依附农民。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耕种民田的依附农民和雇农的数量遂日益增多。由于当时对赋税徭役的繁重，“悉租税，专民力”，迫使农民或是“附托于有威之门，以避徭赋”1，或是离乡背井去佃种“豪民之田”，依附豪富地主，缴纳“见税什五”的高额地租，并为之服务。他们跟地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农村中已有一部分破产农民，只有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成为受地主雇佣的雇农。《韩非子·外储说》：“齐桓公微服巡民家，人有年老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又说：“夫卖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由此可见，从春秋战国以来即已出现雇农。到了秦代，随着赋役的繁重和破产农民的增多，“卖佣而播耕”的“庸客”也就可能增加。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2雇农虽然同主人之间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但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而且还负担官府的徭役，生活非常困苦，一遇疾病灾害或征发远戍无法出卖劳动时，举家生活便难以维持，陷入绝境，出现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的悲惨景象。 当时除了广大的依附农民和雇农而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自耕农跟小农不是一个概念。自耕农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而小农主要是从生产规模方面说的。自耕农必然是小农，而小农则于自耕农以外，还包括有各种依附农民和雇农。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有自耕农的出现。他们之中，有的是反抗奴隶主贵族斗争中脱离奴隶制羁绊的奴隶和平民，从事垦荒，获得小块耕地；有的则是失势的破落贵族，下降到耕种小块土地的平民，如范氏、中行氏在晋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失败后逃往齐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1。自战国以来以至秦代，都保持一定数量的自耕农民。《吕氏春秋》所谓：“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1《韩非子·诡使》。 2《史记·陈涉世家》。 1《国语·晋语》。 徙”2，这种有产业而重迁徙的农民，当即自耕农民。《韩非子·六反》：“今家人之治产也，相恶以饥寒，相强以劳劳，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这说的也是自耕农民，说他们如能勤劳治产，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尽力耕种，可致温饱，否则就有破产之虞。由于自耕农民处境艰难，因而有些自耕农民放弃种地，卖掉田宅从事别的谋生之道，如《韩非子·外储》所说：“中牟之民，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到了秦朝后期，赋役更加繁重，自耕农民的处境也更为困难，“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3，生活陷于绝境。自耕农的社会地位优于佃农和雇农，但在繁重赋役的压榨下濒于破产，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降为佃农或雇农，甚至沦为奴隶或刑徒。 以上不同阶层的农民，虽然在身份地位上有所差异，但仅是大同而小异，他们同是受着秦朝政权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自耕农民虽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然而官府却用强制手段，通过什伍组织、户籍制度和法律上的各项规定，把他们编制起来，束缚在土地上为官府纳税服役，同佃农、雇农一样地为地主阶级提供剩余劳动。秦统治者所制定的秦律，就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的沉重枷锁和压迫农民的暴力手段。在云梦秦简中，就有强制农民从事无偿劳动的《徭律》和强迫农民缴纳田租赋税的《田律》、《仓律》，还有用农民的《捕亡律》、《傅律》等。这些刑律的规定是非常苛刻的。比如《徭律》规定，农民服役失期的就被处以罚款以至斩首的刑罚。在秦统治者急政暴敛下，“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死者相望”1。“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室而七。”2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终于爆发了推翻秦朝残暴统治的农民大起义。秦代的手工业劳动者秦代，在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劳动者中，有具有一定自由身份的工匠，有丧失人身自由的刑徒和官奴婢，而后者比工匠所占的数量要大些。 具有一定自由身份的工匠，多系由民间个体小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征调而来，即云梦秦简中所说的“工”。在秦律的条文中，凡官吏犯法较轻者皆处以罚款，而一些有关罚款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工，可见工在身份上与吏相近，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自由身份。 刑徒，是因犯法被判处徒刑的人，其中多数系贫苦的农民。秦始皇专任刑狱吏，采取“以刑杀为威”的统治政策，人民动辄犯法，以致出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1的情况。二世时，“法令诛罚日益深刻”，人民动辄犯法，被处刑罚。他们在服刑期内，丧失人身自由，从事各种无偿劳役（有时也被征发服兵役），其身份地位大抵同奴婢差不多。在当时官营手工业中，尤其是在筑城、修路、营造宫室的土木工程中，刑徒人数最多，仅修阿房宫和骊2《吕氏春秋·上农》。 3《汉书·食货志》。 1《汉书·严安传》。 2《汉书·晁错传》。 1《汉书·刑法志》。 山墓的刑徒就多达数十万人。根据《汉书·刑法志》和云梦秦简所载，秦时刑徒的名称，有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候等。罪重的，要受黥刑（面上刺字）和劓刑（割鼻）。其中，舂、白粲皆为女刑徒。各类刑徒服役年限，秦律未有明文规定。秦律《法律问答》中规定刑徒犯有诬告罪的，在原来判刑的基础上“又系城旦六岁”，这说明城旦的服刑期是六年，可见秦代刑徒是有刑期的。 各种不同名称的刑徒，虽各有专职，如城旦之修治城垣，鬼薪之为祭祀鬼神采伐薪木，舂、白粲之舂米、择米，但实际上则兼任其他各种工种，并不完全从事原来规定的工种。如铜器铭文“上郡戈”云：“廿五年，上郡守庙造，高奴工师竃、丞申、工鬼薪戠。上郡武库。洛都。”文中郡守系这一铜器的监造者，工师、丞系主造者，制造者即直接生产者，称为工，由鬼薪戠承担。据《汉书·刑法志》，隶臣妾是刑徒中的一种，但据秦律来看，隶臣妾的服役是终身性质，除非立有斩首军功不能赎免。就是“老当免”的隶臣妾，也得有成年男子顶替才能获得自由。隶臣妾的子女仍为隶臣妾。一般刑徒带刑具，穿赭衣，有的还要受肉刑，而隶臣妾却同一般奴婢一样，不受肉刑，也不带刑具和穿赭衣，所以秦代的隶臣妾是奴隶身份，同汉律中的隶臣妾是服刑的刑徒有所不同。 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劳动，秦律中称为隶臣妾（男为隶臣，女为隶妾）的官奴婢为数不少。他们之中，有的是犯法的罪人及其家属；有的是秦统一六国中所俘获的战俘，如秦律所说：“寇降，以为隶臣”；有的是秦在统一以前原有的官奴婢及其子女；有的则是从罪犯那里没收而来的奴婢。秦统治者除以其中一部分官奴婢赐与贵族官吏作为家内奴仆或是用来耕种官田外，其余被认为能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被派往土木工程修建场所或其他手工业作坊。这就需要对官奴婢进行一番挑选的工夫。秦律《均工律》说：“隶臣有工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这是不允许让有技能的官奴婢终身丧失人身自由。但如要免除奴籍，则只有在被征发从军中立下杀敌斩首的战功，才能作到，如秦律《军爵律》所说：“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免除奴籍），昔令为工（工匠）；其不完者1以为隐官（监司刑徒役作的机构）工。”隐官工的身份地位高于一般官奴婢，而低于工匠。 秦统治者对广大奴婢、刑徒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秦朝廷为了加强对官手工业的管理，强制手工业工匠，特别是强制奴婢、刑徒从事生产劳动，制订了苛刻的刑律，如秦律中的《工律》、《工人程》、《均工》等篇。这些刑律是秦统治者套在奴婢、刑徒身上的沉重枷锁。从律文中反映出秦统治者对奴婢、刑徒的残酷奴役。 在秦官手工业作坊有不少的妇女儿童充当苦役。他们多是罪犯家属或奴婢子女（“奴产子”），即秦律中所说的“小隶臣妾”、“小城旦”。小隶臣妾成年后为大隶臣妾，即一般成年奴婢，如秦律《仓律》所载：“小隶臣妾以八月傅（登记）为大隶臣妾。”《仓律》还规定：“隶臣、城旦不盈六尺五寸1（约合今1.50米），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约合今1.40米），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约合今1.20米），皆作之。”身高1米20的小奴婢、小刑徒就要开始服苦役了。秦律还规定：“城旦为工殿者，治（笞）人百”；1不完，指成功不能达到规定的程度者。《商君书》以斩首三十三级以上为完整。1秦尺一尺约合今0.23米。 “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监工人员罚款），徒笞五十”。秦统治者明文规定，把鞭打作为维持劳动生产率的手段，用以镇压怠工。秦统治者的残暴，激起了广大奴隶、刑徒的愤怒。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就有不少的奴隶、刑徒参加起义，成为反秦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秦代的私营手工业，包括豪族富商经营的作坊、矿场，个体小手工业，以及地主、农民的家庭手工业等几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工商食官”制被打破之后，私营工商业逐渐兴起，各地豪富、贵族为了广其产业，蓄养奴婢和一部分依附人口，或是从事家内劳动，或是从事生产劳动。秦朝统一全国后，实行徙豪富的政策，把关东各国的贵族、豪富分别迁徙到关中以及蜀郡各地。这些人中的一些豪商大贾迁徙到各地后重操旧业，冶铁煮盐，主要是使用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生产规模还相当地大。 个体小手工业者多从事于纺织、陶瓷、锻打（金银器、铁器）、漆器、木器、鞋帽、制车、制盐、制酱等小手工业，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自己制造，自己销售，其身份地位类似农村中的自耕农民。在农村中还有一些闲散的手艺人。他们是农民中具有某种手工业技术专长的人。他们自己没有生产资料，也不参加销售，只是利用农闲时间为人帮工做活，受人雇佣，其地位类似农村的雇农。至于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当时“男耕女织”已成习俗，主要是生产布帛。 秦代奴隶制残余的严重性及其历史地位的估计秦代官私手工业中，是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在农业生产以及在其他各种非生产性劳动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劳动。由于秦法苛酷，人民动辄犯法，罪犯及其家属被没为奴者为数甚众。在统一战争中也有不少六民被虏为奴。还有一些贵族、官吏、地主及其家属因罪籍没为奴的。因而，秦代奴隶制的残余是相当严重的，一度出现了回升的趋势。秦律中关于奴隶的规定甚多，其比重仅次于防止农民反抗的“盗贼”条文。 秦代奴隶制残余虽然相当严重，但并不能因而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仍是农民阶级。其一，在当时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生产中，虽也使用奴隶劳动，但耕种官田和民田的绝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是农民。在手工业中，除了官营手工业中奴隶劳动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大部分的手工业生产仍由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以及官私手工业中的工匠承担。农民阶级不仅是朝廷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二，秦代奴隶制残余虽然相当严重，但自战国以来，这种奴隶制残余已经长期地同封建生产关系融合在一起，成为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从奴隶的占有者来说，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要是为各级奴隶主所占有。战国、秦代虽有工商奴隶主，但他们占有奴隶的数量远远不如地主之多，地主是当时奴隶的主要占有者。当时的奴隶劳动是被控制在地主手中，已被纳入封建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其附属物。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中奴隶制残余所以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初期奴隶制残余之所以相当严重，除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之外，就是因为奴隶制残余已经成为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 秦代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奴隶的身份地位已开始发生变化，已经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奴隶。 第一，根据秦律的规定，奴隶的生命、人身虽仍然得不到保障，但对奴隶任意施加私刑以至杀害，是受限制的，不像奴隶社会那样可以对奴隶为所欲为了。例如秦律《告臣》爰书中说：“某里士伍甲”因其奴“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甲欲斩其左趾，将其“缚诣”官府，请“斩以为城旦”。又如《黥妾爰书》中说：“某里五大夫乙”因其婢妾“悍”，命家吏将其缚送官府，请求处以黥刑。这正如《史记·集解》引服虔注云：“杀奴婢皆当告官”，主人不得任意加以处置。这说明那时奴隶的地位较之奴隶社会有所改善，因而奴隶社会杀奴殉葬的陋习，在秦汉时期已基本扫除；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现象。 第二，奴隶赎身机会的增多。商周时代的奴隶终身为奴。到了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奴隶可以通过立功赎身的事例。奴隶赎身的途径逐渐增多了，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人赎，即以亲邻代其为奴以求赎免，如秦律《仓律》所说：“隶臣欲以丁邻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臣妾欲以丁邻一人赎，许之。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这种以二人赎一人、以壮赎老小的赎取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二是“冗边”赎，即在规定的服役期外自愿戍边五年来赎取其母或姊妹一人，如秦律《司空律》所云：“百姓有母及同生为隶妾，非谪罪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三是以爵赎，即以归还爵位来赎免，如秦律《军爵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许之。”这种办法是对有爵位的官吏、地主的照顾。四是以军功赎，即奴隶本人或其亲属立有军功者，可以赎免其本人或其亲属为庶人，如秦律《军爵律》所云：“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至于家奴婢，则是“偿身免”，可以由主人放免，免去其赎偿身价。 第三，秦代奴隶中出现少数有自己独立经济的奴隶。其中有的是夫妻双方只有一方被籍没为奴者，则其家得保有财产。如夫妻未离异，应共同享有财产，则被没为奴的人仍享有财产。如秦律《法律问答》所说：“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服当收不收？不当收。”“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服当收？畀夫？畀夫。”有的未有家室者，法律虽然未有明文规定允许其私有财产，但实际上是有私有财产的，如秦律《金布律》所说：“隶臣、府隶之无妻者”，夏季得缴纳夏衣费五十五钱，冬季得缴纳冬衣费一百一十钱；“隶臣妾之老小不能自衣者”，“冬入钱五十五，夏卅（三十）四钱；其小者，冬卅（四十）四钱，夏卅三钱”。如无独立经济，是无法缴纳这些钱的。至于民家奴婢，也很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如《法律问答》所说：“人臣甲谋遣人妾乙盗主钱”；“人奴妾盗其主父母，为盗主”。假如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则盗主何为1？上述史实，说明秦代奴隶跟奴隶社会的奴隶相比，他们的身份地位已开始有所提高。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秦代奴隶制残余之同封建制逐渐结合，并成为它的补充形式，但这并不是说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同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完全解决了，也不影响封建经济的发展了。在封建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奴隶制作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并不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起着桎梏的作用。秦代的严刑峻法，迫使众多的农民被沦为奴婢、刑徒，使农业生产1高敏：《云梦秦简初探》。 中的劳动力大为减少，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秦朝末年农业生产的萎缩，与农民沦为奴婢、刑徒人数的日益增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低估的。 两汉时期的自耕农在两汉时期，战国秦代以来封建经济结构基本上形成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此外，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和奴婢。两汉时期的阶级结构同秦朝没有什么差别。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份地位没有显著的改变，但在不同程度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农民阶级来说，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依附农民。自耕农在农民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的增加，但自耕农的地位不稳定，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两汉时期自耕农比重的升降，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都有影响。 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初年，自耕农的数量曾经有过大幅度的增加，在农民中的比重显著上升。汉初七十年间，自耕农数量之所以增加，主要是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广大的依附农民、刑徒、奴隶恢复人身自由并获得小块耕地创造了条件。 西汉建立之后，针对当时社会生产凋敝、人口大量减员的情况，高祖为招抚流亡，奖励垦荒，于五年（公元前202年）下诏，令兵解甲归田，赐以田宅。其中少数功高地多者转化为地主，多数兵则转化为自耕农。在同一诏书中还规定：“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户籍），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1这包含以下两项内容，一是招抚在战争中流亡山泽的人口还乡，恢复他们的田宅爵位，其间既有地主，也有自耕农；二是赦免在战争中因饥饿自卖为奴的人为庶人，给以从事个体经营的机会。在当时土地大量荒芜、人口“十才二三”的情况下，这些人很可能成为从事垦荒的自耕农民。汉统治者解放他们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使其垦荒，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高祖以后，惠、文、景各朝相继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以民田及奴婢为限。”“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西汉初年，自耕农的个体经济当一度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个体经济毕竟还是很难稳定的。在号称承平盛世的“文景之治”时期，就已产生了不稳定的因素，出现了土地兼并的苗头。 到了武帝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逐渐膨胀起来，汉初七十余年间经过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被分割掠夺，兼并之风日益加剧，以致自耕农随时有破产及濒于死亡的危险。为了加强集权，汉武帝以“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1，在打击诸侯王和富商大贾的同时，曾经采取了一些打击豪族势力的措施，对敢于反抗朝廷的地方豪1《汉书·高帝纪》下。 1《汉书·主父偃传》。 族大肆诛杀。但由于西汉朝廷究竟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它对豪富的打击，只能局限在加强朝廷集权的范围内，并不能真正解决兼并的问题，对于改善农民的地位也不能带来什么好处。此后不久，豪富势力更加嚣张起来，以致宣帝时涿郡人民有“宁负二千石，毋负豪大家”的谚语。西汉后期，这些豪富大族伙同封建贵族，照旧兼并，并把破产农民沦为受其奴役的依附农民。元、成以后，西汉朝廷日趋腐朽，“大兴繇（徭）役，重增赋敛，征法如雨”2，包括自耕农民在内的广大农民，生活条件日益恶化。哀帝时，鲍宣曾上书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七亡”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等。七死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等。这时，广大农民的生活已经陷入绝境，因而，鲍宣向朝廷提出“国安，诚难”3的警告。西汉政府和新莽政权为解决由于土地兼并、自耕农破产而引起的社会危机，曾先后提出“限田限奴议”和王田制，都以失败告终。 东汉初年，由于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又一次给予封建统治和奴隶制残余以沉重的打击，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以及农民战争中摆脱奴役地位的奴隶和依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东汉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在光武、明、章三朝相继实行了释放奴婢、招抚流亡、减轻赋役、奖励生产等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因而自耕农的地位又有所上升，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云：“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东汉政权是在豪族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东汉建立以后，这些豪族地主又取得了世家地主的贵族身份。东汉时期的豪族势力较之西汉更为猖獗。东汉初年度田政策失败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自耕农的个体经济也就日益萎缩，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 两汉时期的依附农民两汉时期，虽然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特别是农民战争之后更有了增加，但自耕农仅占有小块土地，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总的说来，全国大部分土地仍然掌握在官府和不同等级的地主手中，依附农民仍占农民中的多数。 两汉时期的官田，一般是授田制与租佃制的并行。关于汉代授田制，见于记载者不多。但对于已经赐封中的封户，一般当系授田制下的农民。因只有这种农民，才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才得成为被封的对象。租佃制，是以租佃方式假与无地贫民。这些假官田的农民同授田制下的农民，都是官府的佃农。昭帝时，在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曾与贤良文学就“假公田”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辩论。贤良文学认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之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公田转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尽”，不如以“‘公田’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这就是主张以“公田”分与自耕农民，由官府征收赋税。这就是授田制的形式，这受到桑弘羊的反对。2《汉书·谷永传》。 3《汉书·鲍宣传》。 他认为：“池鄣之假”可以“致利以助贡赋”，是朝廷的财源之一，“今欲罢之，绝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驳斥了“公田转假，利归权家”之说。会议结果，仍然维持桑弘羊的原议。因而西汉后期与东汉时期“假民公田”的记载，史不绝书。当时租种官田的佃农向朝廷缴纳的租税，称为“假税”。武帝、昭帝时期的“假税”大致与当时自耕农缴纳的赋税差不多，所以《盐铁论》说：“假与税殊名，其实一也。”同时，官府佃农同朝廷之间的依附关系，比起民田的佃农来，相对地说，也比较松弛一些。但到了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假税的税率逐渐加重，达到生产物价格的百分之五十1，同耕种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相同。 汉初，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徙塞下”，为汉代进行屯田之始。 到了武帝以后，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在西北边郡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屯田有民屯与军屯之分。民屯是迁徙内地贫民到边郡屯垦，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1。这些内地移民到达边郡后，由政府假与公田，贷与耕牛、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开始屯垦时，由政府供给衣食，屯田民则向政府缴“假税”。这些在边郡租种官有土地从事屯垦的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存在的封建依附关系，同租种官田的农民，同是朝廷的佃农。军屯，在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2。次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后来又在天山南北进行屯田。从事军屯的，除戍卒外，还有刑徒同弛刑士（遇赦的刑徒）。他们每人垦田二十亩4，由官府供给种子和生产工具。耕者及其家属也由官府供给衣食住宅。每年向政府缴纳地租四斗，余粮由官府收购。屯田戍卒、刑徒、弛刑士在缴纳田租上虽与招募的屯田民相同，但是他们耕种屯田仅限于戍守和服刑期间，具有徭役劳动的性质，并非长期依附在官田上，因而他们的身份并未因从事屯垦而改变。 在两汉时期的依附农民中，除官府佃农外，存在着大量的私家依附农民，而又以豪富及世家大族控制下的依附农民占多数。 如前所述，从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剧烈，豪强势力的急剧发展，封建依附关系不断地加强，沦为“徒附”的依附农民越来越多。在豪富大地主的田庄里，有大量的“徒附”。此外，还有不少的奴婢。依附农民是豪富田庄的主要劳动人口，奴隶劳动居于辅助地位。 在两汉时期封建依附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依附农民的数目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身份地位也日益低下。西汉末年，王莽在下令改制中曾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11《汉代的公田和假税》，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2期。 1《汉书·武帝纪》。 2《汉书·匈奴传》。 3《汉书·食货志》。 4《汉书·赵充国传》：“田事出赋入二十亩。” 1《汉书·王莽传》中。 所谓“分田劫假”，《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云：“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利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由此可见，西汉末年耕种豪富地主之田，缴纳的田租占耕耘所得百分之五十。到了东汉时期，豪富对依附农民的剥削更是变本加厉。后汉人荀悦所说：“豪强占田逾多，浮客输大半之赋”2，这比百分之五十，还要多了。广大依附农民不仅经济生活困苦，而且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3，沦入农奴化的境遇。奴役他们的豪富地主们，则“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极尽奢侈腐化之能事。所以荀悦《汉纪》说：“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两汉时期的宾客、“宗族”和雇农两汉时期隶属于豪富大地主的依附农民，除佃户外，还有宾客和“宗族”。宾客，简称客，是与地主不同宗族的依附人口，其地位略高于一般的佃客。他们来源于战国时期诸侯、贵族所养的“士”，原是自由身份，有的还居于幕僚、贵宾的地位。到了西汉前期，一些诸侯王和贵族官吏，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丞相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等，皆以喜宾客著名当世。他们所养宾客，多为文学、计谋之士，为之出谋划策。他们的地位大抵与战国时宾客相同，保持着自由身份。但当时宾客之中，也有一些游食之徒，投在贵族门下，供其驱使，甚至依仗主人权势欺压平民，充当其剥削压迫人民的鹰犬，如将军灌夫“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今河南禹县）”1。这样，宾客与主人之间就已具有人身依附关系。西汉中叶以后，豪富地主们为了扩大他们的势力，纷纷招纳宾客。当时豪富地主的田庄，有的就不仅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也是武装割据的据点。于是，为这一势力服务的宾客，便逐渐地降低身份，参加田庄内的生产活动和军事组织，成为一些豪富地主的依附农民和家兵部曲了。在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中就有不少的宾客充当地主武装，参加作战。如南阳豪族岑彭“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彭将宾客战斗甚力”2；颍川豪族臧宫“少为县亭长、游徼，后率其客入下江兵中为校尉，因从光武征战”3；又一南阳豪族邓晨“世吏二千石，及汉兵起，晨将宾客会棘阳（今河南南阳附近）”4。这样，宾客的身份地位便一落千丈，从过去贵族官吏的座上贵宾下降为豪族驱使的依附人口，同其他依附人民没有什么差别了。因此，宾客的成分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很少有文人谋士厕身其间，而是以游食之徒和破产农民为主了。东汉时，宾客地位进一步下降。他们的户籍一般附属于主人户籍之内，不再由官府管辖。例如东汉末年济南豪族刘节的“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2《汉纪》卷八。 3崔寔《政论》。 1《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2《后汉书·岑彭传》。 3《后汉书·臧宫传》。 4《后汉书·邓晨传》。 节家前后未尝给繇（徭）”1。未尝服徭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在刘节的庇荫之下，没有正式的户籍。这说明宾客与主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东汉末年以后，宾客和奴婢并称为“奴客”。三国以后，宾客与佃客合二而一，统称佃客，连名义上的差别也消失了。 “宗族”，是与豪族地主有着同宗关系并隶属于豪宗地主的依附农民。 两汉时期，各地豪族地主多是聚族而居，但由于同族中的不同人家有贫富贵贱之分，因而分化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与被统治的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民与依附农民）。