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說文章的體裁格式，在事後總結寫作經驗中，不難從中找出一定的規矩方圓。然而，單說文章的格式內容，多數人在書寫時，經常都是恍惚不定，甚至下筆後還變化無窮。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和問題呢？追溯詩歌、騷賦、文書、記錄等文章體例格式的遞進演化過程，不難發現，他們從名稱、用途和義理上，都是因循漸進而逐步完善，並且相輔相成。這也就是文章的所謂體裁，或講體例格式，之所以一定確立下來，盡管有相對局限性，但卻又固定不變的一個根本原因吧。至於文章內容中的具體言辭語句，則是隨時間愈久，其變化積累也愈多，這如同數理中的數目字增減一樣，必將無極限擴張……這就是《周易?係辭下》中所謂“變則通，通則久。”的道理。
在文章寫作上，像作品分類名稱及其應該對應包含的義理內容，必然有其恒定不變的常態。這也就是文化延續，或講藝術傳承中，所謂文章體裁與其形式內容的決定性問題。至於文學作品中所謂無限變化的東西，這就如同數字的疊加一樣，新的數字必定是一個全新的影像吧。由此推論，人類文學藝術，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始終都是一條勇往直前的康莊大道，也必定會是源頭不會枯竭的洶湧川流。所以，在時空的某一時段內，類似因繩子短而喝不到井水，亦如旅途疲憊而落伍的作家或作品，他們一定都不會是因為文辭義理的枯竭單調，從而生存不下去，或者根本消亡。究其其中之所以短命或滅絕的一些作品的根本原因，必定是在傳承與發展的“數、理、化”問題上，還沒有真正弄懂、弄通、弄準罷了。毋庸置疑，一直以來文學創作的實際狀況，恰似自然界豐富多彩的花草樹木，即便就是同一類別和品種，甚至紮根在同樣肥沃的土壤上麵，也都會因為接受陽光的多少，或者因為其周邊其它因素，導致枝葉枯榮與花香濃淡的各不相同啊。
追溯以往曆朝曆代流傳下來的歌詠吟言，凡情誌與文體相互延續的規範化樣式，也就是所謂“通變”的過程和模樣，足可謂一目了然。例如：黃帝時期傳唱的《彈歌》，文義與音韻最為簡潔明了；唐堯時的《在昔歌》（亡軼），與黃帝時的比較，在內容字數都有所發展；虞舜時的《卿雲歌》，較唐堯時，行文色彩更加豐富；夏代的《五子之歌》，內容形式已經非常豐富多彩了；到了商周時期，文章篇籍堪稱富麗堂皇，尤其在表達情感誌向和記錄時間事件方麵，他們之間的規格樣式，其實基本一致。春秋楚國的騷體屬於姬周詩歌的升華，漢代賦頌追隨的是楚國騷體影子，曹魏的策論推崇漢代儒雅風氣，晉代辭章偏重的是曹魏文采華麗。總體來看，黃帝以及唐堯時期的文章簡練而厚重，虞舜和夏禹階段的樸素而鮮明，商周時期的富麗而雅致，楚國和漢代的奢靡而豔麗，魏晉兩代的流於淺薄和靡麗，劉宋初期的追求怪誕和獵奇。從文字內容上，他們顯然是由質樸簡練走向了怪誕獵奇。這又是為什麽呢？究其根本，就在於人們一般習慣於競相模仿眼前的作品，於有意無意之間疏遠了古代經典，從而導致了文化風氣的逐漸衰落和氣力不足。現如今，一些有藝術才華並追求新穎的人們，盡管還在刻苦學習書寫文章或文學創作，但他們不是努力去鑽研漢代典籍，反而癡迷於研習劉宋的名家文章。並且在他們之中，即便仍有學習古典作品的人們，但他們內心中還是特別看重新近的一些所謂驚世傑作，反而輕視或忽視古代的經書典籍。事實上，在社會生活中，青顏色出自藍草，而紅顏色出自茜草，但青紅兩種顏色一旦形成之後，都不再可能回到原來的自然色調了。東漢初年，桓譚（公元前40年前後-公元32年前後字君山沛國相人曆事西漢王莽東漢三朝官至議郎給事中郡丞）曾經說過：“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大意：我看近來的作品，盡管有的很美麗但沒有可取之處，反而讀劉向、楊雄的文章，總是收獲頗豐。）這段話所表明的意思，就是要到原始資料中攫取營養和靈感，而不是在麵前炙手可熱作品中搜刮技巧和皮毛。所以說，若要提取青紅的純正顏色，必須從藍草和茜草中凝結提煉；若是剔除怪誕膚淺的拙劣文風，必須要崇尚和弘揚古典經書的精華風骨。研討和創作文學藝術作品，就某一個時代而言，或者說針對每一個具體的作者或作家，唯有在質樸與奢華、雅致與庸俗之間，通過對比、斟酌和推敲之後，確實找到了一個恰當並適合自己的位置，才有可能發現並產生藝術繼承和文化發展的真實性創新……這或許就是所謂“通變”的訣竅吧。
