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樹模、宋小濂這一晚和吳川談的很是盡興，三人談話的內容主要是放在了革命委員會對於革命成功後的新中國體製的設想上。
在這場談話之後，周樹模即對吳川表示，他可以幫助革命委員會說服一批黑龍江省的地方官吏，令他們放棄和革命軍之間的無謂衝突，使雙方暫時和平相處下去，等到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再討論這些地方的行政歸屬。
這樣，可以讓中東鐵路以北未投誠於革命軍的地方先恢複和哈爾濱、齊齊哈爾的經濟往來，這既可以幫助恢複革命軍治下地區的生產發展，也能讓這些偏遠地區不至於缺乏物資過冬，從而為俄國人引誘過去。
周樹模的提議自然得到了吳川的積極響應，建設和管理一個地區並不能依賴軍隊和革命熱情，光是那些過去積累下來的文檔，就不是新人能夠在短時間內熟悉的了的。沒有這些舊衙門官吏的協助，革命軍派出接管政權的幹部們，不僅工作效率變得極為低下，而且錯誤頻頻。
也就是此時的革命委員會屬於剛剛興起的勢力，各位委員們都抱有著極高昂的革命熱情和工作自覺性，所以在發現工作錯誤後會首先糾正認錯，而不是試圖掩蓋，這才沒有讓百姓產生過多的不滿。
但這樣的情況顯然不能一直持續下去，畢竟革命軍在軍事上的勝利，即便吳川采取了極為保守的作戰策略，此時革命委員會控製下的人口也超過了200萬人，而革命委員會、革命黨人、共和黨人加上革命軍的數量，大約也就剛剛6萬出頭。
假設扣除近5萬的革命軍，平均每個革命者就要管理200人。而這些革命者中大部分還沒有堅定的革命信仰和工作經曆，讓他們去管理地方，老實說吳川是不大放心的。他更希望能夠把這些革命者收攏起來，進行一段時間的教育，哪怕一兩個月都成，讓他們至少了解了什麽是革命再派出去工作，這樣才不會讓過多的投機者混入革命隊伍，最終毀滅了革命。
周樹模能夠主動提出這樣的建議，對於吳川來說自然是大為欣喜的。他可以乘著這個機會，先把邊緣地區的幹部和守軍收回中心城市來，給他們一並上一上政治課，然後再擴充一批軍隊和工作隊出來，為下一步的南下行動提供必要的幹部和後備軍力。
幹部的缺乏大約是現在革命委員會最為頭疼的問題了，即便革命軍一直壓製著向中東鐵路兩側深入擴張的行動，但光是這些鐵路沿線的小城鎮和鄉村自發的投靠，都已經讓革命委員會派不出工作人員了。
這些鎮民或村民自然不是向往革命才向委員會投誠的，他們一是怕革命軍對他們進行討伐；二是怕亂兵向他們進行襲擊；三是擔心土匪來襲時沒人來救援自己。於是幹脆就投降了革命軍，表示自己並無抵抗革命的意思。
這些城鎮、村落的投誠，雖然給革命委員會帶來了人力和糧食，但也給革命委員會帶來了大量的問題。他們既不知道這些城鎮、村落過去是怎麽繳納稅金的，也不知道這些人是否欠著國家的債務，甚至有些村落到底在什麽地方，地圖上都難以找到。
吳川並不擔心這些舊官僚們存有什麽壞心思，隻要軍隊、政黨、教育和宣傳部門還在革命委員會手中，那麽隻要度過了這段過度時期，革命委員會就能源源不斷的培養出自己的行政人員出來。而一旦大氣候改變了，比如滿清朝廷的徹底失敗，那麽這些失去了效忠對象的官僚們也會自覺的改造自己，以適應革命委員會的要求了。
而周樹模的號召力顯然比吳川想象的要強，龍江府知府黃維翰、巴彥州知州閻毓善、璦琿兵備道姚福升、興東兵備道俆鼐霖、黑河巡防營統領巴英額、黑河知府吳文泰、嫩江知府周玉柄等人，不是周樹模一手提拔的心腹，就是其的老部下。
幾乎這邊一封電報或書信過去，那邊不是通電宣布服從革命委員會，便是回信表示願意替國家看守門戶維持秩序，等待塵埃落定由中央派人過來接手。
於是革命委員會執行委員們再次開了一次全體會議，決定除了在一些交通要點留下一點治安兵力和電訊組外，將中東鐵路以北的兵力撤回哈爾濱和齊齊哈爾。預備按照軍事委員會的建議，正式組建國民革命第二、第三師。
而葉聲的快速攻擊營也從綏化城撤回了哈爾濱，這隻經曆過戰爭的部隊隨即被解散充實到了第二、第三師的隊伍中，至於葉聲本人則被調至參謀後勤處，要求其就這次出戰的經曆，對快速攻擊營的組建寫一份報告。
就在革命委員會忙著重新組建部隊時，10月5日，奉天城的同盟會遼東支部成員張榕家中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乃是同盟會會員，宋教仁的密友邱丕振，此來是為宋教仁傳遞一項密令的。
1907年2月，孫中山和黃興因為國旗的樣式發生爭執。這是同盟會第一次內部出現分歧，導致宋教仁辭去了代理庶務幹事一職。
