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對自己是沒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後，當事人往往會特別想不開。但實際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並沒有想象得那麽大。其實，熟人犯罪是一種常見的犯罪行為。即使發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為對方是熟人而想不開——這和其他的犯罪並沒有什麽區別。
這次要說的，就是一起發生在我身邊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樂部遊泳。遊的時候，周庸的蘋果表一直響，他遊到淺水區站住後，抬手點了幾下，抬頭看我。我說怎麽了。周庸抹了把臉上的水：“徐哥，馬北一死了，已經火化了！”
馬北一死在這個時候，實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許多錢，還是一起詐騙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見屍，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時候，就隻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學同學，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時就在寢室樓裏賣煙。晚上寢室樓鎖門後，學生都得跟他高價買煙。據周庸說，他大學學費都是自己賺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個大學同學要結婚，馬北一拉了個聊天群，說準新郎讓他代收份子錢，讓同學們發紅包或轉賬給他。過了兩天，有人和要結婚的同學聊起這事，對方很驚詫：“沒有啊，我都半年沒和馬北一聯係過了。”接著他們試圖聯係馬北一，卻根本聯係不上。
馬北一失聯後，周庸的同學圈一下子炸了。因為許多人都想到，自己在當年6到8月份期間都借過錢給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時，馬北一約周庸吃飯，謊稱在南方包工程，還發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給周庸，需要資金，向周庸借了十五萬元。同學們互通有無後發現，他跟所有人都是這麽說的。
我問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並給當地建設局打了個電話谘詢，發現合同上的工程編號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馬北一錢時都沒多想：“這人一直挺靠譜的，上學時雖然搞了許多歪門賺錢，但是借錢什麽的都是很快就還。別的同學攢錢買手機時，他不僅賺錢買了個ipho
e，還買了個尾號8888的手機號說等升值。”周庸通信錄裏的馬北一，備注是“馬精明”。
馬北一在同學裏人緣不錯。他是單親家庭，母親去年得了尿毒症，家裏沒什麽親戚，全靠同學們捐款湊夠了換腎手術費。周庸當時也捐了三萬元，他媽最後還是沒挺過去。
但這事後來被發現也是假的。馬北一失蹤後，幾個人找大學時的導員，要了馬北一家的地址。上門後，馬北一“因為尿毒症去世”的母親給他們開了門，說自己對馬北一的所作所為全不知情。同學們發現一切都是詐騙後，馬上報警立了案。
結果他們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馬北一自殺了——已經火化，隻剩骨灰了。
周庸沒心情遊泳了，我們倆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頭，問我覺得馬北一是真死還是假死。
我說：“我對這種事都有懷疑。前幾天我看新聞，說有個學生借錢還不上後自殺了，也是直接就剩骨灰了，我也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
我向周庸要了他的手機，看他同學群裏的信息。有人提議用骨灰驗dna，周庸問我能不能驗出來。我說當然不能，高溫會把骨灰燒得隻剩下無機物，還會使dna變性。
我想了想，問周庸能不能和同學們商量下，把這事統一交給我們代理。“馬北一要是假死，咱可以幫他們把人找出來，但追回款的百分之十，要作為調查費。”
周庸發了一會兒消息：“他們都答應了。”
第二天中午，周庸向大學時的導員谘詢到了馬北一的地址。我們倆開著車到了地方，在小區門口的便利店買了兩箱牛奶，進了小區。
上到四樓，敲了敲門，裏麵有人問我們是誰，周庸說是馬北一的同學。一個戴眼鏡微胖的中年婦女態度不是很好地打開門：“又是來要錢的？進來吧。”看來之前已經有人上門要過債了，我和周庸進了門，在沙發上坐下，將買的兩箱牛奶遞給馬北一母親後，她態度緩和了一些：“吃點橘子嗎？”
我和周庸婉拒，直入正題：“阿姨，北一這事太突然了，欠這麽多錢，人忽然就沒了，說實話我們有點懷疑。”
馬北一的母親沒和我們多解釋，走進臥室拿出幾張紙，放在茶幾上，讓我們自己看。我和周庸拿起來看，是三張證明。一張醫學死亡證明，一張火化證明，以及一張派出所戶口注銷證明的存根。我趁著馬北一母親和周庸說話時，把三張紙都拍了下來。
和周庸出了馬北一家後，周庸從車裏拿了瓶水，喝了一口：“徐哥，他是不是真死了？不僅有死亡證明，連戶口都注銷了。”
我說死亡證明沒用，網上花幾百塊錢就能辦，真的假的都能辦。而且派出所注銷戶口，也是根據死亡證明和火化證明來的，所以也不能作準。
周庸問我是不是覺得他沒死。
我說：“是，我不怎麽信，他家房子怎麽也得有個五六十平方米吧。燕市今年的房價曆史最高，雖說房子舊了點，但按這地段，也能賣個三四百萬元。馬北一大概欠了一百來萬元——守著三四百萬元的房子，能為這一百來萬就自殺？”
我決定從火化證上入手，查明馬北一是否假死。
一般來說，真的死亡證明好辦，但真的火化證一般辦不了，這證得真把人燒了才能給。而且，燕市的殯儀館都實行流水線製，由計算機係統控製過程，每個人一進殯儀館就會有個專屬條形碼——這個火化證明上的條形碼造不了假，真偽一驗就知。我偷拍下馬北一的火化證，也是為了那張能驗真假的條形碼。
我們看時間還早，在路邊找了家複印社，將馬北一的火化證明的截圖打印出來，然後開車上了高速直奔殯儀館。
下了車，周庸問我：“徐哥，咱就直接找工作人員去問？”
我說：“不用兩人都去問，你拿印著火化證明這張紙去找工作人員，讓人幫忙掃個碼驗真偽。我到處去轉轉，看看有沒有什麽線索。”
