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實學”怎麽就和陸王心學嚴重對立，甚至於還讓高務實認為這個矛盾不可調和了呢？
因為陸王心學其實也是實學出身，至少在其早期，它也是實學這個大體係下的一部分，即所謂的“道德實學”。
或許有人會奇怪，陸王心學走到今天，不是早已經開始虛無主義了嗎？怎麽它居然還是一種實學？
而且，既然它也是實學的分支，高務實又為何反而覺得兩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了呢？
這些問題還真是有些源遠流長，不是一句話能總結清楚的。
在中國學術史上，“心學”是指宋明理學中主張以人的心性作為宇宙萬物本原的學術流派。
心學發端於儒學內部“思孟”一係的對人主觀能動精神的弘揚，如孟子所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萬物皆因人而存在，隻要是能夠自返本心，依推己及人的“恕道”而行，就是一個道德上的“仁人”。
孟子又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通過自返本心，就可以了解人性，通過洞識人性，又可以獲得天理。
當然這裏特別要說明一點，儒學所言之天理，主要就道德修養的終極依據而言，而並非西洋哲學視野中與人的主觀世界相對峙的客觀規律。
陸王心學的“陸”即陸九淵，他繼承了孟子內向型的治學思路，他指出：“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化而化則為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訓至者。”
他認為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求知理路，完全是為了突出儒家“忠恕之道”的道德修養“實學”。
所以他也學著孟子的口吻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其目的，都是為了反對當時的學者隻知在書本上鑽研，在名物上考索，卻不知在自家修養上下功夫。
他又說：“古人以義製事，以禮製心，亦用製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逕，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辭說之累。”
陸九淵的心學，是為了反對當時因科舉考試而形成的，將儒家經典當成進身之階，而全不落實於道德修養之實，從而導致社會風氣腐化的不良學風。
同時，陸九淵的心學，也有反對佛、老虛玄之風的傾向，在反對佛老出世主義的虛玄傾向上，心學、理學、氣學是完全一致的。
陸九淵指出：“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
儒家之理與佛老之理相比，是儒家不追求什麽彼岸，而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此岸世界的宗**常上。對此陸九淵便說：“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常典，謂之彝倫，蓋天下所共有，斯民之所日用。”
“別有妙道”即指佛老之道，盡管佛老之道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也具有“陰翊王化”的作用，但是畢竟不能成為國家的主導文化。
陸九淵說：“此理(儒家文化)乃宇宙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這是從維護封建綱常名教的立場出發。
陸九淵強調人們不僅要明“實理”，而且還要重視“實行”。他說：“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學。”
學習的目的，一定要落實到道德踐履上，否則就是欺世盜名的“虛學”，他曾不止一次地表明，學者應當“明實理，做實事”，“一意實學，不事空言。”
因此朱熹也曾經讚揚陸九淵的治學精神，說：“子靜之門，躬行皆有可觀。”
可見陸九淵時期的心學，是一種典型的“道德實學”，其出發點是為了糾正魏晉南北朝及隋唐以來，由於佛教、道教的大發展造成的士大夫階層過分關注彼岸世界，輕忽現實倫常的“虛玄”傾向。也是為了糾正士人隻關注儒家聖賢的經籍，忽視個人道德修養的劣習。
說了陸，自然要說王。王陽明是明朝中葉的思想家，與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等創立學說的思想家一樣，他們提出一家之言，都是為了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並且因為有一定的實效才能夠在曆史上流傳。如果是主觀主義、脫離實際的學說，早已被曆史發展的大潮淹沒了。
不過，每一個時代的思想家所麵臨的曆史課題不同，故他們所反對、所提倡的學說性質也不盡相同。
王陽明所麵對的曆史問題是：朱熹的理學已經被欽定為官方哲學，是對儒家經典的權威解釋，是國家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
眾所周知，在中國的封建專製製度下，每一個學者都會麵對這樣一種曆史的悲劇：他的學說如果不被官方接受，就不可能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從而產生實際的影響；而他的學說一旦被官方接受，則立即凝固、僵化、喪失麵對不斷發展的生活現實，以及不斷調整、改造、發展的生命力。
這是政治意識形態相對穩定的特性，與學術思想不斷變化的性質的內在矛盾決定，朱熹的理學也是如此。
王陽明的青年時代與那個時期大多數學子一樣，也是篤信程朱理學的，“遍求考亭遺書讀之。”但是，循著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路，王陽明在“竹子”上並沒有格出天理，從此他轉向陸九淵的心學。
他說：“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隻在身心上做。”