後來孫黃兩人雖然和好，但是因為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孫中山，孫不得不前往南洋，東京的同盟會便交給了黃興主持。
不過因為孫中山離開時接受了日本政府贈款，導致同盟會內部的同誌大為不滿，加上之後黃岡起義、七仙女湖起義的失敗，導致章炳麟等人要求開大會革去孫中山同盟會總理的職位，這是同盟會第二次分歧。
接下來同盟會總部因為意識混亂，甚至於公然把起義計劃明文刊登在了報紙上，這直接導致了同盟會內部的完全破裂。於是在1907年8月張百祥、鄧文輝等人創立共進會。1910年2月章炳麟、陶成章重建光複會。
宋教仁等人則於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學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會議雖然空出了總理的位置，選舉陳其美掌庶務，潘祖彝掌財務，宋教仁掌文事，譚人鳳掌交通，楊譜生掌會計。但宋教仁、譚人鳳兩人起草的宣言中有對同盟會東京總部的批評，“…有以致之乎外此之出主人奴，與夫分援樹黨，各抱野心者，更不知凡幾耳。”這是將孫中山要求同盟會員向其宣誓之事也一並罵了進去了。
雖然宋教仁等人在宣言中聲稱，“同盟會中部總會者，奉東京本會為主體”，但宋教仁還是將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當成了除廣州同盟會之外其他各省同盟會支部的上級機關。
隻不過此時中國同盟會的紀律和組織渙散，除了山東、遼東和上海的同盟會會員還認同同盟會中部總會，其他各省幾乎已經自行其事。比如宋教仁等人雖然意識到，革命應當爆發於中國中部地區，並在新軍中做好宣傳工作，不過這些宣傳工作同盟會顯然是開始的太遲了些，此時距離湖北新軍起義已經沒有幾月的時間了。
而在07-08年東三省宣傳革命失敗之後，宋教仁就放棄了關外革命的想法。隻是他沒有想到同盟會遼東支部居然會有同歐洲留學生組成的革命黨聯合起義的計劃，這個起義計劃雖然看起來不錯，但是有兩點令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員極為不滿。
第一，就是遼東支部居然放棄了對於革命的領導權，轉而加入了那個什麽革命委員會服從於共和黨的領導，這顯然是宋教仁等人不能接受的。
第二，就是關於革命委員會打出的反帝反封建口號，這遭到了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大部分同誌的反對。就連宋教仁也認為，在當前的中國首要是使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建立一個共和國，而不是一開始就把列強放在革命的對立麵上，從而為革命製造極大的阻礙。
聽完了邱丕振帶領的消息，張榕臉色沉重的看著對方問道：“那麽宋先生對於我遼東支部到底有什麽指示呢？算了，你還是等一等再說，我先把城內的幾位遼東支部的幹事叫來，讓他們一起聽聽宋先生的意思好了。這事也不是我一個人可以下決定的。”
邱丕振接受了張榕的說法，於是他在張榕家中等了兩三個小時，直到六名遼東支部的幹事陸續來到了張榕家中。看到人員都到齊之後，邱丕振才清了清嗓子說道：“宋先生的意思，即便共和黨在這場革命中出了極大的力氣，但是同盟會也不能把革命的領導權力拱手相讓，因為這關係到建國後采用何種製度的問題。本會為了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已經不知投入了多少人命和錢財，如果我們輕易把領導權力想讓，將何以麵對那些為革命犧牲的同誌？
為了獲得革命的成功，我國革命必須要交好列強，以防止他們出手幹涉中國革命。遼東革命委員會提反封建可以，但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口號現在是不合適的。因此宋先生希望遼東支部能夠阻止共和黨使用這一口號進行起義…”
幾位遼東支部的幹事們沉默良久，終於有人出聲說道：“可是革命委員會已經在上月28號於齊齊哈爾、哈爾濱起義了，現在再要求革命委員會更改口號是不是太遲了？再說了，這次起義完全是共和黨在組織，我們手中一兵一卒都沒有，怎麽去爭奪革命的領導權？”
