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遠肇目送著自己的孩子們離開了自己，當謝天正準備離開的時候，丁遠肇卻叫住了他：“謝天，回去告訴丁雲毅，王清衡這個人不可信，若是闖賊進京，他必是第一個投降的。我留下了王清衡，也是為你們的武烈侯除去一害，讓他們切切記得這點。”
“是。”謝天默然道：“大人還有什麽要吩咐的。”
丁遠肇長長歎息一聲：“讓丁雲毅無論如何都不要忘了，自己總還是大明的臣子。將來無論如何，都請他為大明留下一點血脈來吧。”
謝天默默的點了點頭。
外麵，馬車已經準備好了，二十來個神色肅穆的人正緊緊的護衛在馬車周圍，一等丁家姐妹等人上了馬車，簾子迅速的被放了下來，接著馬車急速離開。
謝天怔怔地看了一會丁家，然後長長一揖到底。
此時在丁府裏，王清衡焦躁不安，丁遠肇卻是麵露微笑對著自己的夫人說道：“夫人，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是在一起了。”
丁陳宛荷也在微微笑著：“其實，你還是很為項文自豪的，對嗎？”
丁遠肇點了點頭說道：“是啊，項文這個人雖然無法無天，但能像他這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便創建出如此大的規模，卻沒有幾個人能夠辦到。而且我總有預感，隻要項文在，咱們的大明就亡不了。”
“亡不了，亡不了。”丁陳宛荷笑著說道：“咱們的大明亡不了，咱們的丁家也一樣亡不了。”
王清衡很奇怪，為什麽到現在這對老夫妻還能夠笑得出來......
......
崇禎實在沒有想到的是，戰略重鎮太原、寧武、大同、宣府等地的守軍，竟然不堪一擊，一觸即潰。什麽道理？長期積累的弊政導致的總崩潰。從嘉靖年間以來，邊防軍拖欠軍餉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士氣低落到了極點，在流寇的強大壓力下，迅速土崩瓦解。
李自成的軍隊正月二十三日攻下平陽，二月初二進至汾州，七月攻下太原，七月十五日由太原北上，在寧武關受到總兵周遇吉的抵抗。大同總兵薑瓖不但拒絕增援寧武的命令，反而向流寇投降，大同不戰而下。三月初六流寇進至陽和，副總兵薑瑄投降。三月十三日流寇進至宣府，巡撫朱之馮、總兵王承胤投降，宣府不戰而下。
情況就好比摧枯拉朽，秋風掃落葉一般。明朝難道就這樣聽任“大數已盡”無所作為了嗎？崇禎和他的大臣們當然不甘心，於是籌劃了出征、南遷、勤王的對策。但是，沒有一項是奏效的。
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九，兵部收到李自成派人送來的文書，通告三月初十日大兵抵達北京城下，雙方展開決戰。
這顯然是對大明王朝權威的挑戰，也是對明朝軍隊戰鬥力的極度蔑視，因此公開告知決戰的時間。留給朝廷備戰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作為一國之主的崇禎心急如焚，寢食難安，連續幾天由於憤怒、疲憊而茶飯不思。上朝時，他向大臣們說出了心裏話：“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麵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所不顧，但死不瞑目。”
說罷，痛哭流涕，憤憤然責問大臣們：形勢如此，朝廷外麵沒有人力挽狂瀾，朝廷的財政又近於枯竭，怎麽辦呢？你們能為朕分憂嗎？
大臣們一聽皇帝打算親自督師，決一死戰，不敢怠慢，內閣首輔陳演搶先表態，願意代帝出征。崇禎不假思索地回答，南方人難以勝任，一口回絕。內閣次輔魏藻德、蔣德璟、丘愉、範景文、方嶽貢等人，先後請求代帝出征，崇禎一概不同意。
這時，去年十一月與方嶽貢一起進入內閣的李建泰發言了：“皇上如此憂憤，臣子怎麽敢不貢獻自己的力量。臣是山西人，了解情況，願意用自己的家財作為軍餉，請求帶兵出征。”
崇禎本來就有意讓這個山西人帶兵出征，聽到他的表態，大喜過望，再三嘉獎，並且表示，親自在京郊為他餞行，顯示“代帝出征”的威儀。
李建泰何許人也？他是山西曲沃縣人，天啟五年進士，先後擔任國子監祭酒、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六年十一月進入內閣。
