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全新的認識角度——用對稱的方法認識世界，用建構的方法認識世界，用全息的方法認識世界，用合理的方法認識世界。以對稱空間、五度空間為基本框架，以還原與整體的統一為基本線索，整合原有對立的範疇，建構曆時性與層次性統一、實證與規範統一、歸納與演繹統一、還原與整體統一、有限與無限統一的方法論體係，為對稱經濟學的創立奠定方法論的基礎。
關鍵詞：對稱 五度空間 還原與整體 有限與無限 實證與規範 曆時性與層次性
見仁見智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世界
經濟學（方法）之所以能夠獨樹一幟、君臨一切，就在於它的抽象與具體的統一、分析與綜合的統一、邏輯與曆史的統一、還原與整體的統一的對稱方法。
經濟學規律是經濟規律的反映；把握經濟規律，不是靠顯微鏡，不是靠解剖刀，而是靠抽象思維能力；這個抽象思維的過程，不是線性推演、線性規劃的過程，而是分析與綜合、還原與整體相統一的、主客體對稱的五維的過程。其中的封閉式的“實驗”與數字推導，隻是起到輔助作用，而不可以獨挑大梁。因此，把經濟學（方法）比喻為氣象學、天文學是不對的，比喻為物理學與化學也是錯誤的。經濟學（方法）之所以能夠獨樹一幟、君臨一切，就在於它的抽象與具體的統一、分析與綜合的統一、邏輯與曆史的統一、還原與整體的統一的對稱方法。在對稱方法論中，歸納（統計）方法占從屬地位。這和西方經濟學中把統計（歸納）看成主要方法有本質不同。在對稱方法中，理性（理性預期）的作用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我們既不能因為理性（預期）的必要性而把它看成是唯一的，也不能因為理性（預期）的非充分性而否認其作用。正確的做法，是給理性（預期）以合理定位，既不誇大、也不縮小其作用。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問題，是誇大理性（預期）的作用，一旦在現實中碰壁，就走向另一極端，誇大經濟世界的不確定性而陷入不可知論。
西方經濟學中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區分、主流與非主流的區分，說明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共同點：線性思維方式。
線性思維方式與理論體係的不可操作性，是西方經濟學的最本質特征。它們隻談經濟問題的“解釋”，而不談經濟問題的“解決”；事實上也解決不了問題。搞不清分析與綜合、研究與敘述的聯係與區別；隻有邏輯分析，沒有曆史分析。用“思想實驗”代替社會實驗。西方經濟學的“思想實驗”，抹殺了被實驗者的主體能動性。西方經濟學家們將精力集中於簡單的線性係統，滋生了一種重抽象還原的主流學術氛圍。還原論的思維方式：片麵分析的而非綜合的，隻講供求平衡，未講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平衡。西方經濟學家們堅持認為，他們可以通過係統的組成部分解釋複雜係統，盡管這些部分實際上是無法從整體分割的。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對經濟的唯一根本的陳述是關於經濟中最本原層次的陳述。西方經濟學家們將係統行為，如企業自組織、市場交換過程都看作是現象，這些現象可以簡化為深層的本原（注：不是本質）——如經濟人、商品、產權、交易。他們的方法論基礎是還原論——把複雜微觀係統的變化看作是由組成它們的原子的運動引起的。西方經濟學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方法和對像、工具和目的相背離，錯誤的結論一開始就包含在錯誤的前提之中，經濟學一開始就不可能是科學的。
因此，問題不在於經濟學是否科學，而在於我們是否有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就是對稱的方法，對稱的方法整體上就是五度空間架構中時間、空間、層次相對稱的方法。對稱方法以對稱規律為基本的規律，是天與人、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理論內容與理論形式、科學本質與客觀本質、研究層次與研究對象、研究過程與敘述過程對稱的方法。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世界，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學，就是對稱的方法。
對稱的方法：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對稱。對稱，即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枚硬幣的兩麵，雖可以互相印證，然而決無先後之分。科學的方法論是正確的世界觀的功能；正確的世界觀是科學的方法論的必要前提。擁有正確的世界觀是擁有科學的方法論的原因，擁有科學的方法論是擁有正確的世界觀的證明。要把“方法論”和“關於方法的理論”區別開來。正好像一個人隻能有一種世界觀，以特定的主體為參照係，“關於方法的理論”有多種，然而“方法論”隻有一個。不同的方法之間不是並列的，而是有著層次關係。方法論指導和製約方法，高層次方法指導和製約低層次方法，方法指導和製約專業技術，高層次專業技術指導和製約低層次技術。
對稱的方法：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最根本的對稱方法。對象決定方法——經濟的複雜性、經濟學的整體性，決定了必須用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對稱的方法。實事求是，就是沒有先入為主的立場。實事求是，就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際的對稱。真理麵前人人平等，事實麵前人人平等，誠信麵前人人平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實事求是，就是經濟主體與經濟學的對稱。由改革的對象來領導和推進改革，是改革的悖境，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根本原因。改革的悖境使改革受阻、扭曲、走樣，甚至走向反麵；不但達不到解放生產力的目的，而且還成為改革的對象借機進行權力尋租的平台，改革的政策成了**的溫床。
