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夷大將軍？這個詞讓劉馨先是感到一陣錯愕，緊接著開始有些不寒而栗。作為京華秘書處秘書長，她敏銳的發現高務實最擔心的事似乎正在發生，或者說是快速發展。
倘若要問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最了解高務實的人是誰，劉馨敢自信的認為必是自己，即便是黃芷汀也不可能在這一點上與她相比，因為隻有自己和高務實擁有同一個時代的靈魂。
高務實在常人眼中表現出許多崇高的品質和神奇的特立獨行，那不是因為他天生君子，而隻是他的知識體係以及時代眼界遠超當下。
他知道原曆史中的明帝國將會駛往何處，也基本能認識到這艘巨艦究竟何以擱淺、何以沉沒，更知道明帝國的覆滅會讓以漢族為核心主體的中華民族迎來多麽慘痛的沉淪。在這樣的曆史大背景下，作為一個曾經的年輕基層幹部，他希望避免、希望改變，並願意為此付出一些代價。
這些代價沉重嗎？那要看和誰比。至少以劉馨的了解，高務實認為他付得起這些代價。劉馨記得高務實曾經對她說過，相比於前世曆史中那無數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拋頭顱灑熱血的先烈們，他如今需要付出的代價雖不至於說微不足道，但也確實不值一提。
先賢如此，後輩當記。
高務實記得，因此他用行動來改變大明。然而在國家製度僵化、官僚思維固化的大明朝，想要改變是極其困難的。
然而，高務實又不認可暴力革命，甚至認為在社會生產力不能達到某個閾值的情況下，即便暴力革命恐怕也不能建成他希望看見的新製度，因此唯一的選項隻剩下改革。
改革需要什麽？除了客觀的社會需求之外，首先需要有人領導，其次需要力量推動，然後需要紅利促進，最後還需要可持續的動力續航。
客觀社會需求肯定是有的，大明朝方方麵麵的問題何其多，與李鴻章形容清末是個四處漏風的破房子基本一模一樣。所以，社會需求變革這一客觀現實已然存在，高務實不必擔心自己的做法是要搭空中樓閣。
“有人領導”這一條算是高務實運氣好，當他年紀尚幼之時，他的伯父高拱就是個改革派，而且擁有隆慶帝近乎無條件的支持。因此，高務實早年便可以通過影響高拱來強化其原本就希望改革的具體改革思路，這為高務實後來的深化改革打下了相對良好的社會思想基礎和客觀現實基礎。
到了高務實自己逐漸崛起於朝堂並順利繼承三代首輔餘蔭，這個領導者自然也就被他取而代之。不過，由於高務實的年齡問題，導致他這個領導者其實是有缺陷的，最大的麻煩就在於政壇資曆不足，無法真正躋身於公認的朝堂核心決策圈。
成為戶部尚書使得高務實半隻腳踏入了核心決策圈，而通過“大戶部”改革又讓他手中的實權進一步強化，但這也帶來另一個麻煩：他擁有的實權在他自身職務地位不足時顯得過分強大，從而讓人把更多的目光聚焦於他個人。
高務實平時盡量低調，幾乎不參加這個時代上層文人所愛好的各種講學、詩會、遊園等社會活動，很大一個原因也正是他希望盡量少曝光他本人。
這種做法有利有弊。有利在於曝光少了，外人覺得高務實好歹還算成熟穩重不跳脫；有弊在於這加大了外界對他個人野心的猜測，比如就有人說他一門心思鑽營官場，隻想早日拜相，重地位勝於重名聲雲雲。
不論如何，改革領導者這一身份高務實還算是坐穩了，隻是根基還不算特別牢固，並且始終有人在試圖將他拉下馬來而已。
那麽，力量推動呢？這首先要搞清楚大明最有力量的是誰，或者說是哪些人。
高務實當然知道人民最有力量，可惜在人民尚不具備主人翁意識的當下，人民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麽力量。哪怕是有，真正掌握他們力量的也不是他們自己，而是另有其人。
大明朝的力量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而統治階級又有內部細分，這些細分並非簡單的非此即彼，事實上很像是畫了幾個圓，而幾個圓既有各自的部分，也有相交的部分。
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點在大明朝同樣適用。文臣武臣各有其基礎，文臣的基礎是地方士紳，也可以說是全國各地的私人地主。
文臣內部又能繼續細分，比如江南一帶的地主往往不僅是地主，同時又是商業集團，其中還有不少原本從事海外走私的商業集團；北方地主原本相對“單純”，但經過實學派一頓操作，現在也逐漸商業化，形成了另一類商業集團。
兩個商業集團自然會形成競爭，而北方商業集團原本底子不如南方商業集團，可現在由於有京華這個開掛的存在，反過來壓製了南方商業集團，那當然會引起南方商業集團的反抗。
