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到11月24日這七天內滿洲的戰況變化，不僅讓日本政府中的精英真正重視起了這場戰爭，不再將其視為擴大日本在滿洲利益的機會，也終於搞清楚了他們的對手是誰。
當明治政府的精英意識到，這場戰爭其實是俄、德兩國支持下的支那革命委員會挑起的對日作戰後，結束戰爭的想法終於壓倒了擴大戰爭的呼聲。說到底，日俄戰爭過去還不到6年，38萬軍人的傷亡，十多億的負債，給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麵對一個尚沒有全麵動員起來的俄國，日本尚且打的如此艱難，如今又有支那人為俄國人衝鋒陷陣，還有德國在俄國身後搖旗呐喊，而日俄戰爭時支持日本的英、美兩國，現在卻一個直言反對，一個則態度曖昧。
即便是對這場戰爭最為狂熱的日本軍閥長州派軍官都開始動搖了起來，更不用說原本就不支持這場戰爭的日本內閣了。內田外相和駐北京的伊集院公使是最先感受到這場戰爭帶來的副作用，使日本在國際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如果說在戰爭剛剛爆發時，日本護路軍被圍於公主嶺，隻是讓日本的軍事力量受到了各國外交官的嘲笑的話。那麽隨著日軍大舉增援滿洲，現在卻又再次被革命委員會圍困於四平一線，那麽各國外交官對於日本的軍事力量就不是嘲諷，而是開始重新進行評估了。
這樣的局勢對於日本來說是相當糟糕的，因為這意味著列強有可能認為日本已經沒有能力維持東亞秩序，從而會采取一定行動迫使日本交出與其實力不相襯的勢力範圍。就好比三國幹涉還遼一樣，那就是歐洲列強認為日本雖然擊敗了滿清，但也沒有資格獲得這麽多的戰利品。
日俄戰爭使得日本不僅完全吞下了朝鮮半島，還在南滿、福建劃定了勢力範圍。這便是歐洲列強認為，在東亞地區日本確實有同他們一戰的實力，所以才認可了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但是現在一個中國革命黨組織的地方武力都能讓日軍損兵折將的話，那麽日本還有什麽資格占據著這麽多好處？
25日中午，伊集院公使拜訪朱爾典公使，向其轉達了日本政府想要中止戰爭，希望英國能夠出麵阻止德、俄兩國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支持。
朱爾典對於伊集院的請求不置可否，反而向其詢問其了日本政府對於中國革命、滿清皇室和新成立的袁世凱內閣的看法。伊集院倒是明白的很，英國人要的不是日本的看法而是日本的支持。
在滿洲戰爭沒有爆發之前，外務省雖然明確對華政策要同英國站在一邊，但還試圖保持著一定的獨立性，以謀求日本在滿蒙地區的利益擴大和加強日本在長江流域的影響力。
為此在革命爆發之初，日本海軍就增加在上海的軍艦，對長江流域加強了巡邏，並對大冶鐵礦進行了保護。隻不過在英國人的抗議下，日本不得不把大冶鐵礦交還給了中國人。
正是日本在中國革命之初爆發出來的野心，使得朱爾典對於日本想要增加駐華軍力的企圖充滿了警惕，並樂見於革命委員會同日本在滿洲爆發衝突。
而當滿洲爆發的戰爭發展到今日，日本外務省所謂在日英一致的對華外交方針下的獨立性企圖儼然已經破產。為了抗衡支持革命委員會的歐美列強，從這場戰爭中脫身，日本現在隻能無條件的跟從於英國對華外交了。
對於伊集院的識趣，朱爾典心裏也是一陣痛快。對於朱爾典來說，日本和革命委員會之間這場戰爭的爆發確實符合了英國的利益，所以前期他並沒有過於嚴厲的幹涉這場衝突。因為在他看來，這場戰爭可以讓日本人清醒清醒，然後好好的為大英帝國看守東亞的利益，而不是試圖真把自己當成了東亞棋局的一個棋手。
不過敲打到這種程度，讓日本重新對英國變得恭順之後，這場戰爭確實應該結束了。雖然滿洲並不在英國的勢力範圍之內，但是英國並不希望這塊土地落入俄國或美國之手。
因為滿洲這片土地可不是光有資源而沒有人口的西伯利亞荒野，不管俄國還是美國得到了這片土地，在未來必然都會挑戰英國在中國南方的利益。而這片土地落在日本手中，不過是讓日本增強一些對抗俄、美的力量，並不會改變東亞的力量平衡。