王陽明繼承了孟子“萬物皆備於我”，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學傳統，將人的主體意識與萬物聯係起來，認為格物不是格外部的客觀事物，而是格人心中的萬物影像。
所以他又說：“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由此，王陽明得出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結論。
關於王陽明與朱熹學理上的關係，後世國內外的學者研究甚多，此處不多贅述。總之，王陽明走上反對程朱理學的道路，除了學理上的原因，更多的還有現實考慮，就是由於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科舉教材以後，日益走上了凝固、僵化之路。
他批評當時的社會風氣說：“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當時許多士人將程朱理學當成升官、發財的敲門磚，而忽視了程朱理學道德修養的意義，所以完全違背了程朱理學糾正人心，改良社會的初衷，反而導致理學出現嚴重的“虛偽化”。而王陽明弘揚“知行合一”的心學旗幟，根本目的就是要恢複儒家“內聖外王”的經世致用傳統。
從內聖的角度講，他的“吾心”、“良知”就是天地萬物運行的“實理”。他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
他將宇宙萬物運行的規則稱為“實理”，而對“吾心”格致的過程，就是對這些規律的認識過程。他說：“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也？”
所以在王陽明的心學體係中，心中之理，也是萬物之理，二者是可以完全等同的。他又說：“誠是實理，隻是一個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因此他認為，格致心中良知，就可以獲得宇宙萬物的實理，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獲得實理之途。
在獲得了“實理”以後，王陽明主張還要將其推致於日用常行之間。他曾激烈反對佛老那種脫離修齊治平路線的修養路徑。
他說：“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個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佛教將現實世界君臣、父子、夫婦的責任和義務都看成是人生的累贅，要“不著相”，其實就是要逃避。而心學堅持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強調一切學問都必須服務於宗法家國的大事業。
他努力劃清心學與佛學的界限，說：“是故良知皆實理，致知皆實學，固非墮於空靈，一與事物無幹涉，如禪家者流也。”凡是宣揚脫離倫常、事功而進行的道德修養，都不是儒家的“聖學”。
曾有一官員對王陽明說：“此學甚好，隻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
王陽明回答他說：“我何嚐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簿書訟獄之閑，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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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曆來反對脫離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事務來講學術，認為真正的心學、實學一定要能夠應用於“簿書訟獄”之類的政治實踐中。
所以他又下了一個定論：“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
在他看來，道德修養隻是要人去除心中的私欲，回歸社會的公德，並非要人們躲避社會的事務。如果隻能在沒有錢財之處可以不貪、不盜，那麽道德修養還有什麽意義？
故王陽明提倡的“致良知”，一定是在“錢穀兵甲”之中。所以他的心學本身並不空虛，“何往而非實學？”
不僅學說如此，王陽明本人文治武功赫赫於世，恐怕也是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家所不及的。所以說，王陽明也是一位“道德實學”的倡導者、實踐者。甚至可以說，與陸九淵相比，他的“事功”方麵的成就更為突出。
綜上所述，心學本來也是實學一派，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正如理學本是實學，卻逐漸走向虛妄一樣，陸王心學從實學走向虛妄也照例發生了，甚至這個變化的過程比理學更短——在王陽明的弟子輩就開始跑偏了。
比如王學一脈最為著名的泰州學派(注：我依稀記得很早前有讀者讓我說一下泰州學派？)就是跑偏的典型。而且最厲害的是，這個泰州學派的“一哥”王艮，在王陽明本人還在世的時候就已經跑偏了，而且還根本拉不回來，差點把王陽明氣死。
此公三十八歲時遠赴江西往遊王陽明之門，下拜執弟子禮。王陽明一開始覺得他個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帶有靜止之意的“艮”字。
但是沒什麽用，王艮不僅經常與其師王陽明爭論，“時時不滿師說”，堅持自己的觀點，於是自創“淮南格物說”。
他主張：“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非學也。”強調身為天下國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後來演變成了極度自私的“心學末流”。
