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詩人陸遊晚年寫給兒子的詩中有這麽一句：“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戰爭也是同樣道理，勝敗與否，絕不僅取決於沙場征戰的將士，國家的每一個角落裏的齷齪肮髒或高貴純潔，都影響著勝利天平的傾向。
先後進行了西征和兩次北伐的桓溫對東晉帝國“外難未彌，內弊交興”的狀況深有體會，優秀的將領，勇敢的士兵，最終依然失敗了戰爭。那麽，決定勝負的因素，一定在戰爭之外，在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縮影。
戰事進行期間，桓溫多次上書朝廷，力求通過改革以增強國力，提高軍隊戰鬥力。最為著名的有《七項事宜疏》等，其內容針砭時弊，足以彰顯桓溫卓越的政治才能。
在具體事務方麵，桓溫主持了東晉曆史上第三次“土斷”。
所謂“土斷”，大可以參考當代的“人口普查”，即通過清查戶口，使廣大人民登記在冊，“黑戶”變“白戶”，以便於統治。
進行“土斷”的主要原因在於，由於晉人南渡和世家大族的蔭庇，導致大量沒有戶口的“黑戶”產生。“黑戶”由於沒有戶口，所以不需要交賦稅，也不服兵役，隻對“蔭庇”他們的世家大族和地主交租，對國家無任何貢獻和義務。這種情況的產生，嚴重影響國家稅收，損害東晉國家利益。土斷在客觀上具有抑製和打擊世家大族和地主勢力的作用，是東晉迅速提升國力的必然選擇。
364年，桓溫受命主持“土斷”，史稱“庚戌土斷”。
與晉元帝、晉明帝年間的兩次土斷不同，庚戌土斷不但要斬斷士族高門與南遷流民的聯係，而且要清理他們隱匿的所有民戶。這些民戶被清理出來後，從此脫離士族高門，並且要向朝廷納賦稅、服兵役。
在實施進程中，桓溫執法嚴苛，不畏權勢，使“土斷”得以順利貫徹落實。據《晉書》記載，王彪為會稽內史，執行桓溫“土斷”法令，僅會稽一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
“庚戌土斷”是東晉曆史上最徹底的一次土地改革，國家控製的人口數量大大增加，賦稅隨之增多，腐朽沒落的東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複蘇。同時，“庚戌土斷”為桓溫第三次北伐及後來謝安當國，組成北府兵，一舉取得在淝水之戰的巨大勝利奠定基礎，更令其後整個南朝皆為之得益的關鍵政績。
多年以後，再一次實施“土斷”的劉裕這樣評價桓溫的政治改革：“財阜國豐,實由於此”。
倉皇南渡的東晉，能夠在總體上對北方政權保持攻勢，桓溫承上啟下，功莫大焉。
對於桓溫而言，一切的改革，全都是為了實現北伐的成功而服務，光複山河的理想才是他的終極追求。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為了實現其日益膨脹的個人私欲所做的必要準備。
不同的目的，卻需要用同樣的手段來完成。於是，安於享樂的清談家們和寧願孤身犯險的桓溫就有了很深的“誤解”。對錯姑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坐而論道一定不可能收複淪喪的山河和拯救異族鐵蹄下的百姓。
唯物的曆史觀說，是、非這兩者是不能夠混為一談的，否則將會影響我們對曆史人物的客觀評價，使真相湮滅在時間的消磨中。人性本就複雜，他年之非不能掩今日之是。
曆史是一麵照亮人心的鏡子，為什麽隻要是桓溫所做就一定是齷齪肮髒？
369年四月，桓溫發兵北伐前燕。