這，其實才是實學派和心學派鬥得如此激烈的根源：理念或許可以商榷，利益堅決不能妥協。
文官集團如此，武臣勳貴又何嚐不是？武將集團也分兩類，一類是勳臣集團，他們靠著祖先餘蔭而掌握著大量的利益——比如天量的軍屯、無數的軍戶等等；另一類是戰功集團，他們憑著自身努力提高官階，並且掌握了一支理論上隻聽從於他們本人的核心武力，也就是武裝家丁。
前者擁有世襲的地位和經濟實力，後者擁有朝廷必須倚仗的武力，合在一起便是武將集團，理論上站在文官集團的對立麵。
不過，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事實上很難真的與文官集團對立，相反還要向文官集團靠攏，選擇文官集團中的某一派係作為自己的後台。
之所以會弄成這樣，其中的道理在前文中多次說過：代表武將集團利益的五軍都督府在土木之變後被徹底閹割。由此，五肢不全的武將集團找不到、也推不出自己的代言人，那自然沒法爭取自己的利益了，隻好各找各媽，紛紛去抱某一派文官的大腿。
但此時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出現了：皇帝本應該是超脫文武集團的仲裁者，在文武力量不對等時，難道他不應該抑強扶弱麽？
這個問題就很複雜了，但一個政權進入穩定期肯定會是文官集團強於武將集團，這是古往今來最常見的趨勢，否則就會變成****。
明朝因為太祖皇帝的“不征之國”原則，本質上就是從製度上反對了****，也就是限製了武將集團的上限。這樣一來導致的結果就是文官集團的強大不受製約，而武將集團稍微反彈就會遭致猜忌，再疊加一個土木之變的DEBUFF，武將集團的衰落大勢已成。
在這種情況下，隻要皇帝沒有感受到武將集團衰落給其統治帶來巨大危險，自然也就不會有動力去給武將集團站台——畢竟在皇帝看來，大明朝的文官體係不足以威脅他，所以文官集團權力擴張總好過武將集團權力擴張。
然而高務實需要力量來支持他的改革，首先拉攏的就是最容易被他拉攏的武將集團。武將集團原本就需要強力文官支持，高務實不僅能提供政治支持，還能帶他們發財，那自然一拍即合，但這下子就為將來埋下了隱患。
至於紅利，那自然是必須的，任何一個領導者想要順利掌握名下的勢力都有前提：基本前提是你能保護他們的利益，更進一步的則是你能為他們帶來更大的利益。
武臣勳貴和掌兵武將能夠二十年如一日拜倒在高務實門下，顯然不會是因為受到高務實的人格感召，而是高務實既能保護他們的利益，又能為他們帶來更大的利益。
勳貴集團加入海貿同盟，不僅在高務實的幫助下甩掉了京營亂攤子，可以丟掉作戰責任專心用生產建設兵團賺錢，還能在海貿活動中大賺特賺，自然會全力支持高務實的一切行動——或許隻除開造反。
戰功武將集團因為高務實的軍改，一邊獲得更多的軍餉，一邊為自己的軍隊尤其是家丁換裝更強的武備，顯然也是獲利極大。前者讓他們在軍中更有號召力(也許還能抽成)，後者讓他們更有實力獲得更多戰功，然後提升地位。於是，戰功武將集團也乖乖聽命於高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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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鬆明明因為他爹的關係而與高務實不在同一個戰壕裏，但依然能夠執行高務實的軍令，歸根結底不也是因為高務實能保證他獲得新的戰功麽？
最後，關於持續動力，這一點現在還的確說不準，某種程度上而言最好是高務實能繼續掌權，讓實學改革形成慣性，當更多人享受到了改革紅利，這改革便能滾滾向前。到那個時候，改革就進入了良性循環，有沒有高務實本人坐鎮就不那麽重要了，高務實也就算是完成了曆史的使命。
不過這都還是將來的事，現在說倒也沒那麽要緊。
現在的麻煩在於還沒發展到良性循環，而之前的隱患已經開始凸顯。成田甲斐提到高務實“現在的局麵就像是在日本要做征夷大將軍之前的樣子”，本身可能隻是無心之言，但在劉馨聽來就不啻一聲驚雷。
連她一個剛從日本來大明沒多久的妾侍都能感受到高務實在朝廷的力量如此強大，難道朝中袞袞諸公就感受不到？難道皇帝就感受不到？顯然不可能，他們都不是傻子，朝臣和皇帝肯定都能感受到。
既然能感受到這種強大，朝臣和皇帝各自會如何反應？劉馨覺得自己似乎不太能把握住他們的想法。
朝臣總體來說現在分為三派，實學派、心學派以及舊理學派，也就是中立派。實學派肯定是繼續支持高務實的，畢竟這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心學派肯定是更加反對高務實的，因為高務實作為他們的政敵正變得越來越強大；麻煩在於中立派。
