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看了看坐在自己麵前的兩人，又把目光轉向了爐子中變幻不定的橘黃色火焰，沉思了許久才回道：“不能不說我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是不管我怎麽去計劃，我都找不到一個確定的答案。
就如同05年的俄國革命起源於一個突發性的群體事件，沙皇的衛兵向著前來皇宮前示威的群眾開了槍，但事實上領導群眾前來皇宮前遊行的牧師卻是密探局的線人。這位牧師帶著群眾前往皇宮前遊行，隻是為了想讓沙皇展現自己的仁慈，從而打消群眾被左翼人士激發出來的反戰和反政府情緒，結果群眾得到的隻有子彈。
很難想象，如果不是那些沙皇衛兵采取了這樣愚蠢的行動，從而激發了全國群眾對於星期日血案的同情，05年的革命還會不會爆發。
而北滿的革命爆發同樣摻雜著諸多不可控製的因素，當然共和黨一直在努力控製著，不讓這些不可控因素幹預到革命的進程。但是我們應當意識到，革命就像是一艘在運河上前進的輪船，一旦我們確定了方向，就很難再令其轉向，除非我們先拉上蒸汽閘門。
在我們和日本沒有爆發衝突之前，革命委員會也許還有著其他選擇，但是當這場戰爭爆發之後，革命的主導權力事實上正在遠離我們。從現在開始，這場革命的成功與否將越來越取決於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發展和各帝國主義的判斷。”
斯維爾德洛夫同樣陷入了沉思，過了許久方才冷靜的說道：“我承認你說的是正確的，革命委員會越是和日本相持下去，沙皇政府的動向就越難以預測。
根據我們現在的情報，俄國駐庫倫領事和駐海拉爾副領事，都在煽動當地的蒙古人從中國獨立出去。我們和日本人打的越激烈，那麽俄國的帝國主義分子就越是蠢蠢欲動。
而俄帝國主義分子的行動又會刺激到德國、英國、法國、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在這樣的矛盾衝突下，革命委員會的力量確實是難以捍衛革命的政權的。但我們並不是什麽都做不了，起碼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中俄人民還是會起來保護革命政權的。”
捷爾任斯基同意斯維爾德洛夫的意見，認為即便吳川的判斷是正確的，中國革命的大潮正在退去，但是黨不能因此而放棄挽救革命的努力，“…好歹我們手中現在也有十幾萬的軍隊，二十幾萬的革命追隨者，數百萬的人口，怎麽能夠就怎麽向帝國主義投降呢？”
吳川馬上為自己辯解道：“我並不是主張大家接受革命低潮到來的結局，並向帝國主義投降。我隻是想要提醒黨內的同誌，在革命低潮到來之際，我們要預先做好準備了。
我一早就對黨內的同誌說過，革命委員會之所以能夠在北滿建立起來，是依靠著帝國主義在滿洲地區的矛盾衝突所至。正因為俄國、日本、美國、英國對於滿洲這片土地都有著各自的野心，所以這些帝國主義才不能聯合起來對付我們。”
斯維爾德洛夫立刻抓住了吳川話中的重點問道：“難道我們不能繼續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從而將革命政權維持下去嗎？”
吳川沉默了半響後回道：“並不是不可能，當前世界的中心還是在歐洲，對於英、法、德、俄、美等列強來說，歐洲的利益總是高於他們在東亞的利益的。
所以，隻要歐洲出現了問題，除了日本之外，各列強都會尋求暫時給與世界其他地方安寧，以確保他們可以把力量完全用於歐洲利益的爭奪。隻是這種安寧的代價，或是帝國主義暫時從某些地方撤離，給與當地勢力一個較大的自由空間；但也有可能是帝國主義重新劃分歐洲之外的勢力範圍，把一些自己無力控製的地區丟給自己的盟友。
比如當前的歐洲時局，協約國和同盟國兩大陣營的形成，使得這個世界日益分裂成了兩大對立的軍事集團。俄國和日本都是協議國的一份子，雖然他們之間對於滿洲、蒙古及朝鮮半島的統治權力有著矛盾，但是在協約國和同盟國對立的狀況下，這一矛盾又小於兩大陣營爭奪世界統治權力的矛盾。
也就是說，當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矛盾激化時，英法就會積極協調日俄之間的矛盾。而當兩大陣營之間的鬥爭趨向於緩和時，英法對於日俄之間的矛盾就會放鬆一些。畢竟對於英國來說，不管是英日同盟還是協約國體係，都是為了維護英國對於全球的霸權。
