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經》“六義”的“風、雅、頌、賦、比、興”之中，為什麽“風”被排在第一位呢？因為“六義”作為中國“詩詞歌賦”一種藝術風格，在人類文化交流中，“風”既是人格性情相互感化的動力源頭，又是誌氣德行彼此影響的信息符號。那麽，這兒的“風”究竟是指什麽呢？人們在喜怒哀樂之時，凡能夠引起傾訴情感胸懷的性格氣質，這就是風，所以也稱作風格；同樣，本文中所謂的“骨”，是指人們於沉思吟詠之際，凡能夠鼓起奮筆疾書的膽氣力量，這就是骨，因而又稱為骨氣。
在文學藝術中，“骨”對於言辭文章的創作，如同樹木生長中必須要有樹幹軸心的支撐一樣。而“風”在這中間，恰似萬物之所以能夠相互區別開來，所必須具備的個性品質和情調氣質。因此之上，凡言辭文句，抑或文章篇籍，如果談吐端莊直陳，那麽這一作品的“骨氣”也就具備了；同樣，如果誌氣坦蕩爽朗，那麽這一作者的“風格”就是風清氣正。所以說，即便一些辭藻豐富而義理飽滿的文章，如果失去了風骨，無論多麽“高大上”作品，都不可能具備鮮活的生命力，進而既不能展翅翱翔，更不會鵬程萬裏。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凡構思文句和裁剪篇章，首先要做的就是充盈和堅守自我的個性風格，同時還要找準並執著無論因何而形成的剛健真實的文化骨氣。唯有這樣兩者一起齊頭並進，才可能不斷創新進步，並光彩照人。在文學創作之中，文化骨氣和個性風格，亦如同雄鷹的翅膀，失去了風和骨，又怎能搏擊長空？凡擅長錘煉“骨氣”的作者，其剖析義理必定細致入微，進而精益求精；同樣，深諳“風格”重要的作者，其抒發情懷必定爽朗坦蕩，並且不折不扣。所謂“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大意：錘煉字句達到無法再推敲，凝聚的聲音沒有呆滯感覺。）說的就是風骨的藝術魅力。在文學作品之中，如果義理貧瘠而文辭豐腴，必定走向繁辭贅句而條理失序，這其實就是沒有風骨的征兆；如果思慮不周而駁議牽強，必定會是閃爍其詞而色厲內荏，這完全可以作為失去風骨的信號。
譬如東漢末年潘勖擬詔冊封曹操的《策魏公九錫文》，援古證今仿佛情景再現，有條不紊恰似如數家珍，多少文壇英才不敢望其項背，堪稱行文骨氣挺拔的奇葩；再看司馬相如呈奏漢武帝的《大人賦》，浮想聯翩而上下翻飛，思維奔逸且雲山霧罩，辭藻之富麗堂皇，不僅是琳琅滿目，而且蔚為大觀，更像是羅列堆砌的詞語展覽，其作品應屬於個人風格遒勁的典範吧。
毋庸置疑，通過上述文章要點的講解，再借鑒兩篇優秀範文的突出特征，不僅可以準確把握風骨的本質所在，而且可以放手書寫唯我的文章篇籍了。但是，必須要謹記並需要防範的是：不要違背上述風和骨的基本原則，尤其不能失去風骨本色，反而沉溺於繁文縟節和華而不實的浮誇空虛。
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過：“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大意：風格氣質是文章的主宰、首腦和關鍵所在，其有清與濁的個體差異，這不是急切強求就可以得到的。）同樣在《典論·論文》中，曹丕評價孔融是“體氣高妙”，而論徐幹為“時有齊氣”，並談到劉楨則說“有逸氣”。另外，劉禎也曾經評價孔融：“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大意：孔融外表上，楚楚動人，氣度非凡，所以筆墨文章，也超乎尋常，一般人趕不上他。）由此可見，他們都十分看重作者本人的風格氣度於文學創作上的決定性作用。究其根本，因為自然界之中，錦雞色彩斑斕，但騰飛不過百步，而蒼鷹毛色單調，卻能叱吒風雲。這都是他們個體屬性及其獨特品質所決定的啊。所以，文章有無表現力的根本就在於此。
