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11211140||[1121]書院是中國傳統的教育形式，明代許多書院曆史十分悠久，流傳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數，今天說起外國的牛津、劍橋，一算曆史多少多少年，簡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國內某大某大，撐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實際上大可不必自卑，因為古代書院就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不過是大學這詞更時髦而已，要知道，歐洲最老的巴黎大學，也就是12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學之類的鬼玩意，這也難怪，當時歐洲都是一幫職業文盲，騎著馬，提著長矛到處衝，能讀懂拉丁語的人扳著指頭都能數出來，鬼才有心思上什麽大學，中國的書院倒是有始有終，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這一改，就把曆史也改沒了，年頭從頭算起。
但在書院上千年的曆史中，明代書院是極為特別的，因為它除了教書外，還喜歡搞政治。
所謂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崗或上崗的官員，沒事幹的時候去書院講課，談人生談理想，時不時還罵罵人，發發脾氣，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沒啥，但到嘉靖年間，一個大麻煩來了。
麻煩是王守仁同誌帶來的，因為此時他的思想已然成為了一種潮流，在當時的書院裏，如果講課的時候不講心學，那是要被轟下台的，按說講心學就講心學，似乎也沒什麽，可問題在於，心學的內容有點不妥，用通俗的話說，是比較反動。
在這段時間，心學的主流學派是泰州學派，偏偏這一派喜歡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類的玩意，還經常批評朝政，張居正因為搞獨裁，常被罵得狗血淋頭，搞得朝廷也很頭疼。
這要換在徐階時代，估計也沒啥，可張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個眼裏不揉沙子的角色，無論是天涯還是海角，隻要得罪了他，那是絕對跑不掉的。
一個人惹我，就滅一個人，一千個人惹我，就滅一千人!於是在一夜之間，幾乎全國所有有影響的書院都被查封，學生都被趕回了家，老師都下了崗。
事情到這裏，似乎該結束了，然而張居正同誌實在不是個省油的燈，他不但要抓群體，還要抓典型。
[1122]所謂抓典型，就是從群眾之中，挑選一個帶頭的，把他當眾幹掉，以達到警示後人的目的。
而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隱。
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實在太愛管閑事，在批評張居正的群眾隊伍裏，他經常走在第一線。
平日也是來無影去無蹤，東一榔頭西一棍，打了就走，絕不過夜，而且上到大學士，下到街頭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謂神通廣大。
事實證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準，十四年前，當他離開京城之時，就曾斷言過，興滅王學之人，隻在張居正。
現在他的預言終於得到了實現，以最為不幸的方式。
在萬曆七年（1579）的一天，優哉遊哉了半輩子的何心隱走到了人生的盡頭，當他在外講學之時，湖廣巡撫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緝拿，將他一舉抓獲，帶回了衙門，還沒等大家緩過神來，官方消息已傳出:根據朝廷慣例，犯人剛到，衙門的兄弟們都要意思意思，給他兩棍，沒想到何心隱體質太弱，竟然一打就死。
遺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後事，並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嘩然，王學門人一擁而上，痛罵王之垣，但人已經死了，王巡撫又十分配合，表示願意背這個黑鍋，也不發火，大家罵足了幾個月，就此收場。
當然了，這事到底是誰幹的，大家心裏都有數。
這位泰州學派的領軍人物雖然通曉黑白，張居正大人卻是黑白通吃，雖然何心隱是他老師（徐階）的同門，雖然何心隱曾經與他並肩作戰，共同解決了嚴嵩。
但對張居正而言，朋友還是敵人，隻有一個判斷標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曾經的敵人除掉了，曾經的學生除掉了，曾經的盟友也除掉了，為了實現我的夢想，我堅信，這是值得的。
當然了，作為大明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做了這麽多工作，也受了這麽多的苦，再過苦日子似乎也有點說不過去，而在這一點上，張居正同誌是個明白人。
於是張先生的許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隨之流傳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頂轎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轎子無非是四個人抬著一個人，搖搖晃晃往前走，轎子裏的人跟坐牢似的，轉個身也難。
應該說這些都沒錯，但如果你看到了張居正先生的轎子，你就會感歎這個世界的神奇。
[1123]張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轎子，它有個專門名稱——如意齋。
一般人坐一般轎子，張大人不是一般人，轎子自然也不一般，別人的轎子四個人抬，張大人的轎子嘛……下麵我們先詳細介紹一下此轎的運行原理以及乘坐體驗。
該轎子（?）由真定方知府趕製，轎內空間廣闊，據估算，麵積大致不低於五十平方，共分為會客室和臥室兩部分，會客室用來會見各來客，臥室則用於日常休息，為防止張大人出行途中內急找不到廁所，該轎特設有衛生間，體現了人性化的設計理念。
此外，由於考慮到旅途辛苦，轎子的兩旁還設有觀景走廊，以保證張大人在工作之餘可以憑欄遠眺，如果有了興趣，還能做兩首詩。
而且張大人公務繁忙，很多雜務自己不方便處理，所以在轎中還有兩個仆人，負責張大人的飲食起居。
此外，全轎乘坐舒適，操作便利，並實現了全語音控製，讓停就停，讓走就走，決不含糊，也不會出現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換輪胎、機械故障之類的煩人事情。
你說這麽大的轎子，得多少人抬?我看至少也要十幾個人吧。
十幾個人?那是墊腳的!三十二個人起，還不打折，少一個人你都抬不起來，張大人的原則是，不計成本，隻要風頭!相信我，你沒有看錯，我也沒有寫錯，關於這部分，我確定一定以及肯定。
順便補充一句，這頂轎子除了在京城裏麵轉轉之外，還經常跑長途，張居正曾經坐著這東西回過荊州老家，其距離大致是今天京廣線從北京出發，到武漢的路程，全部共計一千多公裏，想想當年那時候，坐著這麽個大玩意招搖過市，實在是拉風到了極點。
這段史料著實讓我大開眼界，並徹底改變了我對祖國交通工具的看法，什麽奔馳、寶馬、勞斯萊斯，什麽加長型、豪華型，什麽沙發、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來說，丟人!日子過得舒坦，工作也無比順利，張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盡頭，然而事實告訴我們，隻進不退的人生是沒有的，正如同隻升不跌的股票絕不存在一樣。
