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無巧不成書，但江浙海商們倒黴竟然倒得如此密集、如此環環相扣，那顯然就不會是單純的倒黴，而是京華在故意針對他們了。
這些大海商們本身也都不是什麽善男信女，自然也發覺出了其中的不對勁，於是私下一串聯，最後便決定去太倉開個會。
之所以要去太倉開會，主要是由於王錫爵的關係。王錫爵乃是蘇州首富，隻要南京的魏國公府不出來爭搶名號，那他大概率也是東南首富，妥妥的江南商道扛把子級別的人物。
不過這並不是江浙海商去太倉州開會的主因，更大的原因還是在於王錫爵本人目前仍處於丁憂之中，他確實沒法在此時離開家鄉——這種舉動對於他天下至孝的名聲來說是災難性的，所以就隻好讓別人來遷就他了。
不過，眾海商一到太倉就趕上了一條大消息傳來：申時行的信使雖然姍姍來遲，但總歸是到了，並且帶來了京華的“宣戰書”。
一陣嘩然之後，海商們分成了兩派。
大多數江浙海商對於京華的狂妄顯得義憤填膺，紛紛叫嚷著要讓京華好看。主流說法是：高求真竟敢以眇眇之身冒天下之大不韙，此乃取死之道也，吾等此番便要一正天下公理，膺懲此獠！
客氣一點的說法則是：高龍文此舉屬實不智，但恐怕是有小人遊說其中。然我等謙謙君子，豈能效那匹夫之舉，動輒喊打喊殺？不如先聯名致書白玉樓，使高龍文知曉其中利害，如此或可使他回心轉意，庶幾兩全其美。
隻不過，在這兩派的背後，還有一些人嘴上或支持膺懲派，或支持協商派，可心裏卻早已打了退堂鼓，覺得己方根本鬥不過京華，還不如早些投降，幹脆遂了高務實的意算了。
這最後一種人其實並不笨，也不是天生軟骨頭，隻是他們的生意實在離不開京華。
江浙海商並不是個個都以販賣絲綢為生，還有很多人從事的買賣是需要從其他地區拿貨的。譬如說瓷器，就有很大一部分需要從景德鎮運過來，而長江航運的霸主毫無疑問也是京華。
用京華的內河航船運輸物資，不僅船隻優異、運輸價格波動小，而且京華的麵子也足夠大，沿線各地都不會有人敢對它設關設卡，這些優勢都是其他航船遠不及的。
甚至還不止是有景德鎮的瓷器，京華自家的禹瓷(鈞瓷，避諱朱翊鈞)也是被追捧上天的熱門好貨，這讓瓷器海商們怎麽敢輕易和京華撕破臉？
義憤填膺又如何，難道真就有那麽大的決心，因為一時氣憤，便敢說老子不吃這口飯了？
更不要說朝廷搞漕運海運並行之後，一旦黃河有事，江浙海商還有不少人搞運糧的買賣，而江浙一帶的農業，現在實際上以經濟作物的種植為主，大部分的糧食要從湖廣一帶運來。
這就又轉回了長江航道的問題，一旦京華不供貨，他們要運什麽？運沙子去燕京，插標賣首送人頭嗎？
所以這樣一來，其實隻有絲綢海商們是“不怕事大”的，因為京華至少現在還並未涉及絲綢產業——其實有也是有的，不過京華做的是遼東的柞絲，雙方的產品檔次不同，針對的買家不同，跟他們不存在直接競爭。
這樣一來，與會眾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搞得王錫爵這個地主頭大如鬥。
王錫爵本人當然是強硬派，他是蘇州首富嘛，是大明蘇絲、蘇繡產業的霸主，他又不需要看高務實的臉色吃飯。
隻是他的身份卻嚴重限製了他，使他無法明確表達自己的意願。
一來他作為這次會議的召集人，必須要照顧到方方麵麵，不能僅憑自己一時喜怒而表態。
二來他和高務實不同，高務實作為經世實學一派的代表人物，平時就敢展現自己有錢這個事實，甚至把賺錢當成一種實踐其經世實學理論的手段。
可他王錫爵是心學大佬，之前已經說過心學屬於“道德實學”，重點在於道德，所以他曆來都是表現出一副視錢財如糞土的形象。如果因為京華現在的做法他就立刻惱羞成怒，氣勢洶洶地要與之一戰，則多年辛苦建立的形象就全毀了。