宗族人口中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大都租种豪族地主的田地，隶属豪族地主。豪族地主不仅利用这种隶属关系来控制同宗的依附农民；而且还利用血缘关系以族长的身份来控制他们。按照封建宗法的风习，族长是宗族中最有权威的人物。豪族地主利用他们的权势占有族长的地位，并施行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同宗族的贫苦农民，借以加强其对同宗依附农民的统治，并借此建立起一个以族长为核心的血缘集团，用以割据称雄，反抗官府。一旦有事，他们便合族相随，或举兵屯聚，或转徙避乱。同宗的依附农民的身份地位虽然略高于非同宗的依附农民，但他们跟非同宗依附农民一样，既受高额地租的剥削，又要为同族豪富打仗卖命，充当其家兵部曲。宗族和宾客是构成两汉时期地主武装的部曲和家兵的基干力量。三国以后，宗族仍然是在门阀士族的依附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除依附农民、自耕农民外，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还有雇农。两汉时期，雇佣劳动的范围较之秦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部门都使用雇工，当时称之为“佣”或“佣作”。雇佣劳动在当时农业生产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农村中特别是在农忙季节，雇佣劳动是相当普遍的。不仅地主有雇工，农民也有雇工。当时农业生产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雇佣劳动。一种是自愿的雇佣，来去有一定的自由。这种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农，其地位相当于自耕农。当时称这种雇佣劳动为“市佣”、“卖佣”。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两汉时期，有一些贫寒出身的官吏，寒微时曾经当过这种“卖佣”的雇农。如西汉儿宽求学时“贫无资用，带经而鉏”1。元帝时人匡衡出身贫寒，“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佣作以助资用”2。东汉第五访“少孤贫，尝佣耕以养兄嫂，有暇则以学文”3。除此而外，另一种则是带有依附性的雇佣劳动。在当时赋税徭役繁重的情况下，有一些逃避赋役或是逃荒逃债逃罪的贫苦农民，远走他乡，投靠有权势的豪门大姓，在其庇荫下从事雇佣劳动。由于他们受到主人的庇荫，同主人之间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其身份类似于佃种地主土地的依附农民，当时人称之为“隶佣”或“赁仆”。史籍所载的“流庸”，可能就是指这类与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农，如《汉书·昭帝纪》所载：“（始元四年）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还。’”在赋役繁重的荒年，这类远走他乡的“流庸”当是不少的。 两汉时期的手工业劳动者1《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 1《汉书·儿宽传》。 2《汉书·匡衡传》。 3《后汉书·循吏·第五访传》。 两汉时期的官营手工业，基本上继承秦制，在朝廷和地方都设有工官。 当时朝廷的一些行政部门如少府、大司农、水衡都尉以及太常、宗正、中尉、将作大匠等都设有工官或兼管手工业的官署。各工官、官署分别控制一些手工业作坊，从事铁器、铜器、铸钱、兵器、玉器、漆器、染织、衣服、木器、锻打、造船以及建筑材料、土木工程等生产。一些有条件的郡国县也分别设立铁官、盐官和工官。官营手工业生产，由护工卒史、工官长、工官丞、掾、史、令史、佐、啬夫等直接管理。在官营手工业作坊、矿场中，有工、卒、徒、隶四种不同身份地位的劳动者。 工，就是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自由身份的工匠。官营手工业生产中工匠的来源，如同秦朝时一样，多是从民间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征调而来。考古发掘出土的两汉器物，多勒有制造器物工匠名。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铜器上就勒有“工充国”、“工丙”的字样。有的出土器物除勒上工匠之名外，还勒上监制器物的管理人员的名字。这些工匠中的一些能工巧匠，有的受到汉统治者的赏识，被提拔为管理手工业的官吏，如武帝对“工匠阳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升迁到九卿之职。 卒，是指为封建官府服徭役的“更卒”。按照汉代制度规定，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的男子，都要向政府服兵役和徭役。“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1这就是说，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一个月的徭役，称为“更卒”。另外，一生中还要服两年的兵役，一年当军队中的正卒，一年当戍守边境的戍卒。当更卒是一月更换一次，轮番服役，所以称为“更”。有的不能参加服役，可以出钱三百（一说二千）交官府雇人代替，称为“过更”。所出雇人代替之钱，称为“更赋”。既然更卒是轮番服役，还可雇人代替，所以其身份地位与工匠相同。更卒在服役期间，从事各种劳役，除担当本地修桥、筑路、运输等劳役外，还参加官营手工业劳动，如《汉书·贡禹传》所说：“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更卒）、徒（刑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可见更卒是官营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人手。充当更卒是向朝廷承担的一种义务，是一种无偿劳动。 徒，是暂时失去人身自由的刑徒。汉承秦制，根据犯法的轻重将徒刑区分为若干等级，并在秦法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刑徒在服役期间被押解到工地服劳役，称为“输作”。汉代同秦代一样，刑徒从事各种劳动。在官营手工业中，特别是在冶铁、冶铜以及修建宫室、陵墓等土木建筑工程中，使用刑徒劳动最多。据考古发掘，在陕西咸阳附近的汉景帝陵和洛阳附近，都发现不少的刑徒墓。他们生前就是陵园和洛阳城的修建者。 两汉封建统治者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曾多次下令赦免刑徒或减其刑期。但得到赦减的是极少数，大多数刑徒的境遇仍然非常凄苦，备受虐待和残害。据洛阳东汉刑徒墓发掘报告：“根据对四百四十二个死者骨骸所做的鉴定，其中又以二十五至三十四岁的死者最多，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在数十个刑徒的骨骸上留有被各种器械砍击或刺杀所造成的创伤。”在这批墓葬的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酷刑甚至随意屠杀等直接暴力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这也是大批刑徒死于青壮年的主要原因之一。汉景帝陵墓附近的刑徒墓也有类似情况。 1《汉书·食货志》。 另外，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劳动的，还有一部分官奴婢。这些官奴婢有的被称为“工巧奴”。工巧奴分布于官府各部门所属的工官。在武帝时杨可告缗之后，从商人那里没收了大量的田宅、奴婢，“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1在西汉末年，据《汉书·王莽传》记载：“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钟官是水衡都尉所属上林三官之一，一下子就收容了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官奴婢达十万人，数目是够大的了。 在当时的私营手工业中，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凭借自己的技能，自造自售。以纺织精美著名的齐（今山东临淄一带）、蜀（今四川成都一带）、襄邑（今河南睢县）各地，就有不少的个体手工业者。《论衡·程材》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布，钝妇无不巧。”《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纺织业而外，采铜、铸钱、冶炼、制盐各业，也是当时个体手工业者比较集中的行业。《汉书·食货志》载：“今农事捐弃而采铜者日繁，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浮食寄民欲擅干山海之货，以致富。”此外，在城市还有一些从事陶瓷、漆器、车辆、竹木器、鞋帽、制酱等行业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当时称为“以手工所作以卖之”的“诸作”。在农村，还有农民“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也生产了一部分布帛。 在城乡各地，还有豪富地主经营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和矿场，其中的主要劳动者是奴隶，其次是与工商业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隶佣”。两汉时代，以经营盐铁业致富的豪民，如蜀之卓氏、程氏，宛之孔氏，皆役使僮与“放流人民”从事生产。卓氏之僮多至千人，程氏等亦有僮数百人。僮是当时对奴隶的一种称呼。“放流人民”则多是来自他乡逃避赋役或是逃债逃荒逃罪的破产农民。他们在主人的庇荫下从事雇佣劳动，因而与主人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被称作“隶佣”。在世家地主中也有在手工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如张安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是以能殖业资，富于大将军（霍光）”1。 两汉时期的奴隶制残余和奴隶身份的变化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虽然封建经济有大的发展，但在社会生产领域中，奴隶劳动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虽然汉律中不许擅杀奴婢的限制比秦律更严一些，但是私杀奴婢的事例仍然发生。至于虐待奴婢，更是常事。王褒《僮约》说：“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王充在《论衡·程材》说：“人奴之道，得不笞骂，足矣。”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两汉时期奴隶制残余仍然相当严重。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汉代奴隶身份在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其一，汉代奴隶中出现一些富有家财、仗势欺人的豪奴。秦代奴隶已开始有了少量的财产。到了汉代，更出现了一些拥有大量资财、仗势欺人的豪奴。比如高资地主刁间使用一些机智的“桀黠奴”外出经商。为了“尽其力”，允许他们“自饶”，可以分沾利益。这些“桀黠奴”善于经商，“连车骑，1《汉书·食货志》。 1《汉书·张汤传》。 交守相”，生活阔绰，结交官吏，不但给主人赚了大笔财产，自己也富饶起来。所以《史记·货殖列传》称赞刁间生财有道，“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又如汉哀帝“赐董贤苍头奴婢人十万钱”1。董贤的奴婢也因主人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沾光受益，成为富裕的豪奴。不仅私家奴婢有致富的，就是官奴婢中也有发财的，如《盐铁论》所说：“百姓无斗筲之储，官奴累百金。”豪奴们还依仗主人权势欺压平民，甚至公然抢劫行旅，如“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将刀兵入市”2；大宦官侯览“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3。这些情况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两汉时，达官贵人之家的奴婢习于奢侈，官私奴婢中不从事生产的非生产人口逐渐增多。当时贵族官吏家的奴婢不从事生产，有的甚至随从主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比如西汉成帝时，“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蓄奴婢，被绮縠”4；东汉安帝时，“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5。不仅私奴婢如此，官奴婢亦沾染了终日游戏的习气。如《汉书·贡禹传》所说：“官奴婢十余万游戏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因此，贡禹向汉统治者提出“宜皆免为庶人”的建议。奴婢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日益增多，多是由于豪富地主及封建贵族表示阔绰，因而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其三，两汉时，出现不少要求改善奴隶身份地位的舆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提出一些改善奴婢身份地位的主张。如西汉时董仲舒向武帝提出“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建议。王莽改制时，下令禁止奴婢买卖、禁止杀害奴婢，以为“逆天心，悖人伦”。汉光武帝也曾下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1此外，两汉时代还颁布了一些赦奴、减刑、灸灼奴婢依法治罪、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等诏令。这些主张和诏令虽未能贯彻执行，甚至成为一纸具文，效果不大，但在舆论上谴责了买卖奴婢、虐杀奴婢的罪行，提出了释放奴婢、改善其地位的主张。这对于改善奴隶身份地位是有利的。 以上这些变化，虽远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奴隶制残余仍然存在的现状，但却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两汉时期奴隶身份地位之相对的改变。 1《汉书·尹翁归传》。 2《汉书·尹翁归传》。 3《后汉书·侯览传》。 4《汉书·成帝纪》。 5《汉书·食货志》。 1《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三章官私手工业我国的封建社会，自始至终强调扶植与发展“男耕女织”的个体小农经济，把手工业视为农业的副业，显示出自给自足的特征。但虽然如此，手工业与商业仍有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经济，并不绝对排斥商业与手工业。恰恰相反，穷奢极欲的统治阶级是需要有商业与手工业为他们提供优质的产品；各地区物品资源的差别，也需要彼此交换、流通，以通有无。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和小农经济生产规模的狭小，各种农业器物的生产已非小农家庭之力所能奏效，“故工不出，则农用乖”1；何况农业的发展，直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这一系列的因素，就使得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虽然一再倡导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和主张重农桑而抑工商，而手工业和商业却始终存在着和不断发展着、甚至构成了封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以致出现了把从事手工业与商业作为致富的必要手段的思想，连司马迁也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2秦汉时期的手工业，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承战国而加速发展的时期。 1《盐铁论·本议》。 2《史记·货殖列传》。 第一节官府手工业所谓官府手工业，即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而所有权属于国家的手工业。这种性质的手工业，在我国是有其传统的。在商、周奴隶制国家统治下，创造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都是奴隶，从事农业劳动者为农业奴隶，从事手工业者为工匠奴隶即“百工”1，甚至连商业也由官府经营并由贾人服役，故有“工商食官”的说法2，又有“质人掌成市之货贿”3。《吕氏春秋·上农》说得更明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政粟，工攻器，贾攻货”，各司其事。这些从事手工业的“百工”，“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土齿”4。他们永远只能是“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市，以合其用”5。因此，在奴隶制度下，基本上不存在私营手工业与商业。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井田制的瓦解、私有土地制的出现和封建依附关系的产生，奴隶制度崩溃了，一部分手工业奴隶与农业奴隶，在斗争中逐步获得了解放，离开了官府的控制而成了私营手工业者和私营商人；个体小农的大量存在，也为民营手工业者和商人提供了原料与产品来源。于是，“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了，逐步形成了官私手工业与官私商业并存的局面。战国时期形成的这种新格局，到秦汉时期就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定型化，这里单就秦汉官府手工业的状况述其梗概。 官府手工业的管理系统秦汉的官府手工业，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例如，主建筑宗庙、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的官吏，叫将作少府，又名将作大匠。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西汉“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省中侯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东汉因之，且复左、右二校令，分掌左、右工徒1。主管官府丝织业的官吏，叫东织令丞、西织令丞，均属少府。西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2。东汉时，少府设织室令，有丞3。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谓“御府尚方织室”，是尚方令下也有织室主管丝织手工业。至于管纺织品染色的官吏，叫平准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无平准令，《续汉书·百官志》始有之，属大司农，“掌知物价，主练染，作采色。”《宋书·百官志》亦载平准令掌染，而且说是“秦官”，《通典·职官》同《宋志》，因知《汉表》漏载掌染色之平准令。主管高级手工业工匠及制作1《礼记·王制》。 2《国语·晋语》。 3《周礼·质人》。 4《礼记·王制》。 5《逸周书·大聚解》。 1《续汉书·百官志》。 2《汉书·百官公卿表》。 3《续汉书·百官志》。 御刀剑等兵器的官吏，叫尚方令。《汉书·百官公卿表》虽无此官，但《续汉书·百官志》载少府有尚方令，“主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器物。”又《通典·职官》亦谓尚方令为“秦官”，可见秦已有此官，《汉表》漏载而已。主管奴婢制作衣服及缝补之业的官吏，叫“御府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亦无此官，但《续汉书·百官志》少府属官有之，谓“御府令，宦者，典奴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通典·职官》同，且谓为“秦官”；又《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御府令丞”官名，可见秦时确有此官，《汉表》实漏。主管制作兵器、弓弩、刀铠之类武器的官吏，叫“考工令”。《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官有“考工室令丞”，臣瓒曰：“考工，主作器械。”《续汉书·百官志》亦有之，属太仆，“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缓诸杂工，左、右丞各一人。”东汉之制，显系继承秦和西汉而来，故考工令的职掌可视为通制。主管瓦当制作的官吏，叫做“都司空令丞”，属宗正。据《金石萃编》所收“宗正官当”瓦当、“都司空瓦”等，知宗正属官有“都司空令丞”，为主管宫殿建筑的瓦当制作手工业的机构与官吏，叫“东园匠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以“东园匠令丞”为少府所属十六令丞之一，颜师古注曰：“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还有主管钱币制造手工业的“锺官”，属水衡都尉，东汉亦如之。于上可见，秦汉时期的官府手工业，即使在中央机构中，也分工细致，各有主官，其重要程度可知。 郡国县等地方机构中，也有分工主管各种不同手工业的官吏。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河内郡怀县、泰山郡及其所属丰高县、河南郡、济南郡东平陵、颍川郡阳翟、广汉郡及所属雒县、南阳郡宛县、蜀郡成都等十郡县均设有工官。（据乐浪出土漆器铭文，还有梓潼郡、武都郡也有工官。）京兆郑县、沛郡沛县、左冯翊夏阳县、魏郡武安县、右扶风雍县与漆县、常山郡都乡县、弘农郡渑池县、蜀郡临邛县、颍川郡阳城县、犍为郡南安县、汝南郡西平县、南阳郡宛县、辽东郡平郭县等凡四十八郡国1均设铁官。河东郡安邑县、太原郡昔阳县等三十五郡县均设有盐官（《通典》作三十七处，以增东平之故；马非百在《桑弘羊年谱订补》中作三十六处，系误将雁门郡之沃阳、盐泽同时列入所致）。此外，丹阳郡有铜官，桂阳郡有金官，陈留郡与齐郡有服官，蜀郡严道有木官，巴郡朐忍与鱼腹均有桔官，庐江郡有楼船官，千乘郡有均输官，南郡有发弩官等。其中盐官主煮盐，铁官主铁的冶铸，服官主衣服制作，铜官主铜的冶炼，楼船官与发弩官分别主造船和制弩，工官则主金、银器的制作。总之，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专门为官府及宫廷所需制作各种器物、军械、衣服、金银器物及煮盐、冶铁、采矿、铸造、铸币等的手工业网，构成了官府手工业的庞大体系。 据云梦出土的秦简，表明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均设有“漆园啬夫”一官，主管官府漆园的种植与漆的生产；又有“司空啬夫”，主管大车与各种“公器”的生产；还有“左采铁”、“右采铁”等机构及“采铁啬夫”一官，主管铁的开采与冶炼。这些主管不同经济部门的“啬夫”，被通称为“官啬夫”，均受“大啬夫”的管辖。此外，还有“太官”、“右府”、“左府”、“都官”、“令、丞”及“曹长”等机构和官吏，也参加了对各种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他们又由中央的“太仓”和“内史”等官吏或部门管辖，详见高敏《云1王先谦《补注》作五十处，盖误多宜阳与千乘二处。 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的有关篇目，此不赘述。以啬夫主管官府手工业的制度，汉代也同样存在。《汉金文录·雁足灯》铭文有“元康六年（公元前65年），考工工贤友缮作，府啬夫建、护万年、般长当时主”字样；同书铜鼎铭文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考工工蒲造，佑臣主、守啬夫臣彭、掾臣明主”字样；同书锺铭文有“居摄元年（公元6年），考工□□缮，守啬夫□、守令史获、掾褒主”字样；《文物》1972年12期所载汉漆耳环铭文，有“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考工工并造，■工丰、护臣彭、佐臣■（？）、啬夫臣孝主”字样；《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三《东海宫司空镫盘》铭文，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七月十六日，东海宫司空作铜盘□镫，重五斤，啬夫臣倍主，丞臣寿、长臣福省”等语。所有这一切，确证西汉、东汉时主管官府手工业的低级官吏，有啬夫、护、长、般长、令、丞、佐、掾、守令史及守啬夫等官名，而且都是考工令下及东海王国宫司空之下的属官。足证文献所记，不仅完全属实，而且有不少遗漏，还进一步证明秦汉官府手工业管理之严格，因为在器物上载明制作工匠的名字及主管官吏名字，是为了检查督促和以明职责。 秦汉的官府手工业，从上引《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续汉书·百官志》所载主管机构及官吏名称看，知其管理系统历东汉而无大变。然而，关于盐铁等手工业的管理办法，却变化不小，并不像其他官府手工业那样有恒制不变。西汉之初，煮盐、冶炼及铸钱等手工业，除官营外，还允许民间私营。故吴王濞可以擅国内之盐铁生产，邓通可以任意铸造，贾谊则主张取消“纵民鼓铸”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由于政治、军事及财政上的需要，才正式实行煮盐、冶铁及铸钱等手工业的全部官营和禁止私营的制度。故各郡国盐、铁官之设，多在此时。武帝死后，官营盐、铁的政策，立即引起了争论。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就围绕着是否罢去盐铁官和取消其官营政策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并未因此而取消盐、铁官营，仅仅废除了酒的官营，因而盐铁官营“历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改变”1。其中，“元帝时”，虽然“尝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了盐铁官营2。汉末王莽时，进一步推行了盐、铁、铸钱等业的官营制度，公开宣布盐、酒、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铁币铜冶“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须由官府经营3。东汉政权建立后，据《续汉书·百官志》所云：“郡有盐、铁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这表明东汉在所有产盐、产铁郡县设置的盐官、铁官并非官营盐、铁，只是收盐、铁之税而已。又同书同志大司农条云：“郡国盐、铁官，本属大司农，中兴均属郡国。”表明东汉的盐、铁官，在隶属方面也不同于西汉。虽然，据《后汉书·郑兴传附郑众传》：“建初六年（公元81年），（众）代邓彪为大司农”时，章帝“议复盐铁官”，郑众反对而不成。但转眼之间，盐铁官营的制度又废除了。故《后汉书·和帝纪》载和帝即位之初下诏曰：“先帝即位（指章帝而言——引者），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1《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3《汉书·食货志》。 事。”这表明章帝建初六年“复收盐铁”之后，因为出现了“吏多不良”的情况，不久又罢去了盐铁之禁，恢复了“纵民煮铸”的政策。和帝此诏，不过是重申章帝末年之诏而已。因此，《后汉书·朱晖传》，载章帝元和间（公元84—86年），“尚书上言：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朱晖奏：据林言，不可行。事遂寝。”同章帝末年已罢去盐铁之禁的事实，正相符合，否则，不必请求“官可自鬻”食盐了！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东汉时期的煮盐、冶铁等手工业，是允许民间私营的，这时虽然有郡国盐铁官之设置，其职事在于收盐铁之税而已，同西汉的官营盐铁官制度是有一定程度差别的1。 官府手工业的类别秦汉官府手工业的类别较多，大别之，有采矿业和冶炼业、煮盐业、器物制作手工业、漆器手工业、衣服制作手工业等。 关于采矿业和冶炼业：《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秦律杂抄》简文，有“采山重殿”者，“赀啬夫一甲，佐一盾”及“太官、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课殿”者，“赀啬夫一盾”等规定。这里的“采山”，就是指官府的采矿手工业；“左采铁”与“右采铁”，则是指主管采矿手工业的官吏。至于主管专卖铁器的官吏，则有铁官长丞，《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使张若治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史记·自序》谓司马昌“为秦主铁官”；《通典·职官》谓秦郡县有铁官。汉代铁官设置之多，已于前述，足证官府的采矿、冶矿手工业已遍及全国，其中采矿、冶铁业为最多，但也不乏采铜、采金手工业，故汉代郡国中有设置金官、铜官者。汉代除置铁官经营铁的开采、冶炼与铁器制作、出卖外，还专设有名目繁多的官，如《续封泥考略》有“临菑采铁”封泥，北大历史系藏有“齐铁官印”、“齐铁官长”、“齐铁官丞”及“临菑铁丞”等封泥，益见官府采矿与冶炼手工业，以铁的开采与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为大宗。 关于煮盐手工业：上引《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使张若治成都，“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可见秦官府经营者除采铁手工业外，还有煮盐手工业。汉代盐官的设置更为普遍，详见《汉书·地理志》；又齐地有“琅邪左盐”封泥出土，西安有“玡左盐印”的发现，《封泥考略》有“楗盐左丞”封泥，盐官名目之多，足证官府煮盐手工业的发达。 关于器物制作手工业：器物制作手工业门类很多，主要有铁器制作手工业、铜器制作业与金银器制作业等。汉代的金、银器制作业，主要集中于蜀郡与广汉郡，故《汉书·贡禹传》云：“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主管器物制作者为“工官”，故蜀郡与广汉郡均设有“工官”。汉代官府经营的铜器制作业，有属于少府的尚方令的，有属于少府的考工令的，东汉属太仆；还有属于郡国工官的。制作铜器的类别有鼎、锺、弩机、铜壶、铜镜、铜扁、铜铫、雁足镫及其他用具1。至于铁器制作手工业，尤为发达。铁器之中，除兵器外，“田器”实为大宗。为了生产大量的铁制农具，武帝时曾在1详见高敏《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一文，刊《中州学刊》1986年5期。1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2。桑弘羊也说：“今县官铸农具，使民务本。”3主作兵器、弓弩、刀铠的考工令，自然也是制作铁器的部门。此外，各郡国的铁官，除主管采矿、冶炼之外，还有权制作铁器，即使是边陲地区也不例外。如“肩水都尉彭祖归宁”，言及肩水侯官“铸作铁器”，“令品甚明”4。 关于漆器手工业：漆器的制作，首先要作成木器，然后再涂漆。由于需要漆，故又有漆园的种植与漆的生产。《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秦律杂抄》，有“漆园殿，赀啬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及“漆园三岁比殿，赀啬夫二甲而废，令、丞各一甲”等规定，可见秦国早有漆园的种植，而且有专职官啬夫及令、丞、佐等官吏主管漆树的种植与漆的生产。汉代漆的生产地区甚广，《史记·货殖列传》有“陈、夏千亩漆”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七六六引何晏《九州论》，谓“共汲好漆”；同书同卷引《续述征记》云：“古之漆园在中牟，今犹生漆树也”；《金石索》卷五有“常山漆园司马”印，可见常山亦有漆树的种植。汉代主管漆器制作者，大抵为各郡国之工官。具体制作漆器的工匠，据乐浪出土漆器题名，有素工、髹工、上工、画工、雕工、清工、造工、供工等，足见分工之细；具体监造漆器的低级官吏，有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1，足见其管理系统之完备。至于漆器的主要制作地区，大都集中于工官设置之地，故蜀郡、成郡、广汉、怀、河南、阳翟、宛、东平陵、泰山郡、奉高、雒县等有工官的地方，都应是产漆器的地方。据乐浪出土漆器铭文，知梓潼郡、武都尉也有工官。《太平御览·器物部》引《盐铁论·散不足》，有“作野王紵器”语，野王即河内，可见汉之河内也产漆器。 关于衣服制作手工业：《汉书·地理志》载陈留郡襄邑有服官；齐郡有“三服官”。特别是齐郡的三服官，尤为衣服制作手工业的中心。这里的“三服官”，主管制作“天子之服”，所属“作工”“各数千人”。所谓“三服官”，即少府属官考工室、右工室、东园匠。此“三工官”，每年“官费五千万”1，其生产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关于铸钱手工业：《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得知早在商鞅变法后，就有钱币的使用与铸造。诸法律条文中，凡言及损坏公物、粮食及盗窃问题时，往往按其价值多少钱计算；可见钱的使用是相当广泛的。对钱币的铸造，是绝对禁止私铸的，故《封诊式》有一个关于盗铸钱者的案例，其爰书云：“丙盗铸新钱，丁佐铸”，因而被人捕得交官。由此可见盗铸钱是受到禁止的。而汉初，铸钱由少府主管，《封泥考略》有“少府铜丞”封泥，《汉印文字征》有“斡官泉丞”铜印均可证。《汉书·百官公卿表》谓，大司农属官有“斡官长丞”，又说：“初，斡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大司农。”颜注引如淳曰：“斡，音筦，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而榷酒酤也。”实则2《汉书·食货志》。 3《盐铁论·水旱》。 4《盐铁论·复古》。 1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1《汉书·贡禹传》。 “斡官”为专主铸钱之官。到孝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2。但“自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3，可见武帝之初就已禁止私铸。到元狩五年，进一步“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前郡国所铸钱，皆废销之。”4此“上林三官”，在《盐铁论·错币》作“专命水衡三官作”。