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心中雖然詫異，麵上卻已露出笑容：“可是廬陽縣主芳駕？牙兵，放行。”
果然，從樓下走上一名身材婀娜的女子，雖然頭戴帷帽，有麵紗遮擋容貌，但看衣衫裝扮，不是廬陽縣主楊潞，又能是誰？
楊潞身份不同，李曜主動站起身來，在場其餘人也隻得隨之起身。楊潞這才主動行了個萬福，道：“去年蒲帥出使揚州，家尊便時常盛讚蒲帥之能，今日奴聞蒲帥於鸛雀樓設宴，為東升新城之起建延攬股東，更聽說蒲帥此番招股不限地域、身份，實在喜不自禁，這才不請自來，還望蒲帥勿怪。”
李曜回了一禮，笑道：“縣主客氣了，若是縣主也願出資一份，為蒲州之東升新城建設更添助力，某欣喜尚且不及，何來怪責？來人，添一貴席……縣主請坐。”
又是一番俗禮過後，所有人重新落座，李曜才又道：“縣主既有心參股，某便將其中細節再說一次與縣主知曉……”
楊潞微微一笑，搖手道：“蒲帥何須如此？揚州蒲州，交往甚密，你我二人，往來更非初次，這般細務有甚好說，難不成奴家還能信不過蒲帥麽？”
李曜微微錯愕，心道：“我跟你雖有幾次私下交換，可那時候你開口要價可從不客氣，怎的今天轉了性，連詳細條款都能放心到不去聽了？”他對楊潞始終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當下心中便多了個心眼，隻是禮貌性保持笑容，卻未搭腔。
楊潞卻似乎全無感覺，仍是言語帶笑，繼續道：“蒲帥，奴家聽說，這東升新城頭期工程預計耗資三百萬貫，其中開放募資一百二十萬貫，可是如此？”
李曜點頭：“不錯，確實如此。”
楊潞笑容更盛，道：“奴家願代家尊出資五十萬貫入股新城。”
此言一出，滿座皆驚。靳蓿直接站了起來，一拱手便要說話，李曜心中雖然也自驚訝，卻格外鎮定，伸手朝靳蓿微微虛壓，製止他出聲。然後略一沉吟，朝楊潞道：“方才，各大世家還在懷疑某這河中府修建新城，本金是由河中出，還是由河東出……縣主就不擔心某畫下畫餅，最終卻做不成事麽？”
楊潞笑道：“怪隻怪河東軍械監名頭太大，蒲帥一說出資，各家都隻以為蒲帥必從河東軍械監調撥錢帛，卻不知蒲帥可用款項還多著……”她微微側身，朝王摶一拱手：“王相公曾判度支多年，精於財政，奴想請問一句：王相公以為河中節度使府會缺這區區不到二百萬貫麽？”
王摶道：“河中鎮的兩稅留使究竟多少，某並不知詳情，但河中蒲、晉、絳三州皆是富裕之地，想來兩稅留使以及營田都不在少數，至於軍府商產，曆來不薄，是以河中節度使府實不拮據。更何況，河中還有兩池……我意天下諸藩，怕是少有可與河中比富者。”
王摶判度支多年，對於大唐朝廷以及各藩鎮經濟情況，自然極為了解。尋常節度使府的三大收益剛才他都已經提到，分別是兩稅留使部分、營田所得和軍府經商收益，另外河中還額外有兩池鹽場的利益，當然少不了。
德宗以後，藩鎮的基本財政收入就是兩稅收入。當時，兩稅收入之中，歸方鎮支配的隻是留使部分。它在整個收入中占多大比重，因各地物產、戶口、軍隊多寡等情況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從全國範圍來看，地方留占的兩稅大約占三分之二左右。建中時“每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這隻是錢額，另外還有米麥外費一千四百萬斛，京師二百萬斛。按照元和時“國計簿’的數宇，全國總額是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各種榷稅收入皆在其內。文宗時王彥威作《供軍圖》說全國收入三千五百餘萬，恐怕就是根據“國計簿”。王彥威分析兵費在全國財政中的比重說：
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永貞、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椅角之師，犬牙相製，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夭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蘭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眾，仰給度支。