自古以來，鍛造文籍模範，躋身經史子集，所謂成功之路，一個方麵就在於要洞察情誌風骨與時代文風的適時轉變，另一方麵還要通曉文章體例之所以曲折往複的內在規律。由此之後，才有可能標新立異，並贏得創新性發展。為何要通曉不同文體交替變化的內在規律呢？其根本目的旨在隨時防範一切臆造性創新的無節製發展，尤其是杜絕陷入過猶不及的勞而無功泥潭。至於洞察時代風雲變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的為了提醒和警覺任何個性都需要遵循張弛有度的道德倫理，避免不必要的藝術殉葬和文化迫害。如果骨氣與文采還沒有達到圓潤恒通，如果風格與辭藻尚沒有實現曆練遊刃，反而就投身於打破陳規或踐踏禁忌的實踐活動，那麽這樣便臆造出來作品，即便奇異的驚世駭俗，其危亡失敗的結局，也必定難免。因為亙古至今，何曾見過弊多利少、繁辭空洞、紕漏百出的作品納入經書典籍行列呢？
《尚書·周書·畢命》記載：“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大意：政治安邦貴在大政方針的持之以恒，文化辭令恪守主體剛要，都不能見異思遷而隨心所欲。）這裏麵針對文化現象所提醒和防範的，就是不但要謹慎淺薄失序，更要杜絕低劣虛榮泛濫成災。
事實上，文學創作無論在形式還是在內容方麵，一直以來都是多種多樣，並且所有成功者都會有自己的一套竅門、途徑和辦法。因此，一旦明白了這裏麵存在的深刻道理和客觀事實後，尤其是一些功成名就者，反而不會熱衷於傳授自己的成功經驗了。至於作為學習文學創作的人們，一旦領會了上述道理，反而也不會再去拜師學藝了吧。
鬥轉星移，峰回路轉，當下的文學習俗和藝術風尚，顯然癡迷於繁辭奢靡，各種流弊因循已久，貌似積重難返了。其實，隻要確定了文化產生的基礎及其能夠持續發展的基線，唯有不離不棄典雅中正的文化製式，必須不斷明朗文采義理的關鍵所在，才有可能擁有並產生出來風清氣正而骨力挺拔的佳作傑作，進而才會有藝術文化真正的繁花似錦，最終社會風貌才能夠移風易俗，隨之帶來根本性煥然一新。如果能夠思慮探究到這樣一種層次境界，那麽距離寫作成功也就不會太遠了吧。
總而言之：性格與氣質從來都是相符相稱，言語風格與文體骨氣就應該融為一體。文化隻有明亮穩健，才能像玉器般長久流傳。優秀藝術作品，唯有借助個性風格才能展翅翱翔，唯有憑借非凡骨氣才能搏擊長空。唯有個性鮮明的作家和骨氣耿直的作品，才能堪稱風骨峻峭挺拔，才屬於名與實的相得益彰。
在文學藝術中，“骨”對於言辭文章的創作，如同樹木生長中必須要有樹幹軸心的支撐一樣。而“風”在這中間，恰似萬物之所以能夠相互區別開來，所必須具備的個性品質和情調氣質。因此之上，凡言辭文句，抑或文章篇籍，如果談吐端莊直陳，那麽這一作品的“骨氣”也就具備了；同樣，如果誌氣坦蕩爽朗，那麽這一作者的“風格”就是風清氣正。所以說，即便一些辭藻豐富而義理飽滿的文章，如果失去了風骨，無論多麽“高大上”作品，都不可能具備鮮活的生命力，進而既不能展翅翱翔，更不會鵬程萬裏。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凡構思文句和裁剪篇章，首先要做的就是充盈和堅守自我的個性風格，同時還要找準並執著無論因何而形成的剛健真實的文化骨氣。唯有這樣兩者一起齊頭並進，才可能不斷創新進步，並光彩照人。在文學創作之中，文化骨氣和個性風格，亦如同雄鷹的翅膀，失去了風和骨，又怎能搏擊長空？凡擅長錘煉“骨氣”的作者，其剖析義理必定細致入微，進而精益求精；同樣，深諳“風格”重要的作者，其抒發情懷必定爽朗坦蕩，並且不折不扣。所謂“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大意：錘煉字句達到無法再推敲，凝聚的聲音沒有呆滯感覺。）說的就是風骨的藝術魅力。在文學作品之中，如果義理貧瘠而文辭豐腴，必定走向繁辭贅句而條理失序，這其實就是沒有風骨的征兆；如果思慮不周而駁議牽強，必定會是閃爍其詞而色厲內荏，這完全可以作為失去風骨的信號。
譬如東漢末年潘勖擬詔冊封曹操的《策魏公九錫文》，援古證今仿佛情景再現，有條不紊恰似如數家珍，多少文壇英才不敢望其項背，堪稱行文骨氣挺拔的奇葩；再看司馬相如呈奏漢武帝的《大人賦》，浮想聯翩而上下翻飛，思維奔逸且雲山霧罩，辭藻之富麗堂皇，不僅是琳琅滿目，而且蔚為大觀，更像是羅列堆砌的詞語展覽，其作品應屬於個人風格遒勁的典範吧。
