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爰谘謀”（原詩大意：四處尋求出謀劃策。）出自《詩經·小雅·鹿鳴之什·皇皇者華》。這首詩原本是君王派遣大臣，四處尋訪賢達人士，征求治國方略。通過這樣一種由上到下的行動而獲得治國理政的意見建議，也就是本文所要講“議”的內容。所以，這兒的“議”應屬於因地製宜的時尚言論，依此能夠滿足解決現實問題的急切需要。
《周易·節卦》的象辭有：“君子以製數度，議德行。”（君子要敬畏數理的限製，參照對比，修養德行，謹慎舉止。）另外，《尚書·周官》中則說：“學古入官，議事以製，政乃不迷。”（參考學習古代官場規則，規範自我言行，依此參政議政才不會迷途忘返。）由此可見，凡參政議政首先要懂得借鑒，而借鑒的首要問題就是懂得“節製”……這正是古代經典之中政治經驗的精神所在啊。
春秋時期管仲講過，軒轅黃帝之所以設置“明台”，主要方便各地域部落頭腦聚在一起，共同談論治理天下的意見和建議。因此，像“議”這種自上而下的聽政方式，可謂由來已久了。唐堯時代，洪水泛濫成災，堯帝曾向擔任“四嶽”官職的大臣們，詢問誰可以擔當治理洪水的大任。虞舜在位時，也曾讓大臣們推舉可以勝任“百揆”官職的人選，並從中得到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名得力幹將。到了夏商周三代，帝王開始直接到民間征求賢人理政，例如伊尹、傅說、薑尚等，都是由黎民百姓一步跨入王宮殿堂，並且舉世聞名。
若講述華夏曆史上因“議”而聞名遐邇的故事，真的不勝枚舉啊。《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記載，宋襄公曾經被楚國拘禁，正是魯禧公出麵建議才得到釋放，並最終成全了宋襄公的仁義名聲。《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武靈王意欲在國內推行胡服騎射，殿堂之上與叔父公子成激烈爭執再三，終於得到認同，從而公開推行。《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銳意改革，是與甘龍等辯議公堂後，才贏得了獨樹一幟。以上事例，都是於宮廷內部在涉及治國方略上的辯論爭議。那時候，像這種殿堂之上進行公開討論的方法方式，盡管還沒有成為確立重大國策的法定規程，但通過這種形式所取得的曆史成就，不僅僅是移風易俗，簡直就是驚世駭俗啊。
進入漢代之後，國家確立了駁議製度。而“駁”這個字，單從字義上，是指馬的毛色不一致，用在這裏則指“異議較多、意見不統一”。在整個漢朝時期，無論西漢還是東漢，禮儀昭彰且製度謹嚴。又因為漢朝政府特別重視知識、德賢和才幹，所以那會兒舉國上下，無論在朝在野，凡堪稱儒雅博學的名家賢士，儼然蔚為大觀。正因為如此，每當朝廷提倡可以公開討論並上疏各種參政議政的言辭文論之際，單是匯集朝堂之上者，經常是人言鼎沸，並且莫衷一是。然而，恰是在駁議製度的保障之下，不單是各路人才蜂擁而出，而且真知灼見更是頻繁出現。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漢文帝時的博士賈誼，每當朝廷詔令議對，其他人員還沒有想出對策出來時，年輕氣盛的賈誼已經開始侃侃而談了，眾人唯有嘖嘖稱道吧。所以說，賈誼擅長駁議的才能名聲，由此可見一斑。再者，像吾丘壽王（字子贛複姓吾丘武帝時從董仲舒學《春秋》遷侍中中郎後獲罪被殺）的《議禁民不得挾弓弩對》，闡明了民間儲備弓箭的必要。韓安國（字長孺武帝初禦史大夫）的《辨匈奴》，公開倡議對匈奴采取和親綏靖策略。