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華人南移背景
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與華人及其關係研究 作者：孫振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曆史文獻資料告訴我們，至晚從漢代起，中國與馬來群島間就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係，各國使節、商人和宗教人士則在其中充當了最活躍的力量，而與之相伴隨的，自然是人口的跨地域流動。到了近代，隨著葡萄牙、荷蘭尤其是英國等殖民勢力的到來，馬來群島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崛起，以及當地開發、建設對大量勞動力的需求的增長，人口的流動隨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這就是馬來群島之出現大量華人移民的總的曆史背景。
中國自秦漢統一以後，就成為推動亞洲大陸與馬來群島間政治往來的重要力量。這是因為，2000多年前，中國崛起後，長期以來基本上一直保持著亞洲乃至世界大國的地位，近代以前，也幾乎一直充當著亞洲的強國，並在某種意義上，充當著亞洲的政治中心，因而極大地吸引著亞洲各種政治勢力與之發生並保持聯係，馬來群島亦毫無例外。
曆史上的中國王朝在溝通與馬來群島的政治交往方麵可以說是較為積極主動的，有作為的。茲舉若幹史實：西漢武帝時，應國際交往的需要已在朝廷設“譯長，屬黃門”。東漢平帝時，王莽輔政，更遣“譯使”遠行至今斯裏蘭卡（已不程國）。三國東吳，又有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天竺（今印度），“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隋大業年間，遣屯田主事常駿和虞部主事王君政使赤土。元至元二十三年前楊庭璧奉旨招諭海外諸蕃國，獲得馬來群島諸國積極響應。明代在三寶太監鄭和奉旨出使西洋諸國壯舉之前，有洪武三年趙逑出使三佛齊、張敬之（禦史）出使渤泥、祁征出使真臘以及永樂元年及三年中官尹慶兩度奉旨出使滿剌加王國；之後則有景泰六年給事中王暉、天順三年給事中陳嘉猷、成化十年給事中陳峻、十七年給事中林榮等出使，這些使臣中，有的所負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為新繼位的滿刺加國王加封。至於馬來群島諸國曆史上向中國派遣朝貢使團的事情，那是史不絕書，在此毋庸贅述。值得注意的是，滿剌加曾有多位國王或王子親自來華朝貢：“（永樂）九年，國王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朝貢，……十二年，國王子母斡撒於的兒沙來朝，告父卒，命嗣封。二十二年及宣德九年，國王複來。”渤泥國王也於永樂六年（麻那惹加那乃，死在中國，葬南京）、十年（遐旺）兩次親來朝貢。明朝初年，彭亨和吉蘭丹亦曾遣使朝貢。還有，元代的軍事政治擴張，亦一度遠至東馬，如《星馬華人誌》提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曾在北婆羅洲設立了行省，其性質類似軍政府.因有“總兵”董其事。文萊有“黃總兵之墓”（為墓碑題字），其名或以為“黃昇平”。文萊王室之獨生女嫁給這位華人總兵則使其王室血統滲入了華裔因素。
中國與馬來群島間緊密的政治聯係及其作為地區安定的一個維係力量（明朝太宗、憲宗、宣宗等朝曾遏製暹羅、安南對滿刺加等國的“侵陵”），顯然有利於促進其與馬來群島間已有的經濟聯係——商業往來，同時也有利於保障本地區乃至國際海洋貿易的發展。至於馬來群島，不僅以其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自身的社會需求成為中國的重要商業夥伴，它（尤其是馬來半島）本身自古以來還是印度、阿拉伯等國家和地區與中國通商的重要海上中介。