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如果不考慮一己的榮辱，安於臣位，依靠慈禧的信任和支持，未必就一定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可是，關卓凡覺得，他冒不起這個險了。
特別是，他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個女人成長和變化的速度，愈來愈快，遲早有一天，自己將不再有足夠的能力，影響她、控製她。
這是非常諷刺的，慈禧“成長和變化”的“速度”，雖然愈來愈快，但是，其“成長和變化”的”方向”，不是保守，而是開放，和關卓凡自己的“方向”，其實是一致的。
可是，正因為如此，關卓凡才擔心，自己那套玩意兒，在慈禧那兒，終有一天，會不夠用了，這個獨立意識強烈的女人，終究會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獨立的主張，進而自行其是。關卓凡如果不追隨，就會和她產生衝突，甚至站到她的對立麵去。而慈禧對政治對手，會采取何種手段，作為穿越者的他，是清清楚楚的。
究其竟，這個女人，天賦太高，太聰明了。
如果慈禧的“獨立的主張”，符合曆史的發展趨勢，還好，關卓凡失去的，不過是主持中樞的地位和權力；可是，如果，她的“獨立的主張”，分歧於曆史的發展趨勢呢？畢竟，她再怎麽聰明、天賦再怎麽高，對於曆史的認識和預判，也不能和穿越者相提並論——她沒有一百幾十年成敗得失的經驗和事實打底兒呀！
再想一想慈禧的“成長和變化”，完完全全出於關卓凡刻意的影響和引導，就更覺得諷刺了。
除此之外，關卓凡也承認，“一己的榮辱”，嗯，我其實也是要考慮的。
所以，我不能不向“最毒、最壞”的位置上走去。
至於原先設想的，通過“贖買”的手段，引導慈禧逐步放權，最終退出政治中樞，事實證明，也是一個幻想。
並不是說“贖買”沒有用——事實上，“贖買”非常有用，幾年下來，關卓凡“贖買”到了愈來愈多的信任和權力，可是，信任再怎麽多，也還是一個君主對於臣子的信任；權力再怎麽多，也還是一個臣子的權力，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慈禧會因此放棄君主的最高、最後的決定權。
即是說，慈禧沒有任何“退出政治中樞”的意思。
慈禧給他的，隻是“辦事權”，不是“話事權”。
而我要“贖買”的，不僅僅是“辦事權”，還有“話事權”，乃至最終的“話事權”。
形勢很清楚，如欲“贖買”發生足夠的效力，單靠“引導”是不夠的，必須加之以足夠的外力，等到形勢比人強了，你不接受這筆交易，亦不可得了。
即是說，必須“強買強賣”。
不過，無論如何，這依舊是一筆大致公平的交易——如果顯失公平，那就不成其為“交易”了。
“交易”若達不成，“名正言順”四個字就沒有了，就算取得了所謂的“話事權”，居於高處不勝寒的位置，也是八麵來風，搖搖晃晃，大部分的心思和精力，都得放在如何不掉了下去？如何坐穩了屁股下的位子？
如是，上上下下，又能拿出多少的心思和精力，一致對外，改革開放，發展興作？
關卓凡必須正視和尊重以下的事實：
第一，此時的清朝皇室，在普通中國人的心目中，依然擁有相當的威望。
第二，國家初臻太平，兩宮皇太後，確實厥功甚偉。
厥功甚偉，唉，關卓凡苦笑了。
關於慈禧的功過——
在本時空，迄今為止，慈禧的表現，於國於民，於公於私，都是無懈可擊的：
簡賢任能，虛己納諫，信用漢員，支持洋務，小心翼翼的控製著自己對於奢華享受的**。
由於關卓凡的介入，本時空的中國，國勢之蒸蒸日上，遠過於原時空的同一時期。但是，不論關卓凡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這一時期，政治的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兩宮皇太後手裏，考慮到慈安和慈禧見識、能力上的差異，慈禧其實是整個帝國這一時期事實上的最終“話事人”，她對關卓凡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至關重要。
關卓凡以為，她的作用和功績，值得一個頤和園。
