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廷棟一邊在心裏咀嚼著吳川的話語，一邊有些汗顏的說道：“主席說的是，看來還是我學習的不夠。主要是最近事情比較多，黨內發下的資料倒是有一段時間沒有認真學習了。”
吳川注視他溫和的說道：“我也知道你現在確實事務繁忙，不過政治上的學習還是不能丟下的。黨號召同誌們要不斷學習，並不是一種形式主義，這也是向黨員明了黨前進方向的政治宣傳。
我們和同盟會不同，共和黨從建立起的那一刻開始，就預備著領導人民建立一個不受內外壓迫的新社會的。為了完成這個政治任務，所有的共和黨員必須要同黨的步調一致，這樣我們才能成為一個堅強團結的整體。
當然，黨現在還不夠成熟，還沒有找到一個成熟的理論支持我們要走的道路，所以我們不得不先學習馬、恩思想和列寧同誌的主義。但是這些理論畢竟是在歐洲的社會環境下研究出來的，他們所想要解決的是歐洲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
想要解決中國之問題，我們終究不能生搬硬套馬、恩思想和列寧主義，要在對這些革命理論的深入學習之後提出對於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但是這樣的偉大工作不是一兩個人，或者說黨中央的幾位委員坐在一起討論一下就能完成的。
我們需要全體黨員都投入到深入的政治理論學習中去，然後在實踐活動中總結出適合中國革命的道路，也隻有到了那個時候，黨才算是一個真正成熟的革命政黨。”
吳川的推心置腹讓梁廷棟深受感動，而對於共和黨未來要走獨立的革命道路也讓他大為振奮。和那些工人出身的黨員不同，對於原同盟會出身的共和黨員來說，他們天生就對俄國人保持著懷疑，哪怕對方是一個布爾什維克。
隻是當前的革命形勢如火如荼，而共和黨、革命委員會的壯大離不開布爾什維克們的幫助，才讓這些共和黨員保持了沉默。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逐漸穩定，特別是取得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初勝後，有些黨員就開始質疑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化是否必要了。
畢竟此時的中國革命黨人多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對於布爾什維克提出的工人階級大聯合理論多少有些無感，因為大多數中國革命黨人都是有著一定財產的中小地主商人家庭出身，或是官宦子弟。
他們投身於革命，並不是感受到了工農階層的痛苦，而是在列強打開國門後看到了外麵的世界變化，覺得本國和本民族有淪亡的威脅，在這種恐懼下發起的自救。
在他們沒有見到吳川之前，他們隻知道打倒清政府就是革命，因為這個政府不僅不能保衛這個國家，還成為了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但是在打倒了清政府的統治之後要做什麽，大多數人是看不清方向的，或是盲目的相信隻要建立起和列強一樣的憲政製度，列強就沒有借口繼續欺壓中國了。
而吳川的出現，給這些革命黨人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和規劃了一條可行的革命道路。這也就是為什麽，原來的同盟會成員現在都紛紛加入了共和黨。因為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許多革命黨人很快就發現，同盟會雖然名氣甚大，但幾乎沒有什麽革命規劃，內部紛爭也極為激烈。
東三省的同盟會會員之間雖然有爭論，但好歹大家還承認是一家人。而東京的同盟會總部和上海的同盟會中部總部已經形同陌路，至於南方的同盟會各省組織，在取得了省內的政權之後，革命同誌之間就開始了爭權奪利。
對於同盟會的幻想破滅之後，許多革命黨人幹脆就退出了同盟會組織。但是對於東北的同盟會員來說則還有另外一個選擇，那就是幹脆加入更有前途的共和黨。這些同盟會員的加入雖然極大的增強了共和黨的領導能力，但也隨之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黨內關於民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的爭論。
如果不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黨內恐怕就要因為這兩種主義的爭論而分裂了。吳川此次南下除了視察前線部隊之外，也是想要把一部分機構挪到長春來。哈爾濱畢竟是俄國在中國境內最大的一個據點，這座城市中的俄國人口幾乎超過了全市人口的40%，這還是在吳川擴大市區把周邊的中國居民納入之後的結果。