由此可見名聲有時候真是一把雙刃劍，高務實偶爾都要受其所迫，又何況王錫爵這種身份？
再加上王錫爵現在已經知道自己回朝之路被高務實幾近堵死，對高務實更是暗恨不已。
因此這次會議中的王錫爵簡直憋屈得想揍人，明明恨不得跟京華來個總決戰，但偏偏還要把話說得極其委婉、極其圓融、極其“顧全大局”，實在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不過王錫爵到底是王錫爵，他知道此時絕不能激化內部矛盾，隻能先盡可能的把人團結起來，形成同仇敵愾的氣氛，這樣才能有資本和高務實較勁。否則絲綢海商與其他海商一個談不攏直接一拍兩散，到時候光憑絲綢一行，肯定鬥不過京華。
所以他先勸大夥兒平靜下來，且先在他這裏休息一日，好好思索其中的利害關係，等明日大家再議。
一般來講，對於他一個強硬派來說，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因為人在衝動之下，其勇氣是倍增的，王錫爵如果想要更多人同意向京華“宣戰”，那就應該趁今天很多人被憤怒衝昏頭腦之際來行事，甚至最好搞一個表決，搞一個聯名信之類的東西出來，白紙黑字就沒法抵賴了，隻能硬著頭皮跟著幹。
但王錫爵顯然有他的考量。
他不是單純的蘇州首富，他是士林大儒、朝廷重臣，論名望、論資曆、輪人脈，他都是很有希望入閣的人。
對於這樣一個人而言，錢雖然不能說可有可無，但至少其重要性肯定比不上入閣這個前途。
王錫爵出身於中國曆史上傳承千年的頂級豪族之一太原王氏，其先祖在元末“紅巾起義”中，為躲避戰火而棄官逃到江南，其後代中的一支在弘治年間進入太倉，便是王錫爵這一支的來曆。
王錫爵的祖父王湧善於經營，成為一代巨富，晚年更是問鼎蘇州首富。其父王夢祥早年中秀才，入過南監為監生(南監就是南京國子監)。不過後來因為官司糾紛，被迫棄儒經商操持家業，但卻也因此讓王夢祥認識到在大明朝光有錢是不行的，官場地位的重要性比有錢更甚，所以立誌把兩個兒子培養成材。
這種思維嚴重影響了童年、少年時代的王錫爵，以至於他從小就表現得“視錢財如糞土”。當時王氏族人之中有兩兄弟爭家產，其中一人為了取得王夢祥這個家主的支持，悄悄包了一封紅包給王錫爵，請王錫爵代為說情。
結果王錫爵勃然大怒，當眾把那包銀子丟進河裏去了，還責罵那位堂兄弟：“你敢看不起我？”——意思是我王錫爵怎麽可能把錢當一回事。
不僅品行表現極佳，王錫爵讀書的本事更是了得，他不負父祖之望，在嘉靖四十一年會試名列第一為會元，廷試的時候名列第二為榜眼，僅次於申時行——而且王錫爵本人對此還不怎麽滿意，因為他自覺落後於申時行是因為自己容貌不及後者——晚明史學家、崇禎朝署南京戶、工部尚書何喬遠在《王文肅公像讚》中形容王錫爵“赤眼黃須，病鶴瘦龜”。
鶴與龜本來是褒義詞，但病與廋顯然不算，這還是人家帶著恭維來說的話，可見王錫爵的長相恐怕是過於“清臒”了一些，而赤眼黃須……這就更加不符合尋常審美了。
因此王錫爵甚至對申時行的學問不都太服氣，，自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國朝棟梁。
這樣一個人，他真正想要的顯然是官居一品、宰執天下，以此重振太原王氏的家聲，舍此之外的事，都是小事。
因此他勸海商們先休息一晚，是為了將來不被人說是挾眾意而啟釁。但與此同時，王錫爵也不是真的就打算讓他們老老實實認慫，明天一早各回各家、各找各媽，被京華整成這樣也不吭聲。
