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外，人頭攢動，京城的居民早早就趕了過來。
似乎，一件極為重大的事情將在今天發生。
宮廷內，高位正坐的神宗皇帝根本抬不起頭來，麵對著三十多名內閣大臣，年幼的神宗皇帝並沒有意識到，即將發生的事情不但會改變皇室的命運，還將改變整個帝國的麵貌，甚至改變帝國的未來。
坐在神宗皇帝側後方的李太後卻非常清楚。
對李太後來講，短短六年時間，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來形容。
作為北方大地主家庭出身，並且嫁入皇宮，最終得成“正果”的李太後來說，從進入皇宮的那一刻起，她的命運就注定與其他人不一樣。
世宗駕崩之後，穆宗即位。
穆宗在位僅六年，算不上有作為的皇帝。前三年，由嚴嵩為首的內閣府把持國家大權，後三年，以海瑞為首的內閣仍然淩駕於皇權之上。在此情況下，碌碌無為的穆宗反而是帝國保持穩定的關鍵。
穆宗駕崩之後，傳位於年僅十歲的兒子，也就是神宗皇帝。
對一個十歲的少年來說，根本不具備處理朝政的能力。如果不發生意外的話，神宗也注定是一名碌碌無為，且在位至少數十年的皇帝。問題是，意外偏偏發生了。
明曆二百零四年（公元1572年），也就是神宗即位的那一年，內閣首輔海瑞病逝。
接替海瑞的是時任內政大臣的高拱，半年後，高拱卸職，由時任商貿大臣的張居正接替，並且重組內閣。
毫無疑問，內閣府的頻繁變動必然引發禍亂。
特別是，還有一個居心叵測，受到大地主階級控製的皇後在一旁窺視的時候，帝國內閣府的動蕩帶來的隻是新的亂局。
也就在張居正就職的次月，李太後在數名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內閣官員的支持下，以親政的方式出現在內閣府，開始幹預內閣政務。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場變動並沒有引發新的內戰。
說白了，當時的大地主階級沒有打內戰的資本。“立憲戰爭”結束後，三十四年間，世宗與穆宗皇帝都很少幹預政務，在嚴嵩與海瑞兩位內閣首輔的領導下，帝國的政治改革已經初顯成效。
張居正上台的時候，內閣三十六名大臣中，隻有七人來自地主階層。
同時，帝國軍隊也完成了改革，不但全部換裝新式火器，還全麵效忠內閣，而不是帝國皇帝。
也就是說，通過政治與軍事改革，由資本家把持的帝國內閣府已經掌握了帝國的政治與軍事大權，再加上掌握在資本家階層手裏的經濟大權，殘留的大地主階層根本無法與資本家階層抗衡。
隻是，嚴嵩與海瑞的改革並不徹底。
或者說，他們沒有來得及完成改革就先後病逝了。
當時，帝國政治體製中最大的漏洞就是缺乏監管體係。而當時，根本沒人知道該怎麽監管權力龐大的內閣府。
李太後正是以監管內閣府為由，參與內閣政務。
麵對地主階層的反撲，張居正沒有采取強硬手段，畢竟保持穩定是資產階層的共同目的，也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關鍵因素。
最重要的是，張居正也意識到，如果內閣缺乏監管，缺乏約束的話，內閣遲早會變質。
接下來的六年中，以張居正為首的內閣“開明派”與被李太後控製的內閣“守舊派”進行了激烈的爭鬥，直到現在，即明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政治鬥爭才有了最終的結果。
“皇上，時辰到了！”
小皇帝回過頭來，朝側後方的母親看去。
李太後閉上了眼睛，暗暗長歎一聲之後，朝著年幼的皇帝微微點了下頭。
隨即，在內務官員的幫助下，小皇帝拿起帝國印璽，在麵前的文件上蓋上了帝國皇室的印章。隨即，帝國印璽被放入了一隻錦盒之中，由內務官員送到了首輔張居正的麵前。
似乎心有他想一樣，略微遲疑了一下，張居正才接過了裝有帝國最高權力標誌的錦盒。
到此，帝國皇帝向內閣全麵移交權力的儀式正式完成。
當日，神宗皇帝頒布詔書，移居西苑（現中南海）。
次日，張居正下達帝國內閣府第一千五百八十三號法令，也是帝國內閣府下達的最後一道法令：授命徐階改組帝國議政院，並且正式授予議政院立法權。
半年之內，帝國第一次議員選舉結束，一千三百二十一名當選議員入主帝國議政院。
到此，帝國政治改革完成了最為重要，也是最具有資本主義特點的改革。
實際上，由張居正推動的“議政改革”並不是帝國首創的，而是從遠在萬裏之外的尼德蘭革命中吸取的經驗。
當時，尼德蘭革命剛剛爆發，並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尼德蘭各省成立了聯合執政機構，並且在執政機構外設立立法機構，由各省推選立法委員。也就是說，初步完成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割，並且使擁有立法權的議會具有約束與監督政府的實質性權利。
尼德蘭資產階級的開創性舉措給了張居正極大的幫助。
當時，帝國麵臨的也是同樣的問題，如果不能限製內閣的權力，內閣就不是完整的，也不是真正的內閣，同時也無法打消皇室複辟的野心。
