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六年來由於皇帝年幼，而兩宮雖未對立，但也互相形成牽製，所以實際上是由高拱在治理朝政，而他在各個方麵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得以追諡“文正”的主因。
穆宗隆慶去世之時，朝廷歲入與支出堪堪持平，而六年後，朝廷已經能有所盈餘——但這不是說高拱隻是簡單的控製住了虧損。
隆慶六年時，朝廷的歲入是白銀330萬兩，支出也差不多；但萬曆五年時，朝廷的歲入已經達到510萬兩，隻是支出也提高到了460萬兩。
這是為什麽呢？收入的增長來自於幾個方麵。
首先是清丈田畝，這是曆史上張居正也做過的，高拱也同樣做了，不過在這一點上，他們的力度其實差不多，取得的效果在高務實看來也沒有太大出入，可以暫且略過，總之是稍微提高了一些朝廷歲入。
其次則是繼續開港。這件事是張居正比較抵製，但高拱很樂意做的。高家所謂的經世實學，如果不說那些大道理，簡單來概括就是一句話：見實效。所以高拱理財的思路也是與此一脈相承的：賺錢為大。
這六年來，除了隆慶時期已經開放的月港，朝廷又陸續開放了四大港口，由南而北分別是廣州、泉州、寧波、天津。
當然，此時的開港不同於後世很多人的理解，並不是允許外國商船在這幾處港口隨意停靠，而是準許這幾處港口的明朝商船可以出海，但即便如此，大明朝廷從這幾處港口獲得的關稅也大大提升。
高務實在這裏發揮了一點作用，由於朝廷此前對於商港榷稅的製度十分糟糕，高務實向高拱提出了一個簡單易行的建議：隻以貨船大小計稅。
大明朝廷的海關關稅，在正德以前……沒有稅收，它不征稅。正德、嘉靖年間開始采取抽分製。
所謂抽分製，就是運來十分貨物，抽取一定比例為稅，具體數值一開始比較多變，後來逐漸常定為十分之二。
到了高拱時期，情況為之一變，成為了三稅製：引稅、出口稅、進水稅。
其中引稅，是指海商辦理出入海港的通行證需要交納一筆稅收，隻有辦理該稅的船隻，才是正規合法的商船，這筆稅收是按船隻大小按年繳納的，不過稅費並不高。
進口稅和出口稅這兩個名詞是高務實“所創”，原本地方官府和市舶司報備的名字叫“水餉”和“陸餉”。水餉就是進口稅，指從外運入港口的征稅；陸餉就是出口稅，指從內運出港口的征稅。
原先，各地方衙門和市舶司列出了很複雜的征稅細則，比如“每百斤胡椒水餉2錢5分”這種，洋洋灑灑上百種商品，有的量大還好說，有些量少則根本不便計算。所以高務實給高拱建議隻按船隻大小征收，但是要分出洋的目的地。
比如說，往返西洋(其實是南洋)的商船，寬一丈六尺以上者，征銀十兩；每多一尺，加征一兩。而往返東洋、呂宋的船隻由於相對略小，則征稅額度整體降低三成。這個稅率比曆史上的征稅稅率高了將近一半，但其實高務實很清楚，這個稅率一點也不高，是曆史上征得太少了……
四大港口陸續開放之後，雖然隻有短短幾年，但到了萬曆五年時，每年已經可以給朝廷額外提供近百萬兩的關稅，平均一個港口提供了二十多萬兩。
要知道，此時的大明海貿由於剛剛開始“回暖”，在高務實看來還隻是個起步階段！
開港，成了高拱理財收益最大的一個單項。
另一個方麵則是重視工商業發展。
早在隆慶六年年末，高務實就暗中指使兵部、戶部、工部以及某些九邊重鎮的文武官員連番上疏，為軍工私營造勢。到了萬曆元年，朝廷正式通過了軍工私營、並行采購的新製度。
在這個製度下麵，朝廷繼續維持官營製造部門，但允許部分符合條件的“私企”參與軍工製造，同時也改革了軍械分配和采購製度。在高務實的暗中操弄下，最後形成了“承包商競標製”。
這個製度是怎麽回事呢？打個比方，如果眼下宣府守軍需要換裝火銃兩萬支，兵部及內閣也批準了。
那麽，首先就由兵部發榜，告知各官營部門如軍械局、兵仗局和私人軍工企業，將與此後多久召開競標。然後提出由宣府守軍和兵部等部門商議後定下的要求，比如射擊距離、射擊精度、火力強度、槍管冷卻時間等技術指標，然後開始競標。