本時空，如果中國最終按照關卓凡的設想，重新崛起於萬國，揚威於世界，則慈禧的功績，不蓋棺，亦定論，史書之上，她一定是比擬甚至超越漢之呂雉、宋之宣仁的英明女主，史筆如鐵，僅僅為了這個，關卓凡也得善待慈禧。
更何況，不論兩人曾經有過什麽齟齬和風波，她，畢竟是他的女人。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
“胎傳遺毒”這種幌子，在目前的中國人的科學認知水平的大環境下，暫時性的拿來做政治鬥爭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是，隨著民智漸開，科學昌明，這個罪名，一定經不起曆史的推敲，與其叫後世史家來翻案，不如自己見好就收。
關卓凡可不是“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的那種人，他還是非常愛惜羽毛，看重自己身後名聲滴。
所以，他要從那個“最毒、最壞”的位置上，後退一步，庶幾，對自己交代的過去，對伊人交代的過去，對曆史，也交代的過去。
以上是本時空，原時空呢？
我是說，原時空，慈禧的功過是非呢？
唉，這真是一個……非常**的題目，而且，也必定是要引起爭議的。
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有一點應該確認：在慈禧“歸政”，將權力正式移交給德宗之時——當然，也不是百分百的交權——她的聲望和權威，達到了自辛酉年“垂簾聽政”以來的頂峰，朝野中外，都目慈禧皇太後為“賢後”，為“英主”。
彼時的慈禧，在國人的眼裏，渾身上下，閃閃發光。
這塊“賢後”、“英主”的招牌，裏麵沒有任何水分，實在是由慈禧多年來治國理政的一係列輝煌成就打造而成的。
平定洪楊，將清朝從生死線上拉了回來，就不說了，說說之後發生的事兒吧。
之後，是“同治中興”。
“同治中興”不是虛美，不是“回光返照”，是實實在在的“中興”，人口，財政，軍事，外交，中央的權威，政治的穩定，社會生產、生活的活躍和發展，以及遍地開花的新興事物——不論從哪方麵來看，都百分百符合“中興”的標準。
太平天國運動，被後世史家定性為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在中國曆史上，類似規模的農民起義，或者直接毀滅王朝，或者，王朝雖然暫時逃過滅頂割喉之災，但再也不能振作，一路斷崖式下跌，名存而實亡。
秦、漢、唐、元、明……一一數去，概莫能外。
清朝是唯一的例外。
這，說明了什麽呢？
今天，我們提及洋務運動，都會給其定一個“失敗”的性，不錯，洋務運動最後確實是失敗了，但是，它不是沒有成功過，而且，這個成功，不是“個別”的、“局部”的，是“全麵”的，這個成功，集中反應在收複新疆和對法戰爭兩場戰爭的勝利上。
原時空收複新疆，麵對的局麵，遠比本時空惡劣：阿古柏已經獲得了英國的全麵軍援；同時，沙俄不但已經占領伊犁，兵鋒更直逼烏魯木齊。就是說，較之本時空，阿古柏在新疆的統治，更加穩固，實力更加強大——這也罷了，關鍵是，要收複新疆，就要冒和沙俄直接開片的巨大風險。
彼時，放棄新疆，已經是朝廷的主流意見，甚至可說是一邊倒的——絕不僅僅是李鴻章的“海防派”的一家之言。在這種情況下，慈禧、文祥，堅定支持左宗棠收複新疆的主張，並且做了勒緊褲腰帶、長期戰爭的準備。
平叛的過程中，西征大軍雖然客地作戰，但在軍事上，對於獲得了“英援”的阿古柏叛軍，卻擁有碾壓性的優勢，差距之大，仿佛二鴉之時，英法軍隊對陣中**隊。
這支軍隊的表現，獲得了列強的高度評價——其中評價最高的，竟認為左宗棠軍隊的戰力，並不在歐洲軍隊之下；更令沙俄深為忌憚——沙俄就在旁邊兒盯著，西征大軍的戰力何如，老毛子大約比中國中央政府，還要更加清楚一些。
這是沙俄放棄伊犁的真正原因。伊犁的收複，時人和後人皆歸美於曾紀澤，但是，關卓凡認為，真正的功臣，其實是虎視一旁的西征大軍。
左宗棠的西征大軍，還不能說是真正的近代化軍隊，但已無限接近這一標準，而且，就士氣和紀律而言，大約還在不少近代化軍隊之上。這是乾隆之後，中國步兵戰力的最高峰。這樣一支軍隊，如果放在甲午的朝鮮戰場上，關卓凡以為，無論如何，不可能擋不住剛剛完成了近代化的日本軍隊。
西征大軍不是石頭縫裏崩出來的，也不僅僅依賴左宗棠個人的天才、意誌和努力，它是彼時中國整體國力的產物，是彼時的中國人的精氣神兒的集中體現——不錯，中國確實有過一段自信心初步恢複、精神麵貌掉頭向上的時期。
