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x(); 關卓凡發現，當時的朝廷，對這種“大清特色mbo”，幾乎沒有抵抗的能力。
原因並不太複雜：洋務運動的早期，中央還保有對“洋務”的一定的控製力；到了後期，辦洋務，愈來愈依靠李鴻章等地方督撫，最終，朝廷完全放棄了對洋務的主導權。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等奇葩之設，就是洋務的主導權，由中央轉向地方的標誌。
中央機樞，已經沒有真正懂洋務的人才，更加沒有文祥這種不但精通洋務，且頭腦清楚、自有主見、上位者不能移誌的人才。辦洋務，上位者稀裏糊塗地做著甩手掌櫃，自然隻能聽任李鴻章、盛宣懷等上下其手，任意施為。
李、盛等人玩兒的把戲，並不是都那麽高明。輪船招商局收購旗昌公司，其中弊端，左宗棠、劉坤一等封疆大吏，都有所發覺，並上書攻訐。可是，李鴻章的自辯亦足眩耳目，朝廷難辨真假，縱有懷疑，也隻能放在肚子裏。
更重要的是，辦洋務，少不得李鴻章，倚俾過深，無法翻臉，所以，對李氏類似的攻訐，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宗室親貴並未完全失去對地方督撫鳩占鵲巢的警惕。德宗、慈禧先後升遐，溥儀繼位，掌權的一班少年親貴，終於要“撥亂反正”了。
最後，載灃、載澤、載濤的興頭愈發大了，居然要殺袁世凱。
這幫二貨，不知今夕何夕，還以為此身尚在康、雍、乾之世！他們雲裏霧裏做著清秋大夢，官僚資本已經下定決心，要更換“代言人”了。
史鑒殷然。關卓凡想，我該怎麽辦呢？
怎樣才能保證，我治下的“國有企業”，不重蹈原時空“內部人控製”的覆轍呢？
關卓凡一個腦袋兩隻手，分身無術，不能自個兒去辦企業。可是，他能用的人，還是這個時代的人，其中相當一部分，還是原時空創辦、經營、掌控“新式企業”的那撥人——這撥人。畢竟是這個時代最開通、最能幹的一批人。
譬如，關卓凡用之於開平礦務局的唐廷樞、輪船招商局的徐潤、福建船政的伍廷芳、顧委會鐵路股的張蔭恒。
容閎就更不必說了。已經成為他辦理洋務的左膀右臂之一。
但是，說起觀念、操守，這個時代的人，本時空較之於原時空，並沒有什麽實質性的區別。
這個時代，“公仆”、“為人民服務”之類的觀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關卓凡已開始在軒軍中培養類似的觀念，也算是小有所成，但若說要深入人心，那還差著十萬八千裏呢——這個金手指，一時半會兒的，關卓凡無論如何也開不出來。
現階段，關卓凡能夠保證軒軍的戰鬥力以及對他本人的忠誠，但是，軒軍幹部一旦走出軍營，放諸企業，關卓凡無法保證，他們不會在巨大的利益的**下，變身為“內部人”，行李鴻章、盛宣懷之事。
軒軍的幹部，關卓凡自認是這個時代最符合工業化要求的人才了，在“內部人控製”問題上，尚無法真正信任，別的人，就更加不必說了。
事實上，曆史上的唐廷樞、徐潤、伍廷芳、張蔭恒，“廉”之一字，都不無可議之處。
但關卓凡還是得用他們，還是那句話——他們是這個時代最開通、最能幹的一批人。
所以，不能僅僅因人成事，國有企業，必須從一開始，就建立符合近現代化企業治理標準的經營機製、監督機製。
關卓凡決定，從建立近現代財務製度入手。
工業社會的經濟活動，複雜程度遠遠超過農業社會。中國原有的財務製度，簡單粗疏，標準不一，根本不足以應對工業化進程中愈來愈複雜的生產、貿易。原時空的洋務運動，企業效率畸低、管理混亂、漏洞百出，“內部人”上下其手、無所顧忌，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現代財務製度之設，收支盈虧，囊括無遺；條分縷析，一目了然，對企業控製成本、趨盈避虧之作用，十倍於中國舊有的“記賬”；若有舞弊情事，循跡按究，哪個環節、哪個經手人出的狀況，亦無所遁形。
單靠中國自己，在短時間內建立起完善的近現代企業財務製度，是不現實的。關卓凡認為，仿佛“西法練兵”，辦企業，一樣是需要洋“教官”的。
這才有“中美人才互通計劃”。
洋人顧問中國企業財務，甚至直接掌握企業財務，則該企業一切機密盡為其洞悉。關係如此重大，“財務顧問”、“財務總監”的**和重要，不是普通技術人員可比，除了能力、操守之外，還需要得到中國政府的政治信任。這種政治信任，除了擁有“鮮血澆鑄，磐石不移”之“邦誼”的美國，不做第二國想了。
還有，即以能力、操守論，有合眾國政府的背書，這批“美國顧問”亦比關卓凡自己出去找來的人強。關卓凡不是找不到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才，可是，找到這麽大數量的符合要求的人才，就不是任何個人辦得到的事情了。
