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節所評述的“九代之文”，籠統地講，起自唐堯虞舜，止於兩晉、劉宋，中間則有夏、商、周三代，加之贏秦、劉漢、曹魏。時長跨越兩千餘年，文籍數量之多，已經不可勝數。論說卓越期間的作家及其作品價值意義，隻能有詳有略，一帶而過吧。
虞舜夏啟前後，具有代表性的名人佳作，一是《尚書?皋陶謨》中記載，掌管刑獄的皋陶首先明確提出了，為官從政者，必須具備“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九種品德；二在《尚書?舜典》中，記載了樂官夔，率先校準樂器，演奏水平達到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的極致程度；三者《尚書?大禹謨》中，東夷首領伯益公開警示帝王，像“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不僅關係著國家興衰，也是個人成敗的自然規律；四則是夏朝第三任帝王太康失國後，傳說他弟弟唱響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五子之歌》。列舉上麵流傳至今的經書篇籍，他們不僅文辭溫潤祥和，而且義理典雅中正，堪稱惠及千秋萬代的文明典範啊。
在姬周替代子商的西周時代。據《尚書?商書》記載，商朝曾有《仲虺之誥》，其中的商湯名臣仲虺，不但坦陳了“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等嶄新觀念，而且為國家革命指點迷津；另外，在《尚書?商書?伊訓》中，伊尹作為商朝開國功臣和五朝元老，對當權者提出了“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等忠告，為專橫一夫敲響喪鍾；再者，像《詩經》中，類似周宣王的太師尹吉甫創作的《崧高》《烝民》等“穆如清風”的雅頌，如同上述篇章一樣，不僅義理隸屬正大光明的經典，而且文采堪稱教書育人的模範啊。
自姬周遷都洛邑以及整個春秋階段，王室大權旁落失魄，各等諸侯逐強爭勝，王侯將相之間，相互頻繁聚首，各級各類誓言盟約，此起彼伏，明暗相間。於是文壇之上，英才豪駿，各顯其能，奇葩蜂擁，明星璀璨。若論其間的人物多樣，恰似玉石倉庫，盡管良莠不齊，卻是琳琅滿目；若看湧現的作品繁雜，猶如絲綢店鋪，雖然質地不同，但是光彩奪目。依據《春秋?左傳》記載，在這期間，楚莊王時的令尹孫叔敖（約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羋姓蔿氏名敖字孫叔河南省淮濱人與薳敖應為一人）善於借鑒古典經驗治理新政，因而成就卓著；晉國大夫士會（約公元前660年-約公元前583年因被封於隨、範以邑為氏別為範氏諡武）極力推崇遵照儀禮來治國安邦，所以功名顯赫；晉文公時上卿趙衰精明文韜武略，得以福祿後嗣；鄭國子產擅長辭令，捍衛鄭國尊嚴；鄭國正卿遊吉（公元前?-前507年春秋鄭國前於522年繼子產執政）不隻是才貌雙全，而且能夠繼往開來；鄭國行人公孫揮熟稔外交辭令，贏得名聲載入史冊。上述《春秋?左傳》中的人物事跡，都是在文采辭令方麵卓越超凡，並因此功勳當代、名垂青史。