馬來半島的吉蘭丹、彭亨、丁加奴、馬六甲、吉達等州的沿海港或以為《文萊王家世家書》中的中國欽差“王三品”，該書載：“第一世回轉君王穆罕默德(paduka sir sultan mohaned)之獨生女，嫁與中國欽差王三品，且傳禪為第二世君主蘇丹阿瑪德(sultan akhmed)，生一女，招贅大食宗室名阿裏（sherff ali）者，受禪為第三君主日蘇丹柏克特(sultan berkat)。”中國史籍亦謂此華人為隨鄭和遠征的閩人。“先占城國因遣使朝貢，既還，至海上，颶風漂其舟至湓亨國，暹羅恃強淩湓亨，且索取占城使者，羈留不遣，事聞於朝。又蘇門答剌及滿刺加國王並遣人訴暹羅強暴，發兵奪其所受朝廷印誥，國人驚駭，不能安生。至是，賜諭昭祿群膺哆羅諦剌（暹國王，引者）日：‘占城、蘇門答刺、滿剌加與爾均受朝廷（命），比肩而立，爾安得獨恃強拘其朝使，奪其誥印？天有顯道，福善禍淫，安南黎賊父子覆轍在前，可以鑒矣！其即還占城使者及蘇門答剌、滿刺加所受印誥，自今安分守禮，睦鄰保境，庶幾永享太平。”’（《太宗永樂實錄》卷53）這是永樂五年的事，十七年，曾再度遣使諭暹羅國王三賴波磨賴紮的賴，勸告他要“輯睦鄰國，無相侵越。”（《太宗永樂實錄》）“滿刺加國使臣端亞媽剌的那查等奏，成化五年，本國使臣微者然那入貢，還至當洋，被風飄至安南國，微者然那與其慊從俱為其國所殺，其餘黜為官奴，而幼者皆為所官。又言，安南據占城城池，欲並吞滿剌加之地……適安南使臣亦來朝，端亞媽刺的那查乞與廷辯。……上乃因安南使臣還，諭其王黎灝日：‘爾國與滿剌加俱奉正朔，宜修睦結好，藩屏王室，豈可自恃富強，以幹國典，以貪天禍？’……複諭滿刺加使臣曰：‘自古聖王之馭四夷，不追咎於既往。安南果複侵陵，爾國宜訓練士馬以禦之。”’（《憲宗成化實錄》）
宣德六年，遣鄭和再次“齎敕諭暹羅國王”。（《宣宗宣德實錄》）
口在曆史上都曾建立過獨立王國，並多次向中國派遣朝貢使團，一方麵顯然就借利於這一國際貿易提升了其經濟社會實力，另一方麵，也為其維護做出過自己的貢獻。至於各國的朝貢使團，眾所周知，其所擔負的真正使命，不僅是政治方麵的，還有經濟方麵的，這就是所謂的“朝貢貿易”。實際上，朝貢使團往往或本身就是國際商團，或有大量商人跟隨。從某種角度上看，各國的朝貢之“方物”與中國政府的“賜物”之間的交換，其本身就可以看做各國政府間所實行的一種“以物易物”的大型貿易方式，所以往往要動用大量的運輸工具予以承運。如明正統十年，滿剌加使臣謨者那曾向中國政府請求道：“國王欲躬來朝，所帶人物較多，乞賜一巨舟，以便往來。”這一要求當然得到了滿足：“上命所司造與之。”不過，筆者在此還要指出的是，盡管如此，對於有的學者過分突出朝貢使團的經濟目的，以至忽視其本來具有的國際政治意義這一點，是不敢苟同的。實際上，當年奔忙於海上貿易之路而唱主角的，還應該是真正意義上的商人。他們的活動雖不像朝貢使團那樣較為集中地見諸史乘，但海上貿易這條商路本身就是為他們而存在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說晉代法顯《佛國記》所載內容均屬實的話，那麽，在他那個時代已有至少能乘載200多人的大型商船來往於中國到印度的海路上。張燮《東西洋考》（卷4）記載有中國商人至馬來半島東海岸港口進行交易的情形如：
關於彭亨：
舟抵海岸，國有常獻。國王為築鋪舍數間，商人隨意廣狹，輸其稅而托宿焉。即就鋪中，以與國人為市，鋪去舟亦不甚遠，舶上夜司更，在鋪中臥者，音響輒相聞。
關於柔佛：
柔佛地不產穀。土人時駕小舟載方物走他國易米。
道逢賈舶，因就他處為市。亦在要之入彼國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輸，貿易隻在舟中，無複鋪舍。
關於丁機宜：
夷亦隻就舟中與我人為市。大率多類柔佛，而俗較馴，而貨較平。自為柔佛所侵，彼國有風聲鶴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魚之患。此揚帆者所以掉臂希顧也。
以上引文亦反映了動蕩的政治形勢對商業貿易的影響情況。