過了一會兒周庸給我發消息，說條形碼是真的，掃出了馬北一的火化信息。我回信說知道了，讓他過來找我。
周庸和我在殯儀館裏轉了幾圈，沒什麽發現，火化房也不讓進，線索斷在這兒了。我們倆決定上趟廁所，然後離開想想新的辦法。
我倆在殯儀館廁所的隔間裏小便，廁所裏貼滿了小廣告，有賣花圈壽衣、有辦假證的。我忽然有個想法，趕緊提上褲子走出來，周庸正在洗手，我一拍他的肩膀。
周庸指著我的手：“徐哥，你尿完尿沒洗手。”
我說：“先別管這個，假設馬北一是假死的話，你說是誰幫他辦的火化證呢？1.網上找的人；2.本來就認識的熟人；3.這個殯儀館裏的人。”
周庸想了想：“我覺得不能是網上，網上辦假證的太多，他需要一個真證明。本來就認識的人也不太靠譜，有幾個人能認識幹這個的啊？我覺得他是在這殯儀館找的人。”
周庸和我想到一塊兒了。
我讓周庸溜進殯儀館的女洗手間，挨個進隔間看一眼牆上的小廣告，我看男廁所的隔間。
周庸喊了幾句，確定女廁所裏沒人，迅速衝進去挨個開門看。在女廁的一間隔間的一堆小廣告裏，他發現了一行用黑筆寫著的字——代辦火化，電話：13xxxxxxxxx。
周庸喊我：“徐哥，我找到了。”
我說：“你趕緊拍下來，我就不進去了。”
對著周庸拍下來的電話號，我掏出手機，用網絡電話app打了過去。響了幾聲那邊有人接：“你好。”
我說：“你好，我想谘詢一下火化代辦業務。”
他說：“好的，您家是有土葬的需求嗎？”
我說是。
他說：“我們明碼標價一萬兩千元，明著和您說，這裏麵有四千元是我的中介費，另外八千元運屍工和火化工平分。把您的身份信息給我，保證每個環節都不出問題，您直接拿火化證。”
我問他屍體從哪兒來，他說好辦。
“麥穰、玉米秸、棉被、舊衣物、人體塑料模型都能裝成屍體，燒完都是灰，就直接裝骨灰盒裏了。”
我說：“你們這靠不靠譜啊？近期有成功案例嗎？別最後家裏老人入土了再被發現，讓人挖出來。”
他說：“你放心，兩周前剛做完一活兒。”
我借口和家人商量商量，掛了電話——馬北一火化證明上寫的火化日期，正是兩周前。
我和周庸出門上了車，周庸遞給我根煙：“看來馬北一這孫子真是在玩假死。”我點頭：“把他找出來就行了。”
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盯梢馬北一的母親。
第二天，我們一早就開車過去，在小區樓下盯了他媽兩天。這兩天母親每天下午2點都會去農貿市場買菜買水果。每晚6:30都會準時下樓，和樓下的大爺大媽們一起跳廣場舞，一直跳到8:30。
掌握了馬北一母親的行動規律後，第三天晚上6:30，我和周庸叫上私家偵探老孔，趁馬北一的母親下樓跳舞，溜上樓開了鎖，讓老孔在客廳和臥室裏安了八個針孔攝像頭和兩個監聽設備，並調試了一遍。
廣場舞結束之前，我們迅速撤回了路邊的車裏，實時監控情況。
兩天過去，馬北一的母親並未和馬北一有任何形式的聯係，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看電視、跳跳舞。10月25日中午，終於出現了一點兒變化，一個女人敲門，送上了一個包裹。
周庸讓我猜是不是馬北一郵過來的。我說：“我不猜，看看就知道了。”
老孔是器材大師，安裝的針孔攝像，基本能保證在客廳和臥室沒什麽死角。因此我和周庸清晰地看到——她從包裹裏拿出了一遝又一遝的錢，沒有大票，全都是二十元和十元的紙幣。
周庸問我人民幣能郵寄嗎？
我說不允許，人民幣屬於快遞違禁品，但一般郵了都沒事。因為很少有快遞公司在郵寄之前檢查。
我們正討論著錢是不是馬北一郵的，上麵有沒有什麽暗號之類的信息時，馬北一的母親往包裏放了幾遝錢，出門了。
我和周庸等著他的母親走出小區大門，開車跟了上去。她步行去了附近的菜市場，逛了一會兒，買了點菜後，在一個水果攤停了半天，買了許多水果，然後打車走了。
我讓周庸開車跟著她，自己跑到馬北一的母親剛才買水果的攤位，掏出兩張一百元：“大姐，能幫我換點零錢嗎？就要十元或二十元的。”
她說行，接過我的一百元紙幣對光照了照，然後拿出了剛剛馬北一母親交錢時所用的二十元和十元的紙幣。
我拿著九張二十元和兩張十元，反複仔細地觀看，上麵並沒有暗號之類的。又看了一會兒，我終於發現了一點不對。所有二十元的錢號都一樣，兩張十元的錢號也一樣——這十一張錢都是假鈔！
這時周庸打來電話，說馬北一的母親到家了，問用不用來接我。
我說：“你來吧，正好這旁邊有家火鍋店，咱倆先吃口飯。”
周庸到了後，我們倆在店裏點了個辣鍋。我告訴他那一包裹錢應該都是假鈔時，周庸很驚訝，問我真的假的。
我說：“錯不了，錢的錢號都是一樣的，而且她專門挑沒有點鈔機的一家水果攤買東西，這樣就不會有人特意去看小麵額錢幣的真假。”
我們都有個固有印象，就是假鈔一定是五十元、一百元的大鈔，小麵額的鈔票不可能有假的，所以絕不會去看。其實這是不好的行為，因為現在市場上小額假鈔也逐漸多了起來。
周庸點點頭：“這也太難發現了，正常人誰能注意到錢號是一樣的。”
我說：“不僅是號一樣，這錢聽著也有點問題。”真鈔聲音是比較清脆的，假幣的紙張比較柔軟，用手彈的話它的聲音是發悶的，用真錢對比著一彈就能聽出來！
擺在我和周庸麵前的有個疑問。這些假鈔是馬北一的母親自己買的，還是別人給她的？和馬北一到底有沒有關係？我們決定繼續盯梢，再有人給她送快件時，攔住快遞員，看能不能查到郵件是從哪兒寄出來的。
第三天，上次送包裹的那個女快遞員又出現了，還是給馬北一母親送了一個包裹，裏麵仍然是二十元和十元的假鈔，兩人說了幾句後，女快遞員就出了門。
我和周庸坐在車裏，看著她從小區走出來，剛想下車攔住她，卻發現她並不是騎著快遞員的運送車來的——她騎的是一輛私家摩托車。
周庸：“徐哥，這姑娘好像不是送快遞的。”
我點點頭：“咱們跟上去。”
開車跟著騎摩托的姑娘，一路向北，在快到郊區的地方，姑娘停下車加油。周庸奇怪：“中間那麽多加油站她怎麽不加，跑這兒來加？”
我讓他別想那麽多先下車，管她要電話，還囑咐周庸不管能不能要到，一定要讓她把電話掏出來。
周庸下車奔著摩托姑娘就去了，我也下了車，向他們身後繞過去。周庸拿出手機和姑娘說了幾句，姑娘搖搖頭。周庸又說幾句，姑娘掏出了自己的手機，按了幾下，然後揣進了右邊的褲兜裏。
我從後麵看到姑娘輸的密碼是3312，然後假裝沒看路撞上去，順手掏出摩托姑娘褲兜裏的手機，在背後遞給周庸，跟姑娘道歉：“真不好意思，沒看見。”她沒說話，拿回加油卡，騎車走了。
我問周庸怎麽讓她把手機掏出來的。
周庸：“管她要電話她不給，我說那你記下我的電話吧，想給我打就打，不想打就算了——她就沒好意思再拒絕。我還問出了這妹子叫什麽，叫李欣然。”
摩托車因其便利性，易被犯罪分子利用
我點點頭，這不一定是真名，但也沒多說什麽，讓周庸趕緊開車跟上。
在車上我掏出李欣然的手機，按3312解鎖，翻看她各個社交軟件的儲存空間——微信沒怎麽用過，基本沒有緩存，微博也沒占什麽空間，關注的人隻有幾個段子手。
