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14311434[1431]堪與匹敵者，此人也自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起兵以來，短短三年時間，撫順、鐵嶺、開原、遼陽、沈陽，直至整個遼東，全部陷落。
從楊鎬、劉綎到袁應泰、王化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遼東的局勢，說差，那是不恰當的，應該說，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擺在眼前，都沒人要。
比如總兵，是明軍的高級將領，全國不過二十人左右，用今天話說，是軍區司令員。
要想混到這個職務，不擠破頭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說來，這個職務相當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圖，指手劃腳而已。
然而這幾年情況不同了，遼東打仗，明朝陸續派去了十四位總兵，竟然全部陣亡，無一幸免。
總兵越來越少，而且還在不斷減少，因為沒人幹，某些在任總兵甚至主動辭職，寧可回家種田，也不幹這份工作。
但公認最差的職業，還不是總兵，是遼東經略。
總兵可以有幾十個，遼東經略隻有一個。
總兵可以不幹，遼東經略不能不幹。
可是連傻子都知道，遼東都沒了，人都撤回山海關了，沒兵沒沒百姓，還經略個啥?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
接替遼東經略的第一人選，是兵部尚書張鶴鳴，天啟為了給他鼓勁，先升他為太子太保（從一品），又給他尚方寶劍，還親自送行。
張尚書沒說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隻是走得有點慢，從京城到山海關，他走了十七天。
這條路線上星期我走過，坐車三個鍾頭。
張大人雖說沒車，馬總是有的，就兩百多公裏，爬也爬過去了。
這還不算，去了沒多久，這位大人又說自己年老力衰，主動辭職回家了。
沒種就沒種，裝什麽蒜?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撫就好得多了。
這位巡撫大人接到任命後，連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講:我不去。
天啟先生雖說是個木匠，也還有點脾氣，馬上下達諭令:不去，就滾（革職為民，永不敘用）。
不想去也好，不願去也好，替死鬼總得有人當，於是，兵部侍郎王在晉出場了。
[1432]王在晉，字明初，江蘇太倉人。
萬曆二十年進士。
這位仁兄從沒打過仗，之所以讓他去，是因為他不能不去。
張尚書跑路的時候，他是兵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署部事），換句話說，輪也輪到他了。
史書上對於這位仁兄的評價大都比較一致:什麽廢物、愚蠢，不一而同。
對此，我都同意，但我認為，他至少是個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鍋，依然無怨無悔、義無反顧去背，難道不勇敢嗎?而他之所以失敗，實在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問題。
因為他麵對的敵人，是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敵人，戰場應變極快，騎兵戰術使用精湛，他的軍事能力，可與大明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將相媲美。
毫無疑問，他是這個時代最為強悍、最具天賦的軍事將領，之一他或許很好，很強大，卻絕非沒有對手。
事實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現，就在他的眼前——不隻一個。
王在晉到達遼東後，非常努力，非常勤奮，他日夜不停勘查形，考量兵力部署，經過幾天幾夜的刻苦專研，終於想出了一個防禦方案。
具體方案是這樣的，王在晉認為，光守山海關是不夠的，為了保證防禦縱深，他決定再修一座新城，用來保衛山海關，而這座新城就在山海關外八裏的八裏鋪。
王在晉做事十分認真，他不但選好了位置，還擬好了預算，兵力等等，然後一並上交皇帝。
天啟皇帝看後大為高興，立即批複同意，還從國庫中撥出了工程款。
應該說，王在晉的熱情是值得肯定的，態度是值得尊重的，創意是值得鼓勵的，而全盤的計劃，是值得唾棄的。
光守山海關是不夠的，因為一旦山海關被攻破，京城就將毫無防衛，唾手可得，雖說山海關沿線很堅固，很結實，但畢竟是磚牆，不是高壓電網，如果努爾哈赤玩一根筋，拚死往城牆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計也啃穿了。
在這一點上，王在晉的看法是正確的。
但這也是他唯一正確的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鬧。
哪裏胡鬧，我就不說了，等一會有人說。
總之，如按此方案執行，山海關破矣，京城丟矣，大明亡矣。
對於這一結果，王在晉不知道，天啟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說。
就在一切幾乎無可挽回的時候，一封群眾來信，徹底改變了這個悲慘的命運。
[1433]這封信是王在晉的部下寫的，並通過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葉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題思想隻有一條:王在晉的方案是錯誤的。