對稱的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任何方法都有參照係；所謂沒有任何參照係的“玄學”、“形而上學”方法或哲學方法，實際上是以整個宇宙為參照係。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範圍內的“主流經濟學”，不能理解和解釋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識經濟形態這個參照係不兼容。主流經濟學的真理性隻能局限在工業經濟時期，在知識經濟時代將被“證偽”。因此，所謂對稱的方法，就是範式與參照係對稱。不但不同的內容在不同的參照係中真理性不一樣，而且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參照係中有效性也不一樣。換了參照係，原來有效的方法將變得無效。更大的參照係中的科學原理有更大的適用範圍，不能理解為比更小的參照係中的科學原理有更多的真理性。既然它們在各自的參照係中都是絕對真理，因而是等價的，不存在誰的真理性更多；也不存在誰是相對真理，誰是絕對真理；更不能理解為新的才是真理，舊的被證偽、被推翻。科學範式的轉變過程，是參照係轉移的過程。人類認識的深化、參照係的轉移，適合新的參照係的科學原理的出現，並非舊的科學原理被證偽：它們在各自的參照係裏都是絕對真理；相對於不同的參照係，它們是等價的。以地球為參照係，“地球中心論”是正確的。以太陽係為參照係，太陽中心論是正確的。以宇宙為參照係，無中心論是正確的。以人類為參照係，“人類中心論”是正確的。隻要明確參照係，這種真理論上的多元化就不會陷入真理觀上的相對主義。
對症下方 經濟學方法與對象的對稱
經濟客體的意義取決於經濟主體，取決於經濟主體的思維方式。實際上隻要方法對頭，思路正確，經濟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巨型的實驗室。
由於經濟係統的複雜性，所以有時在追求精確性的同時，會造成模糊，而有時模糊方法反而會使其精確。在這裏，模糊與精確、定性與定量、結構與要素均為對稱的範疇，也是對稱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計量經濟學”由於過分追求經濟數據的精確性，反而會走向準確認識經濟現象與經濟規律的反麵。特別要建立幸福經濟學，用精確的數字方法則是牛頭不對馬嘴，因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計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準確評價，唯一的辦法是定性的結構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幫不上忙。這就是對象和方法的對稱。對於傳統經濟，精確的數理模型分析工具有近似的性質，而靠直覺建立起來的定性分析的結構性模型反映經濟本質與規律則更準確。當然，這裏的結構分析是時間、空間、層次相統一的五維結構。
所謂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分析與綜合，使感性的具體上升到思維的具體，又把這一思維的具體轉變為實踐觀念，通過實踐工程，轉變為新的感性具體。這其間，假設隻是過程或過渡環節，而絕非前提。而西方經濟學家的數學模型卻是以假設為前提，以數理統計為根本方法，這樣建立起來的模型隻有或然性，而無普遍必然性；雖然有時會因碰運氣發生作用，但極易因為外界條件的變化而失效。經濟模型的樣本是不是隨機抽取的？no！
數學模型之所以不能反映經濟的本質和規律，是因為純數學隻能證明不能發現，隻能根據現有的經濟現象進行建模，而不能預測經濟的發展。一旦經濟增長方式改變，原有的模型就將無效。比如丁伯根的“蛛網理論”，其依據就是農產品的生產周期較長。在生產規模既定之後生產過程未定之前，無法中途改變規模以適應需求變化。因此，農產品的需求信息與價格有一定的滯後性。把這種由於信息不對稱與生產周期造成的價格變動軌跡畫在以價格和產量為軸的坐標圖上，形同蛛網，就形成蛛網理論。問題是蛛網理論的基礎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價格反映的失靈，但信息不對稱是曆史的、相對的；一旦信息工具與手段發達、信息對稱了，價格反映靈敏了，“蛛網理論”也就失去了客觀依據。所以要使數學模型能反映經濟的本質，預測經濟的發展，靠得還是模型後麵的思想——正確的方法論與正確的思維方法。
是否更深刻、更正確認識經濟本質與規律，不是看其是否運用數學方程，而是看其整體抽象度。而數學不可能做到最高層次的抽象；能做到最高層次抽象的是哲學方法論。五度空間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對稱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對稱邏輯，就是這樣的方法；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相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邏輯與曆史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想用數學方法代替哲學的方法，隻能菜籃打水，樹杈打漁，掛一漏萬，不著要領。
經濟客體的意義取決於經濟主體，取決於經濟主體的思維方式。實際上隻要方法對頭，思路正確，經濟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巨型的實驗室。經濟社會的實驗隻能在經濟社會中進行，隻能在被實驗者不知道自己是被實驗者的狀態下進行。對於實驗者來講是自覺的，對於被實驗者來講是不自覺的，這樣的實驗才是有效的，其結論才是可靠的。這就是方法和對象的對稱。用實驗室來實驗人的經濟行為，是一種“實踐悖論”。缺乏科學的思維方法，建立任何實驗室都是無價值無意義的，得出的結論要麽是片麵的，要麽是不實際的。
人對事物的認識過程和科學體係的建構過程不同，前者是從具體到抽象，後者是從抽象到具體。西方經濟學是把前者等同於經濟科學體係的建構過程，所以西方經濟學有認識意義，但不能稱為經濟科學。內容和形式必須統一，觀點和方法必須統一。對於經濟學這一非常具體的經濟科學來講，用抽象的數學方法、線性的思維方式是不夠的，必須用對稱的方法才能得出經濟科學的結論。
要知深淺 經濟學形式與內容的對稱
經濟學形式與內容的對稱，不但要求語言模型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而且要求概念內涵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
自然語言和數學語言等人工語言雖然都是語言，因而都是思維的形式，但同思維內容的關係不同：自然語言是形式和內容的原始的統一，因而更接近於概念。而後者由於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維內容距離較遠。用自然語言建模是概念建模，所建模型是內容和形式相統一的概念體係；用數學語言建模是語言建模，所建立起來的是形式化體係。所以用自然語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相統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實，而用數學語言建立的模型則隻是思維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脫離現實。