“三官”究何所指，史书无说明，据陈直先生考证，应为镜官令丞、技巧令丞与辨钢令丞，因为《齐鲁封泥集存》中，分别有“锺官火丞”、“锺官钱丞”、“技巧钱丞”等封泥出土，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谓水衡属官恰有锺官、技巧、辨钢三丞令名，与此正合1。钱币铸造权之收归中央，对于提高钱币质量和统一规格，都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还有纺织手工业，染色及酿酒等加工性手工业，建筑器材的制作手工业，兵器、车辆、陶器等日常用品制作手工业等，无不在官府手工业中保持一定的地位。此不悉举。 官府手工业的材料来源官府手工业所需原材料的来源，则依据手工业门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来源。以漆器手工业来说，其所需漆，主要依赖于官府漆园的种植。以煮盐、采矿等手工业来说，主要依赖于山林川泽之利不许私有的国有土地制度。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家有权“颛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2即指此。但是，还有一些原料，非国有土地的所有... 13 北伐战争的发展大出陈独秀所料，一路凯旋，9月即饮马长江，攻克汉口，0月攻占武昌，随后挥师东南。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联防总司令孙传芳，调主力应付，上海一时防务空虚，在0月和翌年2月，两次发动武装暴动，结果因没有经验和资产阶级动摇等原因，没有成功。接着，陈独秀亲自出马，与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八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于3月2日北伐军兵临城下时发动第三次暴动，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取得胜利。从北伐军打下南昌开始，蒋介石即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为中心的大资产阶级勾结，准备叛变革命。他制造一系列惨案，摧残领导的工农运动，一路杀到上海。陈独秀估计到蒋介石也要向上海的特别是工人纠察队开刀，一面请示国际，一面准备武装反抗。但是，国际来电，不准军事反蒋，可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中山舰事件时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现在被共产国际弄回国抑制蒋介石的汪精卫，这时到达上海，右派和都来争取他。当时，右派为了制造借口，散布了许多谣言，说要“打倒国民党”，并指使工人冲击租界。陈独秀为了粉碎这种谣言，于4月5日与汪发表《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宣称不想打倒国民党，而国民党也“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陈独秀以为一纸宣言可以缓和上海的局势，即朔江而上，把中央迁到武汉。不料在2日，蒋就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残杀人和工人群众。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也在政变后被派到上海工作时，被捕牺牲。 上海政变后，广州、四川等地国民党也先后转向反革命，武汉地区陷入反革命四面包围的困境。陈独秀一面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等农运干部要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国民党则要求限制甚至取消土地革命的强大压力；一面又受了共产国际的严令，不准退出国民党，不准破裂联合战线，找不到出路，终日惶惶不安。这时共产国际又派来罗易，主张深入土地革命，以巩固武汉革命根据地。鲍罗廷则认为东南地区反革命势力太强，革命应向西北发展。陈独秀赞同鲍的意见，主张土地革命等到北伐打下北京后再说。在这种情况下，4月底召开的五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共产国际原想撤换陈独秀，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仍选他当总书记。到7月2日，共产国际来电改组党中央，成立没有陈独秀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大革命终于失败。 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企图挽救革命的失败，并在新派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召开了八七会议，不指名批判了违背国际路线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9月，陈独秀和党中央先后迁到上海，过起漫长的地下斗争生活。陈独秀几次写信给中央，认为革命在往下落，应该全面退却，不应有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遭到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的中央的批驳。有的中央委员还把陈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在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二儿子陈乔年的劝说下，陈独秀不再写信，而埋头于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的研究。不久，乔年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捕牺牲。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多次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参加六大，他拒绝，声言“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从923年起就以苏共党内反对派领袖身份进行活动的托洛茨基，向斯大林实权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攻击其在中国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应对失败负责；并认为当前中国没有革命形势，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应在城市中开展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国民会议运动，以过渡到将来武装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和六大规定的当前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受到影响，也进行反斯大林活动。他们被遣送回国后，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翌年春天，陈独秀等一批下台的党内中上层干部，在阅读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批判斯大林的文件后，自认为茅塞顿开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是共产国际令加入国民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于是，他们也结合起来，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8月5日，陈独秀给中央一封长信，要求以托派路线代替中央路线。同时，他还反对中央在当时“中东路事件”中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建议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改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这个意见含有合理的因素，但共产国际代表和党中央把所有这些都视为“反党、反苏、产国际”的行为。月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托陈派曾要求加入留学生托派组织，但对方怕失去正统地位而拒绝。于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2月开了一次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出机关报《无产者》。与此同时，又出现两个留学生托派组织，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调解和催促下，93年5月初，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沿用托陈派的“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名称，陈独秀被推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当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准备为国民会议而开展广泛斗争的时候，九一八事件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民主运动。陈独秀创办《热潮》周刊，以个人或托派组织名义，发表大量文章、宣言和决议，声讨日本侵略，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并指导学生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并在932年2月0日，以托派中央常委名义起草发表了《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与合作，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政府的策略。结果遭到刚刚上台的王明左倾集团的拒绝。托派内部坚决反对“投降”，他们空谈“工人无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使用“抗日救国”和“爱国运动”的口号。 0月5日，托派中央被国民党当局破获，陈独秀等全体常委被捕。在法庭上，陈独秀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批驳检察官强加给他的“借抗日反国民党”就是“叛国”的罪名。933年月，他被判八年徒刑。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8月23日，陈获释。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他一改托派的传统立场，接连发表演讲和文章，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拒绝东去上海重整托派，而西下武汉，继又入川。这时，上海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临时委员会执行托洛茨基第四国际指导的路线继续贯彻阶级斗争的方针，反对国民党领导抗日，特别攻击让步的国共合作政策是背叛工人阶级；主张利用战争造成的形势，发动革命，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多次通过决议，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则认为在这次大战中不可能爆发革命，并且以当时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清除异己大量残杀无辜的三次“莫斯科审判”，以及苏联为粉碎“慕尼黑阴谋”与德、日分别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例，攻击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与纳粹一样的独裁制。为此，他宣布“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否定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论，自诩为“终身反对派”。双方通过书信、文章进行了一场论战。 陈独秀出狱后，仍受国民党政府的监视，他的反苏言论有碍当时政府的“联苏制日”政策，不准他发表。陈独秀出狱时，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等人表示合作抗日，为首的党中央曾积极响应，但双方正在联络之际，驻莫斯科的正、副代表王明、康生回国，诬陷陈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日寇汉奸”。从此他与的关系彻底破裂。国民党曾要提供资金拉拢陈独秀成立“新共党”，反对延安，但他予以拒绝。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加，942年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寂寞而逝。 第十一章王明王明，原名陈绍■，后改为陈绍禹，字露清，笔名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风康、石绍禹、绍虞等，俄译化名有马马维奇、维奇、克劳白夫等。904年（清光绪三十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其父陈嘉渭早年自做酱醋出售，后与人合资开办行店，经营竹木。其母喻淑连曾任女子学校校长。 王明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天资聪敏，能文能诗。920年秋，考入六安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曾发起组织豫皖青年学会，被推为事务部主任，并担任安徽同学会会刊《皖光》的编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925年五卅运动中，曾参加武汉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后任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9月加入中国青年团。0月由许凌青介绍参加中国。不久被选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很快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92年9月，王明当选为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927年3月，作为译员，随米夫率领的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活动，并列席了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经米夫推荐，王明在中央宣传部当干事兼做党刊编辑。8月，随米夫再到苏联，在中山大学任联共党史课教员和翻译。不久，担任该校联共（布）支部局宣传干事。王明依靠米夫的，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教条主义的小宗派，利用反“教务派”和反托派斗争进行宗派活动。他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制造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等事件，打击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之后，他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瞿秋白为首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928年，王明根据米夫（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安排，作为翻译人员，参与了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编译供六大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小册子，并为小册子写了序言。它强调城市暴动是武装起义的中心，提出“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王明早期的教条主义的一篇代表作。 929年春，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中央宣传部主编的《红旗》报编辑。930年月被捕，出狱后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参加《劳动》报的编辑工作。后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在这期间，他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阐述。他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中国革命在新高涨到来之时，“有很快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他主张加紧“准备和布置全中国的武装暴动”，首先在主要数省或一省夺取政权。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王明对李立三的某些观点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因而受到李立三的压制，被撤销了中央宣传部秘书等一切工作。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王明曾表示拥护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但当他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共产国际0月《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的内容后，却一反前态，乘机进行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活动。共产国际来信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批评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月3日，王明等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责六届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月7日，王明等再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中央于月日收到共产国际的0月来信，并在党内公布了信的内容。王明便公开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这时，王明抛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经增订，改名为《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2月0日左右，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王明加紧进行宗派活动。2月25日，王明被任命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书记。93年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王明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并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 王明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的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93年月，王明去苏联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此之前的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932年8、9月间，共产国际召开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王明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在933年、2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在这期间，王明参与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并对国内临时中央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934年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顶点。在这次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935年7月25日，王明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8月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由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于0月日正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的策略》的长篇发言，后整理成小册子，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在法国巴黎和国内出版。它指出建立、扩大和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强调在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会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月，王明写了《中国的新任务》和《中国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于93年月合编为《新形势与新政策》的小册子出版。这个小册子阐述了“联蒋抗日”的思想，强调了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中国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政策、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应该实行转变。93年7月以后，王明先后发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又名《新中国论》）、《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等文章，继续宣传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出“我们员应当把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与日寇一样看待，因为中国人民的基本敌人是日寇。在现在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及其部队，看成是日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为了真正的和严重的武装抵抗日寇，必须要国民党军队或其有决定意义的大多数部队来参加。”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这些文章对于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的团结抗日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93年下半年开始，王明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包含了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萌芽。在这期间，王明还与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等接触，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并于93年月23日致函、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到苏区直接与中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之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潘汉年、王炳南等回国，帮助中央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937年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2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的报告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批评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问题，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抹煞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是抗战的领导者，主张“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强调正规战，贬低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主要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日求得速胜。由于王明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8日，王明抵武汉，参与同蒋介石的谈判。不久，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合并，对外为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暂以王明为书记。王明还兼任党报委员会主席。 王明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合作抗日、宣传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内各界人士及国际友好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恢复和发展南方各省的组织、指导新四军及华中抗战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又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他的错误主张。他在《挽救时局的关键》、《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和演讲中，宣扬国民党和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等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938年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这是中国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王明等致电中央，指责这“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2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指望通过外援建立几十师新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队的骨干，进一步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会后，王明回到武汉，又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表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继续坚持并发展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不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在长江流域及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仍然把华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致使未能在937年冬至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从938年月起，王明担任委派的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在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上，他与董必武、邓颖超等参政员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建国纲领案》，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从这时起到944年，王明是第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938年9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并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发言。他仍坚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要与国民党“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会议决定撤销中央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会后，王明留在延安工作。从939年起，王明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7月，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940年春，先后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在妇女工作、促进宪政运动、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王明改变了以前一些错误观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特点，以及国共合作、反磨擦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但仍认为“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94年9、0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等领导的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拒不承认错误，对等的批评逐条进行反驳和辩解。之后，王明借口有病，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943年9月上旬至2月初，中央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左”的和右的错误。中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王明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并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同年2月，王明给并中央政治局写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检讨自己的错误。944年5月，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在延安举行。把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王明看，并先后派、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同他谈话。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当天，王明写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但随后他以生病为由不出席七大会议，也不向会议检查自己的问题。经做工作，七大仍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 从94年起，中央根据王明的要求，安排他从事法律研究工作。月，王明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兼任宪法组组长，参与起草全国宪法草案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工作。947年冬，在晋绥解放区临县后甘泉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2月，出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并发言。948年春，王明随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移驻河北建屏（今平山）西柏坡。2月，该委员会改为中央法律委员会，为协助中央研究与处理全国有关立法和司法问题的工作机关。949年初，王明为中央起草了《对国民党司法人员之处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等指示，并负责组织编写训练司法干部的教学提纲。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经与会同志的批评帮助，王明表示“拥护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会议决定，王明应对其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政治路线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王明口头表示接受这一决定。