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周書》中有一篇《梓材》，主題是警戒政府做官的人們，要求他們不僅時刻心係民生安危，而且還要特別注意外在禮儀風貌。
在《梓材》一文中，當舉例論證時，有這樣一句話：“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斫，惟其塗丹雘。”其大意是：如果建造居家房屋，不隻是忙於砌磚壘牆，還要粉刷牆壁和蓋好茅草房頂；如果用貴重木材做家具，不僅要求榫卯嚴絲合縫，還要粉刷上色彩油漆，加以保護和顯示珍貴。
所以，從國家尊嚴考慮，對待任何人才就要像珍惜貴重器物一樣，既要保證內在實際堪用，還要注重外在品質雅觀。
因此，西漢孔安國說過：“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但是，近代的文官學士，通常隻講究外在的盛名榮耀，而不再深究內在的品德美善。
正因為如此，曹丕在《與吳質書》中感慨：“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其大意是說，文人自古至今不拘個人小節，很少有人單憑節操而立世揚名。
與曹丕同時代的韋誕（公元179年-251年字仲將漢末三國京兆杜陵人著名書法家）更是恣意詆毀當時的文人雅士。
於是，後來的評論家，與他倆的論調隨聲附和，並且一起唱衰人文，甚至歸結成為
“文人們一概不拘小節”，俗稱
“文人無德”。如此狀況，豈不令人悲哀！縱觀以往那些名聲遠揚的文學大家，例舉存在於他們身上的瑕疵，眾所周知的像司馬相如攜寡婦私奔，並收受賄賂；楊雄嗜酒不擇室友，刻意阿諛諂媚；馮衍納妾驅妻，多私寡恩；杜篤強人所難，心胸狹隘；班固攀附權貴，縱親行惡；馬融結黨營私，貪財奢靡；孔融傲慢失度，狂言遭難；禰衡狂放不羈，穢語殺頭；王粲鋒芒畢露，急躁冒進；陳琳處事魯莽，行徑粗陋；丁儀貪婪成性，不擇手段；路粹狐假虎威，鮮廉寡恥；潘嶽勾結陷害，喪盡天良；陸機攀附權貴，屢遭譏嘲；傅玄妄自尊大，剛愎自用；孫楚躁動偏執，不自量力……諸如此類的人格缺陷或行為錯誤，發生在不同時代的文人作家身上，確實屢見不鮮，而且不勝枚舉啊。
其實，自古以來，不僅文官雅士如此，並且將官武夫依然，尤其是發生在古代將軍相國身上的拙劣故事，更加奪人耳目。
例如管仲背負盜竊惡名，吳起貪婪好色，陳平性情汙穢，至於周勃、灌嬰都曾經讒言誣陷他人……類似的劣性和汙點，在其他朝廷命官身上，更是不可勝數啊。
若深入分析其中原因，其實也不困難，比如孔光（公元前65-5年字子夏曲阜孔子14世孫）貴為西漢宰相，尚且獻媚漢哀帝寵臣董賢，更何況類似班固、馬融和潘嶽等位卑的小官吏呢？
另外，還有被當時民眾罵為
“膏肓之疾”的王戎，身為西晉開國大臣，尚且賣官鬻爵，甚至吝嗇成癖，又何況像司馬相如、杜篤這種窮困卑微的文人小官，更不要說丁儀、路粹之類卑鄙無恥之徒了吧。
但是，孔光獻媚醜態的自甘卑微，卻無損於他還是有名的儒者；王戎吝嗇的劣性罵名，也影響不了他在
“竹林七賢”中位置……為什麽會是這樣呢？究其根本，就在於他們的學術成就和事業功績，確實大大超出了他們本身品德的缺陷不足，從而緩衝了當時和後來者對他們的譏諷熱嘲。
事實上，除了上述一些大家名流之外，再看忠君愛國的屈原、賈誼，和機敏警覺的鄒陽、枚乘，以及仁孝忠厚的黃香（公元約68-122年字文強江夏安陸東漢官員24孝子