這下葉大人頭疼了，他幹政治是老手，幹軍事卻是菜鳥，想來想去，這個主意拿不了，於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準，於是，他又去找了另一個人。
天驚動，力挽狂瀾，由此開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餘，度彼之才，恢複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慎固封守。
"這句話，來自於一個人的傳記。
這句話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複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將權力交給他，穩定固守現有的國土，是可以的。
這是一個至高無上的評價。
因為這句話，出自於《明史》。
說這句話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可以認定，在清代，這是一句相當反動的話。
因為它的隱含意思是: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無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統治下，捧著清朝飯碗，說這樣的話，是要掉腦袋的。
可是他們說了，他們不但說了，還寫了下來，並且流傳千古，卻沒有一個人，因此受到任何懲罰。
因為他們所說的，是鐵一般的事實，是清朝統治者無法否認的事實。
與此同時，他們還用一種十分特殊的方式，表達了對此人的崇敬。
在長達二百二十卷、記載近千人事跡的明史傳記中，無數為後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別人擠成一團。
而在這個人的傳記裏，隻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孫。
這個人不是徐達，徐達的傳記裏，有常遇春。
不是劉伯溫，劉伯溫的傳記裏，有宋濂、葉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傳記裏，還搭配了他的門人冀元亨。
也不是張居正，張大人和他的老師徐階、老對頭高拱在一個傳記裏。
當然，更不是袁崇煥，袁將軍住得相當擠，他的傳記裏，還有十個人。
這個人是孫承宗。
明末最偉大的戰略家，努爾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衛者，皇帝的老師，忠貞的愛國者。
舉世無雙，獨一無二。
在獲得上述頭銜之前，他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一個討生活的教師，一個十六年都沒有考上舉人的落魄秀才。
[1434]嘉靖四十二年（153），孫承宗出生在北直隸保定府高陽（今河北省高陽縣）。
生在這個方，不是個好事。
作為明朝四大防禦要，薊州防線的一部分，孫承宗基本是在前線長大的。
這個方不好，或者說是太好，蒙古人強大的時候，經常來，女真人強大的時候，經常來，後來改叫金國，也常來，來搶。
來一次，搶一次，打一次。
這實在不是個適合人類居住的方，別的小孩都怕，可孫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還過得特別滋潤。
他喜歡戰爭，喜歡研究戰爭，從小，別人讀四書，他讀兵書。
成人後，別人往內跑，他往邊境跑，不為別的，就想看看邊界。
萬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孫承宗做出了一個決定——外出遊學。
這一年，他十六歲。
在此後十餘年的時間裏，孫秀才遊曆四方，努力向學，練就了一身保國的本領。
當然，這是史料裏正式的說法。
實際上，這位仁兄在這十幾年來，大都是遊而不學，要知道，他當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為了報國，說到底，是混口飯吃，遊學?不用吃飯啊?還好，孫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較好的工作——老師，從此，他開始在教育戰線上奮鬥，而且越奮鬥越好，好到名聲傳到了京城。
萬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員的邀請下，孫秀才來到京城，成為了一位優秀的私人教師。
但是慢慢，孫秀才有思想活動了，他發現，光教別人孩子是不夠的，能找別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於是第二年（1593），他進入了國子監，刻苦讀書，再一年後（1594），他終於考中了舉人，這一年，他三十二歲。
一般說來，考上舉人，要麽去考進士，要麽去混個官，可讓人費解的是，孫舉人卻依然安心當他的老師，具體原因無人知曉，估計他的工資比較高。
但事實證明，正是這個奇怪的決定，導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萬曆二十七年（1599），孫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撫。
官不能丟，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丟，於是孫承宗跟著去了。
我記得，在一次訪談節目中，有一名罪犯說過:無論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沒用的，隻要讓大家都去監獄住兩天，親自實踐，就不會再犯罪了。