以往中立派之所以中立，主要是因為實學派和心學派都在嘉靖以後興起，成為掌握朝廷實權的兩大派係，而理學本身卻出現式微跡象(史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明末市民化導致的)，因此隻能先“苟”著，等那兩派鷸蚌相爭，才好看看有沒有機會漁翁得利。
然而，隨著伐元之戰基本已經取得勝利，這種兩派基本均勢的局麵就被高務實打破了。倘若一切依照傳統按部就班，接下來高務實肯定會獲得封賞。這封賞一旦是讓高務實入閣，那麽之前高務實最大的麻煩——資曆不足，難以入閣獲得相位的問題就解決了。
換句話說，接下來就是高務實帶領實學派壓著心學派打了。唇亡齒寒的道理大家都懂，當實學派徹底壓製了心學派，傳統理學中立派難道就能獨善其身？當然不可能，他們認為高務實肯定會擴大打擊麵，連帶著他們一起收拾——曆朝曆代都是這樣嘛，要不怎麽叫黨爭！
有了這樣的判斷，所以劉馨感到緊張。一個派係強大了，是不是就真的能壓製其他一切“非我”？與此同時，當今天子從來不是蠢人，他又是否能允許實學派一家獨大，徹底失去製衡？
嘉靖敢讓嚴嵩權傾天下，那是因為他知道嚴嵩的力量根源是他，隻要他收權，嚴嵩就不過是無根漂萍，根本翻不起風浪來。
然而，高務實卻不是嚴嵩，他並不是單純的文官，他還是“天下第一文帥”——這個稱呼在伐元勝利之後將被徹底坐實；他還是大明首富，自身就富可敵國，而且掌握著強大的軍工生產；他還擁有遍布全國的武裝家丁，尤其聚集在九邊一線，理論上都可以對京師形成武力威脅。
這樣的局麵，可不就是達成了日本武家首領出任征夷大將軍的前提條件麽？
征夷大將軍是什麽？是幕府首領，是實際掌握日本政權的人啊！
大明皇帝會願意當一個日本天皇一樣的傀儡吉祥物嗎？絕不可能。中國可沒有所謂萬世一係的神學傳統思維，中國曆來都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力量至上論實踐者！
高務實有沒有威脅皇權的主觀意識並不重要，因為在中國人看來，隻要他力量夠了，無非就隻差一場“黃袍加身”的陳橋兵變就能改變一切。
好好一場大勝，怎麽就搞成這樣了呢？劉馨隻覺得頭大如鬥。
怎麽辦？
勸高務實放棄之前的想法，幹脆更進一步？還是勸他主動放權，在之前那次放棄了對廠、衛的直接插手之後，再繼續放棄軍權，或者說放棄對軍權的直接影響？
作為京華的秘書長，劉馨越想越不安，越想越覺得局麵棘手，覺得此時的高務實簡直是進退兩難了。
就在劉馨憂心忡忡時，高陌忽然匆匆來了，臉色異常嚴肅。
劉馨還沒來得及問他發生了什麽事，一貫沉穩的高陌卻主動開口了：“劉秘書長，方才通政司派人緊急密報：老爺正式上疏，以戰事結束為由，請辭蒙元經略。”
不等劉馨說話，高陌眉頭深皺，繼續道：“並且，老爺在兩場大捷之後連歸化城都沒去，轉而立刻就近從獨石堡入關，隻帶了五百家丁回京……老朽算了算時間，老爺如今可能已經到達延平州了，數日之後即可抵京。”
劉馨聽得當場愕然，但她心裏很清楚，高務實已經做出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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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代價沉重嗎？那要看和誰比。至少以劉馨的了解，高務實認為他付得起這些代價。劉馨記得高務實曾經對她說過，相比於前世曆史中那無數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拋頭顱灑熱血的先烈們，他如今需要付出的代價雖不至於說微不足道，但也確實不值一提。
先賢如此，後輩當記。
高務實記得，因此他用行動來改變大明。然而在國家製度僵化、官僚思維固化的大明朝，想要改變是極其困難的。
然而，高務實又不認可暴力革命，甚至認為在社會生產力不能達到某個閾值的情況下，即便暴力革命恐怕也不能建成他希望看見的新製度，因此唯一的選項隻剩下改革。
改革需要什麽？除了客觀的社會需求之外，首先需要有人領導，其次需要力量推動，然後需要紅利促進，最後還需要可持續的動力續航。
