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陸大軍啟程東征，曾國藩辦的第一件事，也是發布一道檄，將起兵的宗旨昭告天下，做到師出有名。
無獨有偶，太平天國起事之初，身為全軍統帥的楊秀清、蕭朝貴也曾發布過一道檄，布告天下，申明起義的宗旨。兩件檄均為重要曆史獻，鮮明地表露出敵對雙方的思想理念。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很多問題。故筆者不吝篇幅，以其發布時間的先後，迻錄原，以饗讀者。筆者先不做分析，大家看章，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相信讀者都會有自己獨立的判斷。先看楊秀清、蕭朝貴的《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簡稱《奉天討胡檄》。
真天命太平天國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為奉天討胡，檄布四方。
若曰：嗟爾有眾，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之大，九州之眾，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為有人乎！妖胡虜焰憣蒼穹，**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氛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為臣仆。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
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國名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胡虜目為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磬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汙；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孽。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偽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為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為奴為妾，三千粉黛，皆為羯狗所汙；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汙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製度，今滿洲造為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製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為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殍流離，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汙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傑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興複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
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姚)襄，使歸義中國。符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符)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國，惡極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國之無人，盜據中夏。妖座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除其穴，反中其鬼謀，受其淩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群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艴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眾，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眾，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眾受製於十萬，亦孔之醜矣!
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複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盈貫，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降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為官，或為民，當急揚徵之誌。甲胄幹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妥歡於應昌，興複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韃子鹹豐來獻者，或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蝥弧於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偽拒真，生為胡人，死為胡鬼，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上對上帝於高天乎!予興義兵，上為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為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鹹使聞之。
告作於壬子二年(即鹹豐二年)，其時，太平軍正從廣西挺進湘鄂，這篇告當時為號召沿途民眾投身起義而作。此檄是太平天國眾多獻中較有采的一篇，讀起來還算從字順。楊秀清目不識丁，這顯然不是他的手筆，但貫徹了洪楊的意旨。從遣詞造句，以及時不時掉一下書袋來看，告當是太平軍中的讀書人所力。告稱所號召的對象為“公”，顯然針對的是識斷字的士大夫階層。中國人自古敬奉天地君親師，而士大夫階級宗孔子，尤其不好語怪力亂神。這篇告把中國特色的上帝(即天父皇上帝)作為唯一的創世主。幾乎不可能得到他們的認同。對朝廷縱容貪官汙吏，賄賂公行等最為人民痛恨，也最容易引起大眾共鳴的弊端，告隻是一筆帶過，卻把重點放到了子虛烏有，很難被人相信的事情上。譬如滿洲人如何心懷鬼胎，想要通過**中國女子，使中華盡為胡種雲雲。洪楊等自以為最能激起人憤恨的事情，在富於理性的讀書人眼中，反而暴露了其思想之猥瑣與拜上帝教的荒誕不經。其實是滿洲人更怕滿漢通婚，憂心自己在人種上被居於絕對多數的漢族同化，滿漢通婚的禁令，直到20世紀初才被廢除。至於語言、衣冠、製度等等，與其說是滿洲用夷變夏，莫不如說這個昔日軍事上的征服者，在化上，早已成為被征服者，在士大夫眼中，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事實。故而這篇滿是宗教鼓惑與種族謾罵、內容空疏荒謬的檄得不到知識階層的響應，自在情理之中。我們再來看曾國藩的《討粵匪檄》。
為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州縣五千餘裏。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刮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浚壕。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嚐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鹹使聞之：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折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發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
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群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為分別也。
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鹹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曾國藩的檄則諸諸事實，說教不多。證之以當事人的記錄，大抵可信。檄中列舉太平軍所造成的禍亂，大致可以歸為以下數則：
一、劫掠民船。太平軍先後於湖南益陽、嶽州，湖北蒲圻擄獲民船上萬艘，其中多數是當地政府征集備用的，因清軍一觸即潰而被擄獲，實在怪不得太平軍。但自武昌東下，太平軍確實劫掠了民船。“賊自上遊擄船隻下金陵，誑謂船戶送到(金陵)，不留船，許自返，並不必蓄發。開水手名，將厚賞。及金陵城破，盡數驅之入(城)，其願附者易船，不願附者，分入諸賊館為聽使。各船所自有之物，並沒於賊。”
二、劫掠民財。金田團營時，信徒自願捐財產入聖庫；但到後來，太平軍每攻陷一城，均實行以下步驟：劫掠富戶，不從者殺；設立“進貢公舍”(即聖庫)，要求闔城人家進貢，“凡金銀錢米雞鴨茶葉皆可充貢，且雲：‘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蓋進貢與拜上(帝)異，拜上則為兵，進貢者仍為民也。於是人爭趨之。”但這隻是利用百姓畏懼當兵的心理搜刮民財的騙局，隨後即依進貢時的登記名錄，將百姓逐一編入營伍。
三、裹脅從軍。在廣西時，自願從軍者多為拜上帝會信徒，此後攻城略地，有大批會黨分子與對現狀不滿之人投軍。但普通百姓，隻想過安定溫飽的日子，是不可能自願從軍的。而太平軍的做法是，每至一地，先將百姓召集起來“講道理”，也就是宣傳拜上帝教義，號召民眾加入；之後將居民闔家強行拆散，分別編入男館女館(又稱男行、女行)，年富力強者編為“牌麵”，衝鋒陷陣；老弱者編為“牌尾”，從事各種雜役。轉移時，通常會放火將民房焚燒淨盡，以絕其顧戀，且全家被強製編入不同營伍，一人逃亡，會牽累全家，故盡管不情願，也不得不隨行。而曾國藩檄中所述，均實有其事。
四、泯滅人倫。太平天國等級森嚴，但在理論上隻承認上帝為唯一的“父”；其餘人等，與其敵對者則開除人籍，一概稱“妖”；自己人則無論長幼輩分，祖父子孫、母女夫妻，一概以兄弟姊妹相稱。“其女行法，女人無論老少，呼曰新姊妹；聚二十餘人為一館，老姊妹轄之，曰牌長。老姊妹者，廣西女人也，亦不論老少。”“其男行法，男子無論老少，呼曰新兄弟，聚二十餘人為一館，兩司馬轄之。兩司馬皆湖南(湖)北人，不稱老兄弟，老兄弟惟發至長者得稱。”
五、毀滅化。洪秀全科舉屢試不第，大病一場，後來他將病幻中升天之所見所聞整理成《太平天日》一書，公開頒行，其中就有上帝責罰孔子的內容。整個故事如同一幕短劇，頗可見其名落孫山後遷怒於孔子的心態。
(天父指著儒學經典對洪秀全說)“這是孔丘所遺傳之書，即是爾在凡間所讀之書，此書甚多差謬，連爾讀之，亦被其書教壞了。”
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責孔丘曰：“爾因何這樣教人糊塗了事，致凡人不識朕？爾名聲反大過於朕乎!”
孔丘始則強辯，終則默想無辭。
天兄基督亦責備孔丘曰：“爾造出這樣書教人，連朕胞弟讀爾書，亦被爾書教壞了!”
眾天使亦盡歸咎他。主(即洪秀全自稱)亦斥孔丘曰：“爾作出這樣書教人，爾這樣會作書乎?”
孔丘見高天人人歸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與妖魔頭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將孔丘捆綁解見天父上主皇上帝。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撻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討饒，鞭撻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補過，準他在天享福，永不準他下凡。
後來洪秀全造反稱王，手裏有了軍隊，遂將頭腦中的意**付諸實施。故凡太平軍所過之處，對學宮(即家塾、村塾、書院、貢院等所有供奉孔子牌位之所)與廟(即各地祭奠孔子的祠堂)，無不搗毀；儒學經籍、孔子木主，無不焚燒。一時間黃鍾毀棄，瓦缶雷鳴，斯掃地以盡，這是最令曾國藩痛心疾首的事了。“舉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其沉痛的心情，躍然紙上。也是由這種憤恨與沉痛，曾國藩超越了一家一姓的朝代嬗遞、國家興衰的局限，大大抬升了檄的境界。與太平軍的這場戰爭，絕不僅是保衛既有秩序之戰，更是護衛傳統之戰，護衛中華化之戰。
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顧炎武的影子。顧炎武有一段極有名的言論：“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後來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就是從這裏來的。國家與天下有什麽不同嗎?有很大的不同。國家，通常指一家一姓的王朝，王朝總會有一個由興到衰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曆史發展規律。而天下則不同，天下在這裏的涵義，指的是中華的化價值體係。哪朝哪代亡了，老百姓照樣可以生活；可天下(化)亡了，則意味著維係社會的價值體係的崩潰。化價值體係崩解了，社會就會變為一盤散沙，淪入無序之混亂，代之而起是獸性的泛濫與叢林原則的盛行，整個民族將會就此沉淪。
看一個時代是盛世還是衰世，主要看它的化價值體係。這個社會的風氣是誠樸還是虛偽呢?是鼓勵正直還是強調順從呢？是能夠正視並痛改前非呢，還是諱疾忌醫，過飾非呢?是滿口仁義道德，而骨子裏卻是男盜女娼呢?是心智健全還是人欲橫流呢?是天下為公，還是巧言令色、假公濟私呢?如果是後者，事態就危險了。所以顧炎武用孟子的話，作為亡天下的表征：表麵上看，仁義充塞，似乎好得不得了，而在實際上社會已經到了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就要解體的地步。什麽叫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社會之不均、不公已到了人不如獸的地步。整個社會對名、利趨之若鶩，物欲橫流，爾虞我詐，賄賂公行，鮮廉寡恥。社會走到這個地步，起因即在化價值體係的蛻變，也就是管子所說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亡國，是大臣們的事，是當官們的事，因為他們食朝廷的俸祿，自然該為國家效力。可亡天下，亡化，則是全民的事，雖匹夫之賤，也有推卸不了的一份責任。看到太平天國試圖以非驢非馬、不中不西的邪教毀滅中華傳統化，曾國藩焦急了，憤怒了，挺身而出了。他認為，知識分子對化責任更重，於是振臂大呼：“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六、毀禁宗教與傳統信仰。這也與化相關，宗教(釋道兩教)與民間信仰，雖非主流，卻也是傳統化的組成部分，且基礎廣大深厚。曾國藩是位儒者，並不信仰宗教，對鬼神更是敬而遠之。他之所以拉扯上宗教鬼神，是因為民間信仰對老百姓的影響巨大，太平天國隻拜上帝，此外一切神祗，均在鏟除之列，這無異於剝奪百姓們日常的精神寄托。曾國藩把這些列出來，爭取民心，讓老百姓看清楚，洪楊邪教壞事做絕，人神共憤，終不免毀滅的下場。作為對比曾國藩指出，甚至像李自成、張獻忠這樣的人，對聖人、鬼神也都還存有一份敬畏之心。其中的張獻忠，尤其嗜殺，割據四川時，曾強迫各府縣讀書人到成都赴試，集中後“驅至青羊宮殺之，先後萬人，棄筆硯山積”。張於僧道醫人，無所不殺；道觀寺廟，無所不焚，孑遺者唯關帝廟與昌廟。之所以不焚關帝廟，是因為陝西有奉祀關帝的風俗(張乃陝西人)；而保留昌廟，乃是因為昌君(又稱梓潼帝君)也姓張，就中還有一則趣事。
左右告以昌姓張，獻(忠)曰：“吾祖也”。追封始(祖)高皇帝，從官獻諛，比之李唐之祖混元，遂命建太廟。歸而落成，賦詩曰：“一線羊腸路，此地更無憂。人是人神是，同國與天休”。命嚴錫命以下皆和之，少遲斬。刻石八卦亭內，尋夢昌責之，令為致祭，凡涉義者斬之。獻(忠)大聲曰：“爾書咱自傲，(曰)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為甚嚇咱老子，咱與你聯了宗吧!”尚享至今，人以為笑。或曰：獻(忠)初過梓潼，夢人以宗弟紅柬來謁，戒勿殺梓潼人。獻(忠)語人曰：“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殺之?”故梓潼得免。
曾國藩這篇檄的反響如何，效果如何，筆者想引用兩位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的評論做一收束。一位是起初不失客觀，後來以階級鬥爭史觀判定太平天國為偉大革命運動的國內權威羅爾綱先生；另一位是揆諸民族大義，視太平天國為種族革命先驅，而對其所為種種多有恕詞的海外名家簡又先生。羅先生的評價是：
(曾氏《討粵匪檄》)給當時人心影響極大。因為中國人講倫常，宗孔孟，信鬼神為社會上思想的基礎，其私有財產製度，也是社會上根深蒂固的製度，而一旦都為太平軍所破壞，人民的驚疑震蕩為如何!這篇檄，就從這些地方來刺激人心，使人民就是平素抱種族的觀念，同情於洪秀全的人，也將視上帝教為異教，而反為他們自己的信仰、他們的身家財產以反抗太平軍。於是檄所播，傳到了士紳的手中與富豪地主的社會裏，他們便都興奮地說：“義軍起矣!曾公可與言事。”有的就慷慨自請從征，有的就踴躍捐資供餉、造船、製炮以助湘軍。湘軍就在這種背景與立場之下，得到了不斷的資源、不斷的人力，以與太平軍作長期的鬥爭，而且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再看簡又先生的分析：
