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堅持了兩天，他倆就都覺得累得慌。於是商量後就換了另一種形式，采用了即興演出的方式。經過考慮，選取了幾個景點，又雇了一個大學裏的巴黎男生舉背景牌。自然地，背景牌上加注了法語。從哪個典型儀式做起呢？他說，一場中隻有選一個內容，但隨時換成不同年代的內涵和形式，展示東方改革變化的節奏與神奇。第一個選的是學校上課的起立儀式，成人的開會儀式。第二個選的是晨曲的演變，早晨是《東方紅》，中午是那時的農村盛行的歌曲。第三個選的是八十年代初期農村青年幹活時的歌曲；第四個是城市青年的服飾變化。
這些基本內容和形式確定下來之後，他倆就開始準備道具了。
按照事先的計劃，實行了幾次，效果也很好。但他們還是感覺味兒不足，有故意為之的意思，還不足以還原過去的時光，歲月的滄桑感差了許多。於是，他就說，要想找到原型的那種感覺與更加近似的味道，咱就得在具體的生活裏回到過去，隻是換換服裝，像演戲似的，還真不行。王鳳婕想了想就說，行，那咱就日日月月的堅持，每一個季度按過去生活一回，完全按照那時的情景、語言和習慣來生活。
說幹就幹，到了下一周他倆就按九零到九五年間的行裝和做派去生活了。無論是鳳婕去上課，還是羅天星教巴黎的小孩兒學漢語，都穿戴如舊，言行還原，就連吃喝等細節也回到了當年的時光。但也有主題，一個時段就換一個主題，演繹當年的實際情景了。
日常行為與演出藝術合二為一，這也是一種創舉。
她是生活藝術化的追隨者，也是踐行著，在這個大都市裏，她再沒了其他人的影響和幹擾，怎麽過，怎樣活，幾乎都是她自己說了算。當然，這也是羅天星認可的一種高標準的生活追求，她也認同，因此就有了狼狽為奸一起上演人間活劇的設想與行動了。
行為藝術是一種實踐，穿越時間的限製，回歸過去，更是他倆的最愛。到了巴黎的他們，就過上了自個兒想要的日子了，點點滴滴的都有個性化的色彩，因為在外國，沒有熟人，原本就有的文化隔膜，他們也徹底不在乎了，隻做自個兒喜歡的事情。
這是去了歐洲第二年的經曆與生活，前一年在德國柏林時，他倆也做過一些另類的事情。
在這個以崇尚自由生活方式和現代精神而聞名的陸空樞紐大都市裏，羅天星和王鳳婕兩個人也沒閑著，每逢節假日都有預先準備好的一些活動。他倆今天穿著唐裝，明天又身著明清服飾，自由自在地穿行在首都這個多姿多彩的建築叢林裏。無論行人怎樣看他們，他倆都毫不關心，該幹嘛照舊不誤。就像這裏就是自家的地盤一般，沒有絲毫的禁忌。他倆要做的就是經常化的體現個性化的生活方式，還有特立獨行的行為標準，不為世人所左右。生活的藝術化，以及藝術的生活化，就是他們追求的本身，其目的無非是想從形式到內容處處標榜人的尊貴和自由精神，也許還有東方的審美情結與神秘意味呢。
有時，他們也去附近的鄉間感受這個平原城市邊緣的精美自然風光，兩個戀人各自騎著一輛自行車，賽著飛奔，口裏還哼唱著祖國的歌曲。到了目的地，不是去跟農家收割，就是去牧場玩耍，仿佛那裏就是自己的故鄉，溫馨，靜好，到處都充溢著祥和與自然之美，給他們帶去一種回家的溫暖的感覺。
當然，更多的，他們還是跟隨同學或校友去市裏的文化名聲之地，領略德國古老的文明和又就的曆史文化。徜徉在這個到處是綠色環抱、景點繁複的大都市裏，他倆就有一種在歐洲心髒載歌載舞的願望。您看看吧——
在亞曆山大廣場，他倆用40秒登上柏林最高的建築電視塔，來到最高層的旋轉咖啡屋，喝上一杯咖啡，俯瞰一番廣場的行人，然後在下來，繼續下一個景點駐足。
來到勃蘭登堡門，回想著這個柏林以及德國象征的建築物的由來，想象著這座莊嚴肅穆、巍峨壯麗的建築，是如何充分顯示處於鼎盛時期的普魯士王國國都的尊嚴的。瞭望著青銅鑄造的那輛兩輪四馬戰車疾駛的勝利女神，他倆就好像回到了久遠的曆史長河之中了。
走在菩提樹下大街上，感受著菩提樹的樹葉婆娑，清香撲鼻，又恍若回到了亞洲佛國的懷抱裏，每當此時，他倆就雙手合十，口裏念念有詞地念誦阿彌陀佛，是為時刻警示自己積德行善，諸惡莫作，當下得自在的信條。