當然，也不能讓日本把滿洲真的變為本國領土，從而在大陸上站穩腳跟。實力過於強大的日本，同樣會擺脫英國的控製，本次中國革命爆發時日本的行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在朱爾典思考著如何利用日本和革命委員會之間的矛盾平衡滿洲力量時，哈爾濱召開的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也進入了尾聲。如果說上一次的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是為了解決政府組織和革命目標的問題，那麽本次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的討論重心其實隻有二個，如何結束這場戰爭和為了這場戰爭我們能夠做些什麽。
會議一開始時，前線傳來的形勢並不好，但是有了前一次革命委員會整肅的經驗，這一次大家都很安分。因為大家不清楚，這些消息會不會又是什麽虛假的傳聞，要是他們在這裏大談對日妥協，然後日本人又一次失敗了，那就是在為自己挖坑了。
前次那批委員們被清理出委員會，就是在錯誤的時間說了些不合適的話。革命委員會打不過日本人，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就算是吳川所率領的共和黨也是承認這個事實的。所以從戰爭爆發開始，吳川在大小場合強調的，從來不是革命委員會要怎麽戰勝日本國，而是革命委員會要如何聯合國內外的進步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打倒日本的軍閥和財閥。
一開始大家自然是不會相信吳川說的這種奇怪言論，日本人民怎麽能夠和日本的軍閥、財閥分開？那些日本軍隊裏的士兵，難道不是一個個日本人民組成的嗎？那些滿鐵附屬地內的日本居留民難道不是日本人民的一份子嗎？但是他們施加於中國人身上的暴行，和日本的軍閥、財閥有什麽區別。
正因為大家認為區分不了，所以革命委員會中的左翼和右翼一度都公開反對吳川的說法。不過隨著國民革命軍在前線的勝利消息傳來，原本還在猶豫不決的群眾立刻轉向支持了吳川，開始批判親日派分子和投降主義。
那些之前公開宣稱：革命委員會革命的對象隻有滿清政府，不應該擴大到國際友人身上，特別是和中國同為黃種人的日本人身上。並認為革命委員會應當服從於南方革命政府，接受南方革命政府的外交方針，即承認滿清過去和各國簽訂的一切條約，以換取各國對中國革命的中立的委員，現在都成了過街老鼠。
許多人不僅喪失了委員的身份，有些人還因為出賣了革命委員會的機密而被捕了。這種在群眾強烈呼聲下的清理行動，使得這些委員們失去了社會輿論的支持，也喪失了自己過去的社會地位。
這些人的下場給了革命委員會委員們一個深刻的教訓，讓他們意識到革命委員會不是舊清的朝廷。在舊清的朝廷，政治和小民無關，所以你發表的言論隻要不刺激到當權者，還是能回去鄉裏當個土紳的。但是在革命委員會的體製下，政治是大眾共識，一旦被大眾所拋棄，那就連過去的社會地位都無法保證了。
吳川有共和黨、共青團在手，根本不需要什麽土紳來維護鄉裏，因此隻要黨外的委員被群眾拋棄了，他隻會借機將這些委員們在地方的影響力一起拔起。
吳川采用的這種冷酷手段，令之前試圖把吳川和同盟會推到台前抵擋朝廷鎮壓的地方立憲派士紳們大為錯愕。他們原本以為，革命委員會不過是塊招牌，把朝廷的力量從地方趕走之後，那麽地方上就應該由他們組成的地方議會說了算。
雖然吳川手中有軍隊，但是失去了他們把持的地方錢糧支持，這隻軍隊遲早要散去的。但是他們並沒有想到，吳川居然能夠自己籌辦出能夠支持這隻龐大軍隊的糧餉，還借助同日本人的衝突獲得了學生和進步群眾的支持。
到了這個時候，雙方的力量就失去平衡了。之前看到革命黨勢大加入的舊官僚和知識分子們，此時已經完全倒向了共和黨，而抱著其他心思加入革命委員會的地方士紳，則發覺自己已經失去了對於地方上的號召力。
過去這些地方士紳依靠著滿清體製壓迫地方民眾，然後又以地方民眾的代言人身份同滿清官府討價還價，從而造成了他們成為地方名望。這種舒服的日子實在是延續的太長了，使得這些地方士紳們錯以為，他們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在朝廷和民眾之間的矛盾中竊取的。
這才令他們加入了革命委員會之後，還覺得自己是帶資入股，要是革命委員會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望，那麽大家就一拍兩散，自己還是回去地方做個土皇帝去。惡劣一點的，則想著革命委員會要是給自己的好處不多，那就等朝廷回來了再投奔朝廷去。