曾國藩等起兵攻太平軍，明知民族的與政治的主題為無懈可擊，惟舍重就輕，避實攻虛，乃集中於其毀滅中國固有化一點而攻之，號召人心之力果非常偉大，蓋以為太平天國雖以“攘夷狄”為口號，而其化的與宗教的主張，皆夷之又夷，反不若滿清之完全皈化於中國的禮教，此在中國傳統的化(非民族的)立場上，足令曾等之振振有辭也。假使他們惟抱單純化的目的，隻求號召全漢族同胞推倒滿政府建立新政權，而不問其他，則又誰能非之，誰敢抗之?國父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為揭櫫三民主義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凡屬同誌，一視同仁，而未嚐以其自己所信之基督教強迫他人以必信，是為革命的最高策略。一則功敗垂成，一則迅成大功，非無故也。
看得出來，簡先生雖為洪楊的失敗抱憾，卻也不得不承認洪楊之化宗教主張“夷之又夷”，不合國情，難以得到中國人的認同。至於洪楊所倡導的“民族的與政治的主題”，是否無懈可擊，則另當別論。《奉天討胡檄》中對滿族人(注意：太平軍對統治者與一般滿族人民並不加以區分，而是一律視之為“妖”，是誅殺的對象)的肆口謾罵，在攻破南京等城市時，對滿洲人不分官民老幼婦孺的集體屠殺，究竟是民族革命，還是種族滅絕?凡未陷入革命迷狂之中，稍有理性者不難判斷。而其所謂政治的主題，從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的起因與其後來的活動，我們所能看到的，隻是一個因抱負難伸，積鬱成恨，而與清廷為敵的人；一個拆散眾人家庭，要求信徒們做苦行僧，自己卻迫不及待地占有眾多女性的邪教教主；其政治訴求，無非是由自己來坐天下，成為新王朝的新皇帝而已!而且這個新王朝政教合一，空前黑暗，不允許任何不同意見存在。在毀滅傳統化的同時，天國領袖們所能提供的不過是狂人的噫語，與“下凡”的巫術而已。在天國所謂革命與平等的光環下麵，有的隻是沉渣泛起，是最腐朽東西的死灰複燃。
簡先生認為太平天國若勝利，是國族“革新自強的黃金機會”；曾國藩斷送了這種機會，所以是“罪人”。但觀洪楊之理念與所言所行，可以肯定其與中國曆史上眾多邪教並無本質的不同；故太平天國一旦成事，中國非但絕無“革新自強”的可能，反倒極有可能倒退，淪入簡先生所說的“萬劫不複之厄運”。看來，一個執著於其黨派成見、帶了意識形態有色眼鏡的學者，即便學富五車，也可以無視基本的曆史事實，難怪他們會稱妻妾滿宮、動輒虐待毆打女人的洪秀全“生活態度嚴肅”，“簡直是一個嚴格的道德主義者，方之西國之清教徒未遑多讓”了。
判斷一個人在曆史上的功罪，是要看他在當時條件下，所作所為是推動還是阻撓社會進步，或雖未能推動，但卻阻止了社會的倒退，也可以稱作是功臣；隻有阻礙社會進步，甚至將社會拉向倒退者，才是罪人。以此衡量，曾國藩於艱難竭蹶之中，奮不顧身，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使中國免於淪入拜上帝教的統治，並於大亂之際，與眾多中興名臣一起，推動了古老中國邁向近代化的腳步，非但功在國家，而且功在天下。
曾國藩自鹹豐三年墨絰出山，剿匪、練兵、造船一年多，還沒有與太平軍照過麵。現在總算練成了一支水陸大軍，他發布檄，率師東征，不想未待他找上對頭，對頭卻先找上門來了。湘軍師至長沙，即遭遇太平軍大舉進軍湖南的局麵。這是倉促成軍的湘軍，首次與對手大規模交戰，也是決定湘鄂乃至大清命運的一戰。為什麽這樣說呢?為此，我們先要搞清楚太平軍重返湖廣的戰略意圖，並對這一年多來的戰況，與雙方形勢之消長做一番梳理。
鹹豐三年，是太平軍猛虎出柙，高歌猛進的一年。先是，因久攻不克，糧秣不繼，太平軍主動放棄長沙，改走益陽。在益陽，太平軍意外擄獲民船數千，順江而下，官軍望風而逃，於是兵不血刃占領嶽州。在嶽州，太平軍不但再獲民船五千，而且得到了國初吳三桂囤積於此的大量火炮物資，從而裝備成為一支龐大的水陸軍。之後太平軍循水陸二途分進合擊，勢如破竹，相繼占領蒲圻、漢陽，合圍武昌，並於鹹豐二年十二月四日，以地雷轟塌城牆二十餘丈，攻克省城。武昌雄踞長江中遊，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為中南軍事經濟重鎮，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這是太平軍攻下的第一座省城，也是中南最富庶的城市，但太平軍仍沿襲以前吃足就走的流寇戰略，在虜獲大量資源，充實實力後，棄城東下。在不足一月的占領期內，洪楊等將武昌洗劫一空，有在劫者做了逐日記錄，頗具代表性，這裏略錄幾則，以見其所為。
破城：初四日黎明，“黑霧中聞大聲震動，昌門城頹二十餘丈”，太平軍“八人揚旗先登，見垛口疏落，招颭大呼，逆黨繼之，複四圍乘梯攻入，兵勇紛紛走避，城遂陷”。武昌城高牆厚，太平軍破城得力於土營，即“在(湖南)耒陽招得挖煤人甚眾，每攻城用以穿地道，遂為長技。其法於數裏外開一巨洞，以大木上釘橫板，旋進旋以木承之，故無壓墜之患。其木兩旁可容人出入，所挖之土即於此擔出，既達城足，堆滿火藥，或以匶(音柩，即棺材)盛之，而皆藏引線竹筒中，預刻其時為引線之長短，隨遲隨疾皆可預定。位置既畢，乃靜候轟裂，乘勢攻入”。入城後即傳令“官兵不留，百姓勿傷”。釋放獄中囚犯，搜殺官兵，至初五日，殺人盈街。開始“三五為群，入人家搜刮財物，加刃於頸，逼索金寶。如是者累日”。
打館：初六日，楊秀清傳“止殺”令。太平軍“入城日眾，皆居長街列肆及人家大廈，收羅軍器，使人舁(搬運)火藥局硝磺入船”。脅迫城中人加入拜上帝會，“分設寫名(登記)數館，從之者皆至館報明名氏、年籍，登簿記注。既寫名，則群居一所，初以十人為一館，旋以二十五人為一館，皆設頭目領之。……搜城中米鹽，日分給各館，使人毀窗欞及木具為薪。賊設偽聖庫於長街汪姓(綢)店，凡珍貴之物鹹納焉。”十一日又在閱馬場“講道理”，號召居民拜上帝。
進貢與編伍：初十日，號召沒有加入拜上帝會的百姓進貢，聲稱進貢者可各安本業，“於是人爭趨之。……聞進貢仍得為民，皆不惜傾囷倒廩出之。”進貢時逐一登錄姓名在冊。二日後鳴鑼傳呼進貢者點名，遲誤者斬首。之後開始將城中人逐日帶往城外，編入營伍，“不分老幼，率以四五十人為一營，使二長發賊為正副營長領之。……少壯有力者二十五人為正牌，老幼為牌尾，有疾者為能人，送入能人館，有醫為診治。”十六日起，外始發給入伍者兵器。最後，武昌城數十萬人，得居城中者十無二三，此時居民雖知受騙，但已悔之無及。
開設女館：十九日，傳令城中婦女歸館。“遷延者，鞭箠促之，時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婦女雖青年弓足者，莫不躬自負擔，抱兒挈女，絡繹街巷。至則有賊婦領之。服飾華美，有釵釧者，輒為賊婦所奪。每館賊日發油一盃，人各發穀三合。”所謂“賊婦”，指的是自廣西一路隨軍而來的客家老姊妹，客家女不纏足，故“皆大腳高髻，力能任重，可勝二百斤”。俯巷人家有藏匿不出者，搜出打屁板數十後，就城中歸館。
選妃：洪秀全等太平軍頭目於初九日入城，分別居住於官府衙門(洪住巡撫衙門，楊住藩台衙門)。二十五日為天曆(即太平天國自定的曆法)歲尾。於本日“使民間女子往閱馬場聽講(道理)，至則選十餘齡有殊色者六十人，即逼令入撫署。從此沉溺狂瀾，遂與父母永訣矣”。當日天國男女官員，各備肴饌，敲鑼打鼓進獻於天王與王娘，並賞給各營豬一頭，錢數貫，以示同慶。次日賀歲，“城內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紙厚至寸許”。洪秀全在廣西時已有王娘三十六人，至此又添六十人，故後其入南京時，妻室達**十人，隨從簇擁，蔚為大觀。
轉移官銀：天曆大年初二(即舊曆十二月二十七日)，此時估計太平天國領導層已做出建都金陵的決策，故開始作轉移之準備。“布政司廣儲庫銀七十餘萬，糧儲道庫銀十餘萬，合鹽道、府、縣庫銀總計之約銀百萬，賊悉舁之登舟。”
劫掠縱火，棄城東下：二十八日，太平軍將武昌守城用的銅炮、鐵炮搬運入船；二十九日傳令各營備齊一月口糧，鋤鍬四具(攻城時用於挖掘地道)；三十日，開始於空屋縱火。三十日後，太平軍治裝登舟，老姊妹們在紛紛捆載出城的同時，驅趕女館婦女概行登舟。正月初二，太平天國諸王與百官前往洪秀全處辭行後，至東王府會齊後以次出城；隨後洪秀全“乘黃氈轎啟行，其後有肩輿百餘乘”。老姊妹們深入僻巷各女館搜刮餘財，之後出城登船。另有太平軍使者“循行市中，呼曰：將焚九門內民居，男婦悉從東行，不則焚死也。於是男子從行者十之九，女子從者十一二”。擔任掩護大隊轉移的太平軍，撤退前一把火，“是夜，城中焚廬火環起，赤光燭天，明如白晝，照見江中賊舟往來，纖悉畢見。”
據《賊情匯纂》分析，太平軍攻陷永安時，人數不過三萬七千人，進入湖南道州休整時。算入老弱婦孺也不過五萬多人。湘南郴桂一帶會黨分子大批投軍後，其人數倍增，到長沙城下時，已逾十萬。“迨陷武漢，裹脅男婦老幼水陸東下，合前數五十萬有奇。”證之以《武昌兵燹紀略》，所記，“賊初入武昌，粵東西匪二萬餘，湖廣匪四萬餘，粵西女賊萬餘。……船數千艘，楫棹士(船夫)萬餘，大計其數，不下十萬眾”，則被太平軍裹挾東下者，最少在三十萬人以上。如此，一個繁華富庶的武昌，連人帶物被席卷一空，就此變成了一座空城。
二日後，太平軍前鋒占領黃州，六日攻占蘄水，八日於廣濟老鼠峽大破於此堵截的清軍，總兵恩長、參將遇壽戰死，所部潰散。十一日，前鋒石達開部水師直趨九江，旋即於十七日攻占安徽省城安慶，擄獲官銀三十萬兩，炮百餘尊，守軍潰散，巡撫蔣慶死。石達開部隨即放棄安慶繼續東進，相繼占領池州、銅陵、蕪湖，並與清軍再戰於東梁山，擊斃總兵陳勝元。至一月二十八日，陸路前鋒黃生才部亦進抵板橋，逼近江寧(時南京稱江寧)；次日陸路先鋒李開芳、林風翔、吉元部進抵省城西南紮營。二月三日，太平軍水師亦進抵下關，大隊登岸，與先期抵達的各部合圍江寧。此時的太平軍，經沿途裹脅，人數已達七十餘萬。
武昌陷落的當日，清廷懵然不知，尚命徐廣縉、向榮專辦兩湖軍務，另以兩江總督陸建瀛為欽差大臣，進防江皖；以琦善為欽差大臣，進防信陽、新野一帶。太平軍棄武昌東下之日，陸建瀛才抵達九江，而江寧的防務，委之以原廣西巡撫鄒鳴鶴(以其曾主持桂林城防，有守城經驗)，但鄒等軍政大員虛應故事，直至警報頻傳，方才略事準備。派到城外布防的兵士，“皆鴉片鬼也”，或“恇弱如婦女，不知何所用也”。而城內所招鄉勇，多為“向來失業及無賴遊手之徒”。一月十九日，陸建瀛自九江逃回，闔城人心惶惶。水師提督福珠隆阿帶兵五百駐防雨花台，而懾於太平軍的聲勢，沿江守軍聞風逃遁，郡縣空無一人。太平軍大隊兵臨城下後，原來囤積城外禦敵的軍火盡為所得。太平軍合圍江寧後，占據城外的製高點，連日以大炮向城內轟擊，同時趕造雲梯，穴地埋雷。
二月十日拂曉，儀鳳門城牆被地雷轟開兩丈多寬的缺口，太平軍數百人湧入城內，旋即分路撲擊內城(即八旗駐守之滿城)。儀鳳門為江寧將軍的防區，聞知失守後，將軍祥厚即調派駐守太平門的旗兵百人趕赴儀鳳門，以火槍迎擊，“連環而進，賊不能當，踉蹌卻走”，太平軍見勢不利，吹螺號撤退，由原路退出。清軍旋即堵塞缺口，太平軍此番突擊並未得手。
但是，先期由成賢街經小營突襲滿城的太平軍，與聞訊而出的兩江總督陸建瀛不期而遇，總督的儀從護衛見到太平軍進了城，一哄而散，總督遂成刀下之鬼。敵軍進城，總督被害的消息，隨逃散者傳至南門，守城官兵頓覺大勢已去，相繼遁逃；恐懼如影隨形，像傳染病一般開始蔓延，水西門、漢西門的兵勇亦聞風潰散。此時已是午後，占據著城外製高點的太平軍很快便發覺南門棄守，迅速支起雲梯登城，並沿城台繞至水西、漢西兩城門，強迫居住於各門附近的百姓搬走堵塞城門的土袋，於是三門洞開。其時天色已晚，占據各城門的太平軍即宿於附近的人家。“而中北城人不知三門情形，即東北各門守城兵亦不知也。城上仍複時時開炮，街巷仍複紛紛巡邏。”次日黎明，太平軍由三門大舉入城，頃刻間，喊殺聲槍聲震徹街巷，各門得知太平軍進城，軍無鬥誌，遂作鳥獸散，旗兵退入滿城，除太平門朝陽門繼續抵抗了一陣外，各門均棄守。入城的太平軍，在追殺城中潰卒的同時，傳令居民閉戶不出，違令者殺，然後集中兵力攻打滿城(內城)。
縱觀江寧城的陷落，清軍的窳弱、軍政大員不諳軍事，懈怠無能，各城門守軍之間缺乏協調與消息隔膜等等，都是致命傷。而太平軍的心理戰，則是其製勝的重要因素。首先是人多，人海戰術使得城高牆厚的江寧城就像是汪洋中的孤舟，首先在心理上瓦解了城內軍民的鬥誌。據當時身在江寧的汪士鐸所言：“或(有人)登三山門望之，自城外至江東門一望無際，橫廣十餘裏直望無際，皆紅頭人(指以紅布包頭太平軍士卒)。雖知其皆脅從，然以悍賊夾其中脅製之，使不亂行，故既眾且整，吾人望之氣奪。”其次，以小股佯動，疲弊守軍，虛耗其彈藥。“賊又分數十人東至通濟門，距城半裏許，三五窺探，守兵遙見，即連續開炮，驚擾不已。少時洪武門亦如此；又少時朝陽門亦如此。”再次，太平軍派細作事先混入城內，散布謠言，恐嚇民眾，致使城內一夕數驚，人心惶懼。如破城前一日，“傳說賊於明日破城，官民惶惑。是晚，城北居人籠燭巡街，忽見各家門牆或畫紅圈，或畫白圈，或一或兩，或朱書天字，或大字，或刀十字。周環二三裏，家家俱遍，先一刻無此也。群相驚疑，知有奸細，巡防徹夜無間。”
江寧陷落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受命追擊堵截太平軍的清軍將不用命，打打停停，養寇自重。武昌失陷後，清廷將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徐廣縉革職拿問，以在武昌與太平軍對峙的署湖北提督向榮為欽差大臣。其時在前敵，能與太平軍一戰的，隻有向榮，而清廷也將遏製太平軍勢頭的厚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綠營兵中，向部素稱勁旅，而且自廣西始，與太平軍打了數年，對手作戰的路數，向榮很清楚。太平軍東下後，他率軍尾追，若如其聲稱的是日夜兼程，本不難追及陸路的太平軍。但一月十四日到九江後，向借口催餉、裁勇、雇船，二月二日才乘船上路。抵達江寧時，清軍已足足落後了二十三天。而此時太平軍已攻克江寧十二天，且揮師東進，相繼占領了鎮江，揚州二城。向榮率所部在孝陵衛結營，是為江南大營；之後另一欽差大臣琦善率部屯住於揚州外圍，是為江北大營。此後清軍即“晏安苟且，狃恬武嬉之故習而不改”。曾國藩雖遠在湖南，也從親戚(在江南大營糧台任職)處得知具所為，“據稱向營兵勇五萬餘，自三月至十月並未開仗。此人誤盡天下事，遺禍於江、皖、兩湖，參之，肉其足食乎?而至今多言其勇者，公道之不明如此，可痛恨山。”
太平軍大規模拆散家庭，強製入伍，強製勞役的狀況駭人聽聞，姑且不論其人道與否，由此裹脅而成的軍隊戰鬥力如何，是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絕大多數老百姓是不會願意從軍作戰的，但太平軍的領袖們設計出一種屢試不爽的辦法，由不得你不從。
首先，編伍者要登錄兵冊。每營以兩司馬為單位，從頭領到士兵，均要登記番號、軍職、姓名、年齡、籍貫、入營時間、地點。每兩司馬造兵冊一本，呈本管卒長；每卒長合四兩司馬兵冊，匯造一本呈本管旅帥；每旅帥合五卒長兵冊，匯造一本呈本管師帥；每師帥合五旅帥兵冊，匯造一本呈本管軍帥；每軍帥合五師帥兵冊，匯造一樣四本，分送本管監軍、總製、將軍及詔書衙。如有逃走者，則隨時添改。每七日，兩司馬據冊開單，赴聖庫領一周錢糧。兵冊而外，尚有家冊，每軍自軍帥至伍卒，人各一頁，亦由兩司馬造送，層層匯轉如兵冊之製，經本管總製送存於詔書衙。家冊錄入每人軍伍番號、姓名、年齡、籍貫、入伍時間地點與軍功封賞等項外，還要逐一錄人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兒女姓名及所在。如此，家人形同人質，若發生逃亡、敗降等事，則可以按冊索驥，連坐家人。這一有組織的恐怖製度從金田團營，分男行女行時即已實行，實踐證明，對防止逃亡(用天國的語匯，叫做“變妖”)，這是很有效的一招。另外，太平軍不準剃頭，被裹脅者一段時間後，頭發自會生長變長(故被百姓稱做：長毛)，即便逃亡，也很可能被官軍、團練認作是“賊”而性命不保。
其用人，“最喜粗鄙無知識人，為其易於愚弄，……且皆強有力能耐勞苦，故每撫慰而任用之。”“無恒產力作以謀衣食者，如郴桂挖煤開礦人，沿江纖夫、船戶、碼頭挑(夫)腳(夫)、轎夫、鐵木匠作、艱苦手藝(人)皆終歲勞動，未嚐溫飽。被擄服役，賊必善遇之，數月後，居然老兄弟矣。衣錦食肉，優遊自如，遂亦安之。”太平軍尤喜收養童子，因其年少可塑性強，隨軍時間一長，“耳聞目見，無非邪說暴行，遂習而與之俱化，效其殺人放火，無所不至，隨賊愈久，殘忍愈甚。……凡臨陣攻城，亦慣用童子為介，以童子皆不畏死，無不以號叫跳躍為樂者。”這恐怕是曆史上最早利用兒童作戰者，張德堅《賊情匯纂》中與立“童子兵”一節可以參看，於此不贅。
那麽又用什麽保證士卒的戰鬥力呢?一是進行拜上帝教育，“令新擄之人，誦習讚美天條書及一切偽書，並極言天父天兄天王東王諸神異，自拜降後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打仗，天父必大顯權能，助陣殺妖，萬無一失。況新兄弟在後助仗，並不用爾等前驅。凡事但遵天令，出力立功，必授美官顯爵，死後魂升天堂，享福無窮。一人悔罪，舉家升天，不必掛念。”此外，每日早晚還要進行禮拜上帝儀式。“早晚吃飯，鳴鑼集眾，率念讚美(辭)，念時置桌屋中，列肴饌，茶三盞，飯三碗，點燭而無香。館人散座於兩旁，瞑目揚聲，如僧諷誦。”“其詞雲：讚美上帝，為天聖父；讚美耶穌，為救世真主；讚美聖神風為神靈，讚美三位為合一真神。真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智者踴躍，接之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宏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凡間，捐命代贖，吾儕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雲雲。”“念畢，各向外跪，書手默念：‘小子(女館自稱小女)某某，跪在地下，仰求天父皇上帝老親爺大開天恩’等語，末句則高呼‘殺盡妖魔’而起，然後吃飯。”上述讚美辭與天條，要求三個禮拜之內背熟，否則斬首不留。且禮拜三次無故不到，也會被處以斬首之刑。
思想灌輸而外，則以軍法部勒，臨陣退後者斬，違令者斬，逃亡者斬。自金田起事時，臨戰即有督戰隊，據當時被俘者交待，打仗時“如有退縮回館者，由各頭子指出，即行斬殺。每次打仗回去，總殺有二三十人。是以眾匪拚死”。金田時期主動從軍的老兄弟，有堅定信仰，且曆經土客械鬥、官軍圍剿、攻城略地，皆身經百戰，是太平軍的軍事骨幹，且大都升任高級軍職；而參加較晚的郴桂會黨分子，後多成為中基層軍事骨幹。這些人太平軍自己統稱老兄弟，清軍則稱之為“老賊”。到江寧時，廣西過來的老兄弟老姊妹，已經不滿三萬人，“臨陣率多郴桂以下續裹之人，疊受偽封，甘為之死。老賊憑高遠眺，作壁上觀而已。”或在後督戰，新兄弟(清軍稱之為“新賊”)懾於“退後立斬”之軍令，“齊一心誌，誓以死鬥，我軍往往不敵。即遇我之勁旅，是殺斃皆我之人民，與老賊初無所損。……或有經數十戰猶存者，譬之頑鐵百煉亦可成鋼。此輩即無伎倆，到此地步亦成能者。”據說，對這種裹脅之術，楊秀清獨有心得。時人有筆記說：
(楊)向所親密(之人)言曰：“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繩以苛法，劫以嚴令，驅策而挫折之，使之不遑有他誌。如有相約變妖(指逃亡)者殺之。雖各有異心，彼此疑懼，誰敢先出諸口?況人人心雖恨我而不能禍我，人人身體精神皆為我役使，是恨我者虛，助我者實也。妖之待人，人人感之，未必妖營辦事之人能如我諸兄弟之盡力。是感妖雖有實心，助妖並無實際，此妖之所以屢敗，我之所以屢勝歟?”