市中心的克思-恩格斯廣場，他倆是經過光顧的，不為別的，就為經常看看這兩位思想家，爾後繼續回味賢者思想的深遠與現實意義。
在國外的好處，就是可以由著自個兒的性子耍子也，既沒人理你，更沒人幹涉你。你就是你自己的。當然，還得有足夠的經濟條件作為支撐。
引以為驕傲的節目和事件，也有不少。比如，他倆自編自演的文革節目，演出“憶苦思甜”時，他吹著笛子，她表演舞蹈，嘴裏還在唱：不忘那一年，月牙亮晶晶，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淚恨......在表演文革期間紅衛兵鬧革命的節目時，那種紅歌他們都唱得很起勁，她最愛唱的是草原牧歌，他就還用笛子伴奏，還有《東風吹》。她呢，最愛樣板戲裏的舞蹈，如《送色娘子軍》裏那段著名的連歌舞蹈戲，“向前進，向前進，戰士的責任重，婦女的冤仇深”。她穿著軍裝，上台表演，他就在台下吹著吐音和顫音，常常配合得默契極了。
他倆的演出時間和地點也是隨機的，走到哪兒，就演到哪兒，隻要心情好，哪裏都可以表演。
除了革命題材，也有民間小調的演出或表演。他倆曾合演過中國特有的相聲節目，演出《濟公活佛》時，小羅拿著一把芭蕉扇，穿著破爛的衣裳，樂嗬嗬幫老百姓救困扶危，她就學著男聲唱那首鞋兒破帽兒破的幽默戲謔的主題歌，而且還是分別是用德語和法語演出的，深得師生的歡迎和喜愛。
單說個人的特長，她是運動場上的健將，球類樣樣行，中短跑也沒問題，最拿手的還是功夫，她兒時學的是大洪拳，最拿手的是三節鞭，還有棍術，三兩個年輕人是近不了身的。她呢，筆力雄健，文學功底較好，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也寫出了三部中篇，一部長篇，均有國際背景，人物也是出國留學生，或者在國外學習或勤工儉學的角色。
當然，小說中也有他們路演的情節。他倆和她的同學演唱各革命歌曲的情節，還是聽熱鬧的，她教幾個外國同學唱漢語歌曲，很來勁的，比如學唱陝北民歌《山丹丹開化紅豔豔》時，他倆就帶領著一幹外國大學生群情激昂地唱開了“千家萬戶，哎嗨哎嗨喲，把門兒開哎哎，哎嗨哎嗨喲，咱們的親人圍定親人坐哦，伊爾丫兒來吧喲嗬喲”，她的動作和曲調，由她的愛人矯正。有的時候，羅天星也參與進去，跟她們一起演唱——“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擊流，為了親人的微笑，為了大地的豐收，崢嶸歲月，何懼風流。”外國同學的眼神，動作都不到位，她就用德語或法語給她的同學講解當時的情景，以圖激起他們的革命熱情，但翻來覆去的總是難達標，氣得她直搖頭，還說，你們的國家就沒有過改天換地之後的那種鬥誌嗎？他們聽了直搖頭。最後實在沒辦法了，他就跟她說，還說物質刺激來得快，她就點頭照辦，一下午就練習得很像樣了，其後他們就用節假日的閑暇時間去宿舍區演出了，效果還是令他倆滿意的。
應該到改革初期了，他倆就讓國內的朋友郵寄來當時的各種服飾，給他倆召集的演員穿上，開始了改革進程的路演。一場演出裏，換四次服裝，還要重新化妝，但化妝也很簡單，就是臉上改改，重描一下，能看出時代變遷的表情和物質豐富的節奏即可。當然，隨之而來的歌曲也變成了符合時代的流行歌曲或抒情歌曲，《萬裏長城永不倒》，汪明荃演唱的《萬水千山總是情》，鄧麗君的《小城故事多》，張明敏的《我的中國心》。他們的演出雖然屬於即興表演，但在國外卻還是依然新鮮的。在這過程中，他倆還真培養出了幾個漢語演唱人才，因此，這些演員的漢語也學得越來鉞起勁，逐漸培養起了他們濃厚的學習興趣。到了第三年的時候，就有其中幾個到中國留學了，這裏麵，自然有他們夫婦的艱辛付出和長久的努力。這也是他倆從不氣餒和懈怠的重大原因，在他倆看來，自己的行動總是有所收獲的嘛。還因為，這畢竟是他們自己要幹的事，也不無需有多大的結果去支撐的，隨心所欲的事，到哪兒算哪兒吧。當然，他倆也經常更新表演的路數，無論形式，還是內容，總是堅持多變的原則，這也是他倆出於自己的需要而來的，並無其他更為深遠的打算。言行與生活，藝術和人生盡量結合起來就是他們的最佳標準。
