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關注鹽業不是一年兩年了，早在他隆慶三年年底隨高拱入京的時候，他就已經在留意大明的鹽務問題，隻是由於生來屁股就坐歪了，自己娘親家族就是數一數二的大鹽商，所以導致他一直不好插手。
這些年來，他一直在研究怎麽處置鹽務問題，或者換句話說，是怎麽解決鹽務問題中的一些弊端。
但凡對中國古代史的經濟部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國古代的鹽業從來都是一塊大肥肉，但肥不肥本身還不是高務實關注的主因，畢竟他作為一個穿越者，多得是方法可以賺錢，並不一定非要在鹽業上橫插一杠。
高務實關注鹽業的主要原因是，鹽業是個民生向的問題，事關國家穩定，而偏偏大明的鹽業問題特別大、特別嚴重。
具體到大明北方之用鹽，長期以來的兩大主要渠道是長蘆鹽場的“蘆鹽”和山西解州的“池鹽”，特別提一句，解州西臨蒲州，也就是張四維的老家。
蘆鹽為海鹽，解州為池鹽——也就是鹽湖之鹽。
張家原本以前也搞過池鹽，不過後來因為氣候、水文等出現變化的原因，池鹽的產量逐漸下降。而到了嘉靖前期，恰好長蘆鹽場進行改革，張家遂漸漸轉向於去長蘆發展，並最終基本壟斷了長蘆之鹽。
大明的鹽業製度並非一成不變的，實際上也一直都有微調、改革。
具體的改革過程，本書限於篇幅，不便詳述(我估計了一下，沒有五千字說不清)，所以隻能長話短說，其過程大致有“鹽課折布”、“鹽場高下互相搭配開中”、“餘鹽買補”、“鹽課折銀”等政策變動。
鹽課折銀大致是嘉靖初年進行的改革——後世有個說法叫做“嘉隆萬大改革”，算是對嘉靖早年某些改革的一種肯定，這個鹽業方麵的改革也是嘉靖早期改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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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就是在這場改革之後進入長蘆鹽場的。
嘉靖九年，經長蘆巡鹽禦史傅炯題準，青州分司所屬濟民、石碑、惠民、歸化四場鹽課繼改折布匹之後，又進一步改折白銀，“令每灶丁每鹽一引，納銀一錢，給商買勤灶餘鹽補數”。至嘉靖二十九年，滄州分司所屬十二個鹽場的鹽課幾乎全部折銀。
有沒有覺得這個套路很熟悉？是的，這個改革跟一條鞭法很類似。所以早就說了，一條鞭法根本不是張居正的發明，甚至他還不是第一個搞一條鞭法推廣的首輔。
這個改製的具體辦法是怎樣的呢？
“議準(滄州分司)深州海盈場灶戶，內除鹽山縣近場一十三戶辦納本色，其居住真定府衡水縣等戶，每引納銀一錢。利國等一十一場歲辦入津等倉課米，每石征銀五錢；其海盈等一十三場折米鹽價銀，舊例七分五厘，今減一分，各征完，赴司類解。”
應該說，鹽課改折，既符合鹽場灶戶群體的自身利益，也順應了長蘆鹽政改革的總體趨勢。
鹽課折銀，“納折色於運司，以給商人”，可謂一舉兩得。既有效地解決了灶丁因鹽斤消融而飽受賠納之苦的問題，又順應了商人樂意開中交通便利地區鹽場的意願，從而起到恤灶和裕商的效果。
但是這個製度也滋生出一些新的問題：一是與以往鹽場運作模式相比，多出一個灶戶賣鹽得銀的環節，而在此環節中，灶戶往往易遭遇鹽商蓄意壓低鹽價的風險。
嘉靖時便有人曾指出：“夫灶之所自業者鹽爾。今盡征以折色，稱貸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窮迫逃徙，無以為生。”
二是灶戶從鹽場的束縛中掙脫出來，離開鹽場，改務他業，變得勢在必然。特別是在“各場灶灘草場為豪強所侵，或轉相買易”之後，失去生產資料的貧弱灶戶，無法保證生產，被迫逃亡。
總之，鹽課折布、鹽場高下互相搭配開中、餘鹽買補、鹽課折銀等政策的出台，是明廷解決長蘆部分鹽場鹽斤堆積場坨，無商開中支取問題的應對舉措。但至嘉靖後期，部分鹽場最終出現了“有場無灶”的局麵，鹽場徒有其名。
於是到了隆慶三年(高拱回京起複之前)，經直隸巡按禦史傅孟春奏準，明廷將益民場並入阜財場，海阜場並人海潤場，潤國場並入富民場，三漢沽場歸並豐財場。於是，長蘆鹽場的場數由明初的24個減至20個，而這裏麵有17個被張家實際控製，基本上完成了壟斷。
這一次鹽場裁並，在高務實看來，實際上就意味著長蘆鹽場的運作模式，已經脫離了國家設定的發展路徑。
即：灶戶在鹽場生產鹽→變賣所生產的鹽換成白銀→鹽場大使向灶戶催征鹽課銀，發展成：灶戶離開鹽場，不再生產鹽→回歸原籍所在州縣，改務他業→鹽場大使向灶戶催征鹽課銀。