裹脅成軍這個特點，注定了太平軍隻能勝不能敗，且隻能以多戰少，一旦戰敗，尤其是主帥與帶隊的老兄弟陣亡後，很容易崩潰，因為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隻要有機會，注定會逃亡。再有就是必須不斷攻城掠地，以補充軍資、兵員之消耗，從而不可能建立起可供長久依托的根據地。之前太平軍屢戰屢勝得益於其朝氣，亦得益於清軍的暮氣。尤其是長期生活於和平環境中的官民，對於突如其來的戰爭與殺戮，既乏軍事準備，亦無心理準備，很容易被太平軍的聲勢所震懾。誠如汪士鐸所言：“江寧之禍，無將無兵無外援。城大，在事者皆人，陸(建瀛)與鄒鳴鶴雖經見戰而茫然不知守禦。殆戰時在百裏之外。蒙被而臥，又不采訪人言也。將軍、提督、都統雖武弁，然循格推升者，原不知武為何事也。臣之佳者以廉名，以幹(練)名，皆色取之巧也，夤緣依附之力也。不知掘壕，不知調兵，除八旗兵外，皆市井無賴、手無縛雞力者，與之同守，豈不殆哉！”
太平軍攻克滿城，殺“妖”(泛指一切滿洲人及漢族官兵)殆盡後，則又開始在武昌實行過的那套程序：搜刮民財充實聖庫，打館，分男行女行，講道理號召拜上帝，號召納貢免役，之後強製青壯男子編伍出征，選妃進獻天國領袖，等等。在太平軍攻占的鎮江、揚州等城市，這一幕照樣搬演。不同的是，江寧是洪楊認定的小天堂，他們要在這裏待下來，建立人間天國。
據李秀成說，洪秀全原本想要進軍中原，但楊秀清聽了其座船水手的話，決定建都南京。筆者以為李秀成所言乃是傳聞，因為李當時還是個中下級軍官，不可能參與這種重大決策。定都南京，最晚也是在武昌時做出的決策。不然，湖北河南相鄰，武昌距河南不過數百裏之遙，若進圖中原，何不從武昌直接北上，而要舍近求遠，迂回數千裏?稍有軍事常識者，都不可能犯這種錯誤。
洪秀全可能確實有去北京坐金鑾殿的想頭，但太平軍的節節勝利，是在楊秀清等的指揮下獲得的，他不過是個因人成事的傀儡(在楊秀清眼中，一定是這樣的)，說話不硬氣，即便堅持，楊秀清來一次“天父下凡”，即足以否決他的主張。而楊秀清自視神聖，也絕不是那種肯聽老兵諫言之人。其實，建都金陵早在其計劃之中。
洪秀全可能是看到太平軍進展太順，以為清廷不堪一擊，起了北進的念頭。至於老水手雲雲，筆者以為，是楊秀清故意放出的流言，為的是貶低洪秀全在太平軍中的威望。堂堂天王，其意願的分量竟趕不上東王座船上一個水手的話，這是何等羞辱!洪秀全當然不甘心，於是下詔訴諸公議，命令禦用人何震川等各抒己見。但楊秀清此時已是一人獨大，絕沒有人敢於違拗他的意誌，“公議”自然清一色大談建都金陵的正確性。楊秀清在敗亡之前，明裏暗裏，幾乎在每件大事上，都故意與洪秀全唱反調，洪自知不敵，於是行韜晦之計，忍辱負重，深居簡出，將軍政大事一概交給楊秀清打理，等待複出的時機。洪楊之爭最終釀成內訌屠殺的血案，會在後麵講到，於此不贅。
江寧甫克，太平軍即在天京內外，構築工事，其城防之堅固嚴密，令時在南京的汪士鐸大感吃驚。他在自己的筆記中記載說：
嗣見賊守城法。於各城(門)外皆為營壘，壘以土垣，不甚高厚，留穿(孔)以置銃炮；中為更樓一，高三層或四層，樓上四麵空敝以瞭望，夜以支(值)更，其下為房以居人。壘內為壕一，外為壕三四道環之，多則有七、八道者。壕深八尺，廣六尺八尺不等，中密釘竹簽；壕相間約丈，上置虎刺荊棘，巨木槎枒，周密環布。壘門門首皆曲向，壕上往來以吊橋，此壕外又為一大壕環城。城上間(隔)二丈(設)一更房，之更更人每旁五人，直一更柝不許少歇。城內環城亦為壕，並上城坡(道)亦壕之，坡上置柵，閉城上人不許下，每門設城守、巡守二人。士卒不許脫衣而寢，夜不點燈火不閉門，夜不許人行，日落時寂如長夜，惟賊之聽令者巡查者行焉。城門砌狹城闕，內置炮二座；城上女牆以筐盛石，置之備拋擲。城門各街皆置更樓，街有他館，館又各一更樓，而北極閣覆舟山一帶尤眾。故全城內外，在目如繪，一聞戰，則更樓吹角，各館人持械疾赴韋昌輝處聽指揮，少延則斬。然後知我軍(清軍)守城真兒戲也。
既要定都南京，原有的戰略當然要改變，否則一旦清軍實施合圍，天京便成了一座全無戰略縱深的孤城。其次，擄掠固不失為因糧於敵的好戰法，可一旦定都，再多的虜獲也不免於坐吃山空。要獲得源源不斷的資源供給，已不能單靠殺雞取卵式的擄掠，而是要占據足夠多的地盤。這也就是攻占江寧僅七日，楊秀清便派大軍分進鎮江、揚州的原因。戰略一變，原來棄如敝履的武昌、安慶暨沿江各省，對於天朝的生存，便有了至關重要的價值。此時的楊秀清等肯定省悟到，他們已經犯下了嚴重的戰略錯誤，於是，便有了北伐與西征的作戰。北伐的目的，是太平軍賈其餘勇，直搗幽燕，推翻滿清的嚐試；西征則為的是控製長江沿岸各省，拓展戰略縱深，搶占東南財賦之區。但從軍力的配置看，更受重視的是西征。
三月初，太平天國在封賞功臣的同時，決定了下一步的軍事。東王楊秀清為全軍統帥，居天京總攬全局；北王韋昌輝主管城防，拱衛天京。在新增置的七位侯爵中，北伐主將李開芳被封為定胡侯，林風翔被封為靖胡侯，吉元被封為平胡侯，朱錫錕被封為剿胡侯，黃益芸被封為滅胡侯，兵分三路，間道北伐。西征軍則以翼王石達開為主帥，護天侯胡以晄、頂天侯秦日綱為輔，溯江西上，經營沿江各省。這個決定表明了戰術上精明的太平軍，在戰略上的無知。有些學者好為人謀，以為當時曾國藩的湘勇還在萌芽之中；而西方列強尚不了解太平天國的異教性質，反而因其崇拜上帝而報之以同情與好感；麇集江寧一帶的清軍精銳，如江南大營的向榮，江北大營的琦善，總兵力不過數萬，太平軍本可以壓倒性的優勢兵力與之決戰，消滅這股有生力量；然後舉全力北伐，乘清廷驚魂未定之際，直搗黃龍，滅此朝食。群龍無首的各級官府，見大勢已去，不難傳檄而定。即便有抵抗者，也難於持久。似乎若非戰略錯誤，太平天國注定會統治中國。
西哲黑格爾有言，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也隻有合理的方能存在。暗喻著事物與社會發展中存在著一種必然。曆史之所以沒有也根本不會出現上述結果，即出於這種必然。洪楊所以屢屢出現戰略失誤，學者歸咎於他們沒有諸葛亮式的好軍師、好參謀，卻沒有深思其所以然。他們那套與中國主流化異質的歪理邪說非但難以吸引知識分子，反而為士大夫階層所深惡痛絕，而不能獲得社會精英階層的認同與加入，從源頭上就注定了洪楊的事業不會、也不可能成功。百年之下重溫那段曆史，我們大可不必惋惜，而應該慶幸。
從北伐與西征軍統帥的任命上，西征的大帥是王，北伐的統帥是侯；從兩軍人數上，西征軍四五萬人，北伐軍不過三萬人；二者孰重孰輕，不言自明。可以看出，楊秀清還是循著他在道州時的思路：“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故北伐是個嚐試，能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可劃江而治，偏安於東南。而西征則不然，這是鞏固金陵的根本所在，沒有長江沿岸各省作依托，金陵這個根本是沒辦法保住的。這才是楊秀清頭腦中的戰略，以他的地位與權威，在關係天國命運的決策上，是不會容任何人置喙的。洪楊都不脫農民小富即安的烙印，所以戰術上精明，戰略上保守，毋寧說是種必然的選擇。太平天國的獨裁體製也難於集思廣益，楊秀清一拍腦門子，事情就這麽定了。所以成也楊秀清，敗也楊秀清，這也是所有獨裁政體無可逃避的悲劇命運。
在這兩大軍事行動中，北伐與曾國藩無涉，故於此隻對其過程做一簡略敘述。鹹豐三年(1853)四月一日，李開芳、林風翔率北伐軍離開揚州，經儀征西進；六日乘船千艘，自儀征、**至浦口江麵，八日占領浦口。清軍西淩阿部潰敗，北伐軍旋即攻克滁州、鳳陽。由朱錫錕、黃益芸率領的北伐軍之一部由天京出發，接應李、林所部，自浦口登陸後誤入**縣境小河，遭清軍堵擊，黃戰死，朱帶餘部在滁州清流關與大軍會合，繼續北上，連克懷遠、蒙城、亳州，一路橫掃皖北。五月，北伐軍繞過在宋家集堵截的清軍，間道入河南，出敵不意一舉攻陷歸德府(今商丘)，獲得大量補給。此後一路西進，連下寧陵、睢州，直逼省城開封，因大雨不克攻城，五月十六日撤圍西上，二十一日，自氾水開始渡河北上。北伐軍一路仍沿襲“打糧括人”的老辦法，至渡河時“裹脅之眾已有十餘萬”。“官軍遙望，輒開槍炮轟擊，而遠不能及；賊果開帆來，則潰散而去，屯據溫縣西關，賊於是從容渡河。”二十九日，北伐軍大部過河，隨即圍攻懷慶府。此時北伐軍人數雖多，“然長發僅數百，餘皆所裹脅湖南北、江寧、揚州之人及皖、豫撚匪，而撚匪極多。”其時，數省清軍“數萬官兵觀望逡巡，賊不敢出，兵亦不敢進”。而由江南大營奉調北上追擊的勝保一軍，“從後追趕，相距止一兩程，賊行亦行，賊止亦止，任其沿途殺掠，不能救援一處。賊目笑之，以為送行，嚐植四大字木牌於其來路，曰：‘勝保免送。’”
當得知太平軍渡河北上的奏報後，鹹豐備極憂惶，頗有末日將臨的感覺。據說他曾對其師傅之子，時任軍機大臣的杜翰感歎說：“天啟當亡國而弗亡，崇禎不當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殘破，賊已渡河，明代事行見矣。設有不幸，朕亦如崇禎不當亡而亡耳。”鹹豐這番感歎中所提及的天啟，就是明熹宗朱由校，是明末有名的昏君。他性喜木作，“好親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他所信用的乳母客氏與魏忠賢，狼狽為奸，魏每每趁他做木工活做得興起時，奏請政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以是恣威福惟己意。”天啟在位僅七年，無子，傳位於其弟朱由檢，是為末代皇帝崇禎。崇禎即位後，貶黜了魏忠賢集團，宵衣旰食，孜孜求治，但終不免於亡國。鹹豐感歎明朝不亡於天啟這樣童癡昏庸的皇帝，卻亡於崇禎這樣勵精圖治的皇帝，頗有以崇禎自況，怨艾老天不公的意思。其實，崇禎亡國，一大原因在於其剛愎自用、多疑好殺的個性。而鹹豐雖然也很自負，但在用人上有耐心，尚寬容，故能得臣下效力，最終沒有亡國。這是個插曲，我們還是來看北伐軍。
此時圍追堵截的清軍，也已趕到開封。五月二十五日，由綏遠、黑龍江、陝甘調來的馬隊趕到氾水，隨即直撲鞏縣，滯留南岸，尚未渡河之太平軍四千餘人寡不敵眾，於是掉頭南下，一路轉戰，經湖北赴安徽，其殘部最後在安慶加入太平軍的西征大軍。
六月八日，詔命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為欽差大臣，主持畿輔防務，並開始從各省抽調兵力，拱衛京師。而渡河之太平軍，在久攻懷慶不下後，主動撤圍西行，轉由太行山封門口進入山西，連克晉南多座州縣。八月二十七日，北伐軍斬關奪路，師次冀南重鎮臨洺關。其時，訥爾經額所統率的大軍也屯駐於此，可見到太平軍，尚未接戰，“官軍倉皇失措，車馳卒奔，萬餘人潰散略盡。訥相以數十人走入廣平府城，盡失其關防、令箭、軍資、軍書等物，幕友吏仆皆星散。”訥爾經額全無軍旅經驗，“為承平大吏已數十年，養尊處優，素不知兵，行軍既無偵探，又無營壘”，用這麽個草包當大帥，臨事張皇失措必不可免，訥爾經額旋即被革職拿問，可根子在皇帝用人的失誤，故訥氏逃過一死。由此亦可見鹹豐的寬厚。
臨洺關一失，華北大平原門戶洞開，“自八月二十七日起，至九月初七，計僅十一日，竟連失十州縣。縱賊匪等勢如風卷，而所過各城何至全無關闌，如入無人之境?……城池虛設，武備廢弛，探報不先，堵防無策，一州一縣之大，而失守於終日之間。”九月初八，北伐軍攻占深州，距北京僅有保定一城之隔，京師大震，官民紛紛逃遷。於是次日京師戒嚴，詔命以惠親王綿愉為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為參讚大臣，總統四將軍，會同自江南大營奉調北上的欽差大臣勝保，全力保衛畿輔。此時清廷真的是到了危急關頭，一旦京師陷落，不單清廷本身會傾覆，而且肯定會動搖全國官民對朝廷的信心。所以清廷調集了滿洲蒙古的老家底，準備背城借一，與太平軍做決定命運的一搏。
然而，北伐軍此時已是強弩之末。其一路裹脅擄掠的流寇作風，也激起了北方民眾的恐懼與惡感。九月二十五日，北伐軍攻克滄州，因死傷慘重而報複屠城，殺戮闔城男女萬餘人。二十六日入靜海，二十八日直撲天津，在這裏遇到了真正的抵抗。十月一日，天津知縣謝子澄率勇丁四千人，於運河稍直門處與北伐軍遭遇。其時運河漲水，非乘船不能過。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所以眾誌成城，士紳用命，與縣令是清官，得民眾擁戴關係極大。謝子澄，號雲舫，四川新都縣人。道光壬辰鄉試舉人，大挑一等，分發直隸，曆任青縣、靜海、邯鄲、盧龍、灤州、無極及天津知縣。謝沉淪下僚，“恂恂一儒吏耳”，但為政廉明，多善政。“聽斷(案)明敏，無積案，無私押。每至行刑之際，輒有愀然不樂之狀，是以用法得當，邑無冤民。當時有神明父母之稱。”謝後於十一月戰死於獨流，奉旨賞布政使銜，建祠置祀，賜諡忠湣。“靈柩回津，津郡為之罷市，百姓傾城而迎，哭聲震地，老嫗幼孩無不潛然流涕。民間供奉演劇焚香者，至今不絕。”可見其遺愛之深。他臨時募編的兵勇，相當一部分是獄中囚犯，能夠跟從他作戰而沒有臨陣反水，其人格感召力之強可見。若換作貪官，又有哪個百姓肯為之賣命呢!