進入戰國階段，處在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時代，置身戰火連綿之間，“軍功、武力、強權”成了社會的主旋律。然而，“文人、雅士、聖賢”並沒有因此銷聲匿跡，反而愈發超凡脫俗，以至於層出不窮。於是，諸子百家如同雨後春筍，倚仗各自為是的道義學說，不僅橫空出世，更是四處遊說。荊楚大地之上，以屈原、宋玉為代表的“楚辭”風範，奇峰突起，獨樹一幟。列國之中，燕國上將軍魏人樂毅的《獻書報燕王》，據理爭辨，明哲保身；逃入秦國的魏人範雎，在上書《獻書昭王》中，含沙射影，直逼要害；遊說六國功成名就的蘇秦，在他《蘇子》（亡軼）諸篇中，言之鑿鑿，急功近利；楚人李斯在秦國的《上書諫逐客》，坦陳利弊，感人至深……書寫這些作品的文物，如果不是深陷戰國烈火中間，而是立足崇尚詩文的文明漢代，他們一準就是揚雄、班固之類人物了吧。除此之外，趙國人荀況，在學術思想上不僅是一代宗師，而他的《賦篇》同樣是辭藻豐富煥麗，並且義理深刻鮮明，無愧於儒學大家的稱號啊。
西漢初年，若論“文韜”中獨拔頭籌者，當屬陸賈；他的《孟春賦》（亡軼），應是漢賦成風的嚆矢；他的《新語》諸篇，即符合儒家經書典範，特別在言詞語句上，更是樸實簡練，並且直言明辨。賈誼才華穎秀，如同文壇駿馬，他的《過秦論》《論積貯疏》《吊屈原賦》《鵩鳥賦》等，震古爍今，絕非徒有虛名。枚乘《七發》和鄒陽《上書吳王》，均是筆下生輝，同樣氣宇軒昂。董仲舒專注儒家論斷，司馬遷精研史料記傳，前者則有《士不遇賦》，後者隨見《悲士不遇賦》，兩者都歸屬於《詩經?小雅?四月》中“君子作歌，維以告哀。”的情愫，卻是古今文人墨客一以貫之的訴諸衷腸。司馬相如讀書淵博，在文采意境上，尊崇屈原、宋玉的瑰麗詭異，雖然號稱辭賦家的宗師，但深究文本內涵，他的義理淹沒在了辭藻魅力中間，所以楊雄《法言?君子》中有“文麗用寡者長卿也”的評價，確實中肯精辟。子淵王褒著述，文句駢儷華采，字詞細致精巧，擅長繪聲繪色，表現冷靜自若。在藝術創作中間，論說最善於投機鑽營而處心積慮的文學大家，首屈一指當屬子雲楊雄，其文句寓意高妙幽深，字詞遴選綺麗詭異，時常殫精竭慮，習慣文質謹嚴。
東漢時的桓譚，精通多種文體，作品豐富多彩；朝廷大司空宋弘向光武帝舉薦人才時，稱桓譚堪比司馬相如，但看他的《仙賦》等詩詞，言語淺顯缺乏文采，可見其長項在於諷諫奏本，而不擅長華麗辭藻。馮衍儒雅奇才，雖偏好“說辭”文體，但置身東漢盛世，卻鬱鬱不得誌，但他的《顯誌賦》，如同病蚌成珠一樣，反而愈加光彩奪目。
縱觀兩漢期間，論父子相繼才華蓋世者，莫過於班彪、班固和劉向、劉歆。人們過去認為他們父子，班固的文史才華優於班彪，劉歆的博學見識精於劉向，但在今天看來，班彪著述的《王命論》是何等睿智而明辯，而劉向編纂的《新序》亦堪稱完備而精練，所以人們皆稱昆山盛產美玉，卻忽略了昆山之所以會產出美玉的更高品質。東漢時期，傅毅和崔駰並駕齊驅文壇之上，崔駰的兒子崔瑗和孫子崔寔相繼名垂青史，堪稱文風、家風代代相傳了。另外，這一時期還有杜篤和賈逵蜚聲文壇，若評說他倆的文學才能，在名列崔駰、傅毅一類作家中，應居末流。再有李尤（約55-約135年或約44-約126年字伯仁廣漢雒人東漢文學家）偏愛銘賦，意圖高瞻鴻儒，但才力不及，猶如折翅大鳥，必定振羽難飛。但是，像馬融一代宗師，思想精致，眼界高瞻，著述立說頗具經書典範，篇章文質相得益彰。還有王逸見識廣博，集注《楚辭章句》惠顧後學，但個人作品文采欠佳；王逸兒子王延壽繼承父誌，年少才俊，魅力非凡，他的《魯靈光殿賦》描繪景物形貌，細致精微，辭藻瑰麗，頗具枚乘遺風。