中國與馬來群島間密切的政治、經濟聯係，也推動了他們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從中國這一方麵而言，就是通過這些聯係，很早就對馬來群島的自然、人文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並載諸史冊，這些今天都無例外地成了研究馬來群島古代曆史的不可多得的、十分珍貴的資料。除此之外，筆者在此特別要強調指出的，乃是曆史上構成中國與馬來群島文化關係之最重要內容的宗教傳播，以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的中國僧侶。
佛教自公元前6世紀在印度創傳後，在成為世界宗教之前，首先發展為亞洲宗教，以致今天在亞洲仍能看到一片片佛教沃土。佛教於公元l世紀傳人中國，魏晉南北朝之際迅速擴展到南北兩地，得李唐盛世之推崇，則令其更為弘揚光大，此際中國佛教文化氛圍之濃是曆史僅見的，而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則成了許多僧侶們的一件樂此不疲的事情。與此同時，東南亞也迎來了印度化、佛教化時代，其結果是，在伊斯蘭教開始傳人之前，佛教（或印度教）在一些國家中，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崇。如與中國南朝保持密切關係的丹丹、幹陁利、狼牙修諸國，都曾表達過對南朝佛教的強烈向往，極讚其“信重三寶，佛法興顯，眾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湣念群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南朝的佛教信仰氛圍，顯然曾成為吸引諸國與之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亦可以說，佛教曾成為他們與中國在文化交往方麵一度探討最多的熱衷話題。而與中國隋朝關係密切的赤土國，顯然已是一個印度化、佛教化非常深刻的國度，“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有“婆羅門等數百人”，在接待隋使時，亦以婆羅門二人引路，並“奏天竺樂”。唐代僧人義淨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卷1）則記載：郎迦戌（即狼牙修）、杜和缽底、臨邑（林邑）諸國，“並悉尊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國法”。杜佑《通典》亦謂丹丹國，“其大臣八人，號日八座，並以婆羅門為之”。其實，唐時東南亞一帶堪稱佛教文化傳播重地的應屬佛逝（即室利佛逝），不僅著名僧人義淨一度於取經途中在此“經停六月，漸學聲明”，回程時並存經“三藏五十餘萬頌”，其弟子貞固等4人，後也“附舶俱至佛逝，學經三載，梵漢暫通”。此外，王圻《續文獻通考》卷236記載明代的彭亨，“俗尚怪，常刻木香為人，殺人血祭禱，祈福禳災，喜供佛”。佛教似也開始為當地人所信仰。另據汪大淵《島夷誌略》，“（彭亨）風俗與丁家盧小異”，或許至明代，馬來半島東海岸一帶亦開始有佛教傳播。
中國佛教僧侶沿海路或隨商船赴印度“求法”者，首先應提到晉代法顯。法顯於隆安三年（399年）由長安出發，取陸路，在外15年，回程搭商船，走海路，途中所經耶婆提國，據說就在東馬砂拉越境內，或蘇門答臘。法顯《佛國記》提到該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但亦足以呈顯印度文化之影響。唐代中國佛教一度掀起過“西域求法”熱潮，有取陸路者，如著名玄奘法師；亦有取海路者，義淨堪當首推。義淨，本姓張，字文明，範陽人，“年十有五，便萌其誌，欲遊西域，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鹹亨二年（671年）得如願西遊，“經二十五年，曆三十餘國”，“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義淨回國後譯經之餘，還以其所經所聞寫了《南海寄歸內法傳》（4卷）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2卷），前者提到了海路紀程，後者則記載了這一條路上奔走的其他僧侶：益州成都人義朗律師及隨行之智岸（在郎迦戌國遇疾而亡）與義玄（義朗之弟）、洛陽人義輝論師（亦在郎迦戌國因疾而亡）、荊州江陵人道琳法師、荊州人法振禪師（途中遇疾而殞）及同行之同州人乘悟禪師和梁州人乘如律師以及義淨弟子貞固4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僧侶的旅程中，一個重要的中轉地為南海羯荼國，在馬來半島吉達州境內無疑，據說該國此時已在佛教國屍（室）利佛逝的影響之下。