王彥威在這裏提到了兩個三分之二。一是留州留使占總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供為三分之一。二是供軍費用占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他開支僅占三分之一。
當然，這隻是總的情況，就各鎮的情況而言，則不盡如此。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辛未敕雲：“其涪州緣屬荊南，有供荊南節度錢二千四百貫，今隨本州割還黔府，兼於涪州送省錢三千八百貫文內更取一千五百貫，添賜黔府見將士軍資。”這個決定是針對黔中遭水災，軍資不濟的情況作出的。涪州從荊南割屬黔中，其原送使錢二千四百貫增加一千五百貫，為三千九百貫，同時其上供錢則從原來的三千八百貫減少一千五百貫，為二千四百貫；留州部分不變。上供與送使的比例從1.6：1變成1：1.7。
而《吳地記》所載蘇州的情況則有不同，上供三十萬六千八百三十貫，留州十七萬七千七百二十貫，送使十七萬八千三百四十九貫，總額為六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五貫。上供、留州、送使的比例約是44%：28%：28%。可見南方上供數額遠遠不止三分之一，幾乎占一半，遠遠高於北方藩鎮。當然這也說明江南作為唐廷的“錢袋子”由來已久、名副其實。
而營田則是方鎮兩稅收入之外的另一個重要收入來源。唐代藩鎮營田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營田所得可抵預算中的本鎮軍資或度支所撥衣糧，如大和三年(829)五月中書門下奏稱，觀察使若上陳刺史政跡，“須指實而言”、“如稱營田課則所效，須雲本合得若幹萬石，在任已來加若幹萬石。其所配斛鬥便請準數落下，支所供本道本軍斛鬥數。如不是供本軍本道解鬥，則申所司收管支遣，以憑考核。”於此可見營田收入要麽抵充軍糧，要麽申報有司收管。對於這類性質的營田，落鎮是沒有熱心的。他們認為：“疲兵於隴畝，緩急非所用也。”
另外一種情況下的營田收入可以為地方自己支配。《資治通鑒》有載：“諸將言於秦成防禦使李承勳曰：明公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所謂“耕市之利，即指“營田之利”和“關市之利。”秦成防禦使軍隊既“仰給度支’，而又有“耕市之利。”可見其營田收入是完全由本鎮支配的。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詔在諸道除邊軍營田外，其軍糧既取正稅米分給，其所管營田自合軍中資用、不合取百姓營田，並以瘡地迥換百姓肥濃地。其軍中如要營田，任取食糧健卒，而不得輒妄招召。”這條詔書說明，朝廷對“其軍糧既取正稅米分給”的內地諸軍營田並不怎麽感興趣，故說“如要營田，任取食糧健卒”。因為這些營田完全是歸“軍中資用”的。唯一的問題是這類屯田究竟有多少。以河中而言，因為蒲、晉、絳三州農業發展比較好，在後世山西省也是主要的農產區，所以營田較多，收益也比較可觀，贍軍不僅充足，而且有餘。
營田所收為實物，還有一些征斂錢貨的雜稅收入，主要有鹽鐵、茶稅、酒稅、商稅等，而譬如河中有兩池鹽場，因此鹽稅是相當大的一筆收入。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可大可小的收入，便是自行經商。
很多人隻知中國古代一直重農抑商，但卻不知道唐代的開放以及到了古代的巔峰，連各藩鎮自己都有商業收入。因為諸道藩鎮不僅征商稅商，自己還經商。
大曆十四年十月有敕：“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先於揚州置邸肆貿易者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陵當南北大衝，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貿販，別置邸肆，名托軍用，實私其利焉。”