競標會議由兵部主持，科、道同時派員參與監督。該會議不光是開會，還必須進行現場展示，然後比較結果，最終進行綜合考慮，並報備於內閣，最後發榜公示，這才能確定競標部門或者企業。
為了保證官營部門的優勢或者說保證官營部門能維持下去，私人軍工企業如果中標，還必須繳納中標總額的十分之一作為保證金，當中標並且完成該項交易之後，保證金直接轉為稅收，不予退回。
如果因中標企業本身的原因，導致交易無法完成，則保證金全扣，並根據合同追繳違約金。這裏的“中標企業本身原因”，包括但不限於企業困頓無力完成、產品質量不達標等各類。
至於軍工私營的所謂“符合條件”的私企，本身需要具備的條件要求也不低。
首先要繳納十萬兩白銀的“經營保證金”到兵部衙門，以確定自己有實力進行軍工製造；其次，任意在職武官本人或其直係親屬不得為軍工企業東家；再次，三代以內直係親屬有涉及謀逆罪者不得為企業東家或參股；又次，私營軍工企業之中必設一名由兵部派出的吏員進行產品流向監督，都察院及六科可隨時派人檢查(為不影響企業正常經營，每年限兩次以內)……
反正林林總總加起來，得有十幾條限製。
不過，略微尷尬的是，軍工私營製度出來之後，直到現在，大明全國隻有高務實一人開辦了兩個私人軍工企業：京華火槍廠和京華火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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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能夠達到條件的人整個大明隻有高務實一個，而是其他人對此還抱有謹慎態度。
但即便隻是這兩個企業，僅萬曆五年一年，高務實就繳納了七萬兩銀子的稅金！
而最先得到換裝的薊遼二鎮，於萬曆六年元月，在遼東總兵李成梁的果斷出擊下，打出了“劈山大捷”！
是月，左翼蒙古泰寧部(喀爾喀巴林部)首領速把亥大舉入侵，紮營於劈山。遼東總兵官李成梁連夜督兵出塞二百裏，大破劈山營，速把亥等死傷不下萬餘人，李成梁部陣斬一千一百三十人，又奪其器械牲畜數萬。
穆宗隆慶去世之時，朝廷歲入與支出堪堪持平，而六年後，朝廷已經能有所盈餘——但這不是說高拱隻是簡單的控製住了虧損。
隆慶六年時，朝廷的歲入是白銀330萬兩，支出也差不多；但萬曆五年時，朝廷的歲入已經達到510萬兩，隻是支出也提高到了460萬兩。
這是為什麽呢？收入的增長來自於幾個方麵。
首先是清丈田畝，這是曆史上張居正也做過的，高拱也同樣做了，不過在這一點上，他們的力度其實差不多，取得的效果在高務實看來也沒有太大出入，可以暫且略過，總之是稍微提高了一些朝廷歲入。
其次則是繼續開港。這件事是張居正比較抵製，但高拱很樂意做的。高家所謂的經世實學，如果不說那些大道理，簡單來概括就是一句話：見實效。所以高拱理財的思路也是與此一脈相承的：賺錢為大。
這六年來，除了隆慶時期已經開放的月港，朝廷又陸續開放了四大港口，由南而北分別是廣州、泉州、寧波、天津。
當然，此時的開港不同於後世很多人的理解，並不是允許外國商船在這幾處港口隨意停靠，而是準許這幾處港口的明朝商船可以出海，但即便如此，大明朝廷從這幾處港口獲得的關稅也大大提升。
高務實在這裏發揮了一點作用，由於朝廷此前對於商港榷稅的製度十分糟糕，高務實向高拱提出了一個簡單易行的建議：隻以貨船大小計稅。
大明朝廷的海關關稅，在正德以前……沒有稅收，它不征稅。正德、嘉靖年間開始采取抽分製。
所謂抽分製，就是運來十分貨物，抽取一定比例為稅，具體數值一開始比較多變，後來逐漸常定為十分之二。
到了高拱時期，情況為之一變，成為了三稅製：引稅、出口稅、進水稅。
其中引稅，是指海商辦理出入海港的通行證需要交納一筆稅收，隻有辦理該稅的船隻，才是正規合法的商船，這筆稅收是按船隻大小按年繳納的，不過稅費並不高。