受此重挫，太平軍進退維穀，遂分兵占據靜海城、楊柳青與獨流鎮三處，以互為犄角。大批清軍隨即合圍，太平軍亦於三處掘壕築壘，與清軍相持，等候援軍。十月五日，清軍先克楊柳青，太平軍退入獨流；十一日再戰不利，林風翔受傷回靜海大營。二十三日一戰，清軍中伏，副都統佟鑒與謝子澄戰死。但堅守一地不是太平軍擅長的戰法，其兵員、軍資日漸消耗，若援軍不繼，則失敗被殲是早晚的事。此後兩個月，沒有大的戰事，清軍以圍困為主，目的是困死太平軍，太平軍也自做突圍的準備。
鹹豐四年(1854)正月初八，北伐軍李開芳、林風翔等分別從獨流、靜海突圍，且戰且走，僧格林沁率馬隊緊追不舍，再次將北伐軍圍困於束城一帶的村莊中，北伐軍則憑借深溝高壘堅守待援。而楊秀清派來增援的黃生才、許宗揚、陳世保等四軍，還遠在安徽英山、桐城一帶。二月初九日，北伐軍乘入霧自束城突圍，且戰且走，於十一日占據阜城，而僧格林沁、勝保、崇恩等各路追兵亦再次合圍。此時北伐軍已陷入絕境，據被俘太平軍招供，“偽丞相三人，日夜哭泣”。而黃生才等援軍，也自豐工渡過黃河(其時黃河河道與今日不同，是經山東南部山江蘇入海)。二月二十七日，平胡侯吉元戰死於阜城，六天之後，援軍趕到山東臨清，僧格林沁則派善祿與勝保二軍南下阻截，而新任山東巡撫張亮基亦帶所募兵勇數千人，尾追於太平軍之後。三月初三日，太平軍開始猛攻臨清州城，以圖獲得補給，不克。此後善祿、張亮基、勝保先後趕到，但卻相互齟齬，掣肘不前。張亮基劾奏勝保擁兵養寇，縱暴殃民，勝保則參奏張推諉巧詐、冒功陳奏等；清廷遷就勝保，將張革職發往軍台效力。十五日，太平軍穴地轟城，臨清陷落，但城內糧草與火藥在破城時盡被焚毀，糧秣不繼，而半途加入的新兄弟(相當一部分是撚子)也開始結隊私逃。二十五日，太平軍棄城南走，清軍尾追不舍。且戰且退中，對繼續北上，還是南下，援軍主將意見分歧，黃生才、曾立昌主張繼續赴援，許宗揚、陳世保認為軍心不穩應南下歸隊。此後，這支援軍屢遭圍追堵截，狼奔豕突，黃生才被俘處死，曾立昌溺斃於河中，陳世保死於蒙城，最終隻有許宗揚生還金陵。
四月九日，候援無望的北伐軍自阜城突圍，向東越過運河，占領東光縣的連鎮，試圖南下與援軍會合。但僧格林沁的三萬騎兵緊迫不舍，旋即將他們包圍在連鎮。四月二十三日，南路勝保一軍亦回師至連鎮。連鎮橫跨運河，分東西兩鎮，互為犄角。五月初二日，李、林決定分軍作戰，林率大部據守連鎮待援，李則率兩千騎兵突圍南下，探查援軍所在。率部南下數百裏後，李開芳攻占了高唐州城，隨即被追蹤而來的清軍勝保等部合圍。而僧格林沁既無法攻克連鎮，遂於其外圍構築長垣，打算困死太平軍。這樣一直相持到年終，林部斷糧，清軍猛攻西連鎮，太平軍大批投降，林風翔率二千人收縮至東連鎮固守。鹹豐五年(1855)正月十九日，僧格林沁兵分四路，對林部發起總攻，林風翔傷重被俘，全軍瓦解。林被淩遲處死，其部下諸將被押解到遭太平軍屠城的滄州處斬，以慰亡靈。勝保則因無所作為而被革職拿問，所部被遣散，改由僧格林沁主持高唐軍事。正月二十九日，清軍行欲擒故縱之計，放李開芳突圍，行至高唐以南四十多裏地的馮官屯，李部再次被圍。此時太平軍隻餘數百人，僧格林沁故伎重施，築高牆圍困而外，開渠引水漫灌馮官屯。支撐到三月十二日，太平軍二百人出降，次日又有一百餘人混在難民中泅水逃生，但全數被清軍誅殺。至此窮蹙絕境，三日後李開芳乃率最後八十八人投降。李開芳被押解京師，獻俘後淩遲處死，其餘八十八人則分別押解到曾遭受兵燹的各州縣行刑示眾。北伐軍轉戰近兩年，縱橫七省，其覆滅使太平軍損失了大量精銳，洪楊一統天下的努力亦成為泡影，而能否偏安於江南，則取決於西征的成功與否了。
西征大軍兵分兩路，一路由護天侯、春官正丞相胡以晀為主帥，軍指安徽；一路由夏官副丞相賴漢英統率，進取江西。鹹豐三年(1853)四月十二日，兩軍自南京乘船千艘，溯江西上。五月二十七日，又有國宗、提督軍務石貞祥、國宗韋俊、石鎮崙、石鳳魁等率船千餘艘，赴援江西。總計兵力在五萬以上。
安徽一路，由於省會已轉移至廬州，原省會安慶防務空虛，太平軍隻用了一日，便再克安慶。五月四日，兩軍分手，賴漢英部繼續由水路前往江西。在江西，太平軍遇到了一個強硬的對手江忠源。江忠源隨張亮基到湖北後，鹹豐三年三月被實授為湖北按察使，隨即赴通城、崇陽剿匪。其間朝廷下旨調他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三月二十九日，江返抵武昌辦交卸，隨即帶勇一千二百人赴任。五月五日抵達九江後，適值太平軍西征，路途受阻。其後，賴漢英部相繼占領彭澤、湖口、南康，省城南昌告警，江忠源應江西巡撫張芾請求，於十六日趕到省城，布置防務。他與太平軍交過多次手，對太平軍的戰法相當熟悉。
江屢屢帶兵勇出城，與太平軍接戰，時獲小勝，有效地消解了守軍的畏懼心理。六月底，石貞祥部舟師二萬趕到南昌，會合賴漢英部，猛攻南昌。同時派悍將曾天養，以偏師進擊豐城、瑞州、饒州等地，擄糧以濟軍用。七月二十日，曾國藩調派增援的兵勇三千六百人，在夏廷樾、朱孫詒、羅澤南與江忠淑帶領下抵達南昌，幾日後便與太平軍打了場惡仗。其中曾國藩編練的湘勇尤其勇猛，於短兵相接中格殺太平軍二百餘人，在追擊時中了埋伏，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羅信南、羅鎮南與湘勇八十餘名戰死。此後，江忠源派夏廷樾、羅澤南、劉長佑分兵增援樟樹、吉安，並剿滅了安福與太和兩縣響應太平軍的起事者，穩定住了江西的局麵。
太平軍久攻南昌不克，於八月二十二日解圍而去。次日，西征軍大帥石達開也抵達安慶坐鎮指揮。西征軍事不順，賴漢英被調回天京，楊秀清“斥其無用，革職刪書”。這一路遂改由石貞祥統率，繼續溯流而上，連下九江、武穴，進軍湖北。九月六日，太平軍攻占半壁山，準備對據守田家鎮的清軍發動總攻。十二日，江忠源率部跟蹤而至，次日太平軍發起猛攻，清軍大敗。田家鎮一失，湖北門戶洞開，太平軍遂於十八日直取漢口漢陽，武昌再次告警。此時西征的太平軍主力，正以全力經營安徽，無力兼顧湖北，石部兵力不足以圍攻武昌，遂於十月六日放棄漢口漢陽，退駐黃州待援。
安徽方麵，石達開到安慶後，“張榜安民，擇村裏桀黠者為鄉官，迫民獻糧冊，按畝輸錢米，立榷關於大星橋，以鐵索巨筏橫截江麵阻行舟，征其稅”。其所為反映出太平天國組建地方政權，擴展戰略縱深，以獲取穩定供給的努力。十月，楊秀清派秦日綱取代石達開，十四日，“乘雨直撲集賢關，進攻桐城，陷之。庚子(二十九日)陷舒城，團練大臣呂賢基等死之。”此後太平軍兵鋒直指省會廬州，安徽告急。
清廷以禦敵不力，九月十九日將安徽巡撫李嘉端革職，以江忠源代之。江忠源兵敗田家鎮，所部兵勇僅千餘人，又患病於赴任途中。先是，曾國藩曾有書信告知江忠源，自己有意練勇六千，交給他統帶作戰。無奈此時尚未練成，隻能派江忠濬與劉長佑率募勇一千赴援。江因病滯留六安，原想等此軍到後赴任，而廬州知府胡元煒“詭言廬州兵力已厚，餉亦充裕，促公往。公力疾馳至，問守具，元煒以方籌畫對。糗糧、軍火一無(所)有”。江因相信了胡元煒的話，所部一半留在了六安，十一月十日抵達廬州時，隨任兵勇僅數百人，而廬州本地新募之勇全無作戰經驗。江見廬州城大，於是連夜將城門堵塞，並連日動員上萬名百姓參與城守。兩日後，太平軍西征主力胡以晀、曾天養部十餘萬人合圍廬州，並采用圍點打援的戰術，於穴地埋雷的同時，連敗赴援的清軍。相持一個多月後，太平軍再次炸開水西門城牆，“公(即江忠源)督勇力堵，賊梯北城入，蜂至。公駐水關橋督戰，大呼殺賊。一壯士突前強負公行，公叱令去，已，齧其背乃釋。賊飛戟亂刺，身被重創，投橋下古塘死。十二月十七日，天甫曙也。”同死於廬州的，還有曾國藩的京師舊友，時任池州知府的陳源兗。
江忠源死時，42歲，正當壯年。在當時清軍中那些養寇自重或望風而逃的將領中，江實為佼佼者，是個做大帥的材料。曾國藩曾說過：
公(即江忠源)每出兵當大敵，橫槊馬上，瞭察山川形勢，遇坡嶺回互，輒舉鞭指示營將曰：“若以一營伏此，吾轉戰至某所，若出為吾應。”雖平地田疇交錯，或輒留數騎伏阡陌間，後與賊相持急，往往以伏兵起得全勝。……居圍城，每夜必環城一巡視，見士卒食苦，或時下馬呼匕著，取嚐所食，曰：“適巡城饑，與君一共此味耳”。以故士卒感服，無忍背者。
曾國藩極為推重江忠源，“岷樵(即江忠源，岷樵為其號)之為人，孝友肫肫，與士卒同艱苦，臨陣長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吳鎔出任湖廣總督，曾(其時他尚不知江已調任安徽巡撫)向老師舉薦人才，亟稱江忠源是帥才，“璞山(即王錱，璞山為其字)忠勇冠群，馭眾嚴明，然局量較隘，隻堪裨將。以視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閎遠，則非其倫矣。”他衡陽練兵的初衷，就是練就一支勁旅，交江忠源統帶，自己並無親自帶兵的打算。江忠源開府安徽，他既高興，又憂心。高興的是，江任一省之軍政最高長官，才幹可得施展；憂心的是，安徽已成敵我膠著之戰場，而江此時兩手空空，並無足恃的資源。在給同事的複信中，他曾流露出內心的焦灼，“岷樵自入皖境，已成糜爛，護身無數百之卒，環圍有盈萬之賊。弟北望君門，東望師友，恨不得插翅奮飛，一赴水火之援。而船炮兩事，實不能倉促立就。”在給江忠源的信中，他也詳述了何以不能馬上赴援的苦衷：
添勇六千之說，昨因令弟達川(即江忠濬，字達川)帶勇一千進省，即令其趕緊赴皖，以備閣下爪牙之需。其餘五千須伺炮船辦齊，水陸並進，乃可有濟。省中諸友及璞山之意，皆欲急急成軍以出。國藩思此次由楚省招勇東下，一為四省合防之計，一以助閣下澄清之用，必須選百練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炮並富，陸路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為百戰艱難之行，豈可兒戲成軍，倉猝一出!人盡烏合，器多苦窳，船不滿二百，炮不滿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麵，縱能迅達皖省，究竟於事何補？是以鄙人愚見，總須備戰艦二百號，又輔以民船載貨者七八百，大小炮千餘位，水勇四千，陸勇六千，夾江而下，明春成行，與麾下相遇於九江、小孤(山)之間，方始略成氣候。否則名為大興義旅，實等(於)矮人現場，不值方家一哂耳。明知閣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無益，不如遲而有備。
次年正月十三，曾國藩得知江忠源的死訊，震驚之餘，隻能大呼“嗚呼痛哉!”曾國藩因做事認真，被朝廷鞭打快牛，壓了重擔，且有口難言。而江忠源一死，揮師東下，與太平軍角逐於長江一線的重任，亦責無旁貸地落在了他的肩頭上。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曾氏此時茫然無歸，難以名狀之心緒。
閣下治軍鄂渚，為甄師(即湖廣總督吳鎔，字甄甫；甄師是曾國藩對老師的尊稱)喜，為兩湖喜。而同時又接廬州失陷，岷樵殉難之信，為天下憂，為吾黨憂。國藩自九月來，募練諸勇，造備戰船，擬與甄師、岷老(即江忠源，岷老為敬稱)合為一氣，共商四省合防之策，兼籌以剿為堵之道，意將以甄師為主，而侍與岷老輔之。不謂斯材遽成名以去，而甄師又被群言謗劾。孤立無助，對此茫茫，隻堪痛哭！
曾國藩寫此信前一日，吳鎔已兵敗身死於堵城(在黃州北二十裏)，此後局勢急轉直下。原駐黃州待援的石貞祥部，此時已得到安徽與南京方麵的增援，新到者為秋官又正丞相曾天養、春官又副丞相林紹璋、水師統領張子朋等太平軍悍將，水陸兩軍達四萬人，遂再次進軍武昌。就在曾國藩發布檄，水陸大軍由衡州北上之際，太平軍卻先發製人，石貞祥、林紹璋於二月一日，先占領了嶽州府，之後相繼攻占湘陰(二月六日)、靖港(二月九日)、寧鄉(二月十三日)。在寧鄉，兩軍打了個遭遇戰。
這一戰，也是兩軍精銳的硬碰硬，顯示了湘軍以寡擊眾、勇猛敢戰的作風。湘軍僅五百人，而太平軍有三千人；儲玫躬(營官)與十八名湘勇戰死，卻殺斃太平軍三百餘名。另一支先頭部隊在王錱、朱孫詒帶領下，也趕走了湘陰一帶的太平軍，隨即尾追至嶽州。
二月二十三日，湘軍水師抵達洞庭湖，與太平軍水師略有接觸，小勝，隨即收複嶽州。石貞祥部收縮至蒲圻、崇陽、通城一帶，此地與湖南平江縣接壤，曾即派林源恩所部平江勇駐防塔市，又調派胡林翼部黔勇六百名增援。二月二十九日，林紹璋自漢陽率太平軍三萬赴蒲圻，與石貞祥部會合，於三月二日、六日對塔市的清軍發起攻擊。此役湘軍(含胡部黔勇)仍是以少勝多，總計擊斃太平軍近千人，斬殺太平軍副丞相林大旺，繳獲了林紹璋的軍旗。湘軍旋即兵分三路，由胡林翼、塔齊布、王錱率領，進擊崇通、蒲圻一帶的太平軍。其中王錱一路(約一千六百名)剽疾輕進，七日於蒲圻羊樓司遭遇太平軍主力，敗績，回撤至嶽州。旋即被追蹤而來的太平軍包圍。嶽州先已被太平軍擄掠一空，無糧秣，難於據守。曾國藩派水師接應突圍，救出王錱等九百餘官兵。是役，營官鍾近衡、鍾近濂、劉恪臣戰死，士卒死傷近半，王錱部元氣大傷。此後便留駐湖南，未能隨湘軍主力遠征。
另外兩路(胡林翼、塔齊布)，由平江北進，十二日在通城附近石水塘遭到太平軍數千人伏擊，胡部沉著應戰，擊斃太平軍三百餘人；塔齊布部則於十四日在通城沙坪與太平軍萬人鏖戰，斃敵千人。此役，湘軍再次以少勝多，但因王錱之敗，太平軍大隊南下，故曾國藩急調塔齊布一軍回保長沙。
在水師方麵，三月初七，“北風大作，湖中巨浪如山”，戰船毀損數十艘，當地人民已逃亡一空，無工無料，不得不退回長沙修複整編。
無獨有偶，太平天國起事之初，身為全軍統帥的楊秀清、蕭朝貴也曾發布過一道檄，布告天下，申明起義的宗旨。兩件檄均為重要曆史獻，鮮明地表露出敵對雙方的思想理念。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很多問題。故筆者不吝篇幅，以其發布時間的先後，迻錄原，以饗讀者。筆者先不做分析，大家看章，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相信讀者都會有自己獨立的判斷。先看楊秀清、蕭朝貴的《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簡稱《奉天討胡檄》。
真天命太平天國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為奉天討胡，檄布四方。
若曰：嗟爾有眾，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之大，九州之眾，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為有人乎！妖胡虜焰憣蒼穹，**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氛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為臣仆。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
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國名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胡虜目為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磬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汙；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孽。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偽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為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為奴為妾，三千粉黛，皆為羯狗所汙；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汙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製度，今滿洲造為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製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為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殍流離，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汙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傑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興複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
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姚)襄，使歸義中國。符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符)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國，惡極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國之無人，盜據中夏。妖座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除其穴，反中其鬼謀，受其淩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群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艴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眾，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眾，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眾受製於十萬，亦孔之醜矣!
