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燕王掃北”
1962年1月29日下午一點多（農曆1961年12月24日）在德州市中心醫院婦產科，一個嬰兒呱呱墜地。這就是我。
我的出生，給這個大家庭帶來了非常大的驚喜。因為我是長子長孫。按我們梁氏家譜“……際、殿、雲、朝、尚、安、仁、祖、義、克、大、齊、家、萬、事、永、存”來說，我爺爺是“安”字輩的老大，我父親是“仁”字輩的老大，到了“祖”字輩我又是老大。
關於我們梁氏家族的曆史淵源，還有一段故事呢。
相傳，1399年朱元璋死後，朱允炆以皇室太孫繼位，叔叔朱棣對此十分不滿。朱允炆感到眾藩王兵權過重，勢力超過朝廷，聽信謀臣之言，撤藩削權。朱棣見諸王被廢，自己怕是難以幸免。尤其父死因有“諸王鄰國中毋至京師”的遺詔被阻，因而自己未能遂願，當不上皇帝。第二年其借朝賀改元之機，帶著世子公主家眷等親往京城，探聽虛實，以謀對策。
朱棣的人馬，沿驛道經州過府，一日來到禹城石門王村，視如掌上明珠的三公主突發疾病，不日身亡。公主病逝，朱棣心急如焚，十分悲痛，但因形勢緊迫（蓄謀奪皇權），隻得留下一名親信和部分人馬處理喪事，自己率大隊人馬匆匆奔京城而去。
後來，朱棣與建文帝的矛盾公開化，他便率大軍起兵反朝廷，向南京進發，路上受到各地正統駐軍的阻擊和反對。當時人們都認為朱棣謀反不道，稱為“叛臣”。禹城當然也不例外，知縣楊瓚指示駐軍與朱棣軍打仗，並挖了公主墳，拋棄棄野。因此，朱棣對禹城痛恨至極。朱棣率軍攻破南京，消滅了建文帝，自己奪得了帝位，曆史上稱此為“靖難之變”。朱棣當皇帝後，便揮師北上血洗了禹城及濟南以北各地。曆史上稱為“燕王掃北”。
戰事平息後，官府下令從陝西大槐樹及河北京西、山東諸城等地大量移民到禹城。
梁氏的先人，就是在那時帶著家眷從陝西大槐樹遷徙而來，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耕作。
作為炎黃的子孫，2012年5月19日，我利用出差的機會到陝西黃帝陵尋根。據史料記載：梁姓為“嬴姓伯益之後，也就是說梁氏的始祖叫伯益。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定名梁國，國君即康伯，以後稱梁伯，公元前641年，秦穆公派兵攻滅梁國。亡國後的梁國子民，大都逃到晉國，以原國名為氏，即梁氏”。
在當今按人數多少排列，梁姓在全國是第21大姓。
b、從城市到農村
孔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爺爺是個非常傳統的人，當聽說生了個孫子後，非常稱心如意，就特別高興地對家人說“這又是一個大哥啊，稱心如意，就叫可心吧！”
1962年的春節過後不久，爺爺就到德州去看他的長孫去了。父親看到爺爺的一霎那愣住了：爺爺又瘦又黃，渾身浮腫，說話有氣無力。他說，家裏一點糧食都沒有了，每天靠吃一些野菜、樹皮，維持生計。好多地方都餓死人了。後來才知道，本來奶奶要跟爺爺一塊來的，但因為家裏一點吃的都沒有，沒有辦法，隻好帶著三姑和四叔梁仁華、五叔梁仁國到膠東討飯去了。家裏有二叔梁仁義和三叔梁仁忠在家看家。
爺爺到來後，父母就把床讓給了爺爺睡，他們就在地下打起了地鋪。當時，父親和母親在城裏情況還好些。父親每月供應糧食30斤、母親是29斤，吃飯不成問題。
當時正是“大躍進”時期，在“大躍進”中，高指標、瞎指揮、虛報、浮誇盛行，各地紛紛提出工業大躍進和農業大躍進的不切實際的目標，片麵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在農業上，提出“以糧為綱”，不斷宣傳“高產衛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糧食畝產量層層拔高；在工業上，錯誤地確定全年鋼產量1070萬噸的指標，全國幾千萬人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
1960年冬，隨著黨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太躍進”運動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
