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追溯文章篇籍中一般字詞文句的聲律和音調，最初完全出自人類各自不同的說話動靜，即言語聲音。
在人類聲音中，之所以出現了後來被稱作
“宮、商、角、徵、羽”的音節區分和韻律差別，主要因為人體本身的骨肉氣血特性造成的。
古代人類，尤其是聖賢帝王，他們根據人類可以聽到聲音的不同節律聲調，逐步創建並發展成為可以抒發胸懷並愉悅感官的音樂、歌聲、詩賦、辭章等。
由此可知，現今世界，一切相關音樂的節律、規製或界定，以及由此而成型的音樂器具或文藝作品，例如樂器、樂譜、詩歌、篇籍等，都離不開人類原始語言的相互影響，這其中並且遵循人性對於不同音域的喜好或厭惡。
所以說，語言不隻是書寫文章的能力關鍵，也是傳達情誌的技巧本源。
然而，單從語言表麵上看，所謂聲音的高低粗細及其節律的抑揚頓挫，都不過僅是兩片嘴唇一張一合而已。
所以自古代以來，凡傳授或學習唱歌時，首先要考察學唱者具體音域高低的狀況，然後再教導他們如何才能掌握
“音準節拍”的練習辦法，也就是音樂領域的
“練聲”。一般不情況下判斷一個人音域的高低範圍，通常是指一個人，當處於或急或緩地極力發聲時，所能夠達到的聲音極限程度。
中國古代，在
“宮、商、角、徵、羽”五音分類法則中，
“宮、商”的特征是聲音高挑，
“徵、羽”是緩下，而
“角”則急緩居中。另外，在發出這五種不同音調，並在他們之間音節轉換時，還都伴隨著咽喉、舌頭、嘴唇等不同變化。
盡管用文字確鑿描述五音的區別非常困難，但若用樂器校準五音之間區別，不僅即刻清晰可辯，甚至如同涇渭分明吧。
因此現如今，凡人們操琴彈弦時，如果樂器的音調不準，都必須要重新調弦定音，這已經成為了司空見慣的常識、習慣和規律了。
然而，反觀在文學作品中，即便存在韻律節奏的失調無序，卻經常不容易被發現，也難以改弦更張。
毋庸置疑，一般情況下，隻要鍾罄琴弦的音準律調，在配置調試上，達到了精確程度，那麽音樂家按照曲目所彈奏的音樂旋律，必定和諧而美妙。
但是，具體到作者文章中間，盡管文字也是發自內在的心聲，反而即便失去了和諧韻律，卻經常不容易被人們即刻察覺出來。
這究竟是為什麽呢？究其根本原因，應屬於普遍存在的一種自然現象和客觀道理吧，即外在明顯的東西，因為容易察覺，也容易更改修正，而那些被外在主要事實掩蓋之下的內在悖理，除了容易被人們忽視外，有的也就不容易及時更正。
例如琴瑟弦樂一旦音律失調，不僅容易察覺，而且隨時調整，即刻便會糾正過來。
然而，文章中韻律紊亂，原因在於口頭言語聲音與內心誌氣情懷相互紛擾，不僅是即興創作中，在兩者轉換之間的字詞文句一時難以定奪，即便事後刻意去修正改造，也不總是一蹴而就。
所以說，樂器中的五音十二律，雖然可以按照數字損益，從而找到精確的數字閾值，但文學作品的辭藻字句，卻很難按照數理加減，來選擇和排列字數句式吧。
現實生活之間，外界的聲音一般有高低急緩的特征，其中響聲的大小，還存在共振疊音的成因。
在文章中，兩個同聲韻的字，一旦隔開了，讀起來必定拗口，而不同音韻的字，一旦交替出現，讀起來即刻感到磕絆難聽。
平素寫文章，如果不顧忌這種實際存在的問題，如果任由遲緩音韻一直低沉下去，則像石沉大海
“杳無音訊”一樣，給人一種茫然若失的疑惑和沉悶；如果任由急速聲調一再飆升，恰似斷線風箏
“直上雲霄”一般，看似高高飄揚，其實已然放蕩形骸，有去無回了。因此，文藝作品在字詞句式的韻律排列上，即要像井上轆轤一樣上下交替，又要如魚鱗排列一般斑駁有序，如此才能達到流暢順利的效果。
如果違背了音節韻律的一般規律屬性，必定讀念起來磕磕絆絆，如同患有口吃病症的模樣。
文章篇籍為何會出現口吃一樣的行文缺陷呢？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刻意追求字詞文句的新奇、怪異或乖巧，從而忽略了閱讀吟詠的拗口艱澀。
