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法戰爭，學術界長期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如，“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法國在戰場上沒有拿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拿到了”，“中國丟掉了越南”，甚至，“喪權辱國”，雲雲。
厚誣前人，胡說八道。
戰爭的勝敗，最關鍵的評判標準是：對戰雙方，誰達成了自己的戰略目標？
法國的戰略目標，一共三個，按重要性排序如下：第一，從越南進入中國，打開中國的西南門戶；第二，向中國勒索巨額戰爭賠款，實現“戰爭紅利”；第三，鞏固對越南的統治，迫使中國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
“鞏固對越南的統治，迫使中國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之所以放在最後，並非這一點不重要，而是彼時——中法戰爭爆之前，法國已經基本占領了越南全境，中國隻在越北近中越邊境地區，保有少量軍事存在，越南政府已經徹底淪為法國的傀儡，中國已經不能對越南政府施加任何直接的影響力了。
就是說，中法戰爭爆之前，中國已經事實上失去了對越南的宗主權。
因此，中國對法作戰的戰略目標，其實隻有一個：保證西南邊陲的安全，打消法國人進一步的覬覦之心；同時，不受勒索。
彼時中國君臣，雖然嘴上還嚷嚷著，“越南世修職貢”，“朝廷軫念藩服”，要秉持“以大字小之意”，“保護該國”，其實，誰都清楚——包括調門最高的清流：第一，越南已經落到法國人肚子裏去了，逼他吐出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中國根本沒有這個力量；第二，也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彼時，中國已經意識到了，咱們的“藩服”，和人家的“殖民地”，根本是兩碼事。咱們在“藩服”那兒，沒有任何經濟利益可言，以目下之國情、國力和國際形勢，不可以再像之前那樣，對“藩服”不計回報的投入了。
“藩服”不是“殖民地”，更不是“領土”，“藩服”對中國，隻有“屏藩”——國防的作用，即所謂“戰略緩衝區”。拿越南來說，其最大的作用，不過是保證西南邊陲的安全，如果西南邊陲無恙，越南，就隨他去吧，反正，那也是一群白眼兒狼，“昧於趨向，鼠兩端”，養不熟的。
所以，中國打這場仗，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越南，“丟掉了越南”神馬的，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
戰爭結束，法國不能越越南而北向一步；戰爭賠款，更是一兩銀子也沒落著；甚至，中國雖然默認了法國對越南的宗主權，但是，《中法新約》中，沒有任何明確的中國放棄對越南宗主權的字眼。
那麽，這場戰爭，誰輸、誰贏？
在軍事上，關於中法戰爭，我們記住的，更多的是馬尾海戰的全軍覆沒，但是，馬尾海戰僅僅是中法戰爭諸多戰役的其中之一，而且，即便拿這場戰役來說，法國也沒有達成攻取福州的戰役目標。
就中法戰爭整體而言，中國實實在在，既不輸陣，也不輸人。
這場戰爭，法國投入兵力近兩萬人，中國大約在三至四萬人之間，力量對比，並不如何懸殊。
還有，戰爭雖然遠離法國本土，但中國並沒有明顯的“地利”。一來，法國在越南經營已久，並非事事都要求諸國內；二來，中國國土廣大，戰場在西南邊陲，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軍需補給、後勤保障，其實非常艱苦。
中國的參戰部隊，有的表現出色，有的表現糟糕，但除了戰爭早期的越北戰事，整體上來說，不同的參戰部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打輸了，再打！
就算一敗再敗，也要一戰再戰！
一鴉、二鴉的一觸即潰，已恍若煙雲。
戰爭結束的時候，兩個戰場的情況如下：台灣戰場，法國一再受挫，困在基隆一隅，動彈不得；越北戰場，中國攻，法國守，中國步步進逼，法國步步後退。