3月下旬，王明随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月，任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作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并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会理事，参与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刑法大纲、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法暂行大纲等法律的起草工作，还主持召开监狱法律问题座谈会，指出以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造自新作为“监狱工作的方向”。950年7月，他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对法律本质、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刑民法政策等问题作了阐述。 王明对七届二中全会要他写一份检查自己错误的声明书的决定，拖延不执行。因此950年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指出王明的这种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重申王明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他过去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但拖至9月上旬，王明提出要到苏联治病。0月，他动身去苏联。953年2月，从苏联回到北京，继续治疗休息。95年月，再次去苏联治病。8月上旬，中央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明以“身体病况仍不许可”为借口，拒绝参加大会。经中央反复做工作，八大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明在苏联期间，化名马马维奇、维奇，发表文章，歪曲中国的历史，诬蔑与攻击党和，否定思想，并为他过去所犯的错误狡辩。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 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十年》一书，这是王明在97年至974年间所写的几篇文章拼凑编成的。979年，苏联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又出版了《王明诗歌选集（93—974）》。 第十二章蒋介石蒋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887年0月3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父蒋肇聪，母王采玉。蒋8岁父亡。幼读私塾，稍长入新式学堂，90年赴日本留学，908年入东京振武学校学军事，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率敢死队参加光复浙江之役，93年夏追随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0月加入中华革命党。922年陈炯明叛变，蒋接讯自上海赴广州，登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深获信任与器重。但由于蒋资历尚浅，因此迄至国民革命初期，未能进入国民党的权力中枢。 下面，我们分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台湾五个阶段来介绍蒋介石。 924年5月3日，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仿苏俄模式，着手建立国民党党军。蒋把此视为培植嫡系势力的良机，因之竭尽全力，从军服军帽设计、校舍卫生管理到教官的任命、教学内容的制定，都亲自参与决定，并与学生保持密切的接触。在培养军官的同时，蒋还在黄埔军校组建教导团，募兵练兵，这样，到924年冬季，黄埔建军已具雏形。由于这支军队经过严格的选拔与训练，受过思想政治教育，又有“革命军连坐法”，因此战斗力很强。 924年0月，蒋介石领导黄埔军校师生镇压了广州商团的叛乱，925年2月，率师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打垮其主力部队30000余人。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925年7月，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0月，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叛军。翌年二月，统一了广东全境。92年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开始进入党的权力中枢。 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蒋借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92年3月8日，员、代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接到假命令，率中山舰赴黄埔候用，被人诬陷为企图绑架蒋介石。蒋乘机扩大事态，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和各军党代表，监视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的内幕现在仍不能彻底澄清，但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的冒险获得成功，打击了，排挤了汪精卫，扩大了自己的权力。 92年5月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员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蒋介石则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不久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主席。 92年7月，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军先后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全境或部分地区。 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极力扩大势力，着意夺取中央大权。92年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定都武汉，蒋介石则坚持迁都南昌。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个人专权的决议，撤销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则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夺权行动，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并在统治区域“清党”，残酷屠杀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分子。927年4月8日，蒋介石集合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南京国民政府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其成立是仓促的。它一开始就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外临列强的观望怀疑，内遭桂系及被其拉拢的一部分黄埔系军人如何应钦等的反对，武汉方面以蒋下台为宁汉合流的必要条件，军事上克复徐州之役又以失败告终。在反对力量压迫之下，蒋遂于8月下野。但他仍关注时局，并尽最大可能施加影响，寻找再上台的良机。9月，蒋介石访日，以寻求日本的，月5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赞成其但反对北伐。2月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这次婚姻使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与美国的联系亦因之密切起来。 928年月，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无力应付时局，迎蒋还政之声高涨，蒋乘机复职，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全会根本改变了国民党一大以来的政策。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会后不久，又任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了四个集团军，合力进行“二次北伐”，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月3日，张作霖自北京返奉天，翌日，在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京被阎锡山占领。北伐至此完成。北洋军阀长达年的统治被推翻。 北伐完成伊始，蒋介石就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开始实施“以党治国”的“训政”。0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和《训政纲领》。同月，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928年2月29日，在蒋介石的积极争取下，张学良排除日本的干扰，在东北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2，蒋介石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真正实现中央集权，蒋想方设法在军事上削除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的军队，并夺取其地盘；在政治上瓦解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派系的有组织的对抗。 929年月，全队编遣会议在南京举行，由于各派意见无法统一，会议无结果而终。蒋介石见和平手段达不到目的，就准备武力解决，冯、阎、桂系也积极备战。这样，929到930年间，蒋先后与桂、冯、阎或其联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混战，严重削弱了国力，予日本武力侵华以可乘之机。 930年5月，形成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军事集团和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两个政治集团的反蒋大联合。5月日，蒋介石向冯阎军下达了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双方百万大军，主要围绕陇海、津浦两个主战场展开厮杀。蒋有中央的名义，有雄厚的财力，又善于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对手，终于在赢得张学良东北军“拥护中央”后，打破了相持的局面，于0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反蒋派之间的一次军事政治大决战。双方参战兵力达40万人，死伤30万。蒋介石通过这场决战打垮了冯玉祥，重创《上海时报》，927年2月2日。 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928年7月8日），《革命文献》第22辑，第294页。2《申报》，928年2月30日。 了阎锡山，冯阎与汪精卫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治联盟也被迫解体。国民党各派系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集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此后，其他派系势力虽仍继续进行反蒋斗争，但已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一决胜负的形势与实力。 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为了巩固和强化这一有利形势，蒋急切地在政治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以确立自己集权统治的法律依据；在军事上则加紧了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 93年2月，蒋软禁反对制定约法的立法院长胡汉民，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专权确立了法律依据。 蒋对中央红军于930年2月、93年4月和93年7月，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都被、朱德率领的红军打败。 93年9月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夺占沈阳城。蒋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至月日军已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蒋的政策招致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国民党内反蒋派压蒋释放了胡汉民，并坚持以蒋下野为党与政府统一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2月5日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仍暗中掌握实权。接任的孙科政府无力左右政局，对于日军的步步进逼亦无办法，不得不于翌年月25日辞职。蒋介石、汪精卫在此前秘密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协议，此时则联合复出。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汪为行政院长，主持行政外交。国民党政权进入蒋汪联合执政时期。 蒋汪上台伊始，即着手解决日军于月28日发动的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问题，5月5日，中日双方签定《淞沪停战协定》。月，蒋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其国策，倾其全力围剿红军和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而日本则不断利用该政策的对外软弱性制造事端，侵占中国的领土。 在对内围剿红军方面，932年月至翌年3月，蒋介石调集0余万兵力，首先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另辟川陕根据地。蒋介石随即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这次围剿又被红军打破。933年9月，蒋调集00万军队，采取“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碉堡战术，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此时统帅红军的左倾领导人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的应对战略，经一年鏖战仍不能胜，遂被迫长征。935年0月，红军冲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 在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方面，933年7至9月，蒋介石军事与政治手段并用，摧垮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934年月，蒋介石出兵镇压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建立的“联共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93年5月，陈济棠、李宗仁两广实力派发动“两广事变”。陈、李通电反蒋，并出兵湖南。但由于外患日甚，全国各阶层人士一致反对内战，蒋介石不得不有所克制，广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934年2月在《外交评论上》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说国民党927年后已开始，日本不应该再害怕中国赤化。日本如果再进一步侵略中国，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就只能抵抗，而《剿匪战术纲要》，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就会乘势而起，日本也会因中国的长期抵抗而耗尽国力，最后的结果是中日两国政权同归于尽，因此中日双方应合作而非为敌。这篇文章引起了日本当政者的重视，此后中日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日本始终未因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让步而停止侵略的步伐。 932年5月，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935年7月，中国地方当局与日方签订了《何梅协定》。贪得无厌的日本继而策划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这既使国民政府对北方的统治岌岌可危，也使英美在华北的权益受到严重威胁，更遭致中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到了和平绝望需要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蒋介石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表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在93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2。会后，蒋即以此谈话精神为中日谈判的指导原则，不再对日本一味让步。9至月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指挥的反击日伪军侵略的绥远抗战。 随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调整，蒋介石对一方面加紧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渠道与进行接触、谈判，但始终未改变武力解决武装的立场。93年2月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代表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同张、杨谈判。在包括在内的各方人士的调停努力下，蒋介石口头保证“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3，遂于25日被释放。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政策。 在928至93年间，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得到了逐步加强，这与他这0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措施有关。在组织上他强化了军政统治的各级机构，并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用各种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和反蒋派系。在文化思想上经常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文化人士，并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在经济上他力图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有一定的发展。 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全中国抗战的开始。7日，蒋在庐山对各界人士发表重要讲话，正式阐明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不能受到侵害，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不合法的变更，中央任命的宋哲元等冀察官员不能任意撤换，二十九军在所驻地不受任何约束。中国不能再对日本妥协，从现在起“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最后声明中国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国闻周报》，第2卷第4期，935年月25日。 2《国闻周报》，第3卷第28期，93年7月20日。 3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980年版，第93页。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日军进攻下，北平与天津于29、30日相继陷落。8月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有各地方派系和将领参加的国防最高会议，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作战方针。又决定了“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山西之天然堡垒；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的作战指导原则。并将全国战场划分为5个战区一战区辖冀省全部及鲁北，二战区辖晋察绥三省，三战区辖浙江及苏南皖南，四战区为闽粤两省，五战区为鲁中南及苏北皖北。 8月3日，淞沪会战爆发。翌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中国政府调集大量军队与日军作战。日军在正面进攻进展不大的情况下派援军在金山卫登陆，中队腹背受敌，月9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之久。 在淞沪会战期间，蒋曾接受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试图通过打谈结合的办法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但日本被一时的得逞冲昏了头脑，在和谈中不断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和谈没有结果。蒋深感敌强我弱，战胜强敌必须依靠外援，始终努力使英美等列强介入，逼使日本停止侵略行动。但英、美不愿与日本马上发生冲突，并想借机发战争财。蒋的“联英美制日”的战略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奏效，他虽非常失望，但一直持之不变。 在对内方面，蒋采取了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方针，为此他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在实际上由领导，以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承认的合法地位；释放一批政治犯。938年3月29日至4月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被确定为国民党总裁，并自任新成立的三青团团长。总裁的权力在党和国家之上。蒋的独裁地位大大加强。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以“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有利于团结抗战。 在军事上，抗战开始直至938年0月武汉会战结束，中国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蒋亲自指挥了此一阶段的一些重要战役。在这个战略阶段，中国损失了大量军队，消耗了大量武器装备，丢失了大片国土，但阻止了日军的战略进攻，使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了。 938年0月，中国抗战进入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方针是稳固统治，坚持抵抗，苦撑待变，继续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特别是英美苏与日本关系的变化，实现联英美苏制日的目标。 在这一历史阶段，在稳固统治方面，蒋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强化个人集权和国民党一党专政，二是限制力量的发展。939年月2至30日，国民党中央在陪都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两个报告，指出国民党有很多缺陷，再不加以整顿，就会“趋于消灭”，因此要唤醒党员的三民主义意识，发扬“四维八德”，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对于，蒋提出“现在对它要严《作战指导计划》（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985年版，第4页。 等《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六大以来》（上），第95页。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2。根据蒋的指示，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939年3月，蒋开始搞“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3。同时下令实行“新县制”，控制地方权力，城乡街镇都实行“保甲制”。94年月，下令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943年3月，发表反映其主要思想和政策的《中国之命运》。蒋在书中再次宣传自己的“力行哲学”，强调，“‘诚’是行的原动力”，力行就是革命。对于和民主主义，蒋则进行了抨击，说二者“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是“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提出要开展“革命建国”活动，进行5项建设心理建设，即信服“力行哲学”，“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主要是恢复以忠孝为主的中国固有伦理，以培养民众救国的道德；社会建设，一是强化保甲制度，二是继续推行新生活运动；政治建设，主要是继续实行“训政”，加强集权统治；经济建设，主要内容为实现“工业化”，保障国民生活。蒋的《中国之命运》受到及民主党派的批判。 943年8月，林森去世，蒋再次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马上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三军统帅，五院院长需由主席提请选任，并对主席负责。蒋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这一阶段，蒋介石仍努力抵抗日本在军事上不断发起的进攻，对于汪精卫集团的主和及随后的投敌卖国，则进行了斗争。938年月，他主持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一阶段的抗战进行了总结和检讨，并重新划分了战区。会后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从940至94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蒋介石直接或间接指挥下，正面战场的中队又与日军打了几次较大的战役。 在苦撑待变，联英美制日方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介石达到了目的。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国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英美等国放弃了过去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942年月，蒋介石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统帅。943年月，赴埃及出席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会议签署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日本在中国窃取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对于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秘密签订的有损中国领土与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蒋虽感到气愤，但为了战后与斗争的需要，他在取得苏联国民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战胜日本3个月后从东北撤退全部军队等承诺后，还是接受了该协定。 945年8月5日，在中、美、苏的联合打击下，无力支撑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945年9月至949年底，蒋介石面对力量、地位日益增长且人心所向的，处心积虑地想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但事与愿违。这一时期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均遭到重大失败，以至退居台湾。在政治上，蒋一直在逆民主进步的时代潮流而动，顽固维持旧秩序。 抗战一结束，蒋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不惜容纳、利用汉奸等腐恶力量“维2《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纪录》（939年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3《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央日报》939年3月2日。 持秩序”，并坐视政府接收官员贪污，鱼肉沦陷区百姓，很快失去了老百姓的拥护。这种典型的体制性的行为国民党是无法制止的。 945年0月0日，蒋介石与经过直接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规定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蒋并没有和平民主的诚意，3日即对国民党军队发出进占解放区的密电。其内战企图遭到了各阶层人士的反对。94年月0日，国共经过反复谈判，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双方争夺战略要地的斗争并未真正停息。月0至3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过协商，通过了军事、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五项协议，再一次确认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对这一结果，蒋介石在会后很快就反悔了。3月，他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否定了政协会议的协议。月，蒋发动了全面内战。月，不顾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制订“被当作袁世凯天坛宪法和曹锟贿选宪法一样看待”的“伪宪法”。对于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声明不承认“伪宪法”的民盟等民主党派，蒋还进行迫害。0月，授意国民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加以取缔。这样就在政治上把民主党派逼入绝境，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中间立场而日益赞成，并与之联合奋斗。 948年春，蒋不顾政治军事经济已陷入困境，一意孤行，举行“行宪国大”选举，任“伪总统”。 在军事上，蒋不顾多数国民党官兵厌恶内战、军无斗志的状况，自认为军队的数量、装备、作战技术及经验、财政乃至外援都强于，悍然发动空前规模的大内战。 94年月，蒋对发动全面军事进攻，虽然在8个月里占领了05座城市，但折损了7万人。947年3月被迫改为重点进攻，蒋的计划是集中兵力进攻山东、陕北。国民党军队虽然一度占领延安，但并未消灭西北解放军的主力，反而不断遭到袭击。在山东战场，更遭到了惨重损失。蒋介石不得不于7月转入全面防御，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戡乱总动员”。从947年月底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948年秋冬，蒋与进行了事关自己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结果均遭惨败。蒋不得不于949年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蒋仍暗中操纵实权。949年4月至950年3月，解放军相继发起了渡江和解放全中国的战役，国民党在大陆的军队被消灭殆尽。 在经济上，蒋介石政权虽然一开始接受了敌伪200亿元以上的资产，但把其中的多数转化成了“国营”、“党营”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民族产业及普通民众并未从中受益。国民政府还在实际上提高法币兑换伪币的比率，来掠夺沦陷区的人民。加上滥发纸币、公债，和从美国获得大量援助，抗战胜利后，蒋政权的资产已达200亿美元。内战爆发后，由于军费开支庞大，生产停滞，国统区经济很快走上全面崩溃的绝路。 