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中國與東南亞自古以來的確存在著非常密切的聯係，毫無疑問，中國所具有的亞洲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的地位，在曆史上曾較為成功地吸引了東南亞各國與之建立並保持聯係，這些聯係轉而又具體化為朝貢使團的派遣、海洋貿易的開發以及中國僧侶的海外求法。這些活動本身，不僅有包括國家力量在內的具體的推動者——國王、官員、使者、商人，還形成了相當的曆史規模，並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與科學技術尤其是航海技術的進步，有愈來愈發展的趨勢。而換一個角度看，這些活動本身就是人口的流動和交流，而且是以一種跨地域性質的、大規模的方式進行的，這樣，盡管曆史的記載不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想到，近代以前，在這種大背景下，必定有一些到過東南亞的華人因某種原因而留居下來，不複思歸。宋朝朱《萍洲可談》就講到，凡北人赴海外而歲不歸者，被叫做“住蕃”，這些“住蕃”即使“十年不歸”的也大有人在。實際上，我們知道，在宋代的中國，已有許多外國商人——“蕃客”留居下來，其所聚居地區被稱做“蕃坊”，並有“土生”、“五世”之說法。還如，唐代赴海外求法的僧人中，不僅有“遇疾而殞”於東南亞一帶的，也有主動留居國外而不願回歸者，隨義淨赴海外4弟子的結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法朗傾住訶陵國，在彼經夏，遇疾而卒。懷業戀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固、道宏相隨，俱還廣府”。當然近代以前乃至整個近代，也有出於其他原因而移居國外的，如漢代移居馬來半島並在此建都元國（屈都乾）者。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36引《晉書地道記》：“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裏。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為國。”還有如19世紀初葉在南中國海一帶活動的海寇張保（人稱張保仔）內爭失敗後，率部下來到吉蘭丹挖金，並建立了pi華人村。再如太平天國失敗後部分起義將士南下逃生而就地安身立命。總之，在中國與東南亞有著密切曆史聯係的這一大背景下，中國人留居海外應當被理解為一種正常現象，盡管對此並沒有多少曆史實證。
不過，在此要指出的是，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今日之東南亞華人，其主體乃是在近代以後華人移民的基礎上形成的，而跟這些古代留居海外的移民本身沒有多大聯係，後者之存在的意義，在於說明中國向東南亞一帶移民乃是一個從沒有間斷過的曆史發展過程，也在於證明：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東南亞華人的存在，有其曆史的邏輯必然。
近代東南亞華人的出現，與這裏的資本主義經濟開發和建設是分不開的。東南亞是最早卷入西方資本主義殖民體係的地區之一。15世紀末16世紀初以來，隨著世界新航路的開辟，葡萄牙、荷蘭等老牌殖民主義勢力很快就滲透進來，使這一地區古老的商品經濟甚至社會秩序受到了極大的外來幹擾。隨後而來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則直接推動了東南亞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這一背景下，以馬來半島為例，原有的錫業得到了迅速提升，新的胡椒、甘密、木薯、樹膠的引入和種植得到了極大發展，進而又帶動各種其他經濟、社會、文化行業的全麵興起，這就創造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創造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華人移民**，為馬來亞乃至東南亞華人的最終形成奠定了根本基礎。