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複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盈貫，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降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為官，或為民，當急揚徵之誌。甲胄幹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妥歡於應昌，興複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韃子鹹豐來獻者，或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蝥弧於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偽拒真，生為胡人，死為胡鬼，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上對上帝於高天乎!予興義兵，上為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為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鹹使聞之。
告作於壬子二年(即鹹豐二年)，其時，太平軍正從廣西挺進湘鄂，這篇告當時為號召沿途民眾投身起義而作。此檄是太平天國眾多獻中較有采的一篇，讀起來還算從字順。楊秀清目不識丁，這顯然不是他的手筆，但貫徹了洪楊的意旨。從遣詞造句，以及時不時掉一下書袋來看，告當是太平軍中的讀書人所力。告稱所號召的對象為“公”，顯然針對的是識斷字的士大夫階層。中國人自古敬奉天地君親師，而士大夫階級宗孔子，尤其不好語怪力亂神。這篇告把中國特色的上帝(即天父皇上帝)作為唯一的創世主。幾乎不可能得到他們的認同。對朝廷縱容貪官汙吏，賄賂公行等最為人民痛恨，也最容易引起大眾共鳴的弊端，告隻是一筆帶過，卻把重點放到了子虛烏有，很難被人相信的事情上。譬如滿洲人如何心懷鬼胎，想要通過**中國女子，使中華盡為胡種雲雲。洪楊等自以為最能激起人憤恨的事情，在富於理性的讀書人眼中，反而暴露了其思想之猥瑣與拜上帝教的荒誕不經。其實是滿洲人更怕滿漢通婚，憂心自己在人種上被居於絕對多數的漢族同化，滿漢通婚的禁令，直到20世紀初才被廢除。至於語言、衣冠、製度等等，與其說是滿洲用夷變夏，莫不如說這個昔日軍事上的征服者，在化上，早已成為被征服者，在士大夫眼中，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事實。故而這篇滿是宗教鼓惑與種族謾罵、內容空疏荒謬的檄得不到知識階層的響應，自在情理之中。我們再來看曾國藩的《討粵匪檄》。
為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州縣五千餘裏。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刮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浚壕。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嚐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鹹使聞之：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折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發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
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群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為分別也。
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鹹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曾國藩的檄則諸諸事實，說教不多。證之以當事人的記錄，大抵可信。檄中列舉太平軍所造成的禍亂，大致可以歸為以下數則：
一、劫掠民船。太平軍先後於湖南益陽、嶽州，湖北蒲圻擄獲民船上萬艘，其中多數是當地政府征集備用的，因清軍一觸即潰而被擄獲，實在怪不得太平軍。但自武昌東下，太平軍確實劫掠了民船。“賊自上遊擄船隻下金陵，誑謂船戶送到(金陵)，不留船，許自返，並不必蓄發。開水手名，將厚賞。及金陵城破，盡數驅之入(城)，其願附者易船，不願附者，分入諸賊館為聽使。各船所自有之物，並沒於賊。”
二、劫掠民財。金田團營時，信徒自願捐財產入聖庫；但到後來，太平軍每攻陷一城，均實行以下步驟：劫掠富戶，不從者殺；設立“進貢公舍”(即聖庫)，要求闔城人家進貢，“凡金銀錢米雞鴨茶葉皆可充貢，且雲：‘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蓋進貢與拜上(帝)異，拜上則為兵，進貢者仍為民也。於是人爭趨之。”但這隻是利用百姓畏懼當兵的心理搜刮民財的騙局，隨後即依進貢時的登記名錄，將百姓逐一編入營伍。
三、裹脅從軍。在廣西時，自願從軍者多為拜上帝會信徒，此後攻城略地，有大批會黨分子與對現狀不滿之人投軍。但普通百姓，隻想過安定溫飽的日子，是不可能自願從軍的。而太平軍的做法是，每至一地，先將百姓召集起來“講道理”，也就是宣傳拜上帝教義，號召民眾加入；之後將居民闔家強行拆散，分別編入男館女館(又稱男行、女行)，年富力強者編為“牌麵”，衝鋒陷陣；老弱者編為“牌尾”，從事各種雜役。轉移時，通常會放火將民房焚燒淨盡，以絕其顧戀，且全家被強製編入不同營伍，一人逃亡，會牽累全家，故盡管不情願，也不得不隨行。而曾國藩檄中所述，均實有其事。
四、泯滅人倫。太平天國等級森嚴，但在理論上隻承認上帝為唯一的“父”；其餘人等，與其敵對者則開除人籍，一概稱“妖”；自己人則無論長幼輩分，祖父子孫、母女夫妻，一概以兄弟姊妹相稱。“其女行法，女人無論老少，呼曰新姊妹；聚二十餘人為一館，老姊妹轄之，曰牌長。老姊妹者，廣西女人也，亦不論老少。”“其男行法，男子無論老少，呼曰新兄弟，聚二十餘人為一館，兩司馬轄之。兩司馬皆湖南(湖)北人，不稱老兄弟，老兄弟惟發至長者得稱。”
五、毀滅化。洪秀全科舉屢試不第，大病一場，後來他將病幻中升天之所見所聞整理成《太平天日》一書，公開頒行，其中就有上帝責罰孔子的內容。整個故事如同一幕短劇，頗可見其名落孫山後遷怒於孔子的心態。
(天父指著儒學經典對洪秀全說)“這是孔丘所遺傳之書，即是爾在凡間所讀之書，此書甚多差謬，連爾讀之，亦被其書教壞了。”
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責孔丘曰：“爾因何這樣教人糊塗了事，致凡人不識朕？爾名聲反大過於朕乎!”
孔丘始則強辯，終則默想無辭。
天兄基督亦責備孔丘曰：“爾造出這樣書教人，連朕胞弟讀爾書，亦被爾書教壞了!”
眾天使亦盡歸咎他。主(即洪秀全自稱)亦斥孔丘曰：“爾作出這樣書教人，爾這樣會作書乎?”
孔丘見高天人人歸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與妖魔頭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將孔丘捆綁解見天父上主皇上帝。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撻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討饒，鞭撻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補過，準他在天享福，永不準他下凡。
後來洪秀全造反稱王，手裏有了軍隊，遂將頭腦中的意**付諸實施。故凡太平軍所過之處，對學宮(即家塾、村塾、書院、貢院等所有供奉孔子牌位之所)與廟(即各地祭奠孔子的祠堂)，無不搗毀；儒學經籍、孔子木主，無不焚燒。一時間黃鍾毀棄，瓦缶雷鳴，斯掃地以盡，這是最令曾國藩痛心疾首的事了。“舉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其沉痛的心情，躍然紙上。也是由這種憤恨與沉痛，曾國藩超越了一家一姓的朝代嬗遞、國家興衰的局限，大大抬升了檄的境界。與太平軍的這場戰爭，絕不僅是保衛既有秩序之戰，更是護衛傳統之戰，護衛中華化之戰。
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顧炎武的影子。顧炎武有一段極有名的言論：“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後來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就是從這裏來的。國家與天下有什麽不同嗎?有很大的不同。國家，通常指一家一姓的王朝，王朝總會有一個由興到衰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曆史發展規律。而天下則不同，天下在這裏的涵義，指的是中華的化價值體係。哪朝哪代亡了，老百姓照樣可以生活；可天下(化)亡了，則意味著維係社會的價值體係的崩潰。化價值體係崩解了，社會就會變為一盤散沙，淪入無序之混亂，代之而起是獸性的泛濫與叢林原則的盛行，整個民族將會就此沉淪。
看一個時代是盛世還是衰世，主要看它的化價值體係。這個社會的風氣是誠樸還是虛偽呢?是鼓勵正直還是強調順從呢？是能夠正視並痛改前非呢，還是諱疾忌醫，過飾非呢?是滿口仁義道德，而骨子裏卻是男盜女娼呢?是心智健全還是人欲橫流呢?是天下為公，還是巧言令色、假公濟私呢?如果是後者，事態就危險了。所以顧炎武用孟子的話，作為亡天下的表征：表麵上看，仁義充塞，似乎好得不得了，而在實際上社會已經到了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就要解體的地步。什麽叫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社會之不均、不公已到了人不如獸的地步。整個社會對名、利趨之若鶩，物欲橫流，爾虞我詐，賄賂公行，鮮廉寡恥。社會走到這個地步，起因即在化價值體係的蛻變，也就是管子所說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亡國，是大臣們的事，是當官們的事，因為他們食朝廷的俸祿，自然該為國家效力。可亡天下，亡化，則是全民的事，雖匹夫之賤，也有推卸不了的一份責任。看到太平天國試圖以非驢非馬、不中不西的邪教毀滅中華傳統化，曾國藩焦急了，憤怒了，挺身而出了。他認為，知識分子對化責任更重，於是振臂大呼：“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六、毀禁宗教與傳統信仰。這也與化相關，宗教(釋道兩教)與民間信仰，雖非主流，卻也是傳統化的組成部分，且基礎廣大深厚。曾國藩是位儒者，並不信仰宗教，對鬼神更是敬而遠之。他之所以拉扯上宗教鬼神，是因為民間信仰對老百姓的影響巨大，太平天國隻拜上帝，此外一切神祗，均在鏟除之列，這無異於剝奪百姓們日常的精神寄托。曾國藩把這些列出來，爭取民心，讓老百姓看清楚，洪楊邪教壞事做絕，人神共憤，終不免毀滅的下場。作為對比曾國藩指出，甚至像李自成、張獻忠這樣的人，對聖人、鬼神也都還存有一份敬畏之心。其中的張獻忠，尤其嗜殺，割據四川時，曾強迫各府縣讀書人到成都赴試，集中後“驅至青羊宮殺之，先後萬人，棄筆硯山積”。張於僧道醫人，無所不殺；道觀寺廟，無所不焚，孑遺者唯關帝廟與昌廟。之所以不焚關帝廟，是因為陝西有奉祀關帝的風俗(張乃陝西人)；而保留昌廟，乃是因為昌君(又稱梓潼帝君)也姓張，就中還有一則趣事。
左右告以昌姓張，獻(忠)曰：“吾祖也”。追封始(祖)高皇帝，從官獻諛，比之李唐之祖混元，遂命建太廟。歸而落成，賦詩曰：“一線羊腸路，此地更無憂。人是人神是，同國與天休”。命嚴錫命以下皆和之，少遲斬。刻石八卦亭內，尋夢昌責之，令為致祭，凡涉義者斬之。獻(忠)大聲曰：“爾書咱自傲，(曰)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為甚嚇咱老子，咱與你聯了宗吧!”尚享至今，人以為笑。或曰：獻(忠)初過梓潼，夢人以宗弟紅柬來謁，戒勿殺梓潼人。獻(忠)語人曰：“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殺之?”故梓潼得免。
曾國藩這篇檄的反響如何，效果如何，筆者想引用兩位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的評論做一收束。一位是起初不失客觀，後來以階級鬥爭史觀判定太平天國為偉大革命運動的國內權威羅爾綱先生；另一位是揆諸民族大義，視太平天國為種族革命先驅，而對其所為種種多有恕詞的海外名家簡又先生。羅先生的評價是：
(曾氏《討粵匪檄》)給當時人心影響極大。因為中國人講倫常，宗孔孟，信鬼神為社會上思想的基礎，其私有財產製度，也是社會上根深蒂固的製度，而一旦都為太平軍所破壞，人民的驚疑震蕩為如何!這篇檄，就從這些地方來刺激人心，使人民就是平素抱種族的觀念，同情於洪秀全的人，也將視上帝教為異教，而反為他們自己的信仰、他們的身家財產以反抗太平軍。於是檄所播，傳到了士紳的手中與富豪地主的社會裏，他們便都興奮地說：“義軍起矣!曾公可與言事。”有的就慷慨自請從征，有的就踴躍捐資供餉、造船、製炮以助湘軍。湘軍就在這種背景與立場之下，得到了不斷的資源、不斷的人力，以與太平軍作長期的鬥爭，而且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再看簡又先生的分析：
曾國藩等起兵攻太平軍，明知民族的與政治的主題為無懈可擊，惟舍重就輕，避實攻虛，乃集中於其毀滅中國固有化一點而攻之，號召人心之力果非常偉大，蓋以為太平天國雖以“攘夷狄”為口號，而其化的與宗教的主張，皆夷之又夷，反不若滿清之完全皈化於中國的禮教，此在中國傳統的化(非民族的)立場上，足令曾等之振振有辭也。假使他們惟抱單純化的目的，隻求號召全漢族同胞推倒滿政府建立新政權，而不問其他，則又誰能非之，誰敢抗之?國父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為揭櫫三民主義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凡屬同誌，一視同仁，而未嚐以其自己所信之基督教強迫他人以必信，是為革命的最高策略。一則功敗垂成，一則迅成大功，非無故也。
看得出來，簡先生雖為洪楊的失敗抱憾，卻也不得不承認洪楊之化宗教主張“夷之又夷”，不合國情，難以得到中國人的認同。至於洪楊所倡導的“民族的與政治的主題”，是否無懈可擊，則另當別論。《奉天討胡檄》中對滿族人(注意：太平軍對統治者與一般滿族人民並不加以區分，而是一律視之為“妖”，是誅殺的對象)的肆口謾罵，在攻破南京等城市時，對滿洲人不分官民老幼婦孺的集體屠殺，究竟是民族革命，還是種族滅絕?凡未陷入革命迷狂之中，稍有理性者不難判斷。而其所謂政治的主題，從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的起因與其後來的活動，我們所能看到的，隻是一個因抱負難伸，積鬱成恨，而與清廷為敵的人；一個拆散眾人家庭，要求信徒們做苦行僧，自己卻迫不及待地占有眾多女性的邪教教主；其政治訴求，無非是由自己來坐天下，成為新王朝的新皇帝而已!而且這個新王朝政教合一，空前黑暗，不允許任何不同意見存在。在毀滅傳統化的同時，天國領袖們所能提供的不過是狂人的噫語，與“下凡”的巫術而已。在天國所謂革命與平等的光環下麵，有的隻是沉渣泛起，是最腐朽東西的死灰複燃。
簡先生認為太平天國若勝利，是國族“革新自強的黃金機會”；曾國藩斷送了這種機會，所以是“罪人”。但觀洪楊之理念與所言所行，可以肯定其與中國曆史上眾多邪教並無本質的不同；故太平天國一旦成事，中國非但絕無“革新自強”的可能，反倒極有可能倒退，淪入簡先生所說的“萬劫不複之厄運”。看來，一個執著於其黨派成見、帶了意識形態有色眼鏡的學者，即便學富五車，也可以無視基本的曆史事實，難怪他們會稱妻妾滿宮、動輒虐待毆打女人的洪秀全“生活態度嚴肅”，“簡直是一個嚴格的道德主義者，方之西國之清教徒未遑多讓”了。