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一生中最為嚴峻的考驗到來了，因為一件看似毫不相幹的事。
就在這一年，張居正得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1124]張文明一輩子沒啥出息，卻有了這麽個有出息的孩子，雖說他沒給兒子幫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亂（此人在方飛揚跋扈，名聲很差），但無論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將會讓兒子張居正生不如死。
張居正的爹死了!消息傳來，滿城轟動，因為表現忠心的機會到了。
無數官員紛紛上門，哭的哭，拜的拜，然後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摸出門，最後再說兩句"節哀順便"，完事，收工。
這並不奇怪，自古以來，當官的如果死了爹媽，自然是空巷來拜，賓客盈門，上門的比自己全家死絕還難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掛了，是沒有幾個人會上門的。
對此，張居正也十分清楚，雖說父親死了他很難過，但此時此刻，他的腦海裏思考的，卻是另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名字，叫做丁憂。
在當時的中國，張居正已經是近似於無敵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讀書人議論，驃悍無比。
但他仍然隻是近似於，因為他還有一個不能跨越的障礙——祖製。
所謂祖製，就是祖宗的製度，規矩，雖然你很牛，比皇帝還牛，但總牛不過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規則，你再牛也沒轍。
丁憂就是祖製，具體說來，是朝廷官員的父母親如若死去，無論此人任何官何職，從得知喪事的那一天起，必須回到祖籍守製二十七個月，這叫丁憂。
到期之後可以回朝為官，這叫起複。
這個製度看上去有點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給扒得幹幹淨淨，負責的那攤事情也沒人管，不但誤事，還誤人心情。
但這個製度一直以來卻都是雷打不動，無論有多麻煩，曆任皇帝都對其推崇備至，極其支持，如果你認為這是他們的腦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錯了，人家的算盤，那是精到了極點。
因為根據社會學常識，隻有出孝子的方，才會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個人連他爹都不忠，怎麽能指望他忠於老板（皇帝）呢?但貪官們自然是不幹的，死了爹，我本來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為貪欲，搞點錢來安慰我無助的心靈，你竟然還要罷我的官，剝奪我的經濟利益，太不人道![1125]於是很多人開始鑽空子，你不是規定由得知死訊的那天開始計算嗎，那我就隱瞞死訊，就當人還活著，一直混到差不多為止，就算最後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釋的嘛，人死了，我沒有上報，那是因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當然，一次兩次是可以理解的，時間長了朝廷也不幹了，自明英宗起，就開始正式立項，打擊偽報瞞報的行為，規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報的，全部免官為民。
如此一來，貪官們也沒辦法了，隻好日夜祈禱，自己的老爹能多撐幾年，至少等混到夠本再含笑而逝，到時也能多搞點紙錢給您送去。
但也有一個群體例外，那就是軍隊，領兵打仗，這就絕對沒轍了，總不能上陣剛剛交鋒，消息來了，您喊一聲停:大家別打了，等我回去給我爹守二十七個月，咱們再來，還是老方見，不打不散。
張居正不是軍人，自然無法享受這個優待，而他的改革剛剛才漸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這一大攤子事情就沒人管了，心血付之東流且不說，沒準回來的時候就得給人打下手了。
於是他隻剩下了唯一的選擇——奪情。
所謂奪情，是指事情實在太急，絕對走不開的人，經由皇帝的指示，在萬般悲痛中恢複職務，開展工作。
由於考慮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強行（一般不會反抗））拉回來，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將其命名為34;奪情"。
然而張居正並不願意走這條路，當然，並不是因為它"很不人道。
"其實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過類似的經驗，比如著名的34;三楊"中的楊榮，還有那位幫於謙報了仇的李賢，都曾經被這麽"很不人道"過，除了個把人罵了兩句外，倒也沒啥問題，但到了嘉靖年間，奪情卻真的成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奪情，就會被看作禽獸不如。
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變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賜，這人的名字叫做楊廷和。
說起來，這位楊兄弟的能量實在是大，鬧騰了三朝還不夠，死了還要折騰別人。
當初他在正德年間的時候，父親死了，皇帝說楊先生你別走，留下來幫我辦事，他說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112]結果幾番來回，他還是回去了，從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這位仁兄結結實實曠了三年工，才回來上班。
這要擱在現在，早就讓他卷鋪蓋回家了。
由於他名聲太大，加上又是正麵典型，從此以後，朝廷高級官員死了爹媽，打死也不敢說奪情。
就這麽一路下來，終於坑了張居正。
張居正沒有選擇，隻能奪情，因為馮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媽也不想他走，當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奮鬥三十多年，才混到這個份上，鬼才想走。
雖說奪情比較麻煩，但隻要略施小計，還是沒問題的。
於是老把戲很快上場了，萬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張居正要求回家守製，兩天後皇帝回複——不行。
一天後，張居正再次上書，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複——一定不行。
與此同時，許多大臣們也紛紛上書，表示張居正絕不能走，言辭激烈，好像張居正一走，球就要完蛋，可謂用心良苦。
行了，把戲演到這裏，也差不多該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費紙張。
準備收場了，事情已經結束，一切風平浪靜，擦幹眼淚（如果有），再次出發!我親眼看著嚴嵩淪落，徐階下台，我親手解決了高拱、劉台、何心隱，天下已無人能動搖我的位。
對於這一點，張居正始終很自信，然而事實證明，他錯了，錯得相當厲害，真正的挑戰將從這裏開始。