它所帶來了的問題是，在實際的催征灶課過程中易滋生弊端。鹽場大使分身乏術，勢必將催征灶課的任務下派給灶頭或總催辦理，這又易滋生包攬灶課，肆行加派，任意延挨等弊端。
而州縣官員又“以籍隸灶戶，自有專責之員，不加約束，以至藏奸納垢，任意為非，亦情勢所必然”。
總而言之，對於灶戶、場官、國家三者均不利。所以隆慶三年高拱回京之前的改製，並沒能解決這個問題。
至於高拱當政時期，一來由於高務實此前有過勸解(詳見本書第一卷“小閣老”之第020章“暢論鹽鐵”)，二來由於張四維是高黨的核心同盟，三來由於當時改革鹽務還缺乏有效的手段，總之也沒能在這件事上有所建樹。
其後的郭樸主政時期，用一個詞形容就是蕭規曹隨，既然高拱那樣的鐵腕改革派都沒動鹽務，郭樸這位更加求穩的首輔顯然不會輕舉妄動。
何況他和張四維之間的關係還沒有高拱和張四維親密，很多時候甚至需要高務實從中做潤滑，那他自然更不可能去動鹽務，導致高黨分裂了。
按理說，張四維自己成為首輔開始主政之後，鹽務問題應該更加沒有機會改動了，因為張四維本身就是所謂的既得利益者。
然而事實是張四維本人對目前的鹽業現狀也是不滿的，而且正因為他本人是出身鹽商世家的首輔，對於鹽業方麵的問題看得更清楚，又因為希望後世留名，實際上他對鹽業的進一步改革反而更有意願。
前次高務實去拜訪張四維時，張四維第一次試探著向高務實提及鹽業問題——當然，他並不是直截了當說要改革鹽務，而是拐彎抹角地問高務實有沒有好的投資渠道，讓張家不至於吊死在鹽業這一棵樹上。
高務實就是從那時候起發現張四維可能對鹽業有了改革的意向，隻是很可能還沒有拿準主意。
但有意向就是最好的消息了，因為剩下的隻是手段問題。
怕就怕張四維堅持認為鹽業是張家的核心利益，不準高務實觸碰，那才是大麻煩。因為以高務實的身份和個性而言，那樣就隻能等張四維離世，才好放開手腳去改革鹽務了。
畢竟在這個時代，講究舅如娘親，何況張四維當年把三慎園送給高務實，實際上算是他的第一桶金，如果現在不顧張四維的反對去改革鹽務，不管這個理由在國家層麵如何充足，都免不了讓他背上一個不孝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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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他一直在研究怎麽處置鹽務問題，或者換句話說，是怎麽解決鹽務問題中的一些弊端。
但凡對中國古代史的經濟部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國古代的鹽業從來都是一塊大肥肉，但肥不肥本身還不是高務實關注的主因，畢竟他作為一個穿越者，多得是方法可以賺錢，並不一定非要在鹽業上橫插一杠。
高務實關注鹽業的主要原因是，鹽業是個民生向的問題，事關國家穩定，而偏偏大明的鹽業問題特別大、特別嚴重。
具體到大明北方之用鹽，長期以來的兩大主要渠道是長蘆鹽場的“蘆鹽”和山西解州的“池鹽”，特別提一句，解州西臨蒲州，也就是張四維的老家。
蘆鹽為海鹽，解州為池鹽——也就是鹽湖之鹽。
張家原本以前也搞過池鹽，不過後來因為氣候、水文等出現變化的原因，池鹽的產量逐漸下降。而到了嘉靖前期，恰好長蘆鹽場進行改革，張家遂漸漸轉向於去長蘆發展，並最終基本壟斷了長蘆之鹽。
大明的鹽業製度並非一成不變的，實際上也一直都有微調、改革。
具體的改革過程，本書限於篇幅，不便詳述(我估計了一下，沒有五千字說不清)，所以隻能長話短說，其過程大致有“鹽課折布”、“鹽場高下互相搭配開中”、“餘鹽買補”、“鹽課折銀”等政策變動。
鹽課折銀大致是嘉靖初年進行的改革——後世有個說法叫做“嘉隆萬大改革”，算是對嘉靖早年某些改革的一種肯定，這個鹽業方麵的改革也是嘉靖早期改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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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九年，經長蘆巡鹽禦史傅炯題準，青州分司所屬濟民、石碑、惠民、歸化四場鹽課繼改折布匹之後，又進一步改折白銀，“令每灶丁每鹽一引，納銀一錢，給商買勤灶餘鹽補數”。至嘉靖二十九年，滄州分司所屬十二個鹽場的鹽課幾乎全部折銀。