再者，像賈捐之（字君房賈誼曾孫）的《棄珠崖議》，極力阻止陳兵海南，以免引起連鎖叛亂。另外，還有劉歆的《孝武廟不毀議》，坦誠申辯宗廟去留與列祖功德的影響。上述作品，盡管內容各異，而且文采不同，但他們都完全抓住了“駁議”文本的敘事要領。至於其他者，像東漢時張敏（字伯達東漢章帝時為尚書在和帝時拜司徒）的《駁輕侮法議》《複上書議輕侮法》與郭躬（字仲孫東漢章帝時為廷尉）的《議秦彭擅誅》，以及三國時期程曉（字季明三國魏人官至汝南太守）的《請罷校事官疏》和司馬芝（字子華三國魏人官至大司農）的《議貨錢》，還有晉代何曾（字穎考魏末為司徒晉初拜太尉）的“蠲出女之科”和秦秀（字玄良晉武帝時為博士）的《賈充諡議》等，他們這一些作品，都是據實陳情，而且意見中肯，均屬於符合奏議主旨的部分傑作吧。
當下回頭觀察漢晉之間，若總結“駁議”的社會成就，整個兩漢時期首屈一指的應是東漢的應劭（公元約153-196年字仲瑗汝南郡南頓縣人東漢學者），而在晉代責無旁貸的則是傅鹹（公元239-294年字長虞北地泥陽人西晉文學家曾任太子洗馬尚書右丞禦史中丞等職封清泉侯）。之所以這樣說，因為應劭的能力才幹，堪稱博古通今，看他存世的三十多篇駁議文章，足可使人見識何為涉獵廣泛，而他的作品不但融會貫通，並且條理清晰。再看傅鹹，不但政治遠見卓識，而且能夠直言敢諫，尤其剛正不阿頗具威名，其弊端在於文辭略顯奢華。至於陸機（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吳郡吳縣人）的《晉書限斷議》，其中針對重要曆史人物的斷代見解，足見其人物的睿智和新穎，但行文有過多阿諛之詞，不免損害文章風骨。他們每一個人的奏議確實各具特色，均在某一方麵具備了比較突出的個性風格。
談及駁議的內容、焦點及其起因，與其說是治國安邦的大政方針或對策戰略，毋寧講就是一種行動規劃罷了。所謂“行動規劃”，就是於采取某種必要行動之前，首先進行廣泛聽取不同意見，並要求凡提出任何謀略方術者，不但要求說明理由，還要排查質疑問題，最終目的就是一旦獲得采納，不單能夠即刻實施，尚且能夠保證卓有成效的長治久安。因此，駁議製度作為保障王朝宮廷生死存亡的重大決策和大政方針，其不單單苛求謹嚴務實，更需要在實施之中張弛有度。所以說，正是基於這樣一種主客觀必須全麵考慮的宮廷議對或群聊駁議，其中凡能夠成為各色人等基本認同的理論依據，首推一舉的必定是經書典籍。因此之上，凡駁議文章中的例舉稽查，也就是將以往的曆史性經典故事，變通成為今天的經驗教訓，進而也就要求在舉例說理時候，貴在抓大放小、有的放矢……這就譬如伐木，目標直奔樹木主幹，不必費神細枝末節。那麽落實到文辭造句方麵，務必簡潔明白，忌諱花裏胡哨。若再進一步具體解說，凡議論祭祀，首先要熟悉禮儀存在的形式及其理由；凡論說軍事，務必先要知道如何練兵；凡分析農業，起碼應該熟悉稼穡農耕；凡斷獄訴訟，更需要真正精通法規章程。唯有如此，無論麵對何種方式方法的駁議，或言辭或筆墨，才能標本清晰，才能突出重點，才能文辭簡約，才能保證義理周正，才能應對自如。在這裏還需要提醒的是，像駁議製度下的奏議，其中真正展示智慧才華的地方，應在於盡可能用簡單、明確、快捷的語言來表達個人的思路和提議，而不是通過華麗辭藻或繁文縟節來賣弄自我的博學多識和才華橫溢。所以說，必須推崇以核心思想顯著明確為其美妙，堅決摒棄以語句辭藻深邃隱晦為之奇妙……這才是“議”作為一種文章體例、體裁或書寫格式的剛要所在啊。否則的話，如果長篇大論都是支離破碎、穿鑿附會、思維奔逸的舞文弄墨，那麽這裏麵事實越多就會越模糊不清，即便這裏麵擁有真正非常深刻的道理論證，也必定會埋沒在繁文麗句之中啊。例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裏麵就有兩則故事，格外發人深省。其中一個，講述的是秦穆公將女兒嫁給晉公子，由於嫁妝太過豐盛，僅是隨嫁的婢女就有七十多人，以至於晉公子貪戀婢女而冷落了公主；另一個也就是家喻戶曉的“買櫝還珠”了。比較這兩則故事，雖然後一個看似更加愚蠢至極，但是兩個故事的根本錯誤，其實一模一樣。他們都是忽略根本目的所在，忽略了喧賓奪主終會導致本末倒置的不良後果啊。