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重任“总统”，且仍为国民党总裁，此后他担任这两大要职一直到病逝，始终大权独揽。 《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重庆《新华日报》945年0月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94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败退台湾初期，痛心疾首的蒋介石一方面对大陆的失败进行检讨，认为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首因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卖节”，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他要以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另一方面，面对的积极攻台准备和美国的有意抛弃，他也很现实地认识到自己“真已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没有地方可以再退了”2，遂尽最后的努力做“死里求生”的应战准备。恰在此时，朝鲜战争于月25日爆发，美国认为“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3，遂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攻台，“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4。蒋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调整方面。他在政治上打着“反攻大陆”、“复国”等旗号，利用特务系统，继续维持其极权统治，不断迫害民主进步人士。但他也吸取了一些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意识到要巩固统治，“惟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以重新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5。到952年0月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宣布党的改造完成，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和各级党部得以重建并强化，领导层得以更新。对于蒋经国，蒋介石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扶植，以其为内定的接班人。 据台期间，蒋虽然在外交、军事等方面紧紧依靠美国，得以偏安，但仍明确反对美国等国的“国际托管”或“两个中国”政策。对于“”，更是坚决反对并予以镇压，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初期，面对美国制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授意“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台湾已经国际公认属于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对其拥有主权。955年，解放军对毗邻大陆的金门、马祖两岛国民党军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美国一方面根据与蒋介石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派军舰协防，另一方面鼓动其他国家在联合国散布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由中立国代管或“台湾独立”等舆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蒋介石接连发表声明，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两个中国”的主张是荒谬绝伦的。958年，又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两岛中立化进而割断台湾与大陆联系的企图。97年9月，蒋发表谈话，“绝对反对”在日本出现的“台湾独立”谬论。 在经济上，蒋首先陈诚实行土地改革，经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等阶段，于953年实行了“耕者有其田”。有049户的地主土地被赎买征收，分给94823户佃农。蒋介石此举不仅使他巩固了政权，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并在农村建立起了新型的经济结构，为台湾以后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改变了扶植官僚资本的做法，而是推行市场经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业特别是出口产业的发展，使台湾经济由以蒋介石《复行视事文告》，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984年版。2蒋介石《军人魂》，《先总统蒋公全集》，第984页。 3台北《中央日报》，950年月28日。 4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993年0月第2版，第24介石《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04页。沈宗瀚《农村发展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975年版，第73页。农业为主的内向型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外向型，并持续高速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台湾的国际地位很快下降。97年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的代表则遭到驱逐。蒋甚感恼怒，痛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使蒋反攻大陆的梦想最终破灭了。 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死于台北，终年88岁。 蒋介石《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757页。第十三章胡汉民胡汉民，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晚年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879年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属广州），祖籍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务农。 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岁时，其父去世，两年后其母也病逝。之后，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2。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岁便开始教书生涯。胡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此时的胡在学识上大有长进，“能治经史诗章性理之学”3，更结交了史坚如等一批新朋友。通过他们，胡闻知了孙中山的名字和为人。他对当时由“公车上书”引起的知识界的变法呼声，认为“皆无要领，于余心未餍”，而对被当时视为大逆不道的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却盛赞为“空前奇举”2。898年，20岁的胡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900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3。这前后，胡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902年，胡与吴稚晖等人东渡日本。由于他当时认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4，于是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不久，吴稚晖因保送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一事与清公使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亦愤而退学回国。回国后，胡积极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初衷，先后担任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及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学校校长。但由于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两次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使他深刻地体悟到“**威之下，无教育可言，即散布革命种子，其收效亦至微薄”，进行救国最重要应从政治入手，“革命应破坏旧有政治之势力，而重新建设之”5。于是，904年冬，胡再度赴日留学，入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系统地研读政治学。 905年9月日，胡汉民在孙中山主盟下加入同盟会。初任评议部评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胡被推为编辑，主编《民报》至至907年，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近30篇，在宣传三民主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在国民党中“三民主义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页。 2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3、8页。 《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99年版，第2页。 2《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99年版，第2页。 3《胡汉民自传》，第5、9页。 4《胡汉民自传》，第5、9页。 5《胡汉民自传》，第页。 理论中坚”地位的基础。在此期间，他还针对革命实际，积极参加与保皇派《新民丛报》的论战，先后写了《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之谬妄》等文章，解释民生主义，斥责梁启超。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随同孙中山到达越南河内。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化名陈同，租用河内甘必达街号，策划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西南边境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胡的主要任务是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暂时告一段落。胡又把注意力转向南洋，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在新加坡，胡以《中兴日报》为阵地向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从908年8月至909年5月，共撰写了20余篇文章斥责保皇派。驳斥保皇党人的“革命召瓜分说”，指出革命后“民族奋兴，中国以振则列强之窥伺为之寝灭，故曰革命可以弭瓜分之祸”。胡还连续写了《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呜呼！满清所谓宪法大纲》等文，揭露清政府立宪的实质为“葆其之实”，其结果必然“使吾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已”2。经过新加坡论战后，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播，同盟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各埠分会已有20余处，同志达3000余人。为了便于联络，908年秋在新加坡设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胡任支部长。909年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90年春，新军起义失败。同年月，孙中山在庇能（槟榔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新军为主力，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会后，胡抱着“誓死必得款相助”的决心，全力以赴地投入筹款工作。这次筹款历时3个多月，奔波于马来亚、越南、泰国之间，倍受辛劳。9年2月初，回到香港参加统筹部工作，负责秘书科工作。4月27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次日晨，胡和赵声等人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胡立即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此间，胡情绪十分低落，并开始极力赞成从前曾坚决反对过的暗杀之举，认为“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为寒敌之胆而张吾军。”2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贡后，胡汉民的低落情绪为之一振，立即率领一批要求从军的青年华侨急赴香港。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胡被推为都督。92年月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就任秘书长期间，胡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工作，办事作风果断明快，对分子“不稍宽假”3。但在“让位”袁世凯问题上，胡力主“让位”，且“力挽先生之意于内”4，对孙中山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胡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胡任广东支部长。93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是袁世凯向国民党人进攻的信号。孙中山倡议起兵讨袁，胡表示反对，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电促广东独立，胡“以时机未至拒之”。月4日，袁世凯免去胡广东都督兼民政总长小妾退散小说5200职，《胡汉民先生文集》，第册，第402、487—488页。 2《胡汉民先生文集》，第册，第402、487—488页。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页。 2《胡汉民自传》，第45页。 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5页。 4《胡汉民自传》，第9页。 黄远庸《远生遗著》第3卷，第2页。 调为西藏宣抚使。不久，胡通电辞职。胡政治上受挫后，意志很消沉，声称从今以后将“与叶夏声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以受此无价值之毁誉也”2。“二次革命”失败后，胡和孙中山从上海乘船流亡日本。 93年9月，孙中山开始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对入党必须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等问题，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很大，胡则处于反对和赞成之间，持一种调和态度。他于94年5月日亲书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党内编号是450号。不久，《民国》杂志在东京创刊，胡任总编辑。在发刊词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指出中国近代一般国民的心理弱点是“保守而具惰性”，于是易为野心家所利用。为了救济国民的惰性，“必须急图民智、民德、民力的进步，务使国民对于锢蔽民智、败坏民德、摧毁民力者，知有所择而不致惘从”。3此外，胡还以“去非”为笔名发表《亡国之外债》、《强有力之政府辩》等文，揭发袁世凯窃取民国名位，实质欲建帝制的野心。7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胡任政治部长，致力于反袁的宣传工作。9年4月，胡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胡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谋划扩充北方党务会议和联络国会议员。97年9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胡任交通总长，协调与桂系的关系。后因受西南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排斥，孙中山于9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胡也随孙离开广东前往上海。99年2月，胡代表孙中山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在和会上，胡秉承孙中山的旨意，坚持恢复旧国会和北京政府必须取消中日间一切密约。五四运动爆发后，胡按孙中山的指示辞去代表职务。7月，致电南北议和代表，指出所谓“南北一致”不啻为“一致卖国”，所谓“南北分治”实等于“武力分赃”。此后，胡专心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99年9月至920年7月，胡在《建设》杂志上共发表了0篇文章，致力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他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摘译出有关论述，写成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胡在该文中对唯物史观的意义和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论述。胡称赞唯物史观道“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2胡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时，还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人及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胡不仅停留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层面上，而且用它作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的哲学史、道德伦理、家庭婚姻进行分析和批判，得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920年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恢复护法军政府，次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胡任非常大总统府总参议。2月，孙中山到桂林组织大本营，督师北伐，胡任文官长及政务处长，协助孙中山策划北伐具体事宜。陈炯明叛变后，胡闻变由韶关赶赴江西赣州，与许崇智等开会决定率北伐军回师广州救难。北伐军与叛军在韶关一带作战失利，退往福州。此时，胡方得知孙中山已脱险到上海，自己亦由福州前往上海。923年月，滇桂军将陈炯明2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页。 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77页。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37页。 2《建设》第卷第5号，第945—94页。 逐出广州，胡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不久，孙中山到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改任胡为大本营总参议。 孙中山经历多次失败后，开始接受苏联和中国的帮助，决定改组国民党。922年9月，胡等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月，该委员会推举汪精卫、胡汉民共同起草《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次年0月，孙中山又委派胡等9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具体负责上海执行部的改组工作。924年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胡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和宣言审查委员会九人委员之一。在讨论党章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提出“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引起了较大争议。作为当天会议主席的胡汉民在最后总结时说“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上已订有专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胡的意见获得多数代表的赞成，使党章得以顺利通过。国民党改组后，右派仍不断造谣并借机作乱。对此，胡发表了《国民党批评之批评》一文，以平息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论调。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论证国共合作及员保持双重身份的合理性。胡指出在同盟会时代，李石曾、吴稚晖、诸民谊几位同志曾在巴黎加入过无政府主义政党，无政府主义离民生主义比较更要远些，几位同志和无政府主义发生关系，尚且不必怕，员和不断关系，又有什么可怕呢？由此可见，在国共合作初期，胡是基本拥护国共合作的。 9月初，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由胡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广东省长，承担巩固后方重任。924年秋，广州发生商团叛乱，当胡接手处理该事变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总理不听鲍罗廷的话，听了他的话一定要坏事的”2。胡主张“委曲迁就”，发还了被扣留的商团的一部分枪械。胡的妥协助长了商团的反动气焰。就在发还枪械的当天下午，商团制造了双十惨案，枪杀徒手群众数十人。孙中山在韶关获得可靠消息后，屡次电令胡“收缴商团枪支”，“不可一误再误”，“以免后患”3。至此，胡才转为坚决镇压，以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名义下发总攻击令，迅速平定了叛乱。月，孙中山北上，任命胡代行大元帅职权。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广东的滇桂军益加骄横，谋划颠覆革命政府。925年月5日，胡以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名义下令免去杨希闵、刘震寰各职，令各军讨伐逆军。不久逆军全部被平定，广州局势基本安定。7月日，“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后，胡汉民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胡因与“廖案”重大嫌疑犯胡毅生、林直勉等人关系密切，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案发后，根据鲍罗廷提议，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节制党、政、军大权，胡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离粤赴苏考察。在苏期间，他试图让中国国民党取代中国加入共产国际。为达此目的，胡在苏发表许多“过激”言论，撰文、演讲都对马克思主义极尽赞扬之能事。后由于斯大林的干涉，胡的提《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3页。 《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集，第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9—30页。 3《历史档案》，982年第期。 议被搁置。通过旅苏期间的耳闻目睹，胡发现苏联的政治体制与自己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从而坚定了他反苏的决心。92年5月初，胡在广州中央报告考察苏俄经过时说“不特俄之联我，只视我为工具，不能相见以诚；即其中国一面寄生我党，一面不断地阴谋捣乱，也是无可转移的政策”。此后，胡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八字主张。至此，在思想上由容共转变到，并很快在行动上成了的急先锋。 92年9月初，胡主动写信给蒋介石，祝贺攻克武汉，其中掺杂不少阿谀之词，露出欲与蒋勾结的端倪。927年4月初，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李石曾等来访，约胡去南京参加会议，并出示“查办案”。早已有之心的胡见到该案后，一拍即合，并坚决地表示“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清党不可”2。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时，胡代表“国民政府”接印。胡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国民政府通缉首要令》。不久，胡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清党原则六条”，提议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并署文明确宣称此次清党的意义“是要进一步把共产的死灰都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遗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3此间，胡还发表了《三民主义之认识》、《三民主义与世界革命》等文章，系统地阐扬三民主义，提出“三民主义连环性”的理论。胡认为，“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以这一个大连环的普遍性和博大性去满足世界革命的统一要求，以三个小环的实际性，去应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从而使“世界革命的统一性与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首尾相顾”，达到世界革命的彻底成功。同时，胡把这种“连环性的三民主义”抬高到“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适合的原则”2的地位，来直接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 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胡汉民也随即辞职。次年初，蒋回南京复职，电邀胡入京。此后胡专心致力于“三民主义之阐扬”3，完成了《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将“三民主义连环性”的理论加以系统整理，使之与国民党当时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因此被称为“国民党新生的理论基础”4。月底，胡和孙科等到土耳其和欧洲考察政治。月初，胡正在法国访问，获悉国民党军到达北平后，即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在国民党内首倡实行“训政”的建国方针。9月初，胡从欧洲回到上海，后被推为中央常委，负责筹组五院制新政府，并任立法院院长。在任期间，胡共主持制订了民法、刑法、土地法等部法律；撰写了《三民主义的立法精神与立法方针》、《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等文，为国民党立法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 929年到930年间，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和党内派系之争最激烈的时期。每次争斗一起，胡总是站在蒋介石一方，通电斥责、声讨对方。战争过蒋水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38页。 2蒋水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38页。 3《清党之意义》，《胡汉民先生文集》第二集，第8页。 《三民主义之认识》，《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页。 2《三民主义之认识》，《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页。 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4页。 4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4页。 程中，蒋介石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在后方配合，主持党务、政务，稳定局势。正如后来有人回忆说“当时如无胡在宁替蒋撑腰，蒋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蒋之独裁地位，胡是一个主要的帮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两度与蒋介石合作，其初衷是欲扶植蒋当中国的“凯末尔”，实现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可是随着国民党对全国统治的相对稳定，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胡、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930年0月初，蒋介石在致国民党中央的“江电”中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确定颁布宪法的日期，并制定在此之前的“训政时期约法”，以便集权于一身。胡虽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但反对制定约法，他指出“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293年2月，蒋介石约胡去讨论约法问题，胡不理会张群等人的劝说，坚决地加以拒绝，并驳斥道“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已有的，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根本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3并忠告蒋说“为你个人计，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身价，反只能减低你的信用。”4蒋介石争取胡的最后努力失败后，于2月28日下令扣留胡，次日将其软禁于汤山。 胡被软禁后，4月底，亲胡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古应芬、林森等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接着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等分别通电响应，汪精卫、孙科也从香港到广州，参加联合反蒋运动。5月27日，反蒋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突然出现的民族危机，迫使宁粤双方举行和谈。由于粤方代表在和谈中提出最低限度要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蒋介石也急欲摆脱因“扣胡”而造成的政治窘境，于0月3日释放了胡。胡被释后，一再拒绝蒋介石的拉拢。2月初，在粤方四全大会致闭幕词时，胡强调要反对独裁，“今人以为求统一必集权，但集权结果，遂形成独裁，然而独裁之结果，满清因此而亡，袁世凯因此而死，殷鉴不远，宁可复蹈”。粤方四全大会所推选的中央执监委员由胡领衔，发出促蒋下野并解除兵权的通电。2月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是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胡为中执会常委、中政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并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党务、政务，由胡主持一切。932年月，胡汉民、唐绍仪等0余人通电遵四届一中全会所订的决议，取消广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代之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分会。这样，西南半独立状况得到了“合法”地位。932年月8日，汪、蒋在杭州烟霞洞会晤，汪改变原先反蒋立场，决定与蒋合作。