萬曆五年（1577）十一月，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翰林院檢討趙用賢上書——彈劾張居正奪情。
編修是正七品，檢討是從七品，也就是說，這是兩個基層幹部，也就能幹幹抄寫工作，平時連上朝的資格都沒有，而張居正以前的敵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學界首領，並且還特別不經打，一碰就垮，這麽兩個小角色，按說張大人動根手指，就能把他們碾死。
然而就是這麽兩個小角色，差點把張大人給滅了。
因為這二位仁兄雖然官小，卻有個特殊的身份:他們都是張居正的門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驚奇發現，原來吳兄弟和趙兄弟都是隆慶五年（1571）的進士，和之前開第一炮的劉台是同班同學。
這就隻能怪張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這麽幾個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1127]這下好了，當年隻有一個二愣子（劉台），已經搞得狼狽不堪，這回竟然出了兩個，那就收拾不了了，因為一個二愣子加另一個二愣子，並不等於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還沒等張居正反應過來，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們出擊的第二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書彈劾張居正，希望他早早滾蛋回家，去盡孝道。
當張居正看到這兩封充滿殺氣的奏疏時，才終於意識到，真正的危機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經過長達三十餘年的戰鬥，他用盡各種手段，除掉了幾乎所有的敵人，坐上了最高的寶座，然而在此君臨天下之時，他才發現一個新的，更為強大的敵人已經出現。
那些原先乖乖聽話的大臣們似乎一夜間突然改變了立場，成為了他的對手，不是一個，是一群，而他們攻擊的理由也多種多樣，經濟問題，作風問題，奪情問題，方式更是數不勝數，上書彈劾，私下議論，甚至還有人上街張貼反動標語，直接攻擊張居正。
對於眼前的這一切，張居正感到很吃驚，卻並不意外，因為他很清楚，帶來這些敵人的，正是他自己，具體說來，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當張居正將寫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給皇帝時，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時，還附帶了一個陰謀。
因為在那封奏疏中，有著這樣幾句話:"撫案官有延誤者，該部舉之，各部院有容隱者，科臣舉之，六科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
"這句話的意思是，方官辦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來管，中央各部辦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監察機關來管，六科監察機關不利索，由我來管!事情壞就壞在這句話上。
根據明代的體製，中央各部管理方，正常，給事中以及禦史監察各部，也正常，內閣大學士管理言官，這就不正常了。
兩百年前，朱元璋在創立國家機構的時候，考慮丞相權力太大，撤銷了丞相，將權力交給六部，但這位仁兄連睡覺都要睜隻眼，後來一琢磨，覺得六部權力也大，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設立了六科，這就是後來的六科給事中。
[1128]六科的領導，叫做都給事中，俗稱科長，下屬人員也不多，除了兵部給事中有十二個人之外，其餘的五個部都在十人之內。
而且這幫人品級也低，科長才七品，下麵的人就不用說了。
但他們的權力卻大到讓人匪夷所思的步，比如說部長下令要幹什麽事，科長不同意，二話不說，把命令退回給部長，讓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滿意，就再退，直到滿意為止。
別說部長，連皇帝的某些旨意，給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劃腳一番的，所以雖然這幫人品級低，位卻不低，每次部長去見他們，還要給他們行個禮，吃飯的時候別人坐下座，他們可以跑去和部長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囂張。
給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禦史就更不得了，這夥人一天到晚找茬，從謀反叛亂到占道經營、隨大小便，隻要是個事，就能管。
六部級別高，權力小，言官級別小，權力大，誰也壓不倒誰，在這種天才的創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無事，而到了張居正，情況被改變了。
在張居正看來，六部也好，給事中也好，禦史也好，都該歸我管，我說什麽，你們就幹什麽，不要瞎吵。
因為他很明白，互相限製、互相製約固然是一種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講一句他講一句，爭得天翻覆，說得振振有詞，其實一點業務都不懂，結果十天半個月，什麽都沒辦，而對於這些人，張居正一貫是深惡痛絕。
所以他認為其他人都應該靠邊站，找一個最聰明的人（他自己）指揮，大家跟著辦事就行，沒有必要浪費口水。
於是在他統治期間，連平時監督他人的六科和禦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績。
然而遺憾的是，大臣們卻不這麽想，在他們看來，張居正是一個破壞規則的人，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獨裁者。
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後，他們已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習慣了沒事罵罵皇帝，噴噴口水，然而現在的這個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為可怕，如果長此以往，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所以無論他要幹什麽，怎麽幹，是好事還是壞事，為了我們手中的權力，必須徹底解決他!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就此浮出水麵。
[1129]耐人尋味的是，在攻擊張居正的四人中，竟有兩人是他的學生，而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這四個人竟沒有一個是言官!該說話的言官都不說話，卻冒出來幾個翰林院的抄寫員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簡單——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學生開罵，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著來，說他們是心有靈犀，真是殺了我也不信。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奪情問題也好，作風問題也罷，那都是假的，隻有權力問題，才是真的。