個中原因總結如下：其一，改革完成，國力大增，有了“財阜國豐”的基礎，桓溫認為，晉軍有實力和北方騎兵一戰；其二，前燕南下後，多次進攻東晉，並於365年攻克洛陽等地，給東晉造成極大的威脅；其三，桓溫自363年掌握朝政之後，尚有徐、兗二州及豫州兵力不受控製。據載，由於東晉內部鬥爭，桓溫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獲得以上三州軍政大權，所以急需通過北伐建功以提高自身威望來實現野心，最終達到謀權篡位目的。其四，前燕戰神慕容恪病死之後，慕容垂遠離政治中心，慕容評與太後可足渾氏沆瀣一氣，專權亂政。桓溫認為，北伐前燕的時機已經成熟。
這是桓溫曆次北伐中規模聲勢最為浩大的一次，出師時有百官相送，都邑盡傾。北伐軍共有步騎五萬，兵分東西兩路。西路由王導時留下的宿將袁真帶領，任務是穿過譙、梁二郡，打通石門水道，把糧草運送到黃河前線；東路由桓溫親自率領，從駐地姑孰出發，經水路進入黃河，沿河西上與袁真會師。
北伐軍途徑金城（今江蘇句容縣北），桓溫看到曾經在此任職琅琊太守時種下的柳樹已有十圍粗，當時場景曆曆在目，悲憤之情油然而生，於是折枝在手，潸然淚下，感慨良多：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草木無情，人生易老，桓溫第三次北伐時，中原淪落已經五十餘年，晉氏南渡，也已經傳到了第五代皇帝。南渡遺民已經老去、凋零，在南方長大的新一代遺民子弟，早已將他鄉認作故鄉。桓溫所感慨的，不僅是自己壯誌難伸，也是無數仁人誌士北望中原而無可奈何的歎息。
壯誌未酬身已老，中原北望呼奈何！但有三千精騎在，為君百死定風波。感慨中的桓溫正手握數萬大軍，肩負著太多人的夢。
晉軍過淮、泗，沿河北上，桓溫率眾將登船樓北望，但見滿目瘡痍，破敗不堪。飽經戰亂的中原各地蕭條荒涼，早已經不複當年景象，桓溫慨然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虛，王夷甫（王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時有袁宏在側，聞之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
桓溫很生氣，以劉表有千斤大牛能吃飯卻不能幹活最後被曹操所殺為喻，用以反駁袁弘，意指如袁弘這樣身居高位者，徒有高官厚祿卻不能為國盡職出力，誤國誤民。當時滿座駭然，盡皆失色，袁弘隨即被免職。
不過故事還是有續集的，此事的不久之後，桓溫發現自己尚缺北伐檄文一份，於是命袁弘賦之。當時正在進軍途中，沒有條件為袁弘提供一張安靜的書桌，文房四寶也不齊全，袁弘以馬背當案幾，以口水潤狼毫，頃刻間寫就檄文，洋洋灑灑數千言，精彩非常，寓意深刻，揚我軍威，挫敵膽氣，桓溫覽之大悅。後來，這段故事便流傳了下來，成了一句形容人們才華橫溢、才思敏捷的成語：“倚馬千言”。
359年六月，北伐軍將領檀玄在湖陸擊敗前燕攔截軍隊，俘獲敵寧東將軍慕容忠，北伐軍軍至山東金鄉。
時值大旱，桓溫命冠軍將軍毛虎生鑿巨野澤（在今山東巨野北）三百裏，引汶水（今大汶水）會於清水（古濟水自巨野澤以下又稱清水）。這條航道後人稱之為“桓公瀆”。桓溫率大軍乘船自清水入黃河，舳艫連綿數百裏。
在北伐軍進入黃河前，晉軍內部曾對下一步進軍方略產生爭論。謀士郗超認為：北方正值旱季，漕運難通，北伐軍可原地駐守，積聚軍需，過冬之後再繼續進兵，方法雖遲緩，但我軍必能立於不敗之地；或者大軍直撲鄴城，逼迫燕軍主力出城決戰，即使燕軍據城堅守，也可盡收城外百姓、財貨，防止敵人堅壁清野，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