“扇枕溫衾”故事主角）和安貧樂道的徐幹等，他們不僅僅是品德高尚的作家名士，甚至更像是潔白無瑕的珍寶美玉啊！
怎麽能說一切作家必定都有過失和瑕疵呢？毋庸置疑，世間的才情氣質，從來因人而異，所以存在各自身上的缺點、不足和錯誤，如果一個人不是出生即達到聖賢大德的
“先哲”高度，恐怕沒有一個人一生一世符合十全十美的標準。因此，也就沒有必要針對每個人都去求全責備了吧。
毋庸諱言，在世俗常情中間，人們對待帝王將相之流，往往因為他們權勢地位的尊貴隆重，一般情況下總是忽略或原諒了他們的缺陷和錯誤。
但是。當人們對待文人作家之時，卻又因為他們位卑官微，常常給予吹毛求疵一樣的譏笑嘲諷。
這種由來已久的社會現象，並非屬於一種什麽出人意料的特殊文化時尚，恰似從高處洶湧而下的江海，必定橫行奔流，以至於所向披靡，而那些孱弱細微的河流，注定有著坎坷曲折的命運遭遇吧。
所以說，即便兩個人有著同樣的缺點毛病，卻會因為社會名聲的高低，彼此獲得的褒貶多少，必定顯著不同，而社會地位的尊卑，同樣也會有與之雷同的情形結果。
正因為如此，世間所謂的
“功成名就”，對於文人雅士而言，就是要成為服務於社會的有用人才。
正如左丘明在《國語·魯語·敬薑論勞逸》中詮釋的道理一樣，公父文伯的母親敬薑，作為一位聰慧的婦人，通過例舉堅守手工織布的風俗傳統，來駁斥好逸惡勞的腐化危害，借此詮釋了治國方略的正誤，那麽但凡讀書學文的大丈夫，又怎麽能夠不求聞達於國家的政經要務呢？
當初像揚雄、司馬相如等人，就是因為隻注重文章色彩韻律，而沒有實質性建功立業的用心和謀劃，因而他們社會地位始終不高。
再看東晉的庾亮，本身才華清秀，隻因軍政業績的卓著而名噪一時，但是關於他的寫作才能，卻很少有人稱頌。
其實，如果庾亮不是做了高官，單憑他的文才一樣可以贏得名聲。所以，文才武略集於一身，如同左右手相得益彰一樣，也是完全可能啊。
例如春秋時晉國的卻縠（公元前682-前632年姬姓郤氏名縠晉國公族是晉國第一任中軍將）不但酷愛讀書，而且精通《詩》《尚書》，並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將軍。
所以說，像卻縠那樣愛好詩書文籍，不是也可以精通武藝嗎？再者，還有孫武的《孫子兵法》，其著述文質的華美珍貴，真的如同珠玉赤金一般……誰還敢妄言鑽研軍事武略者不可能精通麗辭華章呢？
《周易·係辭下》有言：“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就是說，凡立誌要做出一番事業的文人雅士，就是要致力於修身養性，練就完善自身的德才學識，審時度勢，相時而動。
楊雄在《法言·君子》中說過：“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究其道理，就是要培養自身長成像楠木一樣魁梧堅實，而且修持個性品質要像樟樹一般珍奇高貴。
所以，凡著書立說者，就應該有助於國計民生的富裕強盛，而且文人大家一旦立身出仕，不但足以堪當國家棟梁之才，即便仕途不利，或人生落魄，也一樣可以獨善其身而且著書立說；如果仕途順利，或生途顯達，則能夠因勢利導，得以建功立業……像這樣的文人雅士，才是《尚書·商書·梓材》論說的人才標準吧。
總而言之：人材自古多瑕疵，德藝雙馨太珍奇；屈原、賈誼生楚天，鄒陽、枚乘起梁地。