此人常常與同僚談起家鄉遭到戰火，願意捐獻家財、出征平亂。看來他的挺身而出並非心血**，是有思想準備的。皇帝當然求之不得，因為李建泰是山西人，為了捍衛自己的家鄉一定會殊死拚搏，何況此人是當地巨富，軍餉不必擔心，真是兩全其美。
正月二十六日“代帝出征”儀式隆重舉行。先是駙馬都尉萬瑋祭告太廟，接著皇帝來到大殿，舉行所謂“遣將禮”當場手書“代朕親征”四個大字，與象征權力的節鉞和尚方寶劍，一並賞賜給李建泰。然後，一行人等乘車來到正陽門城樓，皇帝親自主持餞行宴會。一路上都是手持旗幡的士兵，從午門一直排列到正陽門外，金鼓聲聲，旌旗招展，氣氛相當的熱烈。正陽門城樓上擺了十九桌筵席，正中是皇帝的禦席，東麵是文臣九桌，西麵是武臣九桌，桌麵上的酒具是祖傳的禮器，皇帝使用的是鑲嵌寶石的金杯，大臣們使用的是一般的金杯。樂聲響起，皇帝向李建泰敬酒三杯，動情地說：先生此去，如同朕親自出征，凡事都可以便宜行事。
宴會過後，太監為李建泰戴上紅huā，披上紅色鬥篷。在一片鼓樂聲中，李建泰離開正陽門城樓，皇帝在城樓上憑欄目送。
如此隆重的出征儀式，寄托了皇帝與朝廷的厚望。那麽，李建泰這個山西漢子真的能夠力挽狂瀾嗎？
山西的情況十分混亂，用“三晉披靡”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流寇還沒有到，守軍就逃跑，留下一座座空城，人心惶惶。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李建泰應當快馬加鞭、日夜兼程才行，但是他偏偏慢條斯理，借口古代兵法，每天行軍不超過三十裏，實在有負於皇帝的重托。皇帝親自調派給他一千五百名京營士兵，並且配備了兵部主事淩、總兵郭中傑、主管西洋武器的傳教士湯若望，陣容不可謂不強。進士程源趕往真定寺，鼓動李建泰，趕快前往太原，收拾人心。他還向淩出示了平陽、太原守備方略。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李建泰並不想冒著風險前往太原，去收拾人心。
山西早已亂作一團，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陽府城門大開，官員們紛紛棄城逃跑，已經處於不設防的狀態。今年正月二十三日，流寇從蒲州抵達平陽，知府張鄰投降。五天以後，平陽陷落的消息才傳到京城。情報傳遞如此拖遝緩慢。
山西地方政府運轉不靈，直接影響了朝廷的戰略決策，使得李建泰“代帝出征”終於成為無的放矢的馬後炮。
朝廷方麵沒有確切的軍事情報，把北京的防守重點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線，忽視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線，想當然地以為有重兵扼守，確保無虞。皇帝的決策就是建立在兵部的錯誤分析基礎上的，他命令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南下保定，就是考慮“朝廷之憂”在保定，而不是在宣府、大同；即使保定失守，還可以征調宣大的軍隊來保衛京師。
這種判斷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卓有成效，也難以確保京師安全，充其量隻能抵擋劉芳亮這支偏師。況且李建泰並不想誓死保衛山西，他的行為不過是一種政治姿態，虛張聲勢而已。他帶了一千五百名禁軍，在保定一帶的糧餉補給都要就地解決，地方官害怕他來征兵索餉，都拒絕他的人馬進城，弄得堂堂督師大臣威信掃地。在此之前，禦史衛禎固就向皇帝指出：一兵一餉專倚本地，何以居重馭輕？在他看來“輔臣不足恃，國事不可諉”。那意思是，不要過於寄希望於李建泰的出征。
李建泰本人並非忠勇之輩，他請求“代帝出征”名義上是為帝分憂，實際上是為了挽救自己家鄉富甲一方的財產。但是，當他還在從保定府向真定府、順德府進發，還沒有望到山西的大地時，他的家鄉曲沃就陷落了。這樣，他挽救家鄉的動機，完全沒有了著落，像泄氣的皮球，幾天前在皇帝麵前所說的豪言壯語，一下子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他知道山西局麵已經無法收拾，不想再去以卵擊石。從此以後，李建泰無心西進，一直徘徊在北京南麵，觀望形勢，敷衍了事。