客觀社會需求肯定是有的，大明朝方方麵麵的問題何其多，與李鴻章形容清末是個四處漏風的破房子基本一模一樣。所以，社會需求變革這一客觀現實已然存在，高務實不必擔心自己的做法是要搭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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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平時盡量低調，幾乎不參加這個時代上層文人所愛好的各種講學、詩會、遊園等社會活動，很大一個原因也正是他希望盡量少曝光他本人。
這種做法有利有弊。有利在於曝光少了，外人覺得高務實好歹還算成熟穩重不跳脫；有弊在於這加大了外界對他個人野心的猜測，比如就有人說他一門心思鑽營官場，隻想早日拜相，重地位勝於重名聲雲雲。
不論如何，改革領導者這一身份高務實還算是坐穩了，隻是根基還不算特別牢固，並且始終有人在試圖將他拉下馬來而已。
那麽，力量推動呢？這首先要搞清楚大明最有力量的是誰，或者說是哪些人。
高務實當然知道人民最有力量，可惜在人民尚不具備主人翁意識的當下，人民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麽力量。哪怕是有，真正掌握他們力量的也不是他們自己，而是另有其人。
大明朝的力量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而統治階級又有內部細分，這些細分並非簡單的非此即彼，事實上很像是畫了幾個圓，而幾個圓既有各自的部分，也有相交的部分。
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點在大明朝同樣適用。文臣武臣各有其基礎，文臣的基礎是地方士紳，也可以說是全國各地的私人地主。
文臣內部又能繼續細分，比如江南一帶的地主往往不僅是地主，同時又是商業集團，其中還有不少原本從事海外走私的商業集團；北方地主原本相對“單純”，但經過實學派一頓操作，現在也逐漸商業化，形成了另一類商業集團。
兩個商業集團自然會形成競爭，而北方商業集團原本底子不如南方商業集團，可現在由於有京華這個開掛的存在，反過來壓製了南方商業集團，那當然會引起南方商業集團的反抗。
這，其實才是實學派和心學派鬥得如此激烈的根源：理念或許可以商榷，利益堅決不能妥協。
文官集團如此，武臣勳貴又何嚐不是？武將集團也分兩類，一類是勳臣集團，他們靠著祖先餘蔭而掌握著大量的利益——比如天量的軍屯、無數的軍戶等等；另一類是戰功集團，他們憑著自身努力提高官階，並且掌握了一支理論上隻聽從於他們本人的核心武力，也就是武裝家丁。
前者擁有世襲的地位和經濟實力，後者擁有朝廷必須倚仗的武力，合在一起便是武將集團，理論上站在文官集團的對立麵。
不過，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事實上很難真的與文官集團對立，相反還要向文官集團靠攏，選擇文官集團中的某一派係作為自己的後台。
之所以會弄成這樣，其中的道理在前文中多次說過：代表武將集團利益的五軍都督府在土木之變後被徹底閹割。由此，五肢不全的武將集團找不到、也推不出自己的代言人，那自然沒法爭取自己的利益了，隻好各找各媽，紛紛去抱某一派文官的大腿。
但此時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出現了：皇帝本應該是超脫文武集團的仲裁者，在文武力量不對等時，難道他不應該抑強扶弱麽？
這個問題就很複雜了，但一個政權進入穩定期肯定會是文官集團強於武將集團，這是古往今來最常見的趨勢，否則就會變成****。
明朝因為太祖皇帝的“不征之國”原則，本質上就是從製度上反對了****，也就是限製了武將集團的上限。這樣一來導致的結果就是文官集團的強大不受製約，而武將集團稍微反彈就會遭致猜忌，再疊加一個土木之變的DEBUFF，武將集團的衰落大勢已成。
在這種情況下，隻要皇帝沒有感受到武將集團衰落給其統治帶來巨大危險，自然也就不會有動力去給武將集團站台——畢竟在皇帝看來，大明朝的文官體係不足以威脅他，所以文官集團權力擴張總好過武將集團權力擴張。
然而高務實需要力量來支持他的改革，首先拉攏的就是最容易被他拉攏的武將集團。武將集團原本就需要強力文官支持，高務實不僅能提供政治支持，還能帶他們發財，那自然一拍即合，但這下子就為將來埋下了隱患。
至於紅利，那自然是必須的，任何一個領導者想要順利掌握名下的勢力都有前提：基本前提是你能保護他們的利益，更進一步的則是你能為他們帶來更大的利益。
武臣勳貴和掌兵武將能夠二十年如一日拜倒在高務實門下，顯然不會是因為受到高務實的人格感召，而是高務實既能保護他們的利益，又能為他們帶來更大的利益。