桓溫沒有采納，既不肯直趨鄴城，決勝負於一役，又不肯頓兵河、濟，以待來年。堅持按原定計劃沿河西上與袁真會合。北伐軍進入黃河，逆流西進。
很多人認為，這是桓溫無心真正北伐的憑據，若從郗超之言，必不至後來的慘敗。
直趨鄴城固然能達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效果，但是，同樣意味著北伐軍需要舍棄船舶輜重，遠距離徒步奔襲，而據城而守的前燕軍卻是以逸待勞，這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在敵方有生力量並未受損的情況下，桓溫隻要進攻稍有不利，前燕四方援軍轉瞬即至，是時，內外夾擊，北伐軍必敗。事實上，在當時，前燕已經有所反應，開始派兵攔截北伐軍進軍。作為首都的鄴城，前燕不可能毫無防備。
對於“頓兵河、濟，積蓄糧草，來年再戰”的建議，桓溫就更不可能采納了。懸師日久，會對軍心士氣造成極大損害，導致師老兵疲，這不是一番慷慨激昂的鼓勵話語就能夠改變的。而且也會給前燕太多的準備時間，從容調度，到時候依然是勝負難料的結果。
桓溫真正的勝算在於：東西兩路大軍全部達成預定戰役目標，會師於前燕首都鄴城城下。那時，北伐軍體力充沛，士氣如虹，兵精糧足。前燕卻會因為無法阻止晉軍北上而陷入恐慌，屢戰屢敗之後，軍心渙散，不可能阻止北伐軍攻破鄴城。
開戰初期，戰事發展正是桓溫想要的樣子，直到負責打通糧道的袁真出了問題。
六月，北伐軍在黃墟（今河南民權北）大敗前燕下邳王慕容厲兩萬步騎，慕容厲僅以身免；燕軍繼任者慕容藏節節敗退；同月，前燕高平太守徐翻投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響應；同月，桓溫前鋒鄧遐、朱序大破燕將傅顏八萬大軍於林渚（今河南鄭州市東北）。
七月，北伐軍進至枋頭（今河南浚縣），距前燕國都鄴城僅二百餘裏。
接連的戰敗讓燕國君臣驚慌失措，惶恐不安，皇帝慕容暐及主政者慕容評連逃往和龍（今遼寧省朝陽市）的馬車都已經準備好了，正在搬家。
想起那座代表著慕容家族精神的大棘城，那年，大棘城下，慕容廆激勵將士，親自出擊，重創宇文素延數十萬大軍。那年，依然是大棘城下，刀槍如林，馬嘶震天，慕容恪僅以兩千騎兵即擊破後趙天王石虎，一戰而名揚天下。
國都遷到了鄴城，皇帝也換成了慕容暐，桓溫還沒有圍城，情況並不比當年糟糕，先輩的榮光也還在，但前燕君臣的骨頭，酥了。
慕容垂阻止了前燕皇帝陛下的逃跑行動，“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
在國家危難之際，慕容垂發揮了自己在關鍵節點上的關鍵作用，阻止皇帝的逃跑，穩定了前燕的軍心、民心。為下一步行動的有效實施奠定了基礎。
慕容暐停下腳步，任命慕容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率眾五萬抵抗晉軍。同時派遣使者赴前秦求援，許諾割讓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北汜水鎮）以西土地，換取前秦出兵救援。大家請注意這一點，戰後，前燕食言，這成為前秦滅燕的導火索。