對李建泰寄予厚望的崇禎，聽說真定已經被流寇攻陷，以為李建泰已經“為國捐軀”了。二月二十八日，他召見兵部尚書張縉彥，向他核實這一情況。
張縉彥回答道：“不曾聽說。”
崇禎有點光火：“朕都已經知道了，你為什麽還要隱瞞？”
張縉彥又答道：“沒有看到塘報。”
崇禎大是惱怒：“真定已經陷落，當然不可能傳出塘報。兵部為什麽不派人去偵察？”
張縉彥的回答更加莫名其妙：“派人偵察，需要錢糧，兵部沒有錢糧，無法偵察。”
崇禎聽了這樣的回答，氣得無話可說，推案而起。
堂堂兵部掌握軍事中樞之職，居然借口窮到無力派遣探子的地步，豈非荒唐之極！不過更為荒唐的是，皇帝得到李建泰“為國捐軀”的消息，純屬子虛烏有之事。
真定陷落是在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初三，這個李建泰居然向皇帝建議“南遷”說明他還活著，謊言不攻自破。但是，李建泰“代帝出征”的牛皮，也因此而破滅了。
不僅牛皮破滅，而且下場極不光彩。劉芳亮指揮流寇，很快攻陷真定，李建泰逃往保定。三月十三日，劉芳亮包圍保定城，他沒有絲毫抵抗，派遣中軍郭中傑出城，宣布投降，自己也當了俘虜，皇帝賜予的敕書、督師大印、尚方寶劍，統統被流寇付之一炬。
在“代帝出征”失敗後，於是南遷的提議又被提了出來。
李明睿告訴崇禎皇上。在赴京路上聽說形勢險惡，流寇已經逼近京畿，現在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從長計議。目前看來隻有“南遷”才是唯一緩解當務之急的對策。
崇禎鑒於此前他的“南遷”之議胎死腹中的教訓，對此比較慎重，敷衍地說：此事重大，不可輕易提出，不知道天意如何？
李明睿歎息一聲說道：“天命難以預料，全在人事，人定勝天。皇上此舉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謬以千裏。況且形勢到了危急關頭，不能再拖拉因循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皇上必須當機立斷。”
崇禎四顧無人，向他吐露了內心的思慮：“朕有誌於此已經很久了，沒有人相幫，故而拖延至今。我同意你的意見，但外邊大臣不服從，無可奈何。此事重大，請你保密，千萬不可泄漏。”
崇禎向他細致地詢問了“南遷”的具體事宜。
李明睿胸有成竹地說道：“朝廷在軍隊護送下，可以通過陸路、海路、運河南下。皇上須從小路輕車南行，二十天就可以抵達淮河。”
崇禎表示讚許，再次叮囑此事不可泄漏。
李明睿見皇帝似乎有所考慮，請求皇上當機立斷，離開北京，龍騰虎躍；困守危城，毫無益處。
午飯後，崇禎與李明睿的對話繼續進行。晚飯以後，崇禎感到“南遷”還有不少問題要研究，再次破例，召見李明睿，兩人促膝而談，討論“南遷”途中的糧餉接濟、軍隊駐紮、動用內帑等具體事項。
談話結束，李明睿出宮時，已是深夜二更時分了。
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會談，時間是大年初三，人們還在忙於過年，崇禎卻在考慮自己的退路——“南遷”。
平心而論在當時的情況下“南遷”似乎是擺脫困境唯一可供選擇的方案。長江中遊有左良玉十萬大軍，下遊又有江北四鎮的軍隊扼守長江天塹，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陷落，偏安於江南，還是有可能的。
問題在於“南遷”意味著放棄宗廟陵寢，難以啟口，必須有內閣、六部的重臣出來力排眾議，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識。
遺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擔罵名，不敢提倡“南遷”。正月初九，他向內閣六部大臣提出“朕願督師”時，大臣們爭先恐後表示願意“代帝出征”沒有一個人提到“南遷”。
然而形勢越來越緊急。李自成進軍山西後，發布聲討明朝的檄文，其中的警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盡管李自成說“君非甚黯”——皇帝並不壞，崇禎還是頒布了一道“罪己詔”深刻地為國家危亡而檢討，一再聲稱都是朕的過錯。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趨渙散的民心，挽狂瀾於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話已經於事無補了。