我同意這個說法，孫承宗應該也同意。
明朝的那些事兒跳至
從楊鎬、劉綎到袁應泰、王化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遼東的局勢，說差，那是不恰當的，應該說，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擺在眼前，都沒人要。
比如總兵，是明軍的高級將領，全國不過二十人左右，用今天話說，是軍區司令員。
要想混到這個職務，不擠破頭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說來，這個職務相當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圖，指手劃腳而已。
然而這幾年情況不同了，遼東打仗，明朝陸續派去了十四位總兵，竟然全部陣亡，無一幸免。
總兵越來越少，而且還在不斷減少，因為沒人幹，某些在任總兵甚至主動辭職，寧可回家種田，也不幹這份工作。
但公認最差的職業，還不是總兵，是遼東經略。
總兵可以有幾十個，遼東經略隻有一個。
總兵可以不幹，遼東經略不能不幹。
可是連傻子都知道，遼東都沒了，人都撤回山海關了，沒兵沒沒百姓，還經略個啥?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
接替遼東經略的第一人選，是兵部尚書張鶴鳴，天啟為了給他鼓勁，先升他為太子太保（從一品），又給他尚方寶劍，還親自送行。
張尚書沒說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隻是走得有點慢，從京城到山海關，他走了十七天。
這條路線上星期我走過，坐車三個鍾頭。
張大人雖說沒車，馬總是有的，就兩百多公裏，爬也爬過去了。
這還不算，去了沒多久，這位大人又說自己年老力衰，主動辭職回家了。
沒種就沒種，裝什麽蒜?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撫就好得多了。
這位巡撫大人接到任命後，連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講:我不去。
天啟先生雖說是個木匠，也還有點脾氣，馬上下達諭令:不去，就滾（革職為民，永不敘用）。
不想去也好，不願去也好，替死鬼總得有人當，於是，兵部侍郎王在晉出場了。
[1432]王在晉，字明初，江蘇太倉人。
萬曆二十年進士。
這位仁兄從沒打過仗，之所以讓他去，是因為他不能不去。
張尚書跑路的時候，他是兵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署部事），換句話說，輪也輪到他了。
史書上對於這位仁兄的評價大都比較一致:什麽廢物、愚蠢，不一而同。
對此，我都同意，但我認為，他至少是個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鍋，依然無怨無悔、義無反顧去背，難道不勇敢嗎?而他之所以失敗，實在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能力問題。
因為他麵對的敵人，是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敵人，戰場應變極快，騎兵戰術使用精湛，他的軍事能力，可與大明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將相媲美。
毫無疑問，他是這個時代最為強悍、最具天賦的軍事將領，之一他或許很好，很強大，卻絕非沒有對手。
事實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現，就在他的眼前——不隻一個。
王在晉到達遼東後，非常努力，非常勤奮，他日夜不停勘查形，考量兵力部署，經過幾天幾夜的刻苦專研，終於想出了一個防禦方案。
具體方案是這樣的，王在晉認為，光守山海關是不夠的，為了保證防禦縱深，他決定再修一座新城，用來保衛山海關，而這座新城就在山海關外八裏的八裏鋪。
王在晉做事十分認真，他不但選好了位置，還擬好了預算，兵力等等，然後一並上交皇帝。
天啟皇帝看後大為高興，立即批複同意，還從國庫中撥出了工程款。
應該說，王在晉的熱情是值得肯定的，態度是值得尊重的，創意是值得鼓勵的，而全盤的計劃，是值得唾棄的。
光守山海關是不夠的，因為一旦山海關被攻破，京城就將毫無防衛，唾手可得，雖說山海關沿線很堅固，很結實，但畢竟是磚牆，不是高壓電網，如果努爾哈赤玩一根筋，拚死往城牆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計也啃穿了。
在這一點上，王在晉的看法是正確的。
但這也是他唯一正確的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鬧。
哪裏胡鬧，我就不說了，等一會有人說。
總之，如按此方案執行，山海關破矣，京城丟矣，大明亡矣。
對於這一結果，王在晉不知道，天啟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說。
就在一切幾乎無可挽回的時候，一封群眾來信，徹底改變了這個悲慘的命運。
[1433]這封信是王在晉的部下寫的，並通過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葉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題思想隻有一條:王在晉的方案是錯誤的。