文體中的“對”又是什麽呢？單論通常在奏本中經常使用的“對”，一般指的就是對策和射策。對策是應詔陳述較大的政治謀略。射策是通過具體事例，應詔出謀劃策，或說獻計獻策。其二者共性精要之處，都在於應對時必須要直指要害，要求如同一劍封喉一樣。兩者在名稱上，雖然略有細微差異，但都隸屬“議”的文章體例。古代帝王，在選撥人才時，主要考察的往往還是語言表達能力。所以到了西漢孝文皇帝中期，完全敞開了“舉官選賢”的大門。當時，晁錯就是以《舉賢良文學對策》一文，而拔得頭籌。到了漢武帝時期，朝廷選賢任能更加旗幟鮮明，像對策的第一名者，便可以提拔任用，而射策進入甲科者，準予授官入仕。顯而易見，在當時的這樣一種策士製度，才是刺激人才培養和選拔優秀人才的重中之重啊。回頭再看晁錯的《賢良文學對策》，其中借鑒古代教訓引領現在未來，其間措辭十分精煉，而且思辨簡潔通透，其之所以能夠名列前茅，確實名副其實。另外，再看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其中靈活引用《春秋》經典，並依據陰陽演變，來評說時代變遷，之所以文繁理多，反而不顯得蕪雜晦澀，關鍵在於深入淺出且環環相扣。還有公孫弘（公元前200-121年字季齊地薛人布衣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舉賢良對策》，盡管義理寬泛並沒有銳意直陳，但語句簡約而不離主題，兼有情景交融的特點，所以當時考官將其列為下第，而漢武帝親自提升為第一。至於其他者，像西漢成帝時杜欽的《舉賢良方正對策》《白虎殿對策》，盡管看似簡單直白，卻切中時弊而貴在務實，應屬於有感而發，而與舞文弄墨無關。東漢時魯丕的《舉賢良方正對策》，言辭簡樸爽朗，因氣質儒雅而獨中高第。以上五家，在議對文體中，應算是傑出代表吧。
步入魏晉以來，文風崇尚豔詞麗句。像議對這種奏本，原來就側重於實質內容而不拘謹於外在形式。所以時尚之下，若使用文辭富麗來表達事理道義，顯然有失偏頗了。因此到了晉元帝時，一般秀才孝子不但都不願意參加策試，甚至進入考場的應試者，有的竟然謊稱生病而不敢對答。在如此社會環境之下，優秀作品也就更加難得一見了。據說在漢成帝鴻嘉二年，當朝廷宴飲博士時，便有野雞飛臨殿堂。而在晉成帝鹹和六年，正值大殿策試秀才之際，偶見獐鹿出現堂前。如此異象怪事，神諭的隻能是選拔人才內部必定存在失當之處吧。
歸根到底，駁議側重辨別是非，貴在各抒己見；對策關鍵弘揚道德，目的正大光明。其二者都需要精通政治權謀，所提出來的對策方略，究其根本必須符合經濟實用。因此在這一類作品中，即便引經據典也不能脫離現實需求，以至於蛻變成為迂腐虛幻的高談闊論；縱然巧言善辯也不能無視眼前急需，甚至於墮落成了尖刻乖離的自欺欺人。所以說，凡議對性的奏本，如果都能夠像春風洋溢一樣隨有萬物複蘇，亦如洋流蕩漾一般而不泛濫成災，那麽必將是王朝宮廷天大的造化美德啊。據此而論，真正步入仕途的高才大德，真是太難能可貴了呀！因為通常情況下，有的雖擅長實幹，卻疏於文采；有的文采奕奕，卻不能腳踏實地。按說駁議或策士製度，最為理想的選拔對象，應該是通才或全才。然而，如果單憑以文取仕既可以達其目的者，亙古以來可謂鮮矣。