正是這種錯誤的心態，使得立憲派士紳遭受了一次重大打擊，而此前過於品流複雜的革命委員會，現在倒是開始真正有了一個新政府的樣子。
當明治政府的精英意識到，這場戰爭其實是俄、德兩國支持下的支那革命委員會挑起的對日作戰後，結束戰爭的想法終於壓倒了擴大戰爭的呼聲。說到底，日俄戰爭過去還不到6年，38萬軍人的傷亡，十多億的負債，給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麵對一個尚沒有全麵動員起來的俄國，日本尚且打的如此艱難，如今又有支那人為俄國人衝鋒陷陣，還有德國在俄國身後搖旗呐喊，而日俄戰爭時支持日本的英、美兩國，現在卻一個直言反對，一個則態度曖昧。
即便是對這場戰爭最為狂熱的日本軍閥長州派軍官都開始動搖了起來，更不用說原本就不支持這場戰爭的日本內閣了。內田外相和駐北京的伊集院公使是最先感受到這場戰爭帶來的副作用，使日本在國際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如果說在戰爭剛剛爆發時，日本護路軍被圍於公主嶺，隻是讓日本的軍事力量受到了各國外交官的嘲笑的話。那麽隨著日軍大舉增援滿洲，現在卻又再次被革命委員會圍困於四平一線，那麽各國外交官對於日本的軍事力量就不是嘲諷，而是開始重新進行評估了。
這樣的局勢對於日本來說是相當糟糕的，因為這意味著列強有可能認為日本已經沒有能力維持東亞秩序，從而會采取一定行動迫使日本交出與其實力不相襯的勢力範圍。就好比三國幹涉還遼一樣，那就是歐洲列強認為日本雖然擊敗了滿清，但也沒有資格獲得這麽多的戰利品。
日俄戰爭使得日本不僅完全吞下了朝鮮半島，還在南滿、福建劃定了勢力範圍。這便是歐洲列強認為，在東亞地區日本確實有同他們一戰的實力，所以才認可了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但是現在一個中國革命黨組織的地方武力都能讓日軍損兵折將的話，那麽日本還有什麽資格占據著這麽多好處？
25日中午，伊集院公使拜訪朱爾典公使，向其轉達了日本政府想要中止戰爭，希望英國能夠出麵阻止德、俄兩國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支持。
朱爾典對於伊集院的請求不置可否，反而向其詢問其了日本政府對於中國革命、滿清皇室和新成立的袁世凱內閣的看法。伊集院倒是明白的很，英國人要的不是日本的看法而是日本的支持。
在滿洲戰爭沒有爆發之前，外務省雖然明確對華政策要同英國站在一邊，但還試圖保持著一定的獨立性，以謀求日本在滿蒙地區的利益擴大和加強日本在長江流域的影響力。
為此在革命爆發之初，日本海軍就增加在上海的軍艦，對長江流域加強了巡邏，並對大冶鐵礦進行了保護。隻不過在英國人的抗議下，日本不得不把大冶鐵礦交還給了中國人。
正是日本在中國革命之初爆發出來的野心，使得朱爾典對於日本想要增加駐華軍力的企圖充滿了警惕，並樂見於革命委員會同日本在滿洲爆發衝突。
而當滿洲爆發的戰爭發展到今日，日本外務省所謂在日英一致的對華外交方針下的獨立性企圖儼然已經破產。為了抗衡支持革命委員會的歐美列強，從這場戰爭中脫身，日本現在隻能無條件的跟從於英國對華外交了。
對於伊集院的識趣，朱爾典心裏也是一陣痛快。對於朱爾典來說，日本和革命委員會之間這場戰爭的爆發確實符合了英國的利益，所以前期他並沒有過於嚴厲的幹涉這場衝突。因為在他看來，這場戰爭可以讓日本人清醒清醒，然後好好的為大英帝國看守東亞的利益，而不是試圖真把自己當成了東亞棋局的一個棋手。
不過敲打到這種程度，讓日本重新對英國變得恭順之後，這場戰爭確實應該結束了。雖然滿洲並不在英國的勢力範圍之內，但是英國並不希望這塊土地落入俄國或美國之手。
因為滿洲這片土地可不是光有資源而沒有人口的西伯利亞荒野，不管俄國還是美國得到了這片土地，在未來必然都會挑戰英國在中國南方的利益。而這片土地落在日本手中，不過是讓日本增強一些對抗俄、美的力量，並不會改變東亞的力量平衡。
當然，也不能讓日本把滿洲真的變為本國領土，從而在大陸上站穩腳跟。實力過於強大的日本，同樣會擺脫英國的控製，本次中國革命爆發時日本的行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在朱爾典思考著如何利用日本和革命委員會之間的矛盾平衡滿洲力量時，哈爾濱召開的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也進入了尾聲。如果說上一次的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是為了解決政府組織和革命目標的問題，那麽本次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的討論重心其實隻有二個，如何結束這場戰爭和為了這場戰爭我們能夠做些什麽。
