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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必也正名乎！
關卓凡改“官辦”為“國有”，不為好玩，無關趣味，實實在在是有“正名”的必要。
這個時代，近現代“國家”的概念，還非常淡薄，更加沒有“公務員”的概念。“官辦”之“官”，既是“官府”，也是“官員”，二者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非但如此，單拿“官府”二字來說，也是有問題的——到底是哪一級、哪一處的“官府”？
這種曖昧含混，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官辦”企業“內部人控製”、公私不分、最終化公為私；同時，也是“官督商辦”企業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重要原因之一。
還有，辦企業有辦企業的套路，這個套路，不因所有權不同而異。“官辦”的企業，總是要把“官派”擺了出來，忘記了自己是做生意的，隻記得某品某級、庭參揖讓，這個企業，還怎麽辦得好？
“國有企業”四字，開宗明義：
首先，確定了所有權。國家既出了銀子，企業即為國家所有，今後一切貪瀆情事，即可以“侵占國有資產”入罪。
其次，這是“企業”，不是部院司道府縣，主其事者，做起事情來，要走做生意的套路，不能走做官的套路。
再次，“國有企業”四字，對培養這個時代的人們的近現代“國家”觀念，也會有一定的助益。
當然，關卓凡絕不會天真到認為。同樣一間企業。僅僅換個名字。就能脫胎換骨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施以更強有力的手段，事情不會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
原時空，洋務運動及其後興辦起來的那些“新式企業”，其經營管理，若用近現代企業製度標準去套，幾乎無一例外地慘不忍睹。
第一，效率畸低。十兩銀子隻能辦一兩銀子的事情——就這一兩銀子辦出來的事情，也往往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一遇風吹雨打，不免煙消雲散，最終的結果，是一兩銀子也沒有了。
第二，財務混亂，任意開銷，“三公消費”尤其畸高。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概念。
第三，冗員充斥。冗員的來源。不僅有主管官員的私人，還有許多中央、地方大佬的人情，一封“八行”、一張條子、甚至一個口信，就能塞一個人進來。即便主管官員和請托者並沒有什麽太深厚的交情，為不得最罪人，原則上也不會拒絕類似的要求，反正發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
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冗員，根本不點卯上班，甚至人都不在本省，完完全全是在“吃空餉”。
第四，損公肥私，明扣暗扣，買空賣空，各種“戴帽子”——這就更加不必說了。
洋務運動伊始，直至清朝滅亡，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正意義上的近現代企業製度，始終未在中國建立起來。
留意，這種情形，和主官官員本人清廉與否並沒有什麽直接關係。
譬如，左宗棠、張之洞，本人都以清廉著稱，但他們經辦的企業，上述毛病一個不少——也包括他們本人。別的不說，單說公款消費——他們確實沒有把銀子揣進自己的腰包，但在“三公消費”上麵，花起錢來，卻是毫不手軟，決不後人。又比如，拿公家的錢，“照顧”老朋友的子女家屬，也是異常大方的。
下邊兒的人，公家的各種大小便宜占著，左季高、張香濤高高在上，大都會當做沒看見；即便貪瀆不法，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嫡係，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出了事，一樣是要“力保”的。
左宗棠離開閩浙之時，原本是想請沈葆楨接管他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但關卓凡反對，原因就在這裏：沈葆楨之為人、為官，以及辦洋務的套路，和左宗棠、張之洞其實如出一轍——清廉，可上述各種毛病，一個不少。
