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遼宣大四鎮是最先兩批換裝了部分“京華”火器的邊軍，甚至早於京軍。宣大方向因為俺答封貢的關係，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值得一提的戰爭了，所以目前“京華”火器取得的戰績，全部來自於薊遼二鎮。
其實他們換裝的武器也不算先進，其中的火槍依然是前裝滑膛火繩槍，與賽貢銃類似，被命名為“京華隆慶二式”——之所以是“隆慶”二式，是由於這款槍在隆慶六年便已定型，並上交兵部、京營驗證，後來又小批量提供給戚繼光所部，獲得好評，後來在軍工私營之後，便得到了訂單。隆慶一式其實也有，但那是個試驗款，屬於內部試製，沒有量產。
不過，隆慶二式火槍相比於賽貢銃，還是有優勢的：其一就是隆慶二式拉長了槍身；其二是質量更穩定。
質量不用細說，如果京華出產的火器質量連軍器局、兵仗局的產品都比不了，那高務實幹脆退出這一行業算了。
拉長槍身倒是值得一提。槍身的長短，影響的東西有很多，譬如彈丸初速、有效射程內威力、射擊距離、射擊精度等，但一般而言，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槍身越長，射擊就越精準，但同時射程則會下降。
然而隆慶二式卻在提高精度的前提下，做到了和官營兩大局賽貢銃同樣的射程。原因其實也不複雜：高務實是配套提供彈藥的，他提供的彈藥，不光已經搞出了紙殼定裝彈，而且火藥更好——雖然仍是黑火藥，但稍微進步了一點，製成了顆粒火藥，成分配比也更精確。[無風注：解釋顆粒化有點複雜，可能會“被水字數”，我就略了啊。]
總而言之，隆慶二式火槍在技術水平上隻能算是略微超過大明原本最好的步兵用火槍(包括鳥銃)，但可靠性大為提高，在薊鎮裝備並大力推薦之後，遼東也迅速開始進行換裝。
換裝當然是需要錢的，所以高拱在關稅上賺的錢，又有一部分投入到了軍備上。但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所以都要算作政績。
再有一大政績，則是行政效率大大提高。這個政績，主要來源於添加了高務實“量化政績”思路之後的考課法。
張居正的考成法後世受過不少批評，問題不在於效果不好，而在於他不問手段。舉個例子，考察某縣縣令的政績，如果裏頭有一條是收了多少稅，那麽張居正就隻問這個稅的具體數額是否達到，他不問這個縣令使用了什麽手段。
同樣的問題，早在隆慶四年的時候，高拱和高務實就曾經談到過[無風注：參見第一卷第009章]，當時高務實最開始提出的觀點與張居正很類似，但高拱馬上就反對，認為地方士紳乃至於地方官肯定會把繳稅壓力轉嫁給普通小民，很容易導致小民受到更多剝削，引起動蕩甚至民亂。然後高務實便提出了另一項要求，即把地方穩定同時納入縣官政績考核。
高拱這幾年所推行的考課法，就是秉承這一思路，但加入了更多的細則。簡而言之，現在一個縣令幹得好不好，有很多的具體數據可以參考，比如公文回複速度、征稅足額率、征稅提高率、功名取得率(秀才以上)、案件處理速度、案件完成度、匪情出現率及危險度、民亂出現率及危險度……等等。
這些標準的出爐，使得大明全國的行政效率幾乎都得到了提升。當然，由於地域差異、發展水平差異等原因，基本上是經濟越發達的地區效果越好，經濟越落後的地區效果越差。高拱前不久還在和高務實商議怎麽把落後地區也提升起來，想不到現在竟然就天人永別了。
另外，高拱在用人方麵不僅眼光準，而且也非常有宰相氣度。
舉一文一武兩個例子：文官方麵，原山東巡撫梁夢龍是張居正的門生，在張居正倒台之後，梁夢龍自己都覺得別說山東巡撫坐不穩了，隻怕還要吃到高氏門生的大量彈劾，所以連請辭的疏文都寫好了。結果他卻等來了一紙調令，回京任戶部右侍郎，配合戶部尚書王國光清丈全國田畝。
清丈田畝完成之後，梁夢龍又改掉兵部，前往遼東賞賜將士，萬曆五年回來之後，由兵部左侍郎升任右都禦史、總督薊遼，李成梁的“劈山大捷”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打出來的。
武將方麵，張居正倒台之後，戚繼光一度非常著急，派他的侄兒戚金回京聯絡高務實。高務實隻是告訴戚金，“令叔國之幹城，元輔深知矣。薊鎮事大，豈能輕易。”