但她qq用得很多，占用了1g多的存儲空間，其中有七百多兆來自一個特別活躍的群，叫“人民幣交流群”，我翻到這個群，有一百多條未讀信息。點進去一看，這姑娘還是個管理員。翻了一會兒，我發現這好像是個假鈔交流群。我用備用的賬號申請加入了該群，然後用李欣然的賬號進行了通過驗證。
我們跟著摩托到了郊區的一個小區，她騎了進去。這是個封閉小區，陌生的車不讓進，好在周庸有朋友家住在這兒。我們進去後，在院子裏繞了兩圈，在一棟白色獨棟別墅的門前，看見了那輛摩托車。
我下車將李欣然的手機扔在了她的摩托車旁邊，偽裝成不小心掉了的樣子，和周庸記下了這棟房子的位置，就回家了。
當天晚上，我一直在研究那個叫“人民幣交流群”的假鈔群。這不是個假鈔交流群，這是個假鈔出售群——群裏隻有一個賣家，就是群主，剩下的都是買家。雖然成員覆蓋了全國各地，但在群裏交流時，每個人都使用“暗語”——我花了兩個小時才搞清楚這些暗語的意思。
麵值一百元的假幣，暗語為“紅牛”或“紅貨”，麵值五十元的叫“青蛙”，有二十元的“黃貨”，十元的“藍貨”。一百元的“紅貨”每張售價十五元，五十元的“青蛙”每張十元，二十元的“黃貨”三元，十元的“藍貨”隻要一塊五。
我拉一個很活躍的老群員私聊了一下。這個人告訴我，現在小額假鈔遠比大額假鈔受歡迎，出售比例差不多能達到5∶1。
按照他的話說：“十元、二十元的，做得特別真，怎麽花都能整出去！”
我問他這群裏假鈔銷量怎麽樣。
他說：“可牛了，群裏每天都能賣出一百多萬麵額的假鈔——群主一天得賺十幾萬！”
我想起了給馬北一母親送假鈔的李欣然：“都是專門的人負責運輸嗎？”老鄉發了個哈哈大笑的表情：“哪兒能啊！那成本多高啊，都是特快包郵。”
調查馬北一，竟然查到了一個假鈔團夥，這意外挺讓人驚喜的——每天輸出上百萬的假鈔，如果能拿到一手資料，一定能賣個好價錢！
但這並沒有解決我和周庸最大的一個困惑——李欣然給馬北一母親送的假鈔，是哪兒來的？我們決定從這姑娘入手。
她給馬北一母親送假鈔，而且是假鈔群的管理員，肯定知道些什麽。
10月27日上午，我和周庸又開車來到了這個小區，想要摸進她的別墅，看能不能找到什麽線索。
中午11點左右，李欣然騎著她的摩托車出了門後，我和周庸下了車。周庸：“徐哥，她家裏有人怎麽辦啊？”
我說：“咱先按門鈴，燕市下個月15號供暖，這段時間暖氣試水。咱就說是物業的，檢查暖氣是否漏水。”周庸點點頭，我們倆走到門口按了門鈴，半天沒人回應。
我和周庸在別墅四周轉了轉，確認屋內沒人，四周也沒攝像頭後，撬開了一樓衛生間的窗戶，溜了進去。
這棟別墅的裝修風格偏歐式，多用各種黑色、金色、棕色搭配。牆上的液晶電視很幹淨，一看就是經常有人擦拭。整棟建築分兩層，每層分別有兩個臥室，每個臥室都帶一個衛生間。
我讓周庸在一樓尋找證據，然後輕手輕腳上了二樓。樓上的兩個臥室都有人住，被子全都沒疊。我在兩間臥室廁所的洗臉池、木梳上找到幾根毛發，裝進塑料袋揣了起來——如果需要通過dna驗證馬北一是否活著，這些東西就能做證據。
裝完頭發後我仔細觀察四周，發現廁所的馬桶圈是掀起來的。如果隻有女人住在這屋裏的話，一般是不會掀馬桶圈的——這屋裏可能有男人。
緊接著，我走到洗臉池旁，仔細看了看掛在牆上的牙刷，發現兩隻牙刷的刷毛都是潮的，在廁所的垃圾桶裏發現了一個剛被丟棄的舊刮胡刀刀片，還有一雙換下來的襪子。檢查完樓上，周庸正好檢查完樓下，告訴我樓下的臥室也都有人住的痕跡。
屋裏沒發現電腦之類的東西，我有點不甘心，讓周庸上樓再找一圈，我則在樓下再找一圈，以防漏掉什麽。周庸點點頭，往樓上走，在一樓跟二樓中間的樓梯拐彎處，周庸停下來：“徐哥。”
我看著他，周庸用手指著樓梯拐角，我走上樓梯仔細看——那兒有一扇門，因為顏色和牆紙太像所以我完全沒發現。一樓和二樓之間，有間沒窗的夾層間！我掏出隔牆聽貼在門上，戴上耳機——裏麵有人的說話聲，還有機器嗡嗡的聲音，應該是印刷機的聲音！
我向周庸比了個手勢，讓他出去報警。有印刷機的聲音，造假鈔的機器可能就在這間屋子裏。
周庸小聲說：“萬一沒在裏麵怎麽辦，那不是報假警嗎？”
我說：“沒事，最多拘留你幾天。”
周庸點點頭，下樓出別墅去打電話報警。
看著周庸走出去，我重新戴上耳機，想繼續聽聽裏麵的人在說什麽時，門忽然開了。一個中年男人走出來，我們倆互相嚇了一跳。我轉身就往樓下跑，這人從身後一把抱住我，聲嘶力竭地喊：“有人進來了！快出來！”
我感覺多了幾隻胳膊在扯我，轉頭一看，又多出了三個壯年男子，他們一起抓住我，拽著我進了夾層的房間，關上了門。
我一看跑不了了，舉起雙手，主動把手機上交：“服了，咱有話好好說，別動手。”
說話的時候我四處打量了一下這個夾層間，麵積不小，得有個四十平方米左右，牆上貼滿了吸音棉，完美地掩蓋住了印刷機的聲音。
吸音棉
屋裏是一個極其專業的假幣加工廠——幾台電腦、大型打印機、燙金機擺在四周，幾個女工正在流水線地印製假鈔。我看了看屋裏地麵、牆角堆滿的成品，外觀上和真錢一模一樣，用肉眼幾乎無法辨別。
那個和我撞在一起的中年男人上來就踹了我一腳，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問我是誰。我說自己是追債的。
他又一腳踹在我遮擋的胳膊上：“我去你的，騙誰呢，追債追到這兒來了，你追誰的債啊？”我說馬北一。
他們互相看了一眼，都沒說話。中年男人想了想，對著那邊的牆角喊了一聲：“馬北一，這人你認識嗎？他說來管你要債的！”
牆角站起來一個很瘦的人。雖然是第一次見本人，雖然有點瘦脫相了，但周庸給我看過他的照片——這人是馬北一無疑。馬北一站起身，困惑地看了我兩眼，說從來沒見過我。
我說：“我是周庸的表哥，我弟借給你十多萬元你不知道嗎？”
他點點頭，說周庸是他的同學，自己確實管周庸借錢了。
那個中年人上來抓著我的頭發問我報沒報警，我把手機要回來解鎖給他看通話記錄，沒打過110。
他又問我怎麽找過來的。
我實話實說：“跟著一個給馬北一的母親送快遞的、騎著摩托的小姑娘找過來的。”
另一個人罵了一句，說李欣然暴露了，要去給大佬打個電話，順便問問這人怎麽處理，開門走了出去。中年人讓我去牆角蹲著，吩咐馬北一看著我。
我在牆角蹲好，馬北一走了過來，我和他搭話，沒提周庸的事，指了指正在把假鈔泡進水裏的一個女工：“幹嗎呢那是？”
馬北一看了我一眼，說：“她在把假鈔做舊。那是醋水，泡個十幾分鍾後撈出來吹幹，就能被酸性腐蝕一點兒，看起來舊一些。”說著他又指指旁邊的另一個女工，說：“她用的方法比這個高明一些，我們自己配的輕度腐蝕劑，做出來的假鈔沒有醋酸味，這種每張多賣一元錢。”
我仔細觀察了一下，這個女工先拿了一個白色瓶子在假幣上噴幾下，然後換成一個藍色的瓶子再噴幾下——本來還嶄新的紙幣竟然慢慢變了色，完全沒有了光澤，就像用了很久的錢。最後，用吹風機把假鈔吹幹。
我問馬北一有沒有可能放我走。馬北一讓我別想了。