咦，好像哪裏不對啊？按關卓凡的意思，接任福州船政大臣的，不是……張之洞嗎？
上文，張香濤和左季高……一塊兒被狠狠損了一通，言猶在耳啊！這個，張之洞之於左宗棠、沈葆楨，區別又在哪裏呢？
區別有二：
其一，此時的張之洞，年紀還輕，資曆還淺，必然是要聽關卓凡的擺布的；而左宗棠、沈葆楨兩個，勳重望著，辦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又都是典型的順毛驢，不爽了就撂蹄子，哪裏是關卓凡輕易擺布得了的？
其二，張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主要是去負“政治責任”的，暫時不及實務。福州船政的實務，掌握在兩個英國人手裏：海曼奇，原皇家海軍學院副院長，出任中國福州海軍學堂“總辦”；畢夏普，原“哈蘭德和沃爾夫”造船廠副總工程師，出任福州船政局“總辦”——相當於總經理。
事實上，此時的張之洞，對關卓凡最大的作用，是拿來招撫“清議”用的，而“清議”裏邊，關卓凡找不到比張之洞更合適的人選了——矮子裏拔高個兒，“清議”裏邊，張之洞畢竟是腦筋最開通、能力最強的一個。
就是說，其實，張香濤是一個大花瓶。
主官官員即便清廉，所辦企業尤一塌糊塗至此，若主管官員的私德不檢，操守可議，那麽，問題就更大了，就會發生“內部人控製”，公私不分，最終化公為私。
李鴻章就是其中典型了。
李氏“化公為私”的經典之作，是輪船招商局由最初的“官辦”變為最後的“官督商辦”。
這個案子，李鴻章幕後主使，盛宣懷前台操盤，十足十一部精彩的商戰大片，但來龍去脈極其複雜，若詳細講明白了，獅子難免“水”之譏，隻好大略言之了：
光緒二年，即1876年，盛宣懷動議，輪船招商局收購美資旗昌公司。旗昌股票麵票價格每股一百兩銀子，但當時其實際價格已跌至每股五十六兩。盛宣懷暗地用官款以實際價格收購旗昌股票，報給朝廷的，卻是票麵價格。於是，每一股四十四兩銀子的差額，就落入了李鴻章、盛宣懷的腰包。
通過這種手段，李、盛共侵吞了“官本”七十餘萬兩白花花的銀子。
這還不算厲害。
真正厲害的是在七年後。
光緒九年，即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李鴻章上奏，以兩國開釁、法國人必攻擊輪船招商局之船隻，請將輪船招商局暫時過戶到某中立國名下，俟戰後再轉回中國——哎，給人家一點子手續費就可以啦。
朝廷糊裏糊塗地批準了這個方案。
萬沒想到，這個“戶頭”，一“過”了出去，就再也沒有“轉”回來——沒有轉回到朝廷手裏。
法戰結束後，經過一係列複雜的操作，輪船招商局雖然變回了“華籍”，但在這個過程中，“官本”被迫全部退出輪船招商局，輪船招商局的股本，變成了百分百的“商本”，成了所謂“官督商辦”。
晚清最賺錢的“國有企業”，就這樣被納入了李鴻章、盛宣懷等私人的懷抱。
每讀這段曆史，關卓凡總能想到二十一世紀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匯：mbo。
嗯，大清特色mbo。
李鴻章過世的時候，家族財產高達四千萬兩白銀之巨。這個數字，絕對不是單靠傳統意義上的貪汙受賄能夠積致的。李鴻章不是和珅，他始終在地方上工作，並沒有那麽多賣官鬻爵的機會。
盛宣懷過世後，他指定的遺囑執行監督人——很有意思，是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用了兩年時間，才統計出盛家龐大的財產：總額為一千三百四十九萬兩白銀。
盛宣懷的身份，和胡雪岩不同，始終是朝廷官員和“國企負責人”。
我們要問一句：李、盛之流的驚人的財富，到底從何而來？
事實上，李鴻章正是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始作俑者，他和他周圍及後續衍生出來的龐大利益團體，上下其手，將中國近代化的成果，用各種方式和手段，不間斷地自國家搬到自家。當他們認為：搬的差不多了——“國家”那邊兒，已經基本空了——便輕輕一推，清朝皇帝，這個他們侵奪的財富的名義上的合法持有人，就從寶坐上跌了下來。
好啦，改朝換代了，我們在“前朝”那裏拿來的銀子，袋袋平安了。
