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花崗岩建成的新大廈外麵，成千上萬名民眾將附近的數條大街堵得水泄不通，即便出動了兩千多名禁軍，也隻勉強維持住了局麵。
大廈正門的上方，是一條由碩大的，由整塊漢白玉雕刻而成，象征著帝國蒸蒸日上的白色騰龍。而在巨龍的嘴裏，銜著一個由五隻圓環首尾銜接，環環相扣的五環標誌。這就是將在今日正式成立，並且主宰著帝國律令的最高司法機構——帝國最高法院的標誌。
該標誌本身也有著明確的意義。
除了騰龍象征帝國之外，白色的漢白玉代表著潔白無暇的司法製度，威武的巨龍則代表著司法的威嚴。另外，巨龍嘴裏的五環分別代表帝國的資本家（商人）、地主、貴族、平民與農民，五環首尾銜接代表組成帝國的五大階層團結一心，環環相扣則有著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意思。
隨著一名身著黑色長袍的中年人走上前台，熙熙攘攘的廣場上頓時安靜了下來。
新的機構，自然需要新的麵孔，需要新的製服。
隻是，對在場的數萬名帝國百姓來講，登上前台的那人並不是新麵孔，而是家喻戶曉的，具有太多的傳奇經曆，帝國萬千百姓，特別是年輕一代心目中的英雄。
他就是鄭成功！
鄭家世代經商，其曾祖父是第一批前往日本經商的帝國商人。明曆二百五十八年（公元1624年），鄭成功在日本長崎縣平戶千裏濱降生。十四歲時，便隨同父親鄭芝龍出海探險，並且成為了一名優秀的水手。
十六歲那年，鄭成功的命運發生了轉折。
當時，鄭家的船隊從日本長崎出發，準備經琉球國返回帝國鎮海。途徑大島海域時遭遇海盜，船隊被圍。其父鄭芝龍乞降，準備向海盜交納重金。鄭成功不允，並且於當晚帶數名隨從摸入海盜營地，焚毀海盜船隻，率領船隊脫險。
如果說對付海盜隻是小兒科的話，那麽三年後，鄭成功幹了一件震驚全國的事情。
當時，鄭芝龍已將家族船隊交由鄭成功打理，自己返回福建家鄉養老。而鄭家經營的仍然是帝國到日本之間的海上貿易。
船隊途徑琉球王國的時候，正遇倭寇進寇。
應琉球國王的邀請，鄭成功率船隊留下，並且將五百名船員武裝了起來。隨後，在琉球王國都城外迎戰兩千餘名倭寇。
經過三天三夜的激戰，鄭成功成功擊退倭寇。
得勝之後，鄭成功沒有罷手，而是率領船隊直撲倭寇老巢——屋久島。
一番苦戰之後，鄭成功不但摧毀了倭寇的巢穴，還擊斃了上千名匪寇，並且燒毀了數十艘船隻，一舉掃蕩了霸占琉球海域的倭寇勢力。
可以說，鄭成功一戰成名。
借此機會，鄭成功將家族的航運事務交給了族弟打理，然後利用三艘速度較快的商船組建了第一支私人護航艦隊，為航行在日本與帝國之間的船隊護航。當然，接受護航的船隻都需要交納一筆費用。
八年之內，鄭成功的護航“艦隊”擴大了數十倍，護航船隻近五十艘，並且活躍於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各條航線之上。
同時，這股民間勢力也引起了帝國高層的注意。
明曆二百八十六年（公元1654年）孫承宗召見鄭成功，並且正式委派鄭成功為帝國“平匪將軍”，由其率領五艘戰艦，前往掃蕩當時在西北印度洋上橫行霸道的奧斯曼海盜。
接受任命之後，鄭成功與當年率艦隊離開了鎮江港。
同年底，艦隊到達阿拉伯海。
當時，海運幾乎取代了陸運，成為了東西方貿易的主要通道。奧斯曼帝國失去了最主要的財政收入。無奈之下，奧斯曼帝國開始默許海盜襲擊印度洋上的船隊，並且與海盜瓜分贓物，以此維持財政開支。
毫無疑問，大明帝國絕對無法容忍奧斯曼帝國的這一行徑。
隻是，國內的政治改革，少數民族叛亂，以及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分散了帝國的精力，使帝國難以派遣規模龐大的艦隊前往印度洋對付奧斯曼海盜。
實際上，用艦隊對付海盜並不是良策。
說白了，海盜就是海上的土匪，采取打了就跑的戰術，根本不會與艦隊抗衡，甚至在得知艦隊出現的消息後，會龜縮在港內，根本不會出海。
鄭成功似乎天生就是海戰方麵的專家。