勳貴集團加入海貿同盟，不僅在高務實的幫助下甩掉了京營亂攤子，可以丟掉作戰責任專心用生產建設兵團賺錢，還能在海貿活動中大賺特賺，自然會全力支持高務實的一切行動——或許隻除開造反。
戰功武將集團因為高務實的軍改，一邊獲得更多的軍餉，一邊為自己的軍隊尤其是家丁換裝更強的武備，顯然也是獲利極大。前者讓他們在軍中更有號召力(也許還能抽成)，後者讓他們更有實力獲得更多戰功，然後提升地位。於是，戰功武將集團也乖乖聽命於高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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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能感受到這種強大，朝臣和皇帝各自會如何反應？劉馨覺得自己似乎不太能把握住他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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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中立派之所以中立，主要是因為實學派和心學派都在嘉靖以後興起，成為掌握朝廷實權的兩大派係，而理學本身卻出現式微跡象(史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明末市民化導致的)，因此隻能先“苟”著，等那兩派鷸蚌相爭，才好看看有沒有機會漁翁得利。
然而，隨著伐元之戰基本已經取得勝利，這種兩派基本均勢的局麵就被高務實打破了。倘若一切依照傳統按部就班，接下來高務實肯定會獲得封賞。這封賞一旦是讓高務實入閣，那麽之前高務實最大的麻煩——資曆不足，難以入閣獲得相位的問題就解決了。
換句話說，接下來就是高務實帶領實學派壓著心學派打了。唇亡齒寒的道理大家都懂，當實學派徹底壓製了心學派，傳統理學中立派難道就能獨善其身？當然不可能，他們認為高務實肯定會擴大打擊麵，連帶著他們一起收拾——曆朝曆代都是這樣嘛，要不怎麽叫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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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敢讓嚴嵩權傾天下，那是因為他知道嚴嵩的力量根源是他，隻要他收權，嚴嵩就不過是無根漂萍，根本翻不起風浪來。
然而，高務實卻不是嚴嵩，他並不是單純的文官，他還是“天下第一文帥”——這個稱呼在伐元勝利之後將被徹底坐實；他還是大明首富，自身就富可敵國，而且掌握著強大的軍工生產；他還擁有遍布全國的武裝家丁，尤其聚集在九邊一線，理論上都可以對京師形成武力威脅。
這樣的局麵，可不就是達成了日本武家首領出任征夷大將軍的前提條件麽？
征夷大將軍是什麽？是幕府首領，是實際掌握日本政權的人啊！
大明皇帝會願意當一個日本天皇一樣的傀儡吉祥物嗎？絕不可能。中國可沒有所謂萬世一係的神學傳統思維，中國曆來都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力量至上論實踐者！
高務實有沒有威脅皇權的主觀意識並不重要，因為在中國人看來，隻要他力量夠了，無非就隻差一場“黃袍加身”的陳橋兵變就能改變一切。
好好一場大勝，怎麽就搞成這樣了呢？劉馨隻覺得頭大如鬥。
怎麽辦？
勸高務實放棄之前的想法，幹脆更進一步？還是勸他主動放權，在之前那次放棄了對廠、衛的直接插手之後，再繼續放棄軍權，或者說放棄對軍權的直接影響？
作為京華的秘書長，劉馨越想越不安，越想越覺得局麵棘手，覺得此時的高務實簡直是進退兩難了。
就在劉馨憂心忡忡時，高陌忽然匆匆來了，臉色異常嚴肅。
劉馨還沒來得及問他發生了什麽事，一貫沉穩的高陌卻主動開口了：“劉秘書長，方才通政司派人緊急密報：老爺正式上疏，以戰事結束為由，請辭蒙元經略。”
不等劉馨說話，高陌眉頭深皺，繼續道：“並且，老爺在兩場大捷之後連歸化城都沒去，轉而立刻就近從獨石堡入關，隻帶了五百家丁回京……老朽算了算時間，老爺如今可能已經到達延平州了，數日之後即可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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