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摶這個曾經多年“判度支”的實幹宰執對於李曜可以動用的財力有著清醒的認識:其一,河中自王重榮時代開始,曆經王重盈、王珂、李曜四任節帥,根本就沒有向朝廷上供過,換句話說,就是根本沒有將賦稅“提成”上交朝廷,河中的全部地方賦稅通通成了“留使”錢,也就是全部留在節度使府了;其二,河中的農業在北方曆來都屬於比較發達的地區,歸因此屬於節度使府的營田收益本來就不小;其三,由於地理、交通等區位優勢,河中節度使府本身就有不少商務產業,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然而河中鎮真正最關鍵、最大筆的收入,仍然是那個天下垂涎的解州、安邑——“兩池”。


    解州、安邑兩大池鹽的收入,還在代宗時期,就已經占據整個朝廷收入的百分之十二點五,也就是八分之一,而這個收入在如今朝廷財政拮據的時期,已經上升到了六分之一!當然,這個說法僅僅隻是“如果”李曜肯將鹽池收益上交朝廷的一個假設罷了,實際上李曜承王重榮舊製,根本不向朝廷上供一文錢。那麽,李曜可以支配的財力,很明顯是非常充足的。


    當然,不上供不代表對朝廷毫無表示,李曜不僅有表示,表示還很大,隻是名目不是上供,而是進奉。


    所謂進奉,是藩鎮以“羨餘”的名義向皇帝上供的錢物,這在唐後期十分普遍,史稱“有土者競為進奉”,同時進奉的數量也十分驚人。史載貞元時,諸道進奉歲凡五十萬貫,其後稍損至三十萬貫。實際上恐還不止於此數。比如大曆元年,代宗生日一次所得進奉達二十四萬貫。德宗時更盛,當時持節浙江的韓說一次進奉竟達五百萬貫。而且關鍵是越到後期,進奉的名義越多,除了逢年過節、皇帝壽誕之外,各地藩鎮要進奉,名義是五花八門。最有趣的是,連一貫處於“名義統一、實際獨立”的河朔三鎮,雖然一文錢的上供都不給,但進奉卻也並不少見。至於河中,在李曜上任之前,河中每年進奉朝廷解鹽三千車,而在他上任之後,便將這一數量提高到了五千車,這其實也算是一筆巨款了。


    不過話說回來,解鹽這個東西對於河中而言,本身並無多少成本,進奉三千車和進奉五千車,對朝廷來說大不一樣,對李曜來說卻幾乎隻是個態度問題,根本不會對他的收入有多大影響,因此總的來講,河中節度使府的收益是相當可觀的。如果說河中軍府都沒錢,那天下數十個藩鎮,有錢的怕也就真是鳳毛麟角了。


    楊潞與王摶這一問一答,河中各家便都一時找不出什麽反駁的話來。事實上李曜也知道,這些世家對此次賺錢的機會是在意的,要不然今天就絕不會一家不落地全部來了,但是正如之前靳蓿所言,在商言商,他們自然要施展出各種手段,爭取拿到更多的利益。比如今天這種質疑,其實也不過就是為了談價。一如後世有些人在個體戶服裝店買東西,如果有心要某件商品,便總要想方設法找出那東西的一些小瑕疵來,用以與老板討價還價。


    想到此處,李曜便下意識地朝楊潞看了一眼,卻正瞧見楊潞也朝自己看來,她雖然帶著帷帽,有麵紗遮擋,但李曜卻仍瞧見那輕紗後麵,這個精靈狡黠的女子正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


    李曜心裏頓時明白過來,暗道:“是了,楊潞這妮子豈是這般好相與的,她既然半路殺出來幫我一把,哪能沒有企圖?隻不過,我最不怕的就是你有企圖,有企圖我才好將計就計,你要是沒企圖,我才真不知道怎麽應對才好。”他心中念頭閃過,跟著就琢磨:“楊潞示好於我,無非是要為淮南謀利,但眼下朱溫剛吃了一場大敗,當不會有威脅到淮南的能力,楊行密此時應該不會是要我幫忙牽製朱溫。既然軍事上沒有擔憂,那就隻有政治和經濟兩個可能。政治嘛……目前的大事也就隻有皇帝乘輿播越到了華州之事,這事與我還算有些關係,與楊行密顯然不沾邊,因為李曄不可能去揚州,他也去不了,楊行密不可能是考慮這個。那麽,就隻有經濟了……嗯,這個倒是一時不好猜測。”