以上是國家宏觀層麵對“大躍進”的描述。而對於每個具體的個人來講，關於這場運動的記憶，似乎隻用一個詞就可以概括：饑餓。
當然，那個時代也不僅僅隻給我們留下了符號般的“痛苦”的記憶，那時代也自有其骨肉與血脈，是活生生的，是除去淚水之外也有歡笑與歌聲的，例如“大躍進”的經濟發展速度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二倍多。例如經濟、科技、國防、文教、衛生領域的發展都是在那一時期奠基、起步、突破的，例如我國的第一座原子能反應堆、第一台每秒運算萬次的電子計算機、第一艘萬噸輪、第一套彩色電視機的接收係統等等，這類“第一”可以列出成百上千。
也許很多人都不了解這麽一個細節：作為人們集中表達“大躍進”吹牛的一句典型口號：“15年趕上英國”，到1972年，我國煤炭、紡織品等主要工業品的產量已經超過了英國。那麽，從1958年到1972年，是多少年？這道算術題的答案是14年。
更有過來人回憶，那時候每天放學之後，都要在城鄉結合部設掃盲“路卡”，開展挖蠅蛹、除四害等活動，幾千年來我國文盲占絕大多數的狀況短短幾年就發生了根本轉變，肆虐幾千年的血吸蟲和其他很多傳染病都在“大躍進”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因此他們認為，“大躍進”運動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億萬勞動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整個民族展現了幾千年來從沒有過的高昂精神麵貌。
誠然，曆史不僅僅停留在文字上，也不僅僅在人們如發黃照片般的模糊記憶裏，曆史是鮮活的，是無數人用生命和精神寫就的。即使身處怎樣的災難中，作為大寫的主宰地球的“人”，也能頑強求生。
每個人都是一部曆史。無數人的共同記憶，構成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整體上的曆史。
曆史不容割裂開來，但整體的曆史的確往往淹沒個人的喜怒哀樂，很容易被抽去血肉後，隻剩下冷冰冰的骨骼。
比如，在那個大躍進引起世界矚目的年代裏，有一對年輕人，卻滿腹憂愁，一點都高興不起來，振作不起來。對於“趕英超美”的國家戰略性發展目標，他們像所有的中國人一樣為之熱血澎湃，渴望自己能夠為國家早日進入世界強國之林作出自己的貢獻。
但在此之前，他們又必須和所有人一樣，先考慮自己的生存問題。生存，這的確是個大問題。
母親所在的德州國棉廠，因為收不上棉花，大批工人被下放。母親就是其中之一。
剛剛因為生了個兒子而高興的年輕父母，此時又陷入極大的苦悶之中。
夜，已經很深了，可他們四目相對，卻最終無語。按過去的政策，子女的戶口一般隨母親。母親這一下放，按規定“下放三年回國棉”，我和母親的戶口可以繼續落在國棉廠，但供應糧沒有了。過去是三口人的糧食供四口人吃，還勉強度日；以後一口人的供應糧，要維持四口人的生活，是萬萬不可能的。
還是母親首先打破了沉默，對父親說，你留在城裏繼續工作，我帶著孩子回去。父親說，分家後，他們弟兄五人每人分了顆大棗樹，其他的啥也沒有。老家現在是房沒一間，地無一壟，孩子還小，這日子咋過呢？
又是長久的沉默。最後，兩人終於統一了思想，決定父親也申請下放，全家一塊搬回老家。如果三年後母親回來，父親就也跟著回來。
1962年農曆4月6日，這是個後來讓我非常痛恨的日子。就是在這一天，出生不到半年的我和父母從德州市乘火車回到了故鄉——禹城縣馬關屯公社梁廟大隊。
出生在城市，而且隻有非農業戶口的我，因父母的選擇，從此，成為了一個農民。
父母的決定可以說足深思熟慮的，但沒有想到娃，此後搬回農村就再也沒能回城。
在他們看來，這一舉動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更談不上什麽傷心、遺憾，也沒有什麽值得特別的留戀。
當一個工人，還是當一個農民，在當時根本不是他們考慮的問題。他們要麵對更為殘酷的生存現實。