若要根本克服類似的弊端毛病，其實並不困難，可以采取這樣一種辦法：“如果左側字句有障礙，就從右邊理順；如果下句有問題，就從上一句更改。目的是閱讀文章時，務求聲音出於唇齒之間，並入於耳鼓之中，不單純是朗朗上口，並且還要清晰悅耳。”通常情況下，文章聲音節律的好壞，通過吟詠閱讀，即刻就能夠判定出來。
而且影響這種判定好孬效果的源頭，其實僅僅在於具體的字詞文句如何發音而已，也就是在閱讀之中，整個句子在陰陽頓挫的音節聲律上，和諧押韻的是否像音樂一樣。
在音樂領域，不同音調之間若能夠搭配的悅耳愜意，也就是所謂八音和諧了吧。
但在作文成章方麵，所謂
“合仄押韻”，就是一個或多個相同或不同句首、句中、句末的字或字詞，他們彼此之間交相呼應的音調清濁，一旦閱讀出聲的節拍韻律，必須像音樂一樣美妙動聽。
所以說，一旦懂得了語調押韻的作用後，也就不難刻意選擇或派遣韻律和諧的文字吧；同樣，一旦明白了和諧的價值意義，也就不難剔除不協調的字詞句子了。
據此而論，文章寫作的難點和高度，並不在於是否有奇思妙想，或能否達到巧奪天工，而在於整體上真正達到和諧一致。
文學創作之中，所謂
“連詞造句”的難度及其關鍵，就在於行文中的字詞語句，究竟能夠使整體
“和諧”程度可以達到何等精致而已，而不是隻注重像句尾能否押韻的單方麵因素上麵。
自古以來，相關文章在音韻聲律方麵的是非曲直，盡管意見紛繁，也難免各執一詞，但總括大家意見，大致歸類的焦點，就在和諧與押韻的問題上麵。
在古代時，若找尋和確定五音的音域，譬如當以宮音定調樂器龠時，需要像司馬遷《史記?律書第三》所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就是要依次鑽孔定音，才能找到合乎中正典雅規範的基礎音調。
而在使用琴瑟時，卻需要不斷調節弦柱的鬆緊，來找準聲音基調，方能達到旋律的和諧。
而曹植和潘嶽的作品，就如同樂器龠一樣，不但出口成章，而且旋律自然，並能合乎中正和諧的規矩方圓。
另外，陸機和左思的作品，盡管也光彩照人並膾炙人口，但卻如同琴瑟一般，難免有人工調弦的痕跡。
至於其他人物的傑出作品，在聲律特色方麵的得失是非，大致以此類推吧。
如果追溯《詩經》中音韻節律的使用，他們中大部分都屬於簡潔明快的旋律。
到了《楚辭》時，源於楚地語言因素，導致音韻失序而節律繁雜。西晉張華在論說韻律的文章中，就曾指出陸機作品取法楚地楚音的特色。
而陸機在他的《文賦》中也曾感歎過，使用楚韻寫作的艱辛困苦。所以像陸機一樣偏愛屈原《楚辭》異音乖調者，往往會失去了《詩經》音域的中正典雅。
其實在文章中間，所謂和諧押韻，就是一方麵要讓語氣順勢，另一方麵必須保持自然流暢；與此相反，所謂佶屈聱牙，如同鑿圓孔而置方榫罷了。
所以說，作家在文章寫作中，涉及到音韻聲律方麵問題，如果懂得並避免
“圓孔方榫”的比喻，就不會出現太大的毛病。至於那些已經精通音韻的作家，他們不但可以靈活運用文字節律，使其自然流暢，並且還容易達到遊刃有餘的程度。
然而，像不精通聲律的作者，在使用字詞文句時，有的隻管隨遇而安，恰似風吹孔竅，偶或也有天籟之響吧；而有的亦如南郭先生，雖不懂得樂譜聲律，也一樣能夠吹竽有聲。
再者，像古代名人雅士，一般身上的佩帶玉器，必須左邊符合宮聲，右邊切中徵聲；這樣走起路來才能
“金聲玉振”，如此即顯得穩重和諧，而又不失禮數。在崇尚典雅中正的禮儀製度之下，走路的動靜尚且有過如此精致要求，像事關千秋大業的文章篇籍，其聲律韻致又怎能掉以輕心而粗心大意呢？
總而言之：凡文章，在情誌氣度上，務求高瞻遠矚，更不避諱氣吞山河，但在音韻節律方麵，唯有自然圓通和平易近人，方顯英才豪駿本色。
管弦樂器，即便音準位正，若演奏出來美妙和諧的旋律，尚需有鼓唇搖舌或彈弦輪指的技巧本領。
通常斟酌調節聲律，如同醃製酸梅，貴在均衡適度；一般鑽研音韻效果，如同榆槿汁液，難得潤滑暢快。
