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蔣抗日”這是一個力氣活，同時也是一個力氣活，這可比“反蔣抗日”難度更大！“反蔣抗日”大家狠狠幹一仗就可以了，打贏了自然就達成心願了。逼蔣抗日可就不一樣，既要用力，但是更多的還是靠腦瓜子。
雖然現在國民政府對於日本拋出的橄欖枝表現的並不是很積極，但是最終雙方會不會達成實質性的協議這完全要取決於日本給出的籌碼是什麽。如果日本願意放棄一部分利益的話，國民政府很可能會單獨與日方媾和。
要說是放在一年前，日本方麵絕對不會做出太多的讓步的，但是現在可就說不好了，畢竟現在日本的情況比較糟糕,這就迫使日本政府必須放棄一些利益，也就說現在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之間是有合作可能的。
不過陳鋒也清楚，老蔣現在對於日本人並不是很相信，畢竟汪偽政權就是老蔣心裏的一根刺，這根刺要是不拔掉蔣光頭可謂是寢食難安，哪還有心思和日本人和談。
而且曆史上對於這次和談有著詳細的記載，多種資料表明，和談工作隻是日方的一廂情願，蔣應對“和談”，不過權宜之計，並非誠心。當時日方部分人員即已認識到“桐工作是日本政府寄予最大希望的和平工作。重慶方麵則是在藍衣社首領戴笠的領導下進行的謀略工作。”
如果說前兩次和談國民政府付出了十分真心的話，那麽這一次和談老蔣至多付出三分真心。對於日本政府旨在誘降的“和平談判”。重慶方麵雖然出於多方麵考慮，回應了日方的這一政策，與之進行了會談。然而會談進行了將近一年，沒有任何結果而告終結。
對於怎樣阻止老蔣與日本人和談，說實話陳鋒還沒有想到有效的辦法，他打仗倒是不含糊，但是說起玩政治，自己還真是一個小白，這種事情還是找幾個幫手為好。
對於國民政府與日軍和談這件事，最擔心的恐怕就是延安方麵了，其次桂係的那幾個大佬似乎也不讚同，自己那個便宜老丈人閻錫山是個牆頭草，那邊風大那邊倒，不靠譜！不過在這件事情上有良心應該不會支持自己，畢竟閻老西最關心的還是他的老巢山西，那是他的根本。
現在對他威脅最大的就是日本人，因此閻老西巴不得國民政府早點和日本鬼子和談，到時候等日本人一撤，這山西還不是他閻某人的天下，所以閻老西是不會支持他逼蔣抗日的。
另外中國現在還存在的幾支地方軍閥勢力裏麵，內給自己支持的恐怕也沒有多少人了，東北軍絕大多數將士都希望和日本人決戰到底，打回老家去。但是自從西安事變之後，東北軍的老大張小六就被老蔣軟禁了起來，老蔣通過分化打擊拉攏等各種手段，基本上令三十餘萬東北軍成了一盤散沙，現在自保都勉強，哪還有精力支持自己。
西北軍的情況也一樣，楊虎城被逼走國外，西北軍現在由孫蔚如指揮，但是整個西北軍現在隻剩下區區幾萬雜牌兵，而且還置於老蔣嫡係胡宗南的戰略集團槍口之下，就算是借孫蔚如一個膽子也不敢瞎折騰，弄不好老蔣就會以此為借口分拆了西北軍。
川軍就更不要說了，自從劉湘死後，整個川軍就亂套了，然後被老蔣幾個組合拳徹底打懵了，現在的川軍也就之比東北軍好一些，還算是有個根。但是讓他們和自己一起逼蔣抗日，恐怕是力有未逮。
湘軍、滇軍、黔軍都也一樣，沒幾支像樣的軍隊，隻要老蔣願意，隨隨便便派幾個師進入雲貴高原，這幾路軍閥就得飛灰湮滅，因此他們絕對不敢與自己為伍，可以與自己相互聲援的恐怕就隻有桂軍和延安方麵了。
1940年1月28日，國民政府就中日有沒有必要進行會談與日本人提出了…質疑：第一，日本是否要重新考慮不以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為對手的聲明，如要重新考慮，將用何等方法向中國方麵證實?第二，日本的對華態度如果真是中日經濟提攜，則在能達到此目的時，是否能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局麵?第三、日本政府有無向國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之意?如有，能否暗中向蔣本人遞交有關和平問題之親啟函件。因公開進行會對蔣的對日和平工作造成極大妨害。“近衛聲明”即因已公開，致使蔣的立場陷於極端困難。