他們不會想到，隻是因為他們當時看起來別無選擇的這個選擇，多年後卻給我帶來了極大的人生困窘。
不為別的，隻為他們輕易放棄了城市戶口，選擇了回到家鄉當農民。“農民”，在幾千年的時間裏，一直是這個國家最龐大的群體，“種地”，也是幾千年來最穩定的一種職業。但是農民又意味著與城市格格不入的語境。
多年以後，即便是我自己當兵離開了那片土地，在青春年華找對象的年齡，對從城市入伍的那些高貴、靚麗的女兵、女軍官們，也隻是想想而已。因為我時刻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在部隊提不了幹還得回去像父輩一樣種地。
當兵後，有時為了虛榮心（年輕人好像都愛虛榮）和那點可憐的自尊，每當遇到不熟悉的人或者是為我接轉電話的女兵們，我總說自己是德州市人。後來，跟我一塊當兵的老鄉還是戳穿了我的謊言，使我尷尬至極，但我還是強詞奪理地說，在哪兒出生就是哪兒的人。我出生在德州市，不信你們去問問我的父母。盡管我與人家辯論，但我是心虛的。在中國衡量是城裏人還是鄉下人的標準就是戶口——你是非農業戶口還是農業戶口。
城裏人，鄉下人，誰都沒有選擇出生地點的天然權利，然而那一紙戶籍卡片，卻的確重逾千斤！
實事求是地說，我當初並沒有想這麽多。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從我有了青春懵懂的意識後，我就一直在為逃離農村、逃離土地、逃離那紙令我遺憾、令我羞愧、令我抬不起頭來的“農民”身份而努力著，爭取著，直到我真正離開農村（提幹），改變了地位來到大城市工作。
而這，整整用了我十年時間！十年啊，一個人最可寶貴的青春年華，不是用在實現偉大抱負，不是用在追求卓越人生上，而是用在這麽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可見，一個人的出身對一生的影響有多大。
但說實話，現在，當我在擁有了這麽多年城裏人的身份後，我又開始懷念農村、懷念起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鄉親們來了！不知道為什麽，在鋼筋水泥和高樓大廈包圍的大城市裏，在汽車的嘈雜、尾氣的汙染和人與人之間日漸疏遠、隔膜、猜疑的現代都市裏，我開始懷念起農村人與人之間的那份坦誠、直率、熱情，尤其那種“親不親，故鄉人；甜不甜，家鄉水”的鄉土之情。
有人說，現在的人們正在向土地回歸。這麽說，倒不是說人們在向往回到田間地頭上去勞動，而是向往根植在大地上的那種血濃於水的親情，向往那種簡單而淳樸的田園牧歌式的悠閑生活。
不知道哪位哲人說過，時間具有療治傷痛和修飾過去的特殊功能。今天當我在這裏寫下這些文字，遠遠地回首在農村的生活，我不再記起那些酸楚和苦痛的歲月，相反，記憶的咀嚼裏隻留下甘甜。我不再記起與某某人之間的恩怨糾葛，卻隻覺得每一張臉孔都是那麽純真可愛。在記憶的夢境裏，鄉村的風，鄉村的雨，鄉村的夜，鄉村的一草一木，都是那麽溫柔而多情，一派的如詩如畫，田園風光。
所以，如果再有人問我：是什麽出身？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是農民出身，地地道道的農民！
這真是一個有趣的輪回：當我是農民時，我拚命要標榜自己是城裏人；而當我真的成為城裏人，我又極力承認自己是農民了！也許，這正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式農民不為人知的悲哀吧！
c、名字的由來
回到老家後，父母用“下放”補助的錢，在院中一個老爺爺的宅基地上蓋起了三間房。在這裏父母先後生下了我的大妹梁祖榮、小妹梁倩倩；二弟梁祖平、三弟梁祖剛、四弟梁祖寶。
在我一周歲生日的時候，到膠東討飯的奶奶和大姑及四叔、五叔和三姑、四姑回來了，一家人快快樂樂為我過了個生日。盡管當時生活困難，奶奶和母親還是張羅了一桌好飯；大姑、二姑各為我做了一身漂亮的小棉衣，三姑拿來了雞蛋等。
當大姑聽說爺爺給我起的名字叫“可心”後，堅決不同意，說不好聽。
