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華人南移經曆
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與華人及其關係研究 作者：孫振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曆史上華人南移，直接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對此，《馬來西亞研究：民族與公民》一書的作者總結道：他們在中國遇到了困境、華南政治不穩定而馬來亞穩定、錫和橡膠工業的發展、移民設施（汽船和移民機構）的進步以及華人的勤勞和喜歡遊曆的性格等均是其南移的原因。《馬來西亞華人史》一書在談到華人“出洋與移民的動因”時，也列舉了以下若幹方麵：特殊的人文地理條件、出征及訪問南海促成航海業發達、（華南）農業經濟崩潰、營商得利的誘惑與鼓勵、政治動亂與國家法製的壓力，這是內在動因，此外，還有外在動因：歐洲資本主義者尋求大量勞工、航運工具現代化、采錫業和橡膠業興起、殖民地政府的勞工政策等。也有學者把近代中國東南沿海出現人口壓力以及各種“天災”視為原因。
還有學者在國內南洋華僑地區所做相關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在905個調查樣本中，出於經濟壓迫原因移民的為633個，占69.95%；在南洋的關係協助下移民的為176個，占19.45%；另外兩個原因是天災和企圖事業的發展，各占3.430%和2.87%。總之，要說華人南移的原因，既有自然災害方麵的，亦有社會壓迫和鬥爭失敗方麵的；有中國國內的原因，即有學者所謂的“內在逼迫”，亦有來自東南亞等國外方麵的外因，即所謂的“外在吸引”；既有客觀方麵的原因，亦有主觀方麵的原因。當然，也有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被綁架或販賣到馬來亞等南洋地區者，如罪惡的“豬仔”貿易就是。就主觀方麵的原因而言，在這裏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國東南沿海一帶華人特別富於海外冒險精神、特別希望通過海外奮鬥以達致發財致富目的的期許心理等因素是絕對不應忽視的，而這些恰是他們身處大陸和海洋雙重環境為其培育出來的，而一般不會為內陸中國人所具備，所以，他們之構成當今世界各地華人的主流這一情況，乃是事出有因的。
正如《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所講：“以16世紀歐洲國家在東南亞勢力的擴張為背景，英國於1786年在檳城設立第一個自由港而在此區域擴展，替華人移民至東南亞開了一個新紀元”。對於馬來半島而言，來到這裏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盡管他們同為歐洲殖民主義者的代表，但是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擴張亦是一個漸進（盡管加速度很快）的過程，所以對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卻是不一樣的。葡萄牙人所代表的基本上還是英國工業革命前的世界資本主義，因此，他們在馬來半島的殖民統治，從地域方麵看僅限於原滿剌加王朝統轄範圍，即使從經濟方麵看，也不外是想利用滿刺加原有的國際商港的地位和基礎，再加上他們有“巨炮利兵”保護的“大舶”，繼續古老的海洋貿易而已。“佛朗機擅奪天朝受封之夷，據有其地，且駕大舶，操凶器往來交易，爭鬥殺傷，此南服禍始也。”荷蘭人雖有荷屬東印度公司坐鎮東南亞（在雅加達），但其試圖實施壟斷貿易的做法以及對中國商人一度采取的敵對態度，卻嚴重地阻礙了中國與馬來半島的貿易往來。另外，盡管在地域上，荷蘭殖民主義者除滿剌加外，也曾擴張其勢力於吉達、霹靂等地，但是，並未對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什麽大的貢獻，相反，由於戰爭和殖民壓迫的影響，卻連滿刺加原有的商業繁榮都沒有維持下去。總之，在葡萄牙與荷蘭人殖民統治時期，馬來半島的華人移民，數量上並未大量增加，其性質仍不外以原有商業移民為主。到1786年英國人萊特上校登上檳榔嶼時，據說這裏至少有3位華人，滿剌加毫無疑問是馬來半島華人居住較早、較多的地方，也僅有2161人（1750年）。