這個時期，涵括了即將到來的中法戰爭。
*(未完待續。)
特別是，他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個女人成長和變化的速度，愈來愈快，遲早有一天，自己將不再有足夠的能力，影響她、控製她。
這是非常諷刺的，慈禧“成長和變化”的“速度”，雖然愈來愈快，但是，其“成長和變化”的”方向”，不是保守，而是開放，和關卓凡自己的“方向”，其實是一致的。
可是，正因為如此，關卓凡才擔心，自己那套玩意兒，在慈禧那兒，終有一天，會不夠用了，這個獨立意識強烈的女人，終究會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獨立的主張，進而自行其是。關卓凡如果不追隨，就會和她產生衝突，甚至站到她的對立麵去。而慈禧對政治對手，會采取何種手段，作為穿越者的他，是清清楚楚的。
究其竟，這個女人，天賦太高，太聰明了。
如果慈禧的“獨立的主張”，符合曆史的發展趨勢，還好，關卓凡失去的，不過是主持中樞的地位和權力；可是，如果，她的“獨立的主張”，分歧於曆史的發展趨勢呢？畢竟，她再怎麽聰明、天賦再怎麽高，對於曆史的認識和預判，也不能和穿越者相提並論——她沒有一百幾十年成敗得失的經驗和事實打底兒呀！
再想一想慈禧的“成長和變化”，完完全全出於關卓凡刻意的影響和引導，就更覺得諷刺了。
除此之外，關卓凡也承認，“一己的榮辱”，嗯，我其實也是要考慮的。
所以，我不能不向“最毒、最壞”的位置上走去。
至於原先設想的，通過“贖買”的手段，引導慈禧逐步放權，最終退出政治中樞，事實證明，也是一個幻想。
並不是說“贖買”沒有用——事實上，“贖買”非常有用，幾年下來，關卓凡“贖買”到了愈來愈多的信任和權力，可是，信任再怎麽多，也還是一個君主對於臣子的信任；權力再怎麽多，也還是一個臣子的權力，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慈禧會因此放棄君主的最高、最後的決定權。
即是說，慈禧沒有任何“退出政治中樞”的意思。
慈禧給他的，隻是“辦事權”，不是“話事權”。
而我要“贖買”的，不僅僅是“辦事權”，還有“話事權”，乃至最終的“話事權”。
形勢很清楚，如欲“贖買”發生足夠的效力，單靠“引導”是不夠的，必須加之以足夠的外力，等到形勢比人強了，你不接受這筆交易，亦不可得了。
即是說，必須“強買強賣”。
不過，無論如何，這依舊是一筆大致公平的交易——如果顯失公平，那就不成其為“交易”了。
“交易”若達不成，“名正言順”四個字就沒有了，就算取得了所謂的“話事權”，居於高處不勝寒的位置，也是八麵來風，搖搖晃晃，大部分的心思和精力，都得放在如何不掉了下去？如何坐穩了屁股下的位子？
如是，上上下下，又能拿出多少的心思和精力，一致對外，改革開放，發展興作？
關卓凡必須正視和尊重以下的事實：
第一，此時的清朝皇室，在普通中國人的心目中，依然擁有相當的威望。
第二，國家初臻太平，兩宮皇太後，確實厥功甚偉。
厥功甚偉，唉，關卓凡苦笑了。
關於慈禧的功過——
在本時空，迄今為止，慈禧的表現，於國於民，於公於私，都是無懈可擊的：
簡賢任能，虛己納諫，信用漢員，支持洋務，小心翼翼的控製著自己對於奢華享受的**。
由於關卓凡的介入，本時空的中國，國勢之蒸蒸日上，遠過於原時空的同一時期。但是，不論關卓凡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這一時期，政治的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兩宮皇太後手裏，考慮到慈安和慈禧見識、能力上的差異，慈禧其實是整個帝國這一時期事實上的最終“話事人”，她對關卓凡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至關重要。
關卓凡以為，她的作用和功績，值得一個頤和園。
本時空，如果中國最終按照關卓凡的設想，重新崛起於萬國，揚威於世界，則慈禧的功績，不蓋棺，亦定論，史書之上，她一定是比擬甚至超越漢之呂雉、宋之宣仁的英明女主，史筆如鐵，僅僅為了這個，關卓凡也得善待慈禧。