我不停地和馬北一說話，問他問題。之所以這麽做，是為了轉移他的注意力，方便我觀察四周，看有沒有逃跑的機會——萬一他們在周庸帶警察來之前，就要幹掉我，那就太背了。好在他還挺願意回答我的問題。
我指了指正在印假鈔的打印機，問他那和一般打印機有什麽區別。馬北一說：“這是凹版打印機，大幾十萬元一台，價格高，但印出來的錢有立體感，最像真的。”
我說：“那你騙同學的錢是不是都花在這上麵了？”
馬北一情緒有點波動：“我根本就沒想騙周庸他們的錢！本來就是想拿這錢買設備印假鈔賣，快速把錢還上的！”
我本來在看著門口，那個發現我的中年男人和另一個人坐在那兒，門是從裏麵反鎖的——基本沒有越過兩個人擰開門鎖逃跑的可能。
聽見馬北一的話，我有了點興趣。
問他說：“那你媽的事呢？你也不算騙嗎？你說你媽尿毒症，捐款手術，然後你媽又去世了，其實你媽還活著。”
馬北一罵了聲，說：“你說什麽呢？我媽確實得了尿毒症去世了。”
他不至於在這種情況下騙我，但我還是有點不相信，說：“不可能，我昨天還見過你媽，就在你家見的。四五十歲，有點發福，短發，戴個眼鏡，嘴角有點微微下垂，你敢說不是你媽？”
馬北一說：“不是。我都和你說了，我媽已經死了，尿毒症，一年了。”
我說：“我親眼看見了，有個給你媽送假鈔的姑娘，從這棟別墅裏出去了，騎個摩托。”
馬北一點頭：“你說那姑娘叫李欣然，是我女友。”
我心裏有點發寒，如果我跟蹤監視了多天，每天下樓跳廣場舞，對著我和周庸拿出馬北一死亡證明的人，不是馬北一的母親，那她是誰？
馬北一看起來很冷靜，對有人冒充他母親沒有一點兒驚訝。
我說：“你一定知道她是誰。”
馬北一沒回答我的問題，問我知不知道彭大祥。
我知道一點。彭大祥是汕頭的一個畫工，今年七十多歲了。之所以出名，不是因為他的畫有多好，而是因為他號稱是中國假鈔界的“教父”。他於2014年被廣東警方逮捕，正在監獄裏服無期徒刑，當時“焦點訪談”特意出了期專題來報道他。這個老頭有多厲害呢？他曾經手繪過十三套母版人民幣，中國96.7%的假幣都是使用彭大祥製作的母版人民幣拓印出來的。
彭大祥是“803”特大假幣案主犯
馬北一說：“你還知道彭大祥，一般人都不知道。”
我說：“我對這方麵的東西比較感興趣，所以才幹這種幫人追債的活兒。”
馬北一接著往下說：“彭大祥製作的十三版人民幣母幣，都是百元麵值的。但其實被捕之前，他還做了兩套母版人民幣，一版是二十元的，一版是十元的。”
我想起了假鈔群裏賣得最好的，就是十元和二十元。問他這兩套母版人民幣是不是在他們手裏。
馬北一說：“是，那個你覺得是我媽的女人，也姓彭。”
我問馬北一那個女人是不是彭大祥的晚輩，馬北一說他也不知道：“但她和我女友有點親戚關係。”
我問他和這個女人認識，是通過女友介紹的嗎？馬北一說是。
母親去世後，他四處打工旅行。今年3月份，他到汕頭時，在火車站有人招印刷工，他就跟著去了，結果發現是個假鈔團夥。馬北一很快學會了如何做假鈔和在網上***，並在團夥裏交了一個女朋友，李欣然。
他在閑聊時，和女友透露了自己的家庭情況以及母親去世的事。李欣然把這些告訴了自己的長輩——同時也是團夥的頭領，彭姓婦女。
彭姓婦女在汕頭一直是警方的監視對象，聽說了馬北一的家庭情況，把他找來商量——可不可以不注銷馬北一母親的戶口，讓她使用馬北一母親的身份，躲一躲。因為是女友長輩的請求，馬北一答應了下來。
彭姓婦女告訴馬北一，自己手裏有彭大祥兩套假鈔的母版，問馬北一想不想合作。馬北一從小就敢想敢幹，一想還是彭大祥的母版，肯定能賺錢。他假稱自己在包工程，向同學朋友借錢，加上自己的一點兒積蓄，湊齊了一百多萬元的開工本錢，買了凹版印刷機以及印製假鈔需要的其他工具。
為了掩人耳目，他還在地廣人稀的郊區租了房子，在印鈔的房間裏都貼滿了隔音棉。
馬北一想的是，快速賺錢後，馬上先把向同學朋友借的錢還上，就什麽事都沒有了。但他的想法沒能實現，彭姓婦女很快從別的地方找來了自己的團隊，逐漸把他排擠在外。
後來出了騙同學份子錢的事，他找到彭姓婦女，希望用***賺的錢，把借的錢還上——結果他幹脆就被軟禁了，並偽造了已死的假象。
馬北一的故事很完整，但他在撒謊。如果他真的想迅速賺錢還給同學，就不會騙份子錢使得自己暴露。我沒拆穿他，但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麽跟我說了這麽多。
馬北一笑笑：“你不是周庸的表哥，你是徐浪吧？”我說：“你怎麽知道？”
馬北一說：“周庸在朋友圈發過你的照片，雖然就一個側臉，但你頭型挺特別的，我一下就認出來了。我知道你和周庸總是一起行動，你們可能已經報警了吧？我這要出去，肯定得判個三到十年，替我跟周庸說一聲，我不是借錢不還的人。”
我不信他的這套胡扯，也不知道他和我說這些有什麽目的。我看了看表，距離周庸出去報警，已經過去四十幾分鍾了。雖然沒找到逃跑的機會，可我拖時間的目的達到了。
又和馬北一扯了幾句，隔間響起了敲門聲，中年男人起身去開門：“怎麽才打完電話呢？”
他擰開門，門外衝進來幾個壯漢，第一個人拿著證件給屋裏的人看：“都別動，警察！”馬北一被警察帶出去的時候，周庸站在門口，倆人互看一眼沒說話。
我和周庸錄完筆錄出來時，天已經晚了。我們倆像每次錄完筆錄一樣，站在警局門口抽煙。
周庸點著煙：“徐哥，你說那彭姓婦女抓住了嗎？”
我說：“應該抓住了，警察一進屋我就向他們舉報這個情況了。剛才咱倆出來的時候我聽見有人說李欣然也被捕了。”
周庸深吸口煙：“那李欣然隔兩天送點假鈔過去，到底是為什麽？”
我說：“應該是送去給老大驗驗成色，她一個中年婦女去市場買菜，即使被發現是假鈔也可以說不是自己的，沒人會懷疑。要是都花出去了，就證明沒問題。”
周庸點點頭，沒說話，他可能心情不太好——因為馬北一的事。我提議去喝酒，周庸說行。我們倆去了酒吧，一直喝到了天快亮才回家。
第二天上午，我還沒睡醒，周庸瘋狂敲門。我忍住怒氣打開門問他什麽事，周庸拿著手機給我看——被騙的份子錢要回來了。我立刻清醒了許多，問他怎麽回事。
周庸告訴我，警方昨晚連夜審訊的過程中發現，馬北一說他為了湊啟動資金，把聯通尾號8888的手機號賣了，在網上賣給了一個收手機號的，賣了七萬元錢。
警察一打電話，那個收手機號的人就招了——因為馬北一的微信沒解綁，二道販子用手機號上了馬北一的賬號，看他有同學要結婚，就在同學群裏撈了一筆。這種事確實時有發生，換手機號不把相關賬戶都解綁太危險。這麽看來，馬北一昨天和我說的都是實話——他可能真的沒想騙同學錢，隻是後來身不由己。
我把馬北一和我說的都告訴了周庸後，他好受了點兒：“徐哥，要是我們不追究份子錢的事，北一是不是就不用進去了？”
這時我忽然想起一事，馬北一昨天特別肯定地和我說，自己會因為印假鈔被判三到十年——這是造假鈔最輕的量刑。馬北一隻參與了前期，不算主犯，很有可能判得比較輕。但如果他被認定詐騙的話，一百萬元以上的金額，起碼得判十年以上。