崇禎再次想到了“南遷”單獨召見駙馬都尉鞏永固，向這位皇親國戚征詢救急對策。鞏永固極力鼓動皇帝“南遷”如果困守京師，是坐以待斃。
不久，李明睿公開上疏，建議“南遷”。他說：如果皇帝“南遷”京營兵可以護駕，沿途還可以招募數十萬士兵。山東的一些王府可以駐蹕，鳳陽的中都建築也可以駐蹕，南京有史可法、劉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興大業。北京可以委托給魏藻德、方嶽貢等內閣輔臣，輔導太子，料理善後事宜。
崇禎把他的奏疏交給內閣議論。內閣首輔陳演反對“南遷”示意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嚴厲譴責李明睿的“邪說”聲色俱厲地揚言：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極力為“南遷”聲辯，援引宋室“南遷”後，國祚延續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複論證，隻有“南遷”才可以有中興的希望。
崇禎對光時亨的意見很是反感，當麵訓斥他是出於“朋黨”的意氣用事，下達聖旨：“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態度雖然十分堅決，但是大臣們都緘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禦史李邦華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寫給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遷”把南京作為陪都，留下一條退路，維係民眾的希望。崇禎看了他的奏疏，讚歎不已，〖興〗奮得繞著宮殿踱步，把奏折揉爛了還不放手。立即召見內閣首輔陳演，對他說：李邦華說得對！陳演是堅決反對“南遷”的，故意向外透露了這個消息，並且鼓動言官猛烈抨擊“南遷”的主張。
崇禎感受到“南遷”的壓力，立場發生微妙的變化，他再次召見內閣輔臣時，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徑庭的決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單獨而去，宗廟社稷怎麽辦？陵寢怎麽辦？京師百萬生靈怎麽辦？國君與社稷同生死，是道義的正統。
閣臣們建議，讓太子“南遷”延續國祚。
崇禎反駁道：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且無濟於事，太子這樣的哥兒孩子家，做得了什麽事？先生們乘早研究戰守的對策，其他的話不必再講了。
“是。”謝天默然道：“大人還有什麽要吩咐的。”
丁遠肇長長歎息一聲：“讓丁雲毅無論如何都不要忘了，自己總還是大明的臣子。將來無論如何，都請他為大明留下一點血脈來吧。”
謝天默默的點了點頭。
外麵，馬車已經準備好了，二十來個神色肅穆的人正緊緊的護衛在馬車周圍，一等丁家姐妹等人上了馬車，簾子迅速的被放了下來，接著馬車急速離開。
謝天怔怔地看了一會丁家，然後長長一揖到底。
此時在丁府裏，王清衡焦躁不安，丁遠肇卻是麵露微笑對著自己的夫人說道：“夫人，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是在一起了。”
丁陳宛荷也在微微笑著：“其實，你還是很為項文自豪的，對嗎？”
丁遠肇點了點頭說道：“是啊，項文這個人雖然無法無天，但能像他這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便創建出如此大的規模，卻沒有幾個人能夠辦到。而且我總有預感，隻要項文在，咱們的大明就亡不了。”
“亡不了，亡不了。”丁陳宛荷笑著說道：“咱們的大明亡不了，咱們的丁家也一樣亡不了。”
王清衡很奇怪，為什麽到現在這對老夫妻還能夠笑得出來......
......