此人有一次坐“招搖車”招搖過市，遭王陽明指責。嘉靖二年，又北上入京，沿途講學，受到各方重視而轟動一時。但王陽明聞訊大為震怒，欲設法召他回來“痛加製裁”，可惜已是鞭長莫及，他的學術思想已流傳四方——高務實認為那根本就是流毒四方。
嘉靖五年，王艮應泰州知府王瑤湖之聘，主講於安定書院，宣傳“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求學者紛至遝來，這為泰州學派的創立準備了條件。
王艮的門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沿途聚講，直抵京師”，但亦不乏著名學者如徐樾、顏鈞、王棟、王襞、羅汝芳、何心隱等人，子弟至五傳共有487人，一般認為羅汝芳為其集大成者。
不過，這一派心學傳至如今，已經完全脫離了社會現實，比如著名的“異端思想家”李贄，就是他的幾代徒孫。
李贄的很多觀點並非不好，比如男女平等之類，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正如高務實在穿越十幾年後，已經不再考慮和身邊的家丁討論“人格平等”一般，再先進的思想也得符合社會現實，李贄以及泰州學派的很多觀點，根本不應該在明朝中後期這種時代流傳——過於超前本就是罪，何況他們除了部分的“超前思想”之外，還有很多真正的“異端”。
比如說“散漫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者都是泰州學派中人流傳很廣的思想，看起來已經“先進”到開始討論“自由”這種後世的所謂普世價值了。
但高務實從來不認可這兩種思想。
無政府主義不多說了，這玩意根本就不該出現在中國文化的土壤當中——如此大一個國家，倘若“無政府”了，那簡直是人道主義災難。
舉最簡單的兩個例子：重大天災來臨，沒有強力的政府，誰來救場？外敵兵臨城下，沒有強力的政府(軍隊)，誰來救場？
而散漫自由主義——嗯，米帝感染快兩百萬啦！
可想而知，如今的心學哪裏還有一絲一毫的“實學”模樣？早已經虛妄得無邊無際，虛妄得絕不能讓他們染指國家力量了！
這，就是高務實認為經世實學與陸王心學不得不戰的根由！
往深了說，是為了“繼往聖之絕學”，堅持儒家最根源的“務實”；往淺了說，是要在冷熱兵器交界這個關鍵時期，保住大明這個至少相對先進的漢人王朝！
這不僅是實學的道統之爭，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儒家的道統之爭！
如此，何以不戰？何敢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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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單騎照碧心”的打賞支持，謝謝！
感謝書友“單騎照碧心”、“書友160429212821310”、“龍.殤”、“o尚書令”的月票支持，謝謝！
PS：其實這章沒把書中這個時期的心學現狀說清楚，但是限於篇幅，我又不得不止筆，以免挨罵了。因為後續也不會專門再說這個，感覺有點遺憾。
因為陸王心學其實也是實學出身，至少在其早期，它也是實學這個大體係下的一部分，即所謂的“道德實學”。
或許有人會奇怪，陸王心學走到今天，不是早已經開始虛無主義了嗎？怎麽它居然還是一種實學？
而且，既然它也是實學的分支，高務實又為何反而覺得兩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了呢？
這些問題還真是有些源遠流長，不是一句話能總結清楚的。
在中國學術史上，“心學”是指宋明理學中主張以人的心性作為宇宙萬物本原的學術流派。
心學發端於儒學內部“思孟”一係的對人主觀能動精神的弘揚，如孟子所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萬物皆因人而存在，隻要是能夠自返本心，依推己及人的“恕道”而行，就是一個道德上的“仁人”。
孟子又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通過自返本心，就可以了解人性，通過洞識人性，又可以獲得天理。
當然這裏特別要說明一點，儒學所言之天理，主要就道德修養的終極依據而言，而並非西洋哲學視野中與人的主觀世界相對峙的客觀規律。
陸王心學的“陸”即陸九淵，他繼承了孟子內向型的治學思路，他指出：“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化而化則為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訓至者。”
他認為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求知理路，完全是為了突出儒家“忠恕之道”的道德修養“實學”。
所以他也學著孟子的口吻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其目的，都是為了反對當時的學者隻知在書本上鑽研，在名物上考索，卻不知在自家修養上下功夫。
他又說：“古人以義製事，以禮製心，亦用製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逕，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辭說之累。”
陸九淵的心學，是為了反對當時因科舉考試而形成的，將儒家經典當成進身之階，而全不落實於道德修養之實，從而導致社會風氣腐化的不良學風。
同時，陸九淵的心學，也有反對佛、老虛玄之風的傾向，在反對佛老出世主義的虛玄傾向上，心學、理學、氣學是完全一致的。
陸九淵指出：“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
儒家之理與佛老之理相比，是儒家不追求什麽彼岸，而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此岸世界的宗**常上。對此陸九淵便說：“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常典，謂之彝倫，蓋天下所共有，斯民之所日用。”