他昨天和我說那些話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在我去警局錄筆錄的內容時，能幫他從詐騙罪裏摘出來——他沒想騙人，隻是正常的借貸行為。
這種可能性很大，但為了讓周庸開心點兒，我說：“你不能這麽想，犯了錯就該接受相應的懲罰，和其他任何事都無關。”
這次要說的，就是一起發生在我身邊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樂部遊泳。遊的時候，周庸的蘋果表一直響，他遊到淺水區站住後，抬手點了幾下，抬頭看我。我說怎麽了。周庸抹了把臉上的水：“徐哥，馬北一死了，已經火化了！”
馬北一死在這個時候，實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許多錢，還是一起詐騙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見屍，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時候，就隻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學同學，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時就在寢室樓裏賣煙。晚上寢室樓鎖門後，學生都得跟他高價買煙。據周庸說，他大學學費都是自己賺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個大學同學要結婚，馬北一拉了個聊天群，說準新郎讓他代收份子錢，讓同學們發紅包或轉賬給他。過了兩天，有人和要結婚的同學聊起這事，對方很驚詫：“沒有啊，我都半年沒和馬北一聯係過了。”接著他們試圖聯係馬北一，卻根本聯係不上。
馬北一失聯後，周庸的同學圈一下子炸了。因為許多人都想到，自己在當年6到8月份期間都借過錢給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時，馬北一約周庸吃飯，謊稱在南方包工程，還發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給周庸，需要資金，向周庸借了十五萬元。同學們互通有無後發現，他跟所有人都是這麽說的。
我問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並給當地建設局打了個電話谘詢，發現合同上的工程編號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馬北一錢時都沒多想：“這人一直挺靠譜的，上學時雖然搞了許多歪門賺錢，但是借錢什麽的都是很快就還。別的同學攢錢買手機時，他不僅賺錢買了個ipho
e，還買了個尾號8888的手機號說等升值。”周庸通信錄裏的馬北一，備注是“馬精明”。
馬北一在同學裏人緣不錯。他是單親家庭，母親去年得了尿毒症，家裏沒什麽親戚，全靠同學們捐款湊夠了換腎手術費。周庸當時也捐了三萬元，他媽最後還是沒挺過去。
但這事後來被發現也是假的。馬北一失蹤後，幾個人找大學時的導員，要了馬北一家的地址。上門後，馬北一“因為尿毒症去世”的母親給他們開了門，說自己對馬北一的所作所為全不知情。同學們發現一切都是詐騙後，馬上報警立了案。
結果他們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馬北一自殺了——已經火化，隻剩骨灰了。
周庸沒心情遊泳了，我們倆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頭，問我覺得馬北一是真死還是假死。
我說：“我對這種事都有懷疑。前幾天我看新聞，說有個學生借錢還不上後自殺了，也是直接就剩骨灰了，我也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
我向周庸要了他的手機，看他同學群裏的信息。有人提議用骨灰驗dna，周庸問我能不能驗出來。我說當然不能，高溫會把骨灰燒得隻剩下無機物，還會使dna變性。
我想了想，問周庸能不能和同學們商量下，把這事統一交給我們代理。“馬北一要是假死，咱可以幫他們把人找出來，但追回款的百分之十，要作為調查費。”
周庸發了一會兒消息：“他們都答應了。”
第二天中午，周庸向大學時的導員谘詢到了馬北一的地址。我們倆開著車到了地方，在小區門口的便利店買了兩箱牛奶，進了小區。
上到四樓，敲了敲門，裏麵有人問我們是誰，周庸說是馬北一的同學。一個戴眼鏡微胖的中年婦女態度不是很好地打開門：“又是來要錢的？進來吧。”看來之前已經有人上門要過債了，我和周庸進了門，在沙發上坐下，將買的兩箱牛奶遞給馬北一母親後，她態度緩和了一些：“吃點橘子嗎？”
我和周庸婉拒，直入正題：“阿姨，北一這事太突然了，欠這麽多錢，人忽然就沒了，說實話我們有點懷疑。”
馬北一的母親沒和我們多解釋，走進臥室拿出幾張紙，放在茶幾上，讓我們自己看。我和周庸拿起來看，是三張證明。一張醫學死亡證明，一張火化證明，以及一張派出所戶口注銷證明的存根。我趁著馬北一母親和周庸說話時，把三張紙都拍了下來。
和周庸出了馬北一家後，周庸從車裏拿了瓶水，喝了一口：“徐哥，他是不是真死了？不僅有死亡證明，連戶口都注銷了。”
我說死亡證明沒用，網上花幾百塊錢就能辦，真的假的都能辦。而且派出所注銷戶口，也是根據死亡證明和火化證明來的，所以也不能作準。
周庸問我是不是覺得他沒死。
我說：“是，我不怎麽信，他家房子怎麽也得有個五六十平方米吧。燕市今年的房價曆史最高，雖說房子舊了點，但按這地段，也能賣個三四百萬元。馬北一大概欠了一百來萬元——守著三四百萬元的房子，能為這一百來萬就自殺？”
我決定從火化證上入手，查明馬北一是否假死。
一般來說，真的死亡證明好辦，但真的火化證一般辦不了，這證得真把人燒了才能給。而且，燕市的殯儀館都實行流水線製，由計算機係統控製過程，每個人一進殯儀館就會有個專屬條形碼——這個火化證明上的條形碼造不了假，真偽一驗就知。我偷拍下馬北一的火化證，也是為了那張能驗真假的條形碼。
我們看時間還早，在路邊找了家複印社，將馬北一的火化證明的截圖打印出來，然後開車上了高速直奔殯儀館。
下了車，周庸問我：“徐哥，咱就直接找工作人員去問？”
我說：“不用兩人都去問，你拿印著火化證明這張紙去找工作人員，讓人幫忙掃個碼驗真偽。我到處去轉轉，看看有沒有什麽線索。”
過了一會兒周庸給我發消息，說條形碼是真的，掃出了馬北一的火化信息。我回信說知道了，讓他過來找我。
周庸和我在殯儀館裏轉了幾圈，沒什麽發現，火化房也不讓進，線索斷在這兒了。我們倆決定上趟廁所，然後離開想想新的辦法。
