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 第1章 恰同学少年(1)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了只剩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这是鲁迅为他的《朝花夕拾》所作的“小引”。文中还有一段，进一步告白他的回忆感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写这“小引”时是1927年的5月，在广州。鲁迅文章的遣词，有时看似随意，然细一品咂，却分明是极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织为“扰攘”、形容屏息敛气为“悚息”，而形容隐蔽又为“伏藏”。他是不怎么用司空见惯的成语的，每自己组合某些两字词，使后人读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语深刻多了。1927年的中国，居然用“离奇”二字来加以概括，这也是令我有“离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诡的意味。 我对80多年以后的中国的当下，往往也生出“离奇”的想法，又往往和当年的鲁迅一样，亦觉“心里是这么芜杂”。并且呢，同样常被回忆所纠缠，还同样时觉无聊。我怕那无聊的腐蚀，故在几乎“只剩回忆”的日子，也会索性靠了回忆姑且抵挡一下无聊的。近来便一再地回忆起我的几名中学同学。在我的中学时代，和我关系亲密的同学是刘树起、王松山、王玉刚、张云河、徐彦、杨志松。我写下的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回忆起他们时，如鲁迅之回忆故乡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那都是养育百姓生命的鲜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几名中学同学，除了徐彦家的日子当年好过一些，另外几人则全是城市底层人家的儿子。用那些生长在泥塘园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认为倒也恰当。与鲁迅不同的是，我回忆他们与思乡其实没什么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思人的情绪。自然，断不会生出“也不过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觉如沐煦风，体味到弥足珍贵究竟有多珍贵。 我和树起在中学时代相处的时光更多些。我家算是离校较远了，大约半小时的路。树起家离校更远，距我家还有20分钟左右的路。我俩几乎天天结伴放学回家是不消说的了。走到我家住的那条小街街口，通常总是要约定，第二天我俩在街口见，一块儿去上学。路上是一向有些话题可说的--学校里的事，班级里的事，各自家里发生的烦恼，初中毕业后的打算，谁在看一部什么小说，等等。有时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往前走，那是要迟到了的情况下。还有时一同背着课文或什么公式往前走，因为快考试了。树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间，比我家还小，简直不成样子。现在中国的城市里绝对见不到那样的人家了，在农村也很少见了，若是有同情心的人见了，肯定要心里难受、潸然泪下的。那样的家，简直是土坯窝，回到那样的家，差不多可形容为一头钻进窝里。但在当年的哈尔滨，那样的人家千千万万。正因为比比皆是，所以小儿女们并不觉得自己可怜，照样爱家、恋爱，在乎家之安全和温暖，仿佛小动物之本能地喜欢家。树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样的家里。当年他的父母亲都已经快60岁，在我们几个同学眼中是确确实实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亲还在工作，拉铁架子车。如今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肯定都很难找到那样的车了，可在当年那是哈尔滨市一种主要的运载车。一般情况下不是谁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得凭证明，属于“劳动资产”。他的父亲刚一解放就是拉那种车的车夫了，那种车对于他的父亲犹如黄包车之于祥子。 我和树起一起上学，有时他会给我一个大的蒸土豆，或半块烙饼。若是夏天，可能是一个大西红柿，或者一条黄瓜。挨饿的年代，给人任何可吃的东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义。他心里总是惦记着我。记得有次他还给了我几块很高级的软糖，这可是我小时候少有的享受，他告诉我他的三姐结婚了，这是她的喜糖。他有四位姐姐，这着实是令我们几个羡慕的。 树起学习很好，数理化及俄语四科成绩在班里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有同情心，眼见不正义的事他很难做到视而不见，若是发现老人或孩子当街跌倒了，他是那种会赶紧跑过去扶起来的少年。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争论。这么好的同学，我和他争论什么呢？我一向认为他对人对事的看法是客观公正的。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现也很“特别”。他是班里的好学生，完全置身度外是不可能的。他从没亲笔写过大字报，别人写了让他签名，以示支持，他也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倘觉得批判的内容不符合事实，那么他就会拒绝签名；倘觉得其中一句话甚或一个词对被批判的人有显然的侮辱性，他就会要求对方将那句话或那个词删除，若对方不删除，他就不签名。他绝不会打人的，不管对方是谁。即使一个公认的“*****他也并不认为任何人有权利侵犯对方。他对做过那样的事的人是极嫌恶的。他这一种“特别”，当年深获我的敬意。 但我们之间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在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打倒”之后。 有次在我家里，我说了一句对伟大领袖极不敬的话，并表达了这么一种看法--如果一个人将当初与自己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几乎逐一视为敌人了，并且欲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我对这样的领袖是没法崇敬的。我还指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语录”是“荒唐”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国小说，那些文学作品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显示。 树起他当时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是：“你再也不许这么胡说八道！” 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只对你一个人说嘛。” 他说：“我没听到，什么没听到。你发誓，以后再也不说类似的话了，对我也不说了。” 直至我发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气。当年他替我极度担心的样子，以后很多年，都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然而事情并没完，后来他又召集了张云河、王松山、王玉刚三个再次郑重地告诫我。云河就问：“晓声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玉刚说：“别问了呀，肯定是反动的话啊！”而松山则说：“这家伙，一贯反动，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现行***啊？”云河又说：“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反动的话呢？树起你说来我们听听，一块儿评论评论，果然反动，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树起张张嘴，摇头道：“我不重复！”我只得自己承认：“是有点儿反动。”树起又说：“如果你哪天被打成现行***了，让我们几个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那我们难受不？揭发你，那我们能吗？我们几个都不会在政治上出什么事，就你会！你今天不再当着他们三个发个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们三个，见树起说得异常严肃，一个个也表情郑重起来，皆点头说对，之后就一起看着我，等待我发誓…… 当年我们五个初三生，真是好像五个拜把子兄弟一样，虽然我们不曾那样过。“情义”观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们五个之间根深蒂固了，如今也记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家都在上学去的同一路线上。虽说是同一路线，但上学是不可能一个找一个的，那样我和树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学回家，则要走得从容多了，我们便常常一齐走。先陪云河走到家门口，依次再陪玉刚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树起分手。寒来暑往，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走下来，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都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随便。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切的。当年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而既真诚了，亲切也就必然了。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表的文件中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装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的好。 而松山曾说：“啊”少几个也行，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 云河曾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激情饱满呢？ 树起则作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切莫以为以上那些词，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说出。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城市贫民大院里长大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是非对错。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的尺度。我们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的原则。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该感恩于父母的。中国，也实在是应该感恩于某些恪守世道原则的底层人民的。若当年那样一些尺度被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之灾难将更深重可悲。所幸还未能彻底。 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还要看他是否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过。我们五人中，树起是团员，在政治方向上，我们都与他保持一致。 树起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去做，“学工”强调在前，我们应该先学工。 于是我们去到了松江拖拉机厂。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劳动。我们是不怕累的，因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粮也在所不惜。但，那个厂里的工人阶级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人多势众，叫“革命造反团”；一派人少，以老工人为主，叫“红色造反团”。“红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视为“不可救药的保守组织”，后又干脆被宣布为“反动”的了。偏偏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个车间里，基本全是“红色造反团”的老工人。他们对我们爱护有加，我们觉得他们都很爱厂，都很可敬。学工的学生只埋头苦干是不行的，还要积极参加工厂里的“造反劳动”。“革命”的造反，“红色”的也造反，究竟应该跟随哪一派，我们困惑了，为难了。 树起倒很民主，其实也是没了主张。他说听大家的。云河说：“我觉得曲师傅一点儿都不反动，是个好工人。让人家伤心的事我不做--曲师傅是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工人。”松山说：“我觉得这车间里的老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玉刚说：“我的看法和他俩一样。”树起又说“：那，我明白你们三个的意思了。晓声，你的态度呢？”我果断地说：“咱们支持‘红色’的，帮他们把‘反动’的帽子还给‘革命’的！”于是我们在“革命”的和“红色”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 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反动”的，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 我又写起“文革散文”来，仿“***的风格，一评、二评、三评连续《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 看的人居然还很多，反响还很大。曲师傅不安了，老工人们感动了，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系斗争。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将那种“卷入”视为己任，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在大门口被拦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红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所谓的“悔过学习班”了。 我们五名中学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来，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也仿“***的风格，曰一评、二评、三评…… 那个冬季，我们去了曲师傅家很多次想看望他，可是他的思想很“顽固”，很晚才被放出来，直到最后一次我们才见到他。他没写“悔过书”，“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是他徒弟，拿他没奈何，不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 来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甫一展开动员，我就报名下乡了。一则，是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太缺钱了，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二则，是我对“文革”厌烦透了。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不是闹剧就是悲剧。即使以闹剧开始，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总会有人赔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由军宣队员主持的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的工作。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此种措辞区别，令人不禁联想到官方悼辞的措辞区别。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一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这样看待谁或那样看待谁。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树起是没问题的，但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映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起码和我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署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不应该有。否则，对他们不公平。 在我的极力争取下，他们的鉴定中也有了在当年被认为举足轻重的四个字。我的坚持感动了一位参加鉴定的校“革委会”的老师，他提议在我的鉴定中加上了“责人宽，克己严”六字。（未完待续） 第2章 恰同学少年(2) 想到不久就要分别，我跟他们四个更加依依不舍，他们几乎天天都来我家。没什么事也来，没什么话说就陪我一块儿沉默。他们因为没报名和我一块儿下乡，都挺内疚，仿佛愧对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似的。我就安慰他们，各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没人逼到头上，何必非走？何况，树起、云河、松山，他们学习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学是手拿把掐的事。他们的家长也都有意培养他们，那为什么要放弃志向呢？至于玉刚，他只有姐妹，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亲又长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万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吗？ 我这么劝慰，他们也就释然了。和我同一批下乡的只有杨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12名学生，我们班就我们俩。志松也来过我家一次，恰巧树起他们四个在。志松家住学校附近，所以此前他与我们接触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们都觉得最与我们性情投合的，非他莫属。 树起郑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有头等大事托付你。”志松愣愣地问：“什么事？”云河反应快，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朝我翘翘下巴说：“我们把他托付给你了。没我们在身边，你一定要多操点儿心，别让他哪天被打成‘现行*************松山附和道：“对对，这可真是头等大事！别的方面我们对他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他这里边太复杂了。”他边说边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只想不说还行，万一不该那么想的还偏要那么想，还要忍不住说，后果可就严重了！” 玉刚最后说“：我们授你权，他一胡思乱想，你就替我们敲打他。”志松乐了，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他们几个把你交给我了！如果到了广阔天地你还胡思乱想，想了还说，看我不收拾你！……” 当年的我们，不过都是贫家子弟，又都是中学生，哪里谙知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又怎么能参与什么国家大事？于我，实在是由于耳闻目睹太多的冷酷乱象，厌恶之极，也压抑之极。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图释放罢了。偶有反抗的意图，却枉有此心，并无此胆。顾及家境，于是顾及自身，学做一个隐忍之“愤青”。于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个，实在是怕他们的情义册上，哪天不得不划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树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儿，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现出凶恶，他内心就挣扎了，郁闷了，认为那是“革命”的耻辱，不屑与之为伍了。 而云河、松山、玉刚三个，只想本本分分做人，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当成是“专门好那个”的人的事。何况那样的所谓的“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集体演戏”。他们做“逍遥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样。 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志松的父亲和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60岁了。 志松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无关。那一年他父亲病了，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儿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各自小家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18元工资。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但考虑全家今后的生活，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下乡了。 有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我说：“当然。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他乐了，又说：“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事实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没太让他操心过我的思想和我的嘴巴。远离了城市，“家愁”不用每天直接面对了，令我厌恶的现象也看不到了，心情便豁然开朗了。不太习惯的是每天三顿饭前必得正儿八经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饭，完全没有这般经历。但到了连队，别人都这样，自己不习惯也得习惯！在食堂吃饭的老战士们原本也是不做这番动作的，见几名女知青带头，其余的知青们也都贯彻这一“革命”的日常仪式，也只得效仿了。志松倒是很适应，甚至还有几分喜欢。当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某日，他背着人问我：“敬祝的时候你怎么像是被迫的？” 我告诉他，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宗教的书。那本书里说，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发慌。而宗教规定的餐前祈祷，其实从心理学上看，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暗示方法。而革命，不该借助宗教手段…… 他问：“你怎么能看到这样的书？”我说：“我家隔壁收破烂的邻居收回来的一本残书，没头没尾。 我一翻，觉得里边在讲我不知道的知识，所以就带回家读完了。”他又问：“后来书呢？”我说：“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不值得收藏起来，做饭时烧了。”他一拍我肩，“烧了就对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装出高兴‘敬祝’的样子，而且绝对不能对别人说起你刚才那番话！”其实，不仅志松，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人，也都同意我当年对现实的不少看法。我记得云河曾当着我的面对另外三人说，有时候喜欢听我的一些想法。而平时最为少言寡语的玉刚则说过： 难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烧书……又一次提到这事，志松说：“忘了那本书里是怎么写的！你要把‘敬祝’当成好玩儿的事，我就是当成好玩儿的事。或者，心里也可以这么想，咱们真正敬祝的是咱们爸妈。” 我愣了愣，原来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从第二天，一日三餐他必叫上我和他一块儿进食堂。他先大声说出头几句，我只跟着说“万寿无疆”四个字。这种“仪式”并没持续多久。麦收一开始，所有知青都领教了什么才叫“累”，人一累，谁都没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了……我下乡前，家中被褥正好够家里用，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脸了，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带的东西齐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有保护梁晓声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他是真的可以随时为我出头的。 1969年的10月末，又一百多名知青在深夜被卡车送进了连队。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我循声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那我们仨就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他们，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们三个本是可以去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我俩在一起，才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地方。 志松埋怨他们没写信先告知一下，云河说就是要给我俩一个惊喜嘛！松山憨厚，说因为是临时决定，走得急，只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了一封带给我俩的家信就来了。 那时树起已如愿在上高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插队去了黑龙江省边陲的饶河边上一个鄂伦春族为主的小村。他从那个小村寄了信给我们，我们才知道这些，个个都怅然若失，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兵团最舒心的时光，便是那之后的两年。与四个亲如兄弟的同学朝夕相处，日子虽艰苦，却也有着快乐的色彩。友谊如一盆炭火，温暖着我们。 那两年我像有多位家长的独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们就围在我身边安慰和劝解我，偶尔志松还会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见我的棉裤太***处露棉花了，就将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团发的一条新棉裤“奉献”给我了；玉刚和松山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回家探亲了，他们都主动问我打算给家里带多少钱，由他们来凑；我探亲回来了，路上将志松家捎给他的包子吃得一个不剩，他也只不过这么抱怨：“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人留一个呀！”…… 那样美好的时光，仅仅两年多就结束了。先是志松调到团报导组去了，在国庆和春节的长假期间才有机会回连队看我们几个，最多也就住一两天。接着云河调到别的连队当卫生员去了。两年后，志松上大学了，松山和玉刚调往其他师的化工厂去了。 而我，则经历了当小学老师、团报导员以及被“精简”到木材厂抬大木的三次变动。 正如我亲密的同学们所经常担忧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终竟真是由于思想由于话语。 但即使在那两年里，我的思想仍有一处可以安全表达的港湾，这便要说到徐彦了。（未完待续） 第3章 恰同学少年(3) 徐彦的家境，在我们班里，当年也许是最好的了。他父亲是市立一院的医生，他母亲原本也是医生，因为患有心脏病，长年在家休养，但享有病假工资，而他哥哥曾是海军战士，复员后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厂里。徐彦是我们班几个没下乡的同学之一，在他哥哥工作的厂里当车工。我在班里当“勤务员”时，几乎去遍了全班同学的家，徐彦的家当年是最令人羡慕的。不只我羡慕，每一个去过他家的同学都印象深刻，羡慕不已。他家的房子倒不大，前后皆有花园，是有较高地基的俄式砖房。前窗后窗的外沿，砌了漂亮的窗沿。门前还有木板的台阶，冬天一向扫得很干净，夏天徐彦还经常用拖布拖，那大概是他主要的一项家务了吧。那时候的哈尔滨，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来水。但徐彦家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而我们几个，都是从小挑水的，长大后以挑水为己任。我们在中学时代也都没穿过皮鞋，但徐彦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论冬夏，他一向衣着整洁。最令我们向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间，而是有“门斗”、厨房，分里外间的单独一小套，连地上也都铺着木地板。说到地板，我们几个的家里竟都没有。云河家的地要算“高级”一点儿了，却也只不过是砖铺的，另外几家，泥土地而已。那样一套小屋子，与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个大院里。在那个大院里，几户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么一套小屋子。他居然还拥有一架风琴，就在那小屋子里。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他当年实在是可以算做“富家子弟”了。他还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礼，我们几乎从没听过他大声说话。要是他生气了，反而会不说话。他的性格更像沉静的女孩子。 倘以我们的学校为中点，我们几个的家在同一边，而他的家在另一边。每天放学，一出校门，我们和他便“分道扬镳”了。在学校，课间我们也不怎么主动接触他。他终究还是成了我们情义小团体的一分子，起先是因为“文革”。“文革”中我们的身份虽然还是中学生，却不上课了。于是以前不怎么来往的同学，也开始接触了。后来，则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近了。我们初一下学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我们初二上学期，他才读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因为在学校里受了点气，隔夜之间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亲听我说了，非要我带她去徐彦家认认门，为的是以后能经常向他的父母取经，学习怎样做好患精神病的儿女的家长。无奈之下，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带着母亲去到了徐彦家。怕自己无聊，我还带了一本《希腊悲剧选集》，也是从邻居家收的旧书堆中发现的。 母亲和徐彦的父母说话时，徐彦将我带到了他的房间里。他的沉默寡言加上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现得极矜持，低头看书而已。 他坐在我旁边表现着主人应有的热情，隔一会儿就找话跟我说。要是他不说什么，我也不开口。终于，他问我看的是什么书。这一问，打开了我的话匣子，跟他说起了书里的故事。两个多小时后母亲才起身要走，徐彦还没听够呢。几天后他受他父亲的吩咐，到我家来送安眠药，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收藏的十几本书，建议他选一两本带回家去看。 他说：“这些书以后中国不会再有了，如果别人在我家看到了也跟我借，万一还不回来怎么办？我这人嘴软，别人一开口借，我肯定会借给的。” 我说：“那我也认了，绝不埋怨你。”他想了想，却说：“我还是不借的好。以后咱俩在一起，我听你讲就是了，我爱听你讲。”后来，母亲经常独自去他家，成了他家的常客。因为儿女患同一种病，我的母亲和他的父母之间，渐生相互体恤的深情。当年即使有证明，也只能一次从医院买出十几片安眠药，而徐彦的父亲，可以为母亲一次买出一小瓶来，这减轻了母亲总去医院的辛苦。自然地，我和徐彦的关系也逐渐亲密了。我以每次见到他都给他讲故事的方式报答他父亲对我家的帮助。 他哥哥参军了，他妹妹有那样的病，他母亲还有心脏病--综合这些理由，使他可以免于下乡。 我下乡后，每次从兵团给他写信，都拜托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亲、教导我的弟弟妹妹们听母亲的话、实际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对我的嘱托一向当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实我觉得他并不善于安慰人，却是特有耐心的倾听者。他的心如院长嬷嬷一般善良。我想我的母亲向他倾诉心中的悲苦时，一定也仿佛向对有着宗教善良情怀的人倾诉吧。 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他大概都要想半天。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写给他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写过“：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我上大学的前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相比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那时的中国，并没有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胸中忧成块垒，积怨如地火般悄然运行。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旁听者。他的父母，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有社会良知的人。每逢我讲到义愤时，他们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之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得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每次我走他都会送我，有时送出很远。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对不能跟别人说。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我答应了他。 他又说：“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凝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竟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难以忘怀，有那样的同学间的情义，如同拥有过美好爱情。 因为在邪恶年代也曾拥有那样一种情义，我要在我死前对这个世界虔诚地说一声“谢谢”。 去年我回老家，跟前文提到的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我十几年没见过他们了，大家都老了，也都还在为各自的家辛劳。树起两口子都退休了，他曾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过一个小饭店，没挣到多少钱还累出了心脏病；徐彦为了帮婚后的儿子还房贷，退休了也还在找活干，在外县的一处工地上开大型挖土机；志松从一份医学杂志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后，在家带孙子，偶尔打打麻将；云河、玉刚、松山也都白了头发。彼此脸上都有被人生折腾出来的沧桑，却又都竭力表现出快乐，想要给朋友们留下毫无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远忧近虑。 树起缓缓饮了一口茶（他心脏做手术后滴酒不沾了），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终于可以放心了。” 志松反应快，紧接着说：“当年你们几个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可尽到了啊！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上学，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去南京，还专程绕到上海，告诫他务必学会保护自己呢！……” 云河笑着说：“做得对，应该表扬！他上大学那三年，据说中国被打成现行***的人更多了。” “要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可以放心了，那也还是早点儿。什么时候他不写了，咱们才能彻底放心。”松山说道。 玉刚说：“现在中国没有***罪了，而且，我看这家伙的思想也不像当年那么‘反动’了……” 说到这儿，大家就都笑了。徐彦待大家笑过，也看着我说：“别深沉了，讲讲吧！”我问：“讲什么啊？” 他说：“讲国家呗，你当年最爱讲国家大事的呀！”我想了想，说了这么一番话：“中国现在问题很多，有些社会矛盾又突出又尖锐。可即使这样，我也还是觉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从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相比，是一个无望的国家和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的区别……” 玉刚乐了：“都听到了吧？