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崗要緊街1號，這是一座相當出色的別墅庭院。在庭院密布的綠樹縫隙中豎立著4幢辦公樓，此處猶如是一座城市中的森林一樣靜謐。
來過這裏的俄國人，無不稱讚這處別墅就好像是座落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中一般，讓他們回憶起了歐洲家園的生活情景。
這座建於1902年的別墅庭院，原本是中東鐵路施工單位為了討好霍爾瓦特的到來而修建的。這位被沙皇派駐到遠東的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過去8、9年中一直都是外阿穆爾地區的掌控者。
隻是霍爾瓦特到任後就一直住在香坊火車站附近的原鐵路工程局總工程師和總監工尤格維奇曾住過的舊宅裏，這座漂亮的別墅庭院並沒有贏得他的青睞。畢竟在那幢建築中，有著一條專用的鐵路線，可以讓他乘坐專列前往道裏區的鐵路管理局辦公樓。
不過因為這幢別墅的存在，別墅前的這條街也就被稱之為了要緊街。而這八、九年中，這條街和附近不僅豎立起了不少別墅，也建起了不少商店和俄餐廳，成為了一條隱藏在商業區中的靜謐街道。由於此地地方寬闊，位於相鄰公司街上的俄國駐哈爾濱總領事館，於今年年中時遷入了這個院落。
隻是隨著吳川的到來，和他所掀起的香坊軍營事件，使得霍爾瓦特不得不搬離了他最喜歡的香坊住宅，轉而跑來和總領事館的官員們共處一宅了。
在南崗要緊街1號斜對麵的咖啡廳內，一間臨街的隔間內，羅果夫中尉一邊瞧著落地玻璃窗外斜對麵的要緊街1號的大門，一邊從口袋中掏出了一把手槍放在了桌上。坐在他對麵的馬庫金中校看著麵前的這把手槍，眼皮一直在跳。
“…勃朗寧M1900，0.3英寸。我想你應該會用吧。還有10分鍾，霍爾瓦特局長就會從自己的小院走到大門口，然後乘坐馬車前往鐵路局辦公樓。從這裏橫穿馬路走到對麵不會超過4分鍾，所以再過5分鍾你就得起身出門，然後若無其事的走到1號大門處…下麵的事應該不用我教了吧？”
馬庫金怔怔的看著桌上的手槍許久，才抖抖索索的伸手拿起手槍，就在他打算檢查一下手槍的時候，羅果夫中尉突然又出聲道：“如果我是你的話，就不會去看槍裏有沒有子彈。密探局需要的是絕對服從，並不需要你們的思考。”
馬庫金停下了動作，一言不發的把手槍裝入了自己的口袋，接著在中尉的示意下起身，以一種僵硬的步伐走出了咖啡廳，期間差點撞到了正在送餐的一名女侍。
就在馬庫金走向未知的命運時，吳川和幾位革命委員會的執行委員們也正聽著，來自長春的梁廷棟、鮑化南的匯報。
“…10月10日中午11:45分，第二十鎮和第二混成協官兵在蔡家溝前線發動起義，迫使第二十三鎮官兵響應了革命。之後我們代表革命委員會於當日下午13:35分抵達蔡家溝起義軍中，和起義領導人張紹曾、藍天蔚等會晤。
由於同盟會上海和東京總部分別派出了代表，導致起義的各領導人員遲遲無法確定是否服從我革命委員會的命令，這一點昨日已有匯報，就不再重複了。
之後我們和起義軍各領導人物決定暫時擱置加入革命委員會的事宜，而是先成立臨時指揮所，然後南下進攻長春，以抓捕東三省總督和吉林巡撫為主要任務。
臨時指揮所以我、兩位同盟會代表和張紹曾、藍天蔚為前敵委員會，負責所有前線武力的調配，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原則，任期至長春光複為止。
在經過了討論之後，前敵委員會決定把手中的部隊分為兩路向長春進攻，以南滿鐵路為分界線。第二十鎮負責從鐵路西麵進攻，為左路軍，張紹曾、鮑化南、邱丕振三人負責指揮；我第九步兵團、第二混成協、第二十三鎮從鐵路東麵進攻，為右路軍，我、藍天蔚、王葆真三人負責。
為了確保軍隊能夠快速抵達長春，前敵委員會調用了一列14節火車，將輜重和部分步兵運至了寬城子站。到了早上6時，左路軍已到3團人馬，而右路軍也到了2團人馬，我軍在寬城子的兵力已經超過9千餘人。考慮到天色大亮後我部再難以隱藏下去，故前敵委員會決定依照計劃分左右兩路繞過日本南滿鐵路附屬地，向長春北、東、西三門發起進攻。
但是在我右路軍穿過南滿鐵路時，遭遇了日軍護路軍的無理阻撓，其部士兵甚至悍然向我戰士射擊，造成我部一名排長和3名戰士的死亡，另有十餘人受傷。我部戰士激於義憤立刻實施了還擊，以迫擊炮壓製了日軍的火力點，方才得以通過此段路線。