朽木難雕不成器，樟楠年久見優質；文人獨善唯自在，福祿人間功德圓。
在《梓材》一文中，當舉例論證時，有這樣一句話：“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斫，惟其塗丹雘。”其大意是：如果建造居家房屋，不隻是忙於砌磚壘牆，還要粉刷牆壁和蓋好茅草房頂；如果用貴重木材做家具，不僅要求榫卯嚴絲合縫，還要粉刷上色彩油漆，加以保護和顯示珍貴。
所以，從國家尊嚴考慮，對待任何人才就要像珍惜貴重器物一樣，既要保證內在實際堪用，還要注重外在品質雅觀。
因此，西漢孔安國說過：“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但是，近代的文官學士，通常隻講究外在的盛名榮耀，而不再深究內在的品德美善。
正因為如此，曹丕在《與吳質書》中感慨：“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其大意是說，文人自古至今不拘個人小節，很少有人單憑節操而立世揚名。
與曹丕同時代的韋誕（公元179年-251年字仲將漢末三國京兆杜陵人著名書法家）更是恣意詆毀當時的文人雅士。
於是，後來的評論家，與他倆的論調隨聲附和，並且一起唱衰人文，甚至歸結成為
“文人們一概不拘小節”，俗稱
“文人無德”。如此狀況，豈不令人悲哀！縱觀以往那些名聲遠揚的文學大家，例舉存在於他們身上的瑕疵，眾所周知的像司馬相如攜寡婦私奔，並收受賄賂；楊雄嗜酒不擇室友，刻意阿諛諂媚；馮衍納妾驅妻，多私寡恩；杜篤強人所難，心胸狹隘；班固攀附權貴，縱親行惡；馬融結黨營私，貪財奢靡；孔融傲慢失度，狂言遭難；禰衡狂放不羈，穢語殺頭；王粲鋒芒畢露，急躁冒進；陳琳處事魯莽，行徑粗陋；丁儀貪婪成性，不擇手段；路粹狐假虎威，鮮廉寡恥；潘嶽勾結陷害，喪盡天良；陸機攀附權貴，屢遭譏嘲；傅玄妄自尊大，剛愎自用；孫楚躁動偏執，不自量力……諸如此類的人格缺陷或行為錯誤，發生在不同時代的文人作家身上，確實屢見不鮮，而且不勝枚舉啊。
其實，自古以來，不僅文官雅士如此，並且將官武夫依然，尤其是發生在古代將軍相國身上的拙劣故事，更加奪人耳目。
例如管仲背負盜竊惡名，吳起貪婪好色，陳平性情汙穢，至於周勃、灌嬰都曾經讒言誣陷他人……類似的劣性和汙點，在其他朝廷命官身上，更是不可勝數啊。
若深入分析其中原因，其實也不困難，比如孔光（公元前65-5年字子夏曲阜孔子14世孫）貴為西漢宰相，尚且獻媚漢哀帝寵臣董賢，更何況類似班固、馬融和潘嶽等位卑的小官吏呢？
另外，還有被當時民眾罵為
“膏肓之疾”的王戎，身為西晉開國大臣，尚且賣官鬻爵，甚至吝嗇成癖，又何況像司馬相如、杜篤這種窮困卑微的文人小官，更不要說丁儀、路粹之類卑鄙無恥之徒了吧。
但是，孔光獻媚醜態的自甘卑微，卻無損於他還是有名的儒者；王戎吝嗇的劣性罵名，也影響不了他在
“竹林七賢”中位置……為什麽會是這樣呢？究其根本，就在於他們的學術成就和事業功績，確實大大超出了他們本身品德的缺陷不足，從而緩衝了當時和後來者對他們的譏諷熱嘲。
事實上，除了上述一些大家名流之外，再看忠君愛國的屈原、賈誼，和機敏警覺的鄒陽、枚乘，以及仁孝忠厚的黃香（公元約68-122年字文強江夏安陸東漢官員24孝子
“扇枕溫衾”故事主角）和安貧樂道的徐幹等，他們不僅僅是品德高尚的作家名士，甚至更像是潔白無瑕的珍寶美玉啊！