說白了，帝國需要一個不屬於皇室，由資產階級掌握，獨立於內閣運作的權力機構。
擴大議政院的職權範圍，並且授予其立法權是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選擇。
正是如此，張居正名垂千古，成為了帝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與改革家。
雖然，張居正並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三權分離”體製，當時司法權仍然掌握在帝國內閣府的手裏，但是設立真正意義上的議院，並且賦予議院足夠的權力，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進步了。
另外，張居正還為帝國的發展找到了另外一條道路。
以往，帝國新興資產階級與守舊地主階級的矛盾都是通過內戰的方式爆發出來，結果必然產生嚴重的破壞，消耗帝國的實力。
張居正卻用和平的方式化解了帝國的內部矛盾。
也就是說，張居正首創了“漸進改革”的發展模式，從而避免了大規模內戰對帝國所產生的嚴重破壞。
這也是後來史學家最為推崇，也是張居正最受後人敬仰的地方。
隻是，以當時的情況來看，無論是漸進式的改革，還是激進的內戰，隨著帝國資本經濟的飛速發展，包括皇室在內的守舊勢力遲早都會退出曆史舞台，將帝國的大權，將帝國的未來交給新興資產階級。
如果說，在嚴嵩與海瑞執政期間，帝國更多的是在恢複第二次內戰造成的創傷，並且著重鞏固帝國在東方世界的地位，穩步拓展海外空間的話。張居正上台之後，帝國迎來了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期”。
從明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到明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大明帝國進入了四十年的高速發展時期。
在此期間，帝國國內工業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八的速度增長。
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湧入城市，成為自由工人，帝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明曆二百零三年的時候，帝國人口中，農民仍然占到了七成以上。到明曆二百四十一年的時候，農民隻占到了帝國總人口的四成。
當然，對失去土地的農民來說，他們並不一定獲得了幸福。
四十年間，帝國最為流行的就是“圈地運動”。
隨著紡織業，特別是毛紡業的飛速發展，帝國工廠對羊毛，棉花等農作物的需求量急劇增加。除了通過海外掠奪獲得部分資源之外，絕大部分資源仍然需要從帝國內部獲取。為了生產更多的羊毛與棉花，大量開明地主收回了土地，並且通過巧取豪奪等各種方式圈占小農的耕地。
到明曆二百五十年的時候，帝國的農場與牧場占地麵積從明曆二百零三年的一億二千萬畝擴大到了四億七千五百萬畝！
伴隨著“圈地運動”的還有“科技革命”。
“科技”是從歐洲引進的新詞匯，是科學與技術的合稱。
之前，帝國資本家重視的隻是能夠提高生產效率的技術，而不是探索技術背後本源的科學。隨著東西方交流的擴大，西方文藝複興思想的傳入，越來越多的資本家意識到了技術本源的重要性，並且加強了對科學研究的投入。
四十年間，隨著科技進步，帝國在最重要的紡織、冶煉、船舶等工業方麵的生產效率提高了至少五到十倍。同時，廣泛推行的農場式經營模式，也使農業生產效率提高了數倍，從而基本上滿足了帝國的糧食需求。
伴隨著技術進步，是資本家越來越開闊的眼界，以及越來越高的政治要求。
這其中，張居正推行的政治改革產生了非常大的誘導作用。
自從議政院改革後，就有人提出了設立單獨的司法機構，以此更加全麵的約束內閣府，並且對議政院形成製約。
隻是，當時張居正德高望重，且清廉自律，由他領導的內閣府的腐敗問題並不嚴重。
設立獨立司法機構的設想並沒有成為現實，隻是越來越多的被資本家所議論，並且成為了資產階級最強大的訴求。
這些，都為帝國後來建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係打下了思想與民意基礎。
隻不過，對正在高速發展的大明帝國來說，在明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之前，最大的威脅並不是來自國內，而是來自國外，來自已經平靜了近兩百年的北疆。
似乎老天爺要考驗大明帝國的生命力。
明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一場幾乎摧毀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暴風雨到來了。