不但不反动了，还特革命了呢！”志松接着不客气地说：“你小子打住！当你是谁呀？大领导呀？给我们作报告呢？不许装模作样了，喝酒喝酒！”于是除了树起，我们都擎起杯来一饮而尽。大家刚放下杯，树起又说：“但这家伙刚才的话，我完全同意。”云河问：“咱们刚才反对了吗？” 松山他们几个就摇头。志松给大家杯里斟满酒，站起来，朗声道：“本人提议……”我抢着说：“为情义干杯！”志松说：“错。我要说的是为中国的大有希望干杯！咱们晚年的幸福指数还指望这呢，过会儿再为情义干杯！”于是大家都站了起来，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树起以茶代酒，也将杯里的茶水喝光了。都老了的我的亲爱的几位中学同学，记得那时一个个写着倦意的脸上，呈现着难掩的期盼了…… 2011年6月12日（未完待续） 第4章 梦与醉(1) 一 对于饮酒，我从没喜欢过，不论何种酒，不论多么名贵的酒；中国的也罢，外国的也罢。至今，我也无法理解喜欢饮酒的人们饮酒时的快乐。 然而我竟大醉过几次。那特别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余悸。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乡前一年。冬季里的一天。 我18岁了，已经于1966年初中毕业，但报考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大理想破灭了。所谓人生理想之于我，在当年，确乎的也就是先成为哈尔滨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三年后成为哈尔滨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罢了。那理想之于我不消说是非常理性的。父亲身为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建筑工人，远在四川，每月五十几元工资，最多也只能寄给家里40元，而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仅靠那40元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真是不容易啊。何况，考上了大学的哥哥，因家境贫穷，明摆着供不起他读完大学的，竟于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贫穷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学期起，由于18平方米的小小的破败的家里终日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闹腾得几无片刻安宁，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绩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的。幸而，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语文成绩一向是优良，考上哈尔滨师范学校的语文系我还是颇有几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报考志愿前到师范学院去过几次。在当年的哈尔滨，师范学院地处郊区，校园不大，五六幢老旧的三层楼而已，主楼也是。我在校园里，独自“参观”想象着以后将成为那里的一名学生，忧愁之心多少获得了点儿慰藉。现今的人们也许会说，既然家境贫穷，为什么还要考师范学校呢？不是已经18岁了吗？直接参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挣份工资吗？可在当年，一名初中毕业生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无特别特别硬的后门，等于是痴心妄想。连扫马路或运送垃圾之类的工作，哪怕是临时的，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轮到机会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 故考入哈师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选择。记得十分清楚，当年那份报考志愿表有三档，三档里我填的都是哈尔滨师范学院。即使毕业后分配到了郊县的一所小学那也心满意足，无怨无悔。在初中毕业后的一年多里，我因自己都18岁了还不能为家里挣一分钱，又眼见母亲的脸终日愁云密布，真是羞愧难当，心燃急火。我已经扒过树皮了；我已经捡过煤渣了；我脚上穿的，已是从邻居收回来的破烂堆里挑出来的破鞋子了！但树皮不是钱，煤渣也不是钱，并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捡到的啊！尽管能为家里省下几角钱，但那对于贫穷的生活又有什么实际的改变意义呢？即使我终日光着脚，根本不穿鞋子，贫穷的日子还不是照样贫穷吗？ 毕业后那一年半里，我经常做两种梦。一种梦境是捡钱--扭头四望，前后左右遍地钱。说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过的庄稼地，这里那里都可望见掉落的麦穗、谷穗与豆荚。我在梦境中捡钱，如同早年农村的孩子在秋收后的庄稼地里拾麦穗、谷穗或豆荚。也挺奇怪，梦境中地上的钱，从没出现过一元以上的纸钞，更多见的是硬币--壹分的、贰分的、伍分的。当年没有一角钱的硬币。我梦境中也出现过角钞--壹角的、贰角的、伍角的。出现过贰角钱或伍角钱的时候极少，然而确曾是出现过的。 我的理想是那么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呵。我的梦也是那么的理性，连在梦里捡钱都不敢奢望能捡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梦呵。由那些捡钱的梦，我在青年时就形成了一种对梦的认识，就是--倘人对生活的希望是特现实，特理性的，那么他的梦境也断不会超现实到哪儿去。正如焦大断不会在梦中与林妹妹幽会，宝玉与袭人共赴巫山、缠绵云雨的梦，焦大也肯定是做不来的。也正如阿Q们的“革命”理想，只不过是在乡绅赵太爷的床上与吴妈“困觉”。 但我终究读了不少文学书籍，已是一名文学青年了。故我的梦境有时也特浪漫--在某几场梦中，硬币已不是出现在地上，而是生长在花枝上了，并且呢，由几枚硬币组成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层花瓣的；壹角、贰角、伍角的角钞，则像花叶一般生长在花枝上！ 多美好的梦呵！多浪漫的梦呵！梦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弯下腰了，直着腰就可以前后左右地“采”到“花儿”，不，采到钱了！请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儿”是由伍分的硬币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层的，手到采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钱呵！还有角钞的叶子呢！所以梦中的我，既像南方小女子摘采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采钱，还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钞。 当然地，再大朵的银光闪闪的硬币茉莉，也不比一片伍角钱的“叶子”能钱多到哪儿去。奇怪的是，当年梦中的我，却一向是先采“花儿”、后抓“叶”。多年以后我也没想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的，在我18岁那一年，在中国的1967年，我经常做以上那种特美好、特浪漫、特现实、也特“中国特色”的梦。经常做捡钱之梦，梦境中却从没出现过一元面值以上的钱钞，这样的梦还不够现实吗？简直还很自律呢是吧？ 按说，18岁的年龄，正是开始做每个男人大抵总会做过几次的性梦的年龄，好羞愧啊，18岁的我经常做的竟是捡钱的梦，低俗的梦。是的，如今想来，当年的我如果经常做性梦，那也比经常做捡钱的梦更正常呵！而且还不是捡成捆成捆的钱，捡的尽是硬币和角钞，还从没打算往失物招领处交！不但低俗，简直鄙俗。 如果说我做的第一种梦是荒诞浪漫主义之梦，那么我做的第二种梦便是理想现实主义之梦了--梦的场景自然是哈尔滨师范学校。我成为它的学生，胸前戴着它的校徽，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图书馆自习或阅读一部什么小说；考试……每次考试起初一切都挺顺利，大致看一番卷子，从没觉得哪一道题会难住我，但接着就会发生令人徒唤奈何的事了，不是钢笔帽怎么也拧不下来，最终将钢笔弄断，便是钢笔突然滴水儿，虽然只不过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儿滴在卷面上了，但不知怎么一来，我会将那滴墨水儿搞得满卷面都是。已经答过的题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没做的题也污染了。总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个喷嚏，溅到名画上一小点儿口水星儿，他想要将口水从名画上抹去而最终将名画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样。这其实还不算多么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无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顺利，简直也可以说感觉良好：明媚的阳光洒满教室，也照耀着我的课桌面，我的笔下水儿流利，我从容不迫写下的字迹工工整整，仿佛印刷字……可是忽然间，天啊，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忽然间我发现自己居然没穿裤子就坐在教室里了！说没穿裤子是不确切的，确切地说是连短裤也没穿！我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竟会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里参加考试！在梦境中我本能的反应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边儿，希望拉扯到超过大腿根儿的长度，而那当然是徒劳无功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适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么一来，上衣竟变成了兜兜！同时我自己变成了一个光腚小孩儿在课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声呵斥我，而我听到监考老师大喊我的姓名…… 我说这种梦是理想现实主义之梦，乃因在梦境之中我毕竟成为了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成分。为什么又说是现实主义的呢？因为在1967年，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份的事了，北京传来了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召：全国一切中学大学的革命学生，都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长期的、持久的政治运动来进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资产阶级教育部已被砸烂，今后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术学校、师范学校，高中生考大学的考试升学方式永远取消。一切学生有无进一步升学的资格，首先要视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如何。升学的资格和权利，当然要属于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充当勇猛小将的革命学生…… 我的天性中并不具有热衷于勇猛地革别人之命的精神。当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听到了一件又一件几乎天天都发生几件的冷酷无情地革别人命的事件，而所谓“勇猛”其实只不过是残暴的另一种说法，并且得到堂而皇之的革命口号煽动，和所谓“红色司令部”的怂恿时，我所读过的一切书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似乎每天都在谆谆告诫于我--那是不对的。真的革命者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应是那么进行的！不要信那一套，远离之，远离之…… 1967年是我自从出生以来做梦次数最多的一年，比1960年至1963年间“饥饿年代”所做的梦的总和还要多。在那三年中，我的梦境内容相对单纯，经常梦到的是过年过节饱吃美餐的情形。至于那美餐呢，不过就是大米饭、馒头、猪肉炖粉条之类。也梦到过捡东西，捡到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可当即便吃的东西，比如一个不知从哪儿滚到马路边的大西红柿，或一出校门发现某处有个由纸绳捆扎的纸包，打开来惊喜而见竟是一包粗粮细做的“实验点心”，甚或，会是一块“人造肉”。“实验点心”大抵是用苞谷面和高粱米面做的，而人造肉则是用淘米水沉淀后收集在一起的淀粉做的。也有梦着过捡到了粮票的时候，但从没做过捡钱的梦。因为那三年的实际情况是，只有钱没粮票几乎不管去到哪儿都吃不成一顿饭。那三年我才是小学生，根本不会做和哈尔滨师范学校有关的梦。虽然整天挨饿，却从没做过噩梦。但1967年，我不但经常做捡钱的梦，与师范学校有关的梦，也常做噩梦。白天看到极尽凌辱之能事的批斗情形，夜里的梦境中便会出现那一情形。而且，特悲哀的是，梦中被批斗的人正是我的父亲。有时白天听说一个什么什么人因不堪忍受凌辱和折磨，以死抗议，爬上工厂极高的浓烟正升腾着的烟囱，一头栽将进去。结果某一天晚上那情形便会出现在我的梦中，那一头栽入高大烟囱的人变成了我自己…… 是的，1967年，我不断做捡钱的梦、在考场上发现自己竟赤裸着下身的梦，以及种种惊出一身冷汗的噩梦。已经18岁的我，“饥饿年代”之后不再脸色青黄（我想那是由于严重营养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头，逐渐胖了一点儿，一年之内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严重失眠对我身体的负面影响并不比严重的营养不良对我身体的危害小些。我整天昏头涨脑无精打采，而且目光忧郁表情呆滞脸上阴云笼罩。当然我因梦缺眠也不仅仅是由于一心想要为家里早点儿挣一份钱的痴心妄想，还因为我的哥哥经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门不可--他说特务们正用遥控器折磨他的头脑，他要侦察出来他们潜伏在什么地方。跟随他深更半夜幽灵似的到处瞎转的主要是母亲。往往地，我太心疼母亲于是也自己跟随……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母亲袖着手从外回家，脸冻红了，鼻尖上冻着一滴鼻涕。她一进家门就把我叫到桌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让我找个小空瓶，将里边的东西装瓶里。我看出母亲双眼也红红的，分明哭过。纸包里是一手心那么多紫红色的结晶物，有指甲那么大的，更多是米粒那么大的。 我知道那些东西便是所谓“朱砂”了。母亲不知听谁说的，朱砂可以治好哥哥的病，于是四处借钱，求一位有门路的街坊给买到了。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亲却对那些东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为买那一小包东西居然花了二十多元！而二十多元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而那二十多元还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人寄回家的钱维持！而父亲再多一元钱也没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问：“妈，不过了？”母亲淡淡地说：“过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不用我操心？哥哥疯了，我就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吗？！尽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 我一边往一个空了的小药瓶里装那些所谓的朱砂，一边生母亲的气。 对于哥哥的病，我和母亲有不同的想法。母亲听人说，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只不过是替家属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罢了。我承认这基本上是事实，但我更知道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药，而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事实。那么，我认为就完全不必为买药而借钱而白花钱了。但凡能凑足一笔钱的话，以求人将哥哥送去住院为好。若能那样，全家人起码可过一两个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这么想问题，说不定哪一天家里会被哥哥闹腾出第二个疯子来，而且那第二个也许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发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实际上哪一种思想哪一条路线都同样不能使哥哥的疯病好起来，只不过是两种都无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罢了。也可以说是本质上毫无意义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 我还没将朱砂全部装入小瓶里呢，母亲又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酒票，给了我几元钱，命我去买回一瓶成瓶的酒来。 我赌气将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滚落地上，朱砂撒了出来。母亲吃了一惊。趁她弯腰捡时，我冲出了家门。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干冷干冷，估计超过零下三十度了。当年的哈尔滨，每户每月发一张酒票一张烟票。一张酒票可买一瓶酒，一张烟票可买两条普通烟。没有票只能在黑市上买到烟酒，而在黑市上买烟酒是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不论买方还是卖方，被抓住了轻则被送入思想教育学习班，重则要被劳改。我家的烟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亲的公关成本。母亲经常向街坊邻居借钱，不维系良好的公共关系是不行的。对于母亲来说，也只能付出那么一点儿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节前的酒票，可以买到一瓶好酒。而所谓好酒，也不过就是一瓶度数较高，水分少点儿的酒而已。我曾听母亲说过，那样的一瓶好酒，是要亲自送给替我家买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谢人家的费心。 我买到酒往家走时，心里不禁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好酒，好酒！我宁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让母亲送不成人！谁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点儿值不值二十几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确值二十几元，想要靠那点儿朱砂治好哥哥的疯病，明摆着是愚蠢的嘛！母亲，母亲，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我主张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呢？！ 那好，我要将这瓶好酒喝光！心里这么想着，张口就咬瓶盖。当年牙也结实，轻易就将瓶盖咬了下来。还没喝呢，浓烈的酒味已通过鼻孔刺激出了两眼泪。但我意已决，不肯作罢，用衣袖揩去眼泪，闭着双眼，咕嘟喝了一大口！（未完待续） 第5章 梦与醉(2)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此前一滴酒也没沾过。我父亲从不饮酒，似乎连闻到酒味都会微醉起来。我分明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注定是个酒精过敏的男人。 但当时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里像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从嗓子里冒出一股浓烟似的，连眼窝里都感觉被烟火烤热了--我赶紧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着酒瓶的细脖子，右手攥一团雪，不时地扬头咕嘟灌一大口酒，紧接着吞一口雪。 那时是下午三点多钟，中午吃的一个窝头已被胃肠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对胃肠的刺激是那么地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镪水儿。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后我是绝不会再喝第二口的。冰凉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肠，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暂时变得还可以忍受。 那对于我纯粹是一种自虐。如果说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时我还没丧失理智，只不过企图通过那种自虐般的方式对母亲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表示抗议，那么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后，我的理智渐渐丧失了。 我不仅想一醉方休，还进而想醉死拉倒。并且，我的抗议心理，由起先只不过是对于母亲而转向对于贫穷对于“文革”年代了。 我当时已在中学时期参加过几次下乡劳动了。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眼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贫穷现象。仅以我家住的那一条脏街为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哥哥疯了，我家的生活还算不上最困难的呢。我的男同学中，有人不享受几元钱助学金是根本上不起学的。街头街尾有些人家的屋子，简直就形同土坯垒的一个窝。而在农村，广大农民每个工分才合几分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下生产队的钱，那是一点儿也不稀奇的事。有的农民家，穷得十几年换不起一领新炕席，每年发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发，因为穷得没钱买新布！人民的生活已是如此这般，却还要整天听高音大喇叭喊“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了，却还要由全国所有的报纸来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壮大了革命派！”--而所谓敌人，与“造反派”们相比，又令我感觉反而可能是好人，起码不比凶恶的“造反派”们对社会具有危害性……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对治好我哥哥的疯病绝望了，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几乎彻底绝望了。它十几年没给我的父亲涨工资了；它使我哥哥之复学成为破灭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学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挣少得可怜的钱的工作；它使从城市到农村贫穷景象随处可见；现在它又使工厂停工，农业生产遭到人为干扰，一部分中国人将另一部分中国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那会儿，丧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决绝一念，想要通过一瓶烈性的酒与它了断一切关系。 那会儿我想到了“鱼死网破”四个字。想到了一条“最高指示”--“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网纲，“目”就是网眼。好大的一张网，一个不漏，将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收入网中了，而网纲攥在几个掌控全中国人命运的半神半人的具有绝对权威的人手中。那网眼又是那么的细密，连小学生都难以从网眼逃掉。 而18岁的，对个人命运完全寻找不到方向的我，仅从年龄说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我对于那张将我收入其中的巨网是无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我这一条不大不小的鱼起码还可以选择死！ 我不知我是怎么回到家里的。总之我趴在炕上，头耷拉在炕沿前呕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后来吐出的胃水发绿了，那是因为连胆汁也吐出来了。 哥哥事不关己地依旧喃喃着疯话。弟弟妹妹们吓哭了。母亲泪流满面却不知所措。 来了几位好邻居，往我口中灌积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后背…… 我第二天醒来时已近中午，弟弟妹妹们一个也不在家，只有服了安眠药的哥哥睡在炕另一边，发出轻微的鼾声。还有母亲，她斜蜷双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间，面朝我，背对哥哥。 母亲脸上毫无表情，一夜之间她更瘦了，几无血色。以后，母亲当时那张脸，深深地刻印在我记忆中了。 母亲说“：我将你弟弟妹妹打发到邻居家去了，单等着你醒过来。”我闭上了眼睛。 “绍生，你想怎样？”母亲的声音很小，但是在我听来，似乎被扩音器扩大了一百倍，以至于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声似的。良久，我才讷讷地说：“想死。”我的声音也很小，由自己听来，如同一千里之外的老旧电话中的耳语，伴着某种杂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烧得复发了。又良久，我听到母亲一字一句地说：“大儿子那样，二儿子这样，你父亲又远在几千里之外，半夜的时候，我也起过想死的念头。”我的心咯噔一下。母亲语调冰冷地问：“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么打算？”我眼角淌下泪来，信誓旦旦地说：“那我就挑起咱们这个家的担子，照料哥哥，带大弟弟妹妹。”“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我死了对于咱们这个家也不要紧啦？”--是生气的口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内心产生了莫大的冤屈。“知道我为什么改变了想死的念头吗？”--母亲的话又恢复了平静。 “妈你别问了行不行？”--母亲的话每一句都使我难受极了，我几乎叫喊起来。 “因为你的行为说明你是个忤逆之子！我要是将你哥将你弟弟妹妹抛遗给你，那就害苦他们了！”--母亲的声音突然大了，听得出她情绪失控了，她一边谴责一边劈头盖脸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头--“全中国就我们一家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吗？还有人家妈妈疯了的呢！还有人家爸爸疯了的呢！还有一家出了两个疯子的呢！全中国就咱们家不幸啊？小红楼里有户人家父母双双自杀了，人家还是初中生的女儿也没想死！你这么经不住事，哪里配是我的儿子？！……” 小红楼是马路边几年前盖起的一幢六层小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丑小鸭。可在当年，它出现于我们那个贫民区附近，引起了多么普遍的羡慕甚至嫉妒实属必然。“文革”一开始，它成了造反派们的众矢之的，几乎每天都有人被从家里拖出去挨批挨斗，被游街。因为住在小红楼里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艺单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点培养对象。在“文革”前，那体现的是优待性的关怀，在“文革”中，当然就成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罪证。我曾在小人书铺认识了一个家住小红楼里的女孩，还到她家去借过书。她家其实也不算大，两室一厅六十几平米的面积而已。但给我的印象，却如同冬妮娅的家最初留给保尔的印象。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属于保尔和冬妮娅的那么一种关系，虽然我压根儿就没幻想过那么一种关系，但母亲的话还是立刻使我替她担忧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发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儿去？！”母亲严厉地瞪着我。我说去上厕所--话一说完，人已冲出了家门。那女孩家的门外，大字报大标语将所有的墙壁都贴严了，而且已经不知是第几层了。门也被粘上了一张大白纸，几行拳头大的墨字写的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死了活该！” 我好几天没走到小红楼那里去了，瞪着那十二只巨大的黑蜘蛛般的墨字，我暗想母亲所说的那种不幸，肯定无疑就是这户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几下门，门就开了，我认识的女孩从家里探出头来，诧异地问：“是你呀，有事吗？” 我问：“你还好吧？”她点点头。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很替她难过。她反问：“你也知道了？”我点头。 她迈出了家门，真挚地说：“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啊！”--指指上一层楼，又小声说：“不是我的爸妈，我爸妈接受批斗去了。是五楼一户人家的事。” 我抬头朝楼上望一眼，复看着她，内心一时感慨万端。“瞧你连棉袄也没穿就到这儿来了，进屋暖和暖和吧……”她从门旁闪开的同时拉开了门。 我犹豫。她苦笑着说：“可惜没书借给你了……一本也没有了。你在我家见过的那些书，我帮着父母全都偷偷烧光了……”“那么做是正确的！”--我一说完这一句愚蠢的话，猛转身跑下楼去…… 我进入家门，弟弟妹妹也都从邻居家回到了家里。母亲很照顾我身为二哥的自尊心，没再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说什么使我无地自容的话。但弟弟妹妹们接连几天躲避我，他们对哥哥还并不那样。他们看我时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们都是被我的行为大大地惊吓了一场，这使我内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农场的人来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一听每月可挣32元工资，我顿时心向往之，报告会刚一结束，便迫不及待，不，简直可以说是心急火燎地报了名…… 二 自从我成了一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确切地说是自从我每月能够挣到41元多的工资了（我所在的一团属于寒带地区，每月另有9元的寒带补助），我再也没做过捡钱之梦，一次都没做过。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钱了，多时可以寄25元。十几年来，父亲也只不过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终于成了父母的儿女中第一个可以为家庭挣份钱的人了。我如愿以偿了，什么艰难困苦，对于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费多了一半，对于一户城市里的穷困人家，那是多么大的境况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里的钱，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我对父母的报恩愿望。一想到母亲脸上的愁云定会因此而减少，我心欣然。 我也不再做与哈尔滨师范学校有关的梦了。对于我，哈尔滨师范学校不存在了。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了。 世上的人其实也可这么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谓先天遗传，它对人生的影响很大，而且人对那种影响几乎无法摆脱。纵然是负面的影响，大抵也毫无办法。第二类是不但有生理基因，还具有后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诘起来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前提若非遗传，“基因”之说便不成立。这里所说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对人的影响。那一种影响如果从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就开始产生了，那么其无法摆脱性，与先天遗传的生理基因对人的影响是完全可以视为同样的。第三类也是具有所谓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谓文化“基因”，是另一类书籍所给予的。而那另一类书籍，根本不承认有什么“超阶级的”，普世的人性原则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认除了一种被定义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还应恪守什么人格底线。更不承认除了所谓“革命”的人格之外另外还有什么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认另外还有什么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们所谓之“革命”，并不是以改革社会为使命，而是以专革别人的命为己任。 在1968年乃至6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一种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还不至于那么多。因为1949年以前，文盲虽然也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但文盲者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文化“基因”只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国数千年文化中关于人的人文营养，不可能对文盲众多的民间毫无正面影响。文化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化人渗透力，除了书籍之外，也能通过戏剧、诗歌、谚语、民间故事甚至辈辈相传的“老话”的方式，直达芸芸众生的心间。举例来说，文盲自然是不会去读什么《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许人也。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这样一些直接来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话语，或同样意思的“老话”，在文盲多多的民间世代诫传，足以证明文化“化”文盲绝非童话。 但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间起了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初级人文思想元素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被指斥为“封建”的，“危害”大众心智的，甚至“反动”的文化“毒素”了。而与之一脉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国民间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于是，大众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们又是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被变成了“一张白纸”，“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由别人往他们的头脑里画，画别人认为“最美最好的图画”。这一种情况，也可以直接说是“政治洗脑”。 新一代也就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这一代人中喜欢读书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种类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后每年出版两三部的“革命文学”；苏联的“革命文学”；以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不多的几位老俄罗斯时期的作家的书；少数法国作家诸如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们的小说，以及卢梭、伏尔泰们的政见书。我这一代人当年所能读到的英国文学著作是极少的，除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大抵也就只能读到狄更斯的小说了。莎士比亚戏剧太古典，不怎么会引起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共鸣。而狄更斯在当年是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当年老版本的译作之出版前言上，每每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其对革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歪曲，书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每进行暴力色彩的描写，而这一点是需要以革命思想来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连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阅读”之外--他的《悲惨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变成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印数极少的，因为小说居然传播这样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直接就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相针对。