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說,郭樸對張居正的了解頗為深刻,不過可能也正是如此,他對張居正的感官似乎並不太好——高務實注意到,他剛才幾次稱呼張居正,都是“張白圭”。


    白圭是張居正的小名,或者說原名——居正反而是後來改的。郭樸直接以小名稱呼張居正,顯然是對張居正的為人處世頗有些不以為然。


    張居正在後世一貫以大改革家的光輝形象示人,甚至有人說他是大明唯一的大政治家。高務實對此的態度一貫是翻白眼——張居正的確是政治家,也是改革家,但後世對他的過度拔高,已經到了完全不顧事實真相的地步,這就完全不能讓高務實信服了。


    甚至對於隆萬大改革,張居正作為延續隆慶、高拱改革政策的政治家,不僅沒有真正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反而在一些施政中明顯出現“用力過度”的失誤,高務實甚至覺得後世對他功績的最大吹捧點“給明朝續命數十年”都有些難副其名。


    前文中就有說過,從國家大政的角度和層麵來說,強行在全國鋪開一條鞭法就是典型的用力過度——富庶得接近資本主義初期水平的南直隸蘇杭一帶,與貧瘠且連年遭災的陝西有什麽可比性,居然能一刀切的搞一條鞭法?


    這是續命,還是飲鴆止渴?難說。


    至於考成法,也同樣如此——在下層行政單位尚有許多問題堆積而未曾解決的時候,提高行政效率本身就是一件很難的事,這種時候張居正強行以中樞的名義勒令提高行政效率,隻能導致整個行政體係的不安,造成文官集團內部的割裂,一部分人為了逢迎張居正,隻能加大對老百姓的壓迫,以滿足“考成”,另一部分因為不肯過分欺壓民眾,無法完成“考成”,於是被張居正清算、打壓,繼而成為朱翊鈞後來反攻倒算張居正的主力。


    這是續命,還是飲鴆止渴?難說。


    但是,曆史已經證明,張居正真正執掌大權之後的風格:獨斷專行,剛愎自用,用人行政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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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來,一些阿諛奸詐的小人往往得到重用,持不同意見者則受到排擠打擊。凡是得罪過張居正的朝廷大臣,無一不被降級、罷職,甚至受刑、入獄,招來殺身之禍。


    這種以一己之好惡、個人之是非為準繩的用人方法,既對改革的進行造成了困難,也給改革的失敗埋下了危機。


    事實上,善於討好張居正的人,並非都真心擁護改革,如得到張居正提拔重用的張四維,在繼任內閣首輔之後,即隨萬曆亦步亦趨,對改革進行清算——而事實上,張四維本來就是高拱一派,若非高拱倒台,他勢必也要進內閣輔政。


    但張四維也是久經官場打磨之人,所以在高拱倒台之時,他隱忍了下來,蟄伏於九幽之下,在張居正麵前表現得“如循吏”一般,這才獲得張居正的認可,認為張四維已經服軟了,於是得到重用。


    此外,重權在握的張居正,盡管在晚明的官場中其實不算大貪巨貪——至少比他的老師徐階強多了——但也並非完全清白。他運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為家人謀求功名,長子為狀元,次子在會試中本來名列二甲,神宗任意將其移入一甲二名,張居正也坦然接受。


    上梁不正下梁歪,萬曆以後科場舞弊嚴重,顯官要員的兒子很多成為進士,導致人心不服,議論紛紛,乃至風氣敗壞,張居正是有很大責任的。


    另外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是橫行一方,收受賄賂。張居正其實十分清楚這種情況,還寫信要求當地官員對此嚴加管束,然而本身卻未能采取什麽有效的措施,甚至明確表示自己作為兒子管不了肆意妄為的父親,因此也難免招致他人指責。


    在高務實看來,領導一場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本來就是滿途荊棘,困難重重。張居正本人又獨斷專行,排斥異己,用人不當,樹敵過多,再加之不能嚴於律己,約束家人,因而其結局隻能是人走茶涼,人亡政息,不僅身後聲譽一落千丈,十年經營也隨之付諸東流。


    高務實之所以千方百計要保住高拱,首先固然是因為高拱是自己的三伯,隻要他能不倒台,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給自己留下雄厚的政治資源,有利於自己將來繼續推進隆萬大改革,而不出現張居正和萬曆那樣的師生反目、人亡政息,可這並不是唯一的目的。


    高拱雖然也有些獨斷專行,但至少他聽得進勸,雖然平時看起來性子急,但施政反而很是小心——這從他對開海通商和推廣一條鞭法的都要分步、分區推進就可以看得出來。


    另外,前一次高務實向他建議,把地方官升遷的條件與地方經濟發展(實際上高務實隻提到收稅額度,詳見本書前文)掛鉤,高拱就表示那可能導致小民受盤剝過甚,於國家穩定或有影響,甚至在高務實提出收稅額度和地區穩定同為考察標準後,高拱仍然謹慎的表示需要緩行。


    這才是大政治家應該有的大局觀和謹慎心。


    國家大政不是兒戲,不是自己在家裏一琢磨,拍拍腦袋就可以讓人奉為圭臬遵照執行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必須考慮周詳,在江南可行的,在江北未必可行;在雲南可行的,在遼東未必可行。


    所以但凡主持大政,既要有堅定的推進決心,又要有謹慎的推進步驟,在推行的過程中要細心耐心的發現問題、審視問題、解決問題,而絕不能是忽視問題、無視問題、掩蓋問題,否則問題隻會越來越多,越來越無法挽回。


    郭樸未必會用高務實這種後世已經證明行之有效的“二分論”辯證思維來審視張居正,但他並非不懂張居正這種性子的人掌握大權的危害,因此才有這樣的態度。


    高務實忽然從郭樸這兩聲“張白圭”中明悟過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一刻也不肯耽擱地隨自己回京,心裏其實已經同意起複,而目的就是為了限製張居正!


    高務實頓時鬆了口氣,雖然郭樸是為了國家大局才同意回京,但那不重要,對於高務實而言,眼下一切的重點隻在一條:保高拱,抑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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