不過因為日軍的無禮阻撓，導致長春守軍提前得到了警報，我軍雖然攻下了長春城，但是東三省總督、吉林巡撫等滿清官吏已經及時逃入了日本領事館，使我軍未能達成預定目標。至於城內的守軍，除張作霖、吳俊升兩路巡防營從南門撤離外，長春巡警局局長陳友璋被我軍擊斃，其他人在西南道孟憲彝的帶領下向我軍投誠。
到10月11日上午9時，長春城內除零星抵抗之外，已然全部落入我前敵委員會之手。接下來，請委員會盡快派人前來長春同友軍進行磋商，以確定我方同友軍之間的相處方式，並對下一步的革命行動給與指示。
另外還請委員會派人辦理對外交涉，日長春領事已向我軍提出抗議，認為我軍已經破壞了《樸次茅斯和約》、《滿州善後條約》等相關條款。日領事要求我方交出射擊日軍士兵之凶手，並公開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雲雲。”
吳川把手中的煙卷狠狠的摁熄在了煙灰缸內，嘲諷的說道：“日本人是瘋狗上身了麽？先開槍射擊我軍不說，還想要我們交出我們的戰士？”
拿著電報的朱和中和管冰洋卻沒有吳川這麽義憤填膺，而是憂心忡忡的向他勸說道：“我們現在恐怕不是和日本人交惡的時候。長春以南的鐵路線路大多為日人所控製，且日人在鐵路沿線又駐紮著許多軍隊，要是他們選擇倒向朝廷，我們恐怕就要和清軍此前的形勢易地而處了。”
吳川看了兩人一眼後，頗為不滿的說道：“那麽你們說說看，我們該怎麽答複日本人？承認滿清和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再把我們的戰士抓起來送給日本人處置？
這個先例一開，先不說戰士們的士氣要不要受到打擊，之前我們喊的反帝反封建口號就要先破產了。另外，我們向日本低了頭，要不要向其他帝國主義低頭？軟了這一次，那可就是後患無窮。”
隻是想要向日本人低頭的可不止朱和中和管冰洋，他們兩人是不願意革命的大好形勢毀於一旦，才想勸說吳川忍一時之氣，等個來日方長。而其他的幾名委員則幹脆站到了日本的一方，認為日本一直都在支持中國之革命，不管是同盟會還是此前資助留日學生們的學習，都有日本朝野人士的身影。
在他們看來，日本實是中國革命之友，而不是中國革命的敵人。此次衝突未必全然是日方之錯誤，也有可能是梁廷棟等前敵委員會為了包庇部下，而隱瞞了一些事實。因此不如派人前往長春和日方一起調查這件事，然後妥善解決雙方矛盾，以謀求日本政府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承認。
吳川掃視了一眼在座的委員們，臉上自然陰沉的很。他總算是明白，在他的曆史課本上，為毛辛亥革命時北方寂靜一片了，就憑這些天真的委員們，又怎麽鬥得過心狠手黑的張作霖呢。
當然有人也不是天真，而是存有私心而已。隨著蔡家溝幾隻清軍部隊的起義，原本看似希望渺茫的革命勝利，現在一下就變得觸手可及了一般。在當前東北的革命形勢下，這些委員們自然是想著盡快光複東北，甚至有問鼎關內成就開國之功的想法。這個時候他們自然不願橫生什麽枝節，從而失去唾手可得的光明前途。
要不是吳川手中握有軍權和財權，還有一個組織足夠嚴密的政黨控製著局麵，估計這些委員們能投票把他趕下去，換一個符合他們心願的人上來。
作為革命委員會的顧問，斯維爾德洛夫看到房間內的氣氛陷入了令人緊張的沉默後，不由出聲說道：“我認為，革命的原則問題上我們不能妥協，否則革命委員會將會失去對於革命的領導權力。但是在革命的策略上，我們還是可以同我們的敵人進行交涉，以盡可能的拖延時間，等待革命形勢好轉之後再行決定的。
是否要承認清帝國同各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這是新的中國政權才能決定的外交事務，革命委員會雖然肩負著推翻清帝國的使命，但是新中國的國民並沒有授權給與革命委員會以承認這些不平等條約。因此我們不能在帝國主義的逼迫下承認這些不平等條約。
而此次在長春解放過程中爆發的革命軍同日本護路軍的交火，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突發事件，並不應該上升為革命委員會同日本政府之間的外交事件。我以為不妨派人前往長春調查這一事件，但不能光是我們調查我方的開槍行為，日本護路軍的開槍行為也要一並調查。
