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麽是“文心”呢?簡單說:就是寫文章的用心;若詳細一點講:是指在提筆書寫文章時,作者所有的心思、想法、用意及其目的等。陸機在《文賦》中說:“餘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閱讀別人的作品時,我能夠讀懂書寫者的心思和用意。”另外,在秦漢之前的稷下學官中,有一個涓子(生卒姓名待考定)寫作了《琴心》,還有一個王孫子(姓王孫生卒名不詳)著述的《巧心》,他們都是將“心”字放入了書目標題中,並將寫作心願與書中內容表現的近乎完美。所以,我在標題中直接選用了“文心”二字,表明本書是與書寫文章的內容有關。至於“雕龍”二字,因為古人寫文章,有的就稱作“雕縟成體”,本意就是如同把粗木頭雕刻成龍圖騰一樣,而這與鄒奭之流,隻注重精雕細刻、故弄玄虛、神乎其神的“雕龍”之意,沒有太大關係。


    亙古至今,宇宙浩渺,時光倥傯,單在人世間,原本屬於智愚賢不肖諸色人等雜處,知識水平參差,才能良莠不齊;在這其中,所謂出類拔萃者,不過是指那些在智慧才能方麵具備了獨到之處的人們而已。毋庸諱言,每個人的年齡自然有時而盡,生命個體注定都會終止,唯有生命之年所創造的有形藝術傑作,得以存留身後,或能福潤後人。天地萬物,不但形態各異,而且姹紫嫣紅,更是氣象萬千;在這其中,所謂孕育化生的依據,亦不過五行更迭、陰陽變化而已。綜括人的一生,單憑五官感觸,卻能夠書寫出來,恰似雷霆萬鈞,抑或氣勢磅礴,仿佛風雲變幻一般的韻文佳作。這一切豈不是已然超越了天地時空的局限桎梏!難道不是已經超出了大千萬物的天然造化,等同於巧奪天工的神奇靈秀了吧。所以說,縱然軀體形骸如同飛蛾草芥一樣的脆弱短暫,而一生一世的盛名榮譽,卻會像金石寶器一般持久而不朽。古代先賢一再宣揚“君子處世,樹德建言。”的理想,絕不是玩弄文字遊戲的蠱惑人心,而是麵對有限生命時,對人對己的真情傾訴、慷慨悲歌和啼血絕唱啊。


    在七歲時候,我曾經夢見天上雲彩像織錦一樣絢爛奪目,並且觸手可及。待到三十歲以後,還曾夢見我捧著紅色禮器,跟在孔夫子身後向南行走。當黎明時分醒來,我欣喜若狂……這件事實在太神奇了,要知道聖人是多麽難得一見啊!竟然還托夢眷顧我這樣的無名小卒。因為在我心目中,自有人類以來,沒有再趕得上孔聖人偉大的了。於是,我沉思冥想,如果能夠答謝蒼天垂青和聖人惠顧,並且值得投入一生一世去做的事業,莫過於像孔聖人一樣的整理文籍、注解經書吧。但是,在孔聖人身後,像馬融、鄭玄這樣的大儒,已經把經書弘揚的博大精深,即便我個人再努力,也不可能另辟蹊徑,以至於超越前人了吧。然而,涉及文章篇籍中的問題,特別是把它作為文化載體的自身特性和藝術規律,盡管這一部分內容對於繁花似錦、碩果累累的經書典籍而言,不過類似當作陪襯的青枝綠葉而已。但是,在現實生活之中,像規定大家如何交往的“五禮”(指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離不開他,治理社會安寧的“六典”(即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離不開他;即便在帝王將之間,也需要依賴他,才能夠相互了解、彼此溝通和共同交流,而國家一切軍政要務更需要通過他,才能夠張弛有度,並達到安之若素。所以說,盡管研究、解析和說明文章的體裁樣式、修辭格調、內容特色以及諸如此類的細微末節等問題,最終必定還會追溯到經書典籍的內容實質性上麵。然而,隨著時代久遠,特別是伴隨文集浩瀚及其花樣翻新,後繼學者不隻是眼花繚亂,而且各持一端,甚至已經莫終於是了;另外,漢晉以來,顯而易見的是,文人作家的脾性愈來愈喜好獵奇,尤其熱衷浮誇怪誕,並一味追求形式上的豔麗色彩,愈發專心致誌於細枝末節的極端乖巧……如此文化風尚的社會,必定使離經叛道者愈行愈遠,而伴隨以訛傳訛的文化習性難改,終將導致傳統文化誤入歧途且癡迷忘返。《尚書·周書·畢命》上早就指出:“辭尚體要,不惟好異。”而《論語·為政》中已然強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他們兩者訓導和教誨的宗旨,都是要求文章寫作時,務必主次分明,決不能舍本逐末。鑒於明確了上述認識之後,我才開始著手創作本書。