中國自秦漢統一以後，就成為推動亞洲大陸與馬來群島間政治往來的重要力量。這是因為，2000多年前，中國崛起後，長期以來基本上一直保持著亞洲乃至世界大國的地位，近代以前，也幾乎一直充當著亞洲的強國，並在某種意義上，充當著亞洲的政治中心，因而極大地吸引著亞洲各種政治勢力與之發生並保持聯係，馬來群島亦毫無例外。
曆史上的中國王朝在溝通與馬來群島的政治交往方麵可以說是較為積極主動的，有作為的。茲舉若幹史實：西漢武帝時，應國際交往的需要已在朝廷設“譯長，屬黃門”。東漢平帝時，王莽輔政，更遣“譯使”遠行至今斯裏蘭卡（已不程國）。三國東吳，又有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天竺（今印度），“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隋大業年間，遣屯田主事常駿和虞部主事王君政使赤土。元至元二十三年前楊庭璧奉旨招諭海外諸蕃國，獲得馬來群島諸國積極響應。明代在三寶太監鄭和奉旨出使西洋諸國壯舉之前，有洪武三年趙逑出使三佛齊、張敬之（禦史）出使渤泥、祁征出使真臘以及永樂元年及三年中官尹慶兩度奉旨出使滿剌加王國；之後則有景泰六年給事中王暉、天順三年給事中陳嘉猷、成化十年給事中陳峻、十七年給事中林榮等出使，這些使臣中，有的所負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為新繼位的滿刺加國王加封。至於馬來群島諸國曆史上向中國派遣朝貢使團的事情，那是史不絕書，在此毋庸贅述。值得注意的是，滿剌加曾有多位國王或王子親自來華朝貢：“（永樂）九年，國王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朝貢，……十二年，國王子母斡撒於的兒沙來朝，告父卒，命嗣封。二十二年及宣德九年，國王複來。”渤泥國王也於永樂六年（麻那惹加那乃，死在中國，葬南京）、十年（遐旺）兩次親來朝貢。明朝初年，彭亨和吉蘭丹亦曾遣使朝貢。還有，元代的軍事政治擴張，亦一度遠至東馬，如《星馬華人誌》提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曾在北婆羅洲設立了行省，其性質類似軍政府.因有“總兵”董其事。文萊有“黃總兵之墓”（為墓碑題字），其名或以為“黃昇平”。文萊王室之獨生女嫁給這位華人總兵則使其王室血統滲入了華裔因素。
中國與馬來群島間緊密的政治聯係及其作為地區安定的一個維係力量（明朝太宗、憲宗、宣宗等朝曾遏製暹羅、安南對滿刺加等國的“侵陵”），顯然有利於促進其與馬來群島間已有的經濟聯係——商業往來，同時也有利於保障本地區乃至國際海洋貿易的發展。至於馬來群島，不僅以其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自身的社會需求成為中國的重要商業夥伴，它（尤其是馬來半島）本身自古以來還是印度、阿拉伯等國家和地區與中國通商的重要海上中介。馬來半島的吉蘭丹、彭亨、丁加奴、馬六甲、吉達等州的沿海港或以為《文萊王家世家書》中的中國欽差“王三品”，該書載：“第一世回轉君王穆罕默德(paduka sir sultan mohaned)之獨生女，嫁與中國欽差王三品，且傳禪為第二世君主蘇丹阿瑪德(sultan akhmed)，生一女，招贅大食宗室名阿裏（sherff ali）者，受禪為第三君主日蘇丹柏克特(sultan berkat)。”中國史籍亦謂此華人為隨鄭和遠征的閩人。“先占城國因遣使朝貢，既還，至海上，颶風漂其舟至湓亨國，暹羅恃強淩湓亨，且索取占城使者，羈留不遣，事聞於朝。又蘇門答剌及滿刺加國王並遣人訴暹羅強暴，發兵奪其所受朝廷印誥，國人驚駭，不能安生。