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事類？籠統地講，就是援古證今。但是，在這兒“援古證今”中的“古”，不僅僅指“古代”中的“上古”“遠古”，而且還包含著與作者同時和之前的所有事實、事件及其文章言辭等。
商朝末年，周文王演繹《易經》，旨在剖析64個卦像中逐一爻位的價值意義。其中，針對第63卦《既濟》的九三爻，周文王援引商代高宗武丁，曆經三年打敗鬼方國的故事，借以解釋這一爻位所蘊含著“行必果、慎用小人”的道理；在第36卦《明夷》的六五爻，又借用商紂王叔父箕子，逃避亂世歸隱箕山的故事，來說明在“利艱貞”的大局勢下，置身這一爻位的劣勢者，應該采取的明智抉擇。這一切都是采用具體事件來講解世間哲理的經典範例吧。另外，在《尚書?夏書?胤征》中，當胤候奉命征討羲和時，則是直接引用了夏朝法令《政典》裏的話“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而《尚書?商書?盤庚上》中，因為商朝頻繁遷都，民眾怨聲載道，盤庚便引用了傳說中古代賢人遲任的話“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這一些又都是選用以往字辭章句的原文，來說明道理的典型例證。所以說，運用現成的古典故事或著名言辭，借以表達和強化作者的根本意圖，即所謂“事類”的寫作方式，原本就是古往今來，凡聖哲賢達在著述時一貫遵循的常識和法度啊。事實上，《易經》第26卦《大畜》的“象”辭就是“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大意是講：“天山大畜卦，就是提示君子要不斷學習前人的舉止言行，依此修養個人德行。”所以，這裏麵所強調的道德理念，也是文學創作之所以要使用“事類”的價值和意義吧。
文學發展到楚辭階段，屈原和宋玉的作品，雖然延續了《詩經》的義理格調，但在“事類”方式上，他們多是選用曆史故事或遠古傳說，而沒有引述具體人物或確切書籍的原文。進入漢代，西漢賈誼《鵩鳥賦》又開始引用了《鶡冠子》裏的原話，例如“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等；而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則是直接挪用了李斯《諫逐客書》的“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種“事類”的應用，在他們文章中純屬偶然吧。但是到了西漢末和東漢初年，像揚雄撰寫《百官箴》時，裏麵大量采集《詩經》《尚書》裏麵的語錄言辭；而劉歆創作的《遂初賦》，很多就是轉述的周晉史料故事。由此開始，作者大量引用古文史料的“事類”創作手法，儼然司空見慣了。所以，東漢時期，像崔駰、班固、張衡、蔡邕等，更是在各自作品中廣泛采集“經史子集”，因而他們的文章不僅言辭豐富，而且義理飽滿，並成為恢弘傳統文化的一代風範。
自然界中，即便外形相似並在同一個地方出產的紅木薑子和牡桂，他們在藥性辛甘程度上也是顯著不同，這是各自特質本性所決定者。同樣，凡書寫文章的能力，雖然可以通過後天學習獲得，但具體到不同寫作者，他們各自所能達到的文學程度的高低，還是要仰仗各自的天資秉性，而不以雷同。通常情況下，作家的“才氣”發自“內心營造”，而“學識”源自“外在努力”。有的人一生飽學博識，卻始終才氣平庸，而有的自幼天資聰穎，但是即便到死，依然學識貧乏。單言文學創作領域，凡學識貧乏者，在情思義理的探微發幽之中，必定舉步維艱；凡才氣平庸者，於遣詞造句的博采眾長之際，必然捉襟見肘。這就是藝術創作中所謂“內才外學”的區別和差異。一切文學藝術作品的產生，都是心營臆造和舞文弄墨的人為展示，在這一“生產”的整個過程中間，作者的“才氣”則是“主宰”，而“學識”隻是“附庸”，也就是起著輔助作用。所以說“才氣和學識”，隻要符合中正典雅，並能夠順應時代需求，其必定成就非凡；反之，如果狹隘偏頗，即便喧囂一時，終將身敗名裂，更有可能遺臭萬年。像漢代的楊雄，足以堪稱年少得誌和才華橫溢了吧？但他在《答劉歆書》中，也十分坦承地講到，當初隻是因為進入石渠閣苦讀博學之後，才得以佳作連篇。由此可見，文學創作必須仰仗“內才”與“外學”的相輔而成，這是古往今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啊。像曹操也曾經在評價張某的文章時說過：“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類似這一段話所指出的：那些自身學識淺薄，卻偏愛攀附名家名作，由此產生的經不住推敲盤問的任何篇籍，不過都是孤陋寡聞的典型案例罷了。