他首先是把眾絲商悄悄請到他後院議事，等送走他們之後，又把幾家涉及造船的大商人請來，最後則把與長江航道有關的瓷商、糧商等再請來。
前前後後一共請了幾批人，商議到子時都過了才算告終。
等到了翌日清早，王錫爵身著孝服，再次出席並主持了海商大會。
由於昨天的夜談，今天大多數人都表現得比較沉默，隻有一批實在跟京華無法脫鉤的商人們還在吵吵著京華不可戰勝，不如幹脆“投降輸一半”得了，免得真把京華惹毛了，到時候大家都沒好果子吃。不說別的，沒有京華的兩洋艦隊輪番護航，這出海的生意怎麽做？
去日本，日本本來就有一堆的倭寇海盜，甚至一些大名白天是諸侯，晚上就變成海盜了，沒有京華的“書劍旗”罩著，去日本也是免費送貨。他們這些人又不是當年的淨海王汪直，可沒有本事震懾住那些大名。恰恰相反，現在唯一能震懾住他們的正是高務實的京華。
日本去不了，南洋就更別想了。閩海海盜集團前兩年被京華打敗之後雖然大部分都被京華給遣散，其中少部分被收編，但還有不少人星散四處，現在都是零星海盜。
京華可以無視這些海盜，因為京華習慣於編成大編隊出動以方便護航，動輒幾十艘大海船的編隊根本不是那些零散海盜敢於覬覦的。
但現在京華不帶他們玩了，那他們這些人怎麽辦？
更何況下南洋要麵對的還不僅僅是閩海海盜，廣東沿海也有、呂宋也有，整個南洋地區那就更多了。除了海盜之外，那些番人(歐洲人)也經常打劫過往商船——這些殖民者的風格誰不知道啊？都是好搶的就搶，不好搶的才老老實實做生意。
王錫爵淡定地聽他們說完，這才環顧四周，問道：“諸位還有什麽疑慮，不妨一一說來我聽。”
朝廷大員說話的氣魄就是不同，一副接見上訪群眾的態勢。
不過這是大明，大家還真就吃這套。於是又有幾個海商提出了一些比較細節的小問題，王錫爵輕輕頷首，麵帶微笑地聽完，這才緩緩站起身來。
王錫爵的個子並不高大，甚至還顯得有些瘦弱，但他的氣場很足，雙手微微抬起，然後輕輕下壓，眾人就都安靜下來，屏息凝神聽他說話。
“諸位所憂心之事，錫爵昨夜已有考量。”他伸手朝場中幾人示意了一下，道：“王、徐、陳、張等七家家主昨夜已經達成協議，將會聯手創辦一家船廠，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批內河航船，為諸位從沿江各地運送貨物，擺脫對京華的依賴。”
這條消息算是比較震撼，不過集七家之力，實力的確不小，即便不能與早已問鼎造船之王的京華造船廠相比，但隻供江浙海商的話，似乎還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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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是這還不夠，有人又問：“內河航船，七大家自行打造也還罷了，那大海船卻隻怕沒有那般容易吧？在下倒不是說七大家造不了海船，畢竟這手藝也不是今天才說要學的，但海船上的火槍火炮怎麽說？荊石公(王錫爵號荊石)該不會要說七大家還打算自創一個火槍廠、一個火炮廠吧？這可不比造船，咱們誰也沒幹過這買賣。”
王錫爵早有所料，撚須笑道：“彭兄所慮甚是，我等七家的確沒有哪家能立刻建起火槍廠、火炮廠來，不過這火槍火炮倒也未必隻能找京華才拿得到——王某自有手段，管教各位將來的海船不至於無炮可用。不知王某此言，彭兄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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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曹麵子”的打賞支持，謝謝！
