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五年五月十九,太子伴讀高務實回京銷假。
事實證明,出門遠行,不僅帶著兩百騎丁很有必要,自身的身份地位也很重要。高務實這一路歸來,托了高拱的福,即便帶著高達兩百人的家丁,沿途驛站也是恭恭敬敬地接待著,絲毫不敢怠慢了。
當然,驛站雖然肯盡心盡力,架不住高務實這個隊伍實在太大,大多數驛站安排不下這麽多的人和馬匹,隻能在附近想法子就近安置。
不過好在高務實出行的盤纏帶得足夠,每到一地驛站都會主動出錢,並且還比較大方,隻需驛站方麵跑腿安排,不僅不會虧本,還能從中小賺一筆,也算是拉了不少路人緣。
當然,高務實如此大方,也不僅是為了一點路人緣,更主要的是通過這些手段拉一下和驛站吏員的交情,然後抽閑暇休息之餘的時間向他們了解一下現在驛站的真實情況。
曆史上有一件眾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在明朝末年時,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下令裁撤了全國原有的驛站係統。原本在陝西當驛卒的李自成突然失業,失去生計的他最終推翻了大明王朝。崇禎為了節省區區幾十萬兩白銀,卻丟了天下。
但曆史的進程從來都不是那麽簡單的,因為崇禎其實並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他之前,僅高務實所知道的,明朝就至少有兩次裁撤過驛站係統,之前的嘉靖帝和將來的萬曆帝都曾經或將要幹。
問題在於,無論嘉靖還是萬曆,都裁出了餘糧,而隻有崇禎裁出了個李自成。這究竟是為什麽呢?高務實也知道驛站係統花費巨大,是朝廷開支的一項大頭,將來高拱不倒,也肯定是要向驛站係統下手的——說不定他現在就已經在考慮了。所以,高務實覺得自己有必要在回京之前把這件事稍稍摸個底。
要理解明朝皇帝對各地方驛站的態度,首先就要弄清楚這套係統的運營模式。事實是,如果僅僅把它看一個簡單樸素的官營旅館,那就大錯特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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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明朝,真正的驛站其實是一種豪華官方招待所。除了我們通常都知道的郵政和軍事情報傳遞用途外,也承擔著很多其他職能。
根據高務實向沿途驛站辦事人員的了解,按照此時的規定,大部分驛站都擁有二進甚至三進的院子。在主要的交通要道上,朝廷經常有為官員們服務的驛站,其居住條件甚至不會比當地地方官的住所差——路過的官員有不少都比當地官員級別更高、權勢更大,怎麽肯住得差了?
一座明朝驛站至少擁有大門、鼓樓、中門、前後廳、左右廂房、廚房、庫房、馬房、驛丞宅等設施。大部分標準的驛站,有10間供官員居住的上房,20間供來往差役居住的耳房或者廂房,可同時接待幾十名賓客入住。
同時,這些驛站還設有自己的驛丞宅和辦公室。當然也就要有配套的廚房和馬廄,還必須配齊馬夫、驢夫、步夫、館夫、庫夫、鬥級、房夫、廚夫等管理和服務人員。驛站內必須有供他們居住的大通鋪房,甚至還有為備用的倉庫和臨時監獄供各類官員使用。
所以,此時大明的驛站,就像後世的高速公路服務區一樣,遍布在全國的交通路線上。為全國的“體製內人員”提供免費服務!而其服務項目,則遠比後世的高速公路服務區還更為全麵一些。
明朝驛站的服務職責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
首先最基本的是住宿服務,正如前文所說的那樣,不僅有享用者的配套設施,還要供應全部的服務人員。
其次是車馬供應,以後來誕生了李自成的陝西驛站情況為例:西安驛有常備的馬27匹、驢10頭、拉車的牛若幹、大車若幹。如果這些還嫌不夠,就可以叫上百名驛卒等著獻出自己的肩膀。畢竟,這些底層官吏比起騾馬來說,更能夠吃苦耐勞。
最後,還有旅費供應,這點恐怕是現代人最無法理解的服務項目。官員們住驛站不但不花錢,還能反過來從驛站裏拿錢。在此時,有不少官差到驛站住宿,走時都要以各種名義索要銀子。畢竟,驛站並不能覆蓋所有區域,而辦差人的吃喝拉撒睡卻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如果不給,那麽驛卒甚至驛丞挨打,都是很常見的事情。
如果僅僅是不斷被人勒索,驛站係統可能不會成為數次裁撤的目標。但更要命的是,這些星羅密布的驛站,不僅不是用市場化方式運營的,也不是靠國家撥款養活的。每個驛站主要靠地方官府直接向民間攤派,用當地人的額外貢賦來養活!