當時，到達枋頭的晉軍情況並不樂觀，雖然北伐軍節節勝利，但西路軍袁真在平定譙、梁之後，並沒能順利打通石門漕運糧道，完成戰役目標。慕容垂派燕範陽王慕容德、蘭台侍禦史劉當率騎兵一萬五千駐屯石門，完全斷絕晉軍東、西兩路會師可能。桓公瀆也由於幹旱而水位下降，不能通運。北伐軍水運不通，退路及糧食供應均被切斷，桓溫頓兵枋頭，鄴城雖近在咫尺卻不敢揮兵直進。
而且，在頓兵枋頭之後，桓溫和慕容垂幾次交手均遭失敗，又有傳言前秦援軍將至，北伐軍士氣愈發低迷，此消彼長之下，退兵已成必然。
369年九月，由於水路不通，桓溫命令燒掉所有船隻，放棄全部輜重，從陸路撤軍。沿途為防止燕軍投毒，一路鑿井而飲，行七百餘裏而追兵不至，晉軍於是放鬆警惕，開始大踏步後撤。
其實，前燕的追兵一直就在北伐軍的身後，慕容垂親自率領八千騎兵尾隨追蹤，並不是不願出擊，而是在等待一擊而勝的時機。
當晉軍認為燕軍並沒有派出追兵時，當晉軍放鬆警惕防備鬆散時，當晉軍思鄉心切戰意漸消時，當晉軍日夜兼程疲憊不堪時，那就是燕軍進攻的時機。
很榮幸，慕容垂等到了這樣的機會；很不幸，晉軍正如慕容垂所料。
桓溫見追兵未至，於是大膽撤軍，命令晉軍兼程而進。緊隨北伐軍身後的慕容垂隨即下令急速追趕，並使慕容德率精騎四千於襄邑（今河南睢縣西）設伏。
九月，慕容垂在襄邑追及晉軍，慕容德伏兵盡出，前後夾擊，大敗桓溫，殺傷晉軍達三萬人。前秦援軍也應邀而至，前秦將領苟池在譙國再次擊敗桓溫，晉軍傷亡以萬計。
369年十月，桓溫收攏散兵，屯駐山陽（今江蘇淮安），第三次北伐以慘敗告終。
這是桓溫最後一次北伐，此敗之後，再不北伐。
值得一提的是，勸說前秦苻堅出兵救援前燕的人，就是那個在桓溫軍帳中捫虱論天下的王猛。一別經年，各為其主。
總體而言，桓溫三次北伐並無建樹，最後一次更是損失慘重，在此對於北伐失敗的原因總結如下：
首先，借用史書話語，桓溫北伐動機不夠純粹。“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誌，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北伐成了桓溫立威東晉，名震江東的工具，收複失地還我山河反倒成了次要願望了。也正因為此，桓溫害怕失敗，進軍務求持重，大好形勢下常觀望不前，貽誤戰機。
其次，在將領的個人謀略上，正如前燕申胤所評，桓溫“驕而恃眾，怯於應變”。固然有其務求持重的原因，但也反映桓溫不善於捕捉戰機，指揮作戰缺乏靈活性。尤其在第三次北伐撤軍途中，其個人謀略明顯比慕容垂很是遜一籌。
最後，東晉君臣偏安東南一隅，誌在割江自保，無意恢複失地。反倒是對桓溫權勢日盛而深懷戒心，不願看到桓溫北伐成功。因此，桓溫的北伐並不能得到東晉朝廷的全力支持。正如前燕申胤所評：“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微，溫專製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誌，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
桓溫的北伐是孤獨的，前有強敵，後有掣肘。一段偉大的事業，本該上下同心、全力以赴的征程，在上位者各自利益的驅動下，成了桓溫一個人的旅程。
桓溫所進行的北伐，雖然損失慘重，建樹無多，但卻為北方人民反抗剝削與壓迫的鬥爭提供了支援，沉重打擊了少數民族的殘暴統治，這是符合當時北方人民願望的。桓溫的北伐，猶如一盞明燈，在黑夜中帶給了北方人民戰勝異族奴役的信心和希望。
戰後，慕容垂功高遭嫉，被迫出逃。
戰後，渡過難關的前燕沒有兌現向前秦求援時的割地許諾，燕主慕容暐遣使苻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雙方因之反目。這直接導致前秦發動滅亡前燕的戰爭。