張居正不能理解這些人的思維，無論如何，我不過是想做點事情而已，為什麽就跟我過不去呢?但在短暫的鬱悶之後，張居正恢複了平靜，他意識到，一股龐大的反對勢力正暗中湧動，如不及時鎮壓，多年的改革成果將毀之一旦，而要對付他們，擺事實、講道理都是毫無用處的，因為這幫人本就不是什麽實幹家，他們的唯一專長就是擺出一幅道貌岸然的麵孔，滿口仁義道德，唾沫橫飛攻擊別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對這幫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個字——打!張居正匯報此事後，皇帝隨即下達命令，對敢於上書的四人執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張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訓一下這幫人，但後果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來後，原先不吭聲的也坐不住了，紛紛跳了出來，搞簽名請願，集體上書，反正法不責眾，不罵白不罵，不請白不請。
但在一群湊熱鬧的人中，倒也還有兩個比較認真的人，這兩個人分別叫做王錫爵和申時行。
這二位仁兄就是後來的朝廷首輔，這裏就不多說了，但在當時，王錫爵是翰林院掌院學士，申時行是人事部副部長，隻能算是小字輩。
輩分雖小，辦事卻是大手筆，人家都是簽個名罵兩句完事，他們卻**澎湃，竟然親自跑到了張居正的府上，要當麵求情。
張大人哪裏是說見就見的，碰巧得了重病，兩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見人，隻能從哪裏來回哪裏去。
申時行回去了，王錫爵卻多了個心眼，趁人不備，竟然溜了進去，見到了張居正。
[1130]眼看人都闖進來了，張居正無可奈何，隻好帶病工作。
王錫爵不說廢話，開門見山:希望張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個人。
張居正唉聲歎氣:"那是皇上生氣要打的，你求我也沒用啊!"這話倒也不假，皇帝確實很生氣，命令也確實是他下的。
這種話騙騙兩三歲的小孩，相信還管用，但王錫爵先生……已經四十四了。
"皇上即使生氣，那也是因為您!"這就是王錫爵的覺悟。
話說到這個份上，張居正無話可說了，現場頓時陷入了沉寂。
見此場景，王錫爵感到可能有戲，正想趁機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
沉默不語的張居正突然站了起來，抽出了旁邊的一把刀，王錫爵頓時魂飛魄散，估計對方是惱羞成怒，準備拿自己開個刀，正當他不知所措之際，更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九五至尊，高傲無比，比皇帝還牛的張大人撲通一聲——給他跪下了。
沒等王學士喘過氣來，張學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邊架一邊喊:"皇帝要留我，你們要趕我走，到底想要我怎麽樣啊!"麵對無數居心叵測的人，麵對如此困難的局麵，張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撐著，他或許善於權謀，或許挖過坑，害過人，但在這個汙濁的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實現救國濟民的夢想，這是唯一的選擇。
現在他的忍耐終於到達了頂點。
張居正跪在王錫爵的麵前，發出了聲嘶力竭的呐喊:"你殺了我吧!你殺了我吧!"王錫爵懵了，他沒有想到，那個平日高不可攀的張大學士，竟然還有如此無奈的一麵，情急之下手足無措，隻好匆匆行了個禮，退了出去。
張居正發泄了，王錫爵震驚了，但鬧來鬧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給忘了，於是該打的還得打，一個都不能少。
萬曆五年（1577）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執行，吳中行、趙用賢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這麽看來，師生關係還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到關鍵時刻能頂二十大板!事情前後經過大致如此，打屁股的過程似乎也無足輕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個十分有趣的方——打屁股的結果。
兩個人在同一個方，挨了同樣的打，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結局。
[1131]在這次廷杖中，張居正的兩位學生在抗擊打能力上，表現出了完全相反的特質，吳中行被打之後，差點當場氣絕，經過奮力搶救，才得以生還，休養了大半年，還杵了一輩子拐杖。
但趙用賢就不同了，據說他被打之後雖然傷痕遍布，元氣大傷，卻明顯能扛得多，回家後躺了一個多月，就能起床跑步了。
這是一個奇跡，同樣被打的兩個人，差別怎麽會這麽大呢?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嚴謹的精神，去詳細分析一下這個明代特有的發明——打屁股。
關於打屁股問題的技術分析報告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產，大庭廣眾之下，扒光褲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幾棍下去，皮開肉綻，這就是許多人對打屁股的印象。
然而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各位，打屁股，並非如此簡單，事實上，那是個技術工種。
根據人體工程學原理分析，明代的廷杖是一種極為嚴酷的刑罰，因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樣，你爹打你，無非是用掃把，小棍子，慘無人道點的，最多也就是皮帶。
但廷杖就不同了，它雖然也用棍子，卻是大棍子，想想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n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著陸，實在讓人膽寒，所以連聖人也說過，遇到小棍子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而執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錦衣衛，這夥人平時經常鍛煉身體，開展體育活動，隨手一掄，不說開碑碎石，開個屁股還是不難的。
所以經過綜合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如無意外，二十廷杖絕對足以將人打死。
但一直以來，意外始終在發生著，一百杖打不死的有，一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說到底，還要歸功於我國人民的偉大智慧。
縱觀世界，單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國人比肩的群體，相信還沒生出來，而我國高智商人群最為突出的表現，就在於從沒路的方走出路來。