結果戚繼光絲毫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因為在萬曆元年和萬曆二年兩次大勝朵顏董狐狸而被朝廷重賞，戚繼光先加太子太保，又升少保，終於成了高務實最熟悉的“戚少保”。
至於其他功績，一時難以書盡，可待將來再提。
總之，高拱在這六年之中，為大明“嘉隆萬大改革”的繼續推進注入了足夠的活力，取得的成就難以估量，從這個方麵來看，“文正”對他而言，是應有的回報。
但如果僅僅是這樣，鑒於“文正”的特殊意義和極端稀缺性，朱翊鈞仍然有可能不給，說不定給個“文忠”也能打發得了。
但高拱還有一個讓朱翊鈞打心眼裏滿意的方麵，那就是高拱的教育經驗十分豐富，他沒有像曆史上張居正教導萬曆一樣，事事要求極嚴，一點差錯都不允許皇帝出現，反而經常在萬曆出現失誤的時候勸慰他，在皇帝偶爾被某些“沽名賣直”的言官批評時幫皇帝說話。
一如當年他對待隆慶一般無二。
高拱的教育思想和張居正區別很大。如果一定要對比的話，可以說高拱是堅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而張居正則是寬於律己，嚴以待人。
張居正被罷免的時候，皇帝之所以下口諭查抄他在京師的那座大學士府，當時就是想送給高拱的，結果後來高拱拒絕了。他甚至親自麵聖向皇帝解釋：“臣侄務實家財豐裕，來曆清白，臣若是想換宅子，何時不可換？所以不換者，為不忘廉潔自律之初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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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萬曆朝當了六年首輔，宅田未增一畝，奴仆未加一人，連高務實送給他的一些賞玩用的雅物他都不收，隻收了些茶葉、香皂之類的尋常用度之物。[無風注：曆史上高拱守廉是海瑞都表揚過的。]
而張居正在曆史上的表現，可就糟糕多了。後世有學者總結他是“一邊高喊反腐倡廉，一邊卻大肆收受賄賂；一邊高喊節儉，一邊卻奢靡無度；一邊高喊節操，一邊卻忘情於美女裙釵間”。
兩種風格，決定了萬曆小皇帝對他們的不同觀感。
高拱延續了他對隆慶的教導方式：既是老師，該教的要教；又像父親，該護的得護。
所以，“文正”由此而來。
其實他們換裝的武器也不算先進，其中的火槍依然是前裝滑膛火繩槍，與賽貢銃類似，被命名為“京華隆慶二式”——之所以是“隆慶”二式，是由於這款槍在隆慶六年便已定型，並上交兵部、京營驗證，後來又小批量提供給戚繼光所部，獲得好評，後來在軍工私營之後，便得到了訂單。隆慶一式其實也有，但那是個試驗款，屬於內部試製，沒有量產。
不過，隆慶二式火槍相比於賽貢銃，還是有優勢的：其一就是隆慶二式拉長了槍身；其二是質量更穩定。
質量不用細說，如果京華出產的火器質量連軍器局、兵仗局的產品都比不了，那高務實幹脆退出這一行業算了。
拉長槍身倒是值得一提。槍身的長短，影響的東西有很多，譬如彈丸初速、有效射程內威力、射擊距離、射擊精度等，但一般而言，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槍身越長，射擊就越精準，但同時射程則會下降。
然而隆慶二式卻在提高精度的前提下，做到了和官營兩大局賽貢銃同樣的射程。原因其實也不複雜：高務實是配套提供彈藥的，他提供的彈藥，不光已經搞出了紙殼定裝彈，而且火藥更好——雖然仍是黑火藥，但稍微進步了一點，製成了顆粒火藥，成分配比也更精確。[無風注：解釋顆粒化有點複雜，可能會“被水字數”，我就略了啊。]
總而言之，隆慶二式火槍在技術水平上隻能算是略微超過大明原本最好的步兵用火槍(包括鳥銃)，但可靠性大為提高，在薊鎮裝備並大力推薦之後，遼東也迅速開始進行換裝。
換裝當然是需要錢的，所以高拱在關稅上賺的錢，又有一部分投入到了軍備上。但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所以都要算作政績。
再有一大政績，則是行政效率大大提高。這個政績，主要來源於添加了高務實“量化政績”思路之後的考課法。
