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意識到群臣此時上書是擔心自己對待北儒強硬態度可能會摧毀中原儒學根基,斷了千年傳承。而他考慮的是那些儒士們造反難以成功,但是給你添亂,製造些麻煩卻是十分在行的,而他在江南時早已經領教過了。
在古代信息閉塞的時代,這些儒士是有著超然的地位,尤其是在更為封閉的農村,他們維護著鄉裏傳統,可以左右地方輿論,擁有很大的號召力。而他們若是對新政權不滿,自己又對其采用懷柔政策,則很難打破固有的傳統,從而威脅到自己的統治。
另一方麵,趙昺知道蒙古侵入中原時對儒士的政策還是十分友好的,尤其是對那些名儒大家進行拉攏和利用,並贏得了儒士集團的信任,從而為其服務。而這當然也是出於維護自己統製的需要。
趙昺知道其中主要是因為興起於漠北,由於他們遊牧民族的特征,從而使蒙古人依靠軍事征服的辦法而建立統一的大帝國,其文化素養在很多時候較之被其征服者可能顯得落後。所以成吉思汗和蒙哥從歐洲回師東向、征戰中原的時候,就注意網羅漢族知識分子或已高度漢化了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以為己用。
蒙古人早期耶律楚材、元好問、郝經、郝樞、楊惟中等人接觸了儒學,以為此助於蒙古人的統治,開啟了漢化的過程。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由漠北南下,駐帳於金蓮川,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蓮川幕府”,這些儒士成為其的重要幕僚。
忽必烈本人對儒學大師尊禮有加,除了任命這些儒學大師擔任相當重要的職位外,還欣然接受“儒教大尊師”的稱號,並真誠地接受儒學知識分子向他傳授的儒家“三綱五常”“正心誠意”等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但是儒家學說一開始並沒有受到重視,盡管趙複、姚樞、劉因、許衡等人大力倡導程朱理學,但並未被官方予以認可。隻是由於這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極力宣揚,元朝統治者逐步意識到孔孟之道有利於化民成俗,便順理成章地進一步推行漢化,適度地尊重儒學。
忽必烈即位以後,在任用漢文化知識分子參與統治的同時,其也格外注意對儒家思想的宣傳與推廣,接受姚樞“立學校以育才”的建議,旋即任命許衡為國子祭酒,使貴族子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隨後又增設蒙古國子監,以儒家文化教育蒙古貴族子弟。
不過趙昺知道因為忽必烈是個實用主義者,對於儒家不重視理財而對他們不滿,因此用人一直在色目人和漢臣之間搖擺,並沒有實行科舉製開始以經義取士,從而未使得儒學的地位在元朝獲得真正的確立,上升為官方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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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真正的曆史中,卻是元仁宗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科舉考試製度,並規定中試者可選聘為官,增加了漢族知識分子的仕宦途徑,也使得儒家思想在蒙古、色目人中得到進一步傳播。但可惜的當下當政的是鐵穆耳,蒙元大廈將傾,已然難以等到其繼位了。
如此也導致了蒙元底層的儒士通過科舉入仕之路,為了謀生隻能放下身段自謀職業,正如張頌剛剛所言‘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或隱退鄉野講學’。想想在大宋儒士向來恥於經商,現在都做起小買賣了,可見蒙元儒士生存環境還是極為艱難的……
“說說汝等的看法,看是否能讓朕認同!”趙昺放下奏折,抬頭瞅瞅幾人眼巴巴的瞅著自己,顯然是有話要說,點點他們問道。
“陛下,北地儒士與江南儒士當今所學皆是朱理之學,因而雙方在理念上並無根本上的不同,隻要迷途知返,必然可為我朝所用。”陳識時首先言道。
“以朕所知,北地素來學的是程陸之學,卻非朱理之學!”趙昺皺皺眉道。
“陳主事所言不虛,據屬下所知,朱理之學得以傳到北地,乃是端平二年蒙古進犯湖廣,俘獲我朝大量的工匠、百姓及儒道釋。其中有儒士趙複得蒙古重臣姚樞救護,被其送至燕京,講學於太極書院。”馬端臨為皇帝解釋道。
