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閣下相邀，本人義不容辭！”
聽到西格蒙特斬釘截鐵的答複，克洛德首相暗自鬆了口氣，興衝衝的說：“救國委員會成立後，最緊要的一件事就是聯名上書，請求陛下親自出麵擔任委員會的首腦，並且授權我們在這非常時期便宜行事，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開展工作了！”
“首相閣下，您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聯名上書仍然無法求得陛下出麵理政，接下來該怎麽辦？”西格蒙特嚴肅的問。
“這……不至於吧？”克洛德首相麵露遲疑，“坦率的講，咱們都是支撐著這個搖搖欲墜的國家的梁柱，即便陛下病得再重，或者有什麽難言之隱，總不至於連咱們的聯名上書也不當回事。”
“真的嗎？希望你是對的……”西格蒙特輕聲歎息。
……
然而事實表明元帥閣下的顧慮並非杞人憂天，克洛德首相代表“救國委員會”全體成員呈上去的請願書，並沒有得到查理四世的回應，隻有宮廷總管斯泰因邁爾男爵皮笑肉不笑的捎回兩句話來：
“陛下重病纏身，無法親自主持大局，國家大事托付給首相閣下，必要的時候陛下會通過手諭下達指示，至於那個什麽‘救國委員會’……怎麽能讓軍方將領和民間人士摻和進來？這成何體統啊！”
從這一刻起，克洛德首相徹底對查理四世死心了。當天晚上，“救國委員會”在首相官邸召開會議，包括克洛德首相在內的全體委員一致通過由格裏高利大牧首提出的“非常時期行動綱領”。
這份綱領明確指出“救國委員會”當前麵臨著三項緊急使命：
第一，設法與遠東當局展開談判，在維護帝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前提下爭取早日結束戰爭。
第二，不惜一切代價從遠東人手中贖回皇太子。
第三，廢黜不得人心的老皇帝查理四世，擁立弗蘭克太子繼位。
從這最後一條行動綱領不難看出，“救國委員會”實際上已經轉變為一個“政變委員會”。
圍繞上述三條綱領，“救國委員會”爭分奪秒的展開積極行動。當務之急是設法與遠東攝政取得聯係，表明和談意圖，雅各布·福格爾主動挑起了這副重擔。
事實上這些年來福格爾家族在貿易和金融領域一直與“遠東王庭”保持著密切合作，哪怕兩國之間爆發的戰爭也沒有阻斷上述商業往來，這在帝國商界乃至貴族名流們的社交圈裏早已是半公開的秘密，福格爾家族也曾因此引來不少批評的聲音，甚至有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在報上發表文章，公開指責這個左右帝國金融命脈的包稅商家族有資敵叛國的嫌疑。然而至少在亞珊帝國的權貴階層裏，“民族主義”目前還沒有什麽市場，商人都是天然的國際主義者，貴族則更看重血統、家族甚至種族，而非定義模糊的“民族”。再加上福格爾家族在帝國境內苦心經營數代，朝野上下人脈頗廣，根深蒂固，克洛德政府還得指望老福格爾承包稅務，承銷國債，教廷方麵也需要福格爾家族這個“代理人”發行贖罪券，就連軍方也指望福格爾家族幫忙籌措一部分軍費——福格爾家族同時獲得政界、宗教界和軍界的維護，又與弗蘭克皇太子關係良好，些許輿論批評又豈能撼動這個金融世家的根基？
老福格爾的工作效率一向很高，回到家裏立刻給遠在寇拉斯堡主持家族遠東分部的安東尼發信，要求他盡快將“救國委員會”的意圖轉達遠東攝政。安東尼也沒有讓父親失望，第二天一早就回信複命。