自古以來，堪稱經書典籍者，莫不是情誌義理醇厚，內含“事類”辭章浩瀚。所以文學天地，既是各類奇異才華的展示，更是多種淵博學識的競技。自楊雄、班固之後，文壇之上，各路英才俊傑，極盡個人之能事，如同捕魚圍獵一樣，肆無忌憚地搜羅經典語句，大張旗鼓地網織經典篇籍。但是，無論天資多麽聰慧，唯有博學多識，才有可能獨占鼇頭。因為單憑一隻狐狸的皮毛，不可能集腋成裘；雞爪雖屬美味，卻需要采食眾多，才可能真正飽餐知足。然而，即便達到博學多識者，還需有精益求精的錘煉和警醒，尤其在選用“事類”的言辭篇籍時，務必稽查核實，隻有真正做到了表裏如一，才有能夠相得益彰，進而會有心想事成的結果啊。例如三國時期，在曹魏的劉劭《趙都賦》中有“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嗬強秦使鼓缶。”用以佐證官職不在高低，隻要足夠機智，同樣可以成就國家大事的道理。如此用典，不但合情合理，而且恰到好處。由此可見，文章中使用“事類”的關鍵問題，就在於要與作者意欲表達的意願和需求，必須契合的恰如其分；這就如同車輪軸承上的插銷，盡管自身短小，卻是保障車駕運行良好的關鍵所在啊。所以說，即便是精美絕倫的箴言佳句，縱然就是振聾發聵的經典故事，如果使用在無關宏旨的段落中間，則恰似把珠寶金玉纏在腳腕上，亦如把胭脂粉黛抹在胸前一樣了吧。
在文章書寫過程中，究竟如何運用“事類”的創作手法呢？其實，若能做到恰如其分，就是要在引用別人的原話時，完全像是作者自己說出來的一樣；如若選取的成語典故不貼切，即便是流傳千年的箴言佳話，依然於事無補，甚至弄巧成拙。像曹植，不僅才高八鬥，更是文壇俊傑；但他在《報孔璋書》（原文已佚）中說“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大意是：葛天氏的歌聲，有千萬人傳唱，凡聽到的人，都不再欣賞《韶》《夏》古樂了。）這顯然引用失當，甚至過度誇張了。因為，《呂氏春秋?古樂》中則是“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大意是：古代葛天氏創造的歌舞，三個人手持牛尾，踏步唱八遍歌詞。）另外，在司馬相如《上林賦》中，確實存在“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的故事。但是，像司馬相如“千人唱、萬人和”的措辭，是用以誇飾迎合歌舞的人數眾多，雖然過分，尚有情可原。然而，若把三人歡愉的“葛天氏之樂”直接說成有千萬人高歌誇讚，則是對司馬相如用典的曲解吧。再者，陸機的《園葵》詩中有“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不若聞道易，但傷知命難。”其詩句中使用的典故，或取自《左傳?成公十七年》中，孔夫子針對受刖刑失去一隻腳的齊國鮑牽，曾經說過“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或源自《左傳?文公七年》中，當宋昭公要驅趕公族時，其大臣樂豫勸說過“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據此而言，陸機在上述詩句中，若使用“衛足”或“庇根”，尚且有典可查，但“庇足”一詞幾近荒謬。這就是沒有恪守精益求精造成的缺憾。毋庸諱言，像曹植如此精明幹練，而陸機何等深沉細致，都難免失誤。所以，凡作者無論才氣學識達到何等程度，在文章中“事類”應用上，都需要謹小慎微啊。再者，像曹洪在《與魏文帝書》中，把“河西”誤作“高唐”的故事，又有什麽值得嘲笑不止呢？大千世界，山中樹木原本良莠不齊，能工巧匠憑借經驗和工具，便可以打造出來令世人歎為觀止的精美器具。而在文學領域，經書典籍的優劣得失何嚐不也是如此啊！凡文人墨客，如果能夠精采攫取，並創作出來愈加完美愜意的舉世佳作，也就無愧於其他專業的行家裏手了吧。
總而言之：經史子集源流長，珠光寶氣霞萬丈；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援古證今無局限，事類取舍有常規；箴言典籍貴恰當，精益求精忌臆想。古往今來多少事，顛來複去一文章。