*(未完待續……)i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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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必也正名乎！
關卓凡改“官辦”為“國有”，不為好玩，無關趣味，實實在在是有“正名”的必要。
這個時代，近現代“國家”的概念，還非常淡薄，更加沒有“公務員”的概念。“官辦”之“官”，既是“官府”，也是“官員”，二者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非但如此，單拿“官府”二字來說，也是有問題的——到底是哪一級、哪一處的“官府”？
這種曖昧含混，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官辦”企業“內部人控製”、公私不分、最終化公為私；同時，也是“官督商辦”企業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重要原因之一。
還有，辦企業有辦企業的套路，這個套路，不因所有權不同而異。“官辦”的企業，總是要把“官派”擺了出來，忘記了自己是做生意的，隻記得某品某級、庭參揖讓，這個企業，還怎麽辦得好？
“國有企業”四字，開宗明義：
首先，確定了所有權。國家既出了銀子，企業即為國家所有，今後一切貪瀆情事，即可以“侵占國有資產”入罪。
其次，這是“企業”，不是部院司道府縣，主其事者，做起事情來，要走做生意的套路，不能走做官的套路。
再次，“國有企業”四字，對培養這個時代的人們的近現代“國家”觀念，也會有一定的助益。
當然，關卓凡絕不會天真到認為。同樣一間企業。僅僅換個名字。就能脫胎換骨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施以更強有力的手段，事情不會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
原時空，洋務運動及其後興辦起來的那些“新式企業”，其經營管理，若用近現代企業製度標準去套，幾乎無一例外地慘不忍睹。
第一，效率畸低。十兩銀子隻能辦一兩銀子的事情——就這一兩銀子辦出來的事情，也往往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一遇風吹雨打，不免煙消雲散，最終的結果，是一兩銀子也沒有了。
第二，財務混亂，任意開銷，“三公消費”尤其畸高。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概念。
第三，冗員充斥。冗員的來源。不僅有主管官員的私人，還有許多中央、地方大佬的人情，一封“八行”、一張條子、甚至一個口信，就能塞一個人進來。即便主管官員和請托者並沒有什麽太深厚的交情，為不得最罪人，原則上也不會拒絕類似的要求，反正發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
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冗員，根本不點卯上班，甚至人都不在本省，完完全全是在“吃空餉”。
第四，損公肥私，明扣暗扣，買空賣空，各種“戴帽子”——這就更加不必說了。
洋務運動伊始，直至清朝滅亡，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正意義上的近現代企業製度，始終未在中國建立起來。
留意，這種情形，和主官官員本人清廉與否並沒有什麽直接關係。
譬如，左宗棠、張之洞，本人都以清廉著稱，但他們經辦的企業，上述毛病一個不少——也包括他們本人。別的不說，單說公款消費——他們確實沒有把銀子揣進自己的腰包，但在“三公消費”上麵，花起錢來，卻是毫不手軟，決不後人。又比如，拿公家的錢，“照顧”老朋友的子女家屬，也是異常大方的。
下邊兒的人，公家的各種大小便宜占著，左季高、張香濤高高在上，大都會當做沒看見；即便貪瀆不法，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嫡係，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出了事，一樣是要“力保”的。
左宗棠離開閩浙之時，原本是想請沈葆楨接管他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但關卓凡反對，原因就在這裏：沈葆楨之為人、為官，以及辦洋務的套路，和左宗棠、張之洞其實如出一轍——清廉，可上述各種毛病，一個不少。