在這樣一座城市，不管是大張旗鼓的宣傳民族主義，還是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都會立刻遭到俄國人的敵對的。俄國人可以容忍他為了掀起革命利用民族情緒，但是絕不會容忍他在哈爾濱正兒八經的宣傳民族主義或更令他們痛恨的布爾什維克主張。
因此當革命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共和黨也就需要一個真正能夠被自己所掌控的大城市，作為革命的心髒了。對於吉長地區的反動勢力清理和肅反行動，正好為黨的中央機構的轉移鋪平了道路。
在吳川抵達長春之後，梁廷棟已經從對方那裏了解了這個未成型的計劃，也知道吳川實際上希望他逐漸從軍隊的工作中退出來，轉入到地方工作。
雖然在這個戰爭時期軍中職務的地位要更高一些，權力也更大一些，但是梁廷棟遲疑了一會，便正色說道：“其實我最近也感覺這軍隊和地方上的工作很難兼顧到，我希望主席能夠批準我辭去第二師政委和革命軍總政委的職務，好讓我專心於長春革命委員會的工作。這樣我也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長春城的重新規劃工作去，為未來黨中央機構的轉移建立一個基礎。”
吳川思考了一下後說道：“齊齊哈爾、哈爾濱、綏芬河、吉林和長春，是眼下我們手中為數不多的大城市，當然城市條件最好的自然是哈爾濱，那裏不僅處於兩條鐵路和鬆花江航道的交匯處，還有著一大批工廠支持著城市經濟。
隻不過在當前的狀況下，革命委員會並不能完全控製哈爾濱這座城市，隻能同俄國人及其他各國合作，把哈爾濱建成為北滿的製造業、金融業和交通運輸中心，為革命委員會提供強大的工業和經濟支持。
至於齊齊哈爾、吉林城等城市雖然各有優點，但卻隻能成為地區中心，而不能成為輻射整個滿洲地區的中心城市。隻有長春的地理位置較為合適，這裏不僅本身就是吉林中部的貿易集散中心，在鐵路建成之後也成為了溝通南北滿地區的中心，日後吉長鐵路完成並繼續向西延長，還將獲得蒙古地區的資源，甚至直接溝通到我國的西北地區。
因此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長春都將成為滿洲乃至整個滿蒙地區、北朝鮮和俄國遠東各省的交通中心，也將會成為這一地區的經濟，乃至政治核心。當我們依托長春、哈爾濱、奉天三城重新構建了滿洲和東北地區的交通和經濟格局之後，那麽我們也就有了一定的底氣拒絕日本和俄國的勢力入侵了。
隻是在目前的狀況下，我們能夠控製在手上的也隻有這座長春城了。所以我個人是非常希望有一位可靠的同誌能夠把長春這座城市建設起來，讓它成為我們共和黨的政治心髒和革命的最後堡壘的。我也一直認為，你是最合適於這個位置的。
不過我也並不建議你立刻辭去軍中的一切職務，軍中的政治工作對於黨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任務。沒有一隻黨所領導的堅定武裝，我們也無法掌握住革命的政權。我看不如這樣，你可以先辭掉第二師政委的職務，保留總政委的職務，等到軍中的政治工作理順了，再完全轉入地方工作。對於第二師政委的接替人選，你有什麽想法？”
梁廷棟自然不會拒絕吳川的好意，不僅提出了幾個他認為合適的第二師政委人選，還對吳川就軍中的政治工作做了一個匯報。
隨著他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不斷深入，他不僅理解了黨組織必須深入到軍隊基層的意義，還進一步向吳川提出了建議，認為政委的工作不能以命令的形勢下達，因為思想工作是不能依靠行政指令去完成的，也不是填寫幾張表格就能讓戰士理解革命的含義的。
梁廷棟最後向吳川總結道：“…政治委員並不是軍事首長，不能僅僅依靠發號施令，更不能用打罵來指揮部隊，否則我們和滿清新軍、帝國主義的軍隊就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我認為，政委必須依靠自己的模範作用來帶動部隊。我們不僅要挑選一些有學問的年輕學生擔任軍中的政治委員，還應當從軍隊中挑選一些積極向上的戰士入黨培訓，然後再反回到部隊裏，這樣才能確保政委和軍中戰士的緊密團結，才能牢牢樹立起黨對於軍隊的絕對領導。”
吳川思考了片刻就點著頭說道：“我支持你的看法。我認為你不妨把這些想法寫成一篇軍中政治工作的指導文件，以黨和總政治部的名義下發。
國民革命軍並僅僅是一隻黨軍，他也是同一切舊軍隊組織完全不同的新軍隊。而這種本質上的區別，就是我們是一隻人民的武裝，我們將自始自終為人民的利益而戰，而不是為了某個人，某個政治集團的私利賣命。