她思忖片刻說，還是叫“建國”吧！這名好聽。多年後，大姑已經去世。我問母親大姑給我起這個名有啥講究嗎？在我印象中，一般叫“建國”的是10月1日出生，因為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日子。母親說，沒啥講究。你大姑又沒有文化，就是認為好聽就是了。
在場的人也都覺得叫“建國”要比“可心”大氣、好聽。大姑還開玩笑地說，少數服從多數。在人們的歡聲笑語中，沒有文化的爺爺也隻好默認了。
從此，我的乳名叫"建國"了。雖然沒有什麽講究和寓意，更不會有人去追究。
在我的生日宴會上，大家在桌上擺好了算盤、書本、油條等物品，讓年幼的我去抓。按老家的風俗抓著某件物品，就代表了某種寓意。在眾目睽睽之下，毫不膽怯的我伸手抓了一本書。村裏一位有文化的人看到說“書中自有烏紗帽，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好啊！這孩子大了肯定有出息。”他的這番話，贏得了大家一陣熱烈的掌聲。在每一個家庭裏，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頭地，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就像當年他們的父輩對他們的期望一樣。
1963年農曆12月23日，隻差一天沒能為我過上生日的爺爺去世了，終年63歲。
死去的人永遠離去了，但活著的親人永遠記住了這個日子。在我8歲（虛歲）的那年9月，有一天我與小朋友們正在一塊玩耍。突然三叔梁仁忠來找我，說讓我去上學。當時不知上學是啥意思的我，正玩得起勁，哪聽得進去，說啥也不去。我在前麵跑，三叔就在後麵追，圍著學校整整轉了三圈，終於還是被三叔抓到了。三叔拽著我的耳朵說，國啊，不上學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就和叔一樣在家砸坷垃種地，長大了連個媳婦也娶不上。那時的我哪懂這些，就是不聽。因為上了學，就不能天天跟小朋友們一塊玩了。最後，還是在三叔的“武力”威脅下，背上母親給我縫製的書包上學了。
光陰荏苒，日月穿梭。30多年過去了，現在想起來切身感受到三叔當時的話，是多麽令人深思，語重心長啊！三叔因為沒上過學，在家裏種了一輩子地，後來連個媳婦也沒娶上，最後，才50多歲就孤苦伶仃地死在家中。我卻當兵離開了農村，考上了軍校提拔為幹部，在大城市找了媳婦，並且調到首都北京工作。
在這期間，在我工資隻有50多塊錢的時候，也給三叔捎過錢。但現在想起來是多麽微不足道啊！當我生活富裕了，能報答三叔的時候，三叔卻永遠離開了我們。
2009年4月清明節，我從北京和母親回老家時，又專門到三叔的墳上為他燒了好多紙錢。並且，我在心裏默默地說“親愛的三叔，您教育我的話我現在真正懂了，我感謝您！我在這裏給您磕頭。”
現在孩子上學跟我們那時真是太不一樣了。時代的變遷，翻天覆地地變化，令人感慨不已！我的兒子燕歌，以及三弟祖剛的兒子晟豪、四弟祖寶的兒子芃曉，他們在北京享受著優越的教育資源，良好的生活環境。他們在上學前就能背誦唐詩宋詞、《三字經》、《百家姓》。可我上學時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啥唐詩宋詞都沒聽說過。如今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其次，就是玩遊戲；可我們那時上完學後，不是割草就是放羊，真是天壤之別啊！
在那個連溫飽都解決不了的年代，父母對孩子還談何教育？
我還依稀記得我上學第一天，村裏的張希英老師（後來晉升為禹城市副市長）問我叫啥名字？我說叫“建國”。張老師說大名呢？我搖搖頭說沒有大名，引起學生哄堂大笑。張老師沒有笑。因為她也出生在農村，非常了解農村父母對孩子的教育狀況。隻見她思忖了片刻後說，你父親是“仁”字輩，你是“祖”字輩，那就叫“梁祖國”吧！
後來，人們都說這個名字大氣、好聽，現在看來不是沒有道理。在我創作的電視連續劇《重返沂蒙山》在全國獲獎後，軍報編輯以我的名字為題，把對我的專訪發表在報紙的二版頭條；在我第二次到遲浩田首長家去看望他時（距第一次已經兩年多了），他的夫人薑青洋軍醫說，首長好多老戰友的孩子來過多次，名字總記不住，但你的名字我記住了，你叫“梁祖國”，名字很好記。
此後，這個名字一直伴隨著我。
