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將時間回溯到兩戰大捷的消息傳回京師之時。當時六百裏加急的軍情喜報傳回京師，由於這一類大捷的喜報會沿途吆喝，京師百姓其實比宮裏知道得還早。
當消息被各部衙、內閣直至司禮監得知時，京華時報、實學動態等報業都已經開始準備寫稿了，而民間更是歡歌笑語，許多人自發地開始慶祝起來。
與民間喜慶不同的是，官員們對此要“矜持”得多，很多人都隻是說說場麵話，感慨幾句宿敵覆滅、大明萬勝之類，但其中多數人眉宇之間反而生出許多陰鬱來。
正如劉馨所料的是，不僅心學派官員得知大勝細節之後幾乎如喪考妣，甚至許多中立派舊理學官員們也都麵色沉鬱，不像是要歡欣國家中興，反倒如狂瀾既倒而無人可挽一般。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二十年前略施小計降服土默特，一兩年前迅雷不及掩耳擊敗鄂爾多斯，現在更是一戰覆滅蒙元，將察哈爾部逼得斷臂求生逃亡西域。
由此，高務實的軍功已然過甚，而且考慮到他如今年不及而立，長此以往，朝廷上下到底還有誰能製衡於他？
宮中的反應則更進一步加劇了各方擔憂——皇帝很快傳出口諭：明日輟朝一日，京師官民齊慶！
雖然沒有傳出關於皇帝打算如何封賞高務實的消息，但既然要慶祝，甚至還要為此輟朝，那顯然意味著皇帝認為這是天大的功勞啊！至於還沒有提及封賞，那還不好解釋麽，人家高經略人還土默特呢！
再說圖們他們雖然跑了，但現在到底跑到哪兒了還沒確定，高經略是否打算繼續追殺也還不清楚，這個時候當然還不能著急巴巴地先封賞。
不過對於非實學派官員而言，這倒是個難得的好消息，意味著現在還存在某個窗口期，可以想辦法好好利用一番，避免將來局勢全然不可挽回。
可能是由於消息實在來得過於突然，前段時間明明都是一直找不到敵人，忽然之間局勢大變，一下子就來了個雙殺，以至於京師官員們的反應也有些亂糟糟的。
來不及細細商議的各路官員在第二日紛紛上疏，這次“群議”可真是五花八門說什麽的都有，議論的重點也各不相同。
有些官員直接否認高務實的軍功，認為其中水分很大，尤其是這一次：“六十萬大軍出塞，靡費數百萬，其與韃奴交戰者不過十萬餘而已，且未能盡殲韃奴，可謂貪功而無能！”
有些官員則比較有偏重，比如有人說高務實此戰花費甚巨，謂“國朝積累二十載而一朝耗盡，倘天下有事，朝廷何以應變？”
有人則表示：“值此南方東西皆亂，播州未平而漕變又起，朝廷多處用兵，如雙拳卻敵四手，但有一二不順，恐壞全盤矣。今韃奴既遁，我何餐風飲露而追窮寇？臣聞播州蠻合縱連橫，乃有漢人逆賊獻策其間，實為朝廷大患，實不如北境休兵而先平南賊。臣意，當速召經臣回京交卸……”
又有人極其耿直，直言高務實權威過盛：“經臣高務實，以伴讀而獲聖眷，以狀元而登鼎甲，及有按一方而複交趾，持一旨而戰漠南，撫一地而斬炒花等業。又以其智而成京華，富甲天下；以其能而行債券，助定緬甸……凡此功業，實為顯耀。
然其富甲天下而畜私兵，南征北戰而威將帥，登科繼業而誇黨魁，勾連內外而固聖眷……若不予製，臣恐天下人但知有高務實而不知有聖天子也！”
當然也有溫和的，表示：“自三代以降，聖人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遂有因德獲官，因功獲賞之慣例。今蒙元經略戶部尚書高務實，治財積寶，戰功彪炳，德彰九州，惠及四海，豈有不酬功以爵之理？
蒙元，吾朝宿敵也。今以其覆，上可告慰二祖列宗，下可安定社稷民心。經臣高務實尤專其功，陛下豈吝賜國之賞！臣不揣荒唐，竊思當以國公酬之……”
