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聽著皇帝與鄧光薦間的辯論，陸秀夫心中默念道。
這段話出自荀子在《正論》中所言，是其基於春秋時期的形勢所做出的論斷。陸秀夫也清楚其對於當時秦國局勢做出的判斷，荀子以為秦國地理環境優越，物產豐富，是“形勝”。而“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
但是，若從更高的標準來看，亦及從“王者之功名”的角度，則秦有所欠缺。荀子特別區分了一般性的治國和王天下的差別，也就是若你隻是要建一個強大的國家，那麽采用霸道等手段也可以，但要平天下，則需要純粹的先王之道的標準，而想要“一天下”，讓天下人歸往，則需要“價值的感召力”，這是秦國之所短。
陸秀夫認為荀子的論斷也在其後得到了證實。秦國采用耕戰的方式擴大領土、組織生產，破除等級製度，鼓勵靠自己的努力去獲得社會地位，這都是秦國統一六國的重要製度創新的優勢，但秦國未能處理好‘平天下’，乃至秦二世而亡，這體現了荀子的眼光，也成為漢儒試圖以儒為主統合百家而建立德主刑輔的社會秩序的憑證。
荀子被後世儒家詬病的地方，陸秀夫同樣清楚除了其主張性惡論之外，就是他教出了兩個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韓非。這兩個弟子曾經跟荀子學“帝王術”，在曆史巨變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從而衍生出不同的政治主張和治國之策。
彼時李斯和韓非都是對“曆史時刻”有充分認識的，韓非推進了荀子的曆史觀，並否定了荀子的“先王之道”，他提出“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力氣”。認為先王之道對於上古可能是適用的，但在這個競爭時代，主要靠“力氣”。
韓非雖為秦始皇所欣賞，但他並沒有獲得治國之機會，而李斯抓住了將他的“曆史意識”現實化的“時運”。因為李斯覺得楚國難以實現他的理想，而六國則顯出了衰敗之相，所以他辭別荀子，要去秦國尋找機會。在辭別之時，李斯也體現出他對於“曆史時刻”的認識，自己必須要把握住一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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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認為在秦國要吞並天下的時候，也是布衣之士發揮其能力並獲得成就的好時機。他說，這個社會普遍看不起卑賤之人，鄙視窮苦之士。“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讬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由此可見，李斯之遊說秦王，一方麵是他看到秦國為了其大目標需要吸納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麵，則是要改變自己的處境。說明其的所為具有嚴重的功利性，這與儒家的道德標準是相違背的，但也獲得了一展才華的機會。
李斯和韓非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們更為相信權力（勢）和術（禦下之術）在統治中的作用，而否定了道德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意義，實踐證明了這樣的政治秩序的脆弱性，陸秀夫因而也認為某種程度上看，漢儒是對荀子的儒家現實主義的回歸。從某種意義上，秦以後的列朝，雖然大一統的秩序得以建立，但其核心的理念則是“國”為其根本追求，而“平天下”隻是一種虛設論點而已，或者隻是為家天下製作的遮羞布。
“唉……”看看陛下與鄧光薦還在爭論，陸秀夫在心裏歎了口氣。他明白作為傳經之儒，荀子當然了解先王之道的核心價值，但身處齊、楚這樣的爭霸之國中，尤其是主持稷下學宮這樣的辯論中心，荀子具有比孟子更為接地氣的現實關懷，他不再否定諸侯們保衛自己領地的努力，他也不再拒絕承認功利目標的合理性。