“…”邱丕振感覺一片茫然，他從大連登陸還沒來得及了解遼東的狀況呢，誰知道這遼東革命委員會就起義了？
在這場談話之後，周樹模即對吳川表示，他可以幫助革命委員會說服一批黑龍江省的地方官吏，令他們放棄和革命軍之間的無謂衝突，使雙方暫時和平相處下去，等到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再討論這些地方的行政歸屬。
這樣，可以讓中東鐵路以北未投誠於革命軍的地方先恢複和哈爾濱、齊齊哈爾的經濟往來，這既可以幫助恢複革命軍治下地區的生產發展，也能讓這些偏遠地區不至於缺乏物資過冬，從而為俄國人引誘過去。
周樹模的提議自然得到了吳川的積極響應，建設和管理一個地區並不能依賴軍隊和革命熱情，光是那些過去積累下來的文檔，就不是新人能夠在短時間內熟悉的了的。沒有這些舊衙門官吏的協助，革命軍派出接管政權的幹部們，不僅工作效率變得極為低下，而且錯誤頻頻。
也就是此時的革命委員會屬於剛剛興起的勢力，各位委員們都抱有著極高昂的革命熱情和工作自覺性，所以在發現工作錯誤後會首先糾正認錯，而不是試圖掩蓋，這才沒有讓百姓產生過多的不滿。
但這樣的情況顯然不能一直持續下去，畢竟革命軍在軍事上的勝利，即便吳川采取了極為保守的作戰策略，此時革命委員會控製下的人口也超過了200萬人，而革命委員會、革命黨人、共和黨人加上革命軍的數量，大約也就剛剛6萬出頭。
假設扣除近5萬的革命軍，平均每個革命者就要管理200人。而這些革命者中大部分還沒有堅定的革命信仰和工作經曆，讓他們去管理地方，老實說吳川是不大放心的。他更希望能夠把這些革命者收攏起來，進行一段時間的教育，哪怕一兩個月都成，讓他們至少了解了什麽是革命再派出去工作，這樣才不會讓過多的投機者混入革命隊伍，最終毀滅了革命。
周樹模能夠主動提出這樣的建議，對於吳川來說自然是大為欣喜的。他可以乘著這個機會，先把邊緣地區的幹部和守軍收回中心城市來，給他們一並上一上政治課，然後再擴充一批軍隊和工作隊出來，為下一步的南下行動提供必要的幹部和後備軍力。
幹部的缺乏大約是現在革命委員會最為頭疼的問題了，即便革命軍一直壓製著向中東鐵路兩側深入擴張的行動，但光是這些鐵路沿線的小城鎮和鄉村自發的投靠，都已經讓革命委員會派不出工作人員了。
這些鎮民或村民自然不是向往革命才向委員會投誠的，他們一是怕革命軍對他們進行討伐；二是怕亂兵向他們進行襲擊；三是擔心土匪來襲時沒人來救援自己。於是幹脆就投降了革命軍，表示自己並無抵抗革命的意思。
這些城鎮、村落的投誠，雖然給革命委員會帶來了人力和糧食，但也給革命委員會帶來了大量的問題。他們既不知道這些城鎮、村落過去是怎麽繳納稅金的，也不知道這些人是否欠著國家的債務，甚至有些村落到底在什麽地方，地圖上都難以找到。
吳川並不擔心這些舊官僚們存有什麽壞心思，隻要軍隊、政黨、教育和宣傳部門還在革命委員會手中，那麽隻要度過了這段過度時期，革命委員會就能源源不斷的培養出自己的行政人員出來。而一旦大氣候改變了，比如滿清朝廷的徹底失敗，那麽這些失去了效忠對象的官僚們也會自覺的改造自己，以適應革命委員會的要求了。
而周樹模的號召力顯然比吳川想象的要強，龍江府知府黃維翰、巴彥州知州閻毓善、璦琿兵備道姚福升、興東兵備道俆鼐霖、黑河巡防營統領巴英額、黑河知府吳文泰、嫩江知府周玉柄等人，不是周樹模一手提拔的心腹，就是其的老部下。
幾乎這邊一封電報或書信過去，那邊不是通電宣布服從革命委員會，便是回信表示願意替國家看守門戶維持秩序，等待塵埃落定由中央派人過來接手。
於是革命委員會執行委員們再次開了一次全體會議，決定除了在一些交通要點留下一點治安兵力和電訊組外，將中東鐵路以北的兵力撤回哈爾濱和齊齊哈爾。預備按照軍事委員會的建議，正式組建國民革命第二、第三師。
而葉聲的快速攻擊營也從綏化城撤回了哈爾濱，這隻經曆過戰爭的部隊隨即被解散充實到了第二、第三師的隊伍中，至於葉聲本人則被調至參謀後勤處，要求其就這次出戰的經曆，對快速攻擊營的組建寫一份報告。
就在革命委員會忙著重新組建部隊時，10月5日，奉天城的同盟會遼東支部成員張榕家中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乃是同盟會會員，宋教仁的密友邱丕振，此來是為宋教仁傳遞一項密令的。
1907年2月，孫中山和黃興因為國旗的樣式發生爭執。這是同盟會第一次內部出現分歧，導致宋教仁辭去了代理庶務幹事一職。
後來孫黃兩人雖然和好，但是因為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孫中山，孫不得不前往南洋，東京的同盟會便交給了黃興主持。