根據概念和語言的關係，經濟學模型也有兩種：概念的模型與語言的模型。前者用自然語言來建構，後者用人工語言（如數學語言）來描述。前者是具體的，後者是抽象的；前者是現實的，後者是近似的。前者看起來淺顯，然而揭示了事實的真實本質，因而更深；而後者雖然看起來深不可測，然而隻是形式化的東西，與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不沾邊，因而更淺。
這些數學模型的“深”是現象，隻是對不懂數學的人來講是“深”，對於懂數學的人來講是“淺”，其中的知識含量、信息含量並不多，特別是創新性知識含量並不多，因而是“淺入深出”。用自然語言新建構的各種模型似乎是“淺出”，使人一目了然，然而卻是“深入”，因為滲透了新的範式，蘊含了深厚的理論功底；雖然每個人都能看得懂，然而必須用心體會，特別是需要相當的抽象思維能力與哲學素養，所以是名副其實的“深入淺出”。這就是經濟學深和淺的辯證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語言來建立具有高度具體性的經濟學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對象的不對稱。這就是為什麽西方經濟學模型遠離現實的根本原因。
再從本質和現象的關係來看。數據往往反映的是現象，而科學之所以是一門科學，就是因為它是本質的反映。一門科學如果僅僅停留在數據上麵，往往會被現象甚至假象所迷惑，同樣的數據往往可以說明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而本質是難以用數據來描述的。對事物質的認識，是對量的認識的前提；對量的認識，是對質的認識的深化。隻有經濟學範式正確，數字分析才有意義；如果範式錯誤，數學分析再嚴密，數理模型再精致，也隻能南轅北轍。
從數學模型到自然語言模型不僅是一種表達方式的轉變，而且是一種範式的轉換。用數據與數理邏輯說話，本身就是貨幣經濟學範式的產物；要不要用數據說話、用數學方程式來表述，不是方法、邏輯、語言表達方式之爭，而是方法論之爭；而隱藏在方法論之爭背後的，是範式之爭。對於貨幣經濟學來講，論著中通篇數據與數學符號，不是其學科成熟的標誌，而是其前提——要不要用數學公式來表達經濟學原理的結論就在其經濟學範式的前提之中。
經濟學形式與內容的對稱，不但要求語言模型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而且要求概念內涵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經濟學範式與概念必須對稱，範式決定範疇與概念的定位與意義，特定的範式決定特定的範疇與概念，特定的範疇與概念隻能在特定的範式中發揮特定的作用。如果移植到其他範式中，原有的概念與範疇成了名詞；如果要重新成為概念，其內涵必須重新定義，其外延必須重新界定，否則就會出現概念的混淆，成為悖論。西方經濟學中的“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投票悖論”、“不可能性定理”，均屬這種不同範式之間碰撞的結果；嚴格意義上，是西方經濟學家頭腦中的“經濟學”同經濟現實碰撞的結果。人的需要是多重的，有絕對需要與相對需要，眼前需要與長遠需要，膚淺的需要與根本的需要，局部的需要與全局的需要。由於價值的相對性、人的需要的具體性，能否投票產生最佳決策，很大程度取決於人的素質。而由於價格經濟學的局限性，人的素質問題不可能進入價格經濟學的視野。這是布坎南“公共選擇理論”的致命傷。在具體操作上，公共選擇一致同意不可能，不僅次級決策不可能，即使憲法選擇也不可能。因為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為人的素質不同，對自身的利益、自身利益同他人利益關係的認識程度也不同，因而不可能有一致的同意。阿羅“不可能定理”的根源就在於範式與範疇的衝突。在價格經濟學範式中，是不可能容納價值相對性、需要具體性這些範疇的。如果說，“投票悖論”隻不過是使價格經濟學陷入悖論。那麽，“外部效應”的存在，則使價格經濟學陷入悖境。外部性問題隻是宣告了價格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失靈，但並未宣告價值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失靈。實際上，外部性問題恰恰說明了市場的立體性與係統性。解決外部性問題，有的可以用協議的方式來解決，而更多的則隻能通過政府與法律來解決。科斯所舉的例子，即牧場主與農場主之間糾紛的例子，對於小商品經濟來講是典型條例，但對於大工業生產來講，則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外部效應的存在，突出了價值的整體性與相對性，突出了價值是主體與客體、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的統一，是絕對與相對的統一。隻有價值經濟學才能把握這個統一，而價格經濟學對此無能為力。隻要價格經濟學不能解釋外部效應，那麽價格經濟學的解釋力就要打折扣，其合法性就要遭到否定。外部效應的存在不但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而且宣告了凱恩斯主義的破產。因為不是從價值經濟學高度看問題，政府宏觀調控的意義等於零。這是表麵“悖論”後麵的現實根源。要走出“悖論”，隻有改變西方經濟學的範式，用價值經濟學範式代替價格經濟學範式。因為正是這種範式與範疇的碰撞，預示了新範式代替舊範式的必然性。解悖是科學發展的動力之一，經濟學也不例外。
因人製宜 經濟學體係與主體的對稱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首先要求經濟主體與經濟對象的對稱。經濟學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須能自圓其說，在特定參照係中必須是絕對真理。
經濟學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是統一的，經濟學範式的變遷是和人類經濟發展過程、人的主體性發展過程相一致的。經濟科學通過階級性表現出來的主體性，同庸俗經濟學的所謂主體性的區別為：前者是階級性和人類性的統一，既是階級的也是人類的；而後者則隻是階級的，雖然它們也標榜自己是人類的。