    李曜主政河中時間雖然很短,但與淮南的經濟合作開展得卻是很快,畢竟他們這兩家,一家產品精良、產能足夠,另一家家底富庶,消化量杠杠的,供求關係很是明顯。而且淮南一帶盛產絲綢,這東西在河中的銷路也暢。既然雙方關係不錯,那麽這等互惠互利的事,自然誰都不肯拖延。


    事實上李曜還想與淮南繼續深化合作,譬如棉花的問題,就已經提上了李曜的辦事日程。此時他料定楊潞是來談經濟合作的,因此也就把這事提前考慮進去了。說起來,“提前考慮”,這也一直是李曜的習慣。


    於是李曜便笑著接過話茬,道:“王相公法眼如炬,對我河中這點家底,相公當真是洞若觀火。”他微微一頓,環視一眼,朗聲道:“諸位,事情便是如此,河中即便不用河東軍械監注資,也有足夠的實力進行東升新城之建設,之所以此番讓出一百二十萬貫的盤口,隻不過是某不欲獨攬這筆大財,想著分利造福於鄉梓而已。如今廬陽縣主願代弘農郡王出資五十萬貫入股,便還剩下七十萬貫的盤口,諸位之中,還有誰……”


    靳蓿起身道:“河中靳家,願出資三十萬貫入股。”


    李曜還未來得及應聲,馮祺也已然起身:“既然如此,剩下四十萬貫的盤口,我河中馮家願意足額出資。”


    誰料刷刷刷又站起來數人,齊聲道:“豈能如此!”紛紛道:“節帥且慢,我等也欲出資入股!”


    “節帥,你既說是為了造福鄉梓,那這足足一百二十萬貫的盤口,豈能隻有三家便分個一幹二淨?”


    “正是,正是!節帥,這麽大的盤口,若是隻有三家能得入股,與獨攬又有多大區別?”


    一時間,場麵就混亂了起來,在場幾大世家爭論還算說得客氣,鬧到後來那些個餘財頗多的商賈們也加入進來,直言這般分法太不公平。他們雖然還不敢直接指責李曜,但言語之中明顯帶了情緒。


    李曜心中好笑,麵色卻是逐漸沉峻起來,等到眾人爭執不下,連楊潞也接連望了他幾眼,顯然有些擔憂局麵之後,才忽然一拍麵前的橫案,沉聲怒道:“肅靜!”


    似乎是為了配合李曜這一聲低喝,肅立不動的近衛軍牙兵同時將手中長兵往地上一頓,齊聲喝道:“吒!”


    眾人何曾遇到過這等場麵,幾乎都是下意識一抖,戰戰兢兢朝李曜望去。


    李曜倒也並不發怒,隻是冷著臉掃視他們一眼,寒聲道:“似你等這般吵嚷下去,這東升新城就不必再建了!”


    一個人帶兵時間長了,言語之中都帶著軍威,帶著軍威含怒出聲,這般氣勢豈是尋常人承受得住的?因此眾人見節帥發怒,無論地位高低,都有些畏縮,不敢再多言。


    李曜見震住了場麵,這才裝模作樣沉吟了片刻,道:“你等所言,也未嚐不是道理,此事既是某欲造福鄉梓,的確不該隻有少數幾家包攬……但若叫某逐個分配盤口額度,一則某對各家情況不甚了解,實在難辦,二則似這等事情,無論某如何公允,分配之後,也總有不滿意的人,因此……某另有一策,管教事後誰都埋怨不得誰。”


    眾人見李曜說得如此肯定,都不禁有些詫異,這般難辦的事,居然還能有那麽十全十美的法子,能“管教事後誰都埋怨不得誰”?當下一個一個盯著李曜望去,看他究竟有什麽神仙辦法。


    就連一直超然在外、坐看濤生雲滅的王摶也忍不住問:“蒲帥竟有這般妙策?”