到達獅城的時候，他就下令將五艘戰艦偽裝成商船的樣子。
隨後，他率領艦隊在印度洋，特別是阿拉伯海最主要的幾條航線上往返航行，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等著海盜自己找上門來。
功夫不負有心人，艦隊第三輪巡航時，奧斯曼海盜就盯上了這支“船隊”。
結果可想而知，當乘坐漁船等小型船隻的海盜靠上來的時候，迎接他們的是凶猛的炮彈，以及準確得像是長了眼睛的子彈。
激戰之後，鄭成功從俘獲的海盜嘴裏知道了海盜老巢的位置，然後順藤摸瓜，殺上了門去。
當時，海盜的主要聚集地就是奧斯曼帝國的阿巴斯港，也就是當年鄭和船隊曾經到達過的胡魯謨斯。
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鄭成功並沒有考慮炮轟阿巴斯港的結果。
若不是奧斯曼帝國的國力日漸衰弱，若不是奧斯曼帝國沒有像樣的海軍，若不是奧斯曼帝國懼怕大明帝國強大的國力，恐怕鄭成功將成為帝國與奧斯曼戰爭的點火人。
或者說，在炮轟阿巴斯港之前，鄭成功就斷定，奧斯曼帝國不敢借此與帝國開戰。
試探了奧斯曼帝國的底線之後，鄭成功開始變本加厲的對付那些盤踞在奧斯曼帝國港口內的海盜。
兩年之內，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盜幾乎被他消滅得一個不剩了。
正是如此，大量海盜離開印度洋，轉戰東地中海，結果造成東地中海海盜為患，對當時剛有點規模的威尼斯，熱那亞等歐洲公國的海上貿易構成了極為嚴重的威脅。
明曆二百八十八年（公元1656年），鄭成功依照帝國內閣府的命令，率領規模擴大到十五艘的“平匪艦隊”前往直布羅陀要塞，協助地中海國家平定猖獗一時的奧斯曼海盜。
在歐洲的三年，鄭成功並沒有多少事可幹。
也許是他在印度洋上闖出的名氣太大了，在他的艦隊進入地中海之前，之前活躍一時的奧斯曼海盜全都不見了蹤影。
結果，三年之中，鄭成功將絕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應酬上。
同時，鄭成功也接觸到了西方文藝複興時產生的大量新思想，新思維。這其中就包括了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說”。
不過，相對而言，西方哲學對鄭成功的影響更大。
明曆二百九十一年（公元1659年），鄭成功返回帝國的時候，已經成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三權分立”派。
當時，帝國國內大部分資本家也正在倡導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製。
比起那些實力強大的資本家，年僅三十六歲的鄭成功根本算不了什麽。隻不過，比起其他資本家而言，鄭成功有兩個巨大的優勢。
一是他家喻戶曉的名聲。
幫助琉球國王掃平倭寇，對付奧斯曼海盜，混跡於歐洲列國上層，這些都成為了傳奇般的故事，更成為了帝國青少年學習的榜樣。
二是係統，嚴密的哲學思想。
這也是鄭成功在歐洲生活三年的最大收獲。相對而言，當時歐洲在資本主義政治製度的研究方麵比大明帝國更加先進，也更有開創性。
憑借這兩點優勢，鄭成功迅速成為了“三權分立”學派的主要推手。
英雄創造曆史，曆史也創造了英雄。
就在鄭成功回國的第二年，即明曆二百九十二年（公元1660年），首輔孫承宗病逝，孫可望出任內閣首輔。
相對而言，孫可望並不是炙手可熱的政治家。
比起當時內閣在任的數十名大臣，來自外地的孫可望缺乏足夠的基礎，更缺少支持。毫無疑問，他不可能像孫承宗那樣，將內閣控製在自己的手裏。甚至可以說，為了保住首輔大權，他得依靠外界的支持。
“三權分立”派的資本家正是孫可望的天然盟友。
另外，通過三權分立，還能適當削弱內閣的權力，減輕孫可望的壓力。這也正好符合了孫可望的短期要求。
很快，雙方達成了協議。
同年，孫可望確認設立最高法院，負責統管全國司法工作。該決議在帝國議政院以微弱多數的優勢得到通過。