因为毛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暴烈的行动”--这是毛对“暴动”亦即“革命”给出的最权威的结论。这种结论自然也可以导出“革命即暴力”的逻辑关系。毛的这一条语录显然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所针对的是一切中国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毛分明是崇尚暴力革命的，大约在他撰写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就开始崇尚暴力革命了。那么，雨果的《九三年》在当年之中国，几乎约等于“反动文学”了。（未完待续） 第6章 梦与醉(3) 相比于英国书籍，倒是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在当年的中国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杰克·伦敦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海明威们的。也许因为，美国虽然被中国定性为“头号公敌”了，但历史很短的美国之“暴烈的”阶级斗争现象极少。这使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内容不太涉及所谓阶级斗争，于是作品大抵不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也就不太会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的靶的。美国最严重的国家问题之一是“种族歧视”，二是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原则。所以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马克·吐温、欧·亨利讽刺美国社会资本崇拜主义的小说在我们这一代读书青年的记忆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深受我这一代读书青年所爱。但真读过的人其实不多。总体而言，我这一代人中的读书青年的比例，与现在之读书青年的比例相比，确乎要小。因为在当年，对于大多数我这一代人而言，买书是特别特别奢侈的事，互相有书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书，在区级图书馆几乎是借不到的，还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办得到一张市级图书馆的借阅卡。即使在某些大学的图书馆，那些书往往也是限系限专业借阅的。 当年是读书青年，不，确切地说是读书少年的我，对于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的大多数“革命文学”也是喜欢阅读的。我不可能不对两类书中坚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战时期的英雄形象心怀敬意。 但，当我也读了一些老俄国文学及欧美文学之后，我对某些“革命文学”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种不认可来了。相比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其实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么办》中的男主人公对待爱情亦即对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种“理解万岁”的态度在我这儿远比保尔对于冬妮娅的态度更合我意。进而言之，不读《怎么办》时，我只不过觉得保尔对待冬妮娅太不近人情；而读了《怎么办》之后，我则没法不以批判的眼来重新审视保尔对待冬妮娅那种自以为最革命最具有阶级立场的态度了。甚而认为，在列车线路除雪的保尔邂逅已结婚了的冬妮娅的那种冰冷态度，其实掺杂了小肚鸡肠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而产生的恼羞成怒--而这使保尔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这样，我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与严重瘫痪作斗争的坚韧意志力的钦佩仍未改变。 在未读海明威的《战地钟声》时，我对《叶尔绍夫兄弟》中的老三斯杰潘只不过怀有自知不可与人交流的同情；而读了《战地钟声》以后，则对斯杰潘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歧视权利产生了质疑。二战中的苏德之战是多么地惨烈众所周知，对于一名在完全丧失了抵抗意义之情况下成了德军俘虏的青年军人，当同样历经苦难的他重新回到家乡，普通的人们是否更应多一些怜悯，而少一些鄙视呢？遭到几乎所有亲人的嫌弃难道对他真的是公正的吗？ 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载体书籍（当年是那样）的影响的年龄，大约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这十几年中。 若言一个中年人由于看了些什么书而改变了与之前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但相对要少得多。 我在少年时期就读过了一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异质”之“文化基因”的另类。头脑中具有了“异质”之“文化基因”，面对“文革”中的种种“革命现象”，头脑中便不可能不产生“异”于“文革”的思想。这对于我是幸运的，但在当年也分明是种“不幸”--头脑中既有“异”于“文革”的思想存在着了，想要隐藏得很深很深对于一个本无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谈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险的，若在不适当的时候稍不小心脱口说出了几句，必将给自己招致大的祸殃。 在我当班长不久，有件事给我以极大的震动。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实，被班里一个年龄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诉我，我班里的几名哈尔滨知青，正在当地一个有“特嫌”的老职工家里审问对方。对方五十多岁，无家室，已被“隔离”在家中，勒令交代“问题”。事实上，任何知青未经“专案组”允许而对那样一个人进行所谓“审问”是严重违反知青纪律的。当我匆匆跑到现场时，仅着短裤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处青紫外伤。而我班里的两个手持棍棒的家伙，仍一脸凶相，骂骂咧咧地还说那人“装死”。在所谓“文革”中，打死人的事我已听到过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结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里的几名“战士”！他们不久前还是城市里的“红卫兵”；他们只不过上学到初一或初二；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被灌输进了满满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之类的思想而外，再就没接受过一点点别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过的那些书他们连书名也没听说过。 我找来了连队卫生所的医生，医生当场宣布那人不是“装死”，而是真的死了。 连里“淡化处理”了那件事，向团里汇报那人死于“心脏病突发”。否则怎么办呢？将那几名打人者送交沈阳军区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既然死者没有任何亲人替之喊冤，倒还不如批评教育那几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从此我对“文革”这场运动更加从思想上反感，对我班里那几名战士也嫌恶之极。 另一件事是我听说的，后来证实是真事--另一个团的一名知青，在庆祝又一条“最高指示”发表的一个夜晚贴大字报时，将“万寿无疆”四字贴错乱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人们看到的是“无寿万疆”。他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于是恶果降临。往日的战友翻脸无情，暴打了他一顿，接着批斗。连里也不敢不重视，只得宣布那是一场“严重的***事件”，那不幸的知青当然就成了“现行***分子”，由知青变成了劳改犯，被打入另册多年…… 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再加上日日劳动艰苦，已经很少做梦的我，又开始经常做梦了。我每每梦到自己在开什么会时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话，或喊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口号、在一片纸上写下了一行被认为“反动”的字，因而也祸从天降，结果非但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使父母及弟弟妹妹们增添新的精神负担。然而头脑里有种思想总在否定所谓“文革”，企图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压都压不住。有时觉得压住了，听到些从北京传来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会从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底下钻出芽来。渐渐地，因为“政治梦多”，到北大荒后胖了一点儿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读的那些书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书中的人文思想对于我的头脑当然是营养；但在视人文思想为天敌的“文革”年代，头脑里装入了人文思想就等于装入了“毒药”，甚或定时炸弹！ 那时我在连里有两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尔滨五中的高二知青，鲜族。他也是知青班长，后当过排长、炊事班长。另一位叫吴志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学生，“文革”前全家被迁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学生。五中红卫兵在哈尔滨的派性斗争挺出名，发生过几次影响较大的武斗，并且还将派性对立带到了连队。但李洪元和吴志忠，似乎从“文革”一开始就思想完全超脱于“文革”了，除了大家都喊口号时，从不说一句与“文革”态度沾边的话。我是极想修炼成他俩那种人的，但做不到。 他俩成了我倾诉政治思想苦闷的可靠对象。他俩也是好朋友，有时我对其中一人倾诉，有时面对他俩倾诉。往往是在晚上。他俩都爱喝酒，我要向他俩倾诉就也得喝酒。而往往我还没倾诉几句呢，他俩就都说：“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还说了一句我铭记至今的深奥的话：“你苦闷是因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伤过一次，闻到酒味都会醉三分的。那一时期我经常喝醉，尽管实际上只不过喝了半两一两的。 有次吴志忠带着几分醉问我：“晓声你为什么不跟你那几个同班的好朋友说这些？” 当时我也有几分醉了，实话实说：“怕万一连累了他们。”半醉没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听，我说得没错，他一醉就清醒，酒后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对我俩没安好心啊？我俩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总对我俩说那些狗屁话就不怕连累我俩啦？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思想，别人都是猪脑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话被别人听到了，让我俩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揭发你？批判你？哎你不为咱们哥仨的亲密关系考虑，也得为你那个闹心的家考虑考虑吧？亏你还自认为是孝子！你孝个屁呀你！以后再满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话，我俩跟你绝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谁也不是谁家长，你还觉得我俩真有义务替你操着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着几分醉，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被骂恼了，好长一段日子里不理他。 不久团报导组发来了调令，调我到团报导组去当报导员。行前，知青朋友们凑钱买了几听罐头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没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际，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着郑重地说：“我那天骂你，你小子不要往心里去。” 我说：“怎么会！” 他又说：“你就要离开哥几个了，希望我那天骂你的话，你走时牢记着。团机关不比连队，你要好自为之！如果你真觉得我骂得对，那就喝下这半碗酒！”--接着，他竟双手将碗举至我面前，由坐着变为跪着了。 朋友们包括与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学，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么的依依惜别，也听出了他的话是多么地真挚，就居然没一个替我搪挡一下的。 我看着那喝粥碗里的半碗酒，一时呆住。洪元他跪在那儿，一动不动。朋友们的目光，一会儿一齐看他，一会儿一齐看我，一会儿一齐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与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钟。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是：“舍命陪君子。”--双手接过碗，两眼一闭，一饮而尽。洪元紧接着又往那只碗里倒酒，都快倒满了，也双手捧起来一饮而尽。 那天夜里我觉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听志忠说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后反复说的醉话是--“晓声，你小子要记住哥们儿的嘱咐啊！” 我在团报导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曾沾过一滴酒。甚至，一闻到酒味儿就产生心理恐惧。团报导组归宣传股领导，股长是现役军人，还领导着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他是喜欢经常小饮一番的人，每每将男知青们请到家中“快乐快乐”。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节这些假日里，在股长家，连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的几名女知青也往往举杯同乐，但我却坚定地奉行“不沾主义”。 在那一年半里，我到兵团总司令部去参加过两次文学创作学习班。结束当日的最后一餐，酒是管够的。不论男知青女知青，无不频频举杯。而我怕被劝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后来我到了木材加工厂。抬大木是重体力活，为了解乏，也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几天喝一次酒。他们对我很友善，抬大木时特照顾我，我虽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时，从不凑近他们，对他们诚挚的相唤也置之不理。我被复旦大学招为“工农兵学员”，即将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们儿们为我饯行。尽管相互依依惜别，我也只不过举杯唇边，做了做样子。 在复旦大学的三年里，我竟饮过两次酒。尽管那时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号帽子，自知更应遵守医嘱，离酒远远的。（未完待续） 第7章 梦与醉(4) 一次是--我与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去看望哈尔滨市的作家林予。林予原是云南省军区的部队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脱下了军装，下放到北大荒进行“劳改”。作家是多么古怪的“动物”呵，居然在接受“劳改”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雁飞塞北》！那是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成为他的代表作。《雁飞塞北》在当年是青年读者们特别喜欢的长篇小说之一，林予的名字广为流传，这使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好光景短暂，“文革”伊始，他又因为几句“反‘文革’言论”被打成了“现行*****名列“牛鬼蛇神”，关入了“牛棚”。而我成了兵团战士以后，尤其成了兵团文学创作员以后，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因为《雁飞塞北》一书虽被批为“大毒草”了，却仍是兵团文学青年中的“北大荒文学圣书”。我利用一次探亲假的机会，多方探问，终于获得了他的可靠住址。那是冬季里一个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几度，我敲开了林予家的门。他的家是筒子楼的一居室，因为城市缺煤，虽有暖气却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个煤球炉，从小小的通风窗接出烟筒去。煤球炉不好烧，倒烟，并不能使屋里暖和。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学青年以后，林予这名刚从“牛棚”放出不久的“现行*****对我表现出了极出我预料的热情。我俩围坐小炉两旁，袖着双手，谈北大荒，谈十万官兵，谈文学。一上午的促膝相谈以后，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邓小平复出后，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长篇是《松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写的一部作品，因为具有渴望“拨乱反正”的意识，乘邓小平复出的“东风”得以问世。他的日子也又好过了点儿，被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松花江畔》改编为电影。但，又得写下这个但--剧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头烂额之际，北京又有“小道消息”从各种渠道传到上海，传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政治神经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楼”。“小白楼”是上影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作者们住宿之处。他们中有正义者，也时时出现小人，告密者。 那是上海炎热的一天。林予见了我特别高兴，甚至显得有些激动。看得出，他内心里憋闷着许多话正不知对谁来说。在当年，正义的人说真话极其危险。完全是由于对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时信任了我带去的四名同学。因为他从他们的脸上不难看出，他们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是心有敬意的。于是，他关起门来，和我们几名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吐露心声，坦言起忧国忧民的思想来。 北京方面传来的“小道消息”归纳为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国将开展又一场叫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将又有一批人成为牺牲品。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但大家谈兴未尽。于是林予亲自去食堂买了饭、菜、两份猪头肉、一瓶廉价白酒。 我和同学们三点多才告辞。关于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就已经听到，从林予口中再次听到，且情况相当周详，结果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只要不是甘当政治二百五的人，谁忧国忧民的心会彻底泯灭呢？ 林予和我那几名同学其实都没有酒量可言，却都喝得脸红红的。分别时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个人入口的都是忧愁酒。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两多。那一两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不得不轮番搀扶我。到了复旦门外，同学们见我脸仍红着，不敢搀扶我入校门，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对什么人脱口说出“反动”的话来。几名同学轮番搀扶着我，在复旦大学后院墙外走来走去，直至我吐了，脸色由醉红而煞白，并保证自己绝不会说出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才共同回到学校里。 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果然来势汹汹地展开，紧接着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来源--即之前关于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谣言”…… 然而我的几名好同学谁也没出卖林予。那之后我没再沾过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各界人们走上街头庆祝人民的胜利那一天……我起初是跟着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走的，后来遇到了两名同济大学的来自兵团的学生，边走边聊，在去往当年上海市委领导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游行的队伍是要去往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们在上海的家，至于去干什么，其实都是盲目的。独自一人“随波逐流”的我，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当年哈尔滨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团的宣传队员，到兵团后不久，由连宣传队员而团宣传队员而师宣传队员。我俩关系一直不错，他调到师宣传队后，随队回一团演出，还去木材厂看望过我，并与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见，自然是令我俩都很高兴的。他说他已于两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亲的班进了某工厂，当上了采购员，到上海是为单位进行采购的。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要请我吃饭。我看出他不愿与我匆匆分别，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帮”的垮台高兴无比，便由他了。 在连队时，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进入一家小饭馆，说今天是全中国人民都万分高兴的一天，咱俩怎么也得喝点儿啊！ 我知道当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种问题，但究竟什么问题，从没问过，不清楚。我还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问题，他早已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了。 虽然他不可能再成为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团员了，但我想他是有个人理由高兴的。 那一天我也特别高兴，确实有种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思想获得解放的感觉。 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说：那就喝点儿吧。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开第十一瓶啤酒时他居然还没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么他喝了九瓶半！其间去了一次厕所，回来跟没事儿似的。但我却是在他一劝再劝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俩离开时，我几乎站不起来了。 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十一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发给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就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 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陪饮。 孰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来年夏季，大约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他是《求是》杂志的发行处长，预先跟我约好的，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而我将约好的事忘了。 那时快到中午了。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我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那一年母亲78岁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母亲乐了，说愿意。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啊！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聚餐地点在一家清静的小店。选在那儿主要是为另几位兵团战友考虑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们下午还须上班，那里离他们的单位近。 小店的空调开得极低，我有颈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进入，顿觉周身僵紧，连打了几个寒战。 有人居然还带去了一瓶茅台！我对母亲说：妈，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亲是听说过茅台的，乐得合不拢嘴。一小盅酒刚刚咽下，相聚的愉快气氛刚刚开始，我又连打几个寒战，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离座，却已迟了，没能跑到外边吐去，吐在了一个墙角。如果只吐在一个墙角，还则罢了。那是神经性呕吐，根本没办法忍住的。紧接着，连另外三个墙角也吐脏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几乎全湿了。包括母亲在内，大家都目瞪口呆。局面变成了那样，聚餐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了呀。别说聚餐没法进行下去了，就是饭店的服务员也非常不高兴啊！一边捂着鼻子清除，一边埋怨不止。 福俭赶紧脱下他穿在衬衫里边的背心给了我。我天旋地转地又坐入车里，福俭嘱咐司机一定要扶我和母亲上楼。那次聚会是他张罗的，他不能也随之一走了之啊！我与母亲坐在后排，我觉出母亲握着我一只手。我说：“妈，对不起，儿子今天太扫您兴了。”听到母亲说：“别说话，安静着，妈心疼你。”我扭头看母亲，见母亲脸上淌着泪了。母亲的手一路都握着我的手。那以后，母亲背着我，将家里的几瓶酒都送给邻居了。有时客人拎来一瓶作为见面礼的酒，母亲也会出面恳拒之。于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饮酒者之家”。单位夏季发箱啤酒，我也干脆不往家捧，当场分给同事们。 两年后，母亲回哈尔滨，轮住弟弟妹妹家中。又两年后，母亲病逝于哈尔滨，生前没再提过一个酒字。如今的我，在应酬场面上，也居然能喝一二小盅白酒了。但诚实地说，仍不能感觉到酒本身带给我的乐趣。但诚实地说，总希望从从容容地，缓斟慢饮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样独饮，也不是想与三五好友共饮，而是希望能只与一人对饮，饮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亲呵！ 2012年6月20日于京（未完待续） 第8章 父亲与茶 父亲是从不饮茶的。 我想，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当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正如酒于父亲一般。 1963年冬季，春节前，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最后停驻地。他背回了一个自己缝做的特大的帆布袋，里边剩有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大米面馒头、三双从工地上捡的劳保鞋、十几双线的劳保手套、四顶兔毛帽子、几件毛线背心……五十来斤四川大米。 父亲背着如上东西，首先要从山岭间搭来往于工地的运输卡车去到乐山；再从乐山乘长途公共汽车到成都；从成都乘列车到北京；从北京转乘列车到哈尔滨。 当年的中国列车，最快时速也就80公里，而通常的时速是60公里。从四川到哈尔滨，父亲经历了五整天。一名建筑工人的探亲假是不能享受卧铺的。当年一名乘客即使买的是有座票，在长途列车上其实无座可坐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当年列车超载很正常，有时超载人数甚至过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车站干脆售的就是无座票。 春节前是客运高峰时期，许多要赶回家过春节的人能买到一张无座票已觉相当幸运。列车经常严重超载的时期，列车上往往这么广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车由于超载，决定取消座号，请乘客们发扬社会主义风格，互相谦让，轮流而坐。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成年人应该照顾老弱病残及儿童…… 父亲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之一员，他一路上当然会自觉发扬社会主义风格。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五个整天里他肯定经常是站在列车里的。 父亲回到家里时，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却那么高兴。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馒头中，有半个上边留下了父亲的牙印。 三双劳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只都有磨***也都被父亲用皮片儿补好了，那是他从工地上捡的，带回来给我、哥哥和三弟穿。这三双由父亲补过的劳保鞋，对于我们兄弟三人的脚都未免太大了。线手套也是父亲从工地上捡的，也都由父亲补过了。而毛线背心，则是父亲将捡到的但破得没法补的手套拆成了线，再用染料染了，一针针织成的。有母亲一件，还有妹妹一件。四顶兔毛帽子却是新的，是列车经过西北某站时父亲在站台上买的，我们兄弟四人一人一顶。 父亲最后从大帆布袋里取出的是一个牛皮纸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纸包那么大。 他将纸包递给母亲时叮嘱地说：“这是茶，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哪天要分给邻居，放好，千万别沾水。” 1963年我已经14岁了，还没见过茶。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第二天，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红纸包好。 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5分钱一张，母亲让我买了两张。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说那才显得心诚。我在一旁裁红纸时，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 母亲陪着父亲，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回家时都满脸高兴，我想那足以证明，收到茶的邻居们也是都很高兴的。 初一上午，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在我们那个大院儿，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 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除了茶，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随口一问的话。 我说：还带回了50多斤大米呢！也是随口一答的话。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儿。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我当时因大叔大婶的眼神很觉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妈说：她家没人喜欢饮茶，好东西别白瞎了。 在我看来，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白开水、白糖水、红糖水。至于茶，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欢饮，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女孩走后，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父亲说：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母亲说：一向处得很好啊！想了想，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父亲一拍脑门说：错！错！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水稻严重减产。全哈尔滨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她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 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悔极了，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 母亲说行了。父亲说太少。 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使父亲犹豫不决了。母亲说的是：只送给一家，其他几家不送，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面都不尴不尬的？ 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户二三斤，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 大米呵！尽管只不过是四川糙米。 米最终没送。那包茶母亲后来送给了别人家。 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并没因而出现裂痕。但两家的大人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只不过都尽量掩饰。 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难免的总是犹豫不决。 1971年，也是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却没成行--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建设任务紧张，请不下假来。” 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我们父子二人已8年没见过面了。 母亲在8年中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22岁，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某天我就去替父亲送茶。哥哥疯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地址是“动力之乡”的一处工人居住区。“动力之乡”在郊区，我家离那儿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 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二十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为当年的“动力之乡”，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万般无奈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楼群而沮丧，望一排排平房而无奈。 我回到家时天已黑了。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八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对母亲内疚地说：妈，别急成这样。急也没用，由我写信告诉我爸。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八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我回到了连队才给父亲写信。