我倆在殯儀館廁所的隔間裏小便，廁所裏貼滿了小廣告，有賣花圈壽衣、有辦假證的。我忽然有個想法，趕緊提上褲子走出來，周庸正在洗手，我一拍他的肩膀。
周庸指著我的手：“徐哥，你尿完尿沒洗手。”
我說：“先別管這個，假設馬北一是假死的話，你說是誰幫他辦的火化證呢？1.網上找的人；2.本來就認識的熟人；3.這個殯儀館裏的人。”
周庸想了想：“我覺得不能是網上，網上辦假證的太多，他需要一個真證明。本來就認識的人也不太靠譜，有幾個人能認識幹這個的啊？我覺得他是在這殯儀館找的人。”
周庸和我想到一塊兒了。
我讓周庸溜進殯儀館的女洗手間，挨個進隔間看一眼牆上的小廣告，我看男廁所的隔間。
周庸喊了幾句，確定女廁所裏沒人，迅速衝進去挨個開門看。在女廁的一間隔間的一堆小廣告裏，他發現了一行用黑筆寫著的字——代辦火化，電話：13xxxxxxxxx。
周庸喊我：“徐哥，我找到了。”
我說：“你趕緊拍下來，我就不進去了。”
對著周庸拍下來的電話號，我掏出手機，用網絡電話app打了過去。響了幾聲那邊有人接：“你好。”
我說：“你好，我想谘詢一下火化代辦業務。”
他說：“好的，您家是有土葬的需求嗎？”
我說是。
他說：“我們明碼標價一萬兩千元，明著和您說，這裏麵有四千元是我的中介費，另外八千元運屍工和火化工平分。把您的身份信息給我，保證每個環節都不出問題，您直接拿火化證。”
我問他屍體從哪兒來，他說好辦。
“麥穰、玉米秸、棉被、舊衣物、人體塑料模型都能裝成屍體，燒完都是灰，就直接裝骨灰盒裏了。”
我說：“你們這靠不靠譜啊？近期有成功案例嗎？別最後家裏老人入土了再被發現，讓人挖出來。”
他說：“你放心，兩周前剛做完一活兒。”
我借口和家人商量商量，掛了電話——馬北一火化證明上寫的火化日期，正是兩周前。
我和周庸出門上了車，周庸遞給我根煙：“看來馬北一這孫子真是在玩假死。”我點頭：“把他找出來就行了。”
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盯梢馬北一的母親。
第二天，我們一早就開車過去，在小區樓下盯了他媽兩天。這兩天母親每天下午2點都會去農貿市場買菜買水果。每晚6:30都會準時下樓，和樓下的大爺大媽們一起跳廣場舞，一直跳到8:30。
掌握了馬北一母親的行動規律後，第三天晚上6:30，我和周庸叫上私家偵探老孔，趁馬北一的母親下樓跳舞，溜上樓開了鎖，讓老孔在客廳和臥室裏安了八個針孔攝像頭和兩個監聽設備，並調試了一遍。
廣場舞結束之前，我們迅速撤回了路邊的車裏，實時監控情況。
兩天過去，馬北一的母親並未和馬北一有任何形式的聯係，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看電視、跳跳舞。10月25日中午，終於出現了一點兒變化，一個女人敲門，送上了一個包裹。
周庸讓我猜是不是馬北一郵過來的。我說：“我不猜，看看就知道了。”
老孔是器材大師，安裝的針孔攝像，基本能保證在客廳和臥室沒什麽死角。因此我和周庸清晰地看到——她從包裹裏拿出了一遝又一遝的錢，沒有大票，全都是二十元和十元的紙幣。
周庸問我人民幣能郵寄嗎？
我說不允許，人民幣屬於快遞違禁品，但一般郵了都沒事。因為很少有快遞公司在郵寄之前檢查。
我們正討論著錢是不是馬北一郵的，上麵有沒有什麽暗號之類的信息時，馬北一的母親往包裏放了幾遝錢，出門了。
我和周庸等著他的母親走出小區大門，開車跟了上去。她步行去了附近的菜市場，逛了一會兒，買了點菜後，在一個水果攤停了半天，買了許多水果，然後打車走了。
我讓周庸開車跟著她，自己跑到馬北一的母親剛才買水果的攤位，掏出兩張一百元：“大姐，能幫我換點零錢嗎？就要十元或二十元的。”
她說行，接過我的一百元紙幣對光照了照，然後拿出了剛剛馬北一母親交錢時所用的二十元和十元的紙幣。
我拿著九張二十元和兩張十元，反複仔細地觀看，上麵並沒有暗號之類的。又看了一會兒，我終於發現了一點不對。所有二十元的錢號都一樣，兩張十元的錢號也一樣——這十一張錢都是假鈔！
這時周庸打來電話，說馬北一的母親到家了，問用不用來接我。
我說：“你來吧，正好這旁邊有家火鍋店，咱倆先吃口飯。”
周庸到了後，我們倆在店裏點了個辣鍋。我告訴他那一包裹錢應該都是假鈔時，周庸很驚訝，問我真的假的。
我說：“錯不了，錢的錢號都是一樣的，而且她專門挑沒有點鈔機的一家水果攤買東西，這樣就不會有人特意去看小麵額錢幣的真假。”
我們都有個固有印象，就是假鈔一定是五十元、一百元的大鈔，小麵額的鈔票不可能有假的，所以絕不會去看。其實這是不好的行為，因為現在市場上小額假鈔也逐漸多了起來。
周庸點點頭：“這也太難發現了，正常人誰能注意到錢號是一樣的。”
我說：“不僅是號一樣，這錢聽著也有點問題。”真鈔聲音是比較清脆的，假幣的紙張比較柔軟，用手彈的話它的聲音是發悶的，用真錢對比著一彈就能聽出來！
擺在我和周庸麵前的有個疑問。這些假鈔是馬北一的母親自己買的，還是別人給她的？和馬北一到底有沒有關係？我們決定繼續盯梢，再有人給她送快件時，攔住快遞員，看能不能查到郵件是從哪兒寄出來的。
第三天，上次送包裹的那個女快遞員又出現了，還是給馬北一母親送了一個包裹，裏麵仍然是二十元和十元的假鈔，兩人說了幾句後，女快遞員就出了門。
我和周庸坐在車裏，看著她從小區走出來，剛想下車攔住她，卻發現她並不是騎著快遞員的運送車來的——她騎的是一輛私家摩托車。
周庸：“徐哥，這姑娘好像不是送快遞的。”
我點點頭：“咱們跟上去。”
開車跟著騎摩托的姑娘，一路向北，在快到郊區的地方，姑娘停下車加油。周庸奇怪：“中間那麽多加油站她怎麽不加，跑這兒來加？”
我讓他別想那麽多先下車，管她要電話，還囑咐周庸不管能不能要到，一定要讓她把電話掏出來。
周庸下車奔著摩托姑娘就去了，我也下了車，向他們身後繞過去。周庸拿出手機和姑娘說了幾句，姑娘搖搖頭。周庸又說幾句，姑娘掏出了自己的手機，按了幾下，然後揣進了右邊的褲兜裏。
我從後麵看到姑娘輸的密碼是3312，然後假裝沒看路撞上去，順手掏出摩托姑娘褲兜裏的手機，在背後遞給周庸，跟姑娘道歉：“真不好意思，沒看見。”她沒說話，拿回加油卡，騎車走了。
我問周庸怎麽讓她把手機掏出來的。
周庸：“管她要電話她不給，我說那你記下我的電話吧，想給我打就打，不想打就算了——她就沒好意思再拒絕。我還問出了這妹子叫什麽，叫李欣然。”
摩托車因其便利性，易被犯罪分子利用
我點點頭，這不一定是真名，但也沒多說什麽，讓周庸趕緊開車跟上。
在車上我掏出李欣然的手機，按3312解鎖，翻看她各個社交軟件的儲存空間——微信沒怎麽用過，基本沒有緩存，微博也沒占什麽空間，關注的人隻有幾個段子手。
但她qq用得很多，占用了1g多的存儲空間，其中有七百多兆來自一個特別活躍的群，叫“人民幣交流群”，我翻到這個群，有一百多條未讀信息。點進去一看，這姑娘還是個管理員。翻了一會兒，我發現這好像是個假鈔交流群。我用備用的賬號申請加入了該群，然後用李欣然的賬號進行了通過驗證。