    李曜心中暗笑:“自然是妙策,我既然敢引入股份製,難道就不敢引入股票的概念?哼哼,不怕你們不入我轂中來。”


    當下便道:“這法子其實並不複雜……此番東升新城頭期工程預計開支為三百萬貫,某曾說過,一股為三千貫錢,是也不是?”


    眾人自然稱是。


    李曜點點頭,繼續道:“其實如此一來,限製得太死,剩餘盤口便不好分配。因此不如這般:節帥府開放出來的一百二十萬貫盤口,按照這個基本框架分為四百股,但是每一股的價格並不限死,各家自行報價,說出自己每股出資多少,要多少股,如無競爭者,便算購入股份成功,若有競爭者,則競爭者出價須得高過此前的出價……每次加價,每股提高至少五十貫。”


    此言一出,眾皆愕然,不片刻之後,與會眾人大多麵如土色,望向李曜時,眼中神色複雜之極。


    楊潞忽然咯咯一笑,曼聲道:“蒲帥好算計,不過,奴家仍覺此事可行,奴家出五十萬貫,要一百五十股。”


    眾家皆是蹙眉,楊潞這般一來,就是同樣出五十萬貫,卻比之前少拿了十六七股。自家若是與她相爭,豈非要虧更多?


    誰料還真有人願意虧,隻是此番出價之人誰也未曾料到,竟然是此前與節帥同時下樓的年輕郎君,他忽然開口道:“某以太原王氏名義,出資五十二萬貫,也要這一百五十股。”


    眾皆愕然,便是王摶,也有些錯愕,繼而微微蹙眉,看了王笉一眼,目中似有不滿。但王笉目不斜視,反而端起茶水,小飲一口,一副淡然自若地模樣。


    李曜看了她一眼,並不做聲。這時靳蓿道:“蒲州靳家,三十二萬貫,一百股。”


    ……


    傍晚時分,河中節度使府。


    李襲吉滿麵紅光地對李曜道:“明公,此番真是自古未有之盛事!原本籌資一百二十萬貫,誰料最終竟然拿到二百三十萬貫,幾乎翻了一倍!”他忍不住仰天打了個哈哈,笑得止不住,道:“更了不起的是,明公竟然能讓他們多出了近一倍的錢之後,仍然隻拿到四成股份!這真是……真是閉著眼就賺了一百一十萬貫啊!就這白白賺來的錢,我河中五萬大軍,就可用半年了!”


    李曜卻仍隻是麵帶微笑,點頭道:“是賺了一點,不過這筆錢某可不打算拿去養兵,這是拿來做前次某與你說到的農業計劃的。”


    李襲吉微微一怔,這才想了起來:“明公是說上次曾給某一觀的‘河中農業發展規劃’?”他忽然有些錯愕:“不過前次明公不是說,尚未物色到最佳主事人選麽?難道現在已經有了?”


    李曜頜首道:“不錯。”


    李襲吉問:“卻是何人?”


    “張全義。”李曜嘿嘿一笑:“此公被我生擒這麽久,直到此番河中大戰之後,朱溫大敗虧輸,他才真正死了心,這才開始鬆口,願為某效力。”


    李襲吉想了想,也點了點頭:“張全義此人,別的不說,對農務倒是十分熱衷,若他真心歸順,主管這農業,料來應當不差。”


    李曜卻微微蹙起眉頭,搖了搖頭:“某這計劃,可不止是‘勸課農桑’這麽簡單。”他心中暗暗歎息一聲:“都說強漢盛唐,這大唐朝廷在農業上,可真是……啥事不幹,靠天吃飯啊!”


    要說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唐代一貫被認為是一個高度發展時期,是曆代封建王朝的盛世,其文治武功可與前漢媲美,故並稱漢、唐。從形式上看,唐確是漢以後又一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帝國,隻有前漢可與之相比: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裏,南北萬三千蘭百六十八裏;唐之疆域比漢殆又過之:“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全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裏,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裏。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於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這說明唐代疆域的總麵積超過了前漢。大唐在文化上,也是一個高度發展時期,特別是在文學藝術上和工藝技術上,都表現了高度的成就,這是不需要細說的。從這些方麵來看,漢唐並稱,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