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再接着，批评父亲粗心大意，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最后，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是否自己克服不了，到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没到此种程度，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那样一些话，想不写出儿子反过来教诲父亲的意味也不可能。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生我气了。 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犟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因那么一来，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更没训我，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1973年，“动力之乡”已是哈尔滨市的一个远郊之区了。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惹得父亲光火起来，站在路旁冲我吼：我是你父亲！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就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 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火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 父亲将他亲自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1977年的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了，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三年。 还是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 我提醒父亲：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罢。明明找不到却非去，何必呢？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有新地址了。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他们将我两条胳膊反吊起来拷打我，像当年的日本人拷打咱们抗日的中国人一样。不但逼我承认自己是汉奸特务，还逼我揭发别的汉奸特务。我横下一条心，诬陷我的事，打死我也不承认……” 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木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了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我说：爸，这么放这儿不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 ……我和父亲一样，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讲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考究的程度。而我总会不时地回忆起父亲与茶，也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 2012年6月26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 第9章 我的梦想(1) 当然，我和其他人一样，从小到大，是有过多种梦想的。童年时的梦想是关于“家”，具体说是关于房子的。自幼生活在很小又很低矮、半截窗子陷于地下、窗玻璃破碎得没法儿擦、又穷得连块玻璃都舍不得花钱换的家里，梦想有一天住上好房子是多么地符合一个孩子的心思呢！那家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没有一面墙是白色的。因为那墙是酥得根本无法粉刷的。就像最酥的点心似的。微小的震动都会从墙上落土纷纷。也没有地板。甚至不是砖地，不是水泥地。几乎和外面一样的土地。下雨天，自家人和别人将外边的泥泞随脚带入屋里，屋里也就泥泞一片了。自幼爱清洁的我看不过眼去，便用铲煤灰的小铲子铲。而母亲却总是从旁训我：“别铲啦！再铲屋里就成井了！”--确实，年复一年，屋地被我铲得比外面低了一尺多。以至于有生人来家里，母亲总要迎在门口提醒：“当心，慢落脚，别摔着！” 哈尔滨当年有不少独门独院的苏式房屋，院子一般都被整齐的栅栏围着。小时候的我，常伏在栅栏上，透过别人家的窗子，望着别人家的大人孩子活动来活动去的身影，每每望得发呆，心驰神往，仿佛别人家里的某一个孩子便是自己…… 因为父亲是建国后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所以我常做这样的梦--忽一日父亲率领他的工友们，一支庞大的建筑队，从大西南浩浩荡荡地回来了。他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推土机推平了我们那一条脏脏的街道，接着盖起了一片新房，我家和脏街上的其他人家，于是都兴高采烈地搬入新房住了。小时候的梦想是比较现实的，绝不敢企盼父亲他们能为脏街上的人家盖起独门独院的苏式房。梦境中所呈现的也不过就是一排排简易平房而已。上世纪80年代初，60多岁胡子花白了的父亲，从四川退休回到了家乡。已届不惑之年的我才终于大梦初醒，意识到凡30年间寄托于父亲身上的梦想是多么的孩子气。并且着实地困惑--一种分明孩子气的梦想，怎么竟可能纠缠了我三十几年。这一种长久的梦想，曾屡屡地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以至于有评论家和我的同行曾发表文章对我大加嘲讽：“房子问题居然也进入了文学，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和堕落！”我也平庸，本没梦想过成为作家的。也没经可敬的作家耳提面命地教导过我，究竟什么内容配进入文学而什么内容不配。已经被我罪过地搞进文学去的，弄得“文学”二字低俗了，我也就只有向文学谢罪了！ 但，一个人童年时的梦想，被他写进了小说，即使是梦，毕竟也不属于大罪吧？ 现在，哈尔滨市的几条脏街已被铲平。我家和许多别人家的子女一代，都住进了楼房。遗憾的是我的父亲没活到这一天。那几条脏街上的老父亲老母亲们也都没活到这一天。父亲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三十几年间，其实内心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迁居。我童年时的梦想寄托在他身上，而他把梦想寄托于国家发展步伐的速度。 有些梦想，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而有些则不能，只能寄托于时代的、国家的发展步伐的速度。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这样。比如家电工业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大多数中国人拥有电视机和冰箱的愿望，就不再是什么梦想。比如中国目前商品房的价格居高不下，对于大多数中国工薪阶层，买商品房依然属梦想。 少年时，有另一种梦想入了我的头脑--当兵，而且是当骑兵。为什么偏偏是骑兵呢？因为喜欢战马，也因为在电影里，骑兵的作战场面是最雄武的，动感最强的。骑在战马上、挥舞战刀、呐喊着冲锋陷阵的骑兵，也是最能体现出兵的英姿的。 头脑中一旦入了当兵的梦想，自然而然地，也便常常联想到了牺牲。似乎并不畏牺牲。但是很怕牺牲得不够英勇。牺牲得很英勇又如何呢--那就可以葬在一棵大松树下。战友们会在埋自己的深坑前肃立，脱帽，悲痛落泪。甚至，会对空放排枪…… 进而联想--多少年后，有当年最亲密的战友来到自己墓前凭吊，一往情深地说：“班长，我来看你了！……” 显然，这是因为受了当年革命电影中英雄主义片段的影响才会产生这种梦想。 由少年而青年，这种梦想的内容随之丰富。还没爱过呢，千万别一上战场就牺牲了！于是关于自己是一名士兵的梦想中，穿插进了和一位爱上士兵的姑娘的恋情。她的模样，始终像电影中的刘三姐，也像茹志鹃精美的短篇小说中那个小媳妇。我--她的兵哥哥，胸前渗出一片鲜血，她的泪顺腮淌下，滴在我脸上。她还要悲声为我唱歌。都快死了，自然不想听什么英雄的歌。要听忧伤的民间小调儿，一吟三叹的那一种。还有，最后的，深深的一吻也是绝不可以取消的。既是诀别之吻，也当是初吻。牺牲前央求了多少次也不肯给予的一吻。久吻之际，头一歪，就那么死了--不幸中掺点儿浪漫掺点儿幸福…… 当兵的梦想其实在头脑中并没保持太久。因为经历的几次入伍体检，都因不合格而被取消了资格。还因后来从书籍中接受了和平主义的思想，于是祈祷世界上最好是再也不发生战争，祈祷全人类涌现的战斗英雄越少越好。当然，如果未来世界上又发生了法西斯战争，如果需要，我还是很愿意穿上军装当一次为反法西斯而战的老兵的…… 在北影住筒子楼内的一间房时，梦想早一天搬入单元楼。如今这梦想实现了，头脑中不再有关于房子的任何梦想。真的，我怎么就从来也没梦想过住一幢别墅呢？因为从小在很差的房子里住过，想法又实际惯了，所以对一切物质条件的要求起点就都不太高了。我家至今没装修过，两个房间还是水泥地。想想小时候家里的土地，让我受了多少累啊！再望望眼前脚下光滑的水泥地，就觉得也挺好…… 现在，经常交替产生于头脑中的，只有两种梦想了。 其中一种梦想是，希望能在儿子考上大学后，搬到郊区农村去住。可少许多滋扰，免许多应酬，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读书与写作。最想系统地读的是史。中国的和西方的，从文学发展史到社会发展史。想写荒诞的长篇小说，还想写很优美的童话给孩子们看。还想练书法。梦想某一天我的书法也能在字画店里标价出售。不一定非是“荣宝斋”那么赫赫有名的字画店，能在北京官园的字画摊儿上出售就满足了。只要有人肯买，二三百元一幅，一手钱一手货，拿去就是。50元一幅，也行。给点儿就行。当然得雇个人替我看摊儿。卖的钱结算下来，每月够给人家发工资就行。生意若好，我会经常给人家涨工资的。自己有空儿，也愿去看看摊儿，砍砍价。甚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几句也无妨。比如，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偌大北京，竟无一人识梁晓声的字吗？”--逗别人开心的同时，自己也开心，岂非一小快活？ 住到郊区去，有三四间房。小小一个规整的院落就可以。但周围的自然环境要好。应是那种抬头可望山，出门即临河的环境。山当然不能是人见了人愁的秃山，须有林覆之。河呢，当然不能是一条污染了的河。至于河里有没有鱼虾，倒是不怎么考虑的。因为院门前，一口水塘是不能没有的。塘里自己养着鱼虾呢！游着的几十只鸭鹅，当然都该姓“梁”。此外还要养些鸡。炒着吃还是以鸡蛋为佳。还要养一对兔。兔养来是不杀的。允许它们在院子的一个角落刨洞，自由自在地生儿育女。纯粹为看着喜欢，养着玩儿。还得养一条大狗。不要狼狗，而要那种傻头傻脑的大个儿柴狗。只要见了形迹可疑的生人知道吠两声向主人报个讯儿就行。还得养一头驴。配一架刷了油的木结构的胶轮驴车。县集八成便在城以外，心血来潮，阳光明媚的好日子，亲自赶了驴车去集上买东西。自己尽可能躺在驴车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哼歌儿，任由它蹄儿“”地沿路自己前行就是……当然并不每天都去赶集，那驴子不是闲着的时候多吗？养它可不是为了看着喜欢养着玩儿，它不是兔儿，是牲口。不能让它变得太懒了。一早一晚也可骑着它四处逛逛。不是驴是匹马，骑着逛就不好了。那样子多脱离农民群众呢！ 倘农民见了，定会笑话我：“瞧这城里搬来的作家，骑驴兜风儿，真逗！”--能博农民们一笑，挺好。农民们的孩子自然是会好奇地围上来的，当然也允许孩子们骑。听我话的孩子，奖励多骑几圈儿。我是知青时当过小学老师，喜欢和孩子们打成一片……（未完待续） 第10章 我的梦想(2) 还要养一只奶羊。身体一直不好，需要滋补。妻子、儿子、母亲，都不习惯喝奶。一只奶羊产的奶，我一个人喝，足够了。羊可由村里的孩子们代为饲养，而我的小笔稿费，经常不断的，应用以资助他们好好读书。此种资助方式的可取之处是--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完全不必念我的什么恩德，能认为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谁也不欠谁什么，最好。 倘那时，记者们还有不辞路远辛苦而前来采访的，尽管驱车前来。同行中还有看得起，愿保持交往的，我也欢迎。不论刮风下雨下雪，自当骑驴于三五里外恭候路边，敬导之…… “老婆，杀鸡！” “儿子，拿抄子，去水塘网几条鱼！”如此这般地大声吩咐，那多来派！至于我自己，陪客人们山上眺眺，河边坐坐，陪客人们踏野趣，为客人们拍照留念。将此梦想变为现实，经济方面还是不乏能力的。自觉思考成熟了，某日晚饭后，遂向妻子、儿子、老母亲和盘托出。却不料首先遭到老母亲的反对。“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老母亲的态度异常坚决。我说：“妈，去吧去吧，农村空气多好哇！” 老母亲说：“我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需要多少好空气？我看，只要你戒了烟，前后窗开着对流，家里的空气就挺好。” 我说：“跟我去吧！咱们还要养头驴，还要配套车呢！我一有空儿就赶驴车四处兜风儿！” 老母亲一撇嘴：“我从小儿在农村长大，马车都坐得够够的了，才不稀罕坐你的驴车呢！人家的儿女，买汽车让老爸老妈坐着过瘾，你倒好，打算弄辆驴车对付我！这算什么出息？再者，你们这叫什么地方，叫太平庄不是吗？哈尔滨虽够不上大城市的等级，但那叫市！你把我从一个市接来在一个庄，现在又要把我从一个庄弄到一个村去，你这儿子安的什么心？” 我说：“妈呀，那您老认为住哪儿才算住在北京了呢？你总不至于想住到天安门城楼上去吧？” 老母亲说：“我是孩子吗？会那么不懂事儿吗？除了天安门，就没更能代表北京的地方了吗？比如‘燕莎’那儿吧！要是能住在那儿的哪一幢高楼里，到了晚上，趴窗看红红绿绿的灯，不好吗？” 我说：“好，当然是好的。您怎么知道北京有个‘燕莎’呢？”老母亲说：“从电视里呗！”我说：“妈，您知道‘燕莎’那儿的房价多贵吗？一平方米就得一万多！” 她说：“明知道你在那儿是买不起一套房子的，所以我也就是梦想梦想呗！怎么，不许？” 我说：“妈，不是许不许的问题，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您的思想怎么变得很资产阶级了啊？” 老母亲生气了，瞪着我道：“我资产阶级？我看你才满脑袋资产阶级哪！现在，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你这样式儿的了！现在的资产阶级，从城市占领到农村去了！你仗着自己有点儿稿费收入，还要雇人家农民的孩子替你放奶羊，你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那头驴你自己有长性养吗？肯定没有吧？新鲜劲儿一过也得雇人照看吧？还要有私家的水塘养鱼！我问你，你一个人一年吃得了几条鱼？吃几条买几条不就行了吗？烧包！我看你是资产阶级加地主！……” 我的梦想受到老母亲严厉的批判，一时有点儿迷茫。愣了片刻，望着儿子说：“那么，儿子你的意见呢？” 儿子干干脆脆地回答了两个字--“休想”。我板起脸来训道：“你不去不行！因为我是你爸爸。就算我向你提出要求，你也得服从！” 儿子说：“你不能干涉我的居住权，这是违法的。法律面前，父子平等。何况，我目前还是学生。一年后就该高考了！” 我说：“那就等你大学毕业后去！”他说：“大学毕业后，我不工作了？工作单位在城市，我住农村去怎么上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考虑。儿子不去农村，分明有正当的理由。我又愣片刻，期期艾艾地说：“那……你可要保证常到农村去看老爸！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有关心我的责任和义务！其实，对你也不算什么负担。将来你结婚了，小两口一块儿去！” 儿子淡淡地说：“那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我们有没有那份儿时间和精力了！” 我说：“去了对你们有好处！等于周末郊游了嘛！回来时，老爸还给你们带上些新鲜的蔬菜瓜果。当然都是自家种的绿色植物！……” 妻子这时插话了：“哎，等等，等等，梁晓声同志，先把话说清楚，自家种的，究竟是谁种的？你自己亲手种的吗？……” 老母亲又一撇嘴：“他？……有那闲心？还不是又得雇人种！富农思想！地主思想！比资产阶级思想还不如！……” 我不理她们，继续说服儿子：“儿子，亲爱的儿子呀，你们小两口每次去，老爸还要给你们准备一些新下的鸡蛋、刚腌好的鸭蛋跟鹅蛋！还有鱼，都给你们剖了膛，刮了鳞，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妻子插言道：“真贱！” 我吼她：“你别挑拨离间！我现在要的是儿子的一种态度！”儿子终于放下晚报，语气郑重地说：“我们带回那么些杂七杂八干什么？你收拾得再干净，我们不也得做熟了吃吗？我们将来吃订伙，相中一个小饭店，去了就吃，吃了就走，那多省事儿！” 儿子一说完，看也不看我，起身回他的房间写作业去了……妻子幸灾乐祸地一拍手：“嘿，白贱。儿子根本没领情儿。”我大为扫兴，长叹一声，沮丧地说：“那么，只有我们上了！”妻说：“哎哎哎，说清楚，说清楚--你那‘我们’，除了你自己，还有谁？” 我说：“你呀。你是我妻子呀！你也不去，咱俩分居呀？”妻说：“你去了，整天看书、写作，再不就骑驴玩儿，我陪你去了干什么？替你洗衣服、做饭？”我说：“那么点儿活还能累着你？”妻说：“累倒是累不着。但我其余的时间干什么？”我再次发愣--这个问题，也忽略了没考虑。我吭哧了半天，嗫嗫嚅嚅地说“：那你就找农民的妻子们聊天嘛！”妻说：“你当农民们的妻子都闲着没事儿哇？人家什么什么都承包了，才没精力陪城里的女人聊大天呢！只有老太太们才是农村的闲人！” “那你就和她们聊……” “呸！……”“你们都不去，我也还是要去的！我请个人照顾我！”“可以！我帮你物色个半老不老的女人，要四川的？还是河南的？安徽的？你去农村，我和儿子，包括咱妈，心理上还获得解放了呢！是不，妈？” 老母亲连连点头，“那是，那是……”我抗议地说：“我在家又妨碍你们什么了？”老母亲说：“你一开始写东西，我们就大声儿不敢出。你压迫了我们很久，自己不明白吗？还问！”我的脾气终于大发作，冲妻嚷：“我才用不着你物色呢！我才不找半老不老的呢！我要自己物色，我要找年轻的，模样儿讨人喜欢的，性子温顺的，善解人意的！……” 妻也嚷：“妈，你听，你听！他要找那样儿的！……”老母亲威严地说，“他敢！”--手指一戳我额心：“生花花肠子了，啊？！还反了你了呢！要去农村，你就自己去！半老不老的也不许找了，有志气，你就一切自力更生！” 哦，哦，我的美好的梦想啊，就这样，被妻子、儿子、老母亲，联合起来彻底捣碎了！ 此后我再也没在家里重提过那梦想。一次，当着一位朋友又说--朋友耐心听罢，慢条斯理地开口道：“你老母亲批判你，没批判错。你那梦想，骨子里是很资产阶级！那是时髦呀！你要真当北京人当腻歪了，好办！我替你联系一个农村人和你换户口，还保证你得一笔钱，干不？”我脸红了，声明我没打算连北京户口也不要了……朋友冷笑道：“猜你也是这样！北京人的身份，那是要永远保留着的，却装出讨厌大都市，向往农村的姿态。说你时髦，就时髦在这儿……” 我说：“我不是装出……”朋友说：“那就干脆连户口也换了！”我张张嘴，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此后，我对任何人都不敢再提我那自觉美好的梦想了。但--几间红砖房，一个不大不小的农家院落，院门前的水塘、驴、刷了油漆的木结构的胶轮车等等梦想中的实景实物，常入我梦--要不怎么叫梦想呢…… 现在，我就剩下一个梦想了。那就是在一处不太热闹也不太冷清的街角，开一间小饭店。面积不必太大，一百多平方米足矣。装修不必太高档，过得去就行。不为赚钱，只为写作之余，能伏在柜台上，近距离地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倾听他们的交谈。也不是为了收集什么写作的素材。我写作不靠这么收集素材。根本就与写作无关的一个梦想。 究竟图什么？也许，仅仅企图变成一个毫无动机的听客和看客吧！既毫无动机，则对别人无害。为什么自己变得喜欢这样了呢？ 连自己也不清楚。任何两个人的交谈或几个人的交谈，依我想来，只要其内容属于闲谈的性质--本身都是一部书，一部意识流风格的书。觉得自己融在这样一部书里，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地消解在那样的，也毫无意义的意识流里，有时其实是极好的感觉。我的第二种梦想，与我对那一种感觉的渴望有关。经常希望在某一时间和某一空间内，变成一棵植物似的一个人--听到了，看见了，但是绝不走脑子，也不产生什么想法。只为自己有能听到和能看见的本能而愉悦。好比一棵植物，在阳光下懒洋洋地垂卷它的叶子，而在雨季里舒展叶子的本能一样。倘叶子那一时也是愉快的，我的第二种梦想，与拥抱类似的愉快有关…… 1998年10月17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 第11章 我的小学(1)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安排了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于是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着我衣襟上的污迹问。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我说的是实话。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了看我的双手，说： “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而手生的皴，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里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能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得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还能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要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有的是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之类的儿女，他们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能含恨忍耐。终于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身跑了出去。 这一幕却被我的语文老师看到了。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 “文革”时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语文老师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想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觉不到一点儿尊重。而一个孩子需要尊重，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间犯了什么算不得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我满心的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我知道你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不需要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如果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就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更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也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己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都标着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老师又问：“哪一课？”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看过几遍了？”“两遍。”“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来，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给我们听。”被老师叫起来，我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妈妈要离开家……” 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十分羡慕我。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当他某一方面的“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被夸奖，他心里自然是充满骄傲的。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讲课时，照例先叫我起来讲给同学们听。 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要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的学生，喜爱我这样的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后来，语文老师的这一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过我们班听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正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洗掉。 我看见她的样子，忍不住落下泪来。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她惨然地苦笑了，说：“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有你这样一句话，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别再来看老师了，记住老师过去多么喜爱你就行！”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不久，她跳楼自杀了。（未完待续） 第12章 我的小学(2) 她不但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还是我小学母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她在同学们中组织起了全市小学的第一个“故事小组”和第一个“小记者委员会”。我小学时不是个好学生，经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除了语文成绩较好，算术、音乐、体育都仅是个“中等”生，直到五年级才入了队。我是在这位语文老师的多次争取下才有幸戴上了红领巾，也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力争下才成为了“故事小组”和“小记者委员会”的成员。我的班主任老师对此很有意见，认为她偏爱的是一个坏学生。我逃学并非因为我不爱学习。那时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学，是校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也跟母亲一样早出晚归，全日制。这就苦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得给他们做饭吃，收拾屋子和担水，他们还常常哭着哀求我在家陪他们。将六岁、四岁、两岁的弟弟妹妹撇在家里，我总会于心不忍，于是便常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班主任老师从来没有到我家进行过家访，因而不体谅我也就情有可原，认为我是一个坏学生更是理所当然。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还因为我的衣服一向很不体面，不是过于肥大就是过于短小，不仅破，而且脏，衣襟几乎天天带着锅底灰和做饭时弄上的油污。在小学没有一个和我要好过的同学。 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期在学校里的唯一的一个朋友。我至今都无法忘记她。永远都难忘。不仅因为她是我小学时期唯一关心我喜爱我的老师，也不仅是因为她给了我唯一的树立自信心的机会和方式，还因她将我向文学的道路推进了一步--由听故事到讲故事。 那一天，语文老师牵着我的手，重新把我带回了学校，回到教员室，让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给我理发。 语文教员室里的几位老师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她。 一位男老师对她说：“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老师。曲老师因为这个学生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一点儿不知道？” 她笑笑，什么也未回答。她一会儿用剪刀剪，一会儿用推子推，将我的头发剪剪推推摆弄了半天，总算“大功告成”，才歉意地说：“老师没理过发，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给你理了个小平头，你可别生老师的气呀！” 教员室没镜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头发却短得不能再短了。哪里是“小平头”，分明是被剃了一个不彻底的秃头。虮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随着被剪掉剃平。 但是，我并未生她的气。随后她又拿起她的脸盆，领我到锅炉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热水，兑成一盆温水，给我洗头，洗了三遍。只有母亲才如此认真地给我洗过头。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脸盆里。她给我洗好头，再次把我领回教员室，脱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无法洗掉的污迹。她身材娇小，毛坎肩是绿色的，尽管套在我身上不伦不类，却并不显得肥大。 教员室里的另外几位老师，瞅着我和她，一个个微微摇头，忍俊不禁。 她说：“走吧，现在我可以送你回你们班去了！”她带我走进我们班的教室后，同学们顿时哄笑起来。大冬天的，我竟剃了个秃头，棉衣外还罩了件绿坎肩，模样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气了，严厉地呵斥他们：“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哄笑一个同学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耻的行为！如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谁再敢笑我就把谁赶出教室！” 这话一定是她脱口而出的，绝没有任何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的意思。 班主任老师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呵斥道：“不许笑！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师的话，更使我感到被当众侮辱，而且我听出来了，班主任老师的话中，分明包含着对语文老师的不满。 语文老师听没听出来，我无法知道。我没看出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她对班主任老师说：“曲老师，就让梁绍生上课吧！”班主任老师拖长语调回答：“你对他这么尽心尽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市教育局卫生检查团到我们班检查卫生时，没因为我们班有我这样一个剃了秃头、棉袄外套件绿色毛坎肩的学生，而在我们教室门上贴一面黄旗或黑旗。他们只是觉得我滑稽古怪，惹他们发笑而已…… 从那时起直至我小学毕业，我的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关系一直不融洽。这一点我知道，我们班的所有同学也都知道，而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我这个学生导致的。几年中，我在一位关心我的老师和一位讨厌我的老师之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尽力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码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无异于扭曲一个小学生的心理，对我以后的性格形成不良影响，使我如今不可救药地成了一个忧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铭记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诲，努力学习，成绩渐渐好起来。 班主任老师却不知为什么对我愈发冷漠无情了。四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破天荒拿了“双百”，而且《中国少年报》选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广播电台“红领巾”节目也广播了我的一篇作文，还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写在“儿童电影院”的宣传栏上。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许多老师也对我和蔼可亲了。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了我的语文老师，充分肯定了在我这个一度被视为坏学生的转变和进步过程中，她所付出的种种心血，号召全校老师像她那样对每一个学生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 受到表扬有时并不是好事。在她没有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前，许多师生都认为我的“转变和进步”，与她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在她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后，某些老师竟认为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文革”期间，有一张攻击她的大字报，赫赫醒目的标题即是“看机会主义者××是怎样在教育战线进行投机和沽名钓誉的！” 而几乎所有我们班的同学，都不知掌握了什么证据，断定我那三篇给自己带来荣誉的作文，是语文老师替我写的。流言不胫而走，于是闹得全校沸沸扬扬。 四年二班梁绍生，是个逃学精，老师替他写作文，《少年报》上登，真该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学，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围着我讥骂。 班主任老师亲眼目睹过我被凌辱的情形，并没有制止。班主任老师对我冷漠无情甚至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她教算术，讲课时连扫也不扫我一眼了。她提问或者叫同学在黑板上解答算术题时，无论我将手举得多高，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课上，同学们正在做题，她坐在讲台上批改作业。教室里静悄悄的。 “梁绍生！”她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来。全体同学都停了笔。“到前边来！”班主任老师的语调中隐含着一股火气。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讲桌前。 “作业为什么没写完？”“写完了。”“当面撒谎！你明明没写完！”“我写完了。中间空了一页。” 我的作业本中间夹着印废了的一页纸，破了许多小洞，我写作业时随手翻过去了，写完作业后却忘了扯下来。我低声下气地向她承认是我的过错。她没说什么，翻过那一页，下一页竟仍是空页。我万没想到我写作业时翻得匆忙，会连空两页。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谎！撒谎！当面撒谎！你明明是没有完成作业！” 我默默地翻过了第二页空页，作业本上出现了我做完了的作业。 她的脸倏地红了：“你为什么连空两页？想要捉弄我是不是？！”我垂下头，讷讷地回答：“不是。”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这个用意！你别以为你现在是个出了名的学生了，还有一位在学校里红得发紫的老师护着你、托着你，拼命往高处抬举你，我就不敢批评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老师，你的小学鉴定还得我写呢！” 我被彻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语文老师！我爱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一样，我心里是视她为我的第二个母亲的！ 我突然抓起了讲台桌上的红墨水瓶。班主任老师以为我要打在她脸上，吃惊地远远躲开我，喝道：“梁绍生，你要干什么？！” 我并不想用墨水瓶打她的脸，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也是会愤怒的！ 我将墨水瓶使劲摔到墙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墙壁上出现了一片“血”迹！我接着又将粉笔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笔尽断，四处滚落。教室里很长时间都鸦雀无声，直至下课铃响。那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大门口等语文老师回家。她走出学校时，我叫了她一声。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我垂下头去，低声说：“我想跟您走一段路。”她沉思着瞧了我片刻，一笑，说：“好吧，我们一块儿走。”我们便默默地向前走。她忽然问：“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吧？”我说：“老师，我想转学。”她站住，看着我，又问：“为什么？” 我说：“我不喜欢我们班！在我们班我没有朋友，曲老师讨厌我！要不请求您把我调到您当班主任老师的四班吧！”我说着就想哭。 “那怎么行？不行！”她语气非常坚决，“以后你再也不许提这样的请求！” 我也非常坚决地说：“那我就只有转学了！”眼泪涌出了眼眶。她说：“我不许你转学。”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她一把扯住我，说：“别跑。你感到孤独是不是？老师也常常感到孤独啊！你的孤独是穷困带来的，老师的孤独……是另外的原因带来的。你转到其他学校也许照样会感到孤独的。我们一个孤独的老师和一个孤独的学生不是更应该在一所学校里吗？转学后你肯定会想念老师，老师也肯定会想念你的。