總而言之：議對應答呈殿堂，量才顯能名四方；實事求是足堪用，繁文華章莫逞強。王朝興替多少事，成敗得失宮廷旁；高談闊論循道德，博采眾長自遠揚。
《周易·節卦》的象辭有：“君子以製數度，議德行。”（君子要敬畏數理的限製，參照對比，修養德行，謹慎舉止。）另外，《尚書·周官》中則說：“學古入官，議事以製，政乃不迷。”（參考學習古代官場規則，規範自我言行，依此參政議政才不會迷途忘返。）由此可見，凡參政議政首先要懂得借鑒，而借鑒的首要問題就是懂得“節製”……這正是古代經典之中政治經驗的精神所在啊。
春秋時期管仲講過，軒轅黃帝之所以設置“明台”，主要方便各地域部落頭腦聚在一起，共同談論治理天下的意見和建議。因此，像“議”這種自上而下的聽政方式，可謂由來已久了。唐堯時代，洪水泛濫成災，堯帝曾向擔任“四嶽”官職的大臣們，詢問誰可以擔當治理洪水的大任。虞舜在位時，也曾讓大臣們推舉可以勝任“百揆”官職的人選，並從中得到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名得力幹將。到了夏商周三代，帝王開始直接到民間征求賢人理政，例如伊尹、傅說、薑尚等，都是由黎民百姓一步跨入王宮殿堂，並且舉世聞名。
若講述華夏曆史上因“議”而聞名遐邇的故事，真的不勝枚舉啊。《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記載，宋襄公曾經被楚國拘禁，正是魯禧公出麵建議才得到釋放，並最終成全了宋襄公的仁義名聲。《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武靈王意欲在國內推行胡服騎射，殿堂之上與叔父公子成激烈爭執再三，終於得到認同，從而公開推行。《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銳意改革，是與甘龍等辯議公堂後，才贏得了獨樹一幟。以上事例，都是於宮廷內部在涉及治國方略上的辯論爭議。那時候，像這種殿堂之上進行公開討論的方法方式，盡管還沒有成為確立重大國策的法定規程，但通過這種形式所取得的曆史成就，不僅僅是移風易俗，簡直就是驚世駭俗啊。
進入漢代之後，國家確立了駁議製度。而“駁”這個字，單從字義上，是指馬的毛色不一致，用在這裏則指“異議較多、意見不統一”。在整個漢朝時期，無論西漢還是東漢，禮儀昭彰且製度謹嚴。又因為漢朝政府特別重視知識、德賢和才幹，所以那會兒舉國上下，無論在朝在野，凡堪稱儒雅博學的名家賢士，儼然蔚為大觀。正因為如此，每當朝廷提倡可以公開討論並上疏各種參政議政的言辭文論之際，單是匯集朝堂之上者，經常是人言鼎沸，並且莫衷一是。然而，恰是在駁議製度的保障之下，不單是各路人才蜂擁而出，而且真知灼見更是頻繁出現。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漢文帝時的博士賈誼，每當朝廷詔令議對，其他人員還沒有想出對策出來時，年輕氣盛的賈誼已經開始侃侃而談了，眾人唯有嘖嘖稱道吧。所以說，賈誼擅長駁議的才能名聲，由此可見一斑。再者，像吾丘壽王（字子贛複姓吾丘武帝時從董仲舒學《春秋》遷侍中中郎後獲罪被殺）的《議禁民不得挾弓弩對》，闡明了民間儲備弓箭的必要。韓安國（字長孺武帝初禦史大夫）的《辨匈奴》，公開倡議對匈奴采取和親綏靖策略。再者，像賈捐之（字君房賈誼曾孫）的《棄珠崖議》，極力阻止陳兵海南，以免引起連鎖叛亂。另外，還有劉歆的《孝武廟不毀議》，坦誠申辯宗廟去留與列祖功德的影響。上述作品，盡管內容各異，而且文采不同，但他們都完全抓住了“駁議”文本的敘事要領。至於其他者，像東漢時張敏（字伯達東漢章帝時為尚書在和帝時拜司徒）的《駁輕侮法議》《複上書議輕侮法》與郭躬（字仲孫東漢章帝時為廷尉）的《議秦彭擅誅》，以及三國時期程曉（字季明三國魏人官至汝南太守）的《請罷校事官疏》和司馬芝（字子華三國魏人官至大司農）的《議貨錢》，還有晉代何曾（字穎考魏末為司徒晉初拜太尉）的“蠲出女之科”和秦秀（字玄良晉武帝時為博士）的《賈充諡議》等，他們這一些作品，都是據實陳情，而且意見中肯，均屬於符合奏議主旨的部分傑作吧。