似乎，一件極為重大的事情將在今天發生。
宮廷內，高位正坐的神宗皇帝根本抬不起頭來，麵對著三十多名內閣大臣，年幼的神宗皇帝並沒有意識到，即將發生的事情不但會改變皇室的命運，還將改變整個帝國的麵貌，甚至改變帝國的未來。
坐在神宗皇帝側後方的李太後卻非常清楚。
對李太後來講，短短六年時間，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來形容。
作為北方大地主家庭出身，並且嫁入皇宮，最終得成“正果”的李太後來說，從進入皇宮的那一刻起，她的命運就注定與其他人不一樣。
世宗駕崩之後，穆宗即位。
穆宗在位僅六年，算不上有作為的皇帝。前三年，由嚴嵩為首的內閣府把持國家大權，後三年，以海瑞為首的內閣仍然淩駕於皇權之上。在此情況下，碌碌無為的穆宗反而是帝國保持穩定的關鍵。
穆宗駕崩之後，傳位於年僅十歲的兒子，也就是神宗皇帝。
對一個十歲的少年來說，根本不具備處理朝政的能力。如果不發生意外的話，神宗也注定是一名碌碌無為，且在位至少數十年的皇帝。問題是，意外偏偏發生了。
明曆二百零四年（公元1572年），也就是神宗即位的那一年，內閣首輔海瑞病逝。
接替海瑞的是時任內政大臣的高拱，半年後，高拱卸職，由時任商貿大臣的張居正接替，並且重組內閣。
毫無疑問，內閣府的頻繁變動必然引發禍亂。
特別是，還有一個居心叵測，受到大地主階級控製的皇後在一旁窺視的時候，帝國內閣府的動蕩帶來的隻是新的亂局。
也就在張居正就職的次月，李太後在數名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內閣官員的支持下，以親政的方式出現在內閣府，開始幹預內閣政務。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場變動並沒有引發新的內戰。
說白了，當時的大地主階級沒有打內戰的資本。“立憲戰爭”結束後，三十四年間，世宗與穆宗皇帝都很少幹預政務，在嚴嵩與海瑞兩位內閣首輔的領導下，帝國的政治改革已經初顯成效。
張居正上台的時候，內閣三十六名大臣中，隻有七人來自地主階層。
同時，帝國軍隊也完成了改革，不但全部換裝新式火器，還全麵效忠內閣，而不是帝國皇帝。
也就是說，通過政治與軍事改革，由資本家把持的帝國內閣府已經掌握了帝國的政治與軍事大權，再加上掌握在資本家階層手裏的經濟大權，殘留的大地主階層根本無法與資本家階層抗衡。
隻是，嚴嵩與海瑞的改革並不徹底。
或者說，他們沒有來得及完成改革就先後病逝了。
當時，帝國政治體製中最大的漏洞就是缺乏監管體係。而當時，根本沒人知道該怎麽監管權力龐大的內閣府。
李太後正是以監管內閣府為由，參與內閣政務。
麵對地主階層的反撲，張居正沒有采取強硬手段，畢竟保持穩定是資產階層的共同目的，也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關鍵因素。
最重要的是，張居正也意識到，如果內閣缺乏監管，缺乏約束的話，內閣遲早會變質。
接下來的六年中，以張居正為首的內閣“開明派”與被李太後控製的內閣“守舊派”進行了激烈的爭鬥，直到現在，即明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政治鬥爭才有了最終的結果。
“皇上，時辰到了！”
小皇帝回過頭來，朝側後方的母親看去。
李太後閉上了眼睛，暗暗長歎一聲之後，朝著年幼的皇帝微微點了下頭。
隨即，在內務官員的幫助下，小皇帝拿起帝國印璽，在麵前的文件上蓋上了帝國皇室的印章。隨即，帝國印璽被放入了一隻錦盒之中，由內務官員送到了首輔張居正的麵前。
似乎心有他想一樣，略微遲疑了一下，張居正才接過了裝有帝國最高權力標誌的錦盒。
到此，帝國皇帝向內閣全麵移交權力的儀式正式完成。
當日，神宗皇帝頒布詔書，移居西苑（現中南海）。
次日，張居正下達帝國內閣府第一千五百八十三號法令，也是帝國內閣府下達的最後一道法令：授命徐階改組帝國議政院，並且正式授予議政院立法權。
半年之內，帝國第一次議員選舉結束，一千三百二十一名當選議員入主帝國議政院。
到此，帝國政治改革完成了最為重要，也是最具有資本主義特點的改革。
實際上，由張居正推動的“議政改革”並不是帝國首創的，而是從遠在萬裏之外的尼德蘭革命中吸取的經驗。
當時，尼德蘭革命剛剛爆發，並未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尼德蘭各省成立了聯合執政機構，並且在執政機構外設立立法機構，由各省推選立法委員。也就是說，初步完成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割，並且使擁有立法權的議會具有約束與監督政府的實質性權利。
尼德蘭資產階級的開創性舉措給了張居正極大的幫助。
當時，帝國麵臨的也是同樣的問題，如果不能限製內閣的權力，內閣就不是完整的，也不是真正的內閣，同時也無法打消皇室複辟的野心。
說白了，帝國需要一個不屬於皇室，由資產階級掌握，獨立於內閣運作的權力機構。