至是，賜諭昭祿群膺哆羅諦剌（暹國王，引者）日：‘占城、蘇門答刺、滿剌加與爾均受朝廷（命），比肩而立，爾安得獨恃強拘其朝使，奪其誥印？天有顯道，福善禍淫，安南黎賊父子覆轍在前，可以鑒矣！其即還占城使者及蘇門答剌、滿刺加所受印誥，自今安分守禮，睦鄰保境，庶幾永享太平。”’（《太宗永樂實錄》卷53）這是永樂五年的事，十七年，曾再度遣使諭暹羅國王三賴波磨賴紮的賴，勸告他要“輯睦鄰國，無相侵越。”（《太宗永樂實錄》）“滿刺加國使臣端亞媽剌的那查等奏，成化五年，本國使臣微者然那入貢，還至當洋，被風飄至安南國，微者然那與其慊從俱為其國所殺，其餘黜為官奴，而幼者皆為所官。又言，安南據占城城池，欲並吞滿剌加之地……適安南使臣亦來朝，端亞媽刺的那查乞與廷辯。……上乃因安南使臣還，諭其王黎灝日：‘爾國與滿剌加俱奉正朔，宜修睦結好，藩屏王室，豈可自恃富強，以幹國典，以貪天禍？’……複諭滿刺加使臣曰：‘自古聖王之馭四夷，不追咎於既往。安南果複侵陵，爾國宜訓練士馬以禦之。”’（《憲宗成化實錄》）
宣德六年，遣鄭和再次“齎敕諭暹羅國王”。（《宣宗宣德實錄》）
口在曆史上都曾建立過獨立王國，並多次向中國派遣朝貢使團，一方麵顯然就借利於這一國際貿易提升了其經濟社會實力，另一方麵，也為其維護做出過自己的貢獻。至於各國的朝貢使團，眾所周知，其所擔負的真正使命，不僅是政治方麵的，還有經濟方麵的，這就是所謂的“朝貢貿易”。實際上，朝貢使團往往或本身就是國際商團，或有大量商人跟隨。從某種角度上看，各國的朝貢之“方物”與中國政府的“賜物”之間的交換，其本身就可以看做各國政府間所實行的一種“以物易物”的大型貿易方式，所以往往要動用大量的運輸工具予以承運。如明正統十年，滿剌加使臣謨者那曾向中國政府請求道：“國王欲躬來朝，所帶人物較多，乞賜一巨舟，以便往來。”這一要求當然得到了滿足：“上命所司造與之。”不過，筆者在此還要指出的是，盡管如此，對於有的學者過分突出朝貢使團的經濟目的，以至忽視其本來具有的國際政治意義這一點，是不敢苟同的。實際上，當年奔忙於海上貿易之路而唱主角的，還應該是真正意義上的商人。他們的活動雖不像朝貢使團那樣較為集中地見諸史乘，但海上貿易這條商路本身就是為他們而存在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說晉代法顯《佛國記》所載內容均屬實的話，那麽，在他那個時代已有至少能乘載200多人的大型商船來往於中國到印度的海路上。張燮《東西洋考》（卷4）記載有中國商人至馬來半島東海岸港口進行交易的情形如：
關於彭亨：
舟抵海岸，國有常獻。國王為築鋪舍數間，商人隨意廣狹，輸其稅而托宿焉。即就鋪中，以與國人為市，鋪去舟亦不甚遠，舶上夜司更，在鋪中臥者，音響輒相聞。
關於柔佛：
柔佛地不產穀。土人時駕小舟載方物走他國易米。
道逢賈舶，因就他處為市。亦在要之入彼國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輸，貿易隻在舟中，無複鋪舍。
關於丁機宜：
夷亦隻就舟中與我人為市。大率多類柔佛，而俗較馴，而貨較平。自為柔佛所侵，彼國有風聲鶴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魚之患。此揚帆者所以掉臂希顧也。
以上引文亦反映了動蕩的政治形勢對商業貿易的影響情況。
中國與馬來群島間密切的政治、經濟聯係，也推動了他們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從中國這一方麵而言，就是通過這些聯係，很早就對馬來群島的自然、人文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並載諸史冊，這些今天都無例外地成了研究馬來群島古代曆史的不可多得的、十分珍貴的資料。除此之外，筆者在此特別要強調指出的，乃是曆史上構成中國與馬來群島文化關係之最重要內容的宗教傳播，以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的中國僧侶。