張居正的考成法後世受過不少批評，問題不在於效果不好，而在於他不問手段。舉個例子，考察某縣縣令的政績，如果裏頭有一條是收了多少稅，那麽張居正就隻問這個稅的具體數額是否達到，他不問這個縣令使用了什麽手段。
同樣的問題，早在隆慶四年的時候，高拱和高務實就曾經談到過[無風注：參見第一卷第009章]，當時高務實最開始提出的觀點與張居正很類似，但高拱馬上就反對，認為地方士紳乃至於地方官肯定會把繳稅壓力轉嫁給普通小民，很容易導致小民受到更多剝削，引起動蕩甚至民亂。然後高務實便提出了另一項要求，即把地方穩定同時納入縣官政績考核。
高拱這幾年所推行的考課法，就是秉承這一思路，但加入了更多的細則。簡而言之，現在一個縣令幹得好不好，有很多的具體數據可以參考，比如公文回複速度、征稅足額率、征稅提高率、功名取得率(秀才以上)、案件處理速度、案件完成度、匪情出現率及危險度、民亂出現率及危險度……等等。
這些標準的出爐，使得大明全國的行政效率幾乎都得到了提升。當然，由於地域差異、發展水平差異等原因，基本上是經濟越發達的地區效果越好，經濟越落後的地區效果越差。高拱前不久還在和高務實商議怎麽把落後地區也提升起來，想不到現在竟然就天人永別了。
另外，高拱在用人方麵不僅眼光準，而且也非常有宰相氣度。
舉一文一武兩個例子：文官方麵，原山東巡撫梁夢龍是張居正的門生，在張居正倒台之後，梁夢龍自己都覺得別說山東巡撫坐不穩了，隻怕還要吃到高氏門生的大量彈劾，所以連請辭的疏文都寫好了。結果他卻等來了一紙調令，回京任戶部右侍郎，配合戶部尚書王國光清丈全國田畝。
清丈田畝完成之後，梁夢龍又改掉兵部，前往遼東賞賜將士，萬曆五年回來之後，由兵部左侍郎升任右都禦史、總督薊遼，李成梁的“劈山大捷”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打出來的。
武將方麵，張居正倒台之後，戚繼光一度非常著急，派他的侄兒戚金回京聯絡高務實。高務實隻是告訴戚金，“令叔國之幹城，元輔深知矣。薊鎮事大，豈能輕易。”
結果戚繼光絲毫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因為在萬曆元年和萬曆二年兩次大勝朵顏董狐狸而被朝廷重賞，戚繼光先加太子太保，又升少保，終於成了高務實最熟悉的“戚少保”。
至於其他功績，一時難以書盡，可待將來再提。
總之，高拱在這六年之中，為大明“嘉隆萬大改革”的繼續推進注入了足夠的活力，取得的成就難以估量，從這個方麵來看，“文正”對他而言，是應有的回報。
但如果僅僅是這樣，鑒於“文正”的特殊意義和極端稀缺性，朱翊鈞仍然有可能不給，說不定給個“文忠”也能打發得了。
但高拱還有一個讓朱翊鈞打心眼裏滿意的方麵，那就是高拱的教育經驗十分豐富，他沒有像曆史上張居正教導萬曆一樣，事事要求極嚴，一點差錯都不允許皇帝出現，反而經常在萬曆出現失誤的時候勸慰他，在皇帝偶爾被某些“沽名賣直”的言官批評時幫皇帝說話。
一如當年他對待隆慶一般無二。
高拱的教育思想和張居正區別很大。如果一定要對比的話，可以說高拱是堅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而張居正則是寬於律己，嚴以待人。
張居正被罷免的時候，皇帝之所以下口諭查抄他在京師的那座大學士府，當時就是想送給高拱的，結果後來高拱拒絕了。他甚至親自麵聖向皇帝解釋：“臣侄務實家財豐裕，來曆清白，臣若是想換宅子，何時不可換？所以不換者，為不忘廉潔自律之初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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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張居正在曆史上的表現，可就糟糕多了。後世有學者總結他是“一邊高喊反腐倡廉，一邊卻大肆收受賄賂；一邊高喊節儉，一邊卻奢靡無度；一邊高喊節操，一邊卻忘情於美女裙釵間”。
兩種風格，決定了萬曆小皇帝對他們的不同觀感。
高拱延續了他對隆慶的教導方式：既是老師，該教的要教；又像父親，該護的得護。
所以，“文正”由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