所以，大膽剔除不和諧音符，遵循堅守中正典雅的自然韻味，這才是文章聲律的根本所在啊。
在人類聲音中，之所以出現了後來被稱作
“宮、商、角、徵、羽”的音節區分和韻律差別，主要因為人體本身的骨肉氣血特性造成的。
古代人類，尤其是聖賢帝王，他們根據人類可以聽到聲音的不同節律聲調，逐步創建並發展成為可以抒發胸懷並愉悅感官的音樂、歌聲、詩賦、辭章等。
由此可知，現今世界，一切相關音樂的節律、規製或界定，以及由此而成型的音樂器具或文藝作品，例如樂器、樂譜、詩歌、篇籍等，都離不開人類原始語言的相互影響，這其中並且遵循人性對於不同音域的喜好或厭惡。
所以說，語言不隻是書寫文章的能力關鍵，也是傳達情誌的技巧本源。
然而，單從語言表麵上看，所謂聲音的高低粗細及其節律的抑揚頓挫，都不過僅是兩片嘴唇一張一合而已。
所以自古代以來，凡傳授或學習唱歌時，首先要考察學唱者具體音域高低的狀況，然後再教導他們如何才能掌握
“音準節拍”的練習辦法，也就是音樂領域的
“練聲”。一般不情況下判斷一個人音域的高低範圍，通常是指一個人，當處於或急或緩地極力發聲時，所能夠達到的聲音極限程度。
中國古代，在
“宮、商、角、徵、羽”五音分類法則中，
“宮、商”的特征是聲音高挑，
“徵、羽”是緩下，而
“角”則急緩居中。另外，在發出這五種不同音調，並在他們之間音節轉換時，還都伴隨著咽喉、舌頭、嘴唇等不同變化。
盡管用文字確鑿描述五音的區別非常困難，但若用樂器校準五音之間區別，不僅即刻清晰可辯，甚至如同涇渭分明吧。
因此現如今，凡人們操琴彈弦時，如果樂器的音調不準，都必須要重新調弦定音，這已經成為了司空見慣的常識、習慣和規律了。
然而，反觀在文學作品中，即便存在韻律節奏的失調無序，卻經常不容易被發現，也難以改弦更張。
毋庸置疑，一般情況下，隻要鍾罄琴弦的音準律調，在配置調試上，達到了精確程度，那麽音樂家按照曲目所彈奏的音樂旋律，必定和諧而美妙。
但是，具體到作者文章中間，盡管文字也是發自內在的心聲，反而即便失去了和諧韻律，卻經常不容易被人們即刻察覺出來。
這究竟是為什麽呢？究其根本原因，應屬於普遍存在的一種自然現象和客觀道理吧，即外在明顯的東西，因為容易察覺，也容易更改修正，而那些被外在主要事實掩蓋之下的內在悖理，除了容易被人們忽視外，有的也就不容易及時更正。
例如琴瑟弦樂一旦音律失調，不僅容易察覺，而且隨時調整，即刻便會糾正過來。
然而，文章中韻律紊亂，原因在於口頭言語聲音與內心誌氣情懷相互紛擾，不僅是即興創作中，在兩者轉換之間的字詞文句一時難以定奪，即便事後刻意去修正改造，也不總是一蹴而就。
所以說，樂器中的五音十二律，雖然可以按照數字損益，從而找到精確的數字閾值，但文學作品的辭藻字句，卻很難按照數理加減，來選擇和排列字數句式吧。
現實生活之間，外界的聲音一般有高低急緩的特征，其中響聲的大小，還存在共振疊音的成因。
在文章中，兩個同聲韻的字，一旦隔開了，讀起來必定拗口，而不同音韻的字，一旦交替出現，讀起來即刻感到磕絆難聽。
平素寫文章，如果不顧忌這種實際存在的問題，如果任由遲緩音韻一直低沉下去，則像石沉大海
“杳無音訊”一樣，給人一種茫然若失的疑惑和沉悶；如果任由急速聲調一再飆升，恰似斷線風箏
“直上雲霄”一般，看似高高飄揚，其實已然放蕩形骸，有去無回了。因此，文藝作品在字詞句式的韻律排列上，即要像井上轆轤一樣上下交替，又要如魚鱗排列一般斑駁有序，如此才能達到流暢順利的效果。
如果違背了音節韻律的一般規律屬性，必定讀念起來磕磕絆絆，如同患有口吃病症的模樣。
文章篇籍為何會出現口吃一樣的行文缺陷呢？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刻意追求字詞文句的新奇、怪異或乖巧，從而忽略了閱讀吟詠的拗口艱澀。