1962年1月29日下午一點多（農曆1961年12月24日）在德州市中心醫院婦產科，一個嬰兒呱呱墜地。這就是我。
我的出生，給這個大家庭帶來了非常大的驚喜。因為我是長子長孫。按我們梁氏家譜“……際、殿、雲、朝、尚、安、仁、祖、義、克、大、齊、家、萬、事、永、存”來說，我爺爺是“安”字輩的老大，我父親是“仁”字輩的老大，到了“祖”字輩我又是老大。
關於我們梁氏家族的曆史淵源，還有一段故事呢。
相傳，1399年朱元璋死後，朱允炆以皇室太孫繼位，叔叔朱棣對此十分不滿。朱允炆感到眾藩王兵權過重，勢力超過朝廷，聽信謀臣之言，撤藩削權。朱棣見諸王被廢，自己怕是難以幸免。尤其父死因有“諸王鄰國中毋至京師”的遺詔被阻，因而自己未能遂願，當不上皇帝。第二年其借朝賀改元之機，帶著世子公主家眷等親往京城，探聽虛實，以謀對策。
朱棣的人馬，沿驛道經州過府，一日來到禹城石門王村，視如掌上明珠的三公主突發疾病，不日身亡。公主病逝，朱棣心急如焚，十分悲痛，但因形勢緊迫（蓄謀奪皇權），隻得留下一名親信和部分人馬處理喪事，自己率大隊人馬匆匆奔京城而去。
後來，朱棣與建文帝的矛盾公開化，他便率大軍起兵反朝廷，向南京進發，路上受到各地正統駐軍的阻擊和反對。當時人們都認為朱棣謀反不道，稱為“叛臣”。禹城當然也不例外，知縣楊瓚指示駐軍與朱棣軍打仗，並挖了公主墳，拋棄棄野。因此，朱棣對禹城痛恨至極。朱棣率軍攻破南京，消滅了建文帝，自己奪得了帝位，曆史上稱此為“靖難之變”。朱棣當皇帝後，便揮師北上血洗了禹城及濟南以北各地。曆史上稱為“燕王掃北”。
戰事平息後，官府下令從陝西大槐樹及河北京西、山東諸城等地大量移民到禹城。
梁氏的先人，就是在那時帶著家眷從陝西大槐樹遷徙而來，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耕作。
作為炎黃的子孫，2012年5月19日，我利用出差的機會到陝西黃帝陵尋根。據史料記載：梁姓為“嬴姓伯益之後，也就是說梁氏的始祖叫伯益。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定名梁國，國君即康伯，以後稱梁伯，公元前641年，秦穆公派兵攻滅梁國。亡國後的梁國子民，大都逃到晉國，以原國名為氏，即梁氏”。
在當今按人數多少排列，梁姓在全國是第21大姓。
b、從城市到農村
孔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爺爺是個非常傳統的人，當聽說生了個孫子後，非常稱心如意，就特別高興地對家人說“這又是一個大哥啊，稱心如意，就叫可心吧！”
1962年的春節過後不久，爺爺就到德州去看他的長孫去了。父親看到爺爺的一霎那愣住了：爺爺又瘦又黃，渾身浮腫，說話有氣無力。他說，家裏一點糧食都沒有了，每天靠吃一些野菜、樹皮，維持生計。好多地方都餓死人了。後來才知道，本來奶奶要跟爺爺一塊來的，但因為家裏一點吃的都沒有，沒有辦法，隻好帶著三姑和四叔梁仁華、五叔梁仁國到膠東討飯去了。家裏有二叔梁仁義和三叔梁仁忠在家看家。
爺爺到來後，父母就把床讓給了爺爺睡，他們就在地下打起了地鋪。當時，父親和母親在城裏情況還好些。父親每月供應糧食30斤、母親是29斤，吃飯不成問題。
當時正是“大躍進”時期，在“大躍進”中，高指標、瞎指揮、虛報、浮誇盛行，各地紛紛提出工業大躍進和農業大躍進的不切實際的目標，片麵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在農業上，提出“以糧為綱”，不斷宣傳“高產衛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糧食畝產量層層拔高；在工業上，錯誤地確定全年鋼產量1070萬噸的指標，全國幾千萬人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
1960年冬，隨著黨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太躍進”運動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