毋庸置疑，通過上述文章要點的講解，再借鑒兩篇優秀範文的突出特征，不僅可以準確把握風骨的本質所在，而且可以放手書寫唯我的文章篇籍了。但是，必須要謹記並需要防範的是：不要違背上述風和骨的基本原則，尤其不能失去風骨本色，反而沉溺於繁文縟節和華而不實的浮誇空虛。
魏文帝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過：“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大意：風格氣質是文章的主宰、首腦和關鍵所在，其有清與濁的個體差異，這不是急切強求就可以得到的。）同樣在《典論·論文》中，曹丕評價孔融是“體氣高妙”，而論徐幹為“時有齊氣”，並談到劉楨則說“有逸氣”。另外，劉禎也曾經評價孔融：“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大意：孔融外表上，楚楚動人，氣度非凡，所以筆墨文章，也超乎尋常，一般人趕不上他。）由此可見，他們都十分看重作者本人的風格氣度於文學創作上的決定性作用。究其根本，因為自然界之中，錦雞色彩斑斕，但騰飛不過百步，而蒼鷹毛色單調，卻能叱吒風雲。這都是他們個體屬性及其獨特品質所決定的啊。所以，文章有無表現力的根本就在於此。
自古以來，鍛造文籍模範，躋身經史子集，所謂成功之路，一個方麵就在於要洞察情誌風骨與時代文風的適時轉變，另一方麵還要通曉文章體例之所以曲折往複的內在規律。由此之後，才有可能標新立異，並贏得創新性發展。為何要通曉不同文體交替變化的內在規律呢？其根本目的旨在隨時防範一切臆造性創新的無節製發展，尤其是杜絕陷入過猶不及的勞而無功泥潭。至於洞察時代風雲變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的為了提醒和警覺任何個性都需要遵循張弛有度的道德倫理，避免不必要的藝術殉葬和文化迫害。如果骨氣與文采還沒有達到圓潤恒通，如果風格與辭藻尚沒有實現曆練遊刃，反而就投身於打破陳規或踐踏禁忌的實踐活動，那麽這樣便臆造出來作品，即便奇異的驚世駭俗，其危亡失敗的結局，也必定難免。因為亙古至今，何曾見過弊多利少、繁辭空洞、紕漏百出的作品納入經書典籍行列呢？
《尚書·周書·畢命》記載：“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大意：政治安邦貴在大政方針的持之以恒，文化辭令恪守主體剛要，都不能見異思遷而隨心所欲。）這裏麵針對文化現象所提醒和防範的，就是不但要謹慎淺薄失序，更要杜絕低劣虛榮泛濫成災。
事實上，文學創作無論在形式還是在內容方麵，一直以來都是多種多樣，並且所有成功者都會有自己的一套竅門、途徑和辦法。因此，一旦明白了這裏麵存在的深刻道理和客觀事實後，尤其是一些功成名就者，反而不會熱衷於傳授自己的成功經驗了。至於作為學習文學創作的人們，一旦領會了上述道理，反而也不會再去拜師學藝了吧。
鬥轉星移，峰回路轉，當下的文學習俗和藝術風尚，顯然癡迷於繁辭奢靡，各種流弊因循已久，貌似積重難返了。其實，隻要確定了文化產生的基礎及其能夠持續發展的基線，唯有不離不棄典雅中正的文化製式，必須不斷明朗文采義理的關鍵所在，才有可能擁有並產生出來風清氣正而骨力挺拔的佳作傑作，進而才會有藝術文化真正的繁花似錦，最終社會風貌才能夠移風易俗，隨之帶來根本性煥然一新。如果能夠思慮探究到這樣一種層次境界，那麽距離寫作成功也就不會太遠了吧。
總而言之：性格與氣質從來都是相符相稱，言語風格與文體骨氣就應該融為一體。文化隻有明亮穩健，才能像玉器般長久流傳。優秀藝術作品，唯有借助個性風格才能展翅翱翔，唯有憑借非凡骨氣才能搏擊長空。唯有個性鮮明的作家和骨氣耿直的作品，才能堪稱風骨峻峭挺拔，才屬於名與實的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