誰輸？誰贏？
當然，如果像憤青們噴的那樣，鎮南關、諒山大捷之後，乘勝追擊，甚至“收複河內”，那也是不可能的。
戰線一拉長，中國的兵力，必然不敷使用，補給也必然跟不上；更重要的是，越南是法國在遠東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失去越南，是法國的不能承受之重，“收複河內”，必然引起法國的全力反擊。
事實上，茹費理內閣一倒台，法國議會就通過了給遠東法軍撥款五千萬法郎的決議，而駐遠東法軍一八八四年全年的軍費報帳，合計亦不過五千四百萬法郎。即是說，法國已經做好了擴大戰爭乃至長期戰爭的準備。
彼時的中國，不過一隻腳堪堪踏在工業化的門檻上，戰爭潛力有限，根本沒有和世界第二工業強國長期做戰的能力，何況，隻不過是為了越南這麽個小小的“藩服”？
此時停戰，時機最為合適。
戰場上也好、談判桌上也罷，結果都是清清楚楚的：中國在和世界第二強國的一對一的較量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慈禧則是中國取得對法戰爭勝利的當之無愧的、唯一的主持人。
對法戰爭，之所以可以先敗後勝，轉折點就在“甲申易樞”——暮氣沉重、對法作戰態度消極的恭王，以及其領班的軍機，被全部撤換，慈禧親自過問和主持對法戰事，朝野上下，統一思想，消弭了原先和戰不定的分歧，戰場上的劣勢，隨之扭轉，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慈禧的這份曆史性的功績，是不可以否認的。
中法戰爭的意義，長期為學術界所忽視——也不奇怪，我們的“學術界”，連中法戰爭是輸是贏，都搞不清楚！
事實上，中法戰爭的勝利，意義極其重大。
如果中國輸掉了這場戰爭，法國之後，其他泰西諸強，見獵心喜，必然紛紛跟進，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就會提前掀起，就等不到甲午，更加等不到庚子了！
考慮到此時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有相當長的時間，大洋彼岸的美國，也還遠未培養起能夠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的底氣和實力，列強有更多的時間，從容消化瓜分中國的成果，則四分五裂的中國，還能不能最終攏在一起，就難說的很了！
對法戰爭的勝利，極大的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泰西列強目中國，隱然為“二等強國”，他們之所以會在十年之後的甲午，跌碎一地眼鏡，這是最重要的原因；同時，這也是中國雖然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但列強並沒有馬上掀起瓜分中國狂潮的重要原因——他們依然慣性的心懷疑慮。
中法戰爭，為中國爭取到了極其寶貴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展的曆史機遇。
遺憾的是，中國未能抓住這個曆史機遇。
中法戰爭勝利後，中國上上下下，包括慈禧本人，普遍的誌得意滿，都以為，太平盛世已至，天下再無煩憂。
一口氣兒泄下來後，非但沒有“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展”，文恬武嬉之風，慢慢兒的又起來了。
數年之後，德宗大婚，慈禧“歸政”——向德宗移交權力，自己施施然“頤養衝和”去了。
回過頭去看，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昂揚向上的精氣神兒消散了，辛酉之後一直上升的國勢，開始掉頭而下。
這真的是太諷刺了。
這個鍋，慈禧是要背的，不過，她頂多隻能背一半，另一半，得德宗來背。
後世提及光緒皇帝的時候，許多人都會有這樣的兩個印象：一，他是傀儡；二，他是改革派。
都不對。
至少，不完全對。
德宗親政之後，慈禧“訓政”了三年，這三年，她擁有重大事項的最後決定權。即便“訓政”期過了，也要承認，慈禧依舊保持著對於政治的強大影響力。
這種情形，和穆宗剛剛親政的時候仿佛。
譬如，五軍機、五禦前合疏諫阻穆宗修建圓明園，穆宗惱羞成怒，將惇王、恭王、醇王三位親叔叔為的十位重臣，一股腦兒罷黜。兩宮皇太後得到消息，立即禦弘德殿，撤銷了穆宗的決定，恢複了十重臣的職務。穆宗隻能唯唯稱是，一點兒法子也沒有。