這下葉大人頭疼了，他幹政治是老手，幹軍事卻是菜鳥，想來想去，這個主意拿不了，於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準，於是，他又去找了另一個人。
天驚動，力挽狂瀾，由此開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餘，度彼之才，恢複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慎固封守。
"這句話，來自於一個人的傳記。
這句話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複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將權力交給他，穩定固守現有的國土，是可以的。
這是一個至高無上的評價。
因為這句話，出自於《明史》。
說這句話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綜合以上幾點，我們可以認定，在清代，這是一句相當反動的話。
因為它的隱含意思是: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無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統治下，捧著清朝飯碗，說這樣的話，是要掉腦袋的。
可是他們說了，他們不但說了，還寫了下來，並且流傳千古，卻沒有一個人，因此受到任何懲罰。
因為他們所說的，是鐵一般的事實，是清朝統治者無法否認的事實。
與此同時，他們還用一種十分特殊的方式，表達了對此人的崇敬。
在長達二百二十卷、記載近千人事跡的明史傳記中，無數為後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別人擠成一團。
而在這個人的傳記裏，隻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孫。
這個人不是徐達，徐達的傳記裏，有常遇春。
不是劉伯溫，劉伯溫的傳記裏，有宋濂、葉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傳記裏，還搭配了他的門人冀元亨。
也不是張居正，張大人和他的老師徐階、老對頭高拱在一個傳記裏。
當然，更不是袁崇煥，袁將軍住得相當擠，他的傳記裏，還有十個人。
這個人是孫承宗。
明末最偉大的戰略家，努爾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衛者，皇帝的老師，忠貞的愛國者。
舉世無雙，獨一無二。
在獲得上述頭銜之前，他是一個不用功的學生，一個討生活的教師，一個十六年都沒有考上舉人的落魄秀才。
[1434]嘉靖四十二年（153），孫承宗出生在北直隸保定府高陽（今河北省高陽縣）。
生在這個方，不是個好事。
作為明朝四大防禦要，薊州防線的一部分，孫承宗基本是在前線長大的。
這個方不好，或者說是太好，蒙古人強大的時候，經常來，女真人強大的時候，經常來，後來改叫金國，也常來，來搶。
來一次，搶一次，打一次。
這實在不是個適合人類居住的方，別的小孩都怕，可孫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還過得特別滋潤。
他喜歡戰爭，喜歡研究戰爭，從小，別人讀四書，他讀兵書。
成人後，別人往內跑，他往邊境跑，不為別的，就想看看邊界。
萬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孫承宗做出了一個決定——外出遊學。
這一年，他十六歲。
在此後十餘年的時間裏，孫秀才遊曆四方，努力向學，練就了一身保國的本領。
當然，這是史料裏正式的說法。
實際上，這位仁兄在這十幾年來，大都是遊而不學，要知道，他當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為了報國，說到底，是混口飯吃，遊學?不用吃飯啊?還好，孫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較好的工作——老師，從此，他開始在教育戰線上奮鬥，而且越奮鬥越好，好到名聲傳到了京城。
萬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員的邀請下，孫秀才來到京城，成為了一位優秀的私人教師。
但是慢慢，孫秀才有思想活動了，他發現，光教別人孩子是不夠的，能找別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於是第二年（1593），他進入了國子監，刻苦讀書，再一年後（1594），他終於考中了舉人，這一年，他三十二歲。
一般說來，考上舉人，要麽去考進士，要麽去混個官，可讓人費解的是，孫舉人卻依然安心當他的老師，具體原因無人知曉，估計他的工資比較高。
但事實證明，正是這個奇怪的決定，導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萬曆二十七年（1599），孫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撫。
官不能丟，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丟，於是孫承宗跟著去了。
我記得，在一次訪談節目中，有一名罪犯說過:無論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沒用的，隻要讓大家都去監獄住兩天，親自實踐，就不會再犯罪了。
我同意這個說法，孫承宗應該也同意。
明朝的那些事兒跳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