這一條正如劉馨之前擔心的那樣，看似吹捧高務實，其實暗藏殺機，欲以酬功而為高務實封爵，卻斷他仕途。
當然，除了這些或明或暗都是為了打擊高務實的奏疏之外，實學派方麵也有官員上疏議論此事，隻不過……呃，也有些混亂。
實學派官員的議論，大抵從出發點來說倒都是為了高務實好，隻是按照誇的程度不同，大體上也分兩派。
其中一派是猛誇，將高務實從出身到功績誇了個遍，然後表示高務實如此德才兼備，不入內閣簡直不可理喻。總之，這一派人的目的是為了推高務實入閣，其中甚至有人表示現在皇帝就應該召集大小九卿進行廷推了。
另一派算是有節製的誇，高務實的出身、曾經作為皇帝伴讀這些舊事他們沒提，而是著重強調了高務實入仕之後的功業。
他們的目的其實也是推高務實入閣，不過這些人可能看得深遠一些，或者就是昨晚聽到了什麽風聲，所以他們還特意提出：高務實作為文臣，其立下的文治之功其實勝過武功，因此對高務實的封賞應該有所側重，不能因為他看起來戰功更加顯赫就給他弄武臣封爵那一套。
總而言之一句話，在“文臣”這個範疇之內，皇帝陛下您怎麽封賞高務實都行，但絕對不能把武臣封爵那一套用上。這其中更有甚者，認為就算要給高務實封爵，那也必須按照李善長的模式來辦。
至於什麽叫“按李善長的模式來辦”，那自然是說按照李善長當年文官封爵的辦法來給高務實封爵：李善長可是開國韓國公(一開始是宣國公)。呃，至於韓國公後來為何除爵，那是另一回事了，總之都怪胡惟庸案。
說實話，這提議倒是個“創舉”，因為朱元璋封李善長的時候，還並沒有說將來隻有軍功可以封爵這話。
中國的爵位製度出現很早，自周朝開始就出現了公、侯、伯、子、男這五等爵位。漢朝把五等爵位變成了王和侯兩種，能夠得到這份殊榮的都是皇帝的本家、外戚和有功之臣，後來又把擔任丞相一職的人封侯。自漢朝以後，尤其是到了五胡亂華時期，封爵就變得異常混亂，基本上在朝廷內任職的人都可以獲得五等爵位。
到了大明朝，形式為之一變。朱元璋打天下的時候，給功臣以及死難將士的封號也都是五等爵位。可是等到坐穩天下之後，朱元璋又覺得封爵太濫了，似乎顯不出尊貴來，於是就把五等爵位變為三等爵位，也就是隻有公、侯、伯，並且規定，文官不得封為公侯，最多隻能封為伯爵，而且前提是必須立有軍功。
從表麵上看，是朱元璋苛刻，舍不得爵位賞賜，畢竟一個文臣一般是不會有機會立有軍功的。這從一方麵來講，這個政策確實是朱元璋對武將們的偏愛，因為武將隻要是有爵位，哪怕官職沒有文官大，在朝中受到的尊崇和地位要遠遠高於文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文官勢力。
可惜，這個製度在明中後期沒有堅持下來。總兵在明朝屬於武一品，可是在明末卻出現了“總兵帳下無縣令，縣令親隨有總兵”這樣的過於貶低武人的局麵。而為了鼓勵文官們立功封爵，在明朝的官方學校裏，慣例是要開武備課程的，學子們一麵學習聖人之言和治國之道，另一方麵還要學習兵法和弓馬——當然製度是製度，你學不學那是另一回事。這個製度是朱元璋的首創，所以明朝初期文臣們大多都是文武雙全的。
然而開國皇帝也並不是神，實際上在原曆史上明朝的277年裏，文臣封有爵位的一共隻有九人，封為公爵的隻有一人，其餘八人都是伯爵。