我們跟著摩托到了郊區的一個小區，她騎了進去。這是個封閉小區，陌生的車不讓進，好在周庸有朋友家住在這兒。我們進去後，在院子裏繞了兩圈，在一棟白色獨棟別墅的門前，看見了那輛摩托車。
我下車將李欣然的手機扔在了她的摩托車旁邊，偽裝成不小心掉了的樣子，和周庸記下了這棟房子的位置，就回家了。
當天晚上，我一直在研究那個叫“人民幣交流群”的假鈔群。這不是個假鈔交流群，這是個假鈔出售群——群裏隻有一個賣家，就是群主，剩下的都是買家。雖然成員覆蓋了全國各地，但在群裏交流時，每個人都使用“暗語”——我花了兩個小時才搞清楚這些暗語的意思。
麵值一百元的假幣，暗語為“紅牛”或“紅貨”，麵值五十元的叫“青蛙”，有二十元的“黃貨”，十元的“藍貨”。一百元的“紅貨”每張售價十五元，五十元的“青蛙”每張十元，二十元的“黃貨”三元，十元的“藍貨”隻要一塊五。
我拉一個很活躍的老群員私聊了一下。這個人告訴我，現在小額假鈔遠比大額假鈔受歡迎，出售比例差不多能達到5∶1。
按照他的話說：“十元、二十元的，做得特別真，怎麽花都能整出去！”
我問他這群裏假鈔銷量怎麽樣。
他說：“可牛了，群裏每天都能賣出一百多萬麵額的假鈔——群主一天得賺十幾萬！”
我想起了給馬北一母親送假鈔的李欣然：“都是專門的人負責運輸嗎？”老鄉發了個哈哈大笑的表情：“哪兒能啊！那成本多高啊，都是特快包郵。”
調查馬北一，竟然查到了一個假鈔團夥，這意外挺讓人驚喜的——每天輸出上百萬的假鈔，如果能拿到一手資料，一定能賣個好價錢！
但這並沒有解決我和周庸最大的一個困惑——李欣然給馬北一母親送的假鈔，是哪兒來的？我們決定從這姑娘入手。
她給馬北一母親送假鈔，而且是假鈔群的管理員，肯定知道些什麽。
10月27日上午，我和周庸又開車來到了這個小區，想要摸進她的別墅，看能不能找到什麽線索。
中午11點左右，李欣然騎著她的摩托車出了門後，我和周庸下了車。周庸：“徐哥，她家裏有人怎麽辦啊？”
我說：“咱先按門鈴，燕市下個月15號供暖，這段時間暖氣試水。咱就說是物業的，檢查暖氣是否漏水。”周庸點點頭，我們倆走到門口按了門鈴，半天沒人回應。
我和周庸在別墅四周轉了轉，確認屋內沒人，四周也沒攝像頭後，撬開了一樓衛生間的窗戶，溜了進去。
這棟別墅的裝修風格偏歐式，多用各種黑色、金色、棕色搭配。牆上的液晶電視很幹淨，一看就是經常有人擦拭。整棟建築分兩層，每層分別有兩個臥室，每個臥室都帶一個衛生間。
我讓周庸在一樓尋找證據，然後輕手輕腳上了二樓。樓上的兩個臥室都有人住，被子全都沒疊。我在兩間臥室廁所的洗臉池、木梳上找到幾根毛發，裝進塑料袋揣了起來——如果需要通過dna驗證馬北一是否活著，這些東西就能做證據。
裝完頭發後我仔細觀察四周，發現廁所的馬桶圈是掀起來的。如果隻有女人住在這屋裏的話，一般是不會掀馬桶圈的——這屋裏可能有男人。
緊接著，我走到洗臉池旁，仔細看了看掛在牆上的牙刷，發現兩隻牙刷的刷毛都是潮的，在廁所的垃圾桶裏發現了一個剛被丟棄的舊刮胡刀刀片，還有一雙換下來的襪子。檢查完樓上，周庸正好檢查完樓下，告訴我樓下的臥室也都有人住的痕跡。
屋裏沒發現電腦之類的東西，我有點不甘心，讓周庸上樓再找一圈，我則在樓下再找一圈，以防漏掉什麽。周庸點點頭，往樓上走，在一樓跟二樓中間的樓梯拐彎處，周庸停下來：“徐哥。”
我看著他，周庸用手指著樓梯拐角，我走上樓梯仔細看——那兒有一扇門，因為顏色和牆紙太像所以我完全沒發現。一樓和二樓之間，有間沒窗的夾層間！我掏出隔牆聽貼在門上，戴上耳機——裏麵有人的說話聲，還有機器嗡嗡的聲音，應該是印刷機的聲音！
我向周庸比了個手勢，讓他出去報警。有印刷機的聲音，造假鈔的機器可能就在這間屋子裏。
周庸小聲說：“萬一沒在裏麵怎麽辦，那不是報假警嗎？”
我說：“沒事，最多拘留你幾天。”
周庸點點頭，下樓出別墅去打電話報警。
看著周庸走出去，我重新戴上耳機，想繼續聽聽裏麵的人在說什麽時，門忽然開了。一個中年男人走出來，我們倆互相嚇了一跳。我轉身就往樓下跑，這人從身後一把抱住我，聲嘶力竭地喊：“有人進來了！快出來！”
我感覺多了幾隻胳膊在扯我，轉頭一看，又多出了三個壯年男子，他們一起抓住我，拽著我進了夾層的房間，關上了門。
我一看跑不了了，舉起雙手，主動把手機上交：“服了，咱有話好好說，別動手。”
說話的時候我四處打量了一下這個夾層間，麵積不小，得有個四十平方米左右，牆上貼滿了吸音棉，完美地掩蓋住了印刷機的聲音。
吸音棉
屋裏是一個極其專業的假幣加工廠——幾台電腦、大型打印機、燙金機擺在四周，幾個女工正在流水線地印製假鈔。我看了看屋裏地麵、牆角堆滿的成品，外觀上和真錢一模一樣，用肉眼幾乎無法辨別。
那個和我撞在一起的中年男人上來就踹了我一腳，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問我是誰。我說自己是追債的。
他又一腳踹在我遮擋的胳膊上：“我去你的，騙誰呢，追債追到這兒來了，你追誰的債啊？”我說馬北一。
他們互相看了一眼，都沒說話。中年男人想了想，對著那邊的牆角喊了一聲：“馬北一，這人你認識嗎？他說來管你要債的！”
牆角站起來一個很瘦的人。雖然是第一次見本人，雖然有點瘦脫相了，但周庸給我看過他的照片——這人是馬北一無疑。馬北一站起身，困惑地看了我兩眼，說從來沒見過我。
我說：“我是周庸的表哥，我弟借給你十多萬元你不知道嗎？”
他點點頭，說周庸是他的同學，自己確實管周庸借錢了。
那個中年人上來抓著我的頭發問我報沒報警，我把手機要回來解鎖給他看通話記錄，沒打過110。
他又問我怎麽找過來的。
我實話實說：“跟著一個給馬北一的母親送快遞的、騎著摩托的小姑娘找過來的。”
另一個人罵了一句，說李欣然暴露了，要去給大佬打個電話，順便問問這人怎麽處理，開門走了出去。中年人讓我去牆角蹲著，吩咐馬北一看著我。
我在牆角蹲好，馬北一走了過來，我和他搭話，沒提周庸的事，指了指正在把假鈔泡進水裏的一個女工：“幹嗎呢那是？”
馬北一看了我一眼，說：“她在把假鈔做舊。那是醋水，泡個十幾分鍾後撈出來吹幹，就能被酸性腐蝕一點兒，看起來舊一些。”說著他又指指旁邊的另一個女工，說：“她用的方法比這個高明一些，我們自己配的輕度腐蝕劑，做出來的假鈔沒有醋酸味，這種每張多賣一元錢。”
我仔細觀察了一下，這個女工先拿了一個白色瓶子在假幣上噴幾下，然後換成一個藍色的瓶子再噴幾下——本來還嶄新的紙幣竟然慢慢變了色，完全沒有了光澤，就像用了很久的錢。最後，用吹風機把假鈔吹幹。
我問馬北一有沒有可能放我走。馬北一讓我別想了。
我不停地和馬北一說話，問他問題。之所以這麽做，是為了轉移他的注意力，方便我觀察四周，看有沒有逃跑的機會——萬一他們在周庸帶警察來之前，就要幹掉我，那就太背了。好在他還挺願意回答我的問題。
我指了指正在印假鈔的打印機，問他那和一般打印機有什麽區別。馬北一說：“這是凹版打印機，大幾十萬元一台，價格高，但印出來的錢有立體感，最像真的。”