以上是國家宏觀層麵對“大躍進”的描述。而對於每個具體的個人來講，關於這場運動的記憶，似乎隻用一個詞就可以概括：饑餓。
當然，那個時代也不僅僅隻給我們留下了符號般的“痛苦”的記憶，那時代也自有其骨肉與血脈，是活生生的，是除去淚水之外也有歡笑與歌聲的，例如“大躍進”的經濟發展速度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二倍多。例如經濟、科技、國防、文教、衛生領域的發展都是在那一時期奠基、起步、突破的，例如我國的第一座原子能反應堆、第一台每秒運算萬次的電子計算機、第一艘萬噸輪、第一套彩色電視機的接收係統等等，這類“第一”可以列出成百上千。
也許很多人都不了解這麽一個細節：作為人們集中表達“大躍進”吹牛的一句典型口號：“15年趕上英國”，到1972年，我國煤炭、紡織品等主要工業品的產量已經超過了英國。那麽，從1958年到1972年，是多少年？這道算術題的答案是14年。
更有過來人回憶，那時候每天放學之後，都要在城鄉結合部設掃盲“路卡”，開展挖蠅蛹、除四害等活動，幾千年來我國文盲占絕大多數的狀況短短幾年就發生了根本轉變，肆虐幾千年的血吸蟲和其他很多傳染病都在“大躍進”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因此他們認為，“大躍進”運動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億萬勞動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整個民族展現了幾千年來從沒有過的高昂精神麵貌。
誠然，曆史不僅僅停留在文字上，也不僅僅在人們如發黃照片般的模糊記憶裏，曆史是鮮活的，是無數人用生命和精神寫就的。即使身處怎樣的災難中，作為大寫的主宰地球的“人”，也能頑強求生。
每個人都是一部曆史。無數人的共同記憶，構成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整體上的曆史。
曆史不容割裂開來，但整體的曆史的確往往淹沒個人的喜怒哀樂，很容易被抽去血肉後，隻剩下冷冰冰的骨骼。
比如，在那個大躍進引起世界矚目的年代裏，有一對年輕人，卻滿腹憂愁，一點都高興不起來，振作不起來。對於“趕英超美”的國家戰略性發展目標，他們像所有的中國人一樣為之熱血澎湃，渴望自己能夠為國家早日進入世界強國之林作出自己的貢獻。
但在此之前，他們又必須和所有人一樣，先考慮自己的生存問題。生存，這的確是個大問題。
母親所在的德州國棉廠，因為收不上棉花，大批工人被下放。母親就是其中之一。
剛剛因為生了個兒子而高興的年輕父母，此時又陷入極大的苦悶之中。
夜，已經很深了，可他們四目相對，卻最終無語。按過去的政策，子女的戶口一般隨母親。母親這一下放，按規定“下放三年回國棉”，我和母親的戶口可以繼續落在國棉廠，但供應糧沒有了。過去是三口人的糧食供四口人吃，還勉強度日；以後一口人的供應糧，要維持四口人的生活，是萬萬不可能的。
還是母親首先打破了沉默，對父親說，你留在城裏繼續工作，我帶著孩子回去。父親說，分家後，他們弟兄五人每人分了顆大棗樹，其他的啥也沒有。老家現在是房沒一間，地無一壟，孩子還小，這日子咋過呢？
又是長久的沉默。最後，兩人終於統一了思想，決定父親也申請下放，全家一塊搬回老家。如果三年後母親回來，父親就也跟著回來。
1962年農曆4月6日，這是個後來讓我非常痛恨的日子。就是在這一天，出生不到半年的我和父母從德州市乘火車回到了故鄉——禹城縣馬關屯公社梁廟大隊。
出生在城市，而且隻有非農業戶口的我，因父母的選擇，從此，成為了一個農民。
父母的決定可以說足深思熟慮的，但沒有想到娃，此後搬回農村就再也沒能回城。
在他們看來，這一舉動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更談不上什麽傷心、遺憾，也沒有什麽值得特別的留戀。
當一個工人，還是當一個農民，在當時根本不是他們考慮的問題。他們要麵對更為殘酷的生存現實。
他們不會想到，隻是因為他們當時看起來別無選擇的這個選擇，多年後卻給我帶來了極大的人生困窘。