因此國民革命軍不僅僅是一隻戰鬥隊，也是一隻教育隊和宣傳隊。政委的任務就是確保，這隻武裝始終控製在人民手中…”
吳川注視他溫和的說道：“我也知道你現在確實事務繁忙，不過政治上的學習還是不能丟下的。黨號召同誌們要不斷學習，並不是一種形式主義，這也是向黨員明了黨前進方向的政治宣傳。
我們和同盟會不同，共和黨從建立起的那一刻開始，就預備著領導人民建立一個不受內外壓迫的新社會的。為了完成這個政治任務，所有的共和黨員必須要同黨的步調一致，這樣我們才能成為一個堅強團結的整體。
當然，黨現在還不夠成熟，還沒有找到一個成熟的理論支持我們要走的道路，所以我們不得不先學習馬、恩思想和列寧同誌的主義。但是這些理論畢竟是在歐洲的社會環境下研究出來的，他們所想要解決的是歐洲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
想要解決中國之問題，我們終究不能生搬硬套馬、恩思想和列寧主義，要在對這些革命理論的深入學習之後提出對於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但是這樣的偉大工作不是一兩個人，或者說黨中央的幾位委員坐在一起討論一下就能完成的。
我們需要全體黨員都投入到深入的政治理論學習中去，然後在實踐活動中總結出適合中國革命的道路，也隻有到了那個時候，黨才算是一個真正成熟的革命政黨。”
吳川的推心置腹讓梁廷棟深受感動，而對於共和黨未來要走獨立的革命道路也讓他大為振奮。和那些工人出身的黨員不同，對於原同盟會出身的共和黨員來說，他們天生就對俄國人保持著懷疑，哪怕對方是一個布爾什維克。
隻是當前的革命形勢如火如荼，而共和黨、革命委員會的壯大離不開布爾什維克們的幫助，才讓這些共和黨員保持了沉默。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逐漸穩定，特別是取得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初勝後，有些黨員就開始質疑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化是否必要了。
畢竟此時的中國革命黨人多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對於布爾什維克提出的工人階級大聯合理論多少有些無感，因為大多數中國革命黨人都是有著一定財產的中小地主商人家庭出身，或是官宦子弟。
他們投身於革命，並不是感受到了工農階層的痛苦，而是在列強打開國門後看到了外麵的世界變化，覺得本國和本民族有淪亡的威脅，在這種恐懼下發起的自救。
在他們沒有見到吳川之前，他們隻知道打倒清政府就是革命，因為這個政府不僅不能保衛這個國家，還成為了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但是在打倒了清政府的統治之後要做什麽，大多數人是看不清方向的，或是盲目的相信隻要建立起和列強一樣的憲政製度，列強就沒有借口繼續欺壓中國了。
而吳川的出現，給這些革命黨人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和規劃了一條可行的革命道路。這也就是為什麽，原來的同盟會成員現在都紛紛加入了共和黨。因為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許多革命黨人很快就發現，同盟會雖然名氣甚大，但幾乎沒有什麽革命規劃，內部紛爭也極為激烈。
東三省的同盟會會員之間雖然有爭論，但好歹大家還承認是一家人。而東京的同盟會總部和上海的同盟會中部總部已經形同陌路，至於南方的同盟會各省組織，在取得了省內的政權之後，革命同誌之間就開始了爭權奪利。
對於同盟會的幻想破滅之後，許多革命黨人幹脆就退出了同盟會組織。但是對於東北的同盟會員來說則還有另外一個選擇，那就是幹脆加入更有前途的共和黨。這些同盟會員的加入雖然極大的增強了共和黨的領導能力，但也隨之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黨內關於民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的爭論。
如果不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黨內恐怕就要因為這兩種主義的爭論而分裂了。吳川此次南下除了視察前線部隊之外，也是想要把一部分機構挪到長春來。哈爾濱畢竟是俄國在中國境內最大的一個據點，這座城市中的俄國人口幾乎超過了全市人口的40%，這還是在吳川擴大市區把周邊的中國居民納入之後的結果。