日本方麵喜歡談法律條文，那我們就和他們慢慢談法律條文好了。反正我們隻調查不作結論，直到革命形勢發生有利於我們的變化…”
來過這裏的俄國人，無不稱讚這處別墅就好像是座落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中一般，讓他們回憶起了歐洲家園的生活情景。
這座建於1902年的別墅庭院，原本是中東鐵路施工單位為了討好霍爾瓦特的到來而修建的。這位被沙皇派駐到遠東的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過去8、9年中一直都是外阿穆爾地區的掌控者。
隻是霍爾瓦特到任後就一直住在香坊火車站附近的原鐵路工程局總工程師和總監工尤格維奇曾住過的舊宅裏，這座漂亮的別墅庭院並沒有贏得他的青睞。畢竟在那幢建築中，有著一條專用的鐵路線，可以讓他乘坐專列前往道裏區的鐵路管理局辦公樓。
不過因為這幢別墅的存在，別墅前的這條街也就被稱之為了要緊街。而這八、九年中，這條街和附近不僅豎立起了不少別墅，也建起了不少商店和俄餐廳，成為了一條隱藏在商業區中的靜謐街道。由於此地地方寬闊，位於相鄰公司街上的俄國駐哈爾濱總領事館，於今年年中時遷入了這個院落。
隻是隨著吳川的到來，和他所掀起的香坊軍營事件，使得霍爾瓦特不得不搬離了他最喜歡的香坊住宅，轉而跑來和總領事館的官員們共處一宅了。
在南崗要緊街1號斜對麵的咖啡廳內，一間臨街的隔間內，羅果夫中尉一邊瞧著落地玻璃窗外斜對麵的要緊街1號的大門，一邊從口袋中掏出了一把手槍放在了桌上。坐在他對麵的馬庫金中校看著麵前的這把手槍，眼皮一直在跳。
“…勃朗寧M1900，0.3英寸。我想你應該會用吧。還有10分鍾，霍爾瓦特局長就會從自己的小院走到大門口，然後乘坐馬車前往鐵路局辦公樓。從這裏橫穿馬路走到對麵不會超過4分鍾，所以再過5分鍾你就得起身出門，然後若無其事的走到1號大門處…下麵的事應該不用我教了吧？”
馬庫金怔怔的看著桌上的手槍許久，才抖抖索索的伸手拿起手槍，就在他打算檢查一下手槍的時候，羅果夫中尉突然又出聲道：“如果我是你的話，就不會去看槍裏有沒有子彈。密探局需要的是絕對服從，並不需要你們的思考。”
馬庫金停下了動作，一言不發的把手槍裝入了自己的口袋，接著在中尉的示意下起身，以一種僵硬的步伐走出了咖啡廳，期間差點撞到了正在送餐的一名女侍。
就在馬庫金走向未知的命運時，吳川和幾位革命委員會的執行委員們也正聽著，來自長春的梁廷棟、鮑化南的匯報。
“…10月10日中午11:45分，第二十鎮和第二混成協官兵在蔡家溝前線發動起義，迫使第二十三鎮官兵響應了革命。之後我們代表革命委員會於當日下午13:35分抵達蔡家溝起義軍中，和起義領導人張紹曾、藍天蔚等會晤。
由於同盟會上海和東京總部分別派出了代表，導致起義的各領導人員遲遲無法確定是否服從我革命委員會的命令，這一點昨日已有匯報，就不再重複了。
之後我們和起義軍各領導人物決定暫時擱置加入革命委員會的事宜，而是先成立臨時指揮所，然後南下進攻長春，以抓捕東三省總督和吉林巡撫為主要任務。
臨時指揮所以我、兩位同盟會代表和張紹曾、藍天蔚為前敵委員會，負責所有前線武力的調配，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原則，任期至長春光複為止。
在經過了討論之後，前敵委員會決定把手中的部隊分為兩路向長春進攻，以南滿鐵路為分界線。第二十鎮負責從鐵路西麵進攻，為左路軍，張紹曾、鮑化南、邱丕振三人負責指揮；我第九步兵團、第二混成協、第二十三鎮從鐵路東麵進攻，為右路軍，我、藍天蔚、王葆真三人負責。
為了確保軍隊能夠快速抵達長春，前敵委員會調用了一列14節火車，將輜重和部分步兵運至了寬城子站。到了早上6時，左路軍已到3團人馬，而右路軍也到了2團人馬，我軍在寬城子的兵力已經超過9千餘人。考慮到天色大亮後我部再難以隱藏下去，故前敵委員會決定依照計劃分左右兩路繞過日本南滿鐵路附屬地，向長春北、東、西三門發起進攻。
但是在我右路軍穿過南滿鐵路時，遭遇了日軍護路軍的無理阻撓，其部士兵甚至悍然向我戰士射擊，造成我部一名排長和3名戰士的死亡，另有十餘人受傷。我部戰士激於義憤立刻實施了還擊，以迫擊炮壓製了日軍的火力點，方才得以通過此段路線。
不過因為日軍的無禮阻撓，導致長春守軍提前得到了警報，我軍雖然攻下了長春城，但是東三省總督、吉林巡撫等滿清官吏已經及時逃入了日本領事館，使我軍未能達成預定目標。至於城內的守軍，除張作霖、吳俊升兩路巡防營從南門撤離外，長春巡警局局長陳友璋被我軍擊斃，其他人在西南道孟憲彝的帶領下向我軍投誠。