這裏的“名托軍用，實私其利焉”，固然是對藩帥假公濟私的揭露，但同時又從側麵反映出，若是出於“軍用”，是可以置邸“貿販”的。這是建中以前的情況。兩稅法以後的例子也有。如文宗開成時汴州節度使李紳“上言於本州置利潤樓店”，盡管“議者以與下爭利，非長者所宜”，還是獲得了皇帝的同意。另外還有“官沽”，即由官府賣酒，實際上一也是一種商業活動。大和元年(827)江西觀察使李憲曾“以軍用不足，奏請禁百姓造酒，官中自沽。”這已是藩鎮自己壟斷酒的生產和銷售了。劉從諫也曾在澤潞“賣鐵、煮鹽。”又利用商人販易取利，“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
實際上這就是後世國家資本主義式的一種財富控製辦法，有些像國家壟斷，這個事情李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當然有收入就有支出，兩稅法時期藩鎮的財政支出大體可劃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是在“長行旨”條內具體載明的分配項目，主要有上供、供軍、官吏奉料和州府雜給等，可稱之為基本支出。第二大類是不在“長行旨”條之內的特別支出，主要有進奉、賞賜軍士、廉使常用錢等名目。
官吏俸祿和州府雜給一般不算什麽大數目，剩下的上供、供軍才是主要支出，這一時期的士兵每年每人要花費二十四貫左右，以李曜麾下近五萬大軍計算，每年正常供軍為一百二十萬貫，但李曜在供軍上花費很大，如果算上軍械監在器械開發和配裝上的花費，每人每年幾乎可以達到五十貫以上，那麽李曜每年的支出就幾乎是要翻上一倍，達到每年240萬貫。
但王摶剛才已經提到，河中除了這些其他藩鎮都有的收入之外，還另有一個聚寶盆：兩池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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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在關中出現大的變亂，明確需要李曜出兵之前，眼下這段劇情主要是“種田”，因此可能有些枯燥，耐心不那麽好的朋友，可以等過一段時間再一起看。
另外，種田的情節，有一部分是為了要體現李曜將來進行改革時的思路的。
果然，從樓下走上一名身材婀娜的女子，雖然頭戴帷帽，有麵紗遮擋容貌，但看衣衫裝扮，不是廬陽縣主楊潞，又能是誰？
楊潞身份不同，李曜主動站起身來，在場其餘人也隻得隨之起身。楊潞這才主動行了個萬福，道：“去年蒲帥出使揚州，家尊便時常盛讚蒲帥之能，今日奴聞蒲帥於鸛雀樓設宴，為東升新城之起建延攬股東，更聽說蒲帥此番招股不限地域、身份，實在喜不自禁，這才不請自來，還望蒲帥勿怪。”
李曜回了一禮，笑道：“縣主客氣了，若是縣主也願出資一份，為蒲州之東升新城建設更添助力，某欣喜尚且不及，何來怪責？來人，添一貴席……縣主請坐。”
又是一番俗禮過後，所有人重新落座，李曜才又道：“縣主既有心參股，某便將其中細節再說一次與縣主知曉……”
楊潞微微一笑，搖手道：“蒲帥何須如此？揚州蒲州，交往甚密，你我二人，往來更非初次，這般細務有甚好說，難不成奴家還能信不過蒲帥麽？”
李曜微微錯愕，心道：“我跟你雖有幾次私下交換，可那時候你開口要價可從不客氣，怎的今天轉了性，連詳細條款都能放心到不去聽了？”他對楊潞始終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當下心中便多了個心眼，隻是禮貌性保持笑容，卻未搭腔。
楊潞卻似乎全無感覺，仍是言語帶笑，繼續道：“蒲帥，奴家聽說，這東升新城頭期工程預計耗資三百萬貫，其中開放募資一百二十萬貫，可是如此？”
李曜點頭：“不錯，確實如此。”
楊潞笑容更盛，道：“奴家願代家尊出資五十萬貫入股新城。”
此言一出，滿座皆驚。靳蓿直接站了起來，一拱手便要說話，李曜心中雖然也自驚訝，卻格外鎮定，伸手朝靳蓿微微虛壓，製止他出聲。然後略一沉吟，朝楊潞道：“方才，各大世家還在懷疑某這河中府修建新城，本金是由河中出，還是由河東出……縣主就不擔心某畫下畫餅，最終卻做不成事麽？”
楊潞笑道：“怪隻怪河東軍械監名頭太大，蒲帥一說出資，各家都隻以為蒲帥必從河東軍械監調撥錢帛，卻不知蒲帥可用款項還多著……”她微微側身，朝王摶一拱手：“王相公曾判度支多年，精於財政，奴想請問一句：王相公以為河中節度使府會缺這區區不到二百萬貫麽？”