庸俗經濟學既沒有科學性又沒有主體性。經濟科學通過階級性表現出來的主體性，同庸俗經濟學的所謂主體性的區別為：前者是階級性和人類性的統一，既是階級的也是人類的；而後者則隻是階級的，雖然它們也標榜自己是人類的。西方資本在中國的代言人——庸俗經濟學家以反偽科學為偽裝，代表西方先對中國進行文化殖民，然後對中國進行經濟殖民，最後對中國進行政治殖民，妄圖使中國成為西方文化、政治、經濟的傀儡。在此過程中，他們因勢利導，順水推舟，水漲船高，“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頭”，逐步取得在中國各學科領域的話語霸權，並最終實現他們更大的野心。庸俗經濟學家在中國政界、經濟學界取得成功的基礎上，爭奪經濟學界的話語霸權。他們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所謂“合法性危機”，從思維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學到宗教到曆史到文學到中醫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隻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國傳統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來代替“非法”的過程中全盤西化，在全盤西化過程中，他們在各個領域取而代之，取得領導權與話語霸權。這是以中國文化為主流還是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鬥爭，是維護中華民族主體性與消除中華民族主體性的鬥爭。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首先要求經濟主體與經濟對象的對稱。經濟學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須能自圓其說，在特定參照係中必須是絕對真理。但由於西方經濟學在方法論與主體性上的缺陷，所以他們連“多元化”中的每一個“元”都算不上，隻能算為真正的科學研究提供了有參照價值的資料。
社會實驗與物理實驗的本質區別在於，後者可以在實驗室關門實驗，前者隻能走出象牙塔在現實生活中、在直接實踐中才能進行。經濟學家必須同時成為企業家、管理學家、管理者。能成為企業家、管理學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經濟學家，但不能成為企業家、管理學家、管理者，則肯定成不了經濟學家。離開現實的經濟過程，關門搞所謂的經濟實驗，是實驗手段與實驗對象的不對稱；其結果，隻能證實、不能證偽實驗者的主觀意圖，是自欺欺人。可以說，任何經濟學理論都可以通過關門實驗得到證實，這樣的實驗，根本不能反映真實的經濟過程，沒有任何科學意義。
如果說，經濟實驗與經濟過程的本質區別在主體而不是客體，那麽，決定經濟實驗能否得出正確結論的，關鍵的不在於實驗過程，而在於實驗者的思維方式。如果思維方式停留在歸納（統計）、演繹這個線性局麵上，那麽再精密的實驗過程，籍以建立起來的再嚴密的數字模型，也難以保證其結論的科學性與有效性。同樣的“經濟實驗”，不同的主體、不同的思維方式，得出的結論不一樣；在特定的參照係中，這不同的結論中隻有一條是正確的。從一般經濟學角度來看，隻有同宇宙本質相一致的思維方式，才是正確的思維方式；這些思維方式是：對稱的方法、五度空間的方法、主體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方法、規範性與實證性相統一的方法、複雜科學的方法。用線性的思維方式作指導，經濟過程再真實，“經濟條件再純粹”，也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從客體的角度來講，包括經濟實驗在內的社會實驗，與真實的社會過程包括經濟過程無任何本質不同；不同的隻是實驗者的主觀意圖。有了實驗者的意向性，真實的經濟過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內在的本質與規律就會自然而然地通過現象浮現出來。也就是說，造成經濟實驗與經濟過程區別的，是主體而不是客體。在客體中製造區別，是量身定製、削足適履，把結論當前提。
人類迄今為止的“經濟學”都是政治經濟學，都隻研究構成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本質與規律的某個層麵、某種要素、某類結構，因而都不能從總體上揭示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的本質與規律。與時俱進，根據新經濟時代的要求對它們揚棄、綜合、升華，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本質與規律、建構對稱經濟學體係的必經途徑。通過對各種經濟學流派按不同的參照係進行定位，然後對他們進行揚棄，成為自身的組成部分，也是對稱經濟學形成體係的方法之一。隻有以五度空間為參照係，才能在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背景下通過對稱分析而形成一元化的人類經濟學。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對稱經濟學不僅研究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生產關係，也不僅研究生產中人與自然的關係——所謂的生產力，而是研究經濟活動、經濟發展的本質和規律。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的本質與規律必然由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組成，但不能歸結於它們中的任何一個方麵。對稱經濟學運用對稱邏輯、對稱辯證法、五度空間方法、係統論方法、主體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方法，研究經濟活動、經濟發展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本質的關係及其時空展開，提高人們認識、運用經濟規律的自覺性與水平，使經濟得到更快的可持續發展。
五度空間理論，是整體論從本質到現象展開的方法論基礎，也是還原論與整體論統一起來的方法論基礎。在五度空間理論看來，認識過程（研究過程屬於認識過程）和敘述過程，都是具體——抽象——具體。因為起點和終點都是具體，因此都是整體；具體——抽象——具體的認識方法和敘述方法是整體論方法。這就解決了整體論認識過程和敘述過程怎樣同整體論中整體原則相吻合的問題。從具體到抽象，可以看成是還原論的認識過程；從抽象到具體，可以看成是還原論的敘述過程。還原論本來就是要把整體還原為部分，所以這兩個過程同它的個體論的基本原則不矛盾。所以還原論就是整體論。這就把還原論與整體論統一了起來。在這裏，要把本原同本質區別開來。本原雖然是整體的最小單位，然而卻仍然是現象；本質則是比規律更深層次的範疇。以五度空間模式來觀察，從整體上看，整體論是真正的理論基礎，而還原論隻是一種應用理論。由於政治經濟學以還原論為理論基礎，對稱經濟學以整體論為理論基礎，而還原論從屬於整體論，所以政治經濟學從屬於對稱經濟學。