這些基本內容和形式確定下來之後，他倆就開始準備道具了。
按照事先的計劃，實行了幾次，效果也很好。但他們還是感覺味兒不足，有故意為之的意思，還不足以還原過去的時光，歲月的滄桑感差了許多。於是，他就說，要想找到原型的那種感覺與更加近似的味道，咱就得在具體的生活裏回到過去，隻是換換服裝，像演戲似的，還真不行。王鳳婕想了想就說，行，那咱就日日月月的堅持，每一個季度按過去生活一回，完全按照那時的情景、語言和習慣來生活。
說幹就幹，到了下一周他倆就按九零到九五年間的行裝和做派去生活了。無論是鳳婕去上課，還是羅天星教巴黎的小孩兒學漢語，都穿戴如舊，言行還原，就連吃喝等細節也回到了當年的時光。但也有主題，一個時段就換一個主題，演繹當年的實際情景了。
日常行為與演出藝術合二為一，這也是一種創舉。
她是生活藝術化的追隨者，也是踐行著，在這個大都市裏，她再沒了其他人的影響和幹擾，怎麽過，怎樣活，幾乎都是她自己說了算。當然，這也是羅天星認可的一種高標準的生活追求，她也認同，因此就有了狼狽為奸一起上演人間活劇的設想與行動了。
行為藝術是一種實踐，穿越時間的限製，回歸過去，更是他倆的最愛。到了巴黎的他們，就過上了自個兒想要的日子了，點點滴滴的都有個性化的色彩，因為在外國，沒有熟人，原本就有的文化隔膜，他們也徹底不在乎了，隻做自個兒喜歡的事情。
這是去了歐洲第二年的經曆與生活，前一年在德國柏林時，他倆也做過一些另類的事情。
在這個以崇尚自由生活方式和現代精神而聞名的陸空樞紐大都市裏，羅天星和王鳳婕兩個人也沒閑著，每逢節假日都有預先準備好的一些活動。他倆今天穿著唐裝，明天又身著明清服飾，自由自在地穿行在首都這個多姿多彩的建築叢林裏。無論行人怎樣看他們，他倆都毫不關心，該幹嘛照舊不誤。就像這裏就是自家的地盤一般，沒有絲毫的禁忌。他倆要做的就是經常化的體現個性化的生活方式，還有特立獨行的行為標準，不為世人所左右。生活的藝術化，以及藝術的生活化，就是他們追求的本身，其目的無非是想從形式到內容處處標榜人的尊貴和自由精神，也許還有東方的審美情結與神秘意味呢。
有時，他們也去附近的鄉間感受這個平原城市邊緣的精美自然風光，兩個戀人各自騎著一輛自行車，賽著飛奔，口裏還哼唱著祖國的歌曲。到了目的地，不是去跟農家收割，就是去牧場玩耍，仿佛那裏就是自己的故鄉，溫馨，靜好，到處都充溢著祥和與自然之美，給他們帶去一種回家的溫暖的感覺。
當然，更多的，他們還是跟隨同學或校友去市裏的文化名聲之地，領略德國古老的文明和又就的曆史文化。徜徉在這個到處是綠色環抱、景點繁複的大都市裏，他倆就有一種在歐洲心髒載歌載舞的願望。您看看吧——
在亞曆山大廣場，他倆用40秒登上柏林最高的建築電視塔，來到最高層的旋轉咖啡屋，喝上一杯咖啡，俯瞰一番廣場的行人，然後在下來，繼續下一個景點駐足。
來到勃蘭登堡門，回想著這個柏林以及德國象征的建築物的由來，想象著這座莊嚴肅穆、巍峨壯麗的建築，是如何充分顯示處於鼎盛時期的普魯士王國國都的尊嚴的。瞭望著青銅鑄造的那輛兩輪四馬戰車疾駛的勝利女神，他倆就好像回到了久遠的曆史長河之中了。
走在菩提樹下大街上，感受著菩提樹的樹葉婆娑，清香撲鼻，又恍若回到了亞洲佛國的懷抱裏，每當此時，他倆就雙手合十，口裏念念有詞地念誦阿彌陀佛，是為時刻警示自己積德行善，諸惡莫作，當下得自在的信條。
市中心的克思-恩格斯廣場，他倆是經過光顧的，不為別的，就為經常看看這兩位思想家，爾後繼續回味賢者思想的深遠與現實意義。
在國外的好處，就是可以由著自個兒的性子耍子也，既沒人理你，更沒人幹涉你。你就是你自己的。當然，還得有足夠的經濟條件作為支撐。