羅蘭其實也在等待帝國主政者主動提出和談。正如他一直以來秉承的那個信念，結束一場戰爭遠比發動一場戰爭更關鍵，隨著西征作戰的順利推進，遠東十多萬官兵從奧列維要塞一路打到聖城特區，距離老家越來越遠，補給線也拉得越來越長，變得越來越脆弱，後勤壓力與日俱增。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事動員能力總是有其極限的，戰爭持續到現在已經將近一年，遠東的戰爭動員能力正在逼近極限，官兵無法忍受長年累月在異國的土地上作戰，後方國民在“戰時經濟體製”的壓榨下也已經付出了太多的犧牲，無法長期忍耐物資短缺的生活現狀，國家的財政儲備也因長期戰爭而瀕臨枯竭。
從後方到前線，厭戰的情緒正在人們心中悄然滋生，之所以當前還沒有廣泛表達出來，隻是因為絕大多數遠東軍民還沉醉在接連不斷的勝利所帶來的狂喜之中，為了贏得最終的勝利，後方民眾還可以勒緊褲腰帶繼續忍受困窘的生活，前線官兵也不介意繼續拋頭顱灑熱血，問題是這種亢奮狀態不可能永遠延續下去，民眾和官兵總有疲憊的那一天，總有忍無可忍的那一刻，隻要西征部隊吃上一次敗仗，過往取得的無數次勝果全都會化作烏有，而那致命的轉折時刻也將轟然降臨。
正是因為充分意識到當前的一係列軍事勝利都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經濟基礎之上，羅蘭這些天來一直飽受焦慮折磨，迫切需要給全國軍民一個交代——這場戰爭，到底要持續到何時為止？
打下亞珊聖城可以作為全麵勝利的標誌嗎？
恐怕不見得。
亞珊帝國的疆域實在太過遼闊，人口實在太多，戰爭動員潛力遠在“遠東王庭”之上，時間拖得越久，戰線拖得越長，局勢就對遠東人越發不利。
羅蘭料想得到，在最壞的情況下，帝國皇室、內閣以及首都的全體軍民甚至有可能實行“焦土政策”，一把火將亞珊聖城燒成白地，轉移到帝國腹地，利用遼闊的領土縱深組織防禦，號召全體國民抵抗遠東人入侵，組織遊擊隊破壞西征軍團賴以獲得補給的交通線。
聽到西格蒙特斬釘截鐵的答複，克洛德首相暗自鬆了口氣，興衝衝的說：“救國委員會成立後，最緊要的一件事就是聯名上書，請求陛下親自出麵擔任委員會的首腦，並且授權我們在這非常時期便宜行事，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開展工作了！”
“首相閣下，您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聯名上書仍然無法求得陛下出麵理政，接下來該怎麽辦？”西格蒙特嚴肅的問。
“這……不至於吧？”克洛德首相麵露遲疑，“坦率的講，咱們都是支撐著這個搖搖欲墜的國家的梁柱，即便陛下病得再重，或者有什麽難言之隱，總不至於連咱們的聯名上書也不當回事。”
“真的嗎？希望你是對的……”西格蒙特輕聲歎息。
……
然而事實表明元帥閣下的顧慮並非杞人憂天，克洛德首相代表“救國委員會”全體成員呈上去的請願書，並沒有得到查理四世的回應，隻有宮廷總管斯泰因邁爾男爵皮笑肉不笑的捎回兩句話來：
“陛下重病纏身，無法親自主持大局，國家大事托付給首相閣下，必要的時候陛下會通過手諭下達指示，至於那個什麽‘救國委員會’……怎麽能讓軍方將領和民間人士摻和進來？這成何體統啊！”
從這一刻起，克洛德首相徹底對查理四世死心了。當天晚上，“救國委員會”在首相官邸召開會議，包括克洛德首相在內的全體委員一致通過由格裏高利大牧首提出的“非常時期行動綱領”。
這份綱領明確指出“救國委員會”當前麵臨著三項緊急使命：
第一，設法與遠東當局展開談判，在維護帝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前提下爭取早日結束戰爭。
第二，不惜一切代價從遠東人手中贖回皇太子。