國民政府的這三個質疑提的很明確，如果日本人能在這三個質疑上給予國民政府明確的回答，而他們給出的答案也能令國民政府滿意的話，那麽彼此之間就有了和談的基礎，到時候國民政府也會正式與日本方麵進行會談，否則的話雙方就沒有浪費口水的必要了。
此時的國民政府與曆史上的國民政府有著很大的不同，首先就是國力方麵，由於陳鋒的橫空出世和強勢崛起，國際社會對於日本的野蠻侵華頗有微詞，更重要的是由於中國軍隊屢屢給予日軍重創，盡管現在日軍依然在戰略上占有優勢，但是在很多局部戰役中日軍已經落了下風，因此包括英美等國在內的很多國家並不認為日本能徹底占領中國。
再加上前段時間第八戰區在第一戰區和第二戰區以及八路軍的配合下，狠狠將日軍華北方麵軍收拾了一番，另外還在日本引爆了一場大瘟疫，給日本的國力造成了巨大的負麵影響，因此老蔣對於日本人並沒有曆史上那麽擔心。
此外就是雙方軍力上的差距也沒有曆史上那樣懸殊，曆史上國民政府打到現在基本上已經是油盡燈枯了，但是現在呢，國民政府不但從蘇聯得到了大批的援助，同時還從陳鋒那裏購買了不下於15個步兵師的武器裝備。這些可都是不錯的日械、德械裝備，因此中央軍此時的武器裝備並不比日本人差多少，最多也就是在火炮和空軍方麵差一些，但是這種差距完全可以用人數上的優勢彌補上，因此老蔣表現的很“淡定”。
對以上質疑，日本方麵的代表當然毫無回答的準備，畢竟他隻是一個小小的陸軍中佐，他隻負責在中國派遣軍或地下秘密工作範圍內保持聯絡。於是宋子良又轉述了重慶方麵意見：“在中日兩國正式會談前，各以三名代表2月底在香港舉行圓桌會議，討論和平條件。”
2月7日，中日兩國代表在香港由日本方麵準備的東肥洋行二樓，舉行日中預備會談。參加會談的日方代表，除鈴木中佐、今並大佐外，尚有新參加的參謀本部第八課長臼井茂樹大佐。中方代表，除宋子良與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原駐德參讚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外，尚有候補代表侍從室副主任陸軍少將張漢年、聯絡員張治平。
會談開始之前雙方分別出示證明文件，日本方麵是由陸相簽發的證明書，中國方麵僅陳、章兩人持有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書。確認身分後進入討論。
經過幾輪交談，雙方會談爭論的中心就出來了：首先就是承認滿洲國問題；其次是華北駐兵問題；最後是對汪政府的處理問題。
關於承認滿洲國問題，中方最初主張由日中兩國保護，但日方反對。經向重慶請示的結果，建議改為對此問題暫不接觸，保持緘默態度。原因嘛很簡單，即使不顧收複失地口號在國內的政治影響以及延安方麵的反對，也會由於國民黨內部東北係、西北係的堅決反對，將引起國民黨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國內大亂。
關於華北駐兵問題，重慶方麵雖承認將內蒙作為特殊化地區，但反對日本在華北駐兵，並稱此問題可改在恢複和平後再行協商，要求日軍提出撤兵計劃。但又提出，萬一中日兩國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部分撤兵，待恢複和平後再作協商。關於汪兆銘問題，由於中國國內反汪氣氛極為強烈，現在不能考慮與其合流，但由於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場，無論如何將作為國內問題研究予以妥善處理。
由於雙方存在的分歧實在太多，所以這一次會談雙方未能就任何一個條件達成共識，於是，日本方麵提出雙方暫時先將這次會談的結果上報並且保持聯係，待上麵商議之後再做決定。
對於這輪和談的結果陳鋒早在預料之中，雙方已經撕破臉了，甚至於還宣戰了，那容易一下子就能和談成功，不過雙方竟然沒有談崩，這讓陳鋒感覺到了異樣的威脅。
於是，2月12日，也就是大年初四這一天，陳鋒借著拜年的空擋分別接見了康澤以及共.產黨方麵的代表鄧平。陳鋒很明確地向這兩方法除了自己的聲音，對於中日談判他陳某人無論如何不同意，除非日本能從中國全麵撤軍，包括東北和台灣。同時嚴懲戰犯賠償損失，負責誰要是單獨與日本方麵媾和，那就是漢奸，民族的罪人。rs