再好的製度，如果得不到嚴格的執行，或者在執行過程中變形走樣，也是白搭。“美國顧問”的任務，除了幫助中國的“國有企業”建立現代財務製度，也要保證、監督製度的執行。就是說，這幫子美國顧問，其實是關卓凡派駐各地國有企業的“監軍”。
“監軍”這個差使，實在不放心交給中國人自己來做——哪怕這個人是關卓凡的“自己人”。巨額利益麵前，那種內外勾結、貓鼠同窩、沆瀣一氣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美國人並不是不能收買，但收買起來，畢竟要比中國人困難的多，更何況“美國顧問”後邊兒，還有美國政府的背書。
關卓凡並不指望，“中美人才互通計劃”能夠徹底杜絕“內部人控製”現象——“徹底杜絕”四字，任何時候都是不現實的。“官僚資產”依然會現身於本時空。不過，關卓凡有足夠把握，能夠把“官僚資產”控製在一個可以容忍的範疇內，數量有限的“官僚資產”，變不成“官僚資產階級”。
同時，國有企業的產出投入比，會大幅度提高；盈利能力，會大幅度增加。
中央以及他本人，會牢牢掌控各地國有企業，進而掌控全國財政，地方無以坐大。
關於“國企”用“西法”，關卓凡早早地就埋下了一個非常有力的伏筆：“奉恩基金”之款項來源，乃按一定比例，從各地新式企業之盈利中計提。關卓凡以此為借口，要求一切新式企業統一采用西洋財務製度——不然我怎麽算的明白？
當時，洋務初興，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員，為取得“上頭”和宗室的支持，都力讚其議。
更妙的是，既行西法，新式企業的財會人員，便幾乎全部出於上海的“廣方言館”及其下設的財會速成學校——全中國就那兒才有足夠數量的通曉西洋財務的人才。
“廣方言館”可是軒郡王一手創辦的喲。
國企之財務，高級管理人員是我請來的美國人，中低級財會人員是我的“廣方言館”的人，嗯，雙管齊下，看看我究竟拿不拿得住這些子企業？
好啦，如意算盤劈裏啪啦打過了，我該陪美國朋友去上海了。
到了天津，先耽擱兩天，那兒，有一件非常有趣的東西要看，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要做。
*(未完待續……)i1292
原因並不太複雜：洋務運動的早期，中央還保有對“洋務”的一定的控製力；到了後期，辦洋務，愈來愈依靠李鴻章等地方督撫，最終，朝廷完全放棄了對洋務的主導權。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等奇葩之設，就是洋務的主導權，由中央轉向地方的標誌。
中央機樞，已經沒有真正懂洋務的人才，更加沒有文祥這種不但精通洋務，且頭腦清楚、自有主見、上位者不能移誌的人才。辦洋務，上位者稀裏糊塗地做著甩手掌櫃，自然隻能聽任李鴻章、盛宣懷等上下其手，任意施為。
李、盛等人玩兒的把戲，並不是都那麽高明。輪船招商局收購旗昌公司，其中弊端，左宗棠、劉坤一等封疆大吏，都有所發覺，並上書攻訐。可是，李鴻章的自辯亦足眩耳目，朝廷難辨真假，縱有懷疑，也隻能放在肚子裏。
更重要的是，辦洋務，少不得李鴻章，倚俾過深，無法翻臉，所以，對李氏類似的攻訐，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宗室親貴並未完全失去對地方督撫鳩占鵲巢的警惕。德宗、慈禧先後升遐，溥儀繼位，掌權的一班少年親貴，終於要“撥亂反正”了。
最後，載灃、載澤、載濤的興頭愈發大了，居然要殺袁世凱。
這幫二貨，不知今夕何夕，還以為此身尚在康、雍、乾之世！他們雲裏霧裏做著清秋大夢，官僚資本已經下定決心，要更換“代言人”了。
史鑒殷然。關卓凡想，我該怎麽辦呢？
怎樣才能保證，我治下的“國有企業”，不重蹈原時空“內部人控製”的覆轍呢？
關卓凡一個腦袋兩隻手，分身無術，不能自個兒去辦企業。可是，他能用的人，還是這個時代的人，其中相當一部分，還是原時空創辦、經營、掌控“新式企業”的那撥人——這撥人。畢竟是這個時代最開通、最能幹的一批人。
譬如，關卓凡用之於開平礦務局的唐廷樞、輪船招商局的徐潤、福建船政的伍廷芳、顧委會鐵路股的張蔭恒。
容閎就更不必說了。已經成為他辦理洋務的左膀右臂之一。
但是，說起觀念、操守，這個時代的人，本時空較之於原時空，並沒有什麽實質性的區別。
這個時代，“公仆”、“為人民服務”之類的觀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關卓凡已開始在軒軍中培養類似的觀念，也算是小有所成，但若說要深入人心，那還差著十萬八千裏呢——這個金手指，一時半會兒的，關卓凡無論如何也開不出來。