“別有妙道”即指佛老之道，盡管佛老之道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也具有“陰翊王化”的作用，但是畢竟不能成為國家的主導文化。
陸九淵說：“此理(儒家文化)乃宇宙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這是從維護封建綱常名教的立場出發。
陸九淵強調人們不僅要明“實理”，而且還要重視“實行”。他說：“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學。”
學習的目的，一定要落實到道德踐履上，否則就是欺世盜名的“虛學”，他曾不止一次地表明，學者應當“明實理，做實事”，“一意實學，不事空言。”
因此朱熹也曾經讚揚陸九淵的治學精神，說：“子靜之門，躬行皆有可觀。”
可見陸九淵時期的心學，是一種典型的“道德實學”，其出發點是為了糾正魏晉南北朝及隋唐以來，由於佛教、道教的大發展造成的士大夫階層過分關注彼岸世界，輕忽現實倫常的“虛玄”傾向。也是為了糾正士人隻關注儒家聖賢的經籍，忽視個人道德修養的劣習。
說了陸，自然要說王。王陽明是明朝中葉的思想家，與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等創立學說的思想家一樣，他們提出一家之言，都是為了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並且因為有一定的實效才能夠在曆史上流傳。如果是主觀主義、脫離實際的學說，早已被曆史發展的大潮淹沒了。
不過，每一個時代的思想家所麵臨的曆史課題不同，故他們所反對、所提倡的學說性質也不盡相同。
王陽明所麵對的曆史問題是：朱熹的理學已經被欽定為官方哲學，是對儒家經典的權威解釋，是國家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
眾所周知，在中國的封建專製製度下，每一個學者都會麵對這樣一種曆史的悲劇：他的學說如果不被官方接受，就不可能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從而產生實際的影響；而他的學說一旦被官方接受，則立即凝固、僵化、喪失麵對不斷發展的生活現實，以及不斷調整、改造、發展的生命力。
這是政治意識形態相對穩定的特性，與學術思想不斷變化的性質的內在矛盾決定，朱熹的理學也是如此。
王陽明的青年時代與那個時期大多數學子一樣，也是篤信程朱理學的，“遍求考亭遺書讀之。”但是，循著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路，王陽明在“竹子”上並沒有格出天理，從此他轉向陸九淵的心學。
他說：“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隻在身心上做。”
王陽明繼承了孟子“萬物皆備於我”，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學傳統，將人的主體意識與萬物聯係起來，認為格物不是格外部的客觀事物，而是格人心中的萬物影像。
所以他又說：“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由此，王陽明得出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結論。
關於王陽明與朱熹學理上的關係，後世國內外的學者研究甚多，此處不多贅述。總之，王陽明走上反對程朱理學的道路，除了學理上的原因，更多的還有現實考慮，就是由於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科舉教材以後，日益走上了凝固、僵化之路。
他批評當時的社會風氣說：“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當時許多士人將程朱理學當成升官、發財的敲門磚，而忽視了程朱理學道德修養的意義，所以完全違背了程朱理學糾正人心，改良社會的初衷，反而導致理學出現嚴重的“虛偽化”。而王陽明弘揚“知行合一”的心學旗幟，根本目的就是要恢複儒家“內聖外王”的經世致用傳統。
從內聖的角度講，他的“吾心”、“良知”就是天地萬物運行的“實理”。他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
他將宇宙萬物運行的規則稱為“實理”，而對“吾心”格致的過程，就是對這些規律的認識過程。他說：“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也？”
所以在王陽明的心學體係中，心中之理，也是萬物之理，二者是可以完全等同的。他又說：“誠是實理，隻是一個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因此他認為，格致心中良知，就可以獲得宇宙萬物的實理，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獲得實理之途。
在獲得了“實理”以後，王陽明主張還要將其推致於日用常行之間。他曾激烈反對佛老那種脫離修齊治平路線的修養路徑。
他說：“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個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佛教將現實世界君臣、父子、夫婦的責任和義務都看成是人生的累贅，要“不著相”，其實就是要逃避。而心學堅持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強調一切學問都必須服務於宗法家國的大事業。
他努力劃清心學與佛學的界限，說：“是故良知皆實理，致知皆實學，固非墮於空靈，一與事物無幹涉，如禪家者流也。”凡是宣揚脫離倫常、事功而進行的道德修養，都不是儒家的“聖學”。
曾有一官員對王陽明說：“此學甚好，隻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