到10月11日上午9時，長春城內除零星抵抗之外，已然全部落入我前敵委員會之手。接下來，請委員會盡快派人前來長春同友軍進行磋商，以確定我方同友軍之間的相處方式，並對下一步的革命行動給與指示。
另外還請委員會派人辦理對外交涉，日長春領事已向我軍提出抗議，認為我軍已經破壞了《樸次茅斯和約》、《滿州善後條約》等相關條款。日領事要求我方交出射擊日軍士兵之凶手，並公開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雲雲。”
吳川把手中的煙卷狠狠的摁熄在了煙灰缸內，嘲諷的說道：“日本人是瘋狗上身了麽？先開槍射擊我軍不說，還想要我們交出我們的戰士？”
拿著電報的朱和中和管冰洋卻沒有吳川這麽義憤填膺，而是憂心忡忡的向他勸說道：“我們現在恐怕不是和日本人交惡的時候。長春以南的鐵路線路大多為日人所控製，且日人在鐵路沿線又駐紮著許多軍隊，要是他們選擇倒向朝廷，我們恐怕就要和清軍此前的形勢易地而處了。”
吳川看了兩人一眼後，頗為不滿的說道：“那麽你們說說看，我們該怎麽答複日本人？承認滿清和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再把我們的戰士抓起來送給日本人處置？
這個先例一開，先不說戰士們的士氣要不要受到打擊，之前我們喊的反帝反封建口號就要先破產了。另外，我們向日本低了頭，要不要向其他帝國主義低頭？軟了這一次，那可就是後患無窮。”
隻是想要向日本人低頭的可不止朱和中和管冰洋，他們兩人是不願意革命的大好形勢毀於一旦，才想勸說吳川忍一時之氣，等個來日方長。而其他的幾名委員則幹脆站到了日本的一方，認為日本一直都在支持中國之革命，不管是同盟會還是此前資助留日學生們的學習，都有日本朝野人士的身影。
在他們看來，日本實是中國革命之友，而不是中國革命的敵人。此次衝突未必全然是日方之錯誤，也有可能是梁廷棟等前敵委員會為了包庇部下，而隱瞞了一些事實。因此不如派人前往長春和日方一起調查這件事，然後妥善解決雙方矛盾，以謀求日本政府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承認。
吳川掃視了一眼在座的委員們，臉上自然陰沉的很。他總算是明白，在他的曆史課本上，為毛辛亥革命時北方寂靜一片了，就憑這些天真的委員們，又怎麽鬥得過心狠手黑的張作霖呢。
當然有人也不是天真，而是存有私心而已。隨著蔡家溝幾隻清軍部隊的起義，原本看似希望渺茫的革命勝利，現在一下就變得觸手可及了一般。在當前東北的革命形勢下，這些委員們自然是想著盡快光複東北，甚至有問鼎關內成就開國之功的想法。這個時候他們自然不願橫生什麽枝節，從而失去唾手可得的光明前途。
要不是吳川手中握有軍權和財權，還有一個組織足夠嚴密的政黨控製著局麵，估計這些委員們能投票把他趕下去，換一個符合他們心願的人上來。
作為革命委員會的顧問，斯維爾德洛夫看到房間內的氣氛陷入了令人緊張的沉默後，不由出聲說道：“我認為，革命的原則問題上我們不能妥協，否則革命委員會將會失去對於革命的領導權力。但是在革命的策略上，我們還是可以同我們的敵人進行交涉，以盡可能的拖延時間，等待革命形勢好轉之後再行決定的。
是否要承認清帝國同各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這是新的中國政權才能決定的外交事務，革命委員會雖然肩負著推翻清帝國的使命，但是新中國的國民並沒有授權給與革命委員會以承認這些不平等條約。因此我們不能在帝國主義的逼迫下承認這些不平等條約。
而此次在長春解放過程中爆發的革命軍同日本護路軍的交火，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突發事件，並不應該上升為革命委員會同日本政府之間的外交事件。我以為不妨派人前往長春調查這一事件，但不能光是我們調查我方的開槍行為，日本護路軍的開槍行為也要一並調查。
日本方麵喜歡談法律條文，那我們就和他們慢慢談法律條文好了。反正我們隻調查不作結論，直到革命形勢發生有利於我們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