    但李曜卻認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比如從建邦立國的根本大計、從富國利民的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從鞏固國家政權基礎以強化國家機器、從為民興利除弊以圖長治久安這些方麵來看,唐朝的十幾位皇帝中,除了一二開國之君稍富韜略,可視作例外之外,其餘大都是無所作為,也不求有所作為,一切聽任自然擺布,聽任命運擺布。他們對於國家的治亂,對於自己統治地位的安危,沒有任何通籌全局的長遠規劃,沒有深謀遠慮的戰咯部署,也沒有應付急需的治標安排,甚至遇到與王朝生死攸關的巨大困難,也都是付之悠之,徒喚奈何,而不采取任何積極措施,在困難麵前不作任何主動行動,來扭轉所麵臨的不利形勢。可以說都是些平庸無能之輩。


    這其中隻有玄宗原來還比較英明,開元之時亦頗思有所作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色,驕奢淫佚,醉生夢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統治基礎被他斫喪殆盡。其餘更都是逆來順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殘喘,更談不到施展韜略、有所作為了。就連憲宗,也隻是相對多了幾分手腕,而並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識。其實這種情況,在前後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見的。所以他一直認為,至少在這個方麵,唐不僅不能與漢比,甚至不能與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雖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前後兩代不過三十七年,但卻為後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勳,留下一份為利無窮的寶貴曆史遺產,至今猶在放射著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運河。大運河在全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所產生的影響之大是無可估量的。而號稱盛世的唐朝,卻舉不出有任何巨大厲史意義的成就。所以,從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漢大,是一個威震遐邇的大一統帝國,在原先的曆史上,大唐立國長達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漢王朝還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內容卻是空虛的,終唐一代,沒有在這一方麵做出有任何曆史意義的重大貢獻,曆屆帝王除一二開國之君外,都是些沒有多大作為的庸碌之輩,既不能為民興利,也不能為民除害,即使問題擺在眼前,也同樣是不聞不問。象這樣的無所作為,在前後曆代王朝中實是少見。


    對一向被譽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貶抑,並非李曜對這個王朝有什麽成見,相反他是對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許是愛之深、責之切,因此他見到大唐的弱點之後,就越發希望使之改變,而他的這個觀點,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有充分根據的。


    在李曜看來,古代社會裏,農業當然是最主要的一個生產部門,所謂經濟是一切社會關係包括政治關係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實際上就是農業在這一切關係中起決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帶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燦爛文化的發祥地,數千百年以來一直是一個統治中心——即所謂“都國諸侯所聚會”、“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為這個地區一直是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中心,農業是決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為農業不僅直接關係著人民大眾的生存,而且也直接關係著“都國諸侯”的存亡,所以一個國家的農業興衰,就直接表現為人民的貧富和國家的安危。


    關於農業的這種決定一切的作用,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得非常清楚,闡述得也非常明確,尤其是戰國時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紛紛從不同角度來反複中論有關這一問題的理論與經驗教訓。比如《管子》裏,就有兩段話: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凜之實,不可得也。


    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製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栗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主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則戰必不勝,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李曜認為管子說得十分透徹,所謂“田野之辟,倉稟之實”,就是發展農業的兩大目標,也是充實經濟力量和鞏固國家基礎的根本大計。《管子》的後一段文字闡述得更為明確,既然“粟”直接關係著國家人民的命運,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倉稟之實”作為治國的根本大計。因為“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彼此間的相互關係是如此直接,如此明顯,不容有絲毫疑義。


    所謂“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資源,擴大灌溉麵積,以提高農業生產力,增加土地的單位麵積產量。水是農作物的命脈,一個朝代是否注意興修水利,是一個朝代農業能否發達的關鍵。按照李曜在後世課堂上學到的說法來講,由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是小農製經濟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戶的小農民都是個體方式的經營,相互之間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以形成一種社會的集體力量,來興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如開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農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產能力。所以他們隻能消極地聽任自然擺布,所謂靠天吃飯。於是朝廷這個社會上唯一的一種集體力量,就在這方麵起著決定性作用。有一個注意興修水利的朝廷,就會出現一個人給家足、經濟繁榮的時代,反之,如果聽任溝渠湮滅,水利不修,其必然來臨的,便是災荒連年,饑謹薦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個王朝對於水利是否給以足夠的關心和重視,是判斷一個主朝興衰隆替的準繩,一個能主動大興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個田墾、粟多、國富、兵強、戰勝、地廣的王朝。作為一個接受**教育多年的國企幹部,李曜記得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作了論述,指出舉辦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責,隻不過記不住原話了而已。