整個東漢時期，博學奇才，層出不窮。前有張衡多才多藝，後有蔡邕雅正精研，他倆文史兼通，才華隔代相望，正所謂“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啊！如果說劉向的奏議貴在旨趣鮮明而文辭沉靜，那麽趙壹（字元叔漢陽郡西縣人大致生活於漢靈帝在位公元168至189年前後）的辭賦好在內容麵廣而體例舒展，再者孔融著墨揮毫氣勢逼人，更有禰衡立等可取思維迅捷，他們各具特色，創建了多彩的文藝風格。類似這樣的人才，還有潘勖，因精通經書而聞名於世，他的《策魏公九錫文》成為卓爾不群的時代力作；再者，王朗雖然因專注儒家經典而揚名達誌，但也擅長序論銘文。據上例舉，亦不難看出，在西漢司馬相如、王褒以前，文學創作之中所謂“量才示能”，主要通過運用個性語言，來抒發情懷誌向，而不是抄錄經典語錄，借以展示自我德才學識；然而，自揚雄、劉向之後，文人墨客愈來愈傾向於將個人的誌向意圖，掩映在引經據典中間，這種顯而易見的趨向、區別和差距，在認識上不僅需要特別明確，更需要深刻地辨別、分析和謹記。
漢魏晉交替時期，文帝曹丕才華恒逸清秀，以往對他的評價有些過分貶低，說他比曹植相差甚遠。其實，曹植思維敏捷、才氣俊俏，尤其在詩歌上魅力無窮，而且章表更是出類拔萃。但是，曹丕思慮周全、下筆舒緩，不圖虛名爭先，他的樂府格外清新昂揚，而《典論?論文》更是思辨精要。所以，針對他們兄弟倆的藝術才華，隻有分別兩人短長，才能明辨二者是非。然而，一般世俗褒貶才能，習慣隨聲附和，並不都是明察秋毫。因此，曹丕尊為帝王，他的文學才華反而被人看低；曹植處境窘迫，其文學技藝徒然倍增誇讚，這一切都不是理性真實的藝術評價。另外，與他們同時代的王粲，同樣才華橫溢，寫作敏捷縝密，內容廣泛多樣，文辭很少累贅拖遝，若摘取他詩賦中的優秀語句，足以堪當經書典範。因此，如果評價“建安七子”中誰的文學成就最高，非王粲莫屬。再者，像陳琳和阮瑀，因擅長書記檄文而聞名於世，徐幹以辭賦論著被時人稱頌，劉楨“氣格自高”而文采飛揚，應瑒才學雙優且詩賦俊秀。其他，例如路粹和楊修精巧於筆劄書記，丁儀和邯鄲淳流傳論述聞名，像這一些作家的才華和作品都有十分獨到之處。除上述之外，還有劉劭的《趙都賦》，可以奮起直追前代的名家名作；何晏的《景福殿賦》，足以表率後學。應璩風趣詼諧，用《百一詩》彰顯誌向；應貞精通義理，以《臨丹賦》展示才華。嵇康獨出心裁，杜撰高論；阮籍頤指使氣，譜寫詩歌。他們分別選擇使用不同的格調形式，發出了共同的心聲和夙願；他們各自舒展不同的文學翅膀，朝著同一個藝術方向，一起奮飛翱翔。
步入西晉時代，張華的詩賦，神采奕奕，清新流暢，他的《鷦鷯賦》寓意深刻，類似韓非《說難》。左思奇才妙想，深謀遠慮，他的《三都賦》驚世駭俗，而《詠史詩》出類拔萃，僅這兩篇佳作，已經讓他殫精竭慮了。潘嶽思維敏捷，文辭暢達，他的聰明才智集中體現在《西征賦》裏，而其他如《悼亡詩》等哀悼文本，則是發自肺腑的真情傾訴。陸機博學深思，辭會廣泛，文章雖然構思巧妙，但過於審慎而言多複雜。陸雲開朗幹練，深諳簡繁利弊，所以文采鮮明潔淨，擅長短小篇章。孫楚思緒紛繁，雖慣常直抒胸臆，但尚能疏通順暢。摯虞陳述思想，必定遵循天道而溫良典雅，他的《文章流別論》不隻是中規中矩，確實亦流光溢彩啊。傅玄銘文佳作，內容多是規勸警戒，他的兒子傅鹹上疏奏議，頗具剛正不阿的家風文風，他們父子都是棟梁之材，而不是時尚鮮花的襯托陪伴。成公綏作賦較多，逞一時之美。夏侯湛作品臨摹經書範本，近乎貌合神離。曹攄善寫長詩，清純秀麗，而張翰喜作小詩，明辨屬實，他們二人各居特色，互有短長。張載、張協兄弟倆，在文學才華和作品成就上，確實不相上下，情形如同《論語?子路》所說“魯衛之政，兄弟也。”的模樣。劉琨作品氣勢雄壯，盧諶著文情深理明，而他倆的特色，卻都是時局形勢的壓力造成。