雖然現在國民政府對於日本拋出的橄欖枝表現的並不是很積極，但是最終雙方會不會達成實質性的協議這完全要取決於日本給出的籌碼是什麽。如果日本願意放棄一部分利益的話，國民政府很可能會單獨與日方媾和。
要說是放在一年前，日本方麵絕對不會做出太多的讓步的，但是現在可就說不好了，畢竟現在日本的情況比較糟糕,這就迫使日本政府必須放棄一些利益，也就說現在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之間是有合作可能的。
不過陳鋒也清楚，老蔣現在對於日本人並不是很相信，畢竟汪偽政權就是老蔣心裏的一根刺，這根刺要是不拔掉蔣光頭可謂是寢食難安，哪還有心思和日本人和談。
而且曆史上對於這次和談有著詳細的記載，多種資料表明，和談工作隻是日方的一廂情願，蔣應對“和談”，不過權宜之計，並非誠心。當時日方部分人員即已認識到“桐工作是日本政府寄予最大希望的和平工作。重慶方麵則是在藍衣社首領戴笠的領導下進行的謀略工作。”
如果說前兩次和談國民政府付出了十分真心的話，那麽這一次和談老蔣至多付出三分真心。對於日本政府旨在誘降的“和平談判”。重慶方麵雖然出於多方麵考慮，回應了日方的這一政策，與之進行了會談。然而會談進行了將近一年，沒有任何結果而告終結。
對於怎樣阻止老蔣與日本人和談，說實話陳鋒還沒有想到有效的辦法，他打仗倒是不含糊，但是說起玩政治，自己還真是一個小白，這種事情還是找幾個幫手為好。
對於國民政府與日軍和談這件事，最擔心的恐怕就是延安方麵了，其次桂係的那幾個大佬似乎也不讚同，自己那個便宜老丈人閻錫山是個牆頭草，那邊風大那邊倒，不靠譜！不過在這件事情上有良心應該不會支持自己，畢竟閻老西最關心的還是他的老巢山西，那是他的根本。
現在對他威脅最大的就是日本人，因此閻老西巴不得國民政府早點和日本鬼子和談，到時候等日本人一撤，這山西還不是他閻某人的天下，所以閻老西是不會支持他逼蔣抗日的。
另外中國現在還存在的幾支地方軍閥勢力裏麵，內給自己支持的恐怕也沒有多少人了，東北軍絕大多數將士都希望和日本人決戰到底，打回老家去。但是自從西安事變之後，東北軍的老大張小六就被老蔣軟禁了起來，老蔣通過分化打擊拉攏等各種手段，基本上令三十餘萬東北軍成了一盤散沙，現在自保都勉強，哪還有精力支持自己。
西北軍的情況也一樣，楊虎城被逼走國外，西北軍現在由孫蔚如指揮，但是整個西北軍現在隻剩下區區幾萬雜牌兵，而且還置於老蔣嫡係胡宗南的戰略集團槍口之下，就算是借孫蔚如一個膽子也不敢瞎折騰，弄不好老蔣就會以此為借口分拆了西北軍。
川軍就更不要說了，自從劉湘死後，整個川軍就亂套了，然後被老蔣幾個組合拳徹底打懵了，現在的川軍也就之比東北軍好一些，還算是有個根。但是讓他們和自己一起逼蔣抗日，恐怕是力有未逮。
湘軍、滇軍、黔軍都也一樣，沒幾支像樣的軍隊，隻要老蔣願意，隨隨便便派幾個師進入雲貴高原，這幾路軍閥就得飛灰湮滅，因此他們絕對不敢與自己為伍，可以與自己相互聲援的恐怕就隻有桂軍和延安方麵了。
1940年1月28日，國民政府就中日有沒有必要進行會談與日本人提出了…質疑：第一，日本是否要重新考慮不以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為對手的聲明，如要重新考慮，將用何等方法向中國方麵證實?第二，日本的對華態度如果真是中日經濟提攜，則在能達到此目的時，是否能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局麵?第三、日本政府有無向國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之意?如有，能否暗中向蔣本人遞交有關和平問題之親啟函件。因公開進行會對蔣的對日和平工作造成極大妨害。“近衛聲明”即因已公開，致使蔣的立場陷於極端困難。
國民政府的這三個質疑提的很明確，如果日本人能在這三個質疑上給予國民政府明確的回答，而他們給出的答案也能令國民政府滿意的話，那麽彼此之間就有了和談的基礎，到時候國民政府也會正式與日本方麵進行會談，否則的話雙方就沒有浪費口水的必要了。