“在其之前,蒙古人所接觸的儒學隻是從亡金儒士那裏得到的‘章句之學’,而趙複所傳基本上是南方最新的程朱理學,其以所學教授學子,從學者百餘人,並將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之以付姚樞,從而使朱理之學得以在北地傳播。其也被北地儒士稱為‘江漢先生’,謂其南學北傳第一人……”
馬端臨是在收複江南後才入的禦前辦,此前一直居於臨安,他喜好交遊,與江南儒士多有交往。後江南淪陷,又有大批儒士被擄掠至北地,待數年後有儒士通過各種渠道南返,因而他得以從這些人口中得知北地儒林詳情。
而趙昺也從其講述中,獲知了朱理之學北傳的大概情況。趙複至燕京講學,事實上解決了南北之間因道路隔絕而不通載籍帶來的困難,也引發了轟動,尤其是他將所記程朱的諸經注釋交付姚樞後,便使理學的傳播又拓寬了渠道。
在這些“諸經傳注”中,首當其衝是南宋以來占據學術主流的理學四書學著作,同時也包括《易》、《禮》、《春秋》等經學著作。使得北方名臣大儒許衡、劉因、郝經等才得以閱讀程朱的著作並予以研究。
而趙複本人的思想見解,大體是主張簡易,以直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主張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君子之學,以得聖人之心,以止於王道,而不應孜孜於流俗之事功;以國難家仇,嚴華夷之辨,隱居不仕,獨善其身。
“嗬嗬,其憑借所學結交了諸多北地名儒大家,又有蒙元重臣為友,門下弟子為援,而今已經飛黃騰達,成為偽朝樞臣,權貴的幕僚了吧!”趙昺聽罷不屑地笑道。他並非輕視那些儒士,但他們中很多人都是以此作為晉身之階的。
“陛下此言差矣!趙複入元後,並未入仕,而是一直以教書授徒為業,至今仍居於燕京書院之中,與蒙元官員往來也隻限於談經論道,並未成為他們的入幕之賓。”馬端臨施禮道,“而諸多江南儒士被擄掠至北地後,確有人被征辟為官。但大部分則退隱書院,以講學為尚,仍心念舊朝,不肯入仕侍元。”
“陛下,即便北地的大儒也並非皆以入仕為榮,還是有諸多人甘於清貧,隱居鄉野,教學守夜,注經釋疑為樂。而今與蒙元名儒許衡並為‘北地兩大儒’的劉因便居於真定,不肯應詔入仕,甘於清貧……”陳識時接過話道。
以其所言,劉因應該算是容城人,家世儒宗。得趙複所傳程朱理學,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呂祖謙等人之書。尤服膺朱熹,稱其“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又謂研讀宋儒之學,當從六經、漢唐傳疏入門,方可“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不致“穿鑿”。提出“詩、書、春秋皆史”之說。
當時,真金在宮中建立大學,原由讚善王恂執教。劉因此時在學問上已經成熟,並有相當建樹,是以聲名遠播。時王恂剛剛去世,於是就接替他的職位,教授宮廷子嗣讀書。一介儒生,教授鄉裏,忽然受到朝廷的征聘,一躍而成為朝官,且成為大學的教授,可謂前途無量。
但劉因入朝為時不長,因繼母病重,辭官歸家。第二年繼母去世,依當時風俗,劉因要居喪守孝,為官的事遂被擱置。恰逢真金所發動的更新朝政的改革,還來不及等劉因母喪服除,就因與元世祖忽必烈政見不合而中途夭折。
這次事件給予劉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對於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麽希望,而且反過來,對於自己輕易應詔、一聘而起十分後悔,遂隱居以教學為生。此後的幾年間,因遭荒年,糧價上漲,他的生活頗為桔據,生活困苦,但依然拒絕了鐵穆耳的征召仍留鄉裏。
“嗯,不媚權貴,無意官宦,而專注授業解惑,確有些文人的風骨!”趙昺點點頭道。
“陛下,其實北地儒士對於雖學朱理,卻非沒有不同見解,而是有保留的接受,可為我朝所用!”這時張頌言道。
他入秘書監相對最晚,但其即做過監當官,有做過親民官,是從基層一步步打拚上來的,若非在饒州知州任上操之過急犯了眾怒,又恰被皇帝撞上,也許當下已經灌雲暢通,入京當了朝官。所以他比之陳識時等沒經過基層經曆的人,眼光更為獨到,也擅於察言觀色。