怎麽能說一切作家必定都有過失和瑕疵呢？毋庸置疑，世間的才情氣質，從來因人而異，所以存在各自身上的缺點、不足和錯誤，如果一個人不是出生即達到聖賢大德的
“先哲”高度，恐怕沒有一個人一生一世符合十全十美的標準。因此，也就沒有必要針對每個人都去求全責備了吧。
毋庸諱言，在世俗常情中間，人們對待帝王將相之流，往往因為他們權勢地位的尊貴隆重，一般情況下總是忽略或原諒了他們的缺陷和錯誤。
但是。當人們對待文人作家之時，卻又因為他們位卑官微，常常給予吹毛求疵一樣的譏笑嘲諷。
這種由來已久的社會現象，並非屬於一種什麽出人意料的特殊文化時尚，恰似從高處洶湧而下的江海，必定橫行奔流，以至於所向披靡，而那些孱弱細微的河流，注定有著坎坷曲折的命運遭遇吧。
所以說，即便兩個人有著同樣的缺點毛病，卻會因為社會名聲的高低，彼此獲得的褒貶多少，必定顯著不同，而社會地位的尊卑，同樣也會有與之雷同的情形結果。
正因為如此，世間所謂的
“功成名就”，對於文人雅士而言，就是要成為服務於社會的有用人才。
正如左丘明在《國語·魯語·敬薑論勞逸》中詮釋的道理一樣，公父文伯的母親敬薑，作為一位聰慧的婦人，通過例舉堅守手工織布的風俗傳統，來駁斥好逸惡勞的腐化危害，借此詮釋了治國方略的正誤，那麽但凡讀書學文的大丈夫，又怎麽能夠不求聞達於國家的政經要務呢？
當初像揚雄、司馬相如等人，就是因為隻注重文章色彩韻律，而沒有實質性建功立業的用心和謀劃，因而他們社會地位始終不高。
再看東晉的庾亮，本身才華清秀，隻因軍政業績的卓著而名噪一時，但是關於他的寫作才能，卻很少有人稱頌。
其實，如果庾亮不是做了高官，單憑他的文才一樣可以贏得名聲。所以，文才武略集於一身，如同左右手相得益彰一樣，也是完全可能啊。
例如春秋時晉國的卻縠（公元前682-前632年姬姓郤氏名縠晉國公族是晉國第一任中軍將）不但酷愛讀書，而且精通《詩》《尚書》，並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將軍。
所以說，像卻縠那樣愛好詩書文籍，不是也可以精通武藝嗎？再者，還有孫武的《孫子兵法》，其著述文質的華美珍貴，真的如同珠玉赤金一般……誰還敢妄言鑽研軍事武略者不可能精通麗辭華章呢？
《周易·係辭下》有言：“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就是說，凡立誌要做出一番事業的文人雅士，就是要致力於修身養性，練就完善自身的德才學識，審時度勢，相時而動。
楊雄在《法言·君子》中說過：“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究其道理，就是要培養自身長成像楠木一樣魁梧堅實，而且修持個性品質要像樟樹一般珍奇高貴。
所以，凡著書立說者，就應該有助於國計民生的富裕強盛，而且文人大家一旦立身出仕，不但足以堪當國家棟梁之才，即便仕途不利，或人生落魄，也一樣可以獨善其身而且著書立說；如果仕途順利，或生途顯達，則能夠因勢利導，得以建功立業……像這樣的文人雅士，才是《尚書·商書·梓材》論說的人才標準吧。
總而言之：人材自古多瑕疵，德藝雙馨太珍奇；屈原、賈誼生楚天，鄒陽、枚乘起梁地。
朽木難雕不成器，樟楠年久見優質；文人獨善唯自在，福祿人間功德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