    不說馬克思,就說從曆史的角度來說,如周、秦、漢都是從偏僻小國發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斷的夯實農業基礎。有農業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慮對外擴張,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唐朝是漢以後在關中定都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雖然它開拓了遼闊的疆域,與前漢帝國的聲威不相上下,但在這個方麵,卻是一個基礎薄弱,內容空虛,名不符實的強國。它不重視農田水利,不為人民“通溝讀,畜破池”,以達到五穀豐登,人給家足。漢武帝所說的農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的道理,似乎根本不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絲毫沒有奠立國家根本、強化政權基礎的打算。終唐之一代,沒有興建過大規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淚渠,如秦漢時代的鄭白渠,到唐時還能發揮其固有作用,朝廷不僅不加愛惜,王公權貴還肆意破壞。總之唐朝既不開鑿新渠,也不維護舊渠,對開發水利,發展農業,好象與自己完全無關,李曜對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雖沒有進行過有計劃的水利開發,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爾還會利用本地區的自然河流,川澤、肢塘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小渠,或把廢棄埋滅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疇,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屢見記載,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舊利廢,小修小補,而不是有計劃的水利建設,大都規模狹小,灌溉麵積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雖能獲得一點收益,但對整個天下農業而言,實在無足輕重。


    而且李曜覺得更糟糕的是,唐雖然繼秦、漢之後,亦定都關中,但是唐時的關中已不是秦漢時的關中,因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南移,關中的自然條件和經濟力量,已不足以支撐作為大一統帝國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關中已經遭受過幾次慘重的破壞,特別是東晉十六國時期的長期破壞,破壞到“關中無複行人”,在“井埋木刊,纖陌夷滅”之後,生態平衡被徹底破壞,水上長期流失,幹早的黃土已經沙化,在土地報酬遞減現象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不斷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負荷的能力。故當唐在關中建都時,已明顯觀察到關中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早。這是唐在關中建都時首先遇到的一個明顯的不利條件。但是這個不利條件並不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關中是黃土高原,土層厚,土質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則風沙淋漫,穎粒無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畝收一鍾。這樣的事實,都曆曆在目,不僅秦、漢的曆史經驗可資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鑒。


    例如玄宗時期的同州刺史薑師度,“首開溝恤”,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使“由來棒棘之聽,遍為粳稻之川,倉庚有京抵之饒,關輔致珠玉之潤”。玄宗特下詔褒美,但卻不把這個成功經驗加以推廣。可知唐朝並不是真正重視這一成功經驗,更不準備走自己發展經濟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權的立足基礎——實際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據,仿佛孤注一擲般完全放在“歲潛東南之粟”一著上,竟然沒有注意到江淮漕運是不可靠的,以此為國策,實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唐都關中,江淮槽運不能直達,漕運全程,明顯地分為三段,隻有大運河一段是暢通的,後兩段、特別是最後一段是極端困難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國基礎和生存依據放在這樣一個不可靠的漕運上,這就鑄定了唐朝必然是一個基礎脆弱,隨時可能傾覆的政權。


    這些東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爾涉獵得來,而穿越之後因為切身體會,才真正開始仔細思考的。如今身為河中節度使,心中又有更加遠大的理想,對於這些國家建設之類的事情,也就考慮得更多、更廣。他覺得一個王朝沒有自己的富國、利民、長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發展經濟,以奠立一個地辟、粟多、國富,兵強、戰勝、地廣的鞏固基礎,特別是當遭運已經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朝廷的存亡已經遇到嚴重危脅,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轍,速謀自救之道,仍然死抱著錯誤政策不放,這是使人費解的。