也就是說，在春秋那個時代氛圍中不能帶來現實福利的儒家理想必然會被百家爭鳴的時代所拋棄。如果說一切各種學說都是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那麽人性之善惡就是一個虛幻的“設準”。如此一來，善和惡都不再是一種實際的存在，那麽也就不能有所謂良知的呈現，道德的實踐。
由此，若要從荀子的角度來重建儒家的理想，隻能說諸子百家的政治立場都是基於他們對於人性的理解上，其同大多數儒家代表人物一樣，其主要思想也是為了服務君主，強調由於人性惡，那麽君主製定禮義製度，建立社會秩序和道德規範就成為使天下太平的必要。出於服務於統治的原因，其本身就是為了支持“統治權力”。
在荀子這裏，他對儒家傳統的當下意義的認識集中地體現的“先王之道”和“法後王”這個議題上。有人說，強調先王是儒家的傳統，而“法後王”則是荀子的創見。或者可以說“法後王”是荀子試圖處理在堅持“先王之道”的前提下儒家如何進行“現實性變通”，也就是說，要“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
陸秀夫以為當前雖不比春秋大變革的時期，但是現下對於大宋來說也是‘關鍵’時刻。當前對於本朝存在複國、中興等數種說法，而在陸秀夫看來其實無異於重建一個王朝，小皇帝就是這個新宋的開國之君，對於國體和政體都有著變動和革新。
在瓊州行朝時期，朝廷隻設置尚書和樞密二省，除了精簡龐大機構，提高效率之外，也是皇權和相權之爭的意味。小皇帝以此抬高武人的地位，壓製士人，從而使羸弱的皇權得以重樹。陸秀夫以為小皇帝無論從自身考慮及形勢考量並無不可。
彼時行朝人心混亂，行朝各派間內鬥不止，而皇帝尚是稚童，難以服眾，使得行朝行政無力，沒有統一的目標。且那時敵軍環伺，戰事頻繁，行朝時時麵臨傾覆。這時正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來主持大局，而小皇帝可以說是應運而生，在朝廷虛弱的時候，憑著武人的支持重樹起皇權的威嚴。
皇帝收服朝廷眾將，若是說是其靠著自己的運籌帷幄戰無不勝和親臨戰陣的勇氣，那麽對於行朝官吏們就是‘一飯之恩’和胸懷天下的氣度。要知道當初陛下是在文臣們一片反對聲中登上寶座，更是將其視為傀儡，且並不為士人們所喜。
在崖山生死關頭之際，陸秀夫相信皇帝可以憑借自己的親軍從戰場脫身，看著行朝中的反對者徹底覆滅，然後退回崖山另起爐灶，這比力挽狂瀾擊退敵軍，並將行朝移駐瓊州要輕鬆的多，且也是上位者打壓異己的慣常手段。而回到瓊州後，那時行朝上下雖然逃得生天，但也朝廷官員是人心惶恐，擔心遭到清洗。
不過皇帝並沒有對行朝官員進行大規模的清洗，也並沒有大規模的裁撤冗餘官員，隻是對陳宜中一派人馬進行了有限度的打壓。且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給了他們一個官位，給了他們俸祿，讓他們沒有在那個艱難時刻餓死。而當收複江南後，這些人又被委以重任。
所以陸秀夫知道朝中的官員雖然有時候還會暗中罵皇帝，但是心中還是十分感激其的，這也是在初回江南後陳宜中歸國勾結朝中官員試圖篡權的時候，除了那些遭到清洗的士族和鄉紳外，少有朝廷官員參與其中的緣由。而在隨後的鎮亂中，朝廷上下能夠依然支持皇帝，並在太後下旨處死陳宜中時沒有人反對的重要原因。
在北伐之後，皇帝的權威應該說是達到了巔峰，其在軍中的地位已經是無可動搖，在行政係統其的親信官員已經紛紛嶄露頭角，躋身於地方大員。但在如此形勢下，皇帝卻主張恢複三省六部製，並同意削減禦前護軍，限製內廷的權利。
在外人看來，這是皇帝欲分尚書省之權，打壓長踞相位的自己，但是陸秀夫明白在此次變革中權益受損最大的其實是皇帝。當然也有人認為群相製分割了相權，避免出現權相，但何嚐不是壓製了皇權，使皇帝難以獨斷朝綱。
對於皇帝在權勢如日中天之時，主動讓權，陸秀夫一直覺得有些迷惑。若是說皇帝在為後世謀算，擔心家中出了敗家子，守不住家業，才想著通過分割相權，出讓皇權來維持朝廷的運轉。這個理由雖然勉強說的過去，但是小皇帝才二十多歲，時至青壯年，大可再等十年、甚至二十年後再實施，而不是當下。
但是通過今日之事，陸秀夫有些明悟，似乎窺視到了那麽一絲聖心，才發現皇帝是在下一盤大棋，也許是會影響到今後幾十年，甚至後世的棋局……