就是說，慈禧“退居二線”之後，依舊保留了最終的“話事權”——這是事實。
不過，即便在“訓政期”，慈禧也極少使用這個最終的“話事權”，德宗擁有全部的“辦事權”和大部分的“話事權”——這也是事實。
彼時的慈禧，誌得意滿，認為自己手付太平天下於皇帝，已無需再在政事上花什麽氣力了，她的精神頭兒，大部分都放在了頤和園的修建上了。
所以，德宗雖然沒有獲得皇帝的所有權利，但是，他不是傀儡。
還有，德宗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派”，他是……“忽然改革派”。
甲午之前，德宗的政治取向，其實是偏保守的，譬如，他不讚成修鐵路。
甲午一役，一夜之間，德宗就覺得，之前三十餘年，一切努力，一切作為，一無是處，一無足取，一切都要推到重來。
此謂“忽然改革”。
戊戌變法的後期，慈禧始實質性的介入政治，使用她的最終“話事權”，裁抑翁同龢等皇帝近臣。
慈禧的這些舉措，長期以來，被解讀為反對、破壞改革，充任守舊頑固派的“護法神”。
真的是這麽回事兒嗎？
反正，關卓凡認為，我如果和慈禧易地而處，我也得像她那麽幹。
為什麽？
因為穆宗和康、梁等人玩兒的，拿今天的話來說，就叫“休克療法”，病症大致是看準了，開的方子，大體上也對，可是，藥量不對！
該一年吃的藥，逼著病家，一天就全吃下去！
哪兒能這麽幹？
病了好幾年了，指望著一天之內，就徹底痊愈，怎麽可能？
步子太大扯著蛋，像穆宗和康、梁那麽個玩兒法，別說扯著蛋了，整個人，都要被扯的四分五裂了！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要在新、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特別是在守舊力量依舊強大的情況下，更不能全然不考慮守舊派的反對，不回應守舊派的利益訴求，不然，改革絕無成功的可能。
慈禧的所作所為，就是要替穆宗找回這個“平衡”，而絕不是全盤推翻他的改革。
事實證明，庚子之後，在慈禧的主持下，改革繼續，而且，深度、廣度，都遠遠的過了戊戌變法。
*(未完待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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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誣前人，胡說八道。
戰爭的勝敗，最關鍵的評判標準是：對戰雙方，誰達成了自己的戰略目標？
法國的戰略目標，一共三個，按重要性排序如下：第一，從越南進入中國，打開中國的西南門戶；第二，向中國勒索巨額戰爭賠款，實現“戰爭紅利”；第三，鞏固對越南的統治，迫使中國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
“鞏固對越南的統治，迫使中國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之所以放在最後，並非這一點不重要，而是彼時——中法戰爭爆之前，法國已經基本占領了越南全境，中國隻在越北近中越邊境地區，保有少量軍事存在，越南政府已經徹底淪為法國的傀儡，中國已經不能對越南政府施加任何直接的影響力了。
就是說，中法戰爭爆之前，中國已經事實上失去了對越南的宗主權。
因此，中國對法作戰的戰略目標，其實隻有一個：保證西南邊陲的安全，打消法國人進一步的覬覦之心；同時，不受勒索。
彼時中國君臣，雖然嘴上還嚷嚷著，“越南世修職貢”，“朝廷軫念藩服”，要秉持“以大字小之意”，“保護該國”，其實，誰都清楚——包括調門最高的清流：第一，越南已經落到法國人肚子裏去了，逼他吐出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中國根本沒有這個力量；第二，也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彼時，中國已經意識到了，咱們的“藩服”，和人家的“殖民地”，根本是兩碼事。咱們在“藩服”那兒，沒有任何經濟利益可言，以目下之國情、國力和國際形勢，不可以再像之前那樣，對“藩服”不計回報的投入了。