1786年至1963年，為英國殖民主義者逐步滲透並全麵統治今馬來西亞時期。在這一統治的中前期，從總的方麵看，馬來半島的政治環境相對較為安定，經濟社會發展亦相對較為迅速，更主要的是，她走上了近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全麵發展之路，而告別了以往海洋貿易獨占鼇頭的經濟局麵。這期間，馬來亞在繼續發展轉口貿易、大規模擴大采錫工業的同時，進一步迎來了農業商品化。正是受經濟空前增長對勞動力需要陡升的影響，華人南移在此期間一再掀起**，其性質除了商業移民外，亦包括各類資本的擁有者和勞務工人以及其他經濟、社會職業人士，但大體上仍不出經濟移民範疇，這與華人移民多數為經濟所迫而背井離鄉的原因亦是一致的，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在後來相當長的時期內，馬來亞華人不關心所在國的政治以及族群的整體利益，而隻關心個人發財致富這一重大特征，以致影響到了華人族群在當今馬來西亞的地位和權益。
英國人統治的18世紀後期與19世紀，華人移民迅速增加的情況可從下列數字窺得一斑：1842年，檳榔嶼和馬六甲（滿剌加）的華人人口已上升為16595人；1860年、1871年、1881年，檳城州與馬六甲的華人人口的連續增長情況分別為46261人、56302人、87095人。至於今西馬範疇內，以前的增長情況缺乏統計，現有資料顯示：1891年、1901年共有華人人口分別為269902人和419355人。
東馬砂拉越和沙巴兩州華人移民的情況，在其主要作為經濟移民（近代以前和近代早期仍是以商業移民為主）的性質並與當地經濟開發建設有關這一點上，與西馬有著很大的一致性。但是，也有許多重要的特殊情況，如砂拉越的早期華人移民中有的並不是直接來自中國，而是從西婆羅洲移入的。18世紀後期，大批華人移民集中到西婆羅洲的pontianak(坤甸)、sambas（三發）、mon-trado(蒙脫拉度)等地，從事黃金開采，他們在這裏組織了有名的自治組織——公司。後來由於受荷蘭殖民者的擠壓和內訌的雙重驅使，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逐漸有華人轉徙至砂拉越的石隆門等地，在這裏有的繼續開采金礦，有的從事農業墾殖。1841年，英國人james brooke從文萊蘇丹手中取得砂拉越的統治權，此後該“白人家族”為發展農業，開發墾殖區，吸引了大批華人移民，主要的農業種植是胡椒和甘密，此外也包括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沙巴華人的有計劃移民出現的較晚，此前據說僅在西海岸的papar有少量定居。1881年，英國皇家公司( charteredpany)取得了沙巴的統治權，為開發農業——先以煙草種植為主，後為樹膠種植取代，從中國引入大批移民。值得指出的是，沙巴華人移民中有一支來自中國東北，這打破了以往華人多來自中國東南沿海閩粵兩省的慣例。這批華人是1913年招募來的，共有107家，430多人，被安置在亞庇附近的kinarut(金拿律)地區，從事稻米和樹膠墾殖。據說如今仍有千餘人住在山東村（或稱“津榜村”）內。東馬兩州的華人人口的增長在二戰前主要是以移民為主，二戰後則以自然增長為主。根據1991年的人口統計，砂拉越當年有華人人口475752人，沙巴為218233人。此前一年的有關資料指出，在馬來西亞全部華人人口的5260 000人(占馬來西亞總人口的29.6%)中，西馬占87%，砂拉越占9.2%，沙巴占3.80%。