這段話出自荀子在《正論》中所言，是其基於春秋時期的形勢所做出的論斷。陸秀夫也清楚其對於當時秦國局勢做出的判斷，荀子以為秦國地理環境優越，物產豐富，是“形勝”。而“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
但是，若從更高的標準來看，亦及從“王者之功名”的角度，則秦有所欠缺。荀子特別區分了一般性的治國和王天下的差別，也就是若你隻是要建一個強大的國家，那麽采用霸道等手段也可以，但要平天下，則需要純粹的先王之道的標準，而想要“一天下”，讓天下人歸往，則需要“價值的感召力”，這是秦國之所短。
陸秀夫認為荀子的論斷也在其後得到了證實。秦國采用耕戰的方式擴大領土、組織生產，破除等級製度，鼓勵靠自己的努力去獲得社會地位，這都是秦國統一六國的重要製度創新的優勢，但秦國未能處理好‘平天下’，乃至秦二世而亡，這體現了荀子的眼光，也成為漢儒試圖以儒為主統合百家而建立德主刑輔的社會秩序的憑證。
荀子被後世儒家詬病的地方，陸秀夫同樣清楚除了其主張性惡論之外，就是他教出了兩個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韓非。這兩個弟子曾經跟荀子學“帝王術”，在曆史巨變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從而衍生出不同的政治主張和治國之策。
彼時李斯和韓非都是對“曆史時刻”有充分認識的，韓非推進了荀子的曆史觀，並否定了荀子的“先王之道”，他提出“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力氣”。認為先王之道對於上古可能是適用的，但在這個競爭時代，主要靠“力氣”。
韓非雖為秦始皇所欣賞，但他並沒有獲得治國之機會，而李斯抓住了將他的“曆史意識”現實化的“時運”。因為李斯覺得楚國難以實現他的理想，而六國則顯出了衰敗之相，所以他辭別荀子，要去秦國尋找機會。在辭別之時，李斯也體現出他對於“曆史時刻”的認識，自己必須要把握住一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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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認為在秦國要吞並天下的時候，也是布衣之士發揮其能力並獲得成就的好時機。他說，這個社會普遍看不起卑賤之人，鄙視窮苦之士。“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讬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由此可見，李斯之遊說秦王，一方麵是他看到秦國為了其大目標需要吸納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麵，則是要改變自己的處境。說明其的所為具有嚴重的功利性，這與儒家的道德標準是相違背的，但也獲得了一展才華的機會。
李斯和韓非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們更為相信權力（勢）和術（禦下之術）在統治中的作用，而否定了道德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意義，實踐證明了這樣的政治秩序的脆弱性，陸秀夫因而也認為某種程度上看，漢儒是對荀子的儒家現實主義的回歸。從某種意義上，秦以後的列朝，雖然大一統的秩序得以建立，但其核心的理念則是“國”為其根本追求，而“平天下”隻是一種虛設論點而已，或者隻是為家天下製作的遮羞布。
“唉……”看看陛下與鄧光薦還在爭論，陸秀夫在心裏歎了口氣。他明白作為傳經之儒，荀子當然了解先王之道的核心價值，但身處齊、楚這樣的爭霸之國中，尤其是主持稷下學宮這樣的辯論中心，荀子具有比孟子更為接地氣的現實關懷，他不再否定諸侯們保衛自己領地的努力，他也不再拒絕承認功利目標的合理性。