    例如大運河雖然可以暢通,但運輸卻曠日持久,史稱:“江南漕船以歲二月至揚州,入鬥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門,而河水方漲,須**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這說明黃河能夠航行的時間是很短的,沉溺損耗是很大的。黃河運程到三門而止,三門之險是全部運程的一個最大障礙,在此時的技術條件下,由黃河越三門而進入關中水係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對這個倒是曾經進行過不實際的改進計劃,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麽辟高山,易堅石,以另辟新渠,所謂“辟三門之嶺,逾岩險之地,傅負索引艦,升於安流”,結果是徒勞無功,岩險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負索把潛船升於安流。不得已在三門置倉,將槽糧搬入倉中,改由陸運,用大車運至渭濱,再轉槽京師。道路之梗阻,運腳之高昂,沿途之損耗,丈骨之盜竊,損耗驚人,當時有“用鬥錢運鬥米”之說,以如此高昂之代價,曠日持久,運到京倉時已所餘無幾,遠不足以滿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須以大部分時間移駐東京(洛陽),即將整個朝廷搬往洛陽以就食。洛陽地濱黃河,漕運雖然艱難,但遭船畢竟可以直達,比西京長安略勝一籌。裴耀卿在評論漕政時曾指出:


    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僥遇水早,即便遺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凜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槽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幼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


    僅此一說,就已充分說明完全仰賴漕運是危險的。


    唐朝以高昂代價維持江淮漕運,而江淮消運並不能保證永久暢通,因大運河的較長一段位於河南,而且是運河的關鍵部分,是運河轉入黃河的樞紐。然而中原是兵爭之地,一旦中原有事,運河即被切斷,如安史之亂時,中原為主要戰場,兵荒馬亂,淮、汴梗阻,運道斷絕,唐朝立即陷入絕境,因失去了江淮財賦,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萬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變航道,遭船改由長江溯漢水北上,運抵漢中,然後再改由陸路運往京師。這完全是一種饑不擇食的救急之策,不得已而為之,因陸路車載,途程遙遠,道路崎嶇,腳價更為高昂,沿途損耗更為浩大,而且曠日持久,緩不濟急,以致京師米價爆貴,軍民乏食,太倉空虛,宮廚斷糧,連皇帝後妃也差點成為餓殍。為了活命,遂迫使蜀中人民按穗以供。情勢竟如此危急,這時唐朝的命運實己不絕如縷。


    但是像這樣的危急情勢,在唐朝並不是偶然一見,而是屢見不鮮。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不斷稱兵,漕運常被切新,朝廷對此束手無策,皇帝悶坐宮中,望眼欲穿地在坐等漕糧的到來,此外即無所作為。李曜是怎麽也沒有想明白:一個王朝本應立足於自力更生,應當自己動手,開發農田水利,生產一部分或大部分衣食之源,而不能依靠從外地征調而來,何況運輸這些征調之物又非常不可靠,至多以之作為補充,而不能作為全部生存依據。然而唐朝恰恰作了這樣一個錯誤決策,而且是一成不變,盡管事實已經一再證明江淮運不可靠,因航道不能改變,三門之險不能逾越,縱使以劉晏之能,他雖然作了最大努力,但所能改變的隻限於管理槽政的行政效率,罷掉了貪汙無能的經手官吏,使浪費損耗為之大減,但對於運道的艱難險阻仍一籌莫展。事實上,誰也不能改變根本不能改變的自然條件,就算讓多了一千多年曆史智慧的李曜來辦,他也辦不到。


    唐朝的十幾代皇帝對此皆無動於衷,仍然要坐待東南之采,不謀自救之道,寧作餓殍,也不肯改弦易撤。結果,王朝虛弱衰敗到不堪一擊,四方一有風吹草動,皇帝就倉皇出逃,歸根結底,就在於現在的關中不能自給自足。


    李曜不希望千年後的關中仍然要成為自己那個時代的“黃土高原”,同時也希望將來的關中能恢複生機,因此在現在就開始格外關注水利工程建設,在河東軍械監時期,就做了一些安排,如今則是時候將當時積累的經驗拿來,進行更加細致的改進和實驗了。


    李襲吉這時已經明白李曜的意思,略微思索道:“無妨,隻須讓張全義負責大局,至於細務,不是還有軍械監水利司麽?這可就要看張掌監(河中軍械監掌監張敬詢)如何配合了。”


    李曜輕輕點頭,道:“某欲辟舉張全義為河中觀察副使,可道,你來草書……襲吉先生,此事還要勞駕你去知會敬詢。”


    李襲吉收起笑容,拱手道:“明公放心,某自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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