鄭成功也因此成為了帝國曆史上首任大法官。
當時，最高法院隻有一名最高大法官，而不是後來的九名。
作為冒險家，鄭成功是優秀的，作為軍事家，鄭成功的良好的，作為思想家，鄭成功是合格的，可是作為法官，他卻並不合格。
僅僅兩年之後，鄭成功就被刺殺。
雖然事後最高法院宣布，刺殺鄭成功的是一名遭到錯判的囚犯的弟弟。但是更多的人堅信，鄭成功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不說別的，當時有很多人更有資格成為帝國首任大法官，為什麽他們不上？
另外，孫可望與“三權分立”派隻是利益上的合作，而且曆史終將證明，具有軍閥背景的孫可望是一個極富野心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冒險家。
毫無疑問，那些老謀深算的政客都看了出來，首任大法官絕對是個燙手的山芋。
也就在鄭成功被刺殺的第二年，議政院以鄭成功之死調查不明為由，三次提出了彈劾孫可望的議案，彈劾案最終移交最高法院。
就在最高法院啟動彈劾孫可望的法律程序的第二天，孫可望秘密下令，調遣駐紮在福建的軍隊進京，準備解散議政院，廢除最高法院。
幸好，當時掌握帝國軍事大權的袁崇煥（時任帝國武備大臣），以及秦良玉（時任帝國京師駐備軍統帥）及時的發現了孫可望的政變意圖，並且立即采取行動，一方麵出動禁軍羈押了孫可望，另外一方麵派遣軍隊攔住了北上的福建駐備軍。
從這個層麵上講，鄭成功的死並不是毫無意義。
孫可望離任之後，年已八十的袁崇煥出任帝國內閣首輔。
雖然袁崇煥在位僅一年，但是在這一年中，袁崇煥重組內閣，並且改組最高法院，將最高大法官的數額從一名擴大到了三名。另外，袁崇煥還明確了最高法院的職責，包括在彈劾內閣首輔中發揮的作用。
到明曆三百零一年（公元1669年），陳永華出任帝國首輔的時候，“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製已經在帝國完善鞏固，並且發揮出了明顯的作用。
大廈正門的上方，是一條由碩大的，由整塊漢白玉雕刻而成，象征著帝國蒸蒸日上的白色騰龍。而在巨龍的嘴裏，銜著一個由五隻圓環首尾銜接，環環相扣的五環標誌。這就是將在今日正式成立，並且主宰著帝國律令的最高司法機構——帝國最高法院的標誌。
該標誌本身也有著明確的意義。
除了騰龍象征帝國之外，白色的漢白玉代表著潔白無暇的司法製度，威武的巨龍則代表著司法的威嚴。另外，巨龍嘴裏的五環分別代表帝國的資本家（商人）、地主、貴族、平民與農民，五環首尾銜接代表組成帝國的五大階層團結一心，環環相扣則有著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意思。
隨著一名身著黑色長袍的中年人走上前台，熙熙攘攘的廣場上頓時安靜了下來。
新的機構，自然需要新的麵孔，需要新的製服。
隻是，對在場的數萬名帝國百姓來講，登上前台的那人並不是新麵孔，而是家喻戶曉的，具有太多的傳奇經曆，帝國萬千百姓，特別是年輕一代心目中的英雄。
他就是鄭成功！
鄭家世代經商，其曾祖父是第一批前往日本經商的帝國商人。明曆二百五十八年（公元1624年），鄭成功在日本長崎縣平戶千裏濱降生。十四歲時，便隨同父親鄭芝龍出海探險，並且成為了一名優秀的水手。
十六歲那年，鄭成功的命運發生了轉折。
當時，鄭家的船隊從日本長崎出發，準備經琉球國返回帝國鎮海。途徑大島海域時遭遇海盜，船隊被圍。其父鄭芝龍乞降，準備向海盜交納重金。鄭成功不允，並且於當晚帶數名隨從摸入海盜營地，焚毀海盜船隻，率領船隊脫險。
如果說對付海盜隻是小兒科的話，那麽三年後，鄭成功幹了一件震驚全國的事情。
當時，鄭芝龍已將家族船隊交由鄭成功打理，自己返回福建家鄉養老。而鄭家經營的仍然是帝國到日本之間的海上貿易。
船隊途徑琉球王國的時候，正遇倭寇進寇。
應琉球國王的邀請，鄭成功率船隊留下，並且將五百名船員武裝了起來。隨後，在琉球王國都城外迎戰兩千餘名倭寇。