關鍵詞：對稱 五度空間 還原與整體 有限與無限 實證與規範 曆時性與層次性
見仁見智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世界
經濟學（方法）之所以能夠獨樹一幟、君臨一切，就在於它的抽象與具體的統一、分析與綜合的統一、邏輯與曆史的統一、還原與整體的統一的對稱方法。
經濟學規律是經濟規律的反映；把握經濟規律，不是靠顯微鏡，不是靠解剖刀，而是靠抽象思維能力；這個抽象思維的過程，不是線性推演、線性規劃的過程，而是分析與綜合、還原與整體相統一的、主客體對稱的五維的過程。其中的封閉式的“實驗”與數字推導，隻是起到輔助作用，而不可以獨挑大梁。因此，把經濟學（方法）比喻為氣象學、天文學是不對的，比喻為物理學與化學也是錯誤的。經濟學（方法）之所以能夠獨樹一幟、君臨一切，就在於它的抽象與具體的統一、分析與綜合的統一、邏輯與曆史的統一、還原與整體的統一的對稱方法。在對稱方法論中，歸納（統計）方法占從屬地位。這和西方經濟學中把統計（歸納）看成主要方法有本質不同。在對稱方法中，理性（理性預期）的作用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我們既不能因為理性（預期）的必要性而把它看成是唯一的，也不能因為理性（預期）的非充分性而否認其作用。正確的做法，是給理性（預期）以合理定位，既不誇大、也不縮小其作用。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問題，是誇大理性（預期）的作用，一旦在現實中碰壁，就走向另一極端，誇大經濟世界的不確定性而陷入不可知論。
西方經濟學中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區分、主流與非主流的區分，說明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共同點：線性思維方式。
線性思維方式與理論體係的不可操作性，是西方經濟學的最本質特征。它們隻談經濟問題的“解釋”，而不談經濟問題的“解決”；事實上也解決不了問題。搞不清分析與綜合、研究與敘述的聯係與區別；隻有邏輯分析，沒有曆史分析。用“思想實驗”代替社會實驗。西方經濟學的“思想實驗”，抹殺了被實驗者的主體能動性。西方經濟學家們將精力集中於簡單的線性係統，滋生了一種重抽象還原的主流學術氛圍。還原論的思維方式：片麵分析的而非綜合的，隻講供求平衡，未講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平衡。西方經濟學家們堅持認為，他們可以通過係統的組成部分解釋複雜係統，盡管這些部分實際上是無法從整體分割的。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對經濟的唯一根本的陳述是關於經濟中最本原層次的陳述。西方經濟學家們將係統行為，如企業自組織、市場交換過程都看作是現象，這些現象可以簡化為深層的本原（注：不是本質）——如經濟人、商品、產權、交易。他們的方法論基礎是還原論——把複雜微觀係統的變化看作是由組成它們的原子的運動引起的。西方經濟學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方法和對像、工具和目的相背離，錯誤的結論一開始就包含在錯誤的前提之中，經濟學一開始就不可能是科學的。
因此，問題不在於經濟學是否科學，而在於我們是否有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就是對稱的方法，對稱的方法整體上就是五度空間架構中時間、空間、層次相對稱的方法。對稱方法以對稱規律為基本的規律，是天與人、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理論內容與理論形式、科學本質與客觀本質、研究層次與研究對象、研究過程與敘述過程對稱的方法。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世界，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學，就是對稱的方法。
對稱的方法：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對稱。對稱，即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枚硬幣的兩麵，雖可以互相印證，然而決無先後之分。科學的方法論是正確的世界觀的功能；正確的世界觀是科學的方法論的必要前提。擁有正確的世界觀是擁有科學的方法論的原因，擁有科學的方法論是擁有正確的世界觀的證明。要把“方法論”和“關於方法的理論”區別開來。正好像一個人隻能有一種世界觀，以特定的主體為參照係，“關於方法的理論”有多種，然而“方法論”隻有一個。不同的方法之間不是並列的，而是有著層次關係。方法論指導和製約方法，高層次方法指導和製約低層次方法，方法指導和製約專業技術，高層次專業技術指導和製約低層次技術。
對稱的方法：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最根本的對稱方法。對象決定方法——經濟的複雜性、經濟學的整體性，決定了必須用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對稱的方法。實事求是，就是沒有先入為主的立場。實事求是，就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際的對稱。真理麵前人人平等，事實麵前人人平等，誠信麵前人人平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實事求是，就是經濟主體與經濟學的對稱。由改革的對象來領導和推進改革，是改革的悖境，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根本原因。改革的悖境使改革受阻、扭曲、走樣，甚至走向反麵；不但達不到解放生產力的目的，而且還成為改革的對象借機進行權力尋租的平台，改革的政策成了**的溫床。