若要根本克服類似的弊端毛病，其實並不困難，可以采取這樣一種辦法：“如果左側字句有障礙，就從右邊理順；如果下句有問題，就從上一句更改。目的是閱讀文章時，務求聲音出於唇齒之間，並入於耳鼓之中，不單純是朗朗上口，並且還要清晰悅耳。”通常情況下，文章聲音節律的好壞，通過吟詠閱讀，即刻就能夠判定出來。
而且影響這種判定好孬效果的源頭，其實僅僅在於具體的字詞文句如何發音而已，也就是在閱讀之中，整個句子在陰陽頓挫的音節聲律上，和諧押韻的是否像音樂一樣。
在音樂領域，不同音調之間若能夠搭配的悅耳愜意，也就是所謂八音和諧了吧。
但在作文成章方麵，所謂
“合仄押韻”，就是一個或多個相同或不同句首、句中、句末的字或字詞，他們彼此之間交相呼應的音調清濁，一旦閱讀出聲的節拍韻律，必須像音樂一樣美妙動聽。
所以說，一旦懂得了語調押韻的作用後，也就不難刻意選擇或派遣韻律和諧的文字吧；同樣，一旦明白了和諧的價值意義，也就不難剔除不協調的字詞句子了。
據此而論，文章寫作的難點和高度，並不在於是否有奇思妙想，或能否達到巧奪天工，而在於整體上真正達到和諧一致。
文學創作之中，所謂
“連詞造句”的難度及其關鍵，就在於行文中的字詞語句，究竟能夠使整體
“和諧”程度可以達到何等精致而已，而不是隻注重像句尾能否押韻的單方麵因素上麵。
自古以來，相關文章在音韻聲律方麵的是非曲直，盡管意見紛繁，也難免各執一詞，但總括大家意見，大致歸類的焦點，就在和諧與押韻的問題上麵。
在古代時，若找尋和確定五音的音域，譬如當以宮音定調樂器龠時，需要像司馬遷《史記?律書第三》所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就是要依次鑽孔定音，才能找到合乎中正典雅規範的基礎音調。
而在使用琴瑟時，卻需要不斷調節弦柱的鬆緊，來找準聲音基調，方能達到旋律的和諧。
而曹植和潘嶽的作品，就如同樂器龠一樣，不但出口成章，而且旋律自然，並能合乎中正和諧的規矩方圓。
另外，陸機和左思的作品，盡管也光彩照人並膾炙人口，但卻如同琴瑟一般，難免有人工調弦的痕跡。
至於其他人物的傑出作品，在聲律特色方麵的得失是非，大致以此類推吧。
如果追溯《詩經》中音韻節律的使用，他們中大部分都屬於簡潔明快的旋律。
到了《楚辭》時，源於楚地語言因素，導致音韻失序而節律繁雜。西晉張華在論說韻律的文章中，就曾指出陸機作品取法楚地楚音的特色。
而陸機在他的《文賦》中也曾感歎過，使用楚韻寫作的艱辛困苦。所以像陸機一樣偏愛屈原《楚辭》異音乖調者，往往會失去了《詩經》音域的中正典雅。
其實在文章中間，所謂和諧押韻，就是一方麵要讓語氣順勢，另一方麵必須保持自然流暢；與此相反，所謂佶屈聱牙，如同鑿圓孔而置方榫罷了。
所以說，作家在文章寫作中，涉及到音韻聲律方麵問題，如果懂得並避免
“圓孔方榫”的比喻，就不會出現太大的毛病。至於那些已經精通音韻的作家，他們不但可以靈活運用文字節律，使其自然流暢，並且還容易達到遊刃有餘的程度。
然而，像不精通聲律的作者，在使用字詞文句時，有的隻管隨遇而安，恰似風吹孔竅，偶或也有天籟之響吧；而有的亦如南郭先生，雖不懂得樂譜聲律，也一樣能夠吹竽有聲。
再者，像古代名人雅士，一般身上的佩帶玉器，必須左邊符合宮聲，右邊切中徵聲；這樣走起路來才能
“金聲玉振”，如此即顯得穩重和諧，而又不失禮數。在崇尚典雅中正的禮儀製度之下，走路的動靜尚且有過如此精致要求，像事關千秋大業的文章篇籍，其聲律韻致又怎能掉以輕心而粗心大意呢？
總而言之：凡文章，在情誌氣度上，務求高瞻遠矚，更不避諱氣吞山河，但在音韻節律方麵，唯有自然圓通和平易近人，方顯英才豪駿本色。
管弦樂器，即便音準位正，若演奏出來美妙和諧的旋律，尚需有鼓唇搖舌或彈弦輪指的技巧本領。
通常斟酌調節聲律，如同醃製酸梅，貴在均衡適度；一般鑽研音韻效果，如同榆槿汁液，難得潤滑暢快。
所以，大膽剔除不和諧音符，遵循堅守中正典雅的自然韻味，這才是文章聲律的根本所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