現階段，關卓凡能夠保證軒軍的戰鬥力以及對他本人的忠誠，但是，軒軍幹部一旦走出軍營，放諸企業，關卓凡無法保證，他們不會在巨大的利益的**下，變身為“內部人”，行李鴻章、盛宣懷之事。
軒軍的幹部，關卓凡自認是這個時代最符合工業化要求的人才了，在“內部人控製”問題上，尚無法真正信任，別的人，就更加不必說了。
事實上，曆史上的唐廷樞、徐潤、伍廷芳、張蔭恒，“廉”之一字，都不無可議之處。
但關卓凡還是得用他們，還是那句話——他們是這個時代最開通、最能幹的一批人。
所以，不能僅僅因人成事，國有企業，必須從一開始，就建立符合近現代化企業治理標準的經營機製、監督機製。
關卓凡決定，從建立近現代財務製度入手。
工業社會的經濟活動，複雜程度遠遠超過農業社會。中國原有的財務製度，簡單粗疏，標準不一，根本不足以應對工業化進程中愈來愈複雜的生產、貿易。原時空的洋務運動，企業效率畸低、管理混亂、漏洞百出，“內部人”上下其手、無所顧忌，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現代財務製度之設，收支盈虧，囊括無遺；條分縷析，一目了然，對企業控製成本、趨盈避虧之作用，十倍於中國舊有的“記賬”；若有舞弊情事，循跡按究，哪個環節、哪個經手人出的狀況，亦無所遁形。
單靠中國自己，在短時間內建立起完善的近現代企業財務製度，是不現實的。關卓凡認為，仿佛“西法練兵”，辦企業，一樣是需要洋“教官”的。
這才有“中美人才互通計劃”。
洋人顧問中國企業財務，甚至直接掌握企業財務，則該企業一切機密盡為其洞悉。關係如此重大，“財務顧問”、“財務總監”的**和重要，不是普通技術人員可比，除了能力、操守之外，還需要得到中國政府的政治信任。這種政治信任，除了擁有“鮮血澆鑄，磐石不移”之“邦誼”的美國，不做第二國想了。
還有，即以能力、操守論，有合眾國政府的背書，這批“美國顧問”亦比關卓凡自己出去找來的人強。關卓凡不是找不到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才，可是，找到這麽大數量的符合要求的人才，就不是任何個人辦得到的事情了。
再好的製度，如果得不到嚴格的執行，或者在執行過程中變形走樣，也是白搭。“美國顧問”的任務，除了幫助中國的“國有企業”建立現代財務製度，也要保證、監督製度的執行。就是說，這幫子美國顧問，其實是關卓凡派駐各地國有企業的“監軍”。
“監軍”這個差使，實在不放心交給中國人自己來做——哪怕這個人是關卓凡的“自己人”。巨額利益麵前，那種內外勾結、貓鼠同窩、沆瀣一氣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美國人並不是不能收買，但收買起來，畢竟要比中國人困難的多，更何況“美國顧問”後邊兒，還有美國政府的背書。
關卓凡並不指望，“中美人才互通計劃”能夠徹底杜絕“內部人控製”現象——“徹底杜絕”四字，任何時候都是不現實的。“官僚資產”依然會現身於本時空。不過，關卓凡有足夠把握，能夠把“官僚資產”控製在一個可以容忍的範疇內，數量有限的“官僚資產”，變不成“官僚資產階級”。
同時，國有企業的產出投入比，會大幅度提高；盈利能力，會大幅度增加。
中央以及他本人，會牢牢掌控各地國有企業，進而掌控全國財政，地方無以坐大。
關於“國企”用“西法”，關卓凡早早地就埋下了一個非常有力的伏筆：“奉恩基金”之款項來源，乃按一定比例，從各地新式企業之盈利中計提。關卓凡以此為借口，要求一切新式企業統一采用西洋財務製度——不然我怎麽算的明白？
當時，洋務初興，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員，為取得“上頭”和宗室的支持，都力讚其議。
更妙的是，既行西法，新式企業的財會人員，便幾乎全部出於上海的“廣方言館”及其下設的財會速成學校——全中國就那兒才有足夠數量的通曉西洋財務的人才。
“廣方言館”可是軒郡王一手創辦的喲。
國企之財務，高級管理人員是我請來的美國人，中低級財會人員是我的“廣方言館”的人，嗯，雙管齊下，看看我究竟拿不拿得住這些子企業？
好啦，如意算盤劈裏啪啦打過了，我該陪美國朋友去上海了。
到了天津，先耽擱兩天，那兒，有一件非常有趣的東西要看，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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