感謝書友“單騎照碧心”、“書友20171207172606535”的月票支持，謝謝！
PS：商場這一章雖然我兩章就給它結了，但從劇情來說顯然還沒寫完，此處屬於留白，過段時間等事情進行到重要的時候再撿起來插敘一下，呃……主要是避免在這裏著墨太多。
這些大海商們本身也都不是什麽善男信女，自然也發覺出了其中的不對勁，於是私下一串聯，最後便決定去太倉開個會。
之所以要去太倉開會，主要是由於王錫爵的關係。王錫爵乃是蘇州首富，隻要南京的魏國公府不出來爭搶名號，那他大概率也是東南首富，妥妥的江南商道扛把子級別的人物。
不過這並不是江浙海商去太倉州開會的主因，更大的原因還是在於王錫爵本人目前仍處於丁憂之中，他確實沒法在此時離開家鄉——這種舉動對於他天下至孝的名聲來說是災難性的，所以就隻好讓別人來遷就他了。
不過，眾海商一到太倉就趕上了一條大消息傳來：申時行的信使雖然姍姍來遲，但總歸是到了，並且帶來了京華的“宣戰書”。
一陣嘩然之後，海商們分成了兩派。
大多數江浙海商對於京華的狂妄顯得義憤填膺，紛紛叫嚷著要讓京華好看。主流說法是：高求真竟敢以眇眇之身冒天下之大不韙，此乃取死之道也，吾等此番便要一正天下公理，膺懲此獠！
客氣一點的說法則是：高龍文此舉屬實不智，但恐怕是有小人遊說其中。然我等謙謙君子，豈能效那匹夫之舉，動輒喊打喊殺？不如先聯名致書白玉樓，使高龍文知曉其中利害，如此或可使他回心轉意，庶幾兩全其美。
隻不過，在這兩派的背後，還有一些人嘴上或支持膺懲派，或支持協商派，可心裏卻早已打了退堂鼓，覺得己方根本鬥不過京華，還不如早些投降，幹脆遂了高務實的意算了。
這最後一種人其實並不笨，也不是天生軟骨頭，隻是他們的生意實在離不開京華。
江浙海商並不是個個都以販賣絲綢為生，還有很多人從事的買賣是需要從其他地區拿貨的。譬如說瓷器，就有很大一部分需要從景德鎮運過來，而長江航運的霸主毫無疑問也是京華。
用京華的內河航船運輸物資，不僅船隻優異、運輸價格波動小，而且京華的麵子也足夠大，沿線各地都不會有人敢對它設關設卡，這些優勢都是其他航船遠不及的。
甚至還不止是有景德鎮的瓷器，京華自家的禹瓷(鈞瓷，避諱朱翊鈞)也是被追捧上天的熱門好貨，這讓瓷器海商們怎麽敢輕易和京華撕破臉？
義憤填膺又如何，難道真就有那麽大的決心，因為一時氣憤，便敢說老子不吃這口飯了？
更不要說朝廷搞漕運海運並行之後，一旦黃河有事，江浙海商還有不少人搞運糧的買賣，而江浙一帶的農業，現在實際上以經濟作物的種植為主，大部分的糧食要從湖廣一帶運來。
這就又轉回了長江航道的問題，一旦京華不供貨，他們要運什麽？運沙子去燕京，插標賣首送人頭嗎？
所以這樣一來，其實隻有絲綢海商們是“不怕事大”的，因為京華至少現在還並未涉及絲綢產業——其實有也是有的，不過京華做的是遼東的柞絲，雙方的產品檔次不同，針對的買家不同，跟他們不存在直接競爭。
這樣一來，與會眾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搞得王錫爵這個地主頭大如鬥。
王錫爵本人當然是強硬派，他是蘇州首富嘛，是大明蘇絲、蘇繡產業的霸主，他又不需要看高務實的臉色吃飯。
隻是他的身份卻嚴重限製了他，使他無法明確表達自己的意願。
一來他作為這次會議的召集人，必須要照顧到方方麵麵，不能僅憑自己一時喜怒而表態。