第三，廢黜不得人心的老皇帝查理四世，擁立弗蘭克太子繼位。
從這最後一條行動綱領不難看出，“救國委員會”實際上已經轉變為一個“政變委員會”。
圍繞上述三條綱領，“救國委員會”爭分奪秒的展開積極行動。當務之急是設法與遠東攝政取得聯係，表明和談意圖，雅各布·福格爾主動挑起了這副重擔。
事實上這些年來福格爾家族在貿易和金融領域一直與“遠東王庭”保持著密切合作，哪怕兩國之間爆發的戰爭也沒有阻斷上述商業往來，這在帝國商界乃至貴族名流們的社交圈裏早已是半公開的秘密，福格爾家族也曾因此引來不少批評的聲音，甚至有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在報上發表文章，公開指責這個左右帝國金融命脈的包稅商家族有資敵叛國的嫌疑。然而至少在亞珊帝國的權貴階層裏，“民族主義”目前還沒有什麽市場，商人都是天然的國際主義者，貴族則更看重血統、家族甚至種族，而非定義模糊的“民族”。再加上福格爾家族在帝國境內苦心經營數代，朝野上下人脈頗廣，根深蒂固，克洛德政府還得指望老福格爾承包稅務，承銷國債，教廷方麵也需要福格爾家族這個“代理人”發行贖罪券，就連軍方也指望福格爾家族幫忙籌措一部分軍費——福格爾家族同時獲得政界、宗教界和軍界的維護，又與弗蘭克皇太子關係良好，些許輿論批評又豈能撼動這個金融世家的根基？
老福格爾的工作效率一向很高，回到家裏立刻給遠在寇拉斯堡主持家族遠東分部的安東尼發信，要求他盡快將“救國委員會”的意圖轉達遠東攝政。安東尼也沒有讓父親失望，第二天一早就回信複命。
羅蘭其實也在等待帝國主政者主動提出和談。正如他一直以來秉承的那個信念，結束一場戰爭遠比發動一場戰爭更關鍵，隨著西征作戰的順利推進，遠東十多萬官兵從奧列維要塞一路打到聖城特區，距離老家越來越遠，補給線也拉得越來越長，變得越來越脆弱，後勤壓力與日俱增。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事動員能力總是有其極限的，戰爭持續到現在已經將近一年，遠東的戰爭動員能力正在逼近極限，官兵無法忍受長年累月在異國的土地上作戰，後方國民在“戰時經濟體製”的壓榨下也已經付出了太多的犧牲，無法長期忍耐物資短缺的生活現狀，國家的財政儲備也因長期戰爭而瀕臨枯竭。
從後方到前線，厭戰的情緒正在人們心中悄然滋生，之所以當前還沒有廣泛表達出來，隻是因為絕大多數遠東軍民還沉醉在接連不斷的勝利所帶來的狂喜之中，為了贏得最終的勝利，後方民眾還可以勒緊褲腰帶繼續忍受困窘的生活，前線官兵也不介意繼續拋頭顱灑熱血，問題是這種亢奮狀態不可能永遠延續下去，民眾和官兵總有疲憊的那一天，總有忍無可忍的那一刻，隻要西征部隊吃上一次敗仗，過往取得的無數次勝果全都會化作烏有，而那致命的轉折時刻也將轟然降臨。
正是因為充分意識到當前的一係列軍事勝利都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經濟基礎之上，羅蘭這些天來一直飽受焦慮折磨，迫切需要給全國軍民一個交代——這場戰爭，到底要持續到何時為止？
打下亞珊聖城可以作為全麵勝利的標誌嗎？
恐怕不見得。
亞珊帝國的疆域實在太過遼闊，人口實在太多，戰爭動員潛力遠在“遠東王庭”之上，時間拖得越久，戰線拖得越長，局勢就對遠東人越發不利。
羅蘭料想得到，在最壞的情況下，帝國皇室、內閣以及首都的全體軍民甚至有可能實行“焦土政策”，一把火將亞珊聖城燒成白地，轉移到帝國腹地，利用遼闊的領土縱深組織防禦，號召全體國民抵抗遠東人入侵，組織遊擊隊破壞西征軍團賴以獲得補給的交通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