擴大議政院的職權範圍，並且授予其立法權是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選擇。
正是如此，張居正名垂千古，成為了帝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與改革家。
雖然，張居正並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三權分離”體製，當時司法權仍然掌握在帝國內閣府的手裏，但是設立真正意義上的議院，並且賦予議院足夠的權力，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進步了。
另外，張居正還為帝國的發展找到了另外一條道路。
以往，帝國新興資產階級與守舊地主階級的矛盾都是通過內戰的方式爆發出來，結果必然產生嚴重的破壞，消耗帝國的實力。
張居正卻用和平的方式化解了帝國的內部矛盾。
也就是說，張居正首創了“漸進改革”的發展模式，從而避免了大規模內戰對帝國所產生的嚴重破壞。
這也是後來史學家最為推崇，也是張居正最受後人敬仰的地方。
隻是，以當時的情況來看，無論是漸進式的改革，還是激進的內戰，隨著帝國資本經濟的飛速發展，包括皇室在內的守舊勢力遲早都會退出曆史舞台，將帝國的大權，將帝國的未來交給新興資產階級。
如果說，在嚴嵩與海瑞執政期間，帝國更多的是在恢複第二次內戰造成的創傷，並且著重鞏固帝國在東方世界的地位，穩步拓展海外空間的話。張居正上台之後，帝國迎來了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期”。
從明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到明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大明帝國進入了四十年的高速發展時期。
在此期間，帝國國內工業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八的速度增長。
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湧入城市，成為自由工人，帝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明曆二百零三年的時候，帝國人口中，農民仍然占到了七成以上。到明曆二百四十一年的時候，農民隻占到了帝國總人口的四成。
當然，對失去土地的農民來說，他們並不一定獲得了幸福。
四十年間，帝國最為流行的就是“圈地運動”。
隨著紡織業，特別是毛紡業的飛速發展，帝國工廠對羊毛，棉花等農作物的需求量急劇增加。除了通過海外掠奪獲得部分資源之外，絕大部分資源仍然需要從帝國內部獲取。為了生產更多的羊毛與棉花，大量開明地主收回了土地，並且通過巧取豪奪等各種方式圈占小農的耕地。
到明曆二百五十年的時候，帝國的農場與牧場占地麵積從明曆二百零三年的一億二千萬畝擴大到了四億七千五百萬畝！
伴隨著“圈地運動”的還有“科技革命”。
“科技”是從歐洲引進的新詞匯，是科學與技術的合稱。
之前，帝國資本家重視的隻是能夠提高生產效率的技術，而不是探索技術背後本源的科學。隨著東西方交流的擴大，西方文藝複興思想的傳入，越來越多的資本家意識到了技術本源的重要性，並且加強了對科學研究的投入。
四十年間，隨著科技進步，帝國在最重要的紡織、冶煉、船舶等工業方麵的生產效率提高了至少五到十倍。同時，廣泛推行的農場式經營模式，也使農業生產效率提高了數倍，從而基本上滿足了帝國的糧食需求。
伴隨著技術進步，是資本家越來越開闊的眼界，以及越來越高的政治要求。
這其中，張居正推行的政治改革產生了非常大的誘導作用。
自從議政院改革後，就有人提出了設立單獨的司法機構，以此更加全麵的約束內閣府，並且對議政院形成製約。
隻是，當時張居正德高望重，且清廉自律，由他領導的內閣府的腐敗問題並不嚴重。
設立獨立司法機構的設想並沒有成為現實，隻是越來越多的被資本家所議論，並且成為了資產階級最強大的訴求。
這些，都為帝國後來建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係打下了思想與民意基礎。
隻不過，對正在高速發展的大明帝國來說，在明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之前，最大的威脅並不是來自國內，而是來自國外，來自已經平靜了近兩百年的北疆。
似乎老天爺要考驗大明帝國的生命力。
明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一場幾乎摧毀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暴風雨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