當下回頭觀察漢晉之間，若總結“駁議”的社會成就，整個兩漢時期首屈一指的應是東漢的應劭（公元約153-196年字仲瑗汝南郡南頓縣人東漢學者），而在晉代責無旁貸的則是傅鹹（公元239-294年字長虞北地泥陽人西晉文學家曾任太子洗馬尚書右丞禦史中丞等職封清泉侯）。之所以這樣說，因為應劭的能力才幹，堪稱博古通今，看他存世的三十多篇駁議文章，足可使人見識何為涉獵廣泛，而他的作品不但融會貫通，並且條理清晰。再看傅鹹，不但政治遠見卓識，而且能夠直言敢諫，尤其剛正不阿頗具威名，其弊端在於文辭略顯奢華。至於陸機（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吳郡吳縣人）的《晉書限斷議》，其中針對重要曆史人物的斷代見解，足見其人物的睿智和新穎，但行文有過多阿諛之詞，不免損害文章風骨。他們每一個人的奏議確實各具特色，均在某一方麵具備了比較突出的個性風格。
談及駁議的內容、焦點及其起因，與其說是治國安邦的大政方針或對策戰略，毋寧講就是一種行動規劃罷了。所謂“行動規劃”，就是於采取某種必要行動之前，首先進行廣泛聽取不同意見，並要求凡提出任何謀略方術者，不但要求說明理由，還要排查質疑問題，最終目的就是一旦獲得采納，不單能夠即刻實施，尚且能夠保證卓有成效的長治久安。因此，駁議製度作為保障王朝宮廷生死存亡的重大決策和大政方針，其不單單苛求謹嚴務實，更需要在實施之中張弛有度。所以說，正是基於這樣一種主客觀必須全麵考慮的宮廷議對或群聊駁議，其中凡能夠成為各色人等基本認同的理論依據，首推一舉的必定是經書典籍。因此之上，凡駁議文章中的例舉稽查，也就是將以往的曆史性經典故事，變通成為今天的經驗教訓，進而也就要求在舉例說理時候，貴在抓大放小、有的放矢……這就譬如伐木，目標直奔樹木主幹，不必費神細枝末節。那麽落實到文辭造句方麵，務必簡潔明白，忌諱花裏胡哨。若再進一步具體解說，凡議論祭祀，首先要熟悉禮儀存在的形式及其理由；凡論說軍事，務必先要知道如何練兵；凡分析農業，起碼應該熟悉稼穡農耕；凡斷獄訴訟，更需要真正精通法規章程。唯有如此，無論麵對何種方式方法的駁議，或言辭或筆墨，才能標本清晰，才能突出重點，才能文辭簡約，才能保證義理周正，才能應對自如。在這裏還需要提醒的是，像駁議製度下的奏議，其中真正展示智慧才華的地方，應在於盡可能用簡單、明確、快捷的語言來表達個人的思路和提議，而不是通過華麗辭藻或繁文縟節來賣弄自我的博學多識和才華橫溢。所以說，必須推崇以核心思想顯著明確為其美妙，堅決摒棄以語句辭藻深邃隱晦為之奇妙……這才是“議”作為一種文章體例、體裁或書寫格式的剛要所在啊。否則的話，如果長篇大論都是支離破碎、穿鑿附會、思維奔逸的舞文弄墨，那麽這裏麵事實越多就會越模糊不清，即便這裏麵擁有真正非常深刻的道理論證，也必定會埋沒在繁文麗句之中啊。例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裏麵就有兩則故事，格外發人深省。其中一個，講述的是秦穆公將女兒嫁給晉公子，由於嫁妝太過豐盛，僅是隨嫁的婢女就有七十多人，以至於晉公子貪戀婢女而冷落了公主；另一個也就是家喻戶曉的“買櫝還珠”了。比較這兩則故事，雖然後一個看似更加愚蠢至極，但是兩個故事的根本錯誤，其實一模一樣。他們都是忽略根本目的所在，忽略了喧賓奪主終會導致本末倒置的不良後果啊。