唯一的國公便是韓國公李善長。李善長是朱元璋的蕭何，在朱元璋起事初期就跟隨著他，雖然讀書不多，但計謀百出，為大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殊勳，因此朱元璋把其奉為自己的蕭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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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不久，李善長就被封為韓國公，俸祿四千石，立有鐵券世襲罔替，並且免本人兩死，免其兒子一死。可即使是這樣，李善長最終也沒能免除一死，因受胡惟庸案牽連，全家七十餘人被殺。相對於其他人來說，朱元璋對他還算“夠意思”，給了李善長全屍，並且因為李善長兒子是駙馬的緣故，免除了李善長的長子一死。
然後八位伯爵裏，排在最前麵的是誠意伯劉基，也就是劉伯溫。
不管是神話還是現實，劉伯溫的能力確實抵得上漢朝的張良。雖說之前劉伯溫是看不上朱元璋的，但是自從投靠了朱元璋之後，他奇計百出，為朱元璋創立大明朝立下了不朽功勳。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劉基被封為誠意伯，歲祿240石。就算是劉伯溫自己不在乎，歲祿也確實少得可憐，不過也有一說是朱元璋為了保護劉基，怕封賞過厚，會引起其他人的嫉妒，這個就看怎麽理解了。
然後是忠勤伯汪廣洋。汪廣洋在明初的職務是高於劉基的。因為劉基說過，自己是不能夠做丞相的，所以汪廣洋被封為右丞相。這個人一輩子小心謹慎，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在洪武三年被封為忠勤伯，歲祿360石。
接著是忠誠伯茹嫦。無論從朱元璋還是朱棣，對茹嫦這個人的評價都很高，可是其作為卻不敢叫人恭維。原因是，他作為一個文臣被封為伯爵的理由並不是立有多少軍功，而是勸進。
朱棣攻入南京之後，茹嫦首先勸朱棣即帝位。作為一個老臣，在麵臨篡位的情況下，不是奮起抗敵，卻在作為談判代表與朱棣談判時，話都不敢說。可是等到朱棣進了南京，卻第一個跳出來勸進。
朱棣當然大喜，一個敵對方的大臣勸其稱帝比己方勸其稱帝不是更好嗎！於是茹嫦以勸進之功被封為忠誠伯，歲祿一千石。並且，朱棣還對其大加稱讚：“威儀山立、氣宇淵深、品物鹹熙，令聞卓著與四方”。這還不算，朱棣還賦詩誇獎他：“古今多出忠良士，罕有茹公立大勳”，簡直了。
再然後就到了靖遠伯王驥。王驥就是朱元璋那種文武雙修的教育體製下培養出來的文官，也是真正意義上靠軍功封爵的大明文臣第一人。
明朝正統年間，王驥在征伐麗川宣慰使土司思任發、維摩土司韋郎羅的戰役中立有軍功，被封為靖遠伯，歲祿一千二百石，後來又增加了歲祿三百石。
應該說，王驥能力是很強的，可這個人對利祿很是在意。他最初封的伯爵不是世襲的，結果在他的反複要求下，朝廷覺得他是個老臣，應該給他一個麵子，就給了他世襲的資格。
後來明英宗複辟的時候，他也稍微參與了一下，可是在賞賜的時候卻沒有他，這位老先生又一次上書要賞賜，理由是什麽呢？
原來在英宗複辟的時候，他的兒子王祥確實是參與了，可是在混亂中被一些將士們給撞到了，還差點被踩死，沒有什麽光榮事跡，所以在封賞的時候大家都不記得還有這麽個人也參與了，也就沒有申報。王驥不樂意了，上書自表其功，英宗大概也沒料到這位爺如此沒臉沒皮隻要好處，捏著鼻子封了王祥為指揮僉事。
再然後是興濟伯楊善。楊善封為伯爵其實也跟軍功沒有半點關係，他是英宗“奪門之變”的功臣，在天順元年正月封為興濟伯，歲祿一千二百石，而且給了他世襲的資格。
與之形同的還有武功伯徐有貞。徐有貞和楊善一樣，也是英宗“奪門之變”的功臣，在天順元年三月封為武功伯。
此後便到了威寧伯王越。相對於王驥是征伐南方土司立下了軍功，王越則是征伐北方韃靼立下了軍功。之前說過，明朝在南北用兵因為強弱大不相同，所以南方動輒斬首幾萬、十幾萬，而北方呢？斬首幾百就是大捷了。