也就是說,驛站的日常運營維持,都在基層官吏和基層百姓之間進行。既沒有上下級官府的監督,沒有約定俗成的市場規範。所以實際要向百姓們收多收少,就是驛站官吏說了算。
就從每個驛站都要配備的馬匹來說。驛站的馬匹吃的不是草,而是糧食。早在朱元璋時期,驛站的每匹馬每年就需要當地供應80石糧食。然而,到了明朝中後期,陝西華州的一匹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糧食!而陝西當時的一頃耕地,隻能出產7石糧食。所以,每養一匹驛馬就需要十多戶農民全年的血汗所得。
鑒於明朝那實在不怎麽樣的育種技術,不可能將馬匹培育成非洲象那樣的體型,所以食量更不可能在這一百多年不到兩百年的時間內翻5倍還多。這些多收的糧食,其實是被來往於驛站的“體製內人員”和驛站工作人員吃掉了。
明朝中期以後,吏治崩壞的速度大大加快。凡是和體製有些關係的人,都可以開介紹信到驛站住宿和使用車馬。好處不僅是免費,甚至可以反過來向驛站索要路費。於是為了養活費用越來越大的驛站,係統內官員就隻有向民間攤派越來越多的費用。至於攤派多攤派少,完全看官員的個人良心。其中,就有驛丞在孝敬上官,逢迎差事以外還能積攢起千兩家財的。
明眼人都看的出來,如果不裁撤驛站,最後被驛站逼得活不下去的農民遲早會造反。
在當時,其實也有很多朝廷官員看到了這個問題。嘉靖皇帝在位時,朝廷就計劃把全國驛站規模裁減掉30%-50%,所節省的錢糧一半充做軍費。
想法其實還不錯,但在執行上,還是出了問題。地方官府確實減少了驛站的經費,但驛站的負擔卻並未減少。來往官吏們,照樣在驛站裏大吃大喝,還要用車用馬。於是全國驛站的工作人員開始鬧罷工或者幹脆棄職逃跑。由於驛站本身也承擔著消息傳遞職能,後果就比較嚴重。
例如,當倭寇襲破福建興化城後,十萬火急的消息卻耽擱了一個多月才送到京師。不得已之下,這次裁撤改革在5年後宣布失敗,一切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
到了萬曆年間,張居正已經大權獨攬,也開始拿驛政下手。但他並未從節省開支的角度來強行規定裁減比例,而是從限製官員特權著手。他主持頌布嚴格的條令,法辦了違規官員幾十人,並有多名官員被降職和革職。其中還包括了孔夫子後裔和皇親國戚。
此外,張居正並沒有規定裁減經費的硬性指標,而是抓住了“官員特權”這一要害下手。還把改革驛政,直接納入到各地省級一把手的考核內容。這個思路就正確了不少,成功的把全國驛政花費縮減了30%以上,據說是節省了近百萬兩白銀,為民眾減少了巨大的經濟負擔。
不過正如之前所說的,張居正這個辦法,國家和民眾或許有了好處,但強行用行政手段壓製天下官員,人亡政息根本沒得跑。
高務實之所以深入驛站了解情況,也是想從中仔細尋找突破口——他一貫同意“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所以強壓雖然不是說永遠不行,但一味強壓肯定不行,你關了一道門,起碼還得給人留一扇窗,這個道理就和兵法中圍城戰要“圍三缺一”類似——全部堵死,不如稍留縫隙作為宣泄口,以防困獸猶鬥、魚死網破。
事實證明,出門遠行,不僅帶著兩百騎丁很有必要,自身的身份地位也很重要。高務實這一路歸來,托了高拱的福,即便帶著高達兩百人的家丁,沿途驛站也是恭恭敬敬地接待著,絲毫不敢怠慢了。
當然,驛站雖然肯盡心盡力,架不住高務實這個隊伍實在太大,大多數驛站安排不下這麽多的人和馬匹,隻能在附近想法子就近安置。
不過好在高務實出行的盤纏帶得足夠,每到一地驛站都會主動出錢,並且還比較大方,隻需驛站方麵跑腿安排,不僅不會虧本,還能從中小賺一筆,也算是拉了不少路人緣。
當然,高務實如此大方,也不僅是為了一點路人緣,更主要的是通過這些手段拉一下和驛站吏員的交情,然後抽閑暇休息之餘的時間向他們了解一下現在驛站的真實情況。