王陽明回答他說：“我何嚐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簿書訟獄之閑，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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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曆來反對脫離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事務來講學術，認為真正的心學、實學一定要能夠應用於“簿書訟獄”之類的政治實踐中。
所以他又下了一個定論：“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
在他看來，道德修養隻是要人去除心中的私欲，回歸社會的公德，並非要人們躲避社會的事務。如果隻能在沒有錢財之處可以不貪、不盜，那麽道德修養還有什麽意義？
故王陽明提倡的“致良知”，一定是在“錢穀兵甲”之中。所以他的心學本身並不空虛，“何往而非實學？”
不僅學說如此，王陽明本人文治武功赫赫於世，恐怕也是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家所不及的。所以說，王陽明也是一位“道德實學”的倡導者、實踐者。甚至可以說，與陸九淵相比，他的“事功”方麵的成就更為突出。
綜上所述，心學本來也是實學一派，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正如理學本是實學，卻逐漸走向虛妄一樣，陸王心學從實學走向虛妄也照例發生了，甚至這個變化的過程比理學更短——在王陽明的弟子輩就開始跑偏了。
比如王學一脈最為著名的泰州學派(注：我依稀記得很早前有讀者讓我說一下泰州學派？)就是跑偏的典型。而且最厲害的是，這個泰州學派的“一哥”王艮，在王陽明本人還在世的時候就已經跑偏了，而且還根本拉不回來，差點把王陽明氣死。
此公三十八歲時遠赴江西往遊王陽明之門，下拜執弟子禮。王陽明一開始覺得他個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帶有靜止之意的“艮”字。
但是沒什麽用，王艮不僅經常與其師王陽明爭論，“時時不滿師說”，堅持自己的觀點，於是自創“淮南格物說”。
他主張：“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非學也。”強調身為天下國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後來演變成了極度自私的“心學末流”。
此人有一次坐“招搖車”招搖過市，遭王陽明指責。嘉靖二年，又北上入京，沿途講學，受到各方重視而轟動一時。但王陽明聞訊大為震怒，欲設法召他回來“痛加製裁”，可惜已是鞭長莫及，他的學術思想已流傳四方——高務實認為那根本就是流毒四方。
嘉靖五年，王艮應泰州知府王瑤湖之聘，主講於安定書院，宣傳“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求學者紛至遝來，這為泰州學派的創立準備了條件。
王艮的門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沿途聚講，直抵京師”，但亦不乏著名學者如徐樾、顏鈞、王棟、王襞、羅汝芳、何心隱等人，子弟至五傳共有487人，一般認為羅汝芳為其集大成者。
不過，這一派心學傳至如今，已經完全脫離了社會現實，比如著名的“異端思想家”李贄，就是他的幾代徒孫。
李贄的很多觀點並非不好，比如男女平等之類，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正如高務實在穿越十幾年後，已經不再考慮和身邊的家丁討論“人格平等”一般，再先進的思想也得符合社會現實，李贄以及泰州學派的很多觀點，根本不應該在明朝中後期這種時代流傳——過於超前本就是罪，何況他們除了部分的“超前思想”之外，還有很多真正的“異端”。
比如說“散漫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者都是泰州學派中人流傳很廣的思想，看起來已經“先進”到開始討論“自由”這種後世的所謂普世價值了。
但高務實從來不認可這兩種思想。
無政府主義不多說了，這玩意根本就不該出現在中國文化的土壤當中——如此大一個國家，倘若“無政府”了，那簡直是人道主義災難。
舉最簡單的兩個例子：重大天災來臨，沒有強力的政府，誰來救場？外敵兵臨城下，沒有強力的政府(軍隊)，誰來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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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如今的心學哪裏還有一絲一毫的“實學”模樣？早已經虛妄得無邊無際，虛妄得絕不能讓他們染指國家力量了！
這，就是高務實認為經世實學與陸王心學不得不戰的根由！
往深了說，是為了“繼往聖之絕學”，堅持儒家最根源的“務實”；往淺了說，是要在冷熱兵器交界這個關鍵時期，保住大明這個至少相對先進的漢人王朝！
這不僅是實學的道統之爭，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儒家的道統之爭！
如此，何以不戰？何敢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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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其實這章沒把書中這個時期的心學現狀說清楚，但是限於篇幅，我又不得不止筆，以免挨罵了。因為後續也不會專門再說這個，感覺有點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