對稱的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任何方法都有參照係；所謂沒有任何參照係的“玄學”、“形而上學”方法或哲學方法，實際上是以整個宇宙為參照係。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範圍內的“主流經濟學”，不能理解和解釋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識經濟形態這個參照係不兼容。主流經濟學的真理性隻能局限在工業經濟時期，在知識經濟時代將被“證偽”。因此，所謂對稱的方法，就是範式與參照係對稱。不但不同的內容在不同的參照係中真理性不一樣，而且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參照係中有效性也不一樣。換了參照係，原來有效的方法將變得無效。更大的參照係中的科學原理有更大的適用範圍，不能理解為比更小的參照係中的科學原理有更多的真理性。既然它們在各自的參照係中都是絕對真理，因而是等價的，不存在誰的真理性更多；也不存在誰是相對真理，誰是絕對真理；更不能理解為新的才是真理，舊的被證偽、被推翻。科學範式的轉變過程，是參照係轉移的過程。人類認識的深化、參照係的轉移，適合新的參照係的科學原理的出現，並非舊的科學原理被證偽：它們在各自的參照係裏都是絕對真理；相對於不同的參照係，它們是等價的。以地球為參照係，“地球中心論”是正確的。以太陽係為參照係，太陽中心論是正確的。以宇宙為參照係，無中心論是正確的。以人類為參照係，“人類中心論”是正確的。隻要明確參照係，這種真理論上的多元化就不會陷入真理觀上的相對主義。
對症下方 經濟學方法與對象的對稱
經濟客體的意義取決於經濟主體，取決於經濟主體的思維方式。實際上隻要方法對頭，思路正確，經濟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巨型的實驗室。
由於經濟係統的複雜性，所以有時在追求精確性的同時，會造成模糊，而有時模糊方法反而會使其精確。在這裏，模糊與精確、定性與定量、結構與要素均為對稱的範疇，也是對稱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計量經濟學”由於過分追求經濟數據的精確性，反而會走向準確認識經濟現象與經濟規律的反麵。特別要建立幸福經濟學，用精確的數字方法則是牛頭不對馬嘴，因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計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準確評價，唯一的辦法是定性的結構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幫不上忙。這就是對象和方法的對稱。對於傳統經濟，精確的數理模型分析工具有近似的性質，而靠直覺建立起來的定性分析的結構性模型反映經濟本質與規律則更準確。當然，這裏的結構分析是時間、空間、層次相統一的五維結構。
所謂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分析與綜合，使感性的具體上升到思維的具體，又把這一思維的具體轉變為實踐觀念，通過實踐工程，轉變為新的感性具體。這其間，假設隻是過程或過渡環節，而絕非前提。而西方經濟學家的數學模型卻是以假設為前提，以數理統計為根本方法，這樣建立起來的模型隻有或然性，而無普遍必然性；雖然有時會因碰運氣發生作用，但極易因為外界條件的變化而失效。經濟模型的樣本是不是隨機抽取的？no！
數學模型之所以不能反映經濟的本質和規律，是因為純數學隻能證明不能發現，隻能根據現有的經濟現象進行建模，而不能預測經濟的發展。一旦經濟增長方式改變，原有的模型就將無效。比如丁伯根的“蛛網理論”，其依據就是農產品的生產周期較長。在生產規模既定之後生產過程未定之前，無法中途改變規模以適應需求變化。因此，農產品的需求信息與價格有一定的滯後性。把這種由於信息不對稱與生產周期造成的價格變動軌跡畫在以價格和產量為軸的坐標圖上，形同蛛網，就形成蛛網理論。問題是蛛網理論的基礎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價格反映的失靈，但信息不對稱是曆史的、相對的；一旦信息工具與手段發達、信息對稱了，價格反映靈敏了，“蛛網理論”也就失去了客觀依據。所以要使數學模型能反映經濟的本質，預測經濟的發展，靠得還是模型後麵的思想——正確的方法論與正確的思維方法。
是否更深刻、更正確認識經濟本質與規律，不是看其是否運用數學方程，而是看其整體抽象度。而數學不可能做到最高層次的抽象；能做到最高層次抽象的是哲學方法論。五度空間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對稱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對稱邏輯，就是這樣的方法；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相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邏輯與曆史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想用數學方法代替哲學的方法，隻能菜籃打水，樹杈打漁，掛一漏萬，不著要領。
經濟客體的意義取決於經濟主體，取決於經濟主體的思維方式。實際上隻要方法對頭，思路正確，經濟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巨型的實驗室。經濟社會的實驗隻能在經濟社會中進行，隻能在被實驗者不知道自己是被實驗者的狀態下進行。對於實驗者來講是自覺的，對於被實驗者來講是不自覺的，這樣的實驗才是有效的，其結論才是可靠的。這就是方法和對象的對稱。用實驗室來實驗人的經濟行為，是一種“實踐悖論”。缺乏科學的思維方法，建立任何實驗室都是無價值無意義的，得出的結論要麽是片麵的，要麽是不實際的。
人對事物的認識過程和科學體係的建構過程不同，前者是從具體到抽象，後者是從抽象到具體。西方經濟學是把前者等同於經濟科學體係的建構過程，所以西方經濟學有認識意義，但不能稱為經濟科學。內容和形式必須統一，觀點和方法必須統一。對於經濟學這一非常具體的經濟科學來講，用抽象的數學方法、線性的思維方式是不夠的，必須用對稱的方法才能得出經濟科學的結論。
要知深淺 經濟學形式與內容的對稱
經濟學形式與內容的對稱，不但要求語言模型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而且要求概念內涵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
自然語言和數學語言等人工語言雖然都是語言，因而都是思維的形式，但同思維內容的關係不同：自然語言是形式和內容的原始的統一，因而更接近於概念。而後者由於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維內容距離較遠。用自然語言建模是概念建模，所建模型是內容和形式相統一的概念體係；用數學語言建模是語言建模，所建立起來的是形式化體係。所以用自然語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相統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實，而用數學語言建立的模型則隻是思維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脫離現實。