商朝末年，周文王演繹《易經》，旨在剖析64個卦像中逐一爻位的價值意義。其中，針對第63卦《既濟》的九三爻，周文王援引商代高宗武丁，曆經三年打敗鬼方國的故事，借以解釋這一爻位所蘊含著“行必果、慎用小人”的道理；在第36卦《明夷》的六五爻，又借用商紂王叔父箕子，逃避亂世歸隱箕山的故事，來說明在“利艱貞”的大局勢下，置身這一爻位的劣勢者，應該采取的明智抉擇。這一切都是采用具體事件來講解世間哲理的經典範例吧。另外，在《尚書?夏書?胤征》中，當胤候奉命征討羲和時，則是直接引用了夏朝法令《政典》裏的話“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而《尚書?商書?盤庚上》中，因為商朝頻繁遷都，民眾怨聲載道，盤庚便引用了傳說中古代賢人遲任的話“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這一些又都是選用以往字辭章句的原文，來說明道理的典型例證。所以說，運用現成的古典故事或著名言辭，借以表達和強化作者的根本意圖，即所謂“事類”的寫作方式，原本就是古往今來，凡聖哲賢達在著述時一貫遵循的常識和法度啊。事實上，《易經》第26卦《大畜》的“象”辭就是“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大意是講：“天山大畜卦，就是提示君子要不斷學習前人的舉止言行，依此修養個人德行。”所以，這裏麵所強調的道德理念，也是文學創作之所以要使用“事類”的價值和意義吧。
文學發展到楚辭階段，屈原和宋玉的作品，雖然延續了《詩經》的義理格調，但在“事類”方式上，他們多是選用曆史故事或遠古傳說，而沒有引述具體人物或確切書籍的原文。進入漢代，西漢賈誼《鵩鳥賦》又開始引用了《鶡冠子》裏的原話，例如“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等；而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則是直接挪用了李斯《諫逐客書》的“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種“事類”的應用，在他們文章中純屬偶然吧。但是到了西漢末和東漢初年，像揚雄撰寫《百官箴》時，裏麵大量采集《詩經》《尚書》裏麵的語錄言辭；而劉歆創作的《遂初賦》，很多就是轉述的周晉史料故事。由此開始，作者大量引用古文史料的“事類”創作手法，儼然司空見慣了。所以，東漢時期，像崔駰、班固、張衡、蔡邕等，更是在各自作品中廣泛采集“經史子集”，因而他們的文章不僅言辭豐富，而且義理飽滿，並成為恢弘傳統文化的一代風範。
自然界中，即便外形相似並在同一個地方出產的紅木薑子和牡桂，他們在藥性辛甘程度上也是顯著不同，這是各自特質本性所決定者。同樣，凡書寫文章的能力，雖然可以通過後天學習獲得，但具體到不同寫作者，他們各自所能達到的文學程度的高低，還是要仰仗各自的天資秉性，而不以雷同。通常情況下，作家的“才氣”發自“內心營造”，而“學識”源自“外在努力”。有的人一生飽學博識，卻始終才氣平庸，而有的自幼天資聰穎，但是即便到死，依然學識貧乏。單言文學創作領域，凡學識貧乏者，在情思義理的探微發幽之中，必定舉步維艱；凡才氣平庸者，於遣詞造句的博采眾長之際，必然捉襟見肘。這就是藝術創作中所謂“內才外學”的區別和差異。一切文學藝術作品的產生，都是心營臆造和舞文弄墨的人為展示，在這一“生產”的整個過程中間，作者的“才氣”則是“主宰”，而“學識”隻是“附庸”，也就是起著輔助作用。所以說“才氣和學識”，隻要符合中正典雅，並能夠順應時代需求，其必定成就非凡；反之，如果狹隘偏頗，即便喧囂一時，終將身敗名裂，更有可能遺臭萬年。像漢代的楊雄，足以堪稱年少得誌和才華橫溢了吧？但他在《答劉歆書》中，也十分坦承地講到，當初隻是因為進入石渠閣苦讀博學之後，才得以佳作連篇。由此可見，文學創作必須仰仗“內才”與“外學”的相輔而成，這是古往今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啊。像曹操也曾經在評價張某的文章時說過：“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類似這一段話所指出的：那些自身學識淺薄，卻偏愛攀附名家名作，由此產生的經不住推敲盤問的任何篇籍，不過都是孤陋寡聞的典型案例罷了。