更何況，不論兩人曾經有過什麽齟齬和風波，她，畢竟是他的女人。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
“胎傳遺毒”這種幌子，在目前的中國人的科學認知水平的大環境下，暫時性的拿來做政治鬥爭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是，隨著民智漸開，科學昌明，這個罪名，一定經不起曆史的推敲，與其叫後世史家來翻案，不如自己見好就收。
關卓凡可不是“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的那種人，他還是非常愛惜羽毛，看重自己身後名聲滴。
所以，他要從那個“最毒、最壞”的位置上，後退一步，庶幾，對自己交代的過去，對伊人交代的過去，對曆史，也交代的過去。
以上是本時空，原時空呢？
我是說，原時空，慈禧的功過是非呢？
唉，這真是一個……非常**的題目，而且，也必定是要引起爭議的。
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有一點應該確認：在慈禧“歸政”，將權力正式移交給德宗之時——當然，也不是百分百的交權——她的聲望和權威，達到了自辛酉年“垂簾聽政”以來的頂峰，朝野中外，都目慈禧皇太後為“賢後”，為“英主”。
彼時的慈禧，在國人的眼裏，渾身上下，閃閃發光。
這塊“賢後”、“英主”的招牌，裏麵沒有任何水分，實在是由慈禧多年來治國理政的一係列輝煌成就打造而成的。
平定洪楊，將清朝從生死線上拉了回來，就不說了，說說之後發生的事兒吧。
之後，是“同治中興”。
“同治中興”不是虛美，不是“回光返照”，是實實在在的“中興”，人口，財政，軍事，外交，中央的權威，政治的穩定，社會生產、生活的活躍和發展，以及遍地開花的新興事物——不論從哪方麵來看，都百分百符合“中興”的標準。
太平天國運動，被後世史家定性為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在中國曆史上，類似規模的農民起義，或者直接毀滅王朝，或者，王朝雖然暫時逃過滅頂割喉之災，但再也不能振作，一路斷崖式下跌，名存而實亡。
秦、漢、唐、元、明……一一數去，概莫能外。
清朝是唯一的例外。
這，說明了什麽呢？
今天，我們提及洋務運動，都會給其定一個“失敗”的性，不錯，洋務運動最後確實是失敗了，但是，它不是沒有成功過，而且，這個成功，不是“個別”的、“局部”的，是“全麵”的，這個成功，集中反應在收複新疆和對法戰爭兩場戰爭的勝利上。
原時空收複新疆，麵對的局麵，遠比本時空惡劣：阿古柏已經獲得了英國的全麵軍援；同時，沙俄不但已經占領伊犁，兵鋒更直逼烏魯木齊。就是說，較之本時空，阿古柏在新疆的統治，更加穩固，實力更加強大——這也罷了，關鍵是，要收複新疆，就要冒和沙俄直接開片的巨大風險。
彼時，放棄新疆，已經是朝廷的主流意見，甚至可說是一邊倒的——絕不僅僅是李鴻章的“海防派”的一家之言。在這種情況下，慈禧、文祥，堅定支持左宗棠收複新疆的主張，並且做了勒緊褲腰帶、長期戰爭的準備。
平叛的過程中，西征大軍雖然客地作戰，但在軍事上，對於獲得了“英援”的阿古柏叛軍，卻擁有碾壓性的優勢，差距之大，仿佛二鴉之時，英法軍隊對陣中**隊。
這支軍隊的表現，獲得了列強的高度評價——其中評價最高的，竟認為左宗棠軍隊的戰力，並不在歐洲軍隊之下；更令沙俄深為忌憚——沙俄就在旁邊兒盯著，西征大軍的戰力何如，老毛子大約比中國中央政府，還要更加清楚一些。
這是沙俄放棄伊犁的真正原因。伊犁的收複，時人和後人皆歸美於曾紀澤，但是，關卓凡認為，真正的功臣，其實是虎視一旁的西征大軍。
左宗棠的西征大軍，還不能說是真正的近代化軍隊，但已無限接近這一標準，而且，就士氣和紀律而言，大約還在不少近代化軍隊之上。這是乾隆之後，中國步兵戰力的最高峰。這樣一支軍隊，如果放在甲午的朝鮮戰場上，關卓凡以為，無論如何，不可能擋不住剛剛完成了近代化的日本軍隊。
西征大軍不是石頭縫裏崩出來的，也不僅僅依賴左宗棠個人的天才、意誌和努力，它是彼時中國整體國力的產物，是彼時的中國人的精氣神兒的集中體現——不錯，中國確實有過一段自信心初步恢複、精神麵貌掉頭向上的時期。
這個時期，涵括了即將到來的中法戰爭。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