王摶道：“河中鎮的兩稅留使究竟多少，某並不知詳情，但河中蒲、晉、絳三州皆是富裕之地，想來兩稅留使以及營田都不在少數，至於軍府商產，曆來不薄，是以河中節度使府實不拮據。更何況，河中還有兩池……我意天下諸藩，怕是少有可與河中比富者。”
王摶判度支多年，對於大唐朝廷以及各藩鎮經濟情況，自然極為了解。尋常節度使府的三大收益剛才他都已經提到，分別是兩稅留使部分、營田所得和軍府經商收益，另外河中還額外有兩池鹽場的利益，當然少不了。
德宗以後，藩鎮的基本財政收入就是兩稅收入。當時，兩稅收入之中，歸方鎮支配的隻是留使部分。它在整個收入中占多大比重，因各地物產、戶口、軍隊多寡等情況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從全國範圍來看，地方留占的兩稅大約占三分之二左右。建中時“每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這隻是錢額，另外還有米麥外費一千四百萬斛，京師二百萬斛。按照元和時“國計簿’的數宇，全國總額是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各種榷稅收入皆在其內。文宗時王彥威作《供軍圖》說全國收入三千五百餘萬，恐怕就是根據“國計簿”。王彥威分析兵費在全國財政中的比重說：
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永貞、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椅角之師，犬牙相製，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夭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蘭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眾，仰給度支。
王彥威在這裏提到了兩個三分之二。一是留州留使占總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供為三分之一。二是供軍費用占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他開支僅占三分之一。
當然，這隻是總的情況，就各鎮的情況而言，則不盡如此。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辛未敕雲：“其涪州緣屬荊南，有供荊南節度錢二千四百貫，今隨本州割還黔府，兼於涪州送省錢三千八百貫文內更取一千五百貫，添賜黔府見將士軍資。”這個決定是針對黔中遭水災，軍資不濟的情況作出的。涪州從荊南割屬黔中，其原送使錢二千四百貫增加一千五百貫，為三千九百貫，同時其上供錢則從原來的三千八百貫減少一千五百貫，為二千四百貫；留州部分不變。上供與送使的比例從1.6：1變成1：1.7。
而《吳地記》所載蘇州的情況則有不同，上供三十萬六千八百三十貫，留州十七萬七千七百二十貫，送使十七萬八千三百四十九貫，總額為六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五貫。上供、留州、送使的比例約是44%：28%：28%。可見南方上供數額遠遠不止三分之一，幾乎占一半，遠遠高於北方藩鎮。當然這也說明江南作為唐廷的“錢袋子”由來已久、名副其實。
而營田則是方鎮兩稅收入之外的另一個重要收入來源。唐代藩鎮營田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營田所得可抵預算中的本鎮軍資或度支所撥衣糧，如大和三年(829)五月中書門下奏稱，觀察使若上陳刺史政跡，“須指實而言”、“如稱營田課則所效，須雲本合得若幹萬石，在任已來加若幹萬石。其所配斛鬥便請準數落下，支所供本道本軍斛鬥數。如不是供本軍本道解鬥，則申所司收管支遣，以憑考核。”於此可見營田收入要麽抵充軍糧，要麽申報有司收管。對於這類性質的營田，落鎮是沒有熱心的。他們認為：“疲兵於隴畝，緩急非所用也。”