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級的事，但怎麽打，那就是我的事了，為了靈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確保一打就死，或者百打不死，錦衣衛們進行了艱苦的訓練，具體方法如下:（有興趣者，可學習一二，但由此帶來之後果本人概不負責）[1132]找到一塊磚頭（種類不限），在上麵墊一張宣紙（一點就破那種），用棍子猛擊宣紙，如宣紙破裂，1/2|跳至
實際上大可不必自卑，因為古代書院就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不過是大學這詞更時髦而已，要知道，歐洲最老的巴黎大學，也就是12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學之類的鬼玩意，這也難怪，當時歐洲都是一幫職業文盲，騎著馬，提著長矛到處衝，能讀懂拉丁語的人扳著指頭都能數出來，鬼才有心思上什麽大學，中國的書院倒是有始有終，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這一改，就把曆史也改沒了，年頭從頭算起。
但在書院上千年的曆史中，明代書院是極為特別的，因為它除了教書外，還喜歡搞政治。
所謂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崗或上崗的官員，沒事幹的時候去書院講課，談人生談理想，時不時還罵罵人，發發脾氣，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沒啥，但到嘉靖年間，一個大麻煩來了。
麻煩是王守仁同誌帶來的，因為此時他的思想已然成為了一種潮流，在當時的書院裏，如果講課的時候不講心學，那是要被轟下台的，按說講心學就講心學，似乎也沒什麽，可問題在於，心學的內容有點不妥，用通俗的話說，是比較反動。
在這段時間，心學的主流學派是泰州學派，偏偏這一派喜歡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類的玩意，還經常批評朝政，張居正因為搞獨裁，常被罵得狗血淋頭，搞得朝廷也很頭疼。
這要換在徐階時代，估計也沒啥，可張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個眼裏不揉沙子的角色，無論是天涯還是海角，隻要得罪了他，那是絕對跑不掉的。
一個人惹我，就滅一個人，一千個人惹我，就滅一千人!於是在一夜之間，幾乎全國所有有影響的書院都被查封，學生都被趕回了家，老師都下了崗。
事情到這裏，似乎該結束了，然而張居正同誌實在不是個省油的燈，他不但要抓群體，還要抓典型。
[1122]所謂抓典型，就是從群眾之中，挑選一個帶頭的，把他當眾幹掉，以達到警示後人的目的。
而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隱。
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實在太愛管閑事，在批評張居正的群眾隊伍裏，他經常走在第一線。
平日也是來無影去無蹤，東一榔頭西一棍，打了就走，絕不過夜，而且上到大學士，下到街頭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謂神通廣大。
事實證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準，十四年前，當他離開京城之時，就曾斷言過，興滅王學之人，隻在張居正。
現在他的預言終於得到了實現，以最為不幸的方式。
在萬曆七年（1579）的一天，優哉遊哉了半輩子的何心隱走到了人生的盡頭，當他在外講學之時，湖廣巡撫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緝拿，將他一舉抓獲，帶回了衙門，還沒等大家緩過神來，官方消息已傳出:根據朝廷慣例，犯人剛到，衙門的兄弟們都要意思意思，給他兩棍，沒想到何心隱體質太弱，竟然一打就死。
遺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後事，並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嘩然，王學門人一擁而上，痛罵王之垣，但人已經死了，王巡撫又十分配合，表示願意背這個黑鍋，也不發火，大家罵足了幾個月，就此收場。
當然了，這事到底是誰幹的，大家心裏都有數。
這位泰州學派的領軍人物雖然通曉黑白，張居正大人卻是黑白通吃，雖然何心隱是他老師（徐階）的同門，雖然何心隱曾經與他並肩作戰，共同解決了嚴嵩。
但對張居正而言，朋友還是敵人，隻有一個判斷標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曾經的敵人除掉了，曾經的學生除掉了，曾經的盟友也除掉了，為了實現我的夢想，我堅信，這是值得的。
當然了，作為大明帝國的實際統治者，做了這麽多工作，也受了這麽多的苦，再過苦日子似乎也有點說不過去，而在這一點上，張居正同誌是個明白人。
於是張先生的許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隨之流傳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頂轎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轎子無非是四個人抬著一個人，搖搖晃晃往前走，轎子裏的人跟坐牢似的，轉個身也難。
應該說這些都沒錯，但如果你看到了張居正先生的轎子，你就會感歎這個世界的神奇。
[1123]張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轎子，它有個專門名稱——如意齋。
一般人坐一般轎子，張大人不是一般人，轎子自然也不一般，別人的轎子四個人抬，張大人的轎子嘛……下麵我們先詳細介紹一下此轎的運行原理以及乘坐體驗。
該轎子（?）由真定方知府趕製，轎內空間廣闊，據估算，麵積大致不低於五十平方，共分為會客室和臥室兩部分，會客室用來會見各來客，臥室則用於日常休息，為防止張大人出行途中內急找不到廁所，該轎特設有衛生間，體現了人性化的設計理念。
此外，由於考慮到旅途辛苦，轎子的兩旁還設有觀景走廊，以保證張大人在工作之餘可以憑欄遠眺，如果有了興趣，還能做兩首詩。
而且張大人公務繁忙，很多雜務自己不方便處理，所以在轎中還有兩個仆人，負責張大人的飲食起居。
此外，全轎乘坐舒適，操作便利，並實現了全語音控製，讓停就停，讓走就走，決不含糊，也不會出現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換輪胎、機械故障之類的煩人事情。
你說這麽大的轎子，得多少人抬?我看至少也要十幾個人吧。
十幾個人?那是墊腳的!三十二個人起，還不打折，少一個人你都抬不起來，張大人的原則是，不計成本，隻要風頭!相信我，你沒有看錯，我也沒有寫錯，關於這部分，我確定一定以及肯定。
順便補充一句，這頂轎子除了在京城裏麵轉轉之外，還經常跑長途，張居正曾經坐著這東西回過荊州老家，其距離大致是今天京廣線從北京出發，到武漢的路程，全部共計一千多公裏，想想當年那時候，坐著這麽個大玩意招搖過市，實在是拉風到了極點。
這段史料著實讓我大開眼界，並徹底改變了我對祖國交通工具的看法，什麽奔馳、寶馬、勞斯萊斯，什麽加長型、豪華型，什麽沙發、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來說，丟人!日子過得舒坦，工作也無比順利，張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盡頭，然而事實告訴我們，隻進不退的人生是沒有的，正如同隻升不跌的股票絕不存在一樣。
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一生中最為嚴峻的考驗到來了，因為一件看似毫不相幹的事。