桓溫的北伐沒有滅亡前燕，前燕卻因為桓溫的北伐而走向滅亡。
先後進行了西征和兩次北伐的桓溫對東晉帝國“外難未彌，內弊交興”的狀況深有體會，優秀的將領，勇敢的士兵，最終依然失敗了戰爭。那麽，決定勝負的因素，一定在戰爭之外，在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縮影。
戰事進行期間，桓溫多次上書朝廷，力求通過改革以增強國力，提高軍隊戰鬥力。最為著名的有《七項事宜疏》等，其內容針砭時弊，足以彰顯桓溫卓越的政治才能。
在具體事務方麵，桓溫主持了東晉曆史上第三次“土斷”。
所謂“土斷”，大可以參考當代的“人口普查”，即通過清查戶口，使廣大人民登記在冊，“黑戶”變“白戶”，以便於統治。
進行“土斷”的主要原因在於，由於晉人南渡和世家大族的蔭庇，導致大量沒有戶口的“黑戶”產生。“黑戶”由於沒有戶口，所以不需要交賦稅，也不服兵役，隻對“蔭庇”他們的世家大族和地主交租，對國家無任何貢獻和義務。這種情況的產生，嚴重影響國家稅收，損害東晉國家利益。土斷在客觀上具有抑製和打擊世家大族和地主勢力的作用，是東晉迅速提升國力的必然選擇。
364年，桓溫受命主持“土斷”，史稱“庚戌土斷”。
與晉元帝、晉明帝年間的兩次土斷不同，庚戌土斷不但要斬斷士族高門與南遷流民的聯係，而且要清理他們隱匿的所有民戶。這些民戶被清理出來後，從此脫離士族高門，並且要向朝廷納賦稅、服兵役。
在實施進程中，桓溫執法嚴苛，不畏權勢，使“土斷”得以順利貫徹落實。據《晉書》記載，王彪為會稽內史，執行桓溫“土斷”法令，僅會稽一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
“庚戌土斷”是東晉曆史上最徹底的一次土地改革，國家控製的人口數量大大增加，賦稅隨之增多，腐朽沒落的東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複蘇。同時，“庚戌土斷”為桓溫第三次北伐及後來謝安當國，組成北府兵，一舉取得在淝水之戰的巨大勝利奠定基礎，更令其後整個南朝皆為之得益的關鍵政績。
多年以後，再一次實施“土斷”的劉裕這樣評價桓溫的政治改革：“財阜國豐,實由於此”。
倉皇南渡的東晉，能夠在總體上對北方政權保持攻勢，桓溫承上啟下，功莫大焉。
對於桓溫而言，一切的改革，全都是為了實現北伐的成功而服務，光複山河的理想才是他的終極追求。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為了實現其日益膨脹的個人私欲所做的必要準備。
不同的目的，卻需要用同樣的手段來完成。於是，安於享樂的清談家們和寧願孤身犯險的桓溫就有了很深的“誤解”。對錯姑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坐而論道一定不可能收複淪喪的山河和拯救異族鐵蹄下的百姓。
唯物的曆史觀說，是、非這兩者是不能夠混為一談的，否則將會影響我們對曆史人物的客觀評價，使真相湮滅在時間的消磨中。人性本就複雜，他年之非不能掩今日之是。
曆史是一麵照亮人心的鏡子，為什麽隻要是桓溫所做就一定是齷齪肮髒？
369年四月，桓溫發兵北伐前燕。
