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和吳俊升駐足不肯向前，就是看到了革命軍的重機槍和迫擊炮在1000-500米這個距離內屠殺著北洋軍二鎮三協四標。這確實是一場屠殺，北洋軍還沒有學會臥倒避彈的技能，依舊按照操典上的要求奔跑著。以步槍對射為基礎編製的操典注明，在這種情況下士兵應當加快前進，直接衝到敵軍的麵前，迫使敵軍無法向你射擊。
在數千次訓練下，把操典印入骨髓的北洋將士，壓製著自己的恐懼向前快速奔跑，想要盡快跑完最後的這幾百米。不過人的體能還不及一匹馬，連騎兵都無法突破馬克沁重機槍組織起來的死亡之網，人又怎麽能夠打破這個奇跡。
當王占元這邊反應過來，下令鳴金收兵的時候，第四標已經剩下不到1隊人了，傷亡超過三分之二。就算北洋第二鎮是北洋精銳中的精銳，也一樣承受不了這樣的傷亡，恐懼已經開始在軍中蔓延了。事實上除了北洋軍中的中高級軍官外，底層官兵根本不明白為什麽要打這一仗。
哪怕北洋軍的士兵們再怎麽不關心時事，也能從街頭巷尾的談論中知道，革命黨人起來鬧事，一是因為朝廷出爾反爾要收回鐵路賣給洋人；二是滿人再一次欺騙了天下人，不禁沒有立憲的意思，還組建了一個皇族內閣。
雖然北洋軍軍紀嚴明，各級軍官各有依附關係，也算是一隻組織嚴密的近代軍隊了。但是既然袁世凱練兵的時候是存著練成私兵的念頭，那麽北洋軍士兵對於滿清朝廷的效忠之心就不會高。失去了對於滿人朝廷的效忠，民族主義自然就會在他們之中生長出來。
隻不過北洋軍士兵大多為文盲，還沒有形成國家民族的概念，所以並不能很快的對甲午戰爭以來的各項割地賠款條約產生共鳴，認為這些恥辱也是加諸在自己身上的。他們還依舊抱著封建倫理的觀念，認為給與衣食者就是父母。既然袁大人是北洋軍的父母，自然大家就得聽袁大人的命令。
不過這種傳統的效忠之心，並不足以支持北洋軍將士進行這樣慘烈的激戰。即便平日裏再怎麽把“吃袁大人的飯，就要為袁大人賣命”的口號掛在嘴邊，也不等於可以驅使北洋將士這樣去送死。更何況，北洋上下此時都沒有確定，到底是要保朝廷，還是保袁大人複出。
要保朝廷，就應該傾盡全力去撲滅革命軍點燃的革命之火，而不是拖拖拉拉的在路上浪費時間。要保袁大人複出，那麽就不應該和革命軍悶頭就打，而是應當派人去說和一二，大家坐下來好好談，戰場上則應當互有默契。
北洋軍高層的首鼠兩端，實際上已經消磨了將士們的不少求戰之心。和二十鎮、三鎮這些叛軍的作戰，雖然輕易獲得了勝利，但也令不少北洋將士生起了驕嬌之氣，使得北洋軍過於鄙視了革命黨的戰鬥力。既然連二十鎮、三鎮這樣的新軍都不能打，那麽組建沒有多久的革命軍顯然更不可能強大到什麽地方去了。
一隻訓練有素，但卻不知道為誰而戰，且驕傲自滿的軍隊，在四平郊外的村莊圍攻戰中受到這樣的慘敗，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特別是，革命軍除了大炮、騎兵不及北洋軍外，其他中、近距離武器的配置上，要比北洋軍完善的多。而且革命軍士兵從訓練的第一天起，就被納入了一個政治宣傳的體係之中，他們總是比北洋軍明白自己是為什麽而走上戰場的。
軍官的素質上，革命軍雖然不如北洋軍，但是政治委員加上士兵委員會，已經說明革命軍是按照現代軍隊的組織原則來建立的。這隻軍隊中雖然還存在著一些山頭主義，但像北洋軍這樣在軍中完全依賴於士兵對軍官的人身依附關係，低級軍官對高級軍官的私人效忠關係，在革命軍中是被嚴厲禁止的且批評的。
因此在戰鬥過程中，革命軍的軍令能夠貫徹到每一個士兵頭上，而不會出現指揮者在發出作戰命令時，還要考慮軍中各派係的平衡，不能隻讓一派吃肉，另一派去啃骨頭。所以在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之後，田亞斌能夠立刻修正錯誤，從兩翼部隊抽調人員把受到損失的部隊替換下來，在交戰中進行調整防禦。