張頌知道由於理學宗旨與陛下的執政觀念及現行政策相左,因此對崇尚理學的儒士進行打壓,並以‘去之糟粕,留其精華’為名,不僅在太學消減了部分理學內容,也從科舉考試裏剔除了部分不合時宜的內容。
現下皇帝聽聞北地儒士仍崇尚朱理之學,心中肯定會有心有芥蒂,誰也不想剛剛摁下葫蘆起了瓢,讓這些儒士成為自己革新路上的絆腳石……
在古代信息閉塞的時代,這些儒士是有著超然的地位,尤其是在更為封閉的農村,他們維護著鄉裏傳統,可以左右地方輿論,擁有很大的號召力。而他們若是對新政權不滿,自己又對其采用懷柔政策,則很難打破固有的傳統,從而威脅到自己的統治。
另一方麵,趙昺知道蒙古侵入中原時對儒士的政策還是十分友好的,尤其是對那些名儒大家進行拉攏和利用,並贏得了儒士集團的信任,從而為其服務。而這當然也是出於維護自己統製的需要。
趙昺知道其中主要是因為興起於漠北,由於他們遊牧民族的特征,從而使蒙古人依靠軍事征服的辦法而建立統一的大帝國,其文化素養在很多時候較之被其征服者可能顯得落後。所以成吉思汗和蒙哥從歐洲回師東向、征戰中原的時候,就注意網羅漢族知識分子或已高度漢化了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以為己用。
蒙古人早期耶律楚材、元好問、郝經、郝樞、楊惟中等人接觸了儒學,以為此助於蒙古人的統治,開啟了漢化的過程。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由漠北南下,駐帳於金蓮川,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蓮川幕府”,這些儒士成為其的重要幕僚。
忽必烈本人對儒學大師尊禮有加,除了任命這些儒學大師擔任相當重要的職位外,還欣然接受“儒教大尊師”的稱號,並真誠地接受儒學知識分子向他傳授的儒家“三綱五常”“正心誠意”等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但是儒家學說一開始並沒有受到重視,盡管趙複、姚樞、劉因、許衡等人大力倡導程朱理學,但並未被官方予以認可。隻是由於這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極力宣揚,元朝統治者逐步意識到孔孟之道有利於化民成俗,便順理成章地進一步推行漢化,適度地尊重儒學。
忽必烈即位以後,在任用漢文化知識分子參與統治的同時,其也格外注意對儒家思想的宣傳與推廣,接受姚樞“立學校以育才”的建議,旋即任命許衡為國子祭酒,使貴族子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隨後又增設蒙古國子監,以儒家文化教育蒙古貴族子弟。
不過趙昺知道因為忽必烈是個實用主義者,對於儒家不重視理財而對他們不滿,因此用人一直在色目人和漢臣之間搖擺,並沒有實行科舉製開始以經義取士,從而未使得儒學的地位在元朝獲得真正的確立,上升為官方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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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也導致了蒙元底層的儒士通過科舉入仕之路,為了謀生隻能放下身段自謀職業,正如張頌剛剛所言‘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或隱退鄉野講學’。想想在大宋儒士向來恥於經商,現在都做起小買賣了,可見蒙元儒士生存環境還是極為艱難的……
“說說汝等的看法,看是否能讓朕認同!”趙昺放下奏折,抬頭瞅瞅幾人眼巴巴的瞅著自己,顯然是有話要說,點點他們問道。
“陛下,北地儒士與江南儒士當今所學皆是朱理之學,因而雙方在理念上並無根本上的不同,隻要迷途知返,必然可為我朝所用。”陳識時首先言道。
“以朕所知,北地素來學的是程陸之學,卻非朱理之學!”趙昺皺皺眉道。
“陳主事所言不虛,據屬下所知,朱理之學得以傳到北地,乃是端平二年蒙古進犯湖廣,俘獲我朝大量的工匠、百姓及儒道釋。其中有儒士趙複得蒙古重臣姚樞救護,被其送至燕京,講學於太極書院。”馬端臨為皇帝解釋道。
“在其之前,蒙古人所接觸的儒學隻是從亡金儒士那裏得到的‘章句之學’,而趙複所傳基本上是南方最新的程朱理學,其以所學教授學子,從學者百餘人,並將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之以付姚樞,從而使朱理之學得以在北地傳播。其也被北地儒士稱為‘江漢先生’,謂其南學北傳第一人……”