個中原因總結如下：其一，改革完成，國力大增，有了“財阜國豐”的基礎，桓溫認為，晉軍有實力和北方騎兵一戰；其二，前燕南下後，多次進攻東晉，並於365年攻克洛陽等地，給東晉造成極大的威脅；其三，桓溫自363年掌握朝政之後，尚有徐、兗二州及豫州兵力不受控製。據載，由於東晉內部鬥爭，桓溫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獲得以上三州軍政大權，所以急需通過北伐建功以提高自身威望來實現野心，最終達到謀權篡位目的。其四，前燕戰神慕容恪病死之後，慕容垂遠離政治中心，慕容評與太後可足渾氏沆瀣一氣，專權亂政。桓溫認為，北伐前燕的時機已經成熟。
這是桓溫曆次北伐中規模聲勢最為浩大的一次，出師時有百官相送，都邑盡傾。北伐軍共有步騎五萬，兵分東西兩路。西路由王導時留下的宿將袁真帶領，任務是穿過譙、梁二郡，打通石門水道，把糧草運送到黃河前線；東路由桓溫親自率領，從駐地姑孰出發，經水路進入黃河，沿河西上與袁真會師。
北伐軍途徑金城（今江蘇句容縣北），桓溫看到曾經在此任職琅琊太守時種下的柳樹已有十圍粗，當時場景曆曆在目，悲憤之情油然而生，於是折枝在手，潸然淚下，感慨良多：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草木無情，人生易老，桓溫第三次北伐時，中原淪落已經五十餘年，晉氏南渡，也已經傳到了第五代皇帝。南渡遺民已經老去、凋零，在南方長大的新一代遺民子弟，早已將他鄉認作故鄉。桓溫所感慨的，不僅是自己壯誌難伸，也是無數仁人誌士北望中原而無可奈何的歎息。
壯誌未酬身已老，中原北望呼奈何！但有三千精騎在，為君百死定風波。感慨中的桓溫正手握數萬大軍，肩負著太多人的夢。
晉軍過淮、泗，沿河北上，桓溫率眾將登船樓北望，但見滿目瘡痍，破敗不堪。飽經戰亂的中原各地蕭條荒涼，早已經不複當年景象，桓溫慨然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虛，王夷甫（王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時有袁宏在側，聞之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
桓溫很生氣，以劉表有千斤大牛能吃飯卻不能幹活最後被曹操所殺為喻，用以反駁袁弘，意指如袁弘這樣身居高位者，徒有高官厚祿卻不能為國盡職出力，誤國誤民。當時滿座駭然，盡皆失色，袁弘隨即被免職。
不過故事還是有續集的，此事的不久之後，桓溫發現自己尚缺北伐檄文一份，於是命袁弘賦之。當時正在進軍途中，沒有條件為袁弘提供一張安靜的書桌，文房四寶也不齊全，袁弘以馬背當案幾，以口水潤狼毫，頃刻間寫就檄文，洋洋灑灑數千言，精彩非常，寓意深刻，揚我軍威，挫敵膽氣，桓溫覽之大悅。後來，這段故事便流傳了下來，成了一句形容人們才華橫溢、才思敏捷的成語：“倚馬千言”。
359年六月，北伐軍將領檀玄在湖陸擊敗前燕攔截軍隊，俘獲敵寧東將軍慕容忠，北伐軍軍至山東金鄉。
時值大旱，桓溫命冠軍將軍毛虎生鑿巨野澤（在今山東巨野北）三百裏，引汶水（今大汶水）會於清水（古濟水自巨野澤以下又稱清水）。這條航道後人稱之為“桓公瀆”。桓溫率大軍乘船自清水入黃河，舳艫連綿數百裏。
在北伐軍進入黃河前，晉軍內部曾對下一步進軍方略產生爭論。謀士郗超認為：北方正值旱季，漕運難通，北伐軍可原地駐守，積聚軍需，過冬之後再繼續進兵，方法雖遲緩，但我軍必能立於不敗之地；或者大軍直撲鄴城，逼迫燕軍主力出城決戰，即使燕軍據城堅守，也可盡收城外百姓、財貨，防止敵人堅壁清野，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
桓溫沒有采納，既不肯直趨鄴城，決勝負於一役，又不肯頓兵河、濟，以待來年。堅持按原定計劃沿河西上與袁真會合。北伐軍進入黃河，逆流西進。