咦，好像哪裏不對啊？按關卓凡的意思，接任福州船政大臣的，不是……張之洞嗎？
上文，張香濤和左季高……一塊兒被狠狠損了一通，言猶在耳啊！這個，張之洞之於左宗棠、沈葆楨，區別又在哪裏呢？
區別有二：
其一，此時的張之洞，年紀還輕，資曆還淺，必然是要聽關卓凡的擺布的；而左宗棠、沈葆楨兩個，勳重望著，辦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又都是典型的順毛驢，不爽了就撂蹄子，哪裏是關卓凡輕易擺布得了的？
其二，張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主要是去負“政治責任”的，暫時不及實務。福州船政的實務，掌握在兩個英國人手裏：海曼奇，原皇家海軍學院副院長，出任中國福州海軍學堂“總辦”；畢夏普，原“哈蘭德和沃爾夫”造船廠副總工程師，出任福州船政局“總辦”——相當於總經理。
事實上，此時的張之洞，對關卓凡最大的作用，是拿來招撫“清議”用的，而“清議”裏邊，關卓凡找不到比張之洞更合適的人選了——矮子裏拔高個兒，“清議”裏邊，張之洞畢竟是腦筋最開通、能力最強的一個。
就是說，其實，張香濤是一個大花瓶。
主官官員即便清廉，所辦企業尤一塌糊塗至此，若主管官員的私德不檢，操守可議，那麽，問題就更大了，就會發生“內部人控製”，公私不分，最終化公為私。
李鴻章就是其中典型了。
李氏“化公為私”的經典之作，是輪船招商局由最初的“官辦”變為最後的“官督商辦”。
這個案子，李鴻章幕後主使，盛宣懷前台操盤，十足十一部精彩的商戰大片，但來龍去脈極其複雜，若詳細講明白了，獅子難免“水”之譏，隻好大略言之了：
光緒二年，即1876年，盛宣懷動議，輪船招商局收購美資旗昌公司。旗昌股票麵票價格每股一百兩銀子，但當時其實際價格已跌至每股五十六兩。盛宣懷暗地用官款以實際價格收購旗昌股票，報給朝廷的，卻是票麵價格。於是，每一股四十四兩銀子的差額，就落入了李鴻章、盛宣懷的腰包。
通過這種手段，李、盛共侵吞了“官本”七十餘萬兩白花花的銀子。
這還不算厲害。
真正厲害的是在七年後。
光緒九年，即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李鴻章上奏，以兩國開釁、法國人必攻擊輪船招商局之船隻，請將輪船招商局暫時過戶到某中立國名下，俟戰後再轉回中國——哎，給人家一點子手續費就可以啦。
朝廷糊裏糊塗地批準了這個方案。
萬沒想到，這個“戶頭”，一“過”了出去，就再也沒有“轉”回來——沒有轉回到朝廷手裏。
法戰結束後，經過一係列複雜的操作，輪船招商局雖然變回了“華籍”，但在這個過程中，“官本”被迫全部退出輪船招商局，輪船招商局的股本，變成了百分百的“商本”，成了所謂“官督商辦”。
晚清最賺錢的“國有企業”，就這樣被納入了李鴻章、盛宣懷等私人的懷抱。
每讀這段曆史，關卓凡總能想到二十一世紀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匯：mbo。
嗯，大清特色mbo。
李鴻章過世的時候，家族財產高達四千萬兩白銀之巨。這個數字，絕對不是單靠傳統意義上的貪汙受賄能夠積致的。李鴻章不是和珅，他始終在地方上工作，並沒有那麽多賣官鬻爵的機會。
盛宣懷過世後，他指定的遺囑執行監督人——很有意思，是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用了兩年時間，才統計出盛家龐大的財產：總額為一千三百四十九萬兩白銀。
盛宣懷的身份，和胡雪岩不同，始終是朝廷官員和“國企負責人”。
我們要問一句：李、盛之流的驚人的財富，到底從何而來？
事實上，李鴻章正是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始作俑者，他和他周圍及後續衍生出來的龐大利益團體，上下其手，將中國近代化的成果，用各種方式和手段，不間斷地自國家搬到自家。當他們認為：搬的差不多了——“國家”那邊兒，已經基本空了——便輕輕一推，清朝皇帝，這個他們侵奪的財富的名義上的合法持有人，就從寶坐上跌了下來。
好啦，改朝換代了，我們在“前朝”那裏拿來的銀子，袋袋平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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