不過因為孫中山離開時接受了日本政府贈款，導致同盟會內部的同誌大為不滿，加上之後黃岡起義、七仙女湖起義的失敗，導致章炳麟等人要求開大會革去孫中山同盟會總理的職位，這是同盟會第二次分歧。
接下來同盟會總部因為意識混亂，甚至於公然把起義計劃明文刊登在了報紙上，這直接導致了同盟會內部的完全破裂。於是在1907年8月張百祥、鄧文輝等人創立共進會。1910年2月章炳麟、陶成章重建光複會。
宋教仁等人則於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學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會議雖然空出了總理的位置，選舉陳其美掌庶務，潘祖彝掌財務，宋教仁掌文事，譚人鳳掌交通，楊譜生掌會計。但宋教仁、譚人鳳兩人起草的宣言中有對同盟會東京總部的批評，“…有以致之乎外此之出主人奴，與夫分援樹黨，各抱野心者，更不知凡幾耳。”這是將孫中山要求同盟會員向其宣誓之事也一並罵了進去了。
雖然宋教仁等人在宣言中聲稱，“同盟會中部總會者，奉東京本會為主體”，但宋教仁還是將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當成了除廣州同盟會之外其他各省同盟會支部的上級機關。
隻不過此時中國同盟會的紀律和組織渙散，除了山東、遼東和上海的同盟會會員還認同同盟會中部總會，其他各省幾乎已經自行其事。比如宋教仁等人雖然意識到，革命應當爆發於中國中部地區，並在新軍中做好宣傳工作，不過這些宣傳工作同盟會顯然是開始的太遲了些，此時距離湖北新軍起義已經沒有幾月的時間了。
而在07-08年東三省宣傳革命失敗之後，宋教仁就放棄了關外革命的想法。隻是他沒有想到同盟會遼東支部居然會有同歐洲留學生組成的革命黨聯合起義的計劃，這個起義計劃雖然看起來不錯，但是有兩點令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成員極為不滿。
第一，就是遼東支部居然放棄了對於革命的領導權，轉而加入了那個什麽革命委員會服從於共和黨的領導，這顯然是宋教仁等人不能接受的。
第二，就是關於革命委員會打出的反帝反封建口號，這遭到了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大部分同誌的反對。就連宋教仁也認為，在當前的中國首要是使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建立一個共和國，而不是一開始就把列強放在革命的對立麵上，從而為革命製造極大的阻礙。
聽完了邱丕振帶領的消息，張榕臉色沉重的看著對方問道：“那麽宋先生對於我遼東支部到底有什麽指示呢？算了，你還是等一等再說，我先把城內的幾位遼東支部的幹事叫來，讓他們一起聽聽宋先生的意思好了。這事也不是我一個人可以下決定的。”
邱丕振接受了張榕的說法，於是他在張榕家中等了兩三個小時，直到六名遼東支部的幹事陸續來到了張榕家中。看到人員都到齊之後，邱丕振才清了清嗓子說道：“宋先生的意思，即便共和黨在這場革命中出了極大的力氣，但是同盟會也不能把革命的領導權力拱手相讓，因為這關係到建國後采用何種製度的問題。本會為了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已經不知投入了多少人命和錢財，如果我們輕易把領導權力想讓，將何以麵對那些為革命犧牲的同誌？
為了獲得革命的成功，我國革命必須要交好列強，以防止他們出手幹涉中國革命。遼東革命委員會提反封建可以，但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口號現在是不合適的。因此宋先生希望遼東支部能夠阻止共和黨使用這一口號進行起義…”
幾位遼東支部的幹事們沉默良久，終於有人出聲說道：“可是革命委員會已經在上月28號於齊齊哈爾、哈爾濱起義了，現在再要求革命委員會更改口號是不是太遲了？再說了，這次起義完全是共和黨在組織，我們手中一兵一卒都沒有，怎麽去爭奪革命的領導權？”
“…”邱丕振感覺一片茫然，他從大連登陸還沒來得及了解遼東的狀況呢，誰知道這遼東革命委員會就起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