就在這一年，張居正得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1124]張文明一輩子沒啥出息，卻有了這麽個有出息的孩子，雖說他沒給兒子幫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亂（此人在方飛揚跋扈，名聲很差），但無論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將會讓兒子張居正生不如死。
張居正的爹死了!消息傳來，滿城轟動，因為表現忠心的機會到了。
無數官員紛紛上門，哭的哭，拜的拜，然後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摸出門，最後再說兩句"節哀順便"，完事，收工。
這並不奇怪，自古以來，當官的如果死了爹媽，自然是空巷來拜，賓客盈門，上門的比自己全家死絕還難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掛了，是沒有幾個人會上門的。
對此，張居正也十分清楚，雖說父親死了他很難過，但此時此刻，他的腦海裏思考的，卻是另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名字，叫做丁憂。
在當時的中國，張居正已經是近似於無敵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讀書人議論，驃悍無比。
但他仍然隻是近似於，因為他還有一個不能跨越的障礙——祖製。
所謂祖製，就是祖宗的製度，規矩，雖然你很牛，比皇帝還牛，但總牛不過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規則，你再牛也沒轍。
丁憂就是祖製，具體說來，是朝廷官員的父母親如若死去，無論此人任何官何職，從得知喪事的那一天起，必須回到祖籍守製二十七個月，這叫丁憂。
到期之後可以回朝為官，這叫起複。
這個製度看上去有點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給扒得幹幹淨淨，負責的那攤事情也沒人管，不但誤事，還誤人心情。
但這個製度一直以來卻都是雷打不動，無論有多麻煩，曆任皇帝都對其推崇備至，極其支持，如果你認為這是他們的腦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錯了，人家的算盤，那是精到了極點。
因為根據社會學常識，隻有出孝子的方，才會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個人連他爹都不忠，怎麽能指望他忠於老板（皇帝）呢?但貪官們自然是不幹的，死了爹，我本來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為貪欲，搞點錢來安慰我無助的心靈，你竟然還要罷我的官，剝奪我的經濟利益，太不人道![1125]於是很多人開始鑽空子，你不是規定由得知死訊的那天開始計算嗎，那我就隱瞞死訊，就當人還活著，一直混到差不多為止，就算最後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釋的嘛，人死了，我沒有上報，那是因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當然，一次兩次是可以理解的，時間長了朝廷也不幹了，自明英宗起，就開始正式立項，打擊偽報瞞報的行為，規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報的，全部免官為民。
如此一來，貪官們也沒辦法了，隻好日夜祈禱，自己的老爹能多撐幾年，至少等混到夠本再含笑而逝，到時也能多搞點紙錢給您送去。
但也有一個群體例外，那就是軍隊，領兵打仗，這就絕對沒轍了，總不能上陣剛剛交鋒，消息來了，您喊一聲停:大家別打了，等我回去給我爹守二十七個月，咱們再來，還是老方見，不打不散。
張居正不是軍人，自然無法享受這個優待，而他的改革剛剛才漸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這一大攤子事情就沒人管了，心血付之東流且不說，沒準回來的時候就得給人打下手了。
於是他隻剩下了唯一的選擇——奪情。
所謂奪情，是指事情實在太急，絕對走不開的人，經由皇帝的指示，在萬般悲痛中恢複職務，開展工作。
由於考慮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強行（一般不會反抗））拉回來，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將其命名為34;奪情"。
然而張居正並不願意走這條路，當然，並不是因為它"很不人道。
"其實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過類似的經驗，比如著名的34;三楊"中的楊榮，還有那位幫於謙報了仇的李賢，都曾經被這麽"很不人道"過，除了個把人罵了兩句外，倒也沒啥問題，但到了嘉靖年間，奪情卻真的成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奪情，就會被看作禽獸不如。
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變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賜，這人的名字叫做楊廷和。
說起來，這位楊兄弟的能量實在是大，鬧騰了三朝還不夠，死了還要折騰別人。
當初他在正德年間的時候，父親死了，皇帝說楊先生你別走，留下來幫我辦事，他說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112]結果幾番來回，他還是回去了，從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這位仁兄結結實實曠了三年工，才回來上班。
這要擱在現在，早就讓他卷鋪蓋回家了。
由於他名聲太大，加上又是正麵典型，從此以後，朝廷高級官員死了爹媽，打死也不敢說奪情。
就這麽一路下來，終於坑了張居正。
張居正沒有選擇，隻能奪情，因為馮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媽也不想他走，當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奮鬥三十多年，才混到這個份上，鬼才想走。
雖說奪情比較麻煩，但隻要略施小計，還是沒問題的。
於是老把戲很快上場了，萬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張居正要求回家守製，兩天後皇帝回複——不行。
一天後，張居正再次上書，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複——一定不行。
與此同時，許多大臣們也紛紛上書，表示張居正絕不能走，言辭激烈，好像張居正一走，球就要完蛋，可謂用心良苦。
行了，把戲演到這裏，也差不多該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費紙張。
準備收場了，事情已經結束，一切風平浪靜，擦幹眼淚（如果有），再次出發!我親眼看著嚴嵩淪落，徐階下台，我親手解決了高拱、劉台、何心隱，天下已無人能動搖我的位。
對於這一點，張居正始終很自信，然而事實證明，他錯了，錯得相當厲害，真正的挑戰將從這裏開始。
萬曆五年（1577）十一月，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翰林院檢討趙用賢上書——彈劾張居正奪情。
編修是正七品，檢討是從七品，也就是說，這是兩個基層幹部，也就能幹幹抄寫工作，平時連上朝的資格都沒有，而張居正以前的敵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學界首領，並且還特別不經打，一碰就垮，這麽兩個小角色，按說張大人動根手指，就能把他們碾死。