曆史上有一件眾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在明朝末年時,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下令裁撤了全國原有的驛站係統。原本在陝西當驛卒的李自成突然失業,失去生計的他最終推翻了大明王朝。崇禎為了節省區區幾十萬兩白銀,卻丟了天下。
但曆史的進程從來都不是那麽簡單的,因為崇禎其實並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他之前,僅高務實所知道的,明朝就至少有兩次裁撤過驛站係統,之前的嘉靖帝和將來的萬曆帝都曾經或將要幹。
問題在於,無論嘉靖還是萬曆,都裁出了餘糧,而隻有崇禎裁出了個李自成。這究竟是為什麽呢?高務實也知道驛站係統花費巨大,是朝廷開支的一項大頭,將來高拱不倒,也肯定是要向驛站係統下手的——說不定他現在就已經在考慮了。所以,高務實覺得自己有必要在回京之前把這件事稍稍摸個底。
要理解明朝皇帝對各地方驛站的態度,首先就要弄清楚這套係統的運營模式。事實是,如果僅僅把它看一個簡單樸素的官營旅館,那就大錯特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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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明朝,真正的驛站其實是一種豪華官方招待所。除了我們通常都知道的郵政和軍事情報傳遞用途外,也承擔著很多其他職能。
根據高務實向沿途驛站辦事人員的了解,按照此時的規定,大部分驛站都擁有二進甚至三進的院子。在主要的交通要道上,朝廷經常有為官員們服務的驛站,其居住條件甚至不會比當地地方官的住所差——路過的官員有不少都比當地官員級別更高、權勢更大,怎麽肯住得差了?
一座明朝驛站至少擁有大門、鼓樓、中門、前後廳、左右廂房、廚房、庫房、馬房、驛丞宅等設施。大部分標準的驛站,有10間供官員居住的上房,20間供來往差役居住的耳房或者廂房,可同時接待幾十名賓客入住。
同時,這些驛站還設有自己的驛丞宅和辦公室。當然也就要有配套的廚房和馬廄,還必須配齊馬夫、驢夫、步夫、館夫、庫夫、鬥級、房夫、廚夫等管理和服務人員。驛站內必須有供他們居住的大通鋪房,甚至還有為備用的倉庫和臨時監獄供各類官員使用。
所以,此時大明的驛站,就像後世的高速公路服務區一樣,遍布在全國的交通路線上。為全國的“體製內人員”提供免費服務!而其服務項目,則遠比後世的高速公路服務區還更為全麵一些。
明朝驛站的服務職責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
首先最基本的是住宿服務,正如前文所說的那樣,不僅有享用者的配套設施,還要供應全部的服務人員。
其次是車馬供應,以後來誕生了李自成的陝西驛站情況為例:西安驛有常備的馬27匹、驢10頭、拉車的牛若幹、大車若幹。如果這些還嫌不夠,就可以叫上百名驛卒等著獻出自己的肩膀。畢竟,這些底層官吏比起騾馬來說,更能夠吃苦耐勞。
最後,還有旅費供應,這點恐怕是現代人最無法理解的服務項目。官員們住驛站不但不花錢,還能反過來從驛站裏拿錢。在此時,有不少官差到驛站住宿,走時都要以各種名義索要銀子。畢竟,驛站並不能覆蓋所有區域,而辦差人的吃喝拉撒睡卻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如果不給,那麽驛卒甚至驛丞挨打,都是很常見的事情。
如果僅僅是不斷被人勒索,驛站係統可能不會成為數次裁撤的目標。但更要命的是,這些星羅密布的驛站,不僅不是用市場化方式運營的,也不是靠國家撥款養活的。每個驛站主要靠地方官府直接向民間攤派,用當地人的額外貢賦來養活!