通過上述稽查例舉以往的文化曆史，可以看得出來，在以往文章中間，像音樂一樣於外貌上宏大雷鳴般的極度誇張式鋪陳描寫，在漢代初期就已經登峰造極了。自那以後一直延續至今，盡管期間也有文學人物曾經想跳出這個圈子，但卻無功而返。例如枚乘的《七發》中有：“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遙望東海，如同連接蒼天的長虹。）；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則寫到：“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看不到頭，望不到邊；如同太陽出自東水，月亮升自西山。）；馬融在《廣成賦》裏說：“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天地如同長虹，卻又無邊無盡；太陽東邊出，月亮西邊升。）；而揚雄在《羽獵賦》中有：“出入日月，天與地遝。”（日月升降，就像在天地間踏步。）；另有張衡的《西京賦》又說：“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日月升降，升自扶桑，落在濛汜。）其實，即便就是這一些堪稱文藝大家們，他們極力形容或努力描述的景象意義，其實近乎完全一致，不過是咬文嚼字而已。所以，在文章演進發展的過程中間，類似這種不論價值意義，僅是字詞文句上的大同小異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啊。
凡文章篇籍，若講究延續發展的本質，就在於有所創新。這是藝術“通變”在定數、道理、化生中的必然風貌。如果說文章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入門規則，或者講，任何一個熱衷寫作者，如果想要全麵了解如何寫作的辦法途徑，一般都要有如下的學習和寫作規範：
一、首先要博覽群書，還要與“重點精讀”結合起來。這種精讀的目的，是為了在總體上能夠把握文章的大致分類和主要特點；
二、要熟悉文章一般體例及其格式要求的梗概，進而找準適合自我情誌表達的創作體裁；
三、要有類似長途遠行的打算，尤其要放平心態，並有所準備地將要遇到的障礙和關節，給予各個擊破。
除外上述的事前準備，凡文學藝術創作者，不但要在性格氣質上，與古人先賢相溝通，更需要在骨氣豪情上，與時代相適應。所以說，優秀的作家，隻有聲勢恰似神龍背影一樣驚世駭俗，並且色彩如同鳳凰騰飛一般霞光萬丈，這樣才稱得上是於繼承、發展和創新中出類拔萃的偉大傑作啊。如果僅是局限於某一方麵極端的成績，或竊喜於某一些方麵和經書典籍的一致，那都屬於在庭院內兜圈子，根本不是在原野裏自由馳騁。
總而言之：文章的發展規律，如同日月天地的旋轉變化，必定日新月異，而且還要似曾相識。變化是長久存在下去的必然，繼承則有源頭不斷的根本。順應時代的變遷，才能有立竿見影的成就，敢於創新的進步，才會有卓越非凡的成功；同樣，立足當下，才會有移風易俗的奇思妙想，參照古典，才能有流傳千古的時代篇章。
在文章寫作上，像作品分類名稱及其應該對應包含的義理內容，必然有其恒定不變的常態。這也就是文化延續，或講藝術傳承中，所謂文章體裁與其形式內容的決定性問題。至於文學作品中所謂無限變化的東西，這就如同數字的疊加一樣，新的數字必定是一個全新的影像吧。由此推論，人類文學藝術，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始終都是一條勇往直前的康莊大道，也必定會是源頭不會枯竭的洶湧川流。所以，在時空的某一時段內，類似因繩子短而喝不到井水，亦如旅途疲憊而落伍的作家或作品，他們一定都不會是因為文辭義理的枯竭單調，從而生存不下去，或者根本消亡。究其其中之所以短命或滅絕的一些作品的根本原因，必定是在傳承與發展的“數、理、化”問題上，還沒有真正弄懂、弄通、弄準罷了。毋庸置疑，一直以來文學創作的實際狀況，恰似自然界豐富多彩的花草樹木，即便就是同一類別和品種，甚至紮根在同樣肥沃的土壤上麵，也都會因為接受陽光的多少，或者因為其周邊其它因素，導致枝葉枯榮與花香濃淡的各不相同啊。
追溯以往曆朝曆代流傳下來的歌詠吟言，凡情誌與文體相互延續的規範化樣式，也就是所謂“通變”的過程和模樣，足可謂一目了然。例如：黃帝時期傳唱的《彈歌》，文義與音韻最為簡潔明了；唐堯時的《在昔歌》（亡軼），與黃帝時的比較，在內容字數都有所發展；虞舜時的《卿雲歌》，較唐堯時，行文色彩更加豐富；夏代的《五子之歌》，內容形式已經非常豐富多彩了；到了商周時期，文章篇籍堪稱富麗堂皇，尤其在表達情感誌向和記錄時間事件方麵，他們之間的規格樣式，其實基本一致。春秋楚國的騷體屬於姬周詩歌的升華，漢代賦頌追隨的是楚國騷體影子，曹魏的策論推崇漢代儒雅風氣，晉代辭章偏重的是曹魏文采華麗。總體來看，黃帝以及唐堯時期的文章簡練而厚重，虞舜和夏禹階段的樸素而鮮明，商周時期的富麗而雅致，楚國和漢代的奢靡而豔麗，魏晉兩代的流於淺薄和靡麗，劉宋初期的追求怪誕和獵奇。從文字內容上，他們顯然是由質樸簡練走向了怪誕獵奇。