很多人認為，這是桓溫無心真正北伐的憑據，若從郗超之言，必不至後來的慘敗。
直趨鄴城固然能達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效果，但是，同樣意味著北伐軍需要舍棄船舶輜重，遠距離徒步奔襲，而據城而守的前燕軍卻是以逸待勞，這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在敵方有生力量並未受損的情況下，桓溫隻要進攻稍有不利，前燕四方援軍轉瞬即至，是時，內外夾擊，北伐軍必敗。事實上，在當時，前燕已經有所反應，開始派兵攔截北伐軍進軍。作為首都的鄴城，前燕不可能毫無防備。
對於“頓兵河、濟，積蓄糧草，來年再戰”的建議，桓溫就更不可能采納了。懸師日久，會對軍心士氣造成極大損害，導致師老兵疲，這不是一番慷慨激昂的鼓勵話語就能夠改變的。而且也會給前燕太多的準備時間，從容調度，到時候依然是勝負難料的結果。
桓溫真正的勝算在於：東西兩路大軍全部達成預定戰役目標，會師於前燕首都鄴城城下。那時，北伐軍體力充沛，士氣如虹，兵精糧足。前燕卻會因為無法阻止晉軍北上而陷入恐慌，屢戰屢敗之後，軍心渙散，不可能阻止北伐軍攻破鄴城。
開戰初期，戰事發展正是桓溫想要的樣子，直到負責打通糧道的袁真出了問題。
六月，北伐軍在黃墟（今河南民權北）大敗前燕下邳王慕容厲兩萬步騎，慕容厲僅以身免；燕軍繼任者慕容藏節節敗退；同月，前燕高平太守徐翻投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響應；同月，桓溫前鋒鄧遐、朱序大破燕將傅顏八萬大軍於林渚（今河南鄭州市東北）。
七月，北伐軍進至枋頭（今河南浚縣），距前燕國都鄴城僅二百餘裏。
接連的戰敗讓燕國君臣驚慌失措，惶恐不安，皇帝慕容暐及主政者慕容評連逃往和龍（今遼寧省朝陽市）的馬車都已經準備好了，正在搬家。
想起那座代表著慕容家族精神的大棘城，那年，大棘城下，慕容廆激勵將士，親自出擊，重創宇文素延數十萬大軍。那年，依然是大棘城下，刀槍如林，馬嘶震天，慕容恪僅以兩千騎兵即擊破後趙天王石虎，一戰而名揚天下。
國都遷到了鄴城，皇帝也換成了慕容暐，桓溫還沒有圍城，情況並不比當年糟糕，先輩的榮光也還在，但前燕君臣的骨頭，酥了。
慕容垂阻止了前燕皇帝陛下的逃跑行動，“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
在國家危難之際，慕容垂發揮了自己在關鍵節點上的關鍵作用，阻止皇帝的逃跑，穩定了前燕的軍心、民心。為下一步行動的有效實施奠定了基礎。
慕容暐停下腳步，任命慕容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率眾五萬抵抗晉軍。同時派遣使者赴前秦求援，許諾割讓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北汜水鎮）以西土地，換取前秦出兵救援。大家請注意這一點，戰後，前燕食言，這成為前秦滅燕的導火索。
當時，到達枋頭的晉軍情況並不樂觀，雖然北伐軍節節勝利，但西路軍袁真在平定譙、梁之後，並沒能順利打通石門漕運糧道，完成戰役目標。慕容垂派燕範陽王慕容德、蘭台侍禦史劉當率騎兵一萬五千駐屯石門，完全斷絕晉軍東、西兩路會師可能。桓公瀆也由於幹旱而水位下降，不能通運。北伐軍水運不通，退路及糧食供應均被切斷，桓溫頓兵枋頭，鄴城雖近在咫尺卻不敢揮兵直進。