我說：“那你騙同學的錢是不是都花在這上麵了？”
馬北一情緒有點波動：“我根本就沒想騙周庸他們的錢！本來就是想拿這錢買設備印假鈔賣，快速把錢還上的！”
我本來在看著門口，那個發現我的中年男人和另一個人坐在那兒，門是從裏麵反鎖的——基本沒有越過兩個人擰開門鎖逃跑的可能。
聽見馬北一的話，我有了點興趣。
問他說：“那你媽的事呢？你也不算騙嗎？你說你媽尿毒症，捐款手術，然後你媽又去世了，其實你媽還活著。”
馬北一罵了聲，說：“你說什麽呢？我媽確實得了尿毒症去世了。”
他不至於在這種情況下騙我，但我還是有點不相信，說：“不可能，我昨天還見過你媽，就在你家見的。四五十歲，有點發福，短發，戴個眼鏡，嘴角有點微微下垂，你敢說不是你媽？”
馬北一說：“不是。我都和你說了，我媽已經死了，尿毒症，一年了。”
我說：“我親眼看見了，有個給你媽送假鈔的姑娘，從這棟別墅裏出去了，騎個摩托。”
馬北一點頭：“你說那姑娘叫李欣然，是我女友。”
我心裏有點發寒，如果我跟蹤監視了多天，每天下樓跳廣場舞，對著我和周庸拿出馬北一死亡證明的人，不是馬北一的母親，那她是誰？
馬北一看起來很冷靜，對有人冒充他母親沒有一點兒驚訝。
我說：“你一定知道她是誰。”
馬北一沒回答我的問題，問我知不知道彭大祥。
我知道一點。彭大祥是汕頭的一個畫工，今年七十多歲了。之所以出名，不是因為他的畫有多好，而是因為他號稱是中國假鈔界的“教父”。他於2014年被廣東警方逮捕，正在監獄裏服無期徒刑，當時“焦點訪談”特意出了期專題來報道他。這個老頭有多厲害呢？他曾經手繪過十三套母版人民幣，中國96.7%的假幣都是使用彭大祥製作的母版人民幣拓印出來的。
彭大祥是“803”特大假幣案主犯
馬北一說：“你還知道彭大祥，一般人都不知道。”
我說：“我對這方麵的東西比較感興趣，所以才幹這種幫人追債的活兒。”
馬北一接著往下說：“彭大祥製作的十三版人民幣母幣，都是百元麵值的。但其實被捕之前，他還做了兩套母版人民幣，一版是二十元的，一版是十元的。”
我想起了假鈔群裏賣得最好的，就是十元和二十元。問他這兩套母版人民幣是不是在他們手裏。
馬北一說：“是，那個你覺得是我媽的女人，也姓彭。”
我問馬北一那個女人是不是彭大祥的晚輩，馬北一說他也不知道：“但她和我女友有點親戚關係。”
我問他和這個女人認識，是通過女友介紹的嗎？馬北一說是。
母親去世後，他四處打工旅行。今年3月份，他到汕頭時，在火車站有人招印刷工，他就跟著去了，結果發現是個假鈔團夥。馬北一很快學會了如何做假鈔和在網上***，並在團夥裏交了一個女朋友，李欣然。
他在閑聊時，和女友透露了自己的家庭情況以及母親去世的事。李欣然把這些告訴了自己的長輩——同時也是團夥的頭領，彭姓婦女。
彭姓婦女在汕頭一直是警方的監視對象，聽說了馬北一的家庭情況，把他找來商量——可不可以不注銷馬北一母親的戶口，讓她使用馬北一母親的身份，躲一躲。因為是女友長輩的請求，馬北一答應了下來。
彭姓婦女告訴馬北一，自己手裏有彭大祥兩套假鈔的母版，問馬北一想不想合作。馬北一從小就敢想敢幹，一想還是彭大祥的母版，肯定能賺錢。他假稱自己在包工程，向同學朋友借錢，加上自己的一點兒積蓄，湊齊了一百多萬元的開工本錢，買了凹版印刷機以及印製假鈔需要的其他工具。
為了掩人耳目，他還在地廣人稀的郊區租了房子，在印鈔的房間裏都貼滿了隔音棉。
馬北一想的是，快速賺錢後，馬上先把向同學朋友借的錢還上，就什麽事都沒有了。但他的想法沒能實現，彭姓婦女很快從別的地方找來了自己的團隊，逐漸把他排擠在外。
後來出了騙同學份子錢的事，他找到彭姓婦女，希望用***賺的錢，把借的錢還上——結果他幹脆就被軟禁了，並偽造了已死的假象。
馬北一的故事很完整，但他在撒謊。如果他真的想迅速賺錢還給同學，就不會騙份子錢使得自己暴露。我沒拆穿他，但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麽跟我說了這麽多。
馬北一笑笑：“你不是周庸的表哥，你是徐浪吧？”我說：“你怎麽知道？”
馬北一說：“周庸在朋友圈發過你的照片，雖然就一個側臉，但你頭型挺特別的，我一下就認出來了。我知道你和周庸總是一起行動，你們可能已經報警了吧？我這要出去，肯定得判個三到十年，替我跟周庸說一聲，我不是借錢不還的人。”
我不信他的這套胡扯，也不知道他和我說這些有什麽目的。我看了看表，距離周庸出去報警，已經過去四十幾分鍾了。雖然沒找到逃跑的機會，可我拖時間的目的達到了。
又和馬北一扯了幾句，隔間響起了敲門聲，中年男人起身去開門：“怎麽才打完電話呢？”
他擰開門，門外衝進來幾個壯漢，第一個人拿著證件給屋裏的人看：“都別動，警察！”馬北一被警察帶出去的時候，周庸站在門口，倆人互看一眼沒說話。
我和周庸錄完筆錄出來時，天已經晚了。我們倆像每次錄完筆錄一樣，站在警局門口抽煙。
周庸點著煙：“徐哥，你說那彭姓婦女抓住了嗎？”
我說：“應該抓住了，警察一進屋我就向他們舉報這個情況了。剛才咱倆出來的時候我聽見有人說李欣然也被捕了。”
周庸深吸口煙：“那李欣然隔兩天送點假鈔過去，到底是為什麽？”
我說：“應該是送去給老大驗驗成色，她一個中年婦女去市場買菜，即使被發現是假鈔也可以說不是自己的，沒人會懷疑。要是都花出去了，就證明沒問題。”
周庸點點頭，沒說話，他可能心情不太好——因為馬北一的事。我提議去喝酒，周庸說行。我們倆去了酒吧，一直喝到了天快亮才回家。
第二天上午，我還沒睡醒，周庸瘋狂敲門。我忍住怒氣打開門問他什麽事，周庸拿著手機給我看——被騙的份子錢要回來了。我立刻清醒了許多，問他怎麽回事。
周庸告訴我，警方昨晚連夜審訊的過程中發現，馬北一說他為了湊啟動資金，把聯通尾號8888的手機號賣了，在網上賣給了一個收手機號的，賣了七萬元錢。
警察一打電話，那個收手機號的人就招了——因為馬北一的微信沒解綁，二道販子用手機號上了馬北一的賬號，看他有同學要結婚，就在同學群裏撈了一筆。這種事確實時有發生，換手機號不把相關賬戶都解綁太危險。這麽看來，馬北一昨天和我說的都是實話——他可能真的沒想騙同學錢，隻是後來身不由己。
我把馬北一和我說的都告訴了周庸後，他好受了點兒：“徐哥，要是我們不追究份子錢的事，北一是不是就不用進去了？”
這時我忽然想起一事，馬北一昨天特別肯定地和我說，自己會因為印假鈔被判三到十年——這是造假鈔最輕的量刑。馬北一隻參與了前期，不算主犯，很有可能判得比較輕。但如果他被認定詐騙的話，一百萬元以上的金額，起碼得判十年以上。
他昨天和我說那些話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在我去警局錄筆錄的內容時，能幫他從詐騙罪裏摘出來——他沒想騙人，隻是正常的借貸行為。
這種可能性很大，但為了讓周庸開心點兒，我說：“你不能這麽想，犯了錯就該接受相應的懲罰，和其他任何事都無關。”