判斷一個人在曆史上的功罪，是要看他在當時條件下，所作所為是推動還是阻撓社會進步，或雖未能推動，但卻阻止了社會的倒退，也可以稱作是功臣；隻有阻礙社會進步，甚至將社會拉向倒退者，才是罪人。以此衡量，曾國藩於艱難竭蹶之中，奮不顧身，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使中國免於淪入拜上帝教的統治，並於大亂之際，與眾多中興名臣一起，推動了古老中國邁向近代化的腳步，非但功在國家，而且功在天下。
曾國藩自鹹豐三年墨絰出山，剿匪、練兵、造船一年多，還沒有與太平軍照過麵。現在總算練成了一支水陸大軍，他發布檄，率師東征，不想未待他找上對頭，對頭卻先找上門來了。湘軍師至長沙，即遭遇太平軍大舉進軍湖南的局麵。這是倉促成軍的湘軍，首次與對手大規模交戰，也是決定湘鄂乃至大清命運的一戰。為什麽這樣說呢?為此，我們先要搞清楚太平軍重返湖廣的戰略意圖，並對這一年多來的戰況，與雙方形勢之消長做一番梳理。
鹹豐三年，是太平軍猛虎出柙，高歌猛進的一年。先是，因久攻不克，糧秣不繼，太平軍主動放棄長沙，改走益陽。在益陽，太平軍意外擄獲民船數千，順江而下，官軍望風而逃，於是兵不血刃占領嶽州。在嶽州，太平軍不但再獲民船五千，而且得到了國初吳三桂囤積於此的大量火炮物資，從而裝備成為一支龐大的水陸軍。之後太平軍循水陸二途分進合擊，勢如破竹，相繼占領蒲圻、漢陽，合圍武昌，並於鹹豐二年十二月四日，以地雷轟塌城牆二十餘丈，攻克省城。武昌雄踞長江中遊，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為中南軍事經濟重鎮，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這是太平軍攻下的第一座省城，也是中南最富庶的城市，但太平軍仍沿襲以前吃足就走的流寇戰略，在虜獲大量資源，充實實力後，棄城東下。在不足一月的占領期內，洪楊等將武昌洗劫一空，有在劫者做了逐日記錄，頗具代表性，這裏略錄幾則，以見其所為。
破城：初四日黎明，“黑霧中聞大聲震動，昌門城頹二十餘丈”，太平軍“八人揚旗先登，見垛口疏落，招颭大呼，逆黨繼之，複四圍乘梯攻入，兵勇紛紛走避，城遂陷”。武昌城高牆厚，太平軍破城得力於土營，即“在(湖南)耒陽招得挖煤人甚眾，每攻城用以穿地道，遂為長技。其法於數裏外開一巨洞，以大木上釘橫板，旋進旋以木承之，故無壓墜之患。其木兩旁可容人出入，所挖之土即於此擔出，既達城足，堆滿火藥，或以匶(音柩，即棺材)盛之，而皆藏引線竹筒中，預刻其時為引線之長短，隨遲隨疾皆可預定。位置既畢，乃靜候轟裂，乘勢攻入”。入城後即傳令“官兵不留，百姓勿傷”。釋放獄中囚犯，搜殺官兵，至初五日，殺人盈街。開始“三五為群，入人家搜刮財物，加刃於頸，逼索金寶。如是者累日”。
打館：初六日，楊秀清傳“止殺”令。太平軍“入城日眾，皆居長街列肆及人家大廈，收羅軍器，使人舁(搬運)火藥局硝磺入船”。脅迫城中人加入拜上帝會，“分設寫名(登記)數館，從之者皆至館報明名氏、年籍，登簿記注。既寫名，則群居一所，初以十人為一館，旋以二十五人為一館，皆設頭目領之。……搜城中米鹽，日分給各館，使人毀窗欞及木具為薪。賊設偽聖庫於長街汪姓(綢)店，凡珍貴之物鹹納焉。”十一日又在閱馬場“講道理”，號召居民拜上帝。
進貢與編伍：初十日，號召沒有加入拜上帝會的百姓進貢，聲稱進貢者可各安本業，“於是人爭趨之。……聞進貢仍得為民，皆不惜傾囷倒廩出之。”進貢時逐一登錄姓名在冊。二日後鳴鑼傳呼進貢者點名，遲誤者斬首。之後開始將城中人逐日帶往城外，編入營伍，“不分老幼，率以四五十人為一營，使二長發賊為正副營長領之。……少壯有力者二十五人為正牌，老幼為牌尾，有疾者為能人，送入能人館，有醫為診治。”十六日起，外始發給入伍者兵器。最後，武昌城數十萬人，得居城中者十無二三，此時居民雖知受騙，但已悔之無及。
開設女館：十九日，傳令城中婦女歸館。“遷延者，鞭箠促之，時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婦女雖青年弓足者，莫不躬自負擔，抱兒挈女，絡繹街巷。至則有賊婦領之。服飾華美，有釵釧者，輒為賊婦所奪。每館賊日發油一盃，人各發穀三合。”所謂“賊婦”，指的是自廣西一路隨軍而來的客家老姊妹，客家女不纏足，故“皆大腳高髻，力能任重，可勝二百斤”。俯巷人家有藏匿不出者，搜出打屁板數十後，就城中歸館。
選妃：洪秀全等太平軍頭目於初九日入城，分別居住於官府衙門(洪住巡撫衙門，楊住藩台衙門)。二十五日為天曆(即太平天國自定的曆法)歲尾。於本日“使民間女子往閱馬場聽講(道理)，至則選十餘齡有殊色者六十人，即逼令入撫署。從此沉溺狂瀾，遂與父母永訣矣”。當日天國男女官員，各備肴饌，敲鑼打鼓進獻於天王與王娘，並賞給各營豬一頭，錢數貫，以示同慶。次日賀歲，“城內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紙厚至寸許”。洪秀全在廣西時已有王娘三十六人，至此又添六十人，故後其入南京時，妻室達**十人，隨從簇擁，蔚為大觀。
轉移官銀：天曆大年初二(即舊曆十二月二十七日)，此時估計太平天國領導層已做出建都金陵的決策，故開始作轉移之準備。“布政司廣儲庫銀七十餘萬，糧儲道庫銀十餘萬，合鹽道、府、縣庫銀總計之約銀百萬，賊悉舁之登舟。”
劫掠縱火，棄城東下：二十八日，太平軍將武昌守城用的銅炮、鐵炮搬運入船；二十九日傳令各營備齊一月口糧，鋤鍬四具(攻城時用於挖掘地道)；三十日，開始於空屋縱火。三十日後，太平軍治裝登舟，老姊妹們在紛紛捆載出城的同時，驅趕女館婦女概行登舟。正月初二，太平天國諸王與百官前往洪秀全處辭行後，至東王府會齊後以次出城；隨後洪秀全“乘黃氈轎啟行，其後有肩輿百餘乘”。老姊妹們深入僻巷各女館搜刮餘財，之後出城登船。另有太平軍使者“循行市中，呼曰：將焚九門內民居，男婦悉從東行，不則焚死也。於是男子從行者十之九，女子從者十一二”。擔任掩護大隊轉移的太平軍，撤退前一把火，“是夜，城中焚廬火環起，赤光燭天，明如白晝，照見江中賊舟往來，纖悉畢見。”
據《賊情匯纂》分析，太平軍攻陷永安時，人數不過三萬七千人，進入湖南道州休整時。算入老弱婦孺也不過五萬多人。湘南郴桂一帶會黨分子大批投軍後，其人數倍增，到長沙城下時，已逾十萬。“迨陷武漢，裹脅男婦老幼水陸東下，合前數五十萬有奇。”證之以《武昌兵燹紀略》，所記，“賊初入武昌，粵東西匪二萬餘，湖廣匪四萬餘，粵西女賊萬餘。……船數千艘，楫棹士(船夫)萬餘，大計其數，不下十萬眾”，則被太平軍裹挾東下者，最少在三十萬人以上。如此，一個繁華富庶的武昌，連人帶物被席卷一空，就此變成了一座空城。
二日後，太平軍前鋒占領黃州，六日攻占蘄水，八日於廣濟老鼠峽大破於此堵截的清軍，總兵恩長、參將遇壽戰死，所部潰散。十一日，前鋒石達開部水師直趨九江，旋即於十七日攻占安徽省城安慶，擄獲官銀三十萬兩，炮百餘尊，守軍潰散，巡撫蔣慶死。石達開部隨即放棄安慶繼續東進，相繼占領池州、銅陵、蕪湖，並與清軍再戰於東梁山，擊斃總兵陳勝元。至一月二十八日，陸路前鋒黃生才部亦進抵板橋，逼近江寧(時南京稱江寧)；次日陸路先鋒李開芳、林風翔、吉元部進抵省城西南紮營。二月三日，太平軍水師亦進抵下關，大隊登岸，與先期抵達的各部合圍江寧。此時的太平軍，經沿途裹脅，人數已達七十餘萬。
武昌陷落的當日，清廷懵然不知，尚命徐廣縉、向榮專辦兩湖軍務，另以兩江總督陸建瀛為欽差大臣，進防江皖；以琦善為欽差大臣，進防信陽、新野一帶。太平軍棄武昌東下之日，陸建瀛才抵達九江，而江寧的防務，委之以原廣西巡撫鄒鳴鶴(以其曾主持桂林城防，有守城經驗)，但鄒等軍政大員虛應故事，直至警報頻傳，方才略事準備。派到城外布防的兵士，“皆鴉片鬼也”，或“恇弱如婦女，不知何所用也”。而城內所招鄉勇，多為“向來失業及無賴遊手之徒”。一月十九日，陸建瀛自九江逃回，闔城人心惶惶。水師提督福珠隆阿帶兵五百駐防雨花台，而懾於太平軍的聲勢，沿江守軍聞風逃遁，郡縣空無一人。太平軍大隊兵臨城下後，原來囤積城外禦敵的軍火盡為所得。太平軍合圍江寧後，占據城外的製高點，連日以大炮向城內轟擊，同時趕造雲梯，穴地埋雷。
二月十日拂曉，儀鳳門城牆被地雷轟開兩丈多寬的缺口，太平軍數百人湧入城內，旋即分路撲擊內城(即八旗駐守之滿城)。儀鳳門為江寧將軍的防區，聞知失守後，將軍祥厚即調派駐守太平門的旗兵百人趕赴儀鳳門，以火槍迎擊，“連環而進，賊不能當，踉蹌卻走”，太平軍見勢不利，吹螺號撤退，由原路退出。清軍旋即堵塞缺口，太平軍此番突擊並未得手。
但是，先期由成賢街經小營突襲滿城的太平軍，與聞訊而出的兩江總督陸建瀛不期而遇，總督的儀從護衛見到太平軍進了城，一哄而散，總督遂成刀下之鬼。敵軍進城，總督被害的消息，隨逃散者傳至南門，守城官兵頓覺大勢已去，相繼遁逃；恐懼如影隨形，像傳染病一般開始蔓延，水西門、漢西門的兵勇亦聞風潰散。此時已是午後，占據著城外製高點的太平軍很快便發覺南門棄守，迅速支起雲梯登城，並沿城台繞至水西、漢西兩城門，強迫居住於各門附近的百姓搬走堵塞城門的土袋，於是三門洞開。其時天色已晚，占據各城門的太平軍即宿於附近的人家。“而中北城人不知三門情形，即東北各門守城兵亦不知也。城上仍複時時開炮，街巷仍複紛紛巡邏。”次日黎明，太平軍由三門大舉入城，頃刻間，喊殺聲槍聲震徹街巷，各門得知太平軍進城，軍無鬥誌，遂作鳥獸散，旗兵退入滿城，除太平門朝陽門繼續抵抗了一陣外，各門均棄守。入城的太平軍，在追殺城中潰卒的同時，傳令居民閉戶不出，違令者殺，然後集中兵力攻打滿城(內城)。
縱觀江寧城的陷落，清軍的窳弱、軍政大員不諳軍事，懈怠無能，各城門守軍之間缺乏協調與消息隔膜等等，都是致命傷。而太平軍的心理戰，則是其製勝的重要因素。首先是人多，人海戰術使得城高牆厚的江寧城就像是汪洋中的孤舟，首先在心理上瓦解了城內軍民的鬥誌。據當時身在江寧的汪士鐸所言：“或(有人)登三山門望之，自城外至江東門一望無際，橫廣十餘裏直望無際，皆紅頭人(指以紅布包頭太平軍士卒)。雖知其皆脅從，然以悍賊夾其中脅製之，使不亂行，故既眾且整，吾人望之氣奪。”其次，以小股佯動，疲弊守軍，虛耗其彈藥。“賊又分數十人東至通濟門，距城半裏許，三五窺探，守兵遙見，即連續開炮，驚擾不已。少時洪武門亦如此；又少時朝陽門亦如此。”再次，太平軍派細作事先混入城內，散布謠言，恐嚇民眾，致使城內一夕數驚，人心惶懼。如破城前一日，“傳說賊於明日破城，官民惶惑。是晚，城北居人籠燭巡街，忽見各家門牆或畫紅圈，或畫白圈，或一或兩，或朱書天字，或大字，或刀十字。周環二三裏，家家俱遍，先一刻無此也。群相驚疑，知有奸細，巡防徹夜無間。”
江寧陷落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受命追擊堵截太平軍的清軍將不用命，打打停停，養寇自重。武昌失陷後，清廷將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徐廣縉革職拿問，以在武昌與太平軍對峙的署湖北提督向榮為欽差大臣。其時在前敵，能與太平軍一戰的，隻有向榮，而清廷也將遏製太平軍勢頭的厚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綠營兵中，向部素稱勁旅，而且自廣西始，與太平軍打了數年，對手作戰的路數，向榮很清楚。太平軍東下後，他率軍尾追，若如其聲稱的是日夜兼程，本不難追及陸路的太平軍。但一月十四日到九江後，向借口催餉、裁勇、雇船，二月二日才乘船上路。抵達江寧時，清軍已足足落後了二十三天。而此時太平軍已攻克江寧十二天，且揮師東進，相繼占領了鎮江，揚州二城。向榮率所部在孝陵衛結營，是為江南大營；之後另一欽差大臣琦善率部屯住於揚州外圍，是為江北大營。此後清軍即“晏安苟且，狃恬武嬉之故習而不改”。曾國藩雖遠在湖南，也從親戚(在江南大營糧台任職)處得知具所為，“據稱向營兵勇五萬餘，自三月至十月並未開仗。此人誤盡天下事，遺禍於江、皖、兩湖，參之，肉其足食乎?而至今多言其勇者，公道之不明如此，可痛恨山。”
太平軍大規模拆散家庭，強製入伍，強製勞役的狀況駭人聽聞，姑且不論其人道與否，由此裹脅而成的軍隊戰鬥力如何，是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絕大多數老百姓是不會願意從軍作戰的，但太平軍的領袖們設計出一種屢試不爽的辦法，由不得你不從。
首先，編伍者要登錄兵冊。每營以兩司馬為單位，從頭領到士兵，均要登記番號、軍職、姓名、年齡、籍貫、入營時間、地點。每兩司馬造兵冊一本，呈本管卒長；每卒長合四兩司馬兵冊，匯造一本呈本管旅帥；每旅帥合五卒長兵冊，匯造一本呈本管師帥；每師帥合五旅帥兵冊，匯造一本呈本管軍帥；每軍帥合五師帥兵冊，匯造一樣四本，分送本管監軍、總製、將軍及詔書衙。如有逃走者，則隨時添改。每七日，兩司馬據冊開單，赴聖庫領一周錢糧。兵冊而外，尚有家冊，每軍自軍帥至伍卒，人各一頁，亦由兩司馬造送，層層匯轉如兵冊之製，經本管總製送存於詔書衙。家冊錄入每人軍伍番號、姓名、年齡、籍貫、入伍時間地點與軍功封賞等項外，還要逐一錄人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兒女姓名及所在。如此，家人形同人質，若發生逃亡、敗降等事，則可以按冊索驥，連坐家人。這一有組織的恐怖製度從金田團營，分男行女行時即已實行，實踐證明，對防止逃亡(用天國的語匯，叫做“變妖”)，這是很有效的一招。另外，太平軍不準剃頭，被裹脅者一段時間後，頭發自會生長變長(故被百姓稱做：長毛)，即便逃亡，也很可能被官軍、團練認作是“賊”而性命不保。
其用人，“最喜粗鄙無知識人，為其易於愚弄，……且皆強有力能耐勞苦，故每撫慰而任用之。”“無恒產力作以謀衣食者，如郴桂挖煤開礦人，沿江纖夫、船戶、碼頭挑(夫)腳(夫)、轎夫、鐵木匠作、艱苦手藝(人)皆終歲勞動，未嚐溫飽。被擄服役，賊必善遇之，數月後，居然老兄弟矣。衣錦食肉，優遊自如，遂亦安之。”太平軍尤喜收養童子，因其年少可塑性強，隨軍時間一長，“耳聞目見，無非邪說暴行，遂習而與之俱化，效其殺人放火，無所不至，隨賊愈久，殘忍愈甚。……凡臨陣攻城，亦慣用童子為介，以童子皆不畏死，無不以號叫跳躍為樂者。”這恐怕是曆史上最早利用兒童作戰者，張德堅《賊情匯纂》中與立“童子兵”一節可以參看，於此不贅。
那麽又用什麽保證士卒的戰鬥力呢?一是進行拜上帝教育，“令新擄之人，誦習讚美天條書及一切偽書，並極言天父天兄天王東王諸神異，自拜降後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打仗，天父必大顯權能，助陣殺妖，萬無一失。況新兄弟在後助仗，並不用爾等前驅。凡事但遵天令，出力立功，必授美官顯爵，死後魂升天堂，享福無窮。一人悔罪，舉家升天，不必掛念。”此外，每日早晚還要進行禮拜上帝儀式。“早晚吃飯，鳴鑼集眾，率念讚美(辭)，念時置桌屋中，列肴饌，茶三盞，飯三碗，點燭而無香。館人散座於兩旁，瞑目揚聲，如僧諷誦。”“其詞雲：讚美上帝，為天聖父；讚美耶穌，為救世真主；讚美聖神風為神靈，讚美三位為合一真神。真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智者踴躍，接之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宏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凡間，捐命代贖，吾儕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雲雲。”“念畢，各向外跪，書手默念：‘小子(女館自稱小女)某某，跪在地下，仰求天父皇上帝老親爺大開天恩’等語，末句則高呼‘殺盡妖魔’而起，然後吃飯。”上述讚美辭與天條，要求三個禮拜之內背熟，否則斬首不留。且禮拜三次無故不到，也會被處以斬首之刑。
思想灌輸而外，則以軍法部勒，臨陣退後者斬，違令者斬，逃亡者斬。自金田起事時，臨戰即有督戰隊，據當時被俘者交待，打仗時“如有退縮回館者，由各頭子指出，即行斬殺。每次打仗回去，總殺有二三十人。是以眾匪拚死”。金田時期主動從軍的老兄弟，有堅定信仰，且曆經土客械鬥、官軍圍剿、攻城略地，皆身經百戰，是太平軍的軍事骨幹，且大都升任高級軍職；而參加較晚的郴桂會黨分子，後多成為中基層軍事骨幹。這些人太平軍自己統稱老兄弟，清軍則稱之為“老賊”。到江寧時，廣西過來的老兄弟老姊妹，已經不滿三萬人，“臨陣率多郴桂以下續裹之人，疊受偽封，甘為之死。老賊憑高遠眺，作壁上觀而已。”或在後督戰，新兄弟(清軍稱之為“新賊”)懾於“退後立斬”之軍令，“齊一心誌，誓以死鬥，我軍往往不敵。即遇我之勁旅，是殺斃皆我之人民，與老賊初無所損。……或有經數十戰猶存者，譬之頑鐵百煉亦可成鋼。此輩即無伎倆，到此地步亦成能者。”據說，對這種裹脅之術，楊秀清獨有心得。時人有筆記說：
(楊)向所親密(之人)言曰：“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繩以苛法，劫以嚴令，驅策而挫折之，使之不遑有他誌。如有相約變妖(指逃亡)者殺之。雖各有異心，彼此疑懼，誰敢先出諸口?況人人心雖恨我而不能禍我，人人身體精神皆為我役使，是恨我者虛，助我者實也。妖之待人，人人感之，未必妖營辦事之人能如我諸兄弟之盡力。是感妖雖有實心，助妖並無實際，此妖之所以屢敗，我之所以屢勝歟?”