崇禎實在沒有想到的是，戰略重鎮太原、寧武、大同、宣府等地的守軍，竟然不堪一擊，一觸即潰。什麽道理？長期積累的弊政導致的總崩潰。從嘉靖年間以來，邊防軍拖欠軍餉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士氣低落到了極點，在流寇的強大壓力下，迅速土崩瓦解。
李自成的軍隊正月二十三日攻下平陽，二月初二進至汾州，七月攻下太原，七月十五日由太原北上，在寧武關受到總兵周遇吉的抵抗。大同總兵薑瓖不但拒絕增援寧武的命令，反而向流寇投降，大同不戰而下。三月初六流寇進至陽和，副總兵薑瑄投降。三月十三日流寇進至宣府，巡撫朱之馮、總兵王承胤投降，宣府不戰而下。
情況就好比摧枯拉朽，秋風掃落葉一般。明朝難道就這樣聽任“大數已盡”無所作為了嗎？崇禎和他的大臣們當然不甘心，於是籌劃了出征、南遷、勤王的對策。但是，沒有一項是奏效的。
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九，兵部收到李自成派人送來的文書，通告三月初十日大兵抵達北京城下，雙方展開決戰。
這顯然是對大明王朝權威的挑戰，也是對明朝軍隊戰鬥力的極度蔑視，因此公開告知決戰的時間。留給朝廷備戰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作為一國之主的崇禎心急如焚，寢食難安，連續幾天由於憤怒、疲憊而茶飯不思。上朝時，他向大臣們說出了心裏話：“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麵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所不顧，但死不瞑目。”
說罷，痛哭流涕，憤憤然責問大臣們：形勢如此，朝廷外麵沒有人力挽狂瀾，朝廷的財政又近於枯竭，怎麽辦呢？你們能為朕分憂嗎？
大臣們一聽皇帝打算親自督師，決一死戰，不敢怠慢，內閣首輔陳演搶先表態，願意代帝出征。崇禎不假思索地回答，南方人難以勝任，一口回絕。內閣次輔魏藻德、蔣德璟、丘愉、範景文、方嶽貢等人，先後請求代帝出征，崇禎一概不同意。
這時，去年十一月與方嶽貢一起進入內閣的李建泰發言了：“皇上如此憂憤，臣子怎麽敢不貢獻自己的力量。臣是山西人，了解情況，願意用自己的家財作為軍餉，請求帶兵出征。”
崇禎本來就有意讓這個山西人帶兵出征，聽到他的表態，大喜過望，再三嘉獎，並且表示，親自在京郊為他餞行，顯示“代帝出征”的威儀。
李建泰何許人也？他是山西曲沃縣人，天啟五年進士，先後擔任國子監祭酒、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六年十一月進入內閣。
此人常常與同僚談起家鄉遭到戰火，願意捐獻家財、出征平亂。看來他的挺身而出並非心血**，是有思想準備的。皇帝當然求之不得，因為李建泰是山西人，為了捍衛自己的家鄉一定會殊死拚搏，何況此人是當地巨富，軍餉不必擔心，真是兩全其美。
正月二十六日“代帝出征”儀式隆重舉行。先是駙馬都尉萬瑋祭告太廟，接著皇帝來到大殿，舉行所謂“遣將禮”當場手書“代朕親征”四個大字，與象征權力的節鉞和尚方寶劍，一並賞賜給李建泰。然後，一行人等乘車來到正陽門城樓，皇帝親自主持餞行宴會。一路上都是手持旗幡的士兵，從午門一直排列到正陽門外，金鼓聲聲，旌旗招展，氣氛相當的熱烈。正陽門城樓上擺了十九桌筵席，正中是皇帝的禦席，東麵是文臣九桌，西麵是武臣九桌，桌麵上的酒具是祖傳的禮器，皇帝使用的是鑲嵌寶石的金杯，大臣們使用的是一般的金杯。樂聲響起，皇帝向李建泰敬酒三杯，動情地說：先生此去，如同朕親自出征，凡事都可以便宜行事。
宴會過後，太監為李建泰戴上紅huā，披上紅色鬥篷。在一片鼓樂聲中，李建泰離開正陽門城樓，皇帝在城樓上憑欄目送。
如此隆重的出征儀式，寄托了皇帝與朝廷的厚望。那麽，李建泰這個山西漢子真的能夠力挽狂瀾嗎？
山西的情況十分混亂，用“三晉披靡”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流寇還沒有到，守軍就逃跑，留下一座座空城，人心惶惶。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李建泰應當快馬加鞭、日夜兼程才行，但是他偏偏慢條斯理，借口古代兵法，每天行軍不超過三十裏，實在有負於皇帝的重托。皇帝親自調派給他一千五百名京營士兵，並且配備了兵部主事淩、總兵郭中傑、主管西洋武器的傳教士湯若望，陣容不可謂不強。進士程源趕往真定寺，鼓動李建泰，趕快前往太原，收拾人心。他還向淩出示了平陽、太原守備方略。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李建泰並不想冒著風險前往太原，去收拾人心。