英帝國的全球霸權就是建立在均勢外交的基礎上的，不管是歐洲均勢還是東亞均勢，保持住當前的國際秩序，就是英國人最大的目標。
所以，為了維護東亞均勢，英國還是會支持日本在南滿的特殊利益，反對革命委員會把日本勢力清除出南滿地區的。想要迫使英國放棄維護東亞均勢，默認革命委員會改變東亞的力量平衡，那麽除非歐洲的均勢被破壞，英國無暇再顧及東亞，為了防止俄國把注意力轉向遠東，英國就不得不承認革命委員會在滿洲的存在事實了。”
斯維爾德洛夫沉思了半天，方才一字一頓的說道：“所以，主要的關鍵還是在於俄國。我們需要俄國把目光轉向東方，這樣才能迫使英法出麵幹預這場戰爭。但我們又不能讓俄國真把力量轉移到東方來，那麽英法將不得不支持日本阻止俄國的勢力南下。
而一旦俄國的力量轉移到遠東來，北滿的革命政權也就對俄國失去了意義，要麽徹底成為沙皇的傀儡，要麽幹脆就被沙皇政府所解散。這確實是我們難以解決的問題，沙皇政府的決定顯然不是我們能夠加以影響的。”
捷爾任斯基卻不認同的說道：“我看也未必，當吳說服沙皇籌劃一個新的黃俄羅斯計劃時，他就已經影響了沙皇政府的決策。既然斯托雷平在世時都沒能阻止這個計劃，現在的沙皇政府中就更沒有人能夠阻止這個計劃了。
從這一點上看，我們至少已經完成了一半的任務。不管我們是怎麽考慮的，對於其他各國政府來說，革命委員會在俄國勢力範圍內的起義和發展，又接著同日本人發生了衝突，這已經說明了俄國正在遠東搞鬼了。
至於下一步，沙皇政府有可能趁著革命委員會和日本帝國主義兩敗俱傷之際增兵遠東，這也許是個極有可能的選項，但是對於俄國革命來說卻也未嚐不是一個機會。
沙皇政府自斯托雷平去世以來，一直處於一種混亂的狀態，而政府內部關注近東和巴爾幹問題的官員要比關注遠東的官員多的多。對於沙皇俄國來說，統一斯拉夫民族和奪取黑海海峽永遠是優先於黃俄羅斯計劃的。
如今意大利和奧斯曼帝國之間正爆發著戰爭，沙皇政府一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整合巴爾幹地區的斯拉夫民族的。我們應當發動歐洲社民黨的輿論，揭露和批判沙皇對巴爾幹半島及海峽的野心，以尼古拉二世的性格，他就會像一頭鬥牛那樣衝向巴爾幹半島和海峽地區的。
這樣一來，俄國就分不出多少力量放到遠東來了。在這樣的局麵下，沙皇政府還想要對付革命委員會的話，那麽我們也許可以給他一個狠狠的教訓，並發動起西伯利亞地區和中亞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
看著斯維爾德洛夫和捷爾任斯基開始討論起了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民族獨立運動的可能性，吳川覺得事情好像已經脫離了他的掌握，一開始他的計劃可不是這個。不過他思考了片刻之後，覺得捷爾任斯基針對沙皇政府的計劃比他想的要出色，而且能夠給革命委員會留下更多的回旋餘地，於是也就住了口。
於是接下來的討論，就變成了以斯維爾德洛夫和捷爾任斯基為中心了。對於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的民族運動，吳川這個外國人顯然是不及兩位掌握了遠東布爾什維克組織的老布爾什維克更為了解情況的。
當窗外的陽光漸漸西斜之後，吳川終於結束了和兩人的交談，準備去軍事委員會轉一轉了。把吳川送走之後，站在門前雨棚下的斯維爾德洛夫忍不住向身邊的捷爾任斯基說道：“你不覺得，吳其實並不讚成集體農莊製度，方才找借口推遲對於農業問題的討論的嗎？”
捷爾任斯基望著地麵上將要化開的薄雪，不由脫口說道：“是的，要不然他也不會借著安排潛伏人員的名義，讓我們去遠東各地向那些新移民進行布爾什維克主義宣傳了。當支持集體農莊製度的布爾什維克們走的差不多了，黨內的決議就會偏向於他的主張了。”
斯維爾德洛夫有些詫異的說道：“您知道這一點，還同意把人派出嗎？”
捷爾任斯基歎息了一聲後說道：“因為吳給出的建議我沒辦法拒絕，或者說就算我拒絕了，那些歐洲來的布爾什維克們也會主動支持吳的決定的。對於我們來說，中國革命畢竟隻是世界革命的一個邊緣組成，是不能同俄國革命相提並論的。
更何況有些極端主義者還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應當從英國和德國這些先進的資產階級國家爆發，就連俄國都是不具備無產階級革命基礎的。在推動俄國革命的進程和深入中國革命的選項中，他們必然是要選擇前者的，這不是我們能夠阻擋的潮流。”