然而就是這麽兩個小角色，差點把張大人給滅了。
因為這二位仁兄雖然官小，卻有個特殊的身份:他們都是張居正的門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驚奇發現，原來吳兄弟和趙兄弟都是隆慶五年（1571）的進士，和之前開第一炮的劉台是同班同學。
這就隻能怪張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這麽幾個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1127]這下好了，當年隻有一個二愣子（劉台），已經搞得狼狽不堪，這回竟然出了兩個，那就收拾不了了，因為一個二愣子加另一個二愣子，並不等於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還沒等張居正反應過來，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們出擊的第二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書彈劾張居正，希望他早早滾蛋回家，去盡孝道。
當張居正看到這兩封充滿殺氣的奏疏時，才終於意識到，真正的危機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經過長達三十餘年的戰鬥，他用盡各種手段，除掉了幾乎所有的敵人，坐上了最高的寶座，然而在此君臨天下之時，他才發現一個新的，更為強大的敵人已經出現。
那些原先乖乖聽話的大臣們似乎一夜間突然改變了立場，成為了他的對手，不是一個，是一群，而他們攻擊的理由也多種多樣，經濟問題，作風問題，奪情問題，方式更是數不勝數，上書彈劾，私下議論，甚至還有人上街張貼反動標語，直接攻擊張居正。
對於眼前的這一切，張居正感到很吃驚，卻並不意外，因為他很清楚，帶來這些敵人的，正是他自己，具體說來，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當張居正將寫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給皇帝時，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時，還附帶了一個陰謀。
因為在那封奏疏中，有著這樣幾句話:"撫案官有延誤者，該部舉之，各部院有容隱者，科臣舉之，六科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
"這句話的意思是，方官辦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來管，中央各部辦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監察機關來管，六科監察機關不利索，由我來管!事情壞就壞在這句話上。
根據明代的體製，中央各部管理方，正常，給事中以及禦史監察各部，也正常，內閣大學士管理言官，這就不正常了。
兩百年前，朱元璋在創立國家機構的時候，考慮丞相權力太大，撤銷了丞相，將權力交給六部，但這位仁兄連睡覺都要睜隻眼，後來一琢磨，覺得六部權力也大，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設立了六科，這就是後來的六科給事中。
[1128]六科的領導，叫做都給事中，俗稱科長，下屬人員也不多，除了兵部給事中有十二個人之外，其餘的五個部都在十人之內。
而且這幫人品級也低，科長才七品，下麵的人就不用說了。
但他們的權力卻大到讓人匪夷所思的步，比如說部長下令要幹什麽事，科長不同意，二話不說，把命令退回給部長，讓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滿意，就再退，直到滿意為止。
別說部長，連皇帝的某些旨意，給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劃腳一番的，所以雖然這幫人品級低，位卻不低，每次部長去見他們，還要給他們行個禮，吃飯的時候別人坐下座，他們可以跑去和部長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囂張。
給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禦史就更不得了，這夥人一天到晚找茬，從謀反叛亂到占道經營、隨大小便，隻要是個事，就能管。
六部級別高，權力小，言官級別小，權力大，誰也壓不倒誰，在這種天才的創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無事，而到了張居正，情況被改變了。
在張居正看來，六部也好，給事中也好，禦史也好，都該歸我管，我說什麽，你們就幹什麽，不要瞎吵。
因為他很明白，互相限製、互相製約固然是一種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講一句他講一句，爭得天翻覆，說得振振有詞，其實一點業務都不懂，結果十天半個月，什麽都沒辦，而對於這些人，張居正一貫是深惡痛絕。
所以他認為其他人都應該靠邊站，找一個最聰明的人（他自己）指揮，大家跟著辦事就行，沒有必要浪費口水。
於是在他統治期間，連平時監督他人的六科和禦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績。
然而遺憾的是，大臣們卻不這麽想，在他們看來，張居正是一個破壞規則的人，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獨裁者。
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後，他們已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習慣了沒事罵罵皇帝，噴噴口水，然而現在的這個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為可怕，如果長此以往，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所以無論他要幹什麽，怎麽幹，是好事還是壞事，為了我們手中的權力，必須徹底解決他!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就此浮出水麵。
[1129]耐人尋味的是，在攻擊張居正的四人中，竟有兩人是他的學生，而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這四個人竟沒有一個是言官!該說話的言官都不說話，卻冒出來幾個翰林院的抄寫員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簡單——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學生開罵，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著來，說他們是心有靈犀，真是殺了我也不信。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奪情問題也好，作風問題也罷，那都是假的，隻有權力問題，才是真的。