東晉郭璞才俊辭豔，思維飄逸，名列晉朝中興第一；他的《南郊賦》蔚為大觀，而《遊仙詩》淩雲似仙。庾亮撰寫章表，思慮縝密，文辭通暢；溫嶠筆記書劄，遵循事理，清新順達，他倆堪稱文人墨客中的能工巧匠吧。孫盛和幹寶，都擅長編纂史料，雖然各取所需，但都遵循《尚書》中《典》《訓》體例，所以看似各立門戶，其實文采家風相似。袁宏立意高瞻遠矚，卻因過度卓越超群，而顯得偏頗乖離。孫綽詩文遵循玄理，雖然中規中矩，但卻寡淡無味。殷仲文在《南州桓公九井作》中坦蕩出來“孤興”情調，謝混於《遊西池》裏蕩漾“閑情”風韻，他們盡管吹散了盤踞文壇已久的“談玄”濃雲，但在他們的詩文中間，卻依然顯而易見著殘雲縹緲。所以，盡管他倆被視為開辟文化新風的先鋒闖將，但他們的作品還是不能盡如人意吧。
至於劉宋一朝的文人雅士，他們的詩歌文籍同樣繁多而魚龍混雜，由於時代較近，影響深淺，不言自明，也就沒有必要逐一甄別了吧。
縱觀東漢的文學才幹，和西漢時期相差無幾。晉代文壇，基本與建安文學可以媲美。但是，在曹魏時期，文學家熱議話題和崇尚目標，則是漢武帝“元封”時代；而劉宋以後，類似的文藝高論，反而多是漢末“建安”話題了。這究竟又是為什麽呢？事實上，並不是因為這兩個時代，都特別崇尚文學和招賢納士，而是“時勢造就人才”的道理，古代和今天都是一樣的啊。
總而言之：人才難得太玄乎，性格不同異稟能；但逢一朝崇文藝，遍地丹青遺後生。汗牛充棟莫徘徊，有涯無涯貴自在；任憑春花迷望眼，秋收何愁沒果摘。
虞舜夏啟前後，具有代表性的名人佳作，一是《尚書?皋陶謨》中記載，掌管刑獄的皋陶首先明確提出了，為官從政者，必須具備“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九種品德；二在《尚書?舜典》中，記載了樂官夔，率先校準樂器，演奏水平達到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的極致程度；三者《尚書?大禹謨》中，東夷首領伯益公開警示帝王，像“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不僅關係著國家興衰，也是個人成敗的自然規律；四則是夏朝第三任帝王太康失國後，傳說他弟弟唱響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五子之歌》。列舉上麵流傳至今的經書篇籍，他們不僅文辭溫潤祥和，而且義理典雅中正，堪稱惠及千秋萬代的文明典範啊。
在姬周替代子商的西周時代。據《尚書?商書》記載，商朝曾有《仲虺之誥》，其中的商湯名臣仲虺，不但坦陳了“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等嶄新觀念，而且為國家革命指點迷津；另外，在《尚書?商書?伊訓》中，伊尹作為商朝開國功臣和五朝元老，對當權者提出了“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等忠告，為專橫一夫敲響喪鍾；再者，像《詩經》中，類似周宣王的太師尹吉甫創作的《崧高》《烝民》等“穆如清風”的雅頌，如同上述篇章一樣，不僅義理隸屬正大光明的經典，而且文采堪稱教書育人的模範啊。