這又是為什麽呢？究其根本，就在於人們一般習慣於競相模仿眼前的作品，於有意無意之間疏遠了古代經典，從而導致了文化風氣的逐漸衰落和氣力不足。現如今，一些有藝術才華並追求新穎的人們，盡管還在刻苦學習書寫文章或文學創作，但他們不是努力去鑽研漢代典籍，反而癡迷於研習劉宋的名家文章。並且在他們之中，即便仍有學習古典作品的人們，但他們內心中還是特別看重新近的一些所謂驚世傑作，反而輕視或忽視古代的經書典籍。事實上，在社會生活中，青顏色出自藍草，而紅顏色出自茜草，但青紅兩種顏色一旦形成之後，都不再可能回到原來的自然色調了。東漢初年，桓譚（公元前40年前後-公元32年前後字君山沛國相人曆事西漢王莽東漢三朝官至議郎給事中郡丞）曾經說過：“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大意：我看近來的作品，盡管有的很美麗但沒有可取之處，反而讀劉向、楊雄的文章，總是收獲頗豐。）這段話所表明的意思，就是要到原始資料中攫取營養和靈感，而不是在麵前炙手可熱作品中搜刮技巧和皮毛。所以說，若要提取青紅的純正顏色，必須從藍草和茜草中凝結提煉；若是剔除怪誕膚淺的拙劣文風，必須要崇尚和弘揚古典經書的精華風骨。研討和創作文學藝術作品，就某一個時代而言，或者說針對每一個具體的作者或作家，唯有在質樸與奢華、雅致與庸俗之間，通過對比、斟酌和推敲之後，確實找到了一個恰當並適合自己的位置，才有可能發現並產生藝術繼承和文化發展的真實性創新……這或許就是所謂“通變”的訣竅吧。
通過上述稽查例舉以往的文化曆史，可以看得出來，在以往文章中間，像音樂一樣於外貌上宏大雷鳴般的極度誇張式鋪陳描寫，在漢代初期就已經登峰造極了。自那以後一直延續至今，盡管期間也有文學人物曾經想跳出這個圈子，但卻無功而返。例如枚乘的《七發》中有：“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遙望東海，如同連接蒼天的長虹。）；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則寫到：“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看不到頭，望不到邊；如同太陽出自東水，月亮升自西山。）；馬融在《廣成賦》裏說：“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天地如同長虹，卻又無邊無盡；太陽東邊出，月亮西邊升。）；而揚雄在《羽獵賦》中有：“出入日月，天與地遝。”（日月升降，就像在天地間踏步。）；另有張衡的《西京賦》又說：“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日月升降，升自扶桑，落在濛汜。）其實，即便就是這一些堪稱文藝大家們，他們極力形容或努力描述的景象意義，其實近乎完全一致，不過是咬文嚼字而已。所以，在文章演進發展的過程中間，類似這種不論價值意義，僅是字詞文句上的大同小異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啊。
凡文章篇籍，若講究延續發展的本質，就在於有所創新。這是藝術“通變”在定數、道理、化生中的必然風貌。如果說文章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入門規則，或者講，任何一個熱衷寫作者，如果想要全麵了解如何寫作的辦法途徑，一般都要有如下的學習和寫作規範：
一、首先要博覽群書，還要與“重點精讀”結合起來。這種精讀的目的，是為了在總體上能夠把握文章的大致分類和主要特點；
二、要熟悉文章一般體例及其格式要求的梗概，進而找準適合自我情誌表達的創作體裁；
三、要有類似長途遠行的打算，尤其要放平心態，並有所準備地將要遇到的障礙和關節，給予各個擊破。
除外上述的事前準備，凡文學藝術創作者，不但要在性格氣質上，與古人先賢相溝通，更需要在骨氣豪情上，與時代相適應。所以說，優秀的作家，隻有聲勢恰似神龍背影一樣驚世駭俗，並且色彩如同鳳凰騰飛一般霞光萬丈，這樣才稱得上是於繼承、發展和創新中出類拔萃的偉大傑作啊。如果僅是局限於某一方麵極端的成績，或竊喜於某一些方麵和經書典籍的一致，那都屬於在庭院內兜圈子，根本不是在原野裏自由馳騁。
總而言之：文章的發展規律，如同日月天地的旋轉變化，必定日新月異，而且還要似曾相識。變化是長久存在下去的必然，繼承則有源頭不斷的根本。順應時代的變遷，才能有立竿見影的成就，敢於創新的進步，才會有卓越非凡的成功；同樣，立足當下，才會有移風易俗的奇思妙想，參照古典，才能有流傳千古的時代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