在這樣一座城市，不管是大張旗鼓的宣傳民族主義，還是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都會立刻遭到俄國人的敵對的。俄國人可以容忍他為了掀起革命利用民族情緒，但是絕不會容忍他在哈爾濱正兒八經的宣傳民族主義或更令他們痛恨的布爾什維克主張。
因此當革命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共和黨也就需要一個真正能夠被自己所掌控的大城市，作為革命的心髒了。對於吉長地區的反動勢力清理和肅反行動，正好為黨的中央機構的轉移鋪平了道路。
在吳川抵達長春之後，梁廷棟已經從對方那裏了解了這個未成型的計劃，也知道吳川實際上希望他逐漸從軍隊的工作中退出來，轉入到地方工作。
雖然在這個戰爭時期軍中職務的地位要更高一些，權力也更大一些，但是梁廷棟遲疑了一會，便正色說道：“其實我最近也感覺這軍隊和地方上的工作很難兼顧到，我希望主席能夠批準我辭去第二師政委和革命軍總政委的職務，好讓我專心於長春革命委員會的工作。這樣我也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長春城的重新規劃工作去，為未來黨中央機構的轉移建立一個基礎。”
吳川思考了一下後說道：“齊齊哈爾、哈爾濱、綏芬河、吉林和長春，是眼下我們手中為數不多的大城市，當然城市條件最好的自然是哈爾濱，那裏不僅處於兩條鐵路和鬆花江航道的交匯處，還有著一大批工廠支持著城市經濟。
隻不過在當前的狀況下，革命委員會並不能完全控製哈爾濱這座城市，隻能同俄國人及其他各國合作，把哈爾濱建成為北滿的製造業、金融業和交通運輸中心，為革命委員會提供強大的工業和經濟支持。
至於齊齊哈爾、吉林城等城市雖然各有優點，但卻隻能成為地區中心，而不能成為輻射整個滿洲地區的中心城市。隻有長春的地理位置較為合適，這裏不僅本身就是吉林中部的貿易集散中心，在鐵路建成之後也成為了溝通南北滿地區的中心，日後吉長鐵路完成並繼續向西延長，還將獲得蒙古地區的資源，甚至直接溝通到我國的西北地區。
因此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長春都將成為滿洲乃至整個滿蒙地區、北朝鮮和俄國遠東各省的交通中心，也將會成為這一地區的經濟，乃至政治核心。當我們依托長春、哈爾濱、奉天三城重新構建了滿洲和東北地區的交通和經濟格局之後，那麽我們也就有了一定的底氣拒絕日本和俄國的勢力入侵了。
隻是在目前的狀況下，我們能夠控製在手上的也隻有這座長春城了。所以我個人是非常希望有一位可靠的同誌能夠把長春這座城市建設起來，讓它成為我們共和黨的政治心髒和革命的最後堡壘的。我也一直認為，你是最合適於這個位置的。
不過我也並不建議你立刻辭去軍中的一切職務，軍中的政治工作對於黨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任務。沒有一隻黨所領導的堅定武裝，我們也無法掌握住革命的政權。我看不如這樣，你可以先辭掉第二師政委的職務，保留總政委的職務，等到軍中的政治工作理順了，再完全轉入地方工作。對於第二師政委的接替人選，你有什麽想法？”
梁廷棟自然不會拒絕吳川的好意，不僅提出了幾個他認為合適的第二師政委人選，還對吳川就軍中的政治工作做了一個匯報。
隨著他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不斷深入，他不僅理解了黨組織必須深入到軍隊基層的意義，還進一步向吳川提出了建議，認為政委的工作不能以命令的形勢下達，因為思想工作是不能依靠行政指令去完成的，也不是填寫幾張表格就能讓戰士理解革命的含義的。
梁廷棟最後向吳川總結道：“…政治委員並不是軍事首長，不能僅僅依靠發號施令，更不能用打罵來指揮部隊，否則我們和滿清新軍、帝國主義的軍隊就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我認為，政委必須依靠自己的模範作用來帶動部隊。我們不僅要挑選一些有學問的年輕學生擔任軍中的政治委員，還應當從軍隊中挑選一些積極向上的戰士入黨培訓，然後再反回到部隊裏，這樣才能確保政委和軍中戰士的緊密團結，才能牢牢樹立起黨對於軍隊的絕對領導。”
吳川思考了片刻就點著頭說道：“我支持你的看法。我認為你不妨把這些想法寫成一篇軍中政治工作的指導文件，以黨和總政治部的名義下發。
國民革命軍並僅僅是一隻黨軍，他也是同一切舊軍隊組織完全不同的新軍隊。而這種本質上的區別，就是我們是一隻人民的武裝，我們將自始自終為人民的利益而戰，而不是為了某個人，某個政治集團的私利賣命。
因此國民革命軍不僅僅是一隻戰鬥隊，也是一隻教育隊和宣傳隊。政委的任務就是確保，這隻武裝始終控製在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