文體中的“對”又是什麽呢？單論通常在奏本中經常使用的“對”，一般指的就是對策和射策。對策是應詔陳述較大的政治謀略。射策是通過具體事例，應詔出謀劃策，或說獻計獻策。其二者共性精要之處，都在於應對時必須要直指要害，要求如同一劍封喉一樣。兩者在名稱上，雖然略有細微差異，但都隸屬“議”的文章體例。古代帝王，在選撥人才時，主要考察的往往還是語言表達能力。所以到了西漢孝文皇帝中期，完全敞開了“舉官選賢”的大門。當時，晁錯就是以《舉賢良文學對策》一文，而拔得頭籌。到了漢武帝時期，朝廷選賢任能更加旗幟鮮明，像對策的第一名者，便可以提拔任用，而射策進入甲科者，準予授官入仕。顯而易見，在當時的這樣一種策士製度，才是刺激人才培養和選拔優秀人才的重中之重啊。回頭再看晁錯的《賢良文學對策》，其中借鑒古代教訓引領現在未來，其間措辭十分精煉，而且思辨簡潔通透，其之所以能夠名列前茅，確實名副其實。另外，再看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其中靈活引用《春秋》經典，並依據陰陽演變，來評說時代變遷，之所以文繁理多，反而不顯得蕪雜晦澀，關鍵在於深入淺出且環環相扣。還有公孫弘（公元前200-121年字季齊地薛人布衣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舉賢良對策》，盡管義理寬泛並沒有銳意直陳，但語句簡約而不離主題，兼有情景交融的特點，所以當時考官將其列為下第，而漢武帝親自提升為第一。至於其他者，像西漢成帝時杜欽的《舉賢良方正對策》《白虎殿對策》，盡管看似簡單直白，卻切中時弊而貴在務實，應屬於有感而發，而與舞文弄墨無關。東漢時魯丕的《舉賢良方正對策》，言辭簡樸爽朗，因氣質儒雅而獨中高第。以上五家，在議對文體中，應算是傑出代表吧。
步入魏晉以來，文風崇尚豔詞麗句。像議對這種奏本，原來就側重於實質內容而不拘謹於外在形式。所以時尚之下，若使用文辭富麗來表達事理道義，顯然有失偏頗了。因此到了晉元帝時，一般秀才孝子不但都不願意參加策試，甚至進入考場的應試者，有的竟然謊稱生病而不敢對答。在如此社會環境之下，優秀作品也就更加難得一見了。據說在漢成帝鴻嘉二年，當朝廷宴飲博士時，便有野雞飛臨殿堂。而在晉成帝鹹和六年，正值大殿策試秀才之際，偶見獐鹿出現堂前。如此異象怪事，神諭的隻能是選拔人才內部必定存在失當之處吧。
歸根到底，駁議側重辨別是非，貴在各抒己見；對策關鍵弘揚道德，目的正大光明。其二者都需要精通政治權謀，所提出來的對策方略，究其根本必須符合經濟實用。因此在這一類作品中，即便引經據典也不能脫離現實需求，以至於蛻變成為迂腐虛幻的高談闊論；縱然巧言善辯也不能無視眼前急需，甚至於墮落成了尖刻乖離的自欺欺人。所以說，凡議對性的奏本，如果都能夠像春風洋溢一樣隨有萬物複蘇，亦如洋流蕩漾一般而不泛濫成災，那麽必將是王朝宮廷天大的造化美德啊。據此而論，真正步入仕途的高才大德，真是太難能可貴了呀！因為通常情況下，有的雖擅長實幹，卻疏於文采；有的文采奕奕，卻不能腳踏實地。按說駁議或策士製度，最為理想的選拔對象，應該是通才或全才。然而，如果單憑以文取仕既可以達其目的者，亙古以來可謂鮮矣。
總而言之：議對應答呈殿堂，量才顯能名四方；實事求是足堪用，繁文華章莫逞強。王朝興替多少事，成敗得失宮廷旁；高談闊論循道德，博采眾長自遠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