王越因在戰爭中率軍斬首三百五十級，被封為威寧伯，歲祿一千二百石。後來又在戰爭中斬首一百二十人，增加歲祿四百石，再後來又立了一個小功勞，增加歲祿五十石。
可是王越並不滿足，他期望能夠得到封侯，可是明朝的製度在那裏擺著，文臣是不可能封為公侯的。於是這下倒好，王越發不出不做文官了，自請擔任武職，這在當時是相當罕見的。因為他那會兒已經到了明朝中期，武將的地位已經遠遠不如初期了，可是王越為了封侯也管不了那麽多，於是佩“平胡將軍”印，擔任總兵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到了最後也沒本府封侯。
最後一位就是新建伯王守仁，這位之前說過兩次，就不必再說了。
總之，大明朝文官封爵一共就這九位，隻有李善長是真正以文治之能封爵，劉伯溫雖然是文臣但獻戰策，另有三人是勸進或參與複辟有功，剩下的都是武功封爵。
換句話說，實學派方麵也看到了高務實有被武功封爵的可能，因此搜腸刮肚想到了比照李善長的方式來爭取讓高務實“文治封爵”——李善長封爵韓國公之後可是擔任左丞相的，那麽高務實如果也能依次操辦，就不影響他繼續輔政了。
想法雖好，但這能如願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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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則表示：“值此南方東西皆亂，播州未平而漕變又起，朝廷多處用兵，如雙拳卻敵四手，但有一二不順，恐壞全盤矣。今韃奴既遁，我何餐風飲露而追窮寇？臣聞播州蠻合縱連橫，乃有漢人逆賊獻策其間，實為朝廷大患，實不如北境休兵而先平南賊。臣意，當速召經臣回京交卸……”
又有人極其耿直，直言高務實權威過盛：“經臣高務實，以伴讀而獲聖眷，以狀元而登鼎甲，及有按一方而複交趾，持一旨而戰漠南，撫一地而斬炒花等業。又以其智而成京華，富甲天下；以其能而行債券，助定緬甸……凡此功業，實為顯耀。
然其富甲天下而畜私兵，南征北戰而威將帥，登科繼業而誇黨魁，勾連內外而固聖眷……若不予製，臣恐天下人但知有高務實而不知有聖天子也！”
當然也有溫和的，表示：“自三代以降，聖人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遂有因德獲官，因功獲賞之慣例。今蒙元經略戶部尚書高務實，治財積寶，戰功彪炳，德彰九州，惠及四海，豈有不酬功以爵之理？
蒙元，吾朝宿敵也。今以其覆，上可告慰二祖列宗，下可安定社稷民心。經臣高務實尤專其功，陛下豈吝賜國之賞！臣不揣荒唐，竊思當以國公酬之……”
這一條正如劉馨之前擔心的那樣，看似吹捧高務實，其實暗藏殺機，欲以酬功而為高務實封爵，卻斷他仕途。
當然，除了這些或明或暗都是為了打擊高務實的奏疏之外，實學派方麵也有官員上疏議論此事，隻不過……呃，也有些混亂。
實學派官員的議論，大抵從出發點來說倒都是為了高務實好，隻是按照誇的程度不同，大體上也分兩派。
其中一派是猛誇，將高務實從出身到功績誇了個遍，然後表示高務實如此德才兼備，不入內閣簡直不可理喻。總之，這一派人的目的是為了推高務實入閣，其中甚至有人表示現在皇帝就應該召集大小九卿進行廷推了。
另一派算是有節製的誇，高務實的出身、曾經作為皇帝伴讀這些舊事他們沒提，而是著重強調了高務實入仕之後的功業。