也就是說，在春秋那個時代氛圍中不能帶來現實福利的儒家理想必然會被百家爭鳴的時代所拋棄。如果說一切各種學說都是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那麽人性之善惡就是一個虛幻的“設準”。如此一來，善和惡都不再是一種實際的存在，那麽也就不能有所謂良知的呈現，道德的實踐。
由此，若要從荀子的角度來重建儒家的理想，隻能說諸子百家的政治立場都是基於他們對於人性的理解上，其同大多數儒家代表人物一樣，其主要思想也是為了服務君主，強調由於人性惡，那麽君主製定禮義製度，建立社會秩序和道德規範就成為使天下太平的必要。出於服務於統治的原因，其本身就是為了支持“統治權力”。
在荀子這裏，他對儒家傳統的當下意義的認識集中地體現的“先王之道”和“法後王”這個議題上。有人說，強調先王是儒家的傳統，而“法後王”則是荀子的創見。或者可以說“法後王”是荀子試圖處理在堅持“先王之道”的前提下儒家如何進行“現實性變通”，也就是說，要“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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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瓊州行朝時期，朝廷隻設置尚書和樞密二省，除了精簡龐大機構，提高效率之外，也是皇權和相權之爭的意味。小皇帝以此抬高武人的地位，壓製士人，從而使羸弱的皇權得以重樹。陸秀夫以為小皇帝無論從自身考慮及形勢考量並無不可。
彼時行朝人心混亂，行朝各派間內鬥不止，而皇帝尚是稚童，難以服眾，使得行朝行政無力，沒有統一的目標。且那時敵軍環伺，戰事頻繁，行朝時時麵臨傾覆。這時正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來主持大局，而小皇帝可以說是應運而生，在朝廷虛弱的時候，憑著武人的支持重樹起皇權的威嚴。
皇帝收服朝廷眾將，若是說是其靠著自己的運籌帷幄戰無不勝和親臨戰陣的勇氣，那麽對於行朝官吏們就是‘一飯之恩’和胸懷天下的氣度。要知道當初陛下是在文臣們一片反對聲中登上寶座，更是將其視為傀儡，且並不為士人們所喜。
在崖山生死關頭之際，陸秀夫相信皇帝可以憑借自己的親軍從戰場脫身，看著行朝中的反對者徹底覆滅，然後退回崖山另起爐灶，這比力挽狂瀾擊退敵軍，並將行朝移駐瓊州要輕鬆的多，且也是上位者打壓異己的慣常手段。而回到瓊州後，那時行朝上下雖然逃得生天，但也朝廷官員是人心惶恐，擔心遭到清洗。
不過皇帝並沒有對行朝官員進行大規模的清洗，也並沒有大規模的裁撤冗餘官員，隻是對陳宜中一派人馬進行了有限度的打壓。且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給了他們一個官位，給了他們俸祿，讓他們沒有在那個艱難時刻餓死。而當收複江南後，這些人又被委以重任。
所以陸秀夫知道朝中的官員雖然有時候還會暗中罵皇帝，但是心中還是十分感激其的，這也是在初回江南後陳宜中歸國勾結朝中官員試圖篡權的時候，除了那些遭到清洗的士族和鄉紳外，少有朝廷官員參與其中的緣由。而在隨後的鎮亂中，朝廷上下能夠依然支持皇帝，並在太後下旨處死陳宜中時沒有人反對的重要原因。
在北伐之後，皇帝的權威應該說是達到了巔峰，其在軍中的地位已經是無可動搖，在行政係統其的親信官員已經紛紛嶄露頭角，躋身於地方大員。但在如此形勢下，皇帝卻主張恢複三省六部製，並同意削減禦前護軍，限製內廷的權利。
在外人看來，這是皇帝欲分尚書省之權，打壓長踞相位的自己，但是陸秀夫明白在此次變革中權益受損最大的其實是皇帝。當然也有人認為群相製分割了相權，避免出現權相，但何嚐不是壓製了皇權，使皇帝難以獨斷朝綱。
對於皇帝在權勢如日中天之時，主動讓權，陸秀夫一直覺得有些迷惑。若是說皇帝在為後世謀算，擔心家中出了敗家子，守不住家業，才想著通過分割相權，出讓皇權來維持朝廷的運轉。這個理由雖然勉強說的過去，但是小皇帝才二十多歲，時至青壯年，大可再等十年、甚至二十年後再實施，而不是當下。
但是通過今日之事，陸秀夫有些明悟，似乎窺視到了那麽一絲聖心，才發現皇帝是在下一盤大棋，也許是會影響到今後幾十年，甚至後世的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