馬端臨是在收複江南後才入的禦前辦,此前一直居於臨安,他喜好交遊,與江南儒士多有交往。後江南淪陷,又有大批儒士被擄掠至北地,待數年後有儒士通過各種渠道南返,因而他得以從這些人口中得知北地儒林詳情。
而趙昺也從其講述中,獲知了朱理之學北傳的大概情況。趙複至燕京講學,事實上解決了南北之間因道路隔絕而不通載籍帶來的困難,也引發了轟動,尤其是他將所記程朱的諸經注釋交付姚樞後,便使理學的傳播又拓寬了渠道。
在這些“諸經傳注”中,首當其衝是南宋以來占據學術主流的理學四書學著作,同時也包括《易》、《禮》、《春秋》等經學著作。使得北方名臣大儒許衡、劉因、郝經等才得以閱讀程朱的著作並予以研究。
而趙複本人的思想見解,大體是主張簡易,以直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主張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君子之學,以得聖人之心,以止於王道,而不應孜孜於流俗之事功;以國難家仇,嚴華夷之辨,隱居不仕,獨善其身。
“嗬嗬,其憑借所學結交了諸多北地名儒大家,又有蒙元重臣為友,門下弟子為援,而今已經飛黃騰達,成為偽朝樞臣,權貴的幕僚了吧!”趙昺聽罷不屑地笑道。他並非輕視那些儒士,但他們中很多人都是以此作為晉身之階的。
“陛下此言差矣!趙複入元後,並未入仕,而是一直以教書授徒為業,至今仍居於燕京書院之中,與蒙元官員往來也隻限於談經論道,並未成為他們的入幕之賓。”馬端臨施禮道,“而諸多江南儒士被擄掠至北地後,確有人被征辟為官。但大部分則退隱書院,以講學為尚,仍心念舊朝,不肯入仕侍元。”
“陛下,即便北地的大儒也並非皆以入仕為榮,還是有諸多人甘於清貧,隱居鄉野,教學守夜,注經釋疑為樂。而今與蒙元名儒許衡並為‘北地兩大儒’的劉因便居於真定,不肯應詔入仕,甘於清貧……”陳識時接過話道。
以其所言,劉因應該算是容城人,家世儒宗。得趙複所傳程朱理學,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呂祖謙等人之書。尤服膺朱熹,稱其“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又謂研讀宋儒之學,當從六經、漢唐傳疏入門,方可“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不致“穿鑿”。提出“詩、書、春秋皆史”之說。
當時,真金在宮中建立大學,原由讚善王恂執教。劉因此時在學問上已經成熟,並有相當建樹,是以聲名遠播。時王恂剛剛去世,於是就接替他的職位,教授宮廷子嗣讀書。一介儒生,教授鄉裏,忽然受到朝廷的征聘,一躍而成為朝官,且成為大學的教授,可謂前途無量。
但劉因入朝為時不長,因繼母病重,辭官歸家。第二年繼母去世,依當時風俗,劉因要居喪守孝,為官的事遂被擱置。恰逢真金所發動的更新朝政的改革,還來不及等劉因母喪服除,就因與元世祖忽必烈政見不合而中途夭折。
這次事件給予劉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對於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麽希望,而且反過來,對於自己輕易應詔、一聘而起十分後悔,遂隱居以教學為生。此後的幾年間,因遭荒年,糧價上漲,他的生活頗為桔據,生活困苦,但依然拒絕了鐵穆耳的征召仍留鄉裏。
“嗯,不媚權貴,無意官宦,而專注授業解惑,確有些文人的風骨!”趙昺點點頭道。
“陛下,其實北地儒士對於雖學朱理,卻非沒有不同見解,而是有保留的接受,可為我朝所用!”這時張頌言道。
他入秘書監相對最晚,但其即做過監當官,有做過親民官,是從基層一步步打拚上來的,若非在饒州知州任上操之過急犯了眾怒,又恰被皇帝撞上,也許當下已經灌雲暢通,入京當了朝官。所以他比之陳識時等沒經過基層經曆的人,眼光更為獨到,也擅於察言觀色。
張頌知道由於理學宗旨與陛下的執政觀念及現行政策相左,因此對崇尚理學的儒士進行打壓,並以‘去之糟粕,留其精華’為名,不僅在太學消減了部分理學內容,也從科舉考試裏剔除了部分不合時宜的內容。
現下皇帝聽聞北地儒士仍崇尚朱理之學,心中肯定會有心有芥蒂,誰也不想剛剛摁下葫蘆起了瓢,讓這些儒士成為自己革新路上的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