但是當北洋二鎮三協第四標退下之後，王占元根本組織不起第二次進攻。作為預備隊的第五標，大多數軍官都認為應當撤退脫離戰場，等待後方的援助。麵對部下們的爭吵，王占元其實倒是知道，在這個時候隻有自己親自帶隊進攻，才能壓下軍中後撤的意見。
隻是，王占元雖然在北洋軍中以悍勇著稱，也不代表他願意帶著人去衝重機關槍的陣地，那不叫勇氣，而是叫自殺。
萌生退意的王占元，在召回了馮德麟、張作霖、吳俊升等將領後，向他們谘詢道：“亂黨過於狡猾，在此地設置了陷阱埋伏我們，以至於我軍小小受挫了一場。我們北洋軍到底是客軍，你們奉天巡防營才是本地的主人。接下來怎麽打，還是得聽聽各位的意見，我希望大家不要藏著掖著，有什麽主意就都倒出來吧。”
馮德麟看了看身邊保持沉默的張作霖和吳俊升，便咬了咬牙說道：“我們巡防營這次帶出來的都是騎隊，利於野戰不利於攻堅戰。讓騎兵去進攻亂黨已經修好工事的村子，這顯然是不合適的，否則我部也不會有這樣大的傷亡。下官以為不如讓我部繞過村子，直接去掃蕩亂黨的後方，讓其難以接應糧餉。我就不信沒有了子彈，這些馬克沁還能繼續在戰場上耀武揚威。”
張作霖和吳俊升連連點頭附和馮德麟的提議，張作霖還跟著建議道：“眼下沈陽往北隻有兩條路最適合運輸大宗軍需，一是鐵路；一是水路。我們還是應當請朝廷同日本人進行交涉，哪怕不給我們運兵，運些彈藥軍需總是可以的。否則用大車運輸彈藥軍需，不僅費事還極為耗費時間。
另外，從沈陽到鐵嶺到鄭家屯，正是遼河能夠航運的河段。下官以為，我們應當派人奪回鄭家屯，以防止亂黨順河而下，斷了我們的後路。隻要我部奪了鄭家屯，四平的敵軍就會陷入孤立，則大軍再壓上時，四平敵軍就可被我軍所圍殲了。”
王占元看著自己桌上的地圖半天後，方才順水推舟的說道：“也好，我部就暫時撤到後方30裏處的毛家店。張、吳兩位統領去進攻西麵的鄭家屯，馮統領你和我去見見四平的日本人，看看能不能讓你部駐紮於四平附近，然後去掃蕩亂黨的後方交通…”
北洋軍和革命軍在四平郊外的這一場激戰，早就引起了四平鎮內駐紮的日軍的注意。日本從沙俄手中接管四平時，在四平街站前隻有一條馬路（三馬路）的街基，並沒有多少建築，車站西南建有一二百米長的街市，路東隻有一座水塔和幾間貨房。
不過到了1911年，四平“滿鐵附屬地”從南北一道街至南北五道街之間的建設用地，已經由“滿鐵”地方事務所分放完畢，四平街道裏的街道、設施初具規模。城市人口已增至3005人，比1907年增加了近4倍。
“滿鐵”不僅在四平設立了四平街地方事務所、警務派出所、憲兵分遣隊，非法設置區級政權，還向“滿鐵附屬地”的工商業、服務業征稅討捐。由於日本在東北強製實行領事裁判權，並以此為借口聲稱滿清政府無權幹預“滿鐵附屬地”內的政事，故鐵路附近的“滿鐵附屬地”便都成了“國中之國”。
日本在四平駐有一個守備大隊約五百人，當革命軍十三團在四平郊外的村子修築工事時，日方還在請求公主嶺上級的指示。等到北洋軍開始進攻革命軍的據點時，這一守備大隊才發現雙方都裝備有能夠威脅到自己的重武器。
不管是出於自身的安全考慮，還是從公主嶺發來的上級指示，四平的日軍守備大隊都對革命軍表現出了敵意。在十三團打退了北洋軍之後，便接到了從四平街道送來的日方通知，要求革命軍遵照《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附約》第三款之約定，撤離到鐵路以外之十二公裏。
田亞斌還是從日本來使口中了解了這項附約第三款的內容。他立刻對日本派出的使者說道：“第三款說的是，日本軍隊未撤地方，倘有土匪擾害閭閻，中國地方官亦得以派相當兵隊前往剿捕，但不得進距日本駐兵界限二十華裏以內。
首先這是距離日本駐兵的距離而不是以鐵路為基準的距離；其次日本是否具有在四平的駐兵權我尚未得到革命委員的指示；最後革命委員會尚未決定是否接受滿清政府同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我無權向貴方承認該條約。