二來他和高務實不同，高務實作為經世實學一派的代表人物，平時就敢展現自己有錢這個事實，甚至把賺錢當成一種實踐其經世實學理論的手段。
可他王錫爵是心學大佬，之前已經說過心學屬於“道德實學”，重點在於道德，所以他曆來都是表現出一副視錢財如糞土的形象。如果因為京華現在的做法他就立刻惱羞成怒，氣勢洶洶地要與之一戰，則多年辛苦建立的形象就全毀了。
由此可見名聲有時候真是一把雙刃劍，高務實偶爾都要受其所迫，又何況王錫爵這種身份？
再加上王錫爵現在已經知道自己回朝之路被高務實幾近堵死，對高務實更是暗恨不已。
因此這次會議中的王錫爵簡直憋屈得想揍人，明明恨不得跟京華來個總決戰，但偏偏還要把話說得極其委婉、極其圓融、極其“顧全大局”，實在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不過王錫爵到底是王錫爵，他知道此時絕不能激化內部矛盾，隻能先盡可能的把人團結起來，形成同仇敵愾的氣氛，這樣才能有資本和高務實較勁。否則絲綢海商與其他海商一個談不攏直接一拍兩散，到時候光憑絲綢一行，肯定鬥不過京華。
所以他先勸大夥兒平靜下來，且先在他這裏休息一日，好好思索其中的利害關係，等明日大家再議。
一般來講，對於他一個強硬派來說，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因為人在衝動之下，其勇氣是倍增的，王錫爵如果想要更多人同意向京華“宣戰”，那就應該趁今天很多人被憤怒衝昏頭腦之際來行事，甚至最好搞一個表決，搞一個聯名信之類的東西出來，白紙黑字就沒法抵賴了，隻能硬著頭皮跟著幹。
但王錫爵顯然有他的考量。
他不是單純的蘇州首富，他是士林大儒、朝廷重臣，論名望、論資曆、輪人脈，他都是很有希望入閣的人。
對於這樣一個人而言，錢雖然不能說可有可無，但至少其重要性肯定比不上入閣這個前途。
王錫爵出身於中國曆史上傳承千年的頂級豪族之一太原王氏，其先祖在元末“紅巾起義”中，為躲避戰火而棄官逃到江南，其後代中的一支在弘治年間進入太倉，便是王錫爵這一支的來曆。
王錫爵的祖父王湧善於經營，成為一代巨富，晚年更是問鼎蘇州首富。其父王夢祥早年中秀才，入過南監為監生(南監就是南京國子監)。不過後來因為官司糾紛，被迫棄儒經商操持家業，但卻也因此讓王夢祥認識到在大明朝光有錢是不行的，官場地位的重要性比有錢更甚，所以立誌把兩個兒子培養成材。
這種思維嚴重影響了童年、少年時代的王錫爵，以至於他從小就表現得“視錢財如糞土”。當時王氏族人之中有兩兄弟爭家產，其中一人為了取得王夢祥這個家主的支持，悄悄包了一封紅包給王錫爵，請王錫爵代為說情。
結果王錫爵勃然大怒，當眾把那包銀子丟進河裏去了，還責罵那位堂兄弟：“你敢看不起我？”——意思是我王錫爵怎麽可能把錢當一回事。
不僅品行表現極佳，王錫爵讀書的本事更是了得，他不負父祖之望，在嘉靖四十一年會試名列第一為會元，廷試的時候名列第二為榜眼，僅次於申時行——而且王錫爵本人對此還不怎麽滿意，因為他自覺落後於申時行是因為自己容貌不及後者——晚明史學家、崇禎朝署南京戶、工部尚書何喬遠在《王文肅公像讚》中形容王錫爵“赤眼黃須，病鶴瘦龜”。
鶴與龜本來是褒義詞，但病與廋顯然不算，這還是人家帶著恭維來說的話，可見王錫爵的長相恐怕是過於“清臒”了一些，而赤眼黃須……這就更加不符合尋常審美了。
因此王錫爵甚至對申時行的學問不都太服氣，，自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國朝棟梁。