不為別的，隻為他們輕易放棄了城市戶口，選擇了回到家鄉當農民。“農民”，在幾千年的時間裏，一直是這個國家最龐大的群體，“種地”，也是幾千年來最穩定的一種職業。但是農民又意味著與城市格格不入的語境。
多年以後，即便是我自己當兵離開了那片土地，在青春年華找對象的年齡，對從城市入伍的那些高貴、靚麗的女兵、女軍官們，也隻是想想而已。因為我時刻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在部隊提不了幹還得回去像父輩一樣種地。
當兵後，有時為了虛榮心（年輕人好像都愛虛榮）和那點可憐的自尊，每當遇到不熟悉的人或者是為我接轉電話的女兵們，我總說自己是德州市人。後來，跟我一塊當兵的老鄉還是戳穿了我的謊言，使我尷尬至極，但我還是強詞奪理地說，在哪兒出生就是哪兒的人。我出生在德州市，不信你們去問問我的父母。盡管我與人家辯論，但我是心虛的。在中國衡量是城裏人還是鄉下人的標準就是戶口——你是非農業戶口還是農業戶口。
城裏人，鄉下人，誰都沒有選擇出生地點的天然權利，然而那一紙戶籍卡片，卻的確重逾千斤！
實事求是地說，我當初並沒有想這麽多。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從我有了青春懵懂的意識後，我就一直在為逃離農村、逃離土地、逃離那紙令我遺憾、令我羞愧、令我抬不起頭來的“農民”身份而努力著，爭取著，直到我真正離開農村（提幹），改變了地位來到大城市工作。
而這，整整用了我十年時間！十年啊，一個人最可寶貴的青春年華，不是用在實現偉大抱負，不是用在追求卓越人生上，而是用在這麽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可見，一個人的出身對一生的影響有多大。
但說實話，現在，當我在擁有了這麽多年城裏人的身份後，我又開始懷念農村、懷念起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鄉親們來了！不知道為什麽，在鋼筋水泥和高樓大廈包圍的大城市裏，在汽車的嘈雜、尾氣的汙染和人與人之間日漸疏遠、隔膜、猜疑的現代都市裏，我開始懷念起農村人與人之間的那份坦誠、直率、熱情，尤其那種“親不親，故鄉人；甜不甜，家鄉水”的鄉土之情。
有人說，現在的人們正在向土地回歸。這麽說，倒不是說人們在向往回到田間地頭上去勞動，而是向往根植在大地上的那種血濃於水的親情，向往那種簡單而淳樸的田園牧歌式的悠閑生活。
不知道哪位哲人說過，時間具有療治傷痛和修飾過去的特殊功能。今天當我在這裏寫下這些文字，遠遠地回首在農村的生活，我不再記起那些酸楚和苦痛的歲月，相反，記憶的咀嚼裏隻留下甘甜。我不再記起與某某人之間的恩怨糾葛，卻隻覺得每一張臉孔都是那麽純真可愛。在記憶的夢境裏，鄉村的風，鄉村的雨，鄉村的夜，鄉村的一草一木，都是那麽溫柔而多情，一派的如詩如畫，田園風光。
所以，如果再有人問我：是什麽出身？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是農民出身，地地道道的農民！
這真是一個有趣的輪回：當我是農民時，我拚命要標榜自己是城裏人；而當我真的成為城裏人，我又極力承認自己是農民了！也許，這正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式農民不為人知的悲哀吧！
c、名字的由來
回到老家後，父母用“下放”補助的錢，在院中一個老爺爺的宅基地上蓋起了三間房。在這裏父母先後生下了我的大妹梁祖榮、小妹梁倩倩；二弟梁祖平、三弟梁祖剛、四弟梁祖寶。
在我一周歲生日的時候，到膠東討飯的奶奶和大姑及四叔、五叔和三姑、四姑回來了，一家人快快樂樂為我過了個生日。盡管當時生活困難，奶奶和母親還是張羅了一桌好飯；大姑、二姑各為我做了一身漂亮的小棉衣，三姑拿來了雞蛋等。
當大姑聽說爺爺給我起的名字叫“可心”後，堅決不同意，說不好聽。
她思忖片刻說，還是叫“建國”吧！這名好聽。多年後，大姑已經去世。我問母親大姑給我起這個名有啥講究嗎？在我印象中，一般叫“建國”的是10月1日出生，因為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日子。母親說，沒啥講究。你大姑又沒有文化，就是認為好聽就是了。