就如同05年的俄國革命起源於一個突發性的群體事件，沙皇的衛兵向著前來皇宮前示威的群眾開了槍，但事實上領導群眾前來皇宮前遊行的牧師卻是密探局的線人。這位牧師帶著群眾前往皇宮前遊行，隻是為了想讓沙皇展現自己的仁慈，從而打消群眾被左翼人士激發出來的反戰和反政府情緒，結果群眾得到的隻有子彈。
很難想象，如果不是那些沙皇衛兵采取了這樣愚蠢的行動，從而激發了全國群眾對於星期日血案的同情，05年的革命還會不會爆發。
而北滿的革命爆發同樣摻雜著諸多不可控製的因素，當然共和黨一直在努力控製著，不讓這些不可控因素幹預到革命的進程。但是我們應當意識到，革命就像是一艘在運河上前進的輪船，一旦我們確定了方向，就很難再令其轉向，除非我們先拉上蒸汽閘門。
在我們和日本沒有爆發衝突之前，革命委員會也許還有著其他選擇，但是當這場戰爭爆發之後，革命的主導權力事實上正在遠離我們。從現在開始，這場革命的成功與否將越來越取決於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發展和各帝國主義的判斷。”
斯維爾德洛夫同樣陷入了沉思，過了許久方才冷靜的說道：“我承認你說的是正確的，革命委員會越是和日本相持下去，沙皇政府的動向就越難以預測。
根據我們現在的情報，俄國駐庫倫領事和駐海拉爾副領事，都在煽動當地的蒙古人從中國獨立出去。我們和日本人打的越激烈，那麽俄國的帝國主義分子就越是蠢蠢欲動。
而俄帝國主義分子的行動又會刺激到德國、英國、法國、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在這樣的矛盾衝突下，革命委員會的力量確實是難以捍衛革命的政權的。但我們並不是什麽都做不了，起碼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中俄人民還是會起來保護革命政權的。”
捷爾任斯基同意斯維爾德洛夫的意見，認為即便吳川的判斷是正確的，中國革命的大潮正在退去，但是黨不能因此而放棄挽救革命的努力，“…好歹我們手中現在也有十幾萬的軍隊，二十幾萬的革命追隨者，數百萬的人口，怎麽能夠就怎麽向帝國主義投降呢？”
吳川馬上為自己辯解道：“我並不是主張大家接受革命低潮到來的結局，並向帝國主義投降。我隻是想要提醒黨內的同誌，在革命低潮到來之際，我們要預先做好準備了。
我一早就對黨內的同誌說過，革命委員會之所以能夠在北滿建立起來，是依靠著帝國主義在滿洲地區的矛盾衝突所至。正因為俄國、日本、美國、英國對於滿洲這片土地都有著各自的野心，所以這些帝國主義才不能聯合起來對付我們。”
斯維爾德洛夫立刻抓住了吳川話中的重點問道：“難道我們不能繼續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從而將革命政權維持下去嗎？”
吳川沉默了半響後回道：“並不是不可能，當前世界的中心還是在歐洲，對於英、法、德、俄、美等列強來說，歐洲的利益總是高於他們在東亞的利益的。
所以，隻要歐洲出現了問題，除了日本之外，各列強都會尋求暫時給與世界其他地方安寧，以確保他們可以把力量完全用於歐洲利益的爭奪。隻是這種安寧的代價，或是帝國主義暫時從某些地方撤離，給與當地勢力一個較大的自由空間；但也有可能是帝國主義重新劃分歐洲之外的勢力範圍，把一些自己無力控製的地區丟給自己的盟友。
比如當前的歐洲時局，協約國和同盟國兩大陣營的形成，使得這個世界日益分裂成了兩大對立的軍事集團。俄國和日本都是協議國的一份子，雖然他們之間對於滿洲、蒙古及朝鮮半島的統治權力有著矛盾，但是在協約國和同盟國對立的狀況下，這一矛盾又小於兩大陣營爭奪世界統治權力的矛盾。
也就是說，當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矛盾激化時，英法就會積極協調日俄之間的矛盾。而當兩大陣營之間的鬥爭趨向於緩和時，英法對於日俄之間的矛盾就會放鬆一些。畢竟對於英國來說，不管是英日同盟還是協約國體係，都是為了維護英國對於全球的霸權。
英帝國的全球霸權就是建立在均勢外交的基礎上的，不管是歐洲均勢還是東亞均勢，保持住當前的國際秩序，就是英國人最大的目標。