山西早已亂作一團，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陽府城門大開，官員們紛紛棄城逃跑，已經處於不設防的狀態。今年正月二十三日，流寇從蒲州抵達平陽，知府張鄰投降。五天以後，平陽陷落的消息才傳到京城。情報傳遞如此拖遝緩慢。
山西地方政府運轉不靈，直接影響了朝廷的戰略決策，使得李建泰“代帝出征”終於成為無的放矢的馬後炮。
朝廷方麵沒有確切的軍事情報，把北京的防守重點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線，忽視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線，想當然地以為有重兵扼守，確保無虞。皇帝的決策就是建立在兵部的錯誤分析基礎上的，他命令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南下保定，就是考慮“朝廷之憂”在保定，而不是在宣府、大同；即使保定失守，還可以征調宣大的軍隊來保衛京師。
這種判斷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卓有成效，也難以確保京師安全，充其量隻能抵擋劉芳亮這支偏師。況且李建泰並不想誓死保衛山西，他的行為不過是一種政治姿態，虛張聲勢而已。他帶了一千五百名禁軍，在保定一帶的糧餉補給都要就地解決，地方官害怕他來征兵索餉，都拒絕他的人馬進城，弄得堂堂督師大臣威信掃地。在此之前，禦史衛禎固就向皇帝指出：一兵一餉專倚本地，何以居重馭輕？在他看來“輔臣不足恃，國事不可諉”。那意思是，不要過於寄希望於李建泰的出征。
李建泰本人並非忠勇之輩，他請求“代帝出征”名義上是為帝分憂，實際上是為了挽救自己家鄉富甲一方的財產。但是，當他還在從保定府向真定府、順德府進發，還沒有望到山西的大地時，他的家鄉曲沃就陷落了。這樣，他挽救家鄉的動機，完全沒有了著落，像泄氣的皮球，幾天前在皇帝麵前所說的豪言壯語，一下子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他知道山西局麵已經無法收拾，不想再去以卵擊石。從此以後，李建泰無心西進，一直徘徊在北京南麵，觀望形勢，敷衍了事。
對李建泰寄予厚望的崇禎，聽說真定已經被流寇攻陷，以為李建泰已經“為國捐軀”了。二月二十八日，他召見兵部尚書張縉彥，向他核實這一情況。
張縉彥回答道：“不曾聽說。”
崇禎有點光火：“朕都已經知道了，你為什麽還要隱瞞？”
張縉彥又答道：“沒有看到塘報。”
崇禎大是惱怒：“真定已經陷落，當然不可能傳出塘報。兵部為什麽不派人去偵察？”
張縉彥的回答更加莫名其妙：“派人偵察，需要錢糧，兵部沒有錢糧，無法偵察。”
崇禎聽了這樣的回答，氣得無話可說，推案而起。
堂堂兵部掌握軍事中樞之職，居然借口窮到無力派遣探子的地步，豈非荒唐之極！不過更為荒唐的是，皇帝得到李建泰“為國捐軀”的消息，純屬子虛烏有之事。
真定陷落是在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初三，這個李建泰居然向皇帝建議“南遷”說明他還活著，謊言不攻自破。但是，李建泰“代帝出征”的牛皮，也因此而破滅了。
不僅牛皮破滅，而且下場極不光彩。劉芳亮指揮流寇，很快攻陷真定，李建泰逃往保定。三月十三日，劉芳亮包圍保定城，他沒有絲毫抵抗，派遣中軍郭中傑出城，宣布投降，自己也當了俘虜，皇帝賜予的敕書、督師大印、尚方寶劍，統統被流寇付之一炬。
在“代帝出征”失敗後，於是南遷的提議又被提了出來。
李明睿告訴崇禎皇上。在赴京路上聽說形勢險惡，流寇已經逼近京畿，現在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從長計議。目前看來隻有“南遷”才是唯一緩解當務之急的對策。
崇禎鑒於此前他的“南遷”之議胎死腹中的教訓，對此比較慎重，敷衍地說：此事重大，不可輕易提出，不知道天意如何？
李明睿歎息一聲說道：“天命難以預料，全在人事，人定勝天。皇上此舉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謬以千裏。況且形勢到了危急關頭，不能再拖拉因循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皇上必須當機立斷。”
崇禎四顧無人，向他吐露了內心的思慮：“朕有誌於此已經很久了，沒有人相幫，故而拖延至今。我同意你的意見，但外邊大臣不服從，無可奈何。此事重大，請你保密，千萬不可泄漏。”
崇禎向他細致地詢問了“南遷”的具體事宜。
李明睿胸有成竹地說道：“朝廷在軍隊護送下，可以通過陸路、海路、運河南下。皇上須從小路輕車南行，二十天就可以抵達淮河。”
崇禎表示讚許，再次叮囑此事不可泄漏。
李明睿見皇帝似乎有所考慮，請求皇上當機立斷，離開北京，龍騰虎躍；困守危城，毫無益處。