另外一種情況下的營田收入可以為地方自己支配。《資治通鑒》有載：“諸將言於秦成防禦使李承勳曰：明公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所謂“耕市之利，即指“營田之利”和“關市之利。”秦成防禦使軍隊既“仰給度支’，而又有“耕市之利。”可見其營田收入是完全由本鎮支配的。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詔在諸道除邊軍營田外，其軍糧既取正稅米分給，其所管營田自合軍中資用、不合取百姓營田，並以瘡地迥換百姓肥濃地。其軍中如要營田，任取食糧健卒，而不得輒妄招召。”這條詔書說明，朝廷對“其軍糧既取正稅米分給”的內地諸軍營田並不怎麽感興趣，故說“如要營田，任取食糧健卒”。因為這些營田完全是歸“軍中資用”的。唯一的問題是這類屯田究竟有多少。以河中而言，因為蒲、晉、絳三州農業發展比較好，在後世山西省也是主要的農產區，所以營田較多，收益也比較可觀，贍軍不僅充足，而且有餘。
營田所收為實物，還有一些征斂錢貨的雜稅收入，主要有鹽鐵、茶稅、酒稅、商稅等，而譬如河中有兩池鹽場，因此鹽稅是相當大的一筆收入。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可大可小的收入，便是自行經商。
很多人隻知中國古代一直重農抑商，但卻不知道唐代的開放以及到了古代的巔峰，連各藩鎮自己都有商業收入。因為諸道藩鎮不僅征商稅商，自己還經商。
大曆十四年十月有敕：“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先於揚州置邸肆貿易者罷之。先是，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陵當南北大衝，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貿販，別置邸肆，名托軍用，實私其利焉。”
這裏的“名托軍用，實私其利焉”，固然是對藩帥假公濟私的揭露，但同時又從側麵反映出，若是出於“軍用”，是可以置邸“貿販”的。這是建中以前的情況。兩稅法以後的例子也有。如文宗開成時汴州節度使李紳“上言於本州置利潤樓店”，盡管“議者以與下爭利，非長者所宜”，還是獲得了皇帝的同意。另外還有“官沽”，即由官府賣酒，實際上一也是一種商業活動。大和元年(827)江西觀察使李憲曾“以軍用不足，奏請禁百姓造酒，官中自沽。”這已是藩鎮自己壟斷酒的生產和銷售了。劉從諫也曾在澤潞“賣鐵、煮鹽。”又利用商人販易取利，“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
實際上這就是後世國家資本主義式的一種財富控製辦法，有些像國家壟斷，這個事情李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當然有收入就有支出，兩稅法時期藩鎮的財政支出大體可劃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是在“長行旨”條內具體載明的分配項目，主要有上供、供軍、官吏奉料和州府雜給等，可稱之為基本支出。第二大類是不在“長行旨”條之內的特別支出，主要有進奉、賞賜軍士、廉使常用錢等名目。
官吏俸祿和州府雜給一般不算什麽大數目，剩下的上供、供軍才是主要支出，這一時期的士兵每年每人要花費二十四貫左右，以李曜麾下近五萬大軍計算，每年正常供軍為一百二十萬貫，但李曜在供軍上花費很大，如果算上軍械監在器械開發和配裝上的花費，每人每年幾乎可以達到五十貫以上，那麽李曜每年的支出就幾乎是要翻上一倍，達到每年240萬貫。
但王摶剛才已經提到，河中除了這些其他藩鎮都有的收入之外，還另有一個聚寶盆：兩池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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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在關中出現大的變亂，明確需要李曜出兵之前，眼下這段劇情主要是“種田”，因此可能有些枯燥，耐心不那麽好的朋友，可以等過一段時間再一起看。
另外，種田的情節，有一部分是為了要體現李曜將來進行改革時的思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