自姬周遷都洛邑以及整個春秋階段，王室大權旁落失魄，各等諸侯逐強爭勝，王侯將相之間，相互頻繁聚首，各級各類誓言盟約，此起彼伏，明暗相間。於是文壇之上，英才豪駿，各顯其能，奇葩蜂擁，明星璀璨。若論其間的人物多樣，恰似玉石倉庫，盡管良莠不齊，卻是琳琅滿目；若看湧現的作品繁雜，猶如絲綢店鋪，雖然質地不同，但是光彩奪目。依據《春秋?左傳》記載，在這期間，楚莊王時的令尹孫叔敖（約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羋姓蔿氏名敖字孫叔河南省淮濱人與薳敖應為一人）善於借鑒古典經驗治理新政，因而成就卓著；晉國大夫士會（約公元前660年-約公元前583年因被封於隨、範以邑為氏別為範氏諡武）極力推崇遵照儀禮來治國安邦，所以功名顯赫；晉文公時上卿趙衰精明文韜武略，得以福祿後嗣；鄭國子產擅長辭令，捍衛鄭國尊嚴；鄭國正卿遊吉（公元前?-前507年春秋鄭國前於522年繼子產執政）不隻是才貌雙全，而且能夠繼往開來；鄭國行人公孫揮熟稔外交辭令，贏得名聲載入史冊。上述《春秋?左傳》中的人物事跡，都是在文采辭令方麵卓越超凡，並因此功勳當代、名垂青史。
進入戰國階段，處在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時代，置身戰火連綿之間，“軍功、武力、強權”成了社會的主旋律。然而，“文人、雅士、聖賢”並沒有因此銷聲匿跡，反而愈發超凡脫俗，以至於層出不窮。於是，諸子百家如同雨後春筍，倚仗各自為是的道義學說，不僅橫空出世，更是四處遊說。荊楚大地之上，以屈原、宋玉為代表的“楚辭”風範，奇峰突起，獨樹一幟。列國之中，燕國上將軍魏人樂毅的《獻書報燕王》，據理爭辨，明哲保身；逃入秦國的魏人範雎，在上書《獻書昭王》中，含沙射影，直逼要害；遊說六國功成名就的蘇秦，在他《蘇子》（亡軼）諸篇中，言之鑿鑿，急功近利；楚人李斯在秦國的《上書諫逐客》，坦陳利弊，感人至深……書寫這些作品的文物，如果不是深陷戰國烈火中間，而是立足崇尚詩文的文明漢代，他們一準就是揚雄、班固之類人物了吧。除此之外，趙國人荀況，在學術思想上不僅是一代宗師，而他的《賦篇》同樣是辭藻豐富煥麗，並且義理深刻鮮明，無愧於儒學大家的稱號啊。
西漢初年，若論“文韜”中獨拔頭籌者，當屬陸賈；他的《孟春賦》（亡軼），應是漢賦成風的嚆矢；他的《新語》諸篇，即符合儒家經書典範，特別在言詞語句上，更是樸實簡練，並且直言明辨。賈誼才華穎秀，如同文壇駿馬，他的《過秦論》《論積貯疏》《吊屈原賦》《鵩鳥賦》等，震古爍今，絕非徒有虛名。枚乘《七發》和鄒陽《上書吳王》，均是筆下生輝，同樣氣宇軒昂。董仲舒專注儒家論斷，司馬遷精研史料記傳，前者則有《士不遇賦》，後者隨見《悲士不遇賦》，兩者都歸屬於《詩經?小雅?四月》中“君子作歌，維以告哀。”的情愫，卻是古今文人墨客一以貫之的訴諸衷腸。司馬相如讀書淵博，在文采意境上，尊崇屈原、宋玉的瑰麗詭異，雖然號稱辭賦家的宗師，但深究文本內涵，他的義理淹沒在了辭藻魅力中間，所以楊雄《法言?君子》中有“文麗用寡者長卿也”的評價，確實中肯精辟。子淵王褒著述，文句駢儷華采，字詞細致精巧，擅長繪聲繪色，表現冷靜自若。在藝術創作中間，論說最善於投機鑽營而處心積慮的文學大家，首屈一指當屬子雲楊雄，其文句寓意高妙幽深，字詞遴選綺麗詭異，時常殫精竭慮，習慣文質謹嚴。