所以，盡管東馬的華人人口絕對數（1991年達693985人）也不容忽視，但是，馬來西亞的華人人口的絕大多數顯然集中在西部馬來西亞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二戰前砂拉越和沙巴兩州華人人口的增長情第三節華人的亞族群——方言群中國的漢人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族群，其民族語言——漢語的方言結構亦十分複雜，有七大方言之說，即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和閩方言。馬來西亞的華人保留了這一族群和語言的複雜性，在這七大方言中，至少占有三種，即閩（閩南或福建）、粵（廣府或廣東）、客家三大方言。實際上，這裏的每一個方言本身又是由一些更小的方言組合而成的亞方言群，所以，馬來西亞的華人學者一般不區分方言層次，而是針對所有的不同方言，將華人分為10個方言群，其中，9個為確定的獨立方言群，另外一個是“其他”，又包括若幹小的方言。這9個獨立的方言群除了閩南、廣府、客家等方言外，還有潮州、海南（瓊州）、廣西、福州、興化和福清等方言。這實際上是在華人亞族群的劃分上，亦參考了他們原有的籍貫區別。一般而言，籍貫不同，其方言多少會有差異，所以，這樣劃分亦有其合理性。關於20世紀西馬華人各亞族群不同時期所占其族群總人口的比重，下表可以作一參考。另外，根據有關研究，南洋移民的原居地閩南粵東一帶的居民，大體上可分為三係，即泉漳為一係（閩南人），潮汕為一係（福老人），梅縣五屬（梅縣、興寧、五華、蕉嶺、大埔）為一係（客家人）。馬來西亞華人追根溯源亦應不出此三係範圍。
馬來西亞華人的方言群劃分，體現著他們十分看重方言與籍貫認同，而體現這一認同心理的各類會館的建立，則在其現實生活中起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它實際上發揮著某種群內自助、自治功能，並構成著華人社會政治之重要基礎。
——閩南人。又稱福建人，來到馬來亞之初多聚集於馬六甲、檳城、新加坡等地，後隨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向其他城鎮發展，因此，相較其他華人群體，城鎮化水平較高，從事商人和店主職業者也較多，但亦有從事農業者。
——客家人。較傾向於鄉居，傳統職業是礦工和經營農業，但也經營商業，一度稱雄於藥材店、當鋪、布店、裁縫及白鐵店。客家人在雪蘭莪的盧骨(lukut)、幹征(kanching)、暗邦(ambang)、雙溪芙蓉(sungai ujong)以及霹靂的太平等地錫礦的開采，有過重要的貢獻。廣東嘉應客家人還先在西婆羅洲後在砂拉越的石隆門一帶開采金礦，史載：“百年前廣東嘉應州客人曾建獨立國於此，號稱‘三條溝公司’，施行自治，年號日‘正立’，完全為一獨立共和之國度。‘公司’者，乃當時吾僑通用之名詞，猶今代‘共和’、‘共和民主’之謂也。該國由西婆蘭芳大公司分出，並曾領用其自鑄之錢幣，形式一如我國古代之製錢，廓圓、孔方，正間誌‘三條溝公司’，反麵鑄‘正立’等字，戰前古晉博物院所有二枚，即巴古出土之物，此種錢幣當時曾流行於印尼屬西婆羅洲山口羊、三發、坤甸及蘭芳大總製轄境各地。”（葉華芬語）
——廣府人。又稱廣東人，多居住於城鎮，除經營酒樓餐飲業外，傳統職業還包括錫礦礦工和手工業者，如木匠、銅匠、鐵匠等。
廣府人曾積極參與霹靂甘文珍地區的錫礦開采。
——潮州人。城鄉均有分布，除在雜貨業及陶瓷生意較具實力外，也積極從事蔬菜、家禽、水果、海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潮州人還是最早在威斯利省和檳城經營甘蔗園，在柔佛經營甘密和胡椒者。早在1800年以前，潮州人就在威省中南部沿海一帶，以中國傳統的方法種植甘蔗等農作物，1810年以後，又率先在原始森林中開辟甘蔗園。