孤独对一个人不见得是坏事……这一点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应该主动去接近同学们，而不应该对所有的同学都充满敌意，怀疑所有的同学心里都想欺负你……”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已成泉下之人近20年了。我只有在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中，表达我对她虔诚的怀念。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而嫌贫谄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今天，依然不乏其例。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未完待续） 第13章 我的中学(1) 我的中学时代，是我真正开始接受文学作品熏陶的时代。比较起来，我中学以后所读的文学作品，还抵不上我从1963年至1968年下乡前这5年内所读过的文学作品多。在小学五六年级，我已读过了许多长篇小说。我读的第一本中国长篇小说是《战斗的青春》；读的第一本外国长篇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在中学我慢慢知道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外国伟大作家的名字，并开始喜欢上了他们的作品。 我在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有几处引用了希腊传说中的典故，某些评论家们颇有异议，认为这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我承认我在引用时，的确有自我炫耀的心理。但说“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证明这样的评论家根本不了解中学生，起码不了解上世纪60年代的中学生。 我的中学母校是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一所普通的中学。在我的同学中，读长篇小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论男女同学，大多数在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读长篇小说了。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读。一个同学借到或者买到一本好小说，会先在几个亲密的同学之间传看。传看的圈子往往无法限制，有时几乎扩大到全班。外国一位著名的作家和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之间曾经有过下面的风趣而睿智的谈话： 作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有天赋的评论家。评论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有天赋的作家。作家：他叫什么名字？评论家：青年。你结识的那位有天赋的评论家叫什么名字？ 作家：他的名字也叫青年。 青年永远是文学最真挚的朋友。中学时代正是人们生机勃发的青年时期。他们通过拥抱文学拥抱生活，是最容易被文学作品感动的最广大的读者群。即使现在我们进行一次相关的社会调查，肯定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在中学时代能够读到不少真正的文学作品，还要感谢我的母亲。母亲那时已被“铁路”解雇，在一个条件低劣的加工棉胶鞋鞋帮的小工厂工作，每月可挣三十几元钱贴补家用。 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没有钱，母亲就向邻居借。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一只旧木箱，我们把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家里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影响。我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哥哥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母亲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 60年代的教学，比今天更体现对学生素养的普遍重视。哥哥高中读的已不是“语文”课本，而是“文学”课本。 哥哥的“文学”课本，便成了我常常阅读的“文学”书籍。有一次我晚上从哥哥的书包里翻出他的课本看，没有放回去，结果第二天哥哥上“文学”课就找不到课本了。 一册高中生的“文学”课本，其文学内容之丰富，绝不比现在的任何文学刊物差。甚至要比某些文学刊物的内容更丰富，水平更优秀。收入高中“文学”课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里的章节。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无所偏废。 “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的小说，郭沫若的词，闻一多、拜伦、雪莱、裴多菲的诗，马克·吐温、欧·亨利、高尔基的小说……货真价实的一册综合性文学刊物。 那时候高中的“文学”课多么好！ 我相信，60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愿上代数课的，有不愿上物理课、化学课、政治课的，但如果谁不愿上“文学”课就太不可思议了！ 我到北大荒后，曾当过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教过“语文”。70年代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远不如“扫盲运动”中的工农课本，让我这样的老师根本不愿拿起来。 当年哥哥读过的“文学”课本，我都一册册保存起来，成了我的首批“文学”藏书。哥哥还很舍不得把它们给我呢！ 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读“文学”课本给我们听，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想办法启发我们。 一个高中生朗读的“文学”，比一位没有文化的母亲讲的故事当然更是文学的“享受”。某些我曾听母亲讲过的故事，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哥哥照着课本一句句念给我们听，感受是大不相同的。从母亲口中，我是听不到哥哥读高中“文学”课本里的那些文学词句的。我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是“口头文学”的熏陶，我从哥哥那里获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的熏陶。 感激60年代的高中“文学”课本的编者们！哥哥还经常从他的高中同学们手里借书回家看。他和几名要好的男女同学还组成了一个“阅读小组”。哥哥的高中母校哈尔滨一中，是重点学校。在他们这些重点学校的喜爱文学的高中生之间，阅读外国名著蔚然成风。他们那个“阅读小组”还有一张大家公用的哈尔滨图书馆的借书证。 哥哥每次借的书，我都请求他看完后迟几天再还，让我也看看。哥哥一向都会满足我的愿望。 可以说我是从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开始真正接触文学的。我受哥哥的影响，非常敬重苏俄文学，至今仍认为苏俄文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当代苏联文学不但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方面，也捷足先登。可以明显地看到当代苏联文学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有机结合的痕迹。苏联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更为成功的实践。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连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苏俄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文字上则接近翻译小说。后来才在创作实践中渐渐意识到自己母语的基本功很弱，转而注重阅读中国小说，开始在实践中补习中国本土小说这一课。 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书，看哥哥借到的书，“小人儿书铺”是中学时代的“极乐园”。 那时我们家已从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妇们新搬到一地，首先关心附近有几家商店一样，我关心的是附近有没有小人儿书铺。令我感到庆幸的是，那一带的小人儿书铺真不少。从搬家到光仁街到我下乡前，我几乎将那一带小人儿书铺中我认为好的小人儿书看遍了。我看小人儿书，总在对比着自己阅读长篇小说时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人物是否和小人儿书上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兴。二者相差甚远，我则重新细读某部长篇小说，想弄明白个所以然。有些长篇小说，就是因为这样才读过两遍的。 谈到读长篇，我想到了《红旗谱》，我认为它是建国以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红旗谱》让我又想起两件事。那时候，我想买《红旗谱》看，只有跟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才去母亲做活儿的那个条件恶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那个街道小工厂，是个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毡绒弥漫，所有女工都戴着口罩。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要想说句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喊。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地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 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门口，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哪一个是。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了母亲的名字。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800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朝向缝纫机低垂着，正在做活儿。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妈……” 母亲没听见。我又叫了一声。母亲仍未听见。“妈！”我喊起来。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而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了三分之二。口罩已经湿了，上面附着一层毡绒，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让母亲整个人都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灰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持续散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呆滞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块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还是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我伸手迟疑地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块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块，你妈这两天的活儿就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吗？你也太顺着他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儿的吗！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的，不想吃好的，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上！……”（未完待续） 第14章 我的中学(2)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了出去。我没有用母亲给我那两元钱买《红旗谱》。几天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吃不下，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母亲下班后，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块钱给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桌上。“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我讷讷地说：“谁也没叫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跟你要钱买书了！……”“你跟妈要钱买书妈不给过你吗？”我摇摇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了吧！……”我扑在母亲怀里，哭了。母亲变得格外慈爱。她抚摸着我的头发，许久又说：“妈妈不去做活儿，靠你爸每月寄回家那点钱，日子没法过啊……”没买《红旗谱》，我心里总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愿望没实现。那时我已有了六七十本小人儿书，我便想到了出租小人儿书。 我的同学就有出租小人儿书的。一天少可得两三毛钱，多可得四五毛钱，再买新书，以此法渐渐购得更多的小人儿书。 一个星期天，我背着母亲将自己的全部小人儿书用块旧塑料布包上，带着偷偷溜出家门，来到火车站。在站前广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下，铺开塑料布，摆好小人儿书。坐在一旁期待。 火车站是租小人儿书的好地方。我的书摊前渐渐围了一圈人，大多是候车或转车的外地人。我不像我的那几个租过小人儿书的同学，先收钱。我不按小人儿书的页数决定收几分钱，厚薄一律二分。我想得周到，带了一截粉笔，画线为“界”，要求必须在“界”内看书，我自己在“界”外。这既有利于他们，也方便于我。他们可以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我盘腿坐在他们对面，注意力都放在他们身上，防止谁贪小便宜将我的书揣入衣兜带走。看完了的，才许跨出“界”外，一手还书，一手交钱。我“管理”有方，“生意”竟很“兴隆”，心中无比喜悦。 “喂，起来，起来！”背后突然响起一声吆喝，同时一只皮鞋踢向我的屁股。我站起来，转身一看，是位治安警察。 “你们，把书都放下！”戴着白手套的手，指着那些看书的人。人们纷纷站起，将书扔在塑料布上，扫兴离去。治安警察命令：“把书包起来。”我心知不妙，一声不敢吭，赶紧用塑料布将书包起来，抱在怀里。那治安警察一把从我怀中把书夺了过去，迈步就走。我扯住他的袖子嚷：“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他一甩胳膊挣脱我的手，“没收了！”“你凭什么没收我的书呀？”“凭什么？”他指指写有“治安”二字的袖标，“就凭这个！这里不许出租小人儿书你知道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我今后再也不到这儿来出租小人儿书了！……”我央求他，急得快哭了。 “那么说你今后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出租啦？”“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今后哪儿也不去出租了，你还给我，还给我吧！……”“一本不还！”那个治安警察真是冷酷，说罢大步朝站前派出所走去。 我“哇”的一声哭了，抬脚追上他，一边哭一边央求他把书还给我。 他被我纠缠火了，厉声喝道“：再跟着我，连你也扯到派出所去！” 我害怕了，不敢继续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扬长而去……我失魂落魄地往家走。那种绝望的心情，犹如破了产的大富翁。 经过霁虹桥时，真想从桥上跳下去。回到家里，我越想越伤心，又大哭了一场，哭得弟弟妹妹们莫名其妙。母亲为了多挣几元钱，星期日也不休息。哥哥问我为什么哭，我不说。哥哥以为我不过受了点别人的欺负，也没理睬我，到学校参加什么活动去了。 母亲那天下班特别晚，回到家里，见我躺在炕上，坐到炕边问我怎么了。 我因为那六七十本小人儿书全被没收，一下子急病了。我失去了一个“世界”呀！我的心是已经迷上了这个“世界”的呀！ 我流着泪，用嘶哑的声音告诉母亲，我的小人儿书是怎样在火车站被一个治安警察没收的。 母亲缓缓站起，无言地离开了我。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到我从那个治安警察手中夺回了我全部的小人儿书。 睡了两个多小时，觉得嗓子焦灼我才醒过来。窗外天黑了，屋里亮起了灯。 我一睁开眼睛，竟看到了我包小人儿书的那个塑料布包！我惊喜地爬起，匆匆忙忙地打开塑料布，里面果然是我的那些小人儿书！外屋传来“嘭、嘭、嘭”的响声，是母亲在用铁丝拍子拍打带回家里的毡团。母亲每天都得带回家十几斤毡团，拍打松软了，以备第二天絮鞋帮用。 “妈！……”我用沙哑的声音叫母亲。母亲闻声走进屋里。我不禁喜笑颜开，问：“妈，是你要回来的吧？” 母亲“嗯”了一声，说：“记着，今后不许你出租小人儿书！”说完，又到外屋去拍打毡团了。 我心中一时间对母亲充满了感激。母亲是连晚饭也没顾上吃一口便赶到火车站去的。母亲对那个治安警察说了多少好话，是否交了罚款，我没问过母亲，也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了…… 三天后的中午，哥哥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告诉我，要送我一样礼物，叫我猜是什么。那天是我的生日，生活穷困，无论母亲还是我们几个孩子，都是从不过生日的。我以为哥哥骗我，便不肯猜。哥哥神秘地从书包里取出一本书：“你看！” 《红旗谱》！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它更使我高兴的生日礼物了！哥哥又从书包里取出了两本书：“还有呢！”我激动地夺过一看--《播火记》！是《红旗谱》的两本下部！我当时还不知道《红旗谱》的下部已经出版了。我放下这本，拿起那本，爱不释手。 哥哥说：“是妈叫我给你买的。妈给了我五块钱，我手一松，就连同两本下部也给你买回来了。” 我说：“妈叫你给我买一本，你却给我买了三本，妈会说你吧？”哥哥说：“不会的。” 我放下书，心情复杂地走出家门，走到胡同口那间母亲做活的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 我趴在低矮的窗上向里面张望，在那个角落，又看到了母亲瘦小的身影，背朝着我，俯在缝纫机前。缝纫机左边，是一大垛轧好的棉胶鞋鞋帮，右边，是一大堆拍打过的毡团。母亲整个人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 我心里对母亲说：“妈，我一定爱惜每一本书……”却没有想到将来当一位作家回报母亲。 至今我仍保持着格外爱惜书的习惯。小时候想买一本书需鼓足勇气才能够开口向母亲要钱，现在见了好书就非买不可。平日没时间逛书店，出差到外地，则将逛书店当成逛街市的主要内容。往往出差归来，外地的什么特产都没买，反倒带回一捆书，而大部分又是在北京的书店不难买到的。 买书其实不如借书。借的书，要尽量挤时间早读完归还。买的书，却并不急于阅读了。虽然如此，依旧见了好书就非买不可。 迷上了文学作品的我，学习成绩大受影响。我在中学时代，是个中等生，对物理、化学、地理、政治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每次考试都是勉强及格。俄语初一上学期考试得过一次最高分--95，以后再没及格过。我喜欢上的是语文、历史、代数、几何课。代数、几何之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学习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题却需要灵活性。我觉得解代数或几何题如同写小说。一篇同样内容的小说，要达到内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统一，必定也有一种最佳的创作选择。一般水平的多种多样，最佳的可能仅仅只有一种。重审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创作之前没有进行认真选择的。所谓粗制滥造，原因概出于此。 初二下学期，我的学习成绩令母亲和哥哥担忧了，不得不限制我读小说。我也唯恐考不上高中，遭人耻笑，就暂时中断了我与文学的“恋爱”。 “文革”风起云涌，同一天内，我家附近那四个小人儿书铺，遭到“红卫兵”的彻底“扫荡”。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到通达街杂货店买咸菜，见杂货店隔壁的小人儿书铺前，一堆焚书余烬，冒着袅袅青烟。窗子碎了。出租小人儿书的老人，泥胎似的呆坐在屋里，我常去看小人儿书，彼此都不陌生，我们隔窗相望，无话可说。我心中对他充满同情。 “文革”对全社会也是一场“焚书”运动，却给我个人带来了更多读书的机会。我们那条小街住的大多是“下里巴人”，竟有四户收破烂的。院内一户，隔街对院一户，街头两户。“文革”初期，他们每天都一手推车一手推车地载回来成捆成捆的书刊。我们院子里那户收破烂的姓卢，我称他“卢叔”，他家户前屋内书刊铺地。他每天一回来，我是第一个拆捆挑捡的人。书在那场“文革”中成了定时炸弹。不知有多少人，忍痛将他们的藏书当废纸卖掉。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发国难财”的人。《怎么办》、《猎人笔记》、《白痴》、《美国悲剧》、《妇女乐园》、《白鲸》、《堂·吉诃德》等等一些我原先连名字也没听说过的书，或在书店里看到了想买却买不起的书，都是从卢叔收回来的书堆里找到的。找到一两本时，我打声招呼，就拿走了。找到五六本时，不好意思白拿走，象征性地给卢叔一两毛钱，就算买下来。学校停课，我极少到学校去，在家里读那些读也读不完的书。同时担起了“家庭主妇”的种种责任。 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时刻，是冬天里，母亲下班前，我将“大子”淘下饭锅的时刻。那时候，家中很安静，弟弟妹妹们各自趴在里屋炕上看小人儿书。我则手捧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坐在小板凳上，在炉前边看锅边看书。饭起码两个小时才能熟，两个小时内可以认认真真地读几十页书。有时书中人物的命运牵动我的沉思和联想，凝视着火光闪耀的炉口，不免出了神。 1968年下乡前，我已经有满满的一木箱书，下乡那一天，我将那一木箱整理了一番，底下铺纸，上面盖纸，落了锁。 我把钥匙交给母亲替我保管，对母亲说：“妈，别让任何人开我的书箱啊！这些书可能以后在中国再也不会出版了！” 母亲理解地回答：“放心吧，就是家里失了火，我也叫你弟弟妹妹先把你的书箱搬出去！” 对大多数已经是作家的人来说，通往文学目标的道路是用写满字迹的稿纸铺垫的。这条道路不是百米赛跑，是漫长的“马拉松”，是必须一步步坚持的“竞走”。这也是一条时时充满了自然淘汰现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断进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时期内忍受寂寞的勇气的人，即使“一举成名”，声誉鹊起，也可能“昙花一现”。始终“竞走”在文学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未完待续） 第15章 致年轻同学的信(1) 致周小芳同学之一 小芳： 让我们先来谈第一篇作业--我们暂时还无法从文体上确认它的属类。它不属于小说、诗歌或散文诗是肯定的了。那么它属于散文吗？属于随笔吗？ 我认为它也不属于随笔。随笔，一般而言，它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望文思义，可以理解为随笔写来的那一种。中国古代的文人，对于写作这件事的态度往往是很郑重的，怎么又会随笔写来呢？不是与他们对写作这件事所持的普遍态度不一致了吗？ 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随笔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文体。只不过在古代不叫随笔罢了，称为“话”、“录”、“谈”等，属于一种对文学和艺术现象做断想式思考的文体。虽然不像现代动辄长篇巨作的文艺理论论文那么分条分目、条理清晰，却往往于三言两语之间，精辟地道出他人用长篇大论才说得清楚，甚至竟说不大清楚的一些经验和规律；或道出他人之眼所不曾见、他人之心所不曾想的“文理”。所以一篇好的随笔的特征，那一定是见解独到，角度新颖又言之有理。比如古代的《文心雕龙》、近代的《人间词话》，当代的《谈艺录》、《管锥编》，若择其单篇欣赏，无不使人大获启迪，茅塞顿开；而整本读来，内容又极为广泛丰富，一概的文学和文艺现象，几乎无不囊括。 随笔是与阅读、欣赏心得、边读边想的联想、质疑与思考相结合的一种文体。古代这一种文体虽有经典，但并不盛行。清代有一本比较著名的书是《雪桥词话》，就属于这一类。我在课堂上讲到的好诗句词句，如“半截云藏峰顶塔，两来船断雨中桥”“黄叶当关道，青霜脆布袍”“说峡山垂座，谈湖水在襟”，盖引于《雪桥词话》。五四时期，随笔这一种文体在中国文坛大量涌现，也才开始以“随笔”指谓如上文体。这乃因为，文人多了，院校多了，学子多了。那是一个中文教学的黄金时期。对于文学和文艺的欣赏评论，需要启蒙，尤其需要及时的、不拘一格的、有别于专著文风的那一种启蒙。所以五四时期，不仅是杂文，也是随笔的黄金时期。 今天，随笔依然是与阅读关系紧密的一种文体。当然，它，从未局限于文学和文艺，几乎与一切书籍的阅读发生关系。所以，也可以这样说--随笔是阅读这一件事的思想成果。我们的《来园》、《文音》中，不乏同学们写的这一类文章，有的也写得挺好。小芳，谈得太远了，现在言归正题。 你的作业，既也不是随笔，那么我们就只能视之为散文了。你的作业又非抒情夹议的那一类散文，不是写景咏物的那一类散文--它是记人记事的一类。这一类可归在“大散文”的概念中，比如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你的第一篇作业，讲述了一名已经考上了大学的女生在高中时的经历。但你在文中又没用“她”来讲述，而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而“她”又分明地并不是你，故你在文题之下，当有几行题记，以向读这篇文章的人释清这点。高尔基曾有自传性名著《我的大学》，你这一篇，不妨以《我的高中》为题。因为有了题记，文题中的“我”，当然就被明确了是“她”。 一位出身贫寒的女大学生，将她高中时期的一段切身经历讲给你听了，而你听了之后居然写了出来，当然不只是为了完成一篇作业。在这一点上，你和宇嘉同学是一样的，都是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事，以一种文体写了出来。说明什么呢？说明对方的切身感受作用于你们的心灵了。对于你们的心灵，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作用呢？缘何你们写了出来，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并同样地感染别人呢？在宇嘉那儿，是较为清楚明白的。我们读出了对人性的“恶”的震惊，读出了对一种违背了最起码的人道的现象的叩问，也理解了作者表达得异常冷静的愤慨。那愤慨通过宇嘉为小说设置的结尾，令人深思地呈现了出来。 但你的这篇作业，我个人以为，想要表达的意图，还没有表达得那么清楚明白。不错，“我”最后说，她虽然考上了大学，“却觉自己像一只陀螺，一刻也难以停下来了”，这里似乎可在原话中再加两句，如，“一停下来，陀螺就倒了。再转到原速，仍须鞭抽。而自己再也不愿被鞭抽了，所以不敢停”，并令我们心疼地说“我已很累，很累……”“很累，很累”，不是已将你想经由别人的切身感受间接表达的意图表达得清楚明白了吗？为什么我说你还没有表达得那么清楚明白呢？ 因为我作为一名读者觉得，《我的高中》一文中“我”的切身感受，实非一个“累”字所能全部包含。似有几分欲说还休之苦。还“欲说”些什么？何以“还休”？--是我这位读者想要进一步知道的。而“我”又未对你言。但你是第一个听“我”讲述的人，由你再转述给读者，按常理，即使“我”欲说还休，你也能比读者对“我”的切身感受有更多感触。否则，你也许不会郑重地转述给我们听。你从“我”的讲述中，当咀嚼出更多的苦味儿吧？我们知道，一盘录像原带，转录的过程，信号常是会减弱的。一种感受的转述，往往也是这样。宇嘉显然是懂得这一点的，所以他通过小说所允许的虚构方式，强化了他的感受。你写的不是小说，属于纪实性文体，口述笔录的那一种。故我们不可以要求你非要加以虚构来强化你的间接感受，但我们有理由要求你多给我们一点儿你的思考…… 你一定读过《聊斋志异》的。其中有些故事，蒲松龄每以“异史氏曰”的方式来评论一番。有时，为文之道，以含蓄为上；有时，也反过来，以明澈为佳。具体到你的这一篇作业，我以为做后一种选择似尤好些。不是要求你也来一套周小芳式的“异史氏曰”--而是希望，在最后，将你自己听了“我”的讲述以后的心情，写出那么几行来给我们看。因为我们读此篇，有一种阅读的心理，即我们联想到的，也希望知道你是否联想到了。我们尤其希望，你联想到的，我们没联想到；经由你的联想，给我们以进一步的启迪……站在读者的角度这样去想一想，即或一篇小文，我们也会要求自己想得更深一层。说写作这一件事实际上也是一种思想方法的自我训练和培养，正因为此。 又，同学们对有些文体，还不能驾轻就熟。所以我的建议是--一旦写，先问自己，你将采取的，是哪一文体。文体一经确定，以最“正宗”的为范文。这么建议，似乎有些教条。我意乃指这样的一种写作过程--先通方圆之要求，知晓而后破之。其破，胸有成竹也。 古人云：“文无定法。”现代有的作家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依我之见，大概都是知晓而后破之的意思吧！谨供参考…… 致周小芳同学之二 小芳： 你的第二篇作业，题曰《走入生活》。细细想来，此题出自大学本科生笔下，似有那么点儿不妥之处，或曰不够贴切。 “生活”二字，有两种属性--普遍性和特指性，也可以说是相对性。就普遍性而言，凡人都在生活中，包括儿童。故有所谓“童年生活”、“老年生活”之分。就相对性而言，“生活”有时特指“社会”，因而有所谓“结束学生时代”、“迈向社会”的说法。 我想，你文题中的“生活”一词，当是在谈它的相对性。因为内容告诉了我这一点。而我认为不妥，也正在这一点。 为什么不妥呢？因为你目前还在学生时代，还并没有迈出校门，并没有真正走入“社会生活”这个特指之“场”。“生活”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大学是其中的一种“场”，社会也是其中的一种“场”。这两种“场”意味着区别很大的两种生活。而你作业的内容告诉我们，你只不过人在大学这一种生活之“场”上，对社会那一种生活之“场”做了一番学子角度的窥视而已。所以，你作业内容的文题，似应是“窥视社会”，而非“走入生活”。 当然，我不是要求你一定改成“窥视社会”。这也不是什么好的文题，只不过与内容贴切些罢了。 苏联有一部儿童电影，其实也是拍给大人看的，片名是《我不愿长大》。 为什么一个儿童不愿长大呢？因为他从大人们身上，看到了大人之社会他很不喜欢的一面。 他不喜欢什么呢？即小芳你的作业中，所列举的种种无奈和丑陋。 任何人都应该承认，那是确实的情况，是使社会这种生活之“场”比大学这种生活之“场”复杂的原因。 多年以前，我也曾构思过一篇小说。题目都确定了，就叫《拒绝出生》--打算写一个胎儿，通过母亲的眼和心灵，在母腹中便感受到太多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于是不再吸收营养，“自杀”于母腹中…… 我打算写的这一篇小说，思想未免消极。但我并不认为你的作业的思想性也是消极的。恰恰相反，它的思想性是积极的。虽然你列出了社会生活的不少阴暗面，但你最后也阐明了自己所持的一种朴素的人生观，即一种自行限制欲望之无限膨胀的人生观。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甚至会反对。他们认为，社会是靠着人的欲望的不断增长才能发展和进步的。这也有一定道理。但一个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增长，也很可能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人类欲望的无节制的膨胀，也可能毁了人类，毁了地球。 总而言之，我是支持你所持的那一种朴素的人生观的。那是我喜欢的人生观，也是我遵循的人生观。 你是有思想的女生。 我仍记得你上学期的第一篇作业，加上现在的两篇，三篇都证明了你是有思想的女生。这三篇作业的内容，都比较庄重、严肃，丝毫没有游戏式写作的自娱性。我并不特别反对游戏式写作，但对庄重严肃的写作，确实每每另眼相看。为文之道，有一种现象是--笔者越庄重、越严肃，读者对文章的要求越高。对于其他事情也是这样。比如电影吧，不太会有人对《大话西游》怎样认真，但对《辛德勒名单》，人们一定会以特别认真的态度对待之。 以稍高些的眼光来看你的《走入生活》，除了文题的贴切与否之外，还有内容全面与否的问题。 依我想来，生活本身才是人的终身伴侣。没有谁能伴谁一生，父母不能、子女不能、再好的朋友也不能、再恩爱的夫妻也不能，只有生活能。而且你不愿和它保持这样的关系都办不到。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资格有条件脱离社会生活。那是一种“隐”的生活。不是“隐于市”，而是彻底地隐到社会生活的直径外去。我们都不可能那么生活。 生活是我们怎样的终身伴侣呢？它也有特别可亲可爱的一面呀！比如它毕竟会赐给我们亲情、友情、爱情这些美好的情感；还会赐给某些人在社会舞台上展示种种才华和能力的机会；还把世界上美好的风光展现给我们。如果你没有条件远足、旅行，也可以从报刊上看，从电视上看。最起码，它有一点是公正的，好天气是人人都享受着的，不独属某些人。故古人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这时，生活像我们的朋友。当然，生活也有像小人的一面。它使有些不幸者的人生“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这时，生活甚至显得冷酷无情。 何况，还有人与人之间处处的尔虞我诈、忘恩负义、损人利己、墙倒众人推，等等。似你文中列举到的。 我觉得，你笔下若能对生活的两面性都有所观照，并能在人与生活之关系的问题上，从生活的两面性以及人们应采取的正确的态度上再加以分析和议论，总结出更个人化的见解，此文便全面了。再说一遍。你是有思想的女生，分明又是持积极的入世人生观的女生；你似乎有以文章干预生活的态度倾向--这是我一定要鼓励的。 所以，我对你的两篇作业，提出较高的要求，望你再改改，之后交付《文音》的编辑同学才好…… 致方宇嘉同学 宇嘉： 对你要说的话并不太多。你以小说体裁所写的作业《午夜》，我在课堂上已作过评价--认为那是很“正宗”的一篇小说。 我用“正宗”二字评价它，并非语焉不详。我的意思乃是，第一，构思好。事件发生于一个午夜，确切地说，只不过发生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而又事关人命，肇事司机在朋友的“好心”怂恿之下，竟将自己所撞之人倒轮碾死，为的是来个干脆，避免伤残引起的欲了难了的责任麻烦，宁肯承担轧人致死的“一次性”罪名--这短短时间里的“思想斗争”，读了令人胆战心惊。第二，朋友为什么会有此“好心”呢？因为朋友经历过类似事件，撞人未死，只不过一般伤情，但对方是派出所所长的老婆，便没完没了地遭索赔，于是倾家荡产，眼看就要“起步”的好日子，从此一蹶不振，希望渺茫。不能说这朋友不是好朋友。不是好朋友，肇事之际，能急赤白脸地“现身说法”吗？但，以朋友之间的关系，说服对方将一个被车头撞倒之人继而碾死，这为朋友着想的“好心”，端的是违背了起码的人性，“好”得着实恐怖。第三，这一篇小说，自然也可以从此人所经历的类似事件写起，那么小说将必然分为两个部分，先后写两次司机驾车撞人的事件，笔墨分散，情节又有重复之感。肯定不如现在这一种穿插回忆的写法紧凑。这第三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小说将被写成怎样的一种面貌。而你，虽总共才写了三篇作业，但在一篇小说的谋篇布局方面，已显出较老到的经验，可喜可贺。 《午夜》和《少年与邮差》，都是同学们在小说的谋篇布局方面，自己“设计”了即便有近30年写作实践的老师也未必能做到的构思方案，足见“青出于蓝胜于蓝”之说，自是规律。当然，若言你们现在已胜我，未免太过夸张。但我20余岁时，写小说的水平，低于现在的你们确是事实。倘你们也像我一样勤奋，不需30年，10年以后便足令我愧于以师自居。第四，接下来的情节更加有力度--司机碾死的竟是自己的妻子！现在你这样写了，我和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当然是一个强烈的情节，也是此小说的最佳情节。其实，你的小说写到此处，情节有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另外的每一种，都将使小说成为另外的样子。比如：人是碾死了，但只不过是千百次交通事故中的一次，也只不过在法律部门的调停之下，根据经济赔偿能力，赔了4万元，比他的有类似肇事经历的朋友，还少赔了1万多元，于是两个朋友过后在一起喝酒时，谈起那事，都当经验，即驾车撞人致伤致残，远不如致死，因为致死也许反而少赔些钱，撞而未死如何，那就再碾……于是两个人，一个因少赔了钱而心存感激，一个因说服“得当”而自鸣得意，竟交情愈深。还有一种写法，那就是--少赔了钱的人，给了说服他该当机立断怎样怎样的朋友一些钱，以堵其口，免彼口舌不严道出那一夜的实情。但交情却完结了，因为觉出了对方人性方面的太狠，虽然丧尽天良之事是自己做下的……若我，依据同样事件，亦即“中心情节”，很可能会如上写来。 而我不但接受你现在的写法，且认为不失为“出人意料”之笔。尤其结尾，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我在课堂上，关于救人与见死不救的现象，讲过报刊所载诸事，都是未救的恰是自己亲人的例子。那些例子都非我编的，是大千世界中发生的真事。 我不知道--我所讲，对你决定“让”肇事司机倒轮碾死的恰是自己妻子这一点，有无情节“设计”方面的影响？ 若无，那么完全是你自己写前的理性决定。说明一篇较好的小说，通常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便自然而然写出来的。写前，一定对诸种写法，思考再三，才做出最后决定的。（未完待续） 第16章 致年轻同学的信(2) 若有影响，那么说明--写作之人，当耳听八方事，眼观普世人，并且，还要善于也将自己置于众生相中。对于世相，有时写作之人当站得高些；有时写作之人当趋近前去；有时写作之人，当取一种低姿态观察和睽注；更有时，写作之人当与笔下人物发生感情的互动…… 记得上周的下课你和另外一同学伴我走向校门时说：“原来生活中便每有写作的素材，全靠自己敏感到了没有。” 这是很有悟性的话。我很欣慰你悟到了这点。 从《“她”的故事》，到《阳光计划》，到《午夜》，你的长足进步，老师是多么高兴。 依我想来，在我们全班，你可能是最无什么“自己事”可写的同学。你有较高的想象的能力，有缜密的理性思维能力。当我们从影视蒙太奇的角度欣赏中国古诗词时，你举例说到了“离离原上草”，并谈出了时空蒙太奇的欣赏角度，令我印象颇深。当我讲解我自己一篇小说的情节产生的过程时，你指出，身为老师的人，不太可能当众说某句话，那意见也是对的。可惜我当时没太理解，稿已寄出。过后细想，才悟到你是对的…… 你要多多关注现实，使你的眼、你的心、你的思想，常对现实处于反应敏感的状态。如我常比喻的，像海星那般。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常给天南地北的友人写信，征集创作素材，契诃夫、莫泊桑，都曾那样。