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知道梁廷棟的想法並不錯,如果沒有共和黨這個以信仰凝聚起來的團體,光是組織渙散的同盟會根本對付不了那些盤踞在地方上的立憲派紳商。畢竟這些人從前就已經掌握了地方上的治權,當革命黨人替他們掀翻了一直壓在他們頭上的滿清朝廷之後,這些人自然就會覺得革命完成之後,革命黨人就沒有用處了,這江山依舊還是該他們這些控製著地方權力的紳商們來坐。


    而向來不喜歡發動群眾革命的同盟會,自然是鬥不過這些數代根植於本地的地主紳商。因為地方上的百姓大多都是依靠著這些地主紳商吃飯,如果同盟會不能發動群眾對舊的經濟秩序進行徹底的改造,那麽就休想繞過這些地主紳商去控製地方上的群眾和資源。


    就像現在,同盟會在東三省的力量原本遠遠大於才組建不久的共和黨人,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思想混亂的東三省同盟會很快就把革命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了人數較少但團結一致的共和黨,甚至於有大量的進步革命黨人脫離了同盟會加入了共和黨。


    所以對於共和黨來說,政治上的對手實質上主要還是這些盤踞在縣內的地主紳商,不管他們在政治上是持開明還是保守的,他們的存在就已經構成了共和黨對改造這個國家的阻力。隻不過吳川顧慮到現在還是在同日本和滿清政府的戰爭中,並不希望給共和黨豎立太多的對手,這才選擇了以溫和的方式處理試圖出賣革命的立憲派人士。


    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對這些地主紳商有什麽同情心理,出於大局的需要他可以對趙學成等人進行寬大,出於地方政治形勢的要求,他自然也不會反對地方軍政長官采取嚴厲鎮壓反革命組織的請求。


    因此他隻是思索了極短的時間就下了決定道:“交給人民公審的辦法還是很不錯的,這些反革命分子畢竟不是我們共和黨人的私敵,而是人民的公敵。


    在人民麵前揭下他們的偽善麵具,要比處罰他們更為重要。隻要人民能夠真正覺悟過來,不再被這些地主紳商所蒙蔽,那比什麽都重要。


    不過我給你提兩個建議,第一公審的聲勢可以造的大一些,但是時間不要拖的太長,當前黨和革命委員會的工作重心還是應該放在對外戰爭上,而不是放在徹底解決內部矛盾上。


    第二就是要給人以悔過的機會,寧可寬大也不可錯殺。把所有的地主紳商都推到我們的對立麵去,現階段隻會增強敵人的力量。特別是那些具有外國留學經曆和學習理工科的人員,可以以批評教育為主,而不必參加公審…”


    聽到吳川讚同了自己的意見,梁廷棟臉上的表情也明顯放鬆了下來。這還是他第一次從地方上的形勢考慮,向吳川請求修改中央革命委員會的決定,在吳川沒有作出明確答複之前,他心裏還是有些喘喘不安的。


    現在親耳聽到了吳川肯定的答複之後,他心上壓著的石頭也就放下來了。長春革命委員會占據了商埠地的道台衙門後就把衙門裏的人員全部更換了,但唯有幾位廚子給留了下來。這些被前道台孟憲彝聘請來的廚子,雖然不及濱江道衙門的廚子那麽出色,不過幾道淮揚菜還是做的相當不錯的。


    這種有別於北方菜肴的精致,倒是讓吳川多稱讚了幾句。隻不過他還沒享用完自己的午餐,這邊調停會議的邀請信已經送了過來。送信的駐長春俄國領事館武官麵對吳川的詢問,很快就向他坦白了各國領事邀請他過去的原因,是日本方向領事團發出了照會,抗議革命委員會無禮侵犯滿鐵附屬地,並強行征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及日本僑民的財物等一係列違法條約的行為。


    打發走了這位送信的俄國武官之後,吳川一邊把玩著領事團送來的邀請信函,一邊若有所思的對餐桌邊的梁廷棟和王葆真說道:“看起來日本人這是用起了反攻為守的戰術,接下來恐怕我們就要陷入一場令人厭煩的條約解釋爭論當中去了。”


    正如吳川所料,當他帶著王葆真等人來到俄國駐長春領事館,參加了第二次由五國領事主持的調停會議時。日本的外交官們搬出了高達一米的文件堆,這是日本跟俄國和清政府就滿洲事務各次討論的文字記錄。


    當這些日本人放棄了以勢淩人的恐嚇外交方式,轉而開始如一個學究一樣開始一個字一個字摳條約和談話記錄時,對於吳川來說這絕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會議。


    滿清政府的軟弱性和滿清官員的官僚主義,在條約上和各項中外會談紀要上留下了太多的模糊區域。對於弱勢的一方來說,這種含糊其詞的約定實質上給了強勢一方下一次索要非法利益的一個突破口,而不是給了弱勢一方拖延待變的時間。