他們的目的其實也是推高務實入閣，不過這些人可能看得深遠一些，或者就是昨晚聽到了什麽風聲，所以他們還特意提出：高務實作為文臣，其立下的文治之功其實勝過武功，因此對高務實的封賞應該有所側重，不能因為他看起來戰功更加顯赫就給他弄武臣封爵那一套。
總而言之一句話，在“文臣”這個範疇之內，皇帝陛下您怎麽封賞高務實都行，但絕對不能把武臣封爵那一套用上。這其中更有甚者，認為就算要給高務實封爵，那也必須按照李善長的模式來辦。
至於什麽叫“按李善長的模式來辦”，那自然是說按照李善長當年文官封爵的辦法來給高務實封爵：李善長可是開國韓國公(一開始是宣國公)。呃，至於韓國公後來為何除爵，那是另一回事了，總之都怪胡惟庸案。
說實話，這提議倒是個“創舉”，因為朱元璋封李善長的時候，還並沒有說將來隻有軍功可以封爵這話。
中國的爵位製度出現很早，自周朝開始就出現了公、侯、伯、子、男這五等爵位。漢朝把五等爵位變成了王和侯兩種，能夠得到這份殊榮的都是皇帝的本家、外戚和有功之臣，後來又把擔任丞相一職的人封侯。自漢朝以後，尤其是到了五胡亂華時期，封爵就變得異常混亂，基本上在朝廷內任職的人都可以獲得五等爵位。
到了大明朝，形式為之一變。朱元璋打天下的時候，給功臣以及死難將士的封號也都是五等爵位。可是等到坐穩天下之後，朱元璋又覺得封爵太濫了，似乎顯不出尊貴來，於是就把五等爵位變為三等爵位，也就是隻有公、侯、伯，並且規定，文官不得封為公侯，最多隻能封為伯爵，而且前提是必須立有軍功。
從表麵上看，是朱元璋苛刻，舍不得爵位賞賜，畢竟一個文臣一般是不會有機會立有軍功的。這從一方麵來講，這個政策確實是朱元璋對武將們的偏愛，因為武將隻要是有爵位，哪怕官職沒有文官大，在朝中受到的尊崇和地位要遠遠高於文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文官勢力。
可惜，這個製度在明中後期沒有堅持下來。總兵在明朝屬於武一品，可是在明末卻出現了“總兵帳下無縣令，縣令親隨有總兵”這樣的過於貶低武人的局麵。而為了鼓勵文官們立功封爵，在明朝的官方學校裏，慣例是要開武備課程的，學子們一麵學習聖人之言和治國之道，另一方麵還要學習兵法和弓馬——當然製度是製度，你學不學那是另一回事。這個製度是朱元璋的首創，所以明朝初期文臣們大多都是文武雙全的。
然而開國皇帝也並不是神，實際上在原曆史上明朝的277年裏，文臣封有爵位的一共隻有九人，封為公爵的隻有一人，其餘八人都是伯爵。
唯一的國公便是韓國公李善長。李善長是朱元璋的蕭何，在朱元璋起事初期就跟隨著他，雖然讀書不多，但計謀百出，為大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殊勳，因此朱元璋把其奉為自己的蕭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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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八位伯爵裏，排在最前麵的是誠意伯劉基，也就是劉伯溫。
不管是神話還是現實，劉伯溫的能力確實抵得上漢朝的張良。雖說之前劉伯溫是看不上朱元璋的，但是自從投靠了朱元璋之後，他奇計百出，為朱元璋創立大明朝立下了不朽功勳。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劉基被封為誠意伯，歲祿240石。就算是劉伯溫自己不在乎，歲祿也確實少得可憐，不過也有一說是朱元璋為了保護劉基，怕封賞過厚，會引起其他人的嫉妒，這個就看怎麽理解了。