裹脅成軍這個特點，注定了太平軍隻能勝不能敗，且隻能以多戰少，一旦戰敗，尤其是主帥與帶隊的老兄弟陣亡後，很容易崩潰，因為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隻要有機會，注定會逃亡。再有就是必須不斷攻城掠地，以補充軍資、兵員之消耗，從而不可能建立起可供長久依托的根據地。之前太平軍屢戰屢勝得益於其朝氣，亦得益於清軍的暮氣。尤其是長期生活於和平環境中的官民，對於突如其來的戰爭與殺戮，既乏軍事準備，亦無心理準備，很容易被太平軍的聲勢所震懾。誠如汪士鐸所言：“江寧之禍，無將無兵無外援。城大，在事者皆人，陸(建瀛)與鄒鳴鶴雖經見戰而茫然不知守禦。殆戰時在百裏之外。蒙被而臥，又不采訪人言也。將軍、提督、都統雖武弁，然循格推升者，原不知武為何事也。臣之佳者以廉名，以幹(練)名，皆色取之巧也，夤緣依附之力也。不知掘壕，不知調兵，除八旗兵外，皆市井無賴、手無縛雞力者，與之同守，豈不殆哉！”
太平軍攻克滿城，殺“妖”(泛指一切滿洲人及漢族官兵)殆盡後，則又開始在武昌實行過的那套程序：搜刮民財充實聖庫，打館，分男行女行，講道理號召拜上帝，號召納貢免役，之後強製青壯男子編伍出征，選妃進獻天國領袖，等等。在太平軍攻占的鎮江、揚州等城市，這一幕照樣搬演。不同的是，江寧是洪楊認定的小天堂，他們要在這裏待下來，建立人間天國。
據李秀成說，洪秀全原本想要進軍中原，但楊秀清聽了其座船水手的話，決定建都南京。筆者以為李秀成所言乃是傳聞，因為李當時還是個中下級軍官，不可能參與這種重大決策。定都南京，最晚也是在武昌時做出的決策。不然，湖北河南相鄰，武昌距河南不過數百裏之遙，若進圖中原，何不從武昌直接北上，而要舍近求遠，迂回數千裏?稍有軍事常識者，都不可能犯這種錯誤。
洪秀全可能確實有去北京坐金鑾殿的想頭，但太平軍的節節勝利，是在楊秀清等的指揮下獲得的，他不過是個因人成事的傀儡(在楊秀清眼中，一定是這樣的)，說話不硬氣，即便堅持，楊秀清來一次“天父下凡”，即足以否決他的主張。而楊秀清自視神聖，也絕不是那種肯聽老兵諫言之人。其實，建都金陵早在其計劃之中。
洪秀全可能是看到太平軍進展太順，以為清廷不堪一擊，起了北進的念頭。至於老水手雲雲，筆者以為，是楊秀清故意放出的流言，為的是貶低洪秀全在太平軍中的威望。堂堂天王，其意願的分量竟趕不上東王座船上一個水手的話，這是何等羞辱!洪秀全當然不甘心，於是下詔訴諸公議，命令禦用人何震川等各抒己見。但楊秀清此時已是一人獨大，絕沒有人敢於違拗他的意誌，“公議”自然清一色大談建都金陵的正確性。楊秀清在敗亡之前，明裏暗裏，幾乎在每件大事上，都故意與洪秀全唱反調，洪自知不敵，於是行韜晦之計，忍辱負重，深居簡出，將軍政大事一概交給楊秀清打理，等待複出的時機。洪楊之爭最終釀成內訌屠殺的血案，會在後麵講到，於此不贅。
江寧甫克，太平軍即在天京內外，構築工事，其城防之堅固嚴密，令時在南京的汪士鐸大感吃驚。他在自己的筆記中記載說：
嗣見賊守城法。於各城(門)外皆為營壘，壘以土垣，不甚高厚，留穿(孔)以置銃炮；中為更樓一，高三層或四層，樓上四麵空敝以瞭望，夜以支(值)更，其下為房以居人。壘內為壕一，外為壕三四道環之，多則有七、八道者。壕深八尺，廣六尺八尺不等，中密釘竹簽；壕相間約丈，上置虎刺荊棘，巨木槎枒，周密環布。壘門門首皆曲向，壕上往來以吊橋，此壕外又為一大壕環城。城上間(隔)二丈(設)一更房，之更更人每旁五人，直一更柝不許少歇。城內環城亦為壕，並上城坡(道)亦壕之，坡上置柵，閉城上人不許下，每門設城守、巡守二人。士卒不許脫衣而寢，夜不點燈火不閉門，夜不許人行，日落時寂如長夜，惟賊之聽令者巡查者行焉。城門砌狹城闕，內置炮二座；城上女牆以筐盛石，置之備拋擲。城門各街皆置更樓，街有他館，館又各一更樓，而北極閣覆舟山一帶尤眾。故全城內外，在目如繪，一聞戰，則更樓吹角，各館人持械疾赴韋昌輝處聽指揮，少延則斬。然後知我軍(清軍)守城真兒戲也。
既要定都南京，原有的戰略當然要改變，否則一旦清軍實施合圍，天京便成了一座全無戰略縱深的孤城。其次，擄掠固不失為因糧於敵的好戰法，可一旦定都，再多的虜獲也不免於坐吃山空。要獲得源源不斷的資源供給，已不能單靠殺雞取卵式的擄掠，而是要占據足夠多的地盤。這也就是攻占江寧僅七日，楊秀清便派大軍分進鎮江、揚州的原因。戰略一變，原來棄如敝履的武昌、安慶暨沿江各省，對於天朝的生存，便有了至關重要的價值。此時的楊秀清等肯定省悟到，他們已經犯下了嚴重的戰略錯誤，於是，便有了北伐與西征的作戰。北伐的目的，是太平軍賈其餘勇，直搗幽燕，推翻滿清的嚐試；西征則為的是控製長江沿岸各省，拓展戰略縱深，搶占東南財賦之區。但從軍力的配置看，更受重視的是西征。
三月初，太平天國在封賞功臣的同時，決定了下一步的軍事。東王楊秀清為全軍統帥，居天京總攬全局；北王韋昌輝主管城防，拱衛天京。在新增置的七位侯爵中，北伐主將李開芳被封為定胡侯，林風翔被封為靖胡侯，吉元被封為平胡侯，朱錫錕被封為剿胡侯，黃益芸被封為滅胡侯，兵分三路，間道北伐。西征軍則以翼王石達開為主帥，護天侯胡以晄、頂天侯秦日綱為輔，溯江西上，經營沿江各省。這個決定表明了戰術上精明的太平軍，在戰略上的無知。有些學者好為人謀，以為當時曾國藩的湘勇還在萌芽之中；而西方列強尚不了解太平天國的異教性質，反而因其崇拜上帝而報之以同情與好感；麇集江寧一帶的清軍精銳，如江南大營的向榮，江北大營的琦善，總兵力不過數萬，太平軍本可以壓倒性的優勢兵力與之決戰，消滅這股有生力量；然後舉全力北伐，乘清廷驚魂未定之際，直搗黃龍，滅此朝食。群龍無首的各級官府，見大勢已去，不難傳檄而定。即便有抵抗者，也難於持久。似乎若非戰略錯誤，太平天國注定會統治中國。
西哲黑格爾有言，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也隻有合理的方能存在。暗喻著事物與社會發展中存在著一種必然。曆史之所以沒有也根本不會出現上述結果，即出於這種必然。洪楊所以屢屢出現戰略失誤，學者歸咎於他們沒有諸葛亮式的好軍師、好參謀，卻沒有深思其所以然。他們那套與中國主流化異質的歪理邪說非但難以吸引知識分子，反而為士大夫階層所深惡痛絕，而不能獲得社會精英階層的認同與加入，從源頭上就注定了洪楊的事業不會、也不可能成功。百年之下重溫那段曆史，我們大可不必惋惜，而應該慶幸。
從北伐與西征軍統帥的任命上，西征的大帥是王，北伐的統帥是侯；從兩軍人數上，西征軍四五萬人，北伐軍不過三萬人；二者孰重孰輕，不言自明。可以看出，楊秀清還是循著他在道州時的思路：“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故北伐是個嚐試，能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可劃江而治，偏安於東南。而西征則不然，這是鞏固金陵的根本所在，沒有長江沿岸各省作依托，金陵這個根本是沒辦法保住的。這才是楊秀清頭腦中的戰略，以他的地位與權威，在關係天國命運的決策上，是不會容任何人置喙的。洪楊都不脫農民小富即安的烙印，所以戰術上精明，戰略上保守，毋寧說是種必然的選擇。太平天國的獨裁體製也難於集思廣益，楊秀清一拍腦門子，事情就這麽定了。所以成也楊秀清，敗也楊秀清，這也是所有獨裁政體無可逃避的悲劇命運。
在這兩大軍事行動中，北伐與曾國藩無涉，故於此隻對其過程做一簡略敘述。鹹豐三年(1853)四月一日，李開芳、林風翔率北伐軍離開揚州，經儀征西進；六日乘船千艘，自儀征、**至浦口江麵，八日占領浦口。清軍西淩阿部潰敗，北伐軍旋即攻克滁州、鳳陽。由朱錫錕、黃益芸率領的北伐軍之一部由天京出發，接應李、林所部，自浦口登陸後誤入**縣境小河，遭清軍堵擊，黃戰死，朱帶餘部在滁州清流關與大軍會合，繼續北上，連克懷遠、蒙城、亳州，一路橫掃皖北。五月，北伐軍繞過在宋家集堵截的清軍，間道入河南，出敵不意一舉攻陷歸德府(今商丘)，獲得大量補給。此後一路西進，連下寧陵、睢州，直逼省城開封，因大雨不克攻城，五月十六日撤圍西上，二十一日，自氾水開始渡河北上。北伐軍一路仍沿襲“打糧括人”的老辦法，至渡河時“裹脅之眾已有十餘萬”。“官軍遙望，輒開槍炮轟擊，而遠不能及；賊果開帆來，則潰散而去，屯據溫縣西關，賊於是從容渡河。”二十九日，北伐軍大部過河，隨即圍攻懷慶府。此時北伐軍人數雖多，“然長發僅數百，餘皆所裹脅湖南北、江寧、揚州之人及皖、豫撚匪，而撚匪極多。”其時，數省清軍“數萬官兵觀望逡巡，賊不敢出，兵亦不敢進”。而由江南大營奉調北上追擊的勝保一軍，“從後追趕，相距止一兩程，賊行亦行，賊止亦止，任其沿途殺掠，不能救援一處。賊目笑之，以為送行，嚐植四大字木牌於其來路，曰：‘勝保免送。’”
當得知太平軍渡河北上的奏報後，鹹豐備極憂惶，頗有末日將臨的感覺。據說他曾對其師傅之子，時任軍機大臣的杜翰感歎說：“天啟當亡國而弗亡，崇禎不當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殘破，賊已渡河，明代事行見矣。設有不幸，朕亦如崇禎不當亡而亡耳。”鹹豐這番感歎中所提及的天啟，就是明熹宗朱由校，是明末有名的昏君。他性喜木作，“好親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他所信用的乳母客氏與魏忠賢，狼狽為奸，魏每每趁他做木工活做得興起時，奏請政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以是恣威福惟己意。”天啟在位僅七年，無子，傳位於其弟朱由檢，是為末代皇帝崇禎。崇禎即位後，貶黜了魏忠賢集團，宵衣旰食，孜孜求治，但終不免於亡國。鹹豐感歎明朝不亡於天啟這樣童癡昏庸的皇帝，卻亡於崇禎這樣勵精圖治的皇帝，頗有以崇禎自況，怨艾老天不公的意思。其實，崇禎亡國，一大原因在於其剛愎自用、多疑好殺的個性。而鹹豐雖然也很自負，但在用人上有耐心，尚寬容，故能得臣下效力，最終沒有亡國。這是個插曲，我們還是來看北伐軍。
此時圍追堵截的清軍，也已趕到開封。五月二十五日，由綏遠、黑龍江、陝甘調來的馬隊趕到氾水，隨即直撲鞏縣，滯留南岸，尚未渡河之太平軍四千餘人寡不敵眾，於是掉頭南下，一路轉戰，經湖北赴安徽，其殘部最後在安慶加入太平軍的西征大軍。
六月八日，詔命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為欽差大臣，主持畿輔防務，並開始從各省抽調兵力，拱衛京師。而渡河之太平軍，在久攻懷慶不下後，主動撤圍西行，轉由太行山封門口進入山西，連克晉南多座州縣。八月二十七日，北伐軍斬關奪路，師次冀南重鎮臨洺關。其時，訥爾經額所統率的大軍也屯駐於此，可見到太平軍，尚未接戰，“官軍倉皇失措，車馳卒奔，萬餘人潰散略盡。訥相以數十人走入廣平府城，盡失其關防、令箭、軍資、軍書等物，幕友吏仆皆星散。”訥爾經額全無軍旅經驗，“為承平大吏已數十年，養尊處優，素不知兵，行軍既無偵探，又無營壘”，用這麽個草包當大帥，臨事張皇失措必不可免，訥爾經額旋即被革職拿問，可根子在皇帝用人的失誤，故訥氏逃過一死。由此亦可見鹹豐的寬厚。
臨洺關一失，華北大平原門戶洞開，“自八月二十七日起，至九月初七，計僅十一日，竟連失十州縣。縱賊匪等勢如風卷，而所過各城何至全無關闌，如入無人之境?……城池虛設，武備廢弛，探報不先，堵防無策，一州一縣之大，而失守於終日之間。”九月初八，北伐軍攻占深州，距北京僅有保定一城之隔，京師大震，官民紛紛逃遷。於是次日京師戒嚴，詔命以惠親王綿愉為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為參讚大臣，總統四將軍，會同自江南大營奉調北上的欽差大臣勝保，全力保衛畿輔。此時清廷真的是到了危急關頭，一旦京師陷落，不單清廷本身會傾覆，而且肯定會動搖全國官民對朝廷的信心。所以清廷調集了滿洲蒙古的老家底，準備背城借一，與太平軍做決定命運的一搏。
然而，北伐軍此時已是強弩之末。其一路裹脅擄掠的流寇作風，也激起了北方民眾的恐懼與惡感。九月二十五日，北伐軍攻克滄州，因死傷慘重而報複屠城，殺戮闔城男女萬餘人。二十六日入靜海，二十八日直撲天津，在這裏遇到了真正的抵抗。十月一日，天津知縣謝子澄率勇丁四千人，於運河稍直門處與北伐軍遭遇。其時運河漲水，非乘船不能過。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所以眾誌成城，士紳用命，與縣令是清官，得民眾擁戴關係極大。謝子澄，號雲舫，四川新都縣人。道光壬辰鄉試舉人，大挑一等，分發直隸，曆任青縣、靜海、邯鄲、盧龍、灤州、無極及天津知縣。謝沉淪下僚，“恂恂一儒吏耳”，但為政廉明，多善政。“聽斷(案)明敏，無積案，無私押。每至行刑之際，輒有愀然不樂之狀，是以用法得當，邑無冤民。當時有神明父母之稱。”謝後於十一月戰死於獨流，奉旨賞布政使銜，建祠置祀，賜諡忠湣。“靈柩回津，津郡為之罷市，百姓傾城而迎，哭聲震地，老嫗幼孩無不潛然流涕。民間供奉演劇焚香者，至今不絕。”可見其遺愛之深。他臨時募編的兵勇，相當一部分是獄中囚犯，能夠跟從他作戰而沒有臨陣反水，其人格感召力之強可見。若換作貪官，又有哪個百姓肯為之賣命呢!