所以，為了維護東亞均勢，英國還是會支持日本在南滿的特殊利益，反對革命委員會把日本勢力清除出南滿地區的。想要迫使英國放棄維護東亞均勢，默認革命委員會改變東亞的力量平衡，那麽除非歐洲的均勢被破壞，英國無暇再顧及東亞，為了防止俄國把注意力轉向遠東，英國就不得不承認革命委員會在滿洲的存在事實了。”
斯維爾德洛夫沉思了半天，方才一字一頓的說道：“所以，主要的關鍵還是在於俄國。我們需要俄國把目光轉向東方，這樣才能迫使英法出麵幹預這場戰爭。但我們又不能讓俄國真把力量轉移到東方來，那麽英法將不得不支持日本阻止俄國的勢力南下。
而一旦俄國的力量轉移到遠東來，北滿的革命政權也就對俄國失去了意義，要麽徹底成為沙皇的傀儡，要麽幹脆就被沙皇政府所解散。這確實是我們難以解決的問題，沙皇政府的決定顯然不是我們能夠加以影響的。”
捷爾任斯基卻不認同的說道：“我看也未必，當吳說服沙皇籌劃一個新的黃俄羅斯計劃時，他就已經影響了沙皇政府的決策。既然斯托雷平在世時都沒能阻止這個計劃，現在的沙皇政府中就更沒有人能夠阻止這個計劃了。
從這一點上看，我們至少已經完成了一半的任務。不管我們是怎麽考慮的，對於其他各國政府來說，革命委員會在俄國勢力範圍內的起義和發展，又接著同日本人發生了衝突，這已經說明了俄國正在遠東搞鬼了。
至於下一步，沙皇政府有可能趁著革命委員會和日本帝國主義兩敗俱傷之際增兵遠東，這也許是個極有可能的選項，但是對於俄國革命來說卻也未嚐不是一個機會。
沙皇政府自斯托雷平去世以來，一直處於一種混亂的狀態，而政府內部關注近東和巴爾幹問題的官員要比關注遠東的官員多的多。對於沙皇俄國來說，統一斯拉夫民族和奪取黑海海峽永遠是優先於黃俄羅斯計劃的。
如今意大利和奧斯曼帝國之間正爆發著戰爭，沙皇政府一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整合巴爾幹地區的斯拉夫民族的。我們應當發動歐洲社民黨的輿論，揭露和批判沙皇對巴爾幹半島及海峽的野心，以尼古拉二世的性格，他就會像一頭鬥牛那樣衝向巴爾幹半島和海峽地區的。
這樣一來，俄國就分不出多少力量放到遠東來了。在這樣的局麵下，沙皇政府還想要對付革命委員會的話，那麽我們也許可以給他一個狠狠的教訓，並發動起西伯利亞地區和中亞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
看著斯維爾德洛夫和捷爾任斯基開始討論起了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民族獨立運動的可能性，吳川覺得事情好像已經脫離了他的掌握，一開始他的計劃可不是這個。不過他思考了片刻之後，覺得捷爾任斯基針對沙皇政府的計劃比他想的要出色，而且能夠給革命委員會留下更多的回旋餘地，於是也就住了口。
於是接下來的討論，就變成了以斯維爾德洛夫和捷爾任斯基為中心了。對於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的民族運動，吳川這個外國人顯然是不及兩位掌握了遠東布爾什維克組織的老布爾什維克更為了解情況的。
當窗外的陽光漸漸西斜之後，吳川終於結束了和兩人的交談，準備去軍事委員會轉一轉了。把吳川送走之後，站在門前雨棚下的斯維爾德洛夫忍不住向身邊的捷爾任斯基說道：“你不覺得，吳其實並不讚成集體農莊製度，方才找借口推遲對於農業問題的討論的嗎？”
捷爾任斯基望著地麵上將要化開的薄雪，不由脫口說道：“是的，要不然他也不會借著安排潛伏人員的名義，讓我們去遠東各地向那些新移民進行布爾什維克主義宣傳了。當支持集體農莊製度的布爾什維克們走的差不多了，黨內的決議就會偏向於他的主張了。”
斯維爾德洛夫有些詫異的說道：“您知道這一點，還同意把人派出嗎？”
捷爾任斯基歎息了一聲後說道：“因為吳給出的建議我沒辦法拒絕，或者說就算我拒絕了，那些歐洲來的布爾什維克們也會主動支持吳的決定的。對於我們來說，中國革命畢竟隻是世界革命的一個邊緣組成，是不能同俄國革命相提並論的。
更何況有些極端主義者還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應當從英國和德國這些先進的資產階級國家爆發，就連俄國都是不具備無產階級革命基礎的。在推動俄國革命的進程和深入中國革命的選項中，他們必然是要選擇前者的，這不是我們能夠阻擋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