經過三天三夜的激戰，鄭成功成功擊退倭寇。
得勝之後，鄭成功沒有罷手，而是率領船隊直撲倭寇老巢——屋久島。
一番苦戰之後，鄭成功不但摧毀了倭寇的巢穴，還擊斃了上千名匪寇，並且燒毀了數十艘船隻，一舉掃蕩了霸占琉球海域的倭寇勢力。
可以說，鄭成功一戰成名。
借此機會，鄭成功將家族的航運事務交給了族弟打理，然後利用三艘速度較快的商船組建了第一支私人護航艦隊，為航行在日本與帝國之間的船隊護航。當然，接受護航的船隻都需要交納一筆費用。
八年之內，鄭成功的護航“艦隊”擴大了數十倍，護航船隻近五十艘，並且活躍於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各條航線之上。
同時，這股民間勢力也引起了帝國高層的注意。
明曆二百八十六年（公元1654年）孫承宗召見鄭成功，並且正式委派鄭成功為帝國“平匪將軍”，由其率領五艘戰艦，前往掃蕩當時在西北印度洋上橫行霸道的奧斯曼海盜。
接受任命之後，鄭成功與當年率艦隊離開了鎮江港。
同年底，艦隊到達阿拉伯海。
當時，海運幾乎取代了陸運，成為了東西方貿易的主要通道。奧斯曼帝國失去了最主要的財政收入。無奈之下，奧斯曼帝國開始默許海盜襲擊印度洋上的船隊，並且與海盜瓜分贓物，以此維持財政開支。
毫無疑問，大明帝國絕對無法容忍奧斯曼帝國的這一行徑。
隻是，國內的政治改革，少數民族叛亂，以及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分散了帝國的精力，使帝國難以派遣規模龐大的艦隊前往印度洋對付奧斯曼海盜。
實際上，用艦隊對付海盜並不是良策。
說白了，海盜就是海上的土匪，采取打了就跑的戰術，根本不會與艦隊抗衡，甚至在得知艦隊出現的消息後，會龜縮在港內，根本不會出海。
鄭成功似乎天生就是海戰方麵的專家。
到達獅城的時候，他就下令將五艘戰艦偽裝成商船的樣子。
隨後，他率領艦隊在印度洋，特別是阿拉伯海最主要的幾條航線上往返航行，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等著海盜自己找上門來。
功夫不負有心人，艦隊第三輪巡航時，奧斯曼海盜就盯上了這支“船隊”。
結果可想而知，當乘坐漁船等小型船隻的海盜靠上來的時候，迎接他們的是凶猛的炮彈，以及準確得像是長了眼睛的子彈。
激戰之後，鄭成功從俘獲的海盜嘴裏知道了海盜老巢的位置，然後順藤摸瓜，殺上了門去。
當時，海盜的主要聚集地就是奧斯曼帝國的阿巴斯港，也就是當年鄭和船隊曾經到達過的胡魯謨斯。
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鄭成功並沒有考慮炮轟阿巴斯港的結果。
若不是奧斯曼帝國的國力日漸衰弱，若不是奧斯曼帝國沒有像樣的海軍，若不是奧斯曼帝國懼怕大明帝國強大的國力，恐怕鄭成功將成為帝國與奧斯曼戰爭的點火人。
或者說，在炮轟阿巴斯港之前，鄭成功就斷定，奧斯曼帝國不敢借此與帝國開戰。
試探了奧斯曼帝國的底線之後，鄭成功開始變本加厲的對付那些盤踞在奧斯曼帝國港口內的海盜。
兩年之內，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盜幾乎被他消滅得一個不剩了。
正是如此，大量海盜離開印度洋，轉戰東地中海，結果造成東地中海海盜為患，對當時剛有點規模的威尼斯，熱那亞等歐洲公國的海上貿易構成了極為嚴重的威脅。
明曆二百八十八年（公元1656年），鄭成功依照帝國內閣府的命令，率領規模擴大到十五艘的“平匪艦隊”前往直布羅陀要塞，協助地中海國家平定猖獗一時的奧斯曼海盜。
在歐洲的三年，鄭成功並沒有多少事可幹。
也許是他在印度洋上闖出的名氣太大了，在他的艦隊進入地中海之前，之前活躍一時的奧斯曼海盜全都不見了蹤影。
結果，三年之中，鄭成功將絕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應酬上。