如果貴方有任何疑問，可直接向革命委員會辦理交涉。我軍現在並沒有破壞鐵路之意圖，也無向貴方進攻之意圖，因此貴方無權對我軍的作戰部署做出幹涉。還有，為了避免雙方的衝突，我建議貴方的武裝人員遠離戰場3公裏之外，否則我軍將不能保證貴方武裝人員的人身安全…”
在數千次訓練下，把操典印入骨髓的北洋將士，壓製著自己的恐懼向前快速奔跑，想要盡快跑完最後的這幾百米。不過人的體能還不及一匹馬，連騎兵都無法突破馬克沁重機槍組織起來的死亡之網，人又怎麽能夠打破這個奇跡。
當王占元這邊反應過來，下令鳴金收兵的時候，第四標已經剩下不到1隊人了，傷亡超過三分之二。就算北洋第二鎮是北洋精銳中的精銳，也一樣承受不了這樣的傷亡，恐懼已經開始在軍中蔓延了。事實上除了北洋軍中的中高級軍官外，底層官兵根本不明白為什麽要打這一仗。
哪怕北洋軍的士兵們再怎麽不關心時事，也能從街頭巷尾的談論中知道，革命黨人起來鬧事，一是因為朝廷出爾反爾要收回鐵路賣給洋人；二是滿人再一次欺騙了天下人，不禁沒有立憲的意思，還組建了一個皇族內閣。
雖然北洋軍軍紀嚴明，各級軍官各有依附關係，也算是一隻組織嚴密的近代軍隊了。但是既然袁世凱練兵的時候是存著練成私兵的念頭，那麽北洋軍士兵對於滿清朝廷的效忠之心就不會高。失去了對於滿人朝廷的效忠，民族主義自然就會在他們之中生長出來。
隻不過北洋軍士兵大多為文盲，還沒有形成國家民族的概念，所以並不能很快的對甲午戰爭以來的各項割地賠款條約產生共鳴，認為這些恥辱也是加諸在自己身上的。他們還依舊抱著封建倫理的觀念，認為給與衣食者就是父母。既然袁大人是北洋軍的父母，自然大家就得聽袁大人的命令。
不過這種傳統的效忠之心，並不足以支持北洋軍將士進行這樣慘烈的激戰。即便平日裏再怎麽把“吃袁大人的飯，就要為袁大人賣命”的口號掛在嘴邊，也不等於可以驅使北洋將士這樣去送死。更何況，北洋上下此時都沒有確定，到底是要保朝廷，還是保袁大人複出。
要保朝廷，就應該傾盡全力去撲滅革命軍點燃的革命之火，而不是拖拖拉拉的在路上浪費時間。要保袁大人複出，那麽就不應該和革命軍悶頭就打，而是應當派人去說和一二，大家坐下來好好談，戰場上則應當互有默契。
北洋軍高層的首鼠兩端，實際上已經消磨了將士們的不少求戰之心。和二十鎮、三鎮這些叛軍的作戰，雖然輕易獲得了勝利，但也令不少北洋將士生起了驕嬌之氣，使得北洋軍過於鄙視了革命黨的戰鬥力。既然連二十鎮、三鎮這樣的新軍都不能打，那麽組建沒有多久的革命軍顯然更不可能強大到什麽地方去了。
一隻訓練有素，但卻不知道為誰而戰，且驕傲自滿的軍隊，在四平郊外的村莊圍攻戰中受到這樣的慘敗，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特別是，革命軍除了大炮、騎兵不及北洋軍外，其他中、近距離武器的配置上，要比北洋軍完善的多。而且革命軍士兵從訓練的第一天起，就被納入了一個政治宣傳的體係之中，他們總是比北洋軍明白自己是為什麽而走上戰場的。
軍官的素質上，革命軍雖然不如北洋軍，但是政治委員加上士兵委員會，已經說明革命軍是按照現代軍隊的組織原則來建立的。這隻軍隊中雖然還存在著一些山頭主義，但像北洋軍這樣在軍中完全依賴於士兵對軍官的人身依附關係，低級軍官對高級軍官的私人效忠關係，在革命軍中是被嚴厲禁止的且批評的。
因此在戰鬥過程中，革命軍的軍令能夠貫徹到每一個士兵頭上，而不會出現指揮者在發出作戰命令時，還要考慮軍中各派係的平衡，不能隻讓一派吃肉，另一派去啃骨頭。所以在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之後，田亞斌能夠立刻修正錯誤，從兩翼部隊抽調人員把受到損失的部隊替換下來，在交戰中進行調整防禦。
但是當北洋二鎮三協第四標退下之後，王占元根本組織不起第二次進攻。作為預備隊的第五標，大多數軍官都認為應當撤退脫離戰場，等待後方的援助。麵對部下們的爭吵，王占元其實倒是知道，在這個時候隻有自己親自帶隊進攻，才能壓下軍中後撤的意見。
隻是，王占元雖然在北洋軍中以悍勇著稱，也不代表他願意帶著人去衝重機關槍的陣地，那不叫勇氣，而是叫自殺。