然後是忠勤伯汪廣洋。汪廣洋在明初的職務是高於劉基的。因為劉基說過，自己是不能夠做丞相的，所以汪廣洋被封為右丞相。這個人一輩子小心謹慎，不求無功但求無過，在洪武三年被封為忠勤伯，歲祿360石。
接著是忠誠伯茹嫦。無論從朱元璋還是朱棣，對茹嫦這個人的評價都很高，可是其作為卻不敢叫人恭維。原因是，他作為一個文臣被封為伯爵的理由並不是立有多少軍功，而是勸進。
朱棣攻入南京之後，茹嫦首先勸朱棣即帝位。作為一個老臣，在麵臨篡位的情況下，不是奮起抗敵，卻在作為談判代表與朱棣談判時，話都不敢說。可是等到朱棣進了南京，卻第一個跳出來勸進。
朱棣當然大喜，一個敵對方的大臣勸其稱帝比己方勸其稱帝不是更好嗎！於是茹嫦以勸進之功被封為忠誠伯，歲祿一千石。並且，朱棣還對其大加稱讚：“威儀山立、氣宇淵深、品物鹹熙，令聞卓著與四方”。這還不算，朱棣還賦詩誇獎他：“古今多出忠良士，罕有茹公立大勳”，簡直了。
再然後就到了靖遠伯王驥。王驥就是朱元璋那種文武雙修的教育體製下培養出來的文官，也是真正意義上靠軍功封爵的大明文臣第一人。
明朝正統年間，王驥在征伐麗川宣慰使土司思任發、維摩土司韋郎羅的戰役中立有軍功，被封為靖遠伯，歲祿一千二百石，後來又增加了歲祿三百石。
應該說，王驥能力是很強的，可這個人對利祿很是在意。他最初封的伯爵不是世襲的，結果在他的反複要求下，朝廷覺得他是個老臣，應該給他一個麵子，就給了他世襲的資格。
後來明英宗複辟的時候，他也稍微參與了一下，可是在賞賜的時候卻沒有他，這位老先生又一次上書要賞賜，理由是什麽呢？
原來在英宗複辟的時候，他的兒子王祥確實是參與了，可是在混亂中被一些將士們給撞到了，還差點被踩死，沒有什麽光榮事跡，所以在封賞的時候大家都不記得還有這麽個人也參與了，也就沒有申報。王驥不樂意了，上書自表其功，英宗大概也沒料到這位爺如此沒臉沒皮隻要好處，捏著鼻子封了王祥為指揮僉事。
再然後是興濟伯楊善。楊善封為伯爵其實也跟軍功沒有半點關係，他是英宗“奪門之變”的功臣，在天順元年正月封為興濟伯，歲祿一千二百石，而且給了他世襲的資格。
與之形同的還有武功伯徐有貞。徐有貞和楊善一樣，也是英宗“奪門之變”的功臣，在天順元年三月封為武功伯。
此後便到了威寧伯王越。相對於王驥是征伐南方土司立下了軍功，王越則是征伐北方韃靼立下了軍功。之前說過，明朝在南北用兵因為強弱大不相同，所以南方動輒斬首幾萬、十幾萬，而北方呢？斬首幾百就是大捷了。
王越因在戰爭中率軍斬首三百五十級，被封為威寧伯，歲祿一千二百石。後來又在戰爭中斬首一百二十人，增加歲祿四百石，再後來又立了一個小功勞，增加歲祿五十石。
可是王越並不滿足，他期望能夠得到封侯，可是明朝的製度在那裏擺著，文臣是不可能封為公侯的。於是這下倒好，王越發不出不做文官了，自請擔任武職，這在當時是相當罕見的。因為他那會兒已經到了明朝中期，武將的地位已經遠遠不如初期了，可是王越為了封侯也管不了那麽多，於是佩“平胡將軍”印，擔任總兵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到了最後也沒本府封侯。
最後一位就是新建伯王守仁，這位之前說過兩次，就不必再說了。
總之，大明朝文官封爵一共就這九位，隻有李善長是真正以文治之能封爵，劉伯溫雖然是文臣但獻戰策，另有三人是勸進或參與複辟有功，剩下的都是武功封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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