在場的人也都覺得叫“建國”要比“可心”大氣、好聽。大姑還開玩笑地說，少數服從多數。在人們的歡聲笑語中，沒有文化的爺爺也隻好默認了。
從此，我的乳名叫"建國"了。雖然沒有什麽講究和寓意，更不會有人去追究。
在我的生日宴會上，大家在桌上擺好了算盤、書本、油條等物品，讓年幼的我去抓。按老家的風俗抓著某件物品，就代表了某種寓意。在眾目睽睽之下，毫不膽怯的我伸手抓了一本書。村裏一位有文化的人看到說“書中自有烏紗帽，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好啊！這孩子大了肯定有出息。”他的這番話，贏得了大家一陣熱烈的掌聲。在每一個家庭裏，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頭地，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就像當年他們的父輩對他們的期望一樣。
1963年農曆12月23日，隻差一天沒能為我過上生日的爺爺去世了，終年63歲。
死去的人永遠離去了，但活著的親人永遠記住了這個日子。在我8歲（虛歲）的那年9月，有一天我與小朋友們正在一塊玩耍。突然三叔梁仁忠來找我，說讓我去上學。當時不知上學是啥意思的我，正玩得起勁，哪聽得進去，說啥也不去。我在前麵跑，三叔就在後麵追，圍著學校整整轉了三圈，終於還是被三叔抓到了。三叔拽著我的耳朵說，國啊，不上學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就和叔一樣在家砸坷垃種地，長大了連個媳婦也娶不上。那時的我哪懂這些，就是不聽。因為上了學，就不能天天跟小朋友們一塊玩了。最後，還是在三叔的“武力”威脅下，背上母親給我縫製的書包上學了。
光陰荏苒，日月穿梭。30多年過去了，現在想起來切身感受到三叔當時的話，是多麽令人深思，語重心長啊！三叔因為沒上過學，在家裏種了一輩子地，後來連個媳婦也沒娶上，最後，才50多歲就孤苦伶仃地死在家中。我卻當兵離開了農村，考上了軍校提拔為幹部，在大城市找了媳婦，並且調到首都北京工作。
在這期間，在我工資隻有50多塊錢的時候，也給三叔捎過錢。但現在想起來是多麽微不足道啊！當我生活富裕了，能報答三叔的時候，三叔卻永遠離開了我們。
2009年4月清明節，我從北京和母親回老家時，又專門到三叔的墳上為他燒了好多紙錢。並且，我在心裏默默地說“親愛的三叔，您教育我的話我現在真正懂了，我感謝您！我在這裏給您磕頭。”
現在孩子上學跟我們那時真是太不一樣了。時代的變遷，翻天覆地地變化，令人感慨不已！我的兒子燕歌，以及三弟祖剛的兒子晟豪、四弟祖寶的兒子芃曉，他們在北京享受著優越的教育資源，良好的生活環境。他們在上學前就能背誦唐詩宋詞、《三字經》、《百家姓》。可我上學時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啥唐詩宋詞都沒聽說過。如今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其次，就是玩遊戲；可我們那時上完學後，不是割草就是放羊，真是天壤之別啊！
在那個連溫飽都解決不了的年代，父母對孩子還談何教育？
我還依稀記得我上學第一天，村裏的張希英老師（後來晉升為禹城市副市長）問我叫啥名字？我說叫“建國”。張老師說大名呢？我搖搖頭說沒有大名，引起學生哄堂大笑。張老師沒有笑。因為她也出生在農村，非常了解農村父母對孩子的教育狀況。隻見她思忖了片刻後說，你父親是“仁”字輩，你是“祖”字輩，那就叫“梁祖國”吧！
後來，人們都說這個名字大氣、好聽，現在看來不是沒有道理。在我創作的電視連續劇《重返沂蒙山》在全國獲獎後，軍報編輯以我的名字為題，把對我的專訪發表在報紙的二版頭條；在我第二次到遲浩田首長家去看望他時（距第一次已經兩年多了），他的夫人薑青洋軍醫說，首長好多老戰友的孩子來過多次，名字總記不住，但你的名字我記住了，你叫“梁祖國”，名字很好記。
此後，這個名字一直伴隨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