佛教自公元前6世紀在印度創傳後，在成為世界宗教之前，首先發展為亞洲宗教，以致今天在亞洲仍能看到一片片佛教沃土。佛教於公元l世紀傳人中國，魏晉南北朝之際迅速擴展到南北兩地，得李唐盛世之推崇，則令其更為弘揚光大，此際中國佛教文化氛圍之濃是曆史僅見的，而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則成了許多僧侶們的一件樂此不疲的事情。與此同時，東南亞也迎來了印度化、佛教化時代，其結果是，在伊斯蘭教開始傳人之前，佛教（或印度教）在一些國家中，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崇。如與中國南朝保持密切關係的丹丹、幹陁利、狼牙修諸國，都曾表達過對南朝佛教的強烈向往，極讚其“信重三寶，佛法興顯，眾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湣念群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南朝的佛教信仰氛圍，顯然曾成為吸引諸國與之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亦可以說，佛教曾成為他們與中國在文化交往方麵一度探討最多的熱衷話題。而與中國隋朝關係密切的赤土國，顯然已是一個印度化、佛教化非常深刻的國度，“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有“婆羅門等數百人”，在接待隋使時，亦以婆羅門二人引路，並“奏天竺樂”。唐代僧人義淨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卷1）則記載：郎迦戌（即狼牙修）、杜和缽底、臨邑（林邑）諸國，“並悉尊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國法”。杜佑《通典》亦謂丹丹國，“其大臣八人，號日八座，並以婆羅門為之”。其實，唐時東南亞一帶堪稱佛教文化傳播重地的應屬佛逝（即室利佛逝），不僅著名僧人義淨一度於取經途中在此“經停六月，漸學聲明”，回程時並存經“三藏五十餘萬頌”，其弟子貞固等4人，後也“附舶俱至佛逝，學經三載，梵漢暫通”。此外，王圻《續文獻通考》卷236記載明代的彭亨，“俗尚怪，常刻木香為人，殺人血祭禱，祈福禳災，喜供佛”。佛教似也開始為當地人所信仰。另據汪大淵《島夷誌略》，“（彭亨）風俗與丁家盧小異”，或許至明代，馬來半島東海岸一帶亦開始有佛教傳播。
中國佛教僧侶沿海路或隨商船赴印度“求法”者，首先應提到晉代法顯。法顯於隆安三年（399年）由長安出發，取陸路，在外15年，回程搭商船，走海路，途中所經耶婆提國，據說就在東馬砂拉越境內，或蘇門答臘。法顯《佛國記》提到該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但亦足以呈顯印度文化之影響。唐代中國佛教一度掀起過“西域求法”熱潮，有取陸路者，如著名玄奘法師；亦有取海路者，義淨堪當首推。義淨，本姓張，字文明，範陽人，“年十有五，便萌其誌，欲遊西域，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鹹亨二年（671年）得如願西遊，“經二十五年，曆三十餘國”，“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義淨回國後譯經之餘，還以其所經所聞寫了《南海寄歸內法傳》（4卷）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2卷），前者提到了海路紀程，後者則記載了這一條路上奔走的其他僧侶：益州成都人義朗律師及隨行之智岸（在郎迦戌國遇疾而亡）與義玄（義朗之弟）、洛陽人義輝論師（亦在郎迦戌國因疾而亡）、荊州江陵人道琳法師、荊州人法振禪師（途中遇疾而殞）及同行之同州人乘悟禪師和梁州人乘如律師以及義淨弟子貞固4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僧侶的旅程中，一個重要的中轉地為南海羯荼國，在馬來半島吉達州境內無疑，據說該國此時已在佛教國屍（室）利佛逝的影響之下。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中國與東南亞自古以來的確存在著非常密切的聯係，毫無疑問，中國所具有的亞洲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的地位，在曆史上曾較為成功地吸引了東南亞各國與之建立並保持聯係，這些聯係轉而又具體化為朝貢使團的派遣、海洋貿易的開發以及中國僧侶的海外求法。