胡得知汪的背信弃义后十分愤慨，公开表示与蒋、汪决裂，并说“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成行，固为事实，而主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3页。2《中央日报》93年2月25日。 3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期，第5、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期，第5、7页。陈红民《胡汉民年表（93年9月—93年5月）》，《民国档案》98年第期，第22页。张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从此以后，胡偏居香港，宣传自己的抗日倒蒋的政治主张，成为国民党内真正的“在野派”。 933年月5日，《三民主义月刊》在广州创刊，胡任主编。在发刊词中，胡指出办此刊的目的是要“重新提出这一个三民主义的名词，来洗刷一般因现实之败坏而加于它的误解；我们要揭露三民主义真实的面目，归还他固有的伟大永久的价值”2。此后，胡以《三民主义月刊》为理论基地，宣扬其“抗日反蒋”的主张。胡在文章中严厉地斥责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中国今日，只有攘外的问题，没有安内的问题。以剿共为安内，是一种错误”，“‘攘外才能安内’是救国政策——对日抗战是我们唯一的生路”3。胡还著文严厉地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为掩饰其侵略面目而制造的“大亚细亚主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企图对于整个亚洲民族的统制主义”，“是日本对于亚洲的门罗主义”4。胡还以三民主义为武器，批判蒋介石为巩固其独裁统治而宣传的“法西斯主义”。指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绝对不能与法西斯蒂反动运动并存。”“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它是时代转变的产儿，同时也必会以时代的转变而转趋没落。它的没落，不是理论问题，而只是时间的问题。”2胡在致力于发动反蒋宣传攻势的同时，还采取实际行动，于932年左右成立“新国民党”，933年9月又在广州仲元学校创办“政治经济讲习班”，积极准备反蒋的力量。933年月底，原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和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胡对福建人民政府和南京政府采取各打五十板的态度，认为“所谓‘闽变’，就是中国共产匪徒与准共产匪徒的合作，共同向效颦的中国蓝衣流氓斗争的一幕把戏”3，“南京的军阀统治必须消灭，中国才有生路。福建的乱党统治也必须铲除，民族才能生存”4。由此可见，他“反蒋”的实质，并非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国民党统治。剿共、抗日、反蒋三者并举是胡晚年始终坚持的三项政治主张，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他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在抗日、反蒋上了，“抗日剿共”“权衡轻重，则在今日的情势之下，抗日实尤重于剿共”5。934年4月，他在宋庆龄、何香凝等领衔发表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也签了名。 935年月，胡汉民到欧洲考察兼养病。2月初，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常委、党务会议主席。次年月中旬，胡从欧洲返回香港，当天发表书面谈话，表明其政治主张“余之党政主张，一如往昔党应胡汉民《斥“三月亡国论”》，《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第4汉民《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三民主义月刊》第卷第期，第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卷第3期，第—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2页。胡汉民《论所谓法西斯蒂》，《三民主义月刊》第卷第5期，第8、汉民《论所谓法西斯蒂》，《三民主义月刊》第卷第5期，第8、汉民《所谓闽变》，《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期，第4汉民《所谓闽变》，《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期，第4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卷第3期，第3页。恢复为有主义有精神之党，政府应改造为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以负荷解除国难建设之重任。”是月底，国民党中央派代表居正、叶楚伧南下敦请胡北上，胡以“不久即将入京”的含糊允诺打发他们。2月下旬，在对广州、香港记者发表谈话时，胡公开宣称将不北上，“余现在正想如何促南京当局之觉悟，与如何团结抵抗力量，以从事于救国，在此问题未解决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于国事无补。如其此问题得到解决，则余之北上或不北上，俱于国事可为也”2。此后胡着力于宣传抗日主张，从3至5月连续发表《民族主义与自力更生》、《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等文，呼吁民族主义的复兴，指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实行，第一在抵抗帝国主义之侵略，第二在消灭军阀官僚之钳制，谋民生之行使，并使人民生计，能进获昭苏进展的机会。”393年5月9日，胡应邀去妻弟陈融公寓赴宴，晚上下棋时，忽患脑溢血，于2日下午7时40分停止呼吸，终年58岁。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54—542页。 2《胡汉民谈对日外交》，《国闻周报》第3卷，第9期。 3胡汉民《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月刊》第7卷第5期，第5页。第十四章孔祥熙孔祥熙，字庸之，880年9月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程家庄。父繁慈，前清贡生，先事商务，后任塾师。母庞氏，88年病逝。孔岁随父就塾。他对《诗经》、《礼记》颇感兴趣，入塾三年，铺就了一定的国学根底。 889年，因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治好了他的病，他对教会产生好感。890年春，他不顾族人反对进入太谷基督教会所办的“华美公学”学习。在此，他先读科学浅说、圣经摘要，后学哲学、数学、格致，并开始参加礼拜，逐渐信奉基督教，成为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者之一。 895年，他在“华美公学”毕业，经教会人士介绍，进入直隶省通州潞河学院。潞河学院也为教会所创办，开设课程除了数理化外，还讲经传道。孔经常借助圣经抨击朝政，指责当朝“政治，丧权辱国，王公大臣，昧于事理”，主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听说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便联系十几位同学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称“文友会”），进行反清宣传。 孔在潞河学院经过5年的学习，正要毕业之际，赶上了义和团运动。学院教士为义和团所冲击，停课避乱，孔趁此返乡。当时，因教案被洋人指名要求撤换的山东巡抚毓贤调到山西出任巡抚。毓贤唆使官兵在山西大肆屠杀教民。当孔回到太谷，得知曾为他治病、授课的教士已被囚准备用刑时，他急忙收买看守，救出了麦纳等3位**，并与知府交涉，将被杀的5具尸体，分别男女，“移葬于西门外义地”。孔的这一行为后被洋人誉为“壮举”。900年7月3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8月下旬，潞河学院复学。孔返校后立即将山西教案实情禀报赞助议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教案所以发生纯属毓贤所为，与民无关，一般贫民所以被利用，是无知所致，建议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教育。李提摩太觉得孔的建议确属上策，于是一面劝阻联军进攻山西，一面将“殉难教士”的“抚恤金”改用兴办西伦大学（山西大学前身之一）。李鸿章深知联军放弃进攻山西与孔有关，赐予他“帮办洋务”的名义，要他参办教案。孔因曾发誓不与西太后朝廷合作，谢绝了李的好意，但向李提出想出国深造。李赞同孔的请求。为使旅途方便，李除发给孔出国护照外，还给予“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并致电驻美公使伍秩庸对孔多加关照。90年秋，孔乘海轮经上海转赴美国，进入美国中部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读书。欧柏林大学为教会学校，学科齐备。孔祥熙先是立志从事实业，后又想从改革社会入手。因此，在校四年中，前两年主修理化，后两年兼学社会科学。905年，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毕业后，考入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蜚声国际的耶鲁大学研究院，为开发中国地下宝藏，专习矿物。 孔祥熙进入耶鲁大学不久，曾亲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晤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聆听孙中山所阐扬的革命理论。在交谈中，孙中山告诫孔“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李茂盛《孔祥熙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992年版，第8页。 张振福《初期的教会与庚子被难》，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929年版。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孙的寥寥数语，使孔敬仰万分，当即发誓追随革命，加入兴中会。孙中山欣然应允。此后孔祥熙便响应孙的号召到西北一带兴办教育，以启民智。 907年夏，耶鲁大学毕业获理化硕士学位的孔祥熙回国前到欧柏林母校辞行。在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有人提议乘孔回国之便，带一笔捐款，为“庚子殉难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立碑勒石以为永久纪念。孔认为建筑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但不如造就活的纪念物，即“设立学校，造就人材，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2。孔的提议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响应，他们纷纷捐款，几天内孔就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捐款。 当年秋天，孔祥熙携款回到山西太谷，一心创办学校。他将教会在太谷西城蒙馆接受下来作为校址，创建“铭贤中学”3，自任校长。不久，孔将铭贤中学搬到太谷东关孟家花园。经过几年的校舍建设，特别是多方网罗人才，高薪聘请教师，大量购置仪器、书籍，使学校颇具规模。铭贤学校作为新式学堂，教师大部来自国外。该校校训是“学以事人。”培养目标是“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人才。”课程设置为数学、矿物、生物、国文、史地、音乐、体育、经史。 9年0月29日，山西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太原举事。孔乘机把太谷城内的商团、巡警队、学生一起组织起来，成立“营务处”，自任总办，维持治安。当袁世凯派清军进攻山西时，孔曾三次派学生军赴娘子关作战，抵抗清军对起义军的镇压。 92年，孔祥熙看准火油生意大有可为，设立“祥记公司”，交付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保证金40万元银元，取得山西省亚细亚火油总代理权。此一独占性经营，使孔每年获得巨大盈利。孔规定，盈利的40％用于兴学和举办公益事业。29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电召孔祥熙赴沪商讨时事。孔匆匆南下。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为保存革命元气，率领革命人士再渡日本。孔祥熙追随孙中山一同赴日。 孔到日本后，适逢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辞职，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莫特请孔出任。孔以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为掩护，积极筹款接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生活。94年7月8日，孙中山决定解散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孔是首批宣誓加入者之一。 9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耀如的长女宋霭龄结婚。当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婚后两人继续协助孙中山发展革命势力。95年，鉴于袁世凯阴谋称帝，孙中山派孔祥熙和宋霭龄回国，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孔辞去了教会职务，宋霭龄的工作也由其妹宋庆龄接替，两人于当年秋天回到山西太谷。 9年元旦，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孔祥熙于太谷得悉后，当即写下一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中正书局980年版，第3天祯《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传纪文学丛刊印行，第8示“铭记为传教而殉难的诸位先贤”。 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929年5月版。 2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第42页。 篇《上袁世凯书》，寄送报馆公开发表，予以声讨。 9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山西太谷时，孔祥熙立即把亢奋的全体师生召集在大礼堂里，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是“有胆有识的... 14 （622），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撰史之风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 一、注重史料价值。《梁书》56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等1。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卷，姚察《梁书帝纪》7卷，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后略》10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卷，赵齐旦《陈王业历》1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3卷。《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唐■之起义，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1著者或作萧大圜、萧圆肃。 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縡传》记傅縡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二、是文风朴实。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1。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 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三、是叙事简严。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1，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1《梁书》卷五六史论。 2陈太建九年（577），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打败，“众军皆溃”，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姚思廉认为，“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3。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他指出，陈宣帝初即位时，命将出师，开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4。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如论述侯景、王伟成篡盗之祸，在《陈书·后主纪》述陈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这说明，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2《梁书》卷三史论。 3《陈书》卷九史论。 4《陈书》卷五史论。 第二节李百药隋唐间的政治遭遇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由于幼年时体弱多病，祖母赵氏就为他取名“百药”，寓祛病防疾之意。父李德林，字公辅，学问渊博，名重于时，在北齐、北周、隋都做过高官，负责起草诏令和重要文件。 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客人读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药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1客人听后大为惊叹。 百药二十岁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东宫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成为陪伴太子的学者。年少有才的百药招来一些人的嫉妒和诽谤，为避祸，他随即称病辞官。开皇十九年（599），因父亲去世，袭爵安平公。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看重百药，于是奏请授百药为礼部员外郎，太子杨勇又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从此，百药发挥自己的才学，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然而正当百药积极施展才能抱负之时，却突然被卷入最高统治层的争斗中，成了受害者。原来，隋文帝第二子晋王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觊觎之心，乘出镇扬州（今属江苏）之机，四处招揽人才，培植个人势力。他召百药为幕僚，但百药称病推辞，杨广由此对他怀恨在心。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死，已谋得太子之位的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百药被贬出京城，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来罢州置郡，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免去，于是回归乡里。大业五年（609），百药出任鲁郡（治所在今山东曲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613），戍守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大起义正如火如荼地兴起，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隋皇朝统治机构一片混乱。百药没有到建安就职，参加了反隋的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带，北方李唐势力浩大。李渊派使者招抚杜伏威，百药力劝杜伏威归唐。杜伏威听从，遂前往京城，命部将辅公祏与百药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犹豫后悔，遂写信密令辅公祏杀百药，幸杜伏威养子王雄诞极力保护，百药得免于死。随后辅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渊，百药与辅公祏同反，李渊大怒。平定辅公祏后，李渊就要治百药之罪，恰好这时发现杜伏威令辅公祏杀百药的密信，证明百药与辅并非同党。李渊这才怒气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将百药流放泾州（今甘肃泾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药始终未获唐高祖的任用。 唐太宗即位后，他很看重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627）召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百药又奉诏撰北齐史，贞观十年（636）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1《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子，赐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这个时期是百药一生中最惬意时期，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官位显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对唐太宗尽心竭力，以报知遇之恩。由于以往百药经历坎坷，几经贬官，数次遭人谮害，甚至险些丧生，因而他生活阅历丰富，积累了较多的政治经验。从他撰《封建论》和《赞道赋》两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药的政治眼光和对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封建论》和《赞道赋》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即，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答道：“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始议封建”1。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但有理有据、系统深刻阐述这一观点的，当推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 百药认为，时代变了，制度也须改变，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赞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变化。当今若实行分封，就如同“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等于“锲船求剑”。这是一种朴素的历史发展观点。 接着，百药具体分析了分封制的危害：封邦建国之后，使受封家族以高贵门第自傲，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不愿靠个人才干而进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骄奢残暴。并且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所谓藩国屏障就会变成仇敌，封国各行其是，强国欺凌弱国，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事不断。百药以“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的史事来说明，分封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另一方面，百药大力推崇郡县制的优越性：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内外百官都由朝廷决定。可以从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镜那样清晰地考察他们。以资格及辛劳程度确定其官职阶品，以政绩优劣确定废黜或迁升。总而言之，爵位不世传，启用贤人之路就广；百姓无定主，与朝廷的离心力就不大。1《封建论》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倾向，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百药卓越的政治见解，深深打动了唐太宗，“太宗竟从其议”2。唐中叶，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可以看作是百药《封建论》的继承和发展。 还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药对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授百药太子右庶子，令其辅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对学习经籍颇有兴趣，但后来耽于享乐，嬉戏过度。于是百药便作《赞道赋》一文以规劝太子。唐太宗见到此赋后非常赞赏，派使者对百药说：我在太子处见到你所献的赋，以历来储君成败事告诫太子，很是精辟切实。我选你辅佐太子，非常称职，1《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 12《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希望能善始善终。赐百药彩绢五百段。 百药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受到各方面名流的敬重。他为人沉静寡言，乐于引进青年，提携后进，又不喜聚敛财富，所得俸禄，多散分亲友。百药不但在史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五言诗，通俗易懂，“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可见影响之广。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让也进入晚年的百药以此题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极为赞叹：“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1贞观末，百药因年老执意辞官，回到故里。贞观二十二年（6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卷。 撰写《北齐书》李百药撰成《北齐书》，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北齐书》50卷，大致记载了东魏、北齐（534—577）的历史。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东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因此从历史叙述的系统完整性来看，《北齐书》记载由叙高欢事迹开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百药撰《北齐书》，有数家北齐史可供参考，最主要的是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李德林在北齐官中书侍郎，曾奉诏修国史，终北齐末，修纪传体北齐史27卷2，全书未成。入隋后，李德林续撰，增至38卷，送交朝廷，藏于秘府。其他北齐史有，王劭《齐志》及《齐书》。王劭，字君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为著名史家。他最初撰编年体《齐志》20卷，又撰纪传体《齐书》100卷。1此外还有崔子发《齐纪》30卷。2百药治史有几个特点。首先，《北齐书》记载了不少当时口语，叙事生动活泼，如：卷十二《高俨传》：“帝（后主，俨之兄）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兄唤，儿何不去。’” 卷二三《魏兰根传》述魏恺迁青州长史，推辞不就，文宣帝高洋闻知大怒，对杨愔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待高洋见到魏恺时说：“死与长史孰优，任卿选一处。”魏恺答：“能杀臣者是陛下，不受长史者是愚臣，伏听明诏。”高洋对杨愔说：“何虑无人作官职，苦用此汉何为，放其还家，永不收采。” 卷二四《杜弼传》：“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 卷五○《高阿那肱传》记北周军进攻北齐，齐将安吐根在齐后主面前夸口说：“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着汾河中。” 这类例子很多。刘知几赞扬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由于《齐志》为百药所参考，所以《北齐书》采用不少口语，大约是受了王劭的影响。其次，《北齐书》保存多方面珍贵史料。 一是有关农民起义。北魏末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东魏、北齐时期，农民起义也接连不断。李百药尽管主观上不能意识到农民起义的1《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2此据《史通·古今正史》。又，《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云李德林北齐末修书24卷。1《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2《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 重要历史意义，但他为了表现高氏统治集团镇压农民起义的发迹过程和社会激烈动荡的现实，还是对农民起义作了一些记载，这在同时所修的几部正史中是较突出的。李延寿《北史》中有关东魏、北齐内容，基本上取材于《北齐书》，但删去了不少农民起义史料。在《尉长命附子兴传》、《任祥传》、《斛律羌举传》、《叱列平传》、《慕容绍宗传》、《薛修义传》、《封隆之传》、《高季式传》，共删掉《北齐书》中同传所载九次农民起义。另外，《北齐书》的《高市贵传》、《李元忠附李愍传》中所载五次农民起义，因《北史》未给高市贵和李愍立传，因而也失载。《北齐书》记载的这些农民起义，有些规模是很大的，如《封隆之传》载，天平初“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自号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虏太守高永乐，南侵冀州”。 二是有关生产科技。李百药比一般封建文人及士大夫有见识之处，表现在他不轻视生产技术和发明创造。他在《北齐书》中立《方伎列传》，记载了当时著名科技人物的事迹。 数学家信都芳，河间（今属河北）人，少年时就擅长算术，在州里很有名声。他专心致志研究问题时，往往废寝忘食，走路时也看不见坑坎。撰《器准》一书，将历来的浑天仪、地动仪、欹器、漏刻等科学仪器作了具体记述，并且附有图。他还私撰历书，名为《灵宪历》，一年中分大月、小月，天象记载很符合实际。 《方伎列传》还记载了医学家马嗣明的事迹。马嗣明熟悉医家经典，如《甲乙》、《素问》、《明堂》、《本草》，并且能融会贯通。他为人治病，能在一年前预知病人生死。他很擅长治痈肿，烧石取屑，然后加醋调匀，涂患处，“无不愈”。他针灸也敢于创新，取穴往往与《明堂》不同。 记述较详的还有一位冶炼专家綦毋怀文。他善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百药还指出其方法流传后世，“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 三是有关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百药较详细记载了杜弼与邢劭“共论名理”的一场辩论。邢劭认为，人死之后，不会复生，也没有灵魂存在，“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杜弼则认为灵魂和人体可以分离，既不是一同产生的，也不能一同消灭，“神之于形，亦犹君之有国。国实君之所统，君非国之所生。不与同生，孰云俱灭？”此次辩论是两人在扈从东山途中进行的，以后他们又以书信形式继续辩论，“前后往复再三”1，可见思想斗争之激烈。李百药虽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看待这场辩论，但毕竟记载保存了邢劭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 《魏收传》内容详赡、文笔精采，是一篇很出色的人物传。此传简述魏收袒籍、少时经历、在魏时修史事迹及出使梁朝事，着重记述北齐建立后魏收如何撰魏史，并追述在魏收之前关于魏史的撰述情况，如著作名称、卷数、撰人，加以简要说明。对于魏收修史过程中用人多非史才、纳贿受金及《魏书》成后“众口喧然”的激烈反应，都记载生动具体。对于魏收的评价，既赞其“硕学大才”，又指出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这些记载对于后人了解此期史学史是很有帮助的。 《文苑列传》序，述有齐一代文学发展概况，实际形同北齐文学小史。 1《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百药《北齐书》第三个特点是，较多暴露统治集团的丑行恶事。 在唐初修成上进的梁、陈、周、齐、隋五代史中，《北齐书》的这个特点是较突出的。如卷九《皇后列传》述高澄妻元氏，“文宣（即高澄弟高洋）受禅，尊为文襄皇后，文宣渐致昏狂曰：‘吾兄昔**妇，我今须报。’乃**于后。其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于前。”