東漢時的桓譚，精通多種文體，作品豐富多彩；朝廷大司空宋弘向光武帝舉薦人才時，稱桓譚堪比司馬相如，但看他的《仙賦》等詩詞，言語淺顯缺乏文采，可見其長項在於諷諫奏本，而不擅長華麗辭藻。馮衍儒雅奇才，雖偏好“說辭”文體，但置身東漢盛世，卻鬱鬱不得誌，但他的《顯誌賦》，如同病蚌成珠一樣，反而愈加光彩奪目。
縱觀兩漢期間，論父子相繼才華蓋世者，莫過於班彪、班固和劉向、劉歆。人們過去認為他們父子，班固的文史才華優於班彪，劉歆的博學見識精於劉向，但在今天看來，班彪著述的《王命論》是何等睿智而明辯，而劉向編纂的《新序》亦堪稱完備而精練，所以人們皆稱昆山盛產美玉，卻忽略了昆山之所以會產出美玉的更高品質。東漢時期，傅毅和崔駰並駕齊驅文壇之上，崔駰的兒子崔瑗和孫子崔寔相繼名垂青史，堪稱文風、家風代代相傳了。另外，這一時期還有杜篤和賈逵蜚聲文壇，若評說他倆的文學才能，在名列崔駰、傅毅一類作家中，應居末流。再有李尤（約55-約135年或約44-約126年字伯仁廣漢雒人東漢文學家）偏愛銘賦，意圖高瞻鴻儒，但才力不及，猶如折翅大鳥，必定振羽難飛。但是，像馬融一代宗師，思想精致，眼界高瞻，著述立說頗具經書典範，篇章文質相得益彰。還有王逸見識廣博，集注《楚辭章句》惠顧後學，但個人作品文采欠佳；王逸兒子王延壽繼承父誌，年少才俊，魅力非凡，他的《魯靈光殿賦》描繪景物形貌，細致精微，辭藻瑰麗，頗具枚乘遺風。
整個東漢時期，博學奇才，層出不窮。前有張衡多才多藝，後有蔡邕雅正精研，他倆文史兼通，才華隔代相望，正所謂“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啊！如果說劉向的奏議貴在旨趣鮮明而文辭沉靜，那麽趙壹（字元叔漢陽郡西縣人大致生活於漢靈帝在位公元168至189年前後）的辭賦好在內容麵廣而體例舒展，再者孔融著墨揮毫氣勢逼人，更有禰衡立等可取思維迅捷，他們各具特色，創建了多彩的文藝風格。類似這樣的人才，還有潘勖，因精通經書而聞名於世，他的《策魏公九錫文》成為卓爾不群的時代力作；再者，王朗雖然因專注儒家經典而揚名達誌，但也擅長序論銘文。據上例舉，亦不難看出，在西漢司馬相如、王褒以前，文學創作之中所謂“量才示能”，主要通過運用個性語言，來抒發情懷誌向，而不是抄錄經典語錄，借以展示自我德才學識；然而，自揚雄、劉向之後，文人墨客愈來愈傾向於將個人的誌向意圖，掩映在引經據典中間，這種顯而易見的趨向、區別和差距，在認識上不僅需要特別明確，更需要深刻地辨別、分析和謹記。
漢魏晉交替時期，文帝曹丕才華恒逸清秀，以往對他的評價有些過分貶低，說他比曹植相差甚遠。其實，曹植思維敏捷、才氣俊俏，尤其在詩歌上魅力無窮，而且章表更是出類拔萃。但是，曹丕思慮周全、下筆舒緩，不圖虛名爭先，他的樂府格外清新昂揚，而《典論?論文》更是思辨精要。所以，針對他們兄弟倆的藝術才華，隻有分別兩人短長，才能明辨二者是非。然而，一般世俗褒貶才能，習慣隨聲附和，並不都是明察秋毫。因此，曹丕尊為帝王，他的文學才華反而被人看低；曹植處境窘迫，其文學技藝徒然倍增誇讚，這一切都不是理性真實的藝術評價。另外，與他們同時代的王粲，同樣才華橫溢，寫作敏捷縝密，內容廣泛多樣，文辭很少累贅拖遝，若摘取他詩賦中的優秀語句，足以堪當經書典範。因此，如果評價“建安七子”中誰的文學成就最高，非王粲莫屬。