萌生退意的王占元，在召回了馮德麟、張作霖、吳俊升等將領後，向他們谘詢道：“亂黨過於狡猾，在此地設置了陷阱埋伏我們，以至於我軍小小受挫了一場。我們北洋軍到底是客軍，你們奉天巡防營才是本地的主人。接下來怎麽打，還是得聽聽各位的意見，我希望大家不要藏著掖著，有什麽主意就都倒出來吧。”
馮德麟看了看身邊保持沉默的張作霖和吳俊升，便咬了咬牙說道：“我們巡防營這次帶出來的都是騎隊，利於野戰不利於攻堅戰。讓騎兵去進攻亂黨已經修好工事的村子，這顯然是不合適的，否則我部也不會有這樣大的傷亡。下官以為不如讓我部繞過村子，直接去掃蕩亂黨的後方，讓其難以接應糧餉。我就不信沒有了子彈，這些馬克沁還能繼續在戰場上耀武揚威。”
張作霖和吳俊升連連點頭附和馮德麟的提議，張作霖還跟著建議道：“眼下沈陽往北隻有兩條路最適合運輸大宗軍需，一是鐵路；一是水路。我們還是應當請朝廷同日本人進行交涉，哪怕不給我們運兵，運些彈藥軍需總是可以的。否則用大車運輸彈藥軍需，不僅費事還極為耗費時間。
另外，從沈陽到鐵嶺到鄭家屯，正是遼河能夠航運的河段。下官以為，我們應當派人奪回鄭家屯，以防止亂黨順河而下，斷了我們的後路。隻要我部奪了鄭家屯，四平的敵軍就會陷入孤立，則大軍再壓上時，四平敵軍就可被我軍所圍殲了。”
王占元看著自己桌上的地圖半天後，方才順水推舟的說道：“也好，我部就暫時撤到後方30裏處的毛家店。張、吳兩位統領去進攻西麵的鄭家屯，馮統領你和我去見見四平的日本人，看看能不能讓你部駐紮於四平附近，然後去掃蕩亂黨的後方交通…”
北洋軍和革命軍在四平郊外的這一場激戰，早就引起了四平鎮內駐紮的日軍的注意。日本從沙俄手中接管四平時，在四平街站前隻有一條馬路（三馬路）的街基，並沒有多少建築，車站西南建有一二百米長的街市，路東隻有一座水塔和幾間貨房。
不過到了1911年，四平“滿鐵附屬地”從南北一道街至南北五道街之間的建設用地，已經由“滿鐵”地方事務所分放完畢，四平街道裏的街道、設施初具規模。城市人口已增至3005人，比1907年增加了近4倍。
“滿鐵”不僅在四平設立了四平街地方事務所、警務派出所、憲兵分遣隊，非法設置區級政權，還向“滿鐵附屬地”的工商業、服務業征稅討捐。由於日本在東北強製實行領事裁判權，並以此為借口聲稱滿清政府無權幹預“滿鐵附屬地”內的政事，故鐵路附近的“滿鐵附屬地”便都成了“國中之國”。
日本在四平駐有一個守備大隊約五百人，當革命軍十三團在四平郊外的村子修築工事時，日方還在請求公主嶺上級的指示。等到北洋軍開始進攻革命軍的據點時，這一守備大隊才發現雙方都裝備有能夠威脅到自己的重武器。
不管是出於自身的安全考慮，還是從公主嶺發來的上級指示，四平的日軍守備大隊都對革命軍表現出了敵意。在十三團打退了北洋軍之後，便接到了從四平街道送來的日方通知，要求革命軍遵照《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附約》第三款之約定，撤離到鐵路以外之十二公裏。
田亞斌還是從日本來使口中了解了這項附約第三款的內容。他立刻對日本派出的使者說道：“第三款說的是，日本軍隊未撤地方，倘有土匪擾害閭閻，中國地方官亦得以派相當兵隊前往剿捕，但不得進距日本駐兵界限二十華裏以內。
首先這是距離日本駐兵的距離而不是以鐵路為基準的距離；其次日本是否具有在四平的駐兵權我尚未得到革命委員的指示；最後革命委員會尚未決定是否接受滿清政府同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我無權向貴方承認該條約。
如果貴方有任何疑問，可直接向革命委員會辦理交涉。我軍現在並沒有破壞鐵路之意圖，也無向貴方進攻之意圖，因此貴方無權對我軍的作戰部署做出幹涉。還有，為了避免雙方的衝突，我建議貴方的武裝人員遠離戰場3公裏之外，否則我軍將不能保證貴方武裝人員的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