——海南人。傳統職業在城鎮者為咖啡店、酒吧和飯館老板，在新、馬兩地，“海南咖啡”和“海南雞飯”早有聞名，亦有經營日常生活用品者，在鄉村的則主要是從事割膠業。根據1970年的人口統計，當時海南人人口為159210人，其中，西馬145758人，東馬13452人，超過萬人以上的各州為：雪蘭莪（34967人）、柔佛（30790人）、霹靂（17541人）、馬六甲（15900人）、檳城(14324人)。
——廣西人。多居住在鄉村，擅長經營咖啡店和理發店。
——福州人。多居住在鄉村，以經營農業為主。
——興化人。19世紀80年代後始移民到馬來亞，一開始做人力車夫，後來轉行從事腳車店、三輪車、輪胎、電池、汽車、機車零件及有關交通業方麵的經營。
——福清人。情況與興化人大體相同。
還有學者在國內南洋華僑地區所做相關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在905個調查樣本中，出於經濟壓迫原因移民的為633個，占69.95%；在南洋的關係協助下移民的為176個，占19.45%；另外兩個原因是天災和企圖事業的發展，各占3.430%和2.87%。總之，要說華人南移的原因，既有自然災害方麵的，亦有社會壓迫和鬥爭失敗方麵的；有中國國內的原因，即有學者所謂的“內在逼迫”，亦有來自東南亞等國外方麵的外因，即所謂的“外在吸引”；既有客觀方麵的原因，亦有主觀方麵的原因。當然，也有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被綁架或販賣到馬來亞等南洋地區者，如罪惡的“豬仔”貿易就是。就主觀方麵的原因而言，在這裏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國東南沿海一帶華人特別富於海外冒險精神、特別希望通過海外奮鬥以達致發財致富目的的期許心理等因素是絕對不應忽視的，而這些恰是他們身處大陸和海洋雙重環境為其培育出來的，而一般不會為內陸中國人所具備，所以，他們之構成當今世界各地華人的主流這一情況，乃是事出有因的。
正如《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所講：“以16世紀歐洲國家在東南亞勢力的擴張為背景，英國於1786年在檳城設立第一個自由港而在此區域擴展，替華人移民至東南亞開了一個新紀元”。對於馬來半島而言，來到這裏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盡管他們同為歐洲殖民主義者的代表，但是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擴張亦是一個漸進（盡管加速度很快）的過程，所以對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卻是不一樣的。葡萄牙人所代表的基本上還是英國工業革命前的世界資本主義，因此，他們在馬來半島的殖民統治，從地域方麵看僅限於原滿剌加王朝統轄範圍，即使從經濟方麵看，也不外是想利用滿刺加原有的國際商港的地位和基礎，再加上他們有“巨炮利兵”保護的“大舶”，繼續古老的海洋貿易而已。“佛朗機擅奪天朝受封之夷，據有其地，且駕大舶，操凶器往來交易，爭鬥殺傷，此南服禍始也。”荷蘭人雖有荷屬東印度公司坐鎮東南亞（在雅加達），但其試圖實施壟斷貿易的做法以及對中國商人一度采取的敵對態度，卻嚴重地阻礙了中國與馬來半島的貿易往來。另外，盡管在地域上，荷蘭殖民主義者除滿剌加外，也曾擴張其勢力於吉達、霹靂等地，但是，並未對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什麽大的貢獻，相反，由於戰爭和殖民壓迫的影響，卻連滿刺加原有的商業繁榮都沒有維持下去。總之，在葡萄牙與荷蘭人殖民統治時期，馬來半島的華人移民，數量上並未大量增加，其性質仍不外以原有商業移民為主。到1786年英國人萊特上校登上檳榔嶼時，據說這裏至少有3位華人，滿剌加毫無疑問是馬來半島華人居住較早、較多的地方，也僅有2161人（1750年）。