這樣一個人，他真正想要的顯然是官居一品、宰執天下，以此重振太原王氏的家聲，舍此之外的事，都是小事。
因此他勸海商們先休息一晚，是為了將來不被人說是挾眾意而啟釁。但與此同時，王錫爵也不是真的就打算讓他們老老實實認慫，明天一早各回各家、各找各媽，被京華整成這樣也不吭聲。
他首先是把眾絲商悄悄請到他後院議事，等送走他們之後，又把幾家涉及造船的大商人請來，最後則把與長江航道有關的瓷商、糧商等再請來。
前前後後一共請了幾批人，商議到子時都過了才算告終。
等到了翌日清早，王錫爵身著孝服，再次出席並主持了海商大會。
由於昨天的夜談，今天大多數人都表現得比較沉默，隻有一批實在跟京華無法脫鉤的商人們還在吵吵著京華不可戰勝，不如幹脆“投降輸一半”得了，免得真把京華惹毛了，到時候大家都沒好果子吃。不說別的，沒有京華的兩洋艦隊輪番護航，這出海的生意怎麽做？
去日本，日本本來就有一堆的倭寇海盜，甚至一些大名白天是諸侯，晚上就變成海盜了，沒有京華的“書劍旗”罩著，去日本也是免費送貨。他們這些人又不是當年的淨海王汪直，可沒有本事震懾住那些大名。恰恰相反，現在唯一能震懾住他們的正是高務實的京華。
日本去不了，南洋就更別想了。閩海海盜集團前兩年被京華打敗之後雖然大部分都被京華給遣散，其中少部分被收編，但還有不少人星散四處，現在都是零星海盜。
京華可以無視這些海盜，因為京華習慣於編成大編隊出動以方便護航，動輒幾十艘大海船的編隊根本不是那些零散海盜敢於覬覦的。
但現在京華不帶他們玩了，那他們這些人怎麽辦？
更何況下南洋要麵對的還不僅僅是閩海海盜，廣東沿海也有、呂宋也有，整個南洋地區那就更多了。除了海盜之外，那些番人(歐洲人)也經常打劫過往商船——這些殖民者的風格誰不知道啊？都是好搶的就搶，不好搶的才老老實實做生意。
王錫爵淡定地聽他們說完，這才環顧四周，問道：“諸位還有什麽疑慮，不妨一一說來我聽。”
朝廷大員說話的氣魄就是不同，一副接見上訪群眾的態勢。
不過這是大明，大家還真就吃這套。於是又有幾個海商提出了一些比較細節的小問題，王錫爵輕輕頷首，麵帶微笑地聽完，這才緩緩站起身來。
王錫爵的個子並不高大，甚至還顯得有些瘦弱，但他的氣場很足，雙手微微抬起，然後輕輕下壓，眾人就都安靜下來，屏息凝神聽他說話。
“諸位所憂心之事，錫爵昨夜已有考量。”他伸手朝場中幾人示意了一下，道：“王、徐、陳、張等七家家主昨夜已經達成協議，將會聯手創辦一家船廠，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批內河航船，為諸位從沿江各地運送貨物，擺脫對京華的依賴。”
這條消息算是比較震撼，不過集七家之力，實力的確不小，即便不能與早已問鼎造船之王的京華造船廠相比，但隻供江浙海商的話，似乎還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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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錫爵早有所料，撚須笑道：“彭兄所慮甚是，我等七家的確沒有哪家能立刻建起火槍廠、火炮廠來，不過這火槍火炮倒也未必隻能找京華才拿得到——王某自有手段，管教各位將來的海船不至於無炮可用。不知王某此言，彭兄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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