午飯後，崇禎與李明睿的對話繼續進行。晚飯以後，崇禎感到“南遷”還有不少問題要研究，再次破例，召見李明睿，兩人促膝而談，討論“南遷”途中的糧餉接濟、軍隊駐紮、動用內帑等具體事項。
談話結束，李明睿出宮時，已是深夜二更時分了。
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會談，時間是大年初三，人們還在忙於過年，崇禎卻在考慮自己的退路——“南遷”。
平心而論在當時的情況下“南遷”似乎是擺脫困境唯一可供選擇的方案。長江中遊有左良玉十萬大軍，下遊又有江北四鎮的軍隊扼守長江天塹，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陷落，偏安於江南，還是有可能的。
問題在於“南遷”意味著放棄宗廟陵寢，難以啟口，必須有內閣、六部的重臣出來力排眾議，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識。
遺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擔罵名，不敢提倡“南遷”。正月初九，他向內閣六部大臣提出“朕願督師”時，大臣們爭先恐後表示願意“代帝出征”沒有一個人提到“南遷”。
然而形勢越來越緊急。李自成進軍山西後，發布聲討明朝的檄文，其中的警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盡管李自成說“君非甚黯”——皇帝並不壞，崇禎還是頒布了一道“罪己詔”深刻地為國家危亡而檢討，一再聲稱都是朕的過錯。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趨渙散的民心，挽狂瀾於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話已經於事無補了。
崇禎再次想到了“南遷”單獨召見駙馬都尉鞏永固，向這位皇親國戚征詢救急對策。鞏永固極力鼓動皇帝“南遷”如果困守京師，是坐以待斃。
不久，李明睿公開上疏，建議“南遷”。他說：如果皇帝“南遷”京營兵可以護駕，沿途還可以招募數十萬士兵。山東的一些王府可以駐蹕，鳳陽的中都建築也可以駐蹕，南京有史可法、劉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興大業。北京可以委托給魏藻德、方嶽貢等內閣輔臣，輔導太子，料理善後事宜。
崇禎把他的奏疏交給內閣議論。內閣首輔陳演反對“南遷”示意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嚴厲譴責李明睿的“邪說”聲色俱厲地揚言：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極力為“南遷”聲辯，援引宋室“南遷”後，國祚延續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複論證，隻有“南遷”才可以有中興的希望。
崇禎對光時亨的意見很是反感，當麵訓斥他是出於“朋黨”的意氣用事，下達聖旨：“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態度雖然十分堅決，但是大臣們都緘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禦史李邦華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寫給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遷”把南京作為陪都，留下一條退路，維係民眾的希望。崇禎看了他的奏疏，讚歎不已，〖興〗奮得繞著宮殿踱步，把奏折揉爛了還不放手。立即召見內閣首輔陳演，對他說：李邦華說得對！陳演是堅決反對“南遷”的，故意向外透露了這個消息，並且鼓動言官猛烈抨擊“南遷”的主張。
崇禎感受到“南遷”的壓力，立場發生微妙的變化，他再次召見內閣輔臣時，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徑庭的決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單獨而去，宗廟社稷怎麽辦？陵寢怎麽辦？京師百萬生靈怎麽辦？國君與社稷同生死，是道義的正統。
閣臣們建議，讓太子“南遷”延續國祚。
崇禎反駁道：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且無濟於事，太子這樣的哥兒孩子家，做得了什麽事？先生們乘早研究戰守的對策，其他的話不必再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