會議一開始時，前線傳來的形勢並不好，但是有了前一次革命委員會整肅的經驗，這一次大家都很安分。因為大家不清楚，這些消息會不會又是什麽虛假的傳聞，要是他們在這裏大談對日妥協，然後日本人又一次失敗了，那就是在為自己挖坑了。
前次那批委員們被清理出委員會，就是在錯誤的時間說了些不合適的話。革命委員會打不過日本人，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就算是吳川所率領的共和黨也是承認這個事實的。所以從戰爭爆發開始，吳川在大小場合強調的，從來不是革命委員會要怎麽戰勝日本國，而是革命委員會要如何聯合國內外的進步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打倒日本的軍閥和財閥。
一開始大家自然是不會相信吳川說的這種奇怪言論，日本人民怎麽能夠和日本的軍閥、財閥分開？那些日本軍隊裏的士兵，難道不是一個個日本人民組成的嗎？那些滿鐵附屬地內的日本居留民難道不是日本人民的一份子嗎？但是他們施加於中國人身上的暴行，和日本的軍閥、財閥有什麽區別。
正因為大家認為區分不了，所以革命委員會中的左翼和右翼一度都公開反對吳川的說法。不過隨著國民革命軍在前線的勝利消息傳來，原本還在猶豫不決的群眾立刻轉向支持了吳川，開始批判親日派分子和投降主義。
那些之前公開宣稱：革命委員會革命的對象隻有滿清政府，不應該擴大到國際友人身上，特別是和中國同為黃種人的日本人身上。並認為革命委員會應當服從於南方革命政府，接受南方革命政府的外交方針，即承認滿清過去和各國簽訂的一切條約，以換取各國對中國革命的中立的委員，現在都成了過街老鼠。
許多人不僅喪失了委員的身份，有些人還因為出賣了革命委員會的機密而被捕了。這種在群眾強烈呼聲下的清理行動，使得這些委員們失去了社會輿論的支持，也喪失了自己過去的社會地位。
這些人的下場給了革命委員會委員們一個深刻的教訓，讓他們意識到革命委員會不是舊清的朝廷。在舊清的朝廷，政治和小民無關，所以你發表的言論隻要不刺激到當權者，還是能回去鄉裏當個土紳的。但是在革命委員會的體製下，政治是大眾共識，一旦被大眾所拋棄，那就連過去的社會地位都無法保證了。
吳川有共和黨、共青團在手，根本不需要什麽土紳來維護鄉裏，因此隻要黨外的委員被群眾拋棄了，他隻會借機將這些委員們在地方的影響力一起拔起。
吳川采用的這種冷酷手段，令之前試圖把吳川和同盟會推到台前抵擋朝廷鎮壓的地方立憲派士紳們大為錯愕。他們原本以為，革命委員會不過是塊招牌，把朝廷的力量從地方趕走之後，那麽地方上就應該由他們組成的地方議會說了算。
雖然吳川手中有軍隊，但是失去了他們把持的地方錢糧支持，這隻軍隊遲早要散去的。但是他們並沒有想到，吳川居然能夠自己籌辦出能夠支持這隻龐大軍隊的糧餉，還借助同日本人的衝突獲得了學生和進步群眾的支持。
到了這個時候，雙方的力量就失去平衡了。之前看到革命黨勢大加入的舊官僚和知識分子們，此時已經完全倒向了共和黨，而抱著其他心思加入革命委員會的地方士紳，則發覺自己已經失去了對於地方上的號召力。
過去這些地方士紳依靠著滿清體製壓迫地方民眾，然後又以地方民眾的代言人身份同滿清官府討價還價，從而造成了他們成為地方名望。這種舒服的日子實在是延續的太長了，使得這些地方士紳們錯以為，他們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在朝廷和民眾之間的矛盾中竊取的。
這才令他們加入了革命委員會之後，還覺得自己是帶資入股，要是革命委員會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望，那麽大家就一拍兩散，自己還是回去地方做個土皇帝去。惡劣一點的，則想著革命委員會要是給自己的好處不多，那就等朝廷回來了再投奔朝廷去。
正是這種錯誤的心態，使得立憲派士紳遭受了一次重大打擊，而此前過於品流複雜的革命委員會，現在倒是開始真正有了一個新政府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