1786年至1963年，為英國殖民主義者逐步滲透並全麵統治今馬來西亞時期。在這一統治的中前期，從總的方麵看，馬來半島的政治環境相對較為安定，經濟社會發展亦相對較為迅速，更主要的是，她走上了近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全麵發展之路，而告別了以往海洋貿易獨占鼇頭的經濟局麵。這期間，馬來亞在繼續發展轉口貿易、大規模擴大采錫工業的同時，進一步迎來了農業商品化。正是受經濟空前增長對勞動力需要陡升的影響，華人南移在此期間一再掀起**，其性質除了商業移民外，亦包括各類資本的擁有者和勞務工人以及其他經濟、社會職業人士，但大體上仍不出經濟移民範疇，這與華人移民多數為經濟所迫而背井離鄉的原因亦是一致的，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在後來相當長的時期內，馬來亞華人不關心所在國的政治以及族群的整體利益，而隻關心個人發財致富這一重大特征，以致影響到了華人族群在當今馬來西亞的地位和權益。
英國人統治的18世紀後期與19世紀，華人移民迅速增加的情況可從下列數字窺得一斑：1842年，檳榔嶼和馬六甲（滿剌加）的華人人口已上升為16595人；1860年、1871年、1881年，檳城州與馬六甲的華人人口的連續增長情況分別為46261人、56302人、87095人。至於今西馬範疇內，以前的增長情況缺乏統計，現有資料顯示：1891年、1901年共有華人人口分別為269902人和419355人。
東馬砂拉越和沙巴兩州華人移民的情況，在其主要作為經濟移民（近代以前和近代早期仍是以商業移民為主）的性質並與當地經濟開發建設有關這一點上，與西馬有著很大的一致性。但是，也有許多重要的特殊情況，如砂拉越的早期華人移民中有的並不是直接來自中國，而是從西婆羅洲移入的。18世紀後期，大批華人移民集中到西婆羅洲的pontianak(坤甸)、sambas（三發）、mon-trado(蒙脫拉度)等地，從事黃金開采，他們在這裏組織了有名的自治組織——公司。後來由於受荷蘭殖民者的擠壓和內訌的雙重驅使，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逐漸有華人轉徙至砂拉越的石隆門等地，在這裏有的繼續開采金礦，有的從事農業墾殖。1841年，英國人james brooke從文萊蘇丹手中取得砂拉越的統治權，此後該“白人家族”為發展農業，開發墾殖區，吸引了大批華人移民，主要的農業種植是胡椒和甘密，此外也包括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沙巴華人的有計劃移民出現的較晚，此前據說僅在西海岸的papar有少量定居。1881年，英國皇家公司( charteredpany)取得了沙巴的統治權，為開發農業——先以煙草種植為主，後為樹膠種植取代，從中國引入大批移民。值得指出的是，沙巴華人移民中有一支來自中國東北，這打破了以往華人多來自中國東南沿海閩粵兩省的慣例。這批華人是1913年招募來的，共有107家，430多人，被安置在亞庇附近的kinarut(金拿律)地區，從事稻米和樹膠墾殖。據說如今仍有千餘人住在山東村（或稱“津榜村”）內。東馬兩州的華人人口的增長在二戰前主要是以移民為主，二戰後則以自然增長為主。根據1991年的人口統計，砂拉越當年有華人人口475752人，沙巴為218233人。此前一年的有關資料指出，在馬來西亞全部華人人口的5260 000人(占馬來西亞總人口的29.6%)中，西馬占87%，砂拉越占9.2%，沙巴占3.80%。所以，盡管東馬的華人人口絕對數（1991年達693985人）也不容忽視，但是，馬來西亞的華人人口的絕大多數顯然集中在西部馬來西亞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二戰前砂拉越和沙巴兩州華人人口的增長情第三節華人的亞族群——方言群中國的漢人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族群，其民族語言——漢語的方言結構亦十分複雜，有七大方言之說，即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和閩方言。