自古以來，堪稱經書典籍者，莫不是情誌義理醇厚，內含“事類”辭章浩瀚。所以文學天地，既是各類奇異才華的展示，更是多種淵博學識的競技。自楊雄、班固之後，文壇之上，各路英才俊傑，極盡個人之能事，如同捕魚圍獵一樣，肆無忌憚地搜羅經典語句，大張旗鼓地網織經典篇籍。但是，無論天資多麽聰慧，唯有博學多識，才有可能獨占鼇頭。因為單憑一隻狐狸的皮毛，不可能集腋成裘；雞爪雖屬美味，卻需要采食眾多，才可能真正飽餐知足。然而，即便達到博學多識者，還需有精益求精的錘煉和警醒，尤其在選用“事類”的言辭篇籍時，務必稽查核實，隻有真正做到了表裏如一，才有能夠相得益彰，進而會有心想事成的結果啊。例如三國時期，在曹魏的劉劭《趙都賦》中有“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嗬強秦使鼓缶。”用以佐證官職不在高低，隻要足夠機智，同樣可以成就國家大事的道理。如此用典，不但合情合理，而且恰到好處。由此可見，文章中使用“事類”的關鍵問題，就在於要與作者意欲表達的意願和需求，必須契合的恰如其分；這就如同車輪軸承上的插銷，盡管自身短小，卻是保障車駕運行良好的關鍵所在啊。所以說，即便是精美絕倫的箴言佳句，縱然就是振聾發聵的經典故事，如果使用在無關宏旨的段落中間，則恰似把珠寶金玉纏在腳腕上，亦如把胭脂粉黛抹在胸前一樣了吧。
在文章書寫過程中，究竟如何運用“事類”的創作手法呢？其實，若能做到恰如其分，就是要在引用別人的原話時，完全像是作者自己說出來的一樣；如若選取的成語典故不貼切，即便是流傳千年的箴言佳話，依然於事無補，甚至弄巧成拙。像曹植，不僅才高八鬥，更是文壇俊傑；但他在《報孔璋書》（原文已佚）中說“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大意是：葛天氏的歌聲，有千萬人傳唱，凡聽到的人，都不再欣賞《韶》《夏》古樂了。）這顯然引用失當，甚至過度誇張了。因為，《呂氏春秋?古樂》中則是“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大意是：古代葛天氏創造的歌舞，三個人手持牛尾，踏步唱八遍歌詞。）另外，在司馬相如《上林賦》中，確實存在“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的故事。但是，像司馬相如“千人唱、萬人和”的措辭，是用以誇飾迎合歌舞的人數眾多，雖然過分，尚有情可原。然而，若把三人歡愉的“葛天氏之樂”直接說成有千萬人高歌誇讚，則是對司馬相如用典的曲解吧。再者，陸機的《園葵》詩中有“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不若聞道易，但傷知命難。”其詩句中使用的典故，或取自《左傳?成公十七年》中，孔夫子針對受刖刑失去一隻腳的齊國鮑牽，曾經說過“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或源自《左傳?文公七年》中，當宋昭公要驅趕公族時，其大臣樂豫勸說過“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據此而言，陸機在上述詩句中，若使用“衛足”或“庇根”，尚且有典可查，但“庇足”一詞幾近荒謬。這就是沒有恪守精益求精造成的缺憾。毋庸諱言，像曹植如此精明幹練，而陸機何等深沉細致，都難免失誤。所以，凡作者無論才氣學識達到何等程度，在文章中“事類”應用上，都需要謹小慎微啊。再者，像曹洪在《與魏文帝書》中，把“河西”誤作“高唐”的故事，又有什麽值得嘲笑不止呢？大千世界，山中樹木原本良莠不齊，能工巧匠憑借經驗和工具，便可以打造出來令世人歎為觀止的精美器具。而在文學領域，經書典籍的優劣得失何嚐不也是如此啊！凡文人墨客，如果能夠精采攫取，並創作出來愈加完美愜意的舉世佳作，也就無愧於其他專業的行家裏手了吧。
總而言之：經史子集源流長，珠光寶氣霞萬丈；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援古證今無局限，事類取舍有常規；箴言典籍貴恰當，精益求精忌臆想。古往今來多少事，顛來複去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