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一篇文章比作一座房子，其中的字詞文句就像擺放在房屋內不同位置的各種物件。如果整座房子容納的是作者的性情誌氣，那麽房屋內不同位置的物品器具，就是作者的語言文句。由此可見，文章如同房屋，不僅整體形象具體，而且樣式確鑿鮮明，至於散在其中的文句樣式，恰似屋內擺設在不同位置的器具，既可以大同小異，也可以天壤之別。所以說，作為文章局部的句子段落，都是由許多單字詞語相互連接組成，而整體文章則是通過情誌義理串通起來聯合構成。自古以來，凡書寫文章者，若能夠正確區分“章與句”的內容和意義，則如同駕馭車馬，不僅要熟悉通衢大道，還要了解坎坷小路，唯如此才能駕輕就熟，方能縱橫馳騁。
人生於世，古代先賢一再倡導的“立言”，無論是指張揚言論還是意在書寫文章，都需要聯字成句、集句成章、因章成篇。如果篇籍能夠彪炳千秋，必定章節沒有偏差錯誤；如果章節足夠光彩奪目，必定文句沒有瑕疵缺陷；如果文句清晰華麗，必定字詞沒有虛妄乖離。因此，涉及“篇籍、章句、字詞”三者間的辯證關係，亦如同本末源流一樣，本固則末榮，淵源則流長，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啊。
文學創作構思及其產生出來的藝術作品，無論屬於別出心裁，還是算作匠心獨運，亦不管篇幅長短和內容如何，卻都一定離不開句讀字詞和韻律章節。單講文章在音韻聲律上的遲緩急速，一般都是隨機應變和因勢利導，確實沒有一定的標準規範。但是，文章在連字成句方麵，不管字數的多少，它所構成的句子必須能夠表情達意，並且在因句成章之中，每一章節的內容裏麵，必定擁有至少一個完整的知識意義或道德說辭，否則就不能夠成為章節。至於字詞章節所轉達的義理情誌，以及如何準確表達知識內涵，這如同集體舞蹈，看似交叉蹁躚，令人眼花繚亂，其實每一位舞者隻有找準自己的位置，才能有賞心悅目的效果；這亦如音樂歌聲，單看樂器同奏，聽似鼓樂喧天，聲調仿佛能夠刺耳失聰，如此若還能讓人們感覺到旋律的美妙動聽，除非達到了所謂“八音克諧”的程度。
若單論詩歌的文體特色，一般在詩人作品中，經常會使用比擬和隱喻的手法。盡管在詩文的句讀之間，通常就是斷章取義，很少進行完整細致的描繪，但是在整詩的集句成篇之中，卻還是要能夠整體劃一才好，這種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恰似蠶繭抽絲，亦如魚鱗櫛比。像《詩經》體例，開頭的字句，已經萌動著章節的中心思想；結尾的語句，更加呼應著前麵的主題意義。所以，外在形式上，貌似互不關聯，內在意義上，確實一脈相承，亦如同花萼、花房與最終碩果一樣。由此可知，字詞若沒有左右的幫襯，詞不達意，敘述無序，恰似獨自漂泊，即便投宿逆旅，依然身心不寧。所以，凡遣詞造句，忌諱顛三倒四，而組句成章，貴在順序自然。這個道理應該就是一般語言和文章，之所以能夠更好地表情達意的基本行文章法。所以不僅是詩歌這樣，其他文章體例一應如此。
綜括來看，無論語言談吐還是撰寫著文，盡管一句話的組成沒有一種具體而明確的硬性規定，但其中字數的多少還是有規律所循。四個字通常緊密而不急促，六個字嚴謹而不遲緩，至於三個字或五個字等，則屬於隨機應變，適可而止吧。像《詩經》中的“雅”和“頌”，都是以四個字為中正的典範，唯有《詩經?小雅?祈父》和《詩經?周頌?維清》是以二個字組句。兩個字成句，可追溯到黃帝時代，傳說那時民謠《彈歌》，全然如此。三字成句，可見於虞舜時的《元首歌》。至於四字句的作品，出現於夏代，傳說太康之弟在洛水邊的《五子之歌》既是。而五個字句者，在周代興起，例如《詩經?召南?行鹿》。至於六個字和七個字的句子，於《詩經》《楚辭》中已經雜糅顯現，不過像六或七個字的句子，真正自然成章並且盛行，則是到了兩漢時期才過渡完成。通過探究文句字數的演進過程，顯而易見：字數的多寡伴一直伴隨著情誌義理的簡繁，其二者之間不僅相輔相成，而且因時因需地不斷發展擴大啊。