一个人头脑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生活中却往往蕴涵着无尽的可为创作提供素材的人、事。敏感的写作者从生活中去发现，包括从日常交谈之中获得。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念头，也是听来的乡下事件促发的…… 说到底，小说、戏剧、电影，乃是咀嚼生活的结果加上想象力亦即虚构之能力充分开发--两者相结合的现象。缺一个条件便不能长久下去。 习写的过程，也是思考世间诸事的过程。而这种思考足以提升人对世上诸事的认识水平--相信你已有所体会…… 致吴弘毅同学 弘毅： 在今天这个重理轻文，甚至简直可以说有点儿“鄙文”的时代，你和某“一小撮”，亦即《文音》的“创始”者们，分明地，依然对“文学”二字一往情深，并且不仅仅停留在欣赏，还尤其一往情深地舞文弄墨，这真是中文教师的幸事。 你和“一小撮”，又都继续成为我们选修班的学生，这真是我们选修班的幸事，也真是我这位老师的幸事。因为，倘教师所面对的学生，内心并不喜欢文学，而又成了中文学子，于是每每内心沮丧，似乎是心口永远的疼；那么，对于教与学双方，除了用“不幸”来形容，还能怎么说呢？ 而你们又都是男生。这一点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经验告诉我--大学男生对文学一往情深者，十之八九可能是从小就开始了的事情。 那么，情形肯定是这样的--你们乃因从小喜欢上了文学，才没法同样程度地喜欢数理化；而不是反过来，由于没法喜欢数理化，才从高二分班后开始与文学发生非“亲密接触”。 这就好比香港凤凰电视台那一档叫做《非常男女》的节目：男士一排，女士一排，相向而坐，编了号码；有男士选了一号女士，一号女士说，对不起我已经选了二号男士；于是他又选二号女士，二号女士说，对不起我选了三号男士；于是他的目光又望向三号女士…… 我想将文学比做《非常男女》节目中容貌最不靓丽的一位女士，衣着发式也显得很不入时--而你们这些家伙的目光，一上场就盯在了“她”身上，一开口就异口同声毫不害羞地承认--“打小就爱上了她，盼着长大和她交友这一天！”心里想的是，巴不得马上和她拜天地成亲入洞房。 问你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她”，你们也只能回答：“因为她的名字叫‘文学’！”或最多补上一句，“因为她的‘气质’！” 我呢，好比是“文学”这位女士的忠仆，我家“小姐”被你等厚爱，我当然欣慰。 以上是多少有些玩笑的话，绝无对我们选修班一概女生的歧视。恰恰相反，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班女生都很懂事，都有良好教养，亦都可爱。只是，女生们集体太文静了。在我的课堂上，你们大可造次，多点儿活跃。倘不，以后你们几乎一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对于人生，那确是憾事。 让我再来谈弘毅。我们从你已见诸同学们自办的报刊的诗文中，知道你从中学时起，已是校刊的主办者了。难怪你在我们的大学，又办起了《文音》。 依我想来，你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当是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崇尚开始的。毫无疑问，你是我们选修班上古文功底最好的同学。你对中国古典文学之精华究竟涉猎了多少，我不详知。但我猜测，若考试作一篇文言文的文章，你大约会是全班获第一名。倘我也和同学们一起考，以1000字为限的话，你的分数很可能在我之上； 3000字为限的话，我的分数肯定高于你的分数。3000字的古文是大文章了，我那时只有往文言中大注白话“水分”，而你那时恐怕要暗暗叫苦没那么多要表达的，驾驭文言的能力倒还在其次了……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崇尚，分明地，也太过地偏重于修辞方面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修辞魅力，自是不消说的。而古文的谋篇之美，载负思想和情感以及写景咏物叙事刻画人物的独特之美，也往往令人赞叹不已。而你在这方面的消化理解，尚嫌稚嫩。但你才大三，来日方长，不必苛求自己。只不过若考研成功，当更努力钻研之。 你的古体诗写得很棒。我写不出来。 但你用现代的词汇来描写现代生活、表达现代思想和情感的文采，稍逊于你写古体诗时的行云流水，才气横溢。 因而，你要加强用现代的词汇来描写现代生活、表达现代思想和情感的实践。 不知你作为《文音》的掌门人，发现这样的情况没有--我们的同学在行文中，惯用形容，而少见比喻。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形容往往是靠现成的词来体现的。形容之词是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课堂上学来的，或从书中看来的。故形容的语文能力，基本上是对形容之词的应用能力。好比技工对于各式各样的螺母、螺钉、扳钳等工具的应用能力。在技工，没有足够丰富的那些应用之物和应用经验，就不能成功组装较复杂的机械。在写作，没有足够丰富的词汇量和遣词造句的灵气，就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 但比喻则不同。比喻是联想思维的能力。是将某事物恰当精妙地比做另一事物，从而使人对某事物产生更深印象的经验。它的前提是对丰富的社会现象和自然万物平素细致观察的宝贵积累。没有这一种观察，没有这一种积累，便没有联想，因而难有比喻。 如“二人相向，势不两立”--倘形容之，可曰“彼此虎视眈眈”、可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曰“恨不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而倘比喻之，往往这样写--“像斗鸡场上难分胜负的两只公鸡，恨不得一嘴就将对方的眼珠子啄出来！”或者，“像一条眼镜王蛇遇见了赤链毒蛇，恨不得立刻就将对方吞入腹中”。又如，若写一人嘴大，倘形容，可曰“一口塞得进一个馒头”；倘比喻，干脆就写“河马一样的嘴”。 中国是世界上形容词最多的国家。故中国学生从小学习语文，教和学双方都十分重视形容。久而久之，词汇量倒是渐渐多了，但主要是学会了应用前人留给我们的现成的词。由于缺少比喻能力的训练，因而联想之能力也衰减。一个成语，千百年以来代代用之，便没了最初的魅力。许许多多的成语，其实已成了日常语，成了广泛而又广泛的公用语。 而外国尤其西方语言中，形容词是有限的。所以他们的学生从小学习“语文”，强调的是联想的能力，比喻的能力。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米里哀神父的妹妹和女管家“一个像天使，一个像鹅”，“鹅”--比喻得多形象，对应于“天使”，妙趣横生；进而写米里哀神父妹妹的单薄而气质圣洁的样子，“仿佛是用光和影造就的，有一些血肉，仅够表明她的性别。再加上一点儿凡人的气息”，天使的形态，跃然纸上。林语堂先生在一次演讲时说，“演讲应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也是精妙的比喻。 有时形容似乎与比喻分不大清。比如“蛾眉”、“樱唇”、“如笋玉手”，最初当是比喻，后来百千年间不断被公用，于是仿佛成了形容。《三国演义》中写刘备的形象是“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此形容也；写张飞的形象是“豹头、燕额、环眼”，此比喻也。苏东坡做诗打趣苏小妹：“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形容也；清人龚好古，有诗才，然以诗句自谦曰“螳螂误入琴工手，鹦鹉虚传鼓吏名”，比喻也。我们的古人，其实是极善比喻的，可以说个个都是比喻的大家。 他们留下的精妙比喻太丰富多彩了，我们用现成的还用不过来，所以反倒退化了在语文方面的比喻能力，也使那些起初极智慧极生动的比喻，渐渐退化成了公用的形容。在今天，即使读一篇好的文章，也往往是引古多于自己头脑中产生的“专利”比喻。 一条精妙的比喻，那一定是不与前人重复的，因而是极新鲜的；它一定是自己的，不是应用现成的，因而更是“创造”式思维的产物，不是公用的联想。 弘毅，对你讲这些，不是说全班只有你最不善于比喻，而是借此机会，指出同学们中普遍存在的写作现象。 你的古文基础好，这是硬于别人的一手，再留心观察，培养自己的联想能力，加强比喻之训练，就两手都硬了。 所以，倘考上了研，也不妨在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同时，看几部外国的小说。现在不必。现在你们打算考研的同学，更应集中精力。 我建议你将来读一读雨果、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还有大仲马。他们都是生动形象的比喻的大师，也都是细节的大师。也许有人会对你说，大仲马才算不上大师呢。那也不要紧。他在比喻方面不是比我们高吗？高者即吾师也，我们应取这种态度。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到沙威警长时，除了特别具体地描写他的五官，又这样比喻：“沙威在严肃的时候是一条看门狗，在笑的时候是一头老虎。”因为他笑时，“不仅露出牙齿，而且牙龈也让你看得一清二楚，在鼻子周围挤出一圈圈凶狠的皱纹，就像野兽的吻端。” 雨果的小说中，还时时可见这样的文字：“被命运压得抬不起头的人是不向后看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跟在他们后面的总是噩运。” 这与修辞水平已没什么关系，而是思想水平了。同学们的作业也罢，发表在《文音》或《来园》上的作品也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开头总是较好，甚而很好，1500字后，往往显得力有不逮。仅仅有修辞的基础，几乎必然这样。 你的此篇作业，存在三点不足：第一，朱自清的引言太长；第二，诗、画借用也多；第三，似乎不明白，主人公绝不是吴惊，而是汪星。写汪星当用七分笔墨，写“我”用三分即可。写不好汪星，就写不好“我”。而不是反过来，似乎写好了“我”，也便写好了汪星。 试着改一改，看会改成什么样子。引了那么大一段朱自清的话，也终究还是别人眼中“可爱的女人”的条件罢了。试着写写汪星在自己眼中的可爱，看自己能不能写出更好的细节，更多的精妙之笔…… 我对你的要求，自然是高于别人的。 《文音》上发表你们“一小撮”的作品，要一次次见进步，一次比一次水平整齐才好，对不？ 不必再交我看，改过，直接交德术发即是。当然，我的意见也不全对，自己感觉改哪处好，怎么改好，听凭自己的感觉即是。但这些日子别累着了…… 致裴春来同学 小裴： 你的诗写得不错，这是不消说的。我虽然不是诗人，但欣赏诗的水平还是有些的。何况认为你有诗才的还有杨牧--他可在《星星》诗刊当了近20年主编了，他是中国著名诗人，且是我的朋友--他的评价，比我的评价有权威性。 我在课堂上谈到你的诗时，曾觉很有点儿“雨巷诗人”戴望舒的诗风。此由衷言也。我比较喜欢戴氏的诗。喜欢他那一种情感婉约，表达细腻，弥漫着淡淡的忧郁之美而又不过分缠绵的诗风。 你的诗颇有戴氏之诗的意韵。景、境、情--此诗之三昧也。你的诗中都是包含了的。“情”中蕴涵着诗思。 然现今的时代，早已不是一个诗的时代。诗人们都似走失在社会游艺场的孩子。游艺场根本不是诗人们喜欢的地方，连习惯之往往也不能够。他们总在试图走出游艺场，但当整个社会已变得近乎一个大游艺场了，他们又如何走得出去？ 所以我理解，你虽为学子，心中也定有诗人们那一种苦闷和迷惘，尽管你从未说。 要将诗和天**诗的人分开是不容易的。别人不大能做到，他们自己也是。正如倘不许我写作，即使让我去过贵族的生活，我也活不了多久的。 我以为，诗人们摆脱苦闷和迷惘的最好方式，便是一方面尽可依然写诗，另一方面，将诗意注入到文学的其他体裁中去。在现今的时代，诗人应为人们提供诗性的散文、小说，等等。这会滋润并丰富散文、小说的表现力。 许多诗人都已这样做了。你这名爱诗的中文学子也已开始写散文了，这是很应鼓励的尝试。你的《独角兽》，当算一篇寓言体小说。它是有些诗意的，但立意模糊不清。文学的任何一种文本都是有魂魄的。所谓立意、主题、思想性便是。它有时是单一又明确的，呈现在短篇小说里往往是这样；它有时又是多重的、一言难尽的，呈现在长篇小说里往往是那样。 模糊不清和多重性、复合性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部长篇小说，也许不同的一章便包含有不同的主题；也许前几章根本不涉及任何主题，而只编织人物关系，只将刻画人物作为首要任务；到了它的中间部分，多种主题思想才一下子纷呈出来。 短篇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能那样要求短篇。但并不意味着一概的短篇因而便可无立意、无主题、无思想性。 某些短篇看似无立意，其实是有的。那往往是一类唯美倾向的或情感特质鲜明的短篇。在这样的短篇中，美上升为一种主题，情感得到了一种思想性的诠释，立意完成得较为含蓄。 在这样的时候，几乎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所多次提到的别林斯基的那句话--“如果所谓主题干扰了人物塑造，那么作家可以不考虑主题是什么”--才是一句有的放矢的话。 比如《孔乙己》。人物本身即立意，即主题，即体现了作家本身所要表达的全部思想。 在上个学期，我曾主张你们可以不管什么体裁特征，不考虑什么主题立意，动笔写来就是。对于你们的作品的点评，我也多赞长处，少评不足。每评，三言两句带过而已。 上学期是以鼓励为主。这学期应有所要求。否则，同学们的水平将没有提高，我也对不起大家。 从上学期的作业来看，《父亲》、《少年与邮差》、《天意》、《爱尔兰咖啡》、《幸福的女人》、《一双鞋子》、《父亲的天空》，都是有立意，有主题，有思想性，而且表达得都比较好的作品。 但不久前，你和弘毅的两篇作业，按照这学期的较高的要求，都有同样一种欠缺。这两篇作业，第一，是可以改好的；第二，不改好便发在《文音》上的话，已与你们所应达到的水平不相符，所以你们理应改好。然现在“非典”猖獗，你们也不便必改，千万不要当成任务，还是要以身体为重。情况特殊，《文音》这一学期不出也罢。（未完待续） 第17章 致年轻同学的信(3) 怎么改呢？比如河边卵石、树上叶子、豆荚里的豆子，它们天生就是那样的。但它们又可以做成工艺品。做的过程，就要有所选择。选择了还要加工。比如蛋壳做成工艺品，那加工的过程便是创作的过程。你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高中时期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儿来写。 这没什么不妥。这很好。少女如花，少年如诗，青春期的情愫如自谱的一首歌，一吟三叹地唱来，是值得写的事。 但你们是否加工了呢？生活中有些事，原本动人，感人，正如上品的雨花石，那是无须加工的。 但你们经历的那一种青春期的情愫，那一种和女孩儿之间的关系，还不能说是雨花石；而好比蛋壳，须以清漆增加光泽度，须着色，须画上图案，才可成为工艺品。 你们几乎是仅将经历记录了，只不过记录时注意了修辞而已。而那是不够的，还缺细节、情节、典型性格的刻画及典型语言的锤炼。比如你的《小薇》，在第二段，写到“后来我们的感情升温，每次见面，却又不能不背着大人们”云云。无论就经历本身而言，还是就创作加工而言，以上一段文字中，该有着或可以想出多少新的细节、情节和情愫成分啊……写出来了，以后的思念，才有意味。省略了，仅靠对第一面的描写，难以支撑后来那么忧伤缠绵的思念…… 好比我在点评你的《小薇》时，举到的“人面桃花”的例子，设若诗人崔护，只见了那农家少女一面，再往，未遇，于是题诗，便决然构不成故事。一定是题诗之后，少女遗憾二次失缘，又有三次前往，少女的父亲当面说：“你害了我女儿了！”--于是奔入门中，才构成故事。小说即使不是项链，也起码是用珠子串成的手镯。见过一个珠子串成的手镯吗？那是戒指，是耳环。一篇正宗的小说，须有恰适其量的情节和细节。 你的《小薇》，在情节和细节之量上，多乎哉？不多也。故不“恰适”也…… 以上写给你的话，也是写给同学大家的。 《小薇》的构思，更接近诗。将诗转变为小说，不仅是原有成分的溶解，还须添加新的成分。 因为小说或散文这一类“杯”，是大于诗那一类“杯”的器皿……就以诗词而论吧，让我们来分析李清照因思夫而写的《一剪梅》，词曰：“……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你和某些同学的写作，往往在“花自飘零水自流”处，便收笔了。或以为是含蓄，或因笔力不逮，文气不能继续下去，所以使人读之，总觉一切不够饱满。看李清照，接下来又佳句迭出。她追求的是饱满。“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仍其意难尽，于是再补一句“此情无计可消除”，还难尽，于是又有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之千古名句。 又比如她的《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曰：“……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已经“欲说还休”了，还是要继续说，“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这就说穷道尽了吗？未也，复加“休休”二字，仍自觉难罢难了，于是再写“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直至最后“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离情别绪，写到此种程度，任谁也不能再多添字了。此时，只有此时，多一字，乃画蛇添足。但少一字、少一句呢？那亦非恰到好处。 或者你们会认为，词牌要求了句数，不写够不成一首词！错矣。凑句数对李清照还不简单容易吗？她可以笔锋一转写开去呀。但她偏不，一句句，一层深过一层，浓过一层，全写的是那一个“情”字！因为她太明白“饱满”的意义了。 诗、词这样，小说散文同样如此。这里有一个“饱满”与“含蓄”，浓淡相宜的问题。对写作有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含蓄”便是“点到为止”，以为“饱满”意味着铺张。不然。 有魅力的含蓄，就是“饱满”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高度凝练后的“饱满”。好比多种维生素合成的维生素片，每日只需一片，足够了。但人不可以每日只服维生素片而不食蔬果。同样道理，含蓄在文学中不能代替“饱满”，那就只能以“史笔”写作了。 先有“饱满”在心，后有含蓄在纸。心中无“饱满”，纸上无含蓄可言。那不叫“含蓄”，是苍白，是缺乏“原材料”。 寥寥数字皆是情，诗句也。 一个情节甚或一个细节，往往足以撑起一篇散文。但小说又不同，往往需二三情节，多个细节。为了“二三”，胸中要预想“五六七”，优选之；为了多个，写前要有更多，反复掂量，留取最想留取的。 同学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只有一块“石子”，便自命一个名，拿出来给人看。这不行。有了那一块，为了将那一块“搭配”得更好看，需再直接或间接地从记忆中、生活中去寻觅。 总而言之，小裴若悟明白了个中道理，今后定会写出极有诗意的散文和小说！ 我期待着…… 致俞德术同学 德术： 在我心目中，你是我们这个选修班上“背景”相当厚实的一名学子。 “背景”一词，是指你成长的那种家庭环境和农村环境。我绝不崇尚穷困。我是自穷困中长大的，深知穷困对于人类希望快乐的天性是多么冷酷的剥夺。我和你一样，从少年起便担负着很大的家庭责任。我从你身上看到了那一种熟悉的责任感。对父母的，对弟弟妹妹的。你在给我的信中，曾写到你认为自己在尽到那一切责任之前，甚至没有理由和资格谈情说爱，这一点像极了我。我32岁才迟迟结婚。倘我还不结婚，早已超过了结婚年龄的弟弟妹妹，便都将因我而继续推迟婚事。所以你的那一种家庭责任感，我是特别理解的，也特别令我感动。我们选修班的同学，无论男生女生，都是有责任感的。只不过与你所身负的那一份责任感有区别。比如有次我与一名女同学交谈，她说--为了有朝一日回报父母之恩，要求自己必须刻苦学习，希望能获得更高学历，希望由此能在将来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收入高些，使父母过上较幸福的晚年…… 这也是一份责任感啊。也令我很感动。这一份责任感，成为学习动力，进而成为以后实现具体人生愿望之动力，我以为是很符合人类美好本能的。我们的周研同学，有次我和她交谈，才知她是贷款上的学。这是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呀。这种志气当然使我感动，使我钦佩。 从前在中国，在大学，一谈起责任感，便是应为国家怎样，应为民族怎样，应为社会主义怎样。从前和现在，有没有不计小责任--对父母、对家庭的责任，只心装着某种大责任--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的人呢？可以肯定地回答，有的。他们都是些高尚的可敬的人。比如现在日夜奋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们，便都是为了大家，为了别人，而不顾小家利益的可敬的高尚的人们。 但依我想来，时代毕竟不同以往了。无论个人的能力多强，也是难以造福全社会的。全社会的文明进步，那是要通过集体的、集团的优势整合的能力来推动的。而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责任感，也许正是通过其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与某一集体其他成员的关系逐渐形成的。我不相信一个对至亲者比如父母兄弟姐妹都少有责任感的人，在集体中会对其他成员有什么奉献精神。我更不相信，如果一个人对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毫无相互责任感和温爱之心，他会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大责任义不容辞的人。当然，个别的事例是有的，我们这里谈的是普遍。上一堂课，坐在我身旁的锦州女孩咳嗽不止，甚至跑了出去，而我们的晨晖同学立刻奔去表示关心。这个细节也使我感动啊，并给我留下深的印象。晨晖的这一举动，使我们选修班这个集体，体现出了一种温暖。几乎你们平时一切良好的表现，只要我看在眼里，心中都会感动，并且由此更爱你们…… 德术，在给你的信中，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别人呢？这乃因为，我特别重视一个人有无亲情责任感这一点。从前我们不重视这一点。那是不对的。亲情责任感体现在你身上最为强烈。你与其他同学不同，你不是独生子女，你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你不打算考研了，除了为父母着想，也是为了早日参加工作，能供妹妹上学。毫无疑问，你还有一个愿望，早日用自己的工资为家里盖一间像样的房子！关于你的家乡及你的家，已有同学去过了，我们也从你一切的写作中了解了。我想，我们应感激你通过你的写作，使我们了解了发展中的中国的另一部分现实。它在减少，但还令人遗憾不安地存在着。了解这点，对每一个中国人尤其大学生很重要！因为，你们中如果有人以后有了为社会多做贡献的能力，那也许将是和大学时期的这些了解有关的。在今天，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肯把自己穷困的家境写出来给人看的。原因不言自明。而你有勇气写出来，并且你写得满纸真情。故，老师对你的特别关注，未尝不包含着敬意。我想，我们大家都会这样相信--倘我们的俞德术稍有能力，是不会拒绝为自己穷困的家乡做一份贡献的。倘他以后成为富人，一定会为家乡盖起小学和中学的。你对自己亲人的责任感，使包含老师在内的我们大家对亲人的责任感，在以后的某一天可能升华为一种更具内涵的责任感。 下边就该谈到你的《父亲》了。 《上海文学》的编辑来信认为，《父亲》不像小说，像散文。而作为散文，又太长。 这位编辑是我的朋友。她说得对不对呢？也不见得全对。因为当年我的《父亲》也差不多是类似的写法，发表后获了全国短篇小说奖。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也是被视为短篇小说经典的。不以所谓故事来构成，以写人物为初衷，这样的小说，古今中外范本很多。但我这位编辑朋友的话，又有很对的地方。那就是，作为一份刊物，都是分了栏目的。既有小说栏目，也有散文栏目。两个栏目每期并存，对所发作品，自然便会有文本特点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求发在小说栏目的作品，其小说特征应是鲜明的。而以这一点来看《父亲》，它的小说特征，就不如《少年与邮差》、《午夜》和《天意》鲜明。我在谈到《午夜》时，为什么用了“正宗”二字来评说呢？因为它小说之文本特征鲜明。还有你的《少年与邮差》和同江的《天意》，它们之小说文本特征鲜明于何处呢？那就是--不但有情节，而且情节有转折。有转折就有起伏。恕我省略跌宕二字。其实《午夜》是有跌宕的。小说中人物之一驾车撞人了，于是倾家荡产，这是情节；他的朋友在午夜重蹈覆辙，这是同样情节陡然转到了另一个人物身上；作为朋友的人物劝其干脆将伤者轧死，后者起初怕受天谴，但终于那么做了，情节在这个过程中起伏之，跌宕之；又有了后来知道轧死的是自己妻子的情节，以及最后杀了自己朋友再自杀留下一桩谜团重重的疑案的情节，可谓一波三折。同江的《天意》，也有这一特征。《父亲》，考大学这一件事，构成了情节。第一年落榜，是谓转折；第二年迟迟未收到通知，是谓对转折的进一步铺垫。然而，铺向哪里了呢？如果铺垫出了另一新的情节，那么将有跌宕出现。但没有，一接到入学通知，小说全部起伏的因素，宣告平息。于是只剩下了一家人以及读者对外出的弟弟的思念，结尾弟弟也回来了…… 你写的更是生活。但作为小说而言，接到大学通知书，一直到入了大学，到写这一篇小说时为止，弟弟仍杳无音讯，索性以悬念结尾，或便像小说了。小说应“高于生活”这一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小说为了保持其文本的特征，当对生活进行“改造”。“改造”得如何，即创作性也。 我曾讲过，小说是需要技巧和经验的。这是它不同于散文的方面。但我仍认为，《父亲》写得很好。 普遍而言，同学们对小说的文本特点还都不太善于驾驭。这没什么。我以为。谁都不要因此妄自菲薄。大家进步都很快。 若提笔想写时，掂量来掂量去，素材不足以构成小说的话，不必非写小说。 我给你们讲小说，其实主要是培养你们另一种思维方法。而你们不必拿小说难为自己。 你的第二篇作品，应交我看看。你的那一篇《我的初恋情敌是我的弟弟》，我当时曾在课堂上说，没什么值得改的价值。现在想来，武断了。其实也可以改，而且能改好。 它的基本内容无非如此：少年暗恋上了村里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少女。这是人间常态，许多人都有此经历；孰料，自己的弟弟也爱上了那少女。兄弟俩因暗恋相互猜忌、嫉妒，但毕竟是手足，于是还暗中相让，而少女浑然不知……若干年后，少女嫁走了，小村对于兄弟俩更没了美好的色彩……再若干年……嫁作他人妇的少女回村了两次，然已失去当年少女时的水灵，憔悴如中年女人，那是被穷愁的生活改变的。已是大学学子的“我”，应与当年的恋人有短暂接触，那种情形、对话，你自己去想象。 该注意的有几点，第一，她对“我”兄弟二人对她的暗恋，始终浑然不知。正因为这样，成了大学学子的“我”又见她时，她或许会因为已婚了，便完全以长辈的口吻跟“我”说话了吧！第二，弟弟年龄太小，对她的暗恋，当纯粹是儿童式的，半懂不懂，朦朦胧胧，却又因是弟弟，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哥哥什么事都该让着自己。第三，兄弟间的矛盾、冲突、和好以后，仍有一次同时见到她的情形，要写出一方浑然不知，而兄弟俩心照不宣的情况之下，三人间的微妙对话、神情、细节。第四，再见到被生活改变了的她时，弟弟内心的情愫波动，似应强烈于哥哥。我想，结尾应该是这样：长大了的弟弟，独自号啕大哭；而身为大学学子的哥哥，不知如何安慰。村子到那时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年轻男女都到外地去了…… 对你，这次就写这些吧！相信你能改好那一篇…… 致杨蒙蒙同学 蒙蒙：（未完待续） 第18章 致年轻同学的信(4) 在我们班的女生中，你是第一个将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的。那最初是笔记本上的几则高中时期的日记。后来你在笔记本上写了一篇小说给我看。我认真地看了，并在课堂上点评了几句，却没有深入分析。那是我们这个选修班上的第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笔记本在我手中压了许多日子，我讲评到你的爱情小说，也是开课许多日子以后的事。在那以前，我已讲评了别人的写作。可你从未问我：老师为什么还不讲评我的作业？你一如既往地沉静地出现在我的课堂，沉静地听我讲课。你积极参加课堂讨论，从未在我的课堂上看过其他课业，更没有心不在焉过。尽管，我的课往往讲得不那么吸引人。这是对我的教学的支持，我很感激你。我曾听别的老师说过有学生在他们的课堂上埋头看其他课业的书籍，或心不在焉的情形。我对大家几乎没什么要求。在我的课上也有同学那样，而我从不当成一回事。其实，我心里是有想法的。和所谓“师道尊严”毫不相干，我的想法是--一堂课45分钟，任何一位老师，都必为那45分钟做过些准备。任何一堂课，都不是专给哪一名学生上的。如果，一名学生选择了一门课，只听了几堂便觉不合自己胃口，于是无故旷课、坐在课堂上而心思不在、埋头看其他课业的书，那是很不好的。对任何一位老师其实都没什么。然长此以往，对自己做人修养的形成不好。倘始终无人指出那样的不好，便会我行我素。以为世上之事，原本应完全以自己的感觉为情理。世上其实有两种我行我素之人。一种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逐浊流，追求的是做人的“清流”标准。此时的我行我素，有做人的正面意义。另一种人其实谈不上什么追求“清流”的做人标准，只不过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罢了。太以自我为中心之人，就不可爱了。我认为，大学其实不只是学知识得学历的地方，还应是自觉形成良好修养的地方。这修养，又往往形成于一般人以为不足论道的微细处。而且，有的老师的课，不过每周一两堂。但听，绝不至于句句都是废话。哪怕几句话对学生的认识有启发，那也便不枉听了一堂课。若根本不听，便连那几句话也没听到。 你在我的选修课上的表现，是我应当感激的。我对你的小说讲评不够，你也并不耿耿于怀。证明你懂事、有修养。在此我要对我们班全体的女生强调一点，你们总体地文静有余，生动不足。这不是我希望于你们的，更非我要求于你们的。这一学期就要结束了，下一学期我不教你们了。以后的几堂课，又不能按常规去上。在我们的师生关系中，你们再没了生动的机会，想来令我替你们遗憾，不知你们自己憾否？ 蒙蒙，现在我要告诉你，当初我迟迟未讲解你的爱情小说，后来讲评到了也只不过三言两语，乃因当时只有你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我还不能总结出任何对其他同学也有益的共性的见解。我一直期待着再有几篇，看得多些再一道专题讲评，却只不过又等来了徐晶晶的一篇。而你们的两篇，又都非“正宗”校园恋情小说。倘没了校园的特定背景，摆放在校园外的背景来看待，便太少爱情小说的基本构成元素了。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爱情小说。爱情一向是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内容。当其是小说，甚至是小说的主要的或全部的内容时，与诗与散文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便不同在，那时的爱情，在小说中成为一个始终进行着的“事件”。爱情是这世界上肯定天天发生时时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眨眼之际，不知在这世界的什么地方，两颗心便已因爱而碰撞在了一起。 但事情和事件是多么的不同啊！绝非任何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写出来都能自然而然成为小说。 能成为小说的爱情，一定是那种超出了一种事情的寻常状态，达到近乎一个事件的不寻常状态的爱情。 可在太平年代，哪里常有那种近乎事件的不寻常的爱情可写呢？又设若写校园之恋，究竟能不寻常到哪里去呢？ 不寻常在，发生时的特别，发展时的细节，以及结局的意味。这几点我们从当代题材的中外电影中应屡见不鲜。一部电影，无论是爱情题材的，或不是，但只要有一男一女的恋爱情节，那么他们初识之际，情形往往是很特别的。即使像两个人相撞了一下那么寻常，也要在这寻常情形之中，尽编、导、演之所能，营造出些许的意味来。那往往是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点，特别的反应即特别的眼神、表情、话语、动作，等等。只有这样，司空见惯的寻常事情，随之意味着一次爱情“事件”的开始。比如《天仙配》、《牛郎织女》、《白蛇传》，无不如此。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先是安娜的哥哥，在站台这一地点，向渥伦斯基谈自己的妹妹及妹夫；接着是安娜与渥伦斯基的母亲，在列车上等包厢里听对方谈自己的儿子；再接着是渥伦斯基上车，母亲为他和安娜互相介绍，而安娜下车时，在车门口一回头，与渥伦斯基正望着她背影的目光相交……这一切原本寻常，但托翁将一次爱情“事件”即将发生的种种端倪，业已含蓄地隐隐地不动声色地表现于其中了。当然也可以根本不是那么庄重地，而是很喜剧地予以表现。后一种例子不必再举，同学们应从影视作品中见过不少。 回到蒙蒙的小说作业来谈。蒙蒙是聪颖的，明知自己构成一篇爱情小说的素材不足，于是选择了书信形式，间接写到了两个女孩子一成一败的初恋。问题是--成者何以成？败者何以败？表面的成中，是否隐含着败迹？分明已败的爱情中，是否有动人的真情成分？对于初恋，何又为成？何又为败？…… 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关于爱的问题，有某种见解，则我们便只有在写作时取下策，即生活中事情原本是怎样的，便基本怎样写来。而生活中的事情，不过只是事情。不对这些事情进行再创作、再认识和再想象，《幸福的黄手帕》不能由一则短短的报道成为电影；契诃夫的《脖子上的安娜》，不能由生活中的寻常现象成为短篇小说；《苔丝》不能由一桩世俗命案成为长篇名著。 另外还有一点是，我们的女同学大约都不好意思通过习写触碰爱情。没恋爱过的，也许怕别人以为自己迫不及待地巴望恋爱了。正恋爱着的，希望爱情处于地下，不愿暴露于自己的写作中，谨慎地防止别人的猜测。倘失恋过，更不想自触疼处。这些顾虑都是可以理解、应当尊重的，却也实无必要。因为你一旦要写成文学的作品，那内容便必须超越你自身的经历，也可以认为不再是你自身的经历了。而如果不能超越自身经历，那么其实又不必写。我所要求的，是那种写出来给别人看的标准。那么，无论谁，写前都要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写？试图让别人看了之后感受什么？ 以上，并不意味着对蒙蒙的小说的否定；而是借写给蒙蒙的“信评”，谈开去，谈一点共性的问题。 蒙蒙的这篇小说，也属缺乏小说特征的一类。而且，也算不上是写爱情的。正如我以上所谈，关于一切爱情“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几乎不见任何情节和细节的表现。情节自然也是有的，但不是处理在两个相爱的人物之间。 这还不是否定吗？不。因为，依我想来，在蒙蒙，也许预先根本没有明确地决定是要写一篇爱情小说。那只不过是两个女孩儿之间的通信，透露着一些各自的初恋经历的讯息。那么，它的题目还不如干脆是《初恋信札》，这样，内容和实际便相符了，而且，形式也挺别致。 正如弘毅和小裴的两篇习作，其实也非爱情的，而是少男少女间似爱非爱的情愫题材。弘毅声明自己那一篇不是写爱情的，此言对亦不对。当然不是纯粹写爱情的，这我看出了。其实那一种情愫所载，亦有对中国教育方式的质疑。这一点也许更是初衷。但问题是--倘不将那一种情愫写到动人又令人伤感无奈的水平，所载难以令人深思，初衷便难以达到。 一个事实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班上只产生了一篇真的可算关于爱情的习作，而且，具有小说特征。那便是徐晶晶的《你是云，我是风》。 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孩儿，分配到某公司，爱上了已为人夫的经理。双双坠入爱河，有了一个时期的同居经历。后来女孩儿难以承受名不正言不顺的痛苦，离开公司；而对方发誓，总有一天会再找她。那一天在女孩儿的生活中出现了，对方带来了一纸离婚书。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接下来是一段幸福的日子。但好景不长，一日男主人公接到前妻的电话，说男主人公的儿子出了车祸。男主人公失去了儿子，女孩儿陷入浓重的内疚阴影。终于，女孩儿又离去了，留下的信中有言：你是云，我是风…… 它有情节，有细节；情节有转折，有起伏，甚至可以说有跌宕；细节也较生活，人物关系一再变化。 晶晶的这一篇小说，也较“正宗”。但它委实使我困惑。许多日子以来，不知怎样评价。首先我困惑的是--为什么不是校园恋情，而是一种“第三者”（未完待续） 第19章 致年轻同学的信(5) 式的？所谓“第三者”式的，在校园外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中，早已不足为奇。第二，使我难以充分肯定的是，人物关系太俗套了。在这一种人物关系中，如不能开掘出新意，便流于一般化。上学期我对所有同学的习作都是以鼓励为主的。对晶晶的这一篇持同样态度。它小说特征鲜明，这是我在课堂上讲评到的；但一般化又是大忌，而我不忍直言此点。在上学期尤其如此。晶晶写得很认真，更加使我不忍。我在这学期的课堂上已说到这种又矛盾又内疚的心情，请女生们再次转告。 由晶晶的习作我想谈到的是--写作之选修课，不同于其他课业。其他课业有标准，即唯一正确的评判结论，而写作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课业往往只需听、记、背，便完成了学的要求。写作课记也没用，背也没用；听了还须悟，有所悟还须善于实践。其他课业的评判，只按标准答案画“√”画“×”即可；写作课则需进行讲评，而讲评是得失两方面都要兼顾的。上学期你们需要鼓励。 但若真正使你们获益，其实主要不能靠鼓励，而靠对于“失”的方面一针见血、一矢中的之分析。也就是说，当我对你们的不足分析得越透，否定得越不留情面，这时，恰恰这时，如果你们习惯了承受，你们所获便多些。遗憾的是，这一学期我本已打算开始这样，却被“非典”剥夺了不少课时…… 借给蒙蒙的“信评”，这次就对同学们谈这么多。归根到底，在我的课时内，大家能否写出什么，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在想象思维、情理思维的能力方面，是否真有提高。 这一种提高，将决定你们在今后各行各业的工作中，有无优秀表现…… 缺乏想象力的人，今后在各行各业之能力表现都将逊于有丰富想象力的人。 大家一定要信我的话…… 致唐琬欣同学 琬欣同学： 虽然你还不是大学中文系的学子，我亦视你为我的一名学生吧！ 我决定以信的方式为你的书稿写序。写这篇序时正值我到呼和浩特--乘6：55的飞机，4：00起床，9：00到住地。上午没参加活动，在房间看你的书稿。我写这些，不是要引起你的不安，更不是要获得你的感激，而是希望，你及许多如你一样热爱文学的初高中生，从中体会到一名老写作者对“新蕾”的深切期许。 我竟忽然想到了马克思。不是想到了他的主义，是想到了他在论述共产主义时的一段话：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极大文明，人的公共觉悟极大提高；于是，虽非人人皆尧舜，但每一个人只要具有艺术的才华，只要肯为之付出，那么都将有机会表现一番…… 目前之中国当然非共产主义。但生活较为无忧无虑或少忧少虑的人们中，爱好写作者渐多，包括你这样一些少男少女。你们并非完全无忧无虑，每为升学倍感压力。对于你这样家境较好的女孩，大约也就这么一种压力。共产主义不是人人都活得神仙似的奥林匹斯山，可以说你们差不多是生活在共产主义了。中国人口众多，你们这年龄的少男少女也多。你们在中国构成的文学现象（其实言出版现象更为恰当），乃是这个世界当前别样的一种文学现象和出版现象。 老实说，看了你的三分之一书稿我便可以写出一篇序了，但我还是相当认真地看到了最后。也老实说，对于从青年时期一路写下来将自己写老了的我，读你17岁女孩的书稿是很需耐心的。 下面向你汇报我的读后感。我觉得，人与写作这件事，主要由三种前提达成关系--文学能力、感受能力、虚构能力。 此三点，皆属你所言之“天赋”，是主要前提，却非是决定性的。我一般不轻用“天赋”二字，这个词怪吓人的，会令人敬而远之。 我每用的是“潜质”一词，好比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设想时间是由宇宙在某一原点的爆炸产生。无那一“原点”为前提，时间概念无从谈起。“天赋”也罢，潜质也罢，是人与文学创作以及一切艺术创作之关系的原点。“爆炸”意味着潜质的发散。 但我又认为，“天赋”也罢，潜质也罢，其差异并不比狼狗与猎狗的区别更大。那么，我首先纠正了你的一个误区：“无大天赋者，勿为作家。”潜质有几分便好，能否发散至大，更主要的是靠多读多写。读是学习，写是实践。不懈地学习与实践，遂有好收获。 我很负责地说，你具有文学写作的潜质。我17岁时除了作文还什么都没写过，连作文也并非一向得高分。 故你不必妄自菲薄。 以17岁的年龄而言，你的文字描述能力是不错的。歌德16岁时发表《少年维特之烦恼》，之所以轰动一时，一是因为年龄小，二是因为题材受少男少女们追捧。至于文字，绝不能说好极了。 我认为文字是文学的“皮肤”。好皮肤除了是保养的效果，更是身体内在健康的呈现。倘内分泌紊乱，再高级的化妆品再神秘的养颜术也是无济于事的。好文字是写作者内在之精神气质，修养与情操、情怀的反映。