    和這種摳條約文字的談判相比,吳川倒是更喜歡之前鬆岡洋右對革命委員會威脅恐嚇的外交方式,反正大家隻是嘴皮子上互噴,根本不用承諾什麽。日本人在戰場上拿不走的東西,自然也就不可能靠威脅恐嚇的伎倆從他這裏獲得。


    但是麵前這種緊摳條約文字的談判,對於吳川來說就是一種煎熬。他畢竟不是威廉二世,可以當著外國使節公然喊道:國際條約不過是一張廢紙。就算強大如德國,也因為公然挑戰國際秩序給英國人打壓的喘不過氣來,更何況是現在更為弱小的革命委員會。


    挑戰日本並不會讓革命委員會成為列強的公敵,但是真的公然指著國際條約說這不過是廢紙一張,那麽就算是德國和俄國也不能在明麵上站在革命委員會這邊了。


    雖然坐在這裏的各國領事都知道,國際條約不過是各國實力對比關係的一種反映,一旦實力對比發生消長變化,那麽原訂條約也就成了廢紙,並不能束縛強者的手腳。但是誰也不會傻的把這種話公開表達出來,特別是在自己還不夠強大的時候。


    於是在這場會議上吳川出人意料的沉默,隻是任由王葆真帶著外交人員和日本外交官爭論,而並沒有怎麽發表意見。他的這種表現,讓一直關注著他的鬆岡和川上兩人頗為失望。


    這場會議除了為日本爭取時間之外,他們也確實希望用這種方式激怒吳川,從而證明他們一直向領事團控訴的一個事實,革命委員會並不是一個秩序的維護者,而是秩序的破壞者。因此日本向革命委員會開戰是為了保衛東亞地區的秩序,並不是意圖破壞東亞的力量平衡。


    但是上一次會議中顯得衝動和理想化的吳川,在本次會議中雖然一直陰沉著臉,卻並沒有對他們的挑釁作出過激的反應,這讓已經做好準備的日本外交官完全找不到發難的機會。


    會議召開了整整一個下午,就連旁聽的各國領事都已經開始覺得有些不耐煩了起來。看著光線漸漸暗淡下來,英國領事吳理斯終於不耐煩的打斷中日雙方談判人員喋喋不休的爭論,對著吳川問道:“吳先生,你對於日本方麵提出的抗議,難道就不能給出一個正麵的回答嗎?


    我不是要你現在做出什麽決定,但你們革命委員會總要對日方的抗議給出一個確定一些的答複吧?你們雙方這樣牛頭不對馬嘴的爭吵,這難道不是在浪費領事團的時間麽?”


    吳川頭也不抬的回道:“因為日方的抗議完全沒有可討論的餘地,他們所謂的依據完全就是出自自己的想象。另外,什麽時候清國地方官員和外國人的談話可以作為國家承諾了?好歹滿清也是一個帝製國家,雖然沒有議會代表人民出聲,起碼也得皇帝作出的決定才能算是代表國家作出了承諾。


    滿清最後一任皇帝就是光緒帝,沒有得到光緒皇帝授權的條約,我方自然不能給予任何承認。《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簽訂於光緒三十一年,而自光緒二十四年起,皇帝已經被軟禁於瀛台,自那時起滿清政府就已經失去了代表國家的正統性。


    所以我們認為,一張由非法政府簽訂的條約並不能約束我國人民在本國領土上行使合法的權力。這一權力來自於天賦,外人無權幹涉。”


    “荒唐,照你的說法,是不是連《解決1900年動亂最後議定書》也不用承認了?”川上忍不住對於吳川的措詞進行了駁斥。


    吳川抬頭看了川上領事一眼,方才不緊不慢的說道:“如果不是光緒皇帝被軟禁,非法政府竊取了國家權力,那麽就根本不可能發生這種災難。”


    吳理斯輕輕咳嗽了一聲,打斷了還待對中國人作出批駁的日本人後說道:“我們今日先不討論日方是如何取得滿洲的特殊權力的。我們還是先解決眼下存在的實際問題,革命委員會派出軍警進入滿鐵附屬地抓人和劫取私人財物是否是事實?革命委員會強行征用了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財產是否是事實?革命委員會對此有什麽解釋?”


    “鐵路附屬地又不是租界,革命委員會行使司法權力有什麽問題?至於革命委員會嚴禁的嗎啡、鴉片和武器等違禁品什麽時候可以成為私人財物了?


    至於強行征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財產確實有,因為這家所謂的日本商業公司派遣護路軍攻擊了革命委員會,並私下設立警察局在中國土地上行使非法的警察權和征稅權,所以革命委員會決定查封這家危害中國人民生命及財產權的公司。


    我相信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允許一個意圖顛覆本國政權的外國組織,在本國領土上公開行事的。難道各國不都是如此行事的嗎?就是在現在,日本政府不也在朝鮮的土地上查封朝鮮的獨立組織嗎?我實在不明白這個問題有什麽可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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