也就是說,驛站的日常運營維持,都在基層官吏和基層百姓之間進行。既沒有上下級官府的監督,沒有約定俗成的市場規範。所以實際要向百姓們收多收少,就是驛站官吏說了算。
就從每個驛站都要配備的馬匹來說。驛站的馬匹吃的不是草,而是糧食。早在朱元璋時期,驛站的每匹馬每年就需要當地供應80石糧食。然而,到了明朝中後期,陝西華州的一匹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糧食!而陝西當時的一頃耕地,隻能出產7石糧食。所以,每養一匹驛馬就需要十多戶農民全年的血汗所得。
鑒於明朝那實在不怎麽樣的育種技術,不可能將馬匹培育成非洲象那樣的體型,所以食量更不可能在這一百多年不到兩百年的時間內翻5倍還多。這些多收的糧食,其實是被來往於驛站的“體製內人員”和驛站工作人員吃掉了。
明朝中期以後,吏治崩壞的速度大大加快。凡是和體製有些關係的人,都可以開介紹信到驛站住宿和使用車馬。好處不僅是免費,甚至可以反過來向驛站索要路費。於是為了養活費用越來越大的驛站,係統內官員就隻有向民間攤派越來越多的費用。至於攤派多攤派少,完全看官員的個人良心。其中,就有驛丞在孝敬上官,逢迎差事以外還能積攢起千兩家財的。
明眼人都看的出來,如果不裁撤驛站,最後被驛站逼得活不下去的農民遲早會造反。
在當時,其實也有很多朝廷官員看到了這個問題。嘉靖皇帝在位時,朝廷就計劃把全國驛站規模裁減掉30%-50%,所節省的錢糧一半充做軍費。
想法其實還不錯,但在執行上,還是出了問題。地方官府確實減少了驛站的經費,但驛站的負擔卻並未減少。來往官吏們,照樣在驛站裏大吃大喝,還要用車用馬。於是全國驛站的工作人員開始鬧罷工或者幹脆棄職逃跑。由於驛站本身也承擔著消息傳遞職能,後果就比較嚴重。
例如,當倭寇襲破福建興化城後,十萬火急的消息卻耽擱了一個多月才送到京師。不得已之下,這次裁撤改革在5年後宣布失敗,一切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
到了萬曆年間,張居正已經大權獨攬,也開始拿驛政下手。但他並未從節省開支的角度來強行規定裁減比例,而是從限製官員特權著手。他主持頌布嚴格的條令,法辦了違規官員幾十人,並有多名官員被降職和革職。其中還包括了孔夫子後裔和皇親國戚。
此外,張居正並沒有規定裁減經費的硬性指標,而是抓住了“官員特權”這一要害下手。還把改革驛政,直接納入到各地省級一把手的考核內容。這個思路就正確了不少,成功的把全國驛政花費縮減了30%以上,據說是節省了近百萬兩白銀,為民眾減少了巨大的經濟負擔。
不過正如之前所說的,張居正這個辦法,國家和民眾或許有了好處,但強行用行政手段壓製天下官員,人亡政息根本沒得跑。
高務實之所以深入驛站了解情況,也是想從中仔細尋找突破口——他一貫同意“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所以強壓雖然不是說永遠不行,但一味強壓肯定不行,你關了一道門,起碼還得給人留一扇窗,這個道理就和兵法中圍城戰要“圍三缺一”類似——全部堵死,不如稍留縫隙作為宣泄口,以防困獸猶鬥、魚死網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