而且，不同的体裁、题材，相对应着文字的不一样的好。鲁迅的杂文与散文，文字风格是极不同的。便同样是小说，《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祝福》、《伤逝》，文字风格之不同亦如节气。再如老舍的《骆驼祥子》与《月牙儿》--前者如黑白纪录片，后者似彩绘工笔画。 故你从现在起应懂得--下笔前，先思量，你要写的那一内容，你对它的品貌有怎样的预期？从而确定应以哪一种文字风格来呈现。《伊豆的舞女》好也好在--以那样的文字风格呈现那样的内容是效果最佳的。倘内容与自己一向习惯的文字风格不相宜，抛弃习惯，实践全新的另一种文字风格为好。古代好的武士是能用十八般兵器的，写作者的文字功夫亦应如此。 你已具有了相当值得肯定的生活感受力。它较敏锐也较细腻，并且，尺度颇大。比如你最后一篇《抽屉里的凶杀案--悼念一条死于非命的虫子》。那条藏身于你衣叠中的虫子，你给了它一个名字“小柯”。它被你的父亲用火柴棍弄死，你恻隐之。这一篇是出于我所料的。也许在别人看来是“戏作”，但我读出了真情悲悯。对于灵魂之有无，你亦产生过形而上之想。故我觉得，以你17岁的年龄，可以说感受力一流。有感受，才有所谓感悟。若以10分计，我给你打8分。这是高分。若一个人既有不错的文字表现力，也具有一等的心灵感受力，那么起码可以成为散文家。但你文稿中的散文却写得并不多么好。 好的散文并非是看到了什么，用过得去的文字将所见描写出来，再加点儿感想的“味精”。能这么写散文者在中国几可言多如牛毛。 好的散文是于百千万人之眼界内，看到见所未见的，或屡见而麻木的什么，并用好的文字凸显出来。那么，纵然感想仅仅三言两语，也肯定能言人所不曾言，肯定不仅仅是感想，而是使别人读之获益的感悟。感悟是对泛泛感想的提升。这种散文，属“妙手偶得”。不可强求，也不必强求。如缘分，期待而已。期待是指有准备的等待，不是“天上掉馅饼”那等好事。 从你的书稿看来，你着力写的，非是散文，而是小说。你的一些散文，只不过为写而写。但你的几篇小说，分明是用心写了的。 小说主要体现虚构能力。我也给你的此种能力打8分。 你为《十字路口的守望》所写的后记中言：主要是想纪念一下自己的友情，同学“姜雪”并不代表某一具体的人，而代表了初中时期所有的好朋友…… 此篇算不算得上是小说，姑且不论。我以小说视之，因它分明属于虚构。 问题是，作为读者，我不能从你与姜雪这名同学从相识到不面别而离别的过程看出，这种嗒然若丧的情愫足以代表你至那时为止的“一切”友谊。 某些作者，一篇作品写罢，意犹未尽，每在后记中补充，曰“补白”。 然通常，一篇较好的小说，其主要的情感成分或思想含量，当由情节、细节的自然而然的进展“流淌”出来。即使非由作者来告白，也当是告白于作品中，而不是由后记来“补白”，来“点题”。这一篇小说是失败的。倒不如将后记中的写作意图由散文来表达，那便可“散”布于字里行间，而不需有蛇足的后记了……在《月光背后》一篇中，关于一块糖的细节用得很好。日本老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女子痴爱男子，竟珍藏了他剪下的指甲近20年，警方据此侦破了一桩凶杀案。比之于一束发，或戒指、手镯、衣物，指甲乏美意。然而，却极端。 西方理论家言：情节如天使，细节像魔鬼。天使有“明星脸”，相似。每人心中却有不同的魔鬼之想象，因而好细节打着过日子不忘的个性印记。 一名高中女生暗恋一名男生，连他随意给她的一块糖也没吃，保留着，这也爱得较极端。 故另一名女生知道后惊呼“天啊……”，读者便生同感。好细节每具有极端性。 你另一篇小说中，写一名女生对一名男生的“喜欢”，包括“爱闻他衣服上淡淡的洗衣粉味儿”，这一细节也是好的。 我也是通过你小说中的细节，来肯定你有一流的感受力的。我认为你最好的一篇小说是《马蹄莲》，颇有欧·亨利小说风格。 你大概不知他是美国早期的短篇小说之父，建议你找一本他的短篇小说集读读。他的小说在结尾时每出人意料，显示构思的智慧--莫泊桑的《项链》亦如此。 但我又觉得，此篇情节未免过于“巧合”。小说情节的虚构，如同竹编艺人的“活计”。编得太粗糙，便没了工艺品的“艺”性。而编得太刻意，也往往弄巧成拙。编得巧，还要“合”，即“合”于现实生活常规。无巧不成书，巧而不“合”是谓“凑巧”。文学之虚构，忌一味在情节上“凑巧”…… 欧·亨利也罢，莫泊桑也罢，他们的经典短篇中，一般只用一次巧合的。 你才17岁，我想，10年后，你的写作水平定会令我刮目相看的。人与写作的关系亦如友谊。泛泛之交非友谊，短暂的多情类乎情场游戏，名利之交另有说法，曰“生意伙伴”。真友谊是一种推心置腹的关系，不是爱情，胜似无怨无悔之真爱。由是，人“托心”于文学，文学也绝不会背叛人的钟情。所谓有幸识“君”，如王昌龄诗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如杜甫诗句--“交情老更亲”…… 2011年7月25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 第20章 我和梁燕同志 写罢序名，不禁一笑--昨晚与“梁燕同志”通过电话后，睡前想了几个序名，都不甚满意。清晨半睡半醒之际，又在想，头脑中忽然冒出了以上六个字。起初自嘲江郎才尽，什么年代了，那么六个字岂做得序名的吗？未免太陈旧了呀，有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感觉嘛！然而那六个字，偏偏像是每个字皆有了点儿魔力，胶着在脑海中赖着不去了。 一边穿衣服一边寻思，究竟好还是不好？及至下床，竟决定了--便是“我和梁燕同志”吧，明明白白，也挺好，尽管有种“从前”的气息，但我却渐渐喜欢起那种老物件般的气息来。何况，我俩都一眨眼似的，无可奈何地老了。并且，也都多多少少地，与眼下的时代有些隔膜。 梁燕同志1926年生人，屈指算来，已85岁了。 他怎么就会85岁了呢？这真是我没法接受的事实！然而正如常言所道，事实就是事实啊！ 从前的他，我最初认识的“梁燕同志”，说起话来语速是很快的，习惯说短句。我俩在一起讨论什么事时，他常说的是“好”、“听你的”、“就那么办”、“一切你做主”、“没问题”…… 如同不分彼此的“铁哥们儿”。 而他大我23岁，按年龄，是我本该尊为父辈“级别”的人。可我却一向视他为“铁哥们儿”。因为我们曾是同事。当年那一种特别友好的同事关系，将辈分意识冲淡了。反正在我这方面是的。又因为，昨晚前，我一次也没问过他的年龄，不清楚他竟大我23岁。偶尔也会想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但即使想到了，“哥们儿”关系已先入为主，成“主流意识”了，只不过再涂上层“老哥们儿”、“老铁哥们儿”的意识色彩罢了。“忘年交”这种很文气的说法，不太能表明我们之间曾经的友好关系。 曾经吗？ 是啊。自从他退休后，凡25年间，我们见面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他常住甘家口，有时到北影厂领工资，想我了，会顺便到我家看我，聊会儿天。后来北影也发工资卡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然我是常挂念他的。他也必常挂念我--这还用说！ 我于1977年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编辑部于是有了三个姓梁的。年龄最长的是梁彦同志，是位“老三八”，很正直，在编辑部极受尊敬，那时他已快60岁了，人称“老梁彦”。 由于有了位“老梁彦”的存在，当时才50岁左右的“梁燕同志”，便被叫做“小梁燕”。而我，则被叫做“小梁”。 我们“三梁”之间关系很好。非是自诩，我们都视自己为正直之人。 “老梁彦”退休后，“小梁燕”的关系地位在我意识中“升级”，便开始称他“老汉”。这一叫，竟叫了30多年，真的将他叫成了85岁的老汉，我自己也不再是当年的“小梁”了。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部分为三个组。外稿组是负责审阅每日从四面八方寄来的剧本投稿的。我曾是外稿组编辑，“老梁彦”曾是我组长。1983年我调到了组稿组，就是定向与较成熟的作家编剧进行联络的一个编辑组，“老汉”是我的副组长。两年后，“老汉”到了编剧组任副组长，不久我也调到了编剧组。 我们的关系，由是更好。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分配指标是归在文化部的，当年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属文化部直接领导的单位。我可以留在部里，也可以选择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一则是因为心理上排斥机关氛围，二则是因为喜欢看电影。当年我才二十八九岁。我们这一代人，爱看电影的欲望比现在的年轻人强烈多了。在当年，中国青年人的精神享受内容少得可怜，看电影算是很高级的精神享受了。到了北影后，自然萌生过创作电影剧本的念头。但很快便意识到，要想实现心愿，那是“难于上青天”的。 北影几位资深的老编剧，尚且屡屡失败，哪儿轮得上我呢？于是一门心思写小说。即使哪篇小说被北影或其他电影制片厂相中了，自己也不想亲自改。 于是在我们北影，“老汉”成为“梁晓声小说”之“改编专家”。除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是由长影的导演亲自改编的，后来几篇当年适合于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几乎皆完成于“老汉”笔下。 “老汉”出马，一个顶俩。基本的情况是，一稿定江山。推翻重来的事，从没发生过。 “老汉”改编我的小说之前，看得认真，想得也周到，然后约我一谈。我们那种原著和改编者之间的合作，默契到像是一个人的程度。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很少超过一个小时。 通常我一听完他的改编想法，往往根本无须补充什么，提醒什么，只说：好哇，老汉，就照你的想法改呗！ 于是一个星期后，最多两个星期，我便见到了改编剧本。字迹工整，几无涂抹。 读后，我照例只一句话：满意，就这样了。不是不负责任的敷衍，是确实满意。如果是将要投拍的剧本，自然会再加一句：听听导演的吧。而到了导演那儿，往往也只不过这儿那儿小改几处罢了。以至于后来北影厂的刊物《电影创作》缺剧本了，主编就找到我或“老汉”的头上，交代任务：有没有合适的小说可改？如果有，尽快进行，等米下锅！ 那真是相互愉快到极致的合作！半句也没争论过。 “老汉”总是特谦虚，每言是因为我的小说好改。而实际情况乃是--我的小说经他一改编，从内容的丰富性、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到对话的个性化、时代气息的传达方方面面，都会有明显之提高。 “老汉”的改编，在以下几点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可以说使我受益匪浅。 一是他擅长写人物对话。他笔下的人物，都像他一样，短问短答遂成自然。如果一个剧本中的人物都那么说话，似乎必将雷同。可呈现在剧本中，却并不。何以呢？因为同是短言短语，他善于根据人物的性格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以斟酌，并使之口语化。而短言短语是我不擅长的，口语化更是我的弱项。我笔下的人物，一说起话来，往往书面语的毛病就呈现了。在此点上，他是我的老师。他谙熟各色人等的日常语，我向他学了不少。 二是他的幽默。那种不经意似的，具有黑色意味的幽默，也是他的长项。我想，这是由于他是有独立思想的人，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经历了很多事情，目睹了很多现象，虽然自己一向平安无事，但眼见他者命运的无法把握，心有同情，于是由无奈中感受到了黑色的荒诞来。黑色的幽默细胞，我也是有的。但我笔下的黑色幽默，每是刻意创作的。不如他，是笔下油然而生的。 三是他对解放前后各色人等的生活常态，相当了解。所以在改编我的小说时，他善于补充生活情节和细节，提高原作的生活气息。我和“老汉”最成功的合作，在我看来是《西郊一条街》的改编过程。那是我一篇2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可我们共同将它构思成了30集的电视剧本。那时我已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他已退休。他体恤我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不足，照例由他担纲创作。好在他当年已学会了用电脑，否则由60多岁的人来执笔30集的电视剧本，委实是冷酷之事。我们讨论了四五个晚上（白天我还要上班），之后“老汉”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出了初稿。 以我的水平看，基本还是一稿定江山。我的满意程度，远远超出预期。那是专为郑晓龙导演创作的剧本。可由于当年城乡间的户口问题是敏感问题，被归在了不得触碰的禁区。所以当年没拍成。我因“老汉”的一番大辛苦付之东流，耿耿于怀了很久。大约是4年前，郑晓龙麾下的李晓龙导演终于将剧本拍成了电视剧，更名为《城里城外》。因为故事背景移到了北京郊区，禁忌多多，改动颇大。 但是依我看来，糟蹋了“老汉”的一流剧本了。两位“晓龙”都是我的朋友，心存审查桎梏，他们不得已为之的种种改动，在我和“老汉”这儿，也只有理解万岁了。 而成为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黄卡》，今年又有出版社将再版了。那事实上完全是“老汉”的创作成果，作为小说出版之前，我只不过又进行了一番文字加工而已。 我一直当那是“老汉”送给我的一份厚礼。反正非是什么畅销书，印数有限，稿费不多，我也就从没跟“老汉”客气。 “老汉”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1947年参军；1952年转业到了中央电影局办的编剧班；1953年到了中央电影所，当年就赴往铁路工地体验生活，并担任教导员。次年写出了小说《我的叔叔》，那在当年是较出名的小说。 想来，那时他才28岁，与我分配到北影的年龄一样大。 1955年始，他被抽调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工作单位也一直在变--《中国电影》杂志、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这时已是1973年，他已47岁了。至“文革”结束，他51岁了。 一位当年极有创作潜力的文学青年，倏忽一下子似的成了半百之人。 他每对我说：“晓声啊，我退休前，咱俩合作那几年，居然成了我创作的黄金时代，可惜到来得太晚了，太晚了……” 他说得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听得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这些年来，我也渐觉自己老之将至，精力大不如前。每当我有了创作电视连续剧的大念头，首先会情不自禁地这么想--能再度与“老汉”合作多好！但转而一想他的年龄，便怏怏作罢了。 事实上与“老汉”合作，那过程不但默契到极致，不但分外愉快，而且简直还是一种友情的享受。再说得实在些，那一种合作，于我是完全可以百般放心地依赖一下的。 现而今，哪儿还能指望能有这样的合作者呢？每怅然。甚或嗒然若丧。“老汉”，“老汉”，你怎么就一下子就85了呢？你何以老得这么快？ 如果你仍处在刚退休时的60岁的年龄，我也再年轻10岁，我们可有多少次更愉快的合作啊！ 奈何！奈何！值我亲爱的“老汉”之创作集即将出版之际，写此序，以纪念我们之间那种弥足珍贵的友情。 “老汉”，你看我一直将对你的习惯性称呼加上引号，证明我是多么不愿面对你已85岁了的事实！ 你要健健康康地活到100岁以后！ 2011年5月31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 第21章 关于文化的琐思(1) 一 1862年，俄国：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导报》发表了代表作《父与子》，副标题《新人记事》。 1863年，还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怎么办》，也有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创作《怎么办》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因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被关入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怎么办》是铁窗文学成果。 二十几年后，中国梁启超发表论文，呼吁当时的文学人士以小说育“新民”。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陈独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国人当死！1911年以后之国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问世。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让我们将视线再投向欧洲，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惨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而在英国，比《父与子》、《悲惨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说《双城记》问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尔德出版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丝》。 在德国，1883年至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将以上（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跨国界文学现象排列在一起，从中探究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与人心即人性之关系，寻找文学在后文化时代亦即娱乐时代或许还有一点儿意义，是我十几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做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为使旧时代速朽，于是实行暴露，解剖与批判。既批判旧的制度，也批判“旧的人”，那类自在于、适应于、麻木而苟活于旧制度之下的人。 为使新时代速生，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预先为他们尚看不分明的新时代“接生”新人。新时代并未实际上出现，他们便只能将新人“接生”在他们的作品中。 “旧的人”倘是多数，那么即使旧的时代行将就木，也还是会以“世纪”的时间概念延续末日。因为“旧的人”是旧时代的寄生体，就像“异形”寄生人体。 新人倘不多起来，新时代终究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新时代只能与新人相适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随地便溲。 车尔尼雪夫斯基们是知晓这一历史规律的。 二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这一俄罗斯新人，反权威，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在乎自身人格标准，对旧制度勇于进行无情批判，对于旧式人物纵然是讲道德的旧式人物，每每冷嘲热讽。但屠格涅夫最后使他由于失恋而心理受挫折而颓唐而死于疾病加郁闷，屠氏这一位接生婆，他接生了巴扎罗夫这一新人，又用文学“溺死”了他。 也许屠氏认为，一个新人，是根本没法长久生活在旧环境中的，他太孤单，孤单会使人很快形成脆弱的一面。并且，他的基因中，不可能不残留着“旧的人”的遗传。比如他的偏执丝毫不逊色于老贵族巴威尔。而偏执--这正是俄国老贵族们不可救药的特征。 车尔尼雪夫斯基比屠格涅夫要乐观多了。在寒冷的俄罗斯的冬季，在彼得保罗供暖一向不足的单人牢房里，他以大的希望为热度，用四个月专执一念的时间，“接生”下了他的“样板新人”罗普霍夫。罗普霍夫是一位理想社会主义者，医学院成绩优等的学生，正准备攻读博士，被公认是将来最有前途成为教授的精英青年。然而这极具正义感的平民之子，一旦得知他的家教学生少女薇拉的父母将她许给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而她决定以死挣脱时，他大胆地“拐走了”她，与她结为夫妻。他因而被学院开除，也断送了成为教授的前途，但他善良不减，正义不减，在朋友吉尔沙诺夫的帮助下，与薇拉办起了家庭服装厂，实行社会主义工资原则，一切看来似乎并不坏，但不久薇拉和吉尔沙诺夫都深深地爱上了对方。吉尔沙诺夫不再登门做客了，薇拉要求自己以更大的主动来爱丈夫，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敬爱提升为亲爱，三个“新人”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怎么办？对于病入膏肓的俄罗斯，除了期待“新人”的救治别无他法。“新人”面临人类最自私的情感纠葛又怎么办？罗普霍夫作出了完全利他的选择--“投河自杀”，以断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的挂牵。而实际上，他赴美参加废奴运动去了。多少年以后，他与不仅仅敬爱他且对他亲爱有加的妻子回到俄罗斯，与吉尔沙诺夫夫妇成为好邻居…… 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为老俄罗斯所接生的“新人”确乎在人性品质和人格原则两方面影响了以后几代的俄罗斯青年。 回忆起1974年春季，“文革”中的中国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一位复旦大学的三十多岁的而且不是学中文的老师，仅因在《兵团战士报》上读了我一篇小说《向导》，便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到北安再乘十小时左右的长途汽车到黑河，最终住进我们一团简陋的招待所，迫切约见我这名“政治思想有问题”的知青，关上门与我小声谈论《怎么办》，仍感慨多多。 雨果的《悲惨世界》其实也为法国塑造了两个重要的“新人”，即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联想到年轻时的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中力透纸背地刻画了一个虚伪的教士福娄洛，竟然自己在晚年塑造了比孔繁森还孔繁森的圣者型主教米里哀，这说明什么呢？ 非它。雨果以他的睿眼看透了一种国家真相--如果善的种子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土壤及人心中大面积干死，那么什么办法都难以改变一个国家的颓势。 而在这一点上，宗教的作用比文学巨大。故雨果在他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大声疾呼--“在革命之上，是崇敬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即主义化的善原则。 那是一头与专制主义战斗了一生的“老狮子”的最后低哮。如果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可信”原则来评论，不但米里哀那类好到圣者般的主教是“不可信”的；冉·阿让这名后来变得极为高尚一诺千金的苦役犯更是“不可信”的；而沙威之死可信度也极低。现实生活中即使有类似的主教、苦役犯、警长，那也肯定少之又少，“不典型”。 但人心的善，在“不寻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随着《悲惨世界》的读者增多，米里哀、冉·阿让、郭文这三位文学形象，越来越引起全欧洲人沉思--那些小说中的好人的原则，难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现实生活中吗？如果植入了，现实生活反而会变得更不好了吗？由是，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化”人。而在英国，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学即“好人文学”方面走得更远，也更极致。暴动与镇压；一方开动了分尸轮，一方赠送绞刑架。在如此残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三角恋爱情故事--法国贵族青年查尔斯·达雷与身为律师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叫露茜的美丽姑娘。达雷因暗中向起义者提供枪支而被关入监狱，等待他的将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爱的是达雷，给予他自己的却是纯洁的友谊。为了成全达雷与露茜的爱情，也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潜入狱中，营救了达雷，第二天顶替达雷从容踏上断头台…… 这故事的利他主义倾向当年使中学时代的我讶异万分。世上怎么可能有卡登那种人啊！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们将极善之人性置于血腥时代进行特别理想主义的呈现，乃是为了使人性善发出极致之光！ 至于王尔德，这位主张“为文艺而文艺”，并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识分子，也满怀真诚地为欧洲的孩子们写出了《快乐王子》那么动人的童话！它像《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一样，滋润过几代欧洲少年儿童的心灵。 以我的眼看来，启蒙时期的欧洲作家及文化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共同肩负起的文化自觉无非体现在这几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王权专制及其专制下的暴行与丑恶；坚定不移地主张并捍卫思想自由的权利，同时为新时代接生“新人”；以饱满的热情呼唤善的人性与正义之人格。（未完待续） 第22章 关于文化的琐思(2) 因为他们知道，倘无善的特质，所谓新人，也许还不如善的“旧人”值得尊敬。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新人”如是说：“他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身上最好的一面要求他们那样；如果他们换个做法，他们身上那最好的一面就会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烦恼，他们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至于尼采，我至今不知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哲学家。“上帝死了”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学意味的话，但仅仅一句话构不成哲学。至于他为德意志帝国所“接生”的“超人”们，在我看来是人类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的人性是冷酷无情的。一旦另一部分人类被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便会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系统，“将战靴踏入敌人口中”。故希特勒后来在德国军队中散发尼采的“超人”小册子一点儿也不奇怪，而“文革”中红卫兵们动辄将谁“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的口号，也是从尼采那儿来的。我曾写过长篇文章批判《中国尼采综合症》。 “文革”--它是“上帝”加“革命超人”们主宰中国的时代，因而是比仅有“上帝”更可怕的时代。 三 梁启超倡导“以小说塑新民”之当年，其实并没几人响应。鲁迅在做着与契诃夫一样的事，意义与契诃夫之于老俄国一样深刻且深远。几乎只有沈从文悟到了什么，却没有根据证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他的湘西山民系列小说中之人物，虽然区别于同时代许多作家笔下的中国男女，但由于着力于表现“原始的生命力”，故“蛮民”特征显然，便只丰富了那时的文学人物画廊，并不具有“新人”基因。多少受到东方佛教思想与西方基督思想影响的冰心也分明悟到了什么，低调地秉持“爱的文学”亦即“善的文学”跻身文坛，但与风起云涌孕育着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她以女性心温所代表的一种文学现象，也没获得足够的支持。巴金在《家》中的确塑造了觉民等“新青年”形象，但在初版的《家》中，觉民其实是无政府主义信徒，证明着他内心深处的迷惘。《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其实算得上一个“新人”，因为他有拯救意识--先是参与了拯救国家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退隐于小镇，转而拯救文嫂母女，却成为小镇人们舌尖上的流短蜚长之笑柄，结果文嫂的女儿病死后，文嫂也自杀了，于是宣告他的拯救使命适得其反。电影《大浪淘沙》中的金恭绶与其革命引路人之间有一番对话耐人寻味，当金恭绶欲将仅有的两块银元送给可怜的老码头搬运工买药时，他的革命引路人对他说：“你帮得了一个，帮不了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受苦人！” 这句话暗含着的深意是--善即革命；上善即献身于革命。否则，不能实现真善之愿望。 四 回眸每望，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确乎能从历史的光线中看到一批与新时代共舞的新人们的身影，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许多新人按照一样的思维说一样的话，独立思想等于饮毒自杀，人们逐渐习惯了四目相望锁唇舌，连目光里都不再流露半点儿真思想。于是恰恰是本有资质焕然一新的那些国人，几乎统统变得比“莫谈国事”时的中国的“旧人”更旧。 斗争文学成为主流文学。一部农村小说中的翻身农民老汉说：我以后活着只有一件主要的事了，就是瞪大两眼，每天盯着马小辫的一举一动。马小辫者，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而已。阶级斗争以话剧的形式演绎到了只有三口人的家庭中，年轻的女婿与贪小便宜的丈母娘之间“原来”也存在着寻常日子里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也进行到了公社的海椒地里，这次英勇斗争的主角是少年--他发现也同样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偷了几个海椒。阶级斗争既然必须以“坚决斗到底”的原则来进行，结果是不敌老地主的少年被掐死了--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话剧在全国上演，每一个观看了的少男少女的头脑中都从此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根弦。 “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成为了时代教义。由于缺少宗教情怀的影响，也缺少“好人文化”的熏陶，“人性论”在文化之界内界外被批得体无完肤。那么到了“文革”时期，暴力行径比比皆是简直自然而然，不那样反倒怪了。 五 20世纪80年代亦即新时期以来，“新人”形象首先出现在某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与冯晴岚，能够在极左年代恪守起码的独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则，当然在个人品质方面具有绝不肯让渡的“新人”特质。虽然根本不可能，但请允许我来假设--如果这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恰恰及时出现于“文革”中，那么在我看来，其所体现的文化自觉将是光芒万丈的，价值远在《父与子》、《怎么办》之上。还有《芙蓉镇》，还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虽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实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为人存在疑问，但“新好人”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一事实，却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 六 倘中国有一个由恪守独立思想，在人性方面发乎本能地善良，在人格方面当仁不让地正义的人们形成的群体，我是多么地愿意跻身其中而引以为荣，而与时俱进！ 但我长期望寻，望得眼都累了，却并没望到过。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却未必个个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谈不上有多少正义感。与他们相比，我倒宁肯与那些虽无什么独立思想可言，甚至几无思想习惯，心灵里却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为伍。中国的“新人”也越来越多了，但在他们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旧人”更旧更丑陋不可救药的心性。美国电影中反复出现过坏得难以想象的坏人。但美国乃至整个欧洲人中的大多数确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么坏的人也是个别现象，生活中还是好人多。中国小说或电影中一旦出现较好一点儿的人，尤其反映现实生活一类--看后的中国人会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个别现象。真实的生活中才没几个真的好人。 我想，80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时的梁任公，后来又郁闷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传说。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笔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每稍一歇搁，转而便写一个又一个的好人，或感觉到的，或听说的，即使他们只不过好那么一次，好那么一时，好那么一点儿。 因为我知道，好人在中国绝对没有绝种。我不写好人，对不起好人的存在。让善的种子永远在我的文字中发芽、生长，对我也是不那么做“就会感到烦恼”的事。“行为艺术”而已。 七 我相信--“精神变物质”这一句话。对于“好人文化”和好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响了某些人，善良会沉淀在他们的身体里形成物质性的好人基因。那么他们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间所言“善根”。 八 在2008至2010年创作《知青》的过程中，我确乎是将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盘地“种牛痘”般地刺种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里了。我预料到那将会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但我当时的想法是： 管那些呢！让我所感恩的好人们先在我的笔下活起来！何况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结交了多少好人啊！他们使我不以一篇题为《感激》的散文纪念便感觉罪过。 “文革”也不是好人绝种了的时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学生费孝通怀里；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认领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当变疯了的沈力手举磨得锋快的镰刀威胁战友们，而赵天亮久久凝视他，终于默默从他手中接过去镰刀时，唐曾那一种目光使我为之动容了--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东西”。除了《知青》成为我的机会，使我得以如愿以偿地呈现“文革” 年代一些知青们心底的善，在现实中，我又能另外“幸获”什么机会呢？ 我对人性善与人格正义，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人们啊，不管处在什么年代，只要没被关进集中营里，没被剥夺起码的言行自由，能像他们那样好一点儿，好几次，其实不是“难于上青天”之事…… 阿门！ 2012年7月1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 第23章 关于知青 别样的内心独白--《知青日记》序言 这是由300余页知青日记辑成的书稿。在我看来，乃是几十名当年“知青”的内心独白。至今，我已为全国各地许多当年的知青们的书稿写过序了，但是第一次为这种由日记辑成的书稿写序。那么，也让我以日记的方式来写这一篇序吧。 2011年4月22日上午9点半，我参加了年度的“中华文学写作者年会”。“年会”由中国散文学会、《散文选刊》（下半月刊）、《长篇小说选刊》合办，到会者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写作爱好者，亦主要是诗歌、散文、小说的获奖者。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翟俊杰、国家广电总局剧本中心主任高尔纯、全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等到会，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向获奖者们表达了热情洋溢的祝贺…… 下午，我本是要作一次创作讲座的--但我想，这篇序真是拖得太久了，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说明原因，得到朋友们的谅解，开始在家中读这部书稿。晚饭前，读罢1/3；晚饭后，又读罢1/3。 今天--4月23日上午，全部读完。书稿中呈现出某些相当有时代认知价值的人和事。如：哈尔滨女知青郝志宏，听了农场干部的动员报告之后，“情绪十分激动，也没和家人商量就第一个报了名”。 这刚满18岁的中学女生何以“十分激动”呢？因为报告人说：“农场的生活条件可好了，常年吃大米；土豆像香瓜一样大，像倭瓜一样面；天天早上喝牛奶，吃的是白面大馒头。” 当年，哈尔滨人每人每月才二斤白面，一斤大米，尚未参加工作的儿女一年到头是难得吃上几次大白馒头和大米饭的；普通城市人是根本喝不到牛奶的；春节期间才能往饱了吃几顿。家家户户平时是舍不得吃大米白面的，为春节过得高兴，得月月留存。并且，对上班的人，也总须照顾--隔几天蒸一屉白面与苞谷面两掺的馒头给他们带。若还有老人，更须留存米面在老人生病时改善一下他们的伙食。 所以可以这么说，农场干部的话，几乎对当年所有北方城市的儿女都有同样巨大的吸引力。 在当年，吃什么是中国人的第一幸福要素。那么，农场干部有没有“瞎忽悠”呢？也没有。 北方的大多数农场，口粮确实以面粉为主。每年麦收以后，新面蒸的馒头确实又白又香。土豆也确实很大，很面。至于牛奶，除了奶牛多的农场，一般农场的职工绝不会天天喝到。即使天天有得喝，那也得买。知青每月32元的工资，若天天早上买牛奶喝，每月也就剩不下几元钱了。 农场干部们还说：“谁报名下乡谁就是革命的，不报名下乡就是不革命，阻挡下乡就是****早走早革命，晚走晚革命。” 郝志宏“第一个报了名”的“革命行动”没和家人商量，使父母一时乱了方寸。但她是那么地固执，父母难以阻挡。否则，便是有“****之嫌！ 然而，她迁完户口，“走出派出所，我的心里一阵空荡，有些念恋城市，留恋家”，下乡知青专列开动后，“当哭声平静下来，我才品味到对家乡和对亲人的无比依恋，开始号啕大哭。车不停，我哭个不停……我想家，想我那温馨的房间、我的滑冰鞋、我的游泳衣、我的手风琴……” 列车加水时，她居然偷偷溜下了车，爬上空货车，于半夜回到了哈尔滨车站货场，再坐人力三轮回到家里…… 在当年，她居然有自己“温馨的房间”，有滑冰鞋、游泳衣、手风琴，证明她生活在不一般的家庭里。若是生活在儿女较多的普通人家，大概便没有以上经历了。对于后者，下乡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之事…… 郝志宏当年的下乡过程，相当有故事性地诠释了这样一种时代现象--“激动”乃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特别普遍的一种动力，对于第一、二批知青们而言，尤其如此。 