張居正不能理解這些人的思維，無論如何，我不過是想做點事情而已，為什麽就跟我過不去呢?但在短暫的鬱悶之後，張居正恢複了平靜，他意識到，一股龐大的反對勢力正暗中湧動，如不及時鎮壓，多年的改革成果將毀之一旦，而要對付他們，擺事實、講道理都是毫無用處的，因為這幫人本就不是什麽實幹家，他們的唯一專長就是擺出一幅道貌岸然的麵孔，滿口仁義道德，唾沫橫飛攻擊別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對這幫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個字——打!張居正匯報此事後，皇帝隨即下達命令，對敢於上書的四人執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張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訓一下這幫人，但後果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來後，原先不吭聲的也坐不住了，紛紛跳了出來，搞簽名請願，集體上書，反正法不責眾，不罵白不罵，不請白不請。
但在一群湊熱鬧的人中，倒也還有兩個比較認真的人，這兩個人分別叫做王錫爵和申時行。
這二位仁兄就是後來的朝廷首輔，這裏就不多說了，但在當時，王錫爵是翰林院掌院學士，申時行是人事部副部長，隻能算是小字輩。
輩分雖小，辦事卻是大手筆，人家都是簽個名罵兩句完事，他們卻**澎湃，竟然親自跑到了張居正的府上，要當麵求情。
張大人哪裏是說見就見的，碰巧得了重病，兩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見人，隻能從哪裏來回哪裏去。
申時行回去了，王錫爵卻多了個心眼，趁人不備，竟然溜了進去，見到了張居正。
[1130]眼看人都闖進來了，張居正無可奈何，隻好帶病工作。
王錫爵不說廢話，開門見山:希望張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個人。
張居正唉聲歎氣:"那是皇上生氣要打的，你求我也沒用啊!"這話倒也不假，皇帝確實很生氣，命令也確實是他下的。
這種話騙騙兩三歲的小孩，相信還管用，但王錫爵先生……已經四十四了。
"皇上即使生氣，那也是因為您!"這就是王錫爵的覺悟。
話說到這個份上，張居正無話可說了，現場頓時陷入了沉寂。
見此場景，王錫爵感到可能有戲，正想趁機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
沉默不語的張居正突然站了起來，抽出了旁邊的一把刀，王錫爵頓時魂飛魄散，估計對方是惱羞成怒，準備拿自己開個刀，正當他不知所措之際，更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九五至尊，高傲無比，比皇帝還牛的張大人撲通一聲——給他跪下了。
沒等王學士喘過氣來，張學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邊架一邊喊:"皇帝要留我，你們要趕我走，到底想要我怎麽樣啊!"麵對無數居心叵測的人，麵對如此困難的局麵，張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撐著，他或許善於權謀，或許挖過坑，害過人，但在這個汙濁的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實現救國濟民的夢想，這是唯一的選擇。
現在他的忍耐終於到達了頂點。
張居正跪在王錫爵的麵前，發出了聲嘶力竭的呐喊:"你殺了我吧!你殺了我吧!"王錫爵懵了，他沒有想到，那個平日高不可攀的張大學士，竟然還有如此無奈的一麵，情急之下手足無措，隻好匆匆行了個禮，退了出去。
張居正發泄了，王錫爵震驚了，但鬧來鬧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給忘了，於是該打的還得打，一個都不能少。
萬曆五年（1577）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執行，吳中行、趙用賢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這麽看來，師生關係還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到關鍵時刻能頂二十大板!事情前後經過大致如此，打屁股的過程似乎也無足輕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個十分有趣的方——打屁股的結果。
兩個人在同一個方，挨了同樣的打，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結局。
[1131]在這次廷杖中，張居正的兩位學生在抗擊打能力上，表現出了完全相反的特質，吳中行被打之後，差點當場氣絕，經過奮力搶救，才得以生還，休養了大半年，還杵了一輩子拐杖。
但趙用賢就不同了，據說他被打之後雖然傷痕遍布，元氣大傷，卻明顯能扛得多，回家後躺了一個多月，就能起床跑步了。
這是一個奇跡，同樣被打的兩個人，差別怎麽會這麽大呢?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嚴謹的精神，去詳細分析一下這個明代特有的發明——打屁股。
關於打屁股問題的技術分析報告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產，大庭廣眾之下，扒光褲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幾棍下去，皮開肉綻，這就是許多人對打屁股的印象。
然而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各位，打屁股，並非如此簡單，事實上，那是個技術工種。
根據人體工程學原理分析，明代的廷杖是一種極為嚴酷的刑罰，因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樣，你爹打你，無非是用掃把，小棍子，慘無人道點的，最多也就是皮帶。
但廷杖就不同了，它雖然也用棍子，卻是大棍子，想想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n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著陸，實在讓人膽寒，所以連聖人也說過，遇到小棍子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而執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錦衣衛，這夥人平時經常鍛煉身體，開展體育活動，隨手一掄，不說開碑碎石，開個屁股還是不難的。
所以經過綜合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如無意外，二十廷杖絕對足以將人打死。
但一直以來，意外始終在發生著，一百杖打不死的有，一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說到底，還要歸功於我國人民的偉大智慧。
縱觀世界，單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國人比肩的群體，相信還沒生出來，而我國高智商人群最為突出的表現，就在於從沒路的方走出路來。
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級的事，但怎麽打，那就是我的事了，為了靈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確保一打就死，或者百打不死，錦衣衛們進行了艱苦的訓練，具體方法如下:（有興趣者，可學習一二，但由此帶來之後果本人概不負責）[1132]找到一塊磚頭（種類不限），在上麵墊一張宣紙（一點就破那種），用棍子猛擊宣紙，如宣紙破裂，1/2|跳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