“藩服”不是“殖民地”，更不是“領土”，“藩服”對中國，隻有“屏藩”——國防的作用，即所謂“戰略緩衝區”。拿越南來說，其最大的作用，不過是保證西南邊陲的安全，如果西南邊陲無恙，越南，就隨他去吧，反正，那也是一群白眼兒狼，“昧於趨向，鼠兩端”，養不熟的。
所以，中國打這場仗，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越南，“丟掉了越南”神馬的，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
戰爭結束，法國不能越越南而北向一步；戰爭賠款，更是一兩銀子也沒落著；甚至，中國雖然默認了法國對越南的宗主權，但是，《中法新約》中，沒有任何明確的中國放棄對越南宗主權的字眼。
那麽，這場戰爭，誰輸、誰贏？
在軍事上，關於中法戰爭，我們記住的，更多的是馬尾海戰的全軍覆沒，但是，馬尾海戰僅僅是中法戰爭諸多戰役的其中之一，而且，即便拿這場戰役來說，法國也沒有達成攻取福州的戰役目標。
就中法戰爭整體而言，中國實實在在，既不輸陣，也不輸人。
這場戰爭，法國投入兵力近兩萬人，中國大約在三至四萬人之間，力量對比，並不如何懸殊。
還有，戰爭雖然遠離法國本土，但中國並沒有明顯的“地利”。一來，法國在越南經營已久，並非事事都要求諸國內；二來，中國國土廣大，戰場在西南邊陲，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軍需補給、後勤保障，其實非常艱苦。
中國的參戰部隊，有的表現出色，有的表現糟糕，但除了戰爭早期的越北戰事，整體上來說，不同的參戰部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打輸了，再打！
就算一敗再敗，也要一戰再戰！
一鴉、二鴉的一觸即潰，已恍若煙雲。
戰爭結束的時候，兩個戰場的情況如下：台灣戰場，法國一再受挫，困在基隆一隅，動彈不得；越北戰場，中國攻，法國守，中國步步進逼，法國步步後退。
誰輸？誰贏？
當然，如果像憤青們噴的那樣，鎮南關、諒山大捷之後，乘勝追擊，甚至“收複河內”，那也是不可能的。
戰線一拉長，中國的兵力，必然不敷使用，補給也必然跟不上；更重要的是，越南是法國在遠東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失去越南，是法國的不能承受之重，“收複河內”，必然引起法國的全力反擊。
事實上，茹費理內閣一倒台，法國議會就通過了給遠東法軍撥款五千萬法郎的決議，而駐遠東法軍一八八四年全年的軍費報帳，合計亦不過五千四百萬法郎。即是說，法國已經做好了擴大戰爭乃至長期戰爭的準備。
彼時的中國，不過一隻腳堪堪踏在工業化的門檻上，戰爭潛力有限，根本沒有和世界第二工業強國長期做戰的能力，何況，隻不過是為了越南這麽個小小的“藩服”？
此時停戰，時機最為合適。
戰場上也好、談判桌上也罷，結果都是清清楚楚的：中國在和世界第二強國的一對一的較量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慈禧則是中國取得對法戰爭勝利的當之無愧的、唯一的主持人。
對法戰爭，之所以可以先敗後勝，轉折點就在“甲申易樞”——暮氣沉重、對法作戰態度消極的恭王，以及其領班的軍機，被全部撤換，慈禧親自過問和主持對法戰事，朝野上下，統一思想，消弭了原先和戰不定的分歧，戰場上的劣勢，隨之扭轉，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慈禧的這份曆史性的功績，是不可以否認的。
中法戰爭的意義，長期為學術界所忽視——也不奇怪，我們的“學術界”，連中法戰爭是輸是贏，都搞不清楚！
事實上，中法戰爭的勝利，意義極其重大。
如果中國輸掉了這場戰爭，法國之後，其他泰西諸強，見獵心喜，必然紛紛跟進，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就會提前掀起，就等不到甲午，更加等不到庚子了！
考慮到此時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有相當長的時間，大洋彼岸的美國，也還遠未培養起能夠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的底氣和實力，列強有更多的時間，從容消化瓜分中國的成果，則四分五裂的中國，還能不能最終攏在一起，就難說的很了！