与郝志宏的下乡经历相似的还有岳淑霞，她是到了农场之后又跑回家里去的。怎么办呢？城市户口已经注销了，女儿已经属于农场的人了，父亲只有与她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用“革命”思想再将她劝回去。 后来，这两名知青，都是坚持到最后一年才返城的。陈忠礼是一名兵团知青，他负责每天敲连队的钟。这是不足论道之事。 但对于陈忠礼意义重大。 他在1969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我每天敲钟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为革命在敲钟。早上敲钟是叫同志们起床跑步，上工前敲钟是叫同志们马上去战斗，批判会前敲钟，是号召全体战士们拿起武器和敌人去交锋。我敲的是革命的钟，鼓励战友们在工作中去革命，在革命中去工作。我敲的是革命的警钟，敲得阶级敌人胆颤心慌。革命同志喜欢我的钟声，阶级敌人害怕我的钟声。我敲的是革命战斗的钟，我敲的是对阶级敌人警告的钟……” 可阶级敌人在哪里呢？刘建生一到农场，就赶上了一场揭发、批判叛徒和特务的群众大会。详细的揭批过程他的日记中并没写到。但我们过来人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对于被斗争的人，那不啻是人生灾难。那种灾难，每使有的人致残、致死，或自杀。我当年在兵团当班长时，我那个班的知青就打死过无辜被扣上“特务”罪名的人。那件事使我当年气愤得辞去了班长，对我那个班的几名知青，我永远难以原谅，也从没打算原谅。两年前，在一次知青战友的聚会餐桌上，我又光火地对一名知青战友斥问：“说！你当年打过人没有？！”刘建生日记中写到的那个“叛徒、特务”侥幸熬过了那个时代，“文革”后得以平反，又当上了教师。但那场批斗会对刘建生的教育是--“誓将农村的‘斗、批、改’进行到底，不获全胜，誓不罢休”。只要思想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似乎便总能在现实之中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名当老师的女知青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带领红小兵执勤，监查“投机倒把分子”和不上自行车牌照的人，并且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应该继续战斗下去。”当年在农场，所谓投机倒把，无非就是做点儿能挣几角钱的小生意。 她和孩子们扣住了一个没有自行车牌照的人，那人态度不是很好。她对他进行教育，讲“革命”道理：“没有自行车牌照就是欺骗国家。”其实那人的自行车牌照只不过掉在家里了，回家取来后，也就被放行了。 而这件事，使她认识到--“一个人能为人民多做些事是光荣的，我是新中国的一员，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更应该做好这项工作。做这项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是斗争的需要，是保卫红色江山的需要，以后我还要再接再厉，做好这项工作，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也存在于知青之间。 同宿舍的几名知青嘴馋，从晒场上“偷”回了一斤多黄豆，撒在炉盖上烤爆了吃着玩儿，不料她们中有了揭发者--于是连长找到她们头上了，与她们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谆谆教导她们：“连里正在进行‘斗、批、改’运动，阶级斗争日趋复杂，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设法把黑手伸向知识青年，千方百计拉你们下水，你们可要提高警惕，在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啊！” 连长的话让她们觉得莫名其妙。于是连长又引导她们对着毛主席像“狠斗私字一闪念”。这一狠斗，使她们交代了“黄豆事件”。而连长最后说：“这问题性质很严重，说大了是盗窃国家财产，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鉴于她们是知青，又是初犯，连长宽大了她们，只命她们每人写检讨书…… 一名女知青在劳动中脚被长钉穿透，连队派马车紧急将她送往医院--而医护人员们，在救治前首先与她共同学习“最高指示”…… 还好，长钉只不过从脚趾缝间穿过。知青潘春燕，因家庭历史中有“不清楚的问题”，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偏偏这时候，她心中还萌生了对异性的爱情！爱情啊，多么“糟糕”的事啊！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想到爱情这件事，竟然毫不留情地向我进攻。这成了什么体统？简直是岂有此理。我恨这些（追求她的人）不想革命，只想谈恋爱的人，更不愿让这些无聊的事来绕身……我不是没感情，为了革命，让爱情在我这里缓行。”知青刘汝龙，是那么地充满了“革命激情”，在探家的列车上，也要主动办起政治学习班，指挥大家高唱语录歌曲……知青柴春泽是煤矿业干部子弟，他父亲在写给他的信中，向他透露，他将会被招工到矿上。而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批判了父亲，也表达了自己扎根农村的决心。在当年，他的回信公开发表在报上了，他成了全国知青学习的榜样。“文革”后，他被怀疑是“与‘四人帮’有关系”的人，接受过审查。最终，还是恢复了他的党籍…… “通过一年的辛勤劳动，我今天得到了回报，分到了口粮和蔬菜。口粮共690斤，其中小麦70斤，谷子60斤，大豆20斤，玉米500斤，高粱40斤；蔬菜共300斤，其中土豆100斤（合4元钱），山东菜200斤（合5元钱），此外还有大蒜100头（合5角钱）。总出勤工分1739分，共收入152元1角4分，扣除口粮和菜款，还剩84元7角1分……” 以上是一名插队男知青1975年12月1日的日记。这一则日记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一名青年一年的收入，七扣八扣，只不过八十几元啊！ 那样的年代究竟好在哪儿呢？我们这一代过来人的回忆意义，正在于以见证人的资格说--中国绝不能倒退回去！向前发展才能改变令人不满且忧虑的现状。俱往矣。 所有这些真实的人、事，虽然距今只不过30年，却分明地早已被岁月所湮灭，被文化所屏蔽，被社会意识形态所稀释、冲淡，于是，差不多也就被当下的人们彻底忘却了。 联系到我昨日上午参加的会议，感慨良多。200多到会者，多数是已退休的人。他们中，许多人也曾是知青，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爱上了写作这件事，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时评。在他们笔下，亲情、友情、爱情，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花草树木的关系，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现象的关系，人与自身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关系，一一写来。有的文字温暖敦厚，有的文字优美精致，有的文字浪漫，有的文字幽默，有的文字深刻犀利、富有哲理……总而言之，他们的文字，使他们表现为有情调、有情趣、有情绪、有情怀和追求情怀的人…… 将如上内容与《知青日记》相比较，我真的觉得《知青日记》的内容是那么地干瘪。除了随时准备对别人发起批判和不依不饶的自我批判，简直可以说没有其他内容。甚至干重活之后觉得累了，也要对自己那累了的自然而然的身体感觉批判一通。即使只将两种文字相比较，后一种文字史无前例地如出一辄，也教今人错愕不已。那比现如今最不像话的官话还不像话--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忠于、批判、打倒等词汇，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也似乎成为华丽词句。 如此评来，难道毫无意义了不成？否。 我想，出版这一部《知青日记》的意义恰在于，足可引起一种叩问--谁使几乎整整一代人变成了那样？他们又是怎么被变成了那样？ 毫无疑问，被变成过那样，对于个人的青春年华是极其可悲可叹的。而对于一个国家，是特别可怕的。 当文化从人们的生活中被扫荡干净，并进而以某种意识彻底取代文化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普通人不可能不被异化为某种意识的随时都可轻而易举加以利用的“活的工具”。 这乃是“文革”的秘密。 《知青日记》极真实地曝光了这一秘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人们，注意不要使那样的时代卷土重来呵！警惕再被那种所谓的“革命”忽悠呵！…… 2011年4月23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 第24章 记忆的组合 记不清为多少“知青”出的书作过序了--有独自一人出的，有众人合出的；有兵团“知青”写的，有插队“知青”写的；有一本的，有四卷的。由于我也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所作之序自然以“战友”们的书为主。 我将“知青”二字括上引号，乃因这一集体的冠称之于我们这一代，早已太不相符了--难道现在的我们都还没老吗？我将“战友”二字也括上引号，乃因那实在是我们一相情愿的说法--我们只发过一次军装呀！而绝大多数的我们，不是连那一次也没赶上吗？不是从下乡到返城连一次枪也没摸过吗？ “知青”也罢，“兵团战士”也罢，如今都只不过是历史说法了，是四十几年前的中国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历史真厉害，它将它的印记烙在哪些人身上，就往往成了那些人一辈子抹不掉的“文身”了。而人和某一段历史的关系，似乎也就命中注定地永远也掰扯不清了。 掰扯不清的关系是令人纠结的。人对令自己纠结的关系会产生一种总想理清头绪的愿望。而这愿望，随着时代的演变，最终只有通过回忆来体现。 我所读过的“知青”书稿，都是回忆录式的，都具有“纪实”之特征。由于我们的“知青”经历是与“文革”年代重叠的，故这回忆必然都会成为国家记忆的佐证和一部分。而此点，乃是我们之回忆的价值和意义。 起初，是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这一广大之名义合出一部书，外加厚厚的一部通讯录。后来，以师、团为单位也出书了。再后来，甚至以营、连为单位出书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当年“知青”最多的地方，所以出的书也多，大约已出版过270多部了。 而我此刻正在为当年五十团的“知青”们的书作序。为什么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们比当年全国其他地方的“知青”们更具有开展聚会活动和联络起来出一部回忆录的热忱呢？我想这与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特别重视发挥“知青”们的文学艺术能量的理念有关。在当年，兵团使我们之文学、美术、歌舞、曲艺等各方各面的才华尽量不被埋没，尽量得到施展；也尽量将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一些。而这便为兵团，也为后来的中国培植了一批文艺秧苗，也使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具有了文艺传统。这一传统，在返城之后，又由石肖岩等一批热心于知青联谊活动的杰出活动家们所坚持--于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国“知青”文化。 所以，我是将当年五十团的“知青”们即将付梓的这一部书，也视为中国“知青”文化之一部分的。 我看这一部书稿看得很痛苦，写序也写得很痛苦--因为我两天前同时拔去了三颗牙，此刻创口还在隐隐作疼。并且，我又一次陷入了为难之境--分为文化、生活、劳动、政治、情感、感悟、返城、命运等几部分几十篇文章组成的这一厚厚的书稿，使我不知先从哪一部分谈起。我是每一篇都认真读了的，每一篇都写得很真诚，但我的序也不能篇篇都写到呵。那就不是序了，是判卷了。并且我留意到，有的“战友”还写了两篇。 故我只能依照随看随记的一些心得归纳如下：程继的《连队图书馆的故事》使我颇生感慨--在当年，他们几名“知青”竟征集到了《怎么办》这样的书提供给大家看，并且未被销毁，实在是一种幸运呢。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在当年是为高级干部所印的“内参书”，怎么会出现在一个普通连队的图书馆呢？什么人提供的呢？如果能将这一点也回忆起来，那就更好了！顾谦克的《丰收的小屋》引起我不少共鸣。回忆中写到他们三名“知青”好友怎么样“偷”到了几本禁书的。下乡前，我也“偷”过“禁书”。《叶尔绍夫兄弟》、《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下乡之前就读过了。在几乎一切文学书籍都成了禁书的年代，在禁书的下场终究是会被当成废纸处理掉的年代，出于对文学阅读的饥渴而将它们从被遗忘的角落“偷”出来予以珍藏，我认为是连上帝都会原谅的。我们“北大荒知青”中产生的画家刘宇廉我也曾认识的，并且也非常喜欢他的画作。我读了这一篇文章才知他已过世，故也令我心生叹息。而更引起我共鸣的是--三名“知青”好友关于《叶尔绍夫兄弟》的讨论，那是极“左”年代的青年对人性是什么“性”的叩问，这种叩问今天依然有意义。就我个人而言，是不喜欢书中关于老三斯杰潘与初恋的姑娘魏丽奇金娜的关系之写法的。也不是后来不喜欢，是当时初读就不喜欢。一如我从不喜欢保尔对冬妮娅的态度。如果这一篇文章能够站在今天的人性立场更深入地呈现一些感悟，就具有较多的思想含量了。 刘明厚的《黄河梦》也主要是回忆宇廉的文章，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侯德寅、李森、时乐、王文平、刑培恩、徐丽娣、袁景文、张家龙诸“战友”，以自己在“北大荒”得到历练的人生经历，真诚诠释了“北大荒”何以被我们视为“第二故乡”的情结。 在《生活》一部分中，诸“战友”作了“笑谈从前”式的回忆。能“笑谈”之，证明乐观精神犹在，这是我们这一代难能可贵的。并且，我认为这一部分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毕竟，我们当年只不过是“上山下乡”了。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一批比我们当年的年龄大不了多少的老战士在“北大荒”艰苦奋斗着了。推而论之，也早有农民祖祖辈辈生活与劳作在农村了。我们终究不是被“劳改”，我们的经历也终究不是“集中营”经历。以我们的回忆如实呈现此点，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的诚实。 在《感悟》一部分，戴欣的《我的生母、继母、养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不幸的，却又是那么的幸运。她的继母身上，有一种令我崇敬的美德。我们中国，在当年仍有那样一些女性，实在是女性的光荣，中国的光荣。李慧蓉、励志发、刘连瑛诸“战友” 的回忆，皆有值得一读的价值。朱巾芳是当过编辑的人，她的《情伤》高于一般回忆文章的水平，达到了写人物的作品的水平。朱蓓华的《插上理性的翅膀》写到的兰心和王珍，在“文革” 时期很有典型性。是极左政治异化人心智的标本。读来感慨多多。高美娟的《舞台人生》也是写“他者”的，她所回忆的王艳懿身上那一种对舞蹈难以割舍，无怨无悔永不放弃的执著，使我联想到了我自己和文学的关系--王艳懿虽然并没成为过专业舞蹈演员，但她以舞蹈之美当年为广大知青提供了欣赏。她努力地作为过了，她无愧于舞蹈了。而我每每愧对稿纸，我是应该向她学习的。董建新的《一桩天大的冤案》、杜望基的《地还是那些地》、刘宝森的《身处风口浪尖》、陆建东的《越级上书》、邹志平的《日记风波》、沈梅英的《内疚》、陆其华的《忏悔》、钱品石的《“南京之歌”批判揭秘》，都从不同角度佐证了“文革”年代的极“左”现象，且有自省。虽然，此书稿的回忆者中，并没有哪一位当年做过够得上是罪恶的事，但哪怕不得已地轻伤了别人，如今也要以文字方式公开道歉，这一点证明了一种人品原则。而这一种人品原则，在中国当前是应大大提倡的。 程继的《老兵的故事》令我心潮起伏。与我们比起来，“老培成”那样的“北大荒”老兵，显然有更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他们大多数活不到今天，他们永远地沉默了。幸有程继写到了他们，令人欣慰。 戴欣回忆到的张淑华、王玉梅令人欷。 杜望基的《悼三战友》读来伤感。我注意到书中有一组数字，在五十团的“知青”中，当年非正常死亡者竟达百分之一二！ 让我们通过此书哀悼他们！林淑惠的一篇回忆，题目我忘了，但内容震撼了我--她从小就特别敬爱的二哥，居然在“文革”中被以所谓“现行***罪”处决了！她当年能经受住了那一种打击而没有自杀，证明她是多么地坚强！ 最后我要说--读罢《返城》一部分，我与导演李文岐通了一次电话。由我编剧的四十集电视连续剧由他执导，而他还在日以继夜地进行剪辑。 我向他讲到了本书稿中诸“战友”返城之后人生一切几乎从零开始的艰难--拖儿带女没有住处；双双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夫妻两地分居团圆之日遥遥无期；还要不丧志气地考文凭、考大学；还要招架疾病对自己或亲人的突然袭击……总而言之，那是何等的不容易！比我在剧中写到的情况难多了！ 我说：“你能想象夫妻俩每晚挤睡在四尺宽的床上，而孩子睡地铺的那一种窘况吗？” 他说：“那你的剧本中为什么不那么写啊？”我说：“是因为考虑到了你拍摄的难度。”他那端沉吟片刻，理解地说：“可也是。几段画面还行。如果要在四十集电视剧中如实那么表现，还真难为死摄影了。那么小的空间，也不好架机位呀……” 是的，我认为，本书稿中诸“战友”返城后的实际人生境况，比一切“知青题材”之电影电视剧中所呈现的不容易多了！ 但是“战友”们都挺过来了。我们是困难所压不倒的！--这一种坚忍的人生精神是“知青”经历对我们的补偿，并且也拯救了我们自己。回忆不是诉苦，是对历史的一份责任！ 2012年4月3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 第25章 致云南某知青 一 在我记忆中，当年首先是云南知青吹响要求返城之“号角”的。就这一点而言，凡后来返城之知青，应对当年的云南知青心怀感激和敬意。并且我认为，云南知青一代中，该有人当仁不让地创作出反映本省知青的电视剧来。自己们的经历，由自己们呈现最真实。果能如此，我将全力支持，并有以下建议： 1.要坚持主题歌及题记文学由自己们写。我完全放弃且不重视其对全剧的影响，可说创作责任感差矣。 2.一人恐怕很难独立完成，以集体创作为好。四五人多；二人少，有了分歧难以进行下去；三人为好，可调和创作思想矛盾。 3.有一个问题当重视，也难以回避，回避了同样是回避历史真相，即--“上山下乡”与“文革”重叠，知青与红卫兵撕扯不开。红卫兵在“文革”中臭名昭著，劣迹斑斑，罪行很多。我至今认为，百分之八九十替百分之一二十一直背着黑锅，最无辜的是后来知青中的小弟小妹，他们几乎没伤害任何人，却同样背着知青前身的历史黑锅。我在《知青》中对此只作了蜻蜓点水的呈现，但当年大批受红卫兵伤害的人还没开口呢，他们一旦开口，全体知青将又一次蒙耻，无地自容。大返城时，曾有报曰： “狼孩回来了！”“垮掉的一代返城了！” 我当年创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是要为我们知青一代洗污点耳。那污点非一句“被利用”了可以撇清的，何况当年的红卫兵中忏悔者极少。我又在《返城年代》中塑造了一个忏悔者形象，力图代做过恶事的实现自我救赎。三十余年来，我笔下写了一批批又善良又正义的知青，不遗余力地为知青一代“洗刷”污点，在《知青》剧中，更是如此--因为百分之八九十确实是背了黑锅。但那少数，即使下乡后，往往也恶性不改，继续伤害同类，伤害他人。 以上一点，回避之同样不是直面历史的态度。相信你们中的创作者具有更高之水平，能做到既不回避，也不致损及大多数形象。 4.你们中的创作者，开始之前，我觉得应先熟悉包括央视在内的各电视台的通过尺度。要有更大的突破勇气，但恐怕也须面对现实。 要么根本不写。要么在局限性中多少有些突破地写出来。 你们也只能在二者间进行选择。此时还不进行，那么几年后就老得写不动啦。 5.不要用提纲征求意见，那将永远停止在提纲阶段，因为很难有什么一致意见。少数有主见者认可了提纲，便应自信地依之创作。 6.但剧本最好在网上征求意见，从七言八语评头论足中采纳好点子；这比拍成剧了再听到意见强，但勿陷于“垃圾意见”而不知所措。 7.剧本至少要有包括央视在内的三家电视台表示认同。电视台会有他们的修改意见，此时将面临妥协或坚持不改的选择。 坚持不改等于废纸一堆，连起码能呈现的内容也没人见到。那时何去何从，我无建议了。你们自己定夺。 8.我能相助的是--一个有三家电视台表示认同的，有网上最广大意见参与者高举双手支持的剧本，此时要将它变为电视剧只需资金了；那么，我保证，替你们拉到投资，以实现你们呈现云南知青真实历史经历的夙愿。 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二 以上一件事，是我支持于你们的；而以下一件事，是我求助于你们的： 绝大多数知青返城后的人生仍很艰难，其中一部分的人生更是一路滑坡，不少人陷于贫病交加之境。 我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当年有的知青被招工于小县城，由是退休于小县城。现在落叶归根，回到下乡前的城市意欲安度晚年，但这就造成了拿小城低退休金，在消费水平高的大城市度晚年，于是晚景苍凉。 云南是否也有这种情况呢？我打算就此写份解决提案，但需实际数字支持。另外，当年的伤、病、残知青，是否都得到了较好安排？如果相反，也应改变。这也是我想了解的，并愿为此做点什么。我也老了，写不动了。为知青一代树立较正面社会形象，一向是我当成己任之事，有时甚至太过一相情愿，但从来“无怨无悔”。现在，我该甩下这十字架转而为同样是当年的知青，目前却生活维艰的人们尽些实际的代言责任了。故不论云南的，还是其他一切省份的知青，凡有合理要求者，皆可向我的这个博客进行简明扼要之陈述。 我无网上沟通习惯，不承诺一一回复。但我承诺，一定加以整理，一俟形成具可操作性提案，当竭力为之。 梁晓声2012年7月3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 第26章 致陆高声 尊敬的陆高声战友：首先通过您向上海知青们表达我的问候。 你说你们在网上有一封致我的公开信，我不上网，未看到。既然你告诉了我，我会抽空看的。 依我想来，《知青》只不过是一部电视剧而已。在多样化的前提之下，没有这样一部电视剧是极不自然的文化现象。现在有了，我觉得使中国之影视文化现象比较自然了。所谓拾遗补缺罢了。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寻常事寻常一过最好。但既然你们要研讨研讨，那么请你转呈我的几点初衷以及前后情况，供你们参考： 1.作为编剧，我的剧作已同名出版。我之完完整整的创作理念呈现在那里。除了印在封面的推荐词，我对其中的每一行字都负传播责任。书中的两段题记体现着我在2008年开始创作时的文学理念，照抄如下： 一人不但无法选择家庭出身，更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 但无论这两点对人多么不利，人仍有选择自己人性坐标的可能，哪怕选择余地很小很小。 于是，后人会从史性文化中发现，即使在寒冬般的时代，竟也有人性的温暖存在，而那，正是社会终究要进步的希望。 二人性先天具有弱点和缺点，倘无道德约束，膨胀而且变质，那么谁都别想在人世间活得好些。 道德乃是为了使绝大多数人都活得好些的社会法则。归根结底，人类的进步是人性的进步，人生的提升是人格的提升。 “文革”既反人性也反人格，因而是人类社会的“反动运动”。 2.至于电视剧《知青》，它是一个团队的创作成果，也首先是导演依据剧本再创作的成果。原剧本59集，停机后初剪为58集、56集、52集。送审的是52集没音乐没主题歌的未合成版。我及各方面审查专家预先看到的都是未合成版。也就是说，正式播出的45集版什么状态，我和各方面专家们也都是从电视中才看到的。 3.我认为，我们知青应有两种身份--一是知青身份；二是“文革”见证人身份。如果我们都已到了这把年龄，却仍仅有知青身份之意识本能，而全无“文革”见证人意识自觉，那是会令下几代人替我们遗憾的。我创作剧本时这一意识极为明确，并且是摆在第一位来考虑的。作为当年的知青个体，我尊重只强调个人苦难的“唯我”立场。但是作为编剧，我不能不肩起我们也是“文革”年代见证人的创作责任。 4.当年的知青人数众多，情况及后来命运千般百种，我没有才能创作一部知青苦难大全。而在今天，即使我想要替我们大家肩起“见证人”的责任，也根本不能完全地如愿以偿，只能局限性地重现我们大家和我们共和国一同度过的极“左”年代。即使如此，亦须勇气。我所欣慰的是，《知青》整个团队都有。 5.我是不主张用《知青》这剧名的，但并非我说了就算的事。我曾建议剧名改为《知·青》--知即知道；青即青春、青涩。我个人很喜欢后一剧名，有意味。但我不是一个坚持己见的人，何况我认为片名只不过是片名，不必非坚持己见。并且，我连“全景式”三字也认为不妥，却也没坚持己见。 6.我是在家中看了很多集并且不断被电话采访干扰之后才关注到主题歌中“无怨无悔”四字的。主题歌之歌词是艺术总监写的。 他是憎恶极“左”年代的人。他不止一次对全剧组说：“和人民同甘共苦，批判‘文革’，这是《知青》的思想灵魂。”在这一点上，全剧组都感谢他。 他写那样的歌词当然不是为了“美化‘文革’”，我深知那是出于另一番考虑。 但即使如此，今天我也到了该说坦率话的时候了--那歌词不好，听来给我以硬贴在《知青》上的感觉。中国是词汇大国，丰富无比。倘最后还是由我来写，无疑会大为不同。虽然他也当过多年知青，但毕竟不如我了解我们知青。 7.我希望大家在讨论时，超越“怨悔”或“不怨悔”之争。我不止一次遇到过“无怨无悔”的知青。 而且每一次都问：能理解你的意思是对“文革”也“无怨无悔”吗？ 每个“无怨无悔”派的回答都是一致的：你怎么会这么理解？难道我们的思想就那么不可救药？难道你将我们视为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我们只不过不想使自己变得在别人看起来很可怜…… 然也，“无怨无悔”对于大多数的他们，是维护自尊的盾。你们谁见过一名当年的知青，他或她坚持说“文革”好得很吗？！ 如果在否定“文革”这一大前提上是一致的，何以不能相互包容？争来争去到底又是在争的什么呢？！我认为，求同存异比势不两立好。 我相信参加研讨的都是喜欢思想的知青。我希望大家的研讨接触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反思和批判“文革”仍有意义吗？意义何在？我们既是当年的知青，还是“文革”的见证人，我们仍有必要起到见证人的存在作用吗？ 8.据我所知，“小黄浦”原本另有人选，是你们上海男知青会比较中意的形象。但人家开机前来不成了，临时抱佛脚，将现在这位用你们的话说“傻大黑粗”的硬推上去了。山东人，副导演，有过客串经验，现学的上海话。 撇开外形怎样，我觉得他其实演得不错。他一出现，一开口，沉闷压抑的剧情顿时有了几分“喜感”，而这很重要。没他，全剧之生活乐趣顿减。 但我也有不解--为什么让他一次次向活着的和死去的战友送像章呢？ 这不是我剧本中写到的。然而，如果结尾时周萍、谢菲等女知青葬身火海的情节仍保留着，那么送像章的情节倒也是意味深长的。 9.我承认，我对剧中某些知青的人性自觉、正义坚守、人格优点进行了特别理想化的塑造。 这倒也非是出于美化我们这一代人的目的，而是企图为当下冷感的中国呼唤正义与善良。 我认为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在西方，情况是这样的--宗教与文化艺术联袂进行“好人教育”。 宗教只强调善。宗教不强调人的独立思想。 西方文艺从宗教那里继承过来善的教育使命，同时赋予理想人物以独立的思想。 于是区别于小市民和唯教义为是的宗教徒的社会“新人”出现了--先是文艺中，后是现实生活中。自十七八世纪开始，西方社会的进步，说到底是人性原则的进步，是“新人”之主张，要求和推动之下的进步。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通过《怎么办》为老俄国塑造了“新人”；契诃夫通过《套中人》批判了老俄国病人。“文革”是巨大之网，也是巨大之束套--我企图通过虽在网上，在套中，但心有不甘的理想中的青年形象，表达我对善的人性、正义的人格、独立之思想的永远的敬意。 完毕。 请代我读给大家听，也算是我的书面发言吧。剧已播过，一切差强人意处，也只能差强人意了。但愿后边人做得高明些罢！ 2012年6月26日 匆草于北京（未完待续） 第27章 答友人问 一、关于《知青》的缘起 近年来，一种社会思潮引起我密切关注，甚至也可以说产生了本能的警觉，那就是--由于当下时代弊端多多，有的方面愈演愈烈，于是不满情绪每每被利用--为“文革”翻案，为“四人帮”平反，重写“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类声音不绝于耳，某时甚至“振聋发聩”。似乎只有“请回”“伟大领袖”，中国才又有希望。 我对当下弊端自然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对“文革”时代的态度则是决绝的。 故常想--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最好是电视连续剧这种载体，让我能呈现“从前”给对从前忘却了的或一无所知的人们看，哪怕只不过呈现了一点点。 我将这当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责任。不能实行我就特郁闷。 并且我认为，最好是知青题材--因为“上山下乡”与“文革”相重叠，因为“知青”这个庞大群体对“文革”有切肤之痛，并且此痛与各式各样的千家万户相联系。故所以然，当山东影视中心找到我时，我心一动。但，他们会不会是一时头脑发烧呢？我要考验他们，借口忙碌，约半月后谈。 二、现实题材没有半点儿现实主义品质，那么什么性也谈不到 半月后，我与山东影视中心方面有了如下对话--他们：我们要搞一部具有点史性、诗性，维度广阔些的电视剧。我：若给我起码空间，我将努力达到你们的希望。问：什么空间？ 答：呈现“文革”十年极“左”危害的空间。问：为什么要这种空间？答：完全没有这种空间，现实题材之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能得到丝毫体现，就什么性也谈不到。问：你要多大尺度？ 答：我不至于脱离当下情况地要求完全自由的尺度，只给我体现“文革”对人性和人格之危害即可--它破坏爱情、离间友情、颠覆亲情、怂恿青春攻击性、铲除人文文化、企图使一代青年变傻，成为听凭摆布和调遣的毫无个人思想的政治工具…… 问：你不认为你要的空间太大了吗？答：给我。否则另请别人。但只要给我，那么我会凭创作能力把握分寸。 问：你把握分寸的大原则呢？ 答：知青个体痛苦记忆构成国家痛苦记忆的组成部分。他们中有思想本能者，看到了“文革”对国家的危害，于是开始质疑，开始否定--当年的“四五”运动中有他们的身影，也于是开始了自我救赎。而这一点，更是我要写的。总而言之，我要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的邪性原形拖拽出来，即使是一部分而已，而不是仅仅写个把“坏人”。“坏人”会出现，但依我看来，他们更是“‘文革’病人”…… 首先表达支持我的是导演张新建。他同意我的看法--今天拍一部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如果仅仅表现当年的劳苦，并且仅仅弘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其实没有多大的文艺价值。 艺术总监也肯定了我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原则。他说--这是冒险的，但这个险不是完全不值得有人来冒一下，既然总得有人拿出这种冒险的魄力，那么就由我们山东人来做吧。当时他还指着我说--“你也是山东人”。 三、关于“青春无悔” 我虽也是知青，却从不参与什么有悔无悔、有怨无怨的辩论。并且我认为，下乡时间的长短，自愿或被迫，所赴异地之生存条件的差别，被歧视或没被歧视，有友谊关照或缺乏友谊关照，当地人对知青的态度好或不好……至少有20条以上的不同情况，几乎每一条都会导致一名当年的知青说不同的感受。 事实上我碰到的“无怨无悔”者极少。我总是对他们说--想想死者，伤者，无悔也应低调。他们也都诚心诚意地接受我的劝告。我写的剧本，当然还是由我来写歌词才更能体现全剧的意图和思想。 我写了，如下： 一寒来暑往，四季轮回。冰天雪地里，我们共同守护，保暖的火炉。不再喊万寿无疆，别跟我说谁是敌人，我们的青春由你做主，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什么道理？！ 二把你的手给我，我也给你我的友谊。岁月是如此漫长，让我们相扶着挨过。 摆布吧，那只不过是我们的肉体；你主宰不了的，是我们的灵魂。还有，从伤口萌芽的思想，从伤口萌芽的思想…… 我和导演就歌词有过如下对话--他说：“你太猛了。”我说：“创作勾起了我对‘文革’的痛恨。” 他说：“凡你写在剧本中的，除了因考虑到长度而加以改动，十之八九的内容我们都照拍了。我们这部剧对‘文革’年代极‘左’特征的呈现，差不多等于80年代以后所有影视作品中呈现的总和。我正担心它播得出来不？你就一点儿不担心？” 我说：“同样担心。”他说：“那你还写出这样的歌词来？”我说：“我头脑进水了。”我当他面将歌词撕了。 我俩相对默默吸烟。最后我提议--我写不出亮色的歌词来，干脆把这“难活”推给艺术总监。 四、关于《知青》的艺术总监 艺术总监王敏同志，曾是《闯关东》的决策人。山东农村插队知青，八年或九年。与插队女知青结为夫妻，还当过生产队长。在彻底否定极“左”年代这一点上，他和我和导演的立场完全一致。他是《知青》创作团队应特别感激的人。剧本只不过是“裸剧”，没有他力挺，《知青》不能成为剧。 我预先看过的是部分未合成片。没音乐，没主题歌。开播以后，我也只不过断断续续看了几集。并且，歌声一起，往往就从电视机前离开了。我根本就没留意到“无怨无悔”四个字。 直至有媒体就“无怨无悔”采访我，我才诧异地致电询问我们的艺术总监。 他说：我歌词中所用“无怨无悔”四字，乃指在极“左”年代，剧中人物爱得无悔；为友谊的担当无悔；与人民同甘共苦无悔；忧国而遭逮捕无悔。也是想对“无怨无悔”四字作另一种诠释。希望你在必要之时，替我也替我们的团队作一番解释。 我觉得现在到了“必要之时”。 五、我扪心自问 如果有当年的知青指斥我“滥用”知青这个巨大名义实现一己之创作企图，那么我承认。 但绝不道歉。更不认罪。 这是我的创作权利，对谁都无内疚。并且，我在创作知青群像时，一如当年，仍是感情不减的。我还很郁闷--自开播以后，整天被问知青、知青、知青……居然没有一个人问--那个年代还有哪些极“左”现象？你认为今人对你的呈现感“兴趣”吗？我当然知道许许多多的人已不感“兴趣”。但我却那么希望有人问。即使今天人生仍处于低谷的当年的知青，也应明白--归根结底，“文革”几乎毁了整整一代人。我会为当年知青的当下“社保”问题大声疾呼，但我无法将一两千万人的每一个体命运全部归纳在一部电视剧中，那是根本做不到的。 六、关于“浪漫化” 浪漫是译词，原指小布尔乔亚的妙悦情调。周萍的遭遇并不妙悦。 赵天亮和她的爱情并不妙悦。那一封会将人打成“现行****的信并不妙悦。坡底村知青们的经历并不妙悦。赵氏兄弟的父母作为现役军人替两个儿子的担心并不妙悦。“右派”之子武红兵被捕入狱并不妙悦。付正死了还受人攻击并不妙悦。 沈力被逼疯了并不妙悦。囤子成了哑巴并不妙悦。韩奶奶和老村长的死并不妙悦。一船女知青的死并不妙悦。“小地包”的死也不妙悦。 排长张靖严因清查“四五”分子被逮捕并不妙悦。周萍、谢菲等姑娘葬身火海更不妙悦！剧中人物们高兴一时，快乐过一点，那也只不过是青春快乐本能的体现罢了--据此便指责全剧“浪漫化”了、“美化”了“文革”年代，这种“批评”太“文革”了。 七、关于“那个时代的公平与正义” 有人指责，《知青》将“文革”时代描写成了“公平、正义”的时代！那么，此人自己若看了《知青》，反而特想穿越回那个时代去享受“公平与正义”吗？如果此人真的愿意，我则只有“友邦惊诧”了。 八、剧本与电视剧有什么不同？ 1.在剧本中，那一封可将人打成“现行****的信，不是被同班战友发现了，而是连枕头一起“丢了”。这使赵天亮从此陷于猜疑与忐忑之中。此种猜疑与忐忑气氛贯穿全剧，我以为正是“文革”十年不少人的共同感受。 但导演觉得太难时时顾及，改成现在这样，未免简单化了。2.带到兵团的派性，也不是一次掰手腕就会消除的。剧本中赵天亮因为那封危险的信下落不明，对王凯猜疑最大，二人关系根本难以友好起来--现在这样，也太简单了。 3.周萍回上海探家，由其姐姐带出了上海郊区插队知青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一名仅17岁的女知青自杀了。也带出了周父与复旦大学老教授的对话：荒唐时代是不能长久的。 全部上海部分剪干净了。 4.武红兵是“右派”儿子，所以他的种种优点在学生时代便被漠视，所以军人家庭的儿子赵曙光说“你一直是我的朋友”才有意义。抹去了武红兵的“出身问题”，二人修拖拉机时的对话全没了意义。 5.黄伟这一人物，少年时曾认过一位“右派”知识分子家庭的“姐姐”，她也在“文革”中不堪凌辱自杀了。黄伟冒险写作，实际上是决心以“见证人”的视角对“文革”极“左”危害进行记录，删去此片段，这一人物变成大群众演员了。 6.尹排长这一人物的全部重场戏也剪去了，使这一原本有血有肉的可敬人物变得不伦不类了。 还有闲笔片段多处，导演也忍痛割爱了。据我所知，以上都是因长度而剪。否则，全剧将涨到58集了。 九、关于剧中青年演员们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多么地感激你们啊！你们原本都对那个极“左”的时代一无所知，用你们自己的话说--“仿佛亲身经历了一次。” 你们原本以为“那个时代挺好玩儿”--现在用你们的话说--“太可怕了。” 你们能有这种感性认识，那么起码对于你们，补上了必要的“历史一课”。 你们是为《知青》付出最多辛苦的人，令我不安的是，你们中有些人，原本戏份不少，可剪来剪去，所剩无几了，真觉对不起你们。我保证，会不失一切机会向导演们推荐你们。千万不要因为《知青》引起的种种“热议”而沮丧，你们参与的绝对是一次不必感到羞愧的表演实践。 我还是那句话，给你们每个人都打满分！从今以后，你们每个人都有了我这个“忘年交”。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能帮助的，帮助就是我的快乐。 黄伟，杨一凡，王凯，你们三个的戏被剪去得最多，这使你们饰演的角色几乎成了“大群众”。千万不要灰心，你们年轻，还有种种机会--我将经常为你们求祈机会的来临！ 我恳请仍在看着《知青》的人们，多对此剧中的青年演员们给予点评。他们需要观众的点评，如同幼儿园的孩子们需要阿姨多看自己几眼。将对明星大腕们的关注也分给他们一些吧！你们的点评将使他们受益匪浅。 晓声拜托！又，关于本人参与抄写“讲话”一事，乃因我性情之中也有胡适先生那种乡愿弱点。我在1997年就写过了《思考毛泽东》一文，其中一章便是“毛泽东与文艺”。 我当年的看法至今未变。但若详细解释，等于违过于别人，非我所为。何况我当时觉得那是一种低调纪念，自己不必太“各色”。乡愿有时反而使人尴尬，这一点胡适先生比我更有体会。并且，我以后还是要好好地学习胡适先生的，包括他的乡愿。 只不过，须事分原则…… 2012年6月15日 个个是名家，本本是经典见微知著，品评大家笔下的大境界、大情怀。 《人生有信》 一箱二三十年前的书信失而复得，引发了刘心武跨度近三十年的回忆。作者以十一幅亲笔插画和首次公开的与冰心、孙犁、夏志清、余英时等海内外知名人士交往的信件，向这段珍贵的历史致敬。 透过这些信件，我们能看到作者对自己人生的回顾，虽然他历经追捧、打击、标榜、质疑，却始终不为苦难折服，并沉淀出坚韧柔软的悯世情怀；还能看到在那个世情动荡的年代里，文化精英们是怎样坚守自己的理想，从跌宕起伏的命运中找到心灵的归宿。 刘心武著定价：32.00元 《我与父辈》 阎连科怀着一颗救赎与敬仰的热忱之心，书写了几位普通但又伟大的父辈。在那些苦难岁月里，作者用文字记录了父亲、大伯、四叔的各自命运。他们的故事是中国农民最真实的写照，他们的故事将震痛每一个中国人的乡土神经！ 《我与父辈》是阎连科的代表作品，作者用真挚的文字向自己，也向每一位读者发问：对于我们的父辈，我们究竟知晓多少？我们又到底为他们做过什么？读懂父辈、感恩父辈、想想我与父辈的那些往事…… 阎连科著定价：32.00元 《北京，最后的纪念》 三年前，阎连科倾尽全部积蓄购买了北京城郊的711号园，在这里开始了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种菜，采蘑菇，湖上泛舟，收养流浪猫，亲近植物动物和土地，他说这是他一生最为奢靡的诗栖生活。 全书约取桃花源的宁静与美好，兼收瓦尔登湖的思想与智慧，直抵现代都市人内心深处的田园梦。一篇篇文字如同清泉般洗尽都市的铅华，让我们在文字中与作者纪念北京这最后的宁静。 711号园于2011年底被强拆，阎连科公开上书引起巨大反响。 阎连科著定价：32.00元 《草本的理想国》 帕慕克曾说，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阿来说，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有人认为这是狂妄的话，他却认为这是谦逊的话。既然我们身处如此开阔敞亮的自然界，为什么不试图以谦逊的姿态进入它，学习它呢？阿来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尽力去了解这个世界。于是，便有了这本与众不同的小书。 阿来著定价：35.00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