同時，鄭成功也接觸到了西方文藝複興時產生的大量新思想，新思維。這其中就包括了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說”。
不過，相對而言，西方哲學對鄭成功的影響更大。
明曆二百九十一年（公元1659年），鄭成功返回帝國的時候，已經成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三權分立”派。
當時，帝國國內大部分資本家也正在倡導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製。
比起那些實力強大的資本家，年僅三十六歲的鄭成功根本算不了什麽。隻不過，比起其他資本家而言，鄭成功有兩個巨大的優勢。
一是他家喻戶曉的名聲。
幫助琉球國王掃平倭寇，對付奧斯曼海盜，混跡於歐洲列國上層，這些都成為了傳奇般的故事，更成為了帝國青少年學習的榜樣。
二是係統，嚴密的哲學思想。
這也是鄭成功在歐洲生活三年的最大收獲。相對而言，當時歐洲在資本主義政治製度的研究方麵比大明帝國更加先進，也更有開創性。
憑借這兩點優勢，鄭成功迅速成為了“三權分立”學派的主要推手。
英雄創造曆史，曆史也創造了英雄。
就在鄭成功回國的第二年，即明曆二百九十二年（公元1660年），首輔孫承宗病逝，孫可望出任內閣首輔。
相對而言，孫可望並不是炙手可熱的政治家。
比起當時內閣在任的數十名大臣，來自外地的孫可望缺乏足夠的基礎，更缺少支持。毫無疑問，他不可能像孫承宗那樣，將內閣控製在自己的手裏。甚至可以說，為了保住首輔大權，他得依靠外界的支持。
“三權分立”派的資本家正是孫可望的天然盟友。
另外，通過三權分立，還能適當削弱內閣的權力，減輕孫可望的壓力。這也正好符合了孫可望的短期要求。
很快，雙方達成了協議。
同年，孫可望確認設立最高法院，負責統管全國司法工作。該決議在帝國議政院以微弱多數的優勢得到通過。
鄭成功也因此成為了帝國曆史上首任大法官。
當時，最高法院隻有一名最高大法官，而不是後來的九名。
作為冒險家，鄭成功是優秀的，作為軍事家，鄭成功的良好的，作為思想家，鄭成功是合格的，可是作為法官，他卻並不合格。
僅僅兩年之後，鄭成功就被刺殺。
雖然事後最高法院宣布，刺殺鄭成功的是一名遭到錯判的囚犯的弟弟。但是更多的人堅信，鄭成功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不說別的，當時有很多人更有資格成為帝國首任大法官，為什麽他們不上？
另外，孫可望與“三權分立”派隻是利益上的合作，而且曆史終將證明，具有軍閥背景的孫可望是一個極富野心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治冒險家。
毫無疑問，那些老謀深算的政客都看了出來，首任大法官絕對是個燙手的山芋。
也就在鄭成功被刺殺的第二年，議政院以鄭成功之死調查不明為由，三次提出了彈劾孫可望的議案，彈劾案最終移交最高法院。
就在最高法院啟動彈劾孫可望的法律程序的第二天，孫可望秘密下令，調遣駐紮在福建的軍隊進京，準備解散議政院，廢除最高法院。
幸好，當時掌握帝國軍事大權的袁崇煥（時任帝國武備大臣），以及秦良玉（時任帝國京師駐備軍統帥）及時的發現了孫可望的政變意圖，並且立即采取行動，一方麵出動禁軍羈押了孫可望，另外一方麵派遣軍隊攔住了北上的福建駐備軍。
從這個層麵上講，鄭成功的死並不是毫無意義。
孫可望離任之後，年已八十的袁崇煥出任帝國內閣首輔。
雖然袁崇煥在位僅一年，但是在這一年中，袁崇煥重組內閣，並且改組最高法院，將最高大法官的數額從一名擴大到了三名。另外，袁崇煥還明確了最高法院的職責，包括在彈劾內閣首輔中發揮的作用。
到明曆三百零一年（公元1669年），陳永華出任帝國首輔的時候，“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製已經在帝國完善鞏固，並且發揮出了明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