另外，若論述詩詞歌賦等韻文，以及所有文章篇籍在閱讀中的音律問題；也就是因為顧忌音韻聲律的影響，作者刻意增減或選擇字句多少等，旨在謀求句讀章節或整體篇籍，不但能夠和諧押韻，更主要是讀來朗朗上口，並且聽的暢快淋漓。像這種文化現象，已經由來已久，自漢晉以來愈演愈烈。例如賈誼和枚乘的辭賦，偏好兩韻一換；而劉歆和桓譚的作品，則是一韻到底，這都屬於因人而異罷了。從前曹操論賦，不滿於同韻重複，熱衷於替代變化。陸雲也說，在四言句式中，還是四句一換韻為佳。在這一點上，陸雲和枚乘、賈誼意見相同。究其原因，通常兩韻一換，吟詠略感急促；如果一韻到底，讀誦頗感疲勞。所以，機敏精道的作家，不僅長於神思亨通，而且善於折中韻律，目的是避免在這種形式問題上出現大的瑕疵紕漏。
以往的詩人，像《詩經》中者，喜歡多把“兮”字放在句末，而在《楚辭》中，則是把“兮”置於句末韻腳之外了。因此，“兮”作為句子成分，一般隻是起到輔助作用，借以延緩語氣而已。然而，論說“兮”的使用，最早見於舜帝的《南風歌》中，但曹操就特別討厭用“兮”字，或許他認為這種語氣助詞對於作品內容沒有任何益處吧。至於“夫、惟、蓋、故”等，作為句子開頭的發語詞，而“之、而、於、以”等，作為句子中間常用插入語，以及“乎、哉、矣、也”等，更經常用於句末。諸如此類的事實，即所謂虛詞的一些用法，其本身似乎沒有具體意義，但在具體文句章節中實際起到的作用，卻並非都是可有可無。正因為如此，有一些精明巧智的作者，特別擅長靈活運用虛詞，或借此將若幹字詞或一些句子十分巧妙地構成了和諧整體。所以說，類似上述一些沒有具體內涵的虛詞，尚且在言語寫作中不可小覷，那麽像文學作品中至關重要的句讀章節，又怎能掉以輕心呢？
總而言之：言語文章天下事，賞心悅目需用心。斷章取義有法度，集句成篇無定規。音韻聲律添姿色，句讀虛實壯風骨。字詞義理忌單調，斟辭酌句賴主旨。音韻辭義辯句讀，光彩奪目覽篇籍。
人生於世，古代先賢一再倡導的“立言”，無論是指張揚言論還是意在書寫文章，都需要聯字成句、集句成章、因章成篇。如果篇籍能夠彪炳千秋，必定章節沒有偏差錯誤；如果章節足夠光彩奪目，必定文句沒有瑕疵缺陷；如果文句清晰華麗，必定字詞沒有虛妄乖離。因此，涉及“篇籍、章句、字詞”三者間的辯證關係，亦如同本末源流一樣，本固則末榮，淵源則流長，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啊。
文學創作構思及其產生出來的藝術作品，無論屬於別出心裁，還是算作匠心獨運，亦不管篇幅長短和內容如何，卻都一定離不開句讀字詞和韻律章節。單講文章在音韻聲律上的遲緩急速，一般都是隨機應變和因勢利導，確實沒有一定的標準規範。但是，文章在連字成句方麵，不管字數的多少，它所構成的句子必須能夠表情達意，並且在因句成章之中，每一章節的內容裏麵，必定擁有至少一個完整的知識意義或道德說辭，否則就不能夠成為章節。至於字詞章節所轉達的義理情誌，以及如何準確表達知識內涵，這如同集體舞蹈，看似交叉蹁躚，令人眼花繚亂，其實每一位舞者隻有找準自己的位置，才能有賞心悅目的效果；這亦如音樂歌聲，單看樂器同奏，聽似鼓樂喧天，聲調仿佛能夠刺耳失聰，如此若還能讓人們感覺到旋律的美妙動聽，除非達到了所謂“八音克諧”的程度。