受此重挫，太平軍進退維穀，遂分兵占據靜海城、楊柳青與獨流鎮三處，以互為犄角。大批清軍隨即合圍，太平軍亦於三處掘壕築壘，與清軍相持，等候援軍。十月五日，清軍先克楊柳青，太平軍退入獨流；十一日再戰不利，林風翔受傷回靜海大營。二十三日一戰，清軍中伏，副都統佟鑒與謝子澄戰死。但堅守一地不是太平軍擅長的戰法，其兵員、軍資日漸消耗，若援軍不繼，則失敗被殲是早晚的事。此後兩個月，沒有大的戰事，清軍以圍困為主，目的是困死太平軍，太平軍也自做突圍的準備。
鹹豐四年(1854)正月初八，北伐軍李開芳、林風翔等分別從獨流、靜海突圍，且戰且走，僧格林沁率馬隊緊追不舍，再次將北伐軍圍困於束城一帶的村莊中，北伐軍則憑借深溝高壘堅守待援。而楊秀清派來增援的黃生才、許宗揚、陳世保等四軍，還遠在安徽英山、桐城一帶。二月初九日，北伐軍乘入霧自束城突圍，且戰且走，於十一日占據阜城，而僧格林沁、勝保、崇恩等各路追兵亦再次合圍。此時北伐軍已陷入絕境，據被俘太平軍招供，“偽丞相三人，日夜哭泣”。而黃生才等援軍，也自豐工渡過黃河(其時黃河河道與今日不同，是經山東南部山江蘇入海)。二月二十七日，平胡侯吉元戰死於阜城，六天之後，援軍趕到山東臨清，僧格林沁則派善祿與勝保二軍南下阻截，而新任山東巡撫張亮基亦帶所募兵勇數千人，尾追於太平軍之後。三月初三日，太平軍開始猛攻臨清州城，以圖獲得補給，不克。此後善祿、張亮基、勝保先後趕到，但卻相互齟齬，掣肘不前。張亮基劾奏勝保擁兵養寇，縱暴殃民，勝保則參奏張推諉巧詐、冒功陳奏等；清廷遷就勝保，將張革職發往軍台效力。十五日，太平軍穴地轟城，臨清陷落，但城內糧草與火藥在破城時盡被焚毀，糧秣不繼，而半途加入的新兄弟(相當一部分是撚子)也開始結隊私逃。二十五日，太平軍棄城南走，清軍尾追不舍。且戰且退中，對繼續北上，還是南下，援軍主將意見分歧，黃生才、曾立昌主張繼續赴援，許宗揚、陳世保認為軍心不穩應南下歸隊。此後，這支援軍屢遭圍追堵截，狼奔豕突，黃生才被俘處死，曾立昌溺斃於河中，陳世保死於蒙城，最終隻有許宗揚生還金陵。
四月九日，候援無望的北伐軍自阜城突圍，向東越過運河，占領東光縣的連鎮，試圖南下與援軍會合。但僧格林沁的三萬騎兵緊迫不舍，旋即將他們包圍在連鎮。四月二十三日，南路勝保一軍亦回師至連鎮。連鎮橫跨運河，分東西兩鎮，互為犄角。五月初二日，李、林決定分軍作戰，林率大部據守連鎮待援，李則率兩千騎兵突圍南下，探查援軍所在。率部南下數百裏後，李開芳攻占了高唐州城，隨即被追蹤而來的清軍勝保等部合圍。而僧格林沁既無法攻克連鎮，遂於其外圍構築長垣，打算困死太平軍。這樣一直相持到年終，林部斷糧，清軍猛攻西連鎮，太平軍大批投降，林風翔率二千人收縮至東連鎮固守。鹹豐五年(1855)正月十九日，僧格林沁兵分四路，對林部發起總攻，林風翔傷重被俘，全軍瓦解。林被淩遲處死，其部下諸將被押解到遭太平軍屠城的滄州處斬，以慰亡靈。勝保則因無所作為而被革職拿問，所部被遣散，改由僧格林沁主持高唐軍事。正月二十九日，清軍行欲擒故縱之計，放李開芳突圍，行至高唐以南四十多裏地的馮官屯，李部再次被圍。此時太平軍隻餘數百人，僧格林沁故伎重施，築高牆圍困而外，開渠引水漫灌馮官屯。支撐到三月十二日，太平軍二百人出降，次日又有一百餘人混在難民中泅水逃生，但全數被清軍誅殺。至此窮蹙絕境，三日後李開芳乃率最後八十八人投降。李開芳被押解京師，獻俘後淩遲處死，其餘八十八人則分別押解到曾遭受兵燹的各州縣行刑示眾。北伐軍轉戰近兩年，縱橫七省，其覆滅使太平軍損失了大量精銳，洪楊一統天下的努力亦成為泡影，而能否偏安於江南，則取決於西征的成功與否了。
西征大軍兵分兩路，一路由護天侯、春官正丞相胡以晀為主帥，軍指安徽；一路由夏官副丞相賴漢英統率，進取江西。鹹豐三年(1853)四月十二日，兩軍自南京乘船千艘，溯江西上。五月二十七日，又有國宗、提督軍務石貞祥、國宗韋俊、石鎮崙、石鳳魁等率船千餘艘，赴援江西。總計兵力在五萬以上。
安徽一路，由於省會已轉移至廬州，原省會安慶防務空虛，太平軍隻用了一日，便再克安慶。五月四日，兩軍分手，賴漢英部繼續由水路前往江西。在江西，太平軍遇到了一個強硬的對手江忠源。江忠源隨張亮基到湖北後，鹹豐三年三月被實授為湖北按察使，隨即赴通城、崇陽剿匪。其間朝廷下旨調他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三月二十九日，江返抵武昌辦交卸，隨即帶勇一千二百人赴任。五月五日抵達九江後，適值太平軍西征，路途受阻。其後，賴漢英部相繼占領彭澤、湖口、南康，省城南昌告警，江忠源應江西巡撫張芾請求，於十六日趕到省城，布置防務。他與太平軍交過多次手，對太平軍的戰法相當熟悉。
江屢屢帶兵勇出城，與太平軍接戰，時獲小勝，有效地消解了守軍的畏懼心理。六月底，石貞祥部舟師二萬趕到南昌，會合賴漢英部，猛攻南昌。同時派悍將曾天養，以偏師進擊豐城、瑞州、饒州等地，擄糧以濟軍用。七月二十日，曾國藩調派增援的兵勇三千六百人，在夏廷樾、朱孫詒、羅澤南與江忠淑帶領下抵達南昌，幾日後便與太平軍打了場惡仗。其中曾國藩編練的湘勇尤其勇猛，於短兵相接中格殺太平軍二百餘人，在追擊時中了埋伏，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羅信南、羅鎮南與湘勇八十餘名戰死。此後，江忠源派夏廷樾、羅澤南、劉長佑分兵增援樟樹、吉安，並剿滅了安福與太和兩縣響應太平軍的起事者，穩定住了江西的局麵。
太平軍久攻南昌不克，於八月二十二日解圍而去。次日，西征軍大帥石達開也抵達安慶坐鎮指揮。西征軍事不順，賴漢英被調回天京，楊秀清“斥其無用，革職刪書”。這一路遂改由石貞祥統率，繼續溯流而上，連下九江、武穴，進軍湖北。九月六日，太平軍攻占半壁山，準備對據守田家鎮的清軍發動總攻。十二日，江忠源率部跟蹤而至，次日太平軍發起猛攻，清軍大敗。田家鎮一失，湖北門戶洞開，太平軍遂於十八日直取漢口漢陽，武昌再次告警。此時西征的太平軍主力，正以全力經營安徽，無力兼顧湖北，石部兵力不足以圍攻武昌，遂於十月六日放棄漢口漢陽，退駐黃州待援。
安徽方麵，石達開到安慶後，“張榜安民，擇村裏桀黠者為鄉官，迫民獻糧冊，按畝輸錢米，立榷關於大星橋，以鐵索巨筏橫截江麵阻行舟，征其稅”。其所為反映出太平天國組建地方政權，擴展戰略縱深，以獲取穩定供給的努力。十月，楊秀清派秦日綱取代石達開，十四日，“乘雨直撲集賢關，進攻桐城，陷之。庚子(二十九日)陷舒城，團練大臣呂賢基等死之。”此後太平軍兵鋒直指省會廬州，安徽告急。
清廷以禦敵不力，九月十九日將安徽巡撫李嘉端革職，以江忠源代之。江忠源兵敗田家鎮，所部兵勇僅千餘人，又患病於赴任途中。先是，曾國藩曾有書信告知江忠源，自己有意練勇六千，交給他統帶作戰。無奈此時尚未練成，隻能派江忠濬與劉長佑率募勇一千赴援。江因病滯留六安，原想等此軍到後赴任，而廬州知府胡元煒“詭言廬州兵力已厚，餉亦充裕，促公往。公力疾馳至，問守具，元煒以方籌畫對。糗糧、軍火一無(所)有”。江因相信了胡元煒的話，所部一半留在了六安，十一月十日抵達廬州時，隨任兵勇僅數百人，而廬州本地新募之勇全無作戰經驗。江見廬州城大，於是連夜將城門堵塞，並連日動員上萬名百姓參與城守。兩日後，太平軍西征主力胡以晀、曾天養部十餘萬人合圍廬州，並采用圍點打援的戰術，於穴地埋雷的同時，連敗赴援的清軍。相持一個多月後，太平軍再次炸開水西門城牆，“公(即江忠源)督勇力堵，賊梯北城入，蜂至。公駐水關橋督戰，大呼殺賊。一壯士突前強負公行，公叱令去，已，齧其背乃釋。賊飛戟亂刺，身被重創，投橋下古塘死。十二月十七日，天甫曙也。”同死於廬州的，還有曾國藩的京師舊友，時任池州知府的陳源兗。
江忠源死時，42歲，正當壯年。在當時清軍中那些養寇自重或望風而逃的將領中，江實為佼佼者，是個做大帥的材料。曾國藩曾說過：
公(即江忠源)每出兵當大敵，橫槊馬上，瞭察山川形勢，遇坡嶺回互，輒舉鞭指示營將曰：“若以一營伏此，吾轉戰至某所，若出為吾應。”雖平地田疇交錯，或輒留數騎伏阡陌間，後與賊相持急，往往以伏兵起得全勝。……居圍城，每夜必環城一巡視，見士卒食苦，或時下馬呼匕著，取嚐所食，曰：“適巡城饑，與君一共此味耳”。以故士卒感服，無忍背者。
曾國藩極為推重江忠源，“岷樵(即江忠源，岷樵為其號)之為人，孝友肫肫，與士卒同艱苦，臨陣長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吳鎔出任湖廣總督，曾(其時他尚不知江已調任安徽巡撫)向老師舉薦人才，亟稱江忠源是帥才，“璞山(即王錱，璞山為其字)忠勇冠群，馭眾嚴明，然局量較隘，隻堪裨將。以視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閎遠，則非其倫矣。”他衡陽練兵的初衷，就是練就一支勁旅，交江忠源統帶，自己並無親自帶兵的打算。江忠源開府安徽，他既高興，又憂心。高興的是，江任一省之軍政最高長官，才幹可得施展；憂心的是，安徽已成敵我膠著之戰場，而江此時兩手空空，並無足恃的資源。在給同事的複信中，他曾流露出內心的焦灼，“岷樵自入皖境，已成糜爛，護身無數百之卒，環圍有盈萬之賊。弟北望君門，東望師友，恨不得插翅奮飛，一赴水火之援。而船炮兩事，實不能倉促立就。”在給江忠源的信中，他也詳述了何以不能馬上赴援的苦衷：
添勇六千之說，昨因令弟達川(即江忠濬，字達川)帶勇一千進省，即令其趕緊赴皖，以備閣下爪牙之需。其餘五千須伺炮船辦齊，水陸並進，乃可有濟。省中諸友及璞山之意，皆欲急急成軍以出。國藩思此次由楚省招勇東下，一為四省合防之計，一以助閣下澄清之用，必須選百練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炮並富，陸路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為百戰艱難之行，豈可兒戲成軍，倉猝一出!人盡烏合，器多苦窳，船不滿二百，炮不滿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麵，縱能迅達皖省，究竟於事何補？是以鄙人愚見，總須備戰艦二百號，又輔以民船載貨者七八百，大小炮千餘位，水勇四千，陸勇六千，夾江而下，明春成行，與麾下相遇於九江、小孤(山)之間，方始略成氣候。否則名為大興義旅，實等(於)矮人現場，不值方家一哂耳。明知閣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無益，不如遲而有備。
次年正月十三，曾國藩得知江忠源的死訊，震驚之餘，隻能大呼“嗚呼痛哉!”曾國藩因做事認真，被朝廷鞭打快牛，壓了重擔，且有口難言。而江忠源一死，揮師東下，與太平軍角逐於長江一線的重任，亦責無旁貸地落在了他的肩頭上。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曾氏此時茫然無歸，難以名狀之心緒。
閣下治軍鄂渚，為甄師(即湖廣總督吳鎔，字甄甫；甄師是曾國藩對老師的尊稱)喜，為兩湖喜。而同時又接廬州失陷，岷樵殉難之信，為天下憂，為吾黨憂。國藩自九月來，募練諸勇，造備戰船，擬與甄師、岷老(即江忠源，岷老為敬稱)合為一氣，共商四省合防之策，兼籌以剿為堵之道，意將以甄師為主，而侍與岷老輔之。不謂斯材遽成名以去，而甄師又被群言謗劾。孤立無助，對此茫茫，隻堪痛哭！
曾國藩寫此信前一日，吳鎔已兵敗身死於堵城(在黃州北二十裏)，此後局勢急轉直下。原駐黃州待援的石貞祥部，此時已得到安徽與南京方麵的增援，新到者為秋官又正丞相曾天養、春官又副丞相林紹璋、水師統領張子朋等太平軍悍將，水陸兩軍達四萬人，遂再次進軍武昌。就在曾國藩發布檄，水陸大軍由衡州北上之際，太平軍卻先發製人，石貞祥、林紹璋於二月一日，先占領了嶽州府，之後相繼攻占湘陰(二月六日)、靖港(二月九日)、寧鄉(二月十三日)。在寧鄉，兩軍打了個遭遇戰。
這一戰，也是兩軍精銳的硬碰硬，顯示了湘軍以寡擊眾、勇猛敢戰的作風。湘軍僅五百人，而太平軍有三千人；儲玫躬(營官)與十八名湘勇戰死，卻殺斃太平軍三百餘名。另一支先頭部隊在王錱、朱孫詒帶領下，也趕走了湘陰一帶的太平軍，隨即尾追至嶽州。
二月二十三日，湘軍水師抵達洞庭湖，與太平軍水師略有接觸，小勝，隨即收複嶽州。石貞祥部收縮至蒲圻、崇陽、通城一帶，此地與湖南平江縣接壤，曾即派林源恩所部平江勇駐防塔市，又調派胡林翼部黔勇六百名增援。二月二十九日，林紹璋自漢陽率太平軍三萬赴蒲圻，與石貞祥部會合，於三月二日、六日對塔市的清軍發起攻擊。此役湘軍(含胡部黔勇)仍是以少勝多，總計擊斃太平軍近千人，斬殺太平軍副丞相林大旺，繳獲了林紹璋的軍旗。湘軍旋即兵分三路，由胡林翼、塔齊布、王錱率領，進擊崇通、蒲圻一帶的太平軍。其中王錱一路(約一千六百名)剽疾輕進，七日於蒲圻羊樓司遭遇太平軍主力，敗績，回撤至嶽州。旋即被追蹤而來的太平軍包圍。嶽州先已被太平軍擄掠一空，無糧秣，難於據守。曾國藩派水師接應突圍，救出王錱等九百餘官兵。是役，營官鍾近衡、鍾近濂、劉恪臣戰死，士卒死傷近半，王錱部元氣大傷。此後便留駐湖南，未能隨湘軍主力遠征。
另外兩路(胡林翼、塔齊布)，由平江北進，十二日在通城附近石水塘遭到太平軍數千人伏擊，胡部沉著應戰，擊斃太平軍三百餘人；塔齊布部則於十四日在通城沙坪與太平軍萬人鏖戰，斃敵千人。此役，湘軍再次以少勝多，但因王錱之敗，太平軍大隊南下，故曾國藩急調塔齊布一軍回保長沙。
在水師方麵，三月初七，“北風大作，湖中巨浪如山”，戰船毀損數十艘，當地人民已逃亡一空，無工無料，不得不退回長沙修複整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