根據概念和語言的關係，經濟學模型也有兩種：概念的模型與語言的模型。前者用自然語言來建構，後者用人工語言（如數學語言）來描述。前者是具體的，後者是抽象的；前者是現實的，後者是近似的。前者看起來淺顯，然而揭示了事實的真實本質，因而更深；而後者雖然看起來深不可測，然而隻是形式化的東西，與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不沾邊，因而更淺。
這些數學模型的“深”是現象，隻是對不懂數學的人來講是“深”，對於懂數學的人來講是“淺”，其中的知識含量、信息含量並不多，特別是創新性知識含量並不多，因而是“淺入深出”。用自然語言新建構的各種模型似乎是“淺出”，使人一目了然，然而卻是“深入”，因為滲透了新的範式，蘊含了深厚的理論功底；雖然每個人都能看得懂，然而必須用心體會，特別是需要相當的抽象思維能力與哲學素養，所以是名副其實的“深入淺出”。這就是經濟學深和淺的辯證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語言來建立具有高度具體性的經濟學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對象的不對稱。這就是為什麽西方經濟學模型遠離現實的根本原因。
再從本質和現象的關係來看。數據往往反映的是現象，而科學之所以是一門科學，就是因為它是本質的反映。一門科學如果僅僅停留在數據上麵，往往會被現象甚至假象所迷惑，同樣的數據往往可以說明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而本質是難以用數據來描述的。對事物質的認識，是對量的認識的前提；對量的認識，是對質的認識的深化。隻有經濟學範式正確，數字分析才有意義；如果範式錯誤，數學分析再嚴密，數理模型再精致，也隻能南轅北轍。
從數學模型到自然語言模型不僅是一種表達方式的轉變，而且是一種範式的轉換。用數據與數理邏輯說話，本身就是貨幣經濟學範式的產物；要不要用數據說話、用數學方程式來表述，不是方法、邏輯、語言表達方式之爭，而是方法論之爭；而隱藏在方法論之爭背後的，是範式之爭。對於貨幣經濟學來講，論著中通篇數據與數學符號，不是其學科成熟的標誌，而是其前提——要不要用數學公式來表達經濟學原理的結論就在其經濟學範式的前提之中。
經濟學形式與內容的對稱，不但要求語言模型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而且要求概念內涵與經濟學範式的對稱。經濟學範式與概念必須對稱，範式決定範疇與概念的定位與意義，特定的範式決定特定的範疇與概念，特定的範疇與概念隻能在特定的範式中發揮特定的作用。如果移植到其他範式中，原有的概念與範疇成了名詞；如果要重新成為概念，其內涵必須重新定義，其外延必須重新界定，否則就會出現概念的混淆，成為悖論。西方經濟學中的“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投票悖論”、“不可能性定理”，均屬這種不同範式之間碰撞的結果；嚴格意義上，是西方經濟學家頭腦中的“經濟學”同經濟現實碰撞的結果。人的需要是多重的，有絕對需要與相對需要，眼前需要與長遠需要，膚淺的需要與根本的需要，局部的需要與全局的需要。由於價值的相對性、人的需要的具體性，能否投票產生最佳決策，很大程度取決於人的素質。而由於價格經濟學的局限性，人的素質問題不可能進入價格經濟學的視野。這是布坎南“公共選擇理論”的致命傷。在具體操作上，公共選擇一致同意不可能，不僅次級決策不可能，即使憲法選擇也不可能。因為人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為人的素質不同，對自身的利益、自身利益同他人利益關係的認識程度也不同，因而不可能有一致的同意。阿羅“不可能定理”的根源就在於範式與範疇的衝突。在價格經濟學範式中，是不可能容納價值相對性、需要具體性這些範疇的。如果說，“投票悖論”隻不過是使價格經濟學陷入悖論。那麽，“外部效應”的存在，則使價格經濟學陷入悖境。外部性問題隻是宣告了價格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失靈，但並未宣告價值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失靈。實際上，外部性問題恰恰說明了市場的立體性與係統性。解決外部性問題，有的可以用協議的方式來解決，而更多的則隻能通過政府與法律來解決。科斯所舉的例子，即牧場主與農場主之間糾紛的例子，對於小商品經濟來講是典型條例，但對於大工業生產來講，則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外部效應的存在，突出了價值的整體性與相對性，突出了價值是主體與客體、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的統一，是絕對與相對的統一。隻有價值經濟學才能把握這個統一，而價格經濟學對此無能為力。隻要價格經濟學不能解釋外部效應，那麽價格經濟學的解釋力就要打折扣，其合法性就要遭到否定。外部效應的存在不但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而且宣告了凱恩斯主義的破產。因為不是從價值經濟學高度看問題，政府宏觀調控的意義等於零。這是表麵“悖論”後麵的現實根源。要走出“悖論”，隻有改變西方經濟學的範式，用價值經濟學範式代替價格經濟學範式。因為正是這種範式與範疇的碰撞，預示了新範式代替舊範式的必然性。解悖是科學發展的動力之一，經濟學也不例外。
因人製宜 經濟學體係與主體的對稱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首先要求經濟主體與經濟對象的對稱。經濟學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須能自圓其說，在特定參照係中必須是絕對真理。
經濟學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是統一的，經濟學範式的變遷是和人類經濟發展過程、人的主體性發展過程相一致的。經濟科學通過階級性表現出來的主體性，同庸俗經濟學的所謂主體性的區別為：前者是階級性和人類性的統一，既是階級的也是人類的；而後者則隻是階級的，雖然它們也標榜自己是人類的。