宫闱中的禽兽之行代代相传。武成（高湛）即位后，又逼文宣皇后李氏，并威胁说：“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卷八《幼主高恒纪》的记载反映出北齐灭亡之必然。后主高纬“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所任佞臣“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疋，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敝”。除“增益宫宛”外，“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上行下效，官僚、地主也奢暴惊人。卷二二《卢中传附子宗道传》载，卢宗道“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百药之父李德林入仕在北齐，并累迁至高官，但百药却大量揭露了北齐诸帝和官僚、地主的罪恶，并没有像一般封建史家那样曲笔掩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方面是反映百药对统治阶级的荒**无耻行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唐皇朝视北齐和南朝各代为僭伪。暴露“僭伪”皇朝的“无道”，是希图反衬“正统”皇朝的“有道”。 李百药的历史观是较复杂的。《封建论》一文中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有进步的一面，如认为历史是发展运动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必然趋势，统治政策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也有落后的一面，即较突出的天命论思想。如“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 综观《北齐书》全书中的叙事及论赞，百药对史事得失成败的看法是天命、人事并重。关于北齐亡国之原因，百药指出，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1。武成帝高湛“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2后主高纬“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3。这些分析都切中要害。但百药又认为天命也在起作用。卷八《幼主纪》之末，一连举四个例子说明天意，一是“武成梦大猬攻破邺城”，“识者以后主（高纬）名声与猬相协，亡齐征也”。二是“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三是“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四是“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用这四个例子来说明齐亡征兆，显然是极牵强荒唐的。但百药却由1《北齐书》卷六史论。 23《北齐书》卷八史论。 此得出结论，“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由于百药把天命和人事混在一起，主次轻重不甚分明，因而监修魏徵在《北齐书》帝纪后又写一总论，强调“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应当看到，百药较浓厚的天命论思想还受到其父李德林和王劭的影响。李德林仕隋时，曾为隋文帝劝降江南梁士彦及元谐，作《天命论》，宣扬“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1。王劭仕隋，屡屡上书言符命，取悦于隋文帝。甚至撰写专门著作，“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2。李百药修史主要参据了李德林和王劭所著齐史，从《北齐书》来看，李、王的天命观对他有所影响。 1《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2《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第三节令狐德棻一生荣华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在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善骑射，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1。德棻才华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炀帝末年，德棻授官为药城（今安徽亳县东南）长。当时天下纷乱，炀帝已是穷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没有远程跋涉去就职。待李渊起兵反隋后，李渊从父弟李神通在今陕西鄠县起兵响应，德棻就加入了这支反隋军队，在总管府任记室。李渊入据长安后，先为丞相，奉代王杨侑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记室。李渊称帝后，德棻随即转为起居舍人，“甚见亲密”2，又迁秘书丞。在贞观年间德棻历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书少监；在唐高宗时，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太常卿，国子祭酒，兼授崇贤馆学士。龙朔二年（662），德棻以八十高龄致仕，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又四年，卒于家。 德棻的爵位是步步上升的。贞观六年（632）赐爵彭阳男，又五年，进爵为子，高宗时，进爵为公。在近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他同唐初三位皇帝都有较亲密关系。皇帝信重德棻，不断委以修史重任，而德棻也殚精极虑，竭诚尽忠。由于令狐一门为关中望族，而李唐皇家也发迹于关中，故把关中贵族集团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 奏请购募遗书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重加钱帛”，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增置楷书，令缮写”。在唐高祖支持下，这个计划顺利执行，“数年间，群书略备”。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1。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并且已分类别，足见成绩之大。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继续购求遗书，选书手、雠校百余人，缮写群书，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2特别是贞观二年（628）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3。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1《周书》卷三六《令狐整传》。 2《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下引两《唐书》本传，不另加注。1《唐会要·宏文馆》。 2《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旧唐书》卷一九○上《崔行功传》。3《唐会要·经籍》。 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参与八史撰修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一月4，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这段话从史学和政治两个角度，十分扼要地强调了修前代史的重要性。从史学上看，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从政治上看，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1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德棻指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未成的原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待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师佐修；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4此时间据《唐会要·史馆》。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1。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641）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上进，共10志，30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唐代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实在是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国史、实录及其他令狐德棻的史学贡献除了修前代史，他还参加了本朝国史和实录的撰写。 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显庆元年（656）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1。 永徽元年（650），德棻参与修撰的《太宗实录》上进，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20卷。2显庆四年（659），德棻参与修撰的《高宗实录》上进，起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即位至显庆三年，成书20卷。 令狐德棻还撰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卷，《令狐家传》1卷，《皇帝封禅仪》6卷，《令狐德棻集》30卷，但可惜这些著述均已遗佚。流传至今的令狐德棻文字，《全唐文》卷一三七收上奏二状和二碑铭并序，《全唐诗》1《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1据《唐会要·史馆》，国史“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 2《唐会要·史馆》。 卷三三收五言诗一首。 令狐德棻是一个异常博学的人，他的著述才能也是多方面的，并不仅局限于史学。他曾参与了类书、政书、律书等各方面的大量撰述。 武德五年（622），德棻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成书100卷，武德七年奏上。 贞观十一年（637），同修《新礼》上进，成书100卷。3贞观十二年（638），同修《氏族志》上进，成书100卷。1永徽元年（650），同撰定律令，第二年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勒成律12卷，令30卷，式40卷，颁行全国。2令狐德棻勤奋一生，“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暮年尤勤于著述”，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和罕见的勤勉，在中国史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写出灿烂的一页。 《周书》的特点令狐德棻著述虽富，但传至今最有价值是《周书》。《周书》主要为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师。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今河南南阳南）人。贞观元年（627）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旧唐书》本传称：“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但《新唐书》本传不载其同修周史。崔仁师，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武德年间由陈叔达荐为史官，曾参与修梁、魏史。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两《唐书》本传均不载其参与修周史。由于德棻主修《周书》，又负同修诸史的主编之责，因此可以认为，《周书》的编纂形式，内容去取和点明鉴戒之处的史论，主要体现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图。后人了解德棻的政治、历史观点也主要根据《周书》。在同时所修的五史中，《周书》突出地全面体现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观点。 北周自公元557年由宇文觉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1年外戚杨坚代周建隋，立国仅二十五年。但事实上宇文氏政权的历史是从东、西魏分裂，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535）开始的，所以《周书》也就增加记载了西魏的历史，这符合历史实际，表明了德棻的识见。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议中曾强调史书的作用是“贻鉴今古”，接着唐高祖修史诏也指出史书的作用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更是经常阐述“以古为镜”的思想。德棻既负“总知类会”之责，对唐皇朝的意图自然领会得相当透彻，在《周书》中，以史为鉴的观点得到了全面体现。《周书》中各个类传的立意，都与封建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孝义列传》树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传序明确指出这些忠孝事迹可以“垂范方来”，“有助于名教”。《儒林传序》则着重指出儒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周书》对方术技巧也有新的见解。一般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视为奇技**巧、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或是迷信其修仙炼金之诡说，耗费钱财，甚至送命。《周书》的《艺术传》则把方技视为对于社会有广博用处的技术手段，并且可以和仁义教化相辅相成，“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1《旧唐书·太宗纪》称130卷。 2《唐会要·定格令》。 用，博矣”。1贞观初，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2唐太宗要求史书所载内容以能否资治为取舍标准。德棻对皇帝的这一指示心领神会，如《乐逊传》中就这样记载：“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对崇治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五条，因“切于政要”而全部照录传中，其余九条全删。 德棻不但崇儒，也笃诚于佛教。唐高宗为稍抑佛教，提高君权，于龙朔二年（662）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令僧、道对君、亲也要行致拜礼节。僧、道行不行俗礼，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月后，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和州、县官等千有余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陈词，认为僧、道为出家离尘之人，“功深济度，道极崇高”，如拜俗则不伦不类，“披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惬”。会议之后，唐高宗于六月八日又下“停沙门拜君诏”，许不拜君，但须拜亲。1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礼义王道之说，却同时又笃于佛教之规，颇耐人寻味。还在东晋时，儒佛两家就围绕僧人见皇帝应否跪拜发生争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渐调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补充，有合流的趋势。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个例证。 德棻在《周书》中所表现的历史观，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时所修诸史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姚思廉的《梁书》、《陈韦》和魏徵的《隋书》，表现出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李百药的《北齐书》，虽然也承认人事的作用，但过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于魏徵不得不在该书帝纪总论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书》则天命人事并举。如认为魏“水历将终”，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归，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宝”不可以“力征”，“神物”不可以“求得”。宇文泰本来“田无一成，众无一旅”，但能成功，就因为“属兴能之时，应启圣之运”，天命系于此人，“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1。但天命也须人事相配，宇文泰“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2。德棻所宣扬的天命人事并举的观点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君臣深切感到总结前世施政经验教训的迫切性，但同时为了欺骗人心，又要给新皇朝披上应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统治者的总的宣传方针总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强调。 《周书》对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重要史实记载较具体，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西魏、北周地处较偏僻的西北，本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在与东魏、北齐的抗衡中处于劣势。但经过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觉、宇文邕的相继改革，国力逐渐强盛，终于统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历史上的1《周书》卷四七《艺术传·史臣曰》。 2《贞观政要·文史》。 1以上均见《广弘明集》卷二五。 12《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关键事件。《周书》对此记载颇为详明。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在北周统一北方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并且为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名存实亡。关于府兵制的一些情况、特点，《文帝纪》、《苏绰附苏椿传》、《韩褒传》、《郭彦传》、《韦瑱传》等都有记载。西魏、北周时期，各族人民起义屡屡发生，《周书》出于总结教训和宣扬统治者武功的目的，对这些起义记载较多、较具体，这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最突出的。从中可以看出起义之多，声势之大。 《周书》很注重记载周边各民族情况和邻国大事，显示出德棻具有纵观全局的眼光和风度。《异域传》共2卷，序文说：“斯皆录其当时所记”，可见所据资料来源于魏、周人当时记录，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另外，《周书》对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纪或有关列传中简要叙及，显示出天下大势的主要脉络，这是个突出的优点。 《周书》的文字比较简洁，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学才能。清代史家赵翼称赞《周书》“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1。 德棻修《周书》主要采三种资料，一是西魏大统年间秘书丞兼领著作柳虬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国史；三是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从《周书》行文中，仍可见到采用周代国史之语句，如，“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我师不利”2。《艺术传序》说：“茂雅、元华、许奭，史失其传。”在卷末又简略提及蜀郡卫元嵩，“史失其事，故不为传”。这明确说明有些资料遗佚，另外也是存疑备考，虽作不成传，但记下名字，给后人查考留下线索。 德棻所修《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人情佳传之多，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较突出的。推崇门阀士族的倾向也是较明显的。德棻对“并在周时”的李唐“二祖功业”是尽力宣扬的，在排列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顺序时，将李世民曾祖李虎赫然列第一位。还夸耀说：“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3德棻既出身于阀阅之家，对自己家世门第也是很自豪的。《周书》为德棻祖父令狐整立传，附述德棻父令狐熙、叔祖令狐休等，炫耀令狐家族官爵、门第。这虽与当时社会风气有关，但作为史家而津津乐道于此，则不能不说是史学思想的局限了。 1赵翼：《陔余丛考》卷七。 2《周书》卷三九《杜杲传》。 3《周书》卷十六卷末。 第四节李延寿先世李延寿，字遐龄。有关他生平流传下来的记载很少。两《唐书》中仅在令狐德棻传后有附传。甚至没有记载他的年龄情况。李延寿自撰的《北史·序传》，为后人了解他的家世、生平提供了宝贵资料。其先人原是陇西的名门大户，后迁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待他出生时，家居相州已有数代了。受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制度影响，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门第习气，李延寿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传》中津津乐道地讲述先世事迹，自称帝颛顼高阳氏、周柱下史李耳为“李氏之先”。被尊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定三教顺序为道、儒、佛，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寿以李耳为祖，意在表明自己为圣贤之后，并且与当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传中长篇累牍地列举了历代祖先的仕宦情况和功绩，形同撰述家谱，表现出较强的门第观念。他既迷恋于先祖的光荣，又流露出对现时自己名位较低的不满。 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史家一样，李延寿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与家学渊源分不开的。曾祖李晓，字仁略，“博涉经史，早有时誉”，“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1，很受当时人称赞；祖父李超，字仲举，“博涉经史，不守章句业”，颇有创新学术的气概。特别给延寿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李大师。李大师，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奋好学，知识广博，善于作文，尤长史学，“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师一生经历坎坷，他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升迁极慢。隋炀帝末年，政治，官吏贪污成风，大师任信都（今河北冀县）郡司户书佐，“独守清戒，无所营求”，生活很窘迫。郡丞鞠孝稜感佩地说：“后于岁寒，此言于公得之。”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窦建德据有河北，大师在建德军中为尚书礼部侍郎。起义军被唐兵镇压后，大师被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他在那里郁闷不乐，作《羇思赋》以寄怀。当时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杨恭仁见到此赋，很赞赏大师的才学，于是把他召至府内，深相敬重。大师早有编著南北朝史的志向，此时正有闲暇时间，而且杨恭仁家中藏书丰富，可以尽情阅览。于是大师在辛勤著史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到了武德九年（626），唐朝廷大赦天下，大师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他的旧友房玄龄、封德彝已为朝中高官，劝他留京做官，他已无心仕进，便回河南家乡继续编写南北朝史。不幸的是，两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史学生涯李延寿承继家学，专意治史。大师去世后第二年，即贞观三年（629），延寿就正式成为一名史官，在颜师古、孔颖达督导下编撰《隋书》。从此，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修史中度过的。 延寿参加贞观三年至十年的“五代史”修撰工作后，于贞观十五年（641），又参加了编写《五代史志》，同修的还有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1《北史》卷一○○《序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仁。这次修志费时达十六年，成书30卷，在唐高宗显庆元年（656）由长孙无忌奏进。贞观二十年（646）诏修《晋书》，李延寿也是撰人之一，两年后修成。 李延寿也参加了本朝史的修撰。显庆元年（656）七月三日由长孙无忌等奏进国史81卷，起于义宁，尽于贞观末。参加修撰的有于志宁、崔敦礼、令狐德棻、李义府、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 值得称道的是，延寿还撰《太宗政典》30卷。在他去世后，唐高宗看到了这部书，大为赞赏，诏赐延寿家属绢五十匹，诏书中称延寿“艺文该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词殚直笔，虽其人已亡，功有可录”1。评价是很高的。还命将《太宗政典》详细刊正，抄录三部，交秘书省存二部，赐皇太子一部。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从名称上看属于政书。学者一般以刘秩《政典》为政书之始，但延寿的《太宗政典》则更早数十年。中唐又有杜佑《通典》。这一段时期，三部政书相继诞生，说明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客观上要求政书的出现。李延寿在政书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的膳食事务）、崇贤馆学士（掌管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掌管皇帝印玺及国家符节）；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管理御史台文书事务）。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南史》与《北史》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南史》、《北史》。 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这也是个大胆、新颖的做法。那个时代，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由于偏见作怪，记他国事既不详备，又往往失实。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计划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可是，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就着手搜集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大师的南北朝编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谈到，在父亲旧稿中，齐、梁、陈、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见”。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大师在世时，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即沈约所著的《宋书》，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魏收所著的《魏书》。恰好，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工作极为辛苦。过了两年，延寿因事离开史局，资料远未抄录完，“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阙，未得及终”。幸运的是，在贞观中、后期，延寿又获1《高宗皇帝赐李延寿家物诏》，《全唐文》卷十三。 准参加修《五代史志》和《晋书》，于是他进一步“遍得披寻”，继续全面搜集史料。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暂时未予公开流布，只是藏于秘阁，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又因“家素贫罄”，无钱雇人誊写，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1000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卷，加上杂史1000余卷，延寿在抄录、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才写成《南史》、《北史》180卷，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 延寿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 他从贞观十七年（643）着手编纂，“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到显庆四年（659）成书上进，时间为十六年。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那么延寿为《南史》、《北史》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 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李大师所作是仿《吴越春秋》，为编年体；延寿所作则仿《史记》，为纪传体，但又与《史记》不完全一样，是介于《史记》和《汉书》间的一种体例。 人们都熟悉，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自远古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叙西汉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纷纷仿效《汉书》的体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记》以下的历代纪传体断代史列为“正史”，视为史学正宗。不过，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准，以个人之力完成。延寿所处时代，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已确立，官修前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一统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纪传体史书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刚刚补齐，并且这些书都是本朝“钦定”。李延寿不过是一名普通史官，却要重修南北朝史，对本朝皇帝批准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显示出他是一位较有勇气和责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亲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遗愿，原因之二是他对已有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不满意，他在《进书表》中批评这些史书记叙矛盾，“互陈闻见，同异甚多”，又认为这些史书采集史料不广，而那些被忽视的史料“易为湮落”，如不抓紧利用，以后即使想纠史书之失，也会“求勘无所”。 李延寿欲以南、北二史代魏、齐、周、隋、宋、齐、梁、陈八史，气魄雄心之大是勿庸赘言的，那么他在编纂上下了哪几方面的功夫呢？ 一、“编次别代，共为部秩”。