這些活動本身，不僅有包括國家力量在內的具體的推動者——國王、官員、使者、商人，還形成了相當的曆史規模，並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與科學技術尤其是航海技術的進步，有愈來愈發展的趨勢。而換一個角度看，這些活動本身就是人口的流動和交流，而且是以一種跨地域性質的、大規模的方式進行的，這樣，盡管曆史的記載不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想到，近代以前，在這種大背景下，必定有一些到過東南亞的華人因某種原因而留居下來，不複思歸。宋朝朱《萍洲可談》就講到，凡北人赴海外而歲不歸者，被叫做“住蕃”，這些“住蕃”即使“十年不歸”的也大有人在。實際上，我們知道，在宋代的中國，已有許多外國商人——“蕃客”留居下來，其所聚居地區被稱做“蕃坊”，並有“土生”、“五世”之說法。還如，唐代赴海外求法的僧人中，不僅有“遇疾而殞”於東南亞一帶的，也有主動留居國外而不願回歸者，隨義淨赴海外4弟子的結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法朗傾住訶陵國，在彼經夏，遇疾而卒。懷業戀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固、道宏相隨，俱還廣府”。當然近代以前乃至整個近代，也有出於其他原因而移居國外的，如漢代移居馬來半島並在此建都元國（屈都乾）者。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36引《晉書地道記》：“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裏。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為國。”還有如19世紀初葉在南中國海一帶活動的海寇張保（人稱張保仔）內爭失敗後，率部下來到吉蘭丹挖金，並建立了pi華人村。再如太平天國失敗後部分起義將士南下逃生而就地安身立命。總之，在中國與東南亞有著密切曆史聯係的這一大背景下，中國人留居海外應當被理解為一種正常現象，盡管對此並沒有多少曆史實證。
不過，在此要指出的是，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今日之東南亞華人，其主體乃是在近代以後華人移民的基礎上形成的，而跟這些古代留居海外的移民本身沒有多大聯係，後者之存在的意義，在於說明中國向東南亞一帶移民乃是一個從沒有間斷過的曆史發展過程，也在於證明：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東南亞華人的存在，有其曆史的邏輯必然。
近代東南亞華人的出現，與這裏的資本主義經濟開發和建設是分不開的。東南亞是最早卷入西方資本主義殖民體係的地區之一。15世紀末16世紀初以來，隨著世界新航路的開辟，葡萄牙、荷蘭等老牌殖民主義勢力很快就滲透進來，使這一地區古老的商品經濟甚至社會秩序受到了極大的外來幹擾。隨後而來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則直接推動了東南亞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這一背景下，以馬來半島為例，原有的錫業得到了迅速提升，新的胡椒、甘密、木薯、樹膠的引入和種植得到了極大發展，進而又帶動各種其他經濟、社會、文化行業的全麵興起，這就創造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創造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華人移民**，為馬來亞乃至東南亞華人的最終形成奠定了根本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