進口稅和出口稅這兩個名詞是高務實“所創”，原本地方官府和市舶司報備的名字叫“水餉”和“陸餉”。水餉就是進口稅，指從外運入港口的征稅；陸餉就是出口稅，指從內運出港口的征稅。
原先，各地方衙門和市舶司列出了很複雜的征稅細則，比如“每百斤胡椒水餉2錢5分”這種，洋洋灑灑上百種商品，有的量大還好說，有些量少則根本不便計算。所以高務實給高拱建議隻按船隻大小征收，但是要分出洋的目的地。
比如說，往返西洋(其實是南洋)的商船，寬一丈六尺以上者，征銀十兩；每多一尺，加征一兩。而往返東洋、呂宋的船隻由於相對略小，則征稅額度整體降低三成。這個稅率比曆史上的征稅稅率高了將近一半，但其實高務實很清楚，這個稅率一點也不高，是曆史上征得太少了……
四大港口陸續開放之後，雖然隻有短短幾年，但到了萬曆五年時，每年已經可以給朝廷額外提供近百萬兩的關稅，平均一個港口提供了二十多萬兩。
要知道，此時的大明海貿由於剛剛開始“回暖”，在高務實看來還隻是個起步階段！
開港，成了高拱理財收益最大的一個單項。
另一個方麵則是重視工商業發展。
早在隆慶六年年末，高務實就暗中指使兵部、戶部、工部以及某些九邊重鎮的文武官員連番上疏，為軍工私營造勢。到了萬曆元年，朝廷正式通過了軍工私營、並行采購的新製度。
在這個製度下麵，朝廷繼續維持官營製造部門，但允許部分符合條件的“私企”參與軍工製造，同時也改革了軍械分配和采購製度。在高務實的暗中操弄下，最後形成了“承包商競標製”。
這個製度是怎麽回事呢？打個比方，如果眼下宣府守軍需要換裝火銃兩萬支，兵部及內閣也批準了。
那麽，首先就由兵部發榜，告知各官營部門如軍械局、兵仗局和私人軍工企業，將與此後多久召開競標。然後提出由宣府守軍和兵部等部門商議後定下的要求，比如射擊距離、射擊精度、火力強度、槍管冷卻時間等技術指標，然後開始競標。
競標會議由兵部主持，科、道同時派員參與監督。該會議不光是開會，還必須進行現場展示，然後比較結果，最終進行綜合考慮，並報備於內閣，最後發榜公示，這才能確定競標部門或者企業。
為了保證官營部門的優勢或者說保證官營部門能維持下去，私人軍工企業如果中標，還必須繳納中標總額的十分之一作為保證金，當中標並且完成該項交易之後，保證金直接轉為稅收，不予退回。
如果因中標企業本身的原因，導致交易無法完成，則保證金全扣，並根據合同追繳違約金。這裏的“中標企業本身原因”，包括但不限於企業困頓無力完成、產品質量不達標等各類。
至於軍工私營的所謂“符合條件”的私企，本身需要具備的條件要求也不低。
首先要繳納十萬兩白銀的“經營保證金”到兵部衙門，以確定自己有實力進行軍工製造；其次，任意在職武官本人或其直係親屬不得為軍工企業東家；再次，三代以內直係親屬有涉及謀逆罪者不得為企業東家或參股；又次，私營軍工企業之中必設一名由兵部派出的吏員進行產品流向監督，都察院及六科可隨時派人檢查(為不影響企業正常經營，每年限兩次以內)……
反正林林總總加起來，得有十幾條限製。
不過，略微尷尬的是，軍工私營製度出來之後，直到現在，大明全國隻有高務實一人開辦了兩個私人軍工企業：京華火槍廠和京華火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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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隻是這兩個企業，僅萬曆五年一年，高務實就繳納了七萬兩銀子的稅金！
而最先得到換裝的薊遼二鎮，於萬曆六年元月，在遼東總兵李成梁的果斷出擊下，打出了“劈山大捷”！
是月，左翼蒙古泰寧部(喀爾喀巴林部)首領速把亥大舉入侵，紮營於劈山。遼東總兵官李成梁連夜督兵出塞二百裏，大破劈山營，速把亥等死傷不下萬餘人，李成梁部陣斬一千一百三十人，又奪其器械牲畜數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