有沒有覺得這個套路很熟悉？是的，這個改革跟一條鞭法很類似。所以早就說了，一條鞭法根本不是張居正的發明，甚至他還不是第一個搞一條鞭法推廣的首輔。
這個改製的具體辦法是怎樣的呢？
“議準(滄州分司)深州海盈場灶戶，內除鹽山縣近場一十三戶辦納本色，其居住真定府衡水縣等戶，每引納銀一錢。利國等一十一場歲辦入津等倉課米，每石征銀五錢；其海盈等一十三場折米鹽價銀，舊例七分五厘，今減一分，各征完，赴司類解。”
應該說，鹽課改折，既符合鹽場灶戶群體的自身利益，也順應了長蘆鹽政改革的總體趨勢。
鹽課折銀，“納折色於運司，以給商人”，可謂一舉兩得。既有效地解決了灶丁因鹽斤消融而飽受賠納之苦的問題，又順應了商人樂意開中交通便利地區鹽場的意願，從而起到恤灶和裕商的效果。
但是這個製度也滋生出一些新的問題：一是與以往鹽場運作模式相比，多出一個灶戶賣鹽得銀的環節，而在此環節中，灶戶往往易遭遇鹽商蓄意壓低鹽價的風險。
嘉靖時便有人曾指出：“夫灶之所自業者鹽爾。今盡征以折色，稱貸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窮迫逃徙，無以為生。”
二是灶戶從鹽場的束縛中掙脫出來，離開鹽場，改務他業，變得勢在必然。特別是在“各場灶灘草場為豪強所侵，或轉相買易”之後，失去生產資料的貧弱灶戶，無法保證生產，被迫逃亡。
總之，鹽課折布、鹽場高下互相搭配開中、餘鹽買補、鹽課折銀等政策的出台，是明廷解決長蘆部分鹽場鹽斤堆積場坨，無商開中支取問題的應對舉措。但至嘉靖後期，部分鹽場最終出現了“有場無灶”的局麵，鹽場徒有其名。
於是到了隆慶三年(高拱回京起複之前)，經直隸巡按禦史傅孟春奏準，明廷將益民場並入阜財場，海阜場並人海潤場，潤國場並入富民場，三漢沽場歸並豐財場。於是，長蘆鹽場的場數由明初的24個減至20個，而這裏麵有17個被張家實際控製，基本上完成了壟斷。
這一次鹽場裁並，在高務實看來，實際上就意味著長蘆鹽場的運作模式，已經脫離了國家設定的發展路徑。
即：灶戶在鹽場生產鹽→變賣所生產的鹽換成白銀→鹽場大使向灶戶催征鹽課銀，發展成：灶戶離開鹽場，不再生產鹽→回歸原籍所在州縣，改務他業→鹽場大使向灶戶催征鹽課銀。
它所帶來了的問題是，在實際的催征灶課過程中易滋生弊端。鹽場大使分身乏術，勢必將催征灶課的任務下派給灶頭或總催辦理，這又易滋生包攬灶課，肆行加派，任意延挨等弊端。
而州縣官員又“以籍隸灶戶，自有專責之員，不加約束，以至藏奸納垢，任意為非，亦情勢所必然”。
總而言之，對於灶戶、場官、國家三者均不利。所以隆慶三年高拱回京之前的改製，並沒能解決這個問題。
至於高拱當政時期，一來由於高務實此前有過勸解(詳見本書第一卷“小閣老”之第020章“暢論鹽鐵”)，二來由於張四維是高黨的核心同盟，三來由於當時改革鹽務還缺乏有效的手段，總之也沒能在這件事上有所建樹。
其後的郭樸主政時期，用一個詞形容就是蕭規曹隨，既然高拱那樣的鐵腕改革派都沒動鹽務，郭樸這位更加求穩的首輔顯然不會輕舉妄動。
何況他和張四維之間的關係還沒有高拱和張四維親密，很多時候甚至需要高務實從中做潤滑，那他自然更不可能去動鹽務，導致高黨分裂了。
按理說，張四維自己成為首輔開始主政之後，鹽務問題應該更加沒有機會改動了，因為張四維本身就是所謂的既得利益者。
然而事實是張四維本人對目前的鹽業現狀也是不滿的，而且正因為他本人是出身鹽商世家的首輔，對於鹽業方麵的問題看得更清楚，又因為希望後世留名，實際上他對鹽業的進一步改革反而更有意願。
前次高務實去拜訪張四維時，張四維第一次試探著向高務實提及鹽業問題——當然，他並不是直截了當說要改革鹽務，而是拐彎抹角地問高務實有沒有好的投資渠道，讓張家不至於吊死在鹽業這一棵樹上。
高務實就是從那時候起發現張四維可能對鹽業有了改革的意向，隻是很可能還沒有拿準主意。
但有意向就是最好的消息了，因為剩下的隻是手段問題。
怕就怕張四維堅持認為鹽業是張家的核心利益，不準高務實觸碰，那才是大麻煩。因為以高務實的身份和個性而言，那樣就隻能等張四維離世，才好放開手腳去改革鹽務了。
畢竟在這個時代，講究舅如娘親，何況張四維當年把三慎園送給高務實，實際上算是他的第一桶金，如果現在不顧張四維的反對去改革鹽務，不管這個理由在國家層麵如何充足，都免不了讓他背上一個不孝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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