庸俗經濟學既沒有科學性又沒有主體性。經濟科學通過階級性表現出來的主體性，同庸俗經濟學的所謂主體性的區別為：前者是階級性和人類性的統一，既是階級的也是人類的；而後者則隻是階級的，雖然它們也標榜自己是人類的。西方資本在中國的代言人——庸俗經濟學家以反偽科學為偽裝，代表西方先對中國進行文化殖民，然後對中國進行經濟殖民，最後對中國進行政治殖民，妄圖使中國成為西方文化、政治、經濟的傀儡。在此過程中，他們因勢利導，順水推舟，水漲船高，“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頭”，逐步取得在中國各學科領域的話語霸權，並最終實現他們更大的野心。庸俗經濟學家在中國政界、經濟學界取得成功的基礎上，爭奪經濟學界的話語霸權。他們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所謂“合法性危機”，從思維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學到宗教到曆史到文學到中醫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隻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國傳統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來代替“非法”的過程中全盤西化，在全盤西化過程中，他們在各個領域取而代之，取得領導權與話語霸權。這是以中國文化為主流還是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鬥爭，是維護中華民族主體性與消除中華民族主體性的鬥爭。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首先要求經濟主體與經濟對象的對稱。經濟學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須能自圓其說，在特定參照係中必須是絕對真理。但由於西方經濟學在方法論與主體性上的缺陷，所以他們連“多元化”中的每一個“元”都算不上，隻能算為真正的科學研究提供了有參照價值的資料。
社會實驗與物理實驗的本質區別在於，後者可以在實驗室關門實驗，前者隻能走出象牙塔在現實生活中、在直接實踐中才能進行。經濟學家必須同時成為企業家、管理學家、管理者。能成為企業家、管理學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經濟學家，但不能成為企業家、管理學家、管理者，則肯定成不了經濟學家。離開現實的經濟過程，關門搞所謂的經濟實驗，是實驗手段與實驗對象的不對稱；其結果，隻能證實、不能證偽實驗者的主觀意圖，是自欺欺人。可以說，任何經濟學理論都可以通過關門實驗得到證實，這樣的實驗，根本不能反映真實的經濟過程，沒有任何科學意義。
如果說，經濟實驗與經濟過程的本質區別在主體而不是客體，那麽，決定經濟實驗能否得出正確結論的，關鍵的不在於實驗過程，而在於實驗者的思維方式。如果思維方式停留在歸納（統計）、演繹這個線性局麵上，那麽再精密的實驗過程，籍以建立起來的再嚴密的數字模型，也難以保證其結論的科學性與有效性。同樣的“經濟實驗”，不同的主體、不同的思維方式，得出的結論不一樣；在特定的參照係中，這不同的結論中隻有一條是正確的。從一般經濟學角度來看，隻有同宇宙本質相一致的思維方式，才是正確的思維方式；這些思維方式是：對稱的方法、五度空間的方法、主體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方法、規範性與實證性相統一的方法、複雜科學的方法。用線性的思維方式作指導，經濟過程再真實，“經濟條件再純粹”，也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從客體的角度來講，包括經濟實驗在內的社會實驗，與真實的社會過程包括經濟過程無任何本質不同；不同的隻是實驗者的主觀意圖。有了實驗者的意向性，真實的經濟過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內在的本質與規律就會自然而然地通過現象浮現出來。也就是說，造成經濟實驗與經濟過程區別的，是主體而不是客體。在客體中製造區別，是量身定製、削足適履，把結論當前提。
人類迄今為止的“經濟學”都是政治經濟學，都隻研究構成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本質與規律的某個層麵、某種要素、某類結構，因而都不能從總體上揭示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的本質與規律。與時俱進，根據新經濟時代的要求對它們揚棄、綜合、升華，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本質與規律、建構對稱經濟學體係的必經途徑。通過對各種經濟學流派按不同的參照係進行定位，然後對他們進行揚棄，成為自身的組成部分，也是對稱經濟學形成體係的方法之一。隻有以五度空間為參照係，才能在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背景下通過對稱分析而形成一元化的人類經濟學。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對稱經濟學不僅研究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生產關係，也不僅研究生產中人與自然的關係——所謂的生產力，而是研究經濟活動、經濟發展的本質和規律。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的本質與規律必然由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組成，但不能歸結於它們中的任何一個方麵。對稱經濟學運用對稱邏輯、對稱辯證法、五度空間方法、係統論方法、主體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方法，研究經濟活動、經濟發展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本質的關係及其時空展開，提高人們認識、運用經濟規律的自覺性與水平，使經濟得到更快的可持續發展。
五度空間理論，是整體論從本質到現象展開的方法論基礎，也是還原論與整體論統一起來的方法論基礎。在五度空間理論看來，認識過程（研究過程屬於認識過程）和敘述過程，都是具體——抽象——具體。因為起點和終點都是具體，因此都是整體；具體——抽象——具體的認識方法和敘述方法是整體論方法。這就解決了整體論認識過程和敘述過程怎樣同整體論中整體原則相吻合的問題。從具體到抽象，可以看成是還原論的認識過程；從抽象到具體，可以看成是還原論的敘述過程。還原論本來就是要把整體還原為部分，所以這兩個過程同它的個體論的基本原則不矛盾。所以還原論就是整體論。這就把還原論與整體論統一了起來。在這裏，要把本原同本質區別開來。本原雖然是整體的最小單位，然而卻仍然是現象；本質則是比規律更深層次的範疇。以五度空間模式來觀察，從整體上看，整體論是真正的理論基礎，而還原論隻是一種應用理論。由於政治經濟學以還原論為理論基礎，對稱經濟學以整體論為理論基礎，而還原論從屬於整體論，所以政治經濟學從屬於對稱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