此時的國民政府與曆史上的國民政府有著很大的不同，首先就是國力方麵，由於陳鋒的橫空出世和強勢崛起，國際社會對於日本的野蠻侵華頗有微詞，更重要的是由於中國軍隊屢屢給予日軍重創，盡管現在日軍依然在戰略上占有優勢，但是在很多局部戰役中日軍已經落了下風，因此包括英美等國在內的很多國家並不認為日本能徹底占領中國。
再加上前段時間第八戰區在第一戰區和第二戰區以及八路軍的配合下，狠狠將日軍華北方麵軍收拾了一番，另外還在日本引爆了一場大瘟疫，給日本的國力造成了巨大的負麵影響，因此老蔣對於日本人並沒有曆史上那麽擔心。
此外就是雙方軍力上的差距也沒有曆史上那樣懸殊，曆史上國民政府打到現在基本上已經是油盡燈枯了，但是現在呢，國民政府不但從蘇聯得到了大批的援助，同時還從陳鋒那裏購買了不下於15個步兵師的武器裝備。這些可都是不錯的日械、德械裝備，因此中央軍此時的武器裝備並不比日本人差多少，最多也就是在火炮和空軍方麵差一些，但是這種差距完全可以用人數上的優勢彌補上，因此老蔣表現的很“淡定”。
對以上質疑，日本方麵的代表當然毫無回答的準備，畢竟他隻是一個小小的陸軍中佐，他隻負責在中國派遣軍或地下秘密工作範圍內保持聯絡。於是宋子良又轉述了重慶方麵意見：“在中日兩國正式會談前，各以三名代表2月底在香港舉行圓桌會議，討論和平條件。”
2月7日，中日兩國代表在香港由日本方麵準備的東肥洋行二樓，舉行日中預備會談。參加會談的日方代表，除鈴木中佐、今並大佐外，尚有新參加的參謀本部第八課長臼井茂樹大佐。中方代表，除宋子良與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原駐德參讚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外，尚有候補代表侍從室副主任陸軍少將張漢年、聯絡員張治平。
會談開始之前雙方分別出示證明文件，日本方麵是由陸相簽發的證明書，中國方麵僅陳、章兩人持有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書。確認身分後進入討論。
經過幾輪交談，雙方會談爭論的中心就出來了：首先就是承認滿洲國問題；其次是華北駐兵問題；最後是對汪政府的處理問題。
關於承認滿洲國問題，中方最初主張由日中兩國保護，但日方反對。經向重慶請示的結果，建議改為對此問題暫不接觸，保持緘默態度。原因嘛很簡單，即使不顧收複失地口號在國內的政治影響以及延安方麵的反對，也會由於國民黨內部東北係、西北係的堅決反對，將引起國民黨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國內大亂。
關於華北駐兵問題，重慶方麵雖承認將內蒙作為特殊化地區，但反對日本在華北駐兵，並稱此問題可改在恢複和平後再行協商，要求日軍提出撤兵計劃。但又提出，萬一中日兩國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部分撤兵，待恢複和平後再作協商。關於汪兆銘問題，由於中國國內反汪氣氛極為強烈，現在不能考慮與其合流，但由於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場，無論如何將作為國內問題研究予以妥善處理。
由於雙方存在的分歧實在太多，所以這一次會談雙方未能就任何一個條件達成共識，於是，日本方麵提出雙方暫時先將這次會談的結果上報並且保持聯係，待上麵商議之後再做決定。
對於這輪和談的結果陳鋒早在預料之中，雙方已經撕破臉了，甚至於還宣戰了，那容易一下子就能和談成功，不過雙方竟然沒有談崩，這讓陳鋒感覺到了異樣的威脅。
於是，2月12日，也就是大年初四這一天，陳鋒借著拜年的空擋分別接見了康澤以及共.產黨方麵的代表鄧平。陳鋒很明確地向這兩方法除了自己的聲音，對於中日談判他陳某人無論如何不同意，除非日本能從中國全麵撤軍，包括東北和台灣。同時嚴懲戰犯賠償損失，負責誰要是單獨與日本方麵媾和，那就是漢奸，民族的罪人。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