    縱觀華夏文化的發展曆史,隻是到了近代,類似評說文章的專業著作,才開始逐漸多了起來。例如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應場的《文論》,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生卒年不詳字宏範東晉文學家文論家目錄學家)的《翰林論》等。然而,作為批評文學,他們的立論角度和評價視野,卻像是躲在犄角旮旯一樣的局限狹隘,而不是像站在四通八達的道路中央,不但可以高瞻遠矚,而且能夠繼往開來。因此,他們現有的論說評述,有的隻是褒貶當時的流行佳作,有的局限評說前代的名家名作,有的單純指摘古今作品的雅俗正偏,有的籠統綜括文章篇籍的得失梗概……如果再去評價此類評論性作品文集的得失短長,像曹丕《典論·論文》,雖然詳細具體,但不夠全麵,而曹植《與楊德祖書》,盡管理由充分,但不公道;應瑒的《文論》,華麗簡略,頗顯空洞,而陸機的《文賦》,措辭微妙,感覺瑣碎;摯虞《文章流別論》深刻獨到,語言不夠精致,而李充《翰林論》淺顯概括,思辨失之單薄。此外,還有桓譚、劉楨、應貞、陸雲等人,偶爾於文章之中,評價論說,語出驚人,即便判斷結論準確,卻欠缺追根溯源,更沒有探究文學批評的價值意義。事實上,任何文化性問題,如果不能像聖賢先哲一樣,真正給予全麵而精辟的講述、論證和判斷,那麽無論在過去業績成就之中是否有過是非得失,都必定不可能成為文化傳承意義上的經驗或教訓!因此,他們又怎麽可能成為“揚長避短、有益當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貢獻呢?


    《文心雕龍》在整體設想和文本構造上,簡而言之,就是“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具體而言,就是以宇宙人間的自然道德為宗旨,公開尊崇先哲聖賢為老師,將經典當作讀習參照的文體標杆,參照緯書的鑽研方式方法,遵循像《詩經》演變成騷體的藝術規律,通過例舉稽查,把文章寫作中諸多關鍵性問題,極力闡釋明確和分析透徹吧。


    凡評價文章,或說成文學批評、文藝批斷,首先要像現今流行的“有韻為文、無韻為筆”話語一樣,第一步就是進行恰當的分門別類;然後,就是究根溯源;再者,確立名稱和定義概念;隨後,選擇代表性例文章句,即舉例說明;最終,總結特征,挑明各種類別存在的價值意義。在本書上半部分的前麵諸篇,屬於提綱挈領,並把整書的主題思想,以及上麵提到的分類原則和寫作思路,基本都講解清楚了。至於書寫文章時,究竟如何區別對待內容與形式的具體問題,以及在不同體裁之下究竟“情誌”怎樣表現,或者“文采”應該有何特征等狀況,其大致篇章內容的安排如下:《神思》《體性》是講述情懷誌氣表達的方法、方式和尺度,《風骨》《定勢》是描繪個性氣質與文章體例的相互影響,《附會》《通變》是探究文學創作中繼承和發展問題,《聲律》《練字》則是從閱讀角度追溯韻律和字詞的源流趨勢;而在本書的最後部分,《時序》論述文學盛衰與時代的密切關係,《才略》追溯曆代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知音》說明文學欣賞和作品評價的難易程度,《程器》講評作家個性品德與社會成就的關係問題;在最後,也就是本章《序誌》,不僅說明全書的創作意圖和框架結構,並且作為本書序言吧。其實,通過該書下半部分的後麵諸篇,全書的綱目安排,也就一覽無遺了。至於全書為何總共50篇,則是依據《易經》數理,即《周易·係辭上》所說:“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以,在本書50篇之中隻有49篇,可以作為通常文章寫作的藝術指南吧。


    毋庸置疑,如果僅是針對某一篇文章,無論進行評價還是當做序言,都相對容易一些;如果旨在整理和歸納眾多文章的得失優劣,那就絕對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了。其實,這裏麵的道理也不難理解,即如同觀察和采集鳥獸的羽毛皮色一樣,雖然在外表上好像隻是五色斑斕性差異,但在質地根本上,完全就是源自個體骨血的滋生養育。也就是說,凡涉及表麵現象與本質聯係之類的複雜機理和內在因緣等問題,在貌似一目了然的簡單事實麵前,如果用心於使用字詞文句,來將其中的道理描寫得即清晰而又準確,那麽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和水平,往往都不僅僅是極其困難,而最為難上加難的卻是詞不達意的羈絆和缺憾。正因為如此,本書在分門別類之中,尤其於稽查例舉時的評說和議論,如果與他人近似或雷同,絕非就是人雲亦雲,而應是本該如此吧;如果與他人不同或相悖,也並不是貪圖標新立異,而應是理所當然。至於這其中之所以出現了相同或差異的具體原因,決不是這些評價說法是否源自古人還是今人,主要還是通過具體性分析之後,能夠得出來的比較中允公道的判斷結論而已。


    立足當下,環顧古往今來的文壇景象,盡可能悉數其中的所有風雲人物及其全部佳作名篇。這雖然就是本書立意之初,曾經極力想達到的境界高度。但是,在《周易·係辭上》中,既然孔聖人也發出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由衷感慨,而像我一個人,亦不過隻有瓶水管窺的藝術水平,又怎麽可能全麵丈量清楚需要矩矱為準繩的文學天地呢?嗚呼!在既往文化長河中,經書鱗波,文籍浩瀚,我的見識和評說,如果能夠躋身其中,頂多算是滄海一粟啊!瞻望來世之渺茫,我的《文心雕龍》或許會像石沉大海,終將蒙塵淵底了吧。


    總而言之:生命百歲終有岸,知識汪洋大無邊;一步登天屬兒戲,拾階而上必坦然。從來浮遊多閑趣,寂寞丹書如麵談;亙古知音何相逢,心有靈犀一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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