引以為驕傲的節目和事件，也有不少。比如，他倆自編自演的文革節目，演出“憶苦思甜”時，他吹著笛子，她表演舞蹈，嘴裏還在唱：不忘那一年，月牙亮晶晶，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淚恨......在表演文革期間紅衛兵鬧革命的節目時，那種紅歌他們都唱得很起勁，她最愛唱的是草原牧歌，他就還用笛子伴奏，還有《東風吹》。她呢，最愛樣板戲裏的舞蹈，如《送色娘子軍》裏那段著名的連歌舞蹈戲，“向前進，向前進，戰士的責任重，婦女的冤仇深”。她穿著軍裝，上台表演，他就在台下吹著吐音和顫音，常常配合得默契極了。
他倆的演出時間和地點也是隨機的，走到哪兒，就演到哪兒，隻要心情好，哪裏都可以表演。
除了革命題材，也有民間小調的演出或表演。他倆曾合演過中國特有的相聲節目，演出《濟公活佛》時，小羅拿著一把芭蕉扇，穿著破爛的衣裳，樂嗬嗬幫老百姓救困扶危，她就學著男聲唱那首鞋兒破帽兒破的幽默戲謔的主題歌，而且還是分別是用德語和法語演出的，深得師生的歡迎和喜愛。
單說個人的特長，她是運動場上的健將，球類樣樣行，中短跑也沒問題，最拿手的還是功夫，她兒時學的是大洪拳，最拿手的是三節鞭，還有棍術，三兩個年輕人是近不了身的。她呢，筆力雄健，文學功底較好，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也寫出了三部中篇，一部長篇，均有國際背景，人物也是出國留學生，或者在國外學習或勤工儉學的角色。
當然，小說中也有他們路演的情節。他倆和她的同學演唱各革命歌曲的情節，還是聽熱鬧的，她教幾個外國同學唱漢語歌曲，很來勁的，比如學唱陝北民歌《山丹丹開化紅豔豔》時，他倆就帶領著一幹外國大學生群情激昂地唱開了“千家萬戶，哎嗨哎嗨喲，把門兒開哎哎，哎嗨哎嗨喲，咱們的親人圍定親人坐哦，伊爾丫兒來吧喲嗬喲”，她的動作和曲調，由她的愛人矯正。有的時候，羅天星也參與進去，跟她們一起演唱——“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擊流，為了親人的微笑，為了大地的豐收，崢嶸歲月，何懼風流。”外國同學的眼神，動作都不到位，她就用德語或法語給她的同學講解當時的情景，以圖激起他們的革命熱情，但翻來覆去的總是難達標，氣得她直搖頭，還說，你們的國家就沒有過改天換地之後的那種鬥誌嗎？他們聽了直搖頭。最後實在沒辦法了，他就跟她說，還說物質刺激來得快，她就點頭照辦，一下午就練習得很像樣了，其後他們就用節假日的閑暇時間去宿舍區演出了，效果還是令他倆滿意的。
應該到改革初期了，他倆就讓國內的朋友郵寄來當時的各種服飾，給他倆召集的演員穿上，開始了改革進程的路演。一場演出裏，換四次服裝，還要重新化妝，但化妝也很簡單，就是臉上改改，重描一下，能看出時代變遷的表情和物質豐富的節奏即可。當然，隨之而來的歌曲也變成了符合時代的流行歌曲或抒情歌曲，《萬裏長城永不倒》，汪明荃演唱的《萬水千山總是情》，鄧麗君的《小城故事多》，張明敏的《我的中國心》。他們的演出雖然屬於即興表演，但在國外卻還是依然新鮮的。在這過程中，他倆還真培養出了幾個漢語演唱人才，因此，這些演員的漢語也學得越來鉞起勁，逐漸培養起了他們濃厚的學習興趣。到了第三年的時候，就有其中幾個到中國留學了，這裏麵，自然有他們夫婦的艱辛付出和長久的努力。這也是他倆從不氣餒和懈怠的重大原因，在他倆看來，自己的行動總是有所收獲的嘛。還因為，這畢竟是他們自己要幹的事，也不無需有多大的結果去支撐的，隨心所欲的事，到哪兒算哪兒吧。當然，他倆也經常更新表演的路數，無論形式，還是內容，總是堅持多變的原則，這也是他倆出於自己的需要而來的，並無其他更為深遠的打算。言行與生活，藝術和人生盡量結合起來就是他們的最佳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