若單論詩歌的文體特色，一般在詩人作品中，經常會使用比擬和隱喻的手法。盡管在詩文的句讀之間，通常就是斷章取義，很少進行完整細致的描繪，但是在整詩的集句成篇之中，卻還是要能夠整體劃一才好，這種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恰似蠶繭抽絲，亦如魚鱗櫛比。像《詩經》體例，開頭的字句，已經萌動著章節的中心思想；結尾的語句，更加呼應著前麵的主題意義。所以，外在形式上，貌似互不關聯，內在意義上，確實一脈相承，亦如同花萼、花房與最終碩果一樣。由此可知，字詞若沒有左右的幫襯，詞不達意，敘述無序，恰似獨自漂泊，即便投宿逆旅，依然身心不寧。所以，凡遣詞造句，忌諱顛三倒四，而組句成章，貴在順序自然。這個道理應該就是一般語言和文章，之所以能夠更好地表情達意的基本行文章法。所以不僅是詩歌這樣，其他文章體例一應如此。
綜括來看，無論語言談吐還是撰寫著文，盡管一句話的組成沒有一種具體而明確的硬性規定，但其中字數的多少還是有規律所循。四個字通常緊密而不急促，六個字嚴謹而不遲緩，至於三個字或五個字等，則屬於隨機應變，適可而止吧。像《詩經》中的“雅”和“頌”，都是以四個字為中正的典範，唯有《詩經?小雅?祈父》和《詩經?周頌?維清》是以二個字組句。兩個字成句，可追溯到黃帝時代，傳說那時民謠《彈歌》，全然如此。三字成句，可見於虞舜時的《元首歌》。至於四字句的作品，出現於夏代，傳說太康之弟在洛水邊的《五子之歌》既是。而五個字句者，在周代興起，例如《詩經?召南?行鹿》。至於六個字和七個字的句子，於《詩經》《楚辭》中已經雜糅顯現，不過像六或七個字的句子，真正自然成章並且盛行，則是到了兩漢時期才過渡完成。通過探究文句字數的演進過程，顯而易見：字數的多寡伴一直伴隨著情誌義理的簡繁，其二者之間不僅相輔相成，而且因時因需地不斷發展擴大啊。
另外，若論述詩詞歌賦等韻文，以及所有文章篇籍在閱讀中的音律問題；也就是因為顧忌音韻聲律的影響，作者刻意增減或選擇字句多少等，旨在謀求句讀章節或整體篇籍，不但能夠和諧押韻，更主要是讀來朗朗上口，並且聽的暢快淋漓。像這種文化現象，已經由來已久，自漢晉以來愈演愈烈。例如賈誼和枚乘的辭賦，偏好兩韻一換；而劉歆和桓譚的作品，則是一韻到底，這都屬於因人而異罷了。從前曹操論賦，不滿於同韻重複，熱衷於替代變化。陸雲也說，在四言句式中，還是四句一換韻為佳。在這一點上，陸雲和枚乘、賈誼意見相同。究其原因，通常兩韻一換，吟詠略感急促；如果一韻到底，讀誦頗感疲勞。所以，機敏精道的作家，不僅長於神思亨通，而且善於折中韻律，目的是避免在這種形式問題上出現大的瑕疵紕漏。
以往的詩人，像《詩經》中者，喜歡多把“兮”字放在句末，而在《楚辭》中，則是把“兮”置於句末韻腳之外了。因此，“兮”作為句子成分，一般隻是起到輔助作用，借以延緩語氣而已。然而，論說“兮”的使用，最早見於舜帝的《南風歌》中，但曹操就特別討厭用“兮”字，或許他認為這種語氣助詞對於作品內容沒有任何益處吧。至於“夫、惟、蓋、故”等，作為句子開頭的發語詞，而“之、而、於、以”等，作為句子中間常用插入語，以及“乎、哉、矣、也”等，更經常用於句末。諸如此類的事實，即所謂虛詞的一些用法，其本身似乎沒有具體意義，但在具體文句章節中實際起到的作用，卻並非都是可有可無。正因為如此，有一些精明巧智的作者，特別擅長靈活運用虛詞，或借此將若幹字詞或一些句子十分巧妙地構成了和諧整體。所以說，類似上述一些沒有具體內涵的虛詞，尚且在言語寫作中不可小覷，那麽像文學作品中至關重要的句讀章節，又怎能掉以輕心呢？
總而言之：言語文章天下事，賞心悅目需用心。斷章取義有法度，集句成篇無定規。音韻聲律添姿色，句讀虛實壯風骨。字詞義理忌單調，斟辭酌句賴主旨。音韻辭義辯句讀，光彩奪目覽篇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