馬來西亞的華人保留了這一族群和語言的複雜性，在這七大方言中，至少占有三種，即閩（閩南或福建）、粵（廣府或廣東）、客家三大方言。實際上，這裏的每一個方言本身又是由一些更小的方言組合而成的亞方言群，所以，馬來西亞的華人學者一般不區分方言層次，而是針對所有的不同方言，將華人分為10個方言群，其中，9個為確定的獨立方言群，另外一個是“其他”，又包括若幹小的方言。這9個獨立的方言群除了閩南、廣府、客家等方言外，還有潮州、海南（瓊州）、廣西、福州、興化和福清等方言。這實際上是在華人亞族群的劃分上，亦參考了他們原有的籍貫區別。一般而言，籍貫不同，其方言多少會有差異，所以，這樣劃分亦有其合理性。關於20世紀西馬華人各亞族群不同時期所占其族群總人口的比重，下表可以作一參考。另外，根據有關研究，南洋移民的原居地閩南粵東一帶的居民，大體上可分為三係，即泉漳為一係（閩南人），潮汕為一係（福老人），梅縣五屬（梅縣、興寧、五華、蕉嶺、大埔）為一係（客家人）。馬來西亞華人追根溯源亦應不出此三係範圍。
馬來西亞華人的方言群劃分，體現著他們十分看重方言與籍貫認同，而體現這一認同心理的各類會館的建立，則在其現實生活中起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它實際上發揮著某種群內自助、自治功能，並構成著華人社會政治之重要基礎。
——閩南人。又稱福建人，來到馬來亞之初多聚集於馬六甲、檳城、新加坡等地，後隨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向其他城鎮發展，因此，相較其他華人群體，城鎮化水平較高，從事商人和店主職業者也較多，但亦有從事農業者。
——客家人。較傾向於鄉居，傳統職業是礦工和經營農業，但也經營商業，一度稱雄於藥材店、當鋪、布店、裁縫及白鐵店。客家人在雪蘭莪的盧骨(lukut)、幹征(kanching)、暗邦(ambang)、雙溪芙蓉(sungai ujong)以及霹靂的太平等地錫礦的開采，有過重要的貢獻。廣東嘉應客家人還先在西婆羅洲後在砂拉越的石隆門一帶開采金礦，史載：“百年前廣東嘉應州客人曾建獨立國於此，號稱‘三條溝公司’，施行自治，年號日‘正立’，完全為一獨立共和之國度。‘公司’者，乃當時吾僑通用之名詞，猶今代‘共和’、‘共和民主’之謂也。該國由西婆蘭芳大公司分出，並曾領用其自鑄之錢幣，形式一如我國古代之製錢，廓圓、孔方，正間誌‘三條溝公司’，反麵鑄‘正立’等字，戰前古晉博物院所有二枚，即巴古出土之物，此種錢幣當時曾流行於印尼屬西婆羅洲山口羊、三發、坤甸及蘭芳大總製轄境各地。”（葉華芬語）
——廣府人。又稱廣東人，多居住於城鎮，除經營酒樓餐飲業外，傳統職業還包括錫礦礦工和手工業者，如木匠、銅匠、鐵匠等。
廣府人曾積極參與霹靂甘文珍地區的錫礦開采。
——潮州人。城鄉均有分布，除在雜貨業及陶瓷生意較具實力外，也積極從事蔬菜、家禽、水果、海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潮州人還是最早在威斯利省和檳城經營甘蔗園，在柔佛經營甘密和胡椒者。早在1800年以前，潮州人就在威省中南部沿海一帶，以中國傳統的方法種植甘蔗等農作物，1810年以後，又率先在原始森林中開辟甘蔗園。
——海南人。傳統職業在城鎮者為咖啡店、酒吧和飯館老板，在新、馬兩地，“海南咖啡”和“海南雞飯”早有聞名，亦有經營日常生活用品者，在鄉村的則主要是從事割膠業。根據1970年的人口統計，當時海南人人口為159210人，其中，西馬145758人，東馬13452人，超過萬人以上的各州為：雪蘭莪（34967人）、柔佛（30790人）、霹靂（17541人）、馬六甲（15900人）、檳城(14324人)。
——廣西人。多居住在鄉村，擅長經營咖啡店和理發店。
——福州人。多居住在鄉村，以經營農業為主。
——興化人。19世紀80年代後始移民到馬來亞，一開始做人力車夫，後來轉行從事腳車店、三輪車、輪胎、電池、汽車、機車零件及有關交通業方麵的經營。
——福清人。情況與興化人大體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