再者，像陳琳和阮瑀，因擅長書記檄文而聞名於世，徐幹以辭賦論著被時人稱頌，劉楨“氣格自高”而文采飛揚，應瑒才學雙優且詩賦俊秀。其他，例如路粹和楊修精巧於筆劄書記，丁儀和邯鄲淳流傳論述聞名，像這一些作家的才華和作品都有十分獨到之處。除上述之外，還有劉劭的《趙都賦》，可以奮起直追前代的名家名作；何晏的《景福殿賦》，足以表率後學。應璩風趣詼諧，用《百一詩》彰顯誌向；應貞精通義理，以《臨丹賦》展示才華。嵇康獨出心裁，杜撰高論；阮籍頤指使氣，譜寫詩歌。他們分別選擇使用不同的格調形式，發出了共同的心聲和夙願；他們各自舒展不同的文學翅膀，朝著同一個藝術方向，一起奮飛翱翔。
步入西晉時代，張華的詩賦，神采奕奕，清新流暢，他的《鷦鷯賦》寓意深刻，類似韓非《說難》。左思奇才妙想，深謀遠慮，他的《三都賦》驚世駭俗，而《詠史詩》出類拔萃，僅這兩篇佳作，已經讓他殫精竭慮了。潘嶽思維敏捷，文辭暢達，他的聰明才智集中體現在《西征賦》裏，而其他如《悼亡詩》等哀悼文本，則是發自肺腑的真情傾訴。陸機博學深思，辭會廣泛，文章雖然構思巧妙，但過於審慎而言多複雜。陸雲開朗幹練，深諳簡繁利弊，所以文采鮮明潔淨，擅長短小篇章。孫楚思緒紛繁，雖慣常直抒胸臆，但尚能疏通順暢。摯虞陳述思想，必定遵循天道而溫良典雅，他的《文章流別論》不隻是中規中矩，確實亦流光溢彩啊。傅玄銘文佳作，內容多是規勸警戒，他的兒子傅鹹上疏奏議，頗具剛正不阿的家風文風，他們父子都是棟梁之材，而不是時尚鮮花的襯托陪伴。成公綏作賦較多，逞一時之美。夏侯湛作品臨摹經書範本，近乎貌合神離。曹攄善寫長詩，清純秀麗，而張翰喜作小詩，明辨屬實，他們二人各居特色，互有短長。張載、張協兄弟倆，在文學才華和作品成就上，確實不相上下，情形如同《論語?子路》所說“魯衛之政，兄弟也。”的模樣。劉琨作品氣勢雄壯，盧諶著文情深理明，而他倆的特色，卻都是時局形勢的壓力造成。
東晉郭璞才俊辭豔，思維飄逸，名列晉朝中興第一；他的《南郊賦》蔚為大觀，而《遊仙詩》淩雲似仙。庾亮撰寫章表，思慮縝密，文辭通暢；溫嶠筆記書劄，遵循事理，清新順達，他倆堪稱文人墨客中的能工巧匠吧。孫盛和幹寶，都擅長編纂史料，雖然各取所需，但都遵循《尚書》中《典》《訓》體例，所以看似各立門戶，其實文采家風相似。袁宏立意高瞻遠矚，卻因過度卓越超群，而顯得偏頗乖離。孫綽詩文遵循玄理，雖然中規中矩，但卻寡淡無味。殷仲文在《南州桓公九井作》中坦蕩出來“孤興”情調，謝混於《遊西池》裏蕩漾“閑情”風韻，他們盡管吹散了盤踞文壇已久的“談玄”濃雲，但在他們的詩文中間，卻依然顯而易見著殘雲縹緲。所以，盡管他倆被視為開辟文化新風的先鋒闖將，但他們的作品還是不能盡如人意吧。
至於劉宋一朝的文人雅士，他們的詩歌文籍同樣繁多而魚龍混雜，由於時代較近，影響深淺，不言自明，也就沒有必要逐一甄別了吧。
縱觀東漢的文學才幹，和西漢時期相差無幾。晉代文壇，基本與建安文學可以媲美。但是，在曹魏時期，文學家熱議話題和崇尚目標，則是漢武帝“元封”時代；而劉宋以後，類似的文藝高論，反而多是漢末“建安”話題了。這究竟又是為什麽呢？事實上，並不是因為這兩個時代，都特別崇尚文學和招賢納士，而是“時勢造就人才”的道理，古代和今天都是一樣的啊。
總而言之：人才難得太玄乎，性格不同異稟能；但逢一朝崇文藝，遍地丹青遺後生。汗牛充棟莫徘徊，有涯無涯貴自在；任憑春花迷望眼，秋收何愁沒果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