他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分别对南、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他把魏（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史事编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至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618），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实，隋已统一全国，本不应单列于北史，延寿此举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隋承继北周，将隋列入北史在编写上较方便，否则要在南、北两通史外再编一隋史，易给人体例混乱之感；二是将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统一的重大意义，为本朝政治利益服务。延寿把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代史事编成《南史》，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共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为李延寿用通史体例叙述南、北朝史事，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分别对北朝、南朝的人物、史事作归纳集中，两史的帝纪、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以下的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其子孙附其父祖传中，连缀书之。《南史》以王、谢二大姓为主，《北史》以崔、卢二大姓为主，家族体系分明。其他类传更进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这种作法，引起后世某些学者不满。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认为延寿叙例为家传之体，不应用于国史。1著名考据家王鸣盛批评延寿使国史变成家谱，最为谬妄。2其实这些批评者有些过于拘泥正史体例，没有看到李延寿对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创造。《南史》、《北史》为数代之通史，正为断代正史之变例，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首先，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都不长，往往一人历经数朝，有时很难恰当把某人归入某朝，所以延寿把断代之体变为通史之体；其次，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王、谢、崔、卢等高门大族与南北朝相终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举足轻重，延寿注重谱牒世系是对历史的如实反映，而且世族牵连附传，便于读者检寻。 二、“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之《南史》、《北史》，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离合而成，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针对旧史作者重视官方资料而忽于私人记载，延寿有意把自己补充史料的重点放在“易为湮落”的“小说短书”上，他认为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延寿之后的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持同样观点：“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1这两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官方记载受种种牵制，往往不能据事直书，隐讳必多，而私家记载多记亲历之事，没有审查之类的控制，较能求其真。南、北二史和《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比较，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实。就梁代史来说，《南史》比《梁书》多立了王琳等十余传，对原有的某些传也充实了内容，如《范缜传》。延寿所增内容固然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但由于延寿对奇闻异事兴趣较浓，导致所增内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诞之事和无关宏旨的琐言碎事。如阴子春传中，《南史》就比《梁书》增：青州有神庙，刺史王神念毁之，栋上一大蛇，长丈余，遂入海。子春夜梦一人乞地安置，乃办牲醴，请召安置一处。夜梦前人来谢曰：“当以一州相报。”后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此类怪诞事入史，显然失当。 三、“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史共566卷，而经延寿改作为南、北二史，减至180卷，可见删掉了相当多的文字。总的看，延寿删《魏书》、《宋书》最多，原因是这两部书在八史中原来卷帙就最多，《宋书》100卷，《魏书》更达130卷，延寿欲省减南、北史篇幅，宋、魏二书必为砍削重点。另外，宋、魏二书为前朝人所修，南、北朝相互攻击之辞甚多，延寿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纠正此弊，斧削起来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顾忌。 延寿所删多为诏诰、符檄、章表，认为重要者则以简略语言概括之，意图简净。另一删削重点为南、北征战攻伐之事，这是因为延寿深知，原来各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正史类·北史》。 2《十七史商榷》卷六八《并合各代每一家聚为一传》。 1《史通》卷十《杂述》。 史关于战争记载多不实，夸胜讳败已为作史者惯例，延寿在此时一一核定战争胜败之迹实非易事，所以多删去。 四、“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对原有八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延寿并不随意改动，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内容，则或全抄旧文，或离合编排。特别是对《陈书》、《隋书》，延寿基本上无大的增删改动。如《北史》中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全录自《隋书》，仅《文帝纪》开头一句“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改为“树基立本，积德累仁”。 南、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相辅相成，对于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来说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长处，所以后世学者大都把南、北史和八史对照起来读，互为补充。 李延寿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史为鉴”，这同唐初官修史书的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但延寿的特点在于，他善于选择一些细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情节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当然得益于他重视“小说短书”的独特眼光和更勘杂史一千余卷的勤奋劳动，史书因此也增加了趣味性。对于某人行为不单靠直接叙述，而是通过他人的谈话来显示，也易于给读者新鲜深刻印象。 李延寿赞成国家统一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纠正了南北分裂时期某些史书的种种狭隘偏见，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不带狭隘的地域观念，有力地向读者展示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民族团结、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两史比较，《北史》比《南史》写得更好，因为李延寿和父亲李大师均为北方人，因此，对北朝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都较熟悉，所能见到的史料也较多；另外，李唐起源于北朝，官方对北朝各代史的研究格外重视，客观上给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北史》的记载比《南史》详明。 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在普及历史知识上颇有功绩。由于卷帙不繁，易于抄写，所以得到较广泛流传，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就指出：自《南史》、《北史》行世以来，原有的八部正史就变得不重要了，很少有人诵习，所以时间愈久，八史阙佚愈严重。这说明南、北二史比八史更受到社会重视，更有效地传播了历史知识。后代史家对延寿曾有较高的评价，后晋人所作《旧唐书》中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1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刘道原信中感叹道：“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1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李延寿当年主要是依据八史来编纂南、北二史，可是到了北宋刊印正史时，《魏书》、《北齐书》、《北周书》的一些残缺反而要靠《南史》、《北史》来补足了，可见，南、北二史在客观上还起了保存历史资料、维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这个贡献当然是李延寿当年未想到的。 1《旧唐书》卷七三“史臣曰”。 1司马光：《与刘道元书》，《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六二。 第十三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第一节欧阳询生平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属湖南）人，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祖欧阳頠，陈初任大司空。父欧阳纥，陈宣帝时为广州刺史，征召为左卫将军，不应召，举兵反，被宣帝诛杀。按照当时刑律，欧阳询应当处死，有人把他隐藏起来，幸免于难。陈朝尚书令江总同欧阳纥非常友好，便私下收养欧阳询，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他虽相貌丑陋，却聪明过人，读书一目数行，于是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成为学问渊博的名儒。隋朝建立后，搜罗各地才学之士，他以贯通儒经，被任用为太常博士。唐高祖李渊在隋朝任职时，也同他交游，招他为唐公府宾客。李渊即位后，任他为官，经过多次升迁，官至给事中。武德七年，高祖下诏命欧阳询和裴矩、陈叔达同撰《艺文类聚》100卷，书成之后，上奏朝廷，高祖赐以丝帛二百段。太宗贞观初年，欧阳询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之职，封渤海县男。贞观十五年（641）卒，享年八十五。 书法成就欧阳询擅长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被誉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1独自成为“欧体”，所写的碑帖书信，遂成*人们学习书法的楷模。他写的字不仅誉满当时，也流行国外。高丽就几次派遣使臣到唐朝求欧阳询的书法，高祖叹赏说：“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欧阳询在书法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天资聪明外，主要是他长期勤学苦练结成的硕果。比如，有一次他看到晋朝著名书法家索靖所写的碑帖，非常赞赏，看后很久才离去，但走了几步，觉得留恋不舍，又回转仔细鉴赏，站立久了，又坐下来看，直到把这幅碑帖的长处领会才悄然离去。 后代书法评论家对欧阳询的书法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辑有唐人张怀瓘所著《书断》说：欧阳询“八体2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3，亦别为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4，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5，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又说：欧阳询的“飞白、隶、行、草入妙；大令小篆、章草入能。”意思是说，欧阳询的1《旧唐书》卷一上《欧阳询传》。 2八体：指书法上八种主要书体，如宋周越所说：“自仓、史逮皇朝，以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通为八体，附以杂书。” 3大令，指东晋王献之。 4智永，王羲之七代孙，陈朝著名书法家。 5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 书法技巧非常全面，对于各种书体都很有造诣，不仅精于篆书、飞白书，而且擅长正书（楷书）、行书、草书，虽然笔法出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最初摹仿二王，但能有所发展，自成一体，超出了著名书法家智永，可以同当代书法大家虞世南相比拟。其隶书也被《书断》列为妙品。 宋人《宣和书谱》亦称：欧阳询“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廷争之风，或比之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至其笔墨工巧，意态精密俊逸处，而人复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论者皆非虚誉也。”但是该书佚名作者认为欧阳询的书法，应以他的正书为最，为其“翰墨之冠”。他说：“然询以书得名，实在正书，若《化度寺石刻》，其墨本为世所宝，笔者虽尽力不能到也。而张怀瓘又称其飞白、隶、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盖亦各具一家之见。然而询虽以正书为翰墨之冠，而至于行字，又复变态百出，当是正书之亚，此得其行字为多焉。”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说：“欧（阳询）《皇甫》、《虞公》二碑是一条路，是自成一家时，其用笔用意，折处是险，峭处是险。”他的《详书帖》也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欧书凡笔险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可见险劲二字足以代表欧字的风格面貌。清人冯武编著的《书法正传》辑录了欧阳询关于书法理论的论述：一是欧阳询《用笔论》：“莹神静虑，临池志逸。虚拳直腕，指齐掌虚，意在笔前，文向思后。分间布白，勿令偏侧。墨淡即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勿使伤于软弱，不须怒降为奇。调匀点画，上下均平，递相顾揖，筋骨精神，随其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易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为不可也。”强调写字时必须精神贯注，注意执笔手法、和墨浓淡、字体肥瘦、调匀点画、上下对称等各方面。 二是欧阳询八法：“丶，如高峰之坠石；乚，如长空之新月；一，如千里之阵云；丨，如万岁之枯藤；■，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岩；，如万钧之弩发；丿，如利剑断犀角；丶，一波常三过笔。”这是指点笔画的具体写法。三是欧阳询付善奴诀：“每秉笔必在圆正，重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妙要处。”这一练字秘诀从强调秉笔运神开始，然后指出关键之处在于考虑每个字的形体和态势对其笔画的四面八边结构作出妥当安排，即“四面停匀，八边俱备”。如本书编著者冯武所说：“此即方法，此八字惟欧公独妙，他人不能也。”此外，对于笔画的短长、粗细、疏密、斜正也必须适中，下笔时不可忙，也不可缓，不可瘦也不可肥。他认为这些都是写字的奥妙之处。他的书法论著尚有《三十六法》，但近人考证不大可信。他的书法和书法理论对于后代书法都有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墨迹传世者颇多，据宋人《宣和书谱》称御府所藏欧阳询笔迹有四十品，流传至今的，行书主要有《卜商请书帖》、《张翰帖》、《梦奠帖》等，正书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以及隶书《唐宗圣观记碑》等。 小欧阳欧阳通也是著名书法家，他是欧阳询晚年得的幼子，人称小欧阳。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亲的书法，恐怕他不勤奋，经常命他拿钱到市上书肆购买父亲写的字帖，“通乃刻意临仿以求售，数年，书亚于询，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体’”1。故唐人《述书赋》云：“学有大小夏侯，书有大小欧阳。”但欧阳通的字体“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胡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2。“然行草得询之险劲，盘结分布，意态则有所未及，亦不失其为名书也”3。欧阳通历仕太宗、高宗、武后三朝，高宗仪凤年间，官居中书舍人之职。武后垂拱年间，升迁殿中监，天授年间，转司礼卿判纳言事，不久，因不同意立武承嗣为太子，被酷吏来俊臣诬告杀害。《宣和书谱》称其“风节学艺，父子表见，一时为唐名臣，亦已美哉！” 1《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 2《朝野佥载》。 3《宣和书谱》卷八。 第二节虞世南早期生活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生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他是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祖虞检，萧梁时，任始兴王府咨议，父虞荔，陈朝时，任太子中庶子，均为知名之士。他继承家学，少年时，同兄长虞世基受业于吴郡名儒顾野王名下，勤奋好学，精思不倦，对经学、文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在文学上仿效当时名家徐陵，徐陵称赞他的文风深得自己的旨趣，由此知名。同郡人智永禅师，继承其先祖王羲之书法，在当时负有盛名，虞世南又拜他为师，得到他的真传，并有所创新，擅长书法之名更超过了文学。陈文帝天嘉年间，征召虞世南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后主至德年间，转调西阳王友。 陈朝灭亡后，虞世南、虞世基兄弟从建康到了长安，都以擅长文学获得声誉，当时人把他们比作西晋时代的二陆。那时隋炀帝杨广为晋王，听说虞氏兄弟很有才学，同他的兄弟秦王杨俊争着聘任他们为王府属官，结果晋王依仗权势把他们招致门下。炀帝大业年间，任用虞世南为秘书郎，后转起居舍人。炀帝虽然爱重他的才学，但由于他为人正直，不善于逢迎，所以不肯重用，十年之久仍然是七品官。虞世基却因善于阿谀奉承，得到宠信，官至内史侍郎，颇有权势。虞世南素来勤俭清廉，过着清贫生活。隋末，虞世基随同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虞世南则随宇文化及到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后他被窦建德擒获，任用为黄门侍郎。 归唐以后窦建德所建农民政权覆灭后，虞世南归唐，被任用为秦王府参军，不久，转任记室，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同掌秦府文书。秦王为太子后，升任他为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后，转著作郎，仍兼弘文馆学士。虞世南以年老，多次请求致仕，太宗不许，升迁为太子右庶子，辞谢不就，转秘书省少监，贞观七年，升任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八年，晋爵县公。太宗器重虞世南学识的广博，每逢处理政事后有闲暇时间，便同他共观经史，互相议论。他虽是一个体弱多病容貌儒雅的文人，但是秉性刚正不挠，每当太宗向他询问时事，或同他议论古代帝王政事的得失时，他都能直言敢谏，因势利导，提出一些兴利除弊的意见。贞观八年，陇右地区山崩，各地多次出现大蛇，山东和长江、淮河流域相继发生水灾，太宗感到忧虑不安，向虞世南征求意见。世南举出历史上一些山崩地震，洪水泛滥，大蛇出现的例子。说明深山大泽是龙蛇所居，出现大蛇，不足为怪；山崩、洪水等自然灾害，只要实行德政，“施惠于天下”，“修德可以销变”，太宗采纳他的意见，派使者到各地赈济灾民，平反冤狱，从而减轻了人民的疾苦。 太宗喜好宫体诗，写了一首命虞世南唱和。虞世南进谏说：“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1太宗嘉奖他的直谏，赐绢50匹。太宗颇好畋猎，虞世南多次规谏，1《大唐新语》卷三。 都被采纳，史称其“有犯无隐，多类此也”1。 虞世南的直言规谏，深受唐太宗的器重，“太宗尝谓侍士曰：‘朕固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2“帝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3唐人《隋唐嘉话》亦称“兼是五善，一人而已”。他的直言敢谏，为官清正，对于促成“贞观之治”是有影响的，不仅是书法、文学见长而已。 博学与文采虞世南在陈、隋、唐三朝都以博学文采著名当世。据《隋唐嘉话》记载：“太宗将致樱桃于酅公4，称奉则以尊，言赐则以卑，乃问之虞监，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5称饷’，遂从之。太宗常出行，有司请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令虞监写烈女传，以装屏风，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 虞世南的生平著作，除有文集30卷外，尚有《北堂书钞》。据《大唐新语》所载：“太宗顾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列，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可惜他的著作大部散失。 贞观十二年（638），虞世南因年老多病再次请求致仕，得到朝廷准许，不久病逝，终年八十一岁。虞世南逝世后，太宗对他十分悼念，赠礼部尚书，谥文懿，陪葬昭陵。贞观十七年，太宗下诏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虞世南即其中之一。他的儿子虞昶，官至工部侍郎。 书法成就虞世南书法渊源于王羲之父子，幼年从智永禅师学书。智永笔法又来自家传，故唐人《云仙杂记》称：“虞世南书冠当时，人谓其有（王）羲之鬼”。宋人《宣和书谱》谓：“释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后先。”虞世南作品之佳者可同王羲之相比。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名人书法论》对虞世南书法艺术也有很高评价：“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徐浩，皆第一等书也。”1虞世南在中国书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虞出自王氏嫡传，欧阳询则从王氏脱体另树风格；欧擅长各种书体，比虞全面，虞则专精正行草书，较欧严谨；虞书内含刚柔，欧书筋骨外露，各具特色。在唐太宗君臣珍惜王氏父子书法的影响下，出自王氏嫡传的虞氏当然更受重视，因而唐代书法评论家自张怀瓘开始以欧书外露筋骨，虞书内含刚柔为名，引用“君子藏器”12《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 3《新唐书》卷一○二《虞世南传》。 4隋恭帝杨侑禅位后，唐封之为酅国公。 5齐和帝刘准禅位后，梁封之为巴陵王。 1引自清人戈守智《汉溪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第一》。 的说法。 虞世南在书法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有唐人张彦远所辑《法书要录》中所录《书旨述》，清人冯武编著的《法书正传》中辑录的《虞永兴笔髓》。其中《笔髓》一篇影响较大。 虞世南书法真迹保存至今的为数不多，其中最受推崇也较可信的代表作当为《孔子庙堂碑》，凡四十行，三千余字，碑成于贞观七年，为虞氏晚年作品。“用笔俊朗圆腴，外柔内刚，字形稍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派平和中正之气象。然端观之，其中每一波法，无不一过而三折；每一浮鹅，无不调锋而再三；其一纵一横，无不平铺而直过者；乃至每一点划无不精思俯会，如见其血脉之流动”1。除《孔子庙堂碑》外，其他尚有《昭仁寺碑》、《破邪论序》、《汝南公主墓志》以及散见于刻帖的《大运帖》、《用笔赋》、《书指述》、《演连珠》、《景纬成象》、《孔有新制帖》、《积时帖》、《朝会帖》、《瘦朽帖》、《临乐毅论帖》、《潘六帖》、《世南伏奉三日疏》、《醒滞帖》等。这些碑帖中，有些是伪作，有些是集碑文钩摹而成，可信的为数甚少。 1汪谷兴：《虞世南的书法》，《书法》1985年第1期。 第三节褚遂良贞观诤臣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2，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父褚亮，历仕陈、隋、唐三朝。隋末贬官凉州西海郡（今青海青海湖西）司户。薛举称帝割据凉州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唐平定凉州后，授秦王府文学。太宗贞观年间，官至散骑常侍。褚遂良隋末被薛举任为通事舍人。后随父归唐，被任命为秦王府铠曹参军，掌管兵器铠甲事务。太宗贞观初，升迁至起居郎。他博览文史，擅长书法，尤工隶书楷书。自从虞世南死后，太宗常常叹息说：“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1魏徵推荐褚遂良精通书法，令其谒见，果然非凡，于是太宗命他充当侍书。太宗深爱王羲之书法，当时正好下令广泛收购王羲之墨迹，各地纷纷进献，但是真假难辨，于是命褚遂良加以鉴定。他接过这些法帖，精心挑选，去伪存真，指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论据充分，令人信服，经过反复验证，他的鉴定完全正确无误。从此，他逐渐得到太宗的信任，君臣之间谈论的内容，也逐渐从论书转移到论政，而他又以直言敢谏著名于贞观、永徽之际。太宗曾说：“朕始得魏徵，朝夕进谏，徵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之。”2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准备效法古代帝王举行封禅，到泰山祭祀天地，命群臣扈从，从长安到了洛阳，这时天上出现彗星。褚遂良以为封禅泰山，劳民伤财，便假借彗星出现，进谏说：“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辄见，此天意有所未合。”3太宗采纳他的意见，下诏停止封禅。不久，升任谏议大夫，仍兼知起居事。太宗问他：“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他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他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1太宗阅览古书所载：“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谏者十余不止。”深感奇怪，认为区区小物，何必如此？褚遂良进谏说：“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漆器不止，必金为之。金又不止，必玉为之，故谏者救其源，不使得开，及夫横流，则无复事矣。”2认为这些不是小事，人的是逐渐升级的，一旦奢侈成风，就无法制止了。太宗听了他这番治国必须防微杜渐的议论，非常赞叹。 唐初，在政治制度上有一种特殊的惯例，即皇帝的子弟不论年纪长幼一律充当各州都督、刺史。褚遂良上书进谏说：“今州县率仿秦法，而皇子孺年并任刺史，陛下诚以至亲捍四方。”3并指出各州刺史是亲民之官，是人民的表率，任用是否得人，对于人民生活，国家安宁至关重要，所以必须革除以年幼皇子充当州刺史这一荒唐可笑的弊政。经过褚遂良的直言规谏，太宗翻然醒悟，立即表示采纳。 2一说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 1《新唐书》卷一○五《虞世南传》。 2《新唐书》卷九九《刘洎传》。 3《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1234《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太宗晚年，锐意经营四方，他为了安抚在平定突厥中起过支援作用的薛延陀，曾经答应以公主下嫁薛部可汗，并已接纳其聘礼，后来又后悔，宣布断绝婚姻关系。褚遂良进谏劝太宗对边疆藩属部落首领要守信义，以免挑起边患。由于太宗有灭薛延陀的打算，所以没有采纳。后太宗准备伐高丽，平辽东。褚遂良又规劝：“一不胜，师必再兴；再兴，为忿兵。兵忿者，胜负不可必。”4太宗表示采纳谏言，后因李勣极力反对褚遂良计策，遂决心东征。遂良感到畏惧，又上言劝阻。太宗虽没有听从他的谏阻，但还是嘉奖他的忠谏，升迁他为黄门侍郎，掌管机要，参与朝政。不久，因父亲褚亮去世，在家服丧罢官，服丧期满，拜中书令。 受命托孤，反对废后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召见褚遂良、长孙无忌，命为顾命大臣，对他们说：“汉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而（尔）毋忧。”1因命褚遂良草拟太子继位遗诏。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封河南县公，晋升郡公。不久，因事牵连出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第二年，召回朝廷，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监修国史，兼任太子宾客。不久，进职尚书右仆射，主持尚书省政务。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高宗将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宣召大臣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褚遂良入宫。事前，他们都已知道这个消息。有人以为赵公长孙无忌德高望重，又是皇亲国戚，应当先谏，褚遂良说：“太尉，国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弃亲之讥。”又有人以为英公李勣劳苦功高，又为皇上敬重，应先进言，褚遂良还是认为不可，他说：“司空，国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遗诏，若不尽愚，无以下见先帝。”进言以后，高宗说：“罪莫大于绝嗣，皇后无子，今欲立昭仪，谓何？”褚遂良进谏说：“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执陛下手语臣曰：‘我儿与妇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它过，不可废。”高宗听了，很不高兴。当天，未作出决定。次日，再议，褚遂良直言不讳说：“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高宗羞愧不言。遂良把手中所持朝笏放在金殿台阶上，叩头流血，说：“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高宗大怒，命人把他牵出金殿。武昭仪从金殿后的帷帐中高声呼喊：“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启奏说：“遂良受顾命，有罪不加刑。”这时李勣提出异议，认为废立皇后是皇帝家事，大臣不能干预，遂立武昭仪为后，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调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不久，又贬爱州（属岭南道，今越南北部）刺史。褚遂良心中忧惧，恐怕死在爱州，而高宗不了解自己的拥立功劳，死后不能自明，遂上表启奏，希望能迁徙内地，但高宗畏惧武后，对他的奏章置之不理。显庆三年（658），褚遂良死于爱州，终年六十三岁。死后二年，许敬宗、李义府诬奏褚遂良煽动长孙无忌谋反，高宗下诏削去他的官爵。他的两个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不久被杀。中宗复唐后，以遂良忠于唐室，下诏恢复其官爵。 1《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书品与书迹褚遂良擅长书法，颇负盛名，为唐初四大名家之一。 历代书法评论家对褚遂良在书法上的造诣都有较高评价，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唐人李嗣真《书后品》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因而把他的书法列为上品下。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所辑张怀瓘《书断》称褚遂良“善书，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说褚遂良的正书不在欧、虞之下，行书草书则在其下；并把他的隶书、行书列入妙品。清人戈守智《汉溪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引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说：“褚书如熟战御马，举动随人意，而别有一种骄色。”今人杨仁恺《中国书画》评褚书说：“他的书法融欧、虞为一，方圆兼备，波势自然，结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