而且，在頓兵枋頭之後，桓溫和慕容垂幾次交手均遭失敗，又有傳言前秦援軍將至，北伐軍士氣愈發低迷，此消彼長之下，退兵已成必然。
369年九月，由於水路不通，桓溫命令燒掉所有船隻，放棄全部輜重，從陸路撤軍。沿途為防止燕軍投毒，一路鑿井而飲，行七百餘裏而追兵不至，晉軍於是放鬆警惕，開始大踏步後撤。
其實，前燕的追兵一直就在北伐軍的身後，慕容垂親自率領八千騎兵尾隨追蹤，並不是不願出擊，而是在等待一擊而勝的時機。
當晉軍認為燕軍並沒有派出追兵時，當晉軍放鬆警惕防備鬆散時，當晉軍思鄉心切戰意漸消時，當晉軍日夜兼程疲憊不堪時，那就是燕軍進攻的時機。
很榮幸，慕容垂等到了這樣的機會；很不幸，晉軍正如慕容垂所料。
桓溫見追兵未至，於是大膽撤軍，命令晉軍兼程而進。緊隨北伐軍身後的慕容垂隨即下令急速追趕，並使慕容德率精騎四千於襄邑（今河南睢縣西）設伏。
九月，慕容垂在襄邑追及晉軍，慕容德伏兵盡出，前後夾擊，大敗桓溫，殺傷晉軍達三萬人。前秦援軍也應邀而至，前秦將領苟池在譙國再次擊敗桓溫，晉軍傷亡以萬計。
369年十月，桓溫收攏散兵，屯駐山陽（今江蘇淮安），第三次北伐以慘敗告終。
這是桓溫最後一次北伐，此敗之後，再不北伐。
值得一提的是，勸說前秦苻堅出兵救援前燕的人，就是那個在桓溫軍帳中捫虱論天下的王猛。一別經年，各為其主。
總體而言，桓溫三次北伐並無建樹，最後一次更是損失慘重，在此對於北伐失敗的原因總結如下：
首先，借用史書話語，桓溫北伐動機不夠純粹。“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誌，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北伐成了桓溫立威東晉，名震江東的工具，收複失地還我山河反倒成了次要願望了。也正因為此，桓溫害怕失敗，進軍務求持重，大好形勢下常觀望不前，貽誤戰機。
其次，在將領的個人謀略上，正如前燕申胤所評，桓溫“驕而恃眾，怯於應變”。固然有其務求持重的原因，但也反映桓溫不善於捕捉戰機，指揮作戰缺乏靈活性。尤其在第三次北伐撤軍途中，其個人謀略明顯比慕容垂很是遜一籌。
最後，東晉君臣偏安東南一隅，誌在割江自保，無意恢複失地。反倒是對桓溫權勢日盛而深懷戒心，不願看到桓溫北伐成功。因此，桓溫的北伐並不能得到東晉朝廷的全力支持。正如前燕申胤所評：“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微，溫專製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誌，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
桓溫的北伐是孤獨的，前有強敵，後有掣肘。一段偉大的事業，本該上下同心、全力以赴的征程，在上位者各自利益的驅動下，成了桓溫一個人的旅程。
桓溫所進行的北伐，雖然損失慘重，建樹無多，但卻為北方人民反抗剝削與壓迫的鬥爭提供了支援，沉重打擊了少數民族的殘暴統治，這是符合當時北方人民願望的。桓溫的北伐，猶如一盞明燈，在黑夜中帶給了北方人民戰勝異族奴役的信心和希望。
戰後，慕容垂功高遭嫉，被迫出逃。
戰後，渡過難關的前燕沒有兌現向前秦求援時的割地許諾，燕主慕容暐遣使苻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雙方因之反目。這直接導致前秦發動滅亡前燕的戰爭。
桓溫的北伐沒有滅亡前燕，前燕卻因為桓溫的北伐而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