對法戰爭的勝利，極大的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泰西列強目中國，隱然為“二等強國”，他們之所以會在十年之後的甲午，跌碎一地眼鏡，這是最重要的原因；同時，這也是中國雖然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但列強並沒有馬上掀起瓜分中國狂潮的重要原因——他們依然慣性的心懷疑慮。
中法戰爭，為中國爭取到了極其寶貴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展的曆史機遇。
遺憾的是，中國未能抓住這個曆史機遇。
中法戰爭勝利後，中國上上下下，包括慈禧本人，普遍的誌得意滿，都以為，太平盛世已至，天下再無煩憂。
一口氣兒泄下來後，非但沒有“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展”，文恬武嬉之風，慢慢兒的又起來了。
數年之後，德宗大婚，慈禧“歸政”——向德宗移交權力，自己施施然“頤養衝和”去了。
回過頭去看，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昂揚向上的精氣神兒消散了，辛酉之後一直上升的國勢，開始掉頭而下。
這真的是太諷刺了。
這個鍋，慈禧是要背的，不過，她頂多隻能背一半，另一半，得德宗來背。
後世提及光緒皇帝的時候，許多人都會有這樣的兩個印象：一，他是傀儡；二，他是改革派。
都不對。
至少，不完全對。
德宗親政之後，慈禧“訓政”了三年，這三年，她擁有重大事項的最後決定權。即便“訓政”期過了，也要承認，慈禧依舊保持著對於政治的強大影響力。
這種情形，和穆宗剛剛親政的時候仿佛。
譬如，五軍機、五禦前合疏諫阻穆宗修建圓明園，穆宗惱羞成怒，將惇王、恭王、醇王三位親叔叔為的十位重臣，一股腦兒罷黜。兩宮皇太後得到消息，立即禦弘德殿，撤銷了穆宗的決定，恢複了十重臣的職務。穆宗隻能唯唯稱是，一點兒法子也沒有。
就是說，慈禧“退居二線”之後，依舊保留了最終的“話事權”——這是事實。
不過，即便在“訓政期”，慈禧也極少使用這個最終的“話事權”，德宗擁有全部的“辦事權”和大部分的“話事權”——這也是事實。
彼時的慈禧，誌得意滿，認為自己手付太平天下於皇帝，已無需再在政事上花什麽氣力了，她的精神頭兒，大部分都放在了頤和園的修建上了。
所以，德宗雖然沒有獲得皇帝的所有權利，但是，他不是傀儡。
還有，德宗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派”，他是……“忽然改革派”。
甲午之前，德宗的政治取向，其實是偏保守的，譬如，他不讚成修鐵路。
甲午一役，一夜之間，德宗就覺得，之前三十餘年，一切努力，一切作為，一無是處，一無足取，一切都要推到重來。
此謂“忽然改革”。
戊戌變法的後期，慈禧始實質性的介入政治，使用她的最終“話事權”，裁抑翁同龢等皇帝近臣。
慈禧的這些舉措，長期以來，被解讀為反對、破壞改革，充任守舊頑固派的“護法神”。
真的是這麽回事兒嗎？
反正，關卓凡認為，我如果和慈禧易地而處，我也得像她那麽幹。
為什麽？
因為穆宗和康、梁等人玩兒的，拿今天的話來說，就叫“休克療法”，病症大致是看準了，開的方子，大體上也對，可是，藥量不對！
該一年吃的藥，逼著病家，一天就全吃下去！
哪兒能這麽幹？
病了好幾年了，指望著一天之內，就徹底痊愈，怎麽可能？
步子太大扯著蛋，像穆宗和康、梁那麽個玩兒法，別說扯著蛋了，整個人，都要被扯的四分五裂了！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要在新、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特別是在守舊力量依舊強大的情況下，更不能全然不考慮守舊派的反對，不回應守舊派的利益訴求，不然，改革絕無成功的可能。
慈禧的所作所為，就是要替穆宗找回這個“平衡”，而絕不是全盤推翻他的改革。
事實證明，庚子之後，在慈禧的主持下，改革繼續，而且，深度、廣度，都遠遠的過了戊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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